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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2/7/5/00003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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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贵州赤水县委书记王临池同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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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缺]的曲艺团为县办的曲艺团，专门教县委办公室主任胡诗良同志，通知城关镇南门上的居民住房迁走，让曲艺团的员工居住。并计划由生活秘书钟玉惠同志带领曲艺团赴遵义京剧团学习舞台艺术。继后又亲自召开曲艺团、川剧团团员座谈会，并和饰演“借亲配”、“萝卜园”的演员研究艺、唱词等，两次观看“借亲配”。为培养新生，批准招收47名学员，并调土城公社党委副书记和城关公社宣传委员分别担任两个剧团的团长。拨款一万元给曲艺团办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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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积极修建人民剧场，规划新村街道。于1959年积极请示专员何林，修建人民剧场，于同年10月开工，先后花去人民币161,136元。动员机关干部、城镇居民、学生等搞义务劳动。为修建得更为美观，派人前往遵义红花岗，制造模型，展览修改。在今年元、二月份，组织基建部门，规划赤水大街道，并先后进行了改修。同时，为把县委花园培植美观，在土城果园中学调来两个学生赴遵学习园艺，以培植县委会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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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生活特殊。仅在一九六零年吃各种贵重药品700多元，其中鹿茸精、人参精等补品就达400元。下乡带生活秘书、通讯员等，专为自己搞生活。并常带女秘书为自己掌握工作、休息、睡眠时间。下农村不在食堂吃饭，并带杂糖等下到农村去吃，经常派人到商业局拿肉、拿糖、酒等。如今年二月初农村正缺粮时，带着两斤米花糖和两瓶大曲酒到天台去吃。病时住院，单独住一间小屋，专门配备了一个医生、护士、北方医生（是反革命）。住院时，屋内放着留声机，们上写着四个大字——“禁止会客”。病中，带着护士、通讯员，拿着药瓶、水瓶去看戏看电影。县机关办有三种伙食，小灶、面灶、大灶，王一人吃小灶，县委吃面灶，一般干部吃大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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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从1959年10月以来，常带县委办公室干部所谓“女秘书”邹正霞，借工作为名，常谈深夜。在邹的寝室内写报告。想与邹结婚，说邹是“红粉佳人”。根据各方面反映的材料，王与邹发生过两性关系（正查）。邹买避孕套、买打药、小产等。今年二月份时，王领着医生、护士与邹的父亲治病，并叫他来赤水医院住院，批准邹的全家从四川合江县迁移到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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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春节时，在农村广大群众受着饥寒，王率领机关干部、学校老师、剧团三百多人，到复兴慰问。为了搞热闹一下，通知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到公社时，欢迎的人还多一点。在凉江生产队参观时，只有支书带着三个人打着锣欢迎。到复兴时，杀猪一只，大吃猪肉、鸡、鱼、酒等。又于二月批准土城春播现场会吃中灶，大办筵席，杀猪宰牛，大吃大喝。180多人开会，50多个招待员，派川剧团、电影队，专程为会议放映、唱戏。五天会议，浪费4,8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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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违反省委规定，于今年十月批准供应县机关食堂猪肉1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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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关心群众死活，工作不负责任。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农村发生了大量肿病和死亡，王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造成了地区性的认为的死亡事件。根据县委会议上初步统计，[数字已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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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道缺粮，置之不理。农村缺粮早在去年11月份的五级干部会议上就发现过。因当时农村有的生产队断粮而没有粮食所带，部分队干欠着大会的粮食王是知道的。同年12月10号红旗队重点汇报了断粮、食堂散伙、群众吃菜的情况。12月初，城关城关公社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尽吃菜，王是亲眼见到的，并追问为什么吃菜不带粮食？结果，无粮可带。严家队怕受批评辩论，把谷种藟了两斗带来吃了。县委搞的粮食重点元厚公社新华生产队，断粮情况，王也是知道的。随后，个公社就普遍反映断粮。发现天台管理区三百多人逃荒，元厚公社川风地发生抢人。在12月中旬，元厚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各公社均汇报了缺粮、断粮情况。但王对于上述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之不理。主观地认为“今年的粮食亩产不管如何，也少不了600斤”，“下边有粮食，没有粮食是富裕农民捣鬼、瞒产私分了”，不承认有灾情，说“粮食问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立场问题，思想问题”。教育下边“不要轻信自己的工作，算一下账”。因此，就采取了大反瞒产、不积极安排群众生活的错误作法。并提出“三不”供应的口号：一是春节前不供应；二是不是受灾地区不供应（王根本不承认有灾）；三是不是经济作物地区不供应。大搞粮食集中，主观提出集中四千万斤���食。为证明下面有粮，找典型、组织参观，进行排队。复兴、大同、城关、元厚都没有，结果在旺隆公社找到一个百先队，组织了参观，但粮食不多，后来发现是陈世忠（原党委副书记，已捕）搞的假现场。并在机关干部会议说：“你们白天看到吃菜，晚上没有看见吃白米饭”。这样，干部的压力很大，情况反映上来就被顶回去。例如醒民公社党委书记彭才喜同志因粮食工作未搞好，就进行辩论，拉下来了。因而，全县相当一部分地区断粮两三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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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发现大量的浮肿病、死人后，认为是个别问题，不但未采取有效措施，还进行批判，找藉口。1959年12月12日，地委倪书记打电报王说，土城兴隆管理区发现肿病、死人。当时王派土城公社党委书记杨保莲同志前去了解处理，但于同月2号，前往土城公社文农管理区参观油菜，两次路过兴隆，未亲自去处理。12月17号，元厚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各社就汇报农村病情、死人情况，不但不把安排生活、治病当为中心工作来解决，反以“对待死人的态度问题”进行了批判。说“是少数地区、个别现象”，“回去以后，开一个医生会，批判教育”。12月19日，县监委干部禹朝同志汇报了土城长远队，在一个月中就死了71个，其中19号一天就死了19个。后来县监委干部先少庸汇报了新华队死人126个后，王说“先有右倾富裕农民思想”。1960年元月，公安局向王汇报天台发生死人、吃人肉问题后，在公社党委书记和机关干部会议上，大肆批评，说“公安局有问题，是造谣的，我是不相信，你们（指政法部门干部）的干部，为什么这样积极，对这个问题（指吃人肉问题），又是调查，又是照相，你们这样搞，无非是把复兴公社党委会搞垮，无非是找共产党算账”。这样，使干部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反映之后，一不采取措施，二打回去，问题更加严重，致使病情、死人蔓延三四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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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二月六号，地委召开的紧急电话会议，把地委盖子揭开之后，王仍不反映真情，把死人分为正常与非正常，将死人数压少。在四月五级干部会议上统计死人[原文空缺数目]个，只向地委汇报[原文空缺数目]个。由于这一事件未彻底揭露，没有吸取沉痛的教训，在今年秋后，旺隆永兴隆发生了断粮15天，死四个人。根据这次会议上统计，12月份全县死人1,760个，其中肿病死亡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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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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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3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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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沿河县（贵州省）监委关于整风整社中若干犯罪分子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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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河县城关公社高穴管理区青虎大队党支部书记混进党违法乱纪分子崔道才的出身历史和罪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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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道才，男，现年四十一岁，贫农成份，沿河县城关公社高穴管理区青虎大队联合小队崔家湾人。解放后，一九五一年任闾长，一九五二年土改时任查田评户小组长，因立场不稳被撤职。一九五年任互助组组长，一九五六年元月起任社初级社副业委员，一九五八年春天起，任高级社副主任，公社化后，任高穴管理区青虎大队副大队长，一九五九年九月任大队长。一九六○年七月“三反”后，他即担任青虎大队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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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六年二月份入党，介绍人张献武（当时为楠木坪初级社主任，六○年五月份因贪污及违法乱纪被判刑劳改）和崔道全（当时为岩脑初级社主任，六○年五月在青虎大队党支书任内，因贪污瞒产私分，被撤职并留党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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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年十二朋，由管理区总支书记田世培和主任李文藩提名，被选为高穴乡出席沿河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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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出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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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道才的祖父崔光泽是个私塾教员，祖母是个鸦片烟鬼。父亲崔照坛是个佃农，在崔道才二岁半的时候就死了。一九二三年，其母映银翠带着他，改嫁到四川酉阳。崔道才在继父家长到十二岁后即回流当上的。崔道才本人生性粗暴，加上崔照堂、崔玉昆给他作后台，所以对寨邻亲友经常辱骂、叱责。群众说当时他们一家人，文的有崔照堂，武的有崔道才。文的派款派伕子，喊不动就叫武的出来。只要崔道才一吓唬，事情就拿下来了（办成了）。解放前，崔道才同别人骂架时，经常自负地说：“你们）老鼠子一窝——空多（再多也白搭），（我）龙是一条——能拱起江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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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五一年，崔道才又帮他的堂叔公分散财产。崔玉昆以八十块银元十五匹小布十二听桐子交给崔道才，由他出面经营桐油加工生意。后来崔玉昆到铜仁劳改死了，这笔钱也就由他侵吞了。五二年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崔玉昆时，开初他不发言，后来就当场哭。他说：“我这一身肉都是我堂公（即崔玉昆）养大的，这下斗争他，我真不忍心。”由于这样严重丧失立场，当时的杨柳村农会主席张富昌（贫农，已逝）即宣布把崔道才的查田评户小组长的职务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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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主要罪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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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查清的直接人命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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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九五九年腊月十几（详细日期难定）联合小队贫农石秋兰（女，四十岁），因产后患病虚弱，加上断粮，身体浮肿，偷了邻居黎素珍（崔评光之妻）家中的七斤苞谷未吃，这苞谷是社里分在她家保存的种子。黎素珍去向崔道才报告了这件事，崔到石家中，走进门就拣一根酒杯粗五尺来长的青杠柴棍子，照着石秋兰腰部、背部一阵乱打，当即晕倒在地，崔始离去，然后是黎素珍把石扶到家中床上，躺了六天就死了。这是腊月廿四、五的事。石死以后，她在扔包村温家坝旁工作的丈夫崔光祥（老雇工）回来安埋了妻子，回厂去后，隔三天又来看了下他在家中的小孩（崔照恒，乳名横牛，十岁，在六○年二月间古历死了），这次回厂时，还未走到就死在车路上了，这一天正好是腊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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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联合小队贫农崔照高（三十岁，绰号“七胡子”，是个傻子），解放时与崔道才同住，崔道才不仅剥削他的劳力，他的家财粮食也都由崔道才握住，成天无代价的给他种地挑水，而且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从和崔道才住在一起之后，经常挨他的打，崔照高背上、腰上经常有被崔道才责打的血痕。五九年月中旬过难关时，崔照高体质变弱，崔道才又说他“不听话”，把几天口粮当一顿吃，“吃不出工”，就用青杠柴块将其毒打一顿，崔照高当即昏倒在地，多天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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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严重违法乱纪，共捆吊社员30人，打18人，抄家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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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九年腊月十八过难关时，联合小队贫农崔照海（五八岁）因身体浮肿，没吃的东西，偷了自己侄儿崔道茂一只鸡，杀了煮好尚未吃，崔道才和崔照清（联合小队队长，一般集训人员）就跑去将崔照海捆在树上有两个钟头，然后把他全家的铺笼帐被、锅瓢碗盏一概扫地出门，又扣了崔照海二天饭。以后崔照海老两口没被，只好围着火炉过夜，最后崔照海于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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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联合小队贫农石银钗，女，四十二岁（崔照泽之妻），被害两次。第一次是五九年冬���，崔道才硬说她偷了王金桦的四只鸡，将她拳打脚踢一顿，并抄去被子一床；第二次是六○年正月十四，石银钗因饥饿，偷了队里几个红苕（不到一斤重）来吃，崔道才命令崔照清（小队长）将石捆绑一夜，崔道才又亲自拳打脚踢她一顿（至今石的手臂上仍有被捆的伤痕），并将其家中值钱的东西抄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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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九年冬月间，联合小队贫农崔辉光（五十八岁），杀自养猪渡难关，事先同崔道才说好，准他杀。猪杀了，请崔道才吃了一顿肉，又包了二斤猪肉，崔道才嫌少没有要，就反过来说他“不经请求私杀猪”，便伙同管理区主任李文藩一起，把崔辉光家中剩下的二十斤猪肉，一个猪头，六个鸡蛋全部抄后，并罚款二十三元。随后又逼令崔辉光“劳改”了三个月，到六○年三月间才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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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在五九年冬天过难关和六○年秋天收红苕时，因偷食一种子或红苕而被崔道才打的有以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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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简素娥：贫农，女，二十八岁，神经病患者；二、袁福修，女，贫农；三、崔照倍：贫农，男，二十五岁，团员；四、崔正明：孤儿，十二、三岁；五、崔素娥：女，贫农；六、张桂芝：女，贫农；七、肖淘香：女，贫农；八、崔照书：男，小土地出租；九、崔照奎：男，贫农，三十岁；十、杨翠二：贫农，女，三十岁，崔照奎妻；十一、田小：贫农，女；十二、崔光祥：贫农，男，十四岁（已死）；十三、崔光庆：贫农，男，十二岁，崔光祥之弟；十四、王继胜：男，地主；十五、王世中（小名黑崽）：男，地主王继胜之子；十六、崔道松：男，地主；十七、崔淘英：地主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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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被他捆过的人有：田妹团：女，贫农，三十七岁；田六：女，贫农；田路：女，贫农；高贵之：女，贫农，三十五岁；杨翠二，崔满石，袁树英，崔照书，张群香，石银钗，崔祥英，崔照书，崔蛮子，等共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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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从五九年冬月到六○年四月，由他亲自带领翻箱倒柜共二十七家。计：春树坪小队六家，毛坡小队十二家，联合小队八家，狮子小队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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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贪污现金，多吃多占粮、油、肉款三百多元，本人现已承认七十八元，退出四十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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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崔道才这个坏人是怎样钻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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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初期，崔道才隐瞒了自己同恶霸地主堂而皇叔崔照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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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缺）等管理区干部（后因群众意见太大，未敢送去。）李文藩的老婆，就至今年九月份，还从崔道才家中背走联合食堂的一大背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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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藩、王少康转过来也帮崔道才的忙。六○年“三反”时候，群众揭露了崔道才的贪污账，还未彻底追查，李文藩就出来帮他圆场，又开了一个多钟头的会，李就宣布“崔道才‘三反’过关了”。崔道才本人也公开向群众说“王少康是管理区的拦路虎，我们就是坐地猫。上边的同志一来，只要拦路虎一吼一吓，就把他弄跑了，下边的事，由我们坐地猫来管。”（六○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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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社员有事找他，必须同时送上礼物。五九年腊月，“谁都不要理他。”崔道才在五九年冬天向社员说：“乱讲话的就是坏分子，就XX狗日的到冉来滩（地名）去‘劳改’（指违法乱纪的‘劳改’）。”在坏分子崔道才的压迫之下，青虎大队大部份基本群众被剥夺了讲话的自由，有的社员说：“我们这里明说解放了十一年，实际一天也未得解放。”“只有工作队来后，我们才算真正抬起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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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缺）月，联合小队的几个石匠，要出外拣副业经，崔道才不允许，后来崔照文给他送了十元钱两瓶酒，崔道成送了他廿元钱，崔照松送了他两瓶酒，就允许他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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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自己的问题被揭发，就对群众采取欺压的手段。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或十八日）崔道才在联合小队群众会上说：“上边的同志来了（指省委工作队进村），谁乱说话谁负责。同志在我们这点是不会很长久的。待我们仍好，就拿点（饭菜）给他吃，他对待不好，谁都不要理他。”崔道才在五九年冬天向社员说：“乱讲话的就是坏分子，就送狗日的到冉来滩（地名）去‘劳改’（指违法乱纪的‘劳改’）。” 在坏分子崔道才的压迫之下，青虎大队大部份基本群众被剥夺了讲话的自由，有的社员说：“我们这里明说解放了十一年，实际一天也未得解放。”“只有工作队来后，我们才算真正抬起了头。”（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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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3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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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沿河县委（贵州）监委关于杨胜太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杨胜太，男，现年三十岁，家庭贫农成份，个人学生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人，五二年入共青团，五三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历任乡长、团委书记，现任新详管理区总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其错误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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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违法乱纪，吊打逼死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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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五九年六月夏征小麦时，杨和田贵雄到四川属铺子口赶场回来，碰到社员袁满扯一把麦子头头，杨叫袁满交到队上去，袁不交，杨叫冉花禄拿绳子来亲手将袁绑起，正当这时，另有一个社员李月在则边说情：“没有好多一点，算了”，杨认为李月讥讽他，同队后，杨亲手将李月吊在田祥家柱头上，用木棒毒打，打后半月，因受伤过重，医治无效，就死了。
+
+　　（2）五九年古历腊月，农民张加茂偷杀民中一只羊子吃，杨知道后，叫黄廷顺、田世珍把张捆来管理区一晚吊到亮，没给饭吃，第二天杨将张交集训班劳改，在集训中不给饭吃，逼得张逃跑出去谋生，八天就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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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六○古历正月，中农黎福兰（女），食堂安排她去刁菜，被杨看到，说黎是破坏生产，杨骂“狗日婆娘，你还要反抗”，杨踢黎福兰两脚，打一耳光。同月贫农张献堂偷杀一头牛吃，杨知道到后，叫管理区干事彭学权去将张和牛肉一并弄来管理区，杨亲手捆吊打一次。同月贫农肖仁炳偷肖仁享的猪肉吃，杨叫肖子，将肖仁炳吊了一个多小时，吊后几天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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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杨严重的违法乱纪，不顾党的政策，不顾群众的死活，来自吊打扣饭，影响中南全管理区各地被吊打的就有18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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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五九年冬六○年初，杨在中南管理区办，一个集训班，凡是宰杀耕牛、猪、羊、小偷小摸都弄来管理区劳改，被劳改的约8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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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年四月份，县委召开的一次五级干部大会上，伪装积极，将这些严重的错误免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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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三反后，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坝管理区中坝队社员温兴周，因偷两个苞谷烧吃，杨通知温去建详队开小偷会，因话不头机，杨亲手打温两耳光，用皮鞋踢两脚，当时打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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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活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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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上半年除他经常将克扣社员的口粮用来自己多吃多占以外，另将克扣遗下来的2700斤粮食分别收买各大队的分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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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错误，经过六○年三反运动的教育，但自己不痛改前非，三反后，特别是中央十二条指示和省委十条政策公布以后，仍继续再犯；六○年四月至十二月在田家院子食堂吃饭，共有八个月的油全部未交，七月他还敲诈群众的东西，社员温兴平自杀养猪一头，因没称肉给杨，杨就滥用职权，说要将猪上调，杀在家放了几天，温称有三斤肉给杨后，啥事都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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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年元月十七日，组织分支书将克扣遗留下来的470斤粮食私分，每人已分得30斤，二个每人已分得25斤，共分去200斤（被领导发觉已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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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月政府发给三病糖三百多斤杨扣发五十七斤，组织分支书和在管理区工作的干部，每人一斤，杨同样分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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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运动中的态度：
+
+　　自公社整风整社领导小组发现问题以后，通知到公社来检查中表现极不很好，不仅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领导是整他，到下坝、到幼儿院到处宣扬县委黄部长是整他，对领导十分不满，后通过张部长加强对他教育才初步认坝自己有错误，态度稍好一些，但对自己问题检查很不透，总认为自己错误，群众不知……（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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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3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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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沿河县委对崔吉光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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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吉光，男，28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出身务农，城关公社联桥管理人，解放后任队长、主任，现任马王堆小队承包队长。其错误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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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年元月分，贫农王冬秀在自己的自留地上扯了一把蔬菜来吃，被崔吉光发现，硬说是偷的，当即将王冬秀用棕绳捆起游寨，边走边喊，“你们来看我王冬秀，我偷菜是坏东西，不要学我”。游寨后又将王冬秀在食堂门前吊打一顿，放回家去半月就死了。人死后其家具被他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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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年元月，崔淑英所望的母牛一只，下有只小牛，由于看管不善，七天后牛死了，牛死后崔淑英把牛弄回家去吃。此事被崔吉光发现，将淑英捆起来一阵毒打，绳子打断后，崔淑英逃回家去，又被崔吉光捉回吊打二次。打后，没收盐巴1斤半，大米三斤半，乔子一斤，高粱一斤，洋芋半斤，包谷、豆子一部分，棉花7斤，皮鞋一双，并且不给饭吃，致使崔淑英半月就死了。
+
+　　3，60年2月分，为社员不出工和偷红苕吃，有社员崔光廷、崔洪生各被其毒打一次，同时为某些社员的小偷小摸行为而被他扣饭的有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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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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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39.txt

@@ -0,0 +1,1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冉崇清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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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崇清，男，35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解放前随他的外舅父地主张信庭放牛，1947——1948年在张信庭的儿子张顺新伪保长手下当保丁两年，解放后历任互助组长，初级社主任，承包小队长等职。其错误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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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逼死人命三条：1，1959年2月，复员军人贫农张加金替食堂推包谷，张加金以半斤包谷面去换了蕨巴吃，冉崇清和张加乾共谋吊绑，后又三天不给张加金饭吃死去。2，1959年古历三月，贫农石翠香患浮肿及双脚背生大疮，冉崇清让其看一条大水牛，并规定每天打草一背，石翠香在放牛时偷了胡豆半碗，被冉崇清、张加乾主谋扣饭三顿，石翠香饿得没法，将小孩口粮自己吃掉，就此石翠香小孩死去，小孩死后，石翠香以稻草将小孩埋在灶前未报，又被冉崇清、张加乾知道，藉石翠香吃双分粮，这样又扣发石翠香口粮死去。
+
+　　二、亲手吊绑2人（黄兰英、张加金的妻田永芝），其中田永芝贫农被吊打后手成残废。
+
+　　三、冉崇清就亲手扣因偷食堂蔬菜及因病没有出工社员9户，共53顿被冉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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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翻箱倒柜，共抄家8户16次（其中唐翠华2次，田玉华3次，黄兰英3次，唐满翠3次，田永香1次，张加全2次，黄月英1次，张富珍1次）。
+
+　　五、贪污粮食700斤，牛肉1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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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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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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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40.txt

@@ -0,0 +1,31 @@
+#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景臣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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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景臣，男，42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现任先进大队木瓜小队队长，解放前做木工，好嫖赌，解放后，继续做木工，历任互助组长，生产委员，承包队长等职。其错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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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吊打逼死人命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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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9年古历冬月廿二日，聋子刘瑞高偷了田景文看守队上的红苕，被田景文打了一顿，后交田景臣处理，田景臣就将刘瑞高吊绑在田景文的川坊上，田景文、田景臣俩便用柴块毒打刘瑞高二次，刘被打得耳鼻来鲜血，打后脱去棉衣，当晚刘瑞高打脱逃至田维刚家猪圈楼上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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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9年古历冬月，田景文妻张素英偷了队里红苕半斤喂小孩，田景臣硬说是田景文主张偷的，就扣了全家的口粮后，第三天又逼田景文去卜溪挖蕨根，田景文因饿饭，两天后回家在尚家坝大路边牛栏圈内死去。同年腊月，其妻张素英又偷队里红苕，被田景臣吊绑并用柴块毒打，周身青肿并扣其小孩口粮。张素英负伤重得病死去了，其儿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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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9年10月下旬崔道华的小儿崔老虎偷了队里死羊头一个来吃，田景臣说是崔道华指使的，除将崔老虎捆绑柴块蕨杆毒打，周身肿外，并随将崔道华捆绑，柴块毒打得屎尿长流，全身伤痕，并抄其家产后赶至支托（地名）岩纲内居住，崔道华两岁的小儿子由于受冷受饿终于死在岩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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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59年腊月，侯柄年偷了队里几个洋芋吃，被田景臣发现，当天晚上田柴块毒打，侯柄年周身青肿，两臂不能动，第二天又将侯柄年400斤蔬菜全部搜去食堂吃了，并扣其口粮，于同年腊月下旬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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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违法乱纪打人、贪污没收群众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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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9年腊月田淮均之母亲偷了田景武家鸡两只，让田景臣痛打一顿，并搜去草烟20斤，猪肉3斤私吃。
+
+　　2，59年腊月，田维刚和侯炳年一起偷了队里芋头，当晚田维刚逃脱，田景臣吊打未成，第二天田景臣率领社员抄其田维刚家产，计有口粮70斤，食油半斤，红苕两背，猪肉15斤，皮油两斤，芝麻2斤，蜂糖半斤，现金1元。
+
+　　3，59年冬月初五，张永华偷了队里几个红苕，被田景臣毒打，其妻黄桂兰因磨包谷偷了几粒包谷放在袋里，亦被田景臣毒打得手断口鼻出血，现张永华夫妻二人被打后成疾至今未愈。又60年春，田景臣要张永华蜂糖一斤赏给他吃，蜂糖价款不付。
+
+　　4，1959年冬月项启珍的女儿田蛮大因病不能看牛，被田景臣用钉鞋乱踢，菸杆毒打，口鼻出血，伤痛至今未愈。
+
+　　5，1959年田景臣指使其子田维贵盗窃群众交在食堂种子30合后将30合种子交食堂骗换口粮。
+
+　　撤职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41.txt

@@ -0,0 +1,1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永洁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田永洁，男，32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旧职员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解放前读书到初中二年肆业后教书四年半（任小学教员三年，校长一年），1948年在沿河县伪县政府任文书十个月，国民党员，1949年沿河解放回家生产，解放后在沿河自新2个月，1951年参加税务所工作员，52年因贪污挪用公款，伪造图章开假票，被开除工作籍，返家管制劳动生产两年，1958年7月至1959年6月任杉树林食堂会计，三反后又贪污克扣群众口粮被撤去会计职务。其错误如下：
+
+　　一、逼死人命四条：1，1959年腊月廿日，贫农王竹英在陈坤云家炒包谷花吃，田永洁诬说偷食堂红苕，被田永洁吊绑在梅树上，并毒打，强迫承认后解下绳子，王被吊打受伤过重，三天就死了。田永洁亲手吊后并拿走王竹英包谷花四两白吃。
+
+　　2，1959年12月，田永顺被诬偷红苕，田永洁亲手吊绑至承认后解下绳子，并扣其全家父子两人口粮五天，田永顺及其小孩两人死。
+
+　　3，1960年3月，贫农陈坤云之妻王秀英患有严重疾病不能出工，被田永洁连续扣饭七顿后死去。
+
+　　二、亲手打人2个：1，亲手吊打陈坤云两次，第一次60年月2月，诬说陈偷他家红苕，被吊半个多钟头，并柴块毒打，第二次在同年2月28日，亦诬说偷谷种，被吊半小时后抄其家产。
+
+　　2，59年腊月，贫农胡兰英的小孩在食堂烤火，田永洁不准烤，小孩不理，田永洁并用柴块打了小孩的头出了血。
+
+　　三、 贪污小麦160斤，菜230斤，牛肉一斤，猪油8斤（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42.txt

@@ -0,0 +1,1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张加乾所犯错误的结论
+
+　　张加乾，男，22岁，汉族，家庭富裕中农，个人出身学生，1956年入团，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山岗陵生产队人，解放前，读书务农，解放后历任初级社会计，食堂会计，付大队长，三反中被撤去付大队长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其结论如下：
+
+　　一、陷害人命一条：1959年秋收时，贫农复员荣誉军人张家金揭发了富裕农民张加乾瞒产私分包谷1200斤，因此就怀恨在心，60年古历2月张家乾分配张加金给食堂加2包谷面，当时张加金就撮了半碗包谷掺进蕨根里，被张加乾发现后，将张加金及其妻田永芝捆绑起来，后被承包队长冉从清悬吊于饭店川上，共吊了两个多小时，张被悬吊得大小便都屙在裤里，受伤过重，张加金被打后，该员又亲手三天不给张加金饭吃，于第四天早上就死了。
+
+　　二、违法乱纪，捆绑二人（贫农张加金和其妻田永芝），打过二人（贫农唐翠华、张风翠绿）。
+
+　　三、抄家五户。其中贫农三户（石翠香、石金香、张加金），地主二户（田玉华、张献廷）。
+
+　　四、贪污粮食350斤，（其中私分红苕20斤，平时多吃贪污30斤，虚报人口套购国家粮食300斤），现金22。4元，牛肉25斤，菜油牛油各半斤，糖4两。
+
+　　撤职退回赃款，保留委员
+
+　　 61年4月17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43.txt

@@ -0,0 +1,37 @@
+# 中共沿河县委（贵州）监委对傅忠珍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傅忠珍，男，现年三十一岁，汉族，贫农成份，务农出身，高小文化程度，住贵州省沿河县城关公社新详管理区，现任黑獭管理区总支书记。
+
+## 简历
+
+　　一九三五年至四二年在家读书，一九四三年至四五年在家生产，四五年至四六年在和平镇当镇丁，一九四七年至五五年在家生产，一九五三年入党，一九五五年在新详乡任支部书记，一九五六年调城关区组织委员，一九五八年调任联桥总支书记，一九五九年调任黑獭管理区总支书记。
+
+## 社会关系：
+
+　　傅忠元，伪保长，亲兄弟关系。
+
+　　田国志，伪副镇长，领导关系。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傅忠珍在黑獭工作时，因田荣芳私杀小队耕牛，被傅于一九六○年元月一号召开全乡群众大会进行斗争，斗争后没收其全部家财。为此，田荣芳回家难处，只得外出逃荒，由于饥寒过度，不到半月饿死在我县洪渡地方。
+
+　　（2）一九六○年正月间，傅忠珍偏听别人说：谢大志吃人肉，被傅审讯不借，立即叫田贵福将谢悬吊在猪场川川上，事后开除回家，不给饭吃，相距两月而死。
+
+　　（3）一九六○年二月，田贵忠因偷小麦种100斤，当即被傅用抬扛毒打成伤，后经治疗，现在已成残废，不能做重活。
+
+　　（4）一九五八年任联桥总支书记时，在大购大销运动中，不深入调查了解，信口乱说：中农肖启成家有光洋、铜元抗拒不卖，就指使青年队将肖毒打，手被打断，受伤过重，当夜而死。
+
+　　（5）严重的翻箱倒柜，贪污克扣病人粮、糖100多斤和自己生活特殊。傅忠珍在黑獭工作时，翻箱倒柜二十六户，没收家产、扣饭和将扣的大米2000斤私自拿出开办干部食堂五个，多吃多占，克扣三病大米15斤，糖20余斤，牛、羊、猪肉各十多斤。
+
+## 在运动中的态度和组织处分：
+
+　　综上所述，傅忠珍同志在工作中不顾党的政策，严重的不关心群众的生疾疾苦，吊打群众，逼死人命，已给党的事业造成莫大的损失，六○年三反运动中不交待。但是，该员在这次的运动中经过教育，能检查自己，表示悔改，今后再不重犯，为此，经监委同意，在党内给予撤销职务处分。
+
+　　当否，请示。
+
+　　 中共沿河县监察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44.txt

@@ -0,0 +1,45 @@
+# 关于四川渠县共和公社要民大队支书王贵仁案情的处理意见
+
+　　王贵仁系共和公社要民大队支部书记，家庭出身贫农，现年39岁，1929年至1937年在家放牛割草，1938年在达县尤会乡地主李百安家做长工，1939年至1944年在家学理发和务农，1944年至1949年4月在国民党54军8师直属连任理发兵，1949年5月在上海被我军解放后编入华东装甲部队仍任理发兵，1951年改任保管员，于1953年4月转业国家生产，1958年12月入党，1959年5月由公社调至要民大队任主任，1960年5月任党支书。
+
+　　这个大队在整社前系区、社的红旗大队，但在整风中斗争坏[人]的振动下，群众自动起来联名写检举信，到当时工作团驻该地区的八一大队告状，检举王贵仁逼死人命等违法乱纪的行为。经我们派干部检查的结果，王贵仁在要民营区任主任、支书时，不仅国民党作风严重，逼死了命，而且是一个盗窃私分、私设纪律队、绑打社员、罚款扣饭、浮报虚夸、任用坏人的五毒俱全的坏人。
+
+## （一）国民党作风严重，逼死人命，刑讯逼供。
+
+　　1、贫农王恩惠（曾任过乡丁、伪甲长）其子在坡上拣了几根红苕，由队长张明达报告王贵仁说：“王恩惠不出工，在家卷烟及偷红苕，次日即由王贵仁、覃文汉、潘光明三人到王恩惠家中进行搜查，发现红苕120斤，土菸6.5斤，由王贵仁将情况向原公社党委书记李绍泉汇报后，即召开社员大会斗争，在斗争时，因死者原患[此处有二字不清]病，站起交代吃力，但该员却不顾病情强迫他站起交代，因病不能久站，则以长板凳立起，叫病人认真交代，后又估到死者跪下交代，会中并由青年推打，社员万光渊在屁股上踢了四脚，斗争到两小时后，死者要求再次解便，王贵仁却不准离开，说其耍花样，后又推拉斗争了一段时间，把死者屎尿都搞出来了。在这个斗争中，王恩惠的妻子冉从发看到其夫被残酷斗争时，向王贵仁求情哭嚎，王贵仁不仅不允许，反而说冉从发破坏会场，并指使王茂竹、王宇政、王宇成等三人将冉从发捆在食堂门外的柱子上。王恩惠被斗后，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损害，次日王贵仁又令死者去张家庵交代，因死者那晚被斗，加以身体有病，实不能行走。王贵仁就采用了惨[此处有一字不清]人道的办法，派王宇成、王茂竹、王伍义等三人用绳子捆腰，以棒穿绳心和将人搭在竹棒上抬，或两人架起拖着走，才将死者弄至张家庵交代。这次参加斗争的有王茂竹、王宇成等5-7人，当其子给死者送饭时，带去烘笼一个，被王贵仁发现即以穿着黄色军用皮鞋的脚踢去，据其子反映，前脚踢在死者腰部左侧，第二脚将烘笼踢在地坎上。斗争至午后，由其妻及子扶回。王恩惠经过两次斗争后，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不能行动，服药无效，于1960年2月21日死亡。
+
+　　2、王茂池（贫农，队长）至1959年9月15日晚上带领社员突击秋种时，因出夜工，身体疲倦，肚子发饿，至深夜休息时，社员王治义、陈占元向王茂池说：“有[此处有二字不清]的”，王茂池说：“没有杀吃的”，只剩下有10斤左右小麦种，随即在陈占元家中磨麦面煮饭，被支书覃文汉、副支书张帝云发现，除将顶锅吃剩下的面糊拿走外，并向王贵仁反映以上情况（王当时是管区主任，但管区主要是他负责）商量如何解决，覃的[此处有二字不清]是提出由支部解决，王贵仁却不同意，坚决要送公社斗争。王覃二人即去公社开会，临行前王贵仁声色俱厉地对王茂池说：“我不回来不准收工”。次日王覃二人去公社开会请示公社以后，第三天即将王茂池[此处有一字不清]贵发二人带到公社交代当天罚劳役，深挖田坎，晚上作交代，在交代中王茂池思想顾虑重重，曾向[此处有一字不清]贵发说：“我不想活下去了”。在由公社放回管区的当天晚上又被王贵仁叫到1队2个食堂令其写交代书，说：“你一定要交代清楚，现在公社马上要开始反右倾了，并[此处有一字不清]你看到威风没有？”因此王茂池心神不安，十分惧怕，过两天后，王茂池到公社汇报生产情况（因他是留守干部）时，正逢公社开展反右倾的斗争，看到斗争会非常紧张，将青河坝大队王宇斗得鼻孔嘴巴流血，就害怕以后挨斗，加之当天下午回家，供销社到德凯因经济作物任务重，曾催过王茂池完成青[此处有一字不清]、桐子、花生收购任务，并说：“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你弄去辩论（是否说过要弄去辩论的话需进一步对证）。在这种情况下，王茂池于次日天未亮就上吊而死。
+
+　　3、私立��法斗争生产副队长王茂太，王茂太于1959年冬月11日因王茂西偷了两只小牛，由坏分子王大福叫王茂太宰杀了，王贵仁不去追究主犯（坏分子王大福及王茂西）[此处有一字不清]会同[此处有一字不清]副主任何立遂先后（此处有一字不清）在郁牛湾、张家巷和公社斗争四次，去公社斗争时跪了板凳，在队[此处有一字不清]内斗争时，在王贵仁的支持下，进行了惨无人性的压杠子的刑法，将王茂太弄来跪在木柴上，并两腿弯里加上木柴，由张登义等二名青年先后用脚站在木柴上，当时脚弯处即皮破浸血致使王茂池、王茂太至斗争后15天不能出工，虽然伤势减轻后在食堂干过编烧箕等轻活，也曾参加挑谷子、下秧田等较重的活路，但因受伤较重，同年腊月后腿部都浮肿，不能参加劳动，延至1961年5月死亡。
+
+## （二）严重违法乱纪、罚款扣饭、捆打社员私设“纪律队”。
+
+　　王贵仁不仅振伤和逼死人命，而且罚款扣饭、捆打社员、私设“纪律队”。据我们了解，在他任职期间，规定了罚款制度，如振一根甘蔗就罚款1元，发现[此处有一字不清]就抢被盖，钱锅儿、蚊帐、鸡鸭抵罚。被他罚款的有14人，罚款212元。集体扣饭两次，共有221人被扣饭。其中1队2食堂105人集体扣饭11天，每天少吃一顿，3队9食堂96人被集体扣饭25天，每天只给一顿早饭，并被个别扣饭达50余人次之多。
+
+　　在绑打社员上，除了振伤和逼死人命外，还捆打了社员五人，如贫中农苏光[此处有一字不清]就被他曾打得鼻孔流血，特别恶劣的是他除兼任公社的“纪律队长”外，还在管理区私设“纪律队”，没有立[此处有五字不清]贫雇农，在31人中曾将属于贫农及以下中农14人与五类分子集中在一起，进行变相劳改，由民兵王伍义任队长，每天押解劳动，晚上作交代。如果不服管理还要挨整，像68岁的贫农王[此处有二字不清]因偷红苕一斤，不管年龄已是老至休养时期，仍被王贵仁罚到纪律队集中劳役甚至像贫农王宇孝因为反对他晴天栽红苕瞎指挥生产，而种了荞子也被罚到纪律队集中劳役。
+
+## （三）重用坏人，残害群众。
+
+　　在王贵仁任支部书记期间，重用坏人，将坏人提拔为干部，残害群众，并依靠其亲信达到贪污，多吃多占的目的。如管区副主任王茂成（集训对象）其父是族长与伪甲长，解放后划为游民，本人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但因王茂成以小恩小惠在王贵仁面前献媚，成了王的亲信。据张帝云、王茂竹反映，没有经过支部讨论而且又不够党员条件的王茂成却在王贵仁的包庇下，以私人关系混入党内，并由作业组长提为管区副主任。在任职后就欲所不为地残害群众，逼死人命，打骂社员，罚款扣饭，盗窃私分。其他像张明福系伪军排长，但该员在任支书职后，将张由二队调到三队任保管员（王住3队），该[此处有二字不清]张就阳奉阴违，经常替王贵仁开小灶，并将社员口粮送给他爱人背回家去。
+
+　　在王贵仁纵容坏人的行动下，这个管区的干部队伍表现了严重的不纯。经查证的情况是：全管区生产队25个干部中就有80%的干部在政治历史和违法乱纪、贪污盗窃和右倾倒退上有问题。管区7个干部中他和王茂成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在县里集训，保管员王茂竹、委员余学贵两人均分别认为他们二人逼死人命的帮凶。而管区会计却是一个算命[此处有七字不清]张帝云[此处有一字不清]右倾倒退严重。
+
+## （四）[和人]盗窃私分，本人贪污多吃多占。
+
+　　据本人意见，1959年9月至1960年9月先后和几个干部盗窃私分达15次之多，计有土菸169斤，米票140斤，经费1830斤，谷子84斤，大米8斤，小麦种30斤，荞子124斤，花生40斤，菜油6.5斤。其中本人就贪污盗窃、私分和在食堂另开小灶多吃多占的计有大米42斤，苕粉2斤，红苕220斤，盐巴2斤，菜油3.5斤，绿豆2斤，小麦20斤，花生15斤，猪肉3斤。据余学贵、王玉六的检举，王贵仁的贪污多吃多占是相当严重的。常假借开会不实为名在亲信王茂成家里和张明福的食堂内开小灶，趁王茂成、张明福管粮食之便，吃粮不定量，油盐随便拿，经常搞荞面吃。1960年10月3队死母猪一双，社员分2两，他却分2.5斤，去年他的妻子全家3人来吃一个多月搞小灶，不仅不带口粮，走时反而还推苕米豆腐50斤和大米苕粉、菜油等一大背送到他房里。
+
+　　王贵仁生活是特殊的，他对群众的生活却是漠不关心的。据我们了解，1959年至1960年这个管区因病加饥饿死亡的就有110人，有的社员指出，他生活吃饭不仅不定量，而且家属来不但不带口粮，反而随意把管区的口粮背走。但有的社员的爱人坐月子连要点油粮都不允许，王恩惠、王茂池因搞点粮食就被残酷地斗争，以致死亡。
+
+## （五）浮报虚夸，骗取信任
+
+　　为了骗取领导信任，王贵仁浮报虚夸作风是严重的。[此处有十八字不清]为171.5亩，中档实种187.29亩，却[此处有十二字不清]414.5亩，虚报为535亩。1959年至1960年实际死亡人口101人，却只报45人。在这种虚报浮夸的情况下，据说1960年因用社员口粮完成征购任务被区委、公社党委评为红旗管区，因而骗得了领导的信任。
+
+　　对于王贵仁这一案情的处理，涌兴区区委书记郑保谦从不对王贵仁开展斗争，特别是定案处理他都有很多分歧的意见，对定为一类不同意的理由是：（1）对逼死人命王不应负直接责任，王恩惠之死是原来有病，虽然经过了残酷斗争，但事隔50天才死了的，而且是有病死了的。王茂池的斗争是经过公社批准了的，而且上吊以前有供销社刘达凯前去催交青[此处有一字不清]桐子任务也是有关的，王茂池之死因此不能由王贵仁负责。王茂泰受酷刑斗争后只有15天没有出工，后来还做了编烧箕，还到几十里路的地方去挑谷子等，以后残废卧床不起与王贵仁无直接重大责任。（2）要民大队过去是红旗单位，王贵仁工作斗硬，所以惹人恨，应考虑过去的成绩，恰以从宽处理。（3）王家庭出身贫寒，本人属伪兵，但在当伪兵中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
+　　对于王贵仁这一案情的看法和处理，我们认为区委书记郑保谦的看法是不恰当的。根据王贵仁所犯错误的情况参照，本人系伪兵成份的历史，应划为一类，并开除其党籍为对一定为犯有严重违法乱纪和公众认为是坏人的坏分子来对待。其理由是：[此处有一字不清]逼死和振伤人命[此处有一字不清]，王贵仁都应负主要责任，王恩惠之死完全与残酷斗争有关，本人有病，经过残酷的斗争，就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促使其死亡。若未经过精神上与肉体上的折磨，经医生诊治是不会致死的，如果斗争致死是当场或只过二三天毙命的话，其所应负的责任和治罪的处理就应更重，对于王茂池之死，诚然有其他内外原因，但王贵仁却起了主导作用，决定送公社交代的是他，王茂池回大队，又拖加压力，令其[此处有一字不清]交代说：“反右倾开始了，看到威风没有”的又是他，这就给死者上吊自杀奠定了重要的前因，到公社看到反右倾搞得凶，再加上刘德凯催收桐子，就促使了王茂池之死，王茂泰受酷刑15天后，虽然做了些农活，但后卧病不起，决不能说与受刑无关。因为在斗争王茂泰以前，王本人身体是健康的，但在这以后又勉强干了些农活，后又卧病不起，就更进一步证明斗争使王负有内伤。2、特别是王贵仁在逼死和振伤人命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是极为残忍毫无一点人道主义的精神，沿用了反动派残害人民的手段，罚跪、跌打踩杠子，就是病了走不得，也要用抬、拖、推的办法弄去斗争，在斗争会上连屙尿都不准，甚至亲属求情哭嚎也要被捆起来。3、王贵仁不仅逼死和振伤人命，而且是个重用坏人、盗窃私分、私设纪律队、绑打社员、罚款扣饭、生活特殊虚报虚夸五毒俱全的坏人，在他领导的大队内是坏人得势，群众遭殃。4、王贵仁解放前当伪兵五年，所犯罪行都说明他深受反动派的[此处有一字不清]染，是在当兵中接受了国民党作风的反映，虽然王当兵前出身贫寒，但根据他当伪兵的历史和犯罪的残忍性，已顾然失去一个贫苦群众的本色，而不是一般所犯错误所能干得出来的。5、至于要民是红旗大队，王过去工作有功等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经查明要民大队是假红旗大队，王却是一个残害群众的坏人，对上欺骗，对下实行国民党的统治。
+
+　　 1961年4月25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45.txt

@@ -0,0 +1,41 @@
+# 中共沿河县委（贵州）监委关于傅忠甫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傅忠甫，男，现年三十一岁，家庭中农，个人务农，现高小文化程度，沿河县城关公社新译管理区人，一九五九年参加工作。一九五四年八月入党，现任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总支书记。
+
+　　简历：解放前，七至十四岁读书，一九四六年当保丁一年，学佛教一年，教书一年至解放。
+
+　　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五四年八月任财干，一九五七年任总支部书记，一九五九年调任黑水管理区总支书记。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逼死人命：
+
+　　（1）一九五九年冬月，傅忠甫在黑水管理区任总支书记时，新进队社员田贵文，贫农，给大队看守红苕，因红苕被盗，傅忠甫亲自叫来管理区拷问，毒打后，将田贵文捆绑吊在食堂柱柱上三个小时，吊打后指使炊事员杨翠英连续扣饭四天，不到四天，田贵文死于家中。
+
+　　（2）一九六○年元月，新进队社员田贵礼贫农在一天晚上在自己自留地上扯菜吃，被傅甫看到，付不调查了解，倾听少数人的反映，说原该队红苕系田贵礼盗走，当场付给田贵礼打了两耳光，并拘留在管理区罚三天苦工，由于田贵礼原来就有点病，释放后，三天就死了。
+
+　　（3）一九五九年冬月，崔兰英，地主，偷食堂菜和谷子20斤，傅忠甫知道后，指使小队长田永忠，食堂会计田荣华将崔兰英捆绑半个小时，吊后傅忠甫亲自用风香条条进行毒打，由于当时负伤过量，五天后就死了。
+
+　　（4）一九六七年的冬月社员陈昌银贫农，与其父亲吵架，傅忠甫不问从来，对陈昌银进行毒打。
+
+## 二、违法乱纪，翻箱倒柜
+
+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傅忠甫不顾党的政策，带领青年到新进等队查收，傅忠甫亲自翻箱倒柜十户，其中贫农七户，小土地经营一户，支持和指使其他队干翻四十七户。
+
+　　一九六○年二月亲自罚二户，共罚款一百零五元作为食堂的收入。
+
+## 三、贪污多吃多占：
+
+　　一九五九年的腊月傅忠甫擅自动用贪污管理区机动粮十斤并在猪场、敬老院、岗陵等食堂吃饭不给粮票计四、六斤，现金1.50元。
+
+## 四、运动中的态度：
+
+　　傅忠甫在运动中的态度是不好的，运动开始认为自己的问题不大，不主动交待，当问题被群众揭发后，领导多次进行教育，仍是避而不谈，并在运动中多次申请要求公社党委批准回家生产，企图避免群众的斗争。后经过群众的揭发、斗争，在事实面前才承认错误。
+
+　　综上所述，错误是严重的，傅忠甫在任职期间，一惯不顾党的政策，不关心群众的死活，在群众中影响极坏。报经县委同意，在党内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当与否，请地监委批示。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46.txt

@@ -0,0 +1,15 @@
+# 关于处理都匀市物资局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油桶坐购赃物案件的报告
+
+　　（省委：）
+
+　　苗书记指示我们办理的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油桶坐购赃物的案件，已经处理完毕，现将处理经过和处理结果报告于后：
+
+　　苗书记根据省委财贸部转报“贵阳市委财贸部关于都匀市物质局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物资并购买赃物的情况报告”，批示，“此人应当受刑事处玢，请省法院会同贵阳、都匀负责处理，处理后，可以通报到各县、各厂矿企业。”我们遵照苗书记指示，立即审查了贵阳市市场管理委员会“关于都匀市物质局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物资购买赃物的通报”，并向有关单位进行了调查了解，经过研究，我们认为鲁志强工作机关和住地均在都匀，为了便于处理，遂于七月二十三日将我们所了解的材料和苗书记的指示一并转发黔南中级法院处理。黔南中级法院接到我们的通知后，于七月二十八日报请州委批准，七月二十九日即将鲁志强依法逮捕。经过审讯和他们再次向贵阳、都匀等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了反复就地调查后，完全查明证实鲁志绐唆使小偷盗窃油桶坐购赃物的犯罪行为。其具体事实情况是：都匀市物资局干部鲁志强于今年五月七日到贵阳办理物资调拨工作，因常找赵立浩、唐选富、徐明国等人（均系去年盲目流入城市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没有户口和固定住址）搬运胶底上车的关系，以后就不断同他们在贵阳市省府西路“互助茶社”一道喝茶、打扑克，并约定该茶社为聚焦地点。同月十三日鲁志强因装运精乾汽油需用汽油桶，就叫赵立浩、徐明国、唐选富等人设法寻找，并付给他们公共汽车费。赵立浩等积极到处寻找后，向鲁说：油桶已找到，但人家不卖，又没有发票。鲁不顾汽油桶是国家统销物资，早已明令禁止私人买卖的规定，断续叫赵等设法搞来，并说“要多少钱不论，有付款证明单就行”。这就激发了赵立浩等进行盗窃的念头。于是他们三人便于同月十五日约同肖胜文一起到城基路五十一号偷窥油桶一个交给鲁志强。鲁得桶后，立即以五元钱和一斤粮票请小偷吃饭，当天下午又付给他们人民币七十元，写了一张七十五元的付款证明单，上面经手人是鲁志强，证明人是小偷唐选富，没有卖主。之后，为了掩饰这个来路不明的油桶，鲁志强又指使小偷买回油漆一盒和笔一枝，在油桶上写上“都匀物资局”几个字，以免遭受检查。于十七日将油运回都匀后，鲁志强向该局李局长说：“贵阳没有油桶，从私人方面还能买到，不过价钱贵一点。”李局长说：“能买到就买，只要不违反政策，不出问题。”同月二十二日鲁志强第二次到贵阳，又遇到小偷赵立浩等人，赵说：“油桶还要不要？”鲁说：“当然要，但要有正式发票。”赵说没有税务局的发票，鲁说：“有付款证明单和证明也行。”于是赵立浩、肖胜文等又在紫林菴附近一个工厂偷窥了油桶一个，鲁志强付给赃款五十五元，并写了假证明和假发票各一张。后小偷因分赃不均，发生争吵，鲁恐怕张扬出去，事情被发觉，即劝告他们说：“你们不要闹，闹出事来我不负责，你们要吃亏的的。”同时，黔南中级法院还查清了鲁志强未经允许，未办任何手续，曾代人套购了统购统销物资砂胶四袋约四百斤和汽油等物资的行为。从以上情况分析，鲁志强为国家干部，竟不惜违反统购统销政策，无视国家法纪，教唆指使他们进行盗窃活动，严重的破坏了市场管理，危害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因此，其行为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单从物资价值看，虽然数量较小，但是违法乱纪、唆使他人犯罪的情节是严重恶劣的，应予严肃处理。基于上述，黔南中级法院报经州委批准，于九月十一日依法判处了鲁志强有期徒刑三年。（我们认为判刑三年过重，改为一年徒刑或者缓刑较合适）黔南州人委于同月十八日向该州、市属各工作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作了通报。
+
+　　在黔南中级法院审理该案的过程中，都匀市物资局不仅不遵照省委和州委的决定的指示，积极协同法院弄清事实，及时作出妥善处理，以从中吸取教训，教育干部，反而从本位主义出发，偏听鲁志强一面之词，以驳斥贵阳市市场管理委员会关于“都匀市物资局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物资购买赃物的通报”为名，否定鲁的罪行，为鲁辩护开脱，以抗议贵阳市“公安机关没有进一步查实，偏听黄同志的汇报和小偷的供词，没有任何政法部门的签署和逮捕手续，非法将国家干部逮捕��押四天，不分青红皂白，乱加刑具，这样做是非法的，侵犯了人权，要求贵阳市委和人委查实处理”为借口，而横加阻难。我们认为都匀市物资局的这种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是错误的。
+
+　　为了从本案中吸取教训，教育干部，严格遵守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特提出两点建议：
+
+　　第一，建议各厂矿、企业、事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必须加强对全体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特别是对外出采购人员的教育，使他们熟悉自己业务范围内有关的政策、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并自觉地严格地遵守和执行。有关领导对于（下缺）
+
+　　来源： 贵州省档案：“关于处理都匀市物资局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油桶坐购赃物案件的报告”摘要

CCRD/2/7/5/00004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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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关于田贵祥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田贵祥，男，现年三十五岁，汉族，家庭成份小土地经营，个人成分学生，高中文化程度，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五四年八月入党，现任县委驻团结村工作组长兼燎原管理区总支书记。
+
+## 一、 简历：
+
+　　三四年至四四年读书，四五年至四八年在铜仁读师范，在校参加三青团，后任“新东晚报采访”，印文乡副乡长，四八年毕业回沿河任黑水、永祥伪小学校长、教导主任，四九年任伪黑水乡公所户籍干事、民政干事，解放前夕参加肖进坤匪部任副官，田粮稽征员，五○年当地解放后暗任匪副官职务，保留委任状参加我政府工作，历任副科长、秘书、支书等职。
+
+## 二、 社会关系：
+
+　　肖进坤，伪乡长，土匪大队长（已决），叔侄关系，系田的伪职上司。
+
+　　刘筱齐，大恶霸，内亲，解放前供田读中学，教其发展至上，升官发财（刘已决）。
+
+## 三、错误事实：
+
+　　（1）残害群众，五九年腊月崔兰英的猪被盗，小队长李素英强制群众进行搜查，搜查时在田世江（贫农）家中查出猪头一个，肉一腿，不问清由，将田吊在食堂的川川上打了两棒，早饭后，小队长李素英将田绑送管理区，交田贵祥进行处理，田将田世江打了一顿以后，召开群众会进行斗争，斗争中，田贵祥已发现田世江因受伤过重，情况非常危险，但不加以纠正，斗争后责成青年队强制劳动，青年队眼见田世江做不得什么，便将田放回家去，田回去的第三天，田贵祥亲自组织群众在天官庙开会斗争，罚站斗争三个钟头，当时田世江已坐立不住，放回家去就死在半路上。
+
+　　（2）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号晚上，田贵祥从鸟窝平回管理区，走至墨井弯，发现有人打菜，田不问清楚，开枪打人（未打中）。
+
+　　（3）同月贫农肖世全偷杀羊子一只，田将其捆送管理区，叫田永章打肖打了一顿，关两天一夜，召开群众会脱衣斗争。
+
+　　（4）利用职权，打击陷害群众，六○年二月有九户农民不执行田的错误主张，而被他强制搬家，今年二月整风整社期间，管理区田茂远等两人提出他的意见，田仅滥用职权将两人宣布开除党籍回家生产。开除三个党员的党籍，撤销十四个小队长的职务。
+
+## 四、运动中的态度：
+
+　　六○年的三反运动中，经群众多次揭发他的吊打群众的问题后，自己却不向组织交待，三反后支持其爱人克扣三病糖五斤，油二斤，在今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开始不交待问题，后又经过群众的揭发，领导的教育，才避重就轻的将这些问题作基本上的交待，现在态度表现不好。
+
+　　综上所述错误事实，田贵祥早在五二年参加工作后的二年间，仍保藏反动副官的委任状，幻想“变天”，经领导指出后，五四年伪装积极，混入党内，入党后，其个人理想不能达到而又消极怠工，因此延长预备期二年。五八年公社化后，错误的认为组织不信任他，而对领导不满。为此，我们认为，田贵祥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实属阶级本质所致，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报经县委同意，给予清洗出党，开除工作籍，并送劳动教养。
+
+　　请地委监委指示。
+
+　　 沿河县委监委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48.txt

@@ -0,0 +1,321 @@
+# 中共沿河县对犯法干部的处理决定
+
+## 关于崔道才所错误事实的综合材料
+
+　　崔道才，男，现年四十一岁，汉族，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务农出身，沿河县庄关公社高穴管理区青虎生产队人。解放前四八年轮任三个月甲长，解放后历任互助组长，农业社主任，五六年入党，现任青虎队分支书。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 逼死人命：
+
+　　（1）五九年腊月，贫农社员崔照高，因体弱不能出工，向崔道才请假不准，又多次催督不到，于是崔道才在联合食堂门口，开始用柴块威胁逼其工无效，而后用棕绳将崔照高捆绑在食堂门口的川川上用柴块进行毒打，打后任其叫喊，崔照高由于负伤过重，医治无效，不到十天就死了。
+
+　　（2）同一天社员石秋兰因口粮少偷了生产队的五斤苞谷未吃，被崔道才知道，以上偷罪名，即跑到黎素珍家中拿一根木棒将石秋兰毒打一顿，当时打晕倒在地，崔就走了，崔道才走后，黎素珍才慢慢的把石秋兰扶回家中，第四天就死了。
+
+　　二、吊打群众。崔道才在五九年冬和六○年春，这一段时间，为某些社员的小偷小摸，或占公社的小便宜，而先后被他吊打的有贫农二十一人，中农六人，吊打后致使残废的二人，神经失常一人。例如，崔照普的女儿崔妹神裕于六○年二月间偷了生产队的几个胡豆角，被崔道才捉住，后被他吊在食堂的川川上，当即将手腕吊脱，现在虽已治好，但成残废，不能做重活。又如贫农妇女简素娥，因每天给小孩喂奶，出工走在后头，因此，经常受他辱骂、打，为此，简素娥即得上神经了。
+
+　　三、乱害杀耕牛，五九年冬，他未经上级批准，私自偷杀生产队耕牛一头，山羊一头。
+
+　　四、五九年利用收款不入账，假造发票的手段，贪污集体收入款362元，其中有10元是五保户的救济款。
+
+　　上述错误事实，已在三反运动中，不作交待，并将发票和账目烧毁。六一年元月已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仍是如此，既不参加开会，又不作详细交待，还暗地威胁群众不准揭露他的问题。态度非常凶恶，因此群众称他是“恶豹子”，民愤极大，群众公认他是坏人，因此，崔道才是混进党内来的坏分子。
+
+　　公社党委意见：开除党籍，法办。
+
+## 对崔玉光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崔玉光，男，现年四十八岁，汉族，家庭中农成份，个人农民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人。解放前夕当土匪抢人一个多月，解放后历任主任、队长等职，六○年五月贪污被撤去队长职务，现在家生产。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六○年二月份，贫农张何英由大山挖蕨巴回来，崔立即叫他转回去，张不去就被其扣饭二十多天，张没有饭吃，已经是四肢无力了，但崔玉光仍叫他到中南去背米，张不去，被他脚踢手打，最后将张何英，从五尺多高的田坎上推下来，为此，抬回家中，久治不好，一月多就卧床死了。
+
+　　（2）为偷粮食崔玉光曾打过曾道德、崔必光两人。
+
+　　（3）六○年二月份，克扣粮食饿死贫农崔光倍、崔照华、罗贵英小孩、崔光仕、崔罗代等。
+
+　　公社党委意见：管制生产。
+
+## 对肖文荣所犯错误的报告
+
+　　肖文荣，男，现年三十三岁，汉族，家庭成份贫农，务农出身，共产党员，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人，解放后历任村委、主席、主任，五六年入党，任支委等职，六○年任钟南管理区总支副书记，三反中已撤职回家生产。现任总支委员。
+
+　　（1）五九年十二月廿五日，贫农杨全弟因偷杀生产队耕牛一头，被肖用木棒毒打一顿，当时把粪都打出来了。而后被他毒打的社员有肖文斗、肖明兵、肖文龙、肖启友、杨贵相等五人。
+
+　　（2）贪污七次，计大米六十斤，肉十二斤。
+
+　　（3）为生产扣饭五人。
+
+　　公社党委意见：不给予处分。
+
+## 对吴西江违法乱纪的处理
+
+　　吴西江，男，现年三十八岁，汉族，家庭成份贫农，个人伪甲长，住城关公社黑獭管理区石坝队人，历任过生产小队长，主要错误事实：
+
+　　（1）一九五九年，社员田本令（中农），因病不能出工，吴说田是装病，被扣饭。田无法只得煮野菜吃，被吴发觉，将田毒打一顿，不给他吃，田丰令无奈，只得外出逃生，走到沿河梁执却不能支持便死了。
+
+　　（2）吊打群众，被打的社员有吴西田的儿子对狗，打后两天就死，吴德云、吴杏云等八人。
+
+　　（3）克扣社员口粮，其中被克扣的有吴西竟、王丰安、吴吉荣等十多人。
+
+　　（4）贪污荞子叁斗五���，高粱二升，红苕七背，苞谷三十斤等。
+
+　　公社党委意见：监督生产。
+
+## 对谢光益所犯错误的结论
+
+　　谢光益，男，三十八岁，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出身小贩，住沿河县城关公社黑獭管理区射香生产队。解放前经营小贩，解放后任初级社出纳、会计，公社化任食堂会计，五九年大队财务等职。六○年三反被撤职。其父许文冀为甲长，解放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群众十分痛恨。
+
+　　其主要错误事实：
+
+　　一、逼死人命三条
+
+　　（1）社员田贵民，贫农，四十岁左右。于去年冬月间，因饿急，到干部食堂抢了一把米塞在嘴里，被谢发现后，则连拖带打把田拉出，然后狠踢一脚横吊在门坎上，肠子立即从肛门出来，田被扶返家后，第四天就死了。
+
+　　（2）中农社员谢大志，三十五岁，今年正月谢得肿病，不能出工，谢光益却说他是装病，说“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好的，饿死也无所谓”。强逼出工，否则不给饭吃，谢大志撑着竹竿出工两天后，实在拖不起了，还逼他到黑獭背130多斤米，因为背不动，空手返家，在途中昏倒，回家即得重病，谢光益仍说他装病，不给饭吃，两天后一个半夜，谢大志即死去。
+
+　　（3）一九六○年古历三月，社员谢光明，被分配香树养蚕，谢光明不去，就不给饭吃，四天时间就饿死了（三月卅日）。
+
+　　二、贪污钱粮食五百斤左右（自己承认一百七十斤），现金八十多元。
+
+## 对张献海所犯错误的结论
+
+　　张献海，男，四十一岁，家庭成分贫农，个人出身小商。解放前做杂化生意数年，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经营鸦片和贩卖枪弹，支持土匪叛乱，参加过杨通贤匪部，五八年还继续偷卖毒品——鸦片生意，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被集训一次，写书面反省交待。其错误事实：
+
+　　（1）贪污盗窃。一九六○年二月，担任小队长职务以来，一贯贪污瞒产和盗窃，夏收时贪污了四背小麦，又盗窃食堂粮食、胡豆等多次。
+
+　　（2）排斥干部，破坏食堂。该员自混入为小队领导后，企图个人并吞所得，与张建仁（副小队长）、张献敬（乡干），拉为小集团，将田竹梅（原小长副），张可德（会计）排挤，把张献敬（被撤职回家的乡干）担任小队食堂会计。自己带头将食堂蔬菜拿到街上卖，弄得食堂菜光、散伙。
+
+　　（3）无故没收社员财产。
+
+## 对田荣国所犯错误的结论
+
+　　田荣国，男，四十六岁，家庭成份贫农，务农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獭管区香树生产大队四队长人，原任小队长，三反中被撤职，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任伪甲长，主要错误事实：
+
+　　一、扣粮逼死人命六条
+
+　　（1）吊过四人：田述华、田贵朋、田碧英、田贵凡四人，因偷队上粮食，于五九年腊月下旬吊的，后又支持田云国吊过二次，因负伤过重，不到半个月死了。
+
+　　（2）袁光英，因偷社上三十斤红苕，被扣饿十顿，后又因其子偷大队麻根烧吃，袁又被他打了一顿，十天后即死去。
+
+　　（3）田荣才因病不出工，被扣饭二顿，十天后死去。
+
+　　二、贪污没收社员财产：
+
+　　（1）贪污糯米三斤，私分花生三升（约二十五斤），芝麻一点五斤、盐巴一斤，红苕五十斤，吃食堂十二斤粮食。
+
+　　（2）田荣兵因偷其它兄弟的鸡，没收他家十二斤菸草，扣了两顿饭，将田荣才死后的财产没收。
+
+## 对田云国所犯错误的结论
+
+　　田云国，男，三十一岁，家庭成分贫农，个人农民出身，党员，沿河县城大会社里獭管理区杨柳生产队人：解放前帮四川地主田时倍当长工，曾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数月，后逃回家，解放后，土改时期当民兵武装干部，互助助长，初级社副主任，高级社大队长，公社化后任杨柳大队长，六○年三反时被撤职。
+
+## 对侯阳春所犯错误的结论（原中农成份）
+
+　　侯阳春，男，现年，三十三岁，家庭富农成份，个人富农分子，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侯家生产队人，解放前不务正业，从未参加过劳动。解放后，一九五七——五八年任高级社生产小队长，五九——六○年三月任侯家中队副、小队长，三反前被撤职，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结论如下：
+
+　　一、吊绑逼死人命三条。
+
+　　（1）一九五九年腊月中农（土改时任村长）张新亮，四十岁，偷了队里红苕五升，侯阳春等六人共谋处罚张新亮，该员为首的将张新亮吊绑起来，后送黑水管理区集训，并抄收其张新亮全部粮食，张新亮得了严重肿病，于六○年三月死去。
+
+　　（2）一九五��年冬月间，贫农侯辉林，四十岁，偷杀生产队羊子一只，被侯阳春等四人共谋处罚侯辉林，将侯辉林吊绑于雪凌地里，由于吊绑结扎过严，负伤过重，吊后次日又送黑水集训七、八天，释放回家，五天死去。
+
+　　（3）一九五九年十月，贫农侯春富（十四岁）偷了队里红苕一撮，侯明春为首的协同侯春周等三人，吊绑第一次，同月侯春富吊二次又偷红苕，被该一人亲自吊绑第二次，由于吊绑负伤过重，当即死去。
+
+　　二、违法乱纪，亲手吊绑六人，其中贫农五人（田兰贵，田花，侯春贵，侯春晴）侯春富）中农一人（张新亮）。
+
+　　三、抄家五户，全是贫农成份（唐永福、赴承立、侯春贵、唐福南、侯春晴）
+
+　　四、贪污、虚报人口，套购国家粮食一百六十斤，贪污小队牛肉六斤，羊肉五斤。
+
+　　该员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一贯采取抗拒态度，运动初期，在群众中散布自己无罚，“我所办的事都是上级党的指示”，“上级不放口，你怎敢干？”企图在群众中降低斗志，蒙混过关。在运动中期，曾造谣公开在群众中说：“今天喊清账还款，明天喊清账还款，一切都是老家伙（意思是假的）”。在群众斗争中态度更加恶劣，避重就轻，对错误交待极不虚心，对事实一概否定，并还恶毒的向党进攻，说是“上级党指示办的”，“自己不作，上头边也背倒起，作了群众又有意见。”在事实确证面前才低头认罚。
+
+　　综上该员所犯错误，群众意见要求对该员成分划为富农（另附富农分子材料），民愤极大，逮捕法办处理。
+
+## 划富农材料：
+
+　　土改家占有土地45背（田二十多背，土二十二点五背），平均每人上有二十二点背（土改那年其家只有二人），其中自耕的三十一背（田十六背，土十五背）占69%，出租的十四背（田四点四背，土九点五背），占31%。
+
+　　自耕部分计有：屋基田六背，大水沟田四背，庙沟田六背，共十六背田，土有桑树蛇六背，坪上四背，园子二背，大水沟三背，共十五背土。
+
+　　出租部份计有：田长坑田一点五背，租种人田兴贡（贫农），于他上田三背（贫农张信珍、田闪贡租种），出租上有袁家二背（贫农侯万珍租种），长坑土一点五背（贫农陈德钧租种），桑树索土六背（贫农陈德钧租种）。
+
+　　土地改革期中，侯阳春将马山湾一坡土十二背，赠送给陈德钧（贫农）分散耕种。
+
+　　土改时有关干部与侯有亲戚关系，农会主席侯碧春是侯阳春的堂哥，评议委员侯春心（富裕中农），是该员的叔伯哥，评议委员侯再辉（贫农），是该员的侄儿，农会小组长侯年长是该员的叔。
+
+## 对黎青富所犯错误的结论
+
+　　黎春富，男，现年三十八岁，汉族，贫农成份，个人伪兵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联监生产队人，解放前在国民党的保井队当兵五年，直到解放最后一年，提任下士班长。解放后历任武装队长，互助助长，生产委员，副小队长，大队长等职，三反中被撤去大队长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结论如下。
+
+　　一、逼死人命六条。
+
+　　（1）一九五九年冬月，黎春富谋杀耕牛一头，牛头被别人盗走，诬说是贫农黎万显偷去，借此该员指使黎春贵等三人吊打绑送，大队当众斗争，被黎春仲、黎春普脚跌手打，负伤过重死去。其妻和两个小孩，生活难过，该员不为妥善安排生活，无人照管，先后五天内死去。全家四人绝亡。
+
+　　（2）一九五九年腊月贫农田云英生活困难，随带两岁女儿，黎华达到土地湖亲戚家逃荒谋生回家，黎春富借以逃避生产，不给田云英母子的饭吃，直饿五天，大人无妈，小孩黎华达饿死。
+
+　　（3）一九五九年腊月，贫农黎春明因患病严重，黎春富硬逼追到庆坝挖蕨根，该员说：“你要死，都去工地死”。于是头天去，第二天就死于蕨根山东上。
+
+　　二、违法乱纪，亲手打人二个（中农黎全相，贫农黎万成），亲手翻箱倒柜二户（贫农刘兴富，中农黎春阳），翻箱倒柜出来所有吃的食物，该员贪污。
+
+　　三、砍伐森林，破坏生产。当整风整社工作干部进村后，该员曾连续砍伐森林。解板投机私卖，屡次教育，态度极其生硬，共砍伐森林十根。
+
+　　四、贪污。本时多吃粮食先后共十五斤，牛肉十斤。
+
+　　综上错误事实，该员对其错误态度不够老实，执视苦主，指鸡骂狗，贫农田月英，被该员骂道“烂娼妇，烂婆娘”，畏惧该员，不敢大胆提他意见。该员平时生产消极，不积极出工，经常与落后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中民愤极大。
+
+　　性质：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
+
+　　公社党委意见，逮捕法办。
+
+　　管制生产（4.28）
+
+## 对罗耀举所犯错误的结论
+
+　　罗耀举，男，四十五岁，汉族，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兵痞成分，沿河县城关公社复兴管理区团结生产大队田家坡小队人。系国民党员，解放前伪法警多年，解放后一九五九年任承包小队长，现在家生产，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一九五九年腊月，贫农罗佑章（女），十八岁，由水利上回来不得饭吃，就去自留地上打点菜来吃，被罗耀举看见，将其毒打一顿，打后不给饭十多天。孩子无法外出逃荒（从家逼出去）两、三天就死于瓦窑场（罗佑章系罗耀举之继女，罗曾多次虐待此女）。
+
+　　二、一九五九年九月间贫农肖启才因病不能出工，罗耀举规定不劳动不得吃，结果不给肖的饭吃，在十月份小队分荞子也不给他，就这样拖到十月初七就死了（没送饭吃饿死的）。
+
+　　三、虐待灵继女罗素珍（奶名罗妹妹），在一九五九年八月间，罗素珍为扎鞋子扎不好，被罗逼出去跑在沟里，坐在沟里塘边哭，被罗耀举追到回后，狠狠地说：你要来跳水，就被罗跃举狠狠地抓住淹在塘里，拖两转才放转来，罗素珍起来就来跑到乡公社去告，走在田坝路上，被崔素云拦回家去，自从罗素珍身染重病（水疾病），数月于一九六○年七月十几日死去。
+
+　　四、一九六○年五月间亲手吊生产队生猪二头，羊子二头。
+
+　　五、翻箱倒柜二十多户，贪污现金一百七十多，蔬菜一千七百多斤。
+
+　　综上所述，罗耀举系克扣社员粮食致死二人，虐待继女罗素珍一人，破坏小队生猪二头，羊子一头，贪污现金一百七十多，蔬菜一千七百多斤，翻箱倒柜二十多户，民愤极大。
+
+　　公社党委意见送劳动教养。
+
+## 对田贵昌所犯错误的结论
+
+　　田贵昌，男，现年三十五岁，家庭成份贫农，个人伪职员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爱群生产队人，解放前读私塾三年，小学三年，初中半年，兹后当小学教员六年半，曾与匪首肖井昆、张维汉、彭学礼，俱保长肖太臣等十人，约为十大弟兄，吃鸡炊血酒，并被选任伪乡人民代表，参加三青团，国民党员，任匪副保长四个月等职。解放后，在农村被管制两年半，当小学教员一年，历任两届人民代表，任初级社和高级社会计，生产大队会计，任队长，副大队长，三反后被撤去副大队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结论如下：
+
+　　一、亲手吊绑二人，其中逼死一人，毒打三人，扣饭饿死三人。
+
+　　（1）一九六○年三月，佃中农，温团的女儿，田纳香（十四岁），因偷了食堂苞谷四斤，温团被该员自亲吊绑半个钟头，其女田纳香被食堂会计田贵银吊绑，田贵昌随即指使食堂会计和炊事员，扣其母子两人饭一顿，温团被吊负伤过后得病，厉害不能出工，该员仍指使继续扣饭十天，后死去。
+
+　　（2）温团之女田纳香，患有肝病不能出工，被该员指使主谋扣饭，当温团死后四天，田纳香就死去。
+
+　　（3）同年贫农陈宗怀，中农田贵珍同时因病不能出工，被该员主谋扣饭各五天，后就死去。
+
+　　（4）一九五九年腊月，贫农温冬梅因偷食堂蔬菜，被该员和副承包队长田贵六吊绑了一小时，承认后释放。
+
+　　（5）一九六○年三月，贫农冉杏香偷了食堂热稀饭一钵，蔬菜二十斤，被该员吊了一个钟头，并用松木棒子毒打一顿（未成残疾）。
+
+　　（6）一九六○年三月，贫农王蛮子偷子大队油菜四斤，被该员使拳头狠打三拳，脚踢三脚（未残废）。
+
+　　（7） 一九六○年三月，中农王凤玉偷了食堂热饭三钵，被该员狠抓打耳光一下。
+
+　　二、抄家。亲手翻箱倒柜抄家一户（田云海中农）指使的二户（田荣家中农，王凤玉中农）。
+
+　　三、偷窃贪污、瞒产私分。偷窃食堂苞谷二斤，贪污食堂大米二斤（其中借以打火教迷信为名贪污一斤），私分瞒产粮食该员分得谷子卅斤。
+
+　　综上该员所犯错误事实，情节严重，性质属坏份子。
+
+　　公社党委意见，法办。
+
+## 对张献乾所犯错误事实的报告
+
+　　张献乾，男，现年四十八岁，家庭成份贫农，个人流氓出身。......
+
+## 对黎万银所犯错误的结论
+
+　　黎万银，男，现年五十九岁，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农民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爱群生产队人，共产党员。解放前与地主张献初家当狗腿十年，在伪保长刘万阡手下当保丁三年，在国民党伪军��兵七个月，与反革命份子杨光怀等约十大弟兄当老么，做帮工十年，平时好赌。解放后历任农会主席，生产委员，军事营时任连长，后当食堂炊事员，小队长，三反后被撤去小队长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结论如下：
+
+　　一、违法乱纪，吊死人命一条。扣饭逼死人命一条，捆绑过二人，打过二人。（1）一九五九年腊月地主小孩刘中向（十七岁）偷了田庆春鸡一只，苞谷四合，米四合，被黎万银捆绑平地拖走三丈地远，悬吊梁柱一个多钟头，当场田庆春之儿田永隆用柴块打了四棒，刘被悬吊负伤过重，第五天上死于田细蛮家牛栏内。（2）一九五九年冬月贫农刘中成因身体瘦弱不能出工，黎万银执行不出工就扣饭的手段，刘被该员扣饭，受饿难受，被迫刘逃荒洪渡亲戚家谋生，到亲家的第二天就死于半路马达口地方。（3）亲手捆绑过田纳香、田顺福二人。尤其在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整社工作队进村后，该员还在继续采取国民党作风，对贫农田纳秀偷了油菜一斤进行捆绑。（4）打过崔树平、张兰英二人。
+
+　　二、贪污。私盗社员田庆春、田贵会、田贵保三户购粮证二十斤粮食，贪污猪场粮食十斤。六○年六月为大队晒麦子与崔道珍等五人私分小麦各得四十斤，并先后每人吃去十五斤，以上共计粮食八十五斤。
+
+　　综上该员所犯错误，在斗争态度上生硬抵赖，推卸责任，交待错误也是避重就轻，强词夺理，集训回家生产表现一般。
+
+　　公社党委意见，开除党籍、管制生产。
+
+## 对陈福海所犯错误的结论
+
+　　陈福海，男，现年四十八岁，汉族，家庭成份中农（漏网富农），个人富农分子，沿河县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联桥生产队小坝人，五四年入党，五三年至六○年七月任选为小坝人民代表，五五年任小坝初级社生产主任，五六年二月担任平寨初级社财务，五八年七月自任小坝食堂事务长至六○年二月，三反后撤销后收买干部陈天雄，又当上食堂的粮食经理等职务。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利用会计职权，克扣社员口粮八户二十二人，均在一月左右，致饿死人命三条。
+
+　　二、虚报人口三十七人，集中克扣社员口粮共三百四十一斤四两，被他暗地贪污。
+
+　　三、多吃多占，贪污多占粮食，麦子八十八斤，大米三十一斤八两，红苕一百斤，苞谷一百四十一斤八两，杂豆三十二斤，灰面十二斤，茨豆二十斤，现金三十七元六角，猪肉三十斤，牛肉八十斤，毛巾一条，小衣一根，中锅二口，生猪一头（六十多斤）。
+
+　　公社党委意见：
+
+　　开除党籍，依法管制生产。
+
+## 关于漏网富农的补充材料：
+
+　　解放前，家有五口，田七点五亩，土十亩。主要劳力一人（其爱人），在打田栽秧收获之际，通常雇用二人，约一百天，全年粮食总收入九千八百三十斤，每人合一千九百六十六斤，耕牛一头，大、小农具齐全，常年喂猪四头，房子一幢四间，其本人全年多为做生意，四六年至四九年贩卖酒生意，一年投资粮食五千八百三十二斤，主要赶沿河、其滩卖酒，每场六十斤，收入一年折粮一万九千四百四十斤，靠剥削为生。
+
+## 对黎春成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黎春成，男，四十岁，汉族，家庭成份现在是上中农，个人出身务农，城关公社中南管理区人，共产党员，解放前，四七年当伪兵一年，现任新型生产队分支部书记。
+
+　　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六○年古历正月初八日，下寨生产队黎望国不将自己的箩席借给黎之弟弟黎春文用，而后黎春成知道妒嫉在心，并以此扣发口粮五天，五天后直至二月十二日，每日扣饭二两（当时每人每天四两），二月十二号，黎望国因病加扣饭卧床不起，直拖到二月十九号，就死了。
+
+　　（2）六○年元月初，中农黎之连因揭发黎春成兄弟三人贪污生产队的口粮四百斤（是实）后，黎春成怀恨在心，以“造垮食堂”的罪名扣饭二两（当时每人每天口粮四两），连续扣一个月，在扣饭期间二月十三日，黎之连因被扣饭到自己的蔬菜地打菜吃，被黎春成发现后，又以小偷的罪名扣全家饭两天，一直拖到二月十三号，黎之连之妻就死了。
+
+　　（3）六○年元月初，六十一岁的中农黎春弟为反映黎春成的母无故不参加生产，被黎知道以后，骂黎春弟“造鸡皮蛋”，当即宣布扣饭五天，五天后，又连续折半扣口粮二个月（当时每人每天吃四两粮食），就这样拖到三月三日就死了。
+
+　　上述错误事实公社党委意见，开除党籍，劳动教养。
+
+## 对彭永跃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彭永跃，男，二十六岁，贫农，汉族，个人学生出身，城关公社中南管理区人，五九年入党，历任分支书，现任黑水管理区干事，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六○年元月十五日，十五岁小孩魏兰田，贫农，放学回家，路过仓库时，在仓板上拾得一包谷、黄豆，被彭永跃知，便以小偷的罪名，将其拉到仓库亲手毒打一顿，当场鼻口流血，昏倒过去，回家后因受伤过重，五天就死了。
+
+　　（2）六○年元月份联桥管理区崔道言，到中南花园大队探亲，冒充干部，被彭知道以后，即抓民兵将崔捆绑到队委会，一阵毒打，并用背石头的刑法悬吊在食堂的川坊上，连续受刑三天两夜，不给饭吃，第四天在送往沿河的途中，崔道言即死于半路。
+
+　　（3）六○年元月份，十七岁的张加金，贫农，因偷生产队红苕十斤，被彭知道后，就捆绑毒打一顿，鼻口流血，全身发青，因受伤过重，拖了二十天就死了。
+
+　　（4）五九年冬和六○年春，为某些社员的小偷小摸行为而被彭永跃亲自吊打的社员有六十八人，打后三人残废。
+
+　　上述错误事实，公社党委意见，开除党籍，送劳动教养。
+
+## 对崔照坤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崔照坤，三十九岁，原系中农，现在为地主，个人地主分子，住沿河县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一九四八年在三、二、七师当兵十个月，解放前不务正业，日嫖夜赌，随其父亲生活不存财。一九四九年三月被他父亲崔光澡（地主）另分居住，并分给田十背，土二背半，一九五○年教半年书。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一九五九年九月崔照坤之兄弟崔发，因生活困难，外出逃荒有四个月的时间，尚未来信，这时确认为崔照发在外已死，这样崔照坤就产生了不良之心，想夺取崔照发家全部财产。开初提出要崔照发之妻张兰英另改嫁，张不同意，而后被崔照坤经常扣饭，在这种情况下，生活难以维持，张兰英偷了崔华光冗根菜吃，以此为借口，崔照坤亲自用绳子将张兰英捆绑在张的堂屋里，进行毒行，由于打得厉害，同时整整扎扎实实的吊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释放后，张即倒在坝坝里，当天下午就死了，张死后，崔照坤与崔照华合伙分其全部家财。
+
+　　（2）由于在土改时被划为中农，漏划地主，而他父亲崔光澡系地主，被群众斗争，因此崔照坤在思想上长期扎下复辟和报仇的思想根子。一九五九年以来在粮食困艰的时候，而崔照坤混进干部队伍来担任承包队长，就借此机会利用小队长的职务（下缺）
+
+## 对田云庆违法乱纪的处分
+
+　　田云庆，男，三十八岁，汉族，贫农出身，伪甲长，中共党员，黑獭乡石坝人，一九五八年入党，现任小队长，解放前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当甲长。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克扣粮食饿死人命：共到三十五人，其中饿死十五人，最严重的是田荣坤家大小人口八人，当时田荣坤从河里放木筏回家，看见田云庆经常吃大米饭，田云坤请提田云庆的意见，田云庆就此报复说：田云坤是坏人，便扣他家人的饭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因而大人先后倒床能出工，大人不得饭吃，连全家人都不给饭吃，这样，在半月内，先死田云坤，再死其母，后老婆死，几个孩子（五个）无人照顾加上田云庆不给饭吃，有的死在灶堂门，有的死在火炕边，有的死在粪坑里。全家就死绝了。又田丰福小孩，因饿和病，田云庆要回丰福拾柴，田丰福没有去就不给饭吃，并毒打一顿，回去当晚就在山脚上死了，又杨昌廷，因打卷子没去打，就被田云庆扣饭而餐，杨昌廷无法到城里来求生，走到小口就死到船边了。
+
+　　（2）翻箱倒柜，没收社员财产，队上红苕不见了，田云庆就带人马，翻箱倒柜，没收社员财产，收的有田丰尚，田丰林等多家，没收的好东西放在私人家里，坏的东西就交大队。（下缺）
+
+## 对崔光清的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崔光清，男，三十六岁，家庭中农，个人务农，贵州省沿河县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人。
+
+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年当匪甲长，一九五五年任初级社监察主任，一九五八年入党，现任平头生产队小队长。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一九五九年腊月中南管理区，张献学十七岁，贫农，路过崔光清的门口，扯了几根菜吃，被崔光清发觉，亲自将张献学进行捆吊，并当场用杠子棒棒毒打，当时全身被打青，鼻、口都来鲜血，由于受伤过重第二天就死了。
+
+　　（2）一九五九年腊月八日，一��岁小孩子崔国崽，因被崔光清扣饭，无法生活到队里偷红苕吃，被崔光清知道后又被连续扣饭，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于家中。
+
+　　（3）一九五九年以来因天灾欠收，粮食紧张时，崔光清不顾群众的死活，对群众克扣各种粮食五百斤，亲自吊打四人。
+
+　　由于扣粮扣饭该队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饿死的有十五人。
+
+　　运动中的态度：
+
+　　崔光清在运动中的态度是不老实的，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足，不向群众交待，并在群众中有活动，在某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说：省委工作同志不要乱说闲话等等，对食堂的管理不加强领导把粮（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49.txt

@@ -0,0 +1,21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崔光成所犯错误的结论
+
+　　崔光成，男，39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中共党员，城关公社黑水凉村人，解放前1945年当伪甲长一年，1946年在国民党当兵三年，1949年在南京被解放，解放后在人民解放军当兵四年，1954年复员后担任凉村大队付大队长，三反中被撤去大队付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事实通过查对结论如下：
+
+　　一、逼死人命2条：
+
+　　1，1960年2月初7晚间，中农田云贵背米到仓库，路上抓了包谷一把，被崔光太看见，向崔光成说了，当时崔光成就将田云贵吊在二食堂用青杠柴块毒打，随即连续扣饭10天，田因负伤严重，长期拉血屎血尿，还逼迫出工，经大队医治一月无效，于2月10日死去。
+
+　　2，崔树梅1960年2月19日出嫁到四川，回来时，崔光成就说她没有户口子，不从积极方面处理，硬性不给饭吃，五天没有给饭就死了。
+
+　　二、主谋宰杀耕牛，破坏生产，1959年冬月间，崔光成带领田景丘、田学成等四人，私杀生产队的耕牛三条私分。
+
+　　三、贪污：1959年冬至1960年春，先后共贪污粮食400斤。综上该员对其所犯错误，在群众斗争中比较老实，集训在家生产一般较为积极，听从安排，有悔改错误之心。
+
+　　撤销大队副职务
+
+　　 61年4月28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50.txt

@@ -0,0 +1,3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崔照淮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崔照淮，男，29岁，家庭贫农，个人务农，任城关公社高穴管理区劳联分支书，1947年在沿河保警队当兵半年，1949年在三、五七师当兵三个月，1950年在崔照清匪部当匪兵三天，尚未自新悔过，1956年入党，1959年任劳联大队分支书。
+
+## 社会关系
+
+　　大哥崔照江解放前在检查局任巡官，保安团任排长，1950年在杨通贤匪部任匪班长。
+
+　　堂哥崔照书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任团参谋长，现在贵阳劳改。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1959年冬月在群众生活非常困难下，而崔照淮将大队粮食弄来冒夜走早，后被社员严枝英看到，和群众讲了，因此崔照淮曾多次进行报复打击，1960年收麦子时借严枝英偷麦子，将严枝英捆绑到黎极坝，从此后，严在本队无法生活外逃求生，现此人下落不明。
+
+　　2，1959年以来因崔照淮对社员的口粮进行严重的克扣，该大队各小队出现有小偷小摸，因此崔照淮到处吊打群众，被他亲自吊打的有崔道尧等6人，支持吊打的有罗素香、王素贞等人，去吊打的同时，擅自罚款的有4户，罚款71元。
+
+　　由于生活困难，有崔洪孝、崔道分等6人偷一点粮食，被崔照淮弄在大队集训。
+
+　　3，1959年古历冬月，崔照淮在劳联大队召开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专门布置和解决因生活困难，外逃人员和外出搞付业缴不起款的办法，崔照淮在会上布置各小队凡有外逃人员和搞付业缴不起款的要坚决扣他全家人的饭，扣死不绝种不算数，从此以后各小队到处扣粮扣饭，死亡的人不断上升，如崔道友家5口人，除崔道友一人外出逃荒外，其余4个人全部被扣饭饿死。该队810人，就死亡了206人。
+
+　　4，1959年古历冬月，新群乡群众黎万俊、黎春场路过该队时，崔照淮组织青年进行抢劫，抢得的菜60斤，红苕20斤，木柴一捆，柿子100个。在该队亲自翻箱倒柜4户，支持的有26户。
+
+　　二、破坏农业生产，克扣社员粮食，组织干部私分
+
+　　1，1960年元月，崔照淮指使崔照坯将耕牛一支推下岩跌死，私分得牛肉10斤，吊死山羊一只。
+
+　　2，1959年10月以后，在国家没有供应粮食时，而大队有两千多斤粮食不分给群众吃，擅自组织干部食堂以崔照淮、黄修态、王绍康、崔祥光、崔道世等人在食堂大吃大喝，共吃去的粮食达1000斤。
+
+　　3，组织干部私分粮食，在国家没有粮食供应的时候，以崔照淮、王绍康为首的组织私分，大队干部分大米20斤，现金10元，小队干部15斤，现金5元，共私分的粮食400多斤。
+
+　　4，克扣社员粮食和饭，贪污。1960年三反以后，挪用现金50元，贪污球鞋两双，大米25斤，牛肉13斤，扣饭6户18人。
+
+　　三、打击报复
+
+　　1， 由于崔照淮到处打人，吊人克扣粮食，组织干部（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51.txt

@@ -0,0 +1,1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何祖凤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何祖凤，男，45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出身伪兵，城关公社联乔管理区人，解放前在伪保长崔道坤手下当保丁八个月，四六年至四九年，在自卫班当班长，经常赌嫖，解放后任人民代表，五七年入党现任分支书。
+
+　　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五九年冬月，社员崔席光，因年老不能出工，何死规定不出工不给饭吃，因而扣饭半月。同月社员崔素英，因管理不好而使生产队的一头耕牛冻死，为此何祖凤将崔的家产全部没收，并扫地出门，逼其全家四口人外逃谋生（该户已死亡）。
+
+　　二、助长坏人坏事，五九年冬和60年春，一度出现少数社员偷生产队的东西，因而被生产队小队长对偷东西的社员进行吊打，何知道以后不进行教育，相反的还错误规定，对吊打小偷小摸的小队长有功者进行奖励，一等奖20元，二等奖10元，三等奖7元，因此助长小队长吊打社员50多人。
+
+　　三、整风整社运动中，态度表现不好，迄今工作消极。
+
+　　开除党籍
+
+　　 61年4月28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52.txt

@@ -0,0 +1,25 @@
+# 中共沿河县委对黄修态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黄修态，男，四十岁，家庭成份中农，个人务农，任沿河县城关公社高穴管理区劳联大队人，一九五八年入党，现任劳联大队长。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逼死人命：
+
+　　（1）一九五九年腊月十五日，崔照夫、崔照玉两人因病由大山挖根根回来时，黄修态说：崔照夫二人是私逃回家，不给饭吃，硬逼着崔照夫二人上大山挖根根，不去就不给饭吃，由于崔照夫两有病不能到大山，因此被黄修态连续扣饭七天和九天，崔照夫腊月二十二号饿死，崔照玉于腊月二十四号饿死。
+
+　　（2）崔洪基原由管理区介绍到福利厂当炊事员，一九六○年元月，由管理区介绍回本队生产，而黄修态认为崔洪基去时没有经本人同意，因此不给崔洪基的饭吃，被连续扣饭七天，崔洪基饿死于一九六○年元月十八日。
+
+　　（二）违法乱纪翻箱倒柜：
+
+　　（1）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年因粮食供应少的情况下，有的社员搞菜吃，被黄修态亲自和支持吊人、打人，黄亲自吊打有十三岁小孩崔照美、王荣香二人，他支持吊打的有五人。
+
+　　（2）一九五九年冬月黄修态亲自带领承包队长崔光华到庄冬小队将崔光林等三十户进行挨家挨户的收查，共收查各种粮食一千多斤。将收来的粮食放在干部食堂吃和干部私分，大队干部每人分粮食二十斤，现金十元，小队干部每人十五斤，现金五元。
+
+　　开除党籍管制。
+
+　　 六一年四月二十八号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53.txt

@@ -0,0 +1,23 @@
+#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兴宇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田兴宇，男、39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出身坏分子，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解放前读书，1940年至1942年当两年伪保丁，1942年至1951年当伪甲长11年，参加过哥老会，解放后担任小队会计，记分员职务。
+
+　　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逼死人命六条
+
+　　1，1960年元月妇女崔春香，偷了食堂糯谷8合，被田兴宇亲手吊绑一整夜就死去了。
+
+　　2，1960年2月田兴宇的兄弟田兴珍得病，从民中回家死了，田兴宇诬说弟媳王兰英不给他弟田兴珍饭吃而饿死的，并怀心报仇，从弟死后就开始克扣王兰英的饭，扣了两个月后死去，王兰英死后并抄其家全部家产。
+
+　　3，1960年元月田应六偷了队里油菜，被田兴宇扣饭五天，田应六被扣五天饭的第二天就死了。
+
+　　4，1960年元月，食堂炊事员鲁翠兰因做饭偷了饭吃，被田兴宇（会计）扣了口粮四天，就在第四天上死去。
+
+　　5，1960年元月田兴民偷了田兴宇的哥田兴振的蔬菜，被田兴宇看见后就扣饭三顿，田兴民得病不能出工，又被田兴宇扣饭三顿后死去。
+
+　　6，1959年12月，田唐民偷了食堂麦子、豆子各一碗，拿去他女儿家去吃，走到半路火石坝被收去，转家后被田兴宇扣饭五天后的第三天上死去。（下缺）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54.txt

@@ -0,0 +1,1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肖廷沛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肖廷沛，男，42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出身流氓，城关公社复兴管理区人，解放前当保丁多年，在当保丁期间除抓兵派款，敲榨群众钱财外，还奸污妇女等，民愤很大，解放前夕为匪抢人，解放后56年伪装积极，混入党的组织，现任生产队小队长。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60年正月13号，贫农杨素芝之子9岁小孩黑马马，拔了生产队的三个罗卜回家，肖廷沛说黑拔他的罗卜，不问三七二十一，亲手将黑毒打一顿，并用麻绳将其吊在他家的房子穿坊上，吊了3、4个小时，逼说承认是偷了罗卜为止，将黑放下后不能行走，爬回家中，由于受伤过重16号就死了。
+
+　　2，59年冬月间，贫农田淑华之女肖碧珍11岁，曾先后为偷生产队的罗卜等小东西，被肖廷沛吊过四次，并且告她的父母亲说：“象这样的崽子，你们不整死，我要给你们整死”。同年冬月20号，又因偷生产队的罗卜，被肖廷沛捉住以后，就叫肖碧珍的母亲将肖碧珍吊起来，开始田不忍心吊自己的孩子，肖还骂她：“你这样能把她吊死”。就这样肖更逼田将她的孩子悬空吊走，并威协说：“那个把她解下来，就不给那个口粮”。直吊到天黑，田氏看见自己的女儿吊在牛栏川上嘴巴发乌，就偷偷的把她放下来，烧火给她烤。肖知道后不准，仍将她吊起来，结果天快亮时人就死了。
+
+　　3，59年冬月中旬，10岁的小孩肖才分，因拔队上的罗卜吃，被肖廷沛发现，肖先后将肖才分毒打二次，打后又将其吊在家门口的川川上，第二天晚上才放回家，回家后由于肖才分受伤过重，经常大便来血第三天就死了。
+
+　　4，解放前后共奸污妇女七人。
+
+　　开除党籍法办
+
+　　 61年4月28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55.txt

@@ -0,0 +1,35 @@
+#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对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等人员初步处理和安排意见的请示
+
+　　（省委：）
+
+　　我区整风整社运动，在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自去年九、十月份后在个区范围内开展，运动初期，为了扫除运动障碍，迅速发动群众，彻底揭开盖子，澄清问题，经省委批准，对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石富荣。原信阳专署副专员王子祯、潘幼耕等六人予以停职反省；给予孟定功（西平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遂平县委第一书记）以停职反省；给予弓治英（平舆县委第一书记）赵勋远（潢川县委第一书记）以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并且把集中起来，进行整风学习，在几个月来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批判斗争和对材料进行初步查对的结果，证实他们在前冬去春“信阳事件”中均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或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从已掌握的材料来看，他们所犯的错误性质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在运动中一般地都作了检查交待，对自已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据此，经地委常委会研究，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坚持错误从严，检讨改正从宽”的原则给予初步处理，先让他们到基层工作，待问题彻底查清后，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
+　　我们初步处理和安排的意见是：
+
+　　王达夫，原信阳地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在“信阳事件”中，他完全了解全区情况，没有对路宪文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一意孤行，在食堂停伙、人口外流、大量死人的情况下，还错误的批转了一些反瞒产报告，并亲自总结所谓反“瞒产”经验在全区推广；在群众外出逃生时，还绝人生路，亲自批捕群众 335人。另外，他作风十分粗暴，每逢作报告对干部无根据的点名批判，有时张冠李戴，挫伤干部积极性。在组织路线上，包庇重用坏人，应划为死官僚主义份子。虽有上述严重错误，但是在某些问题方面和路宪文并不完全一致；“信阳事件”盖子揭开后，积极揭发，检讨错误，有悔改表现，态度比较老实。根据上述情况，先让其到公社工作。继续查清他的问题，我们意见待最后查清后，将来撤消其地委书记处书记职务。
+
+　　延炳玉，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农业），1958年积极搞包工包产到户并亲自批转这方面的文件，企图在全区推广。当他的右倾错误被李瑞英同志（专区妇联主任）揭发后，为了掩盖错误，借1959年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机会，划李瑞英同志为严重右倾，撤消了李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打击了李瑞英同志；1960年他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后，正是人口大量死亡、食堂停伙、问题最严重的时刻，他不但不向省委反映真实情况，反而同路宪文一道隐瞒错误，假报材料，欺骗上级检查；“信阳事件”揭发后，指使原农工部同志以地委名义发通知让各县、市退回并烧掉包工包产到户的所有文件，企图毁灭证据（由于地委办公室同志拒绝，未成事实）。在停职反省中，态度仍不老实，推脱责任，对自已错误认识很不深刻。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的意见先让其下去工作，待材料查清后给予一定处分，调外区工作。
+
+　　武建华，原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党群政法），在“信阳事件”中，他也没有对路宪文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因而，也有责任。在干部工作上，不顾党的“德才兼备”的政策，提出：出身历史不好，只要现在积极可以提拔；不论品德如何，只要能说会写就要提拔；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大胆提拔；贪污 100 元以下，有男女关系影响不大的、打人偶然的等都不算不够质量，等等。在组织工作上，违背党的阶级路线，提出：历史问题不能瞎怀疑；有问题发现以后他本人负责等。由于他严重的破坏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路线，造成信阳地区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另外他和路宪文同策共谋，指使政法部门制订了向人民专政的“八项规定”，使全区无数群众遭受残害，他亲自批捕的就有 180多人。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能够检查认识错误，态度比较好，而且，他主持地委书记处的工作时间很短，责任较小，因此，先让他下去工作，到基层锻炼一年，还可以保留地委书记处书记。
+
+　　石富荣，原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工业），他历史上于1938年、1941年因环境恶化、生活艰苦，曾先后两次脱党。道德品质很坏，生活堕落，历史上因贪污、搞女人，受留党察看处分，而前冬去春又和保姆发生���性关系，影响极坏；在工作上，一贯严重浮夸，弄虚作假，积极主张“要钢铁不要一切”，平调了大量的农业机械，严重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同时，为了配合路宪文在农村反瞒产运动，前冬去春在全区厂矿、交通运输企业中开展了批判斗争，不少干部、工人被打和罚劳役。“信阳事件”揭发后，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散布“对路宪文处理太重了，信阳不是反革命复辟”等论调。对自已的错误则检查很不深刻。因此，地委认为原来提拔该同志作地委书记处书记就不够称职，现在可以先让下去工作，待问题查清后，再作最后处理。
+
+　　王子祯，原信阳专署副专员，作风恶劣，行政命令十分突出，工作上、生活上稍有不顺他意，就斥责为“无用”、“混蛋”。因而，很多干部都不敢和他接近，严重脱离群众；在工作上，他分工管工业、基建，打着抗旱旗号，向省要物资，长期扣押不报，在基本建设上，没有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设方针，而是错误的另搞一套，违背了中央的正确指示。停职反省后，对自已所犯错误作了检查交待，有了初步认识，但对于“信阳事件”的性质和自已所负的责任认识很差。因此，保留副专员，需下放到基层单位锻炼一年。
+
+　　潘幼耕，原信阳专署副专员，生活上腐化堕落，1953年因强奸妇女，受到党政纪律处分。在近两年内，又和三青团员、右派份子的老婆柳凤兰搞男女关系，并提她为党委干事，还企图诱奸托儿所保育员。在任专署粮食局长时，严重破坏国家粮食政策，利用职权，克扣职工口粮，多吃多占，贪污浪费，长期养活五个无户口又无粮食关系的亲属。据已查实的共计贪污职工口粮2848斤，多吃多占、贪污浪费折款1500多元，在粮食工作上，一贯叫喊农村有黑仓库，加大征购任务，在农村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之时，还扣押统销指标，迟迟不发。明明知道下边无粮食，不但不向上级反映，反而阻止别人向上级要粮食，情节十分恶劣。停职反省中，对自已错误没有深刻认识，推脱责任。据此，地委认为待材料查清后，撤消其副专员职务，现在可先让其到基层工作。
+
+　　孟定功，原西平县委第一书记，在“信阳事件”中，积极地执行了路宪文反动的方针路线，加派征购任务，断绝群众粮食，并且带头违法乱纪，使全县饿死9792人，逼死1742人，打死 748人。对于这样严重的情况，不但对上级封锁，而在运动初期还蒙蔽欺骗，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思想糊涂，工作不实际，作风不艰苦，认为还是较其它县死人为少。在西平问题揭发后，作了检查交待，对自已的错误表示十分痛心，愿意立功赎罪，为党继续工作。据此，瓜任西平县委第二书记。
+
+　　蔡中田，原遂平县委第一书记，在前冬去春“信阳事件”中，提出：“下狠心，下毒手”的口号向群众威逼要粮，对一些公社党委克扣群众口粮的错误作法，不但不制止，还大力表扬赞许，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同时在生活上也大吃大喝。但是对于遂平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恶果应由赵光（地委常委委员，下放遂平县任副书记）负主要责任，同时蔡中田在情况紧张的时刻，下拨了粮食，制止了干部收小锅，向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斗争，办了一些好事，加之对自已的错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态度较好。据此，给予降职使用，似任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
+
+　　弓治英，原平舆县委第一书记，前冬去春错误的分析形势，严重浮夸。写了“郭庄大队闹粮问题真相大白”的反瞒产报告，地委推广了这一报告，在全区发生了极坏的作用，对于一些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党员、好干部，则进行打击迫害，不正确地处理了一部份同志。在新蔡和平舆工作期间都犯有比较严重错误，造下了恶果。同时生活上大吃大喝。但是，他是全区向地委要粮最早的县，同时，在平时工作中，一贯表现尚好，这次管教反省期间，对自已所犯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态度比较老实，据此，给予降职使用，似任平舆县委书记处书记。
+
+　　赵勋远，原潢川县委第一书记。与前任第一书记梁德柱共谋策划，积极进行“反瞒产”活动，并以国家拨给群众口粮作挖出的漏洞粮食向省、地委报喜，亲自住社搞“重点”，致死致残大批群众。在潢川问题被揭发后，还封锁消息，抗拒检查，亲自给各公社布置不准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但是鉴于潢川县前任第一书记梁德柱一直没有离开，前冬今春又是梁亲自指挥。所以潢川县的问题，赵勋远不负主要责任。在管教反省期间，检查认识错误较深刻，态度较好。据此，给予降职使用，似任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
+
+　　对于以上几个同志，我们意见暂时均可叫他们先下去工作，待问题查清后，再作最后处理，可否，请省委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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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信阳地委1961年 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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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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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7/5/00005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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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沿河县（贵州省）监委对阶级异己分子孙明和处分决定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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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明和，男，汉族，现年三十六岁，家庭地主成分，个人地主分子，住官舟公社永祥管理区，一九五六年混入党内，现任永东生产队分支部书记。其罪恶事实如下：
+
+　　（一）吊打群众，逼死人命，对农民进行阶级报复。六○年二月份的一天，有社员孙世明的小孩孙明英到孙明和的蔬菜地上扯几个萝卜吃，孙明和就叫小队长敖祖栋，将孙世明吊在他家的楼柱上毒打，由于孙世明挨打受伤过重，放后不能行走，在地下睡了半天，才慢慢走回家。孙回来后，又被孙明和扣饭三天，没收板子一团，被条一床、帕子二根。孙世明被吊打五天后死亡。同年元月份社员陈洪泽、陈洪恩兄弟二人偷了生产队的一小背红苕，孙明和就叫小队长敖祖栋把陈洪泽吊在仓库毒打，打后又宣布扣陈全家人的饭十天，并没收小锅三口，被条一床，瓷盆二个，碗五个，陈的被条被没收后，无法睡觉，就在红苕洞内睡二夜，第三天死亡。由于全家被扣饭，也造成陈洪恩，陈熊氏饿死。
+
+　　（二）贪污集体粮食。五九年秋，孙明和主持瞒产粮食1700斤，私藏起来，既不办食堂，又不发给群众口粮，而后，以他为主的与小队长敖祖栋等几个干部私分一半，余下的800多斤存放仓库，在社员吃粮少的情况下，任其生虫霉烂。
+
+　　（三）阳奉阴违，破坏食堂，虐待群众。孙明和所在的永丰食堂是形同虚设，他对该食堂会计和炊事员说：“办那样食堂，每天煮两把米，只要出烟应付一下就行”。由于他破坏食堂，使生产队的几十个浮肿病人发展到310人，严重的影响生产，而且病人发生以后，上级指示叫他集中治疗，他抗不执行，同时也不将实际情况向上级报告，社员曾纪才死后，他也不料理安埋，致使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
+
+　　综上所述罪恶事实，孙为什么混进党内破坏呢？经群众的揭发、斗争和深入查对证明，原来孙明和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孙解放前有田170背，土70背，房屋15间，牛栏9间，耕牛4头，长工一个，每年雇请短工八十个，出租田五十背，放价大米五百斤，自己有劳动力不劳动，靠剥削为生。并任伪甲长二年、保队副一年。曾抓兵派款，敲诈勒索群众钱财。个人出身是一个实足的地主阶级分子。解放后，孙明和为了隐瞒自己的反动身分。五一年，他亲自主谋将其家产分为三家。五二年土地改革时，用金钱收买村干部敖祖廷，并拉拢他的侄儿孙龙周（共产党员），同时又用一间半房屋、一口灶锅，一间牛栏收买老帮工曾纪宣。事后，他怕曾纪宣揭露他的违法事实，就威胁曾说：“你讲，不要你参加开会”。土改，这个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分子孙明和被划为“贫农”，充当了我们的所谓积极分子。五六年任初级社的主任，高级社的财务，同年被蜕化变质分子陈掌富（原总支书记现已开除党籍）的介绍混入了党内。六○年七月的农村“三反”运动中，由于窃取了党内分支部书记的职务，竟在一次群众会上宣布说：“富裕农民不准提意见，贫农提意见，再重新划过成分，贫农中也可划地主、富农，贫农中也有反革命分子”等等一些非常反动的宣传，曲解党的方针、政策，一次有三个农民在会上提了意见，他竟诬蔑为“有组织的集团”。孙员孙世贤、周富常揭露了他的罪恶事实，孙即用长期扣饭的手段，每天扣二两，……（下缺）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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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5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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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呈中央三份检讨（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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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1年至1962年8月，吴芝圃先后作为河南省为第一书记和中南局第二书记，对自己在河南省所犯的严重错误作了初步检讨、再次检讨和补充检讨。这些检讨都是向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一定程度地反映河南大跃进造成大灾难的重要主持人的思想轨迹。]
+
+## 吴芝圃的初步检讨
+
+## 1961.01.05
+
+　　1961年1月5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吴芝圃向毛泽东、党中央及中南局呈送了他关于信阳事件及河南问题的第一份正式检讨报告，他称之为初步检讨[内部文件]。
+
+　　吴芝圃说，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这种惨重的损失，主要是河南相当一部分地区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从而对人民群众进行绝望性的政治报复和毁灭性的摧残。河南省委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封建阶级时时刻刻企图复辟丧失了警惕，对打进来、拉出去的阶级敌人疏忽麻痹，又加上在执行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一个大败仗，恶果极大，教训惨痛。吴芝圃说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站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个，占全省104个县（市）的41%；三类社256个，占全县1193个农村人民公社的44%；三类大队10476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在这样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的机会，向农村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
+
+　　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权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于截路、奸污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是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统治的黑暗世界。
+
+　　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万以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单是信阳地区就占一百多万。受灾最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一年来大牲畜的死亡各地已报八十余万头，其余农具、住房的破坏都很严重。在这些地区，斗争的性质已经和一般地区不同，敌我矛盾已经占了主要的地位，已经成了你死我活、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
+
+　　吴芝圃继续说，因为我对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敌人麻木不仁，眼昏心软，束手挨手，以至河南在阶级斗争中打了大败仗。这是非常危险的。假使大的形势上一有风吹草动，这些钻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是曾公开打出国民党旗帜的。想起来真令人不寒而慄。这是河南政治形势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经过主席和中央、中南局负责同志的一再指示，我们才从睡梦中醒来，开始发动群众用革命的手段夺取领导权。同时，河南是全国「五风」刮得最凶的地方，阶级敌人所以能够在河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也就是因为钻了我们疏忽麻痹和「五风」泛滥的空子。灾情、敌人、工作错误三者交织在一起，就使河南人民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造成了大不好形势。
+
+　　吴芝圃说：河南人民的这场灾难，是不是可以避免呢？假使我在工作中不犯严重的错误，肯定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河南信阳地区和类似信阳地区所造成的严重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实际上不但没有避免，而且使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又很久没有得到严肃认真的处理，使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使受灾难的群众的冤枉很久得不到申雪，使党的组织和干部大批的烂掉，原因何在？上边已经说过了，是由于这几年来河南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追根溯源，河南工作中所发生的问题，应该由我完全负责。从我身上来检查原因，除了在执行政策、工作作风上有严重错误外，主要是思想方法上的唯心观点和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在作怪。
+
+　　几年来，我有盲目的急于改变河南面貌，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脑子经常发热，极端缺乏冷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总是主观片面地高估有利条件，轻视实际困难；总是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条件对于主观能动性的限制；总是夸大工作中的成绩和优点，不重视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甚至于把伟大艰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看作轻而易举的事情。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就向我敲了警钟：��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主席还说：建设的进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能勉强。目前我们有一股风，七八级，十级刮风，这股风好，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取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成都会议结束不久，主席又把我叫到武汉当面谈，总希望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对于主席的谆谆教导，当时也觉得恍然大悟，肯定了一年四化不可能，有把空气压一下的必要，但实际上我自己的高烧并没有退多少。后来看到农业生产有起色，群众的干部很大，加上完成了人民公社化，接着又出现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不知不觉地脑子又膨胀起来了。当年麦收后，根据个别的例子，又盲目相信粮食增产一年有翻一番的可能，一直发展到河南小麦放卫星，钢铁放卫星，农产品收购也放卫星，实际上已经是违背常识，离奇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我仍然漫不加察，信以为真，让消息在报纸上发表宣扬，使全国都受到极坏的影响。这是浮夸到了极点。
+
+　　实质上是单凭主观原谅，片面夸大好的一面，脱离实际和违反客观规律的唯心观点。用这种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来指导工作，必然要犯大错，必然会在战术上轻视敌人，轻视自然灾害，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也说会认识不到。许昌地区有一个农民说：「脑子一热，决定一切；脑子一硬，什么都碰。」这两句话为我画像是很恰当的。事实证明，这种浮夸风危害非常大，不但是我们心中无数，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建筑在空中楼阁之上，毫无根据地制定高指标、大任务，也使中央对河南的经济情况不摸底，尤其对河南的农业不摸底。对基层的影响就更加恶劣。两年来浮夸风越刮越大，有一些品质坏的人，就故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少地方发展对上级封锁消息，对群众控制舆论，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地步。
+
+　　吴芝圃说：我的严重的主观片面和在我影响下的河南干部的浮夸作风和弄虚作假的恶劣现象，是河南工作发生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1958年冬季和1959年春季，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密县因生活安排不好和不注意劳逸结合，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现象。豫东因在省委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推广郸城县反瞒产的假现场会议的经验，也发生了规模更大的浮肿病和死人现象。长葛坡胡公社和其他地方还发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这些现象，中央和省委发觉的比较早，制止的比较及时，也在河南党内进行了检查和教育，但没有和反浮夸风和反弄虚作假联系起来。尤其是我没有从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对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查找根源。中央和中南各省的许多负责同志，对河南的工作作风上的错误都有恳切的批评和劝告。对于1958年河南粮食的产量估计过高，本省的同志，我所知道的，省计委、统计局、粮食厅的有些同志，都曾经根据一些调查材料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说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下边有虚报谎报的现象。对于钢铁产量的弄虚作假，也有不少同志揭发。但是，当时我没有能够正视1958年河南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秋季，河南的浮夸风更加变本加厉了，这是因为我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不全面，没有注意防「左」，没有说明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必须防止「五」风的危害，也没有注意到划清右倾保守和实事求是的界限，更没有警惕到下边在反右倾时所发生的违法乱纪现象。
+
+　　吴芝圃在分析自己的脑子很久冷不下来，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很久纠正不过来的原因时说：这是与我存在的严重的个人主义分不开的。有些卫星和红旗，我明知道是假的，或者知道有一部分虚假，但总是不肯严肃地揭穿和尖锐地批判。如1959年禹县钢铁产量，虚报的数目很大，有好几个同志揭发，我不但没有采取认真批判的态度，反而加以放任纵容，就使这个县弄虚作假的风气越来越严重，结果坏了一大批干部。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发生在1959年冬季，我既不能及早察觉和制止，在1960年3月发觉固始、潢川有浮肿病和死人的严重现象之后，又不能采取断然的手段加以处理，迅速扭转局面。我对于信阳地区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就是这个地区在粮食、钢铁、人民公社等方面都当过红旗，惟恐把这个地区搞���了，尤其是不愿意使这个地区垮掉。因此一再迟疑，舍不得将这个烂疮揭掉，结果使其越烂越大，直至体无完肤。
+
+　　吴芝圃认为，河南省1959年秋季之后，违反党的政策最严重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重新大刮「共产风」，第二是重新反瞒产。在重新大刮「共产风」方面，1959年河南省平调约七亿元左右，实际上会比这个数字大，可能与1958年的十一亿差不多。单大办水利一项就平调了三亿三千万元，占平调第一位；发展社有经济平调了二亿四千多万元，占第二位。在重复反瞒产错误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则更为严重。搜刮粮食，剥夺了人民群众的吃饭权力，简直是要命。信阳地区反瞒产达半年之久，造成了极为悲惨的局面。其他地区反瞒产反得凶的，也造成了同样的恶果。凡是反瞒产时间久的地方，都是干部违法乱纪、打人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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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说：由于我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和执行党的政策上的「左」倾冒险，也就在执行党的政策上发生了偏差，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犯了重才轻德、偏听偏信的错误。最大的偏听偏信，是我喜欢干劲大，好提高指标、大任务，在做法上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却有华而不实的同志，对于这样的同志的意见我听进去的多；我不喜欢估计有利条件少，强调困难多，提的指标少，但实际上比较稳重和能够实事求是的同志，对于他们的意见我听的少，甚至于完全听不进去。因为自己搞了菩萨自己拜，自己有了框框，就流于自以为是，刚复自用。信阳问题在1960年三、四月分逐步被揭开，省委的绝大多数同志当时固然弄不清情况，更没有像现在这样认识清楚了问题的性质，但对于严重程度的估计和对于干部处理的具体办法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同志主张对路宪文要严厉一些。但因为我对信阳工作和路宪文有了固定的印象。有惟恐把这个地区搞垮的顾虑。因此，我当时不主张马上处理路宪文，甚至在路宪文蜕化变质的真实情况被揭露以前，我都不主张处理路宪文。我这些想法和做法实际上是姑息养奸，包庇和纵容了坏人坏事。
+
+　　吴芝圃最后说：由于我对工作成绩估计过大，对河南的政治、经济和党的组织等情况估计过好，就产生了自以为是、盲目乐观的心理，认为河南不至于发生大的问题。不仅对1959年的灾情没有警惕，对干部蜕化变质，组织不纯的严重情况，更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信阳地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全区十六个县（市）都是三类县（市）。从原信阳地委起，全区党的组织基本上都烂掉了，真正好的纯洁的支部，占的比例很小。河南其他地区，组织不纯的情况也是很严重的。单就县一级来说，全省已经烂掉的县（市）委第一书记就有三十二个，烂掉的县（市）委书记处书记就有一百多个，这种教训实在沉痛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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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的再次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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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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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8月1日，吴芝圃向党中央、毛泽东及中南局呈送了他的再次检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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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说：近几年来，我在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虽然曾经作了初步检讨，但对于错误的认识是很浮浅的，是应该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步加深的。最近，更加感觉到我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
+　　一是1958年以来，河南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违背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方针，采取了不看农业实际情况，不顾农民死活的靠剥夺农民来无限制大办工业的办法。虽然口头上也说农轻重，而实际上是重轻农；口头上也说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而实际上是工业腿过长、农业腿过短的铁拐李式走路。这样做的恶果是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损害了农业的生产元气，造成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调。
+
+　　二是在党内几次反倾向斗争中，都进行了机械过火的斗争，使一部分同志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受到了委屈，伤害了感情，在干部中普遍产生了「恐右病」，窒息了党内的民主，破坏了党内的团结。河南在反倾向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我应该完全负责任。几年来，我机械地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反右倾反得越深越透，越能够打破障碍，对社会主义建设越有好处。这种「左」倾片面的想法，使我在反倾向斗争中脱离了实际，违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反对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把问题扩大化了，对潘、杨、王等同志没有区别对待；没有警惕到会影响原来平原省和河南省的同志的团结问题（没有从承认山头和照顾山头出发）；尤其是不应��把党内问题拿到群众中去辩论，以致产生了不少的副作用和坏影响。在传达庐山会议决议的时候，机械地理解了反右倾，把凡是与彭德怀类似的言论，都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结果，把一些实现求是的同志批判为右倾保守或严重右倾，特别是把对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等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斗争方式上，一般是机械过火，不少地方发生了违法乱纪现象。河南的盖子被揭开以后，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时，由于对具体情况没有进行具体分析，界限很不清楚，不少地方把「五风」严得的错误当作敌我矛盾去对待，以致打击面过宽，使党内党外都震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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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接着说，在这次反倾向斗争中，由于我的「左」倾片面的指导思想在作怪，这分不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分不清「左」
+
+　　和右的界限，即是分不清是非界限，这样就必然使河南全省在反倾向斗争中发生严重的混乱现象。并且对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持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态度，把错误扩大化。以致使许多同志受到了委屈，使党的事业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我每一念及，都感觉内疚深重。
+
+　　吴芝圃沉痛地说：在河南，要认真贯彻执行六十条，彻底纠正我所犯的剥夺农民、脱离农民的错误，就必须首先贯彻执行5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被批判错和被处分错的同志要彻底平反的指示。除省委已经决定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甄别处理外，我下定决心就几年来反倾向斗争的惨痛教训，作严肃认真的检讨，向河南全党同志做自我批评，并且向在反倾向斗争中被批判和受打击的同志赔礼道歉。同时对于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犯了机械过火斗争错误的同志们，也必须由我挑担子，使受委屈的同志的气慢慢平下去，使在反倾向斗争中犯错误的同志的思想顾虑也能够解除掉。我必须在长期的实践中，表现出真正能够改正错误，真正有团结所有同志的真心诚意，然后才能够起到加强党的团结的目的。
+
+　　1962年5月，吴芝圃调任中南局第二书记。在上任十天后，16日给省委常委各同志写了一封信。
+
+　　吴芝圃在信中说：我来中南局已经十多天，尚未开始工作，打算等陶铸同志回来听传达后，即着手再清算一下自己的错误思想，并从头做些调查研究，把脑筋整理一下，好在当前还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尽自己力所能及做一些工作，以弥补由于自己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于万一。我的错误给河南人民造成了灾难，使许多忠实于党的同志含冤受屈，使新到和留在河南工作的同志遭遇到难以想像的艰苦和困难，这些，使我每一念及都汗流浃背。但一转念间，又觉得调整后加强了战斗力的省委，经过一个时期的惨澹经营，是一定能够战胜灾荒，扭转局面的，多灾多难的河南人民是一定会苦尽甘来的。
+
+## 吴芝圃的补充检讨
+
+## 1962.08.26
+
+　　1962年8月26日，吴芝圃在中南局工作一段时间后，向党中央、中南局及河南省委递交了补充检讨，对于自己在河南的工作，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反省，以思想认识的发展为派络，勾勒出在1958年以来的错误由小到大，直至1959年秋到1960年春的极为严重的错误的基本轮廓。
+
+　　从1958年到1960年，吴芝圃分别在《红旗》、《哲学研究》、《中国青年报》、《中国学刊》等报刊上发表了〈由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论人民公社〉、〈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大办钢铁与农业机械化〉、〈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等一系列文章，在国内的影响很大。
+
+　　吴芝圃说，对于过去的错误，我虽然做过几次书面和口头上的检讨，但感觉很不够。最近我又翻看了我在过去几年中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尤其是1958年秋季的言论，这些言论突出地表现了我当时的错误观点，现在特把最主要的摘录上来加以清算，作为我的补充检讨。
+
+　　吴芝圃说，在1958年的秋季，我的脑子热到了顶点，这时我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难以想像的程度，完全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我曾经说：「在这样一年多以来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信心是愈来愈强了，胆子是愈来愈大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怕自然灾难、怕统治阶级、怕帝国主义的畏怯自卑心理是一扫而光了。他们敢想、敢干，认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这些话要从字面上看起来还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我把当时荒唐到无边无沿的小麦卫星、钢铁卫星欲信以为真，把河南1958年��食总产量的庞大数字信以为真，认为农业和工业都可以成倍、成多少倍地增产，认为是「从平地上陡然冲破九重云霄的大跃进」，公开在报章杂志上鼓吹宣传，而且根据这种由自己的主观愿望所造成的自欺欺人的假象，去决定政策，制定计划。什么粮食政策上的高征购、反瞒产；什么在社员生活上实行「八包」、「十包」的供给制；什么麦子亩产千斤省，以及在三五年内实现农业上的四化打算，都是在这种脱离实际的基础上制定的。
+
+　　吴芝圃说，当时之所以这样荒唐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强调大跃进的速度，是以几点错误观点为根据的：一是把1958年河南水利工程的成绩估计得过高，认为可以灌溉全省耕地面积的94%。这就造成了水利已经基本过关、可以保证农业可以大量增产的错觉；二是认为重工业发展了，很快就可以把农业武装起来，使农业走上机械化、现代化的道路。曾经说：「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也就可以计日而待了，用不了二十年，也用不了十年，而是三、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三是认为自然灾害已经不可怕了，说「河南人民在胜利地和自然打了这个大战役以后，是从多年来被水旱灾害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局面下解放出来了，他们已经由自然的奴隶，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在这样水利已经基本过关、机械化不及可以实现和天灾已经不可怕的错误观点上，得出粮食很快可以过关，一切事情都可以放手大办的结论。
+
+　　吴芝圃说，在改变所有制方面所犯的错误，和在发展工农业生产，进行基本建设方面所犯的错误有同样性质，而且变方面是互为影响、互为助长的。那时，总觉得集体所有制规模越大越好，由集体所有制转全国所有制越快越好。曾经撰文说：「人民公社建立起来以后，就进一步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民公社有更大的抵抗自然灾害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威力。」「有一部分社已经实行供给制，有的实行粮食供给制，经济条件最优越的社，正在实行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确定供给标准，实行七包，即对人民公社全体人员的吃饭、穿衣、居住、生育、教育、看病、婚丧等生活需要的部分，均由公社供给。」这就是过高地估计农民的觉悟程度，过早地一笔抹煞农民个体的积极性，而且完全忽视中国农民经济落后和缺乏农业机械化的特点，而过急地完全取消农民的家庭副业，把农民经济生活限制得毫无机动的余地；在未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即把人民公社的规模搞得这样大，实际上是大集体、小全民；这样过早地实行把农民生活几乎都包起来的供给制，实际上是按需分配，是集中起来吃大锅饭。这些都是超越了现实可能性，都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不利，是在改变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方面要求过高过急的错误。
+
+　　吴芝圃在谈及改变所有制方面出现错误的原因时认为：一是军事共产主义的观念。曾经著文说：「人民解放军实际上是武装起来的农民。这支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后来发展到几百万人，创造许多大片的根据地，获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河南人民公社，不但普遍实行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到处盛行社会主义协作。」「各地普遍采取大兵围作战的方式进行劳动，真正做到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当时觉得人民公社的许多具体办法都是中国革命战争中人民武装的优良传统在农村的普遍化，实质上是认为军事共产主义在农村中是可行的，认为中国农民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提早实现。二是认为农业很快过关，不但实行最低限度的粮食供给制或伙食供给制有物质保证，还可以有物质力量多劳多得，可以刺激劳动积极性，不至于流于单纯的平均主义。
+
+　　吴芝圃最后说，我既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真理，又把这些东西作为框子，作为标准去衡量一切，合乎这个标准的就是正确的，不合乎这个标准的就是错误的。尤其是庐山会议以后，竟然把应该纠正的缺点和错误也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如大办钢铁、大办食堂等，有人反对和怀疑，便认为是大逆不道，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愈来愈「左」，毫无分寸，毫无止境地来反右倾。我这样「左」倾冒险的想法和做法，不但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欲速则不达，欲益反损，而且对于纠正党的右倾也很不利，更为党内滋长「左」倾思想创造了条件，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由于我在河南所犯的错误，不但增加了全省人民的困苦，使许多同志受到冤枉，而且把许多好同志带到错误的道路上了，实际上也是使他们受冤枉。因此，最近几年河南党的组织所犯的错误，我应该完全负责。
+
+　　吴芝圃在省委的检查中，曾承认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对我处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他并未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只是、降职调动。这位生于1906年，十九岁就加入中共的第一代高级干部的结局，也许比他手下那些因信阳事件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地委县委书记们来得更早；在事件后的第六年，1967年死于广州，终年六十一岁。文革初期，他在四川。河南造反派揪吴回河南批斗，为大饥荒死难者复仇，称他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死后，周恩来四点指示，要为他开追悼会，都被造反派干扰，未能实现。文革后，1979年1月邓小平主持吴芝圃的平反昭雪大会，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的优秀党员，称赞他为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贡献了一生。
+
+　　来源：乔培华《信阳事件》，开放出版社，2009年。

CCRD/2/7/5/000058.txt

@@ -0,0 +1,21 @@
+# 中共沿河县监委对杨光发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杨光发，男，现年五十一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当兵，原借四川省酉阳县丁市区人，五七年入党，五九年任幸福大队分支书，解放前四七年在沿河来招亲被国民党拉去当兵，四八年解放入伍，五二年复员回家，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1）六○年二月社员田永必（小土地经营），因宰杀耕牛，被杨光发发觉，吊在食堂内进门毒打，当即把田永必的尿屎打出，用扁担、柴棒打的（扁担、柴棒均已打断）；田永必身受重伤，不能行走，又把其全家搬到刺竹弯去坐，不给饭吃，十多天即死了。
+
+　　（2）六○年二月（古历腊月）社员崔光应（中农），在难关时将耕牛杀来吃，被杨发觉，并亲手将崔吊起，用柴棒毒打一顿，当时把崔打残废，并叫崔光中押送乡公所，乡里见人受重伤，叫其回家，回家后三天即死了。
+
+　　（3）五九年腊月间（古历）社员肖兰英在水利上因无粮食吃向田茂远请假回家，杨不给饭吃，肖便背着背兜进城，走在肖家坝碰着杨光发，当即被杨光发踢了几脚，倒在地上，杨便走了。
+
+　　（4）吊打群众，克扣粮食。被吊的有玉蛮、崔兰英、肖士荣、田世六、王南全、田南英、田贵现等人。
+
+　　（5）翻箱倒柜，没收群众财产计十家。
+
+　　（6）贪污粮食430斤（米票），现金188元7角。
+
+　　根据以上错误事实，杨光发的违法乱纪是严重的，但在这次运动（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59.txt

@@ -0,0 +1,21 @@
+# 中共沿河县（贵州省）监委对魏荣举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魏荣举，男，现年二十二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学生出身，高小文化程度，沿河县城关公社新祥管理区人，五九年入党，六○年任下坝乡干三个月，现任龙塘分支部书记。其错误事实如下：
+
+　　违法乱纪，逼死人命
+
+　　（一）五九年十二月，魏荣举怀疑贫农熊春和偷地主熊万乾女儿熊必英下装一件，熊春和不承认，魏荣举为此叫地主熊必英搜查熊的家庭，同时又把其身上的衣服脱光，然后进行捆绑，用木棒毒打一顿，打后，扣饭五天，逼使熊春和为了生活逃往塘坝，结果死于半路。
+
+　　（二）五九年十一月，贫农肖太平偷国家粮食100斤，魏荣举知道后，与社员肖翠芝等人将肖太平家中搜查一次，并将搜查出来的80斤粮食拿回家中，同时又将肖太平捆绑二天二夜，毒打一顿，当即把双手吊断，肖由于受作过重，被魏荣堂管押五天，后释放回家死在半路。
+
+　　（三）六○年元月二十五日，贫农肖国智因病不能出工，魏指使食堂会计扣饭二天，肖两天不得饭吃，加之生病，第三天就饿死了。
+
+　　（四）六○年三月初，魏细蛮因病不能出工，魏荣举叫食堂会计扣其全家口粮七顿，熊饿不过就代其女儿魏月香于三月十日偷了他家放在地主家的红苕几斤来吃，魏荣举知道后叫其父亲万金将两吊打一顿。三月十二日该两又偷了魏万金家大米三斤，魏荣举又指使民兵魏来汉将其吊打一顿，魏月香因受伤过重，当天就死了。
+
+　　综合以上错误事实，魏荣举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已经违犯党的纪律，为此，经研究决定，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60.txt

@@ -0,0 +1,27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黎术福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黎术福，男，现年28岁，汉族，家庭中农成分，个人学生出身，高小文化程度，沿河县城关公社中南管理区人。
+
+　　解放前读书和务农，解放后任中南管理区财干，中共党员，现任高穴管理区分支书。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1959年在中南管理区工作时见到联合食堂社员经常在食堂烤火，黎就用棒棒乱打，联合食堂251人就被打的有100多人。
+
+　　2，59年冬，联队社员张时源因生活较困难，逃至婺州，被黎派人拉回来，扣押在管理区日夜背砖二天病了，黎强迫张时源背菜到中岭山水库。
+
+　　3，59年官舟群众赶淇滩场路过中南，黎经常组织青年拦路搜查，凡有食物能吃的收起来与黎春喜等人私吃了，从而造成人心不安。
+
+　　4，59年中南组织卫生连100多人，后经简减为35人，而实际经常只有三、五人，但黎仍按35人冒领粮食计套购3000多斤。
+
+　　5，爱华队社员胡年青生小孩，59年冬天杀一只自养羊子作座月，黎硬以胡以乱宰牲畜为名，将羊肉全部没收私吃。
+
+　　综合以上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在工作一惯不顾党的政策，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为了教育其本人，经县委批准，在党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
+
+　　1961年5月1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61.txt

@@ -0,0 +1,15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冉崇清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冉崇清，男，现年37岁，汉族，家庭中农成分，个人务农出身，城关公社中南省管理区人，中共党员，现任中南生产队大队长。其错误事实如下：
+
+　　该同志于59年11月发现王家岩小队社员冉崇书和张永惠两人将自养的小黄牛杀吃，不分清是非，一律以破坏耕畜发展的恶名，将冉崇书父子两人进行吊打，由于受伤过重，第三天冉崇书就死了。
+
+　　60年春为少数社员不爱护公共财产，而被冉崇清亲手吊打的有38户，翻箱倒柜149户。
+
+　　综合以上错误事实，冉崇清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违犯党的纪律，但念在整风运动中，本人表示愿意悔改，为此，为了严肃党纪，经县监委4月28日研究决定，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1961年5月1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62.txt

@@ -0,0 +1,15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吴庆永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吴庆永，男，现年53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务农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獭管理区石坝生产队人，解放前三七年参加冬防训练一月，40年至44年在乡自卫班当兵，同年加入哥老会，当兵期间抓农民田丰财当兵，解放后于52年任互助组长、社主任，五八年入党，现任分支部书记。其错误事实如下：
+
+　　59年腊月间，六小队社员田贵昌将生产队30斤重的小猪一头杀吃，被田永永知道后，将其送石坝集训五天，不给饭吃，集训期满，放回去就死于半路。同月贫农社员田贵礼偷生产队10斤红苕，也同样被吴送去集训十天，不给饭吃。60年正月贫农社员田贵方因偷生产队稻谷种150斤，被吴庆永指使青年吊打一次。60年正月社员田丰政因偷生产队的罗卜，被他吊打后现已残废。前后被吴庆永亲手和指使吊打的计三人。
+
+　　60年上半年共贪污生产队的粮食420斤，油20斤，在4小队翻箱倒柜30多户
+
+　　根据以上错误事实，经研究决定，党内给予撤销支部书记职务，交出赃款。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1961年5月1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63.txt

@@ -0,0 +1,21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张茂香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张茂香，女，现年45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解放前务农，解放后历任妇女代表、社主任、生产队长、大队分支书等职，于60年三反时，因贪污、违法乱纪被撤销大队分支书职务。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逼死人命三条：
+
+　　（一）60年2月，贫农田永荣，因女儿田世容从杨家迁回崔家坝居住，随带户口和粮食迁移手续，支书张茂香无理拒登户口、拒发口粮，田永荣只得五口人的粮食六口人吃，后来田永荣患了浮肿病，加上饿饭死去。
+
+　　（二）59年8月，田永汉因偷了队里的蔬菜，张茂香便指使其田永绪、崔光华扣饭半月，并罚田永汉桐卷子40背，加看水牛一头。张茂香指使田永绪、崔光华吊打扣饭，终于死去。
+
+　　（三）59年腊月，田世方之爱人崔梅偷了队里死牛一头，被田永绪发觉后吊打，张茂香暗地指使田永绪先后吊打过五次，打后又扣饭，就死去了。
+
+　　二、违法乱纪，贪污粮食620斤，偷盗粮食238斤，指使田永绪、崔光华曾吊打过六人，翻箱倒柜41户，占崔家坝49户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宰杀山羊五头。
+
+　　综合以上错误事实，其情节后果严重，已经违犯党纪，为此，经研究决定，给予张茂香撤销分支部书记职务，交出赃款。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1961年5月1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64.txt

@@ -0,0 +1,33 @@
+#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贵寿违法乱纪的处分
+
+　　田贵寿，男，32岁，汉族，文盲，贫农成分，个人务农，沿河县城关公社黑獭管理区大溪生产队人，1948年当保丁，解放后历任过民兵队长，1957年入党，57年当生产队长，59年至60年任生产队支部书记。
+
+　　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同案人田贵泽）
+
+　　（一、吊打群众逼死人命：）
+
+　　1，1960年元月，田月成因无粮吃，到城里去讨饭，被田贵寿知道了，叫田云香抓回去，白天强迫劳动，晚上用戽斗关起，一直关了一个月，关死在戽斗内了。
+
+　　2，1960年2月六小队田贵武逃荒回家，被田贵泽、田贵寿知道后将田贵勋捉来用戽斗盖了20多天。
+
+　　3，田贵泽、田贵寿共同商量将田金钗开除食堂10天，田金钗无粮食5天就饿死了。
+
+　　4，60年2月间，田永成因饿吃了大队的红苕，被田贵泽、田贵寿吊死在队委会当门的梅子树上。
+
+　　5，被田贵泽、田贵寿吊打的社员有50多人，如侯春兰、田贵英等。
+
+　　6，抄家的有40多户中，张树容因偷菜2斤，罚款21元，田贵友偷菜80斤，将田贵友的财产被田贵泽、田贵寿两人叫青年队的？？掉，没收有锅一口，被条一床，箱子一口，衣5件，胶鞋一双，布两启，又抄田贵金家，没收被条两床，帐子一笼，皮箱一口等。
+
+　　二、虚报人口，套购国家粮食，和克扣社员口粮，贪污队里现金。
+
+　　1，该队实有社员1400多人，虚报为1566人，从中田贵泽、田贵寿与其队委委员进行私分。
+
+　　2，田贵寿58年贪污管理区交来的现金从中贪污50元，后扣克社员的工资每个社员一角来填补，又田贵寿贪污现金37.22元，盐瓶一个，洋瓷盒一个，又贪污大队没收的财产，有两床垫单，一床毯子，毛巾7根等。
+
+　　撤销支部书记职务，察看一年
+
+　　 61年5月2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65.txt

@@ -0,0 +1,2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贵泽违法乱纪错误的处分
+
+　　田贵泽，男，31岁，汉族，中农成分，个人务农，住沿河县城关公社，黑獭管理区人，1954年参加工作，1956年入党，历任乡干、乡总支付书记等职，现任付乡长。
+
+　　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同案人田贵寿）：
+
+　　一、 打人、吊人逼死命案
+
+　　1，1959年古历腊月14日，田永光之子田贵云，在队委会当门偷吃队上下的红苕种（晚上），被田贵泽看守红苕发觉，亲手用斛斗将田贵云盖住，于当晚就闷死于斗内，死后亲手将田贵云拖去丢在河坝里。
+
+　　2，1959年粮食紧张时，大溪小队队长袁启武将食堂下放到户，被田贵泽、田贵寿发觉，追问原因，当即田金钗（贫农）在旁答应了两句话，“粮食在食堂也是吃，在户也是吃”，说田金钗调皮，于是两人（田贵泽、田贵寿）商量决定开除田金钗出食堂不给粮食，并宣布“谁收留田金钗进食堂就逮捕谁”，田金钗因无粮食5天就饿死了。
+
+　　3，1960年2月，袁启良偷牛肉、杀羊子，被田永忠发觉送队委会（大？），田贵泽叫田永忠将袁启良吊在队委会当门电杆上两昼夜，放回家两天就死了。
+
+　　4，1960年初，王书香因没有粮食吃，又有病，饿得难受，便到队委会去找田贵泽、田贵寿要饭（当时田等正在开私锅煮饭吃），被田贵泽、田贵寿毒打一顿，抓出门外昏倒在地，后别人背回家去，当晚就死了。
+
+　　5，田永吉、田永农等杀羊子二只，当时被发觉弄到队委会去，田贵泽叫田贵勋用羊耳索把田永吉吊一顿，被田贵安放了，次日早又将田永吉弄来吊起送到集训队去劳动，放回来五天就死了。
+
+　　6，被田贵泽、田贵寿打吊的到50多人，抄家的40多户。
+
+　　二、贪污：田贵泽、田贵寿等共同克扣社员粮食进行开私锅，其中田贵泽贪污大米1002斤，牛肉30多斤等。
+
+　　开除党籍和工作籍
+
+　　（61年5月2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66.txt

@@ -0,0 +1,2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杨平昌所犯错误的结论
+
+　　杨平昌，男，32岁，家庭成分贫农，个人出身农民，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杨寨生产队人，解放前读两年小学，1946年在黑水乡当伪乡长一年另四个月，49年解放前夕匪首魏延安委任匪分队长未到职，解放后历任互助组长，初级社副主任，小队长，杨寨队长，54年入团，58年退团，三反后被撤去小队长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核对结论如下：
+
+　　一、违法乱纪，吊绑九人（其中亲手吊绑三人，致死一人，指使吊绑6人，致死1人），扣饭饿死二人。
+
+　　1，1959年冬月间，贫农杨昌祥偷队里红苕20斤，被杨发现后，杨平昌和社员杨胜才用棕绳吊绑，杨平昌随即毒打一顿，并扣饭三天，杨昌祥被打后半死，该员就指使地主杨胜仁和社员杨光后挖坑活埋了。
+
+　　2，1959年冬月，贫农杨光后偷了红苕30斤，该员指使地主杨胜仁，富农杨胜贵吊绑后，负伤过重死去。
+
+　　3，1959年冬月，贫农杨胜友因病不能出工，杨平昌逼迫去黑水管理区捶石子和去盖上挖蕨根，并连续扣饭三天后死去。
+
+　　4，1959年冬月，贫农杨光汉因病不能出工，杨平昌逼去挖蕨根，发给杨光汉挖蕨根期间口粮，在蕨根山上被地主杨胜仁偷吃，杨光汉回家后没有口粮，被该员连续扣饭五天后饿死。
+
+　　5，亲手吊绑2人（田世树贫农，杨翠二贫农），打过一人（杨文昌中农），指使地主杨胜仁，富农杨胜桂，吊绑五人（杨昌料贫农，杨光怀贫农，詹荣科小土地出租，田冬香贫农，崔树霞贫农），其中贫农崔树霞右手被当场吊断残废。
+
+　　二、翻箱倒柜，亲手翻家12户，其中贫农6户（田丰香，杨昌权，杨昌科，杨光怀，田兴弟、田世树），中农三户（杨文昌，杨树香，杨昌福），富农二户（张贵花，杨胜贵）地主一户（杨胜利）。
+
+　　三、贪污盗窃粮食共769斤。
+
+　　该犯态度极不虚心，对其揭发群众公开吓唬说：“这一下个个整我，过了这段又看上我的火色。”社员代表杨昌群等夜晚不敢出门，怕他马刀行凶。上述错误严重，性质实属坏分子。
+
+　　建议公社给予撤职处分
+
+　　 6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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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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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6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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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赤水县监委会对违反乱纪分子梁子明的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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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子明、男、34岁，汉族，赤水县复兴公社凯旋管理区人，贫农出身，农民成分。解放前务农，1948年起当保丁二年，解放后1950年在我区队当兵三个月，1951年起历任农兵队长，治安委员，副村长，民兵副队长，人民代表，农业社主任，生产大队长等职。1959年入党（60年农村三反中已撤掉队长职务，取销预备党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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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错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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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59年反瞒产中，同住队干部管理区主任黄良均，不加分析，将中农梁齐辉、梁树智、梁则民、王汝贤等八户戴上富裕农民帽子，进行捆绑斗争，并没收家庭财物。其中肖文英家因东西被没收，无法生活，迫使其小孩梁位清进行偷摸，该员得知后，将肖文英母子二人进行吊打。同年腊月初三，以生产小队长梁雨开（该员兄，已病死），副队长周全安（已死），会计梁云航为首，勾结地主王文庆（已死），偷杀生产队集体喂养肥猪一头分吃，假报被盗，梁子明随即进行追查，未获结果。同月28日上述三人将生产队的红苕偷吃120多斤，又伪造被盗假现场，诬赖是社员李志敏、梁树伦、梁树仁、黄昭民、梁树梅、兰世英六人偷的，向梁子明报案，梁子明不加调查，即指使梁雨开、梁云航、梁子伦三人将上述六人捆到队管会吊打三个多小时，估逼承招，梁树伦、梁树仁二人在严刑逼供下，假供还有梁业清、汪德荣在场，梁子明即派梁子伦将汪德荣捉来捆吊，半夜栓在木桩上，后挣断绳子脱逃，行至向阳平南竹林死亡。其余六人吊打后，关在队管会反省，梁树伦被活活关死。1960年正月初二日，梁子明又指使小队长贾树林同梁业清捉来队管会亲自吊打，驾“地爬子”，五天死亡。妇女黄昭明被吊手杆吊脱，造成残废。该员为了贪污队里财物，拿回家不被发觉，而采各种方法对其嫂袁德容和袁的两个小孩施以毒打，曾将梁的侄儿梁树林的头部打伤。1960年古历九月初八日早上，袁德容在饭后未将灶火扑灭，即上山干活，不慎造成失火，将房子烧毁，袁为避免毒打，带着口粮，被条回家躲避，半月后返回大队，梁子明得知后，认为袁德容有意纵火烧房，于十月十三日在大榜食堂将袁一阵拳打脚踢，用刀背毒打，全身打成青红伤痕，十五日又被看员梁位宾将其一斤多大米拿去，袁德容由于身有肿病，加上被打受伤，挨饿受冻，于十八日死亡。
+
+　　二、该员一九五六年任农业社主任兼财务委员时，贪污挪用集体公款60多元，60年3月贪污克扣社员口粮大米9斤，糯米2斤，牛肉12斤，菜油一斤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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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梁子明在工作时，利用队长职权，任意捆绑吊打群众，非法搜查没收群众财物，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直接致死人命四条，吊残废一人，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群众切齿痛恨，以求严办。为此，经县委1961年元月22日研究，结论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为了维护国法，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挽回不良影响，决定依法逮捕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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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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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6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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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田茂远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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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茂远，男，现年27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学生出身，城关公社复兴管理区人，1953年参加工作，1958年入党，历任总支付书记、乡干等职，现任幸福坡分支部书记。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60年正月初四晚上，小土地出租田贵高，因宰杀耕牛一只，被田茂远知道以后，立即召开群众会斗争，斗争中他亲手将其衣服、裤子刮光，然后再进行绑吊打，连续打了二个多小时，当即把田贵高打得鼻口出血，放下后已不省人事，打后田贵高扣饭二天，第三天初七就死了。其爱人崔廷香为此也被毒打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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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年初因病不出工和小偷小摸行为而被他吊打的社员有冉翠弟、张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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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错误事实，经研究决定，党内给予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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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196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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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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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6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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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阜南縣龍王公社唐莊大隊党支部關於馬士娥錯誤的報告（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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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士娥为安徽省阜南縣龍王公社唐莊大隊的食堂負責人、中共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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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錯誤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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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年冬和又年春，由於嚴重自然災害，農業生產失收致使59年農村缺糧、斷糧，廣大社員群眾處於極困難之際，雖然政府撥給大批糧食，但是來不及調運，在這種嚴重困難情況下，馬士娥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不僅不能關心社員疾苦，反而與壞幹部曾繼寬等混在一起，偷吃偷喝，翻箱倒櫃，掠奪社員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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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政府撥下來大批糧食後，生產隊恢複食堂，馬士娥掌握東頭食堂，進行偷吃偷喝，60年春節之際，每人一斤麵，結果每人隻發四個餃子三個圓子，剩很多餃子，結果未發給社員就沒有了，她家小孩吃的肚子脹的往外吐，吐出來的餃子又被別人家的孩子拾起來吃掉。她在掌握食堂同時，她女兒住在本社西頭，家裏是富農成分，馬士娥把她女兒搞來燒鍋做飯，偷吃偷喝，社員家餓死人很多，他家一個人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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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年冬，社員曾慶祝娘家挖點菜，家裏原來曬點紅芋葉子及棉花，馬士娥不顧社員濟困，隨同壞幹部曾繼寬（支部書記）一道將菜及棉花全部搞到連部去，曾慶祝娘被曾繼寬吊後回去沒有吃的四五天後死去了（那時未開食堂），雖然不是馬士娥責任，但其參與一夥搜掠社員渡命東西，其錯誤性質也是極其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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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員王家錢家九口人，死了七口人，剩下兄妹兩人，因浮腫搞不動茅草，或達不上任務，馬士娥同代廣巨經常扣他的飯，一頓扣一碗或兩碗，有時甚至全不給，據廣大社員反映，代廣巨扣飯大都她出的主意，代廣巨執行。馬士娥本人不出麵，不打飯。馬士娥雖然未直接扣過，但民憤很大。在曾繼寬掠奪社員曾慶祝家豬肉、代學謙家豬肉、郭鳳英家豬肉，每次她都在吃，不僅在食堂偷吃偷喝，同時同壞幹部曾繼寬一起將社員東西掠奪來進行吃喝，不顧社員疾苦，完全喪失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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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网络所载档案材料。

CCRD/2/7/5/00007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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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罪恶全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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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山县委办公室主任、万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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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党的正确英明领导与亲切教育翔下，虽然在各方面有了一些提高，为党为人民作了一些工作，但是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个人在组织上离开了党、离开了人民，缺乏应有的党性锻炼，在思想上缺乏深刻地、彻底的自我改造，陷入了蜕化变质，因此，自一九五八年以来连续犯了几个重大原则性的错误，直至发展到在前冬去春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作出了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了滔天罪行，给党的革命事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下不可弥补的损失和毁灭性的破坏。现将我的几个主要罪恶与错误事实向党向人民作如下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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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冬去春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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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虚夸：将一九五九年这个灾年，虚夸为丰收年、大丰收年。一九五九年秋季，罗山的农业生产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英勇顽强和坚持不懈的与干旱作斗争，终于战胜了旱灾，获得了一定的收成。这是肯定的，也是罗山有史以来所没有的。但是八十多天不下雨，也是罗山一百多年以来少见的。在那种干旱持续了八十多天的情况下，加之水利条件的不同，抗旱能力的不同，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不同，造成全县性的因灾而减产欠（应为“歉”-编者注）收，在罗山已经成了客观事实存在，这是任何人也不能不论的真象（应为“相”-编者注）。可是我确（应为“却”-编者注）反动的歪曲这一事实真象，想让上级说罗山是大跃进年，是大跃进地区，抗旱成绩巨大，领导有方，因此我在当时不仅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相反的，还大喊大叫罗山抗旱成完（应为“绩”-编者注）巨大，全面丰收，不仅是丰收，而且是大丰收，五九年的粮食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还增产15至20%，夸大抗旱成绩。在这种反动的思想指导下，我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以前，积极主张将全县的秋季粮食产量定为四亿二千万斤（据现在落实为二亿斤），同时，我为了在全县干群中灌输我的反动的丰收毒素，煽起下面的虚夸，我亲自创刊了一个所谓“丰收简报”，登载一些假的丰收材料，迷惑全县干部和群众。为了实现我的幻想--人人都说丰收，因此我便在年成上喜听丰收，不愿听受灾减产；在产量上，喜听高的（实际上是假的），不愿听低的（实际上是真的）。同时，我还为了蒙哄上级，骗取荣誉，在出售公余余粮上，也是愿意超额，不愿意完不成，夸大工作成绩。更为严重的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省民政部门发下的灾情统计表，叫县民政科如实的统计上报，县民政科的同志找我两次，我都说“罗山没有灾情，纵有点灾情，现在也不是私有制时，现在公社化了，有点灾情，公社、大队统一核算，也没有什么问题，咱也不需要上级救济”等等。试等（？）第三次民政科李宏献找我说：“灾情表省里几次电示，还是叫报。”我才说：“真正叫报，你们就按照财政局报公粮减免的十个灾队上报。”由于我还这样以（应为“一”-编者注）来，造成全县性的假报丰收和虚夸风兴起，结果造成全县产量普遍偏高和购了群众的过头粮，致使群众饿饭，浮肿病大量发生，人口大量饿死，以及上级得不到真实情况。这是我所犯罪恶的很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现在我检查起来，我不仅在前冬去春在粮食工作上有严重的浮夸，就是在其它别的工作上，浮夸也很严重。总起来我认为：我凡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某些点滴成绩的工作，我都是夸夸其谈，以少报多，以小夸大；凡是属于缺点和错误的问题，我都是以大说小，甚至于避口不谈，纵然有时承认错误缺点，承认有错误，也将它说成是难免的。或者说是九与一的问题。以此种资产阶级卑鄙的手段，蒙哄上级，骗取荣誉。
+
+　　2、由于我在粮食产量上有严重的浮夸，当然也就说“罗山的粮食多的很”，因此，对原反动地委分配罗山的一亿八千万斤公余粮任务和原反动县委主张出售二亿斤公余粮也表示同意，说什么“有信心、有决心”完成，并说什么“完成两亿斤公余粮也不成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下旬，当全县公余粮任务完成一亿五千多万斤下边就反映没有粮食时，我仍不加分析、仍不加思虑的说是所谓“思想问题”，因此，也就不择手段的采取一系列的反动作法，大搞反瞒产斗争。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到处大喊大叫大丰收。说什么“水利今年发挥了效能，秧栽的多。虽然中间干了一段，但经过十余万抗旱大军几十天的抗旱斗争，救了很多作物，后期又下了好雨，作物普遍生长良好，今年是样样皆收。谁要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错误，谁要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抗旱成绩，就是否认大丰收”等等反动言论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对说没有粮食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斥责。第二，追逼完成追购任务。一方面为许文波准备材料，一天召开一次电话话，让我督战，说这还满足不了场，我还亲自召开了四次电话会，进行督战催粮。特别是有一镒电话会还直接接到大队。还是我召开的电话会，每次都不外乎是：先公布所谓“战果”，表扬所谓先进单位（即完成或超额完成公余粮任务和当日入库数量多的单位，如彭新、定远、县农场等）；批评所谓落后单位（即没完成公余粮任务或当日入库数量少的单位，如竹杆、城郊、栏干等），追究其检查公余粮入库进度慢的原因，并令其作出完成任务的计划。在最紧张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我于四号夜晚召开电话会，贯彻路宪文的“社员向生产队报喜、生产队向大队报喜、大队向公社报喜、公社向县里报喜、县里向专里报喜”的所谓“层层报喜”的杀人措施，我并提出三抓（即：早晨抓计划，中午抓行动，夜晚抓效果）的反动措施，就是每次许文波作电话报告，事前我也是强调说：“今天的电话会很重要，有许书记作指示。希望大家好好的听，能作笔记的一定要作笔记”等等。会后我又是强调说“电话会议结束，希望各单位立即研究贯彻执行，并将你们研究的意见和执行情况以及经验，向办公室汇报”等等。同时我还以抓的紧、工作积极的面目出现，有时上午作报告，下午就要回报。甚至于有时候头里作报告，接着就要回报。更为恶毒的就是：有时电话会议中间，点问一至二个公社谈谈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唯恐许文波的反动指示贯彻不下去。这样一直坚持月余，弄的下面干部没有办法，有时连电话就不敢接。另一方面，积极拥护许文波提出的将统管粮（即种子、口粮、饲料）抵作公余粮入库的主张，并坚决贯彻执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号在许文波布置统管粮抵公余粮入库的电话会后，我紧接着说什么“先将统管粮抵上，完成任务，放下一头，以后再搞出来的粮食作为统管粮，这也搞得，搞工作就得搞一样清一样，免得陈的未去，新的又来，越累越多，越压越重”等等。这样以（应为“一”-编者注）来，全县将统管粮抵作公余粮入库达500多万斤。再一方面，积极鼓历（应为“励”-编者注）已经完成公余粮任务的彭新、定远县农场等单位，超额完成征购任务，手段也是常非（应为“非常”-编者注）恶毒的。除了在电话上表扬外，还给登报、通令加（应为“嘉”-编者注）奖，弄的这些单位骑虎难下，只得卖种子、口粮，结果购了彭新、定远两公社300多万斤过头粮，造成这些地区的群众饿饭，饿死几千人。第三，同谋策划杀人措施。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在许文波主持召开的县委办公会议上，我除了积极提出“1. 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大搞评比竞赛，搞起社与社、队与队、人与人的红旗竞赛运动。2、大讲形势，系统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倡导深入重点，突破落后，传播经验。3、大讲粮食统管的好处，大讲粮食政策”三条杀人措施以外，还赞同李如宾提出的“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继续召开五类份子会”和谌才良揭出的“前后方结合，在水利上、学校里，结合社会主义运动，揭发瞒产私分”的三条杀人措施，最后还研究了八大（即大反右倾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大讲当前好形势；大搞粮食统管；大搞红旗竞赛；大讲粮食政策；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搞水利），搞起全面生产高潮。第四，积极主张召开北四乡贫顾农代表会、万人大会和积极拥护召开彭新假现场会。凡店假现场会，搞反瞒产斗争。特别是召开万人大会，我是非常主张的。在万人大会召开之前，我为了对到会人员进行精神统治，一手支掌花了四百多元，办了一个所谓“解放前十年，解放后十年，今后十年”的三个十年展览馆，同时，我还为了讲展览馆办好，又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号许文波通知召开万人大会的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求各公社党委书记要大力提供材料，特别是要解放前贫苦要饭、解放后翻了身、生活很富裕这种典型户的物资来充实展览馆。结果我的爪牙、原港涩公社党委书记韩德富，讲港涩夏岩大队一个翻身户（名字不知道）的布？，衣服、胶皮鞋、粮食等物资于十二月一号用两部��子车装着送到县里，党我见到这些物资后，认为很好，便立即送到展览馆里陈列了。由于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漠不关心，事后没有将这些物资退回原主，放在文化馆，致造成这一户四口人，在前冬去春冻、饿死三口，这是我的直接人命，我应负完全责任。万人大会报到的那天，我命令县直机关干部、街道市民、厂矿职工，打着锣鼓，放着鞭炮，道城外四处迎接，还说什么“万人大会万人接”。在万人大会召开的时候，我组织与会的六千多名干部参观所谓“三个十年”展览馆，组织参观”刘介梅“戏剧。组织报喜、发奖、公布几堂红的公社、大队，以所谓的“抛砖引玉”派代表给城关公社大队送粮食等等反瞒产的新花样，都是我搞的。第五，到处收集有粮食的假材料。推广反瞒产的所谓“经验”，那（应为”哪“-编者注）怕是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食堂，搞出几千斤、几百斤甚至几十斤粮食，也不分真假，也不管是什么粮食，更不管是用什么手段搞出来的，便一方面叫喊“农村有的是粮食，农村粮食多的很，粮食都被偷盗了、私分了，搞不出来是干部的右倾，是工作方法的问题”等等；另一方面，积极正（应为”整“-编者注）理材料发通报，如县委批转“*公社兴龙等六个大队关于发动群众，大力揭发瞒产私分的经验”一文的批语，是我为县委起的草；“是真象是假象，是实际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杨店大队完不成公余粮任务的原因何在”一文；“城郊公社岳冲大队尹湾小队是如何突破粮食重点的”一文等等。许多反瞒产斗争的假材料都是我签发的。就这我还不满足，更恶毒的总结了所谓瞒产私分的十大花样（如偷盗、私分、大秤进小秤出、多吃、多留种子、以私仓库报公仓库......等）。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省委宣布征购任务结束，我虽然不搞反瞒产完成公余粮任务了，可是我又搞反瞒产安排社员生活。在十二月份我又以安排社员生活为幌子，办一个所谓“生活安排简报”、推广反瞒产安排社员生活为幌子，办一个所谓“生活安排简报”、推广反瞒产安排社员生活的经验（实际上都是假的），以此作为反瞒产斗争的资本。第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原反动县委抽调六、七十名干部下乡搞反瞒产，我亲自负责所谓“训练”灌输反瞒产斗争的毒素。说什么“罗山秋季农业是大丰收、农村粮食多的很”可是由于农村在粮食方面有两条的斗争，目前几乎普遍叫没有粮食了，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通过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充分发动群众，作好粮食工作”等等。正在训练期间，原县委组织部附（应为“付”－编者注）谌才良回报城郊公社岳冲大队尹湾小队搞出2000多斤粮食。我就亲自带着这些干部去参观。参观后，并强迫该队队长尹连根介绍偷盗私分的思想和作法。最后，我又向全体干部强调说“通过今天下午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粮食多得很，以前都被偷盗了、私分了。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目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突出的反映在粮食上，你们这次下去要顶得住，无论如何不能向富裕中农屈服，在思想上还要准备着下去吃菜或者说饿肚子，这都是可能的，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占(应为“站”-编者注)稳立场，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等等。第七，当下边的正义干部反映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光吃菜时，我不仅不虚心倾听，反而还大加斥责，把说没有粮食一律说成是右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富裕中农向我们进攻的花样。对挺身而出为群众说话的人，施行批评打击。如原农业局附科长彭明礼同志，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亲自向我反映莽张公社岳城大队他家庭所在的食堂断粮十多天，大人吃糠吃菜，小孩饿的哭的真实情况，我听了心里很烦躁，不但不听，反而还批评他不了解情况，最后很气愤的叫他将情况写一写（实际上是想抓他的小辫子）。不仅如此，事后还通知人委正风领导小组要批判他。幸亏该同志不是党员，没有遭到批判和斗争，可是该同志的入党问题，由于我这样一搞，一直到现在还没得到解决。我在这种极端反动的思想指导下，还亲自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先后指示公安局、商业局要批判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徐登高、刘自立同志，结果使好干部徐登高同志，在公安局遭到打击。又如信阳机机（？）厂一工人向我反映他家庭周党公社断粮饿死人的真实情况，我大批判该同志一顿。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以许文波为首的反动集团(我个人在内)打着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开展反对���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幌子，打击陷害黄得功同志，我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说黄得功是促退派。在罗山没搞出个啥名堂，罗山要叫黄得功领导一辈子也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等等。对县农场场长陈广喜同志，也是打击陷害的态度。特别突出的是认为他是老右倾，对他反映县农场的粮食也吃不到六零年接麦的情况，一直是不相信。并曾批评他多次，说他要粮是乘风赶浪，是思想问题。后来原县委几次研究分配统销指标，我都说“县农场不缺粮食 ，不一定给他”。试到60年3月份县委再次分配给县农场40万斤粮食。就这我还在四月份以统销结余互相调剂为名，调出5万斤粮食。就从这个问题上，足以看出我在粮食产量上是主观的，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不相信群众的，反瞒产是非常积极的，其结果是杀害了几万善良群众，这是我的一条重大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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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死人问题上，现在检查起来，我当时对人民群众的死活是极不关心的，明明人饿死成堆，可是我不论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一直不承认人是饿死，我把他说成是思患浮肿病而死。更为严重的是：认为有病就治疗，真正治不好死了人，那也没有办法。同时并将某些西医说的“发生浮肿病是因为营养不良所致”的正义言论，说成是我的所谓“思想意识不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也假装积极的亲自召开两次中医座谈会，假意研究发生浮肿病的原因和治疗办法，但由于过去反动县委对干群施行高压政策，批判过说患浮肿病是因为没有粮食吃所致的说法。因此两次中医座谈会，他们都说是“大旱之后，必有瘟疫”。结果在我的把持下，将患浮肿病和死人归结为：天旱的时间长，人体受了伤，加之卫生没搞好、劳逸结合没搞好等原因。为了向干群施放烟幕，我还亲自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号下午，专门召开了一次公社第一书记电话会，散布和贩卖我的所谓发生浮肿病的原因和办法，最后还强调说“各地对浮肿病要突击治疗，今后再不准有死人现象，如那里再要发生死人，要追查责任”等等。自从我这样一搞，发生浮肿病谁也不敢说是没饭吃饿的了，死了人谁也不敢报告了，怕追查责任。结果很长一个时间，搞不准死人数字。试（应为“直”－编者注）到一九六零年元月份，县公安局向专公安处报年终户口，全年死人数字，一下子搞了一个全年死人13000多人的数字。派徐登高送给我审查（实际上那时已不止此数）。当时我一看大吃一惊，批评他说“你这数字从那里来的，去年入冬以来，浮肿病发生这么严重全县才死了多少人哪，办公室才掌握死了1800多人，全县要死这么多人那还得了。你这个数字暂时不能报。”“重新与各公社第一书记亲自联系一下再报。”不相信他的数字。办公室以后向地委仍是按死人1800多报的。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零年三月，由于原来群众虚弱，加之天气突然变冷，浮肿病又二次复发。在省委的多次指示下，县里也采取了集中突击治疗的办法。浮肿病号集中后，我又残无人心的执行了张子才提出的“将青壮年病号分别集中，有意识的加强他们的营养”的极端错误的意见。其次就是当时县委会大礼堂也集中了三十多名轻病号，他们没住上十天，我为了办展览馆，迎接全国水电现场会的参观，就毫无一点人性的硬性叫他们搬到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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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隐瞒罪恶，封锁消息。在前冬去春粮食紧张，食堂断炊停伙，群众吃菜饿饭，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后一阶段，这些真实情况我是知道的。可是由于我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卑鄙无耻的个人主义，采取对党欺骗和隐瞒的态度，不仅没有如实的向党报告，反继续埋头搞反瞒产斗争。这一条我具体有如下罪恶：第一、一九五九年秋季公余粮征购时，不论是自己亲自向原地委回报也好，是办公室的其它人员向原地委回报也好，自己都说“罗山是大丰收，粮食多的很，对完成地委分配给我们的征购任务，县委的信心很足，决心也很大。我们保证完成，争取超额”；在回报生活安排时，也不是按照公社回报的材料汇总回报，而每次都是按照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彭新会议所谓最后定案的三亿四千万斤产量计算回报，编弄假材料，欺骗上级；在回报死人情况时，将饿死的人说成是疫情。在死人数字也是去头减尾（如扩大正常死亡）不按实数上报。十月份只回报全县死人120多人（当时下边报多少忘记了）。十二月份只回报死了1800多人（当时下边报多少忘记了）。一九六零年三月份只回报全县死了4000多人。��月份才回报死了22022人。这是对上汇报是这样，就是对下，也是施行高压。特别是当哪个公社报的数字多一下子，少一下子时，也是进行追查。弄的下面不敢报真实数字。第二，1960年元月份省委宋致和书记来罗山检查工作 ，当我接到地委办公室的通知后，一方面，召开筹备会，研究宋书记来后的住宿、生活和保卫等工作。另一方面，在电话上通知城关公社党委说“最近省委宋书记要到罗山来，你们要动手将街面上的卫生抓好。同时还要派人将汽车站一片和城关里边的外流人口，统统收容起来，送到收容所，不能让他们在街道上乱窜，否则影响不好”等。当宋书记检查罢罗山的工作，要到光山去前，我又****托底布置竹杆公社党委说：“省委宋书记马上要到光山去，你们要赶快派人将信湾公路两旁的外流人口集中起来，特别是竹*桥上，要有专人负责，不让光山那边的外流人口个（应为“过”－编者注）来。”又长途电话通知原光山县委说：“省委宋书记马上要到光山去，现在已在罗山吃饭，请你们作好准备。”等。不仅省委宋书记来是如此，凡是接到地委通知，公社要对什么客人，我都是积极的布置，每次都不例外这样几方面：1.卫生要搞好；2.外流人口要集中；3.生产劲头要大。第三、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1959年11月12月份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亲自接到上级转来和别人交给我的人民来信三封。这些信件都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反映农村缺粮，饿死人的情况。可是我不仅不慎重对待、严肃处理。反而，一律说成是所谓“反动匿名信”，一律交公安局或公社秘密破案。结果造成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个家住周党公社的潢川中学生受到公安局的拘留审讯和竹杆公社一个下级干部受到斗争。第三、1959年12月份斗了某部队一个家住周党的战士接到家信说家乡没有粮食吃，饿死人，便立即向部队首长反映了。后来部队派一个指导员到周党公社了解情况。这个同志临回时路过县里，想了解一下全县情况。当天夜里我就在原组织部高绪增同志的住室里向该同志介绍了一套假情况。我所介绍的大致情况是：“罗山今年春季是大丰收，粮食收了三四千多万斤，前一段农村生活标准是每天每人1斤粮，目前生活安排的都很好，每天三餐有干有稀，不过目前的确也有少数食堂社员生活没有安排好，问题就是没有管理好，粮食都被偷盗私分了，而这样的食堂虽然集体没有粮食，但是社员家庭还都有粮食。至于死人问题，全县目前也死了一千多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疫情所致。”等等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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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充当了杀人凶（？）手，许文波、路宪文的忠实走狗和有力的杀人刽子手。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只要说一句，让我都当成是不可侵犯的旨指，不折不扣积极的、服服帖帖的去执行。我在检查起来，有这样几件最残、最无心的事情。第一、在粮食和死人问题上。许文波说：“不要光听下边的瞎叫喊，旧历年前不发粮，要饿死人，你勤找我”。我就不管谁反映的情况，更不管情况假如何，如反映的情况适合我的心意我就听，如何（应为“果”－编者注）不适合我的心意我就不听。如1959年12月份，原地委统战部部长王秀轩同志，向我反映竹杆公社赵山大队的死人情况，我说有片面性的，我就不听，也不反映。第二、1959年11月至12月份，死人最厉害的时候，群众没有办法，外出逃个活命，万若无可奈何丢掉自己亲生的儿女。路宪文、许文波说群众是正义逃生是所谓外流人口、流窜犯。说丢小孩的是假象。是敌人破坏。我就毫无一点人心（应为“性”－编者注）的积极卖和唱来，并积极的于1959年12月份一个夜晚在城关召开了党团员和县直机关负责人会，首先向他们讲了我的所谓“罗山的大好形势、秋季农业的大丰收”，接着就向他们讲：“要谁目前农村在粮食方面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举例说：“目前城关发现不少外流人口和丢孩子的”，并强调说：这都是假象，是敌人破坏。同时还介绍潢川公安局破获的类似案件的情况，紧接着我就要求说：“今后要人人负责，发现外流人口，一律立即送到收留所，今后要再发现谁个门口有外流人口，要追查责任，同时，还要注意丢小孩的今后再发现有丢小孩的，不仅要收小孩，要着重的注意逮大人，逮住了大众很好的审查，看是否是敌人破坏”同时还责成城关派出所，要负责对外流人口的审查，并坚定的说，如何通过审查发现有五类分子的破坏，要立即逮扑。会后还责成城关党委公社党委，要在城关召开一次群众会，讲讲形势，揭发假象、以安定人心。由于我进行了这样一套反动宣传和下这一道反动命令，城关镇定一（？）大量收容所为“外流人口”，不仅白天搞，甚至夜晚也搞，12点钟以后，还派民兵在大街小巷搜索。结果造成城关一个收容所就收容1000余人，最严重的是就是对收容而来的大人小孩没有加强照管，派的管理人员不纯，喝他们的血，每天只给他们几两粮食吃，还叫劳动，结果造成大量死亡，据揭发城关收容所，死了450多人。不仅如此，我还于1959年12月份，在电话上通知“淮河沿岸的六个大队，要组织党团员分段负责，不准外流人口入境，今后那于（原文如此）再要有外来人口入流，都要追查责任”。这还不算，还于1959年1（？）月份下旬，批准汽车站执行地委的乘审（疑为“车”）要介绍信：“没有介绍信不卖票的反动指示。”第三，许文波说：“吃人肉是假象是敌人破坏，一律抓起来。”我就非常积极的在电话上通知竹竿公社、彭新公社、涩满（疑为满？）港公社说：“要讲你们原来回报的吃人肉的人一律逮扑送到县于（疑为里）”，结果在我的乱令下，逮扑了三个无辜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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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一评（应为平）二调刮共产风。我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严重、突出，而且历史性性（原文如此），是一犯再犯。第一，1958年，我兼任城关镇党委第一书记时，在转城关人民公社和大公（原文如此）钢铁上、我完全是大嗡大聂，不管三七二十一，生产资料统统入社，入社后社员吃饭不要钱，结果搞的乱七八糟，造成城关一度在经济上压力很大。在大办钢铁上，我更是不顾一切叫群众投资，大搞钢铁抗旱等。结果造成城关收小棍（自己不清，疑为棍），砸家具，甚至连生产工具也破坏很多。第二、1959年秋季，我又是大搞一评二调刮共产风，为了大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盖招待所、展览馆、发电站，都不顾群众死活。主谋向公社提取积累100多万元，并主谋向公社借款100多万元，后因省委指示，我的阴谋破产。仅有彭新、栏杆两公社上交了53万元，结果造成这些地区经济困难，工资不能发放，甚至于连买粮食的钱都没有。这我都要负完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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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严重的违法乱计（原文如此，应为纪）。1960年10月份，我在医院住院时，有一竹竿杆公社方集大队的两个妇女病号出院，医院事务长刘定如发现该两妇女的衣包里包着20多个馍，其中已有七个馍（？）了，就到处说。当我听到这个情况和见了我的馍时也很有气，说什么：“看个现场会让大家看看。”结果医院管理人员叫了20多个病号和医院医护人员开现场会，我在这个所谓现场会上说：“这是投机取巧行为，是富裕中农思想，真丢人等等”。接着大家对这两个妇女进行了批判，后虽说馍都给了他（应为她们，原文如此）了，但也使违法乱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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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违背中央指示，残害人民全县。前冬去春在群众生活那样困难，生命毫无保障的情况下，自己不仅没有提出搞生产救灾、安排群众生活、下水救人，反而大兴土木，大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1）同谋策划大搞水利，终于又叫全县兴建35座大、中、小型水库，投入民工十万人，后来由于任务大，要求紧，加之天气严寒，结果造成水利上的严重违法乱纪和大量死人，同时也造成后方老人、小孩无人服（自己不清？）养，饿死、冻死很多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水库上劳力强度太大，加之家庭有老人、小孩的牵挂，有一部分民工想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毫无一点人心（原文如此，应为性）的命令民工一律不准回家，并多次电话督促公社将回家的民工 一律动员回到水库去。特别是严重的是，这些水库不仅一无所成，而且在60年汛期炸毁龙山水库，弄得四方群众不得安宁。的确劳民伤财，给全县人民加深了很大灾难。（2）在县资金一手支拿花了17000多元盖了四幢（24间）办公室，花了4000多元，装饰了三间电话会议室，用布几千尺，用棉花几百斤，花了2000多元。打一眼机井现在还不出水，花了4000多元，修一座水电站，现在还不能发电，花了3800多元，办一个水电展览管（应为馆）。总共我在前冬去春花弗（原文如此，应为费）了国家资金28000多元，其中浪弗（费）药10000余元。不仅如此，我还于1960年4月份，指示我的瓜果。 原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王文礼，富（原文如此，应为副）书记熊保正扒县委会民房30多间，造成城关市民没有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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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腐化堕落，大吃大喝，多吃多占，第一，前冬去春���众因少吃无穿、饿死、冻死成千上万人，可是我在机关一直吃着小伙，每天无（？自己不清）不餐，不仅白天吃，而且夜里还吃夜餐。群众吃糠咽菜，有的连糠菜也吃不到，可是我吃的好米白面，也不定量，鱼肉是家常便饭，有时还炸着吃，还喝酒。也可以说，我在前冬去春“只管自己（？字迹不清）肉醉，不管群众死路旁”的极端反动的国民党，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仅自己吃，而且我的两个小孩也在小伙上吃半个月之久，光给钱，没有给粮票。第二， 1959年12月份和1960年4月份，省残废军人演唱队来罗山慰问和黑龙江水电站参观团来罗山参观，我负责全面安排工作，不仅令商业局大买高级菜和做高级点心，说什么：“这是罗山的光荣、要招待的好一些”， 而且浪弗（费）也很大。两起客人总共60多人，我们光招待员就请50多人，他们陪着大吃大喝，我也是陪客为名，大吃大喝两餐，没给钱也没有给粮票。据这次揭发的光水电站现场会就发了很多钱。总之我前冬去春完全是以资产阶级作风，请客送礼。据不完全统计，县委会在前冬去春光请客送礼，就报销了2800多元。第三，1960年7月至10月，我因病住医院，仍不是以一个普通病号的身份，与其他病号同吃同住，个人是平吃小伙，每天无（字迹不清？）不餐，有时还炸着吃，揩病号的油、粮。1960年9月份，我到洛阳看病以前有愁路上吃不上饭，专到商业局到粮食局搞粮、油，给自己加丁点心，作为路途吃，个人临走时买了五斤饼干，也没有给粮票。据这次揭发浪弗（应为费）好面50斤、油8斤。同时在到信阳去时还叫一个通讯员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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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违反粮食政策。前冬去春群众连最低的粮食标准也吃不到，可是反动县委小伙吃饭确（应为却）不定量，随便吃，甚至来的家属吃饭也不给粮票，结果粮食吃月月超支，一超支我就写信报粮食局补助。据初报计算，我擅自写信给粮食局补助原县委小伙粮食达1000余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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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思想变质，工作就脱离实际，1960年夏至节已过20多天，我令全县：“凡是离水塘近的田，只要田于（原文如此，应为里）有水，塘于（应为里）有水，都是种上了黄豆的也得（？判）了插秧，保证全县完成80万斤水稻计划”。结果全县翻了4万多黄豆，插上晚秧，秋季这些晚秧是颗粒未收，给全县农业生产遭（应为造）下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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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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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的上有夫之妇潘万慧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错误事实的经过是：1958年冬地委继续搜山工作取得胜利之行，为了彻底的挖掘隐瞒敌人，派我带一个工作组（因我当时是县委统战部长）到灵山寺和尚中开展真查( 应为侦察)工作，同时县委为了使当地公党委（原文如此，疑为公社）掌握情况和便于作尼姑工作，有从灵山附近农业大队抽出一个妇女干部潘万慧。由于工作组工作，从此我俩便认识了，时间长了，也渐渐熟了。在这种情况下，每天除了谈工作外，也谈一些私人生活问题，这时潘就向我谈出她和她爱人的关系问题不好，过去也闹过离婚，没有（？字迹不清）掉。开始在谈这些情况时，我也表示过要帮助（他）们解决夫妇关系问题，也曾拿我与我的爱人的关系，原来不好，后来也渐渐的好了的事例教育过她，后来由于在一起工作，就经常的要给我洗衣服，起初其拒绝过几次，后来看她很诚心，也就应承了。从此凡是我换的衣服，都是她给我洗，后来我为了奉送人情，也给她买了一瓶雪花膏，一双袜子，这样以来她就对我更加亲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资产阶级卑鄙无耻的思想就作怪起来了，认为对我很好，又有文化，她与爱人关系又不好，将要是她离掉婚我能和她结婚，要比我现在的爱人好得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就在1959年3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在工作组的个住室于（应为里，原文如此），我就给她写了一个“敢情是双方建立起来的，”久后就会更加情爱”的纸条，暗示了我的情意，当天夜晚，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向我表示情意，我俩就通起恋爱信来了。3月的下半月我俩就通了三封。不仅如此，还在1959年4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非法的在口头上谈起恋爱来。并订出她离婚，我离婚，将来我两结婚计划，从此，我两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甚至有时左右不离，直至发展到在1959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在灵山寺后白果树下，发生关系一次。当我这种卑鄙的行为被工作组的同志发现后，立即向原县委写了报告，县委接到这个报告后便三令五申的叫我调她出工作组，回农业大队。可是我由于资产阶级欲望没有达到，一方面拖延不让她走，一方面搞非组织活动，打电话找涩港公社党委张家升，要将??（此处看不清）潘要到林场工作。结果我就一手将潘要在林场作妇女工作，暂住大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仍想和她保持关系和继续发生关系，后面一连在外开会和有两次有人不方便，我的无耻愿望为呈（逞），五月底县委一方面叫潘走，一方面通知我回县，我两才算离开。在未离开之前，还订立共手（守）同盟，终身（生）不说，还互换了象（像）片，我又给她四块钱，又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认她为我的养母等等无耻作法。我回县后，原县委对我开展批评和帮助，我抵触不承认，光检查现象，不交待事实，就在60年7月份，我住院时，潘到医院看我，我还企图不让她说。[??]（一字，看不清）到10月份，原县委二次对我开展批评帮助，我才被迫作了交待，直将错误向党隐瞒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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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会犯这种严重的罪恶和错误呢？究其根原（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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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与我的出生有关，这是阶级根原（源），由于我出生于万恶的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家庭，不仅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而且在思想上受了反动的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思想侵蚀。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加之又种（中）上了反动阶级的思想余毒，再加上，参加工作后这些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深刻的改造和彻底的清算和打击，始终占领着个人思想领域。因而离开党和人民的监督，就经不起考验，就办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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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我参加革命的动机，根本就不是为了党、解放全人类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而完前（全）是为了在政治上不受压迫，在经济上不受剥削能够过着向（像）过去地主那样的安逸（享）受生活、因此，革命人生观也就没有确立。
+
+　　三、没有党心，真正的党心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可以豪（毫）不犹豫，豪（毫）不挽（勉）强的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阶级的、民族解放与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牺牲个人，以致牺牲个人的生命而豪（毫）不优予（犹豫），以致感到愉快。而我却与这恰恰相反，我的一切为了个人，就从我所犯的罪恶与错误来看，我是为了谁，很明显是为了个人，很明显是没有党性的，现在我自己说：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没有入党的党员。一九五八年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披着共产党外衣，实际搞反革命工作的无耻叛徒。
+
+　　四、离开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我现在检查起来，我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完全没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完全是以个人的主观幻想工作，以命令主义代替党的充分发动群众，以敢想敢干代替党的方针政策。如果说，我能真正的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也根本不会给党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根本不会给群众带来这样残忍的灾难，同时也不会使自己犯罪和犯错误。
+
+　　五、不爱学习。我过去在学习问题上，往往不是强调自己文化浅，钻不进去，就是说没有时间，可是有时学习一些党的方针政策和理论书籍，又有一个自满情绪支配，所以就是学学看看，也是敷衍了事，不去深苦（入）钻研领会精神与实质，更大的问题就是在学习时，不能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因此，也就更不能正确的去运用。如党章，自己也买的有，也学习过，甚至于经常装在口袋里，可是身上带着党章，而严重的违犯党章，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　　六、盲目的骄傲自满。解放后，就个人来说，由于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培养下，工作是一帆风顺，不断的得到组织上的提扒（拔）和人民群众的信任。自己却错误的认为了不起，将党的关怀认为是自己的能得（原文如此）。就全县工作来说，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群众的支持，取得某些点滴成绩，自己就错误的认为工作搞的不错，如水利、商业、交通等获得全国红旗，出售余公粮在全专（区）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有以这居功自傲，自己就错误的认为工作作的不错，领导有方，个人也是罗山的领导之一，这些成绩也与自己有一份，到外边去，也觉得腰干（杆）硬些，等等。特别是在粮食工作上，每当听到外县产量高的消息时，就不服气的说：咱不比产量高低，咱看谁卖给国家的余粮多，谁对国家的贡献大，等等。因此在一九五九年公余粮征购时，自己就拼命的反瞒产，追逼完成征购任务，不顾群众死活，��求骗取个人荣誉，到实际不行了时，自己也不认输，还以吹牛的办法硬顶，结果造成这一流血的大惨案。
+
+　　的确，通过这次五个月的集训反省，我对罗山的这一悲惨事件，在思想上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罗山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我对我在这一事件中所犯的罪恶和错误，也口服心服了。我认为：罗山这一流血惨案是非常沉痛的，是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受的损失也比拟不了的，党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的岁月里，一切都是为了解放全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有不少革命前辈流出了鲜血，牺牲了最宝贵的生命。到今天好容易（原文如此）全国人民解放了，罗山人民解放了，这种解放不是好容易的，是用鲜血换来的。可是就这样用鲜血解放出来的人民，用鲜血换取的革命胜利果实，却被我这个党的叛徒，民族的败类，反动派的忠实走狗，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将善良的群众杀害几万，将革命斗争果实，建设成就一风吹了。况且根据罗山一九五九年秋季收成情况，根本也不该饿死人，就是罗山一粒粮食不收，党和毛主席也不会让用鲜血解放出来的人民饿死。就这样素称鱼米之乡的罗山，解放后安居乐业的罗山人民，却叫我这个坏蛋、人民的敌人，弄的暗无天日，乌烟瘴气，到处形成白色恐布（怖），使人民又进入了不如封建王朝的时代，弄的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死的死，亡的亡，路断人希（稀），过着政治上受统治，经济上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实在是痛心难（原文如此）。其次就我个人来说，我也是党用鲜血解放出来的人，党解放了我，受尽了说不尽的苦难，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解放后，党使我在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翻身，分给我土地，钱粮救济我，培养了我当了干部，入了党，付出了很大的政治待（代）价和经济待（代）价。可是我这个无良心、无人心的的（原文如此）人，却把这一切抛在九霄云外，在那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想到这里，我的确咬牙切齿的脑（恼）恨自己，也没（疑为“深”——J）感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革命先烈，对不起前冬去春遭难的阶级兄弟，也对不起他们的家属，对不起罗山全体人民。
+
+　　伟大的党，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新县委首长，我在你们的亲切关怀下，已经觉悟了，愿意放下投刀（原文如此），弃暗投明，向人民低头认罪。这次党和人民给我任何处分我豪（毫）无怨言，就是法办我，杀我的头，我也认为是非常应该的，这也是应得的惩罚。判我徒刑，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宽大，我保证老老实实的守法，劳动改造自己。
+
+　　总之，我的罪恶是滔天的，是党纪国法所不能饶恕的。因此，我忠（衷）心诚意的恳求党和人民给予我严厉的党纪国法制裁，以挽回影响和教育改造我本人，我保证永无怨言，并保证终身（生）记取这一血教训，彻底的改造自己，老实守法，重新作（做）人。
+
+　　以上交待极不深刻，请党和人民审查！
+
+　　罪人：万家印（印章）
+
+　　1961年5月5日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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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7/5/00007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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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贵雄是怎样混进来的
+
+　　<贵州省委工作队黑獭县委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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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历及其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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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贵雄，男，三十三岁左右，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出身小商贩。田贵雄的父亲是伪甲长，解放前与当地土匪首罪张荣（已镇压），周克其等相互勾结，祸害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田贵雄从十四岁起，以购卖布匹为生，直到解放前。解放前夕至解放初期，因即加入以罗绍荣为首的伙匪，常进行抢劫，据群众揭发：其主要的抢案有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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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古历腊月，在四川省的马山窝，抢劫姓陈的住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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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冬月，在铺子孙万代口附近的龚滩，抢劫一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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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年种苞谷时，在四川的梁桥，抢劫一住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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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年种苞谷时，与地主、土匪田炳荣等一起，在大龙堡抢劫一住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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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前三起抢案，均为匪首罗绍荣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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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一九四九年，田贵雄还偷过古坪小队田耕云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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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贵雄是怎样混进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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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在成立初级社以前，田贵雄是以贩卖布匹为业，一九五六年成立初级社时，因为田贵雄能做生意，能说会道，被选为初级社副社委员，从此即混入幹部队伍。不久，因即抓生产的副主任谭昌顺年老，且老实不会讲话，策动群众，把谭排挤掉，窃取了初级社副社长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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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成立高级社时，其兄田贵举已任黑獭乡乡长，于是，由其兄提出，任命田贵雄任高级社主任。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由于田贵雄会吹会捧，“善于大会发言”，被任命为射奋村营长。与此同时，当时黑獭总支书记王卓吉（未整风前调离黑獭，此人也是混进党的，现已法办），派人通知田贵雄到黑獭，叫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既未经支部大会讨论，未经支委员讨论研究等，又未报公社党委审查批准，就宣布为预备党员（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同时，王卓吉又叫当时的支委田克昌与田贵雄填写转正表，因即按田贵雄的实际情况，将一九五八年瞒产、盗卖大队的猪等，填入了转正表，王看后说，“这不行，重填吧”，于是田克昌把填的贴了，重填上“对党忠诚……”等，王才感到满意。然后，王又操纵了总党会，通过了田贵雄转正为正式党员，并身任射奋大队的分支书记，兼民兵指导员。田贵雄就是这样混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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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贵雄混进来后，于一九五九年冬月（古历），撤销办事公真，不准田贵雄拿大队麦种吃的田本成的职务，拉进原伪甲长的狗腿子，小商贩出身的谢光益来任财务，从此，田与谢互相勾结。于五八年底六○年初社员困难时期，大肆贪污和克扣社员口粮和麦种。此外，还拉进了地主、二流子任青来任古坪小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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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田贵雄的主要罪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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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死人命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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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五九年十二月，亲自主持斗争会，吊打贫农社员田丰训（是田贵雄亲手捆起来的），因被吊打，于第二天死亡。据农户的田丰成、冉镛虫等反映，田丰训未被吊打前身体健康，是全家的主要劳动力，死后，满身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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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六○年二月，贫农田云寿，已得肿病，身体虚弱，因饿偷社上的花菜，被田贵雄指使田贵德用竹棒逼着桃粪淋麦子，折磨数天后，又被田贵德打一顿，回去后即死亡。
+
+　　（3）六○年元月，逼死社员田贵礼（中农、复员军人）。田贵礼（当时任射奋村小教员），因为饿偷大米，被田贵雄吊打一顿，并撤销其教员职务，返家劳动，田贵礼因被打，加饿，劳动不力，田贵雄又扬言要“振他”，田贵礼怕振，被迫外逃，不敢返家。后死于沿河。当田贵礼？，其妻张彩菁曾多次向田贵雄请假，送口粮到沿河救其父返家，但，田贵雄早有把“？？”的恶意，于是不准假，并逼张彩菁种“万亩苞谷山”。田贵礼死后，田贵雄即以“饿不至饿死”多方利诱张，张无奈，只得与田结婚。因此，群众反映说：“张实上是是被他霸占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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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贪污克扣社员口粮和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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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贵雄与谢光益相互勾结，在干部食堂大量贪污和克扣社员口粮、麦种及从社员家里抢的粮食共讲1500多斤，应由田贵雄负责的有300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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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常残暴的吊打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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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大队被田贵雄吊打和被田指使别人吊打的社员至少有二十人，其中，最严重的贫农社员陈素英，因在群众中摆谈田贵雄在干部食堂大量挥霍粮食的情况，被田贵雄借故连续吊打三次。最凶的一次，把陈（女）的下身吊得流血。
+
+　　四、抄家：全大队被田贵雄“封产”（即���收其全部家产）的有三户，均系贫农。并为首组织翻箱倒柜，并将从社员家翻出的粮食，拿到干部食堂去吃，带回家去，最恶劣的是，把一社员准备住月（生小孩）吃的甜酒，也给没收了，并在干部食堂以高价出售。
+
+　　五、经常扣社员的饭。
+
+　　 省委工作队黑獭县委工作小组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于农科所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72.txt

@@ -0,0 +1,15 @@
+# 中共赤水县委监委会对违法乱纪分子梁子明的处分决定
+
+　　梁子明、男、34岁，汉族，赤水县复兴公社凯旋管理区人，贫农出身，农民成分。解放前务农，1948年起当保丁二年，解放后1950年在我区队当兵三个月，1951年起历任农兵队长，治安委员，副村长，民兵副队长，人民代表，农业社主任，生产大队长等职。1959年入党（60年农村三反中已撤掉队长职务，取销预备党员资格）。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1959年反瞒产中，同住队干部管理区主任黄良均，不加分析，将中农梁齐辉、梁树智、梁则民、王汝贤等八户戴上富裕农民帽子，进行捆绑斗争，并没收家庭财物。其中肖文英家因东西被没收，无法生活，迫使其小孩梁位清进行偷摸，该员得知后，将肖文英母子二人进行吊打。同年腊月初三，以生产小队长梁雨开（该员兄，已病死），副队长周全安（已死），会计梁云航为首，勾结地主王文庆（已死），偷杀生产队集体喂养肥猪一头分吃，假报被盗，梁子明随即进行追查，未获结果。同月28日上述三人将生产队的红苕偷吃120多斤，又伪造被盗假现场，诬赖是社员李志敏、梁树伦、梁树仁、黄昭民、梁树梅、兰世英六人偷的，向梁子明报案，梁子明不加调查，即指使梁雨开、梁云航、梁子伦三人将上述六人捆到队管会吊打三个多小时，估逼承招，梁树伦、梁树仁二人在严刑逼供下，假供还有梁业清、汪德荣在场，梁子明即派梁子伦将汪德荣捉来捆吊，半夜栓在木桩上，后挣断绳子脱逃，行至向阳平南竹林死亡。其余六人吊打后，关在队管会反省，梁树伦被活活关死。1960年正月初二日，梁子明又指使小队长贾树林同梁业清捉来队管会亲自吊打，驾“地爬子”，五天死亡。妇女黄昭明被吊手杆吊脱，造成残废。该员为了贪污队里财物，拿回家不被发觉，而采各种方法对其嫂袁德容和袁的两个小孩施以毒打，曾将梁的侄儿梁树林的头部打伤。1960年古历九月初八日早上，袁德容在饭后未将灶火扑灭，即上山干活，不慎造成失火，将房子烧毁，袁为避免毒打，带着口粮，被条回后家躲避，半月后返回大队，梁子明得知后，认为袁德容有意纵火烧房，于十月十三日在大榜食堂将袁一阵拳打脚踢，用刀背毒打，全身打成青红伤痕，十五日又被看员梁位宾估将其一斤多大米拿去，袁德容由于身有肿病，加上被打受伤，挨饿受冻，于十八日死亡。
+
+　　二、该员一九五六年任农业社主任兼财务委员时，贪污挪用集体公款60多元，60年3月贪污克扣社员口粮大米9斤，糯米2斤，牛肉12斤，菜油一斤等物。
+
+　　综上所述，梁子明在工作时，利用队长职权，任意捆绑吊打群众，非法搜查没收群众财物，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直接致死人命四条，吊残废一人，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群众切齿痛恨，以求严办。为此，经县委1961年元月22日研究，结论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为了维护国法，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挽回不良影响，决定依法逮捕法办。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73.txt

@@ -0,0 +1,41 @@
+# 麻城县委组织部关于李克成同志所犯错误复查报告
+
+　　李克成同志，男，现年32岁，湖北英山县草盘公社占河管理区人，家庭贫农成份，个人学生出身，高中文化程度，1949年7月由湖北革命大学入伍，1952年入党，曾任黄岗地委通讯科通讯干事、办公室秘书、副队长等职，现任中共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县委农工部长。
+
+　　李克成同志在59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县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县委委员），工资由15级降为17级，现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60条草案新精神来看，其本人错误经查证研究后，除否定“支持反党集团”、“破坏人民公社体制”、“反对总路线”、“反对农业八字宪法”等到问题外，仍有以下错误：
+
+## 一、违犯党的原则，破坏党的纪律。
+
+　　1958年3月县委农工部以王维捷为首的有曹铎、胡裕宽、熊德清、丁开焱等人组织民主治部，进行非组织活动，舆论县委领导，在执行县委指示决议上，有过标新立异的行为。在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们有共同错误的观点。民主治部的非法组织，王维捷与李克成同志谈过，李一直未向县委反映，并指定由王维捷负责，叫王大胆领导，积极工作，李还亲自召开会议，散布一些对县委高产指标的不满情绪
+
+　　李还主张解散农工部和县妇联，到处封官许愿，拉拉扯扯。他既未经县委研究，又未向县委请示，就私自决定把王维捷放到白果当公社任党委村书记，曹铎到中一当部长，胡裕宽到宋埠当部长（均已选举），丁开焱到龟山当副部长，还封县委候补委员程子玉同志当农工部副部长，并要提拔王维捷为农工部副部长。实属无组织无纪律。
+
+## 二、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县委领导，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
+　　1957年在福田河修水利，技术员迟到一步，他骂梁启傑同志（县委书记处书记）“娘卖×的，别人要人就有，我要人就没有。”1958年他公开骂陈化民同志（县长）是“相公”，骂赵金良同志（书记处书记）是拉蛮的祖宗，他攻击赵金良同志“会吹”“爱雄”，喜欢搞形式主义，处处打击县委领导威信，抬高自己的威信。在白果公社对农工部干部说：“县委决定要老赵管棉花，地委不肯，要我管棉花。”对农工部干部说：“县委决定叫老赵兼农工部长，地委不肯，要我兼农工部长”。为了制造党的分裂，挑拨县委之间不团结，他说：“麻城吴管全面，赵管农业和干部，陈管钱，我没有权。”诬蔑“麻城是赵陈之县”、“赵陈之天下”。并指使他的爱人甘智明到处散布说：“吴书记、赵书记是‘官官相为’，他们是老干部，吴书记只听赵书记、陈县长的话，我想我没有权利。”
+
+　　李克成同志还诬蔑第一书记吴德简同志，对地委书记易鹏同志说：“老吴的领导方法有问题，开个电话会开了两天两夜，连自己也睡着了。”这完全是诬蔑。
+
+　　还对一般县委同志采取拉拢挑拨拉拢，破坏党的团结。国庆节时为了副食品问题供应问题，对吴德简同志说：老吴，兵役局老李同志说肉供应少了。对县人委吃中灶有乙见（实际没有），又在人委请下放干部吃饭时（李少兰同志因有事未来），李克成就对陈化民同志挑拨说：老陈，李少兰同志他不会来的，对你有很大乙见。企图使陈化民对李少兰同志不满。
+
+## 三、对待上级指示，采取两面手法，显示自己，另搞一套。
+
+　　1959年秋季姜一同志在宋埠对分配问题作了指示，李克成同志当面积极赞成，而背后召集农工部干部开会布置，另搞一套。同时不经县委研究，个人决定在中一公社推广晏店八队下放鱼塘、柴山、副业等经验。更严重的是中一公社是省委的棉花重点。他却在那里大搞棉花撒播，大搞棉豆间作，使中一棉花生产受到很大损失，影响极坏。
+
+　　李克成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在白果对汪凤元（原党委书记）说：1958年棉花生产（是李管棉花）比1957年好（是赵管棉花），57年百斤皮棉是有问题的（实有百斤皮棉产量），李在粮食产量问题上也有右倾保守思想，他派农工部干部曹铎去中一“五一”第一队搞包产，每亩只包500斤（实际亩产700斤）李知后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召开现场会议推广。
+
+　　由于李克成同志骄傲自大，处处显示自己，所以他分工到那里，那里的工作没有搞好。1957年李在白果梁家畈搞社会主义教育时，不执行党的政策，运动中捆打181人。县委发现后，责成他检讨，他欺上压下，只承认骂了几个人，并写假报告介绍经验全县推广。
+
+## 四、同情反革命暴乱，丧失阶级立场。
+
+　　1959年春天，中一公社曾发生两次反革命暴乱事件，一是伪保长王文香为首的抢仓库，一是抢供销社事件。李克成对此不予制止，反而不叫武装干部带枪，并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当迎集抢粮事件发生后，李亲自打电话粮食局要供应，并威胁说：“不拿粮食不能退兵”，结果要去两万斤“改和粮”。
+
+　　同年夏季李克成同志患病在五脑山休养，表现生活腐化，丧失立场，与右派陈家玉（女）打牌取乐，找判8年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周天卜诊病，并同意游弟波从国家财政中供给右派分子李辉150元到汉口看病，还提议要提前释放反革命罪犯。准备安排右派分子工作。
+
+　　李克成同志犯有严重个人主义错误，他一贯散布流言蜚语，诬蔑漫骂县委领导，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党内封官许愿，拉拉扯扯，争权夺利，挑拨县委不团结，丧失阶级立场。经县委再次研究，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不改变处分。
+
+　　 1961年6月10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74.txt

@@ -0,0 +1,43 @@
+# 思想总结
+
+　　<原潢川县孙庙公社胡庄大队书记、叶宏亮>
+
+　　（一）本县路口公社方回孜大队住在小叶庄，家庭下中农成份，男，31岁，在解放前上二年小学 ，以后在家放牛生产。
+
+　　解放后，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在本村当村委员民兵，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在阳远乡任乡民兵队长。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在方回孜乡当乡长两年，在五六年至五八年六月在彭店当乡三书记，五八年七月份调到城郊公社任乡第五书记，在一九五九年在孙庙胡庄两住队担任大队支书，六零年三月份调到顺德大队搞三类队几个月，以后调到闫砦大队担任支书，从我参加工作以上经过情况。
+
+　　（二）从家庭社会关系，父母在解放前给别人当顾（应为雇——编者）工干活，解放后常在家参加生产，父亲在六一年元月份死在家。舅父中农成份，早已死过，在三弟老表都在本大队工作和生产。姑母和姐姐都贫农成份，以农叶（应为业——编者）为（应为维——编者）持生产活，岳父贫农成份，早已死。从以上历史都很好，对社会关系未有啥。
+
+　　（三）在工作中，受奖与除份（应为处分，下同——编者）：我参加工作从1949年到现在以来经过党的数次培养和教育下，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员与（应为于——编者）一九五三年加入共产党员也是党的教育下，我们所作结果在工作中，在党的几年来共受过七次奖历（励），奖厉（应为励——编者）务资（应为物资——编者）共11件，未有受过除份什么除份。
+
+　　以上情况那一点不对请领导加以指明出来
+
+　　二、通过整风运动学习对我思想有了很大提高，经过学习省县委的各种文件学习和T（原文如此，应为党，下同——编者）的方针正（应为政，下同——编者）策，自己检查起来前冬去春，自己所犯的罪恶和错误主要如下几个方面。
+
+　　一，我在59年冬季工作据打社员方文一。他家贫农，在那里生活困难下，我家割的牛肉，方文一到我家强吃，他怕我小孩叫喊，他用一手堵着小孩嘴，一手拿吃。吃后小孩出来叫喊，当时我李林心发现，不固（应为顾，下同——编者）一切尹（应为影——编者）响当场给他吊打一吨（应为顿，下同——编者），头打破了，自己当时知到（应为道——编者）当时犯了错误，叫他回去了，现在在家生产。
+
+　　二，在六零年元月份，捆邦（应为绑——编者）社员管风明，贫农成份，我如（原文如此，应为和——编者）二队方正坤生产队长，去打更，到管庄发现了管风明在家火烧牛皮吃，我还说他家有牛皮就有牛肉，他说未有肉，当时给他绳子捆起来后，我叫方正坤送到方庄，给吊打一吨，现在生产。
+
+　　以收查群众小罐共2个，（1）在59年11月份，有一天早晨我到第二生产队方庄召开群众会，我到方文第家的，看他用小罐煮以（原文如此，应为着——编者）杀公家猪一口，当时我如（原文如此，应为和——编者）方文田支书说，方文田手拳头打他，两拳头子，我当时叫方文田和方文弟把肉担送到大队去了。（2）在59年8月份，我到林庄检查工作，当时发现林毛义用小罐煮黄豆吃，我把小罐送到北场的给打场的沈风英他们吃了。（3）在59年秋季到管庄检查工作发现管风起家的有排黄豆秧子，我收查了，叫他送到场的（原文如此，应为地——编者）去了。
+
+　　四、在1959年大旱灾情况下，错误认失（应为识——编者）了情况，进行需垮（应为虚夸——编者）夸，还说大丰收去进行反瞒产粮食斗争，干部和社员在公社大挖粮食会上变(应为辩，下同——编者)论干部，方文田、何青现、王伸道等三人，在本大队大搞反瞒产私分，共变论伍人，寸光禄、何玉章、荼玉真、方文田、王伸道等五人，结果未有变论粮食出来。通过对党不中（应为忠——编者）诚老实、瞒报需(虚)夸夸大自己成绩欺瞒上下坑害人民，被破坏生产力（原文如此——编者），损失人民群众财产。
+
+　　五、大刮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时候在58年时，不分那队这队红芋和粮食乱调以起，从数字南（应为难——编者）以青（应为清，应加算——编者）社员家具和农具等等。在方法上硬性大调社员东西，群众不瞒（应为满——编者），生产不安，破坏社会制度，不去调查研究，个人主意论断，自己严重的个人主关(应为观——编者)主义，平调社员东西，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破坏生产，尾(应为违——编者)背党的方针正策。
+
+　　六、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污绩(应为迹——编者)想(应为享——编者)受补(应为铺——编者)张浪费，大吃大喝，不固群众及(应为疾——编者)苦，光固个人，以来客检查为明玉(应为名义——编者)，讲排上(应为场——编者)造成浪费，对人民的生活不顾尹(应为影，下同——编者)响，造成人民的损失，危害自己对群众不良尹响。
+
+　　(一)方面，根据以上错误事实，认识以下几点：
+
+　　1、抬（应为特，下同——编者)）别在前冬去春情况下，我县公社大批参 （原文如此，应为惨，该字后空白，应为痛——编者）事件，我对广大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自己回想起来很痛心残奎（应为惭愧——编者），通过正风学习，我个人有很大提（应为体——编者）会：自己失迷了方向，不旦（应为但——编者）不反映正时（应为真实——编者）情况，而去作（应为做——编者）了一些错误：捆大(应为打——编者)群众和收(应为搜——编者)查社员，进行反瞒产斗争，脱立(应为离——编者）时机(应为实际——编者），歪出（应为曲——编者）了党的正策，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商（应为丧——编者）失了革命立场，给T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破坏了生产力和公共财产受了很损失。这些损失，自己是难以晚会（应为挽回——编者），抬别是劳畜力。经（应为今——编者）后在各方面，愿意诚诚恳恳接受了以上教训，搞好工作，挽回损失。
+
+　　二、方面，应报（应为抱——编者）什么态度，吸取以上教训，转变了自己的工作作风，在各方面应该踏踏实实的走群众路线，有事与群众商量。艰（应为坚——编者）持党的真理，直（应为执——编者）行T的正策下最大农（应为能——编者）力完成T所交自己以（应为一，下同——编者）切任务。（2）在工作中不傲不骄，加强正治思想团结，开展自我批评提高觉悟，改变工作作风。（3）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认识，多研究，多分西（应为析——编者），多看报纸，达到共同提高共同认识，艰（应为坚——编者）持政策。（4）服从领导遵首（应为守——编者）党的纪律，成（应为诚，下同——编者）心成义（应为意——编者）为人民服务，下最大坚（应为决——编者）心来完成T和人民一切事业。（5）提高政治思想，坚持T的立场，提高警提（应为惕——编者），向坏人坏事开展无勤（应为情——编者）斗争。发现重大问题多请示多回（应为汇——编者）报及时解决。
+
+　　根据我以上认识，十多年来T对我几年教育培养下经过了各各（原文如此,应为相——编者）运动，在每个运动中都有很大的提高，在我的政治思想，换（应为焕——编者）然一心（应为新——编者）。在这次运动中更加思想觉悟大大的提高，认识违（应为危——编者）害，吸取了经验工作教训，保证为T为人民利益出发和广大群众作（应为着——编者）想，当好群众情（应为勤——编者）务员，办好人民以切事业积极努力学习而奋斗。
+
+　　根据以上认识如有不妥地方请领导指正出来
+
+　　 叶宏亮 6月12号一九六一年六月12号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75.txt

@@ -0,0 +1,229 @@
+# 关于检查中共光山县委机关铺张浪费的综合材料
+
+　　<信阳地县委调查组>
+
+　　中共光山县委机关在掌握本单位的经费开支方面，由于少数领导干部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的支持。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并在检查中发现以原任第一书记马龙山为首的少数人，有贪污多占，损公肥己，甚至违犯国家粮食、油料、统购统销政策的行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将主要事实综合如下：
+
+　　注：这个材料是根据原始凭证逐笔逐条抄录，深入访问，找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座谈对证以后的材料。并经与县监委员相新书记、县委办公室赵政良主任作了研究，情况完全属实。
+
+## 第一部分  属于个人贪污多占方面的
+
+　　贪污多占是以马龙山为首的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其主要事实是多领福利费，常吃珍贵补品，生活腐化，大吃大喝，伙食吃的好，交款少，多方侵占公家便宜。“夜餐费，成为他们大吃大喝的合法科目。请客招待，成为他们损公肥己的机会，个别品质恶劣的干部，利用职权非法购买国家拱制拱应的一、二类物资，为自己的享乐腐化大开方便之门。从1959年9月至1960年3月统计，在县委、人委工作的县委委员中有九位委员领福利款1700元，吃各种珍贵补品3007.9元（福利费报销1558.78元，公费医疗报销2049.12元），两项共达5307.9元，占全县行政干部福利费支出10576.67元的50.10%，虽然这九位同志中间有的生活确有困难，应予补助，有的身体有病应该吃些补品，但也有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困难，也并没有什么需要吃补品的病症，而也经常领福利费，吃补品，并且利用请客招待和吃夜餐的机会大吃大喝。现列出如下几个突出的事情：
+
+　　（此处1行字迹不清——编者）。
+
+　　张天山       6                              161    26.9  210
+
+　　孙广生       6                              137.5  22.9  130  20
+
+　　刘文彩       9    20    10                  99     13.3  290  316
+
+　　从以上四人的收入看，除了刘文彩收入较少，但也高于群众水平外，他们都没有遭受天灾人祸，并在银行长期有存款余额。因此，均不应领福利费，更不应经常欠公款不还。
+
+## 补 品 开 支
+
+　　马龙山                           合款757.49元
+
+　　其中：人参14.3两、葡萄糖257支、人参精11瓶、鹿茸精10合（应改为盒——编者）。
+
+　　刘文彩                           合款593.16元
+
+　　其中：人参11.6两、补血生两瓶。
+
+　　刘树（应为述——编者）增   合款990.75元
+
+　　其中：人参23.1两、人参精4瓶、银耳3两、葡萄糖43支。
+
+　　赵明英                           合款89.76元
+
+　　其中：人参1两、人参精18瓶、葡萄糖23支。
+
+　　孙广生                           合款124.38元
+
+　　其中：人参2.3两、人参精9瓶。
+
+　　张天山                           合款131.2元
+
+　　其中：人参2.1两、葡萄糖110支、人参精、鹿茸丸6盒。
+
+　　赵政良                           合款400.43元
+
+　　其中：人参4.65两、葡萄糖214支、鹿茸丸20盒、人参精9瓶。
+
+　　饶智有                           合款153.4元
+
+　　其中：人参1.9两、人参精5瓶、葡萄糖3支。
+
+　　李芳璋                           合款267.33元
+
+　　其中：人参2.65两、人参精21瓶、鹿茸丸5盒、葡萄糖40支。
+
+　　上述九人（此处脱印20字——编者）
+
+　　共吃人参63.6两、葡萄糖813支、人参精86瓶、鹿茸丸37盒、银耳6两。据医生反映，其中只有赵政良、李芳璋、刘树增三人有结核病。须适当吃些补品，别人都没有吃补品的必要。但为什么吃这么多补品呢？据医生反映有以下几种情况：
+
+　　1、 直接写信或派通讯员去要，以马龙山、刘树增较多；
+
+　　2、 打电话叫医生来机关，同医生指名要药；
+
+　　3、 到门诊诊断，同医生指名要；
+
+　　4、 医生为了照顾领导，在配药处方中主动开给的补品；
+
+　　因为医院制度规定取药必须经过医生处方，但处方都是一个格式，这四种情况时间久了很难划清，那（应改为哪——编者）是要的，哪是医生开的，谁个要多少，医生开给多少；可是有这样一个例子：刘树增书记一封信向医生一次要四两人参；去年七月因病发烧，但白天没电，刘竟直接打电话通知电厂，为他开电扇发电。
+
+## 夜 餐 费
+
+　　除了大伙夜餐以外，从58年7月到60年3月，小伙共吃夜餐费1892.41元，按经常在家吃小伙的14人计算，每人平均夜餐费高达128.67元。据开支较少的1958年7月至12月分（应改为份——编者）统计，共吃夜餐328餐，开支376.59元。每餐平均1.15元，最多的一餐平均高达7.83元，为什么花这么多呢？主要是利用吃夜餐大吃大喝。1959年3月31日，12人吃一次夜餐花93.97元，其中各种贵酒12瓶、海参1.3斤，鱼翅0.4斤，鱼肚片0.75斤，罐头25合（应改为盒——编者）、其他如紫菜、青笋等海味应有尽有。我们将1959年的夜餐开支情况分人员算了一下帐，数字列下：（因为夜餐没有分人登记，只能根据事务长谈的材料按吃的次数多少推算的。）
+
+　　马龙山112.83元，张福洪112.88元，李芳璋112.88元。
+
+　　（此处1行字迹不清——编者）。
+
+　　赵明英58.94元  岳振远58.94元  简国安58.94元
+
+　　刘明义58.94元  郭均功58.94元  （此处脱印3字——编者）58.94元
+
+　　张志超58.94元
+
+　　十几个人仅仅一年，并且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不在家（此处脱印2字——编者）1000.92元的夜餐费，的确有些驚人，如果扣除他们不在家的时间，吃夜餐的开支可能超过他们的伙食部分；例如59年3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实开支夜餐309.42元，吃夜餐的有12人，每人平均高达25.78元，这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　　夜餐是不是吃了这么多？究竟是谁占了便宜？我们专门找事务长、炊事员座谈了几次，得出的结论是张福洪、马龙山吃的多些，但吃小伙的人都占了便宜。因为第一，夜餐就是吃的好，大吃大喝丝毫没有夸大。第二，小伙吃的好，大家交钱少，超支列入夜餐报销了。具体到人吃的标准和交款标准。事务长按吃的多少和吃的好坏划了三个类型。
+
+　　第一， 马龙山、张福洪、每月约吃26元左右，而交伙1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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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赵政良、饶智有、刘树增、赵明英每月约吃22元左右，而交伙12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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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办公室两个付主任、简国安、刘明义每月约吃20元左右，而交伙12元左右；
+
+　　小伙未改为食堂制以前，每月有超支，59年改为食堂制以后，超支的更多，平均十多人吃饭的伙食单位，每月超支30多元，超的原因是以马龙山为主的想吃好的，但不愿拿钱，厨房按成本要价，还要正炊事人员的思想。比如三个鸡蛋一碗的油炒米饭2角钱还说要的贵，五个鸡蛋一盘的菜只要两角钱还不满意，结果只有事务人员另找出窍门，从请客和夜餐中来处理小伙的超支，平均每人每月至少要占5至10元公斤的粮食，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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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猪不售  宰杀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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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二季度以来，省、地委一再号召机关不吃猪肉，喂猪支援出口、支援城市、支援工矿区，而县委机关为了照顾自己和家属，6-8月份杀了十七头猪，其中八月份杀的一头猪90斤，规定按干部等级出售。即：第一书记家属买肉七斤、油七斤、心肺2斤，计16斤。其他书记家属买5斤，部长家属买4斤，付部长家属3斤。部长以下干部家属只有不买，这样作法不仅违背了省、地委指示精神，而且在干部之间和干群之间也造下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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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是贪污多占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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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方查实对证，证实马龙山有严重的贪污多占以及违犯国家粮、油统购统销政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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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五口人吃饭，两口每月收入173元，银行长期保持百元左右存款余额，但借哥哥探亲为名在民政局领了三次福利费，款达2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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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常吃补养珍品，1958年10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到60年6月吃补养品价值757.49元，而据医生反映，马并没有什么病的症候。同时马的小孩（马英超）药费21.17元列入公费医疗报销了。并从三月分份到现在欠人民医院的药费74.44元未还。
+
+　　3、因老婆小孩有病，派专车到汉口、信阳接送老婆、小孩和医生，共计浪费697元（按成本计算的，如按一般运价计算为3012元），加上旅差费40.85元，共计浪费737.85元。第一次是4月中旬，因小孩有病，派专车和通讯员去信阳接爱人回来。第二次四月底因小孩病未好，又派专车去信阳人民医院接医生，另一次是今年三月分（应改为份——编者），派专车送其爱人、小孩去汉口治病，并同车去通讯员、事务长各一人待从。赵政良主任也同车前往，但经医生检查并没有大病，不必住院，马的爱人也就趁机坐专车游逛武汉三镇和东湖、长江大桥等风景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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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家属两次来机关。第一次他二哥来（58年11月）县委、人委和白雀公社请他五次，开支160元。第二次（59年11月）他的三哥来县委又请一次客。少给小伙的伙食30元共75元，两次共开支公款2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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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吃夜餐不按制度。从58年7月到60年3月共多吃夜餐费218.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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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马的爱人黄宗仁不应提���也提了级，第一次从59年9月到59年12月提一级。第二次从60年元月又提了一级。两次提级共多领工资1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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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私人买一件雨衣15元叫公家报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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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严重的违犯粮食、油料统购统销政策。1960年上半年在粮食局不给粮、油凭证，购买花生米60斤，大米81斤，面粉8斤，麦麸150斤，香油4斤，并指示粮食局给原来他的老同事张文斗往汉口寄和稍（应改为捎——编者）去（三次）粮票200斤。
+
+　　另外，县委机关58年5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实行依人定量以来，马龙山家属经常到小伙吃饭，不付饭票，共计多占粮225斤，连同今年六月分（应改为份——编者）马的爱人去信阳看病，多占县委机关粮票50斤（加工精粉）共275斤，并（此处脱印13字——编者）香油七斤。以上共计粮食838斤，麦麸折32斤粮食，花生米80斤，香油11斤。
+
+　　9、为保证出口，鸡蛋不准做糕点用，但马的小孩借有病为名，6-8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叫商业局为其加工蛋糕九次31斤，价格为1.2元一斤，而马却以成本价0.9斤付款，有一次为加工三斤蛋糕就烧了30多斤木炭。
+
+## 第二部分  属于机关铺张浪费方面的
+
+　　由于主要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机关经费开支方面也表现着讲阔气、讲排场、好新、求全挥霍浪费，脱离群众的大少爷作风。1959年以来，按最后发票计算，共计浪费国家资金达186（此处12字不清——编者）。
+
+　　一、基本建设方面，1959年以来，共计浪费71283元，其中：
+
+　　1、1959年5月分（应改为份——编者）新建县委会，截止停工日止共开支61592元，除了砖、木、沙、石等材料价值33509元外，净浪费28033元，打了40间房子的根脚。建新县委的计划，当时拿出40万元投资，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抽出五个干部，以张福洪为主负责这项工作，并且决议停止一切修建，提出新县委会的建筑是全县的重点之重，要求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证45天力争一个月完成这项基建任务。后经地委发觉一再制止，才于六月分（应改为份——编者）被迫停工。这项严重铺张浪费的计划才未实现。
+
+　　新县委住址，从图纸上看是相当可观的，把书记处和常委办公、会议的地点建在余湖中心，各部办公地点和干部宿舍建在湖的四周。当中搭一道天桥通往外界，既幽雅又辟（应改为僻——编者）静，很象（应改为像—编者）一座公园，但严重的问题是离开了群众。
+
+　　2、建新县委计划虽未实现，但住好房子的思想并未解除。县委会有房175间，并且大部分是解放以来新建的房屋，不仅够住，而且比别的单位富裕，因此，暂时不建新房是完全可以的。但他们借口利用盖新县委会的材料和图纸在县委会内盖书记处（此处脱印10字——编者）元，平均每间花了3500元，造价高于最好的楼房两倍，并且浪费了国家大量的木柴，这幢房子按最好的平房每间以1000统计算，浪费了国家资金33750元。
+
+　　（3、买小汽车这也是县委一部分同志向往很久的计划，因而汽车未买，先盖了三间放汽车的房子，花了6000元，房子到现在还在闲着，也没利用起来。）
+
+　　（4、书记处本来盖在县委院内，已有一道围墙，但在书记处四周又拉了一道院墙，形成大院墙套小院墙，浪费了国家3500元资金，还隔绝了外界联系，脱离群众。）
+
+　　二、缺乏艰苦朴素的作风。为了少数人的方便在运输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他们长期控制一部汽车为少数同志出差下乡乘坐。根据马龙山的指示，既不准单独拉货，又不准顺便稍（应改为捎——编者）脚，等于是县委机关的汽车，不过在交通局存放罢了，我们看了一下，这部汽车的使用登记薄，特点凡是领导出差，都必须备专车接送，甚至到胡围孜（三里路）也是坐汽车来去。张福洪闲着没事干，驾着汽车到湖北小界岭拍照风景照片，买一合（应改为盒——编者）纸烟，也开着汽车往潢川跑，到南大河洗澡也叫去汽车接。这种人已经成为不坐汽车就寸步难行的人了。
+
+　　这部长期备用的汽车，我们算了四笔帐，从1958年10月到1960年8月分（应改为份——编者）23个月按长途一般车到信阳每月来回拉货25趟计算，共计少拉货287500吨公里，减少运输收入71890元；第二笔帐按县境以内短途计算，少拉货20.4万吨公里，减少运输收入61200元；第三笔帐按这部车的耗费汽油、折旧费、司机工资、养路费等实际成本计算，23个月共计需要开支30031元；第四笔帐是按实际成本计算再扣除赴外地开会、接送上级领导以及因其他紧急���作还得乘坐专车的费用8365元以外，净浪费汽车费用23665元。
+
+　　（此处脱印2字——编者）工作方面追求形式，不考虑效果，属于工作方面本来可以为国家节约的开支，也不注意节约。工作中严重的浪费有：
+
+　　1、1958年春天，为了迎接四省卫生检查团，夺取卫生红旗县，他们搞卫生采取一种非常浪费而又不是治本办法的措施——放烟雾剂。全县一齐动手，用一切可以杀虫的药剂勳杀蚊、蝇，结果不仅卫生部门的杀虫药剂全部用光，而且将农林局存放的杀虫农药也全部用完。全县造成很大浪费，仅胡围孜一个公社浪费药物折款5万多元，由于这是临时措施，环境卫生制度没有坚持下来，虽然当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不久蚊蝇又活动起来，白白浪费了一批资财。
+
+　　2、（此处脱印10字——编者）科目，补助下发规矩，以（此处6字不清——编者）为例，全年共开支会议费55102元。按全年参加会议的人数57000人，每人平均六天计算，应开支公杂费（每人每天3分）（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元。炊事员工资7695元，伙食补助（按规定的四种会议）（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元，共计应支28735元，超支26267元，占会议费的（此处脱印一字——编者），超支的钱花到那（应改为哪——编者）里去了呢？我们检查了全部会议费开支单据，发现了很多漏洞：
+
+　　（1）不应开支补助的补助了伙食，仅此一项多补助了8200元，例如扩干会和布置工作的会议均不应开支伙食补助。可是他们有些类似的会议却有补助，去年九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开一次扩干会410人，开四天花了1844.93元，其中光伙食补助879.81元。
+
+　　（2）公杂费不按制度，随便开支，开支多少，报多少，甚至把机关开支也放在会议费上，因而造成大量超支，59年全年共计超支18067元，超支的原因：
+
+　　一、借会议机会购置东西，会后留机关用了，去年一年在会议费中光买皮线达13523公尺，水瓶96个，会后都叫开会的机关拿回了。下次会议又要重买，造成浪费。
+
+　　二、印刷品过多。去年（此处脱印15字——编者）元，其中六月份开的一个档案会，不到400人，公杂费就开支2787元，超过标准三倍，其中仅印刷一项开支1907.6元，包括有20种档案卡片，除了稻场、农具、水车、竹园建立档案卡片外，并建立5万户社员档案卡片。据反映这些卡片绝大部分没有执行，印的两千元的卡片被白白浪费掉了。一个贫雇农代表会印餐证10万分。
+
+　　三、不应在会议费开支的也从会议费报销了。去年县委开支的1898.96元的招待费和1801.41元的夜餐费被列入了会议费，去年六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开一个监察会95人开四天，应报销公杂费11.4元，而实际开支389.32元，（此处脱印6字——编者）开支了19元，（此处脱印6字——编者）28元都从会议费中报销了。会议费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后门。
+
+　　四、随便开支奖品，去年光奖品开支达1198.39元，其中有锦旗、实物、奖状，一个213人的劳模会印了500分（应改为份——编者）奖状，一个三八妇女节会议发了70面奖旗。
+
+　　五、看戏、看电影。基本是每会必看，看后公家出钱：去年会议餐中共开支文娱费达2197.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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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主要是会议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财政部门没有严格的会议预算申请制度，一部分会议服务人员在会议上借机大吃的喝，甚至有贪污盗窃的行为。
+
+## 四、机关开支没有制度，随意请客招待和购置设备。
+
+　　1、请客成风。1958年7月到1960年6月共计请客开支3018.96元（包括请省豫剧团花的1120元），其中58年下半年开支810.65元，59年开支855.87元，60年上半年开支232.44元。耗费的主要物资计有：
+
+　　肉蛋类        554斤                     合款26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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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菜类        71.6斤                    合款200.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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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类          619瓶                     合款386.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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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点类        490.5斤                   合款38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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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烟类        1553合（应改为盒——编者）合款50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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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费适当开支一些是可以的，尤其对部队或上级首长给予必要的招待还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分对象请客成风或借请客机会大肆铺张，以请客为名损公肥己，那是完全错误的。从他们请客的对象和请客开支情况看，虽然一部分是应该的，但大部分是属于铺张的。例如：
+
+　　（1）58年省豫剧团来县慰问开支百元左右招待费完全可以，但结果花了1120元；
+
+　　（2）借请客为名，多买东西，结果客人吃不了，自己吃了。如58年11月分（应改��份——编者），路书记、雷秘书长来检查工作吃了一顿饭，开支44.34元。在招待的食品中有11合（应改为盒——编者）罐头、15斤水果、纸烟11元、12瓶酒、50斤土豆，显然，两个客人是吃不了这么多东西的。
+
+　　（3）县委小伙平时吃的东西有很多加在客人名下报销了。如59年3月分（应改为份——编者）买海参开支48.36元，罐头25盒，连其他肉蛋类共95.97元。是在请客单据中报销的，但没有注明招待何人，问事务长时，才说是县委小伙吃的。
+
+　　（4）请客不分对象，干部调动工作也请客（自己拿钱是可以的），58年肖崇俊部长调动工作前后请了四次客，开支达229.8元，59年张部长，范县长走又请客花了91元，实际东西是小伙（此处脱印2字——编者）大家吃了，而钱叫公家出了。
+
+　　（5）请客过多，客人厌烦。去年11月分份部队尤军长回来探亲住三天，餐餐备有丰富的延席，结果客人厌烦，到老同事卫生科长家里住去了，每顿只吃一般饭菜，谢绝了县委的招待。
+
+　　（6）家属来也请。凡领导来的家属都要请一下。张天山母亲来请一桌（此处脱印15字——编者），男客男陪，女客女陪。
+
+　　2开现场会也大肆铺张。59年12月（此处脱印5字——编者）开一次300多人的生活安排工作现场会，这个会议本应大兴勤俭之风，给基层干部以良好影响，但结果在现场会上大搞现场浪费，这个会议杀了12头猪、16只羊、吃600斤糍粑，400斤大鱼，开支总额880元。
+
+　　3、吃夜餐没有一个制度，小伙特殊，大伙也不按规定。县委机关仅夜餐费（从58年10月到60年6月止）就开支5815.76元，占全部办公费的65.93%，吃夜餐按国家规定，夜间工作在12点以后继续工作的人每餐才准报销0.15元，但以这个制度衡量一下这个（此处脱印27字——编者）
+
+　　机、四部电扇，12套沙发。显然物资配备的有些偏多，超过了地委、专署的设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59年以来添置的，例去年一年买了五部自行车，四部收音机、12套沙发、三部电扇、两部电话机，做被子45床、公用布买7958尺，共开支购置费达4620元。马龙山、孙广生、赵政良、刘树增等四人住室挨着，但每人房间安装一部电话机，一年多来浪费安装费和租赁费1827元，张福洪出一趟差买两部旅行收音机、三部自行车，为了装饰住室，马龙山买了62尺红布做窗帘，紧接着张福洪买了12.5尺，但马不久搬了住室，布帘也不见了，又重买新的。
+
+　　五、机关干部长期借支公款不还，外地干部借支公款、借支饭票，找不到下落的都列作了报销。县委机关截至八月底止，干部借支公款1331.51元，占一个月机关工资的20%，个人借支多的达316.33元，少的10多元，欠款时间较长的达二年之久。由于借款手续不严，本机关借款借的多还的少，愈累愈多。外机关借款到现在已有22人，欠款173.64元未还，而会计随便作了报销。甚至个别品质恶劣的人借公家饭票也不给钱。例如，9月2号办公室赵政良主任借餐票三元，于九月份列入公杂费内报销了。
+
+## 六几项不合理的规定：
+
+　　1、幼儿园保教人员的经费应从小孩收费中解决，不应列入国家报销。特别是每个小孩由公家发给两元补助的规定，完全违背了职工福利由中央统一规定的精神。
+
+　　2、招待所人员不应由国家供给，应当按照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管理，核定收支预算，确定收支任务，以发挥单位管理事业的积极性。
+
+　　（3、党校是国家的一个事业单位，所收折旧费应上交财政或抵拨支出，不应存放不交留作小家当。对长期雇用的11个炊事员，也应适当精简，既浪费了劳力，又加大了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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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展览馆11个人编制太大，尤其现在对外不开馆，（此处脱印6字——编者），需要精简。今后开馆也只能临时抽人，不应把讲解员列为长期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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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广播站现有11人，配两个站长、三个编辑、两个播音员。编制也太大，因为每天对外只有四个多小时播音时间，编导播送任务只那么大，因而也就不需要这么多人。
+
+　　6、电影、剧团都是国营文化企业，但有很多场次影剧演出，当作义务不给钱，据剧团和电影队统计58年8月到60年8月共义务演剧大小40场次（58年两场，59年27场，60年11场，其中有5场是在县委院内和马龙山住室演的，应付款2760元未付。演义务电影109场（59年76场，60年33场。其中在县委演65场）应付款5150元未付。直接减少了国家收入。
+
+## 第三部分  造成以上问题的几个主要原因
+
+　　1、从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看，我们认为主要是县委机关少数���责同志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在和平的环境下，经不起资产阶级的思想袭击，因而，处处讲排场，事事讲大方，不是比艰苦朴素、比勤俭建国，而是比阔气、比漂亮。在财务开支上可以不要制度，可以公私不分，（此处脱印17字——编者），因而，乱批（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子，乱定制度。张福洪可以一次批准93.97元的小伙开支列入夜餐费报销；马龙山可以随便派公家的汽车为自己接送老婆、小孩，这种特权思想和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作风，的确已经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如不及时扭转，势必葬送更多的干部。
+
+　　2、作为单位财务主管部门的县委办公室没有担负起管好本机关经费的责任。并且在浪费材料中间发现很多是在办公室主使下发生的，如夜餐和请客招待，办公室赵政良主任不仅参与了吃喝，而且还亲自安排；事务长刘朝应说：“凡是吃夜餐、请客招待除了马龙山、张福洪通知外，绝大部分是赵主任来（此处脱印6字——编者）的，并要求：“吃好些。”，但吃了以后（尾页未复印——编者）。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7/5/000076.txt

@@ -0,0 +1,13 @@
+# 中共遵义地委监察委员会关于赤水县对坏分子梁子明案件打击不及时的检查报告
+
+　　（省委监委并报中央监委：）
+
+　　遵照中央监委金主任和省监委提示，我们三月十九日到赤水县检查了坏分子梁子明报复陷害案件的处理情况，现作如下报告。
+
+　　梁子明，男，34岁，赤水县复兴公社凯旋管理区人，贫农出身，解放前当过二年伪保长，五九年入党，历任过村长、生产队长等职，六零年因贪污已撤销队长职务，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梁子明于五九年三月，主谋伙同其兄梁雨开（已病死）偷杀生产队集体饲养生猪一头，分吃后，反而嫁祸于人，诬赖是社员肖良英母子二人所偷，梁亲自主持召开社员大会，将肖母子二人捆绑吊打四个多小时。同月二十八日，梁与其兄梁雨开偷生产队保管室红苕一百二十斤，又伪造现场，诬赖是社员李自颜、黄绍明、梁树梅、兰世英、任德云、梁树伦偷的，梁将上述六人捆到队管会，吊打四个小时之久，苦逼承招，其中任德云被打的严重当天死了，梁树伦被打后又被扣四天饭，又不许他在家开伙煮东西吃，第四天饿死。六零年元月该队社员梁德清，检举梁子明的盗窃行为，梁子明知道后就进行报复，诬说梁德清偷生产队肥猪，把梁德清捆打一个通宵，将其筋骨打断，第五天死去。六零年十一月梁子明之嫂袁德容不慎失火，梁得悉后，对袁拳打脚踢，用石灰塞袁的咀，打成重伤后十七天死去。梁在任队长期中，贪污社员收入二百余元，苞谷、黄豆七百多斤，洋芋三百多斤等。
+
+　　梁子明犯罪事实揭发后，复兴公社六零年六月九日呈报县公安局逮捕。公安局侦察后于六月二十八日转县检察院批捕，该院认为材料事实不清。七月二十六日退给公安局复查，该局七月二十七日退给复（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77.txt

@@ -0,0 +1,47 @@
+# 中共赤水县委监委委员会对马华仁同志所犯错误事实调查结论材料大都失实的检查报告
+
+## （一）
+
+## 对马华仁案件的分析和处理过程
+
+　　我县复兴公社的整风整社运动是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份中央批转河北省通海口公社整风经验之后，开展整社的试点，整风初期马华仁同志参加了领导小组，并负责全面工作。在一九六一年元月中旬县监委员会同组织部根据中央“六条标准”对全县干部进行了排队，当时分析，马华仁同志工作积极，基本上能掌握政策，但政策水平低，生活上有些特殊，工作方法简单生硬，作风不够民主，历史上其父当过伪保长，本人解放前当过伪328师的班长，并拐骗过妇女，系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排为第二类（按西南局六条标准即属第五类），后在同年二月初旬，县委召开三级书记会议时，传达贯彻了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之后，在会议中原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周文炳同志（现下放任复兴公社党委书记，周入社整风时是整社工作队副队长），向县委汇报复兴公社整风整社情况时说“马华仁对死人未如实上报，粮食上虚报产量，生活上虽不突出，但复兴的问题（即死人问题）应由马负主要责任”。为此，县委常委对马华仁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当时县委第一书记刘凤鸣同志根据县委组织部介绍马华仁同志的历史情况说：马仁化地历史上当过伪328师的班长，拐骗过妇女，并叫组织部长王扬萃同志拿档案来看（这次因管理档案人员不在家未拿到），经过一番分析后，刘凤鸣同志又继续带有结论性的说“从马华仁历史情况来看像个坏人”。并指示一边揭发、一边把材料整理好上报。会后县委分工，书记处书记解亭同志负责复兴公社的整社工作，当解亭同志在会议结束后去复兴公社贯彻县委三级书记会议精神的时期中，刘凤鸣同志又率县监委干部高其六同志去复兴公社检查整风整社的情况，正在会议中解亭同志叫县监委干部先绍庸同志根据群众检举揭发马的材料写一个电报稿上报地委，先将电稿写好后交刘凤鸣同志审查修改。在电稿中，县委对马华仁同志的结论意见是“马系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为纯洁组织，先撤销党内职务，交群众斗争，报请地委批复”。当时地委的指示是“停职斗争”。同年三月下旬，县监委在家的同志根据地监委的指示，依照先绍庸同志写的电报稿和一些揭发材为，重新整理作为到地委开会的案件标准材料。当时县监委对这个案件曾作了初步研究，认为从马华仁的历史情况和现有材料来看，像个坏人，因此认定马为坏分子（未经县委审查），带去地委召开的会议上作为案例介绍。在这次会上对马的材料专门作了分析，并指出错误事实部分上下左右的责任来分清，特别是虚报浮夸，春节慰问团大摆酒席县委有一定责任，不能完全加在马的头上，又指出在认定性质上，只看历史不看事实，因此混我为敌的错误，最后统一的意见应划为四类，会议结束返县后，以县委组织部部长王锡萃同志为首把地委整风整社组织处理工作会议精神向解书记作了汇报，同时对马华仁同志案件的结论情况也作了简要汇报。根据县委指示，在召开全县各公社组、监干部会议，贯彻地委组织处理工作会议精神时，又将马的材料作为案例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划为四类是恰当的。会后分工监委干部先绍庸同志专门包王复兴的案件，并明确交待要把马华仁的材料查实分清责任，特别是在粮食和死人问题上要分清责任。这次会后，复兴公社报县审批的材料划为活官僚，给予撤职处分。县监委重新整理后，于5月18日报请县委和了讨论，决定为活官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处分决定打印后，因未与本人谈话，兼之五月二十八日马从中监委申诉回县找县监委副书记邱维新同志谈话。从谈话中发觉马的处分决定材料事实出入很大，他立即叫此决定暂不上报下达。六月初旬，我们在省、地监委等人共同前往复兴公社对马华仁同志所犯错误事实进行逐条查证的结果表明，原处分决定中的大多数材料事实都已失实，故于六月二十日请示县委常委对马的问题进行了复议，讨论决定马划为五类好干部，同时决定撤销县委五月十三日结论马华仁同志为活官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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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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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马华仁同志提出的申诉和我们这次配合省、地监委派人对马所犯错误事实材料逐条调查证实的结果，原处分结论材料事实大部失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复兴公社整风整社运动初期，根据中央“六条”标准，马华仁同志系划为二类（即西南局标准的五类）的好干部，并参加整风领导小组、同时代表公社党委作过几次检讨，直到运动中期，即六一年二月上旬才确定为斗争对象。在斗争中主要是没有把上下左右和他本人应负的责任区别开，有的责任应该属领导上承担的，领导上没有承担起来，把全公社出现的问题都压在他个人头上。在处分决定中一些事实和文字结论，也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其具体现现为：
+
+　　一、如在死人问题上，结论马仁华同志知道情况不向上报告，又不采取措施的问题。经调查马华仁自去复兴公社以后，在五九年十二月发现凤凰水库断粮死人，就派副书记张建良同志去检查处理。张去检查主要是断粮，肿病多，并写一式二分报告，马华仁同志亲自分别送交县长张峻玉和农工部副部长周文炳二同志，请示解决，当时张指示由公社解决，马说公社无粮，而张还叫公社自己想法。这次整风中作为马华仁同志的错误算。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天台管理区总支书记施云华在电话向马反映观音生产队三天死亡30多人后，次日马奔赴检查确有此事，并在电话上向县福利部和卫生科反映请示解决，第二天县委派福利部长李登伦同志带领工作组和卫生人员前去解决，后来二月区委书记会议上，马华仁同志将此情况向原地委书记何林汇报，被何林指责“病是有，是钩虫病，血丝病，死人归罪于粮食，实际上是归罪于共产党，医生有右倾，不发药就走了，干部不加分析一盘端过来，办社会主义事业，死几个人何必大惊小怪。”接着张峻玉县长传达了地委对粮食三不供应精神，即：旧历年前不供应；不是经济作物区不供应；不是灾区不供应。张并补充一条赤水县都不属这三类地区。这次斗争把何林的论点和三不供应的指示等也强加在马华仁同志的身上。六零年二月县党代会前夕，凯旋总支书记钱水福反映管区断粮死人严重，而马华仁同志在党代会上请示县委解决，县委派财贸部长洪奠华（县委委员）带领工作组前去检查，洪去后不但不检查发粮，反而大搞反瞒产斗争，结果死人越来越严重，这次整风中马华仁同志提出申辩，被工作队长周文炳同志责成为推上推下，态度极不老实，强制承认。六零年四月县五级干部会前，马华仁同志发现全公社的口粮只有五天供应指标了，在电话上请示县委如何解决，县委答复没有指标，可吃碗胡豆。因此公社党委根据县委指示研究决定，平坝地区31个队吃碗胡豆，把五天口粮供应高山地区。后马华仁同志到县开会，耿焕民（原遵义地委书记处书记）同志问马的生活安排如何，此时马将此情况如实地向耿反映了，耿答复：“不行，要供应”，县委才拨粮13万斤，当指标下达后，马华仁同志立即打电话通知张建良组织供应，张建良接电后不但没有如数安排，反而说下面有粮吃，在马的连续追问下，才回答承认下去调查。第二天马华仁同志直接打电话问天台管理区供应否？天台总支书记反映，已断粮一天多，病情十分严重，马并请示县委，当时就派杨振宵同志乘车到天如检查解决了。在整风中说马华仁决定停止三十一个队的口粮供应，造成断粮死的严重后果。一九六零年三月下旬，马华仁同志到省开会去了，留社的副书记张建良发现复兴镇的金红队有粮食1000多斤，张就以此类推下面有粮，回社后立即召开电话会宣布全社停止五天供应，两天后县委杨援宵同志到吼师管理区检查工作发现断粮，在电话上指示立即供应，张建良同志不但不执行，反而规定要各管理区先造计划报公社审批。因此先后断粮四天。在这次整风中，马提出来应由张建良负责，当时被工作组长王扬萃（县委组织部长）同志拍着桌子说“你负责全面工作，一点责任都没有吗？”逼着承认。
+
+　　二、六零年十一月十一日决定把各管理区报上来的700多万斤湿谷子作为干谷子上报，再加15%作为湿谷子上报的事，是县委书记处书记杨振宵同志主持办的，但确给马华仁同志结论为“六零年秋收后仍未吸取上春教训继续浮夸，多报产量160万斤，用空数字安排生活”，一律推在马华仁个人头上。六零年元月马华仁同志去正安县开现场会，临走时，为了报数字与县委对口，将前届书记马春景同志移交下来集中800多万斤粮食数，抄在留社副书记张建良同志的本子上，也说是马仁华同志虚报浮夸。
+
+　　三、在处分决定上给马华仁同志结论为“经常在商店购买糖油油、酒、肉、���、鸭、鱼等个人吃喝，私开小伙，大吃鹿茸精等补品药100多元。据调查马华仁同志到复兴公社一年多来仅在商业部门购买饼干8斤，天麻3.9两，花生米一斤，曲酒2瓶，牛肉1.3斤，炒米糖7两，红苕糖2.3斤，猪肚肉2斤等少量东西，也没有开过小伙，据反映马华仁同志生活作风还比较艰苦。
+
+　　四、历史成分的结论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复兴公社党委对马华仁同志个人成分的结论系伪军人身身，其理由是说马华仁曾先后当兵三次为依据论定的。实际上马华仁同志只在当地伪警察所当兵和伪328师当班长共计约一年的时间，当兵之前主要生活来源靠帮人、务农、赶马车，马的家庭出身贫农，因此，马的个人成分应结论为农民，县监委干部先绍庸同志整理材料时，仅凭审干办公室干部袁伯林同志口头介绍马华仁同志在四九年曾拐骗一民妻出卖，即作为文字依据写入结论。根据马华仁本人交待和审干部调查材料，证明是当地邻居胡树芬给他介绍一个况姓童养媳谢友莲，因为当时生活所迫，马就介绍到他表兄张家士处寄居，后又由张介绍到伪遵义税捐处当女工，马就到伪328师当兵去了，此后谢因偷别人的东西逃跑了，并非出卖。
+
+## （三）
+
+　　马华仁案件材料为什么大部失实和结论不当呢？从县监委检查，主要原因是：
+
+　　一、从调查结论马华仁案件材料大部失实的情况来看，县监委是有直接责任的。特别是监委副书记邱维新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如在一九六一年元中旬，邱维新同志曾会同组织部负责同志对马华仁同志作过分析排队，当时根据马的历史和平时工作表现划为二类（即属西南局六条标准的五类）干部，当二月中旬复兴公社整风工作队周文炳同志向县委汇报马的错误事实时，县常委依据马的历史和现实错误，初步结论为坏人的，未积极提出建议和自己的认识。同年三月下旬，县监委在家同志根据地委指示，将马的材料整理为案例，县监委未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而简单草率的研究初步论定为坏人，即否定了原排二类好干部，带去遵义地委召开的组织处理工作会议上作为案件标兵介绍。会议认为马的问题有所出入，暂划为四类，并责成邱维新同志会后回县将马的错误事实查清，分清上下左右的责任，再作处理。邱回县后在全县各公社、组、监干部会后，虽明确分工监委干部先绍庸同志专门包干复兴公社的案件，并具体交待必须将马的材料查证落实，特别是粮食和死人问题要分清上下左右责任，但先绍庸将马的材料带回公社后，只作了一般调查了解，又分工给公社组织副部长邓光成同志负责查对马的材料的工作，由县派出的专职干部明方位同志负责审查和起草处分决定，决定写好后，公社研究结论（马本人未到会，已去中监委）报县，县监委在此基础上由专干王直宾同志负责审理起草的第二次处分结论（这份结论写好后曾经县委组织部长王锡萃同志[监委委员]审阅，当时在家掌握组织处理工作的副部长王远茂同志负责），邱维新从大同回县开会时，马的这个结论材料只在未报县委研究之前审阅修改了一下。于五月十三日报县委研究结论为活官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未执行）材料也是邱维新同志介绍的。因此，从对马华仁同志的排队到呈报审批案件的过程，邱维新同志不仅知情，而且亲手承办，这就充分说明邱维新同志对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不严肃的，未有坚持党的原则，在工作上是极不深入的，对专职干部办案工作缺乏检查，审阅材料粗枝大叶，马虎草率，不分析，不调查，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是相当严重的。
+
+　　二、从调查结论马华仁案件材料大部失实的情况来看，还反映了具体承办马华仁案件的有关人员缺乏深入调查了解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呈批材料说“六零年春节迎接王临池慰问团时，马指使民兵持枪强迫群众严道欢迎，实际上是复兴镇为了保护安全，派民兵去厨房看管东西和监厨的，也未持枪。又说在迎接慰问团的当天复兴街上摆着三具死尸是马华仁同志为蒙蔽真象逼着民兵抬去埋的。据调查三具死尸有这回事，一具是复兴镇长雍太炎同志发觉后叫运输队抬去埋的，一具是民兵队长曹克文发觉后请示公社秘书郭云磊，郭随口答复抬至工人宿舍，并请医生打一针才死，还有一具是林归队的人，不是在此期间死的，与马华仁并无关系。但具体办案人邓光成（公社组织部副部长）、先绍庸（县监委干部）二同志不作深入调查，硬说是马华仁直接和指使办的，而两次结论为“群众处于���深火热死人成堆时，不关心群众死活，逼着管理区抬走蒙蔽真象”。又说马华仁同志因生活特殊，别人向他提意见就利用职权对商店干部刘敏池、禹明开等人进行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据调查刘、禹二人都未检举，单弄一分检举材料就作结论。同时县专案人员王质宾同志在起草第二次处分决定时，也未认真详细的审查马华仁同志所犯错误事实的有关检举揭发和查证材料的真实性，而又凭公社成批的综合材料，只是删减了一部分长的文字而重新抄一道，因此，这就造成了马华仁案件的错误。上述情况说明，经办马华仁案件的有关人员，在调查案件工作中不深入，不细致，不实事求是，不倾听和采纳本人和群众言之有物的意见，偏听偏信，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主观意测，情况事实不清就乱下结论的思想作风是极其严重的。
+
+## （四）
+
+　　通过对马华仁案件的检查，对我们的教育是深刻的，为了彻底转变作风，认真改进工作，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工作，今后必须：
+
+　　一、认真学习中央和上级党委监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坚决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克服患得患失，不敢反映情况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当好党委的助手。
+
+　　二、深入调查研究，在调查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弄清事实真象，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分析，切忌主观片面，情况未弄清前决不乱下结论。
+
+　　三、加强集体领导，县监委对每个案件都必须坚持集体研究的原则，对每个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都必须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克服马虎草率不负责任的态度。
+
+　　以上检查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
+　　 中共赤水县委监委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78.txt

@@ -0,0 +1,15 @@
+# 中共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
+
+　　<中共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
+
+　　我们没有按中央、省、地委指示办事，“共产风”一直未停，刮的范围很广，如土地、房屋、粮食、劳力、耕畜、农具、家禽、锅、碗、瓢、勺等。1958年冬，县委从各公社抽调劳力“修津浦铁路复线，共得工资35万元，没有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而是采取“刮富济贫”的办法将工资分配给板桥、小溪河、总铺3个公社。县委党群、政法、财贸、工交、农业、文教6个口以及其所属的基层单位共刮各公社工地8,220亩，房子364间，木料39根，耕畜29头，拖拉机1台，车辆1部，苇子500捆，资金2,500元。初步统计，全县一平二调的财物就有土地63,399亩，房子11,450间，粮食2,414,000斤，木材32,129根，耕畜1,537头，猪羊2,767头，家禽5,431只，农具6,368件，机器8台，木船46只，车辆428部，柴草92万担，瓜菜15万担，资金18.8万元，以上共折款732万元，平均每人27.1元。有的情况相当严重，强占民房，撵人搬家，不搬就把人家的东西往外扔。有的人家被逼的东逃西窜，有的一家大小十几口人挤在1间小房子里。县委要求，几天之内实现车子化，下边没有木料，只好扒社员的房子，用社员私人的木料，搞房前屋后的树木。“共产风”把人家的小锅子都刮走了，老年人要求留下1口锅烧开水都不准留，有的干部当社员的面就把锅给砸烂了。
+
+　　……弄虚作假，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全县只有141.2万亩耕地，去年（1960年）春种就上报播种面积184.8万亩，超过总田亩40多万亩，粮食产量1958年实产1.5亿斤，上报4.05亿斤，多报2亿多斤。今年烤烟实际栽57,388亩，上报137,400为，多报1倍以上。生猪实有43,000头，上报166,000头，多报12万头，开荒地上报468,500亩，实际开得很少，而且没有抛荒的多。在水利战线上，3年全县实作土方5,000万立方，上报2.1亿立方。上报板桥等9个公社实现了水利化，实际上还没有搞掉水利死角的帽子，……在造林方面的浮夸更为严重，为了搞表面化，就把社员的私人大树移栽到公路两旁，有不少这边没活，那边也搞掉了，劳民伤财。在淮南线上栽了一点果树，而且棵子很小，就上报实现了园林化。3年来全县栽树13.2万亩，上报绿化荒山隙地72万亩。……
+
+　　（县委）要求各公社当天数字当天下午4点钟汇报，不报不行。公社4点以前向大队要生产进度表，大队下午就向小队要生产进度。生产队的社员下地还没有干完活，哪来的数字汇报呢？不汇报就要受批评，只有假报估吹。有的想先报后补，而劳力只有那么多，天天多报怎么能补上呢？所以数字越报越假，越吹越大。
+
+　　在电灌站和燃灯水库工地上的民工不仅生活安排的不好，而且劳动强度特别大，门台子电灌站去年民工吃不饱，他们还结余10万多斤粮食，不执行劳逸结合的方针，天寒地冻、下雨下雪还逼着社员干活，对有病和体弱的民工，不能给予及时的治疗和照顾，相反是一推了事，叫民工回家，走又不给粮食，加上有病天又冷，有一部分民工死在路上，有的社员身体不好，大队和生产队硬叫人家上电灌站，到了电灌站又不收，两头不给粮食吃，三推两推就把人家搞死了，拿人命当儿戏，我们有罪。……
+
+　　……如对外流人口，下面说都是小偷小摸、调皮捣蛋的坏人，掩盖真象。实际上有的是食堂停伙没有饭吃；有的在家受气，挨打受骂，得不到解决，没有办法才走的。哪个愿意离开家呢？没有办法才外流的。
+
+　　来源：1961年1月7日《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材料》，见《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

CCRD/2/7/5/000079.txt

@@ -0,0 +1,29 @@
+# 中共黄冈地委关于李克成同志所犯错误事实及处理的复议报告
+
+　　（省委：）
+
+　　李克成同志原任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在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结论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予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工资级别由15级降为17级。现根据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省委指示精神，我们又对李克成同志原结论中的事实作了查证。现将查证结果和复议意见报告如下：
+
+　　一、经过调查，原来性质结论不当，应该修改的几个问题：
+
+　　1.关于组织反党集团问题。1958年3月间，李克成同志兼任县委农工部长时，农工部干事王维捷、曹铎、胡裕宽、熊德清、丁开焱等人，成立了一个“民主治部”（又称五人领导小组）其动机是民主管理农工部的核心工作，这些成员都是区级干部，政治上没有问题，从其活动看并无反党计划和纲领。当时县委提出水稻总产1700斤的指标，他们下去作了一些调查，实际只有700—800斤，向县委作了报告，这样做是对的。并不是收集材料，向县委“进攻”，因此，不属于“反党集团”。
+
+　　2.关于否论58年大跃进的问题，在59年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李代表县委向中一公社干部检讨说：“58年没有搞好，是一笔糊涂账，对不起你们，明年再来吧！”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但不能视为否认大跃进。
+
+　　3.关于动摇人民的基础的问题。这主要是李克成同志曾说过：“没有丰富的物资基础，食堂是办不好的，食堂与公社体制是两回事，垮了没有什么可惜。”还总结过食堂下放有便于养猪等五大好处。在技术革新方面，县委提出水稻密植2×5寸，李提出4×6寸等，这都是属于工作意见和认识问题，也是反映了当时群众的一些实际要求，不应以错误论处。
+
+　　二、经过再次调查证实，李克成同志是有错误的。
+
+　　1.散布流言蜚语，影响县委的团结。李克成同志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突出的。有意见不在会上提出来，而是不择场合，不顾影响的乱散布。57年负责修福田河水库时，因人上迟了一点，就大骂：“娘卖×的，别人要人就有，我要人就没有”说县长陈化民同志是“相公”，说：“书记处书记赵金良同志是拉蛮的祖宗”还说：“麻城是吴（德简）管全面，赵（金良）管农业和干部，赵（化民）管钱，我没有权”，“麻城是赵、陈之县，赵、陈之天下”等等。这些流言蜚语，危害了县委之间的团结，在干部中确实造成了不良影响。
+
+　　2.无组织无纪律也是严重的。农工部成立的所谓“民主治部”虽然不属于反党集团，但在一个部门又搞一个小组织，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李克成同志知道后，既不向县委反映，又不加制止，是错误的。另外，在公社党委的要求下，李克成同志即同意了将农工部王维捷、曹铎、丁开焱等两个区级干部分别在宋埠、中一、白果等公社兼任社长、部长职务，这种作法既未经县委讨论研究，又没有向县委请示报告，是违法集体领导原则的。
+
+　　3.阶级立场模糊。59年夏季，李克成同志在五脑山休病期间，曾与女劳改犯陈加玉在一起打过麻将。县委组织部长游弟波提出的提前释放反革命分子周天卜和从国家财政中借给右反分子李辉150元去汉口诊病的意见，李克成同志不仅没有批评制止，反而批准了他的意见，是错误的，这说明李克成同志阶级立场模糊。
+
+　　三、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李克成同志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主要是自由主义，散布流言蜚语，影响党的团结，在处理某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在立场观点上也相当模糊，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其错误根源是与李克成同志出身知识分子，缺乏实际锻炼，严重的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是分不开的。其性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意见，摘掉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将原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工资级别由15级降为17级处分，改为撤销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县委常委，工资由15级降为16级。是否妥当，请省委批示。
+
+　　 中共黄冈地委1961年7月28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80.txt

@@ -0,0 +1,35 @@
+# 赵平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
+
+　　[赵平，可能是安徽颍上、亳县、阜南、太和、阜阳县委中的一个县委书记]
+
+　　（缺页）按劳分配，钱被浪费了，很多社员周年劳动得不到报酬，吃饭还要拿钱买。在这种情况下，在农业生产劳动出勤上就出现了“两多”，（妇女下地生产的多，旷工的多）、“三等”（等干部喊、等一齐下地、等干部分配活），干活工效不高，质量很低，地里长的草锄了和未锄一样。
+
+　　第二、高指标，高征购。几年来高指标生产很严重。生产指标修改次数也很多，58年修订7次，最大指标订到14亿3千万斤，最低为5亿1千万斤，实际完成4亿斤；59年修订11次，最大指标保证数18亿4千多万斤，开展1千斤小麦、1千斤籽棉、2千斤水稻、2万斤红芋的“双一、二”增产运动，实际完成4亿4千多万斤；60年修订6次。最大指标13亿3千万斤，最低指标8亿2千万斤，实际完成3亿7千多万斤。59年“六条”指示信，其中一条讲粮食指标，没有那些不要讲那些。主席指示后脑子热的还是降不下来。高指标必然带来高征购，多用粮，多外调。那时算帐，口粮留的多多的，粮食还多，粮食成灾了，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也放卫星。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卖了过头粮，种籽也未留下来。从57年到61年的4年半中，国家征购农村粮食5亿多斤。有很多不该征购的粮食而购上来了，又回销2亿多斤粮食。其中口粮1亿5千多万斤，种籽粮8千多万斤。其结果：1.浪费了大批劳动力，影响了生产。没有那些粮食硬要送，然后又要回销。这样挑来挑去，一道一道的过秤，等种籽运回来再往下发，地里的墒情跑光了。初步算帐：全县多卖1亿6千多万斤粮食，每年平均4千多万斤。另外，在粮食工作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单纯的任务观点，认为粮食抓到国家手里好安排，而对种籽购上来浪费劳力未算帐。下面反映任务重完不成，我们也未很好的接受意见，还吓唬人家说：“不卖种籽以后可要供应了？”弄得人家无话可对，谁敢说不要供应了呢？2.卖出买回，多付差价，初步计算多付差价款127万元。3.粮食送来送去，扩大了损耗，按1千斤损耗1斤计算，也损耗几十万斤。4.种籽入库以后又供应，商品粮作种籽，种籽混杂了，有的麦子黄了，有的还未出穗。在多种经济生产发展上，也是高指标、高收购。如规定59年一年牲畜繁殖达到9万多头，猪一亩地要达到1头，饲养量达到220万头。还要求每个公社建两个万头养猪场，大队建两个二千头养猪场，小队建两个五百头养猪场。老母猪一年要求过几窝小猪，小母猪一年也要求过几窝，一年繁殖几代。棉、油、蔴、糖、果、烟、菜、药也是这样。要求每人一天吃3斤菜，每亩产量要达到多少多少。植树造林，全县要求造56万亩。完成这些造林任务，叫群众吃树叶子吗？发展指标高，购的任务大，完不成就违犯政策，硬性收购，翻箱倒柜堵鸡笼，出了很多坏主意。母猪当肥猪收购。县商业局二库头天收的第二天过一窝小猪子。有的鸡蛋抱几天小鸡了也把人家拿来了。购的多，销的少，肉票不能兑现。城郊有个社员拿着肉票，背着被夜里来排队也未买着肉，气愤的说：“以后也叫你们干部背着被来收购我的猪。”
+
+　　第三、赶风头，贪大贪多，事事搞新花样。各个部门都提出许多不适当的口号。搞什么都加个“化”字，什么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不问男女在一块睡觉，不问老年人、妇女、小孩都要下操。在农业生产上也提出：“千斤县”、“五百斤丰产县”、“千担肥，万担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搞畦田化，麦子种下地还叫抄。大搞园田化，提出什么“以河网为基础，肥网套渠网，渠网套河网，河网套路网，路网套畦网，河渠道路套林网，六网并举。”工业部门新名堂更多，也不知提出了多少化。什么工具改良化、运输轨道化、装卸自动化、超声波化、沼气化、土化肥化。大办也提得过多，无事不加个“大”字，什么大办养猪场、大搞声势、大战济河口。搞化肥提出：“从烟中取宝，向烟田夺肥”。要求全县实现无烟县。工具改革，没有木料扒房子、调工人、抽干部，4个轱辘的大车改为两个轱辘的大车。很多东西硬性规定。旧的不准用，新的又没有。耩地旧耩子不准用，大耩华[铧]子又生产不出来，影响下种。大搞土车床，没有原料扒石条，用大板凳做架子，全县搞多少，用的又有多少？搞风力车，每个大队都架一个，架上都不管用。搞汽车，集中很��铁木匠，汽车未搞成，毁坏了很多柴油机。沼气化，花了多少钱，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又不卫生，生蛆生蚊子。商业部门提出无帐化，结果短货少款，不到一年多的时间就损失浪费77万多元。
+
+　　第四、生产瞎指挥，生搬硬套。一个布置一阵风，一个大呼隆。58年秋种用有线广播指挥秋种，采取连夜突击种，当时还提出五不种：不深挖一尺不准种，不施5千担肥不准种，下种不到50斤不准种，不浸种拌种不准种，不搞畦田不准种。卫星在每亩施万担肥，深挖泥，下种300斤到400斤，亩产万斤粮。59年秋种要求深耕7寸，全部达到畦田化，整地要求地平如镜，土细如面，沟直如线，还提“千亩百池”，10亩地挖一个沤肥池。在稻改规划上，59年要求搞40万亩，60年要求搞45万亩，平均每人7分，实现基本稻改化，结果因为计划过于太大，实际只完成17万亩；其中有收成的只有12万亩，造成很多耕地面积因失时而未种上庄稼。同时因为稻改任务大，强劳畜力过于集中搞稻改，也耽误了其他作物田间管理，出现了大片草荒。拉泥条打红芋沟，夜里摊场脱粒。在这些方面 ，都遭到群众的反对。去年红芋育苗，提的过早育苗，后因天寒烂掉一批，缺秧插不上红芋。社员反映：“城里指挥乡里生产，庄稼人成了门外汉，电话会议多，每天平均开到一次到两次，时间又长，有时一次都开一天，吃过饭再开，占去了基层领导干部很多时间下不去。开展大协作，大兵团作战，生产不讲究实效，不讲质量，窝工旷工，劳逸也未能结合好，生产也未能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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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水利办的过多。水利58年全县规划一级河10条，二级河道20条，三级河道51条，四、五级河道139条，土方工程1亿1千万，一年基本实现河网化。59年上堤民工最多，要求16万人，实际上堤11万人，经常有9万人，再加运粮、运柴草，劳力最多占到80％，做这些工程不是根据当前生产发展需要规划的，而是在纸上规划的，盲目的追求任务，挖压很多土地。城郊的青年大队是河网化重点，全大队规划11条河道。按照这个工程规划来搞，全大队就得挖掉3分之2的土地。59年规划那些河道，实际上也只完成3条，其他都只完成半拉，没有什么受益。任务大，要求高，一天要求每人搞到几十万，重劳动，高工效，口粮低标准，民工坚持不下来，前方把后方口粮吃掉了，生活福利照顾不好，几万人没有一个医疗机构，有的要求比干劲，十冬腊月光着脊梁干活，光干不休息，劳逸结合不好，有很多民工在前方生了病，从河堤被精减回来家，生活没有很好安排，出了很多问题，发生了不应有的死亡现象。
+
+　　第六、搞大食堂。对农村食堂，并了合，合了并，食堂越大越好，小了总感到领导不方便，提出一队一堂，队大的一队一堂还搞分堂。吃粮统一加工，有的一个大队搞一个加工厂，集中许多劳力和毛驴推磨，结果加工不出来吃不上饭。由于办大食堂，统一搞加工厂，把庄子也搬掉了，石磨也合并了，毁坏也很多。一个中心食堂有的离庄子几里路，给群众带来很多不方便。晴天打饭还好些，遇到雪雨天，老老少少磕磕绊绊的，不是打了盆就是打了碗，千把几百口子人吃饭，等饭做出来再排队打饭，往往早饭吃到日偏西，午饭吃到鸡上宿。到冬天饭打回家就凉了，还得重热重做，浪费还吃不好。为了怕大食堂散伙，干部轮流下食堂，有些食堂没有烧柴扒房子，没有菜吃收群众园地，有的怕群众不吃食堂把人家锅砸了。口粮标准那样低，还要求每天吃到三干三稀或两干三稀，拿什么东西来做呢？不断的检查食堂，查出很多问题，检查组走了锅还是揭不开。口粮少，食堂管理人员、炊事员多吃多占比较严重，总之是群众吃亏。群众反映：“脸大脖子粗，不是干部就是伙夫”。在加强食堂建设的同时，还要求以食堂为中心，建立“五房”、“一铺”。所谓“五房”、“一铺”就是灶房（包括饭厅、食堂、加工厂）、牲畜房、仓房（保管饲料、农具）、住房、茅房，人人都睡上床铺。并要求有布局，统一规划。植树造林，逐渐形成居民点，房子里泥上反手泥，清洁卫生。食堂有桌、椅、板凳、碗筷、刷碗池，集中吃饭。这些要求在当时来说意图是好的，可是实际很难办到。建新房没有条件，用旧房子修改，破坏了不少房子。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群众急特要求解决的问题，群众要求的是要把生产搞好，粮食问题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形式主义的发展。助长了共产风刮得更厉害些。
+
+　　第七、对几年来��情估计不足。我县年年有灾，58年大旱，59年大旱，59年在58年旱灾的基础上又增加一年，60年比59年灾情更严重，先涝后旱。59年130多天未下雨，总降雨量200公厘，比58年降低58公厘，蒸发量却达到1000多公厘，相当于同期降雨量5倍多，春种和秋种作物受到严重干旱，受旱面积达140多万么，差不多占作物总面积80％左右。59年的旱灾大于58年、53年；但在粮食安排上未能从灾情出发，征购粮食1亿5千4百多万斤，思想上总认为抗旱劲头很大，对抗旱成绩估计过高，当时提出：“百日不雨，也要保丰收”。有这个信心是对的，鼓干劲也是对的，就按这个要求来估计年成，未有看到灾情带来的损失，仍然高征购就不对了。正因为看不到灾情的严重性，未能及时提出生产救灾号召，战胜灾荒，思想麻痹。因此对如何渡过灾荒在思想上、物质上都没有准备，以至59年冬、60年春出了问题而措手不及。
+
+　　第八、浮夸不实，弄虚作假。特别是58、59、60三年相当严重，报喜不报忧，指标层层加码，讲话不负责任，产量已经是很高了，制订生产计划还是大幅度的百分之几十的增加。这样就产生了下面尽量合乎上面的口味，上面讲多少，下面讲的更多，讲少了比不过人家，面子上难看。下种多报面积，收时就没有了，种时按报的进度数字已经种完了，地还在那荒着，收时按报的进度数字已经收完了，庄稼还在地里长着。工具改革，总是集中试制新产品，而群众必须要的生产工具却没有人生产。结果新产品很少试制成功，还把原料浪费了，有的即使试制成一件新产品，敲锣打鼓报喜，报过喜以后送到上边展览，家中一件也没有了。以至造成这几年生产工具毁坏的多，添制的少。在水利上，几方的工数说成几十方。在赵集召开的水利现场会，集中了精干的劳力和大牲畜，按时间推算，一天才搞到10多方土，而夸大为135方土。水利工程土方完不成，把小型农田水利土方加上，假报成绩，骗取荣誉。诗画上墙，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的产”。有的墙上还画着，飞机把玉米桿子碰断了，苹果上建飞机场。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方向，报产量越低越好，一百斤只报几十斤。这也是弄虚作假，虚而不实。
+
+　　第九、勤俭办社做得很差。生产上经济不核算，不计算成本，不讲实效，资金浪费非常大。这几年来由于盲目认为粮食过了关，增产幅度大，滋长了浮夸、讲排场和铺张浪费的风气，大花特花钱，大扎彩门、跃进门，搞宣传牌、砖头碑，报喜做彩旗，敲锣打鼓吹喇叭，召开现场会，杀猪宰羊招待，大办剧团、招待所，配了很多招待员，制了多少花被。这样做的结果很多钱浪费掉了。因此，几年来分配方案做了不少，就是不能兑现。特别是不讲成本，不讲核算，经营管理不善，养成公物没人爱护，牲畜死亡很大。这笔帐算起来是非常惊人的。
+
+　　第十、社队规模变动过多，一会儿小，一会儿大，划来划去把三级所有制打乱了，生产队的“四固定”，马马虎虎，也未固定下来，责任制也没有了，生产秩序打乱了，更没想到平均主义，错误认为一并队就没有穷富之分了。帐目未算，分配不兑现，致使少数有问题的干部混水摸鱼。这样做必然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安不下心来。
+
+　　第十一、护短。表现在严重的是对非正常死亡未能如实的反映情况，死了人不讲，封锁消息。60年春季，有的队和庄伤亡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向上级汇报，采取多方面借口，死了人说是体弱久病，治疗无效，不敢讲因为生活未安排好，饿死的；破坏尸体（编者按：所谓“破坏尸体”就是偷挖死尸、吃死人肉。）也说成是坏分子破坏，不敢讲因为生活而造成的。中央领导董老来，公路二面十里路开外，布置把坏分子看管起来，站岗放哨，很怕出岔子。这样做的结果，影响很大，上行下效。地委、县委、公社派检查组检查，也是采取层层封锁，把浮肿病人集中起来。中央检查团到六十铺检查。走一庄问一庄死了多少人，我们还大吃一惊，思想上闹不通。现在看来，要不是中央来揭盖子，我们还不敢暴露和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当时的情况，我们是不是知道一点，是知道一点的。但错误的认为：年年都是大幅度增产，粮食过关了，还有吃不饱饭饿死人的？要是说了不是影响了“三面红旗”？怕戴帽子，怕受批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当时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们也害怕出问题，下去也都是跑的重点地方，但又怕鬼，上面来检查不是带到这些重点地方看，而是带到好的地方看，心里非常矛盾。这种错误认识，致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哪里出了问题哪里安，头痛顾头，脚痛顾脚。在措施上，只单纯强调把食堂办好不停伙，实际上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粮食问题不解决怎么能搞好呢？强调搞代食品，强劳力大部分上河堤去了，后方还要搞运输，运煤、运粮，还有多少人参加生产呢?搞代食品群众劲头不大，老是迷在茅草根，小娘子根，一算帐能搞多少多少，算子有吃子无，食堂断炊，生产情绪更加低落。放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工作还是继续进行，一直抓到三月分，没有粮食，小娘子根也要抵交粮食入库。这十足表现了我们的群众观点薄弱，严重的个人主义患得患失。这是血的教训，也是非常沉痛的教训。这不是个错误，这是个严重的罪恶。我们要更好的认识这个问题，加倍努力搞好今后工作，戴罪立功，弥补这个损失。
+
+　　第十二、对干部使用的多，教育的少。过去每个运动到来之前，干部都要普遍训练一遍，学习政策，弄通思想，学会一套方法，在互助合作化运动中都是这样干的。过去每进行一次大的，全面性的工作都开大会训练，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近两年来，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任务都是紧的，开会也是连夜赶来，连夜布置赶回去，匆匆忙忙，每次会议布置了以后很少讨论，使下面对如何结合本地区如何贯彻，思想不明，方法不明，工作中必然出问题。领导对干部耐心教育帮助不够，未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平时不算小帐，出了问题算大帐，出了问题就处理。小问题不断的犯大问题就来了，加在一块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处理，怎么能使干部认识自己的错误呢？对下面不相信，干部回避，互相调动，存在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干部被调到新岗位，抹不住[摸不着]头脑，思想波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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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党的群众路线未能很好的贯彻，群众观点薄弱，主席教导我们：政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在工作中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而是上边决定了以后就往下贯彻；解决问题不是去发动（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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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颍上、亳县、阜南、太和、阜阳县委在三、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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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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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8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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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县人民检察院对胡德全的刑事起诉书（61）
+
+　　[本起诉书所诉被告胡德全最后被判十年徒刑。]
+
+　　被告人胡德全，男，40岁，农民出身，贫农成份，江苏省沛县人，现住魏庙公社梅庄大队房北村，汉族，文盲，职业农。自幼务农，做小生意，49年解放后任民兵班长，53年任村长，56年任生产队长至被捕。?
+
+　　前科：无。
+
+　　案件来源：沛县公安局。
+
+　　犯罪事实：被告自1956年任职以来，对社员群众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一贯强迫命令、贪污、盗窃等犯罪行为。自56年以来，先后殴打社员23人，计37人次，其中被打跑2人，上吊自杀为逞的2人。如56年秋季，因张现成的小孩偷了生产队的几个毛豆角，被抓住用柳棍打，将柳棍打断几节，又用鞋底打了一百余下，后小孩病了月余才好。58年怀疑社员李玉龙偷抬柜跃子，被告即先后两次吊在办公室梁上吊打，后叫李回家吃饭再来，因李难忍痛打，逼得走投无路，当晚弃家外逃，至今下落不明。60年4月社员张建荣因干活去晚被胡犯大骂一顿，妇女与其讲理又被胡痛打一顿，致使妇女上吊自缢未逞；59年4月被告去社员李玉德家翻东西，李之母（70余岁）说：“和国民党一样，到社员家乱翻……”。当被胡抓住老太太的脚脖子拉了一圈子，吓的老太太病了一场。特别严重的是打击报复致死人命，自58年以来依仗职权扣发社员口粮和罚款等不择手段，计罚15户115元。如60年元月其奸妇秦某（妇女队长）与作业组长张洪荣打架，社员张现成拉架时，胡骂张是拉偏架，并说：“我要不饿死你算我没本事……”。张现成从正月即缺粮，在队 委会研究统销粮时两次曾有人提出发给张现成，但胡为达报复目的，坚持不发；第三次虽评议有张现成的粮，但粮食仍没有发到张手，因此，致使张现成活活饿死。又如韩犯向社员王世军要布票，王不给，被告怀恨在心，于59年秋借王之小孩偷队的一把庄稼，被罚款5元，更为恶劣的是于59年7月22日晚去强奸社员吕××，妇女不允时，胡恼怒在心，次日借吕氏偷队的两个玉米棒为名，去吕家清剿，翻去麦种23斤，罚款10元，扣发口粮5天；到第四天被告又去吕家用威逼的手段被（将）其强奸。同时被告不断对其妻进行虐待，曾因其妻和秦打架即将其妻痛打一顿，接着其婆母又要房子，因此，上吊自杀。
+
+　　胡犯除以上的严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强奸等罪外，自被告任职以来，先后数次集体和个人贪污人民币434元，粮食709斤等犯罪行为。
+
+　　结论：综上所述，被告虽出身于贫农家庭，又系共产党员，但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已完全蜕化变质了，实属道德败坏的违法乱纪分子，曾多次的打击报复逼死人命、强奸妇女、贪污盗窃等，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刑事犯罪，故起诉，请依法严加惩处。
+
+　　此致
+
+　　（沛县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刘洪斌1961年8月9日

CCRD/2/7/5/00008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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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县人民检察院对胡德全起诉书
+
+　　[本起诉书所诉被告胡德全最后被判10年徒刑。]
+
+　　被告人胡德全，男，40岁，农民出身，贫农成分，江苏省沛县人，现住魏庙公社梅庄大队房北村，汉族，文盲，职业农民。自幼务农，做小生意，49年解放后任民兵班长，53年任村长，56年任生产队长至被捕。
+
+　　前科：无。
+
+　　犯罪事实：被告自1956年任职以来，对社员群众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一贯强迫命令、贪污、盗窃等犯罪行为。自56年以来，先后殴打社员23人，计37人次，其中被打跑2人，上吊自杀2人。如56年秋季，因张现成的小孩偷了生产队的几个毛豆角，被抓住用柳棍打，将柳棍打断几节，又用鞋底打了一百余下，后小孩病了月余才好……60年4月社员张建荣因干活去晚被胡犯大骂一顿，妇女与其讲理又被胡痛打一顿，致使妇女上吊自缢未逞；59年4月被告去社员李玉德家翻东西，李之母(70余岁)说：“和国民党一样，到社员家乱翻……”胡抓住老太太的脚脖子拉了一圈，吓得老太太病了一场。特别严重的是打击报复、致死人命，自58年以来依仗职权扣发社员口粮和罚款等不择手段，计罚15户115元。如60年元月秦某(妇女队长)与作业组长张洪荣打架，社员张现成拉架时，胡骂张是拉偏架，并说：“我要不饿死你算我没本事……”张现成从正月即缺粮，在队委会研究统销粮时两次曾有人提出发给张现成，但胡为达报复目的，坚持不发；第三次虽评议有张现成的粮，但粮食仍没有发到张手，因此，致使张现成活活饿死……更为恶劣的是于59年7月22日晚去强奸社员吕氏，妇女不允时，胡恼怒在心，次日借吕氏偷队里的两个玉米棒为名，去吕家清剿，翻去麦种23斤，罚款10元，扣发口粮5天；到第四天被告又去吕家用威逼的手段被(将)其强 奸。同时被告不断对其妻进行虐待，曾因其妻和秦打架即将其妻痛打一顿，接着其婆母又要房子，因此上吊自杀。
+
+　　胡犯除以上的严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强奸等罪外，自被告任职以来，先后数次集体和个人贪污人民币434元，粮食709斤等犯罪行为。
+
+　　结论：综上所述，被告虽出身于贫农家庭，又系共产党员，但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已完全蜕化变质了，实属道德败坏的违法乱纪分子，曾多次的打击报复逼死人命、强奸妇女、贪污盗窃等，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刑事犯罪，故起诉，请依法严加惩处。
+
+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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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县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刘洪斌1961年8月9日
+
+　　· 来源：
+
+　　来自网络文章

CCRD/2/7/5/00008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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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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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培庆>
+
+　　[作者是安徽省界首县、蒙城县、临泉县委的一个领导人]
+
+　　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虽作了一些工作，但由于个人对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政策学习和执行的差，以及群众观点薄弱，这几年在工作中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所受到的损失也很大，特别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天损失更大，现对几个主要错误作如下检查：但很难一下子检查彻底，请到会同志帮助：
+
+　　一、 在各项工作的计划上，不是从客观规律走群众路线出发，而是自作主张的个人主义，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因此产生了吹虚假报的浮夸作风。
+
+　　（1）在农业生产方面，计划制定的过高过大，要求大面积丰产网40―50％，高额丰产田5－10％，小麦单产计划300－500斤，并开展小麦千斤，水稻双千斤，皮棉500斤和万斤红芋运动，小麦在措施上一般的要求种籽30－40斤,丰产田50斤以上；一般的达到三水四肥，丰产田达到五水七肥；深犂一尺以上和1000担至3000担肥料的要求。59年提出100亿斤的粮食指标，因为我们的要求既高而又大，压制了民主，限制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干部不敢说实话，就以少报多，浮夸成风，而又普遍。有了高指标，高估产，随之高征购，就购了过头粮，保命粮，完不成住务，布置把已留好的种籽也卖掉。59年冬会议布置后，长官公社就卖掉种籽10几万斤。
+
+　　（2）在付业生产方面，同样是指标高，任务大，付业生产任务要求每人平均400元，争取500元，同时计划每个公社建万头养猪场（宋集两万头场），县直双万头猪场，各大队5000－10000头猪场，有几个公社建万尾青鱼场，各公社建百万尾鱼场，500笼蜂场，以及各公社建万只鸡鸭、兔、羊场，当时认为这样搞起来按计划完成任务，我们的经济在一、二年之内就可以来一个大翻身，对国家、对集体，对社员个人都有好处，谁搞的不积极就批评，就没有分析考虑到这里边有没有困难和问题，光从个人的如意算盘着想，就没从坏处打算，结果来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调了群众的猪羊很多，不但没完成力不能及的空想计划。同时因为技术条件上的限制，和管理不善等等原因，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如县万头猪场，损失80％以上。
+
+　　（3）在指挥生产上，不是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生产，而是措施不当的蛮干瞎指挥。
+
+　　上级党委教导我们搞生产必须因地因时制宜，倾听群众的意见进行生产，不能生搬硬套，我们不是因地因时制宜的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搞好生产，而是撇开群众，撇开实际去搞，表现在：
+
+　　（一）59年秋种的要求上，达到园田化，做好大、中、小渠道，道渠相通，渠渠相连，沟畦相接，具体规定一千亩一个大渠，一百亩一个中渠，10亩一个小渠的要求，同时做到畦田平如镜，沟直如线，土碎如面。
+
+　　（二）60年栽水稻在密植的要求上：2×3、3×5、3×6密植，并棵，夏至已过不能再栽，还叫继续栽，为了完成任务，又叫旱植播，旱播水保等办法，结果没收益，浪费了种籽、土地和劳力，群众反映说劳民伤财，不敢讲。
+
+　　（三）大兵团作战，不爱惜劳力，对劳动力乱调，以大队为单位搞稻改专业队，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生产，认为集体生产有几大好处，第一集中生产好领导，治懒汉；第二便利指挥生产；第三好评比；第四好开展竞赛运动。其实从现在的实际效果和群众的反映来看，相反：第一，一天做不了半天的活，有的离劳动地点几里路，往返路途误工太大；第二，地少人多，一天挪几次地块，做活没有走路时间多；第三，不易于评工记分，违反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降低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生产。
+
+　　（四）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打场，当时认为这个办法好，既节省劳力，又避免瞒产私分，从今年的午收来看，去年如果是分散打场小麦不会受到这样大的损失。
+
+　　（五）大队小队不定型，变动过多，高级社时由10几户并成30来个队，人民公社化后，大队小队又变了，以后实行军事化，营、连、排，59年春又把大队划小队恢复小组，59年整社后又并大队，这几年来就变了七、八次，因此帐目混乱分配就不能及时结清。
+
+　　二、生活安排上：
+
+　　由于浮夸虚报，59年对粮食上心中无数，灾情上不摸底，对抗旱成绩估计过高，虽一百余天没下雨，认为几年的水利工作已基本上实现了河网化，旱涝都不怕的思想存在，同时又提出生产自救，不向上级要粮，不当伸手派，在粮食工作上临泉又是老红旗县，主观主义的认为今年从各方面算帐有粮食，在高估产的思想推算的，无论如何这面粮食红旗要树起来。更严重的问题是认为59年种的胡萝卜和种的菜多,再加上其他的代食品是能过去的。由于有这些思想作怪，在生产上发生了问题，犯了错误。59年冬60年春非常被动，同时在生活安排的方法上，不是按实产算帐，把粮食安排到户，而是按高估产算帐，由于各个公社抓缺粮人数抓多了不行，按抓缺粮人口安排的，结果供应面小，而吃粮面大，—人的口粮一个半人吃、或者两个人吃，吃不到应吃的标准，在调运上又不及时，有时脱节供应不上，在运动中损耗过大，粮食质量又差，就是供应半斤也吃不到。
+
+　　以致发生问题就束手无策，只有大搞淀粉，大种菜和搞些其他代食品的办法，有时发生了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又不及时的向上汇报。如艾亭的洪北大队，60年春天检查发现问题很大束手无策，也无法解决，还埋怨公社对用粮制度掌握不够，又没很快的向上汇报，只给三千斤粮食维持几天，后白秘书长去才全部解决问题。
+
+　　由于思想上存在着高指标，高估产，工作上官僚主义，不调查不研究，对严重的灾情主观认为抗旱成绩大，取得丰收，在生活安排上，始终处于被动，就没有分析一百多天不落雨带来的困难，户里粮食被收翻，自留地被收回，社员家底空死，饿、病逃荒都很多。
+
+　　三、在大办上，不是根据需要与可能去办，而是盲目的大办，如大办工业，大办养猪场，办大食堂，大搞工具改革，三个月实现沼气化等等。
+
+　　大办工业方面，公社化后大办工业是对的，但由于自己政策观点薄弱，群众观点不强，单纯的任务观点，58年大办工业上要求过急，办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但是县、社、大队办工业，小队也要大办工业，同时提出白手起家，土法上马办工业，半年时间就办成3000多个工厂，机械厂实现车床化，县机械厂50部铁制车床，公社机械厂铁木合制车床20部，大队5部的要求。
+
+　　工具改良化，车子轴承化，改的不管用硬改，不改不行，石磨有的改的不下面，深耕犁，改良耧改的牛拉不动也得改，谁不愿意改就给戴上右倾帽子，58年改大车一万多辆都不能用，改来改去浪费的很大，浪费了木材也很多，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又耽误了生产。
+
+　　大办养猪场损失过大，上面已作检查。
+
+　　大办食堂。以为大食堂好处多，吃饭省劳力，省烧柴，下地一致，便于领导，便于贯彻政策，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但不是根据条件与可能就去盲目的推广，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群众不满意。由于项项大办就产生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挪户并庄也就搞起来啦，群众反映说：大至房屋、牲口，大农具，小至盆、瓢、杓、碗、锅、筷子都并走，这样弄下去怎能过日子呀。
+
+　　沼气化三个月实现，各公社不讲，光县直机关不受批评很少，提出半个月不搞好沼气化就不供应煤烧。水利局，公安局搞的好一些，也是为了应付参观，光挖沼气窑子，做沼气盖子等等，沼气工具浪费的东西不少，以及搞沼气过冬，设保温设备，要用保温的柴草做饭，要比出来的沼气做饭多上好多倍。
+
+　　从此来看。我们推广一种新的东西，不是本着上级指示的精神去推广的，推广一种新的东西应该是试验成功和定了型以后，再逐步的推广，我们的办法听风就是雨，不根据实际情况，说干就干，慢了就批评，把保守、右倾帽子戴在头上。
+
+　　五、黄岭工作问题：黄岭是我分管的公社，该公社59年的冬天,60年的春天发生死人也很多，浮肿、干瘦病占60％以上，外流有1700多人，59年黄岭比别的公社偏了几场小雨，在粮食上也多收了一些，但〔本〕不应该发生问题，那么为甚么发生了问题，原因是：
+
+　　1.工作不调查不研究，不走群众路线，认为这个地方多下了几次小雨，红芋栽的也不少，黄岭等作物生长也比较好，差的地方也就是两个大队，因此就产生了麻痹思想，对灾情不摸底，对粮食心中无数，算账也是高指标算的，咋算咋有粮食，征购任务完成1300多万斤，结果购了过头粮，（如果少购300多万斤粮食就不会发生大问题），以后分配的任务完不成，还是硬干，为了搞粮食在鲁楼开过找粮食现场会，介绍挖粮经验，其实对大家起了个回去收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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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浮夸。59年午季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小麦评的过高，开始评180斤，二次评的160斤，三次评为150斤，其实平均单产在110斤左右，结果午季任��没有完成，种籽没有留够，生活安排的也不好，为甚么评这样搞〔高〕呢？有自己的错误根据，到几个大队抽查几块小麦，做出标本样子，这些标本样子，挑选在一块地里较好的地方搞出来的，在评产时可以说服大家。如在前林大队河洼生产队搞的一块小麦，我们搞的单产90斤，基层干部搞的就是70斤，这就说明我们想搞高的，基层干部想搞的低，这样搞不是从实际出发的。
+
+　　在秋季产量上也是估的过高，作物面积不实，旱死的红芋、黄豆也未去掉。因此征购的多，供应的晚，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和安排生活，户里粮食被搜翻，社员的自留地从午季就收回，致使社员家底空。在供应上报的缺粮人数少，供应的多，如贡庄大队在三月分报缺粮人口3100人，实际供应4000多人，各处的社员都吃红芋秧子，吃青现象很普遍，以及某些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违法乱纪，致使造成广大社员的浮肿、干瘦等病和外流以至伤亡，房屋倒塌，牲口死亡的重大损失。如姚集大队在60年的午收后，因为生活没安排好，姚庄—个庄564人就外流104人，817亩午季作物，因管理不善和吃青，每亩只收66斤。128亩旱秋作物，因生活没安排好，大部未收割叫社员吃青吃啦，这个庄两个食堂每人每天只吃到半斤粮，还不及时，又没菜吃，早饭到中午，中午到下午，晩饭有时半夜还吃不上。
+
+　　3.在搞淀粉上也是浮夸虚报，光看见表上的数字很大就满足，食堂吃的很少，也有弄虚作假的应付检查，把水车和其他农具放在毛草根底下充实当原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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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生产瞎指挥上：
+
+　　（一）59年那样的特大旱灾，不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住红竽不死，使其正常生长，而错误的提出万斤红芋的生产指标，群众没信心，结果有的旱死没收益，当时错误认为指标定的高，再加上社员的干劲，完不成一万斤就是完成三千斤或是二千斤也好。
+
+　　（二）60年春天红芋育苗，主张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育苗，认为这样既节省人力，又好管理，结果育上后，因管理不善偷吃和烂了一些，春红芋完成的少，影响了全年的收成，因缺红芋秧，73000亩的红芋任务只完成有60000亩，其中还有11000亩是因栽的晚是三类苗。
+
+　　（三）搞水稻也是强调以大队为单位搞稻改专业队，集体搞，这样劳动力浪费过多，7000亩的任务只完成1800亩，因管理不善，每亩产200斤左右的占三分之一。
+
+　　（四）60年午季打场一律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打，还有兼收兼打人，认为这样搞好处很多，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具体表现，结果场里边谁也不负责任，偷拿和霉烂现象很严重。
+
+　　5.在执行政策上：（一）在平调上：在59年春天在黄岭搞退赔重点，没搞好，认为这帐没法算，过去的事还算甚么，不但没很好的赔退，在59年的秋天又主张在全公社调30多个劳动力搞农场，还从大队里调的马车和其他农具。（二）在生产上没有很好的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政策。对包工包产执行不够，打多了没有奖励，打少了没赔偿，评工记分做的很差，多劳的没有多得，总认为国家的粮食任务完不成食堂口粮吃不上，这些就办不好了，结果降低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生产。
+
+　　六、工作作风：（1）拖拉作风：如阅文件有时压的时间太长，60年从4月给我一分文件到8月分拿出来还未看，结果影响了部门的工作。（2）处理问题不果断：有些同志找我研究问题，有时不表示态度，也不提处理意见；（3）对个别同志应该批评的不说也就迁就过去了。（4）开会时间过长问题得不到完全解决，同志们反映是疲劳战术，如在黄岭搞粮食征购工作，天天兑现，时间又长，同志们说这样太疲劳，工作还搞不好。
+
+　　以上错误原因：
+
+　　第一：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级的指示，既不很好的学习，又不很好的执行；政策不能及时与群众见面，群众反映说现在政策变啦。
+
+　　第二：既没群众观点，又没国家观点，工作不调查不研究，不从实际出发，愿意听高的，听大的，爱听说大话的；对说老实话的就不听，甚至批评，认为他们保守落后。
+
+　　第三：在看问题的方法上是偏面的，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如对外流人员的看法上认为这个地方有这个习惯：一到开春有些人到息县一带去种瓜，也有的到河南去走亲戚，没认识到本质问题是粮食问题，这是毫无阶级观点去看问题。
+
+　　第四：不能如实的反映情况，主要是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怕批评怕处分。
+
+　　第五：主观主��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有事不和群众商量，认为自己高于群众一等,压制民主。
+
+　　今后努力方向：
+
+　　（1）认真学习与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的工作指示；
+
+　　（2）加强调査研究工作，细心的分析情况；
+
+　　（3）有事向群众请教和群众商量；
+
+　　（（4）如实反映情况，有甚么问题一五一十的反映出来。）
+
+　　 检查人 庞培庆1961年8月17日
+
+　　来源：安徽省界首县、蒙城县、临泉县委和领导人在县三、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材料。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CCRD/2/7/5/00008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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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几年来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检查
+
+　　<中共安徽省临泉县县委书记、李昌晋>
+
+## 一
+
+　　三年来，我县各项工作，在上级党委的正确及时指导下，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取得的成绩还是基本的，但是由于个人政策水平差，对上级指示认真研究掌握执行不够，工作不深入，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在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给党和人民造下了严重的损失。60年春在宋集工作此一段中，犯的错误更严重，检查起三年来我在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是：
+
+## （一）在整个财贸工作方面：
+
+　　（1）不根据实际情况，任务要求过大过急，统购过头。在粮棉统购方面，我们提出“粮油棉为第一，组织力量大突击，苦战几昼夜，超额先报喜”等不适当的口号。全县58－60年完成征购粮食40182万斤。由于购了过头粮，购后又供应15147万斤，占37.7％，供销差价群众也吃很大的亏；特别是59年度，在百天大旱，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全县还完成粮食11975万斤，购后又供应6906万斤，占57.66％，不少地方完成任务没啥吃，反而又安排供应，群众很有意见。在棉花统购方面，58年实产棉花320万斤，分配任务858万斤，而统购上来372万斤，不但没给群众留，而把57年老棉也购上来了，群众反映连使的线都没有了。
+
+　　（2）采取夺红旗，放卫星，召开现场会，一天一兑现，完不成任务受批评，造成工作浮夸，弄虚作假：58－59年在粮食征购中，层层兑现，放卫星，控制卫星日进度，由于不根据实际情况，造成严重虚夸，58－59年不见粮食就付款的有11万元，多报空头粮260多万斤。在59年春上突击农付产品收购时,提出“庄庄清，户户清，完不成任务不收兵”的口号，滑集公社买空卖空，扩大收购额2.5万元，县里召开现场会受到表扬，59年全县收购总值最后落实虚报20多万元。
+
+　　（3）统购过头粮，供应不摸底，造成粮食往返调运，浪费劳畜力，损耗大，供应不及时，该多供而少供，造成疾病伤亡，深痛教训，特别是60年春上，由于59年在粮食工作上减产当丰收，任务偏大，卖了过头粮，生活有问题，又不摸底，结果调出粮食4000多万斤，由于粮食调空了又要供应。60年春上又从外地调进988万斤，县内调剂1500多万斤，由于原来入库急，水杂大，加上往返调运，全县损耗粮食250多万斤，安排口粮标准虽有那样多，实际吃的少。再加上调运供应不及时，部份地区伤亡很严重。如能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少购几千万斤，少调几千万斤，即不会死那样多的人。
+
+　　（4）不按政策办事，多购少留，只购不留，偏面的强调任务，造成部份地方还受批评，强迫收翻，破坏了群众家底，造成了群众极大不满，59年午季因完不成任务,下面将小麦种也卖了，下面思想不通。60年的午季粮食征购，由于阴雨连续不断，延长了三个多月时间，采取白天夜间打场，一天打多场的办法。由于瞎指挥浪费了劳畜力，还打不净，全县由于收打粗糙、浪费、多吃即损失粮食很多，最后任务完不成，从户上，大小队仓库、敬老院等找粮的办法，造成下面强迫搜翻。在农付产品收购方面，前二年来也是按户分任务，使下面有的地方完不成不打饭，组织突击，提出“庄庄清，户户清”的错误口号，下乡摸鸡窝，见猪就赶，收棉，收蛋挨户翻，收购采取一扫光，连种鸡都不留，59年收购家禽最多，由于白蛋多，出鸡率只占20％左右。在收猪方面，原来规定120斤以上才能收，为了夺红旗，争上游，70、80斤不够标准的猪也都收购，无法外调，就地育肥，死亡很多，干部群众吃不上肉，至今还欠群众猪肉票15万多斤，兑不上现。
+
+　　（5）不该收而收，乱搞投资，存实代食，损坏了群众的财产，银行、信用部在58－60年在农村开展实物投资，共578万元，提出口号是：“壮志赛凌云，干劲冲破天，积聚资金双千万”。由于单纯追求任务，部份地区逼着群众把家禽、家畜、家具、农具、树木、棺材、桌椅板櫈等都动员折价投了资，虽在今春整风整社退还了群众一部份，还欠68万元直到现在没还清，如58年的3月分县在城关王砦大队召开存食〔实〕现场会，批判了田桥信用部主任右倾思想后，一个月时间存食〔实〕投资上升到562万元，孟楼一户卖饭的孟广云，喂驴一头，非叫投资，逼的没办法〔而〕上吊（已解救），迎仙公社刘集大队60年春上搞投资，按5类人口分摊任务，有钱不存，有东西不卖，不给打饭吃，张砦生产队社员张玉山，为兑口粮款没办法，扒掉四间房料搞投资，杨桥公社的沿西等地，逼着群众卖桌、椅、板櫈搞投资，发生打人骂人的现象。在财政税收方面也有多征的现象，60年的农业税征收，由于产量估的高，最后落实少，公社分配超过12－15％的政策界限，而多购了农业税折款56万元。在税收方面按计划产值分配任务，不该征税的也即纳了税，宋集公社不该征而多征了税款19700元。
+
+## （二）在宋集阶段工作的错误：
+
+　　（1）死人方面：
+
+　　宋集公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几年来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我犯的主要错误是：59年冬到60年春这一段，饿、病，死、逃荒很严重，发病率较多时，全社占总人数60％左右，大队有的达70％，小队有的达80％，全社总的死人达25％，严重大队达到36％多，个别生产队达到40％强，将一个很好的局面造成悲惨局面，是很深痛的，是一生难忘的。从宋集历史条件来看，不应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农村基础好、畜力多、劳力强、土地好、干部也经过多年锻炼和考验，并有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人事关系各地区情况也较熟，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问题的。在这样条件下发生这一严重的错误，可以说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人民不可饶恕的，为甚么会犯这些错误呢？
+
+　　严重的滋长着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工作不深入，不能确掌实际情况，滋长着浮夸、假报，59年那年的大旱，本来是减产，当成丰收去算帐，指标高，产最高，征购任务大，59年宋集分配任务1400万斤，实际完成758万斤，最后落实产量，全社仅收2188万斤，除去饲料、种籽、征购合计11770000斤，只剩余1010万斤，口粮那时吃的标准还不低，一人一天12两标准计算，只能吃不足6个月。这样总的算帐，算到11月底即无粮食了，夏荒地区从7月份虽即补助，但供应的数最不多，到12月下面即无粮食吃了，县供应了22万斤，社向下供应115000斤，60年到元月分才按比例增加供应848000斤，社供100万斤,向下按比例控制，结果下面全部供应，那时不是采取实事求是，倒算帐的办法去安排统销，而是按高指标去先购后按，购后再销，更错误的认为下面按估产粮食还多，又感觉粮食能抓到国家仓库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安定社会秩序，安排群众生活，才能有物资保证，如宋集少购几百万斤，即不会发生这样大的问题，供应粮食能及时调入，按标准及时供应到食堂，也会少死一些人，虽然每人供应7－8两，加之路上损失，调入粮食杂质过多，又加各方面多占，供应的红芋槎子，还有的变质霉烂，真吃到群众咀里却很少，粮食又不能及时运回，有时食堂发生停伙等原因，当时农村情况是知道的，看到病人，看到死人即束手无策，并说，浮肿病抓紧治疗，要杜绝死人，已死的很快埋掉，粮食不够吃要大搞淀粉，一天要吃7两粮再吃8－10两淀粉灾荒还可还以渡过去，干部挂牌再包到食堂，即不会出问题，并带干部给社员算帐，有粮兑到食堂，既得钱又吃了，还节约烧柴，一举两得，认为社员家有粮食，对安排好生活办好食堂是不利因素，结果形成下面有的追逼和收翻，不调查不分析、不听群众反映，如吃小死孩子问题，不从根本上去看问题、错误的认为是有意破坏，造谣传说，给造政治影响，思想有意破坏，这是特殊事故，要从政治上去认识这问题，食堂无柴社员扒棺材烧锅，思想感觉这样影响不好，实际食堂无烧的，也想不出好的办法解决，并说我们未提倡，社员自己搞的不考虑政治影响，这样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是不对的。
+
+　　讲形式，封锁消息，怕暴露实际情况，遇到检查团检查，事先通知要做好准备，特别是公路两旁一定搞好，因而就调干部、调劳力整修公路、锄草、扶树、扫路，并将劳力调到公路两边干活，应付检查，显示工作搞的好，群众干劲大，实际上封锁想把领导与群众关系割断。
+
+　　计较个人得失，怕右倾，因而死人情况既不全面了解，也不汇报，有时反映些情况也是零星的，一个庄上的问题，元月25号赵砦检查年关生活安排，即发现赵砦大队后张庄即伤24人，其它庄将死人关到屋里，这一严重的问题，如要及时反映情况，呈报上级采取措施，即不会造成这一悲惨事件。
+
+　　保红旗思想支持，感觉临泉工作搞的还不错，又在大跃进时期，看到问题想把他堵住解决了，未有全面打算措施，只强调浮肿病人要集中洽疗了，适当增加营养，粮食少，搞毛草根，实际粮食即那样多，不增加粮食，怎能增加营养呢？因而浮肿病此落彼起，以致发生到死亡，结果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成严重的恶果。
+
+　　（2）生产方面，农村形势不加分析，方法不当：
+
+　　60年春的生产，未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去安排生产，要求过死、过高，水稻搞几万亩，春红芋搞几万亩，使劳畜力不能适应，红芋秧子也未有那样多，是春种作物安家不当，耕种粗糙，大部未得到中耕锄草，土地荒芜，下去看好的，听好的，以典型来推算，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栽稻子，割麦子，田间比武，造大场一天打几场，打后即入仓，形成下面思想紧张，慢打多吃，虚夸假报，生产未搞好，午季粮食损失很大。
+
+　　办大食堂，组织干部到粱长营参观食堂，要求多样化，搞一条龙食堂这方面也浪费了很多劳力和物资，结果几个庄办一个食堂，由于过于集中，吃饭不方便，晴天多跑路还耽误生产，雨天不能到食堂吃饭，只好打回吃些冷饭，影响身体健康；有的打饭跌倒路上，把饭搬倒沟里，群众意见很大。
+
+## 二
+
+## （三）产生上述错误的主要原因和应接受的教训：
+
+　　（1）要面子怕落后，对自己分管的部门工作或包干地区的工作生怕搞落后，反上右倾，因此就不根据实际情况，单纯追求任务，认为只要能完成上级交给的指标，就能保住红旗，就受不了批评，并说那个部门保不住要检查原因。
+
+　　（2）不按实事求是办事，要求过大过急，超越了客观上的可能，提出一些不适当的突击口号，以致形成下面虚夸、假报、强迫命令，违犯政策，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
+　　（3）不能如实的反映情况，这是最深刻的教训，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不善于深入调查研究，对自己分管的工作不能掌握真实的情况，二是讲究个人得失，怕暴露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只光说成绩，不讲问题。由于存在着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对下面汇报工作，也只能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听大的，不听小的，从而也更助长了下边的浮夸、假报等不良作风。
+
+　　（4）对上级指示缺乏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党的政策不能正确的贯彻执行，对下面执行政策又缺乏深入的检查，发生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
+
+　　（5）群众观点不强，不关心群众疾苦，因而也就不能正确的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把党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分别开来，没有认识到党的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
+
+　　总之，几年来我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上级指示学习的不够，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作风，不调查不研究，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是严重的，是沉痛的，给党给人民造下了不可补救的损失，也是我一生难以忘记的，我今后只有深刻的接受这些沉痛的教训，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提高政治水平，改造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改造自己，努力做好工作，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
+
+　　 李昌晋1961年9月6日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