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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1/3/2/00063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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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院体育工作鸣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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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医学院、朱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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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一班　军体委员朱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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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到处都在大鸣大放，我在这样的气氛中，也想为我们学校的体育工作鸣上一声，也许还不是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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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不仅能够培养人们的高尚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而且也直接的影响到学习的效果。虽然如此，体育工作并未引起学校行政、党、团应有的重视。下面我就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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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课表真的不能调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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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期我们班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仅有45分钟的课外锻炼时间。显然这不仅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而且也不能适应紧张学习的需要。上学期期中，我们作了一个健康统计，头痛者32人，失眠者29人。我们把这些情况分别几次的向学校行政和基础础部作了反映，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我们也再三的到基础部要求调动一下功课表，每周给两次的体育活动时间，基础部的回答是“功课表已排定，无法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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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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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外有1000多同学，按理说应该有一个400公尺的操场供体育活动之用。从去年10月份起，唯一的有跑道的场地被一刀两断了。于是人们如果要跑完400公尺就要越过4个横沟和无数堆石块。修马路重要，但是马路直到最近才修好，为什么不能迟切断半年呢？迟切断半年其实并不影响整个的筑路工程。这不能说明基建科没有为1000多人的健康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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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尽早的解决场地问题我们三番五次的问过体育教研组，他们回答说，这是院长办公室的事，教研组也很着急。据说新的运动场在暑期就可以修好，但是无论怎样，在这样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学校没有考虑到1000多人的活动场地问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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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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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学校(城外)进行了两次的单项比赛，其中一次是去年，一次是今年这次。不管那一次都没有按计划进行，总一拖再拖。拿今年这次来说吧，原计划是4月13日，可是现在已是5月15日了还没有举行 。篮球赛也是一样，比赛进行了几个月现在还未结局。到底为什么不能依计划进行呢，依我们看，学校方面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是一回事，只是学生体协抽时间，抽出来了，当时有事情就再往后拖。其他的工作重要，体育活动就可以被忽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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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口腔系传统性体育运动大会准备在5月12日召开，当时有报告停止了，现在看来在几周之内都一直有别的事，运动会虽然大都准备妥当，也只因抽不出半天的时间而停开，传统性也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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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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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校的体育活动到底为什么开展不起来呢？原因有多方面，但是其中重要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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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期，领导上几次要同学活动的数字。要数字有什么用呢？数字按要求报上去了，但是所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有解答。行政领导为什么不到操场来看看同学们的活动情况呢？不看看被横沟分割的操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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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各种运动队方面，特别是田径队，可以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从数字上看来田径队有70多人，但经常活动的也不过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关于队服的问题，关於伙食的问题，关于洗澡的问题等等均未得到合理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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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是学校工作中应该被重视的一环，不允许忽视。我衷心的希望通过整风和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更好的解决我校体育工作中的问题，为以后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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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5月23日。

CCRD/1/3/2/00064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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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改革委员会部分常委和委员不同意公开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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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蕴辉，张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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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伯钧、罗隆基21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中谈到文字改革问题时，说文字改革“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拿出来讨论时党已经决定了”和“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等(详见22日人民日报一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认为这些说法“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曾草拟了一封给编辑的信，准备通过文改会(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下同)常委会通过后交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公开发表。这封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说明：一、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是为了供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并非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二、文字改革问题曾经经过广泛讨论，章、罗所说拿出来讨论时“党已经决定了”、“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等与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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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晚，文改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讨论，出席会议的四个常委和六个委员中，同意发表这封信的只有两个常委(胡愈之、韦壳)和一个委员(魏建功)，其他两个常委(丁西林、叶恭绰)和五个委员(黎锦熙、吕叔湘、林汉达、邵力子、陆志韦)都不同意发表。这些人中间，除了邵力子外，其他的人都认为章、罗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简化汉字混乱基本上是对的。并反映出他们自己对文字改革工作也有很多意见。讨论到最后，有的人说：章、罗说文字改革是党决定了才拿出来讨论的，这是批评党，应该由党来批判，用不着文改会出面。从讨论中可以看出，今后我们在文字改革工作和统战工作中，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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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当晚会议讲座的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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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第一个表示不同意发表公开信的人是丁西林。丁在胡愈之(会议主持人)和魏建功建议发表公开信后提出：社会上像章、罗这样对文字改革批评的意见是否很多；如果不是很多，是否需要急于答复；就是要答复是否可以直接写信给提意见的人，或者由个别人找章、罗谈谈。他认为急于答复会妨碍“百家争鸣”。在整风中大家对文化部提了很多意见，其中也有不对的，文化部就没有急于答复。魏建功说：章、罗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是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和部里整风不同，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应该说明。林汉达、黎锦熙、陆志韦、叶恭绰、吕叔湘都不同意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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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汉达说：章、罗能够提出意见来是好事。就是意见有错误也没有关系，不必急于答复。要答复也可以由文改会委员在统战部的座谈会发言说明。他说：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有许多是要向大家说明的，但不是针对着章、罗个人。如关于创造性的严肃性的关系，就是要说明的问题之一。过去我们对待创造是不严肃的，如1952年报马祁建华捧为“仓颉第二”、“孔子第二”等，第二年又全部否定了。林说：关于把拼音文字代替汉字问题，不能说人家说错了，我们本来是朝这样作的，如把“毛泽东选集”译成拉丁文等。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把拉丁文字当作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别人也不会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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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锦熙说：座谈会就是整风的前奏。我不主张发表公开信，如果章、罗说的话与事实不符，可以写信给他们，由他们自己出面更正。我们总是怕人家说我们用拉丁文字代替汉字，不是代替是什么?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我们说不是代替人家也不会相信。我们本来有拼音字母，现在要用拉丁字母，这只能说是民族形式不及国际形式好，我们要答复别人也只有把这个大道理拿出来。黎还说：现在社会上有一句流传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不是说群众的知识文化比我们高，而是因为事实是怎样，群众就老老实实地把它说出来，不加任何掩饰。我们过去对一些矛盾总不肯自己讲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大家都给说出来了。黎锦熙认为现在推广拉丁文字拼音是忽视了一个条件，即中、小学生普遍没有学过外国文，和他用拼音文字通讯的十个人中间，有九个人把“b”写成“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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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志韦说：现在用不着发表公开信，不管怎样，他们批评文字改革工作时是群众，我们是官，我们的工作有缺点，就应该改正。陆说：在拼音文字方面我们是做得过火一点。拼音月刊每一期都有用拼音文字写的文章，不止一个人有意见，关于拼音月刊出版后应该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和究应如何搞法，都没��拿到会议上讨论过，这个刊物也不能代表文改会。陆说：对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本来就有的，并不是现在说出来了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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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恭绰说：对于这封信拿不拿出来。用什么方式和什么时间拿出去，我没有意见，大家都说过很多了。我觉得值得考虑的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对文改会不利的空气，而且这种空气的出现不是来之于个别人或一朝一夕的。这是值得注意和检查的。这个问题过去就应该检查，但会里(指文改会)因为忙于任务，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漏洞。叶说：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还要继续做下去？如果要做下去，我们的工作是否拿得出手？我的意见是包括拼音方案和简化字。我总觉得我们的工作障碍还很多。许多事都需要一些条件，有内因、外因的配合。现在我们的工作基础并没有打好。如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本来是一个研究机构，一下子把它改为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变成行动机关了。又如我们通过好几个方案，都是有些勉强的。我想起这些事心里总有些不安，这就是因为工作没有摆稳。现在外面常有人说“你们文改会”、“你们文改会”，本来我们是一个国家机构，但总似乎被人目为私人组织，我也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叶又说：现在要搞清楚这个政策(意指文字改革)是否定了，我们也很难说明。如果要说明就会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去；如果不说明，我们很难担当决定政策的责任。事实上是先有了方针我们才执行的。叶恭绰认为现在不是因为章伯钧提了意见要来检查工作，整风过去了也是要检查的，“因为这件事情并未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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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叔湘说：我觉得文字改革工作不会因为章伯钧这几句话会影响到什么地步，目前不必急于更正，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谈，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工作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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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壳发表了和上述诸人不同的意见，韦说：文字改革工作是有缺点的，但不能把文字改革工作的缺点和章说共产党讲了话就不让别人提意见这事混为一谈。章的话牵涉到国家和政协这样一个大政治团体的关系问题。章是政协副主席，按他的说法，似乎共产党提出一件事后，就不容别人提意见，这不是文字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大问题，即关系人民大团结的问题。我们身为文改会委员，不能不表示态度，我们应该支持邵老(指邵力子)。韦还举了许多例子说毛主席、周总理每次谈到文字改革工作时，从来没有说不许别人提意见。韦说：毛主席还把有人提议解散文改会的信转给我们，但并没有批“此人岂有此理，应该整他”等话。周总理在国务院讨论文字改革工作时也说过拼音文字是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我听到邵老的发言时，就准备站起来支持他，但我觉得仅用我个人的名义还不行，我们文改会应该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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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力子在韦壳发言后说：我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支持的，我看胡愈之在下次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讲也就可以了。接着，林汉达、黎锦熙、陆志韦、叶恭绰：吕叔湘都表示不同意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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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西林说：章、罗批评简化汉字混乱、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关起门来搞改革这三点意见是对的，我们要批评别人，我们的意见站不住脚。至于说章伯钧批评党做事不和人商量，邵老已经批评了，章已站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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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汉达说：我们现在根据上述三点意见改进工作是重要的，如果太计较章个别的意见不恰当，也不大方。章提出这些意见，说明他对这些事不愉快，不愉快讲出来就好了。对于别人对我们工作缺点的批评急于解释，工作中的缺点就很难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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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林讲完后，文改会副秘书长庄栋插了几句话，大意是：文字改革工作有缺点是事实，这些缺点必须改进，但章、罗发言不合事实的地方也应该更正。他赞成发表公开信。黎锦熙、吕叔湘、陆志韦立即表示不同意这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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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锦熙说：作为一个国家机构，对批评是否合乎事实不应急于计较，应该欢迎人家提意见。章在座谈会上发言有两重身分，作为政协负责人之一，那样说法自然不对，但这一点邵老已经批评了。作为群众来说，不一定要他说的完全合乎事实。如果章对党的批评错了，由党去更正，用不着文改会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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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叔湘说：现在问题的争论在于章批评文字改革工作的缺点是对的，但有些情况不合事实，是否要公开答复？我觉得缺点和事实固然要分开，但事实和本质也要分开。记不得在那本书上说过：雁子原来见到人是不飞走的，以后有人射过一次雁，从此雁子见了人就群起飞去。雁子���且有这种敏感，何况是人呢？你心里想做什么事，不管嘴里怎么说法，别人是会体会到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事人家是会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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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志韦说：讨论过去、讨论过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一)章伯多批评错了的地方，邵老已经批评了；(二)说要支持邵老，邵老说不要支持；(三)说章的批评对党不利，那么，也应该问问党是否同意公开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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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锦熙说：政协讨论文字改革问题时，心里不同意，嘴里不讲的不止章、罗二人。那次开会时邓初民和我同车，邓说，听说光明日报要改为横排，如果改了，就是民主党派的报纸我也不看。他对文字改革有意见，但是他说他是“跟着共产党走”，所以不发言。因此章、罗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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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多数人不同意发表公开信，会议最后确定：文改会下次继续召开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时(已经开过两次)，由胡愈之在会上把文字改革工作的前后情况谈谈，请新闻记者把这些情况本报道中写写就算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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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64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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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各族作家要求贯彻“鸣”“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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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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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乌鲁木齐电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代表会议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多位代表，５月２３日座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哈萨克族的曼德说：“牧区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领导上没有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牧区，因此，哈萨克族的文艺工作者反映当前政治斗争的作品很少。”他建议自治区文艺领导部门在下面设立基层领导机构，以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统一领导。来自喀什的作家努尔买海买提艾尔肯（维吾尔族）认为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没有很好的贯彻下去，下面的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方针还不了解。他提到喀什的文艺现状时说，喀什的剧院目前都变成了电影院，原因是没有戏演。一些作者写出了剧本请领导上审查，但领导上说他们不懂，转给内行的同志去看，结果象石沉大海，得不到答复。他说，现在不是文艺工作者不想放，不想鸣，而是没人支持。居马洪（柯尔克孜族）说：有些文艺领导人不好好学习，不懂得文艺的特点，用行政命令要作家在多少天写出什么作品。胡道外特塔里甫（维吾尔族）说：“领导上对文艺工作者要求高，支持少，甚至错误地提出，不要写说说唱唱那些小玩意，应该象普希金那样写才对。但相反，他们又不给作家创作的方便条件。现在乌鲁木齐市开始‘放’了，但底下并没有放。”呼地阿赫买特（维吾尔族）说：“领导上不利用当地的力量，只往下派作家去体验生活，结果，花了时间，花了钱，还没有写出好作品。”阿斯哈尔（哈萨克族）说：“自治区文联对乌鲁木齐的文艺工作的领导，我不知道，可是，对下边的领导是根本谈不到的，文联领导上有官僚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在报刊上公布了，但领导上没有教给文艺工作者怎么做。希望作家协会成立后能改变这种状况。”座谈会上，大家对自治区的几个文学刊物和编辑部也提出了批评。沙里根（哈萨克族）说：“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我给伊犁的一个文学刊物写了十八首诗，但都没有发表，也没有说明原因。”阿斯哈尔说：“我觉得自治区的几个文学刊物变成了新疆学院和乌鲁木齐市一些教员的刊物，真是‘谁坐在锅跟前，谁的勺子先下锅。’”艾丝那喀热（乌兹别克族）说：“我们乌兹别克族连一个小报纸也没有，主要靠伊犁苏联侨民协会供给一些文学读物；我们自己组织的业余创作小组，也因为无人指导而散伙了。‘百花齐放’是让每个民族的花朵都开放起来，希望领导上重视对乌兹别克青年作者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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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

CCRD/1/3/2/00064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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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兰州市委召开的宣教会议上大胆鸣放畅谈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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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日报》记者、应寿、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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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市讯　５月３日至１１日，中共兰州市委邀请了兰州市二百九十余名党内外科学、文化艺术、教育、工程技术、卫生、体育、工矿企业工作者举行了宣教工作会议。讨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问题。
+
+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兰州市委第一书记杨一木同志还分别和工程师、卫生工作者、中小学教师和文艺工作者举行了座谈。这次会议贯彻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很多人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谈出了心里话；使党内外同志在一起沟通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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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中，大家着重地联系当前兰州市的实际情况，揭发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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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认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对兰州市说来显得尤为重要。兰州市的特点绝不是要在旧的落后的消费城市的基础上建成一个新的工业城市。但由于发展快、规模大，人口迅速增加，因此在各方面产生的矛盾就显得较多又较突出。从思想政治工作来看，目前的情况是：有些党员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不深入群众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只凭主观臆断来对待新形势下的新事物，有些人甚至摆老爷架子，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有的党员已发展到打人、骂人、侵犯人权的违法乱纪地步，有的党员盛气凌人，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有的党员负责同志不愿和非党同志在一起研究工作，认为他们“思想落后保守”。因而群众反映说：党员与非党同志是“一见面，两点头”，群众有话不愿给党员说，党员与非党同志之间有鸿沟，思想不愿见面，有话装在心里。另外有些党外领导同志有职无权的现象也还存在着，这都给工作招致了严重的损失。因此，会议认为中共中央提出在党内进行整风运动是完全适时而正确的，它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有效方法。杨一木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迅速的展开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切实贯彻执行“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的精神，采取既和风细雨又严肃认真的方法，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并要求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大量揭发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进行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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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着重的讨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执行情况，大家认为总的说来在兰州市是：鸣的不多、放的不够，主要原因是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同志还不够重视，对方针认识不足，因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开展这一工作。有些同志还存在着怀疑和顾虑，如认为：“肃反之后突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九十度的大转弯”，有的说：这是“早春”，有的说：这是“春寒”，有的说：这是“春暖”。有些中、小学教师和工矿企业人员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放”可“鸣”的。“放”和“鸣”是教授和专家的事。有些怕“放”错了丢人，有些人怕“放”错了成了打虎的对象。有些领导干部怕“放”和“鸣”乱了，不好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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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对上述认识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大胆的“放”、大胆的“鸣”，给“放”和“鸣”尽量创造便利条件，逐步设法解决争鸣园地，使大家有地方可“放”可“鸣”。另外应解决书籍少和业余时间搭配不合理的矛盾，会议要求大家深入宣传解除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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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上还反映出了在各方面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情况，因此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上来，要发动大家做思想工作，迅速克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现象，进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更好地把兰州市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城市。（应寿、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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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甘肃日报》1957年5月23日头版

CCRD/1/3/2/00064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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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的“儒林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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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顾德华、朱继功、雷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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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分社24日讯　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研究生全体党、团员今天编写了一份“儒林内史”。据党委会的同志说，这是他们为了扭转整风中的歪风，真正帮助领导整风，把切身感到的许多问题用章回小说形式写出来。当这份大字报以古典书籍纸页形式贴出以后，立刻吸引了许多读者，好些同学还作了摘记。许多人认为这张大字报对整风起了相当好的作用。现在“儒林内史”已写到第十回，以后还将继续出下去。下面是每回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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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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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呜呼！“三害”之为祸也，大矣哉！好事撄撄而变糟，意见逢逢而窒息。或主观而臆断或拖拉以塞责，或高踞于上位，或自绝于群众，遂使怪事层出，奇闻迭起，悲夫！昔贤以有儒林之纪事，后辈何妨以续貂。授抒董狐之笔，以昭三害之殃，用助整风。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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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三害堂主人丁酉孟夏谷日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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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回“未婚夫买筐筐心中有数　预备妻泄天机嘴上无毛”。内容主要是讲他们在中文系毕业时，他们班中的党员都知道具体的分配名单，其中有一个女党员事先对她爱人(也是他们同班同学)泄漏了分配地点在北京，所以当别的同学都在买箱子准备到远地去的时候，而她的未婚夫只买了一个小筐筐。这里主要指出：既然是保密的问题，但为什么又泄漏给别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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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两书生仗党团显赫　二学士凭祖坟留洋”。学校起先选了他们班四个同学留苏。其中有两个功课很好但因出身没有其他两个好而不被选上。而选上的那两个功课很不好，班上谁也不同意。但还是把他们送去学俄文。班上对留苏学生人选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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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回“高教部逢士拔真才  中文系乱点鸳鸯谱”。当他们在毕业时没有按照志愿分配，有的愿意搞政治课结果分配到语言学教研室，有的愿意搞语言学，但硬让他去搞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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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回“美玉作顽石，书香学子玉门出塞。鱼目混真珠，酒色之徒青岛讲学”。写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叫韩枫白，在学校里侮辱女同学臭名远扬，功课是他们班最坏的一个。可是最近这位“膀客”却在山东大学当上了讲师。这些研究生责问学校人事室为什么对这个不学无术会争、会闹的流氓采取“息事者”的态度。
+
+　　第五回“四年一觉北大梦，千寻万觅册无名”。写他们班另一个同学吴天惠在毕业离校前夕班长忙着替她办离校手续时，在系办公室的注册簿上却找不到她的名字。大字报上这样写着：请君若问“何以见得？”有诗为证：粉末场中吴天惠，全校谁人不识君，可怜簿籍无名姓，任你万觅与千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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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回“情中情断情离泼妇　错中错以错根上峰”。写他们班上有个同学因与爱人性情不合要求离婚，人民法院向他们班的团支书了解情况，这位支书提笔一挥，便写成一份材料送往法院去了。材料上写“……据我们了解×××同学在北京和××女中的一位女同学搞恋爱……”，法院就凭着他这份材料给这位同学下了一个判决“迎新弃旧，不认糟糠，是严重的道德品质问题，需要教育”。事实上这个同学除了班上女同学外，在北京城不认识任何一个女性。这是过了三年才弄清。他们问：“现在人事室了解情况的方式可曾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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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回“行不行北京中学去讲课　晦嘸晦广东方言蹩死人”。写吴广卓同学是广东人，说普通话很吃力，却偏偏分配他去北京的中学任教，吴同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习北京话，但中学生仍旧瞪着大眼听不懂。他们问为什么把意见反映给国务院、北京人事局、人民日报直到现在两年，吴广卓还在中学当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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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回“人事室偷梁巧换柱　女学士投笔厌文章”。写他们班有一个女同学最近要系办公室替她找工作，研究生本来要四年毕业，为什么这个女同学念了两年就要求工作呢?事情是这样的：1955年厦门大学中文系原来要分配一个同学到大北外国留学生专修班当中文助教，但这个人因忙于搞肃反，厦大领导没有放，就派了一个女同学到北大。到北大以后恰巧北大中文系留的一批研究生中有一个人因为家庭困难而不愿当研究生要求调动工作。学校领导就把厦大来的这个女同学补了缺，她就莫明其妙的当了研究生。事实上这个女同学在学习上基础很差，根本没有资格当研究生。所以最近要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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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回“说无用，到有用，进修计划当手纸　博士多，导师少，学习任务怎完成。”写他们的学校盲目招生提出意见���因为盲目招生导师的力量不够，根本就没法辅导好。王力教授指导的研究生与讲师太多，有的同学一学期只正式辅导过一次，研究计划他们在入学第一天就填了，但是无人过问，上学期一个同学在厕所的便纸篓中发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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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回“你也是会，我也是会，你我皆会　左也听团，右也听团，左右皆团”。写学生会没有独立处理同学各种问题，只是团委会的“福利文娱部”，因为除了福利工作文化活动外，其他均为团委会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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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5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64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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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界座谈会上很多人说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客观存在 (第八次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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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４日）举行第八次座谈。会上有十三个人发言（其中一个是书面发言），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定息年限和撤不撤公方代表等问题展开讨论。座谈会今天继续进行。
+
+## 李师道认为：有公方代表能帮助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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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发言的是长沙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师道。他说：我认为合营企业有公方代表，不但不会阻碍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而且还能帮助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原因是一个人的积极性要以思想觉悟为基础，公方代表政治思想水平比私方人员高，看问题比私方人员全面，可以帮助私方人员提高思想觉悟，和正确地处理工作中生活中的问题。另外，企业中不只是公私关系、公私矛盾，私私之间、职工与私方之间也存在矛盾，而后者常常不是私方人员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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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当然，有的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对私方人员不信任，不让私方人员提意见，对私方人员提的合理化建议不支持等等。但不是所有公方代表全都这样，而且有些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如有的私方人员不管自己提的意见正确不正确，只要公方代表不采纳，就认为是不信任，这就不对了。因此，他认为不能因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就要求取消公方代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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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如何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认为首先要加强双方思想教育，其次是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使双方分工明确，使私方人员有职有权。他还建议有关方面结合这次整风，对合营企业公私关系进行一次普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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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振声主张取消“公方”“私方”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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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高振声表示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李康年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不但青年工商业者反对，中年和老年工商业者也反对；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客观存在，说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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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合营企业有阶级关系，但是，公私双方都是政府任命的，都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对生产负责，是厂长的就称厂长，是副厂长的就称副厂长。不要分“公方”“私方”了。因为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有工商联，还有董事会。他认为改变这种称呼，可以减少或者缩小公私之间的距离，可以加强私方人员对企业的责任心，也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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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谔声批评有些党员干部不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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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民建中央委员严谔声首先提出：虽然党早已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但目前尚有不少民主党派的人士对这个政策有怀疑，他们不相信能够长期共存，更不相信能够互相监督。原因是一方面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本身有自卑感。另一方面是下边宣传不够。上海至今还有专业公司经理一级的党员干部不知道我国目前有哪些民主党派。他建议党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放在党课中对党员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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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不是要不要共产党员的问题，而是党员的地位如何摆法的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不同于企业，在企业中党员是代表党去领导企业。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共产党员应该在党与民主党派之间起桥梁作用。过去有些部门对这种关系认识不够，处理不妥当，如有的在发一般行政文件指示时，只发给共产党员个人，而不发给那个党员所在的单位，这样做法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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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对公方代表不重视业务学习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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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家驹的发言　我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和赎买政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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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声明，我今天不是代表工商行政管理局，而是以私人资格在这里发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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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批发商的改造、税收政策、盈余的分配等工作都有缺点。党员干部有严重的“宁左毋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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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缺点。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是我国新的创造，既无经典著作可以依据，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也无先进经验可供参考，错误难免，但成绩是主要的。这种成绩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也为我国工商界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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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不谈成绩，只想谈谈缺点。举例来说，如对批发商的改造，在今天看来，在工作上是有缺点的，如果做得好一些，对我们更有好处。其次，税务机关的税收政策，在利用限制改造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所得税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所得税按规定说，有所得才能收税，而且最高税率不能超过３４％；事实上，由于剔除不合理开支，往往没有所得也征了税，而且税局盈余与帐面盈余相差很大，选典型、选胖子、不选瘦子，虚盈实税，杀鸡求卵的情况，决不是个别的现象。又例如，在执行盈余分配上，许多企业未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二十五条，以及四马分肥的原则执行。许多工作干部往往把政策措施当成客观事物的规律，以主观代替客观。对小工商业者与对待大工商业者，一律看待，有些明明是劳动人民，强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对职工、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职员及青年学生的献股，不问其是否出于自愿，是否本人确实进步，生活来源确不依靠股金，除共产党员外，一律均不接受（最近才稍稍开了一点门，个别的可以接受），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干部在执行政策时，有“宁左毋右”的思想，他们认为左了不过发生偏差，右了丧失立场，甚至工商行政干部明知偏左，也不敢说。这是相当严重的思想问题。诸如此类等，今天不是检查政策，可以不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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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想谈的，是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两面性，公私共事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赎买政策应如何理解等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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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正处在消灭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绝不可能先阶级消灭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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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否存在以及两面性应作怎样解释的问题。首先应问资产阶级今天是否已经完全消灭。我认为八大文件中说，资产阶级“处在消灭过程之中”不等于说已经消灭，如认为已经消灭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国家每年还要付出一亿多元的定息，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有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安排和照顾，公私、工私之间还有矛盾，还存在着问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非任何人主观的产物。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客观存在，则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否可能先阶级消灭而消灭呢？这是不可能的，有物质基础就有上层建筑，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意识。而且即使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也不等于说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不再存在了，因为思想落后于实际，这是一般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强调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两面性是与工商业者的两重身份相适应的，（在未有两重身份前，也已有两面性，但两面性的内容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一面并不包含社会主义的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就包括社会主义因素了。当全行业合营后，社会主义因素大大增加了。）全行业合营后，一方面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基本上他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就这一意义说，他已经是一个劳动人民了；但另一方面，他与一般的劳动人民还有所不同，他拿定息，还有生活上的种种照顾（如高薪不减，病假期工资发５０％—７０％等等，因而还保留资产阶级的身份，这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方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资本家，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工人阶级思想，又有资产阶级思想，这两种思想不断斗争，工人阶级思想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他们的思想状态。这种两重性是两面性的根源。应该承认：工人阶级的一面正在发展扩大，资产阶级的一面不断缩小以至消灭，最后成为一面性，这是它的发展趋势。但不等于说：现在已没有两面性了。毛主席说，如不承认两面性，是形而上学观点，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如果胜利，则学习任务没有了……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所谓形而上学观点即唯心主义观点。两面性是什么？归根结底，仍为社会主义一面与资本主义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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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家说不留恋资本主义，是不符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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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资本主义一面，即指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我们指他们还留恋资本主义是指思想情况，不是指他们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了，这一点他们是明白的。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一点也不留恋资本主义呢？我不是工商业者，不能代表他们来答复。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即学习马列主义，但现在有时看到排队买东西，产品质量降低，或其他种种现实生活中的缺点，也不免想到只要有钱，在资本主义社会想要什么有什么。这种想法虽一瞬即逝，虽明知其为错误，但不时要冒出来，可见留恋资本主义，犹如“见猎心喜”，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工商业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出身，习惯于老的一套，说全行业合营后，即脱胎换骨，不留恋资本主义，似乎是不符实际的。有朋友说：“脱胎换骨”这句话要不得，易使人想到下句就是“抽筋剥皮”；孙晓村同志说：为什么下句话不是“超凡入圣”呢？这不是很好一句话吗？我认为，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是指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来说，并没有错，应该如此。这样提法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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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鸣岐同志说：“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这种思想斗争，思想变化的情况，是很多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的确，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企业是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这是他们接受改造的明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设想放弃之后，特别是当遇到一些工作上的困难时，不再存有不堪回首话当年的留恋之感，所谓“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不是这种心情的表现吗？同时，我们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
+　　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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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消极一面，即指资本主义一面，它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各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但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肯定是存在的。仅就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这一点来说，不就是消极性的一种表现吗？自然，同意李康年的主张的，在工商界中占很少数，这也证明消极性一面今天已不占主要的地位，但不能说这种思想仅是李康年一个人的主张。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剥削饭吃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这我在后面谈赎买政策时还要谈到。除此以外，例如对于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等等。消极性表现形式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而且工商界各人存在的程度也不同，但总的观察，从大量观察，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总还是存在的，（虽然它正在逐步缩小之中，这还需要继续教育），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在于既有此客观事实存在，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承认有利于改造，还是不承认有利于改造？我认为还是承认好，这不仅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有利于改造。不承认等于讳疾忌医，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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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某些工人的保守落后有本质的不同；保守落后的工人决不留恋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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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中不也有进步、先进与落后保守的两面性吗，是否一回事呢？不是一回事。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来自资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本质和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即对社会主义许多新鲜事物还不习惯，还有抵触情绪，还留恋旧时对企业可以专断专行，过着富裕的剥削生活……等等，总之，来自资本主义的一套。工人阶级有没有落后一面呢？肯定是有的，特别是近几年来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庞大，不少农民流入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农民所具有的保守性，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不遵守劳动纪律等等也带入工人阶级中；同时他们还受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保守一面决不会是留恋资本主义，决不会是再想替老板做工。所以工人阶级的落后保守一面和资产阶级的消极性性质是有不同的，工人阶级也需教育，也需改造，但决不是“破资本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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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人，骨子里是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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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好象说工人阶级缺点多得很，如不爱惜公物，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私自利……难道我们还要向它学习吗？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可是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却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我认为应该学习工人阶级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纪律性，革命性的优良品质，应该学习他们自食其力的劳动习惯，应该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总之一句话，学习社会主义。学习工人阶级就是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东西。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显然这是以局部代替全部的片面性观点。为什么不举出一些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高贵品质做例证来学习呢（这种例证也是很多的）？对于某些工人所表现的缺点，我们应该进行教育，站在工商业者立场，就应该本���“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相互教育，而不是说：“你看，工人群众也有这些缺点，你要我们向工人阶级学习，难道这些缺点也要向他们学习吗？”这样提出问题，如深入一层去分析，不正是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一种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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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资之间有墙，资方应负很大责任。资方把解放以前所作所为想一想，就会心平气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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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私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事实存在，不能否定它不存在，主观否定存在也不等于客观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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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存在阶级关系，那就根本不存在公私、工私关系问题了。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一些公私问题也变成无的放矢了。既有此事实存在，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我认为承认好，承认矛盾存在才能解决矛盾；否认矛盾存在，更不能解决矛盾。目前有些工人对赎买政策认识不足，对私方人员采取不正确态度，这是一个教育问题，不是否认阶级关系即可解决。应该承认：劳资双方过去有墙，全行业合营后，这道墙已缩小，正在拆除过程中，但还没有完全拆掉。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不能设想，百年冤仇一旦可以解开的。我们能否认资本家过去没有剥削过、压迫过工人吗？没有打骂过工人吗？且不说解放后是否对抗性问题，至少不能硬说解放前也不是对抗性的吧！劳资双方长期以来是死对头，今天要变成好同志，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我们工商业者必须有最大的耐性，不怕碰钉子，从工作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对民族资本家的观感，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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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本应没收；采取赎买政策是为了使资本家安心改造，安心工作，不是国家还资本家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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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关于赎买政策问题。李康年提议赎买应有二十年才够本，这根本不了解赎买政策的意义。赎买政策体现党和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不是修正马列主义。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采取没收政策，我国历史条件不同，采取赎买政策，方式不同，目标则一。在马列主义者看来，资本家生产资料是剥削所得，为过去剩余价值的积累（指整个资产阶级说，非指个别人说，个别分子可能是劳动积累来的，但经过若干年后，亦早已收回原投资了）。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可没收，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应该认识，这些生产资料不是天生属于资本家的，而是工人阶级所创造被资产阶级所掠夺去的，现在是物归原主。宪法上保障资本家所有制，但又规定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证明在人民中国，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付给定息，其目的在使资本家可以安心改造，安心工作，就这一点说，定息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工商界朋友却曲解了赎买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赎买是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由国家分期还清，既然赎买就要赎买到底，否则不如干脆说是没收。李康年提议二十年，还有的说“我们拿定息是共产党要给我们的，是维持政府的面子，为了国际影响。”这些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是光荣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把自己过去学习过的东西也否定掉了。
+
+　　其次，赎买从什么时候算起，我认为应从１９４９年算起，私营企业条例是赎买（虽然有些企业未贯彻），四马分肥也是赎买，定息也是赎买。从私营企业条例到定息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２年）共十四年，这十四年中，企业收回的赎金，有的超过，有的刚好，有的不到，不外这三种情况。如果一个个企业来算，是很困难的。赎买还应把高薪、董事领的干薪等等计算在内。总的来说，经过了十四年，生产资料赎买大体上差不多。政府说七年之后还可以拖个尾巴，这也是从政治上说（不是算细帐，算细帐不合理，也不可能），即指某些资本家如生活还有困难，可以拖个尾巴，其目的也在于使他安心改造，不必忧虑生活。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赎买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而不是欠了他们一笔债，非还不可。自然，这种安排也不仅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为着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如认为国家欠了他们，定息七年是国家揩了６５％的油，占了便宜，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赎买应自１９４９年算起），而且对工商业者来说，也等于白白学习，这不是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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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联领导上官僚主义严重，希望好好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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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对工商联工作提一点意见。工商联过去几年做了不少工作，如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团结教育资本家，接受改造，组织学习及参加各种爱国运动等等，对改造工作起了一定推动作用，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上，特别在代表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是非常不够的。上层领导人物脱离群众，有话不敢说，不敢争，这当然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全责备工商联，但工商联没有能真正代表工商业的合法利益讲话，领导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同时在全国工商联机关内还有个别党员干部有严重欺压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从未认真处理，违法乱纪的干部还提了级，对党与非党干部赏罚不明，是非不分。这些都证明工商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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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工商界打破顾虑，尽量批评过去改造工作中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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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工商界顾虑重重，不敢公开表示意见，通过这次争鸣，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是好现象，希望工商界朋友打破顾虑，继续鸣放，尽量对过去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意见。要真正做到争鸣，就要展开争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有些意见，貌似为资产阶级争合法利益，如否认两面性和主张定息二十年，实质是对改造不利，必须加以批评，这样才对改造有利，对工商界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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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标说：天津青年工商业者90％不同意延长定息。他还说：公方代表撤不得，撤了矛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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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发言的是天津市第四机械工业公司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王金标。他着重反映了天津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他说：天津青年工商业者有９０％（包括我自己）不同意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他们非常愤怒，不愿意多扣十三年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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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天津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对放弃定息的要求很迫切，原因是解放几年来，他们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全行业合营后，他们中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生活有了保证；他们知道自己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时间是很长的，不愿当资本家被人歧视。但是，他们这种诚恳的要求不但没有人支持，还有人说他们是假积极，想钻空子，享受劳保。有人因此对政府不满，产生悲观失望情绪。他希望政府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要求，制定一个标准，什么样的才可以摘掉帽子，以便使他们有努力的方向。
+
+　　他说：公方代表撤不得，撤出去是可怕的，不撤虽然有矛盾，但撤出以后矛盾会更多，私方人员会更没有办法，更加苦闷。他认为公私关系不正常，只要双方都采取积极态度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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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对目前合营企业公方代表出去开会时间过多，无暇掌握生产等问题提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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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工商研究处副处长萧心一的发言，主要是反映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工作关系问题。他认为目前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分工不明确，工作内容有重复，造成互相抢人、抢工作、抢时间，双方力量相互抵消；而民建会的骨干分子由于常常被工商联拉走，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以致使干部不安心民建会的工作。他要求统战部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
+## 金斌统说：民主党派干部处于四不管三不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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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民建副秘书长金斌统谈了自己对于赎买政策的认识。他说：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因此，工人要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手中取回是理所当然的。有人把赎买当作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来理解，显然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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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批评了统战部不关心不重视民主党派的干部，使民主党派干部处于四不管三不象状态。他还反映某些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工作没有得到适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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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志清说：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存在的，但积极性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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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说：目前资产阶级两面性还是存在的，积极一面是主要的，消极一面是次要的。消极的具体表现：动摇、软弱、怕批评，看风使舵，患得患失，个人主义浓厚，留恋豪华生活，希望定息二十年，等等。但是，几年来我们的进步还是很大的，例如学习出勤率到达９０％以上，先进分子先进人物日益增加，有些人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竞赛，更加热爱祖国等等都是积极的表现。在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形势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而不是阶级斗争，可是，人们的思想常常被旧的理论观点所束缚，习惯于用过去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今天的问题，这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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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进一步加强对私改造问题，他认为除了以企业为基点外，应加强对工商联在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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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贤镇说：瓜没熟先摘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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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资产阶级过去那段历史很长，想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改造得和工人一样，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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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说现在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为什么还不摘？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可以先摘，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可以慢一些。他认为这样看问题不全面。瓜熟不熟不能只看颜色，还要看味道是香是甜，好了人家才会要。有人说“熟了不摘就要烂了”。我认为，如果没熟先摘有危险。他认为公方代表不应撤出，这对生产不利，但是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是否每一个小企业都派一个公方代表也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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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铭鼎说：资产阶级不要把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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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姚铭鼎着重对目前资产阶级进步性的估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目前资产阶级正在向劳动者过渡，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剥削者的地位，还保持着相当完整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向往社会主义，但又留恋资本主义；二、承认资产阶级必须消灭，但联系到切身问题时，又有惋惜情绪；希望摘帽子，又怕思想改造；三、表示愿意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也有取得工人阶级光荣称号的愿望，但又看不起工人阶级和公方代表；四、有技术，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但又不愿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说：高潮以后，资产阶级有一定的进步，但不能估计过高，过高了会麻痹自己，会使自己迷失方向，对工作对改造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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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个发言的是民建会江苏省工商研究处处长惠无疆。他认为现在撤出公方代表未免太早了，条件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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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德嵩批评长沙市委统战部歧视工商联;他认为不能因为公方代表有缺点就否定公方代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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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戴德嵩说：工商联是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七年来工商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许多单位认为工商联没什么作用，是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对工商联任意发号施令。长沙市委统战部在一定时期有一个教育计划，从来不发给工商联。我们看不到改造措施的文件，只好照报纸办事，报纸没登，我们就没有办法。向统战部提出意见，统战部说：今后一定让你们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到文件，这就是说把工商联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待。统战部对工商联都有不正确的看法，别的机关更不用说了。有的高等学校认为工商联是资本家组织，不准工商联干部投考。他认为：这次整风应该好好检查统战方针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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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说：公方代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公方代表在企业里的作用很大，不少私方代表进步很快，这是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分不开的。今天有人主张撤出公方代表，只是仅仅从他们本身具体条件出发，认为有公方代表在，公私关系就搞不好。他认为这不能作为取消公方代表的依据。有些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不明确本身的任务，一来就乱抓、又抓得死，好象什么事非他不行。较多的公方代表没有帮助私方进行改造，私方人员有问题总是交私方代表去处理。现在许多企业形成公方代表管职工，私方代表管私方人员。但是这都不能否定公方代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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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庆铭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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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工商联丘庆铭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公私双方在合营企业内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同志共事关系，但其中仍包含着一定的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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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与私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不同，同高潮前采取“四马分肥”办法的合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也不同。不承认合营企业内部仍有阶级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不去进一步观察目前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也不利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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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反对定息二十年的主张。他还说，目��有一部分人不考虑人的改造，只是设法从速摘掉帽子，这是不对的。他认为关键在人的改造。因为即使阶级消灭，如果人还没改造过来，阶级矛盾还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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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帮助公方代表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而工商业者也要进一步靠拢党，主动搞好公私共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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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说：我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存在的说法，更不同意认为工商联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把社会经济成份
+
+　　（与社会阶级混淆起来，把问题复杂化的看法。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它没有谁剥削谁的关系，也没有劳资之间的关系，只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它内部还是有矛盾的。它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它也反对违法行为。如果认为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解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就会使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发生根本变化。）
+
+　　 ---- 原载195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CCRD/1/3/2/00064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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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农学院教授批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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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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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在华南农学院5月24日举行的整风学习座谈会上，许多白发苍苍的教授尖锐地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争先发言，会议从早上七时一直开到晚上八时，除中午稍事休息的时间外，发言从未中断。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赵紫阳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局长萧隽英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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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孔湘说：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任何情况下都要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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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发言的是植物保护系主任林孔湘教授，他的发言历时两小时。他说：帮助党整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要“鸣”首先是要领导上“放”。我说，领导上大“放”固然要大“鸣”，小“放”也要大“鸣”，就是不放也要大“鸣”。我从来都不怕报复，现在更加不怕。党是伟大、正确的，今天开这样的座谈会让大家对党提意见就足以说明党的伟大、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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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是一个巨人，心肺健康，可是生了些皮肤病。这虽然不影响基本健康，但足以影响工作，足以影响与人的接近。负责任的医生是要认真为病人诊治的，我们为了爱护党，就要掬出心里话来帮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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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几年来，农学院培养了很多人材，成绩很大，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是全党领导，其次是全体教工的辛勤劳动。但是，学院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条主义却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他列举很多事例来说明农学院领导上在推行苏联教学经验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他说，苏联教学经验一搬下来，就要照样执行，只准说好，不准说缺点；只准谈贯彻，不准说困难。明知不符合实际也要执行。
+
+　　他说，农学院还“创造”了一些令教师非常难堪的制度，如定期把学生、教授请来，由学生汇报教学情况，谈那些教师的教学怎样不好等等，大大伤害了教师的自尊心，影响了师生关系。这样怎能叫教师发挥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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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教授还指出学院领导上对培养讲师、助教的方法不得当。他说，领导上错误地认为让讲师、助教讲课是一种培养的方法，弄得讲师、助教不开课就好像不长进，见不得人了。其实培养讲师、助教是长期的艰苦的工作，不是讲几堂课就可以马上见效的。他还批评了图书、仪器供应工作上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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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些问题，他曾不止一次地向领导上提意见，要求改进，但是，领导上没有接受，独断独行。如推行“六时一贯制”问题，杜雷院长曾说过他应当为此事负责。林孔湘教授问：为什么要自己负责呢?为什么不征求大家意见，求得大家帮助，共同负责呢?
+
+## 宗派主义要克服党的度量要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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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孔湘教授在发言中批评了宗派主义。他说，他曾提出过要成立教务委员会，让系主任们参加研究教学问题，以防止教条主义。可是，领导上没有采纳这意见。领导上只倚重少数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专家，而不依靠全体教工来办好学校。这是因为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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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教授说，甚至在戏票的分配上也明显地有宗派主义。有些老教授很少看到或从未看过兄弟国家歌舞在广州的演出，而党、团员却经常能得到戏票。难道看戏也得看政治条件吗?在入党问题上，林教授认为农学院的党组织是采取关门的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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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教授提到了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说：赵善欢副院长要留学苏联，领导上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如果作为副院长去苏联考察、参观一番是不必征求我的意见的，可是他是我们植物保护系的教授，我是系主任，他的离职对我系的工作有影响，他去学的又是昆虫学，怎么不征求系主任的意见呢?评薪，也不征求系主任的意见，弄得大家意见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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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孔湘说党的领导有3种：一种是不懂就承认不懂，虚心向人学习；一种是不懂装懂，虚张声势，借以唬人；一种是懂而装不懂，唯唯诺诺，他说这一种领导多半是新党员，赵善欢副院长就是属于这种类型。他说，赵善欢副院长学术地位很高，许多问题是懂得的，但偏偏不提出自己的见解，一味迎合一些来自上面的不切合实际的指示。这就加深了学院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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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农学院党组织的气量很小。在肃反运动中搞错了人是难免的，但是，党委对于那些搞错了的却没有公开认错。是不是“江山是老子解放的，不是我们，你们还在过奴隶生活，搞错一点又怎么样”的思想在支配着呢?他说，党组织的度量应该放大一些，有错误就承认下来，恢复名誉，这对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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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林孔湘恳切地说，整风不是为了整垮党，而是为了使党更强大，更正确，更好地与知识分子搞好合作共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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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学院等级鲜明影响教授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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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教授黄枯桐说：我对党是信任的，我相信党一定能克服矛盾，改进工作。他说我就是以爱护党的心情来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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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学院中有“以党代政”的情况，事无大小都不经过讨论就作出决定，要教授们遵照执行。他说学院领导上有“三偏”这就是偏听、偏信党团员的话，对老教师的偏见也就随之而来。黄枯桐教授说，学校领导上就是因为偏信了一些党团员的话，认为他“老朽昏庸”，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粗暴做法。他指出学院中等级鲜明，有如封建时代。封建时代有帝皇、公、侯、伯、子、男、庶民的等级，现在则可以分为：特级是党员领导同志，第一级是非党领导同志，第二级是党、团青年教师，第三级是积极分子或先进生产者，第四级是年纪较大的教师，第五级是没有开课的教授，此外还有不列等的所谓“落后分子”。他说，只要填平这些鸿沟，就能发挥教师的力量。他说，他对目前的学风很伤心，学生目中无师，教师讲课好比做生意，“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他说，党委部门必须在学生中进行尊师重道的教育。他希望，党委听毛主席的话，走群众路线，不要偏听偏信，要团结教师，办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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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派主义在作祟不信任党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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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系教授罗彤鉴说，我拥护党，我要帮助党整风。现在，我首先要对学院党委的宗派主义提意见。1953年，我系要派出一个人参加苏联专家指导进行的森林航空调查工作，我们教研组讨论的结果是选派讲师梁标去，系主任也同意，车票也买好了。在起程的前夕，系主任忽然来找我，告诉我不要叫梁标去了，另派姓何的去，并嘱不要声张。我十分奇怪，姓何的是两年制的林业技术班的毕业生，按业务水平他是不合适的，恐怕只因为姓何的是青年团员。后来经过争取，才由梁标去了。我们系内缺乏一位副主任，系主任几次和我谈话，要求我担任，最后我同意了。几天后，系主任又找我，说副主任不用我当了，原因是我有病，要照顾我。结果，由一位兼职很多的党员副教授担任。我不禁又奇怪起来，每年暑假我都要带领学生去实习，冒雨冒风，从来没有休息，为什么那时又不提照顾身体健康，而当系副主任却说要照顾我的身体健康呢。我们系的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党员系秘书的手里，系主任是有职无权的。学院对学生的学习是不够重视的，流行性感冒停课一星期，团委会开会或听报告又停课，但都没有补课，逼得把课程一缩再缩，这是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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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兽医系教授刘荣基也指出了宗派主义的害处。他说，我在1950年就申请加入工会，可是，拖到院系调整的时候还没有批准，心里非常不安，情绪十分消极。后来我鼓起勇气再申请，也没有下文。我问工会小组长，组长说：“你年资不够。”怎么解释呢?我在学院任教几十年，还不够年资吗?难道我的年资要从解放后算起吗?这问题一直到去年初才获得解决。苏联展览会在广州展出的时候，苏联畜牧业专家向我们讲学，学院里凡是搞这门专业的人都去参加了，我也很想有这么一次学习的机会，写了申请书并附有照片一张，要求参加听讲，可是，这个向苏联学习的正当要求也不获批准。外国艺术团体来广州演出，我没有看过一次，不是没有票，而是不分给我。有一些教授和职员却几乎每次都可以去。有一次，我问人这是什么原因，那人说，因为他们都是积极分子。积极与落后又是怎样划分的呢?我们老教师就是受人瞧不起，很多老教师都被评为4级。有一次，领导叫我担任农场设计的课程，可怜得很，我那里敢答应?因为解放后我从没有参观、调查的机会，没有看过现代的农场，靠老的一套怎能教人呢?罗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党虽然有缺点，但我早在毛主席开办农民讲习所的时候就相信马列主义了，我永远相信共产党能使国家富强，因此我要帮助党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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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学系教授吴文晖接着揭发了学院工会的宗派主义。他说，工会干部有职无权，有一位部工会主席是由会员正式选举出来的，并且经过学院党委和工会主席的同意，他积极的干了一个多月，可是广州教育工会和学院工会却毫无道理地不要他干下去。学院工会主席一直都是由人事处处长陈慎旃兼任，他用搞行政的一套办法来办工会工作，使教工入工会难，有些老教授申请入会长期不批准。广州区其他高等学校是选教授当工会主���的，为什么华南农学院一直要由人事处处长兼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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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批评学院领导对科学研究不够重视，对一些有科学价值的论文不但没有加以肯定，反而被一些党员扣以“不为人民服务”的帽子。他说，在学院第二次科学讨论会的时候，有一位教授提出的论文是有价值的，但由于领导上没有加以肯定，使得这位教授不满，离开了学院。他还批评南方日报在报道农学院最近举行的科学讨论会的一篇论文不够全面，也没及时作补正。他说，这些都影响了学术上的“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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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党委官僚主义不了解老教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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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高龄的农学系教授张农在会上批评了学院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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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农学院原来是具备很多优越的条件的，但是院领导上不仅没有发挥这些条件，反而把原有的基础搞得分崩离析。他说，解放前，农学院有一个12，000多亩的大农场，还有林场、农林植物研究所、广东土壤研究所、广东水稻作物研究所等很多研究机构，和很多卓有声誉的专家。可是，解放后不久，大农场被瓜分了，只剩下三分之一，其他研究机构也没有了。过去农学院只有几百学生，但试验场地却不少，现在学生增加到1，500多人了，试验场地反而减少，7年来都是要到中山等县去找试验场，造成教学与实习的很多不便。更可惜的是过去负责农场、林场的老教师多人，走的走了，有的被压下来了，只剩下丁颕当院长。这是不是领导上有宗派主义或是忌才呢?张农教授说：过去，我是农场场长，农场是我一手开辟的，学院从院长到教授有一半是我的学生，许多人都了解我，就是学院党委不了解我。解放初期，我病在医院，没有得到一点照顾，幸而旧学生曾生送给我几百块钱，才算解决了我的医药费问题。我只给毛主席写了一份关于湖南的资料(我是湖南人)，毛主席便拍电报和写信来感谢我。中共中央统战部还几次请我到北京去参观、调查农业建设。可是，我在学院是没有地位的。我的学生都是二、三级教授了，而我却一直是个4级也不分配我适当的工作，名义上是在农经教研组里研究科学，可是有名无实。我要为恢复工作而呼吁，10多年前我开辟农场曾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学校为了对我表示谢意，特别在农场上建了一所小平房，送给我作纪念。大门旁的石头上还刻有“张农教授兼主场务十载于兹，披星戴月，未惮风雨，因建此室为其息足”等字样。解放后，学院没收了这所房子，我屡次交涉也不发还。他还批评农学院基本建设做得不好，他说，农学院有不少地方，但是偏偏要填湖挖山来建运动场，建好了也不合用；现在新建的大楼也不听取意见，地点选择不好。我对农学院感情很深，农学院的一草一木搞得不好，我都会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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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沛文说：唯唯诺诺之风不可长党应当充分发扬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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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沛文副院长指出，学院采用运动的方式来治学，造成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高教部和前中南教育部都提出要不折不扣地学习苏联，甚至连教师在讲授时口要张多大，手怎样摆动，怎样入教室出教室，怎样擦黑板都要照样学；连教师的备课也规定只能在工作日进行。年年有新口号，期期有新任务，运动一个接一个，一起一伏，弄得大家心中无数，把握不定。高等教育是百年大计，怎能以运动方式来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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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沛文揭露了许多单位中滋长了唯唯诺诺之风和它的祸害。他说，造成这种风气，党是要负责任的。1956年后，党虽然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但这种风气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很多机关都是把成品拿出来，让非党人士在会议上形式主义地通过。非党人士提出的意见虽然不一定比党所提的好，但总会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的。如关系全国人民的节育问题就是非党人士提出来的。去年在决定农业生产方针的时候，如果能广泛交换意见，就不会出现过分重视主粮忽视经济作物的偏向。又如，对我省肥料供应紧张问题，我们曾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中提出推广种植绿肥，这个意见如果推行，就可以解决很大部分的肥料问题，可惜它没有被重视。在肃反问题上如果多听取我们的意见，也会搞得更实事求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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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沛文说，在一些教条主义者看来，唯唯诺诺的就是进步，所以难怪有人说：“所谓先进工作者，不外会‘造色水’(即伪装)，会摆穷相，会做尾巴。”他说，我认为评价一个人的进步与否，应当看他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我一看见唯唯诺诺的态度就觉得痛心，因为它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是诒误党的工作的作风。他说，这种歪风是��当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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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外夹攻肃清“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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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化学系教授谢申说，党对非党、非团干部是不够信任的。他说，1952年他参加了华南垦殖局调查华南资源的工作，结束后，不但要把全部报告上缴，笔记也得交一个青年团员的队员检查，行李也搜查过了。他还说，很多教授看不到高教部1954年发下来的教学计划，甚至连教研组主任也看不到，既要教学，又看不到计划，这成什么话呢?他还批评学院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在院系调整的时候，学院把土壤化学系的仪器和教授都调到工学院去了，而现在又说农学院缺乏土化教师。派去苏联当一般的研究生，本来是可以派青年的教师去的，而学院却派了一个系主任和一个副教务长去，影响了教学工作。他说，这叫做目标不明确，系主任去苏联只适合于参加科学讨论会议或是讲课，长期离开工作岗位去学习是不对的；迫切需要学习的是青年教师。他认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但表现在党的领导上，连非党的领导干部也有，这些非党的领导干部也得检查，以求彻底肃清“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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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工作艰巨领导上应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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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艺系主任黄昌贤说，高教部和学院对教师的科学研究没有很好的支持和关怀，有困难也不帮助解决。党号召科学家要把科学的主要部分，在12年内达到或接近世界的水平，这是正确的。我对这个号召的体会是这样：科学研究是一日千里地前进的，有些科学家研究某一门科学，在某一个时期是达到或接近了世界水平的，如果不及时得到关怀和支持，它就会停顿下来，不能继续前进。他说，他在1937年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研究“植物生长素”问题，1939年发表了题为“无核瓜果的研究”的论文，当时，外国人也正在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可以说，他那个时候的水平是接近这项研究的国际水平的。只因为后来回到中国后，没有受到应有的帮助和支持，慢慢地停滞下来了。解放后，有人说这项研究是唯心的，因此在思想改造运动后，便索性不再研究。直到不久之前，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发起讨论这个问题，他才在1955年重新开始研究，可是，这时已经离世界水平很远，在外国，这门科学已经很发达了。他说，这门学问甚至到现在也还是不被重视的。他与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合作研究植物生长素其中的一项——“延长菠萝开花结果期”，可是，只派来了一个兼职很多的助手。他几次提意见，也没有答复。他还批评学院硬搬苏联经验的做法，把4年半的课程压到4年教完，使学生负担过重。他觉得目前提出的，说大学毕业生就是专家的说法不对，这使很多大学生自高自大起来，看不起人。其实，大学毕业只是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而已，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和工作上有贡献，还要下一番功夫。他对目前一笔抹煞中国过去的教学制度表示不同意，他觉得过去的研究生两年制比现在推行的副博士研究生4年制好得多。他希望领导对留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不要光看到他们的缺点，应该看到他们爱国的一面，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还要教育青年的尊敬老教师。老教师很希望培养接班人，不要使老教师感到后继无人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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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18日。原题为：“华南农学院教授批评共产党　座谈会上各抒己见恳切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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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贴出五、六十张大字报要求“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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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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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25日讯　北京大学贴大字报之风已影响了南开大学的学生，仅昨天和今天两天的时间里，南开大学就已经贴出了五、六十张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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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南开大学的一些学生，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对学校中没能大胆放手地发动“鸣”、“放”已经感到不满；而传来北京大学的消息以后，形成了火上添油，掀起了贴大字报的风潮。去年由南大调至北大学习的物理系学生写信给南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同学，介绍了北大学生“鸣”、“放”的盛况；并且煽动大家来效仿北大学生“继承革命传统”的精神。他们在信中号召说：“母校的同学们，让我们共同举起‘五四’的火炬，烧尽‘三害’及其‘看门狗’。”署名是递棒者(指火炬的传递者)林从修、赵敏光、何华昕等五人。南大物理系四年级团支书凌榴亭、学生会副主席斯厚智等人研究后，决定把信抄下来，用大字报张贴出去。在昨天贴出大字报的同时凌榴亭等三个团员才和团委会商量，团委会邀请了副校长刘披云、党委书记楚云、党委第一副书记黄元珍等人参加。凌榴亭等人认为学校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没有北京详细，同学们不满意学校为什么还不公布整风的计划和步骤；学校不广开言路、同学没地方“放”；因此要贴大字报来督促学校和鼓励大家来“放”。团委会组织部长李国骥请示了团市委以后，动员他们能够把大字报揭下来，但他们坚决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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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中抄写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等人的诗“是时候了”；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的“一株毒草”等文章内容十分偏激，而且存在攻击、谩骂的态度。概括起来的主要内容是：(1)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三好”，认为“三好”束缚和限制了青年的发展。(2)否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中的一些观点。(3)马列主义为什么在大学里必修而不选修?(4)要求公开胡风的案件。(5)毕业生分配问题，要求全班民主讨论。(6)选拔国外留学生允许大家自由报考。(7)继承“五四”的革命传统，燃起火把，冲破光明下的黑暗(指冲破新社会中的黑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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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贴出去以后，立即引起了学生的骚动。其中有表示反对的，也有表示支持的。表示支持的以理科的学生为主要力量。表示支持的很多学生以“接力者”的姿态纷纷贴出大字报来响应，并对学校提出了质问。生物系毕矩新等人写了“特权、神秘、滚吧！！！”的文章；也有的提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们要爆发，决不要灭亡!到时候了，南开园的公民们，让我们大声喊我们要问政治！”(指过去不让干遇政治，而今天要过问)还有些学生写着：“‘接力棒’激动了我们的心弦，再也不能允许‘三害’——这生活中可怕阴影来遮暗我们的青春！我们要‘鸣’！要激怒！”生物系四年级学生敖贤斌、任家驹也提出了具体建议：“(1)反对毕业分配上的神秘化。反对把我们整个前途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毕业分配方式。(2)反对团内宗派主义，扩大团内民主，我们(团员)不能只做‘木偶’、‘应声虫’。(3)反对‘以人取言，以人非言’，凡事皆应辩明是非。(4)学校团总支书记抛开你们老爷式的工作作风吧！(5)反对教育上的教条主义：A、反对死搬苏联经验，B、反对考试上的死记硬背，反对把学生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的教学方式”。中文系学生魏斯曼还写信给副校长和党委书记，提出保证对争鸣的同学不予打击报复等要求，并限期在两天内给予答复。有些写大字报的人公开用括弧标明自己是团员的身份。有些党团干部惶惶不安，提出要组织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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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反对大字报内容的同学，公开在大字报上写文章反对，但说理态度不够。历史系有些学生出了“反攻专号”，有的人写道：“是否‘你们’所继承的不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传统，不是‘五四’青年的传统，而是尼采、希特勒的传统，王实味、胡风的传统。”还有的人画漫画来攻击贴大字报的人，并称他们是“暴徒”，提出“禁止北大歇斯底里病漫延”。这更加引起了许多学生的不满，互相攻击、谩骂的文章就更多了。有些学生对没有一个团组织来支持民主墙，而提出“我为那些光荣的书记们感到脸红。”并且用特大的字写“有心人与党共休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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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党委会在昨天下午召开了党支部书记会议，研究了学生的动态，决定在今天分别组织座谈会发动大家提意见。晚间又召���了团干部的会议，把党的整风意图和计划做了交待。会后团干部分组讨论时，有一部分团干部旧仍表示赞成贴大字报。今天上午除了继续张贴大字报以外，一个署名群众“记者”的写了快讯：“据悉：昨天党团委召开了全校有关主要干部会议，在会上首长做了长达二个多小时的‘动员’，中心内容是否定同学们的‘接力棒’，不同意开辟民主墙，群众闻之不胜惊奇!”为此聚集在饭厅前看大字报的学生又议论纷纷，有的人自动聚集在一起大谈对学校不满，有的就追述肃反等运动中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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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天津大学校舍紧靠南开大学，两天来天寺的许多学生都跑到南大来看大字报。而且前天，天大化工系炼焦专业四年级的十三名学生(其中由一个落后团员、一个被开除团籍的和五个肃反运动中的对象为核心)也在学校贴出了大字报，对班里的党团员进行了谩骂和攻击，为此，团员和其中的人还动手打起架来。天大四年级有的班已经自动召集座谈，颇有蠢蠢欲动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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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天津市委在今天上午已和学校的党委共同研究了学生的情况。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都在今天下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由党委报告党的整风目的、计划和步骤等。南开大学还准备在会后以党支部为单位召集学生举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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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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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新工人以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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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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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它所以能够居于领导地位，就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正因为这样，它能团结广大群众，战胜一切困难，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和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我国的工人阶级是有很高的觉悟的，它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性都是很强的。目前，我国工人阶级正担负着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这个伟大的任务要求工人阶级增强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领导人民前进。
+
+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已经没有缺陷了。不是的。由于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正在迅速地发展壮大，新工人大量地增加，这就需要不断地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以保持工人阶级队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巩固。据统计，１９４９年全国职工总数为七百二十五万七千人，１９５３年增长到一千七百五十一万五千人；１９５６年９月底，全国职工总数已经达到两千四百七十三万人，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两倍多。这许多新工人往往容易沾染上或带来了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我们应当针对他们的特点，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发扬他们的积极性，克服他们所沾染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让他们健康地成长为我国生产战线上的新生力量。
+
+　　现时绝大多数的新工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怀着满腔热情，参加祖国的建设。他们在政治上技术上都有进步的要求。有很多新工人来到厂矿以后，在党组织的领导和老工人的帮助下，虚心学习，端正了劳动态度，热爱本岗位的工作。昆明冶炼厂有个新工人不安心于推小车的工作，老工人向他说：“现在推小车比过去好多了。我在解放以前刚进厂的时候，这小车推的东西还是要人挑的。那时不干就没饭吃。”新工人听了这番话，受到很大的启发，表示要勤勤恳恳做好工作。有很多新工人由于刻苦钻研、相互勉励，很快地掌握了技术，开始独立地担当工作，有的已经成为先进生产者。上海机床厂七百二十四名艺徒中有一百十六人被评为优秀艺徒。另外，也有一些受了旧社会影响较深的人，他们投入工人阶级队伍以后，表示决心学习，改造自己，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应该尽量满足新工人在政治上、技术上的进步要求，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和锻炼。
+
+　　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企业单位的领导人员，对于当前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缺乏足够的估计。他们过多过急地强调了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有些单位对职工业余时间的安排，除了少量的党、团、工会活动以外，几乎全部时间被文化、技术等课程占去了。有的单位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教育，却没有根据新工人的不同情况来进行。有的单位干脆把政治学习取消了。因此，有些工人对学习不感兴趣，对工作挑挑拣拣，对工资总是嫌少争多，有的在生活福利方面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例如，北京某电厂有个新工人，领导上分配他到锅炉房工作，他嫌太热太脏；分配他到汽机车间工作，他又嫌这个车间太响。因为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一种单纯追求物质享受的现象在部分新工人中发生了。由于忽视政治思想教育，新工人中不遵守劳动纪律，任意缺勤旷工的现象在某些厂矿企业里也加多了。这些都证明，如果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就会蔓延起来。而要防止这种现象，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给新工人以政治教育。
+
+　　针对一般新工人的特点，系统地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有重大意义的。特别要教育新工人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使他们明确认识工人阶级的责任，懂得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自觉地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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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在经常的活动中应该采用正面教育跟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可以举行新老工人座谈会，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以唤起大家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提高对敌人的警惕性，从而全心全意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可以采取算细帐的办法，具体计算几年来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情况，使大家更加热爱工作，增产节约，勤俭建国，为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打下物质基础。在条件许可的时候，也可以开办短期训练班，对新工人进行短期的政治训练。总之，要时刻注意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机会，使新工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受到正确的政治思想教育。
+
+　　至于少数混入工人队伍中的坏分子，有流氓、盗窃、伤风败俗和违法行为的，还应当给以必要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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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厂矿企业在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时候，应该特别抓住对新工人的政治教育。只有加强了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才能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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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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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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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殷平、罗重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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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24日讯　武汉医学院一千八百多个学生经过三天停课后，已在昨天开始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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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停课是从5月20日开始的。早在4月下旬，武汉医学院开始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来，学生们就有许多长期积压的意见要“放”，而院党委思想准备不足，没有积极领导，仅以行政为主，组织了学委会，而非党人士对领导这个学习运动有顾虑，不愿领导。对学生方面尤其没有注意，对学生的许多意见和学校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院党委领导一直认为这个学院问题不大。因此，学习开始后，领导即处于被动局面，既没有发动教授大胆“鸣”、“放”，也没有组织学生“放”，而只规定每星期半天的时间给学生学习文件。本来学生对学校领导、课程负担和肃反方面有很多意见，再加上这一限制，更加引起学生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以大字报来“放”出自己的意见，5月9日出现了第一张批评学校领导方面的“大字报”，接着，“大字报”越来越多，有以小班为单位写的，有以一群人的名义写的，也有个人写的，到17、18日，大字报出现了几百张，学生区的墙壁已经贴满了。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各种要求和对院领导的意见，其中也有对院领导和党、团员进行讽刺、嘲骂的。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但党委领导一直没有出来与学生见面表示态度，也没有采取措施，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因此更加引起学生的不满，部分学生抬着两张大字报贴在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泽生的房门口，其中一张就以“致官僚主义者——张泽生”为题。同时，学生纷纷要求停课，来解决问题，三年级乙班六小班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学校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解决问题。这时，张泽生才被迫在19日晚上召开全体的学生会上讲了话，学生当面提出了停课的要求，学校为了避免造成学生自发地罢课，在被动局面下争取主动，提出三个方案——停课、边学边“放”和暑假再“放”来让学生表决，结果到会的一千七百人左右(四、五年级在实习未参加)，有一千多人主张停课，另有五百多人不主张停课。还有部分学生公开提出，如果校方不答应停课，学生从明天起即开始罢课。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校方举行一次紧急会议，通过了停课三天的决议。20日早晨，党委宣传部长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宣布了停课的决议。全院除四、五年级学生正在医院实习外，一千八百多人从20日起都停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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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停课期间，学生们分班举行了讨论会、座谈会，继续出大字报，提出了许多意见，要求学校予以解决。这些意见归纳起来有下面几点：(一)政治课负担过重，要求减除。特别是三年级对政治经济学一年占用一百二十六小时很不满，卫生系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比一部分专业课程还多，不少教授和学生都认为政治经济学对学医的没有用处，不如学哲学。按高教部规定，哲学只有九十小时(一年)，武汉医学院因无力开哲学，只得拿政治经济学代替。同时，政治课教学上的教条主义方法，生搬硬套，也是学生最不满意的。因此许多学生要求取消或减少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课程，停止对这两门课程的考试。(二)对院内肃反工作意见很多。该院肃反时斗争面很广，有的班被斗的达50％左右。他们要求学校作肃反总结，承认错误。他们认为，院内肃反工作成绩是很小的甚至没有，缺点是基本的。他们要求肃反干部向冤屈的学生道歉，把档案公开，重新清查，把没有问题的材料销毁，对在运动中被逼写的自传材料，要退回重写或毁掉。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作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作好善后工作。(三)恢复原“同济医学院”校名。签名要求恢复校名的已有一千人以上。他们认为“同济”是国内外著名的学院，五十年来培养了许多国内著名的专家，恢复“同济”可以鼓舞学生更好的钻研学习。(四)卫生系不合中国实际。且只有五年，学习不到实际的医疗技术，要求不设卫生系，或改为六年制，其中一年学习医疗技术。减少中医、体育等课程。(五)反对盲目学习苏联，要求承认魏斯曼—摩尔根学派，停止俄文考试，过去学过英文的应恢复学英文。(六)改善学院内的党、团与群众关系，充分发扬民主。部分学生提出要取消班三角，不要团支书参加班的领导工作。(班三角是各个高等学校推行的一种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制度、三角即团支书、班主席和代表行政的生活学习干事，三人来集��领导班的工作。)也有小部分人提出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让教授治校。(七)批评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对运动采取拖的态度，不敢领导，不坚决，高高在上等，要求学校领导积极领导起来，让师、生和职工大胆“鸣”“放”。(八)要求学校行政部门立即解决学生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学生们反映：晚上自修时用的灯泡有40％坏了，长期拖延未修；自来水管流速很慢，为了节约用水，把放水的笼头减少了一些(三、四个中除掉了一个)，这样，使得学生每天早上洗脸都得排队；浴室也有大半不能使用；伙食不仅质量不好，而且吃不饱，每个学生早上只吃一个馒头，要支持五个小时的课程；从学生宿舍到饭堂的道路，每逢下雨路滑泥泞，而二千多个学生都必须走过，他们要求加以修理，一直没有人过问，而行政部门却请工人修了一条从校门到办公室的漂亮的马路和花园；学校里的保健科也不(139)关心学生的健康，每天照例是学生上课他们上班，学生下课他们下班了，而且不负责任，不久以前还将一个患肠胃病的学生诊断错误，以致身死。这些有关学生生活方面的问题，都长期没有加以解决或改进。另外，学生们对取消五年级在医院实习的津贴费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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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事情的发生，尽管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张泽生再三说：这与罢课的性质不同的，是学校为了让学生充分“放”才主动停课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及时停课，可能有一部分学生要罢课的，那就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学校党委会也有人认为“这次停课是被迫的，如果领导及时解决问题，停课是可以避免的。部分教师和学生也害怕耽误功课，而不愿意采取停课的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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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停课事情的造成，首先是由于领导没有积极领导这一学习运动，更没有结合进行整风，改进工作，以致，长期对学校领导不满的群众像暴风骤雨似的自发地“鸣”、“放”起来了。院党委领导对中央“放”的精神还有抵触情绪。党委书记张泽生在停课事情发生后，还说：长期不习惯民主生活的群众，现在实在是太过分了，党委宣传部长康文彬也认为，如果一直下去，一定要产生严重偏差，造成领导消极。党内干部大都有两种情绪：一种是怕“放”到自己头上来了，不知如何办？一种是认为这样搞下去，以后不好领导。因此，在学习开始时，党委只作为参加运动成员之一，由非党院长出面组成学委会，引起一些非党教授顾虑重重，运动不能很好开展。后来党委虽然领导了这个运动，但仍然小手小脚，总怕“放”乱了，有些党员负责干部还在讨论会上强调要保证“放”的质量，不要什么都“放”。党委书记张泽生只给科长以上负责干部、教研组组长和学生干部作了动员报告，没有向全院师生表示态度，座谈会开得很少，党委委员也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而且，党委迟迟不布置整风运动，因此群众极为不满。
+
+　　其次，党委领导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不谦虚态度，是阻碍党组织正确对待院内矛盾问题的原因之一。党委书记张泽生在一次动员报告中，没有虚心揭发院内矛盾，反认为医学院存在的问题没有武汉大学那么多，那么严重。就在停课事情已经发生后，他还认为问题并不严重，至少没有华中师范学院闹得糟。他还说，有些问题总是始终都有的，是很难免的。党委会一向把医学院的工作成绩估计过高，看不到院内问题。肃反工作存在很多缺点，但在总结时仍对成绩估计过高，不承认缺点。在事情发生后，党委书记张泽生、宣传部长康文彬和总务长(党委委员)苏维在公开报告中，仍没有改变不谦虚的态度与师生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态度生硬蛮横。张泽生对学生说：“问题不能解决就不能解决，罢课也不能解决。”康文彬还威胁学生说：“如果你们现在不好好“放”，不与人为善，将来不要后悔好了。”他私下里对人说：“学生要罢课，让他们罢吧，罢二年就迟二年再毕业吧！”苏维向行政人员作的动员报告中说：“对的意见我们就接受，不对的，不接受，你们提意见，保证不报复。但如果你们不努力工作，将来评薪出了问题莫怪是报复。”这些都使人感到威胁的气氛，使人不满。
+
+　　第三，院内存在一些问题极待解决而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政治课教学质量较差和学生生活中一些合理要求，领导上长期不予以足够重视，以致矛盾日益尖锐化，还有的学生对学校领导改进工作失去了信心。另外，院内肃反工作也存在许多问题，调查研究不够，打击面��宽，有的一个班三十多个学生，有十几个到二十个被作为思想批判的怀疑人物，经过小会斗争，事后也没有向学生作交代。在全校学生中列为肃反对象的五十多人，最后肯定有问题的没有几个。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一个华侨跑回澳大利亚。在肃反结束后，一直没作结论，对被冤屈的学生没有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是造成学生跟学校领导、党团组织对立的主要原因。
+
+　　停课以后，领导上开始作了初步考虑，召开了座谈会，对部分问题作了答复，并表示要继续来解决问题。到22日大部分学生才同意23日复课，学校又对一部分不同意复课的学生作了解释工作，才勉强复课。现在，学校方面还在继续整理学生意见，准备逐步研究解决。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记者在复课后访问该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张泽生时，他仍然过多地强调困难方面，而对怎样尽可能及时解决一些问题考虑还很不够。
+
+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省委文教部虽然知道，但一直未派得力干部下去协助解决。后来派出了两个一般干部到学校也只限于了解情况，学校党委会也认为他们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
+　　现在学校虽已复课，但学生仍等着学校解决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政治课问题、肃反善后处理问题、党员作风问题等等)，据三年级的学生和记者谈，他们对学校党委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信心不大，现在党委委员中有些人已在学生中无威信。
+
+　　 ----来源： 1957年5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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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华南工学院教授初试“放”“鸣”
+
+　　<南方日报>
+
+　　本报讯  华南工学院在5月25日下午举行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冯白驹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局长萧隽英参加了座谈会。
+
+　　俄文教研室主任、讲师沈宗维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向党提意见，本来是不应该有顾虑的，但有的人还存有顾虑。听说农学院一位老师事前准备了不少意见，还喝了四两酒壮胆，可是开会时还是没有把意见谈出来。原因是怕报复。我觉得，党委现在是不是可以一边听取群众意见，一边对可以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这样可以帮助大家解除顾虑。他还建议省委和青年教师开开会，让他们也向省委谈谈他们的意见。
+
+## 冯秉铨说：运动之风何时走?学术之风何时来?
+
+　　教务长冯秉铨说：党内党外都是自己人，不用说客气话。今天主要谈我对省委的意见。
+
+　　学校办不好，学校领导当然有责任，但省委也不能辞其咎。
+
+　　高等学校与学术研究离不开，但是我们学校却只有运动风气，缺乏学术风气。搞运动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运动的作风来办学校。可是，运动之风，至今仍在发扬光大。他问道：运动之风何时走，学术之风何时来?他说：中央提出要在12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是有信心的，但是这两年来信心却下降了。原因是忙于运动，荒疏研究。我要预先说明：12年后达不到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可不要怪我们，省委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
+　　冯秉铨又拿肃反工作对省委提出了批评。他说：我有这样一种荒谬的看法：有些人平时学的是唯物论，可是有时——特别是运动时却变成唯心论者。有一位前辈(党员)，过去我对他非常敬仰，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使我对他的评价打了折扣。在肃反运动时，他说：知人口面不知心，现在谁都不能相信呀!听了这句话，我冷了半截。这种唯心之论，引伸下去，就将变成胡适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
+　　冯秉铨说，在肃反工作中，高等院校几个负责人犯了错误。为什么他们会犯错误呢，省委究竟有没有鼓励他们犯错误呢?他们明明不适宜做高等教育工作，为什么却要派他们担任这些工作呢?例如徐霁远同志，是被大家称为“最不得人心的人”，为什么省委却把他从副处长一下子就提拔为副院长呢?省委在事前有没有向教授了解一下呢?我认为省委是脱离群众的，最少也是脱离了高等学校的群众。
+
+## 朱士宾说：学院党委脱离群众教授看到党委就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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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系教授朱士宾说，几年来学校党委给群众的印象就是脱离群众。老教授看到党委就害怕。学院里的党团员气焰不小，每次运动，年纪青青的党团员就拥有无上权威。他们喜欢用这样一套办法来整老教授：一、把人家的话断章取义；二、耍无赖；三、讲侮辱性的话，把老教授骂得一钱不值。他们的立功思想太浓厚，往往在运动中不择手段。我们挨整了，工会本来应该来了解了解我们的心情，可是工会却帮同打落水狗。
+
+　　朱士宾批评学校党委不尊重老教授。他说：在这里，名师宿儒很多，有学问有经验的人很多，但是领导不识货。我们学校是由几所学校合并成的，领导上必须对原来的情况分析研究。但是，党委只研究政治问题，没有研究有什么学术传统，只研究坏的一面，没有研究好的一面。这怎么行呢?他希望学校领导对老教授不要估计得太低，也不要估计得太高；要估计得恰如其分。
+
+　　朱士宾对统战工作提出批评。他说，这里的统战工作，实在不敢恭维。这里无党无派人士占多数，可是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只是由党、团、民主党派几个人商量一下。这只能叫做“统一战点”，不能叫做统一战线。他说，我们无党派人士在这里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呢?是处在挨整地位，或者应该说是处在挨批评地位?譬如，前几年翻出了旧时的西装穿，也被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浓厚，是落后分子。
+
+　　朱士宾还批评了党政不分现象。他说，很多事情往往只找党委解决，不找院长。院长等于虚设，心情苦闷。如果是我，干脆就不当这个挂名院长。
+
+　　朱士宾就建立学术性团体问题提出意见。他说，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过去，学校里也有过一些学社，运动中却被指为搞小集团，现在谁也不敢搞了。他说：高等学校必须有学术性团体，这并不是小集团。
+
+　　朱士宾在发言中还批评了高等教育部。他说，高等教育部方针混乱。一时提出了“稳步前进”，一时又��出“全面发展”，一时要“学好一点学少一点”，一时又要“全面发展因材施教”，方针变换无常。这样，不说办高等学校，就是办托儿所也不能办得好。
+
+## 罗雄才说：以党代政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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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雄才副院长说，学院的党委脱离群众，书记、委员是谁，分工怎样，从来没有对大家说。他说，他虽然是副院长，可是，学院党委书记是谁，还是自己到北京开会时高教部告诉他的。他说，学院往往以党代政，党委书记什么都管，什么事情都得找党委书记解决，非党领导干部因权限没有明确规定和划分，便产生作客思想。他说，图书馆在高等学校起的作用很大，它是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照理应该由一位有经验的、内行的学者来管理，可是学院却找来了一位学经济学的党员来担任，他虽然很积极工作，但因为不懂工程技术，所以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几年来，在选送留苏学生问题上，也使人感到学院的党组织存在宗派主义。他对人事部门也提出意见说，学院人事干部在干什么工作，他都不知道，牵涉到行政上的用人问题时也无从过问。他要求明确人事部门是属党委领导抑或是属行政领导。他批评广东省委文教部对广州高等学校重视和关怀不够。他说华南工学院在广东来说，是唯一的工程技术学府，拥有的人材也不少，如果好好的领导教师们进行科学研究，对广东的建设相信会起很大的作用。他希望广东省委经常派人来同教师开一些座谈会，报告一下广东建设工作的情况，把需要教师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提出来，让教师们看到自己的作用。他还说，广州区几间高等学校平时都是不相往来的，他希望省委来消除这种隔阂，使各校能够互相联系，交流教学经验，互相配合进行科学研究，甚至在设备上也可以互相支援。最后，他说，高等学校中许多教师当了省、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而他们只是定期参加一下会议，会后就不起作用，他希望更好地帮助他们发挥作用。
+
+## 党对学术思想问题不应采取粗暴态度
+
+　　林为干教授认为工学院中学术空气淡薄，作为最高的学府之一，这种现象是不可容忍的。他批评工学院党委不重视学术工作，不理解学术研究工作的艰苦性。例如，对于培养师资问题，只简单地理解为让讲师、助教讲讲课就行，而不知道学问是要靠刻苦钻研得来的。有一位教师把一门原定72小时授完的功课，缩减为48小时讲完，把其中难懂的删掉了，这当然容易教，但是学生却学不到东西。这显然是不值得提倡的方法，可是这位教师却受到表扬。相反，认真教学的教师，不是受打击便是被孤立。
+
+　　建筑系教授龙庆忠说：建筑系的教师大多是老教师，他们在建筑界中有相当高的名望，可是在工学院里却得不到尊重，一些宗派主义者甚至说建筑系是垃圾堆，在各个政治运动中，建筑系的不少教师受到了创伤。
+
+　　龙庆忠教授指出，教条主义者把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当作政治思想问题来看待。例如，建筑学上的复古主义思想、功能主义思想，都是学术上的问题，但被指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粗暴地加以批判。这些批判又往往通过学生来搞，弄得师生关系很不正常。
+
+　　龙庆忠教授说：领导上常说老教师们没有发挥潜力，但是为什么不检查一下领导上曾经采取过什么方式来发挥老教师的潜力呢?
+
+　　土木系副教授朱福熙说，他是工会主席，他要替工会讲几句话。他说，学院党委没有很好的领导工会工作，使工会没有能够很好的反映职工群众的要求。评薪时，工会想设一个接待站，收集职工对评薪的意见，更好的发扬民主，但是党委不批准。工会要开一个敬老会，初时党委同意了；等到发动起群众，大家劲头十足的时候，4个党委委员却分别向工会提意见，说要考虑一下。工会评好了发福利补助金的名单，也要交党委批准，学院解雇了教工却没有通知工会。这样一来，工会工作成了尾巴主义。
+
+　　土木系主任罗崧发、建筑系主任黄适、建筑系副主任陈伯齐等在会上分别谈到了学校领导上对待老教师问题和“三反”“肃反”等问题，他们认为必须建立尊重老教师的风气。“三反”“肃反”遗留问题要迅速处理。
+
+　　诊疗室主任李美贞在发言中提出诊疗室力量不足，在学校人数、附属机构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矛盾越来越显著。希望省委能够在石牌设立医院。
+
+　　化工系教授李翼纯在发言中谈到药物供应问题、猪肉供应问题和制造人造肥问题。
+
+　　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郑立行说：党���火车头，带领着我们前进，但是火车头有了点铁锈，不刮掉是不行的。党的工作有了缺点，不改进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以便更好地带领我们前进。但是，也希望冯书记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作好思想发动工作，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谈出来。
+
+　　最后，冯白驹同志发言。他鼓励教授们大放大鸣，为了更充分地揭露矛盾，他建议27日再举行一次座谈会。教授们一致同意了他的建议。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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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学生在整风中的动态
+
+　　<青年团中央大学工作部>
+
+　　我们向上海、湖北、重庆、沈阳、天津等团省、市委和初步了解了有关学生对整风问题的反应，现加上在北京所了解到的情况，一并综合如下：
+
+　　到目前为止，各地只有少数学校的学生卷入了这一运动。但是，主席讲话的传达，报纸上整风消息的报道，对各地学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各地学生都已经进入了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
+
+　　初步看来大致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
+　　(一)在学习“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提出了若干对领导的意见。有的也停了课，如东北工学院(七天)、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政法学院等校(各二天)。
+
+　　(二)学生自发地张贴大字报、出黑板报向党、行政领导提出意见。如北京大学(昨晚为止大字报已达六百七十三张)、北京航空学院(已二百余张)、武汉医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复旦大学等校。有的学校在学生坚持要求下停课(如武汉医学院停课三天)。
+
+　　(三)采取了“先党外后党内、先教师后学生、先领导后一般”的办法，目前整风只发动了教师参加，学生基本未动，如清华大学。
+
+　　(四)由于整个整风在校内未开展，学生也基本未动，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治学院、重庆各院校。
+
+　　(五)在全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主动讲清整风的目的、做法，学生回校传达讨论，同时给学校领导提出意见，例如旅大各校。
+
+　　除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内容涉及较广，最近两天已经发展成为“海德公园”式的公开演讲和争辩外，其他各校学生所发表的意见和提出的问题大致有五个方面。
+
+　　一、肃反问题。有些学生情绪十分激动，特别是在肃反中曾经被斗的学生。武汉医学院学生提出四条意见要求答复：(1)肃反成绩很小，缺点是主要的，因为本校没有搞出反革命而伤害了很多人；(2)肃反中党、团干部违反宪法，如私拆信件、监视别人、无理撤掉同学学生会、班会等社会工作、拔掉同学校徽等；(3)运动中许多积极分子是被迫斗争别人，受了领导欺骗；(4)结论和善后工作应完全重做。各校学生中都有要求重做结论，表示极端不满的。
+
+　　二、政治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党团干部作风及人事档案制度等问题。许多学生对分配专业、下厂实习、留苏选拔、毕业分配、参加游园、欢迎国宾等工作中的政治审查表示不满，认为党、团员有特权。有的学生认为学校把学生按“可靠程度”分成了几种人，而确定这种等级的特权也在党、团员手中，仅听取积极分子的汇报而作出决定。沈阳医学院、北京大学学生都在大字报上要求公开档案给学生本人看。对过去自己写的总结检讨之类，认为是在群众压力下写的，要求翻案。有的学生揭发党、团员和同学不平等。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勘探学院等都有党、行政领导人私下瓜分福利费的事情被揭发，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
+　　三、对教学上的意见。在毕业生出路方面，如俄语系、经济系今年出路成问题，学生要求早日明确答复。(俄语系今年毕业5900人，还有第一、二、三机械工业部和部队自己办的俄专毕业生千余人，而实际上只需要一百人)。许多毕业生不愿做毕业设计，东北工业学院闹得最厉害，至今未解决。学生对政治课意见最多，有的学生主张取消政治课，多数学生则是对政治课的教学提出批评与讽刺而要求改进。
+
+　　四、对其他问题的意见。如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不满，主要是对群众意见不接受，也不作答复。对总务、行政部门有些意见，但总的是对生活方面的意见不多。
+
+　　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一)中等专业学校的问题本来很多，武汉各中等专业学校一经波及，现在已很紧张。其他各地也可能出现紧张情况，特别是今年暑假，许多中专要改变专业和培养目标，值得引起及早注意。
+
+　　(二)学生中的各种有反动思想的人和阶级敌对情绪的人也趁机活动。武汉医学院出现了“打倒共匪”等反动标语，昆明师范学院出现了“我们青年应坚决起来反对不合理制度”“青年不应有团群的区别，这是共产党的手段”“反对一党独裁专政”“共产党万岁”等十余条反动标语。北京大学与其他各校情况有很大不同，从开始出大字报，一提出就是政治性问题，关于帮助领导整风的很少。其中活动最积极的分子都是历史上有问题在肃反中被斗、被捕的人，而且这些人当中在互相串联，互相在大字报上留地点、约时间交朋友。该校这几天有人半夜��会。有人要求公开胡风的材料、公布高、饶事件真相、公审潘汉年、杨帆。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大字报贴出，情况发展极快，昨天集中在要求公布学生的档案材料上。还有人从人民大学的一个学生程海果(笔名林希翎)也在会上作“胡风根本不是反革命的演讲，污蔑说公安部为了应付民主人士的检查正在做假材料、假证据。并且宣布说：“自己的演说结果会惹出什么结果来，是很难想象的。”“人民日报根本不会登你们北大的消息”。
+
+　　(三)学生中的少数党、团员受不住这个考验。航空学院已有七八个人贴出大字报公开忏悔，坦白自己在肃反中受党组织指示监视别人。有的说跟着官僚主义走错了路。
+
+　　(四)自杀的事件有发生。初步了解武汉已有二起，其一是武汉水利学院一肃反中被斗的学生，肃反后神经有些失常，此次大字报可能对他有些刺激。学校买了车票送他回家，但在开车前数小时从四层楼跳下，受伤未死。南开大学一肃反中的积极分子，肃反后发现被斗的人不是反革命，最近，神经失常。
+
+　　(五)学生中也有趁机向学校领导提出无理要求的。如武汉林业学校学生提出每人发蚊帐一床，今年暑假到庐山实习等。
+
+　　目前各地党委大都主张学生参加整风的时间、步骤放慢一些；都不主张停课停考。但都希望中央明确指示。
+
+　　 ----来源：　　1957年5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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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
+
+　　<《光明日报》>
+
+　　“光明日报”编者按：正确地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当前社会人士，特别是学术界关心和议论的一个中心。兹将首都的科学家、大学教授们对本报记者的谈话先整理出一部分来，刊登于下：
+
+## “百家争鸣”必须有共同的基础
+
+　　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
+
+　　我们科学界所以衷心地欢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因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的道路。
+
+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变动，发展的，是在不断修正过去的意见或看法，不断肯定对的否定不对的道路上前进的。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斗争，科学就不能发展。
+
+　　天下的科学家的意见本来就是不一致的，如果大家对任何问题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话，那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也就是没有科学了。如果某些科学家认为他们的东西是天打不破的，是最后真理，天下只此一家，那末他们就一定不能前进，就像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我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定要“百家争鸣”的，这是科学发展道路的本来的面目。
+
+　　但是，“百家争鸣”必须有共同的基础。一加二等于三，这是客观事实，是科学，但是如果有人硬要说不是等于三，这不能说是“争鸣”，而是“乱鸣”了。地球明明是圆的，也是经过证实的客观事实，如果有人为了“争鸣”，要说它不是圆的，而是方的，这也只能说是非科学的胡闹。
+
+　　拿我们搞实验科学的人来说，实验就是我们共同的基础，我们争鸣的根据。我们必须重视实验，重视根据，反对任何武断!为了研究某一个科学问题，往往需要许许多多人从各个角度来做长期的复杂的实验，这样的过程，必不可免地会发生各种不同看法或意见的争论。但是到了最后，大家的看法或意见总会一致，或联结在一起，得出正确的结论来。(83)
+
+　　现在科学界中，有些人认为自己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别人碰不得，一碰就冒火；也有一些人对于别人的东西采取“河水不犯井水”的态度，借口“我不懂你的东西”，对别人的科学研究的任何成就和意见，都不发表意见。这种现象是不好的，因为不符合“百家争鸣”的精神。
+
+## 应该欢迎别人提出不同意见
+
+　　北京医学院教授马文昭
+
+　　科学要发展，就非“百家争鸣”不可。科学研究是发现真理，而不同意见的讨论，则是发现真理的道路，凡是从事科学研究、寻求真理的人，都应该欢迎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看法，都应该欢迎辩论。科学研究最忌武断，武断是最愚蠢的。但是，现在有些科学工作者就是害怕不同的意见，害怕辩论。他们害怕在不同意见的讨论中丢掉面子。其实，这是多余的顾虑。如果你所认识的是真理，那末就会愈辩愈明，如果你所认识的不是真理，那末应应勇敢地接受别人发现的真理。我们必须有这种起码的勇气，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这就不是求学问的态度，更谈不到寻求真理了。就我们做科学工作的人来说，面子是和真理分不开的，谁不接受真理，不放弃自己错误的见解，那谁就没有面子。
+
+## “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是不好的
+
+　　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冼
+
+　　在学术上应该展开争论，因为科学中的许多东西，不经争论是不易明确的。“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提出，对我们今后科学工作的进展有许多好处。
+
+　　过去几年来，中国学术上缺乏争论的风气。思想改造以前还稍为好些，思想改造以后争论就更少了。没有争论，并不等于没有意见，而是有意见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主要的是怕说得不对，会挨到“这是什么思想”的批评。
+
+　　要学习苏联，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在学习苏联方面并没有学好，我们缺乏自己的见解，又不看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把苏联的东西搬过来机械地运用。如中国某些科学工作者学习米丘林的嫁接苹果工作，就值得考虑，因为中国苹果比苏联的还好。米丘林学说是对的，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理论，而不是学习他的具体办法。因为具体条件不同，在苏联行得通的在中国就未必行得通。苏联也不希望我们生拉硬套他们的东西。1953年我到苏联访问，苏联朋友把许多东西告诉我们，最后说，我把这些道理告诉你们，好不好请你们自己去研究。这样说，是很正确的，又是令人佩服的。
+
+　　向苏联学习，也应向别的国家学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不好的。苏联对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以至对南美洲等国家的科学，都很重视。都把它介绍和翻译过来。苏联的科学情报工作做得很完整。我们也应该把其他各国东西介绍来中国，丰富我们自己。
+
+## 害怕出现唯心观点是不对的
+
+　　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冯景兰
+
+　　党和政府现在提出了学术上应该“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非常必要。从历史上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文化欣欣向荣，放射出异采；汉武帝罢黜百家，学术思想统一于一家以后，文化就萎缩下去。
+
+　　道理很明白。因为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而没有争论，真理反而得不到宣扬。
+
+　　这几年来，我国的科学文化有一些进展。但是，应该说，我们还没有充分展开学术问题上的自由争论，没有很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试问：这样如何谈得到“争鸣”?我认为，“争鸣”就是要有充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要敢于提出新的创造性的见解。由此可见，党和政府现在提出“百家争鸣”的号召，对发展和推进我国文化和科学，使它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将要起很大的作用。
+
+　　在展开争论以后，会不会有唯心的东西出现呢?肯定是会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虑的。学术界许多人原都带有唯心的观点和见解，这几年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的得到改变，有的还没有暴露出来。只有通过争论，才能对这些唯心主义的东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先作肯定，在我们的争论中，完全没有唯心主义置喙的余地，那将是不对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参加争论的人，如果先有了这一层顾虑，争辩就不易展开。应该是自由讨论，自由争辩，让诸子百家，各抒所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唯心主义的东西在争论中一定会失败，而唯物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说，真理，一定是会胜利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不要怕自己的见解可能是唯心的，也不要怕这样一来会让唯心的东西出头露面。
+
+## 不能限制只用一把钥匙
+
+　　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熊毅
+
+　　“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保证。我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应该有不同的意见。对于某些研究工作，也应该运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不能限制科学家只可使用某种方法进行研究。他能够使用两把钥匙来打开研究上的关键，那就不能限制他只使用一把。
+
+　　有些科学成就，在任何国家里也可以使用，我们最近在研究土壤物理学方面的某一问题，就采用了美国科学文献上的一种办法，效果很好。如果严格地把自己限制住，那就是自己倒霉。
+
+## 要大胆发表个人在学术上的见解
+
+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教授林传光
+
+　　在学术上要做到“百家争鸣”必须打破各种思想顾虑，大胆地发表个人的意见。前几年，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理论方面，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生物(84)科学方面，有的人不同意李森科的某些论点，但心中存有顾虑怕提出来会犯政治错误，怕别人给他“扣帽子”，因而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有的人顾虑到：对李森科的某些论点也提出批评，会不会影响我们学习苏联的信心等等。也有些人故意对李森科的某些错误论点，避而不谈，而过分强调了他正确的部分。这些，都给科学工作造成损失。
+
+　　我们大胆地发表个人在学术上的见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乱说，一定要使自己的论点有事实根据，要站住脚，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在争论的时候，也不必顾虑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因为每个人当他对某一个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总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别人的论点是错的，是唯心主义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只有通过反复论争，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一方是对的，那方是错的，或者双方都错了，或者双方都只抓住了问题的一面。争论的结果，就推动学术前进。对争论所抱的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不能为了使自己的论点站住脚，对科学上已有的成就估计过低。或者是把别人的看法说成是自己独创的。这样的态度都是要不得的。
+
+　　现在党和政府提出在学术上做到“百家争鸣”，就是要我们放手在各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勇敢地追求真理。
+
+## 独立研究，努力成“家”
+
+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
+
+　　“百家争鸣”学术方针的提出，和整个学术发展前途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
+　　在学术上展开自由讨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学术工作者都应当做的事，也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学术界过��自由讨论的空气很稀薄，许多人看到别人的研究工作有问题有缺点不发表意见，不提出批评，有些被批评的人也往往不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甚至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冒火，这些都是错误的非科学的态度。
+
+　　但是，我认为，做到“自由讨论”，还不等于说已经达到“百家争鸣”。“百家争鸣”需要有“家”，“家”是什么呢，把要求提高些，即是学派，低些，也应该有他独创的见解。那末，怎样才能成“家”呢?没有旁的道路，只有从事艰苦劳动。要成“家”，一定要接受祖国遗产，要接受学术界前辈们的成就，要接受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的成就。要批判地接受这些。不接受这些是不可能成“家”的。也是，接受了前辈们的科学成就，那怕是最先进的成就，也还不是“家”，还必须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独立研究，发挥独立思考能力，多多地从事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修改自己的错误。还要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吸收别人的有用的东西。这样，才有可能成功为“家”。
+
+　　随着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学术工作者的责任也大大地加重了。我们学术界必须加紧努力，出现许多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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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开展论争的各种思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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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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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在技术科学方面，不是“百家争鸣”．而是根本没有“鸣”过。这里有一些思想障碍，比如权威思想，保守思想等等。好像你是权威，可以说话，我不是权威，就不可以说话；你是学苏联的，我是学英美的，不便争论。这样一来，各人搞各人自己的，关起门来研究，以致学术研究自由讨论的风气没有很好的树立起来。当然，这几年来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多，科学工作者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修养，学术界也没有良好的学术论争的传统，这都是学术讨论开展不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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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是，“争鸣”一定要有一个基础，这就是说论争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其次，“争鸣”绝不是争奇斗艳，互相攻击，而是为了互相帮助，为了科学的发展。
+
+　　要“鸣”，大家要努力做许多艰苦的研究工作，尤其是青年人，更要如此。如果躺在床上幻想怎样“鸣”，想出许多怪诞的主意，为鸣而鸣，那是错误的，总之，要鸣，要成一家，就要在研究工作上下苦功夫，这样才能够有所鸣，有东西可鸣，才能逐渐形成学派。
+
+## 开展学术论争，要实事求是
+
+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
+
+　　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赞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要科学发展，就应做到自由论争，“百家争鸣”。不这样，思想就会僵化，科学还那里会发展。
+
+　　共产党和政府过去也是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自由论争的。但是，几年来这方面的情况并不怎样好，讨论少、论争更少。这和有些人对待论争者的态度不好有关，他们随便给人扣帽子。例如：在前几年如果有谁对李森科的学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会马上被戴上“你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你这是唯心主义”的帽子。我觉得这种态度，是和共产党的政策相违反的。现在，苏联展开了对于李森科学说的批判，如果有人还认为他仍然有某一点可取之处的话，又会遭到“这不可能”的反驳。
+
+　　科学家是重视事实的，因此，有争论应该根据事实说话。尤其是对年青人更要重视培养他们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和科学分析的能力，不应该“人云亦云”。
+
+　　要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论争，做到“百家争鸣”，一方面要解除大家的思想顾虑，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保证科学工作的迅速开展，也就是说，要给科学工作者以必要的工作条件。
+
+## 要推动我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
+
+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研究员万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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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风气，这对于我们向科学进军，使我国科学事业达到国际水平，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国史学界在最近几年来，已经开展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有很多人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对于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等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我想，党和政府明确提出在学术上做到“百家争鸣”这一方针以后，会更加推进这些问题的讨论。我现在正在研究唐代土地问题，从前，史学界有人认为唐代的“均田制度”并没有实行过，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是实行过。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讨论。我认为要在学术上做到“百家争鸣”，科学工作者应该进一步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加强向苏联学习。
+
+　　 ---- 原载1957年5月25、28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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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认识公私关系和赎买政策？工商界人士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第九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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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５日）举行第九次座谈。麻新泉、黄祖康、黄炎培、温少鹤、徐崇林、向德、吴家荪、孙孚凌等八人在会上发了言。另外还有王达夫、李忠义、陈炳煌三人提出了书面意见。
+
+## 黄炎培发言：　帮助共产党种牛痘
+
+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说：我们才从上海、无锡、南京视察归来，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也应该“鸣”一下，可是我的“鸣”，主要是“鸣人之所鸣”。
+
+　　“鸣”是和党内整风运动结合起来的。我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提出意见以前，先说一下我对整风运动的看法。
+
+　　我在１９４５年从重庆到延安，见了毛泽东主席，临走的时候，他曾经向我征求对延安所见所闻的意见。我答：现在很好，我想，“很好”之上又加个“现在”，对方应该有所刺激的。因为我所亲眼看到的，任何事业，初办时吃尽艰难困苦，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后来环境好转了，骄傲了，懒惰了，不团结了，最后是失败了消灭了。我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性的支配。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才不致于象你所说的演变。这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样做法，我到几处地方接触一下，感觉真是必要。我们小组从南京回来，恰好在车上碰到盛丕华同志。闲谈中间，他说：“党的整风，等于种牛痘”。这句话妙极了，越想越有道理。我们年轻的都种过牛痘，年老的也许种过土痘。我的手为什么曲而不伸呢，就因为土痘的毒没有很好发泄。我尝过不种牛痘的苦！一个人生下来应该及时种牛痘。帮助党整风，等于帮助亲爱的人种牛痘，有痘毒在内而不种，结果一定是浑身满面“天花乱坠”。这几年来，我对党的政策、方针是完全拥护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偏差，我是常常毫不客气地以“诤友”自居，来对党提意见。这次我到上海、无锡、南京三个地方视察，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论如何要承认。但是，同时也发现了不少缺点和毛病。现在且就我们工商界同志所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拿出来说一说。
+
+　　公私关系搞得好，生产一定搞得好，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
+　　第一、我们工商界同志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
+
+　　就目前的“公私共事关系”来说，一般还是正常的。我们这次视察，采用开矿下钻的办法，在上海看了四个厂，在南京看了一个厂。其中有些工厂搞得特别好。例如我们在上海曾经参观过有代表性的震旦铁工厂、上海机床标准零件厂、美光织造厂和华成电气厂。这四个厂的公私关系都比较好。因此，在生产上也都有较好的成绩。在南京，我们也曾经去参观过一个大同被单厂。这个厂在南京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就“公私共事关系”来说，可以认为比较突出地良好。由于“公”“私”关系好，生产水平因此也很迅速地提高。１９５６年总产值比１９５５年增长了４４．９％。质量也有显著的进步。就我们所知，大同被单厂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方法，有这么几点：一、公、私双方的职责划分得很清楚，私方有了一定的职责，就可以主动地发挥积极性；二、重视对私方人员的教育工作，同时也重视对党员对职工干部进行统战政策与赎买政策的教育；三、能充分发挥民建支部和民建会员的作用，组织私方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基地来对私方人员进行改造。
+
+　　这三种办法，别的工厂当然也是可以做到的。有些工厂搞得不好，因为所采取的办法和上述方法相反。例如一、分工不明确，私方人员没有一定的职责权限，对私方人员采取歧视的态度；二、只片面地对私方人员进行教育，而对党内干部或职员群众很少进行教育，管了一面，丢了另一面，双方的关系因此就搞不好；三、不重视发挥民建的组织作用，不懂得在私方人员中培养骨干分子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而在这三种缺点中，最严重的乃是第一点，即对私方采取歧视的办法。
+
+　　我在这上边看出一条似乎可以认为规律的，就是在企业中间，凡公私关系搞得好的，如没有特种因素，生产一定搞得好；而相反地，如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
+　　必须纠正公方对私方的歧视；人事问题民主党派要共同负责。
+
+　　我在这次视察中，发现不少合营企业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工会的负责人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因此引起了私方人员很大的反感。无锡有一个协新毛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没有提这种要求。可见这个厂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于私方的歧视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这样的事情，我也碰到过。我在轻工业部工作五年，关系搞得很好。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后来，有两位青年党员同志说不能挂，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经过说明工作需要，我的办公室里才挂上了局、厂长的名单。当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尽忠于党，很难责怪他们，因为教育不够，所以思想偏到一方面去了。另外，对于人事制度也是如此。目前有好多公私合营厂的私方人员，不论是正厂长也好，副厂长也好，差不多对于厂内的人事任用，都完全不能过问。这就大大地使合营厂的人事任用、干部考核带着片面性，这是很不好的。一般私方人员不
+
+　　（敢说话，怕打击报复，原因就为人事大权由党方单独掌握，如果得罪了党，隔了一时，掌握人事的只须轻轻地把你一调，调到你所万不愿意的职位上，使你一点没得办法。去年，我接到一封人民来信，要求调动工作。信写得文理通顺，我把他的信转到江苏省教育厅，该厅不加思索层层下转，结果，他所在的单位竟因此把他调去扫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已经到农村当教员去了。）——以上这些对私方人员所采取的歧视办法，党和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加以纠正。我建议这些人事机构可以由党、行政、工会、民主党派合组委员会来共同负责。我从报纸上看到李维汉部长主张对工商联内部人事问题不应由党包办。这是非常好的主张，可以推广开去。）
+
+　　提前考虑给中下层“摘帽子”。
+
+　　第二、眼前我们值得大大关心的又一问题，是工商界中下层的生活福利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有些工商界同志们的生活的确是很困难的。他们顶了一个“资本家”的帽子，可是生活却相当艰苦。有些人的定息少到只有几元钱、几角钱，可是他们却因此就不能享受“劳保”。他们虽然也愿意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可是由于有顾虑，还怕一旦病倒的时候，反而要减扣工资，所以总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我认为，对于这些已经在实质上是依靠工资劳动维持生活，而同时在工作上又有积极表现，在思想上已有显著转变的“私方人员”，政府应当提前考虑他们的“摘帽子”问题。这点愿向政府郑重建议。
+
+　　早就决定的病假工资办法迟迟不公布，充分表现了“八办”的官僚主义作风。
+
+　　至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问题，就我所知，贾拓夫同志老早在今年３月间对工商界同志作了决定。可是我这次在上海、无锡、南京，特别是在南京视察时，已是５月中旬的末了，工商界同志们却普遍地还在为这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苦恼。我们查问的结果，才知道贾拓夫同志虽然早作了决定，可是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却并没有趁早把这个决定用公文下达，也没有把这个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以致引起了工商界的普遍混乱。希望以后各部门的所有和人民生活有关的命令、通知，最好全文在报上公布。最近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卫生部提倡避孕的通知，仅仅作了摘要发表，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全文，如果能全文刊登就好了。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我认为今后党和政府实在有改变这种作风，切实注意关心工商界中下层生活的必要。
+
+　　根据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充满着问题。由于这些问题还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解决，所以在如何使工商界进一步发挥积极性、贡献自己的才能这一点上，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阻碍。就我所知，眼前绝大部分工商界人士要求进步都是很迫切的。如果党和政府能够在这次���风运动中切实地改进了所有工作上的缺点，克服了它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那么，我相信工商界同志们的积极性一定还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
+
+　　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正是象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共产党种“牛痘”。种牛痘这一个譬方，是很正确的。如果它身体中间没有毒素，种下去的牛痘不会出的。这还不是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我们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为了要能够更好地让党领导我们大家早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　　我个人相信：眼前虽然有很多党员在作风上有官僚主义、组织上有宗派主义、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毛病，但从整个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就看这一次整风运动吧！这样广泛地让大家“鸣”“放”，同志们！不问古今中外，还能找出那个空间，那个时间，象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今天的中国，不但允许大家“鸣”“放”，而且要求大家“鸣”啊！“放”啊！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认为伟大吧！我很反对某些人看法：说人家好，简直有百是而无一非；到翻过来的时候，又是有百非而无一是。
+
+　　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发展。我们工商界同志们在这次伟大的党的整风运动中，完全没有理由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同时，放松对于自己的改造。
+
+　　我还要谈种牛痘。牛痘是人人要种的，没有例外的。而且隔了一年二年还要种，直要种到没有反应，就是“无则加勉”为止。我想从婴儿长大起来的人，没有不懂的吧！怎么党员被整风，我们不要自我改造呢！相反地正因为我们要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就更应该虚心地向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学习，认识我们自己的阶级本质所带来的局限性，进一步地在“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努力。
+
+　　我们民建会过去在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上，以及帮助党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都没有把工作做得十分足够，这些我们要坦白的。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地努力，在这一点上，也希望中央统战部不要放松领导。我们民建会如果在思想上、在组织上有错误，党还是应该“当仁不让”地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如果实行“互相监督”，我们在批评党了，我监督你，为什么你不监督我呢？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叫做真正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　　同志们！牛痘人人要种的。共产党在种牛痘了。千万莫忘记自己种牛痘。
+
+## 麻新泉认为：　资产阶级交出企业，外因起主导作用
+
+　　黑龙江省工商联秘书长麻新泉就民族资产阶级到底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有人认为不要再提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了，也不要再划什么阶级界限了，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工人阶级只有共同之处，没有差异之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求同存异的问题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是国家主人，可以和工人阶级共分天下，平分秋色，并驾齐驱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不需要工人阶级领导，这对工商界的进步是危险的。还有的人以交出了企业作为资本，来向党讨价还价，夸耀于人。当然资产阶级能交出企业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不能因此就骄傲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并非天生就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由于国内国际的影响和政府一系列的安排改造措施，在社会上造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才把企业交出来的。我认为是外因起了主导作用。有人说“甘心情愿”把企业交出来，倒不如说“不太勉强”更为确切。
+
+　　他认为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只不过在全行业合营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步一面成为主要方面，而消极方面也与以前有所不同罢了。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现在有些人不是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三心二意，甚至对社会主义还有抵触情绪。有人认为企业不是自己的了，就产生了松劲情绪。有的说：“厂长厂长，床上一躺，半月借薪，月末开饷”。有些人认为合营后有三不自由：一，花钱不自由；二，按时上下班，人身不自由；三，经营不自由。还有些人盗卖物资，造假帐、开假发票，私收帐款等等。尽管这些人是少数，但毕竟是出在我们工商界，又和我们的阶级本质相联系，因此，认为和工人阶级没有差异之分也是错误的。
+
+　　李部长提出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要不要的问��，我的意见是要，不能撤走，若撤走对工作不利。在不少市县中，党员秘书长或秘书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对主委的职权尊重不够，有些包办代替的现象。有的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单独作主行事，象要在市联会员代表大会上聘请几位工商界兼职的副秘书长，这样有关人事的重要问题，事前不和主委协商，直到他在大会主席团的准备会上提出名单时，主副委们才知道。也有的县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开工商业者会议，事前不通过主委，到开会时写个报告材料，临时叫主委念一下，结果主委不愿意当传话筒，就没给念。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在少数市县工商联中还存在着。我认为党员秘书长应当很好地按照工商业联合会的章程规定，在正副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处理会务，尊重主副委的职权，并且认真地发挥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应该承认，非党秘书长有他不可代替的作用，党员秘书长也有非党秘书长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党员秘书长撤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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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祖康说：　并厂并店，要考虑华侨投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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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前先施公司副经理、民建委员黄祖康说，我是一个归国华侨。华侨历来就是热爱祖国的，由于过去在国外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把在艰苦工作中所挣来的钱，汇回来办实业或买房子，希望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安居乐业。因此，每年的侨汇一直是很可观的，最近上海成立一个华侨投资公司，虽然时间不久，但汇回来的侨汇数已经不少，对祖国的建设有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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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一方面争取华侨投资，另一方面在合营后，又把解放前华侨投资的企业并掉了，这对争取华侨投资是不利的。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个例子：上海南京路有一家中国内衣公司，是二十多年前华侨投资的，合营后，有关领导公司把这家公司并到北站区，连牌号也去掉了。这个公司有两个经理，一个在檀香山，一个在上海。如果在上海的经理将这件事情告诉国外的经理，那末就可能引起华侨对于向国内投资的顾虑。
+
+　　另一个例子：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先施牙膏厂，共有三个厂，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产品远销南洋、新加坡等地。但在合营以后，把先施牙膏厂并掉了，厂名也取消了，先施牙膏也不生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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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并不反对并厂并店，只是希望在合并的时候，要考虑到华侨的观感，不要引起他们对投资的顾虑。我建议政府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照顾华侨投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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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崇林说：　非党人士有职无权是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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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崇林说：在机关、企业、学校中，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现象相当普遍。我是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由于不了解全面情况，开会时很难发言。每次开会半天，讨论问题很多，这些会实际上是走过场。有些事情，做完了才在会上追认。有时党员委员不来开会，因为会上要讨论的问题党组早决定了，不来也没关系。我当公用局局长，要人事科汇报肃反情况，他们不汇报。我召开过一次关于缆车安全问题的会议，决定了一些安全措施，至今也未办。要是我是党员，可能就办了。我认为，从“设计”到“施工”，从“编导”到“彩排”，民主党派都应参加，这样非党人士才能搞好工作。周总理在重庆作报告，资本家的人民委员就听不到。重庆公用局党员干部有宗派主义，有特权思想，提拔升级都是党员占先，非党干部很难得到提拔。公用局非党干部冯克熙，水平高，有能力，干了好几年还是个计划科长。我是市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委员，正副主任是党员。这个委员会从未开过会，我提了几次意见也不开，可见对非党干部的意见不重视。
+
+　　他说：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很多党员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看不到党外人士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党政不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我怀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否恰当。重庆市有些工作也是党政联合发指示。这种以党代政的做法，会给人以错觉，好象行政单独发的指示，就不是重要的工作。
+
+　　他批评重庆市统战部对民建会干部的配备、支持、协助不够。他还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男不统女，接触面狭，了解情况不全面，对人的安排有时就不够妥当，有时反映问题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
+　　他说，重庆市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现象也很严重。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是“信任不足，支持不力，使用不当，关怀不够，分工不明；私方人员关不倒火（即做不了主），公方人员点头作数。”他说绝大部分私方人员是愿意继续接受改造和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的，但有的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支持，有的人不能参加上级召开的会议，看不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文件。有的公方代表和支部书记管的事太多，使私方人员无事可做，在群众中毫无威信。有的公方代表、党员干部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民主作风差，协商时，真主意，假商量，摆出一副改造者的面孔，使人望而生畏；作风粗暴，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偏听偏信；对私方人员缺点错误过分挑剔，但自己有错误不检讨。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家属参加生产，没有一视同仁。如民建会会员于坤裕的爱人在明亚机器厂超额完成任务，没受到表扬，有人提意见，公方代表说：“要站稳立场，还是不表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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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党与非党人员之间确实有墙有沟，现在是拆墙填沟的时候了。他建议：一、今后用人要根据德才的标准，不分党派、阶级成分，大胆使用，对党与非党干部提出同样要求，不称职的都要撤换。二、不要党政不分，不要以党代政。三、在合营企业中，订出公私共事制度，信任和支持私方人员。四、对中、小户放弃定息、加入工会问题，以及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工龄问题、病假工资问题、资方代理人问题等，都要有明确的办法，才能各得其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五、要加强党内外的统战政策教育，宣传民主党派的作用，党员与非党员要交朋友。六、有些制度，如保密制度、会议制度等，要根据新形势作相应改变。他很同意安徽省委在整风计划中规定的机关、团体、企业讨论政策方针的时候，请民主党派有关人员参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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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湖南工商业者最近讨论什么事情什么原因阻碍了工商界的积极性的发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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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碍工商业者发挥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宗派主义。
+
+　　他说，阻碍工商业者发挥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宗派主义。它表现在提拔干部上，党员不懂业务也提拔得很快，而非党干部却得不到提升；党员有特权思想，不遵守制度，评奖不公，不愿接受批评，党员犯了错误，不公开处分；党员对别人不信任，遇事不同非党员商量，不重视非党员进步；党员与非党员互不往来，看人说话，分别对待，等等。他说：这些缺点所以发生，往往跟上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缺点是分不开的。比如今年１月湘潭市人民委员会召集副职以上财经干部会议，布置一季度工作的时候，手工联社公方在通知上批明要私方副主任去参加，可是私方副主任到会场以后，有人就要他退出会场。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强调阶级关系，不信任和支持私方，以致私方有职无权。又如有些小企业主生活困难，特别是在合营企业中的私方死后，家属生活无着，也没有得到解决。病假工资没有规定。有人要求摘掉帽子也没有被重视。
+
+　　讲到工商界中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他说：我认为工商界中的矛盾跟一般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样，但又有它独特的矛盾，即阶级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和定息问题上。
+
+　　第一， 公私关系的矛盾，已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公方代表的问题上。定息存在，私方就存在；私方存在，企业就是合营性质的。
+
+　　有人说：现在的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不是公私合营企业了。因为人权、财权、经营权已不属私方，盈亏与私方无关，只有一点定息，再把它叫做公私合营，就是教条主义。
+
+　　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虽然私方的三权没有了，企业利润的大小同私方的关系也少了，但这只是私的量的变化，还不是质的变化，只要有一点“私”的量存在，就仍有“私”的质存在，就不能说不是公私合营了。这一点“私”是什么呢？就是私方所得的定息。定息是根据私方在企业生产资料的定股来的。如果说有定息而没有私方，那末定息又是谁拿去了呢？既有私方又说不是公私合营，那末是谁同谁合营呢？
+
+　　定息存在，阶级就存在；谁拿定息，谁就是资产阶级分子。
+
+　　有人说，私方交出了企业，没有剥削工具了，因而也就没有阶级关系存在，也不需要改造了。
+
+　　我认为不能这样说。首先，要弄清阶级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资产阶级还拿定息，定息是剥削性质的收入，因此，有定息存在就有阶级存在。从具体的人来说，谁有剥削收入，谁就是资产阶级分子，那怕他的工作岗位不在原企业，甚至不在合营企业，而在国营企业，在行政��质的局，在政权性质的人民委员会。一句话，阶级存不存在，谁是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以是不是公私合营，是不是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作来划分，而是以剥削收入的有无和多少来划分，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说服人。
+
+　　放弃了定息，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思想还需要改造。
+
+　　其次，关于改造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改掉资本主义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思想问题，不能以阶级结构、基础及工作的变化来衡量。即使放弃了定息，没有了剥削，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思想改造还是需要的。因此，我认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的、长期的工作。民主党派、工商联“万岁”，就是因为有这一个改造任务。提“万岁”，不是奉承你，使你开心，也不是笼络你的假心肠，而是向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大任务。就是说，前面的路还长着啦，不要急于下马，还要加油干。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要求大家共同负责，长期负责干下去。
+
+　　既是合营性质，就要有公方代表；要解决企业里所有的矛盾，还要
+
+　　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
+
+　　有人说，要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把企业搞得更好，就要撤出公方代表。
+
+　　我也不同意这个意见。企业既然是公私合营性质，就要有公方代表（但必须注意要发挥私方的积极性，使企业搞得好）。合营企业不仅有公方，有私方，还有工人，撤出了公方代表，即使解决了公私矛盾，但是还不能解决领导和工人的矛盾。所以，从合营企业要求来看，我认为要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它的成员有政府派来的代表，即现在的公方，有工人，有干部和私方。主任或主席由公方代表当，因为他是代表公有制的，即代表全民利益的。委员会有一套制度，照制度办事。有人说这样会不会削弱党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呢？会不会放松对私方的改造呢？我看都不会的，相反的会加强。
+
+　　领导，不是“我说了算”；真正的领导是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贯彻
+
+　　国家和党的政策。
+
+　　对领导问题，有三种看法：一说，所谓领导就是事事都管，而且非我点头就不算；一说，谁对某一件事提出一个意见和看法，即是包办，即是领导示意，即是真主意假商量（当然也确有如此的）；一说，有事和群众商量，接受了别人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就是放弃领导。这是从事务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来看领导问题。
+
+　　我以为，真正的领导，就是发扬民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完成计划。所以，领导不仅不怕群众，相反的要找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正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最好的组织。私方人员的思想，只有通过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通过有职有权有责的具体工作，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若干经验教训的反复锻炼，才能改造好。
+
+　　有人不好意思在被剥削者面前拿定息，就想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建
+
+　　议把定息变成存单或公债。
+
+　　第二，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还有人提出发赎买存单或公债券，由银行发款。长沙工商界讨论了这个问题，有的同意二十年，多数不同意，但绝大多数认为用存单方式由银行发款为好。
+
+　　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李康年提出要定息二十年，他有自由，但不能用存单方式或公债方式，也不能由银行付款。为什么？我认为：大家都承认赎买政策是对的，但每每在口头上承诺了，转一个弯又想不承认了。
+
+　　赎买就是承认生产资料、资本，实际是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不愿强行拿回去，而愿意出钱给我们，所以叫赎买。
+
+　　工人阶级的东西为什么到了我们手里呢？是我们剥削来的。剥削是不光荣的，可耻的。这点大家同意，但是有些人可能说定息不是剥削，湖南就有人这样说。这种说法当然站不住。人家只要问一句话：“定息既不是劳动收入，那么，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回答不出。有些人不好意思在被剥削者面前去拿定息，于是就想变一变，穿上另一件外衣，如存单、公债等等，象其他存款的人一样到银行去拿。
+
+　　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比工人的还高；工商界是否想到这个规定也是赎买政策呢？
+
+　　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他有这个自由。国家现在还没有法律说定息几年，那就可长可短，各人可有发表意见、提出要求的自由。我看这是各人对赎买政策的看法和觉悟不同的问题。何���说对赎买问题看法还各有不同呢？可以举例说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国务院规定按困难情况、病假长短，定为５０％到７０％，不管非会员，不管工龄。这件事在长沙就伤了脑筋。叫私方病假工资少，是我们；现在说伤脑筋也是我们。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长沙工人实行劳保条例的有四万多人。病假工资，是会员的六月以内领６０％到１００％，六月以上领４０％到６０％，都要算工龄，非会员对折。只实行劳保合同的有五万多人是会员的，病假工资为４０％到８０％，不算工龄，非会员对折。此外还有无劳保合同的约二万人。以实行劳保合同的工人中的非会员来讲，病假工资只有２０％到４０％。就是说，最高只有４０％，抵不上私方的最低数５０％。实行劳保条例的非会员，只有３０％到５０％，最高数等于私方最低数。难道非会员的工人还抵不上资本家么？同在一个厂工作，彼此相处，待遇不同，请问如何处得下去？市人委和统战部、工会和我们商量，国务院这个规定不执行是不行的；要执行，又要看到这样做会使阶级关系更不好，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更不好，从资产阶级着想，政治上是很不利的。我们商量好久，结果只有一条赎买政策大道理来向工人说服。难道除了这一条，还可以说出其他理由么？在私方人员是不是想到病假工资这个规定也是赎买政策呢？打不打收条呢？假如这个座谈会里还有工人，就不能只由我们讲话。难道他们就不怕病了无人理么？当然也可以说：“他们的病假工资也加上好了”，问题在于企业支持不了。现在还有不少企业连劳保合同都不能执行，如长沙建中织布厂，会员连３０％病假工资也没有。所以说，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不然矛盾会更加尖锐。
+
+　　又要拿定息，又说“阶级关系不存在，你莫喊我做私方”，这不能服人。
+
+　　末了，对定息问题，我不反对别人要二十年；但要求别人不反对其他的人不要；要求政府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要的就发，要放弃的就接受。这样，大中户就各得其所了。如果要了，又说“阶级关系不存在，你莫喊我做私方，不能以阶级成份看人”，那是不足以服人的。这里我还要说明两点：一、定息是剥削性质的，因此它是阶级关系和鉴别谁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标志；二、定息是根据企业资金定股来的，因此，要列作企业经济核算的支出，要在企业里发，不能作存单，不是公债，不能由银行付款，那样做会模糊事实和是非。
+
+　　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一个根子。就是说，定息是根据私营工商业者在企业的资本来核算息金的，因此，它既是剥削，又不能和金蝉脱壳一样脱离开企业。也因此，还是有私方的存在，有公方的必要；有阶级存在，有改造的必要。但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后，与过去的公私合营不同了。在新情况下要有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才能把企业搞得更好。
+
+　　（其他发言将陆续发表）
+
+## 合营企业里要不要公方代表？工商联里要不要党员秘书长？  工商界在统战部召开的第九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
+## 温少鹤建议在公方领导下，实行行政集体领导
+
+　　重庆市工商联代理主任委员温少鹤在会上反映了重庆工商界对公私共事关系、思想改造、定息及加入工会等问题的意见。他并提出了下列几点建议：
+
+　　（一）在公方领导下，建立企业行政的集体领导，实行行政负责制。企业的政策方针由公方领导，公私双方的行政负责人按行政职务各负其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
+　　（二）中小户工商业者要求放弃定息的问题，只要条件成熟，应当个别的加以解决，并应责成合营企业的公方负责办理。资方代理人只要条件具备，也应该让他加入工会。
+
+　　最后，他要求工商联继续帮助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改造，继续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解决工作中生活中的困难。
+
+## 吴家荪认为：公方代表制度现在不能取消将来可以取消
+
+　　苏州市民建工商改造辅导处长吴家荪对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是否需要公方代表制度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　　他认为，当前私方人员对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的积极性，本身还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才能，一般都想搞好企业。但是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有不少私方人员由于薪水已定，明哲保身，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偶然还会出现怀疑和动摇态度。在这个思想状况下，他们是不能担负双重改造的领导责任的。
+
+　　合营企业要以社会主义原则作为改造企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针，私方人员更缺乏这种能力。
+
+　　从当前客观条件来看，公方代表制度已受到全体工人阶级的拥护。合营后，工人热烈欢迎公方代表下厂，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今天要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必须考虑这一方面情况。
+
+　　同时当前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不等于说完全解决，工人对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残酷剥削的印象还很深。虽然工人阶级大公无私，从社会主义长远利益着眼，不念旧恶，但是阶级感情，不是马上就可以迅速转变的。在这一方面，还需要私方人员主动努力，通过工作积极缩短双方距离。我们不能忘记在合营前，企业中的主要矛盾就是劳资纠纷，今天所以劳资关系较好，相安无事，一方面固然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另一方面，也由于企业中有了公方代表，使公私关系掩盖了劳资关系。我们能否设想，取消了公方代表制度，就能保证劳私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发生矛盾的时候，再请政府仲裁，再请公方代表回厂，不是更麻烦？
+
+　　从以上情况来看，目前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对生产、对企业改造、对私方人员的改造都是不利的。公方代表制度是有利于双重改造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提高公方代表的思想水平和能力，一方面在于发挥企业的集体领导，既发挥公方代表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又能发挥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研究企业中集体领导制度倒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切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如何健全民主管理委员会，加强监督。
+
+　　现在不能撤出公方代表，那末将来是否可以呢？也就是将来是否可以让私方人员全部担当企业的领导责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否则，就等于说和平改造不可能。如果将来不可能撤公方代表，那是执行政策有问题，即没有把私方人员思想改造好。私方人员改造到什么样程度才算好呢？我认为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对社会主义有无限的坚定信心，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仅不动摇，而且协助党克服困难，这也就是在思想意识方面，对社会主义只有积极的一面，而没有消极的一面。二、与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就是在企业里只有一种同志关系，没有阶级关系。三、具备按社会主义原则领导职工群众的能力。
+
+　　他说：提出取消公方代表制度，不单纯是消极性的表现
+
+　　吴家荪说：有些工商业者，甚至是积极分子，为什么提出现在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呢？我认为这正是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正常的反映。（如对私方信任不足，关心不够等）具体表现如下：
+
+　　这些人提出取消公方代表制度，本身就带有积极因素，即表示他们敢于担当企业中的生产经营责任。看不到这一点，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犯错误。有些关起门来研究问题的经济学家，是不能体会私方人员的苦衷的，因而认为是消极性的滋长，或者是私方人员的轻狂、夸大和不要社会主义等等。因此，在肯定当前不能取消公方代表制度的前提下，必须满足私方人员要求有职有权的合理要求，这样才有利于双重改造。
+
+　　最后，他建议：一、所有公方人员必须信任私方，让私方有职有权，消除一切人为障碍，充分给以工作上的条件，通过工作实践改造私方。今天指出公私合营企业中存在两重关系，为的不是要永远保存两重关系，而是更快消除两重关系。为了推动和督促公私双方贯彻以企业为基地进行双重改造的方针，建议市、县成立公私关系检查委员会，或者公私合营企业业务改进委员会，以党为领导，吸收公私双方代表以及民建会一起，负责协调公私关系，检查企业统战方针执行的情况，调动私方人员的一切积极因素，推动改造工作。二、在生活、福利等方面，对私方人员进行适当照顾。希望在疾病医疗、病假工资等方面适当由二千元的界限提高到五千元。
+
+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孙孚凌建议，在不违背政策的原则下，公私双方意见有分歧时，不管正厂长是公方还是私方，都应听从正厂长的意见。
+
+　　他认为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不可能实行，也不应该实行的。
+
+## 王达夫认为“思想改造到顶”的说法不符实际
+
+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王达夫在书面发言中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不断增长，消极性不断���少，但消极一面仍然存在。消极的一面，已经不是利用生产资料在经济方面的不法活动，而主要是表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患得患失，只看到自己是“财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骄傲自满，放松改造；有些人对定息七年还不满足，想要延长到二十年；对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优越性认识不足，而习惯于资本主义的一套；争名夺利，私私不团结。所有这些消极性，虽然在党和政府的不断教育之下，逐步减少，但仍然是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所产生的，因此，否认消极性，认为“改造到顶”的思想，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还会长期存在，还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思想改造。
+
+## 李忠义发表书面意见：反对“工商联不要党员秘书长”的主张
+
+　　四川省工商联组织部长李忠义在书面发言中说：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是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或聘任的，党员是他个人的政治身份，他的职务是工商联给他的，不是共产党给他的，他在工商联的主张、建议，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是代表共产党的意见，他应当接受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的领导，遵守工商联的制度。因此，我认为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在工商联应当是居于工作人员的地位，同其他工作人员是一样的。
+
+　　不可否认，有的党员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共产党派到工商联来的钦差大臣，骄傲自满，独断专行，在工商联至高无上。但应当指出这是缺点，工商联应同对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不要”的办法。
+
+　　现在反映的党员秘书长的缺点：一种是没有把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搞好，即是没有做好团结工作；一种是在工作中包办代替。我认为，凡是关系问题，两方面都有责任。一般来说，关系没有搞好，党员秘书长负的责任应当多些，但是，不能因此就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了。否则，假定有人问，“工商联的工作人员或非党员秘书长中，也有把关系没有搞好的，未见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没有把关系搞好，为什么就主张‘不要’呢？”至于包办代替，当然是缺点，但这是在做工作中的缺点。社会主义改造是新的工作，没有成熟的经验，在工作中难免不发生缺点。何况存在这些缺点的只是少数人，而且有的已改正了呢。
+
+　　因此，我不同意有人所主张的“工商联不要党员秘书长”。
+
+　　他还举了几个事例，说明党员秘书长在下面是受欢迎的。
+
+　　四川绵阳专区十五个县，工商联的秘书都是党员、团员，大多数同主副委的关系都搞得好，不大好的只有一个县。重庆市、宜宾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也搞得很好，重庆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调走时，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都曾一致挽留。四川省工商联也有党员任副秘书长的，四年来，他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之间关系很好，尊重主副委的意见，尊重非党员秘书长的职权，一切事情协商办理，统战部找工商联研究、布置工作，也是找主副委同秘书长，并不直接找党员秘书长而迈过主副委这一层领导，因而，关系既搞得好，工作也很顺利。
+
+　　上海提篮桥区舟山路有兴面馆的私方陈炳煌在书面意见中，反映有些小户生活困难，原因是合营前，为了克服企业困难自动减了薪，合营后工薪没有恢复，定息又少。他要求政府帮助解决。
+
+　　 ---- 原载1957年5月26-28日《人民日报》

CCRD/1/3/2/000669.txt

@@ -0,0 +1,15 @@
+# 北京师大学生准备派代表到党中央请愿
+
+　　<新华社记者　丁宝芳>
+
+　　新华社北京26日讯　北京师范大学今天上午有学生代表准备到党中央请愿。学生们认为现在学校党委已不能领导整风，要求中央派工作组来学校领导整风，撤换何锡麟(学校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
+
+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中文系教授穆木天(脱党分子)在小组会上揭发何锡麟校长乱搞男女关系的事情后，穆木天说领导上就从此打击他，他并在5月22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呼吁”。这一来这个事情就在学生中传开了。24日下午党委副书记张斧和宣传部部长张刚动员学生进一步大“放”大“鸣”时，对于何锡麟的事件作了解释，说何锡麟乱搞男女关系是在到师大任职以前，而在1954年和俄语系一研究生只是关系比较密切，后来又作过检讨等语。在解释评穆木天为二级教授的理由时，又说群众对穆木天很不满意，说在一次工资评级座谈会上，王古鲁教授骂穆木天是叛徒，因为他是脱党分子，而穆木天也骂王古鲁是汉奸。学生听了这些解释后，情绪大为激动，认为学校党委领导有宗派情绪，包庇何锡麟，并在这样的大会上，揭露党外老教授的缺点是别有用意的。因此立刻就贴了很多大字报，批评张斧、张刚是用宗派主义参加整风。
+
+　　这个事件到昨晚就更发展到顶点：俄语系党支部在学生组织的“自由论坛”上彻底揭露了何锡麟的乱搞男女关系，因此学生就更认为张斧、张刚闹宗派，欺骗学生。据党委会赵树荇对记者说：张斧、张刚的报告事先没经过很好讨论，所以很多话都有毛病，学生这种情绪是正常的。“师大教学”(校刊)的编辑刘福惠对记者说：目前师大党委没有人好出面说话，只有副书记方铭在群众中还有些威信，但他没有表示出对领导这次整风的信心。
+
+　　北京师范大学除“何(锡麟)穆(木天)事件”外，还有“谢昕事件”(谢在肃反中被监禁一年又四个月，她在昨晚自由论坛上提出控诉)、“李筠(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事件”(在李筠主持的一次教授座谈会上，一位党员批评党外教授穆木天，学生认为李筠是把整党变为整群众)和“张斧、张刚拉拢朱启贤入党事件。”等三个事件。“张斧张刚事件”据说前几天张斧、张刚曾专门拜访朱启贤，问他是否要入党，如要入党可以给入党申请书，朱启贤说，“现在是整风，不是暂不吸收入党吗？”张斧、张刚说“高级知识分子可以例外”。而朱启贤就对同学说及这个经过，认为张斧、张刚在这个时期要他入党是拉拢他入党。
+
+　　今天中午，学生还在继续张贴大字报。据说，今天下午五时后，学生还要组织自由论坛。
+
+　　 来源： 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674.txt

@@ -0,0 +1,13 @@
+# 北京高等学院里几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
+　　<新华社记者　丁宝芳、朱彬>
+
+　　新华社北京27日讯　今天记者和高等学校的人士接触时，感到他们中间有如下几个思想情况值得注意：
+
+　　第一，他们认为中央是在“放”，但人民日报等党报似乎在“收”，是在有选择的登发言。北大世界史教授杨人楩说：有些摸不到党的底。尤其是学生的活动不报道，他感到不知道党对学生活动的看法。学生中间要求介绍北大学生情况的很多。人民大学校长在学生中动员大“放”大“鸣”时，学生们纷纷递条子。要求学校领导介绍北京大学学生“放”“鸣”的情况，并要求对北大学生的作法作出评价，学生们在条子中说，26日他们到北大去参观，认为大字报、自由论坛在整风运动中起的作用很大。他们责问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为什么没有报道。有的条子还要求学校组织参观团去北大，也要求设自由论坛。学生们要求领导上公开答复对贴大字报等的看法。据北京工业学院反映，部分同学在星期日(26日)去北大后，27日大字报就立刻纷纷贴起，学生们也准备搞自由论坛。26日光明日报登出北大学生开辟民主墙的消息后，学生们就问为什么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这个消息。许多党员干部也有这样感觉，现在实际做法是一套，而报纸宣传的又是另一套，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较大。
+
+　　第二，清华教务长钱伟长、教授孟昭英、北大杨人楩等人今天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都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党外提出的批评已经很多了，现在看来有好多问题是共同性的。如以党代政、提拔干部偏党员、偏听偏信、肃反、党员的特权和优越感、党员不懂业务而要领导业务、党员已很少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品质……集中起来说就是宗派主义问题。孟明英认为党脱离群众的情况从“三反”以后越来越严重。以上都是普遍性的问题，应该高级组织作检查分析。并希望有些问题立即处理，给人看出边整边改的迹象。杨人楩并提出了现在学生中间的几个切身问题，如毕业生分配方法、有些专业的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投考高等学校时学生的志愿投考，现在一年级学生要求按自己志愿转专业等等，高教部可以很快就开一个座谈会，提出自己的办法，然后在报上公布，迅速的安定学生的心，使学生的活动引导到健康的道路上去。
+
+　　第三，一般党员在目前阶段里为什么不发言，北京市高校党委会已接到十多封来信询问这个问题。钱伟长认为这种情况就是关门整风，党外提了许多意见，只拿到党内小组会上去讨论，而在公开场合党员又不提意见，这种做法是关门或半开门的做法。他认为要真达到拆墙的目的，就应该公开整风。意指党员也应和群众一起提意见，讨论分析缺点时都公开进行。钱伟长还认为从今日起学校党的工作就应该公开进行。
+
+　　 ----来源： 1957年5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675.txt

@@ -0,0 +1,43 @@
+# 北京许多学校的党员左右为难
+
+　　<新华社记者　朱彬>
+
+　　新华社北京27日讯　今天北京各高等学校里有如下一些比较特出的问题：
+
+## 四个学校学生要求撤换领导
+
+　　师大、北大、工艺美术学院、矿业学院等院校有些学生公开要求撤换领导。北大在今下午的一个群众会上，学生反驳江隆基提出的控诉会的形式是处理敌我矛盾的斗争形式。有一个名叫张银生的学生在台上指着江校长说：“你的愿望和你的能力不相称，你对自然科学又不了解，我劝你辞职吧！”江隆基回答说：我如果真能辞掉职，叩头感谢。矿业学院的大字报上骂党委书记魏明为“伪明”，责问老干部们(其中部队来的很多)：这里不是战场，你们来干什么的。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认为现在党委书记王金瑞等人不能领导，已组织了整顿学校委员会。
+
+## 党员积极分子被攻击
+
+　　各个学校里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攻击得很厉害，俄语学院编了一个吸收党员的新八条讽刺党员：1、具有捉摸不到的阶级觉悟；2、靠近组织——常和一些党员嘀嘀咕咕；3、立场坚定——对领导唯唯喏喏、唯命是从，向下贯；4、对人好——不冷不热；5、对事慎重——模棱两可；6、学习工作好——成绩不妙；7、优点不明确，缺点不突出；8、出不了大乱子，起不了大作用。
+
+　　矿业学院把党员的缺点编成十四条例，出国留学是党员，两分能升级是党员，领补助金是党员，住好房子、升级提拔、当科长主任、出外进修、半年不工作照拿工资、优先安插亲戚朋友工作、不是高级知识分子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待证、不会跳舞拿高级舞会的票子等等，每一条都是党员。
+
+　　俄语学院还为积极分子编了打油诗：整人时——东奔西跑，开了大会又小会，动员他人废寝忘食，组织纪律整他人，觉悟强、立场稳。整党时——束手束脚举步不前，群众开会无动于衷，装聋卖傻，觉悟党性何在?
+
+　　许多学生再三要求停课整风，有的认为和风细雨的政策不正确，有的在给北京市委的信上责问：为什么整党外狂风暴雨，而整党内和风细雨。北大一个实际上叛党的党员时荣章(他的具体情况见二二一四期内参)给毛主席的信上提出，根据北大的情况，中央整风指示过时了，对群众觉悟估计不足，整风工作两不误实际上做不到。
+
+　　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和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都感到压力大，左右为难。北京医学院26日晚药学系学生开会讨论找总理请愿，当表决时，党支部委员感到不好表示态度，悄悄地走了，今天大字报上就批评他。现在有些党员发言就被群众责为压制批评，不发言又要遭到批评，处境为难。矿业学院的党员们有些畏惧情绪，顾虑将来整自己时不知怎样整法。
+
+## 有的学生借题发挥
+
+　　俄语学院、矿业学院里有些学生找题发挥。去年的今天俄语学院有一个名叫李元华的学生参加负重赛跑因累过度而死了，今天正好一周年，有几十个学生白天去扫墓，晚上又搞追悼会，请校长和高教部部长参加，他们准备在这个会上控诉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矿业学院有四个学生过去在实习中因发生事故而伤亡了，现在学生们也要求开控诉会。
+
+　　多数学校里对肃反问题和由此而来的人事制度问题仍继续提批评意见。其中有一个较普遍而又很难处理的问题，他们要看档案，要求党团支部拿出“黑名单”，即领导上划分的左中右的名单，北京医学院以“检查命运的时候到了！”为横标题出大字报，要求领导拿出档案来，并迅速的公开答复。清华也有同样的大字报。
+
+　　在清华有两张大字报值得注意：(1)要求办大学生联合报，不能让中国青年报独霸下去。(2)要求公布胡风的处理情况。
+
+## 北大值得注意的四个问题
+
+　　在北京大学27日有如下几个情况值得注意：
+
+　　第一，两个团员助教从美国报纸上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上的秘密报告摘要翻译写成大字报公布了。摘的主要内容是苏联肃反扩大化情况，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和宗派主义的一些情况。在这个大字报上附加说明，公布的原因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帮助党更深入的认识“三害”的为害性。接着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评这样做不好，提出三点理由：(1)美国报纸上的东西不可信，不要做杜勒斯的传声筒。我们中央没公布，赫鲁晓夫本人已否认了。(2)公布这个是立场问题。(3)即使是真实的，在高干中传达过了，在一般群众中没传达，怕思想混乱。在这张大字报后又有人贴出反驳的意见，可怜的书呆子，你们做了���民政策的俘虏。还有写道：这个材料公布很好，帮助我们了解斯大林的功过是否三七分。
+
+　　第二，天津南开大学有两个学生(团员)在北大学习，一个叫金怀诚，一个叫刘敏修。他们在上周四先写了十张北大的大字报给南开，在信中说大学生应继承“五四”的传统，毛主席的三好限制青年人的脑袋。南开的团支书接到信后就把大字报和信公布了，南开顿时就出现了很多的大字报。星期天(26日)这两个学生由北大回南开，先参加了学生会的总干事会，在会上介绍了北大的大字报，自由讲坛、控诉会，都只说好的一面，缺点的一面一字不提。后来中文系的学生又把他两人请去作报告，他们又重复了在干事会上的话，演说达两小时。台下就有人问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企图。他们答：南开的劲头不足，为了推动整风。下面又问，要什么劲头。这里有什么劲头不足弄得这两人不知所措，窘了一场后，他们宣布自己有肺病从讲台上跑下来了，最后说我们已六天没上课了，弄得全场哈哈大笑而散。当天晚上学生会还请他两人再次在大会上报告，党委会的负责同志并表示大字报虽不是最好的形式，但也可以搞，并辟了民主墙，设立了自由讲台。当晚北大又一个学生何华琴去南开，27日又有四个人去南开，他们准备在南开哄起来后很快就到济南去，然后再南下，把北大的经验推广到南方各大学去。
+
+　　第三，在北大的各国留学生对目前中国学生活动的情况有如下反映：朝鲜学生：看到一些具有反动性的大字报时，要写大字报反驳，被劝阻。他们很耽心发生匈牙利十月事件。捷克的学生很感兴趣，并且照了相。捷克大使馆也有人去看了大字报照了相。印度学生认为这次整风具有世界意义，比苏联1924年整风规模大，事先毛主席作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他们认为只有中国能这样搞，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基础差，搞不起来。匈牙利学生对本国十月事件的称呼已由过去称革命而改为称事件，他们怕在北大再发生匈牙利同样的事件。南斯拉夫的学生不表示态度。波兰的学生怕他们也要参加整风。
+
+　　第四，25日晚上在厕所里发现反动标语：“打倒共产党！”
+
+　　----来源： 1957年5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原题为：“北京许多学校的党员左右为难有四个学校的学生公开要求撤换领导北大有学生南下传播经验”。

CCRD/1/3/2/000676.txt

@@ -0,0 +1,33 @@
+# 法学界人士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对我国法律制度的意见
+
+　　<《人民日报》>
+
+　　新华社２７日讯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今天下午邀请法学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
+　　参加座谈会的有政法学会在京理事，高等学校的法律教授、讲师以及在各机关工作的法学界人士等共九十多人。中央政法机关的党员负责干部也参加了座谈会。
+
+　　政法学会副会长吴德峰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说，首都法学界人士散布在各个机关和学校。他们有些意见已在所在单位提了，但有些人觉得有些与法律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意见还要专门开会提一提。因此，政法学会决定开这个座谈会，希望法学界人士大胆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改进工作。
+
+　　今天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共五人。
+
+　　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首先发言，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中国法学界具有“招魂”的重大作用，因为中国法学界老的一辈被一棍子打死了，新的一辈被教条主义迷住了窍，所以都需要“招魂”。吴文翰说，解放后，全国各地的法学院大都被取消、解散和归并，存者无几。兰州大学法学院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思想改造和司法改革运动里，学过旧法学的人遭到了更大的歧视和打击。党和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润泽了枯树衰草，复苏了吓掉了魂的人。
+
+　　吴文翰认为，现在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有法律的虚无主义思想，忽视宪法，认为以党代政是当然的，党的命令高于法令，党员个人的言语自认是“金科玉律”。这都是违反法制的。他说，在整风的今天，要“慎刑”，要根据“八大”的精神，强调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对于过去错判、误判的案件，由司法、检察等机关进行调查平反；对于个别故意“出入”人罪的违法行为，也应该进行处理，作为建立法制风气和加强法制的先声。
+
+　　吴文翰说，现在在法学界中间有一道无形的“沟”和“墙”存在，宗派主义者要负主要的责任。要整风先要整这个宗派主义。其次是必须沟通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废除不必要的保密制度。在法律科学的学制方面展开讨论。吴文翰并且建议迅速设立法学研究所，也可以考虑把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与法学研究所合并成法学研究所。
+
+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家麟在发言中着重谈到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意见。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优越的，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有无比的优越，但我们在运用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有毛病，甚至有严重的毛病。领导干部在对制度的运用中存在不少问题。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领导力量，但两者应有界限，应有所区别，既要实现党的领导，又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政就牵涉到政治制度问题。吴家麟说，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按规定召开，开得也不及时。中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好一点，但也不正常。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偏向，没有常务机关，也没有常设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不能监督政府工作，没有真正起权力机关的作用。
+
+　　关于法律制度问题，吴家麟说，要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有些部门没有作到有法必依。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法制观念也不强，甚至还有不遵守法制的现象，应该坚决纠正，否则上行下效，贻害无穷。他举例说，１９５５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撤销新疆省建制和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决议，而宪法第二十七条第十一款规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又如１９５５年７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而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又如选举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选民名单应在选举的三十天以前公布，但国务院关于１９５６年选举工作的指示则规定“争取在二十天左右完成一个基层单位的选举工作”。
+
+　　吴家麟最后提出四点建议。一、健全政治制度，调整失调的一些环节，并正确运用这个制度。二、加强立法工作，把立法活动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三、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民主和法制教育，中央领导机关首先在严格遵守法制方面做出榜样。四、开展法学研究工作，重新审查法律教育制度，改进政治法律学会和法律出版社的工作。
+
+　　内务部研究员洪鼎钟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是政法学会的联系面太窄，忽视了法律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没有适当地把法律科学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许多潜在的力量没有发掘出来；第二，目前需要作些科学进军前的准备工作，要补足一切必要的基本知识。第三，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外国书籍在翻译方面有错误，但又不虚心听别人意见。
+
+　　国务院参事李祖荫认为如成立了法学研究所，那就可以把我国法律研究工作提高一步。他还建议政法学会要建立年会制度，使年会成为法学界争鸣的论坛。政法研究杂志可由两月刊改为月刊，使之成为全国法学界人士争鸣的园地。他最后希望政法学会可以把老解放区和解放后的法制经验总结一下，把毛泽东主席在许多著作中表现出的法制思想加以很好的研究。
+
+　　现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的前武汉大学副教授张鸿增说，这次整风首先要整法学教育工作上的宗派主义。他在讲话中着重地批评了前武汉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李文钧的宗派主义作风。
+
+　　座谈会将继续进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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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在“鸣”、“放”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　　<王影、傅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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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青岛27日讯　青岛市目前在“鸣”、“放”中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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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业者对“鸣”的顾虑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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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张克俊、周棣轩反映：该市的许多工商业者本来就不敢大胆地“鸣”，怕“鸣”了以后，所在企业的党委和公方代表给小鞋穿。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新华社20日发的“上海老工人集会座谈当前工厂企业内部的矛盾问题”的新闻以后，越发不敢大胆的“鸣”了。许多工商业者认为他们是被改造的阶级，要“鸣”的自然是毒草，被改造还能是什么鲜花?因此，这个报道给他们的压力很大。周棣轩向中共青岛市委建议，最好等工商业者把问题都暴露出来后，工人阶级再开始争论。
+
+## 边放边收的作法激怒了老教授们
+
+　　山东大学的党委会在最近一个时期的“鸣”、“放”中，一面在学校里召开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征求教授和讲师们的意见，帮助党整风；一面又给全校学生出了“人民内部矛盾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你认为本校上下、左右之间都有那些矛盾?”等三个讨论题，让学生来揭露学校里的矛盾。结果学生们对党委并未提出什么意见来，倒是给班主任、系主任及本系的教授、讲师们以及肃反中的积极分子提出了许多批评，而且意见提得也较尖锐。这样一来，就惹火了老教授们，有的甚至拍桌子大发脾气，他们提出质问，党委为什么这面发动他们给党委提意见，那面又发动学生给他们提意见?
+
+　　另外，山东大学的教授和讲师们对该校党委会发出的5月18日下午召开座谈会的通知里，只提出揭发与批判党委领导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未提宗派主义，极为不满。他们说，在这个“通知”里竟删去了“三大主义”中间的一个——“宗派主义”，难道说党委领导发现不出有“宗派情绪”的事实吗?这明明是画个圈儿让大家去“鸣”、“放”。
+
+## “鸣”、“放”还处在混乱状态中
+
+　　据了解，由于“鸣”、“放”缺乏组织领导，民主党派在青岛市的地方组织中，有的成员一天接到三、四个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通知，不知到那里去好，有的人已经把同样的意见说了四、五遍，象说书一样，自己也觉得“麻”了。同时这样一来，也势必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教课。有的人认为目前光“鸣”、“放”，不见下文，就会使大家泄气。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周志俊为此曾向中共青岛市委提出如下建议：目前应有组织地召开一系列的会，使大家有“鸣”、“放”的舞台来广泛地鸣，有啥说啥；以后再集中一些重要问题作专题讨论，作到有“鸣”有“争”；第三步就要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因为不是每个“鸣”、“放”都是全面的、正确的，到执行时就要由党来裁判，要走群众路线，最好是定期召开民主党派联席会议研究讨论，把意见分为四类来分别对待：第一类地方能解决的立即解决；第二类报中央决定；第三类根本不能解决的，实事求是地加以解释；第四类不能作结论的，可以继续“鸣”下去。他说，如能这样作，大家帮助党整风的劲头就会越来越大。
+
+　　来源：1957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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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的整风在不耽误工作的原则下进行。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克服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全党懂得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了党和党外广大群众的团结，党和国家的各方面的工作必然面貌一新。中央的指示要求把整风运动同改进工作结合起来，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合起来。因此，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工作需要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整风运动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而不同于一般的检查工作和改进工作。因此，在整风运动中，既需要防止脱离实际不同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关门整风的偏向，也需要防止把整风运动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日常工作混为一谈的作法。
+
+　　关门整风，不但要妨害工作，增加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且整风运动本身也会受到影响。只是抽象地谈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而不改进某些可以立即改进的工作，那是非常有害的。这将会使广大的党员和人民失望。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把整风运动仅只简单化为解决当前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那也不可能达到中央所要求的“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的目的，在今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将仍然不能避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缺点和错误。就是解决当前问题，如果不真正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也有可能使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起来。
+
+　　不管整风运动和改进工作结合得多么密切，二者之间还是有矛盾的。进行整风运动必然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而目前，经济、文教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十分繁忙和紧张，有些部门还面对着许多必须立即着手处理的矛盾。因此，如果整风和工作的时间安排得不够妥当，就很容易顾此失彼，甚至两头都误，一样也搞不好。
+
+　　怎样恰当地安排整风和工作呢？大多数领导机关在制定整风计划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首先，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地区的整风一般地先从高级机关和大专学校的党组织开始，其余的单位都放在后一步。为了集中力量，达到有系统地透彻地解决问题（包括思想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的目的，这样分批进行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其次，在整风的单位中，很多整风领导小组提出要对工作进行安排，分别轻重缓急，对主要的必须做好的工作，就预先安排，集中力量保证一定做好；次要的工作中，可缓做的就缓做，可不做的就不做；必须要做的，工作方法也要力求改进，减少会议，减少表报，以减轻大家的负担。这种安排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开始定计划的时候要进行安排，而且在整个运动期间，领导小组都需要不断地对工作进行调整和部署。工作有季节性的单位，要注意把整风集中在工作较少的季节中；在领导干部中间，哪些人着重领导整风，哪些人着重领导业务，有些单位也都做了适当的分工。这些措施，对于保证整风和改进工作都有积极作用。
+
+　　除了许多单位所已经采取的措施以外，我们觉得，为了使整风与工作更好地结合，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
+　　第一，整风运动的时间不宜太短。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十分丰富，又要求用严肃认真、和风细雨的方法，真正做到明辨是非，以理服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没有充分的时间就很难达到这些要求。而整风运动又不可能过多地占用工作时间。不管怎样安排，差不多每一个系统都有许多急迫的重大的任务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比如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农业大丰收等等。放松这些工作，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就会增加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要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只有把整风运动的过程适当放长一些，这样既保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整风，每周整风学习又不致太多占用工作时间。有些单位目前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在中央国家机关系统中，就有个别单位计划用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结束整风运动，我们觉得这种作法是值得考虑的。如果按照多数单位每周用两个下午的时间进行整风学习，两个月中总共才有十六个下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把整风运动搞好，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如果过多的占用工作时间，每周拿出三四个下午甚至更多的时间进行整风，虽然整风的时间可以多一点，只是很难持久，不管那个单位的工作，都很难压缩到这个程度。等到工作受了影响，回头再来重新调整的时候，整风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其结果仍然是两误。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也可能是害怕整风时间拖久了会影响工作，实际上这样做却会既妨害工作又影响整风。希望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能考虑到这个问题。
+
+　　第二，整风运动可以甚至必然会波浪式地起伏前进。整风运动的过程既然不可能太短，在这一期间，很多单位都难免会遇到一些紧迫的重大的需要全力以赴的任务。这个时候，整风运动就需要稍稍停顿一下或者减少一些时间。比如，汛情紧张了，水利部门就必须全力进行防汛。而且整风既然需要认真地解决复杂的思想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就不可能设想整个过程都是平铺直叙地等速度地直线前进。更不可能要求对于有关的一切问题在运动中自始至终都平均地给予相等的注意。相反，实际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一时遇到这个重点，一时遇到那个重点，从而形成这样那样的段落。负责领导整风的党组织，不要强求所属单位都保持同一的进度，也不要强求各个单位都毫无间歇地一鼓劲把整风运动搞完。因之，对于整风运动，要防止一般化和公式化的领导，要求因时、因地、因事制宜，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领导。只有这样，整风运动才能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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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教授在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提出很多意见
+
+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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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24日举行科学教育界座谈会，到会的有冯友兰、张申府、宗白华、胡明、周太玄等二十余人。从一些教授在座谈会上反映出的情况看，教授们在“鸣”“放”声中，还有顾虑：怕挨闷棍，怕挨冷箭。特别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教授，表现出忧虑更大。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师张含清在会上立即表示说：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如在坐的有人事后遭到报复，农工民主党要出来替他们撑腰。
+
+## 教育统计学被一棍子打死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友松说，解放之后，搞教育统计的，被人一棍子打死。现在在全国的高等学校里，没有人学教育统计学，也没有人教教育统计学了。研究了二十几年教育统计学的人，也放下了。
+
+　　他说：我们向教育部要材料讲课，不给，说是保密。我们教教育学的，对今年中等师范、中等学校等等全面情况不了解，能教好书吗？学生问到了，自己不知道，像话吗？我是个大学教授，教育的全貌材料，从教育部里拿不到，最近却从日本的出版物上看到，这像话吗？我们搞了几十年儿童心理、课程论的人，研究了一辈子语文教学法的人，都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我们的教育工作，还没有由内行人来办。
+
+　　陈友松教授还说：师范教育，是人民教育事业的重工业，百年树人，在此一举。但今天许多学生，都不愿做小学教师。如果光用思想动员，来使他们安心，这种做法，是太唯心了。要求领导部门应切实改善对小学教师的待遇。
+
+## 有的党员既不学业务又不学政治
+
+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员贺昌群批评党员有既脱离业务，又脱离政治的不正常倾向。他说：党员只是忙于看文件，学习业务的空气非常稀薄。我接触科学院的一些党员就是这样，好像学习业务，就是非党员的事。把自己超乎业务之上。就是学习政治的空气，也不浓厚。好像是党员，天然的就有了政治，用不着学习。这是很不正常的。虚心、谨慎、戒骄、戒躁，是中国优良的传统，没有很高的修养，做不到。但有些党员，只是把这些话挂在口头上。
+
+　　贺昌群还着重提出：科学规划，要求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这给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但决不能由此而把科学研究，看得太轻易。科学研究，需要时间，是一点一滴的功夫的积累，不能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搞科学研究工作。
+
+## 名为教授实为贴报员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庭杰，就他个人这几年的遭遇，倾诉苦衷。他说：我是教授，但我在师大不是做的教授事情。我校有一位助教，是党员，原来是我的学生，很快就升到讲师，后来却做了我的领导。
+
+　　这位助教升讲师后，对人态度就不同了。过去叫我老师，后来叫我老何，进而叫我何庭杰。
+
+　　我是由教育部派到辅仁大学讲政治课的，辅大和师大合并后不久，不知何故把我撤职了，把我调到资料室在资料员领导下，当个贴报员，并要我擦桌子、扫地。在资料室病得很重，经医生证明，请假还不行，还要把资料带回去贴。去年评级把我降了级。我希望把问题搞清楚。
+
+## 老教授被整的发抖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启贤说：师大邱椿老教授，这几年被整的很厉害，患了高血压，事虽过去，但一提到师大，一看到党员，他就害怕，心就发抖。学校负责人虽不止一次的去看过邱椿老教授，向他道歉，但整他是在群众中整的，现在道歉，谁也不知道，别人看邱椿教授，还以为是“反动的”，连他的女儿，也感到抬不起头来。应该公开恢复他的名誉。他还举他自己的事为例说：我刚回国时，听人说：现在不能自称“老子天下第一”，只能称“老子天下第六”。我到学校，将这些话讲给同教研组的教师听。思想改造时，大字报、校刊，就用大字标题，批评我狂妄自称“老子天下第六”。钱俊瑞副部长在大庭广众作报告，也提出批评。实际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外人不知，还真以为我是那样狂妄的人。事后真相明白，师大党委向我道歉，但批评我是用的大字报、校刊，道歉却外人不知道，影响还留在群众中。朱启贤教授说：我看到报上登出罗隆基的一个建议，要求组织一个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委员会，来检查这几年在各次运动中遗留的问题。我完全同意。
+
+## 不要只听欢呼声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明在发言时，首先表示上次光明日报刊登我的发���，有点申明。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没有唯心主义的争鸣，现在有了唯心主义的争鸣，但不是用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不能把唯物主义预先贴上标签，必须经过反复争论，才能弄清真理。
+
+　　接着他谈他解放后的观感。他说：在大革命后，我脱离了党的组织，但在宣传马列主义上还是尽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有书为证。这也说明我对社会主义事业是热爱的。解放后我自己也作了批判。但我还是遭到无情的打击，令人寒心。关于知识分子，我认为基本上只有两种，任何朝代都是如此。一种是表面拥护，崇拜个人，实则有损于党。但容易取得某些爱好个人崇拜者的信任。一种为耿直之士，所谓有“棱角”的人，敢于提意见，表面上好像对党有距离，实则是真诚拥护。对这两种人要有正确的评价。否则养成歪风，只爱听一片欢呼声。
+
+## 人事干部是个娃娃班
+
+　　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叶子刚说：现在许多业务部门，不管有无需要，都设立了科学研究院，研究院的牌子满天飞。有的挂了牌子，没有人；有的只好拿行政人员，去做研究工作。这是浪费人民的小米。
+
+　　谈到铁道科学研究院的问题，他说：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内部矛盾很多，开了几天会，揭出的矛盾就有二千多条。我是研究员，我的助手是一位留苏副博士、中共党员。实际上是他领导我。他出差了，工作才叫我代理。他说：这位副博士，年轻、党员、留苏，我呢？年老、非党员、留美，就是总务科，也是照顾他，不照顾我。在这种情况下，党群关系，可想而知。做人事工作的，是个娃娃班，这些娃娃，根本不懂得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成就和专长，我们的成就、专长，实际是被一笔抅销，我们只成了废物利用。他说：这几年我们看到新建铁路很多，但运输堵塞问题越来越多。我是研究铁道运输的，但这几年的铁道运输的研究，却置之一旁，不去研究。
+
+## 搞科学不是搞运动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菊衣说：年青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的鸿沟，就是年青人不知道做学问的甘苦，因之不理解老教师。表面客气：“你有几十年的经验”，心里却想：“有什么了不起？用处不大。”应该提倡切实诚朴的学风，研究工作，搞四、五年也许一事无成，但要看到这“无成”当中，就是“有成”。不要成天忙着填计划，画表格，当运动来搞。允许研究三、五年没有成绩。要踏踏实实，不要形式主义。
+
+## 高教部调动不了清华的书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功甫说：清华大学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买有大批哲学书籍，并校后，清华改为工业大学，却把这些哲学书籍封存起来，不向外借。北京大学要翻译黑格尔哲学，急需原文书籍，才到清华去借，一年以后一定要收回，使应该用书的人得不到书用，不用的把它放在冷宫。高教部历次开会也未解决。为什么高教部能调教授而不能调动书籍？
+
+　　北京大学冯友兰、宗白华，也都发表了意见。冯友兰说：清华大学现在的书只准借看还不让抄写。清华在1928年后，每年买十万元，哲学书籍是相当丰富的。
+
+## 评级评薪不合理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邰爽秋说：评级评薪，破坏了教授的团结，过去很好的朋友，评级评薪后，觉得你高他低，弄得很有隔阂。甚至教授看病，也分等级。我了解在师范大学有许多教授，对此非常苦闷，但都不肯讲。
+
+　　他说：评薪的标准是什么？说是根据学术水平，教授和科学研究的水平。但学术水平能凭群众反映和民主党派、工会的负责人的意见评定吗？我们有些教授的学术论文，评薪的人，看都不曾看过，甚至连他的专长都不知道，从何知道他的学术水平，从何评起？有几位专家，就被评为五级。这是十足的主观主义。对学术的评价，要细致的研究，不能也走群众路线。听说师大教授评薪时，一、二级教授，都是教育部事先指定的，既指定，何须评？是否确实，不得而知。我要求把评级评薪的内情，全部公开，有错的，作公开检讨，看看哪些是官僚主义，哪些是宗派主义。把不合理的“级”去掉。
+
+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北京师大教授俞敏，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授武堉干等。会议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27日，原题为：“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有人怕报复要农工民主党撑腰：专家教授在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提出很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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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党内外干部思想动态
+
+　　<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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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合肥5月28日讯　安徽省开始整风以后，党外人士对党的工作和部分工作人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现在各部门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座谈会还在继续进行。现将最近一个时期党内和党外的思想动态简述如下：
+
+　　(一)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的顾虑基本上已经消除了，最近各部门公开的座谈会上，党外人士都争着报名要求发言，有些人一气连续谈两个多小时。但也有一部分人还有顾虑，不愿多讲，认为共产党有三部曲：放、收、整。合肥市有些民主人士说：“鸡鸣早看天，要鸣，要看看天色怎样再说。”有些人对讲话登报有顾虑，主要是怕讲错了，登在报上，白纸印上黑字抹不掉，将来拿报纸整他。有些人要求“约法三章”，不然难保将来不报复，要党对过去打击报复的人进行处理，表示党的决心。
+
+　　(二)党外人士的意见，从现在的情况看大部分是好的，对推动整风有很大好处。但也有些意见不正确，甚至谩骂、挖苦。
+
+　　(三)党外人士在提意见中对过去各种运动中和各种工作中的积极分子非常不满。有些部门的党外人士要求党重新审查积极分子。有好些部门的党外人士现在把积极分子称为“保皇党”、“糊墙派”、“铁丝网”。有的甚至提出要清除“保皇党”。农业部门有个党外人士说：“什么积极分子！这些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积极分子全是糊炒蛋，弄得两人不能在一起，两人在一起就报告。肃反，就是这些人搞的鬼。”在提意见中，有些人对平时比较接近党的党外人士说：“你是拆墙派还是糊墙派？”
+
+　　(四)平时比较接近党的党外人士，看到到处是批评，好像一团漆黑，看到党对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也不反驳，感到惶惑不安。有的希望对右派不正确的意见进行反驳。也有的人见风转舵，如有的教授过去接近党，现在故意表示与党疏远，避免外界刺激。
+
+　　(五)党内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时，还沉不住气。特别是表现在听到一些与事实有出入或是不正确的意见的时候。有些人在听到这些意见时，脸上淌汗，脸色都变青了。
+
+　　(六)党内有些部门的负责人顾虑“认真严肃和风细雨”的方针不能贯彻。直属党委反映：省直有些部门的负责人看到民主党派提意见声势汹汹，怕造成极端民主，不可收拾。
+
+　　(七)机关中一般干部有些人有急燥情绪，希望赶快联系实际检查，如工业厅、邮电局有些干部提出不想再学文件，要点名检查，文化局、林业厅有些干部也要求赶快“开火”。
+
+　　(八)有些机关干部还希望暴风雨。组织部门有一干部认为整风要大刀阔斧，和风细雨解决不了问题。(茀君)
+
+　　 ----来源：1957年6月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68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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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少数学生闹得最凶，多数学生要求安心学习大字报矛头指向肃反问题
+
+　　<新华社记者　李正杰>
+
+　　新华社天津28日讯　南开大学到昨天下午六点多钟为止，已贴出了五百张左右的大字报。其中除了一些拥护或反对贴大字报的言论外，矛头开始指向肃反问题。
+
+## 矛头指向肃反问题
+
+　　现在吸引群众最多的是有关肃反问题的大字报。物理系助教和研究生蔡载熙、谭华、黄学荣等八人写的“我们要扩大民主”最为醒目，他们提出：“1、胡风是不是反革命？希望政府把关于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与判决的法律根据向人民公布。2、对‘高饶’事件我们知道的材料更少，同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肯定他们是不是反革命，我们要求政府做进一步说明。3、反对学校思想工作中‘以力服人’的粗暴方法。尊重每个人的见解，本着‘以理服人’的原则教育人们，不要把抱有与‘正统’观念不符合的见解的人看做‘异教徒’，而施以各种方式的压力(如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攻击和形同审问)。”一个没有署名的大字报上写着：“苏联有个人崇拜，请中国共产党也检查一下有没有个人崇拜？如果有的话，请检查一下那种鼓励人们崇拜偶像的作法已经给人民造成了多在危害？请中央拿出苏共的勇气吧！还有在肃反运动中究竟犯了多少错误？这个运动究竟是整的反革命分子多呢？还是整的人民多？这个运动是否合乎法制，合乎宪法？宪法规定人民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人身等自由，请检查一下政府是否真正把这些自由给了人民？我们反对挂羊头卖狗肉”。这个大字报引起了外文等系许多学生的攻击，公开叫阵出来辩论。
+
+　　在礼堂门前贴出的要求纠正肃反错误的大字报最多。一个署着“不敢具名”的学生提出：“1、私设公堂合法吗？2、对同学的强制合法吗？3、拍桌子骂人、罚跪是谁给你的权利？4、是肃‘同学’还是肃‘反革命’。化学系肃出了‘○’个反革命说明些什么？”中文系张生彬在〈人与‘人’〉的大字报上提出：“1、流沙河同志仅写了‘草木篇’就被剥去了通信权，应声虫叫他‘离开地球’。2、中文系在肃反中斗了三个同学，他们何罪之有？不得而知。可是他们带着心灵的创伤去工作，不知是否要带着创伤走进坟墓。3、我们怀着惴惴的心，防备那‘整’的命运降临！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像八哥一样重复着‘整人阶级的辞句’，我们没有自己的行动，只配做‘整人阶级’的影子。4、我们不仅要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个性的彻底解放！我们大学生要有自己的文艺刊物，我们要自己选出全国学生会、市区学生会。5、请校党委对肃反中的错误作深刻的检讨，并保证不犯此种类的错误。6、(特大的字)我们要自由，我们反对‘金鱼缸’式的民主!”(注：引文中的错别字均系原样)目前几乎所有肃反被斗的或被牵连的学生都把矛头集中到肃反问题，否认过去的结论，提出翻案的要求。更多的人对胡风案件和高饶事件很感兴趣，只要有这方面的大字报，一直到天已经黑了还有人在那围着看。在“自由论坛”上提出这个问题时也很受欢迎。据党委会第一副书记黄元珍估计，可能要出现控诉的事件。
+
+## 少数学生闹得最凶，多数学生要求安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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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闹得最凶的是以物理系四年级电子班的学生为首的四、五十个人，其次是化学、数学系三、四年级的一部分学生，其中以肃反被斗的学生为核心，而潜伏着对肃反意见很大的历史系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对肃反问题进行攻击了。其他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要求安心学习，准备考试。经济系只有四个学生表示支持贴大字报，生物系只有六个人准备提意见。虽然闹的学生人数不多，但却很激烈。一些反击的大字报缺乏力量。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有的提出党团员要站稳立场，有的提出毛主席在团代会上的讲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以后，很多人马上提出：“警惕教条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侮蔑！”因此闹的趋势还在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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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潮的发展受北大来津学生的影响很大，北大学生金怀诚、彭敏修于25日晚来津后，26日又有何华昕前来，到了27日，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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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老教授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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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们这样一搞，有些冲淡了教授们“鸣”、“放”的气氛。并且中文系有些学生还攻击到系主任李何林教授的头上。许多老教授不大同意学生的这种做法。生物系主任萧采瑜教授、数学系主任曾鼎鉌教授、刘晋年教授等��认为这是一种暴风骤雨的大民主形式，他们要求到学生中做些工作，因为教授们和他们还容易接触和谈得来。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还建议党委要积极领导，他认为彭真的说法很好，向学生指出闹事的利害关系，例如罢课就不能学习了，罢工就没有电灯用了等等。
+
+## 党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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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党委会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存在着迟缓的缺点，这一点不仅学生们不满，而很多教授也不满。学生会的干部到现在对党委还有意见，认为党委的工作陷于被动，态度也不果断、不明确，到现在为止党委始终对贴大字报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昨天晚饭后，化学系两个学生在校园里围住了党委副书记张云祥，问他党委会对大字报的态度，这时立即围拢了一大堆人；他回答说：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提意见，这两个学生很不满，非要回答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而张云祥避开了这几个字，这时有些党员学生插进来干涉：1、党委的整风落后于形势，整风计划脱离实际。2、在运动中表现惊慌失措。3、对整风认识不足。4、对学生如何(143)帮助党提出意见事前估计不足，了解、认识不足，对报纸报道的情况在学生中引起的影响估计不足。这些意见获得了许多学生的赞同是有些道理的。就在25日南开大学开始掀起贴大字报高潮的晚间，副校长刘披云却驱车到干部俱乐部去跳舞，有人认为刘校长感觉南开园是风平浪静，或者是以为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
+　　目前在市委书记处的指示下，党委已号召党员学生不要惊慌失措，积极投入这一运动，做好团结群众工作，对一些原则性问题要表示意见。同时，党委会准备放手由学生会出面来积极展开工作，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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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闹事情况有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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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艾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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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28日讯  南开大学学生闹事情况有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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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受北大影响，学生们在25日展开了贴大字报的活动。该校副校长刘披云，党委书记楚云在25日(星期六)下午向全校同学讲了一次话，对肃反、整风等问题作了解释和表示了态度。但许多同学对他们的讲话还是不服气。
+
+　　25日晚上，原在南大学习、现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的金怀诚、彭敏修以“关于母校整风”之名来到了南大，企图见机活动。据说在他们后面还有九人，需要时马上可赶来。金、彭两人26日上午到他们原来的物理系班上进行活动，很受学生欢迎，当时就有学生要他们向全校同学讲演，并贴出大字报，号召同学们下午三点听北大同学介绍北大“鸣”、“放”经验。当他们还在物理系时，中文系、历史系的同学知道了，就去找他们到本班介绍情况。这两个系的一批党团员对他们提出了一些质问和反驳，使他们感到很窘，以致下午不愿去讲演了，后来，经过许多人强拉硬拖，他们才勉强去讲了讲。
+
+　　在大会上讲话的是金怀诚，他因为曾在中文系等处碰壁，所以讲话时比较收敛，只介绍了北大的一些情况，未敢进行煽动。
+
+　　在金怀诚讲话之后，南大同学有十人发表意见。其中有不满的人，也有“卫党君子”。不满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下面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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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肃反不满，针对刘披云讲话提出了一些意见，说斗了很多人可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斗出，怀疑成绩在那里；并认为这是侵犯人权，违反宪法。他们质问是肃反革命还是肃学生？要求当众恢复名誉，索回当时写的材料(因为那些材料都是被迫写的)，当众烧毁，并作出合理的结论。他们并认为肃反错误是整个领导思想(意即全党)问题，要求交待胡风案件。
+
+　　2、批评领导落后群众，对“鸣”、“放”不敢大胆放手，不敢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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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他，对教学方面也提了一些意见。
+
+　　在整个集会过程中秩序尚好。有人写条子：希望群众同学多讲话，党员老爷少讲大道理。在宣布后，又有人写条子说：“鸣”、“放”大家都可讲，为什么党员不可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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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南大所以发生风潮的原因，主要是领导落后于群众，在“鸣”、“放”中缩手缩脚，不敢敞开，没有真正“放”的决心。在风潮起来后，学校领导因为思想准备不够，有些仓促应战。现在主要的是：南大党的领导，还对自己的缺点认识不足，对群众的正确的一面也认识不足，因而只是东奔西跑，给党团员布置任务，忙于应付局面，而不敢敞开，以满足群众要求，争取主动。总之仍然是不敢叫大“放”大“鸣”，企图应付过去了事，甚至连党内也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不是启发党员的自觉而是在那里给党员布��任务。这样如果其中有一个党员“叛变”了，揭发党的布置，那时将更加造成党的被动。
+
+　　 ----来源：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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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广东省“放”“鸣”情况的估计和分析
+
+　　<新华社记者、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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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5月29日电　29日，中共广东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了目前广东省整风运动情况和问题。兹将记者旁听所得，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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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比较突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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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九天以来的情况看：在党外人士批评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极端错误的意见，主要的有：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所提的意见。他说：在他的公文袋里，现正藏着几十封别人寄给他的信。据说，这些信有两类，一类是叫苦的；一类是鸣冤的。其中有些人已三番四次提出请求了，但是一直没有解决，以致弄到他们失业，甚至妻离子散。因此他说：必须成立一个机构和有公正人士来参加处理“叫冤”的案件。否则他便学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那样：“藏之名山、传诸其人”了。他说，我是准备写近代革命史的，什么资料都用得着。接着，他在会上读了省林业学校一个教师叙述在肃反中被搞错要求重新处理的信。
+
+　　中山大学一个叫董每戡的人说党员平时有两副面孔，一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就是笑也是脸笑心不笑，皮笑肉不笑；二是搞运动时的屠夫脸孔，令人害怕；又说我们有两种作法：要大家提意见时想尽各种办法，动员别人说出心里话，运动一来就当作材料来“整”，再说是我们有两种法律，党员犯错误检讨了事，有些经多次检讨以后还坐了“直升飞机”，提拔很快；非党人士要是被抓到辫子，就要挨整，云云。
+
+## 民主党派的五项意见
+
+　　除了上述比较特殊的意见外民主党派方面反映较多的是党组在政权机关中的运用问题。
+
+　　其次，人事制度与人事干部的作风问题干部调动不先告诉他们，和他们协商，他们说民主人士有三个脱节：党政脱节、上下脱节、德才脱节。说人事干部水平低，不懂业务，只会三偏：偏听、偏信并因而产生偏见。又说人事干部对他们有三多三少：使用多、教育少；怀疑多、信任少；打击多、鼓励少。
+
+　　第三，保密问题。事务上有关的电报、文件没有给他们看，部分摘抄的电报有时连电文的中心内容也没抄上去，甚至抄错；有些即使全部给他们阅读的业务电报，也是经一般党员阅读之后才给他们看的。
+
+　　第四，要求给民主党派创造条件，使他们能起助手作用、监督作用。他们说：有些机关连民主党派的性质也不了解，这样怎能起监督作用，据说，市建筑工程局的民主人士要领导批准请假开会，当负责干部看到中国国民党革委会开会的字样便大吃一惊，说，你为什么参加国民党的会议呀？有人把致公党写作“济公党”或“此致公党”。有人在审查历史时问盟员说：“民主同盟过去究竟进行什么反动活动？”
+
+　　此外，他们要求帮助解决：在机关中确定民主党派的活动日；给民主党派房屋办公(中山大学党委会有房子，但校内民主党派要求给他们一间房子共同使用。但没有得到批准)；要求给他们调动民主党派成员的权力；给活动经费(广东全省民主党派组织编制四百多人，请求批准的预算为十七万，但只批准六万)。
+
+　　第五，历次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的遗留问题。
+
+　　 ----来源：1957年6月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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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学院教授继续“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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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华南工学院教授昨天(29日)下午再次举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参加了座谈。教授们的发言比前次更为踊跃，座谈会一直延至晚上8时才结束。
+
+## 王宗和等教授批评高等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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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们对高等教育部在领导教学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提出批评意见。造纸系主任王宗和认为高教部发下来的教学计划是主观主义定出来的，比如在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上，高教部曾规定要采用“课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个办法只适合于小学，不适合于大学。中外的大学也没有采用过这种方法。这样就难怪解放后一些毕业生水平不高，不会做研究工作，不会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
+
+　　土木系教授朱士宾提出过去高等学校培养人材只是着重政治条件，忽视学术水平。他说，高教部历年来共派出了7，000多人到外国留学，结果只得了一个博士，可见成绩很差。
+
+　　邓颂九教授对高等教育部选择重点的做法提出了意见。他说，作为重点的学校应有代表性，如果把重点作为独生子一样宠爱，要什么给什么，这样就不能起示范作用。
+
+　　机工系主任朱惠照反映高教部不了解情况，使很多决定执行起来都有困难，而学院对高教部又是“服从有余，争取不足”。
+
+## 莫锦桐说：用搞运动方法办学不能保证学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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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锦桐教授谈到了提高教学质量问题。他说，过去用运动的方法来办学是永远不能保证学生质量的。如处理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就是采取了搞运动的方式，不好好在学生中进行了解“负担过重”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也不依靠教师研究解决，而是发动学生讨论，结果提出了“课堂解决一切问题”的口号。在课堂怎能解决一切问题呢?大学生需要提高钻研能力，许多功课是需要在课外解决的。
+
+## 余慰英、杨倬等认为矛盾来自党政不分
+
+　　化工系食品教研组主任余慰英说：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个预备党员做了系秘书就好像太上老君，他实际做了系主任的工作。我们学院有三个院长，但是大家熟悉的只有党委书记、张副院长，因为他有权力。余慰英还批评他没有做好依靠老教师办好学校，不了解业务，又不学习。
+
+　　化工系糖品物教研组主任杨倬说：党委书记、张副院长权力太大，上学期校外制糖机关要求我们办夜校，我和罗副院长商量，但是在张副院长不表示意见之前，罗副院长就不敢发表意见。他又说：我们教研组有两个助教要去苏联留学，叫我写评语。我写好后交给党员系秘书，可是他们不放心，又给一个党员教师修改一下。这就是对党外人士不够相信的表现。他在发言中也批评了高教部的工作。
+
+## 丁纪凌、陈伯齐说：“助教治学”极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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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纪凌教授批评了“助教治学”的不合理现象。他说，1953年，学校授权他建立美术教研组，他很兴奋，积极地运用18年教学的经验，设计了48种教具，这些教具解决了“空间”、“透视”等问题，可是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一些人说是个人主义。后来，学校派来了几个党、团员助教，他们把我这些教具都弄坏了，只剩下一些大型的不易破坏的。组里的事情由一个党员助教包了起来，老教授教什么课程都由他一手分配，把课程弄得乱七八糟，脱离了建筑专业的需要。学校领导上对这样的事情也不闻不问。
+
+　　陈伯齐教授也认为“助教治学”是极不合理的现象。他说，建筑系一年级的美术科有两位留学回来的老教授都是由一个从两年专修毕业的党员助教来领导。
+
+## 李松生认为党群关系像过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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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讯系教授李松生认为工学院学术风气没有很好的开展，原因之一是肃反运动后学院没有好好进行善后工作，恢复被搞错的教授的名誉，他们心情痛苦，提不起积极性；原因之二是党群关系不正常，有人曾说党与群众是师生关系，但现在却好像过路人一样，十分隔阂，这也影响了积极性。
+
+　　数学教研室副教授赖支机说：党委对老教授不尊重，下面便一层层加深。编时间表、改课室，老教授都没有权力。她说：我们学院建党，有些人道德品质好、群众爱戴的，不吸收。但是有些不够条件的却吸收了。她对学校的宗派主义和肃反工作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
+　　化工系副主任王孟钟说：工学院是有成绩的，但是如果能发挥老教师的力量，则成绩会比现在更大。因为学术知识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不充分运用老教师的学问和经验是十分可惜的。
+
+## 誉文德说：党委应管的事不管不应管的反而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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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务长誉文德说：现在我们学院实行三级制，还是二级制呢?三级制是院长、教务处和系，二级制是院长和系。现在是不二不三。有些事情没有经过教务处，作为教务长我对每年留学生的名额、选送条件等等总该事先知道，但是我不晓得，直到派出去的时候才知道。他认为学院党委要管的事没有管，不要管的事反而管了。例如教师们喝茶，也要调查是否搞小圈子，但是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对党、团员的教育工作，党委却没有很好抓起来；连科学研究也没有管好。
+
+## 黄士辉认为教师之间不团结现象应该归咎于宗派主义
+
+　　化工系教授黄士辉指出：学院中教师之间有不团结的现象，是党的宗派主义造成的。他说，有人把教师分为几种，党团员是核心分子，民主党派成员是进步分子，其他老教师是落后分子。他说：老教师有心靠拢党，但党“侯门深似海”，“萧郎陌路”。老教师像一把长了锈的刀，只要磨一下就可以用，可是，一直被弃置一旁。他还说，学院在调整工资时也不是根据教授们的学历、学术水平、工作能力等来评定的，也不听群众意见，结果，使很多老教授的工资比他教出来的学生还要低，而那些学生也并不是青出于蓝的人物。
+
+　　化工系教授邓颂九提出了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中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他说：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之后，我曾经向前党委书记秦思平征求怎样贯彻这一方针的意见，秦思平却说，共产党在学校中起的是保证作用，民主党派也不必提什么监督作用，还是多起保证作用吧。邓颂九教授说，这使我感到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
+
+　　化工系教授龙惕吾、钟龄，物理教研室教授李文江，体育教研室教授胡琼林等，分别对教学评薪、肃反等工作的缺点提出了批评。
+
+　　最后，冯白驹发言。他说，他觉得矛盾还揭发得不够充分，不够尖锐，他希望教授们继续毫无保留地暴露矛盾。他对教授们对省委的批评表示诚恳接受。他说，省委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今后一定要接受教授们的建议，定期到高等学校来和教授们座谈，听取意见，改进工作。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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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举行座谈
+
+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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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２９日讯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继续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
+## 范朴斋批评人民日报的标题，认为民主人士的批评没有进入深刻化，实际上是表面化。
+
+　　国务院参事范朴斋在发言中首先对人民日报最近登载的一些座谈会消息提出了意见，他认为报纸不应该把李仲公对罗隆基、王昆仑和龙云的批评在标题上标出来，同时他不同意人民日报另一条新闻的标题说的民主人士的批评已进入深刻化，他说，实际上是表面化。
+
+　　范朴斋认为国务院是官僚主义的根源，因为如果上面没有官僚主义，下面也不会有官僚主义。
+
+## 杨玉清说：立法要严，有了法一定要行
+
+　　国务院参事杨玉清认为行政法方面的组织法和条例，有的还没有订立，订立的也漏洞很大，等于没有。例如国务院组织法第六条就规定国务院可以按照需要设立若干直属机构。立法前就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不要太严密，不要束手束脚，以便设机构、用人员和用钱可以自由，于是就产生了天天设机构，又天天精简这些自己制造的漏洞。他说，在通过决议时总要加上试行、暂行的字样，这样就使立法者减少了责任，使行法的对法减低了信仰。他说，立法就是要束手束脚，机构不能滥设，人员不能滥用，预算不能破坏。立法要严，不能有漏洞。有了法必定要行，这才是社会主义法制。
+
+## 他又说：党政不分中央是根，问题在中央，要打大的，打硬的。
+
+　　关于党政关系，杨玉清说，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党的领导是肯定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是可以的，问题是这样作好不好。党还是应该通过党员来保证实现党的政策。他认为有人主张上面可以发联合指示，而同时又批评下面党政不分，这两者是矛盾的。他说，党政不分中央是根，问题在中央，要打大的，打硬的。
+
+　　杨玉清认为宪法赋予国务院的权力很大，但今天的国务院只是承转机构，上有人大常委会，下有各部、各省，国务院本身责任感不够。国家机构有许多是衙门，工作人员有许多是官僚，国务院尾大不掉，谁有钱谁就可以盖房子，可以用人，这说明我们行政管理的能力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
+## 李蒸认为：国务院对参事的照顾有余，使用不足。
+
+　　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的政协委员、前国务院参事李蒸认为，国务院对参事的照顾有余，使用不足。应当明确参事室的性质。李蒸不同意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由教育部领导，因为其他的高等院校是由高等教育部领导的。他说，设在北京的还可以找教育部，设在省的就归教育厅领导，而设在石家庄市的河北师范学院就归市教育局领导。他说，师范专业教育不巩固，会影响到师资的质量。
+
+　　李蒸认为高等教育部关于选派留学生采取自由报考方式的决定很好，这解除了一个大矛盾。他建议今年夏天还应该注意解决学校留助教和分配毕业生的问题。
+
+## 骆介子说：人民日报是否在且放且收。
+
+　　国务院参事骆介子说，现在群众和非党干部对“鸣”和“放”还有顾虑。他不同意现在的运动已经“深刻化”的说法。
+
+　　骆介子说，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几年党外人士都有一定的进步，觉悟有所提高，不应该还存在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
+　　他认为现在党员在提升、出国留学、生活补助、公费医疗、子女升学等等方面都有优先权。他说，一些劳苦功高的同志享受一点特权，大家没意见，可是解放以后的新党员享受特权就不应该。
+
+　　骆介子还认为，所谓“高墙”，就是作风不好的党员；“深沟”，就是作风不好的团员；另外还有一道“铁丝网”，这就是那些所谓积极分子。由于这些隔阂，就把党和群众隔开了。
+
+　　骆介子还认为，现在大放大鸣运动似乎是在且放且收。他认为党外人士对放的看法是，有的主张优点、缺点、正面、反面的意见都提；另一部分人主张专门提缺点，做共产党的诤友、畏友。他说，共产党的好处大家都知道，现在应该尽量提批评的意见，而这才是对党和国家的忠实。第三种是自己感觉没墙没沟，因此就提不出缺点。
+
+　　骆介子说，是否有一部分人是在老老实实地提意见，是否有一部分人在表功？
+
+　　骆介子说，人民日报对相反的意见报道的很简单，对正面的意见报道的很详细，他说，报纸是否在且放且收。
+
+## 李一平说：必须使人相信有法律保障，言者无罪。
+
+　　国务院参事李一平批评有些人滥用主席的威信，滥引用主席的个人发言，以致于杜塞言路。例如文字改革，明显的是少数人包办，在讨论中有人引用毛主席意见，说主席赞成拉丁化，这就使许多人不敢发言了。
+
+　　李一平还谈到李维汉在担任政务院秘书长职务时曾经有一次大发脾气，他说，这虽是小节，但今后统战面越宽，接触的人就越广，作统战工作的人必需忍耐，否则对旧社会来的人会有很大影响。
+
+　　李一平还说，国务院不可轻易作决定，考虑不周到就不要轻易拿出去，否则会发生很大影响，损害政府威信。文字改革应多作学术上的讨论，文字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包括汉字简化在内，技术上存在混乱，贸然用行政命令拿出去，这样作是不很好的。又如全国学俄文、停止学英文的决定，引起损失很大。
+
+　　李一平认为解除人们在“鸣”“放”中的顾虑，单靠号召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法律，使人们相信有法律保障言者无罪。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30日

CCRD/1/3/2/00069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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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形势暂趋缓和
+
+　　<新华社记者　李正杰>
+
+　　新华社天津29日讯　南开大学贴大字报和参加“自由论坛”的活动已没有过去几天劲头足了。原因是学生对泛泛的问题已不感兴趣，同时，由于忙于考试，大多数学生感到这样下去应付不暇。
+
+　　这两天学生提出的比较新的问题并且使许多学生感兴趣的有下列几个方面：
+
+　　(一)对肃反运动的估计。许多大字报在提到肃反问题时，存在着一笔抹杀成绩的倾向；认为伤害了很多好人，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并且要求学校党委公开纠正错误，公布事实真相。
+
+　　(二)民主、自由的问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自由，认为我们国家没有民主生活；提出要有民主和自由必须靠自己斗争争取，不能够靠恩赐。中文系刘立文贴出了“我们反对挂羊头卖狗肉”的大字报以后，曾遭到了驳斥。中文系二年级团支部号召党团员进攻刘立文，这件事被刘立文等人知道后，又引起了争执。刘立文又贴出大字报声明：“我的大字报贴出后遭到一群人的猛扑，有人警告我，说我是反革命，这是不值一驳的废话。你说我是反革命，你就应该马上通知公安局逮捕我，否则你就是包庇反革命。”接着他又引述自己的论点：“我的确怀疑我们现在是否具有宪法上所规定的自由，我提几个具体问题：1、如果保障人身自由，为什么在肃反斗争时可以由非司法检察公安机关对人实行软禁?2、如果有新闻自由，为什么学习‘再论’时大家那些不同意见不子刊登?为什么游国恩、吴祖湘的谈话在报纸发表时被取消了主要意思，只剩不关痛痒的几句话(见5月20日文汇报)。3、如果有出版自由，为什么一部著作经一家出版社否定，便等于被判处死刑?”过去很多贴大字报反对他的人对这些具体问题都无法反驳。物理系研究生和助教蔡戴熙等八人提出的胡风和高饶事件等问题，数学系四年级一些同学出来反对。但当蔡戴熙等人又举出具体事实来说明时，数学系的学生又提出有些看法是一致的而不辩论了。一些围看大字报的学生就反映：有些人只能喊口号，一提具体问题就傻了眼了。关于民主、自由的问题，有的人还提出：“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打碎黑罐、撕破黑带！反对愚民政策，实行信仰自由，支持同学的意见选修政治课。要求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反对包办式的选举制度。反对把头制，不学无术的人退出学校的领导地位。”
+
+　　(三)胡风是否是反革命?高饶事件表现了党政不分。这个问题关心的人比较多，在大字报上和“自由论坛”中都有替他们呼吁的或者提出怀疑的。但反驳的却没有，许多党团员也表示怀疑而不敢发表意见。
+
+　　(四)党能否领导科学的问题。这个问题以署名数学系一年级(远来)写的大字报为典型。他一共写了三段，第一段“对白”，原子能：“马克思先生，有人说您的主义曾暗示过我的隐后生活，是这样的吗？”马克思：“要早知道你的存在及你的才能，我的主义内容更丰富多了。”第二段“通告”，订于公元二百○？(？)一年元月一日在宇宙大礼堂开“宇宙征服者党”成立大会，欢迎参加！主席：(未选)。第三段正文：“科学工作者的先锋队的诞生、成长、壮大，就要看共产党的态度和科学家的活动了。‘自然斗争’应该由科学工作者的先锋队来领导！‘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关联的地方，就应该共同协作领导！如果说共产党领导科学的话，就势必转化为科学工作者的先锋队，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
+　　(五)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评价。这是物理系一年级张祖荣在今天写的一篇“思想论战”的大字报中提出的新问题，这份大字报轰动了很多人，有的人认为文章价值很高。文章的内容如下：“三害的根源之一：在青年中坚持已过时的思想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我的论点：
+
+　　1、思想方法指导人们行动。斯大林的公式‘阶级斗争尖锐化’指导多少错误的行动，同样今天在我国阶级分析的方法也起着危害作用。
+
+　　2、今天在我们国家中这种分析方法即将过时。而在青年中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已过时了！
+
+　　3、阶级分析方法在它提出的年代时曾起了积极作用，而今天已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了——消极作用。
+
+　　4、阶级分析方法在青年工作中起的消极作用。
+
+　　(1)这种方法制造了很多人造的墙，某人一入党，自以为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而没入党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他们之间只能做一般的朋友，���能成为亲密的战友(阶级地位不同而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就有一条鸿沟)。一种习惯势力认为党员与非党员有本质上的差别，这也造成了(167)人们之间的鸿沟。
+
+　　(2)这种方法影响下形成一种荒谬的是非观念，为某种人建造了特权。审查青年先不看本人而皇家庭出身、阶级出身。这种逻辑颠倒了多少黑白，搞错了多少是非？！多少青年终身背着阶级出身不好这一消极沉重而又荒唐的包袱!
+
+　　(3)它为教条主义者头脑简单的人开了万灵药方。同学对毕业分配有意见，负责人就会扣一个帽子——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青年感情激动一些又扣一个帽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工人阶级：一切好品质的代名词。小资产阶级：一切坏思想的代名词。这些概念这样的抽象、这样的万能，教条主义最喜欢它，其实它最不万能。
+
+　　5、这种分析方法有逻辑上的荒谬，一万年后，青年人仍会激动，个人与集体仍有矛盾。那时是否还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
+
+　　6、这种方法在广大人民中形成一种极深的习惯势力，它在危害着人们。青年，抛弃这种分析方法。
+
+　　7、青年中只有是非矛盾，原因是青年知道的少，未了解许多规律性，而不是反映各种阶级思想的矛盾。”
+
+　　这篇文章虽然写得比较啰嗦，但对阶级出身等的分析很迎合学生的口味，这张大字报刚贴出去就有人贴大字报表示赞同，并愿意共同来讨论。
+
+　　(六)个人崇拜问题。提出我国也有个人崇拜问题。有两份内容大体相似而笔迹又一样的大字报(一张贴在礼堂前，一张贴在宿舍前)，提出了铁托问题，认为过去说铁托是叛徒、走狗，如果斯大林一个人就能影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这样说，这本身就是唯心主义。并且质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坚持真理?那时的马列主义的真理和原则那里去了，中共一向知道结合本民族的特点，为何不能理解南斯拉夫也有它的特点！？另外也有的大字报提出请中国共产党拿出勇气承认有个人崇拜，并检查它给人民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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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目前的情况，南大如果不出现什么新的问题，形势会趋于好转。北大来的同学除了金怀诚还留在南大外，其他的人已经回去了。而今天上午又来了一个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他已扬言北大进入第二高潮，学生正在改选各级组织。南大学生会准备抵制他在南大的活动，以免再引起风波。据到北大了解情况的同学说，北大物理系半导体班一群同学和团员在北大贴了一张造谣的大字报“支援南开大学”。内容是说南大已经动起来了，出了很多大字报来反对“三害”。但是领导上却压制批评，副校长刘披云在大会上做报告坚决反对大字报；写大字报的团员都被召到团总支训斥。号召北大同学支援南大。学生会已准备给北大写信辟谣，说明事实真相。
+
+　　党委会和各系党组织已经设立了接待室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同时昨天党委会通过广播明确表示了党委会支持大家贴大字报的活动。学生会也将积极出面争取领导同学们的各项活动。但是记者和南大党委书记楚云等党委会负责人接触时，发现他们是开始惊慌不安，后来盲目乐观。楚云现在虽十分乐观但谈不出全面情况，实际上是缺乏深入研究，缺乏进一步的部署。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旦发生新的问题又将会重新掀起更大的风潮。党委对此估计不足。有些同学说党委的工作一直是处在躲躲闪闪的被动地位，没能够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积极争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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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7年5月31日新闻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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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讨论公私关系和批评统战工作的缺点 （第十一次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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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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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一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王艮仲、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黄长水、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巩天民、云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琢庵、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业。民建中央委员兼宣教处长资耀华发表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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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艮仲从自己改造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谈到关于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首先申明自己是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分子，当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同时也参加过民主运动，营救过革命干部，遭到蒋介石的通缉，解放后参加过土地改革。在这段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骄傲情绪，也出现过自卑感，在土改以后，有宁左勿右的思想。这些表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当思想上远离资产阶级故旧朋友或党员朋友的时候，原来没有墙的也有了墙，当自己的思想上丢掉了这些成见时，墙也就拆掉了。他认为拆墙就是拆阶级，就是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果说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就可以不要改造了，这就是等于把资本主义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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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障碍着党与非党关系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党员对新形势认识不足，对工商界歧视，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工商界有些人抱着原来的东西不放，不愿意继续改造。因此，拆墙要从两方面拆，一方面要教育党员克服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承认两面性，掌握自己的命运，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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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出对宗派主义和宗派活动需要加以区分，宗派主义是团结群众问题，是属于思想作风问题；而宗派活动，则属于组织上闹小圈子的问题，是纪律不容许的。其次反对宗派主义不能同党的核心领导对立起来，核心不是宗派，没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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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厥文认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只要公私双方互相学习，一两年后，公方就可以成为企业中内行的组织者，私方也可以学会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改变自己的作风。他说，我们人民内部的合作共事，不等于对待敌人，尔诈我虞是不适于共事关系的。他认为目前公私共事是有阶级关系的，但这种共事关系应该对事，不应当对人，更不应当对阶级。他说凡是做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的事，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是对的。把企业办好，是公私双方的共同愿望，为什么不能相处得更好呢？目前，公私双方关系搞不好，不外乎是相互间信任不够，自高自大，鄙视对方，侵犯职责。这种情况，公方要多负些责任。他主张公私双方要互相尊重，开始相敬如宾，进一步发展到开诚相见。夫妻之间吵架原是平常的事，有的越吵越好，如果一吵架就马上“离婚”，公方代表就不要了，这也不好。最后他认为工商界这次帮助党整风，在大放大鸣中间，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三个主义？程度怎样？每个工商业者都要在运动中抓紧机会，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国家名副其实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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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长水首先对今天上午毕鸣岐的发言提了一些相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千家驹在发言中引用一首打油诗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类型来批判是不适当的。他说：“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这些话，在我接触的人当中还没有这种思想。他说，工商业者自己要求合营，是受到党几年来的培养教育，和本身觉悟提高的结果。合营以后，政治上得到很好的安排，经济上也得到比工人农民更多的照顾，又如何会产生“亡国之民”的感慨呢？
+
+　　他不同意毕鸣岐提出“公私双方应该平等协商”的说法，他说：企业中共事关系，不是平等协商的问题，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问题。根据宪法精神，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反映在企业中就是公方领导私方。因此目前在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是对私方的信任支持和有职有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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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天民说：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政策，是通过统战部贯彻的。过去中央和地方各级统战部门，在这项工作中是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获得了一定成就，就是大家公认的。但另一方面是存在着缺点的。主要表现在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上层人物照顾的多，而对他们的工作作风、思想改造方面具体帮助少。没有通过具体事物，适当的给予批评和帮助。老实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普遍存在着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现象。在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上，在上层人物中，只能讲团结，不能批评，有时运用了批评，又不能达到新的团结。而统战工作对合营企业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和工商业者往往使用多、关心少，例如私方人员的医疗费用、病假工资，国务院早有指示，但下边到现在多未贯彻实行。因此有人反映：统战部是“统上”、“战下”。为了正确贯彻统战政策，加强统战工作，他建议统战部应认真检查总结一下统战工作。
+
+　　李琢庵发言中反映地方上对于统战工作有一些意见，认为统战工作不深入，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征求意见只限于上层；而上层由于经济比重大，顾虑多，对于中下层的情况不了解，反映的问题也就不会全面，很多问题反映上去也没有下文。统战部对工商联、民建会的工作，有时管得太紧，民主不够；有时又管得太松，形成不管。他反映目前在工商界还“鸣”“放”得不够，主要顾虑是认为有放必有收，有收必有整，另外看到工商界的领导人物只讲好的，或只谈过去的老问题，还没有把真实思想情况反映出来，因此下面也就马首是瞻，不敢大胆“鸣”“放”。他们认为要大鸣大放，还得工商界的领导人物真正起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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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业也反映工商界对整风还有顾虑，怕报复。他认为对工商界的改造，应该本着治病救人的办法，对症下药，但这方面做的不好。他说，我们是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但现在感到好象是反过来帮助工商界整风了，例如对“定息二十年”、“撤出公方代表”等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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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耀华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公私共事关系中的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二十年定息也没有必要；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在政治上需要有公方的领导，在经济上也需要是公方的领导。如果公方代表作风不正派，态度恶劣，不能搞好企业和公私共事关系，甚至妨碍开展生产时，可以请主管部门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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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就最近在各地视察及原来所见所闻，谈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和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何破如何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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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他说党中央重视，中小基层不重视，企业机关等部门更不重视。甚至有些地方根本不知道统战政策是什么意义。因而在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中，发生了好些相当严重的偏差。例如有些公方代表因为不懂统战政策，不但公私关系搞不好，甚至有意造成私私之间的矛盾，在全行业合营后在私方很多的企业中，公方抬举那些表面唯唯诺诺，遇事逢迎一方，压制那些认真老实，爱提意见的一方。他希望中央统战部要将政策贯彻到基层和各企业中去，并随时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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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些党员以个人的意志代表党，不但以党代政，且以个人代政，要党的招牌，假党的威信，曲解党的政策，来压制非党人士。这怎能谈得上互相监督呢？他希望党在这方面多做些宣传教育工作，使党员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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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要破，要破得彻底，社会主义要立，要立得巩固。但破什么？如何破？这是各地工商业者希望有所适从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一谈到破资本主义，差不多总是全盘否定，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否定得太多了，就会看不起资方，因而使工商业者自己也感觉到一无是处，低人一等，失去了自信心，这就妨碍了改造和进步，不能发挥积极性和潜在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和作风，都应当彻底铲除。但有一些很好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技术，过去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现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来还可以为共产主义服务。党中央和政府早已说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包袱，而是国家的财富。这个财富是指什么呢？当然不是指那小得可怜的二十几亿的生产资料，而是指的经营、几十万工商业者过去对企业、工厂管理、技术、经验等等知识。这些知识，是他们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生存竞争中得来的，是在抵抗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获得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斗争中所积累下来的。过去一个工厂，一个企业，其所以能在惊涛骇浪���，由小到大，生存发展，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为私人资本过去对于经营管理，稍一疏忽，就要倾家破产；对于技术知识，不求改进，就要被淘汰；对于服务方式，不日新月异地便利居民，就要门可罗雀。这些积极因素，若一概抹杀，而不加以批判地来肯定，则几十万大小工商业者就不是国家的财富，而真是国家的包袱了。所以希望负团结教育改造资本家职责的各方面，对于“破资本主义”，要破其所当破，不要破其所不必破，更不要破其所不当破，既不要全盘否定，更不要玉石俱焚，才可以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才可以发挥一切可能发挥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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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1957年5月30日《人民日报》

CCRD/1/3/2/00069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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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开始放手“鸣”、“放”不少大字报主张不要党的领导、认为“老虎领导怎能捉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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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丁宝芳、卜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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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9日讯　北大学生“鸣”、“放”的高潮刚过，人大——这个党团员最多的大学的学生，现在正以较北大学生更激烈的姿势大“鸣”、“放”，他们一开头就极其露骨地要取消共产党在政府、工厂的领导，要把他们的“运动”扩大到工人、农民中去，扩大到全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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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海运沧”人大校园里，大字报陆续地张贴出来，到了天黑时骤然增多，据统计，大概有七百多张。大字报中讽刺党员不敢“鸣”、“放”，说党员是整风的拌脚石，是明哲保身，是庸俗的党性。据学校党委的同志谈，大字报中除了反映一些正确的意见外，也出现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张署名“哭声”的大字报上写着对国务院的几点建议：(一)取消政府、机关、工厂党的领导。(二)共产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家经费中开支。(三)要求资产阶级的学者来中国讲学。(四)允许出版禁书。经济系一个署名“政军”的学生提出取消党的统治。有人号召不要光对学校提意见，要扩大到工人、农民中去，要扩大到全国。很多大字报支持林希翎在北大的讲话，并要求林到海运沧来演讲。有的学生要求在自由论坛上辩论党是否要退出领导？农民生活状况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新闻系一年级七班学生潘俊民(团员，1949年参加工作，后调来学习)，人比较聪明，他准备了两万字的长文章(据说在一年前就开始写了)别人让他讲，他说他有顾虑，怕别人听了记他的账。据说他有九个论点：(一)胡风无罪，为什么不公开胡风的判决?就是因为毛主席觉得不好讲话了。(二)五年计划有错误。他详细地研究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内容和李富春同志的有关报告，认为从李富春的报告中透露出五年计划的错误。(三)党内没有民主，党员什么也不敢讲，中国党个人崇拜最严重。(四)肃反政策有错误，杀人过多。(五)马列主义过时了。(六)从学制上看，民主上看，现在的大学不如国民党时的大学。(七)开除航空学院党支书马银凤不对。(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九)要党不要政，党政要统一。潘在班里开会时还发表了两个新的意见。(1)要求新闻自由，他质问为什么报纸上不报道学生的活动，他认为整风有花招，这是中央各个击破的政策。并要求马上答复。(2)从中央到学校应成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委员会，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这个委员会不要党来领导。班里有一个叫江泽纯的同学坚决支持他的意见，认为新闻应绝对自由，大学生的情况应在报纸上全部反映出来。新闻系一年级学生杨端清(家庭被斗过)，他弟弟曾经给他来信说：他恨一切人，恨不得杀尽一切人，他自己也对党有很大不满。他要在自由讲坛上讲两个题目：(一)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二)共产党处于危机，老党员蜕化、一般党员公事公办，当尾巴。有的人在写章回小说，准备用大字报公布第一回：校长缩手缩脚。有些人提出整风运动为什么要党来领导，一张大字报上写道：“提老虎，提老虎领导，怎么提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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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大字报中要求校长吴玉章让出来，认为吴老既然管不了，就干脆不管。对胡锡奎、聂真、邹鲁风和系主任如何干之等也都有这种意见。他们说学校不是战场，老干部可以转业，把位置让出来。不少大字报还提出要把新闻系、历史系、哲学系、经济系，档案系合并到北大或其他学校。有的人认为人民大学四不像，提出不要人民大学。还有的学生要求普遍看“参考消息”，大字报一直贴到办公室的门口，说若不给解决看“参考消息”的问题一定要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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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从早到晚，人大都有辩论会，林希翎也要在“自由论坛”上发表演讲，党委会已经布置了一些人反驳她的论点。历史系将在晚上七点钟一个名为“春秋论坛”上辩论考试与整风矛盾问题、历史系和学校前途暗淡的问题。自由讲坛上还将要辩论胡风是否反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人民大学教条主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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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70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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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税务局在整风中发生职工闹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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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叶世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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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29日讯　上海市税务局在整风运动中发生职工闹事事件，党内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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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局机构庞大，市局下设十八个分局，八十五个税务所，有六千多个干部，党员占近五分之一。干部中，有一千六百多人是国民党税局的留用人员；还有二千多名是“三反”运动中吸收的“打虎队员”，他们大都是私营商店店员出身，很多人后来被吸收入党入团。过去历次运动中，前者总是挨整者，后者总是整人的，两派隔阂大，关系老搞不好。“三反”运动中，该局打击面过大，光是定案处理的(包括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就有四百三十一人，有十六人自杀，二十八人自杀未死，三人逃跑，估计被斗的达二千三百多人，占当时全局总人数的40％。“肃反”运动中，这个问题引起了注意，但错捕、错斗的人仍不少。这几年，非党干部因历史问题等各种原因从科长、所长降为办事员的甚至勤杂员的有四百人左右。
+
+　　群众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以后，情绪非常激昂。他们提出“要算一算账”(指“三反”、“肃反”账)。有些分局出版“新官场现形记”，批评党员“官官相护”；有的黑板报上辟了“点将台”，指名党员“坦白”党内秘密；卢湾区分局还贴出“血史”，把“三反”中党内有关决定、调查材料公布出来(局的领导目前还不知道这些材料是谁泄露的)。群众对新党员意见最多，说他们是“踏在我们的血迹上进步的”(“三反”中该局逼供讯现象严重)。徐汇区一个非党所长甚至说，“共产党员象石头，不搬掉我们永远不会翻身。”
+
+　　群众的“鸣”、“放”迅速转到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身上。虹口区第二税务所首先行动，提出撤换党员副所长和分局党员副协理员的要求。理由是他们作风恶劣，乱搞男女关系。分局和中共区委不同意，职工群众就到市委请愿，并派代表到各分局组织示威游行(后因人凑不起来，没有搞成)。虹口区第一、第四税务所立即响应声援。5月17日起，有一个多星期，第二所的干部大会小会，工作学习停顿，实际上形成怠工状态。目前中共市委、区委和市税务局组成的专门小组正与群众谈判中。新成区第一税务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决议撤除党员副所长，分局领导不同意，至今还在僵持中。黄浦区第二税务所群众发动签名，要求严办玩弄女干部的党员所长应金奎。
+
+　　在群众大“放”大“鸣”情势下，税务局党的思想混乱。有的挨到指名批评的党员领导干部哭了；有的忧心忡忡，晚上睡不着觉；有的在会上被逼“坦白”，把党内秘密以至自己和别人的恋爱经过也谈出来了。有十七年党龄的黄浦区分局副局长赵昆，因为被群众批评，躲在办公室里不敢露面，竟然向市局提出辞职。群众见状大为开心，讥笑党员“过去运动里你们像条龙，这次你们象条虫了”。
+
+　　据了解，税务局某些党员作威作福的行为确实严重。卢湾区分局发现短了五元钱，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说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事后查明乃是党员局长王味辛的侄子偷去，丁猛因事关领导面子，就此不了了之。长宁区第三税务所有一女干部小产，党员副所长丁肇基指令把胎儿拿来检验，才予准假；某干部拔牙齿要求请假，他又派人去要那干部张嘴检查真假。有些老区来的党员，见异思迁，乱搞男女关系，给群众极不好的影响，群众批评老干部十之七八是“陈世美”。在工资福利上，照顾党员过多，以至局里流行着“金秘书三迁”、“王科长七迁”愈迁愈好的话(两人都是党员)，相反群众要房子却没有。市税务局局长朱如言是个球迷，群众批评他过问业务少，关心球队多(局里有一个篮球队)，态度蛮横，动辄骂人，不好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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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5月3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70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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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委员会大院里贴出一百二十多张大字报，揭发某些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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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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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30日讯　29日，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大院里，张贴了一百二十多份大字报，揭发市委机关某些领导同志生活特殊化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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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大字报的人包括一些干部、工务员、司机等，形式有漫画、快板诗、批评文章，有的还编了歌曲。内容除一张表扬市委组织部长艰苦朴素作风的以外，大部分是批评领导干部的。揭发的问题大体上包括以下几方面：
+
+　　(一)市委某些负责同志滥用公家小汽车。一张大字报上揭发市委第一书记住在干部俱乐部附近，但每次去俱乐部都要坐汽车。有一张题为“寸步难行”的大字报揭发了市委秘书长滥用小汽车的情况。有一次他和爱人一起去买毛线，从百货大楼、劝业场到小白楼，一共跑了十五、六处之多。他还用汽车从师范学院接人到他家打麻将。他还叫师范学院校医到他家给岳母看病。因此他每月用油量超过80％。
+
+　　(二)住房子不合理。有的负责同志一家住二三十间，有的一般干部房子很挤。(据了解，首长住房太多，有的几口人住一所洋房，而缴房租太少，已引起许多干部不满。据说市委工业部一位副部长多住了一间房，市委行政处让他腾出来，他说：某首长住那么多房，拿那么少房租都不搬，你为什么让我搬，如果再让我搬我就告你们。)
+
+　　(三)福利待遇不公平。有的负责干部可以得到很多的补助。行政处负责同志说不要等首长说出话来，要主动补助。有一位负责同志收到补助的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教育部办公室主任每月收入二百多元，全家六口人，平均每人四十多元，公家还给予补助。有的干部用补助费买呢料衣服。
+
+　　(四)有些规定、制度不合理。例如人民礼堂开晚会照例要留几排首长席，十三级以上干部每月可以多补助十两油，高级干部可以喝公家买的香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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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5月3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7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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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营企业中逐步推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办法
+
+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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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今天发表了中共沈阳市委第二工业部关于在五个国营工厂中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试点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和这个时期其他各地在试点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经验可以说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逐步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是扩大企业内部民主、解决企业内部矛盾、推进生产的一种好方式，也是帮助国营企业中的党、行政和工会组织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一种好方式。我们认为，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在试点取得比较成熟的经验以后，可以根据当地国营工业交通企业的具体情况，订出计划，分批地推行这个办法。
+
+　　大家知道，全心全意地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从来是我们党在国营企业中工作的方针。在全国解放之初，当许多原来的官僚资本企业被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以后，就在企业中建立了职工代表会议，作为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对于进行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在后来，特别是从１９５３年在许多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推行“一长制”以来，职工代表会议就变成单纯地由企业领导者布置任务、职工群众提出保证的会议了，企业领导者很少在这样的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更不注意发动群众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这显然是不适当的。去年９月，党的八次大会决定要在国营企业中贯彻执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以后，各地一方面在国营企业中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另一方面也开始在少数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将原有的由工会主持的职工代表会议试改为职工代表大会，适当扩大权限，并使之逐步成为一种制度。这种试验对于扩大国营企业中的民主管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有重要意义的。
+
+　　职工代表大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呢？各地进行试点工作的经验表明，职工代表大会应该是国营企业的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和对企业行政领导进行群众监督的机构。职工代表大会采取常任代表制，代表由职工群众直接选举，代表向选举他们的职工负责，职工群众有权随时撤换不称职的代表。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地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且提出建议。职工代表大会还有权审查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反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就上述范围作出决议，交企业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执行。国营企业既然是全民所有的企业，而不是企业职工集体所有的企业，所以企业的行政领导人员，当然应该由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管理机关任命，而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但是，如果企业的行政领导人员不称职，职工代表大会不仅有权给予批评，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建议上级管理机关撤销他的职务。职工代表大会对上级管理机关的决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也有权向上级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管理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来的决定，那就必须贯彻执行。这些，都是符合于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民主集中制这个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的。
+
+　　试点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在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建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应该是一套组织，它不需要也不应该抛开工会而“另起炉灶”。工会委员会不仅要负责准备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而且在职工代表大会休会期间，要负责监督行政领导上对职工代表大会有关生产行政工作决议的执行。在下届职工代表大会上，工会委员会要作监督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这样，就可以加强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如果把职工代表大会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分作两套机构，不仅代表大会次数加多，浪费职工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机构重叠，开起会来和在会后办起事来也免不了有许多内容重复和职责不清的地方，因而免不了减低工作效率，削弱工会组织的作用。
+
+　　要使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健康地建立和推行起来，企业党委的正确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根据各地试点的经验，企业党委必须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正确地处理全国���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本单位职工群众的局部利益和暂时利益的关系；必须正确地调节企业行政领导同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关系。对于职工代表大会的议题，党委不要事先作出硬性的决定，好让会议能够无拘束地表现职工群众的意志；但是，对于会议中讨论的重大问题，党委又要有明确的方针，并且通过党员的积极活动，加强对会议的思想领导，力求使会议不致作出错误的不能执行的决定。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职工代表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应该允许自由发表，而不要定出种种清规戒律，限制群众的民主权利。对于错误的意见，当然需要进行说服，但是必须注意，绝不要妨碍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在职工代表在会议上正确地批评行政领导的官僚主义错误的时候，党委不仅不应该去作辩护，而且应该热情地支持这种有益的批评，依靠群众的力量去克服行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缺点。党委还要领导企业行政方面积极执行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
+
+　　无论工厂管理的民主程度怎样扩大，在我们的国家内，企业生产管理的指挥，都必须由行政领导者负完全责任。所以党委需要加强在职工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在他们的工作中，务必不要妨害厂长在企业行政上的负责制。党委和工会都需要教育全体职工遵守企业的规章和劳动纪律，服从行政领导者的命令和指挥。这样，才能达到调动企业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去搞好生产，全面地超额地完成国家计划的目的。
+
+　　从各地最近关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试点工作的初步总结中，我们以为，可以提出以上的一些看法。关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初步经验，虽然一般是成功的和可行的，但是还显然没有成熟。我们希望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责成所属的工业交通企业部门，继续将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办法的经验总结出来，以便使这种经验更加完善，并在各地国营企业中分批推广。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

CCRD/1/3/2/0007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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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了领导作风　平息了学员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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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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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冬天有一段时间里，我们学校的伙食搞的不太好，不少学员对伙食有意见，再加上天气冷，学员的棉被较薄，宿舍无取暖设备，晚上很多学员冻的睡不着觉。有的学员就向领导提出请求改善伙食、解决取暖问题的意见。当时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没有重视这一意见，只是简单地答覆了大家一句“慢慢的就会解决”便算了事。于是有很大一部分学员对领导上产生不满情绪，有的在吃饭时摔筷子、敲碗、讲怪话；有的因睡眠不足在上课时打瞌睡受了老师的批评，干脆就躺下来睡大觉不去上课；有的甚至在墙上、黑板上写一些与领导抱着对抗情绪的标语，等等。当时，我们发现这些情况以后，也没有仔细考察、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认为这是有人在有意识地制造“混乱”，于是便着重从每个闹事者的政治、历史方面去审查(想从档案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从行政上加强管制。结果闹事虽然表面上被压制下去了，但是问题并未因此而获得解决，反而愈发展愈严重了。学员见到领导干部都不说话，头一低就过去了，有的甚至躲避着和领导干部的接触。学员因受冻而病倒的也越来越多了，缺课的人数不断上升。以后通过对生病学员的照顾，与生病学员的不断接触交谈，才初步的了解到群众对领导上所存在的一些意见。最后，经过我们领导上几位同志的共同研究，提出一个新的办法，决定召开一次学员代表会议，来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这个办法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同意和学员的欢迎。会议前，首先进行了一次打消顾虑的教育。会议开得很好。会上，代表们一方面检讨了他们对领导有意见没有通过正常的方式，按民主的程序向领导提出，而就采取了过激的与领导对抗的错误行动；另一方面大胆地批评了我们领导在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并对如何改善伙食、解决取暖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很大问题，使我发现了我们工作中的很多缺点，特别严重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同时在群众的启发教育下，也找到了改善伙食、解决取暖问题的办法。在大家的努力下，伙食改善好了，宿舍里也安起了火炉子。这样一来，学员的学习情绪比以前更为高涨了，大家见到我比过去显得更亲热、更尊重了。无论分配下一件什么工作，大家都能积极、愉快地去完成，而且完成的又快又好。
+
+　　事实证明，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紧密地依靠群众，经常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人民内部的各项问题(矛盾)，增进人民内部的团结(首先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团结)的最根本的、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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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30日。

CCRD/1/3/2/0007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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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大鸣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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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地方工业部和财贸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天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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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上发言的有：市工商联副主委、油脂化学工业公司经理何宗谦，市工商联常委、河北区工商联主委荣子正，市工商联常委、电器工业公司财务科长李景阳，市工商联常委、纺织品公司副经理叶聘之，市工商联执委、车具工业公司副经理李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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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宗谦建议鸣放要有法制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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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宗谦在发言中首先就女三中教师黄心平提出的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主张发表了意见。他说；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定向社会主义的保证，黄心平的说法，根本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我对他的说法不同意。但是，他说的只要不杀头，就要把意见提出来，这种大胆鸣放的精神是值得佩服的。现在，工商界人士对“鸣”“放”还有顾虑，很多人怕鸣放了以后找麻烦，将来不好共事，有些人怕记帐，将来给算总帐。为什么有这些顾虑呢？这是因为过去有些人说了些对党和政府不满的话，党和一些积极分子没有耐心给他们帮助，只是把他们说的记下来，等运动来了算总帐，给他一闷棍。这次，党虽然再三鼓励大家鸣放，但是，不少工商界人士还是顾虑重重。如果要消除大家的顾虑和疑惧心理，党不仅要广开言路，让大家鸣放，还要在鸣放中保证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因此，我建议，现在鸣放要有法制来保障，这样对扩大民主生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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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小工商业者摘帽子，他主张把门敞开，使一部分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中小工商业者能尽先尽快地摘掉帽子，参加工人阶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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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子正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也有三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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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子正发言时，认为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也存在三大主义。他说：党对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办事，可是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都是很早的时期写成的，把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譬如，政治经济学里也说，独立劳动者上升为剥削者之后，原来的资金，很快就花光，然后则不劳而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我们是勤劳肯干，赚的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因此，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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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党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和、发展情况，通过调查研究，做出中国的理论，而能向别的国家拿出丰富了的马列主义，而不是把马列主义原样转口。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使生产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都能同意。所以，党不能单凭主观，以为学过马列主义，就能运用，结果是机械地搬用了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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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中央说要赎买到底，不会是半赎买半没收。但事实上，赎买代价的实际等于没收私方剥削的大半。在企业合营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帐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得很值钱。而工业、商业管理部门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又样样估得不值钱，结果减少了私方的股金。这些部门进行上述工作时，都说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这两种工作也都是在工人监督下进行的。可是两个“实事求是”，两次监督，却使全国私营企业财产由四十五亿元变成为合营后的股金二十二亿元。他说：发生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央没有深入了解这些情况，而只听税务、工商等部门的汇报。这是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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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在对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过程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向上反映得是否都可靠？是否太“左”？都可以检查。目前有人说“目前和平改造已成过去”，我认为：我国和平改造基本上是胜利了，但在全世界这还只是“试点”。因此，要很好地找找和平改造中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检查这一工作时，应有工商业者参加，才能全面，不然就会强调成绩，忽略缺点或只轻描淡写。工商界参加这项检查和提意见，应当多组织基层的中小户，因为我们上层人物，被“进步”堵住了嘴，惯于说自己所不同意的话，半吞半吐，不够纯洁。
+
+　　他说：党对待人民团体有宗派主义。党对工会工作重视，对工商联工作则不够重视。为什么不一样看待？党员干部以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而工商联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这正表现出党的宗派主义。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组成的，既然忽视就不应该建立，既建立就���摆在合理地位。由于党有宗派主义，使得我们这些人向党说话时，只说党爱听的，否则就可能被“打入冷宫”。我感到：党并不认为工商联工作搞坏了会影响党的威信，拿去年工商界买公债来说，分配的数额，把工商界以往的分红、当年的定息加上到期公债本息等，还完不成任务，后来虽有些减免，但当时为了完成任务，工商联只好吹胡子瞪眼，强摊硬派，引起许多工商业者不满。另外，还有些会员说河北区工商联是“法院”、“派出所”，说我们“只顾自己升官，不问民间疾苦”等，实际上，其中固然有我们的过失，但是也和党的宗派主义、对我们使用不当和强交任务分不开，希望党在这次检查中负起这一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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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阳说提意见多了常被认为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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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阳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他说：我在公司里是个好给领导上提意见的人，因为意见提的多，常被领导上认为我主观，我不否认我自己有这个缺点，但是，主观究竟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领导上也没有给我提出来。他认为，在公私共事关系上，上级工业局领导上也有官僚主义。另外，他还对定息年限、专业公司有没有设立必要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
+## 叶聘之批评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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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聘之在发言中列举许多事实批评了目前党、人民团体、政府机构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他说：现在中央号召参加体力劳动，市长、局长、公司经理等领导干部都下去参加劳动，究竟起什么作用，能坚持多少时间？每到周四无会议日，首长们也一忽拉都下去，结果下边这一天是百忙日，究竟作用如何呢？他还说：资产阶级加入工会需要创造条件，资方代理人现在已经无资可代，没有剥削收入，还需要创造什么条件呢？如果要把资产阶级思想都克服了才能加入工会，这个条件就要求太高了。另外，他还对目前合营商业中的营业时间不适合消费者需要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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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质如说党内党外没有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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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质如说：目前党内党外之间沟深墙高，墙要党先拆，不然别人不敢拆。他说：党员之间特别亲热，吃喝不分，可是党员和党外的人，特别是私方人员，连吃顿饭甚至一枝烟的交情也没有。党员把党的立场看得过于机械，认为立场与党外截然不同，好像和党外的人稍一接近，就会被党外人士的满身毒素沾污了。有的党员甚至把党外的人好像当成特务看待，不用平等眼光看人，党员之间说话喁喁私语，看文件遮遮掩掩，这就是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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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会今日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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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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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医学院教授和副教授对院党委提出批评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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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医学院在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过程中，院里的教授和副教授们曾经举行了两天的座谈。在座谈会上，他们畅谈了自己的内心话，提出了许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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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座谈会上，教授和副教授们对党群关系发表的意见最多，而且在座谈会一开始，它就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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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嘉言说：我们在精神上要求靠拢党，然而就是达不到，靠不上，不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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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胡嘉言说：“我们学院内部的矛盾是很多的，而党和非党的矛盾是主要的。这表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搞得不好。我们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要求靠拢党，然而就是达不到，靠不上，不知心。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多了一个党员，就少了一个知心朋友。”石福畴副教授说：“我对共产党是不怕老的，就是怕新的，也许这些新党员肚子里才装了一点马列主义，尤其是怕青年团。怕什么呢?怕他们听不全，怕他们‘只听不说、只进不出’就汇报了。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太不了解，举个例：有次我去找汪院长谈个问题，汪院长正在办公室里和几个党员开会。汪院长见我来了就走出来，我在外边谈起来，可是里面的党员却怕我要听到什么，拍的一声把门关起来了。其实，我在和汪院长谈话，没有这个本领一边谈话，一边又听门里谈话的，何必如此不放心人，我心里非常难过。”法医教研组主任、教授魏立功还说：党过去是使人很亲近的，现在为何使人怕，可见党表现落后了，官僚主义在俄语是“老油条”的意思。党内组成不健康，我看现在的上层建筑要改组、改革！学院现在是个头重脚轻，行政人员太多，有些人还是可以回到农村去的，土包子嘛！到农村去去没什么，登在学校里反弄得昏头昏脑，弄得院长也昏头昏脑。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教授吴祥骅也说：有些党员是老革命，对革命有功，可是现在在高等学校里不能做事，也不做什么事，就是靠党吃饭，那末是什么呢?做“饭桶”！毛主席说合作有优越性，我看让他去“优越性”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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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慎行说：党群关系中间有条沟；除了有党的威力感存在外，还有一种“骗”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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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教研组主任、副教授张慎行说：党群关系，中间有条沟。除了有党的威力感存在外，还有一种“骗”术存在。有很多东西党是有一套的，这是不能向群众交代的，我是很有体会的人。三反之后，党和群众就疏远了，我的待遇也和党员不同了，领导上和我谈工作，要我到苏北附属医院来，我是不愿意来，要到南京去，但领导上硬要我来，并且说一年后保证再调南京，可是五年多了，我被欺骗了。临床外科教研组副教授赵霖也说：有些党员讲话不讲信用。我过去在第一康复医院工作，有些老党员，而且是相当负责的干部，他们在我的工作问题上都失过信用。开头总是答应给我多少待遇，后来就不守信用了，这实际上是我受了骗。我在上海某区委的机关里看到，墙上不少的标语是引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尔加宁等说的话，其实，这些道德修养方面的话，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做人要学俄国，中国人原有的道德就比他们差吗？由于不重视祖国道德，信用也就差了。我所看过的马列主义书中就没有谈到信用的。我到这里，领导上答应贴我五十元，在2月份前都是这样的，可是到3月份变了卦，我就找和我谈这个待遇的李鹤群，他推说他现在不在人事部门了。原来听说福利委员有意见。我不管这些，因为是讲明了的。但是3月份这五十元到现在还没下文，我又受骗了，也受够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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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对以党代政、党的中医政策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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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党的意见中，他们还曾经谈到了以党代政、党能否领导科学和党的中医政策等问题。临床外科教研组副教授赵霖说：在法制问题上，我想举一个例，在医院的布告栏里看到陈金生做总务处副处长的通知，却是中共省委文教部批的，党委部门怎样管政府部门的加委的事？如果可以，民主党派可不可以批什么人做什么长？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吴祥骅说：“我们医院里去年一下子搞了几个民主党派，人家都说我这个吴祥骅难搞，民主党派少了我就不容易搞。农工民主党要我搞一个市委委员，我说，不能做这个官儿，后来真的共产党里有人说我这个人不行，不能搞市委委员。民主党派有什么用，金漆马桶而已！”对于党能否领导科学的问题，外科教研组主任、副教授张慎行说：党能不��领导科学?我说能。不过没有共产党也是能的。美国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不是科学很发达吗？对党的中医政策，公卫教研组主任夏之贞说，学习中医，不是采取自愿的方法，而是一律地学，成效反而不好的。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李颢说：关于中医政策，我是反对的。尽管我要泻肚子也吃中药舒适点，但我不赞成中医政策的。为什么有中医政策呢?这是吃了“应声虫”的亏，开什么人代、政协会，看到的发言总是什么“我完全同意”，是什么东西你完全同意？完全同意还发什么言?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我说“三个应声虫，一个大坏蛋！”现在许多事，就是上海人常说的“胡调”“胡”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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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政领导和教学工作上，教授和副教授们也反映了不少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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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福畴说：领导上有些事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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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福畴副教授说：“领导上有些事不民主，譬如去年工资评定，评委会成员就不民主，后期多前期少，标准也不准。评委会内部也不民主，被评的人应该‘自报公议’。评级别中，我看张炎先生的级别低了些，提了个意见，领导上也觉得不安，可是并不改过来，却叫黄院长去向张炎先生打个招呼，这算什么？”药理教研组主任王端献说：工资问题，领导上不民主，不关心学校、不开会的评得高，这也叫“德”吗?领导上对我有宗派主义，在青岛，调浙江，再调江苏医学院，又调到这里，调来调去，真无聊。我爱人的工作，分配是不妥当的，组织上真是官僚主义！对她对组织有什么好处呢?领导上不讲是官僚主义也是“十三岁的姑娘做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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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禹说：名是可以争的，人总要名；利也要争，只要不是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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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解剖科教研组主任李学禹说：我不同意“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两句话。名是可以争的，人总要名；利也要争，只要不是私利。我看要分析一下：一是向领导上威胁，硬要名利，这不对；二是吹牛拍马，可耻，也不对；我主张埋头苦干的争取，我对级别是有意见的。我老了，黄炳然教授说象“尸腊”，“尸腊”是好东西，中国不多，可是我这个“尸腊”却是被人家抛弃的没用的“尸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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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学校里的某些不合理现象，许多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药理教研组主任王端献说：我们学校里是可算没有制度的，可借可不还，钱是这样，图书是这样。我们教研组有多少东西，我也搞不清，也没有人点交我，我也没接受盖章。保管、保卫都没有个制度，实验室曾经被小偷光顾过。进进出出很自由，我看嫖妓宿娼的也可有，反正外人来校居住也不要报户口，没有人管。教授薛永梁说：我们妇产科的病床是太少了，1952年是三十张，现在1957年了，只有四十张，而且病房里没有地板，冬天冷、夏天热，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医院的伙食管理也很不好，我们在工作后，往往吃不到饭，吃上了也是冷饭，找炊事员有时又找不到，说是去学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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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耀东说：各个教研组劳逸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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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教研组主任鲍耀东说：医院各个教研组的劳逸是不均的，有的教研组太闲了，而有的忙得要命，有些忙的同志在精神上也得不到安慰，做这方面的政治工作很重要。譬如何主任、薛主任忙得连公休都放弃，而精神的鼓励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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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说：凡聘请人要在教务会上谈谈，或者来了之后，要试一个时候而后再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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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学校的人事制度，教授们也提出了不少意见。公卫教研组主任夏之贞说：在订的请假条例中，学生请假放在人事处而不是放在教务处，教务处是管学生学习的，为何不向教务处请假？应改过来才好。田福畴副教授说：我们学院聘请教学人员是不慎重的，只注意“拉”人来，一来就是“高级”的，是不是“货真价实”？就随便给名给待遇。我看今后要走群众路线，凡聘请人要在教务会上谈谈，或者来了之后要“试”一个时候，而后再定“名”。黄炳然副教授也认为学院聘教授中有问题，他说：不应该只看到“老”，用看“尸腊”的眼光是不行的。公卫教研组主任夏之贞说：领导上有“名牌”思想，“圆滑”的就好些，不大说话的就当他没本事，对埋头苦干的更加不闻不问。聘人的时候也不慎重，现在是“先来的挨骂，后来的吃香，不来的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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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谈会上，教授和副教授们对于学院某些部门和个别行政领导人员、共产党员提出了批评和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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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李颢说：有些行政组织部门不知他们做些什么事，人事科不��做的什么人事。去年，为了要留下两个毕业同学，我们外科几个教研组商量开了八个人的名单，但是人事科却接到了南通市体委的通知，说要留下几个会打球的，好为南通市与人家比赛做选手，我不知道留助教是该听我们主任的话，还是听市体委的话！留人是从医务出发?还是从打篮球出发？人事科对每个工作人员老是填表，填表，我们的祖宗十八代都给写上去了，向你们交代了，每次运动也替我们做了鉴定，我们的小辫子都被抓在他手里，但是，你们的东西，你们的“底”，我们可以看到吗?我很怕，因为你们可以将东听来、西听到的东西替我鉴定上去。人事科的这些工作是什么?是内部特务间谍机关一样!是专搜集情报的(后来，他声明说人事部门是间谍机关不妥当，但认为象情报机关)。人体解剖教研组主任李学禹说：我们解剖科有位徐老教授逝世了，院务会上决定开个追悼会，由陈总务长做筹备主任，我也参加做委员，为了这件事，我还通知了徐老教授的家属，要他们准备答词，可是，这个院务会上的决定后来却不声不响的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对生者的鼓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执行吗?
+
+　　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李颢说：李学禹教授提出的徐承德老教授死了没有能追悼得起来。我又想到这么回事，就是前任院长的父亲死了，有的院长却不断动员我们去吊唁。前任院长的老人家和学校有什么关系，而徐老教授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为何却这样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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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某些党员的缺点时，生理教研组主任姜书枫在发言中说：我们开会，会后有人在批评我们，他们有什么权利可以批评我们。听说有个共产党员骂我们这里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那些人是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他是什么共产党员?要骂到这里来骂，领导上要把说这样话的人交出来，交出他这是放的什么屁?我过去在北京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也开过什么会，会上我也讲过什么共产党员领导“英明”，现在想起来是我“放了屁”！
+
+　　在这次座谈会上，最后发言的是病理解剖教研组主任、教授张致果，他带着意味深长的语气说：各位先生说的问题到处是如此，我从哈尔滨大学来，那里也是如此，所以有人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绿化，天下青草一般绿。绿，在色盲看来是红的。
+
+　　 来源：《新华日报》1957年5月30日。

CCRD/1/3/2/00071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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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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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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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休会七天后，于昨日继续举行。上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秘书长杨东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宁武，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常务委员朱蕴山。下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刘文辉、刘斐，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委员吴研因，民革中央副主席陈绍宽，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许宝驹，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楚波，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李俊龙，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罗子为；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茅以升也在昨天的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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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莼认为：许多地方统战工作作得不好的原因之一是不懂得这个政策，希望总结三十多年统战工作的历史，建议党内进行一次系统的统战政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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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莼在发言中，对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意见。他说：民主党派要得到社会重视和党内重视，毫无问题，应该自己从工作中争取，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做好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从思想上解除障碍，使大家了解民主党派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贯彻这个方针。杨东莼认为：许多地方统战工作所以做得不好，原因虽多，但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懂得统战政策，如农工民主党的对象是什么？好多人就说是医药卫生工作者，民主促进会的对象是什么？好多人也说是中、小学教员，有人甚至以为九三学社是公私合营的什么企业。再比如：民主党派在有些单位发展组织时，竟然遭到拒绝，说：“我们这里已有一个民主党派了”。因此，杨东莼认为：要贯彻这一方针，思想教育实属重要。如何进行统战教育呢？杨东莼提了四点意见：
+
+　　第一，他说：总结一下三十多年的统战工作经验，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经验，这是根本之图。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说到了统战工作是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本书发行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六年中变化很大，应该进一步总结和分析。这个总结分析是科学研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研究，其中有理论、有事实、有历史，还有艺术。要总结得好，必须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上，来说明统战工作的必要性，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作用以及今后的任务等等。有人说我们是吃团结饭的，吃团结饭不坏，难道要叫我们吃分裂饭？现在有人把历史割断了，孤立起来看现在，我看这三十多年来统战工作的历史还是不能割断的。有了这个总结，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上的阻力就会减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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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杨东莼说：中学我不谈，几年来大学的政治课，起了一定作用，但无庸讳言，也有很大缺点，这就是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毫不相干，而且写好讲稿，逐字逐句念，下面逐字逐句记，对现实生活很少谈到。如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是如果给大学生考考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有什么区别，我想，及格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对统一战线政策当然更不知道了。现在高教部正在重新草拟政治课程教学大纲，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把政治课同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并把统一战线政策放在一定的地位。我想这样做，对团结知识分子会有好处，对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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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杨东莼谈到民主党派有无论坛的问题。他说：有，光明日报就是，另外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都登了许多有关民主党派的文章，现在什么都登也无人审查，这很好，但是还应该加强。如何加强呢？我觉得：光明日报在当前大放大鸣的时候，应该出六版，不应出四版，以便在整风期间，让大家在论坛上活跃些。杨东莼还建议各机关、学校可设民主党派讲坛，让民主党派有机会讲话，尤其在进行统战政策教育的时候更有必要。如某学校一个同志对统战政策统错了，事情不大，不需要拿到报纸上去，就可以在那个学校里公开说清楚，讲清楚了，也就是进行了统战政策教育。当然，我并不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今天群众水平提高了，可以明辨是非，有人要想哗众取宠，既不能哗众，也不能取宠��这个对台戏怎样唱呢？杨东莼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这个对台戏是吴铁庵和谭鑫培那样的对台戏，吴就是学谭，同样是谭派，谭唱什么戏，吴也唱什么戏，我们今天虽然有个论坛，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跟资产阶级的在野党同执政党的唱对戏是完全不同的。也许讲坛上讲错了，但是，不要紧，讲错了，可以辩论，经过辩论，是非就出来了，这样民主生活就可以更活跃起来。
+
+　　第四个问题，杨东莼建议在党内首先进行一次有系统的统战政策教育，他认为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好，对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会大有好处。
+
+　　最后，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杨东莼还提出三个具体意见：第一、他说：统战部要求我们反映所联系的社会人士的意见，但是，反映以后很少有下文，他希望反映上去的问题能解决的一定要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该有个下文。第二、他建议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各个单位，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如会议或座谈会、人事等等，都需要有个制度。第三、下面民主党派的干部对政治待遇很有意见，如参考消息，究竟什么人才能看呢？如某一地方规定十六级的才可以看，而十八级的秘书长反而不能看，这样做，是否合理，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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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武说：民主人士要作共产党的“诤友”
+
+　　宁武发言中认为，既然是帮助党整风，对于个别有错误的党员，就应该以“诤友”的态度进行批评，而不应该对他们维护。他说，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期望。
+
+　　他说，一切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党员，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有些党员的个性完全超过了它的党性。因此，他建议党中央要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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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据我的观察，凡是１９４９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强。而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差。他认为，现在全国党员有一千二百多万，其中党员的修养和锻炼大有差别。过去的党员参加革命，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全国解放以后的党员则不是这样，他们是愉快而光荣的参加党，只是抱着荣誉感，他们经过的艰苦锻炼比较少，因此，必须对他们加强教育和改造。他还对王明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表示很大的诧异。他说，王明过去犯过十分严重的错误，但是，据他知道并未作过什么检讨，他认为这是个性超过党性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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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谈到在对待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宗派主义问题。他说，目前歧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大专学校中，就尤其严重。有些党员干部，对年老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看法，认为他们来自旧社会，历史不干净，思想有问题，于是摆在那里，既不帮助提高，又不给适当的工作。据我知道，那些年纪从五十岁到七十岁的旧知识分子，只要党和国家了解和关怀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情绪是很高的，知道自己是从旧社会来，带来了不少的旧思想、旧作风，愿意改造自己，愿意在晚年献出自己的所长。当他们不能如愿，而感到自己是在“尸位素餐”时，心情十分苦恼。这也是一种矛盾：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人材，感到人材缺乏；另一方面，又有些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种矛盾主要是由宗派主义造成的。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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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垣提出：今后使用干部必须放手放心，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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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垣首先谈到教育部的领导问题，他说：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是高等学校，又与普通教育有关，我们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又与高教部有关，但由于教育部和高教部工作上联系不够，很多事情是高教部布置给高等学校的，有时就没我们的份，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好象我们又是大学，又不是大学。有的教授说：我们是中学头，大学尾，在夹缝里讨生活。因此，教育部与高教部必须很好的配合，注意到师大的特殊性质。陈垣还说：关于课程的设置、比重，有的不很恰当。教育部有时过分相信教育理论的教条，从实际考虑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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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陈垣认为：党必须特别加以注意。他认为共产党所以有宗派主义，是因为过去对敌斗争情况随时提高警惕，已逐渐成为习惯，建国以后，对全国干部情况还心中无数，自然要多依靠政治上可靠的人，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前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再有宗派主义就会大大影响党外群众的积极性，等于逐渐放弃各种积极力量，群众会由积极而消极而袖手旁观了。陈垣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在使用干部上必须放手放心，才能使袖手旁观的人，卷起袖子来积极参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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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老教师的信任问题，陈垣说：由于过去使很多人感到有不信任的倾向，今后要多在这方面作工作。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多年治学的老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次次检讨，或在火力很强的群众大会上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却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曲，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这是说当事的人，而其他群众呢？由于当时有人抓住一两句话，甚至和朋友说的开玩笑的话，就往往被人抓住，说是思想如何，甚至追其动机。运动过后，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了，和党、团员说话时尤有戒心，知心朋友也不来往了，大有“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的状态，形成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墙，有的地方就是这样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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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过去的教训，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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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垣接着谈到肃反问题，他说：总的来说，肃反成绩还是很大的，某校的副院长，肃反时被误作为对象，前天他和我说：“我当时确是难过得很，身体健康也差了。但是，今天平心细想，经过这次运动，全国反革命基本肃清，可以安心的建设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我当时虽然吃些苦头，但从结果来看，问题还是弄清楚了，也并没有冤枉我。”他的话使我很感动，我想运动当中，群众发动起来，很多人在大运动里受了伤，如果仅仅说是“在所难免”，未免也是说便宜话，不过能从全国着想，总可稍稍解开这些症结。今天吸取过去的教训，学会如何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会再有误友为敌的错误作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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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部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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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整风运动，陈垣认为：目前运动虽然刚刚开始不久，各方面已提出了许多许多意见，揭露了不少矛盾。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再表示让大家大鸣大放，对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再表示欢迎与支持，虚心倾听群众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登载的高教部接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选派留学生将采取自由报考方式，这种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这次运动的本身，就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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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教学，陈垣认为：有些问题要注意，有些年青教师，毕业不过二、三年，上课去按本宣读，就很不好。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实际的教师队伍人数还不能马上充实起来，还不能跟上形势的时候，这些青年教师，勇敢的担负起以他们的力量还不能担负的重担，担负起繁重的教学任务，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与这同时，也确实有些人，由于自己政治上进步，是党员或团员，课程也开出来了，如果再加上组织上有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就骄傲自满起来，老教师也看不在眼里了，觉得他们落后，认为老教师教的东西是唯心主义，只有自己才是最掌握马列主义的人，自然就不会很好的虚心的向老教师学习，所谓新老关系也逐渐不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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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群之间虽有墙但不是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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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垣还谈到党群之间的“墙”的问题，他说：虽然有“墙”，但我看不是历史上的万里长城，第一因为城里城外不是敌对的双方，第二也并不是蜿蜒万里不断，而是断断续续，有高有低，有厚有薄，而且有些地方是没有“墙”的。我觉得既然各人处境不同，看法不同，接触的党员的作风也不同，是高就说高，是低就说低，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应人云亦云，强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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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次运动，在有些人心里留下一些印象，以为越说得头头是道，越能表示自己积极，据说在肃反运动时，有的单位开会时不说话，就被认为不能站稳立场，不能划清界限，我想这是个别的情况。但是有人却误以为有一说三，有薄说厚，就足以表现自己的错误。这纵然是极少极少的人如此，但也确实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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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应该是：事实力求确凿，意见力求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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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垣认为：批评时实事求是，对于党的整风，纠正错误，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是有利的。有时因为爱护党，维护党的事业，谈到工作上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时，自然不免声色俱厉，“疾恶如仇”，是很可理解的。但如果只是漫骂和讥讽，或者无中生有，不能以理服人，对于工作的改进，反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言之无物，持之无理，你让人改正什么呢？所以批评时应作到：事实力求确凿，意见力求尖锐，对工作的改进才能真正有帮助。陈垣最后谈到统战工作，他说：党、团员、民主党派成员，都有组织关系，而统战工作对无党派的人应当如何作工作，今后也值得注意。有时某一问题，党内和民主党派分别传达，而无党派人士，感到知道得很少。目前还是无党派的人数较多，恐怕将来也仍然如此，既然要调动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则不但要注意发挥民主党派力量，对无党派的人注意加强连系，也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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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云说：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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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云发言中说：此次整风运动，主要反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谓“三害”，包括教条主义在内。他说，他对张奚若先生、章乃器先生、陈叔通先生、章伯钧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钦佩。他认为这些发言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真正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每次座谈会能够贯彻这一精神的话，他相信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他又说，不过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仍有顾虑，甚至顾虑很大。为什么会有顾虑呢？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几次运动使他们害怕了。他说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这次运动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以往的历次运动完全不同。首先要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有此信心，就用不着有什么顾虑，如有顾虑，就是不信任共产党了。因此，他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无关的话，用不着的话少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揭露得越多，将来缺点和错误减少得也就会越多，相反，如果把缺点和错误掩饰起来的话，将来缺点和错误还会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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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龙云对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这几次的座谈会，大家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多半是在下面，而其根源多半是在上面。他认为在国家的行政上没有作到分层负责，而是国务院指示一发，等于垂直领导，就一直贯彻到基层，党有党的指示，就成为双轨并行，没有注意业务部门的职权，业务部门也就无法帮助下面，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很多错误和混乱便由此产生，对问题不暇再加考虑和研究。希望国务院以后多注意监督与考核，凡属业务无论专门与普通，都要主管负其全责。他还认为，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在国家来说是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殊不知下面办事的人员经验不足，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以致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只能按令而行，造成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他举例说，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这是冒进，也是轻率。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又提倡穿补钉衣服，使得下面无所适从，莫明其妙，这种宣传同样说明是一种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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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这次整风运动中准备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十分赞成。他说，过去我们国家考取留学生的办法不公道，最近不少人提出批评，昨天报纸上登载了高等教育部接受大家的批评立即加以改进，这使人们的观感为之一新。他认为，今后整风运动如果能够贯彻这种精神，他相信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面貌一定会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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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干部子弟的培养问题也提出了批评。他说，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这样是不公道的，以学生来说，象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感到高人一等，一定会有特权思想，于学生也是不利的，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我想来这也是一时高兴，缺乏全面考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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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对民族干部问题提了意见。他说，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少数民族实行自治之后，干部缺乏是事实，因此，成立之初，自治区的干部不能不用汉族。这是在所难免，但是现在少数民族的干部陆续培养起来了，应该使少数民族干部有充分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使汉族干部逐步减少，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增加，而且有职有权，真正自己当起家来，达到名副其实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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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宝驹说：人事干部太严肃，人事机构很神秘，这是一道较厚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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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宝驹发言说，一般群众，都觉得做人事工作的人太严肃，对于人事机构，感到很神秘，使人发生畏惧心理，产生一种隔膜。假定说这是墙，可以说是比较厚的墙。如何消除这种隔膜，是应该注意的。他还说，很多机关首长，为了了解情况，听取一部分人的汇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却常引起人们一些疑虑。比如，“汇报全面与否？正确与否？”使人疑神疑鬼。在这里，他举南昌市某被错关过的青年为例说，这些事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是否有人向领导上汇报了不正确的材料，其中是否有打击报复问题。因此，首长以什么态度听取汇报，很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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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川认为：墙和沟是党员的特权思想造成的；积极分子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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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川在发言中，首先谈到他很喜欢提意见，而且很爱批评，因为他经常说话一开头就提缺点，过去曾被人认为思想落后，反党，扣了很多帽子。有些关心他的朋友曾劝他最好不要说话了，说了不见得有好处；要说也不要忘了那个公式：先肯定成绩，然后再谈缺点。他说，是不是我只看到缺点而看不到优点呢？不是的。只是觉得优点早已存在，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再来说。把缺点说出，改正过来，使成绩可以更加巩固，对党和国家都有好处。不过，有些民主党派的同志只谈成绩不谈缺点，甚至把缺点也当成绩来加以颂扬，这种做法好象看见一个人要陷进泥中也不提醒一样，是很不好的，这也不是爱护共产党。现在那些过去认为一切都好的人也提缺点了，证明他们过去是看到了缺点但没有说，是否考虑到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否从前言不由衷？我觉得说真话比说假话好，虽然真话难听一些，假话好听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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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张云川就他所看到和感到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意见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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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他说，我也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党和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造成墙和沟的原因，有人分析是由于党员有优越感、特殊感。他说，这种优越感过去对敌斗争有好处，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在党员思想上变换了位置。过去在革命斗争中，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有些党员就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了。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有革命的特权，觉得别人是不革命或不配革命，只有自己是真革命、最革命。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种表现。比如在机关里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可是不管吃饭、娱乐，总是党员坐在一起，非党员坐在一起。拆墙填沟如果党员不先伸出手来，非党群众就不好先伸手，怕对方不握没意思。可能党员也有这种顾虑，但党经常教育党员团结群众，因此，主要责任还要党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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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川认为：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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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形成了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强调非党人员要建立主人翁感，但是仍会很自然地有作客思想雇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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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造成墙沟，除了这些党员要负主要责任外，还有一些挖沟打墙的“义勇队”也起了很大作用。谁是义勇队呢？他认为就是积极分子。他说，解放后，各方面人士风起云涌都集中在共产党的周围，党有责任了解大家，如能广征博采，互相引证，可能要好一些。可是不这样作，只相信少数的人，把他们当做积极分子，依靠他们信口雌黄，就把谁进步谁落后排了队，使党和群众隔离开来。而这些人就假借党的威信吓唬人，无形间就在党群之间打起了墙，挖起了沟。其实，应该瞧不起这些没有改造或正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做作，但是党却信任他们、鼓励他们，说他们积极、进步、靠拢党。于是这般人就在群众中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但群众怕他们三分，就是民主党派的头儿脑儿也怕他们说什么而迁就他们。看戏因为抹了脸，很易辨别，而有些人作风不正，颠倒是非，又未抹脸，不好辨别。这种情形现在已好一些了，但还是存在，建议统战部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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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张云川谈到干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解放以来，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但有些人好象并不觉得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而在意识深处觉得自己是做官。“官”就是站在群众头上的人。我们有一千多万干部，如果都是官都站在群众头上，群众怎么受得了。我过去看过“夜未央”，印象很深，跟“真假巡按”差不多，官一层一层的，不管大官小官都站在群众头上。我有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只能有职务之别，而不应该因职务不同有高低贵贱之分。现在以官自居，大官不愿和小官谈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如不进行思想教育后果很不好。为什么在看戏、吃饭等场合也要官阶森严、官气十足呢？很值得考虑。上行就很难叫下不效。因为官气十足、官阶森严、生活悬殊，就很自然地会使人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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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川说：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应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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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统战问题。张云川说，我很喜欢看水浒，但对梁水泊有些做法搞不通。比如玉麒麟卢俊义，原来和梁山泊并没有多大关系，但不晓得宋江为什么这么重视他，一定要把他拉上山坐第二把交椅，不知是否统战工作？而黑旋风李逵甚至柴大官人柴进也不受重视。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也应加以区别。有些人确实是有真才实学；有些人则是登龙有术，这并不光彩；有些人的声名地位是靠吹牛拍马得来的，对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是否要照顾？我觉得统战工作统对了一个人会起好作用，统错了还要起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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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川引用了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的评价以后说：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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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想上还有些未解决的问题。象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因为司马相如是名人、学者，别人就捧为才子风流，如果是没知识的人，就会说他是拐骗人口。张君瑞与崔莺莺的恋爱也是如此，因为张是才子，崔是佳人，就被认为是风流韵事；如果是贩夫走卒，就认为是和奸通奸。这是不是证明我们每个人思想上还有些不公道的想法？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很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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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川建议：应该评价各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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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几点批评意见以外，张云川还建议在中国革命史中，对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因为虽然共产党是革命的主流，但民主党派也是支流、细流，也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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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人事部门的工作，张云川也提出了二点建议：一是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二是人事部门能否另开一条路。现在社会上还有些人直接向政府请求解决工作问题。这些人很难得有反映情况的机会，反映了也不重视，人事部门是否能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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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张云川建议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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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蕴山说：拆墙平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不是削弱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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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南京视察，碰到省市党的方面，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要各民主党派帮助整风，现在机关学校企业各方面，均在纷纷鸣放，已经提出很多意见。我在南京民革座谈会上听到财政局科长陈家振说省市级机关党委对统战教育一般很差，例如建筑工程部庄部长在干部会上三次提到民主党派，把民革叫做中华革命党，曾给他提意见。他第二次会议还称民革为中华革命党。往下一般党团员总是把民主人士与老弱残疾并提。陈又说党委提拔干部尽是党团员，有一领导干部贪污被揭发，党委叫他在党小组会上检讨一下了事，群众有意见，他答复是怕失威信以后工作不好做。江苏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王良骏说，民革成员提意见有顾虑，他说江苏各县有七十多个邮电局长，８５％以上是青年党员不懂业务，连一个懂业务的非党的副局长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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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统战教育是不平衡的，有的不重视，有的也很重视，类如苏州是个古老城市，党与非党同志团结很好，因为统战部很热心帮助，很多老知识分子古典文艺较有修养的人士视政协为老人之家，他们靠拢党，学习亦很起劲。这说明任何地方任何单位能把党的统战教育能够贯彻下去，对于民主党派就不至于轻视，团结工作就可以做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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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党中央发动整风运动呢，我想中国共产党过去也曾犯了好多次的错误，遵义会议由于毛主席领导，扭转过来，到了１９４２年整风统一了党内思想认识，纠正了歪风，朋友越来越多，得道多助，从此工人阶级壮大起来，因而领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近八年来，党又进行社会主义一系列的改造，已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新的阶段了，今天执政的党，成��六亿人口的大国最高领导核心，党的威信，达到最高峰，如果有部分党员，不能执行党的政策，或者思想硬化，仍停留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和近八年来社会主义改造那些阶段，那就不能够适应新的政治任务。钢铁锈了，不重新锻炼是不好用的。因此必须来一次整风运动，这一次整风运动，是个伟大的及时的英明措施，其目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神圣的武器拿出来向社会主义进军，透过这一次运动，预期结果一定是很健康的，他把六亿人民除开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致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将由社会主义直达共产主义之路，这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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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为什么要帮助整风呢？我觉得各民主党派过去与共产党患难相处，或先或后都有他历史因素，长期共存也不是偶然的，我们帮助党的整风亦即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经过了曲折迂回道路，然或先或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已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现更进一步踏上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了，我们一方面帮助党的整风，同时结合我们自己思想改造工作，在这一次和风细雨伟大的运动中，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神圣的武器，我们边帮边学思想是可以得到提高，我们各方面工作也可以推进一步得到改善。讲到党与非党之间墙和沟问题，我在南京曾经讲过，我总觉得墙与沟是双方建筑起来的，我想对党员要求应该高些，他们的责任应较重些。有些墙沟是人为的，有些墙沟可能因工作制度产生的，无论如何，需要大家一齐动手，多鸣、多放，大胆的鸣，大胆的放，将问题一齐摆出来，就是碰到坚固堡垒，边整边改那是不难拆除的。在拆墙平沟的时候，各人看法不同，提法不同，都不要紧，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改进工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些机关学校企业部门发生墙沟很多，是不是把党委从机关学校一齐退出，把公方代表一齐从企业部门退出，那就是拆墙平沟呢？我认为拆墙平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不是削弱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共产党领导核心那是搞不成功的，有人提出以党代政、或以党代校，工作制度上有些不合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管在制度如何研究，亦只有从调整关系，改进领导方法上着眼，党是建设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次整风运动正是为了加强这个领导核心，推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我对统战部还有几点意见提供出来请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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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的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我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所谓肃反遗留问题，依我看来不外四种情况，要根据四种情况分别处理：（１）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２）没有搞错，但处理不适当，应根据肃反政策纠正。（３）仅有嫌疑而无确凿证据、或仅因历史不清而发生怀疑者，均应早作结论不拖尾巴。（４）没有搞错而予以宽大处理的，应该向他说明白不能跟着嚷“平反”，不许翻案。在纠正错误过程中，肃反运动，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有人说是不是需要检查呢？我想，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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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些机关党委对于民主党派不够重视，建议党中央做出决定，明确指示中央机关及各地方各基层党委，认真负责定期召开党派座谈，加强领导，务须贯彻统一战线教育方针，并帮助各民主党派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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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工资标准比政府机关为低，福利也较差，升迁也较困难，拿民革中央机关来说，在体制上没有处一级的设置，直属部以下的组织，只相当于政府机关的科级，这在调级和提升受到较大的限制，一般的对于民主党派干部也有些轻视，因而很多干部容易产生不安心于党派机关工作，常闹情绪，这也无怪其然，建议由政协和统战部帮助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比照国家机关的人事制度，拟定民主党派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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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民革在各地联系的社会人士和失业成员，很多在就业和安排方面承统战部大力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我们是很感谢的，最近个别地方反映，通过��织排队分别缓急急需解决，请有关方面解决的尚未解决，而有些通过私人路线却先解决，发生不平衡现象，使地方负责人陷于被动。他们希望以后多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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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斐说：党不应该代政，就象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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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斐发言说，现在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等原因所造成的。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注意不够，也不无影响。要改变这些情况，除开进行思想整风之外，还必须在一般党员干部之间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而且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机关的职权。不然，整风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却缺乏经常的法制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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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象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让国家机关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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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斐在发言中，还曾谈到，在基层组织中发生的很多问题，是同我们的事业发展太快，任务太重有关系的。他说，领导机关时常把很多任务、很多政策，一起往基层堆，他们消化不了、接受不了，发生问题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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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斐还曾谈到党在团结、改造和使用知识分子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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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使一些人受了委屈，以后团结工作也没有作好，他们有意见。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有错必纠，为受了委屈的人恢复名誉，另方面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他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这些人也就会消除成见，体谅过去产生错误之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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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绍宽说：福建省党外人士踊跃揭露矛盾，帮助党进行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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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绍宽说，我是奉调来京参加国家预算会议的，统战部也给我这机会来参加座谈会，我觉得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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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福建来的，请让我谈一点福建的有关情况。福建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正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以备投入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省统战部也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讨论内部矛盾，帮助整风，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前几天才开过，这次会议更加发扬了民主，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都踊跃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帮助党推行整风运动，并提出意见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福建党的同志与非党人士平时相处很好，中共省委和省人委领导同志态度谦和，对民主党派人士时多照顾，通过政协，统战工作做得很好，省政协的主席就是省委书记，政协常务副主席就是统战部长，政协秘书长是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民主党派负责人也都是省政协的副主席，每星期均到会办公，又参加集体办公会议，这说明党的同志与非党人士时相见面，协商事情，民主党派负责人能与统战部负责人常常见面，遇事商量，彼此就不隔阂。此外，党员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也很接近，因为省政协每星期六下午集体办公之后，就有组织教育、文化、卫生、工商业等各部门人士轮流交谈，谈后留餐且有文娱，中国人习惯三杯黄酒就感觉亲密起来，他们的心内困难的话就谈出来了，党和政府能立即解决的，就为解决，较难的亦设法研究解决，这样既可消除隔阂，又能够解决困难，使党、政府与群众上下通气。平时有事就讲，放和鸣都做惯了。党的同志对我更没有什么矛盾和隔阂，并且对我很重视，也很信任，许多重要事情先期都和我协商，对我密切关怀和照顾，不少会议不必党外人士参加的，有时我也被请参加，平时交往，更是亲密，如一家人一样，没有见外，我也没有自外，当我年初患了重病的时候，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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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和省人委领导和负责同志们对我更是十分密切关怀，他们为我好几次召集名医会商诊治，特由上海延请名医专家到福建来，卫生厅长亲自指导和帮同救治，使我得以回苏，这更使我体会到共产党员的品质道德是这样高贵，我万分感激，这个事情所有在省民主党派人士都普遍知道的，非常感动了社会人士。党的同志们平时对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也是很接近，很和蔼的，特别是省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很多的帮助，解决困难，解决问题，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也都发扬民主，遇事协商，省统战工作实在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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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楚波说：各方面对中小学教师指责多，鼓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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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楚波发言说，各方面对中小学教师是指责多，鼓励少，以致使中小学教师情绪低落，信心不足。他说这是因为对中小学教师重要性估计不足、重视不够。他谈到北京有的学校要教师给孩子道歉，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好厉害的七十二条”，都曾使中小学教师情绪受到影响。“人民教育”、“教师报”也不了解教师的痛苦，对教师多所指责，因此许多教师不愿意看“教师报”。他还谈到对教师的使用多，照顾少。如有的地方体育教师平时工作任务很多，星期日都不能休息，但有球类等比赛的时候，买票困难，有关方面也不予照顾。他谈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他各界代表都接见过，却没有接见过中小学教师。在福利待遇方面，教师也是较低的。他说四川有的地方的教师的宿舍很简陋，而附近工厂职工宿舍却是高楼，真有天渊之别。小学教师的工资也不如工人，因此教师愿去工厂工作而不愿留在学校。他说，工资待遇，政治待遇，再加上社会上一般人对中小学教师不够尊重的看法，使很多中小学生不愿意考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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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谈到，各地学校的统战工作作得是不平衡的。有的学校里，党与非党人士处得好，有的学校里，党员有宗派主义。他说，有宗派主义的地方，党员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多半都是青年人，不大懂业务，和老教师闹不团结。他们认为老教师落后，老教师认为他们不懂业务，彼此看不起。上级在提拔干部时，多是重德不重才，党员团员就行。提拔以后，就派到各个学校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这些年青人又不虚心和老教师相处，向老教师学习。而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工作情况，又是只听他们的汇报。他说，他在四川视察的时候，当地教育局介绍他到一个学校去视察，这个学校是被认为党与非党关系不错的学校，校长是优秀校长。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教师提出的很多严重意见，甚至是一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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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少见的。他还谈到，北京有一个学校校长和党支部书记有宗派主义，引起老教师不满。教育局去调查，向学校党支部了解情况，没有解决问题；教师又向北京日报写信，北京日报去人调查，也是向党支部和人事部门了解，也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教师给他写了信，他把信转给教育局，到现在一年多了，也没有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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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研因认为：本报的“周建人同意‘拆墙’须从两面来拆”的标题是“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他认为这等于向党外人士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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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研因发言中说：我们的座谈会在第九次（２２日）座谈时，我没有列席，可是我对座谈会的发言，仍很注意。我首先注意人民日报的记载。２３日人民日报对座谈会的记载，用特号大字标题，标出“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于是，我就细心地找了一下大家的发言是怎样的深刻。后来看到用二号字排印的小标题，“周建人同意‘拆墙’要从两面来拆”，才恍然大悟人民日报所谓深刻化是对周建老发言的赏识，他的发言，是强调同意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就是要思想改造。我们没有谁否认过思想改造。帮助党整风，也是学习，也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不过在现阶段，只能强调整党整风，拆墙，拆“三害之墙”。因为现阶段三害之墙只是在开始拆，而且远远没有拆到下层的墙。比如民进的中小学教师会员就在喁喁向望，希望在下层拆墙时，他们也有机会帮拆。身为民进领导，不代表中小学教师讲话，却强调要思想改造，这好象要在党拆墙时，我们来唱对台戏，就是要自行拆墙，不必帮党拆墙，大有消极怠工之意。毛主席在４月３０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整风运动提出了指示，他说现在是党要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并不是要民主党派整风；还说理论学习也可以停下来，否则会冲淡整风运动。我认为周建老的话，至少是会冲淡整风运动的。因此，我不同意，民进有不少同志也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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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周建老的发言固然不满意，但并不想发言反驳，因为周建老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不同意，也用不着加以反驳。可是人民日报却竟赏识周建老的发言，认为深刻化，人民日报是甚么用意？是不是怕别人帮党拆墙，拆���太厉害了，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还是自己去改造思想，拆思想之墙，换句话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不必来插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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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民日报的态度是如此，所以写了一篇短文，给光明日报记者转给人民日报。那文的意思虽然是针对周建老的发言而发的，但实际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实际是对人民日报有意见。这篇文章是２４日写的，２５日送去的，到今天没有见登出来。这或者是因为人民日报的稿件太多，或者因为不合于人民日报的意思。总之我不理解人民日报所谓的深刻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所理解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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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声明：那篇短文送人民日报，不是一定要人民日报发表。当时认为统战部不再开会了，所以写了书面的意见。如果早知道统战部今天还要开会，那我就可能在会上讲，不必写那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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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辉提出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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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辉谈的是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他说，在过去，各级干部一般都不能很好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又据近来整风中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当普遍。这些不能不侵犯到公民权利。因为基层干部需要的人太多，一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不及上层和中层干部，很容易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如果再加上有些人的骄傲自满，作风粗暴，以至于违法乱纪，那末，公民权利遭到严重的损害就更不待说。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党和国家早就注意到了，因此在宪法第九十七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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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条给公民权利提出了有效的保证，也可以说是赋予公民以一种保护权利的权利。但是普遍公民处在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之下，是否都能有效地行使了宪法赋予的控告权呢？国家机关对公民权利因干部违法侵犯而受到的损失，是否都依照宪法给予了赔偿呢？他认为事实上还有问题。特别是对公民权利被侵犯的损害赔偿，好些机关都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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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政府，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极为残酷，根本说不上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但他们的政权毕竟是脆弱的，他们的力量毕竟是分散的，他们的命令不是经常都能贯彻的，好些时间都是政令不出都门，加以社会的组织不严密，因此好些人民在紧急关头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去躲避。他说，今天，不仅是人民政权和旧政权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人民的政权表现出无比的坚强，政府的法令随时都得到充分的贯彻，领导的决定每样都做到彻底的执行，也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相比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保证，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最大优越性。他说，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两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遇到国家执行政策的干部，不用说他是违法乱纪，不用说他把人民的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是他体会政策的精神不够，发生了较大的偏差，老百姓也就吃不消；又因社会的组织十分严密，今天就没有躲避的可能。这时候老百姓应当怎样办呢？只有依法行使控告权了。说到行使控告权，恐怕有些老百姓到现在还不知道，纵然知道，也不是没有顾虑的。顾虑他控告不胜怎么办？顾虑他控告胜了，对方也不过检讨一番，将来借故报复，又怎么办？要控告都还有困难和顾虑，更说不上行使损害赔偿权了。他说，我国民间流传一句老话：“不怕官，就怕管。”基层干部经常和老百姓接触，他们直接左右老百姓全家的利害祸福。因此老百姓的顾虑重重，以致不能主动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这样，人民内部的矛盾可能由此越是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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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党今后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方面。他并提出三点建议：（一）加强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整风运动贯彻到基层去，从思想认识上来解决问题，这是根本办法。（二）厉行革命法制，首先是严格执行宪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保障公民都能充分地行使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过去一个干部损害人民权利，往往是检讨一番就算了事，今后如果给他加上损害赔偿的责任，对干部的教育意义将会深刻得多。（三）加强人民代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督作用。古语说：“徒法不能以自行”。宪法已经公布三年了，公民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到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民代表有保护选民权利的义务，国家监察机关有贯彻革命法制的职责，党和政府应当加强他们的责任，使他们为保障人民权利而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他认为如果能够从多方面想办法来保护公民权利，将大大地有助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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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龙根据在东北等地区的视察情况，提出高等院校和厂矿企业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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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龙在发言中，根据他在东北等地区视察十六个院校、两个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若干厂矿企业的情况，提出了高等院校和厂矿中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他分七个方面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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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强厂矿企业、院校中的统战工作。他说，富拉尔基的一位区长兼作统战部长，很多工程技术人员难得见他一面。富拉尔基是新兴工业地区，城市建设和供应任务很重，很显然，区长兼作统战工作，只能顾此失彼。他说，很多院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都作得不够好。但是，群众在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因此他希望今后向群众作一些时事政治报告，特别是学术报告，不要非限定党员去作，而应该设法多发挥民主党派成员作用。党委今后应该更好地运用民主党派组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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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若干新兴工业城市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差，对非党的技术人员注意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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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会工作不强，工作作得太不好。他说，东北友谊农场的工会只收会费，不作别的工作，文娱活动也没有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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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评级评薪解决了许多不公平现象，但也带来许多新问题。他说，过去，有些地方在评级时重德多，对业务、资历重视不够。有的老教授，工资评得不如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多。原因之一是有些做人事工作的青年人，工作很努力，但对旧中国情况了解得少，对旧知识分子、旧人员的看法不适当。他认为人事工作是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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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学校中的等级制度太森严。他说，东北师范大学有的教授见校长要两天以前登记。开晚会的时候，先长（包括科长）后教授，引起教授的不满。他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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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对新党员、新团员要进行统战教育、旧中国知识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他说，很多新党员对旧中国的知识不多，对革命艰苦也了解不多，以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作为骄傲资本。他还认为，现在共产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今后接受知识分子入党不必那样快。有的新党员入党以后，觉得自己是党员，对老教授的态度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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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他建议高等院校的党委，可考虑由省委领导，而不要由市委领导。同时，他希望今后省委书记、副书记、文教部长多管一管学校，多检查一些统战工作，那样党与非党关系可能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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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注：在座谈会上罗子为的发言和陈其尤、茅以升的书面发言明日续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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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中央统战部继续邀民主人士座谈十六个人发言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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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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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郭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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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漫远不痛不痒的开幕词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姚天纵对向他提意见的人的谩骂引起了代表们的公愤，秦似的恶霸作风激起了与会者的一致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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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由陈漫远开幕词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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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月14日开幕的广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许多代表对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的开幕词表示不满。他们认为陈漫远的报告小手小脚，到现在还在观望风向。不敢让大家“鸣”、“放”。代表们以上海柯庆施的大胆作风为例，说陈漫远给中央的政策打了折扣。有的说，未开会时兴高彩烈，听了开幕词心里凉了半截，想不到陈书记会这样不热情；有的说，很多省、市都动起来了，广西仍是“春风不渡昆仑关”(在省内中部)冷冷清清。总起来看，代表们对开幕词不满之处共有四点：(1)过于强调各项工作成绩，好像省内没有什么矛盾；(2)报告里没有提出反对“三大主义”；(3)只提出为工农兵服务得不够，没有提“鸣”、“放”得很差；(4)说广西日报只有四版，园地有限，都要“鸣”也可以到省外“鸣”。这点文艺界认为陈漫远为党报不开“鸣”、“放”之门的错误作辩护，并有意将“鸣”的人挤到省外。民主党派的意见更多。樊清璋(前省话剧团团长)称陈漫远是头号官僚主义、“头号宗派主义分子”；民主促进会代表秦黛大骂陈漫远是“暴君”。随着不满情绪的上升，文艺界要求陈漫远召开座谈会接见代表，表明一下省委到底是“放”还是不“放”。各县的宣传部长们也认为中央和其他省市的宣传会议，都是由第一书记亲自主持，劲头十足，而陈漫远只做了一个开幕词，就草草了事，还阻挡了批评。有的部长说，陈漫远给整风的劲头打掉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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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下午，陈漫远接见了文艺界代表，座谈会开了三个半钟头，揭发了许多问题，有的并当面批评了陈漫远，还要求再进行第二次座谈。陈漫远最后以几分钟时间表示了态度，要各界大胆提意见，帮助党整风。20日下午，省委书记伍晋南又接见了科学界代表，再次表示了省委要“放”的态度。但是，这样作后，代表们还有顾虑，不满情绪仍然存在。22日下午大会发言中，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民革)以章回小说体在讲台上发言，刻毒地嘲弄谩骂了党在文教和肃反工作中的政策错误和一些领导人员的缺点和错误。他的发言共有十六回。第一回是“陈其通飞渡昆仑关”．暗暗责骂陈漫远是陈其通的化身，说陈漫远向中央政策挑战。第十六回是“劝领导，学学文学”嘲笑了党的某些领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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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陈漫远的开幕词不够开朗，一部分代表对“鸣”、“放”仍有如下顾虑：认为省委的态度不够诚恳，“鸣”、“放”后怕被记下一笔暗账；怕影响评薪升级；怕文章写出来无处发表；怕水平低说错话马上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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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姚天纵谩骂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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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代表对广西日报提出了很多意见：一致认为广西日报是一家独鸣，一花独放，唯我独尊，是阻挠“鸣”、“放”的大盖子。并对广西日报在宣传会议开幕几天后，一直不发表社论和小组讨论消息表示不满。出席会议的报社记者汇报了这一情况，总编辑姚天纵就破口怒骂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是乌龟王八蛋，说他们想拆散省委。这个内幕消息在20日上午被报社农村部编辑卢蒙坚透露给文艺界，并揭发出姚天纵反对向党外人士传达毛主席的两个报告：说文汇报大胆揭发内部矛盾是唯恐天下不乱以及毛主席不该批判陈其通等许多事实。文艺界又气又恼，几乎要闹大民主。20日下午，姚天纵见大事不妙，亲自到小组会上听取文艺界的批评。不少代表指着鼻子责问姚天纵，空气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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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上午，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进)在大会发言时，把姚天纵的粗暴高压行为公开揭发出来，引起所有代表的公愤。文艺界林涣平(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胡明树、李文钊等四十一人也在这天上午联名向党中央、省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九个部门发出声讨书，请求党委严肃处理姚天纵的错误，并要求舆论界把他的言行大白于世。22日中午，文艺界又邀请报社文教部编辑吴子厚、戴启予和卢蒙坚进行座谈，他们进一步揭发了姚天纵压制“鸣”、“放”，在报社内的家长统治作风和调戏玩弄女性等许多事实。他们说报社内90％以上的干部被他骂过；80％的人都想离开报社；并指出在姚天纵眼里除省委书记外，目中无人，更不要说党外民主人士了。这天下午，林涣平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三点要求：要姚天纵向文艺界公开道歉；不允许他报复打击揭露他错误的干部；请求省委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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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日报参加会议的二十多名代表和记者未能在大会上争取到发言机会，他们请求省委趁热打铁，提前在报社内开展整风。由于外界对广西日报有了很坏的印象，报社的记者担心今后很难开展采访活动，背上了重重包袱。现在报社内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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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由秦似恶霸作风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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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文化局副局长秦似，一直是这次会议上批评斗争的主要对象。代表们称他是广西文艺界的恶霸，是党的一个毒瘤。胡明树说他是压倒别人自己成了家。很多人说秦似问题已超出了“三大主义”，是违法乱纪，不能对他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文史馆老先生易熙吾说，如果要大家游行示威反对秦似，包管文艺界有一千多人参加。从揭发出来的问题看，秦似所以引起公愤的地方有这几方面：(1)利用职权只许自己独放，不准任何人鸣；(2)粗暴地打击党外民主人士；(3)凡是不同意他的意见和观点的文化干部和演员，几乎全被他当作反革命，在肃反中遭到整肃；靠近他的亲信干部差不多都被提拔为领导人员或被吸收为共产党员；(4)兼任桂剧团团长，对桂剧发展方向有很多错误理解；打击排斥副团长、一等女演员尹羲，破坏桂剧团团结。拉拢党外知名人士，制造宗派反对文化局局长周刚鸣；(5)道德败坏，乱搞女人。他曾问一个青年女演员：你要不要入党，要不要当名演员？对方说要。秦似说，那就先来和我睡觉。他和一个女演员睡觉时，那个演员问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爱人，秦似说当然喜欢。对方又问他为什么还要乱搞？他笑着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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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们不仅愤恨秦似，也不满省委对秦似问题一直采取拖延态度，迟迟两年不加处理。有人指责省委是宗派主义，包庇共产党员。农工民主党广西省副主委张纯之(文化局副局长)曾单独对记者说出了如下事实：13日宣传会议前夕，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林克武以个人名义召集林涣平、胡明树、尹羲和他等五人座谈，要他们在宣传会议上全面讨论问题，不要纠缠在秦似一个问题上。尹羲当面吵了起来，说文艺界不谈秦似还有什么可谈？立即退出会议室。张纯之对林克武说：民主党派当前不是在野党，什么问题重要就谈什么问题。这次谈话被视为是统战部长在施加压力，包庇党员。张纯之又说，宣传会议如果失败了，民主党派要召开会议对省委进行监督。他还说要是谈到统战政策和宗派主义，秦似远没有岳平(另一党员副局长)的错误严重。言外之意就是说今后文艺界的斗争对象，可能由秦似转移到岳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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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结束前，很多人没有争取到发言机会。由于过去民主生活不够，谁都想在会议讲台上出一口气。有的请求到台上只讲一句话便下来，这句话就是“领导上不准我发言。”这次会议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对代表的思想情况估计不足，对全国形势认识不足，不少问题出乎领导意料之外，落在群众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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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会议结束时宣布：省委决定停止秦似在党内外的职务，认真检查，严肃处理；对姚天纵的情况待进一步查明后，给予适当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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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7年5月3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71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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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突起“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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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孙振、朱冰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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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京5月31日讯　南京大学学生突起“鸣”、“放”，校门里边两旁几十公尺的墙上和画廊里，贴满了大字报，又贴到宿舍的墙上，还有一些大字报用泥块压在地上。现在又用草帘作临时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从早晨到晚上十点，看大字报的人陆续不绝。民主讲坛，每天晚上六点到七点都有学生演讲。晚上在宿舍里学生自动集会讨论“鸣”、“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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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讲话起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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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校党员副校长孙叔平生病休养已久，于5月27日晚上回学校对全体学生讲话。他说：南大没有什么矛盾，顶多是吃饭问题、跳舞问题、保健科的问题等，这些是世界上最小的矛盾。要学生不要向北京大学的坏样子看齐，不要哄闹，闹了反而没饭吃、没药吃等。他还说北京大学这样搞，将来还是要检讨的。他这一讲话，引起学生的情绪激动。30日学生开始写大字报、搞民主讲坛。学生在大字报上写：“冷静点、谦虚点吧……你的话差矣。”“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决不怕矛盾，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决不压制批评。”“请孙副校长出来，睁开眼睛，到民主墙上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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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系讲师刘敬坤，在南大校刊上写了篇“什么东西害了南京大学”的文章(记者按：文章中有些观点不对)，孙校长在对学生讲话中，公开说刘敬坤是胡说。说现在的情况好象是骂共产党骂得越凶越进步，人民日报登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对，他在休养时看报纸看不下去。学生写了许多大字报反对他这些说法：“孙校长一面以理论家自居，可是对待历史系刘敬坤先生是不理智的糊涂做法。”“胡说，不是一个自信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应说的话。”“为什么在迟春的南大里，刚开了几朵花又摧残它呢。”“春风初临，寒潮袭击。”“叔平校长冷静点，倒底是谁胡说八道。”“去你的吧，何处去呢，先生，请你让开一条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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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学校院系调整问题，他对学生说，这问题不是那一个人负责，而要全党负责等。学生也很不满，有的学生说：“这样，大学的问题要高教部负责，高教部要找周恩来负责，周恩来要找毛主席，最后什么人也没有责任了……。”有的大字报上写道：“孙校长陶醉在已得的成绩中，还自吹自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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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他还谈到整风问题，解释该校一教授自杀的问题等，学生们也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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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门上贴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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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学院某将军，住在南京大学校门口的一座花园洋房里，过去学校的学生，工友和部分领导干部已有不满情绪，在学生对孙叔平校长讲话不满的情绪中，关于将军住房问题也暴发了。将军门上贴了十七张标语和大字报，围墙上还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有一幅漫画上，上边画一个将军，下边画一个狗熊。(这幅画贴出不久，作者自己撕了)接着就连续贴了许多大字报。“你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但你可曾想到还有农民没有饭吃。你坐的是最漂亮的轿车，但你可曾想到同学教师吃尽尘灰。你住的是上等别墅，但你可曾想到南大因此把校门移到后面。请问将军，你究竟是为大家还是为自己……。”“将军呈能，夜晚独劈南大门，工友倒霉，可怜无故记大过。”“夜半十二点，将军汽车抵、只为不开门，斧劈。将军发怒吼，校长满腹愁，今夕非往日，请走。”“将军啊，你忘了吗，你首先是一个公民，没有什么特权，你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先……。”此外还有许多标语：“将军是走的时候了。”“将军一天不走，我们一天不休。”“还我校园。”在30日，还有的学生向将军住宅内投掷砖块。也有少数学生在大字报上提出反对这些粗暴的做法，提倡协商。
+
+　　据初步了解，这所住宅在解放前是何应钦的公馆，原在南京大学的校门里。将军经常深夜回来，要校工起来开门，1954年有一次将军回到校门口，据说是校工睡着了(估计也可能厌烦开门)，将军的警卫员就用斧头劈开大门上的锁，责问校工：“你不知道我住在这里吗？”并报公安局。公安局派来公安员，把孙校长叫起来提了意见。事后两个校工还被校方记了大过，其中有一校工气得回家了。又有一次，将军有一家属走进校门，校工要她填会客单，她坚持不填还对校工说：“叫你们头子出来。”这些事情发生后，曾多次协商调换房子，没有换成。为免得将军走大门经过，南大就把校门移向后边，退建三十公尺。最近地理系学生在将军门前大声说话，警卫员走出来对学生们说：“你们不要吵，���吵就要开枪了。”这些事情，引起双方都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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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放”范围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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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大突起“鸣”、“放”是从校长讲话和将军住问题开始的，第二天——31日，鸣放范围扩大了。有些大字报上，批评一般的党员干部和党员学生。如批评一个总务秘书滥用职权，介绍亲戚朋友到南大工作等。肃反问题也是中心问题之一，在肃反中被斗争过的学生贴了许多“挽回我的名誉”等大字报。工友和部分基层干部也参加了“鸣”、“放”，提出了工资和住房等问题。在这两天中，也开始暴露了一些反动思想，如地质系刘戡提出二十条纲领(已电发)，反对党的领导，向台湾青年学习，打倒一切倒逆等。
+
+　　现在南大学生虽已“鸣”、“放”起来，但学校秩序尚好，仍照常上课。学校党委由被动开始主动进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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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7年6月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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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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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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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在党内外的批评中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凡是能够马上克服和改正的，都应当马上克服和改正；一切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都应当马上动手解决；而不应当等待运动完毕，或者运动达到一个什么阶段，再一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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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一些单位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时，把群众提出来的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作了解决。比如化学工业部处级以上工作人员原来在理发、洗澡、看病时有一些优待，现在取消了。邮电部会计司在阅读业务文件上原来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现在改变了。过去我国选派留学生时派出了很多的高中毕业生，留学的专业偏于照顾当前需要，而且没有正确地贯彻执行“政治业务并重”的原则，以致有许多留学生在专业知识、语文程度等方面条件较差，在国外学习成绩不够好。现在高教部接受各校师生提出的正确批评，决定在今后选派留学生时改变办法，切实克服上述的各项缺点。天津市粮食局接受群众的批评，把过去一部分领导人员专用的公家自行车，改归各处室公用。局长除因公外出以外，不再坐小汽车。局里福利金的使用情况，也接受群众的建议，决定从本月份起向大家公布。上海市商业部门接受群众意见，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改善猪肉的供应工作，现在猪肉的供求矛盾已大大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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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期间党内外提出的对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和建议，虽然并非完全都对，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提出的问题，虽然有不少还需要慎重的研究，不可草率从事，但是有一部分是马上可以解决的。比如有些党员干部不应该提升而提升了的，可以马上改回来。有些党员对非党同志批评错了，可以马上道歉。肃反中弄错了的案件，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的，现在也应当在同样范围内实事求是地宣布平反。其他如人事工作中的缺点，国家机关中党外人员有职而权责不明、负责党员在处理问题时没有同党外人员作应有的商量的缺点，凡是可以马上改正的，都应当马上改正。各单位如果把最近大家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普遍研究一下，一定可以找到许多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在以后的工作检查中，各单位的同志还会不断地提出新的批评建议，其中一定也有许多是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只有随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加强党内外对于整风运动的信任，才能有效地达到整风运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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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志这样想：去年提了级，今年有人提出批评，就赶快自动改回来，从前批评或“斗争”错了的，现在又要道歉，这不是有点“难为情”么？对于改变其他错误的和不合理的东西，也有类似的顾虑。我们认为这种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有错必改，能改即改，正说明我们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不以自己的“面子”为重，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光荣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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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指出，有一部分问题，确是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不应当“朝令夕改”地轻率改变，轻率决定的。这些问题，或者是牵涉全局，任意从局部下手只能增加矛盾，制造混乱，妨碍正确的有系统的解决；或者是要从全面看长远看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一时一地的少数人的片面性的批评尽可以振振有词，却经不起周密的分析和时间的考验，如果听从这样的批评，反而要使正确的变为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者无疑地必须站稳脚跟，向群众透彻地说明是非利害，而不能随波逐流。此外，整风运动既然要有一定的步骤，各个阶段解决问题的重点也不会相同，要求万弩齐发，实际上是使领导者疲于应付，必然一个问题也不能解决好。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把那些必须马上解决、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也用这个借口拖延下来。有些问题虽然必须马上解决，但是下级没有条件去解决的，也应当马上向上级提出建议，催促上级解决。就是解决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是马上就可以奏效的问题，也应当马上着手解决，而不要放着不动。一般说来，等问题成了堆再来集中解决的办法，对实际工作是很不利的。而且，有一些人因为看到我们能够改的不马上改，就会认为我们没有改的决心，甚至决心不改，因而另外一些原来准备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也就不提了。这就会使整风的要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增强团结、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能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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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不同于任何剥削阶级的党和国家机关。它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再没有任何一点私利。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性，保证我们不会同人民群众有根本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我们在工作中所犯的一些错误，绝大部分是由于少数工作人员不大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或者在思想作风上有毛病。只要领导上能够很好地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使他们明白了那些错误作法的为害，一般就都能够自觉地改正。真正有意识地抗拒党的政策或者阳奉阴违的，总是极少数的。所以，在整风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随时揭发错误随时改正，一般说是不会遇到很大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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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上要下这样的决心。有些同志觉得，大家揭发出来的问题都是一些个别的问题，晚一点解决也坍不了天，因而不加重视。这是完全不对的。正是这些个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影响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影响了许多人对于党的重大原则的了解和信任。因为大部分人总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人和事来认识党的。如果我们有若干人在若干具体事情上犯了错误而不及时改正，人们就会以为我们党的某些原则只是一纸空文，谈谈而已。这样，党和群众的团结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各部门、各地区的所有整风单位，一定要密切注意这些个别问题的随时解决，不要让这些个别问题影响了整个整风运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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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三次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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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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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三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常委、黑龙江省工商联主委刘佩芝、北京市公私合营裕生祥铁工厂副厂长吴金萃、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兼宣传处处长冯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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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佩芝说：黑龙江省合营企业内公私关系大部分是好的，也有一部分不正常，如私方人员有职无权，分工不明确，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包办代替，偏听偏信等。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会发生这种不正常现象，是下边公方代表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合营才一年，日子还少，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小问题是难免的。一年来，公方代表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公方代表，让私方人员全面领导企业还有问题，因此公方代表不能撤。他认为工商联党员秘书长联系各方面，对贯彻国家政策，推动工商联工作作用很大，也不能撤。他认为大多数工商业者是要求进步的，但是消极一面还有，表现思想动摇，留恋定息、患得患失。他还反映了工资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了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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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金萃主张：七年定息一次付清，资本家的帽子随着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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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千家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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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７日大公报把我写的关于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一篇文章发表了。在这二十多天里，我从报上看到、在不少的座谈会上听到，有些人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些人不同意，所以我还要谈谈这个问题。我主张“向工人阶级学习，如果具体到向工人店员去学，应当是有目的、有分寸、有选择的去学，而不是盲目的、笼统的去学。应当紧紧的抓住人家的优点主动的去学，而不是啃住了缺点拒绝学习。”我的想法错了么？到今天我仍不以为然。因为我还没看到有人主张要盲目的笼统的向每个工人、店员去学，也没有人主张抓住人家的缺点去学。我说有落后思想和行为的工人店员“不是个别的”，也还没有人能讲出“是个别的”。我说中国工人店员不能不具有很大分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为许多人的发言加以进一步肯定。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足够的理由来推翻我的几个主要论点。
+
+　　千家驹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他虽声明他是以私人资格发言的，但几年来他是经常教育、领导我们的，谁都知道他是理论专家，他一发言很能影响或引导我们工商界的思想。他一扣帽子，很多人不敢鸣了。他说“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要中国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我曾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不过分析了若干工人店员还不完全具备这种品质，并没有想把若干工人店员的落后思想推广到整个阶级上，为什么千家驹先生却硬说我们把它扯到一起了呢？更何况“不服气”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只有对工人阶级领导服了气的人们，才会深入研究如何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学什么的问题。
+
+　　千家驹先生又说“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请问难道不许举出这些缺点么？举出来某些工人的缺点就是不服气，那么今天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许多党员的缺点岂不成了更大的“不服气”？何况谁又说过“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这样一句笼统的话？
+
+　　另外在千家驹先生的发言里还有几点我不同意，这里只提毕鸣岐副主委没提到的。
+
+　　比如千家驹先生在谈到“公私关系”问题时，说“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职工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这就是说我们遇到“工人同志对私方不大公平的时候”，不要提意见了，只要想以前，不要想公平，而要安心于不公平。事实上这样谈解决得了问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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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定息是拿照顾，我主张用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
+
+　　关于定息问题，我认为拿定息是拿赎买金，是拿照顾；是合营以前的剥削，而绝对不是现在的剥削行为；政府只是现在付款，而无所谓欠债，也没有人这么说。我主张：不要这样为付款延长时间而拖着我们当资产阶级分子了。我主张：按七年计算定息，除去已付的，一律用普通的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将来我们也便于处理，手续也简单（自愿的可以放弃）。
+
+　　“公私合营改成国营，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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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合营的牌子可以摘掉，改国营。现在是“合资”不是“合营”，因为人既不一定在本企业，即使在企业的，也是大的问题由上级决定，小问题由公方领导，私方只是作“公职工作”，谈不上经营，更没有为私人利润而经营的剥削实质，这叫什么公“私”合营呢？至于那些国家未投资，也未派人去的小户更是空挂合营的牌子，可以考虑根据自愿改为国营或仍维持私营，维持私营而又雇用劳动力的叫作资本家，政府按私营管理。其余是小业主。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
+　　“资本家的帽子一律摘掉”
+
+　　随着，资本家的帽子可以一律摘掉。因为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５是七年，我们已经取得四分之三社会主义，１９５６到１９５７这二年进步更快（因为已经改变了生产关系，失去了物质基础），完全可以取得另外的四分之一，落得个四分之四（至于资本主义思想残余还是要改造的）。以前有不少人把企业搞垮了，今天已入工会，并且有的当了公方代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还可以根据自愿或破产而改变阶级，我们怎么不能呢？
+
+　　如果不是这样，退一步，撤出公方代表也是可以分别不同情况考虑的。因为撤了公方代表还有党在领导，事实上公方代表当中有很多是一般干部、工人、转业军人，……有的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和办法，有的政治水平也并不高，起的作用确实不大。但我不主张不加分析地全部撤出，同时，也不要把公方代表就看成是党，把撤出公方代表和服从党的领导混淆起来。
+
+　　如果不是这样（不改国营、不摘帽子），比照劳保条例的办法也请再加考虑，不要草率从事。我们不是得寸进尺，而是二千元以上的照顾办法实在太笼统了。执行起来会发生很多问题。二千元以上的适当照顾，四千元的照顾不照顾呢？象我是个四千元股本的资本家，每年定息二百元，除去买公债４０％，交互助金１０％，余５０％为一百元，每月合八元多。为了这八元多，资本家的帽子戴着不提（因为还有八角的……），病假工资、医药费、家属医药费就没有人管了。
+
+　　那么我们又想不通了，对这样的资本家放弃定息不行，享受劳保不行，中国人的健康条件又是如此，究竟这定息是照顾呢？还是惩罚呢？是使我们安心呢？还是心慌呢？所以我想还是都允许摘子帽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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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界上层脱离群众”
+
+　　这些日子以来我感到工商界上层确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想法和作法。中下层鸣放起来意见很大，这自然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但我们一方面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方面也要多听群众意见，反映出来的问题，才能既代表自己也代表群众，否则一方面给党提意见，一方面不断地给群众扣帽子，并不等于自己完全没问题。我十分赞同巩天民副主委前天谈的“目前工商界上层人物的工作、学习、思想都没有一般工商业者进步快”这句话。确实，因为中下层劳动是比上层多一点的，这就是进步快的根本原因。中下层都拥护上层，没有上层不成；上层是中下层选举出来的。但希望上层深入下层，否则反映情况不代表群众，被理论家们搞了去当资料，解决不了问题，那些新的理论、办法又不切合实际，矛盾反而增加。
+
+　　另外，也要求研究工商界问题的理论家，和作工商界业务的同志们，深入中下层，因为自然科学家必须把实验品拿到实验室里来作研究工作，不能光靠书本。社会科学家们若是不深入实际，必然脱离实际。小说家、画家坐在屋里写作，不体验生活，弄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伦不类的，我们真怕研究工商界工作的人们把我们搞得不伦不类。
+
+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理论家们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来的，并且在制造新的更厉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
+## 冯和法说：不能把别人不同的意见说是打击“鸣”“放”
+
+　　冯和法说：工商联的宣教工作存在很大的缺点，其原因首先是党对宣教工作注意和领导不够，有些地区工商联和党委宣传部门挂不上钩，有些专业公司根本不重视工商业者的教育学习工作。其次是形势发展过快，我们自己主动的努力不足，常常以旧眼光来看新问题。再次是我们作宣教工作的干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水平不高，没有及时提高自己。
+
+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缺点，就全盘否定几年来工商联宣教工作和工作上的成就，更不应该把教条主义的帽子到处乱扣。教条主义是必须反对的，因为它不结合实际。但是，什么是教条主义？这必须弄清楚，不能把不合自己意见的理论，或者别人对自己意见的批评，都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也不能以修正主义来批评教条主义，或者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口号下抹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真理。
+
+　　这次工商业者揭露矛盾，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而不是对工商业者整风，这是谁都不会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是一致的，免不了会有争论，而且争论是有好处的，决不能对别人不同的意见扣上教条主义帽子，或者就认为是在打击工商业者的鸣放。例如５月２８日北京日报所载，北京工商界座谈中，吴金萃把别人批评他的意见认为是在对他加压力。阎少青认为千家驹的发言是给工商业者扣上五顶帽子，他所指的帽子是否真的是帽子还是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姑且不谈，而阎少青给千家驹带上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三大帽子。这样的帽子乱飞，似乎也不是争鸣的应有态度。
+
+　　现在工商业者中似乎没有人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不要改造了，但是，有一些人的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现在工商业者不要再改造了，认为说工商业者还要改造，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是教条主义。吴金萃在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谈到向工人阶级学习和私方与公方的问题，就是认为工人阶级和公方并不比工商业者进步。这种说法是值得考虑的。前几天毕鸣岐同志在这里的发言，我和别的同志有同样的印象，仿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现在都是很进步的，现在还有不法行为的只是那些小业主、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姑且不论小业主们是否会喊“冤枉”，我认为不加分析，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都是很进步，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毕同志在第三次发言中对于自己的说法作了补充，认为那天没有提到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是不全面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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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过去长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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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认为，现在还说有两面性，是对客观事实不加分析，是教条主义。这是一种臆测之词。目前工商业者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要求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方面还存在定息等物质因素；一方面日益增长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愿望，一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思想感情。千家驹同志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重身分决定两面性，改造的方向就是两重身分变成为一种身分，即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两面性变成为一面，即建立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认为这话还可以加以补充。工商业者的两重身分是由于定息等物质条件尚还存在所致，然而即使定息等物质条件取消，摘去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思想方面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是会存在阶级矛盾的。所以，我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于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于过去长时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思想感情如不经过较长时期的自我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工商业者思想感情的改造比物质关系的改变，还要艰巨些、长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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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忘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他们把赎买政策理解为买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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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买”“定息”这些字句，是不应该从字面去理解的，赎买政策是区别于“剥夺”政策的一个用语，意思是国家采用和平改造方法来改变资本家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工商业者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和工人阶级结成了同盟，所以国家在物质方面给予工商业者照顾，使工商业者逐步的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思想方面同样进行一系列的帮助，如政治理论学习、参加社会主义竞赛，以企业为基地进行自我教育，以及适当的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以改变工商业者的思想感情。所以，根本不存在“赎买到底”等各种把赎买政策理解为“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等问题。
+
+　　但是，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以李康年为代表，认为赎买就应该赎买到底，定息期间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还有一些发行赎买存单、赎买公债的主张。这种意见反映一种什么思想呢？我认为，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似乎忘记了我们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把���家对工商业者进行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理解为一种买卖关系，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英国工党的改良主义，也就是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在国家的物质帮助下使工商业者更好地改造自己为工人阶级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定息的年限长短和赎买从那年算起等问题。千家驹同志一方面很正确地说，赎买如何计算是根本不必谈的，而且越谈越糊涂，而另方面他又认为赎买应从１９４９年算起，这也是一种矛盾。我认为定息七年是从宽计算，在这样长时期中，工商业者的大部分一定能够改造成为根据按劳取酬原则，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薄一波副总理说过，只要自愿，也可自动放弃定息，七年后还有困难的，可以拖一个尾巴。这是帮助工商业者改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工商业者的重视和帮助。如果忘记或者抛弃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前提，一切问题就很难讨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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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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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业者由这个阶级变到另个阶级，把这种质变用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脱胎换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些工商业者认为“这太可怕”，认为“我们交出了企业，还要对我们抽筋剥皮”。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实质上也就是认为不再需要进一步改造。使我不解的是，章乃器同志把“脱抬换骨”说成信仰主义、神秘主义，认为工商业者已经过了五关，现在还说要脱胎换骨，会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这不只是对这四个字的误解，实质上也反映了一些工商业者的感情。并不是所有工商业者都同意章乃器同志的说法的，乐松生同志就认为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
+
+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这是不会有争论的。但是，如果说，除了个别的资本家背叛自己的阶级，能够走向社会主义外，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这样说法是客观的真理还是教条主义呢？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压迫而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吗？在解放初期，资产阶级难道没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愿望，因而使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成为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内主要矛盾？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我国资本家能够敲锣打鼓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这肯定的是一件光荣的事，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但是，如果不是解放以来，国家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这种长时期的量变过程，那会有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的质变呢？工商业者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难道不是由于国家长时期的说服教育工作和逐步改变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的缘故，而是资本家自觉地热爱社会主义因而走向社会主义吗？说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这是教条主义还是客观的现实，过去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物质关系改变，思想关系也在改变中，资本家一般由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而慢慢地对社会主义发生感情是可能的，但在目前除了个别的人外，说一般的人都已爱社会主义，那似乎为时过早了一些。今后，工商业者随着物质和思想两方面进一步改造完成，是可以爱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时候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已经脱胎换骨了。
+
+　　此外，他还对向工人阶级学习，工商业者的职权问题等发表了意见。
+
+　　 ---- 原载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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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我在“争鸣”中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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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仁恒委员(书面发言)>
+
+　　不久以前，我参加了中共辽宁省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为期七天，发言的非常踊跃，对我来说，启发很大，获益尤多。由于会期有限，我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不是肚皮里无话可说，终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
+　　今天谁都承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只有继续“放”下去，才能收到“开花结实”的成果。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就是当前“放”的对头，所以，我们要无情的揭露它，座谈会中还有一位知名的作家以为教条主义也有可取之处，这种提法遭到大多数人的批判。自然，教条主义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全部铲掉的。我们一方面在反对教条主义，而另一方面却又在滋生新的教条主义。就以文艺评论而言，反教条主义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不能说教条主义就此绝种了。
+
+　　在文艺界中，教条主义存在于作者(作家、批评家)和报刊编者身上，由于编者操生死大权，如果他的教条主义严重，影响所及，远远甚于作者。目前为了展开“争鸣”，作者和编者的矛盾就要比以前显得格外突出了。正因为如此，对报刊编者的要求要多一些。这次座谈会上对“辽宁日报”、“处女地”等的责难也比较重些。所谓“春秋责备贤者”，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
+## “不久前还是一个媳妇转眼作了婆婆娘”
+
+　　这里，结合我自己的遭遇，谈谈有些报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像我这一类的遭遇，有它的普遍性，正由于它具有普遍性，我才把它说出来。
+
+　　事情前后的经过是这样的；1955年11月间，我曾将撰就的“从‘聊斋志异’原稿的校讐探讨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它”一稿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翌年2月7日收到退稿，附来一信说：“尊作早已收到……”原拟采用，嗣因编辑计划有变动，未能刊出……”本来，退稿是极为寻常的事，为什么值得在此一提呢?这其中有个原因在。“文学遗产”九十一期发表蓝翎的一篇文章，批评我写的“谈·聊斋志异’原稿”(55年“新建设”10月号)中有关作者的民族意识问题，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且措词刻薄，超出一般批评者应该具有的与人为善的起码态度，不久前还是一个媳妇转眼作了婆婆娘的派头，真有点令人难耐。
+
+　　刊物编者当然转向“权威”方面，一见来势不妙，毫无犹虑地把决定采用的稿子退还给我。他信中所说的“嗣因”一词，这一段经过就是它的注脚。
+
+　　再看、蓝翎的理论根据是否正确呢?他错误地把纯文艺小说和传记体小说的不同特点等量齐观，从而导致教条主义的结论。我写了一篇反驳蓝翎的文章寄“文学遗产”，该刊用各种不成理由的理由，也不能自圆其说，竟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从来信中“经过我们反复研究，认为以不发表为宜”这话分析，编者“反复研究”的不是我的稿子内容，而倒是照顾到蓝翎这位“权威”呐“令誉”!这时，编者对“争鸣”的方针，早已忘的一干二净了。
+
+　　问题还不仅如此。我在这个时期内撰写一篇对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聊斋志异”原稿的出版说明一些错误，作了分析、考察的文稿，又寄交“文学遗产”。寄给它的理由是根据不久前有李长之先生关于镜花缘印本的评论短文在该刊发表，它与我这篇稿子性质相同。可是，编者却认为文稿有一定的内容，就是与刊物的性质不符，建议我改寄“新建设”。后来，我将这篇稿子寄给“图书评论”，殊不知它直接转与“文学遗产”，这就使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我弄错了，连它们的姊妹刊物(同为光明日报的特刊)也搞不清楚吗?这个蹩扭使得“文学遗产”不好退稿，将它转给文学古籍刊行社编辑部了事。
+
+## 我真不了解，“文学遗产”的编者根据什么方针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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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与“文学遗产”打交道中的不幸遭遇。是不是别的报刊有别于它呢?从以下的一些事实，可以看出“官官相卫”的情形同样是相当严重的。
+
+　　我去年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院士认为“聊斋志异”作者具有进步意识的报导文章，对我鼓舞不小。决心把旧稿加以整理，并将它的一番遭遇写出，一并寄请人民日报审处，希望得出一个是非曲直来。该报回信说，每个刊物有它处理稿件的权利。既然如此，我还有啥可说呢!
+
+　　几次碰壁之后，我并不感到灰心丧气。以为“文艺报”是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总该有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把稿件寄去之后，回信颇为热情，认为有讨论之必要，只是积压的稿件很多，拟推荐其他刊物。就此一拖完了。
+
+　　这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蓝翎批评了我的稿子，我没有权利反批评。而且，凡是我写的稿子，无论怎样有内容，也在摈弃之列。如果说这种情形发生在1955年以前，倒还可说，它偏偏在“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这就使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了。也许有关报刊编者为了维护蓝翎的“威信”，只准他批评别人，不让别人反批评，我认为这是极为笨拙的办法：不但害了蓝翎，使他的错误论点得不到纠正，更伤害了今天健康的文艺事业!
+
+　　说到这里，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人民日报在去年10月29日第七版上发表的朱偰“苏州的缂丝”一文，是一篇十分错误的文章，我写了一篇评论的稿子寄去，经该报转与朱偰先生，他承认文中错误地引用“天工开物”的说法，但坚持别的论点。该报又把“朱文”转给我看，我根据文献和实物资料论证“朱文”的论点是没有依据的。事隔多月，人民日报退回了我的稿件，信中说“朱文”的错误随后在报上更正就是了。这就使我有点惶惶不安起来。
+
+　　后来，我把退稿交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通讯”第六期发表了。事过半年，人民日报的“更正”迄未刊出，好象没有这么一回事似的。由于责任感的驱使，日前去信打听是否还要更正?并敦促最好能实践诺言。事隔半月有余，既不见更正，又未蒙答复。这就是人民日报编辑同志对学术所采取的态度的又一实例。
+
+　　根据以上一系列的事实看来，个别编者的生杀予夺之权是可畏的。再加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祟，无怪像巴金先生和焦菊隐先生一些知名作家尚且不免于难，何况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呢!今天，党号召大家揭露矛盾，我把一部分遭遇写了出来，并不是有心赶时髦，希望有关方面把它用来作为参考资料，那我就感到万分满足了。
+
+　　 来源：《沈阳日报》1957年5月31日。

CCRD/1/3/2/00072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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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大苗山的暴动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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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大苗山１１日訊  广西省大苗山苗族自治县杆洞区以赵金瑞（瑶族）为首、有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农民参加的暴动，已經平息。到１月５日止，除首要分子赵金瑞外，其他参加暴动的骨干分子和胁从分子都已先后向当地領导机关繳槍投誠，退囘劫去的財物，承認錯誤。有十二名骨干分子已由公安机关逮捕，其他胁从分子也分别作了处理，１月２８日基本处理結束。当地各項工作停頓一个月左右，目前已恢复正常。
+
+　　暴动經过：首要分子赵金瑞是杆洞区同練乡下同練屯人，現年二十五岁，只讀过几年私垫，家庭是富裕中农（在土地改革以前是富农）。１９５１年曾在中南民族学院学習，并随少数民族参覌团参覌过国内各大城市。１９５２年囘来后，在广西省民族工作队工作，先后参加大瑶山、大苗山区域自治的筹备工作，后留在杆洞区公所任会計。１９５３年，区的領导上發現他有貪污行为，区、县領导上曾找他談话，对他进行批評教育。他不接受，并有抵触情緒，对党不滿。以后，連年在工作中又犯过錯誤，并常發牢騷。
+
+　　去年９、１０月間，赵金瑞开始組織和平党，他提出的口号中心内容是反对党的农業合作化政策，推翻人民政权。他説：毛主席在前一阶段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对的，但后一阶段走合作化道路是不对的。共产党有三光（粮食刮光、錢財刮光、牛馬刮光），五不自由（吃、穿、买卖、生产、民生不自由）。和平党針对以上情况，提出三保（粮食自保、錢財自保、牛馬自保）和五大自由。“革命”成功后，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他还説，和平党不象貴州、宜山地区的反革命組織（已破获）那样，不要地主参加，但开会时可以讓地主旁听。他在群众中揚言和平党的組織在全国各地都有，和共产党、国民党同是全国三大政党之一。
+
+　　赵金瑞展开活动时，首先拉攏在区供銷社工作的赵金元（瑶族）。去年冬天，赵金元被調去瑶民居住的和平乡搞普选工作，赵金瑞給他一千元，叫他乘机發展組織；同时，赵金瑞自己在区公所所在地苗族居住地区杆洞乡农林社的生产队長和群众中活动，先后开了六次秘密会議。去年１０月間，赵全瑞去宜山参加財經会議时，順道囘家又拉攏了瑶民赵金学等四人，再由这些人去拉壠其他的人，共發展到四十六人。去年１２月１２日，赵金瑞通知赵金学到区公所帶走了一枝步槍和一万八千元，又給赵金元六千元。准备在１２月１５日攻打区公所，杀区委書記和区長，繳区公所的槍。
+
+　　这时，杆洞区公所有十枝步槍，都由赵金瑞保管。区的領导上根据一个苗民的檢举，發現这一情况后，以即將进行“肃反＂的名义收囘这些步槍，并在１５日晚上組織力量在区公所外面警戒。深夜，赵金瑞帶着事先藏着没有交出的一枝步槍及所保存的公粮代金款（連同以前交别人拿出去的共有三万二千七百二十二元二角）、行李等逃走了。１９日到家，第二天就在本屯召开群众大会，宣傳他的政綱；又去和平乡和他过去工作过的侗族居住的大平乡，組織力量，去打区公所。并杀害了一个檢举他的瑶族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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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日晚上，来自同練、大平、和平、杆洞等四个乡参加暴动的瑶、苗、侗等族农民二百三十人（另有一部分走到半路囘去了），割断了区公所通往其也地区的电話綫，在２５日晨包圍了区公所（只有兩枝步槍，其余的人都是帶刀和獵槍）。区里帶着武器的干部，有一部分已經突圍，只剩下兩枝步槍在里面关門抵抗，从早上６时一直打到１２时，区干部有一人負伤：赵金瑞又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以放火燒房屋来威胁群众去劝説区公所开門。区公所开門后，所有財物被暴动分子搶劫一空。負伤的一个区干部被杀害。到下午４时許，暴动分子才撤退。
+
+　　赵金瑞囘去后，又召开了一百五十人的大会，准备訓練干部三天，再开始分配土地。这时，我公安部队已赶到，赵金瑞就改变了活动方式，叫群众采取对抗态度，不要理会共产党，如果人来得少就杀掉，不得已时就假裝自新。但群众表現恐慌，胁从分子的家屬紛紛到赵家去鬧，要找囘自己的子弟。为了稳定胁从分子的情緒，赵金瑞杀了一条牛讓大家吃，又每人給十元，群众还是不听他的話。赵金踹只得讓他們囘去，并对他們説，等我去英国学習囘来再説吧！最后只剩下八个骨干分子（除一人是苗族外，其余都是瑶族）跟着他。正式成立了和平党和和平軍，赵金瑞自任書記及和平軍总司令兼政治委員，其他八人分别担任副書記和委員，制定了五年分散活动的計划，打算分为四个小組，分别到貴州、大苗山附近各县以及上海等地去活动，預定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在赵金瑞家集合，成立和平党临时中央委員会，并分配活动經費。后来，有二人被我公安人員捕获，其他六人先后归来自首。只有赵金瑞一人帶着一枝步槍及兩三千元潜逃。
+
+　　据調查，参加这次暴动的二百三十人中，中、貧农成分的各占４０％以上；只有極少数是地主分子、富农、小土地出租者、慣匪和伪村長等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員、团員、副乡長、农林業社的生产队長及以前落选的乡干部。
+
+　　在暴动未發生以前，自治县領导机关已派出一个公安工作組随同杆洞区瑶族副区長去同練乡爭取赵金瑞囘来，不成。在暴动發生后，县長楊文貴（苗族）又亲去拱洞区鄰近的三防区写信去爭取。赵金瑞囘信态度强硬，采取抗拒态度。后来，在采取軍事压力結合政治爭取的方針。暴乱組織才逐漸瓦解。赵金瑞先后劫去的公款，已追囘兩万多元，被劫去的其他財物也已大部分追囘。
+
+　　在处理暴动分子的过程中。当地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認識模糊，認为赵金瑞的行动虽然不对，但他所提的口号是对的。經过进一步宣傳解釋党的政策后，群众思想已基本扭轉，只有極少的一部分人（主要是赵金踹的亲戚朋友）还是支持赵金踹。（陈蓬生）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5期，1957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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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5 @@
+# 在山东大学体育、政治两教研组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
+　　<《新山大》>
+
+　　党内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评薪工作不重视群众意见。有的党员瞧不起知识分子
+
+　　王肯：我觉得党员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和本位主义。表现在华大才搬来时，政治系和艺术系的两位系主任有人称他们是“一天一地”。有些老干部都是从农村来的，对知识分子好像有条件反射，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自私。党员中也有违法乱纪的现象，如在男女问题上，自己有了妻子还胡搞。有的在婚前乱搞男女关系。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对党员和群众不能同等看待。如去年工作的调动，党外人士还不知道，党员先把自己的爱人调在一起，等安插停当，而党外人士要求调动，照顾迟迟未答覆，上级来过公布，可调动已差不多冻结了。
+
+　　评薪工作是个形式，形式主义是党委一贯的作风。领导上先评好再交给群众讨论，但群众提出意见仍旧不改。如王琏同志到底是按教员级还是行政级?山大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科长都是党员，非党付科长的寥寥无几，科长级干部评薪，杨付校长说是由市委评，实际就是通过这种形式给党员一种特殊待遇。
+
+　　党群关系，对知识分子有些高级干部就好些，如过去的余修同志和现在的吴教务长，他们都有一定的修养。有的党员认为宁“左”勿右就是立场坚定，尤其有一些从农村来的老干部，对知识分子认识不够，认为知识分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堆破烂摊子。巩念圣科长好像见了谁都是反革命一样。
+
+　　在学校发展党员不能和在军队机关一样，应从他的工作是否好坏来考验。
+
+## 党员提拔快，党没有群众支持，不会取得成绩，不能轻视群众
+
+　　杨振辉：我觉得我校党内宗派主义比较严重，提拔干部先是党员，非党员提拔的慢。如刘伟同志原是图书馆主任，参加革命早些，后来调到马列室教书，教员升讲师一般是需要在一年内看他的教学情况，可他没什么教学经验，半年就提升为讲师了。
+
+　　评薪也照顾党员，如宗志文大学毕业后没教书，做党的工作也算在教令里面了，而其他教过中小学的非党人士却不算在内。
+
+　　有些党员说话叫人害怕，如吴大琨被扣时，刘伟在教研组里说，吴大琨在休养。
+
+　　在肃反运动中听到赵凌同志说，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共产党要怎样就怎样。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假如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共产党也不会胜利。有人反映马列室的党员总是板着面孔，只有讲原则，讲斗争。
+
+　　我和傅主任有同样的感觉，好像党团员有监督非党团员的任务，在我教书时常有党员来看看，叫人害怕。
+
+## 党委对体育工作重视不够，对非党同志的健康关心不够
+
+　　陈振善：山大党委领导学校工作是有一些成绩的，为帮助党整风我提几点意见。党委对体育教学工作重视不够，只听个别同志的汇报。我的秘书工作两年来非常头痛，我反映的意见不多，同时党委了解的也不多。
+
+　　党团员没有起模范带头作用，相反的有宗派主义情绪，用指导工作的方式，这也是党委对体育工作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
+
+　　党委对党员照顾的多些，对非党人士不够关心。如傅主任有肺病，有时还吐血，应该疗养而没有疗养，有些青年教师(党员)稍有不好就去疗养。党的威信高，党员就骄傲起来，盛气凌人。体育室属校部支部而支部书记，委员是谁，我们都知不道。
+
+　　我们学校对学生有些不敢教育，这样会助长学生对教师不够尊重，考查总是要给你个及格，我们对学生的锻炼也不敢强调，因为领导上不支持。
+
+　　去年考试时，校刊室叫我写个关于考试与锻炼问题的稿子，可是写好后没给登。
+
+## 不能光强调外行，工会体育活动没人管
+
+　　郭谨安：学校党委对体育工作不重视，一次体育教研组会上和一次向校长办公室汇报时，领导首先说：“我在体育上是外行。”我觉得这样说不够合适，体育教学与方针贯彻德才体智，不了解不过问那是不够重视的表现。
+
+　　我校体育工作无人关怀和支持，教务处领导是形式，高高在上，只听汇报。领导能到体育室上一趟我们就非常高兴。
+
+　　上学期领导上提出改进教学工作意见，对体育工作的安排还好，但杨付校长向全校师生传达的时候，就把这一部分漏掉了许多，好像是体育工作无关紧要。
+
+　　工会体育活动从没人管，群众提意见无人支持，如关于场地的问题，提出了2年多没得到解决。基层工会不重视群众意见，最近���了一架手风琴花一千多元，我是工会的宣传委员都不知道。
+
+　　工资改革，全国的体育专家和科学家也不少，但仅有清华大学的马约翰先生是一级教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差。我们体育室的总平均额未达到全校平均额。这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体育室升等升级的很少，是否我们的工作差呢?请领导上深入调查。体育教研组的工作并不次于其他系，我们除教学工作外，还负责其他工作。拿我来说，编写教材、教学、场地分配、用具分配、辅导。很多先生也是这样。我们很少时间做科学研究工作，百家争鸣只是形式。
+
+　　各级领导对体育教研组的帮助和教育是不够的，同志们的积极性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像我们学校到现在没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党的领导和体育室结合不起来，我们连支部书记委员都不知道。我是“九三”的成员有一次为了工作想找支部书记谈谈，但一次再次都说是工作忙没时间，就这样算了。
+
+　　学校领导某些问题，对吵吵闹闹的解决的快，对不声不语的人看不见，如房舍问题。解决问题应贯彻方针，不应考虑个别人的情绪。
+
+　　同志想进步，不该不管，如参加听党课，体育室提了多次得不到解决，其他会议我们参加的也少。
+
+## 对老教授一般不宜采用斗争方式。评薪中有宗派主义
+
+　　傅宝瑞：对老教授尊重不够，很多老教授在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中背上了思想包袱。我的看法是，对老教授不应采取斗争的方式(反革命分子除外)，因为他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有些爱面子，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就影响了他的工作情绪，降底了教学质量。有的党员在开会时提问题非常尖锐，好像表示立场站的稳，这样群众也向他们学习，有时就起了不好的作用，所以党委应对党员进行教育。
+
+　　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下级执行起来就有了问题，如在小学里，老师不敢管学生，你一说他，他说：“老师你不能管我，我是祖国的花朵！”这样到了初中高中进了大学怎么能行？
+
+　　我们学校存在着宗派主义，这次评薪工作有人事关系在里面，如周士杰同志不该升等，像他这样大家都可以升等，邱科长和他有人事关系(都是财经学院来的)……
+
+　　 来源：1957年5月31日《新山大》。

CCRD/1/3/2/00073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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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委办公厅，省会，各市，地（州）委关于传达和贯彻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节录）
+
+　　1956-1957年6月温江地区仅党群系统及受理了人民来信，来访9184件，行政部门仅1956年（14个县统计）即受理了人民来信来访10000件。(p. 68)
+
+　　（绵阳地区平均每年接受1万件左右来信来访，1957年上半年据广无，剑阁，梓潼，青穿，罗江，昭化，彰明等7县的不完全统计，来信来访共6513件。(p. 76)）
+
+　　绵阳地区1957年上半年接受来信来访15000件，比往年增加二至三倍。地委办公室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来信来访增加了3.15倍，其中4923件来信中要求复职调动工作的信件占34%，检举揭发性质的来信占24%，批评建议性质的来性占10%。申诉性质的来信占13%，其他询问，感谢，民事，婚姻纠纷等占19%。(p. 79)
+
+　　隧宁地区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来，人民来信来访大大增加。如公安处1956年收到来信170件，而1957年来信来访比1956年增加了51%。1956年7月至1957年6月共收到来信，来访300件 (来访120件)， 检举控告1506件，占50%。其次是三反，五反，肃反，打反攻翻案有361件， 占12%。复转军人知识分子要求参加工作，升学和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的192件，占6%，还有4件恐吓，辱骂领导的信件。(p. 87)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CCRD/1/3/2/000733.txt

@@ -0,0 +1,41 @@
+# 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二三问题
+
+　　<思奇>
+
+## 一个错误的公式
+
+　　有些领导人常常认为别人对自己有意见就是对党和政府有意见，反对自己就是反对党和政府，而反对党和政府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他们就往往把一些人民内部的矛盾误作敌我矛盾了。目前，这个公式正在遭受着批判，为什么它会遭受批判呢？它的错在何处呢？这个公式的错误，我认为主要的有三点：
+
+　　第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党和政府的领导是通过它的成员，通过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其中的领导人来实现的；因此，反对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其中的领导人，就可能是反对党和政府的一种表现，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共性究不同于个性，它不能概括个性的全部，因而个性中就还有不代表共性的部分，同样的道理，党员和干部以及其中的领导人也不等于党和政府，他们也还有不能代表党和政府的方面；因此，反对党员和干部以至其中的领导人，也就有可能并不是反对党和政府的表现。一个人反对某些党员和干部以至其中的领导人，究竟是或不是反对党和政府，那是应作具体分析的。前述那个公式的错误即在于把共性和个性的界限混同了起来，从而也就容易把两类不同的矛盾混淆起来了。
+
+　　第二、党和政府的领导是通过各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体现出来的；因此，反对其中的任何一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都有可能是反对党和政府的全部领导的一种表现。但是，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措施，毕竟只是党和政府的领导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它的领导的全部，因此，反对它，也就有可能并不是要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本身。前述公式的错误，就在于混同了这两种不同的情况，笼统地认为凡属反对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其目的都在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本身。
+
+　　第三，在反对党的某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的人们当中，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是站在敌对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的，有的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反对的，有的是由于对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措施发生了误解才起来反对的，也有的是由在发现党和政府的某项政策和措施有了缺点和错误后，起来要求纠正的。他们在反对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这点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其出发点则各不相同，因而他们与党和政府的矛盾的性质也就相异，上述公式的错误即在于把这些复杂的矛盾简单化为一种敌我矛盾，因而把一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误作了敌我矛盾。
+
+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上述错误公式产生的原因，首先就在于它把本来是极其复杂的现实看得过于简单，把本来是多种多样的矛盾，简单化成了一种矛盾，不是具体地去分析问题，而是笼统地去处理问题。至于它为什么恰恰是把这些矛盾简单化为一种敌我矛盾？就一般人来讲，可以说是由于他们受了长期进行敌我斗争的影响，而就某些领导人来讲，则还由于他们想借党和政府的威信来维护个人的威信，想用反革命的帽子来吓唬群众，来抗拒和压制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俾能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实现其私欲。
+
+##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推广的条件
+
+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原是用来处理党内是非的，为什么今天可以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了呢？我认为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这种形势密切联系的。
+
+　　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人民内部已经消除了根本的利害冲突，虽然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还会存在，而在共同的利益大于不同的利益的前提下，这些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也就不难获得解决，不致发展成为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主要是一个是和非的问题，它们的斗争，主要是在思想领域内进行，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思想斗争的方法去求得解决，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特殊意义。
+
+　　有人说，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比如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吗？怎能用批评的方法或教育说服的方法来解决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不能单从几种不同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来看，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具有这些不同的思想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看。错误的思想之能否通过批评或教育的方法得到解决，并不决定于错误思想的本身，而在于具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是否坚持这种错误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基本上建立起来的今天，人民内部确实��有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存在着，忽视这方面是要犯严重错误的；但是，同时更应该看到，它存在的基础已经和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前完全不同了。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归根结底是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的，当时，资产阶级为着保护他们的所有制，为着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一般是要坚持资产阶级思想，坚决抵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而现在呢？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基本上被消灭，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变化，资产阶级思想已经和他们目前所处的这种经济地位不相适应了。因此，他们中间一些认清了目前这种经济地位的先进分子，就已经不再坚持资产阶级思想，来抗拒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了。虽然其中也还有些人对自己目前所处的经济地位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依恋；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变化这一客观存在毕竟是要发生影响的，在党的教育下，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下，在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的影响下，他们迟早是会要认识自己已经改变了的经济地位，而愿意改造与这种经济地位不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至于其中某些个别的坚决抗拒改造并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破坏的极端顽固的分子，则不在人民范围之内，从而不是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因此，总的说来，今天的资产阶级分子，一般还是会在接受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之后，进而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的。今天我们是完全有可能通过批评或教育的方法来解决无产阶级的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的。
+
+　　今天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他们本阶级的思想尚且不那样爱不忍释，不那样坚持不舍，至于其他的劳动人民，自然更没有必要保留他们所沾染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没有必要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了。所有制的改变，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得一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都需要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来适应他们目前所处的经济地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客观根据，这是主要的一面。
+
+　　还有一面，也是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种形势密切联系的，那就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这种基础上，全国人民是进一步组织起来了，他们的思想觉悟是进一步提高了，这样就便于党去加强对他们的领导，而党对他们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总的说来，也是加强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在人民内部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主观条件。
+
+　　当然，上述这些主客观条件，同时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条件，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乃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的方针在文艺科学方面的具体化。
+
+## 政治和业务的地位应该怎样摆
+
+　　政治和业务的地位应该怎样摆？哪个应放在主要的地位？应该让政治工作为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服务呢？还是应该让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为政治工作服务？这个问题，我以为当视不同的历史条件来定。
+
+　　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前，我们一直是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把经济和文化工作放在从属的地位，为政治工作服务的地位上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我们的一切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主要都是在于筹粮筹饷，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参加国内革命战争或抗日战争，推翻国内外的反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较过去复杂，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还开始了经济和文化建设，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讲，主要的任务还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譬如在农村，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正因如此，所以我们有许多干部就往往把政治任务和主要任务当做了同义语，并用此来作为要求其他各项工作服从它的主要根据。在当时，我们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是否正确呢？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这样摆是正确的呢？因为它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当时，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旧的上层建筑维护着它的经济基础，严重的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摧毁旧的上层建筑，和变更旧的经济基础，以解放社会生产力。在那种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把政治任务放在首要的地位正是历史发展所要求的。
+
+　　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外的敌人虽然还存在，但就国内来讲，则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因此，今天的历史任务就不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摧毁旧的上层建筑和变更旧的经济基础以解放生产力，而是要运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要运用新的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提高和不断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以推动社会的发展。适应着历史发展这种客观要求，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在这种历史发展的正常阶段上，正确的做法，我认为应该是把经济和文化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而把政治工作放在为其服务的地位，使政治为业务服务。但是现在还有不少的同志继续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并在那里强调政治任务压倒一切。基于这种看法，他们在使用干部上，也就不是在不忽视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去强调干部的业务能力在今天的特殊意义，而是在人民内部，在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当中，继续去强调原来的出身成分，并把这种政治条件当成衡量干部的最重要的以至唯一的标准，从而忽视了甚至抹杀了干部的业务能力这方面的条件。甚至在评级评薪和处理工资待遇的问题上，他们也运用了这个标准，不是根据一个干部的业务能力的高低和劳动熟练的程度来致酬，而是根据一个干部的政治条件来致酬，从而在实际上损害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我想，这也算得是主观落后于客观的一种表现吧！
+
+　　 (原载 “学习导报”1957年6月份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专刊)
+
+　　（来源：《社会主义辩论集之二  毒草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10月版，内部发行。）

CCRD/1/3/2/000734.txt

@@ -0,0 +1,11 @@
+# 第一汽车制造厂一百多名工人正酝酿游行示威
+
+　　（1957.06.01）
+
+　　新华社长春1日讯　本社记者陈子林报道：第一汽车制造厂有一百多名工人决定于2日中午在长春市游行示威。这是该厂总务车间清扫工人宋云子在昨天下午向厂党委报告的情况。
+
+　　这批工人分布在全厂各个车间，都是两年前由部队转业来厂的军人，他们技术很低，多数是勤杂工。他们目前最不满的是：(一)工资低、晋级慢，与青年技术工工资悬殊。(二)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住房子既多又好，他们住的房子既拥挤质量又坏。(三)领导上对他们的意见不重视，有时遭到一部分车间的干部打击、报复。
+
+　　这个厂的工会主席说，他们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要求也比较合理。但是有些要求目前很难办到。厂长饶斌最近以两三天时间和要去北京汽车局请愿的张江等三个转业军人进行谈话，讲清道理，上月29日，他们还是去北京。领导这次游行的四个主要人物中还有一个共产党员，名叫金守义。此事他们已经酝酿了两个多月。在此以前，宋云子曾几次向总务车间反映这一情况，车间支部书记说：“现在最大‘放’大‘鸣’的时候，让他们‘放’吧！”当厂党委知道这一情况时，决定游行的工人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作好了。现在这个厂已经把情况迅速地报告了市委。厂长和党委书记正分别和领导游行的几个主要人物进行诚恳的谈话。尽一切努力使他们不要闹起来。并立刻组织力量，采取措施在各车间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把工人主要精力集中到增产节约方面去。这个厂的领导认为：若真正闹起来，绝不止这一百多个工人，在他们后边还有和他们前后转业来厂的五百多名军人，很大一批正在要求回南方的老技术工人，也可能被牵动起来。这样全厂生产将要受到严重的损失。
+
+　　 ----来源：1957年6月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735.txt

@@ -0,0 +1,115 @@
+# 耿伯钊的八点建议
+
+　　<新华社记者　曲一凡>
+
+　　新华社湖北6日讯　6月1日上午和3日下午，记者访问了七十四岁的耿伯钊先生，请他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他的意见和看法，帮助共产党整风。
+
+　　耿伯钊先生(地方人士习惯称为“耿老”)，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参事室主任以及省民革领导成员之一。
+
+　　以下是耿伯钊与记者的六小时谈心的纪录全文(基本上是按原来谈话次序先后，整理时略加删节和语气通达)：
+
+## 一、对共产党整风的感想
+
+　　我最近熟读了毛主席的两个报告，深受启发。毛主席提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个很英明的措施，对于改进领导党的作风，团结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正因为共产党是领导党，它领导着全国六亿人民，如果领导不好，发生任何偏差，就会使六亿人民受到损失。因此，第一，全国人民，党外人士，都要热心帮助党整好风，求得领导党没有错误或少犯错误；第二，每个人都是热爱党的，现在正是表现的机会，把自己的真心话掏出来，帮助党整风。
+
+　　根据以上两点，帮助党整风，必须是善意批评，不是恶意诽谤，所谓善意，就是要实事求是，打中要害，而又要恰如其分，说真心话；在方式方法上，要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端正态度，诚恳地提出问题。近来，在某些党外人士中已经出现不是纯粹出于善意批评，其中掺杂有肆意谩骂、污辱党的言行。有些党外人士，过去受了某一个党员的气，心中忿忿不平，因而在这次“鸣”、“放”中乱发脾气，大肆讥笑、辱骂，这是不好的，凡事最不可意气用事。另外一种情况，有些人偏重于空谈理论，这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至今还有些党外人士心存顾虑：由于个别共产党员骄傲自满，过去看不起民主人士，双方伤了感情，现在大家给这些党员提意见，提出尖锐批评，这决不可以为是反党情绪，而是为了改善党内外的关系，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
+
+　　有人说：党与党外人士之间有墙有沟，我看也有。如何拆墙？首先要从党内拆，就是要整好风；党外人士也得参加拆墙，就是多多学习，改造思想，自动拆除内心之墙。总之，过去筑墙出于双方(党内是主要一方)，现在拆墙，同样是双方的责任。我认为个别党员所以骄傲自满、盛气凌人(说到这里，他又赶忘解释说：我接触的这种骄傲自满的个别党员，指的是从前的事，近一年多以来，我生病住东湖疗养院，和同在那里休养的党员高级干部都相处很好，未感到有墙有沟，每个党员都和蔼可亲)，是有它的思想基础的，过去长期从事战争和阶级战争，致使某些党员养成了“对敌斗争”的习惯，因此把党外人士往往也当作敌人看待，唯恐防备不及，岂能信任于他？解放以后，又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的胜利，这些党员更加居功自傲，自以为了不起，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认为这句话的语气就不合理，要说“特殊材料”，实际是助长了党员的特殊化思想。当然，有些民主人士也有毛病，见了党员，盲目恭维，只说好不说坏，也多少帮助了某些党员的骄气的滋长。
+
+　　最后，我向党和党员同志提出六点建议：
+
+　　(一)希望党员同志努力提高文化水平；
+
+　　(二)希望每个党员学会一技之长(例如，张旺午秘书长有一次跟我说，他会钉马掌，这就好)；
+
+　　(三)党要事事联系群众——党章上说的好，事实上在许多事情上却脱离了群众；
+
+　　(四)党员要坚决放弃特权(思想和行为)；
+
+　　(五)党员同志待人接物，要有修养，和谒可亲；
+
+　　(六)党员们一定要多学些旧的东西，毛主席是最好的榜样，他提出许多的口号和格言，都是从古人那里吸取其精华，用来指导今天党内外的思想和工作，最能服人。
+
+　　我希望通过去这次整风以后，党内外真正做到无墙无沟；党内外人士过去是“背对背”；今日“鸣”、“放”又是“面对面”，这还不够，今后最好能够“心对心”。
+
+　　(记者注：这一段谈话，是记者事先与耿老约会后，他连夜赶起来的一个“谈话提纲”，言谈极为谨慎，谈到这里曾表示话已谈完，后经记者从上述谈话中提出若干具体问题，虚心诚恳向他请教，接着又谈下去，而后边的谈话中有些是与前面的分析和观点，不尽相同的，也说明在这位老人内心，起初还是有些思想顾虑的。)
+
+## 二、党、政关系迫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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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司令，发号司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的党政联名发号司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与威信。这是其一。其二，党员与非党员干部的职权截然不同，我根据很多党外人士的意见，把这一状况分为两大部类六种类型：第一类是党员干部：(一)有职有权，(二)无职有权，(三)有职有权而无责；第二类是非党干部：(一)有职无权，(二)无职有责，(三)无权也有责(后两种类型，例如，有些起义军官转业后反映说：他们好象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没有固定职权，但是事情搞坏了却有责任，等等)。我(耿老自称)，年已老朽，我虽有职无权，我也不想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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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记者提出公私合营企业关系的问题，耿老说：私方代表有职无权是事实，也应该给他们适当的权力；至于说要求取消公方代表，我完全反对，不要党的领导是不好的，要诚心接受党的领导，才能办好企业。谈到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的定息年限问题，我绝对反对二十年定息的意见，我认为国家规定定息七年的措施，是合理的，如有不妥，也等七年后再看形势发展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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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法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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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已经八年了。在这不算短的时间内，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旧的六法观念和条文不适用了，而各种新(22)的法律却迟迟难得问世，法院断案没个依据，人民群众不知何为犯法，如何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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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我们不是早已有了宪法了吗？不错，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所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董老(必武)到湖北来曾说，各种法律都得审慎研究，这是好的，可是不容长此拖延下去。我们说，人民犯了法怎么办？没有一个准则。人民都要受法律的限制，同时人人都受法律的保护。一个党员，一个普通职员，应如何守法？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另外，国民党时代的六法，肯定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要不得的；但是就其具体内容来说，不见得一切都坏，古话说“旧瓶装新酒”，旧形式赋予新内容，仍有许多可供参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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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任省参事室的领导工作，过去李主席(先念)在湖北的时候，参事室曾建议帮助各厅、局订立组织规程和办事细则；没有这个，容易造成机关内部的混乱，分不清职责界限和是非界限。当时，李主席、王任重同志是支持我们的，我们也很愿尽这分义务，参事室曾通过办公厅向各厅要他们起草一个规程来，交我们来帮助研究搞好；如果有的厅局不愿自己起草，参事室也愿意在听取他们的情况介绍后，代为订立。可是，多年了，这个建议没有实现，我们曾多次催办，有些单位竟嫌麻烦，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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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几年来的执法情况(特别是三反、肃反)，我完全拥护章伯钧、罗隆基的建议，毛主席在报告中也提出了，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检查三反、肃反工作的偏差，有错必纠。从中央到省、市、县，成立各级检查机构。
+
+　　这次“鸣”、“放”，很多人对党和个别党员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包括其中有些意气用事、不见得完全准确的批评，希望能以法律保证“鸣”、“放”的人不受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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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必须整顿统战部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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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是一个爱讲话、也敢说的人。解放前，蒋介石统治那么凶狠，我耿某没有怕他，我在一切集会场合大呼反蒋，反对戡乱，主张和平。当时，地下党负责同志(指曾惇同志等人)曾背地劝我说：“耿老，表现不要过于激烈了，注意隐蔽一些，公开场合不妨多说些反动话”，我表示不怕。解放后，我对共产党的政策，如有不同意的地方，我也敢说；可是，自从受到何定华(当时统战部副部长)的公开打击，同时受到明目张胆的对我监视，我气愤，从此以后就不大讲话了。原来我明白了，凡是对党员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有人说这些人是会钻狗洞的)，就受到统战部重视，官位步步高升；相反，经常向党提出一些善意批评的人��却被认为是顽固落后分子，打击的对象。
+
+　　湖北解放以后，省统战部匡部长对党外人士很好，可是匡又兼管民政工作，工作忙，对统战工作不常过问，把大权交给副部长何定华。何的作风粗暴、恶劣，几年来由他主持统战工作，使很多民主人士伤了心。例如，几年前，有一次他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请大家给统战工作提意见。我说了我所听到的这样的反映：统战工作“三视”——中央重视、省里轻视，下面(县、市)鄙视。过了几天，又开会，何公开斥责说：有人乱讲统战工作“三视”，简直是胡说，并追问：这话是什么人讲的，要他说明什么叫“轻视”、“鄙视”？有人说：耿老讲的，何又问：耿老来了没有？我答应说：我在这里，不错，是我讲的！从此，耿某就成了统战部的眼中钉，后来上面派来一个参事室副主任，叫钱运铎，钱公开告诉我：何部长要我来监视某人。好吧，我干脆搬进参事室里面来住，让你监视方便一些。这事件，我曾告诉了张省长，问他：如果我说的不对，可以杀头；为何派人监视我？
+
+　　以后，张体学省长亲自主持一次会议，征求党外人士意见，我对统战部提出了批评，张省长当时说：耿老的批评精神很好，值得大家学习，过后，我听别人说：在另一次会上，张省长又大大批评了耿某，说净谈过去的事，省长还说：“我看他年纪大了，不好当面说他，你们那一位转告他吧！”
+
+　　关于何定华的作风，谈不尽的。例如：辛亥首义，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对此都有论述，正确估价了它的意义；可是，身为统战部负责人的何定华，竟在一次公开集会上讲：“辛亥首义值几个钱？顶个庇！”至今很多首义老人忘不了这个统战部长的无理之言。又一次，参事室由于人员增多(由原来四十人增至百多人)，房子狭窄，我派两个同志找何定华商量房子事，何立即不耐烦的粗暴拒绝了。
+
+　　何定华从统战部调走了，统战部工作有所转变，但是何的作风影响仍在中、下级统战人员中存在。胡金魁、谢威两部长态度还好，但也很少与民主人士当面谈心，一切事都由秘书长麻佩三、党派处长周方林独断专行，上下职分不明，责任不清。例如，最近一次民革省委选举，很多人为统战部干涉民革选举而不满(具体是对钱运铎当选委员不满)，胡部长一否认统战部没有管这件事；但是，麻佩三、周方林参加了选举。民革副主委范叔衡为了迎合统战部意旨，为了选上钱某，他公开说这是统战部决定的。另如：省里六十二名起义军官，全都对这次评级评薪不满，大家反映，谢威只相信了吴昌续(后提升为劳动局副局长)一个人，不让大家民主评级，吴指手划脚为每个人指定级别，如有反对意见，他就说：这是统战部谢部长的意见。因此，人们不免怀疑，一个统战部究竟归谁负责，是部长？还是秘书长、处长？或者是科长？总之各有一套，各行其是，证明统战部工作的混乱状况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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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从知识分子的特点谈到如何做好党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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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统战工作的人，必须熟知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民主人士)的脾气和特点。这些人在旧社会养成了一种傲性，宁为理服，不为力服；即使某些人一时被强力镇住，也不能收服人心。他们表面上不敢说，背后还是会说：“你是共产党员，数你狠些；可我也不能屈服于你。”
+
+　　知识分子有些什么特点(主要从弱点方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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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爱面子，自尊心强。“士可杀，不可辱。”杀了他甘愿，抹了他的面子，他会恨你一生，有“不共戴天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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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高自大，看不起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读的书很多，自命不凡，自以为清高(其实并不清高)，看不起工农，因此，对工农革命政权，开始总有些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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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爱夸夸其谈，爱发空洞议论，这些议论，往往不切实际，不负责任；叫他真正做事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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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爱沾小便宜。这说的是一些在野的穷知识分子，他们在旧社会资俸很薄，虽不一定贪污，总爱沾人家点小便宜(如别人给送点礼品，人情之类)。
+
+　　(五)互相标榜——双方好时为友，一旦搞不来了，一句成仇。
+
+　　(六)趋利避害。
+
+　　统战工作者如能了解这些特点，善于取其所长，抛其所短，驾驭他们的特点，什么人都能为用。例如，会说善道者，用他作宣传；能写文章的，分派他写些东西。总之，用人，也有个标准，用之得当。不仅要人尽其才，既用他就得信任他，给他以权。古语说“用人不疑，疑人莫用”。这几年，民主人士站在岗位上，���能尽职，不能说真心话，就是因为既用了他而又疑他，以我的看法，党若真正疑他，就干脆撤了他的职，莫占住岗位碍事生非。
+
+　　（记者问：根据耿老分析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你以为应如何驾驭？他举例说：爱沾小便宜的人，莫叫他管财政，根据他的特长分派其他工作；爱夸夸其谈和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的，分派他多做些实际工作，从困难中使他受些磨炼，从工作和学习中逐渐改造思想；爱面子的，必须尊重他的必要的自尊心，尽管他有些错误和缺点，慢慢教育和改造，细风和雨，使其自认其错；粗暴地当众污辱了他，就会伤了感情；互相标榜，是一种宗派主义，趋利避害，是个主义，这两种人往往善于阿谀奉承，察言观色，应当教育他，适当使用他，而不如其所惑，否则就容易宠信了少数人，而伤了大多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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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统战工作，对面要广，对点要深；用人不当，即使高官厚禄，仍有不满；如用之得当，国家花钱不多，本人才有所用，干起来心里也痛快。例如，有些起义军官(将、校级)，叫他在某一中，小学当工务员、当文书，而所拿薪俸比校长的还多，可是他本人仍不满意。省参事室内有几位专家：辜大安，原阎锡山的参谋长，太原兵工厂创办人，对钢铁工业有所研究——现在当参事，派他修“省志”，柳棣园，专于测量(老工程师)，黄乃真，对建筑工程有研究，陈志纯，是法律专家(伪武汉法院副院长)，他们都各有所长，但目前只能派作修“省志”，这叫着大才用不上，只有暂用其小才(他们文笔还好)。用才不当，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古书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在乎其人”，这句话很值得党的组织、统战部门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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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外地人给湖北人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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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人常受外地人的气。我从山东人说起(听口音，你——指记者也是山东人，可别介意)：当年，袁世凯给湖北省派来一个督军——山东人王占元，湖北人深受他的压迫，吃了很多苦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早年与王占元很好，是八兄弟)。他下面的县官、税吏，都是山东人。蒋介(25)石后来也派外人来当湖北省主席，蒋不承认武昌首义之事。蒋曾痛骂湖北人是“九头鸟”，私下跟蒋的嫡系分子说：“鄂人无信，不可重用”。抗战以后，经过湖北人力争，发起反对薛岳(广东人)运动，蒋才用了湖北人当主席，这就是万耀煌、张笃仁、朱鼎卿。解放军来了，湖北人不争气，最后一任伪省主席朱鼎卿(现为省参事室参事)也真丢人，拉腿跑了，没有响应起义(后来朱在四川起义)，而由张轸率军起义。李先念主席是湖北人，当了几年主席又调到中央去了。如今，省委书记、省长、统战部长都不是湖北人。副省长中有熊老(晋槐)、聂国来两个湖北人，熊老近年来染病在床，不能管事，聂国来是个无用的人，不能代表湖北人讲话。何定华是湖北人，可是爱听恭维话，不爱听反对意见，养成统战部门喜欢奉承、趋炎附势的不良风气，民主空气稀薄，直言明谏的人受到了排斥和打击。文史馆、参事室都是湖北人，但都是“聋子的耳朵”，起不了作用，只是有饭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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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话，过去不敢讲，讲出去会被扣上“地域观念”、“封建思想”的帽子。不久以前，我就对胡金魁部长说过：“湖北人在湖北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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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谈谈省政协和参事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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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是统战的形式，通过政协使党与民主人士挂钩，一切事情都通过协商的形式进行工作的。过去，湖北政协起了些作用，但还不够。我是政协副主席之一，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副主席。每逢开会必到，也了解些情况。政协主席是王任重同志，他工作忙，除了大会，日常办公室是不到的。副主席六、七个，大多有其他兼职工作，很忙，有些人长期生病，实际负责的只是周杰一人和几个秘书长。说周等负责(确实做了些工作)，也真难为了他们，有职无权，虽身为副主席，一切事还得听从党员秘书长，甚至党员科长的吩咐，例如在政协内部人事安排上，党外人事都当不了家，却又往往为这些事受了许多冤枉气，有人为民主人士这种处境送了八个字：“希承意志，伺候颜色”(指对党员)。政协会内的职员有一首顺口溜，描画了这种微妙的关系，说：“大事问胡部长，小事问周处长，“鸡毛蒜皮”问张守一；周老、贺老吃饭拿饷(他们实际做了很多事)，民主人士装模做样”。依我个人的看法，周老(周杰)办事很老练，贺老(贺友严，政协第一副秘书长)也有些办事能力，党若把权交给他们，有可���把事办好的，可是就是不放心，不肯付之以权，造成他们的苦闷。说得难听一些，过去有些党员对待民主人士，如防强盗一般，生怕泄露“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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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事室过去也做了一些事。但是，除了开人代会起草和审查提案、法规之外，大家长期没有事干，所谓“吃饭拿饷”；叫大家学习，事不顺心，学习也难得学好。过去，钱运铎在这里当副主任，以何定华为依靠，专横霸道，作威作福，包办一切，大家敢怒不敢言。我这个主任，也只挂名当个傀儡而已。参事室每次开会，总得专为他候驾多时，珊珊来迟；有时上班，他高了兴就打扑克(为此我说过他一回，从此对我结下了私怨)；更恶劣的，竟在参事室，光天化日之下，奸污妇女(本室一个参事的女儿，统战部一位科长的爱人)，闹得参事室上下、包括公务员都晓得，大概只有何定华以上负责党员干部不晓得。现在，参事室还有两个党员同志潘哲夫、黄山农，他们与党外人士相处就比较好，品质好，大小事都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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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反对“大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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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分钦佩毛主席，他最善于运用古言名训，加以扬弃，取其精华，提到马列主义高度，用以治国教人，成绩卓著。这并不是奉承，也不是盲目崇拜，这是八年来的事实。中央统战会议上，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我打听后才晓得储是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也是给新闻界增光。我也给毛主席、党中央提一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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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掌握民族政策上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口号。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民族团结问题一直是个最难办的事。历代帝王都没有搞好。就连几个英明的帝王，他能南征北战，统一天下，可是在民族政策上也一筹莫展。他们只知以武力压人，即使一时把人们压治住，也不能征服人心。这是毛主席所以英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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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毛主席近年来又提出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四邻都是小国，我们如以大国自居，必然使四邻国家离心离德，群起抵制和反对。毛主席提出反对大国主义，周总理到处奔走，亲自实行这个友邻口号，所以足迹所至，各国不分大小，全体欢迎，赢得欧非人民的拥护。周总理到了小国，还表明要向他们学习知识，而不以大国自居，无怪人们说，周总理具有大国君子之风！
+
+　　现在，我希望毛主席再进一步提出反对“大党主义”。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人人心悦诚服的，凡是有血性，有良心的人无不承认这一点。几年来社会改革、工农业建设的成就，大家都看得到，何况前途远景更不可限量，用不着自己夸耀，人人领情的全国有六亿人口，中国共产党是个世界上的大党，也不过一千万多人，比起六亿人口，还只是个少数。只要共产党稍为伸出手来，无论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都愿意服从党的领导，亲密合作，共同前进。相反，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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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个人理解，毛主席这次提出整风，就是要反对“大党主义”，希望毛主席尽快地、明确地提出这个口号来。反对“大党主义”，这话是我说的，这是忠心为党、爱护党而提出来的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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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6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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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师范学院继续座谈内部矛盾: 教授们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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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昨(1)日上午，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继续到华南师范学院和教师们开座谈会，倾听教师们的意见。在会上，教师们均畅所欲言，针对学院内部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进一步帮助该院党组织进行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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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轶球说：办好学院要注意“人”和“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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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轶球教授说：学院内由于“三害”做成许多不合理的现象。领导上主观制定了“工作量”的制度，规定讲师每周要上12节课，系主任要上7节课，实际上教师们负担过重，不能提高教学质量，有时因要执行制度，大家写论文也没有时间，同时只根据学生的反映来批评教授的教学问题，而不考虑到学生的水平低，班额大，辅导人员少，影响了教育的效果，如果按照教育都的教材教学，学生接受不了，如根据学生水平来教学，又被批评说教学水平低，这样就使教师进退唯谷。师院把学生的知识质量不好一切归咎给教师是不合理的。黄轶球教授对过去用运动方式来搞“尊师爱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学院曾发动一批学生很生硬的到教师家里去搞“尊师爱生”，结果事后学生仍然把老师视如路人。他认为应该根据中国的传统，从思想上进行教育，使学生从内心上很自然的来尊师重道，不要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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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述武说：党是走群众路线的，因何“墙”“沟”这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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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述武教授说：今天已不是解放初时的军管时期了，应该一切要“约法三章”，明确规定“杀人者死”之类的规章。(陶铸同志很风趣的插了一句说：我们现在也要有个叔孙通才成)上级领导不能只给“原则”，因为下面有些人懂得原则后成了教条主义还好些，最怕的是把原则的词句标点也弄错了，那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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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又分析党群中存在“墙”和“沟”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党组织发展得太快了，新党员的质量不高，他又说：学院过去对个别党、团员教育得不够，不只没有在群众中起到先锋的模范的作用，甚至还有盗窃和乱搞男女关系的恶劣行为。党对他们爱护是对的，但不应将他们的一切过失也包下来。(陶铸同志说：盗窃是个人品质的问题，党不能包下来。)现在还是敌我斗争时期了，因此，他建议，培养党、团员就不应该在温室中培养，特别对中、下级的干部，党组织应该注意加强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这样才能使他们更好地领导群众、带动群众办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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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荣春说：应在党委制的基础上吸收专家参加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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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系副主任杨荣春在发言中，特别着重于学校的党委制问题。杨荣春教授认为，应该在党委制的基础上吸收专家们参加领导，这就可以办好学校。他以师院的具体情况为例，说明领导中心的建立是不容易的。如党委不来领导的话，恐怕“民主有余，而集中不足”，事情就更难办。因为发扬民主的目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在我们来说，具体的工作就是要办好师院。要二者得兼，即是说我们要民主也要社会主义。如鱼(民主)与熊掌(社会主义)二者得一的话，则我要熊掌了。(这时，陶铸同志又插了一句说：现在鱼与熊掌二者都可以要。)最后，他建议，要办好学院，应该抓好三个环节：一、是加强党委的本身，应当吸收专家参加党委领导。同时，党的组织还需要加强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二、党团员领导干部必须面向群众、面向教授，抓好科学的研究工作。应该发挥老教授的积极性，实行民主办校。三、充实学校的设备，在改进领导作风的同时，应适当地改善教授的物质生活条件与学校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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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华扬说：取消党委制也是为了办好学校，可以实行“有监督的校长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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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教授廖华扬接着发言，他主张取消党委制。他说，取消党委制也是为了办好学校，因为党委制使权力过度集中，群众的意见也就集中在党委身上。我认为应该实行“有监督的校长负责制”，这监督不但是来自上面，而且来自下面，也就是要有“法定的民主”。院务委员会通过院内的选举产生，教授和副教授应占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院长把重要的工作计划提出来，须经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如果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这种情况不会很多)就用“群众讨论、上级裁决”的办法来决定，那就是将问题交给全院群众讨论，再报请上级(如广东省高等教育局)裁决。我看这样对党有好处，也使党委更要做到联系群众，“三害”就自然会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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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汉标说：应将党委制的问题让大家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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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教研组主任陈汉标教授说：我对党委制这概念还不明确，因此建议将党委制的规章在院刊上登出来，让大家来讨论，使大家都明白有什么理由取消或保留党委制。其次，在人员编制方面，各系教师的比例应该像“金字塔”一样，就是助教多、讲师较少、副教授又较少、教授最少，但是教育系的情况则相反，我看是应该改变的。有些教研组主任和系主任可以由教授轮流担任，使许多老教授能接触更广的教学工作。在科学研究方面，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应该考虑成立教育科学研究所，这种研究所虽然全国都未有，但广东的教育相当发达，人才也不少，是可以先开一个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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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系主任罗倬汉教授也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他指出省教育厅和文化局对出版学术刊物的限制过多和支持不够，同时认为政治学习中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政治运动太多，占用的时间太长，这也妨碍了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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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会开到中午12时多，下午陶铸同志又接见了650多个教职员，并讲了话。他说：今天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很多，提了300多条意见，相信大家一定还有许多意见未提完的，希望以后在院内还可以继续提。接着陶铸同志就提出他对办好学校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师范学院是华南培养师资的最高学府。院内师资也不弱，关键问题是在于领导依靠全体教授职工，才能办好学校。今后应继续发扬民主，并且还要决心改正过去领导上存在的缺点和错误，领导上应该一边听取意见，一边改进工作，才能搞好团结，得到教授们的原谅和使大家解除思想顾虑，应鼓励大家提意见，表示领导对改正错误的决心。接着，他对座谈会上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作了具体的分析和答复。他认为有些可以马上办的就应马上办，例如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有些遗留问题，学校的领导作风和党团员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以及学校中的某些不合理的制度(不是全国性的)，都可以采取一边提意见，一边进行改进的做法。至于党委制问题可以组织讨论。
+
+　　陶铸同志和教职员们讲完话后，立即又参加了学生代表的座谈会，听取了历史系、化学系、教育系、学生会代表、华侨和少数民族等学生代表的发言。最后，陶铸同志说，目前因为期考已近，为了不妨碍同学们的学习，以后可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让同学们大“放”大“鸣”，希望同学们现在首先要安心学习，准备好功课，准备好“放”、“鸣”，他希望同学们能“一鸣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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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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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座谈    对党委制存废意见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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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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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华南师范学院的老教授们昨日上午继续举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教授们着重对改进学校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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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中要不要保留党委制呢?教育系副主任杨荣春和物理系主任廖华扬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
+　　杨荣春说，他认为就华南师范学院的情况来说是不应该取消党委制的。他说，现在很多人不是不信任党委，而是由于党委在处理事情上犯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只要去掉“三害”就好了。他认为如果取消了党委制之后，党委书记只出席院务委员会而不领导院务委员会，就会出现民主有余，而集中不足的缺点，使事情难办。他认为要办好师范学院，就要掌握和做好三个环节：第一，加强党委本身的领导，发扬民主，依靠老教师、专家，更要教育党、团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养成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向群众学习的优良作风，肃清“三害”。第二，党委要面向教学和科学研究。他说，现在各级领导都参加体力劳动，目的在于联系群众。在师范学院党委来说，参加体力劳动就不是种种菜，修修运动场，应该到教研组、课堂、图书馆中去，了解一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否则，连课堂也没有到过而大谈提高教学质量不是很可笑吗?同时还应该到教师的家中去，了解教师的生活情况。第三，适当充实设备。图书馆、研究室、实验室等都要大大充实一下。同时，要改善一下教师的物质生活待遇。艰苦朴素的作风是要提倡的，但要照顾脑力劳动者的生活特点。最后，他认为党的领导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和魄力，对各项矛盾问题要分清先后缓急逐步解决。他还要求省委首先要改变过去不重视师院的偏向，给师院以必要的支持。这样，省委、党委、教师一起努力，三年后办好师院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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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主任廖华扬则主张取消党委制。他说，取消党委制更能体现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他认为党委制规定了党委有最后决定之权是不妥当的，在高校中应该实行有监督的校长负责制。负责监督的是院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的委员是由全校教职员工选举产生，教授委员要占大部分。院长是政府任命的，这就保证了不会脱离党和政府。一切工作计划先由院长提出，交由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才执行。有关科学研究、教师调职或升职、降职的问题，都将由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如在院务委员会内有争持不下的意见(这情况是非常少的)，那就采用“群众讨论，上级裁决”的方法解决。那时，院长、院务委员会可把不同的意见分别交下去给群众讨论，然后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由领导决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体现了民主集中制。这时，党组织就不靠最后决定权来保证党的政策贯彻执行，而是靠深入联系群众，向群众做说服教育的工作。那么“三害”就可以肃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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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系教授陈汉标提出了几项建议：第一、建议党委把高等学校的党委制的规章在校刊上公开说明，以便展开广泛讨论；第二、建议教学人员的编制要按金字塔式配备，即助教最多，其次是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这样配备了足够的辅导力量，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才能更好地进行；第三，建议在广州科学分院设立教育科学研究部门。第四、建议教研组和系的主任由老教授轮流担任，此外，他对教育系学生的出路和购置图书问题作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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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主任廖华扬提出要迅速处理老讲师的升级问题。他说：过去提升的条件强调德才，资历只作参考。然而所谓“德”的标准就是满口马列主义，在运动中能“勇敢”整人；“才”就是以青年小伙子会报上课好不好来衡量。有些讲师1943年起就当了讲师，至今没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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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副主任黄轶球说：自从整风开始以后，官僚主义已经整掉一些，如人事工作方面，对一些不合理的级别已经作了调整。但是，官僚主义还存在，好像我系外国文学组要买外国书籍很困难，我们在师院附中找出1，000多本英、美等国的文学作品，半年前就列出书单，向梁副院长报告，请求调来给我们参考，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下文。他批评学院领导的主观主义说：教务处起草的“工作量制度”不合理，一个讲师一个星期要上12节课，教授、副教授上10节课，系主任上7节课，这种高不可攀的制度，使教师积极性发挥不出来，这个制度还规定教授培养助教要��小时计算，这种锱铢计较的作法是可笑的。试问讨论一个学术问题，怎能以小时计算?其次，每次提到教学质量不高时，学院领导便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教师，这是不公道的。他还批评学院尊师运动公式化。为了要尊师，往往生硬地组织七、八个学生到教师家里坐，但是，由于平时没有上他们的课，互不认识，学生们没话可说，教师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坐了一会，第二天见面时又若路人。黄轶球说感情是日积月累得来的，尊师爱徒是不能当作政治运动来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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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系主任叶述武说：党一向是教育党员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是为什么有些党员竟筑起墙来呢?我认为这和党员发展太快，水平不高，不合标准有关。因此，中央的方针、政策虽好，但是给那些新党员执行的时候，便筑起墙来。希望党要加强党、团员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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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批评了中共广东省委对师院关心和支持不够；也批评了省教育厅对师院不单帮助不够，反而扣发中央给师院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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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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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学社太原分社对高等教育部等单位提出严格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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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太原讯　九三学社太原分社筹备委员会，于1日下午邀集所属部分成员、各高等学校负责人等共四十七人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本着开诚布公的精神，对高等教育部、教育部的领导以及其他各方面，提出了许多严格的批评和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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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会由九三学社太原分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梁园东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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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一笑，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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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朱荫龙在发言中对党的宗派主义、高等教育部的主观主义、高等院校的官僚主义，以及三个主义的结合、一贯性和它的危害性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党的宗派主义表现在党和非党之间存在着墙，而且不是一般的墙，是城墙，是万里长城的墙，是外加铁丝网通上电流的墙。有人说党群之间没有墙，这不合乎事实。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党群间有墙。问题是如何拆掉它。因为这堵墙对高等院校的危害性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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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接着说，党的宗派主义的表现之一是，有些党员的“政治面孔”，好象舞台上演员戴的“挡脸”，老是板着面孔。不但自己不笑，而且影响别人，比如团员、积极分子。这对团结极为有害。我建议要把这付“挡脸”取消。宗派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发挥独立思考。有个青年学生说：领导上要求我们服从，服从，再服从。这样好不好？值得研究。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对待青年应严肃、认真地提出教育办法。否则我们的将来可忧。他还提出，目前有的词句使用不当。比如“提拔”一词就用的不当。其实“提拔”这个词，不是个好词，不应该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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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高等教育部的主观主义时，他认为部里的人不甚读书，不懂业务，闭门造车乱搞一通，结果影响了教学。比如，把高等学院中国语文系的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分成两门课，使得学生离开讲义就找不到作品的出处了；高中文学课本里的古典文学分量太重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的表现。有人说，高等院校是官僚主义的宝库。这是制度造成的，特别是党委制。要克服高等院校的官僚主义，需要从改革制度着手。我希望把能够马上改进的东西，改一改，给大家看看。比如笑一笑，可以吧？这样大家鸣、放，才有信心、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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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是不许人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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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姚奠中在发言中表示不同意朱荫龙教授所说的“脸”的看法。他说，这样就把宗派主义简单化了。其实宗派主义者在平时也可以表现为客气气，可是在别人和他有分歧意见的时候就把脸板起来了，好象还是有“原则的”，不过不是党的原则，而是个人的“原则”。他说他和朱荫龙教授意见相同的地方是，有些人只是听话，不愿动脑子。可是如果有人和他意见不合的时候，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可能要受到打击。有些人好说：“体会领导意图”这句话。不是体会党的政策、原则，而是“领导意图”。这只能训练奴才，使人有“教授无才便是德”的感觉；也有人说：“干部无才便是德”。总之是不许人独立思考。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只有能顺从领导的人才是好的，提拔的也快，甚至吸收党团员也以此为标准；平时对党团员也另眼看待。影响所及不仅是党内这样看，甚至连党外一般人也这样看。一说是党团员就觉得人家该提拔，不管是否有才。这好象已形成了风气。领导干部如果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此风是改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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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他还对高教部和教育部的分工问题、高等院校的机构和人事问题以及教师的分配问题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的意见。他说，过去由于高等院校没有一套完整的人事制度，只凭领导信任就任意提拔人选，以致使许多人担任了不适当的职位。比如有个刚刚当上讲师的人，就被提拔为系主任。他说，全国解放已有七八年了，而没有建立起高等院校的人事制度，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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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学校应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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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师范学院外文系助教高健在发言中除了列举在外文教学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说明教学改革工作还须继续进行以外，他还说，解放后过分强调了集体主义，而忽视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个学校应该各有特色，互相竞赛。这样才能互相取长补短，要防止庸俗的集体主义。他还说，学习科学应以学习世界最先进水平为主，不应分它是那一国。这样可以避免忽略别人优点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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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部和科学院不重视制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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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工学院制图教研组副教授梁世熙从制图学这门学术对高等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他说：各个生产部门都要有图样，但错误发生的很多，据某设计院统计，因设计图样有错误发生事故在一千多件，至于图纸有错误没发生事故的就更难统计了。就从重工业、机械等杂志看，也是画法不一，标准也不一致，使下边无法执行。可是，高等教育部和科学院对这个问题长期未加很好解决。去年虽然规定了两种画法标准，但没有执行，仍然是乱画，也未进行检查改进，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在教育部门中的超学时现象也很严重，不能符合专业课的要求，时常与技术课发生矛盾，但高等教育部也未加研究解决。因此，有许多担任制图课的教师不安心工作。更使人费解的是，师范学院设有制图系，可是初中却取消了制图课，这究竟师范毕业了的学生往那里分配呢?往工业上分配又不合适，这就是高教部、教育部考虑不全面，彼此不联系，造成互相脱节的结果。此外，他还对制图工具落后，赶不上工作的需要，也提出一些意见。最后，他根据上面存在的问题，要求高等教育部和科学院重视制图这门科学，全面的考虑、统一领导。必要时应设立一个图样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这门科学，以便使这种落后局面扭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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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苦头的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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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工学院土木系副教授范维垣说，学习外语不论那个学校都存在有很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初中着手打好基础，如果基础扎不好，学起来就吃力。但在学习外语时，应根据学生程度，自由选择，不要只限于学习某一种外文。在教学上他谈到，高等教育部教条主义很严重，学习兄弟国家经验没有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结果由于上课时间多，工作量大，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当局也不和教授商量，硬让执行，结果吃苦头的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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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说，外语工具书、字典到书店买不到。我觉得这不是因为纸张紧张，而是人为的。事实上许多外国刊物是英语，如果不懂英语，要研究外国科学是很困难的。同时，高等教育部对学校有偏爱，不公平。他说，重点学校教师轻闲，一般学校教师任务却十分繁重。去年太原工学院土木系学生们到外地实习，而把太原的实习地方，让其他学院实习。这是十分不对的。此外，他还批评以往在毕业生分配、派留学生、派教师到国外学习中都有宗派主义。他认为现在学校中有些官风盛、学风衰，学术工作行政化、行政工作官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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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大和权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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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师范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组教授刘子威说，造成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除制度不科学等等原因外，机构庞大，效率不高，党员权力大，非党员教师权力小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他说，党员教师要包揽的工作多、任务重了，就必然会陷于事务主义，不能深入下去进行工作，产生官僚主义。非党员教师权力小了，即便想深入，也无法深入做工作。他说他倒不同意党委退出学校，让教师治校的说法，教师治校是旧办法，没有多少好处。他的意见是，党委和学校行政的责任、权力要划分一下，党着重于政治思想领导，学校行政应领导教学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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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教学质量不高，他认为是学生基础差，教师人数少、且质量低，制度不科学等许多原因造成的。不过，他感到最主要的问题是，对老教师重视不够。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只注意新教师，培养新生力量。当然培养新生力量是对的，但不能放松了老教师的工作，因为老教师了解的东西多、经历的事情多，总比青年要积累的知识多。因此，发挥老教师的力量，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起着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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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了，他谈到学校过去强调的行政什么长、什么处过多了些，甚至让不称职的助教担任了行政领导工作，这对于学校来说是不好的。因为学校不能比行政工作，它是教学为主的，今后必须要让有学术的教师担任主要职务，领导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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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能降低图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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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医学院教授李武(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特别就图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对图书问题我已经呼吁了多次，一直得不到解决，听说高等教育部又要降低各高等学校的图书费用，这不合适。图书是我们的工具，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我们教学工作和向科学进军所不可缺少的。我们学院前一时期从国外买到一本心脏学方面的书，学习后，我们在这方面一下就跃进到世界水平了。这说明图书是多么重要啊!可是，现在的图书供应情况，实在令人不能满意。有许多重要的书图书馆没有。有些书图书馆只有一本。学院内光教研组就有三十多个人，一种书���有一本怎么能行呢?教师们有的想自己买些书，又买不到。我曾委托国际书店买几本国外的书，就不给买。这种情况使工作受害很大。但是高等教育部和有关部门对这问题一直不重视。现在不但不改善这方面的情况，反要削减图书费用。据说这是因为国家经济困难。我看不完全是这样吧!比如我们对外贸易，为什么不能换些图书呢?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节约，可是我觉得不应该在这上面扣那几个钱。我现在再次呼吁：千万不能降低各高等学校的图书费用，有关领导要重视这个问题，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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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部象个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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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工学院教授兼科学研究部主任陈绎勤说，高等教育部象个衙门，去了见不到司长，只能见到科长，而科长们的官架子非常大，给人的压力很重。他们对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是两样看待。重点学校的一般职员到那里很好办事，非重点学校的教授去了办事很难。高等教育部对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重视不够。要搞好教学，必须提高教学质量，而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搞好科学研究工作。但是，高等教育部对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安排总是不得当。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由于领导不重视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现在许多同学毕业后都想到科学研究机关工作，不愿在高等学校当教师。许多教师不做科学研究工作，久而久之，便成了教书匠，慢慢地由内行变成了外行。因此，必须提醒高等教育部重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组织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交流会。现在特别需提请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要搞科学研究工作，就必须有必要的资料和图书。但现在高等教育部把这方面的经费削减了很多，我们学院的竟被削减了50％。这样，使人很担心：今后如何向科学进军?如何能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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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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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6月5日。原题为: “对高等教育部等单位提出严格批评\九三学社太原分社筹委会举行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