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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0/8/5/00001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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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桑弧放到群众中去的请求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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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革会工宣队第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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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系统东方红（天马）电影制片厂原文艺三级导演桑弧，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作为清理对象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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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弧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1933年起即开始记反动日记，1935年主编黄色的《长城月刊》，公开发表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文章，同时用很多化名在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上投稿，发表了大量为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进行文化围剿的反动文章和低级趣味的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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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桑弧通过反动导演朱石麟的关系，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进入了日伪合伙的“中华电影制片公司”，编导了《教师万岁》、《人海双珠》等反动黄色影片，为日寇侵华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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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胜利后，桑弧又积极投靠反动资本家吴性裁，在吴开设的“文华影片公司”任编导，泡制了为蒋家皇朝涂脂抹粉、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哀乐中年》、《假凤虚凰》、《不了情》等反动影片，曾受到蒋匪“中正文化奖”、“电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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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后，桑弧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在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庇护下，十七年来，桑弧又泡制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宋士杰》、《天仙配》、《祝福》、《此路不通》、《春满人间》、《魔术师的奇遇》等为封、资、修剥削阶级招魂，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量毒草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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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弧与夏衍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泡制毒草电影上来往密切，但未发现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关系。经过这次全面审查，亦未发现桑弧有其它重大政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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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弧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革命群众多次批判、教育，对自己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为资产阶级摇旗呐喊，毒害革命人民的严重错误，有所交代和认识，并表示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和改造。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教导，我们认为：桑弧系资产阶级艺术权威，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放回到群众中去，继续接受教育改造，并适当地给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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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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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吴树和军宣队：谷臣革筹会：宋定中196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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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桑弧的一份揭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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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齐闻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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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齐闻韶代表天马厂到北京去领“百花奖”。回来之后，齐闻韶逢人便说，别的都是假的，要拿得出“当当响”的片子，才是真的。他又说，天马厂拍了“红色娘子军”，得了奖，就此身价百倍，人家就另眼相看，他还因此得出结论说，要给厂争牌子，今后非拍“巨片”不可。这那里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厂长所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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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闻韶又说，导演的手一定要伸得长，把好本子抓在手里。他认为谢晋同时抓几条线，是个好办法。他果然号召向谢晋学习。他又说，对于名作家，一定要导演亲自登门拜访，人家才肯把作品交给你。如果让文学部派编辑去连系，往往收效不大。他举例说，北影厂长汪洋带了水华登门拜访柳青，结果柳青就同意把“创业史”交给水华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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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闻韶对于这种“自由竞争”、“捷足先得”的组稿方式大为赞赏。事实上，齐闻韶多年来在天马厂推行的不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制片方针吗？天马厂出了许多毒草影片，除了牛鬼蛇神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外，是和齐闻韶的支持鼓动分不开的。齐闻韶不愧为夏、陈黑线的最忠实最狂热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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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弧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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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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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5/00001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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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羽山放到群众中去的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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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革会工宣队第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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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系统东方红（天马）电影制片厂编剧羽山（文艺五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作为清理对象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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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山在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先后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护士、上尉军医等伪职。1938年羽山在西安参加过反动的帮会（青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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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山自1939年2月参加革命（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后，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1945年春，羽山在晋察冀军区整风运动中，向军区首长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并带头组织“请愿”活动，受到了严肃的批判；1955年，羽山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同情胡风集团分子，曾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田×说：“一个人受点挫折没有关系，不要灰心……”；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羽山又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散布了一些右派言论，发表了《要不要电影文学》毒草文章，攻击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羽山在右派分子召开的座谈会上叫嚷：“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是领导的教条主义造成的，对领导的教条主义要加以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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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羽山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散布右派言论，生活上腐化堕落，与政治上有重大嫌疑的骆××私自同居，并多次不接受组织劝阻，1958年12月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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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羽山向上级党委和原上海市委写信申诉，企图为其被开除党籍的问题翻案（未遂）。同时又抛出毒草文章《续貂篇》，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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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羽山还写了《东风化雨》（小说，已出版）、《纺织姐妹》、《盐都春雷》等其它一些毒草作品，抹煞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歪曲历史，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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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羽山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和青帮组织，并担任上尉军医等伪职，属一般政历问题；羽山加入革命队伍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散布资产阶级右派言论，写了毒草作品，对抗组织，目无法纪，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根据“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政策精神，我们认为羽山的问题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经过革命群众多次批判、教育，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羽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对自己屡次所犯的严重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有悔改表现，可以给予解放，回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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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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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军宣队：革筹会：196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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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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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5/00001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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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内蒙建筑公司围剿“内人党”情况的报告（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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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剿“内人党”究竟围剿了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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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建筑公司是由原厅建公司，设计院等单位合并而成的，主要是搞建筑安装和勘测设计的。现有职工2282人，其中工人约1800人，占80％。在68年12月到69年3月底的4个多月中，在滕海清同志“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由公司革委会郭××、张××等人，以围剿“内人党”为借口，用骇人听闻的法西斯肉刑手段，把大批的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革命造反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打成了反革命“内人党”，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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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初步统计，公司第一批被打成“内人党”的有121名，被点名和已被确认为“内人党”还没有来得及抓的231名，共352名，占全体职工的15.43％。其中90％以上是工人和工农出身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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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厅建公司的50名科级以上干部中，被打成“内人党”的和被点名以及被确认为“内人党”的39名，占78％。自杀1名，情况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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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设计院室主任以上干部共16人，打成“内人党”的11人，怀疑2人，占81％。其中自杀1人，情况待查。另外3人因其它问题，也在审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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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剿“内人党”的基本手法是：把原中共厅建公司党委“剿”成“内人党”党委，把基层组织打成“内人党”的基层组织，把原设计院总支打成“内人党”的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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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成“内人党”的有“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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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党团员多。机电安装处原有中共党员33名，已打成“内人党”的11名，被大会点名的19名，共30名，占全处中共党员的90.8％。原设计院被打成“内人党”的24名，中共党员18名，共青团员（包括超令团员）6名，全部是党团员。公司机关干部中被打成“内人党”的17名，其中15名是中共党员，占88％。据初步统计，被打成“内人党”的中共党员占全公司中共党员的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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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出身于劳动人民和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多。二处被打成“内人党”的21个人中，贫农和市贫家庭出身的15名，职员和中农家庭出身的5名。公司机关被打成“内人党”的除1名家庭出身于剥削阶级外，其余全部是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家庭的。三处被打成“内人党”的18人中，绝大部分是出身好，本人在旧社会受过苦的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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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革命造反派多。被打成“内人党”广大工人、干部、党团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部分一向是站在最前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始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造反派，有的初期曾站错了队，但在《红八条》下来后很快就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在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以来也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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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转业军人多。我公司处（科）级以上干部中转业军人很多，不少担任着基层领导工作，他们的绝大部分一直保持着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忠于毛主席，有的身上还残留着弹片。这次很多也被打成了“内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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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基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多。第二、三工程处的第一、二把手，机电处的第一把手和主要成员，维修队的第二把手都被打成“内人党”。还有一处、加工厂、运输队的主要负责人也列入被抓对象。动摇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使全公司的抓革命促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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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剿“内人党”究竟是怎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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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68年12月郭、张等人派人到乌盟取经，然后就大造舆论，说什么：“加入内人党没有证据，是口头发展的，闲谈中就可以发展你是内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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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证据不适于搞内人党，因为它是非常秘密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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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内人党的人，如果交待了，全家被杀。”“入内人党的人，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儿女，连老婆也不说。”，但又说：“有一个人入了内人党，全家也都是内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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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向你暴露了自己的身分是内人党，你也就等于入了内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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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自相矛盾的唯心谬论，都是郭××、张××等人亲自讲的，把他们的想当然当作事实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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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革委会的一个成员公开说：“驻集宁的人民解放军××师都是内人党。”“乌盟是内人党的老窝，咱们公司是由乌盟回来的，肯定有一大批内人党。”这个人在设计院《围剿内人党》动员大会上杀气腾腾地说：“设计院的内人党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而是有一大批，还有中央委员”。有的人公开说：“公司中共党委就是内人党党委，基层支部就是内人党支部”。“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是兼挂内人党员牌子的双料货”；“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内人党的书记���。这就为以后我公司挖出数量惊人的“内人党”做好了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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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下旬转入了“围剿内人党”的高潮。他们目无党纪国法，践踏《六六通令》等中央一系列的政策，深更半夜闯入工人和干部家里进行大肆搜捕，随意抓人，抄家，关押，拘留。公司笼罩了一片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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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围剿内人党”的搞法是：由少数人控制专案，首先是对公司和设计院一级的当权派进行严刑逼供，逼出有关“内人党”的所谓“证据”。根据他们的假口供，再抓处（科、队、室）一级的干部，再采取同样的逼供手法，进一步扩大打击面，层层下挖，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工人。对一般干部和工人，仍然采取这种逼供、诱供、套供等手段，以达到证实上面的“介绍人”和继续咬别人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赵××一个人就咬了130多人，涉及到30多个单位，遍及呼市、乌盟、赤峰等地；吴××和李××也咬了70多人；其他当权派也是一样。他们说：“不咬不行，不咬就打，不咬就说破坏挖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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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围剿“内人党”唯一奏效的办法，就是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为了避开广大群众耳目，严密封锁消息便于武斗，他们远离本单位到××学院找了一座宿舍楼，外面挂着“学习班”的牌子，实际上是私设的公堂。各处（队）也有类似的“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里黑沉沉阴森森，不挂毛主席像，见不到阳光，充满了行刑、吆喝、辱骂声。武斗刑法达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程度。张××自己说得很明确：“我们可不是吃素的”，“到这里来不死也得扒一层皮”，“这里有72种刑法，你们知道不知道。”群众把这个“学习班”叫做“人间地狱”，“阎王殿”，“虎口”、“渣滓洞”等。在各处（队）办的“学习班”里，被打成“内人党”的工人和干部，当听到：“你要不承认‘内人党’，给你升级，到×院去尝尝我们的厉害”时，就被迫承认或是成批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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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使用的肉刑，虽不到72种，但也是相当可观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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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喷气式、戳肋骨、熬夜、开脑筋、推磨、打夯、小鸡点昱、踢小肚子、挂大石头、跪角钢、跪暖气片、跪管子、跪板凳、筛煤球、擦屁股、胯下传活人、吃猪蹄、吃酸枣、大弯腰、挂凳子1个到6个、大弯腰背驼桌椅、用虎钳子捏手指、烟头熏人、悬梁吊打、打嘴巴、薅头发、手指间夹筷子或钢、拧胳膊、扳指头、套炉子、车轮战、钻床、钻凳子、半蹲式平举板凳、压杠子、烧手指、拧耳朵、脖子上挂桌椅左右方向各转50到100次，头撞墙，用板子砍小腿骨、打盒子板、挂煤块或砖块、头挂自行车再大弯腰、举板凳上加开水、拳打脚踢、火烫、火烤、罚站、打脖蹓、大弯腰手提转椅腿、蒙眼堵嘴后毒打，……。等等近60种。这是滕海清“左”倾机会主义血腥镇压群众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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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成“内人党”的工人和干部，都不同程度的尝到了这些独具风格的刑法，由几种到几十种。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是难以形容的。现在普遍有神经衰弱、失眠、记忆力减退、关节痛疼、腰椎麻木、浮肿等后遗症。有的还有内伤，有的难以从事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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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武斗的人有：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有进行报复的保守组织头头，还有国民党兵痞，劳改释放犯。他们当中有人说，“你要承认‘内人党’我们就对你亲，不承认就对你狠”。更不可容忍的是，打人最多、最狠的人，在郭、张的眼里都成了“积极分子”。如设计处出席公司“首届学代会”的8名代表中，多数都是打过人的人。其中打人最凶的还被指定为内蒙革委会生建部“学代会”的代表。革命群众气愤地说，“这那里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破坏政策和打人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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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等人不仅对本单位的人进行武斗，还把其他单位的假“内人党”抓来毒打逼供，拉线挂钩。其中有市革委会的，地毯厂的，第五分校的。张××还亲自带人到别的单位去打人，给找“介绍人”。所以在呼市是出了名的。外单位的同志说：“你们公司在文化大革命中露了两手，一是在二月逆流中白茬皮袄大头鞋到处反夺权，还有这一次打人最厉害，刑法比鸠山还要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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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持续4个多月的，大规模血腥镇压群众的事件，是在滕海清“左”倾严重错误思想指导下造成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我公司的反映。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将冲破一切阻力，揭深批透滕海清的“左”倾机会主义在我公司的流毒，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斗到底，让毛泽东思想阳光永远普照建筑公司，永远普照内蒙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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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5.22通讯》第5期（1969年6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批滕联络总站主办。

CCRD/0/8/5/00001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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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目前形势和“新内人党”问题座谈会重点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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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6月12日，由呼三司内蒙古大学《井纵》、《批纵》、呼三司内蒙古林学院《红旗》、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第一分校一连《批滕联络站》、内蒙古印刷厂东方红革命造反派《批滕前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批滕联络站》等单位发起的《关于目前形势和“新内人党”问题座谈会》，在内蒙古大学隆重召开。呼市地区、七盟二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踊跃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呼三司内蒙古大学《井纵》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批滕联络站》代表、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第一分校一连《批滕联络站》代表同志先后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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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对目前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滕海清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两大王牌。一是所谓的批判“九月暗流”，二是挖“新内人党”。目前，经过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两个来月的英勇斗争，尤其毛主席“五·二二”批示下达以后，滕海清的所谓批判“九月暗流”这一王牌已彻底完蛋了，第二个王牌“挖新内人党”现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因此，会议认为当前一般的批判和控诉远远满足不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了。彻底搞清“新内人党”问题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党的需要。也是把批判滕海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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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抓住了“新内人党”这一要害问题，对滕海清所挖的“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含义和依据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滕海清所挖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具有数十万党徒的、全区性的庞大的国际特务间谍组织——“新内人党”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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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将大会3个重点发言（摘要）公开发表做为引玉之砖，愿和七盟二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共同讨论研究“新内人党”问题，搞它个水落石出，从根本上解决广大真正受害者的政治生命问题，来个彻底翻身，彻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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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三司内蒙古大学《井纵》代表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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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滕海清同志所挖的“新内人党”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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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弄清“新内人党”问题是关系到内蒙1300万各族人民政治生命的大问题。要彻底弄清“新内人党”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滕海清所挖的“新内人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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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知道，内蒙有个老“内人党”。“1925年10月至1936年这个时期的‘内人党’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不应视为反动组织。”“1945年8月18日至1947年5月1日这个时期的‘内人党’的性质是地方民族主义的政党，也不应视为反动组织。”特古斯等人组织的有13名执委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1946年春搞的，仍属于47年“五一大会”以前的东西。可是，特古斯的那一伙人都有严重的问题，所以在没有彻底搞清其问题之前，我们并不排除46年他们搞的那个“内人党”转入地下的可能性。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对特古斯他们那个“内人党”是否转入地下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所以还没有发言权。既便这个“内人党”转入地下，有些组织活动，也只是特古斯、巴图、鲍音扎布、木伦等一小撮有老根子的家伙们搞的阴谋活动。其性质仍与“五一大会”以后在内蒙地区出现过的个别的、人数极少的、相互没有什么组织联系的民族分裂反动小党团一样，是反动的。“五一大会”以后内蒙出现过个别的人数极少的民族分裂反动小党团。这些东西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可能发生，不这样看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些民族分裂反动小党团，纲领大多也相似，但在组织上则多数是单独的，少数成员之间有某些联系，但还不能认为这些反动小党团就是有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全区性的统一的什么“新内人党”变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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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滕海清同志所挖的“新内人党”究竟是什么呢？他在今年2月20日在核心小组召开的“内人党”学习班经验汇报会上的讲话中说：“全区性的东西（指‘新内人党’）是61年后形成的。”他还讲过“乌兰夫还有一个暗党，它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今年1月8日又说：“从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现在不但军队里有，还被他们夺了权，有的已钻进革委会里来了。”1969年2月26日，滕海清同志抛制的《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中说：“‘新内人党’是1946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利，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1947年4月20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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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滕海清上述讲话和文件看他所挖的“新内人党”就是个“大杂烩”。他把哈丰阿等人46年搞的“内人党”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以及“五一大会”以后出现过的民族分裂反动小党团都连在一起，甚至把内蒙广大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也和乌、哈挂在一起都打成“新内人党”。搞了“一锅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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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滕海清同志这次挖“新内人党”，把最大的决心下在哪里，把最大的力气用在哪里了呢？咱们看看他发动的主要宣传工具怎么制造舆论的事实，就不难看清滕海清同志真正所挖的“新内人党”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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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三司》报68年12月7日第152期评论员文章中说：“尤其是那个‘内人党’有些人以为它是历史的陈迹，不对了！它是一个现行的反革命党，它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反党叛国集团、最大的特务组织，它一直没有终止过反革命活动和发展党徒。它的人马齐备、组织健全，上有黑司令部，下有基层支部，既有官，又有兵、从呼市到各盟市甚至旗县布成了一张黑网。直至如今，它的党魁还篡夺着一部分党、政、财、文、军权，已经钻进了我们的肝脏，不得了！”
+
+　　69年1月8日“彻底揭开呼市两次反革命政变的内幕”的长篇文章中说：“呼市两次‘宫廷政变’的幕后策划者是一个，这就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
+　　两次‘宫廷政变’的幕后指挥者是一个，这就是反革命两面派高锦明；
+
+　　两次‘宫廷政变’的基本队伍是一个、这就是乌哈死党，‘内人党’党魁；
+
+　　两次‘宫廷政变’的别动队头子是一个，这就是神秘人物高增贵。”
+
+　　文章又说，第二次“宫廷政变”有三部曲：
+
+　　第一步集体过关、集体站队
+
+　　第二步钻进红色政权，大搞“挖心战”
+
+　　第三步纠集乌哈死党、拼凑政变队伍。这就是高锦明指挥的、高增贵主演的反革命政变“三部曲”！
+
+　　69年3月5日发表文章又说“‘宫廷政变’就是内人党向共产党夺权”。
+
+　　对此，《内蒙古日报》说得更清楚。它在题目为《彻底围歼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暗班子》（“暗班子”就是“新内人党”的别名）这篇重要文章中说：
+
+　　（“这个暗班子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活动极其广泛，实际上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反革命集团。）
+
+　　这个暗班子，有五花八门的变种组织。
+
+　　那些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人，极力捂住阶级斗争盖子，拼命扼杀伟大的“挖肃”斗争，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保护这个黑班子，不准你触动它一根毫毛，你要挖它，它就要整你。有些顽固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本身就是这个暗班子的干将。”
+
+　　总之，滕海清所挖的“新内人党”就是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的庞大的、系统的、全区性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国际特务间谍组织”；也就是把革命领导干部吴涛、高锦明、高增贵等同志和乌兰夫挂在一起的、什么“以高锦明为幕后指挥的”直至68年12月“还掌握军权、钻进我们肝藏的人”为“党魁”（就是指吴涛同志）的、“以高增贵为别动队头子的”、“一个反革命政变的暗班子”；就是从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的“内人党”；就是“从呼市到各盟市甚至旗县，布成一张黑网”的“内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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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老滕所挖的“新内人党”。在研究“新内人党”问题时不能混淆这个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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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乌兰夫是他所挖的“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是个幌子，他说哈丰阿等人搞的46年那个“内人党”是他所挖的“新内人党”的根子是个借口，他通过这些企图把吴涛同志打成“新内人党”党魁，把高锦明、权星垣同志打成“二代王爷”、“三代王爷”，从而��抵制、反对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打入十八层地狱，实现他否定《红八条》，为“二月逆流”翻案，在内蒙搞他独立王国才是真的。
+
+　　可是滕海清把自己所想当然、用唯心主义观点打出来的或捏出来的“新内人党”，和哈丰阿的老“内人党”连在一起，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挂在一起，又和在内蒙出现过的局部的、个别的、大多相互没有组织联系的民族分裂小党团，捏在一块，搞成了一锅粥。他在哈丰阿、特古斯搞的那个“内人党”的纲领上加乌兰夫47年4月20日讲话，作为他所挖的“新内人党”的纲领；在哈记“内人党”的证据（包括特古斯那一伙人的有些现行活动的口供）上加“5·1”大会以来在内蒙出现过的局部的、个别的大多相互没有联系的民族分裂小党团的一些证据，作为他所挖的“新内人党”的依据，欺骗领导，蒙蔽群众，企图挽救他彻底失败的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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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长久的”。我们必须把老滕在“新内人党”问题上的阴谋彻底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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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们认为滕海清所挖的庞大的、系统的、全区性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具有百八十万人参加的“新内人党”不可能存在。其主要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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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内蒙古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内蒙古的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
+
+　　中央首长指出：“乌兰夫在内蒙统治20年，是搞两面派的，如果他公开反对毛主席，他一天也不能存在。毛主席的威望在内蒙各族人民心中是绝对的。内蒙有敌人，但总是极少数，不能把乌兰夫的黑线说得又粗又长”。中央首长的指示真是说到我们心坎上了。内蒙古的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内蒙古的地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在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下的内蒙古，不可能有像滕海清所挖的那样庞大的、系统的、有百八十万人参加的特务间谍组织“新内人党”。如果像老滕说的那样“内蒙只有乌兰夫一条黑线”，“乌兰夫的黑线又粗又长”，那么，置毛泽东思想于何地？滕海清这样搞，实质上否定了内蒙的20年，否定了内蒙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否定了内蒙古长期、复杂、激烈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否定了内蒙古3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就。
+
+　　第二，内蒙古党委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委。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老滕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他来内蒙以后，主观、片面地把原内蒙古党委看成漆黑一团，说什么：“内蒙古党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话，必然出现两个司令部，但是现在看不出他们内部有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内蒙党委过去在乌兰夫把持下，在内部就是没有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只是乌兰夫的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党委、人委是复杂，坏人不少，不这样看不行。但是总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好人”。甚至还说过，“内人党”中央办事机构就在内蒙古党委。我们认为内蒙党委和中共内蒙工委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不是什么“内人党”的“中央办事机构”。对中共内蒙工委也好，还是对原内蒙党委也好，必须历史地看，必须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去分析。否定内蒙党委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能因为乌兰夫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就把内蒙党委广大干部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都打成坏人；也不能因为乌兰夫包庇“内人党”党魁、老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并拉入党内封为中共内蒙工委委员，就说“乌兰夫的‘民族党’和哈丰阿的‘内人党’亲密无间地‘合二而一’，组成了一个‘反革命暗班子’即‘新内人党’”；乌兰夫在1947年4月20日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上的讲话，也只能证明他搞民族分裂的狼子野心是由来已久的，而不能当作老滕所挖的“新内人党”的纲领。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根据乌兰夫包庇哈丰阿、哈丰阿投靠乌兰夫的扭带关系来推测出乌哈合股建立了“新内人党”，这是根本没有说服力的，是极不严肃的，更不是破获政治案件的科学态度。
+
+　　第三，内蒙的广大的共产党员、贫下中农（牧）、解放军指战员是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颗颗红心��远向着北京的。
+
+　　内蒙的广大共产党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绝大多数是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的优秀党员。
+
+　　决不是象滕海清所胡说的那样“共产党支部就是‘内人党’支部，共产党的发展是‘内人党’的发展。”，“有的负责人表面上是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实际上是‘内人党’的党委书记。”这是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诬蔑！
+
+　　内蒙部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民的英雄子弟兵。他们在解放战争时，为解放全国人民流血奋战过，在平息西藏叛乱时英勇战斗过，他们日夜守卫着祖国的北大门。他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子弟兵。
+
+　　可是老滕诬蔑我们人民解放军，竟然说什么：“内蒙××师、××机关把‘内人党’挖出来了，我特别高兴。……过去这些单位枪杆子基本上掌握在‘内人党’手里”，“除了外地调来内蒙的，内蒙的每一个部队都有不少的‘内人党’。”我们调查过××师，根本没有“新内人党”，可是老滕把××师基本上都打成“新内人党”了，这不是自毁长城是什么？
+
+　　内蒙的广大贫下中农（牧）是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他们的红心永远向着北京的。老滕说什么“村村就是有‘内人党’，不摧毁不行，”其秘书又说：“牧区挖‘内人党’要挖到羊群和蒙古包里去”，这完全是主观唯心的胡诌！
+
+　　我们再看看党中央、毛主席是怎样高度评价内蒙各族革命人民的吧！中央首长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中说：“内蒙的各族人民群众是好的……内蒙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那里的群众没有向外蒙跑的。他们都是心向毛主席，心向北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事实也是如此。请看：
+
+　　锡盟有一位边境牧民无辜被打成“内人党”后，没往只隔几十里远的蒙修跑，而骑着骆驼，千里迢迢去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边防派出所年轻小伙子毕力格同志被打成“内人党”后，也没有往外蒙跑，而在胸肌上戴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像章，从遥远的边境戈壁滩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
+
+　　××师战士郭建奇同志被打成“内人党”，遭到了严重的逼、供、信和严刑拷打。当抽打他1600多次后，他说：“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看。”果真到厕所就割肚剖腹要掏出自己鲜红的心……。
+
+　　（锡林郭勒草原的那位牧民，是草原千千万万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祖国的贫下中农、贫下中牧中的一个；）
+
+　　毕力格同志是千千万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中的一个；
+
+　　（郭建奇同志就是草原千千万万英雄的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中的一个。）
+
+　　他们的心都是鲜红的，颗颗红心永远向着党，向着毛主席，向着北京！草原虽离北京远隔千里，但草原人民的心永远和北京连在一起！
+
+　　第四，从老滕所罗列的“新内人党”的罪恶活动看一看他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能否存在。
+
+　　滕海清在1969年2月7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写的请示报告和1969年2月26日写的“关于对待‘新内人党’的若干规定（草案）”中，都罗列了“新内人党”的主要罪恶活动，其中都有些什么呢？
+
+　　其中有“大肆宣传成吉思汗”，“宣传‘三五宣言’宣传‘民族自决’”“大反所谓‘大汉族主义’”，“打着‘民族特点’的幌子，叫嚣要‘踏出自己的路’，拼命推行‘三不两利’，‘稳长宽’等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极力宣扬反动的‘三基论’”。“还大搞所谓‘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实行‘机关民族化’，‘干部民族化’”，“大搞‘宫廷政变’，‘组织地下黑书记处’，‘代常委’，‘五大委’并在呼市等地区搞反革命夺权”等等。
+
+　　这些东西确实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20年来在内蒙搞的一整套反革命罪行，是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铁证。可是老滕把内蒙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部，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从66年前门饭店会议以来揭露的乌兰夫的这些罪恶活动都说成“新内人党”的罪恶活动，同时把积极揭发这些问题的革命领导干部反过来都打成“新内人党”的“党魁”或“幕后指挥”，把许多坚决与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王铎、王逸伦斗争的革命造反派打成“新内人党”党徒，你说滕海���究竟想干什么？
+
+　　难怪下边许多劳动模范、参加过66年“四合一”大会的都被打成“新内人党”，许多基层党支部书记，贫协主任在严刑拷打下只得承认自己执行过“三不两利”“三自一包”的政策，所以是“新内人党”而登记了。
+
+　　（这一论点‘不值一驳，按老滕这个逻辑类推，其他各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搞修正主义的也都打出一个庞大的“新国民党”或者什么党来。）
+
+　　第五、从滕海清所谓的证据来看他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能否存在。
+
+　　（1）“二〇六案件”问题。这是老滕及全区挖内人党指导小组组长×××同志唯一的“铁证”。“二〇六案件”的这封信能否成为老滕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的证据呢？
+
+　　我们看来不能。
+
+　　“二〇六”案件的信是63年2月6日发现的，是2月3日从集宁寄出的一封信。这封信说：61年11月26日召开了22名代表参加的首届“内人党”党代大会。62年2月3日召开了43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内人党”党代大会，说它党员有2346名了。这封信很恶毒，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民族分裂案件。公安厅发现后，早已向中央公安部报告，至今并未破获。
+
+　　所谓“挖肃”斗争就以这个东西为依据挖了“新内人党”。对这封信应当怎么分析？我们与老滕有原则分歧。
+
+　　（1）据多方面调查、63年根本未在集宁开过什么“内人党”代表大会；
+
+　　（2）老滕所肯定的“新内人党”的总头目乌兰夫以及哈丰阿、特古斯，那时根本没去过集宁，车轮战武斗的情况下，经诱供、串供、套供、有些人曾承认过他们搞的，但地点时间又不符合，后来又推翻了。所谓乌盟突破、昭盟突破过的事，都是假的。经革委会“内人党”专案办公室同志去核实，都不能成立。如昭盟突破的也是在逼、供、信武斗下逼着承认了，可是承认的那个人就连“已作修改党章报告”的特古斯的面貌也不知道，集宁火车站在集宁市的那一边都不知道。乌盟那个突破的更是可笑，承认的人说什么信是汉文3张，蒙文2张，用红格纸写的等等，牛头不对马尾。因此，可以说“二〇六案件”至今未破案，作案分子还未捉到。
+
+　　我们认为“二〇六案件”不能证明老滕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的存在。因为：
+
+　　（1）“二〇六案件”与老滕所挖的“新内人党”的所谓的“幕后指挥”、“党魁”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与老滕所肯定为总头目的乌兰夫之流还挂不上钩。
+
+　　（A）如果乌兰夫、哈丰阿、特古斯这些家伙真的开了那么一次“新内人党”代表大会，能否把那封信用贰角贰分钱的邮票寄往蒙修呢？难道他们用自己合法的权力或别的更巧妙的渠道不就能够和蒙修联系吗？老滕不是说边防站还有他们的好多人嘛，那么他们往蒙修扔都可以扔进去，又何必贴邮票投寄呢？
+
+　　（B）如果乌兰夫、毕力格巴图尔、王再天等家伙真的开了那么重要的会议，又给蒙修写信的话，为什么发现此案后不销赃灭迹而上报中央公安部，导致他们自己的落网呢？
+
+　　（总之，把“二〇六案件”作为“新内人党”的“铁证”，是不符合逻辑的。这里有没有一两个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案的可能呢？）
+
+　　（2）重大专案的口供问题。据我们初步了解“新内人党”重点人头专案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在严重武斗，大搞车轮战的情况下，有不少口供，可是这些人的口供好多不对口，这些人多数已推翻。所以这些口供不足为证。对此应当进行慎重分析研究。
+
+　　（3）其他一些证据。
+
+　　（4）党旗：听说搞到不少有锄头套马杆子的旗，这个东西得分析，据了解内蒙历史的一些同志讲，这个旗子在建国以前内蒙地区普遍使用。东蒙自治政府和自治军的旗子就是这样的。其中还有一些伪造的党旗，军区不就是有一个人用自己孩子的红领巾现给作的上面有锄头套马杆的旗子，当作“新内人党”党旗来交上去的嘛。
+
+　　（5）党纲：内蒙革委会69年2月26日关于“新内人党”问题的文件中说，“它的纲领就是‘新内人党’党章所规定的‘为实现内蒙古统一和民族统一、独立……，第一步统一内蒙古，继而逢相当的时机在合理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全蒙古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又说：“47年4月20日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上，公开讲：‘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内蒙古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广播到全世界，争取进步人士。如今天独立时国际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将来争取国际上的同意。���这就是‘新内人党’20多年来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
+　　前边所说的党纲是46年“内人党”的党纲，把46年“内人党”的党纲当成老滕今天所挖的“新内人党”的党纲是没有道理的。尤其用乌兰夫47年4月20日讲话，作为“新内人党”的纲领，是不符合情理的，特别是当作老滕今天所挖的有百八十万人的庞大的“新内人党”的党纲，这除了说明老滕没有确凿的证据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
+　　（5）图章：听说在呼盟科右前旗搞出了一个用斯拉夫蒙文刻的“蒙古民族统一党”的图章。我们认为这只能证明内蒙有个别的、局部的这样或那样的民族分裂反动集团。然而这个“蒙古民族统一党”的图章怎么能成为“新内人党”的章子呢？
+
+　　（6）电台：据说掌握了几个电台。他们把内蒙公安厅通过公安部挂号搞敌人活动情报的设在内蒙银行的红色电台，也给挖出来了。搞出那么几个电台就能肯定内蒙有个庞大的“新内人党”吗？不能。内蒙也有搞情报的坏蛋嘛。苏蒙修情报员，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都可能有电台嘛。
+
+　　（7）花名册：这一类的证据就多了。不少单位都逼出了所谓的原始花名册。比如：内蒙党委的××也伪造过原始名单。“九大”前夕，党委专案组逼着××等人交出证据向“九大”献礼，争取从宽处理。××就要求给3天时间考虑。3天过后很多人就和他来谈话要证据，当时××说我只能给工宣队政委、队长交。这样别人都退了出去，他就撕开棉裤拿出3张有200多人名单的证据，说是已藏了3年了，专案组的人很高兴，把证据拿到总校专案组一研究，根本不是3年前写的名单，以后斗××时，他才说那是我3天前才伪造的。
+
+　　卓资县的一个人也伪造了一个证据。专案组的人打的不行，非要证据不可，结果他就说我考虑几天，有一天晚上他写了一份名单，是有关组织系统的东西，包在腊里，去小便时埋在地下，以后打他要证据时，他就交待了埋在地下的那个证据过了关。
+
+　　（内蒙银行×××××交的原始名单的证据，现已破产，工宣队已正式宣布是假的。）
+
+　　（8）党员登记表、申请书。市政公司发现过21份“内人党真填表”，市医院发现过一份“入内人党申请书”。原来这两种证据还不是本人伪造的。市政公司的“真填表”是有人仿着那个人的笔迹写完后签上其名，并刻了那个人的图章盖上去的。就是坐镇指挥的马伯岩看了后，也察觉到这是一份假材料，因此，他不得不悄悄告诉其亲信可不要声张出去。市医院的“申请书”也不是本人交出来的。
+
+　　（9）政变图：××师一个参谋长在严重逼、供、信的情况下，将他们自己学习兄弟部队战备落实计划后，经上级布置绘出的战备图交待为“内人党”“把外蒙合并过来建立蒙古加盟共和国时搞政变的图”。有个作战参谋严刑拷打的情况下，把给干部讲军事课时用的“一点二面三三制战术图”、“辽沈战役战备图”都当作“内人党”的政变图交待了。
+
+　　（10）其他：把纳·赛音朝克图的“自由颂”“乌兰巴托颂”等几首毒诗和51年8月出版的《蒙语字典》等也都搜集来当成“新内人党”的证据。
+
+　　这一类的证据根本证明不了老滕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的存在。上述这些就是我认为滕海清所挖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庞大的“新内人党”不可能存在的主要依据。
+
+　　总之，滕海清所挖的庞大的、系统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无论从理论上或者从实践上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
+　　中央首长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中说：“你们打乌兰夫、挖内人党这个大方向还是对的。”我们理解中央首长指示是肯定了内蒙清理阶级队伍中挖有老根子的、要搞阴谋活动的那一小撮家伙和挖那些民族分裂反动小党团的大方向，根本不是肯定滕海清所挖的那个庞大的“新内人党”的大方向。中央首长严肃指出：“在前一阶段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主要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对挖内人党的问题，你们第一、要停下来；第二；要给搞错的平反；第三、要放人。”这才是对老滕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的否定。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老滕就是这样，他不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在没有掌握充分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大挖特挖“新内人党”。他曾说过：“有些单位坏人多，不可能没有集团，怎么会没有组织？他会有的。我们共产党只有3个党员，就要成立小组，他们也会有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可笑的”！
+
+　　在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内蒙古自治区，挖出一个世界上也罕见的具有几十万个共产党员、工人、贫下中农（牧）、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青年学生参加的“国际特务间谍组织”——“新内人党”。这完全是老滕唯心主义的产物。唯心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唯心主义必定要破产。中央首长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中早已宣判了滕海清唯心主义的破产，落实“九大”精神、贯彻毛主席的各项政策以来的实践也证明着滕海清唯心主义的破产！
+
+　　真理必胜！
+
+　　让我们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坚决落实毛主席五·二二光辉批示，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

CCRD/0/8/5/000019.txt

@@ -0,0 +1,45 @@
+# 舌头就这样地被割了——记吴青龙同志受害过程
+
+　　<内大“井纵战报”记者>
+
+## 莫须有的罪名
+
+　　“你是内人党！”
+
+　　“你是叛国分子！”
+
+　　这是1968年12月下旬的事。吴青龙同志就这样第一次被所谓“挖肃派”们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然而，在吴青龙同志义正言词的批驳下，他们的可耻目的未有得逞。
+
+　　吴青龙同志是原辽宁阜新人，今年38岁，蒙族，贫农出身，转业军人，现住巴盟中后旗川井公社白同生产队，当社员。在滕海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下，在挖“内人党”时他被一小撮暴徒们割掉了舌头！
+
+## “我要证据”
+
+　　1969年元月中旬，吴青龙第二次被揪斗了。
+
+　　暴徒们为了使吴青龙同志承认是“内人党”、“叛国分子”，使尽了种种法西斯刑法，什么“罚冻”、“罚站”、“抽打”、“拳打脚踢”，什么“车轮战”、“挖心战”都用完了。但吴青龙同志没有承认自己是人民的敌人。吴青龙同志说：“什么内人党，叛国分子，过去我连听都没听过！”“我心里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我祖祖辈辈子孙后代永远忠于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我要证据！”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任何证据。吴青龙同志把他们辩的理屈词穷。于是，暴徒们更变本加厉了。等到第四天时吴青龙同志的身体全部冻坏，头部胖肿，满身伤疤，身神再也无力支持了。这样，他只好承认自己是“叛国分子”，而没有承认“内人党”。暴徒们搞了七天七夜车轮战以后，实在得不到什么东西，于元月27日放他回家放羊了。
+
+　　（要叛国集团其他成员）
+
+　　第三次揪斗是1969年2月7日。暴徒们逼吴青龙同志交待“叛国集团其他成员”。他们指名引供，问吴青龙同志说：“巴音抗/杭盖公社革委会常委三生和曾格，是不是？”吴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川抗叛国集团案件。在法西斯刑法下虽然招认了自己是叛国分子，这本来有无限的心愧，又怎能供出别的同志呢？让我供出的这些同志都是贫下中牧（农），苦大仇深的同志，怎能恶心乱咬好人呢！”这样，吴青龙同志不但没有供别人，而且把自己所承认的“叛国分子”也推翻了。于是，暴徒们更加惨无人道，白天搞车轮战，夜间在雪地里冻，烤火炉，并用棍棒、皮鞭、皮带、皮条、马拌抽打。吴青龙同志，在这期间昏过3次。等他第二次承认自己是“叛国分子”时，才叫他去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劳动，达42天之久。
+
+## 舌头被割掉了
+
+　　1969年3月23日到4月3日，第四次揪斗吴青龙同志。这十几天对吴青龙同志施加的刑法最严，手段最苦。当时，贫宣队已经进驻该队。吴青龙同志想：“这回好办了，早已盼望的贫宣队已来了，该说实话的时候了。”所以他当场就推翻了原来承认的“叛国分子”一事。但正相反，马上遭到了“跪园木棒”、“跪石头子”、“跪方凳腿”、“烤火炉子”等法西斯刑法，第四次昏过去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躺在冰冷的冷房地上，摸摸头，已经肿得斗大了，全身血淋淋。
+
+　　3月29日贫宣队突然调换。当新贫宣队还没有来，就在半夜间撞进十来个人打他。吴青龙第五次打昏过去了。
+
+　　3月30日早晨大约4、5点钟时候，吴青龙醒过来了。第一眼看见了脸底下地上一大片血，见了自己的鲜血又昏过去了。中午时分吴青龙同志又醒过来时头肿得斗大，心脏、肝脏剧痛，全身剧痛尤其嘴里出血过多，嘴干了。渴得要命，拿起头一天剩下的半碗水要喝。但怎么也张不开嘴巴了。自己就忍受剧痛，用手扒开嘴，满嘴吐出成块凝固的血块。吴青龙同志想这又是内脏出血，想动一动舌头，怎么也动不了啦。用手一摸，呵！半截舌头已经被割掉了，剩下的半截舌头肿得成了满口粗。……
+
+　　吴青龙同志的舌头，就这样地被割掉了。
+
+## 可以割掉舌头，但割不掉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
+
+　　法西斯暴徒们，知道吴青龙快要死了。因此在第五天就把他放了。但，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贫农的儿子吴青龙同志，从死亡的边缘爬起来。他想：“我心里只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贫下中农永远忠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暴徒们虽然割掉了他们的舌头，但割不掉他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
+
+　　他战斗了！
+
+　　今天吴青龙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投入了批判滕海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战斗。
+
+　　站在草原望北京，心中想念毛泽东。
+
+　　来源：《5.22通讯》第3期（1969年6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批滕联络总站主办。该文转自“内大”中纵战报。

CCRD/0/8/5/000020.txt

@@ -0,0 +1,145 @@
+# 滕海清在呼和浩特铁路局《火车头》召开的大会上的检查
+
+　　<滕海清>
+
+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
+　　同志们:
+
+　　我今天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内蒙各族人民，来检查我所犯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决心改正我的严重错误。最近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揭发批判，有各盟市、各旗县，各地方来的，在最近一个时期，大约将近30次广大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揭发批判，这是广大革命群众，对革命委员会最大的爱护、最大的支持。也是在政治上对我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鞭策、帮助、我衷心感激，热烈的欢迎这些同志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决心在检查以后继续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和帮助，用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严重错误。
+
+　　我是从1967年4月18日来到内蒙，两年多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在1968年11月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严重的逼供信的错误，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错误，错误地批判了高锦明同志，伤害了许多的干部，革命群众，没有按照、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损害人革命的三结合和革命的大联合，以沉痛的心情向内蒙各族人民检查我的错误，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
+
+　　我的错误是多方面的是严重的。主要的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尤其在挖新内人党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犯了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错误。错误的估计了敌情，夸大了乌兰夫在内蒙的影响，从而，动摇了在内蒙各族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基本信念，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是从1967年11月开始的，到1968年8月已经10个月了开始运动发展基本是健康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由于我，对敌情估计严重，总觉得内蒙敌情严重，没有把真正敌人搞出来。我开始认为敌情严重就是在内蒙有过去伪满时代的一股势力，有蒙疆时代的一股势力、有傅作义留下的一股势力，还加上乌兰夫一小撮反党叛国集团，我就把这四股势力集中起来，认为敌人是很多的。我错误的估计了内蒙的敌情。当时，我总认为内蒙的这四股敌人，有伪满时代留下来的一股敌人，留下来的一股残渣余孽和蒙疆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和傅作文留下来的东西和乌兰夫的这个势力，我就认为这个势力是很大的，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搞了10个月，我认为还是没有搞彻底，还要继续搞。因此在内蒙第二次全委会。自治区第一次全委会，提出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总是说乌兰夫的黑线又粗又长，我这个口号提出来就是错误的。粗，粗到什么程度，长，长到什么地方。所以中央指示，这个口号是混乱的。从提出那个口号开始也就是扩大化的开始。当时，我这个错误地认为，乌兰夫要反党叛国，他必须要组织一股庞大的反革命势力为他服务，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间，在1968年10月间，那个时候清理阶级队伍已经搞出了七万多人。但是，我总认为还没有搞完，还要继续搞，特别是在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农村、牧区、街道都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间，群众起来了还是好的，这个时候应当提出，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应当防左，但我是一直没有是出来防左。从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我就是反右的。一直反到今年三月间，我还是反右，这就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教导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应当防右，反右，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进行斗争的时候应当提出防左。我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反右，一直反下去，就这样，越反右，左的东西越来越多，已经反到最后，没有办法收拾了，这种反右的这股风，到下面顶不住，有些同志，在去年八月间，我们常委同志，高锦明同志就提出了防左，那个时候，我听不进去，我认为主要的危险还是右，所以，我这个左倾思想的错误，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
+
+　　关于在挖“新内人党”的问题是怎样搞起来的。挖“新内人党”大致搞的经过是这样的：在1969年第三次全委会以前有过研究。老“内人党”是1942年4月20号我们党中央命令才解散的，正式解散是在1947年“五·一”大会把它解散了。解散以后，老内人党一部分骨干有些活动，那么，在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不久，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内蒙自治区第三次全委会议以前研究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在第三次全委会以前就肯定了老“内人党”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内人团”是个进步组织“新内人党”是反革命组织，第三次全委会有一个材料介绍。这个问题以后，在1968年大概是九月间，内蒙自治区机关里边发了一个关于“新内人党”登记的通知，这个通知发了以后，很久没人登记，以后，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就开始限制时间登记，比如某一个人某一个时间，12点钟以前必须登记。这当然是个别的地区单位发生这个问题。但那个时候，登记的人很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出来有什么“新内人党”的根据，以后，根据老内人党分子交代的口供，象宝音扎布、特古斯之类这些人交代的一些口供，那么，这些人交代出来的口供不是完全可靠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内蒙专案办公室的一些把这些材料扩散出去，军队有，地方有，把这些材料扩散出去，散布到有些单位、有些地区、军内军外都有，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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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8年10月份，首先我们有个别的部队已经开始搞起来了，在第四次全委会以后，11月底12月初，部队里面就搞出来了六十个“内人党”的支部，12个“内人党”的党委。在这个会议，乌盟搞“统一党”搞的更早一些，68年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呼市也搞过这个党是“真理党”是“统一党”，也搞过，也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来，那么新内人党为什么搞出来了，根据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其它的材料，就是根据老内人党的骨干分子的口供和一些线索。这样，就盲目地就把“新内人党”本来是一个秘密组织，地下的一个小组织，把它看成是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所以，在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就搞了60个支部和12个党委。现在看，这60个支部12个党委是逼、供出来的，逼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相信了这个逼出来的东西，我相信他们逼出来的假材料。
+
+　　（群众插说：60个支部，12个党委有证据没有）
+
+　　等我讲嘛，有些东西基本线索是部队里，现在看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假材料，都是逼出来的，由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没有调查研究，所以我就说名义上是共产党的支部实际上是内人党的支部，这个话就是以后扩大化的根据，就是扩大化的根据。
+
+　　在1969年同一个同志谈话中也讲过这样的问题，这个同志向我汇报，发现打人的现象有武斗的现象，我当时说打人是不对的，武斗是不对的，有些人不懂政策从正面教育一下，不难解决，还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这就是逼、供、信的证据。再就是1969年内蒙革委会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处理“内人党”的六条规定，这六条规定，前面几条是对的，不在贫、下中农（贫、下中牧）青年学生中搞“内人党”，但是，下面有一条是不对的，错就错在下面，下面怎么讲呢，就是在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有“内人党”可以正面进行教育，通过学习弄清问题，不再追究。问题发生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内人党”进行学习弄清问题那好嘛！那就弄清问题吧！因此这个弄清问题一句话不要紧，结果所有办的学习班，都成了逼供信的学习班。有些同志的家中成了集中营，刑法，残酷的刑法，严重的逼供很多地方都是发生在学习班，这个问题实际就是组织上的根据。所以下面办学习班搞逼供信，弄清问题不是“内人党”也要弄成“内人党”，不行要逼要打，许许多多的刑法，从那出来的，就是从六条规定下面两句话那里来的。这些东西你能怪下面吗？不能怪下面，这是我们规定的，下面这样做有下面的指导思想文字规定。要通过办学习班弄清问题，弄不清问题怎样，就逼就打。
+
+　　搞内人党扩大化既有理论上的根据，也有逼供信的根据，也有组织上的根据，所以扩大化就起来了。这些问题都是我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产生出来的，我们搞“内人党”先是从去年11月间（早的是十月间）大部份是11月，很多的是在今年一月间二月间有的甚至三月间还在搞严重逼供信，还在搞。这问题就是我的指导思想，一直反右，一直到今年三月底。这是扩大化舆论与组织上的根据造成的扩大化，逼供信的这个东西，不然，这个严重的逼供信与扩大化全区都是一样呢！不是某一个地区也不是某一个单位，做法、刑罚、逼供信都是一样，当然还有一个统一的舆论根据与统一的组织根据，所以全区都一样，开始由个别单位发展为全区性，如果没有这个思想体系，只能发生在个别地区与个别单位，不可能发生全区性的这样严重的问题。
+
+　　下面谈一谈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我最近根据很多上访的同志，革命群众受害者和一些革命造反派、干部、各方面的同志，上来揭发、批判，看出来后果实在严重一些。首先有许多工人、��下中农（牧）、青年学生、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被打成新内人党，把我们自己的阶级弟兄打成反革命，把他们抓起来、关起来，这些同志不是在敌人的法庭刑场上，而是在自己的同志面前，受尽了种种残酷刑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承认是新内人党，但有些同志立场坚定不承认，被打死或被打成残废，有的被逼自杀，打死逼死，全区到底抓了多少？没有办法统计。
+
+　　（插话：内蒙打新内人党死了多少人）
+
+　　我也不知道，没办法统计。
+
+　　（群众呼口号）
+
+　　有不少同志被打成新内人党，家破人亡，有的老年人失去了自己的骨肉，有的青年人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丈夫，小孩子失去了自己的父母（群众呼口号）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三年文化大革命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都是由于我的错误思想造成的。我对人民有罪。
+
+　　我的错误不只在这方面，在政治与经济上也造成严重巨大损失，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力，破坏了社会的新秩序，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推迟了内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目前，内蒙工农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
+
+　　（插话：新内人党有无根据？）
+
+　　新内人党是一个小的秘密组织，我上面没讲清楚。
+
+　　（问：你搞清没有？那些新内人党是什么组织？有多少？在哪？）
+
+　　我还不懂，请同志们原谅。
+
+　　（呼口号）
+
+　　我们要继续弄清楚。
+
+　　（问：你讲清楚内人党这个组织有多大？）我犯扩大化的错误，就是没把这个组织有多大搞清楚，如果搞清楚就没有这个错误了。（问：你在内蒙挖内人党挖了几个月？）由67年11月开始，一年来了（你挖了多少，逼死了多少）我还不清楚，（你拿内蒙一千三百万人开玩笑）我有罪就在于此，（你当时为什么不向群众交待新内人党情况）挖了多少我还没掌握，死了多少人也……（你说内人党上层组织基本摧垮了，你讲没讲？），我讲了，主要是根据60个支部，12个党委组织被摧垮讲的（你再回答有没有新内人党）我今天个人没法答复这问题（你把秘密组织这个必须谈清），我讲不清楚（你这是不是诚心诚意的检查，你这是对全区一千三百万人的态度，滕海清态度不老实想蒙混过关，暂时停止他的检查，由受害者白凤芝控诉。略）
+
+　　由于我严重错误造成的后果使得下面伤害了很多的阶级兄弟，打击了贫下中农（牧）、打击了我们的干部，这些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由于我的错误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精神上受到了摧残，特别是身体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些错误的造成，不仅仅在这些方面，在经济方面，在工农业生产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特别在农业上今年生产播种面积未完成，现在有许多农村，保墒工作做的不好，今年的收成现在看来是不好的，由于我的错误造成市场供应紧张。我们包头两个大面粉厂现在由于外面粮食送不上来停产了，再过一个时期铁路不能畅通，我们吃饭都成问题，财政收入要不好，这些损失无法用数字来估计，我们铁路运输，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4·13”以前那么紧张我们铁路运输是好的，现在内蒙铁路运输特别是包兰线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车开不出去，煤运不进来，粮食运不进来，物资运不出去，造成有些大工厂，发电厂有停产的危险，再不改变现状发电厂也有停电的危险，这样后果是难以设想的，这都是我的错误所造成的。不能怪职工，由于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现在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也是很紧张的，在许多单位已经发展到政治上互不信任，有些地区民族团结遭受破坏。我们内蒙地区是处于反修前线，当前阶级斗争、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很紧张是我把军民关系，民族关系，群众关系搞这样如此紧张，相当对立，我十分痛心，十分惭愧。我对人民有罪，有罪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在我们要挽回这个损失，避免更大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只有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5·22”批示的精神，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目前我衷心希望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都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求大同存小异，共同来批判滕海清的错误，批判的越深透越好，政策落实的越快越好，这是当前内蒙1,300万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团结的大事，现在有些同志自觉不自觉的在袒护我的错误，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我的错误很严重，就是���群众起来批判，如我的错误早已批判就可能不造成这样大的损失，由于我的错误，没有及早批判，所以现在遭到这样大的损失，我们有的同志还在那里对我的错误抱有袒护的态度，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同志应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听毛主席的话，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中央要求批判滕海清的错误，广大的革命群众批判滕海清的错误，和中央的要求完全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同志现在还不按照毛主席的批示和中央的话办呢！那就不对了，在我错误思想指导下，有些同志跟我犯了错误，犯这些错误，都由我来承担，因为我带路把路带错了，责任不在下面，在我，现在就是要求我们那些同志过去受我的害，受我的蒙蔽，我把路带错了他们做了此错事，这些同志起来应当大量揭发我的错误，这才有利。当前稳定局势，不然的话，不批判我的错误就不能够落实政策。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有些同志不是来批判滕海清出错误，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或是指向造反派头头，这是很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有些造反派的头头，有些革命造反派很早对我的错误有抵制，有批判，特别是现在他们起来批判，这是完全的革命行动，为什么现在不批判我，而要把矛头指向那些同志呢？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批判的还受批判呢？！这是不对的嘛，批判者不能受批判。他们是抵制我的错误的，批判我的错误，从此以后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群众的代表，这样做要继续犯错误，再就是我们对打成内人党受害的同志，这些同志要公开的彻底的平反，给他们平反，现在这个工作有些单位作的很不好，就是不给这些同志平反，已经错了还要坚持错误，平反不给材料，有的把材料转走了，有的复制，有的保存起来了，这完全是违反中央规定的。我们这些同志政治生命遭到了打击，现在我们过去搞错了，打错了，我们阶级兄弟打错了，现在给他们平反，我们抱着什么阶级感情？
+
+　　（众问：滕海清同志，我问一下，你说5月份放，7月份再抓，有没有这个事？）
+
+　　那是什么人讲的？那完全是错误的胡说八道。完全是秋后算帐派，这里有谣言。
+
+　　（众问：问你滕海清，你秋后算帐不算帐？）
+
+　　不算帐，我决不算帐，（众：那你就应很好检查）我有错就错了，我打击了这些同志，我有错误，我有罪于他们，我怎么还算帐，我还算什么帐？我错了嘛，我改正错误。
+
+　　（众问：4·18你来内蒙以后，内蒙1,300万人民，内蒙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把你迎接来了，叫你搞什么？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
+　　我到内蒙来，工作未作好，犯了错误，抓阶级斗争未抓好，犯了错误在其他方面也犯了错误，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错误，我改正错误。如果说我再要去算帐，还要去抓人，那广大群众可以监督。
+
+　　（众问：滕海清同志，我们说的是政治问题，我们内蒙自治区1,300万各族人民，内蒙革命造反派，广大革命群众67年4月18日起把你接到内蒙来，叫你替贫下中农替广大革命造反派说话的，要你替共产党说话的，你到内蒙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你替谁说了话，你对造反派是什么态度，你对贫下中农是什么态度？对毛主席亲手缔造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什么态度？你在内蒙古自治区，在内蒙军区挖了60个内人党的支部，12个内人党的党委，这是什么问题？讲清楚。）
+
+　　我是错误的。我来到内蒙，内蒙的造反派对我的工作是很大帮助，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造反派，特别是在我犯错误的时候。我下面还要讲，我压制了造反派，打击了贫下中农，我的错误很严重，我有罪于毛主席，有罪于人民。错误是我的错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吗？
+
+　　（众问：滕海清！你为谁效劳，为谁服务？）
+
+　　我的错误嘛！
+
+　　（众问：滕海清你打击了那些人，为什么打击那么多贫下中农？）
+
+　　（众：呼口号）
+
+　　对打伤的打死的，打伤的同志要抚恤，要按内蒙165号文件规定进行抚恤，现在有些地方还没彻底平反，要彻底平反，谁秋后算帐留尾巴，那将来以党纪国法来制裁我们。已经错了，不能再错，我们已有罪于人民，不能再犯罪了，我特别希望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团结起来，来批判我的错误，不要转移目标，我向被错打成内人党的同志，向打死逼死的同志的家属来问候，将来处理善后同志，受伤同志要公费来治疗，军队医院、地方医院都来作这个工作，对这些同志免费治疗，对这些同志因抓内人党家庭所受的损失要适当地合理地加以解决。
+
+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
+　　我错误地批判了高锦明同志。我想讲一下我思想发展的经过。对高锦明同志，我从67年来了以后工作中和高锦明同志在一起工作，开始我们的关系很好的，以后我产生对高锦明同志的不满，由不满到怀疑，由怀疑最后要把他打倒，这是我思想发展的经过，下面我讲经过的过程，自治区第四次全委会议，在这次会议开始是贯彻党的八届12中全会，但是由于我的错误思想，开会以后不久，这个会议转了向，全面集中力量错误的批判了高锦明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到内蒙以来到67年—68年8月间在这段期间，我和高锦明同志是团结的，我对他的工作是信任的，当时我对内蒙形势的看法和内蒙核心小组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在9月13日的常委会上的发言，9月8日核心小组的发言很多问题是我讲的，那时我明确表示过内蒙的挖肃斗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一个单位只要领导上没有掌握什么线索，群众也认为没有了，这个单位应当把挖肃斗争基本告一段落，重点转到其他斗批改方面去。这是我讲的。我还讲了，如果一个单位已经挖的差不多了，继续再挖就挖到好人头上去。我还述讲了斗批改的高潮我们内蒙和全国一样，我们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十个月，其他地方没有搞斗批改的高潮，我们内蒙也未搞，我们内蒙没有什么特殊，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想这些问题中间和内蒙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意见是一致的，可是我的思想逐渐的变化，9月下旬到12中全会，我的左倾思想指导下我偏信了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我的思想对前一段的看法逐渐动摇了。在12中全会期间我在北京，有人整理高锦明同志他们在9月常委会上的发言纪要给我看，搜集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给我看，当时有人讲高锦明同志的坏话，但开始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看法，还没有动摇，但是一直到高锦明同志9月25日讲话以后我的看法动摇了，改变了我对高锦明同志的看法，开始对高锦明不满，当时我认为高锦明同志不仅仅是思想右倾，而且9·25讲话中矛头对准了自己，因此我很恼火。那时我们在北京，12月1日和吴涛同志商量写个信给核心小组，这个信是写回来了。当时信一写回来，我就跟吴涛同志讲，高锦明同志有些右倾错误，最近开个核心小组会，开个常委会，高锦明同志检查一下，我们讲一讲就完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又听了流言蜚语，有的同志就向我反映，这封信回来以后核心小组大多数同志是不同意，常委思想不通，而且高锦明同志9月25日讲话下边提出要批判，当时我在骄傲自满支配下，加上有些人讲他的坏话，最后回来以后听了这一些谣言，没有按照在北京和吴涛同志商量的去办，回来就开核心小组的扩大会，这个扩大会实际上在核心小组扩大会上大家不同意我的意见，常委和大家思想不通，不同意我的意见，那怎么办呢？采取了卑鄙的手段，召集了各盟市支持我的人参加的小组会，会一开就无限上纲了，当然会议上支持我的人多嘛，产生了会议上的优势，在这个时候，把问题提的很尖锐，在小组会上，我又听取了一些人的发言揭发，对高锦明同志没有很好的研究，反而又进一步怀疑，完全怀疑把矛头对准我，在这次会议上我又加深了我的怀疑。为什么呢？就是学恭同志，原来乌兰夫揪出后，解学恭同志要来，高锦明同志不欢迎，这时候加深了我的印象，啊！你不欢迎解学恭同志来，我滕海清你也不欢迎，所以现在把矛头对准我，加深了对他的怀疑，我想高锦明一定要把我赶走。那时想，高锦明你就是要当第一把手，同时把这些问题和小组会上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看，认为高锦明这个人不是个好人，是乌兰夫线上的。我当时这样想，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对高锦明同志的怀疑，又加上对高锦明历史上在档案上作过交待，对他历史上也有些怀疑，就这样一个一个联系起来看和在历史上有些怀疑，我认为高锦明同志不是好人，因此这样群众提出了打倒高锦明的大字报，我不表态，实际上我思想上同情。
+
+　　（众：滕海清同志：打倒高锦明是群众提出来的还是你提出来的，讲明这个问题，不准你继续蒙蔽群众！）上纲是我上纲。
+
+　　（众：那你为什么说是群众提出来的？打倒高锦明，这是什么问题？）
+
+　　街上有大字报出来我应该表态。实际上我支持的，（打倒高锦明是群众的大字报还是你运动群众啊！）
+
+　　我的思想是想打倒高锦明的。
+
+　　（众：那你为什么说是群众提出来的）
+
+　　那不对的。
+
+　　（众问：你仅仅是说法的问题吗？你不是运动群众？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矛头对准谁呀！）
+
+　　打倒高锦明问题未请示过中央。未跟核心小组谈。
+
+　　（问：核心小组说一致不一致？我们知道的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这篇文章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是不同意发的。你出命令把这篇文章发出去，是不是这个问题？）
+
+　　我下面还来讲这个问题（众：你回答）
+
+　　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这篇文章发表，在他们写出来后有的同志念给我听了一遍。回来时候，核心小组不同意发表，但是这里面有人搞的鬼，但是这个责任在我，（众问：什么人搞的鬼？），什么人搞的鬼这就不用讲，责任在我，主要是我的指导思想这样搞的。
+
+　　（众：别人搞的鬼，不是你滕海海搞的鬼？奇怪！），责任不在核心小组，不在他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众：你现在还推卸责任）
+
+　　我在反高锦明同志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把高锦明同志当做乌兰夫第二套班子，就是乌兰夫的代理人。我错了，高锦明同志是对的嘛！
+
+　　我讲我的思想过程，我的思想不对，这样想的就这样办的，以后高锦明同志那时就是打不倒政治上把你搞臭，就这样开展了由领导从上到下对高锦明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也就是要把他搞臭，同时没经过中央也未经过核心小组研究同意，我组织个别人调查了高锦明同志的材料，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些不仅是未报告中央。是无组织无纪律性的问题，而且是我思想上、灵魂上的丑恶。我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手段，来打击高锦明同志，这就是在我左倾思想支配下犯的错误。我把他当成坏人，凡是坏人我就整材料，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是这样嘛！
+
+　　（众：突然袭击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主席最高指示就有这条），搞突然袭击是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对同志搞突然袭击那是什么问题！错误的严重就严重在这个地方，本来这些问题，可以正确的解决，大家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而且对高锦明同志这个问题我一直思想上很顽固，没有解决，一直到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的时候，我思想上未解决，我认为我批判高锦明有错误，但高锦明也有错误，原来批判他是对的，恢复他的工作也是对的。我的思想是这样想的，一直到这次5月16日中央政治局严格批评了我这个问题，我才彻底改正，认识这个错误，我原来认识是批判是对的。你有错误，我也有错误，各打50大板，我这个思想就是这样不通。但是我打击高锦明同志，批判高锦明同志。在批判高锦明同志这段时间他是非常顾全大局的，特别是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以后，批判我的错误，在这段时间高锦明同志是耐心地批评帮助。相比对照之下，我与高锦明同志比较一下，我的灵魂丑恶极啦，高锦明同志的思想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这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我犯错误，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这段时期，高锦明同志对我耐心帮助，加上我们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权星垣同志、李树德同志、李质同志，我们吴政委都是耐心帮助我的。在批判高锦明错误的时候，一直到这次中央对我批评以后，我才彻底认识到我批判高锦明是全部错啦，是从头到尾错啦，我原来还没有这样认识，我向高锦明同志赔礼道歉。向高锦明同志学习。他的大公无私的精神，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高锦明同志这样的无情的打击，突然袭击，（众问：滕海清同志我问你，高锦明同志出工作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四次全委会（众：什么时候召开的？）68年11月间，（众问：你报告了谁？高锦明同志是内蒙革委会付主任还是核心小组付组长，你能不能停止他的工作？报请了中央没有？）报中央，中央未批准。（众问：未批为什么停止他的工作？请示报告中央，中央未批准，你擅自停止了高锦明同志的职，你心目中还有没有党中央？有没有毛主席呀？！）
+
+　　我有严重错误，党组织党纪律。
+
+　　（众问：你把中央放在什么位置上？眼里有没有党中央？）
+
+　　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
+
+　　（众：你是不忠的问题吗？是公开对抗。）
+
+　　我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很对的。
+
+　　（众喊口号：滕海清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绝没有好下场）
+
+　　第三，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我对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我讲罪恶的事实，在清理阶级队伍以来，中央对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总起来有五决指示，第一次在68年2月4日我和李树德同志参加的，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中央的同志讲，你们要防止不要把面搞宽了，这个问题，回来没有传达，为什么没传达，那时候从我的思想讲我们清理阶级队伍才开始，还看不出来宽不宽，如果这样讲了，我们下面右倾就来了，我就不讲。（众：你没有看出来，滕海清同志，是党中央英明还是你滕海清英明呀？）当然党中央英明。（众：党中央看出内蒙问题指出来防止扩大化，你还没有看出来！）那是68年2月4日（众：这可以看出来吗？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在你滕海清的心目中究竟占有多大的地位呀）我对毛主席司令部不忠的地方。那时候2月4日指出来，不要把面搞得宽了。我思想怎么想，我们清理阶级队伍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宽不宽。我是这样想，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对中央封锁。第二次是周总理转了一个电话的传达。由北京军区付政委陈先瑞传达，我在包头接了电话，陈先瑞告诉：总理让你注意，你们农村搞挖肃斗争，还有打人的。当时我就和陈先瑞讲什么。我想我们农村没有挖肃斗争。我在包头打电话回来以后我也未告诉家里查一下农村搞逼供信。那时68年6月在包头看地方去的也未告诉也来传达，我认为那个问题不存在，也是完全错误的。中央的指示，有没有这件事下乡知识青年揭发的嘛！我没有传达也没打电话回来，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在呼伦贝尔盟××统一党的报告，这个报告未看到，他们直接报到中央的，另外康老和江青同志姚文元同志批示防止扩大化。这时候大约在八月间，以后军委办事组发了一个电报，发到内蒙古军区，内蒙军区发到部队。但是革命委员会没有看到，没有研究，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在1969年的二月4号我到中央去汇报的时候中央同志讲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步子不要太快了，这个问题回来传达了，但是没有领会到中央同志步子太快了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已经搞错了，扩大化了没理会。还有一次总理讲要接受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和江西打AB团的经验教训，回来我找我的笔记，没有。是中央全会讲了，我没记上。在3月15日谢富治温玉成同志找我与吴德、郑维山、陈先瑞谈话的时候，要我们注意鄂豫皖打改组派、江西打AB团的教训，这是第四次。第五次就是在九大期间。中央对内蒙扩大化的，在3月9日的晚上康老批判了内蒙有严重的逼供信，以后可能是4月17日晚上，康老打电话给吴涛说：主席讲了“内蒙已经扩大化了。”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没有迅速地传达到内蒙。九大开会后才回去传达。我对中央指示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我认为需要就传达，有的我认为还没有那个情况，中央没有搞清楚，我们自己注意就是了。我就没传达，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对这个问题，广大群众气愤，我认为是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的。我这个问题中央指示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这是对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的表现。但我有决心改正，我今后对中央的指示以我的生命和党性来保证，原原本本地理解的传达，不理解的也传达。这样我在今后才能少犯错误。我这次犯错误就是没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所以错误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
+
+　　中央的指示站得高看得远，很久我没看清楚，所以我一直抱着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是不能容忍的。党性不能容忍的，想起来是很痛心的，象我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采取这样的态度算什么样的共产党员？不算共产党。我要向中央向毛主席请罪，向广大人民请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
+
+　　讲一下我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我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多方面的。一个是乱提口号，比方毛主席在党内要吐故纳新，我拿到革委会，在革委会搞吐故纳新，使得刚建立起不久的革委会遭到冲击，受到很大损失。在今年一、二月份，有一半革委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现在还有革委会处于瘫痪。这是在第四次全委会纪要上提出来的口号：“反保守、反复旧、吐故纳新。”这口号是错误的。不能把党的吐故纳新拿到革委会来，革委会吐多少纳多少呢？我错误地理解了这个问题。在挖“内人党”中吐故纳新中革委会受到很大冲击，有一些瘫痪了，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
+　　我的多中心论还有随便个人发表议论，到处讲话。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报纸上经常发表我的讲话。还有多中心论，滕办是高于革委会，高���军区党委之上的。手伸得很长。比如：铁路机务段就是我那个秘书的“成绩”。我上次讲过这个问题，这是多中心论严重的表现。还有报纸上经常出现与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唱反调，比如以“狠”字为基础这文章，虽然我不知道这文章。但是这是我的指导思想。“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这文章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所谓历史误会，连造反派也误会进去了，革命领导干部也误会进去了，实际上起到为二月逆流翻察的作用。还有一篇文章，是打倒假洋鬼子，这些文章我看没看是另一个问题，但这是我的指导思想（众：你对造反派是什么态度）打倒假洋鬼子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上打击了老造反派，完全不对。（打倒假洋鬼子你怎样表的态？你不是说大方向正确吗？）对！对！当时我就是这个思想。我不能说我没看就推卸责任，那是我的指导思想，还有多中心论，下面有些人吹捧我，吹捧的这些人我是欣尝的。后来我批评他们就是要树立个人的威信，搞多中心论最严重的是对中央指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
+　　还有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比方厂矿、企业派工宣队，向外地派工宣队，结果工宣队由于我的错误思想压制造反派，这是严重错误的。（你派工宣队是工宣队领导革委会还是革委会领导工宣队）开始工宣队一定要支持革委会，后来，实际上工宣队领导了革委会（那你对革委会什么态度，你把革委会放在什么地位，为什么在革委会要吐故纳新？）我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理解有错误，通过什么领导一切，这问题当时没解决（呼口号）。
+
+　　我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对群众的态度也就是包括对造反派的态度，在我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在全区一部份造反派受压。我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采取错误的办法，我对革命群众组织基本上采取了压服的办法，压而不服，采取蛮横独断的组织措施。特别是在反高锦明的右倾错误以后这一段，有一派群众组织不愿反高锦明，那是对的，但那个时候，不反高锦明的，我就把他当成右倾保守势力。我对群众组织中采取粗暴的态度这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所犯的对造反派压制一个是乌盟的“3·26”事件，把他说成是为乌兰夫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对造反派进行了压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呼市也有。比方：几个大学，特别是师院、内大是我直接插手的。那些调子是我自己定的。比方工宣队进去了，要他们依靠某些人反对某些什么人，这调子都是我定的。比如铁路局的王世芳到内（蒙古）大（学）当工宣队长的时候，我叫他支持哪些人，不支持哪些人，实际上王世芳做的很对，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一碗水端平，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支持，而我是支一派，压一派。有些同志撤了职回原单位后把他当做犯错误。我想这些同志不是犯错误，他们是对的。我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我向王世芳同志赔礼道歉，比如师院革委会付主任秦维宪、丁克明同志，抵制我的错误。那时我就采取粗暴的办法，把他停职，反省。我要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使他们在政治上很快地平反，照常工作。当然这个问题不怪宣传队，他们是执行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要负责。而且对巴盟“直联”和满州里的上访人员，他们要来汇报，我没听他们汇报，而且叫群专把他们强制起来办训练班，这种作法完全是错误的。还派了不少宣传队到各个地方压制了造反派。宣传队进到一些地方，代替了革命委员会，我错误地理解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有些地方虽不是我插手的，但是受我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全区造反派受压，这是存在的。当然也是受我的错误思想支配。我向全区造反派受压的同志赔礼道歉！被打成右倾势力“小高锦明”，戴了莫须有政治帽子的，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对那些由于给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如：工宣队、军宣队（包括军队支左人员），他们都是执行的，他们只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那就行了，他们是受我的蒙蔽的，执行我的东西，他们没有责任，责任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我同样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我希望工宣队、军宣队（包括支左的解放军）要和造反派一起共同起来批判滕海清的错误。要支持大家来批判，不要阻碍这个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团结起来，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的确现在我们有一部份宣传队同志，有��部份解放军的支左人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还不理解，我希望这些同志应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按5·22批示坚决执行。我对不起内蒙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内蒙最困难，最紧张的时候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但是以后由于我的错误，对这些同志进行了政治上的压制，打击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我的无产阶级的党性，越来越少了。我很对不起内蒙广大的造反派，我向全区的革命造反派赔礼道歉！要求他们来批判我的错误、帮助我改正错误。我的错误在全区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党的民族政策，影响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在干部、群众思想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也有许多同志跟着我犯了很多错误，一个是上下之间，同志之间的感情，由于我的错误使许多同志不融洽，由于我的错误使许多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受到损害，严重的阻碍了革命三结合、革命大联合的发展和巩固。我的错误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广大人民。内蒙一千三百万人民和各族人民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我向这些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向内蒙1,300万人民承认错误，低头认罪，我还要说一下：我在犯错误期间，核心小组同志和常委同志批判我的错误。比方，郝广德同志、霍道余同志、王志友同志，加上刘立堂同志，还有许多同志，都是抵制我的错误，批判我的错误的。他们的确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但这些同志在我犯错误期间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当然，也有部分由于我犯了错误，他们受了蒙蔽，跟着我他们做了一些错事，这些责任不在他们，这些由我来承担。我的错误千错万错，最根本的一条是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的很差。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改造的不好。没有接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到内蒙来，在内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牧）、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粉碎了二月逆流，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内蒙问题决定也以后我才来的。当时内蒙阶级阵线已经分明了。政策已经定了，重要的问题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处理了。内蒙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切胜利都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我却把这一段成绩都记在我自己帐上。我骄傲了，自以为是了，在胜利面前昏昏然。所以听不进逆耳之言。只愿意听歌颂的话。真是骄傲使人落后。我的骄傲是自己错误的起点。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我作为内蒙主要负责人之一，这就是看是否真正忠于毛主席，这是一个严正的考验，是不考试的考试。我在这次考试中间，是不及格的！是吃鸭蛋的！我骄傲自满的结果导致我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头脑闭塞偏听偏信。对内蒙阶级斗争的分析是采取主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形而上学的，不是按毛主席教导那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是一知半解，偏听偏信，轻易表态使许多同志受到打击！我过分地相信我周围的那几个秘书，对核心小组同志，常委同志正确意见听不进去，在我的默认、怂恿下做了很多的错事，我的领导作风有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十分严重，我违背了毛主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损害了集体领导，我们核心小组里面，常委里面批评和自我批评很不正常，由于我的独断专行很多同志不敢讲话，特别是讲反面的意见我听不进去，一听到反面意见就顶回去，那还有什么民主呢，没有，有的就是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飞扬拔扈，我只能看到人家有错误，从没有看到自己有错误，我骄傲自大摆老资格，对群众代表，群众干部，地方干部不尊重，我对核心组几个老同志很不尊重，我对群众代表很不尊重。这样我实际上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周围的小圈子就是那几个秘书，面越来越小，耳朵越来越闭塞，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根本的原因不管对群众的态度，对同级的态度，都是没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只要人家尊重我，我不尊重人家，我革人家的命，而自己不革自己的命，所以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摆老资格，官架子很大，所以在每次政治问题上都没有整到我头上来，只是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动力，而没有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而且好吃老本，老本已吃光了，当然要犯错误，头脑中私字占领，我实际是对毛主席不忠，对人民有罪，我忘了本，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有罪于毛主席，我的错误主要是头脑中毛泽东思想太少了，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这次广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热情地尖锐地批判我的错误是对我最大的关怀与爱护，最大的帮助，非常必要，非常及时我再三请求：不同观点同志团结起来，迅速批判我的错误。我也决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对待错误的伟大教导，不断检查我的错误。我愿意脱裤子，割尾巴。我坚决，我有决心纠正我的错误，当然，纠正我的错误，从主观上讲是我自己责任，外因是个条件，内因是根据。但是我犯错误很严重，认识错误很迟顿。所以，还要广大群众给我帮助，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我要同吴涛同志、高锦明同志，权星垣同志、李树德同志以及内蒙革委会常委，内蒙军区党委全体同志，紧密地团结起来，我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期望，我争取尽量按我自己的决心作好内蒙的工作。
+
+　　当然，要做好内蒙的工作，那就要彻底地把我的错误纠正，也就是我真正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才能做好这个工作。象我上面讲的那样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不改正工作是做不好的。不可能做好工作，所以，我们要彻底地批判，改正我的错误。我要刻苦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来革自己的命。革命只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命是革不好的。
+
+　　我还想作个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兢兢业业地。我争取为党再工作几年，永远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
+　　我的检查请同志们批评。很不好，很不彻底，怎么办？我想继续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到群众中去，在这个基础上，检查我的错误，检查一次、两次、十次八次都可以。只要大家认为我检查的不诚恳，我再来检查，大家认为我检查得不认真，我再来检查。我有决心到群众中去，来广泛取同志们的对我的批评。我今天的检查是初步的认识，很不深刻。我今天讲这些东西供同志们批评参考，这是我今天就向同志们检查这些东西，是向同志们提供材料对我的批判，对我的帮助。今天耽误大家的时间，请同志们继续批判。完了。
+
+　　（来源：建工部八局一公司工代会《801通讯》第8期，1969年6月24日。）

CCRD/0/8/5/00002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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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军乐队革命委员会文革专案组关于白而强问题的定案报告
+
+　　[白而强注：这是海军军乐队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7月向上级打的报告。当时被专案组看管在“牛棚”里的我当然根本不知道这一事，还在“认真地”改造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清算”。有一次，专案组长周慧忠有意问我“对未来处理结局”的想法时，我回答他：“如果定‘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对我就是从严！” 结果是，在此报告上报三个月之后，“林彪一号命令”下达，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首的一大批海军老干部被持枪押解到一列开往湖南冷水滩一个农场去劳动改造的火车上。24岁的我也身列其中……林彪事件后，我才看到了这份“定案报告”，并全文抄写下来。作为文革对我的一个永远的纪念——]
+
+## 最高指示
+
+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
+
+## 林副主席指示
+
+　　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
+　　关于白而强问题的报告
+
+　　海军军乐队原队员、保守组织“东方红”坏头头白而强，男，汉族，1944年x月x日生,黑龙江省巴彦县人。现家住辽宁省沈阳市。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高中文化程度。1963年7月入伍。行政24级。
+
+　　白自入伍以来，一贯狂妄自大，拒绝思想改造，追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与“5.16”反革命集团秘密勾结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
+## 一 、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
+　　白曾三次以评论画象及诗词手稿为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下流恶毒的人身攻击和诽谤。恶毒攻击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早了五年”，“犯了策略性的错误”，“没料到形势的发展”，“收不住了”等等，真是罪该万死！
+
+　　1967年1月9日传达了林副主席对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三首长的高度评价，为海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但白却狂叫：“这是阴谋”，“是束缚群众的”，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支持三军是“策略上的让步”，是“屈从三军党委的压力”，是“偏听偏信”，是“受蒙蔽”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
+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对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白却叫嚷什么“自己想不通，干脆不照办！”真是反动至极！
+
+## 二 、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白对无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疯狂攻击文化大革命是“得不偿失”，要“破釜沉舟”干一场。还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谁有本事谁就能往上爬”；他们是“被利用”了，“现在用够了”，“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看是造反有罪，保皇有功”。“谁势力大，控制局面，中央就承认，就支持”；为了稳定局势，只能把他们“牺牲掉”，是“枪指挥党”。就在被专政后，仍不甘心失败，用诡密手法写下了黑诗三首，恶毒咒骂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霜天”、“冬天”、“秋风”，是“鬼喜人愁”。他们“遭踏践”，把反动的“二月逆流”吹捧为“壮景”，狂叫“从头干”，梦想复辟变天，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 三 、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 (一)、恶毒攻击周总理、江青、叶群等中央首长
+
+　　1967年白曾辱骂总理是“老保”。污蔑总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一定分得清楚”，并攻击总理“历史上就是有问题。”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白恶毒攻击江青同志“没什么水平”、“当初让我们起来造反，造、造、造，造了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落得这么个下场”；还恶毒攻击江青同志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全国好多地方都打起来了“妄图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武斗的罪责强加于江青同志。
+
+## 白攻击叶群同志“水平不行，路线斗争觉悟一点也没有。”
+
+## (二)、疯狂反对海军红色新政权
+
+　　文化大革命中，白积极为反革命分子陈晓翻案，狂叫“不为陈晓翻案，死不瞑目”。对革命领导干部王宏坤政委疯狂的围攻。是“2.3行动”（海直机关及院校保守组织围攻王政委的事件）的组织者之一。白攻击王政委“路线觉悟太低，连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说不清楚。”在王政委“2.9讲话”上加了15处“批注”，大肆攻击；还在王政委家中写了所���“造反歌”，狂叫“撤他妈的职，罢他妈的官，就把他的X脑袋砸个稀巴烂”等。在“红流”等组织策划者的一系列事件中，白均是急先锋。“2.16”事件中，白更是叫嚷“坐也要坐出一条反动路线来。”
+
+## (三)、海军“二月决战”后，虽经首长多次耐心教育，白贼心不死，流窜社会，投靠肖（华）、杨（成武）集团。在肖、杨操纵下，伙同军内保守组织策划了“5.13”政治流血事件。白是现场指挥之一。在林副主席表态支持演出后，白仍造谣蒙蔽群众，肆意对抗林副主席，第二次进行冲砸，阴谋扩大事态。
+
+　　“5.13”后，冲派组织了所谓“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肖、杨的御用工具“斗罗筹备处”勾结在一起，死保肖、杨，大反三军党委。白当上了海军文艺单位组织的总头目，并负责动态。在他编写的动态报上，大肆造谣攻击三军党委，并散步谣言说：“三军可能要搞政变”。白还布置人在大院监视三军党委的活动。
+
+　　此期间，白还与王、关、戚的黑爪牙马金泉等勾搭上了。白参加了马主持的全面布置反革命策略的“六.四”黑会，并亲自向马汇报他整的三军的黑材料，为王、关、戚反党乱军提供了黑炮弹。
+
+　　冲派散伙后，白流窜张家口，东北等地煽动反军，狂叫“军内就是有一小撮”，“这一小撮抓出后形势就会变好”等等。在张家口，白与军事技术工程学院“革造”的坏头头，杨成武的黑爪牙方凡勾结在一起，参加反军游行，刷出“打倒X贺明，炮轰郑维山”的反动标语，还为他们放黑戏“大海”的录音，印歌本，搞剧照展览等等，为他们打气。在剧照展览等的前言中，狂叫“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吧！”白并支持方凡搞武斗，支持他们“武装夺取政权”，妄图自己也能随之翻身。
+
+　　白在四处碰壁后，歇斯底里地嚎叫“打倒三军就好了！”“三军过后就尽开颜了”真是反动透顶！
+
+## 四 、与“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关系
+
+　　“5.16”反革命集团刚一开始活动，白即密切注视，大加赞赏。1967年7月29日，白在301护校与“5.16”反革命集团军口头目刘秉杰勾搭上了。刘随后三次来海军大院与白密谈。白向刘提供了“‘9.26’报告及‘8.6’真相等两份书面材料，并说：“我从未保过谁，但陈晓是要保的。”白还赞扬“5.16”反革命集团的反动大字报“不是讲的空理论，而是很多具体事实”。他觉得“有道理”。在密谈中，白向刘提供了大量的黑炮弹。如：“军内造反派受压，造反有罪，下次文化大革命再也他妈的不造反了”、“军内的资反路线批判不得，一动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有罪、造反无理”、“5.13事件是利用军内小将在5.13问题上表现幼稚，耍两面派，压制造反派，欲置死地而后快”等等。在反革命传单“19个为什么”中，就有七处是用的白提供的黑材料。
+
+　　白接到“5.16”反革命集团的七种反动传单后，不但不上交，不报告，反而念给“东方红”其他人听，给他们看。后为销毁罪证，私自烧毁。白还到处吹捧“5.16”反革命集团，散步其反动观点，拒不交代问题，疯狂反扑，继续捣鬼。后经七斗八斗，不断地进行政策攻心，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政策感召下，在杨、余、付被揪出后，态度有所好转，能够交代问题，并揭发了军内冲派坏头头的一些问题，认罪态度尚好，在以后的劳动中表现也较好。以上罪行与本人见面后，也供认不讳。承认自己犯下了大量的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表示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
+　　根据其罪行及态度，我们的意见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复员送农场劳动。
+
+　　 海军军乐队革命委员会1969．7
+
+　　（附件一：）
+
+　　日记三则：
+
+## （1966年）10月14日      星期六      晴
+
+　　天气骤冷，腰又疼起来。看来即使不处理，我也不能在军乐队呆下去了。算了，离开这没法讲理的地方，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吧！
+
+　　笔简直不能用，一放在纸上，就有可能出现莫名其妙的观点，多少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在心中翻腾不停。可如果万一把它们抛出来，将会引起什么后果呢？我什么时候能破釜沉舟地干这么一下呢？
+
+## 8月15日         星期二          晴
+
+　　此时多么需要我坐下来写一份大事记，把文化大革命在我队的历史全盘端出来给人们看一看啊！我等着了，看“左派”们如何处理我！我坚信，我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有功的。即使真有一些不可免的缺点错误，我也仍是功绝对大于过的。我的斗争大方向绝不容哪一个混蛋否定！但是现在肯听一听我的观点的人是何等的少啊！怎么去寻找军内造反派的出路呢？
+
+## 9月10日     星期日          晴
+
+　　……文汇报九-八社论说得好：“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从来如此。”军内何尝不是造反派的一些缺点错误被这只黑手利用了啊！面对目前这个形式，应如何分析，如何对待，如何处理，持何等态度？……一连串的问题都在心中翻腾。三军存在究竟是好处大于坏处，还是坏处大于好处，应如何认识？这些都切需要坐下来仔细想一想。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天派和三军都支持新起派，支持颠覆派（不管颠覆师大革委会，还是工代会……全暂时叫‘颠覆派’），这叫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呢，还叫老保反夺权呢？这样下去算是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呢，还算是犯了策略性的错误，搞早了五年，因不被群众（真正的英雄）所接受而告暂败呢？到底应如何看？值得深思。
+
+　　（附件二：）
+
+## 诗三首
+
+## 初雪有感
+
+　　一场薄雪过，     黄笔染枝头；
+
+　　老叶半绿处，     又添几多愁。
+
+　　今朝秋难留，     冬亦不长久；
+
+　　来年叶落处，     更加绿油油。
+
+　　 1967．11．11
+
+## 和鲁迅先生诗以解自境
+
+## 1967．11．6
+
+　　--闻《东方红》解散，鬼喜人悲，恰自陷囹圄，言不能达志，情不可自哀，特偷诗一首以纪之。
+
+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
+　　意为革命勇捐躯，谁知身陷囹圄楼。
+
+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
+　　莫道瓮内浊尘起，且看神州尽金猴。
+
+## 闻后勤《星火燎原》解散，惜多日战友，提笔以纪之。
+
+　　秋风萧瑟扫红颜，
+
+　　霜天将至夏又残。
+
+　　万点星火未燎原，
+
+　　遭踏践，
+
+　　天公落泪代吾奠。
+
+　　一二月份状景观，
+
+　　岂知一去不复还？
+
+　　战士挥泪志愈坚。
+
+　　从头干，
+
+　　烈火狂燃红满天！
+
+　　来源：网络材料：http://wolfbai.blogchina.com/2901649.html

CCRD/0/8/5/00002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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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宓请求与工宣队商量治疗腿伤的申诉信（摘录）
+
+　　<吴宓>
+
+## 〖吴宓，时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四川省政协委员。〗
+
+　　（吴宓于1969年5月9日在西南师范学院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革命师生批斗大会上被恶意推倒致左腿骨折，一直未得妥善治疗。此信所请亦未得工宣队批准，遂落下终生残疾。）
+
+　　张师傅！你是二月初以来，在李园，在梁平，一直管理着宓等的领导人。
+
+　　宓自六月二十一日晚回到院本部后，因左腿扭伤，一直在宓家中住着养息，不能行动。（在梁平，每天还可拄木棍、竹竿，走不少的路；现在腿的伤痛有增无减，只能在房中扶着桌子、书架走动，决定不能外出。）
+
+　　宓现在恳求张师傅在你空闲方便的时候，来到宓家（文化村二舍203室，——靠近新饭厅），容宓向你报告卫生科给宓治疗情况，商量下一步治疗办法（例如，去到市中区，凯旋路，中医骨科医院，用接骨手术，把宓左膝、左胯两处错扭之骨，移回到原来位置上。）……总之待你指导并报告领导核定，遵行。
+
+　　· 来源：
+
+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九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4月第一版。

CCRD/0/8/5/000023.txt

@@ -0,0 +1,15 @@
+# 章士钊为康心如之子蒙冤事给周恩来的第二封申诉信
+
+　　<章士钊>
+
+　　兹有急如星火迫切待命者二事，请依次胪陈如下：
+
+　　一、（略）
+
+　　二、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其门风及一切祖素，皆与蒋介石一无牵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不幸抗战时期，康氏在重庆对岸之汪山置有别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归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蒋贼亦采取同一办法，因不期与诸康同时至山，遂有康家儿郎与蒋相遇于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时康心如之子国雄年不过十一、二岁，钊该时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银行宿舍，可知此种情况足资察证。查△一干儿△△纷扰期间，心如兄弟两人相继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濒于结束，凡儿女等等有职位者俱遵照国家号召分别下放，于是国雄由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注：此为章老误记，应为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省汉中农村，此乃事势之所必然，国雄应须遵守。不料国雄转入新校之后，该校群众一口咬定他是蒋贼干儿，实行专政，有病不许就诊，劳累不许歇。三数月间，以致国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此时实际情况如何，该家属虽然无所知晓。国雄之妻陈泽琴是医生，现在朝阳区104干校医务室服务，号称能手。据陈流涕陈述，为此并求钊处代为向  钧院恳请，可否暂将国雄调出汉中学校，交与该妻陈泽琴负责医治。一俟病有转机，再由该院发落。实为公△等情，依钊看来△△△△△生死攸关之急迫重案，此其二。
+
+　　近一年来钊为病魔缭绕，迄未痊愈，手软发抖，执笔难艰，实已放弃笔墨，人△△△公△不止半年以上。惟以事关生命，迫不得已，即手迹去幼儿涂鸦不远，亦不敢避。惟千万鉴谅是幸。
+
+　　· 来源：
+
+　　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CCRD/0/8/5/000024.txt

@@ -0,0 +1,39 @@
+# 上海市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解放王丹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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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宣队第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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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丹凤，原名王玉凤，女，44岁，浙江鄞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分职员，原任东方红（天马）电影制片厂演员，文艺五级，民盟盟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揪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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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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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朱石麟，香港凤凰影片公司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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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龚秋霞，香港长城影片公司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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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陈娟娟，香港凤凰影片公司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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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李萍倩，香港长城影片公司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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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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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42年王丹凤随同大汉奸张善琨、徐欣夫等人前往南京代表电影界汉奸文人去祝贺汪精卫“还都三周年”，在庆祝大会中陪同日本人及汉奸文人吃饭喝酒，游山玩水，丧尽了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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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43年王丹凤在伪华影与日寇合作拍摄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歌功颂德，为日寇侵华作反动舆论宣传的汉奸影片，“春江遗恨”与“万紫千红”，并且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吹捧日本导员，充分暴露了王丹凤积极充当日寇侵华工具的汉奸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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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伪华影，王丹凤参加社会活动很多，在汉奸梁乐音所举办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宣传“中日友好”、“大东亚和平”等音乐会上常有王丹凤的独唱，唱的是糜糜之音，麻醉和毒害上海沦陷区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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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947年王丹凤在国泰影片公司经老板柳中浩介绍集体参加国民党，领过党证，缴过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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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947年王丹凤随同徐欣夫、顾兰君等组织慰问队去嘉兴慰问青年军。王丹凤亲自登台为匪军唱歌表演，并同伪青年军一起吃饭、联欢，在车站上还受到蒋匪经国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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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王丹凤在解放前，拍摄了大量反动黄色的电影，麻醉人民革命斗志。解放后又受到文艺黑线的包庇重用，拍摄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电影，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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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革命群众批斗，王丹凤对自己的问题作了比较老实的交代，有悔改的表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教导，我们认为王丹凤属于一般政历问题，回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改造。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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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196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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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宣队：吴树和军宣队：谷臣革筹会：许广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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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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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5/00002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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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海清在内蒙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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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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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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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我们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全体同志们来检查我所犯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在最近广大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5·22批示和中央对内蒙的指示的精神，掀起了一个批判滕海清错误的群众运动，形势是大好的。最近内蒙核心小组的全体同志连续接见了各盟市旗县上访的同志，广大的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和批判，同时我也到一些单位，接受了群众对我的揭发和批判，广大的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这是广大的革命群众对革命委员会的最大爱护，最大的支持。也是在政治上对我个人最大的教育，最大的帮助，最大的鞭策。最近通过广大的革命群众提出活生生的事实，使我认识到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前天晚上听了我们大学校的一部分的干部和代表对我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和揭发，我衷心感谢，热烈欢迎同志们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决心改正我的错误，按照中央最近的指示，要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和帮助，用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错误，我从1967年4月18日来内蒙二年多了，工作没做好，错误犯得很严重，特别是1968年11月第四次内蒙自治区全委会最后，在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中，犯了更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严重的“左”倾思想和错误，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各项政策，伤害了很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损害了革命的三结合，和革命的大联合，破坏了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了军民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以沉痛的心情向内蒙各族人民低头认罪，检查我的错误，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我的错误是多方面的，是极为严重的，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挖“内人党”问题上，严重地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犯了严重的这样的错误。我到内蒙来，二年多来，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开始以后，我对内蒙的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夸大了乌兰夫在内蒙的影响，我当时把内蒙敌情估计严重，我是把几股敌人合起来作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势力，就是过去伪满时代留下来的一股残渣余孽，伪蒙疆时代的一小股残渣余孽，付作义留下来的一小股残渣余孽，加上乌兰夫一小股叛国反党势力，我把这几股势力集中起来，作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一个势力，认为这股敌人的力量很多，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从1967年11月间开始，到1968年8月间，已经搞了10个月了，这个时候，由于我的“左”倾思想的发展，我认为内蒙清理阶级队伍还没有搞彻底，还要继续搞，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始，我一直是反对右倾，反右，这个反右一直反到今年三月间，还在那里反右，越反，“左”倾的东西就越多，越生长。反右的这股歪风刮到下面，下面就顶不住了，这就是我的反右一直反下去，所以这种“左”倾的东西，“左”倾思想就一步一步生长加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表面上看来是轰轰烈烈，实际上到下面不是那样，特别是挖“内人党”。去年11月之后，这一段下面不是轰轰烈烈，下面是在那里搞逼供信，搞扩大化，表面上看是轰轰烈烈，实际上下面不是这样，是冷冷清清的，很凄惨的，因为搞扩大化。搞逼供信，打击了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这个矛头不是真正打击在少数的阶级敌人身上，而是打击在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身上。我的“左”倾思想发展到去年第四次全会，这时候已经到恶性发展的时候，第四次全会本来是要传达十二中全会的精神的，但是传达以后大方向就转过来了，错误地批判高锦明同志，这样“左”倾思想在全区就进一步地发展，所以在搞“新内人党”的问题就是在反对高锦明这一场错误的斗争中，“左”倾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搞起来的，挖“内人党”就是按照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这个思想指导搞起来的，当时只看到一些口供的材料，没有确凿的物证和其它的东西，只看到这些口供的材料，就信以为真。认为“新内人党”是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就在这种“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使挖“内人党”从去年四次全会后，开始从个别单位、个别地区，发展到全区性的，由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偏信了一些逼供出来的一些材料，在去年年底时，有的同志拿给我看，有60个内人党支部，12个内人党的党委，我就相信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逼供信逼出来的，现在那些党委和支部都平反了，可是当时我就相信这种假材料，偏信了一些非常不真实的口供材料。我说过“共产党的支部名义上是共产党的支部，实际上是‘内人党’的支部。”这样我非常错误地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这种谬论，这就是以后搞扩大化的依据，为什么扩大化在全区各个地方那样子严重，这就是我说这个话，作为扩大化的根据了。同时我还说过：“在挖‘内人党’中间，有搞武斗的现象，有打人的现象，我说：‘打人是不对的，有些人不懂政策，从正面教育一下，问题不难解决。’同时我还说到，这些同志革命热情是很高的，应当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就是我们全区搞逼供信的根据。（口号）不仅仅是有那些舆论上的根据，而且也有组织上的根据，我们发了一个关于处理新“内人党”的“六条”，前面现在看来是对的，后面有些问题是错误的，那个时候，“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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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工厂的工人、学生中间不抓“内人党”，不搞挖“内人党”的运动。但是这个文件上留了一个尾巴，就是说在农村、牧区、工人中间发现“内人党”，通过办学习班、正面教育，弄清问题不再追究，那么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你要通过办学习班，要把问题弄清楚，问题弄不清楚，他就不放嘛，结果我们办的学习班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是逼供信的学习班，最近我们接触上访的同志，大部分都是在学习班里面搞逼供信，残酷的、各种惨无人道的刑法都产生在学习班里面，但这问题不能怪下面，这是由我来负责的，这个也就是搞逼供信的组织上的根据。不然这种逼供信，这种残酷的刑法，不可能在全区那样的普遍，因为我们有文字的规定，这样不仅在扩大化逼供信，打击了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而且是在学习班，在其它的地方，许多我们的阶级兄弟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这种刑法，刑法之多是罕见的，残酷的程度我从来是没有见过的，各种刑法用尽了，这些刑法不是对着阶级敌人而都是对着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贫下中农，农下中牧，共产党员和我们的革命干部。所以我犯这种错误，其恶果那实在严重极了。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讲了很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的谬论，这些错误的谬论，是要求我们的群众起来彻底地批判，我说过：“‘内人党’中央机构就在我们呼和浩特，在我们机关里面。”由于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我在内蒙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讲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话，我在这讲过这个问题，说我们机关里面干部50％－60％是好的，那就是说还有30％－40％是不好的，这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的谬论，这样我们机关的干部，在挖内人党中间，很多的同志，被打成“内人党”限制了自由，遭到残酷的打击，有的被打死打伤，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同志受到了迫害。我这种错误思想要彻底批判，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干部95％以上都是好的。我公然讲出这样的话，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我讲这句话使许多的干部受到了打击受到了迫害，我向这些受打击受迫害的同志，向他们请罪，向他们低头认罪，请这些同志起来批判我这个谬论，彻底批判我这个谬论。我向这些政治上受打击，精神上受摧残，身体上遭到了损害的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家属、小孩表示慰问，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而且要向他们请罪。由于我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把内蒙的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我们内蒙的全体人民，全体干部，是热爱毛主席的，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内蒙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内蒙的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由于我这个严重的“左”倾错误，动摇了内蒙广大的人民对毛主席的这种热爱的信念，这个罪恶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这种扩大化的错误，我们许多的干部受到了摧残，现在我们没有完全的数字统计，如果说我们全区挖“内人党”死伤了一万人，那么它所牵连的不是一万人，起码每家五口人，就是五万人，我们挖“内人党”，不管是挖了廿万，卅万，几十万，这个几十万不是几十万的问题，而是几百万的人民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小孩，他们的亲戚都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和歧视，这就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关系，破坏了上下关系，这个罪恶不是可以用数字、经济、什么数字可以统计出来的。特别严重的是，我们少数民族的干部有一些单位80％打成“内人党”，有些单位100％打成内人党，而且还有些地方就这样讲，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蒙族的领袖，蒙族领袖是乌兰夫，这是完全污蔑我们少数民族，污蔑我们蒙族广大的革命群众，想起来是多么痛心的事情啊！我们广大的人民是热爱毛主席的、心向毛主席的、心望北京的，我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那样多的同志被伤害、被打击，可是没有一个朝外蒙跑的呀！而是朝北京跑呀！（口号）全区各族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我们各族人民是多么想念毛主席呀！怎么这样污蔑我们的同志；他们的主席是乌兰夫不是毛主席，是多么痛心的事情，我的罪恶这样严重，那样多的同志打死打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哪有一个跑外蒙去的，不都是跑到呼和浩特，朝北京跑吗？说明我们内蒙人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现在我们这些同志起来批判滕海清的严重错误，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执行的，革命的行动啊！好得很呀！这样由于我的错误，使我们的民族关系闹得多么紧张，当然不管是什么民族，贫苦人都是一家人，他们中间没有利害的矛盾，没有利害冲突，由于我这种错误的打击了这些好的同志，所以这个紧张的矛盾不怪群众，也不怪下面，这是我的错误造成的，问题是很严重，我们最近看到各盟市、各旗县，有些公社的同志上来，受的那种刑法，那种残无人道的刑法，而出现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三年之后，这样的情况下，这实在太严重了，我对不起我们内蒙机关的、我们内蒙的干部，我们内蒙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七千多人，在大学校成立以后，我除了和我们的一些干部讲了一些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以外，其它的问题我根本没有管，主要的是权星垣同志他们来领导。我们广大的革命干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我过去的看法，好象受乌兰夫影响很深，所以就讲我们很多（有30－40）％的干部，那么，就是这些干部不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实在错误到极点，我们内蒙的干部，内蒙的人民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各族人民的心永远向毛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由于我的错误思想，我认为我们的好些同志是不忠于毛主席的，那就从我的思想上动摇了我们这些同志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毛主席的；这是一种罪恶滔天的错误，从事实看来，特别是在我犯错误这一段时间看来，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是多么拥护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啊！所以我这个错误不批判，不肃清这个流毒，这个不行，要肃清我这个流毒，批判我这个错误，才能够恢复我们这些干部政治上的荣誉，我们的干部是国家的财富，是党、毛主席培养几十年的干部。乌兰夫在内蒙有它的一定影响，但是毛泽东思想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在内蒙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我对这个问题动摇了，我这动摇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信念。就是讲我的毛泽东思想在内蒙占统治地位，绝对地位，光焰无际的，这个我发生了动摇，我不是说我们其它同志，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干部是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在这一次我犯错误中间，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多么相信毛主席，多么拥护毛主席啊！到呼市来几个人，到呼市来干什么？就是到呼市来解决问题，要求平反，要求给他们解决问题，要求支持他们批判滕海清的错误，他们并没有别的要求。他们到北京也是这样的要求，这完全是合理的，完全是正当的，完全是革命的行动，现在情况那样紧张，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边防站，我们的战士每一天都守卫着我们的边防，丝毫不动摇，边防的民兵配合我们的解放军守卫着我们的边疆，我们少数民族的干部、牧民昼夜的巡逻我们的边防线，他们是多么关心国家大事，对敌人是多么仇恨呀！种种事实说明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这是中央讲的），内蒙的人民是好的，内蒙的造反派是好的，内蒙的造反派头头是好的。恰恰是我违反了中央的这个指示，我讲了很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话，那么，在落实政策的时候，现在打成“新内人党”的是没有证据凭口供打成“内人党”的同志，都要一律平反。我过去是相信个别口供，我犯了错误，有些单位，那些口供也是逼、供、信逼出来的，另外有些什么党委��支部，凡是没有证据的，都要平反。我过去说过“内人党”的机构在内蒙机关，是没有证据的，只是凭口供。在平反的问题上，各个地方还有阻力，我希望凡是没有三证的——人证、物证、劳证，只是凭口供的，交出来、逼出来的，都应当平反。毛主席教导要重证据，我过去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重证据，而是重口供，现在要改正这个错误，那就是过去那些口供，逼出来的，再没有其它物证材料，那就要平反，整的材料，个人整的，交给他本人，其它人揭发的材料当众销毁，不留尾巴，不准转移材料，不准复制材料，不准再把那一个同志的材料，或是把材料装进档案里去，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不能那样做，现在还有些同志对批判滕海清的错误，思想还没有转过来，我希望这些同志应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办事，我过去犯错误，把这些同志带错了，把它们带错了路，他们受了我的蒙蔽，受了我的欺骗，责任不在他们，现在这些同志应当跟大家一起起来共同批判滕海清的错误，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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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任何同志都应当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5·22”批示，应按照中央领导对内蒙工作的指示，一定要这样办。在毛主席的“5·22”批示以后，从我个人来说，对“5·22”批示贯彻得不够，没有向我们机关的同志来宣传，组织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批判，而去年批判高锦明的时候，就是很积极的，动员大家起来批判高锦明同志，可是到今年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我反而不挺身而出，号召同志们起来批判，这是继续犯错误，我向今天我们学校的全体同志，检查我前一段没有引导大家来批判我的错误，我今天号召大家起来，不管什么观点应当求大同存小异，但是当前的大方向是批判、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二十四字的中心的中心是要批判滕海清的错误，才能够落实政策，任何同志抵制，思想不通，都是不按中央内蒙的指示，不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5·22”批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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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讲错误的批判高锦明同志的问题。我从到内蒙来一直到去年八月间以前，我跟高锦明同志在一起工作，我们是互相信任的。但是，以后由于我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发展，这个时候，我就逐渐的认为，高锦明同志有右倾，对他表示不满，由不满，对他采取了怀疑，听到了某一些流言蜚语，我就相信了这些问题，动摇了我原来对高锦明同志的看法。高锦明同志是在红八条上肯定的干部，但由于我的错误思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登峰造极的时候，对正确的东西我看成是错误的。高锦明同志对我犯错误以前有些抵制，由于他抵制我的错误，我的思想对他不满，认为他有野心，要把我赶走，特别是在反对高锦明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在这个时候，我是无限上纲，已经把他上到乌兰夫线上，把他当成乌兰夫第二套班子，我对高锦明同志在去年十二中全会以后，实际上采取了卑鄙的手段，突然袭击的办法批判了高锦明同志，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那个时候，我认为高锦明同志批判乌兰夫以后他要取而代之。是要把矛头对着我，对着我自己。（口号：滕海清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绝没有好下场！老滕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决不许老滕蒙混过关！老滕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所以我对高锦明，从我们开始工作是好的，以后对他不满，不满对他采取怀疑，由怀疑采取要把他打倒，那时我认为高锦明是乌兰夫的第二套班子，认为他不是好人，就这一些对高锦明同志的批判，是有组织从上而下是由我领导自上而下的批判的，完全不怪下面，不怪群众，没有经过中央批准止了他的工作，而且没有经过核心小组的讨论，没有经过中央，派人调查了高锦明的材料，历史问题，还有一些问题，这一些不仅是党组织无纪律，而且是一种资产阶级政客，突然袭击，打击我们自己的好同志，高锦明同志是我们革命委员会付主任，核心小组的付组长，工作是有成绩的，做了根多的工作，由于我的个人主义灵魂的丑恶，对高锦明同志采取了这种手段，这从党纪国法上说来是不容许的，而且错了以后，我还迟迟不能认识错误，到中央指出恢复高锦明同志工作的时候，我还认为这样，我批判高锦明批判错了，但是高锦明同志有错误过去批判是对的，现在工作也是对的，我还是这样想法，一直到今年5月16日我们到中央，中央领导同志严肃的批判以后，我才彻底认识到我批判高锦明是完全错误的。原来，我还认为批判是对的，工作也是对的，我认识错误也是很迟的，很顽固的，由于在批判高锦明同志，在全区范围内，“左”倾错误思想发展的最高潮的时候，从这个时候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挖“内人党”都从这里头一下子爆发出来。我没有听高锦明同志的正确意见，批判高锦明的时候下面很多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小高锦明或是高锦明的右倾势力等等，我向这些政治上被打击的同志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恢复工作，这不怪下面群众和组织，这主要是我的主导思想办了这种丑恶的这件事情，那末对高锦明同志在批判的时候，以至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以后，高锦明同志的思想与我的思想相比之下，那是天地之别，高锦明同志是顾全大局的，特别是我犯错误这一段，对我耐心的帮助和批评。可是，现在有一种谣言，说这一次反滕海清是逆流，是高锦明、权星垣搞起来的，这完全是错误的，颠倒是非的，这是破坏我们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团结的，错误是我造成的，群众起来批判完全正确的，是按照中央指示办事的，怎么能说是高锦明同志在操纵的呢？就有这样一小撮人，煽阴风，点鬼火，他们的目的干什么？为什么把这些罪名，错误应当是滕海清的错误，又把这个错误加在高锦明同志身上，这完全是不公道嘛！不合理嘛。完全是捏造嘛！高锦明同志在恢复工作以后完全是顾全大局，完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是按照中央二十字方针办事的，我希望我们听到这些事情，我们要追查，我过去错了，我打击了高锦明，我现在我向高锦明同志赔礼道歉，我向他们学习嘛，他已经耐心地帮助我，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罪名加在高锦明同志身上呢？这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我们大学校的同志，很多同志在反右、反对高锦明同志的时候，那些同志的思想是正确的，抵制我的错误的，不愿意批判高锦明，被打成小锦明，这些同志他们是正确的，应该给他们平反，恢复他们的工作，那些过去同我的思想一样，打高锦明同志很积极的同志，也不怪他，那是我的思想，受我的毒害，受了我的蒙蔽，那些同志没有罪，只要现在转过来，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就行了。我们内蒙的，我们机关的干部，我们那些同志由于我过去的错误思想的引导下，使得我们很多的同志政治上受到了打击，而且把这些同志打得灰溜溜的，这个责任主要就是我来负，我要给这些同志恢复名誉，我过去那些谬论是错误的，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现在要批判，要批判我的错误，恢复这些同志政治上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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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说一点，最近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我希望不同观点的群众都要起来，现在有人不把矛头对准滕海清，而却把矛头对准某一些造反派的头头，无限上钢，说他们是违反中央的指示，反中央的，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滕海清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中央也没有计，群众也没有讲就是反中央，为什么我们那些同志做了那样多的工作，起来批判滕海清错误的时候，他们怎么是反中央的呢？那就是颠倒是非了，无限上纲嘛！这个不对嘛！比方我们机关里成立了批滕联络站，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要批滕联络站呢？因为当时没有人领导，大家没有办法起来组织批判滕海清的错误，我认为这是好的，是革命的行动，等以后说不要，那就不要，那还是要批判，不要联络站，不等于滕海清的错误就不批判了。现在有一种谣言，说内蒙马上要停止“四大”了，要打仗了，滕海清调到北京去指挥战斗了，昨天在包头的同志还有讲敌人已经打倒白云了，等等一些谣言，干什么？目的就是一条不准批判错误，那么，我对这些同志，我认为这些同志是好同志，但是他们不愿跟广大的同志起来批判我的错误，我对他们这个问题，我是很……我不支持他们的这个行动，他们是错误的。我还讲到，我说我要改正错误，我就是要站在批判我的错误的同志那一边，我看我的错误才能改正。如果我站在那些同志，不愿意批评我错误的同志，站在那一面，我看我最后的目的，就是身败名裂，只好垮台（群众笑声口号）。我现在对批判我的同志感到很亲近，我最近接见了很多的受害同志，也有其它的一些同志，他们批判我，批判得很严格，我看很亲近，他们真是诚心诚意帮助我改正错误，我深有体会，我很感谢这些同志；而那些同志不批判我的错误，拐弯抹角的造了一些谣言的东西，掩护这个东西，我认为对我不是有好处，而是帮倒忙。同志们想一想，我这个错误这样的严重，不���判怎么得了？我这个批判，如果早三个月批判我这个错误，人民的损失就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大，如果去年十一月间、十二月间、一月间批判，我们的损失就没有这样大，如果现在还是犹豫，不批判错误，我们要挽救我们的损失，那是不可能的。我这个错误后果很严重，比方说民族团结搞得这样紧张，这不是一天半月甚至半年能夠挽得回来的，我们伤害了那样多的好同志，他们对我们怎么看法呀？这不是一下子挽救过来的呀！中央讲四个团结，民族团结、人民团结、干部的团结、军队的团结，严重的很呀！军队的团结现在也是很紧张。（大学校批滕总站当场质问滕海清，提出几个问题，让他当面回答）（众呼口号，并叫滕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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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第一，滕海清在全区镇压大规模的，把数十万计的革命群众，贫下中农（牧）、工人、革命造反派打成内人党，我们要问：滕海清有什么证据？你在六八年十一月发动大规模围歼内人党的时候有什么证据？你说内人党中央机构就在内蒙直属机关，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让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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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答：我前面讲了，我没有什么重要的根据，完全是凭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凭那些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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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在六八年十一月在全区发动围歼内人党的时候你掌握什么证据？你说内直机关大学校有内人党中央机构你当时有什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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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答：我当时没有什么根据，就是凭着那一些口供的假象，逼供信的材料，没有任何的根据，现在看来没有任何的证据，我的错误是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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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继续质问：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指示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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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答：我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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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必须回答现在内直大学校有无内人党中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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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答：现在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在大学校现在有中央机构只是口供，没有其它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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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那么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在全区搞这么庞大的内人党，到底是真案还是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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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答：我在内蒙党委里面，原来我讲过这里面有个中央机构，那是根据那些材料，根据那些口供的材料所讲的，现在没有其它的证据，来证明内人党的机构就在我们机关，现在没有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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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是根据谁的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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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答：口供有各个方面的，我想这个问题他既然是口供，是假的嘛，将来给他们平反嘛，我们不好将他们的口供作成证据。我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内人党的机关在我们党委机关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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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过去传达说是谢富治付总理讲的，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这句话是不是谢富治付总理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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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答：是我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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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问：那你为什么在传达时说是谢付总理讲的？居心何在？（当场念了他当时讲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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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答：那是我讲的，不是谢付总理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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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正面回答？（众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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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答：我捏造了中央指示。假借中央首长名义，为我的“左”倾思想服务，我这个严重错误。（众呼口号，要滕回答实质问题，挖思想。）
+
+　　问：你封锁歪曲中央指示，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
+　　滕答：不是中央领导的东西，而是来推行我的“左”倾路线错误，捏造的。我说我是捏造中央的东西推行我的“左”倾路线错误。捏造的。我说我是捏造中央的东西来推行我的“左”倾错误的。（中间群众插话质问）我这个思想错误，错就错在这个地方。我这个“左”倾思想嘛，立场错了，一切都错嘛！我错了，我捏造了中央首长的东西，我向中央首长请罪。
+
+　　（众指责滕海清的态度不好，向他提出几个问题让他下去回答。）
+
+　　滕：刚才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我现在答复不了，以后研究以后再答复，一个问题就是中央对内蒙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些指示的经过，中央对内蒙清理阶级队伍的经过，我就是想传达了就传达，没想传达我就是没有传达。一个在六八年二月四日的晚上，我们到中央去的人有我和李树德两个，那次中央指示，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面不要搞宽了，要注意这个问题，后来没有传达。第二次，六八年大概是11月间或10月间，呼盟有一个报告，关于统一党的问题，报告到军委，报告到中央，中央看了，江青同志，姚文元同志有批示，防止扩大化。这个由中央办事组、北京军区发到内蒙军区，发到部队了，革命委员会没有传达。还有一次，总理有一次电话给陈先瑞同志，说你们那里搞挖肃斗争，那个青年学生的反映���你们那里有扩大化，这样一个情况。我接到这个电话，我是去包头没有向家里传达，也没有追问。第四次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一九六九年）到中央汇报的时候，中央同志讲，你们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步子太快了，同时讲你们要接受鄂豫皖打改组派和江西苏区打AB团的经验教训，回来步子走的太快传达了，没有研究。接受教训没有传达。还有一次在“九大”的时候，中央指山，毛主席讲：“内蒙已经扩大化了。”康老在三月九号的晚上批评我们有严重的逼供信，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在北京开始作了一个简单的检查，（不是这次发的文件的检查，）但是没有马上告诉家里。再一个是四号的时候，中央同志问，高锦明同志你们的报纸上点名了没有？我说报纸上没有点名，实际上是点名了，小报点名了。说，你们批判还在搞吗？我说，还在搞。又说，现在是不是可以不搞了。这个问题回来仅仅是在常委会上讲了一下，要高锦明同志写个检查不搞了，实际上背后还是批判，还是搞，同时还要在指定高锦明同志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有吴涛同志，李树德同志，说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是管常务还是管什么，我说，高锦明同志管常务我不放心。什么问题？就是说，我开始把高锦明同志当作坏人看待，虽然中央指示了，我认为我批判高锦明是对的，高锦明有错误，所以我这个错误思想转变得慢，没有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一系列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共产党是内人党这个东西是我讲的，不是谢付总理讲的，我是捏造东西为我的左倾思想来服务的，我对中央这些东西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我认为需要我就传达，不需要就不传达，有些认为中央敲了个警钟，我们改了就行，不向革命委员会，不向核心小组传达，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当然这不是一个认识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毛主席不忠，也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的表现。这个问题是严重的错误，严重性就是封锁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这个不是一般的错误，这是党纪不允许的。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是无条件的服从上面的东西，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我就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来搞这个东西，所以同志们起来批判我的错误。
+
+　　刚才同志们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同志们提了十个问题，有些东西我想，我希望同志们等我再考虑一下。以后，我讲了检查不深刻，我还可以再到你们这里来检查嘛，让你们批判嘛，多检查几次，你们多帮助我几次，也好嘛，同志们看我这个检查不好，我还有这个决心多检查几次，检查不行，让大家批判，帮我提高，我再来检查。我上边讲了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同志们讲，我的脑子里面没有中央，没有毛主席，实际上我封锁中央的东西，歪曲中央的东西，捏造中央的东西，那不是一般的错误，中央已经指出来了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错误很严重，可以要求大家同志批判，批判我这个错误，我同时还要脱一下，实际上我不仅仅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而且是严重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上面讲了对中央东西的封锁，歪曲、捏造，而且从我个人说来，我在内蒙搞多中心论是很多的，我想讲一些具体的东西，一个我是在内蒙个人擅自决定问题，不经过革委会和核心小组的讨论，这样的问题很多，我想我找各个单位的同志汇报，大家都体会到这个问题，有的是我一个人或者一二个人讲了以后就决定下怎么办，怎么办……也没有经过核心小组的研究，就是按照我个人的意图办事，还有我是随便到处讲话，到处发表议论，而且这些议论很多是错误的，没有经过核心小组的讨论。特别严重的是，最近发觉有人把我讲话的东西印成小本作为学习材料，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不知是哪些同志这样办的，我希望，要求我们的同志们，帮助我检查一下，这是了不得的事情，我的讲话谬论很多，错误很多，怎么能印成小本作为学习材料，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这也是我的多中心论在下面的影响呀！再一个就是对待大家了解的我周围的滕办，滕办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实际上滕办是凌驾于革命委员会之上，凌驾于军区党委之上，不管这个问题什么人做的错事，那都不管，那是我默许下来搞的，那就是典型的多中心论。报纸上经常发表我的讲话，内蒙古日报经常发表我的讲话（口号：滕海清必须作沉痛的检查！内蒙古日报资产阶级办报方向必须彻底批判！）而且我的讲话在很多地方作为学习材料，这些问题我没有采取断然的措施抵制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些人在讲了话以后在街上贴出大字报“滕海清讲话好得很”，种种这些事情，这不怪群众，这是怪我树立自己的威信，搞资产阶级多中心论，还有报纸上一些问题，内蒙古日报发表了很多错误文章，如《打倒假洋鬼子》的文章，还有什么“狠字为基础”的文章和《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拋出来的，这个也不能怪报社内写文章的人，主要是我错误思想贯彻的，特别是《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的文章，完全否定了造反派，否定了革命干部，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泡制出来的，我还有我个人在工作上只能听顺服的话，不能听逆耳之言，我对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很不尊重，只要人家尊重我而我不尊重人家，独断专行，这样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破坏了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的原则，我们革命委员会的生活非常不正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少，所以我的错误得不到克服，得不到批判，这怪谁呵？怪人家？不怪人家，我是革命委员会主任，核心小组组长，我是搞一言堂，这样，圈子越来越小，耳朵越来越闭塞，既没有调查研究，又没有到群众中去蹲点，收集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偏听偏信的一些东西，象这样下决心去指导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
+
+　　还有一个问题，我对群众的态度问题，由我“左”倾思想指导下，这个对群众的态度，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在全区有一部分造反派受压，我对群众的态度、对群众采取了粗暴的态度，把一部分，特别是在反对高锦明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把一些不满意、抵制我的错误的那些造反派，我把他们当做右倾势力。我在对那一些吹捧我，按照我的意图办事的人，我就支持他，不按照我的意图办事的人就不支持他或是压制他，我压制造反派，在大学校，我向大家都讲了，这是到处都存在，在其他地方，乌盟有这个事情，3·26事件就是压制了乌盟的造反派，我们在呼市几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在师范学院、内蒙古大学，我是支一派压一派的，而宣传队进去是按照我定的调子支持那些人、不支持那些人，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正确的支持不正确的就下支持，帮助教育，我不是这样，而且对群众中有些人思想不服，组织上采取措施，在其他的地区，比如乌达的造反派，最近包头的同志也来反映了很多情况，由于我的错误思想给大家压制造反派的武器很多同志受到了压制，而且很多的造反派打成右倾保守势力。戴上莫须有的这个帽子，在有些地方我是直接插手来搞的，有些地方，全区我没有插手，但是由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全区很多的地方造反派受压制，这也是我的思想影响，内蒙的造反派是好的，在4·13以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靠什么？就是靠造反派，可是红色政权建立以后，我的阶级感情就没有了，对造反派采取一种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采取蛮横的态度，不是说服教育的态度去对待他们，我在4月18号来，4月19号保守派就冲新城宾馆，那个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呀？没有地方去，跑到铁路局，跑到“火车头”，那里造反派几百人昼夜保护着我，一直到5月27号中央仍然采取措施以后。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切东西，完全是靠造反派搞的。就是筹备小组成立以后，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所以我们能够做些事情，也是我们造反派支持，帮助，保护。可是由于我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对群众的态度变了，这种变，就是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根据最近大家反映的情况，很多地区造反派被压下去了，保守派起来了掌了权，当然现在讲保守派这是不科学的，是站错了队的同志吧！有些人思想没有转过来，他们在那里压制了造反派，那末这些不能怪下面，也不能怪其他人，主要的错误是我对群众的态度，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要向受压制的，受打击的这些造反派赔礼道歉，恢复他们的名誉，我对不起我们内蒙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一次起来纠正我的错误的时候，还是靠这些造反派起来纠正我的错误，帮助我纠正错误。我的错误不仅是扩大化，在中央的问题，对高锦明问题，多中心论，对造反派一系列的严重的错误这一些错误有罪于人民，我对人民犯罪，在这一次大家起来批判我的错误，这是完全应当的。我的错误造成的恶果，那不仅仅现在混淆了阶级阵线，破坏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破坏了民族关系、军政关系、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推迟了内蒙斗、批、改的进程，严重地影响了农牧、工业的生产，特别是现在我们工业生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现在铁路运输很不好，煤炭生产从来没有现在低，现在大工厂有的停产了，有的也有停产的危险，铁路不通，粮食运不进来，煤运不进来。而且在农业方面今年播种面积不但没有完全完成，播进去以后，保墒工作也做得不好，最近市场供应紧张，财政收入很差，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误所造成，这就是罪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不是在一个短的时期所能恢复的，很多的问题可能要很长时间能恢复的，这样严重的问题呀！所以说我对人民犯了罪，犯了严重的罪行。上面同志们讲，我对内蒙的干部怎么看法。我过去对内蒙干部的看法，我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汇报时就讲到这个问题，干部是50－60％是好的，反过来30－40％是不好的，（原话如此），这种错误的谬论请同志们批判，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我现在从犯错误教训了我，群众、干部教训了我，我过去那一些信口开河，那一个“左”倾的思想指导下所犯的严重的错误，讲的那些话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有的同志讲，但现在对内蒙干部怎么看，我说我们内蒙干部和其他地区干部一样95％以上是好的。我过去错了就错在这个地方。内蒙的人民是好的，拥护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的，我过去把乌兰夫的力量影响看得那样重，这是我犯错误的很大一个原因。我特别是要向我们这一次被打伤、被打残废的，被打成新内人党的政治上受打击的这些同志，再一次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请这些同志深刻的严肃的来揭发来批判我的错误，我错误的后果严重的更多，大家提的这些问题呀，有些问题我还讲不清楚，我就总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犯的错误呀！可是一下子马上局势稳定了马上问题就解决，不至这个情况，工业、农业上，民族团结、军队、军民团结，干部团结各个方面要做很长时间的工作，才能弥补这个损失。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现在我们内蒙从没有现在这样一个很危险的，很危急的这个情况，这些事实都是由于我们错误所造成的，不怪主人、不怪农民、不怪干部，这些错误主要是我的错误造成的。由于我的错误打击了革命干部，打击了贫下中农，、打击了贫下中牧、打击了工人、打击了红卫兵小将，压制了我们这些同志，使得我们这些同志政治上受到了打击，精神上受到了摧残，身体上受到了损害，很多的同志老年人失掉了他们自己的骨肉，青年人失掉了他们的妻子丈夫，小孩失掉了他们的父母：而且现在很多地区、很多的人家破人亡，这是怎么来的呀！这就是我的错误所造成的，我犯错误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那一套的影响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参加革命不算短了，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错误的东西没有在我的头脑里肃清。我这个人忘了本，由于我当官做老爷时间很长了，官架子很大，脱离了群众，股离了人民，只靠自己吃老本，老本吃完了。必然要犯错误，又不按中央，更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是我犯错误的思想的根本原因。
+
+　　最后我想讲一下我犯了这样严重错误怎么办？一条靠我自己来彻底地改造世界观，按照毛主席指示。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是主要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我在这段对我的错误的认识很不彻底的，改的很慢，但是我希望要求我们的同志对我帮助，我们核心小组的同志、常委的同志，对我帮助很大。但是我犯了错误，我还不是自绝于人民，我愿改正错误，接受群众的批判、教育，我还是能够为人民再做一点事情。我也决不由于我犯了错误就垂头丧气，抱着抵制情绪，不满的情绪对着群众，我不会的。我过去思想没有转过来，我的确是这样的。我对高锦明同志我是这样的，对其他同志我也是这样的。在这一个多月来三十多次的群众批判、揭发，实际上对我的很大的教育，这就真正看到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所以我现在就决心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要求大家不讲情面的来批判错误，要动大手术，不动大手术是不行的，所谓大手术就是掀起全区一千三百万人民都起来批判错误，肃清我这个错误的流毒。只有这样，我才能夠改正错误，改正错误以后，才能为人民做点工作。如果按照我过去错误思想，极“左”思想，仍然还要办错事，还要犯错误。我干错了，错就是没有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太少，脱离群众；不是在群众监督之下，而是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只能听好的，不能听批判，只能听悦耳之言，好的意见，逆耳之言，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就把人家顶回去；飞扬跋扈，独断专行，这完全是一种军阀主义的作风。我怎么养成这样一个作风呢？当然，基本地还是我没有很好的改造思想。我不是资产阶级出身，也不是什么富农、中农出身，但是，我养成一个军阀主义，独断专行，这样一个问题，说明我忘了本，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我要痛改前非，刻苦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在广大的革命群众监督之下改造我的世界观，使我这个人能真正的给人民当勤务员，做一点事情，永远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在内蒙这一段工作中间我错误很严重，严重的是对毛主席不忠，对毛主席司令部不忠。我对内蒙一千三百万人民重托，我没很好的完成，我犯了罪，向人民请罪、向内蒙各族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请罪、请同志继续批判我的错误。我在同志们批判的基础上继续向同志们作检查，检查一次不行，检查十次都可以的，我有这个决心，向同志们检查我的错误，我检查错误的地方很多，请同志们继续批判，大家团结起来批判彻底的批判。
+
+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耽误同志的时间，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请原谅一下，我将慢慢考虑，以后有时间再到你们中间去，到你们那里去，请你们帮助我来分析，来解决问题，再作检查，今天就讲到这里，耽误同志们的时间。
+
+　　（来源：建工部八局一公司工代会《801通讯》第15期，1969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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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的罪行交代补充
+
+　　<赵丹>
+
+## 前言：
+
+　　解放前的罪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补充或更正的了。只是感到解放后所犯的三反罪行有补充的必要，其所以必要，原因如下：1.我虽然把三反的罪行都已做了如实的、详尽的交代，并且一个一个专题地写了足足几十个专题，而每个专题又总是写过许多遍，但是这一部分的交代有个显著的缺憾，就是没有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纲，用之接触客观事物的实质不深不透，当然，也就不能深刻地触及灵魂，促进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以至造成客观印象，我痛恨自己的情感不深，认罪服罪的态度不好！立场顽固不化了！这当然不能责怪客观，事实正是如此！2.更有些专题的交代，沦于自然主义的就事论事，实际上只是交代了现实与过程，虽有些自我批评然而也不深刻！这实际上是仍旧站在原有的反动立场上，以原有的反动观点在继续放毒了！因为世事原没有所谓纯客观地自然主义的叙述的。总之，决定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的！同样一件事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看法与结论。而只有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论辩证的观点，来揭示客观事物的实际，也才能真正揭露出事物的矛盾实质和性质来！我的交代的种种缺点，再再说明自己学习得不够，觉悟不高，立场是未完全彻底“化”过来！
+
+　　经过这场大革命的冲击，尤其是这两年多以来的“隔离审查”的革命的斗争教育，也逐渐地有所提高，有所改正。我想最后的一稿“请罪书”，组织上也可以看出我的这一进步的端倪来，然而即便那份“请罪书”，今日复看一遍，则仍感有不足处，所以现在我就来进行这一补充的工作。
+
+　　但是，觉悟的程度和认识水平，总是无止境的！广义地讲：即便是已经定案处理，解放了我出去，我也仍然应该不断地继续触及灵魂，联系一生的罪行、联系实际来促进世界观的改造。所以从这一观点来看，我现在的工作能做到七八十分就是了不得的成绩了！因为我自感觉悟水平，能力总是有限！我又想：只要我的态度是诚恳的，对组织是毫无保留的，不是三心二意的，只要是能把几个基本观点彻底改正了过来！立场对头了！这就是我已尽到我的最大限度的努力了！我相信组织总是会看得出来的！
+
+## 正　文
+
+　　（一）一解放，我以为这一下好了！我可以把平生的抱负，愿望都实现了！“我们的时代到了！”“我的时代到了!!!”哪里晓得社会主义革命，正是革的像我这样的人！革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命！我是原封不动地将旧有的一切都搬到新社会来了，所谓的平生的抱负和愿望，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是个人的名利主义！而这些思想是对新社会的反动，反革命，不可能是别的！我连新民主主义的关都没过得去，更谈何容易地过这社会主义的关啊!!!
+
+　　我长期以来，以唯心史观、叛徒哲学，篡改了自己的一部反革命的可耻的叛徒历史，自吹自擂，非但不以为那是严重的罪行，还恬不知耻地自诩为是为了革命的艺术向往而吃了苦，受了冤屈！反以此为政治资本，为荣！至于参加了伪国民党，虽当时、当事，曾一度感到愧对于党。但同样地以叛徒哲学原谅了自己，因为那是被逼迫的！不得已的！因之把脸一抹也早就原谅了自己，早就忘掉了！自以为我的“心”、我的“感情”是对党忠贞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也即是说：在政治上，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总之：我就是带着这样的自负、自满的思想踏入了新社会，根本就没觉悟到，想过：“我还必须要有一个彻底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任务。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出于反动阶级的本性使用了全身的反革命解数，放出了一支毒箭《武训传》，直射向新社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挽救，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当时对我的触动确是很大的。因为，第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如此严肃的批判;第二:我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复看了一遍毒草《武训传》电影，感到自己过去个人以为“美”的，确是奇丑无比了！从而使我认识到：这不是什么表演技巧上的一招一式的问题，感到恐慌至极！感到如果不从根本上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番改��，是不可能演工农兵的人物，也即是不能为新社会的电影服务了！我曾几次向黑线上的电影领导人提出离职下到部队去，改造自己，但被他们硬留住不放，接着为我开了后门，专演知识分子及历史剧，这样我刚迈开一步却又被拖了回来！
+
+　　检查内因：1.我没觉悟到，那场大批判，是解放后第一次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政治的斗争，因之我就没联系到自己一生所走的罪恶的道路，反革命的历史，来检查自己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从而认识其性质，让我仅仅做了一个文艺思想的检查，蒙混过关。所以我的这个政治上的缓，越感到包袱未能击碎！2.由于阶级性格的动摇性，和意志的脆而不坚，所以也不可能顶得住四条汉子的威吓，被他们大帽子一压就压缩回去了！今日回顾这段历史，怎么能不在痛恨自己的同时，又痛恨刘少奇的黑线，痛恨四条汉子对我的毒害呢？
+
+　　我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的挽救！我又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呀!!!
+
+　　（二）一九五六年，黑帮分子袁文殊到上海来搞电影资本主义企业化，先走访了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的所谓“权威人士”，我当然是他拜访人之一。我记忆不起当时和他说了些什么反动的向往，想来不外乎是一套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一类的黑谬论。我只记忆起和他说了些内心的个人的苦闷。即：饭票、房票、政治待遇等等的票全有啦，党全部发给了，可就是最后的一个“党票”还没有要到手！袁文殊当然就把这事记在心上，是为他此后千方百计地把我弄进党内的开始。
+
+　　袁文殊既要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就必须先制造反革命舆论，树样板，让严恭介绍苏修的一套“创作集体”的黑经。我在袁文殊的一再鼓舞下，与瞿白音、徐韬、郑君里三人还拉上了刘琼和葛鑫，搞了个“沈记社”的黑创作集体(按:以沈浮挂帅)，我们几个人发表了一篇反革命的政治纲领性的毒草《炉边夜话》，为夺无产阶级的电影事业的领导权而开路。
+
+　　五六年底五七年初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大肆泛滥，一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凭着我的反革命的政治嗅觉，以及我有个要混入党内野心，所以倒也控制住了我的反动思潮，没让它自由泛滥！在党发动向右派的猖狂进攻，举行反击之际，袁文殊设法让我摇身一变，变成反右的极积分子，把我打扮成个“左”派，于是在反右以后我篡改了我的罪恶的历史，蒙骗了组织，混入党内，遂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
+
+　　五八年，敬爱的总理倡议搞艺术性纪录片，敬爱的、永远值得人纪念的柯老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我们从摄影棚，赶下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使我开阔了眼界，开阔了心胸。在党坚强的领导下，和工人阶级的先进事迹、思想教育下，使我一改过去的从自我出发的创作方法，而从工人阶级的需要出发，从政治和政策的需要出发，走集体主义的创作道路，得到了甜头！那几个月，可算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畅舒的一段生活，我也初初体会到，一个人无私心杂念的精神境界的“美好”，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刻，四条汉子的黑线，仍是百般地阻挠、破坏，先是要我演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封建统治阶级的“林则徐”，继而又让演为王明路线翻案，为黑线老头子竖碑立传的“聂耳”。仍旧不让工农兵成为舞台与银幕的主人翁！（以下无——整理者注）
+
+## 五七年反右
+
+　　1.我与右派分子石挥、吴永刚、吴茵等四个人一同去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石西民的总领队，临行前，石西民交给我任务，做他们三个人的思想工作，因之我随时地向石西民汇报他们三个人的思想情况。
+
+　　他们三个人酝酿大会发言，由石挥执笔起草，写就，也把我叫去，念给我听(他们三个人是否早已来回地共同看稿，修改过，这我不知道)，要我发表意见，并说是用四个人联名发言，又推我作代表于大会上发言。我执意不肯，并表示不必定要四个人联合发言，我不参加联名。可他们说：“要是这样，那大家都不必发言了。”这事我汇报了石西民，石叫我把他们的稿子拿来给他看，看过后，石西民指示我说：“如果他们一定要你联名，你就签上个名，否则好像不让他们发言了。只是你别上台去讲，让他们随便谁上台去讲吧!”我回来，即按照石西民的意思做了。于是他们又推了石挥代表上台发言，石挥是个机灵鬼，一看我对发言如此慎重，他又在他的发言稿上再做了些修改，给我看了。是在前边增加些肯定解放以来党所领导���电影的成绩部分，删去了些后面的尖锐的意见，及一些不妥当的言词，即于大会上，石挥上台作了发言。
+
+　　石挥发言完，石西民和我说:“关照他们一声，这篇稿子在大会上念过就算了，不必再拿到报上去发表了。”我也和石挥说了，石挥当时表示，决不能在报上发表，记得石挥还说:“我一边在台上念着，一边也感到这个发言是多此一举的，大可不必发言的。你看我不是一边念着一边在改词吗?有些话我都没照稿子上的念。”岂料回到上海以后，《文汇报》将这篇稿子刊登出来了，并且仍是沿用的我们四个人的联名。这一下我着急了，立即打了电话，问石挥是怎么回事。他在电话中说：他一翻开《文汇报》，看到稿子登出来，他也着急了。他说记者昨天来要稿子他无论如何不肯给，后记者只说是拿去看一看，不发表。这是骗去的，说他决没同意发表，并说是即使发表也得要得到四个人的同意，而且他还得要作修改的。我当即责成他打电话到《文汇报》去责问，我一面也打电话到《文汇报》编辑部责问，而编辑部说，得到石挥、吴永刚、吴茵三个人的同意的。我说，他们即使同意，有我一个名字，你也得征求我的同意呀!《文汇报》说:他们三个人，多数同意了，就行了。当时把我气炸了肺了。总之《文汇报》和石挥他们之间相互扯皮、抵赖，这事我向局党委袁文殊，或者还有陈荒煤作了汇报。宣传部也来了电话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记得袁文殊叫我钉住石挥，把这件事的责任一定要弄清楚。后石挥说他已坚决要《文汇报》登报说明事情真相，后《文汇报》大概是登了一条非骡非马的不像样子的启事说明，这事才暂时搁在了一边。可惜这篇文字我手边没有，实在记忆不起是什么内容，所以没法交代，也没法进行检讨。
+
+　　2.“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上海民主党派四处煽风点火，发展组织，开各种黑会，尤以民盟为最。听说民盟要办电影厂，又是什么搞“皮包公司”，一时黑云压城城欲催之势。民盟发起“三次座谈会”，三次都有请柬给我，我根本没去。在第三次“座谈”之前，陈仁炳还亲自到我家来，硬邀我去，我也不理他。记得他说:“你既然不去开会，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讲出来，我替你转达。”我说:“谢谢你，我有意见素来会向组织上直接提的!”他又说:“你去了，即使不便提意见，也可以听听别人对你们的意见呀!”我说:“那好嘛!有意见请尽管提吧!”那天，弄得他很窘地走了。
+
+　　事后，我认识到:我那种躲避斗争的态度是不对的，也只有在火线上才能考验得出自己究竟是个“左”派，还是个右派。
+
+　　总之：那次的反右斗争，我在黑线的保护之下，非但没有列入右派，反而摇身一变而成为“左”派，我参加了对右派分子石挥的面对面的斗争大会，又参加了对上官云珠的批判斗争的中型会，我皆作了发言。瞿白音乘机也捞了把稻草，跑到我家里来，急就章地二人搞了一篇批判石挥的文字，送给报上刊登了出来。这样，将自己打扮成个“左”派，混过了关去，并在刘少奇的一条招降纳叛的建党路线之下，我站在叛徒哲学的观点上，篡改、隐瞒了我的罪恶的叛徒政治、历史部分，混入了党内，玷辱了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替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害!真是倾东海之水也洗涤不净的罪孽呀!只有再次地向党、向革命人民请罪!服罪!
+
+　　 赵  丹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一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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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
+　　“九大”以来，我市广大军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真贯彻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7·23”布告下达后，全市人民正在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7·23”布告的高潮，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不甘心于死亡的阶级敌人，疯狂地进行捣乱和破坏，他们在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掩盖下，抢劫杀人，偷盗扒窃，强奸妇女，组织反革命集团，扰乱社会革命秩序，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坚决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革命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充分讨论，坚决要求镇压打击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特依法判处黄常兴等八名罪犯。
+
+## 反革命集团首犯黄常兴，男，28岁，江西省人，贫农出身，学生成分，原系南京市十月公社水泥厂工人，1962年因书写反革命标语等罪被判管制。
+
+　　黄犯思想极端反动，刻骨仇恨社会主义制度。1966年11月外逃，冒充“红卫兵”四处流窜，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1967年6月4日和12月12日，在本市人民南路、东风路等主要街道，书写张贴署名“中青军川委”的反革命标语、传单60余张，极端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1968年1月，窜至陕西省山阳县，纠集一伙坏人，组织反革命“中青军山阳特委”，炮制了反革命纲领、计划、“军徽”、“军旗”等，妄图夺取无产阶级政权。1968年3月，又窜来本市，阴谋筹组“中青军川委”，企图窃取我军事情报、盗窃枪支弹药、组织武装暴乱。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拘捕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黄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人民法院军事代表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曹国平，男，21岁，江苏省人，成都市十六中学生，住本市公行道1号2幢37号。其父因反革命罪被拘留，母系摘帽右派分子。
+
+　　曹犯思想极端反动，当其恋爱对象李明志（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得知曹犯父母有反革命政治问题，一再表示与曹断绝关系时，曹犯竟怀恨在心，蓄意行凶杀人。1968年9月24日下午7时许，曹犯身藏利刀、绳索等凶器，将李骗至川医一处空房附近，百般纠缠，直至天黑，乘李不备，向其头部猛击数拳，在头部连刺两刀，卡紧喉管，窒息死亡，然后奸尸，畏罪潜逃。曹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人民法院军事代表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谢子富，男，32岁，三台县人，贫农出身，工人成分，成都铁路分局广元工务段陈家坝养路区危岩看守工。
+
+　　谢犯一贯偷摸。因先后盗窃本工区同宿舍工人戴寿贵的公债券和衣物、粮食，做贼心虚，怀疑罪行被失主发觉，遂起杀人灭口歹意。1968年6月18日，谢犯乘戴寿贵值晚班之机，潜入看守工棚，用锄头猛击戴的头部，当即惨死。谢犯劫得手表后潜逃。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人民法院军事代表批准，判处谢犯子富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易正鸿，男，31岁，成都市人，小商出身，学生成分，一○七信箱技术员。
+
+　　1968年6月10日中午，易犯因所晒衣物被同院职工家属、精神病患者王大芳收去，便身藏匕首前往王家索取，与王发生争吵。这时，王的丈夫张XX返家相劝，并拿出衣物还易。王不依，神志更加异常地吵闹并争夺衣物。易犯竟向王胸部猛刺一刀，王退回室内避让，易犯又追上在其腰部、左肩连刺两刀，致王重伤死亡。易在群众舆论压力下投案。易犯正鸿罪行严重，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
+　　反革命犯陈竹风，男，46岁，金堂县官仓公社人，解放前系民社党区分部书记。1955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3年。现管反革命。
+
+　　陈犯一贯坚持反革��立场，抗拒改造，长期流窜，进行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经多次收容遣返，屡教不改。清队中畏罪潜逃，继续犯罪。在本市收容审查期中，猖狂地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党的政策，更为恶劣的是，竟敢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行严重，民愤极大。依法判处陈犯竹风无期徒刑。
+
+## 阶级报复聚众行凶犯丁建文，男，17岁，简阳县人，地主出身，成都市三十中学生。
+
+　　丁犯思想反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贯为非作歹。清队中被隔离审查，竟怀恨在心，扬言要打群专组成员。1969年1月外逃，在五通桥市行窃被捉获。押送回蓉途中又逃跑至夹江县，继续犯罪活动。4月17日，丁犯在夹江城内遇见同学中批斗过他的积极分子、下乡知识青年申??，蓄意行凶报复，狂吠：“找你好久了，今天该老子打死你！”立即指挥一伙暴徒对申围攻毒打。申重伤后，当地贫下中农抢送入院，丁等仍不甘心，又赶到医院行凶，企图致申于死。丁犯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判处徒刑20年。
+
+## 反革命抢劫流氓犯周二明，男，18岁，山西省人，八二信箱临时工。
+
+　　同案犯薛树林，男，20岁，成都市人，八二信箱工人。
+
+　　周犯思想极端反动，多次收听敌台广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为刘贼少奇叫屈、翻案。周、薛二犯，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结伙持枪拦路抢劫群众和国家大量财物。更为恶劣的是，1967年8月21日，周、薛二犯纠集同伙数人，将某单位女医生李XX非法绑架至八二信箱单身宿舍，施以捆绑、吊打、跪砖头等残酷暴行后，乘同伙离开宿舍之机将李轮奸，致李休克。事后企图杀人灭口，逃避罪责。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判处周犯二明徒刑20年，薛犯树林徒刑15年。
+
+　　 1969年8月13日

CCRD/0/8/5/000028.txt

@@ -0,0 +1,73 @@
+#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东城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  布告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
+　　在“九大”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我区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7·23”布告，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疯狂地进行捣乱和破坏，他们在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掩盖下，组织反革命集团，抢劫杀人，强奸妇女，偷盗扒窃，教唆青少年犯罪，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坚决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维护社会革命秩序，保卫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经广大革命群众充分讨论，强烈要求镇压打击这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特依法判处曾国平等18名罪犯。
+
+## 反革命集团首犯曾国平，男，25岁，成都市人，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其父系反革命分子。曾犯1962年因一贯流窜扒窃被劳教3年。住本市东升街124号。
+
+　　反革命集团主犯李联文，男，21岁，简阳县人，贫农出身，学生成份，住本市龙泉驿区山泉公社美满大队八生产队。
+
+　　曾犯国平、李犯联文对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犯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李犯书写反动诗词，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1968年12月10日，曾犯为首纠集一伙人，在李犯家中，成立了反革命组织“中国民利党”。制定了反革命“党章”、“纪律”、“中心任务”。预谋在龙泉、简阳、成都发展党羽，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购买爆炸物品，炸毁铁路桥梁，抢夺枪支弹药，组织武装暴乱，妄图推翻共产党。反革命气焰嚣张，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判处首犯曾国平徒刑20年，主犯李联文徒刑15年。
+
+## 诈骗、抢劫集团首犯庄志清，又名陈绍清，男，23岁，安岳县人，川棉一厂工人。曾因扒窃被捉获教育3次。
+
+　　同案犯胡长久，男，18岁，仁寿县人，成都氮肥厂徒工。
+
+　　同案犯冯智富，绰号冯拉，男，20岁，蓬溪县人，川棉一厂工人。
+
+　　同案犯李云波，又名李德芳，男，19岁，资阳县人，本市清洁管理所临工。
+
+　　庄犯志清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毒素，拉拢、教唆青年犯罪。1969年四月以来，为首纠集胡犯长久、冯犯智富、李犯云波等人，组织诈骗集团，多次在英雄口等地，以假冒真，买卖粮票，诈骗农民现金587元、布票250尺。更恶劣的是，同年6月4日，胡、冯、李三犯以卖粮票为诱饵，将贫农社员刘××骗至宾隆巷公共厕所内，手持钢钎，抢劫刘的现金160元。所获赃款，共同挥霍。庄犯等人，还携带匕首、鎯头等凶器，多次在胜利东路口、西门车站等地，图谋抢劫。破坏社会革命秩序，情节恶劣，民愤很大。判处首犯庄志清徒刑10年；判处同案犯胡长久徒刑5年，冯智富徒刑3年。同案犯李云波在关押期中，坦白认罪较好，从宽释放交单位群众监督改造。
+
+　　盗窃犯钟树明，绰号水娃，男，23岁，简阳县人。钟犯1961年起一贯扒窃，曾被拘留2次，劳教3年。住本市胜利东路588号。
+
+　　同案犯刘志富，男，23岁，简阳县人。1961年起一贯扒窃，曾被拘留1次，劳教2年。1968年9月因猥亵幼女拘留1次。住本市古佛寺街13号。
+
+　　钟、刘二犯互相勾结，1969年1月，采取拨门、扭锁、越墙翻房等手段，先后在提花线毯社、锦春合作饭店、柏合寺食堂等处盗窃棉纱3并（价值110元）、粮票252斤2两、人民币17元1角4分、盐肉30多斤。1969年1月22日晚，钟、刘二犯又纠集钟××在双桥百货商店盗窃细绒线40斤、毯子3床、金笔14支，价值1078元5角，当场捉获。严重破坏社会革命秩序，情节恶劣，民愤很大，判处钟犯树明徒刑7年，刘犯志富徒刑8年。
+
+## 行凶杀人犯余子顺，绰号大脑壳、余子娃，男，18岁，湖北省人，家住本市南门新村19号附5号。
+
+　　余犯一贯横行霸道，惹是生非，毒打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先后纠集一伙“操哥”，借故殴打同学、教师、��车驾驶员、邻居等8人，杀伤益门煤矿工人1人。1969年4月纠集数人，在本市锦江中学、会理县云甸公社抢劫猪肉20余斤，军帽3顶。同年6月1日，抢去邻居杨××的帽子，足踢杨的腹部，杨已站立不稳，还猛刺杨的左膀一刀，畏罪潜逃。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判处余犯子顺徒刑5年。
+
+## 聚众行凶犯徐文素，女，32岁，垫江县人，富农出身，学生成份，成都杆塔厂电焊工。其父、二叔、五叔解放后均被镇压。
+
+　　徐犯1969年8月4日无理拔掉本厂工人刘廷玉种的蔬菜，发生争吵，徐犯便同其夫、妹，毒打刘的妻子李素珍致伤，又对其子刘应凡进行毒打。次日，刘向车间革命领导小组反映，徐受批评后，蓄意报复，捏造事实，煽动不明真相的一伙青年，8月8日下午到刘家，将刘应凡打成重伤。情节恶劣，民愤很大。判处徐犯文素徒刑3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惯盗犯毛世元，绰号毛娃、黑娃，男，19岁，成都市人，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家住本市利民巷10号。
+
+　　毛犯1960年12月外流行窃被收容，安置大兴农场。1968年回家，继续行窃，拘留1次、捉获教育6次，仍不改悔。1968年底以来，伙同惯盗犯秦绍云、季文魁（另案处理）等人，在本市小天竺、东风路、九眼桥等地，采用抬门扭锁、翻窗入室等手段，大肆盗窃，窃得现金320余元，粮票50余斤，衣物100多件，被盖十多床，大麻24斤，以及大量鞋钉、帆线等，价值2000余元。罪行严重，判处毛犯世元徒刑8年。
+
+## 惯扒犯王土生，绰号狗槽，男，23岁，仁寿县人，捕前在大邑县高山农场劳动。
+
+　　王犯扒窃成性，屡教不改。1962年3月因偷盗被学校开除，继续行窃。1963年4月因扒窃被收容送农场劳动。4次逃跑流窜行窃，拘留2次。1967年至1969年伙同扒窃犯陈廷建等人，流窜新疆、西安、武汉、南京、昆明、贵阳等地大肆进行扒窃活动，窃得大量现金、布票、粮票等物。1969年1月21日，王犯又伙同扒窃犯陈康太、代明千（另案处理）等人，在本市百货大楼扒窃被发现企图毒打失主，当场捉获。此外，王犯还无故毒打值勤交通民警。罪行严重，判处王犯土生徒刑10年。
+
+## 投机倒把犯杜炳坤，又名杜永泉，冒名王太生，男，31岁，地主出身，河南省尉氏县张市公社人。
+
+　　杜犯一贯好逸恶劳。1959年以来长期在外进行投机倒把活动。1968年7月起，先后流窜郑州、武汉、西安、成都等地，长途贩运纸烟35条、糖精15斤、尼龙丝鱼线31斤、全国粮票7000余斤，牟取暴利。同年10月27日杜犯由武汉贩来粮票4200余斤、糖精2斤交投机犯杨伯林在成都出售被查获。罪行严重，判处杜犯炳坤徒刑12年。
+
+## 烟毒犯廖国栋，男，46岁，新都县人，手工业出身，本人系兵痞，住本市较场坝290号。
+
+　　廖犯曾因贩卖烟毒被拘留、收容。1961年至1965年，伙同烟毒犯吴德芳（另案处理）等人，流窜简阳、新都、金堂、陕西阳平关、西安、贵州遵义等地，贩卖大烟80余两。还买卖布票、粮票、火柴、打火石等物，牟取暴利。1966年到简阳买大烟未逞，1968年5月，又与吴犯合伙买大烟，被查获归案。罪行严重，判处廖犯国栋徒刑6年。
+
+## 鸡奸犯鄢定培，男，37岁，简阳县人，本市东方红铁器社锻工。
+
+　　鄢犯解放前即有流氓恶习，解放后恶习不改。1950年至1968年12月，采用给钱、吃零食、送玩具引诱及殴打胁迫等手段，鸡奸6至13岁幼童31人、青少年16人。致有的长期患病、生疮，有的深受毒害，严重地摧残了幼童身心健康。同时，还教唆幼童流氓犯罪。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判处鄢犯定培徒刑20年。
+
+## 奸淫幼女犯蒋云廷，男，58岁，温江县人，本市猛追湾修缮队临工。
+
+　　蒋犯流氓成性，屡教不改。1958年因奸污少女判刑8年。1966年4月释放后，继续作恶。1966年6月至1969年4月，先后奸淫幼女2人，猥亵幼女4人、少女1人，严重摧残幼女身心健康。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判处蒋犯云廷徒刑15年。
+
+## 奸淫幼女犯张明才，男，17岁，仁寿县人，住本市革命堡新村34号。
+
+　　张犯品质恶劣，道德败坏，多次在革命堡一带进行盗窃。1967年至1968年，采取请吃糖果、胡豆等引诱手段，奸淫幼女3人、少女1人，强奸少女1人未遂，鸡奸少年儿童3人，猥亵幼女2人。同时，还教唆少年儿童进行流氓犯罪。严重地摧残儿童身心健康，民愤很大。判处张犯明才徒刑12年。
+
+## 强奸犯杨家栋，男，25岁，泸州市人，贫民出身，学生成份，本市三五信箱工人。
+
+　　杨犯道德败坏，追求腐朽生活。1969年4月13日晚9时许，欺骗4名青少年，在三五信箱子弟校附近，窥视到一对男女青年，借“盘查”为名，指使青少年将男的毒打后弄走，杨犯对女的先侮辱，后逼至附近坟坝强奸。情节恶劣，判处杨犯家栋徒刑5年
+
+　　 1969年8月28日

CCRD/0/8/5/000029.txt

@@ -0,0 +1,13 @@
+# 中共呼和浩特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11·23”事件的平反公告
+
+　　一、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由于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在“左”倾严重错误思想指导和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影响下，以反复旧为名，在市革委会第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即1968年11月23日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上，以“内人党”，右倾势力，李、陈、赵的老班底等莫须有的种种罪名，错误地把一批同志从市革委会清除、“吐”了出来，我们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致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遭到迫害、精神上遭到折磨、肉体上遭到摧残、人格上遭到侮辱。在此，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这些被误伤的同志们表示赔礼道歉！
+
+　　二、“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所犯的错误，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我们深感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对不起全市50万各族革命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我们将永远记取这一沉痛教训，坚决改正错误。
+
+　　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根据毛主席的《5·22》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根据内蒙革委会有关政策规定精神，在此，特给被“11·23”会议错误处理的李文昌、齐林、徐濛、赵文江、牛兢存、韩雪明、李玉章、孙凤琴、王淑琴、郭振远、李干、杨屹民、王贵生、李迎祥等14名同志一律予以公开彻底的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或另行分配工作。
+
+　　四、对上述同志所整的一切黑材料（包括照片）一律追回，当众销毁；确实无法追回的，我们郑重宣布：一律作废。本人所被迫写的材料，全部退回本人。
+
+　　五、团结起来，准备打仗。当前，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大敌当前，我们热切希望被误伤的同志，以团结为重，胸怀大局，不计个人恩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认真落实《5·22》批示、《7·23》布告和《8·28》命令，“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
+　　 1969年9月23日

CCRD/0/8/5/000030.txt

@@ -0,0 +1,35 @@
+# 一个家庭妇女的历史交代
+
+　　<龙秀英（化名）>
+
+## 〖龙秀英，湖南城镇居民。〗
+
+　　养父龙□□在1925年和26年在伪警察局做事，搞什么事，我不知道，因我那时才六七岁。
+
+　　1927年到1933年为止，是开聚贤旅社，后因亏账就没有开了，那时我有十二、三岁。接着搬到乾明寺住家，父亲告【教】书，是告【教】古书。
+
+　　养母□□□是一贯吃长素的，是个地地道道迷信专家，61年劳改一年放了。龙家（养父家）还有个弟弟叫龙□□，是贫农，现年四十几了，在家种田。
+
+　　养父龙□□在1948年底死去。
+
+　　养母是1963年死去，这是龙家情况。再讲李家情况，生我（的）家庭。52年，李□□（生父）第二（次）把我找到，我只回了两次家，听说还有一个妹妹都没见过面，妹妹是嫁给乡下农民，听说姓彭。妹夫（见）过一次面，李□□（生父）是一个贫农。
+
+　　（再又讲刘国良（丈夫）家，刘国良是工人成分，集体参加伪国党，是48年加入的，其他的都没有参加过，可查。）
+
+　　刘国良弟弟刘国栋是个开汽车的。49年三月份便离开了家，一直到现在死活不明，（是否）在台湾也不知道，一直到（现在）没有通过信件。
+
+　　刘国良父刘□□是个工人阶级，是铁路上一个搬（扳）道的。
+
+　　我记得是49年3月份参加老母教（就是现在的一贯道），婆婆也参加了，一般的。49年解放后，便向政府交待了，没做任何处理。
+
+　　以上一些情况，（是）实实在在的交待。
+
+　　我本人任何坏事都没参加过。读了四、五年书，是在姓龙的父亲跟前读的。解放后，当过小组长，妇女会主任，居委会主任，调解委员。我自己本人是想为人民服务，可是我的两家一些问题，把我背上一个大包袱，今特请彭、赵、任、白工（人）宣传（队）四位同志和广大的群众们代为分析。
+
+　　现在我在刘家生有二男四女，三个有工作，一个响应党的号召知识青年下农村去，现在有两个小孩在读书，一个初中，一个高小，这是我的一生。
+
+　　 1969.10.17.上午龙秀英
+
+　　· 来源：
+
+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CCRD/0/8/5/000032.txt

@@ -0,0 +1,283 @@
+# 我的坦白交待
+
+　　<曾容>
+
+## 〖曾容，重庆市话剧团演员，“摘帽右派”。〗
+
+　　姓名：曾容。小时叫曾碧先，43年改为曾容。
+
+　　性别：女
+
+　　年龄：42岁
+
+　　籍贯：1927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湖北天门县，岳口对河农村。解放后改为沔阳县毛嘴区郑场公社朱垸生产大队。
+
+## 简历：
+
+　　1927-1938 在农村劳动
+
+　　在我八、九岁时，家里有土地（多少我不了解），父亲曾读过黄埔军校，在我八九岁时，父亲从外边回家（是我第一次看见），由于他吃大烟，把家里土地卖掉。父亲1942年死去，母亲1949年死。现家里有：
+
+　　哥哥：曾凡鼐，原在岳口襄河当航标工人，63年申请回生产队，现为公社推渡船。
+
+　　弟弟：曾凡鼎，公社贫农社员。
+
+　　侄儿：曾祥生，原为大队团支书，生产队会计，现四清下台干部。
+
+　　1938-1942秋  难童保育院，学生、童工
+
+　　地点：四川万县文家坪、重庆歌乐山
+
+　　证明人：
+
+　　白杰，现重庆新华印刷厂
+
+　　燕玉环，重庆南岸第五人民医院
+
+　　1942年秋-1943年春  孩子剧团  学员
+
+　　地点：重庆巴县土主场
+
+　　证明人：
+
+　　凌绾如，现上海人艺
+
+　　程代辉，现上海芭蕾舞学校
+
+　　白胜英，现浙江省话剧团（改名白鸥）
+
+　　1943年春-1943年夏  战区学生进修班  学生
+
+　　地点：重庆青木关
+
+　　证明人：
+
+　　孙增玉，现重庆乘风服装厂
+
+　　陈海根，北京。
+
+　　1943年夏-1944年夏  伪政治大队捍卫剧团，准尉薪演员。
+
+　　地点：重庆
+
+　　证明人：
+
+　　白胜英，浙江省话剧团，改名白鸥
+
+　　姚远，重庆沙坪坝区文化馆，景德淑
+
+　　鲁渔，现广州话剧团
+
+　　刘健，现成都市话剧团
+
+　　董林，上海制片厂
+
+　　1944年夏-1947年夏  伪剧专，学生（其中46年3月-10月在王大虎家生孩子）
+
+　　地点：江安、北碚、南京
+
+　　证明人：
+
+　　许伯然，现湖北省话剧团
+
+　　蔡浦珠，成都艺术馆
+
+　　黄德恩，湖北省话剧团
+
+　　陈琦，上海人艺
+
+　　1947年10月-重庆解放  大官僚王缵绪家过剥削生活（其中48年4月-8月在西南剧艺社）
+
+　　证明人：
+
+　　冯大娘，我团革委会知地址
+
+　　王凤华，同上
+
+　　叶北沙，贵州水城县红卫山勘二队
+
+　　雷南，重庆市话剧团
+
+　　蔡浦珠，成都艺术馆
+
+## 我的主要反动职务及问题如下：
+
+## 一、解放前
+
+　　（一）在43年暑期，由于我没有考取伪剧专，便住在原孩子剧团同学白胜英那里，她当时在伪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捍卫剧团当演员，约一二月，由她供我伙食。有时伪捍卫剧团上面来点名，叫我去答应一个人的名字。后来伪捍卫剧团排演《重庆二十四小时》差一个卖报的小男孩，白胜英介绍我担任这个角色，后来他们认为我还能演戏，便正式吸收我为准尉薪演员。在这里星期一早上要在蒋贼狗头下做纪念周，有时早上要跑步下操。曾发过一次单军服，女的是连衣裙，都没有符号。伪捍卫剧团所排演的戏都要到伪卫戍司令部礼堂演出。曾到江津、南温泉卖票演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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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由于我想继续投考伪剧专，曾买了一本《升学指导》请丁庚生（演员队分队长）及一个也要去考高中的姓赵的补习功课。这段时间我曾和丁庚生谈过恋爱，后来我到伪剧专后，他给我寄过两次零用钱及做过一件衣服。我在伪捍卫剧团所演的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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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二十四小时》，我演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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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暗花明》，我演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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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玉满堂》，我演郑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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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女杰》，我演卖唱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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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44年夏入伪剧专入校注册时，集体加入伪三青团，没有填过表，没有宣誓，有以下几次活动，但我确实不知道是不是伪三青团搞的。
+
+　　1、44年我们新生入校时，有一次迎新晚会，由高职科二年级同学廖开（现成都铁路局文工团）通知我们班上的，会上陈治策讲话，然后由新同学唱歌及分吃水果。这个晚会我参加的。
+
+　　2、44年冬有次全校高职科的农村演出，剧名《包得行》，我们新班同学参加演群众，我也参加的。
+
+　　3、45年夏有个全校性的晚会，由于没有人讲话，我确实不了解内容，当时年龄大些的女同学还化了妆，分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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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年在南京学生运动中，我们班上有个进步同学叫王承铭，一天下课后，他对一部分留在教室的同学说：“谁愿退出三青团的在我这里登记。”由于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是参加过三青团的，我就问：“哪个参加了三青团？”王承���说：“哪个都参加的，没有一个跑脱的。”我就说：“我也登记退出。”当时他把我的名字记在他的小本子上，但事后没有声明及任何下落，也许是这个同学在学生运动中考验我们的。而解放后，我为了宣扬自己参加了学生运动，进步，便肯定的说我是退出伪三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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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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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承铭，现改名王一根，在广西哪个矿当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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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憧，现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
+
+　　黄依宁，不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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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1945年与大官僚王缵绪的儿子王大虎在伪剧专恋爱，没有结婚怀了孩子。于46年3月至10月在王缵绪家生孩子。10月随伪剧专复员到南京读书。于47年八、九月由于王大虎吐血，休学随王大虎家过剥削生活。于53年离婚。
+
+## 二、解放后十七年及57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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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年我申请加入共青团，由于团小组给我提了意见，我就说“我不要入了”，要把申请书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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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年在三反大会上，我攻击领导是“糖衣炮弹”。我攻击的实质不是事件本身，确实是发泄自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而是借题发挥。
+
+　　（54年让我参加慰问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但我却与坏分子傅承德沿路吵架、打架，造成严重政治影响，事后我不但没有认真检查，反而认为话剧团少不了我，不敢把我怎么样。）
+
+　　56年攻击得奖党员和干部说“未必工作都是他们干的”？借没有评上演员奖借题发挥，发泄我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注：此处字因撕毁后重新粘贴而残缺）人影响，以通天演员到旧市委去告状。
+
+　　56年企图抬高自己的身价，曾想调到青岛或成都市话剧团，通过位北原（注：位北原，人名。）私人关系。后来省文化局到市文化局来调我，其实我心里还不一定真想走，我就故意对李庆升说“反正团里有的是人才”。当时我想，如果放我走，到成都市话剧团一定被当人才使用，要不然不会来调我，如果团里不放我走，说明市话剧团少不了我，今后自己在话剧团的地位就更高了。我以走来威胁革命队伍，对我们党搞反革命政治交易。
+
+　　57年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我党猖狂进攻时，出于我的反动的阶级本能，认为右派分子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
+　　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党是宗派主义，我就说“我们团里党员就是护着党员”，其实我的反动实质完全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样，只是说法不同。
+
+　　（在旧市委鸣放小组会上，我攻击说“我们团是大个人主义压小个人主义，不过他们有权，发展得更顺利些”。我攻击的实质不在什么个人主义，而要害是认为共产党员有权，就把我压住了。）
+
+　　我团右派分子在鸣放中要和我们党分庭抗礼，摆脱党的领导，搞“自由剧社”，我也认为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曾想“如果有一个剧团和我们团里排同一个戏，由我和党员同演一个角色，准把党员比垮”。因为蔡炎没有开口叫我参加，我认为他不一定重视我，才没有报名，但我的思想更具体，更反动。我就是想和党唱对台戏，把党员比垮。
+
+　　在鸣放中，我恶毒攻击共青团员像特务。在57年右派分子猖狂一时，我为了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扩大影响，我在电台记者访问中，大肆把矛头对准党员，借一些党员发泄自己对共产党的不满。当报上没有登党员的名字时，我还打电话去质问，企图把党员一棍子打死、搞臭，认为搞臭了党员我才香得起来。
+
+## 三、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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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年1月，我企图混入革命造反组织，攻击造反派说“如果不吸收我，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否定自己右派罪行，认为自己是受迫害的，所以最有“造反”精神。我确实是造的无产阶级的反，打击革命造反派。
+
+　　67年9月我参加重庆“11.16红文艺”，他的口号是“彻底解放运动初期被打成三、四类的革命群众”。我参加的目的就是否定自己是四类，实质是否定57年罪行。共开了四次会，打算回重庆发展组织。我曾想找我团杜嘉权、孟庆善、唐良炽、胡珂参加，目的是认为他们有资反路线，叫他们解放思想，将来好同情我，为我翻案说话。
+
+　　67年9月，我曾拉右派分子赵平参加“11.16红文艺”，目的是他翻了案可为我说话，同时引起我团革命群众注意我的问题，他不干，没参加。
+
+　　67年9月底回重庆后，曾拉陈友功参加“11.16红文艺”，后因我也声明退出，未找他。
+
+　　67年10月，陈友功把他57年一篇文章给我看，我就认为他是受迫害的，主动拉他运动后期到北京去告状。不仅自己翻案，还煽动��人。
+
+　　67年9月，我把成都“11.16红文艺”印的传单带到团里给革命群众看，宣传一、二类还没有三、四类革命。目的是我是受迫害的，比别人还革命。
+
+　　我在成都参加“重庆11.16红文艺”证明人：
+
+　　陈国铮，成都省文化局
+
+　　杨莎，成都艺术馆
+
+　　熊晓凡，重庆市文联
+
+　　李康生，重庆市艺术馆
+
+　　67年9月在成都，我爱人王余带我去听一个叫罗整的报告，王余向他要传单，由一个重庆市文联的温田丰（我不认识）给王余，一份有关57年划右派的政策。我向王余要来给我团革命群众看，企图让他们在运动后期来衡量，我不是右派，为自己57年翻案造反革命舆论准备。
+
+　　68年1月，我拉张展到市文联去搞串连，目的是自己想逃避群众斗争，把干部拉在一起。想讨他的好，希望他运动后期为我翻案说话，并对他说“运动后期我爬也要爬到北京去告状”。
+
+## 自己的思想变化情况
+
+## 一、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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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
+　　我的世界观是被反动烙印浸透了的，旧社会教会我一个庞大的“我”字，而且它是逐步升级，四十二年来，连我自己都不能自拔。
+
+　　小时在家，由于没吃的，母亲把我送去当童养媳，但我父亲是个二流子，他说这家太穷，将来要把我嫁给一个有钱的人家，有饱饭吃。从小我就打下一个嫌贫爱富的思想，这也是后来我与王大虎结合的因素之一。
+
+　　后来，在我十五六岁时，由一个难童变为一个小演员，我对一切都新鲜好奇，这时也是我的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表扬，说我化妆好看，有发展前途，以及在伪捍卫剧团，我看到一般演员与一些有名气的演员差别很大，我第一次发现，一个人不仅是为了吃饱饭，还应该有前途，这个前途就是像那些有名气的演员那样。
+
+　　进了伪剧专，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资产阶级演员的大染缸，虽然我确实还什么也不懂，但我确像个大口袋一样的往里装。在这里，我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要求也随着升级了，特别受到一些反动权威们的一二句夸奖，那时一二句夸奖虽是小事，但印象之深、影响之大，它支配着我的生活目的。我认为我有追求名利的本钱。当时我认为生活大概就是这样，谁有本事，谁就该比别人特殊，比别人高一头。这种剥削阶级思想，开始在我思想里扎根。在伪剧专反动思想教育下，我又进一步拼命学习所谓“世界名著”，我又开始幻想要像那些小说和剧本里的那些吸血鬼、贵妇人、小姐、名演员那样生活，那样恋爱。我曾想，我这一生只要演几个世界名著里的女主角，轰动一时，就是死了，也划得来了。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人才”、“明珠”，是谁也不能把我埋没掉的。我所追求的就是掌声、鲜花，走在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有了这些，利也就有了。
+
+　　在伪剧专，反动作家曹禺上课时对学生散布说“陈白露之所以自负，因为她的生活是她自己闯出来的”，我印象极深刻，也特别感兴趣。我认为我从一个十一二岁还一字不识、一个难童，从家里出来后，从来还没有人关心过我，但现在我有了一套本事，受到老师重视，有发展前途，也是我自己闯出来的，所以我也有理由自负、骄傲，而且认为你不骄傲点，别人反而看不起你。我学会了这套反动的人生哲学。
+
+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培养了我，可是我却要驾凌于人之上，往剥削阶级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泥坑里爬、闯，□□我追求名利，我必然的在45年与王大虎结合在一起。在王家更增加了我的世界观政治上的反动性与顽固性。
+
+　　王瓒（注：应为缵，下同）绪是四川的大军阀、大官僚，是被我们党中央点了名的大战犯，他靠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养着五六个老婆及几十个子女，另外还有不知多少劳动人民来服侍这些臭老婆及黑子女，而我就是这些黑子女中的一个吸血鬼。
+
+　　初到这个家庭，自己的思想还是有些发展进程的。例如，我认为自己是个学生，自己的衣服让别人洗，不好意思。我把他们挤掉汁的广柑瓤捡来吃了，认为还有一半丢了太可惜，当场被王大虎和他妹妹鄙视地骂我“下作”。逐渐这一闪而过的东西没有了，我自愧不像个“少娘”，我的衣服让别人洗了，认为反正有钱请了人，对一切都不觉可惜了。我很喜欢当时一些演员说我是王瓒绪的儿媳妇，借此我可以比别人高一头。
+
+　　当时我出来演戏，���实不是为了特约费，而是为了出风头，是一种剥削阶级的闲情。因为没有特约费，我回去有饭吃，我的孩子有人带。当时我很满意那种现状。因此解放前广大劳动人民和一般真正干戏的演员迫切要求解放，因为不解放，他们受压迫，生活不下去。而我也偶尔的幻想过解放，我幻想有一个上演契科夫剧本的剧场及我自己某些个性解放，我这种幻想和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真正干戏的演员是有根本区别的。例如解放后王大虎告诉我，他有个母亲的银元被我人民政府没收了，这时我已经混到革命队伍里来了，可我灵魂深处并没有认为是好事，而是有种遗憾的感情。这就是我的立场及对待解放的态度。
+
+　　又如解放后，王大虎的母亲对我特别好，不但为我买了一只手表，而且还把过去没让我看过的一大包首饰给我，并说“这一份是给儿媳妇的”。它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是王瓒绪的反动家庭一个剥削成员的铁证。另一个是这个剥削阶级通过种种手段还在解放后继续拉着我。这个事实也证明，我直到53年与王大虎离婚后，还与这个反动家庭在感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事实上也决不是感情上的联系，而是阶级的烙印，这个烙印表现在解放后十七年、二十年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的最好的验证与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
+
+## 二、解放后（至57年）
+
+　　当时我二十二岁，确实还是有一些热情，但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出于阶级本能，在刘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包庇重用下，我演了不少为刘贼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黑戏，受到这条黑线的重视，我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了“人才”、“明珠”，认为自己对话剧团有“功”，又觉得自己比一些老年演员年轻，又比青年演员有“技术”。
+
+　　由于阶级不同，要求也就不同，我只能骑在群众头上，我的地位只能高，不能低，只能上，不能下，认为自己有本事，就应该在群众之上。例如对一些党员，解放前私人关系较好，但解放后认为她是党员，地位比我高，她能参加的会我不能参加，她能去的地方，我不能去，就认为不公平，觉得我的业务比她行，我该比她地位高。对青年演员中的共青团员，认为她们被培养起来了，就是对我的威胁，要把我挤掉。
+
+　　因此发展到57年，当右派分子向我们党猖狂进攻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埋没了我，和他们在反动的立场上起了反革命共鸣，觉得他们说出了我的心里话。直到58年，在我的检查中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委屈”了我，而且话剧团少不了我，不能把我怎么样。
+
+## 三、58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61年，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了我从新做人的机会，但我确实辜负了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没有认识到我的根本立场不但没有得到改造，阶级斗争在我身上仍在继续，我确认为，摘了帽子，而且又调回团里当演员了，便认为一切都完事大吉了。我最不愿意革命群众提到右派二字，提了就认为是和我过不去。认为自己是右派中比较好的，是个人主义严重，而且已经改造好了。但调回团里后，矛盾具体了，最初回来时，认为政治上完了，在业务上多演几个戏后，还是有基础的，但业务上也不行了，生活水平比不上其他演员，思想上仍和57年一样对现实不满，但又不敢公开闹，于是有一种暗流，这就是我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实质，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犯罪的黑根子。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67年元旦社论发表后，我在成都听北京串连回来的同志说彭、罗、陆、杨这伙人阴谋篡党，□□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干坏事，这时，我确实很激动，想为保卫毛主席出一点力。但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出于我的阶级本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在我身上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
+　　过去，我思想里一直认为我这个右派不那么反动，是他们给我上纲上得太高了，没听说过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运动中，革命群众揭发批判刘贼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贯打击真正的革命左派，对广大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包庇重用坏人。特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企图镇压广大革命造反派，把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压下去，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
+　　可是我，乘机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自己57年罪行翻��，认为自己是受“迫害”的革命群众。
+
+　　当我在成都听说三四类比一二类还革命，我就更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了。我参加11.16的动机是否定自己四类，实质是否定自己的右派罪行。
+
+　　（后来看到一份57年划右派的政策的传单，我就认为57年是属于反对了本单位的领导的那一条，是属于个人思想，所以我给团里革命群众看，造反革命翻案的理论舆论，而且我当时达到一定效果。）
+
+　　当我听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说我是极端个人主义后，我更肯定的认为“过去我还不懂什么是政治问题和认识问题，现在我明白了，我是认识问题。”所以我决心运动后期到北京去告状。当时我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特别是我自己是剥削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两个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矛盾的关键，是我的要害。
+
+　　至于任白戈，他本身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表面捉鬼实际放鬼的人，过去没有保住，是群众不允许，后来为保护我，为我减轻罪责。
+
+## 四、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
+
+　　初来学习班，对想为自己57年翻案有些害怕了，但阶级斗争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并没有死心，因为我这时对自己犯罪的根源危害没有认识到，所以还存在侥幸的心理。
+
+　　在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领导下，这半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带着自己的问题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过去我也确实想过要改造好，不愿意做一个人民的敌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有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母亲，但为什么我一直改造不好？我和客观矛盾的关键在哪里？二十年来我确实没有得到解决。“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在我身上还在进行着。在工人师傅和革命群众的教育帮助下，我带着自己的活思想学习了毛主席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认识到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由我过去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开始认识到我57年右派性质是反党反人民的。又多次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由开始把自己摆进去，到摆进去两条路线我应该选择哪一条？这是关键。如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还不能有个抉择，我今后确实连争取重新做人的余地也没有了。
+
+　　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越学我越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认识到，特别像我这样一个阶级烙印很深的人，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只能从反动滑向更反动，如果脱离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不能认识自己是属于哪个阶级，那条线上的人。因此尽管主观愿望想改造好，那也是一辈子改造不好的。
+
+　　在我团革命群众狠批刘贼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批判中，通过活生生两个阶级斗争事实对我的教育，我第一次看到我不是所谓受迫害的，而是受包庇的。
+
+　　学习班这半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过去在刘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他可以保护我这样一个他们认为有“才”的人，可以把你捧上天，到了实在保不住，不可收拾时，一顶帽子完事。可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是真正从政治上挽救人，要把坏人变成好人，对我这个罪人做了几十次过细的挽救工作，我一生第一次体会到恨谁、爱谁、跟谁走。毛主席亲！社会主义好！
+
+## 四、对右派言论及翻案活动的认识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我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所指出的这种人。二十年来，我人在新社会，心在旧社会，我灵魂深处留恋解放前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依靠官僚剥削养肥了、演戏出风头的所谓“自由”，所以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这里不生肌，那里不告口。
+
+　　我吃了人民的饭，拿了党和人民的钱，反过来反党反人民。出于阶级本能，我只能骑在革命群众头上，我的地位只能高，不能低，只能上不能下。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二十年来，我在台上台下都一样，演正面人物不像，而演反面人物却像，因此我本身就是封、资、修的产物。我要演主角，而且要独占所有主角我一个人演，这不是仅仅在舞台上演演主角的问题，而是反动阶级的灵魂通过我这个人具体的在和社会争夺以谁为核心的阶级斗争问题，是“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最具体的反映。
+
+　　57年我之所以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确实不是偶然的。我总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好像容纳不下我，我攻击个别党员是假，而反党反人民是真。例如对一些党员，解放前是好朋友，而解放后矛盾却尖锐起来了，因为党员在我之上，有权。所以57年我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里里外外，企图把党员一棍子打死，搞臭，达到对党不满的目的，找导火线，借题发挥，认为我们党是宗派主义而排斥了我这个“人才”。
+
+　　当时如果不是这个党员，而是另外一个党员，我也还是要反对的，因为我反的确实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党员。党的领导，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个人恩怨及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来就是两个阶级的关系。
+
+　　我企图去搞所谓“自由剧社”，这也决不是搞垮哪一个党员的问题，而是我所谓的“埋没了我”、“不自由”、“谁有本事就该谁为主”，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唱的一个调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直接把矛头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
+
+　　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抱什么态度，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而我，乘我们党整风的机会，为攻击党，扩大影响。我从团内到团外，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紧密配合，当时嚣张一时，又是旧市委小组发言，又是电台录音发言，又是记者采访，站在反动立场看到的是漆黑一团，否定党的正确领导。在57年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风中，我完全站在帝、修、反一起，帮了帝、修、反的大忙，而给我们党造成的严重政治危害，是我这一辈子也弥补不了的，我确实是一个罪人，一个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　　清华经验上说“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还反对社会主义，那和解放以前你不晓得就大不一样了”。解放以后，毛主席亲！社会主义好！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可是我没有和反动的阶级决裂，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彻底改造自己，二十年我仍然是反动阶级不甘心死亡的幽灵，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
+
+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光辉著作六条标准中明确指出“这六条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而我，在57年处处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指向党的领导，是一个十足的、道道地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　　但在我解放前及解放后的二十年中，从一个黑根一根黑线的支配下，57年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而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又错估了形势，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右的政策，为自己57年罪行翻案，否定过去的正确领导。
+
+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领导的，如果57年不反右派斗争，我们的国家确实不得了，从我自己57年犯罪的切身经历，就是一个例证，那就是右派上台，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
+　　我要像清华大学刚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一样，重打鼓，另开张。我还有孩子，她们生长在新社会，热爱毛主席，我不能让她们有个坚持反动立场的母亲，我要永远在自己思想上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革命”，今后为保卫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永远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
+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曾容女儿王薇根据手稿录入、提供。

CCRD/0/8/5/000033.txt

@@ -0,0 +1,21 @@
+#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偷看窗口）
+
+　　<赵丹>
+
+　　有一天劳动回来，经过这一排楼房时，我注目地偷看这一排楼房的窗口，心想或许赶巧能看到什么熟人，可是并没有看到谁。
+
+　　这是一种不守纪律、违反规则的妄动，是毫无意义的蠢举。即使看见有相识的人，又能怎样呢？对自己、对别人，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和作用呢？毫无任何实际意义和实际作用。
+
+　　这是我近来心里焦急的反映。我感到关了这许多日子了，别的人都给予出路了，可我还仍旧纠缠不清，不得开释！因此，内心十分焦急，不由得想看看还有什么相识的人没有。
+
+　　此后保证，再也不做这类无意义的“小动作”了。此后，只要一走出这间屋子，不管走到哪儿，都该低头，决不四下张望。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觉遵守纪律、规章制度的人。在思想上一定要认识到：不能以为这类小事无关紧要，大错误乃至罪行皆是由于平时放纵自己，对所谓的小错误不改正，不重视，不认真严肃地对待才发生和发展而来的！
+
+　　作此粗浅检查，请批评，斗争！
+
+　　 139
+
+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CCRD/0/8/5/000034.txt

@@ -0,0 +1,105 @@
+# 关于在农村牧区组织贫下中农（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意见
+
+　　<四九〇九部队驻乌盟察右后旗“三支”“两军”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三支”“两军”工作经验交流会>
+
+　　我旗农村、牧区广大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战线上都做出了显著成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这大好的形势下，组织贫下中农（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贫宣队），对于在农村、牧区“认真搞好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对于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　　贫下中农（牧）是党历来在农村、牧区坚决依靠的力量，是农村、牧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没有贫下中农（牧）就不可能击退在农村牧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势力，就不可能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新牧区，就不可能夺取农村牧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从而也就没有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之所以要由贫下中农（牧）组织贫宣队，就是因为贫下中农（牧）对毛主席最忠，接受毛泽东思想最快、最深，对阶级敌人最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最高，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最强，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爱憎最分明，对农村牧区的情况最熟。最有能力领导农村、牧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战胜一切阶级敌人，从而去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对此，我们特作如下安排意见：
+
+## 一、贫宣队组织形式与产生的方法：
+
+## （一）贫宣队员的条件：
+
+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贫下中农（牧）中的优秀分子；
+
+　　2、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好，政治可靠；
+
+　　3、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有革命干劲，群众关系好，有威信，办事公正，没有私心；
+
+　　4、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
+　　5、能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模范的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
+## （二）组织形式与产生的方法：
+
+　　人员组织原则上是“七、五、五”，即每个公社进驻7人，大队进驻5人，小队5人。人员配备上要注意代表的广泛性，要老、中、青结合，农、干、兵结合（农，是贫下中农、牧代表，干是革命领导干部，兵是民兵。）编队时，公社原社不动，大队最好本大队二人，外大队三人混合组成，生产队可以原地组织，也可以在本大队范围内适当调配。这样便于取长补短，交流经验，互相鼓励，互相促进。贫宣队员要经过充分酝酿讨论，由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推选出来，然后大队审查，公社批准，报旗备案。
+
+　　组织贫宣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种新的创举，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发展，贫宣队是在新形势下农村牧区最富有革命朝气和战斗风格的新型组织。其中，绝大多数的人通过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成为既是整党的骨干力量，又是建党的新鲜血液；既是领导班子的纳新对象，又是贫协组织的成员。各级革命领导班子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大力支持他们，尊重他们，帮助他们，信任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贫宣队员也要在运动中自觉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
+
+## 二、贫宣队的任务：
+
+## 一个紧跟：
+
+　　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的每个最新指示，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战斗号令，时时紧跟，事事紧跟，处处紧跟，步步紧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下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一发出，就要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忠实贯彻，坚决执行，说干就干，干就干好。
+
+## 三个狠抓是：
+
+　　1、狠抓根本不转向。这个“根本”就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首要地位，做到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分一秒不放松；宣传毛泽东思想，一时一刻不间断；贯彻毛泽东思想，一丝一毫不走样；捍卫毛泽东思想，一生一世不动摇。要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不断帮助群众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农村牧区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寸土地。
+
+　　2、狠抓一个“权”字。毛主席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是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生存权，生命权。农村、牧区的问题千条万条，条条连在“线”上；千线万线，线线连在“权”上。农村牧区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牧区斗、批、改重点的重点。千抓万抓，权不在我们手里就是瞎抓。政权政权，生命相连。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贫宣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是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战斗队。“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这个“权”字又集中地表现在领导班子上。林副主席说：“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什么样的班子，决定着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实行什么样的阶级专政。“历史的经验值的注意。”我们看问题必须看实质，不能单看形式。对政权问题也是如此，要看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革命委员会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诞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不等数量的坏人和不同程度的蜕化变质分子。所以，我们对各种类型的领导班子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巩固和加强，“革命委员会好”就好在“革命”二字上，如果被坏人篡了权，那就的夺过来，绝对不能让敌人革我们的命，专我们的政。
+
+　　根据我旗各级领导班子的情况，大体有三种类型，贫宣队进驻后要分别不同情况，开展工作。
+
+　　（1）、领导班子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即领导班子比较纯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根本不转向，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核心团结，作风深入，联系群众，能够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对于这样的领导班子，贫宣队要信任、尊重、帮助、支持。要帮助进一步实行一元化领导，用毛泽东思想及时总结经验，以推动农村牧区的斗、批、改。要搞好团结，互帮互学，彼此促进，并肩战斗，共同提高。个别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有一点毛病和缺点的同志，要通过办学习班，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达到巩固、发展的目的。
+
+　　（2）、领导班子是中间状态的。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牧）手里，但有不同程度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不等数量的坏人，团结不够好，工作一般化。对于这类领导班子首先要团结和依靠其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同志。要充分发动群众，深入了解情况，搞好调查研究，通过办学习班和革命大批判的方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那些是好人，那些是坏人，对那些好人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既要严肃的批评教育，又要热情帮助，并要给予改正错误的时间和机会，“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根据其表现，酌情留用或分配其他工作。对那些混进领导班子证据确凿的坏分子要坚决清理出去，从思想上、组织上“吐故纳新”，更新领导班子。
+
+　　（3）、领导班子是差的。即领导班子严重不纯，大部或全部权力在坏人手里，死捂阶级斗争盖子，包庇坏人，陷害好人，镇压革命，瓦解集体经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对这类领导班子，要坚决依靠广大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把路线斗争交给群众，通过大办学习班的方法，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把坏人统统揪出来，把权夺过来。在斗争中牢固树立贫下中农（牧）绝对优势，彻底改组这类领导班子，把那些经过阶级斗争实践锻炼和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贫下中农（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组成新的领导班子。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打击敌人，教育群众。
+
+　　3、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抓阶级斗争，就是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清理阶级阵线，实行“吐故纳新”。在当前，要特别狠抓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我们一定要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抓紧再抓紧，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要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做好“六查”工作：（一）查坏人：查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各种反革命分子；（二）查成分：没有土改的农村、牧区必须按照党中央规定的政策划阶级定成分；土改不彻底的地方必须进行全面的阶级复查；土改基本上好的地方也要把漏划或包庇下来的人搞清；对于已经土改过，但未划过下中农的地方，要从中农中把下中农划出来，以扩大依靠力量；外来户必须限期索取原籍公社革命委员会以上的证明；（三）查历史：查清敌伪军、政、警、宪、特和各种反动组织，反动坏道门徒，特别是这些人中的骨干分子的历史；（四）查外来户：彻底查清45年——47年、48年——51年、52年以后这3个时期外来户的来地、户数、人口，有无迁移证明及思想表现；（五）查案情：查清本社、队，解放以来所发生的政治、刑事案件，破获情况，处理结果，坏人及可疑者的下落和表现等；（六）查枪杆子：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要查清民兵组织的枪杆子是否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政治觉悟高、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好，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牧）子弟手里。这“六查”既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一项艰苦细致而又光荣的政治任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分清敌、我、友，才能分清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农村牧区的社会主义阵地。
+
+## 三、八点要求：
+
+　　1、贫宣队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头“斗私批修”，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要上靠毛泽东思想不转向，下靠群众的力量。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加强调查研究，防止主观武断。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任何违犯这一教导的做法，都是违犯毛主席的教导的做法。
+
+　　2、要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教导的“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
+　　3、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注意掌握好以下十个区别：
+
+　　（1）把坏人办坏事和好人犯错误区别开来；
+
+　　（2）把屡教不悔和偶尔犯错误的区别开来；
+
+　　（3）把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和犯有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区别开来；
+
+　　（4）把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区别开来。
+
+　　（5）把反动组织中的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开来；
+
+　　（5）把存心作恶和被“拉下水”的区别开来；
+
+　　（6）把有“三反”言行和有一般的错话错事的区别开来；
+
+　　（7）把五类分子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区别开来；
+
+　　（8）把主动坦白和顽固不化的区别开来；
+
+　　（9）把五类分子中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干坏事的与服法接受改造的区别开来。
+
+　　这样做，可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达到“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目的。
+
+　　4、发扬贫下中农（牧）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一定要和广大贫下中农（牧）实行“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战斗。“五同”做的越好，越有共同语言，越能团结群众，越有战斗力量。
+
+　　5、提高革命警惕性，做到“五防止”，即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防止阶级敌人把水搅混陷害好人；防止被敌人钻空子；防止敌人行凶、自杀、逃跑；防止杀人灭口，消赃灭证。
+
+　　6、严守“五不”，即一不请客送礼；二不侵犯群众利益；三不搞宗派活动；四不自私自利；五不擅离职守。
+
+　　7、向解放军学习，做到三个忠于、四个无限，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艰苦奋斗，发扬革命传统，树立完全彻底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
+
+　　8、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全面完成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元旦社论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以大寨为榜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和广大贫下中农（牧）一道，夺取1969年农牧业生产大丰收。
+
+## 四、生活问题：
+
+　　1、贫宣队员是不脱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因此，都要参加所进驻队的生产劳动，由进驻队给评工记分，并参照原队分值付予报酬，差额由大队合理均摊。因公误工补助工分由进驻单位开据证明，由各队合理分担。
+
+　　2、贫宣队生活问题。口粮原则上每人每日按一斤成品粮由进驻队暂垫，而后由所在队过拨，口粮不足部分由社队机动粮补足。生活费用每人每日2角，由公社公益金统一解决。住宿由进驻队安排。
+
+## 3、因贫宣队员外出其家属在生产或生活上引起诸方面的不便和困难，由家属所在队给予适当照顾和安排。
+
+## 五、领导问题：
+
+　　要实施旗、社、队逐级领导。按照这个领导，小队、大队、公社的贫宣队要定期（每周）逐级反映，上报一次情况和数据（表报），上下通气，互通情报，使运动健康发展。特殊情况可随时上报。
+
+　　（贫宣队、工宣队、军宣队均可利用）
+
+　　来源：载《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察右后旗革命委员会编印。

CCRD/0/8/5/000035.txt

@@ -0,0 +1,25 @@
+#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与194号谈话）
+
+　　<赵丹>
+
+　　今天劳动的时候，我与194号谈了话。
+
+　　我问他，专案组提审他时，讲了点外面的形势没有？
+
+　　他回答说:“专案组交代政策，说只要交代得好，这里面的人也可以有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不一定带帽子才放出去。”
+
+　　他又说:“态度很重要。”
+
+　　我说:“我的事坏就坏在态度上，常常为了这一点枝枝节节的小事，甚至一言一语，就和专案组顶起嘴来了！”
+
+　　他说:“过去我也顶过嘴，事后，后悔得不得了！”
+
+　　正在此时，解放军同志来对我们进行警告和教育了。我们没再谈别的，尤其是个人的案情，我们彼此从未交谈过。直到现在，他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我都不晓得。当然，他知道我是干电影的赵丹。
+
+　　 139
+
+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CCRD/0/8/5/000036.txt

@@ -0,0 +1,23 @@
+# 呼和浩特市“5·7”干校关于“新内人党”问题的平反公告
+
+　　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由于领导上严重“左”倾错误指导和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影响，一再狠反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夸大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的影响，过分地估计了“5·7”干校（原市级机关）的敌情，并且提出了所谓“这里的黑线又粗又长”，“呼市地区‘内人党’地下黑司令部就在这里”，“5·7干校的主攻方向就是要摧垮呼市地区‘内人党’的指挥机构”等一系列主观唯心主义的极其错误的口号。犯了严重的“左”倾扩大化和逼、供、信的错误，致使干校许多同志被错打为或错怀疑为“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分子，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遭到迫害，精神上遭到折磨，肉体上遭到摧残，人格上遭到侮辱。在此，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被误伤的同志赔礼道歉，深切慰问。
+
+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这一严重违反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无产阶级政策的错误，混淆了两类矛盾和阶级阵线，破坏了革命大联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阻碍了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落实，大大推迟了干校斗、批、改的进程。我们将永远记取这一沉痛教训，认真总结经验，坚决纠正错误，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
+　　（一）按照毛主席“5·22”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及内蒙革委会有关具体政策规定，特给被错打为“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的刘真、高岳伟、拉喜宁布、宁布仁钦、陈耘田、额尔敦同志公开彻底平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
+　　（二）张鹏林、塔本、徐濛、赵文江、彭建宾、王江深、周健、李秀琴、盂盂一杰、那苏图、常淑贤、约林乎、周尚志、海双玉、王继昌、娜仁同志，在毛主席“5·22”批示下达后，原驻呼市“5·7”干校工宣队已给予公开平反，一律有效，遗留问题，这次干校再作彻底解决。
+
+　　（三）对被错怀疑为“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同志，凡是原驻呼市“5·7”干校工宣队在“5·22”批示下达后，已作过解疑的，一律有效。遗留问题，由干校彻底解决。未解疑的，这次由干校予以彻底解除怀疑，在什么范围内怀疑的就在什么范围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
+　　（四）由于扩大化，逼供信而致死的拉喜宁布、周尚志二同志，根据内蒙革委会（69）165号文件规定，按因工死亡待遇。对死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并作好抚恤和善后工作。对致伤致残者，负责予以治疗。
+
+　　（五）上述被误伤的同志，凡本人被迫所写的“新内人党”问题材料一律退还本人。组织上调查、正理的“新内人党”材料，一律当众销毁。向外散布的“新内人党”材料一律追回，无法追回的，宣布一律作废，永远无效。此后，如仍有转移、复制、保存上述同志的“新内人党”问题材料者要严加追究。
+
+　　（六）对上述被平反的同志，发给本人平反证明，并对所有被误伤同志受牵连的家属、亲友及有关单位发出平反通知，挽回影响。对于因“新内人党”问题所造成的个人财物损失，能找到的一律归还本人，找不到的按上级指示合理解决。
+
+　　（七）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半年多来，经过干校和广大革命同志的积极努力，认真地反复地调查、核实和落实政策，又经过呼市革委会派驻呼市“5·7”干校落实“5.22”批示检查组和干校领导共同进一步查证，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呼市“5·7”干校有“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现在我们郑重宣布，在呼和浩特市“5·7”干校，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也根本不存在所谓“呼市地区内人党地下黑司令部”。因此，所有有关正理和散布的呼市“5·7”干校“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和所谓“呼市地区内人党地下黑司令部”问题的材料，宣布一律作废，永远无效。
+
+　　（八）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们热切希望一切革命同志，以大局为重，以革命利益为重，特别是当前美帝、苏修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大敌当前，急需加强内部团结，加强民族团结。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每个共产党员，要以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消灭资产阶级派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认��落实“7·23”布告、“8·28”命令和“5·22”批示，搞好战备，尽快完成干校斗、批、改的全部任务，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昨。
+
+　　 呼和浩特市“5·7”干校1969年11月25日

CCRD/0/8/5/000037.txt

@@ -0,0 +1,9 @@
+# 上海红旗电影厂关于李天济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表格
+
+　　（）
+
+　　   案由 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   姓名 李天济 别名 高鲁、杨达 于明、光沛 性 别 男 出生 年月 48岁 籍贯 江苏镇江   家庭出身 资产阶级 本人成份 职员 参加工作年月 37年 入党年月     工作单位 上海红旗电影厂 职务（级别） 文学部编剧，文艺五级   家庭住址 上海日晖二村57号二楼   家庭成员政治情况 妻：陈锡珍，39岁，中共党员，上海仁济医院医生。历史上曾参加三青团，系陈白尘姪女。 三哥：李天沛，41年前任川军邓锡侯的川康绥靖主任公署特务团做政训员，45年后，曾参加国民党，现为资本家 四哥：李天泓（李文光），叛徒，大约62年镇江街道居委会因其投降叛变，被宣佈戴上坏分子帽子。 社会关系：与陈白尘、张骏祥、刘沧浪、陈鲤庭极为密切。   本人主要经历 李于37年抗战开始参加李天沛（三哥）组织的“化妆宣传队”后至徐州全体参加了廿二集团军（川军）“战地服务团”，为一般成员，38年进入伪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读书，同年加入中共戏校地下党组织，39年秋主动退党，41年剧校进入“中央青年剧社”同年底刘江津与刘沧浪、陈思合办“民众剧社”42年8月重返“中青剧社”任剧务，43年夏进入“中华剧艺社”任剧务，后升至舞台监督，46年升至演出部主任，随“中华剧艺社”到上海，47年在“剧人福利会”代理过秘书工作，49年解放前夕李天济按陈白尘的意思组织了演剧宣传队，解放后编为第八队任队长，49年7月进入“上影”任编剧，后又调至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52年又重调上海，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工作至今。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   主要犯罪事实 ? 退党问题，李天济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世界观并未得到改造，对党毫无认识，于38年9月进入伪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高级职业科读书，同年秋末由同班同学汤费之（汤费）介绍加入中共戏校地下党组织。39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抗日运动，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当地有的党组织已遭到破坏，形势比较紧张，李天济面对这种形势，由于贪生怕死，竟然于39年秋主动退出了党组织。通过调查基本相符，未发现重大问题。 ? 十七年的问题： 李天济长期以来，以写电影剧本，及通过三十年代黑线，泄发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散发大量右派言论，对抗无产革命文艺路线。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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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5/000038.txt

@@ -0,0 +1,9 @@
+#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莎莉特务嫌疑问题审查表格
+
+　　（）
+
+　　   案由 特务嫌疑问题审查   姓名 莎莉 别名 钱秀娟 钱善珠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24年9月 籍贯 浙江定海   家庭出身 职员 本人成分 自由职业 参加工作年月 1941年8月 入党年月     工作单位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 职务（级别） 演员，文艺五级   家庭住址 上海延庆路102号   家庭成员政治情况 丈夫：凌之浩，红旗厂副导演，中共党员，审查对象。 子：邵奇，上海第八羊衫厂电工，共青团员。 女：邵玫，黑龙江嫩江县国营农场。 大兄：钱英郁，原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共党员，审查对象。 大弟：钱大庸，驻挪威大使馆二等秘书，中共党员，现在北京，造反派战士。 原同事：费穆，文化特务（已死） 朋友：黄嘉恩，原“国华”剧团资本家，逃往香港。   本人主要经历 莎莉，1941年8月起至1946年4月先后在上海《无风》《上海艺术剧团》《华艺》《艺光》《联艺》《同茂》《伪华影》《国风》《联美》《中电》《中国》等十多个剧团任演员，1946年5月至1951年7月先后在《上实》《中电一场》《文华》《大同》《昆仑》《黎明》《国泰》《长江》等电影公司任演员，1952年由联影转入上影，任演员至今，其中55年10月至57年曾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学习。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    主要犯罪事实 1. 特务嫌疑 ? 莎莉在“无风”“上海艺术剧团”“上实”等单位工作中，与文化特务费穆关系密切。 ? 在“国华”及原冠龙照相馆老板黄嘉恩关系密切。 ? 在“国华”曾与林宝令一度谈过恋爱。 以上问题作为特嫌审查。 2. 17年受文艺黑线重用? 57年被派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 在上海除拍摄毒草片外，还在舞台上大势表演史坦尼体系，大演《第十二夜》《雷雨》在舞台上大放其毒。 ? 受黑线及走资派重用，58年、60年两次出国参加国际电影节。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5/000039.txt

@@ -0,0 +1,17 @@
+# 呼和浩特市革委会政治部、生建部关于呼市计划口被打成“新内人党”问题的平反公告
+
+　　一、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和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影响下，在计划口，以反击所谓“九月暗流”和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为名，严重违背了毛主席“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毫无根据地把呼市计划口当作“老大难”、“蚂蜂窝”、“右倾机会主义样板田”、“内人党在呼市争夺和盘踞的一个重要阵地”来搞，并给一部分同志扣上“右倾势力”、“现行反革命”、“坏头头”、“老班底”、“黑干将”、“黑高参”等等莫须有的罪名，错误地把中共呼市计划口党委打成“内人党”党委，把其所属支部、小组错打成“内人党”支部、小组，把一部分同志错打成“新内人党”并隔离审查，把一部分同志进行围攻点名，同时，还错怀疑了许多同志，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错误，致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遭到迫害、精神上遭到折磨、肉体上遭到摧残、人格上遭到侮辱。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瘫痪了计划指挥部及其所属的基层革委会（小组），推迟了斗、批、改的进程。我们深感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广大革命群众。在此，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这些被误伤的同志们表示赔礼道歉！向被误伤同志受牵连的家属、亲友表示赔礼道歉！
+
+　　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根据毛主席的《五·二二》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根据内蒙革委会有关政策规定精神，在此，特给被错打成“新内人党”并隔离审查的有计委：刘俊卿、李文昌、王德臣、凌驭、韩雪明；物资局：赵福、殷宝山、周鑫伊、乌素玉；统计局：贾金泉、金琳；劳动局：李明定；科委：景生富；农办：道尼要特；储运公司：焦文才、韩禄、宋希贤、徐荣春、曹有明、史殿海、裴炤、郭和义、李少清；木材公司：牟圣朴、杨禄、谷惠义、徐浩然、马四苗、郭仪；服务公司：王玉珍、翟玉珍；建材公司：石辛珠、刘福；机电公司：杨志学、马泽山、刘林；化工站：乔宽富等37名同志。被围攻点名的有计委：任佩莲、李存元；物资局：梁文周、曾华堂；统计局：田瑞芳、王庆珍、张之俊；科委：青梅；机电公司：王义举、王国忠、张忠；储运公司：张金良、边崇元；木材公司：张金波、吕福旺；金属站：李国良等16名同志，一律予以公开彻底平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给予信任。对被错怀疑的74名同志，一律予以解除怀疑。
+
+　　三、在反击所谓“九月暗流”期间，把计委高玉厚同志打成“现行反革命”是错误的，现给予公开彻底平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
+　　四、对上述同志所整的一切所谓“新内人党”和所谓“右倾势力”的材料，一律追回，当众销毁。确实无法追回的，我们郑重宣布：一律作废。以后，如发现仍有转移、复制、保存上述同志的所谓“新内人党”和所谓“右倾势力”问题的材料者，要严加追究，严肃处理。本人所被迫写的所谓“新内人党”、所谓“九月暗流”的材料，全部退回本人。
+
+　　五、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对上述被误伤同志，发给本人平反证明；对由于“左”倾扩大化和逼、供、信而致伤、致病、致残的同志，由所在单位负责予以治疗。对被误伤的同志而受牵连的家属、亲友、及有关单位，发给平反通知书，挽回影响；对因被打成“新内人党”期间所造成的个人财物损失按上级指示精神，由所在单位给予合理解决。
+
+　　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实事求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经过呼市计划口广大革命同志的积极努力，认真调查，又经呼市革委会派驻呼市计划口落实毛主席《五·二二》批示检查组的进一步查证，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呼市计划口及其所属单位有“新内人党”及其组织成员。因此，我们现在郑重宣布：呼市计划口及其所属单位，根本不存在“新内人党”组织及其成员。有关整理和散发的呼市计划口及其所属单位所谓“新内人党”和所谓“九月暗流”的一切材料，宣布一律作废，永远无效。
+
+　　七、团结起来，准备打仗。当前，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大敌当前，我们热切希望被错打成“新内人党”的同志���以团结为重，胸怀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认真落实《八·二八》命令、《七·二三》布告、《五·二二》批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加强战备，争取更大的胜利！
+
+　　 1969年12月17日

CCRD/0/8/5/000040.txt

@@ -0,0 +1,121 @@
+#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刘琼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
+
+　　刘琼，曾用名，刘伯瑶，男，55岁，河南刘阳人，家庭出身官僚地主，本人成份职员，原海燕电影制片厂导演，文艺三级，民盟盟员。
+
+　　刘于1934年（20岁）起至1937年联华电影公司任演员，1937年－1938年随费穆至郑州拍新闻片，1938年－1945年先后在上海《光明》、《合众》、《新华》、《中联》、《华影》、《上全剧团》、《国风剧团》任演员。1945年－1947年在《伪中电》、《上实》、《华影》等影片公司任演员。1947年－1952年在香港《永华》、《长城》、《五十年代剧社》、《南国》、《凤凰》等影片公司任演员。1952年回上影先后任演员组长，上影剧团副团长，导演等职。
+
+## 附：主要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
+
+　　邱慧贞：母亲，地主，同住上海，操持家务；
+
+　　狄梵：妻子，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群众，52年香港回国；
+
+　　刘晓玲、刘晓瑜，女儿，现在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阿拉尔、阿克苏）；
+
+　　刘晓湘：女儿，江西石城县，插队落户；
+
+　　邵式军：朋友，原上海汪伪政府税务署署长，汉奸，曾给过刘一枝手枪，已死；
+
+　　蒋易门：世交朋友，汪伪税务署侦察队长，已逃台湾，无联系；
+
+　　朱岑楼：军统特务，抗战胜利后有交往，现是劳改犯；
+
+　　林秉宪：宪兵特务，刘曾向他要过子弹，此人逃往香港；
+
+　　洪迺：珠影审查对象，在香港时关系密切；
+
+　　韩雄飞：中统特务，香港时关系较密，此人回国观光也有来往，现在香港；
+
+　　费穆：朋友，特务分子，原《上实》厂长，此人已死于香港。
+
+## 主要问题：
+
+## （一）汉奸嫌疑问题：
+
+　　（1）刘出身于反动官僚地主家庭，从小打上反动的阶级烙印，自1938年起参加日寇投资拍摄的影片《茶花女》，之后公开与文化大汉奸张善琨、日本特务川喜多勾结，大拍丧失民族气节的附逆电影达30余部。抗战八年中，刘为日寇效劳有功，从一般的小演员爬上了“电影皇帝”之称的大明星。
+
+　　（2）刘琼与大汉奸邵式军是世交朋友，刘曾在邵所领导的日伪税务署任“机要秘书”，胜利后邵从刘家逃跑，在逃跑之前曾送给刘“白朗宁”手枪一枝，留下小汽车二辆，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复杂。
+
+　　（3）刘与军统分子兰衣社核心人员蒋易门关系密切，刘可以随便出入蒋易门家门，蒋曾主动借给刘一笔钱（约20两黄金）作顶房屋之用。
+
+　　（以上三点，对刘汉奸嫌疑问题进行了审查。）
+
+　　经向吴钟英、朱崇文、邵骏、李树华等多人调查，刘确是邵式军的世交朋友，曾领过日伪税务署“机要秘书”的委任状，确未到职。邵给刘的手枪，刘后送给林秉宪，二辆小汽车（属日伪敌产）一辆被“上实厂”费穆所接收去拍新闻片，另一辆汽车被大流氓黄金荣儿子中统特务黄源涛所接收。
+
+　　经查：刘与蒋易门的关系仅是朋友关系，刘拍摄的许多附逆电影，说明刘的思想反动，尚不能构成刘的汉奸身份与严重汉奸罪行。
+
+## （二）军统特嫌问题：
+
+　　（1）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拍了第一部歌颂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影片《忠义之家》后，得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好评。
+
+　　（2）1945年刘为房屋纠纷被四川路侦察队扣押，由费穆向特务头子毛森说情出面把刘保释。（据本人交代）
+
+　　（3）1945年上海军统情报站站长朱岑楼在追问大汉奸邵式军的下落之事，为此，刘琼不仅无为邵在他家逃跑受到压力或处分，反而受朱重视。刘本人交代朱曾发给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信笺证明。
+
+　　由上述三点，构成刘的军统特嫌问题：
+
+　　又经向原军统上海站：情报编审叶纯之，直属情报员何戎君，国际情报站站长郑庭显，国际站秘书吴钟英及军统上海站站长朱岑楼等多人调查，均无发现刘有参加过军统特务组织或从事过军统特务活动的确实材料。
+
+　　关于“证明信笺”问题，朱岑楼否认此事，而秘书吴钟英提供说：抗战胜利后，军统站曾发过这样的信笺，但发到此种证明信笺的人，不一定是军统分子，而是一种可属军统所保护的社会名流。
+
+## （三）香港派遣特嫌问题：
+
+　　（1）1947年刘由大汉奸军统分子张善琨介绍去香港永华影片公司，《永华》是由国民党军统局主办，李祖荣是军统分子，又是永华老板，刘是永华的主要演员。
+
+　　（2）据张良甫、张兆鹏检举，刘在香港与特务王龙等人接触及与台湾蒋一明等人通讯。
+
+　　（3）1952年刘被英国当局驱��出境，据同时回国的齐闻韶在四清运动中揭发，刘有派遣嫌疑。
+
+　　此项问题，线索均在香港、台湾、暂无法查实。
+
+　　回国后在文艺黑线的庇护下，受到重用，窃据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副团长的要职，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在57年反右斗争中，披着民盟外衣，向党进攻，与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徐韬、赵丹等人抛出了大毒草《炉边夜话》，叫嚷“党管得太紧”，要党放手不管，紧接又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瞿白音泡制极为恶毒的毒草影片《乔老爷上轿》，含沙射影地攻击社会主义是“世态淡漠”“侮辱斯文”等，并拍摄导演了不少毒草影片，如《海魂》、《女兰五号》、《阿诗玛》等。
+
+　　经群众讨论及清队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刘社会关系极为复杂，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动，解放前拍摄大量黄色、反动电影，解放后，紧跟文艺黑线，又编导一些封资修电影，流毒甚广，应予批判，但尚未发现重大罪恶，属人民内部矛盾，回班组。
+
+　　当否，请批示。
+
+　　附有关刘琼问题的旁证材料
+
+　　 工宣队（签字）陈怀达驻红旗电影制片厂　军宣队（签字）崔明学清队领导小组红旗厂革命造反大队（签字）董立新1969年12月23日
+
+　　
+
+　　   案由 政历问题   姓名 刘琼 别名 刘伯瑶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55岁 籍贯 河南刘阳   家庭出身 官僚地主 本人 成分 职员 参加工 作年月 -- -- 民盟   工作单位 原海燕厂 职务（级别） 导演，文艺三级   家庭住址：--   家庭成员 政治情况 妻：狄梵，演员，52年由港回国。 大女在新疆，二女江西插队。   本人主要 经历 20岁起（34年）任演员，先后在“华影”“伪中电”“上实”等。 52由港英当局驱逐出境，后进上影，先后任过上影演员组长，剧团副团长，导演等职。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    主要犯罪事实 ?38年起参加“伪华影”拍“茶花女”等30余部汉奸影片，被称为“电影皇帝”。 并与汉奸邵式军交友，胜利后邵逃时送刘手枪，小汽车二辆。 ?遣特嫌暂挂——线索在外，无法查实。 （1）1947年刘由大汉奸军统分子张善琨介绍去港“永华”，系军统局主办，老板李祖荣系军统。 （2）据张良甫、张兆鹏检举，刘在港与特务王龙等人接触及与台湾蒋一明等人通讯。 （3）52年刘被英当局驱逐出境，据同时回国的齐闻韶四清中揭发，刘有特嫌。 ?57年反右时，披民盟外衣向党进攻，与徐韬，赵丹等人拍出大毒草“炉边夜话”，叫嚷“党管得太紧”与瞿白音泡制大毒草“乔老爷上轿”“海魂”“女兰五号”“阿诗玛”等。 ?军统嫌疑—— （1）45年改拍歌特影片，“忠义之家”受到好评。 （2）45年刘为房纠纷被押，由费穆找毛森出面放出。 （4）45年邵式军被追捕时，刘反而受重视，并发给他“国民党军委会信笺”，被保的“社会明流”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    单位工军革清队领导小组意见 刘社会关系极为复杂，及文艺思想反动，解放前拍摄大量黄色、反动电影，解放后，紧跟文艺黑线，又编导了一些封资修电影，流毒甚广，应予批判，但尚未发现重大罪恶，属人民内部矛盾，回班组。   审理人和清队组讨论意见 意见：?遣特嫌较大，属现行，此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不易轻挂 ?此人也系黑线的骨干人物，何不定罪。 原写“属人民内部矛盾，回班组”实在不当！ 清队组意见——关于遣特问题，继续审查。   团部清队领导小组 --                     
+
+　　电影系统工宣队团部清队组
+
+## 最高指示
+
+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
+## 清队对象定案审理表
+
+　　单位：红旗电影制片厂
+
+　　姓名：刘琼
+
+　　案由：政历问题
+
+　　1970年元月22日
+
+　　审理人：葛戟　顾金寿
+
+## 最高指示
+
+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
+　　（红旗电影制片厂清队领导小组：）
+
+　　你们报来“关于刘琼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经我们讨论认为：
+
+　　刘在解放前拍摄大量黄色、反动电影，解放后又编导封资修电影《女兰五号》《阿诗玛》《海魂》等，流毒甚广，必须严厉的进行批判。但其主要问题在香港回大陆的一段，又结合其历史上与汉奸特务的关系，右派遣特务嫌疑较大，不能轻易否定，目前可放到名额中，仍作为清控对象，进行长期审查。
+
+　　 上海电影片厂清队领导小组1970.1.25
+
+　　此人暂不做结论，团部清队组
+
+　　 工宣队：军宣队：军革（筹）：
+
+　　· 来源：
+
+　　根���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5/000041.txt

@@ -0,0 +1,83 @@
+#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吴永刚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
+
+　　吴永刚，别名，肖羊吴罡，男，62岁，汉族，江苏吴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职员，原海燕电影制片厂导演，文艺5级。
+
+　　吴于1925年（18岁）起至1936年5月先后在上海《百合影片公司》《商务印书馆》《大中华》《天一》《龙马》《联华》等影片公司任练习生、布景师等职，1934年起兼任编导。1936年至1941年7月在上海《新华》影片公司任编导，（1938年至1940年曾兼上海《剧艺社》《中国旅行剧团》《新华剧社》《金星影片公司》任编导）1941年8月至1945年底先后在香港《伪中电分厂》、重庆《伪中电》编导委员会任编导，兼伪中教厂顾问，1946年至1949年在《伪中电二厂》兼《昆仑》《大业》《嘉年》《北平》《清华》等影片公司任编导。1949年6月至今留用进上影厂、江南厂、海燕厂任导演。1957年犯有反党罪行。58年划为极右分子，受撤职降级处分（60年摘帽）。
+
+## 关于摘帽问题的历史结论：
+
+　　1960年9月26日海燕厂党委会对吴永刚右派摘帽问题的鉴定：
+
+　　“斗争后又继续给予教育，在其改造中有一定的悔改，在实际工作中及其劳动中是比较踏实的，在学习会上能结合个人的罪行联系自己发言，有一定的服罪表现，各摄制组须要较难搞的资料他都设法去完成，群众反映良好，根据其实际服罪情况，我们意见给予摘掉右派帽子。”
+
+## 附：主要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
+
+　　姜慧珍：妻，家庭妇女
+
+　　吴振奎：子，山东济南艺术专科学校，音乐教师，群众。
+
+　　吴永毅：弟，辽宁，抚顺石油研究所，57年划为右派。
+
+　　陆元亮，原上海新华影片公司厂长，旧同事关系，现在香港电影界工作，63年间有通讯，曾回国观光有来往。
+
+　　田汉：卅年代文艺黑线“老头子”，32年就相识，关系较好，反右后无联系。
+
+　　王晋笙：文化特务，解放前交往甚密，现在上海越剧院，审查对象。
+
+　　薛伯青：同事关系，原新华影业公司摄影师，关系密切，现在八一电影厂，现中央专案组控制审查对象。
+
+　　张善琨：流氓资本家，伪“新华”厂老板，36年－41年间关系密切，现逃香港。
+
+　　罗学濂，伪中电总经理，中统特务，中电时重用吴永刚，解放前逃往台湾。
+
+　　周克、杜桐荪：上海电影界老摄影师，是吴进入伪中电的介绍人，均逃香港。
+
+　　王大川：军统特务，同事关系，50年吴曾资助王几块银元，后逃往香港。
+
+　　林秉宪：宪兵特务，同事关系，解放前夕逃往香港，曾给吴一支手枪（枪于50年上交组织）。
+
+## 主要问题：
+
+## 一、军、中统特嫌问题。
+
+　　（1）据叶炯1959年3月23日揭发：“47年3月伪中宣部对……吴永刚编导的（片名已忘）因宣传蒋该死‘抗日’给予奖励……和沈浮同时有文官处通过考试院，铨叙部给予文官正规铨叙，大致简任一级。……47年11月吴永刚为《北平》《清华》影片公司拍摄《飞红巾》时，吴曾出示铨叙书给徐昂千看过，当时徐昂千曾和我谈到，这种铨叙书可以超越中统和军统铨叙之上，拿出铨叙书在中统和军统机构都可以联系。”（此问题本人无交代）
+
+　　（2）据本人68年1月10日交代称：“1945年初我向罗学濂讨差使，要回上海调查上海电影附逆人员的工作，这分明是我向这个CC系的反动分子献计，有心想做这份中统特务的工作……。”
+
+　　（3）据本人69年3月交代中称：“在重庆同王大川（军统）的密切交往中，也响往着这种特务工作，在43年下半年里，也在洪伟烈的家里，我曾经向他表示想参加军统，做个反革命特务，我填过表给他，这是我想做一个反革命特务的结论。”（此交代，吴第二天就口头否定了）。
+
+　　由此三点对吴的特嫌问题进行了审查。
+
+　　经向原中电总经理反动头子罗学濂秘书陈锡芳、机要股长张家浩、副经理官质斌、伪中电二厂厂长徐苏灵、剧务组长金毅、军统少将马策（系军统分子王大川上级）及潘孓农、李剑华、刘乃中、郑君里、祝宗梁等多人调查，均不能证明吴永刚参加过上述特务组织及领有“铨叙”证书，敌档中也无查获。
+
+## 二、关于国民党特别党员、党股代表及中训团受训问题。
+
+　　据敌档中查到原伪中电厂厂长罗学濂，致伪中电一、二、三厂厂长裘逸苇、徐苏灵、徐昂千三人的信中说：“吴永刚等各同志因党籍尚未确定，他们（指吴等人）如不愿接纳此项代表，将另行酌办”等语。
+
+　　又经向原区分部书记冯天骥、区分部委员陈嘉谟、总经理秘书陈锡芳、机要股长张家浩、中电二厂厂长徐苏灵、剧务科长孟君谋、场务主任于国才等人调查了解，均不能证明吴参加过国民党，做过党股代表，和去“中训团”受训过。
+
+　　经查，吴永刚在解放前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与伪中电反动头子伪中电总经理罗学濂、中统特务汤鸿翔、周克、徐昂千、裘逸苇（均逃海外）、徐苏灵、宪兵特务林秉宪等人关系非常密切。但尚无发现吴与他们有反动的组织联系及参加了这些特务组织的确实材料。
+
+## 三、吴的反动文艺思想及十七年的表现。
+
+　　吴永刚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在解放前共编导了影片，话剧近30部，其中影片《小天使》《壮志凌云》得到中华电影教育协会镍质奖牌，话剧《桃李春风》得伪教育部奖金5千元，抗日胜利后编导的《忠义之家》《迎春曲》得“中正文化奖”。
+
+　　解放后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包庇重用下，抗拒思想改造，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继续贩卖封、资、修黑货，编导了歪曲农村阶级斗争的毒草影片《辽远的乡村》，宣扬爱情之上的《哈森与加米拉》，用借古讽今手法，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领导的大毒草影片《秋翁遇仙记》等等。
+
+　　57年他乘党整风的机会，利用各种场合发泄自己的反动情绪，攻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要党的领导，公然叫嚷“民盟办厂”，同时在“新民晚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了《春风解冻录》《政论不能代表艺术》等毒草文章，58年划为右派。
+
+　　60年摘帽时，吴相继又改编了《今古奇观》中《钱秀才》一剧本，并导演了《碧玉簪》和《尤三姐》等毒草影片。
+
+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抵触情绪，审查期间（68年1月份）曾企图自杀未遂，目前劳动与写外调材料尚可，有改悔表现。
+
+　　经群众讨论及清队领导小组研究认为：吴社会关系复杂，文艺思想反动，尚属人民内部矛盾，回班组。
+
+　　 工宣队（签字）陈怀达驻红旗电影制片厂　军宣队（签字）崔明学 清队领导小组红旗厂革命造反大队（签字）董立新69.12.23
+
+　　
+
+　　   案由 军、中统特嫌   姓名 吴永刚 别名 肖羊 吴罡 性 别 男 出生 年月 1908 籍贯 江苏吴县   家庭 出身 资产阶级 本人成分 职员 参加工 作年月 1925年 入党年月 --   工作 单位 红旗电影制片厂 职务（级别） 导演，文艺五级   家庭住址：永嘉路689弄2院2楼   家庭成员政治情况 妻 姜慧珍：家庭妇女 子 吴振奎 山东济南艺术专科学校，音乐教师，群众 弟 吴永毅 辽宁，抚顺石油研究所，1957年划为右派 田汉 卅年代文艺黑线头目，1932年与吴就相熟，关系较好，反右后无联系 王晋笙 文化特务，解放前与吴交往甚密 王大川 军统特务，同事关系，50年吴曾资助王几块银元，后逃往香港 林秉宪 宪兵特务，同事关系，解放前夕逃港，曾给吴一支手枪（枪于50年上交组织）。   本人主要经历 1925年起先后在上海《百合影片公司》《商务印书馆》《大中华》制片公司任练习生，布景师等职 1934年起义之后，到《上海剧艺社》《中国旅行剧团》《新华剧社》任编导，1945年先后在重庆伪中电，上海伪中电二厂任编导，解放后留用进上海电影制片厂，分厂后到江南厂，后到海燕厂任编导。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1957年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1958年划为极右分子，受撤职降级处分（1960年摘帽）。    主要犯罪事实 一、军、中统特嫌问题 ?据叶炯揭，吴永刚在1947年编导室搞蒋该死影片，并有铨叙部任命书，此证明书可自由出入特务机构。 ?本人交待在重庆同王大川（军统）关系较密，曾向王表示过想参加军统，填过表。此问题?本人交代后就否定?也无人证物证。 二、关于参加国民党问题和在中训团受训的问题。 此问题?本人从未作过交代?查无人证、物证。 上述二个问题根据目前调查情况均无实据证明吴参加特务和国民党组织。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解放前编导过反动影片及话剧近30部，其中编的《桃李春风》曾得伪教育部奖金两千元，抗日胜利后编导的《忠义之家》《迎春曲》得匪《中正文化奖》，又曾所得《胜利勋章》。 1957年发表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1958年划为极右分子，1960年摘帽。摘帽后又相继编导了《碧玉簪》和《尤三姐》等毒草影片。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抵触情绪，审查期间（68年1月份）曾企图自杀未遂，目前劳动与写外调证明材料尚可，有改悔表现。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经群众讨论及清队领导小组��究认为：吴社会关系复杂，文艺思想反动，但尚属人民内部矛盾，回班组。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5/000042.txt

@@ -0,0 +1,39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军管会公安处军管组关于反革命集团陈秉祺等人的刑事判决书
+
+　　依法判决如下：
+
+　　反革命集团首犯陈秉祺，反动思想根深蒂固，自大学开始即从事反革命集团活动，妄图叛国投敌，并于一九六八年畏罪潜逃，企图负隅顽抗，罪行严重，民愤极大，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至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止 （已扣除关押期十一个月零十天）。
+
+　　反革命集团主犯秦培德，拘留后尚能交代其罪恶和揭发其他 罪犯，有悔罪表现，依法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
+
+　　反革命集团犯张子钦、周银润、杨克礼罪行较轻，“×”小组被破获后未发现有新的犯罪活动，故免于刑事处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分别交群众监督劳动。
+
+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 陕西省渭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改判陈秉祺一案的刑事判决书
+
+## 1979.09.22；（79）渭地法刑申字第52号
+
+　　申诉人：陈秉祺，男，现年四十一岁，原籍甘肃定西人。一九五七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一九六三年毕业时被学校定为“反动学生”送大荔农场劳动考察两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原农建十四师军管会公安处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现在崔家沟煤矿劳改。
+
+　　申诉人：秦培德，男，现年四十岁，上海市川沙县人，家庭中农出身，本人学生成分，一九六三年毕业时被西安交通大学定为“反动学生”送大荔农场劳动考察两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原农建十四师公安处以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现已刑满释放回原籍当社员。
+
+　　申诉人：张子钦，男，现年三十九岁，河南镇平县晁坡公社人，富裕中农出身。一九六四年被西安交通大学定为“反动学生”送大荔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原农建十四师公安处以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处免于刑事处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回原籍，交群众监督劳动二年，现为公社社员。上列申诉人因不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军管会公安处军管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判决，多次提出申诉，经本院审理认为：陈秉祺、秦培德等由于对学校定为“反动学生”送农场劳动考察（教养）、劳动过程中又以敌我矛盾对待、期满后学校也未及时安排工作，心中一直不服，思想不通，情绪消极，对党的政策产生怀疑，经酝酿成立了“×小组”，其目的是“防止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摧残，从思想上和物质上互相支援”，提出所谓“研究和探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但“×小组”成立后无任何活动，也无危害社会的行为，并未构成有纲领、有计划、有宗旨的反革命集团。而原判定性处理显属不当，应于平反纠正。再则，原判认定“陈秉祺、张九能、刘富隆在校期间结为‘反动集团’和文化大革命中‘妄图组织反革命武装…….’”等问题，经查事实失实，不能认定；原判所提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反动日记，均属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至于原判认定“畏罪潜逃、偷盗药品，企图负隅顽抗”等问题，事实均不能成立，应予以否定。据此本院现改判如下：
+
+　　一、撤销原农建十四师公安处军管组（69）军公刑字第48号刑事判决。
+
+　　二、对陈秉祺、秦培德、张子钦、周银润、杨克礼、李西旺宣告无罪。
+
+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
+## 中共西北工业大学委员会文件
+
+## （79）校党字第031号
+
+## 关于陈秉祺问题的复查决定
+
+　　因此1963年对陈秉祺同志按“反动学生”定性不妥，应予以平反。
+
+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
+　　来源：陈秉祺《毕业之後》(香港九江文化传播公司，2013)第278-280页。

CCRD/0/8/5/000043.txt

@@ -0,0 +1,37 @@
+#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彻底揭开反革命组织“内人党”的盖子，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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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九〇九部队驻乌盟察右后旗“三支”“两军”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三支”“两军”工作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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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右后旗地处反修前哨，集二线纵贯全境。地形复杂，敌人社会基础雄厚，有各种反动、特务组织。加之，解放迟，土改不彻底，外地流入人员多，各种特务、叛徒及反革命分子在内蒙反党叛国总头目乌兰夫的卵翼下，长期隐蔽了下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党叛国集团。这些人有的已混入革命队伍和新生的红色政权。我们6月份介入该旗文化大革命后，在人武部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首先对社情、民情、敌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采取先前沿，后会战，再纵深的办法，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充分发动了群众，彻底揭开了后旗阶级斗争盖子，破获了“206”案件，摧垮了以都、（都希，后旗反党叛国的总头目）关、（关其格扎布，后旗“内人党”总部副书记）青（青格勒，后旗反党叛国集团主要头目）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瓦解了后旗“内人党”组织。到11月底，已挖出美、蒋、蒙特务组织17个，叛徒集团3个，各种坏人1609人。并揪出了以关、陶、白（均系反党叛国的主要头目）为首的，混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坏人23名，巩固了红色政权。我们的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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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靠群众，调查研究，选好突破口，打好前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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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介入该旗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以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内容的“挖肃”运动。我们发现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井岗山”“造反兵团”）中“井岗山”派中因混进坏人较多，一部分人对“挖肃”运动抱有消极态度，而“兵团”派大部分人则迫切要求搞好“挖肃”运动。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我们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坚决依靠“挖肃”积极的群众，教育、争取大多数，团结内部，共同对敌。后旗历来是帝、修、反非常“重视”的地方，各种特务明来暗去，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也把后旗当作叛国投修的跳板，是属于扫帚不到的地方，根据我们调查，该旗民情、社情、敌情，归纳起来有杂、广、老、多的特点。“杂”就是地区复杂，民、社情复杂。解放前这里是日本、国民党、伪蒙古军、长胡子统治的地方，曾住过五、七、八师、十路军、十二旅等敌伪部队。日本和国民党不仅在这里建立了行政机构，而且还建立了反动党、团组织、警察署、情报站等特务组织。解放后，由于土改不彻底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包庇下，绝大多数坏家伙没有受到打击，这些残渣余孽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有的还受到了重用；“广”就是敌人分布的面广，上至首脑机关，中到局、科、股、站，下至社、队之间。日、美、苏、蒙特务，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老”就是阶级敌人反革命班底老，潜伏下来的时间长；“多”就是五类、六专分子多，特务组织多，反党叛国分子多，反动道会和宗教迷信的信徒多，政治刑事案件多。自60年以来出现书写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越境叛国等政治案件和其它刑事案件483起，平均每周有一起。有乌兰夫泡制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黑虎厅”反党叛国集团，有一贯道、青红帮等13种反动道会门，有天主教、喇嘛教等6种宗教迷信团体，8处教堂，信徒3700多人。因此，阶级斗争一直非常尖锐、激烈。尤其是旗镇，是个反党叛国集团的大本营和顽固堡垒。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们遵照毛主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的教导，采取了先外围，后“据点”，先一般，后骨干的作战方法，选择了它的外围据点——乌兰哈达公社作为突破口。据群众检举、揭发，乌兰哈达公社历来阶级敌人活动嚣张。我们对乌兰哈达公社进行了认真分析后，认为有下列理由确定为重点突破口。第一，乌兰哈达是个半农半牧公社，社情复杂，历来政治案件多，是乌兰夫搞反党叛国的重要“据点”；第二，盟、旗一些“大人物”，如乌盟反党叛国头子旺丹和后旗的都、关、青之流，经常在这个公社以“蹲点”为名，大搞黑活动；第三，后旗一座较大的喇嘛庙宇——花庙��座落在这个公社的赛汉大队，重点怀疑对象——活佛，住在这里，经常鬼鬼祟祟，和都、关、青之流来来往往，内蒙反党叛国重要头目当日布、巴图也经常活动于花庙子，这里可能是敌人的“议事厅”。我们决心一下，就立即由旗军管会组成专案班子，制定了作战方案，和公社配合，展开了战斗。通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内查外调，又经过反复分析排队，认为赛汗牧业大队就是后旗反党叛国集团活动的中心点，是大搞内外蒙合并，制造民族分裂和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前哨阵地，所以又决定在这个大队打开缺口，接着就在这个大队和公社举办了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内容的学习班，我们让当日布、巴图、活佛，参加学习班，列为重点攻击对象。学习班开始后，有些人思想斗争激烈，吃不进饭，睡不着觉。特别是当日布被盟群专以后，对活佛震动很大，表现反常，思想沉闷。我们根据其表现，就选定活佛为重点突破对象，活佛是乌盟政协委员，是民族上层人物，既搞封建迷信活动，又会行医，经常以活佛身份活动于区、盟、旗领导层及牧民群众之中，又和后旗反党叛国头子都、关、青经常密切来往，有一定活动能量，知情多，可能是个三级联络员和骨干分子，突破后，对彻底揭开后旗阶级斗争盖子，可提供大量情况。活佛是个单身汉没有后顾之忧，相比之下，他又算不了一个老奸巨猾的份子容易突破。根据上述调查分析，确定活佛为突破口之后，就采取了先压后拉，内外结合，上下联系，政策攻心的办法。通过大会轰，小会追，个别谈，启发诱导，交待政策，指明出路，针对性的作好思想工作。这时活佛已开始动摇，但又不彻底交待问题。为突破这个难关，我们组织全体战斗员，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识破了敌人的花招，进一步摸清了活佛不交待的主要原因有：一怕同党分子报复暗杀，二怕劳改坐狱，三怕戴帽管制。针对敌人的思想活动，经过讲形势和反复交待政策，指明出路，使活佛交待了他是内蒙、乌盟、后旗“内人党”组织的三级联络员和后旗“内人党”组织及分布情况，并提供了一百多名“内人党”名单和活动情况，其中科、股以上的干部80多名，为我们突破其他人员提供了第一批“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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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核实活佛交待的问题和进一步摸清敌人内幕，我们又和另外两个反党叛国头目接了火。一开始，我们就对其实行政策攻心，适当的打出几发“炮弹”，震动了敌人。经过十多天的激战，攻下了这两个敌人，初步交待了问题，经核实和活佛交待的基本相符。这使参加学习班的一些“内人党”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看到组织已暴露，大势已去，大部分人也都交待了问题。乌兰哈达前哨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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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大会战，打一场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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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哈达前哨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旗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打主攻战的信心，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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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为了迅速扩大战果，摧毁反党叛国的老巢，我们按照包钢、二冶的经验，立即组织大会战，于6月27日举办了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以原人、旗委为主战场，吸收其它机关、公社等单位的造反派、知情人和重点人物参加，共317人，组成3个连、7个排、19个班，还有8个分战场配合，革委会领导成员和支左人员都深入第一线，亲临战场，指挥这次战斗。在此期间，我们还派宣传队深入各公社，大张旗鼓的宣传内蒙革委会关于对“内人党”的处理意见，并把其中第三部分印成通告发至全旗，广泛地进行宣传，作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了配合主战场，我们还在“内人党”比较集中的9个公社设立了“内人党”登记站，登记人员根据各地情况，深入生产队进行宣传、登记。从农村到城镇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使阶级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大会战一开始，阶级敌人预感末日来临，极力保存实力，千方百计的负隅顽抗��他们秘密接头，内外串联，互相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对我们采取了看、听、套、探的四字侦察和拉、压、联、掩、顶、推、磨、混的八字防御，构筑“工事”，与我们磨时间，兜圈子，准备决一死战。如混进革委会的“内人党”总部副书记关其格扎布（革委会副主任），群众让他写材料，说手痛，让他谈问题，说是舌头硬，让他想问题，他说，脑袋痛，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企图和我们顽抗到底。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同志产生了急躁情绪。如一连二排选择了两名比较顽固之敌为突破口，但突了几天越突越硬，同志们又气又急。我们发现后，就组织全体同志学习毛主席关于“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的教导，认真分析了敌情和我们的作战方法。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一连二排又重新选择了知情多，又胆小怕事的旗委农牧部干事塔木为突破口。大抓其活思想，以政策攻心，采取由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暂不上纲上线，诱敌深入的办法。塔木出身比较贫苦，有接受阶级教育，重新作人的基础。参加学习班后，思想斗争激烈，表现反常，思想沉闷。我们抓住这些特点，大讲政策，指明出路；发动群众，人人讲政策，个个谈形势，个别攻，小会追，从交待问题中分析动向，从行动中观察表现，经反复地政策攻心之后，终于交待了他是“内人党”的外线联络员。为主战场揭开阶级斗争盖子，进一步提供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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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连、排也用同样的方法，先后打开了缺口。在此基础上，从多方面查证落实，关、陶、白确实是混入革委会的坏人，特别是关其，据揭发是后旗“内人党”总部副书记。不把关、陶、白揪出来，就调动不起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教育不了受蒙蔽的群众，对想交待问题的人，也有很大阻力。针对上述情况，经上级革委会批准，召开了“庆胜利，鼓干劲”大会，当场揪出了混入革委会的关、陶、白。顿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口号声响成一片，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同志的斗志，打中了阶级敌人的要害，台上关其颤抖的不成样子，台下“内人党”韩勿拉片的负责人贾巴牙尔，坐卧不安，头上直冒汗。会后，贾交待了问题。大部分“内人党”党徒看到了自己的主要头目大部被擒，也都纷纷起义投诚。出现了人人主动交待问题，个个争取立功赎罪的局面。这样既教育了对关同情、怀疑、动摇的人，又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敌斗争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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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多数“内人党”党徒交待问题后，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能不能得到从宽处理？思想负担很重。个别顽固分子在人质面前，狡猾抵赖，死不认罪。为打破这个僵局，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敌人，我们又分别召开了两次政策兑现大会，落实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会上，我们让坦白较好的“内人党”分子当场揭发了顽固分子的罪行，一小撮顽固分子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只好低头认罪。最后，革委会负责人，根据其罪恶大小，坦白交待的程度和悔过自新的表现，宣布从宽处理了48名交待好，又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内人党”分子。对3名顽固分子和10名交待不彻底的“内人党”骨干分子分别实行群专、隔离和停职反省。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会后又有20多名比较顽固的分子交待了问题。如分战场任钦（公安局副股长）是“内人党”骨干分子，从运动开始，对自己的问题死不交待，继续与人民为敌，说什么：“我是被老虎围在树上的一个人，硬饿死也不让老虎吃掉。”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的，也主动地交待了问题。在主战场上还出现了不少原来共同研究对策，负隅顽抗，订立攻守同盟的同党分子，变成互相检举、揭发、帮助交待问题的局面。号称“内人党”大本营的旗镇堡垒现在已被基本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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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向纵深发展，抓住主要敌人，打歼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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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大会战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摧垮了后旗反党叛国集团。但如何使“挖肃”运动向纵深发展呢？对大会战中的“俘虏”怎样处理呢？我们遵照毛主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以及“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教导，根据内蒙革委会对“内人党”的处理意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反革命“内人党”组织成员的政治历史背景，入党动机以及现时的思想表现等作了调查研究，大��可分6种情况：一种是乌兰夫死党分子，大搞民族分裂活动，一心想搞内外蒙合并，积极进行反党叛国活动的旗、社两级上层领导人物。他们有职有权，罪恶大，一贯与人民为敌。这种人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的2％左右，是属于一小撮顽固分子。他们的表现是狡猾抵赖，避重就轻，蒙混过关，妄图东山再起；第二种是一些封建、民族、宗教上层人物。长期过着剥削生活。解放后对现实极为不满，妄想内外蒙合并，他们大搞民族分裂和反党叛国活动，这种人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2％左右，但这种人比较胆小怕事，经过教育，可分化瓦解一批，其中大部分人属于顽固分子；第三种是出身不好，历史不清，社会关系复杂，对现实也极为不满，这种人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的35％左右。其表现是认为历史不好，又参加了“内人党”组织，怕二罪归一，罪上加罪。没有交待的抱着观望，打听交待人的处理结果，惶惶不安；第四种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妄想内外蒙合并后，脱离农村、牧区，捞个“一官半职”。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较好，年轻人较多，容易接受教育，只要通过宣传党的政策后，一般能主动交待，积极检举、揭发，这种人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的10％左右；第五种是民族情绪严重，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较好，解放后才翻了身，因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加入了“内人党”，这部分人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的40％左右，他们有接受教育重新做人的基础；第六种是属于受欺骗而加入“内人党”，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的7％左右，他们对“内人党”的性质、任务、目的模糊不清。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坚决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六种人采取不同的对待办法；前三种人，应定为敌我矛盾。但对他们要进行政策教育，指明出路，以便分化瓦解。如能主动彻底坦白交待，有悔改表现，并能揭发别人及其组织情况的，可从宽处理；立大功的根据情况也可以不按反革命分子论处；经过群众斗争，能坦白交待，并能揭发同伙的，可根据情况，按主动坦白分子处理；对于证据确凿，死不坦白，顽固抗拒的分子，必须严加惩处。后三种人，应采取正面教育方针，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启发他们交待问题。对能坦白交待，并能划清界限的，可不按敌我矛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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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具体作法是：内查外调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组成一个对敌斗争指挥部，下设两个战斗队，分两条战线进行战斗。一条是建立“内人党”骨干分子专人档案。内查外调，落实问题，作到人证、物证、旁证俱在。另一条是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对准以都、青为首的一小撮顽固分子猛烈开炮，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以都、青之流为活靶子和大叛徒刘少奇及当代王爷乌兰夫挂钩，开展大、中、小相结合的批斗会，揭发其罪恶，肃清其流毒。同时进一步查证落实材料。对一般“内人党”党徒，没有重大罪恶活动者，又愿意交待，有立功表现者，采取办小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内蒙革委会对“内人党”的处理意见，政策攻心，触及灵魂，促使速迅觉悟，进行登记。在学习班里，经常召开“政策兑现”大会，每次“政策兑现”大会就是一次批判大会，就是一次控诉大会，在乌兰哈达公社召开的“政策兑现”大会上，赛汉三队“内人党”一般党徒巴登格勒娃，控诉了反革命组织“内人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痛哭流涕地说：“我从小给牧主撵牛放羊，父母也给牧主放牛、羊劳累而死，毛主席来了，我翻了身，但忘了本，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内人党’，现在毛主席又挽救了我，我没有别的，只有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积极参加劳动，来感谢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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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反右倾，顶暗流，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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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后旗“挖肃”斗争的过程，一直存在着十分激烈的“挖肃”和反“挖肃”、“翻案”和反“翻案”的斗争，右倾翻案的妖风一直在干扰着这场伟大的“挖肃”运动。我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顶黑风，战恶浪，勇敢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当全旗广大军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向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大举进攻、围剿的时候，我区个别领导人便抛出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暗流。这股妖风也刮到了察右后旗，我们大会战刚刚结束，就有人出来放风说：“后旗的，‘内人党’是打出来的”，“后旗，‘内人党’现在起来翻案是有道理的”；后旗的“挖肃”搞的“过火”了，“打击面宽了”等等，企图翻案，破坏伟大的“挖肃”运动。毛主席的“认真搞好斗、批、改”和一系列最新指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使我们心明眼亮，立场坚定。阶级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9月间，内蒙刮起了一场右倾翻案的妖风，后旗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他们打着所谓“紧跟”的旗号，突出一个“改”字，勒令“挖肃”运动“下马”、“煞车”，搞精简机构，宣布下放名单。并挑动一部分群众，向我们施加压力，捏造罪名，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把后旗“挖肃”运动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公开摆了“第二战场”，搞第二个“中心”，开黑会，办黑事，鼓吹“天下太平”，抹杀阶级斗争，妄图扑灭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支持牛鬼蛇神，写血书上告翻案，胡说“再挖，地就挖穿了”，“‘挖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在新形势下，压制老造反派”，“我这一派挖多了，你那一派挖少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把以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内容的“挖肃”进行到底呢？还是半途而废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挖肃”的指路明灯，使我们更加坚定了“挖肃”的信心，又一次识破了阶级敌人破坏“挖肃”的阴谋。10月底和11月初，正当后旗群魔乱舞，右倾翻案暗流达到高峰的时候，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了，我旗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立即掀起了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的高潮。在《公报》的指引下，旗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全委（扩大）会，以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公报》为指针，传达贯彻了内蒙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狠抓了阶级斗争，并组织了近千人（组成4个战斗队）对敌人展开第二个战役，进一步掀起了“挖肃”斗争的新高潮。现在，后旗广大革命群众斗志昂扬，反右倾顶暗流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已揪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两面派刘卫星、牟妙玲并教育争取了上蹿下跳，积极为都、青、反党叛国集团翻案的黑干将宋××。取得了反右倾顶暗流外围战的首战告捷。我们支左人员在反右倾顶暗流的战斗中，牢记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对参与右倾翻案活动的人，作到了区别对待：对坏人干坏事与好人犯错误严格区别开来。好人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只要认识了错误，取得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就行了。这样既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顽固的敌人，又防止了阶级敌人利用右的或“形左实右”的恶劣手段来搅乱我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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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最近英明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因此旗革命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进行了开门整风，把路线斗争交给群众，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落实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把混进革命委员会内的反革命两面派以及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坚定不移地把以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内容的“挖肃”斗争进行到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决心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三支”“两军”工作和其它各项战斗任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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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九〇九部队驻乌盟察右后旗“三支”“两军”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三支”“两军”工作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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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载《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察右后旗革命委员会编印。

CCRD/0/8/5/00004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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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克生文革检查全编（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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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克生 （1911-1976），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文革中受到“审查”冲击，文革后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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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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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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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新的一年1969年开头的时候，造反派革命同志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无产阶级的政策，学习十七年来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并联系自己的罪行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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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三天的学习，首先在思想上是我深受感动的是，我开始深深领会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伟大。在此以前，我认为造反派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除了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以外，没有别的。一开会，我就准备着挨斗而已。我没有想到对我们也会用开学习班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现在通过学习班的几天学习，我觉得造反派无论对什么人，都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政策，即使对像我这样的人，也还是在学习班上耐心地给我指明出路，使我能够重新做人。对此，我是从心坎里感到感激，感到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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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对于党的政策如何理解，特别是联系自己的罪行如何来理解党的政策，思想上是引起了变化的。在此以前，我思想上一直认为不管党的政策如何，对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关系是不大的，甚至是没有什么关系了的。我认为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定局，再没有什么希望了。第一，我认为对我至少要戴上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这已经定局了。第二，我认为对我这样的人，必定要开除党籍，清洗出党，这已经定局了。因为我不但是阶级异己分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自杀行为的新罪，这还有什么话说？在看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明确指出要把阶级异己分手清除出党以后，我更加认为已经定局无疑了。第三我认为根据我的罪行，罪行是严重的，但我既不是叛徒特务，又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没有达到逮捕法办的程度，只要我自己不再干坏事，不再犯法，这点也是可以定局的。第四，唯一剩下的问题；我认为我自己的前途，就是劳动改造，争取也是如此，不争取也是如此。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我认为现在毛主席所指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对我的关系已经不大，我就是等待着最后定案之后，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劳动改造好了。我想的就是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如何适应环境，如何接受改造。通过几天学习之后，我已经认识到这种消极等待的想法是不对的，是会加重自己罪行的，是不利于对自己的改造和认罪服罪的。我应该懂得，在几个已经定局的问题之外，还有具体的给以什么出路问题。党既然指明了给出路的政策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又指明了只有坦白从宽才能给以出路，如要抗拒，抗拒从严，就不会有出路。我就应该领会党的政策精神，积极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采取消极的态度等候处理。消极，就是抗拒，这就不可能有出路，只能是死路一条。何去何从，我是应该认真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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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通过这次学习，对我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我今后到底怎样做人的问题，也就是到底走哪条道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是想得比较多的，也是想来想去都很痛苦和困难的。我现在还不能说是已经想出了一个完整的头绪。还只是想到了一些初步的已经想到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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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自己如何认罪服罪的问题。在此以前，我的想法是，横竖就是我在认罪书上所认定的七条罪状；对这七条罪状，我横竖认罪，不再翻案就是。要我检出，我就逐条地就事论事的进行检查就是。要我进一步上纲，提到两个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纲上来检查么？我就害怕，我就回避。我觉得我的问题已经够大了，已经吃不消了，再上到纲上来，如何得了？因此，我检查自己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不敢联系到当时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的形势，都不敢把自己的问题和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挂上钩来。我极力想把自己的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和世界观的问题。（或者仅仅说成是认识问题或盲目执行的问题。由于革命群众批判的很严，我不敢把这话率直地讲出来或写出来的。但一有机会，我就要把它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例如，在检查到挥舞三根大棒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我想要把陆定一、周扬抬出来，用以减轻自己的罪责。）同时，我对此还曾存在过一种可笑的幻想。在省革委会成立的时候，我看到革委会名单中有彭冲和姜启彤二人���名字，我很高兴，我幻想我自己的向题如果能提到省革委会去讨论的话（我认为厅局长一级的干部问题如何定案，总要由省革委会讨论一下的），彭、姜对我虽不十分了解，但大体是了解的，是对我有一般好感的。因此，我幻想他们那时会要替我讲几句话的。我现在是自己上了纲，将来如何能“下纲”呢？因此，我对自己的问题，就是采取消极等待的办法，不愿意给自己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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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通过学习，我开始觉悟到这种想法是完全错了，是完全错估了形势。如果按照我的老样子来检查，这不但在群众中通不过（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而且将对自己的改造毫无好处（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要争取出路，重新做人，就必须不怕痛的提到纲上来检查自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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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地如何上纲？我思想上原是有些茫然的。通过这次学习，造反派革命同志向我们明确指出，就是要根据十七年来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在每个历史转折关头，看一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再看—看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是怎样对抗毛泽东思想的，在对照之下，再看看自己是站在哪一个司令部一边的，看看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个司令部的人。这样检查，就必须把当时的活思想挖出来。这一指示，我觉得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思想问题，是给我指引了出路，早日脱离迷津。我打算重新学习发给我们的关于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资料，逐项联系自己十七年的思想实际来进行检查。要把过去一些对自己采取原谅态度的想法去掉，要从根本上来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有痛的地方，就下决心来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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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一个问题如何进行检查，通过这次学习，我也有了一点认识上的提高，这就是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联系当时的斗争形势，来检查自己。在检查中抓住了总根子；就不能抓住自己的某一论点似乎还是对的而否认自己在总的路线方面所犯的罪行。
+
+　　我打算从现在开始，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联系自己十七年的实际来进行检查，紧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千万不要忘记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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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比较零碎的思想活动，我在这里不能都写了，我在写十七年检查时，将把它写进去。
+
+　　这次学习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我的触动很大，是过去所未曾有过的。我愿意趁此机会来一个对自己的全面清算。有许多问题，我要继续认真地想，绝不敷衍了事。我愿意在这次学习之后，将是伟大的1969年在我身上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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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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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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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最大的、最引起我思想震动的事情，就是在朱林镇参加了省直机关的宽严大会。会上有三个现成的例子，一个是在“五四”土改时盗卖土地的恶霸地主家庭出身的阶级异己分子，由于坦白交代的好，得到宽大处理，应戴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而没有戴。还有一个叛徒，因交代得较好，也得到宽大处理。另有一个叛徒，则因拒不交代而当场逮捕。在我思想上是对第一个例子最为关心。我原来认为阶级异己分子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怎么能不戴帽子呢？再宽大也不可能宽大至此呀！现在亲眼看到这个例子，确实是宽大。回顾自身，也是阶级异己分子，自己到底走哪一条路呢？现在非常明显了。我下决心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坦白是基本的、关键的、不可缺乏的，从宽只是坦白的结果。是否从宽，这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但是，是否能坦白，这却完全只能由我自己来决定。因此，我只有决心坦白，别无他想。为此，我具体想到现在要做的有两件事：第一，我还在写十七年的罪行交代检查，我将无顾虑地交代一切。第二，我准备主动地找革命领导小组谈一次会[话]。（这个，我在听报告的第二天就谈了。）
+
+　　此外，本周开了两次斗争大会，一次是全面的批斗，一次是批斗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两次斗争会对我的教育都不小，我在这里不写了。因为要抓紧写材料，这次思想回报就只扼要地回报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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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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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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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中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在回忆并写出十七年来的罪行交代。经过几天努力，已经在星期三写了出来。接着，我就继续写出批判自己的经济思想的材料，也已经在昨天写出来了。通过这次写交代材料，我思想上的最大体会是：要真正能认识到自己的确有罪，只有把自己过去的思想和言行摆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来检查一下。不管自己的主观意图如何，但看在此斗争之中，自己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是属于哪一个司令部的人。这样一看，十七年来。事事皆非。有些事情，过去一直自以为是，然而今天这样一看，就觉得过去的看法实在太不象样了。我觉得最为突出的例子是，过去无数次的狂热鼓吹自由市场，过去还自以为自己主观上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以为自己所鼓吹的自由市场，仍然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之内的，即所谓第三条渠道。但是，我现在看到自己过去所鼓吹的那些话语，我自己也不能不为之吃惊。那些话有什么社会主义气息？完全是为了资本主义复辟嘛！十七年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也都一样。我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思想上开始能想得通一点，能够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稍靠得近一点，这是与下乡后听到了贫下中农的对我的批斗教育分不开的，是与元旦后三天的学习分不开的；是与朱林宽严会上给我的教育分不开的。两个交代材料已经写出，但我沿着这条路线而发生的思想活动，现在并未停止，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我将继续写出材料来交给造反派审查。我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主要地，我就回报了这一思想情况，没有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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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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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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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两个孩子的来信以后的思想活动——  周初，忽然接到孩子的两封来信，使我心情激动，好多天平静不下来。要把我活动的心情写出来，真是百感交集，不知从何说起。
+
+　　我想到我离开南京到金坛来的那天早晨，二女儿快要离家到内蒙去支边，两个男孩子也在准备下乡支农。此时，我心情复杂，我有许多话要同他们说，可是，我说不出来。最后，我只向二女儿说了一句话：“爸爸是犯罪的，但我不会再增加你们的负担了，你去支边，你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再想说别的话，我说不出来了，我难过。
+
+　　我想到两年多以来，孩子已经同我划清了界线，出外串联时写信回家，信上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我心里难过。但是，我谅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这样做是做得对的，我应该支持他们。可是，我能用什么来支持呢？我想不出来，我只有沉默而不讲话。不讲话，心情是比讲话更为沉重的。现在他们写信给我了，并且还称呼我为爸爸，我感动，我觉得孩子对我太宽大了。不，这不是孩子个人的事，这是毛主席政策的伟大，这是毛主席的恩情。孩子体会了毛主席的政策精神，对我进行教育，我应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只有如此，孩子们才会真正的对一个回头是岸的人表示宽大。否则，他们是会同我一刀两断的。我不能辜负孩子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我想到，最近以采，造反派对我进行了政策教育，工宣队对我进行了政策教育，现在自己的孩子又对我进行政策教育，真是苦口婆心，至再至三，仁至义尽，即使是铁石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动；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坦白交代的呢？我还有什么要保留的呢？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实在没有了。我只有尽我的力，决心走坦白从宽这条道路。
+
+　　我想到，两三年来，我对孩子们的前途是颇为担心的。我觉得我自己犯了罪，而且不幸地连累到孩子，是孩子们都对自己的前途感觉有一层阴影存在。
+
+　　现在，毛主席的政策，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认清了自己有前途，他们心情开朗了，他们积极了。我对此有很大感想。我觉得，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恩人，过去曾经挽救了我。现在，毛主席又挽救了我的孩子。毛主席真正是我们的两代恩人。不幸，我过去十七年竟犯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罪，竟然在历次运动中都和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走在同一条可耻的路上，这如何对得起恩人！？愧悔是没有用的，只有赶快回头是岸。
+
+　　我想到，两三年来，我心里存在许多非非之想，什么妻子离婚的问题呀！什么孩子同我断绝关系的问题呀！什么今后如何独自生活的问题呀！现在看了孩子的信，觉得这些非非之想是应该排除的，不应该让他来干扰。现在，不应该想它了。现在应该想的，只能是如何体会毛主席的政策，如何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也不辜负孩子们的期望。
+
+　　我还想到要不要给孩子们写个回信，想了之后，还是暂时不写了，等个时期再说。
+
+　　还有一些零星的具体的想法，我不想多写了。总之，思想活动很多，心情很不平静，这是难忘的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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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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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2月2日（1969年2月3日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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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中的思想活动，比较简单一些。头几天是在交代了十七年的罪行之后���继续思考自己历史上还有哪些问题是要补充交代的，以及还有什么问题要进行揭发。在上月底参加了在朱林镇召开的宽严大会以后，这些思想活动就更积极了，想到不论有什么问题都要抓紧时间迅速交代。现在毛主席的政策已经很明显，而时间是越来越紧迫了，再不能有什么徘徊犹豫了。会后回来，继续思考，造反派又给我们开了会，并明确指出我的“定息”问题还要具体的补充交代。我在这几天的思想活动，主要地就是在思考这方面应该交代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把这份材料写出来交给造反派了。我现在还要继续思考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要思考揭发方面的问题，准备写出书面材料来，别的思想活动就很少了。因此，我的这期思想回报，也就没有别的内容可以写了。
+
+## 思想情况回报（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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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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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乡四个月的思想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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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2月19日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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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去年十月十七日到今年二月中旬，我们机关和省级机关一起来到朱林公社，搞斗批改，并参加社员劳动。我也和大家一起来到朱林公社的红旗圩大队，接受革命群众对我进行的批判斗争。在批判斗争中，还有大队的贫下中农参加。同时我也参加了部分农业劳动。通过近四个月的批判斗争和参加劳动，特别是直接接受了贫下中农的批判斗争，再加上机关造反派和工宣队最近对我连续进行的政策教育，的确引起了我的很多感想。我在此四个月中所受的教育，乃是平生第一次，是前所未有的。在此四个月中，我是有所收获的。我现在把我所体会到的感想和收获，扼要地概括叙述如下：
+
+　　我的第一个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在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此以前，我也承认自己犯了罪，但在有些问题上，是不是真正的心服呢？不是的。有些问题虽然勉强地在口头上表示认罪，但心里还有保留或幻想，而且自己是很害怕上纲的。通过四个月的斗争实践；我已经把这些保留和幻想丢掉，并且认识到完全应该上纲，不能自我原谅。这里，使我体会最深的、最具体的例子是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
+　　①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我过去挥舞过三根大棒，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这四个月中，我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如此热爱毛泽东思想，如此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一切行动；而我自己却不但未能如此，反而用三根大棒来加以反对；对照之下，真是愧悔交集。特别是在我住宿的地方，我曾经在睡眠中听到隔壁屋里的人（大概是公社派下来做领导生产的）讲话，他们是在议论如何布置生产任务，我听到他们首先就带头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看毛主席是怎样讲得，他们就怎样办。他们学习了之后就联系工作，布置任务，把生产任务布置得井井有条，把国家计划放在任务的前面，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令人肃然起敬。可惜的是语言不通，我只能听到个大概。其次，我多次听到隔壁屋里的小孩在夜晚背诵毛主席语录，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这样背诵，并不是有大人在旁边督促他，而是大人不在家，他们又自发的背读。通过这些现象，我深深体会到这才真正是毛泽东思想最深人人心，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回想我过去也是搞普及工作，是爱写通俗文章的。可是，我没有去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去宣传了修正主义思想。我对毛泽东思想，不但没有宣传，反而挥舞了三根大棒。这怎么不是犯罪？这是犯了大罪。而我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罪是很糟糕的，我思想上毫不自责，而是把它推到了陆定一、周扬的影响上去，认为自己无罪，即使犯罪也不算大。现在，我不是这样看了，我确认自己是犯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大罪。再不认罪，就是没有心肝了。
+
+　　②再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及主张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我过去也是认罪不深，思想上还是有幻想的。幻想什么？我认为我的那套思想，再城市里受到批判，是从理论来说的，我当然说不过。但是，中国的广大农民，是天生的具有浓厚的私有观念（这是对广大农民的极大污蔑），他们不见得会那样反对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我的那套“理论”也许在农村中还有部分市场。可是到了农村之后，在几次斗争会上，亲耳听到贫下中农的声音，他们是那样坚决地控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给他们的祸害，控诉包产到户危害甚大，他们不愿走回头路，不愿吃二遍苦了。我不但觉得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大大落后于农民；而且使我感觉到，我的那套“理论”，如果拿���农村来宣传，定要受到贫下中农的唾弃和辱骂，哪里还会有一点市场呢？我的幻想完全打破了，不愿再有幻想了，愿意彻底认罪了。举一可以反三，推此可以及彼，我的一切经济思想，都应该重新审查，都应该受到批判。我觉得我今后再做经济理论工作是完全不相宜了，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
+
+　　③在拿定息的问题上，我过去的认罪也是有保留的。我不但想把责任推到母亲身上去，而且还认为自己大部分财产早巳交出，这么一点点小尾巴不是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在近四个月的批斗和参加劳动中，既听到了劳动人民对于任何剥削行为的切齿痛恨，不管你剥削了多少，都是剥削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劳动人民是要反对的。又亲眼看到劳动人民创造财富的艰难，而我在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在定息剥削上的累计数字就达到了五、六千元之巨，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这怎么能不引起良心的责备？怎么能把责任推到母亲的身上去？现在我真正认识到，拿定息这件事，不论数目多少，不论用的什么名义，都是属于剥削性质，都是罪有应得，罪责应该自负，不能推给别人。我过去把这件事都推在母亲身上，这是不对的。
+
+　　④在解放后的十七年的历史中，我过去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不对的。过去认为自己也多少做过一些好事，至少是“功大罪小”。可是，经过造反派和工宣队对我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教育，叫我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回头来看一看过去的十七年以后，就不免令人汗流浃背了。原来我在过去（解放以后的十七年来）的长时期里，都是跟在刘少奇后面走的，做了很多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坏事情，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功”的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现在只有根据毛主席的坦白从宽的政策，争取宽大处理，争取今后还可以为人民做一点点好事，以赎罪于万一，这就是今天仅有的心情了。
+
+　　对我来说，近四个月来的第二个最大的收获，是在对毛主席的、对党的政策的认识上有了进步。以前，我认为像我这样的当权派，又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人，只有打倒了事，别无出路了。现在，经过四个月的体会；特别是在今年元旦以来，经过造反派和工宣队对我进行了多次教育，参加了两次宽严大会，又接到了自己的小孩子给我来信的教育，使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给出路的政策是伟大的，而且是在我们这个单位里也一定会照此实行的。经过教育后，我的心情比过去开阔多了。回忆自己过去也执行过刘少奇的干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动辄把人家一棍子打死，哪里还有什么与人为善的精神？哪里还想到要给出路？而今毛主席的政策明确指出，只要坦白，就可以从宽，就给出路，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这，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如此。历史上的任何剥削阶级，包括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内，都不可能这样做的。我现在只有坚决的相信党，相信群众。板住这两条，别的都不用想了。
+
+　　在劳动改造方面，虽有收获，但收获不大。在乡下参加了部分农业劳动，使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认识到过去拿高薪固然是剥削，而且更为严重的剥削是拿稿费。我在过去经常写文章和写小册子，先后骗取了不少稿费，思想上还认为这是自己的“劳动收入”，是“按劳分配”。而且，由此产生了严重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想法。有时看到人家种蔬菜，或看到自家孩子种蔬菜，我是从来不插手的。我心里想着：“花这样多的时间去种菜，种出来只有几分钱一斤，不如我花几个小时写一篇短文章，就可以捞上十元稿费，就可以大吃一顿，何必把时间花在种菜上面呢？”我不但拿稿费，而且内心希望提高稿酬，只是嘴上不说，也不公开计较而已。实则有时稿酬标准低了，稿费发得少些，心里不满，表面却还是装出并不计较的样子。现在自己参加劳动之后，看到种出一石谷子或一石菜，是那么不容易，而过去拿稿费是那么容易，这才使人体会到，如此稿费，不是剥削，又是什么？若要计算剥削率，恐怕至少要达到几十倍、几百倍或几千倍。这不是高度剥削又是什么？在一次不久以前的斗争会上，革命群众和贫下中农批斗了我的稿费思想，虽然使我感到很难为情；但是我是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的。事实无情，还有什么话可说！只有参加了劳动之后，才能使我开始逐步真正地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这一真理。过去从书本上看，也懂得这样说，但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懂得的，现在才开始真正��得一点了。
+
+　　我在劳动中暴露出来的思想缺点，也很严重。其主要表现是自己在劳动中非常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主动地找活干，而是等候人家安排；而且自己有怕做重活的思想，总是捡轻活做。做的时候，总是希望人家照顾我年老力弱，分配点轻活给我做。我是不愿意挑重担的，也不想从这方面来锻炼。因而在四个月的生活中，我在这方面的收获太少。正因为如此，我在劳动中学会劳动也没有学到什么。虽然前后也做了割稻、斩麦墒、挑泥、扎桑树……等好几种劳动，但没有学到一门农艺本领。不过，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头，今后时间长一点，是可以学会一点本领的，不会一无所获的。
+
+　　最后，在生活习惯的改造方面，收获也是不大的。我过去长期习惯于城市生活，在下乡之前，感觉有不少顾虑和困难，唯怕难于适应。但在下乡之后，大部分能够适应，有一部分的适应地比较勉强，但也可能适应过来。但有一件事情，由于自己身体上有缺陷，很难适应，内心苦闷，又不便对别人说。这是我今后也要引以为憾事的。
+
+　　另外，还有一点不适应的地方，这就是语言不通，群众讲话我都听不懂，群众也听不懂我的话。因此，我思想上有个打算，将来确定下放农村时，我希望能回到湖南故乡的农村去。这点，我想在到那个时候再和领导上商量，并和家里的人商量，是可以找出解决办法的，现在不去管它。
+
+　　在将近四个月的集体生活中，在思想意识方面，我有严重的自私自利之心，也同样暴露出来了。这主要表现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我总是想要多吃一点，只图自己吃饱，不管别人够吃不够吃。虽然也有人批评过我，但我还是依然如故，改不过来。这也不是小事，是资产阶级“私”字当头的一种表现。我今后一定要引起注意才行。
+
+　　总之，经过这四个月的斗批和参加部分劳动，我自己觉得是有收获的。但比起其他人来，我的收获是太小了，是太不够了。我觉得这次下乡，只能算是一个开头；要真正达到改造的目的，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行。我相信，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到农村去，接受教育改造的。毛主席所指明的知识分子下农村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过去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犯了罪，既害了人，又害了自己，今后不能再犯了。今后，我要坚决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力图赎罪于万一，决无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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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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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2月23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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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的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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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节期间，在家里蹲了几天，除了理发及购买零星东西之外，没有出去。这几天主要地搞了一些室内室外的清洁卫生劳动，及用大部分时间写好了“下乡四个月的感想和收获”。主要的思想活动也就是回顾了下乡四个月的经过情况。这些，已在上次的思想汇报中写了，故此不重复。我在这里只回报一下春节期间的新产生的思想活动。
+
+　　在家几天，我把几个出去支边和支农的孩子写回来的家信大部分都看了一下。她们的来信，仍然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这点，我在看每封信的开头之时，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对此，我仍然是谅解她们的。我认为她们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是应该如此的。接着我就看她们来信的具体内容。她们都是以热烈的心情，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工作在祖国的边疆和祖国的各地农村。我觉得她们的路子走对了。毛主席的号召是英明伟大的。回顾自身，十多年来，犯罪良深，何以对自己的下一代！？我现在别无它法，只有遵照造反派纪工宣队的教导，争取走坦白从宽的道路。能否从宽，从宽到什么程度，我不敢预料，但是，我总要走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如能获得从宽处理，我将来就还可以有面目给自己的孩子写写信。
+
+　　春节期间，虽和家人在一起，（包括我的爱人和两个在家的孩子），但没有和他们多说话，也没有多话好说。我除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愿意走坦白从宽的路，绝对不走顽抗到底的路——以外，没有说别的话。我对我爱人则除了表明这个态度之外，还表明我们今后不要互相干扰影响，不要打听或谈论对方机关的一切情况。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些，也是必要的。
+
+　　此外，我补看了好多天没有看过的一些报纸。我关心国际和国内的许多大事情，在我思想上也引起过思考活动，特别是对于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的发展动向，我是想得比较多的。因为我过去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对此不能忘怀，不能不引起思考，但这没有成为主要的思想活动，也没有什么好写的。我的主要思想，还是集中到自己的切身问题上，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认罪思想及如何争取走坦白从宽之路，别的问题就不宜多想了。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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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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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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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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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节后的两周内，除了学习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以外，同时还反复学习了《人民日报》二月廿日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现在就学习这篇社论所引起的思想活动情况回报如下：
+
+　　我在头两次看这篇社论的时候，仅仅是一般地看和一般地联系了自己过去对工业生产形势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工业生产形势的确是空前大好，特别注意到社论中所提出的“它的来势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它的基础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深厚”这两句话，也联系自己过去颇为耽心文化大革命会影响工业生产的错误想法，但没有深刻联系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来学习文件。监督小组和工宣队革命同志指出了这样学习方法不对以后，我又把社论重新看了两三遍，思想活动就有所不同了。
+
+　　我首先想到的是，工业生产上这种大好形势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到来，这首先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大普及，大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势。联系到自己过去曾经挥舞三根大棒，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罪行，如今对此现实，就更加认识到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严重性了。如果按照我过去所于的那一套继续干下去，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大普及，就不可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挂帅，来指导亿万人的行动，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工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这是在看到大好形势之后，就应该更进一步加以深刻认识的。
+
+　　其次，社论指出，在抓革命、促生产之时，除了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指示之外，还要彻底批判刘少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理论”，其中就包括有“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谬论。联系自己，想起来我过去正是积极鼓吹过“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在我所写的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内，特别强调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价值规律万能论的调子底下，就把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内容塞进去了。而我在参加计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传达时，则更为露骨地提出主张，说利润是不能不讲究的，国家计划中的利润指标还是要完成的（大意如此）。诸如此类的话，说了不少，都是在鼓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理论”。如今联系大好形势，就应该狠批自己过去的这一套修正主义经济思想，认清其危害之大，肃清其流毒。
+
+　　社论还提到要批判刘少奇的一切依赖外国人的洋奴哲学及“专家治厂”的谬论。我想到，我过去虽没有明显地讲过这种话和鼓吹过这种东西，但内心却也存在着这种思想的。回忆自己在解放初期做银行工作时，就非常迷信苏联专家，把苏联专家所说的话，几乎当作“圣旨”来看待，听苏联专家的话，甚过于听毛主席的话(这里有事实的)。不仅如此，就连一个中国的有名无实的臭专家章乃器，思想上也曾一度认为这个人了不起。现在要肃清刘少奇在这方面的余毒，自己思想上也是有东西可挖的，是要批判的。
+
+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还着重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这使我回想起自己过去也曾经做过财经工作，也曾参与过订计划的工作，当时，可就是没有发动群众讨论，只是计划部门关在房子里面自己订计划。订计划时也不是留有充分余地，而是层层加码，把计划当作紧箍咒，把它硬压在下级头上，其中心思想就是不相信群众。看了社论之后，深深体会到，无论在什么工作上，都要严格要求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办事，在不能听信刘少奇所鼓吹的那一套了。在计划工作上应该如此，在其他一切工作上，也都应该如此。过去只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并且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至于犯了滔天大罪。今后无论党叫我做什么工作，我都不能重蹈过去的覆辙了。
+
+　　社论还同时传达了毛主席的又一最新指示：“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这也引起我的思想活动。最近以来，毛主席已经是至再至三的指出了注意政策的重要性。我，作为��个犯了罪的人，在党的政策面前，我应该何以自处呢？我想了很多，不能躺着等待宽大处理，更不能有丝毫对抗情绪。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必须老实交代和深刻检查。对于检查，如何才算深刻，我也想了很多，有时不能自解，总觉得再要深刻下去无法深了，不知如何才能达到深刻的要求。现在，我觉得还是只能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来进行检查，别无其他更加提高之法，不知此想法对否？
+
+　　反复学习了社论以后，思想活动的情形，大体上就是如此，别的零零星星的思想活动就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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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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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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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中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在想着对于自己的检查，应该如何进一步提高。为此，我是有目的地重新阅读了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我特别着重学习了毛主席的“学习和时局”这篇光辉的文章。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藉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我觉得，我这次犯的，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但是，我也应当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对自己的罪行加以分析。我觉得我在自己所写的十七年材料中，初步联系了当时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对当时环境的分析，也有所犯错误——罪行的内容在内。但是，还没有拢寻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我现在就应该从这方面来动脑筋。作进一步的检查。这就是一周来最主要的思想活动。
+
+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曾引起我的思想活动。我看到所内的好几位同志已经光荣地分配到农业战线上去担负工作，引起了两点感想：第一，我觉得他们的路走对了。联系自己过去十多年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办所路线，根本不可能像这样去培养干部，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可能这样去做。相形对照之下，既感到自己过去罪行的严重和惭愧，又深深体会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之伟大。其次，我也想到自己身上，今后我也要到农业战线上去改造自己；我愿意去。可是，我又希望能回到自己故乡的农村中去，免得说话听不懂。因此，思想上有些左右不定。
+
+　　星期六上午，本单位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找我开了会，对我的几条主要罪行做结论并征求我本人的意见。几条结论意见，都是事实，是我在思想上早已做了准备，自己也认为是应当认罪的。因此没有引起意外的思想波动。反之，我觉得这一次的会，开得很好，且与过去的斗争会不同，允许我提出不同意见。有些具体细节方面的内容也在我提出意见之后，允许考虑或修改。我对此感觉非常满意和非常感激。我由此联系而产生的思想，第一是要真正的彻底的认罪，绝不作翻案之想；第二是我更加相信群众和相信党。毛主席的这项指示是今后永远片刻都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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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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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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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生以来最难忘记的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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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来，我犯了很多的罪行，做了许多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经过文化大革命三年来的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斗争，我已从被迫到自觉的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我愿意彻底的认罪。我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能再有任何翻案思想。我期待着革命群众对我早日作出定案处理的决定。我主观上当然希望得到宽大处理。
+
+　　本周，3月14日，革命群众把定案处理意见同我自己见面了。在此过程中，革命群众允许我提出不同的意见。在我提出了一些细节上的意见以后，革命群众又根据事实作了修改，同我再次见面。以后还要送到领导上去批准才能做最后的决定。我对这种认真、负责、慎重的态度感觉非常满意，最后再也提不出别的意见了。我表示完全同意接受。
+
+　　使我最为感触良深的，是我的卅多年的党籍，终于被我自己的罪行所葬送了。我早以预料及此，这是难免的，是无可挽回的。我只能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来接受这一处分。可是，回思往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
+　　革命群众对我的处理意见是提得非常宽大的，是出于我原来意料之外的。我原来的思想准备，免不了要去经受多少年的劳动改造。而现在群众提出的意见，还给我以宽大的出路，给我适当的工作和适当的生活费用。对此，我只有感激，没有别的话好说。我也联想到自己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部是那样的残酷无情，哪里有这种宽大？兴念及此，既感且愧。我不能不在聆听了这个宽大处理之时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毛主席的伟大政策，我哪里能得到这种宽大？
+
+　　感激之余，我也想到今后，我还不知道今后会给我什么样的工作。但是，不管给我什么工作，我将尽我力之所及，在晚年做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好事，以赎前愆，再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了，再不能犯罪了。我只有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今后绝不能再跟着滑下去了。我要下决心改造自己，争取能够回到正路上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亡羊补牢，虽然晚了一点，但晚了一点，还是要补，不补是不行的。这就是我对今后的想法。
+
+　　我还想到要将这个情况如何告诉我的爱人和孩子，想到我和爱人及孩子们今后的关系问题，今后应当怎样解决才好呢？我想和他们谈谈。但是，想到这些，我思想就乱了，我不想了。
+
+## 思想情况回报（120）
+
+## 1969年4月2日
+
+　　最近半个多月以来，我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在思考自己如何深入检查的问题。自从上月中听到了群众对我提出的定案处理意见以后，思想上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根据我自己已经承认的我在过去所犯的许多罪行，我觉得群众要给我定性质为阶级异己分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我的罪有应得，没有什么可以埋怨之处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希望不要给我戴上这么两顶帽子，希望群众能给我更宽大的处理。特别是在想到我的孩子前途及家庭关系问题以后，我更希望能得到更宽大的处理。当我把我的思想向造反派革命同志作了回报以后，造反派革命同志叫我进一步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检查。我就想着，应当如何进一步检查呢？我有苦闷，我不知道应当如何才算进一步，我希望造反派能够同我进行一次个别谈话教育，具体地帮我进行检查。这样，较之于一个人埋着头冥思苦想要好些，免得受原来的思想的限制嘛！可是，我又不敢提出来，我总希望造反派革命领导小组能够找我谈谈就好。
+
+　　我自己的想法，关于自己过去的罪行，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提到立场和世界观的高度，这已经是很高了。还要深入提高，应当从哪一方面着手呢？那就是对每一具体的罪行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了。在这方面，我除了对自己的经济思想做过一次分析批判之外，对其他罪行就还没有这样做。我想，今后应该从这方面着手了。这个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不能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来检查。为此，我想先检查自己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及定息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对头。
+
+　　最近又一大事，是随同五七干校搬到下蜀茶场来了。来此以后，我思想上就是准备劳动，应该比在朱林镇的时候劳动得好一些才对。同时，我又有一种感想，原来以为五七干校只有革命干部才能参加，而现在连我们这样的人也随同参加了。这是党和群众对我的宽大，再给我以赎罪自新的机会。我应当不再辜负党和群众的恩情，不再辜负毛主席的恩情。今后只有一方面认真检查自己的过去，同时要好好接受监督劳动，以争取前途。
+
+　　对于来到下蜀以后的生活，虽然只有几天，但是满意的，没有引起什么别的思想活动。
+
+## 思想情况回报（121）
+
+## 1969年4月8日
+
+　　来到茶场已经十天了。十天中碰到的最大的事是“九大”正式开幕了。这是举国欢腾、举世欢腾的大喜事。当我听到这个喜讯，又看到许多革命同志兴高采烈地进行庆祝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激动的。我欢腾，同时又联系到自身想了一想，则又不免感慨万端。我欢腾，是因为“九大”终于开幕了，从此，我们的党，确实成为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领导、为中心的坚强的马列主义的革命党了。可以预期，这件事不仅将影响和决定中国、以至世界的前途，而且将看到世界革命胜利的前景，身为中国人民，应当如何感到高兴！想到不久的将来，真正出现广个“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该是何等的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回顾自身，罪孽深重，已经被群众定案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决定要清除出党，现在遇到党的如此大事，怎得不内心惭愧而又难过？当我不能参加庆祝活动而又看到广大革命群众在进行庆祝活动的时候，我心中怎么能不引起难过？然而，我自己做错了事，走了刘少奇的道路，落得如此，又有什么话说！从党的利益来讲，把我这样的人清除出党，不正是党��加强么？应当为党庆幸，又何必为个人悲伤？何况党还是要给我以出路的。我想：我以后即使被开除了，我还是可以而且应该为党来做一点点有益的事情的，以求补过于万一的。最低限度，我不能再做过去所做的那些坏事情了。
+
+　　想到此点，心情就较为开朗。不过，在“九大”会议上，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都还没有看到，这是遗憾的。我相信，不久就可以从报纸上看到，（虽然自己是犯罪之人，也不一定能看到）那时要认真来阅读和学习。
+
+　　在茶场的劳动和学习，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未见到正式的规章制度，不知以后究竟怎么办？心情有点盼望，但没有什么不安。每天有劳动，别的事情我也不想，也不和家里的人通讯，安心在此劳动改造而已。
+
+## 思想情况回报（122）
+
+## 1969年4月22日  （这篇思想回报没有交只交了121篇）
+
+　　最近二十天以来，主要的思想活动是在对自己的罪行做全面的检查。思想活动的结果，已经在上周写出了一份书面检查材料交给革命造反派领导小组了。在这次检查中，我所想的事情很多，感觉自己所犯的罪行的性质是严重的，群众要我进行全面检查，是完全必要的，群众对我的要求很严格，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虽然已经检查过多次，但群众不满意，我只有认真的再做检查。是否能够取得群众的谅解，我自己毫无把握，只有尽力为之。我自己抱定一个彻底认罪、绝不翻案的精神。如此而已。
+
+　　在最近的一周内，监督小组同我们谈了话，重申各种纪律，如通讯要交给监督组审查，上街要请假，以及劳动制度和思想回报制度等等，我决心自觉遵守，决不违反。
+
+　　在写思想回报的时候，从广播中听到了林副主席在“九大”所做的政治报告全文。能够听到这样的报告，无论如何是心情非常兴奋的。不管自己身份如何，不管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心情还是高兴的，无法抑制这种高兴。听了之后，有许多感想，当时也在小组会上谈了；待看到书面报告全文以后，还要认真仔细地加以学习，并且要写出自己的学习心得。
+
+　　这向劳动很紧张，心情舒畅，唯自从一天在劳动中把手腕扭伤后，至今没有痊好，影响劳动和写字，但又不便提出来说，心情有点不愉快。
+
+　　思想回报，写至121期为止，以后没有写了。写过几次检查。
+
+　　五月中下旬，革命领导小组宣布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叫我可以参加一定范围的群众活动。
+
+　　来源：《灵魂受刑录——邓克生文革『思想情况回报』全编》，龙高孙整理、诸 文 校对， 2010年由子女自费出版。

CCRD/0/8/5/000045.txt

@@ -0,0 +1,9 @@
+# 吴宓交代历史发言稿（摘录）
+
+　　<吴宓>
+
+　　此等错误，一言以蔽之，诚有如1968十二月十九日上午本班诸位同志所共言者：“宓多年之思想、感情、态度，一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初不系于个别篇章字句之间。”宓则自认为，宓所犯之错误：（ⅰ）不是行动与言论，而是思想与感情；（ⅱ）不是人生、社会之现实所造成，而是书本（历史、小说）所培养；（ⅲ）不属于政治、经济，而是属于学术、文艺之范围（领域）。
+
+　　· 来源：
+
+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九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4月第一版。

CCRD/0/8/5/000046.txt

@@ -0,0 +1,15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徐汇区军管组对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的刑事判决书
+
+　　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男，28岁，广东中山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无业，住新华路354号。
+
+　　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系资产阶级子弟，解放以来思想一贯反动，对社会主义刻骨仇恨，陈犯于1956年以来一贯收听敌台广播，到处散布谣言，为帝、修、反摇旗呐喊。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同首犯唐千根相勾结，积极网罗反革命成员，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陈犯猖狂的攻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污蔑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恶毒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严重。陈犯在案发后还订立攻守同盟，抗拒交代。
+
+　　上述罪行，经查证确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特判决如下：
+
+　　依法判处反革命犯陈文立有期徒刑15年。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徐汇区军管组1969年1月25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5/000047.txt

@@ -0,0 +1,35 @@
+# 邵燕祥交代对广播电视剧本评奖问题的认识
+
+　　<邵燕祥>
+
+## 〖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
+## 思想汇报(2月3日一8日)
+
+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从这一周起,在群众专政办公室劳动队,除了已抽出的部分人开办了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余的人也在每晚增加两小时集体学习,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专政办公室布置大家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毛主席的几段语录,动员大家利用这最后一次机会,把自己的罪行“统统倒出来”,争取从宽处理。我想这是坚决贯彻“给出路”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指给专政对象的一条弃旧图新、弃暗投明的光明大道。
+
+　　根据这一精神,我决心继续“翻箱倒柜”,穷搜苦索,逐年回忆自己的工作和写作,看有哪些问题,是1958年反右斗争档案、1966年7月10日《自我交代和检查》材料、以及1968年11月写的自传中所没有包括的。我想,这样彻底的、巨细无遗的交代,不仅是作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所必需,而且是真正清算自己、批判自己,为革命大批判提供材料。在这样深挖细找的过程中,也就会逐步加深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
+
+　　1964年3月一4月间,我曾接受一个任务,即根据旧文化部的通知,起草一份广播系统全国广播剧电视剧剧本评奖的意见草案和广播局就此发给全国地方台的通知；6月一7月间我基本上脱产,全力参加评奖工作小组,听各地方台送来的录音,看剧本,参加讨论,写评审的初步意见；9月一10月间在决定评奖工作停办后,要将“较好”剧本编一本书,是由我编辑并起草了前言。后来这本书没有印行,不了了之。
+
+　　现在看来,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具体的日常工作,这是自己参与了一项对抗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罪行。旧文化部、旧中宣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后,先后搞过新闻纪录片的评奖,优秀话剧剧目评奖等,据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所看到的揭发材料,像新闻纪录片评奖就是公然对抗毛主席司令部的批评的；与此相仿,话剧评奖,也同样是用“评功摆好”,以所谓“成绩”对抗毛主席的严正批评。本来旧文化部的剧本评奖包括广播、电视剧,后来又决定这方面由广播系统自搞,这就是1964年我所参与的这项罪行的来由。
+
+　　在我所起草的评奖意见中,评奖范围除了所谓现代题材以外,还有所谓“历史题材”和“根据民间传说、童话改编的优秀剧本”等,这样一来,地方台送来的节目,果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一应俱全,什么《岳飞》、《灰姑娘》、《迦利陀娑》等等；当然,不止于此,在所谓“现代题材”中间,也大量充斥着中间人物和其他方向问题。毛主席指出在报刊、广播中“塞满了毒草”,这里要搞评奖,不就是鼓励毒草吗？
+
+　　1964年夏,正在搞这所谓评奖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展开了对毒草影片《北国江南》等的批判,这对我们是个警钟。使我们在初评中淘汰了一批明显的毒草。但当时对于整个评奖工作的反动性质是毫无觉悟的。
+
+　　在停止评奖工作后,梅益主张把一些“好剧本”印成书。在我写的前言里还肯定广播文艺工作者是“努力”的,在广播电视剧本的创作改编中是“有成绩的”(大意)。重复了上述的错误。
+
+　　这本书初步编定后,评奖委员会硬要在里面选入两篇东西,一是上海台的《红色的轨道》,一是中央台少儿部的《小群和小梅》。《红色的轨道》写上海解放前一次公共交通工人的罢工,给罢工工人泼冷水,说是冒险(大意)；《小群和小梅》则描写的是养尊处优的少年儿童。就此我写了一个报告给陈庚,说我不同意这两篇入选,否则前言就须另写。陈同意,并转报赵志光同志同意了。我后来一直觉得在评奖工作中我这件事是“抵制”了评奖委员会的错误意见的。现在看来,既然整个评奖工作是错误的,最后编那本书也是错误的,我反对把比较露骨的、明显有问题的作品选入,其结果可能正是保护了上述错误,使它的反动性质不那么暴露出来。
+
+　　这一件“评奖工作”,是跟旧文化部挂上线的,是直接属于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的一套阴谋活动的。我积极参与了这一罪行,并曾对评奖工作组个别人“工作中不负责任”而有意见,正说明我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所有我积极执行文艺黑线的“工作”“创作”问题上一样,我是认罪服罪的。
+
+　　这一周的汇报就写到这里,请予指正。
+
+　　 1969年2月9日
+
+　　· 来源：
+
+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CCRD/0/8/5/names.txt

@@ -0,0 +1,48 @@
+滕海清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的第一次检查(摘要)
+1969年柴德赓写的检查交代材料──关于杨绵仲、杨汉之、周蓟章
+柴德賡1969年的检讨书
+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
+邵燕祥汇报春节期间的思想认识
+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学习毛主席“四个伟大”材料后的感想
+关于孙犁的交待
+自清向党向人民隐瞒了哪些罪行
+我的交待
+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摘录)
+喻屏交代材料中对“叛变”问题的申辩（摘录）
+滕海清等关于挖“内人党”扩大化向中央的检查
+事实胜于雄辩——巴盟中后旗挖“内人党”情况 (调查报告)
+沈从文的检讨
+一个居民在区革委学习班的交代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桑弧放到群众中去的请求报告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羽山放到群众中去的请示报告
+关于内蒙建筑公司围剿“内人党”情况的报告（调查报告）
+关于目前形势和“新内人党”问题座谈会重点发言（摘要）
+舌头就这样地被割了——记吴青龙同志受害过程
+滕海清在呼和浩特铁路局《火车头》召开的大会上的检查
+海军军乐队革命委员会文革专案组关于白而强问题的定案报告
+吴宓请求与工宣队商量治疗腿伤的申诉信（摘录）
+章士钊为康心如之子蒙冤事给周恩来的第二封申诉信
+上海市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解放王丹凤的报告
+滕海清在内蒙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检查
+解放后的罪行交代补充
+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东城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  布告
+中共呼和浩特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11·23”事件的平反公告
+一个家庭妇女的历史交代
+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检讨
+我的坦白交待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偷看窗口）
+关于在农村牧区组织贫下中农（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意见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与194号谈话）
+呼和浩特市“5·7”干校关于“新内人党”问题的平反公告
+上海红旗电影厂关于李天济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表格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莎莉特务嫌疑问题审查表格
+呼和浩特市革委会政治部、生建部关于呼市计划口被打成“新内人党”问题的平反公告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刘琼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吴永刚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军管会公安处军管组关于反革命集团首犯陈秉祺的刑事判决书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彻底揭开反革命组织“内人党”的盖子，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邓克生文革检查全编（1969年）
+吴宓交代历史发言稿（摘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徐汇区军管组对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的刑事判决书
+邵燕祥交代对广播电视剧本评奖问题的认识

CCRD/0/8/6/000000.txt

@@ -0,0 +1,67 @@
+#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对罪犯提出量刑意见的通知
+
+## 最高指示
+
+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
+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
+## 通知
+
+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保卫斗、批、改阶段各项战斗任务的贯彻落实，保卫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发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城市人口疏散的伟大号召的贯彻落实，坚决把一小撮破坏下放插队的反革命分子彻底揭露出来，严厉打击他们的各种破坏活动。现将罪犯王外锁等犯罪分子的罪行材料印发给你们，望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工（军）宣队，驻军认真组织广大革命群众深揭狠批这些罪犯的反革命罪行，把他们彻底斗倒批臭，并按照党的政策，提出具体量刑意见。速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
+
+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一九七O年八月十二日
+
+　　一、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犯王外锁，男，二十三岁，清徐县人。拘留前系清徐城关公社社员。
+
+　　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二日晚九时许，王犯紧紧跟着由平泉回上固驿的下乡插队女知识青年刘××，行至途中，乘机将刘推翻在地，卡住脖子，欲行强奸，由于刘坚决反抗，强奸未遂，但王犯仍不死心，二次又将刘推倒在地，进行毒打，在刘无力反抗的情况下，将刘强行奸污。
+
+　　王犯蓄意破坏落实三个“照办”，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破坏社会革命新秩序。罪行极为严重。
+
+　　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孙洪强，男，五十五岁，山东省黄县人。拘留前系太原选煤厂工人。曾于一九三六年当过土匪，一九六O年因贪污公款受行政记过处分。
+
+　　孙犯出于反革命本能，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九六四年以来，竭力阻止其十七岁的养女上山下乡，长期霸占，多次奸污。孙犯还曾调戏、侮辱幼、少女、妇女等达二十余人。一九六六年以来，以威逼、恐吓、诈骗等手段，多次奸淫五至三十岁幼女三人。
+
+　　孙犯对抗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多次奸污养女和幼女。罪恶严重，但尚能认罪。
+
+　　三、现行反革命破坏插队犯阎学轼，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山西省太谷县人。拘留前系山西省公安局会计。解放前曾参加过伪“同志会”、“三青团”。
+
+　　阎犯反动本质未变，在轰轰烈烈落实毛主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伟大号召的高潮中，阎犯为抗拒和破坏干部下放插队，当组织批准其插队落户后，于一九七O年七月多次散布反革命言论，极其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撕毁毛主席语录，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阎犯破坏干部下放插队，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罪恶极为严重，认罪态度不好。
+
+　　四、现行反革命犯卫厚德，男，三十七岁，山西省夏县人。拘留前系太原钢铁公司三轧厂轮换工。
+
+　　卫犯思想极端反动，多次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多次当众散布反革命言论，极其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诽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为刘少奇及其同伙鸣冤叫屈。
+
+　　卫犯罪行严重，认罪态度不好。
+
+　　五、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张俊波，男，十九岁，河北省武清县人，拘留前系十四中学生。
+
+　　同案犯范云森，男，二十一岁，山西省平定县人。拘留前系二十中学生。
+
+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上午，张、范二犯纠集一伙“弟兄”在红旗照相馆，对十四中兰××等十二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围攻、谩骂殴打。张犯扬言：“打死上山下乡的”，“每人捅两刀子，再让他们上山下乡”。并指使范犯将兰××、薛××刺伤，后逃跑。
+
+　　张犯思想反动，直接指使他人刺伤知识青年，严重的破坏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抢劫、盗窃汽车、电动机、自行车、军衣、军帽、粮票等物，并经常进行流氓活动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秩序。拘留后态度极坏，罪行极为严重。
+
+　　范犯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多次盗窃国家财产，抢劫行人财物，结伙“弟兄”破坏革命新秩序，罪行严重，拘留后尚能低头认罪。
+
+　　（六、现行反革命破坏战备疏散犯李润富，男，四十三岁，中农出身，伪军人成份，山西省平原县人。捕前系西��矿务局向阳矿工人。）
+
+　　李犯一贯思想反动，在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群众运动中，李犯肆意破坏战备疏散工作，辱骂动员战备疏散的女干部。曾多次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解放军，公开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
+
+　　李犯罪行严重，认罪态度不好。
+
+　　七、现行反革命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犯范南山，男，四十八岁，山西省祁县人。现任太原市手管局技校医生。 曾充当阎匪少尉排长、特种警宪中士小队长等反动职务。六三年曾因投机倒把被拘留十五天。
+
+　　（同案犯冯为民，男，十九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阳曲县人。其父系国民党员、中统特务、一贯道徒、同志会员，现戴帽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原籍劳动改造。）
+
+　　范犯出于反动阶级本性，于一九七O年勾结冯为民私刻“太原市北城区革命委员会劳动安置办公室”公章，伪造公函、非法安排应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四十三名，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部署。
+
+　　范犯解放后，长期隐瞒其特务身份，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散布革命言论，公开呼喊反革命口号，罪行严重。
+
+　　冯犯私房公章四枚，伪造公函十余份，直接破坏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0/8/6/000001.txt

@@ -0,0 +1,9 @@
+# 上海电影系统关于王世桢严重路线错误的审查表格
+
+　　
+
+　　   案由 严重路线错误   姓名 王世桢 别名 石榛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22 籍贯 福州市人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本人成分 职员 参加工作年月 -- 入党年月 1948.1   工作单位 原天马厂 职务（级别） 文学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文艺五级   家庭住址：--   家庭成员政治情况 姚念玫：前妻，原上海市卫生局工作，党员，（审查） 林愚真：妻子，杨浦区人民委员会文化科长，63年结婚。 吴小佩：北影党委副书记，48年地下党联系人（审查） 刘厚生：北京戏协，49年地下党联系人（审查） 夏衍：52－56年夏任剧本创作所主任，王任秘书长。   本人主要经历 1945－1949在重庆、上海伪中国银行国外部任职员 1949.5－1949.6上海协助军管会接管伪广播电台 1949.7－1950.2上海军管会文艺处戏曲室、电影室任秘书 1950－1952上海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秘书室主任 1952－1956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任秘书长 1957－1959海燕厂编辑组长 1959－1962上海电影局艺术处任副处长 1962后天马厂文学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   主要犯罪事实 洪宪检举：（隔离原因） 1. 上海解放那天王世桢参加五毒召开会议已否定。 十七年来： 1. 1950年任“大众电影”主编时，吹捧“武训传”，扣压批判文章，51年毛主席发动批判，王遵于伶指搞假检讨。 2. 在电影剧本创作室任秘书长积极执行夏衍黑指示，大搞封、资、修，反对文艺为工农兵，“不写工农兵，也可为工农兵服务”“题材广阔多样”。 3. 62年纪念瞿白音“创新独立”主持“创新座谈会”，不久柯老提出要批判，要王写文章，王公然抵制不写。 4. 大批毒草香花：“球迷”“三李”“燎原”“红日”“舞台姐妹”……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1. 一贯丧失立场，敌我不分，50年私收特务，三青团骨干工作 2. 道德败坏：勾引妇女，63年与林结婚，四清中侮辱社员。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6/000002.txt

@@ -0,0 +1,125 @@
+# 李再含在北京学习班的检查
+
+　　现将李再含同志一九七0年元月九日下午、十日上午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大会上的检查（记录稿），印发供批判用。
+
+　　（节录）
+
+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办公室一九七0年元月十二日
+
+## 李再含同志的检查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战斗的七十年代。放眼全球，展望未来，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
+　　这次我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受教育已经四个多月了。在中央首长的亲切教育下，在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历史的罪人，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我犯下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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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新华印刷厂廉秀容同志的血泪史，深受感动。这样好的一个同志还检查自己对不起毛主席的错误，她的一字一句都剌痛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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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罪过是极为严重的，我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在贵州推行一条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镇压和毒害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继承了大叛徒刘少奇的衣钵，在夺权以后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我推行这样一条路线，就破坏了革命大联合，破坏了军民、军政之间的团结，破坏了军队的稳定；自毁长城，破坏了三线建设。总之，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飞扬跋扈，狂妄自大，横行霸道，骄傲自满，夜郎自大、胡言乱语，不可一世，把贵州搞得一团糟，我就是罪魁祸首。贵州夺权较早，因为我的错误领导，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一个大反复，落在全国的后面，拉了全国的后腿，这是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贵州两千万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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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交待自己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的严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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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态度是很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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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典型的个人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表现在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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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在贵州没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极其反动地突出我自己。不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心，而是以我为中心。由于我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忘乎所以，热衷于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因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心中忘记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向突出我个人，以我为核心，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罪恶道路。
+
+　　较长时间内，在贵州流传着一些赞扬我的话，什么“贵州有个小太阳”、“地方出了个王效禹，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什么“有了李再含是贵州人民的幸福”等等，在一片赞扬声中我昏昏然、飘飘然，心里热乎乎的，乐滋滋的，还觉得拥护我的人还不少啊！因此，自己恬不知耻地经常说自己是“不倒翁”；在会议上听到这些赞扬时，也假惺惺地说“受之有愧”，实际上内心高兴得很。
+
+　　贵阳文展馆收集展出了我的一些材料和照片，我是知道的，当有人直接向我要材料时，我表面上说不要搞，但实际上并不制止。我自恃有功，以“功臣”自居，以“西南春雷”“当然主人”自居，因而有恃无恐，认为搞一点也可以，让群众知道我的所谓“功劳”。更严重的是，自认为既然主持全省工作，也需要树立个人的权威，这就完全背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的伟大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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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有些地方在早读时间读我的所谓“讲话”和“插话”，我是默许的，错误地认为我的“讲话”和“插话”是联系实际、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家读一读也是可以的，真是狂妄之极，反动透顶，竟敢把我的臭不可闻的奇谈怪论同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分庭抗礼，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吗？否。很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如赤水问题，我说赤水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根子在武装部，完全是胡说八道。把矛头指向武装部、革委会，自己搞垮革委会。最典型的是我在省革委常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通知全省要“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通知中还说什么我的“讲话”和“插话”给贵州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把“讲话”和“插话”刊印成册，通过交流方式，流毒全国。是谁指明了方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我指了错误的方向，害了大家，把贵州文化大革命搞坏了。我的原原本本是明目张胆的搞资产阶级的多中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在贵州用我的错误的反动的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抗衡，唱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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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唱反调，发表和讲过许多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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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贵州特殊论”。经常讲，贵州和外省不一样，外省在建立革委前就存在两大派，贵州不存在，贵州是成立革委后分裂的。认为“4?11”这个革命群众组织是分裂主义的产物，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实现个人野心目的，又如：认为贵州公检法也是特殊的。我认为贵州公检法是革命造反派掌权。当中央发出公检法一律军管的指示后，我就借口特殊，对抗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指示，把公检法的同志引上了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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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3、‥‥‥‥‥‥
+
+　　4、“一派掌权论”。说穿了就是一人掌权论，想把无产阶级的政权变为个人的政权，个人独裁，改变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把贵州搞成“李家天下”，搞成资产阶级王国，把贵州党变成“李家党”。因此，对4?11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以来顽固坚持不承认主义，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央指示后，还大耍两面派，在中央面前坚持不承认4?11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是不是只承认4?11、支红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我就不提“革命”二字，这是我耍的一个花招，阴谋诡计。当然中央首长一听就完全听出来了。中央首长在去年二月、五月会议中都提出贵州存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派是“八派”，一派是“四派”。特别是九大结束后，党中央又把我们留下，进一步解决贵州问题。我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在京西宾馆统一口径，对抗中央，说对4?11总体上承认，具体分析，把主动权交给各单位。把党中央指示否定了，坚持一派掌权的反动观点，说穿了就是搞我的一人掌权。
+
+　　5、到处封“核心”，定“为主”。全省各地都是这样子，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封“核心”定“为主”，要害在于全省各单位都有我封的“核心”，自然我就成为全省的核心了，实际上是封我自己。全省都有我定的“为主”的组织，全省就自然以我为主了。这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造成贵州长期两派对立，我是地地道道的罪魁祸首。
+
+　　6、…………。
+
+　　7、革命分先后。我在贵州长期划分“革”与“保”，明确革委会中老造反派应占绝对优势，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不分先后”的伟大教导。
+
+　　8、…………。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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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我同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唱反调的一系列反动言论。同志们声讨我的滔天罪行，狠揭狠批我的肮脏的东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会照遍贵州高原。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声讨、控诉。
+
+　　第三，拒不执行、抗拒中央的许多指示和批评。例如，中央对公检法一律实行军管的指示，我篡改了，这是我的罪状之一。这里面隐藏一个很肮脏的东西，我想一个人独揽贵州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党、政、军、专政机关的大权。我认为某同志是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思想上想把公检法大权交给113组织的某同志，如果实行军管，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了。
+
+　　又例如，关于要承认411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也是拒不执行。要害是我承认了，岂不是我过去执行的踏平政策就错了吗？岂不是要承认自己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吗？自己的名利、地位岂不是就破灭了吗？所以，硬着头皮就不承认有两派和411是革命派。同时把真相隐瞒起来、封锁中��的声音。毒害了广大支红派的同志。这是我的错误造成的。
+
+　　又例如，中央多次指出不要告下面的状，不要告41师的状。我给中央报告情况，相当多数是告状的材料，而且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好多是假报告、假情况，欺骗中央，目的是想把41师赶出贵州，给中央千方百计施加压力，要把41师调走。中央非常英明，看出了我的罪恶目的，所以没有同意我的意见，而且批评了我。
+
+　　又例如，中央关于国防系统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也没有执行，严重破坏了三线建设，使国防系统严重失密。这都是不执行和对抗中央指示造成的恶果。
+
+　　我对中央的批评也是抗拒的。总理、康老、谢代总理关于“肃薄”的批评。张春桥同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我是对抗的。龙广事件我是有罪的，镇压了“贫造司”广大贫下中农，非常错误。不请示中央，取缔这个组织，胆大妄为，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
+　　总理对“七二九”事件部队开枪严厉批评，我也是抗拒的，认为部队是捍卫“九五”命令，部队是自卫还击有理。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
+　　这是抗拒中央批评的第三个方面。
+
+　　第四、第四个方面，我是很少向中央请示报告，少量的有限的报告，多数是假报告，告状的报告，派报告，是说假话的报告，达到个人野心的罪恶目的。
+
+　　我还有好多事情擅自处理，如多次调部队我没有请示中央和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八月，擅自调动部队和工人围攻贵工，踏平411。这是我个人决定的。还有调动两个连去龙广，也是我决定的。（对）盘县擅自调动一个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我自作主张，胆大妄为，违反党纪、军纪、国法，我应当受到党纪军纪、国法的制裁。
+
+　　第五、我对党中央的指示和批评，采取了资产阶级两面派的恶劣态度。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春桥同志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和在六次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错误。我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方面觉得没有一个态度不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向毛主席写了一个假检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还承认对411的问题也是有错误的。但回到省里后，也没有传达中央的批评，也没有讲自己的检讨，更没有改正错误，把毛主席的声音封锁起来，使大家不明真相，并在一次省革委常委会议上说，贵州有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把责任推给其他同志，玩两面派，对抗中央，欺骗了毛主席，当面说得好听，回去以后又在捣鬼，同时，也蒙蔽了贵州的广大军民和同志们。
+
+　　去年二月，党中央看到贵州问题，召集41师、49师、昆明军区领导同志开会，帮助我认识和改正错误，中央通过何光宇同志向我提出了四个问题：一，要我检查对中央的态度；二，对军队的态度；三、对群众的态度；四、组织纪律问题。听了以后，使我大吃一惊，当时我想如果我存在这四个问题，我不完蛋、垮台了吗？我根本不去想是不是这些问题，根本不接受中央对我的批评，根本不接受对中央、对军队存在一个态度问题。而且十分错误地认为这是“整我”，认为是大军区“整我”。非常错误地认为贵州是由于部队调防搞乱的，根子在大军区。因而思想不通，毫无自我批评之意。我在中央首长面前非常勉强地敷衍了几句，说话声音比蚊子声还要小，一句话要讲五分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我写出书面检查，由于自己的思想不通，为了蒙混过关，写了一个搪塞、敷衍的假检查。根据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精神，我起草了一个《十条意见》，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带回贵州。由于思想上对抗中央召开的这一次会议，回省后既不传达会议精神，又不作自我批评，把传达贯彻任务推给何光宇同志，还散布不少荒谬的言论。我对一个同志没头没脑地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我自己就是在军内工作，这个话是非常反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忘得一干二净，并对一些同志说，这次会议是“九比一”，官司怎么能打得赢呢？我又在省革委常委、省军区党委联席会上说：“我在纠正错误中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该同意撤销818。”对抗中央二月会议对贵州的处理，对这次会议，我耍了两面派，在中央是一套，回到贵州又是一套。后来我和张明同志到中央参加九大预备会，九大期间，听说省内很乱，我一方面大为不满，认为是何、石等同志在家里搞右倾翻案。另一方面又幸灾乐祸，我没有在家，搞乱了你们负责，把责任嫁祸于何、石和41师，甚至联系到昆明军区党委。我参加了九大，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亲切地握了我的手。可是我回到贵州后就忘记了毛主席的指示，完全背离了毛主席指引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政治方向。
+
+　　九大后学习九大文献、毛主席指示、新党章，代表们给我提了些批评意见，自己基本听不进去，在十分混乱复杂的心情下，一方面不得不搞点自我批评，装装样子。一方面又认为中央发了两个“红五条”，中发25号文件，自己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自己得意忘形，摆出一付“胜利回朝”的姿态回到贵州。心里想，九大召开了，大局已定，更打不倒我了。并且念念不忘省军区党委召开的三月会议。听说有的同志喊了打倒我的口号，我怀恨在心，认为这是搞右倾翻案。我思想上想的不是贯彻九大精神，而是搞自己的一套，我认为三月会议是右倾翻案，就决心把这个案翻过来，回去后就办了一系列坏事。不该传达的传达了，自己在有的问题上加油加醋，扩大化，从花溪、磊庄会议一直发展到七二九事件，破坏了团结，把广大军民引上了邪路。特别在九大期间，我干了破坏团结，分裂中央的罪恶活动，散布了分裂中央的流言蜚语。九大以后，充分表现出我是典型的两面派。九大上我举手赞成毛主席指示新党章，回去就干背离九大精神的坏事，是一个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的典型的两面派。
+
+## 二  关于对待群众的态度
+
+　　我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我是只相信自己，唯我“正确”，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堕落成资产阶级政客。我对411采取“踏平政策”，对支红派采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危害政策。对411我长期顽固地坚持不承认主义，给411及其相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411打成“反动大杂烩”，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一部分群众专另一部分群众的政，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由于我执行了一条毒害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导至全省武斗不断，内战连绵，使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无辜伤亡，家破人亡，我是罪魁祸首。为了踏平411及其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我不择手段，搞情报，搞动态，打进去，拉出来，分化瓦解，擅自调动部队，动用专政机关，通过报纸、电台镇压411，做了亲痛仇快的事，使国内外阶级敌人大作文章，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起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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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踏平411，我同意组织818，利用818来维护我的独立王国，镇压群众，镇压411。为了蒙蔽818广大群众，说什么818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说什么818可以起到专政机关起不到的作用。我提倡每一个地区都必须有一个拳头。我不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去掌好权，用好权，而是用刀枪棍棒去镇压群众。我派了818的一些同志到铜仁、兴义、赤水等地去贯彻一派掌权，踏平另一派。派这些同志去指挥武斗。818被撤销后，我又默许组织“捍三红”、“群众专政指挥部”。我做了国民党、资产阶级做的事情。由于我指导思想错误，把工代会带到邪路上去，把工代会变为“第二政权”，以工代政，达到巩固我这个独立王国的目的。我要负完全责任。
+
+　　长期以来我顽固地坚持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七．二九”事件达到最高峰。“七．二九”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我，我要负主要责任。“七．二九”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我长期对411采取踏平政策的必然结果。我错误地认为“红五条”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41师和411。我认为九大后解决411在贵阳据点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不能拖过八月。我主张工人进城，要警司告诉411撤除据点，首先撤除省革委办公的大楼，我讲了如果411拒不执行“红五条”，一定要坚持据点，就要采取“南宁道路”的办法，并且讲过少数人要走“南宁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对支红派造枪，我是同情和默许的。有人找我，我说，你们走上层路线是不行的，我是不会点头的。并且我找了工代会的军代表，叫他们调动工人进城。当独立师连队开枪后，就要工代会调动工人队伍占领政法大楼，支援计委大楼。我表面上说，打掉411据点要请示中央才行，真正���思想是端掉就端掉了。“七．二九”前后我退居幕后，假装不知道，后来打了以后，我非常高兴，说打得好，打得有理，打出了一个大好形势。还说要因势利导，彻底整顿贵阳市，限三天之内把贵阳焕然一新，这就是我对待群众的恶劣态度。我背离毛主席的教导：“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我根本没有把毛主席指示记在心上，我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群众当成阿斗，把群众看得很落后，也是推行了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
+
+## 三  关于对待军队的态度
+
+　　1、…………。
+
+　　2、…………。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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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41师，态度非常恶劣。对两师调防不满意。对41师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来夺权的，所以千方百计挑起41师、独立师的矛盾，拉拢独立师，排斥41师，还千方百计地向中央施加压力，想让中央把41师调出贵州。表面上说，41师刚到贵州，他们人地两生，要很好地关怀这个部队。实际上，想把41师调出贵州，这是非常错误的，并且为达到这个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错误做法，怂恿、挑动支红派同志给41师出难题，搞变相围攻，我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
+　　5、对支左人员，挑选我认为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对我有意见的坚决不同意他们出去支左。
+
+　　6、军区党委有些同志多次提出研究部队支左问题，41师到贵州是有支左任务的，我迟迟不研究，不给41师支左任务。我认为，如果给41师支左任务，他们就把权夺过去了，这非常错误。我借口支左的同志任务很忙，不同意研究，使主持部队工作的同志不了解支左的情况，也使支左的同志不了解部队的情况。互不往来，互不通气，把部队分裂，党委分裂，使党委瘫痪，我一个人领导，破坏了军区党委集体领导。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更谈不上发挥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了，只相信少数人，把多数同志撇在一边。
+
+## 四、关于“三反一粉碎”
+
+　　我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接过革命口号，塞进自己的私货。想通过“三反一粉碎”进一步达到独揽贵州大权的目的。我错误地认为，贵州实现全省一片红以后，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了。通过整顿内部，进一步独揽党政军大权。在“三反一粉碎”中，我错误地提出，革命干部要补课，要“回炉”。由于矛头指错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一大片，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军队，指向革命干部，指向革命群众，而没有指向阶级敌人。这是根本的错误，方向错了。所以“三反一粉碎”的结果，粉碎了革委会，粉碎了革命干部，粉碎了军队干部，粉碎了革命群众，把贵州搞乱了，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很大的反复。在“三反一粉碎”中搞垮了二十几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伤害了相当一批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有一些已经结合了的干部又重新推了出去，把一些参加支左的军代表调回。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样板也不例外，认为贵棉的领导班子不理想，错误地认为贵棉革委领导班子是中间偏左，是“中左政府”。在常委会上提出要改组贵棉革委，把革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调出，把多数同志排斥出去。结果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归口大联合的样板。从此以后，革命大联合就更不好，这是我的罪过造成的。
+
+　　五、破坏了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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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的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新的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有这些我都违背了。两年多来，我在贵州是大权小权一概揽起来，权迷了心窍，大小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实行家长式领导，搞一言堂、个人独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把政权和党的性质改变了，把无产阶级政权引向了资产阶级政权，个人政权，把无产阶级的党变为个人领导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的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哪有个人说了算？那就是个人称霸，成了霸王。”我在贵州就是一人称霸，还想称霸于整个西南。
+
+　　我搞的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以下原因：
+
+　　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
+
+　　二是表���在大搞独立王国，目无中央，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恶性发作。
+
+　　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映在第三个方面是派性严重。
+
+　　世界观没有转变的第四个方面是：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恶性膨胀，唯我正确，唯我独革，唯我独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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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问题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在贵州就是顽强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贵州，还要改造西南。由于我世界观的错误，立场的错误、方向的错误，因而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的，也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看问题，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问题必须看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对贵州存在的问题，我是怎样看的呢？对贵州出现的反复、乱，我是从外部找原因而不是从内部主观找原因，一直认为贵州出现的反复、乱， 是别的方面造成的，外部造成的。实际上主要原因在我这里。我应承担完全主要的责任。我跑到了一个地方，不问环境情况，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更谈不上抓典型，搞调查研究。由于立场上的错误，思想方法的错误，工作方法也是错误的，仅凭一封信、一次汇报、一次见面就决定重大问题。我受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黑六论”的毒害，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入党做官论”、“公私溶化论”、“群众落后论”、“驯服工具论”。我好多反动思想实际上都是大叛徒刘少奇的翻版，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没有思想准备，还停留在过去阶段，人进入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的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最根本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了一点也是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总觉得三年来辛辛苦苦，但辛苦的是搞资产阶级派性，是搞“独立王国”，夺权以后，对毛主席、党中央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了，越来越疏远了，忘乎所以，心中忘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想起来我非常难过，非常痛心。我一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认真改造世界观，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
+　　我衷心拥护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英明决策。我犯下了滔天罪行。希望同志们狠揭狠批，口诛笔伐，声讨、控诉我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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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鄧振新：《貴州文革實錄》，香港：中國國際文藝出版社，2012.

CCRD/0/8/6/0000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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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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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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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
+　　 毛泽东
+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市革命人民紧密团结，斗志昂扬，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千方百计地从事各种破坏和捣乱。为了落实战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必须坚决打击。我们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正在准备公判一批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将这批罪犯的罪行材料发给你们，请联系本单位、本地区阶级斗争实际，放手发动群众，广泛讨论，大议、大揭、大查敌情，把隐藏的敌人统统挖出来。
+
+　　各单位将讨论情况和对各个罪犯的处理意见，于3月10日前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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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214681或215380—460分机
+
+　　 1970年2月25日
+
+　　（此材料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
+## 一、通敌叛国犯张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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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敌叛国犯张顺林，男，23岁，江苏省高邮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原是被监督改造的反革命分子。
+
+　　张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1965年5月，因为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嗣后，又投寄反革命匿名信，恶毒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此，于1967年9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张犯不仅不认罪改悔，相反，竟变本加厉地散布反革命言论，书写大量反革命诗词。特别严重的是，竟于1969年11月1日至12月6日，连续书写多封反革命匿名信，分别投寄给《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香港《大公报》社以及修正主义国家驻华使馆。疯狂地攻击、污蔑、咒骂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污蔑革命样板戏，并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出谋献策，无耻地吹捧苏修头目，通敌叛国。张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
+## 二、叛国投敌犯张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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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国投敌犯张迪利，男，25岁，广东省中山县人，上海铝材一厂裱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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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犯思想极端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拉拢同学陈传驹等人（另行处理），举行所谓“聚餐会”、“音乐会”，收听敌台广播，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与葛犯生明，多次密谋策划偷越国境，叛国投敌。1967年8月，张犯与葛犯潜往我边境某地，拉拢许XX等人（均另行处理），并写信策动陈传驹等人一起偷越国境。张犯还去边境观察了偷越地形。8月16日深夜，葛、许等犯偷越国境时被我边防部队查获，张犯在旅馆待机越境，也被我边防部队查获。张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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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叛国投敌犯葛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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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国投敌犯葛生明，男，31岁，浙江省宁海县人，家庭出身小业主，上海铝材一厂裱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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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犯系坏分子子弟，思想一贯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写信给新疆刑满释放的父亲，探索边境情况，并多次与张犯迪利密谋策划叛国投敌活动。1967年8月，与张犯潜往我边境某地，观察了偷越地形，购买了犯罪工具。8月16日深夜，正当葛犯偷越国境时，被我边防部队查获。葛犯被拘捕后，被迫供认了上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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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张方晦反革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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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方晦，自1962年起，先后纠集展家麒、邱孝羽等犯，组织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阴谋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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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方晦，男，29岁，江苏省海门县人，1962年倒流来沪，后回原籍种田。
+
+　　张犯出身于反革命家庭，思想极端反动，恶毒攻击我党中央。从1962年起，先后纠集展家麒、邱孝羽等一伙反革命分子，组织反革命集团，确定了集团成员的反革命职务，制订了反革命“施政纲领”、反革命组织路线和“潜伏活动”计划，规定了联络暗号。张犯还积极发展成员，扩充反革命组织。并书写了大量反革命文章，恶毒地攻击我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张犯被拘捕后，被迫交代了上述罪行。
+
+　　2. 反革命集团骨干展家麒，男，31岁，江苏省扬州市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上海师范学院学生。
+
+　　展犯思想十分反动，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犯张方晦不在上海期间，经常主持反革命集团成员会议，根据张犯的意图，策划反革命活动。展犯还积极发展人员，扩充反革命组织。并书写了大量反革命文章，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展犯被拘捕后，交代了上述罪行。
+
+　　3. 反革命集团骨干邱孝羽，男，30岁，浙江省镇海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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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犯思想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邱犯死心塌地支持张、展两犯策划的反革命活动，积极参与反革命集团活动，负责集团成员间的联络，检查集团成员的思想情况。邱犯还将集团成员间来往的信件和所写的反革命文章，负责装订、保藏，妄图向蒋匪报功领赏。邱犯被拘捕后，交代了上述罪行。
+
+## 五、现行反革命犯郑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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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犯郑宝泉，男，34岁，上海市上海县人，家庭出身富农，上海县北桥公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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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1958年以来，因书写反革命信件，曾被4次收容管教。特别是1962年以来，郑犯竟变本加厉地书写了大量反革命信件、诗词、日记，并画了反革命漫画。先后向《人民日报》社、《解放日报》社、市革命委员会、驻沪部队以及工厂等处，投寄反革命信件、诗词、漫画达58封之多。在其家中还搜出反革命日记一本。郑犯在上述反革命信件、诗词、日记、漫画中，疯狂地、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无耻地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招魂。郑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六、现行反革命犯李龙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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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犯李龙寿，男，31岁，江苏省东台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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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犯出身于反革命家庭，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特别是在战备动员以来，李犯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积极配合苏修、美帝的侵略战争叫嚣。自1969年4月8日至1970年1月11日案发止，先后向市革命委员会、市公检法军管会投寄了11封反革命匿名信，疯狂地、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无耻地吹捧苏修、美帝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妄图反革命复辟。李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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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现行反革命犯吴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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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犯吴小平，男，24岁，上海市松江县人，松江县泖港公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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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犯思想反动，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9年6月、7月，连续向市革命委员会、松江县革命委员会以及某军事学院等单位，投寄了4封反革命匿名信，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公开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涂脂抹粉，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招魂，为帝、修、反的反华叫好。更为恶毒的是，竟丧心病狂地破坏我党领袖像。吴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八、现行反革命犯凌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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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犯凌体仁，男，41岁，江苏省兴化县人，家庭出身伪官吏，嘉定县城厢镇税务所职员。
+
+　　凌犯解放前充任伪职，解放后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恨。1960年被革命群众批判和受到行政处分后，仍不思改悔，继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更为恶劣的是，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了大量反革命日记，用极端恶毒的语言，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凌犯被拘捕后，被迫供认了上述罪行。
+
+## 九、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犯谈元泉、唐挹光、董海卿、庄秋生、孟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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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谈犯元泉为首的一伙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大叛徒刘少奇及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狂热吹鼓手。早在1963年就纠集在一起，借沪剧“清唱”为名，大肆演唱封、资、修的毒草戏，在“四清”运动中曾受到严肃批判，并一度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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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月，谈犯元泉为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怀着对革命样板戏的刻骨仇恨，重新纠集地主子弟唐挹光以及董海卿、坏分子庄秋生、流氓阿飞孟云生等人，采取反革命两面手法，先后蒙骗了青年、妇女等百余人，组成“文艺小分队”。打着演唱革命样板戏的旗号，采取各种恶毒手段，从情节到唱词，从谱曲到唱腔，从表演动作到服装打扮，对革命样板戏进行恶毒的歪曲、篡改，极力美化阶级敌人，丑化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猖狂的破坏革命样板戏。同时大量演唱毒草戏，利用文艺舞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甚至借演唱为名，大肆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自1967年至1969年8月，谈犯等先后在本市10个区、3个县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医院、人民公社、里弄等170��处，演出达280余场次，直接受害群众达16000余人，并严重的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此外，谈犯等还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毒素，腐蚀毒害青年，指使他们进行偷窃、诈骗、赌博、流氓等活动，使不少青年和妇女受到毒害。现将谈犯元泉为首的这伙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分述如下：
+
+　　1. 现行反革命犯谈元泉，男，35岁，上海市人，上海钢管厂司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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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反革命复辟。早在1963年，谈犯就纠集一些人，以“文艺小分队”为名，到处演唱毒草戏，为反动阶级招魂。“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后仍不改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谈犯猖狂的进行反攻倒算，强行平反，并怀着对革命样板戏的刻骨仇恨，又为首纠集地主子弟唐挹光以及董海卿、坏分子庄秋生、流氓阿飞孟云生等人，打着演唱革命样板戏的旗号，先后蒙骗百余名青年和妇女组成“文艺小分队”。在谈犯的组织和指挥下，这个“文艺小分队”猖狂地攻击、污蔑、破坏革命样板戏。更为恶毒的是，竟以演唱为名，疯狂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谈犯还以引诱、胁迫等手段，叫他人演唱了大量毒草戏，大肆复辟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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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犯不仅组织和指挥这个“文艺小分队”破坏革命样板戏，而且赤膊上阵，借演唱革命样板戏为幌子，肆意歪曲、篡改、糟蹋、破坏革命样板戏。例如把《芦荡火种》中早已受批判的“开方”、“乔装改扮”等几场突出地下斗争的糟粕，冒充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谈犯为了发泄其反革命仇恨，在演唱《白毛女》中“穆仁智逼租”一段唱词时，竟公开在舞台上大唱早已批判了的旧台词，并将穆仁智表演得气焰嚣张，大长阶级敌人的威风；而将一个敢于斗争的杨白劳却演成了怨天尤命的人，极力往贫下中农脸上抹黑。谈犯在扮演我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时，嘴叼香烟，手摇纸扇，脚踏话梅罐，斜体弯腰，蓄意丑化。在与张犯定美（另行处理）对唱《芦荡火种》中“军民一家”时，眉来眼去，动作下流，并大唱低级庸俗的词句，把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糟蹋得不成样子。谈犯还用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黄色毒素，腐蚀、毒害青年，指使他们进行偷窃、诈骗、流氓等活动，致使不少人受到毒害。谈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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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现行反革命犯唐挹光，男，41岁，上海市青浦县人，家庭出身地主，红星板箱厂做工。
+
+　　唐犯思想极端反动，敌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4年利用职权贪污公款达4千元，在“四清”运动中被揪出监督劳动。唐犯从1963年起就积极参与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活动，大量演唱毒草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唐犯又积极伙同谈犯元泉组织“文艺小分队”，自任教唱、编词和谱曲，并亲自演出达190余场次，大肆放毒，疯狂地破坏革命样板戏。更为毒辣的是，唐犯竟用悲伤、色情、颓废的曲调谱写、演唱革命诗词和革命唱词，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唐犯被拘捕后，尚能坦白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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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现行反革命犯董海卿，男，31岁，上海市南汇县人，上海邮电器材供应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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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极为严重，对封、资、修黑戏顶礼膜拜，竭力鼓吹贩卖。早在1963年即加入以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拉主胡，积极参与演出大量毒草戏。为此，在“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董犯又积极参与谈犯等重新组织“文艺小分队”，并在演出中逢唱必拉，积极参与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活动。同时，董犯还极力鼓动“文艺小分队”成员演唱毒草戏。董犯被拘捕后，坦白交代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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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现行反革命犯庄秋生，男，46岁，上海市川沙县人，上海第二印染厂做工。
+
+　　庄犯在解放前曾充当匪军和伪警，解放后因强盗案被判处徒刑5年。1956年进厂做工，又因奸污妇女、聚众赌博等，被专政机关拘留教育和剥夺选举权。1965年戴上坏分子帽子监督劳动。但庄犯仍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想蒋匪复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大肆进行翻案活动。1967年以来，庄犯积极参与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活动，鼓动他人演唱毒草戏。庄犯还假借演唱革命样板戏之名，猖狂地破坏革命样板戏。在演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时，庄犯故意男唱女腔，唱出各种怪腔，恶毒地丑化英雄人物李铁梅。庄犯还向“文艺小分队”的青年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腐蚀毒害青年。庄犯被拘捕后，交代了上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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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现行反革命犯孟云生，男，26岁，安徽省芜湖市人，市建二公司机粉队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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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犯原是个流氓阿飞，曾因散布反动言论，受过批判，仍不思改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妄图翻案，并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XX（另案处理）一起，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7年2月以来，孟犯积极参与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活动，猖狂地破坏革命样板戏。在演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时，竟以流氓阿飞的打扮和各种怪腔，恶毒地丑化英雄人物李玉和。并演唱了大量毒草戏。此外，孟犯还以唱戏为名，猥亵女青年，以讲黄色故事等手段，腐蚀毒害青年。孟犯被拘捕后，坦白交代了上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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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强奸杀人犯黄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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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奸杀人犯黄达生，男，30岁，广东省饶平县人，196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在某部队农场劳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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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品质极端恶劣。1969年9月中旬，得悉农场某政治干事（现役军人）出差外地，即起意伺机强奸现役军人之妻许XX。经周密计划后，于同年9月21日深夜，携带犯罪工具，拆墙潜入许的卧室，正要强奸时，许惊醒奋力反抗。黄犯为杀人灭口，将许活活扼死，并伪造现场，逃回宿舍。事后，经广泛发动群众，大揭大议，黄犯在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下，和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供认了上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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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反革命放火、投毒犯樊朱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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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放火、投毒犯樊朱兴，男，35岁，上海市嘉定县人，宝山县罗店公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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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犯曾因伙同其母进行迷信、诈骗犯罪活动，被拘留教育，其母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为此，对检举揭发他的社员金XX等人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樊犯千方百计地腐蚀拉拢大队革委会第三召集人杨忠明（另行处理），妄图夺取大队领导权，为其母烧毁档案、摘掉帽子，打击报复检举人。1969年5月，樊犯又趁杨妻因纠纷自杀之机，对杨煽风点火，挑拨杨与社员关系，进而共同策划投毒，将剧毒农药注入金XX种植的甜瓜内，后被发觉。不久，又共谋烧毁金XX家猪棚，由樊犯进行放火，后被群众及时发现扑灭。樊犯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十二、反革命、盗窃犯张施奇，盗窃犯张金茂
+
+　　反革命、盗窃犯张施奇，男，30岁，上海市人，家庭出身小业主。1959年1月，因犯反革命偷渡罪，被判处徒刑5年，1964年刑满释放来沪，现无业。
+
+　　盗窃犯张金茂，男，20岁，上海市人，1968年12月因结伙行凶打人致重伤，被判处徒刑3年缓刑3年。1969年9月由外地插队落户倒流回沪。
+
+　　张犯施奇，张犯金茂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于1969年11月4日上午，经过策划后，身带犯罪工具，破门潜入居民沈XX家，由张犯施奇撬开衣橱、箱子，大肆偷窃，计窃得各种毛料衣裤18件，绒线衣裤11件，被面、被单4条，绒线5斤，现金200元，储蓄存折20元以及粮票、布票、油票等大量财物，价值1千余元。案发后，两犯被拘留集训，又暗中串连，张犯施奇首先提出逃跑，经多次策划后，于同年12月26日下午破窗越墙逃跑。更为严重的是，张犯施奇逃跑后，还在其亲戚家恶毒地攻击我党中央。张犯施奇被拘捕后，认罪态度不好；张犯金茂交代了上述罪行。
+
+## 十三、诈骗犯沈孝本
+
+　　诈骗犯沈孝本，男，32岁，浙江省吴兴县人，解除劳教就业人员。
+
+　　沈犯曾于1958年因偷窃、赌博、流氓阿飞等罪送劳动教养。解教后仍不思改悔，乘回沪医病的机会，盗窃某学院医务室公章一枚，伪造证件混入厂矿企业单位，以代购物品为名，诈骗钱财。更为严重的是，于1969年1月间，在场内盗窃后潜逃，先后私刻5个工厂、企业单位革委会的公章，伪造了证件、介绍信，到处流窜，进行诈骗犯罪活动。并冒充保密工厂干部，用诱骗、威胁的恶劣手段，强行奸污插队落户女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同年3月17日，沈犯又以伪造证件，在本市南京东路某钟表店冒领手表时，被店内革命群众当场识破，扭获归案。沈犯被拘捕后，在罪证面前供认了上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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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摘帽右派”的交代
+
+　　<胡应强（化名）>
+
+## 〖胡应强，湖南省“摘帽右派”。这是从他的14份交代材料中（只有4份是完整的）选录的。〗
+
+## 最高指示
+
+　　剥削阶级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
+## 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胡应强有关几个方面的初步交待
+
+## （一）.父亲情况
+
+　　首先说明一下，我父亲情况，我在1956年，曾向组织作过比较详细的交待，但我没有留底稿，现在相隔了十多年，有些记忆模糊了，现在只能交待一个大概，他具体的职位和时间很不详细和准确。
+
+　　我父亲有三个名字，在家用胡有田，在外用胡有天、胡子云。1938年以前，我听说他在××龙湾画眉湾地方教书。1938年日本侵占××后，我们全家到长沙，我父亲即进入长沙警备司令部作文书，以后，他到了贵州安顺师管区一直到42年在蒋匪军中由少尉升到少校。他大约在此期间内加入了国民党。
+
+　　1943年至1945年，他由部队转入地方，在湖南新宁、绥宁伪县田粮局任秘书长，46年上半年他曾在湖南衡阳县伪田粮局任科长，46年下半年在湖南桂阳伪县府任秘书长，1947年他曾在××原和平乡任小学教员，1948年他到青岛伪蒋匪整编54师任副官课长，48年底到49年一季度任该师驻湖南联络科长，1949年5月前后随蒋匪军逃往广东，同年在广东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约在50年一季度遣返回××，以后在家作田，1957年他在本地民办小学教了一年书，1958年后作田，在家接受劳动改造到现在。我父亲解放前在蒋匪军政机构中具体有哪些罪恶或血债，由于我经常没和他在一起，加之年纪又小，所以不知道。
+
+## （二）我的简历
+
+　　我出身于1934年9月（解放那年16岁还不到）。
+
+　　1941年我七周岁时，在湖南湘乡难民学校读书半年。
+
+　　1942年我八岁时在家没读书（由湘乡住后，43年搬新宁）。
+
+　　1943年我在湖南新宁县立小学读书半年，失学半年。
+
+　　1944年我在绥宁城关保校读书半年，失学半年。
+
+　　1945年上半年失学，下半年日本投降后，到绥宁县师附小读书。
+
+　　1946年回××老家，失学在家。
+
+　　1947年入本乡高小读书，同年底毕业于本乡高小。
+
+　　1948年进入××县立初中读书，到1949年5月。
+
+　　1949年6月至8月8号前，我住在姨妈邹吴氏家（中农）。
+
+　　1949年8月8号我报名考入“湘北建设学院”，学习二个月后，同年十月份分配在××县新墙区搞秋征、减租、减息等工作。
+
+　　说明：1947年我生母死后，由于继母虐待，因此除在学校外，寒暑假期间，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我姨妈家，49年我参加工作前即住在她家。
+
+## （三）关于1958年我的资产阶级右派主要问题的交待
+
+　　由于时间相隔了十年，我没有留底稿，所以很难详细全面的回忆起来。但是我的档案里是很详细的，我愿意再次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请革命群众到革委会查找即可完全详细，我一定老实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右派罪行的批判。
+
+　　我现在只大约记得，我在58年成为右派时的主要罪行是：
+
+　　1. 在日记中写了反动诗歌（日记是我主动交出的），这些诗歌主要内容是对党不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毒草。
+
+　　2. 在反右时我说了很多的反动话，放了很多毒箭，攻击了三反，镇反，说解放后的东西有些还不如解放前的质量，攻击了统购统销，夸大了工农生活差别……等等，很多很多。现在详细记不起了，总之是攻击了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再声明一次， 我现在记不全了。
+
+　　另外反右时也批判了我学农业，不安心工作，想回家搞资本主义自发的坏思想（这一条是不是附带的我记不得了）。
+
+　　对于58年反右斗争，我之成为右派是由于我的确实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言行，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我的认识。
+
+　　我的错误，是当时没有把我的主要右派罪状抄下来，以便经常对照检查自己，坚持长期不断的思想改造。
+
+　　现在我真心请求革命群众到革委会把我的58年档案资料，把我所犯的右派罪行抄来，重新、彻底给我以大批判。我一定老实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使我能在今后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能重新做人。
+
+## （四）关于我退出大联和参加大联情况的交待
+
+　　1. 1967年9月30号，我参加了我队炮联委五七归口战斗队，到68年3月6号晚上，五七队开会传达炮联委要在3月7号反夺权时，当时我是不赞成夺权的，思想上考虑到反夺权是有问题的，但我当时不敢提出意见。为了避免将来发生问题时联系到自己，另外我也怕发生武斗，所以在3月6号晚上五七战斗队会上，我声明退出大联。从3月7号起到8月上旬前，我没有参加炮联的战斗队会议和其他重大镇压八.二三的活动。
+
+　　2. 7.31事件以后，炮联以武力镇压和赶走了八.二三造反派，我在八月上旬重新参加了炮联委，当时动机有两个：一个是看到炮联将要在红山掌权，自己如再坚持不参加炮联，就说明自己与炮联对立，自己是右派分子，加之家庭出身成分是地主，将来就可能挨整，为了保自己过关，所以参加了炮联委。参加后，从8月到12月上旬前，我在会上是极少发言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红山白色恐怖较重，怕挨打。
+
+　　3. 12月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队后，经过学习和听了解主任报告，思想上初步认识到炮联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八.二三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很明显自己是站错队了，为了表示自己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实质上思想上也是为了保自己过关，所以我在12月22号声明退出大联（即炮联委），参加八.二三。
+
+　　我为什么两次参加大联又退出大联呢，我不是为了革命，主要是一个私心作怪，总想逃避激烈的阶级斗争，力图保自己过关，思想上只有个人，没有革命，这就是我没有改造好的右派思想的表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参加八.二三革派，所以就一定倒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大错误，我向毛主席请罪。
+
+## （五）和刘强的关系交待
+
+　　1. 68年元月份刘强向我要了一只小鸡，（价7角5分），我没有收钱，以后他就送了1斤半面条作为交换。此外，我没有在他家吃过饭菜，他也没来我家吃过饭菜。但我现在认识到，我与刘强互相送东西往来，这就是我的大错误，现在根据揭露，证实了刘强是一个反三红的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可是我以前和他送礼来往，勾勾搭搭，这就说明了我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
+　　2. 68年上半年，我经常到刘强家去，向他汇报班内生产情况和提出建议。同时，刘强在生产上也是比较相信我，七月份以后，我因要求调班，刘强没有同意，我有些意见，去他家次数就比较少了。9月份刘强没有搞服务班子后（没有进领导班子），我便很少去刘强家了，刘强更是很少到我家。
+
+　　以上主要是我和刘强来往的主要情况交待。
+
+　　为什么我要送小鸡给刘强，为什么我那么积极地向刘强提出生产安排上的意见，检查我的主要思想根源是：以前看到刘强在大联好像很吃得开，又经常听到他自吹自擂是个革命干部，联想到大联可能在九队掌权，我在物资上和生产上讨好刘强，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强就可以说我几句好话，保我过关，这就是我的思想实质。也是我所犯的罪过之一。
+
+　　3. 经过我的检查回忆，在政治上有关文化大革命方面，我和刘强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在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刘强从来没有事前和我单独谈过，也没有要我开过有关核心小组会议。我平常在他家也很少交谈队上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在他家除提出生产讨论生产方面外，其它很少在一起闲谈，打扑克，这些可以经得革命群众调查。
+
+　　68年7、8两个月，刘 强在班长会议上布置各班自行考勤，并说，考勤要认真些，我就执行了他的指示。在考勤时，在考勤表的反面就详细地写了全班（包括我自己）每人每天具体干的活和时间，并在月底把全班全月实际生产的时间作了统计。这样作，刘 强是支持我的，并在会上还表扬了我。在交考勤表时，还附带向刘强汇报了刘开明同志在生产时间内经常和别人扯谈的事。这样，我实际上迫害了刘开明同志。
+
+## （六）.和走资派文家树关系的交待
+
+　　68年2月份，我曾向文家树老婆刘秀英借了70元钱，电汇回家作我爱人来队的路费（在二季度分两次还了），以后我带刘秀英买了20个鸡蛋。在生产上我和刘秀英在一个班，我安排生产时也照顾了她（没有要她挑粪挖土）。
+
+　　我和文家树本人很少讲话。
+
+　　我为什么会向刘秀英借钱，和走资派勾勾搭搭呢？主要是我的右派思想没有改造好，因此对走资派不恨，思想界限不清，就是说，思想上同流合污，���此才会向走资派借钱，这个事实也说明了我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这是我的大错，我向毛主席请罪。
+
+## （七）以生产压革命，镇压革命造反派
+
+　　1.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只是埋头搞生产，不但自己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且还阻止了其他个别同志的革命串联。如我在一班时，刘开明同志有时在生产时间内和其他同志谈话，我就提意见说：“要用业余时间闹革命，不应该在生产时间内扯谈”，这实际上就是我阻止刘开明同志的革命串联，这是我以生产压革命的一个例子。
+
+　　在68年7月份，我有向刘强说“刘开明在生产时间内和别人扯谈，我是提了意见的，将来提意见多了，他便会对我有意见，我怕他将来报复我，不如早走，还可避免更大意见。因此我要求调三班，如不调三班，则要求调回后勤去”。以后我又找干部科要求几次调回后勤，最后刘强就同意了我的意见说，到下次换班时，把你调离一班。
+
+　　我要求调离一班，是逃避刘开明同志对我以生产压革命的斗争，实质上是我以生产压革命的翻版。
+
+　　2. 68年6月份，有一次我因没有很好地照顾郝利民同志的休息，当时，郝利民同志批评了我，以后，我就向刘强汇报了经过，并说：“我就不愿受他（指郝）的气话，我要求调回三班。”当时在生产上刘强是相信我的，我这样说法，实质上就是排挤和压制郝利民同志，而郝利民同志是八二三革命派，这样，我也就是镇压了八二三革命派，这里，我再次向郝利民同志真诚道歉。
+
+　　3. 68年7月份，有一次赵福来同志对我说：“选刘强作服务班子，选举时也没有通知我，我没有参加选举，我不知道，因此，我就不承认它。”
+
+　　在此之前，刘强的服务班子是大联一派单选举的，造反派不承认它完全正确。但是我在听到后，就把原话告诉了刘强。现在检查起来，我的这种作法，实际上就会引起刘强对赵福来同志不满，势必会对赵福来同志施加压力。
+
+　　赵福来同志是八.二三革命造反派，这是我犯下的挑动干群关系的又一滔天罪行。
+
+　　4. 68年元月份，有一天早早上班时，我找赵福来同志爱人要柴刀，态度十分恶劣，言语十分生硬，并且未经同意，擅自跑到老赵屋内找刀，我这种欺压人的恶劣作法是十分错误的。虽然外表上是与他爱人吵闹，但实际上是欺压了赵福来，而赵福来同志是八.二三革命派，这样我也就是镇压了革命派。这是我所犯下的又一罪行。我向赵福来同志真诚道歉。
+
+　　5. 68年9月份农业队斗易祖德时，我打了易祖德一下。
+
+　　现在检查认识到，农业队当时是以斗易祖德为名，行镇压革命派之实，我参加了这一活动，打了易祖德，也就是镇压了革命派。我是一个右派分子，应该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可是我却动手打人，镇压革命造反派，我真是罪该万死。
+
+　　以上是我以生产压革命，镇压八.二三革命造反派，我所犯的一连串罪行的交待。
+
+　　从以上罪行可以看出，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以生产压革命，镇压了革命派，以恶劣的态度，生硬的语言，发展到打人，都充分说明了我的猖狂和不老实。以上罪行，完全说明了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我完全认罪，我甘愿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甘愿接受任何专政处分，我犯下了滔天大罪。
+
+　　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
+　　 胡应强 3.2. 交待 下页待续
+
+## 最高指示
+
+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
+## 认罪书
+
+## 胡应强
+
+　　首先，我向毛主席请罪。
+
+## （五）我攻击革命派的言行罪恶的交待。
+
+　　1. 68年6月份我对郑春华说过：“革联站好是好，但是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子女多，知识分子多”。我现在检查认识到，我的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因为衡量一个革命派的标准，不是以其中个别人家庭出身成分好坏来衡量的，而是看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衡量的。我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混淆阶级斗争阵线，模糊队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以血统论攻击了我队革命造反派。
+
+　　2. 68年6月份，我曾说过：“革联站就是会搞宣传工作，如许得华一有空就和别人宣传革联的路线如何正确，袁有庆听了他的话才参加革联的，在这方面，大联就不行。”现在我检查，我说这些话，实质上就是挑动大联也大搞宣传工作，以镇压八.二三革命派，这是我���下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
+
+　　3. 68年8月上旬，我申请参加大联的说法是错误的。我说：“过去我认为革联站是一派，是革命的组织，现在王良才骂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宣传鸡巴毛，大家都认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可是革联站却去保他，这说明革联站不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因此我现在申请参加大联”。现在事实说明：7.31是毕成之流及一小撮阶级敌人蒙蔽和挑动炮联委部分群众对王良才同志进行的政治迫害，籍以镇压“八.二三”革命派，达到一派掌权，在红山搞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阴谋。因此我的申请是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言行。
+
+　　以上事实，说明了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肆意攻击了革命派，这是我所犯的罪行之一，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
+
+　　 3月2日
+
+## 最高指示
+
+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
+## 认罪书
+
+## 胡应强
+
+　　先我向毛主席请罪。继续交待我的罪行如下：
+
+## （八）企图为右派翻案的言行：
+
+　　1. 68年3月上旬在一次挖土时，我和高望春同志说：“我以前用业余时间学农业，在58年反右时还受了批判，批判我不安心工作，想回农村搞单干，走资本主义自发道路。58年以后，我一直是搞供应工作，以前我以为农业是空学了，想不到现在意外地能为公家种菜，过去所学的知识又用上了。”当时说话的总意思和表情是为自己能学以致用而高兴。现在检查：我是以过去农业没有空学为籍口，把学农业与反右连起来，我的话里就包含了为自己右派翻案的意思在内，影射为自己右派翻案，这是我为右派翻案的罪行之一。
+
+　　2. 68年2季度，有一次我和周望保同志说：“文化革命以前，我的脾气非常坏，态度粗暴，言语生硬，动不动就和别人吵起来，因此，得罪了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就写大字报报复我。”现在检查我的话完全是哄骗人的假话，长期以来，由于我的右派反动思想没有改造好，它就必然地要在工作作风，言语行动中表现出来，我为了掩盖自己反动思想的实质，把别人揭发我的大字报，反诬是报复我。以此骗人。这就说明我不愿检查自己右派反动思想，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我为右派翻案的另一种表现。
+
+　　3. 69年2月14号在一次班批判会上，我说：“我没有为右派翻案，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我还认识不到，请革命群众对我进一步批判。”现在检查，我以上的话是十分反动的，我抗拒了革命群众根据事实对我的批判，不敢承认自己为右派翻了案，也就是不承认自己右派反动思想的罪恶实质，这实际上就是为右派翻案，是我学习以来所犯的新罪行之一。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我是犯了企图为右派翻案罪行的，我完全老实甘心接受群众对我的批判，把我的右派思想批深批透，使我的右派反动思想永世不得翻身翻案，我完全认罪。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
+　　下面待续，继续交待 3.6
+
+　　· 来源：
+
+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CCRD/0/8/6/0000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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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公安厅检察法院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全省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取得了伟大胜利，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国内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帝、修、反遥相呼应，正在加紧破坏和捣乱。遵照毛主席“有反必肃”的伟大教导，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特依法判处王宫炎等21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现公布如下：
+
+## 反革命杀人犯王宫炎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王宫炎（王闯），男，27岁，临湘县人。1967年7月28日，王犯为首抓了共产党员董长国、滕久顺、工人黎正球三同志残酷毒打后，拖到汽车轮渡江边，由王犯首先开枪杀死董长国，并指使他人开枪杀死滕、黎二人，丢入湘江，毁尸灭迹。同年8月，王犯又到临湘桃矿，指挥对准人群开枪，当场打死工人李维汉，打伤工人郭春生。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廖为政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廖为政（廖猛子），男，27岁，宁乡县人。廖犯为首抢劫国家档案、机密文件千余份，残酷毒打革命干部、群众40多人，其中打死2人，重伤35人。1967年7月27人，廖犯同反革命杀人犯刘本建为首将工人彭湘华抓到省建六公司，用刺刀砍烂膝盖骨，用木棒把手打断，用纱布包了石头塞入口中，持刺刀刺穿大腿灌入食盐，更残酷地将硫酸灌入彭的口内，打得彭两次昏死，用冷水泼醒后又打。把彭杀死后，丢入湘江。次日，以廖犯为首又打死长沙机床厂职工家属杜海云。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王国良　夏祯祥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王国良，男，35岁，湖南湘乡人。因拐款潜逃、阴谋叛国两次被拘押。
+
+　　反革命杀人犯夏祯祥，男，21岁，长沙市人，工商业出身。因扒窃多次被抓获教育。
+
+　　王、夏二犯思想反动，受到共产党员刘志文同志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蓄意报复。1967年10月13日，王、夏二犯策动对刘残酷毒打，将刘两次打得昏死，放在水坑内浸醒后又打，又从桌上往刘肚子上跳，用木棒将刘肋骨、小腿骨打断，鲜血和骨髓外流，刘被活活打死，惨不忍睹。事后，又订立攻守同盟，负隅顽抗，实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反革命杀人犯王国良、夏祯祥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罗刚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罗刚，男，26岁，长沙县人。因奸淫幼女受过处分。1967年9月18日罗犯为首抓了同厂青工杨序春（出身贫农），使用皮鞭、木棒将杨活活打死，丢到江边。同年10月7日，罗犯又将原市水利机电局干部罗启钧抓了毒打，打得快死的时候，将罗启钧丢到树木岭，于当晚死亡。罗犯还指挥和参与毒打革命群众、干部20多人，其中重伤十多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樊思明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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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杀人犯樊思明，男，30岁，湖南澧县人，地主出身。因伪造公章，投机倒把被关押过。樊犯对揭发过他的罪行的干部刘祖信同志极端仇恨，伺机报复。1967年9月9日，樊犯伙同另一反革命杀人犯，私设公堂，用三角皮带等凶器对刘祖信同志毒打两小时之久，将刘活活打死。樊犯还先后毒打工人、革命干部11人，被打成残废的2人。疯狂进行阶级报复，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罗九思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罗九思，男，25岁，长沙市人，地主出身。
+
+　　罗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阶级报复，先后数十次指挥和亲自毒打革命群众。1967年10月8日晚，罗犯为首密谋策划，将黄湘庆、汤泽本、官春阶等同志绑架到湖南林校的后山上，罗犯带头用砖头等毒打黄、汤、官三同志，将黄当场活活打死。将汤、官二人打成重伤。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朱文伟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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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杀人犯朱文伟，男，22岁，长沙县人。���流氓惯扒犯，两次送劳教和强制劳动。1967年4月从强劳农场逃跑出来，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极其恶毒地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进行阶级报复。1967年8月18日，伙同反革命杀人犯许宗保，杀死我公安干部周国生同志。同年7月30日，行凶打死工人文福林。并流窜各地扒窃人民币3500余元，强奸妇女，罪恶累累。于1969年9月判处死缓投入劳改后，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气焰嚣张。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阴谋暴乱首犯张九能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阴谋暴乱首犯张九能，男，30岁，资本家出身，长沙市人。张犯思想反动透顶。1962年在西安组织反革命集团，其罪行被揭露后逃回长沙，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发展反革命成员，并策划抢劫枪枝，制造凶器，妄图进行反革命暴乱，上山为匪。1969年12月被判死缓，投入劳改后，继续顽抗，拒不认罪，实属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江正科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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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犯江正科，男，53岁，长沙县人。江犯思想反动透顶。1966年为首组织反革命组织“湘鄂赣人民起义军”，被判处徒刑20年。投入劳改后，又在监内组织反革命集团。并书写反动诗词30多首，反革命谰言100多条，穷凶极恶地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实属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兰绍和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兰绍和，男，40岁，麻阳县人，系劳改犯。兰犯1959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劳改期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1964年参加同监犯姚绍锡（已枪决）为首组织的冲监暴动集团。1966年以来，又在监内进行反革命串连，阴谋冲监暴动。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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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犯彭斌生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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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犯彭斌生，男，29岁，岳阳人，系劳改犯。彭犯思想反动透顶，因叛国投敌罪于1957年判处徒刑7年。服刑期间，书写反动口号、诗词，被加判无期徒刑。加刑后，继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恶毒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企图行凶。实属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黎亚中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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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犯黎亚中，男，34岁，安乡县人，地主出身。其父在土改中被斗自杀。
+
+　　黎犯反动透顶，1957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处徒刑20年。投入劳改后，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妄图冲监暴动。气焰嚣张，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唐恒兴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唐恒兴，男，54岁，湖南邵阳县人，当过伪军排长、副连长，系劳改犯。
+
+　　唐犯思想反动透顶。1958年因反革命罪被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书写反动文章被判徒刑5年。投入劳改后，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又被加判徒刑15年。唐犯不但毫无悔改，竟变本加厉，装疯卖傻，穷凶极恶地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石玉泉　夏玉成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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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犯石玉泉，男，19岁，长沙市人。
+
+　　杀人犯夏玉成，男，25岁，长沙市人。其父系反革命分子。
+
+　　1968年7月29日晚，夏犯在袁家岭吃了农民的西瓜不给钱，工人彭汉卿路过，批评夏犯不对，夏犯竟逞凶殴打主持正义的彭汉卿，石犯赶来对准彭的头部猛击，将彭打死。1969年2月判处石犯死缓、夏犯无期徒刑，投入劳改后，二犯抗拒改造，发泄反动言论，破坏生产，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依法判处杀人犯石玉泉、夏玉成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张克淼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张克淼，男，28岁，石门县人。张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曾多次企图杀妻再婚。1967年8月20日深夜，张犯身带手枪，将怀孕6个月的妻子谭美英骗到烈士公园，开枪杀死。事后，伪造案情，嫁祸于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毒死人命犯彭铁仙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毒死人命犯彭铁仙，男，28岁，双峰县人。彭犯流氓成性，品质败坏。1963年与周显元结婚后，曾强奸姨妹未遂，又和两名妇女通奸。在无理提出与妻离婚未遂后，蓄谋杀妻再婚。1967年2月彭犯套购了大量安眠药片，诱骗其妻吞服中毒���惟恐其妻不死，又两次买回“眠尔通”，用白酒灌服，将周毒死。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盗窃杀人犯王南希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盗窃杀人犯王南希，男，33岁，长沙县人。因盗窃和流氓罪两次判刑劳改，1969年3月遣送农村交群众监督改造。1970年元月8日深夜，王犯窜入韶山路公社红卫大队第一生产队保管室，盗窃稻谷、大米、板车轮胎、铡刀等物，被该队保管员杨德先（贫农）同志发现追赶，王犯竟用铡刀将杨活活砍死。当我追捕时，持刀顽抗，企图再次行凶杀人。实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盗窃集团犯李尧钦　苏洪度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盗窃集团首犯李尧钦，男，36岁，长沙人，地主出身。因盗窃犯罪两次判刑。
+
+　　盗窃集团主犯苏洪度，男，32岁，株洲县人。因诈骗犯罪判过刑。
+
+　　李、苏二犯劳改释放后，又纠集社会渣滓组成盗窃集团，连续盗窃国家和人民公社的钢材两吨多、电动机24台、柴油机1台等大量物资，得赃款25000余元，李犯分赃7400余元，苏犯分赃5400余元，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造成国家和集体损失11万余元。罪行被揭发后，更穷凶极恶地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嚣张。于1969年9月判处李犯死缓，苏犯徒刑20年，投入劳改后，二犯继续顽抗，拒不认罪。罪大恶极。依法判处首犯李尧钦、主犯苏洪度死刑，立即执行。
+
+　　以上21名罪犯，已经命令长沙市执行枪决。
+
+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我们严正警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投案自首，向人民低头认罪，争取宽大处理；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
+　　全省革命人民，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坚决打击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迅速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深挖敌人，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
+　　 1970年3月5日

CCRD/0/8/6/000006.txt

@@ -0,0 +1,35 @@
+# 刘结挺的检查
+
+　　<刘结挺>
+
+## 〖刘结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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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
+　　……（略）
+
+　　一、我控制省革委办事机构。在办事机构中是以拥护我为标准挑选办事机构人员。除十三军的十五名同志外，全都是清一色的拥护我的。有的不同观点的同志，都进行排斥，〇二八的同志全部担任办事机构的大小组长，十三军的同志都安排一般的工作，成为我的宗派势力。架空了省的领导同志，把整个办事机构和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均控制在我和张西挺手里，党、政、文都在指挥，完全按照以我为核心办事。“九大”以后，其他同志不同意我和张西挺炮制的整党座谈纪要，我俩坚持不改。我控制办事机构，安插亲信，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给）泸州、江津、南充等地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亲自发动“反复旧”运动，把同观点的退伍转业军人就安排，不同观点就不管。进行排斥，成为一派掌权。政治上搞一派专政，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
+
+　　二、大搞以我为核心，大搞一派掌权。①拥护我为标准，在宜宾、永川、泸州、南充、自贡、内江、涪陵等一派不承认。②分化瓦解革命群众组织，如“红成”、“八·一五”类的革命群众组织，从中杀出来一派，成立“新红成”，“新八·一五”，“新工农派”等手法。③争正确，争核心，争席位，以多数压倒少数，达到一派掌权。④在政治上压倒一派，吃掉一派，如省的两派，一派作陪衬，认为当前的干扰就是不拥护我的一派是干扰，同时给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下去。如涪陵红贸兵人很多，“红贸不红是白的，再多的人也不行。蒋介石有八百万人马，不是垮了吗？”我长期以“红十条派”、“反红十条派”（划线），不同的观点就打成“反红十条派”。（违背）五·二八批示。拉一派保我，支持一派掌权，就是为我掌权。改变国家的性质。
+
+　　三、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①在军队内部灌输一派掌权的舆论，说：你们支持造反派是路线斗争觉悟高，对造反派有感情。拉拢一部分军队，反对一部分军队。挑动群众斗群众，使武斗长期不止。对五十军，开始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就在各种场合大量表扬其支左经验，但后来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八三四一的经验，我就大为不满。②军队不支持我的错误，我就施加压力，在泸州、江津、南充等地，我就给部队施加压力，指责军队支左有问题。③扩大军队的错误，把一说成二，把军队的问题、缺点扩大化。④相信一派群众反映的情况，不相信军队反映的情况。如××地区一派跑出来，说是另一派、军队把他们赶出来的，我就相信，结果是他们自己跑出来的。⑤挑动群众反对军队，尽量把军队的缺点错误暴露在社会上，使群众对军队不满，反对军队，围攻军队。⑥歪曲毛主席的教导“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把矛头指向军队。⑦打谢反军。六八年三月打谢家祥，把矛头指向五十四军。六八年一月在金牛坝会议上，对准五十四军和谢家祥，同时整××的材料，攻击谢家祥、五十四军，攻击谢家祥是右倾翻案，未和李井泉划清界限，准备上北京打官司。六八年一至三月掀起了打谢家祥的高潮，就是我的带头人，总指挥。黄富成到学习班串联，更造成打谢家祥的高峰。“四·二七”后，回省仍未解决。甚而在“九大”后，仍转不过弯子，仍然攻击他们是右倾翻案。梁司令员、谢家祥他们（执行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后的教导，他们对革命群众组织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不但未支持他们的正确意见，我反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毁了伟大的长城，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
+　　四、大搞个人突出，为个人树碑立传。我不突出毛泽东思想，而是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党中央毛主席六七年四月平了反，解放了我和张西挺，回四川工作后，把一部分权交给了自己，自己就忘乎其形，在报纸上，文艺、戏剧、电影等宣传我们，同志一起……（字迹不清）。贵州的同志来川了解我和张西挺同李井泉斗争的情况，要我们介绍，我们也不知羞耻的作了介绍。把中央首长接见我们的讲话给了兵团，给兵团拿来登在小报上。有人要我签字，在本子上我也签了自己的名字。自贡成立革委会时，拍的片子我也看了，在同李井泉斗争的时候，未暴露私心杂念，把李井泉打倒���就暴露我的私心杂念。暴露我的个人野心，为自己造舆论。捞取政治资本。
+
+　　五、大搞反复旧运动。四川的反复旧运动是我和张西挺搞起来的，我和张西挺是组织者，指挥者。造反派受压，走资派未打倒，大叫要依靠造反派，一切依靠造反派，清队、整党建党等都要依靠造反派。①利用办事机构在六八年二月有一次讲话：目前有股逆流，造反派在受压，走资派未打倒，要杀住这股黑风，要为造反派撑腰，否则造反派要压垮。这样办事机构就从各方面收集反复旧资料，进行印发，进行反击这股“复旧”的逆流。②六八年十二月廿五日，我在农业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的发表一篇反复旧的讲话，是一篇系统的反复旧的纲领性的大毒草。把一些地方的落后，说成是走资派未打倒，造反派仍在受压。一些武斗和落后是群众在那里派粮派款，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落后局面必须依靠造反派来解决。农村不能原班人马上台。六八年十二月二日在会上又讲反复旧，六九年一月三十日的讲话更为突出，③支持反复旧，反造反派就是否认造反派的伟大功勋，否认造反派就是否认革命。清队、整党等都要依靠造反派，保护造反派。六八年十二月张西挺提出一切要从批判“二月逆流”入手，“反复旧”歪曲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二月逆流”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解决了的问题。扭住群众的错误不放，④我把反复旧的错误，利用我控制的办事机构，二·一一错误文章塞进川报，塞进二次全委会，三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成为合法化。整党座谈纪要就是我和张西挺亲自炮制出笼的。在“九大”以后，我仍在为这些严重错误文章和文件辩护，犯了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
+
+　　下面五个地区的检查：万县、自贡、内江、涪陵等地的问题……（略）
+
+　　宜宾问题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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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持、纵容武装支泸，镇压泸州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站，给红联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九月六日叫王茂聚撤退，他不听，未采取坚决的措施。六七年十二月份我到宜宾还说，武装支泸只要你王茂聚不上前线就行了。这样就支持了王茂聚。六八年第二次又搞武装支泸，这就是我站到国民党立场上去了。这里向红联站的同志赔礼道歉，向被我压制过的受到摧残死亡的家属赔礼道歉。
+
+　　二、在一系列问题上支持袒护王茂聚，致使他在宜宾地区大搞独立王国和资本主义复辟，对红联站同观点的一部分群众大搞资产阶级专政，六八年十二月我到宜宾时，他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我未制止，纵容支持他，促使狂妄。帮了倒忙。在省革委第二次全委会上，还说宜宾的阶级斗争有的人还不知道复杂性，还不知道味道。对炮轰派反对武装支泸，宜红总等等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不承认，解放干部以六二年为标准划线，实际就是以刘、张、王、郭划线。
+
+　　三、宜宾的问题，我是逐步发现，逐步认识的，未去很好调查，只听单方面，如王茂聚起草的一六四号文件，我还为他辩是正确的。王茂聚致死不改，自作孽而不活。不接受中央的教育挽救，对抗中央，以死威胁中央，我完全拥护省革委核心领导组对他叛党自杀的处理决定。
+
+　　 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东方红礼堂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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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群众组织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CCRD/0/8/6/000007.txt

@@ -0,0 +1,31 @@
+# 张国华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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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华>
+
+## 〖张国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
+　　（同志们：）
+
+　　我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指出了四川问题的关键，即在工作。明确规定了解决四川问题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批示，省革委的报告、指示。我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对我的批评表示完全拥护。四川是祖国重要的战略基地，敌情很严重，革命、生产都落后了，我辜负了中央、毛主席对我的希望，我感到非常痛心。四川的落后的原因，是省革委的领导，是我的落后。七千万军民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我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政治上、思想上犯了一系列错误，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主要是：
+
+　　一、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和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中央对四川作了很多指示、文件，如红十条、三·一五、四·二七、五·二八等；林副主席对云、贵、川的指示。这些都是纲领性的文件，我没有认真学习，认真贯彻执行，甚而，“九大”后，“九大”精神未贯彻落实，对刘（少奇）、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未很好组织发动群众批判，“红十条”下达后，未引导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推迟、破坏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省革委成立本来是大好形势，但未抓住这个大好形势，把革命生产促上去，完全违背了五·二八指示，刘、张他们两人在搞“以我为核心”，不适当过分强调批“二月逆流”，四川的干扰是来自左的干扰，最突出的错误是提出四川的右倾翻案集中表现是反对“红十条”，另外七·二三、八·二八命令没有认真学习贯彻，错过了这些大好形势和机会，这些问题是四川落后的根本、关键所在，责任在省革委，在我身上。
+
+　　二、我的错误，没有正确对待群众，犯了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我陷入资产阶级派性，没有按照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大区的指示办事，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伟大教导，对泸州红联站、自贡五军一兵、地总等等群众组织是长期不承认，或者是承认一部分，不承认部分，宜宾的宜红总类似组织也是如此。〔68〕川革发164号文件，就是全川的典型。永川搞了一个四四二的方案，只承认上头，不承认下头，或承认下头，不承认上头。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政策的。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梁司令员、谢家祥、谢副司令员他们的认识，他们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认识这些问题。万县、涪陵、泸州、自贡、内江、宜宾等地的同志们受了压，过去压了你们是错误的。我在这里向受压过的同志们赔礼道歉。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革命干部、军队的同志，跟到我犯错误，责任不在你们，在我们省革委，在我的身上。希望受压的一派同志，不要责怪他们，责任在我们省革委领导上。
+
+　　三、省革委长期不团结，其原因是我这个班长未当好。主要是，对群众组织有不同观点的看法，闹不团结，对梁司令员、谢家祥的正确意见未支持，对刘、张的错误未展开严肃的斗争，前年有一次我带谢家祥去……（不清）开会，“打倒谢家祥”我未制止，就助长了打谢家祥的作用。我同梁、谢在“九大”以前在某些问题上不一致，“九大”后有改进，现在是完全一致了。为什么以前我看出了某些问题未指出，或指出不力，主要是怕搞不好团结，怕得罪人，怕挨斗，怕丢官，让大家在实践中考验改正错误，不是斗争求团结，而是团结、团结，和稀泥。不是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解决问题，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更重要的错误是，我既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又不报告请示中央，这是个人主义闹独立性的表现。脱离党中央。因而四川问题团结长期得不到解决，不能达到五统一，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长期不能实现，长期武斗不休，各方面遭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致使落后。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群众、军队，而是在省革委领导，在我的身上。
+
+　　四、没有按毛主席坚定依靠军队，来发挥军队作用。两年多来，未抓军队工作，把军队支左领导小组取消了，削弱支左工作，（让）设在下面的办事机构去管，把军队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暴露在社会上，造成思想混乱。军队支左不统一，各支一派。毛主席教导，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我未按主席教导办事，而是办事机构来管，而我又把办事机构交给刘、张。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而我又依靠刘、张去解决，因而问题就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造成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我犯错误的一次严重教训。
+
+　　五、对刘、张的错误问题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对刘、张是过分的信任，对他们是信任的，使他们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他们的错误主要是我对他们斗争不力，有时甚至是支持、纵容，站在一起的。这个责任是在我，助长了他们错误的发展。对泸州红联站、宜红总，长期不承认，我同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刘、张过去受李井泉的压，而打倒李井泉的作用过高的估价，刘、张支一派压一派。刘、张没有中央的平反，群众是不会支持他们的。但平反后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群众是不支持的。宜宾地区泸州武装镇压红联站，是王茂聚搞的，而对刘、张是有牵连的。我们在一九六七年九月那次武装支泸，我们制止他不改，不听，造成宜宾革命生产落后，我是有重大责任的。王茂聚的死，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们是不负责任的。但他的错误，我们是有责任的。刘、张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他们自己检查。
+
+　　六、我违背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在全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革命、生产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四指向：指向革命委员会，指向解放军、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在六八年十月，刘结挺在全省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完全是发动全省“反复旧”的动员令，就系统的提出了“反复旧”的方针，但当时我是未认识到是“反复旧”，我感到有些问题，但是很模糊，以后二次全委会，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二·一一文章，整党座谈纪要，报告、批示等，都是错误的。认为二月逆流在流，造反派在受压，这就助长了这“反复旧”运动的滋长，“纪要”严重的错误是要造反派来领导整党，改变党的性质，认为没有造反派就没有四川的文化大革命，二·一一文章是全川反复旧的动员令，总纲领，号召书，是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潮，而没有看到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四川七千万广大军民的作用，二·一一文章在《四川日报》上发表，这就成了“反复旧”动员令的合法化，严重地阻碍了斗、批、改的进行，在各方面都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和损失。
+
+　　七、在几年中间的严重错误，我是不完全认识和了解的，我也曾经听说有《人间正道是沧桑》，《宜宾突破口上红旗飘》等等电影、戏、文艺等等，为个人树碑立传的东西，我未追查。这次在中央会上揭发和见到，问题是十分惊人的。宜宾是那样的压群众，整群众，这完全是资产阶级专政。我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李明在万县镇压群众，到宜宾又是那样镇压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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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错误的根源和今后的决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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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东方红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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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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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群众组织传单打印，翻印者未注明

CCRD/0/8/6/000008.txt

@@ -0,0 +1,1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保德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对郭家一的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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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分子郭家一，男，现年34岁，汉族，文化程度大学，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右派分子，系山西省宁武县头马营村人，捕前系保德县中学教员。
+
+　　郭犯从1942年起，先后随父在太原、北京、东北等地住学，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并在住学期间混入我共青团组织。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员，曾任过日伪县长，伪71兵工厂副工程师，现群众管制。兄、姐均系右派分子。由于其反动家庭出身，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1957年北大反右派斗争中，因猖狂向党进攻，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继续留校。1960年毕业后，分配保德中学任教，只给生活费，群众监督改造。但郭犯毫无悔改之心，竟变本加厉，拒绝改造，即在保中任教期间，歪曲党的教育方针，蓄意散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毒素，腐蚀毒害青年学生，讽刺打击贫下中农学生和教职员工，作风败坏，乱搞男女关系。更严重的是从1963年以来，书写反动日记近20本，内容极端反动，除寄放其姐姐家中8本,投入黄河两本，焚毁一部外，于1966年9月间，郭犯乘放假之机，将其反动日记试图带走销毁罪证。被红卫兵发觉搜出(16开纸)8本，以及零星反动日记。
+
+　　郭犯日记里，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恶毒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攻击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三面红旗。并及[极]力反对突出政治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疯狂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派分子喊冤叫屈，极力辩护，与帝、修、反遥相呼应。明目张胆，反革命气焰嚣张，确系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经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故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郭家一无期徒刑。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保德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章)197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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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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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6/00000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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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而强认罪书:关于两条路线斗争中罪行的清算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乐队、白而强>
+
+## 最高指示
+
+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也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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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主席指示：
+
+　　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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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清算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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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深刻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这是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和发展。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招降纳叛、网罗人马，组成了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地下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利用窃取的权力，他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大力推行他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力阻挠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阴谋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死路，企图把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修正主义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革命群众运动的火山爆发了，一举揪出了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摧毁了他的黑司令部，把他的大大小小黑爪牙和反动社会基础都揪了出来，彻底粉碎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不能丧失警惕。”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虽然被彻底粉碎了，但是他多年来散布的余毒还没有肃清。我这个刘少奇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社会基础虽然被揪出来打倒了，但我的反动思想还没有彻底清算、彻底肃清。因此，必须开展深入地持久地革命大批判彻底清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遗留下来的垃圾。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罪行是严重的，大量的思想是反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始至终顽固地站在刘少奇反动路线一边，对抗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彻底批判；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地把它们清除出去，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使自己弃旧图新，重新做人。
+
+　　经过组织和革命群众长期的教育、帮助，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犯罪的根源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在文化大革命 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就是以我为中心，反对任何领导、组织、纪律，追求所谓纯粹的大民主、大自由的反动无政府主义。我就是由以我为中心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恶性发展，走上反革命道路的。
+
+　　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长期毒害下，我很小就滋长了资产阶级名利地位的思想，一心一意走个人奋斗、追求成名成家的道路，在一些右派、反革命教师的直接影响下，我又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以自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在这种反动世界观指导下，我从来都不把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放在心上，从来都是追求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极端自由，鼓吹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把“我”字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对于组织和群众对我的批评帮助，我更是认为他们“庸俗”，什么也不懂，置之不理，完全是“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这一套反动的极端个人主义哲学。这一套反动思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是会到处碰壁。于是我又产生了“怀才不遇”、“对现实不满”等反动思想，感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自由，压抑，人们都不理解我，于是日益走上和组织、群众相对立的道路。在这条反动的道路上我越走越孤单，越走越感到大家都不理解我，越走越苦恼。这个苦恼不是对自己反动思想有所认识的苦恼，而是由于自己的个人主义没有知音，没有市场而产生的苦恼。对自己走的这条路，我不但不认识其反动，反而自以为是的认为只有自己走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才是创新。并且我还经常极反动地引用鲁迅先生的话“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来鼓励自己的反动斗志。企图要在���产阶级专政下“开辟”出一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反动道路来。这些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主要思想情况。我就是带着“开辟路”这样的反动思想，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的。明明摆着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路我不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不走，偏要再“践踏”出一条所谓“新路”来，这必然就会走到刘少奇那条路，那条反动路线上去。这种“开出一条路来”的思想，就是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恶性发展极端个人主义，走上犯罪道路的指导思想。
+
+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只要在政治斗争中得胜，就可以得到肯定，并且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把自己这一套思想、世界观推行出去，强加给群众。而且还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所反对的一切组织、纪律、“条条”、“框框”统统破掉，使自己从此称王称霸，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林副主席指出：“小资产阶级习惯于散漫，本能的做法是不实行纪律的，而实行无政府主义。”我正是以这种反动的无政府主义，个性解放等思想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来的。
+
+　　当时，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长期统治，尤其是彭真黑帮把北京搞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广大革命群众在他们的统治下，有一股巨大的愤怒和反抗的情绪。这种革命的情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令下，很快变成了革命的行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刘纪黑司令部冲杀过来，第一个回合就砸烂了北京旧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在这种形势下，针对着黑司令部以前的右的统治，一部分革命青少年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做出了一些过“左”的行动。作为当时条件下，这些口号和行动，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是革命的。但是需要对他们做正确的引导，使这些热衷于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的人，逐渐走到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事实证明，一大部分青少年是接受了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引导，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走到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上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继续在极“左”的路线上发展下去，大搞形“左”实右，以“我”为中心，走上了违背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反动道路，最后被革命所抛弃，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
+
+　　当时，这些“左”的口号和行动正迎合了我的政治需要。我出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也感到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统治下不那么自由，不能为所欲为，于是就从极“左”方面出发，作出了一些反右的姿态和行动。这就是我长期用来夸功的什么“我第一个反ΧΧΧ，那时候你们还在保呢……”！实际上，我当时的所谓“反”刘少奇、“反”苏振华，正如同刘少奇的所谓“反”彭德怀一样，其反动本质正是刘少奇自己泄露天机的一句话：“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尽管形式上有“左”和右的差别，但是矛头都是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本质上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的。正由于这点，最后也必然完全归到同一个反动立场上去。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要走向反面。”这就是说，无政府主义尽管形式上是“左”的，但终究会暴露出其本质还是右的。这就是形“左”实右。我在运动中的全部政治表演，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
+　　运动初期，我从解放自己的目的出发，大喊一些“左”的口号，大搞一些“左”的行动，也给旧党委、旧文化部写过几张大字报，做出一付最“革命”的姿态。正是这些，使我能起到一些蒙蔽人的作用，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但是即使在那时，狐狸尾巴也没有完全藏住，仍然露出许多的本质的部分来，使很多革命群众识破了我的反动面目。运动开始没多久，我在大喊一些革命口号的同时，却一头栽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晓（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运动初期表态支持我的一个发言，于1097年9月被海军党委打成“反革命政治扒手”）的怀抱，死心踏地充当他反革命的接班人，为他效劳卖命，和他站在一起，反对海军左派革命领导干部，破坏海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接着，我又出于共同的反动立场，反革命本性，狂热地四处宣扬反革命分子谭力夫极其反动恶毒的毒草讲话，并令人作呕的吹捧这篇讲话“有中央首长的水平，了不起！”这篇毒草讲话是直接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十六条、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这样如获至宝，四处宣扬，无耻吹捧，正暴露了我站在反动路线立场上，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真面目。
+
+　　当时，最说明我极“左”的反动本质的，是我抛出的一个长篇大字报《砸烂资产阶级德才标准》。在这篇典型的形“左”实右的反动大字报里，我集中攻击了党团组织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和吸收党团员的标准，恶毒地污蔑党团组织吸收党团员是走“好人路线”，是“用模子扣模型的方法”扣出来的。攻击党团员都是又园又滑、两面三刀、没棱没角、四面光光的伪君子。其实我所说的“棱角”是什么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棱角”，是最顽固、最反动的反革命的反骨！我借着批判刘少奇驯服工具论的机会，正是要推销自己的一套德才标准反革命黑货！如果按我所提出来的这一套标准，必然把一些最反动、最猖狂、最嚣张、锋芒毕露的反革命分子都拉入党内。这不就是要使我们伟大的党改变颜色吗？当时我还准备抛出一系列这样内容的形“左”实右的反动大字报，妄图以自己的反动思想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只是由于形势的发展，才使我的阴谋没有得逞！这篇大字报最集中地暴露了我形式上的反右，实际上却是从极“左”方面更疯狂、更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本质。
+
+　　但是在那时，由于我外表上还穿着迷人的“左”的外衣，自己的反革命面目也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有时也干了一些表面上反右的行动，因此也还是能蒙蔽一部分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拉拢一些人，拼凑组成了臭名远扬的保守组织“东方红”，公开拉起了反动阶级队伍，妄图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大干一场。“东方红”成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陈晓翻案,保陈晓。从这一点，也完全可以看出以我为首的“东方红”的形“左”实右的本质了！那时，大叛徒陶铸正好抛出了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理论。这下我可得到了理论武器，马上奉若神明，到处宣传，到处套用，一时间头脑膨胀，得意忘形，以为有了这样可靠的后台老板，这回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反对党的领导了。再加上自己为陈晓翻案的企图受到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反对，没有得逞，于是反革命凶相毕露，纠合“思想队”、“震虎口”、“红流”等保守组织，打出“火烧李王张”的反动旗号，在海直机关掀起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苏记黑司令部翻案的逆流。这就是那个反动的“二月逆流”在海军中的表现。
+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严肃批判了这个反动的“二月逆流”，明确指出它的性质是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也正是对我的罪行性质最正确的结论。经过学习，我认识到：就全国范围来讲，二月逆流主要表现为右的方面，但在局部也有的表现为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全国范围看，是以二月逆流黑干将、大叛徒谭震林为代表，在军内某些地方，则是以大叛徒肖华为代表。当时，大叛徒肖华利用他窃取的职权，积极支持拉拢军内一派保守组织，从极“左”即形“左”实右方面出发，大搞白色恐怖、打砸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反革命活动，疯狂地直接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军内的伟大胜利，妄图达到保他自己过关的目的。在这股反动的“二月逆流”中，海军、空军部队、总政、各兵种领导机关中几乎都刮起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围攻左派领导干部、围剿无产阶级革命派，为被打倒的黑司令部代表人物翻案的妖风。其根子就在大叛徒肖华身上。
+
+　　我就是海军的二月逆流中最疯狂的黑干将之一。在这股逆流中，我上窜下跳，煽风点火、赤膊上阵，公然对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把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领导干部李王张首长，恶毒攻击他们执行了反动路线，勒逼他们做“检查”，掀风助浪，妄图颠覆海军新生的红色政权。我还伙同臭名远扬的海工“震虎口”策划了反动的二?三行动，直接对王政委进行了残酷的人身迫害，攻击谩骂、造谣污蔑、日夜围攻，无所不用其极，令人难以容忍！最反动的是，我们竟直接为盘琚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央日报”提供了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炮弹，给我党我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不可挽回的政治影响。在革命造反派召开斗争苏振华狐群狗党的二?四大会时，我又���极参加了冲击破坏，作了一场最丑恶的反动政治表演，彻底暴露了保苏小丑的面目。接着，在二月逆流中的二?九夺权、二?一一黑会、二?一二印刷厂事件、二?一六围黄楼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我都积极参与，犯下了一系列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我在二月逆流中的政治表演，尽管再猖狂、再嚣张，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加暴露了我在极“左”外衣下掩盖着的极右真面目，暴露了我不过是死保苏记黑司令部，妄图为苏记黑司令部翻案的一个反动政治小丑。二月逆流在海军的结果同在全国各地的结果一样，是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和黑司令部的失败而告终的。广大革命群众通过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搏斗，更加认清了我的反动嘴脸。海直机关内大批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起来，反戈一击，大杀回马枪，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死心塌地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小撮坏人，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但是，我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更不会从此回心转意，缴械投降，而是根本把海军党委和革命群众的规劝和批评统统置之脑后，继续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走上了更加反动的道路。
+
+　　如果说，二月决战前自己站在反动路线一边，从形“左”实右的方面疯狂反动毛主席革命路线还只是由于自己追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做指导，甚至有时还干出了一些“左”的行动，那么经过二月决战，我就完全暴露了右的实质，思想上也更加自觉地走上直接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道路。而形式上却进一步走上更极“左”的道路，开始暴露出一个疯狂的反革命分子的嘴脸。
+
+　　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战役，被我混了过来。到第三个大战役，和大叛徒谭震林等掀起的反动二月逆流展开斗争时，我便开始跳了出来，喊着反谭震林的口号，却从极“左”面干着二月逆流黑干将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勾当。二月逆流之后，我又积极自觉地投到了王关戚反党集团的门下，充当他们的反革命走卒。最后，终于在第四个大战役进行中间，彻底暴露了反革命极“左”派形“左”实右的真面目，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和黑主子王关戚反党集团一起，身败名裂，落得最可耻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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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决战败下阵来之后，我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口头上言不从心地承认了什么“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可在暗地里却更加紧磨我的剑，窥测方向，伙同文工团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到处寻找能为自己翻案，重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的理论根据。当时，我们就曾在反革命黑手指挥下，利用“揪带枪的刘邓”这个口号，在社会上大造反革命舆论，阴谋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没能得逞。接着我们又接过反二月逆流的革命口号，贼喊捉贼，妄图把广大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对我们进行的斗争，打成“二月逆流”。但是，还是没能得逞。由于我们这帮人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成了过街老鼠一样，臭不可闻没有一点市场，广大群众再也不上我们的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大批走向社会，妄图在外面捞到在军内所捞不到的东西，发展反革命势力，然后再杀回军内，重新实现我们反革命的美梦。我们在社会上各高校、工厂、机关单位中大造反革命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作出极左的姿态，装出一付所谓“造反派受迫害”的面孔，对军内文化大革命横加污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大肆攻击，拼命给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脸上抹黑，使一些革命群众组织受了蒙蔽，给我军造成极恶劣的政治影响。一时间，我们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杀气腾腾，跃跃欲试，只等待时机一到，便破门而出，重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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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在四月二日亲自面见了黑主子戚本禹，听了他的黑报告。他利用当时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新发展，对我们指出：“现在是一个转折点，谁能跟上这个形势，跟得快、跟得好，谁就是真正的造反派。”实际是把一切像我这样的人在前阶段犯下的严重罪行一笔勾销，鼓励我们起来按他的反动部署行事，重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在讲话中，他有别有用心地说：“现在我们不能反掉刘少奇的奴隶主义，又提倡一个新的奴隶主义。”实际是恶毒攻击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号令下，加强三性，爱憎分明，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向黑司令部猛烈开火的革命行动是什么“新奴隶主义”。他的恶毒用心非常反动、非常露骨，就是说：凡是听毛主席话，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就是所谓“新奴隶主义”。只有象他一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进行猖狂的反党活动的人，才是什么“真正的造反派”。真是反动透顶,令人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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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当时我出于自己反动的阶级本能，却对这些黑指示如获至宝，奉若神明。当天晚上就跑回大院，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做了原原本本的传达。我们对戚本禹的黑指示完全心领神会，越听越高兴，感到这回有了这样坚硬的黑靠山，有了这样的黑理论，我们大干一场的时机又到了。我们这一小撮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怎么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反革命分子郑邦炎（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群众组织“毛思想战斗队”头头，被“专政”后因坚持反动立场又被“逮捕”）当天晚上就起草了极端反动的“八。三战团十点声明”，疯狂地叫嚣要“踢开红联总、火烧张秀川”真是典型地利令智昏！我当然也不甘落后，以戚本禹所谓“反对新奴隶主义”的反动思想做指导，炮制了一份反动的长篇大字报，对海军、全军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最直接、最恶毒的攻击和歪曲，胡说什么“军内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无理，保皇有功，造反派受压”等等，把矛头赤裸裸地指向海军党委、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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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蛊惑下，在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当时极左的革命外衣蒙蔽下，少数群众又受了我们的欺骗，还有些又退出革命左派群众组织，投到我们一边来。霎时间，我们在黑司令部直接操纵下，又掀起一股逆流，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扑杀过来。在这股逆流中，我写出一篇篇黑文章，召开一个个黑会，篇篇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个个都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完全撕下了二月决战后不得不伪装承认一点错误的画皮，又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犯下了新罪行。我们又四处联络了军内各单位打砸抢派，拼凑了一支反动阶级队伍，极力为肖华黑阎王殿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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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大叛徒肖华在文化大革命巨轮滚滚向前，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革命形势向纵深发展的形势下，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揭露的穷途末路，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便拼命拉住我们这一支保肖御林军，甚至利用窃取的职权，把某些打砸抢保守组织封为什么“造反派”，还在军报、北京日报，甚至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组织的文章，为我们鼓气壮胆，使我们更死心塌地地效忠于黑司令部，保他过关。而我们更是出于反革命立场的需要，更积极主动地站在黑司令部一边，向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代表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更疯狂地攻击。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种反革命势力大联合的形势下，也联合起来，向肖华的黑阎王殿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这时，军内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日益激化，面临着最紧张的关头。一场关系到人民解放军走什么路线，向何处去的重大斗争更进一步地展开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就是要谁来掌握军权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和军内打砸抢派的坏头头们在肖华直接支持和策划下，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5.13严重政治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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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之前，我就到处探听三军演出的情报，积极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策划冲击，妄图扑灭革命力量。而且，事前我们又在肖华、杨成武支持下对罗瑞卿、苏振华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抢先在军内进行了一次假批判，企图以此造成反革命舆论、捞取政治资本，为冲击三军演出做思想舆论的准备；还四处进行反动宣传，蒙蔽了大专院校广大革命师生，煽动他们来参与冲击，为冲击做组织准备。5月13日晚，我们就调集了军内外几千名受蒙蔽的群众、学生，罪恶地冲击了三军革命文艺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艺演出。我们大搞白色恐怖，打砸抢，残酷地殴打三军革命文艺战士。我就是这一严重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反革命现场指挥。尤其严重的是，第一次冲击之后，当我们一小撮坏人从红战会某些领导人口中得知林副主席亲自支持这次演出，中央文革首长亲自打电话叫各学校不要派人来冲的消息后，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开黑会研究对付的策略，不惜罪恶地封锁消息，蒙蔽群众，甚至还去煽动群众的对立情绪，明目张胆地对抗林副主席指示，又一次冲进会场，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武斗。在舞台上，我还上窜下跳，丑态百出，积极配合军艺星火燎原坏头头，反革命分子赵基烈，传达肖华黑指示，进一步蒙蔽群众。肖华在这个黑电话指示中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避口不谈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只讲什么“冲的不要冲，演的也不要演，各自收兵。”其实是支持了我们，使我们冲散三军演出的企图得以实现。三军革命文艺战士从中更看清了肖华的反动嘴脸，造了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顶住反革命逆流，坚持演出下去，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唱大跳，粉碎了我们和大叛徒肖华的反革命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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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严重政治流血事件，严重败坏了我军声誉，影响极其恶劣，是一场严重反革命事件。我们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黑主子肖华的支持下，公开地把军内斗争情况暴露给帝修反，又一次为帝修反提供了攻击我国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材料。我在这一事件里，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直接对抗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指挥这一场大规模武斗，欠下了三军革命战士一笔血债，罪恶是十分严重，不可饶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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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一场严重斗争，我们和三军革命派都认为是军内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必然结果。可是，正如同一些帝修反都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一样，我们也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却硬说三军是反动路线，而把大叛徒肖华庇护下的我们一小撮人说成是革命路线的代表，并扬言要和三军血战到底，真是反动之极，顽固透顶！这说明我们已经是完全自觉地站在黑司令部一边，进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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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事件是我的重要转折点。从这一事件中我的言论、思想、行动来看，我在二月逆流中逐渐暴露的反革命面目这时已彻底的暴露无遗了。这时我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矛盾性质已经最后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发展成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了。我在5.13后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已经是一个疯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垂死挣扎的反革命政治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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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场斗争，军内外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阵线更加分明。我也更加自觉地投靠到黑司令部门下，充当反革命的走卒、打手了。这时，我们的反动政治表演已经完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所看中。他们的黑手通过各种方式插进我们中间来，进一步直接操纵我们。5月19日，我在中央团校（当时是“冲派”的一个大本营）认识了马金泉。他是极其阴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516反革命分子王关戚反党集团小爬虫；他是康生同志亲自点名扭送卫戍区逮捕法办的中央直属机关反革命地下联络站的重要成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出中南海，来往于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编辑部、人大会堂和军内冲派之间，干了一系列不可告人的阴谋反革命活动，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是打入无产阶级政权心脏内部的最大的反革命分子（据传马金泉后期被“专政”成精神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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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对于自己能认识他这样一个神通广大的重要人物，真是欣喜若狂，马上投靠在他的门下，在反革命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当时，针对三军革命战士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日益深入地向大叛徒肖华盘踞的总政黑阎王殿发起了猛烈进攻的情况，我和一小撮打砸抢派坏头头经常在军艺小白楼召集黑会，研究对付的策略。马金泉也通过我们大肆收集三军党委的黑材料，提供给王关戚反党集团，并经常到中南海、人民日报社探听情报，给我们打气。杨成武这个大野心家也跳出来企图保肖华过关，对我们说什么“三军给肖主任贴大字报，你们不要和他们对着干。你们不要帮倒忙。三军这样干下去是要犯错误的。”好一个“帮倒忙”！一句话就暴露了他自己和肖华的反动嘴脸。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这样明目张胆反对三军打倒肖华，不就更加暴露了肖华是支持你们的吗？这样一来，肖华不就倒的更快了吗？结果你们的‘帮忙’不就成了‘帮倒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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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反革命阴谋家，确实是有一套老反革命的经验。他还对我们讲了三个极其阴险恶毒的反革命黑故事，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了最反动、最恶毒的攻击和歪曲，提醒我们在当时形势下采取更隐蔽的反革命策略。马金泉对这三个黑故事又做了更进一步的更恶毒地反动形势分析，还对我们讲：“肖华是打不倒的。我去中南海了解了情况。这点我是了解的。“甚至他还疯狂地直接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这样，中央也没预料到。现在中央已经没办法了。毛主席也收不住了，只有让它发展下去。”对这样猖狂恶毒地反革命言论，我却心领神会，像鹦鹉学舌一样，把它们到处传播，大肆防毒。我还根据杨成武的黑故事和马金泉的反动分析，在海军文工团和军乐队一些保守组织中说：“现在就是这种形势，眼看着三军是蒋介石也不能抓，抓了还要放……现在三军不能动，只能以后再动。”还说：“三军是实力派，有枪杆子，搞不好就可能出事，北京就会大乱。所以现在中央对三军只能让步，必要时还可能牺牲掉军队文体单位造反派。但是现在还没有下决心牺牲掉我们，而是对我们不表态，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公开和三军对着干，不要再搞大冲突。那样其实就是逼着中央表态，而现在的表态肯定不利于我们，甚至可能迫使中央下决心牺牲掉我们而保住现在的稳定局势。所以现在只能自己干自己的，以后再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我跟这些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跟得是多么紧，对他们的意图领会是多么深。这时我已是完全发展到自觉地、有计划的，公开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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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场围绕着军权展开的激烈斗争的重要性质，我是很清楚的。正因为这样，才说明我的行动更加反动！罪行更加严重！马金泉几次对我说：“现在全国局势很严重，军队支左有很大问题。大部分都支错了。中央现在正在开军委扩大会。各军区的头都来了，都住在京西宾馆。现在已经扩大到师级。军委会上斗争很激烈。有人拍桌子。中央对军队很不放心，怕他们回去出乱子，也可能会有政变；所以使劲拖时间，把他们留在北京，不让他们回去……”还说：“现在三军有权，后台硬，正是最红的时候。你们不能和他们对着干。现在他们打死你们也是白打。所以你们只能自己干自己的，不要理他们。”这是对人民解放军最严重的攻击和污蔑！这说明我们正是在这场夺权和反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自觉地站在黑司令部一边，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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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6.4反革命黑会上，我们的反革命夺权的叫嚣达到了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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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反革命黑会是马金泉和另一个混入人民日报社的反革命分子王聚奎亲自召开和主持的。我和军内打砸抢派一小撮反革命坏头头都参加了这次黑会。马、王针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6月3日按中央首长的指示，发表了三军演出消息的报道一事，向我们讲了发表消息的内幕和经过，还讲了黑司令部在这个问题上阳奉阴违，利用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消息来源等方面耍的花招鼓励我们的反革命气焰，还部署了猖狂的反革命策略。我还严重违反党纪国法，在会上非法看了王聚奎带去的供中央首长参考的中央绝密文件。在会上，马、王赤裸裸地叫出了“我们要夺权！”这样极端反动的口号。我们则心领神会，紧密配合，研究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具体策略，决定为反革命黑手篡夺军权进一步大造反革命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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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初，曾在全国范围内揭发批判了天津出现的一个阴谋搞反革命夺权的黑会、一个疯狂吹捧反革命分子的黑戏的严重反革命事件，而军内打砸抢派在马、王直接指挥下，黑司令部直接支持下，早在76年夏就搞了一个黑会和一个黑戏。这就是6.4反革命黑会和打砸抢派的黑戏“大海”。我不但参加了黑会，还在黑会部署下积极参加了策划黑戏的出笼、排练和演出等活动。而且我们还和天津的黑戏建立了直接的黑关系，派人去学习、抄剧本、策划演出。我还直接看了这个黑戏。事实证明，我们的黑戏和天津的黑戏完全是一丘之貉。我们的黑会和天津的黑会也完全是一路货色！都是为黑司令部篡夺政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我所积极参加的这个黑会和黑戏，是67年发生在军内的反革命向革命夺权的非常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就在我们一小撮人猖狂地配合肖华黑阎王殿进行反革命夺权的反动叫嚣的时候，敬爱的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首长们于6月3日观看了三军演出，给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支持，给肖华卵翼下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最坚决地打击，明确指出了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决定了军内黑司令部必然彻底灭亡的失败命运。这是我军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经过长时间的剧烈搏斗和反复较量，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小撮垂死挣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和他们的爪牙、走卒���已经成了过街老鼠，陷于人人喊打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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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这个死不悔悟的反革命分子，死心踏地的充当黑司令部走卒，对大叛徒肖华之流尽忠尽孝，竟然从此对敬爱的林副主席怀恨在心，并恶毒攻击说：“林副主席支持了老保”，“林副主席看演出也没说他们对。我反三军没事！”。更为严重的是我还跟在那个极端疯狂的反革命分子马金泉后面叫嚷说：“我们要准备毛主席出来看他们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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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名目张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真是狗胆包天！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真是太反动、太嚣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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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我还散布了其他大量直接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的反动言论。我的思想也发展得更反动、更疯狂。这时，受蒙蔽的群众也日益看清了肖华和我们这一小撮反革命坏头头的嘴脸，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我们一小撮坏蛋已经彻底孤立，是顽抗到底还是缴械投降？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迅速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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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已指出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变本加厉，加紧到处活动，网罗社会上一切反动渣滓，妄图重新拼凑起一支反动阶级队伍，挽救自己必然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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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当时刚刚出来活动的在王关戚反党集团直接控制下的另一支反革命势力——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也在到处寻找同伙。不久，我就又和这个反革命集团第五方面军（负责军队口）的所谓军长，5-16反革命分子刘丙杰挂上了钩。在共同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指导下，我们这两股反动势力一拍即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这是我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罪行之一，需要专门进行专题的清算批判。因此这次暂时谈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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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5-16反革命集团紧密勾结的同时，我又积极投入了王关戚反党集团掀起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逆流，和另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杨成武的嫡系爪牙方凡一起，流窜到张家口地区，疯狂进行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反革命活动，妄图在北京西北部的重要战略要地张家口进行反革命夺权。从而实现进一步控制世界革命的心脏——北京的反革命阴谋计划。这是我犯下的又一个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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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尽管一切反动派都要进行垂死挣扎，但都逃脱不了注定灭亡的命运。他们的反革命政治表演，不但不能使他们多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我从张家口一回到北京，就听到黑主子肖华被打倒的消息。不久，又听到黑主子王力、关锋被揭露的消息。接着，又听说戚本禹也是摇摇欲坠、朝不保夕、日子难过。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些消息对于我像当头挨了一棒，同时对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于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更加仇恨了。我认为打倒了这一小撮阴险的反党分子，就意味着我心目中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我在这一小撮反党分子身上，寄托了无限的反革命复辟，卷土重来的梦想。我还咬牙切齿地说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不行了。毛主席说还有第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嘛！到下次文化大革命再看，到底谁对谁错！”这说明我和一切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而是必然要利用各种机会搞翻案复辟活动，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寄托于“历史”，总之是寄托于黑司令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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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9月间，我发出了最反动、最露骨的反革命叫嚣，在反动日记上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犯了策略性的错误”、“搞早了五年”、“因不被群众所理解而告暂败”。这完全暴露了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站在反动路线一边，猖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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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这样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疯狂地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确凿的事实证明，我就正是这样的该诛该讨、死有余辜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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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1967年10月1日，正是建国十八周年的大喜日子。全国军民欢��鼓舞，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可是我这个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却以极阴暗的心情度过了这一天。晚上，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在反动日记上写到：“王力、关锋都没有上天安门。戚本禹也险些没有上去。而武将们反而一个个大摇大摆地上去了，而且大有当之无愧之感。文化大革命……武装……文……武……军队有实权，不能动，只能让步，不能打倒。文的没有实权，可以打倒，关系不大。”这是我公开为王关戚反党集团鸣冤叫屈，公开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胜利的铁证！真是主子倒了，奴才伤心。这更彻底地暴露了我这个王关戚反党集团忠实走卒的丑恶嘴脸。而且，我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和人民武装——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的思考，得出了“军队有实权，只能让步，不能打倒”的极反动的结论。阴险地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公开攻击伟大的人民军队，毁我长城，妄图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这段反动日记，是我罪恶的反动思想的总暴露！是我顽固的反动立场的总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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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铁的事实表明，我已经完全剥掉了运动初期的“左”的外衣，彻底暴露了极右的本质，直接死保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各个部门的代理人，成了一个死保黑司令部的保皇小丑，反革命走卒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在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过程中，我已经逐步升级，从死保苏记黑司令部在文化部门的代理人陈晓之流，到为苏记黑司令部翻案；从死保军内黑司令部代理人大叛徒肖华到死保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代表人物王关戚之流。这时，我已经成为直接站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贼船上，直接为刘少奇效劳卖命，直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我的反革命活动范围已经从海军、全军发展到全国、全党的范围以内了！我已经发展成为大叛徒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直接的重要的反动社会基础了！我的罪行更加不可饶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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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里，我还到处收集黑材料，宣扬要“给毛主席写一封公开信”，叫嚷“要准备破釜沉舟，大干一场！”这就是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反革命到底，走那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郑重（郑重是海军某部干部，当时因写了一封公开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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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0月中旬，我还和空政文工团另一个疯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秘密串联，听他说什么：“现在只有毛主席出来才能救我们了”这样的疯狂反革命言论。这是阴谋分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是借着拥护毛主席的幌子干直接反对林副主席的勾当。这是最疯狂、最反动、最不能容忍的反革命言论！是最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极端的反动立场和极端的反动思想已经使我们的头脑发昏，忘乎所以了，竟然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之间制造缺口，制造分裂，我们为了达到反革命目的真是已经不择手段了！到了这种时候，我这个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还在搞这样罪恶的反革命活动，是可忍？孰不可忍！真是顽固透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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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我在反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极点，我的反革命罪行已经是严重而又严重。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对我忍无可忍，不容许我再继续为非作歹下去，该是彻底清算我的滔天大罪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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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1967年10月中旬，海直机关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军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及时、正确地一举把我揪了出来，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迫使我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交待自己的罪行。这是对我嚣张的反革命气焰最沉重的毁灭性打击，也是对我最大的挽救。这一个非常英明、正确又非常及时的行动，使我头脑开始逐渐清醒过来，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不开始认识自己的严重反革命罪行。这一天，是我历史上又一个转折点，是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要永远感谢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永远感谢党和群众对我的批判、斗争和长期耐心地教育帮助。这是我认清自己的罪恶，脱离反动营垒，争取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必要的条件和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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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决不是这样。”“这个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疯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绝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我这个疯狂的反革命分子也绝不会那样轻易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向人民缴械投降的。在被专政后，我仍然继续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顽强地要表现自己，在新的条件下，又犯下了大量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而且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的影响，在不得不低头认罪之后，还产生过多次思想反复，重新出现一些新的反动思潮，犯下新罪行。这些，我也需要认真地进行专题清算批判，从这个问题上揭露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种种卑鄙伎俩和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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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我党的长期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被无数的实践证明了的我党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我党和全国革命人民的命根子，生命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多次强调指出：“必须彻底批判各种右的和极‘左’即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以前我却一直认为极‘左’是革命的，是反右的，等等，经过学习，我认识到，右就是右，而极‘左’实质上也是右，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时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时而又从右的方面进攻，归根到底，还是彻底暴露了极右的反动本质。我在运动初期的‘左’，不过是为了达到解放自己，建立自己想当然的极端个人主义自由王国的目的而表现出的一种形式。指导思想就是极右的反动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当运动深入发展时，看到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王国将被砸烂，被摧毁，我就露出了右的本质，直接赤膊上阵，死保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当革命再向前发展时，我预感到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的灭顶之灾，。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又凶相毕露，以攻为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公然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反动思想指导下，直接炮打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下了更为严重的罪行。最后彻底暴露了我不过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社会基础，不过是一个妄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政治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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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是不断变换手法，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毛主席革命路线进攻的。在同一个老牌机会主义分子王明身上，也是一会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各种过火的政策，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革命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一会他又变为极右的逃跑主义、投降主义，最后发展到叛国叛党，彻底暴露了右的反动本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更是不断地从右的方面和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猖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抗战胜利后，他就要向蒋介石交枪交军权；土改时又极‘左’地搞什么“搬石头”、过火斗争；他向资本家献媚取宠；疯狂破坏农业合作化；在四清运动中又大搞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直到文化大革命，仍是忽而极右，忽而极‘左’，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千方百计要反对和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个大战役，就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揭露和批判彭、罗、陆、杨；刘、邓、陶；谭震林；王、关、戚；杨、余、付等黑司令部代表人物的阴谋，粉碎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方面对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疯狂进攻和破坏。尽管，从表面现象上看起来，有时他们之间也出现一些矛盾，有时他们之间也喊过“打倒”、“批判”之类的“革命”口号，但是，在本质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不过是狗咬狗的争斗，实质上是“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的反革命之间的争权夺利，根本利益并没有什么不同。归根结底，他们的矛头统统是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因此，不管他们是以什么面目出现，本质上都一样，统统都是反革命！历史无情地宣判了他们的死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他们及他们的一小撮爪牙、打手、反动社会基础，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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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我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长期毒害下形成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必然导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强地表现自己，把自己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必然导致我心目中只有自己，根本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没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地位。当革命深入发展，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时，我必然会公然地跳出来反对革命，死保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因为刘少奇的黑司令部是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动思想的总代表、大本营，要想保住自己，就必然要保这个黑司令部；也只有保住这个总代表，自己的反动思想才能保住。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最正确、最革命。到被专政后，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时，还以为自己虽然有错，但反刘少奇是真的，不可能和刘少奇站在一起。现在，经过组织、群众长期的教育、帮助，剥开自己所谓“反对刘少奇是真”的画皮来看，我和刘少奇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反动的阶级利害关系也是完全一致的。我就是自始至终站在刘少奇的贼船上，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我的所谓“反刘”，实质上是嫌他在某些方面还不能满足自己的反动欲望，是嫌他在反革命修正主义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还不够反动！实际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恶活动，就是在疯狂地继续干着刘少奇一直在干着的或想干而又没干成的反革命活动。我就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走卒、打手、喽啰，就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最直接、最顽固，也最得力的反动社会基础！
+
+　　我直接投身到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由于我反动思想非常顽固，非常系统，因此，我犯下的直接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直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是不可饶恕的。我的罪行对党、对人民、对整个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不可挽回的。党和革命群众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让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造自己，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现在，我的罪行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否认也否认不了。这一段丑恶的历史也是自己亲手写下的。目前摆在我面前的唯一道路就是真正认罪服罪，彻底清算反革命罪行和反动思想，老老实实接受专政和改造，深入地开展猛烈地革命大批判，在革命大批判的烈火中把自己由黑烧红。真正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能早日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争取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重新写自己新的历史，争取能尽力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借以赎自己永世也赎不清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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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要永远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教导：“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改造自己反动思想，改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不是一时的工作，而是一辈子的大事。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还在不断拉自己向右转，重新回到反动营垒中去。无数事实教育了我，只要一放松自己的改造，就会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出现新的反复，甚至，可能重新犯罪。今后我一定要永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用犯罪的惨痛教训做反面教员，引以为戒，增强自己的免疫力，使自己不再走上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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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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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网络材料：http://post.blogchina.com/p/941390395

CCRD/0/8/6/00001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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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梅贞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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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梅贞（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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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梅贞，女，湖南岳阳农民，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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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梅贞，今年56岁，娘家父亲黄松柏下中农出身种田，母亲冯秋香娘家无后人，父母都在，现有七十八九岁。哥哥黄梅贤今年59岁，出身种田，大舅侄……都在家种田。我廿一岁由胡菊初之母亲余姑娭毑与周祥云之妻胡汝姑二人介绍与胡平和订婚，廿二岁结婚，结婚后半月他仍回原部队去了。
+
+　　我来胡家有水田壹石弍斗三升，是1934年置的结婚的。1936年那年九月又置次五爹四斗，去洋壹百弍拾元，共有水田壹石陆斗叁升，母亲有命田壹石，伞舖子附近田，六斗旱地廿八块，烟贝塘附近附坟田四斗，都是由母亲掌管，所收租谷除少数把给满姑以外，其余都是把给良才母子吃了的，母亲在我一起过日子，吃饭穿衣以及零用人情客往往都是由我负担。同年十月间时候，胡德徽是我重堂老兄，在大马家患病送到我家，母亲要我去娘家，恐怕传染病，我就去了，不久他就死了。母亲经手用了卅多块钱，这些钱都是母亲自己借的。他在外共有十一个月就回来了，母亲就问我要，我向他要钞，他答应没有钞，母亲就将烟贝塘附近水田四斗卖掉，我们也没有管，只到去年下半年，良才说我卖了他的长孙田，欺压了他。我去年腊月就到八字童家问我童大娭毑，童大娭毑答应这四斗田是唐文公的附坟田，德徽是卖给你们了，但是还有一点手续未清，所以送到你们家里（指胡德徽那次病后送到他们家）。童大娭毑还在，现住童宅二爹屋里，现年八十四岁，可问，为恐日后老了死无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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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他回来没有钞，还将我金箍指一对，金环子一双拿去换了，他做了几次布生意。在他未回以前，我还整了屋，换上堂屋的檐领加瓦，在那时是吃租谷的饭，剥削了农民。到二年九月，我地沦陷，我就跑兵到眉山冲许家，又转八字童家童凤同屋里住。1938年，他就在新开乡公所自卫大队当副大队长，又到第二年1939年5月，日寇进攻沙河北岸，新开乡公所开赴饶村伪县府，我就同到饶村住金背李家李松二爹屋里，他也住了几个月间，随后他又在伪县府自卫大队当副官，只有十块钞壹个月，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薪饷就增到三十六块钞壹月。他随后又在该大队当中队长，又在支队部当副官，都是只有这些钱壹月。他在公家干事，我在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住，那时刚刚生我的大女儿。母亲是1940年9月间过去的，家里只有三个人，过日子生活很简单，积蓄一点钱，大约二百块钱就放在驻潼溪街的新开乡公所投盐资。赵笃初晓得了，就要将他陈斋公塅上陷区的田壹石定要卖给我们，价钱是壹百八十元，我就买到了。到1942年，他又调新祥当伪乡长半年，同年又调筻口当伪乡长半年，共一年。1943年元月，又调伪县府警察大队附时间比较长一点，有两年多。我就在朱公桥西沙湾住，喂猪、滕纸和一些家务事，他就同夏会计去江西樟树镇买盐，私人也带些棉花去，带些私盐来，一连三四次。到1945年2月间，新四军王正司令到了芭蕉坳，将我捉去（他在江西未回来），在我家搜了一回，将将只拿去一箩米弍拾肆块钱，也没有别的东西。他们轮流问了我几回，我将盐仓积谷仓告诉了他们，就放我回来，24元钞也把给我了，米也还了我壹石谷。新四军开走了，伪县府又开来，我也没有怪扳我的人。不久，他就由江西回来期间，置余海涛田弍斗，四月间又置方□□田壹石四斗，方□□田叁斗，共壹石玖斗，都是陷区冯家冲附近的田，共去【出】价洋二百五十元。1945年5月他又调筻口乡伪乡长，9月，日寇投降，十月间他就回来住。张幼龄屋内手内还有弍百多块钞，同年六月在筻口乡买一条病马只出洋15元，到冬月间卖掉得洋120元，共有四百块钱左右。妹丈陈德志光复后，没有本做生意，他就托张幼龄替我说，要我替他舅爷（即她的丈夫）说，要与我们合伙做染铺和电【淀】粉子生意，我们也就同了意，随将钱拿去四百元。1946年2月又置刘家坳大塘弯之屋基去了三百多块钱，陈德志一时拿不出来，我又将其附近之田弍斗、老屋胡家之田六斗卖落得价144元，陈德志钱陆续付来。钱水低落一大半，只付本没有交赚资反去本一大半。1948年3月间，做大塘弯屋又将老屋里的田卖去8斗三升，送给良才结婚田壹斗八升，还欠方东海瓦匠工钱壹拾五石（谷），我在朝磐之德贞手内借谷五石，托方东海在道人咀寿大爷手内借谷拾石，由东海自挑去，胡成功��光洋17元，当年就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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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解放，1951年土改时水田仅叁石，六口人吃饭，当将全部剥削财物退还农民，政府另给碧公祠堂屋两间，水田壹石陆斗，旱地大小八块。在当时生活无着，就讨了几天饭，随后又在娘家父亲左了几块钱做川胸【芎】（当地一种用开水冲的饮料）生意，田是自己种的。第二年复查，他就去人民法院守法，生活困难，又讨了几天饭。随后又由我父亲代借了几块钱给我做小生意，田就由我娘家叔伯兄弟等代耕。他劳改守法到第二年五月间回家，1954年又生得乾，一家七口人老老实实守法一直（到）1967年12月由大塘塝上生产队搬到新红生产队，总是老老实实守法，不乱说不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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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婆婆老老的事都是家务事，恐怕看起来烦琐人，另把他【它】概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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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胡家来，结婚后只有两年零两个月就沦陷了。我来时，只有水田壹石弍斗三升，我随后又置四斗，共田壹石陆斗三升。母亲有命田壹石的租谷由母亲经手把给满姑娘一小部分，其余都是把给马三娘子母子吃了。1937年下半年，因德徽死在我家，欠了些葬费卅多块钱，就将烟贝塘四斗附坟田卖掉，剩六斗田廿八块地。土改时田改了，旱地廿八块由良才卖给邱家咀的李太久，不知多少钱，我晓得后，因太困难也要了五块钱。母亲命田沦陷前后都由马三娭毑收用（1938年7月间，良才他父亲回来，他夫妇用心将良才过继与我，并请了一桌客，良才将近十三岁），只有沦陷的那年，佃户李和顺（李和顺老佃户，住邱家咀）送在道和冲，母亲把给刘家舅父。沦陷后，我的田也是由马三娭毑母子收用。我地沦陷七年，日寇四次进犯长沙，都是由洞里经过，我也是东躲西躲。他起初只有十块钱壹月，十一月份后增到卅六块钱壹月，因那时人口少，稍微积蓄些钱和做生意，赚些钱，在陷区置些田，吃剥削饭。我在前方住在一边，一没有打过牌，二没有赌过博，也没有办事的人到我家里来。我住得最久位蓝家坊叶家两年多，饶村金背李家一年多，西沙弯附近一年多，芭蕉坳附近林家一年多。我一直到现在，到后来（都）得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老老实实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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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3月10日黄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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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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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CCRD/0/8/6/00001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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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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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号召鼓舞下，我市广大军民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紧密团结，斗志昂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形势大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同美帝、苏修的反革命战争挑衅遥相呼应，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社会治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必须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依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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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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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集团“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以劳改犯岳泽民为首组织起来的。岳犯1967年10月从劳改队逃回成都后，勾结杨犯明华、李犯肇宣、郭犯武仪、周犯玉洵、严犯中和、方犯刚、严犯明道等一伙反革命分子，经密谋策划，于同年11月组成“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联盟”和“中国自由青年联盟”反革命集团，而后又拼凑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制定了反革命纲领和行动计划，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窃得枪支、弹药等武器阴谋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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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集团首犯岳泽民，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主要骨干分子杨明华，罪恶严重，民愤很大，判处无期徒刑。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1970年3月6日布告公布。
+
+　　主要骨干分子李肇宣，男，40岁，成都市人，资本家，现管特务分子，原在成都丝绒厂做工，曾因反革命罪被管制、判刑。李犯肇宣思想极端反动，虽经我多次宽大处理，仍不悔改，1967年11月与岳犯勾结，组织反革命集团，负责“通讯联络”，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法判处徒刑20年。
+
+　　主要骨干分子郭武仪，女，47岁，荣县人，右派分子，原在成都文具印刷社做工，郭犯武仪思想极端反动，1967年11月与岳犯勾结，组织反革命集团，负责“妇女”和“通讯联络”，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法判处徒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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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骨干分子周玉洵，男，24岁，中江县人，住本市金沙桥。周犯玉洵思想极端反动，1967年11月与岳犯勾结，组织反革命集团，负责“青年”、“武装”、“宣传”，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法判处徒刑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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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骨干分子严中和，男，59岁，金堂县人，特务分子，原在成都丝绒厂做工，曾因反革命罪被管制。严犯中和思想极端反动，1967年11月参加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法判处徒刑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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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干分子方刚，男，38岁，成都市人，右派分子，曾因反革命罪被劳教，原系四川磨床厂劳教就业人员。方犯刚思想极端反动，积极筹集现金、衣物、参加反革命集团活动，依法判处徒刑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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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干分子严明道，男，55岁，双流县人，特务分子，原在成都丝绒厂做工，曾因反革命罪被管制。严犯明道思想极端反动，参加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本应严惩，但严犯被捕后，尚能坦白检举，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从宽判处徒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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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犯倪金生，现行反革命犯南朝祥，杀人犯杨文彬，杀人犯关志均，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冯长凯，现行反革命叛国犯贾绍熙等6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1970年3月6日布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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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劫杀人犯朱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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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劫杀人犯王国华，男，18岁，山东省人，住本市莹华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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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犯好逸恶劳，多次结伙赌博、盗窃。1969年11月12日下午7时许，朱犯为首纠集王犯国华等，身带尖刀、斧头，到本市郊区，伺机抢劫。朱犯等行至圣灯人民公社钢筋桥处，遇见成都铁路分局技术员朱玉麟、成都盲哑印刷厂女工何X，即猛扑上去，用斧头、尖刀将朱玉麟杀死，将何X杀成重伤。朱犯志坚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1970年3月6日布告公布。王犯国华，抢劫杀人，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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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卢亚和，男，22岁，自贡市人，住本市红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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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恨。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其父被市百货公司小商品批发商店革命群众批判，卢犯怀恨在心，蓄意行凶报复。1969年11月8日下午，携带铁管、匕首潜入该店，深夜窜至值班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吴康容（女）睡处，乘吴熟睡，用铁管猛击吴的头部，将吴打死。卢犯杀人后，又携带菜刀等凶器去杀害其原女友XXX，因叫门未开，始未得逞。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卢犯亚和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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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周万福，男，47岁，资中县人，兵痞。曾因盗窃被单位开除留用，原在大田坎仓库监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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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犯思想反动透顶，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10月被革命群众批斗，抗拒改造。该库炊事员唐泽民（男）多次对其进行教育，周犯不思悔改，反而对唐怀恨在心，蓄意行凶杀人。1969年9月16日凌晨4时许，周犯乘唐泽民在厕所解便之机，用磅秤砝码猛击唐的头部，将唐打成重伤，推入尿坑致死。周犯万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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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犯施国珍，男，61岁，雅安县人，原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炊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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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犯凶横残暴，1968年8月22日10时许，肆意同该院炊事员潘素琼（女）滋闹，竟以菜刀向潘头部连续猛砍8刀，当场将潘素琼杀死。施犯国珍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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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放火犯陈道尊，男，39岁，成都市人，地主出身，右派分子，住大同人民公社，曾因反革命罪被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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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抗拒改造，书写反动诗词，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陈犯被革命群众批斗，更加怀恨，竟于1967年2月28日凌晨，放火烧毁生产队保管室草房6间，各种粮食、籽种15000多斤及农具等物。陈犯道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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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窃杀人首犯傅自竹，男，27岁，万县人，其父系恶霸地主，其母系一贯道坛主、地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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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窃杀人犯王碧富，男，20岁，成都市人，原在四川冶金实验研究厂做工。其父因反革命罪被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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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抢劫犯罪，为非作恶。1969年7月，傅犯认识广汉县上南大街的谢乐冰（男），见谢单身一人，遂起图财害命歹意。同年9月8日晚，傅犯纠集王犯碧富以借宿为名住于谢处。深夜，傅、王两犯乘谢熟睡，轮番猛卡谢的颈子，将谢卡死，盗走贵重财物。傅犯自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王犯碧富盗窃杀人，罪恶严重，本应严惩，但能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从宽判处徒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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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黄兴文，男，33岁，富顺县人，原系西南铁路工程局第五工程处学工，曾因盗窃被拘留。
+
+　　黄犯1962年以来就流窜盗窃，当其罪行被保和人民公社班竹大队社员杨吴氏（女）揭露，即怀恨在心，蓄意报复杀人，1968年2月29日凌晨，潜入杨家，先用双手卡杨颈子，后用裤带将其勒死。黄犯兴文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抢劫杀人犯蒋泽民，男，19岁，原系成都三十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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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3月2日晚10时许，蒋犯纠集一伙携带枪支进行抢劫活动，行至新华东路工人浴室附近，与西藏军区某部砖瓦厂工人蒋津云（男）相遇，蒋犯即上前对蒋津云强行搜身，蒋津云反抗，蒋犯对准其胸部开枪射击，当场将蒋津云打死。蒋犯泽民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犯徐承义，女，39岁，简阳县人，现管反革命分子，住本市人民北路。徐犯4个哥哥均系反革命分子，3个被镇压，1个被判刑。
+
+　　徐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抗拒改造，收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徐犯在被管制期中，四处流窜，贩运、倒卖粮票10万余斤，打火石10万余颗，牟取大量暴利，归案时，当场缴获赃款6200元，粮票6000斤，手表3只，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依法判处徐犯承义徒刑20年。
+
+## 现行反革命犯廖禄全，男，17岁，成都市人，原系成都十六中学生。
+
+　　现行反革命犯姚孝刚，男，21岁，双流县人，资本家出身，原系成都十五中学生，其父系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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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两犯思想极端反动，1968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咒骂污辱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依法判处廖犯禄全、姚犯孝刚徒刑各15年。
+
+## 现行反革命犯秦振华，男，27岁，河北省人，富农出身，原在四○信箱做工，其父母系逃亡富农分子。
+
+　　秦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怀有刻骨阶级仇恨。1958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变天复辟，秦犯振华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依法判处徒刑15年。
+
+## 现行反革命犯杨永清，男，23岁，乐至县人，原在成都建筑安装公司做工，曾因盗窃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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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持枪强奸妇女，殴打革命群众，更为严重的是，1970年2月14日下午，永丰人民公社武侯大队一队革命领导小组召开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动员会后，社员罗XX揭发杨犯父亲和弟弟的违法犯罪行为，杨犯怀恨在心，次日午后2时，杨犯闯入该队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叶XX和检举人罗XX家中，殴打叶XX和检举人，行凶报复，破坏运动，依法判处杨犯永清徒刑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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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犯袁华兴，男，34岁，新津县人，地主出身，原在六九信箱做工，其父系伪保长，曾因反革命罪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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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2月13日，该厂召开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动员会后，次日晚10时许，其妻乐XX动员袁犯坦白交代违法偷窃行为，袁犯极为不满，乐又扭其到有关部门交代问题时，袁犯竟用手卡其妻颈子，行凶杀人，破坏运动，依法判处袁犯华兴徒刑12年。
+
+## 现行反革命放火首犯李载福，男，48岁，成都市人，住圣灯人民公社人民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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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案犯李荣华，男，21岁，成都市人，住圣灯人民公社人民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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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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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载福又将该厂8至9月上旬的加工费900余元全部窃走，潜入厂内放火，被群众发现扑灭，李犯载福仍不死心，9月12日晚指使李犯荣华放火，烧毁价值数千元的厂房、机器设备和粮食等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罪行严重，但在作案后，两犯尚能坦白交代，依法判处李犯载福徒刑15年；判处李犯荣华徒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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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窃集团首犯龙德坤，男，36岁，成都市人，住简阳县九龙人民公社，曾因盗窃被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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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案犯潘世海，男，31岁，德阳县人，住本市清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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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犯德坤，为首纠集潘犯世海等，1967年以来，盗窃、诈骗电动机20余台，架架车7部，高压线300余公斤；诈骗粮票14000余斤，由潘犯销赃，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依法判处龙犯德坤徒刑20年；判处潘犯世海徒刑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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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机倒把集团首犯孔繁孝，男，30岁，成都市人，原在胜利西路医疗电器生产组做工，其父系反革命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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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首结成投机倒把集团，在绵阳、上海等地，大肆套购扩音、电讯器材，转手倒卖，牟取大量暴利；在三台等地非法承包无线电安装、修理，进行诈骗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依法判处孔犯繁孝徒刑20年。
+
+## 投机倒把犯文华英，女，40岁，成都市人，住本市人民路东段。
+
+　　文犯解放前贩卖烟毒，解放后多次进行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被拘留、劳教，但文犯仍不悔改，1960年以来，四处流窜，贩运、倒卖粮票6万余斤，布票3000余尺，打火石7万余颗，牟取大量暴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文犯华英在收容审查中，畏罪潜逃，被再次捉获，依法判处徒刑20年。
+
+## 投机倒把集团首犯倪玉成，男，40岁，新津县人，原在本市东城区饮食合作区店机电修理服务部做工，特务分子，两次被判管制。
+
+　　同案犯姚昆生，男，30岁，安徽省人，原在成都红星充电组做工，其父系现管反革命分子。
+
+　　倪犯1967年以来，为首与姚犯等勾结，套购电动机20多台，转手倒卖，牟取大量暴利，倪、姚二犯还盗窃电动机3台及大量机电器材，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依法判处倪犯玉成徒刑15年，判处姚犯昆生徒刑10年。
+
+## 窝主犯陈树洁，女，35岁，双流县人，住八二信箱职工宿舍。
+
+　　陈犯1968年以来，窝藏投机倒把犯卢明贵。张本秀、陈玉光（均已判刑）等多人，相互勾结，贩运、倒卖粮票5万余斤，打火石15000余颗，牟取大量暴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陈犯树洁在收容审查中，隐瞒罪行，骗得宽大处理后，又将张犯本秀埋藏的赃款3000余元窃走，被再次捉获，依法判处徒刑15年。
+
+## 盗窃、流氓犯张绍康，男，22岁，大邑县人，原系市饮食公司���放北路中心门市部服务员。
+
+　　张犯品质恶劣，好逸恶劳。曾因盗窃被抓获教育，仍不悔改，竟于1969年6月29日盗窃该门市部粮票1400余斤，现金450余元，油票50余斤；同年7月又轮奸青年妇女（哑巴）1名。依法判处张犯绍康徒刑15年。
+
+## 地下工厂首犯袁昌伦，男，37岁，金堂县人，住本市太平中街，曾因投机倒把被关押，其父因反革命罪被镇压。
+
+　　主犯夏文祥，男，49岁，成都市人，住红光中路，敌军连长，曾因诈骗被判刑。
+
+　　主犯谢全志，男，33岁，成都市人，住永丰人民公社。
+
+　　1968年1月，袁犯昌伦为首纠集夏犯文祥、谢犯全志等一伙反坏分子为骨干，组成地下工厂“成都机电设备厂”。袁犯自任“厂长”，谢犯任“副厂长”，夏犯为“业务负责人”。袁犯等骗刻印章，以经济腐蚀等手段，煽动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离厂；网罗、窝藏无粮无户流散人员，为其黑厂“加工”产品；以加工订货为名，大肆骗取各单位订金和预付款，采取粗制烂造，以劣充好和把国营工厂的产品骗去刷新，换上黑厂招牌等手段，四处招摇撞骗，大肆套购国营企业的机电设备，大挖社会主义墙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同年9月，其黑厂被查封后，袁犯等一伙又围攻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依法判处袁犯昌伦徒刑15年；判处夏犯文祥徒刑12年；判处谢犯全志徒刑10年。
+
+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严正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只有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坦白认罪，缴械投降，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
+　　全市军民，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高潮，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
+　　 1970年3月10日

CCRD/0/8/6/000012.txt

@@ -0,0 +1,77 @@
+# 关于 “叛国投敌”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张国亭的判决书和平反通知书
+
+## 中国人民解放军霍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关于张国亭的判决书
+
+## 1970.03.15；（70）军审刑字第11号
+
+　　现行反革命集团策划“叛国投敌”骨干分子张国亭，男，25岁，资本家出身，曾因偷越国境罪被劳教4年半。捕前系王庄煤矿刑满就业人员。
+
+　　张犯对我党怀有刻骨阶级仇恨，解教就业后，1967年8月积极参与策划“叛国投敌”集团罪恶活动，并领受反革命联系的密码和暗号，潜逃上海进行投机倒把，为其反革命集团越境叛国筹备资费，途中被我抓获。
+
+　　经审理，上述罪行，证据确凿，罪恶严重，民愤极大。
+
+　　为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加强战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
+　　 1970年3月15日
+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
+
+## （77）晋法刑二裁字第522号
+
+　　在押犯张国亭，男，32岁，上海市人。因现行反革命罪于1970年3月15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霍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处无期徒刑，。
+
+　　（张犯在劳动改造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纪律，学习联系实际，批判犯罪思想，并能完成生产任务，有悔改表现，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20年。）
+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77年10月11日
+
+## 霍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霍法刑复字第1号
+
+　　被告蔡京，男，死年40岁，中农出身，汉族，广东省揭阳县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周文硕，男，死年40岁，贫农出身，汉族，原籍广东省开平县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莫善德，男，死年47岁，地主出身，汉族，原籍广东省电白县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肖秋波，男，死年29岁，贫农出身，汉族，原籍广东省大浦县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余少冲，男，死年30岁，资本家出身，汉族，原籍广东省中山县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宿本茂，男，判年27岁，工人出身，汉族，原籍上海市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沈奇敏，男，判年26岁，职员出身，汉族，原籍上海市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张国亭，男，判年25岁，资本家出身，汉族，原籍上海市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魏志祥，男，判年25岁，小业主出身，汉族，原籍上海市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屠文庆，男，判年27岁，小业主出身，汉族，原籍上海市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上列被告于1970年3月15日我院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策划叛国投敌罪，判处蔡京、周文硕、莫善德、肖秋波、余少冲死刑；宿本茂死刑缓期2年执行；沈奇敏、张国亭无期徒刑；魏志祥有期徒刑20年；屠文庆有期徒刑10年，判后本人及其家属以事实不符为由，多次申诉。
+
+　　经再审查明：此案发生在文革期间，劳改就业人员比较混乱，被告蔡京等人随之产生了不愿继续改造的思想，便互相谈论串通，准备逃跑离矿，其中肖秋波等4人有逃跑离矿的行动，但未形成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亦无叛国投敌事实。故撤销（70）军审刑字第4至13号判决书。认定蔡京、周文硕、莫善德、肖秋波、余少冲属无罪错杀；对宿本茂、魏志祥、沈奇敏、张国亭、屠文庆宣告无罪。
+
+　　此判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天内向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将上诉状一式二份交由本院移送。
+
+　　 1982年2月16日
+
+## 释放证明书
+
+## 字第27号
+
+　　兹有张国亭，男，现年37岁，系上海市人民路709号   （街）人，因犯罪于1970年3月15日经霍县人民法院判处徒刑无期，现因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释放，特此证明。
+
+　　鉴定概要：
+
+　　 山西省第三监狱1982年2月26日
+
+　　注意事项：1.持证人必须在　月　日以前到达住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登记手续，过期无效。本证明书由住地公安机关收存。
+
+　　2.本证明书不准私自涂改。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6/000013.txt

@@ -0,0 +1,125 @@
+# 李再含在北京学习班的检查
+
+　　<李再含>
+
+　　现将李再含同志一九七〇年元月九日下午、十日上午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大会上的检查（记录稿），印发供批判用。
+
+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办公室一九七〇年元月十二日
+
+## 李再含同志的检查 （节录）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战斗的七十年代。放眼全球，展望未来，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
+　　这次我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受教育已经四个多月了。在中央首长的亲切教育下，在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历史的罪人，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我犯下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滔天罪行。
+
+　　我听了新华印刷厂廉秀容同志的血泪史，深受感动。这样好的一个同志还检查自己对不起毛主席的错误，她的一字一句都剌痛了我的心。
+
+　　我的罪过是极为严重的，我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在贵州推行一条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镇压和毒害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继承了大叛徒刘少奇的衣钵，在夺权以后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我推行这样一条路线，就破坏了革命大联合，破坏了军民、军政之间的团结，破坏了军队的稳定；自毁长城，破坏了三线建设。总之，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飞扬跋扈，狂妄自大，横行霸道，骄傲自满，夜郎自大、胡言乱语，不可一世，把贵州搞得一团糟，我就是罪魁祸首。贵州夺权较早，因为我的错误领导，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一个大反复，落在全国的后面，拉了全国的后腿，这是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贵州两千万军民。
+
+　　下面我交待自己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的严重罪行。
+
+## 一   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态度是很恶劣的
+
+　　我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典型的个人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表现在五个方面：
+
+　　第一、我在贵州没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极其反动地突出我自己。不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心，而是以我为中心。由于我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忘乎所以，热衷于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因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心中忘记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向突出我个人，以我为核心，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罪恶道路。
+
+　　较长时间内，在贵州流传着一些赞扬我的话，什么“贵州有个小太阳”、“地方出了个王效禹，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什么“有了李再含是贵州人民的幸福”等等，在一片赞扬声中我昏昏然、飘飘然，心里热乎乎的，乐滋滋的，还觉得拥护我的人还不少啊！因此，自己恬不知耻地经常说自己是“不倒翁”；在会议上听到这些赞扬时，也假惺惺地说“受之有愧”，实际上内心高兴得很。
+
+　　贵阳文展馆收集展出了我的一些材料和照片，我是知道的，当有人直接向我要材料时，我表面上说不要搞，但实际上并不制止。我自恃有功，以“功臣”自居，以“西南春雷”“当然主人”自居，因而有恃无恐，认为搞一点也可以，让群众知道我的所谓“功劳”。更严重的是，自认为既然主持全省工作，也需要树立个人的权威，这就完全背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的伟大教导。
+
+　　听说有些地方在早读时间读我的所谓“讲话”和“插话”，我是默许的，错误地认为我的“讲话”和“插话”是联系实际、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家读一读也是可以的，真是狂妄之极，反动透顶，竟敢把我的臭不可闻的奇谈怪论同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分庭抗礼，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吗？否。很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如赤水问题，我说赤水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根子在武装部，完全是胡说八道。把矛头指向武装部、革委会，自己搞垮革委会。最典型的是我在省革委常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通知全省要“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通知中还说什么我的“讲话”和“插话”给贵州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把“讲话”和“插话”刊印成册，通过交流方式，流毒全国。是谁指明了方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我指了错误的方向，害了大家，把贵州文化大革命搞坏了。我的原原本本是明目张胆的搞资产阶级的多中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在贵州用我的错误的反动的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抗衡，唱对台戏。
+
+　　第二，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唱反调，发表和讲过许多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
+　　1、“贵州特殊论”。经常讲，贵州和外省不一样，外省在建立革委前就存在两大派，贵州不存在，贵州是成立革委后分裂的。认为“4?11”这个革命群众组织是分裂主义的产物，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实现个人野心目的，又如：认为贵州公检法也是特殊的。我认为贵州公检法是革命造反派掌权。当中央发出公检法一律军管的指示后，我就借口特殊，对抗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指示，把公检法的同志引上了歧途。
+
+　　2、…………
+
+　　3、…………
+
+　　4、“一派掌权论”。说穿了就是一人掌权论，想把无产阶级的政权变为个人的政权，个人独裁，改变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把贵州搞成“李家天下”，搞成资产阶级王国，把贵州党变成“李家党”。因此，对4?11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以来顽固坚持不承认主义，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央指示后，还大耍两面派，在中央面前坚持不承认4?11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是不是只承认4?11、支红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我就不提“革命”二字，这是我耍的一个花招，阴谋诡计。当然中央首长一听就完全听出来了。中央首长在去年二月、五月会议中都提出贵州存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派是“八派”，一派是“四派”。特别是九大结束后，党中央又把我们留下，进一步解决贵州问题。我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在京西宾馆统一口径，对抗中央，说对4?11总体上承认，具体分析，把主动权交给各单位。把党中央指示否定了，坚持一派掌权的反动观点，说穿了就是搞我的一人掌权。
+
+　　5、到处封“核心”，定“为主”。全省各地都是这样子，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封“核心”定“为主”，要害在于全省各单位都有我封的“核心”，自然我就成为全省的核心了，实际上是封我自己。全省都有我定的“为主”的组织，全省就自然以我为主了。这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造成贵州长期两派对立，我是地地道道的罪魁祸首。
+
+　　6、…………。
+
+　　7、革命分先后。我在贵州长期划分“革”与“保”，明确革委会中老造反派应占绝对优势，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不分先后”的伟大教导。
+
+　　8、…………。
+
+　　9、…………。
+
+　　这些是我同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唱反调的一系列反动言论。同志们声讨我的滔天罪行，狠揭狠批我的肮脏的东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会照遍贵州高原。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声讨、控诉。
+
+　　第三，拒不执行、抗拒中央的许多指示和批评。例如，中央对公检法一律实行军管的指示，我篡改了，这是我的罪状之一。这里面隐藏一个很肮脏的东西，我想一个人独揽贵州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党、政、军、专政机关的大权。我认为某同志是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思想上想把公检法大权交给113组织的某同志，如果实行军管，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了。
+
+　　又例如，关于要承认411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也是拒不执行。要害是我承认了，岂不是我过去执行的踏平政策就错了吗？岂不是要承认自己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吗？自己的名利、地位岂不是就破灭了吗？所以，硬着头皮就不承认有两派和411是革命派。同时把真相隐瞒起来、封锁���央的声音。毒害了广大支红派的同志。这是我的错误造成的。
+
+　　又例如，中央多次指出不要告下面的状，不要告41师的状。我给中央报告情况，相当多数是告状的材料，而且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好多是假报告、假情况，欺骗中央，目的是想把41师赶出贵州，给中央千方百计施加压力，要把41师调走。中央非常英明，看出了我的罪恶目的，所以没有同意我的意见，而且批评了我。
+
+　　又例如，中央关于国防系统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也没有执行，严重破坏了三线建设，使国防系统严重失密。这都是不执行和对抗中央指示造成的恶果。
+
+　　我对中央的批评也是抗拒的。总理、康老、谢代总理关于“肃薄”的批评。张春桥同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我是对抗的。龙广事件我是有罪的，镇压了“贫造司”广大贫下中农，非常错误。不请示中央，取缔这个组织，胆大妄为，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
+　　总理对“七二九”事件部队开枪严厉批评，我也是抗拒的，认为部队是捍卫“九五”命令，部队是自卫还击有理。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
+　　这是抗拒中央批评的第三个方面。
+
+　　第四、第四个方面，我是很少向中央请示报告，少量的有限的报告，多数是假报告，告状的报告，派报告，是说假话的报告，达到个人野心的罪恶目的。
+
+　　我还有好多事情擅自处理，如多次调部队我没有请示中央和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八月，擅自调动部队和工人围攻贵工，踏平411。这是我个人决定的。还有调动两个连去龙广，也是我决定的。（对）盘县擅自调动一个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我自作主张，胆大妄为，违反党纪、军纪、国法，我应当受到党纪军纪、国法的制裁。
+
+　　第五、我对党中央的指示和批评，采取了资产阶级两面派的恶劣态度。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春桥同志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和在六次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错误。我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方面觉得没有一个态度不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向毛主席写了一个假检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还承认对411的问题也是有错误的。但回到省里后，也没有传达中央的批评，也没有讲自己的检讨，更没有改正错误，把毛主席的声音封锁起来，使大家不明真相，并在一次省革委常委会议上说，贵州有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把责任推给其他同志，玩两面派，对抗中央，欺骗了毛主席，当面说得好听，回去以后又在捣鬼，同时，也蒙蔽了贵州的广大军民和同志们。
+
+　　去年二月，党中央看到贵州问题，召集41师、49师、昆明军区领导同志开会，帮助我认识和改正错误，中央通过何光宇同志向我提出了四个问题：一，要我检查对中央的态度；二，对军队的态度；三、对群众的态度；四、组织纪律问题。听了以后，使我大吃一惊，当时我想如果我存在这四个问题，我不完蛋、垮台了吗？我根本不去想是不是这些问题，根本不接受中央对我的批评，根本不接受对中央、对军队存在一个态度问题。而且十分错误地认为这是“整我”，认为是大军区“整我”。非常错误地认为贵州是由于部队调防搞乱的，根子在大军区。因而思想不通，毫无自我批评之意。我在中央首长面前非常勉强地敷衍了几句，说话声音比蚊子声还要小，一句话要讲五分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我写出书面检查，由于自己的思想不通，为了蒙混过关，写了一个搪塞、敷衍的假检查。根据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精神，我起草了一个《十条意见》，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带回贵州。由于思想上对抗中央召开的这一次会议，回省后既不传达会议精神，又不作自我批评，把传达贯彻任务推给何光宇同志，还散布不少荒谬的言论。我对一个同志没头没脑地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我自己就是在军内工作，这个话是非常反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忘得一干二净，并对一些同志说，这次会议是“九比一”，官司怎么能打得赢呢？我又在省革委常委、省军区党委联席会上说：“我在纠正错误中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该同意撤销818。”对抗中央二月会议对贵州的处理，对这次会议，我耍了两面派，在中央是一套，回到贵州又是一套。后来我和张明同志到中央参加九大预备会，九大期间，听说省内很乱，我一方面大为不满，认为是何、石等同志在家里搞右倾翻案。另一方��又幸灾乐祸，我没有在家，搞乱了你们负责，把责任嫁祸于何、石和41师，甚至联系到昆明军区党委。我参加了九大，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亲切地握了我的手。可是我回到贵州后就忘记了毛主席的指示，完全背离了毛主席指引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政治方向。
+
+　　九大后学习九大文献、毛主席指示、新党章，代表们给我提了些批评意见，自己基本听不进去，在十分混乱复杂的心情下，一方面不得不搞点自我批评，装装样子。一方面又认为中央发了两个“红五条”，中发25号文件，自己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自己得意忘形，摆出一付“胜利回朝”的姿态回到贵州。心里想，九大召开了，大局已定，更打不倒我了。并且念念不忘省军区党委召开的三月会议。听说有的同志喊了打倒我的口号，我怀恨在心，认为这是搞右倾翻案。我思想上想的不是贯彻九大精神，而是搞自己的一套，我认为三月会议是右倾翻案，就决心把这个案翻过来，回去后就办了一系列坏事。不该传达的传达了，自己在有的问题上加油加醋，扩大化，从花溪、磊庄会议一直发展到七二九事件，破坏了团结，把广大军民引上了邪路。特别在九大期间，我干了破坏团结，分裂中央的罪恶活动，散布了分裂中央的流言蜚语。九大以后，充分表现出我是典型的两面派。九大上我举手赞成毛主席指示新党章，回去就干背离九大精神的坏事，是一个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的典型的两面派。
+
+## 二  关于对待群众的态度
+
+　　我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我是只相信自己，唯我“正确”，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堕落成资产阶级政客。我对411采取“踏平政策”，对支红派采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危害政策。对411我长期顽固地坚持不承认主义，给411及其相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411打成“反动大杂烩”，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一部分群众专另一部分群众的政，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由于我执行了一条毒害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导至全省武斗不断，内战连绵，使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无辜伤亡，家破人亡，我是罪魁祸首。为了踏平411及其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我不择手段，搞情报，搞动态，打进去，拉出来，分化瓦解，擅自调动部队，动用专政机关，通过报纸、电台镇压411，做了亲痛仇快的事，使国内外阶级敌人大作文章，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起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
+
+　　为了踏平411，我同意组织818，利用818来维护我的独立王国，镇压群众，镇压411。为了蒙蔽818广大群众，说什么818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说什么818可以起到专政机关起不到的作用。我提倡每一个地区都必须有一个拳头。我不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去掌好权，用好权，而是用刀枪棍棒去镇压群众。我派了818的一些同志到铜仁、兴义、赤水等地去贯彻一派掌权，踏平另一派。派这些同志去指挥武斗。818被撤销后，我又默许组织“捍三红”、“群众专政指挥部”。我做了国民党、资产阶级做的事情。由于我指导思想错误，把工代会带到邪路上去，把工代会变为“第二政权”，以工代政，达到巩固我这个独立王国的目的。我要负完全责任。
+
+　　长期以来我顽固地坚持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七．二九”事件达到最高峰。“七．二九”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我，我要负主要责任。“七．二九”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我长期对411采取踏平政策的必然结果。我错误地认为“红五条”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41师和411。我认为九大后解决411在贵阳据点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不能拖过八月。我主张工人进城，要警司告诉411撤除据点，首先撤除省革委办公的大楼，我讲了如果411拒不执行“红五条”，一定要坚持据点，就要采取“南宁道路”的办法，并且讲过少数人要走“南宁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对支红派造枪，我是同情和默许的。有人找我，我说，你们走上层路线是不行的，我是不会点头的。并且我找了工代会的军代表，叫他们调动工人进城。当独立师连队开枪后，就要工代会调动工人队伍占领政法大楼，支援计委大楼。我表面上说，打掉411据点要请示中央才行，真正的思想是端掉就端掉了。“七．二九”前后我退居幕后，假装不知道，后来打了以后，我非常高兴，说打得好，打得有理，打出了一个大好形势。还说要因势利导，彻底整顿贵阳市，限三天之内把贵阳焕然一新，这就是我对待群众的恶劣态度。我背离毛主席的教导：“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我根本没有把毛主席指示记在心上，我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群众当成阿斗，把群众看得很落后，也是推行了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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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于对待军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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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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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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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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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41师，态度非常恶劣。对两师调防不满意。对41师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来夺权的，所以千方百计挑起41师、独立师的矛盾，拉拢独立师，排斥41师，还千方百计地向中央施加压力，想让中央把41师调出贵州。表面上说，41师刚到贵州，他们人地两生，要很好地关怀这个部队。实际上，想把41师调出贵州，这是非常错误的，并且为达到这个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错误做法，怂恿、挑动支红派同志给41师出难题，搞变相围攻，我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
+　　5、对支左人员，挑选我认为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对我有意见的坚决不同意他们出去支左。
+
+　　6、军区党委有些同志多次提出研究部队支左问题，41师到贵州是有支左任务的，我迟迟不研究，不给41师支左任务。我认为，如果给41师支左任务，他们就把权夺过去了，这非常错误。我借口支左的同志任务很忙，不同意研究，使主持部队工作的同志不了解支左的情况，也使支左的同志不了解部队的情况。互不往来，互不通气，把部队分裂，党委分裂，使党委瘫痪，我一个人领导，破坏了军区党委集体领导。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更谈不上发挥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了，只相信少数人，把多数同志撇在一边。
+
+## 四、关于“三反一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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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接过革命口号，塞进自己的私货。想通过“三反一粉碎”进一步达到独揽贵州大权的目的。我错误地认为，贵州实现全省一片红以后，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了。通过整顿内部，进一步独揽党政军大权。在“三反一粉碎”中，我错误地提出，革命干部要补课，要“回炉”。由于矛头指错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一大片，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军队，指向革命干部，指向革命群众，而没有指向阶级敌人。这是根本的错误，方向错了。所以“三反一粉碎”的结果，粉碎了革委会，粉碎了革命干部，粉碎了军队干部，粉碎了革命群众，把贵州搞乱了，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很大的反复。在“三反一粉碎”中搞垮了二十几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伤害了相当一批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有一些已经结合了的干部又重新推了出去，把一些参加支左的军代表调回。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样板也不例外，认为贵棉的领导班子不理想，错误地认为贵棉革委领导班子是中间偏左，是“中左政府”。在常委会上提出要改组贵棉革委，把革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调出，把多数同志排斥出去。结果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归口大联合的样板。从此以后，革命大联合就更不好，这是我的罪过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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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破坏了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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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的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新的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有这些我都违背了。两年多来，我在贵州是大权小权一概揽起来，权迷了心窍，大小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实行家长式领导，搞一言堂、个人独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把政权和党的性质改变了，把无产阶级政权引向了资产阶级政权，个人政权，把无产阶级的党变为个人领导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的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哪有个人说了算？那就是个人称霸，成了霸王。”我在贵州就是一人称霸，还想称霸于整个西南。
+
+　　我搞的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以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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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
+
+　　二是表现在大搞独立王国，目无中央，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恶性发作。
+
+　　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映在第三个方面是派性严重。
+
+　　世界观没有转变的第四个方面是：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恶性膨胀，唯我正确，唯我独革，唯我独左。
+
+　　我的问题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在贵州就是顽强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贵州，还要改造西南。由于我世界观的错误，立场的错误、方向的错误，因而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的，也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看问题，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问题必须看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对贵州存在的问题，我是怎样看的呢？对贵州出现的反复、乱，我是从外部找原因而不是从内部主观找原因，一直认为贵州出现的反复、乱， 是别的方面造成的，外部造成的。实际上主要原因在我这里。我应承担完全主要的责任。我跑到了一个地方，不问环境情况，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更谈不上抓典型，搞调查研究。由于立场上的错误，思想方法的错误，工作方法也是错误的，仅凭一封信、一次汇报、一次见面就决定重大问题。我受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黑六论”的毒害，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入党做官论”、“公私溶化论”、“群众落后论”、“驯服工具论”。我好多反动思想实际上都是大叛徒刘少奇的翻版，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没有思想准备，还停留在过去阶段，人进入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的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最根本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了一点也是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总觉得三年来辛辛苦苦，但辛苦的是搞资产阶级派性，是搞“独立王国”，夺权以后，对毛主席、党中央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了，越来越疏远了，忘乎所以，心中忘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想起来我非常难过，非常痛心。我一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认真改造世界观，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
+　　我衷心拥护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英明决策。我犯下了滔天罪行。希望同志们狠揭狠批，口诛笔伐，声讨、控诉我的滔天罪行。
+
+　　来源：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

CCRD/0/8/6/00001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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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转发第二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和刑事犯罪分子罪行的材料的通知
+
+　　（各级革命委员会：）
+
+　　现将开封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编印的第二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和刑事犯罪分子罪行的材料发给你们，希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讨论，并对每个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提出处理意见，报送市公安机关军管会。
+
+　　 一九七O年四月四日
+
+##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坚决镇压反革命
+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市军民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最新战斗号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人民战争”，抓出一小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狠狠地打击了帝、修、反的“别动队”和“同盟军”，大长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志气，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感到末日来临，必然会狗急跳墙，垂死撵扎，进行破坏和捣乱。一切革命人民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防止和克服和平麻痹思想，百倍提高警惕，发扬勇敢战斗、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坚决把一切公开的、隐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对于胆敢进行破坏和捣乱的阶级敌人，必须及时地予以坚决有力的打击。
+
+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我们严厉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你们在此伟大的镇压反革命政治运动中，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想混是混不过去的，想赖是赖不掉的，想逃也是逃不了的，只有及早向人民坦白交代，缴械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如若负隅顽抗，继续捣乱，必须受到加倍惩罚！
+
+　　 一九七O年四月四日
+
+## 目    录
+
+　　一、现行反革命犯黄沙翔罪行
+
+　　二、反革命、拦路抢劫、轮奸犯陈义修等罪行
+
+　　三、现行反革命犯雷建云罪行
+
+　　四、阶级报复杀人犯薛子和、李光亮罪行
+
+　　五、现行反革命犯吴思慧罪行
+
+　　六、袁祥和、杨玉为首反革命偷盗集团罪行
+
+　　七、反革命杀人犯吴曰可罪行
+
+　　九、玩弄污辱青少年犯刘宗周罪行
+
+　　十、杨建新为首流氓轮奸集团罪行
+
+　　十一、杀人犯岳亮罪行
+
+　　十二、行凶打人犯权方洲罪行
+
+　　十三、现行反革命犯任孝禄罪行
+
+　　十四、洪起东、范立业等八名结伙偷盗犯罪行
+
+　　十五、盗窃犯解凤虎罪行
+
+　　十六、强奸犯何俭罪行
+
+　　十七、强奸犯张振家罪行
+
+　　一、现行反革命犯黄沙翔，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汉族，开封县人。本市红旗区工读中学代课教员。其父系军统特务、伪省广播电台上校台长，被判过刑。黄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五七年至—九六六年，书写大量反动日记和反动剧本、杂记二千余篇，计九十九万一千余言。极其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还组织反动的《开封市文化艺术研究会》，妄图仰赖帝、修、反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反革命复辟，并扬言“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一滴汗，坚持到斗争的最后胜利”。当革命群众对其批斗时，又书写长达五千余言的所谓《控诉书》，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二、反革命、拦路抢劫、轮奸犯陈义修，男，三十一岁，开封市人，系一贯道徒。其父系一贯道坛主。
+
+　　轮奸集团犯刘进才，男，四十二岁，开封市人。
+
+　　上列二犯，分别伙同轮奸杀人犯李振友（已枪决）冒充国家干部，采取恐吓手段，多次轮奸妇女，拦路抢劫财物。一九六八年以来，陈犯伙同李犯轮奸少女一人妇女二人，单独拦路强奸妇女—人，抢劫手表五只；一九六九年秋公开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刘犯一九六八年以来，伙同李犯轮奸妇女二人。陈犯思想极端反动，且拦路抢劫、轮奸妇女，实属罪大恶极分子。刘犯参与轮奸妇女，罪恶严重，但倚能低头认罪。
+
+　　三、现行反革命犯雷建云，男，五十一岁，开封市人，住本市。系伪警察、宪兵，伪省党部助理干事。因反革命罪两次被管制，系现管反革命分子。雷犯思想极端反动，在群众监改期间仍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O年二月，书写反动日记、诗文三百五十一篇，计十一万二千多言，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极端仇视我���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盼蒋复辟。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雷犯在群众监督改造期间，还犯有奸污妇女罪。
+
+　　四、阶级报复杀人犯薛子和，男，四十六岁，巩县人，现住本市。系资本家、右派分子。
+
+　　阶级报复杀人犯李光亮，男，四十七岁，地主兼资本家出身，洛阳市人，现住本市。系三青团员。曾因贪污和投机倒把受记大过处分。其父系日伪汉奸，其母系伪保长，被判过刑。
+
+　　薛、李二犯思想极端反动，一九六六年以来，大量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薛、李二犯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李犯猖狂地叫嚣“我受压十七年了，我要造反。”为了进行阶级报复，薛、李二犯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亲自动手和煽动不明真象群众，将我党员干部韩德成活活打死。
+
+　　五、观行反革命犯吴思慧，男，三十八岁，旧官吏出身，四川省荣县人。系右派分子，后因不服监督改造被劳动教养，一九六五年因结伙偷盗被判刑十年。其父系四川省伪政府委员，后逃香港。
+
+　　吴犯思想极端反动，在押期间，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六六年以来，散布反动言论，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散布战争恐怖，煽动犯人阴谋暴乱。该犯为首串连罪犯，阴谋越狱叛国投敌，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六、反革命盗窃集团首犯袁祥和，男，二十二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湖南宁远县人。因偷盗两次被拘留、劳教三年。其父当伪兵。其兄系反革命分子被判刑。
+
+　　反革命盗窃集田首犯杨玉，男，三十一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县人。因偷盗五次被拘留、劳教。其父系伪警察，后因偷盗被捕死在狱中。
+
+　　反革命盗窃集团主犯班柏林，男，三十五岁，旧官吏出身，郑州市人。因拐骗、偷盗被判刑、劳教。其父系历史反革命。
+
+　　反革命盗窃集田主犯何景才，男，三十七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武陟县人。因乱搞男女关系受记大过处分，后因重婚罪被判刑。
+
+　　同案主犯于和平，男，十八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青岛市人，现住本市。其生父系蒋匪军官，养父系地主出身。
+
+　　同案犯张钦，男，二十四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封邱县人。一贯流窜偷盗，被强制劳动、劳教，释放后仍流窜偷盗至被拘留。
+
+　　同案犯张福来，男，二十岁，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因偷盗两次被拘留、管教。一九六九年十月参与马超凡为首行凶杀人事件，后畏罪潜逃作案至今。
+
+　　袁、杨、班、何四犯，思想极端反动，长期偷听敌台广播，盼蒋复辟，图谋暴乱。扬言“苏联打过来就好了，就有出关之日了”、“准备抢枪，上山拉游击，乘机干一家伙”，并预谋偷越国境叛国投敌。杨犯一九六九年书写带有纲领性的反动诗词“要西联英美北联苏，重整十万锦绣江山”恶毒地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仰赖帝、修、反颠复无产阶级专政。轰犯还与何犯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袁自称当匪“司令”，何犯充当匪“参谋”，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班犯一九六八年冒充公安人员在郑州多次公开抢劫群众财物。袁、杨、班三犯一九六九年二月以来，勾结贯盗于和平、何景才、张钦、张福来等人，先后流窜开封、郑州、新乡、许昌、漯河、焦作等十三个县(市)，利用撬门扭锁大肆偷盗，共作案一百一十余起，偷盗现金一万二千三百一十二元八角三分、粮票九千五百二十八斤九两、布票七千二百四十八尺、收音机四部、自行车四辆、公章九枚、被子四条、布二百二十五尺、衣服二百四十六件、单子、毯子六条、金元宝一个、金戒指六个、小金镯二个、银镯、银锁三十余件等大量财物，窝赃在班、杨二犯家中。将盗窃的金钱，财物一万二千余元大肆挥霍。
+
+　　袁、杨、班、何四犯，思想极端反动，长期作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还勾结其他罪犯，大肆进行偷盗，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同案主犯于和平系偷盗主犯，认罪态度较好。同案犯张钦，张福来偷盗成性，屡教不改，罪行严重。其他十四名协从偷盗者，均认罪较好。
+
+　　七、反革命杀人犯吴曰可，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四川省岳池县人。一九五九年因犯反革命、杀人罪，被制死缓，后改为无期徒刑。吴犯在押期间仍不老实守法，一九六二年以来多次对犯人鸡奸、耍流氓，其罪行被高、李二犯人检举，吴犯向高腿部猛刺一锥子进行报复，还偷盗监狱木工房斧子一把私藏起来，伺机对李报复行凶。该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不仅不接受管教干部的批评教育，反而对管教干部郭同勤怀恨在心，竟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将偷藏的斧子揣在怀中，妄图杀郭被发现未逞。该犯后又畏罪自杀(未逞)，抗拒改造。现仍狡猾抵赖，拒不认罪。
+
+　　八、玩弄污辱青少年犯刘宗周，男，七十岁，开封县人，现住本市官坊街二十五号。一九四三年当伪军中士班长二年。一九五九年因流氓行为受开除留厂察看处分。该犯道德极其败坏，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O年二月，以极其卑劣的手段，先后玩弄、污辱男性青少年二十七人，严重地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受害青年、少年及其家属纷纷提出控诉，强烈要求对刘犯予以严惩。
+
+　　九、奸淫幼女犯李梵，男，六十四岁，贫民出身，旧职员成份，开封市人。系伪法院录事，蒋匪军官。因奸淫幼女罪被拘留。
+
+　　李犯道德败坏，淫恶成性。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九年，以引诱、威胁等手段，先后对七岁至十四岁的八名幼女多次进行猥亵、奸淫，严重地摧残了幼女的身心健康。该犯奸淫、猥亵幼女，情节非常非常恶劣，后果极为严重，影响极坏。
+
+　　十、流氓轮奸集团首犯杨建新，男，十九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登封县人。市衡器厂工人。其父系反革命分子，被判刑八年。
+
+　　主犯郭炳林，男，二十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市衡器厂工人。
+
+　　主犯王天赐，男，二十岁，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县人。市衡器厂工人。其父曾因投机倒把被制刑三年。
+
+　　同案犯姬结实，男，十八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滑县人。市红卫区石灰厂工人。
+
+　　同案犯郜明奇，男，二十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长垣县人。市衡器厂工人。
+
+　　同案犯岳杰生，男，二十一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封丘县人。市衡器厂工人。
+
+　　同案犯曹顽成，男，二十一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获嘉县人。市衡器厂工人。
+
+　　同案犯李忠良，男，二十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市中原机械厂工人。
+
+　　以杨建新为首上列罪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结伙以来，流氓威性，作恶多端。杨犯多次主谋策划组织同伙流氓分子，先后将四名下乡女青年分别多次进行轮奸。杨犯还唆使郭、王二犯对一名下乡女青年赵××进行轮奸。杨犯还以谈恋爱为名，多次奸污下乡女青年韩××，并纠集同伙大耍流氓，猥亵青年女学生多人。杨犯还伙同郭、郜二犯聚众赌博二十九次。
+
+　　另外，郭、部、岳三犯以谈恋爱为名，各奸污妇女两人，王犯还奸污妇女一人。
+
+　　杨犯为首的上列罪犯，结伙大耍流氓，轮奸、奸污下乡女青年，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破坏下放插队，罪大恶极，影响极坏。杨建新系流岷轮奸集团首犯，且认罪态度极其狡猾。郭、王二犯系流氓轮奸集团主犯，罪恶严重。姬、郜、岳三犯参与流氓输奸，认罪一般。曹、李二犯参与流氓轮奸，认罪态度较好。
+
+　　十一、杀人犯岳亮，男，十九岁，地主出身，兰考县人，住本市。其祖父是地主兼资本家。岳犯下放农村后，一直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恶多端。偷社员的鸡、鸭、狗杀了吃，并结拜兄弟，从公社偷回档案，企图回流城市，还行凶打人进行报复。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岳犯勾结他人召集一个大队的下乡青年将社员李耀祖打致重伤，经抢救脱险；后又打伤生产队长林培志；还将另一生产队长的锅砸烂两口；砸坏生产农具一百二十七件。此事发生后，有一百零八户社员三百多口人不敢在家住，影响农业生产四天，影响了交公粮。当地贫下中农说他“比过去土匪还厉害”。更严重的是，岳犯今年春节返回开封，于二月七日晚积极参与张书芳(已枪决)等人反革命报复杀人集田，岳犯赤膊上阵充当杀人凶手，用电工刀向王化志右大腿猛刺三刀，大动脉被刺撕三分之一，流血不止。岳犯继续行凶杀人时，被革命群众制止。王受重伤，经治疗月余脱险。岳犯还将王化志的爱人姬凤英头部和手打成重伤，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
+
+　　十二、行凶打人犯权方洲，男，二十四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初中文化程度，孟县人，住本市。自幼上学后当工人，系市纺织器材厂工人，因行凶打人罪于一九七O年二月二十一日被逮��。其父权居德因倒卖金银和造谣破坏被制刑三年。
+
+　　罪犯权方洲目无组织纪律，不服管理，消极怠工，并聚众结伙打架。严重地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五日，权犯向代班组长云勤朝提出要提前下班，当云坚持原则不允时，权犯即破口大駡，云据理斥责时，权犯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对云恼羞成怒用拳猛击云的左眼上，当即出血致残，后换一假眼。权犯目无组织，不服管理，行凶打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社会治安，后果严重。
+
+　　十三、现行反革命犯任孝禄，男，四十九岁，贫农出身，住本市。系市第一师范学校传达。因投寄反革命匿名信被拘留。其兄系日伪汉奸，被我镇压。
+
+　　任犯对我党和政府怀有刻骨仇恨，于一九六八年投寄反革命匿名信两封，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盼蒋复辟，妄想变天，反革命气焰嚣张。但被查获后，伺能低头认罪。
+
+　　十四、结伙偷盗犯洪起东，男，二十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滑县人，住本市。曾因书写反动标语，被单位监督改造二年。其父系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徒刑。
+
+　　结伙偷盗犯范立业，男，二十三岁夕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曾因偷盗，被劳动教养三年。
+
+　　结伙偷盗犯赵西华，男，二十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河北省人，住本市。曾因偷盗，被管教四年。
+
+　　结伙偷盗犯庞正文，男，十八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宁陵县人，住本市。曾因偷盗，被管教二年，后又因偷盗，被强制劳动三年。
+
+　　同案犯刘云霄，男，十八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
+
+　　同案犯石书义，男，十九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项城县人，住本市。
+
+　　同案犯任小散，男，十九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
+
+　　同案犯李玉甫，男，二十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长垣县人，住本市。
+
+　　上列罪犯下乡不久即回流城市结伙偷盗，一九六九年以来，流窜开封、郑州、洛阳、新郑、孝义等地，偷盗五十余衣，计偷盗自行车三辆、收音机四部、照象机一部、钟表八只、呢料十四件、被子、单子，衣服三百八十余件，米、面一百三十余斤、粮票一千斤、布票七千八百四十九尺、现金九百五十余元。偷盗上述物资共价值四千五百余元。严重地危害社会治安。洪犯罪恶严重。范、赵、庞三犯一贯偷盗，屡教不改。刘犯多次结伙偷盗，情节严重。石、任、李三犯认罪较好。
+
+　　十五、盗窃犯解凤虎，男，二十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山东省人，住本市三胜前街十九号。解犯一九六四年以来，因流窜偷盗、乱搞男女关系、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强制劳动牛年。释放后，仍不悔改，又继续流窜偷盗，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流窜郑州、西安、兰州、武汉，驻马店．泌阳等地，大肆偷盗、掏包六十余次，共偷盗现金四百余元。还与妇女宗××乱搞两性关系，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
+
+　　十六、强奸犯何俭，男，三十六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本市郊区人。何犯道德败坏，流氓成性，一九五九年在甘肃支边时，曾因调戏、狸亵妇女被批斗撤职。一九六三年以来，用暴力威逼，强奸妇女二人、猥亵少女、妇女各一人。奸后并威胁女方说：“这事(指强奸)有人知道，小心你娘几个！”致使受害人×××患病数月。另外，何犯伙同陆××、孙××、刘××倒卖国家的紫铜七百一十四斤，何犯分得脏款九十一元，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
+
+　　十七、强奸少女犯张振家，男，三十一岁，市郊区红星公社机械修配厂工人。张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一九六九年以来，利用师徒关系对该厂十七岁女徒工×××多次进行调戏，企图奸污，遭到反对后，竞于一九七O年二月十五日晚，对该女进行了强奸。该女被奸后，于同月二十一日上吊自缢，经抢救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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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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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0/8/6/00001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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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现行反革命白忠杰的调查报告
+
+　　<甘肃省榆中县哈岘公社仁和大队马卷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
+
+　　【这个星期六，在隍庙的旧书摊上，看着一本用牛皮纸装订的老档案，归属于“甘肃省榆中县革命委员会档案室”，全宗号为“0027”，正标题是“仁和大队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各种材料”。里边有各种材料160余张。翻了翻还挺有意思。】
+
+## 《关于现行反革命白忠杰的调查报告》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让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关于现行反革命白忠杰的调查报告
+
+　　白忠杰，男，现年三十一岁，系榆中县哈岘公社仁和大队马卷生产队人。家庭地主成份，本人地主成员，其父地主分子。
+
+　　该白在马卷生产队一贯表现很坏，思想反动，坚持地主阶级反动立场，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挖社会主义墙角，进行反攻倒算，妄图变天，破坏团结，造谣惑众，贪污盗窃，诬骂、毒打贫下中农等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分子。
+
+## 主要犯罪事实
+
+　　一、现行反革命白忠杰，一九六三年在该队拔小麦时，恶毒地咒骂贫农社员白高兰，并扬言大骂：“你产把形势看来了没有，现在让我们地主说话的时间了，你们贫下中农能干啥？”（见证明材料4）
+
+　　二、白犯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份，毒打贫农社员金秀芳时，恶毒咒骂：“毛主席把我管者哩，不然的话，我把你驴日的早打死了，我等共产党罢了以后，我把你填到胡坑哩。”（见证明材料5）
+
+　　三、一九六九年九月份，白犯在该队拔荞麦时，因领导小组组长金承汶患病，便趁机猖狂地对组长说：“你的康子（胸腔）一天比一天严重了，你搞不成了，现在轮着我们喊叫了。”企图夺取生产队的领导权。（见证明材料6）
+
+　　四、一九六九年六月份，该队社员白忠喜因无住宅，经向生产队领导小组申请并同意，在贫农白绳祖住宅旁建修窑洞居住（此地是白绳祖在土改时分地主分子白志功的）。白忠喜在建修过程中，地主分子白志功的儿子白忠杰便跳出来阻挡说：“你打胡基是白打的，不如我给你称茶叶，你给我打胡基。此地是我的，你在此地打胡基凭的啥。契约作假，土地证为真。我凭的是执把，如不信，我们同几个人到大爸（白忠杰的父亲地主分子白志功）跟前问走。”并行凶毒打白忠喜，将白忠喜打下建修窑洞的土基推倒三分之一，进行反攻倒算，妄图变天。（见证明材料6、7、14、15）
+
+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份，白犯在贫农社员金禄善跟前造谣煽动说：“白绳祖当队长为啥发财了？偷下的多。五年不不分粮食都饿不着，你们贫下中农给白绳祖不提意见，你们连年挨饿，我们地主不敢说，难道你也不敢说吗？”（见证明材料8）
+
+　　六、一九六八年七月份，贫农社员宋武远和白忠桂在一起劳动时，白犯跑来心怀恶意，造谣挑拨说：“这些子驴日的饲养员，昨晚上把牲口放开，把你的自留地里的小麦吃坏了。”当时宋武远戳穿白犯阴谋，驳斥道：“你不要这样起事弄非的了，我们已经看过了，小麦连一根也没有吃掉。”白犯便恶毒地诬骂贫农社员宋武远：“我和你这个驴不说。”（见证明材料10）
+
+　　七、一九六九年五月，白犯咒骂贫农社员金秀芳：“我叫你金转娃子（金秀芳原名）驴日的断根绝后，我白忠杰有儿有女，看你驴日的能干啥，我把你打了骂了，金录善（金秀芳的父亲，领导小组成员）也不敢动我白忠杰的一根毛。”（见证明材料8）
+
+　　八、一九六九年元月，仁和大队整党时，白犯在党员白绳祖跟前趁机造谣说：“你是怎样考虑的，金录善、白材志、金承汶、白忠福、金承湘等人，发动给你提下的意见很多。”其后，白犯又是在贫农社员白材志跟前无故造谣说：“白绳祖这几晚上，手提木棒，在大门上等着要打死你呢。”由于白犯来回造谣生事，让白材志和白绳祖无故吵了一仗，造成互不团结，破坏了党群关系。（见证明材料14、15）
+
+　　九、一九六八年三月，公社干部张浩同志下队工作时，在贫农社员金录善家吃了一顿饭以后，白犯便趁机在贫下中农社员白绳祖、白忠信、宋武远等人跟前造谣煽动说：“金录善给张浩端上的甜丕子，五寸厚的锅块，吃了以后，反映队长、会计、保管及贫协组长等干部用架子车把队里的粮食偷者一晚往亮里拉光了。”事后，白犯又跑到白高兰跟前（金录善之妻）造谣辱蔑说：“白忠信、白绳祖、宋武远、白忠和用架子车把队里的粮食偷者一晚往亮里拉，你们贫下中农死完了吗？”并非有其事，纯属白犯造谣生事，破坏干群关系。（见证明材料11、12）
+
+　　十、经查，白犯于一九六二年秋季赶牲口驮小麦时，故意挣（累）坏牲畜，本应驴驮麦简（麦子捆）最多二十四简，白犯恶意给一个驴驮了四十八简。当时有贫农白材志制止时，该白不但不听，反而指着白材志嚣张地咒骂：“你再说，要把你狗日的绑起来！”（见证明材料14）
+
+　　十一、白犯一贯不服从生产队领导和调配，刁难干部，如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份挖洋芋时，领导小组调配他用牲口驮洋芋，白犯不但没有准备驮洋芋，反而嚣张地对领导小组成员白忠义说：“我没有备牲口，看你干什么！”（见证明材料16）
+
+　　十二、白犯仇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盗窃活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角。如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份偷盗集体小麦一背斗，同月，又偷盗仁和大队保健站煤二背斗，还有他的子女及妻多次偷盗集体粮食和籽种，直接破坏集体经济。（见证明材料1、2、18、19、20）
+
+　　十三、一九六九年九月，白犯纵使女儿把稀屎抛进社员白忠清的洋芋窖里，污染了四、五十斤洋芋，不能食用。白忠清追问以后，白犯反而骂道：“你告去，我劳改都对者哩。”（见证明材料5、9、16、17）
+
+　　我队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爱到应有的惩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乘胜前进，向阶级敌人发起了猛烈地进攻，狠狠打击了反革命破坏活动，人心大快，形势大好。为了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经革命领导小组于一九七零年四月十日会议充分讨论，一致认为：“现行反革命白忠杰一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恶毒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造谣惑众，恶毒地咒骂、毒打贫下中农，挑拨离间，破坏党群关系，贪污盗窃，民愤大、罪恶严重。在证据确凿面前，态度恶劣，抗拒认罪，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对现行反革命白忠杰不依法从严惩处，不足以平民愤，据此，一致同意，将现行反革命白忠杰依法逮捕，特此上报，请审批。
+
+　　后附证明材料二十二份。
+
+　　 哈岘公社仁和大队马卷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某某某印全体贫下中农金禄善印一九七零年四月十日
+
+## 关于白忠杰的材料
+
+## 交待
+
+　　我叫白忠杰，出身于剥削家庭，由于在近年来思想改造差，和家庭没有划清界线，犯了严重错误，具体事实交待如下：
+
+　　1、在六九年七月某天，打碾集体的小麦时，乘别人不注意之机，偷了集体的小麦一背斗，有15斤。
+
+　　2、为牲口吃别人地里的小麦时，我和宋吾（武）远吵架，更严重的是，我骂宋吾远是驴。
+
+　　3、63年，在我队庙湾子地拔小麦时，我和白高兰为搁下趟不拔，和白高兰吵了一架，当时我骂金六山（金禄善）说，你把你婆娘不管，把我骂坏了。
+
+　　4、69年春季，我的女人来秀明和弟媳金秀芳吵了嘴，当时全秀芳骂我说：“你把你妈不骂者，叫骂我者干啥哩。”当时我非常生气，对弟媳金秀芳说，“骂了骂去，为啥骂我者干啥哩。”当时有我弟白忠清劝解说我：“你把你的出去。”
+
+　　5、去年挖洋芋时，我的二女尕兰子（八岁）在我父亲的指使下，把一点屎抛在弟媳金秀芳的洋芋窖里，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
+　　6、白忠希（禧）打胡基修窑洞时，我听了我爹的指使，没让白忠稀打胡基修窑洞。白忠稀在我的园子里修窑，当时我对白忠希说：“我们住在一块儿，吵嘴的不行，你叫生产队给你批去。”当时白忠希说，“我在哪里都修哩”。我接着说，“我有土地证，你凭什么在这里修？你原来分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修去”。
+
+　　以上就是我在近年来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这次运动中，经过学习了中央的三个文件后，对我的教育很大。我要在这次运动中向人民低头认罪，做彻底地坦白交待。从今后，痛改前非，脱胎换骨的重做新人，和剥削家庭划清界线，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站在毛主席指出的光明大道上。
+
+　　 交待人：白忠杰（私章）一九七0年四月八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
+
+　　69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仁和保健站在许家台购的煤，去双池队去的汽车带回来，卸在周家湾埂大路旁。白文林印好后，交给白忠杰照管，当时有司药和我一同上去取煤，到煤堆跟前以后，白忠杰偷了一背斗，最后又偷了一背斗，此事确实。
+
+　　 证明人：金树森（私印）  白忠民（私印）七0年三月十五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2）
+
+　　1、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从场上偷了集体小麦一背斗。
+
+　　2、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白忠杰为了挑拨我和白材志的关系，他跑来给我说：“白材志不但给我的头上摄土，给你也摄土者哩。白材志在场上破口大骂你哩。”当时我严厉问道：“白材志骂的啥？”白忠杰当时见阴谋未逞，便无理逃走。
+
+　　 证明人：金承汶（私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六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3）
+
+　　六九年三月，地主分子白志功之子白忠杰的三个姑娘站在我的门上，指着我女人的小名，喝骂连天，正在我出门送走大夫之际，白忠杰不知何因，闯进我门，把我女人（金秀芳）连踢带打，我刚送走大夫进门时，白忠杰二次扑进来把金秀芳又是痛打一顿，那时，我的病很重，无法劝解，我说：“你不要打了，你打她者干啥哩？”白忠杰骂道：“你没病的话，我把你的骨头茬子抖到哩。我要去一下你的病哩。非把你母老虎打倒不可”。并骂着，抓在金秀芳的头发上，连拔带打，我当时连病带气，实在无法制止，白忠杰一阵出去又扑进来，仍然打骂如此。
+
+　　 证明人：白忠清（私章）70．3．15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4）
+
+　　一九六三年在我队庙湾子地头拔小麦时，社员李生花问我，来秀明这几天为啥事和金秀芳吵嘴。我俩正在说他们家里为吃饭的事，白忠杰听见以后破口大骂，“你们把形势看来了没有，现在让我们地主说话的时间了，你们贫下中农能干啥”？我听后很气愤说：“我们到公社里去说理走。”白忠杰说：“到你妈的屁上说理去。”同时继续骂我：“你穿的裤子连羞都者不住，把你的姑娘再卖上一嫁，穿上裤子。”并且把我老汉金录（禄）善大声叫喘以后，大骂：“金录善，我日你妈，你叫你妈（录者注：“你妈”是指金禄善的老婆白高兰）骂我你为啥不管，你驴日的把你妈不管，我把你妈打到娼妇哩。”以后白忠杰两口子把我的姑娘金秀芳连打带骂，事实我老汉已经揭发了，我就不重复了。
+
+　　 证明人：白高兰（手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四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5）
+
+　　一、在69年3月份，白忠杰的几个娃娃指着我的原名，站在我门口大骂，随后白忠杰的妻子来秀明又接着骂完后，白忠杰跑到我家，无理行凶，把我连踢带打，并说：“毛主席把我管者哩，不然的话，我把你驴日的早打死了。我等共产党罢了以后，我把你填到胡坑哩。”
+
+　　二、六九年四月，在大地种玉米时，白忠杰纵使其妻来秀明用打胡基的榔头把我痛打了一顿，榔头把打断以后还说：“你赔我的把”。并咒骂“我把你迟早勒死，当狗肉治喉病哩。”
+
+　　三、六九年九月，不知何由，白忠杰把屎抛在我的洋芋窖里了（约有五、六百斤），洋芋屎涂过了。
+
+　　 证明人：金秀芳（手印）70.3.17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6）
+
+　　一、一九六九年九月份，一天早上，在我队斜尖子地垦根里，有少数社员拔荞麦，在快收工的同时，地主分子白志功之子白忠杰猖狂地在我当面说：“你的康子现在一天比一天严重了，你搞不成了，现在轮着我们喊叫了。”企图夺生产队领导权。
+
+　　二、经我们领导小组研究，叫白忠禧在周家湾子修住宅，但白忠杰阴拦不休。白忠禧在我跟前反映说，白忠杰说：“我有契约，这地方是我的，你不能修。”实际这地是土改时分给白绳祖的。
+
+　　 证明人：金承汶（私章）一九七0年三月十六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7）
+
+　　我于一九五六年在马卷队居住的，近年来，借白忠清的窑洞卧身。一九六九年的六月份，白忠清要用自己的窑洞，我就向生产队领导小组申请，并通（同）意我在周家湾子修个窑洞，我就开始打土块，打到五、六百土块以后，白忠杰就质问我说：“你打胡基是白打的，不如我给你称茶叶，你给我打胡基，此地是我的，你在此地打胡基凭的啥？土地证为真，契约做假，四股（固）定把你股（固）定在马卷队，没有股（固）定在周家湾子，你凭啥在这里修？”我回答��：我凭的领导小组通（同）意，你凭啥堵我不叫修？”白忠杰说：“我凭的是执把，如不信，我们同几个人到大爸（地主分子）跟前问走。”当天白忠杰手持榔头把行凶，并和他的老婆来秀明，将我毒打一顿，昏迷一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发现白忠杰将我打的土基推倒了三分之一。
+
+　　 一九七零年三月十五日证明人：白忠喜（手印）（此白忠喜即前文之白忠禧）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8）
+
+　　一、白忠杰两口子经常咒骂我女儿，“我叫你金转娃子（金秀芳原名）驴日的断粮绝后。”“我白忠杰有儿有女，看你驴日的能干啥，我把你打了骂了，金禄善也不敢动我白忠杰的一根毛。”一九六九年五月骂的。
+
+　　二、一九六八年三月份，白忠杰在我跟前说：“白绳祖当队长为啥发财了，偷下的多，五年不分粮食都饿不着，你们贫下中农给白绳祖不提意见，你们连年挨饿，我们地主不敢说，难道你们也不敢说吗？”
+
+　　 证明人：金禄善（私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四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9）
+
+　　一、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由白忠杰给我的姑娘家（金秀芳）的洋芋窖里抛大粪，把五、六百斤洋芋都糊坏了，连当时吃的一个洋芋都没有了。
+
+　　二、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份，白忠杰在上公场打碾小麦时，他就把小麦往家里偷，当时我抓住他一背斗，交给场长白忠福。
+
+　　三、在一九六九年春上，在大地种玉麦子时，白忠杰纵使其妻来秀明打我的姑娘金秀芳，用打胡基的榔头，打的我姑娘浑身青肿，等把榔头把打坏以后，才算打罢了。同时白忠杰还赫（喝）骂我女儿，赔人家的榔头把，言语很难听。晚上回去以后，我女儿在灶火门上做饭，白忠杰气势汹汹，手持鞭干，将我女儿的眼部打的红肿，打完后，并破口大骂“不是共产党的政策的话，我把你驴日的早打死了”等恶语。我的女被白忠杰俩口子的毒打，不能下床参加集体劳动了。
+
+　　 证明人：金禄善（私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四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0）
+
+　　一九六八年七月份，一天早上，我和白忠桂一起去上工时，听说昨晚牲畜野圈了，就顺便到白忠桂的自留地里看了一下小麦，没有被牲畜吃坏，又转回到工地上劳动，这时白忠杰来了，心怀恶意，挑拨离间地对白忠桂说：“这些子驴日的饲养员，昨晚上把牲口放开，把你的自留地里的小麦吃坏了。”当时我听了很生气，我就说：“你不要这样起事弄非的了，我们已经看过了，小麦连一根也没有吃掉。”白忠杰便嚣张说：“我和你这个驴不说。”并把我诬骂了一顿，看白忠杰就这样的挑拨事非，破坏团结，诬骂我们贫下中农。
+
+　　 证明人：宋武远（私章）一九六九年（一九七零年之误？）三月十二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1）
+
+　　六八年三月，在白绳祖、白忠信、宋武远等人跟前造谣惑众说：“金六山（即金禄善）给张浩端上的甜丕子，五寸厚的锅块，吃了以后，反映队长、会计、保管、贫协组长等干部用架子车，把队里的粮食偷者拉光了。”经查后，是（地主分子之子）白忠杰在无故造谣，煽动群众。
+
+　　 证明人：宋武远（私章）  白绳祖（私章）金承湘（私章）  白忠信（私章）白忠和（私章）七0.三月十五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2）
+
+　　一、张浩公社干部在我家里吃饭以后，有白忠杰给有些人说：“金录善（即金禄善）给张浩端上的甜丕子和五寸厚的发面锅块，吃了以后就反映队长、会计把生产队的粮食偷光了，偷发财了，一颗粮食不分，五年都够吃了。”还说，“白忠信、宋武远、白绳祖、白忠和用架子车在晚上往亮里拉粮食，你人贫下中农死完了吗？”时间在一九六八年。
+
+　　二、更恶毒的是，白忠杰两口子说，张浩到贫下中农家吃饭，就和贫下中农的女人搞两性关系，特别说我和张浩搞两性关系，从此以后，不论公社大队的干部下来， 不敢叫在我家里吃饭了。
+
+　　 证明人：白高兰（手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四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3）
+
+　　一、在一九五八年，我把我的妹子，介绍在长福岔和来惠明结婚后，不知白忠杰心怀何意，大骂我娘家里的父亲，“嘴上长的毛，连婆娘们的毛都不顶”。又骂叫我把我妹妹的脸上重新把粉涂上，把胭脂擦上，叫再找上一嫁，穿上条金龙华达呢的裤子。
+
+　　二、最近几年来，白忠杰更加阴险，破坏干群关系，在一九六七年度，公社干部张浩到我们生产队时，由白忠杰到处说，“张到白绳祖家吃了油条以后，又杀上西瓜，炒上的羊肉，招待以后，白绳祖给张浩反映，金录善年年不劳动，不够吃，经常闹粮。”
+
+　　 证明人：白高兰（手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四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4）
+
+　　1、在一九六二年秋季，我们生产队驮小麦子时，白忠杰为了把集体的牲口整坏，给一个驴连了小麦捆四十八个。当时我禁止“不能驮这样多，本应最多驮二十四捆”。白忠杰便大肆咒骂我，并嚣张地说：“你再说把你狗日的绑起来。”
+
+　　2、一九六九年元月份整党的时候，白忠杰给我说：“白绳祖这几晚上手提木棒，在大门口等着要打死你哩。”实际上白绳祖根本没有这回事。就这样挑拨和我白绳祖无故大吵了一仗。
+
+　　3、一九六九年六月份，白忠喜（禧）经生产队和白绳祖商量，同意在白绳祖所属门旁基地修院落，此地是土改时分地主分子白志功的，但白忠杰（地主分子白志功之子）说：“这个地点是我的，我有老契约哩。”此事由白忠喜（禧）给我说的。
+
+　　 证明人：白材志（私章）一九柒0年三月十六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5）
+
+　　一、六九年元月份大队整党中，由白忠杰在我跟前挑拨离间说：“你是怎样考虑的，金录善、白材志、白忠福、金承湘、金承汶等人发动给你提下的意见很多。”
+
+　　二、六九年八月份，白忠杰的猪儿吃了集体的玉麦子以后，白忠杰反到领导小组金承汶跟前驾（嫁）祸说：“是白绳祖的猪儿吃了的，不是我的猪儿吃的。”
+
+　　三、白忠杰在六九年的六月份某天，从吊阴湾犁地回来，不知何事，和白忠禧俩撕打几仗后，白忠杰到我跟前驾（嫁）祸说：“白忠禧把我的大门全部刨塌。”（白忠杰要刨我的大门，他反而驾祸于白忠禧）白忠禧在周湾箍窖，我也同意了。
+
+　　 证明人：白绳祖（私印）70.3.16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6）
+
+　　一、一九六九年九月份挖洋芋时，白忠杰不服从调配，我通知他用牲驮洋芋，不但没有准备，反而嚣张地说：“我没有备牲口，看你干什么。”
+
+　　二、白忠杰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给金秀芳装洋芋的窖里抛屎，约有五佰多斤，金秀芳在我跟前反映此事，经我看见金秀芳在窖里拾出来的屎洋芋约四十斤左右，根据金秀芳说，窖里的屎还很多，此事确实，特此证明。
+
+　　 证明人：白忠义（手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二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7）
+
+　　六九年的三月份，地主分子白志功之子白忠杰，纵使其妻来秀明，把我妇人（金秀芳）打了一顿，把打胡基的榔头把都打断了。
+
+　　六九年的九月份，白忠杰纵使女儿，把大粪抛在我的洋芋窖里，把五、六百斤洋芋屎涂完了。
+
+　　事后我问白忠杰你为啥把屎往我的窖里抛？白忠杰反骂道：“你告去，我牢改都对者哩。”
+
+　　 证明人：白忠清（私章）70.3.15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8）
+
+　　由白忠杰支持其女白兰子，在69年种玉麦时，把种的籽种偷去了约有四、五斤，白发志发现后，夺回装在集体的口袋里了。
+
+　　 证明人：金树森（私章）白发志（私章）70年3月15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9）
+
+　　在一九六九年八月间，白忠杰支持其妻来秀明和女子，经常偷盗集体洋芋。在白忠杰门傍堡子山地洋芋由他的女偷拔时我看见过。
+
+　　 证明人：白材志（私章）一九七0年三月十六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20）
+
+　　六九年11月，地主分子白志功之子白忠杰在上场上偷盗集体的小麦一背斗，有金六山（金禄善）抓住交给我以后，他背去的，此事确实。
+
+　　白忠杰的女人，来秀明，68年4月在庙湾子背灰时，乱背乱倒，不服从指挥，我说：“你把灰往好哩倒”，当时来秀明大骂：“日你妈我不听你的话。”
+
+　　 证明人：白忠富（手印）70.3.15
+
+## 对白忠杰其妻来秀明的证明材料（21）
+
+　　于七零年三月份，在大岭种小麦的地里打胡基时，有来秀明说：“这个驴日的番瓜头，搭上金禄善，立逼着叫兰子爸牢改去哩。”还说：“兰子爸死了要死在马岭子，不会死在外面。”
+
+　　 证明人：白高兰一九七0.四月八日
+
+## 对白忠杰妻子的来秀明的证明材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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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七零年四月七日下午在下阴瓜打胡基时，当在谈闲之间，白发志说：“去年种玉米时，两个婆娘打仗者骂的语言，把人笑坏了。”当来秀明听见之后说：“白忠义的尕白狗叫白维隆，杀者吃肉，治掉喉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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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人：白发志（私��）白忠和（私印）七零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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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些曾经的兄弟、亲朋、乡里、四邻，白忠杰、白忠清、白忠喜、白忠福、白忠信、白忠义、白忠和、白发志、白绳祖、白材志、白高兰、白兰子、金录善、金承湘、金树森、金承汶、金秀芳、宋武远、来秀明……他们是否还能够健在到今天，是否还能够度尽劫波，迎来相逢一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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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