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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1/3/2/00063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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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香鸟语报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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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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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整整五天的时间，旁听了内蒙古党委宣传工作会议高等院校小组的讨论。在这一角逗留的最初日子里，我嗅到了一股早春的气息，也感到了“乍暖还寒时候”的瑟缩；我听到了人们激动的心声，也感到了回绕在这心声中的忧虑。时间过去了一段，瑟缩和忧虑逐渐消逝，这里充满了无限浓厚的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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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间的关系，是小组会中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师范学院一位教师感慨万端地说，知识分子过去喜欢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赞誉朋友间的关系，现在除了一般工作上的接触，生活中的友谊交往几乎没有了。有的人见面，只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有的人见面，连哈哈也不打，或者干脆绕道而行，真是“相处不相识，相逢若路人”。许多教师到校三四年了，院长和党委书记，没有跟他们谈过一次话，无怪畜牧兽医学院讲师刘曾泽诙谐而沉痛地说：“我和院长住得近在咫尺，实际上是如隔天渊！”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非党教师也订出了一条新的处世铭：“有事办公室相见，无事在家中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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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墙无形的墙。是这堵墙，把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老教师与青年教师间，在不同程度上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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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兽医学院教务长张荣臻说，高等院校的根本问题，是在于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提高教师水平，一是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当前的矛盾，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有些教学人员、特别是非党老教师，他们是在工作着，但有一种气氛不能使他们大胆地工作；他们有满腔的热情，但常常碰到迎面泼来的冷水；他们是学校中的一员，但他们却有非主人翁感，一言以蔽之：他们没有得到信任、支持、同情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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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一堵无形的墙。是这堵墙，使教学人员、特别是非党老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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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堵墙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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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因素之一，是对非党同志缺乏正确的估计。师范学院体育科副主任杨守文说，科系主任，按说是个领导，但具体到我们这样一些非党干部，却只是一个牌位。科里谁来谁走，科主任无权过问，也根本不给通知；毕业生要分配了，院领导只征求党员助教或秘书的意见，把非党科系主任拒于门外。去年提出学生自由支配课余时间问题，党团支部已作了布置讨论，并开始执行了，科主任还不知道是怎回事情。潘亚生副教授说，我到畜牧兽医学院时间还不长，没有遇到一棒子被打死的事情，不过很有可能我被一棒子打个半死。从去年春天开始，我深深感到我是处在一种被歧视的气氛中，在这种气氛中工作，呼吸是会越来越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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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党干部不够信任和支持，自然容易产生是非不明、偏听偏信的情形。现在内蒙古大学工作的原师范学院历史科副主任林雨说，在师范学院，党团员作的说的，对也是对，错也是对；非党同志对了也是错，错了更是错。例如在一次评薪调级中，几个党团员聚在宿舍里一边吃烧鸡喝酒，一边大骂领导不公，结果没事，甚至其中有个团员不久还入了党。非党同志有些正确的意见，往往却被党团员寻章摘句，或道听途说地变成汇报材料；领导上对这些材料，也很少分析研究，或找当事人去谈谈，一古脑儿集存起来，到时整你。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情，个别党员负责同志，平常自由主义，讲了些怪话，非党同志把这些怪话传播出去了。自然都不对。结果在运动中讲怪话的人当了组长，掌握会场来整传播怪话的人，说他们诋毁党，思想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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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党教师们提出，某些青年党员的特权感、优越感，一部分是自己的修养不够，一部分也写领导有关。例如评薪调级，党团员教师就提的多，非党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就提的少，而教学骨干却大多数是非党老教师。党团员在一起聊天，下馆子，是合理合法的；非党同志往来亲密一些，就有被认为是搞“小集团”的危险。于是，一些年青的同志，今天是非党员，见人还客客气气，明天入了党，见人就不理睬。他们觉得自己已经高人一头，非党群众只不过是落后分子的代名词而已。他们虽然是助教，却有特权一次再次地审查教授的讲义，直到认为满意，才准讲授；学校的车辆，因公才能动用，而他们却可以无视学校规定，用来作为游猎的助步；非党同志批评他们的错误，他们就会搬出一套奇怪的逻辑：“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革命。”谁愿背这样沉重的罪名呢，自然人们噤若寒蝉，言路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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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需要温暖的。现在内蒙古大学工作的安吉仁同志，谈到他在师范学院的感受时，哽咽不能成声。他说“革命大家庭是温暖的，但我在师范学院担任教务主任的四年中，没有尝受到这种幸福。去年我患了重病，曾吐过血，在医院里那么长时间，学院领导上一直没叫人来看过我，也没打过一次电话问问我的死活。想起这些事情，真使人寒心。”安吉仁发言后，一位深有同感的教师说，“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为报知己，他们不惜献出生命；对他们以路人待之，他们也只能以路人相报。如果给这句话赋予新的内容，党和领导上应该加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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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使老教师感到难过的，是他们自尊心的横遭毁坏。在运动中自不必说，就是在平常，个别院领导同志，也可以当着大家的面给你难看，或者叫到房间里呵斥一顿。师范学院王迅川副教授说：“爱面子有好处，也有坏处，古书中有言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爱面子、有自尊心的好处，是愿意把事情办好，不愿意把事情办坏；坏处是不愿暴露自己的缺点，不愿接受人家的批评。现在有些同志一看到谁有自尊心，爱面子，认为这全是坏的东西，便采取粗暴态度，直使其破坏无余而后己。这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最感伤心的事。因为他们把面子和自尊心，往往看得和生命一样宝贵，如果在这方面遭到挫伤，他们就会感到连生存也没有意义了，还谈什么工作积极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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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墙的因素虽然很多，但衍生这些因素的根本因素只有三个：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是到会代表的共同认识。三个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师范学院一位党员副院长在说明这个问题时，曾意味深长地谈到了他自己的思想经历。他说，环境对人的影响太大了。在战争年代，我和群众同食同宿同呼吸，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融洽无间。这一方面是党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是，如果不跟群众打成一片，自己就根本站不住脚。到了和平环境，党的传统虽在，而自己却因为当了负责干部，就觉得与众不同了；感到支持自己的已不是群众，而是当头领导，只要自己的工作成绩能被领导看到听到就行，群众是否支持，很少考虑。这样，官僚架子，特权思想，主观武断，以及行政命令作风便相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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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非党教师认为，有些矛盾的产生，不完全是领导上或党员同志的错。非党同志自己思想的不健康，诸如毫无根据的猜疑，处事待人从成见出发，工作作风不够好等等，也是加深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病从何处生，还从何处治；墙是双方造成的，也应该双方来拆。只有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在共同认识和共同努力下，同志间的关系才会亲密无间，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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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5月23日。

CCRD/1/3/2/00063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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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根据特点领导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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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消息】  参加省宣传会议的少数民族地区县委宣传部长、县人民委员会教育科长和中学校长们，连日在小组讨论会上和本报5月19日召开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教育厅领导少数民族的教育工作中存在一般化的缺点提出了批评，要求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改进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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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厅对民族教育工作领导一般化  教育厅空喊多具体措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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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认为省里的党政领导尤其是教育厅六七年来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的领导停留在一般化的状态上。桂西僮族自治州百色地区工委教育科副利长田晓夫说：教育厅对民族教育工作空喊的多，具体措施少，几年来对少数民族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考试制度、学制、教材、经费等方面从未认真研究过。去年省里召开的民族教育会议也是一般化。省教育厅对民族地区的小学不管，中学少管，工作只照搬中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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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校选择不当，只埋怨少数民族地区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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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保县完全中学副校长周华对教育厅选择的重点学校都在南宁、桂林两市提出了疑问，他说：难道仅凭这两市的重点学校教学经验就可以领导好全省的教育工作吗?难道这些经验可以用来解决全省七百多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教学工作上的问题吗?为什么不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比如隆林各族自治县或大瑶山瑶族自治县选择一两个中学来作重点进行研究呢?百色地区在百色、田东两处选定的重点学校也不能代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另外，六、七年来，教育厅从未认真总结过全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往往只看到这些地区工作的缺点，只埋怨这些地区工作的落后，但却缺乏具体帮助，客观上存在的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怎能使这些地区赶上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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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师资太缺乏　教师分配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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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晓夫说：要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必须培养本民族教师，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单靠外来教师是不行的，可是在这方面教育厅也做得不够。厅领导曾说可以在民族地区中学里用带徒弟的办法去培养民族教师，但没有编制，只停留在空喊上。另外，原来百色地区有三个师范，解放后把天保师范撤销了，万岗师范搬走了，只剩下百色师范，培养民族师资很有限，几年来我们曾向教育厅提了多次意见要重新起一两间，也无结果，因而，百色地区年年师资缺乏，而其他地区的教师则有分不下去的现象，这种恶果是教育厅领导造成的。中共睦边县委宣传部长蓝英三也说：过去各大学和各种专业学校在省里招生时，仅按成绩好坏作为取录新生的标准，少数民族学生不易考上，其实，教育厅可不可以采取些措施多吸收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进师范学校去学习呢？要是能多为少数民族着想一下的话，完全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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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讨论中，认为目前广西师范学院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招收函授生也是个不积极培养民族师资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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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林各族自治县二中副教导主任黄桂生说：教育厅和百色地区工委教育科分配教师不合理，教育厅把水平较高的教师都分配在城市和一般地区，水平较低的才分去百色；到百色后各县分剩了才给隆林。有时甚至把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分给我们，这样的情况，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怎不落后?三江侗族自治县一中校长黄启阳说：分配教师太照顾城市了，水平高些的都分配在城市和一般地区，差些的分配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已成为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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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发展赶不上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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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色地区工委教育科长张一平说：少数民族地区中学去年虽有些发展，但还是与群众的实际需求相差得很远。教育厅要是看到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基础的薄弱，去年还可以适当多发展一些的。但教育厅领导并没有这样考虑，去年6月份在专、市教育科长座谈会上我曾反映这个情况，要求百色地区多发展些，可是石兆棠厅长却说：你们要发展，有没有钱，有没有师资，有没有设备。如果没有怎能发展，结果，就把发展计划收缩了。我想：如果我们下边都具有这些条件的话，还向教育厅提出要求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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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回在一般地区工作的少数民族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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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西师范校长李培琦在座谈会上说：桂西师范僮族教师只占教师总数的40％，其他少数民族教师更少。这可见少数民族教师的缺乏了。希望省、专区教育部门采取临时措施，把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加以短期训练，补救当前师资的不足；另外，应由教育厅作个专门调查，将现在分散在省内外其他地区教书���少数民族教师调回本地区工作。这部分人数虽小但质量高，他们将成为民族地区各学校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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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根据民族特点进行教学  教材内容分量太重没有民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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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睦边县第一初中副校长王天眷说：教材新，分量重，没有民族特点，这是很多人所共同感觉到的。我们睦边少数民族学生相当多，学习汉语特别困难。僮族学生学汉语要经三道翻译，瑶族则要经四道翻译，怎么不困难?另外，古典文学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难教难学，这些课程是否可以考虑精简。还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见闻很少，应该增加一些直观教材，比如有关本省生物、僮族历史和民族政策知识等都可考虑编为补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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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配备要求太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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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睦边县教育科副科长李秀栋说：在教师的配备上，教育厅不愿意看到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机械要求小学每三十二个学生以上才配一教师。我们那里山多，村庄很分散，一个小学能有二十多个学生已算不错了，这些学生中有的还是二三十里以外的地方跑来的呢(省里要求学校只能吸收附近三华里以内学童入学)。这问题我们感到很难解决，曾请示教育厅，他们不根据具体情况，还是坚持按三十二个学生的标准配教师。中学方面，省里不看情况一律按平原地区配职工，其实，山区中学多系小型，班数少，教师备一个课只能上一个班，增加了教师的负担。省里对这问题至今仍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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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修缮费和仪器设备应如何解决  怕校舍倒塌，半夜刮风下雨只好叫学生起来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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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林各族自治县、东兰、凤山、巴马瑶族自治县、睦边、三江侗族自治县、环江等县的教育科长、中学校长在小组会或座谈会上都先后提出这些地区的学校尤其是小学校的校舍太破烂，一刮风下雨就有倒塌的危险，巴马教育科副科长黄日就说：东山完小校舍四面通风，冬天有些学生缺衣少被只好到山洞里去睡，烧火取暖火烟把学生的眼睛熏红了。甲篆区完小的校舍今年3月初被风吹倒了。很多学校都是这样，一刮风下雨就提心吊胆，尤其是夜晚，怕校舍倒塌，校长教师只好叫学生起来到校外去淋雨。听说省里有一笔小学修缮费早已拨下去了，但直到现在仍没有下落。睦边县教育科副科长李秀栋说：山区群众生活水平还很低，农民一个劳动日只得一角多到两角钱。上级老是要我们发动群众来建校，群众不是不愿意，就是拿不出钱。就是这样，很多校舍破了也修不起来。条件较好的睦边城厢区也是一样，那里的一所小学共有五十多个学生，只有八张板凳，五十多个学生挤着坐，连字也写不了。睦边县在去年12月组织工作组到各乡小学检查校舍，初步统计全县要马上修缮然后才能继续用的占很大部分。共需修缮费八万多元，当时即报请省教育厅给予解决，至今仍无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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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硫酸也没有如何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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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教学设备简陋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睦边县第一初中副校长王天眷说：我们学校的教学设备很差，仪器缺乏到连很普通的硫酸也没有，叫我们教学时，怎样试验?不试验吗，山区学生见闻本来就已很有限的了，直观教材又那么少，又怎能讲到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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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县的代表都说，他们那里基本仪器都很缺乏，但教育厅没有看到这情况，去年增添仪器时，每校不分情况，一律给一批玻璃杯，他们领到后只得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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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广西日报》1957年5月23日。原题为：“没根据特点领导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出席省宣传会议文教代表对教育厅的官僚主义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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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师范学院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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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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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消息)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党委会召开的非党教师座谈会上，连日来揭发出许多问题，发言的人认为、内蒙古师范学院党组织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党外人士的力量未能充分发挥，领导工作处于混乱和被动；同时他们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希望师范学院党组织通过这次整风改进工作。出席座谈会的共有六十多人，从5月23日起，已有二十多位教师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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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群壁垒分明　党外人士遭遇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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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都说，他们来到师范学院好多年，但跟领导同志很少有谈话的机会，除了开会之外很难碰到一起，业务上的问题自然就更没法谈。赵克明说：领导跟被领导连个点头的关系也没有，有位领导一见我便老远把头歪开。庞梦周说：党员有优越感，有位同志本来对我挺好，后来入了党，态度就突然冷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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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对群众很不关心。历史科有位同志因为婚姻问题来找党书记谈话，不但没有替他解决问题，反而在党员之间把这个问题当作谈笑资料，寻开心。巴雅尔说：‘过去我当过班主任，我们的科主任便对我说：“你不是党团员，领导上决定不让你当”’后来，科主任到学生中去宣布：“巴雅尔不是党团员，很难当班主任。结果许多学生都不来找我了，有的学生还和我打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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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梦周说：我们这里的党群关系是隔一扇门，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门不开是进不去的。我是教研室主任，许多事情都不知道，如讨论工作计划，党团员都知道了，我在讨论会上才听到念一遍，又如评薪、留助教、精简人员、提拔讲师等许多问题事先我都不知道。因此，我在工作中有许多消极情绪。我们这里某些人确实存在着有职无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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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学衔、评级不合理　委屈了老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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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会上许多人纷纷就评学衔、评薪问题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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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教师被提为讲师的不到1％，有许多老教师多年不提一级。相反地有许多党团员青年助教或原来搞行政工作的不到一二年就被提为讲师，级提得也快。这些老教师是不是在业务上都不如青年助教呢?不是的。高晋卿说：“师范学院没有这些老教师的话，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这些人被评为讲师，老教师可以评为特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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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诠说：评学衔自始至终都是在秘密中进行，谁评上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有些人说我们这里评讲师是八两算一斤，我说也有八两算一斤的，也有五两算一斤的，也有十两算一斤的。评学衔应该以学术修养、教学成绩作为主要条件。过去学校说评时业务与政治并重，实际上偏重于政治，而所谓政治又是指党团员而言。所以有的教师教了十几年书都没有能评上。赵允迪老师对人说：“我的学生都被评为讲师，我没有评上，没脸见人。”结果赵允迪只好离开了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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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雅尔说：有的讲师根本不够条件，只是领导上没有把教学水平放到第一位。因此我们科(蒙古语文科)助教教专科，讲师教中学(附中)。有这样一个讲师，他的文化程度只是初中毕业，但他填表时填的是师范学院毕业。他在我们学校一直教中学课程。他是党员，组织是否了解他呢？这是欺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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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屏西说：不少人条件不够，评学衔时提升过早，评薪中跳级过快，使他们不虚心，因此造成党群之间的隔阂。李世德说：“党员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他们提得过快就不符合上述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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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风压倒学风　对群众工作和生活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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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瑞华说：“领导上年年订教学计划，但没有人检查，天天喊提高教学质量，实际上不管教学，总结写了不看，以后连总结也不要了。”在用人上也存在着单纯的雇佣观点，有些青年助教一来就送给一份课程表和点名册，叫他去讲课，在业务上就很少关心。不是党团员就很难得到进修的机会。有一位副院长一方面否认在评选进修人员工作上存在宗派主义，另一方面又对人说：“你要进修，争取入团好了。”进修的目的不明，有些人进修回来之后，仍旧开不了课，或教学质量不高。另外，对某些教学人员的业务又指责过多。有位教师讲近代史，讲到“捻军”那一部分时，由于对曾国藩方面的情况，谈得多一些，就被诬为“在大学时毕业论文是人民英雄曾国藩”。一位老教师教课时从论语中引了几句话，便被指斥为封建脑瓜子。有的教师上课时引证得多些，便说他是哗众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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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梦周说：“我们学校官风比学术空气浓厚��我建议过成立科学研究机构，至今还没有成立。许多干部缺乏为教学服务的观点，把处长、科长看得比教授、讲师等教学人员重要。我向总务处要房子，他们说：‘我们米科长还没有房子呢’。家属宿舍有一个工勤，主要是照顾领导的，对我们只是稍带一下”。会上许多教学人员也都谈到他们因身体条件或其它原因，住宿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李屏西说：“我把家属接到这里来，让我把家属送去住旅馆，后来是强住下来了。”李世德还谈到：“我是个神经衰弱的人，工作非常受罪，曾两夜失眠，不仅不照顾，反而给我降薪了，我带病坚持工作，领导不承认我有病，说是思想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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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领导上工作被动，贯彻中央的政策。或开展什么运动，总是到尾声时点缀一下，或群众都已动起来时来一下。庞梦周说：“去年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上午通知一下，下午就‘鸣’起来。有些工作有计划，有布置，但很少督促，很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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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会上有人说，领导上对教学和业务不了解，对群众生活不关心，建议领导人在联系群众方面分工一下，虚怀若谷，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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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空气稀薄　遗留问题应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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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人说：过去领导上在很长的时间内是是非不明，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是是非不明，偏听偏信，宗派主义严重，有的领导已作到打击报复的地步。我是师院的创始人之一，第二个人进入学校，结果被排挤出去。原因是我对一位领导不够尊重，在会议上对他有更多不同的意见。同学对医务室有意见，我以教务主任的名义，主张调换一医务人员；某同志管理膳食，从不公布账目，大家有意见，我主张公布，后来公布了，不是收支情况的账目，而是只公布某某人买饭票多少，结果在我的名下就错了两笔，少买写多买，没有买也写上。对于评学衔评薪也提出许多意见，都没有采纳。这些人都是那位领导者的亲信干部，结果这许多事加在一起，以挑拨离间的罪名来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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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泼说：师范学院有一支令箭——命令行事；二个挡箭牌——以学校成立不久难免有缺点，现在已作出许多成绩抵制意见；三条家法——压、整、滚，压就是把群众意见压起来，整就是借机会来整一下，滚就是滚出去当中学教员；四奇缺——缺乏民主、缺乏公正、缺乏办学经验、缺乏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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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晋卿说：“领导上认为凡是党团员都是进步的，群众都是落后的，所以工作结论全都是靠党团员的汇报和假积极分子的汇报而定的。”有的同志认为这样造成了阿谀奉承的风气，造成领导的官僚主义和一些人吹嘘拍马的习气。程维城说：一位前副院长连西游记、史记是那一朝代的作品，谁作的都闹不清楚，有位团员还替他吹嘘，说是文史专家。高晋卿说这位领导替一位同志吹嘘，说他的马列主义、业务水平都很高，实际上这位同志的马列主义修养业务水平很差，原因是他积极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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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梦凡说：过去学校一部分人经常以同志的各种情况向领导汇报，另一部分人则被观察被汇报，领导上得到汇报后有两种办法处理，一个办法就是以粗暴的态度训斥一通(会上就有同志以具体例子证实这点，他批评了领导的官僚主义，结果被叫到房间里问：“你说什么，你吃谁的小米?”)另一个办法就是永不公开，积累了很长时间来算总账。前一个办法还不常用，主要是用后一办法。安吉人说：一句无心的话，可能被“积极分子”编成政治问题。有些人是我很好的同学，但互相不敢往来。我们只是在教室、饭厅、厕所这三个地方在一起。有的同志更谈到，在同一座宿舍里住的人，只听见人的脚步声，不知道对方的名字，那一系科的，怕被“积极分子”汇报说某某人跟某某人接近。有的人甚至提心吊胆，想离开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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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人说领导上打下了一批人，提上来一批人。有的人因汇报而入了党，有的人任了科主任。有许多科主任被打下去，有勉强留任的也威信扫地；同时给他们精神上造成很大的不幸，连他们子女的政治生活也成了问题，入团入党不能通过，有的举家抱头痛哭。有好几位同志因精神刺激得了慢性病，有的同志工作消沉，一言不发。另一方面，爬上去的人趾高气扬，例如一位党委委员连升三级。森培舜说：“这位委员评薪闹情绪，一闹就提，一提再提，一增再增。他的作风很不好，有次他住院出来，汽车去晚了，就破口大骂：‘你是科长吗?吃人的魔王，他妈的。’希望领导给个别党员以必要的教育。���安吉人还说：一位领导在师院犯严重错误，反而被提为教育厅副厅长，党委宣传部也是听他的汇报，偏听偏信。他并提出妥善处理遗留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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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办好师范学院　大家提出改进工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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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会上大家提出许多改进工作的意见，希望把学校办好，朱永邦说，墙是两方面筑起来的，必须大家动手来拆。但主要要靠领导上下定决心来拆，不要顾面子，要主动，不要坐在那里摆架子。党员领导对业务不熟悉，应向党外学习，这样方可集思广益，把学校办好。苗泼说：领导上要虚心学习，要依靠群众，要依靠诸葛亮，也要依靠臭皮匠。他并建议领导要从事务中摆脱出来，调整机构，减缩行政人员．充实科学机构，加强系科领导。苗时雨说：希望领导上能扩大民主，信任干部，使其有职有权，工作好的要鼓励，不好的就批评教育，重点应放在系科里，加强科系力量。希望领导就全校总的情况摸一次底。小汇报制造混乱。汇报是可以的，但领导上要分析来人的用意，千万不要上当，对假汇报要批评，正确的要鼓励。这样不到半年，学校的面貌就可为之一新。会上有人认为过去敢说、敢想、敢做的人都被视为落后分子，党和国家应该培养青年成为有理想的人，不是培养成木瓜，因此应对过去要求入党入团的人重新审查，看是否是因这方面的原因而不能加入组织。重新考虑，如果还不合条件也应向本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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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负责人在谈话中表示：大家揭发了许多问题，对整风有很大的好处，希望大家继续大胆地揭发矛盾，帮助师范学院党组织整风，改进工作。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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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6月2日。原题为：“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非党教师提出批评　帮助党组织整风”。）

CCRD/1/3/2/00063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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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教授们初步揭露学校内部存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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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最近一周来，南京大学教师们连续举行座谈会，初步揭发了学校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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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系徐艿南讲师说：南大党群之间好象有一个墙。墙在哪里呢?也谈不出，总觉得不够融洽，不能畅谈心中事。民主党派在学校中起什么作用是不明确的。党对民主党派的作用也估计不足，使民主党派成员感到与群众没有两样。同时，党委决定问题不大与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或成员商量，也不让他们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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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一桂副教授说：“南大民主空气一点没有。宗派情绪很严重。今天‘放鸣’所以不能活跃，是因为多年来没有这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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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格讲师说：南大死气沉沉，学术空气不浓，没有朝气。其原因是党组织对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得不够好，对知识分子不尊重，一切问题的决定与执行很少与他们商量。如课程的考查与考试，都是硬性规定，而没征求教师的意见。又如去年选派留苏学生有宗派主义。我们教研组的俞剑华，教学任务很重，却被选派留苏。事先系主任还不知道，也没征求教授的意见。而其他可以进修又需要进修的人却没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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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志就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这一现象向党委提出批评。朱一桂副教授说：我曾去看过潘菽校长，发现他桌上放着一本英文书。找他的人不多，可以说是“门可罗雀”；而找副校长(党员)的人则是“门庭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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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同志们对于党委领导还是教授治校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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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志认为在南大还不能说是党委治校，而有点象“科长治校”。气象系主任朱炳海教授说：“学校的大政方针决策都由几个科长决定。校务会议一开就是一二百人，只是听听报告。行政会议也是首长作报告，报告往往又长得很，把人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散会。这种会议如何能进行讨论呢？又如何能发挥群众的作用呢？”地质系张祖还教授说：“问题在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因此学校里面本来有学术委员会也不能发挥作用。”徐艿南讲师认为：教授治校的口号不妥当。他说：“教授是宝贝，如果让他们去管行政是可惜的。如高济宇先生是有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他去管行政，教学研究工作就受影响，范存忠先生也如此。是否能发挥校委会的作用呢?学校中是否一定需要高先生与范先生去做行政工作呢？我看不必要。党委的领导并不坏，只是党委懂得业务的人太少，应该充实些懂业务的人进去。把党委领导与教授治校结合起来，不要单独提出教授治校。解放前也有教授会，但其效果并不好。”他希望党委领导，但要发扬民主。
+
+　　朱炳海教授提出“内行治校”。他说：“马列主义不能代替业务。而现在是对业务不了解的人，却可以决定一切，并硬要别人执行，这是不对的。党委治校是党委的政策治校，而不是党员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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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高教部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大家也提出批评。生物系许如琛教授说：“谈到教条主义，高教部可以考第一。过去几年就是把苏联的东西照搬过来。例如植物的教学大纲就完全是从苏联直搬过来的。有一个留苏的学生，曾经把苏联某学院植物系的教学大纲和我们所用的教学大纲细细地对过，发现是一字不差。产生教条主义的原因就是自身经验不足，没有办法，只好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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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华日报》195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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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闻日报争鸣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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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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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23日讯  5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传会议期间，在上海新闻日报编辑部“民主墙”壁报上有这样一些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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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指党)是筑墙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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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平(中共新闻日报总支书)吃饭不下饭堂，且替参加开会(指该部第一次鸣放大会)的市委同志拿纪录纸……鲁老爷‘牌位面礼’……党老爷特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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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团支部书记陈又祥‘一贯以打通别人思想为己任’，自己历史问题没有交代，查别人是别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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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克明(按系该报社副社长，党员)说‘鸣’、‘放’要有利于矛盾解决，这是步步设防”。
+
+　　“我们需要雷鸣，要狮吼”！
+
+　　新闻日报还在三楼礼堂里，召开全编辑部大会来争鸣。副总编辑陆诒(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在5月6日第一次“鸣”、“放”会上，第一个声色俱厉地“鸣”起来。陆诒先自我挂帅表功一下，然后批评了党以宗派主义对待新闻日报的民盟成员，党把旧知识分子当“墙外人”，他特别把一些靠拢党的，如郑拾风(副总编辑，作风确很骄傲)以及团员们称作开沟、筑墙、制造木板的“假积极分子”。陆诒的“鸣”声博得了一些非党记者、编辑的赞扬，这部分记者、编辑中，有的因历史问题，尝过肃反的“创痛”，有的因对地位安排，不能“自由”干“个人事业”而不满。当四个党员组长在会上初步“鸣”了一些编辑部的官僚主义严重、工作制度不合理等情况以后，他们就表示不满。以陆诒为首的十多个记者、编辑(如熊永石、陈伟斯、陈诏、马元诏、徐怀、胡星原)先后有准备的拟好发言稿，甚至个别人还亲自外出调查材料，以郑拾风、邹凡扬(秘书主任，党员)邢象起(原编委，党员，已调职)为主要目标，发起“鸣”战。由于上述三人在工作中的确存在较严重的脱离群众、轻视非党新闻工作者的毛病，因此，数年怨气集中发泄出来。有人举出不少被夸大了的事实来批评邹、邢歧视旧知识分子(据魏克明告记者)，有人(如徐怀沙)还把郑拾风等人一些过去已交代的历史问题在大会上宣读，批评党怎么还信任这种人。在5月17日举行的第七次会上，陆诒以及编辑熊永石等人对汪敏之(国际问题专家，原该报社秘书，肃反中被斗争，后患心脏病死)一事大为不满，质问党汪敏之到底有什么政治问题，党应当坦率地承认错误。熊永石在会上还说：“金公(指金仲华)为什么不发言，我怀疑他不敢‘放’”，陆诒也气势凶凶地朝着金仲华说：“金公，汪敏之是如何死的，你到讲讲清楚。”金仲华遭受责问，很为难。事后向柯庆施表示不愿受这气再干新闻日报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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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熊永石要大家“不要忘了8月(按：指新闻日报过去肃反时期)斗争的悲剧”，并大声说：“当阳光今天照到了新闻日报，你们这些凭了党员招牌，当时冲锋陷阵的英雄，为什么不出来讲讲话？”有人骂郑拾风是“投机分子”、“无耻之尤”，“不配当副总编辑”。记者牛协(有人说他是一叫、二吵、三哭的假李逵)骂编辑彭克平(自己有历史问题，肃反时也揭发旁人)  “卖屁股心”。当胡星原在会上连续发言三小时，对郑、邹等人进行批评以后，不少人鼓掌称赞。
+
+　　会上，记者发现原在新闻日报、现在文汇报当记者的蔡平也备准“鸣”，据他对魏克明说，是新闻日报的人叫他来“鸣”的。魏与他谈话后，他不“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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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5月21日为止，新闻日报编辑部开了八次争鸣大会，有四、五十人发了言，多数人的发言是正常的，对党有帮助的，唯有陆诒等人例外。他们除了在会上暴跳地、宗派主义式的组织“鸣”，煽动“鸣”以外，陆诒还在背后说：“金公凭什么领导，他当官了，摆在金公面前有两条道路，或是干脆去当副市长，或是来当社长”(大意如此)。当陆诒看到最近他负责的综合组稿件在报上登得较多一些，就笑着问人：“你看陆诒能不能当统帅”。他还在各种会议上夸耀自己的老资格：“三十多年新闻工作的历史”、“在新闻日报前后干了十六年”以及在重庆新华日报的功劳(事实上，他是在皖南事变后，怕死逃跑)等等。许多党内外同志认为陆诒的“统帅思想”日益暴露。同时，陆诒又在市委宣传会议上再“鸣”以后，最近积极在继续组织以报社出面的各界人士座谈会，21日，组织了王造时，杨兆龙等人举行法律座谈会，鼓励他们揭发肃反中的错误案件。他还说：我们新闻日报应该多为工商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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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日报党组���责人魏克明(按：魏是一年多前调来的)就该报编辑部目前争鸣情况在5月22日对记者说：“党在领导新闻日报工作中，过去确实存在过宗派主义毛病，党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共十余人)在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上都有很大毛病，不善于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共事，在前年肃反斗争中，又伤了一些人心，再加上对非党的知识分子安排、使用上有毛病，这些问题长期未解决，因此，当这次号召争鸣以后，虽然‘鸣’者很多，‘鸣’法却有问题，但对改进党的思想作风来说，有很大的好处，应当说，基本上是件好事。”他说：“目前，新闻日报党内已克服了部分党员沉不住气(想反驳)的现象和灰溜溜的情绪，情绪基本上尚好；但是，团的组织基本上已垮了，不起作用，有两个团员已和陆诒等混在一起，其中一个名叫陈昭的团员，被陆诒称作‘起义团员’”。魏说，民盟在新闻日报的负责人也不同意陆诒等这样做法，许多正派同志能逐渐辨明是非，怀疑这样做法，能否达到团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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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克明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继续“鸣”下去，不必勉强收场。事实上，“鸣”的高潮似乎已过去，党准备等大家“鸣”完以后，表示一下态度，主要作一次检查，再作一些必要的解释，然后，开始正式整风，小组细细“鸣”。他说：关键问题是通过这次争鸣发现的情况，如何结合党组织本身克服三大主义，去团结和教育大多数中间分子。(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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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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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学院领导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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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医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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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颌面外科教研组在听了曲正副院长的报告以后，都积极的畅述己见，对卫生部及院领导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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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限於口号，要有实际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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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研组同志着重的谈到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张光炎主任谈到：“一年内达到全国第一”，不知道从何提起，没有具体的规划，也没有检查和督促，培养干部是重要的，对於干部培养，我们不是没有计划，但是领导不支持。55年专家来我科以前，只有三张病床，又如何谈到培养？怎么能达到“第一”？大家认为：要真正能很快的赶上先进水平，不能限於口号，要有实际工作质量，这就需要领导给予支持和条件的。但是，也不能盲目追求条件，认为只有条件好才能作科研也是不对的，郭文兴同志等指出：“赶上世界水平主要是提高干部水平，而不在於盖大楼”，大家很难想像，1958年要在城外修建口腔大楼，不知领导上的根据是什么？从工作上来看是并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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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光炎教授说：院领导高不可攀，可望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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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和群众之间存在有一条鸿沟，张光炎主任说：院长是“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院长和教授很少谈话，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如此，我认为，那怕一年只见一次面，谈谈话，问题也就解决不少。沈方杞、王雪圃大夫说：院领导了解群众只限於系务委员会，“到此为止”就没有再深入一层，听听这一层人的意见了。去年卫生部派来一个连人都未见着。“不能深入下层，因此有问题也不能及时很快解决。”邹兆菊、朱宣智大夫说：“院系领导对於口腔颌面外科工作性质不了解，很多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卫生部在干部培养计划方面是很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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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这么多口腔医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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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魁华等大夫指出：我系每招收120人，但外面是否需要这么多口腔医师？据我所知，改行的很不少。工作没有全面计划，非常散乱，关於今年招生人数，一会60，一会儿又是120。现今我系每年接收120人，任务重，能力有限，“是会影响质量的。”张振康大夫说：“从1956年口腔系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口腔系学生不需要培养这么多。”对於院的工作，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工作较乱，沈方杞大夫说：“1956年以前，我校连请假制度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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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领导缺乏独立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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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院工作缺乏独立工作能力，他说：院领导工作同志都有很长的工作资历，但依赖性强，因为离卫生部很近，电话一联系就解决，工作只有“自上而下”的一套，没有“从群众中来”的作风，而卫生部又没深入下层，工作也就不免脱离实际了。陈启富大夫也有同样感觉，他说“院领导好像父母娇生惯养，温室里抚育，缺乏独立工作能力。”大家对於院领导不重视工作人员的福利问题很不满意，例如房荒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未很好解决。(口腔颌面外科教研组马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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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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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争今年农业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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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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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令进入“立春”，１９５７年的春耕季节快要到来的时候，一个规模宏大的以春耕准备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运动正在许多地区形成高潮。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将给今年农业大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
+　　今年的大生产运动是在全面总结了去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许多地区今年的生产计划订得更加切实可靠了，生产安排更加全面了，劳动组织和劳动规划也更加合理了。我们希望全国各地在今年农业大生产的领导上都能够更有计划、更有秩序和更加踏实。
+
+　　在农业战线上组织一个全国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争取大丰收，今年比去年具有更好的条件。过去的一年，各地对于大规模合作化的农业生产的领导还缺乏经验，而许多地区又遇到了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即便是这样，去年全国主要农作物都增产了，粮食产量甚至超过了丰收的１９５５年。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农业合作化的无比优越性，说明了农业合作化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增产可能性。
+
+　　一年来的实践，锻炼了农村中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一年以前，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进行大规模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和习惯，生产中的某些混乱现象曾经是不可避免的。接受去年的经验教训，在领导今年大生产的时候，各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可能减少或避免发生许多错误，就有可能减少或避免浪费许多人力物力，把大规模的集体生产组织得更好一些。
+
+　　有些地区曾经过分地片面地强调了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可能会影响到群众对今年大生产的热情和信心。为了组织今年大生产，争取农业大丰收，这种不正常的情绪必须坚决地把它扭转过来。根据山西、湖北等省的经验，首先要肯定合作化的优越性，肯定过去一年中各方面所获得的成绩和进步。山西省把合作化的优越性作了生动的总结，并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的结果，人们的情绪普遍活跃起来。在那里，目前春耕准备工作、兴修农田水利和副业生产都获得了进展。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
+　　对于去年遭受自然灾害的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也要鼓舞他们在今年加紧努力，争取增产。对于一小部分因减产而生活上发生困难的农户，还应当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可能解决的困难。这样才能使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积极起来，以饱满的热情和信心投入今年的大生产运动。
+
+　　根据１９５６年的经验，正确地全面地安排生产，制定切合实际的生产计划，是顺利开展全年大生产的重要环节。各地的农业合作社都要注意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指标不可过高，不可脱离实际，不可只抓农业而丢掉副业，不可忽视对社员个人生产和生活的可能的照顾。必须全面安排生产，发展多种经济。既要抓紧农业，也要适当安排副业；既要抓紧粮棉等主要作物的生产，也要适当安排经济作物的比例；既要抓紧集体生产，也要适当给社员个人以自由活动的余地。一切生产指标和计划都必须充分可靠，使它能够发挥指导和推动生产的积极作用。过高的生产计划固然不好；但是，计划偏低就不能鼓舞群众的信心和推动生产的发展，这个坏处也不小。对于那种只顾社员眼前利益、偏重副业而放松农业，只重视经济作物而忽视粮食作物等偏向，仍然应该极力防止。
+
+　　在合作化基础上大力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推行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的必要改革，是农业增产的决定性因素。有些农村工作人员对于技术改革还缺乏积极的精神。比如，有些地方由于推广双季稻不得其法而减产，便认为“单改双”统统错了，今年便要一概实行“双改单”。有些地方去年因密植不当而减产，便认为密植完全错了，今年打算一概实行“密改稀”。另外有些地方去年打了一些废井，今年就连必要的农田水利建设也不敢搞了。这些同志没有耐心地分析减产的原因，只是消极地害怕改革，这种情绪是极端有害的。我们必须积极地稳步地继续推行切合当地条件的耕作技术和耕作制度的改革。一年来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但是，这一工作是十分复杂的，在具体推行的过程中，还要进行许多细致复杂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去年有些地区技术改革失败的突出教训之一，就是不跟群众商量。今后在技术改革中必须多找群众商量，尽量避免或减少主观主义的错误。这是争取１９５７年农业大丰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
+　　目前农业大生产运动在有一些地区还进行得不够有力和普遍。除了前面所说的一般原因以外，各个不同地区还有若干具体的原因。如秋收分配没有决算，社员不摸底，生产和整社没有结合好，农业和副业没有统一安排好；有些社员热心商业、忽视农业，以及其他中心工作安排不当等等。这些都是大生产的障碍，需要具体地加以解决。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最大的力量和决心来组织一个比去年更广泛更热烈的大生产高潮，争取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农业战线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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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地区大专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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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消息】在武汉地区的大专学校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昨天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对高等学校中党和党外同志的关系，高等学校中的统战工作以及学校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提出坦率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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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在发言中都指出了高等学校中党组织以及有关领导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危害很大，表示要带头揭露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许多人着重批评了有的学校党委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一些党员负责干部不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不虚心学习业务等不良现象。大家特别就高等学校在党委制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高等学校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中共湖北省委统战工作部部长胡金魁在座谈会结束时说：会上大家提的意见很中肯，对于帮助党的整风很有好处。关于肃反运动中一些遗留问题，他希望民主党派组织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提出处理意见；另一方面统战部要建议省委文教部转告大专学校党委，在整风中妥善处理肃反遗留问题。中央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是要坚决执行的。对于统战工作，他希望能提出更多的批评，已经提出的问题要马上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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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华中师范学院教授高庆赐、教务长卞鼓，湖北师专教员程逵，武汉水利学院副教务长叶守泽，中南财经学院总务长王祥麟，华中农学院教务长柯象寅，中南政法学院教授陈国纯，武汉大学教授桂质廷、粟寄沧、汪贻荪、许俊千，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务长刘襄，武汉体育学院教务长范宗先，武汉医学院副院长范乐成、副教务长陈任，湖北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孔麒，武汉师专语文科主任廖若平，中南政法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主任章导，中南财经学院教授胡善恒，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天文测量系主任叶雪安等。(发言摘要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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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邀集武汉地区大专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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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长卞彭: 教学计划为何年年更改“运动作风”影响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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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谈高等学校的计划和总结问题，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是个根本性的问题，过去在学习苏联经验时很少考虑如何结合中国情况。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计划年年在变，计划经常改变，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是与总结工作是分不开的。过去总结工作往往不是认真踏实的进行研究，从表面看问题就容易弄成报喜不报忧，真正存在的具体问题抓不住，所以去年还要来个临时措施。现在又要彻底修改教学计划了，我诚恳地希望稳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计划这是肯定的，如果不妥慎点，计划年年改，不仅影响教师负担不堪，也影响计划的实现。其实一般教师是要计划的，打乱计划的是领导。我主张有了妥慎计划，应当坚持个几年才能看出计划的优缺点。
+
+　　对于高等师范学校有许多问题长期不明确，比如教学改革到底怎样才算完成了?工作量究竟还能行不能行，拖到现在也不解决。高等师范学校究竟是高教部管还是教育部管?其实教育部交了教育厅管，教育厅关心的主要是任务，毕业生。教育厅只懂中学不懂大学特点。我主张应归教育部领导，可以委托到省。少一个婆婆总比多一个好。由于现在这种管法，以致华中师范学院想进行一些基本的教学研究工作，因为经费无着无办法进行。
+
+　　其次是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执行时缺少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征求一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做倒是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很多生活方面实行优待，其实他们对优待多吃点肉倒不十分需要，最希望解决的是进行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如时间保证问题，助手问题，设备和资料条件等问题，这方面恰恰又注意不够。
+
+　　所谓中心工作往往一连串好几个，有时同时有几个中心，那已不是中心而是多心了。中心工作都是一种运动作风，我考虑是不太妥当的。“运动作风”在解放初期可能是必要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一定恰当了。因为搞运动要求就急，作法必然粗暴，粗暴就容易过火，不能实事求是。肃反运动就是这样。现在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是个长期警惕问题，不要来“运动”了。今天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求也要警惕过去的“运动作风”。在学校中“运动作风”使教师学生疲于奔命，影响提高教学质量。而真正提高教学质量，我以为就是真正的政治工作。
+
+���　关于教学中党和非党关系问题，我是完全拥护党委制的，但是如何贯彻党委制是值得研究的，不能党政不分。另外，院校的党员负责干部兼任党委书记也值得研究，因为往往他很难分清是行政还是党委，不知不觉的就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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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师专教员程逵：不同意教授办学　但要民主办学
+
+　　湖北师专不像个高等学校，师生员工对这点很不满意。不像个高等学校首先表现在教育厅的领导。学生的助学金，一般师范院校是十五元，我们学校是十三元，后来去“争”了一下，原来是前几年教育厅把这笔钱拿作别用了，今年才给了师专。编制问题，中央规定：大专学校学生在五百至一千人的按一千人编制，我们超过了五百人，教育厅却要我们按实际人数计算，说我们还超编制47人。我们学校的教员待遇不高，教育厅却说：你们学校的教员都是从中学调到师专的，这就是升级了，还有什么不满?其实，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教过大学的。有些老教师教中学原可以提级，到师专反而降级，当然不满。学校设备也差，连起码的图书资料都没有。校中缺乏学习风气，师资水平不高，对教师的培养又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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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对学校领导有这样的评语：是根据上级的意图，奉命办事。行不通，往下硬灌。意见多一点的人，就不信任；信任奉命办事的人，往往只听青年教师的回报和学生的反应。这次在放的过程中，有的教师有顾虑，怕放到自己面前去了。最近我们学校学生就出了一位教师的大字报，这位教师因为教一门生课程，有一次讲错了，当堂重新纠正，学生就不满意，这样出大字报，教师就有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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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教授办学还是民主办学?我反对教授办学的说法。学校中不能取消党的领导。但这不等于说不要民主，这当然包括要在教授中发扬民主。重大措施，至少要相信科主任。像迁校问题，事情决定了，连科主任都不知道。我是一直反对迁校的。昨天教育厅已打电话来，说不搬家了。这次整风，我想至少要把这堵墙的根基动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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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水利学院副教务长叶守泽：土壤水利专业为什么硬要放在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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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为负责一些学校行政工作，因之对高等教育部的主观主义要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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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部在调整院系工作中是盲目学习苏联，水利学院有关防洪的课程都取消了，因为苏联水利学这方面没有防洪问题，但中国防洪问题这是个大问题，由于调整院系，许多对防洪有多年研究的老先生都不得不改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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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水利土壤改良专业三十二门课程绝大部分是工科的，只有两门是农科，把这个专业放在农科是不适宜，我在北京开会时也提出过意见，但领导上还是认为应该放在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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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水利学院是1953年中南区调整院系时规定由武大统一领导，分别管理，这是对的，但是具体贯彻却做得不够。省委文教部对水利学院的关心和帮助不够，对武大和华中工学院注意多一些。水利学院教学设备费用就是问题，现在只剩几万元，还有一个学期没法应付。
+
+## 中南财经学院总务长王祥麟：青老新旧有宗派有的青年教师不能胜任教学
+
+　　财经学院党群关系不正常，有个铜墙铁壁。学校开第一次党代会时，党委书记谈到学校中的“青老关系”，也就是党群关系问题。从最近学习中揭发的材料看，我们学校“三害”中以宗派主义为主。不但党与非党之间有宗派，党内也存在着中原大学与非中原大学的宗派。青年教师不了解老年教授那一点比自己强，甚至还认为他们历史复杂，思想问题多，造成隔阂。
+
+　　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领导上有问题，总觉得财经学院这些人问题复杂，难得处理。虽然一开始就注意了团结，从生活上进行照顾，但是因为思想感情上不是真心的重视这些人，是为照顾而照顾，因此后来就作得差了。有的青年教师就说：我们财经学院没有老教师也行。
+
+　　在人事安排上也表现了宗派主义。每个系要配备一个原中原大学的同志作领导工作，有的人配备得很不妥当。院内的党员同志有些功臣自居，有很多地方都享有特权，不能作到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像在住房分配上，对有的党员特别照顾，很多人提出意见。有些党员负责干部随便介绍自己的亲戚来院里工作。党委会一个同志的爱人入党，同志们有意见，结果还是批准了。
+
+　　要拆除墙壁，首先要找一找根源。根源有几方面：首先，党和知识分子本来有距离，否认这一点没有好处；其次，对知识分子进步和改造中所起的变化认识不足，只看到缺点：历���复杂，思想落后，没看到进步的一面。今后首先要从思想感情上入手，建立一家人为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前进。心心相印的感情。这是双方面的问题，不要让共产党害单相思，也不要让知识分子害单相思。但是在这方面共产党要负起主要责任。
+
+　　另外，有一部分十多年的老教师在作资料或编译工作，他们是年老体弱，但并非不能担任教学，安排这些工作，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还有的青年教师，不能胜任教学，这些都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虑，作妥善安排。
+
+## 华中农学院教务长柯象寅：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从提高教师着手
+
+　　现在提高教学质量主要矛盾是时间问题。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从提高教师着手，使他们能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现在运动作风很流行，像我每星期至少开七八个会。以后可搞可不搞的运动是否精简一些，运动多了，我们跑不动了。
+
+　　我们过去对运动的总结是：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不错，过去的运动是取得很大成绩，但运动的副作用是值得注意的。一次运动总有许多积极分子，这里面有真积极分子，也有假积极分子；有站在别人头上的积极分子，也有实事求是的积极分子，运动过后，积极分子都“提高”了，有的入党入团，有的提职提级，领导上要分清真积极分子。
+
+　　肃反时有些老教师抬不起头来，影响他们的积极性，有的人说对党员是和风细雨，对知识分子是狂风暴雨。肃反到底是成功是失败可以考虑一下。大家有一种感觉：八年来的经验是培养了一批所谓“积极分子”，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谨小慎为”只是为了吃饭的人。
+
+　　现在我们院里矛盾揭发的还不够普遍深入。揭到党员科长一级，还没有接触到学校高级领导。学校是存在宗派主义的，比如派送进修的人多是党团员，有的党员送两三次送不出去也要送。有的人对个别党员意见不一致，就说是和党对抗。我觉得我是有职有权的，但也有群众反映：“柯教务长是泥巴菩萨过河”。这句话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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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政法学院教授陈国纯：整风和发展组织听取党外意见有好处
+
+　　中南政法学院是清一色，领导干部都是党员。
+
+　　三位校长都是党员，处级以上干部也是党员，甚至科级以上干部多是党员。这就有一个问题，统一战线在政法学院存在不存在，1954年我到学校以后，我找学校教务处长(统战处长)说我是民革的，在财院过组织生活。学校负责人“王顾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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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注意了民主党派工作，现近开了一些座谈会，但多半是要东西，去年党大会开幕，党委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坐到台上去，会前党委派人对我说，你要讲话把讲稿先交党委看过，领导上喜欢歌功颂德。以前统战委员是辛光后是林山，但都是歧视统战工作的。政法学院领导上常常强调是革命学校，革命传统，是党校性质，对老教授使用就存在问题，院系调整时从广州政法学院调来了五个老教授，但好久没开课，教授说我们是无职无权。对张章导同志长期给他个教研室副主任。杨丙炎教授派在图书馆闲了几年，没有名义，最近才叫他担任图书馆主任。平常闲谈中问了一下党员处长过去是那个学校毕业的，肃反时说是看不起领导。除了个别的歌功颂德的外，大多数人希望调走，说几年来是呆在冰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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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整风、发展组织应向党外同志搜集一些意见是有好处的。以免有一些假积极分子混入党去，因为党外的眼睛也是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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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系里教授是从各大学选过来的，但几年都没有开课。曾经有八个教授改行教语文。我从来没有学过语文，到学校后非要我教语文不可。有个教授是多年研究民法的，也要他搞语文，这位教授要我和学校领导方面谈，教务处长说：“如果要他教民法前两年就叫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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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教研室主任都是老干部，几年来没有上个课，不懂业务，如何领导。老教授不行，青年教师提不上，教研室主任只有派老干部去担任。成立教研室时，感到“没有人”去领导，由行政领导分头去抓。）
+
+　　这次“鸣”“放”时，有个年青教师说领导上叫尽量避免谈肃反问题，党支部书记和一些党员在场也不表示反对，许多人不敢“放”我也不敢“放”。我问党委会负责人是否叫不谈肃反问题，他否认有这件事。但归纳“放”“鸣”专题讨论九个问题，肃反问题却放在第九条“其他”里面去，似乎肃反问题在政法学院不存在，现在虽然改了过来，但从这些情况看来领导上显然是有顾虑���。政法学院肃反时有宗派主义情绪。整个过程，表现了这一点，两次肃反小结时说：我们掌握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规律是常常去聚餐是深夜不睡觉，我和一些老教授就往往搞教学工作搞到深夜，去外面吃饭也是我们几个老教授。肃反的结论也不实事求是，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呢?我希望答复我，但没有结果，有错误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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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拥护党委制，问题在学校领导同志是否内行。现在还是用训练班的方式办学校，不懂得与高级知识分子共事的关系，不了解高等学校学生的生活习惯，没有民主生活，学校搞得冷冰冰，既外行，又不向别人学习。党本身就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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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教授桂质廷：参加座谈会的人应该广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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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四年统战部经常有人去我们那儿了解情况，以后逐渐减少，一直到没有了，是否是因为省、市改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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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座谈会，邀请老年人多，这也有片面性，并不是每个老年人都了解情况，今后可全面一些，不要老是局限在那些人，接触面要多一点，也可以吸收一些青年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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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教授粟寄沧：“老牛拉破车”武大要求支援主张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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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大问题不但严重，而且很多，只谈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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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对省委会提意见：对武大关怀支持很不够。武大几年来很落后。去年高教部李司长来武大检查工作，我问他初步印象如何，他说：“是‘老牛拉破车’”。其实“车”并不算太破，问题在“牛”的力气不够，拉不动。李司长在他检查武大工作的总结中说：武大在前进中，但很慢，大概落后了一年到两年。原因是党的领导薄弱，组织涣散，纪律松懈，党的组织不充实，领导核心长期没有形成，领导干部不融洽，对中央政策方针缺乏研究，缺乏统一认识，对武大的传统特点和实际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工作盲目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不能依靠群众。我认为李司长对武大领导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
+　　但武大党委会对李司长的批评，思想上有抵触。旧党委会代理书记张希光同志在党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总结报告中仍是老一套，成绩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新党委会的人选，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群众千呼万唤，省委会只派了一个刘真同志。大家一再要求添个副校长，到现在没添。武大教务处是唱空城计。二个要向科学进军，一个有职无权，对教务工作不感兴趣，常常闹要走。人事处问题也很多。但高教部在放了一炮之后就扬长而去了，没有下文。省委也没督促，这也说明省委对武大关怀支持不够。党委会很吃力，在这次学习中，党委会领导力量不强，大多数党委没有威信。各系科党支书、党支部都还没动起来。群众已经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到现在为止，连一个还没有解决。因此群众有的有消极情绪，有的有急躁情绪。因此我们向省委会呼吁，加强领导，支援武大。
+
+　　统战部对武大统战工作抓得不紧，刘真同志去后好了些，但还是不够。民主党派在武大是可以起作用的，凡事如发动了民主党派，就办得好些。工资改革好事办成坏事，没有真正依靠民主党派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次学习发动群众较好，主要是刘真同志去后能够依靠了民主党派。
+
+　　高等学校人事制度和人事工作必须改进。人事处，一般人都说是独立王国，是神秘的组织。本来人事处应该是一个受人欢迎的组织，因为党和政府了解我们以后，才能信任我们，合理地安排我们的工作。但事实上，大家一谈到人事处，就不免有点毛骨悚然。它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惹不起。
+
+　　如果说党群间真有一道墙，我想，人事处至少是墙的主要建筑者之一。人事处权力太大，所有人事安排，好像除人事处以外别人连知道都不该知道。有些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不知道自己的单位里有多少教师和职员，因为人来人去，他们都不知道。留助教、毕业生分配、留苏学生选拔更不用说了。毕业生分配到那里，工作情况如何，教员根本不知道，其实知道了，对教学有很大好处。人事处工作人员能力之低，到了惊人程度。我最近想上科学院搞研究工作，人事处给我填一张人员审查单，送去，我一看，寥寥几行就有六个错处。我大吃一惊，掌握我的政治命运的竟是这些人！这样的人事工作，不能不使大家害怕。为了拆墙，为了建立党政领导与群众间的互信，我觉得人事制度似乎应该加以改进，材料袋拿出来，双方看一看，彼此同意的，双方签章，看法不一致的，双方可以保留。
+
+　　最后，谈谈高等学校中的党派关系和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的问题。有人主张一切党派退出学校，理由是多一重关系，多一重矛盾；同时影响科学研究时间。我不赞成这种主张。我们在学校里，不仅要过文化生活、而且也要过政治生活。矛盾并不一定由党派关系而生，反之，通过党派协商，也许还可以消除许多矛盾。至于时间问题，只是个技术问题，不能成为党派必须退出高等学校的理由。
+
+　　党委制问题，如果这个制度只意味着以党代政，我就不赞成。我主张在党委领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的民主生活。我主张建个校务委员会应该采取人民民主的组织形式。包括领导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有代表性的教授；要有职有权。这和现在武大的徒有空架子的学术委员会无共同之点。这种形式，既可体现党的领导，又可实现党和民主党派相互监督的作用。另外，党和民主党派还可以从学习中加强联系，这一点，过去在武大作得不够。还有，通过组织生活也可以加强关系，我建议以后党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成员可以交叉参加组织生活以便相互学习，交流经验。
+
+　　 (其余发言摘要待续)
+
+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24日。原题为：“坦率的批评　诚恳的建议/武汉地区大专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揭露内部矛盾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
+
+　　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邀集武汉地区大专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发言摘要(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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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师范学院教授高庆赐：华中师苑学院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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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师范学院的教师们，在这次学习中，受到毛主席讲话的很大鼓舞。可是到今天为止“鸣”“放”还很不够。这主要是大家的顾虑还很多。所谓顾虑，据工会汇报中所反映的，普遍突出的是“怕报复”。这是与我院党的领导的作风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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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师范学院党的领导方面存在问题很多，因为限于时间，今天我只就目前比较严重的谈一谈。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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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这次学习中所揭发出来的材料看，华中师范学院党的领导的宗派主义是十分严重的。平日听取汇报，偏听偏信，常常是黑白颠倒，是非不辨。就肃反运动说，很多教师认为，党的领导所信任的是从中原大学来的，以致形成中原大学的整非中原大学的现象。这种宗派主义的发展在肃反运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有很多教师一向对党忠心耿耿，教学勤勤恳恳。他们相信党是英明的。可是，在事情弄清楚之后，我院党的领导对他们仍然冷酷无情。有关撤职和降级的问题未得到解决，这就使他们过于伤心了。
+
+　　另外，宗派主义表现在个别党的领导方面，有打击报复的现象。1952年评级时，党委副书记郭抵同志以师生关系对于一个姓陈的党员女干部特别提拔，给她评的薪级突出地高。当时很多群众都十分不满，有位老教授在谈话中曾指出党委副书记这种作风不好。老教授以后就受了打击。去年工资改革，党委副书记又对陈多方袒护，给以行政十五级的待遇，每次工资改革会议大家都提出意见，可是，对群众意见完全置之不顾。相反的，对于老教师则存心歧视，在工资改革中故意压低老教师的薪级。例如中国教育史专家严士佳老教授，曾留学外国，任过大学校长，竞评为五级，有的评为六级，大大打击了老教师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
+## 我建议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工作，应改多有老知识分子参加。因为他们懂得知识分子的甘苦，懂得他们的长处和短处，特别了解他们热爱祖国的心情，正义感，责任感，自尊心。知识分子是热爱党的拥护党的，可是在这样的领导之下，他们遭受到粗暴地无理地打击，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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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孔麒：我们不能如此“艰苦建校”
+
+　　我们学校突出的问题是长期处于三不管状态。省委、卫生厅、卫生部都不管。我们学校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校舍破旧，解放后发展极慢，还赶不上对面的医士学校，与一江之隔的武汉医学院，更不能相比。我们的校舍不够，图书设备缺乏，有的宿舍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几年来，领导上一直说我们“艰苦建校”，可是我们的困难，却没有人来了解、解决，这种“光荣帽子”，戴得我们很不痛快。
+
+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新校舍，可是新校址的选择，极不妥当。校舍和重型工具厂相隔不到五百米，医学院建立在这样一个大工厂旁边，极不适应。将来工厂开了工，烟雾大，声音嘈杂，叫我们怎么进行教学和实习。现在新校舍教工宿舍还没完工，教工只能迁去三分之一，下半年迁校困难重重。
+
+　　我们教工曾经就提出：学校到底办不办，要办怎样办下去。现在我们是骑虎难下。为什么不能把附近的民房收买来就在附近扩建，而要把学校迁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呢?我不了解计划，究竟计划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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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医学院副教务长陈任：给旧知识分子以重新的评价
+
+　　墙要大家来拆，但是党员拆这个墙更重要。党员对旧知识分子评价不够，认为他们不是帮凶，就是帮闲，把过去一切都否定，这是非历史观点。其实我认为过去历史比较复杂的人，不一定德不好，有的人牺牲自己利益办了学校，培养了人材，作为遗产为人民接收。只是因为阶级意识模糊，受人利用。今天应该给以重新的评价。
+
+　　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到底要求什么呢?当然首先要求有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可是具体怎么要求呢，现在好像是要知识分子把业务丢了，要搞政治活动。我看是不应该要求他们成为自己专业范围内的自觉的建设者。有的旧知识分子，对钻研某一个问题特别有兴趣，虽然有点非政治观点，只要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很大成就，就能为人民服务，不必一定要他用很多时间去开会，改造他的思想。有的教授说：米丘林、巴甫洛夫是旧知识分子，列宁给他解决了实验室，给了他工作条件，使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作出重大成就，他就自觉地成了马列主义的拥护者。可是解放以来，党给了那些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呢?我认为这个批评是对的。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要求，要从实际出发。
+
+　　解放以后，人们把共产党看成天仙。斯大林说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也就把自己看作圣人，把自己特殊化了。其实共产党员并不是圣人，也是凡人，人所可能发生的问题，共产党员也可能发生。因此把自己看成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没有好处，不如笑上走下来，把自己看成是和大家一样的人，大家都是朋友，手牵着手共同向前走，共产党员只比我们先走一步，而不是先走十步，百步，这样就会脱离群众了。
+
+　　党和非党人士接近，要有共同的语言。旧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列主义，但党的领导干部对业务一点不懂，和我们就格格不入；懂得一点，就好接近些。不然，党员光讲马列主义，只是教条。党经常教导我们：“政治结合业务，业务体现政治”，我认为很正确。对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我们是否可以为人民利益提出要求党员学习业务吗?旧知识分子都可当老师。这样双方互相学习，距离就近了。当然，学习业务是有困难的，但是学习马列主义也不容易啊！现在我们学马列主义学了六年，可是老党员对业务却还是一点不懂。这是很危险的，多懂一点业务就可以少走点弯路。科学成就，决不能靠政治号召，而要实事求是。向科学进军，时间是最大的问题。过去几年，搞运动、运动，开会、开会，把时间都开过去了。希望这次整风运动以后，是否可以让我们知识分子安安静静地在实验室里作上几十年研究工作呢?
+
+　　民主党派工作，有的说是“青年有为”，有的说是“带病延年”，我看都对。从前途看，是“青年有为”，目前的确是“带病延年”。我院的民主党派工作虽有成绩，但如病儿一样，不能独自行动，没有媬姆(一个是盟的市委，一个是学校党委)来喂他，可能会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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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政法学院教授章导：要求省委加强领导边整边解决学校统战工作不能形式主义
+
+　　这个会开得很好，可惜开得迟一些，光明日报说：武汉知识分子东望上海，为别人的激动而激动，为自己的不激动而激动。这点正道出武汉知识分子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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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老师对湖北省委书记处没有像上海市委书记一样亲自领导“鸣放”，群众是有意见的。省委对农业合作化工作是领导有很大成绩的，但对于领导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劲头不大。因之下层有顾虑，要求省委领导分批高等学校，解除顾虑，支持群众意见。
+
+　　中南政法学院的情况放得热烈，放后转入讨论时群众情绪表现一些疲塌，领导上表现的态度有点像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另外一种情况，党员同志带头放起很大作用，但也有一部分党员同志说我不在党外放，要在党内放。群众很不满意，有的党员阻碍群众放。这些情况，领导上应当注意。
+
+　　根据中央指示，应该边整边解决，可是我们学校不是这个情况，只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因此群众对今后整风表示耽心。
+
+　　我建议：
+
+　��1．为了破除各基层党委书记的顾虑，省委负责同志应下去打通他们的思想。
+
+　　2．应该边反边解决问题，如北京大学一样。
+
+　　3．群众有顾虑，要省里领导给群众撑腰。
+
+　　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两方面问题。领导上对民盟是重视的，问题是大专学校领导对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认识不足。有的党委表现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因此学校统战工作表现为形式主义，统上不统下，统而不战，战而不力。
+
+　　因之我建议统战部是否不考虑民主党派在大专学校设立办事处。
+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应贯彻到每一个党派成员中去。
+
+　　统战部对高等学校的统战工作召集一些会议，研究情况，改进工作。
+
+　　党委制是重要的，但民主党派也要发挥助手作用，统战部有必要召开一次座谈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
+##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天文测量系主任叶雪安：有的领导对“鸣”“放”态度不够诚恳
+
+　　目前有些对“鸣”和“放”还有顾虑，一方面是由过去运动的影响，有的人怕报复，另方面是领导态度不够诚恳。党委要做工作。
+
+　　过去有些工作的民主作风很不够，有些是形式主义，比如工资改革事先没有和大家协商，方案既定，再召集大家提意见，大家不了解，也无法提意见，有些形式主义。
+
+　　学校中统战工作只统个别人，不统组织，民主党派的小组和党支部不发生关系，民主党派得不到党的支持。党委只听党员的汇报，有时情况不一定真实，因此群众不大接近党员。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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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26日。原题为：“坦率的批评　诚恳的建议/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邀集武汉地区大专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发言摘要(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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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部分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举行座谈
+
+　　<许展　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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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最近，市教育局、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和市教育工会分别召开了部分中学非党校长、教导主任和部分中学教师座谈会，讨论了目前中等学校中存在的矛盾问题。
+
+## 贯彻教育方针左摇右摆造成教师工作无所适从
+
+　　会上，一位教导主任批评了市教育局领导在贯彻教育方针政策上，长期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缺点，和“抓小失大”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他说：这几年来教育局召开了好多次教育工作会议，但事前均没有很好的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由报告到总结多是一些“官样化”、“公式化”文章，很少密切结合本市学校的实际，真正解决主要问题。今年春季，校长、教导主任会议上有关工作安排的文件，据说大半是照“人民教育”的社论和凯洛夫的“教育学”上抄来的。虽然教育局经常提到“全面发展的教育”，但事实上有时只单纯强调学生的文化知识的提高，有时又单纯锣鼓喧天地搞政治思想教育。一九五四年曾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次劳动教育，但去年又把“保证所有学生都升学(升大学、升高中)”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求各校完成。搞综合技术教育，也象“一阵风”过去就完了。关于“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问题的讨论，也表现了有头无尾，到这学期已经是偃旗息鼓，再不提了。这样就使各校领导和教师，对教育工作的方向感到迷惑、捉摸不定。去年在一些小学实行“戴帽”中学是必要的，但是在具体作法上则有不少问题。如在郊区农村设的少，而城区则过多，而且有些设的不适当。象开通巷小学，周围有四、五个中学，但却在该校开了“中学班”。对设中学班的小学，也没有注意增强领导力量和充实设备，学生和教师都有意见。去年在中小学的发展上都有些冒进，特别是小学，条件还极不成熟，却急于实施小学义务教育，把底下弄得紧迫万分，但后来还是有数千名学龄儿童不能入学。西安高中教导主任王观心说：本市中小学教师办公，取消坐班制也不切合实际。取消坐班制是强调个人钻研，但西安教育发展快，新教师多，不集体研究怎么行？一付教导主任还说：市教育局向来很少真正有准备地召开专业教学会议，这方面的研究指示也很少，平时给学校发的公文是够多的，但三分之二以上都是财务范围内的，不然就是开会或其它行政事务性的，真正对教育、教学有较大指导价值的公文几乎就没有。所以有人说：教育局是“不务正业”。有些校长还说：教育局来的公文不看，对学校内的重大工作也影响不大。按理说教育局主要应抓学校里的政治思想教育与教学工作，但实际上教育局就没有人作校长、主任的思想工作。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鲍廷忱说：市教育局对学校领导考勤，办法上要考虑，过去是校长有机会接近局领导汇报教师情况，而教师就没有机会接近局领导谈谈学校领导和自己的问题。他建议：市教育局干部科应定期下去，从教师群众中了解学校领导工作的情况，从非党校长了解党员校长的工作情况。市二中教导主任王宗敏也认为干部科有必要这样，他说，干部科如果老抱着档案材料，不下去，连人都不认识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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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教育局不重视教学工作，市教师进修学院一位负责人还举出一个事实。他说，市教育局在教师进修学院设了一个研究室，但不支持开展工作。全研究室先后调配了八个工作人员，除一个主任外，只有两个人是学语文研究语文的，其余的六个人大都是“所学非所用”。物理根本没有专人搞。教研室虽聘了一些兼职研究员，但校内负担不能减轻，无法进行研究，有一些兼职研究员就从来不去开会。因而就谈不到对中学教学的研究、指导。
+
+## 提拔干部先看是否党团员先进工作者不是评选是“加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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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工人子弟中学校长李涤支说，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德才兼备，可是市教育局在提拔干部上有宗派主义，不能用人唯贤，用人唯能。只要是党团员，不管文化水平业务知识多么缺乏，政治理论水平如何，也可以提拔做领导工作。市工人子弟中学副教育主任郑岳山原在小学工作，只因为是党员，以后就提升他当主任，实际他连中学的课也听不了，高中教室的门也不敢进；连郑岳山自己也说干不了。会上，一位教师还说：市四中有三个教导主任，都是高中程度，他们因为不懂业务，所以从来没有到教室听过课。但他们唯一的凭借是自己是党团员。西安���中教师陈静之说：许多学校的新任校长是党员，业务水平、政治水平都不高，市上虽然叫学校领导代课，但他们都不敢代课。因此，这些校长批评别人就不能使人心服口服。很多教师说，这些领导人水平不高，使学校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大大妨碍了教师的积极性的发挥。这样，教学质量就很难提高。
+
+　　去年市上评选先进教育工作者，很多教师有意见。大家认为评选不民主，有宗派主义，校长中的先进教育工作者是教育局“加封”的，教师中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则是学校暗示选出的。有个教师说：某中学校长既无先进事迹，也没有在教师中报告讨论。结果连续出席了省、市两级的先进教育工作会议。
+
+　　在任用干部方面，有的教导主任提出了具体意见：(一)校长并非不应配备党员，而要真正有才有德；对于一些年纪轻锻炼少的党员，应使其在实际工作中多锻炼些时间，条件基本具备时再提拔；(二)在每个学校均应注意挑选配备一些业务能力较强，积极进步的老教师担任校长与教导主任，当然，对于一些缺乏实际工作能力，政治上不够进步的，也不要免强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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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团员在一块有说有笑和非党团员在一起无话可讲
+
+　　十一初中教师韩圃说，解放几年来，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好，但精神却很苦闷，这主要是党群关系问题，他感到他和学校党员的距离越来越远，不是他愿意这样，而是“高攀不上”。他说，他们学校的校长是个党员，自己不接近群众，群众接近他，他还要“回避”。有一次，韩圃夫校长房子，校长无话可说，最后告诉他时间不早了，让他去睡觉。他走后进去了一些党、团员，校长的态度显然不同了，又是让坐，又是买橘子。房中不时地送出了谈笑声、歌唱声。他听了心里非常难受。他说，这次对他的刺激很深，在精神上他感到人家好象亲兄弟在自己家里理直气壮，他好象是继母带过门来的，时时缺理。他还说，他们学校有青年、中年和老年教师，中、老年教师一般是无党派人士，青年教师多是党团员。平时中、老年教师默默无言，青年教师谈笑风生。在讨论问题时，中、老年教师非常尊敬青年教师，而青年教师则骄横自大，不同意中老年教师的意见时，甚至出口就是“放屁”、“把发表这意见的人撵出去。”党、团员彼此间因故争吵后，得出的结论是原则性斗争性强，而非党团员互相争吵后得出的结论则是双方脾气个性不同，党、团员与非党人士争吵后则是“不尊重党”，是“反党”行为。他认为这是一些党组织对党员无原则的溺爱造成的。四安高中教师弓矢石说，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这是不合逻辑的。这不是党组织爱护党员，而是党员不能按照党的政策原则办事，是“不孝之子”。西安市高级中学教师郭衢生说，他们学校有些党员对自己估计过高，个别党员有居功骄傲情绪，总认为非党人士不行。他认为领导上应该打消“先入为主”的偏见，信任老教师依靠老教师，办好学校。市十一初中教师秦学义说，教师进修学校的党和群众之间，不仅有“墙”有“沟”，而且“墙”很厚，“沟”很深。大家在座谈中一致感到：几年来，老教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思想改造，纠正了许多坏的方面，但好的方面也损伤了不少。他们认为这种创伤还要党去医治。
+
+　　学校党群关系不好的现象怎么形成的？一般教师都认为是教育局的宗派主义造成的。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鲍廷忱说：两方面都有责任，而党员的责任多些。有些党员有功臣自居的思想，把别人当“阿斗”，思想上只有敌我观念，非党人士则自卑，有“作客”思想。市四中教师阴息众说：我们学校党群之间由于严重的宗派主义，简直形成了铜墙铁壁。市二中教师李茂耑说：要拆除这堵“墙”，学校党组织应主动拆，当然群众也责无旁贷。他还说，拆这堵“墙”，必须经过思想斗争，不经过思想斗争，说不定成见会更深，矛盾反而更多。
+
+## 对旧知识分子缺乏信任和尊重只抓住缺点看不出他们的进步
+
+　　关于在教师中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问题，西安高中教师陈静之说：贯彻不够的主要一面是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信任、尊重不够。对他们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有的人把知识分子当俘虏看待。有个教导主任说：过去的清查、思想改造、三反、等运动都是必要的，有重大收获的，但在这些工作中是有缺点的，有的作法不适当，过于粗暴，甚至发动学生斗争老师，这主要是教育局和有些学校党政负责干部，对旧知识分���在这几年革命实践中的进步估计不足。对他们有些人的信任与尊重都不够，有的甚至专抓别人的“小辫子”歧视打击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的。省西安女中教师窦天恒说：学校领导自作聪明，把有历史问题的人分开住，一间宿舍住两人，一个是有问题的，一个不是党员，便是团员。有的教师有病，不能两人同住，领导上视而不闻。这个问题虽然省教育厅以后纠正了，但学校领导始终没有承认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有的教师说，某校有一位教师在评薪中对自己的工薪级别有意见，该校领导就组织思想批判，集中以这个教师过去与某个有历史问题的人(现仍是中学教师)的来往关系，来逼使其承认“对工资级别的不满，就是对现状的不满。”集中火力，一直批判了半夜。还有的校长，动辄对教师扣“大帽子”，训斥指责。省女中教师窦天恒说：我在西师教书时，学生问我英雄怎么解释，我给学生说：“英雄就是杰出的人物。”西师校长把我叫去说，我解释的不对，他说，英雄如解释成杰出的人物，那蒋介石也成了英雄。我认为他这样提法不恰当，反问了他一句，不料校长马上拍桌破口骂我：“胡说！”
+
+　　有些教师认为，不尊重学校教师的情况，很多学校的行政、党团固然是如此，而市教育局，甚至包括高级领导机关，在这方面的重视与示范也都很不够，开会时，训斥多，指责多，鼓励少，教师们有反感。西安高中教师陈静之说，“教师中主要是进步的，但还有个别教师违法乱纪，品质恶劣”。这样的话在教育局的大报告中常听到，他认为，违法乱纪，品质恶劣的既然是个别的，那就不光是教育部门仅有，为什么每次报告都要这样提？有的教师说，教育局原来有四位局长，但绝少到学校中去，纵然去也只是听听行政上的汇报，很少深入到教师群众中去，向来也没有亲自访问过一些对教学工作作出较大贡献或年老有病的教师。西安高中王观心说，西安高中教师对市教育局长本学期开学初在该校所作的工作检查总结报告极不满，认为，报告中没有反映领导上的问题，谈教师的情况多，好象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教师的不是。教师认为从这个报告也反映了教育局有宗派主义。
+
+　　有的校长、教师说，教育局有关科室负责人与一些工作干部，随便指责训斥教师的事，也时有所闻。市教师进修学院一位同志说：去年夏初，我们学校一位物理教师原定某天下午研究先进事迹材料，后来因故没有研究，就遭到市教育局师范教育科科长靖亚当面毫无理由的严厉申斥：“为什么不按我的指示办事？”使得那位教师眼泪涔涔而下，事后给人说：“咱在从事着奴役性的劳动。”但那位科长还不甘休，事后怒气冲冲地找到我的屋子来，责备我院领导上“没有把教师教育好。”后来，经过院方多次耐心地劝说，那位教师情绪才安定下来了，但现在一提到这件事情他还有余愤。
+
+　　有些校长、教导主任认为，知识分子政策贯彻的不够的另一方面，是对少数品质极其恶劣又缺乏起码能力的教职员，长期拖延不作处理。这也影响了一般的思想教育工作。
+
+　　由于在教师中贯彻中央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不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一些教师的自尊心，给他们思想上遗留下了创伤。市工人子弟中学教师朱咎吾说：咱们接近党，党也不信任自己!历史复杂的人一生也洗不清！市四中阴息众教师很激动地在会上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我是没有灵魂的教书匠，因为就没有人把我当人看人不如物的感觉！”
+
+　　有许多人对于如何弥补这方面工作中的损失提出了建议，建议市教育局在这方面应进行彻底检查，对于有些人的处分如果的确不适当或过重的，应该有勇气承认错误，纠正缺点，有“冤”就应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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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党员校长专断不民主非党校长有职无权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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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很多非党校长反映：学校里党员校长，多数专断，不民主，命令多，商量少。非党校长、教导主任多是有职无权、甚至受歧视排挤。市九初中非党校长聂尚宣说，他虽是个校长，但在学校里就没有什么作用，除有关卫生工作会议外，其他什么会就很少参加，市教育局干部给学校打电话，只找党员校长谈，很少找他谈问题。一位教导主任谈：有的中学非党人士担任校长，而学校的公文每次总是先由党员副校长批阅，批示校长执行。还有的中学由民主人士担任第一副校长，党员担任第二副校长，实际上工作仍是党员副校长事事包办，甚至还多次公开向教师说：“我虽是第二副��长，但因为我代表党，我可以领导他(指第一副校长)。”有的中学非党校长进行任何工作均须取得党员教导主任或党员教师的同意，否则就行不通。一般中学校长教导主任、人事党团干部之间的工作关系也不正常。有些学校教师的政治、时事学习，均由党组织直接布置。另设学习秘书协助；非党的校长、教导主任很难过问。有些非党人士担任校长、教导主任，根本就无法向学生作时事政治报告。实际的情况是：报告提纲是由党的上级宣传部门发的，在没有党员校长、主任的学校，常是人事干部，或由团的专职干部作报告，非党校长、主任只能主持报告会。市二中教导主任王宗敏在谈到干部任用中的宗派主义现象时说：对非党人士应该是信任他就用，不信任他就不要用，不要又要用又不信任，不然，非党人士就很难工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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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教育局不重视师资培养工作对教师进修学院缺乏具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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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师资的培养提高方面，市教师进修学院的一位负责人说：市教育局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具体的领导。根据市属中学的师资情况看，现在有一千一百多位中学教师，其中不及专科毕业的据大致估计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其中很多人只有高中毕业或尚不及高中毕业程度)；就是过去曾在大专学校毕业的，也有不少人因种种原因，目前在教学工作中有着不少困难，希望得到帮助。另外，全市中学教学的研究指导工作也迫切需要推动。过去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市教育局主要是委托教师进修学院来承担的。但市教育局对教师进修学院的工作却一向缺乏具体领导和支持。他从几个方面举出了一些事实说，首先教育局放弃了对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学研究业务的指导工作。如象教学计划，市教师进修学院曾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修订后制定了学院各种教学计划按照执行，市教育局多次只笼统地说：教学计划脱离实际，但从没有具体协助学院进行教学计划修订工作。有时虽然也提出了一些零碎的意见，也是主观的。市教师进修学院整个教学制度几年来是混乱的，学院曾拟订了请假、休退等办法，但教育局长久不批准，后来在学院多次催促下，口头同意了，但执行时又经常受到局里的无理干涉。学院还曾制订考试考查办法，也得不到教育局的具体支持，现在仍旧摆着。其次是长期不解决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学设备和经费方面的困难。学院现在理科方面共有三科六班，但却仅有从前市财经学校移交过来的一套极不完备的初中物理实验仪器；此外，化学、生物、数学等学科迄今基本上还没有教学实验设备。全院现在仅有书报刊物一万册左右，各科教学最必需的基本参考书籍都极缺乏。今年年初，教育局规定学院每月图书费八十多元，院方请求追加，局里批评说：“应该发挥图书潜力，提高使用效率！”这位负责人说：事实上，这两句教条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由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底，教师进修学院教职员工的工薪，系按中学教职员标准评定的，中央教育部也曾指示：教师进修学院目前为师专等级学校，而教育局给学院教职员工薪标准不知是根据什么逻辑！今年学院的经费预算市教育局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审批下来，据说因为“找不到教师进修学院的经费着落”。他说，这就使人奇怪了，西安教师进修学院系于一九五三年根据中央教育部、中央财政部联合指示而开办的，事隔近四年，怎么忽然变为“黑名子”了。市教师进修学院特别严重的问题是教学与研究力量的极其单薄，甚至有些配备也极不适当。现在全院各科全学程应开设课程共三十五门，但实际只有专职教学人员十一人，往往一个人担负着两门或者更多的完全不相同的课程(有些人还要兼中学教学研究工作)。许多应开设的课程也开不起来。由于教师少，就把不同学科的教师编在一个教研组，这样，就无法进行教学研究，只能是个人“单干”。有些人员的配备也极不适当，如把学政治教育、历史、教育的大专毕业生派来搞中学的语文教学研究，还把马马虎虎招聘的，几乎完全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分配到学院搞教学研究工作，似乎教师进修学院就是“干部招待所”。市教师进修学院曾多次提出干部问题，局里只简单地说：“发挥潜力！”去年教育局举办中小学教学展览会，将全市教师的先进优秀教学资料、教具等都交给教师进修学院，责成陈列推广，但迄今一直不给配备管理人员，学院虽一再争取，也没有结果。结果就把教师们那样多的精心制作，长期打入“冷宫”，至今尚未��到“超脱”，叫人看了痛心。总之，他说，市教育局在对市教师进修学院工作领导方面所表现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情况的确是十分严重的。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5月23日。原题为：“本市部分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举行座谈对市教育局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批评”。）

CCRD/1/3/2/000648.txt

@@ -0,0 +1,19 @@
+# 广东省部分干部对少奇同志在广州的讲话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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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擎、毅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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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24日讯  广东省部分干部对少奇同志在广州的讲话有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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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干部不同意少奇同志工农生活差不多的说法。他们认为工人生活困难有工会补助，病了有公费医疗，还有劳保，而农民就没有这些，这怎能说工农生活差不多呢？新会县有的干部提出如下的问题：如果大部分城里人和农民的生活差得并不很多的话，为什么农民总是主动地往城市流?如果说，农民流入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城里人吹牛皮的话，为什么牛皮能骗得那么多人和那么久而不能很快被戳破？
+
+　　这些干部又认为少奇同志在计算工农收入时，工人的收入是按一个劳动力计算，而农民则是按一户计算的。这样，农民一户的收入即如少奇同志计算的那样多，也是好几个劳动力(甚至是一家大小)合挣得来的。而工人如果家属也参加劳动(在城市也是不少的)，那收入就比少奇同志所算的多得多。就算家属没有参加劳动，那也说明一个工人比好几个农民(指一户内的几个劳动力)的收入还要多一倍以上。因此，少奇同志的算法是不够合理的。
+
+　　这些人还提出关于城市花钱多、农村花钱少的说法要作具体分析。比如城市人要穿鞋袜、要乘车、要看戏、要点电灯等等，不管是比农村花的钱多多少，可是，这一切都给城里人带来了比农民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农村虽然花钱少，但就得不到城里人所有的享受，这并非农民不想，而是收入所限。
+
+　　绝大多数人同意少奇同志的关于家属宿舍问题的意见，认为加房租是对的，房子愈盖得多，意见愈多。但少数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目前不是盖不盖房子的问题，而是分配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
+　　少数干部对动员家属下乡思想抵触很大，市工商局有一个干部埋怨说：报纸上去年大登起填平“地上天河”的文章，今年却又要动员将家属送下乡，这是怎么搞的。他认为少奇同志引用夫妻可以分开的诗句是片面的。他说：古典文学中就有“望夫石”的传说，古诗中描写夫妻分离之苦的诗句有“几家夫妻同罗帐？几家分离在两方”。为什么他不引用?你自己不牙痛就不知道牙痛的苦处？
+
+　　大多数干部很同意少奇同志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的分折，但也有极少数干部思想不通。有的人说，小城镇和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就地参加田间生产可以，但大城市的小孩，年龄过小，无经验，下田生产很困难。有的干部说：少奇同志说中、小学生不能升学最好下乡参加劳动，我们也同意这条出路，但最好先让高级干部的子女做榜样!　(福擎、毅坚)
+
+　　 来源： 1957年5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65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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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教师发出呼声：关怀、尊重小学教师的疾苦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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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在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上午，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开了部分小学教师座谈会。座谈会由市委教育工作部部长梁寒冰主持。会上教师们本着帮助党整风的精神，对教育领导部门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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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　许多教师忙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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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许多教师对目前小学教师负担过重，工作忙乱不堪提出了意见。河北区锦衣卫第一小学校长杨畅言说，教师“坐班制”虽然取消了，但一般教师仍然是从早晨六、七点钟离开家，不到晚间七、八点钟回不去，晚上还得备课，批改作业和作家长工作，工作上忙乱不堪，教师们的健康状况也很受影响。杨畅言、河东区第一中心小学副校长刘金藻都认为小学教师的忙乱现象，是与领导部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分不开的。刘金藻说，去年市、区教育局雷厉风行地布置各小学作两年规划，大家不得不连夜突击，突击出来，又叫削减规划，现在这些规划却又无声无息地没人过问了。他还说市、区教育局、区团委等单位的多头领导和学校的许多制度不健全，领导机关不按制度办事等等，也是造成教师们忙乱的重要原因。城厢区中营小学教师陈昀，城厢区西北角回民小学教师张玉敬、河西区西南楼小学教师王煜龙、河北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陈馨兰、南开区万德庄小学教导主任韩耀光等，都针对目前小学教师的忙乱现象，和市教育局去年只抓教学，今年只抓辅导的“单打一”的工作作风，以及区教育局布置工作时很主观，不深入下层的官僚主义现象和小学编制太紧等问题，提出了批评。
+
+　　和平区滨江道第一小学教师马子萱谈到，解放后教育质量所以没能很快提高，是与领导干部本身没有很快提高业务水平有关系的。她说，去年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两年内要变成内行，到现在已将近一年了，但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希望注意解决这一问题。
+
+## 党团员有优越感　非党校长有职无权
+
+　　塘沽区中心小学教师戴中天、实验小学教师张耀清等都感到学校里党、团员的优越感和宗派情绪很严重。他们说，党团员在学校里有种种优先权，连评选优秀教师、提拔干部等等，都处处占先。张耀清还说，实验小学的党组织对民主党派的工作不够重视，没有发挥民主党派应有的作用。杨畅言还提到了非党校长有职无权问题。他感到党员校长好办事，非党校长对有些事却行不通。他还感到学校里的团群关系也不正常，有些团员盛气凌人，他们在学校里监视教师，监视校行政，甚至有的团员在学校里竟随便指责校长，希望加以纠正。南开区中心小学教师赵今铸、和平区鞍山道第一小学教师于秉贞、红桥区二道街小学教师轧文藻，对学校里的党群关系和团群关系问题，也都提出了意见。于秉贞还希望领导上做好肃反的结尾工作。轧文藻、戴中天还认为小学党组织的发展太迟缓，他们建议多吸收些小学教师入党。
+
+## 对教师的关怀、尊重不够
+
+　　天津师范学校第二附小青年教师周凤翥认为，市、区教育局领导部门对青年教师关心、教育都很不够。他说，青年们要求学习，但无时间，很多人连书报杂志都不看，如果有人在这方面提些意见，便被领导认为是强调个人利益。他希望领导方面更多地关心和培养青年教师。南开区中心小学教师赵今铸认为，区教育局刘老教师不够尊重，光使用，不培养，更谈不到提拔。他希望领导方面重视这一问题。
+
+　　河北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陈馨兰说，现在小学教师很难当，老挨压、挨批评。学生一犯错，领导上不是帮助教师来教育儿童，而是左右批评教师。她还谈到学校对功课不好的学生有过于宽容的现象。她说，有的学生留级四、五次了，学校却还叫老师降低考试标准，设法叫不好的学生升班。她认为这种办法很不好，她还认为学校应该建立对学生的奖惩制度。另外，她认为对少先队员的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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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计划脱离实际　教材内容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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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吴家桐说，目前小学教学计划有脱离实际的现象。像语文课在小学六年中的教学时数减少了，但教材内容却增加了；而作文课又改为两周一次，学生缺少写作练习时间，因而学生的语文程度日益下降。吴家桐还指出上级在教学工作上，常常朝令夕改，也非常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新华区中心小学教师蒋麟说，中央教育部对教材的审查和编排工作也有不少问题。如有的语文课本���上一册是简化字，下一册又不是了；在辞句方面，语音标准根据什么，也不明确。这就使得教师们在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
+
+## 幼儿教师受不到尊重
+
+　　天津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主任滕书霞说，目前幼儿园里许多教师工作很辛苦，困难很多，市、区教育局不但不下来帮助解决，反而时常加以指责批评，以致不少教师工作情绪不高，专业思想不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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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书霞还说，有些首长的孩子在幼儿园毕业后，就可以被保送上小学，她认为这种特权应该取消。第七幼儿园教师李学琴也说，有些领导干部送子女入幼儿园不按制度办事，享受“优先”待遇是不合理的。她还说，有些首长对教养员很没礼貌，他们来接孩子的时候，总是大摇大摆地，你跟他讲话，他也不理，有时候你的话还没有完，他那里把汽车门一关就走了。甚至还有个别领导同志嘲笑教养员，使这些教养员感到很寒心。
+
+## 业余教育不被重视
+
+　　城厢区第一工人业校副教导主任田兆林认为，从中央到地方有关领导部门对业校只是口头重视，实际是不够重视的。很多问题老师们都得不到支持，因而工作积极性也发挥不出来。他还说，中央有关部门在业校教材的编选工作中有官僚主义现象。到现在为止，工人业余学校的课本没有一套结合工人实际的教材，而且内容太多，教课时间少，古典文学比重大，造成教学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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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28日。原题为：“小学教师在市委教育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发出呼声  关怀、尊重小学教师的疾苦和劳动”。）

CCRD/1/3/2/00065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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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座谈会　党外作家提出尖锐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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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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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稿新华社记者沈鼎报道：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继续在２４日、２８日、３０日分别邀请二十多位党外作家举行座谈会，要求他们帮助协会的党组织整风，另外，在２７日邀请在协会工作的民盟盟员向党组提意见。
+
+　　“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还没有开展”、“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给人密不透风、沉闷的感觉”，这是诗人徐迟和吕剑在会上发表的感想。徐迟说，大家在座谈会上讲的话不一定就是心底的话，会外的窃窃私语一定会比会上尖锐得多，要听到这些私语，协会党组还必须深入地做一番工作。
+
+　　作家们批评了协会的宗派主义。翻译家金人说，目前中国作家协会有七百多个会员，其中大部分是党员作家，而很多老作家却被关在协会的门外。诗人徐迟说，要解决党群关系问题，党就应该来摸摸党外作家的心。七、八年来，党就没有来摸过我的心，虽然我的心是火热的。
+
+　　作家碧野说：我们做的是春天的工作，过的却是冬天的日子。特别是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之间总是隔着一座冰冻的雪墙。他要求党员作家向党外作家伸出友谊的手来。碧野谈到了自从他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被批评之后多年来受到的冷遇。他希望文艺界领导人和文艺界朋友们对发表了错误作品的作家不要歧视，而要热情地帮助他，让他有勇气来改正错误。
+
+　　作家舒芜说，文艺界存在着一些令人不快的风气。例如作家之间高、低、大、小分得太清，官僚习气不知何由而起。他说，封建文人尚且提倡“斯文同骨肉”，“大官”和“小文人”之间还互相唱和，难道今天反而要来分个等级？
+
+　　作家姚雪垠说，党外作家中间有些人在这几年中受到压制，以至产生悲观情绪。他们拥护党的文艺事业，但感到自己在圈外，看到一切都在飞跃前进，但自己没有前途。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够同新社会水乳交融。他希望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在创作上来进行竞赛。
+
+　　作家们抨击了教条主义给予创作、给予读者的恶劣影响。
+
+　　作家汪金丁说，年年都在反对教条主义，反不掉的原因是以教条主义去反对教条主义。他希望多出现一些反对教条主义、结合创作实际的理论文章；多出现一些正确指导读者欣赏文艺作品的文章。
+
+　　作家舒芜说：理论批评即使很粗暴也不能令人害怕，可怕的是批评后面随之而来的一套东西。一篇作品受了批评，作者所在单位就要他检讨，检讨来、检讨去就成为本人的思想品质问题。因之，作者对理论批评家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因为批评文章上的一句话，就会引起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样使理论批评家也不敢随便动笔。
+
+　　作家萧乾以他自己在解放后不敢放手写作为例，说明由于教条主义束缚而形成的清规戒律对繁荣创作的障碍。
+
+　　到会翻译家要求协会重视文学翻译工作。冯亦代说，由于不予重视，这几年来社会上已经产生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几乎把翻译家当作一架机器；连出版社也这样，听说一部文艺小说要译一、两年就嫌时间太长，翻译家的甘苦没有人知道。他说，解放后有一种坏风气，这就是给翻译英美文学的人都戴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现在对某些国家的文学事业以至到了一无所知的程度。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来中国访问，接待他们的中国作家常常无话可谈，因为连他们的作品都没有机会看到。汝龙说，翻译队伍倒不小，可是发表外国文学作品译文的几乎就是“译文”一家而已。
+
+　　参加座谈会的翻译家叶君健、杨宪益、张孟恢、叶水夫、陈斯庸、刘辽逸、蒋路等人再次在会上为翻译工作呼吁，他们希望协会尊重翻译家，并且保护翻译家的利益。
+
+　　参加座谈会的作家王瑶、饶孟侃、焦菊隐、刘绶松、陈伯吹、金克木、李长之等也都踊跃发言，向作家协会提出许多意见。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CCRD/1/3/2/00065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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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表面形势似趋缓和，但事态正酝酿扩大
+
+　　<新华社记者　雷朋>
+
+　　新华社北京25日讯　北京大学学生在表面上已从前两天的激动情绪中趋于平静。今天张贴大字报的已经很少了，在辩论台发表演说的整天只有三、四人，而听众最多不过一百多人。但一个叛党的共产党员所举行的“控诉会”却引起了新的激动。
+
+　　在今天的大字报中，值得一提的有两张，一张是由学生张磊访问马寅初校长的谈话。这个谈话主要是驳斥林希翎在23日演说中提到“毛主席在某次讲话时有80％的高级干部退席，毛主席看到很痛心”的造谣。马寅初以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会议的亲身参加者作证：当时毛主席讲话时，没有一个干部退席，大家都很听毛主席的话。同时指斥林希翎道听途说，是一种造谣、胡说。如果林希翎有甚么证据，我愿意同她辩论。
+
+　　另一张大字报写了如下四个口号：
+
+　　真理万岁
+
+　　林希翎万岁
+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毛主席万岁
+
+　　以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自称的谭天荣，今天中午在未名湖畔花深庙宣布正式成立。他在成立会上(去听人的有一百多)除了讲述了他这个学派在自然观和社会观方面的基本论点外，并宣称他们这个学派的成员除了地质地理系和西语系还没人参加外，哲学、文学、历史、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都已有人参加了(具体人数和参加者人名，他说因便于活动起见暂不宣布)，他说这是甚么人才都有的一个组织，有天才、有思想，不怕同任何人进行辩论。
+
+　　今天举行的所谓“三害罪行控诉会”是最吸引人的，大礼堂内、楼梯上下及巷道里都挤满了人。控诉人为西语系三年级学生周铎(据高校党委同志谈，此人神经不健全，曾住过疯人医院)，他在今天谈他的遭遇前，系里专门为他出了大字报。据大字报上说：周铎于24日夜在西语系的座谈会上报告时，师生为之恸哭，故特举行大会控诉。
+
+　　周铎自述的遭遇的梗概是这样的：他原为清华大学西语系学生，在1950年参军后，被分配在某公安大队里工作。这个队甚么事都保密，所以很不习惯，曾要求调工作，不意因此就被认为落后而遭冷落。他又因此发过牢骚，继而又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被禁闭半年，后来审查历史无问题才放出让他转业。但鉴定材料却写下了许多政治上难于洗清的结论。当他转业到北京一个中学去当教员时，因为档案材料还未一道带去，学校领导上很欢迎，对他照顾很好。可是当这档案材料一到学校并为这个学校领导人知道后，对他的态度前后有若两人，同时在同事中谁也不理他。他自知背上包袱，便用功夫教书，和同事同学相处都很好。1952年选模范教师时，他被全校师生一致选出，但在学校领导上却通不过，认为他不能作模范教师，但又说不出道理来。周铎很苦恼。学校领导把他原先的档案材料丢了后，他才于1953年暑期考入北大西语系。入校这几年一直沉默寡言，从不和系里班上的人(特别是党、团员)接近。直到这次整风时他才谈出。
+
+　　周铎在西语系谈出他的这一遭遇时，一个调干女学生谈出了他原在家乡时遭受所在县的一个干部强迫要与她结婚，并采取了各种扣大帽子的威逼手段。一个名叫时荣章的学生(共产党员)也在系会里暴露了党支部原先如何确定肃反重点、发展党员的计划以及伏老来校参观时的部署。(分社按：据市委高校党委反映：许多学生现在专意向所谓“党的秘密”进攻，这个党员被他们攻破了，反党了。他将党内布置的肃反部署，如何监视人和审查信件，以及在欢迎伏老时党内如何布置监视有问题的人统统讲出。他说：我考虑过了要党籍呢？还是要很好帮助党整风。现在我决定不要党籍。据说，这个人还准备将党内这些东西带到清华去进行“控诉”。)这三个人的发言，引起全系师生思想上极大的波动。当场就有人高呼：“我们要控诉”！“时荣章是有良心的共产党员，每个党员都应该这样”！同时还有人高喊：“是正直的党员教师和学生就留在这里(意即继续研究如何“控诉”的问题)，我们不要去上课”。当时连西语系主任冯至教授也没有去上课。据说当时许多人，其中也包括党员在内都哭出声来了。冯至教授就认为“这简直是伤天害理的事”。(分社按：据北京市中共高校党委去北大了解情况的同志谈，冯至当时在场，会议临结束时，主持人曾宣布把有关肃反的两个控诉，由冯至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带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去。)今天来参加“三害���行控诉会”的人特别多。
+
+　　今天的大字报和辩论会看来比较沉闷，其实有的学生正酝酿着把事态扩大。这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一事端：
+
+　　一、这两天，特别是今天，在西北郊各高等学校的学生都以私人朋友关系来联系过，打听“北大是怎样开展起民主运动的”。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大学曾在今天派来了五、六批人联络。
+
+　　二、北大学生已组织了四十多个人的宣传队伍，在明天到清华大学利用举行高等学校运动员的时机去与各校联络，据说还要把“周铎事件”带到清华大学去公开宣传。因为学生们认为“这种控诉会的效果是最大的”。(分社按：据中共天津市委来人说，天津大学已收到北大学生的信，要求天津大学的学生支持北京大学学生的行动。)
+
+　　三、北大各系学生正积极搞自己的油印刊物，目前已出的油印刊物计有“除三害”、“五月”、“春雷”和今天创刊的“观察家”等四种。除“春雷”是一种比较对立的刊物外，其它还看不出明显的倾向。据说油印刊物还要陆续增加(这些刊物的经费都是学生自己凑钱来办的)。
+
+　　四、北大学生对新闻界没有报道他们的情况表示不满，今天所出现的一个大字报就要求“记者作家到学生中来”。据说，他们自己出去宣传就是因为“新闻封锁”的缘故。中文系几个学生正准备从理论上来分析“人性和党性是否有矛盾”(论文题目)，企图来论马列主义是否能作为指导思想。
+
+　　今天北京大学表面上是平静的。在落日余辉中，未名湖畔，男女双双。入夜又有盛大的友谊舞会和电影晚会。晚上我去访问江隆基时，他估计很乐观。他说：“学生们闹了一个星期，精神倦怠了”。但据记者和教师、学生的接触，他们估计“表面的沉寂，学生在思想上正酝酿着进一步掀起高潮”。
+
+　　 来源： 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65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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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陕西高等院校整风运动情况的材料（附：高等院校闹事简况）
+
+　　西安各高等校院自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以来，通过学校内部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省委组织的各种座谈会，报社组织的各种座谈会以及民主党派组织的各种座谈会，教师中绝大多数都在各种场合发表了意见（学习行政干部发表的意见较少），学生也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提了出来（关于学生“鸣”、“放”问题，这在下面要专题分析一下）。总的说来，各高等校院的“鸣”、“放”是基本上展开了。具体表现在：（一）一些在肃反中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而伤了感情的人在会上谈出了自己的情绪（少数尚未在会上谈过，在下面发牢骚甚至漫骂）；（二）对学校党组织的宗派主义一般是揭露出来了，有的问题提得相当尖锐；（三）对党员领导同志个人的意见一般也谈了一些，有的党员领导同志毛病较严重，群众意见也提得较有力；（四）学校中的空气活泼了，民主生活进一步扩大了；（五）党外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初步揭露了一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矛盾；在合并新成立的校院中，各校教师之间的矛盾等）。
+
+　　但是，截至现在，高等校院中的“鸣”、“放”应该说还是不够的，这主要表现在：
+
+　　（一）在各种场合发言的以中间分子居多，中间偏右的和中间偏左的意见谈得都不够，尤其是右翼的分子，他们谈得少而且态度很谨慎，还有少数反动言论（如说胡风问题是文字狱）尚未在公开场合讲出来。
+
+　　（二）教师（以及职员）对学校党领导的宗派主义揭发事实不少（人事制度中的问题、系秘书的问题、发展党组织中的问题、党员干部对党外人士采取专横粗暴作风问题、党员负责干部有职无能问题、留助教问题、选送留苏学生问题等），但是，对学校工作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揭发不多，即有揭发，分析也很不深刻。
+
+　　（三）一部分校院因党组织领导落后于群众，未能掌握运动，群众自发地要给系主任（一般都是党外人士）及其他党外行政负责干部提意见，使我们感到被动，采取了比较生硬的办法来扭转局面，使群众有不能畅所欲言之感。
+
+　　（四）由于学校党的领导思想不明确，没有对党员交代或者对党员具体交代不够，一般党员干部不知道那些问题可以在什么场合谈，有些顾虑；因之，在和党外人士一同开会的时候，多半不能很好地发言，引起党外人士的不满，这也影响了“鸣”、“放”的开展。
+
+　　（五）左翼分子思想上不明确，和中间分子一块开会的时候，发言比较泛泛，他们对一些明显错误的或者不合事实的说法就要反驳，目前时机尚不成熟，因之，左翼分子的意见还“放”得很不够。
+
+　　（六）党外人士提出问题中的一部分是联系到学校范围之外的问题（如院系调整问题、专业设置问题、学制问题、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分配问题、迁校问题等）。这些问题是联系到国务院、高教部、省、市领导方面的问题，很难立即解决，因而使群众产生“提了意见能不能解决问题？”的顾虑，影响积极“鸣”、“放”。
+
+　　（七）个别校院目前运动领导不强，右派分子（甚至过去的肃反对象）控制了群众，企图用“狂风暴雨”的方法整共产党（报复情绪），“鸣”、“放”的多属煽动性的言论，根本不符合我党发动党外群众帮助我党整风的精神，这更影响了“鸣”、“放”的开展。
+
+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目前的具体措施是：
+
+　　（一）想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方式继续主动放。目的是要右派及个别反动分子的面貌明显地在群众当中暴露出来，鼓励中间偏左的分子积极发言，采取适当的方式跟左派分子打个招呼，使他们心中有数，准备进一步开展争鸣；另外，开始对于已经暴露出来的不正确的看法作充分的研究，在一定的时期后，准备作有说服力的、细致的系统的反驳。
+
+　　（二）先发动党外集中向党领导提意见，严密控制，不使党外人士在群众冲击中受到影响，保护他们提意见的勇气，这也不会弄得四面开花，使我们难以召/招架。
+
+　　（三）要赶快把提出的问题分类排队，能办的马上办。是自己的错误就马上承认。学校不能解决，省、市可解决的也要立即联系，寻求具体解决办法。应转中央的转中央。一时不能解决的也要积极认真研究，准备日后具体解决，但是目前不要轻易许愿。应批判的立即着手积极研究准备。
+
+　　（四）要认真解决领导核心的认识一致问题。要争取时间休整、训练。要加强党、团员的教育。恢复团的战斗力量，加强党的领导和战斗力量。
+
+　　（五）在充分“鸣”、“放”的基础上，要很快布置党内整风学习，以及早转入整风为佳。整风计划各校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可以请党外人士提意见。整风学习开始后应尽力扭转形势，进度可缓慢些，保证贯彻党的整风方针。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可研究党外人士参加整风问题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
+
+## 高等校院闹事简况
+
+　　交通、动力、建筑、航空等院校已发生全校性闹事，艺专、师院、西农办院校也已开始发生局部性闹事。还没有开始闹的也有闹的危机，如西工、西大。已经平息的还有再闹的趋势，如交大。各校闹事多由教师点火。闹事的方式有贴大字报、停课、罢放，在校内聚众乱哄乱骂等，尚未发生上街游行、打人和破坏公物等现象。各校党委对师生闹事缺乏思想准备，闹事发生后多半处于被动，一般还能沉住气，继续组织“鸣”、“放”，对闹事群众还没有用粗暴手段压制等情事。在闹事过程中党委受到指骂、处于孤立、无能为力，但还坚守，团组织已不起作用，有的团员带头闹，大部分团员跟着闹，表现软弱。根据通过对■在闹事的校院在闹事过程中所提出的要求和学校存在的问题看，闹事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
+　　①对院系调整、专业改签、学制等的闹，交大为■■■；动力学院的■■■恢复校运动，航院要求与
+
+　　（此篇未完）
+
+　　来源：陕123-43-38　P.10-17

CCRD/1/3/2/000659.txt

@@ -0,0 +1,15 @@
+# 广东省直属机关和广州市级机关党内外干部对整风顾虑重重
+
+　　<方元慧>
+
+　　新华社广州25日讯　广东省直属机关、广州市级机关整风运动已经开始，目前党内、外干部思想上仍存在着重重顾虑。
+
+　　一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意见较多的单位的党员，较普遍的存在着又屈、又怕的情绪。认为领导干部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不深入下去是官僚主义，深入下去又有人说是“平间老鼠”。他们怕揭露缺点多了，是非不清；怕搞乱了今后工作难做；怕在运动中犯错误。个别曾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干部，对党提出的和风细雨精神有怀疑。工商联一个干部说：“你们说得再好，反正我是知道整风的厉害。”
+
+　　一般干部对和风细雨的精神也有怀疑，表现信心不足，怕一阵风过去后问题不能解决，没有下文。有些干部认为自己不是负责干部，非党、非官没有啥可整，整风是整领导干部和党员，特别是在过去各个运动中被斗争过的，更是磨拳擦掌要借此机会出口气，他们说：“天上有雷公，地下有整风，和风细雨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来狂风暴雨。”
+
+　　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前怕狼后怕虎，左右为难。他们说，整风是自愿参加和退出的，实际上不参加怕别人说不求进步、落后，参加又怕挨整，提意见又怕记账，将来受报复，所以还是三思而行，谨慎又谨慎。
+
+　　个别的党外人士对我们以和风细雨的精神整风表示不满。省人民医院的一位党外人士说：过去搞我们是狂风暴雨，现在对你们自己则是和风细雨了。
+
+　　来源：1957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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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教授继续座谈　对学校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清华大学开始整风以来，党委已经邀请教授们分别举行了许多次座谈会，给学校党组织提意见，继续深入进行整风。
+
+## 李辑祥说，党委的领导肯定是必要的。金希武认为教授治校是寡头政治。
+
+　　不少教授对学校体制提出意见。李辑祥教授说，过去教授治校的办法多由召集人决定一切，不合适。党委的领导肯定是必要的，但是能否设一党派联席机构来帮助党进行工作，起咨询、反映意见、宣传等作用，而校委会起立法与决策的作用。校务代表不妨全面一些，并有常设机构。金希武教授也认为教授治校是寡头政治，学校要依靠老教师，但不必教授治校。他建议党委制领导，扩大校委会，吸收教师、职工参加，并加强校委会决议的权威性，系主任也要有更多的权力。吴仲华教授提出一个改变学校和系领导组织的全面的建议，这就是扩大党委制，由群众选些代表参加党委会共同做领导工作，使其更能代表全校的情况。但这种领导只到系一级，主要是方针的领导。系只要有一位系主任领导和代表全系，另有党总支书记（或称副系主任、系秘书）协助工作，每个专业有代表参加系的工作。要特别加强教研组的作用，使主任真正成为主任，而不是秘书当主任。教研组的秘书可由大家选举，不一定要是党员，党员可以党员的身份在教研组内起作用。王补宣副教授很同意这个意见。郭世康副教授则认为不一定这样做，他提出另一个建议：目前校委会没起作用，可否用选拔优秀干部（包括党与非党派人士）的办法组成。他说，用政协的方式，即照顾各方面的代表的办法是不解决问题的。
+
+## 徐璋本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他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
+　　徐璋本教授说：这里我想谈谈关于教条主义的来源。我认为教条主义的来源与我们的领导思想有关系。
+
+　　徐璋本说，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马列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不只是马列主义的理想。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经济与生产是人们自己组成的，因此说经济环境决定人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
+
+　　他说，任何矛盾都和前一代的矛盾以及当代的指导思想有关系。马列主义学说是一回事，但要把一切都以此为根据，就会限制了自己。
+
+　　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
+## 许多教授都谈到：“办好学校依靠谁？”
+
+　　办好学校主要依靠谁？是依靠教授，还是依靠缺乏经验的青年党、团员？土木系很多教授感到今天学校党组织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对教授的信任、尊重不够，而是过多袒护了学生和青年教师。教授有职无权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储钟瑞教授说：年长教师潜力未发挥，感到有压力，好象什么事都得看新生力量。有的刚毕业的党员助教马上就带生产实习，有经验的教师反而作跟班。陶葆楷教授沉重地指出几件具体事例说：我要办的事情，年青党员往往不同意，我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得不依靠专家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哪有可能有主人翁的感觉。很多教授都觉得学校在留助教、进修、留学等问题方面不够尊重他们意见。陶葆楷教授说：我们都想留几个业务特别好的助教，好好培养，但秘书这一关很难通过。今天我想留一个助教，秘书开始对我说这个政治条件比较差，后来又借口说１９５８年我们教学任务不重可以不留，其实谁都知道１９５８年是我们教学任务最重的一年。在这种情况��如何让我们带徒弟呢？许葆玖副教授说：今天教研组工作凡事都得经秘书这一关，我觉得这是与党的领导有关系的。我认为党委领导应检查一下，到底党外人士权有多少？
+
+　　宗派主义还表现在作风不民主上，很多教授说他们对学校发展方向、专业设置、学校如何进行领导等事情都不知道。王国周教授说：很多事情都偷偷摸摸，连新建土木馆问题也不让我们知道，还说是保密。李颂琛教授说：每次生产实习都是临走前一周我们才知道是到什么地方去，也没经过很好商量。王兆霖教授说：这次整风大家放得不够是和经常鸣、放不够有关系的。平常开会事前不知道内容，一到会场发一堆文件，准备人又用长时间发言来证明他的论点如何如何正确，情况又不详细介绍，很难讨论。有的教授还指出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都流于形式，只讨论一些琐事，其实重大问题早就决定好了。
+
+　　储钟瑞教授还提到人事室是清一色的党团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他说，人事室干部自视特殊，他以前屡次要求职工每周能在办公时间内抽出三小时学习政治，他们不同意，但人事室干部自己却每人每天有两小时办公时间去学习。
+
+## 杨式德认为：钱伟长“关于培养目标问题”的意见有不少可取的地方
+
+　　杨式德教授说，最近关于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是有缺点的。钱伟长先生发表的“关于培养目标问题”意见中，不管有些什么问题，但的确有不少可取的地方。我认为他并没有否定向苏联学习的成绩，可是新清华上登的很多文章，老是说“要维护我们的路线”，“我们是走对了”。其实谁也不否认我们的路线，而是应该仔细研究我们走的快不快，有没有栽跟头。几年来的成绩自有公论，一篇文章为什么就会使领导上这样紧张呢？假使领导上真的怕因此会使教师同学否定过去的成绩，那是因为领导上把我们估计过低的缘故。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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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伟长先生谈科学
+
+　　<《文汇报》驻京记者、叶冈>
+
+　　到照澜院去看钱伟长先生，事先是带了一个题目去的：一个身上压着行政重担的大学副校长，怎样做科学工作？钱先生是极忙的人，他的时间表是被各种事务排得满满的。为了给这个题目找答案，我趁他在两个会议之间的一点空隙时间，闯进了他的书斋。
+
+　　有人给钱伟长先生的各项职务作了一个统计，如果把清华大学副校长和科学院自动化和远离操纵研究所筹委会主任算作他的主要职务，那么从这两个职务发展起来的兼职及其他社会职务，总数差不多二十个以上。时间，在这位学者的生活中，不能不是尖锐的问题。
+
+　　钱伟长的谈话，也是开门见山从时间问题谈起的。
+
+## 将零碎时间聚集起来思考科学问题
+
+　　这几年，钱伟长在会议的夹缝中写了不少科学著作。一个被各种事务、会议和社会工作包围着的科学家，能够年年有新的论文问世，并且还在力学方面做着有系统的专著编写工作，应当说，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科学研究需要整片的时间，如果没有，只能退而求其次，把一点一滴的零碎时间聚集起来思考科学上的问题。钱伟长这几年就是这样做科学工作的。忙乱使他养成了一个新的生活习惯，当他抓起一个新问题的时候，马上把旧问题放下来；当他在两个会议的间隙考虑科学问题的时候，立刻把行政事务等等抛之九霄云外。钱伟长说：“这个习惯是强迫养成的。不如此，我就不能再做科学工作了。”
+
+　　为什些科学在生活中总是被挤到犄角里去呢?原因是复杂的。钱伟长说，人们是用社会感觉来看待科学的。既然任何一个科学问题都不能在一个早晨思考成熟，那么要挤总是先挤掉它。但是科学家的感觉是不同的。世界第一架飞机在上天以前，是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科学准备的。原子能利用是新近人类生活中的现实，它的科学准备时期，要更长一些。而人们熟知这两个科学事物，与他们的科学准备时期相比，年代是短得多了。钱伟长说，在工程技术的全体进程和科学研究领域的千百万项问题中，任何一个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因此，他们的工作，在科学的全领域内，只是一个螺丝钉。可能社会上的人们对有些科学工作耳熟一些，对另一些科学工作陌生一些，但是不论那一种科学，它在科学事业中的螺丝钉作用，总是一样的。谁在某一个螺丝钉上加了一把劲，那一个环节就加强了；谁如果疏忽了某一个螺丝钉的工作，那一个环节就减弱了。这一点，科学家是了解的。这个痕迹不著的工作，是需要时间、需要积累的。如果三年五载不接触科学专业以内的问题，那么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生命就结束了。钱伟长说：“要一个科学家丢掉科学，那是使他心痛的。”他近年来处在行政事务和会议的漩涡里而不忘科学，恐怕就是因为这一点对科学的感情吧！但是，这种内情却不是人们都能了解的，因此，科学就常常被别的工作所挤。这也许是问题的本质。
+
+　　讲一个实例吧。清华大学和科学院最近要合办两个训练班，一个是训练力学人材的。一个是训练工业自动化人材的。钱伟长是这两个训练班的负责人，他就摆脱不了关於房子、交通、伙食和学员的床铺等等事务。房子的事情、床铺的事情都急迫，那么要挤就先把暂时看不到结果的科学工作挤一挤吧。科学家的许多时间是在这种不落痕迹的事务消磨中挤掉的，但是人们不知道科学事业中的某一个螺丝钉很可能就这样被挤松了。说到这里，读者也会感觉到，对待科学，人们的了解似乎比人们的重视还需要一些。因为重视毕竟还只是一种社会感觉，而社会感觉有时候是会发生差误的。
+
+## 解决教学工作与科学工作中的矛盾
+
+　　钱伟长先生现在领导着清华大学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当谈话从时间问题转到大学的科学研究问题，他的意见是直截了当的。他说，谁说教学工作不拖住科学工作，那是违心之论。既有矛盾，那就要解决它。解决的办法是支持，切切实实的支持。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如果几年不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经常思考一些问题，而为日常的教学工作所淹没，那么他的教学生命也是会停滞的。我们不能只依靠一些现成的科学结论活下去，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需要在一种创造性的气氛中工作，这样，教师的科学水平就是一个关键。如果这样去了解问题，那么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是应当果断一些的。
+
+　　近年来，好象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一���质量问题，高等学校也不例外。关於大学生的知识质量问题，文章已经发表得不少，从工业方面和科学研究机关方面听到的批评性意见也难以数计。究竟原因何在?我觉得钱先生上面这一段话，是有意义的。似乎应当把大学的视野扩展到全民事业的各条战线上去，甚至还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比如考虑一下另半个世纪的轮廓。用这样的精神来培植现有的根基，可能会有利於质量问题的解决。
+
+## 培养学生勇于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
+
+　　我们的谈话顺流而下，紧跟着转到了造就人材的问题。关於这个问题，钱伟长先生的见解是精辟的。他说：我喜欢主动的青年人，应当让青年人在老师面前有平等的感觉，要诱导他们勇於表达自己学术上的见解。我教育学生的方法是：把问题提出来，把学生吊在半空中，逼得他们非想不可。教师如果先把结论告诉学生，那么他们就无事可做了。当然，学生如果遭遇到困难，教师应当点他一下，帮助他解开难点。总之，不应该代替学生去作结论，应当让他们自己去想：这样得来的结论是牢固的，甚至可能会超过老师的结论。因此，钱伟长从来不是把学生当作说教的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讨论的对象。1952年前，他每年都要带几个研究生，这些研究生中的许多人，近年慢慢成为力学方面的后起专家，多半要归功於他们的老师经常把他们吊在问题的半空中的循循善诱的教导精神，使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渐渐养成了独立工作的能力。他的学生叶开源和胡海昌，这两位优秀的青年力学家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他们的老师，其中就提到了这个充满启发、影响和诱导的教育过程。
+
+　　这几年，钱伟长先生做科学工作的时间是逐年减少了，他的学生又反转来成了他的许多科学著作的催生婆。这几年的科学工作，差不多都是和他的学生一起做的。举今年出版的“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为例，他和他的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足足查阅了三千多篇有关这个问题的各国文献，对这个一百多年来力学上的大问题，作了一番系统彻底的清理。应当说，钱先生为了这本著作，他的生活日程表上是添了不少“星期七”的。他的学生深知这位老师的时间规律，忙人只有星期天找得到，那么科学工作只好拣这个时间去挤他。
+
+　　这样的师生关系是迷人的。
+
+　　谈话显然应当结束了。这时候，北京冬日早来的黄昏已经溜进了他的书室。屋子里除了一柜又一柜的科学文献和图书，靠墙那两个玻璃橱里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资治通鉴”和“杜工部诗集”。看得出主人也曾经在这些典籍上费过心血。这几年，钱先生生活中难得有属於自己的整片时间，在工作的间隙偶而翻一翻他早年醉心过的诗句，恐怕就是他唯一的消遣了。
+
+　　离开这间诗与科学兼容并蓄的书斋，幽静的清华园已经上灯了。第二个会议在等着钱先生，他跨进汽车赶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他正在思考着的科学问题，似乎又得暂时放下来往后推一推了。
+
+　　（来源： 原载1957年1月5日《文汇报》，选自《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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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多名复員軍人集体哄鬧西安人民大厦
+
+　　新华社西安９日訊  ２月６日早晨，西安巿有六十七名复員軍人集体到居住着国际友人的人民大厦去哄鬧，还提出反苏口号。
+
+　　現場情况
+
+　　这天早上，有六十七名長期得不到工作的复員軍人来到人民大厦的大門口，陝西省交际处的工作人員便阻止他們进去，并説有問題可以派代表进来談。但他們置之不理，一直冲到大楼前面，并要进去。交际处的工作人員再度解釋無用。在場的陝西省兵役局赵参謀説，誰进去就要逮捕誰。这時，复員軍人便騒乱起来，大喊大叫：“我們不是反革命！＂“逮捕我們还不如用机槍槍斃我們！＂“我們是無家可归的人，要死就死在这里！＂并説：“苏联專家吃肉、吃稠的，我們要在这里喝点湯！＂还説要和苏联專家算賬：“是否苏联沒有粮，把中国的粮都拉到苏联去了，使我們沒吃的？＂当赵参謀去大厦門口收發室向兵役局打电話时，有十几个复員軍人也追至收發室門口，扯掉了赵参謀的肩章和皮帶。在大厦門口站崗的人民警察也被他們拉扯了一頓；后經交际处的工作人員再三劝説和解釋，才离开大厦門口而到大厦旁边的礼堂里去休息。这时陝西省兵役局陈局長和公安厅的一位处長赶到，这批复員軍人便向陈局長提出了要工作、要飯吃的要求。陈局長等向他們解釋国务院規定安置复員軍人的办法是就地安置，并劝他們囘到省人民委員会研究解决工作問題。但因陈局長巳在１月２７日也向他們表示要解决他們的工作問題而一直未解决，因此他們不相信，仍然不願离开大厦，并説：陝西省是建設重点地区，我們都年青力壯，还可以給国家出力。后来，陝西省民政厅任厅長和陝西省軍区政治部張副主任都来了。任厅長向他們説，上次你們到民政厅时，我不在，这次和大家見見面，你們有什么要求提出来。他們又提出要工作、要飯吃。任厅長説，工作在大礼堂里没有办法解决，我們可以囘去研究解决。但他們説，要保証解决。張副主任向他們表示肯定安置他們，他們才排队离开了人民大厦到了民政厅。至此他們共在人民大厦鬧了兩个半小时。
+
+　　兩个影响
+
+　　事情發生后，居住在人民大厦的苏联專家和家屬表現不安。他們紛紛向苏联專家負責人問这是怎么一囘事。陝西省交际处刘副处長已向專家負責人作了解釋；并向苏联專家説是从安徽等灾区来的难民要求解决生活問題。据專家負責人談，这件事情發生后，有許多專家表示最近要少出外面去买东西，以免引起难民的反感。有些專家的家屬説，小孩有小病时，也不要到外面的医院里去看病。有的專家提議希望能把他們的日常生活用品运到大厦里来供应。有些專家还建議他們今后出外不要坐漂亮的汽車。
+
+　　另外，这批复員軍人鬧事，曾得到一些人的同情。６日，这些复員軍人在民政厅时，当时維持秩序的陝西省人民委員会公安团一个班長就曾向复員軍人們説：“不給你們工作，你們就不要走！”住在这批复員軍人附近的一个西安市的基層干部也向他們説：你們这样苦，那就要鬧。
+
+　　前因后果
+
+　　去年１２月从安徽、山东、江苏等地陆續来到西安市的七十八个复員軍人，在今年元月２４日集体到西安市民政局，要求解决他們的工作和吃飯問題。当时，民政局將他們集中起来，安置到西安市北关紅庙坡灾民临时收容处理站，暫时解决了他們的吃飯問題，但工作問題民政局却無法解决。元月２７日，他們又集体到陝西省民政厅要求找工作，并派了三个代表同民政厅負責干部談判。省民政厅梁副厅長等动員他們暫时囘去，待研究后再行解决他們的工作問題。起先他們不肯囘去，并要求給他們理髮和增添棉衣，經一再説服，他們才囘去．事后，他們的吃飯、理髮和棉衣問題都得到了解决。在这期間，安徽和山东省曾派干部来西安叫他們囘去，他們不願囘去，并説：在陝西省要飯吃都比在安徽强。此后陝西省民政厅曾派去七、八个干部專門了解这些人的思想情况和經历，照顧他們生活，但他們的工作問題一直拖至２月５日还没有解决。这时，派去的干部向他們透露了“不可能解决他們的工作問題＂后，他們中有六十七人便在６日早晨去陝西省軍区要求解决工作問題，当他們得知工作問題仍然不能解决后，就集体去人民大厦鬧事。
+
+　　鬧事以后，民政厅任厅長把他們帶囘民政厅召开座談会，会上他們訴説了困苦情况。任厅長等对他們鬧人民大厦的行为进行���評，会場秩序又紊乱起来，吵吵鬧鬧，表示不能接受。以后經过任厅長的批評教育，才心平气和下来。会后，留他們在民政厅吃了晚飯，并动員他們囘去等候有关方面研究解决他們的要求，起初他們仍不肯离去，声言要住在民政厅的院子里，直等到肯定答复解决工作問題后才囘去。
+
+　　７日上午，陝西省民政厅任厅長、西安市民政局副局長李明华和有关單位負責人、干部共二十人，分别到他們的住处进行个别談話，了解他們的政治历史和生活情况以及他們的才能、要求，答应研究解决他們的問題。对其中沒有住处和生病的人，都已給他們解决了困难。事后，他們对于这样处理表示滿意，大部分人已經認識到他們的鬧事行为是錯誤的。現在，他們的吃飯問題虽已解决，但工作还沒安排好。陝西省民政厅已打电話約請安徽省民政厅和劳动局等有关單位派人来西安，共同研究处理办法。
+
+　　据陝西省民政厅厅長任謙向記者説：安徽、山东等外省的复員軍人流落在西安的还有二百多人，这批人現在正在等待覌望鬧事的复員軍人的結果如何，以便决定他們的今后行动。（譚斐、黃成、韓国英）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4期，1957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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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地区高等学校在“鸣”、“放”过程中不断发生风波
+
+　　<新华社记者　孙传镐>
+
+　　新华社西安25日讯　最近，陕西地区高等学校在“鸣”、“放”过程中，不断发生各种风波和闹事事件。有些学校领导处于紧张被动状态，“四面作战”，招架不住，党群关系趋于恶化。情况严重的有西安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学院、西安动力学院、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学院等院校。
+
+　　一、西安航空学院——这个学校部分师生主要提出了并校和毕业生出路两个问题，和领导处于僵持对立。
+
+　　(一)并校问题：他们提出西安航空要和南京航院合并，绝大部分教师和一、二年级学生都拥护这种意见。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宣传西安不好，但表示如果回南京，住草棚也愿意。
+
+　　(二)毕业生出路问题：教师先贴出大字报说，去年西安航空学院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进了工厂，其余都改行了。(其实有些人分配在航空系统的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工作)这种消息传开后，三、四年级学生首先哄闹起来，要第二机械工业部迅速答复，究竟毕业后有没有出路，如果没有，赶快让他们转学。一、二年级学生更表现恐慌。
+
+　　学生们曾组织起来，要求停课和暂缓考试以便争鸣。经学院党委组织教授出面和学生几次座谈后，到24日为止，先行考试的三年级学生已考了两门功课。据说还存在问题的是将要在6月份考试的一、二年级学生。目前西安航空学校的情况很不正常，有人提出要改组学委会和院刊，学生座谈会曾经罢会。另有人公开说，现在整领导，然后整一般党员，这些人都是应声虫。
+
+　　二、西安建筑学院——继日前交通大学学生包围西安日报记者发生冲突后，西安建筑学院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
+　　西安日报19日登载了西安十四个大专学校基建用地浪费严重消息后，该校部分学生(多数是一、二年级的)认为消息中对交大浪费用地没有指名批评，只称“有个大学”，而对西安建筑学院却点名批评，表示不满。他们反映说，这是不是怕交大，见我们好欺侮。23日下午，西安日报应他们要求派了三名记者去，结果在院长办公室里外为二、三百个学生包围，当时形势十分紧张，秩序混乱，并有人对记者辱骂。五时许，西安日报记者无奈到学校主楼前正式接见同学，答应：一、听取大家对报道意见，二、负责把意见回报社传达，三、明日来参加学生代表座谈。
+
+　　但是，24日下午，西安日报记者没有应约前往，弄得西安建筑学院校方和学生会非常被动，学生对此更表示不满。为了和西安日报抗议交涉，学生已经离开了学生会的领导，每班自动推选一个代表组织起来，有人并曾提出要示威游行。据记者探悉，目前纠纷还没有最后解决，校方意思还希望西安日报派记者去和学生坐下来谈一次，以免酿成大事。
+
+　　三、西安动力学院——这个学校一、二年级学生对于师资、教学设备和学校前途等问题最不满意。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提出动力学院是不是要存在?据说他们都想转学到清华、交大等“好学校”去。来自原苏南工专的教职工对电力工业部的宗派主义反感很大，他们反映学校处级科级领导全是电力工业部派来的人，在工业待遇各方面非常不公平。
+
+　　上星期，西安动力学院学生召开一系列大会、小会，形势很紧张，这两天比较平静。师生员工都在等待电力工业部和高等教育部对学校的决定。据该校党委宣传部长谈，方案已定，学校还是继续办下去，但这个消息还没有向学生公布。
+
+　　四、交通大学——目前情况已暂告平定，但还酝有很大危机。师生员工现在在等待两个校长在北京和国务院、高教部商谈结果。据该校西安部分党委副书记杨文谈，西安部分党委会一致主张不能再从西安迁回去，否则影响和后果太坏。他提出问题说，为什么国务院的决定，在争鸣中可以改变呢?杨文并认为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报道是起了“放火”作用，不甚妥当。
+
+　　目前，西安各界已有人对于交大人员发生憎恶反感，有一部分本地建筑工人扬言要揍交大学生，因此有些交大职工和学生出外已不敢佩带校徽，害怕挨揍。
+
+　　五、陕西师范学院——学生中主要问题是要求改变学制，把专科改为三年。他们认为二年制学得不够，毕业出去不能胜任工作，并提出了许多事例和引证材料。全院赞成改为三年制的学生约有50％以上，反对的只占少数。他们也提出要求停止考试，进行争鸣。另外，最近该校还发现校内贴有一个反动标语，上写道：“打倒毛主席，蒋介石万岁”。
+
+　　 来源： 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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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共产党种牛痘”: 黄炎培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书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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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从上海、无锡、南京视察归来，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也应该“鸣”一下，可是我的“鸣”，主要是“鸣人之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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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和党内整风运动结合起来的。我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提出意见以前，先说一下我对整风运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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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整风，等于种牛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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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45年从重庆到延安，见毛泽东主席，他曾经向我征求对延安所见所闻的意见。我答：现在很好，可是我所亲眼看到的，任何事业，初时吃尽艰难困苦，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后来环境好转了，骄傲了，懒惰了，不团结了，我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转期率的支配。毛主席答：我们找到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政府才不会松懈。这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样做法，我到几处地方接触一下，感觉真是必要。恰好碰到盛不华同志同车来北京，他说：“党的整风，等于种牛痘”。这句话真对。“帮助党整风，等于帮助亲爱的人种牛痘”，有痘毒在内而不种，结果一定是浑身满面“天花乱坠”。这几年来，我对党的政策、方针是完全拥护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偏差，我是常常毫不客气地以“诤友”自居，来对党提意见的。这次我到上海、无锡、南京三地方视察过程中，我也在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发见了不少缺点和毛病。现在且就我们工商界同志所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拿出来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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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必须：(1)纠正公方歧视私方的现象；(2)人事工作，共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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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们工商界同志，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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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的“公私共事关系”来说，一般还是正常的。其中有些工厂搞得特别好。例如我们在上海曾经参观过有代表性的震旦铁工厂、上海机床标准零件厂、美光织造厂和华成电气厂。这四个厂的公私关系都比较好。因此，在生产上也都有较好的成绩。在南京，我们也曾经去参观过一个大同被单厂。这个大同被单厂，在南京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就“公私共事关系”来说，可以认为比较突出地良好的。由于“公”“私”关系好，生产水平因此也很迅速地提高。1956年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了44．9％。质量也有显著的进步。就我们所知道，大同被单厂，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方法，有这么几点：(1)公、私双方的职责划分得很清楚，私方有了一定的职责，就可以主动地发挥积极性；(2)重视对私方人员的教育工作。同时也重视对党员对职工干部进行统战政策与赎买政策的教育；(3)能充分发挥民建支部和民建会员的作用。组织私方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基地来对私方人员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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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种办法，别的工厂，当然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有些搞得不好，因为所采取的办法和上述方法相反。例如(1)分工不明确，私方人员没有一定的职责权限，对私方人员采取歧视的办法；(2)只片面地对私方人员进行教育，而对党内干部或职员群众很少进行教育，管了一面，丢了另一面。双方的关系，因此就搞不好；(3)不重视发挥民建的组织作用，不懂得在私方人员中培养骨干分子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而在这三种缺点中最严重的乃是第一点，即对“私方”采取歧视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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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上边看出一条似乎可以认为规律的，就是在企业中间，凡公私关系搞得好的，如没有特种因素，生产一定搞得好；而相反地如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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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次的视察中，曾经发现了不少的公私合营企业中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因此引起了私方人员很大的反感。在无锡也有一个协新毛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并没有提这种要求。可见这厂内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于私方的歧视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另外，对于人事制度也是如此。目前有好多公私合营厂私方人员，不论是正厂长也好，副厂长也好，差不多对于厂内的人事任用，都完全不能过问的。这就大大地使目前公私合营厂的人事任用，干部考核，带着片面性，是很不好的。——一般私方人员不敢说话，怕打击报复，原因就为人事大权，党方单独掌握，如果得罪了党，隔了一时，掌握人事的只须轻轻地把你一调，调到你所万不愿意的职位上，使你一点没得办法。——以上所有这些对私方人员所采取的歧视办法，党和政府必须迅速地有效地加以纠正。我建议这些人事机构可以由党、政、工、民主党派合组委员会来共同负责。我从报纸上看到李维汉部长主张对工商联内部人事问题不应由党包办。这是非常好的主张，可以推广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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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照顾工商界中下层生活福利，要：(1)提前考虑他们摘帽子的问题；(2)公布早已规定了的病假工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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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眼前我们值得大大关心的又一问题，是工商界中下层的生活福利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有些工商界同志们的生活是的确很困难的。他们顶了一个“资本家”的帽子，可是生活却相当地艰苦。有些人的定息少到只有几元钱、几角钱。可是他们却因此就不能享受“劳保”的福利。他们虽然也愿意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可是由于他们有顾虑，还怕他们一旦病倒了的时候，反而要减扣工资，所以总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我认为：对于这些已经在实质上是依靠工资劳动维持生活，而同时在工作上又有积极表现，在思想上已有显著转变的“私方人员”，政府是应当提前考虑他们的“摘帽子”问题的。这点愿向政府郑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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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问题，就我所知，贾拓夫同志老早在今年3月间对工商界同志作了决定的。可是我这次在上海、无锡、南京特别是在南京视察时，那时已是5月中旬的末了，工商界同志们却普遍地反映大家还在为这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感受苦恼。我们查问的结果，才知道贾拓夫同志虽然早作了决定，可是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却并没有趁早地把这个决定用公文下达，也没有把这个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以致引起了工商界的普遍混乱。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我认为今后党和政府，实在有改变这种作风，切实注意关心工商界中、下层生活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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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是还充满着问题的，由于这些问题还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解决，所以在如何使工商界进一步发挥积极性，贡献自己的才能这一点上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障碍。就我所知，眼前绝大部分工商界人士要求进步都是很迫切的。如果党和政府能够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切实地改进了所有工作上的缺点，克服了它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那么，工商界同志们的积极性，我相信一定还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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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正是像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共产党种“牛痘”。种牛痘这一个譬方，是很正确的。如果它身体中间没有毒素，种下去的牛痘不会出的。这还不是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我们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为了要能够更好地让党领导我们大家早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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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相信：跟前虽然有很多党员在作风上有官僚主义，组织上有宗派主义，以及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毛病，但从整个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原则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就看这一次整风运动吧！这样广泛地让大家“鸣”“放”，同志们！不问古今中外，还能找出那个空间，那个时间像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今天的中国，不但允许大家“鸣”“放”，而且要求大家“鸣”啊!“放”啊！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认为伟大吧！我很反对某些人看法：说人家好，简直有百是而无一非，到翻过来的时候，又是有百非而无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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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发展。我们工商界同志们在这次伟大的党的整风运动中，完全没有理由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同时，放松对于自己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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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谈种牛痘，牛痘是人人要种的，没有例外的。而且隔了一年二年还要种，直要种到没有反应就是“无则加勉”为止。我想从婴儿长大起来的，没有不懂的吧！怎么党员被整风，我们不要自我改造呢！相反地正因为我们要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就更应该虚心地向党整风运动的精神学习。认识我们自己的阶级本质所带来��局限性，进一步地在“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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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民建会，过去在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上，以及帮助党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都没有把工作做得十分足够，这些我们要坦白的。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地努力，在这一点上，也要希望中央统战部，不要放松领导。我们民建会如果在思想上，在组织上有错误，党还是应该“当仁不让”地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如果实行“互相监督”，我们在批评党了，我监督你，为什么你不监督我呢?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叫做真正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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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牛痘人人要种的。共产党在种牛痘了。千万莫忘记自己种牛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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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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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部分学生坚持控诉会——江隆基一席话在北大学生中又引起了新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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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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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6日讯　北大昨天似很平静，今天却又引起了一场新的风波。今天本是星期天，但大字报反而比昨天还多。这场风波是由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同志在昨天夜晚对学生所讲的一番话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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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隆基昨夜对学生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当天西语系为“周铎事件”举行“控诉会”的问题而发的。江对这个事件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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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所谓控诉，是在控诉谁？是控诉全党吗？控诉会是对敌斗争的方式方法，在整风运动中不应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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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这个会(即指控诉会)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为了扩大人民内部矛盾？是为了削弱党的领导，还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记者注：最后一句是大意，不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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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周铎事件”是校外的，不应拿在校内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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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铎事件”是属于违法乱纪的事，已属司法范围，不属于整风运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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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之，江隆基认为西语系举行这一控诉会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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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所贴出的大字报，相当集中地反对他的意见，并提出了许多理由，认为江隆基的意见是不对的。一份大字报举出了三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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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揭露的事实是深刻的，虽然事实本身是属于违法乱纪的范围。但根源是“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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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昨天的会向听众表明了不彻底根除“三害”，将导至严重的后果，它激发群众对“三害”斗争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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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上(指控诉会)对党表现了亲切的希望和信任，希望党通过整风从自己的队伍里，把“三害”彻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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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以“控诉会一定是敌我矛盾的斗争方法吗”为题的大字报，也列举了几条理由质问江隆基，并说他的讲话无助于“鸣”、“放”，希望他再表示一下意见。另一份大字报的标题就是“还让不让‘大鸣’、‘大放’”？认为江隆基的讲话“不是劝说和讨论的态度，而是‘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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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系三年级三个署代号的学生，在大字报上质问江隆基：这个会的形式是应当否定的吗？你根据什么把对“三害”的控诉，说成是对全党的控诉。既然整风是全党全国的事，为什么校外的事不能在校内谈，这符合党中央的整风方针吗？你曾想到过：你的话会引起多少人的顾虑，夺压制多少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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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楼今天所举办的辩论会，也辩论了对控诉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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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夜里，江隆基召集了主要是西语系的学生(还有其它系的学生参加)，座谈对“控诉会”的看法。江隆基首先对他昨天讲话的要点作了说明和解释。并表示他“昨天讲话时是有些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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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学生们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一共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党、团员和群众，有学生也有教师)。西语系学生汪仕贤说：我要批评江副校长，昨夜的讲话是增加同学顾虑，并且引起不满。据我估计：反对江副校长这意见的同学在85％到90％。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运动的关键问题上轻率地下断语，只有增加同学的顾虑和不满，并阻碍着“放”、“鸣”。西语系学生王克武也批评江隆基说：你自己既未亲自参加这个控诉会，也没有听听同学们的反映就轻率地下论断，同学们都感到这样大的帽子受不了。中文系学生张元勋说：江副校长昨夜的讲话等于说：你们搞控诉会是反革命。他说：问题不在词句上，可以把“控诉会”另改个名儿，但应让群众把心里话说完则是一样的。昨天我们搞控诉会，并非认为党坏、我们的社会制度坏，而是有些党员的行为在蹂躏党、蹂躏社会制度。西语系学生李斯华说：“周铎事件”是“三个主义”的根源，同学们揭发是必要的。毛主席要知道了，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她说，从中央决定这次整风以及以往公布的文件看，中央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但下边有些党员干部却更多地考虑着自己的地位和面子。我希望江副校长好好的考虑。一个学生接着说：我希望江副校长在整风结束后能主动辞职。江隆基说：我要能辞掉，倒要向你们叩三个头(意即巴不得能辞掉)。西语系主任冯至教授也表示了意见说：我听到“周铎事件”后的反应，首先感到的是同情，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方式是不对的。为什么江副校长会有这种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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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许多教师和学生都谈到江副校长昨天的发言，实际上说明了党委会的工作大大落在群众的���面，还不敢“大放”。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即带队到清华去作联络宣传的人)在会上说，从大字报、辩论会一直到控诉会，党委都落在后面。等到学生控诉会开始了，才跑去说这种方式不好。这最党委放弃领导、不敢“放”的表现。所以，我建议毛主席或是中央首长到北大来看看，了解一下学生们真正的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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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隆基在会议结束时谈了三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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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昨天晚上的发言，客观上造成大家对“放”有顾虑。我希望大家继续“放”、继续“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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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党委领导跟不上是存在的实际情况。我们的方针是“放”，但是在具体作法上有分歧。例如到其他学校去宣传的问题，用控诉会这种形式问题，目前很难在看法上取得一致。一定要领导上支持一种方法，是有些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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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拆墙问题，有的说旧墙拆了，又砌起了一座新墙。砌墙主要问题在党员身上，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党员对群众还表现了宗派主义情绪。但是，群众是否对党员也有一种异样的看法呢?我想可能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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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隆基在最后并表示，等两天将把同学们所提出的意见和要求作个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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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十二时零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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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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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学生开辟“民主墙”：一边努力学习，一边提出不少意见，帮助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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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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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讯  首都各高等学校内“鸣放”，北京大学一直走在前面。在5月19日以前，“鸣放”还只是在教师之中开展，至5月19日起，学生也参加进来了。他们在大饭厅前的广场上，开辟了“民主墙”，通过大字报的方式，针对“三害”提出了不少意见。截至目前为止，除了大饭厅前的广场上琳琅满目外，各系和一些宿舍内，也张贴了不少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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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些署名为“一群团员和青年”的学生，在大饭厅的墙壁上，张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向北大团委会提意见，问北大是不是有出席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有，又是如何产生的希望团委会回答。接着，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园地，给学校领导提意见，帮助整风。于是，大字报便一张接着一张在大饭厅前的各处墙壁上出现了。这些大字报，大多是对北京大学的领导和高等教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以及应当如何改进，提出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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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初时，有的学生提出建议，希望停课帮助学校整风。但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停课整风不符合中共中央所发整风指示的精神，表示不赞成。而原建议的学生也就收回了他的建议。一周以来，学生照常在紧张地学习。但在下课后，大饭厅前，则川流不息地有许多学生在张贴或阅读大字报。有的系还出版了油印的除三害专刊，要求同学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维护党的利益，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斗争。他们对开辟“民主墙”的热情，充分地显示了北大学生对整风的拥护和帮助学校党组织作好整风工作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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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间，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墙”上，对北大和高教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不少大字报认为，北京大学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有的大字报指出选拔留学生由党团员包办，非党团员不能入选，便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其中一张大字报举出，有一个留苏学生，学习成绩很差，多次补考不及格，但因为他是一个党员，还是选拔留苏了。有的大字报还举出，在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时候，也有党员分配好的岗位，非党团员分配偏远地区的岗位的情况。许多大字报对高等教育工作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如有的主张把政治课改为选修；有的主张取消禁书；让同学自由借阅；有的建议开放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来领导学校工作；有的主张学生可以自由听课，建议学校采用学分制；有的要求取消“以官风代学风”的作法，要求党团员与群众待遇平等。对留学生的选拔，则要求通过严格的公开的国家考试，并希望允许出国工读和自费留学。今年应届毕业生还专设了“毕业生论坛”，对以往毕业生分配工作不合理情况，提出了批评，希望今后毕业生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可以自己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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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学生的大字报，形式多样，琳琅满目。其中有长篇大论的文章，有小品文，有杂文，有诗、词、新乐府和漫画，还有章回小说。有些大字报张贴后，接二连三地贴出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展开辩论；有的并在大字报上注明，可以约期当面辩论。有些问题，因为出现了分歧的看法，还在晚饭后，组织了辩论会。这样的辩论会，已经出现多次，经常有几个学生围立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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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主墙上，还有学生访问该校教授翦伯赞、冯友兰、侯仁之等先生发表的意见。他们对于学生开辟民主墙，热情帮助共产党整风，认为很好，认为学校整风，应当有学生参加进来。据闻江隆基副校长也表示欢迎，认为学生通过大字报向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对整风工作以及今后工作的改进，大有好处。而学生们则认为他们开辟“民主墙”，出版大字报，并没有耽误他们的学习，他们认为这是继承北大在五四时的民主传统，他们表示，要把火力集中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大害，要做到“整风和学习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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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储安平跑到北大看了大字报，回来就要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道。总编室主任一再向储提出，这样报道一定会起煽动作用，扰乱整风步骤，对人民不利。但是，储安平完全不理。后来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亲自执笔，写出了煽动大学生闹事的“北大开辟民主墙”的消息，这条消息发表后，在不少地方的大学里起了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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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1957年5月26日《光明日报》，选自《批判光明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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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有些工会领导干部提出党中央和全总应该重新考虑1951年全总党组扩大会对李立三同志错误所作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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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陈苡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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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春26日讯　新华社记者陈苡珠报道：吉林省有些工会领导干部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提出党中央和全总应该重新考虑1951年12月22日全总党组扩大会通过的对李立三同志错误所作的结论。有的工会领导干部怀疑立三同志是否犯了“狭隘的经济主义”，有的提出1953年全总在全国工会干部中“反经济主义”反得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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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最近听取了吉林省工会联合会主席、铁路工会长春分区委员会正、副主席以及其他6、7位在1953年前后担任过基层工会主席、现在仍然在作工会领导工作的干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总的说来，他们对1953年1月党中央批准在党刊和工会干部读物上登载的1951年12月通过的“全总党组扩大会关于全总工作的决议”和李富春同志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所作的结论：“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等文件，有些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说“工会犯了经济主义”“不合乎当时工会工作的实际情况”、“有些冤枉”、“有片面性”。他们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全总召开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他们还认为全总在整风中不抓住这个问题，就找不到工会为什么脱离群众的根源，就不能做到今后密切和群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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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的具体意见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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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立三同志在领导工会工作中也有正确的地方，值得重新考虑。(1)立三同志承认统一，也承认矛盾，他提出了存在矛盾这一点是对的。虽然当时主要是搞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应过分强调，但是完全抹杀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过分强调统一，也不合乎实际情况。(2)立三同志提出的矛盾表现在分配上，这一点也没有错。当时对国家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的确存在着一些矛盾。最近少奇同志肯定当前各种矛盾都和分配问题有关，更说明立三同志很早就指明这个问题是有理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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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从解放以后，全国整个工人运动是抓生产的；各地大多数工会组织、工会干部也都发动工人积极搞生产，说是“经济主义”，与事实不符。对这个问题，记者访问过的工会领导干部们都叙述了他们当时抓生产和熟习生产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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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某些地方少数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有经济主主，也不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来一个大张旗鼓的反经济主义，当时许多工会干部本来有不同意见。但是不管有无经济主义，干部思想通不通，也得硬着头皮作检讨，说是要清除立三路线的影响。这样作的副作用很大，挫伤了不少工会干部的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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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工会脱离群众是反经济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比(154)较普遍的现象是，工人骂工会是“第二行政”或“行政的尾巴”。工会干部也在领导和群众上下一齐压的情况下，自己感到变成了“豆饼干部”。这样，使许多工会干部不敢代表工人的正当利益，坚持真理。有的工会干部，代表工人利益向行政提出意见，在党委会上经常被人扣上立三路线的帽子。有的工会干部和行政的意见不同，也不得不被行政拖住一起脱离群众。他们深切地感到从53年反经济主义以后，过去在工人中有威信的工会干部，到后来成了没有党的保证，就不能当选的情况。如四平车站改选工会主席时，党号召工人选原来的工会主席，有的工人不但坚决不选，而且在选票上画“王八”骂原来的工会主席，这位工会主席在1950年开始出任工会主席时却是工人群众所衷心拥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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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反经济主义后，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大受挫伤。大多数不安心工会工作，也不愿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他们说：发现了问题也解决不了，倒不如“眼不见，心不烦”。有的工会干部经常去访问工人家庭，问问工人疾苦，也受到了“不办大事”、“不务正业”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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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这里有的工会领导干部也不同意当时下面工会有“工团主义”的错误。吉林省工会联合会主席王明德说：当时上面有没有工团主义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时像我们这些人和下面基层工会主席们大多数都是党提着辫子培养提拔起来的，这些人那个会和党闹独立？那时工会和行政到是因为有些不同意见而关系不大好。正是在这样的时候，给工会来了个“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有了这两顶帽子，那个还敢伸一伸脑袋，一顿“夹板气”就把工会干部打��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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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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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青岛市委会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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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铁峰、高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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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青岛市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广泛征集群众意见，揭发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特于5月26日邀请所联系的银行、文教、艺术以及企业机关的非党人士，举行座谈会，就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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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对民革邀集他们“鸣”“放”，表示感谢，不少的人表示在本单位不敢“鸣”，不敢“放”，在民革可以“鸣”一“鸣”；但又请求不要公开发表，可见还有顾虑。他们说，如二中领导就曾在会上说过“我们内部矛盾，内部解决，最好不要向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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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党群之间有高“墙”。党员同志对旧职人员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自以为高人一等，以改造者自居；处理事务则犯有主观主义，只凭少数“积极分子”的汇报，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从而加深了党与非党之间的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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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银行的与会者普遍反映银行单位宗派主义特别严重，旧职人员受到歧视和压抑，工作情绪较为消沉，对于人事安排、提职评级以及肃反工作等问题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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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建设银行王玉书行长说：“我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还不能说是全面有权，如对人事行政和思想教育工作，就只是‘备案’而已。”他认为人事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不通过业务是没有内容的，必须结合业务进行思想教育，才能推动工作，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他对现在的人事管理工作不满意。他说：“行长不了解人事，人事表报由人事股直接上报，除党员副行长掌握外，谁也不晓得。关于提职提级，是由财政局召开党支书会议做出决定后，才交给行务会议研究通过，只是形式而已。”接着他举例说：“据我了解，在交通银行里，有的党员副股长提升了副理，而非党正股长，工作很好，却一直未动；又如建设银行的党员人事股长，不几天就提拔为副行长，这些不正常的人事提拔，是难以使人心悦诚服的。凡事先党内后党外是不恰当的，今后应考虑。”“关于‘抓业务’的问题”，他说：“我还是不能真正抓。建设银行是由市财政局和省行双重领导，财政局召开业务会议和本行党组讨论有关业务问题时，从来没有吸收我参加过一次，而是由党员副行长出席。”同时，他对市人民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局的领导工作也提出了意见。谈到党群共事关系，他感慨地说：“表面一团和气，内心各有千秋。”又说“我与财政局马局长曾同过事，现在却很少凑在一块谈谈心，不亲切，冷冰冰的。”最后他表示：上面所提意见，完全从工作出发，但往往被人误解，以为是“争权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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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志说：“公私合营银行有八位副理，其中二人系党员，表面很客气，实际上不能开诚相见；虽有分工，但工作闲散，极感苦闷。”并举了两个例子：“我是合营银行的副理，行里派至台西区办事处的主任，我们事先不晓得，某非党副理去参加会议，见到一位陌生人，问起才知道是主任。”因此他认为行内人事调动和配备，事先应打个招呼，以免弄得大家都难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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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银行的同志说：“我行在人事管理上，对留用人员是另眼看待，认为都有问题，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在提拔干部工作上，也不民主，偏重于表面积极，不问才德，旧职人员压级很低。如六个区办事处主任，原为股长级全系非党人士担任；以后区办事处升为科级，全部主任，却都是由党员办事员提升的。”因此有人反映：“党员提级‘水涨船高’；而非党人士则‘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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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通过这次座谈，不少同志还反映了机关、学校对旧职人员也存在宗派主义。党员领导对旧职人员的任用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所谓“利用”是叫他们做工作；“限制”是限在办事员一级，永远不能出头；“改造”是成为运动中的被斗对象，而平常毫无帮助、也不找你谈话。如粮食局领导同志曾在会上公开说：“给你们工作是照顾”，使人听之寒心，意志消沉。
+
+　　关于肃反问题，有的同志说：“共产党讲唯物主义，但对旧职人员却经常犯有唯心主义。在第一批肃反中，是大胆怀疑，不管有无问题，不问已否交代清楚，凡属旧职员，只要参加过反动党团或在旧社会干过一官半职，就确定为被斗对象，结果错斗了不少人。”大家一致意见是错斗了的要平反，并且必须做得彻底。在会上，有的同志对肃反结论做的不恰当和迟迟不下，感到不满，要求有关部门予以重新审理，为此，民革市委会将分别反映，帮助解决。
+
+　　（来源：《青岛日报》1957年6月3日。原题为：“民革青岛市委会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发言者严厉批评各单位宗派主义”。）

CCRD/1/3/2/00067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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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
+
+　　<新华社记者　朱继功>
+
+　　新华社北京26日讯　蒋南翔24日中午向全校学生动员“鸣”、“放”后，大字报贴出很多，但学生中“鸣”、“放”的劲头不足。
+
+　　到今晚为止，大字报上分别提出了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
+　　1、党委不懂业务，不能单独领导，坚决支持教授参加治校。
+
+　　2、认为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的六起自杀事件，作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党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　　3、公开人事档案材料，“使自己知道缺点，可以改正，又可以纠正冤枉的评定。”
+
+　　4、反对现有的奖学制度和留学生选择办法，不允许党团员包办毕业生的分配工作，首先要满足群众的志愿和要求，然后才能轮到党团员。
+
+　　5、反映功课太紧，负担过重。“所员代价是：一、成年累月拼命。二、身体搞垮不少。三、神经衰弱增多。四、个别弱者自杀。五、多数学生禁欲。六、生活非常单调。所获得的收成是：一、学校改造成功。二、马列主义巩固。三、成套制度建立。四、基础没有打好。五、外语水平降低。六、大家水平很齐。七、天才尽被埋没。八、创造性受压抑。九、学术空气全无。”
+
+　　6、赞成华罗庚的“理工合一”论，拥护钱伟长的“培养目标”的意见，反对对钱伟长进行围剿，要求重新讨论他的意见。
+
+　　7、有些大字报指名批评系、班干部和教员。
+
+　　8、责问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吭声？党委会为何没决心发动党员?党员怕什么？等待什么？
+
+　　据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刘冰告记者，今天大字报基本上没多大发展。因为班上主张出大字报的同学占很少数。清华党团积极分子估计有三千人左右，他们对大字报有很大反感，特别是党员学生坚决反对，有的还到党委会提出责问，有的看到意见就想反驳。今天，党委书记向全体学生党员作了动员，号召他们在“鸣”、“放”中也要起带头作用，也可以利用大字报和群众一起提出意见。这些党员学生多半是系和班上的干部，故要求他们作好思想准备，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刘冰并说，学生们的情绪现在已达高涨阶段，但“鸣”、“放”得还不彻底。
+
+　　 ----来源：　　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67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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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有些中、小資本家認为“私营比合营优越＂
+
+　　新华社天津６日訊  天津巿有些中、小資本家最近看到違法商販的“生意好＂、“收入多＂，因而眼紅。有些人認为私营比合营“优越”，要求恢复私营。五金商業第四总店所屬私方人員齐福田要求恢复私营，他説：“宁願不要股本，不拿定息，也不願合营，只要讓人出来就行。”有些中小企業的私方人員認为合营不如私营，独立核算不如自負盈亏。因而当專業公司、合营总店动員某些自負盈亏户改为独立核算户时，他們大都提出許多無理的条件。煤商業永昌夏記煤厂夏桂林在去年合营高潮时曾再三申請合营，因負債多（六百多元）未被批准。近来他見到私营有高利可得，不再要求合营。他認为私营有“三不＂、“二多＂、“一自由＂，“三不＂就是：不按时上下班、不受批評、不作購銷計划；“二多＂就是：銷貨多、收入多；“一自由＂就是：經营自由。他見人就說：“不合营多么好，收入比合营可多得多＂。（尹崇敬）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1期，1957年2月6日

CCRD/1/3/2/00067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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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
+　　<福建日报社论>
+
+　　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了。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全体代表响应了叶飞同志代表中共福建省委所提出的吁请，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党政各方面工作提出了严格批评。毫无疑义，这些批评，对正在开展中的全省党内整风是有推动作用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一种除人民利益外别无私利的人，我们应该经常听到人民群众的呼声，并经常根据群众的要求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可惜，这几年来，由于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了滋长，我们听到群众的呼声少了，我们受到群众的监督也少了。我们和不少人民群众，有的是隔着一道沟，有的是隔着一堵墙。沟必须填平！墙必须拆掉!我们福建全党应当以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许多“语重心长”的批评来鞭策自己，切实改进工作，切实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以进一步团结全省一千四百万人民，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目前主要问题，是党内同志应该虚怀若谷地去听取批评，善于从人民群众批评中吸取教益，而不能舍本逐末，斤斤计较于一词一句，甚至因此感到委屈。我们知道：要求党外同志批评不能求全责备，也正像要求党内同志批评不能求全责备一样，否则如何能广开言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对待人民内部的批评的正确态度。我们共产党人要“严于责己”，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要“知过必改”；还要“宽于责人”，一定要使“言者无罪”。即使有些意见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够正确的，但这正是反映社会大变化时期一种客观存在。掬诚相见，坦率地谈出各种不同的看法，也有助于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因而也是有利于人民内部团结的。
+
+　　从这次大会来看，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党外意见来帮助党内整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党员思想作风的好坏，往往与人民群众切身利害攸关；还因为目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已大大提高，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应该征求群众的意见，而且也可以相信很多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这次大会就反映出许多好的意见，有些意见还是我们在党内不容易听到的，或者听到了也不这样生动具体。但就全省来说，这次大会仅是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的开始，一个良好的开始；目前各地在征求党外意见方面，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还十分不够。因此，还需要继续“放”，继续“鸣”，继续放手鼓励批评。为了首先把县以上机关党组织的风整好。我们认为县一级领导机关的整风，主要是解决党与农民关系问题，改善乡、社的领导作风。在边整边改的精神下，及时解决农业增产、巩固合作社、粮食供应等实际问题，以争取农业大丰收。与此同时，县以及市的领导机关应由党员负责干部出面，向文化教育界人士、民主党派、工商界及其他党外人士征求意见，以帮助党内整风。鉴于目前正是农忙季节，因此，向上述各方面人士征求意见，以小型的座谈会方式为好。这样，既便于谈深谈透，比较彻底地暴露问题，又不至过份分散各级领导精力，以致影响到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党外人士所提的意见，是整风的实际材料，应认真对待，并分别轻重缓急，结合整风中的工作改进，逐步加以解决。至于工厂、学校、农村基层组织的整风，仍应按省委的整风计划进行。不要企图在短期内把整风运动全面铺开，因为这样做难于保证整风工作两不误，也会妨害整风运动的细致深入。
+
+　　除了继续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外，在机关内部目前要强调学好文件。自然，在那些问题成堆的单位，一面学习文件，一面揭发机关内部矛盾，也是合乎常情的。但总起来说，文件如不学好，风也很难整好。据最近各地汇报的材料，不少单位对整风文件学的还不深不透。由于没有学好文件，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还缺乏整风的自觉，表现为不是欢迎揭发矛盾，而是害怕揭发矛盾；不是放手地鼓励批评，而是对开展批评顾虑重重……。表现在一般干部中的主要是：喜欢用“大呼隆”的方式来搞整风，喜欢在个人问题上纠缠，还有一些人不敢向党的领导提意见。整风中发生诸如此类的现象，都与文件没有学好有关。所以，应该通过学习文件，使全党都有整风的自觉，认识到必须经过整风改造���己，才能适应新的形势，才能正确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以我党为核心把全体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还必须通过学习文件，使全党掌握整风的方针政策，了解整风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要多从团结全省一千四百万人民着眼来提问题，比如，发扬与群众同甘共苦精神，也是整风要求之一，不应该再去不合理地要求提高自己的生活待遇，来扩大自己和人民群众的矛盾；了解整风是为了弄通思想，提高干部，改进工作，加强团结，而不是为了打击谁，报复谁。为了学好文件，要充分发挥自由思想，并把各种不同的认识摊开来讨论，便于从分歧到统一，最后达到共同提高。在学习文件中，主要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首先学好，是很重要的。
+
+　　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我们应当继续发扬大会的民主精神，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

CCRD/1/3/2/00067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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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盟衡阳市委主任委员屈子健委员说“我认为党员有宗派主义，而且有一定的严重性”
+
+　　屈子健委员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对某些党员干部的宗派主义提出了批评；并且就民办学校的问题提出了意见。
+
+## “真是讳莫如深，六亲不认”
+
+　　他说：我最近在衡阳市视察了几个学校，各个学校很多教师反映：学校里的党支部和党员对非党人士联系很少，关怀不够，往往把群众看成落后，而不去和他们接近，因之群众也就产生一种自卑感，对党员“敬而远之”。如某中学的一个党员副校长，平日总是板起面孔，很少接近教师，教师也不敢接近他。该校某教师不胜感慨地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得有点感情，像这样冷冰冰的生活，真没有味道。”有些人一入了党，连生平的至亲好友，也不相往来，有时在街上碰见，也不打招呼。有的教师说，“这真是讳莫如深，六亲不认了。”个别党员干部对待教师的态度非常粗暴生硬，如市教育局局长对教师作报告时，冷嘲热讽，尖酸刻薄，在思想工作会议上，动辄扣大帽子。他对全体教师说：“你干得就干，干不得就滚蛋”。“不安心工作，把两个山字(此处一字打不出)起就行了”。“可以卷被包走到台湾去找蒋介石。”“你们要摇来摇去，就把你摇出去”。“三只手(做贼)的学生是三只手的老师教出来的。”“去年小学教师加薪和七月半烧钱纸一样。”他在小教总务工作会议上说：“你们不安心总务工作，就是因为现在贪污不到钱了。”教师们听了这些报告，反感很大，但当时都不敢说，现在才大胆地放出来。他们在大放大鸣的时候，心情都是非常激动的，气愤的，有的说：“这些话太挖苦了。”“这简直不把我们当人看。”“这对我们是一种侮辱。”“这是一种高压政策。”“听了报告，使我怀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变了样。”我觉得尽管这位局长的动机是好的，但从效果来看，这些讲话已在教师群众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跟党帮了倒忙。我希望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帮助这样的同志整掉这些粗暴急躁的作风，不然，将何以领导和团结全体教师来办好人民教育事业呢?
+
+　　据有些教师反映：有的人一入了党，就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老子天下第一，可以为所欲为。如某中学一个生活辅导员(预备党员)有一次到某教师房里盘问历史，引起许多教师的不满，某教师说：“有的党员老是唯历史论、唯成份论，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总是抬不起头来，这怎能发挥积极性呢?”
+
+## 对人事的安排和干部的提拔往往是：乱点鸳鸯谱
+
+　　此外，许多教师反映，衡阳市文教界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党内有些同志愿意承认自己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但不承认有宗派主义，在看法上尚未一致。但我认为有宗派主义，而且有一定的严重性，我想还是举出一些具体事实来谈吧。最近本省召开第七届教育行政会议，市教育局长首先口头上通知各校党员校长去开会，后来又书面通知要互推一人去开会。某校两位校长互相推让，党员副校长打电话给教育局长，问什么时候动身去，并说要非党副校长(排第一)去参加，而非党副校长抢过电话说，我们已决定由党员副校长去，可是这位局长却说：“这次教育行政会议是党内召开的，是特殊情况，一定要党员校长参加。”我想省里绝不会这样规定吧，如果是这样，试问那些没有党员校长的学校又谁去参加呢?这难道不是宗派主义情绪在作祟吗?同时，还有许多教师反映，对于人事的安排和干部的提拔方面，也存在宗派主义，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但一入党就提升得很快。有的说，“今天入了党，明天就是某某长。”但是，有的被提拔的党员并不称职，如有些教师说：“某某业务水平低，工作能力差，如果不入党，即再当十年教员，也休想做校长。”有的教师反映：市教育局对于人事的配备和调动，往往是“乱点鸳鸯谱”，只是凭主观印象和个人爱恶。
+
+## 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知识分子不放心
+
+　　根据以上反映情况，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知识分子不够信任，不放心，存在着宗派主义。要改变这种情况，党与非党知识分子今后必须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打成一片，开诚相见，消除隔阂，拆掉墙，填平沟，既要改变对待非党知识分子尊重不够的现象，也要改变相敬如宾，相对无言和相安无事的现象。当然从非党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也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会生活的观察，通过业务实践，加速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
+## 党和政府要重视民办学校
+
+　　再据衡阳市光明补习学校全体教师反映：1956年3月，市教育局把衡阳市大刚补习学校接办，接办之后，立即将大刚初中补习学生四班，会计补习学生3班，连同教师10余人，并入光明补习学校。可是大刚的校产，除拨交光明一部分课桌外，还有大刚原有自己建造的教室4间，办公室1间，教研室1间，宿舍8间，课桌100余张，教育局都移作别用。又大刚在1950年开办时，有市内房屋多所，年收租金数千元，作为学校基金，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备案。1951年，衡阳市房地产公司将大刚所管房屋全部接管，经教育局与该公司协商决定，每年由该公司从收入项下拨款补助，因之1951年补助4，253元，1952年补助4，014元，1953年补助3，600元，1954年补助3，129元，1955年补助2，165元，都有案可查。自大刚合并于光明后，光明负担加重，开支增多，经报请继续补助，该局置之不理；自1956年起竟把这一笔补助费取消了。因此，该校教师说：党和政府正在号召和鼓励民办学校，而衡阳市当局竟任意没收民办学校的财产，这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现在光明补习学校有学生14班，教员20余人，本年下期尚须扩班，增建教室二间，请求政府恢复原有大刚校产收入的补助，我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这一件事关系着今后民办学校，请党和政府特别重视，予以解决。
+
+　　 来源：《新湖南报》1957年5月27日。

CCRD/1/3/2/00068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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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第四十七中部分应届初中毕业生成立秘密组织并串连其他学校准备游行
+
+　　<洪敏生>
+
+　　新华社天津27日讯　天津第四十七中学部分应届初中毕业生已成立企图闹事的委员会等秘密组织，印制传单，散布错误论调，积极拉拢同学，准备游行。
+
+　　第四十七中学是天津市北郊区的一个初级中学，初三应届毕业生97％是农村学生(其中家在重灾区20％，轻灾区48％，丰收区20％，其他12％)，他们普遍不愿回农村，要求在城市里升学或就业。
+
+　　5月17日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坚白到这个学校来了解情况。当时正逢学生们在做早操，他们立即把杨坚白围起来，向他提出许多要求，如让他们在城市上学；郊区初级中学设立有帽子的高中(即增设高中一年级)，并供给住宿；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就业一律平等等。学生要求杨坚白立即答复他们的要求。杨坚白说回教育局研究后再来学校和同学们谈。学生们就喊口号：“校长就是统治者!”等等，直闹到夜里十点多钟才让杨坚白走。
+
+　　这些学生的总指挥郑人悦在5月24日执笔写了一封信给市教育局长何启君，提出四大要求：(1)给农民学生增设高中班；(2)灾区学生要给解决工作；(3)给郊区特殊困难的学生找工作；(4)劳动力多的乡的学生不回农村，在城市找工作。并限期答复。
+
+　　目前这些学生不认真学习，整天谈论闹事的事。并扬言：“如果要求达不到就去游行，游行还不能解决，那就不单是游行的问题了，而是要改变政府的性质问题了。”“我们游行不怕人民不高兴，有大批农民支持我们”。
+
+　　这些抵触情绪较大的学生，约占初中应届毕业生11．2％，而其中比较严重的有二十多名，他们经常集会。其中有四、五人专门考虑组织游行的问题，个别班已有二十多人按指纹表示决心参加游行。
+
+　　他们还积极在校内发展力量，仅初三(十)班就有四个中间学生(其中三名团员)被拉过去了；并设专人与校外、乡下联系。目前他们已和市一中、市五中、十一中、三十五中、三十九中、四十一中、四十四中、四十六中等中学取得联系。
+
+　　天津市教育部门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已派专人在四十七中成立了工作组，团结表现好的进步同学，争取中间同学，并研究处理闹事学生所提出的要求。
+
+　　来源：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681.txt

@@ -0,0 +1,73 @@
+# 听取机关干部意见改进实际工作　国务院机关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２７日讯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邀请在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室、秘书厅工作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
+　　习仲勋在会上要求大家消除顾虑，有什么意见提什么意见。
+
+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共三十多人，有许多参事刚从各地视察回来，他们在会上踊跃地发表了意见。
+
+##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认为有些人谈话似乎还有顾虑，他说，应该大胆地发表意见，说错了也没有关系。
+
+　　李仲公不赞成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关于错案平反问题的看法。他说，对错案平反这件事，应该非常慎重地来对待。
+
+　　李仲公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在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里，无论怎样有能力，除非上帝出现，怎么能够做到一点没有偏差呢？
+
+　　他说，何况在群众斗争中有的时候党和政府也是很难掌握的，例如贫农斗争地主，虽有领导也难免不发生过火行动。
+
+　　他说，单纯强调平反，大家都来翻案，地主富农也来喊冤，这怎么行呢？
+
+　　接着李仲公对罗隆基关于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直接处理平反案件的意见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
+　　李仲公强调说，这两个机关应该起监督作用，如果司法机关办的不好，它可以监督，如果照罗隆基的办法，只要你办的不好或者不相信你能办好，就都由国家权力机关直接办理，这是否行呢？
+
+　　李仲公还批评了王昆仑关于民主党派应该充分参加国家大事制定决议的说法。李仲公说，现在民主党派是参与了国家大事，而不是没有参与，各个民主党派都有代表参加国家权力机关，如果任何事情都把民主党派找来开会，这是不可能的。
+
+　　他说，王昆仑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无原则的一般的民主思想。
+
+　　他说，这多少还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
+
+　　李仲公还批评了龙云，他说龙云曾说过这样的话：“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李仲公说，共产党是整什么人呢？共产党是整的敌人，坏人，怎么能不加分析地这样来提问题呢？
+
+## 王艮仲说国务院机关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见面太少
+
+　　国务院参事王艮仲说，国务院机关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见面太少，有些思想问题不易解决。他说，他是民主建国会的成员，从民主党派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问题应该由统战部管起来，但统战部门管不过来。他认为行政部门也应该把思想工作担负起来。
+
+　　国务院参事章友江谈到在“放”的过程中如何打破顾虑的问题。他说，顾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怀疑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是“诱敌深入，集中歼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另一种是，怕提意见后影响到自己的评级、评奖、调动等。他说，存在这种顾虑的人虽然不对，但可以理解。他认为要解除这些顾虑很重要的是边整风，边改进。这样就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
+　　章友江还谈到统上不统下的问题，他认为在机关、基层、边远地区、中小城市特别存在这个问题，因而使得党群关系不正常。他希望党要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章友江还谈到如何从制度上来研究改进参事室的工作问题。
+
+　　国务院参事万保邦认为统战部接触高级民主人士多，接触中下层民主人士少。他希望统战部改进。万保邦还谈到如何处理解放前夕民革所领导的起义武装和人事安排上的一些遗留问题。
+
+## 焦实斋不同意那种根本否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的看法
+
+　　在法制局工作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焦实斋在会上指出国务院和各办公室、各部发布各种法规、指示的时候有混乱现象，他说，有时下面在一件事情上收到几个方面的指示，这就增加了下级机关执行的困难。他要求国务院秘书长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到综合平衡、统筹兼顾。
+
+　　焦实斋不同意那种根本否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的看法，他认为对重要的问题发联合指示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不要太多太滥，多了就失去了重要的意义。
+
+　　焦实斋刚从山东视察回来，他根据视察所见批评了基层工作中“党政不分”的现象。他说，有些地方党政社不分，有些合作社也办理起婚姻登记和户口登记等工作了。有的中共地委可以否定省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中共区委可以否定县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
+　　焦实斋认为，党政不分的原因是会议制度不健全，下面干部喜欢用干部会、一揽子会来推动工作。他说，过去民政部门管政权建设工作，后来受到了批判，民政部门不管了，其他部门也不管。他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设法解决。
+
+## 万枚子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副职太多
+
+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今天共产党采取大鸣大放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明辨是非，改进工作，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体现。接着，万枚子对人事制度提了意见。他说，从中央到地方，副职太多。他认为，这样的好处是能够集中指挥，集体领导，但到县以下能否起这样的作用就值得怀疑。他说，有一个县，副县长多到十几人；有的县组织部只有一个干部，其余都是部长、副部长。
+
+　　万枚子还谈到对社会人士的职业处理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虽不能一下子解决，但要逐步解决。
+
+　　关于文字改革问题，万枚子说，他非常拥护简化汉字和报纸、杂志的横排。他认为这对未来文字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一面要实行文字改革；一面中学课本又大量选用古典文学，这就矛盾了。他说，要学生大量学习古典文学，是否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
+
+## 徐行之批评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太太特殊化
+
+　　国务院参事徐行之批评了某些高级干部特殊化的表现。他说，北京医院专门给七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看病，这种照顾也是应当的，但是有些高级干部的家属也去享受公费医疗的优待，有的甚至一起把四、五个得了感冒病的孩子也送去住院。有的因为天刚冷就干脆把自己的父亲母亲送到医院住院了。这样也就使得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太太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特殊化的思想。
+
+　　徐行之说，应该趁着整风的机会取消这种特殊化的做法。他说，克服这种缺点并不困难，他希望国务院重视这个问题，立即采取措施。
+
+## 王之相说法制工作要赶快作起来
+
+　　法制局顾问王之相认为，有些人对于揭发矛盾、正确处理矛盾还有顾虑。他说，现在发表意见的多是中上层民主人士，而助教、讲师就没有，机关干部也谈得很少。他认为应该多让他们谈谈，他们是作实际工作的，谈透了才能改进工作。
+
+　　关于法制问题，王之相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快完成，法制工作要赶快作起来。他认为，在大变动时期，有了条文规定就好办事。他说，我们今天有条件用法律的思想来实行对国家的领导。例如评级、奖惩如果有个制度、有个标准就好办事。王之相强调法制局的工作很重要，他建议：（一）对旧法展开讨论，批判不好的部分，保留合理的好的部分；（二）把会英、日、法语的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安排他们，给他们适当的工作；（三）加强法制教育，让大家遵守法制，这样才能保证工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8日，原题为：“听取机关干部意见改进实际工作　国务院机关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李仲公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

CCRD/1/3/2/000685.txt

@@ -0,0 +1,21 @@
+# 工商界第十次座谈会着重讨论　如何正确处理公私关系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举行第十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丕华、河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吴韫山、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民建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继圣、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他们继续对于公私共事关系、赎买政策、两面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
+　　盛丕华首先发言。（全文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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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吴韫山认为目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分方代表在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公私关系好不好，公方应负主要责任。为了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建议，首先应加强对公方代表的教育，在私方人员方面，应该诚恳地接受领导，既不要自大，也不要自卑。他说，如私方人员是副职，应按照职务分工进行工作；如果私方是正职，就应有全面处理和主持业务的权力，公方副职除自己的分工范围外，对全面业务最好处在监督地位，不要代替私方，要放手让私方去做，并给予大力支持。他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中的矛盾，今后仍会不断发生，私方人员要树立主人翁的态度，不要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多愁善病总把自己看成“外人”，要学习李逵的正直无私，对各种歪风要拿起板斧来“劈”，如果自己有错就负荆请罪，这样才合乎互相监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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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仰尧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不好的原因，是公方代表抓的太多，抓的太紧，抓的太死，抓的太细。他认为，有人主张索性不要公方代表是不对的，那是因噎废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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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继圣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界有成见，对工商界的进步估计不足，提起工商界总是唯利是图，总是自私自利，以致造成了公私之间的深沟和高墙。他认为：改善公私关系，应该双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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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中大家集中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赎买政策问题。胡庆照反对定息二十年的做法。他说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具有工商业者兼地主的成分。我所经营的企业曾经经历过简单协作、手工业工场生产阶段，然后积累成为半机器工业的食品工厂，现在是合营厂，到了客观条件许可时，就可以转为国有。他回忆自己企业的发展过程，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世界一般的资产阶级具有共同性，都是剥削工人阶级养肥了自己，尽管少数企业的原始积累容或不同，但其最后的成长还是取诸之剥削。这是一个本质问题。他说，从根本上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剥削而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本来应该无偿的归还给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过三大敌人的压迫，具有两面性，可以不用剥夺的办法，而采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赎买政策正是根据和平改造的原则确定的。他认为赎买不能等价交换，也不能要求等价交换。因为人是不能以经济价值来比价的。至于“赎买到底”的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就是说要把一个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以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进步的一面，就要求国家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有所迁就。当前有部分工商业者提出“定息改变为二十年”和采用“赎买存单”以及用“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等代替定息的办法，这无异说：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有人认为工商界中已经没有两面性了。他说：这是带有浓厚的阶级思想感情的。这种看法，正可以作为“没有两面性”的有力回答。
+
+　　潘仰尧、朱继圣等都表示不同意定息二十年的主张。潘仰尧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发了存单工商业者就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当认识它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改造过程。但他最后说：“李康年想出的一些办法，修得参考，不可一笔抹煞。”
+
+　　座谈会今天将继续进行。
+
+　　 ---- 原载195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CCRD/1/3/2/00068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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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作协召开座谈会打破文人相轻揭露作协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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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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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消息)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邀请呼和浩特、包头两市的一部分文学工作者，于28日、29日两天举行座谈会，对作协工作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
+## “草原风寒，春到更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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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风寒，春到更迟”周戈有感发言。他说，内蒙古比外地沉寂，可喜是放过几炮，但不大胆。内蒙古日报不敢让指名点姓批评。他说，怕伤脸是无必要，希望往下如有人发言尖锐，或提到某某时，报社不要把楞角抹去。他和杨平同志认为，像这样的会，应该有个宣传部长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
+　　白沉同志批评分会“作而不协”，认为分会人员编制少是个原因。“人少，还有闲人”，周戈同志插了一句。苗文琦同志接着发言，说剧协分会又要成立，得快调人。韩燕如同志补了一句：“有闲人在，要人是说不过去的。”邓青同志说：分会秘书长、秘书都忙，主席是“花的原野”的编辑，第一副主席——玛拉沁夫同志不是写作就是开会，闲的只有韩燕如同志。
+
+　　杨平同志和薛焰等同志都替韩燕如同志申诉，批评分会党组领导的宗派情绪。照邓青同志的意思，韩燕如同志是副主席，就按副主席去要求。至于有职无权，他还不知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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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燕如同志倾吐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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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燕如同志说：玛拉沁夫同志有工作是没问题，主席纳赛音朝克图是“花的原野”的编辑，我连编辑工作也没。这分工是谁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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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个别负责同志还以为我已经有职，权当然就有了。事实那是这样?甚至有这种情况发生：尹瘦石同志反映我不作工作，叫列席党组会不参加。等王部长来当面一问，根本没叫我参加过党组会这回事。不，平时也作了些工作，比如人来人往，在汽车上见见。如分会党组真正公正就不会如此！我跟共产党二十四年，不管怎样，不给工作叫告老还乡也是一法!尹瘦石同志何必这样汇报呢?我难受，有愧，难道干革命工作仅只为了吃饭吗？旧社会混饭吃是没法的事，但新社会也能这样吗?分会党组就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我编“爬山歌”，人说是为了挣稿费。搞创作挣稿费就是合法的，挖掘整理民间东西就不是。但这又是宪法规定的按劳取酬。这就是只承认自己的劳动，不承认别人的劳动。
+
+　　“有人说：这里排挤老的，限制小的。到底是谁呀?应该从党组领导的思想深处去检查!毛主席说，老的要带动小的，我无才又是一回事。但怎么带?
+
+　　“尹瘦石同志管整个文艺界的事，但我们居隔一层墙，如隔千重山。有个同志跟我说：老韩，你要得到作协一句真心话，真不容易。”
+
+## 作协不重正业
+
+　　李赐等同志一致发问：作协分会自成立后作了些什么?章程倒列了不少，小组就是呼和浩特也没成立。周戈说：作协分会不重正业。章程上虽有培养、团结业余作者一条，但作得不够，甚至没有。作协分会多做些实际工作很有必要。
+
+　　刘介愚说：作协分会怎能不成衙门?党委宣传部用行政领导，不考虑分会人员编制。人少事多，少数民族作者也有发现的，有不少地方成立创作小组，就是没人管。下面写了十四、五万字的也有，就是没人管。
+
+　　郭静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提出来很久了，本区有的问题也争论过，但往往不了了之。当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内蒙古也有反映，甚至有个别部门的党员领导同志在有的地方也有同感。但没见人谈过。这责任首先归党委宣传部、分会党组的组织，领导工作跟不上去。至于分会一再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作得不够，有些业余作者被调到不合适的岗位上，工作作不好，很苦闷，分会就没设法帮助。
+
+　　照日格巴图与扎拉嘎胡同志希望分会经常组织些作品讨论、文学讲座之类的会，具体关心青年作者，开展文艺批评工作。阿奇尔等同志希望分会多作些团结业余作者的工作。热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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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领导人“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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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者对分会副主席玛拉沁夫提出批评。郭静同志感到，玛拉沁夫同志特权思想较突出，对人傲慢无理，大有“不可一世”之慨。阿奇尔同志希望作协分会领导人在作风上、思想上为人表率。他说，玛拉沁夫同志在军区一次报告会上，把文艺批评家说得简直不是东西，未免太武断，太自大了。刘介愚同志说，当创作委员会解散后，安谧同志有些不愿作编辑，玛拉沁夫同志说“安谧觉得他自己能写出些东西来，我更比他有前途”，这是否有个人情绪?韩��如同志说，玛拉沁夫同志对乌兰巴干的创作不是表示支持鼓舞的态度，背地说，他写出来可要闹笑话，难免有许多不合蒙古族人民生活的东西。
+
+## 根除“文人相轻”热爱新生力量
+
+　　荣祥同志说，革命的作家，应该革掉“文人相轻”的坏传统。革不掉这，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显示自己，扼杀别人”。要文人相亲。分会是内蒙古的自流井，要善于从地下吸收为人看不见的泉水，让自流井不断冒出清凉的水。这样，就要团结、经常帮助、爱护新生力量，才能使美好的花朵成长、开放。如果就是那么几个人，恐怕将来戏唱的就没人看了。初出茅芦就够九斤十四两是不可能的，要热爱已经成熟的作家，对青年作者要多帮助。
+
+## “草原”难处，要求作协分会解决
+
+　　会上，人们对“草原”编辑部提了一些意见，希望“草原”培养帮助新生力量，登些长篇，中篇，多幕剧。
+
+　　邓青同志说：培养就得具体帮助，该发的还得发表，否则是空谈。但“草原”只有六个半编辑(分会秘书长兼主编之故)，四十六页的篇幅，怎办?什么都是花，是花就该鼓励，给生长的机会。有些人写长篇时没人帮助，写出来又无处发表，“草原”是否该管?如果登一个大的作品，新生力量又挤到那里?怎办?
+
+　　还有，“草原”要显示它的特色，民族作家作品要有很大比重。但本区汉族作家也不少，来稿多，只得顺次往下推，推得来不好再向汉族作家约稿。汉族作家的作品是否也该发?怎办?
+
+## 对内蒙古日报的意见
+
+　　侯广峰同志说：内蒙古日报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许多工作，但非常不够。去年刚开始也登了一些争鸣文章，后来听说开过座谈。但我把“西厢记”寄去了以后，被种种理由阻住，一再摇摆，最后被退了回来。他说，党报首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冲，应该表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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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大海同志说：关于“放”内蒙古日报有点胆怯。这次宣传工作会议文艺小组的消息末尾，还申明有待明辨是非什么的。是否对“放”有抵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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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戈同志同意内蒙古日报在报道中不敢指名点姓，似乎有点胆怯。他希望内蒙古日报召开一次文学工作者会议，听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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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风户不开，包头没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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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别地有“迎风户半开”的，但包头是“迎风户不开”，无人负责。白沉同志在会上说出了包头五百多文艺工作者的心里话。包头市的党代会、人代会，他都写提案要求成立文联，集体的、个人的都写过。嗓子都喊哑了。最近写了一个，据说市委同意了。想叫他兼职，他不同意。听说要给一个外行搞。
+
+　　去年成立个创作小组，没地址开会。最后一次开会，去包头文化局找地方，人家关着门走了。结果，创作组散了。
+
+　　包头有人私下说，业余创作像搞地下工作的一样，秘密进行。文化馆有个同志业余写点东西，年终鉴定得很坏。有的机关的人对业余作者说：“你利用业余时间休息休息，或者考虑考虑工作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创作?”
+
+　　戏曲方面，这次评奖开了个展览会，文化局自己主办，但那些科长、干部连看都不去看。过去“剧目贫乏不能演，整理出来没人管”。现在全放了，也没人管。
+
+　　中共包头市委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工业建设上，忽略了这一面。李汀同志说，包头市委光说不做。说2月份成立文联，迄今音信杳无。
+
+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5月30日。

CCRD/1/3/2/00068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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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文件（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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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南海国务院的大门成天都有人来登门求见，其中有集体十几个人的，也有的表现的形式和严劣。比如前几天国务院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女的带着4个娃娃，身上挂了一块大字牌，上面写着：‘饥饿’二字，在街头上走，一直走到国务院。1951年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人白天点了一个大灯笼到了新华门要见毛主席，意思是全国都是黑暗的，只有他这个灯笼是光明的。(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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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CCRD/1/3/2/00068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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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非所用　埋没专长: 外贸系统非党知识分子批评领导用人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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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市外贸党委和对外贸易局党组织，从五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召开了所属各单位部分非党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许多知识分子谈到：在外贸系统各单位中，普遍存在着大学毕业生“学用不一致”的问题，埋没了个人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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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产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干部陈国武说，外贸局党组织把从贸易系和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当“万金油”干部使用，时常让他们去搞一些和原来所学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像工会工作、竞赛工作等等。如果他们向领导上要求把学得的专门知识用到工作上去，领导就说他们不安心工作，死落后。畜产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干部任如海说：我是一九五五年在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北京大学外文系是专门培养研究外国文学的，但是现在要我作的却是对外贸易，需要用的英文是商业英文。我到公司以后经常没有工作可做，在这两年当中，我只陪着国外商人作过一次翻译。直到现在，公司里要翻译的东西还是不多。他又说，我有位姓劳的同学，他因为在出口公司用不上他学得的知识，曾经给高等教育部写过信。但是这封信游历了四个月，从高等教育部转给了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又转给对外贸易局，最后转到他工作的单位，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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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粮油出口分公司刘昭琦说，被分配到市对外贸易部门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好像一条棉被，用着了就盖上，不用了就踢开。我是一九五三年在南开大学国际贸易系毕业的，分配在粮油出口公司工作，以前我是专搞提单下货纸，早上填些单据，中午就坐上火车，把这些单子送到塘沽仓库，晚上再回来，作的是半通讯员的工作。后来又作了两三个月的打字工作，整天打些英文数字。现在又让我作提单下货纸的工作了，但是经常有80％的时间没事可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看看杂志。当我向迟组长提出要求作些工作的时候，迟组长就火了，说我不安心工作，还要召开大会搞我。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干部司幼清说：我们公司里有位张秉齐，他经营草帽辫有二十多年的经验，另外有两三个人对经营花边有经验，现在都在公司里做储运工作。土产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有位周世昌，是燕京大学化工系毕业的，前几天我碰到他，问他在搞什么呢?他说他现在卖蜂蜜哪!
+
+　　另外，许多知识分子在发言中提出，有许多精通法文、日文和能懂五国文字的人，都被分配去做一般的出口业务。还有些大学毕业生像历史系毕业的去搞畜产品的出口业务、体育系毕业的去搞基本建设、物理系毕业的去搞结汇、经济系毕业的去搞文书档案和打字收发、工艺系毕业去搞运输等工作的很多。这些改了行的知识分子们，都感到很苦恼，希望领导上在整风当中设法解决，使他们发挥个人的专长。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6月8日。

CCRD/1/3/2/00069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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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学工作问题多　衷情苦水诉不完
+
+　　本报讯　在药学工作上究竟存在一些什么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是最近中国药学会召开座谈会的中心议题。座谈会已连续开了两次，还未结束。在会上有不少药工人员都发了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将满肚子苦水在李德全部长及徐运北副部长面前倾吐。
+
+## “重医轻药”的思想严重
+
+　　大家认为在卫生部门“重医轻药”思想严重，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林启寿教授说：医药好像一个人的两条脚，应该平衡发展，如果一长一短，就成跛子。没有好药，再好的大夫也起不了作用。但是如今药学工作落在医的后面很远。卫生部药检所解崇障说：卫生部不论科、司及干部，没有一个高级药剂人员。部里订出的1956—1957年的规划草案，都是谈医疗卫生，只有一条谈到药，又不具体，对药学研究根本不提，药房工作也只字不谈。解崇障认为：轻视药的原因，一方面是旧社会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八路军过去也是不重视药的，如八路军中就有“大医生，中司药，小护士”的说法。卫生部不重视药是否因为从事药剂工作的党员不多？还是因为药政司没有学药的？如果是的。也可说是宗派主义。中国药学会陈新谦说：药学会也是不被重视的，部里召开与药有关的会议，往往把药学会忘掉。傅速暲副部长是药学会的名誉理事长，但从来没有来过药学会，小汽车在药学会门口过了几次，都没有下来过，但是医学会傅部长却常去。轻视药还表现在药房的分工上，到如今，药房工作究竟是医疗预防司领导还是药政司领导没有完全明确。据说药房存在很多问题，而医疗预防司还说没有问题。有一次医疗预防司某同志作报告，竟一再将药师说成医师．真是“重医轻药”的条件反射。接着陈新谦对健康报不重视药学方面的报道亦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健康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医药卫生专业报，不该偏重于医疗的报道而忽视了药的报道。去年药学通报组织的“药房工作问题讨论”作总结时，一再请卫生部及健康报派人参加，结果两方面都没有来人。我们又请健康报将药房工作问题加以讨论，总编室有一同志说：等护士问题结束后就讨论药的问题。于是我们发动药工人员积极准备参加讨论，但是拖到如今，没有下文，反而弄得有些同志埋怨我们，说我们造谣欺骗他们。陈新谦希望卫生部要加以重视，健康报应作适当的宣传。
+
+## 药学教育不被重视
+
+　　对于药学教育问题，北京医学院林启寿教授说：我从1950年回国到如今，药学教育计划随时变更，改来改去，弄得我们不知道究竟那一种是先进的，药学会会员常向部里提出这一问题，但没有下落，我们感到药学教育没有方向。药学系附设在医学院内是得不到发展的，它在医学院就像私生子一样，得不到帮助和支持，因为院长都是学医的，体会不到药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想要买一点图书仪器都不能得到解决。林启寿对卫生部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也提出了意见，他说：现在我国的药学教育是学习苏联的，培养对象是到药房工作，苏联在全世界来说，在保证用药安全上是最先进的，但是我们只学来一半，教学计划学来了，其他的一套组织设置却没有动，因而造成培养出来的人与客观事物不相符合。林启寿还提出；我国懂药的人不多，但连这些人也没有被领导上重视。我于1950年由美国回来，感到我们那里专业气氛不足，因此提出我们这里药味不重，应该增加药味，思想改造时，我就成了重点，说我是宗派主义，让我检讨两次。薛愚主任忠心耿耿于药学工作，但他提出的意见，常不能付诸实现，这才是真正的宗派主义。我们院长不懂药。既然要领导，就不能始终不懂，更不能坐在办公室用耳朵来代替眼睛。七年来，院长没有同我谈过话，我们诚心诚意请他来谈教研组的问题，都不可得。中国药典委员会康泰说，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是七进七出，一会说要建院，一会又说不建了，上海教员有条件，实习场所有条件，为什么不能设药学院？参加会的还有两个药学专修科的学生代表，他们认为卫生部在培养人才上只重量不重质，他们有许多主要课程都没有学，使他们到了工作岗位无法担任工作。他们说他们现在是“三不知”与“四不像”，干起工作来，一问三不知，职务既不是司药，又不是药师，真正四不像，他们要求给他们进修培养的机会，不能再拖延下去，因为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有30多岁了，以后即便再有进修机会，也是枉然。
+
+## 药房存在的问题更大
+
+　　“谈起药房问题，我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如果我这次的发言没说完，允许我再作第二次发言。”这是协和医学院药房主任陈兰英站起来沉痛的说：“如果说药学系是私生子，那是新社会的私生子，而药房呢!却是封建社会的私生子，所以同学们毕业后都不愿到药房工作，拿我来说，如果可能的话，我都想转业，为什么呢？因为药房被歧视，得不到同等待遇，药房工作人员甚至连进图书馆看书的权利都没有，说药工人员不是科学工作者。医院领导不懂药，也不知道药房在干些什么，他们认为药房不用进行什么科学研究，不用管什么质量，只要取药时间快就行。领导对药工人员只使用不培养，药工人员无进修机会，因而质量很低，又造成的事故也很多。”陈兰英将脸朝着部长看了一看说：至于卫生部对药房则更不重视，究竟部里谁是管药房的，我都不知道，刚才听说好像医疗预防司在管，但是从来没有人到药房来过。我们药房存在的问题比护士问题有过之无不及，要求卫生部痛下决心，改进药房工作，要求召开全国药房工作者会议，让大家诉一诉苦水。薛愚教授说他这次到武汉去视察，发现有一个80年前的药房，现在还在使用，但这个药房的设备比现在有些医院的药房设备还要完善，这说明我们现在药房的设备落后到什么程度，这样如何保证调剂质量？
+
+## 药检工作方向不明
+
+　　卫生部药检所解崇障、徐玉均、凃国士谈到如下几个问题：1、药检工作没有明确的方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2、中国药典直到如今没有被承认，药检无依据；3、不应把药检工作代替药政，如武汉市就将药政科撤消，将药政科的工作交给药检所去做。另外，他们还反映了药检所任务不足的情况，全国高级药检人员400多人，每人每日平均作9件，由于任务少，有的研究工作，就同时有几个所在进行。解崇障还提出，卫生部对药检工作不仅业务领导不够，政治领导也差，而且宗派主义也严重，过去药检所两位副所长，都因犯错误而免职，他们在职时，同志们常有反映，但卫生部没有处理。
+
+## 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
+　　有的提出主要应从领导思想上扭转“重医轻药”的思想。有的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如要求部里应有一个副部长专门负责药的领导；司长应该由懂得药的人担任。还有人提出，卫生部过去不应将药推出去，弄得四分五裂，整个药学系统的联系很困难，是否可以统一管起来。康泰则说，主要是药在各部门占的比重太小，所以不能成为重点，是否可以将这些“轻”点集中起来变成重点，如将医药公司，药材公司等部门全统一起来，单独成立一个部。
+
+　　会议开到最后，大家都争着发言，直到主席答应再继续召开会议，徐副部长也答应参加会议，大家才愉快的散会，带着言犹未尽的心情离开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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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健康报》1957年5月28日。

CCRD/1/3/2/000693.txt

@@ -0,0 +1,13 @@
+# 广西十四家小型报纸负责人要求中央修改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决定
+
+　　<郭纯清>
+
+　　新华社南宁5月29日讯   广西省十四家地方小型党报负责人，共同要求中央修改“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决定。他们认为这条来自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规定，实际上取消了自下而上的批评，使报纸变得软弱无力，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如果来自群众的批评难以见报，还说什么扩大民主和群众监督呢？这是十四家小型报纸负责人在广西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问题。
+
+　　“宜山农民报”杨树林说，现在谁敢压制批评呢？真正敢于压制批评的只有党委。“右江农民报”刘真认为，过去小报上的批评工作，只限于拍一两个苍蝇，批评对象不是供销合作社，就是食品公司；不要说不能批评党委了，连党委的一个委员也不能碰一下。因此，这些办报人普遍感到他们“有报无权”，不能当家作主。有的说小报在党委里像童养媳一样。
+
+　　这些负责人认为，地主党委对小报的具体领导很少，从来没有或者极少专门研究过报纸工作；但是无理的干涉却很多。南宁市委批评“南宁人民报”办得不活泼，呆板、中心不突出。后来这家报纸办得活泼了，党委反过来又指责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弄得办报人进退两难。梧州市读者投稿给“梧州日报”，批评市委食堂浪费粮食和市长的官僚主义，市委副书记不准发表这篇读者来信，说市长是市委委员，食堂是市委食堂，不能批评。这个副书记还指示报社，批评支部书记也要经过市委讨论批准。桂西僮族自治州地委常委、农村部长李国安，从乡下回南宁买了很多鸡和鸡蛋，公路局班车不准携带，他曾打了六次长途电话要机关派吉普车接他，仅消耗汽油就值一百多元。读者写了一篇小品文给“邕宁农民报”对这件事进行批评，地委副书记便说李国安是地委领导核心的成员，要批评得慎重考虑。后来，报纸不指名发表了这篇小品文，李国安便深深记在心里，报社有事向他请示，他说：“我这个小品文对象，还敢发表什么意见”，拒绝回答问题。还有一个地方党委曾给同级报纸订出了两条规定：一、批评文章不指名；二、批评党委成员只须放在综合报道里提一笔，不能发表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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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民主党派批评中共中央的意见，“人民日报”都发表了，有人认为“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决定，似乎已被否定了。因此这些办报人建议中央修改这项决定，作出明文规定。他们主要的理由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都来自领导部门，既然扩大民主开展整风，群众就要批评，报纸不刊登批评同级党委的文章，有什么理由向群众交待解释；报纸从来没有以编辑部名义出面批评同级党委，唱对台戏，而批评同级党委或委员的意见，几乎都是来自群众，报纸应该选择重要的加以刊登。　　(郭纯清)
+
+　　 ---- 原载1957年6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69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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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壩藏区对平息叛乱政策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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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成都７日訊  政府在平息阿壩藏区叛乱中采取了“以政治爭取为主、軍事打击相結合”和“既往不咎、从寬处理”的方針；到去年底，除極少数零星叛乱武裝尚在活动外，其它都已囘家生产。政府拿出五百万斤粮食，一百三十三万元錢向群众救济，給群众修补被打坏了的房屋，用四万五千元賠修打破了的寺庙，对打死了人的，給以撫卹。过去有工作的繼續工作，工作不恰当的作了調整，没有工作的上層，吸收了很大一批参加了工作。原参加工作的，叛乱期間的工資，都照数發給了他們，不願意工作的也可以囘家生产。
+
+　　阿壩藏区对平息叛乱政策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如：
+
+　　１、上層大部对平息叛乱政策感到很好，十分拥护。州文教处处長劳讓金巴説：“这些人犯了
+
+　　法，在解放前是要严办的，現在却寬大处理，党的政策太偉大了！＂
+
+　　但也有一些在叛乱中因为受軍事打击不重的反动分子，不但不感激人民政府的寬大政策，反而趾高气揚；驕憤無忌。黑水一些上層，在叛乱后被安插了工作，他們就在群众中夸耀説：“不叛乱，那能有官做。”有的反动地主説：“不叛乱，政府也不会賠偿（指錯征收了的东西）。＂松潘毛兒盖甚至曾以撤走部队、工作队等無理要求，作为接受中央慰問团前去慰問的条件。有些爭取囘来的叛乱地主，威胁积極分子，时圖报复。馬尔康草登乡叛乱地主囘家后不交槍，还倒算搶劫农民的牲畜、农具，威胁农民。尕秋里农民馬海云曾为我軍当翻择，地主仁貞威胁馬海云的妻子説要打死馬海云，并經常到馬海云家追問馬海云的踪迹。
+
+　　２、沒發生叛乱的地区的群众和部分开明的上層人士，認为政府政策过于寬大了，不滿意。
+
+　　州文教科長（囘）馬俊修説，对参加叛乱而受到損失的中上層，进行賠偿，群众想不通；有些群众痛哭地説：“我們流血流汗，支援平息叛乱，叛乱平息后，还給不法分子修房子、賠錢！＂州民政科長小金头人蘭紹清（藏）說：“外六县（汶川、理县、茂县、大金、小金、馬尔康）进步快，内六县（松潘、南坪、若尔盖、綽斯甲、黑水、阿壩）进步慢，外六县对内六县意見大，認为党和政府对参加叛乱的，不論大小，只要囘来，一概不究，这太寬大了，他們参加了叛乱，还要做官，这是不公道。自治州办公室秘書、理县守备蒼定安説：“政府对叛乱分子寬大，并保証他們的职位；政策是对的，我拥护。但如果不对群众进行教育，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險。＂他举了些例子，説政府只对上層好，对群众不够关心。如到内地参覌大多数是上層，劳动群众是少数。看戏坐前面的是上層，群众在戏院門口站一下，都被衛兵赶走等等。
+
+　　参加过叛乱的群众开始認为，政府几年来对他們这样好，他們却参加了叛乱，今后怎么办？經过宣傳后，群众認識到受了騙，覚得政府政策太寬大了。对有些怙惡不悛的坚决反动分子的猖狂，群众很不滿意，認为他們罪大惡極，政府应該对个别首惡分子加以制裁。外六县的群众也要求政府法办一些坏人。茂县政协副主席苏仕敏要求政府取消参加叛乱人的委員职务。有些群众向政府表示悔过的心情，説再不听坏人的話了，交出槍，并揭露反动地主的惡迹。黑水洛壩貧农若單初説：“这次我們受到的損失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一点也不怪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几次派人来帮助我們，我們甚害羞。今后一定要好好听人民政府的話！＂黑水也有不少群众，因为干部在賠偿群众損失当中，流露不滿情緒，而有顧虑，認为政府現在寬大，以后是不是会寬大呢？个别落后群众甚至听信了坏人的話，説：“政府这次来賠偿、救济，是怕我們才这样的。＂
+
+　　３、干部中特别是汉族干部中，对于平叛的政策方針还領会得不深刻；記者在馬尔康时，遇到了几个同志，他倒中有的朋友牺牲了，有的自己几乎遭到叛乱分子的暗算。他們对叛乱分子，特别是那些發动叛乱的上層恨之入骨。他們説：“政府宴会，請他們吃飯，要我們去当招待員，我要不是看在工作上，我才不去！＂黑水县有些干部在叛乱平息后去进行賠偿和救济工作，就不甘心，認为参加叛乱的都是坏人，一样看待。本来应該賠一百元的，只賠五十元，并且説：“救济他們，他們有了吃，又要打我們。＂（王世晉）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2期，1957年2月7日

CCRD/1/3/2/00069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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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基层工厂职工要求“放”的情势日趋紧张
+
+　　<人民日报记者　季音>
+
+　　在上海知识界大“鸣”、大“放”之后，上海基层工厂的职工要求“放”的情势最近已日趋紧张。几天前才基本平息了的大批艺徒的闹事，最近几天来新的罢工、集会、准备游行示威等事件又突然增多，一部分工厂则正在“冒烟”、“冒火”，如不及时处理，很可能也要延烧开来。
+
+　　目前基层工厂已经闹事和正酝酿闹事的工厂，大都是公私合营工厂，闹事的焦点是工资福利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闹事有向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方面发展的趋势，据上海市委工业部初步调查，最近此类闹事已发现数起，如榆林区新丰纺织厂六百多职工的闹事，很有组织，成立了司令部，控制了全厂宣传工具，有站岗、联络，在19日下午三时召开全体大会，提出“团结就是力量”、“反对分化”等口号，公开反对干部召开小座谈会与家属访问。这个厂的闹事是要求恢复折扣工资。又如卢湾区天翔毛纺厂也有一百多人集会闹事。杨浦区上海钢窗厂19日中午四十多人集会，选出六个代表要求与工厂谈判工资改革问题。
+
+　　目前闹事有向更公开合法斗争的形式发展的迹象。最近上海发现有工人田国瑞等公开组织一个“平难会”组织，在公共汽车站等行人要道公开散发传单，“要求民主，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当群众把他们扭送到派出所后，田等提出抗议，认为派出所违反宪法，结果只好释放，市工联等找这些为首的人谈，怎么也不能说服他们。据实步调查，这些工人都没有发现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
+
+　　反革命政治活动在基层工厂也在抬头，卢湾区上海滚轴厂发现反动标语：“打倒共产党，拥护国民党，我们队伍快要进大陆。”上海铁路东站举行“庆祝青年团三大联欢会”后，发现一条标语：“青年们，我们是有灵魂的人，国家正在走向死亡，起来吧，打倒上海市长！”江南造船厂技工学校也发现有“打倒共产党”等标语。
+
+　　群众要求“放”，使有些工作只好停顿，无法进行。据江宁区委工资改革办公室反映：该区有五个厂群众自动“放”(即对领导提意见)了起来，工改工作贯彻不下去。如荣华印染厂工人们在分组讨论工改时，大家从工资问题转而到对工厂领导提意见(群众对工资问题意见很大)，群情激愤，有的拍桌打凳，骂公方厂长是“骗子”，“贼坯”，“你在也好，你不在也好，反正我们不承认你是公方代表。”黑板报上也“放”了起来，出现了“去了只狼(指资本家)，来了个贼(指公方代表)”的标题。另一个协顺源翻砂厂的工人也“放”了起来，骂公方厂长是“阎罗王”，骂党支部是“派出所”。这些工厂大都是问题积压较多，工人们情绪虽有些偏激，但大多数意见还是正确的。
+
+　　在基层工厂干部中，目前委屈情绪比较普遍，特别是一些已发生问题的工厂，许多干部认为过去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现在错了，群众就斗争我们，领导上又要我们向群众检讨认错。上海永大染织一厂闹事问题在上海党刊上发表后，不少党的基层干部给党刊编辑室写信，认为报道有片面，把过错全部推在基层干部身上，把工作成绩抹煞，这是不公平的。他们谴责领导上对基层干部支持不够。目前比较多的基层党员干部是不知道怎么办?终日坐在办公室里惶惶无主，有的不敢和群众见面。
+
+　　 ----来源：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70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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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中江县农村中反革命殘余分子又在活动
+
+　　新华社成都７日訊  四川省中江县的一些农村中少数反革命殘余分子又大肆活动，他們造謡破坏、書写反革命标語和投遞反动信件，反动会道門（一貫道等）的复辟活动在各地也有發現。
+
+　　在元兴、石龙、柏林、青市等乡不少地方流傳着“潤七不潤八（旧历明年潤８月），明年动刀杀”；“４９年８月蔣介石垮台，５７年８月毛主席垮台”等謡言。广福、倉山等乡有的地方流傳着“天上落下了天梯，有陰兵下来操練，明年要动刀兵”等謡言。元兴乡一村农業社主任熊金山的母亲，听到謡言后对她兒子説：“你不要当社主任了，这囘改选，选掉算了！”兴隆乡的意見箱里收到一封極反动的信，辱駡共产党和毛主席。广福乡大路旁的石头上發現有反动标語。有的反革命分子甚至揚言：“只要一百人占領兵役局，一百人占領公安局，就行了（意即叛乱成功）。”元兴乡有反革命集团“大汉仁安皇”發展成員。广福、倉山、迴龙等乡均發現有一貫道复辟活动。
+
+　　区、乡、村干部在对敌斗爭上有太平麻痹思想，甚至有的区、乡長期不收集、不掌握敌情，不过問对敌斗爭。
+
+　　当地县委和政法党組已注意这一情况，决定加強对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斗爭。（孙躍冬）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2期，1957年2月7日

CCRD/1/3/2/00070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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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大学学生自发“鸣”、“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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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孙晶、韩炳仁>
+
+　　新华社兰州4日电  兰州大学学生自发“鸣”、“放”起来。
+
+## 大字报
+
+　　5月30日的早晨，在兰大新校址的墙上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这是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写的一封致学校领导上的公开信。贴出来以后，引起中文系、历史系各班学生的响应，都纷纷贴起大字报来，不到一天的工夫，就贴出一、二百张。学校党委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当天下午就布置学生会，开辟一个“鸣”“放”专栏，让学生们大“放”。
+
+　　由于历史系、中文系、经济系原来基础薄弱，教授少，教学质量差，不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他们就针对这一点大“鸣”大“放”。他们贴出标语和大字报，提出“撤销兰大的中文系，要求并校”，并在当天发出给毛主席和高教部的几封信。中文系学生写的一封信内容是：一、把全国综合大学的中文系集中起来办一、两个“鲁迅文学院”；二、把兰大中文系合并于任何一个综合大学中去，毕业学生还提出：要公开分配工作，反对保密，分配工作应和学生商量，反对盲目要求服从组织分配，反对分配工作中党团员化。有的提出政治课教员是否要党团员来当的问题。
+
+　　在数学系，因为最近连续走了三个教授（刘古杰、樊怀义、周慕溪）而引起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是学校宗派主义逼走了他们，大字报上写着：“误人子弟，天诛地灭”。他们要求学校领导公开内幕，很多教师，上自系主任（周慕溪已走）下至助教都要走。试问是什么原因？有的大字报写着“中文系全体同学：我们坚决同意组织统一战线，我们支持你们正义的行动和意见。”
+
+## 自发的“鸣”、“放”大会
+
+　　6月1日晚八时，数学系的全体学生在他们自动组织的“‘鸣’”、‘放’委员会”的召集下，开了“鸣”、“放”大会，并邀请了教授、讲师和助教们参加。为了引起校方重视和解决问题，还特请中共甘肃省委文教部部长吴文遴和学校的副校长刘海声、副教务长陆润林等参加。会议开了五个多小时，会上发言的学生、助教们都愤慨激昂，指名痛骂，有的还拍桌子呼口号。会议进行中，外系的学生也陆续参加进来，一个大教室被四、五百名学生挤满，窗外和门口都站满了人。这样的会在兰大还是第一次。
+
+　　为甚么开这样的会呢？会前学生们回答记者：学校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太严重了。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宗派主义逼走了三个好教授，其中数学系主任周慕溪是在当天上午被逼走的。学校的黑暗令人忍受不下去。他们说学校把他们骗了来，这个学校是造废品的学校，他们不甘心，召开大会请学校立即解决问题。
+
+　　在会上发言的共有二十多个学生和助教，还有一名老教授在会上也发了言。发言内容归纳如下：
+
+　　一、学校存在以付教务长陆润林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他们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数学系系主任周慕溪，教授刘古杰、樊怀义都是屡遭打击后被迫离开学校的。这三位教授业务能力较强，特别是周慕溪是在数学研究上有贡献全(1)国闻名的老教授，他是从上海复旦大学自愿支援兰州大学来的。但是，他们来后既未受到生活上的较好的照顾，而且还遭歧视和打击。受打击的原因，除了他们具有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缺点外，主要是升级问题引起的。学校领导经常提议把不该升级的人给升级，老教授提出反对，因而得罪了一批人，就常受这批人的攻击。有一次，学校领导提议把助教王长师和马云鹏(两人都是党员)提升为副教授，由于周慕溪(九三学社社员)提出反对而未得升副教授，但这却引起王长师和马云鹏的仇恨。今年四月底，数学系召开系务会议，原来通知的会议内容是：提高教学质量、交流教学经验。结果会议变成了对周慕溪的斗争会，许多助教一致进行攻击，迫使周慕溪中途退席。有一天晚上，周慕溪从外边回来，在院子里恰好遇到助教王长师，王长师恶狠狠地对周慕溪说：“他妈的，小子揍你”，吓得周慕溪拄着拐棍就跑。从此周慕溪经常提心吊胆，不安心工作，在九三学社的一次会上讲起此事，边讲边哭。这事，学校党委是知道的，但不管。
+
+　　助教们发言中一致指出：陆润林副教授长根本不配做教务长，他在业务上是外行连个助教都不如，因此在业务领导上他没法领导。他每次给学生上课之前，还临时请教别人。他之所以担任教务长，是由于解放时他是兰州大学的接收人之一，���是党委委员，权势大。为了培植他的势力，尽量把他的亲戚、朋友和老同学拉进来工作。1952年时，陆润林曾把他的妹夫满达人拉进来任中文系副教授，满达人教课中把最普通的东西都讲错，遭到学生们的抗议，不得已才把满达人调到图书馆做秘书工作。现在的教务处是清一色的教务长的人，谁也不敢提意见。宗派主义还表现在研究工作上，也不从业务能力出发，而单纯看是不是党团员。如组织函数教研组，教务长不让真正懂得函数的刘古杰和浦德潜参加，引起人们的不满。在搞十二年规划时，成立兰州数学会，由陆润林领导，但不吸收在数学上有过贡献和研究的非党老教授参加。
+
+　　二、学生们发言中指出，学校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今年四月，数学系二年级学生绕成清由于四门功课不及格给开除了。四门不及格开除这是国家规定，当然没什么说的，但问题在于开除前，绕成清的功课就一贯不好，去年第一学期时就有一门不及格，第二学期又有三门不及格，但学校没有通知过他，这是违反规定的。同时，学校也从来没有找过他谈话和进行帮助，到今年就突然把他开除了。绕成清几次请求学校把他留级或从一年级学起，表示改正缺点下决心努力学习，但学校不答应。绕成清家在四川，生活穷困，全部学习依靠助学金，并另享有生活补助费。被开除后，吃饭马上成了问题，回家路费更没有了，在学校住了几天，由于同学们的帮助和申请，学校才勉强借给路费。
+
+　　一些助教们提出：学校的官僚主义还表现在作风上的粗暴和专横，特别是陆润林表现更突出，对不同的意见不是扣帽子就是拍桌子瞪眼睛，从来没虚心倾听过别人的意见。
+
+　　三、兰州大学不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是黑暗、肮脏的泥坑，是制造废品的地方。
+
+　　在会议上，人们最后提出几项建议：
+
+　　一、彻底整风，彻底消灭三害。打倒宗派主义奠基者——陆润林，撤消他的党委委员和教务长职务；否则，都离开兰大。
+
+　　二、彻底迅速地解决师资问题，要求高教部把全国重点大学的师资统一平衡调整，不要强的太强，弱的太弱。
+
+　　三、如果师资问题不能解决，就要求并校，把数学系和中文系并到其他综合大学去。
+
+　　最后，学生们要求“师资或并校二者必属其一”，并要校方领导在考试前做肯定的具体的答复，否则就要延迟考期。
+
+　　6月2、3日，大字报仍继续贴出，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生也分别召开“鸣、”“放”大会。一部分学生表示：学校再用拖的办法，实在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时，也只好来大民主了。
+
+　　 ----1957年6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70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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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康年整装赴京参加鸣放
+
+　　【本报讯】建议实行“二十年定息”的李康年，昨天带了有二尺高的一大包建议原稿，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了。这是他第一次去北京。
+
+　　昨天清早，他就到牙科诊所去看了牙齿。他愉快地告诉记者：“总得先‘装修一下门面’，到座谈会上讲话，不能掉下牙齿”。他准备把“定息二十年”的建议，到北京去再详尽谈谈。他说：“不怪千家驹等许多同志对我的建议作了论断，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的原文。我主张定息二十年，赎金二十二亿都是有根据的，不是凭空创造、漫天讨价。至于赎买存单的方法，根据最近越南土地改革以公债征购土地，也是用公债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又从已经整理好的一个皮包里抽出那本“国际译丛”来翻给记者看。
+
+　　李康年是在前日深夜接到北京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负责方面的电邀。电话来时，他正在戏院沉吟于马连良的“诸葛亮上坛台……”里。归家马上接通电话。他表示深深感谢党对“鸣放”的支持。昨天临行前他对记者说：“不鸣不放，不会进步。党要我们帮助整风，我李康年决定诚恳反映问题。应该不应该采纳，那是另外的问题。”
+
+　　（来源：《新闻日报》1957年5月31日。原题为：“二十年定息”建议人李康年  身带大包建议原稿　整装赴京参加鸣放”。）

CCRD/1/3/2/00070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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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二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二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叶、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天津造纸公司经理）董少臣、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秘书长（天津油漆颜料公司副经理）车重远、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章元善、上海棉纺工业公司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述曾、全国工商联常委（广西工商联副主委）卢燕南、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姚维钧。
+
+　　刘永叶在发言中，建议政府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来进行自由竞争。他认为中国人口多，需要的商品花色品种也多，小商小贩有它存在的条件。如果能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一方面可以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满足人民需要，一方面又增加一个劳动就业的场所。他说：现在自由市场很混乱，不是由于管得太死，而是没有管；只要把他们很好地管起来，他们是会起很大作用的。
+
+## 董少臣说：我不主张完全撤出公方代表。他又说：我主张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
+
+　　董少臣在发言中对于撤出公方代表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说，自从人民日报以“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撤出合营企业公方代表”为题登出我对公方代表的主张以后，有人说我想纂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说我要造反，说胆子太大了。后来有人帮我做了解释，说明这个标题和我的原意有些出入，有人又责怪我说了话不承认。因此，思想上有些沉重，本想申明一下，也有人劝我不要申明，为了“鸣、放”起个带头作用。
+
+　　他说，本来大公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我并没有系统的准备，就随便说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资本家接受党的教育已经七年了。合营后，虽然安排了工作，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总觉得无事可做；衡量自己的能力，又不是干不了。这反映了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苦闷心情。我想，要使私方人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只靠空洞的语言教训一番，必须让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去锻炼才有可能。因此，我建议在企业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国家计划、具体业务交给具有才能的私方人员负责，让公方代表放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后来新华社播出来是撤出公方代表），这对私方人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不主张不加区别地把公方代表完全撤出，那样做是有害的，我只是说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我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私方人员可以有条件学会社会主义管理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第二、可以精简机构，公方代表可专做党的工作；第三、党的领导可以掌握全面情况，可以密切私方与党组织的关系，把生产搞得更好。
+
+　　董少臣发言后，车重远又补充了一点意见。他说：关于“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的问题，天津市的工商业者有的同意，有的反对。我个人认为在个别合营阶段，公方代表是非派不可的，但是全行业合营以后，情况不同了，一般都成立了专业公司，小的企业变成了车间，层层都派公方代表是否必要，值得考虑。不过全部撤出，是不堪设想的，因为阶级关系还存在，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还不能一下子改变过来。
+
+## 章元善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句话容易成为官僚主义的护身符。
+
+　　章元善说：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我们感到义不容辞。我曾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了五年，参事室搬了几次家，愈搬愈远，我也感到愈想靠近党愈困难。现在三大主义已经发展到危险的程度，很多意见反映上去得不到及时处理，问题愈积愈多，党与群众之间的墙也就愈厚、沟也就愈深。有些问题，上面已经作出决定，到了下面又被保密起来，没能贯彻。他说：现在保密的事情太多，甚至有的疗养所的作息时间都保密。他建议政府把保密范围缩小，让更多的人知道国家更多的事情。
+
+　　他说：解放后，在公文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话：“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句话容易麻痹大家对缺点的认识，做了官僚主义的护身符。大家要对小的缺点提高警惕，因为小的会发展成大的，个别的也会发展成普遍的。他最后希望党对党员加强教育，希望公方和私方一齐学习，同时受同样教育，以便思想认识一致。
+
+## 陈述曾提出了资方代理人对酬劳金的意见。
+
+　　陈述曾发言中反映了上海棉纺业资方代理人对酬劳金的意见，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棉纺业内部矛盾之一。他说，在公私合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有着明确的规定，这说明酬劳金是资方代理人应得的合法利益（当然不一定是合理的利益）。资方代理人提出酬劳金问题已经一年多了，而上海工商联的领导人物一拖再拖，似乎准备拖过三年七年，把这个合法利益变为不合法。他认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缺点的；去年说，酬劳金不必谈了，今年又说，可以由私方自己协商，真是一个哑谜。这个情况，反映了资方代理人同棉纺业同业公会的领导层之间是缺少共同语言的。
+
+　　接着，他对千家驹的发言提出了批评。他说，从资方代理人的角度来看，千家驹的发言跟我们资方代理人的思想感情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不同意千家驹所说排队买东西会在思想上滋生一些留恋资本主义的情绪；相反，如果对排队有所不满，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积极性的表现。他认为千家驹把脱胎换骨说成超凡入圣也不对，他说，我们绝大部分工商业者对于抽筋剥皮固然害怕，而对于超凡入圣也不感觉舒服，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圣人阶级，资产阶级是凡人阶级，那恐怕有许多资产阶级要放弃改造，工人阶级也有许多要背叛自己的阶级。
+
+　　接着，他反映上海一些代理人的不满情绪：说我们代理人代理得太多了。我们代理经营管理，代理剥削工人，代理五毒，代理受教育，代理大老板过关，代理……而那些在工商界团体领导层里的人物（即代理资方的代理人）却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最后他要求在工商联、民建等组织中有自己的代表席位。
+
+## 卢燕南希望改变对“资本家”的称呼。
+
+　　卢燕南在发言中，主要谈的是公私关系。他谈到：现在有些党团员仍以旧眼光看待私方人员，对他们不信任。有个厂，上级有事通知开会，厂长不在，让秘书去；秘书不在，让党支书去；党支书不在，让工会主席去；都不在，宁可缺席，也不让私方人员去。有的厂，党与非党人士犯了错误，教育方式也不同，一是内部教育，一是开会批评，甚至发通报。他说：我们是资本家，但是有人叫我们“资本家”、“先生”或“老板”，心里总有些不舒服，听到有人称“同志”，心里就很兴奋，他希望社会上能改变对他们的称呼，希望报馆也能笔下留情，不要左一个资本家，右一个资本家。
+
+　　他说：拆墙、填沟，要公私双方一齐来搞。从私方人员来说要除三害，即消极性、自满情绪和自卑感。我们即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就要拿出当家作主的样子，正视自己的缺点，虚心学习，不怕碰钉子，主动争取公方领导，积极发挥“财富”作用。从党这方面来说，要加强对党团员的统战政策教育，让他们和党外人士交朋友，说知心话，公方要大胆信任私方人员，要与私方人员真诚相见；在企业里，要把民主管理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草拟章程时，要有八办和工商联参加，以便反映多方面的意见。
+
+　　最后，他提出：他们省工商联没有党员秘书长，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要求统战部给他们派个党员秘书长或党员办公室主任。
+
+　　姚维钧发言中，主要反映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的情况，她认为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之中不少人得到了学习机会，思想有了提高，其中有些人也逐渐得到了安排。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有的因为家务事多、或男工商业者不支持，不能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有些骨干分子因社会活动太多，家务劳动没时间搞，爱人也发脾气。她建议有关方面要对男工商业者进行教育。她还反映了一些中小户工商业者家属生活困难情况，建议政府对他们给予适当照顾。她又反映了妇女在节育宣传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歧视，要求政府要多方面宣传，并按宪法规定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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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CCRD/1/3/2/00071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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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民主人士对“鸣”、“放”顾虑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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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宁、卞祥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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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济南30日讯
+
+　　山东省民主人士对“鸣”、“放”仍然顾虑重重。据民盟济南市委成员贾少浦对记者说：“最近我们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说：毛主席指示‘首先要在高等学校内取消党委负责制’，而张季兰教授(民盟济南市委副主任委员、山东医学院副教务长)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却听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夏征农说：‘党委制肯定不能取消，而且还要加强。’这引起张季兰的怀疑和顾虑。”山东师范学院某些民主人士从报纸上看到首都“鸣”、“放”得好，就向这个学校的一位党员负责干部提出山东的作法“是否和北京相同”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既相同，又不相同”。因此大家议论纷纷，认为“北京是可以尽量‘放’的，而山东就要有所限制。”山东师范学院有些党员甚至在座谈会上说：大家要好好钻研文件精神，不要乱喊冤枉。
+
+　　等待观望，看风转舵的思想在工商界及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很为普遍。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济南市副市长张东木公开表明工商界有两个顾虑：第一是怕打击报复；第二怕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私下里对一些大胆“鸣”、“放”的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要考虑到后事。”有的人说：“看一看吧，不能‘放’就‘收’，我们资产阶级是有这套本领的。”也有人把自己比作“百花”中的昙花，要“放”一刹那试试，看看是否仍然是“上边统战，下边捣蛋”。
+
+　　在肃反运动中被斗错的高级知识分子要翻老案。政协山东省济南市委二届一次会上有人反映：山东师范学院的整风，应叫余修(山东省副省长，前山东师范学院院长)下请帖请那在肃反时被斗的来帮助。山东工学院在三反对，把十多个老教授说成“反党、反团、反领导”，现在有人要翻案，研究当时的情况，到底是内部矛盾，还是外部矛盾。
+
+　　有些单位仍有阻碍“鸣”、“放”的情况。山东农学院教授李家文在去年10月因所谓“窃取他人科学研究成果”的问题，被斗两次，当时刚入党不久的院长陈瑞泰曾对他说：“以后还有更大的难看等着你呢！”在半月以前，该校党委书记华山还问李家文服不服气。最近民盟山东农学院支部主任委员张之光在一次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李家文的问题，当晚华山就把张之光找去作解释。因此，李家文表示坚决不“放”，并且说如果“放”的话“就要了我的命了。”
+
+　　有的单位问题很严重，民主人士要“放”无处“放”。山东医学院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教授孙绍谦曾表示山东卫生厅没有能力来领导医学院：该院的“医教问题”拖了好几年也还没有得到解决；副院长方春望(党员)作风跋扈，独断独行，下面意见很多，但是却没有机会讲。因此，该院有些民盟成员说：还是由民盟济南市委召开座谈会，让我们“鸣”、“放”吧。
+
+　　来源：1957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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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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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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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30日讯  南开大学贴大字报之风已刮到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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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校的大字报的锋芒一开始就比较集中的指向肃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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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肃反问题的大字报使得学生情绪激动的有下面这么四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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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化工系染料专业四年级的“挤走、压疯、害死了人的事件”。这是染料专业四年级一群学生写的题为“惨！惨！！！”的一张大字报中揭发的问题。在这份大字报开头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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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树仁已矣含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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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狂存生何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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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求何的遭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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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皆被冷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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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君世间多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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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党爱国帮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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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起推倒三座山！”(树仁、中和、以求是三个学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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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学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了，大字报中说她是因为在肃反中检举了一个党员肃反小组长而遭到了威胁，在恐惧的心情中被迫自杀(据记者到党委会了解，在肃反中没有斗周树仁，她的死因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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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中和因在肃反中受到了刺激而被逼疯了。这个事情在大字报中公布以后，不少学生都贴大字报表示愤慨。团员巴逢麟、张静波、李志达写了一幅“丧”(当做白挽)：“凭吊肃反中被冤屈的灵魂，为闷棍打死和打伤的人默哀！”还有的学生提出为死者伸冤！追究责任的口号，要求弄清周树仁事件的真相。
+
+　　(二)王桐林事件。王桐林是机械系内燃机专业三年级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他在不久前得了神经病而疯了。在“王桐林事件专栏”中一些大字报说王桐林在肃反中被党员文世骐、张光本等人利用而斗错了同学(肃反运动时王桐林是副小组长)，在肃反结束后，王桐林要求纠正肃反中的错误而遭到了打击。后来王桐林就气疯了，并且曾大喊：“掐死张光本，枪毙文世骐”等话。内燃机专业三年级一群团员和同学在大字报上呼吁：“我们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同志疯了，一个被大家所热爱的同学被扼杀了。这是血淋淋的事实。不!这是比血更惨不忍睹的悲剧。全体同学们！支持我们吧!我们要求澄清这件事情真相！我们要求那些害人的人负法律责任!”接着有的大字报就提出“为疯者伸冤”等激烈的文章。机械系党总支已在今天贴出大字报表示态度，准备会同内燃机专业三年级的同学组成调查组、彻底清查“王桐林事件”问题，并及时处理。调查组已由机械系主任史绍熙教授、余国琮教授、刘友钧教授和同学等组成，准备及时进行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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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恶狗”事件。一个署名“一华侨‘恶狗’”的学生在大字报中揭发了他在肃反中遭到的迫害的情形。他的呼吁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不少人署名“狗类”同情者来控诉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
+
+　　(四)姜志新事件。姜志新(团员)在周总理和西伦凯维兹总理到天大参观时，他监视几个肃反被斗的同学，并且他又叫另一个团员监视他们到宿舍的活动，而这个团员告诉了被监视的学生，因而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同时有的团员也公开泄露党团组织布置监视学生活动的部署。“要求姜志新公开检讨并给予校纪和团纪处分！”类似对这四个事件表示愤慨的大字报已陆续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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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学的领导上过去存在着麻痹自满思想，在25日南大发生问题后，党委书记李曙森在当天下午召集学生讲话时还认为天津大学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第二天大字报就在学校里贴出来了。目前，党委已积极采取措施，进行研究处理。天大副校长、党委书记李曙森在昨天下午和晚间就分别召集肃反被斗的学生和非党团员学生举行座谈会，请学生们大胆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参加座谈会的学生提的意见虽然比较偏激，情绪也比较激动，但是他们对李校长虚心听取意见的态度表示很满意。今天下午还召集华侨学生举行座谈会来征求意见。
+
+　　市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到天大视察时，学校也事前贴出了布告，希望学生们找代表们反映意见。几天来，已有六十多名对肃反等问题的意见的学生向代表们反映了情况。党委副书记张芳春对记者说：学校在肃反善后工作上有缺点，现在正准备及时地做一些工作。由于党委会采取了主动措施，估计同学们对肃反问题的不满不致于进一步扩大，但是根据这两天的情况来看，学生可能举行控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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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5月3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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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盲人复明也有罪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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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主任、西安军医大学教授　张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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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下面发表的是张锡华、沈反白同志在本月15日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和本报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医务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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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解放一年之后，1950年4月我抱着为祖国建设事业起一个小钉的作用的心情，从国外回到了祖国和我的家乡——西安。几年来，我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惊人的成就，深深体会到党的伟大、正确和英明。在同将回国的留学生朋友们写信时，我说：“我可以指天发誓，以我所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而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党!除非亲自体会是不能想像解放后短短几年中祖国建设成就于万一的!只有跟着党走，才有胜利!”据我所知，这也是所有具备起码常识和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共有的认识。
+
+　　今天党报和社，要我谈一下人民内部矛盾，我们都知道揭发缺点，是进一步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声，因此，关于成就方面就不多谈。
+
+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长期的方针。近来西安“鸣”、“放”之声初步展开，但是我觉得人们到底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几年来有些基层单位，把党的正确政策执行偏差了。个别的地方还偏差的出奇，造成群众对呼吁真理的顾虑，不愿大胆“鸣”，怕被人断章取义，来一个打击性的“整”。我认为要群众“鸣”得好，首先要领导上“放”得好，而不是给人们以半放半收的印象。只有把问题真诚的摊开来，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任何怕放乱了的顾虑，都是不了解广大群众坚决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
+　　有幅漫画：一个人用手抓着鸡脖子、叫它鸣！这幅漫画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在座的人，虽没有人抓住我们脖子，但是一些为了提正确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的经验，正像一只无形的手放在脖子上，这只手就是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象征。它尤其象征着过去个别单位领导对愿意提合理化建议或批评意见的同志们，将来借机利用职权打击报复的事实。我觉得不首先让这一类事实的放手揭发，不重视它的处理，只谈生活细节上的矛盾(如伙食办不好，房租贵贱等)是一种“重点旁移”的作法，也就是不先除去扼在鸡脖上的手却叫鸡去叫鸣的作法。
+
+　　1950年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初成立，一间小房，一桌一椅，病人少，设备谈不上。我们以从头做起的精神，争取党的支持，同志们的合作和群众的舆论。在1954年发展到病床四十三张，加床到四十七、八个病人，门诊最高接近每日三百人次，成为西北最大任务的一个眼科。在为人民事业发展奋斗的过程中，我们爱国、爱人民事业的热诚，曾触犯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者，他们当时找不出反对正确要求的理由就在运动中乘机颠倒是非来打击我们作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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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学习苏联先进角膜移植成功以后，全国各地渴望重见天日的瞎子，很多人来信询问就诊事宜。有次我到北京开会，回来后就堆积了三百多封信没来得及处理，在教学任务和诊疗任务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就得找个助手。把意见提给领导，但领导始终未派人来，为了不使患者久等，只有自己口述由我爱人执笔。但是领导上质问：“她凭什么资格回信?”(因她不在我们医院工作)，我想这话也有道理!不拿医院工资，没有医院干部身份，竟敢办起公家事来，万一办出个差错是不好的。于是自己起信稿后，交办公室去抄覆病人。不料在几个月内病人接连来信说：“前信没有得到答覆”，后来才发现他们的来信被压，并没有回答。我就大胆地批评过这种不许别人作而自己又不作的情况是官僚主义。
+
+　　再如：几年来卫生部曾调青海、甘肃等省眼科医师(很多是主治或主任医师)来我科进修。我们以为给国家培养干部是个光荣任务。叫他们深入病房和我们一起负责治疗工作，但是医院一直不给找地方住，这样病人晚上痛苦时找不到大夫，大夫晚上关心病人进不了医院里来。后来我只好建议让他们晚上在门诊部搭一行军床，白天就收起来，医院领导还是不答应，后来西北卫生部党的负责人来交涉也没效果，整整一年学习的时间过去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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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来，像上面所提的例子还多得很，不是一朝一夕能讲得完的，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他们实在找不出理由来说服我们正当的要求，为了更好的作好人民事业，我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向九三学社、统战部和党报及上级负责同志反映医院里需要消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情绪，因此几年来领导上曾受到上级不少批评也作过检讨，于是他们记恨在心，待机发作。在1955年，他们杜撰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对个别党员任何看法有不同意见或批评意见的人，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因而得到结论：说过领导有官僚主义是反领导和反党，为实习大夫找住处是有意叫他们对领导不满，也就是带领他们反党。此外我们科内同志在互相团结之下，几年中建立了一个比较有群众信仰的眼科，他们说：这是独立王国、小集团。请木工、理发师、牙科技师和电工等帮助我完成一些科学性研究，我们请他们吃过一次牛肉泡馍，这竟成了所谓小集团。一直追查一年多。1950年到1951年,在卫生局叶局长邀请下，我担任过医务院长，后来因为自己是党外人士执行职务有职无权困难重重，就坚决辞去，专心致力于业务。他们说：“你不当院长，就是居心破坏!”。他们把他自己代我发给国外友人的信，说成是与敌国通信!
+
+　　党一再号召专门人材要多培养干部，应当从事教学工作，这也是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志愿。几年来，我一直兼作医科大学和市第四人民医院两处工作，自己身体不好，常感到身体精神都不能支持。市卫生领导上邀请我到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时，我曾说明这点：志愿搞教学工作，当时医院领导因工作需要不同意我走，因此上级领导和院长曾在聘书之外附有一封作为聘书附件说明“关于你的去留问题，以后不受任何限制”。但后来他竟不顾事实，带头在会上说：“你是怎样混进医院的?”作为一个高级领导，这样出尔反尔的无信用捏造是非，真是令人寒心，这和党的正确教育简直是完全背道而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利用职权、强迫群众给他私人充当打手：当一位外科主任和近六十岁的群众不愿按照领导的指使来昧心说话时，一位党员院长竟然斗争他们大叫着：“我们掌握了粮食，即或你是什么留学专家，叫你饿死你就得饿死。”难道国家的粮食政策就是像这位院长说的，为了饿死不合他私人意见的人和不屈于威逼的人吗!这是给党建立威信吗?当然不是的。这位院长对群众的作风真好像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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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威逼、利诱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下，歪风长大了。有些人把自己的入党升官晋级，对“领导人”的忠诚，建筑在捏造和曲解事实和别人的痛苦上。以致在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造成像人吃人的无情状态。我常想不通：万里奔波回祖国从事医疗事业为了使更多的瞎子能看见，给领导提些合理的意见就要受到这种非人待遇，这是什么道理?难道爱国爱人民事业有罪吗!几年来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把我教育成了个可知论者，但是第四人民医院的领导人却把我们变成个不可知论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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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而党和毛主席是正确的，最后组织上对我几年来之工作结论为：有主人翁观点，和“独立思考”，还选我为市、省、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实在说我自己觉得是不配的)，我把它当作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但是我们亲身体会到上述骑在人民头上，行“生杀予夺之权”恶劣的作风，决不是一般的所谓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可以比拟的。这些情况曾向上级反映过多次，但有关方面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这是“考验”。这样是非不清，爱憎不明和旧社会的“官官相卫”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害人的宗派主义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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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我完全赞成。很多好的领导同志，也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他们的本质和愿望是好的，看到他们的辛苦，我们会觉得就是“和风细雨”也怕是对他们也有些重了。但是对有些一贯利用职权，违法乱纪，以公报私，甚至侵犯人权，破坏宪法等行为，不加查明处理，或以和风细雨待之，就不能令人心悦诚服。目前，上级党、政虽也处理了个别的人，但主要只是调换一个更高的领导位置，这说明还有些认识不清，甚至还有些“碍面子”的宗派情绪。这种情绪目前直接造成下面群众的不安心和不敢大胆鸣的顾虑。
+
+　　卫生部门有一般的官僚主义，并不稀奇。应该提一下为害很大的特权思想。只举一个例子，有位好心的同志告我说：“某首长说：‘某人好驾驭，某人不好驾驭’”这样不分群众意见是否合理，只从驾奴着想，对不顺己心的人，“创造”机会来顿毒恶“打击”，使人���“威”，这完全是把人当牛马。这种思想作风如不改变，叫“牛马”重新变成人，怎能谈得上把消极因素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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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说明领导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下边举个例子。
+
+　　用人工晶状体治疗眼睛失明患者，是世界上近几年来新的科学发现。在西安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没有用国家的钱，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在1954年国庆前三天作成功了，治好了一位失明十多年的农民(至今已将三年视力仍好)，陕西日报还派记者到兴平去调查属实向全国报纸报道这件事。以后我又给九只失明的眼睛作了手术，其中一例完全恢复正常，六例能看到报上的字。作的过程中，我曾向市第四人民医院及卫生局领导上汇报，还请他们来指导手术。也写过书面汇报，但他们却向上级党委说：“未得许可私自开展新手术”，使我得不到领导的支持。最后东北一位技术工人，不远千里来要求治疗，但因领导不去看，不研究就决定不准作，并让这个工人同志出院。但是西安军医大学的同志们说：“张教授为什么不到军大作，我们也好有机会学习”，后来呈请军大负责同志批准住了院，但临作手术的前一天，卫生局又追到军大不让作，当时我想卫生局既不让瞎子的眼睛复明，不作也罢，但须向军大领导说明情况。出人意料，军大校长没等我说完就要我陪他亲自去研究检查病人，证明这只失明的在东北医大无法治疗的眼睛，非人工晶状体手术外不能治好。军大的校长立即鼓励和支持我说：“我支持你作，市上不同意，我去答覆他们。”就这样，经过手术，这位工人同志的远近视力完全恢复了正常(现在恢复全劳工作已两年多了)。谁知这样更得罪了西安市卫生局领导，在手术后四个月，召开了一个对新科学研究的斗争会，会上局长总结说“就是99％的成功率，我们也不答应你作！”这那里是一个领导科学工作的人应当说的话?试问最常见的盲肠炎手术谁能作到99％的成功？何况一种新的复明手术?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扼杀科学研究!不错，我们的效果还没有达到99％，但当时在苏联还在试作阶段(现已初步成功)。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会对其他一切科学研究进行打击(像角膜移植，活动义眼等)，想从里面找“医疗事故”以达少数人预定“惩办”的私谋，但是在党正确的领导之下，他们没有完成愿望，现在这些事却被当作先进事迹展览了。从对人功晶状体研究的反对与支持来看，领导是有正确与不正确两种，假如没有像军大校长——一个令人钦佩的领导者的支持，我相信那位东北技工的眼现在还是失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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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种新的研究会遭到阻害，甚至追击?为什么自己亲眼看到手术和书面汇报，还说别人没有汇报过?这难道是一般的“思想”问题么?有人说过去的西安市第四医院领导对干部是吹毛求疵，我觉得说的更确切些是有意颠倒是非。他们的职权是非常特殊的，人们说院领导不是领导大家作好工作，乃是“法院的全权代表”，其实人民法院从来倒是公正处理问题的，绝不可以人民法院来与他们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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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西安市第四医院已经换了新的领导，说明市委对上述情况已有所了解，也有人告诉我不要再多说话，但是我的谈话绝不是对某些个别人而说的，乃是借着事实说明党在今天展开整风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从团结的愿望谈出来，希望同志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整掉恶风，才能叫大家更好的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我还要提出：现在反对三害(三大主义)首先要反对与党中央意图相背的宗派主义，因为它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保护者和培养者，特别要反对身披马列主义外衣，口喊马列主义经典章句而里外不一致的人所形成的宗派主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向任何取消党的领导的倾向作斗争，因为反对宗派、官僚、主观三位一体的大妖怪的目的，是为加强党的领导，领导我们六亿人口更好更快的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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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胆的讲话，但在以往存在的打击报复的坏作风还没有确实克服以前，今天的发言还有可能造成再一次接受“冷箭”的因子，也许在看见毛主席指示普遍贯彻以前再受一次打击报复，但是我坚决相信党和毛主席的光辉会把每一个为真理斗争的人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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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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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农学院的“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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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农学院教授　周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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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的印象里，西北农学院是西北各院校中成绩比较突出的，其实并不这样，只是客来扫地，作些门面，拿些旧的成绩(如碧蚂一号)夸大宣传而已。长时期来我觉得西北农学院政治空气浓厚，搞各项运动都是轰轰烈烈的(这当然是好的)，但学术空气却异常稀薄，科学研究甚至教学工作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来，直到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运动开始以后，我却感到“学究气”反常地浓厚起来。就拿这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说，我们的布置是四个星期的学习，三星期用来“精读文件反覆钻研文件”、“深入讨论矛盾产生的原因”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似乎让大家以欣赏的态度来把玩这支“百步穿杨”的好箭不叫放出来。一句话，领导者有顾虑，不愿放；因此群众也有顾虑，不敢放。我们放得不够，因为领导放手得不够。
+
+　　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我院是非常严重的，教学改革上不但是生硬地学习苏联，并且要求冒尖，好大喜功，不从实际情况出发，造成全体教师的忙乱。解放已经八年了，我们在教学上或科学研究上取得了那一项显著的成绩呢?是举不出来的。这由于学校的党和行政支持不够，领导有问题。行政人员是双套配备。整天闲得没有事干，教学人员要求计算工作量，辅助人员不够，教师经常地都要开夜车。行政上的大小通知命令都用铅字或刻写得很整齐的油印，印得很漂亮，又很讲究，但学生必需的讲义和教学上的参考资料不易获得批准付印，油印刻印的讲义都是错误百出字迹潦草，无法读下去，教师科学研究上或教学上成本的著作在校内更没有可能出版了。如何能够提高教学质量和鼓舞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呢?植物保护系提出要一只浸渍标本橱，申请了三年都没有得到，又申请在二号楼前造一所养虫室，申请了二年才得建造，经过四个月完工了，领导上批评地点不合适，说没有得到批准，大家明白没有批准那来的工人、木板、洋灰和水泥呢?如说地点不合适，在四个月建造过程中领导同志天天经过难道不会见到吗?为什么不及早纠正呢?
+
+　　宗派主义我们领导上认为是没有的，事实却胜于雄辩，我校留助教，解放以来一直要留党团员，有的学业是很差的。送苏联去的都是党员，有的三次考不取还要保送出去，昆虫组教学工作量比植物病理组重，教师力量薄，但病组出去两个党员了，(还有一个想送还未出去)，虫组至今没有机会，造成我们教学上的困难，这是从国家需要出发呢，还是从政策出发?非党员犯了错误采用大民主的方式，公开批评；党员犯了错误采用小民主的方式，党内批评。因此有人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分开来的，党员有批评的武器，非党员有自我批评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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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校里流行着使人不能理解的理论，就是谁不满意任何一个党员的言行，就被认为“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反革命，这种奇怪的逻辑是值得研究的。事实上很多党员的思想作风实在太恶劣了，诌上骄下，把别人的话断章取义向上汇报，打击别人，以求宠悦，使群众和他们相处和刺蝟一样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如何能叫人满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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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也是不够民主的，如有一个候选人，群众意见很多，但为了给予这些人的政治“报酬”吧，还是把他们推出来了。学校行政人员，院长办公室、人事处、教务处的人太多了，去年我也曾在行政会议提出来，并向陈副院长提过，要求放到系里来，陈副院长说：“你不要再提了，免得领导上被动”，但至今我们还未见到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地在一次运动时，有些党团员认为我在小组酝酿时不赞成那个候选人，给党的威信起了不良的影响；我主张减少行政人员，是要削弱人事方面的力量，是为反革命分子铺平道路。直到今天还有人说：“最近光明日报等报纸上放出来的意见多半是不正确的，那反映出民盟、九三等小资产阶级政党要和共产党争政权”，用那些帽子来扣住人，封住别人的嘴巴，剥夺别人批评自我批评的权利，对革命有利呢还是有害呢?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民主不但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如果只是手段，我不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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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农学院的院刊是不喜欢刊登和主编的看法不相同的文章的，关于“新八股”的讨论就是这样，和主编想法不同的文章不给刊登。即使刊登了，一���要在后面同时附上一篇批驳的意见，造成单面优势；眼看自己一方面快要理穷时，就干脆停止讨论，拒绝刊登。是一个独鸣独放的园地。我们希望它能够改变作风，真正能够配合这次运动，不要成为“半遮面”的“琵琶”。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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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 续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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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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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子为提出改进党与非党关系的七点建议
+
+　　罗子为最后发言。他谈的是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又偏重谈党与行政的关系问题。他说，从党与非党的关系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
+
+　　如何搞好党与非党的关系？他分析现在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非党人士有职有权。他在手工业管理局工作，他举他自己的情况作为说明。第二种是有职有部分权。第三种是有职无权。涉及到职权问题的情况是：第一，国家机关是由党组负责，对方针、政策、重大决定，都由党组讨论。非党负责人是不是有职有权，在于能不能参加党组讨论。有的参加了，就觉得有职有权。有的没有参加，党组决定后告诉给非党负责人，这就使非党负责人感到有职无权。第二，机关行政工作是分工负责制。非党负责人分担的工作，如果下面的党员干部听他的，就会有职有权，否则就觉得有职无权。第三，看文件，参加会的问题。文件有两种，一种是党内的，一种是行政系统的。党内的文件，民主人士看不到，有的也看到了，这就有不同的感觉。他说问题就往往出在这上面。会议也是如此。
+
+　　他说，这些方面，做法各有不同，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没有明确规定，而往往交给党组去掌握。到了机关，又交给党员个人去掌握，这就变得作法不一致了。他举例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传达作法就不一样，有的单位只在党员中传达；有的单位在某级以上干部中传达，不分党内外，有的党员没有听到也不满意；有的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传达。他说这是制度界限不明确。
+
+　　他说，党与非党关系，在具体到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党员的责任。他说从前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三个人在一起，其中只有一个党员，三人相处得还融洽。后来他离开那个单位，但那两个人却闹起意见来。这是谁的责任呢？他说是非不清。
+
+　　谈到如何贯彻有职有权问题时，他提议：
+
+　　第一，中共中央要做明确的规定：机关党组开会讨论重大问题时，如是扩大会议，党和非党的负责人员都参加；讨论某项业务时，有关非党负责人也参加。至于保密问题，他说非党负责人是会懂得的。还应规定：各机关必须贯彻分工负责制。这样可以加重非党人士的责任感，也可以推动工作竞赛，推动钻研业务。还应规定：凡属于工作、业务范围的文件，应该让非党负责人看。作了这些规定，党组好掌握，党员容易明确。第二，党组代表中央负责掌握方针政策，推动行政贯彻。至于保证，可以由机关党总支负责。第三，应明确机关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给无党无派民主人士表达意见的机会。第四，机关对非党人士，有的不大注意，有的关心不够，有的老干部警惕性过高，使非党人士觉得不受重视。党对新党员教育不够，说话行动都有不好的地方，应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五，民主党派几年来没有检查过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应该检查检查，会对成员有教育作用。第六，在广大党员中进行统战工作教育。第七，非党人士也应在改善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上，作自觉的努力。
+
+　　他还谈到党员与非党人士交朋友的问题。最后他希望象这次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做法，能够订为制度，定期举行。另外还要定期进行检查。这样党与非党关系就会好起来。
+
+## 陈其尤说：应当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
+
+　　陈其尤在３０日上午的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在他的书面发言中，首先谈到关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问题。他认为：要切实贯彻长期共存的方针，使民主党派真正能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就应该给民主党派能够共存和监督的条件，而民主党派自己也必须创造能担负起这一任务的条件。
+
+　　怎样才是给民主党派共存和监督的条件呢？他认为领导党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民主党派需要代表、联系他们特定的阶层和人士，同时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这就要在某些城市建立组织机构，进而健全充实这些机构，才可能正常开展它们的工作。但不管是建立机构或者是充实机构，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主张当民主党派需要在某些城市建立机构时，只要这一民主党派在这一城市中有足够的工作好做，领导党就应给予建立机构的有利条件。当民主党派需要调动其成员（他本人同意）回党工作时，只要他原机关不是非他不可时，就应该给他协助，借以充实民主党派的机构。这一点过去某些地方统战部如广东统战部是做得很不够的，我曾有一次为了要调动一位致公党的成员回党支援工作，就受过极难堪的遭遇。
+
+　　第二，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在理论上说是平等的，而实际上在很多人（当然也包括统战部的某些同志）的眼中却不一样。我觉得过去领导党对我们致公党的工作是支持不够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时，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居然没有在政协常委会中占一席位，因此，使我们为了开展一些工作，为了使我们的工作少出错误，急需知道某些政协常委会的决定时，也只能从私人朋友方面去打听。这对于致公党的工作不能说没有妨碍。今天这种情况虽然有一些改进，但仍存在着重大不重小的现象，有很多重大事情我们必须知道的，但我们仍没有机会能及时地知道，以致我们无法及时正确指导致公党的工作。
+
+　　第三，应鼓励民主党派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和帮助进行思想改造，现在不少人反映民主党派有自卑感，但这并不是天生就自卑，这是由于环境造成的。由于他们不可能看到足够全面的材料，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较全面的意见。不全面的意见提出来也并不是完会没有参考的价值，但却很容易遭到极冷淡的反应，甚至会有被扣帽子的危险，再加上他们碰到了不少共产党员的优越感的表现，久而久之，不能不养成自卑感。
+
+　　我们希望领导党从组织、政治和思想三方面大力协助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有条件承担起监督作用。
+
+## 他要求恢复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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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陈其尤谈到要求恢复暨南大学的问题。他说，华侨热爱祖国文化，要求子女接受祖国教育，送子女回国升学，是值得我们欢迎的。但在目前文教建设还一时不能适应人民对于文化生活迅速提高的需要，出现了今年将有相当多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进大学的现象。其中将会有一部分是在国内高中毕业的华侨学生和国外高中毕业回国报考大学的华侨学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致公党曾向政协建议将原来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复校，因为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在国外华侨的社会中具有同等的声誉，受到广大侨胞的爱护，许多侨胞都希望恢复暨南大学。希望国家能够考虑这个要求。对于归侨、侨眷的居住和迁徙问题，陈其尤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宪法上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规定，但我们因为物资供应和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关系，不能使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自由膨胀。因此，对乡村居民移居城市加以若干限制和管理，这是有必要的。但以归侨侨眷而言，则他们很多是没有劳动力靠外汇维持生活的，他们若离开乡村到城市来，对农业生产力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至于物质供应，与其让他们在乡村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而又容易引起农民不满，倒不如让他移居城市为好。除以上意见以外，陈其尤还对工资改革和物价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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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以升从八个方面来分析形成“墙”和“沟”的原因，提出一些拆墙填沟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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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以升就“墙”和“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做了书面发言。他说：现在各地都在谈党群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但我看象这样的墙和沟，这几年来，不仅存在于党群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群众彼此之间，存在于各机关之间，存在于机关与群众之间，存在于业务上的外行与内行之间，存在于时间上的昨天与今天之间。这样多的墙和沟的普遍的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几年之久，是不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严重问题呢？我看不是的。这都是些人工的产物，不是天生成的，仍用原来的人工，是可以把墙拆除，把沟填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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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以升认为形成墙和沟的原因大家说了很多，还可补充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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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工作上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性的。然而就因积极性的程度有所不同，其间就逐渐地会有了墙和沟。积极性差的，看到自己的政治水平不如人高，一时又学不好，只得遇事退缩，不敢以主人自居，先退为陪客，再退为来宾，真实的思想语言，常年闷在脑中。工作总是要人作的，既有退缩的人，就必须有代庖的人，积极性的差别，也就愈来愈大了。这样，就发生了所谓有职无权，党政不分，有力无法使等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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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我们的组织机构往往有个很大缺点，���就是很多组织机构只有垂直系统而无横的联系，身处其中，就不免时时碰壁。比如同一地方，就可有几个系统的同样工作在进行，而各搞一套，互不关怀，更谈不到有无相通。看到这样的浪费，自顾人微言轻，不知从何说起，只好袖手旁观。其实，这就是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这样的布，在绷紧时，光彩绚烂，是很好看的，但稍一松手，就破绽百出了。我认为，象这样的组织机构是应当研究改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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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业务计划的高度集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盘计划化和全国统一化，同时也需要高度纪律性，以求方针政策的贯彻。但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和教育的基础都很薄弱，而科学又十分落后，因此，在制订一个计划时，由于因素太多，而且资料搜集不易，就很难作得尽善尽美。纵然制订的时候是对的，等到各地实行的时候，情况又变了。这是一个高度科学性的工作；在我国现有科学水平上是很难做得完美的。但是，上面订的计划和任务，在下面看起来，就必须要贯彻执行，因而就难免要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就难免有墙和沟了。现在各地常说，上边管的太紧太死，但上边也有必须要这样管的理由。如果在计划中分别轻重，预留伸缩，哪些是必须由中央集中的，哪些是可以容许有“自由市场”的；哪些是必须要完成的，哪些是可以有伸缩的，尽量把事权下放，并且把集中和分散的比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加以调节，我想下面干部就可经常开动脑筋，如何来统一这需要与可能的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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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机关政令的灵活运用。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新的经验，机关政令必须随着情况变化而不免于更改，这是势所必至的，那种认为政令变更就会影响到政府威信的说法是过虑的。一切政令都是为了人民利益，都是好意，但有时也有“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的片面性，因而，这里面就有是非问题，而且应当有所交代。如果以前是错了，承认错误是磊落光明的，最不应该的，是强词夺理地把不是的说成是，还说这是“辩证的统一”，这就阻塞言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因此，政令是可以而且应该灵活运用的，但必须要有充分根据；不能心血来潮，一时冒进，一时保守，弄得下边兢兢业业，无所适从，这就在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造成墙与沟了。古话说民无信不立，要维持这个信字，确不简单，过去这几年的经验是很值得深切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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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工作干部的组织分配。解放后，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服从组织分配”。这在扫除旧制度的种种积弊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移风易俗，观感一新，确是新中国的新气象。然而，被分配者应当服从，自是一种义务，而执行分配的组织，就应当慎重从事，真正做到学用一致，人地相宜，那才算尽了责任，但实际又不尽然，这就影响了被分配的积极性。本来，调配干部是件极繁难的工作，而一般组织中主管人事的干部很少“内行’，于是“乱点鸳鸯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苦的是被点的人可能抱恨终身。这首先表示在工作效率上，成为很大浪费。我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可否保留四分之一的定员，编在“自由市场”中，这些人就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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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业余时间的有余不足。高级知识分子都说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没有保证，甚至有的科学家说，象这样长期的“不务正业”，中国的科学就要面临危机。但是，同时在各机关中，都有很多的人，工作很少，每天甚至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无事做。象这样有余不足的情况，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积极性，造成了墙与沟。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钱”，如果把钱字改成“工作”，这句话对我们也适用的。必须千方百计地减少时间上的浪费，比如开会，就可用种种方法精简：不论大会小会预先宣布开会散会的准确时间；凡有书画的报告，不用在会上宣读；发言的人，先自报讲几分钟；凡可利用广播传达的讲话，一律不开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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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保密要求的无边无际。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何况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肃反之中。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一切公事皆可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所到之处了。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体问不得，回到家里，一切公事说不得，任何工作写不得。同行相遇，不谈正文，学术报告，不免空话。有时教授带学生实习，参观不了工厂，工程师做设计，找不到必需的材料。这样保密的结果，加上机构组织的有经无纬，就大大妨碍了对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经验的交流，好的无从推广，坏的无法觉察，不但助长了本位主义甚或关门主义，而且彼此保密，各搞一套，形成极大的浪费。从教育文化来说，知识如水，不流生腐，大家保密，学术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我建议，除因国防上的要求外，对于一切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制度应从速考虑取消，让它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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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四十年前我在美国留学就听到有人谈起“共产主义在美国是无法成功的，因为它带来了官僚主义，而这是我们最厌恶的”。在解放初期，我就不由地回忆起这句话。但是，在１９５０年春，铁道部就在铁道系统中大规模地宣传“铲除铁路系统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证明了那些美国人制造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从“三反”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在反对官僚主义，也可见这个坏作风在中国是相当地根深蒂固的了。它已经根深蒂固到这种程度，就是人无不以贪污为耻，但是谈到自己的官僚主义，就仿佛无动于中，其实是同样地有危害性的。我认为官僚主义就是高墙深沟，必须要穷其根源，逐步肃清。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定出各种规章制度，打破吃干薪、少做事的依赖思想，养成自发奋斗的积极性，杜绝官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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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各地争鸣以后，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各地各方面所揭露的矛盾有很大的共同性。也正因如此，处理这些矛盾倒很可简单化了。这就需要共产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不但在党内整党员之风，还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教育，分清是非，判明功过，来巩固我们人民民主制度，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断言，通过这次发扬民主的高潮，全世界都可看到党的鸣放方针的正确，整风运动的伟大和中国人民前途的光明。
+
+　　 ---- 原载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续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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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紅河哈尼族自治区和平土改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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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記、叶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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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紅河哈尼族自治区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已在去年１２月底全部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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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土改的經驗証明，依靠少数民族干部是搞好工作的决定因素之一。参加紅河区土改的干部先后有二千四百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有近一千五百人，占６０％以上。土改工作始終主要地由少数民族干部和广大的乡村骨干、积極分子去进行。同时，在土改中，少数民族干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鍛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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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土改和内地土改一样需要認真發動群众，还需要有更加成熟的策略思想。这就既要啓發各族农民的阶級覚悟，还要他們懂得和平协商的策略。因此阶級教育和策略教育必須紧密結合进行。在阶級覚悟提高的基础上进行策略教育；从策略教育中进一步提高阶級覚悟。这里，何时进行策略教育是个重要的問題。过早了，农民的阶級覚悟难以提高，土改中必然表現軟弱無力，和地主阶級划不清界綫；过迟了，农民們可能出現过火的、超过政策界綫斗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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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河区解放前社会秩序混乱，土匪多如毛；解放初期又發生过群众性的暴乱。据个别地区調查，参加过搶劫偷盜騷乱的达到成年人的８０％。中共紅河边工委認为：这一点在扎根串联中需要划清界綫，只要不是土匪骨干，不是慣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加以串联，否則，农民队伍难以扩大。
+
+　　哈尼族、彝族信仰多神教，多神教职業者叫“貝瑪”。据部分地区調查，“貝瑪”約占成年人的六分之一左右，他們多系农民。許多人过去是“貝瑪＂，現在已不是。土改中，紅河区对农民成份的“貝瑪＂，也予以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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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动群众的同时，要相适应地作好統战工作。少数民族上層人物多系地主、領主，土改中对他們不打、不杀、不斗，除現行犯外不逮捕，不没收底財浮財，耕牛騾馬付款加以征購。土改前对全区六十个較大的民族上層，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作了安排和照顧。比較小的都安排在乡土改协商委員会里当副主席、土改中坚持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待上層較之一般的地主还要緩和一些，个别民族上層还調到县里去保护过关，划阶級时未与农民直接見面，一般上層人物协商阶級成份的会議，都約束在小組会上，人数不超过四十名。农民人数只稍多于地主，如此可以避免过分紧張和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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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河土改尽管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但实質上仍然是一場十分激烈的阶級斗爭，地主們曾想尽各种办法进行破坏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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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紅河边工委一开始就注意对敌斗爭工作，專門成立了办公室，各县委成立小組，土改乡和片都配备了干部，專管这个工作。容易發生問題的地区加派了部队。又用零敲碎打的办法收繳了二千多支槍，二万多發子彈。还办訓練班集訓了八百五十多名土匪自新人員。所有这些工作，都严重地打击了現行的反革命活动。土改过程中，反革命分子虽曾数次企圖暴乱，但都未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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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河的干部在土改中有了一些經驗，但也有过一些教訓。他們曾經一度产生过比較严重的左右摇摆現象，其中左的情緒尤較突出。土改开始时元陽等县小脚小手，不敢認真發动群众，盲目迁就上層和地主富农；当群众有所發动，不少地区又出現了类似内地的斗爭，或变相斗爭的失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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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和平协商土改的不徹底和工作中的若干缺点，紅河区各地还遺留了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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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乡村骨干、党团員及各种組織机構軟弱。土改区广大乡村干部，大多純潔可靠，但普遍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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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低，能力弱，担負現在的工作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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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部分地区收繳槍支不徹底，現在大約还有一千条左右的槍支散布在地主、富农和一些有顧虑的农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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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土改后，各族农民生产生活上有很多困难。一般都缺乏农具。据十几个半山区的調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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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２０％到３５％的农民缺农具。高寒山区的农民缺耕牛，紅河县洛夢乡缺牛户占１９％以上。許多农民缺口粮，紅河旧斯乡普馬寨一百户，只有二十户的粮食够全年吃，現在已有三十五户没有粮食下鍋了。
+
+　　４、瑶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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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河、元陽等县有瑶族一千二百二十户，七千二百一十四人，在土改中分到了田地和牛馬，有七十六人土改中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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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于对瑶族社会經济情况缺乏認真地調查研究，土改中没有一套适合于該族的办法，因为瑶族农民覚悟較差，对党不信任。有的地区瑶族农民不要政府分給的田地和牛馬。土改結束，建政建党开庆祝大会时，他們也不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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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族过去种大烟、打獵，收入比其它民族多，生活也較好。解放后禁种大烟，生活水平逐年下降，对党不滿，現在种大烟的又逐日增多，据統計种者已占户数的一半以上，有的党团員也种。他們説：我們不种，活不成。土改后，紅河县委会准备組織工作队加强瑶族的工作。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2期，195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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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的新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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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孟帆、李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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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5月31日讯  刚刚平静了一天的南开园，又为“程京事件”沸腾起来。30、31日两天内，学校里所有的大字报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生十分激动。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
+　　南开大学从贴大字报开始，物理系的学生、研究生、助教就十分积极。物理系的学生党员由于党委没表示态度，在整风运动中落在群众的后面，三年级学生邹海泉、钱其璈(党支部书记)为了赶上运动，联合一些团员、群从组织了以“匕首”为名的大字报。在第二期“匕首”里揭发了“程京事件”，说程京因思想改造运动受到刺激而精神失常。事后学校对他照顾不够，以致使一位中国伟大的科学家沉默多年等等。这份大字报立即在物理系学生中引起波动。
+
+　　“匕首”提出“程京事件”后，物理系三年级的几个学生就去访问了程京，然后贴出了有四十多人签名的大字报，题为“巨大的悲剧”，写着：
+
+　　“三害”的受难者——程京教授引起我们激动，我们要控诉，我们实在忍受不住心中的愤怒和悲痛。程京教授1945年出国，先后在英美留学，曾获得博士学位，对相对论有重大贡献。解放不久，本着一番爱国热忱回国，满以为将自己的知识贡献于祖国。而谁知道？只过了不久就遇到了“思想改造运动”。但据我们所知，在南开园，这算什么“思想改造”？不，这只是一些人对他开斗争会，指着他的鼻子骂，污辱人格。从而断送了一个人的青春和精神生命。程京教授年刚三十三岁就从此颓丧了。失去了精神依靠、失去了生活热情，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整整的七年时间都白白流逝了。如今，也许你在南开园里偶而会碰到一个长发肮脏、精神过敏的人，他艰难地拖着步伐每天下楼上楼，自己洗衣服，带着沉重的病——风湿性关节炎！还住在朝北的房间。他是谁？初一看，你也许真以为遇到“半夜歌声”中的宋丹萍。不！他就是程京教授。从来都说新中国把鬼变成了人。而在这里，在“三害”的危害下，却把人变成了鬼。把一个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变成了鬼的模样。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控诉，我们呼吁，所有正直的人们，伸出你们的手，为中国、为青年，救出一个物理学家来。同时我们要大喝一声，那些曾犯了错误的人们，赶紧回过头来，想一切有效的方法来改正自己的错误。
+
+　　这份大字报贴出了以后，马上轰动了全校。物理系和中文系的学生在“救救科学家”等标题的后面发起了签名运动，只在一处就有三百多人签名，要求立即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派人到南大来领导整风运动，彻底清查“程京事件”。校园里到处是以“悲痛！”“气愤！”“呼吁！”为标题的大字报，有些大字报已贴到党委会办公楼的门口。在天津大学饭厅前也贴出了大字报，号召天津大学学生去看南大的“巨大的悲剧”。有的还把程京画成宋丹萍模样的漫画，提出：刻不容缓，快救南开园的宋丹萍。各处贴的大字报主要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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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公布“程京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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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公开向程京教授道歉，并进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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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立即治疗，并派专人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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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追查责任，给有关人员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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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有许多学生去访问程京。记者考虑不便于此时访问，就找到物理系讲师赵景员(群众)了解程京情况。此人和程京早年同学，接触较多，几年来一直代表学校行政和工会对程京进行照顾。据赵景员谈：“程京曾在清华大学学数学，后在燕京大学学物理。1945年出国，在英国牛津大学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去美国，没有正式念书。1950年前回国，由南大教授杨敬年介绍来校物理系任教。程京今年四十五岁上下，尚未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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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在任教期间，努力教学，反映尚好。1951年末到1952年初教师思想改造时，已做了两次检讨，第一次程讲了七分钟，群众不满意，第二次又讲了二十多分钟，群众仍不满意。当时大家对程的批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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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有小米观点(雇佣观点)。
+
+　　第二，追问程京出国时，国民党那位要人接见了他，并讲了话？
+
+　　第三，追问程京在美国那个学校念书？
+
+　　对于后两个问题，程始终未做答复。由于大家批评他有小米观点，几年来他一直不领薪金，由学校物理系代存，供给他每月吃穿。
+
+　　思想改造后，南开大学党委并未继续追查，程仍在校任教，到1952年冬天，程关节炎发作，上下楼感到困难，学校行政、教授��劝他就医，但他不肯，自己随便吃些阿司匹灵。后来身体支持不住了，到1953年夏天，学校曾请程的父亲(在北京师大任教)、弟弟(在清华大学任教)一道来津，劝程入医院治疗，并强制拉上汽车。但到医院门口，程坚持不下汽车，经劝说无效返校，直到现在。其间，行政、工会、教授们间或去看望。程的弟、妹也曾来津看望，但程避而不见，不得已时就应付一下了事。据说，不久以前，物理系和北京红十字医院联系好，叫程就医，程仍不去。
+
+　　赵景员说，程性情孤癖，不愿和人接触，神经过敏。他到校后，当时物理系主任刘晋年向他说：“希望你能留校一年看看，愿意继续教书就留下，环境不合适来年再找好位置”。本是客套话，但程听了，立即找杨敬年教授说，如果南大不要我，我马上离开，不然以后不好找职业。他住的房子面向北并在三楼，上下不方便，学校为他换一间楼下朝南的房子，但他坚决不搬。目前，程京的头发很长，衣鞋不整，宿舍里很脏，似疯颠模样。但其头脑十分清楚，能看书，对事物有很高的分析能力。究竟有无神经病，恐怕得医生认真检查才能断定。
+
+　　据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楚云说：程京历史上没什么大问题，思想改造时可能方式欠妥，但是他的病与此无关。物理系教授沈寿春(群众)认为，思想改造时方式生硬是事实，当时曾有人动员他对程的检讨进行批判。他提出，可以叫当时主持思想改造的人向程道歉，给以安慰。赵景员怀疑思想改造是使程京致病的原因。他说，当时每个教师都检讨了，有好多人检讨了三、四次。当时大家对程提的意见虽有点刺激性，但并不太激烈。对于这个问题如何处理，他表示愿意把事实经过向学生说明，协助学校解决这个问题。南大党委会已把程京情况搜集在一起，准备31日晚向学生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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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7年6月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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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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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　黄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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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教部和山大领导的官僚主义——高教部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发展没有通盘计划，对各大学的具体情况很少做调查研究，朝令夕改，举棋不定。以山大来说，在高教部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下，山大党委和学校领导在旧山大和华大合并以来，对于山大要发展成为什么样的综合大学也没有明确的计划，只满足于一般号召，满足于日常校务的处理，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整个山大陷于忙乱。以外文系来说，领导上虽年年号召制订计划，而计划也制订出来了，可是这等于纸上谈兵，不切实际。回忆我到山大五年半，外文系就没有一年安定过，没有一学期安定过。一会儿是英语组停止招生，一会儿又说要办英语专业，1955年为了准备搬郑州，忙了一阵，1956年又说要搬济南，讨论一番。1956年全系教师兴致勃勃地制订所谓12年规划，开课、进修，研究，发展方向，什么都定下来，但不到几个月，这个12年规划已经变成废纸，现在俄语专业决定停办了，学生要并到上海去，原定1958年办英语专业，现在看来好像也很渺茫，英语专业有没有开办的可能，什么时候开办，问了几个月，谁也不知道。高教部和山大领导对外文教学面向外系，也仅限于号召，没有具体领导，没有计划，教学大纲教材什么都没有，真叫教师不知怎么办才好。今后如果还是继续这样缺乏计划性，继续这样忙乱，提高教学质量就是一句空话。外文教学在综合大学中不能说不重要。希望高教部和山大领导能够检查这方面领导工作上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切实加以纠正。
+
+　　(二)关于德才问题——所谓德，一般指的是政治上的进步。可是一个人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应该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才是实事求是的。一般说来党员的政治条件都是比较好的，但并不能因此就把党员和德等同起来。有些党员作风不好，工作不努力，业务方面不求上进，这就是政治觉悟不高，思想水平不高的具体表现。所以如果认为凡是党员，其德必高人一等，党外人士的德一定不及党员，这种武断的简单化的判断是不能使人心悦诚服的。
+
+　　同时，我认为德才应该并重，不应该重德轻才。在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德轻才必然会给工作带来损害。当然，政治指导业务，业务体现政治的原则是大家所公认的，可是过分强调政治而忽视业务，要在12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要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今后在安排职务升等升级或考查工作时，应该德才并重。这也是纠正过去领导上对一部分党员小材大用和升等升级太快等偏差，克服宗派主义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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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知识分子入党问题——近年来知识分子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知识分子为了希望对社会主义事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了希望自己在党的直接教育下进步得更快一些，入党的要求是很迫切的。可是近年来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的入党要求重视不够。当然，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好的，但以青岛市的情况来说，我认为党委在这方面是太保守了。山大党组织近两年吸收入党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是不是够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真的那么少呢。我看并不如此。我认为在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上，党组织应该大胆放手，积极培养发展对象，把够条件的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增强党在文教科学事业领导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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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有一部分党员解放以来有及时受到党的思想教育。他们给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认为党外人士落后，认为知识分子思想觉悟不高。他们看不起群众，不是站在群众之中和群众打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以改造者自居，用教训的口吻对待党外人士，作风生硬，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很简单化，不能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主观片面，独断独行。他们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不自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印象，在党和群众之间造成了隔阂，这一部分党员在近几年中(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于改造别人，忽视了自我改造。他们在思想觉悟上生活作风上(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暴露严重的缺点，使党的事(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和党的威信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希望在今后，不但在整风期间，而且在整风以后，抓紧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帮助党员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加强党在领导社会���义事业上的战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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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7年5月31日《新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