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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院第三次座谈内部矛盾　着重讨论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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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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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关于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座谈会，昨日下午结束。会上的发言，主要针对着同科学院体制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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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科学是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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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家柳大纲和袁翰青都指出科学院对实验科学的忽视是十分严重的。袁翰青说：“科学发展应以实验科学为重点，实验科学是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不重视实验科学将会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向”；我们目前的实验科学十分可怜，它同其他科学的比例应该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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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院有些机构可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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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科学院的组织机构问题大家提出的意见最多。昆虫学家朱弘复说：在体制问题上科学院摇摆得太厉害，不少组织机构变了再变。有些机构成立了，但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有些学部委员，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领导上总以为人多好办事，实际上层次多了反而碍事，许多担任行政领导的科学家将时间花费在处理内部事务上去了。柳大纲还说，机构的多变同机械搬用苏联办法的教条主义作风有关。动物学家寿振黄认为，科学院不应该希望全面发展，而应该有重点。科学院想集中全国科学界的人力物力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他认为院内部也应该考虑各单位的配合。不少人认为可以合并的机构应该加以合并，这样不但可以解决科学院同高等院校、产业部门之间的一些矛盾，内部的行政人员不足，图书、仪器、器材分配的矛盾也都可得以缓和。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先有点，然后自然地发展到线，不应该一开始就要求点线全备。自动学家陆元九也有同样看法。他说，我们要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先要自己站稳脚跟；去年新设立的自动学等四个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人力都很不足，而且他们相同的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少。他主张合并起来。朱弘复还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即：科学成果的推广这样的大问题没有人管。如昆虫研究所制成的一种木材防腐剂，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但无人管它的推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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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依靠外国仪器会使我国科学永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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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科学研究用的一切器材都通过对外贸易部去购买的办法，物理学家钱临昭认为不合适。一般的器材，可以由对外贸易部供应；但是许多特殊的、精密的器材，对外贸易部是无力量代买的，因为他们买得到的仅限于商品，如应用物理所要用的“氦”，就一直没有买到。他建议科学院器材局考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器材局局长汪德昭和放射化学家萧伦都同意钱临昭的意见。汪德昭并认为目前器材供应工作没做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上小看了这项工作，配备在器材工作方面的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陆元九说，自从提倡精简节约以后，发现用外汇去买的许多仪器，国内是可以制造的。同时完全依靠去外国买仪器来用，只能使我们的科学永远落在人家的后头，应该考虑建立自己的为科学服务的仪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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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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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家张文裕说，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学术空气不浓厚，主要的是大家见面不谈学术，这种情形甚至不及抗战时我们在昆明时的情况。“谈学术问题应该成为科学家的生活的一部分”，谈论能引起争论，引起深刻的思索，对科学发展有很大好处。他说，很少谈论恐怕和保密也有关系，但我总认为应该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傅承义认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官气”，好象研究员努力的目标是做所长，这使人很奇怪。科学院也成了大衙门，谁领导我们也摸不清。萧伦说，应该用对科学家的尊重来代替政治待遇。彭琪瑞等对于一些科学工作者的铺张、浮夸的作风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和科学工作的精神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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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罗常培、吴仲华、郭慕荪、黄文熙等科学家，另有张宗燧和秉志两位科学家书面提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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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院长最后说，连续开的这三次座谈会很有收获，大家揭露了科学院工作中的许多矛盾，也提出了许多解决矛盾的办法。他表示：能解决的矛盾当尽快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当努力创造条件。科学工作的体制是大问题，科学院已成立专门小组研究。他希望象这样亲切地给领导提意见的做法，今后用更多的方式使经常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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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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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陝西省汉中專区今春因粮食供应紧張連續發生鬧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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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西安3日訊 陝西省汉中專区，許多地方的农民，入春以来因为粮食供应問题不断發生轟鬧事件。小龙社社主任彭德茂被要口粮的几个农民拉着游了一条街，还吐了滿臉的吐沫，气得彭德茂哭了三天，一个多月藏在家中不敢露面。社主任陈克义因其母被衽員打罵，非常气憤，扯掉党费证，將社里的許多文件拋扔到乡政府，赌咒不当社主任。二里桥、王子嶺兩个社二十六名队長、主任中因此提出不干的就有一大半，他們說：“公家不給粮食，这样弄下去社员都要把咱連骨头吞嚥下去了！”焦山乡乡文書因群众曾多次轟鬧过乡政府，于是便把乡政府大門鎖上不敢归来。長林乡乡長因此事跑到县上一面哭一面硬要县長立即撥粮，否則就不回去。联彡区区委書記在下乡时被群众包圍要粮，后来經区多方婉言劝說才被放同。楊灣乡民一天听說县長要来开水利会議，刹时蜂拥了一百多人准备鬧事，后来沒有等着，才逐漸散去。县委副書記乔均到張家灣檢查水庫时也被群众包围，費了很多周折才被放回，回来后对人說：“农村真的不敢去，去了就难走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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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固、略陽、南郑、洋县都曾几次發生群众性的鬧事。城固县大槽壩村一百多农民拥到县人民委員会，他們提出“共产党不能眼巴巴看着叫我們餓肚子！”城固县南坎营乡每天平均有二十五、六人到乡上要粮吃’他們气憤地說：“入了社了，上至房下到地都交給社里了，你們公家不管誰管。”一些农民借此要求退社，仅据城固县三个区一个直屬乡的統計，要求退社的有二百二十多戶，已經有数十戶把自己入社的土地翻犁后自行种上洋竽等庄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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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富裕中农趁机煽动社員退社。他們說：“入社沒單干好，口粮要过秤，公粮購粮欠不下，咱反而吃不飽不自由！”二里桥社十戶退社的社員中就有八戶是富裕中农。褒城县青泉乡“起产”农業社因粮食問题有二十多戶社員要求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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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以上問题的原因，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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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去年和前年汉中部分地区歉收，粮食总产社比1054年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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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許多社員錯誤地認为既然入了社，一切都靠社来管，沒有注意节约粮食。西乡县树林坪农素社不少社員平时不注意节約粮食，喂猪不利用代食品而用粮食，一些社员大兴土木請工叫人因此多吃了粮。还有不少社員趁机販粮食，圖挣錢。洋县戚氏农業社七十八戶社員中就有七十三戶把的口粮以黑市卖掉了，反要国家供应自己口痕。汉中市、城固、褒城等地的一些农民趁粮食自由市場放松管理之际，把口粮拿出一部分汉黑市卖出，黑市粮价一般都比市价高三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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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有相当一部分民(特别是富裕农民)假叫喊。城固县渔洞子乡一个業社中叫喊沒粮吃的有六十八戶，經过排队嫫底，發現真正沒粮吃的只有十六戶，其余都假叫喊。該县沙河营，乡因粮食問题到政府鬧过事的有四百三十二实际上真正不够吃的只有一百零五戶。褒城县和平农棠社社員張炳青，家中还有积存的粮食，只是因为去年分配时收入比平干时捎微减少了一点，因此便到社主任家中去轟鬧，并叫自己的女人和雨个兒子在社主任家中搶飯吃，还威胁社主任說：“你不信，就到我家中去搜！”社主任逼得走头無路便到他家中去搜，結果找出粮食一千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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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些富农也叫喊沒粮吃，并趁此机会煽动农民和政府鬧事。(張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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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农業社干部强迫社員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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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合肥8日訊安徽省桐城县团結农業社干部用粗暴的方法强迫社员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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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农業社因去年减收，今年缺乏春耕生产资金，社务管理委翼会就錯誤地决定采用“开展政治斗爭”的粗暴办法来發动社員投資。他們首先召集社干部开会，發动干部带头投資。当几个社务委员投资以后就沒有人投了。这时监察委员王能雅提議干部互評。所謂互評实际是挤、逼的方式。他們用这种方式又挤出了一些干部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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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完干部投資，便“趁火打鉄”，連夜把原先摸好底的二干八戶社员叫起来到社里开会。社主任簡單地說了一下投資的意义以后，就叫大家投資。当时只有社員湯永昌等五戶自报投資二百六十元，余下就沒有人再报了。在沒有办法的情况下，社委会又采取“打一儆百”的办法，当場問社員吳順德为什么家里藏着买大板車中的錢不投資。监察主任丁紹元还威吓吳說：“如果不投資就把你捆起来”，吳無奈何，只妤表示認賬���社員王擇厚脚剛跨进社屋門，社主任二話沒說，就叫会計把本子打开，看他应“摊”多少。会計說“一百五十元”，王擇厚誕：“那有这么多錢！”副社主任湯国稈接着說：‘卖掉大板車就行了！”王不顾卖，湯国祥就說：“不投这些錢，就用绳子捆起来。”王擇厚也只好答应了。在社干部的一再挤、压、威吓下，到会的人共报名投资八百零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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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会后，社員非常不淌，社員張以山說：“不投資就捆人，簡直是不講一点道理。”王擇厚兄弟二人在卖了板車以后，一提起板車就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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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中共基層委員会發觉这件事后，就派人到这个社去帮助社干部提高思想觉悟，扭轉偏向。(石正章据安庆报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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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8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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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好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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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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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时期，在我们上海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到处充满着生动活泼的气息。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一系列座谈会上，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在各个方面、各个单位最近举行的各种大小会议上，人们都可以亲身感受到这种热烈的气氛。没有参加这些会议的人，只要打开每天的报纸，也不难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正在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把我们人民内部的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们祖国的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更加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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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在各种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共产党员，有着特殊重要的教育意义。为什么说特殊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是祖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我们学习建设本领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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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同志都是经受过阶级斗争的锻炼的，有许多同志并且经过长时期的锻炼。我们在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恢复时期和有计划地经济建设开始以后，也学习过一些建设方面的知识。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干部，主要的精力是放在搞阶级斗争方面。那时，我们还不可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建设本领方面。现在，国内的阶级斗争基本上解决了。伟大的革命暴风雨时期胜利地结束了。几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成了国家的真正的主人。祖国的一切有生力量，经过了革命暴风雨的锻炼，像雨后春笋般地成长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大规模建设的道路已经打开了，我们正在向着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伟大国家的目标迈进。我们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建设本领方面，也就是要进行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这对于我们党的干部来说，是完全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新问题，我们必须学习、再学习，在学习中、实践中改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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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要学习科学技术，要学习文化，要学习改造社会和建设新社会所需要的一切本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要改造社会和建设新社会，就要把一切积极的力量更好地调动起来，把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起来，并且还要把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而如果我们采取的方法不对头，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不正确，我们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如果我们不能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我们也就难以达到改造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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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要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全部本领，要学会建设新社会的全部本领，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这套本领。今天，今后，在我们国内，除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外，我们朝夕相处的是什么人呢?是人民，是我们曾经为之出生入死、英勇奋斗的人民，是曾经养育了我们的劳动人民，是正在变为劳动者的人民。只要做工作，或者说，只要我们活着，就不能不同人民中间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发生关系，就不能不处理这些问题。而且，不能用我们很多人习惯了的、处理敌我矛盾的那套办法来处理，一定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那套办法来处理。不学会区别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不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将会寸步难行，这难道是夸大之词吗?为了学会这套本领，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也要下定决心，逐个地加以克服，难道不是完全应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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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开头难”。为了适合新形势和新任务而改造自己，对许多人来说是更加困难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像绳索一样捆着很多人的手足，闭塞着很多人的思想，不能前进一步。为了前进，就要进行斗争，放下包袱。这种斗争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也就是教育的说服的方法。现在，各方面举行的党内外的会议，就是我们学习这一套本领的第一堂课。在这个课堂上，人民是我们的先生，他们举出了许许多多生动的、有时是惊心动魄的事实，作为我们的活的教材。这些教材，并不难懂，因为都是我们亲身干过的事。事实经过，张三、李四，我们都很熟习。从这些教材中，学习到有益的东西，并不是困难的事。应当说，最近的这些学习，已经给党的整风运动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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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绝不能说，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勤奋的好学生。我们已经听到一些这样的议论，有些同志���不了解这就是整风的开始，有些同志还在等待上级的计划，还没有主动地去上课。在已经进入课堂的同志中，也有些同志在听到党外朋友或下级同志的批评的时候，就感觉到这是一种“压力”，有的同志情绪有些消极，表示“不通”、“委屈”，有少数人甚至思想抵触很大。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大多数的同志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当他们听到别的同志对他提出这么多批评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心里有些沉重，有些难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些同志没有同党内外同志在一起开会的习惯，没有养成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却不能掩饰一部分同志的消极态度。我们应当看到，我们有些同志缺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虚心，在他们的心目中，他自己永远是正确的，他是专门来管别人的，别人是受他管的；他可以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批评别人，别人花一个钟头的时间批评他一下就不行；他可以命令群众这样、那样，群众不能命令他一句；他叫群众办事，不办不行，群众要他办事，他可以不理采；他可以压群众，群众有点意见，他就说是“压力”；在平时，他可以说一大堆有错误的话，群众说一句片面性的话都听不进去。简单一句话，他们已经有了那么一个架子，一个站在群众之上的架子，无论如何舍不得放下来。我们应当劝告这些同志，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脱离群众。我们永远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我们的主人。谁如果把这个位置摆错了，以为自己比人民群众高一等、至少是高一头，谁就站在了一个脱离群众的地位，站在一个反人民的地位。如果有了这种错误，还摆架子，不肯改正，那就更加危险。现在，有这么一种“压力”，正是促使你放下架子、走下楼来、回到群众中来的动力。懂得这一点，就应当乘着朋友和同志推一把的助力，迅速地跳过障碍，走下楼来。现在，党和群众竖着梯子，等待你，你对那个架子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们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一切，难道那么一个架子都不能“牺牲”吗?难道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等等，都只是骗人的谎话吗?如果连放下架子、甘心当小学生的决心都没有，那么，又怎么样学会新本领呢?如果不准备学会这套本领，今后的日子又准备怎么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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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志耽心放下架子以后，就会丧失威信。其实，真正的威信绝不是一支空架子。我们已经看到，那些采取积极态度的同志，他们并没有等待上级布置，就主动地找人谈话，虚心地倾听意见，有些“逆耳之言”，听起来很不舒服，也耐心地听了，对所有的意见，包括正确的、部分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肯定自己的一切，也不否定自己的一切，是自己错了，诚恳地承认错误；不完全对的意见也加以充分地考虑，对错误的意见也善意对待，许多复杂的问题，同群众商量，共同想办法解决，这样，原来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一堵高墙，迅速地消逝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迅速改善了，被批评的同志的思想水平提高了，原来丧失了或受到损害的威信迅速恢复或者提高了，那个单位里的整个面貌也为之一新。这样在第一课课堂上可以得五分的学生，现在虽然还不很多，难道不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的吗?而只要下定决心，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就可以做到，不是很明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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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把第一课学好，就要放下架子，两条腿老老实实地站在地上，站在群众之中，作一个勤奋的好学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逐步地改造自己，学会新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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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在目前所遇到的一个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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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中学教师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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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八日下午，本报邀请十多位中学教师和行政干部座谈中学教育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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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多而大不敢鸣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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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第四中学语文教师白杰。他说：“‘放’的问题，学校里谈过，党支部也提出来了。可是，似乎学校里的空气、土壤、环境都不适合‘放’。所以，直到现在老师们还不敢‘放’。譬如：刚提出一个意见，学校负责同志或者党员就赶紧批判，扣上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形式主义等帽子。”五中语文教师李慕白谈到，他本来对五级分制有意见，但是怕被扣上“反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帽子，所以不敢提。女一中物理教师王肃认为高中物理在高年级应该有些讲演课，但是教育局推广的是“谈话法”，因此一直不敢提，怕被戴上“保守”的帽子。这些清规戒律，阻碍着中、小学教师大胆地“鸣”，尽情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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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制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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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生们普遍感到课业负担很重，多数老师认为，我国现行的学制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高中学生想要门门兼顾，实在力不从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师们主张改变学制，把中学现行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使学生在比较长的四年的初中时代，学得比较浅的但是完整的知识；到了高中(或者叫大学预科)，就密切结合高等学校的需要，按文法、理工、医农分科，根据各种的要求增加或削减些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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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肃说，我们现行的中、小学学制是学的美国的，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改变。现在，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课程重复太多，可以删节。这样，需要学习的东西减少了，小学可以改为五年，中学四年，另设二年的大学预科。他认为，九年的普通教育中应当着重加强语文、数学课程，打好从事劳动生产的基础。大学预科可以专门学习外国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并按志愿学习大学有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精减大学的这些课程，这样也可以缩短大学的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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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普通教育中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这表现在教材、教学方法、五级分制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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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教材好像竹竿文学课成了万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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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教材，几乎到会的所有教师，都对自己熟悉的课程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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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王肃历年都参加物理教材编写工作的座谈会。中间经过了几次三番的编写，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定型。他说，说编写，其实并不确切。因为物理课本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由于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拼凑在一起，就不免像竹竿一样，一节一节，衔接得不恰当，何况还有错误。可是，我们却把它奉若经文，不敢更动。文学、生物、地理课的设置，都有它的目的的。像文学课本，也曾经向各方面征求过意见；可是，用了不到一年，就有了各种论调，说什么“太深太难”，“古典文学对学生没用”等等。怎么办?领导上又想走回头路。但是，究竟学生们反映如何呢?领导上也缺乏深入的了解。李慕白、白杰和三十七中语文教员余冠五等都在会上反映，同学们还是喜欢古典文学的。可是，李慕白感叹地说：“现在文学课成了‘杂八凑’和‘万金油’了。比如要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就在文学课里加上有关这方面的教材；今天加劳动教育，明天加卫生运动，这样七凑八加，到底文学课起什么作用呢?”他觉得教育行政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缺乏有事同群众商量的工作作风，不倾听群众尤其是教师群众的意见，摇来摆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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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忽儿设立忽儿取消，教师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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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他科目的教材，教师们也感到有许多问题。女二中生物教师平桂兰说：“听说今年高二的学生要停达尔文主义基础课，改成生物课。可是，生物教材直到现在还没有编出来。要是一边停了，一边又接不上，将来这一班同学怎么考农、林方面的专业?”总之，大家认为，现在教材一改再改，东抄西抄，课程忽儿设立忽儿取消，使教师无所适从，对学生没有好处。他们希望教育部自己首先要拿定主意，同时对现行教材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大力精减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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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教学方法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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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教学方法，不少教师啼笑皆非。三十一中数学教师尹去病过去不敢发表他对“堂堂综合课、课课谈话法”的意见，现在他终于提出：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抹杀老师的教学经验。王肃也说，他的学生考上大学以后，回来给他提意见。学生说：“老师，您提问用去十几分钟，巩固又用了几分钟，��有二十多分钟讲解新课。可是隔了一个暑假，我们进了大学，就要连着听九十分钟的新课。从这样少而浅的内容一下子增到这么多而深的内容，学生怎么受得了呢?”王肃认为，不能死抱着五个“环节”不放，也不能形式主义地强调谈话法是最先进的，更不应该以提问人次的多少来衡量教学质量的好坏。高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相当的理解能力，因此，有些讲演课也是需要的，也一样能启发学生积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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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行政部门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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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教师们就联想到五级分制。李慕白说，其实，五级分制并不是苏联先进经验，早在帝俄时代，就采用五级分制；美国也有相当于五级分制的记分办法。我们国家一贯用的是百分制。且不说哪个好哪个坏，首先问问教育行政部门，他们一再推广五级分制，为什么中学、大学的入学考试却采用百分制作为评分标准?可是，教育行政部门还要指指点点地批评教师们没有学好掌握五级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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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条主义的恶果之一：学生质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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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制、教材、教学法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学生身上。这就是：不少学生的健康状况不好，政治进取心不强，只忙于看书、作作业，结果，“三好”只剩下了“一好”。一些学生的质量比以前差了，可是我们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仅仅以“今年比去年强”的空话来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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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笔糊涂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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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从学生转到教师自己。李慕白说：“市教育局决定，语文教师改作业有作业费；可是，又规定每周教十六小时课的才算是专任教员。于是，高中班级少，一位一级教师教两个班，还达不到十六小时课的标准，这就要减掉差不多五、六十元工资，反而低于三、四级的初中教师。这种做法，当然行不通。于是，教育局又规定：该减的不减，该增加的还是增加。这样一来，其他各科教师又有意见了。大家都问，为什么语文教师有作业费?其他科没有?于是，教育局又慌了手脚，想减掉初中的作业费，可是，初中的教师不同意。他们说，我们没有请求增加作业费，是局里决定了加的；现在又要减掉这笔钱，却不考虑教师们的生活。这样吵来吵去，弄得一团糟，至今各校各人一套作法，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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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教师长期不工作，还照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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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越来越远宗派主义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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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教师们感到，学校的党组织和行政对他们关心太少了，对老教师尤其是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教师怀疑太多，信任不够。白杰说：“我一提意见，就说我是旧四中的‘坐地虎’，好像国民党时期四中是个反动学校，我做教员的就也反动似的。可是，党和行政想过没有：我在四中教了二十多年书，就是上下班走的路，也不知多少遍了，当然会有些旧感情。二十年来，我天天都是早上六点一刻就到学校，锻炼锻炼身体，看看书；可是，肃反期间，却给我提意见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负责的教员。好像我是别有用心似的。当我问：负责不好吗?却没有人回答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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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六中化学老师贺健也说，他们学校有几个党员学生，功课老得两分，可见党对学生的学习是不够注意的。我就提出意见，要求党员首先学好功课，这样才能更好地给群众树立榜样。当时有一位教师马上就说，顾功课当然好，可是还应该注意政治觉悟。这位同志很怕因为我说了注意功课而使他们忽略了政治觉悟。我认为这样是把“功课”和“政治”分家。这是党内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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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桂兰也说，学校负责团、队工作的人，往往是本校高中毕业的党、团员，但是他们担任了这些工作以后，表现不够虚心，不能很好地配合学校和教师工作。团日、队日，只会带着学生们在公园玩玩捉迷藏、打游击等游戏，听听英雄故事，很少教育学生怎样在学习上起模范作用。教师们平时见面只能谈一些工作和政治，谈谈生活就被看成是落后，谈谈天气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教师既无知心朋友，党和行政也不能深入群众。这样互相不了解，距离就愈来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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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邀请部分教师举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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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们认为，造成党群关系和行政同教员之间隔膜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各个学校在提拔领导干部的时候，只考虑政治水平一条，而政治水平也仅仅从工作是否积极这一点来衡量，对业务是不注意的。李慕白说：“有些学校把教不了书的人提拔做了行政领导干部，难道领导有这样简单的吗?再这样下去，领导将更落后于实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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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教师们要求领导干部应该兼课，具体了解教��的甘苦，平时同教员多谈谈心，才能团结一致，把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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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日报》1957年5月14日。原题为：“首都中学教师发出声音 要求获得尽情鸣放的空气和土壤\强调除三害：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　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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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專区教会活动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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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保定8日訊河北省天津專区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活动，从去冬以来由秘密轉向公开，由分散轉向集中；天主教神甫和基督教牧师等，下乡前主动要与政府联系，爭取行动合法，并以宣傳爱国为借口，大肆發展务。具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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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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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出傳教，訪問教友。武清县小韓村有神甫四人，就有三人不但經常在教会附近村庄活动，并远到滄县和通县雨个專区的一些县去活动。別的專区有些县的神甫也常来該專区的永清、宝坻等县傳教。每逢节日就大肆活动。去年过瞻礼”时，任丘县神甫曾搭起長寬六百三十尺的大席棚，聚集当地和滄县專区河闆县的六百多个教徒过“瞻礼”。此外，有的地方的团員、学生，甚至个別党員，也进堂念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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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修整教堂，扩大教务影响。安次县廊房基督教会，今春要新修礼拜堂雨間。武清县小韓村天主教会要盖房五間，作为新成立“兒童要礼班”用。基督教楊村神台会与楊柳青衛理公会不久前都換上了新牌子。
+
+　　三、組織‘要礼班”，扩展在兒童中的思想阵地。任丘县教会村庄以往秘密組織的“要礼班”，現已公开进行活动。武清县小韓村今春組織起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要礼班”，选高小學業生講授“要理”；为扩大人数，还用糖果引誘兒童。其他地方，也有發展这种組織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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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力圓恢复已經停止活动的教会村庄的教务，开發展新救徒。中华基督教北京区会和天津基督教牧师曾維周、張然、吴永田等’都曾屡次与省、專联系，要求到各县訪問教友，恢复教务。
+
+　　五、进行煽动，挑撥教徒与我的关系，坚定教徒对宗教的信仰。武清县小韓村神甫龐静芝等，趁教徒群众灾后生活困难、思想混乱的机会，就說农业社的坏话：“劳动一年。为什么分不到东西，工分那里去了。”并說：“政府現在困难，拿不出錢来，如果政府許可，我可向北京总堂要兩万元来分給各戶。”有的神牧人員到处宣傳：“宗教信仰自由宪法已有規定，誰也不能管。”“共产党的道理和教会的一拼，都是好道理。”等等。
+
+　　六、积極清理教产。
+
+　　出現这种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贯徹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大消除了教会中人对我的疑惧心理，且該專区处在京、津之間，而教会首腦机構正設在这雨地，教会中人經常往来，这里受了一定影响。同时，該專区因去年突群众生活因难，想在精神上找慰籍，也是原因之一。
+
+　　这一新情况各县领导机关已經注意到了，但在贯徹执行政策上，还存在着“左”、右搖摆不定的現象。
+
+　　“左”的方面表現在，对教会活动限制得过死过严，借口要证明信，限制神牧人蜀出村傳教。有的县区干部还监视神牧人員的行踪。有的地方挤掉教徒念經的时間和占用教堂来开会。有的租教会房产不按时交租。有的对救徒加以歧视，不發給救济款，不讓当社干部。因此，有的教徒不满說：“政府不叫明着念經偷着念，不叫偷着念心里念。”
+
+　　右的情绪也很严重。有的干部認为允許宗教信仰自由就無法再进行工作，不敢向教徒群众宣傳唯物主义思想，进行自然科学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对教会人員进行影响生产和中心工作的活动汉及違法行为，也表现来手来脚，不敢开展正当的批評与斗爭。(邓子常根据1967年4月12日河北省天津專员公署“关于对当前教会活动的檢查报告”編)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8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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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文艺工作者对文化局领导上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文艺界的“鸣”、“放”很愤慨
+
+　　<黄客萍>
+
+　　新华社杭州16日讯　浙江省很多文艺工作者对文化局领导上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文艺界的“放”和“鸣”感到非常愤慨。4月30日，“东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郑秉谦，在省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批评了省的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重视，要求派内行人去领导文联，省文化局副局长王子辉竟在5月3日向文化局系统的数百名干部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说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毒草”，到会的人听了很不满。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说：王子辉说人家是“毒草”，影响了“放”和“鸣”。我看他这样做，倒是“毒草”，因为他歪曲了党的政策。5月1日在另一次会上，省文化局另一副局长王顾明说，“现在什么人都来争鸣，连反革命分子也鸣起来了”。到会的人听了王的话都很气愤，认为这是一种陷害。
+
+　　来源：1957年5月1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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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金萃文章引起北京工商界很大兴趣
+
+　　本报讯  昨天本报刊出了北京公私合营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的“怎样看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一文以后，引起北京工商界很大兴趣，他们认为这个公开的讨论是工商界展开百家争鸣的开始。好些人准备参加讨论。
+
+## 争鸣和接受改造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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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公私合营艺华乐器厂厂长张焕尧认为报纸刊登吴金萃的文章是一个很好的“放”，他很拥护。他说：“知识分子的百家争鸣已经热闹了好久，工商界的声音还是很小很微。这不是说工商界的思想里平静无事，没有什么可鸣的；而是大家觉得我们的争鸣有困难，思想上还混乱，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接受改造的问题。争鸣和接受改造是不是矛盾呢?要“放”，我们应该“放”到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呢？都很不清楚。但是，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问题确实也不少，脑子里的问号一大堆，不鸣不放，憋在心里总是问题，譬如向工人阶级学习，就有人一直是口服心不服的。这一回，如果报纸能够掀起一场热烈讨论，帮助大家辨清是非，提高思想，这是直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最近就要写文章，争鸣一番。
+
+## 提出了工商界实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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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药公司北京市公司业务科副科长阎少青说，报纸发表吴金萃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工商界中表面说是没有问题、实际上是有疑问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公开讨论，对工商业者的进一步改造有帮助。他说：“现在没有人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向工人阶级学什么，光抽象地说什么‘大公无私’不解决问题。我自己就还没闹清楚。可是，不把这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人们就只能在背后谈谈，既不能深入分析，又不能搞通思想。老实说，像我这已经当了干部的人，心里明明有问号还真不敢公开地说出来，怕人家批评：‘亏你还是个干部，白学习啦，连这也怀疑。’结果心里疙瘩没解开，还得不懂装懂。现在报纸支持争鸣，我一定参加。”阎少青还说，他希望这次讨论要让大家好好地自由思考、多多辩论，要以理服人，别扣帽子，不然，是会影响大家放心大胆地争鸣的。
+
+## 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见
+
+　　北京市五金工业公司副经理毛质宸也说要参加这次讨论。他表示不大同意吴金萃的某些看法。他说吴金萃是工商界中的技术人员，他的意见能代表一般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不完全能代表像他自己这样的人。
+
+## 工商界大都不敢敞开来谈
+
+　　前门区工商联委员张文魁和杨承志认为吴金萃能够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谈，是很勇敢的。杨承志说：工商界的思想问题很多，大多数人有“落后感”、“委屈感”，但大家都不敢“冒险”敞开来谈。现在有人带头说，这不仅可以鼓励工商界和大家思想见面，而且有利于党对工商界的工作。
+
+　　张文魁认为，工商界有人有思想问题不肯也不敢公开来谈，这种顾虑都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渐产生的。他说：大家对党的政策是完全拥护的，但有的干部在贯彻政策时常常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净看私方人员的缺点，不看私方人员的优点，而且常常偏听偏信，给私方人员钉子碰，使得私方人员有意见也不敢提了。目前，工商界有不少人不但对靠拢党、靠拢工会有顾虑，就是对工商联也掏不出他们的真心话来。他们说：“我说十句，也顶不上工人说一句!我有意见不反映倒好，一反映就许闹糟了!”张文魁说，让大家争鸣一下吧，这样可以鼓舞工商界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
+## 暴露思想会不会起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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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工商业者、北京市医疗器械公司财务科科长倪世富滔滔不绝地对记者说了许多话。他说吴金萃写这篇文章，他老早就知道，而且还参加过讨论。现在报纸把它发表出来，大家争鸣，他认为将会起很好的作用。倪世富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工商界思想的大体表现是：和有关部门谈思想，只能谈三成；业务负责人之间在一起谈，也不过七、八成；只有大家在一起发牢骚的时候，真实的思想情绪才百分之百地暴露出来。
+
+　　“为什么是这样呢?”倪世富说：“这是因为有些人，特别是搞工商界工作的人，过去有思想顾虑，他们就怕工商界暴露了思想，泛滥成灾，带来副作用。工商界的一些骨干分子、积极分子，过去对敞开思想也有顾虑，他们怕自己谈了不同的意见，犯错误，在群众中影响不好；也怕别人说自己“行动上那么积极，思想却这么落后”。
+
+　　“会不会起副作用呢?”倪世富说，“我认为，可能会对极��数人起副作用，但这是次要的；主要的作用，将使工商界的思想大大开朗，从而使问题真正得到彻底解决。”
+
+　　（来源：《大公报》1957年5月8日。原题为：“工商业者大胆争鸣的开始＼吴金萃文章引起北京工商界很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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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各民主党派讨论毛主席讲话；对发挥民主党派作用提出很多意见
+
+　　<《光明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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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西安航讯  西安各民主党派组织成员，连日来广泛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讲话。对今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两大方针下，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提出了很多意见。
+
+　　在民盟陕西省委会和西安市委员会召开的扩大委员会的讨论中，民盟的省市委和一些文教部门的支部负责人，都认为毛主席的讲话，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思想上的解放，学会了怎样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西北大学副教授、民盟西北大学副主任委员王涯佛说：“放”，就是暴露矛盾，就是精神解放，思想解放。过去在三反运动中，有人几夜睡不着觉；肃反以后，更感到说话要小心了。心里有很多矛盾，不敢讲。这些旧账，要不要翻？有些人说，不要翻；但是，不翻，心里的顾虑不会消除，精神就不会解放。西北农学院教授、民盟西北农学院支部主任委员(此处一字打不出)志刚说：矛盾揭露了，是不是削弱了领导威信，不是的。解决矛盾，是从团结出发，要克服“左”的情绪。有人认为，只有拍桌子，话说得厉害，才算是批评，合理的说服，就不是批评。知识分子容易片面，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尤其是在团结方面。矛盾来了，往往发烧到三十八度，不是心平气和的谈问题。要注意使温度正常，才能达到两个团结。
+
+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目前已召开了两次会议。西北农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西北农学院支社主任委员王振华说：学校的党群关系不好，教师最不满意的是党的干涉过多，行政领导的职权不够。党对教师的意见，倾听和重视不够；表面听了，实际没有听，对不同意见，更没有支持。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还偏听偏信。有时一件事情事过境迁，还常常重新提起。因此有的教师就发生这样的疑问：我这人还能不能进步?我这毛病被你抓在手上，这一辈子有没有完？打消顾虑，光向群众讲大道理不行，群众要看行动。王振华对学校民主党派工作提了意见。他认为：民主党派，只站在党的立场，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因为只站在一面，就不能很好的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脱离了群众。民主党派和群众，也是貌合神离。他认为：民主党派在学校发挥作用，自己要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同时要求党对民主党派正确领导，大胆放手，并对民主党派工作，多给具体支持。王振华说：民主党派工作最感到苦恼的，是群众反映的意见，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要求党今后对民主党派反映出的群众意见，特别重视，做到件件有交代。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九三学社西北大学支社主任委员郝御风说：我们学校民主党派的工作很空虚，西北大学的党委没有和民主党派共同商量过学校的工作，好像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团体。他指出，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还没有抓住，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分子可以把自己视为小学生，但领导上在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学习时，不能当小学生来教。自己可以搞懂的东西，却要去听讲，但又不敢说。郝御风教授还对西安的党政领导提了意见。他说：西安党政领导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执行如何？应该检查。在十二年内，我国科学要争取达到国际水平，而西北地区将采取什么步骤，来提高学术水平，这些都没有具体安排。在教学工作中，也没有结合西北的特点，只跟着中央的命令跑，影响教学质量提高。西北大学教授、九三学社社员王成祖说：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限制了“百家争鸣”？从过去的情况看，我也有此感觉。一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就用不着讨论了。如果按政治上划分，只有两家，即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思想之下，有百家。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百家呢？他要求给高级知识分子以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研究争鸣。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委会，近日连续召开了社会成员、各基层组织负责人和所联系的社会人士座谈。民革党员、省人民代表李约祉，批评了省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对发展秦腔艺术采取的宗派主义和粗暴态度；民革党员、市政协委员吴云芳，对及时安置城市中不能升学就业的小学生提出了意见。民革党员李树政，对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个别干部的作风，提出了批评。在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召开的讨论会上，许多中、小学教师中的民进会员，对学校中的一些党员，不关心群众，不联系群众，提出了很多批评。西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师马启秀说：我们学校有三个党员，不关心群众，也不帮助群众。个别党员，遇到开大会的时候，就给平时爱提意见的人，扣上大帽子，加以批判。对民主党派也不重视。我们要求党组织提意见，给我们指出缺点，把工作搞好，但党组织一直没有找我们谈。好几个学校的教师反映：他们三番五次，想找党组织谈心，可是一学期过去了，一学年过去了，还是白等。迫切希望改变对教师不关心的现象。
+
+　　 来源： 选自《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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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土家族知识分子和部分群众要求单独搞区域自治
+
+　　<龙治安>
+
+　　新华社长沙8日讯　自从人民日报刊登了向达、潘光旦在政协会议上关于土家族问题的联合发言后，潘等又写信、打电报给土家族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湘西苗族自治州内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当中发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土家族知识分子中引起一些波动，他们公开表示对省和自治州不满。一位中学教员对记者说，潘曾写信告诉他们，中央已经承认土家族，只有省和自治州不承认，希望大家坚持要求单独搞自治州。保靖中学的土家族教师把向达，潘光旦的发言油印了到处散发，还写联名信宣称一定要单独搞区域自治。记者访问他们时，看到他们桌子上还有一些信件、油印的宣传品。他们向记者说：土家族师生都要求中央派访问团来调查土家族的各方面情况，要求政府大力宣传民族政策，关于土家族区域自治的问题，应该充分协商，听取土家族人民的意见等。保中一个在土家族中威望很高的教员彭武一，过去一直主张土苗族联合自治，现也表示要分开单独自治。
+
+　　在土家族的群众中，还有许多不愿承认自自己是土家的，认为“土蛮子”不光彩，都说自己是汉族。有一部分虽承认是土家族，但是对这事情不大关心，有的说：成立自治州我们也是生产，不成立我们还是生产。反正都是一个娘养的(指全在党领导下)。
+
+　　（也有些群众，因为听了小学校土家教员的宣传，他们也要求单搞区城自治。记者在保靖县邀请几个土家族老人座谈时，有的说：苗寨修大水库，我们连个水井也打不成。帮我们单搞一个(自治地方)，以后也就能得照顾。有一个老汉临走时，还再三向记者说：“同志，把我们的意见告诉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一个。”）
+
+　　在苗族干部当中，一小部分人看了潘等发言后有些赌气，他们说：分开就分开，你们单独成立土家族自治地方好了。
+
+　　一般汉族干部，对潘等发言表示不满。如保靖县委书记(汉族)对记者说，潘等夸大了土苗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两个民族的群众，多年和平共处，并没有发生什么纠纷(据记者在涂乍乡了解，苗家村寨和土家村的关系很好)。他们还认为潘等在发言中把中央和地方对立起来，引起土家族对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不满。此外，古丈县委书记(汉族)也向记者说，他在古丈县直属机关的座谈会中，曾经公开做报告，批判了潘等联合发言中的不妥之处。保靖县委书记还说，他们目前工作很困难，因为究竟不知道是分是合，无法向群众进行宣传和解释工作。　(龙治安)
+
+　　 来源： 1957年5月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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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台、昌濰、貴州西部和象山等地謠言和迷信活动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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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保定8日訊入春以来，邢台地区农村的謠言很多，傳神貼、傳經、神藥、聖水等事件广为流行，具休表現如下：
+
+　　一、政治性的煽动謡言。最普遍的是：“閏七不閏八，閏八把人杀。”邢台县馮家庄流傳：“前半年早，后半年乱，共产党不久就完蛋。”还有的造謠說：黑道日快来了里暗四十天，到那时火柴划不着，手电打不着，是啥看不見，人在那里死在那里。
+
+　　二、“啞叭經”在平乡、广宗、南扣、任县等六县四十五个村里流傳很广。“啞叭經”内容十分反动，宣称今年有“十劫”、“十愁”。“十劫”是風劫、水劫、雷劫、瘟劫、刀劫等；“十愁”是：一愁干戈劫；二愁烟火劫；三愁日月不安然；四愁夫妻不团园；五愁兒女遭失散；六愁人满地摊；七愁死尸沒人埋；八愁衣服沒人穿；九愁有饭無人；十愁难見太平年。反动内容还有：大道通街無人走，血流成河骨成山，尸聚田野無人埋、豺狼虎豹把人餐。还說什么有田無人种，有房無人占；五六月餓蛇遍地出，八九月惡人遍地死等等。宁晉王家庄發現过这样的反动标語：高級社，真可惡，花了錢，不讓說。現在少吃沒錢，到4月动手就干。
+
+　　三、傳神象、神貼、提前过旧年等活动在有些县的村里鬧得很凶。内丘县金店乡張家屯張玉堂之妻4月5日从隆堯县东霍村李常知母亲那里得来用黃紙剪成的人象，上写：南海大士赦苦救难。到8日該乡的委家屯、王家电等四村80%的戶，門上都貼上了这种象。平乡县米夏庄村3月30日就过旧历年了，他們說：“赶紧过到58年，避免了今年的灾难。”这天全村家家戶户門上贴上南海老母象。4月2日，家家关鬥閉戶，整日不外出生产，吃莢綠豆、萁片湯，叫“避灾飯”，糊紙鞋、小旗等焚燒。沙河县李家庄在还乡道首刘順妮的煽动下，全村一百另八戶中有九十戶縫了老虎枕头。据初步計算用工六十五个，用布二十九丈，用糠三百九十斤。連这村妇联主任也縫了老虎枕头。他們說是老虎枕头避邪，能免灾难。
+
+　　此外邢台市和邢台、沙河、宁晋等六县六十多个村發生了拜神求藥、取聖水等情况，参加这一活动的有乡部还有共产党員。
+
+　　上述情况在人民思想、生活、生产上造成了混乱和错失，农村情势在某些方面出現了紧張。新河县有的正入学兒童退学了。沙河县仅拜神求藥一项，約惧工二千一百多个，每个工以八角计算，就浪费了一千六百多元。来往的路費、献供折款难以計算。
+
+　　随着这種情況的發生，一些神婆、神汉、盲人、反动会道門首要分子，被管制分子等也乘机活动。
+
+　　上述情况已引起该地区各級党政部鬥的注意，想过工作，情况已逐步好轉。(李朴)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8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

CCRD/1/3/2/000394.txt

@@ -0,0 +1,39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一)
+
+　　<《人民日报》编者>
+
+　　《人民日报》编者按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在报刊上，很多党外人士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以及对党和政府所视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党组织更应该继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只可以邀请他们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而且还可以采用各别谈心的办法，更充分地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昨天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对统战工作提出意见，这是请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顿作风的好办法。
+
+　　＊　　　　　　＊　　　　　　＊
+
+　　本报讯　从党在去年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到底还有那些问题？在我们全党即将展开整风运动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希望我们通过整风解决那些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问题？这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在８日下午邀集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的中心议题。
+
+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先后就召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近年来检查党的统战工作的状况、当前党派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李维汉部长说，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
+
+　　平杰三副部长说，从去年３月到目前检查的结果来看，各地执行统战政策比以前有了进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比从前有了很大改进；各民主党派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关于宣传民主党派的活动方面也比过去作得多一些，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很多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加强联系和帮助的问题，基层组织的党派关系问题等，都须要加以研究。
+
+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副主席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发言。
+
+## 统战部多次征求意见只是没有下文
+
+　　章伯钧说，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以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曾举行了扩大会议，就党与非党关系、民盟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等等问题进行了座谈。这次会上，有人说：几年来，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条件。例如某机关的一个计划科长，因为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他本应参加的有关会议，很感苦恼。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象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关于有职有权问题，章伯钧说：有人说：职、权、责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党领导人员有职有权，必须同时要非党人士负责，但是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
+
+　　在谈到对统战部意见的时候，章伯钧说：有人认为：统战部征求意见不止一次了，到今天还要人家提意见，有些人都不愿意提了，因为过去提的意见没有下文，没有交代。如去年统战部无准备地制定各民主党派干部制度，开了几次会征求意见，毫无结果。再如１９５０年统战部就曾强调有职有权问题，迄今七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章伯钧还说：民盟中有人认为：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得不够。有人认为，民盟中央“带病延年”，对长期共存方针无独立见解，也无具体办法，这点也是统战部对我们的“病”帮助不够，即互相监督不够，统战部也应该检查。还有人认为：统战部单靠开会提意见不解决问题，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深入访问一下，个别交谈。深入访问时，不要只找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还要找找下面的人。
+
+## “带病”能否“延年”
+
+　　许德珩在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许德珩提出两个具体问题，他说：首先干部问题在九三学社总是很难解决，需要调来的人不能来，在职干部不安心工作。从去年到现在统战部只介绍来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到现在还在动摇。三年前曾介绍来一个青年人，后来走了，他说他是学历史的，非走不可。再有一个问题是：去年以来，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但是，他们入党以后，就要退出九三学社。南京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和杭州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去了。我们就想：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既然是长期共存，无论如何要有人来搞工作，无论如何要有组织成员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敢检查统战工作。如何解决呢？许德珩说：现在我们呼吁统战部帮助，也就是带了病，请统战部给药吃。他还建议恢复双周座谈会，解决“一道墙，一道沟”的问题。
+
+## 应该量才用人要树立交谈风气
+
+　　陈铭枢在谈到高等学校中的各种组织的作用时说，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这是值得研究的。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还说，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但是，他认为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只是党组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注意，对于一些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同党外的负责干部共同商量。他在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时说，党员有明确的工人阶级立场，但是如果“用非所长”终究不能成为“俊才”。因此，他希望党对学校中的领导人，能够做到“用其所长”。最后，他谈了如何密切党的领导干部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说，他曾经参加某中学校的党员与非党人士的谈心会，感到很好。他希望今后能够树立起党员与非党人士交谈的风气，消除彼此关系冷冰冰的现象。同时，他希望全国政协能够恢复双周座谈会。
+
+## 教条主义使人消极遇事要作具体分析
+
+　　章乃器发言时说：共产党不干涉民主党派内政与互相监督如何结合？这个问题要研究。我认为民主党派可以检查统战部的工作，统战部也可以检查民主党派的工作，民建就欢迎统战部检查。接着，章乃器批评了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他说：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害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二位。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认为党要明辨是非，否则，就不能达到统一战线中的团结。他说：只有大公无私才是党性，对那种对党性的不正确的认识要批判。谈到这里，章乃器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还批评了民建内部的宗派主义活动，他说，这种宗派主义是有形无形存在着，有些人摆出党员的架子，好象代表共产党在执行领导。
+
+　　在谈到对工商界的宣传教育工作问题时，章乃器认为这方面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很严重。４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社论中的教条主义就不少。这篇社论对于工商界积极的一面讲了，对于消极的一面讲了三点：消极自卑，违法乱纪、盗窃资财，骄傲自满，这三条究竟那一条是主要的，很不鲜明。有人对我说：私方违法乱纪、盗窃资财的百分比绝不比合作社、国营工厂来得多。说工商界消极自卑，也不能完全怪私方，还要看公方是否创造了条件。其次，文章中片面强调要服从公方领导，这也有问题，如私方当正厂长，片面强调服从领导，就必然有职无权。还有，文章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因此，他认为，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对工商界消极的一面，要弄清哪些是主要的毛病？哪些是次要的毛病？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十多人。座谈会将于９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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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研究清华大学中  党组织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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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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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的总前提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任务应该怎样？根据尊重民主党派独立平等的方针，高等学校中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的关系应该怎样？为了研究这一系列的问题，从４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市级组织、九三学社中央和市级组织以及其他方面人士共同组成十人调查组，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为时约两周的调查。在这期间，调查组成员曾经广泛地和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教授们接触，听取和交换意见。调查结束后，本月６日和７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主持，召集各有关方面举行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闵刚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毅，民主同盟清华支部负责人、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九三学社清华支社负责人张守仪，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高校党委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高等教育部负责人和代表等多人。
+
+　　这次调查结果和座谈会发言证明，在清华大学，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学校中的党派联席会议，在讨论研究学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在调整院系、教学改革、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民主党派做了一些工作，在群众中逐渐树立威信，组织也有了发展。几年来，党与非党关系有了改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民主党派成员受到很大鼓舞，“民主党派要取消”的思想得到解除。而且近来，党与各民主党派正进一步向亲密合作共事的关系方面发展。
+
+　　但是，调查结果和座谈会发言同时证明，在清华大学，党与非党关系过去以至现在也还有着大大小小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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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条线有三条线摆得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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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学校中的五种组织系统称作“五线谱”，比做五条线。这五条线是：共产党，行政，民主党派，工会和青年团。五条线，三条摆得不妥当。党委系统在各项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管得多了些。有些党员也加粗了这根线。一位副系主任谈到：有些年青的党员，对别人尊重不够。系的决定不通过党的系统布置就行不通。许多事情，党内研究好，交下来就做，让着重体会“领导意图”，而不是和群众一起研究。如果许多工作能多同民主党派商量讨论，就能使他们感到是自己的东西，有一种政治责任感，更有利于工作。
+
+　　行政系统，从校长以下，有人形容为虚线。过去，许多事情，是由党委将决定经由党总支下达到党支部，党支部再通过系秘书（多是年青的党员），向系主任布置，形成系秘书领导系主任。有人觉得，这种工作方法是不合适的。有些问题完全可以让系的负责人先知道一步，多知道一些。
+
+　　民主党派系统的情况是：从个人来看，每个成员都起着作用，但从组织作用来看，是若有若无，时隐时现。有人谈到，在动力系几年，黑板报上和其他方面，连民主党派的影子也看不到。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作得不够。如建筑系有年长的教师，党希望民主同盟的组织对这些年长教师做些工作，但很少和盟员研究工作。在系里和教研室里，看不出民主党派要起甚么作用。九三学社有的社员说：普通社员，没有甚么任务，感到入社和不入社差不多。因此希望大家做好小组工作，和交给一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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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华大学，工会和青年团系统的工作，有人说他们是比较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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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要参加“施工”也应当参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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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摆出来了：五条线的位置不正。怎样摆正呢？也就是说，怎样在工作中既能贯彻党的领导，又能使行政和民主党派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的负责同志提出了一些初步意见。他们引用了一位民主党派成员的话，这就是：“门户开放，权利平等，力竞公择，是存非去”。也就是另一位民主党派成员所说的“放心”和“放手”。在过去，学校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是征求过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的，但是，民主党派成员只参加“施工”，没有参加“设计”，只参加“演出”，没有参加“排练”。这是因为还没有彻底认识民主党派工作的重要性。过去曾经有的党员认为，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已经没有问题了，民主党派的成员已都作了适当安排，却没有或很少考虑到，同民主党派在工作中应该采取甚么样的共事关系。今后采取一些甚么具体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呢？这就是：一、加强党派联席会的作用。学校的重大问题，不是事先由党讨论，而是直接交由党派联席会讨论，让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各系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考虑成立系的党派联席会。学校的领导体制，今后也可以以党委领导制为基础，吸收各个方面共同参加为好。二、加强行政系统作用。学校的重大问题由校务委员会、各系的重大问题由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且贯彻执行。三、要求系秘书和做其他行政工作的党员，克服工作中简单化的作风。四、在各种工作中，向民主党派请求支援。
+
+## 民主党派如何发挥组织作用？
+
+　　要想把党、行政、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好，还必须解决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任务的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是独立、平等的关系呢？还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都认为，民主党派除接受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是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平等的；它在学校的基本任务，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一致的，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但是，这里就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民主党派的组织如何发挥它的组织作用？
+
+　　有人认为必须首先加强民主党派成员的自我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得好，才能使自己的组织在理论上和思想水平上，同共产党处于平等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才会更大。比如，有些人一直存在着一种自卑感，认为共产党员在政治上都比自己强，不相信自己会起什么作用；有些人怕监督错了受批评，不敢监督；有些人习惯于事事依赖共产党的帮助，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负责的精神，甚至在甚么地方挂一个锦旗的事情，都要向党委请示。显然，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通过思想改造来求得解决。也有人认为，要加强组织作用，就必须加强领导的作用，希望民主党派的领导机构，能够根据学校中的中心问题，随时对自己的成员提出具体要求，还有人认为。要想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必须给党派的领导人以研究党务领导工作的时间。现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多半在教育行政、教学研究方面负着很大的责任，他们本来就很少有时间研究党务工作，而党务中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又占去了他们仅有一点可能抽出来的时间。因此，希望学校方面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或是考虑减轻担任党务工作的同志的其他工作任务。也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成员，今后应该更多地参加各种行政组织和群众组织，以便在更多的方面发挥作用，体现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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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心置腹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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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党员与非党同志之间的关系，有人提到，过去在清华大学，是不够正常的。党员不去或很少去非党同志家里，非党同志也不去或很少去党员家里。彼此都有顾虑。甚么顾虑呢？党员去非党同志家里，怕被怀疑是去检查他们的行动；而非党同志去党员家里，又怕被别人说是“拍马屁”。彼此之间，可以说只有政治联系没有感情联系。就是非党同志之间，也多是互不来往。过春节，从来不拜年。学校号召团拜，就有许多人不去，因为觉得平时少联系，过年来个大团拜，太形式了。有人谈到，有些党员作风太严肃，使人感到格格不入。“党员来谈话，是有事才来”。有的老教授，对曾经是他的学生的党员，无话不谈，而对一般党员，就不愿深谈。因此，不少人希望，党员与非党同志，要多接触；“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交情问题”是很重要的，朋友之间要推心置腹讲知心话，要有朋友的感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亲密的合作共事。近来，这种情况已有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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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汉同志的一些意见
+
+　　李维汉部长在座谈会上，曾针对调查材料和大家谈话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发言。他谈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关系，是一个很普遍的关系。民主党派成员应该在工作中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党在很早以前就提了出来。去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各民主党派都要求发挥更多的作用，清华大学这次调查中所提到的“从设计到施工、检查”的问题，就是这个愿望的表现。这是对的，应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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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些党员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还没有正确的估计。民主党派一般都同我们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他们走的道路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发展的，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中起了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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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现在基本上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集团。高级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是很重要的，他们对于后代是老师，在现在的各项建设中，是一支强有力的力量。他们应当同工人结合，工人也必须同他们结合。因此，应该重视民主党派，应该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允许争、放，解除某些压力，克服党内的宗派主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掉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鸿沟。
+
+　　为了贯彻这个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应该服从它的要求。机关学校中党组与行政的关系以及保密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考虑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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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谈的清华的问题，只是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一个方面的问题。校务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可以同党委的意见不一致。共产党可以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方案，民主党派也可以提出方案，个人也可以提出，总之要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这样是不是会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呢？我以为相反，更多地听取群众意见，领导作用就会更充实。
+
+　　单是在校务委员会作工作还是不够的，共产党还要作统战工作，通过各种接触，沟通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合作共事中的障碍。
+
+　　这些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共产党员的态度问题。清华大学教职员中的共产党员有很多青年人，他们对老教授们，应该“拜老师，交朋友，开诚相见，虚心学习”。
+
+　　李维汉同志最后谈到，他的意见是提出供大家参考的，不是定论。他还建议清华大学领导上和各个方面共同研究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订出些制度，逐步解决现存的问题。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原题为：“高等学校中党与民主党派怎样合作共事——记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研究清华大学中  党组织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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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新闻记者
+
+　　<《文汇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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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新闻记者采访工作不受尊重的消息以后，新闻界以外的人会从而了解还有这么一行不被重视的行业，而历年来的革命教育一向告诉我们：人的职业没有尊贵与卑贱之分，有的只是革命分工。中国传统的说法是社会职业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状元”的封建解释是向上爬、出人头地；新的解释也未尝不可以这样来体会：不同行业同样可以做出贡献，同样可以为人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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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界以外的人会想：只要是识字的人，每人每天必不可少的精神粮食就是报纸。报人（包括报社里的职工）倒也不想居功，但是这起码也是一项光荣的社会分工下的职业，用新的术语说，新闻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
+　　因此这些苦经也许会使新闻界以外的人大吃一惊。
+
+　　但是新闻界以内的人，特别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年人，却不奇怪，因为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
+
+　　在我们上代亲朋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当儿女选择职业时，父亲首先告诫说：什么都可以干，就是别当律师和记者。因为这两行“自由”职业在旧社会是敲诈和包揽的别名，他们往往唯恐天下不乱，就喜欢在浑水里摸鱼。中国报业史中不乏为了民主为了爱国主义而奋斗的新闻先辈，但是确也存在过不少假借新闻事业而汲取名利的政客，次等的也以办个小报小通讯社作为敲诈的工具。新闻记者结交衙门以至三教九流，因此使得某些洁身自好的人见了害怕，以致告诫儿辈千万别从事这门行业。
+
+　　不说远的，就说这一代中年记者，在旧社会中是饱尝过“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滋味的。因为记者可以替人扬名，例如写一篇“访问记”；记者可以替人争利，例如按照授意发一条新闻；记者可以替人涂改事情的黑白曲直，例如写一条什么“关系方面消息”；记者又可以替他掩盖一些坏行为，例如面对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事而装瞎作哑……有些记者可以任意胡为或听人支配而致富，人称“无冕皇帝”；有些记者却为了自己的伟大理想和硬骨头而受排挤，以致牺牲了性命。
+
+　　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记得采访“国民参政会”新闻，记者们也曾受过搜身以及参政员走大门、新闻记者走旁门的伤害人权的污辱……
+
+　　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这证明了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基础的改变。
+
+　　八年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也是特别多的，因为这项行业是有特殊性：接触面广。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
+
+　　对于那位部长助理，根据本报记者所说，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多么淋漓。
+
+　　“你重要还是我重要？你们给我滚出去！”
+
+　　为什么部长助理一下子就想到了“谁重要”的问题呢？这是一种什么思想意识的表露呢？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真谛来说：意识是存在的反映，那么——
+
+　　存在——部长助理，
+
+　　意识——重要；
+
+　　反过来说——
+
+　　存在——新闻记者，
+
+　　意识——不重要。
+
+　　多么有趣的一位人物，应该用契呵夫写短篇小说的笔法好好描绘描绘他。
+
+　　假若社会上只有部长助理以上的人才重要，那是多大的悲剧啊！难道目前正在向中小学毕业生宣传着的种田、养猪、当徒工不重要？难道服务性行业不重要？说出来不怕脏了部长助理的耳朵：群众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早已认清：辛勤的清洁夫和掏粪坑的同志也一样重要！
+
+　　当那位摄影记者轻轻拉你一把的时候，你为什么火气那么大？他不是为了爱护你么？他不是为了从工作出发么？
+
+　　想不到通过你的大脑立刻反映到口上来的却是谁重要和滚出去。这是什么样的条件反射？亲爱的部长助理，请你读一读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里面也曾说起：“人民的国家是保卫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
+
+　　这还是从毛主席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引来的呢，你一定早已熟读过了。
+
+　　我们在这里喊一声：“救救部长助理！”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向部长助理吹洒一些和风细雨。
+
+　　读了消息，更使我们感谢整风及时，感谢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的指引。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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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大领导不肯大胆的“放”
+
+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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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报讯  北京师范大学昨天举行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党员非党教授在会上，对学校领导不肯大胆“鸣”和“放”，提出批评，有人形容说：外边是雷声震耳，北京师大是无风无雨。
+
+　　政治经济学教授陶大镛认为：北京师范大学领导上还未能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畅谈人民内部矛盾。他说：目前北京师大参加讨论内部矛盾问题，还只是极少数人参加，没有发动广大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参加讨论，事实上，正是广大教师都发动起来，才能深入谈出具体问题；才能真正揭露矛盾。西安离北京那么远，都出现了畅谈的高潮，到处是雷声震耳，而我们身在北京，却无风无雨。
+
+　　陶大镛教授建议北京师大的领导干部迅速改变这种情况，集中精力放手发动广大教师，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有必要集中几天开会，讨论反官僚主义问题。作为学校中共党内支部书记、副校长何锡麟同志应该从百忙中，抽出时间，领导好这一工作。
+
+　　中文系女教授、共产党员彭慧教授说：从今天的会议就可以看出，我们学校是大大落后于现实了。报纸上所反映的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的畅谈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和北京师大的现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还没有畅所欲言。参加今天会议的有五分之四是党内同志，只有五分之一是党外同志，我们没有更多地邀请教师的，特别是党外的老教师们，大家一起座谈内部矛盾问题。
+
+　　俄文系教授胡明也认为：要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讨论的好，首先学校领导，特别是学校党委的负责同志应该心胸更加开扩，让各方面的同志都把意见说出来，这不但不会妨碍团结，反而会有利于团结。
+
+　　马特教授在发言中，批评了领导上过去在学校中不是依靠教师，而是依靠少数的行政人员作好工作的情况。他说：学校工作最重要的是教学工作，而完成这个工作的人是教授。但是，几年来，我们把学校中的行政人员的地位提到高于教授，于是产生一种风气，好像行政领导，要比教授荣耀得多。实际上，行政工作人员是应该帮助教授更好的完成教学工作的，而不应高于人上。
+
+　　他还认为：学校领导对老教授重视很不够，随之，对老教授的知识也就重视不够。往往许多事情不去听取老教授的意见，而轻易地听取年青干部的意见。
+
+　　共产党员、王焕勋教授也用许多事实说明学校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相当严重的。
+
+　　政治教育系主任，中共师大党委会委员王文枢在发言中主要谈了自己对最近中央号召开展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讨论的体会，没有涉及到具体问题。有位参加座谈的人说，他的发言全是人民日报社论中谈过了的。
+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9日。
+
+　　注：这条消息发表时，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会已经有准备、有步骤地组织教师座谈会，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因此，所谓“北京师大领导不敢大胆的‘放’”，是与事实有出入的。但是，这篇批评稿助长了该校右派分子穆木天、董渭川等人的气焰打乱了该校的整风步骤，造成党委会工作上的被动。
+
+　　 来源： 《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原题为：“北京师大领导不肯大胆的“放”　教授们提出尖锐批评  有人形容：外面雷声震耳，师大无风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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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中不能开展百家争鸣吗?  部队文艺工作者批评部队文化部门领导上的教条主义
+
+　　<周泽民>
+
+　　本报讯新华社记者周泽民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最近召集在北京的近四十位部队作家、音乐、美术、文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领导人员等，举行座谈会，讨论在部队中如何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
+## 全军还没有大“放”大“鸣”
+
+　　到会的许多人都认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有人虽有满园春色之感，但总的情况是有形无形地还存在着种种束缚和障碍，全军还没有大“放”、大“鸣”起来。
+
+　　有人认为部队文化工作领导上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态度，不够坚决，有些文化工作领导者的言行，甚至和中央的这一方针的精神相违背。解放军文艺社编辑组长张文苑说，在这个方针提出的初期，我感到是门户未开，戒心十足。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些和领导上不一致的意见，某些文化部门领导者就马上起来讲话，要大家不要随便争鸣，说争鸣是为了消除唯心主义，共产党员总不能宣传唯心主义啦等等。后来，当各地已开始争鸣起来，某些文化部门领导者又特别注视那些偏向性的材料，并且在会议上动员大家说，现在外面右的东西很多，大家应该拿起笔来，投入战斗。这种以“左”反右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片面的看法。作家杜烽说，奇怪的是，在中央这一方针传达后，文化部门竟然有个别领导同志，在会议上公然宣称：“部队里不准百家争鸣！”也有人说，部队里“只准放香花、不准放毒草！”理由何在？没有下文。我认为，不但应该准，而且应该坚决、迅速、彻底地把这方针贯彻下去。只有经过“鸣”和“放”，才能鉴别香花和毒草。教条主义在过去被当作香花的，只是在争鸣之后，才被看破，原来是一棵毒草。作家魏巍认为，究竟谁在阻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那就是党内一部分“左”倾思想情绪。
+
+## 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宗派情绪把创作限制在狭小圈子里
+
+　　作家们从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编审出版等方面，揭露了创作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情绪。许多人认为，过去提出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一些方针、口号，尽管在一定时期，有过它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比较机械和绝对的缺点。它的表现之一，是在指导创作上，要求描写重大题材，结合当前任务，创造英雄形象。这些问题的提出，虽然在反对“落后到转变”等公式主义创作上，确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提法上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无形中把重大题材和题材的多样化、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英雄人物和落后人物，摆在对立的地位，忽视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文艺的特征，把创作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这就束缚了作家的思想，使他们不敢面对生活的真实，不敢大胆揭露和抨击生活中的落后现象和落后人物，不敢写矛盾、冲突和缺点，甚至美化和粉饰生活，为公式化、概念化造成条件。魏巍说，题材广泛论与工农兵方向，重大题材与儿女情、家务事，并没有什么矛盾。事实上，历来的文艺作品，并不是光有重大题材，而不写儿女情、家务事的。作家周洁夫说，过去文化部门领导上提出，必须象指挥打仗帮助搞清主攻方向一样，帮助作家明确主题思想，然后再去收集材料写作的作法，是违反创作规律的。事实上，作品主题是在生活中孕育起来的。先明确主题再去生活的作法，恰恰和公式化、概念化有一定的关系。
+
+　　作家虞棘对凡写军队的作品必须经部队审查后才能发表的作法，对编辑部门某些同志不跟作家商量便粗暴地大删大改，甚至一改就是几万
+
+　　（字，提出了批评。也有人批评了某些审稿者往往不是以生活本身如何作依据，而是以生活应该如何作依据，责成作者不要那样写，应该这样写。作家韩希梁还建议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不要把住关口，说凡是有关军队的书由我出。应该竞争，打破垄断。）
+
+## 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阻碍了创作的繁荣
+
+　　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解放军文艺”编辑部陈斐琴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较为严重的是教条主义的批评，是脱离实际、简单地用书本上的理论来解释文艺问题的批评。如白刃的“目标正前方”，因为反映了胜利后的居功骄傲情绪，批评家就给加上反无产阶级领导的帽子。胡可在剧本中写了一个指挥员放弃家庭幸福去抗美��朝。批评家就说，这是一个普通战士都有的崇高道德品质，作品这样描写指挥员，降低了我军指战员的优秀品质。“解放军文艺”编辑鲁一认为，搞评论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写评论时，只是抽象地从政治工作角度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他们认为部队什么都是对的，好的，正确的，说写落后的人是因为作者本身的阴暗面。有人说，如此说来，部队就只能是一个模型，只有排头排尾之分，而无先进落后区别了。鲁一说，批评工作中的主观臆断，教条主义，是最伤害作者而阻碍创作的繁荣的。
+
+## 领导方法简单生硬压服式的命令干涉过多
+
+　　会上，许多人的发言还认为，部队各级领导对文艺工作尽管是关怀的，但是，领导方法比较简单、生硬，我说你听压服式的命令干涉过多，不能按照文艺特点进行领导。作曲家晓河说，文艺工作是复杂的，如果不按其特性进行领导，那就会妨碍它“放”。比如关于文工团的乐队，强调民族风格很好。但也不应该不吸取外国的东西，过分强调民族风格，使一些拉了七、八年小提琴的人，放下小提琴，这就太简单化了。又如文工团年年整编，人少事繁。海军文工团去年演出了三百多场，希望休整一下，下去生活一下，领导也不同意。没有组织保证，也得不到学习提高，是放不出好花来的。他希望领导上能吸收文工团同志一起，研究整编问题。
+
+## 要爱花种花不要拔花
+
+　　美术工作的不被重视，是画家艾炎和刘仑共同的感觉。１９４９年以来，部队整编掉了四百多个美术工作者，目前部队里没有美工人员的编制，有人只好挂个军事法院助理员的名，从事美术工作。刘仑说，我是一个大学讲师，抱着改造自己的目的来到部队。我五、六年来多少摸索到点兵的感情，很不容易。领导上应该很好地珍惜我们，要爱花、种花，不要拔掉花。要解决画家的编制、组织画家作品的出版，保证军事美术创作的繁荣。
+
+## 必须按文艺特点进行领导
+
+　　陈沂认为在部队文艺工作上，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军队各级领导必须把文艺工作作为形象思维的工作对待；一是必须按文艺特点进行领导。
+
+　　陈沂说，我认为，这些年来，部队创作是繁荣的。领导对创作是扶植、支持的。但在我们工作中是有缺点的，如在创作指导思想上，提倡写新英雄人物，忽略了文艺作品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在文工团建设上，有些顾此失彼，即顾了歌舞，失了话剧，特别是歌剧。
+
+　　这个会议已经断续开了三天半，还将分组进行专题讨论。会上人们发言比较踊跃。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CCRD/1/3/2/000399.txt

@@ -0,0 +1,13 @@
+# 出席湖南省宣传工作会议的大学教授和非党人士对党政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
+
+　　<胡坚>
+
+　　新华社长沙9日讯　在湖南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大学教授和非党人士对党政工作提了很多意见。
+
+　　(一)高等学校肃反工作的遗留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很多人思想不安。有人认为在肃反中摘掉政治问题的帽子，又载上思想问题的帽子，不能令人心服。许多人认为目前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需要妥善处理那些在肃反运动中伤了心的同志的问题。中南矿冶学院胡为柏教授反映：他们学校有些教授被斗，连爱人也被斗了。搜查时，把许多教授的家具、仪器都破坏了。在肃反中被斗争的湖南农学院李凤荪(农工民主党员)教授在会上提出二十一条意见，他说：“有许多事实杀我的头也不承认，我要告到中央去。”
+
+　　(二)党群关系上，认为有些共产党员还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湖南医学院凌敏猷院长、王肇勋教授(民革成员)等人士都感到学校党员干部有种特殊味道，好像高人一等，不好接近。凌院长还说：“医院评功奖模，被评上的也大都是党团员，群众勤勤恳恳工作，做一个死，也没有人知道。”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邓一韪院长反映，最近调来的转业军人，大部分是党团员，技术低，安的职位高，薪金多，群众不满。中南矿冶学院陈新民(民盟盟员)院长等非党领导干部反映学院内党政职责不明，什么事都是党内决定，形成院长有职无权。许多非党人士在会上反映保密范围太宽、太严，很多没有什么机密性的事情也把它神秘化了。
+
+　　(三)大家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列举许多事实。湖南师范学院林兆倧副院长提出高教部编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变动太大，二年制改四年制也变动太快。湖南医学院凌敏猷院长、杨明显副院长对中央分配毕业生的严重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提出批评。要求中央卫生部把毕业生分配工作放到省里来。省政协委员韩浚章说：“我的弟弟韩宪章是八个空军起义的领导者(空军上尉)，至今未得到工作，大有‘迟归受荣、早归受辱’之慨。”宗教界人士李常树说：“虽然毛主席讲，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事实是宗教只自由在北京、上海，在县里农村没有了。”工商界人士蓝肇祺说：“建湘公司有个营业员在解放前是大学教授，长沙市委书记孔安民说必须调整，至今未调整。”
+
+　　 来源： 1957年5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400.txt

@@ -0,0 +1,7 @@
+# 出席江苏省宣传文教会议的党内外人士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根源看法不一
+
+　　<魏文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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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京9日讯　出席最近江苏省举行的宣传文教工作会议的党内外人士对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看法不一，有的说是社会主义改造太快(举出农业社不应一下子搞这么多)的结果；有的说是因为农业减产；有的说是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有人认为是生产力落后不能满足人民需要。有人认为许多矛盾是人为的，举出去年学校招生太多今年又收缩，工资提高今年又要压缩，提拔干部又要下放等等。也有人问：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还是旧社会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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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7年5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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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教授们对本报记者谈“百家争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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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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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本报记者访问广州的高等学校的教授们，请他们就在学术界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等问题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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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不解除，怎能鸣得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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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学术界鸣不起来?华南师范学院教授杨荣春说：这首先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形成了一种压力。他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去年，杨教授发表了关于“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论文，马上就遭到教条主义者的闷棍，说“因材施教”是唯心主义的教育方法，主张发展儿童的个人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党委的一个负责人还在院务会议上批评：有人喜欢作科学研究，在报上发表文章，但对教学工作不重视，这是没意思的。杨教授说在这样的压力下，能“鸣”得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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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扣帽子　怕翻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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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荣春感喟地说，在知识分子中，希望“鸣”的人很多；同时，怕的人也很多，能鸣又不怕的人却很少。华南农学院副院长李沛文、中山医学院教授陈心陶、中山大学教授戴辛皆等都说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给“争鸣”的压力的确很大。李沛文说，目前学术界中好像是只有“蝙蝠之争”，是鸟是兽，许多人不敢拿出自己独有的见解、主张，不敢卫护自己的见解、主张，不敢鲜明地标榜自己是什么学派的，生怕被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扣上反动、唯心的帽子。戴辛皆说，以我们生物系来说，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整天谈的还是米丘林学说，没有提摩尔根学说，就是怕戴资产阶级学说的帽子，还是“一边倒”省事。陈心陶说：不少人怕被记上一笔帐，他们老是担心“鸣”了出来，即使今天没什么，假如明年、后年再来个什么运动，翻一翻老帐，又扣上个什么帽子，那就难办了!这几位教授都说，不“争鸣”，科学是不能进步的，只有把各种学说都放出来，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收回去，展开争辩，越辩真理就会越明，不要怕乱，鱼目是不能混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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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主义害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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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们还举出其他事实，揭露科学研究工作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它们的危害。中山医学院教授陈心陶说，卫生部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很严重，好像“寄生虫学”，过去我们是编在三年级才教的，可是卫生部一定要放在一年级，我们提了许多意见，卫生部都没有考虑，说：这是学习苏联经验。我们只好照办。可是，因为一年级学生还没有基础知识，教学效果很差。后来，苏联专家来到我们学院，看到一年级就教寄生虫学，惊讶地问是不是学生的寄生虫学的基础特别好，我们说完全不是这样，学生们都吸收不了。我们还问他，苏联不是一年级就教“寄生虫学”吗?专家说，他们只是在一年级的生物学中才教一点寄生虫的基本理论，要到四年级时才同流行病学一起教授寄生虫学。可见卫生部根本就没有了解苏联医学教学的实质内容，只是把人家的课程抄了过来照搬。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官僚主义害苦了学生。
+
+　　即将出席国际心理学会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陈汉标说：解放几年来，我们注意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以巴甫洛夫学说为代表的苏联心理学，这些都是必要的，它确实帮助我们解决了—些方向性的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如果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去掉，心理学的研究就不能再前进一步了。他举例说：心理学上的智力测验在苏联是被否定了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中国的心理学者也跟着把它一棍打死。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方法来说，这也未必不能用之于研究儿童心理。陈汉标教授说，科学要靠事实作检证，资产阶级学者的东西，只要有用，就应该拿过来；可疑的也应该细细研究，不要忙于否定。他主张对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服务而遭到歧视的“工业心理学”也要重新拿出来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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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不直接谈造成党与非党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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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教授都认为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关系“齐放”、“争鸣”方针能否贯彻、科学研究能否前进的问题。他们从爱护党、爱护学校出发，揭露了党与党外人士的矛盾。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黄明慧和中山大学教授古文捷都说，在他们的学校里，一些党的领导同志都喜欢用听汇报的方法来了解非党人士的思想情况，参与汇报的大多数是年青的党、团员，他们热情、敏感，但社会经历不足，对一些老教授的了解不深，看问题容易片面。党的领导同志根据这些片面的汇报是无法了解党外人士���真实情况的。党与党外人士的隔阂就是这样造成的。古文捷教授提起一件不愉快的事情。1954年，他在北京参加讨论物理学教学大纲的会议，不知怎的，竟有人说他向高等教育部反映中山大学存在官僚主义。他回来后，学校党委派人暗暗打听这件事情的真相，古文捷教授说：就算我真的向高教部反映了，党委部门也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来改进工作；如果想弄清楚事实，分清是非，也可以直接向我了解呀!
+
+## 难堪的“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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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明慧感慨地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小事情，或者只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可是给予党外人士的感受是很难堪的。好像有些年青的党员见了民主人士连头也不点一下；有些党、团员一起谈天，非党同志一来，便四散而去；历史系的党支部书记甚至写纸条给年高德劭的系主任指示任务；特别是搞人事工作的党员，作风生硬，未能发挥团结教师、推动教师进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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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一揽子承担也不能使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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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明慧教授尖锐地批评了华南师范学院把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割裂开来。他说，师院曾有过相当长的时期，团结工作搞得很糟，挨了上级批评之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了团结，把党群关系搞得不好的责任，一揽子推到党组织身上，恰恰又给人以不诚恳、不实事求是的感觉。黄明慧说：党外人士只是希望党组织能充分估计他们的积极性，大家开诚相见，从政治上关心他们，团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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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能不能领导科学？
+
+　　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呢?中山医学院教授陈心陶对记者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党提出这个问题是太客气了。事实上，党不是领导了这么多年吗?今后当然也可以，而且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只会领导得更好。只是需要更虚心。有些党员负责干部不懂业务，又不肯学，不肯听专家意见，以为自己是代表党，他说的话就是党的决定，这当然不能领导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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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明慧教授指出师范学院的党组织对科学研究工作和提高教师的教学工作不够重视。师院有5个院长，其中4个是党员；但是，他们对教师的工作都没有给予必要的关心。如去年举行的科学讨论会，教师们提出了不少论文，这些都是教师心血的结晶，教师们曾希望把这些论文印出来(即使是油印也好)，分发到有关部门征询意见，开展争鸣，可是，那怕这样起码的要求也没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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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与非党的矛盾能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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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明慧教授说，不知道别的学校对党与非党人士的矛盾怎样看法，在师范学院里有两种论调，一种是：矛盾并不严重，另一种是：矛盾是不能克服的。他批驳说，如果认为矛盾非常严重，是不切合实际的；如果认为并不严重也不切合实际，这是掩盖矛盾的论调。掩盖，就不能解决。持有后一种论调的人说：党与非党人士的矛盾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所以矛盾永远存在。他说，高等学校中党与非党人士的矛盾主要是由于党组织的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两种主义改掉了，矛盾就会逐步解决。
+
+　　（来源: 《南方日报》1957年5月9日。原题为：“大学教授们对本报记者谈“百家争鸣”问题/要求去掉教条主义的压力/认为党与非党人士的矛盾需要正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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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出版社负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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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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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文化部和出版事业管理局结合整风，邀请北京的几个出版社的负责人座谈目前出版工作中的问题，他们在会上对文化部领导出版工作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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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社会上都指责出版物又缺又滥，认为出版物的数量、质量都不能满足读者需要。这些出版社负责人指出，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也就是印刷、出版、发行“大一统”的办法已经不适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形势的需要。这种“统一”，一方面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另一方面在关系协调上又不能真正“统”起来，因而不断滋生着官僚主义，造成许多混乱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说，目前的出版领导工作，就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造成了典型的官僚主义。
+
+## 冯雪峰说：出版社好象是衙门
+
+　　冯雪峰认为，必须研究当前出版界问题的实质，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出版工作的制度和机构。他说，按着正常的道理，印刷和发行都应当为出版服务。但目前印刷、出版、发行各成系统地统一起来，事实上形成了“发行领导出版，印刷控制出版”的局面，“出版社既不象出版社，又不象企业单位，好象似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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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彦修说：文化部有的领导人“文化太少武化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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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在发言中，也主张积极、彻底地改变出版的体制和机构。他批评几年来文化部对出版工作缺少切实的方针性的领导。中宣部也很少对出版工作表示系统的意见，没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过关于出版方针的社论。他说：“出版事业管理局忙于分配纸张，围着数字、指标打圈圈，但对发展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业务却很少管”。文化部有的领导人“文化”太少、“武化”太多，对下边领导不够，却总要下级检讨，用“武化”办法来领导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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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彦修还批评人民日报不久以前发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稿件时，只登了他提的一些次要意见，没有把他对中宣部及文化部的意见登出来。冯雪峰也指出，人民日报刊登的出版座谈会的稿件，并没有揭露出出版工作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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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任叔说：出版社经常变动　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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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任叔、财经出版社副社长常紫钟都强调发展出版事业必须重视我国出版界传统的有益经验。王任叔指出，目前出版界“大一统”的体制实际上是在改造旧的出版社过程中忽视了过去的优秀传统。常紫钟指出，文化部在改组原中华书局时，方针不够明确，举棋不定。如先把中华书局改成财经出版社，后因中央指出应重视中华书局传统，又把中华书局单独分出。现在又同古籍出版社合并，结果一个单位挂了三个招牌，中华书局原有的优点被忽视了，许多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工作中呈现出不少混乱现象。常紫钟说：“古语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有一个‘久’字。我们的出版社则是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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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钰说：不在于变而不乱而在于乱而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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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认为现在的情况，一方面是文化部对出版工作统的太死；一方面又是“统而不统“。文化部只能统几个直属出版社，对于全国的出版社，实际上“统”不起来。由于统一印刷，出版社没有自己的印刷厂，以致通俗读物出版社在北京印一个封面要两三个月，而山东省没有被“统”的一个地方出版社印一本通俗小册子却只要二十多天。他还指出，目前出版社按专业分工的做法也值得研究，这样做，稿子踢来踢去，作家被拉来拉去，刊物的质量降低了。蓝钰还不同意有些领导人在讨论改进出版工作时提出应该“变而不乱”的说法。蓝钰说，目前出版界的实际情况就是混乱的，问题不在于“变而不乱”，而是“乱而不变”。当然，在改变中应掌握“大胆探讨，慎重从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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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钰还提出了改进出版工作的建议。他建议彻底整顿和加强国营出版社，开放一些私营出版社，彻底改变现在的出版事业管理机构，使它更有效率，真能掌握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调整出版社间的关系。应按文化工作的特点来确定出版社内部的体制。此外，还应建立一个由各出版社联合组成的协会之类的组织，管理出版工作中的具体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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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会的出版社负责人还批评了文化部对出版社的人事工作管的过严，重资��而轻德才，以致不能人尽其用。新华书店的负责人也批评了文化部在制定出书计划上的主观主义。由于盲目计划，去年新华书店积存的书刊共值一亿七千万元，估计积压的书刊的价值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文化部去年具体规定新华书店对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小册子等五种书籍印五千多万册。但是现在有半数左右积压在仓库里。
+
+　　这次座谈会是９日到１１日在北京举行的，文化部还将分别邀请作家以及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座谈出版界的问题，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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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5月13日，原题为：“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  各出版社负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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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的十多位教授、科学研究人员对党群关系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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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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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哈尔滨9日讯　哈尔滨市十多位教授、科学研究员在4月2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召开的座谈人民内部矛盾会上，就党员和群众关系、科学研究工作条件、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等问题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大家对党群关系提的意见最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东北农学院教授许振英说：解放以来，虽然和共产党员相处了那么多年，但是没有和共产党员交上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我以为这是自己个性怪癖，但听说有些好交朋友的学者也没有交到共产党员的朋友，想来还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人老谈我的态度不好，私下里奔走相告，但是，就是不告诉我，他认为这种方式是没有必要的、不是同志式的态度，如果党员能开诚布公地把意见提出来，他认为自己是经得起和风细雨的。从美国回来一年多的哈尔滨医学院副教授赵士杰激动地批评了目前有些党员干部自高自大、脱离群众、把自己特殊化，不尊重党外领导干部职权的专横行为。哈尔滨医学院附属医院一个党员干部公然批评赵士杰是落后的，夸说自己是进步的。赵士杰还列举一些领导干部享受特权，把自己特殊化的事实，如去年“六一”儿童节、哈尔滨儿童铁路通车时，坐第一列火车的都是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记者按：其中尚有一部分苏联专家子女)这不是特殊化吗？他认为领导干部这种脱离群众，是失却本性的表现。赵士杰说：他在哈尔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领导的外科，但是无权决定工作人员调动，而一般党员干部反而可以决定工作人员调动，这充分说明了非党领导干部在行政方面的地位。他说，这次党提出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阵风，自己在这方面的顾虑是很大的。他认为党如不立即处理这些事情，很难说党不是包庇党员。赵士杰最后说：应把人民的地位提高到党以上，因为党没有人民是不能存在的，如把党放在人民之上，是颠倒位置。有的党员把人民的事业口口声声只说是党的事业。他认为不能激发广大人民参加建设。
+
+　　在谈到科学研究工作问题，教授们普遍不满意目前科学研究工作条件。许振英说：我对于东北农学院没有任何留恋，因为在这里我没有自己工作园地。往那里呢？我也没有想往。留在这里只是因为我的书多没地方搬。许振英说：我是养猪专家，但是养猪问题牵涉很多部门，现在养猪专家应该知道的问题也无从知道。哈尔滨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李敏齐也反映目前科学研究工作缺少资料、缺少设备，到实际生产部门搜集资料，就受到保密条例的限制。
+
+　　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教授们固然感到高兴，但是谈起往事，又有点伤感。许振英说：在科学道路上，几年来自己有些混淆共产党，也耽误了自己。过去把自己的一切否定了去学习苏联，在学习过程中也学到一些先进的东西，但也有一些落后的，虽然明知道不对，但是不好说，因为这是苏联的先进经验。日子久了，也就无所谓，认为自己反正还可以多教几年，卖几年，就不求上进了、耽误了自己。赵士杰认为苏联医学研究很片面，如医学史上什么都说是苏联人发明创造的，有些东西他虽然明知道不是，但是不敢说，这样就不能使老知识分子相信苏联科学。科学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他认为用政治力量去推行科学或医学是不合适的。许振英也说：过去看到党在学习苏联科学经验时走了一些弯路感到很痛心。希望今后在决定学习某一门科学时，先征求一下老科学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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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外国语学院讲师任学良认为著名人物写的文章，不管问题大小，报刊都登载。小人物写的文章，往往随便写一个退稿理由就不用了。碰到重大性事件，报刊都是大量刊登北京、上海著名人士的意见或谈话，就很少见发表过边远地区的科学家、教授们的意见或谈话，他认为这是报刊崇拜权威，不重视边远地区科学家的作用的具体表现。
+
+　　 来源： 1957年5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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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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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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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我们全党正在过着极其不平凡的日子。在上海市委召集的各种座谈会上，在报纸、刊物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大家议论纷纷。一些不明情理的同志，认为似乎是满城风雨了。其实，哪里是什么风雨，正是我们需要的阳光。
+
+　　大家议论些什么呢？大家都在议论人民的内部矛盾；大家对于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有的对党群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表示不满，有的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那些官僚主义作风大有意见，有的对于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现象提出抨击，有的对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予以公开的指责。人们的议论搅乱了我们许多同志的酣梦，感受到议论纷纷的压迫。
+
+　　有些共产党员觉得这些议论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员却说它糟得很。有些共产党员在这种形势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纷纷，不好领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见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纷纷的意见收拾了才好。
+
+　　看来，党外有议论，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党外的议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批评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党与非党之间的大团结，全市六百万人民的大团结，对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克服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极为有利。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这类情绪是不健康的。不健康在哪里呢？
+
+　　我们且看“怕”的情绪有没有道理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通常的情况下，领导者与人民是一体的，领导者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与人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两方面所处的地位不同，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全局，看长远，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局部，看当前。作为领导者往往容易忽视群众局部和当前的问题。作为群众往往不容易看清全局和长远的情况，如果两者接近，很好的结合起来，矛盾就少；两者距离日远，不能结合，矛盾就多。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少些，就能够使这方面结合得好些，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气味重些，矛盾就要突出。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怕”是丝毫也不能解决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勇敢地正视矛盾，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
+　　有人觉得“委屈”。不错，我们的许多同志终日辛劳不已，忙忙碌碌，为人民做了不少事情。可是有些事情的效果并不能全如人意，所以人家东也指，西也责。在纷纷的议论之中，自然也有某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闻者足戒的精神，只看见有成绩的一面，不看见有缺点的一面，斤斤计较是否受了委屈，这就缺乏共产党人应有的风度。究竟为什么听了人家的意见，就觉得委屈呢？如若追一下根，溯一下源，原因无它，这是因为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种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他们把群众，把他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把党外人士，看做是属于自己管的手下人。我是管你们的，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我有权批评你，你没有权批评我。我是天下第一，老子革命有功。这些观点，当然是极端错误的。有些同志还往往缺乏说服的本领，乞求于简单的行政命令，结果事情办不好，而且脱离了群众。这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说得好听些是骄傲自满的态度，说得不好听些，就是不自觉的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反人民的国民党的影响。我们的同志只有当人民公仆的义务，没有当人民上司的权利，今天没有这个权利，一辈子也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小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天大也没有这个权利。不革除这种隐藏着的观点，就不能革除随着这种观点而来的严重的官僚习气。由此看来到底是我们某些同志委屈了人家，还是人家委屈了我们？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员深思的。
+
+　　有人有“难”、有“急”的情绪。是的，现在的许多事情是比从前的复杂得多了。从前只要有阶级斗争的本领就行了，现在要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要有向自然界作斗争的本领，要有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本领。我们缺乏这些本领是事实。但是共产党人不能在“难”字的面前低头，不应该知难而退，而应该虚心学习，知��而进。如果一反这种精神，把问题简单化，一旦发生问题就想压服一下，这自然是不行的。有些同志遇到问题，碰到了矛盾，不先反求诸己，急于去分清群众的是非，却不急于分清自己的是非。批评人家振振有词，要求人家服贴，被人批评就忸忸怩怩，不肯认错。或者气急败坏，不是恨不得想把批评者一棍子打死，就是惊慌失措，觉得大事不好了。中国是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上海是这样一个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能够说我们所有的事都能办得很好吗？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得妥善无缺吗？我们共产党人能把所有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吗？不能。既然不能，那么党外的朋友，广大的群众，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侧面看到许多情况，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把我们所不知道的，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问题、错误和缺点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岂不很好吗？我们对待党外朋友的批评，应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党外的朋友勇于批评我们，监督我们，能够和我们真诚相见，推心置腹地说话，这是糟得很呢，还是好得很呢？古人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党外朋友爱我们才批评我们。我们说这好得很，这是中国从禹汤文武起，一直到民国历代所没有出现过的，也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我们有些同志嘴里天天说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要走群众路线，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似乎是革命者的口头禅了。群众提意见了，又害怕得要死。我们常常以“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一些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怕革命的人；我们的某些党员同志，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采取“怕”、“屈”、“难”、“急”的态度，这和“叶公好龙”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
+　　须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不容易的，不是我们一党之力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协力以赴。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正确地处理当前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变化，一个大关。我们的同志要充分认识新情况的大变化，要有充分的准备来过这一关。三国志上的关羽，过五关的办法是斩了六名大将，我们过关的办法不是斩将，而是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改造自己。
+
+　　什么是我们的架子？我们的架子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官派；就是党员优于非党员高人一等的贵族观点；就是老革命，老资格的臭气势、臭派头；就是自命不凡，特殊自居，脱离群众的生硬僵死的官僚主义。把架子放下，老老实实地向党外人士学习，向劳动群众学习，为了六亿人民的大利益，我们要下决心整掉我们自己的不良作风，填平我们与群众之间的鸿沟，消除与党外朋友的思想上的壁障。总之，党外的纷纷议论好得很，应当继续展开，这对于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极为有益的。
+
+　　 ---- 转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

CCRD/1/3/2/0004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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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 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续）
+
+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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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一部分发言记录的摘要已经登载在昨天本报，其余部分分别登在今天的第七版、第八版和明天的第七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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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希望编辑同志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的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
+
+　　王蒙“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除了文字细节上的一些更动以外，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么一个考虑出发的：使作品的意思更明确些。譬如突出使编辑同志认为“不明确”的是林震与赵慧文的关系，我原来是想写作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经编者加上赵慧文的“同情和鼓励的眼睛”，“白白的好看的手指”，“映红了的脸儿”和结尾时的大段描写，就“明确”成为悲剧式的爱情了。再如林震受了批评咬住下嘴唇，这本来也不明确，编者加上“气愤和苦恼”几个字，当然也比原意明确了些。再如原稿说“一眼看去，区委会的干部是随意而松懈的”，编者去掉“一眼看去”四个字，加上“精神状态”四个字，就变成区委干部们的精神状态是随意而松懈的了……
+
+　　原稿为什么有许多“不明确”呢？一方面，是由于艺术表现方面的缺少经验，有一些含混、罗嗦的文字。这些经编者删改以后，作品更精练、完整些。一方面，却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一些模糊、矛盾的。这方面的修改，使作品的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是有某些不恰当的地方的。
+
+　　我为什么没有及时提出意见呢？除了因为自己思想也不明确外，还有下面的原因：一是“人民文学”对我的写作给了很大鼓励和帮助，小有不满，也就算了。再有前年“人民文学”发表我的“小豆儿”时，删掉了三分之一以上，我当时曾经提出过意见，后来编辑同志和我谈了谈，只是分析我的意见的错误，却没有进行什么自我批评，于是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我也就不大敢和一些有成就的编辑同志争了。
+
+　　几年来，我痛切地感到对作品的处理问题上，编辑部握有最大的主动，而作者特别是一些“名声”不响的作者的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
+
+　　例子之一，有几个报刊联系要选登某青年作者的一个长篇的若干章节，这时某报纸负责人表现了最大的积极性，并提出了若干优惠条件（真是优惠极了！），该青年作者轻信了编辑部的允诺，编辑部稿子一经到手，态度“焕然一新”，所有的条件一概推翻，先是捧、然后是推、拖、哄，实在叫作者寒心。
+
+　　例子之二，某刊物收到了一个无名人氏写的文章，这文章是批评刊登在该刊物上的某篇作品的。刊物不愿意发，但又不愿说不发，怕作者把文章转寄他处，登出来对刊物本身有损，于是也采取了拖延战术，当作者催问时声称立即刊出，甚至活灵活现地告诉作者“正在排印”，“正在画插图”，“等到下一期和×××的文章一齐发”……。不说谎，是今天的公民道德，但是在我些许的和某些编辑打交道的经验中，就可以把编辑说的谎话辑成专集，以为青年作者处世立身之戒。
+
+　　例子之三，有的刊物同时以一个题目约几个作者写文章，然后择优而用，这自然有利于提高质量，无可厚非；但他们在约稿时并不说明这种情况，对每个人都是同样地热情、专一，连捧带泡，使得一些人不好意思不写。结果浪费自己的劳动。稿子一到了编者的手，编辑同志说话的语气也就变了。
+
+　　我深深感到，对于某些报刊说来稿子给编辑部以前，你是主动的，稿子给了他，你就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但是，哪个作者能为了保持主动地位而只写稿不投稿呢，所以总的来说，作者就没有什么主动了。
+
+　　希望编辑同志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的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希望编者对作者平等看待，尽力克服店大压客或客大压店的现象。
+
+## “文责自负”并不等于编辑部就不负责任。现在的文学团体主办的
+
+## 刊物只能是一个百花齐放花园，而不能是一朵花。
+
+　　郭小川　我没有做文学编辑工作，只能提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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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关键问题之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学工作上就是作家的作品通过编辑部的工作在刊物（报纸、书籍）上“放”和“鸣”。现在编辑部和作��之间有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主要就是编辑部还有一套过时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还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东西。自然，编辑同志是很辛苦的，编辑部的工作也有不少困难，编辑同志也有意见，有牢骚；这种困难也是应当让社会上、让作家们知道，以便谋求解决；意见也是应当提的；牢骚也是可以发的。但是错误还是错误，缺点还是缺点，必须努力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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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这次会议讨论到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中的一般问题，也讨论了一个特殊问题——“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王蒙同志小说的问题。对这篇小说的修改有三种情况：一，有些地方修改好了；二，大多数都是可改可不改的；三，有些地方是改坏了，即突出了原作的缺点。但，我认为，主要的方面，是改得使原来的缺点更突出了。更严重的问题是：一，未经作者的同意就做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其中，有些是重要的删节，更不应当的是作了一些重要的添加；二，在王蒙同志小说受到批评的时候，而且有些批评正好批评到被修改了的地方，“人民文学”编辑部没有能够出来说明这个修改的情况，承担它的错误。以上两点，特别后一点，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主要错误。当然，“人民文学”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如，它确实登了不少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得到好评的作品，它也帮助过不少的青年作家，“人民文学”的文风也是比较好的；但是，“人民文学”编辑部也有错误。修改王蒙同志小说的错误，只是其中的一端，与这个相联系，“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团结作家作得非常不够。而这又是与作家协会的工作作风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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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还想谈到刊物的几个方针性的问题：第一，我觉得，作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当然是“文责自负”，但这也不是说刊物本身就不负责任。不过，一篇文章只是刊物的一个局部，从刊登一篇文章的是否适当就断定刊物的方针如何如何，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为了登载一篇文章就做检讨，这是不合适的。批评者可以批评一个刊物的方针、文风等等，但最好还是多看看，看到整个刊物的态度，否则只抓住一点就批评全面，不能算是持之有据的。而过去的这种批评，确曾使编辑部缩手缩脚，唯恐犯错误。我看，修改文章之风之所以盛行，与这不能说没有关系。第二，有的编辑部同志提出：今天我们的刊物是一朵花呢？还是一个花园？意思是说今天的刊物可不可以只登一个流派的作品、而拒绝别种的作品？我认为，现在文学团体主办的刊物只能是一个百花齐放花园，（也应当各有特色）而不能是一朵花；考虑到现有刊物的传统、编辑的成分和由文学团体主办的这些情况，如果过分地强调各个刊物的独特风格和特色（以致当成是“一朵花”），就会限制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三，我觉得，茅盾同志说得对，刊物又要为读者负责、又要为作家负责。两者不可偏废，也不能对立起来，如果只说对读者负责，不去作团结作者的工作，那也会发生流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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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工作人员是文化事业中的无名英雄。理处稿件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粗暴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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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乾　编辑工作是一种后台工作，也就是说，是辛苦的，而又必不可少的。编辑人员是我们文化事业中的无名英雄。他不但得任劳，更值得人们同情的是，他还得任怨。关于编辑的甘苦，韦君宜同志谈得已经淋漓尽致了，如果我再谈下去，怕把这个变成为一个编辑的诉苦会。我想谈谈另外一方面。编辑客观上是在把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那道关口，一部作品一旦送到编辑手里，他就掌握了那部作品的命运。这当儿，即使饱有经验的编辑，也都面临严重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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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发生了语言问题。中国语法还没规范化，国家地方大，方言多，作者与编辑难得碰巧是小同乡。地区不同，语言习惯就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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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语言更脆嫩的，是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聊斋里的狐狸要苦修多少年才能成仙，一个人物在作家脑子里也得苦修多少日子才能成形。可是它在编辑的脑子里最多也不过几天——常常是几个小时（停留在抽屉里的时间不能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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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北京的照像馆里有一种修相的技术。一张照片的背景不大好，或是画面太挤，他们可以把它“虚”掉。这大概就相当于编辑工作中间的删节。像片洗好了以后，照像馆还可以用一枝细毛笔描一描——一般是不大描五官的，怕走了相。就文学作品来说，“五官”首先就是人物的精神面貌。照相馆从来也不替顾客在相片上加点什么。原因是很难配得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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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文学”编辑部在修改王蒙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时候做了一些“虚”和“描”的工作，这种工作不论做得恰当不恰当，都是编辑部分内的工作，而且谁也不能保险做得都恰当。从照相馆的行规来说，我觉得编辑部的修改也有超出一般范围的地方，编辑替作品人物描了五官，换了耳朵，或者说，添了个不算顶美的酒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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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大同意克家同志说的，老作家的稿子不要改的意见，因为那样做对读者不利，对老作家也未必好。如果他所谓的老作家包括那些久不动笔的老作家的话，我的体会是：老作家固然不希望他的文章登出来面目全非，但是在发表以前，他比年青人更急于听到一些客观的意见，尤其是那些比他了解政策，接触现实，熟悉文艺界情况的人们的意见。他并不希望一动笔就犯错误，就遭遇挫折。因此，除非同时定下一条规矩，说老作家写错了可以免予批评（这当然不可能），否则，就等于增加老作家犯错误、受批评的机会。要是那样，许多人以后写稿一定得声明，千万别把我错列入老作家，否则就太吃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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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今后“人民文学”要用强调“文责自责”来纠偏，我担心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打个商业的比方，作家是制造者，刊物是百货公司，大家要求货品多样化，但是如果从百货商店买回一个热水瓶，到家就爆炸了，伤了孩子，制造热水瓶的要挨批评，百货公司大约也不能说，你们既然要求多样化，我就不再负责。以第一个读者——头脑清新、细心在行的读者身份，帮助作者提高作品质量是编辑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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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们面对的问题绝对不是应不应该改，而是怎样去改：是硬改呢，还是跟作者商量着改。是编者动手改呢，还是启发作者去改。只有朝这个方向讨论，才能对今后的编辑工作起积极的作用。我认为“人民文学”有责任也有权利指出王蒙同志作品中的缺点，和他商量，帮助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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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认真地对作者负责，避免今后由于我们的疏忽而严重地影响有才能的青年作家的前途，我认为这里还包含着两个教训：一，我们的编辑工作并不是以发表完作品为终结，正如百货公司不能以卖完了事。刊物有责任重视它所登的文章在外间起的反应，尤其这个反应已经具有全国意义，甚至引起了党中央和国际上的注意。第二，如果经过我们大举修改的文章受到了不止一方的批评，编辑部有必要及时地查对一下原稿，如果确实负有一部分责任，最好就主动地挺身而出，或者分担应分担的责任，或者根据修改的理由，进行辩护。这样的“文责自负”会更科学、更切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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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改，我想上策还是提出轮廓性的意见供作者参考，由本人去改。中策是由编辑部用铅笔改（铅笔表示有商量的余地），送作者去斟酌，同意的，就请他用钢笔描上；一个认真的作者很可能既不照描，也不固执于原作，而是吸收了修改人的意见，另起炉灶——事实上，那就是作者与编辑之间的思想交流。不征得作者同意就改，反正是个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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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非常同意茅盾同志在“开场白”里说的：编辑既要对读者负责，又得对作者负责。这就注定了：他对稿件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粗暴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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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广泛团结作家，才能改变刊物面貌，把刊物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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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白羽　我们讨论编辑部与作家的关系，就是提出这个矛盾，检查我们的缺点，并加以恰当地解决，以达到改进刊物的目的。即然是矛盾，问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但今天我们主要从刊物编辑部方面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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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与作家，与读者，是各有不同的要求的。但编辑与作家，在为了读者这一点上是共同负责的，因此彼此关系应当是密切的。当然，编辑工作是艰辛的，是有功绩的。但现在有不少刊物与作家关系，不仅不正常，甚至发生隔阂，这就非常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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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以“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例，来研究有关稿件修改的问题，是有益处的。但，我觉得这不能简单化、极端化地用一个“一定改”或“一定不改”来解决。问题是怎样改。既然编辑与作家对读者负有共同责任，那末，改，如果对读者有利，对作者也有利，为什么不能改呢？我认为不是不改，但必须取得本人同意，最好请作家自己改，万一发稿过急，编辑部最好也只润色文字，修正显然的错误，而不要对作品的内容、风格进行修改。对王蒙同志小说修改的严重毛病就在这里。为什么作了这样修改呢？忙，连夜工作，急于发稿，这些客观原因都是实情，但编辑者由于曾经受到被改稿人的感谢，因而主观上过分自信自满，滋长了主观主义，却不能说不是重要原因。要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我以为从主观思想上追索一下是必要的。比方有人说：修改稿子是为了保证刊物高的水平，好的质量，当然，一定的修改确实是有这种好作用的，这种用意应该说是好的，不过，我怀疑，我们不从中国目前创作实际水平出发，经过发表、鼓励、批评、帮助，逐步提高，而用大量删改的人为方法，能够稳固地保持我们文学的什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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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这问题，我还联想到刊物广泛团结作家，发表各种不同风格、作家作品的问题。关于这，也有人怕：广泛团结就要降低质量。认真思索一下，这恐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请问：是使刊物的路子愈走愈窄，愈来愈多的人不愿供给稿件，就保持了刊物的质量呢？还是广泛团结作家，鼓舞各种试验，随着整个创作水平的逐步发展，而逐步提高，才能保持了刊物的质量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正是广阔地推动、发展文学竞赛前进，从竞赛前进中来把我们文学艺术水平质量推向高峰。有的刊物对待作家时，把老作家与新作家对立，重此轻彼，或重彼轻此，实质上，这都是不利于广泛团结，百花齐放的。我所以谈到这些，是为了从我们思想深处找一找我们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找着思想根源，加以纠正，才能真正改变我们工作。我不是说可以不注意刊物的质量，而是不赞成以保证质量这话，来忽视一些作家，来不尊重作家劳动。当然这些缺点不仅是刊物编辑部的缺点，也是作家协会工作中的问题。我听说“人民文学”编辑部从修改王蒙同志作品事件中吸取教训，正准备在７月间来一个大改变，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为了这个目的，就应当纠正过去处理不当的事，应当主动向已发生隔阂的作家说清我们的缺点，并一定约请他们为刊物写稿。我们必须认清只有广泛团结作家，才能改变刊物面貌，把刊物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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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部总希望刊物上马克思主义多一些，却又不执行党的“百花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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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恐怕就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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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文井　编辑部和作家是相依为命，但又互相矛盾的。要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要求编辑部，很多人不是说过吗，编辑们掌握了文章的生杀大权。事实上，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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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编辑部要求一些什么呢？一句话，要求尊重作家的劳动。对作家劳动的不尊重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不恰当地退稿，粗暴地删改稿件，好文章没有被强调，生硬地命题作文，等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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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病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一些同志没有体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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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编辑工作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心理，总希望自己办的刊物上马克思主义多一些；如果办的是文艺刊物，还希望发表的作品艺术水平高一些。当然，希望做到刊物上马克思主义多一些，艺术水平高一些，这想法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希望马克思主义多，而又不执行党的方针，刊物上不“放”不“鸣”，把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对立起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恐怕实际就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想提高刊物的水平，而又不展开自由竞赛，自由讨论，这实际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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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可以怀疑一下我们心目中的“高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是对还是错。我们所说的“高水平”常常免不了主观。我们常常把个人的爱好，个人在艺术上流派性同艺术的客观标准混淆起来了，因此常常只提倡一两种花，而排斥、抹杀了其他许多花。来稿如果不合乎我们自己定的那个标准，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花，于是就来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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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以为动机很好，效果却很糟。嫩芽固然经不起动锄头的手术，粗壮的大树也受不了斧锯的一再加工。任你如何加工，丁香还是不能放大成为牡丹，菊花还是不能变成睡莲。为了增加茶叶的香气，鲜花倒可以烘焙成为干花，但是花的生命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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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这不是说从此不能改稿了。但是这是一个应该非常慎重对待的工作。编辑同志们还应该仔细研究一下，看今后对各种各样的来稿哪些方面该改，哪些方面不该改。对错字别字和错标点符号的修改，我以为是应该的，对语法不通，逻辑成问题，我以为也可以改。但是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因为有些我们看来是语法或逻辑的问题实际是风格的问题。对于作者的风格和文体，我以为无论如���是不应该去改的。文章罗嗦重复，似乎是应该帮助整理一下，但这也要很慎重。有一次会上，吴组缃同志说，陀斯妥也夫斯基文章看起来也很罗嗦，如果你要把他的文章改成象托尔斯太的文章一样简洁，他就不成其为陀斯妥也夫斯基了。我是同意吴组缃同志的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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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章的思想内容，我以为不应该进行修改。刊物的编辑应当极力体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更多的花放出来，但这决不是说编辑就不应该鉴别来稿，编辑部对来稿就没有取舍了。任何刊物都不能做到来稿一律照登的。编辑部对于某些稿子的思想内容实在不同意，我以为宁可退稿也比任意改变别人文章的思想内容好一些。改变别人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是代人作文。这种作法比任意退稿还粗暴，改稿人再辛苦一些也是不好的。文章被一个刊物退错了，还有可能在别的刊物上刊登出来，从全国范围看来，这一朵花最后还是“放”了。但是一篇文章被一个刊物改得面目全非，虽然在那刊物上登了出来，那一朵花实际上却被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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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部应对一定时期刊物的全貌负责，不一定对每篇作品都担负具体责任，应适当地提倡“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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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洛　“人民文学”同作家们的关系是不够好的。我们听到一些作家对“人民文学”的反映，其中比较带普遍性的意见，是感到刊物的作风“老大”，有些“高不可攀”；感到刊物编辑部对他们不热情、不亲切。经过深入的检查，我们已经认识到：今后要把团结作家的工作作好，主要关键在于克服我们思想上的主观性、狭隘性以及工作态度的简单生硬不够虚心等等，也就是改变我们的“老大”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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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们和作家们的接触很不够，组织稿件的工作很不活跃，特别是和老作家的接触不够多和不够普遍，没有经常地、积极地在老作家中间进行约稿的活动。当然，这也是有些客观原因的，比如：编辑部人手不多而工作繁重（每月都有千万字以上的来稿），经常感到人力不够支配；担任编辑工作的多是年轻同志，不习惯和老作家接触，但是，最基本的原因，仍在于我们没有把这方面的工作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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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有些作家的来稿处理不当，又是使我们和某些作家发生隔阂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思想上有着主观性和狭隘性，有不少本来是可用的稿件，都被我们认为不可用。有些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本来没有重大的毛病，却也被我们认为思想内容上有毛病。还有一些作品仅仅是因为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不适合我们的欣赏趣味，因而也被退掉了。……我们这样做时，常常是出于一种“好心”，自以为是对读者负责，同时也是对作者负责。在写给作家的退稿信中，我们有时就这样写：“为着对你的爱护，我们觉得这篇作品还是不发表为好……”。作家接到这样的信件，只能是啼笑皆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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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王蒙的小说作了错误的修改，这件事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也决不是秦兆阳同志一个人的错误，它反映出在我们的工作上存在着的一个严重问题。本来，我们编辑部对于修改稿件曾经规定有这样的方针，即：对于可以不修改的稿件尽可能不修改，必须修改时尽可能提意见请作者自己修改，除了文字上的修改以外，经我们修改的稿件尽可能在发表前给作者看过，或者在取得作者的同意后再修改。这些办法虽不能说完全没有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执行得很不认真和很不彻底。特别当发稿急迫而稿件还很欠缺的情况下，往往就忘记了这个方针，因而就造成一些缺点和错误。经修改后发表的作品有时也会得到作者的一些好的反映，这就更加助长了我们的自满情绪。而在这种修改中所产生的缺点或错误，我们却不去正视，有时甚至已经受到作者的指责，却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惕。久而久之，这种对待稿件的不慎重、轻率、有时甚至是粗暴的态度，逐渐形成我们编辑工作上的一种极不好的作风。修改王蒙小说的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严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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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几点我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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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学刊物本来负有两重的任务，一方面是团结广大的专业作家，一方面是从来稿中发现有才能的新作者，给以必要的帮助，为文学队伍输送新生力量。“人民文学”过去往往顾此失彼，使工作受到损失。今后必须注意到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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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作家在刊物上发表了作品，作家和选用这篇作品的刊物对这篇作品当然都负有责任。但是，照过去的情况，刊物所分担的责任似乎太重，因而有些不合理（如一篇作品发现内容有错误时，作者作检讨，刊物也要作检讨）。我认为，编辑部应对一定时期的刊物面貌负责，不一定对每篇作品都担负具体责任。为着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应该适当地提倡和宣传“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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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和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以及艺术风格都是很难完全分开的，所以，我主张除了错别字和显然不通的句子以外，编辑对作品不要作所谓“文字上”的修改（如删节、压缩等等）。要改，必须和作者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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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今后应译载世界各国各种流派和风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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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冰夷　“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王蒙小说原稿的问题，对于“译文”编辑部也有重大的教训意义，因为“译文”编辑部也帮助译作者修改稿子，在改稿工作中也存在着问题，也犯过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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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尽量减少原稿中可能有的疏忽和差错，同时也为了防止编辑部把原稿改错或者改坏，我们建立了一套校订加工整理定稿的编辑工作制度，而且规定修改原稿必须采取向译作者提意见的方式，请译作者自己修改或者取得他们同意后由编辑部修改。在帮助译作者校改原稿的工作上，编辑部花的力量是相当大的，但是在校改过程中还常常出偏差犯错误，有些译文本来是正确的，编辑部却把它改错了；也有些译文，可以这样译，也可以那样译，本来不过是译者本人的翻译方法或者译文风格的问题，编辑部却一定要把它们修改成自己的译法和文体，这样即使没有把译文改错，但是强制译者接受编辑部自己的译法和文体，也是不正确的，更严重的是，有时候原来比较好的有风格的译文被改坏了。在修改译者写的前言后记的时候，编辑部有时候强求译者在看法上，甚至在写法上同编辑部一致，不恰当地把译者的看法修改成编辑部所要求的那样。
+
+　　为了尊重作者和避免改错稿子，会上有的同志主张用实行“文责自负”的办法。我们编辑部也有同志提出这样的建议，从“译文”的工作来看，这样做恐怕也不是办法。一般说来，“文责”基本上是应该由作者“自负”的，译稿好坏，主要靠译者，编辑部帮助校改，照理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也确实有些稿子，译得比较差，是由编辑部或者另外约请校订者作了较大的修改之后才发表的。这种做法原是不足为训的，可是为了应付版面的需要，编辑部常常不得不勉为其难。估计这种情况今后还是免不了会有。就是有修养的老翻译家的译作，所谓智者千虑，挂一漏万，也难免有疏忽不到之处，而且他们自己也大多希望编辑部对他们的原稿提意见。所以避免把稿子改错，还只是消极的一面，更重要的积极的一面是，在于编辑部如何同译作者亲密无间地友好合作，共同努力把稿子修改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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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有一种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的翻译文体，仅仅在字面上追求“忠实”于原著和斤斤较量中文语法的“通顺”。这种翻译文体之所以流行，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恐怕同编辑部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今后编辑部应该大胆放手地容许、甚至有意识地支持各种各样富有创造性的文学翻译艺术的尝试，而且要更多地提倡真正能够传达原著精神的、有风格有个性的、优美的艺术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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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工作有缺点，编辑人员也有苦恼，希望读者不要认为刊物上的
+
+## 文章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
+　　韦君宜　当编辑的人这几年经常受人责备，经常都在检讨，停一下我还要检讨的。但是我也想：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会这样经常喜欢犯错误呢？我们的错处，知道的人尽有。我们的苦恼，似乎也可以要求旁人了解了解。我想先把这些苦诉一诉，然后再作检讨。
+
+　　第一个，文责究竟是自负还是由编辑部代负的问题。应当是自负。但过去社会观感却不然，刊物上登出什么文章出了毛病，就怪编辑部。甚至在批评某篇有错误的文章时，根本不提作者名字，只提是在某某刊物上登出的。在对于不大知名的作者写的文章作批评时，尤其是如此。这样就不能不形成编辑在审稿时字斟句酌，遇到点不大对处就想改，好象对待自己的文章一样，因为要代他负责，出了岔子是编辑部的呀。
+
+　　第二个，除去要正确，要水平高，还得符合读者要求。群众性越大的刊物这一点越不能不管。遇到回答在广大读者中有普遍性的问题时，这一点就更突出，编辑部就易对文章苛求，想把它弄得适合大家的需要。
+
+　　第三个，不可能把一切来稿都发表。收到退稿的同��总不大满意。青年同志总批评编辑部是权威思想，老作家则批评为不团结老作家。在选稿上，确难说有绝对把握。编辑本人的文艺思想、艺术趣味、欣赏能力……对选稿都有影响，由于这许多原因我们确是犯错误不少。但批评的人则总是把问题提到编辑的政治品质上去，仿佛当编辑的人人都是毫无持操，崇拜权威，势利眼……，更使编辑觉得委屈。此外还有因刊物上发表了编辑自己的文章，也责骂编辑的。而事实上一些新作品的评论文章极难约到，编辑常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承乏。
+
+　　第四个，改稿的困难。到底改不改，是个大问题，青年投稿者都要求修改刊用，这当然不可能办到。编辑部就总想从中选一些有修改基础的，改一改来用。退给本人改改不好，常常就代他改了。这样一改，易出毛病，要不改，这些投稿能刊用的机会就会减少。这也是为难的问题。
+
+　　这些事情，是使我们常觉得苦恼的。当然，不能因为这就消除了我们的错误。我们错误不少，“文艺学习”在改稿上也犯过错误。为慎重起见，编辑部把某些文章送交好多同志去传阅，如果大家对其中一个论点不同意，执行的编辑为了“尊重集体领导”，就一定要求作者修改。这种做法，后来我们自己也知道是完全错误的。首先，编辑部的看法并不见得就正确，编辑部也不见得对读者情况有完全准确的估计。即使真是如此，登出一些口味不同意见不同的文章对读者也是只有好处的。我们的年轻读者读同一口味同一意图的文章实在太多了，致使许多人简直不大知道世上还有别种文章，使他们目光狭窄，思想停滞，丧失了判别力。在约稿上我们也有个流行的办法，即“命题而且命意”。觉得最近有什么该谈的问题了，就去找作者。方式好些的是供给材料，引导他往这面想，方式差的简直代他设计，要他达到编辑部的要求。往往你觉得某一倾向应当反对，而作者并未感到如此，或者并无很深感触，一定要他写，焉能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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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克服以上缺点是有困难的，当编辑的人还会有些思想不能完全搞通，我们也要克服。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会上一些看法能够改变。读者常认为刊物上的文章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有些作者也习惯于这样写作，这是要逐渐改变的。
+
+## “包办代替”式的修改难免不把编者的主观意图强加于作者。
+
+　　李岳南　“北京文艺”是地方性的刊物，广大读者要求它带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和北京味，要求多反映首都的生活。为此我们应当广泛地团结好北京的作家和作者们，但是做得相当不够。在开初阶段，由于我们比较硬性规定了：每期刊登一定分量的反映北京的和北京工人作品，作为首要的任务，当稿源不充足时，便往往采取了“改”稿的办法来弥补。有时，为了字数，也不得不改。对于那些有丰富的生活基础而艺术性较差的稿件，就不忍割爱了，但是原封不动，又用不出去，于是我们便亲自动手改用了。这样做，绝大多数是征求过作者同意的，对于培养和辅导群众作者，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在改稿方面，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单纯任务观点和粗枝大叶的作风，我们也犯过错误和闹过笑话：比如我们收到过一篇小说，是以松花江做背景的，为了要加上北京地方色彩，于是没征求作者同意，一开始把场景由东北改到北京了：“在北京一个机械厂里，有个女检查员……”，可是改来改去，并没“坚持”到底，末尾一段，仍旧保留着：“秋天的风，刮的真紧，吹着松花江的水……”，一直到付排、付型，我们都没检查出这一自相矛盾处，刊物印出来以后，读者纷纷来信提出质问。
+
+　　又比如对于青年们的来稿，编辑部给以慎审适当的修改，也未尝不可。但是有时，一篇稿子在初看时，就边看边改，甚至是信笔一挥。
+
+　　有时，则采用了包办代替式的修改，给原作加上许多所没有的东西，弄得面目全非，虽然在事前征求过作者同意，作品刊出后，作者也来信申谢过（我们知道，有些“同意”和“申谢”都是出于勉强的心情），可是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因为这种包办代替式的修改难免不把编者主观的东西，强加给作者，对于青年作者，是会有不良的副作用的：第一，是助长了青年作者的依赖心理；另一种情况是：某一篇作品，本来还只是个半成品，没达到在刊物发表的水平，只是经过编辑部人为的“加工”而发表了，等到别的刊物看到他发表了作品，也来向他拉稿，甚或把他当成作家看待。
+
+　　除以上有待克服��缺点外，在处理某些有争论的稿件上，我们还存在着“缺乏独立思考”和缩手缩脚的毛病。比如“傻子”这篇小说，是在１９５５年“北京文艺”创刊号刊登的，当初编辑部是肯定它的。后来收到一篇署名星火的批评文章，我们认为批评有过火和不恰当的地方，久没发表，及至负责同志提出了对“傻子”的批评，指出了其中有自然主义的倾向，我们才慌手慌脚地把星火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认为可以免得检讨了。后来，有些读者来信，对星火同志的文章，提出意见：认为这种批评是粗暴的，我们又赶忙组织了一篇文章批评星火同志。这当中，就难看到编辑的主见是什么，编辑部的“底”在哪里？所以使然，主要是编辑部怕挨批评，怕犯错误，实际上，这样缩手缩脚、摇摆不定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
+## 编辑部应该清除主观主义思想、宗派情绪和老爷作风。
+
+　　戈阳　编辑部原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以我们编辑部说，这种桥梁作用已在逐渐消失。原因是这几年来，我们滋长了一种自满情绪，作家给不给刊物写稿，读者喜爱不喜爱这份刊物，已经满不在乎，这样，编辑部既不了解作家，也不了解读者，选择稿件以至组织稿件，常常出于个人爱好。
+
+　　“新观察”编辑部和作家的关系是很不密切的。编辑部过去有片面的群众观点，强调登载一般业余写作者的来稿，这自然是需要的，但过分地强调了这一方面，无形中疏远了作家。结果刊物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
+　　为什么这样做呢？
+
+　　这是由于编辑部对作家有过不正确的看法，觉得他们（特别是大作家）不易接近，不好说话，对他们的稿件难于处理。业余写作者则相反，可以出题目写文章，可以随便退稿，可以任意删改他们的稿件。其实这是一种权威思想。
+
+　　实际上我们编辑部对作家、其他方面的专家以及画家等有时也很傲慢。有的作家主动寄来的稿件和画，或是约请他们写的画的，不经过慎重的考虑退回了。有的三四千字的文章，不得作者同意删成一千字发表。有读者对某篇文章指出错误，不和原作者商量，刊登来信，等到原作者提出不同意见，却又不再刊登了。有时对作家的稿件提出不合适的要求请他修改，有的作家的稿件，长时间积压，最后失去时效……。
+
+　　这种严重的不负责的现象，对业余作者也时有发生，甚至有遗失作者原稿和照片底片的。
+
+　　诸如此类的严重问题，急需改正，只有编辑部清除了主观主义思想、宗派情绪和老爷作风，才能把刊物办好。
+
+　　自然，在另一方面编辑部也有困难和苦衷，如水平低，知识不丰富，来稿多，读者要求高，编辑工作不受重视等等，但这些都不能算作主要问题。重要的是如何进一步和作家团结起来办好刊物，以利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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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CCRD/1/3/2/00040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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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事业中的矛盾种种　—— 记一次教育工作者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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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日报记者　刘醒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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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开门见山，畅所欲言，有啥意见就说啥意见。”五月九日上午，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同志，在他所召集的出席西宁市教育工会首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人员座谈会上，首先作了这样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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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会的小学教职员同志，对于出席这样的会议感到由衷的兴奋。西宁市实验小学校长赵仰仑的话代表了这种普遍的心情。他说：“高书记在繁忙的工作中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使我感到荣幸。在党的重视和领导下，我誓将终生献身于教育事业。估计教到七十岁，总共可以教五十多年书。”正是由于这种对教育事业的无尚热爱，教师们畅所欲言地揭发了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希望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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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教师调动频繁，新教师还未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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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调动过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赵仰仑说：“我只希望能够长期、安心地工作下去。过去调动过多。一九五四年以来，西宁市实验小学副校长调换了三个，教导主任调换了四个，教员90％都调动过。这势必不能使教师很好掌握学校和学生情况，引起工作忙乱，影响教学质量。”市文教局马颖说：局里干部调动也多，市局(过去是科)负责人过去换过三个。他还说：“去年外县部分乡划归西宁市，接管了九十多所小学，但是区的文卫科人事配备却赶不上，城东区没有科长，城中区有个副科长是医生，不懂教育工作业务，城西区有个副科长懂些业务，又常被派下乡去领导生产，而除他以外，科里便再无一人了。有的校长再三请他去学校看看，他却欲去不得。中央教育部有过指示，要变外行为内行，希望把各区文卫科的干部配备齐并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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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们的发言说明：应当做好对外地新来教师的团结工作，多多关心和帮助他们，使能安下心来，长期工作。新从沈阳来的彭家寨小学教师刘正俭说：“沈阳求了一批教员，不久便跑回去几个人，他们说：到处受气，干不了，这说明关心不够。这批教员都是不过二十岁的青年，受的锻炼少，做事难免有不到之处，应当多关心，多帮助。现在走了的来信拉人，没走的也有人说干不长，这问题值得注意。”来自北京的大同街小学教师刘玉山说：“一九五五年底由北京来西宁当教员的共十五人，我们学校有三人，其中一人已经辞职回家。其余的就我所知，许多人已逐渐树立了专业思想，有些愿干一辈子。但是也有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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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什小学没有挂图，动物植物不好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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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们说：由于人民生活逐渐改善，外来职工大量增加，各学校学生数字骤然上升，而设备却赶不上来。赵仰仑说：“实验小学解放前只有学生六百多人，现在一千六百三十多人，桌凳虽然加了一些，仍是不够，还有三、四个学生坐一张桌子的。”北小街小学苗生荣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学校分设三处，教师在下课之后，需要跑着去分部赶下一节课。扎什小学彭生安说：“教动物没动物挂图，教植物没植物挂图，就没办法向学生更明白地讲解。”第一幼儿园朱秀峰(女)说：“我们的任务不同于小学，我们又教又养，但是，保育院有楼房，我们连平房都不够住，小孩子中午休息，只有爬在桌子上睡觉，这是妨碍身体发育的。”杨恺提出了市内修建以后的新问题，他说：“因为市内修建，城里许多居民搬到郊区，学生上学很不方便。”他建议在朵庄设立贾小庄小学分部，解决那里学生上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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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学校建设和设备不可能一下臻于完善。从发言中看出，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学校曾想了许多办法。苗生荣说，北小街小学教室只有一面窗子，靠后墙的光线暗淡，为了不使学生眼睛受亏，采取了定期换位置的办法。彭生安说，扎什小学教室光线不好，就在墙上、房顶上重新开了窗子。许多学校采用了二部制教学方法，教师领导学生自制教具教材。但是，这也只能解决一部分困难，赵仰仑要求在服从国家工业建设需要的原则下，逐步解决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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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繁重，工作忙乱，功课教不好，作业改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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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门类多，教材力量重，形成学生自习负担重，教师教课负担重。教师不能很好地进修业务，学习理论，水平不能提高，工作忙乱，更影响了教学质量。莫家路小学张学义说：“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加上会议过多，如党、团、工会、教研组、业余进修等，未加很好安排，形成工作忙乱，���课教不好，作业改不好，学生思想过问少，弄得家长有意见，学生也有意见。”贾小庄小学校长王鸾(女)说：“会议太多，学校每周每天都有会，外边的会也多，有一天同时开兵役、卫生运动、除四害三个会，我一个人不行，只好请其他老师也出去开会。”当她说到这里时，高峰同志插进来说：会议可以减少，一些会议还可以合并，可以开得精练些，会多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党在学校中的任务是做好学校教育工作，一切要为这个任务服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一下。王鸾接着说：“学生在校时间短，放学又不回家，在街上胡玩，沾染一些坏习气，要求增加自习课，巩固学生成绩，加强思想工作。”市文教局副局长刘永解释说：中央教育部规定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但六小时只够上课的。孙君一副省长说：“可以依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意见，请示教育部。”高峰同志和孙君一副省长还说，有些不必要的功课可以适当减少，不要使学生太紧张了。刘玉山说：“由于工作分量重，工作做不好，也不能很好地休息，每天晚上都是十一、十二点才睡。假期活动也太多，不能愉快休息。在向文化科学进军中，原来说初中程度的，将来可以升高中，老师们信心很高，但是二、三年来，一直没见有升级的，这会影响大家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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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很多同情女教师，但又不敢多要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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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们对文体活动和职工福利问题提出了意见。彭生安说：“出外参观很重要，本地许多教师是‘小峡未出，湟源不上’，见的东西少，许多讲不来。划归西宁市后，电影队都没去过，老师眼界不能开阔，土里土气的。”杨恺两次提出：“女教师的孩子拖累是很大的问题，有的上课去时用绳子拴在床上。丢下自己的孩子，去教别人的孩子，难免有些心疼。她们很辛苦，又要教书，又要做饭、带孩子，学校很是同情，但是因为没经费办托儿所，问题不能解决，确实又不敢要女教师。”实验小学宋皓业(女)也在这问题上提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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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教师在政治学习、建党工作和职工福利方面提出了批评和要求。杨恺说：“教师政治学习赶不上，老落在机关干部后面，不能及时领会党的政策方针。”彭生安说：“同志们谈起入党，情绪很高，住伙房没意见，有病时，想到已经写了申请书，便坚持工作，但是问题不能解决。”杨恺说：“学习会上，教师们总说要争取入党，但是会后无人帮助，信心不大，我建议召集他们座谈，征求意见，打通可能存在的隔阂。”贾小庄小学吴培秋(女)说：“刚解放时，教师们的要求是有工作就行，以后逐渐靠近党，现在积极要求入党。这些同志不一定都够入党条件，但是应当进行帮助，指明方向，引导他们继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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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好说话干部难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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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们的发言证明，要教好学生，光靠学校是不行的。社会、家长都有责任，特别是干部家长更要注意。杨恺说：“学生容纳不下群众送学生，说明道理就回去了；干部却难办，劳改局一个同志带着学生去插班，学校不收，他好像觉得应该特别照顾似的。以后，他去找李副市长，李副市长又领着学生来了，没有办法，只好收下。一个团员学生转关系，他父亲派了个通讯员来办手续，学校要学生亲自来，通讯员说这是首长的孩子。”刘正俭说：“女学生订婚、恋爱的很多。二十岁左右的学生，带上手表，上课老看，总怕讲过了时间。自己编了歌子唱：‘大皮鞋，罗马表，挽着爱人满街跑。’这些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下降。干部本来应该更好地教育子女，事实却不然，教师访问学生家长，征询对于学生升学或就业的意见，农民说：升不上学劳动生产。干部说：升不上学还去学校补习。教师说恐怕容纳不下，干部说：不收也得收。学生怎么说呢？学生说：升不上学我愿意劳动，就怕我爸爸不赞成。保育小学钟世岱说：“提倡艰苦奋斗和保小学生现状是有矛盾的。学生物质要求高，有带罗马表的，但是学习对要求很差。他们把家长分成一等干部、二等干部，分成卧车干部、吉普干部、摩托干部、脚踏车干部，还有步行干部。有的学生骂保育员，觉得是化钱雇的，应当侍候他。高年级学生有的还问老师：‘你为什么要当教员呢？’家长的配合是不够的，成绩报告单上往往不见家长意见，有的到了学校只说吃的坏了，衣服做小了，等等，而对学习问的却少，等到得了二、三分，却又指责教师。而教师有时是难于说服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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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教育厅有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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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厅的��志有官僚主义。”杨恺说：“一个干部来检查小学工作，了解教师思想状况。我们谈了以后，他说谈的很乱，叫准备，下午再谈，但是他却再没来过。又一次，他来检查作业批改情况。我们搜集起来，他翻了一会走了，说：这些作案不要动，我还要来检查三天。我们遵照他的意见放了几天，但他仍旧再没来过。普通话推广工作委员会平时不去学校进行工作，但是，学期终了时去了，硬要召开座谈会研究总结材料，而我们正忙于填发成绩报告单。”吴培秋说：“学校民主生活不够：同志们有话不敢说，怕‘整’，怕‘斗’，评工资时有人写了三封匿名信，就说明这个问题。但是，领导上没有从这种现象看出问题，发扬民主，改进工作，反而批评了这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应当引导同志们充分发表意见，开展批评。”朱秀峰说：“第一幼儿园女同志多。女同志妇科病多，有的同志连假都不敢请，说领导上态度不好。(高峰同志说：对女同志要多体贴，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民主生活不够，不敢向领导上提意见，这样以来，教师之间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了。”东关大街小学魏生福(回族)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经常深入学校，了解情况，过去虽然去过，工作一般化，不解决问题”刘正俭说：“彭家寨小学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相当不好，青年人提意见喜欢直截了当，但是领导上接受不了，后来大家便一团和气，表面嘻嘻哈哈，背地就说谁谁盛饭多了，等等。这当然不能搞好工作”。彭生安说：“最近市文教局视导组到扎什小学去了一下，我说你们到初小去看看吧，那里问题多。他们说雨来了，再不去了。结果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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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矛盾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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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同志在会议最后，比较集中地就几个主要问题扼要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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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同志说：目前学校教育的主要矛盾，从今天大家反映的一切情况看来，主要的是需要与可能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广大学龄儿童要上学，但实际情况又是学校少，设备不足，教师不够。党和政府应该使这种要求逐步得到满足，但是必须根据可能，就是说要根据国家的力量。国家在这方面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因国力有限，仍不能全部满足要求，这也是我们专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这个矛盾还要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要解决这个矛盾，国家固然还会逐年发展一些学校，但主要的也是带根本性的办法是，必须贯彻执行两个方针：一个是勤俭办学，就是要少化钱多办事，要有化钱也可以办事的精神，一个是民办公助，我们还不可能像苏联那样普及义务教育；要让更多的学龄儿童上学，就必须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让机关办，工厂办，企业办，合作社办，要总结民办学校的经验，因地制宜地去大力推广，要向群众耐心说服解释，要教育群众，使他们懂得光靠国家是不行的，什么事情都依靠国家，要国家出钱，就得增加人民的负担，这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不利的。像幼儿园等问题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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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还有教师迫切要求进步，要求学习，但领导工作赶不上去，也是矛盾，等等，矛盾很多，究竟那些是主要矛盾?那些是普遍矛盾？那个是特殊矛盾?你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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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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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干部专业化的问题很重要。从大家谈的当中可以看出，“稳定提高”是很必要的。不稳就提不高，要提高必须专业化。我主张教育干部不要调，要调就是提升或有特殊情况。有些教师因周围舆论不好，有歧视现象，就不安心，这说明自己内部就有问题，自己对终身服务于教青工作的信心不坚定。别人歧视，对自己来说也有好处，可以促使自己虚心，不会骄傲。当一个“人民教师”是高尚的，光荣的，这一点要你们自己首先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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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每个小学要成为进行工作的一个小单位，以学校为单位来安排工作。领导机关不仅要注意教育工作上的普遍问题，而且要注意各个学校不同的特殊问题，防止领导工作一般化。学校中的党、团等会议太多，可以减少50％，不但次数要求能减少，每次开会的时间也要适当减少。为此，每次会议要有规划，讨论问题不宜多。要把解决的问题事先充分准备好，会议才能开的好，我们要反对开长会，会开长了往往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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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党支部的任务就是办好学校。现在西宁全市小学只有一个党支部，又没有专职干部，是不行的。一个学校里有三个党员就可以成立支部，有一个或两个党员就和附近学校合在一起，或者是和团员一起成立党团混合支部或小组，以便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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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师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刻苦钻研。需要什么学习什么，文化不高就先提高文化。要有计划的学，但学习内容必须首先结合业务，这样学用才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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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师的工作量问题要适当解决。忙就不会有好东西，乱更不会有好东西。要适当地支配时间，要创造经验和办法，教师要有休息和学习的时间。今年暑假可考虑不组织学习或者是采取自愿参加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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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职工的福利问题要解决，但是要根据条件有步骤地解决，要求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是有困难的。在生活上要往下比，不要往上比。住楼的要与住平房的比，住平房的与住帐房的比。这样比就会永远愉快。领导上尽量设法解决问题，你们精神上准备能解决多少算多少。托儿所我主张先办一个到两个，规模不要太大，请西宁市委考虑经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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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小学教师每年能够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比较好。比如养些鸡，种些菜，或者是和群众一起参加些劳动。中央提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改造自己。市文教局的同志每年要抽出一定时间去学校代课，体会一下教师的实际生活，以便了解教师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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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对社会上看不起小学教师的一些舆论，对干部子女的教育和女学生过早结婚的问题，要进行教育，改变社会上一些不好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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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青海日报》1957年5月14日。

CCRD/1/3/2/00040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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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党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文艺小组大胆揭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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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消息)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兰夫同志、书记王铎同志，在昨天和前天，亲自参加了正在进行的宣传工作会议的文学艺术小组的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党内外文艺界人士在会上畅所欲言，大胆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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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巴干第一个发言，他认为参加这次内蒙古党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不但感到光荣，而且党一再号召大家“放”和“鸣”，所以感到思想比以前开放得多；认为党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给正确地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繁荣我区文艺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乌兰巴干从他的创作道路上深深感到，如果不是内蒙古党委的支持、鼓励，以及近年来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具体关怀，和自己的坚强，早给官僚主义毁了。在小组会上他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倾吐了出来，请党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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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到在他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创作过程中，曾受到官僚主义者的打击，大会小会斗争，领导上叫去谈话，并说再写就没收。他说：“我把良心当作铁帽子顶在头上，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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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谈到，原在内蒙古日报东部版工作的周达理对他采取的一些违法乱纪的错误行为，如曾叫公安局搜查过他的稿子，并将稿子随地乱扔。这使得他疯了一个多月，闹得满城风雨，内蒙古东部区一些同志都知道。他说：“我是有很多缺点的，也有不少自由主义，但不能用这办法来解决。把这些问题夸张到敌我矛盾，甚至罪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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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巴干同志提到内蒙古文艺界党与非党的文艺作者之间的关系好像有隔阂，比如他就很少得到内蒙古作协分会、内蒙古文联的关怀与支持，而对于党员作家就不一样。呼和搭拉同志说他跟文艺界人士接触不多，但对这点有感觉：第一，内蒙古作协分会理事会的候选人中就没有乌兰巴干，而他在内蒙古文艺队伍里是作品较多的一个。第二、常碰到文艺界同志提到乌兰巴干时，就说他的作品“粗糙呀，……”，而没有从主要的方面去看。他说：“要求严格是应该的，但过分就不见得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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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瘦石同志发言说，他是在“百家争鸣”提出之后，才逐渐开始解除思想顾虑的。他认为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在领导文艺工作上肯定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理解成工农兵题材，弄成狭隘的只写工农兵的生活。而文艺工作者，则过多地强调文艺的特殊性，如漠南同志以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以片面性来领导片面性，是很难解决问题的。他说，“我们的党委，从成立到今天，没有专门讨论过文艺工作问题。……缺乏民主作风，不是以很好的讨论、研究的态度来领导文艺，而是以生硬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来领导文艺。……我们不要求那个部长专门精通文艺，而是要求他经常深入下层，了解情况，找同志们谈谈心，但这样的情况是不多的，不这样作，又能怎样领导好文艺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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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尔查同志在发言中，追述了原东部区党委对文艺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之后，对内蒙古文联党组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文联党组对曾经犯过错误的党员作家关心不够。对非党干部不够尊重，有的有职无权，例如纳·赛音朝克图同志主编内蒙古文艺蒙文版时，连个办公室都没有。韩燕如同志是内蒙古作协分会副主席，不给工作做，整风时反而说人家不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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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组会上发言的，还有孟和、陈清璋、乌恩等同志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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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讨论会开得很活跃，大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虽然有些同志的意见，还有待于进一步弄清是非，分析原因。但是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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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讨论会今天和明天还要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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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5月10日。

CCRD/1/3/2/00040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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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宣传后上海报界有些记者、编辑热衷于“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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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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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9日讯　上海各报纸在进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宣传中，最近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情况：有些记者和编辑热衷于“放火”，觉得目前的报道还不放手，不过瘾。上海新闻日报的一部分人说：“我们不是放花，我们要放火”。他们要求报纸领导彻底放手宣传，如人民闹事问题，不要只是宣传如何正确解决了闹事，而要用大字标题，纯客观地报道闹事的情形。来稿不要选择和删改，一律原文照登。新闻日报从昨天(5月6日)开始在编辑部内部召开民主大会，对领导提意见，现在大会仍在继续进行中，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问他们是否可采取开小会形式，他们回答现在大会正热烈进行，很难再回过头来开小会。该报总编辑魏光明同志对记者说：“我们领导上现在非常为难，编辑部一部分人要求无条件地放，如客观地报道闹事情形，我们感到这不能放，放会闹乱子，但不放又会受到编辑部内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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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民晚报有一部分人也跃跃欲动，有个编辑说：“现在的空气还不同，看样子是暴风雨的前夕”，意思说大风暴在后面。新民晚报在3日报纸上，用大字标题“人艺一片欢呼声”报道了上海“人艺”(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召开民主大会的情形。这个报道传出后，上海科学电影制片厂印有六个人聚集商议后，写信给上海市委和文汇报，呼吁“我们这里的问题比人艺严重得多”，也要求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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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报前些天有一位编辑问文汇报的一个编辑：“你们打算怎么弄?”文汇报的人说：“我们只管放火，不管灭火”。报纸上无选择的不问后果的客观报道，已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如前些天报纸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上海市委召开的中小学教师座谈会上，一个中学教员批评该校党员校长的官僚主义，柯庆施插了一句：“像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真该撤职”。报纸登出了这段话，有人拿了报纸去问该校长，是否同意，那位校长苦笑着回答了一句“这个批评的基本精神我同意。”实际思想上很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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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些情况，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对报纸今后的报道工作提了三点意见：一、要继续贯彻“放”，但不要被动搞大民主。像“人艺”这种“新三反”式的做法不宣传。二、报纸主动地找些问题，有领导地“放”。报纸自己要有计划地发表些文章。三、报纸也要约些知识界中的中、左派人士写些文章，不要光约右派的人写(上海新民报，文汇报等报，现在有只约右派的人写文章的情形，据新民报的人说，左派或中间偏左的多数知识分子，约他们写都不肯写)，例如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问题，这个问题简直无人谈，就可以约人写。　(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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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7年5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40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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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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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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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上海新闻日报就这问题组织了讨论。自去年１１月１４日到１２月２６日，一共发表了二十多篇讨论的文章。现在，讨论已经结束。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现阶段的资产阶级仍有两面性。
+
+　　主张没有两面性的人认为，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它已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了。虽然由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存在而获得一定的定息收入，但是这种所有权，只是名义上的存在。实际上，资本家已和生产资料脱离了关系。他们已经失去了发挥消极作用的基础。同时，他们在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长期以来受着社会主义的教育，在思想方面也大有转变。在企业里，他们也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许多人还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或奖励。虽然目前还有少数私方人员有贪污舞弊和私设地下工厂等行为发生，但这只能说是先进和落后之间矛盾的一部分。不能把这种旧意识的残余，说成是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
+
+　　主张有两面性的人则认为，两面性是中国历史条件和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也是这个阶级的阶级性。虽然它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各阶段的发展会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是，在这个阶级消灭以前，它就必然继续存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由于原来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内容也就有了重大的变化，积极的一面，已成了主要的一面。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没有最后消灭，所以，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也还是存在的。现阶段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具体表现在：不关心国家和企业的积累，有些人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搞资本主义，私设地下工厂、私销产品、偷税漏税、贪污公款、盗用原材料、买空卖空、钻自由市场的空子。不重视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有的以次货冒充好货；在公私关系上不积极支持公方，有些人甚至利用落后工人，挑拨工人和公方的关系，等等。这些事实，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不劳而获、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思想意识在新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从这些事实看来，现阶段资产阶级的消极性并不仅仅是思想意识问题，而是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为和活动。所以，把目前民族资产阶级消极面的反映，说成是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是错误的。后者是资产阶级消灭以后的思想残余，而现阶段的民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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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阶级的两面性，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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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17日

CCRD/1/3/2/00041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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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宣傳后上海报界有些記者、編輯热衷于“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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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9日訊  上海各报紙在进行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宣傳中,最近出現了这样一种新的情况: 有些記者和編輯热衷于“放火”,覚得目前的报道还不放手,不过癮。上海新聞日报的一部分人說:“我們不是放花,我們要放火”。他們要求报紙領导徹底放手宣傳,如人民關事問題,不要只是宣傳如何正确解决了關事,而要用大字标題,純客現地报道關事的情形。来稿不要选擇和删改,一律原文照登。新聞日报从昨天(5月6日)开始在編輯部內部召开民主大会,对领导提意見,現在大会仍在繼續进行中,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問他們是否可采取开小会形式,他們回答現在大会正热烈进行,很难再回过头来开小会。該报总編輯魏光明同志对記者說:“我們领导上現在非常为难,編輯部一部分人要求無条件地放,如客观地报道鬧事情形,我們感到这不能放,放会鬧乱子, 但不放又会受到編輯部內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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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民晚报有一部分人也躍躍欲动, 有个編輯說。現在的空气还不同, 看样子是“暴風雨的前夕”,意思說风暴在后面。新民晚报在3日报紙上,用大字标题“人艺一欢呼声”报道了上海“人艺”(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召民主大会的情形。这个报道傳出后, 上海科学电影制片厂有六个人聚集商議后,写信給上海市委和文匯报,呼吁，“你們这里的問題比人艺严重得多”,也要求召开会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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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报前些天有一位編輯問文匯报的一个編輯:“你打算怎么弄?”文匯报的人說:“我們只管放火,不管灭火”。报紙上無选擇的不問后果的客現报道, 已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如前些天报紙报道了这样一件事: 上海市委召开的中小学教师座談会上,一个中学教員批評該校党員校長的官僚主义,柯庆施插了一句:“像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 应該撒职”。报紙登出了这段話, 有人拿了报紙去問該校長,是否同意, 那位校長苦笑着同答了一句“这个批評的基本精神我同意。”实际思想上很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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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些情况, 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对报紙今后的报道工作提了三点意見: 一、要繼續貫徹“放”,但不要被动搞大民主。像“人艺”这种“新三反”式的做法不宣傳。二、报紙主动地找些間題,有領导地“放”。报紙自己要有計划地發表些文章。三、报紙也要约些知識界中的中、左派人士,写些文章,不要光約右派的人写(上海新民报,文匯报等报,现在有只約右派的人写文章的情形, 据新民报的人說, 左派或,中間偏左的多數知識分子, 約他們写都不肯写), 例如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問題, 这个問題簡直無人談, 就可以約人写。(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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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9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

CCRD/1/3/2/00041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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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教师尖锐批评教育行政部门三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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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九日下午，本报邀请十多位小学教师和行政干部座谈小学教育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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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教材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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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座谈的教师都对现行的小学教材提出了意见。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教师刘梦湘说，教材的编排很主观。人民教育出版社往往在编出书来付印以后，才向教师征求意见；其实这不过是走走形式，因为不管你意见如何，反正你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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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接着提出语文课本长课文多的问题。他说，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中，长达五、六千字的文章很多，需要好几节课才能讲完，学生越听越不感兴趣，教师也越教越没有味道。等讲完课再翻回来检查一下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往往连生字也记不住，更不用说运用学过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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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第二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教师张钟瑄也说：这些长课文有的还远远脱离孩子的生活实际，使孩子无法理解。像“一个青年矿工”这课书，里边谈到矿上来了新机器，矿工像迎接新媳妇一样高兴。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懂得娶新媳妇是个什么滋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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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梦湘也说：不仅这样，有的课文甚至还起副作用。像“鲁迅和他的少年朋友”这一课书里，就提到鲁迅小时候骂人、偷罗汉豆，孩子们就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产生了怀疑。他们说：鲁迅为什么骂人？老师说拿别人的东西不好，为什么鲁迅要偷罗汉豆呢?这些问题，教师们感到很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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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钟瑄认为：小学可以不教语法。她说：现在，三、四年级的小孩就学语法，这个词，那个词，弄得孩子们昏头昏脑，一片模糊。何况，中国语法方面目前争论很多。譬如：原来我们教给孩子“形容词是形容名词的，副词是形容动词的”；可是现在又改为“形容词是形容名词和动词的，副词是形容形容词的”。且不说这样改来改去给孩子们造成多大的麻烦，就是教员也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花样。她认为：教材不应该“这家这样鸣，就跟着这家走，那家那样鸣，又跟着那家跑。”
+
+　　另外，教师对小学算术、历史、地理和体育等教材也提出了意见。张钟瑄说：目前小学算术是遍地开花，什么都学一点，但是什么都只是开个头就完了；不必要的换算也太多，结果是孩子们学到的知识不多，受罪可不少。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教师戴玉贞指出：小学六年级的历史教材重点不突出，文字比语文还深。北京第二师范附属第一小学校长汤世雄也说：小学历史教育计划机械规定一节课讲一课书，教师很为难。例如：“抗日战争中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一课，规定四十五分钟讲完；教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讲完了，但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来听课的编辑听完后却说：“问题的本质还没有充分揭露，描述得也不够”。地理和体育教材有不少是照抄苏联的。京西矿区圈门小学校长殷兆熊说：地理教材中外国地理部分跟苏联教材一样，着重欧洲各国，其实中国在亚洲，应该多介绍一些亚洲国家。西四区中心小学体育教师李英说：中国孩子体质跟苏联孩子体质不一样，可是硬要中国孩子跟苏联孩子一样投准、打击木，这不是成心叫孩子为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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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教越不会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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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的生搬硬套，已给教师们造成不少困难；可是，在教学方法上的清规戒律就更多了。刘梦湘说：教育行政领导部门检查教学质量死扣几个环节。教师只要有人听课，就得按环节走，形式主义成了“公开的秘密”。兵马司小学校长王恺庭也说：现在语文教学中有三大困难：讲多了是串讲要批判，讲少了学生不懂；提大问题学生回答不了，提小问题是变相串讲，问答游戏；分析人物的时候写出来是教条，不写学生记不住。教师们反映：教了多年语文，越教越不会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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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们真的不会教吗?不是。戴玉贞说：其实，有很多老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像第一实验小学，就有不少有二、三十年教龄甚至四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孩子们在他们的教育下，调皮的变得懂规矩了，功课不好的慢慢好起来。如果能把他们的经验总结出来，是很宝贵的财产。老教师们也常说：我们老了，应该带些徒弟，好接我们的班。可是，老教师的这些要求，并没有受到领导的重视。
+
+## 歪风是从哪里刮出来的
+
+　　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歪风是从哪儿刮出来的呢?有的教师认为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汤世雄和北京第一师范第二实验小学校长刘昭谦都觉得，几年来学校在教学方面的领导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而不是教育行政部门。人民教育出版社说长课文好，大��就跟着跑。刘昭谦还说：其实，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最不讲效果的。我们说长课文多了孩子不容易巩固字词，错别字会多；出版社的同志认为错别字好像没关系。可是这几年来教育行政部门对出版社的工作从来也没有怀疑过。
+
+　　戴玉贞认为教材的原则性的指导和教材审查都应该由教育部负主要责任，不能完全责怪人民教育出版社。她说，据说领导上只听专家的意见。比如，编历史教材了，就请问历史学专家，这自然在史实上不会出错误；可是，细想一想，这些专家，他们教过小学吗?他们懂得小学教育的特点吗?要知道，编写小学教材可不是向杂志投稿，作者可以文责自负；这是要对全国六千万小学生负责的，是对全国儿童的未来负责的，而我们的教育部负责教材的领导同志们，又有谁仔细研究过小学教材呢!她希望教育部更多的听取专家和小学教师的意见，改进教材的编写工作。
+
+## 忙乱现象并未克服教育者无暇教育子女
+
+　　刘梦湘谈起小学教师负担重的问题，引起许多老师的共鸣。小学教师存在着严重的忙乱现象，早在三年前市教育局就着手解决过这个问题。会上，有的教师认为：看来，三年前的风早刮过去了，我们的忙乱现象根本没有克服。
+
+　　怎么忙?怎么累?老师们在会上诉说不尽。刘梦湘说：学校也闹“五多”：社会工作多，无名会议多，统计表报多，事务工作多，还有一个是“婆婆”多。就拿统计表报说，什么学杂费统计表，学生升学就业统计表，少先队中队活动统计表，家庭自习小组报表，牛痘报表，申请免费报表……还有一种是学生在学校吃早点的人数表。表，表，表!还要参加各种会，老师忙在这些上面，教学自然会受影响。张钟瑄说，为了孩子，为了完成上级布置下来的填表报任务，教师们每天平均工作十至十五小时，星期天早成了星期七，明是休息，实际上是在家里上班，批改作业，挤掉了我们的学习时间。至于家族生活，更无暇顾及了。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一位老教师的孩子，已经连续降班两次了。难怪会上不少教师无限感叹地说：我们这些教育者连自己的子女也教不了啊!
+
+　　长时期的辛劳，使许多教师健康状况不好。京西矿区城子小学一位老教师因为过度疲劳，两次晕倒在厕所里。可是，不少领导干部对教师们的健康并不关心。有一位小学教师得了肺病，想借点钱养病，区文教科知道了连理也不理。这样的领导，怎么不使教师寒心。难怪有些教师说：一当上行政领导，就不通人情了。
+
+　　 花钱手面大方提意见也白搭
+
+　　圈门小学校长殷兆熊在会上举了实例，批评市教育局和区文教科的官僚主义。他说，就拿花钱说，要说他们抠门，舍不得花钱，倒是冤枉了。有时教育局花钱确是大方，不管这个学校要不要，照样给钱；也不管学校的钱花得是不是地方，根本不作检查。比如说，矿区小学经费很紧，可是一设立中学班，大批钱就发下来了。本来矿区有看不尽的山，可是有的学校还花钱垒假山。有的学校要篮球架子，本来，只要跟农业社商量，由农业社来做，既省事，又省钱；可是，教育局非要从城里把篮球架运到矿区。矿区多山，要使篮球架翻越这么多的山，实在是件难差事。谈起校舍的修建，殷兆熊感到心疼。他说：教育局不到雨季不发钱。结果，等钱发下来，刚抹好的屋顶和刚砌好的墙，一阵大雨都冲走了。他说：眼看着国家的钱，一次次地被雨水冲走，能不感到心疼吗?可是，意见提了也白搭，年年还是不到雨季不给钱。
+
+## 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影响了党群关系
+
+　　许多老教师普遍感到：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存在着宗派主义情绪。他们说，按领导上考虑，好像只有党、团员才配做行政领导干部。领导上往往抽调一些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青年人去当学校领导，结果，因为他们工作经验少，不能胜任。有些有教学经验和工作能力的老教师却没有人理会。这样做，老教师自然不满意，有人怀疑地说：“老教师真不如年青人了吗？”看来，领导如果不消除宗派主义情绪，党群距离越来越远，工作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
+　　（在小学教师中发展党的工作也有缺点。殷兆熊说：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京西矿区石门营、门头沟一带小学教师入党的只有两三个人，难道真的只有这两三个人够共产党员标准吗？）
+
+　　（《北京日报》1957年5月17日。原题为：“小学教育中的歪风是从哪儿刮出来的  小学教师尖锐批评教育行政部门三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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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二)
+
+　　<《人民日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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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９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
+
+## 党与非党之间不应有“墙”
+
+　　胡子昂说：在目前形势下，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需要更加紧密，但实际上，不是紧密而是相对的疏远了。比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党没有与民主党派共同研究一套如何进行互相监督的具体措施，原来有些地方对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有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帮助，现在反而一概不管了。胡子昂建议从组织联系的角度上，建立一套有关工作关系和工作方法上的办法和措施。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认为自己是被改造的分子，怀有阶级自卑感，怕“放”、“鸣”出来的东西不被重视；更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有的同志说：我们对有些政策不是没有意见的，工商界可“放”可“鸣”的东西是不少的，但有人说，政策不能争鸣，又有人说，政策可以争鸣，但不可以公开。
+
+　　胡子昂还分析了民建内部的矛盾，更具体地说，就是民建内部对目前工商界的估价问题。他说：从各方面反映的资料看，目前对工商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一种认为工商界在企业合营后，经济基础已起了根本变化。因此，在合营企业里，只有合作共事关系，没有什么阶级关系，也谈不到有什么消极的一面。他们认为对工商界要采取多鼓励的方法，工商界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如果强调有两面性，就会增加工商界的自卑感，越发束手束脚起来。另一方面的意见是：工商界同志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下，觉悟不断提高，其中许多人已具有了“闻过则喜”的精神。因此，对他们的成绩加以鼓励，对他们的缺点提出批评，不仅不会影响积极性，相反的，可以提高他们和加速他们的改造。胡子昂认为：应该把这两种不同意见，分开地让大家争鸣一番。
+
+　　胡子昂直率地批评了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许多地方党群关系尚有距离，表现为“敬而不亲，亲而不密”。有人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好象有一堵墙，一道门槛，这堵墙，这道门槛虽然不一定很厚、很高，但是，不应该存在。胡子昂并举例：如几个党员在一起谈话，有一个非党人士进来，谈话便马上停止，非党群众对于党员也有这样情况。有些党员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使人敬而远之。有人认为：目前有些企业的党组织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均先行一步，并有一套文件，这是好的，可使党员事先心中有数，但是，私方负责人会在工作上受到影响。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胡子昂说：民建干部存有“三不管”（政府不管、工会不管、统战部不管）四不象（不象民主人士、不象工商界、不象机关干部、不象工人阶级）思想。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解决这些问题。
+
+## 让致公党成员多参加活动
+
+　　陈其尤发言说：机关中民主党派的成员肃反时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什么而被捕。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他被捕后几个月，致公党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不久他又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陈其尤认为：是不是因为不信任？还是因为把民主党派当作一个与它的组织成员不相关的机关？但是无论是什么理由，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保密问题，而是是否守法的问题。陈其尤还提出：国家的民法、刑法应及早制定并切实遵行。
+
+　　陈其尤还认为：致公党很少有机会参加北京市一级的活动，市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致公党的代表，市政治协商会议没有致公党的委员，市一级的其他各种政治活动也没有致公党参加，据说因为致公党现在还没有北京市一级的机构。陈其尤认为没有市一级的机构，并不等于没有工作可做，更不等于不要参加政治活动。
+
+　　为了接待华侨，陈其尤认为应该给致公党一所比较象样的房子，目前，致公党党部的房子，实在不够用。致公党的房子原是北京办事处时期九个人编制时用的房子，现在中央编制比过去增加了几倍，不够用的程度可想而知。在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时，陈其尤建议：民主党派对其有关的政策方针、资料应该有所了解。否则无所准绳而监督，也无所准绳而开展工作。但是，陈其尤同时认为：我们不是要求参加所有的会，获得国防机密资料，而是对我们的工作有关的会，应请民主党派参加。
+
+## 希望在这次整风中民主党派能够大胆发言
+
+　　王昆仑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权机关中是否发挥了作用的问题，作了发言，他举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情况为例：指出这方面的三个缺点：在发言中，批评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他说：民革同志反映：人大常委会了解情况少；具体讨论少；个别接触少。由于常务委员对国家情况不了解，常委会在讨论议案时，往往是临时讨论，这样讨论起来就有困难。
+
+　　有人说：为什么重大议案拿出来讨论时，尽是民主党派发言，共产党员却不发言？是否是先讨论好了，再告诉我们的。还有人认为：国家重大的方针、政策，一次会上就通过了，这样发言流于形式，应该先开小会讨论，以后常委会讨论。关于有职有权的问题，王昆仑认为：民主党派在机关中有职、有责而无权。有人批评民主党派有作客思想，他认为应进行具体分析，看看是不是把我们放在主人位置。他希望在这次整风中，民主党派能够大胆发言，把所有意见拿出来，大胆地批评共产党。在谈到对统战部的意见的时候，王昆仑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但是也有人说，“上”是不是都统够了，还成问题。中、下情绪不安，愿到机关去，不愿作党派工作，主要因为统战部不重视他们，因此，他希望统战部同志应该多和他们接触。王昆仑还提出房屋困难问题。
+
+## 要把民主党派待如兄弟
+
+　　接着发言的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他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对座谈会上已有的许多发言，都有同感。希望今后每两周召开一次这样的座谈会。但是，单是这样的座谈会还不够。还应该定期地召开党务工作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员可由各民主党派自行决定。统战部可以通过这样的座谈会，了解各民主党派在党务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以便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
+　　然后他谈到，过去的统战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比如，在农工民主党建立组织，分清敌我，整顿党务工作中，统战部就给过不少帮助。他说，过去参加民主党派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般都起了团结和密切两党关系的作用，给过他们党一些帮助。因此，近来共产党要把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都抽回去，只能使人感到失望。现在，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应该切实地把民主党派当作兄弟党来对待。但是，统战工作也仍然有许多作的不够的地方。他希望统战部今后能够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思想领导问题；二、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在发展组织的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要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发展组织的方向问题；三、帮助解决民主党派间的是非问题和民主党派领导层的团结问题；四、帮助各民主党派办好光明日报；五、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房子和干部待遇问题。
+
+## 统战部也要统中统下
+
+　　谭志清发言说，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人员，希望民建会的干部在工作、福利、政治待遇等方面能与其他机关的干部机会均等。有些现象，使得民建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感到在民建作党务工作，不如在政府机关有前途、有熬头。这种现象，与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甚至也不统中的现象有关。比如，统战部对于民建机关中的处长级干部，就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在工作中有不少困难，比如，民建现在有一百二十个地方组织，其中有四十多个组织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他们都很难解决。因此，希望统战部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并且能够成为他们同中央各部，比如中宣部之间的桥梁，使他们能够知道一些在刊物和报纸上看不到的东西，给他们一些作好工作的本钱。
+
+　　闵刚侯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干部问题，他说民盟干部在学习以前，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顾虑很大，有些同志说：民主党派是“万岁”干部是“万死”。还有人提出：民主党派处一级干部究竟相当于政府那一级？闵刚侯还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的问题作了批评，他希望统战部今后多联系一��干部。
+
+## 各党派推出代表商讨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
+
+　　会上，因为很多人士都提出了举行双周座谈会的意见，根据李维汉部长的建议，各民主党派都推举出代表，拟于日内共同商讨有关实施方面的具体问题。这些代表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中国民主建国会谭志清、中国民主促进会许广平、中国农工民主党黄琪翔、中国致公党严希纯、九三学社茅以升等。召集人是罗隆基。
+
+　　座谈会将于十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批评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

CCRD/1/3/2/00041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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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
+
+　　<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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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３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北京书简”，读后颇有感触。
+
+　　我想，争取民主，固不容易，享受民主也不简单。不少同志在不民主的旧时代有争取民主的勇气，即使“争”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什么顾虑；可是在争得了民主的今天，他们反而缺乏享受民主的勇气，“顾虑”这，“顾虑”那。自然，“享受”民主不等于在民主的软床上睡大觉，而是包括发展民主，求得更充分、更高级的民主在内。举例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今天民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人民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跟对敌斗争比较起来，往往更复杂，更细致，有时甚至更艰难。有些敢于冒着敌人的炮火的同志，却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关口面前却步了。
+
+　　“北京书简”说的是“党内知识分子”，而且是“相当负责的同志”，这就更值得注意了。这位同志明明看出了“他这个业务部门里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在别人的办公室里“列举了许多事实”，“滔滔地讲了一个半钟头，仿佛还没有讲完似的”，可是他无论如何不愿公开发表他的意见。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每天和部里打交道”，怕搞坏了上下级“关系”；第二，“部里那些教条主义的做法，都是通过我的手贯彻下去的。……在群众眼中我何尝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呢！”据我所知，在“党内知识分子”中，这确是有相当代表性的“顾虑”。
+
+　　为什么有这种“顾虑”呢？为什么过去的“教条主义者”在认识教条主义的错误之后，不能公开批评教条主义呢？以今天的新我来批判昨天的旧我，“反戈一击”，不是更能制教条主义于死命吗？可是这么一来，批评就必然带有自我批评的性质，他有“顾虑”！
+
+　　不少“党内知识分子”在接触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自己的“面子”、“威信”之类，而忘记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往往不肯老老实实地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群众一起来商讨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的办法，争取不加括弧的真面子、真威信，有的甚至躲在党的威信后边转弯抹角地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到了掩饰不了的时候，便“守口如瓶”！
+
+　　没有勇气批评自己的人，一定也没有勇气批评别人，生怕“搞坏了关系”。其实，象“北京书简”所反映的那种上下级“关系”，还是“搞坏”了好。你瞧，“部里”“完全撇开教条主义不谈，好象我们这儿压根儿没有教条主义似的”，而那个“每天和部里打交道”的“相当负责的同志”，却“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他这个业务部门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但为了“关系”，只能悄悄地谈。一个怕民主，一个怕不民主，而双方的“共性”便是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关系”不“搞坏”，怎能建立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怎能开展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怎能带头贯彻执行党的“齐放”、“争鸣”的方针？
+
+　　“党内知识分子”的这样那样的顾虑，反映了有些部门、有些单位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顾虑”越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越少，而“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又很容易引起党外知识分子的顾虑。这是当前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
+　　 ---来源：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CCRD/1/3/2/000414.txt

@@ -0,0 +1,31 @@
+# 第一机械工业部等七个单位对整风运动的初步思想反映
+
+　　<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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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国家机关党委朱潮报道：自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出后，引起了中央国家机关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与重视，认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的思想革命运动，表示要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改造个人思想作风，搞好工作。但从最近第一机械工业部、冶金部、煤炭部、外交部、监察部、新华社、文化部等七个单位搜集到的初步思想反映来看，其中仍有不少同志和部分领导干部对这次整风运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顾虑和各种看法。
+
+## 对提前整风感到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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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指示发出后，对于缺乏思想准备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感到很突然，如第一机械部、冶金部有些干部看到指示后非常吃惊，有的说：“原来中央规定是在1958年整风，真没想到现在就搞起来了，是不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
+
+## “‘和风细雨’不过瘾，不能解决问题”
+
+　　整风学习展开讨论后，在一般干部和处、科级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对这次整风运动采取“和风细雨”的做法表示怀疑，认为“和风细雨”不过瘾，不能够解决问题，他们认为既是“运动”，就应该是“狂风暴雨”，必要时还需要用一定的压力；另外在一些领导干部间有的则强调要掌握分寸，对“和风细雨”不能打折扣。如新华社有的同志说：“(38)我怀疑‘和风细雨’这种做法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尤其是对付官僚主义采用这种做法更是行不通。”外交部有些青年同志认为“运动”就应该是“狂风暴雨”，否则“放”不起来。有的说：“‘和风细雨’如何能够引导大家无顾虑的提出意见，况且‘和风细雨’也不可能有‘火力点’，这样做会影响同志们大胆提出批评。”第一机械工业部有的同志说：“整风指示规定对别人提意见要‘和风细雨’，不能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意见，如果提了意见人家不接受，又怎么办？这样反而对自己不利。”监察部有的领导同志说：“指示中明确提出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意见，这很好，三反下楼时，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当时就是不让你讲话，一讲话就说是庇护下面干部，最后问题一大堆，都是兜起来。”“现在布置是‘和风细雨’，可是真要搞起来就细不了，这次一定要认真贯彻‘和风细雨’的做法，不能打折扣，”另外新华社有些非党干部对参加整风运动有顾虑，怕整到自己的头上，有的说：“整风说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到时候就难说了，肃反时还不是讲不冤枉一个好人，结果搞错了不少，以后虽然赔礼道歉，但已经悔之晚矣。”
+
+## “整风就是整领导”
+
+　　第一机械工业部有些同志认为整风就是整领导，与自己无关，有的同志说：“我们只要学习学习，把意见准备好，在会上争争鸣就可以了。”也有的同志说：“整风就是算总账，由于领导作风不民主，平时思想不见面，到时候领导就应该交代交代。”新华社、外交部有些同志认为整风就是人人过关，个个洗澡，今天你整领导，明天自己就有被整的危险，因此怕运动过后整到自己的头上。外交部有些同志由于对整风不摸底，倒底是要大整，还中小整，有顾虑。如该部机要处印刷厂党支部书记说：“我大小是一个领导干部，倒底这次整风要整到那一层，应该明确下来，不然棍子打来了，我无法预防，只好招架。”也有的领导同志担心说：“我怕运动搞起来后，只准群众‘鸣’，不准领导‘鸣’，不知这次整风是否允许领导对下面不正确的意见给予认真严肃的批判。当然整领导我没有意见，但是用什么态度整倒是一个问题，如果领导上一发言就给扣上帽子，一棍子打死，我是有这种顾虑的。”
+
+## 对整风缺乏信心
+
+　　监察部在一般干部中有的对整风缺乏信心，认为过去提了很多意见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还不是一样，如有的说：“过去意见提了一大堆，真正解决的有多少。”冶金部有的团员说：“过去不知提了多少意见，结果还是没有接受，现在整风提出来还不是一样不起作用。”黑色冶金设计院办公室主任说：“整风主要是反官僚主义，可是领导整风小组都是党员负责干部所组成，这怎么能整好。”
+
+## 党外人士踊跃参加整风
+
+　　党外人士对参加这次整风运动一般都是非常踊跃的，冶金部、外交部整风动员后，绝大多数非党人员都自愿报了名，但也有对自愿理解不足。如第一机械工业部有的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说：��虽然整风说是自愿，但实际上不能不参加。”“不参加多不好意思，大家都参加了，我也只好参(39)加，况且参加又可以表现自己的进步，又能看看党员倒底怎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外冶金部有的党外人士说：“整风是大家的事，为什么党员都要参加，而群众却是自由参加，这样很不公平，我们也是国家机关干部。”第一机械工业部有的党外人士反映：“整风运动虽然让我们党外人士参加，还不是把我们当做客人看待。”
+
+## 对参加劳动生产有顾虑
+
+　　第一机械工业部有些处、科长对参加劳动反映很大，有的说：“像我们这样参加劳动怎么能行，又不能增加生产价值，如果方式方法再搞得不好，简直等于出洋相。”有的说：“即是参加劳动也不一定要到工厂、农村去，在机关劳动就可以了，我们只能求其自然，不要勉强行事。”有的说：“领导干部参加劳动还不如深入到下层去解决一些实际工作问题，效果会更大一些。”也有的说：“我们劳动仅仅是做样子，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要老老实实在机关工作就对了。”文化部有些领导同志认为到下面去参加劳动，不仅不会帮助下面劳动，反而会给人家增加麻烦，只要在机关现实条件下做做就可以了。邮电部监察室主任说：“我们能搞什么体力劳动，不能太笨重，又不能搞机械化。”邮电部一个副局长说：“把干部拉到矿井里会影响生产，挖小煤窑又不能与工人农民在一起劳动，还不是脱离群众。”另外也有的认为体力劳动主要是指下面的干部和一般干部而言。如地质部有的领导提议说：“可以让一般干部到现场去劳动，都必须下井，并且订成制度。”有的建议高教部应该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参加两年劳动生产，再授予文凭。
+
+　　 来源：1957年5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415.txt

@@ -0,0 +1,15 @@
+# 东北工学院机械系八十二名教师签名请求沈阳市委书记支持他们“鸣”“放”
+
+　　<赖德浓>
+
+　　新华社沈阳10日讯　东北工学院机械系八十二名教师签名请求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支持他们“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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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上午，这个系的教师举行了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会。在座谈中教师们深深感到他们还是自发的在“鸣”“放”，学校党委对如何放，特别是是否放手放还未表示态度，因此大家感到焦急，在会议中途，邀请党委书记和院长参加，党委书记副院长康敏庄在会上作了报告，但这个报告没有使大部分教师感到满足，他们一再要求康敏庄表明教师如何放、是否支持放的态度。教师们还要求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解决提出来的内部矛盾问题，因为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和解释，结果弄得很僵，教师们不让康敏庄离去。教师们的感情很激动，绝大部分教师(其中有九名党员)立即签名写信给市委第一书记，要求他和省委第一书记参加明天上午的会，支持他们的“鸣”“放”。并且临时打电话找各报记者请求发表消息支持他们。
+
+　　这两天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教师们对学校的党群关系、官僚主义、家长式领导作风、对教师政治上不关心、思想改造有点过急以及对教师此次学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重视、不领导等提出许多意见。有些教师对肃反的成绩很赞扬，但对运动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教师们对康敏庄在会上对放的问题只淡淡地提了两三句，没有放手支持；对意见只说可以提，不行再提，而没有表示决心负责研究解决，表示了很大不满。
+
+　　会后，记者会见了几位教师，其中包括系主任和工会的人，他们都说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愈解决愈少，而不应愈谈愈尖锐，认为今天的这个会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
+　　随后记者又到党委书记康敏庄家里，询问了学校党委如何领导学习和解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现在如何组织教师具体“鸣”“放”，还没有得到市委指示；同时现在全院学生正停课一周，学习这个问题，教师的学习还抓不过来，不是不支持教师的“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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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1957年5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416.txt

@@ -0,0 +1,63 @@
+# 访陈寅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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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记者　梁诚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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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的报纸，真个是大鸣大放，大概知名的学者，教授无不发表了议论，就是懒于发言的知识分子党员也被记者将了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深深地激起了全国知识界无限的关怀。怎么，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还未发表他的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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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过一位记者，他告诉我，这几年陈先生在广东很少发表意见。他不喜欢应酬，也不常接待外人。谁若问他对百家争鸣有什么意见，他只淡然地让你去看看他的门联，不轻易发言。这使我很纳闷，为什么当代一家学者，独默默而不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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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宝骙同志和我特地到中山大学去拜望这位可敬的老前辈。
+
+　　初到中山大学，校园到处是茂郁的绿树竹林；几乎无处不是草地，无路不是林荫，尤其路旁几株古老的大榕树，盘藤结葛，壮亟美丽，高高地伸开四臂，浓密的树叶像托着一片片苍苍的碧云。在办公楼前，陈序经副校长指着对面一幢红色的洋楼，告诉我们：“那就是陈老先生的家。”望去那景致十分幽雅，几株南方特有的棕树，伫立在楼角，枝干高过屋顶，梢头棕叶有如一柄巨扇，兀自在摇曳，似乎怕那南国的热风闷坏了小楼的主人。门前的两株木兰花，在北方难得见到有长的那么高大的。一条小路就横在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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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先生自从来到广州，一向闭门深居简出，他那多年失明的双目，现在在阳光之下，只能模糊地辨别外界的一点影子。中山大学为他特地修了一条小路，路面上涂了几层白灰，为的是使陈先生隐约地知道那里是路。人们也只有在这小路上偶而看到这位人人尊敬的长者，闲适地漫步。
+
+　　我们来在小楼下，果然门上贴着一副对联，写着：
+
+　　“万竹竞鸣除旧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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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花齐放听新莺”
+
+　　(按；新莺指广州京剧团一位京剧演员新谷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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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不见他的墨迹，如今看到陈老先生的笔迹如故，便觉十分亲切。走进他的客厅，我留心注意那雅致的布置。一幅马衡先生题字的中堂悬挂在壁上，含着多少故人深厚的友谊。一座玻璃书柜满都是唐宋诗词集子，有两瓶含笑怒放的鲜花，点缀着小小的书斋，呈一股勃勃的生气。我想这些东西一定是陈先生所最喜爱的。
+
+　　陈老先生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客人，扶着手杖从书斋走出来。虽然他看不见我们，而我们却看见了这位离开北京七八年的老师，很高兴，心想，北京的老师们又是多么怀念着您老先生呀!他那黑色的短发已渐露斑白，而神色很好，丰采依旧，精神上是很开朗的，并不像已六十七岁的老者。
+
+　　我们问候他：“您老近来可好呀!”
+
+　　他说：“我的肠胃不好，睡觉不好，一动就不消化。”又说：“好吃的东西就不能吃，勉强吃了一定不好，所以凡我觉得不相宜的东西，我就绝对不吃。”
+
+　　陈老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好。谈起二三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可数，那年那月都记得那么清晰。他连连问到北京许多故友的近况。他关心地问起：“俞平伯还好吗？”“他在苏州的房子还在吗？”“他还是住在那个老地方吗？”“现在他还写字不写字？”“那个房子是不是它一家子住？”，许宝骙同志把所知道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他听了很觉安慰，连说：“那就好了！”“那就好了！”
+
+　　他又问起：“向觉明(达)你们常碰见吗？”“他的家眷还住在那个地方吗？”，“他在城里办公，有地方住吗？”“王宪钧、沈有鼎还在北大吗？”，“钱钟书现在在那里？”“金龙荪(岳霖)的眼睛怎么样了？”想起沈有鼎，他说：“我和他一齐到英国去，那时我们还住在一个宿舍里呢!他是多么挂念着“老北大、清华的故友们。我们为了让他老人家多休息休息，不敢久扰。临别时，他一再握手，要我们问候今在北京的北大、清华的朋友们好！
+
+　　陈寅恪先生的故友们一定也很愿意知道他老先生的近况吧!
+
+　　据我们所知，这几年，陈先生的学术研究没有停止。中山大学专门派有两位助手帮助他工作。他的论文常常发表在中山大学的学报上。我看见今年中山大学学报第一期上就有一篇“论唐代的番将和府兵”是他的新作。据说，他还有些未发表的文稿。最近研究弹词，再生缘，已写好一篇文章，因为还要再修改，不肯轻易示人。目前，他还要研究柳如是的事迹，关于中国历代女子梳装的样式，他也很感兴趣。
+
+　　他还和历来一样，在家里开课。中大有一位副教授正在跟他专修隋唐史。
+
+　　他在广州生活上受到���校党政特殊的照顾，同学们也都很尊重这位前辈的学者。每天有人为他读报。他最近极爱听京戏，可惜广东京剧团演出的比较少。今年春节，广州京剧团主要演员被邀到中文作过一次清唱演出，难得陈老亲自出门去听赏。当他高兴地听罢归来，立即赋诗三首，还兴致勃勃地拟对联一幅，赠给这个京剧团。而尤其赞赏剧团中新谷莺、华兰苹两位演员。
+
+　　对联是这样的：
+
+　　“古董先生谁似我，
+
+　　新花齐放此逢君”
+
+　　(按：古董先生，古作“陈”解，指他自己，“董”指中大教授董每戡，因为看京剧时，有董君陪同。此句出自桃花扇曲词。新花齐放，“新”指新谷莺，“花”指华兰苹，“花”与“华”通，新华齐放取百花齐放意。)
+
+　　诗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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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教授新作
+
+## 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
+
+　　暮年萧瑟感江关。城市郊园倦往还。来谱云和琴上曲。凤声何意落人间。(张淑云孙艳琴两团员及任凤仪女士)沈郁轩昂各有情。(谓诸男团员及票友)好凭弦管唱升平。杜公披雾花仍隔。戴子听鹂酒待倾。(新谷莺华兰苹两团员未来)红豆春生翠欲流。闻歌心事转悠悠。贞元朝士曾陪座。(四十八年前在沪陪李瑞清文观谭鑫培君演连营  寨后数年在京又陪樊增祥文君演空城计)一梦华胥四十秋。
+
+　　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
+
+　　 寅恪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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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党群关系　办好师范大学 教授们积极提出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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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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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于１０、１３、１４、１５四日内，分别邀请中文、教育、俄语、历史等系的教授、副教授座谈。教授们对于学校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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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明说，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个别党员采取粗暴方式维持“威信”。
+
+　　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和群众的关系怎样呢？许多教授对这个问题很关心。俄语系主任胡明教授说：现在我校的主要矛盾是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好，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员和党的组织。有的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看不起一般群众，因而脱离群众。有人总说群众自卑，其实群众并不自卑，是因为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夸大自己的作用、功劳，使群众相对的自卑了。更严重的是个别党员采取粗暴的方式维持“威信”，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
+　　中文系李长之教授说：“师大的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墙是很厚的，象钢骨水泥一样坚固，这个墙如果不拆，有愈来愈厚的危险。”“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本来群众很愿意和党员作知心朋友，可是党员没有这种表示。党员的作风确实影响党群关系，但群众往往通过个别党员与党建立感情，师大很多青年共产党员没有经过同群众共甘苦的锻炼，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后反而脱离群众，成了当权派，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喜欢摆出教育人的姿态，容易使人产生反感。
+
+　　政教专业何廷杰教授说：现在都说党群间有墙，这种提法有问题，不是党与群众间有墙，而是一些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间有墙。个别人留在墙外不要紧，墙外人多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这墙是谁造成？有人说是双方面：一方面是自卑感，这个墙一碰就破，另一方面是优越感，这是三合土加上电网，还通上电流的墙，好在现在是没连成一片，否则就太危险了。
+
+　　朱智贤教授说：党群关系问题主要是党和老教师的关系问题，行政负责人看起来比教学人员重要。在学校里，教学要依靠教学人员，特别是依靠老教师的思想是不明确的。解放后形成一种风气，太看重新教师，党对老教师支持不够，青年同志中有一股歪风，有些对领导、对党员很服从，这当然很好，但对老教师、对群众都不够尊敬重视。有些年青同志入党前很谦虚，入党后就不同了，“养不教，父之过”，党应给他们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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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鹤亭教授说：希望党组织慎重考虑各种联系群众的新方式。他建议党除掉通过民主党派联系群众外，应当充分通过工会组织，把一切问题向群众开门，把群众当作自己人看待，填平党与群众间的鸿沟，使每个人都有主人翁的态度。
+
+　　邰爽秋说，教授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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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如何广泛吸收教授的意见？怎样扩大教授同各方面的联系？邰爽秋教授说：教授在学校里，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这四层楼的最顶层是校长，其次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等，再下一层是系主任，还有一层是教研组主任，四层楼下才是教授，而教授又分六级，实际上有十层之多；四道围墙：第一道是党委会，第二道是校委会，第三道是系务会议，第四道是教研组的核心会，这四道城墙层层保密，水泄不通。作为一个教授除非兼任行政职务，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叫人怎么能提出意见，怎么能对学校热爱呢？采取这样保密制度和这样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却是影响了团结。必须拆掉这些墙，打通这些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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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怀说，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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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怀教授说：我们教授的意见没有发表的机会，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去年学校在北校举行过茶话会，这很好，倒不是为了吃茶点，而是有机会谈出自己的意见。校长出布告规定接见教授时间，用心固然好，但仍然是形式，还没有了解到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都难免有些旧的书生脾气，找朋友谈天可以，找领导就不愿意。老实说我就不愿意排队等接见。希望领导通过各种方式接近群众。何副校长只在到师大来时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对学校不是不关心，不是没有意见，是有意见无从上达。
+
+　　俄语系胡明主任说：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学校、党委各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自解放至今学校还是混乱状态。一个问题来了推前、推后、推左、推右无人真正负责，问题不能解决。许多问题校领导都��以耳代目，凭听汇报办事，办不通就命令主义。学校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在使用、提拔干部、评级评薪等问题上都表现出来。中文系副教授俞敏说：师大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有二：一、不信任群众。二、领导对被领导管的太多。我研究古汉语二十年，我愿意教这门课，即使不能教我也愿意研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领导上硬说我擅长语音，要我在这方面进行研究。语音是研究古汉语的工具，正如数学是研究物理的工具一样，对一个学物理的人说他数学很好，他会感到受了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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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泰初说，非党教授有四个难处：会见领导难，谈心难，对党员了解难，办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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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系教授廖泰初谈到非党教授在处理日常工作中有四个难处：（一）会见领导难。向领导请示一件事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有一次他想和丁浩川教务长商量一个问题，约了三次都没见到，直到第四次才见到，但见面谈话却不到十分钟。这件事使他很寒心。他说，直到现在，他连和何校长、黄教务长谈一次话的机会都没找到。他认为，需要和领导同志谈谈。领导上的所谓“忙”，值得打个大问号。（二）谈心难。过去自己有些甜酸苦辣的心事总喜欢找老朋友们扯扯。但是，现在大家都提高了，怕自己谈出的东西不好，人家会不会扣帽子，有了这种顾虑，就不敢找人谈。有时找到党员同志谈心，但在谈的过程中，自己倒是诚心谈自己的问题，而对方只是帮助你分析分析问题，从不谈他的问题。自己谈十句话，对方谈不了一句话。（三）对党员了解难。党员中春风满面的比较好接近的固然有，但冷若冰霜，不好接近的也不少，这样的同志摸不着他的脾气，和他谈话就有顾虑。例如，党员中有个别同志好下命令、坚持己见，不大愿意和人商量问题。看来这些党员认为他们就是教育人、改造人的；而非党人士则是被教育、被改造的。他觉得这是党员的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因为党并没有教育党员去脱离群众。（四）办事难。办个事情要花费很多时间用在请求、写报告上面，而且拖拖拉拉，长期之内得不到解决。
+
+　　叶苍岑说，领导上在评级问题中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
+
+　　教授们在发言中，对评级评薪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为什么把教授分成六个级？级别的高低到底根据什么？对这些问题，不少教授有意见，并且认为分成这么多的级没有好处，反而影响了教授之间的团结，甚至连好朋友也为了级别问题，伤了感情。由于教授中分成很多等级，意见很多。中文系教授叶苍岑认为在评级问题上，领导上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如一个派去匈牙利学习的党员教授每次评级都提升，甚至还提升两级；而对某些工作成绩很好的教授却评得很低，不注意提拔。他就曾经为一个姓高的教授的级别评得太低而提过几次意见，但都未被采纳。有些教授认为评级就应公开地评，不应对某些人保密。如有些一、二级的教授据说是教育部指定的，既然已经指定，何必再评。
+
+　　殷祖英说，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
+　　党员应该在思想、工作、生活各个方面和群众打成一片，许多教授都有这样意见。物理系主任方嗣蘰教授说，一般从表面上看还好，但确实有一堵无形的墙，有许多事情不是事先征求教师的意见，而是先在党内作决定，而后再拿出来。党员助教和老教师谈话很严肃。有的人说“我得沉默一个时期，才能转变过来。”有的人见面不是说“今天天气好”就是“这两篇社论如何如何”。数学系主任张禾瑞说：我感觉青年党员越来越严肃了，原来活泼的也变严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党员党龄的增长，会使他们越来越严肃。生物系陈昭熙副教授说：党员的态度过于谨慎，党员说话对一些问题不加可否，就会使群众怀疑其中有什么问题。本来无矛盾，也就形成了矛盾。董渭川教授说：党和领导只抓些具体事情，结果使党政不分，领导忙于事务，成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在学校听到有“校首长”的称呼，还要盖什么“首长住宅区”、“高级干部宿舍”等，听了叫人多刺耳，住到那里群众会怎么看呢？毛礼锐教授说，搞好党群关系，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地理系殷祖英教授说：搞好团结不容易，现在趋向团结了。党员主动伸出手来，群众不接是没有的，往往是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
+　　赵擎寰说，教育部办事令人啼笑皆非
+
+　　有些教授在发言中对教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制图专业教授赵擎寰说，学校今天有问题��教育部不能不负一定责任。教育部办的许多事，真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对制图课，可说是灵机一动，调集了许多人，有的坐飞机赶到北京学了一个月，但大家刚回去，却又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不开制图课了。而司长曾在会上对大家说过“制图课目前是需要的，前途是大有可为的”，这样变化多端，可不令人啼笑皆非！教育系教授左学礼还揭发了另一件事情。过去教育部曾经要她翻译一本有关心理学的英文著作。当时教育部限定她三个月译完，本来需要半年时间才能译出，她加班加点如期完成了。但这本译著送到教育部之后，长期没有音讯。后来知道教育部将这本译著丢失了。她在发言中表示，教育部一定要将译稿找到退给她。
+
+　　陈景盘说，官僚气浓，学术气薄
+
+　　有的教授认为师范大学有官僚气压倒学术气的倾向，校内官僚气氛浓厚，而学术气氛淡薄。教育系陈景盘教授说：师大是个学术机关，应该有研究学术的空气，但相反，从教授发表的文章来看，使人感到学气少，官气大。负责行政领导的同志就是把行政放在第一位，替他们计算一下工作时间，就可看到他们在教学方面花费时间很少。拿科学研究来说，似乎科学研究是为行政服务，而不是行政为科学研究服务。教育部注重的是填表，教授进行科学研究也是为了赶任务、填表，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对于科学研究方面的分歧意见却没有抓紧进行研究。中文系启功教授也认为师大的学术空气不浓，他建议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他说图书馆的书应打开箱子，不要搁在那里不利用，否则影响科学进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CCRD/1/3/2/000418.txt

@@ -0,0 +1,35 @@
+# 交大西安部分的师生关于迁校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
+
+　　<新华社>
+
+　　新华社西安10日讯　5月初，交通大学西安部分的一部分学生自发地展开关于迁校问题的争论。学生宿舍区的布告栏内贴满了五光十色的大字报，言论十分激烈。大字报的标题有“交大在上海真的不能发展吗？”“迁西安降低了教学质量”“交大回家去”等等，有的大字报上还插画了一辆火车头，表示坚决回上海的意思。目前有十来个班级学生(占全部班级十分之一)不经班会和团组织同意，自动组织了迁校筹委会，集会讨论迁校问题。他们还发出了电报给上海交大校委会，表示反对学校西迁。少数同学已提出要求停课来讨论迁校问题。据说，他们还准备派代表到上海或北京请愿，大有发展到运用“大民主”的趋势。
+
+　　中共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委员会事先对这些情况发展的认识不足，所以有些措手不及。党内对迁校看法也很不一致，党员师生多数对迁校问题认识不清，只有少数认为迁来西安是正确的。当学生们自动地组织讨论后，5月5日学校召开了紧急会议，由副教务长张鸿向学生作迁校问题解释的报告，学生们当场递了很多责难的条子，并且发出口嘘声，表示不满意。6日，学校行政和党委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训练干部，准备深入学生中作解释工作。据记者了解，学校领导还是愿意让大家“放”的，如职工方面也已展开了迁校问题的讨论，但是对目前情况还缺乏办法来正确领导，有观望中央和上海的倾向。党委宣传部一个同志反映，如果一旦说学校决定不迁西安来了，交大仍留在上海的话，那是党内党外“皆大欢喜”。
+
+　　交大西安部分的教师目前表现得还较平静，不如学生激动。前些日子，他们已首先对迁校问题展开了争辩。工会教师现已派出四个代表，到上海参加正在召开的校委会，并且提出他们对于迁和不迁的两方面意见。据了解，上海来的教师中有80％以上的人，对迁校西安怀疑，有意见，甚至反对。师生们对于成立“两个交大”一般表示反对。
+
+　　归纳全校师生们提出同意迁校的意见有如下几点：一、这里地下资源丰富，迁校符合工业布局的原则；二、西安原有文化基础差，迁校可以发展西北地区文化，配合工业发展；三、交大任务重，适合设置新专业的条件；四、当前国际形势决定迁，很多工厂也往内地迁；五、就地培养干部快而多；六、交大师资力量强，能接受大任务，等等。
+
+　　主张不迁校的师生们理由是：
+
+　　一、国际形势需要这个论点目前已不成立，好些报告提到可以有一、二十年和平环境。
+
+　　二、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不能先办学校后办工厂。最近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冯直向学生们作了一次报告，谈到西安工业发展主要方向是精密仪器和航空国防方面。因而同学们认为目前西安还没有很多很好的机械工厂，学校迁来是不必要的。材料力学教研室反映，迁交大办南洋(指在上海办南洋工学院)是错误的，古今中外是没有迁(42)校的。莫斯科大学没因有新的工业基地而迁校，包尔曼大学已有一百二十五年历史，但工业中心仍在乌拉尔。其他如英国剑桥、牛津大学也都没有迁校。
+
+　　三、西安高等学校太多，文化科学中心会自然形成。学生们在大字报上提到西安已有西北工学院和西安动力学院等工业学校，根据交大和上海各方面的传统联系，应该搬回去。
+
+　　四、迁校师资力量受影响，科学研究要推迟，教师没有地方进修，交大原有一百二十多名正、副教授，这次迁校后因有一部分教师并入造船学院等原因，现全校只有八十名左右正、副教授了。西安没有理工研究所，教师进修成总是。上海有许多专门为科学研究的工厂，而西安没有。好多科学资料图书都是先供应北京、上海，而西安买不到。有的教师还谈到，去上海参观各工厂、实习等都很方便，有熟人(许多工厂总工程师是交大毕业生)，这里却困难重重。
+
+　　五、迁校各种损失太大。大家提到学校环境绿化就化了五万元。从上海到西安的各种搬运费也相当可观。同时，各种仪器因运送要受损失，有的坏了还无法修理。学生们贴出的大字报上写道，学校仪器设备目前只运来七分之一，所以搬回上海还不迟。
+
+　　六、迁校学生质量受影响，招生来源有问题。
+
+## 七、迁校对西安城市的压力大，增加供应困难，人员安插有问题。许多学生并以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冯直同志谈到的关于这些方面情况作不迁理由的根据。
+
+　　八、生活水平高，职工生活困难很大。据说西安和上海的工资待遇是一样的，但西安的日常生活水平要高出上海10％到15％，很多职工反映生活受影响很大。每年回家的人很多，从西安到上海往返的路费极大。
+
+　　主张不迁的师生还提出下面几点意见：一、回上海的车费尽可能自己负担，教、职、工中领到的安家费、棉衣费退还国家；二、今年先搬回二年级，明年搬一年级；三、校舍不够可以利用上海交大后面的空军疗养院等地进行扩建，临时搭上草棚。动员学生走读；四、这里的一些校舍建筑可交给西北工学院和西安动力学院使用。
+
+　　坚持主张迁校的一部分师生也提出了迁西安的要求：一、所有专业都来，教师要有90％以上迁来。据了解全校师生员工对于因迁校而使师资力量的削减很为不满。大家都希望能保持交大学生质量高的传统。二、生活、教学和科学研究等问题必须专门处理解决，高教部和当地党委应该大力支持，要在经费、仪器、图书、基建材料等问题上迅速帮助解决。
+
+　　 来源：1957年5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3/2/000419.txt

@@ -0,0 +1,23 @@
+#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
+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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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春节前后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各级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应该按照这个通知，切实加以执行。
+
+　　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不仅在战争时期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有重要的意义。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中，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曾经是我们能以劣势的革命武装战胜优势的反革命武装的决定因素。现在处于和平的时期，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仍然是我们的军、政、民团结一致、战胜一切困难、建设祖国的有力保证。各地驻军每年都帮助群众进行春耕和秋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的部队把拖拉机和双轮双铧犁捐献给农业合作社。在洪水泛滥的地方，部队曾以全力抢救受灾人民的生命财产，运输供应物资；有的同志还因抢险救灾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救灾工作中各个部队都捐献了寒衣和其他物资，开展一两米运动。还有许多部队帮助地方上修路、修渠、修堤。这些都是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够做到的。
+
+　　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拥军优属的工作也是不遗余力的。近几年来，各地群众和地方机关用人力物力积极支持了国防建设。广大青年踊跃应征入伍。群众对烈属、军属、残废军人给予高度关怀。除了政府每年拨出大量的优抚费以外，对缺乏劳动力而生活困难的烈属、军属，群众还给予代耕。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优待劳动日，保证了他们的生活随一般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对复员军人也分别情况进行安置，使之各得其所。这些工作，对于现代化国防的建设，对于义务兵役制的推行，对于鼓舞军队的士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
+　　但是，近几年来的和平环境，使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和平麻痹思想。对于优抚工作和复员安置工作，有的地方却有意无意地放松了。有些地方没有把合作化运动中优待劳动日的制度贯彻下去；或者优待偏少，不能保障受优待者的生活达到一般社员的水平。有些地方对复员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些现象是必须纠正的。人人都应该懂得保障烈属、军属、残废军人的生活对巩固部队、鼓舞士气的重大意义。复员安置工作和征兵工作也是同等重要的。有些人对复员安置工作不如对征兵工作那样重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认识，只有做好复员安置工作才能为顺利地推行义务兵役制打下基础。
+
+　　忽视优抚工作的现象，在义务兵役制实行以后更加值得注意。有些人主观地认为义务兵家属没有困难，所以不必要大力进行优抚工作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或者不完全是这样。义务兵的家属如果确有严重的生活困难，还必须由国家和群众予以照顾。有些人入伍的时候家庭并不缺乏劳动力，但是，后来因为主要劳动者患病或其他原因，家属的生活发生了困难，这当然是应该给予照顾的。至于对烈士家属和残废军人，给以优待、照顾和抚恤，则是国家和群众的一项长期的义务。
+
+　　有人把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仅仅看作是民政部门的事，这是不对的。民政部门是主管部门，应该全力去做。但是，要想真正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注意领导和检查这一工作。各机关、企业、合作社对本单位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该认真负责地加以解决，不应推托责任。
+
+　　由于国防建设的发展，军队要集中力量加强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提高军事科学技术水平。军队的驻防和训练也需要更加集中，同群众的直接接触减少一些，这是难免的。但有些部队因此就对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象过去那样关心，与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也较前疏远起来，很少做甚至不做群众工作，这种现象同样必须加以纠正。
+
+　　有些部队在住房、施工、划定禁区等方面有时对群众的利益注意不够，在生活方面也有铺张浪费以及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发生。这些都应当及时地严肃地加以处理。各地驻军必须教育官兵继续发扬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生活、与群众共甘苦的光荣传统，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应当使全体官兵都认识到，人民军队只有同群众紧密团结，依靠群众的全力支持，才能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
+　　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中，还必须着重解决若干具体问题，不要只是进行一些联欢和慰问就算完事。各级党委应该组织党、政、军、民的力量，对拥军优属、安置复员军人和拥政爱民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深入检查，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分类排队，定出步骤，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加以解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17日

CCRD/1/3/2/000420.txt

@@ -0,0 +1,17 @@
+# 教授治校好，还是党委制好？  九三学社召开座谈会初步讨论改进高等学校制度问题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十日晚召集部分在高等院校等单位工作的社员举行座谈会，讨论有关改进高等学校的制度，在高等学校中进一步发扬民主等问题。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祁开智等人，就高等学校中实行教授治校和党委制两个问题发表了意见。
+
+　　会上，对教授治校和党委制有这样几种看法：
+
+　　一种看法是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实行教授治校，由教授会和评议会来主要领导教学等业务工作，可以防止人事倾轧等不良现象，充分发挥教授的积极性，有利于搞好学校的教学工作。党委制也可以同时存在，参与领导学校的工作，但重点应放在一般的行政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方面。
+
+　　另一种看法是，由于今天的情况同解放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是否要实行教授治校的办法，还值得考虑。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工作中所以存在着许多缺点，并不是由于党委制不好，而是许多党员的思想作风上有毛病，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许多在高等院校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动机是好的，一心一意想把学校办好；但是由于他们一般都比较年轻，经验不多，或者业务不够熟悉，因而往往对教学工作干涉过多，对老师的意见尊重不够，同非党的教职员工的接触也比较少，彼此间了解很不够。因此，今天高等学校中的主要问题，不是要恢复过去教授治校的办法，而是要进一步发扬民主，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学校的行政领导或党委会，在作出重大的决定或决议以前，应当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听教授们的意见，也要听一般教职员工的意见。在经过充分的讨论以后，才作出决定，使学校的领导真正成为民主集中的群众路线的领导。为了作到这一点，可以适当地扩大校务委员会的权力，吸收更多的教授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使它真正担负起领导校务工作的任务，而不是一种形式。同时还应该经常召开一些教授座谈会，彼此随便谈谈心，以增进党员与非党人士之间的了解，建立起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发言的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民主办校。
+
+　　再一种意见是主张仿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办法，把校务委员会变成象人民代表大会一样的权力机关，校长就是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有关学校工作中的大政方针问题由它讨论通过后执行。
+
+　　发言的教授学者们一致认为，高等学校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需要改进，这是肯定的；但是究竟采取那一种办法更适合当前学校工作的情况，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教授和其他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把教学工作作得更好，则需要进一步地仔细研究。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希望到会的同志们，回到原单位后多征求意见，以便最近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CCRD/1/3/2/00042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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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武汉市委员会帮助共产党整风
+
+　　<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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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消息】民革武汉市委员会为了组织推动成员协助共产党搞好整风，从5月10日起接连召集了二十七个基层组织负责同志和科、局、工程师级的成员们分别举行了三次座谈，并组织力量分头下基层了解情况。对民革组织在机关与党合作共事的关系，以及成员在工作中是否存在有职无权的问题，初步摸了一个底。一般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的重大意义有了认识，目前都已自愿参加整风学习。如武大教授唐炳亮说：“我们是体会到党的整风意义的，为了帮助党搞好整风，我们不考虑后果，不怕吃眼前亏，也不怕是否会有‘放’、‘收’、‘整’三部曲，有意见就提出来，好让党来解决矛盾。”但是还有些人对“鸣”和“放”存在顾虑，抱有“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思想，怕侧面报复，怕提出意见不解决问题会“得罪人”。另外，还有极少数人对整风的方式方法没有足够的认识。表现在有的人想把某个党员整下台，缺乏诚恳的态度。
+
+　　在成员们的谈话中，举出了许多事例说明机关、学校和企业单位内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严重存在的。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杨世华工程师说：“去年我和李国齐工程师共同研究以有筋耐压水泥管代替铸铁自来水管，试制成功了，平均降低工程成本63％，节约钢材94％。外面很重视这项经验，但本公司的党政方面却不声不响。后来中央来文要召集一个专业座谈交流水电经验，领导上却决定派不是搞水暖专业的蔡荣贵副科长去北京，因为他是个预备党员。蔡荣贵提出用多孔水泥管穿电线，节约了材料，公司党政就到处表扬，并发了四百多元的奖金。群众提出别的城市早已用这个办法，不见得是先进，可是党委却硬扛到底。这种区别对待党员和非党的作法太宗派了。”有人批评市房地局在工资改革中，党团员一提就是两三级，有的群众则四、五年不提一级。像这类的例子是很多的。
+
+　　市水利局副局长涂允成发言中批评了市计委和水利局党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他说：“在江汉桥开始修第一墩时，我提出岸墩地位不合适也妨碍防水墙的修建。上面却说这是早已决定好了，不能变更计划，结果，现在发生两岸崩裂，桥岸墩脚也裂了大缝，可见领导上对中国工程师的意见的不尊重。”他又说：“我们为了节约水泥，在水泥中掺20％的黄泥水，节约了一千二百多吨水泥，我们用不了这些水泥，希望市计委调拨其他急需单位，可是市计委却非要我们用完不可，原因是保存有困难。结果只有为花掉这一千二百多吨水泥造个计划。”
+
+　　在谈到非党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时，洪山区副区长傅碧人认为他是有职有权的。他说：“区委和区长长支持我的工作的，我管文教工作，初去时，总支书就向我介绍干部的情况，我们有话随时都可谈，我认为必须要改进和扩建的小学，党委没有不同意的。”江岸区副区长李家友说：“领导上派我当副区长，我就要有职有权，否则宁可不干。我一到区人委，就为了做到有职有权，打了两个月的官司。例如我提出街道工作计划要通过区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不能由区长一个人就决定一切。最后，我的意见得到市委支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职有权的问题解决了，集体领导也形成。现在我和区长、区委相处得很好。”市勘测公司夏维时工程师说：“在我们公司里非党工程师是有职、有责、无权。前年在黄石市超额完成了勘测任务，我发现工作质量不够好，实际上没有超额那么多，我提了意见，领导上就不要我参加修改定额会议，认为我有保守思想。党的领导同志对业务不熟悉不钻研，有事不和我们商量，‘疏而远之’，可是出了事就找我们。”
+
+　　谈到民革组织在机关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关系问题，许多成员结合市民政局、水利局、防疫总站等单位的合作共事情况来看，党委对民革组织的联系是不够的。在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成员说：“水利局党委对民革组织工作缺乏主动关怀，民革组织曾向党委建议在局内布置一个有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座谈会来提高干部的政治认识，一直拖到现在未开成会。在谢继思同志担任党支书时，他对民主党派成员态度生硬，往往使人不易接近。”有的成员说：“民政局党委过去对民革组织是不够重视的。如有个成员在干部卡片‘参加何种政治团体’一栏内填上了民革���织关系，有一个党员要他不填，他认为没有必要填这个党派关系。”有的成员说：“有些机关党委经常调换统战委员，我们连统战委员都不晓得是谁，统战委员也从不主动找我们谈谈机关统战工作。民主党派组织的作用在机关很难发挥。”
+
+　　在谈到整风学习的情况时，有的成员认为，“目前有的机关党政领导还对‘放’和‘鸣’存在顾虑。如有的机关在整风开始前就对干部来一次思想检查。有的党员对积极分子说：‘这次对肃反的意见尽可能地避免不说。’甚至还有的党员对群众说：‘整风嘛！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多你骂我一声王八旦，我检讨一下，还不是我当我的书记和经理。’这种说法给了群众不好影响，实际上妨碍了‘放’和‘鸣’。”
+
+　　晏勋甫主任委员在基层座谈会上发言，希望成员首先学好整风文件，消除思想顾虑，积极认真地揭露内部矛盾与帮助党解决矛盾。他说，整风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能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同时也要反对一团和气有意见不提。
+
+　　 来源：《长江日报》1957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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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民主人士帮助党内整风　提出党和国家体制有矛盾
+
+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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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成都讯在１０日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四川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畅所欲言，对党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四川整风运动开展。
+
+　　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首先指出，党与非党之间，仍有一道墙。这是某些共产党员优越感造成的。有些人入党以后，就和党外朋友生疏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再和以前一样，就缺乏共产党员气魄。
+
+　　民建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黄宪章说，共产党员宗派主义不消除，很影响团结和党外人士积极性。对公私共事问题，他说在合营企业中，一方面公私共事是平等关系，另方面是阶级关系，必须服从公方领导，这是矛盾。如何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的矛盾，使阶级关系不妨碍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
+　　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刘星垣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确实有了改进，但也存在距离。他认为这种距离不能完全归咎于共产党员的作风，国家的体制也有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他说，在行政部门共产党员因有党的具体指示，掌握政策准确一些，而党外人士那怕是负责人，也不能阅读。党内外负责人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常因此出现分歧意见。这就不仅容易造成隔阂，而且造成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这是党和国家体制之间的矛盾。
+
+　　民革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李紫翔、钟体乾等还就如何创造条件，消除党外人士顾虑，使他们大胆提意见，以利于整风运动的进行等问题，作了发言。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3日

CCRD/1/3/2/00042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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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康华委员在发言中的检讨党在领导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
+
+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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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文教部部长杨康华10日在省政协全体会议上，就广东省知识分子工作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作了发言。杨康华在发言中着重指出：目前，广东省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还有隔阂，责任在于党，在于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好，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左”的情绪的障碍；在领导问题上存在着官僚主义。
+
+## 党同知识分子关系虽较前密切但工作中仍然存在严重缺点
+
+　　杨康华在发言中首先说，解放以来，党在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是有成效的。去年以来，广东省的知识分子学习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报告以后，得到了很大鼓舞，政治热情大大提高，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也大大加强了；各级党组织和机关、学校、医院、厂矿的党的负责人和广大干部学习了这些文件后，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对过去知识分子工作上的缺点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与生活待遇，使用与安排，信任与支持等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以前密切了。但是，工作中还有严重的缺点，工作发展也不平衡，城市比农村好些，大城市比小城镇好些，但大城市中各机关、学校也不平衡。杨康华说，这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对周总理的报告学习得不深不透，理解程度也有深浅不同；因此，在贯彻政策、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不够自觉与主动。因此。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仍未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仍然有若干隔阂，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还未能全面发挥出来。
+
+## 未能水乳交融责任在于党在于部分党员的宗派主义
+
+　　党同知识分子之间有若干隔阂，存有矛盾，杨康华说这个责任在于党，在于一部分党员中存有宗派主义情绪。他说，陶铸同志在“如何正确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并且说知识分子方面的矛盾“主要是过去在改革时期搞运动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杨康华说，历次改革运动是极为必要的，否则，就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也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得到了锻炼与提高，这对于知识界加强政治上的一致性与加强团结，有极重大的意义，但是，历次运动既然是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难免粗糙，不能很细致。有些干部没很好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得以实事求是的结论；有些地方在掌握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方式方法也比较简单生硬，因而面宽了一些，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甚至有些人被搞错了。我们应理解被伤害的人的心情是痛苦的，要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大公无私、实事求是地向他们承认错误、恢复名誉，纠正错误。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发挥这些被错伤了的人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希望受过点委屈的人，从整个革命利益着想，愉快地面对工作和生活。
+
+　　杨康华谈到一部分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影响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时说，这种宗派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错误地认为别人社会历史复杂，无理地对他们加以歧视，对几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知识界政治情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估计不足，仍然用旧眼光来看待新事物，在人事工作上，有些同志把德才对立起来，二是党员不能与非党群众很好联系，进行亲密合作，缺乏民主作风。这也是宗派主义情绪的表现。
+
+## 从四方面解决这些矛盾
+
+　　（杨康华在发言中指出，这些缺点和错误必须严加纠正。解决的办法，杨康华提出4点：）
+
+　　第一，要信任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必须认识解放7年来知识分子的政治情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绝大部分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正在变为脑力劳动的工人，在过去革命阶段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中，还要起更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要进行文化革命与技术革命，知识分子是我国一份重要财富，如果没有工、农、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杨康华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大都是来自旧社会的，经历比较复杂是难免的，这是客观的存在，主要应由旧社会负责；我们必须客观地看问题��经历复杂并不等于历史有问题，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还应该用发展观点看问题，周总理的报告中就说过：“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解放后确实已经改变了立场的人，在他们作了适当的交代之后，也应该像普通人一样看待。”因此，在历史问题上未曾作出结论的，应该及时地、负责地、实事求是地给他们作出结论，而且在政治上、工作上都必须信任他们。那些认为自己历史清白，而不正确地背上一种政治优越感的包袱的共产党员，骄傲自满歧视别人，是错误的。
+
+## 有职有权；尽职尽责
+
+　　第二，必须使知识分子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尽职尽责。杨康华说，“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这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尊重人家的职权，不听取人家的意见，不支持人家的工作，这是错误的。此外，关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是非问题，绝不能和政治问题相混淆，应放手让党内外知识分子自由讨论。这方面，我们缺乏经验，必须认识别人的长处，考虑别人的意见，谦逊地向别人的长处学习，使知识分子能自由发表意见和发挥才能。关于思想问题，杨康华说，在思想领域方面，不论党内、外，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有斗争的，并且将延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也是人民内部是非问题，也绝不能和政治问题相混淆。不同思想应采取民主辩论的办法来解决，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具体分析，以理服人，不应采取压制与打击的办法。
+
+## 要有民主作风
+
+　　第三，要有民主作风。杨康华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够正常和有些隔阂，还因为有些党员不尊重人家的意见，不虚心向人家学习，缺乏民主作风，听不得闲话，听不得批评，或动辄给人家扣大帽子，致使党外有些人“敬而远之”；但有些党员也由于缺乏文化知识，学术知识，因而有些自卑感，对知识分子也“敬而远之”，致彼此“相敬如宾”，彼此间有隔阂。杨康华指出，这个责任应该由党员来负，我们党员，应该认真学会善于同党外人士商量问题，改进工作。
+
+## 关心知识分子政治要求
+
+　　第四，要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用适当方法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杨康华说，党和各机关领导在这方面是关心不够的，还存在官僚主义的缺点和错误，这表现在有些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研究加以解决；暂时办不到的，也没有说清道理。
+
+　　杨康华说，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之于党，要克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才能把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搞好。
+
+## 过去“放”“鸣”得不够今后要大胆长期“放”“鸣”
+
+　　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时候，杨康华说，这个方针是党的长期的方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方针。他说，执行这个方针不到一年，广东确已出现了一些新气象：知识界、文艺、科学工作者受到极大鼓舞，文学艺术的创作与实践比过去繁荣了，题材比以前宽广了，体裁和风格也更多样化了，文艺批评也活跃了；科学工作上独立思考与自由讨论的风气也正在形成。但是，总的情况是：“放”得不宽，“鸣”得不够。今后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方针，抛去各种清规戒律，要大胆“放”，大胆“鸣”，长期“放”，长期“鸣”。他说，在文学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在科学工作上要“百家争鸣”。在文学艺术方面，党只要求为工农兵服务，至于题材问题创作方法问题等，是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的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过去在讨论上曾经出现过一些粗暴的现象，把自然科学扣上阶级标签是错误的，不同学派应该相互竞赛相互争鸣。当然，如果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自然科学成就，加以忽视或否定是不对的，但是，过去有人把科学技术问题同政治上的“一边倒”混同起来也是错误的。至于学术上不同的思想体系，当然应该展开争论，可以进行批评和反批评。
+
+　　杨康华谈到目前仍然有人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说，怕这个方针会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被削弱是毫无根据的，这方针不独使科学与文艺得到繁荣的发展，而且真理会愈辩愈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将得到更大的发得到丰富与新的发展。杨康华说，目前，还有些党内、外知识分子还有顾虑，怕给人家“扣帽子”、“翻老案”、“挨整”，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这个方针在批评问题上是主张批评与反批评的自由。批评与反批评都应该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说理的、分析的、平等的态度，都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互相帮助、辨明是非，这样就会共同提高，加强团结。应该大胆地“放”大胆地“鸣”，为了我国文学艺术、科学事业的发展，为了发展真理，没有什么值得顾虑的。
+
+　　在发言中，杨康华指出，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但是，“左”的教条主义是当前贯彻方针当中的主要的思想障碍，必须严肃认真地坚决加以克服。此外，关于增辟园地，改进出版与发行工作，还要与有关方面研究，改正缺点，使“放”“鸣”获得更有利的条件。解决了这些问题，文学艺术和科学就能更快更好地繁荣发展。
+
+## 希望党外知识分子帮助党进行整风和有步骤在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
+　　杨康华发言中，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等提出两点希望：首先，希望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党进行整风，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我们多提意见，特别是文化教育界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都比较严重，不论什么意见提出来对我们都有好处，我们都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虚心听取与仔细分析，严肃认真地进行整风，以达到克服缺点、纠正错误、解决矛盾、改进工作、消除隔阂、加强团结。
+
+　　其次是希望知识分子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适当的方法，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接近工农群众，在感情上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繁荣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科学贡献出光辉的劳动。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14日。

CCRD/1/3/2/000424.txt

@@ -0,0 +1,19 @@
+# 在京少数民族干部在民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建议  在全国开展宣传民族政策的运动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１０日讯从４月２７日以来，民族事务委员会连续邀请所属机关的少数民族干部、中央民族学院的各族教授和讲师举行座谈会，座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征求对民族工作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意见。
+
+　　９日下午举行了第三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共一百多人。会上对执行民族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民委翻译局朝鲜文翻译处处长金万善（朝鲜族）认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对来京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关心不够，北京的某些机关里还存在大汉族主义思想。金万善说，少数民族干部高兴来北京工作，可是有许多矛盾解决不了。有关部门对少数民族干部也象对汉族干部一样，不准他们从家乡带保姆，这对少数民族干部是不适合的，要知道，保姆是要教孩子说话的，要教育孩子的，孩子们怎么跟汉族保姆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习惯？有些少数民族干部的爱人在本民族中可以做很多事，到北京以后，因为她们不懂汉文汉语，做不了多少事，不会安心，而领导机关并未设法帮助她们学习汉文汉语。
+
+　　翻译局彝族干部傅正朝说，翻译局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风俗习惯尊重不够，关心不够。中央民族学院讲师钟棣华（锡伯族）说，中央民族学院对来学习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学习抓得不紧，对少数民族教师的进步太不关心，他觉得自己来北京几年了，进步并不大。他认为中央民族学院在学习方面不应当过分迁就少数民族学生，过分迁就对他们没有好处。钟棣华说，中央民族学院还需要对各族学生进行友爱团结的教育，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各族同学之间，也还存在不尊重少数民族学生风俗习惯的现象。
+
+　　中央民族学院讲师阿旺登珠（藏族）说，有些汉族同志瞧不起少数民族，当然少数民族同志也就不大愿意接近他们。他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民族工作的宣传太薄弱，各民族之间互不了解，汉族同志对少数民族的了解太少。阿旺登珠说，据他看，现在除了专作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以外，其他汉族同志根本不了解少数民族，他们不知道少数民族有那些长处，以为少数民族处处都落后。他建议民族事务委员会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宣传民族政策的运动。
+
+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文物研究室胡先晋副教授说，到现在，大汉族主义还象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许多人只看见少数民族落后的一面，看不见他们的长处，因此，有人说少数民族落后，只有跟着汉族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她希望能对少数民族各方面的情况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向全国人民多多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胡先晋对有关方面不重视少数民族文物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批评。据说，中央民族学院现有少数民族文物达三万多件，但是，展览室只有三间房子，许多宝贵的文物长期未能与观众见面。会上有的教授说，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内部资料限制过严，影响研究工作。
+
+　　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说，三次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对我们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希望大家更加敞开地谈下去。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说，现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内的各级中共组织整风开始了，整风依靠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依靠党外同志的帮助。我们热诚欢迎党外各族同志的批评，只有内外夹攻，才能把风整好。最后，杨静仁宣布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座谈会上的意见而采取的几项措施：（一）把定期召开这种座谈会，作为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内中共党组织倾听各族干部和非党同志的意见的一种经常制度；（二）指定专人成立一个工作组，并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参加，立即着手研究解决少数民族干部的要求和困难；（三）指定专人负责研究供给民族学院教授们使用内部资料的办法，务使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
+　　座谈会将在下星期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CCRD/1/3/2/00042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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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三)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本报讯１０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举行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务委员楚图南，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曾昭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等。另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因病未能出席，作了书面发言。
+
+## 县级以下以党代政的情况需要改变
+
+　　邵力子在会上谈了三个问题。
+
+　　第一个问题，邵力子谈到，半年来，中央统战部和各地统战部门对民革的社会联系工作做了许多帮助，联系对象多了，民革会员也发展了不少。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中，有许多人需要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民革不加以联系，政府也应予以解决。怎样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他举一个例子说，可不可以考虑从扫盲工作中解决。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如能担任扫盲教员，每月取得一定报酬，生活、职业问题解决了，也对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分责任。
+
+　　第二个问题，邵力子谈的是党政关系。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
+
+　　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后可否考虑分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
+
+　　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
+　　第三是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说，互相监督，过去也曾有的，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监督，首先要有人。在政策、方针执行中，下面的问题多。可是民主党派在下面很少有组织。邵力子主张民主党派如果发现甚么地方有发展对象，就写信向当地政协联系。参加民主党派的新的成员的教育工作，由当地政协来负责。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民主党派都需要发展地方组织，而是有条件的才去发展。
+
+## 要解决长期共存同后继乏人的矛盾
+
+　　罗隆基发言说，昨天有人提到，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
+
+　　这种论调为什么至今还存在呢？这是因为，自从毛主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理论宣传还没有跟上去。所以现在，只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有足够的估计，而国内的许多人士，以及许多外国朋友，还是估计不足的。他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如果没有民主建国会这个组织，就未必能进行得这样快。民革对和平解放台湾做了不少工作。对于这些事实，他认为要多作宣传。
+
+　　他在谈到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时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落后”，而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
+　　他认为，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因此，他希望今后这类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他说，这是民主党派有名有实，要使协商名副其实的问题。例如，今天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科学规划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人参加会议，周总理说，各民主党派负责宣传工作的人也应该参加。另外��谈到，要想使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党政分工就要明确。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
+　　他认为，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平等、独立、自由，应该是相对的。过去统战部在帮助民主党派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可能也有些偏差。现在，李部长说“矫枉不怕过正”，会使各民主党派遇到不少困难。因此，这个问题还应再作讨论。另一方面，要讲平等、独立、自由，也应该创造一些条件。现在有些制度、规章，有碍于平等、独立、自由的实行和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希望对这些问题进行检查、修改。
+
+## 长期共存的基础不在人数多少
+
+　　史良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她要和罗隆基争鸣一番。她认为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她认为，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阶级虽然消灭了，但那个阶级的思想意识仍然会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存在，这就需要民主党派存在，继续进行工作。如果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觉悟都提高了，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民主党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大家思想都改造得很好了，将来共产党也可以消灭。不能说共产党发展快，民主党派就不能“长存”，也不能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民盟的盟员，不能加入共产党才叫“长存”，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
+
+　　接着，她用她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她说，只有一点不大好，就是我常常由于相信党而产生依赖思想，认为党决定的都是对的，而不能独立思考问题。现在党提倡独立思考，大家就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从不同的角度独立思考问题，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
+　　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不能理解为只是民主党派对领导党的监督，这也是不平等。要平等，就得互相监督。讲权利义务是相对的，不能只有权利不尽义务，民主党派有监督的权利，也有被监督的义务。
+
+　　史良认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通过整风可以使民主党派更加团结。
+
+　　李维汉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他说，现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
+## 发挥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中的作用
+
+　　楚图南就民主党派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发挥作用作了发言。他说，民主党派成员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并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原因是一方面民主党派本身对成员的教育不够，另一方面是各学校党政领导上对民主党派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民主党派不能在高等学校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但是民主党派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希望统战部研究解决。
+
+　　过去民主党派成员在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中起过作用，今天，向科学进军也要发挥作用。但是因为和党委的宣传部门、政府的文教部门联系不够，有些方针、政策问题不能及时了解，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民主党派的组织作用。这种情况在北京还较好，在地方上就差了。希望今后能够和这些部门挂起钩来。
+
+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专职干部，虽然统战部由中央到地方对他们都作了安排，如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但是对他们的培养、提高做得不够，不仅是待遇问题。希望能够给以适当的条件和机会，使他们能够提高，能够同各方面取得联系。不要使有些在民主党派组织中工作的同志觉得自己工作做了，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知道，是做的“黑市”工作，因而不安心工作。
+
+## 党与非党之间的“墙”要两方面来拆
+
+　　王绍鏊说，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
+
+　　他随即分析这座墙起来的原因。这原因，是因为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的语言不同。语言不同，就容易发生问题。如有人把汽车司机喊作汽车夫，就可能引起误会。因此他说，与党外人士合作，首先要懂得他们的语言和习惯。遇到象上面一类的误解，党员应该诚恳地告诉对方，以后就会改正的。但是有的党员不这样做，对方说错了话，不��助纠正，反而记在本子上，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都搬出来整人。虽然其中可能有的话有思想问题，但大部分都是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带来的。他说，语言习惯不同，在共产党内也有，如从延安来的和长期做地下工作的，有时就不完全一样。上述情况，遇到性情急躁的人，就会更糟。性急的人，党内和党外都有。因此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两方面的人。这一点很重要。语言习惯看来事情小，但是影响大。
+
+## 改变一些过时的制度才能实现互相监督
+
+　　曾昭抡在发言中着重谈了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所以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是本身还没有作好工作，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某些制度还没有改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他谈到，过去讨论国家体制问题，民主党派都参加了；各个方面的体制，在各个方面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也都参加讨论过。但对这样大的问题，民主同盟中央却从来没有讨论过一次。他觉得，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况？
+
+　　他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意见。
+
+　　第一个意见，他认为，三反和肃反斗争，成绩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但是也由于有一些缺点，发生了不少副作用。“三反”斗争中的副作用，到现在五年了还没有完全消除掉。政府是不是想办法加以消除，这会有利于统战工作的。
+
+　　第二个意见是：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容易反映到上面来，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因为没有组织系统，反映上来就不容易。曾昭抡说，这算不算统战工作中的一个漏洞？他建议今后要给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意见的机会。
+
+## 党员向非党求友求师非常有意义
+
+　　陈铭枢最后发言。他谈到，文教界的党员负责干部，有的用非所长，这种情况特别在高等学校中为严重。他希望能够深入调查一下，给他们重新调整工作。他认为现在整风期间，党员向非党求友、求师的作法，从全国范围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
+## 关于改善党与党外人士关系的四点建议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十日的书面发言如下：
+
+　　维汉部长：关于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我在政协会议上已经发了言，其中我的建议四点，即（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这四点建议，希望你加以考虑。其他没有什么意见。
+
+　　（---- 原载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

CCRD/1/3/2/00042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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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应该积极改造自己
+
+　　<解放日报社论>
+
+　　“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
+
+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
+　　有人说，现在众说纷纭，扰扰攘攘，社会似乎处在剧烈变化之中。有人时时涌起阵阵忧虑，担心天下多“变”。我们共产党人另有看法。我们认为变革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主义地把个什么事物随意地改来改去。我们认为变革就是改造，变革就是前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不怕变革，不怕改造，最欢迎前进，最欢迎改造。世界上，至今似乎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这样，不掩盖自己的观点，不怕变革，不怕改造自己。世界上似乎也还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政党，像共产党人这样，勇于认错，勇于把改造世界的责任，改造自己的责任，自己担当起来。共产党人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力量，最坚强的革命力量，原因无它，就是因为共产党人善于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勇于自我改造。
+
+　　农民欢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统治起变化。几千年来土地是属于皇帝、贵族、地主、豪门的，农民希望土地归农民所有。从前农民是站在地主之下的，农民希望有一天站在地主之上，这叫反常，这叫变化，这也叫作改造。可是农民仍然是小私有者，所以除去贫农和雇农而外，他们不大愿意小私有制起变化。
+
+　　资产阶级在其新兴的时期，他们也还不怕变革，因为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相互竞争，不利于资本家追逐贪得无厌的利润。可是一旦到了资本主义的秩序稳定下来之后，他们就不想变革了，他们怕变革了，甚而至于坚决地反对变革了。这是欧美及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
+
+　　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也是希望变革的。他们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不怕变革，而且鼓吹变革。可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之中，除去一部分已经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而外，在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对于变革，对于改造，好像既感到爱又感到疼。他们感到变化来得太急，太突然了。具有这种情绪的，也包括一部分党内的知识分子在内。
+
+　　共产党人为什么不怕变革欢迎变革呢?因为共产主义者深刻地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没有变化的世界和没有变革的社会，在地球上是没有的。变革和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推动新陈代谢的伟大力量。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该懂得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共产党人欢迎变革，并不是提倡循环论，变来变去，仍旧是老样子。我们要新样子，不要老样子，新样子就是前进一步。共产党人主张的变革，不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只变外形，不变本质。我们主张本质的变化，越变越好，不是越变越坏。
+
+　　共产党人为什么不怕变革，欢迎变革呢?因为共产党人就是这么一批立志为人民服务，立志改变社会，改革我们落后国家的仁人志士。马克思说过：“从来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共产党人就是不怕变革，要求改造世界的人。
+
+　　共产党人既要改造客观世界，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不首先来改造我们自己，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行不行呢?不行!如果我们的主观世界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能不能去改造资本主义的客观世界或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呢?不能!不但不能改造它们，反而有被他们改造的危险。如果我们的主观世界里，还没有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能不能去改变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状况呢?不能!不但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反而会使这种落后状况得到发展。
+
+　　二十年前，我们党曾经犯过四次路线的错误，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我们一些同志的主观世界有毛病，没有经过认真的改造。他们打算以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去进行革命，以致革命遭到了挫折和失败。一九四二年以来的十五年中���我们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在全党干部中进行了一个伟大的自我改造运动，我们的主观世界起了极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变化，因而，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获得了惊天动地的大胜利。由此可见，要改造客观社会，不首先改造共产党人自己，那末，所谓革命不过是空谈罢了。
+
+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变革、欢迎变革呢?因为共产党人懂得客观世界不是经过一次两次改造就能完成的，人们的主观世界也不是只须改造一两次就可以万事大吉的。随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的本身要不断地加以改革，人们的主观世界也要不断地加以改造。否则就要发生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的问题了。谁要以为客观世界的改造，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或者打算人们的思想改造可以一次完成，那自然是绝顶的不聪明。
+
+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变革、欢迎变革呢?因为共产党人肩负着特别重大的任务。要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就需要变革，就需要改造自己。特别是今天，社会的客观情况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大变化，我们已经彻底完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都是对于客观世界的伟大改革，我们胜利了，这个改革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道路，去除了障碍。我们在两大革命阶段的长期历史斗争中学会了阶级斗争的本领。可是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我们已经不能用处理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了。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也才开始几年，要把落后了几百年的国家改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还很不熟悉，还很缺乏经验，缺少本领。在这个巨大的改革中，出现了许多我们所不懂得的问题，客观现实提出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任务，人民内部的矛盾纷至沓来，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套，所学会的本领，今天有许多已经无用了，有许多已经闲起来了。客观情况发生了激烈的大变化，这就需要共产党人迅速地把自己的主观世界加以改造，以便与客观的任务相适应。
+
+　　共产党人为什么不怕变革、欢迎变革呢?因为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是没有任何私利的人。共产党人有错误、有包袱就勇于丢弃。共产党人对于社会的变化，社会的改造，思想意识的变化和改造，又何惧之有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无产者在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练，他们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是的，我们在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斗争中，我们会失去什么呢?我们会失去的将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类的错误和缺点而已，我们失去的不过是那些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不正确的工作作风而已。这些不良的作风和缺点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过和套在我们颈上的锁练一样罢了。我们打碎它，丢掉它，我们换得的却是人民的大团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胜利。
+
+　　我们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了许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但是这些年来，党处在执政的地位，我们的同志也很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的灰尘。在一部分共产党员中或者因为功劳而骄傲起来了，不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力量，团结群众去进行工作，而是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作风不断地发展起来了。我们党内固然有不少同志在这样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变革中，思想认识有了大大的提高，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不变不行了，但是仍然也还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对目前形势的剧变，对我党中央提出的方针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老一套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对他还具有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严重情况认识不足，缺乏改进工作、改造自己的自觉性，缺乏自我改造的决心和勇气。这些情况要坚决地改变，坚决地改造过来。怕改造自己的共产党人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小资产阶级弱不禁风的表现。自我改造总是有点难受的。难受一点好。改造一次，就脱一次胎，换一次骨。不断地脱胎换骨，我们就能改造成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CCRD/1/3/2/00042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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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委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　刘清扬批评省内鸣放都不够
+
+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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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保定１３日电中共河北省委于１１日上午举行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各民主党派河北省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二十人。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在会上要求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帮助党整掉三种歪风。
+
+　　有些民主人士主张民主党派应和共产党一起整风。对此，林铁同志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还是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因为只有共产党先整掉三个歪风，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沟才可以填平。
+
+　　民主人士们对党的工作初步提出了一些批评。九三学社保定分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岩说，三种歪风在中央和省的高级干部中较少，到县一级就较多、较严重，有些乡村干部简直象个“小皇帝”。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杨乃俊就河北省的水利问题对中共河北省委提出了批评。他说，河北历年因水灾减产，虽有不少人提出了治水建议，但党委没把它当作关键问题加以研究解决，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以致在治水工作上长期意见不一致，在治水方法上总是摇摆在防洪和开展小型水利之间。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齐璧亭要求中共河北省委立即把治水工作领导起来，迅速召开有关部门会议，进行切实的统筹安排。以保证今年的农业丰收和消除地区间的水利纠纷。民盟河北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清扬批评河北省“鸣”和“放”的都不够。她说，这首先表现在河北日报上。
+
+　　林铁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CCRD/1/3/2/000428.txt

@@ -0,0 +1,63 @@
+# 京剧界有些什么矛盾？  本报和文化部昨天邀请一些京剧演员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京剧界现在有些什么矛盾？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京剧界造成了哪些严重恶果？在本报和文化部昨天下午共同邀集的座谈会上，一部分京剧演员作了揭发。
+
+## 梅兰芳院长有职无权
+
+　　叶盛兰、叶盛章和杜近芳在座谈会上揭发了中国京剧院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
+　　叶盛兰说：梅兰芳先生是院长，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可是他有职无权。我觉得梅先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没有拿出真正的本领来。举个小例子，“三岔口”的刘利华，梅先生反对改成小白脸，结果还是照样改。
+
+　　叶盛兰说：院的艺委会等于虚设。艺委会上没有研究过艺术问题。就我所记得的，建院以来，只开过三次会。我是艺委会的成员，很愿意把自己的见解、看法谈出来，但是没有机会。清规戒律受到批判以后，马少波同志在一次艺委会上，说过去很多戏不唱，你们做团长的也有责任，你们有好戏为什么不提呢？意思是要我们检讨。
+
+　　叶盛兰也谈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团长”的苦恼：有职、有责，就是没权，检讨倒有份。艺术上的问题应该让团长来知道，可是，院的领导艺术的负责同志，不跟我们通气。比如关于布景问题，到底用立体，还是用写意的，有争论。“木兰从军”的第一场戏，花木兰家里的布景象是大观园，织布机太大，太真实。按京剧传统表演方法，木兰织布用简单的道具，脸冲前台；现在是用了一个很大的“真实的”织布机，木兰脸朝上场面，一面唱，一面还要侧过身子向观众作表情。演员有困难。开会研究的时候，我提出了意见。结果收到了美术组长江里同志的一份“急件”，扣了好多帽子，还责问说：这个戏演出处已有总结，给予表扬，你为什么不同意？
+
+## 外面剧目大开放京剧院里冷清清
+
+　　叶盛章说：从剧目开放以来，外面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呢？清规戒律很多。挖也挖了，但很少。因为有的干部说京剧院是国家剧院，要慎重。所以“四郎探母”、“黄天霸”这些戏在京剧院就坐监狱了。他曾经对于“三岔口”的处理提出不同的意见，写了文章，但院内没有反应；他说：“到底是新旧并存，还是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杜近芳主张在整风期间，领导上要解除艺人的顾虑，让大家多多发掘传统剧目，现在大家还有点保留。
+
+## 把艺术创作交给艺人
+
+　　叶盛兰说：中国京剧院领导上用行政命令代替艺术领导，使得京剧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它的恶果表现在：戏曲改革不依靠老艺人，粗暴的改戏，剧目贫乏。
+
+　　叶盛兰说在艺术创造上，自然主义作风愈来愈严重。剧目会议以前，要求所谓“真实感”，喝茶，得有真茶；打，得真打。“艳阳楼”被取消了好多好看的艺术形象和画面，是领导艺术的干部领会错了的缘故。硬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句很简单的问话：“你从那里来？”也要等半天回答，（叶盛兰作了一个小生思考问题的眼神，又念道：）“刚从人民日报开会回来！”这叫念“潜台词”。音乐也改得令人不懂了。“小放牛”的调儿原来多好听，改得象“刘海砍樵”。有些舞蹈改得象芭蕾舞。他主张，把艺术创作的事儿，下放给艺人。
+
+## 机构庞大，演员窝工
+
+　　叶盛兰说：有了剧目，也无人演。因为机构庞大，机构不灵！三个团，共有四百五十二人。演员一百七十八人，窝工的很多。花脸一大堆，华东要，不给。团与团之间却不相往来，我曾说过，好象一盘下成僵局的棋，看了挺热闹，车马炮将士相一个子儿也不能动。“霸王别姬”让袁世海、杜近芳合演多好，不行，不在一个团；我从前常唱的“群英会”也不能唱了，我们团里有鲁肃，没有孔明。有时候，这个团向那个团借把胡琴都困难。民间职业剧团在合，我们却在分，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如果三个团拼成二个团，大家可以取长补短，生旦净丑可以调配得齐全，也可以有号召力。不改变机构，更多更好的传统剧目是挖不出来的！叶盛章也说：我们京剧院的人有点多：演员多，但也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吃草的演员少，溜弯的多。他认为这种演员窝工的现状，应由文化部来统一解决。
+
+## 演员为什么也要坐八小时的办公室？
+
+　　叶盛兰、叶盛章和杜近芳对剧院同其他机关一样地实行八小时上班制提出意见。他们问：这是否合乎领导艺术的规律？每个演员，不管有戏排还是没有戏，每���都要顶在那里，没事就聊大天。人杂事繁，根本不可能为艺术创造进行独立思考。叶盛兰说：青年演员爱早晨上班，我们这些四十左右的人就起不来。从前，我们一唱四十天，马连良先生现在连唱个把月精神也很好，可是我们院里演员健康情况很不好，病号很多，应当考虑一下是不是同这种八小时的上班制有关。（杜近芳插言说：“我是最不听话的。前些年，我向王瑶卿先生学习时，老不能按时上班，想去学戏。在王先生临终前，我还赶去抄了三出戏。”夏衍说：“你抄对了！”刘芝明说：“我以为这个问题在１９５３年已经解决了，怎么到现在还是八小时上班制！”）
+
+## 国营民营之间待遇悬殊希望文化部门统筹兼顾
+
+　　座谈会上也谈到了民间职业剧团和国营剧团之间的矛盾。奚啸伯和吴素秋都认为：民间职业剧团有很多演员不能够安心工作，心里总是羡慕国营剧团。因为国营剧团的工作人员有固定的收入，有固定的团址排戏、学习、研究业务；有好剧院、好戏箱演戏；演出的节目又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排练和专家的帮助，能够保证质量。民间职业剧团呢？这些条件都没有。可是观众花钱买票，总希望看好戏，他不会因为我们不是国营，经济条件差就原谅我们。因为没有固定的团址，民间职业剧团的政治、文化、业务学习都无法进行。特别是劳动保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急待解决的问题。奚啸伯说：“在北京市的民间职业剧团中，我们四团还是情况比较好的；一个演员病了，每天顶多才拿到一元的照顾费。请大家想想，一个人生了病要看病吃药，家里的父母妻子儿女照样要吃饭，怎么过下去呢？而国营剧团的演员生病照样拿薪，上医院公家出钱，我们同样是演员，为什么我们的待遇这样不同？”他认为北京市京剧、评剧、曲艺等一共四十几个民间职业剧团，有的比他们的情况还要坏得多。一个团几十个人，加上家属就是百多人，这个问题政府不能不管。梁益鸣也希望文化主管部门对于民间职业剧团人力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能够统一安排、统筹兼顾。
+
+## 京剧演员后继无人　勤学苦练传统中断
+
+　　谈到培养新演员的时候，演员们都担忧后继乏人，以痛惜的口吻谈到现在许多青年演员、学生不太尊重老艺人、老师，而又不太自爱。徐兰沅和安舒元都认为：从前老师傅教学生极严厉，所谓不打不成材，现在稍有名气的演员哪一个不是挨打才成长的。打当然不好，但严格是好的，学生都知道勤学苦练，成长后没有不感激师傅的。现在不兴打了，学生也不大听话了，不肯勤学苦练了。孙盛文说：有些青年演员眼里不大瞧得起师傅，各以梅派、马派、谭派等自居，学得三不象。愿学哪派戏是可以的，但不能单纯模仿学皮相，必须自己下苦功夫打好基础，然后用心体会才行。但他们总不体会老师们一片苦心地要把混身艺术传授下来。演出时又不大愿意演配角，其实好配角比次主角还重要。雷喜福沉痛而激昂地说：“现在做老师要满脸陪笑地去教学生，有时恨不得到家长那里去哭一场，请求帮助，这，我们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前没经历过！”由于学生不尊重老师，有的老师也就不再认真地去教了。有些青年演员、学生一知半解，只抓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认为老艺人的玩意“可以放到故宫博物院去了”。
+
+　　大家都希望赶快培养出一些优秀的演员来，但演员的成长是有过程的，学生一毕业出来就是好角色的情形是个别的，一般总要经过长期的舞台锻炼才行。现在青年演员特别是戏曲学校学生演戏的机会很少。学生之间还有“不准拔尖”的口号，你演几场我也要演几场，有人多演了几场，大家都瞪眼珠，使演者人人自危。叶盛兰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从前科班学生都在白天演出，因为戏场子白天大都有空容易租到。现在也可采用此法，使学生在学校时期就能多得些舞台实践经验，而且白天演出，也不妨害他们次日上课。
+
+　　杜近芳还特别谈到青年女演员的结婚会影响舞台生涯。演员的身材要求苗条些，一结婚生了孩子，身材粗了，上得台去也就不灵活了。她认为现在提倡晚婚和节育很好，特别适合于女演员。她觉得女演员最好晚结婚甚至不结婚，把全身心投进艺术里去，但这要热爱艺术超过热爱生命的艺人才能办到。
+
+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在会上也强调了演员应该热爱艺术。他说：“有艺术良心的人，为了艺术，就得付出代价，作很多个人的牺牲。可是现在青年人都很缺乏这种热��。”
+
+## 实践少　课目多　教条主义影响戏曲教学
+
+　　赵桐珊（芙蓉草）揭发了中国戏曲学校内部的教条主义。他说：大、小、高、矮四堵墙，阻碍了教学工作的开展。过去京剧演员总是经常演出，经常和观众见面的。这样不但使观众熟悉了演员，演员也增加了舞台经验。中国戏曲学校却强调一切为了教学，限制了学员的演出活动。他认为，一个学生如果学好了一出戏，长久不演，没有实践的机会，就不会得到巩固。
+
+　　中国戏曲学校的课目的配合也常常脱节。譬如京剧科有自己的科长和学生，音乐科也有自己的科长和学生；但是各学各的，互不相干。等到演出的时候，音乐科的人为京剧科的演员打锣鼓时，两边配不拢来。
+
+　　叶盛章也认为学校的课目太繁多了，有些和戏曲不太接近的课程如代数等可以减去一些，因为这些课目太多，就会使业务课减少。他说：“我的孩子上戏曲学校上了四、五年，最近我试试他的腿，发觉他还很不行。”
+
+　　叶盛章也主张学生应该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他说，现在有些学生四处找老师学戏，可是学得虽多很快也就忘了。“千学不如一练”，光学不演还是不行的。
+
+## 在“鸣”“放”方针鼓舞下筱翠花即将重登舞台
+
+　　于连泉（筱翠花）因病没有出席座谈会。他的儿子于世文转述了他的意见。筱翠花是花旦，前几年，清规戒律风行一时，他的戏愈来愈少。他离开舞台生活已有五年。最近受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的鼓舞，渴望能重新登台献艺，同观众见面。日内他将要演出一部从前遭禁的戏“马思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原题为：“京剧界有些什么矛盾？  本报和文化部昨天邀请一些京剧演员座谈  叶盛兰等揭发中国京剧院宗派主义严重”。）

CCRD/1/3/2/00042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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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联兰州分会筹委会讨论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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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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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5月11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兰州分会筹备委员会，在兰州饭店召开委员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等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兰州科联委员和各个专门学会负责人共二十余人。中共甘肃省委文教部部长吴文遴同志也应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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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由兰州科联专职干部张杰群举报了全国科联召开的十一个省市科联工作座谈会的情况，并讨论通过了关于召开兰州科联会员学会、甘肃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会员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省科联、科普的计划，确定了兰州科联常务委员会部长、秘书长和秘书处长的人选 。另外，座谈会着重讨论了科联及各个专门学会如何根据省委文教会议精神贯彻百家争呜的方针等问题。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时，大家发言都很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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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畜牧系主任杨诗兴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百家争鸣要言之有物，不能空鸣。他说百家争鸣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除由于受到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外，准备工作做得不够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他希望有关党政领导部门和高等院校应尽量给百家争鸣创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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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大学物理系主任徐躬耦说：国家要求我们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科学水平，这不是简单的事，必须要全国的科学家们作进一步的努力才行。他说目前在开展科学研究方面有操之过急和要求片面的现象，办不到的事情一定要人，就容易流于形式。因为做科学研究工作和做其他工作毕竟不同，它要求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首先要具有老老实实和诚诚恳恳的钻研态度，不容许有半点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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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市城市建设局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杨德源认为，百家争鸣开展不起来是由于科学研究部门和业务部门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存在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现象。他说这样做不但影响百家争鸣的开展，对实际工作也影响很大。因此，他建议科学研究部门和业务部门密切地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求有关部门及早给土木建筑方面配备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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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任震英，结合该局具体情况，说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百家争鸣的开展确实有很大影响。他说，根据他们的检查，在城市建设部门中的确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表现得更加严重，因此有些工程师反映，党员们在谈话时，党外人士一进去，就形成“一鸟入林，百鸟哑声”的现象。他认为这种作法，势必会形成“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现象。因此，他建议共产党员要和党外知识分子交朋友，变“话不投机半句多”为“酒逢知己千杯少”。他认为只有这样，彼此才能够毫无顾虑地畅谈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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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学会兰州分会理事长郭士豪在发言中认为“百”家们在争鸣中拿不出具体东西是由于得不到时间上的保证，他说开展百家争鸣必须要保证研究时间。解决的方法是有关领导部门在布置工作时，应该首先和研究员协商一下，以克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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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卫生厅副厅长、著名中医柯与参说：要想很好地鸣起来，就得进行刻苦钻研，不钻研，就不会有独立见解，也拿不出具体东西来。他以学习祖国医学遗产为例，批评有些人根本对中医学没有进行研究，就认为中医学没有科学道理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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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甘肃省委文教部部长吴文遴同志应邀讲话。他说目前党内已开始整风，党外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也有了显著变化，希望大家继续帮助党搞好这次整风运动。关于争鸣的园地及其他事务必性的问题，他说都可以逐步求得解决，工作条件也可以逐步改善，希望大家在这方面不要担心，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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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持人——兰州科联主任委员、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在最后讲话中，向大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条建议。三点要求是：一、希望各个专门学会尽量争取外地的科学家到甘肃省来讲学；二、争取全国性的专门学会到兰州来开会；三、希望各个学会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一条建议是：希望各个学会今后开学术讨论会时，最好联合起来举办。（牛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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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1957年5月14日《甘肃日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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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質部正定幹部學校發生學生示威遊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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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保定19日訊  1月8、9兩日，地質部正定幹部學校學生“反對”地址部關於學生畢業後少數分配工作，大部留校補習文化，等1957年下半年投考中等財經學校的分配指示，在學校集群哄鬧；在學校裡，在縣委會門前，在鎮人民委員會門前，在幾條大街的墻壁上和柱子上，張貼了大批標語；並有一千三百多名學生舉行示威遊行，強上火車要去北京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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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這一事件的經過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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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哄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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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下午，該校計劃統計專科的學生，集合聽分配指示的傳達報告，他們不滿意，開始互相傳遞紙條，喊口號，會場秩序大亂。他們要求全部分配工作，要校方立即向部裡聯繫，並聲稱什麼時候解決問題，他們什麼時候才散會。這樣，一直鬧到晚上九點鐘，校方宣佈派專人赴京請示，明天上午十二點鐘以前答復，學生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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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上午，以財務會計專科為主的幾百名學生，再次集群哄鬧，包圍了學校的辦公大樓，要求學校立即答復分配問題老同事，其他很多學生開始用粉筆寫和張貼標語，現在校內，以後就擴展到大街上區，這時候，學校接到由地質部來的電話，說可以全部分配，就向學生代表口頭宣佈了，學生代表要求出佈告，學校除了佈告，學生們又要求給每人發證明書，學校答應給每人發證明書，學生們卻又要求蓋上地質部的公章才行。正當學生得寸進尺、故意取鬧的時候，地質部又來了電話，說部裡無法全部分配，這話被一些學生聽見，就向同學傳開了，學生更加騷亂，他們當場向學校提出了“九項決議”和“十二條要求”，並要求開介紹信，讓學生代表去北京，接著開始作遊行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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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威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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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發之前，財務會計專科第二班學生，曾做過“這次鬥爭不勝利把姓名也改了”的全班宣誓。該專科第三班學生吳麗燕，向本班寫了一封信，大意是：“學校欺騙我們，叫我們都囘家，然後把戶口寄囘去，不讓來了，我們要鬥爭到底。”該專科八班學生侯文琴提出“要幹就幹到底”、“要保護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不要暴露他們。”山地工作專科雖然沒有學生參加遊行，但該專科學生姚永成卻唆使別人說“到火車站先拔掉軌岔，讓火車翻車；到北京要是有機槍封鎖，也要衝過去，死一半還能剩一半，這次運動一定要搞得像‘五四’運動一樣。”還有人說：“上北京去請願，北京有國外大使，又有記者，一要求就有工作。”並有人主張要上天安門去貼標語。當時，學生普遍情緒激昂，躍躍欲動，而不願參加遊行的部分學生，則受到諷刺打擊，被謾罵為“我們的敵人”、“叛徒”、“軟蛋”、“麻木不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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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午後七時左右，有一千三百多名學生整隊步行到離校七、八里的火車站區。為首的抬著點亮了的大氣燈和上面寫有“反官僚反欺騙”字樣的橫幅標語，還敲大鼓。他們沿途唱著“團結就是力量”等歌子，高呼“我們要工作不要學習”、“打倒法西斯”等口號。由於學生示威遊行，影響正定縣的百貨公司、紡織品公司、供銷社等企業單位，都提前停止營業時間；市民們也有些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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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晚上十點多鐘，由鄭州到北京的八十二次直達客車，行經正定車站，這些學生當即蜂擁上車。一直等到第二天（10日）早晨七點多鐘，由於火車不開，他們沒法，才被勸說下車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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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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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們把學校門前的一付大對聯給改寫了，在上聯“培養地質建設人才”下面添了“報廢”兩字，在下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下面添了“落空”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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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們張貼的標語（他們的口號與此類似）很多，根據事後學校搜集到的一部分，即有二百五十多份。標語內容一般是：“要工作不要學習”、“反對官僚主義”（指地質部）、“反對欺騙”（指政府不全部分配工作）等。但也有別具用心的標語，如：“反對畢業就是失業”、“賠償我們的青春”、“反對壓制自由”、“社會主義國家為何發生人才嫌多的現象”、“我們不允許匈牙利事件在我們國家裡重演”、“我們不希望‘為了和平’影片在我們學校演”、“奉公守法決不是沉默，袖手旁觀的最大的可恥，將受到良心上的責備”等。此外據說還有人看見過以下一些標語：“打到北京去”、“反對黨對我們的欺騙”、“打倒毛主席”、“打倒共產黨”、“打倒法西斯”、“反對和平”、“反對飢餓”、“要求和平沒飯吃，只有戰爭有出路”、“社會主義黯淡無光”等。���時候學校沒有搜集到這種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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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鬧事的骨幹分子，還以班的名義散發新建，以互相鼓動聯繫，石猴由學校搜集起來的，即有五十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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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九項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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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校方解決問題的方法如何？為何昨天沒有工作而今天有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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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要求發給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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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返家後囘校路費要立即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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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要求在最短時間內發給工作中（在一天以內），並且要求地質部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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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要求學什麼就做什麼，到工作崗位沒有工作怎麼辦？
+
+　　六、要說明怎樣把我們分配在工作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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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要老師帶領至工作崗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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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目前地址幹部這樣多，你們準備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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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必須保持我們工作的長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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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十二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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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配工作必須有部裡的公章，其他章子無效，分配工作必須有老師親自帶到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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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習時間的待遇必須和野外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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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全部分配工作，全部同學都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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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反對老師在學生中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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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運動中比較突出的學生在分配工作中不要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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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財會專科張、向主任欺騙我們，建議校長給予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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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分配工作時必須按照家庭及本人情況來進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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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分配工作必須在地質部範圍內，其他地方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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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要求地質部答復計劃是怎樣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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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學校的黨組織為什麼不和我們在一起，為我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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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要求國務院迅速檢查地質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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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放假中不囘家，我們要先到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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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遊行的人及黨團員所佔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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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學校設有六個專科。財務會計專科共有一千零二十一名學生，鬧事最積極，多數人參加了遊行；計劃統計專科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九名學生（當時已有好些學生放假離校了），有部分人參加了遊行；物質供應專科共有四百八十二名學生，有部分人參加了遊行。其他，山地工作、技術保安和機要三個專科共有學生五百七十七名，他們沒有參加遊行，但其中有人參與醞釀遊行的活動。據初步調查，當時財務會計、計劃統計和物質供應三個專科，在校學生有二千一百十六名，其中黨員二十九人，團員八百二十六人，參加遊行的有一千三百三十八人，其中黨員三人，團員五百九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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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學生的情況
+
+　　這一事件發生以後，有關領導部門和學校當局，進行了善後工作，已使學生平靜下來。目前學生普遍後悔不該一時衝動犯了大錯誤，躭心受處分，要求學校放假，讓他們囘家；帶頭鬧事的積極分子，已被孤立起來，個別的有表示要自殺或裝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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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群眾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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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縣有些高小畢業後來未升學和未參加工作的青年，同情遊行請願的學生，有的說：“我也常在考慮工作問題，應該要求工作，政府不分配工作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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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學生沿街貼標語時，有些群眾制止他們和撕去標語，並提出抗議：“你們要貼貼到你們學校裡去，別貼污了我們的墻壁”正定縣搬運工會的工人、四合街農業社的社員、大眾街民校的學員等，聽說學生在遊行，都很氣憤，好些人要去迎頭擋住，要把學生打囘去（被領導上勸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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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事件發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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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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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應在今年1月底和2月上旬畢業分配工作，他們多數由於家境困難，急於參加工作，對家庭有些幫助。但是，有關方面對此重視不夠，動員學生繼續升學的工作搞得有些倉促而粗糙。地質部根據今年人物減少的情況，在去年12月上旬通知學校：畢業學生少數分配工作，大部分動員留校補習文化，等1957年下半年投考中等財經學校。學校認為今年1月中旬就開始放寒假了，原擬等放寒假後學生囘校時，再傳達這一指示和進行動員工作，但地質部在今年1月7日又只是學校要在放寒假前即向學生宣佈，時間很緊迫。學校沒有根據上級指示很好地研究動員的內容和方法，以及問題的提法等，也沒有步驟地（先黨團後群眾）進行傳達和動員，突然在1月8日上午，以專科為單位，開始向學生傳達。在傳達報告中，有的專科主任交代不清，詞義含混，如提出：“希望你們放假囘家後最好是囘來”、“如果寒假後同學們不囘來也可以”等，引起學生們懷疑學校放寒假是在遣散他們，哄鬧起來。同時，在學生鬧事中，地質部曾表示可以全部分配，接著又說無法全部分配，使學校很被動，學生更認為是在欺騙他們，增長了不滿情緒。���有，個別教師思想右傾，無原則地對學生表示同情。如政治課教師黃嘯夏對學生們說：“我和你們站在一起，我同情你們，團結起來就有力量，一次鬥爭不行，再來二次鬥爭，鬥爭終能勝利。”由於這些因素，學生越鬧越兇，最後發展成示威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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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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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學校的思想教育工作差，至今沒有配備負責政治工作的副校長，政治辦公室只有一個“光杆主任”，加之黨、團、工會組織的工作步調不一致，好些決定不能貫徹執行，影響學生思想覺悟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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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學校去年8月因整頓工作出了偏差，緊接著進行了糾偏，但在糾偏中卻把整頓中正確的一面全給否定了，特別是去年12月2日“中國青年報”第三版發表了“白司長到來以後”一文（是專門揭露那次整頓工作的缺點和錯誤的）。在學生中間引起了錯覺，認為不該整頓學校，他們“鬥爭勝利了”，從而在學校裡出現了極端民主、紀律鬆弛等不良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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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個學校有的學生隱瞞過社會關係、家庭成份和個人學歷，個別學生與海外有聯繫；教職員中也有有問題的人。以前發生過學生打群架、損壞公物、盜竊東西，廁所里出現過“反對共產黨”的反動標語等。從這次學生鬧事的情形看來，全部活動似乎是有計劃有策略的，人們懷疑這中間是否有壞分子乘機操縱，目前公安部門正在對此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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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善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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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發生後，地質部、河北省委會、石家莊地委會、正定縣委會，以及公安部門等，即有一批負責幹部趕赴學校，幫助進行善後工作。沒有逮捕和開除學生，對學生進行了教育說服，交代了國家暫時不能全部分配工作的原因，學生們已經平靜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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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黨政領導機關，發動所屬各機關、學校、農業社、市民等，給學生寫去了大批信，譴責他們遊行的反動行為，有力的打擊了學生的囂張氣焰，是他們感到自己做錯了，悔恨不該亂鬧事。（鄧子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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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09期，1957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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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座谈党与非党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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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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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机关和学校里的共产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如何搞好合作共事关系?民革北京市委会在九日召开的座谈会上热烈讨论了这个问题。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中央和北京市机关民革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和一部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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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上，许多人都认为，宗派主义是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鸿沟。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江上峰说，领导方面在使用干部上，对党员就重视，对非党的工作人员就不重视，因此使非党的工作人员产生作客思想。在提拔干部的工作上，也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他说，卫生部有一个科，正科长不是党员，副科长是党员，去年调级的时候，党员副科长一下就被提拔为处长，但是，那位非党的科长虽然能力比他强，却没有得到提拔。他说，就是由于这些宗派主义情绪，在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竖起了一堵厚厚的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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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道部教育局副局长苏从周提到铁道部计划局把非党人士调走的做法，是排斥非党人士的宗派主义情绪。他说，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一些被调走的非党工程师变得消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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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城市服务局副局长陈铭德对搞好党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关系提出了五点要求：一、党员要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做到彼此都能够谈心里话；二、党员要当医生，医生不应该害怕病人，而应该抱着救死扶伤的精神，帮助非党人士进步和改正缺点；三、党员在工作中要对事不对人；四、对机关中各种制度，党和非党人士都应该严格遵守；五、党应该了解非党人士的心情，肯定他们是愿意靠拢党，是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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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就民主党派成员和共产党员如何合作问题，提出他们的一些经验。杨纪琬说，他们这个司三个司长，却代表着四个党派，因为其中有一位司长是共产党员，也是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有话就谈、有意见就提的办法，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消除了隔阂。在工作上，他们采取分工合作、大小事情都商量的办法，使得非党的司长感到自己有职有权。他们三位司长之间，还互相尊重优点，照顾特点，使大家都感到地位平等，相处很融洽。杨纪琬还说，非党的司长都积极争取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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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日报》1957年5月11日。原题为：“宗派主义造成党与非党的隔阂，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座谈合作共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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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高等院校存在什么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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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是非不明，粉饰太平，工作态度粗暴　党员傲慢无理，乱立清规，存在特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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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消息) 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的高等院校小组，在连续三天的小组讨论中，大胆、尖锐地揭露了各高等院校中当前存在的问题。很多人都做到畅所欲言，坦率地对工作及领导提出批评和意见。曾经在内蒙古师范学院教学多年的安吉人，满腔热情地指出师范学院长期存在、可是一直被领导熟视无睹的领导与被领导、党团与群众隔阂的问题。他指出内蒙古师范学院有些领导同志喜欢用漂亮的言辞来粉饰不良现象，却不肯认真着手解决问题。肃反中被“整”过的人，好多虽然作了结论，让他们仍留原作，但又“另眼看待”他们；同时因为没有公开向大家说明情况，使有些人弄不清楚，因此给新教师介绍时仍说：“某某是个反革命分子。”试问让这些教师如何发挥积极性?而教学质量又如何提高?在评薪、评讲师问题上，安吉人说：知识分子并不是要争讲名利，但在评定时领导上不走群众路线，却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满。以前，很长时间没有评过讲师，有些助教有意见了，大概是为了纠偏，于是就很草率地评了四十多个讲师，这事事先虽也征求各科意见，但不过是形式主义，完全是凭领导的主观评定的。有些讲师的头衔甚至是偷偷送进宿舍，好像怕见不得人。科主任不管开课不开课，不管新的老的，也不管工作负担轻重，评给一样的级别。在新老教师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重新轻老”现象。新教师大都是党、团员，提拔得很快，老教师长期受到冷漠，职位、薪级一直停留原有水平。安吉人还说内蒙古党委宣传部也有官僚主义，老教师像孩子盼母亲似的盼望有人下来了解情况，但从来没有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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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过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科副科主任的林雨，揭发了内蒙古师范学院有些领导人不懂装懂而又对教师教学工作粗暴干涉。有一次一位教师讲到史记的人民性问题。当时一位领导人问他：“史记是司马迁写的，还是司马光写的？像司马迁这样大的官，他的著作还能有人民性?”有一次这位领导人把一个老教师唤到他的办公室，开口第一句就声色俱厉的吆喝：“哼，你知道你是在吃谁的饭?”因此不少教师远远看见他就绕道回避，或者等他走过才敢出来。林雨还指出师范学院有些领导人不肯把党外人士看成可以团结和改造的对象，做事但凭个人好恶，谁多接近领导谁才得到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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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本汉教授在谈到自己从思想上得到改造和进步的迫切要求时，不无感慨地说：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这方面却极少有人关心和过问，缺少进步的推动力。他正在研究布氏杆菌，已得到初步成果。可是这一研究工作一直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畜牧厅说这是人的疫病问题，推给卫生厅；卫生厅却说这是牲畜疫病，不归他们所管。而大家都明白这种病在内蒙古是人畜共患，传播甚广的疫病。后来卫生厅答应拨款了。开过一次会，却如石沉大海，至今全无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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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化学教研组主任刘增泽谈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同志式相处的问题，化验室曾经连续洒了几次酒精。这是谁洒的?应该追查责任，也应该提出防止办法。可是教研组的一个党员助教不分青红皂白，当着很多人的面，就把他所带化验室门的钥匙立刻没收，让别人保管。刘曾泽说，自这以后我再也不想掌管什么钥匙了，人是有自尊心的，值不得再这样丢脸。化学教研组有三位党团员助教，刘曾泽的讲稿必须经过这些助教审查批准才能去讲，原稿常常被这些助教退回，作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有一次的讲稿，曾经连续修改了四次才被通过。刘曾泽说：我不知道究竟是谁给这些助教这样大的权力?因而在一些老教师中流传说：“统战统战，上统下战”。上面是客客气气，下面就给你来这么一手。打报告上去吗?没有人理睬。如果不是毛主席作了这次讲话，我到现在还是噤若寒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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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议上，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和解决方法上也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安吉人反驳了把错误和问题分别摊派给领导与群众，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说法。认为出现问题领导上应负主要责任，过去内蒙古师范学院出了问题，就是通常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解决。有些人认为他们学校的主要矛盾，是教学质量的提高不能满足学生要求的矛盾，另外一些人都不同意这一意见，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普遍存在的问题，��前各院校的主要矛盾是在通向提高教学质量的道路上所碰到的主要障碍物，比如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党与群众的矛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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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郭以青在发言中说：内蒙古师范学院在各个方面的矛盾集中起来是一个领导思想的问题。正因为在领导上存在问题，所以就表现为各个方面的不健全现象。只有把领导的思想搞通，具体的问题才能一一解决。他希望大家继续把问题摆出来，帮助领导纠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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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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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