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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发言记录[504] 摘自1868年8月11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不能同意米尔纳[505]的意见，即工作日的缩短将造成生产的减少，因为在实行限制工作日的那些部门里，生产工具较之其余的部门达到了更高的发展水平。工作日的限制引起了机器的更加广泛的使用，进行小生产愈来愈不可能了，而这正是向社会生产过渡所必需的。问题涉及保健方面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506]但是缩短工作日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要使工人阶级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智力。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这是使工人阶级智力发达、体力旺盛和获得最后解放的第一步。现在，谁也不会否认需要国家来维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了；而对他们的劳动时间的限制，在大多数场合也会导致男子工作日的缩短。英国首先开始缩短工作日，别的国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仿效英国的做法。在德国已经展开了认真的鼓动工作，人们期待着伦敦的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这个问题原则上已为以往历次代表大会所解决，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载于1868年8月22日“蜂房报”第35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504]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发言是马克思在1868年8月1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作的，这个问题当时已列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发言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它是从1868年8月22日“蜂房报”第358号剪下贴入的，在剪贴时书记作了一些订正。——第643页。 [505]在记录里米尔纳的名字被误写为埃卡留斯。实际上是米尔纳反对埃卡留斯的意见，断言工作日的缩短虽然是件合乎愿望的事，但它会造成生产的减少。——第643页。 [506]马克思指的是埃卡留斯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就过长的工作日对工人健康的危害问题所作的详尽论证。——第64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发言记录[502] 摘自1868年7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马克思揭开了关于“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影响”问题的辩论。他说，使我们最为惊奇的是，使用机器的结果竟同人们原来认为必然会产生的那一切截然相反。劳动时间没有像所期望的那样缩短，工作日反而延长到16—18小时。从前，一个工作日通常是10小时；而近百年来，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大陆，劳动时间都通过立法手段而延长了。近百年来工厂立法的全部实质，就在于依靠法律的力量来强迫工人多工作几小时。 只是到1833年，儿童的工作日才被限制为12小时；由于过度的劳动，根本没有发展智力的时间。他们的身体也发育不良；流行病在他们中间逞凶肆虐，这迫使某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得不来研究这个问题。老罗伯特·皮尔爵士就是最先注意到这种严重的祸害的人物中的一个，罗伯特·欧文则是第一个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限制工作时数的厂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第一个把妇女和儿童一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01/2小时的法律，但是这一法案仅仅在某一类工厂里得到推行。 这算是前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工人有了较多的自由时间。至于说到产品的缩减，则这很快就得到了补偿：由于机器的改进和工人劳动强度的提高，现在在缩短了的一个工作日里较以前冗长的工作日里做出了更多的活。人们重新担负着过度的劳动，于是，很快就产生了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的必要性。 使用机器的另一后果，是把妇女和儿童驱入工厂。这样妇女就成了我们的社会生产的积极参加者。从前，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是在家庭范围内使用的。我不认为，妇女和儿童参加我们的社会生产是一件坏事。我以为，每个9岁以上的儿童应当有一部分时间来从事生产劳动；但是，迫使儿童在现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劳动，那是太骇人听闻了。 使用机器的又一后果，是完全改变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关系。从前，存在着富裕的雇主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工具的贫穷的工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人，他们还有可能对自己的雇主实行反抗。对于现代的工厂工人来说，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说，这种自由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成了资本的奴隶。 从资本家那里曾经不断发出呼声，希望能有一种什么发明，使他们能够不依赖工人而独立。纺纱机和动力织机给了资本家这种独立，因为生产中的动力握在他们手中了。因此，资本家的权力大大加强了。厂主老爷成了在自己企业范围内拥有惩罚权的立法者，他们往往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任意罚款。封建贵族在对待农奴方面还要受到传统的约束并服从于一定的法规，厂主老爷却不受任何监督。 有组织的劳动是使用机器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而这迟早又会产生自己的各种后果。对于那些机器同自己的劳动相竞争的工人来说，机器的影响简直是毁灭性的。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印度，都有许许多多使用手织机操作的纺织工人随着动力织机的采用而真正丧失了生命。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机器所造成的灾难是暂时性的。但是机器生产在不断发展，如果说这种发展在同一时间内把大批人吸收到生产中来，使他们获得工作，那末，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不断地使许多工人失去工作。被排挤出来的人口形成一种经常的过剩；这种人口过剩并不像马尔萨斯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对国内的产品而言，过剩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劳动被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排挤。 在农业中使用机器，造成了不断增长的人口过剩，这些人已经不能找到职业。这些过剩的人口涌向城市，不断给劳动市场以压力，从而使工资下降。伦敦东头的情况就是这种影响的例证之一。[503] 使用机器的实际后果，在那些未使用机器的劳动部门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最后，可以说，在目前，使用机器一方面导致联合的、有组织的劳动，另一方面则导致至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破坏。 载于1868年8月1日“蜂房报”第35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502]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发言是马克思在1868年7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作的（见注225）。这篇由总委员会书记格·埃卡留斯作的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它是从1868年8月1日“蜂房报”第354号剪下贴入的。——第640页。 [503]指1866年的危机以后伦敦特别是它的东部（东头）赤贫现象的加剧。——第64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记录 （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的报告）[498] 12月16日，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就爱尔兰的情况作了发言，说明过去若干世纪中英国政府企图把爱尔兰居民英国化的一切尝试都毫无结果。在改革以前就移居爱尔兰的英国人，包括贵族在内，由于和爱尔兰妇女结婚，也变成了爱尔兰人，而他们的后代则起来反对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对爱尔兰人进行残酷的战争，毁坏庄稼，为了把土地让给英国移民而迫使居民东移西迁，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那时，gentlemen〔绅士〕和ｍerchantadventurers〔冒险的商人〕在英国人进行殖民的条件下，获得了大块大块的土地。在克伦威尔的时候，这些殖民者的后代就曾和爱尔兰人一起反对英国人。克伦威尔把他们许多人卖到西印度去作奴隶。在复辟王朝时期，爱尔兰受到了各种优待。在威廉三世的时候，掌握政权的是只知道赚钱的阶级，而为了迫使爱尔兰人无论如何都将原料卖给英国，爱尔兰的工业也被毁灭。女王安在位时，新兴的贵族利用新教的惩治法[499]获得了行动的自由。爱尔兰议会[500]是压迫的工具。凡是天主教徒，都不能任公职，不许置地产，不能立遗嘱，不许接受遗产；担任天主教主教的职务被认为和叛国同罪。这一切都是掠夺爱尔兰人土地的手段；但奥尔斯脱的英国人后裔仍然有半数以上是天主教徒。人民被赶入天主教的怀抱，天主教也就因此获得了力量。英国政府所唯一做到的，是在爱尔兰培植了贵族。英国人所建立的城市成了爱尔兰的了。因此，在芬尼亚社社员中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英国名字。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对爱尔兰的压迫略有减轻。在法国革命的时候，不得不作进一步的让步。爱尔兰很快就抬起头来，以致英国人感到有被爱尔兰居民所超越的危险。英国政府挑起了爱尔兰人的起义，并且通过收买达到了合并。[501]合并给刚刚复苏的爱尔兰工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米格尔有一次曾经说：爱尔兰的所有工业部门都被消灭，我们剩下的只有棺材的生产了。拥有一块土地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大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给投机者；在土地到农民手里以前，它先得经过四五层租约；因此，土地的价格大大上涨。农民的食物只有马铃薯和水，小麦和肉类都运往英国去了；地租在伦敦、巴黎和佛罗伦萨被挥霍掉。1836年寄给居住国外的土地所有者的款项共达700万英镑。除了产品和地租，连肥料也输出国外；土地贫瘠了。局部的饥荒常常发生，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更引起了全面的饥荒。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马铃薯病害是地力耗竭的结果，是英国统治的产物。 由于谷物法的废除，爱尔兰丧失了在英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过去那样的地租已经支付不了。高昂的肉价以及残存的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加速把小农逐出土地，把他们的土地变为放羊的牧场。从1860年以来，有50万英亩以上的可耕地停止耕种。每英亩土地的收获量减少了：燕麦减产16％；亚麻减产36％；马铃薯减产50％。目前，给英国市场种植的只有燕麦，而小麦则要输入。 随着地力的耗竭，居民的体质也恶化了。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跛子、盲人、聋哑人、精神病患者的绝对数字却增加了。 110多万人为960万只羊所排挤。这在欧洲是闻所未闻的！俄国人是用俄国人来代替被迁走的波兰人，而不是用羊来代替。只有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曾经讨论过毁灭城市以便腾出地方来放羊的问题。 因此，爱尔兰问题不单纯是个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土地问题，生存问题。不革命，即灭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所有爱尔兰人都深信，如果应该有所行动的话，那就得立即动手。英国人应该要求爱尔兰分离，让爱尔兰人自己去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别的一切措施都是无益的。如果这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实行，那末爱尔兰的移民会引起一场对美国的战争。目前对爱尔兰的统治乃是替英国贵族榨取地租。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埃卡留斯的手抄稿译的 注释： [498]马克思于1867年12月16日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是由埃卡留斯记录下来的（马克思本人所写的报告提纲见本卷第506—522页），这一记录原拟在“先驱”杂志上发表，为此弗·列斯纳把它寄给了在瑞士的约·菲·贝克尔，但后来没有发表。——第637页。 [499]见注401。——第637页。 [500]见注396。——第637页。 [501]关于1798年的起义，见注393。——第63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燕妮·马克思1867年10月5日左右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的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燕妮·马克思1867年10月5日左右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的摘录[493] 在我们的一位伦敦朋友的来信中，谈到了洛桑的工人代表大会和日内瓦的和平代表大会，也谈到了马克思的最近的著作，这里我们摘录如下： “……您简直不会相信，洛桑代表大会在这里的整个报界中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自从‘泰晤士报’带头每天刊登关于代表大会的通讯稿件以后，其他各报也开始不仅以短文、而且甚至用长篇的社论来谈论工人问题，不再认为这有损它们的尊严了。不仅所有的日报谈论代表大会，而且所有的周刊也都谈论这件事。当然，其中有许多是以傲慢和讥讽的态度来谈论代表大会的。然而，任何事情不是除了庄严的一面，都还有它喜剧性的一面吗？那末为什么我们这个良好的工人代表大会及其爱说话的法国人应当完全例外呢？可是不管怎样，总的来说，对待代表大会的态度还是十分有礼貌的，人们还是ausérieux〔认真地〕来看待它的。甚至属于约翰·布莱特和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曼彻斯特观察家’[494]也在一篇很好的社论中把它说成是一个重要的和具有巨大意义的事件。当人们把它同它的异母兄弟和平代表大会[495]作比较时，这种比较总是有利于哥哥的，如果说在人们眼中一个是有威胁性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另一个就只不过是趣剧和滑稽剧罢了。 如果您已经得到卡尔·马克思的书[496]，我建义您（要是您也像我一样还没有彻底领会开头几章的辩证的奥妙之处的话）先读读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现代殖民学说的几章。我相信，您也会同我一样，从这几章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当然，马克思没有医治我们社会的脓血迸流的创伤的任何现成的特效药（现在也以社会主义自许的资产阶级世界正在大声叫卖这种特效药），没有任何丸药、药膏或纱布；然而我以为，他从现代社会产生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得出了实际结果和运用这些结果的方法，直到做出最大胆的结论；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利用统计数字和辩证方法把吃惊的庸夫俗子引导到下述原理的令人头晕的高度：‘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今天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都还是在英国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如果……货币“生来就在一颊带有血痕”，那末新生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了……’[497]一直到底。 应当坦率地说，这种朴实得惊人的热情深深地吸引了我，历史对我来说已经像太阳光那样明亮了。” 燕妮·马克思写于1867年10月5日左右 载于1867年10月“先驱”杂志第10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93]燕妮·马克思的这第二封信（第一封信见本卷第584—585页）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根据1867年10月5日她给约·菲·贝克尔的信和1867年10月7日他的复信判断，这封信是在1867年10月5日左右写的。——第635页。 [494]指在1848年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合并后在曼彻斯特出版的英国自由派报纸“观察家时报”（《ExaminerandTimes》）；它以不同的名称出版到1894年。在五十至六十年代，该报的主编和出版人是约翰·布莱特。 曼彻斯特学派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政策中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个派别。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六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自由党的左翼。——第635页。 [495]指1867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代表大会。——第635页。 [496]指1867年9月在汉堡出版的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636页。 [497]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49、955、961、964页。——第63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 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记录[478] 摘自1867年8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吁请总委员会注意预定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同盟代表大会。他认为最好是让尽量多的代表以个人的资格出席这次大会；但作为国际协会的代表正式参加大会却不恰当。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本身就是和平的大会，因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最终应该使各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如果和平同盟的日内瓦大会的发起人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他们就会加入国际协会。 目前欧洲大批军队的扩充是由1848年革命所引起的。庞大的常备军是社会现状的必然结果。现在保持常备军不是用来进行对外战争，而是用来镇压工人阶级。[479]然而并不是随时都有供他们轰击的街垒和供他们枪杀的工人，因此，也有可能为了不致使士兵丧失打仗的本领而发动国际冲突。在这次大会上，不惜以任何代价来维持和平的人无疑将占多数。他们会乐于让俄国独掌对欧洲其余国家进行战争的手段。可是，有俄国这样的强国存在，就足以使其他一切国家有理由来保持自己的军队了。 某些法国激进派完全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一些蔑视本国政府的言论，不过，如果这样的言论是在巴黎发表，那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那些拒绝参加改变劳资关系事业的人，他们忽视了普遍和平的实际条件。 载于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第30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78]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是马克思在1867年8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作的。发言结束时，马克思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见本卷第231页）。 正如马克思在1867年9月4日写信告诉恩格斯的那样，他的发言引起了很多议论，使得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活动家们不得不给自己预定于1867年9月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成立大会提出更民主的纲领。马克思在同一封信中说，他的发言历时半小时，但是担任书记兼记录员的埃卡留斯在会议报道中只记了几句话。报道载于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第305号。埃卡留斯的手稿我们没有得到。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所保存的马克思的发言记录是从这份“蜂房报”剪下来的。马克思的发言曾经更简略地在1867年8月25日“自由报”第8号和1867年9月2日“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过。——第612页。 [479]在恩格斯所写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见本卷第41—87页）以及他的题为“战争短评”的一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中“如何击败普军”一文）中有详尽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十九世纪常备基干军的作用的观点。——第61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480] 一、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提交的任务 日内瓦代表大会责成总委员会完成以下任务[481]： （1）代表大会通过相应的决议委托英国代表对瑞士、法国和英国的邮政部门主管人采取必要的步骤，争取降低信件和印刷品的邮费率。 瑞士的部长同意代表团向他提出的各点，但他指出，法国政府反对在这方面进行任何的改革。 在法国，代表们没有得到邮政部门主管人的接见。 在英国，政府只同意接受一份叙述事实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总委员会写的，它至今还等待着答复。 （2）用几种文字出版代表大会的材料，并附上信件和报告。 （3）用几种文字出版定期的通报，报道所有能使国际协会感兴趣的问题；提供有关各国劳动问题的各种情报，并编写关于合作社和工人的社会状况的报告。 （4）总委员会还受托对劳动进行统计调查，其中包括对每个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所做的详细的和专门的报告，并包括一切文明国家。 为了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完成这些任务，代表大会规定每个会员每年捐款30生丁，并规定每周付给总书记2英镑的报酬；总书记由总委员会任命。 在安排代表回国的工作时，总委员会获悉，在法国边境警察局暗探从茹尔·哥特罗那里抢走了一些重要文件。 总书记曾受托写信给法国内务大臣，要求归还这些文件。由于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又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请求。斯坦利勋爵向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发出有关此事的指示，要他尽力使这些文件归还原主。 几天以后，文件连同一捆“人民论坛报”归还了我们，显然这捆报纸是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抢去的。 这一事件使总委员会出版代表大会资料的事推迟了几个月。 这些文件已经转交给小委员会，由它准备正式报告。 但是，由于总委员会无钱支付总书记的报酬，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总委员会委员的肩上，虽然他们对事业忠心耿耿，足以在完成自己日常工作的同时完成这项工作，可是为此却花了很长时间。 在工作结束后发现，这个报告仅用一种文字印1000份至少也需要1000法郎。 为了完成代表大会的决议，总委员会必须立刻付出3000法郎；而当时只有22法郎90生丁的存款。 总委员会向加入协会的英国团体发出了捐款的号召。 响应这一号召的只有伦敦的雪茄烟工人以及考文垂和瓦瑞克郡的织带工人。 我们认为有义务指出织带工人执行委员会在完成自己的义务时所表现的巨大热忱，尽管它没有存款，尽管它的大多数会员失业，它仍然向有工作的人进行了专门的募捐。 鉴于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出版代表大会的报告，总委员会接受了“国际信使”和“工人报”[482]的编辑、公民科勒的建议，把报告用法文和英文刊登在这两份周报上；此外，科勒还答应准备铅版，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并且同总委员会分享全部盈利，虽然他已经预先承担了一切亏损。 当这两种周报刊出了关于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资料的广告时，几年以来从未对这类印刷品加以任何阻挠的英国政府，却采取了要公民科勒交两笔共计数千法郎的押金的手段，来阻止这个报告的出版。这项手续使报告的出版拖延到3月9日。后来公民科勒从可靠的方面得知，这一事件是法国政府的干预造成的。 把这一事件同没收巴黎代表的报告[483]对照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对国际协会抱什么样的态度。 刊登报告的那几号“国际信使”免费分送给协会的全体通讯员。总委员会不得不放弃把报告译成德文的工作，因为它没有任何可能去从事这一工作。 整篇报告的铅版虽然已经制好，但是由于资金不足，直到现在还未能把它印成小册子，而我们的全体通讯员都坚决要求把它印成小册子。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垫付100法郎出版了1000份印有基本章程和条例的会员证；寄出去的800份会员证被法国警察当局没收。这项损失使总委员会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各方面已经在要求它偿还1865—1866年欠下的1000多法郎的债务；尽管日内瓦代表大会承担了对这项债务的集体责任，但它并没有指出偿还债务的任何实际办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总委员会就没有任何可能按照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什么报告或定期通报。因此不得不放弃1867年的统计调查工作，因为要使这项调查实际上带来好处，就不能把调查局限于加入协会的团体，而应当包括各地的一切生产部门。总委员会在目前所处的财政状况下，不可能完成这项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大量资金的工作。 二、国际工人协会在资本和劳动斗争中的作用 协会在许多国家发生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各种搏斗中所提供的多次帮助，完全可以证明这样一个组织是必要的。每当工人拒绝接受英国资本家恣意加给他们的条件时，资本家就威胁他们，要用从大陆运来的工人代替他们。运工人进来的可能性曾不止一次地迫使工人让步。由于总委员会的活动，这样的威胁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公开地进行了。现在，如果发生这类事情，只要稍微暗示一下，就足以使资本家的计谋落空。在加入协会的团体中不论发生罢工或是遇到同盟歇业［注：英国人这样称呼业主们关闭工厂的行动。］，各国的工人能够立刻得到关于所发生的情况的通知，这样他们就能够预先提防资本家代理人的招募。这一活动并不限于在加入协会的团体内进行，因为协会对于一切请求帮助的团体都给予帮助。 有时资本家也能诱骗某些消息不灵通的工人；但是一旦向他们说明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就立刻放弃工作。 在资本看来，工人不过是能生产的机器而已；最近对伦敦编筐工人采取的同盟歇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事情是这样。伦敦的编筐业主向自己的工人宣布，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解散自己的团体，并且同意降低工资，否则，三天之后工厂的大门就要关闭。被这种蛮横行为激怒了的工人宣布他们拒绝这些条件。这一点业主们已经预料到了：他们的代理人已经到比利时去了一趟，并且从那里带来了工人……他们把这些工人赶到伦敦一个区（百蒙得锡区）的铁道大桥的桥拱下面；这些工人必须在这里做工、吃饭和睡觉，为了避免同其他工人有任何接触，不许他们走开一步。但是总委员会终于冲破了业主们建立的防疫线，并且用军事的机智潜入比利时工人中。第二天，这些工人一认清自己的义务，他们从伦敦编筐工人协会那里领到对时间消耗的补偿之后，就返回比利时去了。正当他们动身走的时候，又来了一艘载满工人的轮船，但是这一次我们能够见到了他们，于是他们就乘下一班轮船回祖国去了。在这以后业主们再也没有能够找到新的工人，结果不得不一切照旧。[484] 由于总委员会向英国的一些团体提出呼吁，巴黎的铜匠在罢工的时候得到了这些团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另一方面，伦敦的裁缝也得到了大陆工人同样的支援。 总委员会也同样成功地参与了挖土工人、制筛工人、理发师、镀锌工人和木刻工人的罢工。 三、英国支部 （一）宣传 如果说在英国没有像去年那样积极地进行宣传工作，这很容易用下面的情况来说明：政府从来没有主动采取某种开明的措施；只有在长期的鼓动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它才会在他们的压力下让步。这一点可以从选举改革问题和在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的权利问题[485]得到证明。 英国工人公正地认为选举权问题有巨大的意义；他们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些示威游行的道义力量影响着政府，迫使它满足人民的要求。 在工人以全副精力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的时候，总委员会不可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认为在遥远的将来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上去。 在宣传工作方面本来应该给予我们最大帮助的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们，对于我们发起的而应当由他们来领导的这个运动不能袖手旁观。他们的努力赢得了胜利的结局，1867年将永远载入英国工人阶级的史册。 尽管由于上述原因而没有像预期那样积极地进行宣传，但是宣传工作一刻也没有中断。工人团体加入协会所必需的手续耗费很多时间。工联组织所固有的民主不允许各执行委员会不经过所有分会的预先讨论就对任何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要使某一团体加入协会，必须遵循下面的手续。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论述理由。委员会确定接见代表团的日期。如果问题需要讨论，委员会就把它转交给各个分会去研究，这样就不得不等待一个月、两个月，有时甚至三个月才有结果。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只有这个团体的委员会才能接受或者拒绝申请；分会往往是在没有委员会参与的情况下加入国际协会的。 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有20多个大的工人团体很好地接待了总委员会的代表团；总委员会天天期待着结果。其他一些团体把加入协会的事情延到更适当的时机，只有一个团体拒绝加入，其理由是国际工人协会干预政治问题。 （二）捐款 这个问题总委员会研究了很久。当这个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泥水匠执行委员会加入了协会，并决定每年捐款1英镑。 1865年3月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英国鞋匠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北明翰和赫尔的代表提出的下述决议案： “代表会议赞同国际协会的原则，宣布加入协会，并邀请全体出席的会员用最大的努力宣传协会的原则。” 捐款问题曾经提出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不久总委员会决定，每个加入协会的团体将发给一份入会证明书；入会的团体应交纳5先令［注：1先令等于1法郎25生丁；1英镑等于25法郎；1辨士等于10生丁。］的入会费；至于各个团体能给总委员会多少金钱上的帮助，则由这些团体自己酌情决定。［注：见本卷第579—580页。——编者注］ 各个团体捐献的钱，则用于抵偿总委员会在派送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方面的开支。 鞋匠委员会为此交纳了5英镑。 为了把这个问题条理化，总委员会建议对每个会员捐款的数额作出统一的规定。 日内瓦代表大会规定每年捐款的数额为30生丁。 这项高额的捐款对于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后派往英国工人团体去的那些代表团来说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 因此，总委员会在10月9日的会议上决定把每年的捐款减少到5生丁。鞋匠协会（AmalgamatedCordwainersAssociation）通知我们，1867年的代表会议废除了1865年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每年捐5英镑的决议。 泥水匠执行委员会在1867年也同在1866年一样，捐给我们1英镑，但是它还没有通知我们是否整个泥水匠协会都加入了。 鞋匠协会去年有5000名会员，泥水匠协会有3000至4000名会员。 总委员会曾两次向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发出关于1867年捐款的呼吁。有些团体交纳了，其他团体还没有交纳；但是，除了鞋匠协会以外，没有一个团体规避自己的义务。 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协会不久前通过了每年向总委员会交纳2英镑捐款的决定。目前这个协会的各个分会正在讨论是否整个协会都加入国际协会的问题。这个协会拥有9000多名会员，它的分会遍布英国，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也有它的分会。 现在我们把在英国加入协会的团体名单，以及它们在上次代表大会以后一年内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不列颠支部交款总额 1866年 1867年 英镑先令辨士 英镑先令辨士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2— ——— — 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 ——4 9 波兰流亡者的中央支部……………………—— ——4 10 泥水工人执行委员会………………………—— —1— — 泥水工人第一分会…………………………—8 ——— — 细木工（联合会）…………………………10 ——1 134 细木工（伦敦西头）………………………5— —17 — 装订工人……………………………………—8 3—17 6 制桶工人……………………………………6— ——6 — 鞋匠执行委员会……………………………5— ——— — 鞋匠支部（达林敦）………………………—5 ——— — 鞋匠支部（诺定昂）………………………—5 ——2 1 雪茄烟工人…………………………………5— —19 — 考文垂的织带工人…………………………—5 —19 — 制箱工人……………………………………15 4—— — 肯达耳的鞋匠………………………………—5 ——1 8 女鞋鞋匠（伦敦西头）……………………6— ——10 — 伦敦的缝纫工人……………………………3— ——— — 达林敦的裁缝………………………………—5 ——1 8 代表大会后加入的团体入会费 捐款 伦敦编筐工人………………………………—5 ——— — 郎卡郡的印染业工人………………………—5 —21 8 伦敦的马车制造工人………………………—5 ——— — 在“地求仪”饭店集会的马车帷幔—5 ——1 101/2 制造工人……………………………………—5 ——5 — 在“王冠”饭店集会的上述工人…………—5 ——5 — 织工（弹性织品）…………………………—5 ——— — 联合起来的挖土工人………………………—5 ——— — 木器打磨工人………………………………—5 ——2 1 风琴工匠……………………………………—5 ——— — 画匠和木刻工人……………………………—— —2— — 木工执行委员会……………………………—— ——— — 联合起来的制革工人………………………—— ——— — 白铁工人…………………………………… 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捐款总额 英镑先令 辨士 女鞋鞋匠（伦敦西头）………………………………4 10— 伦敦雪加烟工人………………………………………1 1— 织工（弹性织品）……………………………………1 —— 两年来在捐款总额上的差别可由下面的情况来说明：1866年捐款用于代表们赴日内瓦的旅费，而今年捐款只用于组织方面的开支。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去年我们欠下了债，总委员会在现款许可的情况下偿还了一部分。 为什么有些加入协会的团体还没有捐款，而另外一些还没有决定交款来抵偿代表大会的开支，原因是生产的停滞，频繁的罢工和同盟歇业，特别是选举法改革运动；最后，是因为伦敦裁缝的罢工用尽了当时工联的资金。 总委员会从各团体那里收到的许多信件都证明了这种情况，它们由于没有能给予我们经济援助而表示歉意。 四、大陆上的和美国的支部 法国 总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同例如像法国那样一些国家的独立分部通信，因为在那里限制性的法律不许可无阻碍地建立活动中心。 前面已经说过，总委员会想把印有国际协会章程和条例的会员证运进法国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法国当局的行动而遭到失败；他们没收了我们的东西，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这种犯法行为。但是，法国当局所制造的障碍决不止于此。我们的通讯员请求允许印发我们的章程和条例也白费力气：他们唯一的答复总是最坚决的拒绝。 里昂委员会在1866年召开了数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500多名会员，而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它没有得到召开全体会议的许可。 结果是，里昂的会员在当权人物面前表现的英勇不屈精神，甚至使瞎子也能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工人得到解放。 应当指出这样一种惊人的情况：这些障碍，这些无理取闹，一分一秒也没有阻挡住我们的协会取得胜利。 在维恩（伊泽尔省）本来只有80名会员，现在有500多名了。 在索恩河岸纽维耳，我们的一个分部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这样便吸引了农业工人实际地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而从前人们硬说农业工人不喜欢这样做。 我们驻卡昂的通讯员报道说，这个城市里的工人联合会日益巩固。由于这种团结一致，马具匠、机械工人、制革工人、鞍匠、铁匠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人争取到了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把工作日缩短一小时。 在菲沃（罗讷河口省），国际协会拥有大量的矿工会员，他们不久前的罢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今年8月5日总委员会获悉在菲沃也组织了委员会。我们把这一胜利归功于马赛委员会委员公民瓦瑟尔的勇敢的宣传，他在今年7月21日给我们的信中写道： “资本和劳动之间正在进行斗争，这是一场可悲而又可笑的斗争：一边是一帮官吏和职员到处进行宣传，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国际协会，另一边是几个精力充沛和忠心耿耿的人坚持不渝地反击我们的敌人的逼攻，并在工人队伍中传播独立和正义的思想。” 他在结尾时补充道： “任何人力都不能铲除我们在国内培植起来的解放思想，因为我们的敌人不得不同两种难以克服的力量作斗争：同权利和意志作斗争。” 最后，工人懂得：有志者，事竟成，只有依靠自己本身，才能取得自己彻底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 现在我们把在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有的分部，以及它们在1866年和1867年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交款总额 交款总额 英镑先令 辨士英镑 先令辨士 巴黎…………………4— —格朗维耳…………— —— 卡昂…………………1— —阿尔让唐…………— —— 里昂…………………1112 — 波尔多………………39 — 卢昂…………………—4 5 瓜德罗普岛…………—— — 维恩…………………57 6 索恩河岸纽维耳……15 3 邦丁…………………—— — 圣丹尼………………—— — 皮托…………………—— — 讷夏托………………—— — 利济厄………………—— — 努瓦尔河岸孔德……—— — 代表大会后新 阿尔库尔-土里……—— — 成立的分部 巴黎的装订工人…— 144 卡斯特尔诺达里…— —— 奥希………………— —— 奥尔良……………— —— 南特………………— —— 维耳夫朗舍………— —— 马赛………………— —— 菲沃………………— —— 哈佛尔……………— —— 阿尔及尔…………— —— 瑞士 我们从瑞士只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在那里也像在英国一样，国际协会的工作是吸收工人团体，也尽可能多吸收单个的人。不过应当看到，在瑞士每个工人团体的人数比英国的少。 成立分部的城市有：日内瓦、卡鲁日、洛桑、斐维、蒙特勒、纽沙特尔、拉绍德封、勒-洛克尔、圣克卢阿、圣伊米耶、桑维耳耶、比恩、穆蒂埃、博库尔、苏黎世、韦戚康、巴塞尔、伯尔尼、特腊美兰、布律吕和勒-布瓦。 1866年和1867年从这些分部收到的钱 交款总额 英镑先令 辨士 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4 —— 日内瓦（德语区支部）…………………………1 79 拉绍德封…………………………………………2 4— 勒-洛克尔………………………………………— 1710 比利时 比利时通讯书记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们： 我和比利时的通信是从编筐工人罢工的时候开始的。关于这件事情我曾写给公民万丹胡亭一封信，一星期后这封信在“人民论坛报”上刊登出来。[486]我以总委员会的名义通知他关于编筐业主的代理人从伦敦出发去招募比利时编筐工人的事。我在信中告诉他，必须用我们组织的力量去粉碎这个代理人的计划，而且为了表示团结一致，比利时工人必须拒绝任何招募，以便保证自己的英国弟兄获得胜利。 接着我又告诉公民万丹胡亭有几个比利时编筐工人返回祖国了，他们是由于相信了业主们后来并未兑现的诺言而到伦敦来的；我还向他述说了英国编筐工人的兄弟情谊。在信的结尾我着重指出，总委员会的活动对于工人战胜业主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的出版问题我曾和公民布里斯美通过信。这次通信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我按总委员会的指示向他请求贷款，而这是他所不可能提供的。我最近写的一封有关此事的信没有得到答复：显然，对公民布里斯美（他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来说，正式拒绝我们是非常难堪的；我认为这就是他沉默的原因。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比利时雪茄烟工人的信寄给了公民万丹胡亭，请他加以广泛的宣扬；对总委员会关于沙皇到巴黎的决议[487]，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我把总委员会关于伦敦裁缝罢工的决议通知了布鲁塞尔局，决议中建议比利时的裁缝无论如何都不要到伦敦那些发生罢工的工厂中去工作，并希望全体比利时工人发挥团结精神，给予伦敦裁缝以物质支援。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通告［注：见本卷第606—609页。——编者注］按照郊区圣吉耳6号这个地址寄给列日的公民德·维特，并寄给布鲁塞尔的公民万丹胡亭，请求他们以最大的注意力对待这个通告并且尽量广泛地传布它。 总而言之，我完成了总委员会指定我做的一切，而且敢于说我一次也没有收到来自比利时的任何责难。我把收到的几封信附在这个简短的报告后面。至于通信的费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对协会的一点捐助。 敬礼和兄弟情谊 贝森 德国和意大利 在德国，情况还不正常，而且不甚有利于我们协会的发展。但是，日内瓦的德国人支部的主席公民约·菲·贝克尔却在那里建立了几个分部，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这些分部的详细报道。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米兰和热那亚的工人团体已经办理过组织手续；我们同这些团体有通信联系，但是还没有收到它们的任何捐款。 美国 在美国有两个新的组织加入了国际协会；我们同LabourNationalUnion’sCommitte（全国劳工同盟的委员会）通信，也同InternationalIronmoulder’sUnion（国际铸工联合会）的主席通信。[488]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美国通讯书记的年度报告 （1866年9月—1867年8月27日） 我担任美国通讯书记这个职务以来的第一个事件是在英国收到了1866年9月份的一期“铸工国际报”，该报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出版者W.H.西耳维斯同时也是国际铸工联合会的主席。 这一期刊载了上个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决议的摘要刊登在1866年10月份的伦敦“共和国”周报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巴尔的摩代表大会在得知旧大陆的工人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类似的代表大会之后，便一致决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劳工同盟的执行委员会有全权派代表参加1867年的欧洲工人代表大会，即洛桑代表大会。 我从这份报上知道，担任全国劳工同盟的国际联系书记的是公民威廉·基卜生，据说他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直到今年8月初我才知道，公民基卜生的住址被弄错了，他不是住在纽黑文，而是住在诺里奇（康涅狄格州）。代表大会报告编写者的这个错误在我的活动中几乎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但是，我没有想立刻同书记基卜生通信，因为我认为在开始同他通信时最好把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正式报告寄去。关于这个报告迟迟不能发表的原因，在总委员会的总的报告中已经说过了。 1866年12月初，与总委员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的公民奥尔西尼，把住在纽约的五个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姓名通知我们，并请求我们同他们通信。他还请求发给他们委托书，委托他们在美国进行利于协会的活动。 已经把信连同相应的委托书寄给了奥尔西尼所说的那五个公民；但是不论我还是总委员会都没有收到这些信的任何复信。 这样，我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可是奥尔西尼通知总委员会说：在纽约人们开始很关心我们的协会；有名的演说家，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温德耳·菲力浦斯曾建议举办一些收费的公开讲演来资助我们的协会，因为他深信，协会的宗旨及其领袖应当得到这样的援助。 奥尔西尼还说，爱尔兰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詹姆斯·斯提芬斯在纽约加入了我们的协会。 1867年3月，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开始用英文连载在伦敦的“国际信使”上。刊登这份报告的4期“国际信使”一出来，也就是在4月，我就把这四期寄给了下面四个人：一份按照所设想的住址寄给了书记基卜生，另一份寄给W.H.西耳维斯，第三份寄给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出版的忠于工人利益的日报“呼声报”的编辑，第四份寄给芝加哥（伊利诺斯州）“工人辩护士报”[489]的编辑，该报是美利坚联邦西部各州工人的主要机关报。我在寄给书记基卜生的那几份报中附上一封信，信中指出总委员会非常重视同全国劳工同盟的密切接触和经常联系。 这封信没有回音，我也无法证实报纸是否收到了。这次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信和报纸没有寄到诺里奇，而是寄到了纽黑文。 寄出这些文件只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伦敦报纸“国际信使”的编辑从5月起开始收到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这两家报纸之间建立起了互换报纸的关系。从此“国际信使”的编辑约瑟夫·科勒每周都从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上摘录一些东西报道给自己的读者。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已于5月1日全文刊登完毕；报告的后一部分我也按照上面所说的四个住址分发出去。 这个报告的摘要转载在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上。我无法知道其他两家报纸中是否有一家刊登了报告的摘要以及它们是否对此表示过意见。 在春天这段时期内，总委员会根据里昂局的书面请求研究了关于大批丝织工人可能从里昂迁到美国去的问题。里昂局告诉我们，许多纺织工人不满意自己在祖国的命运，他们希望迁到美国去，并且把自己的生产工具也搬到那里去。但是他们想知道，美国的资本家有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垫付搬家费和购置最需要的日常用具的费用。总委员会立刻委托我向几家美国报纸的编辑部和几个政府人员谈谈这个问题。我执行了这一指示。信件是由一个去纽约的姓科切克的波兰人捎到美国去的。这一次又没有任何回音！科切克走后我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6月间总委员会托我写信给W.H.西耳维斯，请求他帮助正在罢工的伦敦裁缝。6月11日我写了信。借此机会我向西耳维斯表示，我由于没有收到书记基卜生的任何复信而感到烦恼。我请他告诉我全国劳工同盟委员会的任何其他委员的姓名和住址。 6月25日西耳维斯在复信中告诉我为什么美国五金工人不可能帮助罢工的伦敦裁缝。他还把住在纽约的全国劳工同盟的积极活动家威廉·约·杰塞普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了我。 我一把这封信报告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就委托我赶紧把洛桑代表大会的开会日期通知威廉·杰塞普，并且告诉他总委员会将因在洛桑见到美国代表而感到荣幸。我根据委托于7月19日写了信。信中讲述了我想和书记基卜生建立联系而毫无效果的情况，同时寄给杰塞普一份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 我收到了这封信的复信，复信的日期是8月9日。从这封复信中可以看出，杰塞普对于同大陆的和大不列颠的工人建立联系的建议表示满意。他对于因弄错书记基卜生的住址而造成的耽搁感到遗憾。他同样感到遗憾的是，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8月19日）同预定的召开洛桑代表大会的日期如此接近，以至于因时间不够而不可能派代表到欧洲来。然而我不久前在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上读到的一篇文章中说，关于派代表到洛桑去的问题将是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首要问题之一。 杰塞普答应，“鉴于它的重要性”，他要向芝加哥代表大会宣读我7月19日的信，并且要把刊登关于芝加哥代表大会的精彩报道的报纸寄给总委员会。他希望今后仍和总委员会通信，即使将来改选后他不再担任全国同盟副主席也是一样，因为除了这个职务他还担任纽约工人联合会[490]的通讯书记。他接受我关于互换工人阶级的机关报的建议。以上就是我对他那封有趣的亲切的信的内容所作的简短而不全面的转述。 本月初公民马克思把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交给我，信中说在新泽西州的霍布根成立了我们协会的分部。[491] 大约与此同时，伦敦报纸“国际信使”的编辑给我看了一份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全国劳工同盟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工人的号召书，号召书中邀请工人派代表参加芝加哥代表大会。在这本小册子的封面上我发现了书记威廉·基卜生亲笔写的姓名和住址，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过去我所知道的他那个住址是错误的。我很惋惜由于这个错误而耗费的宝贵时间，只好用一句俗语来安慰自己：“晚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这就是我所作的各种尝试的经过，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成果。但是我仍然希望在将来事情会有良好的结果。 现在还有两个问题应当谈一谈。 美国工人为争取更多空闲时间所作的努力（即大家闻名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吸引了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注意。因此我认为不妨非常简短地、概括地重复一下我所知道的去年一年在这方面获得的成果。鼓动工作开展得很快，而且立即在华盛顿国会上和某些州的立法议会上得到了反应。关于在联邦政府举办的工程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在联邦众议院仅仅遭到半数票的反对。 某些州的立法议会规定，如果没有特殊的合同，工作日不得超出八小时。在纽约州也通过了这样的法律，但是纽约的工人暂时还没有敢于要求它付诸实现。不久以前这个州的工人举行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讨论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所应遵循的策略。结果决定，各地将在今年11月1日同时提出实现这一法律的要求，尽可能不降低工资，但是，如果有必要降低，就降低。若从辩论的情况来判断，大多数代表同意降低工资。 在加利福尼亚州还没有通过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但是在今年7月以前的19个月当中，实际上在那里占优势的是八小时工作制。根据最近来自这个州的消息，业主们宣布同盟歇业来反对这个新制度，这些反动企图的后果是许多企业停工。 很高兴告诉总委员会，从明年1月1日起，普通信件的邮资将降低一半，也就是从1先令国政府刚刚签订了合同。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美国书记彼得·福克斯 五、总论 上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一年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不断进行斗争的标志下度过的：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不断地发生罢工、同盟歇业和迫害工人的事情。 资本顽强而残暴地迫害工人，因为它本能地感觉到，劳动占据理当属于它的位置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美国有一个团体为了维护自己存在的权利不受资本的侵犯，曾花费了70000美元。[492] 在英国CourtsofLaw（法庭）曾通过一项决议：盗用工联的基金可以不受惩罚。成立了一个官方的工联调查委员会，目的是要消灭工联，或者至少是限制它们的活动。 最近伦敦裁缝业主对工人提起的诉讼案件，在巴黎对缝纫工人的判决，在马尔希延（比利时）对矿工的屠杀——所有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社会只是由两个相互敌对的阶级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构成的，只有全世界工人的团结才能使我们走向彻底的解放。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正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竭力追求的目的。 最后让我们高呼：“全世界的工人们，让我们联合起来！” 代表总委员会： 主席奥哲尔 总书记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威·德尔 财务书记肖 通讯书记： 欧·杜邦（法国） 卡·马克思（德国） 扎比茨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国） 贝森（比利时） 卡特（意大利） 保·拉法格（西班牙） 汉森（丹麦） 起草于1867年8月下半月 载于小册子“向1867年9月2日至8日在洛桑举行的 工人代表大会宣读的报告”1867年拉绍德封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向1867年9月2日至8日在洛桑 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宣读的报告”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80]总委员会向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包括总的叙述和关于各个国家的报告，它在8月20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被通过，并在9月3日的会议上由吉约姆用法语、埃卡留斯用德语向代表大会宣读。它被载入1868年4月问世的“向1867年9月2日至8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宣读的报告”1867年拉绍德封版（《Rapportslusaucongrèsouvrierréunidu2au8septembre1867àLausanne》.Chaux-de-Fonds，1867）一书中。报告中有关美国的部分是彼·福克斯写的，他的手稿还保存着，附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中。 国际的洛桑代表大会是在1867年9月2—8日举行的。马克思因忙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付印工作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各个地方的报告，这些报告证明国际的组织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巩固起来。蒲鲁东主义者不顾总委员会的反对强使代表大会接受了他们的议程：再次讨论了合作问题、妇女劳动问题、教育问题以及许多枝节问题，这些问题转移了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它不能专心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议程上所拟定的真正迫切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得以通过几项自己的决议案。然而他们未能夺取国际的领导。代表大会重新选出原先的委员组成总委员会，并决定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仍设在伦敦。——第614页。 [481]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刊登在1867年3月27日、4月17日和5月1日“国际信使”第12、15和17期上。 “国际信使”（《TheInternationalCourier》）——见注167。——第614页。 [482]“工人报”（《TheWorkingMan》）是在流亡伦敦的法国民主主义者约瑟夫·科勒的参加下，于1861—1867年在伦敦出版的报纸，出版曾一度中断。——第615页。 [483]见注231。——第616页。 [484]这里所说的事件发生在1866年10月至11月。——第618页。 [485]在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见注170）过程中，伦敦的工人不得不为在首都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的权利而斗争。尽管政府禁止预定在1866年7月23日在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群众大会还是召开了，而且事情弄到参加大会的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内务大臣同意改革同盟使用伦敦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然而在筹备预定7月30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第二次群众大会时，改革同盟委员会由于害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涨，通过决议一概不在露天举行群众大会。——第619页。 [486]比利时通讯书记贝森的信刊登在1866年11月4日“人民论坛报”第44号上。——第626页。 [487]指的是1867年6月18日总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总委员会在决议中欢迎巴黎人民群众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巴黎时所采取的行动，并且赞扬他们表示同俄国沙皇制度压迫下的波兰人团结一致的示威。决议发表在1867年7月22日“共和国”周报第224号上。——第627页。 [488]全国劳工同盟——见注242。 国际铸工联合会——是美国工人的一个大的工会，在西耳维斯的领导下于1859年开始组织而于1863年最后组成，主席是西耳维斯。联合会把全国范围内的地方铸工联合会联合起来，并且在英属哥伦比亚和加拿大都有它的组织；它为地方联合会的集中活动而斗争，有组织地领导罢工运动，对于全国其他工会的巩固有巨大的影响。——第628页。 [489]“工人辩护士报”（《TheWorkingman’sAdvocate》）是1864年至1877年在芝加哥出版的工人周报；它报道工会运动问题，公布国际的文件，是全国劳工同盟的机关报。——第630页。 [490]纽约工人联合会是纽约各工会的一个联合组织，成立于1863年，任务是团结纽约工人向企业主作斗争，保证对罢工者的支援，并且在解决工人和企业主的冲突时起中介作用。——第632页。 [491]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所附的彼·福克斯的手稿上接着指出，马克思除了把弗·阿·左尔格1867年7月10日的信交给福克斯以外，还交给他加入了协会的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一份章程。 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是根据德国革命流亡者弗·康姆和阿·康普的倡议于1857年成立的。马克思的战友约·魏德迈、弗·阿·左尔格、海·迈耶尔、奥·福格特在它的活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第632页。 [492]这里指的是国际铸工联合会，正如在1867年7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它的领导人西耳维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的，1866—1867年它花费了很大一笔钱帮助罢工的工人。——第63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新蓝皮书的统计数字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关于新蓝皮书的统计数字的发言记录[477] 摘自1867年7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提醒总委员会注意议会的蓝皮书——“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的工商业情况的报告。1867年”，并从蓝皮书中摘出如下几段： “1864年头11个月，比利时进口7200吨未加工的生铁，其中5300吨是从大不列颠进口的；1865年同一时期，生铁进口增加到18800吨，其中17000吨是从大不列颠进口的；1866年，生铁进口达29590吨，其中26200吨是从大不列颠进口的。另一方面，1864年头11个月，比利时出口的生铁达24400吨，其中17200吨输入法国，5900吨输入英国，而在1866年同一时期，生铁出口没有超过14000吨，其中9600吨输入法国，输入大不列颠的只有241吨。比利时出口的钢轨也从1864年头11个月的75353吨减少到1866年的62734吨。 现在以表格的形式列出1866年头11个月同1864年同一时期相比较的关于比利时从大不列颠进口的各个品种的钢铁和大不列颠从比利时进口的钢铁的材料。 比利时从大不列颠进口头11个月 1866年1864年 （单位：吨）（单位：吨） 矿石和金属屑…………………………………01 未加工的铁、锭铁和废铁……………………262115296 加过工的铁（钉子、铁丝等）………………10311777 金属铸件………………………………………4124 锻铁……………………………………………255203 扁钢、钢板和钢丝……………………………32191227 锻钢……………………………………………5220 ———————————————————————— 共计……………………………………………312898528 大不列颠从比利时进口头11个月 1866年1864年 （单位：吨）（单位：吨） 矿石和金属屑…………………………………17685555 未加工的铁、锭铁和废铁……………………2415920 加过工的铁（钉子、铁丝等）………………67279436 金属铸件………………………………………57 锻铁……………………………………………120 扁钢、钢板和钢丝……………………………5056 锻钢……………………………………………165 ——————————————————————— 共计………………………………881720979 简单总结是：1864年（头11个月）比利时向英国输出20979吨铁和钢，而1866年却只有8817吨，可是英国向比利时输出的铁和钢却从1864年的8528吨增加到1866年的31289吨。” 马克思提醒道，一些资产阶级报纸去年大肆叫嚣说什么工联的存在引起了极有害的后果；它们断言什么由于工联的活动而使受到比利时制铁业排挤的英国制铁业丧失了自己的阵地。所有这些大肆叫嚣的报纸，不仅没有报道过上述蓝皮书的内容，而且连蓝皮书的出版也没有提到过。 载于1867年7月27日“工人报”第18号和1867年7月27日“蜂房报”第30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77]马克思的这份发言记录，是从1867年7月27日“工人报”第18号上剪下来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的，上面还附有在核实记录时所提出的修改。马克思所做的摘录取自议会蓝皮书：《ReportsbyHerMajesty’sSecretariesofEmbassyandLegation，ontheManufactures，Commerce，etc.，oftheCountriesinwhichtheyreside》.London，1867，№5，pp.594—595（“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第5号第594—595页）。这份议会蓝皮书中的数字错误保留未动。报纸印错的数字根据蓝皮书原文作了订正（关于蓝皮书见注4）。——第61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472] 致会员、各附属团体和全体工人 无产者们！ 从我们收到的通讯中可以看出，协会的会员仍在继续努力宣传国际协会的原则并成立新的分部。这项活动在瑞士进行得特别出色，在那里，我们的大多数分部都积极地从事建立各种工人团体，并使这些团体靠拢我们。 在比利时，自从马尔希延大屠杀[473]以后，正在进行值得赞扬的努力来团结比利时全体无产阶级，使它受到我们的保护。 但是在其他国家里，却有种种情况妨碍了我们的宣传工作。 在德国，1848年以前是那样有兴趣研究社会问题，而现在，几乎所有的积极力量都被国内展开的统一运动吸引住了。 在法国，由于工人阶级享有的自由有限，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协会都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快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因为我们本来以为，英国工人团体由于我们的关系而在法国工人最近几次罢工[474]期间给予法国工人团体的帮助，会保证我们得到全体法国工人的支持。现在，当法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进入一个我们称之为英国式的阶段的时候，也就是说斗争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性质的时候，工人们应当懂得，要成功地与资本家的力量相对抗，就必须有一个把工人团体的各种队伍连结在一起的巩固联盟。 在英国，选举改革运动曾经席卷全国，经济运动暂时被挤到了次要地位。但是现在，当改革运动已经停止，通过对工联的调查[475]已经查明工人阶级的人数并证实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切工人团体都会懂得我们这个组织的益处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协会的作用已经不止一次地在工人阶级代表的会议上得到了应有的估价，许多团体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英国拥有组织强大的无产阶级，因而有义务成为我们最可靠的支柱之一。 美国看来在它刚刚经过的流血战争中恢复了青春：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并对在美国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几个州的立法议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由于应届的总统选举，各个政党不得不公开说明自己的行动纲领。激进党借参议院主席威德的口承认必须首先专门研究劳动和资本的问题；它公开主张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土地所有制。由于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相当高的组织性，它一定能够使自己的要求得到实现。 目前，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工人阶级都动起来了；在那些工厂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工人阶级有更加团结一致的组织，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带有最尖锐的性质。 在资本的权力面前，人失去了他个人的力量；工厂中的工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为了恢复自己的个性，工人不得不团结起来，建立协会以保障自己的工资和生活。到目前为止这些协会还带有地方性质；但是资本却由于新的工业发明而日益强大起来；国家范围内的协会在许多场合都暴露出自己软弱无力。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时候可以看到，厂主为了对抗自己的工人，不是把外国工人运进来，就是把活儿交到劳力最便宜的国家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要想比较顺利地继续自己的斗争，就必须把全国性的协会变为国际性的协会。 希望全体工人注意研究对于问题的这种新的观点，希望他们相信，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就能保住自己的面包和自己孩子们的面包。 我们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号召大家促使将于1867年9月2日在洛桑召开的应届代表大会成为工人阶级的雄壮的示威。 按照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条例，每个分部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拥有500名会员以上的分部，每超出500名会员可增派代表一名。没有足够资金派遣代表的分部，可以和其他分部共同负担一名受权代表它们的代表的费用。[476] 代表大会将讨论以下的问题： （1）用什么实际手段把国际协会变成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的总的中心？ （2）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利用本是他们提供给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贷款来为自己的解放服务？ 敬礼和兄弟情谊 通讯书记： 欧·杜邦——法国卡尔·马克思——德国 扎比茨基——波兰海·荣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国贝森——比利时 卡特——意大利保·拉法格——西班牙 汉森——荷兰和丹麦 主席乔·奥哲尔 副主席格·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威·德尔 财务书记肖 总书记彼得·福克斯 于牛津街，城堡街16号 起草于1867年7月中 1867年7月在伦敦印成传单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注释： [472]“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是按照马克思校订过的法文本刊印的。最初的用英文写的呼吁书是1867年6月4日由总委员会指定的委员会写的，并在7月9日的会议上通过。在这次会议上拉法格受托把呼吁书译成法文。决定把呼吁书首先译成法文的原因是，巴黎各支部的蒲鲁东主义的领导背着总委员会制定了自己的代表大会议程。 法文的呼吁书同英文本有很大的不同，它在伦敦以传单的形式印发，标题是：“国际协会总委员会致会员、各附属团体和全体工人的呼吁书”（《AddresseduConseilGénéral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Auxmembresetauxsociétésaffiliéesetàtouslestravailleurs》），并在1867年8月31日“人民论坛报”第8号和其他许多报纸上转载。约·菲·贝克尔把法文的呼吁书译成德文，并把它收入1867年夏在日内瓦印发的传单，这个传单的标题是：“邀请参加9月2—8日在洛桑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EinladungzumzweitenKongreßderInternationalenArbeiterAssociationam2.—8.SeptemberinLausanne》），后来又转登在1867年8月“先驱”第8期上。——第606页。 [473]指1867年2月在马尔希延枪杀比利时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第606页。 [474]指1867年2—3月间发生的巴黎铜匠和裁缝的罢工。——第606页。 [475]皇家英国工联调查委员会是于1867年2月任命的。由于工联的积极性日益增长而引起的调查，旨在宣布工联为非法，或者至少限制它们的活动。为了对付政府的这个措施，工联在全国举行了群众大会和会议，并于1867年3月5—8日在伦敦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没有能够对工联提起控诉。——第607页。 [476]指条例第六、七、八条（见《Rule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London，1867）。——第60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在1867年2月2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纪念会上的演讲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在1867年2月28日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纪念会上的演讲记录[471] 卡尔·马克思谈到雇佣劳动和资本，并且极为清楚地说明了工人怎样创造了资本，别人怎样靠工人亲自劳动的产品而使工人处于奴隶地位，以及资本怎样被系统地利用来给工人更紧地钉上镣铐。的确，所谓的自由工人有一种感觉，感到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但是事实上他却处于资本的权力之下，因为他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好赚得一点可怜的工资以满足自己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自由工人的物质状况比奴隶和农奴还差。对工人阶级来说，用不着消灭个人的财产，因为它早就被消灭并且一天天地还在被消灭，而真正应该消灭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因为它是全靠欺骗得来的。 至于德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这方面德国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能够成功地采用激进手段的。第一，德国人比别国人更多地摆脱了各种宗教邪说；第二，他们用不着像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经过漫长的资产阶级运动的阶段；第三，德国的地理位置迫使他们向东方的野蛮势力宣战，因为各种各样的反对西方的反动势力都是从那里即从亚洲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将推动工人的政党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为了彻底解放自己，就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弗·列斯纳记录 载于1867年3月“先驱”杂志第3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注释： [471]1867年2月28日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263）成立二十七周年纪念会上作了演讲。和德国工人一起参加庆祝会的还有国际在伦敦的法国会员和英国工人运动的代表。在会上演讲的除马克思以外还有总委员会委员彼·福克斯、格·埃卡留斯和其他演讲人。 包括马克思的演讲记录在内的会议报道是由弗·列斯纳写的，并由他寄给约·菲·贝克尔在“先驱”杂志上发表，报道载于该杂志1867年3月第3期。——第60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470]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5日会议上通过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新的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这些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 1866年9月3—8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代表大会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一切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根据这一切，代表大会最后确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如下： 第一条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互相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第二条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的工人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主席、总书记、财务委员、各国书记。每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并赋予总委员会以增加新委员的权利。 代表按代表大会确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可以改变集会地点，但不能推迟集会时间。 第四条总委员会在每年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协会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期限召开代表大会。 第五条总委员会同各种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在所有的团体中加以讨论，并使协会在由于某种实际建议或国际纠纷而需要它加以干预时能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个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 为了加强同各个支部的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六条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总委员会的行动愈少分散，它的活动才能愈有成效，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每一个国家中的地方性的分部联合成由中央委员会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在运用这一条时，要考虑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条例 ［注：原文为《Règlementsspéciaux》。——编者注］ 1．总委员会受权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a）为此，它收集各中央委员会送交给它的一切材料，以及它能够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一切材料。 （b）它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在各中央委员会的协助下把代表大会的议程通知每个分部。 2．总委员会应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经常出版通报，报道国际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情况。这种通报主要应该涉及以下问题：工作的供求状况，合作团体，所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状况，等等。 3．上述通报以各种文字出版，并分发给所有同总委员会联系的委员会，然后由各委员会负责发给每个分部一份。 4．为了使总委员会能够执行这些决议，在1866—1867年度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向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征收30生丁（3辨士）会费。 这些会费主要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多种费用，如总书记薪金，发表文件及通讯的费用，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其他筹备工作的开支，等等。 5．在一切条件许可的地方建立中央委员会，其负责人员由该国的各个分部任命，并可以随时由各个分部加以撤换。各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员应向总委员会每月至少呈交一次报告，在必要时则应不止一次。 6．各中央委员会的开支由同它们联系的各个分部负担。 7．同总委员会联系的各中央委员会，也像总委员会一样，有责任为协会分部给予协会会员的贷款作担保，但申请人的会员证上必须有申请人所属分部书记的签名。 如果申请人向之提出贷款申请的分部没有经费，它有权向开立贷款账的理事会或分部开发期票。 8．各中央委员会和分部在每个协会会员要求阅读总委员会报告时，应该无偿地向他们提供这些报告。 9．每个分部，不论其人数多少，均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如果某一分部没有经费派遣代表，它可以同其他分部合派一名代表。 10．代表的费用由派遣该代表的分部或合派该代表的几个分部负担。 11．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2．会员在500人以上的分部或小组，每500人可以增派一名代表。 13．在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有一票表决权。 14．每个分部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拟定自己的条例和章程，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15．本章程和条例可以由每次代表大会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要求修改。 1866年9月5日和8日通过 1866年在伦敦印成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卡·马克思和保·拉法格的手稿译的， 并根据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校对过 注释： [470]这份由马克思和拉法格于1866年秋天以法文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与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5日和8日会议上批准的这两个文件的原文稍有出入。日内瓦代表大会之后，在被法国当局没收的代表大会材料尚未发还总委员会期间，国际的法国各支部纷纷要求把章程和条例寄给它们。因此，1866年10月16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伦敦以法文出版这些文件。小册子于1866年11月底出版，书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1866年伦敦版（《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Statutsetrèglement》.Londres，1866）。在出版的1000册中，运往法国的800册在边境上被扣留，因此，这个版本没有流传开来。此后不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材料发还给了总委员会，当时总委员会正在着手准备在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国际信使”上以英文和法文正式公布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它所批准的文件。1867年在伦敦出版了章程和条例的单行本（《Rule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London，1867）。 由马克思开始而由拉法格继续完成的章程和条例的法译文手稿被保存下来，这个译文的文字同在伦敦以法文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是一致的。在本卷中，章程和条例是按这份手稿译的，并根据铅印的小册子校对过。——第59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马志尼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关于马志尼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的发言记录[467] 摘自1866年3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在他的发言中涉及到上次会议处理问题的情况。他说，沃尔弗少校关于我们的章程似乎是马志尼写的这一声明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章程是马克思本人在委员会讨论了几个方案（其中也有沃尔弗的方案[468]）之后写的。这几个方案在两个问题上彼此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谈到资本压迫劳动的问题。沃尔弗赞成集中，但是在谈到工人团体时，指的只是互助会。马志尼起草的章程是在那不勒斯举行代表大会以前发表的。 在马克思写的宣言发表以前，马志尼未必能看到这个宣言，因为宣言一直在马克思的口袋里；除非是马志尼在宣言到了勒·吕贝手里以后，而还没有送给“蜂房报”时看到了这个宣言。 其次，马志尼给布鲁塞尔的封丹寄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比利时各团体的，信中预告它们要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关于这一点，德·巴普曾经在代表会议上声明过。[469] 沃尔弗少校不是委员会委员；他应当把他打算提出控诉这件事书面通知委员会。马克思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其他大陆国家的书记提出抗议，反对上次会议对问题的处理，并要求把这一点写进记录中去，因为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可能还会提出这个问题。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467]马克思在1866年3月13日会议上的发言反映出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歪曲国际作为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真正性质的一个斗争情节。1865年春季退出总委员会的马志尼分子鲁·沃尔弗出席了1866年3月6日的委员会会议并且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批评了总委员会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见本卷第586—596页），说什么信中似乎有涉及马志尼的不正确的论断。在具有机会主义情绪的英国委员的影响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向马志尼和沃尔弗本人表示道歉。3月10日在马克思家里召开了欧洲大陆国家的通讯书记（杜弗、荣克、龙格、博勃钦斯基）会议，会议决定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下次会议上提出抗议。 马克思在1866年3月13日会议上的发言原稿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第597页。 [468]鲁·沃尔弗在1864年10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纲领性文件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章程是马志尼为了要联合各意大利工人团体而起草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写成的这个草案是1864年7月在“工人协作社报”（《IlGiornaledelleAssoziazionioperaie》）发表的、并且在1864年10月底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条例”的基础。——第597页。 [469]指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见注143）。在代表会议的记录中，德·巴普的这个声明没有得到反映。——第59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462] 于伦敦弗利特街包佛里街18号 致“佛尔维耶回声报”编辑先生 阁下： 我们信赖您的正义感和您“在工人阶级中间传播真理和普及教育”的愿望，因此恳请您将附上的这封信予以发表，这封信的副本已经寄给公民韦［注：韦济尼埃。——编者注］了。 忠实于您的荣克 韦先生： 在1865年12月16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其目的似乎是要向劳动者解释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所遵循的原则；公民勒·吕贝向委员会介绍了这篇文章（这是根据给他的委托），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是匿名发表的，然而是出于您的手笔。 在讨论了这篇文章之后，中央委员会于1866年1月9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要求公民韦论证他所提出的事实，如果拒绝证实或者不能证实这些事实，就把他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由于您的文章同真实情况完全不符合，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恢复真相；中央委员会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托付给自己的权力，不打算以诬蔑还击诬蔑，以伪造的非难对付伪造的非难，不愿意堕落到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它让被非难者本人来为自己辩护，它不会在任何东西面前止步不前，同时不管虚伪的朋友怎样说，它决不让自己受到任何怀疑。 下面几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 一 “不久，全体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都辞职了，他们退出的理由是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的九个法国委员中只有两人退出，即德努阿尔先生和勒·吕贝先生，而且后者很快又回来了；至于意大利委员，其中有一人（公民沃尔弗）说明了自己退出的理由并不是“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而是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由小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公民勒弗尔的决议［注：见本卷第90—92页。——编者注］，可是这个决议在几小时以前他本人还以小委员会委员的身分投票赞成过。 二 “委员会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一直进行工作到今天。”（“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退出委员会的两个法国委员之一，前法国书记公民勒·吕贝不久就作为德特弗德支部的代表回来了；因此，“委员会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为时不久。 三 “它（委员会）公布了宣言和临时章程；前者出自一位著名的拉丁族政论家之手，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宣言和章程是在意大利委员和两名法国委员退出委员会以前发表的；宣言并不是出自拉丁族的著名政论家之手，而是出自日耳曼族的作家之手；［注：前者指朱·马志尼，后者指卡·马克思。——编者注］还在拉丁族政论家看到宣言以前，宣言就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其中包括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一致通过了；拉丁族政论家不仅不是宣言的作者，而且如果他事先看到这个文件，他就会因为宣言的反资产阶级倾向而号召意大利委员起来反对它；但是他晚了，只能阻止意大利委员把宣言译成意大利文。显然，您从来没有读过这个宣言，而拉丁族政论家也不会因为您把他当作这个作品的作者而感激您。 四 “它（委员会）是否力争达到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彻底解放劳动者呢？ 没有！它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一年的宝贵时间浪费在召开代表会议和制定应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上面，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只是到1865年才开始工作；因此，在代表会议以前是有9个月的时间；它把这9个月的“宝贵时间”用于建立国际联系和扩大英国国内的联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由委员会委员组成的代表团每周都访问了各种不同的工人团体，建议它们加入协会。这项工作的成果如下：到代表会议召开时，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有14000名会员；加入协会的包括鞋匠协会和泥水匠协会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这些规模巨大的工人组织（工联）的最有威信和最著名的活动家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创办了报纸，其名称（“工人辩护士报”）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任务，它随时随地都维护着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英国成立了争取普选权的团体（改革同盟）——这个团体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其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和大部分委员都是从我们的人中间选举出来的。 在法国有数千名拥护者。 在巴黎有一个强有力的、活动积极而又无可非议的理事会领导着一个拥有2000多名会员的组织；在里昂、卢昂、南特、卡昂、讷夏托、庞-勒韦克、邦丁、圣丹尼、利济厄、皮托、伯利维尔以及其他地方都有分部。 在瑞士：在日内瓦有一个由优秀人物组成的领导机构，领导着一个拥有500名会员的组织；在洛桑、斐维、蒙特勒和纽沙特尔州都有分部。 在比利时，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最好的征兆；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认为，西班牙很快也会学比利时的榜样。 五 “不，它（委员会）甚至既没有邀请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或许许多多的英国团体派一名代表、也没有邀请组织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团体或法国现存的这些团体派一名代表来参加它于1865年9月举行的代表会议，因为托伦、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提不出什么证据来说明他们负有全权代表的责任。他们不仅不是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且他们参加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成了妨碍这些团体派出自己的代表的唯一原因。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这样的团体，它们由于这个原因而拒绝参加代表会议，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按照业已确定的原则，只有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和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团体才能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我们的财政状况使我们不得不把代表的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 从“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能够派遣代表的只有舒尔采-德里奇组织的各消费合作社和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即全德工人联合会。前者只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工具（这一点它的成员是不知道的），舒尔采-德里奇就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之一；至于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它们过去而且直到现在都是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其中有一部分同俾斯麦达成了协议，而另一部分、即当时尚未改组的那一部分则承认曾作为瑞士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约·菲·贝克尔的领导。在代表会议期间，贝克尔接到了佐林根工厂工人的委托，于是他也成了日内瓦德国人团体（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当时伦敦的德国人团体（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派有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463]。 除了工人们在德国建立团体时所遇到的阻碍外，法律也禁止他们加入外国团体；然而仍然有几个协会的支部在德国的北部和南部建立起来了。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困难，那末是否应当对于德国并没有像中央委员会所期望的那么多的代表这一点感到惊讶呢？ 中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很好地代表了英国人的团体。主席奥哲尔是工联理事会（英国所有工联的最高理事会）的书记；总书记克里默是木工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改革同盟的书记豪威耳同时又是泥水匠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和泥水匠协会书记柯耳森都是这个协会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代表；一个人寿保险互助会的理事会的成员威勒尔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代表鞋匠（有5000名会员）的是奥哲尔、摩尔根和柯普，而肖则代表了彩画匠，等等。 出席1865年意大利工人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公民沃尔弗，以及委员会的其他意大利委员，虽然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在意大利却连一个会员也没有能够吸收；中央委员会感到十分遗憾，意大利委员甚至到退出委员会时都没有得到“组织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团体”的充分信任，没有能说服哪怕是一个这样的团体加入国际协会。 “……或法国现存的这些团体……因为托伦、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 里昂支部的成员由于经费不足不能派出代表而表示遗憾，但是他们也像卡昂支部和讷夏托支部的成员所做的那样，寄来了信件，因而也就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活动。 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和瓦尔兰是由巴黎支部一致投票选出的；这个支部是由各种专业的工人和“劳动信贷”协会的几百个会员组成的。这个协会的领导人贝律兹也是支部的成员；他们全都参加了或者可以参加代表的选举。4个巴黎代表之一的利穆津是各合作团体的国际性机关报“联合”报理事会秘书。 克拉里奥耳先生是巴黎印刷工人协会的代表。席利先生、杜美尼尔-马里尼先生等人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从巴黎来出席了代表会议，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 您所说的由于托伦、弗里布尔之流的参加而妨碍它们不能派遣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其他团体是哪些呢？您是否指在法国目前制度下容许存在的唯一团体十二月十日会[464]呢？ 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在巴黎的所有自由派报纸上都发表了，既没有引起国际协会会员或法国合作团体成员的任何怨言，也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异议；代表们所持有的代表资格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小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 代表会议一开始，巴黎代表就提出了关于他们理事会的活动和关于财政状况的详尽而精确的报告，为了证实这个报告，他们还把他们的账簿和全部往来信件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对于巴黎理事会为在法国创建和宣传国际协会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只有表示欢迎。 六 “比利时派遣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表——公民德·巴普，但他是一个拥有很多团体的国家的唯一代表。”（“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比利时只派遣一名代表，而这名代表又恰好代表着最少数的选民，这是极可惋惜的。可是塞扎尔·德·巴普这个人毕竟还是称职地代表了比利时。 七 “从瑞士，或者更确切些说，从日内瓦来了两名代表，两人都不是瑞士人，一位是法国流亡者，一位是巴登流亡者，他们同上述两名似乎是法国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代表会议；结果有五名或者六名同一种类的人，而只有一名真正认真选出的代表——比利时人。”（“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瑞士代表是由国际协会瑞士各支部、成员全是瑞士人的格留特利联盟[465]以及德国人团体普遍投票选举的。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也通过它在瑞士的国际协会组织中的代表参加了选举。瑞士的协会会员由于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在国际协会史中占据了光荣的地位。 瑞士代表不是同“两名似乎是法国的代表”、而是同四名巴黎代表一起来参加代表会议的。 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之一公民贝克尔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是瑞士人；比恩市的公民称号是为了感谢他对国际民主事业的效劳而授予他的；他既是工人，同时又是出色的鼓动家、战士、组织家和作家；他一直把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贡献给劳动者的事业；像这样的伟人居然遭到小人们的攻击，这是可笑的。显然，只有那些以自己的正直和无私见称的人才能评论他们的功绩。 八 “我们要问：能不能认为这种成果是令人满意的呢？”（“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几乎全是由一些拿惯了锤子和锉刀的工人组成的，他们只是牺牲了个人的利益才把锤子和锉刀换成笔杆；他们拿起笔杆，始终是为了维护或宣传某种崇高的事业，而决不是为了给波拿巴主义效劳。如果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不如工人们一般所期望的那样令人满意，那末我们深信，他们会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令人疲惫的劳动日之后还必须进行夜间劳动，考虑到他们的弟兄们在不得不经受了怎样的不安之后才使事情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 九 “委员会受到有害的影响，把类似关于必须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这样的违背协会宗旨的问题列入了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4号） 中央委员会把关于消除俄国佬（而不是俄国，这完全是两回事）在欧洲的影响的问题列入了自己的议程，这是受到了什么有害的影响呢？“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在我们的宣言中已经原则上得到了承认，这个宣言绝不是在什么人的有害的影响下发表的。 还有什么问题是在这种有害的影响下列入议程的呢？ 十 “这个重大错误已经招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群波兰人要求让他们参加委员会，并且他们很快就会在委员会中拥有绝大多数。”（“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4号） 一群波兰人根本没有要求让他们参加中央委员会，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也决不是占绝大多数，而是不到二十分之一。 作者声称：“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列有十二个问题的议程，并把它提付表决，这十二个问题几乎包括所有最一般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但科学问题一个也没有提出。”可是过了几行，他连一口气也没有喘就又承认还是这些问题具有“科学的意义”；怎样同这样的作者进行理智的交谈呢？ 中央委员会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偏执，它一向力求采纳劳动人民事业的一切真诚朋友的高见；它极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伟大原则和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抱着这种目的在瑞士创办了三家报纸：法文的“国际工人协会报”、“未来呼声报”和德文的“先驱”；在英国创办了唯一的以民族自决权为依据、认为爱尔兰人有权摆脱英国的枷锁的英国报纸“工人辩护士报”[466]。 中央委员会不能做自己本身行动的鉴定人。日内瓦代表大会将要决定：委员会是否辜负对它的信任，它是否轻率地背弃了它所承担的崇高使命。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海·荣克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1866年2月15日 载于1866年2月20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4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佛尔维耶回声报” 注释： [462]“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是荣克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的，并且由马克思校阅过。荣克在1866年1月15日和26日给马克思的信件证明了这一点。 这封信是总委员会对1865年12月16日和18日的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和第294号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的答复，这篇文章诬蔑性地歪曲了总委员会的活动和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文章的作者是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流亡在比利时的比·韦济尼埃，他是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中敌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传声筒。总委员会在1865年12月26日、1866年1月2日和9日讨论了韦济尼埃的文章；马克思出席了这几次会议，积极地参加了讨论并且坚决主张，如果韦济尼埃不能以事实来证实他的责难，就把他开除出国际。——第586页。 [463]作为总委员会委员，同时又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的马克思、埃卡留斯、列斯纳、沙佩尔等人，参加了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第591页。 [464]十二月十日会是1849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团体。它的成员多半是游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6页）。——第592页。 [465]格留特利联盟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它是作为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教育协会于1838年建立的。“格留特利”这一名称是强调该组织的瑞士的民族性：据传说，1307年瑞士有三个州的代表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草地集会，缔结了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统治。——第593页。 [466]“国际工人协会报”——见注153。 “未来呼声报”（《LaVoixdel’Avenir》）是1865年至1868年在拉绍德封出版的周报；从1867年起是国际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正式机关报；它受到了蒲鲁东主义的影响。 “先驱”——见注13。 “工人辩护士报”——见注458。——第59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燕妮·马克思1866年1月29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的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燕妮·马克思1866年1月29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的摘录[459] 我们从1月29日的一封伦敦来信中摘引如下一段： “在死气沉沉的英国，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对待宗教的极其重要的运动。以赫胥黎（达尔文学派）为首的一些极著名的学者——查理·赖尔、包令、卡本特尔等人在圣马丁堂给人民作启蒙的、真正勇敢的、充满自由思想的讲演，而且是在星期日晚上，正好是上帝的羔羊通常在神主的牧场上朝圣完毕的时候。大厅里经常挤满了人，人民的情绪非常热烈，在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当我同家里人来到大厅时，就有2000多人不能进入这个已经挤得满满的、闷热的场所。神甫让这种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三次。然而，昨天晚上，大会得到通知，在精神之父提出的反对Sundayeveningsforthepeople（星期日人民晚会）的诉讼案结束以前，不应再作任何讲演。大会坚决表示了愤慨，并且立即募集了百余英镑作为诉讼费用。神甫们干涉这件事是何等的愚蠢啊！使这帮虔诚的信徒感到十分懊丧的是，晚会结束时还有音乐；大家齐声高唱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森和古诺的歌曲，而且这种歌唱受到了英国人的热烈欢迎；在这以前，每逢星期日英国人只许大声唱《Jesus，Jesusmeekandmild》（耶稣，温和慈悲的耶稣）或者到Ginpalast（酒馆）去。” 这些事件也许能推动英国的许多自由思想者团体[460]，它们以前一直采取比较矜持的态度，现在可能使它们为了实际运用自己的研究而在人民面前行动起来。 芬尼亚社社员的事业[461]引起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这是因为他们反对神甫，同时也因为他们是共和派。这一事实也是时代的象征。［注：最后两段是“先驱”杂志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写于1866年1月29日 载于1866年2月“先驱”杂志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59]本卷发表的引自“先驱”杂志的两篇短文（第二篇短文见本卷第635—636页）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在1866年1月29日和1867年10月5日左右写给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领导人约·菲·贝克尔的两封信的摘录。 1866年1月29日的一封信是燕妮在马克思患病时写的。当时“先驱”杂志刚开始出版，马克思极力要支持它，为此他请求李卜克内西、库格曼以及其他朋友和战友们供给杂志材料。对照一下刊登在“先驱”杂志上的短文和该信的手稿，可以看出编辑部在登载这封信的摘录时并未作重大的改动，只是由编辑部加添了最后的两段。——第584页。 [460]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无神论团体在英国积极开展的活动。查·布莱德洛和其他聚集在“国民改革报”周围并且在工人中间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宣传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对运动起了很大的影响。——第585页。 [461]见注195。——第58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在1865年7月2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修改和通过的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在1865年7月2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修改和通过的 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458] 鉴于我们的法国和瑞士通讯员们迫切要求中央委员会着手履行在协会成立时交给它的任务——今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以便讨论欧洲无产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常务委员会在全面地研究了这一问题之后，现在将下列建议提交你们批准： 1.由于目前不可能在布鲁塞尔或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建议不召开代表大会而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定于9月25日，星期一。 2.在大陆和英国的同情我们事业的报纸上发表如下声明：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下列三个原因，决定延期在布鲁塞尔或任何其他地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因为中央委员会确信召开一个人数不多的、由大陆上协会的几个主要分部的代表参加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来讨论应向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提出的议程是适宜的； 第二，因为工人阶级的精力和注意力在英国已完全被选举改革运动、议会选举和工业展览所吸引，而在法国，又完全被罢工所吸引，以致协会没有能够充分得到发展； 第三，因为比利时议会今年通过了外侨法，这个法律阻碍协会在比利时首都召开代表大会并且排除了在那里召开代表会议的任何可能性。” 3.代表会议的组成应当是：邀请每个中央理事会派代表2人，另外，再由里昂派代表2人。代表的旅费由代表所属的分部负担，在伦敦的费用则由中央委员会支付。 4.至于这些经费的来源问题，公民荣克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了慷慨的建议，他准备负担瑞士代表的伙食和住宿费用。其他费用，常务委员会建议： 第一，中央委员会委员明年的会费在9月即代表会议开幕前缴纳； 第二，委托总书记号召已经加入协会的团体的书记们加紧发展个人会员以弥补代表会议的费用； 第三，建议中央委员会委员领取一些会员证来发展会员，先以现金向委员会交付会员证费用，以后随会员的发展再不断偿还自己这笔支出。 5.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通过如下议程，并将它提交代表会议讨论。 需要中央委员会修改和通过的议程如下： （1）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 （2）有关协会组织的问题。 （3）在协会帮助下在一些国家实现劳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的问题。 （4）工会——工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5）合作劳动。 （6）直接税和间接税。 （7）缩短工作日。 （8）女工和童工。 （9）俄国佬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恢复独立和统一的波兰。 （10）常备军；它对生产者阶级利益的影响。 6.代表会议的代表们的预备会议将同常务委员会联合举行，而决定性会议则同中央委员会联合举行。 7.9月28日举行晚会庆祝下列三件事：第一，协会成立周年纪念；第二，大陆代表的来到；第三，美国联邦制和自由劳动的胜利。 晚会节目包括同志式的茶会、祝词、座谈和舞会。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458]常务委员会根据6月13日总委员会决定起草的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是彼·福克斯在1865年7月25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报告是马克思积极活动的结果，他成功地说服了总委员会委员们于1865年在伦敦召开预备性的代表会议，而不在布鲁塞尔召开临时章程所规定的代表大会（见注143）。马克思认为，国际的各个地方性支部还不够巩固，召开代表大会还为时过早。 在总委员会会议就这个报告进行讨论的过程中，特别认真地讨论了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议程。讨论结果，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程经稍加补充后被通过了，补充的是：根据克里默和埃卡留斯的建议，把巴黎支部提出讨论的关于常备军问题作为第十项列入议程。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议程是同报告正文贴在一起的。 伦敦代表会议的议程曾经转载在总委员会于1865年在伦敦印发的下列两种传单上：“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将要在9月25日和接连的几天内召开协会各主要分部的代表会议……”（《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CentralCouncil：—18，GreekStreet，London，W.Onthe25thSeptemberandfollowingdaysaConferenceofDelegatesfromtheprincipalbranchesoftheAssociation…willbeheld…》.London，1865）和“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将要在9月25日和接连的三天内召开协会各主要分部的代表会议……”（《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CentralCouncil，18，GreekStreet，London，W.Onthe25thofSeptemberandthreefollowingdaysaConferenceofDelegatesfromtheprincipalbranchesoftheAssociation…willbeheld…》.London，1865）。议程还刊登在1865年8月12日“蜂房报”第200号上，关于代表会议的通知刊登在1865年9月2、9、16和2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0、131、132和133号上。 “工人辩护士报”（《TheWorkman’sAdvocate》）是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人周报；它是1865年9月由“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MinerandWorkman’sAdvocate》）改组成的，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马克思同总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参加了该报的理事会。1866年2月，由于编辑部内改良分子的势力加强，该报再度进行改组并更名为“共和国”周报（见注140）。——第58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457]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 兹邀请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以集体方式加入协会；接受入会的唯一条件就是承认协会的原则并缴纳入会申请书的费用；申请书（上面打蜡，并裱在带轴的麻布上）的费用是5先令。加入协会的团体不一定要缴纳什么会费；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费斟酌情况决定是缴纳会费或是在它们认为协会的活动应当得到支持的时候随时给协会以支持。 中央委员会愿意把充分地阐述了协会的原则和目标的宣言和章程寄给任何一个表示了这种要求的团体；在伦敦地区内还准备派出代表团，代表团将对提出的任何需要了解的细节作进一步的说明。加入协会的团体有权派遣代表1名参加中央委员会。个人会员除为会员证缴纳1辨士以外，规定每年缴纳会费1先令；会员证同关于协会的全部情况一样，可以从名誉书记或每星期二晚上8点至10点在希腊街18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 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 德国通讯书记卡·马克思 波兰通讯书记艾·霍尔托普 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 美国通讯书记莱·路易斯 中央委员会主席乔·奥哲尔 名誉财务委员乔·威·威勒尔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愿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团体的申请书格式 我们，在_______集会的__________成员们声明，我们完全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和目标，并保证传播和贯彻这些原则和目标；为了证实我们的诚意，我们现在特请求中央委员会接受我们加入兄弟般的同盟，作为协会的附属分部。 受_______名会员的委托签字 书记_______ 主席_______ 186年_______ 起草于1865年6月 1865年夏在伦敦印成传单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57]告各工人团体书是总委员会在国际建立时期发表的，这时总委员会正在争取各工人团体、首先是英国工联加入国际。在1865年6月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常务委员会受委托草拟号召加入协会的告各工人团体书。号召书于1865年夏季印成传单，内容是：“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兹邀请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加入……”（《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CentralCouncil，18，GreekStreet，London，W.Trade，Friendly，oranyWorkingMen’sSocietiesareinvitedtojoin…》）。号召书是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的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为基础的（见本卷第19页）。——第57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爱尔兰歌曲集代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爱尔兰歌曲集代序[455] 爱尔兰的民间歌曲一部分产生于古代，另一部分产生于近三四百年间，其中有许多是上一世纪才产生的；创作特别多的是当时最后一批爱尔兰弹唱诗人中的卡罗兰。这些弹唱诗人或竖琴手（他们既是诗人，又是作曲家，又是歌手）以前为数很多，每一个爱尔兰首领在他的城堡中都有自己的弹唱诗人。不少弹唱诗人也作为流浪歌手，飘泊在全国各地，遭受着英国人的迫害；英国人把他们看做民族的、反英格兰的传统的主要代表者，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些弹唱诗人使人民始终鲜明地记得那些歌唱芬·麦库阿耳（麦克菲尔逊在他的完全根据这些爱尔兰歌曲编成的“奥辛”[456]中，从爱尔兰人那里剽窃了这个人物，易名为芬加耳，并改为苏格兰人）的胜利、古代塔腊王宫的豪华、布里安·博卢国王的英雄事迹的古代歌曲，以及稍后一些的关于爱尔兰首领同Sassenach（英国人）作战的歌曲；弹唱诗人在他们的歌曲中也颂扬了他们同时代的为独立而战的爱尔兰首领们的功勋。但是，到十七世纪时，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奥利弗·克伦威尔和荷兰的威廉使爱尔兰人民完全沦为奴隶，掠夺他们，把他们的土地抢去给英国征服者，使爱尔兰人失去法律的保护，成为一个备受压迫的民族，这时流浪歌手们也像天主教神甫们一样遭到了迫害；到本世纪初，他们已经逐渐绝迹了。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他们的诗歌只留下一些片断；他们给自己被奴役的但是没有被征服的爱尔兰人民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们的歌曲。 所有用爱尔兰文写的诗，每一节都是四行；因此，这种四行一节的格式，虽然往往不大明显，通常还是大多数歌曲、特别是古老的歌曲的基础；此外还常常附有叠句或竖琴弹奏的尾声。目前，在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只有老年人才懂得爱尔兰语，或者已经谁也不懂得爱尔兰语，但即使在这个时候，有许多这种古老的爱尔兰歌曲，人们还是只知道它们的爱尔兰文名称或者开头的歌词。大部分比较晚近的歌曲，则已经有了英文名称和英文歌词了。 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直到今天也还是民族情绪的表现。当统治者的压迫手段日益翻新、日益现代化的时候，难道这个被统治的民族还能有其他的表现吗？四十年前第一次使用而在近二十年间达到顶点的最新手段，就是把爱尔兰人大批地驱逐出他们的故土，而在爱尔兰，这就等于驱逐出国境。从1841年起，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250万，有300万以上的爱尔兰人流亡国外。这一切都是由于来自英格兰的大地主追求利润和强行勒索而造成的。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三十年，爱尔兰人恐怕只有在美洲才能找得到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7月5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55]“爱尔兰歌曲集代序”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的请求写作的。这篇短文本来是为准备出版的歌曲集“爱尔兰竖琴”（《Erins-Harfe》，按诗人托马斯·穆尔所著“爱尔兰旋律”谱成）写的。1870年7月17日，燕妮·马克思将恩格斯的这篇短文寄给汉诺威的库格曼博士，请他转给这本集子的出版人和编者约·里谢。但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保存的1870年在汉诺威出版的“爱尔兰竖琴”看来，序言中未采用恩格斯的短文。1955年这篇短文第一次发表于意大利杂志“工人运动”（《MovimentoOperaio》）第2期，以后，1957年又发表于法国杂志“思想”（《LaPensée》）第75期；在本卷中这篇短文第一次以俄文发表。——第574页。 [456]见注434。——第57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爱尔兰史”的片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爱尔兰史”的片断 英国人已经做到了使属于各个不同种族的人安于它的统治。对于自己的民族特性和语言非常保守的威尔士人，已经完全和不列颠王国结合在一起了。苏格兰的克尔特人虽然直到1745年[453]还具有反抗精神，虽然在这以后他们几乎先后为政府和他们自己的贵族所完全歼灭，他们现在却想也没有想到起义。诺曼底群岛的法国人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曾进行反抗法国的激烈的战斗。但是甚至被丹麦出卖给英国的黑尔郭兰岛的弗里西安人[454]也安于自己的命运，而只是在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后，萨多瓦的胜利和北德意志联邦的成功才使他们从心底发出同“伟大的祖国”合并的痛苦呼声。只有爱尔兰人，英国人没有把他们制服。原因在于爱尔兰种族的异乎寻常的伸缩性。在极端残暴的镇压以后，在每一次要把他们歼灭的企图以后，经过一个短时期，爱尔兰人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地站了起来；他们似乎总是从骑在他们头上压迫他们的异族驻军那里汲取了主要的力量。异族人在第二代，甚至往往在第一代，已经变得比爱尔兰人更像爱尔兰人（HibernioresipsisHibernis），而后者则愈是掌握了英语而忘掉自己固有的语言，就愈是成为爱尔兰人。 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马考莱就是一个例证。他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而成了不如他机灵的高德文·斯密斯的一个望尘莫及的理想人物；他的那些捏造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杀人成了反抗大地主消灭人民的行为的唯一有效手段；由于这种原因，并且只要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变，在爱尔兰就无法制止在土地骚动基础上产生的杀人行为。这样做是有用的，因此虽然有各种惩治法，这种行为现在还在继续，而且将来也会继续下去。正如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它在数量上时有起伏，而在一定的情况下它甚至会具有传染病的性质，那时它甚至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也会发生。传染病还可以防止，但是这种疾病本身却无法防止。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5月—7月上半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453]指1745年的苏格兰山民为反抗英格兰爱尔兰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强占土地而举行的起义。山民的不满情绪被一部分苏格兰山地贵族所利用，他们希望保存封建家长式的氏族制，支持已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代表夺取英国王位（起义者宣称要使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二世的孙子查理-爱德华登王位）。由于起义遭到镇压，苏格兰山地的氏族制度被破坏，苏格兰农民从土地上被赶走的进程也加剧了。——第572页。 [454]自古以来住着日耳曼族弗里西安人的黑尔郭兰岛（北海）于十八世纪时转归丹麦统治。1807年（在1807—1814年英丹战争时期），该岛为英国所占；1814年，根据基尔和约，丹麦人将该岛割让给英国；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又追认了基尔和约。以后，到1890年，英国用黑尔郭兰岛向德国交换了桑给巴尔岛。——第57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392] 一 芬尼亚运动的特征是什么？这个运动实际上是在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即住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产生的。他们是发起人和领导者。但是在爱尔兰本土，这个运动扎根在人民群众中，扎根在下层阶级中（这里至今仍是它的真正发源地）。这就是芬尼亚运动的特点。在以前所有的爱尔兰运动中，领导人民的不是贵族，就是资产者，而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有天主教神甫。在起义反对克伦威尔的时候，领导者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氏族领袖和神甫，在对威廉三世作战的时候，领导运动的甚至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1798年革命的时候，领导者是奥尔斯脱的共和派新教徒（沃尔夫·汤恩、菲兹吉拉德勋爵）[393]，最后，在本世纪，领导者是资产者奥康奈尔，他依靠的是天主教神甫，而天主教神甫在过去除1798年以外的历次运动中也都起过领导作用。芬尼亚运动被天主教神甫革出教门。后者直到害怕因此而完全失去在爱尔兰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时，才停止和芬尼亚运动作斗争。 二 使英国人惊异的是：和过去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相比较，他们认为目前的制度已经是温和的了。那末为什么正是在目前，矛盾表现出这样特别尖锐而不可调和的形式呢？我要指出（这一点，甚至对捍卫爱尔兰民族并拥护爱尔兰与英国分离的权利的那些英国人来说，也是一个秘密），从1846年以来，压迫的形式虽然不那么野蛮了，但实质上却是毁灭性的，而除了或者英国自愿给爱尔兰以自由，或者作一场殊死的决战之外，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三 至于过去的历史，那末在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事实。因此，我只指出其中几件事实，举出这几件事实，首先对于解释目前和过去时代的区别，其次对于强调一下能够说明目前称之为爱尔兰人民的那种东西的某些因素，都是必要的。 （a）新教改革以前英国人在爱尔兰 1172年。亨利二世。连爱尔兰的三分之一也未征服。名义上的征服。教皇阿德里安四世（英国人）的礼物。大约经过了400年（伊丽莎白时代）（1576年），另一个教皇，格雷哥里十三，又从英国人手里（从伊丽莎白手里）夺回了这点小小的礼物。[394]“英格兰佩耳”[395]。首都——都柏林。一般的英国移民和爱尔兰人的混合，盎格鲁诺曼贵族和爱尔兰的首领们的混合。但是，总的来说，征服战争进行得就像征服红种印第安人的战争（在早先时期）一样。1565年以前（伊丽莎白以前），英国没有派援军去爱尔兰。 （b）基督教时代。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 克伦威尔。殖民计划（十六——十七世纪） 伊丽莎白。计划是消灭爱尔兰人（至少到善农河为止）夺得他们的土地，使英国移民住入这一地区等等。在和伊丽莎白斗争中，仍然信奉天主教的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和本地居民一起同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公然承认的计划是：清洗岛上的本地居民，使忠君的英国人移居该岛。他们只做到了安插土地贵族。自英国王权手中取得没收来的土地的英国新教徒“冒险家们”（商人、高利贷者），以及应被安置在本地英国人家庭让出的地产上的“贵族企业主”。 詹姆斯一世。奥尔斯脱。（詹姆斯时代的殖民，1609—1612年）。不列颠的企业主必须“在没收和窃取的土地上安排爱尔兰人”。自1613年起，爱尔兰人开始第一次被认为是英国的臣民，在这以前，他们是“法外之民”和“敌人”，而爱尔兰议会[396]的权力没有超出“佩耳”之外。同时对天主教徒实行迫害。 伊丽莎白向曼斯特殖民，詹姆斯一世向奥尔斯脱殖民，但是伦斯特和康诺特尚未被清洗。查理一世企图清洗康诺特。 克伦威尔：爱尔兰的首次民族起义，及其再度被完全征服，部分地再度殖民地化（1641—1660年）。 1641年的爱尔兰革命。1649年8月，克伦威尔在都柏林登陆（在他之后又有艾尔顿、兰伯特、弗利特伍德、亨利·克伦威尔）。1652年，爱尔兰已再度被完全征服。根据1652年8月12日和1653年9月26日的英国议会法令[397]瓜分战利品：政府本身、在11年战争中贷款36万英镑的“冒险家”、军官和士兵。“毫不容情地铲除爱尔兰族的亚玛力人，重新让从未在此地居住过的英国清教徒移民住入这些再次荒芜了的土地”。流血，破坏，使整个整个的郡荒无人烟，将它们的居民移居别处，把许多爱尔兰人卖到西印度群岛做奴隶。 克伦威尔通过征服爱尔兰而推翻了英格兰共和国。 从此以后，爱尔兰人对英国人民政党就失去了信任。 （c）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威廉三世。 第二次爱尔兰起义和有条件投降[398]。1660—1692年 ［注：在手稿中下面还有：“（1701）（女王安）”等字。——编者注］ 那时，在爱尔兰的英国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他们在爱尔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来不多于十一分之三，也不少于十一分之二。 1684年。查理二世开始庇护爱尔兰的天主教界并征募天主教军。 1685年。詹姆斯二世给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完全自由。天主教军成长起来；对它给以庇护。天主教徒不久就声明必须废除组织法令，并恢复1641年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詹姆斯征集几个爱尔兰团前往英格兰。 1689年。英国的威廉三世。1689年3月12日，詹姆斯率领爱尔兰士兵在金塞耳登陆。里美黎克向威廉三世投降，1691年。无耻地破坏协定的行为在威廉三世时即已发生，而到女王安时更是变本加厉。 （d）爱尔兰被愚弄并受极大的屈辱。 1692年—1776年7月4日 （α）让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自耕农或租佃农场主“殖民”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打算都放弃了。企图使德国和法国的新教徒移居。由于英国实行保护关税和重商主义的制度，移居于各城市中的法国新教徒（毛织品制造商）被赶走。 1698年。英爱议会（就像顺从的移民所应该做的那样）根据宗主国的命令，对爱尔兰毛织品输出到别的国家实施禁止性关税。 1698年。就在同一年英国议会决定对爱尔兰产品输入英格兰和威尔士课以重税，并完全禁止爱尔兰产品向其他国家输出。英国给了爱尔兰工业一个致命的打击，使爱尔兰城市变得一片荒凉，迫使居民回到土地上去。 威廉时代的（外来的）在外地主[399]。对在外地主的怨愤，自1692年开始。 类似的抵制爱尔兰畜牧业的英国法律。 1698年：莫利纽的小册子[400]拥护爱尔兰议会（即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脱离英国人而独立。这样就开始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和英格兰民族的斗争。同时，也展开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和爱尔兰民族之间的斗争。威廉三世反对英国议会和英爱议会破坏里美黎克协定和高尔威协定的无耻的企图。 （β）女王安（1701—1713年；乔治，1776年以前）。 惩治法典[401]由英爱议会拟就并经英国议会批准。通过调整“财产”使爱尔兰天主教徒改信新教这种极可耻的手段。惩治法典的目的：使“财产”从天主教徒手中转入新教徒手中，或者使“英国国教”变为财产权的法律基础。（教育；个人权利的丧失，天主教徒都不得当兵。）宣传天主教成为应处以苦役的刑事罪行，从新教改信天主教成为叛国行为。天主教大主教被放逐；如果他在被放逐后重新回来，将被控犯叛国罪而处绞刑，活活地剖膛挖肚，然后砍掉四肢和头颅。企图强迫爱尔兰人民大众改信英国国教。天主教徒参加议员选举的权利被剥夺。 这一惩治法典加强了天主教神甫对爱尔兰人民的权力。 穷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 在新教统治极盛和天主教衰落时期，新教徒在数量上并没有超过天主教徒。 （e）1776—1801年。过渡时期 （α）在谈到这一过渡时期以前，让我们先看一看，英国恐怖手段的结果是什么？ 英国外来者溶化在爱尔兰人中间并改信天主教。 爱尔兰化了的英国人建立了城市。 不存在英国人移民区（除奥尔斯脱的苏格兰人移居地以外），但是存在着英国的土地占有者。 北美的革命乃是爱尔兰历史中第一个转折点。 （β）1777年不列颠军队在萨腊托加-斯普临斯向美国“暴乱者”投降。不列颠内阁被迫对在爱尔兰的（英国）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作出让步。 1778年。关于容忍信奉罗马天主教者的法案（由英爱议会实行的）。天主教徒仍然没有权利通过购买或租赁获得自由地产[402]。 1779年。和大不列颠实行自由贸易。几乎所有加于爱尔兰工业的限制都废除了。 1782年。进一步使惩治法典中的一部分条款停止生效。准许信奉罗马天主教者获得自由地产，终身或世袭地占有，而不受限制，并准许他们开办学校。 1783年。英爱议会获得平等权力。 1792年冬—1793年初。法国政府并吞比利时，英国决定对法国开战，此后，惩治法典又有一部分停止生效。爱尔兰人可以获得军队中团长的官衔，获得了选举爱尔兰议会的权利，等等。 1798年的起义。拜尔法斯特的共和派（沃尔夫·汤恩、菲兹吉拉德勋爵）。爱尔兰农民尚未成熟。 英爱议会下院对1800年通过的合并法令进行表决。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同英国人的斗争由于英国和爱尔兰的立法机构以及关税制度的统一而告结束。殖民地反对非法的合并法令。 1801—1846年 （a）1801—1831年。在这段时期中（在战争结束[403]以后），在爱尔兰人中兴起了和英国相同的解放天主教徒的运动（1829年）。 从1783年起，规定了爱尔兰在立法方面的独立，此后立即对非爱尔兰生产的各种商品征收税款，其直接意图是让部分爱尔兰人口可能使自己的剩余劳动力得到部分的利用等。自从合并法令一生效之后，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爱尔兰工业逐渐消失。 都柏林 毛纺织厂厂主1800年——91；1840年——12 毛纺织厂中的雇佣工人1800年——4918；1840年——602 梳毛企业厂主1800年——30；1834年——5 梳毛企业中的雇佣工人1800年——230；1834年——66 制毯工场场主1800年——13；1841年——1 制毯工场中的雇佣工人1800年——720；1841年——0 丝织机织工1800年——2500；1840年——250 基尔肯尼 毛毯企业厂主1800年——56；1822年——42 毛毯企业中的雇佣工人1800年——3000；1822年——925 巴布里干 开工的细棉布织机1799年——2500；1841年——226 威克洛 开工的手织机1800年——1000；1841年——0 科克 织带工人1800年——1000；1834年——40 细毛织工1800年——2000；1834年——90 针织工1800年——300；1834年——28 梳毛工1800年——700；1834年——110 棉织品织工1800年——2000；1834年——220 如此等等。亚麻工业（奥尔斯脱）决不是一种补偿。 “有14000个工人从事工作的都柏林棉织工业被消灭了；3400台丝织机被消灭了；有1491个工人从事工作的斜纹布生产被消灭了；拉德腊姆的法兰绒生产、基尔肯尼的毛毯生产、班登的厚毛布生产、瓦特福德的精梳毛织品生产、休尔河岸卡里克的长毛呢和厚绒布的生产——全都被消灭了。剩下的只有一种唯一的工业部门！……这一幸运的部门，合并法案没有给它带来致命的打击，优惠的条件、特权和保护还对它进行鼓励，这一部门就是爱尔兰的棺材生产。”（托·弗·米格尔的发言，1847年） 爱尔兰刚刚准备好要在工业上有所发展，就遭到了迎头痛击而重新被变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 根据1861年的最近一次普遍调查： 爱尔兰的农业人口 （包括所有茅舍贫农[404]和雇农以及他们的家属）……4286019 在798个城市中（其中有许多实际上只是市镇）…1512948 ———— 5798967 因而，（在1861年）将近五分之四的居民是纯粹的农业人口，如果加上外省的城市，实际上可能有七分之六。 既然爱尔兰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因此：“土地，就是生命”（布莱克本法官）。土地成了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人民只有唯一的一种选择：或是不惜任何代价租得土地，或是饿死。盘剥性的地租制度。 “因此，土地所有人有可能强使别人接受他规定的条件，于是每英亩的租金就在到5英镑，6英镑，8英镑甚至10英镑。高得出奇的租金，低得出奇的工资，贪婪而游手好闲的私有者将大规模的农场租给垄断的土地投机者，后者又以五倍的高价分块租给只以马铃薯和白水充饥的、饿得半死的不幸者。” 全民性的饥饿状态。 英国的谷物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爱尔兰粮食向英格兰输出的这种垄断。在合并法令通过的头三年中，平均每年输出谷物约30万夸特。 1820年输出100万夸特以上。 1834年（全年平均数字）为250万夸特。 付给在外地主的租金和抵押利息的总数（1834年）超过3000万美元（约合700万英镑）。土地中间人积累了财产，他们不愿意把这些财产投资于改善土壤；而在压抑工业的制度下，也不可能用来投资于机器等。因此，他们的全部积累都转到英格兰去投资了。英国政府所公布的一份官方文件证明，英国的有价证券从英格兰转到爱尔兰，也就是说，爱尔兰资本在英格兰的投资，在1821年实施自由贸易以后的13年中，已达数百万英镑；这就是说，为了建立“不列颠的宏伟的企业”，爱尔兰被迫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本。 大量的猪及其输出。 1831—1841年。爱尔兰人口从7767401人增加到8175238人 10年中共增加…………………………………………………407837 同时期中移民：（每年略多于40000人）…………………450873 ———— 858710 奥康奈尔。合并取消运动。同辉格党人的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405]。各个地区的饥荒。关于起义的法令，关于武器的法令，高压法。 四 最近20年间（从1846年起）。 爱尔兰的清扫领地 以前常常在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发生饥荒。目前到来的是普遍的饥荒。 这一新的阶段是由马铃薯病害（1846—1847年）、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批移民开始的。 有100万人以上死亡，其中一部分直接死于饥饿，一部分死于（饥饿所引起的）疾病。从1847年到1855年的9年中，移居国外的有1656044人。 旧的农业制度的改变最初是抛弃土地的自然结果。人们纷纷逃亡（一些家庭合资把最有为的青年送往国外）。因此，小块租佃的土地自然地合并起来，农业为畜牧业所代替。 但是，很快又产生了另一种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上述这一切就变成了一种有意识、有计划地实行的制度。 首先，而这也是主要的：爱尔兰灾难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谷物法的废除。由此，爱尔兰的粮食就丧失了平常年代它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的垄断地位。粮食的价格下跌了。偿还地租已不可能。同时，在最近20年中，肉类、羊毛和其他畜产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英国毛纺织工业的空前高涨。养猪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旧的制度相联系的。目前，开始特别繁殖得多的是羊和牛。爱尔兰现在失去了英国市场，就像过去由于合并法令而失去自己本土的市场一样。 在这方面不断起作用的还有以下一些次要的因素： 其次，英国农业方面的改造；在爱尔兰——则是对这种改造的一种讽刺。 再次，爱尔兰人迫于饥饿而逃亡到英格兰，因此利物浦、曼彻斯特、北明翰和格拉斯哥的所有地窖、贫民窟和习艺所都挤满了饿得奄奄一息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1847—1848年），根据这一法案，爱尔兰地主必须救济住在他的领地上的贫民（英国的济贫法推广到了爱尔兰）。因此，大半都负债累累的爱尔兰的（特别是英国的）地主，就企图摆脱这些人，清扫自己的领地。 最后，积债地产法令（1853年）： “地主宣告破产，因为他无法收得地租，但同时却必须为维持穷邻居的生活而付出大量税款。他的土地由于贷款而担负了很重的抵押和支付义务（这些贷款他是在食物价格高涨的时候得到的），而他已无力偿付贷款的利息；于是颁布了一项法律，它规定财产可以立即拍卖，拍卖所得分给债权人。” 由于这种情况，在外地主（英国的资本家、保险公司等）以及过去那种土地中间人等等的数目都增加了，后者希望在经济方面按现代化的方式来经营管理。 排挤租佃者部分是采取双方就废除租约达成友好的协议的方式。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却是采取大规模驱逐的方式（由《crowbarbrigade》——“橇棍队”强制执行，他们的做法是先把屋顶掀掉），强制性驱逐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政治惩罚手段。）这从1847年起一直继续到现在（阿伯康，爱尔兰总督）。非洲式的袭击（非洲小酋长那种袭击）。（人民被逐出土地。城市中挨饿的人口急剧增加。） “租佃者成批地同时被从茅舍中赶走……这一行动是由地产代理人来指挥的。大批的警察和士兵被调来完成这一行动。在警察和军队的保护之下，‘橇棍队’开进要毁灭的村庄，占领住房……早上，太阳升起时还是好好的一座村庄，傍晚，太阳落山时已是一片荒凉了。”（“高尔威报”）1852年（阿伯康）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种制度对爱尔兰的土地起什么作用，那里的条件是同英格兰的条件完全不同的。 1861—1866年播种面积的缩减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缩减饲料作物播种面积的缩减 1861—1865年——428041英亩1861—1865年——107984英亩 1866年——42876英亩1866年——20077英亩 —————————————————————————— 共计………470917英亩共计………128061英亩 每一法定英亩上各种农作物收获量的减少 1847—1865年间，收获量的减少以准确的百分比表示是：燕麦——16.3％；亚麻——47.9％；芜菁——36.1％；马铃薯——50％。在某几年中，收获量减少得更多，但总的来说，从1847年起，收获量是不断下降的。 每一法定英亩经调查的平均收获量 小麦马铃薯亚麻 （单位：夸特）（单位：吨）（单位：口石，每口石为14磅） 1851年——12.55.138.6 1866年——11.32.924.9 爱尔兰过去输出过大量小麦，而现在据说只适宜于种植燕麦（oats）了（每一英亩的燕麦收获量也在不断减少）。 事实上：1866年爱尔兰只输出了13250夸特小麦，而输入的却有48589夸特（即几乎达四倍之多）。爱尔兰输出的燕麦约100万夸特（值1201737英镑）。 自从大规模移民开始以来，土地就没有施肥而变得贫瘠了。这部分是由于农场疯狂地扩大，部分是由于在“谷地制”[406]条件下，租佃者大多只让他的雇农去施肥，而不是自己去做。地租和利润（在租佃者不是农民的地方）在即使收获量减少的情况下也一样可以增加。总的产量可能减少，但是变成归大地主和（大）农场主所有的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却越来越多。而剩余产品的价格是会上涨的。 因此，使地力（逐渐）耗竭，就像古罗马人在西西里岛所做的那样（在埃及ditto〔也如此〕）。 我们就要谈谈牲畜，但是让我们先来说一说人口。 人口的缩减 1801年——5319867人；1841年——8222664人；1851年——6515794人；1861年——5764543人。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到1871年就会是5300000人，也就是比1801年时还少。但是我在下面就要指出，即使移居国外者所占的百分比不变，1871年的人口数也还要更少一些。 移民 当然，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口缩减的原因。从1845年到1866年，爱尔兰人移居国外的有1990244人，即将近200万人。（真是闻所未闻！约占1845—1866年间联合王国移民总数的五分之二；总数为4657588人。）从1831年到1841年这一段时期内，移居国外的几乎占这十年间人口增长总数的一半。从1847年起，移居国外的又大大地超过这一数字。 但是，单用移民还不足以说明从1847年以来的人口的缩减。 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的缩减 在1831—1841年间，这种（每年的）增长为每年1.1％或大约11/10％。如果1841—1851年间人口数字也按这一比例增长的话，那末到1851年，就应该是9074514人了。但是实际上却只有6515794人。这就是说，相差2558720人。其中移居国外的有1274213人。还差1284507人。有100多万人死于饥饿。但这还不足以抵销1284507人这一差额。因此，1841—1851年间人口的自然增长显然降低了。 对于1851年到1861年10年间情况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没有发生饥荒。人口总数从6515794人减少到5764543人。减少的绝对数字为751251人。但是在这一段时期中，移居国外的有1210000人以上。也就是说，10年间人口的增长约为460000人，因为751251人＋460000人等于1211251人，即在这一段时期中移居国外的人数。移居国外的人数几乎达到人口增长数的三倍。每年增长的百分比为0.7％（（7/10）％），比1831—1841年间的1.1％要低得多。 理由很简单。由出生形成的人口的增长，主要取决于20岁至35岁这一部分人和其他年龄的人们的比例。20岁至35岁这一部分人和联合王国人口的比例约等于1∶3.98或25.06％，而在移居国外的人们中，这种比例即使在现在也约等于1∶1.89或52.76％。在爱尔兰，这种百分比大概还更高些。 居民体质的恶化 在1806年，人口总数为5574107人，男子比妇女多50469人；而在1867年，人口总数为5557196人，妇女比男子多。同时，居民中的聋哑人、盲人、疯子、痴子和残废人的数字，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地增加了。以1851年和1861年相比，可以看出，人口虽然大大减缩，聋哑人的数字比原来的5180人增加473人；残废人比原来的4375人增加225人；盲人比原来的5767人增加1092人；疯子和痴子比原来的9980人增加4118人这样一个极大的数字——也就是说，到1861年，虽然人口减少，疯子和痴子却达14098人。 工资 从马铃薯引起饥荒以来，工资提高不超过20％。而马铃薯的价格却几乎提高了200％，日用必需品（食品、煤等）的价格则平均上涨了100％。 克利夫·莱斯利教授在1867年2月9日的“经济学家”上写道： “在21年中人口减少五分之二以后，目前几乎全岛的常规工资每天只有1先令；而目前1先令所能买的东西并不多于21年前用6辨士所能买到的。由于一般食品价格的高涨，工人的生活比10年前更坏了。” 各个地区的饥荒，特别是在曼斯特和康诺特。 小店主不断破产。外省城市的衰落等。 过程的结果 在1855—1866年这一段时期中，有1032694个爱尔兰人被996877头牲畜（牛、羊、猪）所排挤。这正是这一时期中牲畜增加的数字。这一时期马的数量的减少（减少20656匹）由相当的羊的数量来平衡（以1匹马折合8只羊计算），因之这一数字已从增长的数字中扣除。 农场的扩大 从1851年到1861年：农场总数减少了12万。（从15英亩到30英亩以及30英亩以上的农场的数目增加了。）因此，缩减首先触及的是1英亩到15英亩的农场。 在1861年，将近3/5的土地面积（爱尔兰的总面积为20319924英亩），即1200万英亩，掌握在有1英亩到100英亩土地的569844个租佃者手中。 约有2/5的土地（800万英亩）是以100英亩到500英亩的地块或以更大的地块出租的（租佃者31927人）。 农场扩大的过程正在以全速进行着：奥尔斯脱（亚麻种植业，租佃者——苏格兰新教徒）。 “泰晤士报”等为这种制度公开向阿伯康总督祝贺。他本人就是一个这样的毁灭者。达费林勋爵：人口过剩等。［注：见本卷第686、693页。——编者注］ 因此，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米格尔、亨尼西、“爱尔兰人报”。 爱尔兰犯罪数字的缩减 受审讯者判罪者 1852年——1767810454 1866年——43262418 五 合众国和芬尼亚运动 卡·马克思写于1867年12月16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92]现在发表的这一提纲是马克思在1867年12月16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议上就爱尔兰问题所作的报告的基础。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伦敦许多别的工人团体的代表以及国际总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报告时间是一小时半，报告引起了会议参加者的极大兴趣。马克思被邀请就同一题目在伦敦其他的德国工人团体中作报告。尽管这个提纲相当详细，但它还只是一个最初的草稿，没有包含马克思所作报告的全部内容。——第506页。 [393]指爱尔兰的三次最大的民族解放起义。第一次起义（1641—1652年）发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爱尔兰农民和被剥夺的贵族对英国专制政体实行殖民政策（英国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在革命的年代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的回答。参加起义的有受到没收领地的威胁的英格兰爱尔兰氏族贵族（征服爱尔兰并和爱尔兰氏族贵族通婚的英国封建主的后裔），以及很大一部分天主教神甫。大多数的起义领导人是从这些人中产生的。在克伦威尔指挥下的英格兰共和国军队对起义的镇压加强了因对爱尔兰进行殖民掠夺而致富的“新兴的”贵族的地位，并促使君主政体1660年在英国复辟。 第二次起义（1689—1691年）的起因是英国1688年的政变（“光荣革命”），这次政变确立了以奥伦治王朝的威廉三世为首的资产阶级贵族的立宪君主政体。被从英国放逐的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企图利用爱尔兰的运动夺回王位，曾经正式领导起义。但是詹姆斯派的英国反动分子和爱尔兰起义者的目的是不同的。在爱尔兰起义者的压力之下，詹姆斯二世不得不暂时承认爱尔兰议会的独立以及废除认可没收爱尔兰土地的殖民主义法令。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以起义者的失败而告结束。 殖民压迫、英民政府破坏爱尔兰爱国组织的挑衅性恐怖政策、殖民当局和英国大地主招募的反动匪帮的胡作非为，引起了第三次起义（1798年5—6月）。这次起义是因受美洲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而加强起来的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高潮。领导这次起义的是资产阶级爱国团体爱尔兰人联合会（1791年沃尔夫·汤恩在拜尔法斯特创立）中革命的一派，他们的代表人物力图宣布爱尔兰为独立的共和国。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同起义者的基本群众农民联系极差，在起义前夜，它的组织者大部被捕，加以运动带有分散性和很大程度上带有自发性，这就决定了运动的失败。法国登陆部队企图在爱尔兰登陆帮助起义者，结果也遭到了失败。英国政府在残酷地镇压了起义之后，于1801年实行了殖民主义的英爱合并（见注335）。——第506页。 [394]1155年左右，罗马教皇阿德里安四世颁布了一个训谕，赏赐英王亨利二世以爱尔兰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并且准许在整顿宗教事务的借口下征服这一国家，其交换条件是英王答应使爱尔兰教会服从罗马教皇。亨利二世就利用这一“赏赐”，于1171年发动了对爱尔兰的远征。 1576年，由于信奉新教的英国和天主教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化，罗马教皇格雷哥里十三宣布剥夺伊丽莎白女王的爱尔兰王位。——第507页。 [395]佩耳（Pale，原义为“栅栏”）是中世纪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区的名称，这种殖民区是十二世纪时英格兰诺曼封建主征服爱尔兰岛东南部以后建立的。征服者在殖民区的四周筑起了围栅（上述名称即由此而来），并利用它作为基地，对爱尔兰未被征服部分的居民不断发动战争，最后终于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征服了爱尔兰全国。——第507页。 [396]指十三世纪末首次召集的英爱议会，最初由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区（佩耳）的大封建主和上层教士的代表组成。随着英国人的势力扩大到爱尔兰全岛，议会成为英国驻爱尔兰总督属下的英格兰贵族和英格兰爱尔兰贵族的代表机构；议会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根据1495年颁布的法律，只有在皇家枢密院的准许之下，议会才能召开并通过法令。由反动分子组成的、实际上并无主动立法权的英爱议会，在长时期中只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工具。直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影响下，英国政府才不得不同意扩大爱尔兰议会的权力；不过，自1801年实行英爱合并后，爱尔兰议会就被根本取消了。——第508页。 [397]见注381。——第509页。 [398]指里美黎克投降；投降协定于1691年10月由爱尔兰起义者和英国司令部的代表签订并经英王威廉三世批准。根据协定，起义军在保持荣誉的条件下投降；士兵和军官有权就职国外或加入威廉三世的军队；允许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爱尔兰居民获得大赦，保留财产，并享有选举权及信仰自由等。里美黎克协定签订几个月之前，高尔威等城市起义的守军投降时，也签订过类似的协定。这些协定中所规定的条件很快就为英国殖民者所破坏。——第509页。 [399]指在爱尔兰置有地产、但经常住在英格兰的大地主；这些不在当地的大地主的地产由残酷剥削农民的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租给投机中间人，这些中间人再把土地划成小块转租给佃农。——第510页。 [400]威·莫利纽“英国议会法令束缚下的爱尔兰的状况”1698年都柏林版（W.Molyneux.《TheCaseofIreland’sBeingBoundbyActsofParliamentinEnglandStated》.Dublin，1698）。——第510页。 [401]惩治法典（PenalCode或PenalLaws）是十七世纪末起特别是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时英国殖民者以反对天主教阴谋和英国国教的敌人作借口，为爱尔兰颁布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实际上剥夺了本地爱尔兰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这些法律限制爱尔兰天主教徒享有继承、接受和转让财产之权，并且广泛采取因极小的一点过失就没收他们的财产的做法，因而成为剥夺还保有土地的爱尔兰所有者的工具。惩治法典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规定了苛刻的租佃条件，更便于英国的大地主和土地中间人奴役他们。这一法典也企图消灭爱尔兰的民族传统：封闭爱尔兰本民族的学校，对教师、爱尔兰天主教教士规定严厉的惩罚措施，等等。直至十八世纪末叶，由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惩治法典的很大一部分才被废除。——第510页。 [402]自由地产是小地产的一种，这种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自由地产的所有者向贵族缴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第512页。 [403]指1815年英国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结束。——第512页。 [404]茅舍贫农是农民的一种，起源于中世纪时少地或无地的农民。由于在爱尔兰很难得到土地，他们不得不以极苛刻的条件租佃土地，为了获得一小块土地和一间小屋（茅舍）而替大地主或富有的土地租佃者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茅舍贫农的地位接近于农村雇佣工人。——第514页。 [405]合并取消运动是以取消1801年的英爱合并（RepealofUnion）为口号的运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这一运动在爱尔兰获得极大的发展。但是，领导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却只是把取消合并的鼓动当做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一些微小让步的一种手段。1835年，奥康奈尔和辉格党的领袖们订立了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谈判在伦敦的利奇菲耳德勋爵府邸中举行，故名），根据这一协定，辉格党允许给爱尔兰有产阶级一些特惠，奥康奈尔则答应在议会中支持辉格党人并促使爱尔兰的群众运动结束，作为交换条件。根据这一勾结，奥康奈尔及其追随者停止了取消合并的鼓动，但是在爱尔兰人民不满情绪高涨的影响下，他们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但是力图使这个协会和英国统治阶级妥协。协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解散。——第515页。 [406]见注385。——第51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爱尔兰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爱尔兰史[407] ·自然条件 ·古代的爱尔兰 自然条件 欧洲的西北角有一个国家，它的历史我们将要加以研究；这是一个面积为1530平方德里或32500平方英里的岛屿。而在爱尔兰和欧洲的其余部分之间还有一个三倍大的岛屿，为简便起见，我们通常称它为英格兰；这个岛屿从北、东和东南三面环抱爱尔兰，只在朝向西班牙、法国西部和美洲方面给它留下一个空隙。 把这两个岛屿分隔开来的一条海峡，南部最狭窄处是50—70英里，北部有一处是13英里宽，另一处是22英里宽，所以在北部，爱尔兰的苏格人早在公元五世纪以前就移居到邻岛，并在那里建立了苏格兰国。南部的海峡太宽，爱尔兰人和不列颠人的小船都无法通过，甚至对罗马人的近海航行的平底船来说，也是一种严重的障碍。但是，一到弗里西安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以及后来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大胆地坐上龙骨船驶进一望无边的大海时，这个海峡就不再成为障碍了；爱尔兰遭到了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海盗式的侵袭，并且成了英格兰人的唾手而得的猎物。而一当诺曼人在英格兰建立起统一而强大的政权以后，这两个相邻的岛屿中较大的一个岛屿就开始显示出它的作用，——当时这就意味着征服战争。[408] 此后，在进行这一战争时，英格兰取得海上霸权的时期来到了，这就使任何旁来的干预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最后，既然较大的岛屿完全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那末这个国家自然也就力图把爱尔兰完全同化。 这种同化如果真的成功，它的进程就应完全归入历史领域。这一进程应由历史来判决，但是要回到过去却已经不可能了。而既然在七个世纪的斗争以后同化并没有成功；既然在征服者对爱尔兰接连不断地进行冲击的每次新的浪潮之后，反而是他们自己被爱尔兰所同化；既然爱尔兰人直到现在也并没有成为英格兰人或者所谓的“西不列颠人”，就像只受了一百年压迫的波兰人并没有成为“西俄罗斯人”那样；既然斗争还没有结束，而且除了消灭被压迫的race〔种族〕，也没有可以用别的方式来结束这一斗争的征兆——那末，任何地理上的借口都不能证明征服爱尔兰乃是英国的天职。 为了了解现代爱尔兰的土壤性质，我们必须谈谈远古的时代，谈谈形成所谓石炭层的那个时代。［注：本文中有关地质方面的材料，除另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约·比特·朱克斯“地质学课本”1862年爱丁堡新版（J.BeeteJukes.《TheStudent’sManualofGeology》.NewEdition.Edinburgh，1862）。朱克斯是当地爱尔兰地质研究部门的主席，因此，在他特别有研究的这个领域中，他是第一流的权威。］ 爱尔兰的中部，由都柏林到高尔威一线南北两面，是一片辽阔的平原，平均高度为海拔100—300英尺。这一平原，或者说，全爱尔兰的主要平面，是由一层极厚的石灰岩构成的。这石灰岩是石炭系的中部（炭质石灰岩，carboniferouslimestone），它的上面，无论在英格兰或其他地方，都紧挨着含煤层（真正的煤系，coalmeasures）。 在南部和北部，这一平原均为山脉所环绕。山脉大部分紧贴海岸，几乎完全由出露于石灰岩下面的更古老的岩层（花岗岩，云母片岩，寒武纪、寒武志留纪、上志留纪和泥盆纪的岩层）以及石炭系最下部的泥质页岩和砂岩构成，后者含有大量的铜和铝，并含有少量的金、银、锡、锌、铁、钴、锑和锰。 只有在少数地方，山才是由石灰岩本身构成。一处在平原中部，在女王郡[409]，高达600英尺，另一处在西部，在高尔威湾南岸，高达1000英尺（巴伦山）。 在石灰岩平原南半部的某些地方，可以看到单独的、由含煤层构成的山脊，高度为海拔700—1000英尺，规模相当大。这些山脊位于石灰岩平原的槽状盆地，它们呈坡度十分陡峭的高原耸立在这些盆地中。 “这些彼此相隔很远的石炭系山脉的山坡非常相像，而且组成这些山坡的岩层也完全一样，因此，只能认为它们最初是以连绵不断的带状延伸于整个这个地带，虽然现在它们彼此相距60—80英里……这种观点由于以下两点更可以证明是正确的：首先，在现存的煤层之间，常常可以看到单独的小丘，它们的顶部也由石炭纪岩层构成；其次，凡是石灰岩平原下沉至现代地平面以下的地方，洼处充填的均是石炭系的最下部岩层”（朱克斯“地质学课本”第286页）。 一些别的情况（可参看朱克斯“地质学课本”第286—289页。这里再多引证就失之于过分详细了）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一个事实：整个爱尔兰中部平原，正如朱克斯所说，是因剥蚀作用而形成的，即在石炭纪岩系以及石灰岩层上部被冲刷以后（厚度至少平均为2000——3000英尺，也可能为5000—6000英尺），外表便出露了主要是石灰岩的下部岩层。甚至在纯粹由石灰岩组成、高达1000英尺的巴伦山（克勒尔郡）的最高峰，朱克斯也发现了不大的石炭系积层（第513页）。 因此，在爱尔兰南部，至今还存在着几条相当大的石炭岩带；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才有蕴藏量值得开采的煤层。而且这种煤还是无烟煤，就是说，含氢不多，因而，不掺别的混合物往往就不能供工业上使用。 爱尔兰北部也有几个煤层，它们并不太大，但是含有树脂煤，即通常那种含有大量的氢的煤。这里岩层的分布和在南方煤矿区所看到的不大一致。不过即使在此地，也发生了石炭系的冲蚀过程，这从以下的事实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位于这样的一个煤层东南方的石灰岩河谷的表面，向贝耳特贝特和莫希耳的方向，可以看到属于同一层系的、混有砂岩和蓝色垆坶的大煤块。在这个地区的冲积土壤中挖井的人，常常遇到巨大的煤块，而且有时数量很多，看来再向下挖就会挖到煤层。（凯恩“爱尔兰的工业资源”1845年都柏林第2版第265页[410]） 可见，爱尔兰的不幸起源于远古的时代；这种厄运从石炭系岩层一形成就开始了。一个国家，煤层被冲蚀，而又紧邻一个煤产丰富的大国，因此好像大自然本身已经作出这样的判决：面对着这一未来的工业强国，它只好长期保持为一个农民国家。这个千百万年前所作的判决，直到我们的时代才执行。而且，我们后来还看到，英国人还帮助了大自然，差不多每当爱尔兰工业一萌芽，他们就立即横暴地加以摧毁。 较晚的地层，第二世和第三世的地层[411]，几乎只有在东北部才能看到；在这方面我们最感兴趣的主要是拜尔法斯特附近含有厚达100英尺的相当纯净的岩盐层的考依波层（朱克斯“地质学课本”第554页），以及布满整个安特林郡而同时却为玄武岩层所掩盖的白垩。总的来说，爱尔兰的地质发展史从石炭纪末直到冰期是中断了。 大家知道，在第三世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欧洲中纬地带，所有平原都为海水所淹没，当时欧洲很冷，由露出水面的山所构成的岛屿间是一片冰川，这些冰川直流入海。冰川中分出来的冰山，带着从山上冲下的大大小小的石块流向大海；每当冰一融化，这些石块以及所有从陆地上带来的东西就都沉入海底。这一过程，在极地国家的沿海一带直到目前还每天在进行着。 在冰期，爱尔兰除山峰以外，也都沉没在海水中。沉没的深度在各个地方大概不一样，但是平均可以认为比目前的水平面低1000英尺；都柏林以南的花岗岩下沉了大约1200英尺以上。 就假定爱尔兰只下沉500英尺，那末它也会只剩下由山脉所构成的两组岛屿，它们形成两个半圆形，围绕着一条从都柏林到高尔威的宽广的海峡。如果下沉得更深，岛屿的面积就会缩小，数目也会减少，而在下沉2000英尺时，水面上就会只剩下那些最高的山峰了。［注：在爱尔兰的32509平方英里的面积中，海拔250英尺以下的占13243平方英里，251英尺到500英尺的占11797平方英里，501英尺到1000英尺的占5798平方英里，1001英尺到2000英尺的占1589平方英里，2001英尺以上的占82平方英里。］ 在岛屿缓缓下沉时，石灰岩平原和山坡上的各种古代的岩层不可避免地被冲刷掉了，以后在被海水淹没的地带就开始沉积下为冰期所特有的“冲积沙”。陡峭的岛屿的风化物，以及磨蚀成碎屑的岩块（这些岩块是被在河谷中缓慢而沉重地向前移动并且冲刷着河谷表面的那些冰川所剥落的）——泥土、砂砾、大小石块（这些块砾，在冰的里边的都被磨光，在冰的面上的则带有锋利的棱角），这一切都被沿岸分裂下的冰山带入海洋，以后就逐渐沉入海底。这样形成的岩层，由于情况不同，有的是（由泥质页岩形成的）垆坶，有的是（由石英和花岗岩形成的）砂土，有的是（由石灰岩形成的）石灰岩砾石，有的是（由垆姆和细碎的石灰岩混合成的）灰泥，有的则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物；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这一岩层都含有许多较大的圆形石头或尖角石块，甚至还有很大的漂砾，这种大漂砾，在爱尔兰比在德国北部低地或阿尔卑斯山脉与汝拉山脉之间更为多见。 以后，陆地重新露出海面，这一新形成的表面已具有现代的形状（至少是大致上与此相似）。同时，爱尔兰表面的冲刷过程看来并不剧烈，除了少数地方以外，厚薄不等的一层冲积砂复盖着整个平原地区，沿山坡伸展到所有的谷地，甚至在山坡高处也可以看到它们。在冲积砂中间所看到的石头多半是石灰岩，因此这整个岩层一般就称为石灰岩砾石（limestonegravel）。在整个低地也散布着许多巨大的石灰岩块，几乎每一块平地上都可以看到一块或好几块；自然，在山脉附近，除了石灰岩，还有大量的来源于这些山脉的本地岩石，特别是花岗岩。从高尔威湾北岸起，在东南走向的平原上，直到加耳蒂山区，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花岗岩，而朝马洛（科克郡）的方向，花岗岩则只能在个别地方看到。 这一国家的北部，也像中部平原一样，复盖着达到同样海拔高度的冲积砂。南部，在横贯其间的几条近乎平行的山脉之间，我们发现，当地岩层的沉积是相似的，其中多半属于志留系。这些地层尤其是在靠近基拉尼的弗累斯克河和郎河河谷间可以大量看到。 山坡上和谷地底部的冰川遗迹主要是在爱尔兰西南部，分布极广，也极明显。就我记忆所及，只有在上哈斯利和瑞典的某几个地方，我才看到过比在基拉尼附近（在黑谷和丹洛狭谷）看到的轮廓更为鲜明的冰川遗迹。 冰期或冰期以后，地面大概有极大的升高，不列颠曾经有一个时期不仅和大陆而且和爱尔兰都有陆地相连。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有同样性质的动物化石群。在爱尔兰绝种的大哺乳动物，和大陆上一样，有毛象、爱尔兰大角鹿、洞熊、变种驯鹿等。的确，地面只要比目前升高不到240英尺，爱尔兰和苏格兰就会由一条宽阔的陆地连接起来，只要升高不到360英尺，爱尔兰和威尔士也会这样连接起来。［注：见1868年出版的施梯勒编的地图教本[412]图15ａ。这个图和爱尔兰详图（№15ｄ）都很清楚地显示了地面的构造。］爱尔兰沿岸到处都是内有直立的树桩和树根的水底泥炭沼泽，同时，它们和相邻的内地各地区泥炭沼泽的底层完全相同，这证明，在冰期以后，爱尔兰的地面曾经有一个时候比目前要高。 所以，爱尔兰的土壤（我们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几乎全是由冰期的“冲积砂”形成的，而在这里，它们由于来源于页岩和石灰岩，形成一层极为肥沃而疏松的垆坶土壤层，它不同于苏格兰、斯堪的那维亚和芬兰的那种由于花岗岩破碎而形成的贫瘠的砂质冲积层，——复盖着德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冲积层即属于后者。爱尔兰的土壤过去和现在不断获得各种各样的岩石破碎后的产物，这就保证它有相当数量的为植物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如果说在开垦的地层中往往缺乏一种矿物质，即缺乏石灰，那末（且不论地下的硬质石灰岩层）到处都是的许多较大的石灰岩块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种矿物质补充到土壤中去。 著名的英国农学家阿瑟·杨格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在爱尔兰旅行时，竟不知道，他是应该对爱尔兰土地的肥沃，还是应该对农民以原始的方式使用土地更感到惊奇。凡是有好地的地方，多半都是“疏松、干燥、柔软、含砂极多的垆坶土壤”。在梯培雷里的“黄金谷”以及其他地方，杨格找到了 “就是我曾经称之为对农业再好不过的土壤的那种略带红色的砂质垆坶”。由此往克郎梅尔的方向“到处是厚厚的一层我常提到的那种红色砂质垆坶。我在不同的地方研究过这种土壤，发现它非常肥沃；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适宜于种芜菁的土壤。” 接着，他写道： “肥沃的土地从位于山麓的查理维耳一直伸延到梯培雷里〈城市〉，其间经过基耳芬楠，这是一条长25英里宽（从阿德帕特里克至离里美黎克4英里的地方）16英里的地带”。——“靠近阿德尔的梅格河上的《Corcasses》的土壤是最富饶的。这是一条长5英里宽2英里的地带，位于梅格河下游至流入善农河处……这块土地在开垦以后最初种上燕麦，每英亩收获量是20琵琶桶〈每琵琶桶合14?，196磅〉即40普通桶，这还不算是特别的丰收；燕麦一连种植十年到十二年都不会减产；接着种一年豆类，就能使土壤大为改良，这样又可以一连收十年燕麦；豆类带来极好的收成……在别处听到过这样的原始方式吗？” 接着，关于里美黎克郡的奥利维尔堡地区，他写道： “这里最好的土壤是在山脚下；这是一种最好的饱含腐植的松软的砂质垆坶，厚一英尺半到三英尺，颜色为红棕色。这种干燥的土地极适宜于种植芜菁、葫萝卜、白菜，一句话，什么都合适。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肥沃的土壤，它适宜于种植可以想到的任何一种东西。在这种土地上可以育肥最大的公牛，也同样适宜于养羊，耕作，种植芜菁、小麦、豆类等一切。只要亲自研究了这种土壤，就会相信，这种看来非常贫瘠的土地竟会这样富饶和肥沃。” 在靠近马洛的黑水河边， “有一片宽四分之一英里的平原，到处长着茂密的青草。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最好的砂质土壤，颜色为红棕色；如果加以垦殖，它能带来世界上最好的收成。土壤厚达五英尺，虽然用它可以烧成极好的砖，但它还是一种纯净的砂土。沿河两岸，从发源地直至入海口，风景都很优美，土地极为富饶。”——“这里常常可以看到疏松的砂质垆坶，它是干燥的，但很肥沃，它是这个国家中最适宜于农业和养羊业的土壤。在梯培雷里和罗斯考门，这种土壤特别多。最肥沃的土地是里美黎克、善农河岸、克勒尔郡的牧牛场，即所谓Corcasses…在英国常见而在整个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波兰——从直布罗陀直到彼得堡——更为常见的那种砂土，在爱尔兰，除了沿岸狭窄的砂丘地带以外，是从来看不到的。至于白垩土壤，我在那里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而且没有听人说起过。”［注：阿瑟·杨格“爱尔兰旅行记”三卷集177…年伦敦版（《ATourinIreland》byArthurYoung.3vol.，London，177…）。以上几段引自第2卷第28、135、143、154、165页及同卷2部分第4页。］ 杨格对于爱尔兰的土壤作了如下的结论： “如果要我说明最好的土壤应具有哪些特征，那我就说：这种土壤应该能育肥公牛，同时又能使芜菁有好的收成。可是，据我所记得的，这种土壤在英格兰非常之少，或者甚至根本没有，相反，这种土壤在爱尔兰却颇不少见。”（第2卷第271页）——“以一英亩爱尔兰土壤和一英亩英格兰土壤相比，爱尔兰的肯定比英格兰的肥沃。”（第2卷第2部分第3页）——“如果要我判断这两个王国土壤的优劣，那就得承认，爱尔兰的土壤要好得多。”（第2卷第2部分第12页） 1808—1810年，英国的一位农学专家爱德华·威克菲尔德也在爱尔兰作了旅行，他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写成了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注：爱德华·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两卷集1812年伦敦版四开本（《AnAccountofIreland，StatisticalandPolitical》.ByEdwardWakefield.London，1812，2vol.，in4°）。］。他的笔记做得较好，比杨格的旅行笔记更有系统，也更为详细；总的来说，这两位作者的意见是吻合的。 威克菲尔德看到，总的来说，爱尔兰各个地区在土质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砂土只有沿海才有（内地很少砂土，以致为了改良泥炭土壤和粘土土壤，必须运入大量的海砂）；爱尔兰没有白垩土壤（正如上面提到的，在安特林，白垩层为玄武岩层所掩盖，后者的风化物构成了特别肥沃的可耕地，而在英格兰，白垩却形成最坏的土壤）；“在牛津郡、在艾塞克斯的某些地区以及在整个上萨福克所看到的那种粘性土壤，我在爱尔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爱尔兰人把所有垆坶土壤都叫做“粘土”（clay）；也可能爱尔兰有真正的粘土，但无论如何决不像英格兰某些地方那样位于上部岩层。石灰岩和石灰岩砾石在爱尔兰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到；“石灰岩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很容易把它变成财富的源泉，任何时候都能加以利用。”的确，山和泥炭沼泽大大地缩减了肥沃的土地面积。在北方，肥沃的土地并不多，但是即使在这里，在每一个郡里，也都可以看到一些极其富饶的河谷，甚至在位于最北部的多尼果耳，在最荒凉的山区，威克菲尔德也出乎意料地发现了非常肥沃的地带。在北部，亚麻种得极好，这本身就足以证明那里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因为这种植物在贫瘠的土地上是从来也长不好的。 “爱尔兰的大部分地面长着茂密的青草，它们几乎是直接长在坚硬的石灰岩层上的。我曾经看到一块只有几英寸厚的地，连雨季在上面跑马也不留蹄印，却能很快把公牛养到14公担重。这是爱尔兰的肥沃土壤中的一种，在罗斯考门以及高尔威和克勒尔等地的某些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有我所看到过的耕地中最为肥沃的垆坶；特别是在整个米斯郡。在这些地方，土壤非常肥沃，似乎大自然有意要补偿当地居民因采用原始耕作方法而遭到的损失。——善农河畔和菲格斯河畔又是另一种土壤，但也同样肥沃，虽然那里的土地表面看起来就像沼泽一样。这些地方被称作《Caucasses》〈和杨格不同，威克菲尔德是这样写它们的名称的〉；土壤下伏层是一层薄薄的蓝色海相淤泥，看来性质也和可耕地一样，因此无论怎么翻耕，即使翻得非常深，也不会对这种土壤有什么损害。——在里美黎克郡和梯培雷里郡又可以看到另外一种肥沃的土壤；这是一种深色的疏松而干燥的砂质垆坶，只要铲除杂草，它就能使谷物一连几年获得丰收。这种土壤对耕作和放牧同样合适，我敢肯定地说，对于这种土壤，很少会有哪一年雨水过多，有哪一个夏季过分干旱。这种土壤之所以肥沃，部分是由于被雨水从山顶冲刷下来的土壤细屑以后在河谷中沉积起来。土壤下伏层包含着石灰，这样，农民并没有化费任何劳动，土壤就已到处从下面施上了最好的肥料。”（第1卷第79、80页） 如果在较硬的垆坶下面紧挨着是一层不太厚的坚实的石灰岩，这样的土地就不适宜于农业，不会有好收成；但是这种土地作为放羊的牧场却非常好；这样它还可以进一步改良，上面盖上一层茂密的青草，其中混杂着白色的三叶草和……［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里留了一个空白，按威克菲尔德原作，这里的词是：“野茴芹”。——编者注］（第1卷第80页）。 博弗尔博士［注：圣博弗尔博士“爱尔兰地图说明”，1792年版第75—76页（Beaufort，Revd.Dr.《MemoirofaMapofIreland》.1792，p.75—76）；威克菲尔德引自第1卷第36页。］证明：在西部，特别是在梅沃郡，有许多turloughs，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平原，虽然上面看不到河流或小溪，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却被水所淹没；夏季水就流入石灰岩层的地下罅隙中，留下一片极适宜于作牧场的坚实土壤。 威克菲尔德继续写道：“除了Caucasses区域，在梯培雷里郡、里美黎克郡、罗斯考门郡、郎弗德郡和米斯郡，还有爱尔兰最好的土地。郎弗德的一个农场（格拉纳达—基耳），没有施任何肥料就一连收获了八次马铃薯。在科克郡的某些地方，土地更是特别肥沃。总之，可以说爱尔兰的土壤质地很好，虽然我不能像某些作者那样在评价爱尔兰的土壤时过于夸张，说拿一英亩爱尔兰土壤同一英亩英国土壤比较，前者要比后者好得多。”（第1卷第81页） 这一针对杨格的意见，是由于对我们上面所引用的杨格的话作了不正确的理解。杨格并没有说，如果就现在的耕作情况而论，爱尔兰的土壤能比英国的提供更好的收成，因为就耕作情况来说，英国当然比爱尔兰强得多；杨格只是说，爱尔兰土壤的天然肥力比英国的强，而这一点正好是威克菲尔德也不否认的。 1849年，在饥荒[413]以后不久，罗伯特·皮尔爵士［注：手稿中在“爵士”的后面还有“内阁”二字。——编者注］曾派一位苏格兰农学家凯尔德先生去爱尔兰，以便提出一份如何改良当地农业的报告。这位农学家在不久以后出版的一本论述爱尔兰西部（这里和西北边区一样，是爱尔兰最坏的地区）的著作中写道： “我在那里看到了这样大片的极好的沃土，感到非常惊奇。这一国家的内地，地势十分平坦，大体上是石质的和干燥的；这里的土壤又干又松。潮湿的气候产生出非常结实的植物，这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对牧草和饲料作物［注：“饲料作物”（《greencrops》）—词包括所有人工培养的饲料植物、各种块根植物和马铃薯，一句话，除谷物、青草和非野生植物外的一切。］有利，同时也就需要费很大的力量去不断清除莠草。无论是在坚硬的岩石本身或是在土壤下伏层中，到处可以看到大量砂砾状的石灰，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凯尔德还证明，整个西米斯郡的地面都是最出色的牧场。关于科里布湖（梅沃郡）以北的地区，他这样写道： “其中〈指一个500英亩土地的农场〉极大部分是非常好的牛羊牧场；这是一块又干又松的表面呈波浪形的土壤，它整个都位于坚硬的石灰岩层上面。长期以来就密密地生长着青草的田野，质地比苏格兰个别小块土地以外的任何地区都好，至少就我记忆所及是如此。这种土地的最好部分好得不宜于耕种，但其中大约有一半土地用来耕种还是可以得到好处……在坚硬的地下石灰岩层上，土壤以极高的速度重新形成，这种土壤根本不需要播种就可以重新成为牧场。”［注：凯尔德“殖民计划，或西部爱尔兰是投资的地方”1850年爱丁堡版（Caird.《ThePlantationScheme，ortheWestofIrelandasaFieldforInvestment》.Edinburgh，1850）。上面所引的在第6、17—18、121页。1850—1851年，凯尔德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他的旅行笔记，叙述英格兰几个主要郡的农业情况。］ 最后，我们再来听听一位法国权威作家的话［注：莱昂斯·德·拉维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译自法文）1855年爱丁堡版（LéoncedeLavergne.《RuralEconomyofEngland，ScotlandandIreland》.TranslatedfromtheFrench.Edinburgh，1855）。］： “爱尔兰两部分中的西北部分占全岛的四分之一，即整个康诺特和相毗连的多尼果耳、克勒尔、克黎各郡。它像威尔士，那些不好的地区甚至像苏格兰山区。此外，这里还有200万公顷的荒地，由于这些荒地的景象看起来很可怕，在爱尔兰就产生了这样一句俗语：‘进康诺特就是入地狱！’［注：产生这一俗语的并不是康诺特的晦暗的山岗，而是整个爱尔兰历史中的最阴暗的时期[414]，这以后将得到说明。］爱尔兰的另一部分，即大得多的东南部分，包括伦斯特、奥尔斯脱和曼斯特，面积约600万公顷。就土壤的自然肥力而论，它决不差于英格兰本土。不过那里的土壤也并非到处都是相同的，雨量则比英格兰丰富。宽广的泥炭沼泽约占全面积的十分之一；湖泊和山则占十分之一以上。在爱尔兰的800万公顷土地中，已经耕种的只有500万公顷”（第9、10页）。——“甚至英国人自己也承认爱尔兰土壤的质地比较好……在上述的800万公顷土地中，有200万公顷左右是峭壁、湖泊和泥炭沼泽；还有200万公顷则是相当差的土地。其他的地区，即大约全国的一半，则是带有石灰岩底土的非常出色的土壤。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呢？”（第343页）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权威人士都一致证明，爱尔兰的土壤无论在化学成分上或机械构成上，都富有一切肥沃因素。这里没有什么极端的东西：既不是密不透水的坚硬粘土，也不是一刻也存不住水分的疏松砂土。但爱尔兰也有别的不足之处。由于爱尔兰的山脉大都位于沿海地区，国内各个河流流域间的分水线多半地势很低。河流不能把全部雨水排送入海，因此在内地，特别是在沿分水线附近，就形成了宽阔的泥炭沼泽。仅中部平原就有1576000英亩土地完全被这种沼泽所掩盖。这些大都是地面上的凹洼地，通常是过去的湖泊所形成的浅塘，那里逐渐长满了青苔和沼泽植物，并且充满这些植物的遗骸。这些沼泽也像我们德国北部的沼泽一样，只能开采泥炭。在目前的耕作制度下，它们边上的土地只能逐渐地用于耕种。在这些古老的湖泊所形成的水塘的底部，到处都是含石灰（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九十）的灰泥，这些石灰来自淡水湖的外壳。因此，每一片这种泥炭沼泽的地下，都有使它适宜于耕种所必需的物质。此外，大多数这种沼泽都有丰富的铁砂。除了这些平原沼泽，还有1254000英亩的山地沼泽，那是在气候潮湿的条件下把树木砍伐光所造成的；它们成为不列颠群岛的一种特殊装饰。只要平坦的或略微倾斜的山顶的树木被伐光（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上半叶，由于必须保证铁工厂用木炭，这种情况曾经大规模地发生），这些地方由于雨雾的作用就形成一个泥炭复盖层，后来这种泥炭复盖层在适宜的条件下就扩展到了山坡上。穿过英格兰北部、自北而南伸向得比的山脉的所有山岭，都复盖着这样的沼泽；在爱尔兰地图上表明有大群山岭的地方，也可以到处看到许多山地沼泽。但是爱尔兰的泥炭沼泽本身对农业来说决不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恰好相反，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些这样的沼泽，以及那200万公顷（500万英亩）被拉维涅所轻视的“相当糟糕的土地”，在进行适当耕作的情况下将提供多么好的收成。 爱尔兰的气候是由它的位置所决定的。墨西哥湾暖流和优势的西南风给爱尔兰带来了温暖，使它冬暖夏凉。在西南部，夏季一直延长到十月中旬，根据威克菲尔德的意见（第1卷第221页），在那里，这是行海水浴的最好的月份。严寒很少见，时间也不长，平原上几乎从不积雪。在面向西南背靠北方的克黎湾和科克湾，整个冬天都和暖如春；在这里和别的一些地方，桃金孃就长在露天（威克菲尔德曾举例说，在一处庄园中，桃金孃树高达16英尺，被当做扫帚用，第1卷第55页），而月桂、arbutus〔熊果〕及其他常绿植物都高高地长成了大树。还在威克菲尔德的时候，南部的农民就整个冬天都把马铃薯放在露天，而且从1740年以来没有冻坏过一次。不过，大西洋的浓云给爱尔兰带来了最初的倾盆大雨。爱尔兰的平均降雨量最少也有35英寸，这比英格兰的平均量要高得多，但是当然比郎卡郡和柴郡的平均量低，同时也未必比整个英格兰西部的平均量高。不过，爱尔兰的气候肯定比英格兰的惹人喜欢。在英格兰，天空呈铅灰色，经常是细雨濛濛，整日不停，而在爱尔兰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大陆上那种四月的天空。新鲜的海风会急速地突然地把天空刮得浓云密布，但是如果不立即形成倾盆大雨，浓云又会同样迅速地为海风所驱散。即使是在深秋多雨的季节，也不像在英格兰那样阴雨连绵。爱尔兰的天气也和爱尔兰的居民一样，性格比较鲜明，往往比较急速而直接地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爱尔兰的天空颇像爱尔兰女子的面庞，在它上面阴霾和阳光都会意外地突然出现，但是决没有英格兰的那种灰色的忧郁。 一世纪时的罗马作家庞波尼乌斯·梅拉（“地理”一书的作者）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爱尔兰气候的最早的说明。他写道： “在不列颠的那边是尤佛纳，它在幅度方面和不列颠几乎相同，在其他方面也相类似；它是椭圆形的；它的气候对庄稼成熟不利，然而它却到处长满了茂密而柔嫩的青草［注：恩格斯把这两句由他加了着重号的话用拉丁文引在下面。——编者注］，牲口放进去要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喂饱，如果不把它们从牧场上带走，它们就会因过饱而胀死。”[415] 《Coeliadmuturandaseminainiqui，verumadeoluxuriosaherbisnonlaetismodo，sedetiamdulcibus！》顺便指出，这一段的现代英语译文，在高德文·斯密斯先生的作品中就有。斯密斯先生过去是牛津的历史学教授，目前则是美国科纳耳大学的教授。他告诉我们，在爱尔兰很大一部分土地上，小麦似乎很难获得丰收，接着，他写道： “看来爱尔兰繁荣商业的天然途径就是以它的牧场的产品——牲畜、油脂等供给英国居民。”［注：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1861年牛津版和伦敦版（Smith，Goldwin.《IrishHistoryandIrishCharacter》.OxfordandLondon，1861）。——这本书以“客观态度”作幌子，为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作辩护。读了这本书，你会不知道，究竟是历史学教授的无知，还是自由资产者的伪善更令人感到惊异。这两种特性我们以后都还将遇到。］ 据说，爱尔兰的气候已经注定了它只能为英国人提供肉类和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因此，爱尔兰人命中注定了要迁居海外，以便在爱尔兰空出地方来饲养牛羊。从梅拉到高德文·斯密斯以及在我们目前（从1846年起[416]，爱尔兰地主更是异口同声地叫嚷），有多少人重复过这种论调啊！ 可见，搞清楚爱尔兰气候的真实情况，也就意味着解决众所瞩目的政治问题。而关于气候，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它对农业有什么意义这一方面。在目前观察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测量雨量的自然科学家的观察对我们的目的只具有次要的价值；问题主要不在于降雨量有多少，而在于雨是怎么降的以及什么时候降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农学家们的判断。 阿瑟·杨格认为爱尔兰的气候比英格兰的潮湿得多；他认为这就是爱尔兰土地上青草长得特别茂密的原因。他指出，在收过块根作物之后或在收获期之后未经翻耕的土地上，到第二年夏季，干草仍然能得丰收，这在英格兰是从来不会有的。接着他还提到，爱尔兰的麦粒比其他气候更为干燥的国家的麦粒要轻得多；即使经过最好的耕作，田地上还是长满了青草和杂草，庄稼非常潮湿，很难收割，收获也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损失（杨格“爱尔兰旅行记”第2卷第100页）。 但是，杨格同时也注意到，爱尔兰的土壤却对这种潮湿气候的影响起一种反作用。那里的土壤到处都是石质的，因而水分很容易渗透。 “难以耕种的多石的坚硬的垆坶（loam）在爱尔兰相当多，但这和英格兰那种粘土（clay）却完全不一样。如果在英格兰的粘土（这种土壤在爱尔兰很少见到而且总是混合着大量的石砾）上的降雨量和邻岛的峭壁上同样多的话。那末这土地就不能耕作了。而且，爱尔兰峭壁上是一片绿色。在峭壁是由石灰岩构成的地方，上面就复盖着长在一层薄薄的腐植土上的草皮，那些草柔软而茂密得简直令人难以想像。”（第2卷第2部分第3—4页） 大家知道，满是裂缝和罅隙的石灰岩地带是很快就能排除多余的水分的。 威克菲尔德用一章的篇幅来非常详细地论述爱尔兰的气候，其中他收集了以前以及当时所做的一切观察。博特博士（在1645年出版的“爱尔兰自然史”[417]中）在描述爱尔兰的冬天时，把它叫做是温和的：一年中严寒不超过三四次，每次也很少超过两三天；都柏林附近的利菲河十年到十二年中也难得结一次冰。三月多半是干燥而晴朗的，但接着就有很多雨水；夏季很少有一连两三天不下雨的，不过到晚秋，天气就又非常好了。夏季很少有过于干旱的时候，造成歉收的从来不是干旱，而往往是雨水过多。平原上下雪不多，因此牲口整年都在露天放牧。但偶尔也有下雪的年份，例如1635年就是，那时人们就得设法为牲口找隐蔽的地方（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1卷第216页及以下各页）。 上一世纪初，腊蒂博士（在“都柏林郡自然史”中）[418]就开始作准确的气象观察；这项工作从1716年1765年，一共继续了50年。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南风、西风的次数和北风、东风的次数的比例是73∶37（南风和西风共10878次，北风和东风共6329次）。刮得最多的是西风和西南风，其次是西北风和东南风，刮得最少的是东北风和东风。夏季、秋季和冬季多半刮西风和西南风；东风常常出现在春夏两季，在这两季比在秋冬两季要多一倍；东北风主要是在春天，这时它们也比在秋冬两季多一倍。因此，这里的温度比伦敦均匀，冬季比较温暖，夏季比较凉爽，但是空气比较潮湿。盐、糖、面粉等就是在夏季也会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受潮，谷物还得在炉子里烤干，这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是从来也不会有的（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1卷第172—181页）。 腊蒂当时只能将爱尔兰的气候和伦敦的气候相比，而伦敦就像整个英格兰东部那样，也确实是比较干燥的。如果他手头有英格兰西部、特别是西北部的材料的话，他就会相信，他对爱尔兰气候所作的叙述——一年四季的风向、潮湿的夏季（在不生炉火的屋子里糖盐等就发生化学分解）——对英格兰的这一地区也完全合适，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地区冬季更冷一些。 腊蒂还对一年四季的气象做了记录。在那50年中，有16个寒冷的、迟来的或者说是过分干燥的春天；次数略多于伦敦。夏天有22次是炎热而干燥的，24次是多雨的，4次是多变的；总的来说，气候比伦敦略微潮湿，在那里，干燥的夏季和多雨的夏季次数是一样多的。秋天有16次是晴朗的，12次是多雨的，22次是多变的；气候也是比伦敦略微潮湿而多变。最后，冬天有13次是严寒的，14次是多雨的，23次是温暖的，这就是说，气候比伦敦潮湿得多，也温暖得多。 根据都柏林植物园从1802年到1811年这十年中的雨量测量记录，总降雨量在各个月份的分布情况如下（单位为英寸）：12月——27.31；7月——24.15；11月——23.49；8月——22.47；9月——22.27；1月——21.67；10月——20.12；5月——19.50；3月——14.69；4月——13.54；2月——12.32；6月——12.07；每年平均为23.36（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1卷第191页）。这十年特别干燥；凯恩（“爱尔兰的工业资源”第73页）引用的都柏林六年中年平均降雨量是30.87英寸，而昔蒙兹（“不列颠的雨量”）[419]提出的1860年到1862年的平均数字则是29.79英寸。但是，既然爱尔兰的暴雨变幻莫测，带有纯粹局部的性质，那末如果不是经年累月地同时在许多记录站进行测量，这样的测量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一点下面的事实就足以说明：在同一个都柏林的三个记录站，对1862年降雨量的记录，一个是24.63英寸，另一个是28.04英寸，还有一个是30.18英寸。据昔蒙兹说，在1860—1862年期间爱尔兰所有各个地区的12个记录站所记录的降雨量（从25.45英寸起到51.44英寸不等），平均不到39英寸。 帕特逊博士在他的著作中讲到爱尔兰的气候时写道： “一般都认为我国气候潮湿，造成这种印象的是我国经常出现的暴雨，而不是降雨量本身……有时春天的潮湿天气会使播种延迟一些，但是在我国，春天经常是寒冷的和迟来的，因此，在这里，早种并不总是适宜的。夏秋两季经常出现的暴雨常常使我们的干草和谷物的收割受到威胁，但在这种非常情况下，警惕和勤勉也可能获得英国在‘抢收’（catchingharvests）时的那种成绩，而改善耕作的结果也会使农人的辛劳不致白费。”［注：威·帕特逊博士“爱尔兰气候研究”1804年都柏林版第164页（Patterson，W.，Dr.《AnEssayontheClimateofIreland》.Dublin，1804，p.164）。］ 自1791年到1802年这12年中，伦敦德里每年的干燥日子为113天到148天，平均超过126天。拜尔法斯特的平均数字也是这样。在都柏林，这样的日子为168天到205天，平均为179天（帕特逊“爱尔兰气候研究”第164页）。 根据威克菲尔德的材料，爱尔兰的收获季节如下：小麦多半在9月，也有在8月的，但很少在10月；大麦通常比小麦收得略晚一些；燕麦则比大麦还要晚一星期左右，即通常在10月间。威克菲尔德在长期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现有的材料还根本不足以科学地说明爱尔兰的气候，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表示这样一种意见，即这种气候对种植谷物有严重的困难。相反，他认为，在潮湿的天气收割庄稼所遭到的损失，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这以后还要说明），他非常肯定地说： “爱尔兰土地肥沃，气候良好，只要耕作制度适宜，这个岛上所生产的粮食数量，不仅足以自给，而且会有大量剩余，在必要时，随时可以用于英国的需要。”（第2卷第61页） 确实，那时（1812年）英国在同全欧洲和美国作战[420]，粮食输入极为困难；粮食已成为迫切需要的东西。目前粮食大量地从美国、罗马尼亚、俄国和德国入口，看来，现在全部问题已经是如何获得廉价的肉类。正因为如此，如今爱尔兰的气候也就不适宜于耕作了。 爱尔兰从古以来就种植谷类作物。在比英国人的出现还早得多的时候已经记录下来的最古老的爱尔兰法律中，“一袋小麦”已被作为一定的价值尺度；在氏族首领和其他酋长要求属下必须履行的义务中，经常提到要交纳规定数量的小麦、大麦麯、燕麦粉等。［注：“古代爱尔兰的法律和规章——古制全书”两卷集1865年和1869年都柏林版，受女王陛下出版局之托刊印，由亚历山大·汤姆出版（伦敦郎曼书店）（《AncientLawsandInstitutesofIreland—SenchusMor》.2vol.，Dublin，printedforHerMajesty’sStationaryOffice，andpublishedbyAlexanderThom（London，Longmans）1865and1869）[421]，见第2卷第239—251页。一袋小麦的价值为1斯克莱派耳（迪那里），合银20—24喱；斯克莱派耳的价值是皮特里博士查明的，见“盎格鲁诺曼入侵以前的爱尔兰教会建筑”1845年都柏林版四开本第212—219页（《EcclesiasticalArchitectureofIreland，anteriortotheAnglo-NormanInvasion》.Dublin，1845，4°，p.212—219）。］英国人入侵以后，在连年的战乱中，粮食的种植缩减了，但从没有完全停止过；1660年到1725年间又有所发展，从1725年到1780年左右重新下降；1780年到1846年，在以种植马铃薯为主的同时，粮食种植也又有所增长，不过从1846年起，谷物和马铃薯的种植就不断为日益发展的畜牧业所排挤。如果爱尔兰的气候不适宜于种植粮食，那末粮食的种植又怎么能够在那里存在千年以上呢？ 爱尔兰有些地方，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由于多雨（靠近山区的地方经常下雨），确实不大适宜于种植小麦。在爱尔兰，除了好年成以外，也常常一连几年夏季雨水过多（例如1860年到1862年），这对小麦为害极大。但是小麦并非爱尔兰的主要谷类作物，而威克菲尔德甚至惋惜说，由于缺乏销售市场，在爱尔兰小麦种得太少了；除了邻居的磨坊以外，并无其他市场；大麦的种植也几乎完全是为了供应（偷税的）私酒坊。爱尔兰的主要谷类作物过去和现在都是燕麦，自1810年以来，燕麦的播种量至少为其他各种谷类作物总数的十倍；而燕麦比小麦和大麦收得晚，因此收割燕麦多半是在9月底和10月，那时天气大都非常好，尤其在南方是如此。此外，燕麦还特别能经得住雨水。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爱尔兰的气候在总降雨量和季节雨量方面几乎和英格兰西北部的气候完全一样。在坎伯兰、韦斯特默尔兰和北郎卡郡的山区，降雨量大大超过了我所知道的爱尔兰记录站中的任何一个站所包括的地区（科尼斯顿1860—1862年的平均雨量是96.03英寸，温德米尔是75.02英寸），可是在那些地方还是可以收割干草和播种燕麦。在南郎卡郡，那几年的降雨量从利物浦的25.11英寸起到波尔顿的59.13英寸不等，而各处测量的平均数约为40英寸；在柴郡，降雨量自33.02英寸起至43.40英寸不等，各处测量的平均数则是37英寸左右。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那几年爱尔兰的降雨量还不到39英寸。（以上数字均根据昔蒙兹。）在这两个郡中，各种谷类作物都有种植，其中也包括小麦；在柴郡，在最近一次牛瘟流行以前，的确主要是从事畜牧业和乳脂业，但是在牲畜因瘟疫而大部分死亡之后，气候突然变得对小麦也非常适合了。如果爱尔兰像柴郡一样，发生牛瘟并造成同样可怕的破坏，就不会再宣扬爱尔兰的自然使命是从事畜牧业，那时我们就会重复威克菲尔德书上的话，说爱尔兰命该成为英国的谷仓了。 如果不抱任何成见，没有被爱尔兰地主和英国资产者的自私自利的叫嚷搅昏头脑，那就应当说，就土壤和气候而论，爱尔兰有些地区较适宜于畜牧业，有些地区较适宜于农业，还有一些地区（它们占绝大部分），就像到处可以遇到的情况那样，既适宜于畜牧业，也适宜于农业。和英国相比，爱尔兰总的来说更适宜于畜牧业；不过要把英国和法国相比，那英国也同样更适宜于畜牧业。但是，难道因此就可以说全英国都应该变成牧场，就可以说，为了要腾出地方来饲养牲畜以便日后把牲畜运到法国去换取丝织品和酒类，英国的所有农业人口，除了少数牧民以外，都得迁到工业城市或美国去？然而，渴望提高地租的爱尔兰地主和力图压低工资的英国资产者，对爱尔兰却正是这样要求的，这一点高德文·斯密斯已说得够清楚了。并且，这种变耕地为牧场所暗示的社会革命，其规模在爱尔兰将比在英国更大得多。在英国，占优势的是大规模的农业，雇农劳动已多半为机器所代替，那种社会革命至多是使100万人迁离故土；但是在爱尔兰，占优势的是小规模的农业，甚至是用铁锹进行的耕作，那种社会革命就会把400万人逐出故土，根本灭绝爱尔兰人。 我们看到，甚至自然现象本身也成了英国和爱尔兰两国之间争执的对象。而我们同时也看到，英国统治阶级的舆论（大陆上只有它能够为人所知）如何随着时势和利益的变化而反复无常。今天英国急需有保证地输入粮食，于是爱尔兰就似乎是天生适于种小麦的；明天英国需要肉类，于是爱尔兰就又只适于作牧场之用了；存在500万爱尔兰人这件事实把一切政治经济学规律都破坏了，必须把他们赶走，让他们随便滚到什么地方去吧！ 古代的爱尔兰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家以及教会的神甫们，关于爱尔兰都讲述得很少。 但是还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虽然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时有许多爱尔兰的手稿已经毁于战火。这些文献包括短诗、文法、辞典、年表和其他历史著作以及法律汇编。不过，除去极少数的例外，所有这些至少包括了八世纪至十七世纪这一时期的文献，都只是手写本。用爱尔兰语出版书籍是不久以前才开始的，恰好是在这种语言已开始消亡的时候。因此，原有的丰富材料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可以被利用。 在年表中最重要的是“提格尔纳赫神甫年表”（该神甫于1088年去世），“奥尔斯脱年表”，特别是“四教长年表”。“四教长年表”是1632—1636年圣芳济派教士迈克尔·奥克莱里领导其他三个seanchaidhes（编年史家）在多尼果耳修道院编成的，他们所根据的材料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散失。这部带有批注并附有英译文的年表是奥顿诺凡于1856年据现在还保存着的多尼果耳修道院原手稿出版的。［注：由约翰·奥顿诺凡博士出版并附有英译文的“四教长编爱尔兰王国年表”七卷集，1856年都柏林第2版四开本（《AnnalaRioghachtaEireann.AnnalsoftheKingdomofIrelandbytheFourMasters》.Edited，withanEnglishTranslation，byD-rJohnO’Donovan.2edit.，Dublin，1856，7vol.in4°）。］以前查理·奥康瑙尔博士出版的书（“四教长年表”第1部分，“奥尔斯脱年表”等）的原文和译文都是不可靠的。[422] 这些年表大都从爱尔兰的神话式的史前史开始，它们的基础是古代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曾由九世纪和十世纪的诗人大加修饰，后来又由教士编年史家按年代加以整理。例如，“四教长年表”以创造世界后的第2242年作为开始的日期，据说当时挪亚的孙女凯撒尔在洪水之前的40天在爱尔兰登岸；别的年表则认为苏格人的祖先，这些最后来到爱尔兰的移民，源出于雅弗的直系血统，并把他们同摩西、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联系起来，正如我们的中世纪编年史家把日耳曼种族的祖先同特洛伊、亚尼雅士或亚历山大大帝联系起来一样。“四教长”一共只用几页记述了这些无稽之谈（迄今还没有能够把其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即真正的古代民间传说区分出来）；“奥尔斯脱年表”对这些完全没有记载；而提格尔纳赫则以在当时来说是惊人的大胆的批判精神，宣称基姆拜特王（约纪元前300年）以前的苏格人的所有传说都不可靠。但是到了上一世纪末叶，爱尔兰开始了一种新的民族生活，同时对爱尔兰的文献和历史也产生了新的兴趣，于是教士们的这些虚构正好成了最珍贵的材料。由于道地的克尔特人的热情以及爱尔兰那种特有的天真，信仰这些奇谈曾被宣布为爱尔兰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当然也就为绝顶聪明的英国学术界人士（他们在语言学和历史学批判方面的著作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提供了一种求之不得的借口，好把爱尔兰的一切都当做极端荒谬的东西而加以摒弃。［注：当时的最天真的作品之一是“艾里编年史，盖尔人、苏格人、伊伯尔人或爱尔兰人的历史，奥康瑙尔译自斯基台语腓尼基方言的原手稿”两卷集1822年伦敦版（《TheChroniclesofEri，beingtheHistoryoftheGaalSciotIber，ortheIrishPeople，translatedfromtheoriginalmanuscriptsinthePhoeniciandialectoftheScythianLanguagebyO’Connor》.London，1822，2vol.）。斯基台语腓尼基方言，这当然就是爱尔兰人的克尔特语，而原手稿则是任意选出的一篇诗体的编年史。这本书的出版者阿瑟·奥康瑙尔是1798年的流亡者[423]，后来成为英国宪章运动领袖的菲格斯·奥康瑙尔就是他的侄子。据说他是古代奥康瑙尔家族，即康诺特诸王的后裔，而且可以说是爱尔兰王位追求者。扉页前还有一张他的照片，他有一张爱尔兰人的漂亮而愉快的面庞，和他的侄子菲格斯像得出奇；他右手拿着王冠。下面写着“奥康瑙尔——本族的首领，奥康瑙尔——本国被辱人民的领袖：‘战败的，但不是屈服的’”（《O’Connor—cear-rige，headofhisrace，andO’Connor，chiefoftheprostratepeopleofhisnation：《Soumis，pasvaincus》》）。］ 同时，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一种主要以皮特里和奥顿诺凡为代表的、带有更大得多的批判性质的思潮在爱尔兰传播开来。我们已经提及的皮特里的研究证明，现有的最古的、从六世纪和七世纪开始的文字记载，和年表的内容完全符合，而奥顿诺凡的意见是，年表记载真正的历史事实从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就开始了。年表中可靠的记录是在早几个世纪或晚几个世纪开始，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很可惜，就这个时期来说，这些年表对我们的目的几乎是毫无帮助的。其中只是简短而枯燥地记录某人的死亡或即位，记录战争、战役、地震、瘟疫、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掠夺，而很少涉及人民的社会生活。如果出版了所有爱尔兰的古代成文法规，这些年表就会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有了法律汇编中的一些解释，许多枯燥的记录就会不同了。 但是几乎所有这许多法律汇编也都被搁置一边而迟迟不能问世。经过几个爱尔兰古文献学家的坚持，英国政府才同意于1852年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出版古代爱尔兰的法律和规章。但它是怎么办这件事的呢？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三个勋爵（每逢事关国家开支，就必须有勋爵参加），三个最高级法官，三个新教的牧师，以及皮特里博士和一个军官、爱尔兰地形测绘的领导人。在所有这些先生们中间，只有皮特里博士和两位宗教界人士格雷夫斯博士（现为里美黎克新教主教）和托德博士能够称得上对于交给委员会的事情多少比较内行；但其中两人，皮特里和托德在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去世了。委员会受命采取步骤，来临摹、翻译并出版古代爱尔兰的法律方面的手稿，同时物色适宜的人选。委员会吸收了两个最最难能可贵的人参加工作，那就是奥顿诺凡博士和奥克里教授。他们临摹了许多手稿，也已经初步翻译出来，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付印，就都去世了。他们的后继者汉考克博士和奥马洪尼教授接着继续进行这一工作，终于在不久前出版了上述两卷本的“古制全书”。出版人自己承认，委员会成员中只有格雷夫斯和托德二人参加工作，在校样上写了一些意见；军官托马斯·拉科姆爵士为出版者提供了校正地名用的爱尔兰地形测绘原图；皮特里博士不久即去世；其他几位先生的活动只是在18年中勤勤恳恳地领取自己的薪俸罢了。 在英国，特别是在它统治下的爱尔兰，完成国家所委托的事务的方式就是如此。离开营私舞弊［注：“营私舞弊”英文为Jobbery，在英国是指利用职权为个人或亲友谋私利的行为，也指为自己一帮人的利益而利用国家资金进行间接的贿买。具体的这样的行为即称为job。爱尔兰的英国殖民地是各种各样营私舞弊的主要发源地。］，事情就办不成。除非同时有大笔款项和一些清闲的肥缺落入某些勋爵和政界红人之手，不然任何社会需要都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个不中用的委员会所消耗的钱，在德国足够用来出版所有未公布的历史文献，而且会出版得更好。 “古制全书”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研究古代爱尔兰的主要资料。这是一部古代法规的汇编。据以后写成的序言说，这个汇编是适应正在爱尔兰迅速传播的基督教的需要，根据圣帕特里克的建议并在他的参加之下编成的。参加编辑这个汇编的“委员会”的据说有爱尔兰最高国王莱盖雷（据“四教长年表”，428—458年在位），两位属国国王：科克（曼斯特国王）、戴雷（大概是奥尔斯脱的执政者之一），三位主教：圣帕特里克、圣贝尼格努斯、圣凯尔涅赫，最后，还有三位法学家：杜布塔赫、菲格斯、罗萨。这个委员会的著作工作所花费的确实比目前的委员会要少，虽然后者只是负责把这个汇编出版。“四教长年表”指出这个汇编的编纂年代是公元438年。 该书正文显然是以远古的多神教的材料作为基础。其中所有最古老的法律公式都是以诗的形式写成，有一定的格律和所谓的叶韵，——这是一种特殊的首韵，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只押子音的音韵，它是爱尔兰诗歌中所常见的，并且往往转变为完全押韵。已经确定，古代爱尔兰法律汇编是在十四世纪时从五世纪的语言，即所谓的芬尼方言（BérlaFeini）译成当时通用的爱尔兰语言的（序言，第1卷第36页及以下各页），因此，这就说明，为什么“古制全书”里有许多地方诗的格律在不同程度上显得不分明了，但是除了偶然押韵和叶韵十分显著的地方之外，格律也还是常常显现出来，并使全文具有一定的韵律。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读译文就可以看出这些诗体的公式。但同时，特别是在汇编的后半部，也可以看到许多地方显然是用散文写的；如果说那些诗体的公式无疑是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那末这些散文体的增补就显然是汇编的编辑者自己加的了。此外，在九世纪或十世纪编成的、据说是卡舍耳的国王和主教科马克所编的辞典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古制全书”，所以这些法律无疑是在英国人入侵之前很久就已经记录下来了。 在这部汇编的各种手抄本（最早的大约是十四世纪初甚至更早些）中，有不少大多数彼此吻合的文字上的注解，以及比较详细的有关内容方面的注释。注解中完全保存着古代辞典的精神，其中双关语代替了词源的研究和词的解释；注释的价值也各不相同，常有严重的曲解，许多地方难以理解，——至少在不熟悉其他的法律汇编的情况下是如此。这些注解和注释的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大部分大概是写于英国人入侵之后。不过，由于其中只有很少超出正文内容范围以外对法律加以发挥的痕迹，而且这种少见的发挥又仅仅表现在更确切地规定细节，所以较大部分纯粹是解释性的注解和注释无疑可以比较审慎地把它也作为更古时期的史料加以利用。 “古制全书”的内容是：（1）典质法［Pfändungsrecht］，即大致上包括全部诉讼程序；（2）有关各个不同地区的居民内讧时关于人质的法律；（3）有关Saerrath和Daerrath（见下面）[424]的法律；（4）家法。从这一汇编中我们获得许多有关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但是在大量名词没有得到解释，其他手稿尚未公布之前，许多东西还是很不清楚的。 关于爱尔兰人民在英国人入侵以前的状况，除了文献材料，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古建筑物、教堂、园塔、防御工事、铭文也向我们提供了资料。 在外国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只提一提斯堪的那维亚史诗和圣贝尔纳所记的“圣玛拉基传”[425]中有关爱尔兰的一些地方（其中资料并不多），然后可进而阅读第一个亲自研究爱尔兰以后记述这个国家的情况的英国人的作品。 以坎布里亚的吉拉德这一名字闻名的布雷克诺克大助祭司西尔韦斯特尔·杰腊德·巴里是交际花奈斯塔的孙子；奈斯塔是南威尔士王里斯·阿普·都铎的女儿，英王亨利一世的情妇，是几乎所有最初参加征服爱尔兰的诺曼人领袖的祖先。吉拉德于1185年和约翰（即后来的“无地约翰”）一同去爱尔兰，后来他先后写了“爱尔兰地形”和“被征服的爱尔兰”两书，前者叙述爱尔兰及其居民的情况，后者则极力美化了第一次入侵爱尔兰的历史。现在我们主要来看看他的头一部作品。这本书用极端矫揉造作的拉丁文写成，其中充满着这位徒骛虚名的作者的那个时代和他所属的那个race〔种族，民族〕的最野蛮的迷信和各种的宗教偏见和民族偏见，不过这毕竟还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因为它是一个外国人对于爱尔兰的第一份比较详尽的证词。［注：“坎布里亚的吉拉德文集”，出版者约·谢·布鲁尔，1863年伦敦郎曼书店版（《GiraldiCambrensisOpera》ed．J．S．Brewer，London，Longmans，1863）。[426]吉拉德的历史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其英译本（译得很差）“坎布里亚的吉拉德历史著作集”（《TheHistoricalWorksofGiraldusCambrensis》），1863年由伦敦博恩书店出版。］ 从那时起，盎格鲁诺曼人关于爱尔兰的史料自然越来越丰富；但是可以用来研究该岛保持独立的那一部分的社会制度的材料，即可以用来追溯上去，对较古的制度做出结论的材料，却仍然异常缺乏。直到十六世纪末爱尔兰首次被逐步地完全征服的时候，我们才有了更详尽的关于爱尔兰人民实际生活情况的材料，自然，那是被英国人大大加以美化了的。往后，我们就会看到，从第一次入侵以来的四百年间，人民的处境很少改变，而且绝对没有改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加以引用的某些比较晚近的著作，即汉美尔、坎皮恩、斯宾塞、戴维斯、坎登、莫里逊等人的作品[427]，就成为研究与他们相距五百年的那个时期的主要材料，这些材料是对贫乏的原始材料的必要的、极为有用的补充。 爱尔兰的神话式的史前史中谈到许多次入侵，那些入侵一次接着一次地发生，而且大多数总是以这个岛国被新来的入侵者征服而告结束。最近的三次入侵是：菲尔博耳格人入侵、达南族人入侵、米莱济人或苏格人入侵，而后者似乎来自西班牙。一般的爱尔兰历史文献把菲尔博耳格人［firbolgs］（fir爱尔兰语作fear，拉丁语作vir，哥特语作vair，意思是“人”）径直称为比利时人，根据需要把达南族人（tuatha爱尔兰语的意思是“族”，“地区”，哥特语作thiuda）或者称作希腊的丹瑙人，或者称作日耳曼的丹麦人。奥顿诺凡认为传说，至少是有关上述那些入侵的传说，是有某些历史事实作为基础的。年表中在公元10年下面载有aitheachtuatha（十七世纪一位优秀的古代语言学家林奇把它译为plebeiorumhominumgens〔平民出身的人〕）的起义；看来，这就是那次把贵族（saorchlann）全部歼灭的平民革命。这指明了苏格征服者对较古老的居民的统治。奥顿诺凡从有关达南族人的民间传说中得出结论说，这个在后来民间迷信传说中变为山林爱尔菲神的部族，到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在某些山区还残存着。 毫无疑问，在早英国人开始大批迁居爱尔兰以前，爱尔兰人就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民族了。早在十二世纪时就和现在一样，爱尔兰人中绝大多数人的头发是浅色的。吉拉德（“爱尔兰地形”第3部分第26章）在写到两个外国人时说，他们的头发很长，而且像爱尔兰人一样，是淡黄色的。不过，直至目前，特别是在西部，我们还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黑头发的人。一种类型的人身材高大而匀称，面貌漂亮，头发卷曲，给我们的感觉是，似乎我们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或伦巴第曾经看到过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在西南部最多。另一种类型的人身材短小而结实，头发乌黑、平直而粗硬，脸扁平得和黑人差不多，这种人在康诺特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原来是浅色头发的克尔特人中有这种深色头发的人存在这一点，赫胥黎是用伊比利安人（即巴斯克人）血统的混入来解释的[428]，而这一解释看来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可以肯定爱尔兰人在历史上出现的那个时期，他们已成为说克尔特语的单一的民族，而从那时起，除了战俘和买来的奴隶（大多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外，在任何地方都再也看不到异族人了。 古代著作家们把爱尔兰人说得可不怎么体面，狄奥多洛斯说，居住在伊里斯岛（或伊林岛？原文为第四格：？Iριν）的不列颠人是吃人的。[429]斯特拉本就说得更为详细： “关于这个国家〈耶尔讷〉，我们可以谈到的唯一令人置信的一点，就是它的居民比不列颠人更野蛮，因为他们是食人者，而且是可怕的贪食者〈πολυφáγοι；另一种写法是ποηφáγοι——食草者〉；吃父母的尸体，并公开和别人的妻子以及自己的母亲和姊妹发生肉体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合乎规矩的”。[430] 爱国的爱尔兰史学界对这种臆造的污蔑十分愤慨。但是近代科学已经肯定证明：吃人，包括吞吃自己的父母，看来是所有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如果爱尔兰人知道，在整整一千年以后，现代柏林人的祖先对这些现象还持有同样实际的看法，那他们大约就会处之泰然了： 《AberWeletabi，dieinGermaniasizzent，tiewirWilzeheiэên，dienescament〈schämen〉sihniehtzechedenne〈zugestehen〉daэsieiroparentesmitmêrenrehteeэensulîn，dannediewurme》〔“我们称之为维耳茨的住在德国的韦累塔比人，认为他们比蛆虫更有权利吃掉他们的父母，而并不感到这是一种耻辱”〕（诺特克尔语，雅科布·格林“古代德国法律”第488页中引用[431]）。 我们将看到，就是在英国人统治爱尔兰的时期，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吃人的事。至于指摘爱尔兰人为傅立叶所说的“显花植物”［Phanerogamie］[432]，那末所有的野蛮民族都有这种情况，更不要说多情的克尔特人了。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这个岛屿就已经有了目前的地方性称呼（伊里斯、伊林和耶尔讷这些名字是同艾雷、艾林相吻合的），而且托勒密已经知道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现时的名称，称它为埃布拉纳（带有正确的重音的’′Eβλανα）。[433]在这方面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却从古以来对这个城市就有另外一个名称——Athcliath，而Duibhlinn（“黑色的沼泽”）这一名称他们是用来称呼利菲河的一段河流的。 此外，在普林尼的“博物志”（第4卷第16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到那里〈海伯尼亚〉去的不列颠人是乘坐一种用柳条做的、外包一层缝在一起的兽皮的小船。” 以后，索林则直接谈到爱尔兰人。 “他们在横渡海伯尼亚和不列颠之间的海面时乘坐的是用柳条做的、外面包上一层牛皮的小船。”（凯·尤利乌斯·索林“世界志”第25章） 1810年，威克菲尔德发现，在爱尔兰的整个西岸，“除了木制骨架上包马皮或牛皮的小船以外，没有别的船只”。这些小船由于地区的不同，形式也有差别，但都非常灵活，因而很少出事故。用这种船来航海当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在这里，捕鱼只能在海湾中或岛屿之间进行。在克勒尔郡的马耳倍，威克菲尔德看到过一种长15英尺、宽5英尺、吃水2英尺的小船；包钉一只这样的小船需要两张牛皮，把牛皮带毛的一面翻到里面，外面再涂上一层油；船上可以坐两个划桨的人。这种小船约值30先令（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2卷第97页）。不用柳条，而改用了木制骨架！经过1800年以及在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国家对爱尔兰人进行了将近七个世纪的“文化”加工以后，所取得的进步原来就是如此！ 而在其他领域中也很快出现了某些进步的征兆。在三世纪下半叶执政的科马克·乌尔法达王时代，据说他的女婿芬·麦库阿耳大概是按照罗马军团的样子改组了爱尔兰民团（FiannaEirionn［注：在整部“古制全书”中，Feini（芬尼）都被用作爱尔兰人民的名称。Feinechus，fenchus（芬尼法律）常用来表示“古制全书”或另一部现在已散失的法律汇编。feine，gradfeine的意思都是平民即自由人的最下层。］），把它划分成轻装部队和常备部队。在以后各个时期，爱尔兰军队（对于它们，我们了解得较详细了）就划分为kerne（轻）步兵和galloglas （重）步兵或常备步兵。许多古老的歌曲都歌颂过这位芬的英勇事迹；其中有些一直流传到今天；正是这些歌曲——可能还有一小部分苏格兰盖尔人的传说——构成麦克菲尔逊的“奥辛”（爱尔兰语是奥伊辛，是芬的儿子）的基础，只是其中芬被改成芬加耳，事件的地点也换成了苏格兰。[434]在爱尔兰民间的口头传说中，芬以巨人芬·麦库阿耳的名称继续存在；几乎在爱尔兰的每个地方，人们都把某一件惊人的业绩归之于他。 毫无疑问，基督教在爱尔兰很早就已经出现，至少在东海岸是如此。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远在帕特里齐乌斯以前已经有这么多爱尔兰人在教会历史中起过重大作用。异教徒佩拉吉阿斯通常都被认为是来自班戈尔的威尔士教士；而卡里克费尔格斯附近也存在过古老的爱尔兰班戈尔修道院，或者更正确地说，班霍尔修道院；佩拉吉阿斯正是那个地方的人，这一点有热罗尼莫的话为证，因为他说佩拉吉阿斯“愚蠢并且因喝苏格人的稀粥而变得笨拙”（《scotorumpultibuspraegravatus》）。[435]这是第一次提到爱尔兰燕麦稀粥（爱尔兰语是lite，爱尔兰英语是stirabout），这种粥在当时，并且直到出现马铃薯时一直是，以后又和马铃薯一起是爱尔兰人民的主要食品。佩拉吉阿斯的两位高足——策列斯提乌斯和阿尔宾，也是苏格人，即爱尔兰人；根据格纳迪的叙述[436]，策列斯提乌斯曾经从修道院中给他的父母写过三封长信，可见，在四世纪时，在爱尔兰就已经使用拼音文字了。 在中世纪初期的所有文献中，爱尔兰人被称作苏格人，他们的国家被称作苏格蒂亚；我们在克罗狄安、伊西多尔、贝达的著作中，在腊万纳的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在爱因哈德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称呼，甚至阿尔弗勒德大帝还这样写道：“海伯尼亚，我们称它为苏格兰”（《IgberniatheveScotlandhatadh》）。[437]现在的苏格兰那时有一个外国名称叫做凯利多尼亚，它的当地的名称则是阿里巴，阿里巴尼亚；苏格蒂亚或苏格兰这个名称只是在十一世纪才被移到东边岛屿的北端来。大约在三世纪中叶，爱尔兰的苏格人开始大批迁往阿里巴；早在公元360年，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就已经知道他们住在那里了。[438]他们通过最近的海路即从安特林迁居到金太尔半岛；南尼阿斯就明确地提到过，那时统治着到克莱德河和福思河为止的全部苏格兰低地的不列颠人，西面受到苏格人的侵袭，北面受到皮克特人的侵袭。[439]古威尔士的历史著作“三组文”[440]第7卷记载着，魁迪耳菲希提人［gwyddylffichti］（见下面）从爱尔兰经诺曼海（M?rLlychlin）漂流到阿里巴尼亚，并在沿海地区定居下来。苏格兰和赫布里底群岛之间的海称作诺曼海，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上述的“三组文”是在诺曼人征服赫布里底群岛以后编成的。公元500年左右，又有大批苏格人迁入，他们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脱离爱尔兰以及皮克特人而独立，最后在九世纪肯尼思·麦卡尔平时征服了皮克特人，创立了约一百五十年后（大概首先由诺曼人）改称为苏格兰、苏格蒂亚的国家。 古代威尔士文献（南尼阿斯，“三组文”）提到魁迪耳菲希提人或盖尔的皮克特人在五、六世纪时对威尔士的入侵，而且每次都说成是爱尔兰的苏格人的入侵。Gwyddyl这个词（gavidheal的威尔士写法）是爱尔兰人用来称呼自己的名称。至于为什么同时还提到“皮克特人”，则有待于他人的研究了。 在五世纪二十年代中到四十年代末，由于帕特里齐乌斯（爱尔兰语为Patraic，因为克尔特人总是按古罗马人的方式，把《c》读《k》的音）的活动，基督教没有经过暴力的震动，就成了爱尔兰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这时候，与不列颠早就存在的联系也活跃起来了，不列颠的建筑师和营造匠到了爱尔兰；他们教会原来只知道用光秃秃的石块堆砌建筑物的爱尔兰人使用石灰浆。从七世纪到十二世纪只有教会的建筑物使用石灰桨，这就足以证明，这种方法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引入的，并且也证明，从那时起，宗教界（异族文化的代表）在自己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是和人民完全隔绝的。在人民的社会生活毫无进步或者进步极慢的时候，在宗教界中文化却很快获得了发展，这种文化，在当时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它按照时代的风格常常表现为迫切地促使异教徒改教和建立修道院。科伦巴使不列颠的苏格人和皮克特人改信基督教，加尔（圣加伦修道院的奠基人）和弗里多林使阿勒曼尼人改信基督教，基利恩使居住在美因河的法兰克人改信基督教，佛吉利厄斯使萨尔茨堡的居民改信基督教；这五人都是爱尔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改信基督教，主要也是由于爱尔兰传教士的作用。同时，在整个欧洲，爱尔兰更以学问的发源地见称，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说是根深蒂固，查理大帝就曾经请爱尔兰教士阿尔宾到帕维亚去任教，以后又由另一爱尔兰人敦加尔代替了他的职位。在当时起过重要作用、但现在已多半被人遗忘的许多爱尔兰学者中间，最卓越的是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或被艾尔德曼称为“中世纪哲学的CarolusMagnus〔查理大帝〕”的约翰·司各特·伊里吉纳。黑格尔在论及他时这样说：“他是当时第一个开创真正的哲学的人。”[441]在九世纪的西欧人中他是唯一懂得希腊文的，他翻译了被认为是迪奥尼修斯法官的著作，从而重新建立了和古代哲学的最近一代人的联系，和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学派[442]的联系。他的学说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大胆的；他否定“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张，因而十分接近于泛神论；因此，当时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他就不乏恶意的攻击。直到整整两个世纪之后，伊里吉纳所奠基的科学才有了坎特伯雷的安瑟伦这样一个继承人。［注：伊里吉纳的详细学说和著作见艾尔德曼著“哲学史纲”1869年柏林第2版第1卷第241—247页（《Grundrissde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2.Aufl.，Berlin，1869，Bd.Ⅰ，S.241—247）。从伊里吉纳（他绝非什么宗教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人所特有的那种灵敏机智。一次，法国国王秃头查理和他隔一张桌子坐着，查理问他，苏格人（scot）和笨蛋（sot）相差多少，伊里吉纳答道：“相差一张桌子那么远。”］ 但是这种较高发展的文化还来不及对人民发生影响，就被诺曼人的强盗式的侵袭所中断了。这种强盗式的侵袭成为斯堪的那维亚的、特别是丹麦的爱国主义的贸易的主要对象；只是由于开始得太晚，而且出于太小的民族，所以才没有能够像过去日耳曼人入侵那样，大规模地发展为征服、殖民化和形成国家。诺曼人的侵袭引起了巨大的即使对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本身也毫无裨益的动乱，和这种动乱比起来，这些侵袭对历史发展的好处是完全不值一提的。 在八世纪末，住在爱尔兰的还绝对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全岛的最高王国政权只是表面上存在，而这个表面上存在的最高政权也绝对不是永久性的。各地区国王的数字经常变动，就像他们的属地经常变动一样；他们之间经常处于内战状态，而各处的更小的首领们也同样忙于私人的倾轧。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些内讧中，看来存在着某种规则，使得破坏有一定的范围，从而使国家不致受害太大。但是后来发生了注定不可避免的变化。公元795年（在这个掠夺性民族首次光顾英格兰之后若干年），诺曼人在安特林岸边的腊思林岛登陆，并把一切付之一炬；798年，他们又在都柏林上岸，从那时起，年表上几乎每年都用“异教徒”、“异族人”、“海盗”等名称提到他们，而且还总是提到他们在某一处或某几处《losccadh》（纵火）。他们移居于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南方群岛，古斯堪的那维亚史诗中的Sudhreyjar），并以此作为进攻爱尔兰、英格兰以及未来的苏格兰的基地。九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都柏林［注：斯诺里所著的“哈拉德史诗”[443]中说，哈拉德·哈法格尔的儿子托尔吉耳斯和弗罗迪比所有其他诺曼人更早占据都柏林（即至少比我们这里所说的晚50年），这是和所有就当时来说确切可靠的爱尔兰史料相矛盾的。斯诺里的叙述中显然把哈拉德·哈法格尔的儿子托尔吉耳斯和下面将谈到的托尔吉耳斯或土尔格齐混淆起来了。］，据吉拉德说，都柏林就是由他们初次改建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他认为建立瓦特福德和里美黎克两城市的也是他们。瓦特福德这一名称本身就是古斯堪的那维亚语Vedhrafiördhr按英语方式的改写（改写后已经失去原义），它的原义应是避风港（Wetterföhrde）或“公羊港”［Widderbucht］。当诺曼人一在爱尔兰住下来以后，当然他们首先就需要攫取设防的港埠；这些港埠的居民在长时期中都是斯堪的那维亚人，不过到十二世纪时，在语言和风俗方面，他们早已被爱尔兰人同化了。爱尔兰首领们相互之间的纠纷，大大有利于诺曼人对这个国家的掠夺，并在这个国家建立他们的移民区，甚至使他们能够在一个时期内征服全岛。大约在公元1000年写成的《Krakumal》，即囚禁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拉的蛇塔中的腊格纳·洛德布罗克的所谓死前之歌，表明了斯堪的那维亚人自己如何把爱尔兰当作一个经常给他们提供战利品的国家。[444]古代多神教的那种野蛮，在这首歌中似乎最后一次强烈地表现出来了；这首歌以歌颂腊格纳王的功绩为名，实际上则是这整个北方民族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从杜纳闵德到弗兰德的海岸，在苏格兰（它这时已被称为苏格蒂亚，并且可能是第一次被这样称呼）和爱尔兰举行强盗式的进军的简述。说到爱尔兰的有： “我们挥动利剑，旷野里积尸如坟， 狼兄狼弟兴高采烈，将鲜血开怀痛饮， 铁剑击铜盾；爱尔兰君主马斯太因 不使鸷鹰饥饿，更让恶狼狂吞， 在韦德腊福德给大鸦献上牺牲。 我们挥动利剑，早晨发起一场游戏—— 在林迪赛里同三个国王愉快地比比高低。 只有少数幸运儿活着回去； 鹰隼与饿狼争肉，豺狼大口吞食人体， 爱尔兰人的鲜血像潮水泛滥海堤。” ［注：Hiugguvermedhhiörvi，hverrlathverrofannan； gladhrvardhgerabrôdhirgetuvidhsôknarlaeti， lêteiörnnêýlgi，sâerîrlandistýrdhi， （môtvardhmalmsokrîtar）Marsteinnkonungrfasta； vardhîVedhrafirdhivaltafngefithrafni. Hiugguvermedhhiörvi，hadhumsudhratmorni leikfyrirLindiseyrividhlofdhûngathrenna； farrattithvîfagna（fêllmargrîgynûlfi， haukrsleitholdmedhvargi），athannheillthadhankaemi； Ýrablôdhîoegiaeritfêllumskaeru. 如上所述，韦德腊福德即瓦特福德；至于能否找到林迪赛里这地方，则不得而知。但是这决非约翰斯顿所译的伦斯特[445]；词尾eyri（沙滩，丹麦文是öre）是指一个十分肯定的地方。Valtafn也可作“鹰的食物”解，而此处也多半可以这样译；不过由于大鸦是奥丁的神鸟，所以显然这个词既可以用作这种意思，也可以用作另一种意思。］ 早在九世纪上半叶，诺曼海盗托尔吉耳斯（爱尔兰人称他为土尔格齐）就已经征服了整个爱尔兰，但是在844年他死去以后，他的国家也就瓦解，而诺曼人也就被赶了出来。入侵和战斗继续着，双方互有胜负，最后，到十一世纪初，原来只在曼斯特一部分地区为王的爱尔兰民族英雄布里安·博卢高升为全爱尔兰的统治者，于1014年4月23日（耶稣受难节）在克隆塔尔弗（紧靠都柏林）和入侵爱尔兰的诺曼人进行了一场决战。结果，入侵者的统治被永远摧毁了。 移居在爱尔兰并使伦斯特丧失独立的诺曼人（伦斯特国王迈耳莫尔达于公元999年在他们的帮助下登上王位，而且以后也只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才保住政权）预见到将要发生一场决战，就分头派遣使者到南方群岛和奥克尼群岛以及丹麦和挪威求援，并且果然获得了大批的援军。“尼亚耳史诗”[446]叙述了西古尔德·劳德里松伯爵如何在奥克尼群岛上装备起来，准备进军，索尔斯太因·西杜哈耳森、红发赫腊芬以及斯特劳梅的厄尔林如何和他一同出发，他如何率领队伍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天进抵都柏林（Duflin）。 “这时，布罗迪尔也率领他的军队来到。他用巫术来预卜战争的结局，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星期五开仗，布里安王将要战死，但他会获得胜利；如果早于星期五开仗，所有他的敌人都将战死；于是布罗迪尔就说，不应该在星期五以前开仗。” 关于这次战役有两种传说，即爱尔兰年表中的说法和斯堪的那维亚“尼亚耳史诗”中的说法。据后者说： “布里安王率全军迫近要塞〈都柏林〉；〈诺曼人的〉军队星期五开出要塞，于是两军摆开了阵势。布罗迪尔居一翼，西格特留格王〈据“因尼斯法耳年表”[447]，他是都柏林的诺曼人之王〉居另一翼。应该说，布里安王并不想在星期五作战，在他的周围设置了盾甲工事，他的军队则摆在前面。乌耳夫·赫雷达在面对布罗迪尔的一翼，另一侧翼（面对西格特留格）是奥斯帕克和他的儿子们，中间是克尔提亚耳法德，他面对着军旗。” 战斗开始后，乌耳夫·赫雷达把布罗迪尔赶进了森林，后者就在那里躲起来；西古尔德伯爵和克尔提亚耳法德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那时克尔提亚耳法德已经冲到军旗前面，杀死旗手并接着砍倒第二个打起军旗的士兵；于是所有的人都不敢再来打旗，西古尔德伯爵把旗帜从旗杆上撕下，藏在自己的衣服里。接着，他被矛枪刺死，他的卫队大概也同时被击溃了。这时，奥斯帕克抄了诺曼人的后路，经过一场激战，粉碎了西格特留格统率的一翼。 “于是所有的队伍都开始逃散。索尔斯太因·西杜哈耳森在别人都逃走的时候仍留在那里系他的鞋带。克尔提亚耳法德问他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逃走。索尔斯太因答道：‘咳，今天晚上我反正是到不了家的，我的家在冰岛。’于是克尔提亚耳法德就把他放了。” 这时，躲起来的布罗迪尔看到布里安的军队在追赶逃兵，而留在盾甲工事中的人已经不多。于是他就从森林中跑出来，冲破工事把国王杀死（那时布里安已88岁，当然已不能参加战斗，所以留在营垒里）。 “于是布罗迪尔就高声大叫：‘让人们到处传说吧，布里安是死在布罗迪尔手里的！’” 但是，追击敌人的士兵返回来了，他们包围并活捉了布罗迪尔。 “乌耳夫·赫雷达剖开他的肚子，拖他围着一棵橡树走，把他的肠子拉出来缠在树干上，布罗迪尔直到肠子完全被拉出以后才死去，布罗迪尔的部下也完全被歼灭。” 根据“因尼斯法耳年表”，诺曼军队分成三队。第一队由都柏林的诺曼人和来帮助他们的1000个身披长环甲的挪威人组成；第二队由爱尔兰的伦斯特补充部队组成，由迈耳莫尔达王统率；第三队由来自各岛屿的人和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援军组成，统率他们的是运输这些援军的舰队的司令布卢阿代尔和奥克尼群岛的伯爵洛达尔。布里安针对他们也把自己的军队组成三队，不过他们的指挥官的名字和“尼亚耳史诗”上所说的不一样。关于战斗的叙述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四教长年表”的记载倒是更为简洁明了，我们引述如下： “基督诞生后1013年〈应为1014年，但通常都误为1013年〉从整个西欧来的异族人集合起来反对布里安和迈耳沙赫莱恩〈布里安属下的米斯王，人们通常称他为玛拉基〉，他们带来1000个身披环甲的兵士。在克卢安塔尔布〈牧牛场，即现在的克隆塔尔弗〉，正好在受难节那天他们展开了一场古今未有的激烈的、凶猛的、大规模的、残酷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被杀死的有88岁的布里安、他的63岁的儿子穆尔哈德、他的侄子科奈因、他的孙子托伊尔达耳巴赫〈接下去还有许多名字〉。最后，经过激烈的战斗，由于同异族人和伦斯特人的勇敢搏斗，迈耳沙赫莱恩将〈敌人的〉队伍从土耳凯恩赶到Athcliath〈都柏林〉；在战斗中伦斯特王迈耳莫尔达战死，他是穆尔哈德的儿子，而穆尔哈德则是芬的儿子，……此外，还有无数伦斯特人被杀死。被杀死的还有安兰尼勃的儿子杜勃加耳〈通常称他为安拉夫或奥拉夫〉和格卢尼艾尔恩的儿子吉拉基阿兰，两名异族的下属军事首领（tanaisi），奥克尼群岛伯爵（iarlainsihOirc）洛德尔的儿子齐希弗里特，丹麦人的首领布罗达尔，后者就是杀死布里安的人。1000名环甲兵都被歼灭，在那里战死的异族人至少有3000人。” “尼亚耳史诗”是在那次战争结束近一百年之后在冰岛写成的；爱尔兰的年表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当时人的叙述。这两种史料彼此并无联系，可是两者不仅在要点上完全符合，而且还互相补充。布罗迪尔和西格特留格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只是从爱尔兰年表中才知道的。西古尔德·劳德里松在这里被写作洛德尔的儿子齐希弗里特，因为齐希弗里特正是古斯堪的那维亚语中西古尔德这一名字按盎格鲁撒克逊方式的正确写法，而在爱尔兰，无论在钱币上或年表中，斯堪的那维亚的名字大都不按古斯堪的那维亚方式而是按盎格鲁撒克逊方式写的。在“尼亚耳史诗”中，布里安属下的军事首领的名字都是按照斯堪的那维亚方式改写的；其中乌耳夫·赫雷达这一名字甚至完全是古斯堪的那维亚式的，不过，要像某些人那样，就此得出结论，说布里安的军队中也有诺曼人，那是武断的。奥斯帕克，以及克尔提亚耳法德，大概都是克尔特人的名字；后者可能是“四教长年表”中托伊尔达耳巴赫这一名字的变形。关于日期，一种史料说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以后的第一个星期五，另一种史料说是在受难节，两种史料完全相符；关于战争的地点，两种史料也完全一致；虽然“尼亚耳史诗”中曾提到坎塔腊堡（或坎特伯雷）[448]，但明确指出战争是在都柏林大门外进行的。战斗的情况，“四教长年表”中记载得最为确切：诺曼人从他们向布里安军队发动进攻的克隆塔尔弗平原被击退，经过从北面流过都柏林附近的托耳卡河退到都柏林。关于布罗迪尔杀死布里安王，两种史料均有记载，只是斯堪的那维亚的史料说得较为详尽。 如果考虑到那个时代尚处于不开化状态这一情况，应该说，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这次战争的材料已经是足够详细和可靠了；关于十一世纪的战争，我们还很少能找到敌对双方的如此明确而又彼此吻合的记载。尽管如此，高德文·斯密斯教授先生仍然认为这不过是“虚构的（shadowy）冲突”（上述他的著作第48页）。的确，在教授先生的头脑中，最明显不过的事实也常常具有“虚构”的性质。 在克隆塔尔弗战败以后，诺曼人的强盗式的侵袭减少了，并且也不那么危险了；都柏林的诺曼人很快就处于邻近的爱尔兰首领的统治之下，而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就和爱尔兰居民融合了。斯堪的那维亚人的侵袭造成了一片荒凉，作为唯一补偿的是，他们给爱尔兰人留下了三四个城市和从事贸易的城市居民的萌芽。 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志民族性格、德意志风俗习惯和法律关系时，一向把从记载基姆布利人进军[449]的罗马史学家到不来梅的亚当和萨克森·格腊马提克所提供的一切证据，从“贝奥伍耳夫”和“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到“艾达”[450]和古史诗的一切古代文学作品，从Legesbarbarorum[451]到古丹麦和古瑞典法律以及日耳曼习惯法记录的一切法律汇编，都看作同样珍贵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 七世纪和八世纪时，斯堪的那维亚和德意志的居民相互间的差别比目前来得小，同样，最初在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和高卢的克尔特人之间，也一定比现在的爱尔兰人和法国人之间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因而我们不必感到惊奇，为什么凯撒当时所说的高卢人的那许多特征，在十二个世纪以后，吉拉德又在爱尔兰人中重新发现，而且直到今天，我们在爱尔兰的民族性格中也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特征，尽管他们已经大大地混杂了日耳曼血统……[452]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5月—7月上半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407]本卷所发表的“爱尔兰史”的一些章节是恩格斯准备就这个题目写作的长篇历史著作的一部分，1869年的后几个月和1870年上半年他曾从事这一著作的写作。恩格斯写作的意图，是以爱尔兰历史为例，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的制度和方法，指出它不仅对被压迫民族而且对压迫民族的历史命运造成恶果，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著作中以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态度对爱尔兰的历史和现实所作的歪曲。 1869年夏天，恩格斯就想写一部爱尔兰的历史。他于这一年的9月在爱尔兰作了一次旅行，以便进一步熟悉这个国家。为了从事这一著作，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文献和各种历史资料，其中有古代和中世纪著作家的著作，年表，古代法律汇编，各种法令，民间传说，古代文学作品，游记以及许多历史、考古、经济、地理和地质方面的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所开列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书目计达150种以上。在他这时期所做的15本笔记中，大部分是为本书准备的材料，此外还有札记、单页片断、剪报等。为了研究爱尔兰的史料，恩格斯还不得不学习古爱尔兰语。爱尔兰年表和古斯堪的那维亚史诗的某些片断就是由恩格斯自己译成德文的。在研究爱尔兰历史时，马克思经常给恩格斯帮助，他认为恩格斯的著作很有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历史的最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是在共同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的。 1870年5月，恩格斯根据他研究中所积累的材料，正式动笔写作。下面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所拟定的写作提纲： “1.自然条件 2.古代的爱尔兰 3.英国的征服 （1）最初的入侵 （2）“佩耳”和爱尔兰本区［Irishry］ （3）征服和剥夺。152…—1691 4.英国的统治 （1）惩治法典。1691—1780 （2）起义和合并。1780—1801 （3）爱尔兰并入联合王国 （a）小农时期。1801—1846 （b）灭绝时期。1846—1870” 恩格斯只写完了第一章即“自然条件”。第二章即“古代的爱尔兰”没有写完，后两章恩格斯没有能够动手写作，虽然这一著作每一章节的材料，他基本上都已经搜集齐全（前两章及一部分准备材料最初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1870年7月开始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所造成的情况使恩格斯不得不中断他的写作。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同巴枯宁派的斗争以及国际的浩繁的实际工作，这一切都妨碍了恩格斯完成他的著作。但是恩格斯在以后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却运用了他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例如在1884年著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关的部分时，恩格斯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他在研究古代爱尔兰克尔特人社会制度时所作出的一些科学结论。——第523页。 [408]1066年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征服了英格兰之后，在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期间，英格兰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十二世纪时普兰塔日奈家族的亨利二世实施的改革，大大巩固了国王的权力。爱尔兰成了英格兰君主国力图征服的对象之一。由于1169—1171年进军的结果，盎格鲁诺曼贵族在爱尔兰的东南部建立了以后得名为“佩耳”的殖民地（见注395）。——第525页。 [409]指爱尔兰中部的莱伊舍（利克斯）郡。在都铎王朝将爱尔兰封建主的土地没收以后，为了对英国女王玛丽·都铎表示尊敬，该郡于1557年改名为女王郡。——第529页。 [410]R.Kane.《TheIndustrialResourcesofIreland》.SecondEdition，Dublin，1845，p.265.——第530页。 [411]按现代的术语是：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地层。——第530页。 [412]A.Stieler.《Hand-Atlas》.Gotha，1868.——第533页。 [413]指爱尔兰1846—1847年的饥荒。——第538页。 [414]指英格兰资产阶级共和国军队镇压1641—1652年爱尔兰的解放起义之后残酷迫害和大规模剥夺爱尔兰人的时期。根据1652年和165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法令（见注381），一部分被宣布“犯有暴乱罪”的爱尔兰土地所有者应迁至荒凉的康诺特省和多沼泽的南方克勒尔郡。迁居是在处死的威胁下强制执行的。——第539页。 [415]庞波尼乌斯·梅拉“地理”第3卷第6章。——第542页。 [416]指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见注386）。——第542页。 [417]G.Boate.《Ireland’sNaturalHistory》.London，1652.据威克菲尔德的意见，这书是1645年左右写成的。——第544页。 [418]约·腊蒂“都柏林郡自然史概论”两卷集1772年都柏林版（J.Rutty.《AnEssaytowardsaNaturalHistoryoftheCountyDublin》.Dublin，1772，2vol.）。——第544页。 [419]G.Symons.《BritishRainfall》.London，1866.——第545页。 [420]指英国参加对拿破仑法国及其欧洲从属国的战争（1812年，英国联合俄国、西班牙、葡萄牙对拿破仑作战），以及1812年开始的英美战争；这次英美战争是由于英国统治阶级执行不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主权的政策并企图在美国重建殖民统治引起的。——第546页。 [421]1873年，即在恩格斯写本文以后，该书出版了第3卷（包含“古制全书”结尾部分）。 恩格斯最先对这一部古代爱尔兰法律文献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他认为这部文献可以作为研究古代爱尔兰人的社会制度的史料。——第547页。 [422]恩格斯指的是“爱尔兰古代编年史家”文集（《RerumHibernicarumScriptoresVeteres》），该文集于1814年、1825—1826年由查·奥康瑙尔分四卷在白金汉出版。 该书首次发表了“四教长年表”的一部分，“提格尔纳赫年表”（写于十一世纪至十五世纪，包含从三世纪末起的史实），“奥尔斯脱年表”（由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一些编年史家编成，包含从五世纪中叶起的史实）以及恩格斯在下面谈到的“因尼斯法耳年表”（写作年代一般认为开始于1215年，史实的叙述直到1318年）等等。——第551页。 [423]指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阿瑟·奥康瑙尔是这次起义的参加者（见注393）。——第552页。 [424]Saerrath和Daerrath是古代爱尔兰的两种经营制度，经营者通常是普通的公社社员，他们主要使用氏族或部落首领以及其他氏族贵族的牲畜，后来也使用土地。这些经营制度使经营者丧失部分人身自由（在Daerrath的形式下较为严重，在Saerrath的形式下较轻一些）并为所有者服繁重的徭役。这种从属形式是在古爱尔兰社会中氏族关系瓦解并开始形成封建社会时期的特征；那时土地总的来说还保持公有，牲畜和农具则已成为私有财产，而且出现了土地私有的萌芽。在爱尔兰，这种关系由布雷亨（古习惯法的保管者和解释者）法规加以调整，并在古爱尔兰法律汇编“古制全书”中有所反映。 恩格斯所说的“见下面”是指本章中的一节，这一节后来没有写成。——第555页。 [425]S.Bernard.《VitaS.Malachiae》.——第555页。 [426]坎布里亚的吉拉德的关于爱尔兰的著作《TopographiaHibernica》和《ExpugnatioHibernica》（恩格斯的手稿中作《HiberniaExpugnata》，载于恩格斯所提到的《GiraldiCambrensisOpera》第五卷，这一文集是约·谢·布鲁尔开始出版的。第五卷由Ｊ.Ｆ.迪莫克于1867年出版。——第556页。 [427]指以下各种著作：梅·汉美尔“爱尔兰编年史”（M.Hanmer.《TheChronicleofIreland》）、艾·坎皮恩“爱尔兰史”（E.Campion.《HistoryofIreland》）、艾·斯宾塞“爱尔兰现状一瞥”（E.Spencer.《AViewoftheStateofIreland》）——上述著作均见“古代的爱尔兰史著作。斯宾塞、坎皮恩、汉美尔和马耳博罗文集”1809年都柏林版第1—2卷（《AncientIrishHistories.TheWorksofSpencer，Campion，HanmerandMarleburrough》.Vol.Ⅰ—Ⅱ，Dublin，1809）、约·戴维斯“史学论文集”1786年伦敦版（J.Davies.《HistoricalTracts》.London，1786）、威·坎登“不列颠”1637年伦敦版（W.Camden.《Britannia》.London，1637）、费·莫里逊。“游记。十年间游历德国、波希米亚、瑞士、尼德兰、丹麦、波兰、意大利、土耳其、法国、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等十二个国家记实”1617年伦敦版（F.Moryson.《AnItinerarycontainingTenYearsTravelsthroughtheTwelveDominionsofGermany，Bohmerland，Switzerland，Netherland，Denmark，Poland，Italy，Turkey，France，England，ScotlandandIreland》.London，1617）。——第557页。 [428]1870年1月9日，赫胥黎在曼彻斯特以“英国人的祖先”为题作公开讲演时做了这样的解释。1870年1月12日，“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详细地报道了这一讲演。——第558页。 [429]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5卷。——第558页。 [430]斯特拉本“地理学”，K.克尔歇尔译，1835年杜宾根版第7卷（Strabo.《Geographie》，übersetztvonK.Kärcher.Buch7，Tübingen，1835）。——第558页。 [431]J.Grimm.《DeutscheRechtsalterthümer》.Göttingen，1828，S.488.——第559页。 [432]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Ch.Fourier.《Lenouveaumondeindustrieletsociétaireouinventionduprocédéd’industrieattrayanteetnaturelledistribuéeenseriespassionnées》）。该书第一版于1829年在巴黎出版。恩格斯所说的地方见该版第399页。——第559页。 [433]托勒密“地理学”第2卷第2章。——第559页。 [434]指苏格兰诗人麦克菲尔逊所写的所谓“奥辛诗集”，1760—1765年他把这诗集作为传说中的克尔特弹唱诗人奥辛的作品出版。麦克菲尔逊是以后来在苏格兰经过加工的古爱尔兰史诗作为这些诗歌的基础的。——第560页。 [435]圣尤西比阿斯·热罗尼莫“耶利米书注释”第6卷序（S.EusebiusHieronymus.《CommentarioruminJeremiamProphetamlibrisex.》Prologus）。——第561页。 [436]格纳迪“伟人录”（Gennadius.《Illustriumvirorumcatalogus》）。——第561页。 [437]指以下的著作：克罗狄安“霍诺里·奥古斯都第四执政时代颂”（Claudianus.《DeⅣconsulatuHonoriiAugustipanegiricus》）、塞维尔的伊西多尔“词源学”二十卷集（IsidorusHispalensis.《EtymologiarumlibriXX》）、贝达大师“教会史”五卷集（BedaVenerabilis.《HistoriaeEcclesiasticaelibriquinque》）、腊万纳的匿名作者“地理学”五卷集（AnonymusRavennatis.《DeGeographiaelibriⅤ》）、爱金哈特“查理大帝生平业迹史”（Eginhart.《VitaetgestaKaroliMagni》）、阿尔弗勒德大帝“史学家奥罗修斯著作盎格鲁撒克逊文译本”（AlfredtheGreat.《Anglo-SaxonVersionoftheHistorianOrosius》）。恩格斯所引用的上述著作中的摘录大约是根据卡·措伊斯“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K.Zeuß.《DieDeutschenunddieNachbarstämme》）一书。见该书1837年慕尼黑版第568—569页。——第561页。 [438]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列努斯“历史”三十一卷集第20卷（AmmianusMarcellinus.《RerumgestarumlibriXXXⅠ》，liberXX）。——第561页。 [439]南尼阿斯“不列颠人的历史”，附加恩的英译，1819年伦敦版第15节（Nennius.《HistoriaBrittonum》；withanEnglishVersionbyGunn.London，1819，§15）。——第562页。 [440]“三组文”是中世纪的威尔士的一种著作，按威尔士古克尔特人诗歌的独特的传统形式写成，其特点是在作品中列举三个人、三种事物或三种现象。“三组文”按内容分历史的、神学的、法学的、诗歌的和谕人为善的。最早的“三组文”的写作年代不迟于十世纪，这些作品的现存手抄本则是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第562页。 [44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见“黑格尔全集”1836年柏林版第15卷第160页（G.W.F.Hegel.《VorlesungenüberdieGeschichtederPhilosophie》，Bd.3.In：Werke，Bd.ⅩⅤ，Berlin，1836，S.160）。——第563页。 [442]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学派是公元三世纪时出现于亚历山大里亚（埃及）的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反动的神秘主义流派，它反映了罗马帝国衰亡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体系。新柏拉图主义的根源是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以及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唯心主义的一面，后者在新柏拉图派的哲学中被发展到承认神的原初存在的地步。在公元五世纪时，一个不知名的新柏拉图学派信徒曾经以雅典第一个基督教主教迪奥尼修斯法官的名义出版了他的著作，企图把基督教教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起来。——第563页。 [443]叙述哈法格尔王朝奠基人挪威国王哈拉德生平事迹的“哈拉德史诗”是十三世纪初中世纪冰岛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写的。这一史诗是他所著“地球”一书中的一部分，其中叙述了从远古到十二世纪挪威帝王的历史。——第564页。 [444]《Krákumál》（“克腊卡之歌”）是中世纪斯堪的那维亚的诗作之一，以被俘的丹麦海盗腊格纳·洛德布罗克（九世纪）临死前叙述他的战迹的形式写成。根据传说，这歌是腊格纳的妻子克腊卡唱给她的孩子们听的，她鼓励孩子们为他们被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拉杀死的父亲复仇。恩格斯所引用的歌词系根据弗·爱·克·迪特里希“古斯堪的那维亚文学读本”1864年莱比锡版第73—80页（F.E.Ch.Dietrich.《AltnordischesLesebuch》.Leipzig，1864，S.73—80）。——第565页。 [445]詹·琼斯顿“洛德布罗克哀歌；或洛德布罗克死前之歌”1782年伦敦版（J.Johnstone.《Lodbrokar-Quida；ortheDeathSongofLodbroke》.London，1782）。——第566页。 [446]“尼亚耳史诗”是一篇传播极广的冰岛氏族时代的史诗；根据最近的研究，这是在十三世纪末按口头传说和更古老的文献资料记录下来的。这一史诗的主要内容是叙述豪丁（冰岛氏族贵族）冈纳尔和邦德（自由的公社社员）尼亚耳的生平和死亡；尼亚耳是冈纳尔的友人，他聪明而爱好和平，是研究和解释古代风俗习惯和法规的专家。“尼亚耳史诗”中包含两段历史插曲，即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之交基督教传入冰岛的历史，以及诺曼人和爱尔兰国王布里安·博卢作战的叙述；如恩格斯所指出，后者是研究十一世纪爱尔兰历史中重大事件之一——爱尔兰人在1014年战胜诺曼侵略者——的可靠的史料。恩格斯所引用的这一段“尼亚耳史诗”译文见弗·爱·克·迪特里希“古斯堪的那维亚文学读本”1864年莱比锡版第103—108页（F.E.Ch.Dietrich.《AltnordischesLesebuch》.Leipzig，1864，S.103—108）。“尼亚耳史诗”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冰岛史诗集”1956年莫斯科版。——第567页。 [447]因尼斯法耳年表——见注422。——第567页。 [448]根据最近的研究，“尼亚耳史诗”中提及的地点音译应作坎卡腊堡，或金科腊，即国王布里安在曼斯特的住处。——第570页。 [449]指公元前113—101年日耳曼族基姆布利人对南高卢和北意大利的入侵。公元前101年，基姆布利人为罗马统帅马利乌斯在韦尔切利（北意大利）战役中击溃。关于罗马人和基姆布利人的战争，普卢塔克（在马利乌斯传记中）、塔西陀（在“日耳曼”中）以及别的古代史学家都有所记述。——第571页。 [450]“贝奥伍耳夫”是叙述传奇英雄贝奥伍耳夫事迹的史诗，是现存古代盎格鲁撒克逊诗歌中最出色的作品。这一史诗大概产生于八世纪；它是以六世纪上半叶日耳曼部落的民间传说为基础的。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见注83。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纪时的手稿，1643年为冰岛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编的古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第571页。 [451]Legesbarbarorum（野蛮人法典）是五世纪至九世纪间编成的各日耳曼部落的习惯法的记录。——第571页。 [452]恩格斯的手稿到此中断。从现存的他的爱尔兰史第二章的写作计划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原来准备在这一章（“古代的爱尔兰”）中还要阐述古爱尔兰人的氏族制、土地所有制和法律等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第100页）。原计划中的这一重要部分未能实现。——第57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卡·马克思 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380] 一、引言。处决 自从我们上次开会以来，我们所讨论的对象芬尼亚运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运动接受了英国政府所给予的血的洗礼。曼彻斯特的政治处决使我们想起约翰·布朗在哈帕尔斯渡口的遭遇。［注：以下在原稿中删去一句：“不过，奴隶主们至少还把约翰·布朗当做一个叛乱者，而不是当做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编者注］它们揭开了爱尔兰同英国的斗争的一个新时期。整个议会和自由派的报刊要对此负责。格莱斯顿。 目的：保持伪善的外表，似乎这不是政治性的，而只是一种普通的刑事犯罪。在欧洲，处决产生了恰好相反的印象。看来，英国人还想保持长期议会所通过的法令[381]。他们赋予自己一种神圣的权利，可以在爱尔兰国土上反对爱尔兰人，而任何一个爱尔兰人，要在英国反对不列颠政府，就会被宣布为非法。HabeasCorpusAct[382]暂时停止生效。特别戒严。“纪事”周刊所举的事实。由政府组织的“杀人和暴行”。[383]波拿巴事件[384]。 二、问题 什么是芬尼亚运动？ 三、土地问题 人口的缩减 1846年 1841年——8222664 1866年——5571971 ———— 2650693 } 25年中共缩减 2650693人 1801年爱尔兰人口为 5319867人 1855年——6604665 1866年——5571971 ————— 1032694人 } 11年中共缩减 1032694人 不仅人口有所减少，而且同人口的总数比起来，聋哑人、盲人、残废人、疯子和痴子的数量有所增加。 1855年到1866年牲畜总数的增长 在1855年到1866年这些年中，牲畜总数增长的情况如下：牛增加178532头，羊增加667675只，猪增加315918头。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同时期中马减少20656匹，并用1匹马折合8只羊计算，那末牲畜增长的总数应为996877头，即接近100万头。 这就是说，1032694个爱尔兰人为大约100万头牛、猪、羊所排挤了。被排挤的爱尔兰人的情况如何呢？移民统计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 移民 从1851年5月1日到1866年12月31日移居国外的共计1730189人。这种移民的性质。 由于农场的合并或扩大（逐出土地）以及同时变耕地为牧场，移民的规模越来越大，并将继续扩大下去。 从1851年到1861年农场总数减少了120000个，而面积15英亩到30英亩的农场却增加了61000个，30英亩以上的农场则增加了109000个（共计增加170000个）。农场总数的减少几乎完全是1英亩以下的到15英亩的农场消失的结果。达费林勋爵。［注：见本卷第686、693页。——编者注］大农场数目的增长只是表示，所减少的农场很大一部分成为较大的农场。 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 （ａ）对人口所起的作用 人民群众的状况恶化了，已接近于危机，像1846年那样的危机。当前的相对人口过剩已经像饥荒前一样严重。 从马铃薯歉收引起饥荒以来，工资提高不过20％。而马铃薯的价格却几乎提高了200％；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则平均上涨了100％。克利夫·莱斯利教授在1867年2月9日的伦敦“经济学家”上写道： “在21年中人口减少五分之二以后，目前几乎全岛的常规工资每天只有1先令；而1先令目前所能买的东西并不多于21年前用6辨士所能买到的。由于一般食品价格的高涨，工人的生活比10年前更坏了。” （ｂ）对土地所起的作用 （1）播种面积的缩减 粮食作物面积的缩减：饲料作物面积的缩减： 1861—1866年——470917英亩1861—1866年——128061英亩 （2）各种作物每一法定英亩［注：法定英亩是王国法律所规定的英亩，合4047平方米。——编者注］的收获量的缩减。小麦的收获量缩减了，而在1847—1865年这一段时期中收获量缩减得更多的是（用确切的百分比来表示）：燕麦缩减16.3％，亚麻47.9％，芜菁36.1％，马铃薯50％。有几年收获量的缩减还更严重，而总的来说，从1847年起，收获量是不断缩减的。 自从大规模移民以来，土地因不再施肥而变得贫瘠了，这部分是由于农场疯狂地扩大，部分是由于在“谷地制”[385]的条件下，租佃者多半不自己为土地施肥，而让他的雇农去施肥。地租和利润在收获量减少的情况下也一样能增加。整个产量总的来说可能减少，但是落入大地主和大农场主手中而不归农业工人所有的、转变为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产品，以及剩余产品的价格，却会增加。 因此，结果是：本地居民逐步被排挤，民族生活的源泉——土地逐步恶化和贫瘠。 扩大的过程 这一过程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进行得颇为迅速。扩大首先打击的是1英亩以下的到15英亩的那些农场。即使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全部消失，那时扩大的过程也还远远不会达到在英国那样的程度。1864年的情况是这样： 全爱尔兰的面积，包括沼泽和荒地，共计20319924英亩。全部面积的3/5，即12092117英亩，至今仍为1英亩以下的到100英亩的农场所占有，掌握在569844个租佃者手中；2/5的面积，即8227807英亩，则为100英亩到500英亩以上的农场所占有，掌握在31927个土地所有者手中。这样，要被驱逐的（只算租佃者和他们的家属）有2847220人。 这种制度就是1846年饥荒以及目前肉类和羊毛价格不断上涨的自然的结果，这种结果更因谷物法的废除而加速产生[386]。 爱尔兰的清扫领地使爱尔兰成了英格兰的隔了一条宽阔的海峡的农业区，——这里没有地主，地主们都和他们的家奴一起住在英格兰。 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性质的改变 国家只是大地主的工具。逐出土地也被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惩罚手段。（阿伯康勋爵。英国。苏格兰山区的盖尔人[387]。）英国原来的政策：以英国移民（伊丽莎白时代）和圆颅党[388]移民（克伦威尔时代）代替被排挤的爱尔兰人。女王安即位以后的十八世纪的经济政策只须用英国对它自己的殖民地爱尔兰采用的关税保护办法就可以说明；在这个殖民地的内部，则把宗教信仰变成为财产权的法律基础。在实行合并[389]以后是苛刻的地租和土地中间人的制度，但是爱尔兰人尽管受到极度严重的压迫，却仍然是他们自己的土地的握有者。目前这种制度则是无声无息地、着着实实地进行着的一种歼灭；政府只是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工具。 从这一改变了的情况产生了： 1.芬尼亚运动的特点：社会主义的运动，下层阶级的运动。 2.运动的非天主教性质。 在解放天主教徒的斗争[390]及这一斗争的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在爱尔兰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以前，起领导作用的一直是神甫。英国人关于教皇政治的可笑的空谈。天主教的上层神甫们反对芬尼亚运动。 3.没有一个领导人作为代表选入英国议会。奥康奈尔暴力运动的特点。议会中的爱尔兰党的退化。 4.民族性质。欧洲运动的影响和英国的语言风格。 5.美国、爱尔兰、英国——三个活动场所；美国的主导作用。 6.共和运动，因为美国是共和国。 我在这里说明了芬尼亚运动的特征。 四、英国人民 人道和正义的问题，但首先是一个独特的英国问题。 （ａ）贵族和教会。军队。（法国，阿尔及利亚。） （ｂ）在英格兰的爱尔兰人。对工资的影响等。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性格的平衡。爱尔兰性格。爱尔兰人的自制。在爱尔兰国民教育方面的尝试。犯罪数字的缩减。 爱尔兰的判罪 受审讯者判罪者 1852年——1767810454 1866年——43262418 1855年以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受审讯者的数字所以减少，部分是由于1855年的刑事法；这一法律使法官在被告同意之下，有权自己判处短期禁闭，而不必将他们的案件移交法庭开庭审判。 北明翰。英国人民的进步。英国报刊的卑鄙无耻。 （ｃ）对外政策。波兰等。卡斯尔里。帕麦斯顿。 五、挽救的办法 议会的无足轻重的措施是毫无意义的。 改革同盟的错误[391]。 破坏合并应成为英国民主党派的一个要求。 卡·马克思写于1867年11月26日左右 第一次全文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80]“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是马克思为1867年11月26日总委员会讨论爱尔兰问题时准备的发言提纲。11月19日开始的在总委员会上对爱尔兰问题的讨论（见注195），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改在下一次会议上举行。马克思准备在下次会议上发言。但是在会议前不久，在11月23日，三名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在曼彻斯特被处决。马克思认为，在处决使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这篇准备好的发言已经不适用了；于是他改让彼·福克斯发言，而且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由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出面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谴责英国政府的血腥行为更为合适。以后，马克思在准备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就爱尔兰问题作报告（1867年12月16日马克思所作的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506—522页，这一报告的记录见本卷第637—639页）时，利用了未作的发言的提纲和准备时收集的材料。 1936年莫斯科出版的普·凯尔仁策夫所著“爱尔兰为独立而斗争”一书中曾经从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中做了一些摘录。——第499页。 [381]指长期议会在1652年8月12日，即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1641—1652年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为英国镇压以后所通过的爱尔兰组织法令。法令从法律上巩固了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建立的血腥的暴力和恐怖的统治制度，并且准许英国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大批地掠夺爱尔兰土地。根据这一法令，大多数的爱尔兰本地居民都犯有“暴乱罪”。“罪犯”中甚至包括那些虽然并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是没有对英国表示应有的“忠诚”的爱尔兰人。被宣布为“罪犯”的人按参加起义的情节分成几类，分别受到残酷的镇压：判处死刑、驱逐出境、财产充公。1653年9月26日，对爱尔兰组织法令又补充了一项新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将财产被充公的爱尔兰人强迫移至荒凉的康诺特省和克勒尔郡，并规定一种制度将充公的爱尔兰人的土地分配给议会的债权人、英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这两个法令都巩固并扩大了英国大地主势力在爱尔兰的经济基础。——第499页。 [382]HabeasCorpusAct——见注356。——第499页。 [383]1867年11月19日，英国女王向议会致词时曾经用这几个字评价芬尼亚运动，马克思也就借用这几个字形容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的血腥政策。 “纪事”周刊（《TheChronicle》）是英国的天主教派的周刊，1867—1868年在伦敦出版。——第499页。 [384]1840年，路易·波拿巴在布伦发动没有成功的政变时，枪伤了一个政府军的军官。恩格斯在1867年11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这一事件，他指出，英国统治阶级因同样的行为（而且是莫须有的罪名）把芬尼亚社社员送上绞架，而同时对戴上了皇冠的罪犯——拿破仑第三却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第499页。 [385]“谷地制”是爱尔兰特有的土地使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较大的租佃者——通常是投机中间人——将土地划成半英亩或一英亩的小块，以极苛刻的条件转租给最贫困的租佃者或雇农。十八世纪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出租的小块土地种植谷类作物，“谷地制”（corn-acre ）即由此得名。——第502页。 [386]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引起了谷物价格的下跌（由于英国对爱尔兰粮食的需求减少），同时在爱尔兰对羊毛及其他畜产品的需求却增加了；这促使大地主和富有的农场主转而经营大规模的畜牧业，结果，在十九世纪中叶导致了把爱尔兰小租佃者大规模地逐出土地（“清地”）。——第503页。 [387]马克思在分析“清地”给爱尔兰农民造成的灾难时，在这里提到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即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英国和苏格兰贵族用暴力夺取苏格兰山地居民（盖尔人）的土地。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评述见“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576页），以及“资本论”第1卷第24章（“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21—925页）。——第503页。 [388]圆颅党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对议会派的称呼，因为他们按清教徒的习惯剪短发，而不是像骑士党（王党）那样留长发。——第503页。 [389]见注335。——第503页。 [390]解放天主教徒的斗争是十九世纪前几十年中争取取消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的运动（天主教徒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以奥康奈尔为首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用解放天主教徒的口号来吸引农民群众。这一运动于1829年即告结束，那时天主教徒获得了担任某些政府职位和选入议会的权利；同时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却提高了四倍。英国统治阶级企图用这种手腕来拉拢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人物，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504页。 [391]指改革同盟（见注170）拒绝支援爱尔兰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867年11月1日的改革同盟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提出的决议，对芬尼亚运动进行指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67年11月讨论爱尔兰问题时，对改革同盟委员会的这一决议进行了严厉的谴责。——第50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379] 1.关于取消国债的必要性问题。讨论赔偿权问题。 2.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3.关于把土地所有制变为公有制的实际措施（见注）。 4.关于把发行银行变为国家银行的问题。 5.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作生产的条件。 6.关于工人阶级必须按照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全面的劳动统计的问题。 7.由代表大会再次讨论关于消除战争的手段问题。 第3项注：比利时总委员会提出如下问题： “采取实际措施在国际内部成立农业支部以及在农业无产者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无产者之间建立团结一致的关系。”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包括在第3项内。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7月14日 1870年7月12日印成传单“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 并载于1870年7月31日“自由报”第162号和1870年8月13日 “人民国家报”第65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79]1870年7月12日总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起草的应届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于1870年9月5日在美因兹开幕）的议程。在总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个议程时，马克思曾几次发言对某些问题进行解释。总委员会所批准的议程用英文印成传单，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TheFifthAnnualCongres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马克思在1870年7月14日给荣克的信中列出了议程的全文，并建议保留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排列次序。本版中所载的议程是根据比传单更为完整的这份手稿。 美因兹代表大会的议程还分别用法文和德文登载在1870年7月30日“团结报”第17号、1870年7月31日“自由报”第162号、1870年8月13日“人民国家报”第65号和1870年7月“先驱”杂志第7期上。——第49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378] （1）总委员会要求各支部就1870—1871年改变总委员会驻在地是否适宜的问题给本支部代表发出正式指示。 （2）如果问题得到肯定的解决，总委员会则建议布鲁塞尔作为上述年度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7月14日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78]“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是马克思为筹备应届代表大会而写的。在1870年6月28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建议在各支部讨论关于改变总委员会驻在地的问题，理由是必须不要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工人造成优越条件；马克思的建议被通过了。但是它遭到了总委员会委员黑尔斯的反对。总委员会在7月5日和12日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结果黑尔斯的建议被否决。7月14日，马克思把机密通知转交给海·荣克，以便把它送往瑞士；由总委员会比利时通讯书记奥·赛拉叶寄给德·巴普的原稿也被保存下来了。各支部反对改变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认为伦敦是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机关进行活动的最适宜的地方。 本卷所载的通知是按照1870年7月14日马克思给海·荣克的信中所附的手稿译的；这个当时并不是为了发表的文件现在是第一次发表。——第49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376]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的男女工人们 工人同志们！ 日内瓦的建筑业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结论说，“劳动的绝对自由”是劳动居民幸福的最好条件。为了使自己的工人能享受到这种福气，他们在6月11日决定采用英国发明的一种诡计，宣布对目前仍在他们那里工作的3000余名工人实行同盟歇业。 而对于不久前在瑞士成立的工会，日内瓦建筑业主则愤慨地称之为英国的进口货。两年前，他们责难他们的工人缺乏爱国主义，因为工人们企图把像限制工作日和固定小时工资这样的外来植物移植到瑞士的土壤中来。他们丝毫不怀疑，这件事是出自恶毒的煽动者之手，因为他们本地的工人当时还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自然只幻想着以每昼夜12—14小时的工作更多地折磨自己，好得到主人认为应当付给的一点报酬。企业主们断言，受骗的工人是按伦敦和巴黎的指示行事的；这完全像瑞士的外交官员习惯于服从圣彼得堡、柏林和巴黎的命令一样。然而，无论是非难［注：德文版中，在“无论是非难”这几个字后还增加了“还是劝诱”。——编者注］还是威胁，都不能使工人相信：限制每昼夜工作时间为10小时和规定固定的小时工资会有损自由公民的尊严。同样，挑唆他们采取某种暴力行动而使企业主能冠冕堂皇地对工会进行镇压的做法也没有得逞。 最后，在1868年5月，当时的司法和警务部长康佩里奥先生使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工作日限制为冬季9小时，夏季11小时，工资每小时为45至50生丁。这项协议是在部长参加下由企业主和工人签订的。1869年春季，一些企业主拒绝对夏季11小时工作比对冬季9小时工作支付更多的工资。于是又重新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所有建筑工人的统一工资为每小时45生丁。这项协议虽然也明显地涉及到抹灰工和彩画匠，但他们还是不得不继续在原先的条件下工作，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以争取新的条件。这一年5月15日，他们要求同其他行业有同样的条件，并在老板们断然拒绝后，从第二个星期就开始了罢工。6月4日建筑业主决定，如果抹灰工和彩画匠在6月9日前不复工，就从6月11日起对所有建筑工人宣布同盟歇业。这一威胁实现了。但是企业主并不满足于解雇工人，他们还在公开的广告上号召联邦政府用暴力解散工会［注：法文版中不是“工会”，而是“国际协会”。——编者注］，并且把外国人驱逐出瑞士。[377]但是，由于瑞士非建筑业工人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进行抗议，他们要恢复“劳动自由”的高尚的和真正自由主义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日内瓦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成立了一个管理被解雇工人事务的委员会。一些同建筑业主签订了修建新房舍合同的房东认为这些合同已被废除，便建议原先在他们那里工作的工人继续工作下去，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那样。这些建议立即被采纳了。然而有许多单身工人匆忙地离开了日内瓦。而且仍然有2000户左右被剥夺了通常维持生存的手段。因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号召文明世界一切正直的男女工人们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日内瓦建筑工人反对资本专横的正义斗争。 受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本·鲁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 总书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7月5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 以传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注释： [376]1870年6月2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被委托起草告欧洲和美国各工会及国际各支部书。马克思写的呼吁书在7月5日的会议上被总委员会批准，并且用英、德、法三种文字印成传单：《TheLook-outoftheBuildingTradesatGeneva.TheGeneralCouncil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totheWorkingMenandWomenofEuropeandtheUnitedStates》；《DieAussperrungderBauarbeiterinGenf.DerGeneralrathderinternationalenArbeiterassoziationandieArbeiterundArbeiterinneninEuropaunddenVereinigtenStaaten》；《LaGrèvedescorpsdemétiersenbatimentàGenève.AppelduGonseilgénéral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TravailleursauxtravailleursettravailleusesdeI’Europeetdesétats-Unis》.德文稿还刊登在1870年7月13日“人民国家报”第56号、1870年7月16日“人民意志报”第25号和1870年7月“先驱”杂志第7期上。本版以英文传单为根据，并同德文和法文稿校对过。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均做了脚注。 “人民意志报”（《Volkswille》）是奥地利的一家工人报纸，1870年1月至1874年6月在维也纳出版。——第491页。 [377]指1870年6月2日日内瓦州建筑业主联合会会议上通过的、以招贴画形式刊印的呼吁书。呼吁书把在日内瓦组织罢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国际身上，企业主们要求当局运用联邦宪法中规定政府有权把“危害瑞士内部和外部安全的外侨”驱逐出境的条文。——第49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375] 总委员会致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鉴于： 虽然拉绍德封的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选出了新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但是，这个多数只是表面上的多数； 日内瓦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对国际工人协会始终如一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一贯按照协会章程办事，因此，总委员会没有权利除掉这个委员会的名称，—— 总委员会于1870年6月28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设在日内瓦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应当保留自己的名称，而设在拉绍德封的联合会委员会则应当选定任何其他的对自己合适的名称。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瑞士书记海·荣克 1870年6月29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载于1870年7月24日“米拉波报”第5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米拉波报” 注释： [375]在“平等报”编辑部改组后（见注329），巴枯宁分子力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他们在保证了自己有形式上的多数票之后出席了1870年4月4—6日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当时巴枯宁分子拥有21张代表资格证，代表那些不大的而且有些是虚构的支部，而由于这一原因或那一原因反对巴枯宁的日内瓦各支部和各地方支部却分别只有12张代表资格证和6张代表资格证。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列有关于工人阶级对政治斗争的态度的问题，巴枯宁分子则与日内瓦各支部相对地提出了完全摒弃政治斗争的说教，还援引了伪造的法文本章程。由于巴枯宁的坚持，代表大会一开头就讨论接受新成立的各支部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问题。在是否接受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的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见注305）的支部和拉绍德封的巴枯宁派支部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内瓦俄国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尼·吴亭曾发言揭露巴枯宁的分裂活动。发生了分裂：日内瓦的代表和其他拥护总委员会的人独立地继续开会。 同盟的支持者窃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它改设在拉绍德封。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语区就有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拉绍德封。巴枯宁分子着手办“团结报”（《LaSolidarité》），该报由詹·吉约姆编辑，在纽沙特尔出版，后来又于1870年4月11日至1871年5月12日在日内瓦出版，它的前身是“进步报”。 1870年4月12日总委员会接到有关代表大会上的事件的消息后，委托海·荣克收集补充材料，总委员会于4月和5月间的一系列会议上听取了关于这些材料的报告。为了答复日内瓦委员会委员们的坚决请求，总委员会于6月28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决议由瑞士通讯书记荣克寄给两个联合会委员会，并且发表在1870年7月23日“团结报”第16号和1870年7月24日“米拉波报”第53号。——第49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372] 曼彻斯特市斯托克波尔特路摩宁顿街86号 1870年6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接到施土姆普弗（美因兹）来信，信中谈到： “李卜克内西委托我写信告诉你：由于国会选举恰好要在这个时候进行，代表大会于10月5日在这里召开会更好一些。斯图加特代表大会[373]在上星期一也决定支持这个日期。大概已经委托盖布把这一点告诉你了。” 李卜克内西同国际的其他会员一样，至少是应该了解国际的章程的，章程中写得很清楚： “第三条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可以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 我在总委员会里支持你们坚决要把代表大会移至德国举行的建议时，当然认为你们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根据章程的规定，根本不能谈改变集会时间问题。 施土姆普弗的来信中还有一个地方也决不能使人安心。 这个地方写道： “我刚从市长那里回来。他要求有一个富裕的市民作担保，一旦施韦泽分子制造殴打事件而可能使供我们代表大会开会用的选帝侯的大理石大厅遭到损失时，市府好得到赔偿云云。” 你们提出了美因兹、达姆斯塔德或曼海姆等城市，因而你们对总委员会也就承担了这样的责任：代表大会可以在上述任何一个城市中举行而不致发生使全世界嘲笑国际、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的丑事。我希望，在这方面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在美因兹及美因兹郊区施韦泽分子和你们的人之间的人数对比如何？ 如果丑事不能避免，那就应当事先设法使责任落在肇事人身上。应当在“人民国家报”、“未来报”以及其他我们可以利用的德国报纸上揭穿普鲁士警察当局的计划，揭露它在不能直接阻挠国际代表大会在美因兹召开的情况下企图利用它的工具——施韦泽组织——来破坏代表大会或阻碍大会安静地进行工作。一旦在德国做到了这一点，总委员会就将设法在伦敦、巴黎等地发表类似的消息。国际也可以同俾斯麦先生发生冲突，只不过不要像是在“原则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自发的“德意志民族工人大殴打”那样罢了。 希望施土姆普弗同你们一起共同设法使代表们能有价廉的住所。 Salutetfraternité〔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趁此机会向委员会致热烈的敬礼。自从福尔斯特的施韦泽分子事先通知市长说他们打算发动殴打而市长对此听其自然之后，这些老爷们同警察当局的联系就已经得到了证实。施土姆普弗也许可以通过美因兹市长质问施韦泽分子，他们是否接到了“殴打”的任务。顺便说一下，早就应该在各地的报刊上揭露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警察的爪牙，如果他们又企图在什么地方进行“殴打”，那就应该好好地回击他们。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这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在这以前可以多教训他们几次，让他们吃个够。从附上的剪报（剪报的内容在各报上都有转载）中可以看出，俾斯麦先生在英国报刊上是怎样叙述这件事的。“北德通讯”——这是用韦耳夫基金创办的俾斯麦的机关报。[374] 致热烈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1870年6月14日 载于1872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5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372]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是1870年6月1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即将在1870年9月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而写的。在1870年5月17日总委员会决定在美因兹举行应届代表大会后，施土姆普弗应李卜克内西的委托，于6月11日写信给马克思，请求把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改到10月，因为9月德国要进行国会选举。6月12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盖布分别向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提出同样的请求。马克思坚决反对延期召开代表大会；除了这个文件以外，他还在1870年6月27日致社会民主工党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见本卷第70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信刊登在1872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51号和“莱比锡叛国审判案。关于1872年3月11—26日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图谋叛国提出起诉期间陪审法庭会议的详细报告”1872年莱比锡版（《LeipzigerHochverrathsprozeß.Ausführlicher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sSchwurgerichtszuLeipzigindemProzeßgegenLiebknecht，BebelundHepnerwegenVorbereitungzumHochverrathvom11—26.März1872》.Leipzig，1872）一书。这封信于1874年和1894年进行再版；1894年版是威·李卜克内西受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托准备的。——第487页。 [373]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1870年6月4—7日举行。——第487页。 [374]“北德通讯”（《NorthGermanCorrespondence》）是俾斯麦政府于1869—1870年间在柏林用英文出版的通报。 韦耳夫基金——是由俾斯麦个人掌握用来贿买报刊的一种特别基金。——第48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关于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371] 鉴于： 巴塞尔代表大会规定巴黎为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 法国目前存在的制度使代表大会不能在巴黎举行； 然而为了准备代表大会的召开又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章程第三条责成总委员会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集会地点；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把应届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移至德国， 总委员会在5月17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于今年9月5日在美因兹召开。 卡·马克思于1870年5月17日提出 载于1870年5月25日“人民国家报”第42号，1870年5月28日“平等报”第2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371]关于改变应届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定，应届代表大会应在巴黎举行）的建议，是马克思在1870年5月17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这个建议的提出是由于拿破仑第三政府加紧了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特别是对国际的迫害。 然而由于1870年7月爆发了普法战争，代表大会也未能在美因兹举行。在1870年8月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提出征求地方支部和联合会对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意见。在征得各地方组织的同意后，总委员会于1870年8月23日把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时间正式延期“到更适当的时候”。 1870年5月17日总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在美因兹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载于1870年5月25日“人民国家报”第42号，后来又载于1870年6月“先驱”杂志第6期、1870年5月28日“平等报”第22号和1870年5月29日“米拉波报”第45号。决议的英文原文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同时爱琳娜·马克思的手抄副本也保存了下来。 “米拉波报”（《LeMirabeau》）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1868年至1874年在佛尔维耶出版；是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第48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370] 鉴于： 最近期间某个自称为“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在伦敦的法国人团体在欧洲报刊上发表的若干呼吁、决议和宣言，被算作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 国际工人协会此刻正在受到奥地利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残酷迫害，它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利用最不足为凭的理由作为进行这种迫害的借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允许任何一个并不属于国际的团体盗用它的名义进行活动，那就会使自己承担严重的责任； 总委员会兹声明：所谓的“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两年以前已不属于国际，它与本协会的总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注：在总委员会批准本决议时，最后一句的末尾作了如下的修改：“不论与在伦敦的总委员会，或与本协会在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支部均无任何关系。”——编者注］。 1870年5月10日于伦敦 1870年5月10日提出 载于1870年5月14日“蜂房报”第418号，1870年5月21日 “平等报”第21号和1870年5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4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贴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上的卡·马克思的手稿译的 注释： [370]这份决议是在1870年5月1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由海·荣克代因病缺席的马克思提出的。在1868年7月7日总委员会作出决议（见本卷第352页）之后已与国际完全脱离关系的在伦敦的一小伙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费·皮阿的追随者，仍旧自称为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并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印发文件。1869年间在总委员会里不止一次地提出与这一小伙人正式划清界限的问题。1870年春，划清界限更显得特别必要了，因为这时在法国正在准备对国际的会员进行第三次审判，而这个所谓“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一些文件已被用来作为起诉的材料，其中包括1868年10月20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呼吁书，在那份呼吁书中国际同费·皮阿领导的秘密共和团体“革命公社”被混为一谈。 保存下来的英文的决议是贴在1870年5月10日记录上的马克思的手稿；决议还发表于1870年5月14日“蜂房报”第418号。 保存下来的还有奥·赛拉叶手抄的法文决议，发表于1870年5月14日“马赛曲报”第145号、1870年5月15日“国际报”第70号和1870年5月21日“平等报”第21号。德文决议载于1870年5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41号。本版所根据的是决议的手稿，并同“蜂房报”校对过。——第48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368]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 法国政府以最近臆造的阴谋为借口，不仅逮捕了本会巴黎支部和里昂支部的许多成员，而且还在它的报纸上进行诬蔑宣传，声称国际工人协会是这一臆造的阴谋的同谋者。 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然而，与此同时，章程也责成本会所有支部公开进行活动。即使本会章程中没有这项特别规定，同工人阶级合为一体的协会，其性质本身也是与任何形式的秘密团体不相容的。如果说工人阶级，即构成各个民族的大多数、创造各个民族的一切财富、甚至篡夺者的政权也总是力图用它的名义来掩饰自己的统治的阶级，也在进行阴谋活动的话，那末它的阴谋活动也是在公开进行，有如太阳之冲破黑暗，——它充分意识到：除了它以外不可能存在任何合法的政权。 既然法国政府所宣布的阴谋的其余细节也如它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诋毁一样是凭空捏造的无稽之谈，那末最近这次阴谋也一定会同已经传为笑柄的前两次阴谋[369]相媲美。为对付本会法国各支部而掀起的叫嚣和采取的暴力措施，只是追求一个目的——玩弄全民投票的骗局。 卡·马克思于1870年5月3日提出 1870年5月4日印成传单“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贴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上的卡·马克思的手稿译的，并根据传单校对过 注释： [368]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为了巩固它摇摇欲坠的地位，定于1870年5月8日举行全民投票。问题是被这样提出的：如果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那也就是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国际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行业工人协会联合总会于1870年4月24日发表宣言，揭露这一蛊惑性的手腕并号召工人拒绝参加投票。 在全民投票的前夜，巴黎联合会的一些成员被捕。他们被指控为进行阴谋，准备暗杀拿破仑第三。同时在里昂、卢昂、马赛及法国其他城市也开始逮捕国际的会员。从1870年6月22日到7月5日，对国际巴黎联合会的成员进行了第三次审判。最后，所谓进行阴谋的指控破产了；被告们被控的罪名是参加国际，而不是参与臆造的阴谋。 马克思写的这份呼吁书在1870年5月3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附有总委员会委员签名的英文呼吁书印成了传单，同时也发表在1870年5月4日的“每日电讯”和1870年5月7日的“东邮报”上。马克思亲自翻译的法文呼吁书发表在1870年5月7日“马赛曲报”第138号、1870年5月8日“自由报”第150号、1870年5月14日“平等报”第20号和其他报纸上；德文呼吁书发表在1870年5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和1870年5月“先驱”杂志第5期上。在本版中呼吁书是按贴在1870年5月3日的总委员会记录上的卡·马克思的手稿译的。 “每日电讯”（《DailyTelegraph》）是一家英国日报，于1855年在伦敦创刊。 “东邮报”（《TheEasternPost》）是一家工人周报，1868年至1873年在伦敦出版。从1871年2月起为国际总委员会机关报。 “马赛曲报”（《LaMarseillaise》）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第483页。 [369]对国际巴黎理事会的第一次审判发生在1868年3月。第二次审判发生在1868年5月22日至6月19日。——第48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366] 鉴于： （1）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曾经将“蜂房报”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的机关报，作为英国报刊中代表工人阶级运动的机关报推荐给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国际各支部，建议它们订阅该报； （2）“蜂房报”不仅常常从总委员会的正式报道中删去可能使它的保护人不喜欢的某些决议，而且还用隐瞒的办法系统地歪曲总委员会很多会议的内容； （3）“蜂房报”，特别是在不久以前更换了所有者[367]之后，还继续以工人阶级唯一的机关报自居，但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小撮资本家的机关报；这一小撮资本家妄图支配无产阶级运动，并利用它作为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和党派目的的工具；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70年4月26日会议上一致决定与“蜂房报”断绝一切联系，并通过报刊将这一决议通知自己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各个支部。 卡·马克思于1870年5月3日提出 载于1870年5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贴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上的卡·马克思的手稿译的 注释： [366]根据总委员会1864年11月22日的决定，“蜂房报”被宣布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这一点曾在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第一版附录中做过通知。但该报与工联的改良主义领袖和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有密切联系，事实上仍然站在自由派工联主义的立场上，并对协会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拖延国际的文件的发表并加以伪造，随意处置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正如马克思在1869年11月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蜂房报”在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方面扮演了特别可耻的角色，它竟拒绝刊载为芬尼亚社社员申辩的决议。在总委员会一再予以警告和国际在各国的会员纷纷提出控诉之后，关于“蜂房报”编辑部的行为的问题于1870年4月26日提交总委员会讨论。马克思作了详尽的发言，这个发言现在仅有简短的记录保存下来（见本卷第701页）；马克思受委托就这个问题起草准备在报刊上发表的声明。声明由马克思于5月3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载于1870年5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决议还刊载在1870年5月“先驱”杂志第5期和国际的其他许多机关报刊上。保存下来的决议原文是贴在1870年5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上的马克思的手稿。——第480页。 [367]自由派资产者赛米尔·摩里于1869年买下了“蜂房报”，成为它的出版人。——第48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机密通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机密通知[362] 国际成立之后不久，俄国人巴枯宁（虽然我从1843年就知道他，不过对于了解下面所谈情况并非绝对必要的，我都撇开不谈）在伦敦同马克思会面。后者在那里接受他加入协会，巴枯宁答应不懈怠地为协会工作。后来巴枯宁到了意大利，在那里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临时章程和对工人阶级的宣言［注：见本卷第5—18页。——编者注］，他寄来了“非常热情的”回信，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几年以后——在这几年间他杳无音信——他又出现在瑞士。在那里他不接近国际，而接近和平和自由同盟。在这个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1867年在日内瓦召开）以后，巴枯宁参加了它的执行委员会，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反对者，他们不仅反对他的“独裁的”影响，而且把他当做一个“可疑的俄国人”对他进行监视。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以后不久，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次巴枯宁以firebrand〔挑拨者〕的姿态出现，而且——我enpassant〔顺便〕提一下——是用乐观主义的俄国佬通常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而向西方文明进攻时所用的那种口吻来痛斥西欧资产阶级。他提出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用意是要使资产阶级的傻瓜们感到恐怖，而且使巴枯宁先生能够éclat〔大叫大嚷地〕退出和平同盟并加入国际。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他向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包含着像“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样一些谬论，以及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谈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语，总而言之，是一个仅仅为着追求短暂功效的庸俗的即兴作品。巴枯宁在巴黎的朋友（一个俄国人在那里参加“实证论者评论”[363]的出版工作）和在伦敦的朋友像宣布unévénement〔一个事变〕那样向全世界宣布巴枯宁退出和平同盟，并且宣称他的滑稽可笑的纲领——这个由陈腐的老生常谈拼凑起来的ollapodrida〔杂拌〕——是某种非常惊人的和独出心裁的东西。 就在那时候，巴枯宁加入了国际的罗曼语区分部（在日内瓦）。他费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工夫，巴枯宁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 巴枯宁背着伦敦总委员会——它在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才得到通知——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就是他曾经向和平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纲领。因此，这个团体一开始就自称是宣传巴枯宁特有的深奥哲理的“宣传团体”，而巴枯宁本人，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在这里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应当是一个在日内瓦设有中央委员会的，即受巴枯宁亲自领导的国际性的团体。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分部应当有代表出席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另一方面，此外还同时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单独地开会，等等。 巴枯宁最初拥有的干部是当时日内瓦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中的多数。理智往往被宣传癖遮盖住的约·菲·贝克尔，被提到首要的地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巴枯宁也有一些同盟者。 伦敦的总委员会对所有情况都了解。但是，它还是让巴枯宁安安静静地进行活动，直到他不得不通过约·菲·贝克尔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和纲领）提交到总委员会来批准。为此做出了一个详细论述理由的决定，它是完全“根据法律”并且“客观地”做出的，不过在这些“论据”中充满了讽刺。这个决定归纳起来就是： 1.总委员会不接纳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 2.同盟章程中涉及它同国际的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决定中论述理由的部分明确而坚决地指出，同盟无非是瓦解国际的工具。［注：见本卷第382—384页。——编者注］ 打击是突如其来的。巴枯宁当时已经把“平等报”——在瑞士的操法语的国际会员的中央机关报——变为自己的机关报，此外，他还在勒-洛克尔创办了自己的小报“进步报”，该报至今还起着这种作用，它的主编是巴枯宁的狂热信徒，一个叫吉约姆的人。 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考虑，同盟的中央委员会终于把复信寄给总委员会，复信上的签名是一个日内瓦人佩龙。为了表示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同盟准备牺牲自己独立的组织，但是有一个条件：总委员会必须宣布它承认同盟的“激进的”原则。 总委员会回答说，它的职责不是从理论上去评判各个支部的纲领。它的责任仅仅是注意在其中不要有某种直接与国际的章程及其精神相抵触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坚持从同盟的纲领中删去关于《égalitédesclasses》〔“阶级平等”〕的荒谬词句，而代之以《abolitiondesclasses》〔“消灭阶级”〕（这点已经做到）。在其余方面，只要他们解散自己的独立的国际性组织，并且把他们所有支部的名单交给总委员会（notabene〔请注意〕这点还没有做到）。他们就可以加入国际。［注：见本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这个事件就到此结束。名义上同盟解散了自己的组织，实际上它在巴枯宁的领导下继续存在，同时巴枯宁还在国际的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中发号施令。 除他们旧有的刊物以外，又在巴塞罗纳创办了“联盟”报，而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又在那不勒斯创办了“平等”周报[364]。 当时巴枯宁企图用另一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国际变为他私人的工具。他通过我们的日内瓦罗曼语区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总委员会同意这一点，为的是给巴枯宁来一个迎头痛击。巴枯宁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巴塞尔代表大会采纳巴枯宁在伯尔尼提出的“原则”（？），那末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不是巴枯宁转向了国际，而是国际转向了巴枯宁。由此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伦敦的总委员会（它曾反对重新抖搂圣西门派的vieillerie〔旧废物〕，这一点巴枯宁是知道的）应当退休，巴塞尔代表大会将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也就是说国际将完全受独裁者巴枯宁支配。 为了保证自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巴枯宁搞了真正的阴谋。甚至弄了不少伪造的代表资格证，例如代表勒-洛克尔的吉约姆先生等人的代表资格证。巴枯宁自己曾央求那不勒斯和里昂发给他代表资格证。对总委员会散布了各种各样的诬蔑。他们对一些人说，在总委员会中得势的是élémentbourgeois〔资产阶级分子〕，对另一些人说，这是communismeautoritaire〔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巢穴，等等。 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结果尽人皆知。巴枯宁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 这次失败所引起的懊丧——巴枯宁在心灵深处大概以为他自己的各种阴谋诡计的成功是会导致胜利的——在“平等报”和“进步报”上那些充满恼怒的声明中流露出来了。同时，这些报纸愈来愈带上了官方预言家的性质。时而是国际的这个瑞士支部，时而是国际的那个瑞士支部，由于违背巴枯宁的绝对命令参加了政治运动等而被开除。最后，长久以来压抑着的对总委员会的愤恨公开地爆发了。“进步报”和“平等报”讥笑、攻击总委员会，说它没有执行自己的任务，例如没有执行三个月出版一期通报的任务；说总委员会应当放弃对英国的直接监督，应当建立一个特别的英国中央委员会来专门管理英国的事务；说总委员会关于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做的决定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因为地方上的政治问题不是它的事情。此外，“进步报”和“平等报”站在施韦泽方面，坚决要求总委员会正式地和《publiquement》〔“公开地”〕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表示意见。施韦泽的法国朋友们在“劳动报”（巴黎出版）上私自贩运对他有利的文章，为此“劳动报”受到“进步报”和“平等报”的赞扬；“平等报”号召共同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 事情既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就必须进行干预。现在把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信逐字逐句地抄录如下。这个文件太长，因此不便于把它译成德文。 “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1870年1月1日的非常会议上决定： 1.在1869年12月11日的‘平等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毫无疑义，总委员会轻视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援引条例的第一条来提醒总委员会注意它的职责，这一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本来可以向总委员会提出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足以构成一份冗长的文件。稍后我们将这样做。而现在……’ 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问题’。 总委员会认为，只有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径，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责，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放弃自己的职责，把它转让给‘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编辑部，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它的职责。 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 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默而使自己在社会舆论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背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平等报’同‘进步报’一起动员‘劳动报’要求总委员会进行解释。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 2.暂且假定‘平等报’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来自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因此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提这类的问题。 3.关于通报的问题 载入条例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各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应该把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的文献资料寄给总委员会，以便总委员会‘在其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经常地用各种文字出版通报’（《Asoftenasitsmeanspermit，theGeneralCouncilshallpublishareportect.》）。 因此，总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同那些没有实现的条件有连带关系的。甚至连章程上规定的统计调查工作也没有进行，虽然关于这件事在前后召开的许多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都做出了决议，而且总委员会每年都要求进行这项工作。至于经费，要不是英国各地交的会费和总委员会委员的个人捐献，总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就成了一纸空文。 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所讨论的不是关于现有条例的执行问题，而是关于及时出版通报的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不过，总委员会认为，原定应当由它出版通报的任务，现在完全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通过相互交换而得到传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价就已经做得到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通报发表国际的机关刊物上没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们的敌人窥视内幕。 4.关于把总委员会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分开的问题。 在‘平等报’创办以前很久，这个建议就已经在总委员会中由它的一两个英国委员定期地提出过了。但是这个建议总是受到几乎全体一致的反对。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wageslabourers）。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现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的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的证实，更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他们公开地责难我们，说我们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绝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国精神，把它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例如成立土地和劳动同盟），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 如果在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如果联合会委员会处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全国理事会之间，它就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国际总委员会就会放弃这个伟大的杠杆。如果我们宁愿去闲扯，而不愿进行严肃的和细微的工作，我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错误，例如公开地回答‘平等报’的问题：为什么总委员会能容忍‘如此繁重的兼职’。 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资本的首都。 5.关于总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所作的决议问题。 如果说英国是大地主所有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那末唯一能使官方英国受严重打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第一，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崩溃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溃。在爱尔兰发生这样的事可能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经济斗争只是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因为在那里这一斗争同时又是民族斗争，因为爱尔兰的人民比英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绪和更加顽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爆发。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巨大的财富来源，而且会失去作为英国统治爱尔兰的代表者的那种道义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势力，英国无产阶级就无法使他们在英国本土受到损害。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困，以便通过对爱尔兰贫民采取的强制移民手段来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除此以外，它还把无产阶级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克尔特工人的革命热情和盎格鲁撒克逊工人的严肃的但是迟缓的性格没有和谐地结合起来。相反，在所有的英国大工业中心，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对立。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降低工资和standardoflife〔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厌恶，几乎像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whites〔白种贫民〕看待黑奴那样看待他们。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知道，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 在大西洋彼岸也产生了这样的对立。被牛群和羊群从故乡排挤出去的爱尔兰人在美国重逢，他们是那里的居民中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他们一致的思想、一致的情感就是憎恨英国。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府所代表的那些阶级，正在培植这样的情感，其目的是使民族间的斗争永远继续下去，因为这种斗争是大西洋两岸工人间的任何严肃而真诚的联合的障碍，因而也是他们的共同解放的障碍。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因此，国际协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爱尔兰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只是其他一些决议的引言；那些决议将说到：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 此外，‘平等报’和‘进步报’所提出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或者更确切些说，关于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的理论，据我们所知，从来没有在我们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承认。它同我们的章程相矛盾。章程中说： 《Thattheeconomicalemancipationoftheworkingclassesis…thegreatendtowhicheverypoliticalmovementoughttobesubordinateasameans》［注：“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1864年巴黎委员会所译的法译文中，《asameans》（“作为手段”）这几个字被删掉了。巴黎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的质问时，借口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困难来为自己辩解。 对章程原文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曲解。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一段宣称：《Thestrugglefortheemancipationoftheworkingclassesmeans…astruggle…forequalrightsandduties，andtheabolitionofallclassrule》［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巴黎的译文中谈到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重复了近百年来几乎在所有民主主义宣言中都能遇到，而在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口中却含有不同意义的一般词句；但是译文中删去了‘消灭阶级’这一具体要求。 继而在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二段中写道：《Thattheeconomicalsubjectionofthemanoflabourtothemonopoliserofthemeansoflabour，thatisthesourcesoflifeetc.》［注：“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巴黎的译文中把《meansoflabour，thatisthesourcesoflife》〔“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这个词除了包括其余的劳动资料，还包括土地——改成了‘资本’。 186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法译文恢复了原文的本来面目。 6.关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 ‘平等报’说：‘这两派都属于国际。’这是不正确的。爱森纳赫派（承蒙“进步报”和“平等报”把它变成公民李卜克内西派）属于国际。施韦泽派不属于它。 施韦泽自己曾在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详细地阐明过，为什么拉萨尔派的组织不消灭自己本身就不可能加入国际。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说出了真理。他的那个拼凑起来的宗派主义组织是同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相矛盾的。 ‘进步报’和‘平等报’要求总委员会公开说出自己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的个人分歧的‘看法’。既然公民约·菲·贝克尔（他同李卜克内西一样都遭到施韦泽的报纸的诽谤）是‘平等报’编辑委员会的一员，那末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家报纸的出版者竟如此消息不灵通。他们应该知道，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上曾经公开地建议施韦泽承认总委员会是他们的分歧的仲裁人，而施韦泽也曾经同样公开地拒绝承认总委员会的权威。 为了结束这场争吵，总委员会用尽了一切手段。它委托自己的德国书记同施韦泽通信（过去也这样做过）；但是总委员会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施韦泽无论如何都固执地把自己的专横霸权同宗派组织一起保存下来而归于失败。 总委员会要做的事情是，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那时它公开干预这场争吵将利多于弊。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法国各委员会（尽管巴枯宁在里昂和马赛大力进行阴谋活动，并且把几个急性的青年人拉到了他那一边）像比利时总委员会（布鲁塞尔）一样，宣布它们完全拥护总委员会的这封指示信。 为日内瓦编制副本的工作拖延了一些时候（因为瑞士书记荣克太忙）。因此，副本同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培列给总委员会的正式信件在途中错过了。 还在收到我们的信以前，日内瓦就爆发了危机。“平等报”的某些编辑起来反对巴枯宁所强加的方针了。巴枯宁和他的信徒（包括六个“平等报”的编辑）想迫使日内瓦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不服从命令者的职务。但是，日内瓦委员会早已因巴枯宁的专横而感到苦恼，并且对自己因他而卷入同其他瑞士德语区委员会，同总委员会等等的磨擦而感到不满。因此，日内瓦委员会反而批准了对巴枯宁所厌恶的那些“平等报”编辑的任命。于是六个巴枯宁的追随者退出了编辑部，他们想这样来迫使报纸停刊。 日内瓦的中央委员会在给我们的回信中声明，“平等报”攻击总委员会是违反它的意志的，它从来没有赞同该报所鼓吹的政策，现在该报的编辑工作是在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之下，等等。 此后，巴枯宁从日内瓦返回德森。现在他只能——指在瑞士——对“进步报”（勒-洛克尔）这一家报纸发生作用。 不久赫尔岑去世了。巴枯宁自从打算宣布自己是欧洲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的时候起，就背弃了他的老朋友和导师赫尔岑，而在赫尔岑去世以后，却立即对他大肆赞扬起来。为什么？尽管赫尔岑自己是一个很富的人，他每年还从同情他的俄国假社会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派那里得到25000法郎的宣传费。[365]巴枯宁由于自己的赞歌而获得了这笔钱财，于是——malgrésahainedel’héritage〔尽管他憎恶继承制度〕——却sinebeneficioinventarii〔毫无限制地〕开始占有了“赫尔岑的遗产”，既占有金钱的遗产，也占有精神的遗产。 同时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俄国青年大学生流亡者的侨民团体，他们真正忠于自己的信仰，并且用下面这一点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他们把同泛斯拉夫主义的斗争作为自己纲领的主要点。 他们在日内瓦出版了“人民事业”杂志。大约在两星期以前他们找向伦敦，寄来了自己的章程和纲领，并请求批准他们所成立的国际俄国支部。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满足。 在另外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他们请求马克思临时作为他们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点也得到了同意。［注：见本卷第463—464页。——编者注］同时他们宣布——似乎是向马克思表示歉意——不久他们就要撕破巴枯宁的假面具，因为这个人采取两面派政策：在俄国采取一套，在欧洲采取完全另外一套。 因此，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的手法，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很快就要完蛋了。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3月28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1902年“新时代”杂志第15期（第2卷）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62]“机密通知”是卡·马克思于1870年3月28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而写的。这个文件包括1870年1月1日总委员会的通告信的全文，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把它寄给路·库格曼，请求他转交给委员会的委员白拉克和其他委员。 “机密通知”是按马克思1870年3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所附的手稿刊印的。通知最初用德文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02年7月12日“新时代”杂志第15期（第2卷）上。——第465页。 [363]这里指的“实证哲学”（《LaPhilosophiepositive》）是法国的一家哲学杂志，宣传奥古斯特·孔德的资产阶级实证哲学；1867年至1883年在巴黎出版。格·威卢博夫是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第466页。 [364]“平等”周报（《L’Eguaglianza》）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国际那不勒斯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468页。 [365]这里指的是1858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美提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的巴赫美提耶夫基金）。马克思从1870年3月13日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得知这件事的消息。——第47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361] 公民们： 总委员会在3月22日的会议上一致宣布，你们的纲领和章程符合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它立即接受了你们支部加入国际。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你们要我担任你们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个光荣的任务。 你们在纲领中写道： “……压迫波兰的帝国桎梏是同样阻碍两国人民——俄国人民和波兰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的障碍。” 你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俄国以暴力侵占波兰，是对军事统治在德国的存在、因而也是在整个大陆的存在的极有害的支持，并且是这种统治存在的真正原因。因此，俄国社会主义者在致力于粉碎束缚着波兰的锁链的同时，也就担负起消除军事统治的崇高任务，而消除军事统治乃是欧洲无产阶级共同解放的一个十分必要的先决条件。 几个月以前，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一部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大陆上甚至被一些所谓革命家散布的俄国乐观主义，在这部著作里被无情地揭露了。如果我说，从纯粹的理论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那也不会降低它的价值。这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和希望的人的作品。 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1870年3月24日于伦敦 载于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报（日内瓦）第1号 俄文按“人民事业”报刊印 注释： [361]第一国际俄国支部是由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于1870年春季在瑞士成立的，这些政治流亡者是一些受过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熏陶的非贵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1869年逝世的国际会员亚·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在这个支部的筹建工作中起过重大的作用。1870年3月12日，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纲领、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并且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俄国支部的纲领规定支部的任务如下：“1.利用一切可能的合理手段（其特殊方式和方法决定于国内状况本身）在俄国宣传国际协会的思想和原则；2.协助在俄国工人群众中建立一些国际支部；3.帮助建立俄国劳动阶级和西欧劳动阶级之间的巩固的和团结一致的联系，并通过互助来促使他们共同的解放目的能够较顺利地实现。”（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创刊号） 在1870年3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俄国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马克思承担了该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任务。俄国支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俄国支部的成员——尼·吴亭、安·特鲁索夫、叶·巴尔田涅娃、格·巴尔田涅夫、伊·德米特里耶娃和安·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积极地参加了瑞士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支部曾经试图同俄国本土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支部实际上在1872年解散了。 马克思的信刊登在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报创刊号上。 “人民事业”（《Hapoòнoeòeπo》）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1868年至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杂志（从1870年4月起改为报纸）；第一期是巴枯宁主编的，后来，从1868年10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尼·吴亭等人）同巴枯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1870年4月起，它是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机关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登载国际的文件。——第46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353] 1870年2月21日于伦敦 一 欧洲报刊对于英国资产阶级寡头政府的丑行保持缄默，那是有各种原因的。首先，英国政府是富有的，而报刊，如你们所知道的，是不被收买的。此外，英国政府是大地主、大陆上的资本家甚至加里波第（见他的著作[354]）所公认的模范政府；因此，不应当诋毁这个理想的政府。最后，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是如此狭隘和自私，他们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贮藏起来准备对付法兰西帝国。要是告诉他们的同胞说，在到处是兵营的国家里应判处六个月监禁的事，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国家里却要判处二十年苦役，那会成为一种玷污言论自由的犯罪行为。下面就从英国报纸上摘引几段有关如何对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详细报道。 墨尔凯希，“爱尔兰人民”周报[355]的助理编辑，以参加芬尼亚社密谋被叛罪，他在达特木尔监狱被套上铁索去拉装满石头的马车。 奥顿诺凡-罗萨，“爱尔兰人民”的出版人，被关在黑牢里达35天之久，双手日夜被反铐在背后。甚至在吃饭时也不给他去掉镣铐。至于他的食物，则只有给他放在牢房地上的一点稀汤。 基卡姆，“爱尔兰人民”的编辑之一，他的右手由于生疮已经不能抬动，但仍被迫和同狱的人一起在严寒多雾的11月里坐在碎石堆上用左手砸砖石。晚上他回到牢房里的时候，他的食物只有6盎斯面包和1品脱热水。 奥利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犯人，在三个星期中只靠白水和面包过活，因为他不愿放弃异教（显然，狱吏是把不信神称为异教的），不愿成为天主教徒、新教徒、长老会教徒甚至战栗教徒，而且也不愿皈依典狱长让这个爱尔兰异教徒选择的许多宗教中的任何一种。 马丁·亨·凯里，被囚禁在米耳班克的疯人院中。由于被禁止说话以及其他的虐待，他被逼疯了。 理查·伯克上校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伯克的智力受到了损害，他丧失了记忆力；他的举止、行为和言谈都证明他已经疯癫。 政治犯们被从一个监狱牵到另一个监狱，好像他们是一群野兽似的。他们被迫和一批最恶劣的流氓住在一起，洗涤这些坏蛋用过的器皿，穿着这些罪犯的衣裤（这些罪犯中许多人都患有最令人厌恶的疾病），并用这些人用过的水洗濯。在芬尼亚社社员到波特兰以前，所有这些罪犯是被允许和探望他们的人谈话的。为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设置了一种探望牢房。这种牢房包括用粗铁栅隔开的三个房间，狱吏在中间的一间，犯人和他的朋友只能隔着两道铁栅彼此相望。 在船坞里的一些犯人，把所有的蜗牛都吃光了，而在查塔姆，青蛙被当作一种美味。托马斯·伯克将军宣称，他并不由于看到汤里有一只死老鼠而感到惊奇。那些被判罪的人说，芬尼亚社社员被押到监狱来的日子，是他们的一个不幸的日子（制度变得严格得多了）。 我要对上面这几段话再补充几句。 去年，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这位大自由派、大警官、威尔士的大矿主、劳工的残酷剥削者，曾因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特别是奥顿诺凡-罗萨所遭到的虐待而受到质问。起初他一概加以否认，但后来被迫承认了。于是，下院爱尔兰议员穆尔先生要求对这些事实进行调查。但激进内阁断然拒绝进行这一调查，这个内阁的首脑是半圣人格莱斯顿先生（曾经有人公然把他比做耶稣基督），而约翰·布莱特这个资产阶级的老蛊惑家则是它的最有影响的成员之一。 最近，关于虐待的传闻又起，几个议员要求普鲁斯大臣准许对囚犯进行访问，以便判明这些传闻纯属虚构。普鲁斯先生拒绝了这一请求，据他说，因为典狱长们担心这种访问会在犯人中引起极大的骚动。 在上星期，内务大臣再次受到质问。人们问他，奥顿诺凡-罗萨是否真的在当选为梯培雷里的代表以后受过体刑（即受过鞭笞）；这位大臣先生说，从1868年以来，对奥顿诺凡-罗萨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因此，这就是承认在两三年中这个政治犯确曾受过鞭笞）。 我现在一并寄上有关芬尼亚社社员迈克尔·泰伯特的情况的一段报道（这些我们将在下期刊载）。他因参加芬尼亚运动而被判苦役，在爱尔兰科克郡斯派克岛监狱中服刑。你们可以看到，验尸官（法院侦查员）本人也承认他是因遭受严刑拷打致死。这次调查是在上周进行的。 在两年中，已有二十多个工人芬尼亚社社员死亡或发狂，这就是这些在善良的大地主们支持下的善良的资产者的博爱仁慈的恩赐。 你们大约知道，对于那些为美丽的法兰西作装饰的可恶的宣布非常状态的法令，英国报纸曾经假仁假义地表示愤慨。但是，除了几次短时期的中断以外，宣布非常状态的法令却构成了爱尔兰的宪章。从1793年起，英国政府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作为借口，经常每隔一个时期便在爱尔兰使HabeasCorpusBill（保障人身自由的法律）[356]暂时停止生效，而实际上是使一切法令暂时停止生效，只有暴力法令是例外。就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在爱尔兰被逮捕，可是并未对他们进行审讯，甚至没有提出控告，逮捕的唯一理由是有参加芬尼亚运动的嫌疑。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剥夺他们的自由，还极端野蛮地拷打他们。下面是一个例子： 一个把芬尼亚社嫌疑分子活活埋葬在其中的监狱，就是都柏林的蒙特乔伊监狱。这个监狱的狱监默里简直是一只野兽。他以极端野蛮的方式对待犯人，使其中一些人发了疯。监狱医生奥唐奈是个好人（他在迈克尔·泰伯特死后验尸时也起了值得称道的作用），他一连几个月写信表示抗议，起初是写给默里本人；由于默里未予答复，奥唐奈就写信向上级揭发；但默里这个老练的狱吏，把这些信件扣起来了。 最后，奥唐奈就直接向当时的爱尔兰总督美奥勋爵写信。那时执政的是托利党（得比—迪斯累里）。奥唐奈的尝试的结果又怎样呢？根据议会的命令，发表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文件，而……奥唐奈医生竟被撤职！！！至于默里，他却保留原职。 接着，格莱斯顿的所谓激进内阁上台了。这就是那位优雅的、殷勤的、宽宏大量的格莱斯顿，那位曾经为受炮弹国王虐待的波埃利奥和其他资产者的遭遇在全欧洲面前洒过如此真诚的热泪的格莱斯顿。[357]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偶像做了些什么呢？他在蛮横地回绝了爱尔兰人对大赦的要求、侮辱了爱尔兰人的同时，不仅批准默里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保留原职，而且为了表示他对这个人十分满意，竟在原来的看守长职位之外，又给了他一个肥缺！这就是资产阶级博爱的使徒的所作所为！ 但是，还得蒙蔽一下公众的眼睛，还得装一下正在替爱尔兰做事情的样子；于是就拿一个整顿土地问题的法律（LandBill）[358]来大事宣扬。但所有这一切都无非是一种欺骗，最终目的是给欧洲造成一种错觉，以大地主和租佃者进行无休止的诉讼的远景来引诱爱尔兰的法官和律师，以国家发给补助金的诺言来博取大地主的欢心，以某些微小的让步来欺骗较富裕的租佃者。 格莱斯顿在他那玩弄辞藻而又混乱不堪的演讲的冗长的开场白中承认，尽管自由主义的英国在过去一百年间恩赐给爱尔兰种种“仁慈的”法律，这个国家还是一直走向毁灭。[359]可是，在天真地、不自觉地透露了这一点之后，同一个格莱斯顿却继续拷打那些希望终结这种有害而又荒唐的立法的人。 二 下面是一家英国报纸发表的关于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迈克尔·泰伯特死亡事件的调查结果，泰伯特是在斯派克岛监狱中由于受到虐待而致死的。 2月17日，星期四，密得尔顿区验尸官约翰·穆尔先生在斯派克岛监狱对犯人迈克尔·泰伯特死于医院事件进行了调查。 第一个被传讯的是典狱长彼得·海依。他的证词如下： 已故的迈克尔·泰伯特是在1866年6月进这个监狱的。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如何；他在1月12日被判7年徒刑；不久前他显然病了，因为监狱记事簿上写道，由于医务人员认为他不能经受单独监禁而被移往别处。接着，证人详述死者曾因违反纪律、特别是对医务人员不敬而屡次受到惩罚。 杰雷迈亚·休伯特·凯利。我记起来了，当迈克尔·泰伯特从蒙特乔伊监狱被解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判明他受不了单独监禁；这一点是经奥唐奈医生签字证明的。但是我看他是健康的，就叫他去干活。我记得，1869年1月31日到2月6日他在医院里；当时他患心脏病，这以后就不再要他去和大家一起干活，而是让他在牢房中干活。3月19日到26日，他因心脏病住在医院里；4月24日到5月5日，因咯血住院；5月19日到6月1日，6月21日到22日，7月22日到8月15日，因心脏病住院；11月9日到12月13日，因全身衰弱住院；最后一次住院是12月20日到1870年2月8日，因水肿病死在那里。最初发现这病的症状是在11月13日，但后来症状又消失了。 我每天都去单独监禁的牢房巡视，有时看到他正在受罚；我的责任就是在我认为犯人已不能忍受时，停止处罚；对他，我这样做了两次。 “您是一个医生，不管他在蒙特乔伊和这里的健康状况如何，您是否想过，五天五夜只给他吃面包和水是对他的一种过严的惩罚呢？”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死者的胃口很好，我没有想到这些措施会引起使他死亡的水肿病。” 马丁·奥康奈尔，斯派克岛的药剂师。去年7月，证人曾告诉凯利医生，由于泰伯特患心脏病，不应对他处罚；证人认为，这些处罚危害了犯人的健康，而且在去年他已被认为是残废者；如果证人没有机会在凯利医生不在的情况下去看过单独监禁的牢房，他决想不到能这样处罚残废者；对于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的病人，很清楚，五天的单独监禁是会损害他的健康的。 于是，验尸官坚决反对这样对待犯人。他说，这个犯人曾在医院和单身牢房轮流居住。 法庭作出了以下的决定： “我们宣告，迈克尔·泰伯特因水肿病于1870年2月8日死于斯派克岛监狱；死者年36岁，未婚。据奥唐奈医生的意见，泰伯特已不能经受单独监禁，而死者却被屡次处罚，即一连数日被关在单人牢房中，只给他一些面包和水。他自1866年6月从蒙特乔伊监狱解来斯派克岛以后，曾一再遭到这种待遇。对此，我们表示严厉的谴责。我们斥责如此对待犯人。”[360]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2月21日 载于1870年2月27日和3月6日“国际报”第59号和第60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注释： [353]“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一文是马克思为了在欧洲公众面前揭露格莱斯顿政府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而寄给“国际报”的。1870年3月9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提到这篇文章，说它是一份草稿，是作为私人信件寄给“国际报”编辑德·巴普的。马克思原以为德·巴普会根据草稿写一篇文章。但是编辑部把马克思寄来的草稿分成两部分，一字不改地发表于该报1870年2月27日第59号和3月6日第60号。编辑部在第59号上还在括号内作了简单的说明，并加了如下的一段按语：“我们将在本报最近一期发表关于杀害迈克尔·泰伯特一事的调查结果，以及我们对于这一有关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极端重大的事件的看法。不言而喻，我们完全和我们的通讯员一样，对这种虐待极为愤慨。”编辑部在第60号上加了第一段和以下的结尾： “我们把经过情况综述如下：泰伯特曾经被关在只有单人牢房的蒙特乔伊监狱。在来到这个监狱几个月之后，奥唐奈医生曾要求将泰伯特转移到不实行单独监禁制度的斯派克岛；他的理由是，该犯人的健康状况已使他不能经受单独监禁。 对医生的要求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不错，在斯派克岛监狱中，犯人是关在一起，但对受惩罚的人另有单人牢房；监狱千方百计地不断对泰伯特实行惩罚，因而使他受到致命的单独监禁。当这个不幸的人每次离开病床以后，就只给他吃一点面包和水，而他却是需要很好的照顾才能完全恢复的。医生凯利这个坏蛋用科学的威信来掩饰这种谋杀。请注意典狱长彼得·海依的证词。证词中谈到，大部分的惩罚是由于该犯人对医生不敬而引起的；因此，凯利医生不仅没有对虐待该犯人提出抗议，还为惩罚他提供种种口实。他既是告密者，也是刽子手。 这样，裁决就谴责了彼得·海依和凯利这两个凶手。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它们不仅没有被查办，而且保住了自己的职位；此外，格莱斯顿很可能还要提拔他们；他们可以一直享受自己犯罪的果实，直到举行人民审判的那一天。在这些罪犯逍遥法外的时候，人民却在准备绞架；可以相信，由于人类的荣誉，海依和凯利绝不会得到善终，人们将把他们私刑处死，以告诫那未来的坏蛋们，——如果反动派能再次得势的话。 这些卑鄙的坏蛋，从帝王和他们的大臣直至最下贱的刽子手，都在异常漫不经心地制造着将加于他们头上的可怕的报复！那些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人应当知道：每一次暴行，每一件卑鄙行为，每一件邪恶的事情，每一滴眼泪，我们都要记下来；我们将给每个人记一本总账，而已经有不少人负债累累了。那些摧残和压迫人民还不太多的人，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洗手并努力赎罪吧。那一天终将到来，那时再求饶就晚了。人民将毫不容情，因为他们必须为千百万死难者复仇。”——第456页。 [354]指加里波第“僧侣的统治，或十九世纪的罗马”1870年伦敦版（Garibaldi.《TheRuleoftheMonk，orRomeinthenineteenthcentury》.London，1870）。——第456页。 [355]“爱尔兰人民”（《TheIrishpeople》）是爱尔兰的一家周报，芬尼亚社的主要机关报，1863年至1865年在都柏林出版；以后为英国政府所查禁，编辑部成员遭到逮捕。——第457页。 [356]指167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HabeasCorpusAct（人身保护法）。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逮捕令必须说明理由，同时被捕者必须于短期内（3天到20天）送交法庭，否则即须予以释放。HabeasCorpusAct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第459页。 [357]格莱斯顿在小册子“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国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两封信”1851年伦敦版（《TwoLetterstotheEarlofAberdeenontheStatePersecutionsoftheNapolitanGovernment》.London，1851）中曾揭露斐迪南二世的那不勒斯政府虐待被囚禁的1848—1849年民族解放斗争参加者。——第460页。 [358]LandBill（土地法案）是1870年上半年在英国议会中提出讨论的对爱尔兰的法案。格莱斯顿在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提出这一法案时借口是帮助爱尔兰租佃者，但附有各种保留和限制，因此这一法案实质上是保全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的大地产的基础不受侵犯；法案为他们保留了提高地租和把租佃者逐出土地的可能性，而只是规定对租佃者进行的土壤改良工作给予一定的补偿并规定了这方面的法律程序。土地法案于1870年8月通过。大地主们尽力抵制这一法案的实施并用各种借口进行破坏。法案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爱尔兰大农场经济的积聚和爱尔兰小租佃者的破产。——第460页。 [359]指1870年2月15日格莱斯顿在下院的演讲，这篇演讲发表于1870年2月16日“泰晤士报”。——第460页。 [360]迈克尔·泰伯特死亡一案调查结果公布于1870年2月19日“爱尔兰人报”第34号。 “爱尔兰人报”（《TheIrishman》）是爱尔兰的一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周报，1858年至1885年先后在拜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出版；该报曾经为芬尼亚社社员辩护。——第46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342] 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当刚刚完成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1850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5期和第6期上。我的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要求我把它再版，于是我便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可惜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343]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那种驱使他在这本书里到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344]的最优秀代表之一。［注：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1875年）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编者注］ 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Kontroverse（争论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出来，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末，这一切正是这本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错误。相反，这本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我的论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打算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345] 德国15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到它。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诸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资产阶级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同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346]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可能“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国，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可能都没有被利用。 由于1866年战争的结果，资产阶级获得了奥地利作为礼物。但是，资产阶级不善于统治，它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当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财政赤字已成为经常的现象，国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资产阶级已在议院里占有多数，非经它同意就既不能增加赋税，也不能订借债款，——但是，它对国家的统治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国家又面临财政赤字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它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它做了什么呢？它认为，政府允许它献款约900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 我并不想来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347]。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个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还非常清楚地记得1848年。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和奥地利进行倾轧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愈来愈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348]。 在这全部堂皇的演出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有机会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议会。 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349]。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普鲁士政府了。 第四，现在奥地利的德国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作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达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属小块地区？本来早就很清楚，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点一直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蒙蔽起来了。 至于从那时起已成为“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350]双方热烈讨论的对象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局限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在德国的社会关系中，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甚至没有取得其他西欧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351]。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常的警察行动本来也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分证等所有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 比1866年的堂皇的演出意义更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的高涨，铁路的加速建设，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尽管这些成就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达到的成就，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完全和最终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因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车上了。在十五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请求援助，而这时德国资本——保祐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习惯的德国风度，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欧洲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真正自己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了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安安静静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所有其他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在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愈来愈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经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十分激愤的状态，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德国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是本性反动的。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地主，最后，这就是神甫。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缔结了合同和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愈发展，愈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阶级就愈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战役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吁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产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艺匠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徬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时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胜利后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组织、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二十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长到不能再与1525年相比的状态。不得不完全地并且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不能没有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阶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工人中间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的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Mortaux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 其中有些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既然资产阶级已经放过了把他们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曾是资产阶级的职责）的机会，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其中有些是佃农。在这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与爱尔兰相同的关系。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陷于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的境地。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作一点好事。除了工人，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一些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维持，因而他们就像佃农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有很少一点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说服他们，要他们相信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从高利贷者压迫下获得解放。而这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的。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工人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也能帮助农业工人。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集体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集体的、国家的财产。[352]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连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规模经济，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雇佣工人。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工人，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地主送到国会去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处于比他们更贫困的境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但是，政府和贵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雕蔽，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工人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2月11日左右 载于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的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国农民战争”第2版 注释： [342]这篇序言是弗·恩格斯于1870年2月11日左右为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的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德文第二版写的。序言最初刊载于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第28号，以后于同一年载于“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单行本。后来作者又补写了序言的第二部分，序言全文于1875年载入该书第三版。——第446页。 [343]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史”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1—3部（W.Zimmermann.《AllgemeineGeschichtedesgroßenBauernkrieges》.Th.1—3，Stuttgart，1841—1843）。——第446页。 [344]指1848—1849年革命期间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的极左派；它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第446页。 [345]指卡·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它包括1850年1月至11月1日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写的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447页。 [34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2页。——第448页。 [347]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放弃了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第448页。 [348]三个邦指巴伐利亚、巴登、维腾堡。——第449页。 [349]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把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第449页。 [350]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意志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个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部分离开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第449页。 [351]见注79。——第450页。 [352]1869年9月10日，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土地所有制问题通过了由马克思的拥护者提出的以下的决议：“（1）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的私有制，而把它变成公有制。（2）必须废除土地私有制，而把它变成公有制。”——第45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讣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讣告[341] 伦敦总委员会北美通讯员、国际的创建人之一、公民罗伯特·肖因患肺结核症不幸于本周逝世。 罗伯特·肖是委员会最热忱的委员之一。他心地纯洁，性格刚毅，具有火热的感情和真正的革命精神；他憎恶狭隘、虚荣和贪图私利。他自己是一个贫苦的工人，但他总是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比他更贫苦的工人。他在私人交往方面像孩子一般温顺，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对任何妥协行为深恶痛绝。工联所以能够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主要是由于他的不间断的努力。但他也由于这方面的活动而给自己招来了许多死敌。英国工联是由各种地方性的组织形成的，这些组织在其成立之初都是以维护工资等等作为唯一的宗旨，因此它们全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中世纪行会所特有的那种狭隘性。一部分为数不多的保守派力求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存工联成立之初的框子。肖在国际成立时就抱定宗旨要打碎这种自造的桎梏，把工联变成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他的努力差不多一直都是卓有成效的，然而，与此同时，他整个一生所经历的严酷无情的斗争损害了他病弱的身体。他去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时候（1868年9月），已经是病势垂危了。而他回来以后，慈善的资产阶级雇主们又把他关在企业的大门之外。他死后妻女贫困不堪，但是英国工人绝不会把他们丢开不管的。 马克思写于1870年1月8日左右 载于1870年1月16日“国际报”第5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341]总委员会委员、彩画工人罗伯特·肖于1869年12月31日去世。马克思于1870年1月4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被选入参加将于1月5日举行的葬礼的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总委员会还决定将肖去世的消息告知国际各支部。马克思当时负责代表总委员会同国际比利时各支部领导人德·巴普通信，他就把这份讣告附在1870年1月8日写给巴普的信中。 讣告载于1870年1月16日“国际报”第53号，编辑部加的标题是：“伦敦来信”。——第44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329] 总委员会在1870年1月1日的非常会议上决定： 1.在1869年12月11日的“平等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毫无疑义，它〈总委员会〉轻视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援引条例的第一条来提醒它注意它们〈总委员会的职责〉，这一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本来可以向总委员会提出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足以构成一份冗长的文件。稍后我们将这样做……而现在……” 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问题”。总委员会认为，只有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径，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责，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放弃自己的职责，把它转让给“平等报”和“进步报”[330]的编辑部，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它的职责。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默而使自己在舆论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背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注：手稿上在“公开作答”之后，马克思删去了这样一句话：“‘进步报’（这家报纸并不寄给总委员会）不顾全协会代表大会三次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竟然开始篡夺联合会委员会的职权。”——编者注］。 “平等报”同“进步报”（这家报纸并不寄给总委员会）一起动员“劳动报”[331]（一家巴黎报纸，它还没有宣称自己是国际的机关报，并且同样也不寄给总委员会）从自己方面要求总委员会进行解释［注：手稿上在这句话后面划去了如下一段：“那些很晚才加入我们协会的人去年一入会后就提出了一个危险的计划：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建立另一个受他们个人支配的国际团体，这个团体的所在地在日内瓦；的确，这些人看来又回到这个计划了，而且迄今还相信，他们的特殊使命就是篡夺国际协会的上层领导。总委员会提醒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注意，它有责任领导‘平等报’和‘进步报’。”——编者注］。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332] 2.暂且假定“平等报”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来自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因此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提这类的问题。 3.关于通报的问题。 载入条例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各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应该把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的文献资料寄给总委员会，以便总委员会“在其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经常地用各种文字出版通报”（《Asoftenasitsmeanspermit，theGeneralCouncilshallpublishareportetc.》）。 因此，总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同那些没有实现的条件有连带关系的。甚至连章程上规定的统计调查工作也没有进行，虽然关于这件事在前后召开的许多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都做出了决议，而且总委员会每年都要求进行这项工作。但总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文献资料。至于经费，要不是英国各地交的会费和总委员会委员的个人捐献，总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就成了一纸空文［注：手稿上在“一纸空文”之后勾掉了这样一句话：“巴塞尔代表大会正是这样看的。”——编者注］。 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所讨论的不是关于现有条例的执行问题，而是关于及时出版通报的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决议。（见在代表大会监督下于巴塞尔刊印的德文报告[333]） 不过，总委员会认为，通报的原定任务现在完全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通过相互交换而得到传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价就已经做得到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通报发表国际的机关刊物上没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们的敌人窥视内幕。 4.关于把总委员会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分开的问题。 在“平等报”创办以前很久，这个建议就已经在总委员会中由它的一两个英国委员定期地提出过了。但是这个建议总是受到几乎全体一致的反对。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wageslabourers）。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现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的证实，更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他们公开地责难我们，说我们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绝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国精神，把它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例如成立土地和劳动同盟[334]），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 如果在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如果联合委员会处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全国理事会之间，它就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总委员会就会放弃这个伟大的杠杆。如果我们宁愿去闲扯，而不愿进行严肃的和细微的工作，我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错误，例如公开地回答“平等报”的问题：为什么总委员会能容忍“如此繁重的兼职”。 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资本的首都。 5.关于总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所作的决议［注：见本卷第433—434页。——编者注］问题。 如果说英国是大地主所有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那末唯一能使官方英国受严重打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第一，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崩溃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溃。在爱尔兰发生这样的事可能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经济斗争只是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因为在那里这一斗争同时又是民族斗争，因为爱尔兰人民比英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绪和更加顽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335]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爆发。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巨大的财富来源，而且会失去作为英国统治爱尔兰的代表者的那种道义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势力，英国无产阶级就无法使他们在英国本土受到损害。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困，以便通过对爱尔兰贫民采取的强制移民手段来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除此以外，它还把无产阶级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克尔特工人的革命热情和盎格鲁撒克逊工人的严肃的但是迟缓的性格没有和谐地结合起来。相反，在所有的英国大工业中心，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对立。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降低工资和Standardoflife〔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厌恶，几乎像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whites〔白种贫民〕看待黑奴那样看待他们。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知道，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 在大西洋彼岸也产生了这样的对立。被牛群和羊群从故乡排挤出去的爱尔兰人在美国重逢，他们是那里的居民中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他们一致的思想，一致的情感就是憎恨英国。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府所代表的那些阶级，正在培植这样的情感，其目的是使美国和英国之间的隐蔽的斗争永远继续下去。它们以此来阻挠大西洋两岸的工人之间的严肃而真诚的联合，从而阻挠他们的共同解放。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 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因此，国际协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爱尔兰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注：手稿上在“必须在爱尔兰进行……打击”之后删去了下面一句话：“用一切方法促进爱尔兰人的经济斗争和民族斗争。”——编者注］。 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只是其他另一些决议的引言，那些决议将说到：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注：手稿上在“如果这是必要的话”后面删去了下面一段话：“关于站在这种立场上的总委员会委员们所面临的困难，甚至危险，可以根据以下的事实来判断，即‘蜂房报’在它报道我们的会议情况时不仅删去了我们的决议，甚至不提及总委员会研究爱尔兰问题的事实本身，——这样一来，委员会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印发自己的决议，以便把决议分别寄给每一个工联。现在‘平等报’很容易地说什么这是‘地方性的政治运动’，说什么按照它的意见，应当由联合会委员会本身去处理这些琐事，而无须‘改善各国现有的政府’。‘平等报’还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说什么我们揭露比利时政府进行的屠杀是打算改善比利时政府。”——编者注］。 此外，“平等报”和“进步报”所提出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或者更确切些说，关于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的极端无知的理论，据我们所知，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上被承认。它同我们的章程相矛盾。章程中说： 《Thattheeconomicalemancipationoftheworkingclassesisthereforethegreatendtowhicheverypoliticalmovementoughttobesubordinateasameans》［注：——“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1864年巴黎委员会所译的法译文中，《asameans》（“作为手段”）这几个字被删掉了[336]。巴黎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的质问时，借口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困难来为自己辩解。 对章程原文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曲解。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一段宣称：《Thestrugglefortheemancipationoftheworkingclassesmeans…astruggle…forequalrightsandduties，andtheabolitionofallclassrule》［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巴黎的译文中谈到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重复了近百年来几乎在所有民主主义宣言中都能遇到，而在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口中却含有不同意义的一般词句；但是译文中删去了《theabolitionofallclassrule》（“消灭阶级”）这一具体要求。 继而在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二段中写道：《ThattheeconomicalsubjectionofthemanoflabourtothemonopoliserofthemeansofLabour，thatisthesourcesoflifeetc.》［注：——“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在巴黎的译文中把《meansoflabour，thatisthesourcesoflife》［注：——“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编者注］——这个词除了包括其余的劳动资料，还包括土地——改成了“资本”。 不过，登载在“左岸”报社186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小册子上的法译文[337]恢复了原文的本来面目。 6.关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 “平等报”说：“这两派都属于国际。”这是不正确的。爱森纳赫派（承蒙“进步报”和“平等报”把它变成公民李卜克内西派）属于国际。施韦泽派不属于它。施韦泽自己曾在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详细地阐明过，为什么拉萨尔派的组织不消灭自己本身就不能加入国际[338]。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说出了真理。他的那个拼凑起来的宗派主义组织是同工人阶级的历史的、自然形成的组织相矛盾的。 “进步报”和“平等报”要求总委员会公开说出自己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的个人分歧的“看法”。既然公民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他同李卜克内西一样都遭到施韦泽的报纸的诽谤）是“平等报”编缉委员会的一员，那末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家报纸的出版者竟如此消息不灵通。他们应该知道，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上曾经公开地建议施韦泽承认总委员会是他们的分歧的仲裁人[339]，而施韦泽也曾经同样公开地拒绝承认总委员会的权威[340]。 为了结束这场争吵［注：在荣克抄写的手稿副本上，“争吵”后面还加了一句：“这场争吵给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投下了暗影”。——编者注］，总委员会从自己方面用尽了一切手段。它委托自己的德国书记同施韦泽通信；通信持续了两年之久，但是，总委员会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施韦泽无论如何都固执地把自己的专横霸权同宗派组织一起保存下来而归于失败。总委员会要做的事情是，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那时它公开干预这场争吵将利多弊少。 7.既然“平等报”编辑部公开提出它的谴责，而这又可能被认为是来自日内瓦的罗曼语区委员会的谴责，因此总委员会将自己的答复抄知同它有通信关系的各委员会。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1月1日左右 这份文件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所抄的并经作者校正的手稿副本译的 注释： [329]由于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在1869年11月挑起反对总委员会的运动，卡·马克思于1870年1月1日左右写成“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这一通告信。巴枯宁曾经企图把总委员会移到日内瓦，从而达到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控制国际的领导的目的，当这一企图失败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转而公开向总委员会开火。巴枯宁的一伙追随者在瑞士周报“平等报”编辑部里攫取了多数。这家报纸还在1869年11月6日（第42号）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责总委员会违反了章程中规定由总委员会出版各国工人状况的通报的条文。11月13日，这家报纸的第43号上又发表了第二篇社论，提议在英国成立一个专门的联合会委员会，据说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易于完成在领导国际共同事务方面的职能。1869年11月27日该报（第45号）又在社论中鼓吹摒弃政治，还援引了被歪曲的法译本共同章程。最后，1869年12月11日“平等报”（第47号）刊出了对总委员会反对格莱斯顿的决议（见本卷第433—434页）的评论，激烈攻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进步报”对总委员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 1869年12月14日委员会会议首次讨论了“平等报”和“进步报”的攻击问题。马克思起草的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于1870年1月1日经总委员会非常会议批准，并被分发给国际各支部。 同时，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于1870年1月初，在未接到通告信以前，就对巴枯宁分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结果使同盟分子（佩龙、罗班等）退出“平等报”编辑部。关于这一点详见本卷第477—478页。 这份最初不是为了在报刊上发表的文件曾部分地发表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1872年写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它第一次全文发表是用德文刊载在1902年7月12日“新时代”杂志第15期（第2卷）。保存下来的手稿有好几份（两份手稿副本：一份是燕妮·马克思抄的，经马克思校正过，另一份是海·荣克抄的。还有一份马克思的手稿，附在1870年3月28日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里）。本版所根据的是第一份手稿。——第435页。 [330]“进步报”（《LeProgrès》）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会；该报从1868年12月至1870年4月在勒-洛克尔用法文出版，主编是吉约姆。——第435页。 [331]“劳动报”（《LeTravail》）是法国的一家周报，国际巴黎各支部机关报，1869年10月3日至12月12日在巴黎出版；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是法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装订工人欧仁·瓦尔兰。——第436页。 [332]公共福利同盟——1464年年底在法国出现的封建贵族联盟，它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所执行的把法兰西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策。同盟的参加者打着争取法兰西“共同福利”的旗帜。——第436页。 [333]“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7号，1869年9月7—14日，第90页（《VerhandlungendesⅣ.CongressesdesinternationalenArbeiterbundesinBasel》，№№1—7，7—14.September1869，S.90）。——第437页。 [334]土地和劳动同盟是1869年10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伦敦成立的。参加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有十多个总委员会委员。在埃卡留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的纲领中（见本卷第657—663页），除了若干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和国民教育等）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缩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 马克思认为同盟能够在英国工人阶级革命化中起作用，把它看做是在英国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途径之一。但是，到1870年秋天，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已在同盟中加强了，同盟逐渐地同国际失去了联系。——第438页。 [335]指英国政府在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加给爱尔兰的英爱合并。于1801年1月1日生效的合并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且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合并使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臻于巩固。实行合并的后果之一是取消了十八世纪末爱尔兰议会为维护新生的爱尔兰工业而制定的保护关税政策，这一来爱尔兰的工业便完全雕蔽了。——第439页。 [336]“工人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巴黎版］第1页（《CongrèsOuvrier.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RèglementProvisoire》.［Paris，1864］，p.1）。——第441页。 [337]指1866年夏天发表的由沙·龙格译的“临时章程”法译文。译文载于“左岸”报社出版的小册子《Manifeste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suividuRèglementprovisoire》.Bruxelles，1866。——第442页。 [338]指刊登在1869年7月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82号上的编辑部的文章。——第442页。 [339]李卜克内西1869年2月18日的声明刊登在1869年2月20日“民主周报”第8号。——第443页。 [340]关于施韦泽的拒绝的消息发表在1869年2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第44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326] 决定： 格莱斯顿先生在答复爱尔兰人要求释放被囚禁的爱尔兰爱国分子时（这一答复见格莱斯顿先生给奥谢先生等的信［注：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中，这句话是这样：“这一答复见格莱斯顿先生1869年10月18日给奥谢先生的信和1869年10月23日给伊萨克·巴特先生的信。”——编者注］）有意地侮辱了爱尔兰民族； 他提出的实行政治大赦的条件，无论对于坏政府手下的牺牲者或对于这些牺牲者所代表的人民，都同样是一种侮辱； 格莱斯顿身为政府官吏，曾经公开而郑重地表示欢迎美国奴隶主的暴动[327]，而现在却向爱尔兰人民宣传消极服从的学说； 格莱斯顿先生对爱尔兰人大赦问题的全部政策，十足地、彻底地表现了他先前曾慷慨激昂地加以揭露因而推翻了他的政敌托利党的内阁的那种“征服政策”[328]；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勇敢坚决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运动表示敬佩； 本决议应通知欧美各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以及所有同它有联系的工人组织。 卡·马克思于1869年11月16日提出 载于1869年11月21日“雷诺新闻”，1869年11月27日 “人民国家报”第17号，1869年12月12日“国际报”第4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总委员会的记录校对过 注释： [326]“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是在1869年11月16日总委员会讨论爱尔兰问题时由马克思提出的。 1869年的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地展开了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关于芬尼亚社社员见注195）；在许多次群众大会（里美黎克和其他城市）上通过了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革命者。英国政府首脑格莱斯顿拒绝了爱尔兰人的要求。他在1869年10月18日和23日给争取大赦运动领导人奥谢和巴特的信中作了答复；这些信件载于1869年10月23日和27日的“泰晤士报”（马克思对格莱斯顿答复的评论见本卷第665—668页）。英国政府拒绝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一事，引起了1869年10月24日的伦敦抗议示威游行。伦敦工人参加了游行；马克思也参加了这次游行。 1869年11月9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决定讨论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以及英国工人阶级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曾两次发言（见本卷第664—669页），结果在1869年11月30日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只有一处根据英国工联改良主义领袖之一奥哲尔的提议作了修改，即删去了决议第一段中“有意地”三字。 决议草案的草稿见于1869年11月1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的手稿，此外草案也见于埃卡留斯所做的总委员会记录中。决议发表于1869年11月21日“雷诺新闻”、1869年11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17号、1869年11月28日“国民改革报”、1869年12月11日“平等报”第47号、1869年12月12日“国际报”第48号等。 列宁在他的著作“论民族自决权”中曾经全文引用了这一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40页）。——第433页。 [327]指1862年10月7日格莱斯顿在新堡所做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祝贺杰·戴维斯担任分裂出来的南部蓄奴州同盟的总统。这一演说发表于1862年10月9日的“泰晤士报”，在总委员会的这次讨论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演说。——第433页。 [328]1868年12月，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替代了以迪斯累里为首的托利党政府。自由党提出的、使他们得以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的蛊惑性口号之一，就是格莱斯顿关于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诺言。当竞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反对党在下院的会议上批评了托利党在爱尔兰的政策，把它同十一世纪时诺曼底公爵威廉对英格兰的征服政策相比。——第43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307] 各个支部的代表将向你们详细报告我们协会在他们国家取得的成就。你们的总委员会的报告主要是谈一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游击战——我们指的是过去一年中震荡欧洲大陆的罢工。关于这些罢工，有人说不是工人的贫困引起的，也不是资本家的横暴引起的，而是我们协会的阴谋诡计引起的。 在我们上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过了几个星期就在巴塞尔爆发了织带工人和染丝工人的值得纪念的罢工。巴塞尔直到今天，一直保持着中世纪城市的许多特点，如它的地方传统，狭隘的偏见，妄自尊大的豪绅，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宗法关系。几年之前，有一个巴塞尔的厂主就曾向英国大使馆的秘书吹嘘说： “在我们这里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在英国好得多”，“在瑞士，一个工人如果为了更高的工资而离开他的好业主，他的同事就会看不起他”，“我们比英国优越的地方主要在于工作时间长和工资低”。 由此可见，那些由于现代影响而改变了自己形式的宗法制度就表现在：业主好而工资却很糟，工人有中世纪附庸的情感，同时却作为现代雇佣奴隶遭受剥削。 这种宗法制度，也可以根据瑞士当局对工厂童工劳动和初等国民学校状况的调查材料来判断。材料上写道： “巴塞尔的学校里的空气比任何地方都污浊，如果说在露天空气中只有万分之四的碳酸气，在室内碳酸气一般也不超过万分之十，那末在巴塞尔的普通学校里，碳酸气的数量在上午是万分之二十到八十一，在下午是万分之五十三到九十四。” 关于这一点，巴塞尔大会议的议员图尔奈森先生无动于衷地说： “没有什么可怕的！长辈们也在像现在这样坏的校舍里读过书，可是他们也没有怎么样。” 现在就会理解到，为什么巴塞尔工人的经济斗争的爆发标志着瑞士社会历史的一个时代。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运动的起点更具有代表性了！按照旧的风俗，巴塞尔的工人在米迦勒节比平日提早四分之一个工作日下工。可是在1868年11月9日，当德巴里父子织带工厂中的工人要求习惯上的优待时，有一个厂主就用粗暴的声调和命令的手势向他们宣布： “谁要是离开工厂而不继续工作，就立刻并且永远解雇他。” 经过几次无效的抗议之后，172个织工中有104人离开了工厂，可是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当真会被解雇，因为根据双方的书面协定，离开工作或者解雇，都应当在两星期前通知对方。第二天早晨他们来上工时，发现工厂已经被宪兵包围，并且不许闹事者走近它。那些头一天没有提前下工的织工现在也拒绝上工。总的口号是：“全体上工，不然谁也不上工。” 这样出其不意被解雇的织工和他们的家属一起，立刻从他们租自己厂主的房屋里被赶了出去。不仅如此，厂主们还写信通知肉商、面包商和食品杂货店主，请求他们不赊给闹事者任何食品。这样展开的斗争从1868年11月9日延续到1869年春天。我们的报告的篇幅不允许我们更详尽地叙述这件事。这里只再指出一点：由于资本主义专横制度的凶恶表现——残酷的同盟歇业——而发生的这场斗争，演成了一系列的罢工，这些罢工由于有时取得妥协和厂主们一再破坏这种妥协而时断时续；当巴塞尔的崇高可敬的大会议枉然企图用军事措施和类似戒严的手段来恫吓工人的时候，斗争达到了高度紧张的状态。 在这场斗争进行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支援了工人。按照企业主的说法，这个团体第一次把现代的反抗精神送到了善良而古老的帝国城市巴塞尔。因此，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把这位不速之客重新从巴塞尔赶出去。他们企图迫使自己的下属退出协会，以此作为媾和条件，但是白费力气。由于在反对国际的战争中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他们便企图采取荒唐的手段来发泄自己的愤恨。这些共和主义者同时又是在巴登边界上离巴塞尔不远的一个小地方寥拉赫的一些大工厂的所有者，他们驱使当地的地方长官［注：英文版中不是“地方长官”，而是“大公国的官员”。——编者注］解散了那里的国际支部；可是这个措施很快就被巴登政府废除了。当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大胆地刊登了关于巴塞尔事件的公正报道时[308]，这些“可敬的先生”就在愚蠢可笑的信中以停止订阅该报相威胁。他们特地派了一个代理人到伦敦，这个人的奇妙的使命是查明国际的主要存款的数额。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生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那他们首先会去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活期存款了。 由于他们这些野蛮而愚蠢的行为，日内瓦的资本家曾好好讥笑了他们一顿。但是过了几个月，粗野的巴塞尔老憨就加倍地报答了日内瓦雅士们的恭维。 3月里在日内瓦爆发了两次罢工——建筑工人的罢工和排字工人的罢工；这两个工人团体都建立了国际的支部。建筑工人的罢工是由于业主们破坏了一年前同工人们郑重签订的合同而引起的。排字工人的罢工只不过是已经延续了十年的冲突的结尾，工人曾试图在先后成立的五个委员会中使这种冲突得到和解，但总是徒劳无益。如同在巴塞尔一样，业主们立即把同自己工人的局部冲突变为国家权力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十字军征讨。 日内瓦的政务会议派警察到火车站去迎接业主们从远处运来的工人，使他们不能同罢工者有任何接触。它纵容日内瓦的带着左轮手枪的jeunessedorée［注：英文版中在《jeunessedorée》（“花花公子”）这个词后面补充有：“《LajeuneSuisse》[309]的有前途的二流子”。——编者注］在大街上和其他公共场所袭击工人和女工。它以各种借口唆使它的警察局的雇佣刽子手去迫害工人，例如在5月24日，它就在日内瓦以较小规模重演了在巴黎演过的被拉斯拜尔痛斥为《Lesorgiesinfernalesdescasse-têtes》[310]的场面。 当日内瓦的工人在公开的集会上通过致政务会议的呼吁书，要它对这些“残暴的警察逞凶”进行调查时，政务会议粗暴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有人显然是想逼使日内瓦工人起义，然后再用武力来镇压这次起义，把国际从瑞士土地上清除掉，使无产者屈服于和十二月二日制度相似的制度。由于我们的瑞士联合会委员会的坚决行动和遏止作用，计划遭到了破坏。[311]业主们终于被迫让步。 现在请仔细听一听日内瓦的资本家及其报界的狐群狗党对国际的一些责难吧！他们在公开的集会上通过了致政务会议的呼吁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们听从伦敦和巴黎的命令，正在破坏日内瓦州，他们想要消灭这里的一切工业和一切劳动。” 一家瑞士报纸断言，国际的领袖们是 “拿破仑皇帝的密探，他们在适当的时机就会作为社会起诉人来反对我们小小的瑞士”。 说这种话的正是那些热衷于把十二月二日制度移植到瑞士国土上的先生们，正是那些在日内瓦和其他瑞士城市掌握大权的金融巨头们，全欧洲都知道，他们早已从瑞士共和国的公民变成《CréditMobilier》[312]和其他国际性欺诈组织的仆从了！ 比利时政府在4月间为了对付塞兰的搅铁工人和博里纳日的采煤工人的罢工而制造的几次惨案，已在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呼吁书中得到了详细的说明。［注：见本卷第395—400页。——编者注］我们认为发出这样的呼吁书是非常必要的，这特别因为在比利时这个典范的立宪国家里，这样大批地屠杀工人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成为一种常规了。在演了恐怖的战争悲剧之后，紧跟着就是法院的滑稽剧。在对我们设在布鲁塞尔的比利时总委员会进行搜查的时候（委员会的房舍被警察毁坏得很厉害，有一部分委员被捕），法院侦查员发现了一个工人的一封信，信中请求送来“五百国际”；他立即断定，向出事的地方一定派去了五百名工人战斗队。其实这“五百国际”只不过是五百份布鲁塞尔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国际报”。后来他搜查出［注：原文是《stiebert》，这个词来自《Stieber》——“警犬”，“密探”；暗指普鲁士警察局长施梯伯（Stieber）。——编者注］一封打给巴黎的电报，电报要求一些“火药”。经过长时间的侦查，在布鲁塞尔终于发现了这种危险物。原来它是用来消灭昆虫的药粉［注：《pulwer》一词有“火药”和“药粉”两个意思。——编者注］。最后，比利时警察当局十分得意的是它自认为发现了那个很难找到、而又闹得大陆上的资本家不得安宁的宝库，这个宝库的大部分据说是藏在伦敦，协会在大陆上的一切主要分部都依靠这个宝库供给经费。比利时的侦查员认为，这个宝库被藏在一个保险箱里，而这个保险箱被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的密探们猛攻箱子，砸毁锁一看，发现里面是几块煤炭。也许，国际的纯金经过警察的手一摸，就马上变成了煤炭。 1868年12月在法国各棉纺织区爆发的罢工中，最有名的是索特维耳-勒-卢昂的罢工。在这以前不久，松姆省的厂主们在亚眠聚会，目的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怎样才能在英国市场上更廉价地出售（undersell）自己的商品，从而打败他们的英国竞争者。全体同意，除了保护关税政策以外，正是较低的工资水平使法国至今不受英国棉织品的侵犯；由此他们自然地得出结论说，如果在法国把工资降得更低一些，就会使法国的棉织品充斥英国。他们丝毫也不怀疑，法国的棉纺织工人会自豪地承担起他们的业主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决定在拉芒什海峡对岸进行的那场侵略战争的费用。此后不久就传出消息说，卢昂及其近郊的厂主们在秘密会议上已经商量好要实行这样的政策。紧接着在索特维耳-勒-卢昂突然宣布要大大地降低工资，于是诺曼底的纺织工人第一次起来反抗资本的进攻了。他们是在时局的影响下行动起来的。在这以前，他们既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的反抗手段。贫困迫使他们向国际的卢昂委员会请求援助，委员会立即使他们得到了卢昂及其近郊的工人和巴黎工人的一些支援。大约在12月底，卢昂委员会向总委员会发出呼吁，这正是英国棉纺织区极端困难的时期，伦敦空前贫困，一切工业部门都处于普遍停滞状态。这种情况在英国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情况极度不利，总委员会认为，卢昂冲突的特殊性定会促使英国工人鼓起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一个非常适当的时机来向资本家表明，他们通过降低工资的办法时而在这个国家时而在那个国家进行的国际工业战争，最终将因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而无法继续进行。英国工人响应我们的号召，立即为卢昂募集了第一批捐款，工联伦敦理事会决定在首都同总委员会一起召开一次monstremeeting〔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来声援诺曼底的工人弟兄。这些措施后来由于得到索特维耳的罢工突然停止的消息而中断。 这场经济斗争虽然失败了，可是它的精神影响却使这种失败得到了广泛的补偿。这场斗争把诺曼底的棉纺织工人吸引到了革命的劳动大军的队伍中来；它使卢昂、埃耳伯夫、达尔讷塔耳和其他地方成立了工会，并且重新巩固了英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兄弟联盟。1868年冬季和1869年春季，我们在法国的宣传工作陷入了瘫痪状态，这是因为1868年我们的巴黎委员会被迫解散、警察在各省无端寻衅以及法国的议会大选成了注意的中心。 选举刚一结束，就在卢瓦尔的采矿工业区、在里昂和其他许多地方爆发了许多起罢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场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经济事实面前，那些把第二帝国庇护下的工人阶级描绘成一片繁荣景象的鲜艳诱人图景已经烟消云散。工人提出的要求是那样的微薄和那样的无可争辩，以至于在受到一些有时是蛮横无理的抗拒之后，不得不全被接受下来。这些罢工的唯一的奇怪的特点是在表面的平静之后突然爆发，而且是那样迅速地一个紧跟着一个。可是这一切现象的原因是简单而明显的。在选举时工人在反对全体人民的暴君的斗争中成功地试用了自己的力量。当然，他们决心在选举后试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他们自己的暴君。 选举促进了精神力量的觉醒。一家靠伪造事实领取报酬的政府报纸很自然地把一切事件都说成是受了伦敦总委员会的秘密指示，似乎总委员会派了自己的密使到处奔波，为了向早先完全满意自己命运的法国工人揭示一个秘密：工作过度，报酬低微，受到粗暴对待——全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在伦敦出版的一家法国警察小报“国际报”[313]，就曾经在8月3日那一号上大发慈悲地向世界揭示我们的有害活动的秘密动机。 上面写道：“最奇怪的是硬要在贫困还远远没有被人感觉到的那样一些国家中发动罢工。这些突然的爆发对于法国的一些首先应该担心战争的邻国来说是再适时不过的了，这些爆发迫使许多人寻思：这些罢工是不是按照某个善于博得这个万能协会的好感的外国的马基雅弗里的要求进行的呢？” 正当这家法国警察小报指责我们，说我们为了使俾斯麦伯爵摆脱外部战争而利用罢工来给法国政府制造内部困难的时候，一家莱茵普鲁士报纸、工厂主的机关报却指责我们说，我们用罢工震撼北德意志联邦[314]的基础，目的是要使德国的工业瘫痪，以利于外国的工厂主。 国际和法国罢工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典型的事件来说明。关于第一个事件，即在圣亚田发生的罢工以及随后在里卡马里发生的大屠杀，甚至法国政府自己也已经不敢说国际和这些罢工有任何关系了。 至于说里昂事件，那并不是国际把工人推向罢工，相反，却是罢工把工人推向国际的队伍。 圣亚田、里夫-德-纪埃和菲尔米尼的矿工镇静而坚决地要求矿业公司的经理修改工资条例，缩短长达12小时的井下繁重劳动的工作日。由于和平解决纠纷的意图没有收到成效，他们才在6月11日举行了罢工。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保证自己得到那些还在继续工作的同志的支援。为了阻止这一点，各矿业公司的经理向卢瓦尔省省长要求派遣军队，并且得到了满足。6月12日罢工者发现矿井上加强了武装戒备。矿业公司为了保证政府派来的士兵对它们尽心竭力，每天付给每个士兵1法郎的报酬。士兵为了表达他们对公司的感谢，拘捕了将近60个企图偷偷溜到矿井上的同伴那儿去的矿工。被拘捕的矿工在当天下午就被第四基干团的150名士兵押送去圣亚田。在这些勇士出发之前，多利安公司的一个工程师分发给他们60瓶酒，并且恳切地嘱咐他们一路上要机警地监视被捕者：他说，这些矿工都是些未开化的野人和逃亡的苦役犯。酒和这样一番训导准备好了一场流血冲突。在队伍后面紧跟着一群矿工和他们的妻儿，他们在里卡马里附近的蒙塞耳高地的一条狭谷把队伍包围起来，要求释放被捕者。士兵拒绝他们的要求，于是石块向士兵投来；这时士兵预先没有警告就突然向人群的最稠密处乱放起枪来，打死了15人，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吃奶的婴儿，许多人受了重伤。受伤者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他们之中有一个12岁的贫苦的女孩燕妮·佩蒂；她的名字将永远留在工人阶级蒙难者的历史上。她是被从后面来的两颗子弹打伤的：一颗子弹打在腿上，另一颗穿过了背部，打断了胳膊，从右肩穿出来。《Leschassepotsavaientencorefaitmerveille》[315]。 可是，这一次政府很快就意识到，它不仅犯下了罪行，而且大大失策了。资产阶级并不欢迎它这样的社会救主。圣亚田的整个市议会提出辞职，它在自己的声明中指出大兵们的残无人道，并且坚决要求军队撤出这个城市。法国报刊掀起一阵极大的喧嚷。甚至那些保守的报纸，如“总汇通报”[316]，也为蒙难者征集捐款。政府不得不把这个可恨的团从圣亚田调走。 在这样的困难情势下，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用国际工人协会作为替罪的羔羊来祭奠公愤。在审讯的时候，起诉书把这些所谓的造反者分成十类，而且非常精细地勾画出罪行的不同程度。第一类涂着最浓的色彩，包括5个工人，他们特别被怀疑是听从了外来的、即国际的秘密指令。罪证当然是多得很，关于这一点可以用一家法国司法报上的一小段话来说明： “对见证人的讯问没有能够确凿地证明国际协会参与此事。见证人仅仅证实有几个身穿白短衫头戴便帽的陌生人站在暴徒的最前列。但是这些陌生人一个也没有被捉住，而且也没有一个坐在被告席上。有一个见证人被问道：你相信国际协会干与此事吗？他回答道：‘我相信，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 在里卡马里大屠杀以后，里昂的缫丝工（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很快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战斗。贫困迫使他们向国际请求援助，国际主要是通过自己在法国和瑞士的会员帮助他们取得了胜利。想以警察手段恫吓他们的一切尝试都没有用，他们公开宣布要加入我们的协会，并且向总委员会按章交纳会费后正式地加入了协会。在里昂，也像以前在卢昂一样，女工起了崇高的卓越的作用。 里昂的其他工业部门都纷纷仿效缫丝工的榜样。因此，在数星期之内，我们的协会就在这些英雄的居民中找到了一万多个新的同道者，早在三十多年前，这些英雄的居民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口号：《Vivreentravillantoumourirencombattant！》（“不能劳动而生，勿宁战斗而死！”）[317] 可是法国政府继续吹毛求疵地迫害国际。在马赛它禁止我们的会员集会选举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其他城市也重演了这种卑鄙的勾当，但是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终于开始懂得，夺取自己的天赋权利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不待他人的许可，每人奋不顾身地自动来行使这种权利。 奥地利的工人，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虽然是在1866年事件[318]以后才参加到运动中来，但是他们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他们很快就团结在社会主义和国际的旗帜下，现在他们通过自己派往不久前召开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319]的代表集体参加了国际。在奥地利，自由资产阶级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利己的本能、智慧的贫乏和对工人阶级的切齿痛恨。它的内阁眼看着种族纠纷和民族纠纷使帝国陷于分裂并使帝国的存在受到威胁，却仍然对唯一宣布一切种族和民族团结起来的工人进行迫害。资产阶级并不是以自己的英勇而只是由于奥军的失败才取得了新的地位[320]，它自己也明明知道，它未必能够保住既得的东西，使之不受王朝、贵族和教会的侵犯；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却不惜耗费自己的精力，卑鄙地企图剥夺工人阶级的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权利。 在奥地利，也像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国际代替了升天了的“赤色幽灵”。当7月13日在莫拉维亚的棉纺织业中心布隆对工人进行小规模的屠杀时，这一事件被归咎于国际的暗中唆使，说它的代理人戴着隐身帽藏在幕后。当维也纳人民的某些领导人到法庭受审时；检察官辱骂他们是外国的代理人。这位检察官知识渊博的程度可以用他犯的一个小小差错来说明：他连伯尔尼的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和无产阶级的国际都分不清。 如果说工人运动在息斯莱达尼亚的奥地利[321]遭到的是这样一种迫害，那末它在匈牙利遭到的却是公开的而且是蛮横无理的戕害。关于这件事，总委员会收到了来自佩斯和普勒斯堡的最可靠的消息。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当局对匈牙利工人的态度。 匈牙利王国内务大臣冯·文克海姆先生凑巧随匈牙利代表团到了维也纳。在几天以前，普勒斯堡的工人派了一个工人小组，其中包括著名的鼓动家涅姆契克，到维也纳去向内务大臣先生诉苦，因为他们在很长时期内被禁止举行集会，甚至为了募款成立患病职工补助会而举行游艺会也遭到禁止。费了许多周折，总算见到了这位高贵的大臣，然而，当工人走进大臣的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这位大臣极不礼貌的接待。 大臣一边吸着雪茄烟一边问道：“你们是工人吗？你们是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吗？不要多管闲事。不要搞什么同盟；如果你们硬要过问政治，我们会采取适当的手段对付你们。我不能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工人要发牢骚就尽量地发吧！” 那末，是不是仍旧让当局为所欲为呢？大臣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 “是的，这由我负责。” 经过了长时间的但是毫无结果的辩论，工人离开了大臣，并在临走时向他声明说： “因为国家大事影响到工人的状况，工人当然要过问政治，而且一定要过问政治。” 在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地方，去年一年最值得庆贺的就是在全国组织了工会。在不久前召开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代表着德国本部、奥地利和瑞士的15万多名德国工人的代表们成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党，它的纲领逐字逐句地采纳了我们的章程的基本原则。因为法律禁止他们成立合法的国际协会支部，他们决定请求总委员会发给个人会员卡。［注：英文版中紧接着还有这样一句话：“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自己的巴门代表大会[322]上也确认它同意我们协会的原则，同时宣称，普鲁士法律禁止它加入我们的协会。”——编者注］ 在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荷兰成立了协会的新支部。在巴塞罗纳和阿姆斯特丹出版了我们协会的机关周刊。[323] 比利时政府在塞兰和弗腊默里的光荣战场上搜集来的桂冠，看来使列强有点不能安宁。因此毫不奇怪，在这一年连英国也能夸耀它对工人的屠杀了。登比郡的谋耳德附近的利斯伍德大矿井的威尔士矿工，突然接到了矿井主管人关于降低工资的通知，这个主管人是他们早就痛恨的穷凶极恶的暴君。他们把附近矿井上的人们召集起来，把主管人赶出家门，并且把他的家具都运到附近的火车站去。这些不幸的人像孩子一样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够永远不再受他的压迫了。［注：英文版中紧接着还有这样一句话：“自然，法院就对这些暴动者开始进行侦讯，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被成千人的人群解救出来，并被带出了这个城市。”——编者注］5月28日有两个主犯将在国王陛下的第四步兵团的警戒下由警察押送到谋耳德的法庭。一群矿工企图在中途把被捕者解救出来，但是遇到了警察和士兵的抵抗，于是就纷纷向他们投掷石块；士兵不预先警告就用他们的后装枪［注：英文版加有：“（斯奈德式步枪）”。——编者注］射出雨点般的枪弹来回击雨点般的石块。5人被打死，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小孩，很多人受伤。到这时为止，谋耳德的大屠杀和里卡马里的大屠杀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往后这种相似之处就消失了。在法国，士兵只对自己的指挥官负责。在英国，他们必须在陪审员面前受侦查员的诘问；但是这个侦查员是一个耳聋和有些糊涂的老头子，他必须通过助听筒来听取见证人的供词，而威尔士的陪审员们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充满偏见的阶级法庭。他们认为这次大屠杀是“在可以原谅的情况下进行的杀人行为”。在法国，暴动者被判处3个月到18个月的徒刑，而且在判决后很快就被赦免。在英国，他们却被判处了10年的苦役。 在法国，一切报刊都一致愤怒地谴责士兵。在英国，报刊却热烈地赞许士兵，并且对受害者表示不满。然而英国工人的收获很大，他们摆脱了一个大的而且是危险的幻想。在这以前他们以为，由于有了骚扰取缔令[324]的手续，以及由于军队受民政当局的管辖，他们的生命或多或少会得到保护。现在他们长了见识。内务大臣自由党人普鲁斯先生在下院宣布：第一，任何官员，任何猎狐爱好者或神甫，都有权不预先宣读骚扰取缔令就命令军队向人群开枪，只要他认为这是一群暴动者；第二，士兵有权借口自卫而首先开枪射击。自由党人大臣忘记补充一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卫自己不受士兵的袭击，每个人都应该由国家用后装枪武装起来。 8月30日在北明翰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鉴于地方工人组织几乎到处都让位给全国范围的组织；自由贸易原则的推广在资本家之间引起了如此激烈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下，工人的利益完全被忽视，并且被当做国际竞争的疯狂斗争的牺牲品；工人组织应当日益扩大并成为国际性的组织；而且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在于保卫工人阶级到处都相同的共同利益，本届大会热烈地建议联合王国的工人，特别是所有工人组织，支持这个协会，并且恳切地希望它们加入协会。大会还相信，国际的原则的实现将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持久和平。”[325] 今年5月，美国和英国之间看来要不可避免地爆发战争。因此，我们的总委员会曾寄给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主席西耳维斯先生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工人在统治阶级叫嚣战争的时候要维护和平。［注：见本卷第401—403页。——编者注］ 由于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的英勇战士西耳维斯先生突然逝世，我们认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和怀念，最好在结束我们的报告时把他的复信引在这里： “1869年5月26日于费拉得尔菲亚 昨天收到了你们5月12日的公开信。对我来说，收到大洋对岸我们的工人同志的祝贺是极大的幸福。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贫富之间正在进行着战争。劳动到处都同样地受到压迫，而资本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同样是暴君。正因为这样，我说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我以美国工人阶级的名义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你们所代表的一切人，向欧洲的全体被侮辱和被剥削的男女劳动者伸出同志的手。把你们所从事的有益的事业向前推进，直到你们的努力获得完全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心愿。由于上一次的战争，在我们这里形成了世界上最卑鄙的金融贵族。这种金融权势在迅速吞食人民的有生力量。我们已向它宣战，并且打算战胜它。如果有可能，我们想通过选举投票箱获得胜利；如果不可能，就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往往必须流一点血。”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罗伯特·阿普耳加思 财务委员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69年9月1日于伦敦 通讯处：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 1869年9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巴塞尔出版，并载于小册子 “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 的报告”1869年伦敦英文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巴塞尔出版的德文版单行本 注释： [307]“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是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在1869年8月底—9月初为1869年9月6—11日在巴塞尔举行的应届代表大会写的。马克思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但是他最积极地参加了它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上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某些问题——土地问题（1869年7月6日）、继承权问题（7月20日）和普及教育问题（8月10日和17日）——时的发言记录（见本卷第648—656页）被保存了下来。巴塞尔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土地问题，大多数票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制为土地公有制；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把工会联合起来的决议，以及一系列关于从组织上巩固国际和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在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见注305）。马克思用英文写的总委员会的报告全文，曾在1869年9月7日代表大会的会议上用德文和法文宣读，并用德文以单行本发表，题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巴塞尔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巴塞尔版（《BerichtdesGeneralrathsderInternationalenArbeiter-AssociationandenⅣ.allgemeinenCongressinBasel》.Basel，1869）；报告还用英文和法文同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一起发表，即“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伦敦版第7—13页（《ReportoftheFourthAnnualCongres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heldatBasle，inSwitzerland》.London，［1869］，p.7—13）和“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弗鲁塞尔版第9—23页（《Compte-renduduⅣ-eCongrèsInternationale，tenuàBale，enseptembre，1869》.Bruxelles，1869，p.9—23）；同时还刊登在许多报纸和杂志上：1869年9月26日和10月3日“国际报”第37号和第38号，1869年12月11、18、25日“进步报”第26、27、28号和1870年1月1、8、15日“进步报”第1、2、3号，1869年9月“先驱”第9期，1869年9月18、22、25日“民主周报”第41、42、43号，以及1869年12月24、31日那不勒斯报纸“平等”周报第8、9号。报告的最早的俄译文发表在1869年11月“人民事业”杂志第7—10期上。本版是以德文小册子的最完全的文本为根据，并根据英文版校对过。最主要的不同之点都在脚注中注明。——第417页。 [308]1869年1月9日和13日“总汇报”第9号和13号。——第419页。 [309]《LajeuneSuisse》（“青年瑞士”）——这里指的是沙文主义的青年组织“青年日内瓦”（《LajeuneGenève》）。——第420页。 [310]《Lesorgiesinfernalesdescasse-têtes》（“残暴的打手逞凶”）——摘自立法团的议员拉斯拜尔在1869年7月8日的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抗议波拿巴警察当局在巴黎选举时的暴行。——第420页。 [311]马克思所叙述的事实曾公布在1869年5月29日“平等报”第19号上。由于日内瓦的建筑工人和印刷工人的罢工，1869年春天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和日内瓦的国际支部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向工人发出了一系列的呼吁，这些呼吁刊登在1869年3—4月的“平等报”上，并且印成了传单：1869年3月17日委员会向国际各支部的呼吁（《LeComitéFédéralRomandauxSectionsInternationales》），瑞士公民中的国际会员大会的呼吁“向政务会议和日内瓦人民的呼吁”（《AdresseauConseild’étatetauPeupledeGenève》）等等；国际会员大会是根据联合会委员会的倡议于1869年4月2日召开的，会上揭露了企业家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诽谤。在组织罢工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的还有加入国际的建筑工人和印刷工人协会的定期出版的通报：“国际工人协会。泥水匠和抹灰工的罢工”（《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GrèvedesTailleursdePierreetMaçons》），“日内瓦印刷工人协会向舆论的呼吁”（《LaSociétéTypographiquedeGenèveàl’opinionpublique》）。——第420页。 [312]《Crédit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SociétégénéraleduCrédit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创办于1852年。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CréditMobilier同第二帝国的政府官员有密切的联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CréditMobilier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页）。——第421页。 [313]“国际报”（《L’International》）是1863年至1871年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的不大的日报；法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424页。 [314]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是根据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建议在1867年成立的，它包括19个邦以及北德意志和中德意志的3个自由市。联邦的建立是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重新统一的一个决定性阶段。——第424页。 [315]《Leschassepotsavaientencorefaitmerveille》（“沙斯波式步枪又一次发挥了威力”）——这里指的是沙斯波改进了的枪，1866年用这种枪装备了法国军队。——第426页。 [316]“总汇通报”（《LeMoniteuruniversel》）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从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第426页。 [317]《Vivreentravaillantoumourirencombattant！》（“不能劳动而生，勿宁战斗而死！”）——这是1831年起义的里昂织工的口号。——第427页。 [318]指奥地利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失败。——第427页。 [319]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德意志、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通过的纲领的第二部分第六点中说：“鉴于劳动解放的任务既不是一个地方的也不是一个民族的，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任务，社会民主工党把自己当做（既然关于结社的法律允许这样做）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并且赞同它的宗旨。”——第427页。 [320]在1866年军事失败后政治危机加剧了的情况下，以及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奥地利的反动统治集团一方面不得不同匈牙利缔结协定建立二元帝国——奥匈帝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作一系列的政治让步。1867年通过的宪法扩大了代议机构——帝国议会的权力，建立了内阁责任制，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和中央集权制；政府成员除了贵族的代表外，也包括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第427页。 [321]息斯莱达尼亚的奥地利，或息斯莱达尼亚——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包括奥地利本部、捷克、莫拉维亚、加里西亚、布柯维纳等地。特兰斯莱达尼亚就是匈牙利王国，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等地。（这两部分的名称来自它们的分界河莱达河。）——第428页。 [322]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应届大会于1869年3月28—31日在爱北斐特—巴门召开。会上宣布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并且建议联合会的成员以个人的方式加入国际。——第429页。 [323]巴塞罗纳支部的周刊，后来是国际联合会的周刊，叫“联盟”（《LaFederacion》，1869年8月至1873年用西班牙文出版。国际荷兰中央支部的周刊从1869年起是“工人报”（《DeWerkman》），1868年至1874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429页。 [324]骚扰取缔令（Riotact）于1715年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一切“骚扰性集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如果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散去，则使用武力。——第430页。 [325]这项决议是在北明翰召开的英国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以代表身分出席大会的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克里默的建议通过的，发表在1869年9月4日“蜂房报”第412号上。大会从1869年8月23日开到28日，会上通过决议：力争在联合王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下次大会上详细讨论土地问题。——第43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305] 1.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例如，土地使所有者在生前有权以地租形式毫无抵偿地攫取他人劳动的果实。资本使所有者有权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获得同样的果实。国家有价证券所有权使所有者能够不劳而获地专靠他人的劳动果实过活等等。 继承并不产生这种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的权利——它只涉及到具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更换问题。同所有一般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这正如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原因，恰恰相反，奴隶制度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 2.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在社会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而工人阶级又拥有足够力量来废除这种制度的地方，工人阶级就应当用直接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点。例如，废除国债，自然就能同时避免国家有价证券的继承。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国债，那末，要想废除对国家有价证券的继承权，就是愚蠢。 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 3.大约40年前圣西门的信徒们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把继承权看做法律后果，而把它看做现今社会组织的经济原因。[306]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中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永世保存下来。他们认为，可以有挑选出来的终身所有者，就好像曾经有过挑选出来的国王一样。 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这同既要废除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同时又要保存目前的商品交换制度一样是荒谬的。 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 4.我们在考察继承法时，必然要假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如果私有财产在人们生前已经不存在，那末它就不会被人转让，同时也不会在人死后从死者那里传给别人。因此，有关继承权的一切措施，只能适用于社会的过渡状态，那时，一方面，社会目前的经济基础尚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强迫采取旨在最终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的过渡性措施。 从这方面来考虑继承法的修改，只是所有导致同一目的的其他许多过渡性措施中的一种。 在继承方面这样的过渡性措施只可能是： （1）更广泛地征收在许多国家中业已存在的遗产税，把这样得来的资金用于社会解放的目的； （2）限制遗嘱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不同于没有遗嘱的继承权或家属继承权，它甚至是私有制原则本身的恣意的和迷信的夸张。 卡·马克思写于1869年8月2—3日 载于小册子“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注释： [305]卡·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是总委员会在1869年夏季筹备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时关于废除继承权问题的讨论总结。由于1869年6月米·巴枯宁在日内瓦创建的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为名的支部的坚持，这个问题被列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个支部有巴枯宁的许多最亲近的拥护者参加，它实际上领导着继续秘密存在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尽管同盟已经正式宣布解散。巴枯宁硬要国际的代表大会辩论继承权问题，目的在于进行捣乱，使代表大会不能去解决欧洲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有关纲领和策略这样的迫切问题。 在1869年7月20日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马克思作了内容丰富的发言，发言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见本卷第650—653页）。1869年8月3日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的报告。在1869年9月11日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埃卡留斯宣读了马克思的报告，报告全文被转载于用英文、法文、德文出版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从1869年9月6日至11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伦敦版第26—27页（《ReportoftheFourthAnnualCongres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heldatBasle，inSwitzerland.Fromthe6thtothe11thSeptember，1869》.London，［1869］，p.26—27）；“国际工人协会。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第122—124页（《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Compte-renduduIV-eCongrèsInternational，tenuàBaleenseptembre，1869》.Bruxelles，1869，p.122—124）；“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7号，1869年9月7—14日，巴塞尔版第77—80页（《VerhandlungendesⅣ.CongressesdesinternationalenArbeiterbundesinBasel》，№№1—7，Basel，7—14September1869.S.77—80）；以及1869年10月“先驱”杂志第10期第150—152页。——第414页。 [306]指圣西门的一批信徒（安凡丹、巴札尔、罗德里格、毕舍等人）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未传布和发展他的学说。1830年，根据巴札尔在巴黎的讲稿出版了“圣西门学说的阐述”一书，其中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见“圣西门学说。第一学年。阐述。1829年”1830年巴黎版第143—169页（《DoctrinedeSaint-Simon.Premièreannée.Exposition.1829》.Paris，1830，pp.143—169）。——第41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尔·马克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292] 在德国，人们曾经习惯于把斐迪南·拉萨尔看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可是，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如果说六七年前，在所有工厂区，在所有大城市和工人居民中心，无产阶级成群结队地围聚在他的身边，如果说他的旅行往往成为连君主们也会羡慕不已的凯旋游行，——那末，这难道不是由于早先已经不声不响地准备好了使果实能够如此迅速地成熟的土壤吗？如果说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他所讲的话，那末，这是因为他的话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呢，还是因为这些话是觉悟的工人们早已多少听到过的呢？ 现在的这一代人，生活忙碌而且健忘。在1848年革命中达到顶点、又随着1849—1852年的反动而宣告结束的四十年代的运动，已经连同它的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的文献一起被遗忘了。因此就有必要提醒一下：在1848年革命之前以及在革命期间，在工人当中，特别是在德国西部，曾经有过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主义政党[293]，它虽然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之后已经瓦解，可是它的各个单独的成员仍然继续不声不响地准备着那后来为拉萨尔所利用的土壤。此外，还有必要提醒一下：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他除了把组织这个政党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还把对所谓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即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还在1860年以前就已经发表了自己重要的研究成果[294]。拉萨尔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这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简直是无限灵活［Versatilität］的人；他可以说生来就是为了在一切场合扮演政治角色。但是，他既不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倡导者，也不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抄袭来的，而且在抄袭时还作了歪曲；他有一个先驱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他在这里读完了中学。他先后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不过在柏林他很快就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研究法学转向了研究哲学。在这个“理性之都”住了五年之后，他于1841年回到波恩，打算在那里的大学里任教。当时，普鲁士正处于第一个“新纪元”[295]。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声明，他欢迎能提出适当主张的反对派，因此在有些地方就有人试图组织这样的反对派。这样，在科伦就创办了“莱茵报”。在这个报纸上，马克思以当时罕见的胆量著文批评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296]。1842年年底，马克思负责编辑“莱茵报”；他使书报检查机关大为苦恼，因而不得不给他以特殊的荣幸——从柏林给“莱茵报”派来一个专门的检查官。当这样做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又给该报规定了双重的检查，即它每出一号，除普通检查之外，还要呈交科伦行政区长官进行复查。但是，这个办法也还是丝毫无助于制止“莱茵报”的“根深蒂固的恶念”，于是内阁就在1843年初勒令“莱茵报”于第一季度末停刊。当时，报纸的股东们曾经试图谋求和解，因此马克思立即辞去了编辑职务，但这也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报纸最后还是停刊了。 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而当时要切实地研究这门科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可能。 马克思在同特利尔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后来的普鲁士内务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之后，于1843年夏迁居巴黎。在巴黎，马克思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同时，他和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杂志[297]，但该杂志只出版一期即告停刊。1845年，马克思被基佐驱逐出法国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他继续研究上述的问题，直到二月革命爆发。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即使是在形式上力求具有科学性的社会主义也极不赞同，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蒲鲁东的长篇著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即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发表的“哲学的贫困”[298]一书得到证明。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包含了他的在目前得到详尽发挥的理论的许多重要原理。二月革命前写成并由在伦敦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基本上也是他的著作[299]。 接着，马克思又被对二月革命深感恐慌的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在这之后，马克思应法国临时政府的邀请重新回到巴黎。汹涌的革命浪潮使一切科学研究工作都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必须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在最初那些动荡的日子里，马克思同一批要在法国组织德国工人志愿队以便把德国变成共和国的鼓动家的荒谬企图进行了斗争，然后，他就和一些朋友一起出发到科伦去，并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300]；该报一直存在到1849年6月，在莱茵省，人们现在还深深地铭记着它。也许，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能够像这家在普鲁士的一个堡垒的中心出版的报纸这样成功地利用了1848年的出版自由。政府企图通过向法院起诉的办法迫使“新莱茵报”停刊而未能得逞——马克思曾经两次被控违反出版法和煽动抗税而被陪审法庭传讯，但他两次都被宣判无罪。此后，“新莱茵报”在1849年五月起义时期终于被迫停刊了，政府这次采取的手段是借口马克思已经丧失了普鲁士的国籍而将他驱逐出德国，并且用类似的借口把其余的编辑也驱逐出境。因此，马克思只得再次回到巴黎，但在那里他又遭到驱逐，而于1849年夏迁到了他现在的住处伦敦。 当时大陆各国流亡者的所有finefleur〔精华〕都聚集在伦敦。在这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委员会、联合会、inpartibusinfidelium〔非现实的，在异国的〕［注：直译是：“不信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临时政府，发生了种种的争执和纠纷。当时曾参与其事的各位先生们，现在回想起这个时期，想必会把它看做是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而马克思却始终没有参与所有这些阴谋倾轧。他曾经在一段时期内以评论性月刊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1850年在汉堡出版）[301]，此后，他就独自埋头于英国博物馆，着手对收藏在它那庞大的、大部分藏书尚未为人所知的图书馆中的国民经济学著作进行研究。同时，他还定期向“纽约论坛报”[302]投寄通讯稿；一直到美国内战爆发之前，马克思可以说是这个最好的英美报纸的欧洲政治问题方面的编辑。 十二月二日政变促使马克思写成一本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在纽约出版）；现在该书刚好出版了新的版本（在汉堡，由迈斯纳发行），它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波拿巴现在所处的摇摇欲坠的地位。正是在这本书里，这位政变英雄被不加修饰地按他的本来面目加以描绘，而没有带上他那瞬间的成功使他享有的虚荣。有一种庸人把自己的拿破仑第三看成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因而不能理解为何这位非凡的天才竟会出人意外地连遭失败，屡犯政治错误，——这种庸人读一读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就会明白了。 虽然在居住伦敦的整个期间马克思都不想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然而卡尔·福格特却迫使他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以后投入一场论战，为此他写了“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在伦敦出版）[303]，从而结束了这场论战。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于1859年在柏林出版。这一分册仅包含货币理论，但是马克思用完全新的观点作了论述；续篇之所以暂时未能出版，是因为作者当时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最后，1867年终于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部著作是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这里所涉及的［注：手稿中“涉及的”之后还有“不是政治宣传”。——编者注］不是鼓动性的词句，而是严密的科学结论。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而且正是德国终于有机会也在这方面作出这种贡献。现在谁还要想同社会主义作斗争，那他就必须对付马克思；而假如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自然也就无需再提到diiminorumgentium［注：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了。 马克思这本书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是第一部全面而透彻地描绘了以在英国所具有的那种古典形式存在于劳资之间的实际关系的著作。议会的调查对此提供了有关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有关女工和童工劳动，有关夜班工作等等的丰富资料，这些资料所涉及的时间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而且即使在英国也很少有人知道[304]；这一切在这本书里才第一次为读者所了解。其次，该书叙述了英国工厂法的历史，——从1802年的第一个法令这一微小的开端起，到现在几乎在工厂工业和家庭工业的一切部门都对工作时间作了限制：女工及未满18岁的少年工人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60小时，未满13岁的童工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39小时。从这方面来看，马克思的这本书将会引起所有与工业有关的人的极大兴趣。 多年以来，马克思无疑是受诽谤最多的一位德国著作家；而谁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的所有打击都能准确地命中目标。但是，他如此“耗费精力”去进行的论战，对他来说，本质上毕竟只是一种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而实际上，他所始终感到兴趣的，归根到底还是他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这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模仿者的时代，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而且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具有无比渊博的学识，那他就应当加倍地受到赞许。 除了科学研究之外，当然，马克思还从事工人运动。他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最近时期，国际工人协会已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它已经在欧洲许多地方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我们是可以这样说的：在这个无论如何是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时代的组织里，德国人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功劳，也占有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弗·恩格斯写于1869年7月28日左右 载于1869年8月2日“未来报”第18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未来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注释： [292]恩格斯曾于1868年7月底为德国一家文艺性报纸“凉亭”（《DieGartenlaube》 ）写过一篇马克思的传记，但该报编辑部没有加以发表。这篇“卡尔·马克思”传略就是在那篇初稿的基础上写成的。1869年7月，恩格斯对那篇初稿进行了加工，寄给“未来报”，发表于该报1866年8月2日第185号。这篇恩格斯所写的第一篇马克思传记，以后又被威·李卜克内西刊登于1869年8月21日“民主周报”第34号附刊，但是李卜克内西当时删去了传记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谈到拉萨尔不是一个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许多著作的内容都是从马克思那里抄袭来的，并且把马克思的著作庸俗化。——第407页。 [293]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 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旬，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407页。 [294]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第408页。 [295]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之初的一段时期（1840—1857）；当时自由资产阶级曾对这位国王寄于莫大的希望。但是这个极其短促的“新纪元”只是给了自由资产阶级一些微不足道的让步。——第408页。 [296]指马克思以“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为题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5—96页和第135—181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立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黑格尔左派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发表在该报上。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该报实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封闭了它。——第408页。 [297]“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了第一期（两期合刊）。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2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409页。 [298]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关于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见注36。——第409页。 [29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第409页。 [300]“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该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新莱茵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它出版了最后一号。——第410页。 [301]“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刊、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底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 杂志的任务是根据对已经过去的这个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总结1848—1849年革命，阐明新的历史环境的性质，进一步制定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杂志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在杂志上曾经发表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他们的其他一些著作。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410页。 [302]“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欧洲各国国际和国内政策、工人运动、经济发展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已停止为该报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部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因而使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第411页。 [30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395—691页。——第411页。 [304]指发表于所谓蓝皮书中的、议会英国各工业部门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41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286] 我的不幸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注：魏德迈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过圣路易斯区军事长官职务。］，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一篇coupd’état〔政变〕史。根据这个请求，我直到2月中为止每周都为他撰写论文，总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但他在1852年春季却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287]这一著作有数百份那时已深入德国境内，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自命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我这本书的时候，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企图”。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看出，本书是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其中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坚持。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288]。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城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勘误，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是不能理解的暗语。 我这部著作的结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289]——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1815年远征的著作[290]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打破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激烈转变，这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291]。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 卡尔·马克思 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载于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7月汉堡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69年版本译的 注释： [286]卡·马克思于1852年写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二版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资产阶级报刊对新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竭力保持沉默，而“人民国家报”只是在1870年3月16日才发表了该书第二版出版的消息，同时刊登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后来又收入恩格斯编的于1885年出版的该书第三版。1891年1月，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上发表了序言的法译文；同年，在利尔出版的该书单行本中也载有这篇序言。1894年，这篇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俄文第一版上。“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的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同马克思、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国家报”评价很高，同时经常帮助编辑部，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并用自己的批评来纠正报纸的路线。尽管“人民国家报”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它仍不失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404页。 [287]“革命”（《DieRevolution》）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一种共产主义周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定期为杂志撰稿。魏德迈只在1852年1月出版了两期周刊，此后，由于物质上的困难刊物不得不停办。1852年5月，魏德迈以“不定期刊物”“革命”（《Revolution》）第1期的形式用单行本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404页。 [288]V.Hugo.《NapoléonlePetit》.2éd.，Londres，1852.关于蒲鲁东的“政变”一书见注47。——第405页。 [28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7页。——第405页。 [290]让·巴·阿·沙尔腊斯“1815年滑铁卢战役史”1857年布鲁塞尔版（J.B.A.Charras.《Histoiredelacampagnede1815.Waterloo》.Bruxelles，1857）。——第405页。 [291]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35页（J.C.L.SimondedeSismondi.《étudessurl’économiepolitique》.T.I，Paris，1837，p.35）。——第40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284] 工人朋友们！ 在我们的协会的成立宣言里我们说过：“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远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愚蠢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注：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现在轮到你们来阻止战争了，因为这个战争的直接结果将使大西洋两岸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倒退若干年。 也许用不着向你们说明：有一些欧洲强国，它们正迫不及待地想挑起美国对英国的战争。看一下商业统计的数字，我们就会相信：直到国内战争使天秤两端的比重发生变化的时候，俄国原料的出口（俄国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口）都是竞争不过美国的。把美国的犁铧改铸成刀剑，在目前恰恰意味着使一个被你们的贤明共和党大政治家们选为心腹顾问的专制强国免遭迫在眉睫的破产。但是，即使不谈对这个或那个政府有什么特殊利益，难道用一场战争来破坏迅速扩展着的国际合作运动，不正是为了我们的压迫者的普遍利益吗？ 我们在林肯先生再度当选总统时给他的贺信中表示过，我们确信，美国的国内战争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同美国独立战争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同样巨大的意义。［注：见本卷第21页。——编者注］的确，反对奴隶占有制的战争的胜利结束已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从这个时候起，美国也产生了独立的工人运动，旧党派及其职业政客都对它冷眼相看。但是，要使这个运动产生效果，还需要多年的和平；而要扑灭这个运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则是最可靠的办法。 国内战争的直接的可以触及到的结果，当然是美国工人境况的恶化。不论在美国或欧洲，国债的重担总是被一手转一手，最后压到工人阶级的肩上。你们的一位国家活动家说，从1860年以来，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78％，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50％，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60％。 他抱怨道：“目前在美国，赤贫比人口增长得更快。” 况且，工人阶级的苦难同金融贵族、暴发户贵族[285]和其他因战争而出现的寄生虫的穷奢极欲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无论如何，国内战争总还有好的结果，那就是奴隶的解放以及因此而对你们本身的阶级运动所起的刺激作用。可是，没有崇高目的和社会需要的、跟旧世界历次战争一样的另一次战争，其结果将不是粉碎奴隶的锁链，而是为自由的工人锻造新的镣铐。新战争所带来的贫困的增长，马上会给你们的资本家找到借口和手段，好用常备军的无情的刀剑来迫使工人阶级放弃他们勇敢的和正义的愿望。 因此，一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你们的肩上，那就是要向世界证明：现在，工人阶级终于不再作为一个驯服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能在他们的所谓的主人们叫嚷战争的地方卫护和平。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英国人：罗·阿普耳加思，木工；马·詹·布恩，机械工；詹·巴克莱，彩画匠；约·黑尔斯，弹性纺织品织工；哈里埃特·罗；本·鲁克拉夫特，细木工；乔·米尔纳，裁缝；乔·奥哲尔，鞋匠；J.罗斯，鞋匠；罗·肖，彩画匠；考威尔·斯特普尼；J.沃伦，皮箱匠；约·韦斯顿，制造扶手的技师 法国人：欧·杜邦，乐器工；茹尔·若昂纳尔，石印工人；保尔·拉法格 德国人：格·埃卡留斯，裁缝；弗·列斯纳，裁缝；W.利姆堡，鞋匠；卡尔·马克思 瑞士人：海·荣克，钟表匠；安·弥勒，钟表匠 比利时人：P.贝尔纳，彩画匠 丹麦人：詹·柯恩，雪茄烟工人 波兰人：扎比茨基，排字工人 执行主席本·鲁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69年5月12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1869年在伦敦印成传单“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译的 注释： [284]由于1869年春天英美之间有发生战争的危险，马克思写了总委员会致全国劳工同盟（见注242）的公开信，并由他在5月1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马克思后来在总委员会向巴塞尔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援引了全国劳工同盟主席西耳维斯的复信（见本卷第431—432页）。这封信的英文稿曾印成传单《AddresstotheNationalLabourUnionoftheUnitedStates》（“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并载于1869年5月15日“蜂房报”第396号；德文公开信载于1869年5月22日“民主周报”第21号和1869年8月“先驱”杂志第8期。——第401页。 [285]原文是《shoddyaristocrats》；在美国，《shoddyaristocrats》是对那些靠战争大发横财的人的称呼。——第40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比利时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比利时的屠杀[275] 致欧洲和美国工人 在英国，难得有一个星期没有罢工，而且是规模很大的罢工。如果政府在这种场合唆使它的士兵去屠杀工人阶级，这个罢工之国就会变成屠杀之国；但是不会很长久。因为这个政府在经过几次这样的采用暴力之后，就不会再继续存在了。在美国，最近几年罢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罢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有时甚至伴随着骚乱。但是并没有流血。在欧洲大陆的几个武力强盛的国家里，罢工的纪元可以说是在美国内战结束时开始的。可是在这里也没有流血。在文明世界里只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一次罢工都马上被人迫不及待地变成公开屠杀工人阶级的借口。这一片乐土就是比利时——这个大陆上的典范的立宪国家，这个与世严密隔绝的地主、资本家和神甫的舒适小天堂。比利时政府每年都要制造屠杀工人的惨案，其准确性并不比地球每年都要环绕太阳公转一次的准确性逊色。今年的屠杀不同于去年[276]的地方只在于：受害者的人数更加骇人听闻，在其他方面令人发笑的军队的残忍更加令人发指，教权派和资本家的报刊更加拍手叫好，官方屠夫们提出的借口更加荒谬无耻。 现在，连资本家的报刊无意中透露的证据也证明了：塞兰考克利尔铁工厂的搅铁工人所举行的完全合法的罢工之所以转为骚动，只是因为大队的骑兵和宪兵突然被派到出事地点，激怒了人民。从4月9日到12日，这批勇气十足的军人不仅勇猛地用马刀和刺刀攻击手无寸铁的工人，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死打伤和平的行人，强行闯入私人住宅，甚至一再对旅客构筑了防栅的塞兰车站大楼发起疯狂的突袭，以此来互相取乐。当这些恐怖的日子过去以后，传开一种流言，说塞兰市长康普先生是考克利尔股份公司的代理人，说比利时内务大臣、一个叫做皮尔美先生的，同时又是邻近一家矿场的大股东，而那个矿场也发生了罢工，还说弗兰德亲王殿下在考克利尔的企业里投资了150万法郎。[277]由此人们就做出了一个欠考虑的、十分奇怪的结论，仿佛塞兰屠杀是股份公司的某种coupd’état〔政变〕，而考克利尔公司和比利时内务大臣秘密安排的这一政变仅仅是为了吓唬一下它的心怀不满的臣民。但是，这种谣传很快就被接着在博里纳日煤矿区发生的事件轻而易举地驳倒了，比利时的内务大臣，即上面提到的皮尔美先生，看来并不是这里的一个大资本家。当这一矿区所有的矿工几乎都卷入了罢工的时候，那里集中了人数很多的军队，他们在弗腊默里以火枪射击开始了军事行动，结果9名矿工被打死，20名矿工受重伤；在这段短短的开场白之后就宣布了骚乱治罪法，——法文十分独特地叫做《lessommationspréalables》[278]——然后又开始了屠杀。 有一些政治家用高尚的爱国主义的动机来解释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勋。他们说，正当同自己的邻邦法国就若干微妙的问题进行谈判[279]的时候，比利时政府应当显示它的军队的英雄气概。于是完全按照科学的规则配置了武装力量：起初是在塞兰显示比利时骑兵的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后来又在弗腊默里显示比利时步兵的不可摧毁的威力。为了使外国人害怕起见，还能找到比这种无需耽心吃败仗的轻而易举的战斗更可靠的办法吗？还能找到比本国的战场更妥当的地方吗？在那里，成百个被打死、打伤和被捕的工人使那些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无敌军人得到了多么辉煌的荣誉呵！ 另一些政治家正相反，他们怀疑，比利时的内阁大臣全被土伊勒里宫收买了，说他们周期地演出这种可怕的内战丑剧为的是使路易·波拿巴得到一个借口，好使他成为比利时的社会救主，正如他是法国的社会救主一样。但是，难道有谁在什么时候谴责过在牙买加岛屠杀黑人的前任总督埃尔，说他图谋使这个岛脱离英国而把它转到美国手里去吗？[280]无可争辩，比利时的内阁大臣们是同埃尔一样的杰出的爱国者。正如埃尔是西印度种植场主的恬不知耻的工具一样，他们是比利时资本家的恬不知耻的工具。 比利时的资本家由于对他所谓的劳动自由（lalibertédutravail）的偏爱而名扬全球。他是那样热爱赋予他的工人（不论其性别和年龄）的为他工作一辈子的自由，因而总是忿懑地把一切工厂法都当作破坏这种自由的东西给顶了回去。当他想到一个普通工人是如此缺乏道德，竟然要追求比使自己主人、天然的支配者发财致富的天职更崇高的天职时，他是不寒而栗的。他不仅要他的工人仍然是一个为了微不足道的工资而过度工作的可怜的奴隶，他也同所有的奴隶主一样，要进一步把他的工人变成阿谀奉承、奴颜婢膝、服服贴贴、老老实实、恭恭敬敬俯首听命的奴隶。他对罢工的疯狂仇恨就是从这里来的。在他看来，罢工是渎神的行为，是奴隶的暴动，是社会浩劫的预兆。如果像在比利时那样，把政权交给那些由于胆小如鼠而凶残狠毒的人们去掌握，完全听任他们独断独行而毫不加以监督，那你们就不要奇怪：在这样的国家里，马刀、刺刀和火枪都会用来作为降低工资、提高利润的合法的、正常的工具。说实在的，比利时的军队还能为什么别的目的服务呢？当按照正统欧洲的命令宣布比利时为中立国[281]的时候，不言而喻，应该禁止它拥有像军队那样造成沉重负担的奢侈品，也许为了补充宫廷警卫和为国王举行娱乐式的阅兵典礼，可以保留少数的士兵。但是，领土只有536平方里约［注：一里约等于四公里半。——译者注］的比利时却拥有一支比联合王国或合众国的军队人数更多的军队。于是这支中立化的军队的战绩就注定要以它对工人阶级所发动的强盗式的袭击的次数来衡量了。 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不是受欢迎的客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它受神甫们咒骂，被可敬的报刊恣意诽谤，很快就同政府展开了斗争。政府想尽办法要赶走协会，把1867—1868年沙勒罗瓦煤矿工人罢工的责任加到协会的头上，而这次罢工按照比利时的一成不变的惯例，又是以公开的屠杀告终，接着就是对受害者进行法律上的迫害。这个阴谋不仅没有得逞，而且由于协会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使得沙勒罗瓦的矿工被宣告无罪，被宣告有罪的倒是政府本身。被这次失败惹得老羞成怒的比利时内阁大臣们，在下院讲坛上暴跳如雷地非难国际工人协会以解其心中之恨，他们神气十足地宣称，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协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尽管他们这样恫吓，代表大会还是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可是现在，国际最后还是注定要败于这个有536平方里约的万能的比利时。它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的同谋罪行被认为证据确凿。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的特使和某些地方委员会的委员被揭发参与多起严重犯罪事件。首先，他们极力使激动的罢工工人冷静下来，并警告他们不要中了政府的圈套。在若干地区，他们确实防止了流血。最后的（当然不是按重要性来说）一次流血，这些图谋不轨的特使竟到出事地点进行调查，通过目击者的供述核实了、仔细记录了，并且公开揭露了秩序的维护者们的血腥暴行。于是，靠监禁这个简单的办法，他们马上由原告被变成了被告。接着，布鲁塞尔委员会委员们的住宅遭到粗暴的袭击，他们的文件全部被没收，有些委员被逮捕，罪名是：他们属于“目的在于侵犯私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协会。换句话说，他们被控属于某个名叫国际工人协会的萨格[282]帮会。为教权派报刊的荒谬谰言和资本家报刊的疯狂号叫所怂恿，这个厚颜无耻的侏儒政府刚从血海中沐浴出来，就又不顾一切地钻进嘲笑的泥潭中了。 布鲁塞尔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已经声明打算对塞兰屠杀和博里纳日屠杀进行彻底的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公布出来。我们也打算把这些揭发传播到全世界，好让大家睁开眼睛看看比利时资本家的骄傲自大，他们惯用的格言是：Laliberté，pourfaireletourdumonde，n’apasbesoindepasserparici（laBelgique）——如果自由想走遍全世界，它用不着经过比利时[283]。 也许比利时政府以为，假如它现在卖力地扮演资本反对劳动的宪兵这一角色，它就能再次逃脱迫在眉睫的危险，正如它曾由于充当欧洲大陆一切反动政府的警探而使自己在1848—1849年革命之后获得一个喘息时期一样。但是，这一次却大错特错了。比利时政府不但不能把灾难推迟，反而只能加速它的到来。它既然已经把比利时的名字变成一个普通名词和全世界人民群众的笑柄，那它就会消除掉那仍然阻碍着暴君们从欧洲地图上抹去这个国家的名称的最后一道障碍。 因此，为了减轻比利时受难者的妻儿的痛苦，为了补偿在法庭上为被捕工人进行辩护以及布鲁塞尔委员会着手进行的调查方面的开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工人发起募捐。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罗·阿普耳加思；美国书记罗·肖；比利时书记贝尔纳；法国书记欧仁·杜邦；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意大利书记茹尔·若昂纳尔；波兰书记安·扎比茨基；瑞士书记海·荣克；财务委员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委员会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869年5月4日于伦敦 捐给比利时历次屠杀的受难者的所有捐款应寄总委员会，地址如下：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 1869年5月印成传单“比利时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 并载于1869年5月15日“国际报”第18号和1869年5月22日“民主周报”第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比利时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译的 注释： [275]在1869年4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金斯的详细报告，他曾被派到出事地点去查明1869年4月在塞兰和弗腊默里（比利时）对罢工者的血腥屠杀的详细情形。马克思受委托代表总委员会起草抗议比利时当局兽行的文告。马克思用英文和法文写成的告欧洲和美国工人书于1869年5月4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总委员会并通过了印发呼吁书的决定。英文呼吁书印成传单《TheBelgianMassacres…》，法文呼吁书刊载在许多报纸上：1869年5月15日“国际报”第18号、1869年5月16日“自由报”第99号和1869年5月22日“平等报”第18号。埃卡留斯翻译的德文呼吁书刊载在1869年5月22日“民主周报”第21号和1869年6月“先驱”杂志第6期。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 “平等报”（《L’égalit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第395页。 [276]指1868年3月的沙勒罗瓦（比利时）事件。见本卷第362—363页。——第395页。 [277]1869年5月31日德·巴普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谈到，当法文呼吁书在比利时报刊上发表的时候，为了能够通过检查，康普、皮尔美和弗兰德亲王的名字都被删去，而代之以“在比利时身居高位的人士”。——第396页。 [278]《Lessommationspréalables》（事先下令解散）——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规定：在当局向集结的人群三次下令解散之后，就可以使用武力。——第396页。 [279]指从1869年2月延续到7月的法国同比利时关于铁路租让的谈判，谈判的起因，是比利时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租让权只有经过政府批准才能转让；这项法律是按紧急程序通过的，矛头针对法国的经济扩张，因为后者企图把比利时的铁路抓到自己手里。——第396页。 [280]马克思指的是1865年10月英国西印度殖民地牙买加岛总督埃尔对黑人起义的血腥镇压。埃尔的行动引起了英国舆论的极大愤慨，英国政府被迫撤销他的总督职务。——第397页。 [281]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同荷兰分离之后不久，1831年1月伦敦五强会议（英、法、俄、奥、普）议定书宣布比利时为中立国。——第398页。 [282]“萨格”一词是对印度的勒杀教派的称呼，该教派的信徒经常进行宗教仪式的杀人勾当，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文献中这个名词成为形容职业强盗和杀人犯的流行用语。——第399页。 [283]引自比利时议员德尔福斯于1848年3月1日在议会上的发言，他的话是针对这样一种意见，即1848年法国革命的思想将传遍全世界。——第39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273] 1869年3月9日于伦敦 公民们！ 根据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国际工人协会接受 “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一切工人团体”。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的讨论，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 因此，批判地审查同盟的纲领并不属于总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研究这个纲领是不是如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们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们协会的总的方向即工人阶级彻底解放有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 在你们的纲领中，有一句话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你们纲领的第二条写道： “它〈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274]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拚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 但是，如果看一下“各阶级的平等”这句话的上下文，那末这个地方似乎纯粹是一个被忽略的笔误，总委员会相信，你们不会拒绝从你们的纲领中删去这个可能引起如此危险的误解的词句的。 我们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因此，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 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卡·马克思写于1869年3月9日 第一次载于小册子“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日内瓦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73]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在接到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关于拒绝接受该同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加入国际的信件（见本卷第382—384页）后，于1869年2月27日再次写信给总委员会，声明只要总委员会同意它的纲领并接受同盟的各个地方支部加入国际，它就准备解散国际同盟。 这封信是总委员会对同盟第二次来信的答复，由马克思起草；马克思写好后征求过恩格斯的意见。这封信在1869年3月9日的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通过。信的内容曾由各国通讯书记秘密通知协会各支部。文件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该信有几份彼此稍有出入的手稿被保存了下来（有两份是马克思用英文和法文写的草稿，一份是马克思用法文写的完整的手稿，一份是不知道谁用法文抄写、而由马克思修改过的副本）。此外，马克思在1869年3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这个文件的基本内容。本版所根据的是马克思那篇完整的手稿，并根据1872年发表的文稿校对过。——第393页。 [274]同盟纲领第二条早在1868年9月巴枯宁在伯尔尼举行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上宣读的纲领中就已经有了。由于这封信，这一条于1869年4月改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完全并彻底地消灭阶级，力求实现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第39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270] 随便拿一份这里的工资条例，例如下维尔施尼茨公司的工资条例，它都可以向我们表明厄尔士山区煤矿工人的一般状况。成年矿工的每周工资，从2塔勒到3塔勒12银格罗申6分尼；少年矿工则从1塔勒10银格罗申到1塔勒20银格罗申。矿工平均每周工资约为2塔勒20银格罗申。遇有必要，工人必须从事计件劳动。而在制定工资条例时已注意到使计件工资不能显著地超过通常的日工资。每一个工人要放弃契约所规定的工作，必须在前一个月，并且要在每月1日预先报告。因此，他如果拒绝按照规定的条件从事计件劳动，他仍要被迫继续工作至少4星期至8星期。在这种情形下，空谈什么根据双方协议调整计件工资，空谈什么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契约，那实在令人可笑！ 工资分两次支付：每月22日预支一部分；下月8日支付上月工资的余额。这样，资本家就把应该付给自己工人的工资平均拖欠了整整三个星期——这是雇主得到的一笔强迫借款，由于借钱可以不付利息，这对雇主就更加惬意。 工人换班通常是每12小时一次。上面所说的周工资是按六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计算的。在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中，包括两小时（两个半小时和1个整小时）的吃饭时间，或者叫做休息时间。遇有紧急工作，每8小时换班一次（就是说，每个工人在48小时内上班3次），中间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有时甚至每6小时换班一次。在后一场合，“没有规定任何休息时间”。 上面所说的，已经显示出这些矿工状况的一幅阴暗图景。但是要清楚地了解他们所处的真正农奴般的地位，还需要仔细考察一下矿工协会的章程。我们拿下列几家煤矿所实行的章程作例子：Ⅰ.著名的实力雄厚的申堡公爵的煤矿；Ⅱ.下维尔施尼茨公司的煤矿；Ⅲ.下维尔施尼茨—基尔希堡公司的煤矿；Ⅳ.鲁高联合公司的煤矿。 矿工协会的收入包括下列两项：（1）工人缴纳的入会费和会费、罚金和无人领取的工资等等；（2）资本家缴纳的款项。工人缴纳的为其工资的3％或4％，雇主缴纳的，各矿不同：在Ⅰ矿，每月为每一个缴纳会费的矿工缴7银格罗申6分尼；在Ⅱ矿，每卖煤1塞费尔［注：1塞费尔＝1/8吨。——编者注］，缴1分尼；在Ⅲ矿，在矿工协会储金会成立时缴500塔勒作为第一次缴款，以后缴款与工人一样；在Ⅳ矿，与Ⅱ矿相同，不过每一家参加联合公司的公司需缴100塔勒的创办费。 难道这里资本和劳动之间极其友爱和谐的景象不使我们大吃一惊吗？谁还敢胡说什么劳资利益对立呢？然而，正如德国伟大思想家汉泽曼所说的： “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271] 因而，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工人究竟是用怎样的代价来换得这些“高贵矿主”的宽宏大量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资本家先生们只有在一种场合（Ⅲ矿）缴款与工人相同，而在其余各种场合都比工人少得多。可是他们却由此要求对协会的储金享有下列所有权： 在Ⅰ矿，协会储金的所有权不属于矿工协会会员，因此，他们除了按照章程规定可以在一定场合下领取补助外，不得对储金会有更多要求，尤其不能要求解散储金会和分配其现款，即使在某一企业停工时亦不许可。 “如果申堡公爵在埃耳斯尼茨的煤矿全部停工”，在清偿了现有的债务以后，“余款的支配权归公爵——矿主。” 在Ⅱ矿，“如果下维尔施尼茨煤矿公司停办，矿工协会的储金会应同时宣告结束……所余现金的支配权归经理部。” 矿工协会会员对协会的储金没有任何所有权。 在Ⅲ矿，与Ⅱ矿相同。 在Ⅳ矿，“协会的储金被认为是现有的和将来继续加入的全体会员的一种不可让渡的财产……只有在参加联合公司的所有煤矿完全停办，因而矿工协会亦将随之解散的意外情况下”——在这种意外情况下，也许可以期望工人们将能分到一些剩余的现金了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停办的联合公司的经理们将向王国地方行政官署提出自己的建议。只有后者可以决定这些款项的命运。” 换句话说，工人向协会储金会缴纳了大部分储金，而资本家则把这种储金的所有权攫为己有。看来，似乎是资本家赠送礼品给他们的工人。实际上是工人被迫将礼品奉送给他们的资本家。跟所有权一起，对储金的管理权自然也落到资本家手中了。 储金会理事会的主席是煤矿经理。他是储金会的主管人，他有权处理一切疑难问题，规定罚金数目等等。在他下面，有一个矿工协会秘书，这个秘书同时兼任出纳员。这个人或者是由资本家任命，或者是由工人选举产生，如是选举产生便需由资本家批准。再下面是理事会的普通理事。这些理事通常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但在Ⅲ矿，资本家可指定三个这样的理事。“理事会”究竟是做什么的，这可以从章程的条文看出来：“它每年至少要开会一次”。实际上是主席支配一切，理事们只不过是给他当助手。 这位主席先生，也就是煤矿经理，在所有其他方面也是一位强有力的主人。他可以缩短工人的试用期限，发给特别补助金，甚至可以开除他认为不顺眼的工人（在Ⅲ矿），而且他随时可以向资本家先生申诉，后者对矿工协会一切事务所做的决定都是最后的决定。所以，申堡公爵和股份公司的经理们，可以修改矿工协会的章程，增加工人的会费，减少病人津贴和抚恤金的数额，设立各种新的障碍和手续来阻挠向储金会申请补助——简单地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工人的金钱，只是有一个保留条件，那就是要得到政府当局的批准，而这个政府当局，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表示过哪怕是去了解工人的处境和需要的意愿。在Ⅲ矿，经理们甚至有权将任何一个被他们向法院告发、而法院宣判无罪的工人驱逐出矿工协会！ 矿工们到底为了些什么福利，竟然让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样盲目地听凭他人蛮横地支配呢？我们看一看吧！ （1）工人在患病时可以得到医疗，每周还可领到补助金：在Ⅰ矿为其工资的1/3；在Ⅲ矿为其工资的1/2；在Ⅱ矿和Ⅳ矿亦为工资的1/2，如果疾病是由工作中的不幸事故引起的，则相应为工资的2/3和3/4。（2）残废者可以得到抚恤金，数目多少依工龄而定，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向协会储金会缴纳会费的多少而有所不同，从最后所得工资的1/20到1/2。（3）在会员死亡时，死者的妻子可以得到丈夫应得的抚恤金的1/5到1/3作为补助金，他的幼儿幼女每周可以得到少许周济。（4）家属死亡时可以得到丧葬补助金。 制定了这些章程的圣明的公爵和开明的资本家们，以及那个批准章程的慈父般的政府，应当答复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矿工每周平均得到22/3塔勒的全部工资，尚不免过半饥半饱的生活，那末，他们依靠相当于这一工资的1/20的抚恤金，譬如说，每周4银格罗申，又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章程对于资本的利益照顾得无微不至，这在处理矿井的不幸事故上表现得十分明显。除开Ⅱ矿与Ⅳ矿，在其他各矿，即使疾病或死亡是由于“执行任务”时发生不幸事故引起的，也不发给任何特别的补助金。如果由于矿井中发生不幸事故而成为残废，无论哪一个章程也都没有规定要增加抚恤金。原因很简单。这一项会大大增加储金会的支出，并且会很快让那些最近视的人也能看得出资本家先生的礼品的实质。 萨克森资本家钦定的章程跟路易·波拿巴钦定的宪法不同之点在于，后者还有待于最后加冕，而前者已经十分完备，所有章程都有这样一项共同的条文： “每一个离职的工人不论是自愿离职还是被迫离职，那他同时也就脱离了矿工协会，并且失去了他对协会储金会以及他向储金会交纳的现金的一切权利。” 因此，一个人，即使他在某一煤矿工作了三十年，并向协会储金会按期缴纳了会费，只要资本家任意把他解雇，那他就失去了用如此昂贵的代价所换得的领取抚恤金的一切权利！这一条文将雇佣工人变成了农奴，把他束缚在一个地方，使他备受虐待。如果他不喜欢受人家拳打脚踢，如果他反对把他的工资降低到饥饿的水平，如果他拒绝缴纳任意决定的罚款，如果他敢于要求公家检验尺码和磅秤，那他都会照例得到同样的回答：滚你的蛋吧，不过你向储金会缴纳的会费和所享有的权利可不会跟你走！ 对于处于如此卑贱的地位的人，如果还期待他们表现出堂堂大丈夫的独立气概和自尊心，那似乎是一件怪事。可是，这些矿工却光荣地站在德意志工人阶级先进战士的行列里。因此，他们的雇主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了，尽管目前的矿工协会这个组织是他们的巨大支柱。矿工协会章程当中一个最新的，也是最卑鄙的章程（1862年Ⅲ矿制定的章程），对于罢工和结社规定了如下骇人听闻的附带条件： “每一个矿工协会的会员，对于依据工资条例给他规定的工资，应当永远满意，任何时候都不得参加集体行动，要求提高工资，更不用说煽动自己的同伴这样做。” 为什么下维尔施尼茨—基尔希堡煤矿股份公司的莱喀古士立法者们Ｂ.克吕格尔、Ｆ.Ｗ.施瓦姆克鲁格和Ｆ.Ｗ.李希特尔诸先生不索性规定，从现在起，每一个煤炭购买者“应当永远满意于”他们钦定的煤炭价格呢？这的确是冯·罗霍夫先生的“有限的臣民智慧”所难以理解的了。[272] 由于在矿工中间进行鼓动的结果，不久以前公布了一个旨在把所有萨克森煤矿矿工协会联合起来的临时章程草案（1869年茨威考版）。它是在J.G.丁特尔先生主持下的一个工人委员会拟定的。草案的主要内容如下：（1）把所有协会联合成一个总联合会；（2）会员只要在德国居住并缴纳会费，就保有自己的权利；（3）全体成年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它选举执行委员会，等等；（4）雇主向协会储金会缴纳的款项应为工人缴纳的半数。 这个草案并不代表最觉悟的萨克森矿工的观点。它倒不如说是想在资本家的许可下进行改良的那一部分人的主张。草案还含有不切实际的地方。的确，以为一向对矿工协会拥有无限权力的资本家会把自己的权力让给民主的工人全体大会，而同时还要缴纳款项，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呵！ 最糟糕的正是在于资本家一般都缴纳款项。只要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就无法从他们那里夺回对储金会和矿工协会的支配权。矿工协会要成为真正的工人团体，它就应当依靠纯粹是由工人缴纳的会费。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成为保护各个工人不受各个雇主的任意摆布的工会。资本家缴纳的款项只能提供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大可怀疑的好处，工人却因而被资本家抛入农奴般的境地，这是不是合算呢？萨克森矿工要永远记住：资本家向协会储金会缴纳多少钱，他们就会在工资上省下同样多的以至更多的钱。这样一种联合会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那就是，它们能够使供求规律完全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停止发生作用。换句话说：它们能够使资本家对单个的工人具有异乎寻常的权力，从而就能把工资降低到通常的平均水平以下。 但是，工人是不是要把现有的储金——当然是在既得权利得到满足之后——奉送给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法律手续才能解决。虽然这些章程得到了王国官厅的批准，但是章程中的一些条文却严重违反了民事契约法的一般通用的原则。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把工人的金钱与资本家的金钱分开，却是矿工协会进行任何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萨克森煤矿矿主向协会储金会缴纳款项，这说明他们无意之中承认：资本对于雇佣工人在工作时遭到造成残废或死亡的一切不幸事故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工人们不应当像现在所发生的情形那样，让这种责任成为扩大资本的专横权力的一种借口，而应当争取把这种责任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下来。 弗·恩格斯写于1869年2月17日和21日之间 载于1869年3月20日“民主周报”第12号附刊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德文“民主周报” 注释： [270]“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根据鲁高、下维尔施尼茨和埃耳斯尼茨等地的萨克森矿工寄来的材料写成的。萨克森矿工们向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本人声明他们愿意加入国际。1869年2月23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篇由恩格斯用英文写成的报告。委员会决定发表报告原文和它的德译文。在1869年2月27日“蜂房报”第385号上的一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曾经扼要地叙述了这篇报告的内容。马克思曾请求其他的一些英国报纸如“泰晤士报”、“每日新闻”和“晨星报”刊登这篇文件，但这些报纸都拒绝了。1869年3月初，马克思亲自将恩格斯这篇手稿译成德文并在1869年3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1869年3月20日“民主周报”第12号、1869年3月20日和21日“未来报”第67号和第68号上发表；报告的英文原稿没有保存下来。——第385页。 [271]引自汉泽曼于1847年6月8日在第一届联合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见“第一届普鲁士议会”1847年柏林版第7部第55页（《PreußensErsterReichstag》.Th.7，Berlin，1847，S.55）。——第386页。 [272]暗指普鲁士内务大臣罗霍夫于1838年1月15日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话，后者对把七位持有反对派情绪的教授驱逐出汉诺威议会一事表示不满。罗霍夫写道：“尽忠的臣民对自己的国王和国君应当俯首听命，而不该依据自己有限的智慧来企图干预国家元首的事务。”——第39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267] 约一个月以前，一些公民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新的国际性团体的中央发起委员会，这个团体宣布“自己的特殊使命是根据伟大的平等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云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只是在它12月15日的会议上才得知由该发起委员会印发的纲领和章程。根据这两个文件，上述的“国际同盟完全溶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但同时又完全成立于该协会之外。 根据发起委员会的章程，除了由日内瓦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选出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之外，在日内瓦还将存在另外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除了国际协会的地方组织之外，还将存在国际同盟的地方组织，后者“将通过”活动于国际协会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们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这样，同盟中央委员会就授予自己接纳加入国际协会的权利。此外，国际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也将有一个孪生兄弟——国际同盟的全同盟代表大会，因为根据发起委员会的条例， “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鉴于：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该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任何地方的任何别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日内瓦发起小组的做法，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负有别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国际性协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 此外，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许可加入国际的只能是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支部（见章程第一条和第六条）； 国际协会的各个支部不得规定同国际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相抵触的章程和组织条例（见组织条例[268]第十二条）； 国际协会的章程和组织条例只能由全协会的代表大会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见组织条例第十三条）；［注：在1868年12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决议草案时，根据杜邦的建议对决议的引言部分作了如下补充（这些补充显然也是由马克思最后定稿的）： “这个问题在布鲁塞尔全协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和平同盟的决议中已预先得到解决[269]； 代表大会在这个决议中声明，和平同盟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因为根据它不久以前发表的声明，其宗旨和原则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原则完全相同； 日内瓦发起小组的某些成员作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投票赞成这项决议。”——编者注］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22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 （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规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2）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3）本决议在有国际工人协会组织存在的所有国家里公布。［注：第3点没有被载入决议的最后定本。——编者注］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 1868年12月22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载于小册子“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日内瓦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各种副本和小册子“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校对过 注释： [267]总委员会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马克思就总委员会会议讨论接纳巴枯宁的同盟加入国际的问题于1868年12月22日写的。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创立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参加同盟临时委员会的除巴枯宁外，还有布罗塞、杜瓦尔、格塔、佩龙、扎哥尔斯基和约·菲·贝克尔。约·菲·贝克尔（此后不久他就同巴枯宁决裂了）于1868年11月29日将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15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两个文件。马克思于同一日将这些文件转寄给恩格斯，请他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恩格斯于12月18日满足了这个要求。12月22日，马克思考虑了恩格斯的意见之后以通告信的形式写成的对同盟的答复的草稿，由海·荣克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在稍加修改之后被通过。 总委员会1868年12月22日的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寄发给协会的所有支部，该信于1872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中第一次发表。保存下来的有彼此差异不大的几种手稿（马克思的两个手稿：一个是1868年12月22日写的，另一个是附在他于1870年8月6日写给荣克的信里的；还有两个手抄副本：一个是荣克抄写的，另一个是杜邦和恩格斯抄写的）。——第382页。 [268]“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7年伦敦版（《Rule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London，1867）。——第383页。 [269]反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决议是由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就国际被邀参加1868年9月在伯尔尼召开的该同盟代表大会一事于1868年9月12日通过的。邀请是同盟根据巴枯宁的倡议发出的。巴枯宁是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力图将国际工人协会置于资产阶级的同盟的支配之下。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既然已经有国际工人协会存在，这个企图对国际工人运动实行领导的和平主义的同盟的存在是多余的。建议同盟并入协会，其成员加入协会的各个支部。——第38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声明[263] 1868年11月2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致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秘书卡·施佩耶尔先生 尊敬的朋友： 我得到通知说，协会决定致函德国工人，这样做的动机，据说是“在9月26日的柏林代表大会[264]以后，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的德国工人已普遍联合起来”。 鉴于这种情况，我不得不声明退出工人协会。 显然，发出这样的信件的目的，就是表明，或者说是等于表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公开站在施韦泽和他的组织一边，而反对遍及南德意志大部地区以及北德意志一些地区的纽伦堡代表大会的组织。在德国，大家都知道我是协会的会员——而我确实是它最早的会员之一——，因此，不管我怎样反对，采取这一步骤的责任还是会落在我的身上。 当然，你们一定也会同意：我决不能承担这种责任。 第一，当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为代表的纽伦堡组织和以施韦泽为代表的柏林组织之间发生争论的时候，他们双方都向我作过书面申诉。我当时回答道，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德国书记，我应当采取中立态度。我对他们双方都劝告说，如果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溶合为一个整体的话，那就寻求某种途径和方式，以便和睦地并肩为共同的目标工作。 第二，我在给冯·施韦泽先生的回信中，详尽地向他说明了，为什么我无论是对召集柏林代表大会的方式，或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都不能表示赞同。[265] 第三，纽伦堡代表大会直接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汉堡代表大会（柏林代表大会是它的继续）借口普鲁士法律所造成的障碍，只是间接加入，即对我们的活动表示同情。而不久以前成立的属于纽伦堡组织的柏林民主工人联合会[266]，却不顾这些障碍，公开和正式地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 我重说一遍，在这种情况下，协会的决定使我除了声明退出协会以外，再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请劳神将此信内容告知协会。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写于1868年11月23日 第一次载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63]马克思于1868年11月23日写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这篇声明，是由于协会对1868年的拉萨尔派柏林代表大会以及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工人组织所持的立场引起的。马克思于1868年11月23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从巴黎和德国进口的拉萨尔分子——他们同施韦泽有秘密的来往——利用列斯纳由于妻子生病而未能出席的机会，强使对施韦泽投信任票而反对纽伦堡派”。后来列斯纳在同协会里的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得到了马克思的支持。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协会的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380页。 [264]指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得到在汉堡召开的拉萨尔派的联合会大会（见注226）的同意于1868年9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206名，代表十四万二千多工人（主要是北德意志各城市的）。这次代表大会根本拒绝加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纽伦堡组织的各个工人协会派遣代表参加。柏林代表大会以后，成立了一些工会，它们是按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组织的式样建立起来的，并且联合成为一个以施韦泽为首的总的联合会。这个组织完全从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 马克思对施韦泽作了尖锐的批评，因为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导致了德国的工人工会的分裂，同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根本违反工会运动的目的和性质。——第380页。 [265]指马克思于1868年10月13日写给施韦泽的信，该信是对施韦泽1868年9月15日和10月8日写给马克思的两封信的答复。——第381页。 [266]民主工人联合会是在先进分子影响下的柏林工人联合会发生分裂后于1868年10月产生的。这个新的联合会加入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各工人协会的纽伦堡组织，接受它的以第一国际的原则为依据的纲领。几乎联合会的所有会员同时也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联合会为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选举了两名工人——维耳克和克梅雷尔为主席。 民主工人联合会积极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威·李卜克内西经常在它的会议上发表演说。1869年，联合会加入了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第38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1866年格莱斯顿先生给英格兰银行的信怎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1866年格莱斯顿先生给英格兰银行的信怎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259] 1866年5月11日格莱斯顿先生的信在下述条件下使1844年银行法令暂停生效： （1）最低贴现率应当提高到10％。 （2）如果英格兰银行超过银行券发行的法定限额，则这次超额发行的利润应当由该银行转归政府。[260] 于是英格兰银行将最低贴现率提高到10％（这就是说，对于普通工商业者来说，最低贴现率被提高到15％和20％），并且不违反1844年法令有关发行银行券的规定的字面意义。每天晚上，从同英格兰银行有联系的各个营业所和西蒂区的其他主顾那里把银行券收集到一起，然后在第二天早晨又把这些银行券放出去。然而，却违反了法令的精神，因为遵照政府的那封信就是让银行的准备金降到零，而按1844年法令的原意，这笔准备金是银行掌握的、用来保证其银行部负债的唯一资产。 因此，格莱斯顿先生的信是通过保持、甚至人为地加强了皮尔法令的最糟糕的结果而使皮尔法令暂停生效的。无论对1857年乔·康·路易斯先生的信，还是对1847年约翰·罗素勋爵的信[261]，都不能加以类似的责难。 银行保持10％的最低贴现率达三个多月之久。在欧洲，这样的贴现率被看做危险的征兆。 接着，在格莱斯顿先生这一着造成了对英国支付能力不信任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之后，克拉伦登勋爵，这位巴黎会议上的英雄[262]，又出场了，并且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封给英国驻大陆各国使馆的解释信。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大陆说，英格兰银行没有破产（尽管实际上按照1844年法令来说，情况正是这样），但是英国的工商业却在相当程度上破产了。他的信的直接影响不是英国居民向银行“挤兑”，而是欧洲各国的（索还债款的）索单向英国“挤兑”（当时华金先生在下院正是用了这一说法）。在英国贸易史上这完全是闻所未闻的事。当官定最低贴现率在伦敦是10％，而在巴黎是31/2％到3％的时候，黄金却由伦敦流向法国。这证明黄金外流不是通常的商业交易。它仅仅是克拉伦登勋爵的信的结果。 当10％的最低贴现率这样持续了三个多月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必然的反作用。最低贴现率由10％跳跃式地猛跌到2％，并且这个2％直到最近还仍然是银行的官定贴现率。然而所有的英国有价证券、铁路股票、银行股票、采矿工业股票和各种国内投资已经跌得一钱不值，人人都争着把它们脱手。甚至统一公债也失掉了信誉（在恐慌期间，有一回银行曾拒绝支付统一公债抵押贷款）。随后就响起了货币外流的钟声。外国政府的公债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在伦敦市场上销售一空。最先到来的是600万英镑的俄国公债。这笔俄国公债几个月前还十分可怜地僵在巴黎交易所，而今在伦敦交易所却大走红运。就在上星期，俄国又发行了400万英镑的新公债。俄国在1866年也曾经和现在（1868年11月9日）一样，在财政困难的重压下几乎一命呜呼，这种财政困难由于它所经历的土地改革而带有十分危险的性质。 但是，皮尔法令向俄国开放英国金融市场，还只是对它的最起码的效劳。这个法令使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完全仰仗于俄国佬的政府的恩惠，而俄国佬的政府却是所有的欧洲政府中支付能力最差的债务人。 我们假定，俄国政府在1866年5月初以德国的或希腊的某个私人商号的名义把100万到150万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这样，纵令发行部拥有1300万英镑以上的黄金，如果俄国政府突如其来地提取这笔款子，也能迫使银行部立即停止支付。因此，从圣彼得堡拍来的一封电报就可能引起英格兰银行的破产。 假使皮尔法令不废除的话，俄国在1866年未能做到的事，也许它在1876年就能够做出来。 卡·马克思写于1868年11月9日 载于1868年12月2日“外交评论”杂志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外交评论”杂志 注释： [259]这篇文章是卡·马克思应“外交评论”的出版者科·多·科勒特的请求写的。 “外交评论”（《TheDiplomaticReview》）是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英国杂志，1866年至1877年以这个名称出版，每年4期。杂志的编辑是保守的政论家、当过外交官的戴维·乌尔卡尔特，他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就在自己的杂志“公文集”（《ThePortfolio》）上，或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有关欧洲列强秘密外交的文件，其中包括揭露帕麦斯顿这个长期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人的外交活动的文件。 不倦地与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作斗争的马克思，1853年在一组揭露性的文章“帕麦斯顿勋爵”中，除了利用其他文件，也利用了乌尔卡尔特发表的许多文件。后来马克思的某些文章也在乌尔卡尔特的杂志“自由新闻”（《TheFreePress》）上刊载。同时，马克思也激烈地批评了乌尔卡尔特的反民主观点，并且经常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同乌尔卡尔特分子的反动立场的根本区别。 “外交评论”编辑部在发表马克思这篇文章时加了一个按语，介绍马克思是“资本论”的作者，并且写了许多对外政策方面的文章。——第377页。 [260]1844年银行法令是皮尔政府通过的一项法律，它规定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各自有其独立的现金储备；银行部经营纯银行业务，发行部掌管银行券的发行。银行券应当有专门基金作保证，这项基金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现金。但是在尖锐的经济危机期间——在1847年、1857年和1866年春——英国政府都曾被迫使1844年法令暂停生效，扩大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数额。 1866年的危机在英国的信贷领域里表现得特别尖锐；1866年5月，当时财政恐慌达到极点，英格兰银行受到破产的威胁，银行董事会收到了首相罗素和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签署的信，批准1844年法令暂停生效，这样才使贷款业务得以扩大并使国内财政恐慌有所缓和。——第377页。 [261]指头两次1844年法令暂停生效的事，即1847年10月25日首相罗素和财政大臣伍德给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信，以及1857年11月12日首相帕麦斯顿和财政大臣路易斯的信。——第378页。 [262]指法国、英国、奥地利、俄国、撒丁、普鲁士和土耳其的代表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于1856年3月30日签订了结束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马克思暗指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克拉伦登由于英法矛盾和法俄亲善已趋明朗而未能充分实现英国外交计划一事。——第37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组织的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组织的关系[250] 英国的报刊、尤其是伦敦的报刊以异常严肃认真的态度谈论国际工人协会和它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单是“泰晤士报”就为此刊登了4篇社论），这种态度在德国资产阶级报刊中引起了真正的疯狂叫嚣。德国报刊教训英国报刊，说后者的错误在于相信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的作用！它们发现英国工联同国际工人协会完全无关！尽管英国工联曾经通过这个国际工人协会以大量金钱对于进行反对资本斗争的巴黎工人、日内瓦工人和比利时工人进行了援助。[251] 有人从伦敦给我们写信说：“所有这一切，看来都是出于某个麦·希尔施［注：指麦克斯·希尔施博士，敦克尔的“人民报”[252]的“著名”经济学家。在他未到他不知道的英国地区去考察以前，伦敦对这位现代的社会救主的存在似乎毫无所闻。］的论断，他是舒尔采-德里奇专门派到英国去的，目的是要掀起这场叫嚣。要知道这是麦·希尔施说的，而麦·希尔施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可尊敬的希尔施［Ehren-Hirsch］在伦敦的工联主义者（各工联、工会的成员）看来却是形迹可疑的人，因为他没有国际工人协会开的任何介绍信！人们干脆把他愚弄了一番。因此希尔施做了傻事是不足为奇的。如果人们认真地对待他的话，那是用不着抱有什么特殊的坦率愿望就可以告诉他全伦敦都知道的事，这就是说在伦敦的工联全国理事会[253]由6人或7人组成，其中3人同时又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员；这3人是奥哲尔（全国理事会书记兼鞋匠代表）、罗·阿普耳加思（联合起来的木工和细木工的代表）、豪威尔（泥水匠代表兼改革同盟[254]书记）。其次，他会知道，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还有5位委员代表其余的加入协会的工联（不算外地的工联，单在伦敦一个地方就大约有50个），这5位委员是罗·肖、巴克莱、柯恩、黑尔斯和莫里斯，此外，每个工联有权而且是照例在特殊情况下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再次，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代表英国人的还有： 各合作团体，它们派了3个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威廉·韦斯顿［注：看来是指约翰·韦斯顿。——编者注］和威廉斯； 改革同盟，——德尔、考威尔·斯特普尼和鲁克拉夫特；3人都是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全国改革联合会[255]，它是已故的鼓动家布朗特尔·奥勃莱恩创建的，由自己的主席阿·阿·华尔顿和米尔纳代表； 最后，无神论的民间鼓动，由著名的演说家哈里埃特·罗女士和柯普兰先生代表。 由此可见，没有一个稍具规模的不列颠无产阶级的组织不是直接由它们自己的领袖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最后，乔治·波特尔主持的英国工联的正式机关报‘蜂房报’，同时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它每周都报道总委员会会议的情况。 可尊敬的希尔施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资产阶级报刊的吹呼，又给‘威塞尔报’的伦敦记者和以△为代号发表文章的‘奥格斯堡女人’[256]的伦敦记者提供了所希求的食料。这个人——因为两家报纸都是一个人在搞鬼——由于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的原因，住在离伦敦要坐好几个钟头车才能到的偏僻角落。在那里，他从‘泰晤士报’、‘晨星报’和‘星期六评论’[257]中摘出一些叫人害臊的东西，再照自己读者的口味加点美学味精。有时，譬如说这一次吧，这个人也一再重复德国报纸上的谣言，把它们假造一个日期登在‘威塞尔报’和‘奥格斯堡女人’上。前面提到的‘威塞尔报’和‘奥格斯堡女人’的记者不是别人，正是臭名远扬的文化流氓无产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这个倒霉的人早就被赶出了一切像样的团体的门外，经常用酒来治疗那由于普鲁士吞并了他的祖国库尔黑森和他的朋友埃德加尔·鲍威尔[258]而带给他的心灵上的创伤。” 卡·马克思写于1868年10月4日 载于1868年10月17日“民主周报”第4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民主周报” 注释： [250]这篇短文是马克思为“民主周报”写的（见1868年10月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短文的第一段看来由报纸编辑部作了一些改动。——第374页。 [251]指国际总委员会和英国各工联共同组织的对罢工工人的物质援助。 在巴黎铜匠罢工期间（1867年2—3月），总委员会在1867年3月13日“国际信使”上发表致英国工人的公开信，号召给罢工者以物质援助。鞋匠、裁缝、红木工人等工联通过总委员会寄了好几百英镑到法国去。 由于马尔希延的比利时矿工和冶金工人被枪杀（1867年2月），总委员会在1867年3月13日“国际信使”上发表“致大不列颠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公开信，号召援助遭到残酷镇压的受害者。受害者工人的家属得到了金钱上的帮助。 在日内瓦建筑工人罢工和被大批解雇期间（1868年3—4月，见注230），总委员会每月都从英国寄去4万法郎的援款。这些寄到日内瓦去的钱是木工和细木工，纺织工人，以及装订工人等工联寄去的。——第374页。 [252]“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民主派日报，从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第374页。 [253]指工联伦敦理事会，它首次于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已经壮大起来的各个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机械工工联的阿林。他们当中只有阿林没有参加国际总委员会。 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跟工联领袖们的改良主义和行会闭关自守心理作斗争，他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引导到协会的队伍里来，设法使工联的基层组织加入协会，并使工联伦敦理事会作为不列颠支部加入协会。关于加入国际的问题，曾经根据总委员会英国委员们的动议在工联伦敦理事会的许多次会议上加以讨论；1867年1月14日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但断然拒绝与协会建立任何组织联系。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委员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第375页。 [254]见注170。——第375页。 [255]指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布朗特尔·奥勃莱恩和雷诺等人于1849年在伦敦建立的全国改革同盟。同盟的目的是争取普选权和实行社会改革。1866年它加入国际并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活动，成为改革同盟的一个分支机构。全国改革同盟的领导人阿尔弗勒德·华尔顿和乔治·米尔纳都是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国际多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第375页。 [256]“威塞尔报”（《Weser-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1844年至1930年在不来梅出版。 “奥格斯堡女人”（《Augsburgerin》）是指奥格斯堡的“总汇报”（见注24）。——第376页。 [257]“晨星报”（《TheMorningStar》），英国日报，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 “星期六评论”（《SaturdayReview》）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Saturdayreviewofpolitics，literature，scienceandart》）的简称，1855年至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376页。 [258]指德国政论家、曾是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埃德加尔·鲍威尔于1863年到普鲁士出版局供职一事。——第37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补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248] （补充） 在用上面这一标题发表的文章中（见前一号报纸）曾引用了恩格斯的小册子里面关于普选权的一段话［注：见前一篇文章。——编者注］，在这段引文的末尾，应当补充上这样的注解： 联合会从拉萨尔那里继承来的那个“人类的主席”伯恩哈特·贝克尔，曾经对“马克思派”，也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进行最卑鄙的侮辱。［注：现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费尔斯特林格—门德式的滑稽模拟品[249]的“母亲”——在继续从事这种高尚的事业。］现在同一个贝克尔在其卑劣的抨击性文章“揭露斐迪南·拉萨尔的悲惨逝世的内幕”中（这篇文章暴露了他本人的卑贱人格，而且只是由于其中发表了一些盗窃来的文献才使人感到兴趣）又这样来“修正”恩格斯了： “但是为什么不进行争取结社、集会和出版的绝对自由的鼓动呢？为什么工人不设法抛掉反动时期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呢？（第133页）……只有通过进一步发展民主主义基础才能使拉萨尔主义复活，并使它变成纯粹的社会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其他办法以外，必须不再吝惜容克地主或富足地主的利益，必须补充和推广社会主义理论，把它运用于在普鲁士人数远远超过城市人口的广大农村工人。”（第134页） 读者可以看出，上述小册子的作者（弗·恩格斯）可以对他所给予自己的敌人的影响感到满意。 弗·恩格斯写于1868年10月初 载于1868年10月10日“民主周报”第4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民主周报” 注释： [248]“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一文的补充没有署名发表在1868年10月10日“民主周报”第41号上；这是恩格斯在1868年10月初按马克思的建议写的；马克思在1868年9月25日的信中曾提请他注意1868年什莱茨出版的伯·贝克尔的小册子“揭露斐迪南·拉萨尔的悲惨逝世的内幕”（《EnthüllungenüberdastragischeLebensendeFerdinandLassalle’s》.Schleiz，1868）。——第372页。 [249]这里指的是一小批拉萨尔分子，他们在索·哈茨费尔特影响下脱离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于1867年组织了“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该联合会的主席最初是费尔斯特林格，后来是门德；它在工人当中没有任何威信，在1872年实际上已不存在了。——第37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246] “政府知道，资产阶级也知道，目前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被容忍着，它只是在政府还需要的时候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但愿那些为取缔进步党人在出版、结社和集会方面的鼓动而采取的手段能够成为对工人的警告。当时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法律、命令和惩罚措施，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被用来反对工人并终止他们的鼓动；一旦这种鼓动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一定会被采用。非常重要的是，工人对这个问题要看得很清楚，不要犯资产阶级在“新纪元”时期犯过的错误，那时资产阶级也仅仅是被容忍着，而它却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很巩固。如果有人设想现在的政府会解除目前对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的束缚，那他就是那种不值得理睬的人。而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这段话是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注：见本卷第41—87页。——编者注］1865年汉堡版第50—51页上。当时有人企图把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时候这是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的唯一有组织的联合——置于俾斯麦内阁的监护之下，同时要工人相信，政府会赐予普选权。要知道，拉萨尔曾把“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当作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的和绝对正确的手段来加以鼓吹；如果说当时人们对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这些本来也是资产阶级所赞成或者至少说过赞成的如此次要的东西采取藐视态度，那又有什么奇怪呢？既然资产阶级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难道这不正是工人对宣传这些东西表示冷淡的理由吗？上面所说的那本小册子反对这样的观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什么教导，而小册子的作者感到满意的只是他的故乡巴门市的拉萨尔分子同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断绝了关系。 而现在情况怎样呢？“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已经存在了两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国会的选举。工人没有能够执掌政权并按照拉萨尔的方案颁布关于“国家帮助”的命令，而是勉勉强强地把半打左右的代表选进国会。俾斯麦当了联邦首相，而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了。 但是为什么普选权没有给工人带来许诺过的千年王国，——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也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答复。上述小册子第48页上［注：见本卷第82—83页。——编者注］写道： “至于说到直接的普选权本身，那末只要到法国去一趟就可以相信，当存在着大量头脑迟钝的农村居民、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受严格控制的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在没有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能进行的只是多么无害的选举。通过直接的选举权进入法国议会的工人代表多吗？要知道，法国无产阶级比德国无产阶级还具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集中得多，而且具有更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也就是说，在德国有2/3的人靠农业为生，1/3靠工业为生。还由于在德国大地产是一种常规，而小农只是一种例外，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有1/3的工人听命于资本家，有2/3的工人听命于封建老爷。但愿那些经常攻击资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不想说一句气愤话的人能够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在德国，封建主比资产阶级剥削着数量多一倍的工人……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旧的封建领地上的宗法式的经营方式使雇农或无地农民［H?usler］祖祖辈辈依附于他们的‘仁慈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动。神甫、农村一贯的愚昧无知、恶劣的学校教育、人们同整个世界的隔绝，则在这方面起了补充作用。农业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这样一个部分，它最难于弄清，而且将比其他部分更迟一些弄清自己本身的利益、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这个部分在最长时间内一直是剥削它的特权阶级手中的一个无意识的工具。而这是哪个阶级呢？在德国这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贵族阶级。但是甚至在法国——那里几乎只有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封建贵族早已失去了任何政权，——普选权也没有使工人进入议会，而是相反，几乎把他们全部赶出了议会。在封建贵族仍然是实际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以及农业工人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普选权究竟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的斗争——这二者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分不开的——就等于争取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也许这种坦率而必要的解释会鼓励封建主发表有利于直接的普选权的言论。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些。” 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不仅是在普选权普遍实行的时候，而且正是因为普选权的普遍实行。恩格斯早就预告过联合会：一旦它变成危险的东西，它就会遭到破坏。联合会在其最后一次大会[247]上通过决议：（1）赞成争取彻底的政治自由；（2）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这两项决议都含有同联合会的全部过去彻底决裂的因素。这样一来，联合会就离开它以前所坚持的宗派立场，走上了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广阔道路。但是在上层当中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什么和协议相矛盾的。在其他时候这一点也许不会受到这样大的重视，但是自从有了普选权，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不得不警惕地防备农村的和小城市的无产阶级接受这类叛乱图谋的影响！普选权是钉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 联合会正是由于同目光短浅的拉萨尔主义决裂而灭亡，这是联合会的光荣。因此，代替它的不论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都会建立在比那些经常重复的拉萨尔主义关于国家帮助的空话更加普遍的原则性基础上。自从被解散了的联合会的成员开始用思考来代替信从，在通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汇合成一个大党的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就消失了。 弗·恩格斯写于1868年9月底 载于1868年10月3日“民主周报”第4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民主周报” 注释： [246]“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一文没有署名发表在1868年10月3日“民主周报”第40号上；这是恩格斯在1868年9月底写的，那时他得悉莱比锡警察当局在1868年9月16日查封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该会的中央在莱比锡），并且封闭了联合会在柏林的地方分会。但是，1868年10月10日，即查封后过了三个星期，以施韦泽为首的一批拉萨尔分子用同一名称恢复了联合会，并把会址迁到柏林。在刊登在1868年10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9号上的新章程中，表示决心严格遵守普鲁士的法律，并且只通过和平的、合法的途径进行活动。为了适应普鲁士法律的要求，联合会的领导取消了地方分会。——第368页。 [247]指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汉堡召开的大会（见注226）。——第37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致席勒协会理事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致席勒协会理事会[243] 1868年9月16日于曼彻斯特 戴维逊先生通知我说，理事会在9月7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要邀请卡尔·福格特先生来协会作讲演。 我深感遗憾的是，这项决定使我必须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的职务。 这里无须去谈那些事务本身的理由，根据这些理由，如果当时我出席会议的话，我是会投票反对这项决定的。迫使我决定这样做的不是这些原因。 我要辞职仅仅是由于一些同协会毫无关系的原因。在1859年和1860年，我的政治上的朋友们和我本人曾对福格特先生提出过严厉的政治性的指责，这种指责都有真凭实据（见卡尔·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244]）。对于这种指责，福格特先生迄今未作任何回答，尽管从那时以来，又有其他人一再对他提出这种指责。 整个这件事情，以及当时为此而展开的论战，大概理事会的其他理事都不知道，或许他们都忘却了。他们完全有权不去注意福格特先生的政治面目，而把他仅仅看做是一个比较时髦的、把别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现加以通俗化的人。但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如果我在上述决定作出以后仍然留在理事会里，那我就是背弃自己的全部政治上的过去，背弃自己政治上的朋友。那我就是对这样一个人投信任票，这个人我认为已经有证据可以证实，他在1859年曾经当过波拿巴的领津贴的暗探。 正是这样一种绝对的必要性，才能够促使我辞去我的职务，而在过去存在种种困难（现在这些困难已经顺利克服了）[245]的情况下，我一直都认为继续担任这个职务是我的责任。 衷心感谢理事会各位理事先生曾经如此慷慨地对我表示信任，在分手之际，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能永远保持友好的感情。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 写于1868年9月16日 第一次发表于1950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院公报”杂志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43]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站在一旁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1868年9月，在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间，理事会曾经决定邀请卡·福格特在协会中作讲演，这件事促使恩格斯写了这封信。理事会秘书戴维逊于1868年10月2日代表理事会请求恩格斯改变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职务的决定，但恩格斯没有同意。1870年4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但他此后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366页。 [2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395—691页。——第366页。 [245]指由于建筑席勒协会的新会址而产生的困难。——第36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229] 1867—1868年构成国际工人协会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在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它的影响大大增强，以致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恶毒诽谤和各国政府的迫害［注：英文版中不是“迫害”，而是“敌视”。——编者注］。协会进入了斗争阶段。 不用说，法国政府在各国政府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动活动中是一马当先。我们在去年就不得不揭露它的某些敌对手法——秘密扣留信件、没收我们的章程、在法国边境抢走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文件［注：见本卷第615页。——编者注］。我们在巴黎为要求归还这些文件交涉了很久，但都无结果，最后只是由于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从官方施加压力，这些文件才交还了我们。 可是今年，帝国完全抛弃了假面具。它公然企图借助它的警察［注：英文版中不是“它的警察”，而是《Coupsdepolice》（警察袭击）。——编者注］和法庭来消灭国际工人协会。十二月二日王朝的诞生应当归功于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就是1848年的六月起义，因此这个王朝就不得不轮流地扮演资产阶级的救星和无产阶级的慈父般的保护人。当国际工人协会日益增长的威力在亚眠、鲁贝、巴黎、日内瓦等地的罢工[230]中刚刚清楚地显示出来，自封的工人保护人就只好要么把我们的协会抓在自己手里，要么就把它消灭。最初提出的要求还不那么高。巴黎代表向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宣读的并于次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宣言[231]在法国边境被没收了。为了回答我们的巴黎委员会对采取这种暴力措施的原因提出的质问，鲁艾大臣邀请了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进行私人谈话。在随后举行的会谈中，他先是要求缓和并修改宣言中的某些地方。等遭到拒绝以后，他就提出： “如果你们能加进哪怕是几个感恩皇上的字眼，那就还有可能达成协议。要知道，皇上曾经为工人阶级做了许多事情。” 皇上的亲信鲁艾的这种微妙的暗示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从此以后，十二月二日政府就只有等待某种借口以便用暴力来除掉协会。我们的法国会员们在普奥战争以后进行的反沙文主义鼓动，使它更为恼怒。不久，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在英国引起的慌乱达到了顶点，这时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愿书，揭露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即将执行的死刑是一种法律暗杀行为［注：英文版中不是“揭露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即将执行的死刑是一种法律暗杀行为”，而是“要求减轻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的判决，并揭露对他们判处绞刑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呼吁书全文见本卷第246—247页）。——编者注］。同时，我们在伦敦举行了维护爱尔兰权利的群众大会。一向渴望巴结英国的法国政府认为从拉芒什海峡两岸夹攻国际工人协会的良机到了。于是警察在深夜闯进了我们巴黎委员会委员的住宅，搜查他们的私人信件，并在英国报刊上大肆叫嚣，说什么芬尼亚社密谋的中心终于被破获了，其主要机关之一似乎就是国际工人协会。[232]许多叫嚣都是无中生有！在法院尽一切努力进行调查的时候，连一点corpusdelicti〔犯罪构成〕的影子也没有找到。［注：英文版中不是“连一点corpusdelicti的影子也没有找到”，而是“丝毫没有得出什么结果。连检察官本人也反感地拒绝支持控告”。——编者注］在把国际工人协会诬陷为密谋家的秘密团体的企图遭到了这样可耻的失败之后，又施展了另一种诡计。巴黎委员会被当做一个超过20人的非法团体[233]而遭到迫害。受过帝国训练的法国法官当然不用长时间考虑就宣布解散协会，并对委员会委员处以罚金和监禁。［注：英文版中不是“宣布解散协会，并对委员会委员处以罚金和监禁”，而是“作出解散协会和逮捕巴黎委员会委员的判决”。——编者注］不过法院在判决书的开头部分有两个地方是谈得天真坦率的——一方面承认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则宣称十二月二日帝国的存在同真诚地把真理、正义和道德作为自己指导原则的工人团体的存在是不相容的。这些迫害很快就在省里发生了作用，自从巴黎判决之后省长们就开始经常为一些小事进行无端指摘。但是政府的这些无端指摘根本没有消灭国际工人协会，而只是给了它以新的生命力［注：英文版中没有本段最后一句话，而是在“生命力”后面加进“迫使帝国停止对工人阶级施展笼络人心的伎俩”。——编者注］。协会终于迫使十二月二日政府公开同工人阶级决裂，这一情况无比地加强了协会在法国的影响。 在比利时，我们的协会取得了很大胜利。沙勒罗瓦矿区的矿主经常迫害矿工，引起他们暴动，接着又用武力去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在这样造成的慌乱情况下，协会的比利时分部把矿工的事情承担起来了，通过报刊和在群众大会上揭示了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处境，帮助伤亡者家属，并为被捕者提供法律辩护。陪审法庭终于宣告所有被捕者无罪。[234]在沙勒罗瓦事件后，国际在比利时的胜利就得到了保证。当时，司法大臣茹尔·巴拉在比利时下院非难国际工人协会，以它的存在作为恢复外侨法的主要借口。他甚至威胁要禁止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比利时政府毕竟应当懂得，小国在欧洲存在的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它应当成为自由的避难所。 在意大利，协会自门塔纳大屠杀[235]以后被反动势力削弱了。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警察当局限制了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但是我们广泛的通信表明，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正在日益摆脱一切旧政党的影响而取得完全的独立。 在普鲁士，由于法律禁止普鲁士的工人团体同外国团体有任何接触，[236]国际不能合法存在。而且，普鲁士政府还可怜地重复波拿巴的政策，例如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无端的指摘。各个军国主义政府尽管经常都准备着彼此厮杀一场，但在对自己的共同敌人——工人阶级进行十字军征讨时，却总是一致的。 不过，尽管有种种法律上的障碍，在我们的日内瓦委员会的周围却早已团结了一批规模不大的、遍布德国各地的分部。[237] 主要分布在德国北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最近在汉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238]虽然根据法律它也被剥夺了正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可能。即将召开的纽伦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将有主要是德国中部和南部的约100个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加）把关于直接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列入了议程。根据它的指导委员会的愿望，我们已派出一名代表前往纽伦堡。[239] 在奥地利，工人运动日益具有明确的性质［注：英文版中不是“明确的性质”，而是“革命的性质”。——编者注］。已经决定9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目的是使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般地联合起来。同时还发表了给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邀请书，在邀请书中宣布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你们的总委员会已经指定了一位代表前往维也纳；[240]但是在封建反动势力打击下已经动摇的奥地利本届自由派内阁，看来是非常有远见，它居然禁止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而使工人也成为他的敌人。 日内瓦建筑工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际在瑞士存在的问题。建筑业主本来提出要工人退出国际，以此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但是工人坚决拒绝这种要求。他们由于在瑞士本土以及通过国际从法国、英国、德国和比利时得到了支援，终于争取到了缩短工作日［注：英文版中，在“工作日”后面还有“1小时”。——编者注］和提高工资［注：英文版中，在“工资”后面还有“10％”。——编者注］。在这以后，早已在瑞士深深地扎下根的国际，开始迅速而广泛地发展起来。比如，有50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可能是欧洲最老的协会）去年秋天在诺恩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就一致决定加入国际。[241] 在英国，政治运动［注：英文版中不是“政治运动”，而是“政治形势的动荡”。——编者注］、旧政党的瓦解和即将到来的竞选的准备工作占用了我们许多优秀力量，因而阻碍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各地的工联建立了经常不断的通讯联系。这些工联中有一部分已经宣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新加入国际的团体中，会员人数占第一位的是西蒂区皮匠和鞋匠工联。 你们的总委员会同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该同盟在1867年8月举行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今年派一名代表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采取必要措施来实现这一决定。[242] 北美工人阶级的潜在威力从下述情况中可以看出：法律已规定在联邦政府的公营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在联邦的八九个州内已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的共同法律。但是目前美国工人阶级，例如在纽约，正在同顽抗的资本作激烈的斗争，因为资本正利用它所有的一切强有力的手段来亟力阻挠八小时工作日法律的实行。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在最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工人阶级要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都有赖于培养和集中工人阶级力量的那个组织的成熟程度。 一国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也可能由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不强而遭到挫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彼此互相影响。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的联盟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才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是某一个宗派或某一种理论的人为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无产阶级运动又是由现代社会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趋势所产生的。国际工人协会深知自己所负使命的伟大意义，它既不容许别人恫吓自己，也不容许离开正确的道路。今后，它的命运将同人类复兴所系的那个阶级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罗伯特·肖 总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68年9月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载于1868年9月9日“泰晤士报”，1868年9月“先驱”杂志第9期和“比利时人民报”附刊：“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1868年布鲁塞尔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所抄的手稿副本译的，并根据“泰晤士报”校对过 注释： [229]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第一年度报告是在1865年9月向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是马克思为1868年9月6—1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第三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写的。 马克思直接参加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但没有亲自出席这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工人代表近100名。大会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议：必须把铁路、地下资源、矿井和矿山、森林以及耕地转交公共所有。这一决议说明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大多数已转到集体主义的立场，它标志着在国际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胜利。大会还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关于机器的使用、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态度（见本卷第231、612—613页）等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弗·列斯纳以德国代表团名义提出的关于建议各国工人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协助把这部著作从德文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决议。 马克思所起草的总委员会的报告是在1868年9月7日的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这个报告在1868年9月9日“泰晤士报”登载的埃卡留斯通讯稿里第一次发表。本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里发表时就是根据这篇通讯稿；本版所根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中所保存的由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手抄的德文稿本；这份稿本比我们过去所得到的英文稿完整一些。和英文稿的一些主要不同之处均在脚注中注明。这个报告用德文发表于1868年9月“先驱”杂志第9期、1868年9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6号、1868年9月12日“民主周报”第37号附刊和1868年9月12日“海尔曼”第506号。用法文发表于“比利时人民报”特别附刊：《Troisièmecongrès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Compte-renduofficiel》.Bruxelles，1868，以及1868年9月13日“自由报”第64号。——第360页。 [230]1867年7月，亚眠发生了染色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援。 1867年3月，鲁贝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的起因是，由于采用机器后大批工人被解雇。 1867年2月，巴黎铜器工人开始罢工，他们拒绝按企业主的要求退出互助会。由于总委员会的协助，巴黎工人得到英国工联的援款。罢工以工人的胜利宣告结束，他们保住了自己的组织。 1868年3—4月，日内瓦有3000个建筑工人举行罢工。工人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10小时，要求提高工资并把计日工资改为计时工资；除建筑工人外，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由于瑞士、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的支援，日内瓦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第361页。 [231]指的是巴黎支部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文件：“日内瓦代表大会。法国代表的报告”1866年布鲁塞尔版（《CongrèsdeGenève.Mémoiredesdéléguésfrançais》.Bruxelles，1866。——第361页。 [232]1867年12月，国际巴黎支部理事会理事的住宅遭到搜查，随后开始了侦讯，接着就是1868年3月进行的对国际的法国组织的第一次审判。在法国警察搜查时所没收的信件当中，有一封信是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于1867年11月23日写给A.缪拉的，信中告知协会的法国会员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的情况。法国当局企图利用这封信给国际安上组织芬尼亚社社员进行密谋的罪名。——第361页。 [233]按照刑法法典第二九一条和1834年4月10日法令，在法国，成立20人以上的社团，必须经有关当局批准。——第362页。 [234]上面所谈的沙勒罗瓦矿区事件发生在1868年春天。由于矿主把每周生产减少4天，工资降低10％，工人宣布了罢工，停止了工作，并因而遭到了武装镇压。 比利时支部在国内外广泛展开了支援罢工者的运动。支部组织了许多次抗议大会。在“人民论坛报”、“自由报”等报刊上广泛报道了沙勒罗瓦事件；1868年4月12日发表了告比利时工人及各国工人书；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总委员会也发出了呼吁书，宣布沙勒罗瓦矿工的事情是整个国际的事情，组织了对罢工者的援助。由于这些事件，国际在比利时的会员人数大大增加。——第362页。 [235]1867年11月3日，法国军队同教皇的雇佣卫队一起在门塔纳附近击败了再次进攻罗马的加里波第军队；加里波第进攻罗马的目的是要把罗马从法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归入意大利的版图。——第363页。 [236]指普鲁士1850年3月11日颁布的反动的结社法。——第363页。 [237]约·菲·贝克尔所领导的在瑞士的各德国人支部中央委员会从1865年11月起成为许多支部的组织中心，这些支部不仅把在瑞士的德国工人，而且也把德国、奥地利以及有德国工人流亡者居住的国家里的德国工人联合起来了。约·菲·贝克尔所进行的活动，特别是他所办的“先驱”月刊，在德国国内还缺少建立组织的条件的时候，大大地促进了国际的思想在德国工人中间的传播。——第363页。 [238]指1868年8月22—26日在汉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见注226）。会议通过的决议载于1868年9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2号。——第363页。 [239]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于1868年9月5—7日在纽伦堡举行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派格·埃卡留斯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69对46）通过了关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一个由16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实地执行这一决议；这16人于1868年9月22日被总委员会批准为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执行委员会。纽伦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工会的决议。——第363页。 [240]彼·福克斯被指定为总委员会出席预定于1868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匈各族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第364页。 [241]瑞士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纽沙特尔（诺恩堡）代表大会是在1868年8月9—10日举行的。——第364页。 [242]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于1866年8月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耳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7年8月的全国劳工同盟芝加哥代表大会选出特雷维利克为出席国际工人协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但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1869年，同盟的代表凯麦隆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全国劳工同盟宣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在最近期间加入上述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第36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草案[228] 鉴于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早已指明，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是今后任何一种社会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因此总委员会认为，现在已经是根据该项决议做出实际结论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分部务必根据有协会组织存在的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着手讨论这个问题。 卡·马克思于1868年8月25日提出 载于1868年8月29日“蜂房报”第35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28]这个决议是为筹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而在1868年8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批准的，决议保存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此外，决议还载于1868年8月29日“蜂房报”第359号（马克思论证该项决议的发言记录见本卷第643页）。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该决议由埃卡留斯提出，得到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赞同并在1868年9月12日会议上宣读，同时载入会议记录。——第35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226] 1868年8月18日于伦敦 为了结束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已定于8月22日召开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227]会议，8月25日召开总委员会全体会议。因为我受委托在这两次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我无法接受你们盛情的邀请，前去参加在汉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我满意地看到，你们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列入了那些确实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的问题：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规定标准工作日；工人阶级在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工人阶级应该为整个社会解决这一任务）的事业中有计划地进行国际合作。祝工作顺利！ 致民主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载于1868年8月2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226]“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这封信，是马克思于1868年8月18日为答复施韦泽的正式邀请而写的；施韦泽邀请他以贵宾身分出席联合会的大会，在请帖上签名的还有拉萨尔派联合会理事会的一些工人理事。 1868年8月22—26日在汉堡举行的大会表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人运动的经验的启示下，开始抛弃拉萨尔的教条。大会原则上赞助罢工运动，但又表示反对实际组织罢工。拉萨尔派的领导人害怕在渴望建立工会的工人中丧失威信，不得不耍些手腕。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建立工会方面已经进行了有成效的活动；施韦泽和联合会副主席弗里茨舍为了要走在他们前面，提出了在柏林召开全德各工人工会代表大会的建议。正统的拉萨尔分子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要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以国会议员身分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大会原则上承认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联合会的领导继续阻挠联合会加入国际。 马克思致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信在大会的1868年8月24日秘密会议上宣读，受到鼓掌欢迎。这封信除了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外，还发表于1868年8月29日“民主周报”第35号。后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周年，他的这封信又转载于1886年3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第358页。 [227]指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见注17）。——第35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 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225] 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卡·马克思于1868年8月11日提出 载于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 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1868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225]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问题，是由总委员会于1868年1月28日提出列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议程的。为了筹备代表大会，在总委员会7月28日和8月4日的两次会议上对议程里的这一项预先进行了讨论。讨论是由马克思发起的，他在发言中阐述了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里加以发挥的那些基本思想（卡·马克思的发言记录见本卷第640—642页）。 马克思在8月4日的会议上对讨论进行了总结，并提议以决议的形式说明总委员会的结论。决议由马克思起草并在总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即8月11日的会议上获得批准。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该决议由格·埃卡留斯在1868年9月9日的会议上提出而被纳入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的引言部分。弗·列斯纳在同一天的会议上发言论证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宣读了摘自“资本论”的一些引文。——第35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就不列颠政府对沙皇俄国的态度所作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就不列颠政府对沙皇俄国的态度所作的声明[224]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谴责不列颠政府对俄国的又一次奴颜婢膝的表现，——在俄国政府颁布命令废除波兰这一名称一个月之后，不列颠政府就取消了预算案中“流亡者”一词前面的“波兰的”这一形容词。 卡·马克思于1868年7月14日提出 载于1868年7月18日“蜂房报”第35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224]1867—1868年间，沙皇政府在波兰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来废除波兰的各种设施而强迫推行俄罗斯化。 这份声明在1868年7月14日由马克思提出而经总委员会批准，它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并发表于1868年7月18日“蜂房报”第352号。——第35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218] 在……［注：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刊物的名称——“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编者注］上，巴师夏的一位信徒有一个发现，说什么我用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的价值量，这是从弗·巴师夏那儿偷来的，而且我还作了歪曲。本来，我也可以不去理会这个quiproquo〔误解〕。可是，如果说这位第一号巴师夏分子发现我的价值定义实质上和巴师夏的定义相同，那末，几乎在同时，又有一位第二号巴师夏分子在……［注：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日期——1868年7月4日。——编者注］的莱比锡“中央文学报”上宣称……［注：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以下的引文：“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编者注］ 这样一来，第一号巴师夏分子加第二号巴师夏分子，得出的结果是：整个巴师夏分子的大军现在都应该投到我的阵营中来，并且完全接受我对资本的全部观点。不言而喻，只是在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我才下决心拒绝这种兼并所能给予我的愉快。 在我的著作“资本论”（1867年版）中关于价值的定义，早在二十年前我写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中就已经有了（第49页及以下各页）[219]。而巴师夏的关于价值的宏论，是在几年之后才出世的。[220]因此，我不可能抄袭巴师夏，而巴师夏看来倒是可能抄袭我的。然而，巴师夏实际上并没有对价值进行任何分析。他只是反复咀嚼空洞的概念，借以惬意地证明“世界充满了伟大的、美妙的、有益的服务”[221]。 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巴师夏分子全都是民族自由主义者，因此，现在我也来给他们提供一种“伟大的、美妙的服务”，指出巴师夏的种种绝妙发现的独特的普鲁士的来源。施马尔茨老头曾做过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甚至还做过普鲁士的政府枢密顾问。除此以外，他还具有善于嗅出蛊惑者[222]的特别灵敏的嗅觉。总之，就是这个老施马尔茨于1818年在柏林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南”。他的指南的法译本于1826年在巴黎出现，书名叫“政治经济学”[223]。在扉页上，这本书的译者昂利·茹弗鲁瓦的大名也冠了“普鲁士政府顾问”的头衔。下面这段引文，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字句上提供了巴师夏的价值观念的精髓： “一般地说，他人的劳动，无论什么时候都仅仅是为我们提供时间的节约；而这时间的节约就是构成它的价值和它的价格的全部东西。譬如说，木匠为我做桌子，仆役把我的信件送到邮局去，把我的衣服刷干净或者把我所需要的东西送给我，他们两个人对我的服务完全是同样的性质：两个人都是替我节约了时间，就中既有我亲自去做这些事所不得不花费的时间，也有我为了学会做好这些事所必需的技能和本领而不得不花费的时间。”（引自“施马尔茨文集”第1卷第304页）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巴师夏是从哪儿弄到他的脂油的，更确切点应该说，是从哪儿弄到他的施马尔茨［Schmalz］的［注：施马尔茨（Schmalz）也有“炼成的脂油”的意思。——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68年7月11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第1版第13卷第1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18]“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是卡·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污蔑而写的，他们说什么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这些非难见于少数几篇“资本论”书评，其中有一篇匿名的书评发表在尤·孚赫参加出版的杂志“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第5年度第20册（1868年）上，另外一个匿名作者的书评发表在1868年7月4日“德国中央文学报”第28号上。 本文在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第353页。 [21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页及以下各页。——第354页。 [220]指1850年出版的弗·巴师夏的著作“经济的谐和”（《Harmonieséconomiques》）。——第354页。 [221]这句话出自路德“反高利贷讲道集”一书1540年维登堡版第9页（《AndiePfarrherrnwiderdenWucherzupredigen》，Wittenberg，1540，S.9）。——第354页。 [222]蛊惑者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对本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这个词是在1819年8月举行的德意志各邦大臣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对付“蛊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之后流行开来的。——第354页。 [223]指施马尔茨“政治经济学。致德意志某王储书柬”1818年柏林版第1册（《StaatswirthschaftslehreinBriefenaneinendeutschenErbprinzen》.Th.I，Berlin，1818）及其法译本《économiepolitique，ouvragetraduitdel’Allemand》.T.I，Paris，1826.——第35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217]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布对费里克斯·皮阿在克利夫兰大厅的公众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不负任何责任；费·皮阿与本协会没有任何关系。 卡·马克思于1868年7月7日提出 载于1868年7月12日“自由报”第55号和1868年7月26日“人民论坛报”第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217]1868年6月29日在伦敦克利夫兰大厅举行的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纪念大会上，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费·皮阿发表了演说，他直接号召采取恐怖行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布鲁塞尔的一家报纸“蟋蟀报”（《Cigale》）在关于那次会议的报道中把费·皮阿说成是国际的领导人之一。这种说法并且被其他报纸一再重复。总委员会考虑到这会在工人的心目中破坏国际的威信，而且会给波拿巴政府提供一个它所求之不得的、迫害国际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成员的借口，于是在1868年7月7日的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作出决定，不承认费·皮阿的演说，并公布了本决议。 决议在报刊上出现之后，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费·皮阿是它的一个成员）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离开了该支部，以此对皮阿的挑拨性和冒险性的策略表示不赞同。皮阿的一小伙人与国际失去联系，但他们继续以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一再支持总委员会里反对马克思的路线的各个反无产阶级的小集团。1870年5月10日总委员会正式与这一小伙人划清了界限（见本卷第485页）。 决议保存在1868年7月7日的总委员会记录中；它最先刊载于1868年7月12日“自由报”第55号，后又转载于1868年7月19日“蟋蟀报”第29号、1868年7月26日“人民论坛报”第7号和其他报纸。 “自由报”（《LaLiberté》）是比利时民主派报纸，1865年至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从1867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 “蟋蟀报”（《LaCigale》）是1867年12月至1869年7月由法国左派共和党人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周报；这家报纸和在伦敦的费·皮阿的那一小伙人有密切的联系。——第35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关于改变国际1868年度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关于改变国际1868年度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的决议[216] 鉴于： （1）比利时议会刚刚把一项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三年，根据该项法律，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被比利时行政当局驱逐出境； （2）国际工人协会的尊严不容许在使它处于当地警察支配之下的地方召开代表大会； （3）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三条授权总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改变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 总委员会决定于1868年9月5日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 1868年6月2日提出 载于1868年6月6日“蜂房报”第34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16]在国际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上曾确定1868年度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地点为布鲁塞尔；1868年2月24日总委员会敦促各支部就代表大会的议程进行准备。但是，1868年5月16日比利时司法大臣茹尔·巴拉在下院宣布不许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并要求议员们将1835年的外侨法的有效期延长，根据该法，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能受到政治可疑的指控而被驱逐出境。因此，马克思在5月25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不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马克思起草的决议在6月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宣读。 巴拉的演说和接踵而来的延长外侨法的有效期的做法，在比利时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国际布鲁塞尔支部向司法大臣提出抗议，抗议书载于1868年5月24日“人民论坛报”第5号。 布鲁塞尔支部的领导人德·巴普和万丹胡亭写信给总委员会，建议不要对政府让步，因为这一让步将使国际在比利时的继续存在受到威胁；总委员会接到这封信后在6月16日的会议上撤销了6月2日的决议，决定应届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仍在布鲁塞尔。 这个决议载于总委员会1868年6月2日的记录，同时也发表于1868年6月6日“蜂房报”第347号。——第35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21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注：DasKapital.VonKarlMarx.ErsterBand.Hamburg，Meissner，1867.］ 托马斯·图克先生在研究流通手段时，指出这一事实：货币作为资本发挥职能时要流回它的起点，但是货币只是作为流通手段发挥职能时就不是这样[212]。这种区别（其实，这一点早就由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肯定了），只是被图克先生当做一个论据，用来反对《currency》〔“通货”〕论者关于纸币发行额影响商品价格的论断[213]。反之，我们的作者把这一区别当做研究资本本身的性质，特别是研究下述问题的出发点：货币，这种价值存在的独立形式，怎样转化为资本？ 杜尔哥说，所有的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为卖而买，他们的买只是一种垫款，这笔款以后又回到他们手中[214]。 为卖而买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交易，在这种交易中，货币作为资本发挥职能，并且必须回到它原来的起点；为买而卖则不同，在这种过程中货币只能作为流通手段发挥职能。因此，我们看到，卖和买相接续的不同次序，赋予货币两种不同的流通形式。为了说明这两种过程，我们的作者提出下面的公式： 为买而卖：商品Ｗ换成货币G，货币G再换成另外一种商品Ｗ，即W—G—W。 为卖而买：货币换成商品，商品再换成货币，即G—W—G。 W—G—W的公式代表简单的商品流通，在这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作为currency发挥职能。这一公式在原书第一章[215]中得到了分析，这一章还提出了一种新颖而又十分明白的价值和货币理论，这从科学上说是很有意义的。但在这里我们不谈它，因为整个说来，它和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先生关于资本的见解的基本点关系不大。 另一方面，G—W—G的公式则代表这样一种流通形式，在这里，货币本身已转化为资本。 为卖而买的过程G—W—G，显然可以简化为G—G；这是货币间接地交换货币。假定我以1000镑购买棉花，以1100镑卖出；结局我是以1000镑换1100镑，是货币换货币。 如果这种过程完结时，回到我手中的货币额总是和我预付的货币额相等，这显然是荒唐的。但是预付了1000镑的商人，不管换得1100镑，1000镑，甚至只换得900镑，他的货币经过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同W—G—W公式所代表的运动有本质的不同；后者表示为买而卖，卖出你所不需要的，以便能够买进你所需要的。现在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公式。 每一过程都由两个阶段或行为构成，并且这两种行为在这两个公式中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这两种过程本身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在W—G—W中，货币只是中介；商品，使用价值，构成起点和终点。在G—W—G中，商品是中间环节，而货币构成起点和终点。在W—G—Ｗ中，货币是永远花掉了；在G—W—G中，货币只是预付，目的是要把它收回来；它要回到它的起点，而这正是货币作为货币的流通同货币作为资本的流通之间的第一个明显的区别。 在为买而卖的过程W—G—W中，货币只有借助全部过程的重复，借助售卖新的商品，才能回到它的起点。因此，货币的流回同过程本身无关。但是在G—W—G的过程中，这种流回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是在开始时就预计到的；如果没有流回，那一定是在某个地方遇到了障碍，而过程就没有完成。 为买而卖，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为卖而买，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换价值。 在公式W—G—W中，按经济学的说法，两端是相同的。它们两者都是商品；而且，它们具有等量的价值。因为全部价值学说的前提是：通常只有等价物才能相交换。同时，W—W这两端是两种在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互相交换。在G—W—G的过程中，乍看起来整个行动是毫无意义的。用100镑交换100镑，而且还要兜一个圈子，这好像是荒谬的。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在量上不同。因此，G—W—G只有当它的两端具有量的差别时才有意义。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必须多于先前投入的货币。用1000镑购买棉花，卖1100镑＝1000镑＋100镑；表现这一过程的公式，这样一来就变成G—W—G′了。在这里，G′＝G＋△G，即G加上一个增殖额。这个△G，这个增殖额，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注：本文中凡是提到“价值”而不加定语时，都是指交换价值。］。原来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在自身上合并一个增殖额，它增殖了，而正是这个过程使货币转化为资本。 在W—G—W这一流通公式中，两端当然也可能在价值上发生差异，不过这种情形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即使两端是等价物，公式也不会失去意义。相反，这倒是这一公式的正常性质的条件。 W—G—W能否反复进行，要受交换过程本身以外的情况限制，即受消费需要的限制。但是在G—W—G中，起点和终点在质上是相同的，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这一运动才是或者才可以是永不停息的。G＋△G在量上不同于G，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它毕竟是一个有限的货币额。如果把它花掉，它就不再成为资本；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它就固定为储藏货币。既然所需要的是价值增殖，那末G′同G一样，都需要增殖。资本的运动变成永不停息、永无止境的了，因为每一次过程的结局同开始时一样，并没有达到目的。货币所有者由于执行这种永无止境的过程，就变成资本家。 最初一看，G—W—G公式似乎只适用于商业资本。可是产业资本也是以货币换商品，然后再换更多的货币。当然，这里在买卖之间插入一些在流通领域之外进行的行动；但是它们丝毫不会改变这一过程的性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借贷资本中，这同一个过程变得最简短了。在这里，公式缩减成G—G′，可以说是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 G的这一增殖额，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前面对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研究，不仅没有说明这种来源，甚至看来排除了任何产生剩余价值之类东西的流通形式。商品流通（W—G—W）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G—W—G）之间的全部差别，好像只在于过程的次序的颠倒；但这种次序的不同怎么竟产生这样一种奇怪的结果呢？ 此外，只有对参加这一过程的三者中的一方，次序才是颠倒了。我作为资本家，从A手里购买商品，然后把商品卖给B。A和B是作为商品的单纯的买者和卖者而出现的。我在从A的手里购买商品时，只是作为货币所有者，在卖给B时，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但是，不管在哪一次交易中，我都不是作为资本家、都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东西的代表。在A看来交易是以卖开始，在B看来是以买开始。从我的角度来看，W—G—W公式的次序在这里是颠倒过来了，但从他们的角度看，并不是这样。而且，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A不经我的手把商品卖给B，但如果真的不经我的手，那任何剩余价值都无从取得了。 假定，A和B彼此直接从对方手里购买他们所必需的东西。就使用价值来说，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A生产他那种特定的商品可能比B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多些，以及viceversa〔相反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但是就交换价值来说，情形就不同了。在后一场合，不管有没有货币作为媒介，相交换的都是等量的价值。 抽象地考察起来，就是说，把一切不是从简单商品流通的内在规律中产生的情况撇开不谈，那末，在这种简单的流通中，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而外，发生的只是商品的形式变换。商品所有者手中所有的，始终是同一的交换价值，是物化的等量社会劳动，而不管它采取的是商品形式，或者是出卖这一商品而取得的货币形式，或者是用这一货币所购得的另一种商品的形式。这种形式变换，不会在价值量上引起变化，正像用一张5镑的钞票去换5个索维林一样。既然这里发生的只是交换价值的形式变换，那就必须是等价物的交换，至少在这一过程纯粹地、正常地进行的情况下，应当是这样。商品也可能按高于或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卖出，但如果是这样，就违背了商品交换的规律。因此，纯粹的和正常的情况下的商品交换，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所有企图从商品交换中得出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家，便都犯了错误。孔狄亚克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假定，这个过程不是在正常条件下进行的，相交换的不是等价物。例如，每个卖者出卖自己的商品都高于其价值10％。Caeterisparibus〔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每个人作为卖者赚得的东西，现在作为买者又失掉了。这就像货币的价值跌落了10％一样。如果一切买者购买商品都低于其价值10％，情形则刚好相反，可是结果仍然一样。我们假定每个商品所有者作为生产者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商品，作为消费者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购买商品，这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有一种错觉，认为剩余价值是来源于商品名义上的加价。一贯坚持这种错觉的人，总是假定存在着一个只买不卖，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阶级。就假定有这样一个阶级吧。这个阶级从哪里获得它用以购买的货币呢？显然是从商品生产者那里——不管是合法地还是使用暴力，反正不是通过交换。把商品高于其价值卖给这样一个阶级，不过等于收回一部分曾白白交出的货币罢了。例如，小亚细亚诸城市向罗马人缴纳贡款，然后用在贸易中欺骗罗马人的办法捞回一部分；但是最终还是这些城市吃亏。可见，这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办法。 我们再假定发生欺骗行为。A把价值40镑的酒卖给B，换得价值50镑的谷物。A赚了10镑，B损失了10镑，可是两者加在一起仍是90镑。价值转移了，但是并没有被创造出来。一国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互相欺骗来增加他们的总财富。 所以，是等价物交换，不会产生剩余价值，不是等价物交换，也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商品流通不创造新价值。因此，我们在这里不考察两个最古老的最常见的资本形式，即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要说明这两种资本形式攫取的剩余价值不是单纯欺骗的结果，就要列举一系列中间环节，但这些环节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上是不存在的。以后我们会看到，它们两者不过是派生的形式，并且会弄明白，为什么它们出现在历史上比现代资本早得多。 可见，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但是，它能不能在流通之外产生呢？在流通之外，商品所有者只是商品生产者，他的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并按一定社会规律衡量的他自己的劳动的量决定的。这个价值表现为计算货币，例如表现为价格10镑，但这10镑的价格，不能同时又是11镑的价格；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没有创造增殖新价值的价值；劳动可以给现有价值添加新价值，但这只能通过追加新劳动的办法。既然如此，商品所有者在流通领域之外，不同其他商品所有者接触，怎能产生出剩余价值呢？换句话说，怎能把商品或货币变成资本呢？ “总之，资本既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产生，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货币转化为资本应当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说明，所以，等价物交换应当是出发点。我们这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这个过程终了时毕竟取得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从幼虫变成蝴蝶，必须既在流通领域内，又不在流通领域内。这就是问题的条件。HicRhodus，hicsalta！〔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第174—175页〕［注：本文中六角括号内的页码是“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的页码。译文有改动。——译者注］ 现在看一下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其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的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凝固在本来的形式上，那就变成不变的价值量的化石。同样，这种变化也不能来自流通的第二个行为，即商品的转卖，因为这一行为只是把商品的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所以，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所购买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这个商品的价值上，因为相交换的是等价物，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支付的。可见，这种变化只能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来自商品的使用。但要想从商品的使用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得在流通领域内，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幸运地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一种成为交换价值泉源的独特属性，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就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即劳动力。 所谓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就是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它存在于人的机体即活生生的人身中，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它。 但是，要使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具备种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它自身性质所产生的依附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依附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被它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自己拿来求售或出卖时，而且只有在这个限度内，才能当做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而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就必须有可能支配它，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的人身的自由所有者。他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在于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要使这种关系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总是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期，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次卖完，他同时也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物化着他本人劳动的商品，相反，他不得不把那种只存在于他的活的机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做商品出卖。 一个人要想出卖不同于他的劳动力的商品，当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皮子，他就不能做皮鞋。此外，他还要有生活资料。任何人也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不能靠尚未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过活；而且人类自从出现在地球上的第一天起，每一天，不管是在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要消费。产品如果当做商品生产，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出去，而且只有卖了以后，生产者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生产时间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谓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自由人，这个工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处理；另一方面，他根本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实现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所有者相对立，这个问题货币所有者不感兴趣，他认为劳动市场就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分。同样我们对这个问题目前也不感兴趣。正像货币所有者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一样，我们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自然界不会造成一方面是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只有劳动力的人。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代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显然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的一系列陈旧形态灭亡的产物。 我们在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各自历史的痕迹。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存在，要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不是当做生产者自己的直接生活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下去，看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极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超出了商品分析的范围。即使绝大部分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变成商品，从而社会的生产过程还远没有全部受交换价值的控制，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货币，就会发现，它是以商品交换的一定发展水平为前提。货币的各种特殊的形式，如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货币或世界货币，依照它们这种或那种职能应用的范围以及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着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经验表明，在商品流通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这各种形式也足以形成。资本则不然。对于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来说，单有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根本不够的。只有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能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会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一整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产生就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开辟一个特殊的时代。”〔第176—180页〕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有交换价值，这种价值也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的正常工作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由气候、其他自然条件以及各国历史地形成的生活水平调节着。它们是变动的，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是一定的。此外，它们要包括衰颓工人的替身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才能延续下去。最后，它们还要包括培养熟练劳动的教育费。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跌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跌到它的价值以下了，因为后者是按正常质量的劳动力来计算，而不是按低劣质量的劳动力来计算的。 劳动的性质表明，劳动力只有在它出卖以后才被使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的一切国家里，劳动只是在它实现以后才被支付。因此，在任何地方，工人都是借贷给资本家。马克思先生从议会文件中摘引了这方面的一些有趣例子；不过这些例子还是让读者到原书中去读好了。 劳动力的购买者消费劳动力时，同时生产出商品和剩余价值，为了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必须离开流通领域而进入生产领域。 在这里，我们首先发现劳动过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单纯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作为这样一种过程，它在社会存在的一切历史形式下都会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的，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一点是我们现在要考察的。 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过程有两个特点。首先，工人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做工，资本家这样做是为了不致发生任何浪费，为了在每一个别产品上所消耗的劳动都不超过社会必要的劳动量。其次，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因为劳动过程是在劳动力和劳动资料这两种都归资本家所有的东西之间进行的。 资本家只是在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的体现的限度内，才关心使用价值。他的目的是要生产这样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投入的价值的总和。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拿一种商品例如棉纱来看，并考察一下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假定生产10磅棉纱需要价值10先令的10磅棉花（损耗不计在内）。此外，还需要一定的劳动资料：蒸汽机、梳棉机和其他机器、煤、润滑油等等。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纱锭”来代表这一切并且假定生产10磅棉纱所必需的机器磨损和煤炭等为2先令。这样，棉花10先令＋纱锭2先令＝12先令。如果12先令代表24个工作小时即两个工作日的产品，则棉花和纱锭就在棉纱中体现了两个工作日。但在纺的过程中加进了多少价值呢？ 假定劳动力perdiem〔一日的〕价值是3先令，而这3先令体现6小时的劳动。其次，假定一个工人纺10磅棉纱需要6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在产品上加进3先令；10磅棉纱价值是15先令，或者说，每磅值1先令6辨士。 这个过程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它并没有带来剩余价值。而且它也不可能带来剩余价值，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地进行的。 “我们来更仔细地看一下。劳动力perdiem价值是3先令，因为物化在劳动力中的是半个工作日……要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需要半个工作日，但这种情况丝毫不妨碍工人整日去做工。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正是看中了这种价值差额。劳动力的有用性，它生产棉纱或皮鞋的能力，只是一个conditiosinequanon〔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消耗，才能形成价值。但是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是它成为价值泉源并且是比它原来价值更大的价值的泉源的属性。这就是资本家期望这个商品提供的特殊‘服务’。同时，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永恒规律行动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也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卖者一样，他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让出它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售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日的使用即一日的劳动是归他所有。劳动力一日的维持费只值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可以活动、工作一整日，因此，劳动力使用一日所形成的价值比劳动力的日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对卖者也是没有什么不公平的。 于是，工人劳动12小时，纺出20磅棉纱，其中体现着20先令棉花，4先令纱锭等等，而他的劳动值3先令，总计是27先令。如果10磅棉花吸收6个工作小时，20磅棉花就吸收了12个工作小时，值6先令。现在，物化在这20磅棉纱中的是5个工作日，其中4个工作日物化在消耗了的棉花和纱锭中，1个工作日在纺纱过程中被棉花吸收。5个工作日的货币表现是30先令。因而这也就是20磅棉纱的价格。1磅棉纱仍旧值1先令6辨士。但是，投入这一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产品的价值比在产品生产上预付的价值大1/9。这样，27先令变成了30先令，带来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问题的一切条件都遵守了，商品交换的规律丝毫没有遭到破坏。等价物交换等价物。资本家作为买者是按照商品价值支付棉花、纱锭和劳动力等各种商品的。然后他做了每一个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的生产过程，它提供的产品是20磅棉纱，值30先令。现在，资本家又回到市场上出售商品，他每磅棉纱卖1先令6辨士，既不比它的价值贵一分，也不比它的价值贱一分。但是，他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比原来投入流通的多3先令。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这一整个过程，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又不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它要借助于流通，因为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是它的条件。它又不在流通中发生，因为流通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先导，而这个过程是在生产领域中实现的。可见，《toutestpourlemieuxdanslemeilleurdesmondespossibles.》〔“在这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伏尔泰：“老实人”）〕”〔第212—214页〕 马克思先生说明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后，就来分析剩余价值。从以上的说明中我们知道，在投入生产企业的资本中，只有一部分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就是为购买劳动力而预付的那部分资本。只有这部分资本产生新的价值；投在机器、原料、煤等等上面的资本，固然在产品的价值上protanto〔相应地〕再现出来，被保存和再生产出来，但是并没有产生剩余价值。这一事实使马克思先生提出新的资本分类法，即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前者是投在机器、原料以及劳动过程所必需的一切其他要素上的那一部分资本，它只是被再生产出来；后者是用来购买劳动力即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它不仅被再生产出来，同时还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泉源。由此可见，不变资本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不管多么必要，但是它并不直接参与这种生产，而且，投入生产的不变资本量丝毫不会影响该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注：这里应当指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决不是同一个东西。］。因此，在确定剩余价值率时，无须考虑不变资本。只有把剩余价值量同直接参与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量即可变资本量加以比较，才能确定剩余价值率。因此，马克思先生认为，剩余价值率只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假定劳动的日价格是3先令，每日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3先令，则剩余价值率为100％。如果像通常那样，认为不变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一个积极因素，那会落到多么可笑的地步。这一点我们从纳·威·西尼耳先生的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例子，是这位“以经济知识和优美文体著称的牛津大学教授，在1836年从他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牛津大学被召往曼彻斯特去学习政治经济学（向纺纱厂主学习）”的时期提供的〔第251页〕。 马克思先生把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叫做“必要劳动”；他把超过这一时间而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叫做“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在一起构成“工作日”。 在一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但是从事剩余劳动的时间并不为任何经济规律所规定；它在一定的界限内可能长些或短些。它永远不能等于零，因为那时资本家雇用劳动的动因也就消失了；同时，工作日的总长度由于生理原因决不能达到24小时。但是在比如说6小时的工作日和24小时的工作日之间，会有很多中间的梯级。商品交换的规律，要求工作日的长度不致超过与工人的正常消耗相适合的程度。然而什么是正常消耗呢？每天劳动几小时才符合正常的消耗呢？在这里，资本家的见解同工人的见解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因为这方面没有更高的权威，所以问题是靠力量来解决的。规定工作日长度的历史，就是全体资本家和全体工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工作日的界限而斗争的历史。 “前面已经说过，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在社会上一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的地方，劳动者，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总要在他维持本身生活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再加一部分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无论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雅典的καλòｓκàγαэóｓ〔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civisromanus〔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大地主或资本家。”〔第265—266页〕 但是很明显，在产品的使用价值比产品的交换价值具有更重要意义的一切社会中，剩余劳动受到比较狭窄的社会需求范围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存在着为剩余劳动而追求剩余劳动的欲望。例如，在古典的古代，极度的、累死人的剩余劳动几乎只发生在金矿银矿中，在那里，交换价值是在其独立的形式上即作为货币被生产着。 “但是那些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等较低级的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经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种市场使他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主要利益时，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的灾祸之外，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身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输出成为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在七年内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日益成为那个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因素了……多瑙河各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是这样。”〔第266—267页〕 在这里，把徭役劳动同资本主义生产比较一下，是很有趣的，因为在徭役劳动下，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明显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组成。这样，自由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36小时剩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3天，又为资本家劳动3天，完全一样。但劳动时间的这种划分是觉察不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表示同样的关系，例如说，工人在每分钟内为自己劳动30秒，为资本家劳动30秒。徭役劳动则不同。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自身生存所花的必要劳动同他为领主所花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必要劳动是在自己的地里进行的，剩余劳动是在主人的领地里进行的。这两部分劳动时间因此是独立存在的。在徭役劳动的形式下，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是截然分开的。”〔第267—268页〕 马克思先生还从多瑙河各公国的现代社会史中举出其他一些有趣的例子，说明那里的领主在俄罗斯干涉者的帮助下善于像任何资本主义企业主那样巧妙地榨取剩余劳动。不过这些例子我们不再往下引述了。如果说俄国基谢廖夫将军为了授予领主对农民劳动的几乎无限的权力而制定的Règlementorganique〔组织规程〕，是一种正面表现，那末英国的工厂法则是反面表现。 “这种法律通过国家并且是资本家和大地主所统治的国家强制限制工作日的办法，来节制资本无限制地压榨劳动力的欲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限制工厂劳动也是必要的，这正像用海鸟粪去加肥英国田地是必要的一样。同是盲目的滥用，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有生力量遭到根本的摧残。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同样都是这一点的有力说明。”〔第271页〕 为了证明资本力求把工作日延长到超出一切合理限度的趋向，马克思先生广泛地引用了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共卫生报告以及议会的其他文件，并且归纳出下面的结论： “‘什么是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后，可以使用劳动力的时间有多长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外，可以把工作日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时间，劳动力根本不能重新工作。同时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都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利用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因而应当用于资本价值的自我增殖……资本由于它对剩余劳动的无限的盲目的追求，由于它对剩余劳动的狼一样的贪欲，它不仅把工作日的精神极限突破了，甚至把工作日的纯生理极限也突破了……资本不管劳动力寿命的长短……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力本身过早地衰竭和死亡。它用缩短工人寿命的办法来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第305—307页〕 但是，这不是在反对资本本身的利益吗？随着时间的进程，资本不是也要补偿这种过度消耗的代价吗？从理论上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在实际上，由于美国南部各州内的有组织的奴隶贸易，在七年内就耗尽奴隶劳动力已经成了那里公认的经济原则；在实际上，英国的资本家是指望农业区供给工人。 “经验总地向资本家表明：有一个过剩人口，即同资本当前增殖需要相比较而言的过剩人口，经常存在着，虽然这些人代代身体虚弱、未老先衰、寿命短促、中道夭折。另一方面，经验向善于思索的观察者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虽然昨天才诞生，但是它已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毁了人民的生命力；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也已经开始衰退了，虽然他们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虽然他们中间自然选择规律起着无限的作用，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下来。有如此‘充分的理由’否认自己周围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根本不理会人类将会退化、将会不可避免地终于灭种的前途，就像它根本不理会地球和太阳相撞的预言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是在自己发了大财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Aprèsmoiledèluge!〔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所有资本家和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但是一般地说，这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在自由竞争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是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各个资本家发生作用的。”〔第311—312页〕 标准工作日的规定，是企业主和工人几世纪斗争的结果。考察一下这种斗争中的两个对立的倾向，是很有意思的。起初，立法的目的是要强制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从第一批劳工法（爱德华三世第23年即1349年的法律）直到十八世纪，统治阶级始终未能从工人身上把可能的劳动量全部榨取出来。但是随着蒸汽和新式机器的应用，情况就改变了。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迅速打破了劳动时间的一切传统的界限，以致在十九世纪一开始，过度劳动制度就盛行起来并达到人类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结果迫使立法机关不得不在1803年做出限制工作日的规定。马克思先生对直到1867年工厂法为止的英国工厂立法史，作了详尽的叙述，并得出以下结论： （1）机器和蒸汽首先在使用它们的工业部门中引起过度劳动，因此，法律上的限制首先在这些部门中施行；但后来，我们看到，这种过度劳动制度蔓延到几乎一切生产部门，甚至包括根本不使用机器或仍然保持最原始的生产方式的部门（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2）随着女工和童工在工厂中的使用，单个的“自由”工人失去了反抗资本进攻的能力，被迫无条件地服从。而这种情况迫使工人进行集体的反抗：开始了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全体工人对全体资本家的斗争。 现在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假定“自由的”和“平等的”工人同资本家订立契约的那一时刻，我们就会发现，在生产过程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大不相同了。从工人方面来看，这种契约并不是自愿的。他每天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工人只有进行群众性的反抗，才能争取实施一种国家法律，以保障自己不再因“自愿”契约而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出卖，沦于死亡和奴隶的境地。“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MagnaCharta〔大宪章〕，代替了关于‘不可出卖的人权’的华丽条目。”〔第355页〕 现在我们要分析剩余价值率和它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的关系。我们在这种研究上像以前一样，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是一个一定的不变量。 在这种假定下，剩余价值率同时又决定着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代表6小时劳动，剩余价值率是100％，那末，3先令的可变资本每天就产生3先令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工人每天提供6小时剩余劳动。 可变资本是资本家同时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货币表现，因此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等于可变资本乘以剩余价值率；换句话说，它是由同时使用的劳动力的数目同剥削程度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这两个因素都是可变的，所以一个因素的减少可以由另一个因素的增加来抵消。雇用100个工人所需要的可变资本，以50％的剩余价值率（比如说，每天3小时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并不比这笔可变资本的一半雇用50个工人以100％的剩余价值率（比如说，每天6小时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多些。所以，在一定情况和一定限度内，资本所支配的劳动量，可以不取决于当时工人的数量。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来增加剩余价值，有一个绝对界限。不管劳动力的价值是多少，不管必要劳动时间是2小时还是10小时，一个工人每天生产的总价值始终不会达到有24小时劳动体现在其中的价值。只有在这个界限以内，才可以由工作日的延长来补偿可变资本，用这种办法取得同量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对于说明资本的下述两种对立的趋势所产生的许多现象将是十分重要的。这两种趋势是：（1）减少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即可变资本量；（2）仍要取得尽量多的剩余劳动量。 其次：“在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和劳动力所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正比。这一规律显然是和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全部经验相矛盾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而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并不因此就获得较少的利润或剩余价值。要解决这个表面的矛盾，还需要有许多中项，就像在初等代数中需要有许多中项才能理解0/0可以代表一个实在的量一样。”〔第361页〕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工作日的长度已定，要增加剩余价值就只能靠增加工人人数即增加人口；这种人口的增加是一国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人数已定，这个界限就由工作日可能延长的程度来决定。往后我们会看到，这个规律只适用于我们在上面所考察的剩余价值形式。 在研究的现阶段上，我们看到，并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要实现这种转化，就需要有一个最低额，这个最低额就是购买一个劳动力和为了使这一劳动力动作起来而必需的劳动资料的费用。假定剩余价值率是50％，这样，我们的初生的资本家必须雇用两个工人，才能维持像工人一样的生活。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有什么积蓄；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仅仅是保存财富，而主要是增加财富。 “为了维持比一般工人只不过好一倍的生活，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得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8倍。当然，他自己也可以像他的工人那样，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这时他便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一种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要发展到一定水平，就需要资本家能把他作为资本家即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而发挥职能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占有别人的劳动上，因而也就是用在监督别人的劳动以及出卖这种劳动的产品上。中世纪的行会曾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规定每个师傅使用的工人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额。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额远远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如同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实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规律的正确性，这个规律就是：单纯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就转化为质的区别。”〔第363—364页〕 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要变为资本家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又因生产部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前面已经详细考察过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大大改变了。首先，资本已经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视工人去正常地、尽力地、以应有的强度进行工作。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过他们自身生活需要的狭小范围的要求而去完成更多的劳动。资本作为别人勤劳的发生器、剩余劳动的吸收器和劳动力的压榨器，它在精力、贪婪和效率上远远超过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一开始是依靠它在历史上所遇到的技术条件来征服劳动的。因此，它不是马上就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那种单纯靠延长工作日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形式，好像和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在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旧式面包业并不比近代棉纺业差些。 如果我们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过程，那末工人不是把生产资料看做资本，而只是看做自己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手段和材料。例如在制革厂，工人只是把皮革当做自己的劳动对象。他鞣制的并不是资本家的皮。但是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过程，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立刻就变成吸收别人劳动的手段。于是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做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做它们自身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而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的运动。熔炉和生产建筑物如果在夜间停工而不去吸收活劳动，这对资本家来说是一种‘纯粹的损失’。因此熔炉和生产建筑物造成一种要劳动力‘做夜工的贪求’（见“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1865年第四次报告”第79—85页）单是由于货币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取得别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第365—366页〕 但是剩余价值还有另一种形式。工作日的长度一旦达到极限，资本家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增加剩余劳动，这就是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的这种形式，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考察。 弗·恩格斯写于1868年5月22日—7月1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在1926年“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1期上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11]这篇评论是弗·恩格斯于1868年5—6月间写的，准备在“双周评论”杂志上发表，但被编辑部拒绝。原文手稿被保存下来，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926年“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1期上。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就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交换意见，马克思提了一些意见，甚至就某些地方提出了表述方案，并被恩格斯完全采纳到原文中去。这篇文章原定用恩格斯的英国友人赛·穆尔的名字发表。 “双周评论”（《TheFortnightlyReview》）是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月刊；1865年由一群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一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326页。 [212]托·图克“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第69—70页（Th.Tooke.《AnInquiryintotheCurrencyPrinciple》.Secondedition，London，1844，pp.69—70）。——第326页。 [213]这里指所谓“通货学派”或“通货原理”的拥护者。这一学派的代表（奥维尔斯顿、托伦斯、阿伯思诺特等人）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此外，他们要求纸币必须有黄金保证，并且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从这种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只要遵守这些规律，似乎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可以避免这种震荡。“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根据的种种尝试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毫不中用的。——第326页。 [214]指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该文载于“杜尔哥全集”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43页（Turgot.《Réflexionssurlaformationetladistributiondesrichesses》.In：Oeuvres.Tomepremier，Paris，1844，p.43）。该著作第一版发表于1766年。——第326页。 [215]这里所提到的第一章，在再版时被马克思改为第一篇，其中包括3章。——第32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203] 马克思“资本论” ［注：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vonKarlMarx.ErsterBand.DerProduktionsprozeßdesKapitals.Hamburg，O.Meissner，1867.］ 一 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是有价值的，并且将来也是有价值的，可是要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这只有待诸一个德国人。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所以两件物品在生产上花费了同样的劳动时间，就具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因为一般说来，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所以这两件物品就应当能够互相交换。但在同时，它又告诉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积蓄的劳动存在，它把这种劳动叫做资本；它认为，资本这种东西，因为里面包含有辅助的资源，可以使活劳动的生产率增加几百倍、几千倍，因此要求一定的报偿，这种报偿叫做利润。我们大家知道，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积蓄的死的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穷。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如果工人加在他的产品上的劳动的全部价值都得到补偿，那末，资本家能从哪里去得到利润呢？并且既然只有相等的价值可以互相交换，在这个场合情形也应当是这样。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产品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分配的，相等的价值的交换怎样可能呢？工人又怎能领得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呢？在这个矛盾面前，以往的经济学束手无策，只是写一些或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词句。甚至以往从社会主义立场来批评经济学的人，也只能提出这一矛盾而已；在马克思以前，谁也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马克思才探寻和揭示了利润发生的整个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 在阐述资本时，马克思从简单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出发，这就是资本家通过交换而增殖了他的资本的价值，他用他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后来又把商品卖出去，使其所得的货币，多于开始时他所投入的。例如某个资本家以1000塔勒购买棉花，后来以1100塔勒卖出，这样一来，他就“赚了”100塔勒。这个超过原有资本的100塔勒的余额，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依照经济学家的假设，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从抽象的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因此，买进棉花，再把它卖出去，是同一个银塔勒兑换成30个银格罗申和这些辅币再兑换成一个银塔勒一样，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这种兑换既不能使人变富，也不能使人变穷。同样，剩余价值是不能由卖者在商品价值以上卖出商品或买者在商品价值以下买进商品产生出来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依次作为买者和卖者，这样也就相互抵消了。剩余价值也不能由买者和卖者互相欺骗而产生，因为互相欺骗不会创造任何新价值或剩余价值，只不过使已经存在的资本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有所不同而已。尽管资本家依照价值购买商品，并且依照价值卖出商品，但他所获得的价值仍然比他投入的多一些。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在现代社会关系下，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泉源，是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测量的。劳动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人为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并维持他的家庭（这保证在他死后劳动力继续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代表了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按周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并由此购买到工人一周劳动的使用权。关于劳动力价值的问题，就以上各点来说，经济学家先生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 现在，资本家就使他的工人去工作了。经一定时间后，工人支出的一定的劳动量会与他一周工资所代表的劳动相等。假设一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代表3个工作日，那末，这个工人从星期一开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全部价值偿还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停止他的工作吗？不，决不是的。资本家已经购买了工人一周的劳动，所以工人在剩下的3天中也必须继续工作。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利润的泉源，是资本继续不断增殖的泉源。 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随意的假定：工人在3天之内再生产他所得到的工资，其余3天为资本家工作。他是用3天、2天或者4天的时间去为补偿工资而工作，在这里当然是无关紧要的，那是随情况而变化的。在这里，主要之点，是资本家在有偿劳动以外，还榨取了无偿劳动。这决不是一个随意的假定，因为如果有一天资本家从工人所取得的劳动总是与他所支付的工资相等，那时，他一定会关闭自己的工厂。因为如果是这样，他的利润便落空了。 在这里，我们就解决了上述一切矛盾。现在，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起源，是十分明白而自然了。劳动力的价值是被支付了的，但是这个价值比资本家从劳动力榨取出来的少得多。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即无偿劳动，构成资本家所得的部分，更准确些说，构成资本家阶级所得的部分。拿我们前面的例子来说，因为棉花商人由棉花所赚得的利润，在棉花价格不提高时，仍然要由无偿劳动构成。商人把棉花卖给一个纺织厂主，这个厂主，会在上述100塔勒之外，从他的产品中为自己抽取出利润，因此，他是把他所攫取的无偿劳动拿来和商人共分。社会上一切不劳动的分子，都是依靠这种无偿劳动维持生活的。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税和地方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偿劳动支付的。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这种无偿劳动之上的。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无偿劳动只有在现在这种关系下，即在生产一方面由资本家一方面由雇佣工人进行的情形之下，才能产生出来，那是荒谬的。正相反，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偿劳动。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奴隶制度是劳动组织的支配形态，奴隶被迫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所还给他们的劳动，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徭役劳动废除为止，情形也是这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时间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者是分开的。现在，形态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只要“社会上一部分人垄断了生产资料，劳动者，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总要在他维持本身生活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再加一部分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第265—266页〕［注：本文中六角括号内的页码是“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的页码。译文有改动。——译者注］）。 二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知道，资本家所雇佣的每一个工人都在做两种劳动。他的工作时间的一部分用来偿还资本家所垫支给他的工资，这一部分劳动，马克思称为必要劳动。但在此之后，他必须继续工作，而在这段时间内，他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利润便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部分劳动，叫做剩余劳动。 我们假定每星期中，工人要做3天的工来偿还他的工资，再做3天的工，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换句话说，这便是在每天12小时的劳动中，他要做6小时的工，生产他的工资，6小时的工，生产剩余价值。在每一个星期中，人们只能工作6天，就是把星期日算入，至多也只能工作7天。可是在每一个工作日中，可以抽取6小时，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甚至更多的劳动时间。为了一天的工资，工人已经把这一个工作日卖给资本家了。然而，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是8小时呢？还是18小时呢？ 资本家想尽量延长工作日。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而工人则正确地感觉到，超过偿还工资的每1小时劳动，都是不合理地从他身上榨取的；他亲身体验到工作过度意味着什么。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几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以便在工作、睡眠和饮食之外，还能人一样地从事别种活动。我们顺便指出，个别资本家是否愿意加入这一斗争，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善意，因为竞争会迫使其中最慈善的人和他的同行合作，而把工作时间拉得同他们一样长。 为规定工作日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中，流行着各种不同的传统的工作日；可是实际上，遵守的并不多。只有在那些由法律规定工作日，并且其遵守受到监督的地方，才能够说，在那儿，存在着标准的工作日。但是直到现在，几乎只有在英国的工厂区才是这种情况。在这里，法律规定一切妇女和13岁至18岁的儿童每日只许劳动10小时（每星期前五天每天做工10小时半，星期六只做工7小时半）。同时，因为男子没有女工童工就不能劳动，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也就变为10小时了。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它逐渐推广到一切大工业部门，去年，差不多推广到整个工业，至少推广到一切雇用妇女和儿童的部门中来了。关于英国由法律规定工作日的历史，本书包含着极其详尽的材料。下一届“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也将讨论工厂管理法的问题，因而也将讨论到工厂劳动管理法的问题。我们希望德国工人所选举出来的议员，在讨论这种法规之前，没有一个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在那里将获得很多东西。德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对于劳动者说来，比从前英国发生同样情况时，更为有利，因为普选权会强迫统治阶级对工人表示好意。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的四五个代表便是一种力量，如果他们知道利用他们的地位，如果他们首先能够知道资产者所不知道的争论问题所在的话。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这本书，把预备好了的一切材料，提供给他们。 我们将放过一系列更具有理论意义的极其精细的研究，而来谈一谈讨论资本积累的那最后一章。在这里，首先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一方面有资本家，另一方面有雇佣工人存在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再生产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工人的穷困。因此，存在着这种情况：一方面经常存在着资本家，他们是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面经常存在着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被迫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最多只能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并养活新的一代有劳动能力的无产者。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而已；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殖起来，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像它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它自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无产的工人阶级。“资本的积累以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资本关系，那就是在一端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家或更大的资本家，在另一端再生产出更多的雇佣工人……所以，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资本论”第1卷第600页〔第771页〕）可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这种不断地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军，在营业状况衰落或平常的时候，是在劳动价值以下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经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社会的财富越大，……则相对剩余人口（多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与现役（经常在业的）劳动军相比，产业后备军越大，则经常的过剩人口，或者说，其穷困与其劳动的痛苦成反比例的工人阶层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的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扩大，则官方正式认为应予救恤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普遍规律。”（“资本论”第1卷第631页〔第811—812页〕） 这些在科学上严格地证明了的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些主要规律，而御用的经济学者甚至避而不敢去试图驳倒它们。但是，难道到此一切事情就讲完了么？不，决不。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态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一切社会形态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群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弗·恩格斯写于1868年3月2日和13日之间 载于1868年3月21日和28日“民主周报”第12号和第1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民主周报” 注释： [203]弗·恩格斯的这篇评论发表在1868年3月21日和28日“民主周报”第12号和第13号上，没有署名。这篇评论转载于1871年4月5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28号和第29号上。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Wochenblatt》）是德国工人的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1868年12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该报被宣布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见注286）。——第26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204]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章商品和货币[205] 一、商品本身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社会里，财富是由商品构成的。商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使用价值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下，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使用价值同时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必须先有一个用以衡量它的tertiumcomparationis［注：直译是：作比较用的第三者；这里的意思是：尺度。——编者注］：即劳动这种交换价值的共同社会实体，亦即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正如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一样，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为一定的生产活动，如织工的劳动、裁缝的劳动等等，是有用劳动；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劳动力的单纯支出，是凝结的抽象劳动。前者生产使用价值，后者生产交换价值，只有后者才能在量上作比较（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差别，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差别，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交换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交换价值的量是抽象劳动时间的长度。现在让我们再来考察交换价值的形式。 （1）x量商品a＝y量商品b；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是它的相对价值。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是简单的相对价值形式。在上述等式中，y量商品b是等价物。在它身上，x量商品a获得了与商品的自然形式相对立的自己的价值形式，而y量商品b虽然是在自己的自然形式中，却同时获得了可以直接交换的属性。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因此，商品不能把交换价值表现在自己的使用价值上，而只能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只有两个具体的劳动产品彼此相等，包含在两者之中的具体劳动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属性才会显现出来，这就是说，商品不能把它本身包含的具体劳动，而能把别种商品包含的具体劳动，当做抽象劳动的单纯的实现形式。 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等式本身，必然推论出：x量商品a也能表现在其他的商品上；因此： （2）x量商品a＝y量商品b＝z量商品c＝v量商品d＝u量商品e＝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在这里，x量商品a已经不仅仅是把一个商品，而是把一切商品，作为体现在它本身中的劳动的单纯表现形式。但是只要颠倒一下，这种形式就会成为： （3）倒转过来的第二种相对价值形式： y量商品b＝x量商品a v量商品c＝x量商品a u量商品d＝x量商品a t量商品e＝x量商品a 等等。 在这里，这些商品获得了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在这种形式上，所有这些商品都抽去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并作为抽象劳动的化身与x量商品a相等。x量商品a便成为一切其他商品的等价物的种属形式；这便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物化在其中的劳动直接成为抽象劳动的实现，成为一般劳动。可是，现在： （4）这个系列中的每一个商品都能担任一般等价物的角色，但在同一时候，只能有其中的一个商品担任这种角色，因为，如果一切商品都是一般等价物，那末，每一个商品都会排斥其余的商品去担任这一角色。第三种形式并不是由x量商品a建立起来的，而是由其他商品客观地建立起来的。因此，某一商品必须担任这种角色，——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一商品可能变换，——而且只因如此，商品才完全变成商品。这个特殊的商品，即一般等价形式与其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商品，就是货币。 理解商品的困难在于：商品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范畴一样，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者使他们的不同种类的劳动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互相发生关系，是通过使他们的产品作为商品互相发生关系；没有物这种中介，他们便不能这样做。这样一来，人的关系便表现为物的关系了。 对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 二、商品的交换过程 商品在交换中才证明它是商品。两个商品的所有者必须愿意互相交换他们的商品，因此，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不外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赋予的。（第45页） 商品对于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对于它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因此产生交换的需要。但是，每一个商品所有者要交换的，是他需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当做价值来实现，就是说，通过任何一个商品来实现，而不管他的商品对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是否是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的社会的过程。但是，同一个过程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不能同时是个人的过程又是一般的社会的过程。对每个商品所有者来说，他的商品是一般等价物，而一切其他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许多特殊等价物。由于一切商品所有者都这样做，所以没有一种商品是一般等价物，从而也没有一种商品具有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可以使它们作为价值而相等，作为价值量而相比较。因此，它们彼此并不是作为商品对立着，而只是作为产品对立着。（第47页） 商品只有与另一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但是只有社会行为才能使某一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货币。 商品的内在矛盾，即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作为有用的私人劳动产品……和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化身，——这种矛盾是无休止的，直到它采取商品分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形式。（第48页） 因为一切其他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而与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第51页）交换过程给予转化为货币的商品的，不是它的价值，而只是它的价值形式。（第51页）拜物教就是：好像某一商品之成为货币，不是因为其他商品全面地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好像其他一切商品之所以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乃因为它是货币。 三、货币或商品流通 A.价值尺度（假定金为货币）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商品在货币上的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x量商品a＝y量货币，就是商品的价格。（第55页） 商品的价格，商品的货币形式，是表现在想像的货币上；因此，货币充当价值尺度时只是观念的货币。（第57页） 价值一旦转化为价格，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价值尺度进一步发展成为价格标准；就是说，要规定一定的金量，去衡量不同的金量。这与价值尺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价值尺度本身取决于金的价值，而金的价值同价格标准是无关的。（第59页） 当价格用金的计算名称来表现时，货币就成为计算货币。 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同时又是该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得出相反的结论，说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例如，环境许可或者强迫商品以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来出售，那末，这些出售价格就不符合于它的价值，但它们仍然是商品的价格，因为：（1）它们是商品的价值形式即货币；（2）它们是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 因此，价格和价值量在量上不一致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适合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无规则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贯彻。价格形式……还能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良心、名誉等等也可以……由于它们的价格而取得商品形式。（第61页） 用货币衡量价值，即价格形式，包含着让渡的必要性，观念上的定价，包含着实际上的定价。由此就产生了流通。 B.流通手段 （a）商品的形态变化 简单的形式是：W—G—W，其物质内容＝W—W。让出交换价值而占有使用价值。 （α）第一阶段：W—G，即卖，其中有两个人参加，因此，有可能失败，也就是，如果商品的社会价值发生变动，商品就要低于其价值出卖，或者甚至低于生产费用出卖。“分工使劳动产品变为商品，因而使它向货币的转化成为必然”。同时分工又使这种转化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第67页）不过，在这里应当考察纯粹的现象。W—G的前提是，G的所有者（除非他是金的生产者）事先必然用别的W换得了G；因此，这一交易对于买者来说不仅是相反的行为，即G—W，而且意味着，他事前必然进行了卖等等，这样一来，便有一个无穷尽的买和卖的系列。 （β）在第二阶段G—W即买时，情形相同，因为买对于另一个参加者来说同时就是卖。 （γ）因此，整个过程是买和卖的循环。商品的流通。它与产品的直接交换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打破了产品直接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促进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依存于社会的自然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不以当事人为转移的。（第72页）简单交换只有一个交换行为便告结束，每个人都把非使用价值交换成使用价值；而商品流通则无限地继续下去。（第73页） 这里有一个错误的经济学教条：商品流通包含着买和卖的必然平衡，因为每一次买都同时是卖，viceversa〔反之亦然〕，这就是说，每一个卖者会把他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1）买和卖，一方面，是两极对立的两个人的同一行为；另一方面，是同一个人的两极对立的行为。因此，买和卖的同一包含着这样一点：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它就是没用的，而且这样的事情是可能遇到的。（2）W—G，作为局部过程来看，同时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并且包含着这样一点：获得了G的人，可以选择再把G换成W的时机。他可以等待。W—G和G—W这两个独立过程的内在统一，由于这两个过程的独立性，而在外在的对立中运动，当这两个互相依赖的过程的独立化达到一定限度时，它们的统一就要靠危机来实现。因此，在这里危机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就是流通手段。 （b）货币的流通 货币是每个个人的商品进入和退出流通的媒介；它本身总是留在流通中。因此，虽然货币流通仅仅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商品流通看起来却是货币流通的结果。货币既然总是留在流通领地中，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在流通中有多少货币呢？ 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总额（假定货币价值保持不变），而商品价格总额即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假定商品量是一定的，那末，流通的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波动。但因为同一货币在一定的时期内总是接连充当好几宗交易的媒介，所以对一定的时期来说，（商品价格总额）/（同一货币流通的次数）＝起流通手段作用的货币量。（第80页） 因此，如果把纸币投入已经饱和的流通中，它就可以把金币排挤出来。 因为货币流通只是反映商品流通过程，所以，货币流通的迅速反映出商品形态变化的迅速，货币流通的迟缓反映出买和卖的分离，反映出社会物质变换的迟缓。因此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迟缓，流通所显示的只是现象本身。庸人以为这种现象是由于流通手段量不足引起的。（第81页） 因此：（1）商品的价格不变时，如果流通的商品量增加，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增加；viceversa〔相反〕，它就会减少。 （2）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商品量以同一比例减少，或者流通速度以同一比例加快，流通的货币量依然不变。 （3）商品价格普遍降低时，和第（2）项相反。 一般说来，流通的货币量有着相当稳定的平均水平，几乎只是由于危机才会发生显著的偏离。 （c）铸币——价值符号 价格标准由国家规定，一定金块即铸币的命名和铸造，也由国家承担。在世界市场上这种国家制服就又脱下来了（在这里且不谈铸币税），因此，铸币和金银铸块只有形式上的差别。但是铸币在流通中会逐渐磨损，作为流通手段的金与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就不同了。铸币越来越变成自己法定内容的象征。 由此便潜伏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金属货币可以由符号或象征来代替。因此便产生了：（1）由铜符号和银符号充当的辅币，由于限制它们成为法定货币的数量，它们受到阻碍，不能固定下来代替真正的金币。它们的金属含量，完全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因而它们的铸币职能同它们的价值完全无关。因此，就有可能进一步采用完全没有价值的符号；（2）纸币，即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信用货币暂不在此考察）。既然纸币在实际上是代替金币而流通，它们就受金币流通规律的支配。只有纸币代替金的那个比例，才受一个特殊规律支配，这个规律就是：纸币的发行额应当限于它所代替的金的实际流通量。当然，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是不断波动的，但是到处都存在着一个由经验确定的最低限度，它决不会降低到这个限度以下。这个最低限度是可以发行纸币的量。如果发行量超过这个限度，那末当饱和程度降到这个限度时，一部分纸币马上就会成为多余的。在这种情形下，商品世界中的纸币总量仍只能代表由其内在规律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们只能代表的那个金量。 所以，如果纸币的量超过它所代表的金币量一倍，那末，每一张纸币就要跌落到它的名义价值的一半。这正像金在充当价格尺度的职能时，它的价值发生了变动一样。（第89页） C.货币 （a）货币贮藏 随着商品流通的最初发展，就产生了把W—G的结果即G保留起来的必要和欲望。这种形式变换不再是物质变换的单纯媒介，而成了目的本身。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卖者变成了货币贮藏者。（第91页） 这种形式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占优势。如在亚洲。随着商品流通更进一步的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掌握nexusrerum〔物的神经〕，掌握社会公认的抵押品——货币。于是，到处都发生了货币贮藏。商品流通的发展，加强了货币这个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第92页）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说是无止境的。从质方面说，或者从它的形式方面说，货币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它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为任何商品。但从量方面说，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力量有限的购买手段。这种矛盾驱使货币贮藏者不断从事息息法斯［注：息息法斯是希腊神话中科林斯王，被谪在冥府中搬运巨石至山顶，而巨石每次推上又一定滚下来。——译者注］式的积累工作。 此外，金和银还可以inplate〔用金银制品的形式〕积累起来，这就为这些金属造成一个新市场，又为货币开辟了一个潜伏的来源。 在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不断波动的情况下，货币贮藏对于流通的货币起着泄水道和引水道的作用。（第95页） （b）支付手段 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又产生了新的关系：商品的让渡在时间上可以同价格的实现分离。各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时间不同，生产季节不同，有一些商品必需送到遥远的市场上去，等等。所以，A能够在买者B有能力支付之前成为卖者。实践形成的支付条件是：A成为债权人，B成为债务人，货币则成为支付手段。这样一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就更加对抗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的产生可以与商品流通无关，如在古代和中世纪）。（第97页） 在这种关系中，货币的职能是：（1）充当价值尺度，决定被卖商品的价格；（2）充当观念的购买手段。在贮藏货币的场合，G退出流通，而在这里作为支付手段，G则进入流通，但这只是在W已经退出流通之后。变成债务人的买者现在售卖，是为了能够支付，否则他的财产就会被拍卖。因此在这里，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引起的一种社会必要，G成了卖的目的本身。（第97—98页） 产生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买和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同时又造成了流通手段的节省，使支付集中于一定地点，中世纪里昂的Virements〔转账处〕就是某种clearinghouse〔票据交换所〕，在那里，要支付的只是债务互相抵销后的余额。（第98页） 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只是在观念上起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作用。在实行真正的支付时，它并非充当流通手段，并非仅仅充当物质变换的瞬息间的媒介形式，而是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是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是绝对商品。这个直接的矛盾，会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时刻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支付的连锁与人为的结算制度十分发达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个机构整个被扰乱的时候，不管它的原因如何，货币就要突然而直接地从它的仅仅是观念的计算货币形态一变而为硬币；平凡的商品是不能代替它的。（第99页） 信用货币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出来的；债券本身因债权转移而流通。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自己的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宗贸易的领域，而铸币则主要被排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去了。（第101页） 商品生产发展到相当水平和范围以后，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成了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缴纳实物变为支付货币。参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情况（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在亚洲、土耳其、日本等地，情况则相反。（第102页） 货币发展成为支付手段，使得在支付期到来前必须积累货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当作致富的独立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当作支付手段准备金的那种货币贮藏却又发展起来了。（第103页） （c）世界货币 在世界交往中，货币便抛掉了铸币、辅币、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它只有以金银条块形式才能充当世界货币。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inabstracto〔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才和它的概念相符合。（第104页；详见第105页） 第二章货币转化为资本 一、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及其发展，即商业，总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是从十六世纪现代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出现的时候开始的。（第106页） 如果我们只考察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经济形式，那末，它的最终产物是货币，而货币正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资本在历史上起初总是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与土地所有权相对立。就是现在，一切新资本也是以货币形态登上舞台，货币经过一定的过程，就转化为资本。 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之间的区别，最初只在于流通形式不同。除W—G—W之外，还有G—W—G的形式，即为卖而买。在运动中表现这种流通形式的货币就成为资本，本身（即按它的规定）已经是资本了。 G—W—G的结果，是G—G，即货币间接地交换货币。我用100镑购买棉花，而以110镑卖出，结果我是用100镑换110镑，是货币换货币。 如果这个过程最终得到的货币价值和原来投入的相等，即100镑换100镑，那末这个过程是荒谬的。但不论商人从他的100镑实现了100镑，110镑，或者只是50镑，他的这项货币总是经历了一个独特的、根本不同于商品流通W—G—W的运动。考察一下这个运动和W—G—W之间的形式上的差别，也就可以发现它们内容上的差别。 这个过程的两个阶段的每一个和W—G—W中的每个阶段相同。但是，整个过程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W—G—W中，货币是中介，商品是起点和终点；而在G—W—G中，商品是中介，货币是起点和终点。在W—G—W中，货币是永远花掉了；在G—W—G中，货币只是预付，最后还要收回来。货币回到它的出发点，——因此，这里已经存在着货币作为货币的流通与货币作为资本的流通之间的明显区别。 在W—G—W中，货币只有借助全部过程的重复，借助售卖新的商品，才能回到它的出发点。因此，货币的流回是同过程本身无关的。相反，在G—W一G中，货币的流回一开始就是由过程本身性质决定的，如果货币流不回来，过程就是不完全的。（第110页） W—G—W的最终目的是使用价值，而G—W—G的最终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 在W—G—W中，两端都有同样的经济形式规定性。两端都是商品，而且具有相等的价值量。但它们同时是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这个过程的内容是社会的物质变换。在G—W—G中，乍看起来，行动似乎是同义反复的，是毫无意义的。用100镑交换100镑，还要兜一个圈子，好像是荒谬的。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在量上不同；因此，G—W—G只是由于两端具有量的区别才有内容。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要多于投入的货币。例如，以100镑购得的棉花，又以100镑+10镑卖出去；这个过程就得到下列的公式：G—W—G′，在这里，G′＝G+△G。这个△G，这个增殖额就是剩余价值。原来预付的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加上了剩余价值，它增殖了，正是这一运动使货币转化为资本。 在W—G—W中，也会有两端价值不同的情形。但是对这种流通形式来说，这纯粹是偶然的。如果两端价值相等，W—G—W也不会失去意义，相反，这倒是过程正常进行的条件。 W—G—W的重复，以达到过程之外的最终目的为限，即以消费，以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G—W—G中，开始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就因为这样，这个运动已是永无止境的了。当然，G+△G在量上不同于G，但是，它也只是一个有限的货币额；如果把它花掉，它就不再成为资本；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它就固定为贮藏货币。既然需要的是价值增殖，那末G′同G一样，都需要增殖，资本的运动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在过程的终了同在开始一样，它的目的没有达到。（第111、112页）作为这个过程的承担者，货币的所有者就成了资本家。 在商品流通中，交换价值至多成长为一种独立形式，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立，而在这里，它却突然表现为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形式。而且，它把自己作为原价值同自己本身作为剩余价值区别开来。它成为过程中的货币，从而成为资本。（第116页） 诚然，G—W—G′似乎只是商业资本所独有的形式。但是，工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通过商品的出售又重新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流通领域以外，在买和卖的间隙完成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一点。最后，就生息资本来说，这个过程直接表现为G—G′，可以说是比它本身更大的价值。（第117页） 二、总公式的矛盾 货币借以变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同以前所说的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只是次序相反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区别，能否造成这种情形呢？ 此外，只有对交易上的三个当事人中的一个来说，次序才是颠倒了。作为资本家，我从A手里购买商品，然后把商品卖给B。A和B是以商品的单纯的买者和卖者身分出现的。在这两种场合，我对他们只是单纯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对前者，我是作为买者或货币，对后者，则是作为卖者或商品。无论对哪一个，都不是作为资本家，或作为货币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东西的代表出场的。对于A，交易是以卖开始的，对于B，交易是以买结束的，因此，这完全像在商品流通中一样。如果我把次序颠倒就有权取得剩余价值，那末A也可以直接卖给B，这样，获取剩余价值的机会也就消失了。 假定A和B相互直接购买。就使用价值来说，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甚至A生产自己的商品能比B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多，viceversa〔反之亦然〕，因此，双方都得到好处。但是，就交换价值来说，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即使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插在中间，双方交换的也是等量的价值。（第119页） 抽象地考察起来，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而外，发生的只是商品的形式变换。既然简单的商品流通只包含它的交换价值的形式变换，那末就现象的纯粹形态来说，它就只包含等价物的交换。不错，商品能按背离价值的价格出售，但这就违背了商品交换的规律。就纯粹形态来说，商品交换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不是致富的手段。（第120页） 因此，一切想在商品流通中得出剩余价值的企图都是错误的。孔狄亚克（第121页），纽曼（第122页）。 我们假定，交换不是纯粹形态的交换，而是非等价物交换。我们假定，每个卖者都按照比商品价值高10％的价格出售商品。这时一切照旧；每个人作为卖者时所获得的，作为买者时又会失掉。这同货币的价值发生了10％的变化完全一样。如果买者都按照比价值低10％的价格购买一切，情况也是一样（第123页）（托伦斯）。 有人假定剩余价值是从提高价格产生的，但这先要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就是说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存在，货币能白白地源源不断地流到这个阶级手里。以超过价值的价格把商品出售给这个阶级，只不过是收回白白交出的货币的一部分（如小亚细亚和罗马之间）。可是，卖者总是被骗者，不会因此而变富，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我们假定发生欺骗行为。A把价值40镑的酒卖给Ｂ，换得价值50镑的谷物。A赚了10镑。但是A+Ｂ仍然只有90镑。A有50镑，B只有40镑；价值是转移了，但是没有增殖。一国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是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的。（第126页） 因此，是等价物交换，不会产生剩余价值，不是等价物交换，也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商品流通不创造新价值。 因此，在这里不考察最古老最常见的资本形式，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如果在说明商业资本的增殖时，不以单纯的欺骗来解释，那就需要许多中间环节，而这些环节在这里还是不存在的。对于高利贷和生息资本来说更是这样。以后将说明，这两种都是派生的形式，以及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会出现于现代资本以前。 因此，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那末在流通之外呢？在流通之外，商品所有者只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者，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按一定的社会规律衡量的在商品中包含的他自己的劳动量；这个价值表现为计算货币，例如表现为价格10镑。但是，这个价值不能同时是11镑的价值。他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没有创造自行增殖的价值。它能给原有价值添加更多的价值，不过这只是靠添加更多的劳动才能做到。可见，商品生产者在流通领域之外，不同其他的商品所有者接触，就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必须在商品流通中产生，同时又不在流通中产生。（第128页） 总之：货币转化为资本，应当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说明，所以，等价物的交换应当是出发点。我们这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这个过程终了时毕竟取得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从幼虫变成蝴蝶，必须既在流通领域内，又不在流通领域内。这就是问题的条件。HicRhodus，hicsalta！［注：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这是对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的主人公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编者注］（第129页） 三、劳动力的买和卖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其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货币本身。因为在购买时，货币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在它仍然是货币的时候，它的价值量并不改变；在售卖时，它也只是将商品从它的自然形式变为它的货币形式。因此，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G—W—G这个公式中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它的交换价值上，因为是等价物的交换；这种变化只能来自使用价值本身，即来自商品的使用。为此就需要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交换价值源泉的属性——这种商品是有的，就是劳动力。（第130页） 但是，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劳动力就必须是由它的所有者出售，也就是说，必须是自由的劳动力。因为买者和卖者作为缔约的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所以劳动力必须只出卖一个时期，如果一次enbloc［注：全部；这里的意思是：永远。——编者注］出卖，卖者就不再是卖者，而本身成为商品了。另一方面，劳动力所有者已没有可能出卖把他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他只有把他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第131页）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人，他能够把他的劳动力当作他的商品来处理；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实现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第132页） 附带说说，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不是自然关系，也不是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一种历史的关系，是许多经济变革的产物。以上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同样带有历史的印记。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不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大量的产品才会采取商品的形式，虽然在大量产品还从来不是商品的地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会发生。货币ditto〔同样地〕能够存在于商品流通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一切时期中；货币的特殊形式，从简单的等价物到世界货币，以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前提；不过，很不发达的商品流通也能产生上述一切形式。相反，资本只有在上面所说的条件下才会发生，而这个条件已经包含了一部世界史。（第133页） 劳动力有交换价值，它的交换价值和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是由生产、亦即再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的生活即维持他的正常的工作能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必要的生活资料以气候、自然条件等等，以及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一定的standardoflife〔生活水平〕为转移。它们是变动的，但是，在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时期，它们是一定的。其次，它们还要包括接班人即儿童的生活资料在内，只有这样，这种特殊的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延续下去；再次，对于熟练劳动来说，还要包括教育费在内。（第135页）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生理上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跌到这个最低限度，就是跌到它的价值以下，因为后者是以劳动力的正常的质量为前提，而不是以萎缩的质量为前提。（第136页） 劳动的性质意味着，劳动力只有在缔结契约以后才被使用，因为货币对于这种商品多半是充当支付手段，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只有在劳动力发挥作用以后，才付给报酬。因此，到处都是工人借贷给资本家。（第137、138页） 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种消费是在流通领域之外进行的。（第140页） 第三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劳动力购买者消费劳动力，迫使劳动力出卖者劳动。这种劳动要体现在商品中，首先就必须体现在使用价值中。从这种性质说来，它同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无关。对于劳动过程本身的叙述——见第141—149页。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劳动过程有两个特点：（1）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做工。（2）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因为劳动过程现在只是资本家购买的两个物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过程。（第150页） 但是，资本家并不要生产使用价值本身，而只是把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特别是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在这里，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成了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第151页） 这样，就必须研究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量。 试以棉纱为例。假定制造棉纱需棉花10磅，值10先令，劳动资料在纺纱过程中必要的损耗（为简单起见，在此以锭子的损耗计算）为2先令。这样，在产品中就含有价值12先令的生产资料。这以下列情况为条件：一，产品已成为实际的使用价值，在我们所举的例中已成为棉纱；二，这些劳动资料中只是体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末，纺纱者的劳动在商品中加进了多少呢？ 因此，在这里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劳动过程。在产品的价值中，棉花种植者、锭子制造者和纺纱者等人的劳动都是可通约的部分——都是作为一般的、人类必要的、形成价值的劳动而在质上相等，——因此只能在量上加以区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能用时间的长短在量上加以比较。假定这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只有这种时间形成价值。 假定劳动力一天的价值＝3先令，代表6工作小时，每小时制造12/3磅的棉纱，因此，在6小时中，用10磅棉花制造了10磅棉纱（如上面所说）；这样，在6小时内，就加进了3先令的价值，产品值15先令（10先令+2先令+3先令），或者说，每磅棉纱值1先令6辨士。 但是，在这里没有剩余价值。这没有满足资本家的要求。（庸俗经济学的诡辩……第157页） 我们假定劳动力一天的价值是3先令，因为物化在其中的是半个工作日或6小时。但是，仅仅半个工作日就是维持工人24小时生活所必需的时间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他劳动一整天。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劳动力的有用性质不过是conditiosinequanon〔必要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劳动力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它是创造较它本身原有的交换价值更多的交换价值的源泉。（第159页） 工人劳动12小时，纺了20磅棉花＝20先令，再加上价值4先令的锭子和3先令的劳动＝27先令。但在产品中物化的是，表现为锭子和棉花的4个工作日，再加上纺纱工人的1个工作日＝5日，每日以6先令计＝产品价值30先令。这里就有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了。（第160页）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详细说明见第160页） 作为价值形成过程的劳动过程，当它延长到超过为劳动力的有偿价值提供单纯等价物的限度时，就是价值增殖过程。 价值形成过程和单纯劳动过程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而前者是从量的方面来考察，而且只是在它所包含的是社会必要劳动的限度内来考察。（第161页。详细说明见第162页）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的生产；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它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第163页） 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第163—165页） 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劳动过程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同时把劳动对象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因而通过单纯的加进新价值而把价值保存下来。这个双重结果是这样获得的：劳动的特殊有用的、质的性质，把一种使用价值变成另一种使用价值，从而保存价值；而劳动的形成价值的、抽象一般的量的性质，则加进价值。（第166页） 例如，纺纱劳动的生产率增加为6倍。作为有用的（质的）劳动，它在同一时期内，保存等于过去6倍的劳动资料。但是，它只是加进和过去一样的新价值，也就是说，在每磅棉纱中，只含有过去加进的新价值的1/6。作为形成价值的劳动，它并没有创造比从前更多的东西（第167页）。如果纺纱劳动的生产率不变，而劳动资料的价值提高了，结果就相反。（第168页） 劳动资料只是把它本身所丧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第169页）。但转移的程度各不相同。煤、机油等完全消失了。原料取得了新的形态。工具、机器等只是慢慢地、部分地转移价值，它们的损耗是根据经验来计算的（第169—170页）。此外，工具在劳动过程中始终是完整的。所以，同一个工具是整个地参加劳动过程，而只是部分地参加价值增殖过程。这样，这两个过程的区别，在这里就反映在物质因素上（第171页）。相反，原料是会有废料的，它是整个地加入价值增殖过程，而只是部分地加入劳动过程，因为它在产品中出现时要减掉废料。（第171页） 但无论如何，劳动资料不能提供比它本身更多的交换价值，——它在劳动过程中只充当使用价值，因此只能提供它原有的交换价值。（第172页） 这种价值保存，对资本家很有价值，而且不费他分文。（第173、174页） 保存的价值，只不过是再现而已，它本来就存在。只有劳动过程才加进新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就是剩余价值，即产品价值超过制造产品时所消耗的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第175、176页） 这也就说明了原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过程的要素时采取的存在形式：（1）购买劳动资料时采取的存在形式，（2）购买劳动力时采取的存在形式。 投入劳动资料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变更其价值量，我们把它叫做不变资本。 投入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变更其价值，它生产：（1）它自身的价值，（2）剩余价值。我们把它叫做可变资本。（第176页） （资本之成为不变资本，只是就它对特定的生产过程的关系而言，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它是不变的。它包括的劳动资料可能时多时少，所购买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可能或涨或落。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同生产过程的关系（第177页）。同样，一定的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百分比，虽然会变动，但在每一场合，ｃ仍然是不变资本，ｖ仍然是可变资本。）（第178页） 三、剩余价值率 C＝500镑＝c（410）＋v（9）。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v转化为劳动力——终了时，得到c（410）＋v（90）＋m（90）＝590镑。我们假定c中有原料312镑，辅助材料44镑和机器损耗54镑＝410镑。假定机器的全部价值是1054镑。如果把机器的全部价值都算进去，那末，两边的c都是1410镑；而剩余价值仍和以前一样，是90。（第179页） 因为c的价值只是再现在产品中，所以我们得到的产品价值和在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后者不是＝c＋v＋m，而是＝v＋m。因此c的量，对于价值增殖过程是无关的，也就是说，c＝0（第180页）。在实际中也是这样做，把商业计算方法撇开不用，例如，在计算一国从工业得到的收入时，就是把进口的原料除掉的。（第181页）关于剩余价值同总资本的比，将在第三册作必要的说明[206]。 因此，剩余价值率＝m∶v，在上述的例子中，就是90∶90＝100％。 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不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是在其他条件下——是必要劳动，超过了这个界限而替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剩余劳动（第183、184页）。剩余价值是凝结了的剩余劳动。使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就是剩余劳动的榨取形式。 错误地把c也计算在内的例子，见第185—196页（西尼耳）。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总和＝工作日。 四、工作日 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剩余劳动是可变的，但有一定的限度。它从来不会＝0，因为那时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停止。由于生理的原因，它也从来不会达到24小时；此外，最高界限还始终要受道德原因的影响。但是，这些界限具有很大的伸缩性。经济上的要求是：工作日不能长过工人的标准的消耗，可是，什么叫做标准的呢？在这里发生了二律背反，只有靠力量来决定。由此就发生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争取标准工作日的斗争。（第198—202页） 以前社会时代的剩余劳动。在交换价值的重要性还没有超过使用价值以前，剩余劳动是较少的，如在古代；那时只有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即生产金银的地方，剩余劳动才是惊人的。（第203页）美国奴隶制各州，在尚未大量生产出口的棉花以前，情况就是如此。此外，在实行徭役劳动的地方，如罗马尼亚，也是如此。 徭役劳动是用来同资本主义剥削作比较的最好的例子。因为前者确定并表明剩余劳动是专门提供的劳动时间。瓦拉几亚的Règlementorganique[207]。（第204—206页） 这是对剩余劳动的贪欲的正面表现，英国的Factoryacts〔工厂法〕则是这种贪欲的反面表现。 Factoryacts。1850年的法律（第207页）规定平日是101/2小时，星期六是71/2小时，总计每周60小时。工厂主由逃避工厂法而取得的利润。（第208—211页） 不受法律限制的或直到后来才受限制的产业部门中的剥削：花边业（第212页）；陶器业（第213页）；火柴业（第214页）；壁纸业（第214—217页）；面包业（第217—222页）；铁路员工（第223页）；女裁缝工人（第223—225页）；铁匠（第226页）。日夜换班制的工人：a.冶金业和金属加工业（第227—235页）。 这些事实证明，资本把工人只是看作劳动力。只要有可能，他们的全部时间就都成为劳动时间，至于劳动力生命的长短，资本家是不关心的。（第236—238页）难道这不是也违背资本家的利益吗？迅速消耗的工人如何来补偿呢？美国有组织的奴隶贸易，已使奴隶的迅速消耗成为经济的原则，在欧洲，由农业区等地供给工人，起着同样的作用。（第239页）Poorhouse-supply〔由贫民习艺所供给劳动力〕（第240页）。资本家只看到随时可用的过剩人口，并且加以使用。工人的种族灭绝问题，他是不管的。——Aprèsmoiledéluge！〔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资本是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在自由竞争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是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各个资本家发生作用的。（第243页） 规定标准工作日，是资本家和工人几世纪来斗争的结果。 起初，制定法律是为了延长劳动时间，现在却是为了缩短劳动时间（第244页）。最初的Statuteoflabourers〔劳工法〕（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三年即1349年制定）以鼠疫减少了人口为借口，要每个人必须更多地工作。因此，法律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额和工作日的界限。1496年，在亨利七世统治下，规定了农业劳动者和所有手艺人（Artificers）的工作日，在夏季，自3月至9月，是从早晨5时到晚上7—8时，其中休息时间为1小时、11/2小时和1/2小时＝3小时。在冬季，是从早晨5时到天黑为止。这个劳工法始终没有严格地实行。在十八世纪，资本还不能支配工人整个星期的劳动（农业工人除外）。见当时的争论（第248—251页）。直到大工业出现后，资本才做到这点；不但如此，大工业更进而冲破了一切界限，极端无耻地剥削工人。无产阶级一旦觉醒，立即反抗。1802—1833年间的5个劳工法只是纸上空文，因为没有视察员。只有1833年的法律，在4种纺织业中建立了标准工作日：从早晨5点半钟起，到晚上8点半钟止。在这个时间内，13岁到18岁的youngpersons〔少年）只准劳动12小时，其中还要有11/2小时的休息，9岁到13岁的儿童，只准劳动8小时，禁止儿童和少年做夜工。（第253—255页） Relaissystem〔换班制度〕以及为了逃避实行而滥用这种制度（第256页）。最后，1844年的法律对各种年龄的妇女实行了同少年一样的规定。儿童劳动限制为61/2小时，换班制度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却允许8岁以上的儿童做工。在1847年，终于通过了妇女和少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259页）。资本家们力图反对（第260—268页）。1847年法律的缺点，引起了妥协的1850年法律（第269页）。这项法律把妇女和少年的工作日规定为每周有5天各为101/2小时，有一天为71/2小时＝每周60小时，并且规定劳动时间在早上6点至晚上6点之间。此外，1847年的法律对儿童劳动依然有效。丝业是个例外（第270页）。1853年，儿童的劳动时间，也限制在早上6点到晚上6点之间。（第272页） 1845年的Printworks-Act〔印花厂法〕，几乎什么都没有限制，妇女和儿童可以工作16小时！ 漂白工厂和染色工厂在1860年施行了工厂法，花边工厂是在1861年，陶器业和许多其他部门是在1863年（同年，露天漂白业和面包业施行了特别法）。（第274页） 这样，在大工业中首先有了限制劳动时间的必要，但是后来发现，这种过度劳动也逐渐侵入了其他一切部门。（第277页） 其次，历史表明，特别是在实行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后，单个的“自由”工人对资本家是无力抵抗的，只有屈服。由此也就展开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第278页） 法国只是在1848年，才在一切劳动部门施行了对一切年龄的工人通用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见第253页关于1841年法国童工法的脚注。这项法律直到1853年才实际施行，而且只是在诺尔省施行。）比利时完全的“劳动自由”。美国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第279页） 这样，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出来时，已和他进入时完全不同了。劳动契约对他来说并非生产的自由当事人的契约。他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乃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工人只有进行群众性的反抗，才能争取到国家的法律，以保障自己不再因和资本订立自愿契约，而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出卖，沦于死亡和奴隶的境地。工厂法的朴素MagnaCharta〔大宪章〕，代替了关于不可出卖的人权的华丽条目。（第280、281页） 五、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已知剩余价值率，同时也就知道剩余价值量。如果一个劳动力每日的价值是3先令，剩余价值率＝100％，则每日的剩余价值量＝每个工人3先令。 一、因为可变资本是一个资本家同时雇用的全部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可变资本乘剩余价值率。这两个因素，都会变动，因此会有各种不同的结合。如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也就是工作日延长，那末，即使可变资本减少，剩余价值量也能增加。（第282页） 二、剩余价值率的这种提高，有它的绝对界限，就是工作日决不能延长到24小时，所以，一个工人每日的产品的总价值决不能等于24小时劳动的价值。因此，只有在这个界限内，才可以由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来补偿可变资本，以取得等量的剩余价值。这对于说明从资本的矛盾趋势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是重要的。这种矛盾的趋势是：（1）减少可变资本和所雇用的工人数目；（2）可是仍要生产尽量多的剩余价值量。（第283、284页） 三、在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和劳动力所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正比。（第285页）这好像同种种事实是矛盾的。 就一定的社会和一定的工作日来说，要增加剩余价值，只有增加工人的数目，即增加人口；如果工人的数目不变，则只有延长工作日。但是这只适用于绝对剩余价值。 现在可以看出，并不是每一货币额都能转化为资本，必需有一个最低额：即一个劳动力和必要的劳动资料的生产费用。资本家为了自身能够过工人一样的生活，在剩余价值率为50％时，他就得有两个工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储蓄。甚至他有8个工人，他也只是一个小业主。因此，中世纪是靠限制每个师傅雇用的帮工数目，来强制地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成为一个真正资本家所必需的财富最低额，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部门是不同的。（第288页） 资本发展成了对劳动的指挥权，它进行监督，要工人守规矩地紧张地工作。其次，它强制工人超过维持自己生活的需要而从事更多的劳动。在榨取剩余价值上，它超过了过去任何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支配劳动的，最初它并未改变这些条件。因此，如果把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来看，工人并不把生产资料当做资本，而是把它当做他自己有目的的活动的手段。但是，如果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增殖过程来看，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成了吸取他人劳动的手段。于是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第289页）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它们自身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而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单是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取得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 第四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在工作日不变时，要增加剩余劳动，只有减少必要劳动，必要劳动的减少——撇开把工资压低到价值以下不谈——又只有靠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说，靠降低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第291—293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又只有靠提高劳动生产力，靠生产方式本身的变革。 由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由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第295页） 为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普及于其产品决定劳动力价值的那些工业部门——生产日常生活资料、它们的代用品和它们的原料等等的部门。证明竞争如何使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商品价格的降低。（第296—299页）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如此，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第299页） 资本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商品的绝对价值，而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也就包含着预付的价值得到补偿。根据第299页所说，既然同一个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一方面降低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增加商品内含的剩余价值，就很明显地可以知道，为什么只关心交换价值的生产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参看魁奈的话，第300页）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由发展劳动生产力而节省劳动，目的决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工作日甚至还会延长。所以在麦克库洛赫、尤尔、西尼耳tuttiquanti〔之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在前一页上读到，工人应当感谢资本发展了生产力，在下一页上接着就会读到，工人为了表示感谢，必须每日工作15小时，以代替过去的10小时。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必要劳动，并延长为资本家的劳动。（第301页） 二、协作 第228页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必须有一个足以同时雇用相当数量工人的个人资本。只有在本人完全不必劳动时，这个雇用劳动的人才成为真正的资本家。许多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工作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指挥下活动，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第302页） 因此，首先，同以前一个雇主雇用少数工人比较起来，只有量的差别。但是，马上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大量的工人本身就能保证雇用劳动的人真正获得平均劳动。而小业主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可是他必须支付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在小生产下，这种差异就社会来说是可以抵消的，但就个别小业主来说却不能抵消。因此，价值增殖规律对于个别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来从事生产，同时雇用许多工人时，即一开始就运用社会平均劳动时，才会完全实现。（第303—304页） 其次，生产资料单单由于大规模生产而来的节省，转移到单位产品上的不变资本部分的减少，这只是来源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因此，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取得社会性质之前（到此为止，只是同种过程的并存）就取得了社会性质。（第305页） 在这里，生产资料的节省只是从它使商品便宜，因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这方面来考察。关于它如何改变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c+v）的比，要在第三卷中才加以考察[208]。这样分开来考察，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条件作为独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所以劳动条件的节省是一种和工人无关的特殊事情，因此同资本所消费的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的方法没有联系。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或相互关联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并肩和协同工作，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第306页）（Concoursdesforces〔力量的结合〕——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语） 单个工人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抬重物等等）时所发挥的机械力，在质上是不同的。协作直接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实质上是集体力。 其次，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这会提高每个工人的个人生产效率；因此，12个工人在144小时的一个共同工作日中所生产的东西，比12个工人在12个单独工作日中，或一个工人在连续12个工作日中所生产的东西要多。（第307页） 虽然许多人完成同一或同种劳动，但各个工人的个人劳动仍可代表劳动过程的不同阶段（一队人传递东西），在这里，协作又能节省劳动。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方面开始修建，也是一样。结合的工人或整体的工人等于前前后后都有手有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万能的了。（第308页） 在复杂的劳动过程中，协作能把各个过程加以分配，使之同时进行，这样便缩短了生产整个产品的劳动时间。（第308页） 许多生产部门中都有紧急时期，需要许多工人（如收割，捕鲱鱼等），这时只有靠协作。（第309页） 一方面，协作能扩大生产场地，因此对那些具有工作场地的巨大空间连续性的工作来说（排水、筑路、修堤等），协作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协作能把工人集中在一个地点，缩小生产场地，从而减少费用。（第310页） 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协作是结合的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来源于协作本身。工人有计划地和他人合作，就打破了他个人的限制，发挥了他种属的能力。 然而，雇佣工人之所以能够共同工作，只是由于同一个资本家同时雇用他们，支付给他们工资，供给他们劳动资料。因此，协作的规模要看一个资本家有多少资本而定。一个所有主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资本，才能成为资本家，这个条件，现在成为把许多分散的独立的个人劳动，变成一个结合的社会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 同样，资本对劳动的指挥，以前只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上的结果，现在成了劳动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正是资本家代表着劳动过程中的结合。在协作中，对劳动过程的管理，成了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作为这种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第312页） 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尽可能使资本自行增殖），这种管理同时也是尽量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此它是由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必然的对抗所决定的。其次，是监督劳动资料的正当使用。最后，各个工人的职能的联系，存在于他们外部，存在于资本中，所以，他们自己的统一，是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外人的意志而同他们相对立。因此，资本主义的管理是二重的（1.生产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2.资本增殖过程），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这种专制现在发展了自己的特殊形式：资本家刚刚自己摆脱了劳动，现在又把监督的职能转交给了有组织的整队军官和军士，而这些人本身也是资本的雇佣工人。经济学家曾把奴隶制度下的这种监督费用看作fauxfrais〔非生产费用〕。但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他们却把由剥削所决定的管理和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引起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第313、314页） 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上和审判上的最高权力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一样。（第314页） 资本家购买100个单个劳动力，他所得到的是100个工人的结合的劳动力。但他并不对100个工人的结合的劳动力支付报酬。工人一旦进入了结合的劳动过程，他们就不再属于自己，而已经归并在资本内了。这样，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表现为资本内在的生产力。（第315页） 古代埃及人等等协作的例子。（第316页） 在文明初期，狩猎民族、游牧民族或印度公社的原始协作，是建立在下列的基础上：（1）共同占有生产条件，（2）个人自然地同部落和原始公社紧密联结在一起。在古代世界，在中世纪，在近代殖民地，偶然的协作是建立在直接统治和暴力，大多是奴隶制度的基础上。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是以自由的雇佣工人为前提。从历史上看，它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论有没有行会形式）直接对立的，就这方面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这是劳动过程由于从属于资本而经历的第一个变化。因此，立即得出：（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2）劳动过程的这个社会形式，也是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来实现更有利的剥削的一种方法。（第317页） 以上考察的简单形式的协作，是和大规模生产相符合的，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特殊时代的固定的特有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协作现在仍然存在于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和机器还不占重要地位的地方。因此，虽然协作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但它的简单形式本身，或者说它作为特殊形式，仍同它的更发达的形式一起出现。（第318页） 三、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典型形式。它大约从1550年到1770年占统治地位。 它是这样发生的： （1）或者是把各种不同的手工业联合起来，其中每一种手工业做一种局部操作（例如制造马车），这样，每个单个手工业者很快就失去了从事他的全部手工业的能力，而他做的局部操作则完善了；这样，整个过程就变成把全部操作划分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第318、319页） （2）或者是把做同一或同种工作的手工业者联合在同一个工场中，各项操作逐渐地不再由一个工人依次做下去，而是分开来，由不同的工人同时去做（制针等）。产品不再是一个手工业者的产物，而是一组手工业者的产物，每个人只完成一种局部操作。（第319、320页） 在这两种情况下，工场手工业的结果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生产仍然是手工业性质；产品所经过的每一局部过程都是用手工劳动完成的，因而，不可能对生产过程作任何真正科学的分析。正因为劳动的手工业性质，每个单个工人都被完全束缚在一个局部职能上。（第321页） 由于这种情形，同手工业者相比，劳动节省了。再加上技艺世代相传，劳动就更节省了。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符合从前社会的如下趋势：使手工业成为世袭的职业；种姓制度，行会制度。（第322页） 工具因适用于各种局部操作而分细了，北明翰有500种锤子。（第323—324页） 从工场手工业的整个机构来考察，它有两个方面：或者只是把独立的局部产品机械地结合起来（如制表），或者是把一连串互相关联的过程联合在一个作坊内（如制针）。 在工场手工业中，每一组工人供给另一组工人以原料。因此，基本条件是：每一组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一定的量；这样，就形成了和在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规则性、划一性和劳动强度。因此，在这里，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这一点，已经成了生产过程的工艺规律。（第329页） 各种操作所需的时间不同，因此也要求不同组的工人具有不同的编制和数目（在铸字业中：4个铸造工人，2个分切工人，需要有1个磨字工人）。这样，工场手工业就为总体工人的各个器官的数量大小创立了一个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只有成倍地雇用整组的新工人，才能扩大生产。此外，要使某些职能——如监督、搬运产品等等——独立起来，只有在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时方才有利。（第329、330页） 还有一种情形是把各种工场手工业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工场手工业，可是，其中始终缺乏真正的工艺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采用机器时才能实现。（第331页） 工场手工业中早就有了机器——间或的——如磨、捣碎机等，但只是当作辅助的东西。工场手工业的主要机器是结合的总体工人，他们比旧时的单个手工业工人完善得多，局部工人往往必然发展起来的一切不完善的东西，都表现为完善的东西（第333页）。工场手工业造成了这些局部工人之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差别，甚至造成了工人的真正等级制。（第334页） 分工：（1）是一般的分工（农业、工业、航运业等等）；（2）是特殊的分工（种和亚种）；（3）是个别的分工（在作坊内）。社会分工也是从不同的起点发展起来的：（1）在家庭和氏族内部，存在着按照性别和年龄的自然分工，加上对邻近部落使用暴力而造成的奴隶，更把这种分工扩大了（第335页）；（2）不同的公社因地域、气候、文明程度不同而生产不同的产品，在这些公社相互接触的地方，它们就相互进行交换（第49页）。同别的公社进行交换，由于使自然分工进一步发展，所以是破坏本公社内部自然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第336页） 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是以社会分工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前者又把后者向前推进。——地域的分工也是如此（第337、338页）。 不过，社会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之间总是存在这样的差别：前者必然生产商品，而后者的局部工人并不生产商品。因此，后者是集中的、有组织的，前者是分散的、具有竞争的混乱的。（第339、341页） 关于早期的印度公社的组织（第341、342页）。关于行会（第343、344页）。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存在着社会内部的分工，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创造。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像在协作中一样，发挥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存在形式。因此，各种劳动的结合所发生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协作整个说来没有改变单个工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发生了革命，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工人不能生产独立的产品，他只是资本家作坊的附属品。劳动的智力，在许多人那里消逝，而在个别人那里扩大了范围。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而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的过程从协作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大工业使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而同劳动分开，并使它为资本服务。（第346页） 引语[209]。（第347页） 工场手工业一方面是一定的社会劳动组织，另一方面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方法。（第350页）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甚至在它的典型时期都遇到障碍：受过训练的工人占优势，因此限制了未受过训练的工人数目；男子的反抗，限制了女工和童工的使用；人们始终坚持lawsofapprenticeship〔学徒法〕，甚至在这已成为不必要的地方；工人经常不服从，因为总体工人还没有不依赖工人而独立的骨架；工人迁居国外。（第353、354页） 而且，工场手工业本身不能改革全部社会生产，或者甚至不能包括全部社会生产。工场手工业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同它自身创造的生产需要相矛盾。机器成为必要的了，工场手工业也已经学会制造机器了。（第355页） 四、机器和大工业 （a）机器本身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是从劳动力开始，而在这里是从劳动资料开始。 一切发达的机器装置都由三部分组成：（1）发动机，（2）传动装置，（3）工具机（第357页）。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是从工具机开始的。工具机的特点是：工具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形式，从人转到机器上，由机器的作用来推动。至于动力是人还是自然力，暂时是无关紧要的。其特殊的区别在于，人只能使用他自己的器官，而机器在一定限度内可以需要多少工具就使用多少工具（纺车是1个锭子；珍妮机［注：一种纺机。——编者注］是12—18个锭子）。在纺车上，产业革命涉及的不是踏板、动力，而是锭子，——最初，人到处还同时执行动力和看管者的职能。相反地，工具机的革命，才产生出改善蒸汽机的要求，而且后来也实现了这个要求。（第359—360页以及第361—362页） 大工业中的机器有两类：或者是，（1）同种机器的协作（机器织机，信封制造机，这种机器把各种工具结合起来，完成一系列局部工人的工作），在这种场合，已经由于传动装置和动力而有了工艺上的统一；或者是，（2）机器体系，即各种局部工作机的结合（纺纱）。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是机器体系的自然基础。但是这里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每一个局部过程必需适应工人；而在大工业中，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劳动过程能够客观地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如何完成每一局部过程是由科学或是由基于科学的实际经验借助机器来解决的。在这里，各组工人之间的数量上的比例是作为各组机器之间的比例而重现出来。（第363—366页） 在这两种场合，工厂构成了一个大自动机（而且只是到了最近，才完善到这个阶段），而这就是它的适当的形式（第367页）。它的最完善的形式就是能制造机器的自动机，这种自动机消灭了大工业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基础，从而使机器生产第一次具备了完善的形式。（第369、372页） 各个部门的变革直到交通工具的变革之间的联系。（第371页） 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的结合是主观的，而在这里，却有一个客观的机械的生产机体，它现成地出现在工人面前，它只有在共同的工人的手里才发生作用。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已成为工艺上的必要了。（第372页） 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自然力，如蒸汽、水，也不费资本分文。科学所发现的力，也是这样。但是，这种力只有借助花费许多钱制造的相应机械，才能加以利用。同样，工作机要比从前的工具昂贵得多。但是，这种机器的寿命比工具长得多，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大得多，因此相应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比工具小得多。因此，机器的无偿服务（这种服务并不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要比工具大得多。（第374、375—376页） 大工业由于生产集中而使产品便宜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工场手工业。（第375页） 成品的价格表明，机器使产品便宜了许多。由劳动资料转移过去的价值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机器的生产率，是以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例证（第377—379页）。 假设一个蒸汽犁代替了150个工人，这些工人一年的工资是3000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全年工资数并不代表他们所做的全部劳动，而只代表必要劳动；可是，除此而外，他们还做了剩余劳动。如果蒸汽犁值3000镑，这就是蒸汽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的货币表现。可见，即使机器的价钱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钱一样多，物化在机器内的人类劳动总要比它所代替的劳动少得多。（第380页） 机器作为使产品便宜的手段，它所费的劳动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但是对于资本来说，它的价值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在英国无利可图的机器，也许在美国有利可图（如碎石机）。而由于某些法律限制的结果，那些原来对资本无利的机器，也会突然被起用。（第380—381页） （b）借助机器占有劳动力 因为机器本身包含了推动自己的力量，所以肌肉力的价值跌落了。女工和童工，雇佣工人的数目由于吸收以前不从事雇佣劳动的家庭成员而迅速增加。这样，男劳动力的价值就分到全家劳动力上了，也就是说，它贬值了。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现在必须全家4口人不仅为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提供剩余劳动，而从前只需要1个人这样做。可见，在扩大剥削材料的同时，也增加了剥削的程度。（第383页） 在以前，劳动力的买卖是自由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则是购买儿童和少年；工人现在是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例证见第384—385页） 身体摧残。工人儿童的死亡率（第386页）。在农业的工业经营中也是这样（Gangsystem）〔队工制〕）（第387页）。 精神摧残（第388页）。工厂法中关于教育的条文以及工厂主的反抗（第390页）。 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终于破坏了男工对资本专制的反抗（第391页）。 机器缩短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在资本手中，它却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远远超过它的标准限度的最有力的手段。机器一方面创造了使资本能够这样做的新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了这样做的新动机。 机器能够不断地运动，它只受协助它的人类劳动力的虚弱和局限性的限制。一架每日工作20小时、在71/2年内磨损的机器，可以和另一架每日工作10小时、在15年内磨损的机器一样，替资本家取得同量的剩余劳动，不过前者只需要后者一半的时间。（第393页） 在这种情况下，机器无形损耗——bysuperseding〔由以新换旧造成〕——的危险更少。（第394页） 而且，不必增加建筑物和机器上的投资，就可以吸收更大量的劳动。因此，延长工作日，不仅能增加剩余价值，还能相对地减少获得这项剩余价值所需要的投资。在大工业中，固定资本部分愈占优势，这个办法也就愈加重要。（第395页） 在采用机器的初期，当机器具有垄断性时，利润颇大，因此渴望更多地、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在机器普遍采用后，这项垄断利润就不存在了。而下面这个规律就生效了：剩余价值不是产生于为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而是产生于它所使用的劳动，也就是产生于可变资本。但在机器生产的场合下，可变资本必然会因投资庞大而减少。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资本量不变时，机器是靠减少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来增加剩余价值的另一因素，即靠减少工人的数目来增加剩余价值率。每当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成为这类商品的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价值时，这个矛盾就表现出来，并重新推动人们去延长工作日。（第397页） 同时，机器由于使被排挤的工人遭到失业，并由于吸收妇女和儿童，就造成了过剩的劳动人口，使他们被迫听命于资本所定下的法律。因此，它打破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现象：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庭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可以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第398页）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的反应怎样表现为要求确立标准的工作日；而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起来了劳动的强化。（第399页） 在开始时，随着机器运转的加快，劳动强度的增加是和劳动时间的延长同时并进的。但不久，就达到二者相互排斥的地步。在限制工作日时，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可以增加强度了；在10小时内所做的劳动量，可以等于过去在12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所做的劳动量，现在强度高的工作日是作为倍加的工作日来计算的。劳动不单以时间长短来计量，还以它的强度来计量（第400页）。这样，5小时必要劳动和5小时剩余劳动所取得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和强度较低的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所取得的一样多。（第400页） 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在工场手工业中已经证明（见注159），例如在陶器业等等中，只是缩短工作日，就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在机器劳动中，这就大可怀疑了。但可参阅罗·加德纳的例证（第401—402页）。 一旦缩短工作日成了法律，机器就成了从工人身上榨取强度更高的劳动的手段，其方法或者是加快速度，或者是与机器相对而言减少人手。例证（第403—407页）。与此同时，工厂日益致富和扩大。证明（第407—409页）。 （c）工厂整体的典型形态 在工厂中，机器保证工具合乎目的的使用；因此工场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劳动的质的差别，在这里消失了。劳动愈来愈拉平，工人之间至多只有年龄和性别的差别。分工在这里就是把工人分配在各种专门机器上。这里只划分为真正在工具机旁操作的主要工人和feeders〔助手〕（这适用于走锭精纺机，不太适用于翼锭精纺机，更不适用于改良机器织机），此外，还有监工、工程师、司炉、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些只是表面上算在工厂内的阶层。（第411—412页） 工人必须适应自动机的连续的运动，这就要求工人从小受训练。但是，这并不需要像在工场手工业中那样，使工人一生束缚在某一局部职能上。同一架机器上可以更换人员（换班制）。由于学习起来容易，工人可以从一种机器调到另一种机器上去。助手的工作，或者是很简单，或者是愈来愈由机器担任。可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最初由于传统关系继续存在着，后来它就成了资本的更大的剥削手段。工人终生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第413页）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这样的共同点：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只有在机器生产下，这种颠倒关系才有了工艺上明显的现实性。劳动资料由于变为自动机，所以在劳动过程中是作为资本，作为支配活劳动力和吸取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同样，生产过程的智力成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变得空虚了的个别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机器体系所体现的科学、庞大的自然力和社会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第414—415页） 工厂中兵营般的纪律，工厂法典（第416页）。 工厂的物质条件（第417—418页）。 （c′）或（d）工人反对工厂制度及机器的斗争 这个斗争从资本主义关系建立时起，就已开始，在这里最初是反抗机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暴动。织带机（第419页）。鲁德分子[210]（第420页）。直到后来，工人才把物质生产资料和使用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形式区别开来。 在工场手工业中，改善了的分工不过是潜在地代替工人的一种手段（第421页）。（顺便谈到农业方面。排挤。第422页）。而在机器生产中，工人是实际地被排挤，机器直接和工人竞争。手工织工（第423页）。印度的情形也是一样（第424页）。这种作用是长期的，因为机器不断地侵入新的生产领域。随着机器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劳动资料同工人的脱离和独立，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因此，工人现在首先起来反抗劳动工具。（第424页） 机器排挤工人的详细情形（第425、426页）。机器排挤工人，成为破坏工人反抗资本的工具（第427、428页）。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认为，机器排挤工人的同时，会腾出资本来，再去雇用这些工人。但事实正相反：每次采用机器，都束缚资本，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因此，它只会限制资本雇用工人的能力。事实上——上述的辩护论者也是这样认为——并不是这样腾出资本，而是腾出被排挤的工人的生活资料，这里是工人腾出生活资料，可是辩护论者却说成：机器为工人腾出生活资料。（第429—430页）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发挥（这对“双周评论”是很好的［注：见本卷第326—350页。——编者注］）（第431—432页）。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可分离的那种对抗，对于辩护论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对抗不是来自机器本身，而是来自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第432页） 机器直接和间接地扩大生产，从而有可能增加工人的数目：矿工、植棉各州的奴隶等等。另一方面，建立毛纺织厂的结果，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民被羊排挤了。（第433、434页） 机器生产比工场手工业大大地加强了社会分工（第435页）。 （c″）或（e）机器和剩余价值 采用机器的第一个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剩余价值并为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们消费的产品，因而也就增加了资本家的数目；新的奢侈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奢侈品的生产增长起来。交通工具也发展起来（但在发达的国家中，它只吸收很少的劳动力；例证见第436页）。最后，仆役阶级，即现代家庭奴隶，也增加起来。现代家庭奴隶材料是靠机器腾出工人来供给的（第437页）。统计表。 经济矛盾（第437页）。 在一个生产部门中，由于采用机器而使劳动绝对增加的可能性，以及这个过程的形式（第439—440页）。 大工业有巨大的弹性，它能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到高度发展阶段（第441页）。对生产原料的国家的影响。由于工人被排挤而造成的移民。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国际分工。危机和繁荣的周期性（第442页）。在这个扩展的过程中，工人的被排斥和被吸引（第444页）。 关于这点的历史资料（第445—449页）。 同样，关于机器排挤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和各中间阶段，第450—451页）。关于未采用工厂经营方式但具有大工业精神的工业部门的变更。家内劳动成为工厂的厂外分支（第452页）。在家内劳动和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剥削的情形比在真正的工厂中更加无耻（第453页）。例证。伦敦的印刷厂（第453页），装订业，拣选褴布业（第454页），烧砖业（第455页），一般现代工场手工业（第456页）。家内劳动：花边编织业（第457—459页），草辫业（第460页）。剥削达到极限后，即转变为工厂经营：采用缝纫机制造穿着物（第462—466页）。这个转变的加速，是由于推行强制的工厂法，废止了以无限制的剥削为基础的旧制度（第466页）。例证：陶器业（第467页），火柴业（第468页）。其次，工厂法对于因工人被迫闲散和季节时尚关系而造成的不规则工作的影响（第470页）。在家内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中，由于季节关系造成的过度劳动和无事可做并存的情形（第471页）。 工厂法的卫生条款（第473页）。教育条款（第476页）。 工人被解雇，仅仅因为达到一定年龄，不再适合原来的工作，不能再靠童工的工资生活，同时又没有学习新行业（第477页）。 大工业消灭了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的mysteries〔秘密〕和传统的凝固性，它把生产过程变为对自然力的有意识的应用。因此，和以前的一切形式相比，只有大工业是革命的（第479页）。但是，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形式，仍然使工人保持凝固了的分工。而由于它每天变革着分工的基础，所以使工人陷于毁灭的境地。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同一个工人有改变活动的必要，就要求工人必须尽可能多方面发展，并且有了社会革命的可能。（第480、481页） 把工厂立法推行于一切非工厂方式经营的部门的必要（第482页及以下各页）。1867年的法律（第485页）。矿业（注释，第486页及以下各页）。 工厂法的集中影响，工厂经营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形态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的尖锐化，推翻旧社会的因素和建立新社会的因素成熟起来。（第488—493页） 农业。在这里机器排挤工人的情形更为剧烈。雇佣工人代替农民。农村家庭制造业的消灭。城乡对立的尖锐化。农村工人分散和软弱，而城市工人集中，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同时掠夺土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高峰，破坏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第493—496页）。［注：在手稿上，还有下一章的标题：“第五章。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研究”。手稿随后中断。——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68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9年版第4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04]“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是弗·恩格斯在1868年写的，保存下来的是手稿，内容只包括该书的前三分之二，到“机器和大工业”一节为止。“提纲”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9年版第4卷，1933年用原文出版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的单行本。——第273页。 [205]“资本论”第一版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对该书的一些章节又做了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对该书的结构也做了一些改变。原来该书包括6章和第一章的附录，在德文第二版及以后各版中，改成了7篇，共包括25章（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 在本文中，圆括号中是恩格斯注的“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的页码。——第275页。 [206]指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该卷在1864—1865年间已经基本上写好。——第299页。 [207]Règlementorganique（组织规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根据1829年俄土两国的阿德里安堡和约，俄军占领了这些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第301页。 [208]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经济”中作了考查。——第308页。 [209]指亚当·弗格森、约翰·塔克特、亚当·斯密著作的引文（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36—438页）。——第314页。 [210]鲁德分子是指英国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初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由于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方面的落后和不成熟，运动是一种反对机器的暴动。运动由传说中的针织工人鲁德而得名，据说他是第一个破坏织机来回答主人专横的人。鲁德运动是劳动群众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自发的表现。——第32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新巴登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新巴登报”作[20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注：KarlMarx.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ErsterBand.Hamburg，Meissner，1867.——编者注］ 我们让别人去研究这部著作的理论部分和严格的科学部分，批评作者对于资本起源的新看法。可是我们不能不注意，他同时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部是从各种调查委员会向英国议会所做的正式报告中拿来的。他不无根据地着重指出这种调查委员会对于研究任何国家内部社会状况的重要性。这样的委员会，——当然，如果有合适的人在里面，——对于人民来说，是认识自己的最好的手段；而马克思先生说，在德国进行类似的调查，将得出一定会使我们自己感到吃惊的结果，他是未必不对的。要知道在进行这类调查以前，任何英国人都不知道他国内的最贫穷的阶级是如何生活的！当然，没有这一类的调查，任何社会立法（像现在在巴伐利亚所称的），都只能是十分幼稚的，并且常常是愚昧无知的。德国政府机关的所谓“登记”和“调查”，其价值远远赶不上这些委员会的材料。官僚主义的老一套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分发一些表格，随便怎样把它填满拿回来就满足了；而这些表格所据以填写的情报，又常常恰巧是向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掩蔽真相的人征集的。与此相反，请拿英国的委员会的调查，例如关于各工业部门劳动条件的调查来看看。这里所听取的，不仅仅是工厂主和工头，而且还有工人，连小姑娘都包括在内；并且所询问的不仅仅是他们，而且还有医生、治安法官、神甫、教师以及凡是能够提供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的人。而且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回答都用速记记录下来，逐字地刊印出来，全部材料附以委员会据此而写的带有结论和建议的报告。这样，报告及其材料一起具体地表明了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履行了和怎样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这就使委员会个别成员的偏私的态度大大地发生困难。读者可以从上述这本书里读到详细的情况以及无数的例子。这里我们只想着重指出一点：在英国，随着工商业自由的扩展，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时间受法律限制的情况也就更加普遍，从而几乎所有一切的工业部门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马克思先生给我们做了关于这种发展的详细的历史的叙述，他指出，最初如何在纺织企业中从1833年起每天的劳动时间被这种方式限制为12小时；如何在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劳动时间终于规定为10小时半，儿童为6小时半，以及如何从1850年起，工业部门一个接着一个服从于这个工厂法：最初是印花布工厂（从1845年起就已如此），然后从1860年起是染房和漂白坊，从1861年起是花边工厂和织袜工厂，从1863年起是陶器工厂、壁纸工厂等等，最后至1867年几乎全部其余稍大的工业部门。关于1867年这最后一项法令的意义，可以由下面这一点来判断：这项法令把不下于150万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置于法律的保护和监督之下。我们所以特别着重指出这一点，很遗憾，是因为我们德国在这一方面整个事情是很恶劣的，我们应该感谢作者如此详尽无遗地考察了这个问题，并且他第一个使它为德国公众易于了解。每一个人道的人，无论他对于马克思先生的理论原理持何种态度，都会有这样的意见。 关于工农业史的其余珍贵材料，篇幅不容许我们来加以考察了，可是在我们看来，任何对政治经济学、工业、工人状况、文化史和社会立法感兴趣的人，无论他抱什么观点，都不能不读这本书。 弗·恩格斯写于1868年1月上半月 载于1868年1月21日“新巴登报”第2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巴登报” 注释： [202]弗·恩格斯的这篇评论通过卡·济贝耳的介绍发表在1868年1月21日“新巴登报”第20号上，没有署名。 “新巴登报”（《NeueBadischeLandes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67年至1933年在曼海姆出版。——第26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作[20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注：KarlMarx.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ErsterBand.Hamburg，Meissner，1867.——编者注］ 我们注意这本书，完全不是为了作者在序言中就已经公开表示出来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倾向。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本书，不管它的倾向如何，包含着值得所有的人注意的科学研究和实际材料。我们也不在这里研究科学部分，因为这不在我们的目的之内，我们仅仅限于事实方面。 我们并不认为有任何别的著作，德文的或外文的，像本书第302—495页上的3章——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那样，如此明白而完全地分析了从中世纪起到现在为止的近代工业史的基本特征。工业进步的每一个方面，这里都按贡献给予应有的地位，即使有些地方露出了特殊的倾向，我们还是应该为作者主持公道：他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源，而涉及现代的情况时，则取自真实的可是现在德国还不知道的来源，即英国议会的报告。那些不仅从日常赢利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工业，而且把它看做各国全部巨大的现代工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因此也关心同自己的部门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的德国实业界人士，在这里会找到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泉源，并将感谢我们促使他们注意这一点。要知道每一个经济部门个别地、安静地独自存在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它们全都互相依赖，既依赖最遥远的国家的进步，也依赖紧邻的国家的进步以及变动着的世界市场的行情。如果关税同盟的新条约[201]很快就会造成先前的保护税的减低（这是可以预期的），那末大体上熟悉一下现代工业史，以便预先知道在这样的变动中如何行动，对于我们所有一切工厂主就成为必要的了。尽管有政治上的分散，到现在为止常常挽救我们德国人的高度的修养，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最好的武器，我们可以用它来反对那些粗俗的实利主义的英国人。 这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上。在关税同盟新的立法下，这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那时在加入同盟的各国中，工厂主自己要求同样地调整各工厂中的劳动时间。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劳动时间，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时间，完全由工厂主决定，而在另一个国家里则大大受到限制，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方面，特别是在保护关税确实将降低时，如果没有关于共同标准的协议，未必可以行得通。可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德国具有的经验是很不够的，也许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经验，所以我们不得不完全依靠从其他国家的立法特别是英国的立法及其后果中可以吸取的那些教训。而这里作者对德国工业作了巨大贡献的地方，是他根据官方的报告，极其详细地论述了英国工厂立法及其结果的历史（参看第207—281、399—496页〔第272—355、495—620页〕［注：本文中六角括号内的页码是“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的页码。——译者注］及其后某些地方）。英国工业史的这一方面，德国几乎一无所知，而读者将惊奇地知道：在今年的议会法令把不下于150万工人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以后，现在不仅差不多全部工业劳动，而且大部分家庭工业劳动，以及一部分农业劳动，在英国都置于官吏的监视下了，而且劳动时间受到直接或间接的限制。我们号召我们的工厂主不要害怕本书的倾向，特别是本书的这一部分要认真研究；无疑地，你们迟早一定会面临这同一个问题的。 费·恩格斯写于1867年12月12—13日 载于1867年12月27日“维尔腾堡工商业报”第30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00]这篇评论通过路·库格曼的介绍发表在1867年12月27日“维尔腾堡工商业报”第306号上，没有署名。 “维尔腾堡工商业报”（《GewerbeblattausWürttemberg》）是一家德国周报，是中德工商界的机关报，从1849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第257页。 [201]1865年5月16日和1867年7月8日签订的新的关税同盟条约，其目的在于鼓励贸易自由。——第25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19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注：KarlMarx.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ErsterBand.Hamburg，Meissner，1867.——编者注］ 对本书的倾向无论抱什么态度，我们还是认为有权说：它是属于那种使德国精神获得荣誉的著作之列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者也是普鲁士人，可是是莱茵省的普鲁士人，而莱茵省的普鲁士人不久之前还爱把自己叫做“不得已的普鲁士人”；而且作者在最近几十年内是在远离普鲁士的放逐中度过的。普鲁士本身早已不再是任何科学首倡的国土，特别是在历史、政治或社会领域中，这种首倡在那里是不可能的。关于普鲁士，不如说它是俄国精神而不是德国精神的代表。 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末应该确切地区分其中两个非常不同的部分：第一，对于论题的切实的正面的叙述；第二，作者从其中所得出的结论的倾向。前者大部分是直接丰富了科学。作者在那里用完全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历史的方法考察了经济关系。可以作为例子的是对于货币问题的叙述，以及对下面这个问题的详细的、非常内行的论证：各个不同的相互接续的工业生产形式，——在这里是协作、分工以及狭义的工场手工业，以至机器、大工业和与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关系，——如何自然而然地一个接着一个发展出来。 至于作者的倾向，那我们在其中也可以分别出双重的趋向。因为他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这种逐渐的变化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在社会关系方面也在发生着，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到我们现在为止；而就我们所知，在科学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认真地断定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已经对于现代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了结论。反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也包括着社会方面的进步，而那些只是倾向于虚饰的奇谈怪论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他们包办了社会的进步。应该承认，马克思与通常社会主义者比较起来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条件的极端片面发展伴随着直接的恐惧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进步。这一点在描写由整个工厂制度而来的贫富等对比时到处都可以看到。正由于对论题的这种批评的观点，作者提供了——无疑地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的——反对任何专门家的社会主义［SozialismusvonFach］的最有力的论据。 谈到作者的倾向、主观结论和他怎样设想和表述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它们与我们称为本书的正面部分没有共同之处。如果篇幅许可的话，那也许可以指出，他的这些主观的幻想，是被他自己的客观的叙述所驳斥掉了。 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则恰恰相反。马克思先生明白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对现在社会阶段就是这样称呼的）的历史必然性，也同样明白地指出了那些仅仅消费的占有土地的容克阶级的多余性。拉萨尔脑中充满了幻想，以为俾斯麦能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马克思先生则极其明白地否认自己的不肖学生。他不仅确定地说，他与一切“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没有共同之处，而且还在762页及以下几页上说：现在在法国和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话，很快就会导致俄国的鞭子对欧洲的统治。 最后我们要指出：我们在这里能够注意的仅仅是这部庞大卷帙的基本特征；在详细地分析时，还可以指出许多我们在这里必须省略的东西。可是，有很多专门杂志正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它们当然会详细地论述这部无论如何是十分出色的著作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7年12月12—13日 载于1867年12月27日“观察家报”第30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99]恩格斯在写这篇评论的时候，利用了1867年12月7日卡·马克思给他的信中的许多地方。这篇评论通过路·库格曼的介绍于1867年12月27日发表在斯图加特报纸“观察家报”第303号上，没有署名。——第25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剽窃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剽窃者[197] 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 关于工作日的讨论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版。“工作日”这一章 冯·霍夫施泰滕（“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人）说： （1）“劳动力在我们的时代是商品……任何物品的〈应当说：商品的〉购买价格〈应当说：价值〉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工人必须工作一定的小时数，来再生产他付出自己的劳动力时得到的价值；这是工作日的必要部分，但决不是工作日本身。为了确定工作日，必须〈为什么？〉加上不定部分；虽然这个部分是不定的，但它终究有自己的必要界限。” （1）“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劳动力按照它的价值买卖。与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如果生产工人平均每天所消费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那末他平均每天就要工作6小时来生产他一天的劳动力，或者说，再生产出他出卖劳动力时得到的价值。在这种场合下，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是6小时，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定量。但是这并不能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长度…… 固然，它的一部分是由工人本身不断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短而变化……虽然工作日不是固定量，而是流动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第198、199页）[198]〔第260、261页〕［注：本文中六角括号内的页码是“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的页码。译文有改动。——译者注］ （2）“一个〈界限〉，即最高界限以生理上的可能性为依据〈界限怎么能以可能性为依据！〉，也就是以人能工作的时间长度为依据，因为他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就必须睡觉、休息、穿衣、保持清洁。最低界限取决于那些由每一时代的文化状况决定的要求。依照这种文化状况和现存立法，工作日和剩余劳动的时间也就不同。与此相应，就有8小时、10小时、16小时，甚至18小时的工作日。” （2）“不过它（工作日）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当然，如果我们假定……剩余劳动＝0，那末就可以得出它的最低界限，也就是工人为了维持本身的生存所必须工作的那段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存生产方式下，必要劳动始终只是工作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界限。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超出一定限度。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生理界限。人在一昼夜（它的自然长度等于24小时）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而这种生理上的能量消耗的限度就成为他在生理上可能支出的劳动时间的限度。一匹马天天工作，每天也只能工作8小时。人每天必须有一定时间休息、睡觉，也必须有一定时间满足其他的生理需要，如吃饭、穿衣、保持清洁等等。除了这种纯生理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会遇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但是这两个界限（即最高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可以使工作日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我们就看到有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的工作日。”（第199页）〔第261—262页〕 冯·霍夫施泰滕先生进行剽窃以后，就把他所抄袭的段落变成无稽之谈。例如，在冯·霍夫施泰滕先生看来，工作日的最高界限是由纯生理界限决定的，而它的最低界限是由道德界限决定的，而这是他在事先鹦鹉般地重复了我的下面这句话之后说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也就是它的绝对最低界限，是由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3）“英国的经验表明，较短的工作日可以获得同样大的剩余劳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大大强”化了。 （3）关于在英国用法律上强制地缩短工作日的办法来使劳动强化和取得同样大的或更大的“剩余劳动”。见第401—409页〔第495—507页〕 （4）“可见，资本家力图以尽量延长工作日为目的。〈何等荒唐！力图以……为目的！〉但是工人只有一种商品，即他的劳动力，如果超过了劳动力中的一定点〈什么叫超过劳动力中的一定点？〉，那末他就应当说：我被用尽了〈！〉，我被杀害了。〈妙极！在他被杀害之后，他还应当这么说！〉因此〈因为他应当这么说！〉劳动的尺度应当按照工人的利益而规定下来，使劳动力这一商品能够尽可能久地保持下来得到使用。这样，他只要求履行他的正当权利。〈他刚抱怨他被用尽了，而现在又要求，他被使用的正当权利！〉” （4）“资本家行使他买主的权利，尽量地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他就要使一个工作日成为两个工作日。但是，这个出售的商品的特性却给它的买主造成使用界限，而且工人也要行使他卖主的权利，尽可能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标准时间之内……我愿意（他说）保持我唯一的财富——劳动力……使用我的劳动力和盗窃我的劳动力完全是两回事……你使用三天的劳动力，只付给我一天的代价。这是违反我们的合同和商品交换规律的。总之我要求标准长度的工作日……”（第202、201页）〔第265、、264页〕 （5）“在英国〈工作日的〉这个量由法律规定为10小时〈！〉，那里由工厂视察员向内阁报告这一法律的遵守情况。在许多国家也有限制童工劳动的法律：在奥地利、瑞士、美国和比利时〈！〉正在拟定类似的法律〈！〉。在普鲁士也有这类法律，但是它们只存在于纸上，从来没有得到遵守。在美国，在以奴隶的解放为结果的战争结束以后，甚至提出过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也建议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5）“1850年制定的现在还通行的工厂法（不是在英国，而是在马克思所举出的联合王国的个别工业区中）规定，一周平均的工作日为10小时……为了监督法律的执行，设置了专门的工厂视察员，他们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每半年由议会公布一次。”（第207页）〔第271—272页〕 ……在北美合众国的一些州不是准备而是实行限制幼年工的工作日（第244页）〔第314页〕，在法国全面限制工作日（第251页）〔第321页〕，在瑞士的一些州（第251页）〔第322页〕、在奥地利（第252页）〔第322页〕对儿童全面限制工作日，而在比利时并没有类似的法律。（同上）如果冯·海特、曼托伊费尔等人的指令得到执行，那末它们是值得称道的。（同上）“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共和国的一部分仍被奴隶制度玷污，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难展开……但是随着奴隶制度的死亡，立刻就诞生了新生命。内战的第一个果实就是：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同时，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提出……‘我们建议以8小时为工作日的法定界限’。”（第279—280页）〔第353页〕 像冯·霍夫施泰滕先生一样，那位在他之后的演说家，汉堡的盖布先生同样地歪曲马克思所叙述的英国工厂立法史。他们两人都竭力掩盖自己的智慧的来源。 卡·马克思写于1867年12月6日 载于1867年12月12日“未来报” 第291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未来报” 注释： [197]“剽窃者”一文是卡·马克思针对拉萨尔分子霍夫施泰滕于1867年11月24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写的，关于这次大会的详细报道载于1867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9号附刊。霍夫施泰滕在发言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些段落，歪曲它们的意思，而且既没有注明书名，也没有说明作者的名字。 “剽窃者”一文发表在1867年12月12日“未来报”第291号附刊，发表时没有署名。——第248页。 [198]本文此处和以下各处，以及“资本论”的各篇评论中，圆括号内的页码是“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的页码。——第24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195] 星期三晚间在西区东城堡街16号总委员会驻在地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如下的意见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见书。 谨致尊敬的陛下大臣格桑-哈第。 在本意见书上签名的欧洲各国工人组织的代表声明： 处决在曼彻斯特被判处死刑的爱尔兰犯人，将会给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道义影响造成很大损失。根据虚假的证词和错误的判决（赦免马瓜伊尔这一事实正式证实了这一点）处决四名犯人，将是一种政治报复，而不是司法行为。即使曼彻斯特陪审法庭的判决和判决所依据的证词没有被不列颠政府自己所污损，不列颠政府现在也应当在旧欧洲的血腥做法和大西洋彼岸的年轻共和国的宽大仁慈[196]之间有所选择。 我们要求减轻判刑。减轻判刑将不仅是一种正义的举动，而且是一种政治上的明智举动。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约翰·韦斯顿 美国书记罗·肖 法国书记欧仁·杜邦 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 瑞士书记海尔曼·荣克 西班牙书记保·拉法格 波兰书记扎比茨基 荷兰书记德金德兰 比利时书记贝森 总书记格·埃卡留斯” 1867年11月20日 卡·马克思写 载于1867年11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6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所抄的手稿副本译的 注释： [195]总委员会致英国内务大臣格桑-哈第的意见书，是马克思1867年秋所组织的英国工人支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文件。 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先后成立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芬尼亚社社员由于自己的密谋策略及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脱离爱尔兰广大人民阶层，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其中包括英国工人争取选举改革的斗争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这一运动的革命性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曾极力引导这一运动走上举行群众性发动和同英国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道路。1867年2—3月间，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在各郡分散举行的零星发动遭到镇压，许多领导人被捕并交法庭审判。9月18日，为了营救两名被捕的芬尼亚社领导人凯利和迪集，在曼彻斯特组织了对囚车的武装袭击。凯利和迪集逃跑成功，但在冲突中有一名警察被击毙。五人当场被捕，他们被控杀害警察并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人（马瓜伊尔）后来被赦免，另外一人（康当）由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其余三人（拉尔金、阿林和奥勃莱恩）于1867年11月23日被处决。判处死刑的事件在爱尔兰和英国引起了广泛的抗议浪潮。总委员会委员、其中包括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参加了这一运动；杜邦于1867年10月14日在巴黎报纸“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芬尼亚运动的文章。但是声援芬尼亚社社员的行动没有得到沾染了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观点的总委员会英国委员的支持。关于这一点，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10月23日、30日和11月1日改革同盟委员会讨论谴责芬尼亚社社员为叛乱者的决议时所采取的立场就是一个证明。马克思为了力求制定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统一策略并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坚持在总委员会中就爱尔兰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辩论时邀请爱尔兰和英国报界的代表出席。1867年11月19日和26日进行了辩论（见本卷第499—505页）。 由马克思用英文起草的“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个意见书，为总委员会在1867年11月20日举行的非常会议批准。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手抄的该意见书副本被保存下来，副本的文字和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记载的文字完全相同。由于工联领导人的反对，该意见书没有以英文发表。该意见书在1867年11月24日的“法兰西信使报”上以法文发表。 “法兰西信使报”（《LeCourrierfrancais》）是一家政治性的周报，从1867年6月18日起改为日报；1861—1868年在巴黎出版；从1866年5月20日起蒲鲁东主义者奥·韦莫雷耳担任该报编辑。在这一时期，该报实际上是国际在法国的机关报；这家报纸登载过国际的文件和杜邦寄自英国的通讯，也刊登过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翻译的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第246页。 [196]暗指1863年林肯总统和1865年约翰逊总统对站在南部各州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的人进行的大赦。——第24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19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注：KarlMarx.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ErsterBand.Hamburg，Meissner，1867.——编者注］ 这本书会使某些读者很失望。在某些圈子内已经有好几年谈到它的出版了。书里毕竟应该揭示出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药方，而另一些读者在终于看到关于它出版的消息后，可能会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不过他会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一点在784页的篇幅上会向他说得非常清楚明白的，谁有眼睛，谁就会看到：这里社会革命的要求是足够清楚地提出来了。这里所指的不是像已故的拉萨尔所说的拥有国家资本的工人协会，这里所指的是根本消灭资本。 马克思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始终如一的革命家，并且在科学著作中没有人像他那样毫不掩盖自己的这些观点。可是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我们将知道，大工业“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从而也使形成新社会的因素和变革旧社会的因素成熟起来”，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消灭，“恢复了个体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基础的，就是说，是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194] 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满足，并且照已出版的这一卷来判断，这部著作所约许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关于这个有意义的问题也将给我们提供很少的东西。可是这一回我们应该满足于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中展现出非常广阔的天地。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能对这部卷帙庞大的书中所做的详细结论作科学的评价，我们甚至不能简略地转述那里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理。大家多少知道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归结为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这个原理像红线一样也贯串着所评论的这本书全部，只是在这里它比从前表述得远为明确，更彻底地贯彻到它的一切结论中，更紧密地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或者更直接地同它们处于对立地位。著作的这一部分由于力图达到严格的科学性而比我们所知的一切先前的类似著作出色得多，并且可以看到，作者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理论，而且对整个科学是抱着认真的态度的。 在这本书中特别引我们注目的是下面这一点：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看做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看做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甚至当自然科学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著作就够了，——政治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却还是像数学一样是如此抽象的和普遍的科学。这本书的其他一些论断无论遭到怎样的命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不可抹煞的功绩，是他结束了这种局限的观念。例如，在这本著作出现以后，已不可能把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了；不可能把对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有效的规律，直截了当地搬到古代的关系或中世纪的行会上去，或者当这些现代的规律不适合于先前的关系时，简单地宣布后者为异端。所有一切民族中，德国人是最具有（而且也许差不多是唯一具有）历史观念的，因此正又是德国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发现了历史的联系，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7年11月3日和8日之间 载于1867年11月17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31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杜塞尔多夫日报” 注释： [193]弗·恩格斯的这篇评论通过卡·济贝耳的介绍于1867年11月16日发表在“杜塞尔多夫日报”第316号上，没有署名。 “杜塞尔多夫日报”（《Düsseldorfer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26年至1926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该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方针。——第243页。 [194]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见“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64—965页）。此处和本卷以后各处的“资本论”引文，都是根据德文第一版。德文第四版与德文第一版有些不同。——第24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爱北斐特日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爱北斐特日报”作[19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1867年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版第一卷） 这部50印张的学术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我们的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外是工人阶级的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我们回忆一下，1849年“新莱茵报”以西里西亚农民的名义，提出了“西里西亚的十亿”[191]的要求。该报确定，在废除农奴制和封建赋税时，单是从西里西亚农民非法地夺去而落到大土地占有者口袋里的，总额就有10亿塔勒，因此该报要求归还这个总额。可是早就被封闭的“新莱茵报”的先生们，正如圣西维拉及其占语集一样：给他们的越少，他们要求得就越多。10亿塔勒与现在以全体工人阶级的名义所提出的那个巨大要求比起来算得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应该这样来了解这件事啊！既然有产阶级全部积累起来的资本不外是“无偿劳动”，那末显然从这里应该直接得出结论说：这种劳动应该在事后得到偿付，就是说，这里所指的全部资本应该交给劳动。也许那时就应该预先谈谈，到底是谁有权获得这种资本。可是把玩笑丢在一边吧！虽然所论述的这本书对事业抱有激进社会主义的态度，虽然它在各方面以极其严酷无情的态度反对被认为有权威的人，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本书是追求最严格的科学性的高度学术性著作。报刊上已不止一次地谈到，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结果，并以此为社会主义的意图，奠定直到现在为止无论傅立叶和蒲鲁东，亦无论拉萨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科学基础。关于这部著作，在报刊上很早就有报道，并且常常有。1859年柏林敦克尔出版社曾出版“第一分册”[192]，可是其中所谈的事物没有直接的实际的意义，因此很少引起过注意。以后几分册没有问世，新的社会主义科学似乎忍受不了产痛。人们对这个新发现的讽刺是多么尖刻：关于它的消息是如此经常地向世界宣告，而似乎又永远不能问世！可是好了，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第一卷”，——如已经说过的，有50印张，——并且谁也不能否认，它包含着充分的、并且非常充分的勇敢而大胆的新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科学的形式呈献出来的。这一次马克思拿他的不平常的原理，不是向公众，而是向科学界人士请教的。科学界人士应该保卫他们那些在这里被从根本上驳斥的经济理论的规律，他们应该证明，资本固然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但不是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拉萨尔是实际的鼓动家，所以可以限于用实际鼓动性质的言论在日报上、在集会上来反对他。可是这里涉及的是系统的科学理论，这里日报就解决不了问题，这里只有科学可以做出决断。应该期望像罗雪尔、劳、麦克斯·维尔特等人不要放过机会保卫到现在为止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来反对这个无疑地不能轻视的新的进攻。社会民主主义的种籽在青年一代和工人居民中间已经在很多地方长出芽来了，所以他们也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充分的新的养料。 弗·恩格斯写于1867年10月22日 载于1867年11月2日“爱北斐特日报”第30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爱北斐特日报” 注释： [190]弗·恩格斯的这篇评论通过卡·济贝耳的介绍发表在1867年11月2日“爱北斐特日报”第302号上，没有署名。 “爱北斐特日报”（《Elberfelder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34年至1904年在爱北斐特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241页。 [191]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以“西里西亚的十亿”为题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和281号上的一系列文章。1886年这些文章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内容略有改动，书前有恩格斯写的序言。见W.Wolff.《DieschlesischeMilliarde》.Abdruckausder《NeuenRheinischenZeitung》.März-April1849.MitEinleitungvonFriedrichEngels.Hottingen-Zürich，1886。——第241页。 [192]是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4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莱茵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莱茵报”作[18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 1867年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版 ［注：KarlMarx.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I.Band.DerProduktionsprozessdesKapitals.Hamburg，O.Meissner，1867.——编者注］ 普选权给我们到现在为止已有的议会政党，增添了一个新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最近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大城市里和所有工厂区里，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并且选出了6个或8个代表。与以前的选举比较，它显示出更大得多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至少现在它还处在增长的过程中。在一个由于普选权而使人数最多、最贫穷的阶级作出最后决定的国家中，要继续用高贵的沉默来对待这个政党的存在、活动和理论，便是愚蠢的了。 无论少数社会民主党议员之间有多大的分歧，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政党的一切党团，都将欢迎这部书，把它看做自己理论的圣经，看做一个武库，他们将从这个武库中取得自己的最重要的论据。单是这个原因，这本书就值得特别注意。但就是照它的内容来看，也是引人注目的。拉萨尔的主要论据——拉萨尔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仅仅是马克思的学生——限于不断重复所谓李嘉图的工资律，而这里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的作者，却以无可争辩的罕见的博学，在与整个经济科学的联系中，考察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全部关系，把“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并且根据以无可怀疑的知识所作的绝对认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其次，我们还想使人们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部著作的最后结论，作者在其整个篇幅中以全新的观点陈述了政治经济学上许多重要之点，并在纯科学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结果，这种结果大大不同于一切先前公认的政治经济学，并且使一些学院的经济学家如果不愿自己先前的学说遭受复没，不得不予以严厉的批评和作科学上的反驳。为了科学的利益，希望在专门书刊上，尽快地围绕这些重要之点展开论战。 马克思从阐述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开始；其中最重要之点，早已在一部单独的著作[188]中发表过了。然后他转到资本上，而这里我们立刻就接近到本书的中心点了。资本是什么？是一宗货币，这宗货币变成商品，以便从商品再变成比原先数量更多的货币。我用100塔勒买棉花，以110塔勒把它卖出，我就证实了我的100塔勒是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赚的10塔勒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两次简单的交换，100塔勒怎样就变成110塔勒的呢？要知道政治经济学恰巧假定：在任何交换中都是等价交换。于是马克思分析了一切可能的情形（商品价格的涨落等等），证明在政治经济学当做出发点的前提下，由原来的100塔勒形成10塔勒的剩余价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过程每天都在发生，而经济学家们却始终没有向我们加以解释。马克思对这件事做了如下的说明：这个谜只有这样才能解开，即我们在市场上找到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创造交换价值。这种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劳动力。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并且迫使这种劳动力为自己工作，以便把它的产品卖出去。所以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劳动力。 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根据众所周知的规律来说，这就是依照该国和该时代在历史上形成的水平，工人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要的那些生活资料的价值。我们假定工人得到自己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其次，我们假定，这个价值表现在每天6小时的劳动上，或半个工作日上。可是资本家硬说他购买了整个工作日的劳动力，于是迫使工人工作12小时或12小时以上。因此，在12小时的劳动下，他无偿地获得了6小时劳动的产品。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任何剩余价值，——无论它如何分摊，是作为资本家的利润、作为地租或赋税等等，——都是无偿劳动。 由于工厂主所关心的是每天尽可能榨取更多的无偿劳动，而工人的利益则相反，这样就发生了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在值得特别注意的将近100页篇幅的例解部分中，马克思描写了英国大工业内这个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不管主张自由贸易的工厂主的反对，去年春天以下述结果而告结束：不仅全部工厂工业，而且全部小企业，甚至全部家庭工业，都纳入了工厂法的范围内；按照这个工厂法，规定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内，妇女和18岁以下的儿童（从而也间接地规定了男子）每天最高限度的劳动时间为10小时半。[189]马克思同时也说明，为什么英国工业不仅不因此而受到损失，反而得到好处，因为每一单个人的劳动，都因强度的提高超过时间的缩短而增加了。 可是除了把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或生活资料价值所需要的时间之外，剩余价值还可用另外的方法来增加。在一定的工作日中，比如说12小时的工作日中，按照我们先前的假定，包含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如果能用某种方法把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为5小时，那末就余下7小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了。这可以用缩短生产必要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达到，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用减低生活资料价值的方法来达到，而后者又可以用改进生产的方法来达到。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又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考察和研究了三个可以实现这种改进的主要方法：（一）协作，或由于许多人同时有计划地合作而产生的力量的增强；（二）分工，即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大约在1770年以前）发展起来的那种分工，最后，（三）机器，大工业借助于机器从那时起就发展起来。这些研究也很有意义，并且显示出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惊人知识，一直到工艺学上的细节……［注：手稿缺少一页；该页大概是分析关于剩余价值和工资的问题，没有保留下来。——编者注］ 我们不能更详细地论述关于剩余价值和工资的研究，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们只想指出一点：正如马克思用许多引证所指出的，即使学院经济学也并非不知道这个事实，即工资少于全部劳动产品。我们应该希望，这部书将给那些教授先生们有机会至少向我们更详细地说明这个奇异之点。应该特别赞扬的是：马克思所引证的一切事实材料，都取自最可靠的来源，大部分是取自正式的议会报告。关于这一点，我们支持作者在他序言里间接提出的这个建议：在德国也通过政府的专员，——但这些专员不应是怀有成见的官僚，——对各种不同工业部门内的工人的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并向议会和公众提出报告。 第一卷以研究资本的积累结束。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可是我们必须承认，这里也提供了很多新的东西，而旧的东西也从新的方面来阐明了。这里最特出的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与资本的积聚和积累同时并进地也发生了工人过剩人口的积累，而这两个过程归根到底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变革的必要，另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变革的可能。 无论读者对于作者的社会主义观点抱什么态度，我们相信上述一切还是可以向他指出：读者在这里所读到的是远远高出于现今一般社会民主主义书刊的一部著作。我们还要指出：除了开头40页有些困难的辩证法的东西外，虽然有极严格的科学性，这部书还是容易理解的，并且由于作者对谁也不宽恕的讽刺的文笔，甚至是有趣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7年10月12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7年版第2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87]这篇评论是弗·恩格斯为“莱茵报”写的，但该报没有刊登，该报编辑人之一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这时已成为自由主义者。评论的全文以手稿的形式保留下来，1927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Marx-Engels-Archiv》，Bd.2）上第一次用原文发表，同年在“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4期上用俄文发表。 “莱茵报”（《Rheinische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63年至1866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1867年至1874年在科伦出版。——第236页。 [188]是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37页。 [189]是指1867年8月15日通过的关于把工厂法的作用范围扩大到新的工业部门的法律。——第23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18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共784页八开本 ［注：KarlMarx.DasKapital.ErsterBand.Hamburg，Meissner，1867，784Seiten.8°.——编者注］ 我们这个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贡献如此少，这对于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可悲的事实。这方面我们大名鼎鼎的人物，充其量不过是像劳和罗雪尔那样的编纂者，如果人们也会读到什么创见的话，那我们就会碰到像李斯特那样的保护关税论者（其实他是从一个法国人[185]那里抄袭来的），或者是像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那样的社会主义者。显然，我们御用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要把任何认真地研究经济科学的人，都推到社会主义的怀抱里去。要知道我们大家都经历了这一事实：整个御用的政治经济学敢于在反对拉萨尔的斗争中，否认久已闻名和公认的决定工资的规律；由拉萨尔来保卫李嘉图这样的人，使之不受舒尔采-德里奇等的攻击。遗憾的是，无疑地这些先生们在科学方面甚至不能对付拉萨尔，并且不管他们的实践的努力如何值得承认，他们都应遭到如下的非难：他们的全部科学都在于传播巴师夏的掩饰一切矛盾和困难的协调论。承认巴师夏为权威，否认李嘉图——现时德国御用政治经济学的情形就是如此。的确，还能怎样呢？很遗憾，政治经济学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在科学上谁也不感兴趣的领域：它或者是为通过国家考试而必修的科目之一，或者是为进行政治鼓动而极其肤浅地学习的补助手段。这是我们国家分散状态的过错，是我们可惜还这样不发达的工业的过错，还是在这个科学部门内我们传统的对外国的依赖的过错？ 在这种情况下，读到像我们所评论的这本书是十分愉快的，在这部书中作者怀着愤怒的心情，把现在流行的鄙俗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像他极其恰当地称为的“庸俗经济学”，与它的古典的先驱者（到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止）对立起来，并且对古典派也采取批判的态度，同时始终力图不离开严格科学研究的道路。马克思先前的著作，特别是1859年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货币的著作[186]，已经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和无情的批判而出类拔萃，就我们所知，到现在为止，我们整个御用政治经济学还没有什么东西与之相对抗。既然它不能反驳那部著作，那它对现在这部有49印张的论资本的书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希望人们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不是说这本书的结论是无可反驳的，说马克思已经充分提出了自己的证明；我们只是说：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全体经济学家中间有哪一个人能把这些结论驳倒。这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有极大的科学确切性。我们首先举出全书整个巧妙的辩证的结构，举出在商品的概念中货币如何已经作为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被表述出来，货币如何转化成资本。我们承认：我们认为新介绍的剩余价值的范畴是前进的一步；我们没有看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反驳这个论断：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出现；我们认为修改李嘉图的利润率规律（即应该提出剩余价值以代替利润），是完全正确的。贯串于全书的历史的见解，使作者不把经济规律看做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做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历史的见解我们是很满意的。而遗憾的是：在我们御用经济学家那里，我们要找寻这本书里用来描写社会不同的历史状态及其存在条件的那种渊博和精细的理解力，是徒劳无益的。像关于奴隶制的经济条件和规律，农奴制和人身依附的各种不同形态，自由工人的起源等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那些专门经济学家，到现在为止还是完全陌生的。这本书里关于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研究，我们也想听听这些先生们的意见；这些先生们无论如何在这里可以知道好些新的东西。尤其是关于那些与自由竞争的一切传统理论直接相抵触的、但是在这本书里根据官方的事实材料已经证明了的事情：虽然在英国这个自由竞争的祖国，现在几乎每一个劳动部门的工作日都是借国家干涉而严格规定着的，都是有工厂视察员注视着的，可是随着工作时间的限制，不仅发生个别工业部门的高涨，而且个别工人在减少了的时间中比原来较长时间中生产更多的产品，——关于这种事情他们会说什么呢？ 遗憾的是，作者谈到德国御用经济学家时所用的那种声色俱厉的语调，不可否认是有其理由的。这些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属于“庸俗经济学”的；他们为了眼前的声誉，拿自己的科学作卖淫的勾当，背弃了科学的古典大师。他们高谈“协调”，而纠缠在最平庸的矛盾中。让这本书给他们的严厉教训，促使他们从昏睡中醒来，提醒他们，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认真、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 弗·恩格斯写于1867年10月12日 载于1867年10月30日“未来报”第254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84]这篇评论是弗·恩格斯为了粉碎官方资产阶级科学想以沉默来抵制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阴谋而写的若干篇文章中的第一篇。用恩格斯自己在1867年11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的话来说，这是一篇“最不得罪人的”文章，他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使德国任何自由资产阶级的报纸都能够刊登它。通过路·库格曼的介绍，这篇评论发表在1867年10月30日“未来报”第254号上，没有署名。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指出，报纸编辑部是以“压缩和歪曲的形式”发表这篇评论的。 “未来报”（《DieZukunft》）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1868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在这家报纸上还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第232页。 [185]是指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弗·路·费里埃及其著作“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Dugouvernementconsidérédanssesrapportsaveclecommerce》.Paris，1805）。——第232页。 [186]是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该书大部分篇幅是研究货币和货币流通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第23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183] 建议总委员会的代表不正式参加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并在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反对任何主张正式参加的建议。 卡·马克思于1867年8月13日提出 载于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第30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83]这一决议草案是马克思在1867年8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问题作了发言（见本卷第612—613页）以后提出来的。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1867年在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积极参加之下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同盟的成立大会定于1867年9月9日即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在日内瓦开幕。总委员会所一致通过的这项决议草案是对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首先是对总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的。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的这份文件是从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第305号剪下贴上的。——第23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辟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辟谣[182] 敬请“北德报”编辑部将下面的辟谣声明刊出。 致深切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致“北德报”编辑部 在贵报第5522号上，想必是由于疏忽，刊载了如下一则简讯： “寓居伦敦的马克思博士……闻将周游大陆各国，其目的就是为此事（在波兰“即将爆发的起义”）进行宣传。” 显然，这只是警察当局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卡尔·马克思 1867年2月18日于伦敦 第一次发表于1901年“新时代”杂志第3期（第2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路·库格曼所抄的卡·马克思的手稿副本译的 注释： [182]这份辟谣声明是马克思于1867年2月18日寄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马克思请库格曼设法把它刊登在汉诺威的自由派报纸“北德报”上或任何其他的地方报上。当时，所以特别需要刊登这个辟谣声明，还因为再过几个星期马克思的确要动身到德国去，去的目的是把“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带给奥·迈斯纳，并和他商谈该书的出版事宜。 在接到马克思的声明之后，“北德报”于1867年2月21日刊登了如下一则简讯：“据卡尔·马克思先生从伦敦寄给我们的声明，英国报纸所传他打算积极参与在波兰即将爆发的起义的筹划并准备为着这个目的周游大陆各国的消息（见“北德报”第5522号），纯系杜撰。” 辟谣声明的俄文是按库格曼所抄的马克思的手稿副本译的。第一次发表于1901年“新时代”杂志第3期（第2卷）。——第23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173] 女士们！先生们！［注：“自由之声”报所刊载的马克思的演说词，前面有这样一句话：“德国人马克思博士首先提出了一项简短有力的决议案：‘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编者注］ 三十多年前在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是刚同查理十世签订了一项改善欧洲行政管理和地理安排的密约的圣彼得堡没有料到的事件。接到这个破坏了全部计划的消息之后，沙皇尼古拉召集了近卫军军官，对他们作了简短的杀气腾腾的演说，最后一句话是：“先生们，备马吧！”这并不是空洞的威吓。帕斯凯维奇被派到柏林，为的是在那里准备入侵法国的计划。几个月功夫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普鲁士人应当在莱茵河集结，波兰军队应当进驻普鲁士，而俄国佬［注：马克思用“俄国佬”一词指沙皇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的卫道者（并见本卷第594页）。——编者注］则应跟在他们后面。然而那时，正如拉斐德在法国众议院所说的，“前卫军把武器调转来对准了主力部队”[174]。华沙的起义把欧洲从再一次的反雅各宾战争中拯救了出来。 过了十八年，又有一座新的革命火山爆发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又发生了一次震撼整个大陆的地震。甚至连德国也显得不安宁了，虽然自从所谓的争取独立的战争以来俄国就一直把它当做幼儿一样地看管起来。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维也纳在所有的德国城市中第一个尝试筑起街垒，并且顺利地筑成了。这一次——看来这是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俄国失去了自制。沙皇尼古拉不再向近卫军发表演说，而向他的人民颁布诏书，诏书中说道：法国的瘟疫甚至传染上德国了，它已逼近了帝国的边界，疯狂的革命把自己狂热的视线转向了神圣的罗斯。“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喊道。要知道就是这个德国许多年来都是无神论的策源地。亵渎神明的哲学的溃疡已经损伤了这个表面上看来如此仪表堂堂的民族的生命中枢。最后他用对德国人的号召结束了他的诏书： “上帝和我们同在！放明白些吧，异教徒，降服吧，因为上帝和我们同在！”[175] 在这以后，他立即通过自己的忠实奴仆涅谢尔罗迭交给德国人另外一封对这个异教民族充满温情的照会[176]。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事情是这样的：柏林人不仅完成了革命，而且扬言要恢复波兰，而普属波兰人则被人民的热情引入迷途，也开始在波兹南修建兵营。沙皇因此才摆出了这副殷勤的姿态。又是波兰人民、这个欧洲的不死的勇士迫使蒙古人退却了。只是当波兰人被德国人、尤其是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出卖之后，俄国才惊魂初定，并准备了足够的兵力，以便对1848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掩蔽部——匈牙利进行打击，然而，就是在这里，同俄国人战斗的最后一个勇士仍然是波兰人贝姆将军。 现在还有一些十分天真的人，他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变了。像一位法国作家说的，波兰已不再是“必要的民族”，它只是感伤的回忆而已。可是，你们知道，无论是感情还是回忆，在交易所里都没有行情。当俄国的关于废除波兰王国的最后几道命令在英国传开了的时候，大财主们的机关报[177]就规劝波兰人当俄国佬。即使是为了让英国资本家刚刚借给沙皇的600万英镑的利息更有保证，它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吗？“泰晤士报”写道：在最坏的情况下，就让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好了，只要它答应英国占领埃及，并保证英国通向广大的印度市场的道路就行！换句话说，如果俄国宽宏大量地答应英国把埃及从法国手里夺过来，那就让英国把君士坦丁堡给俄国吧。“泰晤士报”说，俄国佬喜欢向英国借钱，同时也很好地偿还。他喜欢英国钱。实实在在喜欢。然而他怎样喜欢英国人呢——关于这一点，1851年12月的“莫斯科新闻”[178]对你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不，最后一定轮到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注：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译者注］，过些时候我们只会在加尔各答同这个民族签订条约。” 我要问你们，有什么东西变了呢？来自俄国的危险减弱了吗？没有。只是欧洲统治阶级的理智昏瞆到了极点。首先，根据俄国官方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供认，俄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179]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只有统治着一群野蛮人的善于随机应变的政府才能在目前想出类似的计划来。正如近代最大的俄国外交家波茨措-迪-博尔哥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写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中关于这一点所谈到的那样：波兰是实现俄国对世界霸权的贪欲的最重要的工具，然而当受尽欧洲不断变节的折磨的波兰人还没有变成俄国佬手中可怕的鞭子之前，它仍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撇开波兰人民的情绪不谈，请问，是否出现了什么东西妨碍俄国实现它的计划或遏止它的行动呢？ 我不必提醒你们：俄国的侵略政策在亚洲正获得接二连三的成功。我不必提醒你们：所谓的英法对俄战争把高加索的山地要塞、黑海的统治权，以及叶卡特林娜二世、保罗和亚历山大一世曾经枉费心机地想从英国手里夺去的海上权利交给了俄国。铁路正在把俄国分布很广的兵力连接起来和集中起来。俄国在会议桌上的波兰[180]（它构成俄国在欧洲的强固营垒）的物质资源不可思议地增长了。华沙、莫德林、伊万城——拿破仑第一选定的各个据点——的工事控制着整个维斯拉河，并且是向北、向西和向南进攻的有威胁性的桥头堡。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随着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衰落而一步跟一步地前进。而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意味着什么呢，你们可以从1848—1849年的经验中弄清楚，当时曾在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和拉德茨基麾下作战的斯拉夫人，侵入了匈牙利，破坏了维也纳，摧毁了意大利。除了这一切以外，英国对爱尔兰的罪行也给了俄国一个在大西洋彼岸的新的强大的同盟者。 彼得一世有一次曾经感叹，在征服世界方面，俄国佬所缺少的只是士气。［注：在“社会主义报”上刊登的马克思的演说词中，这句话是这样的：“俄国政策的着眼点并没有改变；从1848年起实现它的手段大大增多了，不过，只是有一点对它说来到现在还是达不到的，彼得一世也曾经提到这个弱点，他曾经感叹，在征服世界方面，俄国佬所缺少的只是士气。”——编者注］俄国所需要的旺盛士气只有在吞噬波兰人之后才能进入它的躯体。那时你们把什么东西投到天秤的另一端呢？人们会根据不同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说，俄国由于解放了农民而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另一些人断言，不久前聚集在普鲁士人手里的德国实力能够抵挡亚洲人的一切打击。而某些更激进的人却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西欧的内部社会改造上。［注：在“社会主义报”上，这一段的末尾是这样的：“从大陆来的欧洲人可能回答我说：俄国由于解放了农奴，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不久前聚集在普鲁士人手里的德国实力能够抵挡亚洲人的一切打击；最后，西欧的社会革命将消除‘国际冲突’的危险。只看‘泰晤士报’的英国人可能反驳我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英国就会占领埃及，并从而保证通向广大的印度市场的道路。——编者注］ 那末，谈到第一种意见，即俄国农奴的解放，只能说它使最高政权摆脱了贵族可能对其中央集权活动所起的反作用。它为招募自己的队伍创造了广泛的条件，它破坏了俄国农民的村社所有制，分离了农民，巩固了他们对沙皇爷爷的信仰。它没有清除掉他们的亚细亚的野蛮性，因为文明是要用好些世纪来建立的。任何提高他们道德水平的尝试都被当做罪行受到惩罚。只要提醒你们关于政府对戒酒协会的惩罚就够了，那些戒酒协会力图把俄国佬从费尔巴哈称之为俄国佬的宗教的物质实体的东西、即伏特加酒中拯救出来。农民的解放在将来会引起什么后果还不知道，不过它增加了沙皇现有的实力这一点，在今天已看得很清楚了。 现在来谈谈普鲁士。这个波兰从前的附庸只是在俄国的庇护下并且靠瓜分波兰才变成头等强国的。如果普鲁士明天失去了它在波兰猎获的东西，它就会溶合在德国里面，而不是把它吞并。它要作为德国内部的一个特殊的强国而存在，就一定要依靠俄国佬。不久前它的统治的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这种关系，反而使这种关系变得如胶似漆，并加强了同法国和奥地利的对抗。同时俄国是霍亨索伦王朝及其封建诸侯建立它们无限权力的支柱。它是它们用来对付人民的不满的盾牌。因此，普鲁士并不是对抗俄国的堡垒，而是俄国准备用来入侵法国和征服德国的工具。 至于谈到社会革命，它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比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封建领主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可能不那样残酷，可能血流得少一些。但愿能够如此。可是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危机，尽管能加强西欧各国人民的力量，还是会和任何的内部冲突一样，将同时引起外来的侵犯。它将又一次使俄国扮演它在反雅各宾战争期间和自从神圣同盟产生以来所扮演过的角色——天定的秩序救主。俄国将会把欧洲所有的特权阶级召募到它的队伍里。在二月革命的时候就已经不止一个蒙塔朗贝尔伯爵把耳朵贴在地上，聆听哥萨克的马蹄声是否动地而来。[181]已经有不止一批忠实的普鲁士仆从在德国的代表会议上对沙皇称“父”称“君”。在所有的欧洲交易所里，俄国人的每一次胜利，都使证券的行情上涨，而每一次失败又会使它下跌。 总之，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卡·马克思写于1867年1月22日左右 载于1867年2月10日“自由之声”报第130号和1908年3月15日“社会主义报”第1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波兰文“自由之声”报，并根据“社会主义报”校对过 注释： [173]这是马克思于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剑桥大厅举行的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四周年的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这次会议是国际总委员会和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支部共同组织的。马克思积极参加了这次大会和大会的筹备工作。3月12日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支部向总委员会、向马克思和其他演讲人致谢，感谢它组织这次大会，感谢他们的发言。 包括马克思的演说词在内的会议的详细报道，载于1867年1月31日和2月10日波兰文“自由之声”报第129号和第130号，编辑部还作了按语，说“本报一字不易地刊登了这篇以观察精湛缜密、结论合乎逻辑而见称的演说”。 马克思演说词英文手稿的译文在1908年3月15日还刊登在法国社会主义报纸“社会主义报”第18号上，手稿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寄给编辑部的。我们没有得到马克思的这份手稿，据“社会主义报”编辑部说，手稿带有草稿的性质，没有注明日期；其中某些段落被马克思亲自划掉了。核对“社会主义报”刊出的法文演说词和“自由之声”报刊出的波兰文演说词表明，马克思在手稿上划掉的段落并非他在发表演说时省略的，只是次序有变动。已发表的两份演说词除了某些挪动外，几乎每个字都一样。本卷所收入的马克思的演说词是根据马克思生前发表在“自由之声”报上的文字。 “自由之声”（《GlosWolny》）是波兰文报纸，1863年1月在伦敦创刊，每月出3号；是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该报编辑是安·扎比茨基。——第224页。 [174]摘自拉斐德于1831年1月16日在法国众议院会议上的发言，发言发表在1831年1月17日的“总汇通报”上。——第224页。 [175]尼古拉一世的“诏书”载于1848年3月15日“北方蜜蜂”报第59号。——第225页。 [176]指1848年7月6日涅谢尔罗迭给俄国驻德意志各邦的大使们的通告。马克思在“俄国的照会”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这个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42—349页）。——第225页。 [177]马克思指的是1867年1月7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第226页。 [178]指“莫斯科新闻”（《Mосков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它是最老的俄国报纸之一，从1756年至1917年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带有反动倾向。——第226页。 [179]见尼·米·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1835年圣彼得堡版第11卷第1章第23页。——第226页。 [180]会议桌上的波兰——是对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227页。 [181]暗指1851年7月17日维·雨果在法国国民议会会议上发言中的话；该发言发表在1851年7月18日“总汇通报”上。——第22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67] 1.国际协会的组织 临时中央委员会建议大体上采纳临时章程中所阐述的组织计划。两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这一计划的正确性，并证明易于把它应用于不同国家而不致使行动的统一受到损害。我们建议下一年中央委员会仍设在伦敦，因为大陆的情况看来不利于作任何的改变。 中央委员会委员自然应由代表大会选出（临时章程第五条）；中央委员会有权加聘委员。 总书记应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任期一年，是协会中唯一领取薪金的负责人。我们建议每星期付给他两英镑。［注：在法文和德文版里，下面紧接着这样一段话：“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应由代表大会选出；各个委员的职权由中央委员会确定。”——编者注］ 协会每个个人会员的统一年度会费规定为半辨士（或一辨士）。会员卡（证）的费用另付。 我们号召协会会员组织互助会，并彼此建立国际联系，同时，我们把这一问题（组织互助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的动议权留给瑞士人，因为他们在去年9月的代表会议上曾提出这项建议。 2.在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 （a）一般说来，这一问题包括国际协会的全部活动，因为协会的目的就在于把至今仍然分散的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 （b）我们协会至今成功地执行着的一个特殊职能，就是反对资本家在工人罢工和同盟歇业时随时准备利用外国工人作为工具来对付本国工人的阴谋。协会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力使各国工人在争取自身解放的统一大军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像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 （c）由工人阶级自己所进行的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将是“国际联合行动”的伟大范例。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该熟悉所要涉及的资料。工人一旦开始这项巨大的劳动，就会证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我们建议： 在设有本协会分部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始工作，按下述调查大纲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资料。 代表大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参加收集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统计材料的工作；报告和实际资料应寄给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总报告，把实际资料作为报告的附录。 这项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每年的例行代表大会，经大会批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调查大纲（当然每个地区均可有所改动） 1.生产部门的名称。 2.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人数。 4.工资：（a）学徒工资；（b）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间人所付的工资额。平均周工资、平均年工资。 5.（a）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b）如有小企业和家庭生产，则调查其中的工作日长短。（c）夜工和日工。 6.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 7.对工场和劳动条件的评定：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洁条件等等。 8.工种。 9.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10.道德状况。教育。 11.生产情况。是季节性的生产还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均衡，是否经常发生很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还是为国外市场服务，等等。[168] 3.工作日的限制 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 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这种限制是美国工人的共同要求；[169]代表大会的决定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 为了提起大陆上那些在工厂法方面经验较少的协会会员的注意，我们还要补充说明：如果不精确指明这8小时劳动安排在一天中的哪些时间里，则任何法定的限制都不能达到目的，而会遭到资本的破坏。这一时间的长短应规定为劳动8小时，外加吃饭的时间。例如，各次吃饭的时间共占1小时，法定的一天时间就应该是9小时，比如说，从上午7时到下午4时或从上午8时到下午5时，等等。夜工只能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生产行业或生产部门中当做一种例外。必须力争完全废除夜工。 这一节只涉及成年男女的情况；必须绝对禁止妇女从事任何夜工，也禁止她们从事对妇女较弱的身体有害的，以及可能使她们受到有毒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所谓成年是指年满18岁的人。 4.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 我们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应当服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但目前我们的任务只是关怀工人阶级的儿童和少年。 我们认为必须根据生理状况把男女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类，分别对待：第一类包括9—12岁的儿童，第二类包括13—15岁，第三类包括16—17岁。我们建议法律把他们在任何工场或家庭里的每日劳动时间限制如下：第一类2小时，第二类4小时，第三类6小时。第三类至少应当有1小时吃饭或休息的间歇时间。 也许，小学教育最好不到9岁就开始；不过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一种最必要的抗毒素，它被用来抵制下述社会制度的各种趋势，这种制度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把那些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母变成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 如果资产阶级和贵族忽视它们对自己后代应尽的责任，那是它们的事。享有这些阶级的特权的孩子们却不免要由于它们的偏见而遭殃。 对工人阶级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工人的行动不自由。他们在很多场合甚至十分无知，不能理解自己孩子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但不管怎样，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他们知道，首先应当使工作的儿童和少年不受现代制度破坏作用的危害。这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的途径才能办到，而在目前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工人阶级要求施行这种法律，决不是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工人阶级正在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工人阶级通过普遍的立法行为能够得到靠许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 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的产品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不言而喻，法律应当严格禁止9—17岁（包括17岁在内）的人在夜间和在一切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劳动。 5.合作劳动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但是决不指使或强迫它接受任何空论主义的制度。因此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而只应该阐明若干总的原则。 （a）我们认为，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重大功绩在于：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 （b）但是，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 （c）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从事合作贸易，不如从事合作生产。前者只触及现代经济制度的表面，而后者却动摇它的基础。 （d）建议一切合作社把自己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从行动和言论两方面来宣传自己的原则的基金，也就是说，除了传播自己的学说，还要促使建立新的生产合作社。 （e）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sociétésparactions），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 6.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a）它们的过去 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即使在物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来的公平条件下也不可能。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工人的分散状态之所以造成并继续存在，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 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们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这种竞争，以便在协定中争取到哪怕是能使他们摆脱纯粹奴隶状态的一些条件。因此，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话，仅仅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工会的这种活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还存在着现代生产方式，就不能没有这种活动。不仅如此，这种活动还应当通过各国工会的建立和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市政局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末它们作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 （b）它们的现在 工会过多地与资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因此它们几乎完全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最近看来它们总算是意识到［注：德文版加有：“至少在英国”。——编者注］它们的伟大历史使命了。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它们参加了英国目前的政治运动，[170]更多地理解了它们在美国的作用，[171]以及不久以前在设菲尔德举行的盛大的工联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这次代表会议恰当地估计了国际协会在把各国工人联合为统一的兄弟般的联盟方面的活动，并郑重地建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个团体参加这个协会，认为它能真正促进全体劳动者的进步与繁荣。”[172] （c）它们的未来 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它们承认自己是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和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因而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它们应该特别关怀那些报酬最少的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利益，例如农业工人，他们由于不利的条件而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注：法文版中不是“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是“不能进行有组织的反抗”。——编者注］。工会应该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 7.直接税和间接税 （a）无论怎样改变征税的形式，都不能使劳资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 （b）但是，如果需要在两种征税制度间进行选择，我们则建议完全废除间接税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税； 因为，间接税提高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商人不仅把间接税的总数，而且把为交纳间接税所预先垫支的资本的利息和利润也加在这些价格上来了； 因为，间接税使每个个人都不知道他向国家究竟缴纳了多少钱，而直接税则什么也隐瞒不了，它是公开征收的，甚至最无知的人也能一目了然。所以，直接税促使每个人监督政府，而间接税则压制人们对自治的任何企求。 8.国际信贷 应当让法国人去提出动议。 9.波兰问题［注：法文版的标题是：“关于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灭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编者注］ （a）为什么欧洲工人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作家和鼓动家们约好了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尽管他们也庇护大陆上的所有民族，甚至也庇护爱尔兰。他们保持沉默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无论贵族或资产者都把那个居于幕后的黑暗的亚洲强国当做抵挡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浪潮的最后堡垒。只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就会使这个强国真正被摧毁。 （b）在目前欧洲中部特别是德国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民主的波兰的存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没有民主的波兰，德国就一定会变成神圣同盟的前哨，有了民主的波兰，德国就会同共和制的法国进行合作。在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也将延缓。 （c）德国工人阶级特别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动议，因为德国是瓜分波兰的参加者之一。 10.军队［注：法文版的标题是：“常备军及其对生产的关系”。——编者注］ （a）在各种名目的资产阶级代表大会上，即和平的、经济的、统计学的、慈善事业的和社会学的代表大会上，庞大的常备军对生产的毁灭性影响，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因此我们认为，谈论这个题目完全是多余的。 （b）我们建议普遍武装人民并进行使用武器的普遍训练。 （c）作为一种临时的必要措施，我们允许保存一支不大的常备军，它可以充当训练民兵指挥人员的学校；每一个男性公民都应当在极短的时期内到这种常备军中服役。 11.宗教问题［注：法文版的标题是：“宗教思想；它对社会、政治和理智发展的影响”。——编者注］ 应当让法国人去提出动议。 卡·马克思写于1866年8月底 载于1867年2月20日英文版“国际信使”第6—7期、3月13日第8—10期，1867年3月9日和16日法文版“国际信使”第10期和第11期，以及1866年10月和11月“先驱”杂志第10期和第11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英文版“国际信使”，并根据法文版“国际信使”和“先驱”杂志校对过 注释： [167]“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是卡·马克思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写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总委员会曾在1866年7月17日的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详细制定和讨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7月31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常务委员会就议程问题做了一次报告，稍后马克思用英文写成指示，并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共有60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马克思所写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曾在大会上宣读。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这份“指示”，他们在一份专门的意见书中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马克思提出的“指示”共有9点，其中作为大会决议通过的有以下6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缩短工作日、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合作劳动、工会、常备军。关于波兰问题，通过了约·菲·贝克尔的折衷性的决议案。日内瓦代表大会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总委员会受大会委托正式公布大会的材料，这些材料发表在1867年2月20日和3月13日的英文版“国际信使”，1867年3月9日和16日的法文版“国际信使”以及其他刊物上。“国际信使”（《TheInternationalCourier》）是周刊，1864年11月至1867年7月用英文和法文在伦敦出版。法文版的名称是《LeCourrierinternational》。在1867年，它是国际的机关报。1868年10月，总委员会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重要决议和刚刚举行过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马克思受委托编辑该书。正如他在单行本序言中所指出的，他在单行本里收进了那些“必须看做是国际的纲领的组成部分”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一些决议，即根据“指示”第二点、第三点、第五点和第六点所作出的决议。单行本于1869年在伦敦出版，书名是：《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ResolutionsoftheCongressofGeneva，1866，andtheCongressofBrussels，1868》。——第213页。 [168]马克思建议的工人阶级状况统计调查大纲为日内瓦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但由于总委员会经费不足和地方组织对这件事注意不够，收集资料并把它整理成附有有关材料的总委员会的报告予以出版的工作，实行起来十分困难。在协会的以后几次代表大会——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1868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都提到了实行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工人统计的决议的必要性，1871年的伦敦代表会议把“指示”第二点的c全部写入协会的组织条例。——第215页。 [169]在美国，内战结束后，为争取通过立法手续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加强了。全国成立了许多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联盟。全国劳工同盟参加了这一运动，它在1866年8月于巴尔的摩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把劳动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第216页。 [170]这里所谈的是英国各工联于1865—1867年间广泛参加争取第二次选举法改革的一般民主运动。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于1865年春在伦敦建立了改革同盟，这是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法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订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行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某些住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都有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前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慑于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第220页。 [171]在美国内战期间，美国工联积极支援了北部各州与奴隶主斗争；1864年春工联曾起来反对反动的海斯丁斯-福哲尔罢工法案。——第220页。 [172]1866年7月17日至21日英国工联在设菲尔德举行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代表20万个有组织的工人的138位代表。主要问题是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问题，为这个问题曾专门开过几次会。代表会议号召各工联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发表于“1866年7月17日及其后四天于设菲尔德举行的联合王国工联代表会议的报道”1866年设菲尔德版（《ReportoftheConferenceofTrades’DelegatesoftheUnitedKingdom，heldin…Sheffield，onJuly17th，1866，andFourfollowingDays…》.Sheffield，1866）。——第22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德国战争短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德国战争短评[154] 一 这里将陆续发表的几篇短评的目的在于纯粹从军事观点对现在的战争事件进行公正的评述，并尽可能地指出这些事件对于当前的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最先受到决定性打击的地区必将是萨克森和波希米亚边境。意大利的战争在四边形要塞区[155]被攻占以前恐怕不会带来什么重大的战果，而攻占四边形要塞区则需要较长时间的战斗。在西德意志可能会有不少军事冲突，但是从那里的作战军队的数量看来，所有这些冲突的结局与波希米亚边境上的事件相比较，仅具有次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将暂时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转向波希米亚地区。 想要判断交战双方军队的力量，实际上只计算步兵就够了，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奥普两军骑兵数量的比例是3比2。两军炮兵的比例大约和步兵相同，每1000人平均约有3门炮。 普鲁士步兵包括253个基干营、831/2个后备营和后备军（年龄为27—32岁的第一类后备军）的116个营。后备营和后备军的营组成要塞的警备部队，此外还准备用来对德意志诸小邦作战，而基干部队则集中于萨克森及其周围以对付奥地利北部的军队。除了占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15个步兵营以及原先担任拉施塔特、美因兹和法兰克福警备部队而现在集中在维茨拉尔的15个步兵营以外，留作主力军的约有220个步兵营。连同骑兵、炮兵以及可由邻近要塞调来的后备军部队，这支军队约有30万人，编成9个军。 奥地利北部的军队有7个军，每一个军的兵力都要比普鲁士的军大得多。目前，关于它们的人员和编制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我们有一切根据来假定，它们约有32—35万人。因此，数量上的优势看来是在奥军方面。 普鲁士军队的总指挥将是普鲁士国王[注：威廉一世。——编者注]，也就是说，一位阅兵场上的英雄。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平庸的人，性格软弱，但又十分顽固。在他周围的首先将是以毛奇——一位优秀的将军——为首的总参谋部，其次是由国王的宠臣组成的“军事枢密室”，再其次则是那些可能被他召来作随员而无固定职务的将官们。在大本营本身确保军队打败仗的做法中，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效的了。在这里，在军队参谋部和国王枢密室之间从一开始便自然会产生勾心斗角，双方都要争夺最高的权力，都要制订并坚持自己得意的作战计划。单由于这一点，就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统一的目的和一致的行动。这以后就是召开无穷尽的军事会议，这些会议十次有九次是以采取某种折衷办法而结束的，而这在作战当中是最坏不过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命令常常同昨天的相矛盾，而当情况复杂或变得危急时，却又发不下任何命令，而让一切听天由命。正像拿破仑常说的：《Ordre，contre-ordre，désordre》〔“朝令夕改，一片混乱”〕。没有一个人负责，因为不负责任的国王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没有直接的命令，任何人便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国王的父亲[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在1806年的战争中便是以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指挥的，结果是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的失败以及普鲁士军队在三个星期之内全军复没[156]。没有理由认为现在的国王比他的父亲更有魄力；同时，如果说他已找到俾斯麦伯爵这样一个在政治方面可以绝对信赖的人，那末在军队里还没有这样一位有足够声望的人可以同样地担负指挥作战的全责。 奥地利军队由贝奈德克将军绝对指挥，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指挥官，至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因此，最高指挥方面的优势无疑是在奥军方面。 普鲁士军队分为两个“军团”，第一军团，在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之下，由第一、二、三、四、七、八军组成；第二军团，在王储[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指挥之下，由第五、六两军组成。作为总预备队的近卫军大概将合并于第一军团内。这种编制不仅破坏指挥的统一，而且常常会使这两个军团沿不同的作战线运动，需要彼此协调地行军，并在敌人行动范围内规定会合地点；也就是说，当它们应当尽可能在一起行动的时候，这种编制却促使它们分散行动。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和奥地利军队在1859年[157]都是在极相似的情况之下由于采取同样的做法而被击败的。至于这两位指挥官，王储以军人而论是个未知数，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在丹麦战争[158]中则确实没有表现出一个伟大统帅的才干。 奥地利军队不是采取这样的编制；各军军长直接隶属于贝奈德克将军。因此，在军队的组织方面，奥军也优于自己的敌人。 普鲁士兵士，特别是预备兵以及用来补充常备军的缺额的后备军兵士（他们的数目相当大），是迫不得已来作战的；奥军则相反，他们早已希望与普鲁士一战，并且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因此，他们在士气方面也同样占着优势。 普鲁士已有50年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它的军队整个说来是一支和平时期的军队，因而具有一切和平时期的军队所特有的那种拘泥形式和墨守成规的缺点。毫无疑问，在最近时期，特别是自1859年以来，他们曾经多方努力摆脱这些缺点；但是40年来所养成的习惯并不是那样容易根绝的，特别是在最重要的职位上，也就是在校级指挥人员当中，仍然有大量迂腐的庸才。但是奥军在经历了1859年的战争后，现在已经根本克服了这个缺陷，而且最充分地利用了自己以很高的代价所换取的经验。因此无疑地，在具体的组织方面、对战争的适应性和经验方面，奥军也同样优于普军。 除了俄国军队以外，现在只有普鲁士军队才把密集的长纵队作为自己的标准战斗队形。试设想一下，如果把英国步兵营的8个连排成纵队，各连之间的距离缩短四分之三，正面不是1个连，而是2个连，那末，这样的一个由四列（每列2个连）组成的营纵队，就是“普鲁士式的攻击纵队”。对线膛武器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靶子了，由于线膛炮可以从2000码的距离对它进行射击，所以它几乎不可能接近敌人。只要有一发炮弹在这一大群人中间爆炸，这个营在这一天当中恐怕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了。 奥地利军队采用了法国式的疏开的纵队。把它叫做纵队，还不如叫做距离为20—30码的两列或三列横队。这样的队形是不会比展开的横队遭受更大的炮火杀伤的。因此，战斗队形方面的优势也在奥军方面。 普军只有两个因素能与奥军的所有这些优势相抗衡。他们的军需机构无疑是比较好的，因此他们军队的给养会比较好些。奥军的军需机构也和奥地利一切行政机构一样，是行贿受赂和营私舞弊的巢穴，它未必比俄国的好些。甚至现在我们就听说，前线的军队的给养很坏并且供应不经常，而在要塞里就更糟了，因此对于四边形要塞区的要塞来说，奥地利行政机构可能是比意大利炮兵更为危险的敌人。 普军的第二个优点是他们的武器比较好。虽然他们的线膛炮无疑比奥军的好，但是这个优点在野战中起不了很大的作用。普军和奥军步枪的射程、弹道和射击精度几乎是相等的，但是普军的步枪是后装枪，因此他们能在队列里以每分钟至少四发的速度进行不间断的准确的射击。这种枪的巨大优越性已在丹麦战争中被证明了，而奥军对这一点无疑会体验得更深刻。如果奥军不用很长时间进行射击，而是立刻进行刺刀冲锋（据说贝奈德克曾指示他们这样做），那末他们便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在丹麦战争中，普军的损失从未超过丹麦军队的损失的四分之一，有时甚至仅及十分之一；就像不久以前“泰晤士报”的一位军事记者所完全正确指出的那样，丹麦军队几乎到处都为兵力少得多的敌军所击败[159]。 然而不管普军的针发枪如何，优势仍然不在他们方面；如果他们希望不致因奥军在指挥、组织、战斗队形和士气方面的优势，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不致因本军的指挥官而在第一次大的会战中就被击败，那末他们就必须表现出一种为一支处于和平状态达50年之久的军队所不大可能有的英勇精神。 二 人们开始对波希米亚边境上的两大军队显然的无所作为表示焦急。但是这种迟滞是有许多原因的。奥军和普军都很清楚地认识到可能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当前这一次冲突的重要性。双方都匆匆地向前线增调所能动用的一切兵力；奥军派出新编成的一部分部队（各步兵团的第四和第五营），普军则派出最初仅准备担任警备勤务的后备军部队。 同时，无论哪一方都似乎企图进行机动，以便造成比对方有利的态势，而使自己能在最有利的战略条件下开战。为了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翻阅一下地图，研究一下两军配置的地区。 假定柏林和维也纳是两军当然的退却点，因而奥军将力图占领柏林，普军则力图占领维也纳；这时就有三条路线可供双方行动。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在行军中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以便能利用这个地区的资源维持生存，同时为了迅速前进，它不能不分成几个纵队沿数条平行的道路行军；因此军队的正面的宽度根据敌人的远近和道路间的距离的大小可能为16—60英里。这一点应当考虑到。 沿易北河和莫尔达瓦河左岸经过莱比锡和布拉格的道路可以作为第一条路线。很显然，在这一条道路上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必须两次渡河，并且第二次是在敌前渡河。假使某一方军队沿这条道路前进，企图迂回对方的翼侧，那末后者就会沿比较直因而 比较短的道路行军，因而能在河线上超过敌人的迂回部队，同时如果他能将迂回的部队击退，他便可以直驱敌人的首都。既然这条路线对于双方同样不利，因此可以不去考虑它。 第二条路线沿易北河右岸，在该河与苏台德山脉（西里西亚同波希米亚及莫拉维亚交界处的山脉）之间。它几乎与柏林到维也纳的直线相吻合。在目前位于两军之间的那一段路线上，有一条由洛包到帕尔杜比策的铁路线，这条铁路线横贯在南、西两面以易北河为界而东北面以山为界的那一部分波希米亚地区。在这个地区有许多良好的道路，如果两军彼此相向运动，那末冲突可能就在这里发生。 第三条是通过布勒斯劳，再通过苏台德山脉的路线。这个山脉在莫拉维亚边境一带并不很高，有几条很好的道路可以通过，但在波希米亚边境的理森山则变得高耸而又险峻了。这里道路很少；在特劳特瑙与赖兴堡之间40英里内，山脉的整个东北部没有一条可作军用的道路穿过。在那里仅有的一条道路，由希尔什堡通向伊泽尔河谷，在奥地利边境突然中断。由此可见，长40英里的这一道障碍至少对携带无数辎重的大军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必须在理森山西南翻越山岭，才能向布勒斯劳或经由布勒斯劳进攻。 两军如果在这条路上展开战斗，他们的交通线将怎样呢？ 普军如由布勒斯劳向南进攻，便会暴露他们通往柏林的交通线。如果奥军强大到对胜利有绝对的把握，他们就可以让普军前进到奥里缪茨营垒，在那里普军的推进会被阻挡住，而在这个时候他们自己却可以向柏林挺进，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来恢复暂时被破坏的交通线；或者他们可以在普军各纵队下山的时候将其各个击破，并乘胜把他们击退到格洛高和波兹南，这样一来柏林和大部分普鲁士省份就会任他们摆布了。因此，普军只有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时，取道布勒斯劳进攻才是适当的。 奥军的地位则大不相同。他们有这样的优点，那就是他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位于布勒斯劳东南，也就是在由柏林到布勒斯劳这一线的延长线上。他们只要在维也纳附近的多瑙河北岸构筑工事以保证首都不致遭到突然袭击，那末他们便可以暂时甚至较长期地放弃他们与维也纳之间的直接交通线而从匈牙利得到人员和物资的补充。这样一来，他们在洛包方向上和布勒斯劳方向上，在山北或者在山南，都可以同样安全地行动；他们具有比较他们的敌人远为广泛的机动自由。 但是还有更多的原因使得普军不得不慎重从事。由波希米亚北部边境到柏林的距离大约比到维也纳近一半；柏林所处的地位要危险得多。维也纳有多瑙河作为屏障（被击败的军队可以得到河的掩护），还有该河北岸的工事和奥里缪茨营垒的护卫。如果奥军主力在战败后退守奥里缪茨，普军想要安然地通过是不可能的。但柏林除开野战军以外却没有任何的屏障。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及在我们第一篇文章所详述的那些条件之下，普军所应当做的，看来显然是只能进行防御。 同样的情况以及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几乎使奥地利不能不采取攻势。只要一次胜利就可以使它获得很大的战果，而失败却不会使它失去抵抗的力量。 这次战局的战略计划从基本的特点来看必然是极其简单的。无论谁首先发起进攻，他都要在这二者之间选择：或者向理森山西北佯动而实际上向理森山东南进攻，或者viceversa〔相反〕。长达40英里的障碍是战场上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双方军队的行动都必然要在它的周围展开。我们将会听到关于在这个障碍的两端上进行战斗的情况，而在此后数日内便可以看出进攻的真实方向，还可能看出第一个战局的命运。但我们仍然认为：对于这样两个彼此对峙而行动笨拙的军队来说，最直接的道路也就是最安全的道路；如此大量的军队分成独立纵队沿不同的道路通过难行的山地，这当中是有困难和危险的，因此这两支交战的军队大概一定会沿洛包—帕尔杜比策的道路行动。 到目前为止，军队的实际调动情况如下。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内，普军在蔡茨到格尔利茨的这一段萨克森边境上集中了萨克森军团，在希尔什堡到奈塞河之间集中了西里西亚军团。到6月10日前，这两个军团彼此靠近，其右翼在托尔高附近的易北河上，极左翼则在瓦登堡附近。这以后，从12日到16日，由第一、五、六军及近卫军编成的西里西亚军团重新向东扩展，这次扩展到拉提博尔，也就是到了西里西亚的最东南角上。这似乎是佯动，特别是据估计经常与主力共同行动的近卫军的运动更像佯动。如果这不纯粹是佯动，如果不设法在最短期间迅速地把这4个军调回格尔利茨的话，那末把这12万多人置于辽远的角落里显然是一个错误；他们的一切退路会被切断，并且无疑地会失去与其余军队的一切联系。 关于奥军，除了知道他们已集中在奥里缪茨周围这一事实以外，我们便知道得很少了。在奥军兵营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有4万人的第六军在19日由威斯基尔欣到达奥里缪茨，这证明他们在向西运动。他又补充说：21日，大本营将转移到莫拉维亚与波希米亚边境上的特鲁包。如果这一报道不像是故意传至伦敦以便再用电报转至普鲁士大本营而使其陷入迷惑的这样一种“谣言”的话，这个转移也许就是说明一种向同一方向的前进。但是像贝奈德克那样严守军事秘密而且对新闻记者又是那样反感的一位将军，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恐怕是不会在19日便告诉记者说21日他的大本营将在什么地方的。 在结束本文以前，我们再简单地谈谈在西北德意志的军事行动。普军在那里的军队比我们原来知道的还要多。他们把15个营配置在霍尔施坦，12个营配置在明登，18个营配置在维茨拉尔。由于他们进行迅速的分进合击运动（在运动中部队表现出他们有坚持强行军的意外的能力），他们在两日内便占领了由科布伦茨到爱森纳赫一线以北的全部地区和王国东部和西部省份之间的全部交通线。约7000人的黑森军逃脱了，但1万或12000人的汉诺威军沿直线向法兰克福退却的道路已被切断，并且早在17日，普鲁士第七军的余部计12个营连同2个科堡营就已由易北河到达了爱森纳赫。因此，汉诺威军几乎已被团团围住了，只有在普军犯了奇迹般的愚蠢的过失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有救。等他们的命运决定以后，50个普鲁士营的兵力便马上可以用来进攻达姆斯塔德亲王亚历山大在法兰克福编成的盟军。这支盟军包括约23000名维尔腾堡人、1万名达姆斯塔德人、6000名拿骚人、13000名巴登人（刚刚被动员来的）、7000名黑森人和12000名奥地利人（已从萨尔茨堡出发），总共约65000人，他们还可能得到1万到2万名巴伐利亚人的增援。据称，这些军队约6万人已在法兰克福集中完毕，亚历山大亲王在22日重新占领黑森后，已决心转为攻势。但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普军在没有集中好足够的兵力以前是不会向他进攻的，但在集中好兵力以后，拥有各种部队7万人同时又占有武器上的优势的普军，一定会把这支杂牌军队迅速收拾掉的。 三 第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不是发生在波希米亚，而是发生在意大利。四边形要塞区又给了意大利人一个战略教训。这个著名阵地的威力，和一切比较重要的筑垒阵地的威力一样，与其说在于它的四个要塞的高度防御力，不如说由于这些要塞位于在军事上有其突出特点的地形上，就使得进攻的军队几乎总是自动地、有时则是被迫地分兵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进攻，而防御的军队却可以用他们所有的互相配合的力量来对付某一路进攻军队，以优势的兵力粉碎它，然后转过来对付另一路进攻军队。意大利军队就犯了这种错误。他们的国王率11个师在明乔河附近行动，而查耳迪尼则率5个师在波河下游蓬特拉哥斯库罗和波累泽拉附近行动。一个意大利师有17个营，每营700人。因此，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兵力，连同骑兵和炮兵在内，至少有120000—125000人，而查耳迪尼约有这个数目的一半。当国王于6月23日渡过明乔河时，查耳迪尼则应在下游渡过波河而插入奥军后方行动。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到关于这后一个行动的任何可靠的消息。查耳迪尼率领的6万人可能、也许已经在上星期日扭转了库斯托查会战[160]的局势，但无论如何直到现在还没有造成足以弥补大规模会战中所受的损失的任何优势。 加尔达湖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两条支脉之间，这两条支脉在加尔达湖以南形成两片丘陵地，明乔河即取道其间而流入曼都亚的浅水湖。这两片丘陵地在军事上形成了坚固的阵地；丘陵地的南坡俯视着伦巴第平原，而且在火炮射程内瞰制着这一平原。它们在战史上是很出名的。培斯克拉和洛纳托之间的西面丘陵地曾经是1796年卡斯提奥涅和洛纳托会战以及1859年索尔费里诺会战的战场[161]。在培斯克拉和维罗那之间的东面丘陵地，在1848年曾进行了三天的争夺战[162]；上星期日的会战所争夺的也是这一块丘陵地。 东面这片丘陵地一方面朝明乔河谷方向逐渐向下倾斜，到瓦列卓附近的平原为止，另一方面又面向东南成长弧形朝阿迪杰河方向逐渐向下倾斜，直到布索兰哥附近的河岸为止。在从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它被一个深谷分成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提昂涅河即由这个深谷中流过。因此，由明乔河前进的军队首先要强行渡河，并且紧接着就要碰到这个深谷的阻碍。在平原附近的坡地边缘，在深谷以东，从南往北，有下列村庄：库斯托查，索马康帕尼亚，索纳和圣朱斯蒂纳。由培斯克拉到维罗那的铁路在索马康帕尼亚附近穿过丘陵地，而公路则在索纳附近穿过丘陵地。 1848年，皮蒙特军队在夺取培斯克拉后，便封锁了曼都亚并以中路军占领了东面这片丘陵地，把军队配置线由曼都亚扩展到加尔达湖畔的里沃利。7月23日，拉德茨基由维罗那率7个旅向前运动，在中央突破了敌人拉得过长的防线后，占领了这片丘陵地。7月24日和25日，皮蒙特军队企图夺回这个阵地，但在7月25日他们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后，便立刻经过米兰退到了提契诺河西岸。这第一次库斯托查会战便决定了1848年战局的结局。 意大利大本营发布的关于上星期日所发生的会战的电讯矛盾百出，但是我们参照了另一方面的电讯后，对于会战的经过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维克多-艾曼努尔命令他的第一军（杜兰多将军率领，有4个师，共68个营）在培斯克拉与维罗那之间占领阵地，以便掩护对培斯克拉的围攻。这个阵地无疑地应当是索纳和索马康帕尼亚。第二军（库克基亚里将军率领，有3个师，共51个营）和第三军（德拉·罗卡将军率领，兵力与第二军相同）应同时渡过明乔河以掩护第一军作战。第一军一定是在萨利昂策附近或以南渡河并立刻朝丘陵地方向运动的；第二军似乎是在瓦列卓附近而第三军则似乎是在戈伊托附近渡河并向平原前进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星期六即6月23日。奥军在明乔河附近执行警戒勤务的由普耳茨指挥的旅，缓慢地向维罗那退却。在星期日，也就是索尔费里诺会战纪念日，全部奥军由维罗那出发迎击敌人。他们似乎在意军未到达前便占领了索纳和索马康帕尼亚的高地以及提昂涅深谷的东缘。以后的战斗主要是抢占通过深谷的隘路。在深谷南缘附近平原上进攻的意大利的两个军能够同占领丘陵地的意大利第一军配合行动，因此库斯托查便落入他们手中。平原上的意军渐渐地向维罗那方向逼进，企图攻击奥军的翼侧和后方；奥军则派出部队迎击他们。因此两军的战线最初是东西相对峙的，而现在则转了90度，奥军面向南，意军面向北。但是因为丘陵地由库斯托查延向东北，所以意大利第二军和第三军在翼侧上的运动不能对占领这片丘陵地的第一军起直接的影响，因为他们如果要前进到足够远的距离，他们这些侧击部队本身就会遭到危险。因此，奥军似乎仅仅用了足以击退第一次攻击的部队来对付意大利第二军和第三军，而以他们所能够使用的全部兵力向第一军攻击并借其数量上的优势粉碎了它。他们取得了全胜。第一军经过激战后被击退了，奥军攻占了库斯托查。这样一来，越过库斯托查向东和向东北前进的意军右翼就遭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又发生了争夺这个村庄的新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意军的被截断的联络一定又恢复了，同时奥军从库斯托查方面的进攻也停止了。但是，村庄仍在他们手中，当夜意军便不得不回头渡过明乔河。 我们对会战所作的这个概述，不能看做是一种历史的记述（因为作为历史的记述来说还缺少很多的细节），而只能看做是根据手中的地图和根据军事常识使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不同的电讯彼此符合一致的一种企图而已。同时我们相信：如果这些电讯多少还是正确和全面的话，那末我们的叙述也不会与会战的一般情况有太大的出入。 奥军被俘约600人，意军被俘约2000人，并损失了几门火炮。这说明会战并不是什么毁灭，而只是一种败北而已。双方兵力应该说是大约相等的，虽然很可能奥军投入战斗的部队要比他们的敌人少。意军有充分理由为自己庆幸，因为他们还没有被赶到明乔河以西；但是配置在河流与深谷之间宽2—4英里地段上的第一军，面对着敌人的优势兵力，其处境是十分危险的。轻视有决定意义的制高地而把主力派往平原，这无疑是错误的。但正像我们在上面所已经指出的，把军队分散开，让查耳迪尼率领6万人留在波河下游，而仅以其余的兵力进攻，这是最大的错误。如果意军能坚决以全部兵力互相配合地进行机动，那末查耳迪尼就能协助其他部队在维罗那获得胜利，然后再回师波河下游并且可以更容易得多地渡河。但是看来他却留在头一天他所在的地点，而现在则可能遇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敌人。其实这一次意大利人应当懂得，跟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在索尔费里诺会战中，贝奈德克率领26000名奥军曾在整整一日内抵挡了人数比他多一倍的皮蒙特军队，一直到他由于另一个军被法军击败而奉命退却时为止。当时的皮蒙特军队比现在的意大利军队好得多，他们受过较好的训练，比较一律，同时有比较精干的指挥人员。目前的意大利军队是不久以前才编成的，因此必然存在这类新编军队所特有的一切缺点，然而奥地利军队现在却比1859年优越得多。虽然民族热忱对战斗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甚至加里波第的“千人志士”也不仅仅是一群热心的爱国者，他们是些受过军事训练并且在1859年学会了如何服从命令和沉着应战的人们。我们希望意大利军队的参谋部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要轻率地对待奥地利的这支军队，因为这支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在实质上却是比意军强大的，况且他们还占领着欧洲最坚固的阵地之一。 四 假设有一位普鲁士步兵或骑兵的年轻的见习军官在应尉官考试时被问道：什么是普鲁士军队侵入波希米亚的最安全的计划？假定我们年轻的军官这样回答：“最好的方法是把军队分为大致相等的两路，派出其中的一路向理森山以东迂回，而另外一路向西迂回，让它们在吉钦会合。”那末主考官对于这一答案会说些什么呢？他会告诉这位年轻人说，这个计划违反了战略上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绝不能把自己的军队这样分隔开，以致它们彼此不能互相支援，而是相反，应当使它们在一起行动；第二，在沿不同的道路前进时，各纵队应在敌军活动范围以外的地点会合；因此答案中的计划是一切计划中最坏的；这样的计划只有在波希米亚完全没有敌军的场合下才能加以考虑，因此提出这样计划的人甚至不配晋升为尉官。 但是聪明而博学的普军参谋部采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计划。这几乎很难令人相信，但事实却是如此。意军在库斯托查曾为之付出代价的那种错误，普军又重复了，并且由于当时的条件而使得这种错误更严重十倍。意军至少知道他们有10个师，因此在数量上超过了敌人。普军则应当知道：他们全部9个军加在一起，至多也只是在数量上与贝奈德克的8个军相等，而分兵两路后，就使这两路部队注定要被敌军优势兵力各个粉碎。要不是国王威廉作统帅，那末像这样的计划居然被一群无疑是很精通本行业务的、组成普军参谋部的军官们加以讨论甚至加以采纳，这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最高指挥权落在国王和亲王们手中所引起的恶果竟来得这样快和这样猛。普军官兵目前在波希米亚进行着决死的战斗。如果两路普军在吉钦或者在其附近的会合受阻，如果其中每一路在遭受失败后将被迫由波希米亚退却，而在退却中两军相距将更远时，那末就可以说这一战局实际上是结束了。那时，贝奈德克对于王储率领的军团向布勒斯劳的退却可置之不顾，而以他所有的兵力追击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领的军团，后者难免要全军复没。 问题在于，奥军是否能够阻止这个会合。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在星期五即6月29日傍晚以后战事进展的消息。普军在6月28日被埃德尔斯海姆将军赶出吉钦（这个地名波希米亚人读做伊钦）后，在29日重新攻击该城，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最后消息。会合在那时还没有成功；有至少4个奥地利军和一部分萨克森军当时曾与5个或6个普鲁士军进行战斗。 当王储军团的各个纵队翻山进入波希米亚这边的谷地时，他们便遭到了奥军的迎击，奥军在谷地中比较开阔的地方占领了有利的阵地，因而能在比较宽的正面上抗击普军纵队，并阻止普军展开；普军这时就派出部队穿过两侧可以通行的谷地，袭击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这种情形在出地战中是常常发生的，而且这也是在山地战中所以常常能够捕捉大量俘虏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和黑尔瓦尔特·冯·比滕费尔德将军的军团好像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通过了山口；最初的战斗发生在伊泽尔河一线，也就是几乎发生在两军出发地的中途。企图把最近三四天内接到的极端矛盾而又常常完全不可靠的电讯整理出一个头绪，使它们一致起来，那只能是白费力气。 战斗的结果不能不是变化不定的；随着生力军的补充，胜利有时倾向这方面，有时倾向那方面。但是，直到星期五为止，一般的结果似乎是有利于普军的。如果他们能坚守住吉钦，那末无疑地也许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就能会合，那时，他们就度过了最大的危险。在普军争取会合的最后战斗中，双方大概都要集中大量的兵力，这一战斗至少能够决定最近一段时间内的战局的进程。如果普军成了胜利者，那末他们便立刻解脱了自身造成的困难，但是他们本来可以不遭受这种不必要的危险而取得同样的、甚至更大的优势。 战斗似乎很激烈。最先同普军交锋的是奥地利“黑黄”旅，该旅在什列斯维希曾在从丹涅维尔克撤退的前一天攻击上捷耳克附近的科尼斯堡。“黑黄”旅的名称是根据编成该旅的两团兵士的领章、衣领和折袖的颜色而取的，这个旅始终被认为是最精锐的旅之一。但是它被针发枪击败了，并且其中一个团（由马尔提尼指挥）在连续五次攻击普军战线失利后已约有500人被俘。在这以后的战斗中，德国骑士团第三营的军旗也被夺走了。该团兵士完全是在维也纳补充入伍的，它被认为是全军中最好的一个团。这样看来，最精锐的部队都已加入战斗了。对于普军这样一支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军队来说，这一次的确打得很漂亮。当实际宣战后，普军士气大振，这主要是因为西北德意志各邦的一小撮君主都被驱逐出去了[163]。这使军队产生了这样的思想，——无论这是否正确，我们只指出这是事实，——认为他们这一次是为了德意志的统一而战，先前忧郁不乐的预备兵和后备军兵士高声欢呼着进入了奥地利国境。这是他们所以能打得这样好的主要原因。但同时我们应当把他们取得的胜利，多半归功于他们的后装枪；如果说他们终于摆脱了由于他们的将军的荒唐而造成的困难，那末他们就不能不感谢这种针发枪。关于这种枪大大优越于前装枪的报道，这一次又是异口同声的。一个被俘的马尔提尼团的下士向“科伦日报”[164]记者说道： “我们确实做到了一个勇敢的兵士所能做的一切，但谁都经受不住这样急速的射击。” 如果奥军被打败了，那末与其归罪于贝奈德克将军或朗敏将军，还不如归罪于“探条”将军[注：俏皮话：Ramming是姓，《ramrod》是前装枪装弹用的探条。——编者注]。 在西北方面，曼托伊费尔将军的前卫在弗利斯将军指挥下向汉诺威军队发起了坚决的进攻。汉诺威军队冷静地考虑了自己的处境后，便投降了。因此，普军的59个营便可以用来对盟军作战。现在正是时候，普鲁士应当趁巴伐利亚尚未完全作好战争准备的时机做到这一点，否则，为了征服西南德意志，就需要调动更多的军队。大家都知道，巴伐利亚一向行动迟缓并且不能及时作好战争准备，但是一完成了这些准备以后，它便可以出动6万到8万精锐部队。也许不久我们将会听到普军迅速集中在美因河并积极进攻黑森—达姆斯塔德亲王亚历山大及其军队的消息。 五 普军在战局的初期犯了极重大的战略错误，但后来它在战术上作了惊人的奋勇努力，结果在整整8天之内便把这个战局胜利地结束了。 在前一篇短评里我们曾经说过：普军以理森山为界分兵两路侵入波希米亚的这种计划，只有在波希米亚境内没有敌军的场合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贝奈德克将军那种不可思议的计划似乎主要地正是在于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在波希米亚西北部，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曾估计那里会展开决战的地方，全部只有两个奥地利军——第一军（克拉姆-加拉斯指挥）和第六军（朗敏指挥）。如果这样做是为了引诱普军陷入圈套的话，那末贝奈德克竟做得这样好，以致自己反而陷入圈套了。普军分兵两路前进，其间有宽达40—50英里的难以通行的地区，会合点距离出发点又有整整两日行程，而且还位于敌人战线内，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机动，如果不是贝奈德克的行动迟缓得出奇而且普军进行了奇袭和使用了后装枪，那末这样一种机动会使普军遭到惨败。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领3个军（第三军、第四军和第二军，第二军为预备队）在难以通行的高山以北，经过赖兴堡进攻，黑尔瓦尔特将军则在高山以南率领一个半军（第八军和第七军的1个师）进攻。同时，王储又率领第一军、第五军和第六军以及近卫军在格拉茨附近的山地中行动。这样，一个军队被分成了三个纵队——45000人在右，9万人居中，12万人在左，并且这三个纵队中没有一个可以支援另外一个，至少在几天以内是这样的。这时，对于一个统率着至少与普军兵力相等的军队的将军来说，要比任何时候都更易于各个击破敌人。但是看来却什么事也没有做。6月26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在土尔瑙附近与奥地利第一军的一个旅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战斗，由于这次战斗的结果他便和黑尔瓦尔特取得了联络；27日，后者占领明兴格雷茨，同时王储军团的第一个纵队——第五军——向纳霍特进发，击溃了奥地利第六军（朗敏指挥）；6月28日是对普军稍为不利的唯一的一天，在这一天，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前卫占领了吉钦，但是又被埃德尔斯海姆将军的骑兵赶了出来；同时，王储军团的第一军受到一些损失，被奥地利第十军（加布伦茨指挥）阻止在特劳特瑙附近，当近卫军沿第一军和第五军中间的道路向艾佩耳前进以后，它才得以摆脱敌人。6月29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攻击吉钦，王储军团则彻底击溃了奥地利第六军、第八军和第十军。6月30日，贝奈德克再次企图以第一军和萨克森军队的兵力夺回吉钦，但是完全失败了，此后，普鲁士两个军团便会合了。奥军至少损失一个半军，而普军的损失还不到这个数量的四分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6月27日，在战场上奥军只有2个军，每个军约有33000人；28日有3个，29日有4个，如果普军一则电讯确实，那末还有另一个军（第四军）的一部分；萨克森军只是在30日才来增援的。由此看来，在整个这个期间内，奥军有2个或3个军未上战场，而普军则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波希米亚了。事实上，到6月29日傍晚以前，奥军在战场上的总数也许没有超过普鲁士两个军团中的任何一个，同时奥军部队是分批加入战斗的，而援军又是在已进入战斗的部队失败以后才来到的，所以结果遭到了惨败。 据称，曾在库斯托查地区作过战的第三军（恩斯特大公指挥），在这次战斗后不久，便由铁路调往北面；在某些报道中称，它已编入了贝奈德克指挥的作战部队。这一个军编入后全部奥军连萨克森军队在内已有9个军，但这一个军没有适时到达，因而未能参加6月最后几天的战斗。 无论普军作战计划有多么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被普军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所弥补了。他们两个军团中的任何一个在作战上都是没有错误的。它们的突击敏捷、有力而且坚决，因而得到了全胜。在这两个军团会合后，他们的奋战精神并未衰减；他们继续向前运动，7月3日，全部普鲁士军队就已经和贝奈德克的联合部队遭遇，给了他们以最后的致命打击[165]。 很难设想，贝奈德克这一次是自愿应战的。无疑地，普军迅速的追击使他不得不率领全部军队扼守坚固阵地，以便重新部署兵力，并把退却部队的辎重提前一天撤走；他希望在白天不遭到大规模的攻击，并且能够在夜间撤退。如果有可能安全退却的话，任何人处于他这样的地位——有4个军完全被击溃，而且又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都是不可能决心再进行决战的。但是普军逼使他应战，结果便造成了奥军的全败。如果不缔结停战协定的话，奥军现在将会企图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退到奥里缪茨或维也纳，因为普军稍许运动以迂回他们的右翼，便会切断大量部队的直通的退却路线而把他们赶到格拉茨丘陵地，在那里将他们俘虏。“北方军团”在10天以前还是欧洲的一支声名赫赫的军队，现在已不复存在了。 无疑地，速射的针发枪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种武器，普鲁士两个军团的会合就未必能成功，并且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火力优势，普军是不会取得这样巨大而又迅速的胜利的，因为奥军一向不像大部分欧洲军队那样容易陷入惊慌失措。但是还有其他的情况促成了这个胜利。我们已经指出普鲁士两个军团从进入波希米亚后的那种优势的地位和坚决的行动。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明，在这次战局中，普军放弃了纵队而在进攻中主要采用了展开的横队，因此可以发挥每一支枪的作用，并且使兵士避免敌人炮火的杀伤。我们应当承认，被50年的和平生活锈蚀了的军队和指挥机构在行军相接敌时的行动竟然那样有秩序和准确，这几乎是谁都不能意料到的。最后，全世界对于这支没有经验的军队毫无例外地在每一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勇猛精神，都一定感到惊奇。虽然可以说这是后装枪造成的，但是这些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普军常常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并且几乎每次都是进攻者，因此奥军有选择阵地的机会。而在对坚固的阵地和对设有街垒的城市进攻时，后装枪的优点便几乎消失了，这时就要用刺刀进行战斗，而普军的刺刀这一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骑兵也是以同样勇猛的精神作战的；骑兵冲锋只能依靠冷兵器和战马的速度。法国人说普军骑兵首先用马枪（后装枪或是别的什么枪）的火力乱射敌人，然后才用马刀砍杀；这样的谎言只能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自己的骑兵常常要这样的诡计并且常常因此而受到惩罚，即被勇猛冲锋的敌人所粉碎。确确实实，普军在一个星期以内便使自己占居了以往从未有过的这样高的地位，并且现在充满了这样的信心：他们将可以和任何敌人较量。除开以耶拿会战为中心的战局（在这一战局中，当时的普鲁士军队全军复没）和以滑铁卢会战为中心的战局（如果不算利尼会战[166]的失败）以外，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次战局能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在未遭到任何大的挫折的情况下，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 弗·恩格斯写于1866年6月19日和7月5日之间 载于1866年6月20、25和28日，7月3日和6日 “曼彻斯特卫报”第6190、6194、6197、6201和620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曼彻斯特卫报” 注释： [154]这组题为“德国战争短评”的文章是弗·恩格斯专为1866年的普奥战争事件写的。这次战争结束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多年的争雄局面，并预定了德意志在普鲁士霸权下的统一。在这次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方的有德意志的几个邦（汉诺威、萨克森、巴代利亚等），普鲁士则和意大利结成了同盟。军事行动于6月间和7月间在两条战线上，即在波希米亚（捷克）境内和意大利境内展开。奥军于7月3日在萨多瓦惨败之后，奥地利便开始议和，并于8月23日在布拉格签订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把它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权利让给普鲁士，偿付了一笔不大的赔款，并把威尼斯地区交给意大利王国；早在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联合着三十多个德意志邦的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没有奥地利参加的北德意志联邦。由于这次战争，普鲁士吞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 “德国战争短评”载于“曼彻斯特卫报”（《TheManchesterGuardian》）。它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21年创刊于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第187页。 [155]指四边形要塞区——培斯克拉、曼都亚、维罗那和列尼亚哥，均位于北意大利。1848年革命后，控制四边形要塞区的奥军按当时的军事学术的要求改建了这群要塞。——第189页。 [156]见注66。——第191页。 [157]这里指的是1859年奥意法战争期间奥地利军队所采取的战术（详见弗·恩格斯的文章“意大利战争”、“马振塔会战”、“索尔费里诺会战”等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97—400、427—434、448—451页）。——第191页。 [158]见注59。——第191页。 [159]见1866年5月25日“泰晤士报”。——第193页。 [160]库斯托查（在北意大利）会战是于1866年6月24日在维克多-艾曼努尔统率的意大利军队同阿尔勃莱希特大公统率的奥地利军队之间发生的一次会战，结果奥军获胜。——第199页。 [161]1796—1797年波拿巴对意大利远征时期，1796年7月29日和8月5日在洛纳托会战和卡斯提奥涅会战（在北意大利）中，法国军队粉碎了武尔姆泽尔元帅指挥的奥地利军队。 1859年6月24日的索尔费里诺会战是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国皮蒙特联军使奥军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第200页。 [162]指意大利独立战争期间1848年7月23—25日的库斯托查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地利军队击败了皮蒙特军队。——第200页。 [163]指1866年普奥战争初期普鲁士军队占领汉诺威、黑森—加塞尔和萨克森以及这些德意志小邦的君主逃走一事。——第206页。 [164]“科伦日报”（《Kölnische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从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第207页。 [165]指普奥战争中1866年7月3日在凯尼格列茨城（现名格拉杰茨—克拉洛维）附近离萨多瓦村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次决战。萨多瓦会战以奥军的大败而结束。在战斗中奥军曾有被包围的危险。但是普军司令官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错过了时机，使奥军得以渡过易北河向奥里缪茨退却。这次会战在历史上也叫做凯尼格列茨会战。——第210页。 [166]1815年6月16日，拿破仑第一在利尼（比利时）战胜了布吕歇尔元帅率领的普鲁士军队。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胜利，此后于1815年6月18日紧接着就是滑铁卢的失败。拿破仑力图彻底击溃普军，以防止它同威灵顿指挥的同盟国英荷军队会合。1815年6月17日，拿破仑命令格鲁希元帅的军队追击普军。但是格鲁希犹豫不决，使普军得以及时地和英荷军队会合；这样就决定了滑铁卢会战的结局。——第21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警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警告[151] 不久以前，伦敦的裁缝帮工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对抗大部分是大资本家的伦敦裁缝师傅，成立了一个全行业工会[152]。问题不仅是要使工资同消费品上涨的价格相适应，而且要结束对这个工业部门中的工人们的极其恶劣的待遇。师傅们企图主要从比利时、法国和瑞士招募裁缝帮工来破坏这个计划。针对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在比利时、法国和瑞士的报纸上提出了警告，警告收到了圆满的效果。[153]伦敦裁缝师傅的诡计破产了，他们不得不放下武器，并满足工人的正当要求。 师傅们在英格兰遭到失败后，现在又企图从苏格兰开始进行反扑。正是由于伦敦事件，他们在爱丁堡也不得不先同意提高工资15％。但是背地里他们却派代理人到德国（包括汉诺威和梅克伦堡的农村）去招募裁缝帮工，把他们运到爱丁堡来。第一批裁缝帮工已经取道水路动身了。这种输入的目的同把印度的［注：手稿上是“亚洲的”。——编者注］coolies（苦力）输入牙买加一样，就是要使奴隶制度永远保存下去。如果爱丁堡的师傅们利用从德国输入劳动力的办法而得以取消他们已经作出的让步，那末这也必然会影响到英国。结果，吃亏最大的会是德国工人自己，因为他们在大不列颠的人数比所有其他大陆国家的工人都要多。而新运来的工人在异邦又将完全孤立无援，很快就会沦落到贱民的地位。 此外，对于德国工人来说，向国外证明，他们也像自己的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兄弟们一样，能够维护本阶级的共同利益，而不会同意在资本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充当资本的顺从的雇佣兵，乃是有关他们荣誉的事情。 受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注：手稿上是“总委员会”。——编者注］的委托 卡尔·马克思 1866年5月4日于伦敦 德国裁缝帮工如果想得到有关英国情况的较详细的材料，请寄信给伦敦裁缝工会德国分会委员会，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如下：伦敦瑞琴特街海登巷王冠饭店，阿尔伯特·弗·豪费。 载于1866年5月15日“上莱茵信使报”第11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上莱茵信使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注释： [151]呼吁书“警告”是卡·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针对当时把德国和丹麦的缝纫工人输入苏格兰破坏工人运动的问题而写的。恩格斯在1866年5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有57名德国裁缝被运到爱丁堡，估计还有几批工人要运来。同一天，总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列斯纳在会上说，伦敦的企业主也想利用从德国运来的工人。因此伦敦的德国裁缝成立了以列斯纳和豪费为首的委员会，决定同总委员会联合行动，以粉碎企业主及其在德国的代理人的计划。总委员会派出两名代表前往爱丁堡，说服外来工人废除了合同并返回祖国。 列斯纳和豪费应马克思的请求于5月3日给他寄去了关于爱丁堡事件的详细材料，以便马克思为德国报刊写短评。马克思在5月4日写的“警告”刊登在“上莱茵信使报”、“中德人民报”（《MitteldeutscheVolkszeitung》）、“德国周报”（《DeutschesWochenblatt》）以及其他报纸上。 与此同时，在伦敦发出了列斯纳和豪费写的传单，阐明伦敦德国裁缝委员会的宗旨和任务，并向伦敦的德国工人发出捐款的号召。1866年7月，委员会发出了由列斯纳和豪费署名的第二批传单，这些传单是给在德国的缝纫工人的。——第184页。 [152]指伦敦裁缝帮工开始罢工后于1866年3月在伦敦成立的工会。这个工会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它同总委员会一道胜利地领导了缝纫工人的罢工斗争；1866年4月该工会加入了国际。裁缝代表劳伦斯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工作。——第184页。 [153]告缝纫工人书是根据1866年3月27日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的，它号召缝纫工人拒绝去英国，因为那里的裁缝正在罢工。这个呼吁书曾发表在国际的许多机关报刊上，其中有1866年4月29日的比利时报纸“人民论坛报”第17号，瑞士的各机关报刊：1866年4月“先驱”第4期和1866年4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5号以及1866年4月15日“左岸”报第15号。 “国际工人协会报”（《Journal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是国际瑞士罗曼语区支部每月出版的机关报，1865年12月至1866年9月在约·菲·贝克尔的参加下在日内瓦出版。 “左岸”（《LaRivegauche》）是民主派的周报，1864年10月至1866年8月由一批法国左派共和主义流亡者起初在巴黎后来在布鲁塞尔出版；报纸刊载过国际的一些文件；报纸的编辑是沙·龙格。——第18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40] 一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阁下： 凡是工人阶级独立参加政治运动的地方，他们的对外政策一开始就用不多的几个字——恢复波兰表达出来。整个宪章运动时期的情形是如此；法国工人在1848年前很久，以及在值得缅怀的1848年是如此，他们在1848年5月15日走向制宪议会的时候曾经高呼《VivelaPologne！》——波兰万岁！[141]德国的情形也是如此，1848年和1849年德国工人阶级的好几家机关报都曾要求对俄作战以恢复波兰。[142]就是现在，除了下面将要详细谈到的一个仅有的例外，情形也是如此。欧洲工人一致宣称恢复波兰是自己政治纲领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最能表达他们对外政策的一种要求。诚然，资产阶级也曾“同情过”，而且现在也还“同情”波兰人，但是，这种同情并不妨碍他们在1831年、1846年和1863年让波兰人陷于灾难，甚至也不妨碍他们一面在口头上维护波兰的利益，一面却放纵波兰最凶恶的敌人如帕麦斯顿勋爵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是俄国的帮凶）去为非作歹。工人阶级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们要过问，而不是不过问；他们要对俄作战，因为俄国干涉波兰的事务；而且每当波兰人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时候，他们都证明了这一点。就在不久以前，国际工人协会更充分地表达了它所代表的阶级的这种共同的本能的感情，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抵抗俄国对欧洲的威胁——恢复波兰！”[143] 西欧工人和中欧工人对外政策的这一纲领，得到了这个纲领被提给的那个阶级的一致承认，不过，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里只有一个例外。在法国工人中间，有一小部分是已故的比·约·蒲鲁东的学派的追随者。这一学派intoto〔完全〕与大多数先进的有思想的工人背道而驰；它把他们称之为愚笨的大老粗，在大多数问题上都与他们持完全对立的意见。它对他们的对外政策也是抱这种态度。蒲鲁东主义者充当被压迫的波兰的审判官，像斯泰里布雷芝的陪审员一样，宣判波兰是“罪有应得”。他们称赞俄国是未来的伟大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强国，像美国那样微不足道的国家甚至不值得和它并提。他们责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说它抄袭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Principleofnationalities）［注：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用了nation（нация）、nationality（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和people（народ）三个词。这三个词一般都译“民族”，我们在这里同样也译“民族”。但在本文中这三个词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为了不致混淆起见，凡原文用nationality和people的地方，我们都附上原文；凡不附原文的地方，则原文都是用nation。——译者注］，宣布慷慨的俄国民族（people）不在文明欧洲范围以内，而这是违反世界民主和各民族友好原则的严重恶行。这就是他们的责难。[144]如果把他们的民主辞句丢在一边，那就立刻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怎样逐字逐句地重复各国极端保守派关于波兰和俄国的言论。诸如此类的责难是不值一驳的；但是，既然这些话是出自工人阶级一部分人之口（尽管是很小一部分人），那就应当再一次考察一下俄波问题，论证一下今后我们可以称作已联合起来的欧洲工人的对外政策的那种东西。 可是，为什么在谈到波兰的时候，我们总是只提一个俄国呢？难道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德意志人的强国不也是参加了对波兰的掠夺吗？难道它们不也是奴役着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并同俄国一起镇压波兰的任何民族运动吗？ 大家很清楚，奥地利如何持续不变地力求站在波兰事务之外，如何长期地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策划的瓜分计划。波兰曾是奥地利反对俄国的天然同盟者。自从俄国成为威胁力量的那一刻起，最符合奥地利利益的，莫过于在奥地利和一个新兴的强大帝国之间保持一个不受侵犯的波兰。奥地利只是在看到波兰的命运已经决定，不管有没有它参加，另外两个强国都决心要消灭波兰的时候，才出于自卫感而加入它们一伙，以便也能拿到一份领土。但是，早在1815年它就主张恢复独立的波兰；1831年和1863年，它曾准备在英法同意支持它时为此而战，并放弃自己占据的一部分波兰领土。克里木战争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谈论这一切，并不是为奥地利政府的总的政策进行辩护。奥地利经常都在证明：压迫更弱小的民族，是奥地利统治者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过，在波兰问题上，自卫的本能比对新的领土的贪婪和统治者的习惯都更加强烈罢了。这就是目前不必谈奥地利的原因所在。 至于谈到普鲁士，属于它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很小，没有多大意义。它的朋友和盟国俄国居然把它在三次瓜分中所得到的弄走了十分之九。而留在它手上的这一点点东西，却像梦魔一样缠得它透不过气来。这就把它拴在俄国的凯旋车上，使得它的政府竟然在1863年和1864年能够毫无阻碍地在普属波兰，以后更进而在全国所有其他地方，破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这就完全弄坏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资产阶级由于担心在东方边界上失去若干平方英里的领土，曾允许政府把波兰人置于法律保障之外。不仅是普鲁士的工人，而且整个德国的工人，都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更关心波兰的恢复，而且在每次革命运动中他们都表明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恢复波兰就意味着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摆脱对俄国的臣服地位。因此，我们觉得：普鲁士也不是罪魁。当俄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有像西欧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话）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而这个纲领又包含有解放波兰的要求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问题才不会涉及俄罗斯这个民族，而要受到谴责的就只是沙皇政府了。 二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有人说，要求波兰独立似乎就意味着承认“民族原则”，而民族原则是为支持法国的拿破仑专制所搞出来的一种波拿巴主义的发明。这个“民族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1815年的条约划定的欧洲各国的疆界，只符合于外交的要求，主要是符合于当时最强大的大陆国家——俄国的要求。无论是居民的意愿、利益，或者民族区分，都没有加以考虑。于是，波兰被瓜分了，德国被分裂了，意大利被分裂了，至于居住在东南欧的当时还很少为人知道的许多更小的民族（nationalities），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对于波兰、德国和意大利来说，力求恢复民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因为没有民族统一，民族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当1821—1823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尝试被镇压下去以后，以及又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以后，文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彼此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制定一种类似共同纲领的东西，解放和统一被压迫和被分裂的民族，便成了他们的共同口号。[145]1848年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时，被压迫民族中又增加了一个，这就是匈牙利。关于欧洲每一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在一切内部事务上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不管它的邻邦这一点，当然不会有两种意见，因为这并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这一权利确实是所有民族内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例如，当德国还在帮助奥地利直接地、或者通过自己的附庸去奴役意大利的时候，它能不能达到自由和统一呢？要知道奥地利王朝的彻底摧毁是德国统一的最首要的条件！ 这种为欧洲民主派所承认的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对政治独立的权利，当然不能不得到特别是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样承认。实际上，这也就是承认其他生命力显然很强的大的民族具有那种正是各国工人为自己所要求的独立的民族生存权利。不过，这种承认和对民族愿望的同情，只是同欧洲那些大的、历史上清楚确定了的民族有关；这就是意大利、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而法国、西班牙、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它们没有被分裂，也没有处在外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它们只是间接地同这件事有关；至于说到俄国，它只能说是大量赃物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 路易-拿破仑，这个“上奉天命、下承民意”的皇帝，于1851年coupd’état〔政变〕以后，不得不为自己的对外政策发明一种民主化了的、通俗的名称。于是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民族原则”——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自由主义呢？不过，请注意，——现在说的已经不是Nations，而是Nationalities了。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s）的残余叫做民族，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许多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法语，同样，德国境外也有许多人，他们说的是德语，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民族（people）的民族生活，已经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瑞士和亚尔萨斯的德意志人不愿再合并于德国，同样，比利时和瑞士的法兰西人也不愿在政治上再合并于法国。而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原则”同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关于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的旧论点之间，是有差别的。“民族原则”完全不触及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民族（peoples）的民族生存权利这个大问题，如果说它也触及的话，那也只是为了混淆问题。民族原则提出了这样两类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peoples）之间的分界线问题；第二是关于一些民族（peoples）的为数众多的细小残余的民族独立生存权利问题，这些民族（peoples）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people）在欧洲的重要性，它的生命力，从民族原则的观点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在它看来，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的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人，同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意大利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威尔士人和曼恩岛居民，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像英格兰人一样地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而似乎这不是什么荒谬的看法。[146]但所有这些都是绝顶荒谬的，它被套上一种通俗的形式，好用来迷惑轻信者；所有这些不过是一句便当的空话，需要时利用利用，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 不管这种发明多么空洞，但是要把它想出来，却需要比路易-拿破仑的头脑更加聪明的头脑。民族原则决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为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正如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的，俄国在遵守民族原则的借口下吞并了旧波兰的大部分领土。这种思想已经存在有一百多年了，而现在，俄国正在经常地利用它。泛斯拉夫主义不就是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民族原则应用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147]、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以及其他在土耳其、匈牙利和德国境内的昔日的斯拉夫民族（peoples）的残余吗？甚至就在现在，俄国政府还有许多代理人奔走于挪威北部和瑞典的拉伯兰人中间，为的是在这些游牧的野蛮人当中鼓吹“大芬兰民族（nationality）”的思想，说在欧洲的极北地区应当恢复大芬兰民族，当然，是在俄国的庇护之下。被压迫的拉伯兰人的“绝望的哭声”在俄国报刊上响得很厉害，但这哭声不是出自被压迫的游牧人自身，而是出自俄国的代理人，——要知道，强迫这些可怜的拉伯兰人不只是说他们的野蛮的半爱斯基摩方言，还要他们学文明的挪威语或瑞典语，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压迫啊！只有在东欧，民族原则才能够真正被发明出来，在那里，一千年来亚洲人入侵的浪潮一个接一个涌来，把一大堆一大堆混杂的民族碎片留在岸上，直到现在民族学家也只能勉勉强强把它们区分开来；在那里，十分混乱地杂居着土耳其人、操芬兰语的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以及近一打斯拉夫部落。这就是制造民族原则的基础，而俄国是怎样把它制造出来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波兰的例子。 三 民族理论（Doctrineofnationality）之运用于波兰 在波兰，也同差不多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居住着各种不同民族（nationalities）的人。波兰的大多数居民即它的基本核心，无疑是操波兰语的本地波兰人。可是，自1390年起，波兰本土就已经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148]，后者在1794年最后一次瓜分以前曾是波兰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立陶宛大公国境内，曾经居住过许多不同的部落。波罗的海沿岸的北部省份由立陶宛人自己管辖，这是一种与他们的斯拉夫邻人操不同语言的民族（people）；这些立陶宛人很大一部分曾被日耳曼移民所征服，而日耳曼移民反过来又吃力地防预着立陶宛的大公。其次，在现今的波兰王国的南部和东部，住着白俄罗斯人，他们的语言介乎波兰语和俄罗斯语之间，而更接近于俄罗斯语；最后，在南部地区还住着所谓的小俄罗斯人，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他们现在的语言与我们通常称之为俄罗斯语的大俄罗斯语完全不同。所以，如果有人说，要求恢复波兰就意味着诉诸民族原则，那只能证明他们不懂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因为恢复波兰，就是恢复至少由四个不同民族（nationalities）组成的国家。 当旧的波兰国家由于同立陶宛合并而组成时，俄国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时，它还处在蒙古征服者的铁蹄之下，而在这以前一百五十年，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就已经共同努力把蒙古征服者赶回东方，赶过德涅泊河去了。莫斯科的大公们却只是在长期斗争之后，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当君士坦丁堡刚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大公就把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添进了自己的国徽，从而宣称自己是他们未来的继承人和复仇者；大家都知道，从那时起俄国人就力求占领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是这样称呼君士坦丁堡的）。后来小俄罗斯的富饶平原又引起了他们的吞并欲望；可是，波兰人从来就是骁勇的，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强大的民族（people），他们不仅善于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且还能进攻别的国家；十七世纪初，他们甚至把莫斯科占领了好几年[149]。 当政的贵族的逐渐腐化，资产阶级赖以发展的力量不足，以及耗尽国家元气的连年战争，终于摧毁了波兰的威力。一个顽固地保持着封建社会制度不受侵犯的国家，当它的所有邻邦都在进步，形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发展了贸易和工业，建立了许多大城市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就注定要衰落。贵族确实使波兰衰落了，完完全全衰落了。而在把它弄到这步田地之后，贵族又互相责难，并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外国人。1700年至1772年的波兰历史，不过是俄国人在波兰篡夺政权的编年史，而这种篡夺之所以可能，就是由于贵族的出卖。俄国兵差不多不断地占领着这个国家，波兰国王即使自己并不想做卖国贼，但也愈来愈成为俄国大使手中的玩物。这种把戏耍得那样成功，继续得那样长久，以至于到波兰最后被灭亡的时候，整个欧洲都没有提出一声抗议，而大家感到惊奇的只是：为什么俄国那样慷慨地把那么大一块领土让给了奥地利和普鲁士。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这次瓜分的方式。当时在欧洲已经存在着一种文明的“舆论”。虽然“泰晤士报”[150]当时还没有着手去制造这种商品，但是已经有这样一种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其他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舆论。俄国向来就知道尽可能使社会舆论站在自己一边有多么重要，而且它也没有忘记去争取这种舆论。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变成了当时有教养的人士、特别是法国人集聚的大本营；这位女皇和她的宫廷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她竟然能够把舆论引入这样的迷途，以致伏尔泰和其他许多人都歌颂“北方的塞米拉米达［注：塞米拉米达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据希腊历史家说，她在巴比伦建筑了一座被称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空中花园”。——译者注］”，宣扬俄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祖国，是信教自由的维护者。 信教自由——这就是为了消灭波兰所需要的字眼。波兰在宗教问题上从来就是非常自由的；下述事实就是证明：当犹太人在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遭到迫害时，他们在这里却找到了避难所。东部各省的大部分居民信奉正教，而波兰人则是天主教徒。这些正教徒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十六世纪时被迫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因而被叫作东方礼天主教徒，不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各方面仍然保持原先的正教信仰。这主要是农奴，而他们的高贵主人差不多全都是天主教徒；这些农奴按民族（nationality）来说都是小俄罗斯人。可是俄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家里，除正教而外，不容忍其他任何宗教，它把叛教当作罪行严加惩罚，它征服别的民族，吞并左右邻邦的领土，同时不断加强对俄罗斯农奴的束缚，——就是这个俄国政府，却很快对波兰大肆攻击起来，它借口信教自由，说什么因为波兰压迫正教徒；借口要维护民族原则，因为东部地区的居民是小俄罗斯人，需要把他们合并到大俄罗斯里去；并且借口革命权利，武装农奴去反对他们的主人。俄国是完全不择手段的。人们在谈到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时，总是把它看做一种非常革命的东西；但是，俄国大约还在一百年以前就在波兰开始了这样的战争，而这是阶级战争的绝妙样品，当时，俄国的士兵和小俄罗斯的农奴一起前进，焚烧波兰贵族的城堡，但只是为了给俄国的吞并作准备；一旦吞并实现，还是那些俄国士兵就又把农奴拖回他们主人的枷锁之下。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信教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因为民族原则当时在西欧还不是时髦的东西。不过，那时已有人在小俄罗斯农民面前摆弄这一原则了，而从那时起，它在波兰事务中就开始起着重要的作用。俄国首先的和主要的贪求，就是把所有的俄罗斯部落都统一到沙皇的政权之下，沙皇自称为全俄罗斯其中也包括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专制君主（SamodergetzvseckhRossyiskikh）。为了证明它的贪求仅止于此，它在三次瓜分的时候都竭力表示自己只关心白俄罗斯地区和小俄罗斯地区合并于俄罗斯的问题，而把居住着波兰人的地方，甚至把小俄罗斯的一部分（东加里西亚）留给自己的同谋者。可是，现在的情形怎样呢？1793年和1794年被奥地利和普鲁士吞并的大部地区，现在却以波兰王国这个名称而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波兰人中间逐渐唤起一种希望：好像只要他们服从俄国的最高权威，放弃对昔日立陶宛地区的一切要求，他们就可以期望把所有其余的波兰地区统一起来，在以俄国沙皇为国王的条件下恢复波兰。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打起来，那末非常可能是这样一场战争：归根到底将不是使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归并于普鲁士或威尼斯归并于意大利，而是把奥地利所占领的波兰部分，和至少是把普鲁士所占领的波兰部分归并于俄国。 这就是民族原则运用于波兰事务的情形。 弗·恩格斯写于1866年1月底—4月6日 载于1866年3月24、31日和5月5日“共和国”周报第159、160和165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共和国”周报 注释： [140]这一组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文章是弗·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1866年1月底至4月6日之间写成的；因为当时在总委员会里围绕着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一项决议，即关于把波兰独立的问题列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的决议，展开了一场斗争。为了阐明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必须一方面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特有的虚无主义，一方面揭露波拿巴集团为蛊惑人心而提出的所谓“民族原则”的反动本质。 这组文章没有写完。文章曾载于1866年3月24日、31日和5月5日“共和国”周报第159、160和165号。 “共和国”（《TheCommonwealth》）是英国的一家周报，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866年2月至1867年7月在伦敦出版。1866年6月以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编委会，1866年2月至4月格·埃卡留斯任编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在选举改革的斗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上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170页。 [141]指1848年5月15日巴黎的民众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示威者向应于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对争取独立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由于这些要求遭到拒绝，示威者曾企图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并成立革命政府，然而他们被用武力驱散了。——第170页。 [142]这里谈的是德国民主派报刊和工人报刊，首先是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伦出版的、由马克思编辑的日报“新莱茵报”。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坚决维护波兰的独立，把波兰的解放和推翻俄国的反动沙皇制度联系起来，后者在当时是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第170页。 [143]指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议程第九项（见本卷第583页）。 伦敦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29日举行。总委员会委员和各支部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代表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马克思排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终于把恢复波兰的独立这一要求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由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组织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第171页。 [144]这里谈的是1864年3—7月在“人民论坛报”上连续刊载的、蒲鲁东主义者艾·德尼的一组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中的意见，以及1865年12月载于“佛尔维耶回声报”上的对总委员会的责难（见本卷第586—596页）。 “人民论坛报”（《LaTribunedePeuple》）是比利时的民主派报纸；是工人团体“人民协会”的机关报，1861年至186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从1866年1月起为国际比利时各支部的机关报；德·巴普参加过该报的编辑部。——第171页。 [145]指“青年欧洲”，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者、政治流亡者的秘密组织，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34年在瑞士成立。“青年欧洲”由下列的民族组织组成：“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等等，它们的宗旨是为民族统一、民族独立和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而斗争。——第174页。 [146]恩格斯对于小民族历史命运的一些观点，以及他的下述判断是不确切的，他认为：小民族通常缺乏独立的民族生存的能力，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被更大的、更有生命力的民族吞并。恩格斯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集中化和建立大国的趋向，却没有足够地注意到另一趋向——小民族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独立进行斗争，它们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许多小民族，首先是那些从前包括在奥地利帝国内的各个斯拉夫民族，不仅显示出有独立的民族发展的能力，而且还成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参加者（关于这个问题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8、11卷的说明）。——第177页。 [147]卢西人是资产阶级民族学家和史学家对加里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柯维纳的乌克兰居民的称呼，流行于十九世纪。他们被用暴力同乌克兰人民的主要部分分割开来；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之后，乌克兰人民才最终重新统一了。——第177页。 [148]1385年的波兰立陶宛合并，规定立陶宛大公国合并于波兰，这为波兰与立陶宛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第179页。 [149]指1605年6月波兰干涉者占领莫斯科；由于人民起义，干涉者的政权于1606年5月被推翻。1610年9月波兰人再次进入莫斯科，夺取了莫斯科大公国的王位。全体俄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干涉者的解放斗争。1612年10月莫斯科为米宁和波札尔斯基率领的人民自卫团所解放。——第180页。 [150]“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年创刊于伦敦。——第18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工资、价格和利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120] 几点说明 1.生产和工资 2.生产、工资、利润 3.工资和货币 4.供给和需求 5.工资和价格 6.价值和劳动 7.劳动力 8.剩余价值的生产 9.劳动的价值 10.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 11.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12.利润、工资和价格间的一般关系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 14.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 几点说明 公民们！ 在没有谈到本题之前，请允许我先作几点说明。 目前大陆上正流行着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增加工资的要求已成为普遍的要求。这个问题将要在我们的大会上提出讨论［注：见本卷第582—583页。——编者注］。你们是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有确定的见解。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一下，即使这样做会冒着使你们很不耐烦的危险。 我要先说明的第二点，是关于公民韦斯顿的。他不仅向你们说明了他分明知道是极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观点，而且公开为这些观点进行辩护，并且认为这样做对工人阶级有利。他所表现的这种道义上的勇气，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深表尊敬的。虽然我这篇报告措词激烈，但我希望，在这报告结束后公民韦斯顿会发觉到，我同意据我看来是构成他的论纲基础的那种思想，不过我认为他的论纲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讲，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 现在我就来谈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1.生产和工资 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1）国民产品量是一种不变的东西，或者像数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2）实际工资总额，即依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定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凡是对全年来说或对各年相互比较来说是正确的，对一年中的每一天平均来说也是正确的。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并且即令把人口数方面的变化撇开不说，它也由于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不断变化而必然是一个变数。如果一旦发生了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直接引起产品量的变化，这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提高最初会是在当时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如果说在工资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那末，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就假定国民产品量不是一个变数，而是一个常数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所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仍然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假定为8的定数，那末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润为6，工资为2，那末工资也可以增加至6，利润减少至2，而总数仍然是8。因此，产品量不变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应该是不变的。那末，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一成不变的呢？他不过是断定如此罢了。 但是，即使是同意他的这个论断，那这个论断也应当在两方面都适用，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适用于一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那末，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的做法是愚蠢的，那末资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的做法也是愚蠢的。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工人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由于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的常数，所以在他看来，工资增加之后，必然接着有一个反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资本家能够强使工资降低，并且资本家确实是经常企图这样做。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场合一样，接着来一个反作用。因此，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对事实上已把工资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做得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做得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行动。因此，依照公民韦斯顿自己提出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如果公民韦斯顿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这个结论所据以产生的那个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应该说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虽然不可能并且不应该提高，但在资本想要把它减少时，它就可能并且应该降低。如果资本家不愿意用肉而用马铃薯，不愿意用小麦而用燕麦来养活你们，你们也必须把他的意志看做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比英国高，那末，你们就应当以美国资本家和英国资本家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平的不同。这种方法自然不仅会使研究经济现象的工作异常简化，而且也会使研究其他一切现象的工作都极其简化了。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资本家的愿望同英国资本家的愿望不一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超出愿望的范围。牧师可以说：上帝愿意法国是一个样，而愿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向我说明为什么有这种愿望的两重性，他会厚颜无耻地回答说，上帝高兴在法国抱一种愿望，在英国抱另一种愿望。但是，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然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合理推论的论证。 诚然，资本家是愿意获取尽量多的东西的。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这种力量的界限以及这些界限的性质。 2.生产、工资、利润 公民韦斯顿向我们所做的报告的内容，可以装进一颗核桃壳。 他的全部推论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以货币工资形式付给他的是5先令，而不是4先令，那末，资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给工人的就会是价值4先令的东西，而不是价值5先令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工人阶级在工资增加之前用4先令所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就不得不用5先令去买了。但是，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为什么资本家卖价值4先令的商品时索取5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额是由价值4先令的商品来决定呢？为什么不是由价值3先令或2先令，或其他数目的商品来决定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种既不依资本家的意志又不依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来决定，那末，公民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一规律，并证明这一规律。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全符合于必要的工资额而始终没有出入。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或其贪欲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要性，它们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意志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意志而改变。 公民韦斯顿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他说，如果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汤，供给一定数量的人分食，那末，这一定量的汤决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增多起来。我觉得这个例子实在有点庸俗［注：双关语：《spoon》——“匙子”、“笨汉”，《spoony》——“愚蠢的”、“庸俗的”。——编者注］。这个例子颇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罗马平民起来反对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贵族的肚子养活着国家躯体上的平民的四肢。但是，阿格利巴没有能够证明，用食物填满一个人的肚子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公民韦斯顿则忘记了，在工人从其中取汤喝的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妨碍他们从汤盆里取出较多汤来喝的，并不是汤盆容量狭小，也不是汤盆里盛的东西少，而只是他们的汤匙子太小了。 资本家是用什么诡计来把价值4先令的东西卖5先令的呢？就是靠抬高他所出卖的商品的价格的办法。但是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呢？或者相反，为了实现这个意志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呢？如果不需要这些条件，那末市场价格的涨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哑谜了。 既然我们假定，无论在劳动生产力中，无论在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中，亦无论在用来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中，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末这种工资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呢？它影响到商品的价格，仅仅是因为它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 工人阶级，就其全体来说，把自己的收入耗费在并且不得不耗费在购买日用必需品上，这完全是确实的。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对于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说来，他们所支付的工资提高了，他们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不要以为这种资本家的人数很少。你们如果注意到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是由五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费，——而有一个下院议员不久前甚至断言这部分产品只由七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费，——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巨大的一部分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日用必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在日用必需品价格提高时总是要大大受到限制的。 那末，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那些资本家所处的境况究竟会怎样呢？他们不可能用抬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工资而引起的利润率下降，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会增加起来。他们的收入会减少，并且他们还不免要从这种业已减少的收入中支付更多的钱去买同样数量的涨了价的日用必需品。不仅如此。由于他们的收入减少，他们还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们彼此间对于他们自己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由于需求额的这样缩减，他们所出产的商品的价格就要降低。所以，这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仅是由于工资水平普遍提高的影响，而且是由于工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上升和奢侈品价格下降的共同作用的影响。 那末，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资本的这种利润率上的差别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中去，而资本和劳动的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继续到一些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缩减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下来。只有经过这种变化，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才会重新趋于平衡。既然所有这种转移的发生，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那末，当这个原因一旦消失之后，这个原因所发生的作用也就会停止，价格就要回复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决不会局限于单个的工业部门，而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而有所变化的是这一定量产品的形式。现在大部分产品将以日用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实际上结果是一样——小部分产品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实际上结果也还是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不是用去交换外国奢侈品，而是用去交换外国日用必需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说，我在上述论证中是从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用于日用必需品这点出发，那末我就会回答说，我作的这个假定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如果工资增加数是花费在从前不属于工人消费范围的物品上面，那末，工人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会无需乎证明了。可是，既然他们购买力的这种提高仅仅是工资增加的结果，那末，这种提高的限度就应当恰巧符合于资本家购买力降低的限度。因此，对商品需求的总量不会增加，而可能有所变更的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一方需求的增加会由另一方需求的减少来抵销。既然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那末商品的市场价格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动。 这样，我们就要从两种情况中作出选择：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耗费于一切消费品，这样，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要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耗费于某几种市场价格暂时上涨的物品，这样，由此而引起的某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上升，以及与之相应的其他某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另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降低到符合于减少了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在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变动之后，又会降低到原先的水平。在前后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除了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之外，终归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 公民韦斯顿为了推动你们的想像力，就建议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时所要引起的种种困难。他高喊道，你们只要想一想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惊人上涨的情景吧。但是，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劳动与资本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为了要回避真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9先令增加到了18先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百分之百。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讨论英国普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百分之百的问题。我们根本用不着去谈论工资提高的数量，因为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工资提高的数量都要以一定的情况为转移，并且要适应于这种情况。我们只是要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不超过百分之一，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总之，我把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百分之百的幻想撇开不谈，而请你们注意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内确实有过的工资提高的情形。 你们都知道，1848年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或者说得更正确点，十小时半工作日法令。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极大的经济改革之一。实行这一法令，意味着并不是在某些地方性的企业中，而是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主要工业部门中突然和强制地提高工资。这是在特别不利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曾证明说——而且我应该指出，他们所根据的理由远胜过我们的朋友韦斯顿——这一法令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们证明说，这里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工资增加，而在于工资的这种增加起因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并且以这种减少为基础。他们断言，人们想从资本家手里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资本家赖以获得利润的唯一的一个小时。他们危言耸听，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缩小，从而会引起工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称，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121]与这个法令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得有理。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工作日虽然缩短了，工厂工人所领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中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地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日益扩大了。1861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我亲自听到纽曼先生承认说，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耳以及经济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错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所说的不是弗兰西斯·纽曼教授，而是威廉·纽曼先生[122]，他在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托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这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价格史的佳作[123]。如果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固定不变的观念，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的意志，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论和最终完成论都是正确的话，那末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预言也将是正确的，而罗伯特·欧文却是不正确的了，欧文早在1815年便已宣布说，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124]，并且他不惜违反一般人的成见，独自在自己开办于新拉纳克的棉织工厂里真正实行了这种限制工作日的办法。 在十小时法令颁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资提高的时候，大不列颠农业工人的工资也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而有过普遍的提高。 为了使你们不致发生误会，我要在这里预先说明几句，虽然这样做对于我的直接目的并没有什么必要。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资是2先令，后来他的工资提高到4先令，那末工资水平就提高了100％。若从工资水平提高的观点来看工资的这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可以说是很大的，但工资的实际数额——每星期4先令——仍然是极其微小而不能糊口的一种施舍。所以不应当为工资水平提高的动听的百分比所迷惑。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原来的工资数是多少？ 其次，也不难了解，如果10个工人每星期各得2先令，5个工人每星期各得5先令，还有5个工人每星期各得11先令，那末这20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100先令或5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20％，那末就是从5英镑增加到了6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20％，尽管实际上其中10个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变，5个工人的工资每人从5先令增加到6先令，另外5个工人的工资总额则从55先令增加到70先令。其中半数工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四分之一工人的状况改善得很少，只有剩下的四分之一才真正得到了改善。然而，如果以平均数字来说，那末这20个工人的工资总数是增加了20％，同时既然问题涉及到雇这些工人的全部资本以及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所以这里的情形与工资的平均提高同等地涉及到所有工人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于上面所谈的那些农业工人的例子，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个郡中极不相同，所以工资的提高对他们所发生的影响也很不平衡。 末了，在这次工资提高的时期中，有许多因素，如对俄战争所引起的新的税赋，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毁坏[125]等等，曾起过相反的作用。 在预先作了这些说明之后，现在我再来谈大不列颠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大约提高了40％这一事实。为了证明这点，我可以举出大量的和详细的材料，但是，就面前的目的来说，我认为只要请你们去看看已故的约翰·查·摩尔顿先生1859年在伦敦艺术和手工业协会宣读的那篇题为“用在农业中的力量”[126]的批判性的诚实报告，也就够了。摩尔顿先生所引用的材料，是他从苏格兰12个郡和英格兰35个郡内大约100个农场主的账簿和其他真实文据中搜集来的。 按照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意见，特别是如果注意到工厂工人工资同时提高的情形，农产品的价格在1849—1859年间应该有惊人的提高。但实际情形又怎样呢？虽然发生了对俄战争，而且1854—1856年间有好几次歉收，但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格在1838—1848年间是每一夸特约为3英镑，而在1849—1859年间则降到每一夸特约为2英镑10先令了。这就是说，在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了40％的同时，小麦的价格却降低了16％以上。在同一时期中，如果把它的末期同它的初期比较一下，即把1859年同1849年比较一下，则正式登记的贫民已从934419人减到860470人，即减少了73949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并且这种减少在以后几年中又没有了，但无论如何总是减少了。 人们可以说，由于废除了谷物法[127]，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间从国外输入的谷物比1838—1848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结果怎样呢？如果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出发，那末国外市场上突然发生的这种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大大提高，因为不论这种增长的需求是发生在国外或国内，其影响都是相同的。但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在这个时期中，法国除了几个歉收的年份外，经常有人抱怨谷物价格惨跌，美国人不得不屡次将他们多余的农产品焚毁，而俄国，如果相信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话，则鼓励了美国的内战，因为美国人的竞争曾破坏了俄国农产品向欧洲市场的输出。 如果把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化为抽象的形式，那就是这样：需求的任何提高都是在一定的产品量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永远也不能增加所需商品的供给，而只能提高这些商品的货币价格。可是，甚至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表明，需求的提高在某些场合完全不改变商品的市场价格，在另一些场合也只会使市场价格暂时提高，接着就会是供给的增加。这种供给的增加又必然使价格重新降到原先的水平，在某些场合还会使它低于原先的水平。至于需求的提高是由于工资的增加或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这丝毫不能使问题有所改变。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来看，这个一般的现象，也像那些在特别情况下，即在工资提高的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一样，是难于解释的。所以，他的论证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丝毫也不能证明出什么东西。这种论证只是表明，公民韦斯顿弄不清那些使需求的提高会引起供给的增加，而并不一定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提高的规律。 3.工资和货币 在讨论的第二天，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已经给自己的旧论断套上了新的形式。他说：在货币工资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要支付这些工资就需要有更多的现金。如果货币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那又怎能用这种数量不变的货币去支付增加了的货币工资呢？以前的困难是：虽然工人的货币工资增加了，而工人所能得到的商品数量仍然没有变；现在的困难是：虽然商品数量没有变，而货币工资却增加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承认公民韦斯顿原先的教条，由此而产生的困难也就消灭了。 可是我要向大家指出，这个关于货币的问题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在你们的国家里，支付机构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完善得多。由于有了广泛的和集中的银行系统，为了周转同样数目的价值或进行同样的或数量更大的交易所需要的货币就少得多了。例如工资的情形就是这样：英国工厂工人每星期把自己的工钱付给商店老板，商店老板每星期把这些钱送交银行家，银行家每星期把这些钱交还给工厂主，工厂主再把这些钱付给自己的工人，如此循坏不已。由于有这样的机构，一个工人每年的工资假定为52英镑，只要用一个每星期照样周转一次的索维林［注：索维林是英国的一种金币，同英镑价值相等。——编者注］便足够支付了。但是，这种机构甚至在英格兰也不如在苏格兰那样完善；而且它并不是到处都一样完善，所以我们看到，例如有些农业区域和纯工业区域比较起来，为了周转少得多的价值额却需要多得多的现金。 你们如果渡过海峡，就可以看到，大陆上的货币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然而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为了支付这些工资却需要大得多的货币额。在那里，每一个索维林都不能那样快地为银行家取得，也不能那样快地回到工业资本家的手中，所以，如果在英国只需要一个索维林就可以在一年的流通中代替52英镑的话，那末，在大陆上，为了在一年内支付25英镑的货币工资，也许就需要3个索维林。因此，如把大陆各国和英国加以比较，你们立刻就可以看出，低额的货币工资可能比高额的货币工资需要更多的现金，而实际上这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同我们所考察的问题毫无关系。 据我知道的最确切的计算，英国工人阶级每年的收入可以估计为25000万英镑。这个庞大的数目大约是用300万英镑来流通的。假定工资增加50％，支付这笔工资所需要的货币就不是300万英镑，而是450万英镑。由于工人每日开支有很大一部分是用银币和铜币，即普通的铸币（这些铸币对于金子的相对价值，和不兑换的纸币一样，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所以货币工资提高50％，至多只需要100万索维林的补充货币加入流通。于是，以金条或铸币形式储藏在英格兰银行或私人银行家钱库里的100万英镑就会进入流通。然而，因铸造这100万补充铸币或因其在流通中的损耗所引起的少量费用甚至也可以节省下来，而这些费用在增加流通手段会引起某些困难时也确实是节省下来的。你们都知道英国的流通货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银行券，在商人彼此进行交易以及在消费者与商人彼此进行比较大宗的支付时都采用这种银行券。另一类为金属货币，在零售贸易中流通。这两种流通货币虽然种类不同，但它们却是交错使用的。例如，甚至在比较大宗的支付中，使用金币来支付5英镑以下的零数是极为广泛的。如果明天发行4英镑、3英镑、或2英镑的银行券，那末充满这些流通渠道的金币立刻就要被排挤，并流到那些因货币工资增加而需要它们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因货币工资增加50％所需要的100万补充额，无须增加一个索维林也可以得到了。增大期票的流通而不另发银行券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在郎卡郡这个方法就实行了很久。 如果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就像公民韦斯顿对于农业工人工资所假设的那样增加100％，——会引起日用必需品价格的大涨，并且依照公民韦斯顿的观点，需要有一笔无法得到的补充货币额，那末，工资的普遍下降，就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引起同样的后果。好极了！你们都知道，1858—1860年是棉织工业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1860年在这方面是商业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年，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在这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860年棉织工业工人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其他部门工人的工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但是美国危机一发生后，所有这些工人的工资都忽然降低到大约为过去工资的1/4。如果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动，那就该是增加300％。如果工资从5提高到20，我们便说工资增加了300％；如果工资从20降到5，我们便说工资减少了75％。但是在一种场合增加的数目和在另一种场合减少的数目是相同的，即15先令。所以，这是工资水平的一种突然的、从未有过的变动，如果我们不仅计算那些直接在棉织工业中做工的工人，而且还计算那些间接依靠于棉织工业的工人，那末这种变动所涉及的工人数目，就要比农业工人的数目多1/2。但小麦的价格降低了没有呢？没有，它已由1858—1860年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47先令8辨士提高到1861—1863年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55先令10辨士。至于说到货币，那末1861年造币厂所铸的币额数为8673232英镑，而1860年所铸的只有3378102英镑。换句话说，1861年所铸的铸币比1860年所铸的多5295130英镑。诚然，1861年流通的银行券比1860年少了1319000英镑。但我们减去这个数目，1861年所用的流通货币和1860年这个繁荣的年度相比较，仍然要多出3976130英镑，即约多400万英镑；而英格兰银行所储存的金子在这个时期却有缩减，虽然不是在同样大的比例上，但却是在近似的比例上缩减了。 现在把1862年和1842年比较一下。1862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除了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有极大的增加以外，单是用于定期支付股票、债券等等的资本、用于定期支付铁路用费的资本就达32000万英镑，这个数目如在1842年是会令人难以置信的。虽然如此，1862年和1842年流通中的货币总额还是几乎相等的。并且你们一般还可以看出，当不仅商品价值，而且一般货币交易价值都在大量增加的时候，流通的货币却有逐步缩减的趋势。从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解答的谜。 如果他对问题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他就会发现：即使把工资完全撇开不谈，并假定工资固定不变，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以及一般货币交易的数额，都是每天变化的；所发行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每天变化的；不以货币作媒介而专借期票、支票、转账信贷和票据交换实现的支付的数额是每天变化的；由于需要实在的金属货币，市面上流通的铸币的数量与储存的或藏在银行仓库中的铸币和金条的数量间的比例是每天变化的；国内流通所吸收的金子的数量和被送到国外供国际流通的金子的数量是每天变化的；那时他就会了解到：他的关于货币总额仿佛是固定不变的教条，是一种和日常生活矛盾的荒谬绝伦的错误。公民韦斯顿不应该把自己对于货币流通规律的无知变成反对提高工资的论据，而应该去研究使货币流通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条件的那些规律。 4.供给和需求 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确信一句拉丁谚语：《repetitioestmaterstudiorum》（复习是学业之母）。所以他又一次用新的方式来重述他原来的教条，硬说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货币紧缩，定将使资本减少等等。既然我们已经讲过他的关于货币的奇谈，所以我认为再来详细地研究那些在他看来应从他所臆造的货币流通难关中产生的虚构后果，就完全是多余的了。我最好还是直接来试图把他的那个教条——仍然是原来的那个教条，不过他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把它反复陈述出来罢了——化为它的最简单的理论形式。 他论述自己的命题时所采取的那种非批判的态度，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反对提高工资，或是反对因工资提高而产生的高工资。现在我要问他：究竟什么是高工资，什么是低工资呢？例如，为什么每星期5先令就是低工资，而每星期20先令就是高工资呢？如果说5与20相比算是低工资，那末20与200相比就更低了。如果某人在作关于寒暑表的讲演时，大谈什么高温度和低温度，那他并不能告诉谁以任何知识。他首先应该谈冰点和沸点是怎样确定的，应该告诉别人这两个标准点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而并不是由出卖或制造寒暑表的人随便规定的。然而公民韦斯顿在谈到工资和利润的时候，不仅没有从经济规律中推演出这样的标准点，而且甚至不觉得有寻找它们的必要。尽管非常明显：工资只有和一种测量其大小的标准相比较时，才能够谈高或低，但他却满足于关于高低的一种流行的庸俗的说法，好像这种说法具有什么固定的意义。 他不能向我说明，为什么一定量的劳动要用一定量的货币来支付。如果他回答我说，这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那我就立刻要问他，供给和需求本身又是由什么规律调节的呢？于是他的那种回答就立刻会使他受窘。劳动的供求关系经常在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在不断变化。如果需求超过供给，工资就要上涨；如果供给超过需求，工资就要下降，虽然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仍有必要例如用罢工或别的方法去探测需求和供给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你们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那末声言表示反对提高工资便是一种幼稚和无谓的举动，因为按照你们所凭借的那个至高无上的规律，工资的周期性的上涨，也和工资的周期性的下降一样，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如果你们不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那我就要重新提出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一定量的劳动要用一定量的货币来支付呢？ 但是，让我们从更广的方面来研究一下问题：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仿佛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你们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只调节着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抵销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的时候，它们就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就会同它的市场价格绕之变动的标准价格一致。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响。这点无论对于工资来说，或对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来说，都是一样的。 5.工资和价格 我们的朋友所持的一切论据，如果用最简单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只能归结成下面这样一个教条：“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来决定或调节的”。 我可以举出实际的经验来驳斥这种已被驳倒的陈腐谬论。我可以告诉你们，英国工厂工人、矿工、造船工人等等的劳动的价格虽然比较高，但他们的产品却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同类产品卖得便宜；同时，英国农业工人的劳动的价格虽然比较低，但他们的产品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类产品都要贵。我可以用比较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产品或不同国家的各种商品的办法来证明，除掉一些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例外情形，平均说来，价格高的劳动生产价格低的商品，而价格低的劳动生产价格高的商品。这当然绝对不是证明，一种场合下的劳动价格高和另一种场合下的劳动价格低，每次都是造成这绝对相反结果的原因，但这无论如何证明，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的价格来决定。不过我们完全不必采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 但是，也许有人会否认公民韦斯顿曾提出过“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来决定或调节的”这个教条。的确，他一次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定义。甚至相反，他曾说利润和地租也是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因为不仅工人的工资，而且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非从商品的价格中支付不可。但是，照他的意见，价格是由什么构成的呢？首先是由工资构成的。然后再加上给资本家的百分之几，给土地所有者的百分之几。现在假定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的报酬为10；如果利润率与支出的工资相比是100％，那末资本家就要加上10；如果地租率与工资相比也是100％，那末就要再加上10；于是商品的全部价格就是30。但是，这样决定价格不过意味着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罢了。如果在上述场合，工资涨到20，那末商品的价格就要涨到60，其余类推。因此，提出价格由工资来调节的这一教条的所有旧政治经济学作家们，都企图用利润和地租只是加在工资上的百分数的说法来证明这一点。当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些增加的百分数的限度归结为某种经济规律。相反，他们大概认为利润是由传统、风俗和资本家的意志决定的，或者是由别种同样臆造的和不可解释的方式决定的。他们断言利润决定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但这种说法丝毫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诚然，这种竞争无疑会拉平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即把这些利润率引到一个平均的水平，但它却绝对不能决定这个水平本身或一般利润率。 我们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工资是劳动价格的一种称呼，那我们就是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的价格来调节的。既然“价格”是交换价值，——而我讲到价值时，总是指交换价值而言，——即用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 但是，这样一来，“劳动的价值”本身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我们在这里陷入了窘境。自然，如果我们想依照逻辑从事推论，那我们就一定要陷入窘境。可是，这个教条的维护者是不大关心逻辑的。例如以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来说吧。起初他告诉我们，商品的价格由工资来决定，所以当工资增加的时候，价格也要提高。随后他又向我们证明，相反，工资的增加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商品的价格也要随之提高起来，因为工资实际上是由工资所能买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来测量的。总之，我们开始时声明说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末尾却又声明说劳动的价值由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了。这样一来，我们真是在瞎兜圈子，始终得不出任何结论。 总的说来，如果我们把一种商品的价值，例如劳动、谷物或其他某种商品的价值作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调节器，那我们显然只是在躲避困难，因为我们是用一种其本身又需要被决定的价值来决定另一种价值。 “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一教条，如果用它的最抽象的说法来表示，就是说“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而这种同义反复只是表明我们实际上对价值一窍不通。如果接受这个前提，那末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的推论都变成了空洞的呓语。所以，李嘉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1817年出版的自己那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把那种认为“价格由工资来决定”的流行已久的陈旧不堪的虚伪学说完全粉碎了[128]。亚当·斯密和他的那些法国老前辈在自己著作中真正科学的部分驳斥过这种虚伪学说，但是他们在自己著作中比较肤浅和庸俗的章节里，却又把这种虚伪学说再现了出来。 6.价值和劳动 公民们，现在我必须来实际地阐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了。我不能保证我能完全令人满意地做到这点，因为要做到这点，我就不能不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领域。我只能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effleurerlaquestion》，即只能涉及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所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它是由什么决定的？ 初看起来，似乎商品的价值是一种完全相对的东西，如果不研究某一个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之间的关系，那就不能确定它的价值。的确，讲到价值时，讲到其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我们指的是这一个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时的数量上的比例。但是这时又会发生一个问题：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又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些比例是无限地不同的。如果我们拿某种商品，例如拿小麦来说，那我们就会发现，一夸特小麦同其他各种商品相交换差不多有无数不同的比例。但因为小麦的价值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依然是一样的，不管它是表现在丝绸上也好，表现在金子或其他某种商品上也好；所以这个价值就应当是一种不同于它与其他商品交换的那些不同比例的东西，是与这些比例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东西。一定有可能用一种极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不同商品间的这些不同的等量关系。 其次，假如我说一夸特小麦按一定的比例与铁相交换，或者说一夸特小麦的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铁，那我也就是说，小麦的价值和它那个表现为铁的等价物等于既不是小麦又不是铁的某个第三种东西，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小麦和铁以两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同一的数量。所以，这两种商品中的每一种，不论是小麦或铁，都一定能不依赖于另一种而化成这个第三种东西，即化成作为它们的共同尺度的东西。 我要用一个十分简单的几何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我们要比较形状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积，或是比较三角形面积与矩形或其他某种直线形面积时，我们是怎样着手的呢？这时，我们就把任何一个三角形的面积还原为全然不同于它的外形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我们根据三角形的特性知道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它的底乘高的一半，于是我们就能把各种三角形的大小以及一切直线形的大小相互加以比较，因为每一种直线形都可以分解为一定数量的三角形。 在计算商品价值时，也应当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有可能把一切商品化为一种它们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是按照它们所含有的同一尺度的比例去区别它们。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而与它们的自然属性毫无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首先就要问，所有商品共同的社会实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为要生产一个商品，就必须在这个商品上耗费或投入一定量的劳动。并且我不是简单说劳动，而是说社会劳动。如果一个人生产一个物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是为了供自己消费，那他所创造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他作为一个为自己工作的生产者，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一个人为要生产一个商品，他就不仅要生产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物品，并且他的劳动本身也应该是构成社会所耗费的劳动总额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劳动应该服从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没有其他部分的劳动，这种劳动就不能存在，而这种劳动之所以必需，又是为了补充其他部分的劳动。 当我们把商品看作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所以能够互相区别，只是由于它们代表着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例如生产一条丝手巾也许比生产一块砖所耗费的劳动量要多。但是劳动量是由什么来测量的呢？是由劳动所经历的时间，如小时、日等等来测量的。为了能够用这种尺度来测量劳动，就必须把各种劳动化为平均的或简单的劳动，作为它们的单位。 于是我们便得出下面的结论：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含的社会实体量的大小，即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各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量或劳动额来决定的。凡生产商品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相同，则商品中所含的相当数量也相同。或者说：一个商品的价值对另一个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相当于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对另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的关系。 我料想你们中有许多人一定要问：商品价值由工资来决定与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来决定，这两种论断之间是否真正有很大的区别或确实有什么区别呢？但你们应当知道，劳动报酬同劳动数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假定说，例如一夸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里曾引用过它，这部著作于1729年出版，题为“关于纸币本质和必要性的初步研究”[129]，他是首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中的一个。总之，我们已假定，一夸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是同等的价值或等价物，因为它们都是凝结于它们本身中的若干工作日或若干工作周的同等数量的平均劳动的结晶。我们这样来决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对价值，是否多少要依据农业工人和矿工的工资呢？一点也不。关于究竟怎样支付他们每天或每周的劳动的问题，以及甚至关于是否采用雇佣劳动的问题，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完全没有确定的问题而遗留下来。如果采用了雇佣劳动，那末这两个工人的工资可能是完全不相等的。一个把劳动体现在一夸特小麦上的工人可能只获得两蒲式耳小麦的工资，而那个开矿的工人却可能获得半盎斯金子的报酬。或者，如果假定他们的工资是相等的，那末，这种工资也可能在极不相同的比例上背离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种工资可能等于一夸特小麦或一盎斯金子的1/2、1/3、1/4、1/5或其他某种份量。他们的工资当然不能高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多于这个价值，但它却可能少于这个价值，并且是在极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这个价值。他们的工资要受产品的价值的限制，但是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却丝毫不受工资的限制。而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价值，相对价值，完全不依所用劳动的价值来规定，即不依工资来规定。因此，以商品中凝固的相对劳动量去决定商品价值，与那种以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去决定商品价值的同义反复的方法全然不同。不过，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探讨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加以阐明。 我们计算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必须把预先用在这个商品原料中的劳动量以及消耗在实现这种劳动所必需的装备、工具、机器和房屋的劳动，加到生产的最后阶段所费的劳动量上去。例如，一定量棉纱的价值，是若干劳动量的结晶，即在纺织过程中加在棉花上的劳动量，预先体现于棉花本身的劳动量，体现于煤炭、油料及其他各种生产辅助材料的劳动量以及用于蒸汽机、纱锭、厂房等等的劳动量的结晶。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如工具、机器和厂房，可以在辗转重复的生产过程中服务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如果它们像原料一样是一下子就消耗完了，那末它们的全部价值也会一下子就转移到那些用它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上去。但是，因为例如纱绽只能逐渐消耗完，所以就要作出一种平均计算，而以纱锭的平均生存寿命和它在一定时间内，譬如在一天内的平均消耗程度作为这种计算的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纱锭价值中哪一部分是转移到每天纺出的棉纱上，因而也就可以计算出，例如一磅棉纱所费的全部劳动量中，有哪一部分是预先体现于纱锭的劳动。就我们现有的目的而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必要作更加详细的说明了。 也许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愈懒或愈笨，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愈大，因为他制造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愈多。然而，如果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一种可悲的错误。你们记得我曾经用过“社会劳动”这个用语，而“社会”这个用语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于或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我们所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在一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一定社会平均水平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在英国，当蒸汽织机开始和手织机相竞争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纱转化为一码布或一码呢子，只需要原先劳动时间的一半。诚然，可怜的手织机织工现在已不是像从前那样每天劳动9小时或10小时，而是每天要劳动17至18小时了。但是，在他劳动20小时的产品中现在只包含有10小时的社会劳动，或10小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纱转化成布所必须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他现在劳动20小时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并不比他从前劳动10小时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多。 总之，如果说各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体现在各该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那末，凡是生产某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加，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增加，而凡是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它的价值就必定减少。 如果说为生产一定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固定不变的，那末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也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生产一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愈高，则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所制成的产品也愈多；劳动的生产力愈低，则在同一时间内所制成的产品也愈少。举例说，如果由于人口增加而必须耕种肥沃程度较低的土地，为要获得与先前同量的产品，就必须耗费较大的劳动量，农产品的价值也就会因而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纺纱工人运用现代生产资料在一个工作日内能比他从前运用手纺车在同一时间内把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那末，每一磅棉花所吸收的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显然只有以前的几千分之一，因而在纺纱过程中所加于每一磅棉花上的价值也显然只有从前的几千分之一。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 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 （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劳动生产力愈高，消耗在一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愈小。劳动生产力愈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多，因而产品的价值也愈高。因此，我们可以把下面这一点确定为一般的规律：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上面我们所说的都是关于价值的问题，现在我要就价格的问题，即价值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的问题补充几句。 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罢了。例如，一切商品的价值在英国是用金的价格来表现，而在欧洲大陆则主要是用银的价格来表现。金或银的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开采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你们会用你们国内的一定量产品，即用你们国内一定量劳动凝结在里面的产品，去交换那些出产金银的国家的产品，即交换有它们一定量劳动凝结在里面的产品。人们正是这样，即实际上是通过商品交换商品来逐渐学会用金和银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即生产各该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只要仔细看看这种价值的货币表现，亦即价值向价格的转化，你们就会发现这里谈的是一个过程，而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经由这个过程获得独立的和一致的形式，换句话说，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经由这个过程表现为同一的社会劳动量。既然价格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亚当·斯密就称之为自然价格，而法国的重农学派则称之为“必要价格”。 那末，价值和市场价格间的关系或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你们都知道，无论各个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如何不同，一切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却总是一样。市场价格只是表现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为供给市场以一定数量的一定产品所必需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场价格是依据该种商品的总额来计算的。在这个范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和它的价值相符的。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和有时低于价值或自然价格的这种变动，是以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为转移。市场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形经常都可以看见，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所说： “自然价格好像是一种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价格都趋向于这一中心价格。各种偶然的情况可能有时把商品的价格保持在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水平上，有时又使商品的价格低于这个水平。但是不管有怎样的障碍使价格背离这个稳定的中心，商品的价格总是经常趋向于这个中心”[130]。 我现在不能来仔细地分析这个问题。这里只需要指出下面一点：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即相当于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它们的价值。但供给和需求必定要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虽然这种平衡只能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以下落补偿上涨来实现，或者viceversa〔相反〕。如果你们不是只考察每天的变动，而是分析较长时期里的市场价格的运动，例如像图克先生在他的“价格史”里面做过的那样，那末你们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变动，市场价格的背离价值，市场价格的上涨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销和互相补偿的；所以，如果把垄断组织的影响及其他某些变更撇开不说，——关于这些，我现在不能详细谈到，——那末一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说来总是按它们各自的价值，即它们的自然价格出售的。市场价格的变动达到互相补偿所要经历的平均时期，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来说是不相同的，因为供给适合于需求这一点对某种商品来说比较容易，而对另一种商品来说则比较困难。 由此可见，既然一般说来一切种类的商品在较长时期内都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售，那末，假设利润——不是指个别场合，而是指各个工业部门中经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是来源于额外提高商品价格或者是由于商品按超过其价值的价格出卖，就未免太荒谬了。如果我们把这种假设综合起来，那它的荒谬性质就非常清楚了。凡是一个人作为卖者经常赢得的东西，他总是不免要作为买者丧失掉。即使指出有些人是买者而不同时又是卖者，是消费者而不同时又是生产者，那也无济于事。这些人付给生产者的东西，是他们起先应该从生产者那里无代价地获得的。如果一个人起先拿了你的钱，然后又在购买你的商品时将钱还给你，那你就是按过高的价格把你的商品卖给他，你也永远不会发财致富。这种交易可能减少亏损，但是决不能产生利润。 所以，你们如想说明利润的一般本质，就应该从这样一个原理出发，即商品平均说来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利润是从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得来的，也就是从商品按其所体现的劳动量的比例出卖得来的。如果你们不能根据这种假定来说明利润，那你们就根本不能说明利润。这好像是不近情理，好像是与日常经验相抵触。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也好像是不近情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末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 7.劳动力 当我们在如此简略的叙述中尽可能地分析了价值的本质，分析了任何商品的价值的本质以后，我们就应当集中注意力来研究特别的劳动的价值。这里我又要用一种在你们看来好像是不近情理的论断来使你们惊讶了。你们都相信，你们每天所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因而劳动是有价格的，并且，既然商品的价格只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那就一定存在有一种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但是，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就其通常意义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说过，凝结在商品里的必要劳动量构成商品的价值。现在我们来应用这个价值的概念，又怎能确定比如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呢？这个工作日里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十小时劳动。如果我们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等于十小时的劳动，或等于这个工作日所包含的劳动量，那无非是同义反复，甚至是毫无意义。显然，当我们发现“劳动的价值”一语所包含的真实而隐藏的意义以后，我们就能够说明对于价值的这种不合理和似乎是不可能的用法了，也好像我们认识了天体的实际运行情形以后，就能够说明我们所看到的天体运行情形一样。 工人所出卖的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暂时转让给资本家支配的他的劳动力。情况确实是这样，连法律也规定了——我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怎样，但至少大陆上的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允许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最大期限。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那就会使奴隶制立刻恢复起来。如果这种出卖包括一个工人的一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终身奴隶。 英国最老的经济学家和最独特的哲学家之一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已本能地发觉了他所有的那些继承者都没有觉察到的这件事实。他说： “一个人的价值或所值，像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或所值一样，就是他的价格，即他的能力被人使用时应获得的报酬”[131]。 如果我们从这一原理出发，那我们就能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来确定劳动的价值。 但是在这样作以前，我们应当问：怎样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市场上一方面有一种人是买者，他们占有土地、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即占有那些除掉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的尽是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另一方面有一种人是卖者，他们除掉自己的劳动力，除掉劳动的手和头，再没有别的东西可卖了；前者经常买进是为了吸取利润和发财致富，后者经常卖出则是为了谋生。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得研究被经济学家称作先期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作原始剥夺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所谓原始积累不过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一连串历史过程。可是，这样来研究，就会超出目前这个题目的范围。劳动者脱离劳动资料的现象一旦成为事实，它就会继续保持下去，并且要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产生出来，直到有一种新的和根本的生产方式方面的革命把这种现象消灭，并在新的历史形态中把原先存在过的统一恢复为止。 那末，劳动力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 也如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一个人的劳动力只有当他活着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要成长和维持生活，就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但是，一个人也和一部机器一样是不免要损坏的，所以必须用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生活资料以外，还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育子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上代替他，并且还要延续工人的种族。此外，还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使工人能够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就我们的目的而论，只需要考察一下中等劳动，这种劳动的教育和训练的费用是很小的。但是，我必须顺便指出，既然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各不相同，所以各种不同生产部门所用劳动力的价值也一定各不相同。因此，对平等工资的要求是基于一种错误，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妄想。这种要求乃是承认前提而企图避开结论的那种虚妄和肤浅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在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来确定；既然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即它们的生产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在劳动市场上，它们也就应当按不同的价格来支付。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见，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 8.剩余价值的生产 现在我们假定，一个工人每天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平均量需要6小时的平均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同时我们又假定，这6小时的平均劳动也体现在等于3先令的金的数量上。那末3先令就是这个工人劳动力一天价值的价格或其货币表现。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时，那他每天所生产的价值就足以使他获得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量，即维持他这个工人的生存。 但是这个人是个雇佣工人。因此，他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如果他把自己的劳动力每天卖3先令或每周卖18先令，他就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卖的。假定他是一个纺纱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时，那末他每天加到棉花上去的价值就是3先令。他每天加到棉花上去的这个价值就是他的工资的确切的等价，也就是他每天所得到的他的劳动力的价格的等价。可是，在这种场合，资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了。于是，我们在这里就遇到真正的困难了。 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并支付了这劳动力的价值，就像所有其他买主一样，获得了消费或使用他所买的这个商品的权利。迫使一个人去工作以消费或使用他的劳动力，就像开动一架机器以消费或使用这架机器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从而获得了在整天或整周内使用这个劳动力或迫使它去工作的权利。工作日或工作周自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可是这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个关键问题。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对这劳动力的使用则只受工人工作能力和体力的限制。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同劳动力的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犹如一匹马所需要的饲料同它能供人乘骑的时间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样。限定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并不构成工人劳动力所能完成的劳动量的界限。我们以我们的纺纱工人为例来说吧。我们已经知道，为要保证自己劳动力每天的再生产，他必须每天再生产3先令的价值，而这是他每天工作6小时就可以作到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或更多的小时。然而资本家在支付了这个纺纱工人的一天或一周的劳动力价值之后，就获得了在整天或整周内使用这个劳动力的权利。这样，资本家就迫使这个纺纱工人，例如说，一天工作12小时。纺纱工人除了必须工作6小时以补偿他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价值以外，还必须额外工作6小时，这6小时我称之为剩余劳动时间，并且这个剩余劳动将体现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上面。假如我们这个纺纱工人每天工作6小时就在棉花上加3先令的价值，即加构成他所得工资的确切等价的价值，那末，他在12小时内就要在棉花上加6先令的价值，生产出相应的剩余数量的棉纱。既然他已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了资本家，于是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他所创造的全部产品，便都属于资本家，属于他的劳动力的protempore〔暂时〕所有者。于是资本家预付3先令，结果却实现出6先令的价值，因为他预付的是6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而他取得的却是12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都预付3先令和每天取得6先令，这6先令中有一半又拿去支付工资，另一半则构成资本家不付任何等价而白白获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为基础，同时这种交换必然经常使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使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专为资本家服务的剩余时间或剩余劳动之间的比。所以，剩余价值率是依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工人只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或补偿其工资所费的劳动时间为转移的。 9.劳动的价值 现在我们应当回过头来谈谈“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个用语了。 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劳动的价值无非是由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来测量的劳动力的价值。但是，因为工人领得工资是在自己的劳动完毕以后，并且因为工人知道他实际上让给资本家的正是他自己的劳动，所以他必然以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就是自己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如果他的劳动力的价格等于体现6小时劳动的3先令，而他又是每日工作12小时，那末他就必然要把这3先令看成是12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然这12小时的劳动是体现在6先令的价值中。由此就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虽然严格说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个无意义的名词，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却具有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的外观。 第二，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虽然正是这一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构成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 这种虚假的外观，就是雇佣劳动和其他历史形态的劳动不同的地方。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像是有偿的劳动；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像是无偿的劳动。奴隶为要工作，自然必须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得用来抵偿他自己维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没有订立任何交易合同，由于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奴隶的全部劳动似乎都是无报酬的。 另一方面，再以农奴为例。可以说，农奴在整个东欧直到昨天还存在着。农奴在自己的或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其余3天则在自己主人的领地上从事强迫的无报酬的劳动。所以，这里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显然分开了的，于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就义愤填膺地认为强迫人白干活的思想是荒谬的。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一周中在他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再在自己主人领地上无报酬地劳动3天，或是一天里在工厂或作坊中替自己劳动6小时，再为他的雇主劳动6小时，结果都一样，不过在后一场合，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了，整个交易的实质都因有合同存在和周末支领工资而完全被掩饰了。这种无报酬的劳动在一种场合似乎是自愿的，而在另一种场合则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 如果我将使用“劳动价值”这一用语，那不过是把它作为表示“劳动力价值”的通常流行的名词罢了。 10.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 假定1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等于6辨士的价值，或12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6先令。又假定劳动的价值等于3先令或6小时劳动的产品。其次，如果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去的原料和所损耗的机器等等体现了24小时的平均劳动，那末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就等于12先令。此外，如果资本家所雇的工人再把12小时自己的劳动加到这些生产资料上去，这12小时就创造出6先令的附加价值。所以产品的价值总额共为36小时的物化劳动，即等于18先令。但是，既然劳动的价值或付给工人的工资只等于3先令，那末，资本家对于由工人所耗费并体现在商品价值里的6小时剩余劳动，就没有支付任何等价。这样，当资本家把这个商品按其价值出卖为18先令时，就把他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的3先令的价值一并实现了。这3先令就是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可见，资本家实现这3先令的利润，并不是由于他按照超过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而是由于他按照商品的实在价值出卖这个商品。 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但是，这劳动量有一部分体现为用工资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另一部分则体现为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商品中所含的劳动，一部分是有偿劳动，另一部分是无偿劳动。所以，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即出卖耗费在该商品上的全部劳动量的结晶，是一定要获得利润的。资本家出卖的不仅有他支付过等价的东西，而且还有他分文未付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曾费去了他所雇的工人的劳动。资本家在商品上费去的，和商品实在费去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总之，我重复说一遍，正常的和平均的利润，不是由于超过商品实在价值出卖商品得来的，而是按商品实在价值出卖商品得来的。 11.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着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我称之为利润。这种利润并不是全部都归企业资本家占有。土地所有者垄断土地——不管这土地是用于农业，用于建筑，用于铁路还是用于其他某种生产目的，——就有可能以地租名义取得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资本家拥有劳动资料，就有可能生产剩余价值，亦即占有一定量的无偿劳动；所以，凡是全部或部分地把劳动资料贷给企业资本家的劳动资料所有者，简言之，就是放债的资本家，也有可能以收取利息的名义要求取得这剩余价值中的另一部分。这样，留归企业资本家本身的，就只有称为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那一部分了。 至于上述三种人这样瓜分全部剩余价值究竟由什么规律来调节的问题，与本题毫无关系。但从以上所述中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含无偿劳动不同部分的不同名称罢了，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一个泉源产生的。它们不是由土地本身和资本本身产生出来的，但是土地和资本使其所有者可能从企业资本家压榨工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分得一份。对于工人来说，究竟企业资本家是把这剩余价值——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产物——全部占为己有，或是不得不将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义分给第三者，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假定说，一个企业资本家只使用自己的资本，并且他本人又是其所需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就要完全归他所有了。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企业资本家，不论最终他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企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这种关系上面。因此，有几位参加我们讨论的公民要想模糊事情的真相，把企业资本家和工人间的这种根本关系看作一个次要的问题，是不正确的。虽然他们断定，在一定情况下，价格的上涨对企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以至征税者影响的程度极不相同，是正确的。 从以上所述中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商品价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机器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那一部分，绝不会构成收入，只是补偿资本罢了。但是，即使把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如果说商品价值中的另一部分，即构成收入或可能以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的形式花费掉的那一部分，是由工资的价值、地租的价值和利润的价值等等所构成，那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先把工资除开不说，只来研究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我们刚才说过，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价值中体现无偿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名称的三个部分。可是，如果说商品中的这一部分价值是由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独立的价值相加而构成或形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一小时的劳动体现为6辨士的价值，如果工人的一个工作日为12小时，如果这段时间有一半是无偿劳动，那末这种剩余劳动就在商品上加3先令的剩余价值，即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这3先令的剩余价值，就是企业资本家可以按任何比例去同土地所有者及放债人瓜分的全部基金。这3先令的价值，构成他们能够彼此瓜分的那个价值的限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企业资本家在商品的价值上任意加上一份价值作为自己的利润，然后再加上另一份价值给土地所有者等等，从而这商品的总价值是由这些任意规定的价值形成的。这样，你们可以看出，下面这种流行的观点，即把一定量的价值分解为三部分同这一定量的价值由三种独立价值相加形成这二者混淆起来，因而把地租、利润和利息所由产生的总和价值变成一种随意的定量，该是如何荒谬了。 假定一个资本家所实现的全部利润等于100英镑，我们把利润的这个数目看作一个绝对量而称之为利润量。如果我们计算这100英镑对于预付资本的比，我们就把这个相对量称为利润率。显然，这个利润率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 假定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为100英镑。如果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也是100英镑，那就表明这工人的工作日一半是无偿劳动，并且——如果我们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去测量这个利润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利润率等于100％，因为预付的价值为100，而所实现的价值则为200。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到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而是看到全部预付的资本，即假定为500英镑，其中有400英镑代表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那末我们就看到，利润率只等于20％，因为这100英镑的利润只为全部预付资本的1/5。 前一种表示利润率的方式，是表明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间的实在对比关系，即对劳动进行exploitation〔剥削〕（请允许我用这个法文字）的实在程度的唯一方式；后一种表示方式是通常习惯用的，并且它确实也适用于某几种目的，至少是非常便于掩饰资本家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程度。 在我以后的说明中，我将使用利润一语来标明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总量，不管这剩余价值在不同人群间如何分配；而我在使用利润率一语时，则总是用利润对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的比率来测量利润。 12.利润、工资和价格间的一般关系 如果从商品的价值中除去补偿原料和耗费在商品上的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即除去代表商品中包含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那末，这商品价值的其余部分就是工人在最后一次生产过程中所加的劳动量。如果这个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而12小时的平均劳动结晶为6先令的金量，那末这加的6先令价值就是他的劳动所创造的唯一价值。这种由工作时间所决定的一定的价值，就是工人和资本家双方都从中各分一份的唯一基金，即分为工资和利润的唯一价值。显然，这两方面虽然可以按各种不同比例来分配这一价值，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假如不是以一个工人而是以全体工人人数计算，或者不是以一个工作日而是例如以1200万个工作日计算，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资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仅仅是这个有限的价值，亦即由工人全部劳动所测量的价值，所以一方面分得的愈多，他方面分得的就愈少，viceversa〔反之亦然〕。假如有一个一定的数，则这个数中一部分所增加的，总是另一部分所减少的。假如工资变动，利润就要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假如工资下降，利润就要上涨；假如工资上涨，利润就要下降。如果按照上面的假设，工人得3先令，即等于他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整个工作日一半是有偿劳动，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是100％，因为资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假如工人只得2先令，或者说他在一个工作日中只有1/3的时间是为自己工作，资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利润率就是200％。如果工人得到的是4先令，资本家只得2先令，利润率就降至50％。但是所有这一切变动都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可见，工资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而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 虽然各商品的市场价格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各商品的价值又唯一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来决定，而与各该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毫无关系，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在12小时内所生产的个别或成批商品的价值会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或由一定的劳动量所生产的商品的数或量，取决于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而不取决于这劳动的时间上的伸延或长度。例如，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在一种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下能生产12磅棉纱，而在一种较低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下只能生产2磅棉纱。这就是说，如果12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在价值上为6先令，那末，在前一场合是12磅棉纱值6先令，而在后一场合是2磅棉纱也值6先令。这样一来，在前一场合一磅棉纱只值6辨士，在后一场合一磅棉纱竟值3先令。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就是所用劳动的生产力有差异的结果。当生产力较高时，1磅棉纱体现1小时劳动；当生产力较低时，1磅棉纱则体现6小时劳动。在前一场合，1磅棉纱的价格只等于6辨士，尽管工资较高而利润率较低，在后一场合，1磅棉纱的价格则等于3先令，尽管工资较低而利润率较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1磅棉纱的价格是由耗费在这磅棉纱里面的全部劳动量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比例来决定的。于是，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事实，即支付得高的劳动可能生产出低廉的商品，而支付得低的劳动可能生产出昂贵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就仿佛不再是不近情理的了。这一事实只是反映一个一般的规律，即商品的价值由消耗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且这个劳动量完全依所用劳动的生产力为转移，因而也随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变化而变化。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 现在让我们来十分认真地研究一下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 （1）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用较为流行的说法来表示——劳动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或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因此，假如在一国里，一个工人平均每天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为6小时的劳动并表现为3先令，那末这个工人为生产出他一天的生活费用的等价，就必须每天工作6小时。如果整个工作日为12小时，那末资本家付给他3先令，便偿付了他的劳动的价值。工作日有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等于100％。但是现在假定，由于生产率的降低，例如为了生产同量的农产品需要用更多的劳动，于是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费的生活资料量的价格就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的价值就增加1/3，或增加331/3％。为要依照工人原来的生活水平生产出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便需要用8小时的劳动；所以，剩余劳动就要由6小时减到4小时，利润率就由100％降到50％。但是，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不过是要求把他的劳动的增长了的价值付给他，就好像其他所有的商品出卖人在其商品成本费增加时，力求使其商品已经提高的价值得到报酬一样。如果工资没有提高或提高得不够补偿生活资料已经增长的价值，那末劳动的价格就会降到劳动的价值以下，而工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但变化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费的同一数量的生活资料，可能从3先令减到2先令，换句话说，为要再生产出每天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就不是需要工作日的6小时，而只是需要4小时了。现在工人用2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3先令买到的生活资料了。劳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在劳动的价值这样减少的情况下，工人仍能买到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在这种场合，利润就会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利润率也会从100％提高到200％。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抗这种降低其相对工资的情形，不过是要求在他的已经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出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并且不过是力求保持他在社会阶梯上的以前的相对地位罢了。例如，英国的工厂主在谷物法废除后，卑鄙地背弃了他们在鼓动反对谷物法时所作的庄严诺言，把工资普遍降低了10％。工人的反抗在起初一个时期遭受了失败，但是后来由于某些情况的影响，——这些情况我此刻不能详细说明，——原来失去的10％又重新被夺回来了。 （2）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的价值，可能仍旧不变，但是由于货币的价值已经发生变化，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 由于发现了更丰富的矿山以及类似的原因，生产例如2盎斯金，可能并不比从前生产1盎斯金所费的劳动多。在这种场合，金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或50％。劳动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现在就要表现在比以前大一倍的货币价格上。从前表现为6先令的12小时劳动，现在就会表现为12先令了。如果工人的工资仍是3先令而没有提高到6先令，那末，他的劳动的货币价格现在就只等于他的劳动的价值的一半，他的生活水平也就要大大降低。在工资虽有提高但却不完全相当于金价值下降程度的场合，这种情况也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生。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实例中，无论是劳动生产力，无论是供给和需求，也无论是商品的价值，都没有丝毫变化。除了这些价值的货币名称以外，什么也没有变。如果说，在这样的场合工人不应当争取工资的相应提高，那就等于说，当他得到的报酬不是实物而是名称时，他也应当心满意足。过去的整个历史证明，每当发生这样的货币贬值时，资本家总是急忙利用这种良机来欺骗工人。但是，许多派别的经济学家断定说，由于新发现一些产金地、改进银矿开采和水银供给较廉的结果，贵重金属的价值又重新降低了。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大陆上普遍地同时产生了提高工资的要求。 （3）我们以前都假定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但是工作日本身是没有固定界限的。资本的经常趋向是要极力把工作日延长到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而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同样增长起来。资本愈把工作日延长，它占有他人的劳动量也愈多。在十七世纪，甚至在十八世纪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全英国的正常工作日都是10小时。在反雅各宾战争[132]时期，——这一战争实际上是不列颠贵族反对不列颠劳动群众的战争，——资本常常庆祝自己的胜利，并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14小时，18小时。马尔萨斯决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他在1815年左右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宣称，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民族的生命就会被根本摧毁[133]。在普遍应用新发明的机器前几年即1765年左右，英国出了一本题为“论工业”[134]的小册子。匿名的作者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他硬说必须扩大工作日的界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提议，除了采取其他手段之外，要建立一种习艺所，这种习艺所按他的话说，应该是“恐怖所”。他给这种“恐怖所”规定的工作日是多长呢？12小时，——这恰好是1832年资本家、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所宣布的、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不仅是已经在实行，而且也是必要的工作时间[135]。 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在现代制度下他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就是把这个劳动力让给资本家来消费，但是要在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内消费。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保持这个劳动力，——这里我们且把它的自然损耗撇开不说，——而不是为了毁灭这个劳动力。工人在按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不应受到两天或两周内受到的那样大的损耗。现在举一架价值1000英镑的机器为例。如果这架机器能用10年，它在它所参与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上每年将加100英镑。如果这架机器能用5年，它每年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上将加200英镑。换句话说，它每年所损耗的价值和它所能使用的期限成反比。但这正好是一个工人和一架机器不同的地方。机器的损耗并不完全同它的使用期限相适应。而人的情况却相反，他的衰老程度要比单凭延长其工作的数字材料所能设想的程度大得多。 当工人为争取把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界限而斗争时，或是当他们不能达到由法律规定出一种正常的工作日，而不得不力求用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工资提高得不仅和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时间成比例，而且还要超过这一时间的办法，来防止过度劳动时，他们不过是在履行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种族的一种义务罢了。他们不过是对资本的横暴掠夺加些限制罢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末，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同时，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都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弄到这种极端退化的绝境。 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较高的工资，但同时仍会降低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资的提高同加强榨取工人劳动量的程度，以及同因此而加速的劳动力的损耗程度不相适应，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资本家也能用别种方法达到这点。例如英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会告诉你们，在郎卡郡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家庭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他们却忘记补充说，现在投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136]下的，除了作为家长的成年男子，还有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三四个小孩，而他们工资总额的增加同从工人家庭榨取出来的剩余劳动的总量的增加是不相称的。 甚至在工作日有一定界限的情况下，即在现今一切服从工厂立法的工业部门中存在这种界限的情况下，仅仅为了把劳动价值保持在原有水平上，提高工资也是必要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迫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在服从工厂立法的那些生产部门，由于机器动作速度的加强和每个人管理的工作机数量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费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缩短保持应有的比例，那末这种缩短还能让工人得到好处。如果这个限度被破坏了，工人在一种形式下得到的好处就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丧失掉，而10小时的劳动就可能造成像从前12小时那样大的破坏影响。工人通过争取把工资提高到相当于劳动强度提高的程度来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不过是反对使自己的劳动跌价和自己的种族退化罢了。 （4）你们都知道，由于某些原因，——对于这些原因，现在没有说明的必要，——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的循坏。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市场利润率，都随着这些阶段而变化，有时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平，有时高于自己的平均水平。你们考察一下这整个周期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一种偏差是由别种偏差来补偿的，而在整个周期范围内，平均说来，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在市场价格下跌的阶段，以及在危机和停滞的阶段，工人即使不被从生产中完全抛出去，他的工资也一定会被降低。为了不致受骗起见，他甚至在市场价格这样下降的时候，也应当在工资究竟该降低多少的问题上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如果工人在资本家获得特别高的利润的繁荣阶段不争取提高工资，那末他在整个工业周期内，平均说来甚至会得不到自己的平均工资或自己劳动的价值。工人的工资在周期中的不顺利阶段是必然要下降的，因此，如果要求工人在顺利的阶段拒绝争取补偿自己的损失，那就未免太愚蠢了。一般说来，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于不断变动的市场价格趋于平衡才能够实现，而这种趋于平衡又是供给和需求不断变动的结果。在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这就是说，劳动也必然要经历同样的变动，而且只是由于这些变动的结果，才能够获得与其价值相适应的平均价格。如果一方面把劳动看做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却把劳动放在那些调节商品价格的规律之外，那就很荒谬了。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是这样。雇佣工人应当争取自己工资的提高，即使只是为了补偿它在别种场合的降低。如果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并把它当作最高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挨受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又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5）在我所考察过的一切场合——它们是一百个中的九十九个——我们已经看见，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跟随先前的变化而来的，是由于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为供给和需求的升降所决定并与工业周期的各阶段相适应的市场价格涨落等方面发生变化所必然产生的结果；简言之，这一斗争就是劳动对资本先前行动所表示的一种反抗行动。如果撇开这些情况来考察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制约这些变动的其他一切变动，那你们就是根据一个错误的前提去得出错误的结论了。 14.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 （1）我已经指出，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资以及他们周期地力图提高工资，同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正是受下面这一事实所制约，即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因而也就受那些支配着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的支配。其次，我又已经指出，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却不会影响到商品的平均价格，也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现在终于发生了一个问题：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呢？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说，劳动的市场价格，如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长时期里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起来只会是自己劳动的价值，亦即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而这生活资料的价值又是由生产这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某些特点而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要保持和再生产自己，为要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自己生活和繁殖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自己的极限，虽然伸缩性很大。它的最高限度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工人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他就没有可能来每天重复这样紧张的工作。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界限的伸缩性是很大的。身体弱和寿命短的工人一代一代迅速地更替，也可以像身体强和寿命长的工人那样，使劳动市场得到保证。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里窝尼亚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从桑顿先生著的“人口过剩论”[137]一书里看出，该书作者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不同而多少有些不同。 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限界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税者兼尸位素餐者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这个战争是为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渎神的法国人的侵犯而发动的），仁慈的英国农场主（我们在先前某次会议上曾好意地谈过他们），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甚至降低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对于为保持工人的肉体生存并延续其种族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方面的缺额，他们则根据济贫法[138]用救济金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的骄傲自由民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内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内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 这种比较也可以表明：不仅市场利润率是变动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变动的。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决定其最低限度的规律。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我们却不能够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如果工作日的界限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如果工资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能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 （2）至于谈到限制工作日，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各国，这种限制从来都是依靠立法上的干涉，而这种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无论如何，工作日的限制决不可能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私人协商来达到。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就证明了，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于空虚的情况。对于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民说来，当雇佣工人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他们希望迟早总能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地的这种情况，父母为怀的不列颠政府不久前就开始奉行一种所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对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借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古老的文明国家。例如拿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提高的情形来说吧。由于这种提高而产生的后果怎样呢？农场主没有能够——正如我们的朋友韦斯顿会劝告他们的那样——提高小麦的价值；他们甚至没有能够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相反，他们不得不听任这种市场价格下降。但在这十一年中，他们采用了各种机器，开始掌握各种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了牧场，增大了农场的规模，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并且由于采取了这些以及其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后，又使得农村人口相对过剩起来了。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有居民的古老国家内用来或快或慢地对付提高工资的方法，一般都是如此。李嘉图正确地说过，机器经常跟劳动相竞争，并且往往只有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的条件下才可能被采用[139]；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罢了。同一发展过程，一方面使简单劳动成为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又使熟练劳动简单化，因而也就使其价值降低。 这同一规律还以另一种形式来实现。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工资的水平相当高，资本的积累也是愈来愈快。由此可以作出结论，——正如亚当·斯密（在他生活的时代，近代工业还处于幼年时期）所作过的那样，——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由于能保证对工人劳动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必然会使情况对工人有利。现代许多著作家都同意这种观点，所以对于最近二十年来英国资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迅速得多，而工资却没有相应地大量提高一事，感到诧异。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愈来愈大的变化。资本中由不变资本即由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等所构成的这一部分，比耗费在支付工资或购买劳动上的那一部分日益增多起来。这一规律已由巴顿、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琼斯教授、拉姆赛教授、舍尔比利埃及其他等人多少确切地阐明过了。 如果资本中这两个构成部分原来的比例是一比一，那末它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将成为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资本为600，其中300是用在工具和原料等上面，其余300是用在工资上面，那末要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就需要使总资本增加一倍。但是如果总资本600中有500是用在机器和原料等上面，只有100是用在工资上，那末要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资本就要从600增至3600。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本的积累。不错，这一需求是增加的，但它是在和总资本的增加比较起来日益递减的比例上增加的。 上面这些不多的解释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定会愈来愈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但是，既然现代制度下的实际情况有着这种趋势，那末，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并应当停止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己状况的尝试呢？如果工人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明：工人为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工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把工人所处的那种和雇佣劳动制度相连的一般奴役地位完全撇开不谈，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它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所以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的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 （2）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 （3）工联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说来，它们遭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5月底—6月27日 1898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在伦敦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20]这部著作是卡·马克思于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作的报告。这篇报告是由委员会委员约翰·韦斯顿5月2日和23日的发言引起的；韦斯顿在发言中企图证明，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并由此做出工会“有害”的结论。保存下来的报告稿是马克思的手稿。报告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以“价值、价格和利润”（《Value，priceandprofit》）为题于1898年首次在伦敦发表，并附有爱·艾威林写的序。手稿中引言和前6节没有标题，由艾威林加上了标题。在收入本卷时，除了总标题以外，这些小标题都保留下来了。——第111页。 [121]指国民公会于1793年5月4日、9月11日和29日以及1794年3月20日通过的各项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了固定的最高工资，同时也规定了谷物、面粉和其他日用品的固定的最高价格。——第122页。 [122]1861年9月，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第三十一届年会，当时正在恩格斯那里作客的马克思，参加了这次会议。协会经济部主席威·纽马奇（马克思把他的姓写错了）曾在会上发言，他还主持了部的会议，并作了题为“联合王国的立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健全的征税原则”的报告。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三十一届年会报告；1861年9月于曼彻斯特”1862年伦敦版第230页（《ReportoftheThirtyfirstMeetingoftheBritish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heldatManchesterinseptember1861》.London，1862，p.230）。——第122页。 [123]马克思指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图克关于工业、贸易和财政的历史的六卷本著作，这部著作曾以下列书名出过单行本：“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793—1837年”1838年伦敦版第1—2卷（《AHistoryofPrices，andoftheStateoftheCirculation，from1793to1837》.Vol.Ⅰ—Ⅱ，London，1838）、“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38年、1839年”1840年伦敦版（《AHistoryofPrices，andoftheStateoftheCirculation，in1838and1839》.London，1840）和“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AHistoryofPrices，andoftheStateofCirculation，from1839to1847inclusive》.London，1848），以及托·图克和威·纽马奇合著的“1848—1856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57年伦敦版第5—6卷（T.TookeandW.Newmarch.《AHistoryofPrices，andoftheStateoftheCirculation，duringtheNineYears1848—1856》.Vol.Ⅴ—Ⅵ，London，1857）。——第122页。 [124]见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版第76页（R.Owen.《ObservationsontheEffectoftheManufacturingSystem》.London，1817，p.76）。该书第一版于1815年问世。——第122页。 [125]十九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工业狂热地发展和伴随着相对的农村人口过剩而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农业改组的情况下，发生了大批拆毁英国农业工人的住宅的事件。当时土地所有者缴纳济贫税的数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贫民人数的多少，这种情况在加剧大批拆毁农村住宅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土地所有者自动拆毁那些他们自己用不着的，然而却可以供“过剩的”农村居民居住的处所。（关于这事详见“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49—876页）——第124页。 [126]艺术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ofArts）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文中提到的报告是1864年逝世的约翰·摩尔顿的儿子约翰·查默斯·摩尔顿做的。——第124页。 [127]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所谓旨在限制和禁止谷物输入的谷物法，是为了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实行的。1846年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在贸易自由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第124页。 [128]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26页（D.Ricardo.《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London，1821，p.26）。该书第一版于1817年在伦敦出版。——第134页。 [129]B.Franklin.《AModestInquiryintotheNatureandNecessityofaPaperCurrency》.In：TheWorks.Vol.Ⅱ，Boston，1836.这一著作于1729年首次出版。——第137页。 [13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93页（A.Smith.《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Vol.Ⅰ，Edinburgh，1814，p.93）。——第142页。 [131]托·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英文著作选，1839年伦敦版第3卷第76页（Th.Hobbes.《Leviathan：or，theMatter，Form，andPowerofaCommonwealth，EcclesiasticalandCivil》.In：TheEnglishWorks.Vol.Ⅲ，London，1839，p.76）。——第144页。 [132]指1793年到1815年英国所进行的反对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国的历次战争。在这几次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来对付劳动群众。尤其是在文中指出的那个时期，曾经镇压了许多起人民的风潮，并且通过了一些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第159页。 [133]卡·马克思指的是马尔萨斯的抨击性小册子，题为“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ProgressofRent，andthePrinciplesbywhichitisregulated》.London，1815）。——第159页。 [134]指1770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试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AnEssayonTradeandCommerce：containingObservationsonTaxes》）。这本匿名的书被认为是Ｊ.坎宁根的作品。——第160页。 [135]指1832年2—3月英国议会对1831年中提出的关于把童工和少年工的工作日限制到10小时的法案所进行的讨论。——第160页。 [136]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大神毗湿奴的化身。对札格纳特的崇拜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传统的札格纳特祭祀的时候，常常有教徒投身于载着毗湿奴——札格纳特的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第161页。 [137]威·托·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W.Th.Thornton.《Over-populationanditsRemedy》.London，1846）。——第165页。 [138]根据英国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有的济贫法，在每一个教区里都征收一种特别的济贫税；教区中无法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贫会得到救济。——第165页。 [139]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479页（D.Ricardo.《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London，1821，p.479）。——第16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115] 美国总统安得鲁·约翰逊 阁下： 南部为维护“特殊秩序”[116]的统治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个“特殊秩序”的恶魔不会让它的信徒们在公开的战斗中光荣死去。它既然以叛逆开始，就必然以无耻告终。正如菲力浦二世维护宗教裁判所的战争出了一个热拉尔一样，杰弗逊·戴维斯维护奴隶占有制的战争也出了一个蒲斯。 当旧大陆和新大陆都群情激愤的时候，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倾泻悲痛和愤怒的言辞。就连那些被雇用的诽谤者，他们成年累月地、不辞劳苦地、息息法斯式地对阿伯拉罕·林肯和他所领导的伟大共和国进行了精神上的暗杀，现在也在人民的这种愤懑情绪的总爆发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争先恐后地将辞令的花朵撒满他的陵墓。他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像那些天生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光荣属于同这样一位领袖一起被刺的、成为奴隶占有制恶魔第二个牺牲者的西华德先生。难道他不是在大家还犹豫不决的时刻就敏锐地预见到并勇敢地预言了“不可制止的冲突”[117]吗？难道不是他在这场斗争的最阴暗的时刻显示出罗马人那样的对自己的职责忠贞不渝，对共和国和它的命运坚信不疑吗？我们衷心希望他和他的儿子在比“九十天”[118]更短的日子里恢复健康，重新回到社会活动中来，并获得应有的尊敬。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场惊心动魄的国内战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并把它和旧大陆的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和二十三年战争[119]作比较的话，恐怕就很难说它是持续九十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阁下，您的任务就是借助法律来根除那些曾用刀剑砍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深刻地意识到您的伟大使命，将使您在严肃的职责面前不作任何妥协。您将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人民在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中曾把领导的责任付托给两位劳动的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得鲁·约翰逊。 1865年5月13日中央委员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签署于伦敦： 卡尔·考布；爱得文·柯耳森；弗·列斯纳；卡尔·普芬德；N.P.汉森；卡尔·沙佩尔；威廉·德尔；格奥尔格·罗赫纳；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约翰·奥斯本；彼·彼得逊；A.詹克斯；克利莫什；约翰·韦斯顿；亨·博勒特；本·鲁克拉夫特；詹·巴克莱；彼得·福克斯；纳·萨耳瓦特拉；乔治·豪威耳；博尔达日；A.瓦耳蒂耶；罗伯特·肖；约·朗梅德；W.摩尔根；乔·威·威勒尔；约·D.奈阿斯；威·沃尔利；D.斯坦斯比；F.德·拉萨西；詹·卡特；波兰书记——艾米尔·霍尔托普；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瑞士书记——海·荣克；法国书记——欧·杜邦；财务书记——J.惠特洛克；主席——乔·奥哲尔；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5月2日和9日之间 载于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蜂房报” 注释： [115]1865年4月14日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被南部种植场主和纽约银行家的走狗、演员蒲斯刺杀；原来的副总统安得鲁·约翰逊就任美国总统。总委员会在1865年5月2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定，就这两桩事件给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马克思在5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他写的“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这封信通过美国公使亚当斯转交给总统。公开信最初载于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遂后又载于1865年5月21日“雷诺新闻”第771号和1865年6月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108页。 [116]南部首领之一斯提苏斯在1861年3月19日所作的为奴隶制辩护的演说中这样称呼奴隶占有制度。——第108页。 [117]指威廉·西华德于1858年10月25日在罗彻斯特的群众集会上所作的声明，他曾谈到“不可制止的冲突”，按他的话说，这冲突必将使美国或者变成“奴隶占有制的国家”，或者变成“自由劳动的国家”。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刺时，西华德和他的儿子都受了重伤。——第109页。 [118]1861年4月15日林肯政府为对付叛乱的南部各州同盟挑起的军事行动，宣布召募75000名志愿军，计划在三个月里消除冲突；实际上美国内战直到1865年才结束。——第109页。 [119]指1337—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和1618—1648年的全欧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的战场主要是在德国；马克思所说的二十三年战争是指从1792年到1815年欧洲同盟历次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10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人类的主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人类的主席”[99] 正当我从荷兰返回伦敦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第39号上献给我一个由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亲手烤制的Asafötida[100]馅饼，它主要是用福格特的诽谤的残渣做成的，我在1860年伦敦出版的“福格特先生”[101]一书中对福格特的捏造进行了有法律根据的反驳。但是“人类的主席”伯恩哈特先生完全违反了自己的习惯，这一次并不限于简单地抄袭。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试图说一点自己的东西。 “人类的主席”说：“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通过德朗克把手稿典当了1000塔勒，这份手稿被跟踪伦敦流亡者的间谍、普鲁士警官施梯伯赎了出来。” 我们的伯恩哈特·贝克尔在他亲自宣读的主席报告中间曾三次愈来愈匆忙地回到这个“事实”上来。 我在“福格特先生”一书第124页上的注释[102]中说： “我本人于1850年在伦敦认识了班迪亚和他当时的一位朋友——现在的图尔将军。他把科苏特亲自给他弄的证明书给我看，这样他就用简单的方式打消了我由于他同各色各样的党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等等——玩弄骗局，以及同各个‘民族’的警察交往而产生的怀疑。按照这份证明书，他这位早已是克拉普卡手下的科莫恩的临时警察总监，现在被任命为inpartibus〔非现实的〕［注：inpartibus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警察总监。他作为为革命服务的警察局秘密长官，自然应当有一条‘公开的’门路通向为各邦政府服务的警察局。1852年夏天，我发现他把我托他转交给一个柏林书商的手稿藏起来，并且把这份手稿交给了一个德意志邦政府。[103]当我把这件事以及这个人的其他一些早已引起我注意的特点写信告诉巴黎的一个匈牙利人（瑟美列），以及班迪亚的谜由于消息相当灵通的第三者的参与而被彻底揭开之后，我便于1853年初给‘纽约刑法报’寄去一篇由我署名的公开揭露他的文章[104]。” 可见，“人类的主席”没有读过我在十三年前发表在“纽约刑法报”上的那篇详细揭露班迪亚的文章，当时班迪亚还住在伦敦。要不然，他也许会使自己的捏造多少适合于实际情况。然而他既然这样完全献身于自己的迷人的幻想的游戏，那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美妙的联想——伦敦和典当——更适合这种游戏呢？但是我可以担保，伯恩哈特·贝克尔从来没有典当过自己的手稿。 “人类的主席”赐予了以下的补充： “当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维也纳的‘信使报’出版时，马克思想找我〈即伯恩哈特·贝克尔本人〉当这家报纸的记者，而且他避而不谈新报纸（据他说这份报纸已寄给他）的半官方性质；相反，他强调说我可以把很尖锐的文章寄到那里去。” 当时伯恩哈特·贝克尔还不是“人类的主席”，并且有一个不变的习惯：为伦敦的“海尔曼”报拙劣地写些“极其平淡的文章”，在他由于某种原因悄悄地从伦敦溜走之前不久，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在这以前我只偶尔见过他一两次）他亲自跑到了我的家中。他的出现使我感到惊奇。他在我面前哀哀抱怨自己的不幸命运，并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一个记者的工作，以救济他的急需。我回答说，几天以前科拉切克先生通知一位政治流亡者、西蒂的商人西·波克罕先生说，在维也纳创办了一家新的、似乎“非常自由的”报纸，他还给他寄了几号试办的报纸并要他代为招聘一个伦敦记者。为了满足伯恩哈特·贝克尔所表示的热烈愿望，我答应为此去找那位总是热心为流亡者效劳的波克罕先生。我记得伯恩哈特·贝克尔甚至写了一篇或几篇试验性的文章寄到维也纳。原来是他想当“信使报”记者而没有成功这件事证明我同奥地利政府有联系！显然，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以为，如果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授予他职务，那末上帝就会赐给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必要智慧！ 伯恩哈特·贝克尔接着说：“李卜克内西还经常地影响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想唆使她反对联合会，马克思也给她打电报和写信。” 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以为，我也完全像他自己那样“经常”认真地看待根据遗嘱转交给他的那个高位[105]！在拉萨尔死后我写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信的内容是向她表示慰问，回答她向我提出的有关编写一本论拉萨尔的小册子的各种问题，以及说明关于要求我反击某个诬蔑拉萨尔的人的问题，这一点我已经做了。［注：见本卷第24—27页。——编者注］可是，为了避免误会，我认为有必要在1864年12月22日的信中提醒伯爵夫人，我并不同意拉萨尔的政策。我们的通信就这样结束了，通信中只字未提联合会。[106]伯爵夫人还请求我立即写信告诉她，在编好的小册子中附上几张肖像合适不合适。我打电报回答说：不！这唯一的一封电报在同作为诗人和思想家一样伟大的语言学家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那里竟变成了多数。 他说什么，我在这以后还参加过某个反对他的运动。我对这件极端重要的事情所采取的唯一的步骤是：有人从柏林写信告诉我，某些集团想迫害伯恩哈特·贝克尔，原因是他不愿意利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联合会来宣传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加入普鲁士的主张。[107]同时还请求我把这个“阴谋”预先告知在佐林根的克林格斯先生——由于我们先前的联系，人们认为我对他会有一些影响——和在日内瓦的菲力浦·贝克尔先生。我这样做了——对前者的预告是通过一个巴门的朋友［注：卡尔·济贝耳。——编者注］，对后者的预告是通过我在巴黎的朋友席利，同我一样，当时席利以为“人类的主席”总还有点人性，并且他的确做得也还不坏，哪怕只有这一次。而现在他当然会给事实赋予完全相反的意思——简直是个辩证法家！ 但是“人类的主席”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思想家、语言学家和辩证法家。而且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病理学家。我患了一年半的痈病，这病碰巧在拉萨尔死后又延续了六个月，他说我这种紫红色病症是由于“对拉萨尔的伟大的黑色嫉妒”。 他慷慨激昂地补充说：“但是他没有敢于冒险反对拉萨尔，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他这样做，那人就会用自己的大棒把他打死，就像打死巴师夏—舒尔采那样。” 但是，拉萨尔恰好在他关于“巴师夏一舒尔采”这一最后的著作[108]中极度地颂扬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09]，说我的这本书是“划时代”的作品，是“杰作”，并且把它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相提并论。于是，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以他固有的想像力得出结论说，拉萨尔会像把舒尔采—巴师夏置于死地那样，把我也置于死地。但是，拉萨尔对于我的“敢于冒险”也有完全另外一种看法。当我由于某种情况（关于这点没有必要在这里谈）写信告诉他说，我和恩格斯将不得不根据我已援引的理由公开反对他的时候[110]，他写了一封详细的回信，这封信现在还放在我这里；他在信中先是提出自己的反面论据，后来在结尾时又呼吁说： “在把事情公开和声张出去之前，请考虑一下这一切。况且我们之间的分歧和分裂对于我们这个本来就不大并且具有特别性质的党来说，将是值得惋惜的事情！”[111] 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认为全部矛盾在于，我关于某个衰落的国际协会[112]（他、伯恩哈特·贝克尔曾是它的成员）什么都不想知道，同时却最积极地参加去年9月由伦敦各工联的领袖所成立的国际协会。 显然，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的辨别能力并不比他的推理能力逊色。他吹嘘说，他的协会在最繁荣的时候发展到整整“400人”；而我们的协会却如此不知谦虚，以至于现在单单在英国就已经拥有10000个会员。背着“人类的主席”作出这类事情，实在是不可容忍！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特别是考虑到我只是非常粗略指出的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的那许多才能，恐怕不能认为他的抱怨是公正的。他抱怨说人们要他这样一个人一下子担起过多的职务；不仅把专制君主的角色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偿给了他，而且“附带地”偿给他“为家里买鸡蛋和黄油”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务[113]。不过，在他的这个双重职能方面大概可以定出更好的家庭规章。将来可以把“为家里买鸡蛋和黄油”做为他的主要职业，而让他只是完全“附带地”当人类的主席。 卡尔·马克思 1865年4月8日于伦敦 载于1865年4月13日“柏林改革报”第8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改革报” 注释： [99]卡·马克思的“人类的主席”一文的目的是反对发表在1865年3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上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伯恩哈特·贝克尔1865年3月22日在联合会的汉堡分会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诽谤国际工人协会，并且诽谤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还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前，李卜克内西在1865年3月27日柏林分会会议上也揭露了贝克尔，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主席问题。 由于联合会的许多会员对贝克尔的领导愈来愈不满意，柏林的组织通过了关于开除他的决议，并呼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全体会员支持它的决议。在联合会的许多其他分会中也召开过类似的会议。1865年6月，贝克尔不得不暂时把主席的权力让与副主席弗里茨舍，而在同年11月完全放弃这一职权。 从1865年4月15日李卜克内西给马克思的信中看出，马克思的这篇文章除了刊登在“柏林改革报”上，还刊登在“莱茵报”上。——第100页。 [100]Asafötida（阿魏胶）是一种味道强烈的植物。——第100页。 [10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395—691页。——第100页。 [10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585页。——第100页。 [103]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的手稿。——第101页。 [104]指卡·马克思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该文发表在美国报纸“纽约刑法报”上。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Criminal-Zeitung》）是周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JournalundNew-YorkerCriminal-Zeitung》）的简称，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于1852年在纽约创办的。从1853年3月18日至1854年3月10日用该名称出版。——第101页。 [105]马克思指的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的职位，拉萨尔在遗嘱中把这个职位交给了伯恩哈特·贝克尔。——第102页。 [106]指马克思在1864年9月12日、10月16日、11月28日和12月22日给哈茨费尔特的信。1864年10月16日的信已残缺不全。——第102页。 [107]指1865年1月20日左右李卜克内西给马克思的信。——第103页。 [108]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F.Lassalle.《HerrBastiat-SchulzevonDelitzsch，der:konomischeJulian，oder：KapitalundArbeit》.Berlin，1864）。——第103页。 [109]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第103页。 [110]马克思指1859年6月10日他由于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italienischeKriegunddieAufgabePreußens.EineStimmeausderDemokratie》）的出版写给拉萨尔的信；在这本小册子中拉萨尔坚持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思想。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关于抨击性的小册子：它绝对不能代表我的观点和我在英国的党内朋友的观点。也许我们会在刊物上谈谈我们关于它的意见。”——第104页。 [111]指拉萨尔在1859年6月中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见斐·拉萨尔“遗著。书信和著作”1922年斯图加特—柏林版第3卷第221页（F.Lassalle.《NachgelasseneBriefeundSchriften》.Bd.Ⅲ，Stuttgart-Berlin，1922，S.221）。——第104页。 [112]指法国的、波兰的和德国的流亡者1855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国际协会。这个协会存在到1859年，它同某些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同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保有联系；从1857年3月至1858年3月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国际协会通报”（《Bulletin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第104页。 [113]暗指伯·贝克尔自己在1865年3月22日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分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一件事。贝克尔抱怨说，他作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秘书还得执行家庭仆役的职务，为她去买面包和黄油。——第10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更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更正[114] 贵报第30号曾报道说，在3月1日于伦敦举行的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通过了比耳斯先生和利弗尔逊先生的两项建议。但是，在通过这两项建议之后，彼得·福克斯先生（英国人）代表国际工人协会还提出了一项建议： “应当承认：完整而独立的波兰是民主欧洲存在的必要条件；只要这一条件不存在，大陆上的革命胜利就只能是反革命长期统治的短暂前奏。” 彼·福克斯先生对于欧洲因波兰丧失自由和俄国采取侵略政策而遭到的种种灾难作了简要的历史概述，然后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自由党的立场和民主的协会（他是代表它说话的）的立场不一致。保守的欧洲的口号是：被奴役的欧洲要以被奴役的波兰为基础。相反，国际工人协会的口号是：自由欧洲的基石是自由和独立的波兰。 埃卡留斯先生（德国工人，国际工人协会副主席）支持这项建议，并详细地阐述了普鲁士几次参与瓜分波兰的情况。他用下面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说：“普鲁士君主政体的灭亡，是建立德国和恢复波兰的conditiosinequanon〔必要条件〕。” 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会员勒·吕贝先生也发言拥护这项建议。这项建议在整个大会表示赞同的经久不息的欢呼中一致通过。 “每日新闻”和其他一些“自由党的”伦敦报纸不乐意国际工人协会取得的成就，所以删掉了这一部分报道；顺便提一句，如果没有国际工人协会的促进，圣马丁堂的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根本就开不成。我代表国际工人协会请贵报刊登这个更正。 国际工人协会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 ……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4月13日 载于1865年4月22日“白鹰报”第48号，刊载时略有改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14]这篇短文所谈到的纪念大会是在1865年3月1日于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在准备和举行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一周年的这次大会方面，总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曾在1865年2月21日的专门决定中号召全体会员和同情者支持这一措施。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其中包括伦敦的自由党日报“每日新闻”，只叙述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比耳斯、利弗尔逊等人）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决议和总委员会委员彼·福克斯和格·埃卡留斯的发言却只字不提。1865年3月4日“蜂房报”第177号刊登了关于大会情况的完整报道。马克思写这篇短文时曾利用过这篇报道，他的这篇短文是写给转载过英国报纸的歪曲报道的苏黎世报纸“白鹰报”的。 保存下来的这篇短文的手稿，马克思把它附在1865年4月13日给海·荣克的信里，荣克作为瑞士通讯书记，应当把它附函寄给报纸。短文刊登在1865年4月22日“白鹰报”第48号上，稍有改动，署名是海·荣克。——第10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致“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致“柏林改革报”[98]编辑部的声明 我从寄到我这里的“改革报”第68号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上看出，张皇失措和说谎成性的冯·施韦泽先生企图摆脱他自己制造的“可爱的障碍”［注：海涅“新春曲”。序诗。——编者注］。Habeatsibi！〔听其自便！〕但是我决不允许他把我3月15日的声明［注：见本卷第95—98页。——编者注］变成关于拉萨尔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我只是使他有可能给他自己作个鉴定而已。保留在我手中的将近十五年来拉萨尔和我的通信，使得施韦泽及其一伙根本没有可能来歪曲我们的私人关系，或者怀疑我对拉萨尔的鼓动采取中立态度的动机。至于拉萨尔的理论著作对我的著作的态度，那是学术批评的事情，以后可能有机会来分析这一或那一问题。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对拉萨尔的悼念的尊重，都不允许我把这样的事情变成同造谣中伤者在报纸上进行争论的题目。 卡尔·马克思 1865年3月28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载于1865年4月1日“柏林改革报”第7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改革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注释： [98]“柏林改革报”（《BerlinerReform》）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1861年至1868年在柏林出版。1865年在这家报纸上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篇声明和文章——第9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95] 冯·施韦泽先生在发表吕斯托夫先生和海尔维格先生关于不再作撰稿人的声明（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时写了一篇后记，他在后记中附了一篇从伦敦寄给“新法兰克福报”的文章，想以此证明“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的行为多么前后不一和本质上多么没有根据”。他企图捏造事实。因此我们作以下的事实核对。 1864年11月11日冯·施韦泽先生书面通知我关于创办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事，并且顺便作了有关这件事的如下报道： “我们向大约6—8个经过考验的党员呼吁，或者至少是向靠近党的人呼吁，希望他们撰稿，而且几乎可以不用怀疑，他们会表示同意。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您，德国工人政党的创始人〈着重号是冯·施韦泽先生自己加的〉［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和它的第一名先进战士能够帮助我们撰稿，那将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联合会在严重的斗争中遭到巨大损失之后能够得到您的支持，虽然它的产生间接地归功于您个人的活动。” 随这封邀请信附来一份“作为手稿印行”的纲领。尽管现在冯·施韦泽先生追随着“新法兰克福报”自欺欺人地说这个纲领“是以拉萨尔的口号为基础”，或者说“在旗帜上写着拉萨尔的名字”，而实际上在这个纲领里既没有拉萨尔的口号，也没有拉萨尔的名字。纲领只包括三点：“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是统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消灭资本的统治”。我和恩格斯就是由于这个纲领才答应撰稿的。 1864年11月19日冯·施韦泽先生来信说： “如果您还想对纲领的公布提一些意见，请尽快寄来。” 我没有提任何意见。 接着冯·施韦泽先生问我： “我们〈编辑部〉希望您时常撰稿，不知我们的希望能否实现，此外，不知您是否允许我们把这点通知我们的读者？” 我和恩格斯要求首先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将要在什么样的一伙人当中公开露面。冯·施韦泽先生后来列举了撰稿人的名字，并补充说： “如果这些先生之中任何一位的参加对您有妨碍，那末希望问题会得到解决，假如您注意到在本报的撰稿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严格的一致。” 11月28日冯·施韦泽先生写道： “您和恩格斯的表示同意，在党内传开之后引起了极大的欢腾。” 在最初试办的两号报纸中就已经包含着某些引人怀疑的东西。我提出了抗议。而且我顺便表明我因下面的事情而感到愤慨：从私人的信（这封信是我得知拉萨尔去世后写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中摘录一些吊唁的话，不经我签字同意就发表出来，并且蛮横无理地加以滥用，对拉萨尔敲起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祭钟”。12月30日冯·施韦泽先生回答我说： “阁下：请体谅我们，事情会逐渐就绪，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好事不可能一下子做出来，因此我希望您放心地观察一个时期。” 这时已经是1864年12月30日，当时我手里只有试办的最初几号报纸！ 1865年1月初，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最初几号中的一号被没收后，我向冯·施韦泽先生祝贺这个事件，并且说，他应当公开同内阁决裂。 当蒲鲁东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要求我写一篇关于蒲鲁东的文章。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很快就把文章寄了出去，不过我也利用了这个机会，为的是现在在他自己的报纸上来说明，“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都违背“简单的道德感”，而蒲鲁东在政变以后向路·波拿巴的献媚是“卑鄙”［注：见本卷第35页。——编者注］。在同一个时候恩格斯把一首古代丹麦农民歌曲［注：见本卷第37—39页。——编者注］的译文寄给他，想通过对这首歌曲的解释来暗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读者必须同顽固不化的容克地主作斗争。 可是，在同一个1月份里我不得不重新向冯·施韦泽的“策略”提出抗议[96]。2月4日他回答我说： “至于谈到我们的策略，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多么困难。我们一定要设法首先站稳脚跟，云云。” 1月底，“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来自巴黎的通讯中的诽谤，迫使恩格斯和我发表了一篇声明［注：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在声明中我们顺便谈到，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断定我们的意见得到了证实：“巴黎的无产阶级还像过去一样毫不妥协地反对两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即土伊勒里宫式的和罗亚尔宫式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出卖自己的作为革命先进战士的历史的长子继承权。”声明最后说：“我们把这个榜样介绍给德国工人。” 同时巴黎通讯记者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更正了自己过去的报道，这就使我们的声明失去了直接的理由。因此我们对于冯·施韦泽先生拒绝刊登这篇声明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当时我写信告诉他：“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详细说明我们关于工人对普鲁士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看法。”终于，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用实际的例子，用关于联合的问题向他说明，他的“策略”即令是真正出自纯正的动机，也依然有很大缺陷。[97]他在2月15日回答我说： “如果您愿意像在最近的一封信中那样，向我说明一些理论（！）问题，那我会感激地接受您的这种训诫。至于当前的策略中的实际问题，那末请您注意，为了要判断这些情况，必须处在运动的中心。因此，您不论在任何地方和用任何方式表示您对我们的策略的不满，那对我们都是不公正的。您只有在确切了解情况的时候才能这样做。另外，请不要忘记，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个团结一致的组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自己的传统的约束。要知道，事物inconcreto〔实际上〕总是带有某些复杂性。” 我和恩格斯关于不再做该报撰稿人的正式声明［注：见本卷第88页。——编者注］，就是对施韦泽的这个最后通牒的答复。 卡尔·马克思 1865年3月15日于伦敦 载于1865年3月19日“柏林改革报”第6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改革报” 注释： [95]“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是马克思于1865年3月15日写的，写这篇声明的原因是施韦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65年2月23日发表关于停止为该报撰稿的声明以后掀起了一场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运动。在1865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上，施韦泽利用卡·布林德发表在“新法兰克福报”上的文章来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态度，并且捏造他们不再给该报撰稿的原因。 马克思把这个声明同时发送给几家德国报纸。除了刊登在“柏林改革报”上以外，还刊登在1865年3月20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79号、1865年3月20日“公民报”第79号、1865年3月25日“海尔曼”报上。——第95页。 [96]马克思指的是1865年2月2日他给李卜克内西的信，这封信我们没有得到；马克思在1865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这封信的内容。——第97页。 [97]这里指的是1865年2月13日马克思给施韦泽的信，这封信我们没有得到，但是马克思在1865年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地援引了这封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施韦泽的政治策略，同时向他说明联合的作用，说明工会是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要工具，是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施韦泽追随拉萨尔否认罢工和工会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的作用，他提出拉萨尔派关于普选权和生产联合的要求，把它当作唯一的方法，并认为这是通过和平的、改良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同时，像拉萨尔一样，施韦泽授意工人要信赖普鲁士政府及其大臣俾斯麦的帮助。——第9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9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版） ［注：《DiepreussischeMilitärfrageunddiedeutscheArbeiterpartei》.VonFriedrichEngels（Hamburg，OttoMeissner）.——编者注］ 这本极为重要的小册子共分三章。 在第一章中作者从军事科学观点批评了普鲁士军队的改组。他认为主要缺陷在于这个改组计划“表面上是要回到原来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这种制度没有作为军队的强大预备队的后备军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却倒向了法奥基干制”。 在第二章中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对军事问题的态度。作者得出如下的结论： “现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处境是，它必须或者在军事问题上取得胜利，或者失去它尚享有的那一点政权残余；至于它由于什么错误和阴谋诡计而陷入这样的处境，那是无关紧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呢？从1848年起它应当有非常大的进步……但是从本届议会召开时起就不断在进步党中清楚表现出来的妥协渴求，并没有证明这一点。”［注：见本卷第71—73页。——编者注］ 在第三章中作者研究了关于“工人政党对这次军队改组”的态度以及“对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宪制冲突”的态度的问题。他的回答可以归纳如下： “愈来愈彻底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是普鲁士军队改组中唯一使德国工人阶级感兴趣的东西。”［注：见本卷第74页。——编者注］ 工人阶级在宪制冲突中应当采取的政策是，“首先，在目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工人政党保持为有组织的政党；尽可能地迫使进步党真正地进步……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注：见本卷第87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13日左右 载于1865年3月18日“海尔曼”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海尔曼”报 注释： [94]马克思写的“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没有署名刊登在1865年3月18日“海尔曼”报上。——第9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89] 第一项决议。既然公民托伦屡次申请辞职，而中央委员会又每次都拒绝满足他的要求，那末委员会现在只好让公民托伦和巴黎理事会再次讨论一下，在当前的形势下这样摆脱职务是否适宜。中央委员会事先批准理事会对这个问题所通过的任何决议。[90] 第二项决议。中央委员会考虑到国际工人协会的32个会员于2月24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所表示的愿望，并忠于人民的主权和自治的基本原则，决定废除自己关于为法国报刊委派正式辩护人的决定。同时委员会借此机会特向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位发起人、一位有功绩的社会活动家公民勒弗尔表示深切的敬意；[91]——其次，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ouvrier〔工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92]。 第三项决议。中央委员会决定批准现有成员组成的理事会，并决定吸收公民万萨德参加理事会。 第四项决议。中央委员会恳切地建议巴黎理事会同公民勒弗尔和贝律兹达成协议，使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批工人在理事会中有三名代表。中央委员会虽然表示这样的愿望，但是没有权利并且也不打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第五项决议。由于巴黎理事会表示愿意承认中央委员会的直接代表，中央委员会特委派公民席利作为自己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 席利的个人指示 “中央委员会宣布，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勒弗尔的一派人有权根据我们的章程（见第七条［注：见本卷第17页。——编者注］）在得到会员卡以后建立协会的地方支部。” 应当把这一点interrorem〔作为一种威胁〕机密地通知弗里布尔及其一伙，以便迫使他们在勒弗尔和贝律兹（人民银行[93]的经理）真诚地努力使自己的一派人成为协会会员的条件下作出必要的让步。 卡·马克思写 1865年3月7日由总委员会批准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89]1865年3月7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这几项决议。决议原文保存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中以及1865年3月13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件所附的手稿中，手稿中还有席利的个人指示。——第91页。 [90]总委员会在1865年2月7日、14日和21日的会议上研究了托伦由于被人指责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而提出的辞职声明。——第91页。 [91]由于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结果，在第二项决议的措词中“对勒弗尔作了过大的让步”，马克思在1865年3月13日给海·荣克的信中对此表示遗憾。——第91页。 [92]法国代表团在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也提出了这个蒲鲁东主义的要求，但是它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并且被代表大会所否决。——第91页。 [93]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比·贝律兹1863年在巴黎创立的“劳动信贷”（《Créditautravail》）银行，其目的是贷款给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并动员工人的储蓄来开展合作运动。这个银行存在到1868年。——第9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最初方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最初方案[87] （1）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批准由公民托伦、弗里布尔和利穆津组成的巴黎分部理事会，并且对他们的热心的活动表示感谢。 （2）最好能够吸收公民比埃尔·万萨德参加巴黎分部理事会。[88] （3）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感谢公民勒弗尔加入国际协会的组织，并且衷心地希望他以巴黎分部理事会的hommedeconseil〔顾问〕身分进行合作，然而中央委员会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强使公民勒弗尔在巴黎分部理事会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 （4）委派公民维克多·席利为伦敦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代表。 作为这样的代表，他应当只同巴黎分部理事会协同工作。他将行施droitdesurveillance〔监督权〕，而巴黎分部自己也认为必须承认这种监督权是中央委员会的一种由当前政治情况决定的必然属性。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4日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87]这个文件是马克思由于在1865年3月4日和6日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在法国的国际组织问题而写的。1864年底，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就开始在巴黎进行活动，这个支部的创始人是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具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工人托伦和利穆津。支部有固定的会址，1865年1月出版了临时章程的法文译本（参看本卷第441—442、475—476页）。同时，曾经参加1864年9月28日会议的准备工作的法国律师昂利·勒弗尔，却以国际的奠基人之一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自居。勒弗尔同总委员会的法国通讯书记勒·吕贝以及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代表人物保持友好的联系。 1865年1月24日总委员会第一次被迫着手研究巴黎支部的事情，原因是在1月13日的柏林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出现了莫·赫斯的文章，文章指责托伦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见本卷第40页）。马克思委托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维·席利进行有关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种诽谤性的指责来自几个靠近“联合”杂志的人，勒弗尔是该杂志编辑部的成员。马克思试图把一部分受资产阶级合作社派的影响的法国工人吸引到国际的队伍中来，并且利用“联合”杂志来宣传国际的思想；由于马克思的坚决要求，总委员会在1865年2月7日采纳了勒弗尔的建议，委派他作为国际在法国的“报刊辩护人”。这个委派引起巴黎支部成员的不满；2月24日有32个国际会员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表示完全信任托伦、弗里布尔和利穆津，并且要求领导职务只能委派工人担任。2月28日托伦和弗里布尔带着这个决议到了伦敦。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经过第一次讨论后，当天晚上就把关于巴黎支部的问题转交常务委员会研究。我们没有得到1865年3月4日和6日常务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记录。这份决议草案保存在马克思1864年到1865年的笔记簿里。在英文的正文前面用德文写着：“我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以下决议案。”——第90页。 [88]马克思指望通过吸收1848年革命的老战士、工人政论家比埃尔·万萨德参加巴黎支部（分部）理事会，来使法国的国际会员接受四十年代法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但是，万萨德借口生病和工作繁忙，没有接受这一委任。——第9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关于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关于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86] 最近汉堡的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将出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的名为“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小册子（定价6银格罗申）。同最新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注：1865年2月27日恩格斯在给卡·济贝耳的信中所附的关于这一小册子的简介中这样说明了这个策略的本质：“最新的‘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亲俾斯麦方针使‘新莱茵报’的代表不可能参加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的工作。”在“杜塞尔多夫日报”上刊登的那篇简介中有上面这句话。——编者注］相反，作者在这本小册子中再度捍卫了1846—1851年无产阶级著作界代表们所坚持的观点，并就目前正在讨论的军事问题和预算问题发挥了这个观点，既反对了反动派，也反对了进步党资产阶级。 弗·恩格斯写于1865年2月27日 载于1865年3月3日“柏林改革报”第5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改革报” 注释： [86]恩格斯这篇关于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匿名简介除了发表在“柏林改革报”上，还在略加修改后通过卡·济贝耳、卡·克莱因和威·李卜克内西的介绍刊登在以下德国报纸上：1865年3月3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62号、1865年3月3日“莱茵报”第62号、1865年3月3日“爱北斐特日报”第62号、1865年3月7日“上莱茵信使报”第56号、1865年3月9日“鄂斯纳布克报”（《OsnabrückerZeitung》）第250号、1865年3月11日“新汉诺威通报”（《NeuerHannoverscheAnzeiger》）第70号，以及其他报纸。——第8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84] 下列签名人曾经答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允许在撰稿人名单上公布自己的名字，但是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必须按照向他们宣布的那个简短纲领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他们一刻也没有忽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因此没有提出过任何不合柏林时宜的要求。但是他们一再要求至少要像反对进步党人那样勇敢地反对内阁和封建专制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奉行的策略使他们不可能再继续为它撰稿。下列签名人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工人政党对这类欺骗所采取的正确态度的看法，已经在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3号上，在他们回答当时科伦出版的“莱茵观察家”第206号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同“政府”结成反“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主张的时候详尽地发挥过了。[85]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当时的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和曼彻斯特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2月18日 载于1865年3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注释： [84]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关于停止为该报撰稿的声明是马克思在1865年2月18日写的，他把声明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完全赞同，并在声明上签字，然后又寄给马克思；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把它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在写这篇声明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确认已经不可能纠正该报的政治路线。能够证明这一点的，除了1865年2月15日施韦泽致马克思的信（详见本卷第95—98页）以外，还有施韦泽的一组文章“俾斯麦内阁”，在这组文章中施韦泽公开支持俾斯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政策。1865年2月18日马克思就这件事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认为施韦泽是不可救药的（他可能和俾斯麦取得了秘密的协议）。”由于这些文章的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能够使自己同该报的决裂具有公开的、尖锐的政治的性质，并使这件事容易为群众所了解。 马克思把声明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同时采取措施迫使施韦泽不得不把它登出来。他委托李卜克内西，一旦施韦泽拒绝发表这个声明，就把它发表在“柏林改革报”上。此外，马克思把声明的两份副本寄给卡·济贝耳，请他在收到信以后两天就把声明刊登在“莱茵报”或“杜塞尔多夫日报”上。 由于李卜克内西和济贝耳的帮助，声明曾经发表在许多德国报纸上，从1865年3月1日济贝耳给恩格斯的信中看出，声明最初发表于：“巴门日报”（《BarmerZeitung》）、“爱北斐特日报”、“杜塞尔多夫日报”、“莱茵报”；1865年3月1日声明又发表于：“柏林改革报”第51号、“新法兰克福报”第60号、“布勒斯劳报”（《BreslauerZeitung》）第102号、“公民报”（《Staatsbürger-Zeitung》）第60号；后来又在许多其他德国报纸上发表了这个声明。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广泛地发表在德国报刊上，施韦泽不得不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它，发表的日期是1865年3月3日。编辑部在“声明”之前写了几行编者按语，从中可以看出李卜克内西也拒绝为该报撰稿。不久，格·海尔维格、弗·吕斯托夫和约·菲·贝克尔也作了类似的声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在先进的德国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应；1865年3月它受到柏林印刷工人协会的赞许，李卜克内西在那里作了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决裂的报告。“社会民主党人报”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订户，特别是柏林工人中的订户。——第88页。 [85]指马克思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该文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07—222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在他们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Beobachter》）是一家保守的日报；1844年起在科伦出版；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后停刊。——第8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55] 关于军事问题的辩论，迄今只是在一边是政府和封建党派，另一边是自由的激进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现在，危机日益迫近，该是工人政党也来发表意见的时候了。 我们只能从现存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评论这里所谈的军事问题。只要在德国和欧洲还保持着目前的关系，我们便不可能指望普鲁士政府的行动不从普鲁士的观点出发。我们同样也不能要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不从自己的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出发。 工人政党在所有使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分裂的问题上都站在直接冲突之外，因此它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完全冷静地和公正地讨论这些问题。只有工人政党能够科学地、历史地（像对待已经过去的事情那样）解剖式地（像解剖尸体那样）来讨论这些问题。 一 关于普鲁士军队在原先制度下的情况如何，经过1850年和1859年的动员[56]尝试以后不可能再有两种意见了。从1815年起，君主专制受到公开的诺言的约束，它答应不经未来的代议机关事先同意不征收任何新税，不发行任何公债。要违背这项诺言是不可能的；不经过这种同意，任何公债都不会收到丝毫成效。税收制度大体上是这样：税收的进款并没有按国家财富增长的比例增长。专制制度是贫穷的，是非常贫穷的，1830年的风暴[57]所引起的特别开支足以迫使它厉行节约。正因为这样才开始实行两年制兵役，并在所有军事管理部门建立节约制度，这一制度使得为进行动员而准备的军火储备的数量和质量降到了最低水平。尽管如此，普鲁士的大国地位还得保持；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在战争一开始就有尽可能强大的第一类野战军，这就是为什么把第一类后备军并入了野战军[58]。这样一来，人们担心的是，在刚一受到战争威胁时就必须进行动员，而且担心整个大厦会因动员而倾复。这样的事情曾经在1850年发生，并以普鲁士的惨败告终。 1850年只暴露了制度的物质上的缺乏；整个这种情况在精神缺陷显露出来以前就结束了。两个议院表决通过的基金被用来在可能的范围内消除物质上的缺乏。所以说在可能范围内，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在物质方面准备得能够在两星期内就把应征的预备兵装备起来并使他们做好战斗准备，而再过两星期就把整个第一类后备军装备起来并使它做好战斗准备。不应忘记，基干部队中最多有三种役龄的适龄人员，而预备队和第一类后备军中总共有九种。因此，在四个星期内至少要给做好战斗准备的基干部队中的每三个士兵配备七个应征者。正巧发生了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于是进行了新的总动员。这一次物质缺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出来，但是与制度的精神缺陷相比已经是小得多了，这种精神缺陷只是现在，当军队进行较长时间的动员时才暴露了出来。后备军丝毫没有受到重视，这是不容争辩的；它的步兵营的基干大部分都不存在，这样的基干还有待于建立；现有的军官中有许多已经不适合于野战勤务。即使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仍然是：军官不能不使自己的兵士感到他们完全是外人，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他们自己的军事素质造成的。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军事素质都非常低，把由这样的军官指挥的步兵营派去对付经过考验的军队是不能令人完全放心的。如果说后备军的军官在丹麦战争[59]时打得不错，那末不应忘记，在基干军官占4/5和后备军军官占1/5的步兵营同两者比例相反的步兵营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此外，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很快就发现，虽然可以用后备军去作战，即进行保卫自己国家的战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它去打进攻战，而这是人们能够预料到的事。后备军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防御性组织，只有在敌人的入侵被击退的情况下才可能用它去进攻，像在1814年和1815年那样。后备军的大部分成员是26岁到32岁的已婚男子，当每天寄来的家信说，妻子儿女由于发给应征者家属的补助金非常不足而遭受贫困时，他们是不会同意让自己一连几个月呆在边境上无所事事的。此外，还有以下的情况：兵士不知道他们应当同谁打仗，同法国人还是同奥地利人，要知道，在当时不论法国人还是奥地利人都没有使普鲁士受到任何损害。能够用这些由于一连数月无事可做而士气沮丧的军队去进攻组织良好并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吗？ 很明显，早就应当有一个转变了。普鲁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使第一类野战军拥有比较巩固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是怎样形成的呢？ 征集的三十六个后备军步兵团暂时被保留，并被逐渐地改变为新的基干团。骑兵和炮兵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到同步兵部队的这种扩大了的编制相适应的程度。最后，要塞炮兵从野战炮兵中分出来，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改进，对普鲁士来说更是如此。总而言之，步兵增加了一倍，骑兵和炮兵增加了大约一半。为了维持军队的这种扩大了的编制，曾建议把基干部队的服役期限从五年增加到七年，——年现役（步兵），四年在预备队，——相反，把第二类后备军的兵役义务缩短四年；最后，把每年征集新兵的名额从原先的40000名增加到63000名。可是后备军却没有受到任何重视。 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按上述规模进行的扩充，同普鲁士人口的增加几乎完全适应，普鲁士人口在1815年为1000万，到1861年已增加到1800万；而由于这个时期普鲁士的财富增长得比人口更快，并且由于其他的欧洲大国从1815年起都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扩充了自己的军队，因此军队的基干部队的这种扩充一点也不过分。同时在所有的兵役负担中，按照计划只增加最年轻的兵士在预备队中的服役期限，年老的兵士在后备军中的服役期限则减少一半；第二类后备军实际上已几乎完全撤销，因为第一类后备军现在差不多占据了原先是第二类后备军的地位。 但是对于这个计划可以提出如下的反对意见： 普遍义务兵役制——顺便提一下，这是在普鲁士存在的唯一民主的制度，尽管只是在字面上，——与过去所有的军事制度相比是一大进步，凡是已经实行了这种制度的地方（即使是不完善的形式），就不可能再长期地把它废除掉。对于我们目前的军队来说只有两个明确的组织原则：或者是募兵制，——但它已经陈旧，只有像在英国这样的特殊场合才可能实行，——或者是普遍义务兵役制。任何征兵制和抽签制[60]都不过是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很不完善的形式。1814年普鲁士法律的基本思想是：每个身体合格的国民，在他还能够携带武器的时候，必须亲自保卫国家。这个基本思想显著地高于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所采取的雇佣代役者的原则，而且这种思想在存在了五十年后，当然就不会成为资产阶级进行如法国人所说的“人肉生意”的强烈愿望的牺牲品了。 既然普鲁士军事制度是以没有代役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那末只有在它的基本原则日益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以自己固有的精神成功地向前发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方面的情况。 1815年1000万居民中有40000人应征，占千分之4。1861年1800万居民中有63000人应征，占千分之3+（1/2）。可见是后退了一步，虽然这与1859年以前的情况相比是一个进步，那时应征人数只占千分之2+（2/9）。如果要重新达到1815年的百分数，就需要征集72000人。（我们知道，实际上每年参加军队的人数接近这个数字，或者甚至超过这个数字。）但是，难道普鲁士人民的军事威力只限于每年从每千个居民中征集四个人吗？ 达姆斯塔德的“军事总汇报”[61]根据德国中部各邦的统计屡次证明，在应征报到的青年人中整整一半适合服兵役。根据“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62]（1864年3月）的统计，1861年应征报到的青年人共227005人。这样，每年就可以提供113500名适合服兵役的新兵。如果我们从这个数字中除去6500名因公务而暂时不能应征的或道德不合格的人，仍然可以剩下107000人。为什么他们当中只有63000人或者最多72000—75000人服役呢？ 陆军大臣冯·罗昂在1863年议会开会时向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报告了关于1861年征兵的材料： 人口总数（1858年登记）…………………………………17758823 1861年的20岁的应服兵役者……………………………217438 从往年的名单上转移过来的应服兵 役者，关于他们还没有做出最后 的决定……………………………………………………348364565802 其中： （1）下落不明者……………………………………………55770 （2）迁居其他地区并且应该在那个地区应征者…………82216 （3）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报到者……………………………10960 （4）服役三年的志愿兵……………………………………5025 （5）有权自愿服役一年者…………………………………14811 （6）作为宗教界人士而延期服役或免役者………………1638 （7）必须在海军中服役者…………………………………299 （8）由于道德不合格而被除名者…………………………596 （9）由于显著地不合格而被区委员会免除者……………2489 （10）由于长期不合格而被区委员会免除者……………15238 （11）编入补充兵[63]者： （a）经过三次检验身高不满5英尺者…………………8998 （b）经过三次检验身高不满5英尺1.3英寸者………9553 （c）经过三次检验暂时不合格者………………………46761 （d）经过三次检验，由于家庭情况暂不能服役者……4213 （e）经过五次检验尚未接到命令者……………………29169816 （12）除了应征入辎重队者，预定到辎重队服役者……6774 （13）延期一年服役者： （a）暂时不合格者………………………………………219136 （b）由于家庭情况………………………………………10013 （c）褫夺公民权者和正在受审者………………………1087230236495868 能够应征的………………………………………………………69934 实际上征集到的…………………………………………………59459 尚未接到命令的……………………………………………10475 尽管这个统计不完善，尽管它在从第1条到第13条的每一条中把1861年的应服兵役的人员同过去两年的适龄人员之中尚未接到命令的人员混淆起来，从而把整个事情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它仍然包括一些很有价值的供认。 征集到的新兵为59459名。服役三年的志愿兵为5025人。有权服役一年的为14811人。众所周知，由于自愿服役一年者起不了什么作用，对于他们服役是否合格，检验是不大严格的；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他们之中至少有一半即7400人实际上加入了军队。这是很保守的计算；要知道，那些被推荐服役一年的人，大部分是适于服役的人；而那些显然不适于服役的人，一般地认为不应当受推荐。我们这里仍然采用7400这个数字。根据这种计算，1861年参加军队的共有71884人。 我们继续往下看，作为宗教界人士延期服役或免役者有1638人。为什么宗教界的先生们不需要服兵役，这是不可理解的。相反，一年的兵役，露天的生活，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对于他们是有益无害的。所以，我们大胆地把他们列入名单；假定那一年的免役者占总数的1/3，再假定其中有3/4是不合格的，那仍然有139人应当列入兵役名单。 18551人由于身材不够高而被免除兵役。我们注意到，他们是被“转入预备队”，而不是完全被免除兵役。因此，在战时他们仍然应当服兵役。他们只是免去了和平时期的阅兵式兵役，因为在这方面他们的外表不够魁伟。这也就是承认，这些身材矮小的人完全适合于服役，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打算利用他们。这些身材矮小的人能够成为优秀的兵士这一点，可从法国军队得到证明，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有些人身高还不足4英尺8英寸。所以我们无条件地把他们列入国家的军事资源。上面所举的那个数字只包括那些经过三次检验由于身材不高而被完全取消资格的人；因此这是每年都重复出现的数字。我们从这个数字中扣除一半、即扣除由于其他原因不合格的人，这样还剩下9275个身材矮的青年，一个有经验的军官也许会很快地把他们变成顶呱呱的兵士。 接着我们看到，除了应征入辎重队者，有6774人预定到辎重队服役。但是辎重队也属于军队，十分令人不解，为什么这些人不应当到辎重队去履行短短六个月的兵役，这不仅对于他们，而且对于辎重队都会更好一些。 因此，我们看到： 实际上服役的人…………………………………………………………71884 宗教界人士………………………………………………………………139 适合服役，但身高在规定的高度以下的人……………………………9275 预定到辎重队的人………………………………………………………6774 共计…………………………………………………88072人， 根据罗昂的统计表的自供，如果认真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每年能有这么多人参加军队。 现在我们来看看不合格的人： 由于暂时不合格而延期一年服役者……………………………………219136人 经过三次检验，如ditto〔上面所述〕， 被编入预备队者…………………………………………………………46761人 由于长期不合格而被除名者只有………………………………………17727人 共计…………………………………………………283624人 因此，由于真正的生理缺陷而长期不合格者不到所有由于不合格而免服兵役者的7％，并且不到所有每年到征兵委员会报到者的4％。有将近17％经过三次检验而暂时不合格者每年被编入预备队。可见这是些23岁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正处在人的机体开始彻底发育成熟的年龄。如果我们假定他们之中有三分之一在年满25岁以后完全适合服役，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而这将有15587人。可以向这些人提出一项最低的要求，即在两年过程中要他们每年在步兵中服役三个月，以便使他们至少可以受到新兵的训练。这就等于把和平时期的军队扩充3897人。 但是普鲁士的整个新兵体格检查制度具有特殊的性质。新兵的人数往往多于能够征集的数目，同时却仍然要保持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招牌。从绰绰有余的人数中挑选最优秀的，而以这种或那种借口宣布其他人不合格，还能有什么做法比这样一种做法更简单呢？在这样的条件下——顺便说说，这些条件从1815年就在普鲁士存在并且直到今天还存在——服役不合格的概念得到了非常不确定的解释，这一点最好由同德国中部各邦的比较来证明。在中部各邦中有些邦实行征兵制和抽签制，在那里没有任何理由宣布比真正不合格的人更多的人不合格。这些邦的条件像普鲁士的条件一样；在个别的邦，例如在萨克森，条件甚至更坏一些，因为那里工业人口的比例较高。但是，上面已经说过，“军事总汇报”屡次证明，在德国中部各邦整整一半应征报到的人是合格的；在普鲁士情况也应当如此。一旦发生严重的战争，在普鲁士关于服役合格的概念中就会发生突然的革命，那时人们就会懂得（不幸已经太迟了），很多合格的人被放过去了。 但是最令人奇怪的是，在565802名应服兵役者（关于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中有： 下落不明者……………………………………………55770人 迁居其他地区或者应该在那个地区应征者…………82216人 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报到者……………………………10960人 共计………………………………148946人 因此，尽管有一个享有声誉的普鲁士检查机关，——凡是普鲁士的有过服兵役义务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每年都有整整27％的应服兵役的人不见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那82216个作为“迁居其他地区或者应该在那个地区应征”而被除名的人到哪里去了呢？难道现在只要从柏林迁到波茨坦就能免除兵役吗？我们愿意认为，在这里——要知道，荷马也有睡糊涂的时候——官老爷们干脆是在自己的统计中出了错误，他们让这82216人在总人数565802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在他们出生的地区，一次在他们迁居的地区。应该把这点弄清楚，——最好能由议会的军事委员会来做这件事，——因为把应服兵役者的实际人数减少到483586人就会显著地改变所有百分比。但是我们暂且假定这是对的，那末每年仍然有66730人悄悄地溜走，不论普鲁士检查机关还是警察当局都不能召他们去服兵役。这些人几乎占应服兵役者的14％。由此得出结论，在普鲁士借口检查应服兵役者而对迁居自由设下的一切障碍都是完全多余的。大家知道，真正从普鲁士迁居国外的人是为数很少的，根本不能同溜走的新兵人数相比。在这个数字——约67000人——中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从普鲁士迁到国外去了。大部分人或者一直留在国内，或者只是短期地到国外去。总的说来，所有预防逃避兵役的措施都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有时还会促使人们迁往国外。但是绝大多数青年人没有可能跑到国外去。只要认真地、毫不放松地迫使那些逃避兵役的人服兵役，新兵的人数就会比以前多，根本不需要这些杂乱无章的繁文缛节。 但是为了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只把冯·罗昂先生本人统计的数字当做可靠的材料，即除了自愿服役一年者以外，每年可以征集85000个青年人。目前和平时期军队的人数约为210000人。在实行两年制兵役的情况下，每年85000人，两年累计是170000人；还应当把军官、士官和超期服役军人——约25000人到35000人——加进来；这样，总共是195000人到205000人；若把自愿服役一年者计算在内，总共是202000人到212000人。因此，如果在步兵、步炮兵中（骑兵下面再说）实行两年制兵役，改组后的军队的所有基干——甚至根据政府自己的统计——有可能达到和平时期的满员。在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情况下，在两年制兵役的情况下，军队中大概会多出30000人来；因此，为了使人数不超过200000人到210000人，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在服役一年到一年半后就退役。这种作为对热心服役的奖励而提前退役的做法，对于整个军队来说，也许要比把兵役期延长六个月更有好处。 军队战时员额的构成大致如下： 四种役龄的适龄人员——按改组计划，每种63000人——总共是252000名预备兵。三种役龄的适龄人员——每种85000人——总共是255000名预备兵。可见，其结果确实同改组计划所规定的同样良好。（因为这里所谈的只是数字关系，因此，即使我们完全不去考虑减少预备队的役龄类别，情形还是一样。） 改组计划的弱点就在这里。它表面上是要回到原来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不言而喻，这种制度没有作为军队的强大预备队的后备军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却倒向了法奥基干制[64]，从而使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动摇不定，这将招致最严重的后果。不要把两种制度混在一起，不能同时兼有两者的优点。毫无疑问，而且不容争辩，兵役期和现役期较长的基干制能保证军队在战争开始时具有很大优越性。人们彼此比较了解；甚至那些每次多半只能得到短期归休的归休兵，在整个归休期间都以兵士自居，并且时刻准备服现役（普鲁士的预备兵却不是这样）；因此，毫无疑问，初次参加战斗的步兵营就表现出更为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应当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果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那末可以同样成功地采取英国的十年现役制；对法国人来说，他们的阿尔及利亚远征、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65]确实比长期兵役更有效的多；最后，采取这种制度只能训练出一部分能携带武器的人，因而远远没有把国家的全部力量调动起来。此外，经验证明，德国兵士很容易习惯战斗环境，三次相当成功的大会战，给在其他方面都很良好的步兵营已经带来等于多服整整一年兵役所能得到的成果。对于普鲁士这样的国家来说，基干制是不行的。如果实行这样的制度，普鲁士可能拥有一支最多300000—400000人的军队，而在和平时期军队的编制将是200000人。但是为了维持它的大国地位，单是第一类野战军的出征就已经需要这么多的军队，也就是说，为了进行任何严酷的战争，它需要有包括要塞守备部队、补充部队等在内的500000—600000人。如果1800万普鲁士人也像3500万法国人、3400万奥地利人和6000万俄国人那样，在战争时要派出如此大量的军队，那末这只有通过普遍义务兵役制，通过期限短的但是紧张的服役和比较长期的后备军兵役才能办到。在这样的制度下往往不得不在军队的战斗准备方面，甚至在战争初期军队的战斗力方面，作出某些牺牲；国家和政策具有中立的、防御的性质；但是也应当记住，基干制的傲慢的进攻战术所带来的结果是从耶拿到提尔西特，而后备军制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谦虚的防御战术所带来的结果则是从卡茨巴赫到巴黎。[66]总之，或者是七八年兵役期的征兵制和代役制，在这段时间中约有一半的时间服现役，而不继续在后备军中服役；或者是五年、最多六年兵役期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在这段时间中两年服现役，然后继续在普鲁士型的或瑞士型的后备军[67]中服役。但是要想让人民群众首先承担征兵制的重担，然后再承担后备军制的重担，这是任何一个欧洲民族都忍受不住的，甚至连野蛮好战、仍然具有极大忍耐力的土耳其人也忍受不住。问题在于，是实行短期现役和长期预备役训练大批的人，还是实行长期现役和短期预备役训练少数人；必须二者择一。 在威廉·纳皮尔看来，当然英国兵士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在自己的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68]中说，英国步兵服役三年之后，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充分的训练。可是应当知道，本世纪初英国军队的成员是所有通常能够构成一支军队的成员中最劣等的人。现在英国军队的成员已经好得多，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仍然远远不如普鲁士军队的成员。难道在普鲁士这样一个拥有非常容易接受训练、一部分已经受到很好训练、从一开始就有良好道德修养的新兵材料的国家里，不能在两年期间达到英国军官在三年期间训练这样一些败类时所能达到的成绩吗？ 当然，现在兵士应当受更多的训练。但是这种情况从来都没有被当做重大的理由来反对两年制兵役。人们总是说必须培养真正的兵士精神，而这种精神据说只有在第三年兵役期间才能养成。如果这些先生愿意说得坦率一些，如果他们不想考虑各个步兵营的上述公认的优良素质，那末与其说这种看法具有军事性质，不如说它具有政治性质。真正的兵士精神应当更多地表现在对付内部的杜佩尔[69]，而不是表现在对付外部的杜佩尔。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普鲁士兵士在第三年兵役期间除了学会厌倦生活、勒索新兵的钱买酒以及对自己的长官说些无聊的俏皮话以外还学会了点别的什么。如果我们的大多数军官哪怕去当一年兵士或士官，他们就不能看不到这一点。经验证明，带有政治性质的“真正的兵士精神”很快就会化为乌有，而且是一去不复返。而军人精神在两年兵役之后仍然存在。 可见，两年的时间足以教会我们的兵士在步兵中服役。自从野战炮兵和要塞炮兵分开以后，步炮兵的情况也是这样；可以通过更大的分工，或者通过本来所希望的简化野战炮兵的器材来克服这里所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样，征集更多的超期服役军人也不会有任何困难；但是正是这类人，如果他们不胜任士官的职务，在普鲁士军队中最不受欢迎。这真是反对长期兵役的一个好证据！只有在拥有各种各样的器材的要塞炮兵中，在具有彼此不能完全分开的多种工作部门的工程部队中，有经验的超期服役军人才是受重视的，尽管这样的人在这里也是少见的。骑炮兵需要有和骑兵相同的兵役期。 至于骑兵，凡是从小就习惯骑马的人，只需要短期服役，而从头受训练的人，就必须长期服役。在我们这里很少有人从小就习惯于骑马。所以改组计划中规定的四年兵役期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需要的。对骑兵来说唯一真正的战斗形式是亮出马刀在密集的队形中冲锋；要进行这样的冲锋，必需有最大的勇气和人们彼此间的完全信任。因此，人们应当知道，他们可以彼此信赖，也可以信赖自己的指挥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长期的服役。如果骑者对于他所骑的马缺乏信心，那末这样的骑兵队也是完全要不得的。人必须善于骑马，而为了使人相信他自己能驾驭马匹，也就是说几乎能驾驭可能分给他的任何马匹，同样也需要长期的服役。对于这类部队来说超期服役军人无疑是受欢迎的，他们愈成为真正的雇佣兵愈好，只要他们喜爱这个职业。反对派将责难我们说，这意味着建立一支由清一色的、准备参加任何政变的雇佣兵组成的骑兵队。我们回答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骑兵将始终是反动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849年的巴登龙骑兵[70]），正如炮兵将始终是自由主义的。这是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事情不会由于超期服役军人更多一些或者更少一些而有任何改变。况且在街垒战中骑兵无论如何是不适合的，而大城市中的街垒战，特别是步兵和炮兵在这种战斗中的行动，在目前决定着一切政变的命运。 但是除了增加超期服役军人的数目以外，在实行短期兵役时还可以采用其他一些手段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加强内部的团结。例如训练兵营就是这样的一种手段，陆军大臣冯·罗昂本人就曾经把训练兵营称做补救短期兵役的一种手段。其次是合理地进行训练，在这方面普鲁士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有一种偏见，认为在实行短期兵役时，为了弥补其短暂性，有必要强调阅兵行进中的夸张的准确性，在操练时实行“机械式教练”，把腿举得高得引人发笑，“膝盖不打弯地”踢向半空中，——这整套偏见是以明显的夸张为根据的。普鲁士军队中一直在空谈这一切的必要性，直到它们最终变成无庸置疑的原理为止。但是，士兵在操枪时如此用力地用枪撞击自己的肩膀，以至于几乎跌倒，而且在整个队伍中发生了一种在任何其他军队中所看不到的极不威武的战栗；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呢？最后，应当认为对青年进行良好的体育训练是弥补缩短兵役期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只是必须注意，要在这方面真正做出成绩来。不错，在所有的乡村学校中都设备了双杠和单杠，但是我们可怜的学校教师们还不大会使用它们。最好在每一个专区指派哪怕一个适合担任体育教师工作的退伍士官，并且委派他来领导体育训练；要注意使青年学生逐渐学会列队行进，掌握排和连的动作，并且清楚地知道相应的口令。经过六年到八年，这种做法将会收到极大的成效，那时将有更多的新兵，他们的身体也将更加强壮。 我们已经说过，以上对改组计划所作的评论仅仅以实际存在的政治条件和军事条件为出发点。这里还有一种设想，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法律规定步兵和步炮兵的兵役期为两年已经是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兵役期。我们甚至认为，像普鲁士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它在目前把规定的兵役期再缩短一些，那末，不论是什么政党执政，都会铸成大错。现在一方面有法国军队，而另一方面是俄国军队，并且有可能二者同时配合进犯；因此必须有这样的部队，它们用不着在大敌当前时才去学习初步军事知识。所以，关于几乎没有任何兵役期的民兵的幻想，我们丝毫不予以重视；人们所想像的那种形式的民兵，目前对于一个拥有1800万人口而且边境完全没有设防的国家来说是不行的；即使在另外的条件下，所能实行的也不是这种形式的民兵。 在叙述了这一切之后，也许有人要问：坚持普鲁士观点的众议院同意改组计划的基本点吗？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考虑，我们回答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严格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把服现役两年、在预备队中服役三年、以及36岁以下的人在后备军中服役定为法律制度，最后，恢复第一类后备军的基干，它就会同意用已经实行的方式扩充基干，把和平时期的军队增加到180000—200000人，把第一类后备军改为大规模的预备部队、或第二类野战军、或要塞守备部队。这些条件能够实现吗？在关心辩论的人们当中，只有少数人会否认，在“新纪元”[71]，也许甚至更迟一些，这是可能的。 资产阶级反对派持什么态度呢？ 二 普鲁士资产阶级——它作为整个德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部分，当时有权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竟然表现得如此缺乏勇气，甚至在这个并不以勇敢见称的阶级的历史中也找不到类似的情形，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当时发生的外部事件来解释。1848年3月和4月，资产阶级曾经是局势的主人。但是，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一开始，资产阶级立刻就吓得惊慌失措，并转身投入刚刚被它在工人帮助下战胜的那个官僚制度和封建贵族的怀抱，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是出现了曼托伊费尔时期[72]。最后，“新纪元”到来了，而且是在没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任何帮助下到来的。意外的成功冲昏了资产者的头脑。他们完全忘记了由于他们自己屡次修改宪法、在官僚制度和封建主面前俯首听命（直到恢复封建性的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73]）、不断地从一个阵地退到另一个阵地而给自己造成的局势。现在他们自以为重新当了局势的主人，而完全忘记了正是他们自己使一切敌对势力得以死灰复燃；这些势力从那时起就日益巩固起来，而且完全同1848年以前一样把国家的实权抓在自己手里。就在这个时候，改组军队的问题好像一枚投到他们中间的燃烧弹一样突然出现了。 资产阶级只有通过两条道路来取得政权。既然资产阶级是一支有官无兵的军队并且只能从工人那里找到兵士，那它就应当或者是使自己同工人结成联盟，或者是从在它之上并与它对立的力量那里、即从王权那里一部分一部分地赎买政权。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证明，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但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确实是毫无根据地——完全丧失了同工人结成真诚联盟的意愿。1848年，德国工人政党在它还刚刚开始发展和组织的时候，就打算在代价很低的条件下为资产阶级做一点事情，但是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的最小的独立运动甚于害怕封建贵族和官僚制度。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74]从那时候起，这种对于工人的神圣恐惧在资产阶级那里变成了传统的东西，直到最后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开始他的贮钱箱鼓动[75]为止。这种鼓动是要向工人证明，他们的最大幸福是终生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遭受资产阶级的工业剥削，而且工人还应当亲自促进这样的剥削，通过各种工业协会搞点额外收入，从而为资本家提供降低工资的可能性。虽然工业资产阶级和骠骑兵中尉一样，无疑是德国民族中最无知的阶级，毕竟这样的鼓动在德国人民这样智力发达的人民当中显然没有获得长久成功的任何希望。资产阶级中间比较有远见的人想必也懂得，这不可能得到任何成果，于是，同工人的联盟又一次失败了。 为了用现金——当然是人民口袋里的现金——买来的政权而同政府做的零星交易依然在进行。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实际权力仅仅在于对税收的表决权，而且是非常有限的表决权。可见，本来应当在这里用力，一个如此善于进行交易的阶级，一定能在这里得到便宜。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普鲁士资产阶级反对派——它同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古典资产阶级完全相反——竟然以为，它不出钱就可以赚得政权。 如果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并且充分考虑到提出军队改组时的那些条件，那末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正确政策应当是什么呢？如果资产阶级反对派考虑到自己的力量，那末它本来应当知道，由于它刚刚被从曼托伊费尔时代所处的屈辱地位提升起来——而它自己确实没有作任何努力——它当然没有力量阻止那个已经开始实行的计划的实际执行。它应当知道，随着一次次会议的毫无结果，愈来愈难以消除实际存在的新设施，而政府为征得议会的同意而出的价钱将因之逐年减少。它应当知道，它还远远不能委任或撤销大臣，因此，冲突拖延得愈久，它所遇到的倾向于妥协的大臣也就愈少。最后，它应当知道，不把事情弄到极端，首先对它自己有利。因为，在德国工人达到了那样的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同政府的严重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独立的工人运动，从而使它在紧急情况下又不得不二者择一：或是同工人结成联盟——但是现在的有利条件已经比1848年少得多；或是跪在政府面前说：《pater，peccavi！》〔“父亲，我犯了罪！”〕 因此，自由的进步党资产阶级[76]应当公正地认真地研究军队的改组计划以及与此密切相联的扩充和平时期员额的问题，那样它也许会获得与我们大致相同的结果。同时它不应忘记，它毕竟没有能力阻止革新的初步实施（因为计划包括这样多正确的和需要的东西），而只能延缓革新的最后确定。因此，它首先应当提防不要立即采取与改组直接敌对的立场；相反，它应当利用这次改组和为改组而拨的款项，以便用它在“新纪元”那里为自己买到尽可能多的补偿物，用900万或1000万马克的新税换得尽可能多的政权。 这里有多少事情应当去完成啊！这里有曼托伊费尔关于出版和结社权的全部立法；这里有原封不动地从君主专制那里承受来的警察和官吏权力；通过对法院权限的争论而取消了法院的裁判权；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首先是在曼托伊费尔时代流行的对宪法的解释，为了与此对抗，需要确立新的宪法实践；这里有官僚制度对城市自治的破坏，以及其他数以千计的东西，任何其他资产阶级在类似情况下都会乐意用多向每个居民收半个塔勒的税为代价来赎回这些东西；如果他们的活动稍微机灵一点，所有这一切本来是可以得到的。但是资产阶级反对派有另外的想法。至于说到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那末曼托伊费尔的法律恰恰规定了一些使资产者感到安然自得的界限。他们能够不受阻碍地以温和的方式反对政府；自由的增大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总是比给工人带来的少，因而资产阶级宁愿忍受政府所施加的更大一些的压迫，也不愿使工人得到进行独立运动的自由。对于警察和官吏权力的限制，情况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认为，它通过“新纪元”的内阁已经使官僚制度听命于它，并且由于这个官僚制度对工人保持充分的自由行动而感到满意。它完全忘记了，官僚制度比任何与资产阶级友好的内阁更加强大和更富有生命力。因此它以为，随着曼托伊费尔的垮台到来的是资产阶级的千年王国，并且以为现在的事情只在于不花一文钱就来收割资产阶级专制的成熟了的庄稼。 但是特别是在1848年以后的这些年来，已经消耗了那样多的钱，国债增加那样多，税收提得那样重，怎么能够拨这么多的款呢！亲爱的先生，你们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宪制国家的议员，而不知道宪制是世界上最费钱的统治形式吗？不知道这种统治形式几乎比波拿巴制度还要费钱，而波拿巴制度——aprèsmoiledéluge！〔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就是用不断征收新税来抵偿旧税，因而在十年内耗尽一百年的资源吗？有限的专制制度的黄金时代——现在你们仍在幻觉中看见的那个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对宪法中规定的有关继续征收已经一度通过的税款的保留条件怎么办呢？谁都知道，“新纪元”在索取钱财方面是多么羞怯。由于改组的费用以正式规定的反让步作为代价被列入经常开支，因此还需要作少许牺牲。问题在于投票表决用以抵偿这笔费用的新税。在这方面可能有些吝啬，然而对此不能希望有比“新纪元”内阁更好的内阁。要知道，如果资产阶级仍然像早先一样继续当局势的主人，它也就会在其他方面掌握权力的新工具。 但是，如果把反动派的主要工具——军队——扩充一倍，反动派不是就会更加巩固吗？在这个问题上进步党资产者陷入完全不可解决的自相冲突中了。他们要求普鲁士扮演德国的皮蒙特的角色，但是为此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他们有一个暗中抱有同样观点的“新纪元”内阁，这是在目前条件下他们所能有的最好的内阁。他们拒绝这个内阁加强军队。每天，从早到晚，他们把普鲁士的光荣、普鲁士的伟大、普鲁士的威力的增长挂在嘴边；但是他们拒绝普鲁士加强军队，虽然这种加强在程度上只是同1814年后其他列强对本国军队的加强完全相当。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害怕这种加强会仅仅有利于反动派，会使没落的军人贵族复兴，会使封建的、专制的官僚政党有机会通过政变埋葬整个宪制。 我们假定，进步党资产者不希望加强反动派的力量的做法是正确的，而军队是反动派的最可靠的支柱。但是有没有过比这种改组——正是普鲁士在安宁的时候曾经见到的那样一个与资产阶级最友好的内阁所提出的改组——更好的机会使军队受议会控制呢？一旦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拨款加强军队，是不是就不能同时就军事学校、贵族特权和所有其他有争议的项目达成协议，并且在增强军官集团的资产阶级性质方面获得保证呢？对于“新纪元”来说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必须加强军队。它为了悄悄地实行改组而采取的那些迂回手段，再好不过地暴露出它良心有愧和对议员们心怀恐惧。应当双手抓住这一点；这是资产阶级再等一百年也等不上的好机会。如果进步党资产者办事不像吝啬鬼，而像大生意人，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从这个内阁那里零星地赚来！ 现在就来谈谈改组对军官集团本身的实际结果。应当为增加一倍的步兵营找到军官。军事学校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了。以前在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现在表现出来了；中尉的职务干脆被当做奖品奖给大学生、旁听生和所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凡是在改组后又看到过普鲁士军队的人，都认不出它的军官集团了。我们这样讲并不是根据道听途说，而是根据亲眼所见。特殊的军官行话几乎被排斥得干干净净，年轻军官说普通的本族语；他们决不是一个闭塞的帮会，而是比1815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代表着一切有教养的阶级和全国各个省区。因此，这个阵地已经由于事件的自然进程而被夺得；现在问题仅仅在于保持住这个阵地，并且加以利用。但是进步党资产者忽视这一切，他们继续胡说什么所有这些军官都是高贵的军校学生。但是从1815年以来，在普鲁士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军官来自资产阶级。 顺便说一下，我们认为普鲁士军官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中在敌人面前所表现的英勇行动主要是由于注入了这样的新鲜血液。光是旧编制中的下级军官是不敢这样经常地冒生命危险行动的。在这方面政府的看法是不错的，它认为对这些成就的“辉煌灿烂”起重大作用的是改组；除此以外，改组对丹麦人还造成了什么危险，我们不得而知。 最后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政变会由于和平时期军队的加强而容易实现吗？军队是借以实现政变的工具，因此军队的任何加强都会扩大实现政变的可能性，这完全正确。但是一个大国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不取决于实现政变的可能性大些还是小些，而取决于其他大国的军队的规模。谁走了第一步，也就应当走第二步。谁接受了普鲁士议员的委任状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普鲁士的伟大及其在欧洲的权威地位，谁就应当同意把必要的手段建立起来，没有这样的手段就谈不上普鲁士的伟大及其权威地位。如果说必须不扩大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否则就不能建立这样的手段，那末对于进步党先生们来说也就更加不妙。如果在1848年他们的态度不是那样胆小得可笑和那样笨拙，政变时期也许老早就过去了。但是在目前的条件下，他们归根到底仍得承认以这一或那一形式加强军队的必要性，而不管自己对政变如何提心吊胆，除此以外他们毫无其他办法。 然而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第一，和“新纪元”内阁商谈给政变的这个工具拨款的问题，总比和俾斯麦内阁商谈好。第二，不言而喻，对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所不断采取的每个步骤，都使得普鲁士军队愈来愈不适于作政变的工具。既然全体人民群众都渴求自治，并且理解同所有反对自治的分了进行斗争的必要性，那末20岁到21岁的青年必然也会卷入这个运动；即使他们在封建军官和专制军官的指挥下，要借助他们来实行政变也将愈来愈困难。国内政治发展的水平愈高，应征新兵的情绪就愈不可靠。甚至目前在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斗争也已经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据。 第三，实行两年制兵役足以与军队数量的增加相抗衡。扩充军队使政府手中用来实行暴力政变的物质手段增加，实行两年制兵役则在同样的程度上使暴力政变的精神手段减少。在兵役的第三年，由于兵士整天死啃专制制度的条令和惯于俯首听命，在一定的时候，而且就在兵役期间，可能带来某些后果。在兵役的第三年，个别兵士在军事方面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们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服役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于按照法奥制服长期兵役的兵士。他们具有了职业兵的某些素质，而且作为这样的兵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比年轻兵士更容易被利用。如果从政变的可能性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从军队中解除第三年服役的兵士一定能够与再征集60000—80000人相抵。 可是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不想否认，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条件，——对于这一点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资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甚至不用动员，单靠和平时期的常备军，政变仍然可能发生。但是未必真的能够发生。为了实行真正的政变，几乎总是需要进行动员。然而这时事情就转到了另外一面。和平时期的普鲁士军队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在国内被政府利用的纯粹工具；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军队则完全不是那样。凡是曾经有机会首先在和平环境而后在战争环境看到同一个步兵营的人，都知道在人们的整个行动上以及在整个集体的性格上前后有多么巨大的差别。人们参加军队时几乎还是儿童，现在又回到军队时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带着日积月累的自尊感、自信心、坚强的性格，这对于整个步兵营是有益的。兵士对军官的态度和军官对兵士的态度立刻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步兵营在军事方面大为增强，但是在政治方面——对于专制制度的目的来说——它却变成完全不可靠的了。这种情况在进驻什列斯维希时就已经可以看到，在那里使英国报纸记者感到极大惊奇的是，普鲁士兵士到处公开参加政治游行，并且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远非正统的观点。我们把这个结果——被动员起来的军队在政治上不适合于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主要归功于曼托伊费尔时代和“最新的”纪元。在1848年，情况还全然不是这种样子。 无论在改组以前还是在改组以后，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优点之一恰好就在于，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之下普鲁士既不能进行不受欢迎的战争，也不能实现会是持久的政变。因为，如果连和平时期的军队也允许自己被利用来进行小小的政变，那末第一次动员和第一个战争威胁就足以重新使全部“成果”发生问题。如果没有战争时期军队的批准，和平时期军队在对付“内部杜佩尔”时建立的英勇功绩只能有暂时的意义，而这样的批准将愈来愈难获得。反动派的报纸宣称“军队”与议会相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显然他们这里所指的仅仅是军官。如果有一天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即“十字报”[77]的先生们为了实现政变而需要动员起来的军队，那末可以肯定，他们将不能不对这个人民代表大失所望。 但是，归根到底，防止政变的主要保障并不在这里。这种保障在于，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通过政变来拼凑一个会批准它征收新的赋税和借款的议院，即使它组成了一个准备这样做的议院，在欧洲也没有一个银行家会根据议院的这种批准就向它提供贷款。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在1815年的诺言以后，以及在1848年之前多次试图得到钱而徒劳无益以后，现在普鲁士已经享有这样的声誉，即没有议院的合法的和不容置疑的决定，人们连一文钱也不会贷给它。就拿拉法埃尔·冯·埃尔兰格尔先生本人来说，他甚至贷款给美国南部同盟派[78]，但他未必肯把现金贷给由政变产生出来的普鲁士政府。普鲁士应当把这一点完全归功于专制制度的局限性。 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政府在需要钱的时候——这样的情况迟早必然发生，——不得不亲自去找资产阶级要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已不是去找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机构（这个机构最终会知道自己正是为付款而存在的），而是去找大金融资本家，他们并不反对同政府做笔好生意，他们用衡量任何一个私人的偿付能力的尺度来衡量任何政府的偿付能力，至于普鲁士政府需要的兵士多还是少，对他们是毫不相干的。这些先生只办理有三方面签字的期票贴现，如果在期票上签字的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贵族院，没有众议院，或者是由冒名顶替者组成的众议院，那末他们就会把这样的期票当做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拒绝成交。 在这里军事问题即将结束，宪制问题已经开始。现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处境是，它必须或者在军事问题上取得胜利，或者失去它尚享有的那一点政权残余；至于它由于什么错误和阴谋诡计而陷入这样的处境，那是无关紧要的。政府已经对于它表决预算案的全部权利表示怀疑。如果说政府迟早必定要和议院媾和，那末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干脆耐心等待不是最好的政策吗？ 既然冲突已经这样严重，无疑这是最好的政策。在可以被接受的基础上同现存政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十分可疑的。资产阶级由于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陷于这样的境地：它必须在这个军事问题上检验一下，它在国家中是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它取得胜利，那末它将同时获得任免大臣的权力，即获得英国下院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如果它遭到失败，那末它永远不会再经过宪制途径起任何作用了。 但是只有那些很不了解我们的德国资产者的人，才认为能希望他们这样沉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事务中的勇气总是同它在这个国家的市民社会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一致的。在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威力比在英国，甚至比在法国小得多；在德国，资产阶级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同旧的贵族结成联盟，也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借助农民和工人把贵族消灭。德国的封建贵族仍然是与资产阶级相敌对的力量，而且是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力量。在德国，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全部社会威力基础的工厂工业，尽管从1848年以来已有巨大进步，但与法国和英国相比还是很不发达的。大量资本集中在个别人手中的现象，在英国，甚至在法国都是屡见不鲜，而在德国却很少有。因此，我们的整个资产阶级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它的生活环境和它自己所能开辟的眼界都很狭小；难怪它的全部思想方式也是如此狭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表现出为事业奋斗到底的勇气呢？普鲁士资产阶级很清楚地知道，在它自己的工业活动范围内是怎样依赖于政府的。经营权[79]和行政监督像梦魇一样困恼着它。每当它开办一个新企业，政府都可以加以阻挠。在政治范围内尤其如此！当在军事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资产阶级的议院只能表示拒绝，它迫不得已只能进行防御；而政府的行动却是侵略性的，它按自己的意图解释宪法，迫害自由派官员，取消自由派的城市选举，发动官僚制度暴力的全部杠杆，以便使资产者懂得必须具有忠心耿耿的观点，它实际上在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阵地，从而获得了甚至在曼托伊费尔时期都不曾有过的地位。同时，预算以外的财政开支和征税工作平稳地照常进行，而军队改组随着自己一年年的存在而获得了新的力量。简而言之，远景中的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一年年地获得更多的革命性质，而政府在各个方面的天天增加的局部胜利愈来愈具有既成事实的形式。此外，发生了完全不依赖于资产阶级，也完全不依赖于政府的工人运动，它迫使资产阶级或者向工人作出十分不愉快的让步，或者准备在决定性时刻没有工人的帮助就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资产阶级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呢？从1848年起它应当有非常大的进步，——就其本来意义说，——但是从本届议会召开时起就不断在进步党中清楚表现出来的妥协渴求，并没有说明这一点。我们耽心，资产阶级在这一次仍然难免自己叛变自己。 三 “工人政党对这次军队改组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的冲突采取什么态度呢？” 为了充分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工人阶级需要比目前四分五裂的德国的各邦更加广阔得多的舞台。国家的分裂状态将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障碍，它在无产阶级心目中永远不会获得存在的权利，并且永远不会是无产阶级认真考虑的对象。德国无产阶级不想理睬帝国宪法、普鲁士领导地位、三位一体[80]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除非是为了把这一切永远清除掉；普鲁士邦需要多少兵士才能勉强维持其大国地位，这个问题在德国无产阶级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军事负担是否由于改组而加重一些，这对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没有重大意义的。可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实行得是否彻底，对工人阶级便不是无关紧要了。学会掌握武器的工人愈多愈好。普遍义务兵役制是对普选权的一个必要的和自然的补充；它使选民有可能用手中的武器来实现自己反对发动政变的任何企图的决定。 愈来愈彻底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是普鲁士军队改组中唯一使德国工人阶级感兴趣的东西。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工人政党在政府和议院之间由此而产生的冲突当中应当采取什么立场？ 现代工人，即无产者，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产物，正是这个革命近百年来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实现了整个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起初是在工业方面，后来是在农业方面；由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参与生产的只有两个阶级：拥有劳动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和既没有劳动工具、原料，也没有生活资料，而必须首先用自己的劳动向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的工人阶级。因此，现代无产者仅仅同一个敌视他、剥削他的社会阶级——资本家阶级、资产者——直接发生关系。在这种工业革命彻底实现的国家中，例如在英国，工人实际上只同资本家发生关系，因为农村的大土地租佃者也不外是资本家；贵族仅仅靠自己地产上的地租过日子，它同工人没有任何社会接触点。 在这种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实现的国家中，例如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在德国还保存有早期的封建关系和后期的封建关系中的许多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说搅混了社会环境（medium），使德国社会制度失去了英国发展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单纯的、明显的、典型的性质。在德国这个日益现代化的环境里，在完全现代化的资本家和工人当中，还有一批非常令人吃惊的活生生的太古生物：封建老爷、领主裁判所、土容克地主、体罚、参政官、地方官、行会制度、职权范围的冲突、行政处分权等等。而且我们看到，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所有这些还活着的古生物都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财产而成为新时代最强大的阶级的资产阶级，则以新时代的名义向它们要求政治统治。 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小资产阶级较少地参加商品的生产，较多地参加商品的分配；它的主要业务是零售商业。旧的市民阶级是社会上最稳定的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却是社会上变化最大的阶级；破产已成为小资产阶级当中的经常现象。小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少量资本，按其生活条件来说接近于资产阶级，但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性来说，则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它的政治态度也像它的社会存在一样充满矛盾；一般说来它的最准确的用语是“纯粹民主”。它的政治使命是促进资产阶级反对旧社会残余、特别是反对它本身的软弱和怯懦的斗争，帮助争取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选权、地方自治等等；尽管这一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 在腐朽的旧社会的残余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论何处，迟早都会出现斗争双方向无产阶级寻求支持的情况。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工人阶级自己开始进行活动的时候。衰亡的社会的封建和官僚代表号召工人同他们一起向工人的唯一敌人资本家吸血鬼进攻；而资产者向工人指出，他们共同代表着新的社会时代，因此在对待衰亡的旧社会形式的关系上，他们的利益无论如何是一致的。同时工人阶级也逐渐地意识到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它有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独立的未来；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相继顽强地提了出来：工人政党应当对斗争的双方采取什么态度？ 这首先取决于工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那部分已经意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的人，为了阶级利益而力求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据了解，德国的先进工人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工人从资本家手中获得解放，其途径就是把属于国家的资本转交给联合起来的工人，以便在不要资本家的条件下共同地进行生产；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通过直接的普选权取得政权。[81] 有一点已经很明显：不论是通常被直接称为反动派的封建官僚政党，还是自由的激进资产阶级政党都不想自愿地向这些要求让步。但是要知道，无产阶级自从组织起独立的工人政党时起，就逐渐成为一种力量，而对于力量是不能不重视的。两个敌对的政党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一定的时候它们将愿意向工人作一些虚假的或真正的让步。工人能从哪一方获得最大的让步呢？ 对反动政党来说，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存在已经是眼中钉。它的力量取决于现代社会发展是不是再次停顿或者至少减缓速度。否则一切有产阶级都会逐渐变成资本家，一切被压迫阶级都会逐渐变成无产者，而反动政党也会自然而然地消逝。如果反动派是彻底的，那它当然力求取消无产阶级，但是其途径不是让无产阶级向自己的联合前进，而是让它倒退，即让现代无产者重新变为行会帮工和农奴式或半农奴式的依附农民［bäuerlicheHintersassen］。这样的变化能使我们的无产者满意吗？如果这种事情可能发生，那末他们是否愿意重新受行会师傅和“仁慈的老爷”的父亲般的监护呢？当然不愿意！要知道，正因为工人阶级脱离了原先一切虚假的财产和虚假的特权，正因为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形成了公然的对抗，这个统一的、人数众多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人阶级的存在，以及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存在才成为可能。再说，这种历史倒退是完全不可能的。蒸汽机、机械化的纺纱机和织布机、蒸汽犁和蒸汽脱粒机、铁路和电报、现代化的蒸汽印刷机使得这种荒唐的倒退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它们正在逐渐地和坚定不移地消灭封建关系和行会关系的一切残余，并且把前一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小的社会矛盾溶解到资本和劳动之间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唯一对抗之中。 资产阶级恰恰相反，它没有任何其他历史任务，它的任务只是把上面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和交换手段加以全面地发展并提到最高的水平；借助自己的信贷组织把那些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生产资料——土地——也攫为己有；借助现代化的劳动工具发展一切生产部门；消灭封建生产和封建关系的一切残余，从而把整个社会归结到资本家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单纯的对抗中。随着社会的阶级矛盾的简化，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增长起来，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它的阶级觉悟和取得胜利的能力也在更大程度上增长起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威力的这种扩大，无产阶级才逐渐成为多数，成为国家中压倒的多数，就像英国那样，但是德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那里，农村的各种各样的农民，城市的小工匠、小商人等等，与无产阶级相比还处于优势地位。 因此，反动派的每个胜利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并且必然推迟工人的胜利。相反，资产阶级对反动派的每个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也是工人的胜利，有助于彻底推翻资本家的统治，能使工人战胜资产阶级的日子更快地到来。 现在让我们把1848年德国工人政党的状况同目前的状况比较一下。在德国还有不少老战士，在1848年的前夜，当德国工人政党刚开始筹建时，他们就参加了这一工作，革命后，趁当时条件许可的时候，他们又帮助把它建立起来。他们都知道，即使在暴风雨时代，为了发动工人运动，支持这一运动的发展，排除反动的行会分子，不知花费了多大力气，而在过了几年以后，这一切又都沉寂下来。如果说现在工人运动可以说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末这是由于什么产生的呢？这是由于从1848年以来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德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就，由于它消灭了大量的小工匠和其他处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分子，直接把工人群众和资本家对立起来，简单地说是由于它在以前没有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人数极少的地方造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无产阶级。由于这种工业的发展，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就变成了一种必然性。 这并不是说，就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时刻，即反动派觉得向工人让步似乎对自己有利。但是这永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让步，这样的让步永远没有政治性质。封建官僚的反动派既不会扩大选举权，也不会给予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更不会限制官僚制度的权力。反动派所作的让步，目的总是在于直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这种让步丝毫不会扩大工人的政治威力。例如在英国曾违反厂主的愿望通过了对工厂工人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律。在普鲁士可以要求政府认真执行关于工厂工作时间的命令（现在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更进一步，还可以要求给予工人联合权[82]等等，而且这也许是能争取到的。然而，不管反动派方面作出什么让步，有一点是不变的：取得这些让步不需要工人作出任何相对的服务；这是公平的，因为反动派已经由于使资产阶级感到烦恼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人也就不应当去感谢反动派，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感谢反动派。 但是还有一种反动派，它近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且在某些人当中非常时髦；这就是那种现在被人们称做波拿巴主义的反动派。波拿巴主义在下面这样的国家中是必然的国家形式，那里的工人阶级在城市中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农村却被小农在人数上所压倒，它在伟大的革命战斗中被资本家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军队打败了。在法国，巴黎工人在1848年6月的大战中遭到了失败，而资产阶级由于这次胜利也弄得精疲力竭。它意识到，它不能再经受一次这样的胜利。名义上它还在统治，但是它的统治又太软弱无力。军队——真正的胜利者——上升到了第一位，它所依靠的是主要为它补充兵员的那个阶级，即希望不受城市煽动者扰乱的小农。这种统治的形式当然是军事独裁，它的天然的领袖是它的天生的继承者路易·波拿巴。 波拿巴主义对工人和资本家的态度的特点是：它阻止他们互相攻击。这就是说它保护资产阶级不受工人的暴力进攻，鼓励两个阶级之间微小的和平冲突，而在所有其余方面则不准它们有丝毫政权征兆。既没有结社权，也没有集会权，也没有出版自由；有普选权，然而是在这样一种官僚制度压迫下的普选权，反政府的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就是警察的横行霸道，这种横行霸道甚至在警察国家的法国也从来没有见到过。除此以外还直接收买资产阶级当中和工人当中的某一部分人，收买第一种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大量的贷款欺骗，小资本家的钱由于这样的欺骗而跑进大资本家的口袋；收买第二种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大量的国家建设工作，这样的工作除去集中了天然的、独立的无产阶级以外，还在大城市里集中了人为的、与帝国有联系的、从属于政府的无产阶级。最后，就是通过假的英勇战争使民族自豪感得到满足，可是这种得到欧洲最高当局许可的战争总是为了反对当时共同的替罪羊，并且总是在胜利预先得到保证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不论工人还是资产阶级所能得到的最多不过是：它们在斗争中得到喘息机会，工业——在其他有利条件下——猛烈发展，从而为新的更激烈的斗争创造因素，在这种喘息不再需要的时候，斗争将立即爆发。如果希望工人从政府那里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那就最愚蠢不过了，因为这个政府正是为了制止工人反对资产阶级而存在的。 现在来谈我们专门分析的情况。普鲁士反动派能给工人政党提供什么？ 这个反动派能不能让工人阶级真正参加政权呢？当然不能。第一，在现代历史上，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还没有一个反动政府这样做过。第二，在普鲁士当前的斗争中，问题恰好在于，政府是把全部实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呢，还是说它应当同议会分享权力。的确，政府采用一切手段，剥夺资产阶级权力，并不是仅仅为了以后把这种权力赠送给无产阶级！ 即使没有议会代议机关，封建贵族和官僚制度也能保持它们在普鲁士的实权。它们在宫廷、在军队、在官吏中间的传统地位使它们的这种权力得到保障。它们甚至无须希望有单独的代议机关，因为在曼托伊费尔时期存在过的贵族和官吏的议会，目前在普鲁士要想长期存在还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们并不反对让整个议会制度滚蛋。 相反，资产阶级和工人只有通过议会代议机关才能真正有组织地利用政权，而这个议会代议机关只有在得到参加讨论和表决的保证时才有一点价值，换句话说，如果它能掌握“钱柜的钥匙”，它才有一点价值。但是正如俾斯麦自己承认的，他所要阻挠的也正是这一点。我们要问：使这样一个议会丧失一切权力，也就是说使工人自己打算通过争得直接的普选权而参加进去、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其中成为多数的那个议会丧失一切权力，是对工人有利的吗？难道动员一切宣传力量为了加入这样一个归根到底会是毫无作用的机构，是对工人有利的吗？当然，不是！ 可是，假定政府废除了现存的选举法并且恩赐直接的普选权呢？好吧，假定这样！假定政府玩弄这种波拿巴主义的把戏，而工人赞同这样的做法，那末他们就是事先认为政府有权力通过新的恩赐再次废除直接的普选权，只要它愿意这样做的话。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直接的普选权还有什么价值呢？ 假定政府恩赐了直接的普选权，那末它定会事先用一种保留条件来限制它，使它不再成其为直接的普选权。 至于说到直接的普选权本身，那末只要到法国去一趟就可以相信，当存在着大量头脑迟钝的农村居民、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受严格控制的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在没有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能进行的只是多么无害的选举。通过直接的普选权进入法国议会的工人代表多吗？要知道，法国无产阶级比德国无产阶级还具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集中得多，而且具有更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也就是说，在德国有2/3的人靠农业为生，1/3靠工业为生。还由于在德国大地产是一种常规，而小农只是一种例外，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有1/3的工人听命于资本家，有2/3的工人听命于封建老爷。但愿那些经常攻击资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不想说一句气愤话的人能够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在德国，封建主比资产阶级剥削着数量多一倍的工人；他们同资本家一样，是德国工人的直接敌人。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旧的封建领地上的宗法式的经营方式使雇农或无地农民［Häusler］祖祖辈辈依附于他们的“仁慈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动。神甫、农村一贯的愚昧无知、恶劣的学校教育、人们同整个世界的隔绝，则在这方面起了补充作用。农业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这样一个部分，它最难于弄清，而且将比其他部分更迟一些弄清自己本身的利益、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这个部分在最长时间内一直是剥削它的特权阶级手中的一个无意识的工具。而这是哪个阶级呢？在德国这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贵族阶级。但是甚至在法国——那里几乎只有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封建贵族早已失去了任何政权——普选权也没有使工人进入议会，而是相反，几乎把他们全部赶出了议会。在封建贵族仍然是实际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以及农业工人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普选权究竟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的斗争——这二者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分不开的——就等于争取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也许这种坦率而必要的解释会鼓励封建主发表有利于直接的普选权的言论。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些。 或者，也许政府限制（如果一般地说在目前情况下还有什么要限制的话）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仅仅是为了把自由的出版、自由的结社权和集会权作为礼物赠给工人吧？的确，工人运动不是在安安稳稳地、毫无阻碍地走自己的道路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政府知道，资产阶级也知道，目前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被容忍着，它只是在政府还需要的时候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但愿那些为取缔进步党人在出版、结社和集会方面的鼓动而采取的手段能够成为对工人的警告。当时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法律、命令和惩罚措施，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被用来反对工人并终止他们的鼓动；一旦这种鼓动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一定会被采用。非常重要的是，工人对这个问题要看得很清楚，不要犯资产阶级在“新纪元”时期犯过的错误，那时资产阶级也仅仅是被容忍着，而它却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很巩固。如果有人设想现在的政府会解除目前对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的束缚，那他就是那种不值得理睬的人。而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普鲁士现存政府并没有愚蠢到自己切断自己的脖子。一旦反动派真的把某些虚假的政治让步作为诱饵扔给德国无产阶级，那时可以希望，德国无产阶级将用古老的“希尔德布兰德之歌”[83]中的豪迈辞句来回答它： Mitgêrûscalmangebainfahan，ortwidarorte. “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 至于说反动派可能向工人作的那些社会性让步——缩短工厂的工作日、更好地遵守工厂法、承认联合权等等——那末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反动派这样做并不需要工人给它任何东西作为交换条件。反动派需要工人，而决不是工人需要反动派。因此，当工人在自己的独立鼓动中坚持这些要求时，他们就能指望这样的时刻到来，那时反动分子将提出同样要求，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使资产阶级苦恼；工人则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一点也用不着感谢反动派。 但是，如果说工人政党除了那些用不着乞求就能得到的微小让步以外，从反动派那里再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那末它从资产阶级反对派那里能够期待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时代的产儿，它们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都力求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渣滓。的确，它们彼此之间应当进行严重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们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只有把旧的废物从船上抛到水里，“船才能投入战斗”，但是区别只在于，这一次不是在两只船之间展开战斗，而是在同一只船上，在军官和水兵之间。 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不能使这种政治统治在宪法和法律中表现出来。针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针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贸易和工业自由；针对着官僚制度的监督写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废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特别法令。然而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一切。它不能要求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但是它毫无疑问能够要求资产阶级彻底实行自己的原则。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就得到为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武器。它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 因此，在资产阶级还忠于自己时，支持它同一切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是对工人有利的。资产阶级从反动派那里夺来的每个成果，在这种条件下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德国工人也本能地了解这一点。他们在德国各邦都完全正确地投票赞成那些有希望当选的最激进的候选人。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背叛了自己，如果它出卖自己本身的阶级利益和由此而产生的原则，那该怎么办呢？ 那时工人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推动资产阶级违反它的意愿前进，尽可能地迫使它扩大选举权，保障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从而为无产阶级创造取得运动自由和组织自由的条件。1832年议会改革以来的英国工人、1830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法国工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正是通过并且借助这一运动——它的最近目的是纯资产阶级性质的——比通过其他途径更多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和组织程度。这样的时机必然到来，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勇气不足的情况下随时随地都会背叛自己。 另一条道路是工人完全脱离资产阶级运动，让资产阶级听天由命。这种情况在1848—1850年欧洲工人运动失败后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只有在尽了巨大努力而在当时又没有收到效果、阶级需要一个喘息机会时才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处于健康状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这会等于在政治上完全弃权，而一个本性如此勇敢的阶级，一个没有什么可以丧失、而且应当获得一切的阶级，决不能长时间这样做。 即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动派的背后，并且为了防御工人而求救于它的敌对分子的时候，——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也只有继续进行资产阶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 不言而喻，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工人政党决不会只是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而会以完全与资产阶级不同的独立政党的姿态出现。它将在一切问题上提醒资产阶级，工人的阶级利益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是直接对立的，而且工人是了解这一点的。它将保持并发展自己本身的组织来同资产阶级的党的组织相对抗，而且只能像一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那样同资产阶级进行谈判。它将通过这样的途径保证自己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向各个工人解释他们的阶级利益，并且在最近一次革命风暴到来时——这些风暴现在像商业危机、像春分和秋分时的风暴一样有规律地重复着——准备好采取行动。 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工人政党在普鲁士宪制冲突中的政策： 首先，在目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工人政党保持为有组织的政党； 尽可能地迫使进步党真正地进步；促使它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纲领并遵循这个纲领；无情地抨击和嘲笑它的每个不彻底的步骤和每个弱点； 至于军事问题本身，让它按自然的进程发展好了，同时要清楚地意识到，总有一天工人政党也要进行自己的、德国的“军队改组”； 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 弗·恩格斯写于1865年1月底——2月11日 1865年2月底在汉堡以单行本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注释： [55]弗·恩格斯的著作“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是为了论证在国内已经形成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德国工人阶级的策略而写的。在这本著作中分析了改组普鲁士军队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六十年代初发生的普鲁士政府和议会中自由资产阶级多数之间的所谓宪制冲突的原因。1860年2月普鲁士议会的资产阶级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的提案。但是政府很快就做到了使资产阶级批准“维持军队的战斗准备状态”的拨款，这意味着实际上开始实行预计的改组。1862年3月当议院的自由主义多数拒绝批准军事开支并要求成立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指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年9月底成立了俾斯麦的反革命内阁，这个内阁在同年10月再次解散议会，并着手进行军事改革，为此所需的费用不经议会批准。冲突直到1866年当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投降俾斯麦的时候才解决。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同意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文章。但是该报向俾斯麦政府的献媚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同马克思商量之后，他决定把自己的著作印成小册子发表。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这本小册子于1865年2月底在汉堡出版，它在德国得到了广泛的反应。许多工人报纸和民主派报纸都刊登了该书出版的广告。威·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某些工人联合会中组织了对这本小册子的讨论。小册子的某些片断曾经在不同时期发表在社会民主派的报刊上：1866年3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71号、1890年11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月刊”（《SozialdemokratischeMonatsschrift》）第10—11期、1891年3月1日“柏林人民论坛”（《BerlinerVolks-Tribüne》）第1期。——第41页。 [56]1850年普鲁士军队的动员是由于在德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使普奥关系尖锐化而引起的。动员所暴露出来的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和军队的恶劣装备，以及在德国冲突中支持奥地利的俄国的坚决反对，迫使普鲁士放弃了军事行动并向奥地利屈服（奥里缪茨协定）。1859年的动员是由于法国、皮蒙特同奥地利的战争引起的。这次动员也暴露出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第46页。 [57]指1830年法国的七月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以后在德国各地区——萨克森、不伦瑞克、黑森、巴伐利亚、汉诺威——发生的起义。——第46页。 [58]根据1814—1815年的法律建立的普鲁士陆军包括常备军（基干团）及其在战时动员时用来补充军队的预备队，还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后备军。早在1813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预备役军人，他们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只是在特别需要时才应征服役。在战争时期，第一类后备军往往被编入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是守备部队的增援部队，在和平时期则被遣散回家。——第46页。 [59]丹麦战争是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一个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企图把隶属丹麦的但居民主要为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并入普鲁士，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压服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参加了这场战争，它同普鲁士一样，也企图侵占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战争以丹麦的失败结束。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年普奥战争后并入普鲁士。——第47页。 [60]征兵制是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补充军队的制度，义务兵役制规定一定年龄的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征兵制与普遍义务兵役制不同之点是它有各种免役的办法，主要是允许赎买和代役。 抽签制是通过抽签办法实行的义务兵役制。十九世纪时在西欧某些国家应服兵役的人的总数超过需要，于是通过抽签决定当年应服兵役的人中谁该服现役。其余的或者编入民团，或者——在个别国家中——召集起来进行短期集训。——第49页。 [61]“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Militär-Zeitung》）是一家专谈军事问题的德国报纸，德国军官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从1826年至1902年在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在这家报纸上曾发表过弗·恩格斯的没有署名的文章：“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1860）和署有姓名第一个字母《F.E.》的文章：“英国的志愿兵检阅”（1862）、“英国的反德兵力”（186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5卷第140—147、551—557、601—606页）。——第49页。 [62]“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ZeitschriftdesköniglichpreussischenstatistischenBureaus》）是每月出版的普鲁士官方统计杂志；从1860年至1905年在柏林出版。——第50页。 [63]补充兵是普鲁士军队中对后备应征人员的称呼，他们由于身体稍有缺陷或特殊的家庭情况而允许延期服役；在战争时期他们被编为预备部队来补充军队。——第51页。 [64]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奥军事制度的特点，是它以正规的基干军队为主，实行长期限的兵役，以及采取与普鲁士军事制度不同的征兵制。普鲁士军事制度是根据1814年的法律建立在没有代役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上。——第56页。 [65]指1830年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发动的并延续了40年之久的殖民地掠夺战争，以及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和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第57页。 [66]在拿破仑法国于1806—1807年同四国（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同盟作战时，霍亨洛埃指挥的普鲁士基干军于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被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击溃。耶拿近郊的失败，以及同一天在奥埃尔施太特近郊遭到的惨败，迫使普鲁士投降。1807年7月7日签订的苛刻的有损普鲁士尊严的提尔西特和约结束了军事行动。根据和约的条件，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而且实际上降到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属国的地位。 卡茨巴赫是西里西亚的一条河。欧洲国家第六次联合起来同拿破仑法国作战时，普鲁士和俄国的军队在布吕歇尔的指挥下于1813年8月26日在这里击溃了法国部队。1814年3月同盟国军队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复灭，战争遂告结束。——第57页。 [67]瑞士的后备军包括在瑞士军队——定期集合受训的非正规军——中服役期满的预备役军人。瑞士后备军的兵役期限是12年。瑞士的后备军和普鲁士的后备军一样，在战争时用来加强军队，在遇到战争危险时他们被征集入伍。 关于普鲁士的后备军——见注58。——第57页。 [68]威·弗·帕·纳皮尔“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1833年伦敦版第3卷第271页（W.F.P.Napier.《HistoryoftheWarinthePeninsulaandintheSouthofFrance，fromtheyear1807totheyear1814》.Vol.Ⅲ，London，1833，p.271）。——第58页。 [69]杜佩尔（丹麦人称为：杜贝尔）是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堡垒，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作战期间，于1864年4月18日被普鲁士军队攻陷。 “内部的杜佩尔”（《DüppelimInnern》）一词是俾斯麦的机关报“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在1864年9月30日的一篇政治评论中用来表示“内部敌人”的用语，后来被广泛引用。——第58页。 [70]1849年，当德国西南部发生起义保卫人民群众看做是唯一尚未被破坏的革命成果的帝国宪法时，巴登部队转到起义人民一边，并形成巴登革命军的核心。在巴登部队中骑兵团队最不可靠。因此，1849年6月21日起义部队在瓦格霍伊泽尔城下同普鲁士人作战时，由于巴登龙骑兵的几个骑兵连的指挥官员克尔特中校的叛变而溃散。——第60页。 [71]指的是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1858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1862年宪制冲突和1862年9月俾斯麦的执掌政权结束了“新纪元”。——第61页。 [72]恩格斯指的是1850年到1858年10月这段时期，当时在普鲁士掌权的是极端反动的曼托伊费尔内阁，由于经济上的成就而心满意足同时又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惊慌不安的资产阶级，站到了贵族和残酷地镇压了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的反动派方面。在这段时期，普鲁士的革命的民主成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遭到破坏；宪法一再修改，变成了一张废纸；在全国恢复了贵族的等级特权，政权完全掌握在土地贵族和贵族的手中。——第62页。 [73]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议会）在普鲁士于1823年成立，主要是由贵族的代表组成；其中城市和村社的代表非常少。会议由国王召集，会议的职权限于研究地方经济和省的管理问题。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反动统治时期，又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第62页。 [74]这个观点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表述出来的（见1865年2月1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第63页。 [75]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种“贮钱箱”鼓动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小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第63页。 [76]指1861年6月组织的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这个党的最著名的活动家是：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福尔肯贝克、霍韦尔贝克等。进步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集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人民革命，进步党没有支持基本的民主要求：普选权，出版、结社、集会自由。1866年右翼脱离进步党，成立了一个屈服于俾斯麦政府的民族自由党。——第64页。 [77]“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对德国日报“新普鲁士报”（《NeuepreußischeZeitung》）的称呼。该报从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新普鲁士报”在报头上印有十字图样。——第70页。 [78]指1861—1865年美国内战时期南部各蓄奴州的拥护者。——第71页。 [79]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在普鲁士实行的一种官僚主义的工业规章制度。曾经为许多工业部门规定了特别许可（经营权）制度，不得到这种许可，就不能从事工业活动。这种半中世纪式的营业法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第72页。 [80]普鲁士的领导地位（PreußischeSpitze）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说中使用的一个词；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愿意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andieSpitze）”。在争取德意志统一时期，这一词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 三位一体是德意志联邦的改组计划之一，计划规定除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组织一个中部各邦的联邦。这个计划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特别受到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拥护，其目的是反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领导权，代表了那些企图保持自己独立的德意志中部各邦的割据倾向。——第74页。 [81]恩格斯在援引全德工人联合会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时，按照马克思的建议（见马克思1865年2月11日的信），把自己的小册子中的这个地方表述得不致被解释成同意拉萨尔派的口号。——第77页。 [82]指的是工人为了经济斗争而进行联合的权利，首先是建立工会组织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 1865年1月，由于工人起来反对当时通行的工商业条例而在普鲁士议会上提出了关于联合权的问题。资产阶级议员利用工人运动的高涨，力求首先废除条例中束缚资本家的那些条目。进步党人舒尔采-德里奇和孚赫曾把关于废除条例第一八一条的建议提交众议院讨论，这一条规定企业家不得为了迫使工人让步而停止生产。为了达到蛊惑性的目的，进步党人也要求废除第一八二条关于惩治工人煽动罢工的规定。而工人首先要求废除第一八三条关于必须经警察当局许可才得组织工人团体的规定，以及第一八四条关于禁止罢工的规定。 1865年2月14日普鲁士议会只废除了工商业条例的第一八一条和第一八二条，而工人关于联合自由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第79页。 [83]“希尔德布兰德之歌”是一首歌颂英雄事迹的长诗，是八世纪古日耳曼史诗中保留下来的一些片断。——第8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声明[51] 在贵报第16号上，莫·赫斯先生竟从巴黎对他完全不相识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们乱加怀疑，他说： “的确看不出，即使伦敦的协会也有罗亚尔宫[52]的一些朋友参加，这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协会是公开的，云云。” 在过去的一号上，这位莫·赫斯先生在谈论“联合”杂志[53]时，就曾经对伦敦委员会的巴黎朋友作了类似的诽谤。我们宣布他的诽谤完全是造谣中伤。 不过，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个事件证实了我们的信念：巴黎的无产阶级还像过去一样毫不妥协地反对两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即土伊勒里宫[54]式的和罗亚尔宫式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出卖自己的历史荣誉（或者，也许不应当说“自己的历史荣誉”，而应当说“自己的作为革命承担者的历史的长子继承权”吧？）我们把这个榜样介绍给德国工人。 于伦敦和曼彻斯特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2月6日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 1844年到1883年通信集”191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51]这篇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是马克思于1865年2月6日写成并送给恩格斯签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声明作为对施韦泽（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采取向俾斯麦政府献媚的政策并宣传对拉萨尔的迷信）的最后警告。写这个声明的直接原因是2月1日该报刊登了巴黎记者莫·赫斯的一篇诬蔑国际的法国会员的短文。最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份更强烈的抗议书，但是他们认为同该报决裂应当不是由于赫斯的短文，而是由于该报的整个政治路线，于是他们写了这篇声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使该报不得不多少改变一下自己的调子。1865年2月该报第21号上刊登了莫·赫斯的一篇短文，他在短文中放弃了自己的诽谤性说法。这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坚持发表这篇声明；同时，正如从1865年2月13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所看到的，他们决定暂时不再给该报写稿。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声明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彻底决裂（见本卷第88页）。 寄给施韦泽的这个声明原文没有被保存下来，声明是按1865年2月6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所附的草稿译的。——第40页。 [52]暗指拿破仑第三的堂弟约瑟夫·波拿巴（绰号是普隆-普隆），他的官邸设在巴黎的罗亚尔宫。约瑟夫·波拿巴领导了一个波拿巴主义者集团，他们企图通过广泛的社会蛊惑宣传，并通过伪装成拿破仑第三的政策的反对派来使人民群众脱离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第40页。 [53]“联合”（《L’Association》）是法国的一家杂志，是受资产阶级共和派影响的合作社工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64年至1866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编辑部固定地设于巴黎。——第40页。 [54]暗指拿破仑第三，他住的地方是土伊勒里宫。——第4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提德曼老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提德曼老爷 古代丹麦民歌[50] 清晨——天色刚刚发亮，—— 提德曼老爷就在卧室里穿衣裳， 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衬衣。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衬衣， 又披上绿色的丝绸外衣， 再系好山羊皮靴的带子。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再系好山羊皮靴的带子， 又扣紧镀金的马刺， 他高傲地到南哈尔德去出席司法会议。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他高傲地到南哈尔德去出席司法会议， 一进会场就向自由农讨税， 每张犁要缴黑麦七斗。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每张犁要缴黑麦七斗， 每四头猪要缴一头还得是肥的， 这就激怒了一位老人。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这就激怒了一位老人： “我们谁也缴不出这样多捐税， 要缴；咱们先得算算账，”——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要缴，咱们先得算算账， 任何人都不准离开会场！ 南哈尔德人，紧紧地围起来！”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南哈尔德人，紧紧地围起来！ 不要让提德曼活着跑掉！” 老人第一个上去给了他一拳，——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老人第一个上去给了他一拳， 提德曼老爷猛地栽了一个跟头， 提德曼老爷躺在那里血流满地。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提德曼老爷躺在那里血流满地， 而犁耙自由地在黑土上走来走去， 猪也自由地在森林里吃东西。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中世纪农民战争中的这一段插曲发生在日德兰半岛奥尔胡斯城北的南哈尔德（“哈尔德”（Harde）——司法区）。在区的司法会议（Thing）上除了审理司法案件外，也审理税务的和行政的案件。这首民歌告诉我们，日益强大的贵族怎样反对自由农（Edeling），以及农民通过哪些手段结束了贵族的勒索。这首富有朝气的古代农民歌曲对于德国这样的国家非常适合，因为在德国，有产阶级中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多；无产阶级中农业无产者和工业工人也一样多，或者甚至还要多些。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1865年1月27日左右 载于1865年2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50]恩格斯把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翻译成德文并于1865年1月27日寄给拉萨尔派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 恩格斯的这篇译文在1883年转载于德国的社会主义工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而在1893年转载于亨克尔的“自由书”（K.Henckell.《BuchderFreiheit》Bd.Ⅱ，Berlin，1893）。这首民歌的俄译文是由格·申格利从德文翻译的。——第3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论蒲鲁东 （给约·巴·施韦泽的信）[31] 1865年1月24日于伦敦 阁下：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对蒲鲁东作一个详细的评价。由于时间不够，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此外，我手头没有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为了向您表明我的良好愿望，我匆忙地写了一个简短的概要。以后您可以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以随意处理。［注：我们认为最好原信照登，不做任何改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注）］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那部论“世界语言”[32]的幼稚著作，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33]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propriété》〔“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空想地被“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clair-obscur〔朦胧状态〕中的。 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的强健的筋肉还占优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特性激动了读者，并在初次出版时留下了强烈印象的。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34]为例。初版时，它不过是一种《sensationalpamphlet》〔“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呵！ 假如我手头有蒲鲁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对二律背反的处理，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理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理性所不清楚的事情。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petitbourgeois〔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是什么财产？——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lapropriété》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类似的著作[35]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Lapropriétéc’estlevol》〔“财产就是盗窃”〕。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盗窃”这个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鲁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模糊糊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sophistication》［注：《Sophistication》有“掺假”和“诡辩”两种意思。——译者注］（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36]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J’attendsvotreférulecritique》〔“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37]），其形式的激烈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发现，他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述方法来代替了。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顺便指出了，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注：“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见我的著作第113页[38]）］。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apriori〔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错误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的解释看成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错觉（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注：括弧中的这句话是马克思在本文中加上去的。——编者注］）。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注：见我的著作第119、120页[39]。］ 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现在仍然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不要忘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作petitbourgeois〔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做极端的革命者加以诅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嚣。如果说他（他一开始就被别人和自己所误解）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末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表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ampoulé〔夸张〕的。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这类东西真是刺耳极了。充满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都已经系统地被虚浮的狂热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parvenu〔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分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资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资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锐又不深刻，甚至还不正确——攻击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40]，而对于例如像杜诺瓦耶（无论怎么说，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现得谦恭异常，虽然这个杜诺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于，他认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书[41]来宣传被爱尔维修描绘为《Onveutquelesmalheureuxsoient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 二月革命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42]。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43]（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泛滥前的庞然巨物了。 发明《créditgratuit》〔“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是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功绩”。在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分册（第59—64页[44]）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贷制度，正像它在十八世纪初以及后来又在十九世纪初在英国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样，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经由十七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详细发挥过了。蒲鲁东和巴师夏关于生息资本的论战（1850年）[45]又远不如“贫困的哲学”。他竟弄到甚至让巴师夏击败的地步，而当他的论敌对他施展威力的时候，他就可笑地发出了怪声。 几年前蒲鲁东写了一篇论“租税”[46]的应征论文（我记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petitbourgeoistoutpur〔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 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末所有这些著作都像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本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 他那本关于“政变”[47]的著作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48]也是一样，在这里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 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像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49]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ineverything〔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他同时还像蒲鲁东一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末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怪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就必然消失了。 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 这个人刚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作盖棺论定，那末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负责了。 尊敬您的卡尔·马克思 写于1865年1月24日 载于1865年2月1、3和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残存的手稿校对过 注释： [31]“论蒲鲁东”一文是由于蒲鲁东之死，马克思于1865年1月24日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施韦泽的请求而写的。该报在1865年2月1日、3日和5日的第16—18号上刊登了这篇文章。马克思的部分手稿的草稿还保存着。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年至1865年约·巴·施韦泽担任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11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该报的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机关报来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他们就同意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威·李卜克内西是该报的非正式编辑。 这家报纸除了刊登马克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论蒲鲁东”一文之外，还刊登过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恩格斯翻译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见本卷第5—14、37—39页）。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关系的历史，见马克思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该文写于1865年3月15日，发表在“柏林改革报”上（见本卷第95—98页）。 “论蒲鲁东”一文曾转载于卡·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这两版经过恩格斯校订，于1885年和1892年出版。1886年，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上。该文的法译文是恩格斯在1884年翻译的，并经过保·拉法格校阅；1896年“哲学的贫困”法文版上所发表的译文就是以恩格斯的译文为基础。——第28页。 [32]指蒲鲁东的著作“论通用文法”（《Essaidegrammairegénérale》），载于贝尔纪埃“语言的基本原理”1837年伯桑松版（Bergier.《Lesélémentsprimitifsdeslangues》.Besançon，1837）。——第28页。 [33]比·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P.J.Proudhon.《Qu’est-cequelapropriétéouRecherchessurleprincipedudroitetdugouvernement》.Paris，1840）。——第28页。 [34]托·罗·马尔萨斯“论人口律和人口对未来社会改良的影响。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观点”1798年伦敦版（T.R.Malthus.《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asitaffectsthefutureimprovementofsociety，withremarksonthespeculationsofMr.Godwin，M.Condorcet，andotherwriters》.London，1798）。——第29页。 [35]指瓦尔维耳的雅·比·布里索的著作“哲学研究。论所有权并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盗窃”（《Recherchesphilosophiques.Surledroitdepropriétéetsurlevol，considérésdanslanatureetdanslasociété》）；它载于“立法者、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哲学丛书”1782年柏林版、巴黎版、里昂版第6卷（《Bibliothequephilosophiquedulégislateur，dupolitique，dujurisconsulte》.T.Ⅵ，Berlin，Paris，Lyon，1782）。——第30页。 [36]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J.Proudhon.《Systèmedes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ère》.T.Ⅰ—Ⅱ，Paris，1846）。——第31页。 [3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31页。 [3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4页。马克思同时用法文和德文引证了“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和下面一段话。在经恩格斯校阅的、于1885年和1892年出版的德文版“哲学的贫困”中删除了法文的引证。——第32页。 [3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7—159页。——第33页。 [40]指埃蒂耶纳·卡贝——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法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的作用。卡贝在他出版的“人民报”（《LePopulaire》）和“1841年人民报”（《LePopulairede1841》）上除了宣传自己的空想的计划外，还批评了七月王朝的制度并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卡贝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传单中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卡贝的观点是空想主义的，他的这些活动却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事业中起过显著的作用。——第34页。 [41]沙·杜诺瓦耶“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的简述”1845年巴黎版第1—3卷（Ch.Dunoyer.《Delalibertédutravail，ouSimpleexposédesconditionsdanslesquelleslesforceshumainess’exercentavecleplusdepuissance》.T.Ⅰ—Ⅲ，Paris，1845）。——第34页。 [42]指蒲鲁东在1848年7月31日法国国民议会的会议上的演说。演说的全文刊登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770—782页（《Compterendudesséancesdel’AssembléeNationale》.Vol.Ⅱ，Paris，1849，p.770—782）。蒲鲁东在这次演说中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小资产阶级空想理论气味的建议（如废除贷款利息等等），同时说1848年6月23—26日在巴黎对无产阶级起义参加者的镇压是暴力和专横的表现。对这篇演说的详细评价见“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5—359页）。——第34页。 [43]指梯也尔在1848年7月26日反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上提出的建议的演说。演说发表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666—671页。——第34页。 [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0—76页。——第34页。 [45]“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Gratuitéducrédit.DiscussionentreM.Fr.BastiatetM.Proudhon》.Paris，1850）。——第35页。 [46]指比·约·蒲鲁东的著作“税收理论，窝州政务会议为1860年征文比赛提出的问题”（《Théoriedel’impot，questionmiseauconcoursparleconseild’étatducantondeVauden1860》），1861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第35页。 [47]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P.J.Proudhon.《LaRévolutionsocialedémontréeparlecoupd’étatdu2Décembre》.Paris，1852）。——第35页。 [48]比·约·蒲鲁东“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1863年巴黎版（P.J.Proudhon.《Silestraitésde1815ontcesséd’exister？Actesdufuturcongrès》.Paris，1863）。在这一著作中蒲鲁东反对修改1815年维也纳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为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政策辩护。——第35页。 [49]“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2卷（《Théoriedesloixciviles，ouPrincipesfondamentauxdelasociété》.TomesⅠ—Ⅱ，Londres，1767）。该书匿名出版。——第3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21] 阁下： 卡尔·布林德先生通过自己的冒名顶替者、即布莱得弗德的布朗纳医生寄给您的那篇东西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写的，是为了卡尔·布林德先生的利益并且是关于卡尔·布林德先生的，在这篇滑稽可笑的东西中夹杂着这样一句话： 由于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而引起的那场争论，是已经“通过全面的解释而得到解决、但又被编辑部重新搬出来的旧争论”，“在这里我不想回到那场争论去”。 他“不想回到那场争论去”！多么宽宏大量啊！ 只要提一提我那本反对福格特的著作[22]，就足以证明卡尔·布林德先生的过分自信和虚荣往往使卡尔·布林德先生不得不超出纯粹可笑的范围。您和您的读者会从布林德的回答中得出结论，即这本著作中对于卡尔·布林德先生的责难已经“通过全面的解释”而被推翻了。而实际上，通常表现有很大写作癖的卡尔·布林德先生，从我的著作发表以后，即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就从来没有敢提起一个字，更不用说“回到旧的争论去”和作“全面的解释”了。 相反，卡尔·布林德先生安于被斥责为“可耻的说谎者”（见我的著作第66页和第67页[23]）。卡尔·布林德先生不止一次地公开声明，他不知道是谁写了反对福格特的传单，“他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等等。此外，卡尔·布林德先生还发表了印刷所主人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证词，并有排字工维耶的另一篇证词作旁证，证词说传单不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印的，而且不是来自卡尔·布林德先生。在我的反对福格特的著作中引用了排字工费格勒和同一个维耶在伦敦弯街治安法庭上的affidavits（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的声明），他们的affidavits证明，正是这个卡尔·布林德先生写了传单的手稿，把它送到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来印刷，亲手校对了校样，而且为了反驳这些事实他还伪造了假证词，他答应以霍林格尔的名义付给这篇假证词以金钱报酬，并在将来以自己的名义答谢，这样便骗取了排字工维耶的签名，最后，他把他所伪造的、上面有他亲自骗到维耶的签名的假文件作为一个充满义愤的证据寄给奥格斯堡的“总汇报”[24]和其他德国报纸，以此证明我的“恶意捏造”。 卡尔·布林德先生在丑行被这样揭穿之后不再吭声了。为什么？因为（见我的著作第69页[25]）他只能用反affidavits来反驳我发表的affidavits，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得“站在令人害怕的英国法庭上”，在那里“刑事案件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在上面所说的那篇寄到贵报来的东西中还荒唐地谈到卡尔·布林德先生在美国的功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从我在几天以前收到的约·魏德迈的信中摘录一段。大概你还记得，约·魏德迈曾经和奥·吕宁一起在法兰克福编辑“新德意志报”[26]，他一直是德国工人党的优秀战士之一。美国内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联邦主义者的行列。弗里芒特请他到圣路易斯，在那里他最初是工程部队的地区部队中的上尉，后来是炮兵团的中校；而不久，当敌人的侵犯重新威胁密苏里州的时候，他突然接到组织密苏里志愿兵第四十一团的命令，现在他是这个团的团长，军衔是陆军上校。魏德迈从他的团的所在地、密苏里州的首府圣路易斯报道说： “你在附件中可以看到我从这里的‘西邮报’[27]上剪下的一段，文化强盗卡尔·布林德又在这家报纸上以极端傲慢的姿态夸夸其谈，似乎是在代表‘德国的共和派’说话。诚然，这里的人们对于他怎样曲解拉萨尔的意图和鼓动相当冷淡：谁读了拉萨尔的著作，谁才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布林德的小丑行为；但是谁不曾花费力气去多少了解一下拉萨尔的鼓动，谁就可能轻信地赞扬这个伟大的巴登人、parexcellence〔最道地的〕阴谋家、所有秘密团体和未来临时政府的成员的聪明和‘信念的坚定’；他的见解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这里的人现在过分忙于其他事情，因而无暇过问布林德的抗议。但是在故乡无疑地应当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妄自尊大的小丑。因此我才把这篇文章寄给你，这只是他以前所写的同类作品中的一个例子。” 约·魏德迈寄给我的那篇从“西邮报”上剪下的文章的标题是“共和派的抗议，1864年9月17日于伦敦”，它是“共和派的抗议”的美国版；又是这同一个卡尔·布林德先生曾经在同一个时候把它用同一个标题刊登在“新法兰克福报”[28]上，然后以他所固有的蚂蚁般的勤劳把它作为转自“新法兰克福报”的稿件寄给了伦敦的报纸“海尔曼”[29]。 把布林德的拙劣作品的两个版本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正是那个在法兰克福和伦敦以忠实的共和派卡托的伤心神色提出抗议的卡尔·布林德先生，在同一个时候在遥远的圣路易斯却肆无忌惮地说出最恶毒的蠢话和进行最无耻的勾当。如果把抗议书的两个版本加以比较（在这里不便于做这样的比较），那末，除此以外，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非常可笑的材料，来弄清布林德伪造信件、通告、抨击性文章、抗议书、警告、辩护文章、号召书、呼吁书以及诸如此类的严肃庄重的政治药方的手法；他离不了这些手法，正像离不了霍洛威先生的药丸或霍夫先生的麦芽精一样。 我不打算向这个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一无所有的荒唐的马志尼-斯嘉本［注：在“北极星”报上印的不是《einemgroteskenMazzini-Scapin》（“荒唐的马志尼-斯嘉本”），而是《einemgroteskenClown》（荒唐的小丑）。——编者注］说明拉萨尔这样一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鼓动的真正意图。相反，我深信，卡尔·布林德先生凌辱一只死狮，仅仅是执行大自然和伊索赋予他的使命[30]。 卡尔·马克思 1864年11月28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载于1864年12月10日“北极星”报第28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转抄的并经过作者校正的手稿副本译的 注释： [21]马克思致“观察家报”编辑的信是同揭露波拿巴的暗探卡·福格特有关的争论的继续。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是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的目的是反对福格特，1859年6月“人民报”和“总汇报”转载了这个传单。但是布林德不愿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因而他否认传单是他写的。马克思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福林特先生”中揭露了布林德的胆怯态度。 发表在1864年11月17日“观察家报”第268号上的那篇寄自布莱得弗德的匿名通讯的作者也是卡·布林德，这篇通讯迫使马克思再一次痛斥他是好说谎的人，并且揭穿了布林德吹嘘自己在美国的影响的谎言。应拉萨尔的朋友索菲亚·哈茨费尔特的请求，马克思在信中还反击了布林德对拉萨尔的攻击。1864年11月25日马克思在写信告诉恩格斯关于他准备反对布林德时写道：“因为拉萨尔已经死了，他本人不可能有更大的危害，所以必须——当然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即以不损害自己的声誉为限——保护他来反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无赖汉。”马克思在1864年12月22日给哈茨费尔特的信中说：“我按你的意愿作了这个声明，而且是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最后定下来，因为我并不同意拉萨尔的政治策略。” 马克思预料到“观察家报”编辑部可能不刊登这封信，他把信的原文寄给哈茨费尔特，要她在其他德国报纸上发表；哈茨费尔特曾把它登在“北极星”报上。 “北极星”（《Nordstern》）是德国的一家周报；1860—1866年在汉堡出版；从1863年起带有拉萨尔主义的倾向。——第24页。 [22]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395—691页）。——第24页。 [2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497页。——第25页。 [24]“总汇报”（《AllgemeineZeitung》）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25页。 [2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499—500页。——第25页。 [26]“新德意志报”（《NeueDeutscheZeitung》）是民主派的日报；1848—1850年出版，1849年4月1日以前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从4月1日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在1849年10月1日以前该报的责任编辑是奥·吕宁，从10月1日起该报的编辑有奥·吕宁、格·君特和约·魏德迈。——第25页。 [27]“西邮报”（《DieWestlichePost》）是一家德文报纸，从1858年起在圣路易斯（美国）出版；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流亡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第26页。 [28]1864年9月29日“新法兰克福报”第270号。 “新法兰克福报”（《NeueFrankfurterZeitung》）是德国民主派的报纸。从1859年至1866年用该名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26页。 [29]1864年10月8日“海尔曼”第2407号。 “海尔曼”（《Hermann》）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DeutschesWochenblattausLondon》）的简称，从1859年起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以凯拉赛人的领袖阿尔米纽斯的名字命名的，自从十七世纪末洛恩施坦的长篇小说“英勇的人民英雄阿尔米纽斯，或海尔曼”问世以后，阿尔米纽斯也不正确地被称为海尔曼。——第26页。 [30]暗指伊索寓言“年老的狮子”中的驴子。——第2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致“观察家报”编辑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致“观察家报”编辑部的信[20] 1864年11月2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编辑先生： 随信附上一份有关卡尔·布林德先生的文件［注：见下一篇文章。——编者注］，请予刊登。 我还把这个声明以同样的方式——即采取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部的信的形式——寄给几家普鲁士报纸发表，同时我ditto〔还〕要设法使它在这里的德文报纸上登载出来，因此，我对它完全负责。 尊敬您的卡·马克思 载于1864年12月3日“观察家报”第28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观察家报” 注释： [20]“观察家报”编辑部只发表了马克思这封同文件一起寄来的信和它对于马克思信中所附的声明的“评论”。 “观察家报”（《DerBeobachter》）是一家德国日报，从1833年起用该名称在斯图加特出版；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它的副标题是“施瓦本人民小报”（《EinVolksblattausSchwaben》）。——第2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草案[16] 一 邀请各工人组织作为集体加入协会，它们可以根据自己拥有的经费酌情确定自己缴纳会费的数额。 二 加入协会的团体有权各选派代表一名参加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保留接纳或拒绝这些代表的权利。［注：在1864年11月26日“蜂房报”第163号刊载的关于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第二个决议案是这样写的：“加入协会的伦敦团体有权各选派代表一名参加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保留接纳或拒绝这些代表的权利。至于伦敦以外的愿意加入协会的团体，则有权选派自己的成员一名作为通讯员。”——编者注］ 卡·马克思于1864年11月22日提出 载于1864年11月26日“蜂房报”第16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并根据“蜂房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6]“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草案”是马克思在1864年11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由总委员会一致通过，成为“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见本卷第579—580页）的蓝本。 决议草案的原文保存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里。决议发表在1864年11月26日“蜂房报”第163号上。第二个决议在报上发表时较为详细。——第1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17] 阁下： 我们为您以大多数票再度当选向美国人民表示祝贺。 如果说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适中的口号是反抗奴隶主的权势，那末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号召则是：消灭奴隶制！ 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难道引出这段壮烈史诗的领土之争，不正是要决定，那辽阔无垠的处女地是应当由移民的劳动来享用，还是应当遭受奴隶监工的蹂躏吗？ 当30万奴隶主的寡头政权敢于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奴隶制”这个词写在武装叛乱的旗帜上的时候，当大约一百年前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在宣布了第一个人权宣言[18]和最先推动了十八世纪的欧洲革命的地方，反革命接连不断地炫耀它已经取消了“旧宪法确立时代的种种观念”，声称“奴隶制是仁慈的制度，确实是解决劳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老办法”，并无耻地宣布人身所有制是“新大厦的基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欧洲的工人阶级立即了解到（甚至在上层阶级为南部同盟派上流人士进行的狂热袒护向工人阶级发出了可怕的警号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的命运，关系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因此，工人阶级到处耐心忍受着棉业危机[19]带给他们的困苦，激烈反对有产者当局竭力想采取的有利于奴隶占有制的干涉行动，——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工人阶级为了正义的事业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不过，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现在已被内战的血浪扫荡干净了。 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中央委员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签署： 勒·吕贝——法国通讯书记；累布钦斯基（波兰）；艾米尔·霍尔托普（波兰）；让·巴·博凯；海·荣克——瑞士通讯书记；莫里索；乔治·威·威勒尔；茹·德努阿尔；P.博尔达日；勒鲁；塔朗迪埃；茹尔登；杜邦；罗·格雷；多·拉马；塞塔奇；F.索鲁斯特里；P.阿耳多夫兰迪；G.班尼亚加蒂；朱·方塔纳——意大利通讯书记；乔·雷克；詹·巴克莱；乔·豪威耳；约·奥斯本；J.D.斯坦斯比；约·格罗斯密斯；格·埃卡留斯；弗里德里希·列斯纳；沃尔弗；卡·考布；享利希·博勒特；路德维希·奥托；N.P.汉森（丹麦）；卡尔·普芬德；格奥尔格·罗赫纳；彼得·彼得逊；卡尔·马克思——德国通讯书记；亚·迪克；鲁·沃尔弗；J.惠特洛克；詹·卡特；W.摩尔根；威廉·德尔；约翰·韦斯顿；彼得·福克斯；罗伯特·肖；约翰·朗梅德；罗伯特·亨利·赛德；威廉·沃尔利；布莱克莫尔；罗·哈特威耳；W.皮琴；本·鲁克拉夫特；约·奈阿斯； 乔·奥哲尔——委员会主席； 威廉·朗·克里默——名誉总书记 马克思写于1864年11月22日和29日之间 载于1865年1月7日“蜂房报”第16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贺信原稿译的，并根据“蜂房报”校对过 注释： [17]致美国总统阿·林肯的公开信是卡·马克思于1864年11月22日和29日之间写成的。11月22日总委员会根据委员迪克和豪威耳的建议决定致函林肯、祝贺他再度当选总统。 起草贺信的工作曾委托给本来为制定协会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员会（见注1）。这个委员会在纲领性文件批准之后成为总委员会的常设执行机关，记录簿里称它为常务委员会（Standingcommittee）或小委员会（Subcommittee）；它由下列人员组成：总委员会主席（直到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废除这个职位为止）、总书记、财务委员和各国通讯书记。马克思通过常务委员会领导了总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他作为德国通讯书记，是常务委员会的委员。 马克思起草的公开信得到常务委员会的赞同，1864年11月29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并通过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林肯总统。1865年1月28日总委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回信，该信于1月31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刊登在1865年2月6日的“泰晤士报”上。正如马克思在1865年2月写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的那样，林肯在给他收到的各种团体的贺信的回信中，只有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 致林肯的公开信首先发表在1864年12月23日的英国报纸“每日新闻”上，随后又发表在1864年12月25日“雷诺新闻”第750号和1865年1月7日“蜂房报”第169号，以及一些德国报纸上——1864年12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附刊、1865年1月5日“柏林改革报”第4号和1865年1月7日“海尔曼”周报第314号上。 俄译文是按寄给林肯的有总委员会全体委员亲笔签名的贺信手稿译的，并根据“蜂房报”校对过。——第20页。 [18]这里指的是1776年7月4日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拉得尔菲亚召开的大会上所通过的“独立宣言”，宣言宣告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成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文献中表述了这样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如个人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民主权的原则，等等。当时，当封建专制制度还统治着欧洲的时候，这些原则的宣布给欧洲革命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很大。但是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从一开始就破坏了宣言中宣布的民主权利，他们把人民群众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并把剥夺了占共和国居民很大部分的黑人的基本人权的奴隶制度保存了下来。——第20页。 [19]造成棉业危机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了南部的各个蓄奴州，使得来自美洲的棉花供应中断。棉荒发生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并同它交织在一起。欧洲大部分棉纺织工业陷于瘫痪，这严重地影响到工人的状况。1862年间，英国3/5的纱锭和织布机停工，75％以上的棉纺织业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全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工人的贫困由于六十年代初期欧洲歉收而益形加重，欧洲的许多城市发生了真正的饥荒。然而，欧洲的无产阶级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仍然坚决地援助了美国北部各州。——第2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协会临时章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协会临时章程[13]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下面署名的委员会委员，根据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所作决议赋予的全权，采取了必要的步骤来创立国际工人协会。 他们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4] 根据这一切，他们制定国际协会的临时章程如下： 1．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2．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3．1865年将在比利时召开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由当时已经参加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派遣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使命是在全欧洲面前宣布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最后批准国际协会章程，研究使国际协会能顺利进行活动的方式方法，并任命协会的中央委员会。[15]全协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4．中央委员会设于伦敦；它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的工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主席、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 5．全协会代表大会在每年的会议上听取中央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每年由代表大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中央委员。在紧急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6．中央委员会是沟通各种互相合作的团体之间的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的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中央委员会应主动向各个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 7．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8．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1864年9月28日选出的委员会作为临时中央委员会进行活动，它应尽力在各国工人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在联合王国中征收会员，为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进行筹备，并同各全国性和地方性团体一起讨论应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 9．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该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10．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间 载于1864年11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 注释： [13]“协会临时章程”是由马克思在起草“成立宣言”（见注1）的同时写的。在草拟“章程”时，马克思彻底改写了在1864年10月18日临时委员会会议上被提出的那份文件的引言部分，把章程的条目由40条缩减为10条，改变了根本的组织原则，只把个别形式性质的条款保留下来（如组织名称、关于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对于从一地转至另一地的组织成员给以帮助、等等）。 马克思所写的“临时章程”在10月27日得到起草委员会的赞同，并在1864年11月1日由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它和“成立宣言”一起于1864年11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AddressandProvisionalRulesoftheWorkingMen’sInternationalAssociation…》）中以及1864年11月12日“蜂房报”第161号上以英文发表。在1864年底把“临时章程”翻译成法文时，巴黎支部的蒲鲁东主义领导作了许多歪曲，这些歪曲后来被同马克思敌对的分子利用来反对总委员会（见本卷第441—442、475—476页）。经过改正的新的法译文是由沙·龙格在马克思的指导下译出的，它和“成立宣言”一起发表于186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宣言。附临时章程”（《Manifeste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suividuRèglementprovisoire》）。德译文第一次发表在1866年4月和5月“先驱”第4期和第5期上。日内瓦代表大会在9月5日的会议上批准了“章程”（“共同章程”），并给它补充了一个“条例”，“条例”在1866年9月8日的会议上得到批准，后来被称为“组织条例”。 “先驱”（《Der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1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尔。该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15页。 [14]带有宣言性质的这一段和前面一段，是马克思在起草委员会其他委员的坚持下加入章程的引言部分的，马克思在1864年11月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曾谈到这件事。——第16页。 [15]原定于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关于代表大会延期召开的决定是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坚决要求下通过的。马克思认为，国际的各个地方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不够巩固，因此建议先在伦敦召开一个预备会议（见本卷第581—583页）。——第1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 工人们！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850年，不列颠资产阶级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1864年4月7日，财政大臣曾用下面这样的声明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863年已经增加“到443955000英镑！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刚过去的1848年时代的贸易周转额多两倍！”虽然如此，财政大臣还是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道：“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2]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们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排挤，在南部正逐渐被羊群所排挤；可是羊群在这个不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上层贵族分子在突然发作的恐怖情绪下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当“勒杀犯”[3]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要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报告书形式加以公布。真实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4]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郎卡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业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000喱碳素和1330喱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限界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厂的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注：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质或动物质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白面包则含有相当分量的碳素和氮素。］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第六号公共卫生报告书”[5]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子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注：德文版加有：“每年”。——编者注］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其中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索美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末，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支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 报告书举出了一件奇怪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中”——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索美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词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6]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工人阶级在怎样的引起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的条件下造成的，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书”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吧！[7]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1863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陶工这一类人，不论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儿童，反过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泰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流进来，若不是与比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们的退化程度是还会更加厉害的。”[8]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房工人的申诉”[9]吧！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作说明的奇怪声明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据这个声明所说：当郎卡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根据收税员的估计，每年收入在5万英镑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又可以看到，大约有3000人每年共收入2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十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继续下去，那末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在罗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禄皇帝听说非洲一省有一半土地属于六个所有者，就曾露齿狞笑。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注：德文版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代表欧洲”。——编者注］。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过英国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海峡彼岸的那些较不幸运的同伴们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注：德文版加有：“也就是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译者注］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说来，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正如对于伦敦贫民院或孤儿院的人来说，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费7英镑7先令4辨士，到1861年要费9英镑15先令8辨士，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不论是机器的改进［注：德文版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编者注］，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把自己的传染作用扩展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结果在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陷。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过去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之间没有过行动上的一致，那末现在至少是有失败上的一致了。 虽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是有它的好的方面。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三十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10]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这个对工人的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注：德文版为：“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译者注］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注：德文版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注：德文版为：“低级的社会形式”。——编者注］，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注：德文版加有：“就像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领导者们在1851年和1852年谈到英国合作运动时已经断言的那样”。——编者注］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慧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它的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维护者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11]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注：德文版加有：“各国”。——编者注］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12]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间 载于1864年11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原作者的德译文载于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并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校对过 注释： [1]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工人的盛大的国际性会议；大会是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中的代表，以及一些欧洲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通称为第一国际）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卡·马克思被选入这个委员会，接着又被选入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任命的协会纲领性文件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草拟了一个文件，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的信徒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意大利人鲁·沃尔弗译成英文的、由马志尼制定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详见本卷第588、597—598页）。马克思在10月18日的会议上才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并对它提出批评；文件被退回起草委员会作最后的修订。起草委员会于10月20日把这项工作委托给马克思，而于10月27日赞同了马克思写成的两份全新的文献：“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11月1日，宣言和章程经已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这个以国际总委员会的名称载入史册的机关，在1866年年底以前多半称为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上，随后又于同月和章程一起印成小册子“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AddressandProvisionalRulesoftheWorkingMen’sInternationalAssociation，EstablishedSeptember28，1864，ataPublicMeetingheldatSt.Martin’sHall，LongAcre，London》）。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上发表了原作者的德译文。1866年，宣言译成法文。宣言的最早的俄译文于1871年在日内瓦问世。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的。 刊载在本卷的宣言以1864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的文字为依据。英文原文与原作者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附有脚注。 “蜂房报”（《TheBee-HiveNewspaper》）是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从1861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用过如下三种名称：“蜂房”（《TheBee-Hive》）、“蜂房报”（《TheBee-HiveNewspaper》）、“辨士蜂房”（《ThePennyBee-Hive》）；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1864年11月22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面。但是刊登在该报上的国际文件常被窜改或删节，为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1869年起该报实际上已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蜂房报”断绝了一切关系，并在报上发表了有关的声明（见本卷第480、701页）。——第5页。 [2]马克思引自报上报道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讲话。——第5页。 [3]“勒杀犯”（garroters）是一种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六十年代初这种行劫在伦敦常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题目。——第5页。 [4]蓝皮书（Blue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这里提到的蓝皮书是指“流放苦役法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1863年伦敦版第1卷（《ReportoftheCommissionersappointedtoinquireintotheOperationoftheActsrelatingtoTransportationandPenalServitude》.Vol.I，London，1863）。——第6页。 [5]指“枢密院卫生视察员1863年度第六号报告书”1864年伦敦版（《SixthReportoftheMedicalOfficerofthePrivyCouncil.1863》.London，1864）。——第6页。 [6]马克思在这里引的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所说的话，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布伦坦诺于七十年代掀起反对马克思的诽谤运动，而为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汉萨德的半官方出版物议会辩论专辑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因为汉萨德版本的文字是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这就给了布伦坦诺一个借口，他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作了回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 马克思死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于1883年11月重又提出同样的指责。爱琳娜·马克思于1884年2月和3月在致“今日”（《To-Day》）杂志的两封信中，以及后来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德文版第四版的序言中、于1891年在小册子“布伦坦诺contra〔反对〕马克思”中都彻底地揭穿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胡说。——第7页。 [7]《SixthReport…》，P.25—27.——第8页。 [8]“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委员会第一号报告书”1863年伦敦版第24页（《Children’sEmploymentCommission（1862）.FirstReportoftheCommissioners》.London，1863，p.24）。——第8页。 [9]指休·西·特里门希尔“就面包房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ReportaddressedtoHerMajesty’sPrincipalSecretaryofStatefortheHomeDepartment，relativetotheGrievancescomplainedofbytheJourneymenBakers》.London，1862）。——第8页。 [10]在英国，工人阶级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斗争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的，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了这一斗争。 1847年6月8日议会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许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第11页。 [11]指首相帕麦斯顿于1863年6月23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尔兰租佃者权利问题时的讲话。以马瓜伊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取得对于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叫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第13页。 [12]指美国内战期间英国工人于1861年底到1862年初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特别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和逮捕坐上“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叫嚣战争，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没有能够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第14页。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关于把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俄国代表团团长全权转授格·瓦·契切林的声明（1922年3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关于把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俄国代表团团长全权转授格·瓦·契切林的声明［注：本篇原稿是法文。其影印件载于1962年4月24日《真理报》第114号。——编者注］（1922年3月25日）下面签名者、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出席欧洲会议的俄国代表团团长兹通知，由于国务繁忙，健康不佳，无法离俄远行，根据1922年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决议，将俄国代表团团长的全部权力授予俄国代表团副团长格·瓦·契切林公民。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922年3月25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载于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列宁思想是永存的和战无不胜的》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