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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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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2月25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把给哈尼的信寄给你，一直没有接到你的回信，到昨天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哈尼的来信每天都可能寄到，如果他要求迅速答复，或者这里新的宪章派集团关于哈尼到这里来的谈判成功，而哈尼一天早上突然来到我的住处的话，那就会使我有点为难了。我希望，一切你都收到了，并且希望不是你的健康状况妨碍了你写回信。也许是那封信不能使你满意，或者是我不同你商量，马上就独自负责处理的作法使你不以为然。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把信寄给你，如果你对那封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那末最简单不过的是直接告诉哈尼暂时不要付印我的文章［注：见本卷第186、199页。——编者注］，同时把信连同批语一起来还给我。你知道，这些批语会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的确早就应当向你答复货币流通问题［注：见本卷第192—198页。——编者注］。依我的看法，这个问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于把复杂的流通理论变为简单明了的基本原理，大有帮助。关于你的信中的阐述，我认为只有下列几点是要指出的：
1．假定萧条时期初期英格兰银行的平衡表，象你所说的，存款为一千二百万英镑，金条或铸币为八百万。为了抛出过剩的四百万英镑金条，你迫使银行降低贴现率。我想银行完全用不着这样做。根据我的记忆，萧条初期降低贴现率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认为，萧条会立刻影响到存款，并且很快地不仅将恢复金条和存款之间的平衡，而且还将迫使银行提高贴现率，使金条不致降低到存款的三分之一以下。随着萧条的日益加剧，资本流通和商品流通也就日益停滞。但是曾经开出的期票陆续到期，是必须支付的。因此必须动用准备资本，即存款——你知道，这不是作为流通手段，而是作为资本；因而金条的单纯流出本身，与萧条一起，就足以使银行摆脱金条过剩的现象。并且，银行处于促使全国利率同时普遍提高的那些条件之下，也没有必要降低自己的利率。
2．在萧条正在发展的时期，我认为，银行一定要根据萧条增长的程度提高金条对存款的比例（以免陷入困难的境地）。剩余的四百万对银行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东西，它必定尽可能慢慢地消耗。在萧条加剧的情况下，按照你的假定来说，金条对存款以2/5∶1，1/2∶1，甚至3/5∶1为比例决不会是夸大的，而且这个比例实现起来也更容易，因为随着存款的减少，金条也会绝对地减少，哪怕它相对地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象在使用纸币的情况下一样，向银行挤兑同样是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可能由最通常的商业关系造成，所以动摇不了银行的信用。
3．你说，“通货量最后才会受到影响”。你自己的假定——通货量由于营业的停滞将受到影响，这时自然需要较少的通货——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货量随着商业活动量的减少而同时减少；随着萧条加剧，通货的一部分将成为过剩。当然，这种减少只有到最后，在严重萧条的情况下，才显著地表现出来，但是整个说来，这个过程从萧条一开始就发生了，虽然在事实上不能把它详细指明。由于一部分通货的这种被闲置不用是其余一切商业关系的结果，是与通货无关的萧条的结果，而其余一切商品的和商业的关系受到萧条的影响比通货早，同时，由于通货的这种减少在任何情况下只是在最后才实际上显著地表现出来，所以，通货量自然是在最后才受到危机的影响。
你会看到，这些意见只涉及你的说明的方式。问题本身则是完全正确的。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2月24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现在是午夜一点钟。大约一小时前，皮佩尔闯到这里来，没戴帽子，头发凌乱，衣服撕破了。事情是这样的。
今晚在西蒂区举行会议或宴会。主席是维利希。琼斯守约，没有到场。我们的“亲爱的”佩戴着红布条。大约有七百人出席，将近一百五十个法国人，二百五十个德国人，二百个宪章派，其余的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勃朗宣读了他的同志们从巴黎寄来的贺词，维利希则宣读了拉绍德封寄来的贺词。他们没有从德国收到一份贺词。另外，还宣读了波兰人从巴黎寄来的一份贺词。
听说发言都拙劣可笑。尽管充满一片博爱的气氛，但是人人脸上都流露出百无聊赖的神情，无聊得令人无话可说。
施拉姆和皮佩尔买了入场券进去看看笑话。一开始就有人故意找他们的岔子。施拉姆找到主持人之一威武的骑士般的朗道夫，提出要求说，由于他们出了钱，至少应当保证不对他们进行干扰。那个人回答说，这里不是进行解释的地方。
不一会儿，磨坊街[160]的先生们忍耐不住了。他们叫喊：“有奸细！有奸细！海瑙来啦！海瑙来啦！”接着，就把施拉姆和皮佩尔扭出大厅，揪下帽子，在大厅前的院子里用脚踢他们，打他们耳光，总之，差一点没有把他们撕成碎片，还揪掉他们一缕缕头发等等。巴特尔米跑过来，冲着施拉姆说：“这是个坏蛋！应当揍死他”。施拉姆回答说：“您是被释放的苦役犯”。
参与这次殴打的达二百人，有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兄弟协会”[70]的先生们，这些先生们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人也相当“勇敢”。
事后，“亲爱的”出面了。他没有象本来应当做的那样断然做出处理，而是嘟嘟囔囔地说，他认识这两个人，并且试图做冗长的解释。在这样的场合，这当然是高明的手段。
我们的两个人象狮子一样地进行了自卫。
磨坊街的先生们叫喊：他从我们的钱柜里偷了十九先令。
今天就写到这里。我的亲爱的，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如果明天伦敦爆发革命，维利希—巴特尔米肯定就掌权。
你的卡·马·
注释：
[70]“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特别是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的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于1853年协会就彻底瓦解了。
所提到的恩格斯给哈尼的信没有找到。——第77、99、209、219、225页。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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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一个星期来，你没有接到我的任何消息，一则因为我等待科伦的文件，以便向你介绍，二则我必须等待关于我们那位“旧友”的较确切的详情。前者尚未寄到，而后者，我已得到较确切的报告。
哈尼及时收到了你的信。
现在在这里的泰西埃·杜·莫太告诉我，路易·勃朗的事情原来是这样：
教堂街协会[188]假称自己是一个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的慈善团体。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亚当，总之，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借口之下参加了这个团体。章程规定不过问政治。2月24日马上就要到了。你知道，对于这种出风头的机会，法国人很早就很隆重地进行了准备，就象孕妇对待即将来临的分娩一样。他们说，即使协会只具有慈善的性质，但是它的成员作为法国人也应该庆祝2月24日。于是便确定某个晚上讨论这件大事。赖德律和勃朗两人当天晚上都出席了。后者发表了一篇早已准备好的、精心炮制的、伪善的演说，他力图证明，政治性的宴会违背这个团体的章程，这种宴会只能向法国表明这个团体内部存在的分歧等等。科西嘉的这位侏儒在关于博爱的悲鸣中，对赖德律和马志尼不让他参加临时政府[193]大发牢骚。他得到了回答。尽管他发表了自己觉得十分得意的演说，还是决定举行宴会。
白色的路易莎［注：马克思对路易·勃朗的讽称（双关语：Blanc〔勃朗〕——姓，《blanc》——“白色的”）。——编者注］怎么办呢？他写道，协会由于这项决议而解散了，它恢复了每个人的个人自由，而他利用这次恢复其“自由意志”的机会，举行一次宴会，没有派别精神，是纯粹的博爱和诸如此类的美好的玩意儿。
当然，他把目光转向巴特尔米，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和德国人、波兰人等等结成紧密的一伙。另一方面，美男子朗道夫奉命去拉拢“亲爱的”哈尼。路·勃朗竟如此宽宏大量，邀请他和朗道夫半年以来根本不理睬的哈尼吃饭。何等的慷慨！
另一方面，路·勃朗起草了一篇宣言，我们的“亲爱的”必定会说，好极了。你大概在《人民之友》上看到了。宣言甚至摒弃“精神贵族”，这一点，一方面可以证明他已经降为diiminorumgen-tium［注：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另一方面，使沙佩尔之流对即将确立“愚蠢贵族”抱有愉快的希望。但是这篇宣言——当然是蠢话连篇——却被路·勃朗看作是人的天赋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宣言不仅应该使全欧洲感到震惊，而且应该特别给赖德律－洛兰当头一棒，而对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则造成一种印象：这个无法收买的小个子完全出于坚持原则的无畏精神而和教堂街分手了。
这样，堂堂的哈尼便成了普通的阴谋的工具，而且正是反对赖德律－洛兰的阴谋的工具。而哈尼是同他经常来往的，明天赖德律－洛兰举行宴会哈尼还要亲自光临。为了更进一步刺激这个虽然具有开朗的和可敬的品质但太容易受感动的平民——对待名人特别容易受感动，在名人的影子面前匍匐跪拜，——同时为了向赖德律—马志尼表示，谁要是对抗社会主义的拿破仑就不能不受到惩罚，矮子又接受巴黎工人的祝贺。这些“巴黎工人”——我们的“亲爱的”一想到他们不久将要出现就十分激动——当然无非就是臭名昭著的卢森堡委员会的二十五名代表；他们从来不代表任何人，在全巴黎是其他工人所憎恨或讥笑的对象，这些家伙同德国预备议会和五十人委员会[194]的成员不相上下。他们需要随便一个小的上帝，即偶像，而这个矮子外表长得有些畸形，永远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而他也让他们坚信，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和最彻底的社会主义者。难道他不是已经把他们晋升为未来工人共和国的贵族了吗？只要他用手指一示意，他们就祝贺，只要他们一祝贺，他就公开向他们表达动人的谢忱。这一次他用手指示意了一下，而哈尼自然就认为，巴黎，整个巴黎的各行各业都在进行祝贺。
在抛开这个侏儒不谈之前，再谈两个情况，是我从泰西埃那里听到的，很能说明这个虚伪的爱哭泣的女人。
路易莎从来不作即席演说。他要把演说一字不差地写好，对着镜子背熟。而赖德律总是发表即席演说，在重要的场合，也只是把要谈的事实写个提纲。即使完全撇开他们外貌上的差别不谈，就单凭这一点，路易莎在赖德律旁边连最小的影响也发挥不了。自然，他必须抓住任何一个借口，使自己避免同这个劲敌较量！
至于他的历史著作，他写这些东西，就象亚·大仲马写他的小品文一样。他总是只研究下一章的材料。就这样出版了《十年历史》之类的书。一方面，这使他的叙述具有某种新鲜感，因为，他所讲的东西无论对他自己和读者都是新鲜的，但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全都是软弱无力的。
路·勃朗的事就谈到这里。现在讲一讲我们的“亲爱的”！
他决不满足于参加这些人举行的会议。不。他把他们2月24日的宴会——要不是他，这个宴会就会彻底垮台——变成了伦敦的事件。在西蒂区举行的这次宴会，已经出售了上千张入场券。据琼斯前天告诉我，大部分入场券是哈尼推销的。奥康瑙尔、雷诺，数百名宪章派都要出席。他们是哈尼召集的。哈尼整天为完成路·勃朗的委托而奔走。这也是琼斯告诉我的。
哈尼甚至对琼斯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哈尼让他翻译路·勃朗之流的宣言，然后问他，如果作为译者署上他的名字，是否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是星期三的事情。而当时他已经收到你的信，但这点他却对琼斯守口如瓶。因此琼斯只认为哈尼提的问题符合他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自然就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琼斯对我说，经我解释以后，他可能——他不能说得很肯定——不去参加宴会。使他犹豫不决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他如果不去，名声就会有所损失，因为由于“亲爱的”的努力，这次宴会变成了宪章派的事情。他还担心雷诺可能在他背后捣鬼。
对于“亲爱的”（我“没有再见到过”他）的所作所为，琼斯是不赞成的。他竭力要原谅“亲爱的”，是由于考虑到如果宪章派一次也不参加这种宴会，人们就会指责他们对外国革命者采取政治上冷淡或厌恶的态度。我回答他说，哈尼等人应该举行宪章派集会，来庆祝可怜的2月24日，而不应该使自己成为矮子或半打蠢人的垫脚石。这个矮子最多只能封哈尼一个“好小伙子”的头衔。如果明天伦敦爆发运动，这个矮子或者在一年以后或者在二十年以后就会拿出真凭实据证明，是他把贫困的英国人推上了进步的道路，这件事是发生在1688年和1851年2月24日之间，那一天路易·勃朗听到全伦敦都在向他热烈欢呼，就象当年有五万工人涌进了容纳不下五十人的《改革报》院子里一样。为了这个迄今尚未实现的事件，他在纸上流下了多少虚伪的眼泪！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早就经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了他。其次，他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他肯定是喜欢取宠于人的，但我不愿说他是爱虚荣的。他自己无疑处于空话主宰之下并且大放其慷慨激昂的臭气。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前者对他来说是一件约束疯人的紧身衣。后者是他的本性。不过还要加上第三重：家神，这是他的可尊敬的夫人。她非常喜欢朗道夫和路易·勃朗之类的戴软羊皮手套的人。她憎恨譬如象我这样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对她“要看守的财产”具有危险性的冒失鬼。我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女人把两只卑贱的长手伸进了这个事件。哈尼受这个家神束缚到什么程度，这个女人在她的阴谋中又是怎样玩弄无聊的狡猾手段的，你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你还记得，她在除夕晚上当着我妻子的面侮辱麦克法林。后来，她笑嘻嘻地对我妻子说，哈尼那个晚上一直没有看到麦克法林。然后她又对哈尼说，她不想和麦克法林认识，因为大家，特别是我妻子，都害怕和嘲笑这个魁梧的女人。而哈尼竟是如此愚蠢和胆小，他不让麦克法林雪耻，并且以最不体面的方式同他的吹牛小报的这个唯一真正有思想的撰稿人决裂了。他的小报的一个难得的人才。
由于小琼尼［注：约翰·罗素。——编者注］辞职和斯坦利—迪斯累里上台[195]，伦敦群情激昂，这又使这个会议具有了特别的分量。
法国人最害怕的莫过于大赦。它可以使这里所有的舞台英雄们失去头上的光轮。
阿·卢格本来打算同司徒卢威、金克尔、施拉姆、布赫尔等合伙出版《人民之友》，或者出版我们的古斯达夫［注：司徒卢威。——编者注］所建议的《德国旁观者》。这个事情没有搞成，一则因为其余的人不喜欢文克里特［注：卢格（文克里特是半传奇式的瑞士武士，这里讽刺性地把卢格称作文克里特，因为他们是同名，两人都叫阿尔诺德）。——编者注］的保护，二则因为有人，例如“天真的”金克尔，要求大家出现钱，而这不符合卢格先生的打算。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你所知道的读书会出钱。尤利乌斯阻碍了这个事情，因为他也想在这里办一家报纸。
卡·海因岑当了破产了的纽约《快邮报》的主编，他同魏特林展开了一场可怕的论战。
如果你能马上给纽约的红色贝克尔［注：大概是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写一封信，把目前的情况告诉他，那是很好的。
附上德朗克的来信。请立即寄还给我；如果你自己愿意顺便写信来，那就更好。
你的汇款帮了我的大忙，因为我不能再欠这个美男子［注：朗道夫。——编者注］的钱了，那怕是一个法寻。
关于1830—1848年法国文献的一些问题，下封信再谈。
我的计算是否正确，也请来信告知。
你的卡·马克思
又及：因为“亲爱的”［注：哈尼。——编者注］一演完这出戏就会设法回来，现在必须对他采取十分轻蔑的态度，使他感到自己已经“失身”。
顺便说一下：哈尼已让人家把他选进派往教堂街的宪章派代表团；一开始他将在那里登场，然后将到西蒂区去，在西蒂区安家。
他同“美男子”一起背着我干了这一切，而对你也只字不提，只此一点，足见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天真。
注释：
[188]伦敦教堂街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兄弟协会的所在地。参加这个协会的有在伦敦的各种各样法国流亡者；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协会成立于1850年秋天，以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为其宗旨（见本卷第569页）。
2月24日是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纪念日。——第203、212、231、233、569页。
[193]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162）。——第212页。
[194]卢森堡委员会是由路易·勃朗主持于1848年2月28日—1848年5月16日在巴黎卢森堡宫开会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委员会由工人和企业主的代表组成，它的活动是调解劳动纠纷，由于路易·勃朗的妥协策略，这些活动常常对企业主有利。1848年5月15日人民群众发动后，政府撤销了卢森堡委员会。
预备议会是指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各邦社会人士会议。预备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他们拒绝共和民主派少数关于在德国建立联邦共和制和把预备议会转为制宪机构的提案。根据预备议会的提案，组成五十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必须在联邦议会（旧德意志联邦的反革命机构）的同意之下保证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预备议会还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这个文件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但是没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第213页。
[195]马克思指英国政府危机。1851年2月，辉格党内阁首脑约翰·罗素反对议员洛克·金关于把各郡选举权扩大到拥有年收入十英镑的土地所有者的提案遭到失败，因而辞职。因为托利党首领斯坦利没有能组成内阁，罗素于3月又担任内阁首相。——第21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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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2月13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几乎料定哈尼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我在《人民之友》上看到贝姆追悼会的启事；启事说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还有“民主派兄弟协会”[70]将参加追悼会，显然，这是磨坊街[160]及其同伙搞的。我忘记了早一点提醒你注意这个启事。今天我已经不可能对这件事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明天我要给哈尼写信，告诉他不要付排我寄给他的稿件，因为我不再继续写下去了；[178]同时我在信中还要详细说明事情的全部经过。如果这封信不起作用，那就不应当再搞这种浪费时间的麻烦事，等哈尼先生自己回来再说，他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敢肯定，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那时我要好好教训他一番。让他毕竟知道，我们并不打算跟他开玩笑。无论如何，为了不浪费时间和不再重写，我将把这封信寄给你，你看过之后尽快地寄给他。
就个人来说，哈尼这种愚蠢而轻率的举动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加使我生气。不过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现在终于再次——长时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表明，我们不需要任何名誉，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的任何支持，我们的立场不取决于这类小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而当这些先生用得着我们的时刻来临时，我们就可以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在这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安宁。当然将不免有些孤独，但是，我的天，我在曼彻斯特三个月来已经尝过了这个滋味，而且已经习惯了；同时我作为一个真正的独身者，在这里无论如何也是十分无聊的。然而，实际上我们不能过于埋怨这些渺小的大人物惧怕我们；难道我们多年来不是假装样子，似乎任何一群坏蛋都是我们的党吗？其实，我们不曾有过任何的党，那些我们认为——至少在正式场合——是属于我们党而同时又保有权利在私下称他们为不可救药的蠢材的人，连我们的理论的基本原理都不懂。难道象我们这种逃避官职象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党”吗？对于厌弃名望的我们，对于当自己开始有了名望时就对自己迷惑不解的我们，一个“党”，即一群把我们看作同他们一样因而对我们发誓的蠢驴，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不再认为我们是那些最近几年来跟我们混在一起的笨狗的“真正的和恰当的表现”，实际上这不会使我们蒙受任何损失。
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只要你作为一个党的代表出现，你就要被卷到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必然性的漩涡里去。只有采取自主态度，实质上比其他人更革命，才能至少在一段时期对这个漩涡保持独立，当然最后还是要被卷到漩涡里去。
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不仅不担任国家职务，也尽可能不担任正式的党的职务，各委员会的职务等等，不替蠢驴们担负责任，对一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时使这批蠢材的全部密谋都不能夺去我们的欢快。我们可以做到这些。实际上，我们总是要比这些空谈家更革命些，因为我们学到了一点东西，而他们却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而他们却不知道，因为在经历了最近三年来的所见所闻以后，我们对待一切会比任何同这一切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冷静得多。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东西能够出版；或者我们在一家季刊上发起直接的攻击，针对具体的人物来捍卫我们的立场，或者我们在几厚本书中做同样的事情，而根本不需要提及这些坏蛋中的任何一个。依我看，这两种办法都可以；从长远考虑，在反动势力嚣张的情况下，我看，前一种办法似乎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后一种办法看来将越来越成为我们要采取的唯一手段。如果你用政治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蜚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明天寄出给哈尼的信。顺致敬礼。
你的弗·恩·
注释：
[70]“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特别是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的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于1853年协会就彻底瓦解了。
所提到的恩格斯给哈尼的信没有找到。——第77、99、209、219、225页。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78]指恩格斯打算在哈尼领导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之友》上发表批判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卢格等的一组文章。但由于哈尼支持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民主派，恩格斯在1851年2月放弃了这个打算。恩格斯想创作一部针对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讽刺性著作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1852年他和马克思合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第186、199、20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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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2月12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刚在家里看到你的来信并立刻利用今天的邮班通知你，这个周末，最迟下周初，我将尽可能把欠朗道夫的一英镑十先令寄给你，以尽快了结此事，不再拖下去。我们的朋友朗道夫再一次表现为一个老太婆，而聪明过度的路·勃朗的愚蠢的小人的虚荣心的发展方式，则表明这个高尚的矮子是个十足的蠢材。这是好事情。人们越来越看出，流亡是一所学校，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不满足于不同所谓“革命党”发生任何关系的独立著作家的地位，他就必然会成为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这是一所真正的诽谤和下流的学校，在这里最蠢的蠢驴会成为祖国的头号救主。一旦我们再次有自己的机关报，这个沽名钓誉的矮子无论如何将因此而受到惩罚。你知道，我这里手头上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因此请你再告诉我几本你知道的有关1830—1848年法国史的资料，而我至少力求通过写作使这位野心勃勃的先生处于狼狈境地。此外，我想在我为《人民之友》撰写的文章中要求——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因为勃朗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你了——他发表从马志尼先生那里收到的关于欧洲中央委员会的性质和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持的立场的报告，同时我将作必要的暗示，使人能够明了真相。我们为什么要客气呢？
哈尼今天会收到三篇文章，是序言性的，有点冗长，在某些地方作了温和的暗示。伤脑筋的是，在英国无产者和哈尼的读者面前攻击赖德律之流，而又决不同维利希—巴特尔米集团混淆起来，是困难的。因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针对这个集团写几篇专题文章。这前三篇文章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不如说是为哈尼写的，是为了使他走上正路，没有别的目的。可是，从第四篇到第九篇，就要对赖德律、马志尼、卢格等人发起连续进攻，并且要尽可能直接和针对本人。
关于维利希的事情是很滑稽的。你要注意的只是，设法拿到这些信［注：见本卷203—204页。——编者注］。当这个炸弹爆炸时，我希望看到他们的道义上的愤怒。从若干时候以来，似乎在大磨坊街[160]你们又耳目灵通了，这没有任何坏处，至少可以令人开开心。老实说，我并不认为这个家伙会如此愚蠢。不过，自从普鲁士政府报纸披露了可能同瑞士作战的消息，并且正如在阅兵式上宣布的，后备近卫军将因此保持战斗状态以来，他现在情绪一定特别激昂。神圣同盟[191]的各国政府实际上以不负责任的方式给这些富于幻想的蠢驴帮了忙，如果没有帕麦斯顿，那末迫在眉睫的“普遍愚蠢的解放”实际上就会早半年出现。
你在经济学上的最新发现，我现在正在最认真地反复思考。今天我没有功夫详谈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个发现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数字不能开玩笑，因此我要仔细地加以研究。
路易－拿破仑真是个蠢材！为了一百八十万法郎，他把自己对“选举法”的疑问出卖给了立法议会，而把自己出卖给了蒙塔郎贝尔，最后钱也没有拿到手。[192]这样一个冒险家的确成不了什么事业。如果他在四个星期内让狡猾的阴谋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那末第五个星期他必定让人家用最愚蠢的方式把他完成的一切破坏无遗。要么做凯撒，要么克里希［注：克里希是巴黎的债务监狱。这里是套用了一句名言：《AutCaesar，autnihil》——“要么做凯撒，要么一事无成”。——编者注］！
不久前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宪章派组织。这些英国人在民主程序的范围内比起我们这些率直而胆怯的德国人来要不老实得多。我们一共十三个人，但马上决定选举一个由十三个人，即全体出席者组成的委员会。接着每个人提名一个出席者，我自然谢绝了，因此有人提了一个缺席者代替我。不到五分钟，这些没有官衔的先生们便构成了委员会。而且每个人都当选了，这种滑稽的表演进行得十分认真，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件事的结果如何，不久的将来可见分晓。祝你今天一切如意。
你的弗·恩·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91]神圣同盟——是镇压欧洲一切进步运动的反革命势力的联盟。它是拿破仑失败以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下于1815年9月26日建立的。参加同盟的，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还有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这些君主负有在镇压革命（不论在那里爆发）时互相支援的义务。——第208、250、278页。
[192]恩格斯指的是秩序党代表蒙塔郎贝尔于1851年2月在立法议会里主张给予总统路易－拿破仑一百八十万法郎的津贴（见注190）。——第20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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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IterumCrispinus［注：EcceiterumCrispinus——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4篇的开头），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编者注］。
我刚才听说，今天下午在托登楠大院路举行了追悼贝姆的集会。坐在讲台上的有主席沙佩尔等，路易·勃朗和新的各国人民同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哈尼及其夫人坐在大厅的前排。追悼会的基本群众是大磨坊街[160]那帮人。沙佩尔在掌声中用英语发表了他那永远不变的讲话：决一死战！路易·勃朗讲的也不比他好。战争万岁！陶森瑙也出席了，讲了些贝姆的事情。哈尼发表了长篇的，据说是成功的说教，在结尾时把布朗基、巴尔贝斯，最后还有路易·勃朗吹捧为社会主义救世主。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假如你参加托·克拉克阁下主持的会议，并且只是由于你的出席和讲话才真正使这个会议具有重要意义，难道朋友哈尼会认为这是忠诚吗？
就是这样，他不仅在他的《人民之友》上袒护卢格，而且他还认为必须间接地袒护沙佩尔—维利希。
上星期日，他邀请我到他那里去。目的是要劝说琼斯同意《人民之友》这个名称。我没有去。让他去找路·勃朗、朗道夫、沙佩尔或维利希办这件事吧。对于哈尼不倦地向渺小的大人物们表示的这种公开的阿谀奉承，我感到厌恶。
尽管有这个插曲，尽管可以说，布鲁土斯（哈尼），你也在内［注：凯撒被刺时发现他的好友布鲁土斯也是谋刺者之一，对布鲁土斯说的话。——译者注］，如果你不反对我们的话，你至少可以当一个无党派人士，同时恩格斯正在曼彻斯特为你出力，埃卡留斯［注：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编者注］正在为你的报纸撰稿，而我有时也替你劝说琼斯——尽管如此，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
对这封信我也请你立刻给我回信。我在这里几乎只和皮佩尔一个人见面，过的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你可以想到，我在这里特别想念你，需要和你商量。
明天你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津贴被一百零二票的多数否决[190]。
你的卡·马·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90]1851年2月，秩序党（保皇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盟）联合山岳党在立法议会里以一百零二票的多数否决了关于给予总统路易－拿破仑一百八十万法郎的代表资格津贴的提案。——第20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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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2月10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当你来信说反对路易·勃朗的时刻不久就要到来的时候，你至少是一个有眼力的人。请你听一听下面的故事：
几天前，大约一星期以前，朗道夫遇见我，从他问候我和我的妻子时的那付尴尬相，我就看出，我们这位骑士朋友，我们这位山岳党的巴亚尔“有点不妙”［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果然！朗道夫和路易·勃朗同亚当先生已经退出的维利希—沙佩尔委员会联合起来了！可是两个星期以前朗道夫还大骂巴特尔米，而且我还把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生干的坏事告诉了他。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些庸人事先没有向我吐露过一句话。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教堂街[188]正安排2月24日宴会，邀请了勃朗、赖德律－洛兰，其中还有朗道夫。路易·勃朗为了向赖德律－洛兰显示他还得到一个世界主义的委员会的支持，为了惩罚教堂街把他和赖德律“同等”看待，正在从大磨坊街协会[160]和堕落的波兰人光顾的小酒馆招募自己的队伍。
又是一招！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几天以前，教堂街接到一份参加2月24日盛大宴会的铅印的请客通知（同时也是宣言），第一个署名的是朗道夫，紧接着沙佩尔的是路·勃朗。教堂街大为恼怒！大磨坊街欣喜若狂！
路易·勃朗在通知的宣言中不是以某个民族的名义讲话，而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永恒公式的名义和精神讲话。使我不快的只是我欠朗道夫一英镑半，现在必须马上通过沃尔弗送还。
不难想象，维利希和沙佩尔是怎样妄自尊大，并且认为已经把我们打败了！
但是我们将用别的办法击败他们。我们有最灵的一招，可以使军士和木匠维利希[189]发疯，真的发疯。
你会记得，施拉姆以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的名义给维利希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施拉姆向维利希提出要搞军事专制，取消报刊并给沙佩尔的品德投下了淡淡的阴影。
果然！没有教养的、戴过四次绿帽子的蠢驴维利希上了圈套。他向贝克尔回了一连串的信，已经准备好要派遣特使，对沙佩尔采取了鄙视态度，对这个庸人施展阴谋，表示轻蔑并百般地加以侮辱；他已经具有了克伦威尔第二的专横派头，动辄暴跳如雷，不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他委托了贝克尔在科伦制造革命，表示愿意担任最高领导。
不久前他在一次会上突然跳了起来，叫喊说巴黎和科伦给他的来信还没有寄到（这和最近的法国内阁危机有关），一个劲地嚷嚷他的（蠢驴的）头脑混乱，混乱，混乱，于是冲到崩得街，用水桶往自己头上浇水。我现在已经为他准备好一场淋浴，朝相反的方面发生作用。过几天我将从贝克尔那里收到维利希的信，那时就会使地雷爆炸。
这里来了一群新的民主主义无赖：从布鲁塞尔被驱逐出来的法国人，从加塞尔来的海泽，从布鲁塞尔来的奥本海姆，从法兰克福来的君特等等。但是，最后这几个我幸好一个也没有见到。
我的上一封信你一定收到了吧？
你的卡·马·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88]伦敦教堂街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兄弟协会的所在地。参加这个协会的有在伦敦的各种各样法国流亡者；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协会成立于1850年秋天，以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为其宗旨（见本卷第569页）。
2月24日是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纪念日。——第203、212、231、233、569页。
[189]1848年革命前夕，维利希辞去普鲁士军官职务，在科伦当木匠。——第203、567、56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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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2月5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附上卖地图集的最后一个英镑，可惜我没有能更早地把这笔钱寄给你。
你见到哈尼时，请告诉他，他于周末至少可以从我这里收到关于大陆民主派一组文章的前一半[178]；这些文章的分篇情况是这样的：其中每一篇的篇幅都不超过他的《人民之友》的两栏或两栏半。在上述借口之下，我将痛斥整个官方民主派；我将把包括马志尼、赖德律－洛兰等人在内的官方民主派同财政改革派[183]看成一丘之貉，使他们在英国无产阶级面前威信扫地。欧洲委员会将会遭到严厉痛骂。我要对这些先生逐个地加以痛斥，什么马志尼的著作，什么赖德律－洛兰在1848年2至6月的卓越的英雄行为，自然卢格先生也不会漏掉。我要十分明确地告诉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一切现代问题上他们必须住口。哈尼给马志尼及其同伙的哀求信这一不光彩的行径太不象话了，但因为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使他改正过来，所以我只好在他自己的报纸上揭露这些家伙的卑鄙和无耻，并在英国宪章主义者面前揭穿大陆民主派的底细。一篇有分量的论战文章对哈尼的帮助总是要比任何辩论大些。可惜我这里材料极少。
我这里现在有一本小萨朗的书《拉斐德和七月革命》。如果我能再搞到一些其他资料，就可以给我们的《评论》写一篇关于七月革命和以后直到二月革命一段时期的文章，并在文章中对《十年历史》[184]予以友好的批判。《十年》这部书迄今还未受到更激进的观点的批判，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都是一切革命政党公认的必读材料。我认为，把这本书的影响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坏处；直到目前为止，它的权威性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罗素先生这只卑怯的狗又大出其丑。起初，他为反对教皇侵略[185]而大发雷霆；后来他看到曼彻斯特人根本不想参预这种肮脏的勾当，于是他终于抛出了一个英勇的措施，禁止授予天主教主教以英国封号。最后，他通过佩托先生明确地暗示，虽然最好在这一届会议期间就能扩大选举权，但是因为现在正在实行司法改革，所以有关选举权的问题只好搁到明年。这真是典型的辉格党人的逻辑！不过，议员们是很喜欢挑剔和不大牢靠的，选举临近了，他们必须说些自由派或者保护关税派的花言巧语，要不是博览会[186]正赶上议会中热烈讨论高级政治的时候，我们的小个子［注：罗素。——编者注］免不了要倒霉！即使如此，谁知道将来怎样！
日常的政治食粮总的说来变得越来越干巴。美丽的法国目前感到满意的美妙处境也颇有教益。可是，不能否认，城官[187]先生们越来越不成其为资产阶级议会党团的代表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资产者越来越离开他们从前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首领们。首先，在联合派推翻巴罗什的那次会议上，人数不少的少数派拥护巴罗什；其中还有许多非波拿巴主义者、原来的奥尔良派等等；其次，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情绪整个说来对拿破仑显然比过去有利得多。这些人大多数现在肯定既不同情奥尔良派的复辟阴谋，也不同情正统派的复辟阴谋。他们不喜欢这种解决办法，而只想继续维持总统制的现状。这些家伙既不倾向于保皇派，也不倾向于共和派，也不主张帝制，而是主张总统制；而在这里最妙的是：这种可爱的骑墙态度只有对群众才是可能的；谁要想充当这一派的正式代表，他过不了半年就要放弃中立立场，而归附于一定的保皇派集团或者帝制派集团。其次，法国报纸我这里只有《辩论日报》和《喧声报》，可惜由于本地居民有很精致的幽默感，后者在这里某些人眼里又重新开始显得诙谐起来了。
前几天我在这里碰见一个愚蠢的匈牙利流亡者，从他那里知道，这一类高贵的人利用大型博览会的机会又喋喋不休地宣扬搞暗杀和暴动的密谋计划。我觉得好象从这种喊叫中听到了伦敦暴徒——维利希和巴特尔米的英雄声音。不过，总是躲不开这帮无赖：不久前有个家伙在街上跟我打招呼，一看原来是大磨坊街[160]的一个流亡者，现在在利物浦供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注：圣经《诗篇》第139篇第9节（这里是套用）。——编者注］，但是就是在那里我也躲避不了这帮家伙。
此地的自由贸易论者正在利用繁荣或半繁荣，来收买无产阶级，而在其中充当经纪人的是约翰·瓦茨。你知道，科布顿的新计划就是：通过全国免费学校协会，来实施一项法案，规定城市当局有权向居民征收地方税，用于创办学校。这件事正在努力进行。此外，在索尔福已经建立了一所免费图书馆和一所博物馆——出借图书和在阅览室阅读都是免费。在曼彻斯特，一个委员会用公开募捐所得的款项（总计大约七千英镑）买下科学宫，也将用作免费图书馆；正如曼彻斯特市长先生本人仁慈地承认的，瓦茨实际上是其中的经纪人。图书馆将在7月底开幕——先开放一万四千册图书。在为此目的而召开的所有大会和会议上都是一片对工人的赞扬声，特别是赞扬现在同曼彻斯特主教有最良好关系的正直、谦逊而有用的瓦茨。我早已高兴地期待着，那种对于工人不知感恩的愤怒情绪将在第一次震动下全面爆发出来。
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前几天给我寄来一封令人满意的信，他在信中希望我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即直到同欧门家族散伙的时候为止（这可能要到1854年）。如果他能很好地酬劳我的烦闷，我自然对此感到很满意。我当然不使人看出我是在为“事业”而作这种“牺牲”，并且表示愿意“暂时在这里等待事态进一步的发展”。今年夏天他要到这里来，那时我将努力使自己成为他少不了的人，从而使他必须同意一切。
衷心问候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弗·恩·
领取邮局汇款的手续和从前一样。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78]指恩格斯打算在哈尼领导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之友》上发表批判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卢格等的一组文章。但由于哈尼支持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民主派，恩格斯在1851年2月放弃了这个打算。恩格斯想创作一部针对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讽刺性著作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1852年他和马克思合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第186、199、209页。
[184]指路·勃朗著的《1830—1840年的十年历史》（L．Blanc．《Histoirededixans．1830—1840》）一书。第一版共五卷，1841—1844年在巴黎出版。——第199页。
[185]在英国把教皇庇护九世积极干涉英国天主教徒的事务叫做“教皇侵略”。1850年9月30日，教皇颁布关于在英国设立若干天主教主教管区和任命英国天主教神父魏兹曼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训谕。辉格党寡头政治的首脑罗素别有用心地把自己装扮成保卫英国民族利益不受教皇侵犯的人，于1851年在议会中通过一项禁止不属于英国国教会的神职人员获得主教封号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没有兑现。——第199页。
[186]指伦敦工业博览会。它是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于1851年5—10月展出。——第200、230、258、267、282、295、377、573页。
[187]加入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十七个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而被称之为城官。这个绰号借用于维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的生活而写的同名的历史剧。在德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第20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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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在玛丽旁边还是以其他方式研究生理学？在第一种情况下，我认为，那就不是学希伯来文的问题，更不是学俄文的问题。
我的新地租理论目前只是使我获得了任何一个老实人所必然追求的自信心。不过，无论如何，你对新地租理论表示满意，我是高兴的。土壤肥力和人的生殖能力成反比，这不免使象我这样多子女的父亲非常狼狈。尤其是，我的婚姻比我的工作更多产。
现在，我只是向你说明一下货币流通理论。黑格尔派会把我对这个理论的研究说成是对“异在”，“异物”，一句话，对“圣物”的研究。
从李嘉图开始，劳埃德先生和其他一切人的理论如下：
假定实行纯金属货币流通。如果这里货币流通过多，物价就会上涨，因此商品出口就会减少。国外的商品进口就会增加。进口就要超过出口。因此，就出现贸易逆差和不利的汇率。就要输出硬币，货币流通就会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降，进口就会减少，出口就会增加，货币就重新流进，总之，重新恢复原来的平衡。
在相反的情况下，也是同样的，不过有相应的变化。
由此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因为纸币必然重复金属货币的运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为的调节必将取代在另一种情况下起作用的自然规律，所以每当贵金属流进时英格兰银行就要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例如，通过收购国家有价证券、国库期票等手段），而金属储备减少时，它就要通过缩减自己的贴现业务或抛售国家证券的办法来减少银行券的发行。而我却认为，银行应当做的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当金属储备减少时，应当扩大自己的贴现业务，而当金属储备增加时，贴现业务仍应照常进行，以避免不必要地加剧即将到来的商业危机。不过，这个问题下次再谈。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我断定，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但是我在他1843—1847年出版的《价格史》一书中没有发现任何的论述。
你知道，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推翻了整个的流通理论。第二，这证明，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危机的过程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狂地干预调节货币流通的工作，从而更加加深了当前的危机，就象1847年的情况那样。
应当指出，在下面的论述中，我的出发点是：贵金属的流进是同物价还不高但正在上涨，资本有剩余，出口超过进口等兴旺景象相联系的。而黄金的流出则同相反的条件，相应的变化相联系。那些同我论战的对手也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他们根本无法反驳这一点。其实，可以举出一千零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输出黄金的国家，虽然其他商品的价格大大低于那些输入黄金的国家，但是其黄金仍然外流。例如，在1809—1811年和1812年英国就是这种情况，等等。不过，总的前提，第一，抽象说来是正确的，第二，货币流通学派的好汉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在这里暂时不必争论。
现在我们假定在英国纯金属流通占统治地位。但并不由此假定信用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另外，假定英格兰银行成为既是存款又是借贷银行，不过它的贷款完全用现款发放。如果不作这样的假定，这里英格兰银行的存款就会成为私人的积蓄，而银行的贷款就会成为私人的贷款。因此，为了不使过程分散，而集中到焦点上，在这里关于英格兰银行的存款将要谈的，只是一个轮廓。
第一种情况。贵金属的流进。在这里问题很简单。游资多，因而存款增加。为了使存款投入周转，银行就要降低它的利率。这就造成国内业务扩大。只有在业务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来进行这些业务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否则，流通中的过剩的货币就会以支付期票等形式作为存款等流回银行。因此，货币流通在这里不是原因。货币流通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资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直接结果的是存款，即游资的增加，而不是货币流通的增加。）
第二种情况。在这里问题实际上只是刚开始。假定：输出贵金属；萧条期开始；汇率不利；同时由于收成不好等等（或者工业原料涨价），需要越来越多地进口商品。假定在萧条期开始时英格兰银行的平衡表是下面的情形：
资本………………………………………14500000英镑
准备金……………………………………3500000英镑
存款………………………………………12000000英镑
————————
30000000英镑
国家有价证券……………………………10000000英镑
期票………………………………………12000000英镑
金条或铸币………………………………8000000英镑
————————
30000000英镑
假定没有银行券，银行的债务只有一千二百万存款。按照这个银行的原则（存款银行和发行银行的共同原则是，只用三分之一的现款偿付自己的债务），八百万金属储备比需要的多一倍。为了增加利润，银行就要降低利率和扩大比方说四百万的贴现业务，这四百万要输出国外支付粮食等用款。这样，银行的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资本……………………………………14500000英镑
准备金…………………………………3500000英镑
存款……………………………………12000000英镑
————————
30000000英镑
国家有价征券…………………………10000000英镑
期票……………………………………16000000英镑
金条或铸币……………………………4000000英镑
————————
30000000英镑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
既然商人要输出黄金，他们首先就要影响银行的金属储备。输出这些黄金会使（银行的）储备减少，但是丝毫不影响货币流通。这四百万无论放在银行的地下室内或放在开往汉堡的轮船上，对货币流通反正一样。最终表明，金属储备可能大大减少，在这里是减少四百万英镑，但对货币流通和国内的营业毫无影响。这种情况正是发生在整个这样一个时期：与债务相比大得多的金属储备将同债务形成适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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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定：使银行金属现金必须减少四百万的情况继续存在，缺乏粮食，籽棉价格上涨等。银行就会担心自己的保证金。它就提高利率和限制自己的贴现业务。因此，贸易界就出现萧条。这种萧条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存户要求从银行提取存款，银行的金属现金便相应减少。如果存款下降到九百万，即如果存款减少三百万，银行的金属储备也要减少三百万。这样一来，金属储备就降到一百万（四百万减三百万），而存款是九百万，这个比例对银行来说是危险的。所以，如果银行想要把它的现金保持在存款的三分之一的水平上，它就必须把它的贴现业务缩减二百万。
这样，银行的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资本………………………………………14500000英镑
准备金……………………………………3500000英镑
存款………………………………………9000000英镑
————————
27000000英镑
国家有价证券……………………………10000000英镑
期票贴现…………………………………14000000英镑
金条或铸币………………………………3000000英镑
————————
27000000英镑
由此可以看出：一旦金属现金减少过多，使金属储备低于其同存款的适当比例，银行就要提高汇率和缩减贴现业务。可是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存款，而由于存款减少，金属储备也要减少，不过期票贴现也要以更大的比例缩减。但是货币流通却丝毫不受影响。失去的金属现金和存款有一部分会填补由于银行贷款减少而在国内流通中造成的真空，另一部分则流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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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继续进口粮食等等，存款减少到四百五十万；那末银行为了保持金属储备和它的债务的适当比例，还要把它的贴现业务缩减三百万，这样，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资本……………………………………14500000英镑
准备金……………………………………3500000英镑
存款………………………………………4500000英镑
————————
22500000英镑
国家有价证券……………………………10000000英镑
期票贴现…………………………………11000000英镑
金条或铸币………………………………1500000英镑
————————
22500000英镑
在作这种假定的情况下，银行就要把期票贴现从一千六百万降低到一千一百万，即降低五百万。货币流通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由取出的存款加以保证。但是同时缺乏资本，原料价格高涨，需求缩减，因而营业缩减，最后，货币流通，即必要的流通手段缩减。流通手段的多余部分以金条的形式流出国外以支付进口。货币流通量最后才会受到影响，并且只有在金属储备下降到其对存款的适当比例以下的时候，才会下降到必需的数量以下。
就以上所述，还必须指出：
1．银行可以不缩减自己的贴现业务，而抛售它所掌握的国家有价证券。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利的，但结果是一样的。银行不缩减它本身的准备金和贴现业务，就会缩减把货币换成国家有价证券的私人的准备金和业务。
2．我在这里假定银行的金属现金减少六百五十万英镑。1839年曾经减少九百万到一千万。
3．以纯金属流通为条件所假定的过程，和以纸币流通为条件一样，可能造成支付的停止。在十八世纪汉堡曾经两度发生过这种情况。
请早日回信。
你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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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月29日星期三晚上［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对我的老妖婆女房东经过很仔细地盘问以后，从我的房间的书堆中找出了你本月7日的来信［注：见本卷第175—180页。——编者注］，这封信从1月8日以来就一直安静地躺在那里，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你的沉默和你对我的沉默表示惊愕的原因。那个晚上我不在家，而这个女人把这封信随手放在书上，后来收拾房间时，她匆忙地把另一本书放在信上面，因为这堆书一直未动过，所以，如果不是你提醒，这封信可能睡到世界末日。如果这个月我不是研究生理学而是学俄语，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无论如何，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关于土壤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但是，由于我在理论方面一贯迟钝，只满足于我的较好的“我”在内心提出异议，从来不去深究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如果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末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于你，这是你有权要求的最低数目。
我怎么也不理解李嘉图的那个简单的命题，他把地租说成是各类土地的生产率之间的差额，但他在论证这个命题时，（1）除了说人们要去耕种愈来愈坏的土地以外，没有举出任何别的理由；（2）完全忽视了农业的进步；（3）最后几乎完全抛开了人们要去耕种愈来愈坏的土地的说法，而始终强调这样一种论点：连续投入一定的土地上的资本，使收益增加得越来越少。需要论证的命题本身是很清楚的，而在论证中举出的理由对这个命题却是毫不相干的。你也许会记得，我在《德法年鉴》上早已用科学耕作法的成就批驳过肥力递减论[180]，——当然那是很粗浅的，还缺乏系统的论述。你现在把这一问题彻底弄清楚了，这就更是使你必须赶快完成并出版经济学著作的一种理由。如果能够把你的论述地租的文章发表在英国的一家杂志上，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请你考虑一下。文章的翻译由我负责。
随信寄还伟大的格罗斯先生的信。不久我把写给可爱的德朗克的几行字寄给你，今天晚上我很困，不能再干什么了。格罗斯、威尔海米和辛辛那提的“进步的”论战文集的出版者［注：希奈。——编者注］，真是一帮出色的无赖！这些家伙必定真的以为我们在体力上、精神上和智力上都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不然不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166]这毕竟是可笑的。对于这些未开化的社会教主们和他们提出的要给德朗克报酬的建议，我感到实在好笑。齐格弗里特·魏斯博士的“尖锐和辛辣”[181]已被“早已被遗忘了的美人的阿多尼斯”的“红色、有趣、嘲讽和多样”所超过。愿上帝保佑他！
声明连同必要的说明明天将寄往不来梅。施拉姆先生最好把他的声明重抄一遍，因为字迹潦草，可能会造成麻烦。
这里的奥康瑙尔派代表会议纯粹是一场欺骗。[182]这个号称代表整个英国宪章运动的代表会议只有八个人参加，他们代表四个城市：曼彻斯特、布莱得弗德、瓦灵顿和苏厄比。其中瓦灵顿和布莱得弗德持反对立场，赞同执行委员会。代表瓦灵顿的曼特耳最有力地嘲讽了多数派；会议一开始，他就提议说，代表会议由于它毫无意义和毫无威信，应当做出决定，立即解散回家；明天他将设法使他们投执行委员会，也就是投哈尼和琼斯的信任票，而奥康瑙尔也必须投信任票。在是否参加财政改革派[183]的问题上，三个人赞成，两个人反对，三个人弃权，其中包括奥康瑙尔，可惜曼特耳用毫不客气的发言把奥康瑙尔吓坏了，否则他会投票赞成，从而使自己彻底、永远声誉扫地。代表会议的多数派是奥康瑙尔、李奇、麦克格雷斯和一个叫赫斯特的。托马斯·克拉克先生星期一在招待奥康瑙尔的午宴上举杯祝酒说：为女王，但她的权利不能再多；为人民，但他们的权利不能再少。曼特耳是个暴躁的、不懂外交的急性人，这次他也阻止了奥康瑙尔站起来干杯。
给维尔特的信已经发出，他如果不是深入摩洛哥腹地，几天后便可收到。
“今天不多谈了。”
你的弗·恩·
注释：
[166]德国民主派流亡者格罗斯、希奈和威尔海米曾于1850年底从辛辛那提写信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报酬地给所谓“进步的论战文集”和这些民主派所筹划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主义者》（《Sozial-Demokrat》）和《农民共和国》（《RepublikderBauern》）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某些流亡者企图利用他们的困境来达到自己发财的目的，所以拒绝了这个建议。——第180、190页。
[180]见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15—622页）。——第190页。
[181]恩格斯以讽刺口吻暗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齐格弗里特·魏斯在1850年4月2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的一句话。魏斯在向马克思提出要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撰稿时写道：“我的笔是尖锐和辛辣的”。——第190页。
[182]指奥康瑙尔派不顾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反对而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宪章派代表会议（见注169）。代表会议从1851年1月26日开始，到1月30日结束。会议主要是讨论了宪章派同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和组织合作团体的问题。代表会议的多数人对这个问题采取的立场适应了会议组织者的改良主义路线。弗·恩格斯应哈尼的请求出席了这次代表会议，以便把会议的进程和结果通知给宪章派中革命派的代表。
代表会议还决定了关于派代表出席执行委员会召开的宪章派代表大会的问题。代表会议的多数改良派领导人（李奇、麦克格雷斯、克拉克等）反对派代表，但是奥康瑙尔希望他的原则在代表大会上也能取得胜利，在他的影响之下，代表会议决定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但是，1851年3月31日至4月10日在伦敦召开的宪章派代表大会，并没有象奥康瑙尔所期望的那样受改良派的支配。哈尼和琼斯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拥护者在代表大会上占了优势。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宪章派全国协会的纲领。这个纲领尽管有某些弱点和不成熟的提法，但纲领反映了宪章派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思想上的提高。纲领公开宣布了宪章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第191页。
[183]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加入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他们在1849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革而成立了这个协会。资产阶级激进派用自己的纲领对抗宪章派的要求，指望在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失败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并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受到科布顿、布莱特和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的改良派支持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在五十年代仍然忠于人民宪章。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于1855年解体。——第191、199、53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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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随信你将收到声明，请签名。此声明绝不能寄给杜朗，因为卢格成了《不来梅纪事报》的所有者之一。应该把它寄给保守的报纸，寄给不来梅的《威塞尔报》。[179]你寄声明的时候，要给这家编辑部写封信。告诉他们，向我在伦敦的住处第恩街28号给我们寄两份，并且说明一下刊登这个声明要多少钱，怎样付款。同时，信别忘记付邮费。
因为急于付邮，再作如下的补充：
1．我那封由我妻子寄去的给维尔特的信（信中附有她给你的几行字［注：见本卷第636页。——编者注］），你是否已经寄出？
2．我寄给你的、附有马格努斯·格罗斯博士的拙劣作品等等并希望得到你的答复的那封信，你收到没有？［注：见本卷第175—180页。——编者注］如果你没有收到，请你立即到邮局索取。这封信是我在收到你的来信的第二天即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寄给你的。
望立即回信，并谈谈你认为这个声明是否合适。
你的卡·马·
我认为给声明再加特别的注解是多余的。
又及：你也不要忘记写信给不来梅的编辑部即《威塞尔报》编辑部，要它注意排好次序，把施拉姆的声明登在我们声明的后面，而不要登在我们声明的前面。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真的没有收到那两封信，那末，你在曼彻斯特亲自查问之后，用英文写一封信给我，我可以写信把情况告诉邮政总局局长。我在两个星期前寄给你的那封信中叙述了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注：见本卷第175—180页。——编者注］，我必须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你的卡·马·
［皮佩尔的附笔］
亲爱的恩格斯：
我必须急忙告诉你，你对马克思最近写信向你谈过的新的地租理论完全沉默，使他非常生气。马克思过着非常孤寂的生活，他仅有的朋友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谁要是到他那里去，那他不是用客套话来应酬，而是跟你谈经济学范畴的问题。
归根到底，不能离开你而生活，谁要是象我一样不想埋头于经济学，那末由于现在在这里同谁也不再来往，就应该钻研清静的玄妙的东西。而我正设法翻译点东西，这部分地是因为，我自己想练习一下修辞，但是我还很怀疑，我能否搞出什么名堂来。听说你精神很好，我很高兴，下一次我将抽空写信和你更好地谈一谈。
衷心问候你。
威·皮佩尔
注释：
[179]马克思和恩格斯答复卢格的诽谤性文章的声明《威塞尔报》没有发表。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1—542页。——第18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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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月25日］星期六［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说我象死一样的沉默，十分领情，不过我不想回敬你了。
波美拉尼亚人卢格的笨拙的阴险行为实在太过分了。如果你写一个声明，由我们二人签名，这是最简便的。有关个人的某些意见，如果非常必要的话，可以用注解的形式附上，由我们分别签名。我不知道是否需要我个人再添加些什么，要说的只有这些：我在自己的商人地位上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性，我的“老板们”不能命令我签署动人的告上帝书[174]，象卢格先生的上司马志尼命令他那样，尽管他以前吹过许多无神论的牛皮；还有，我选择了这条道路，是为了不致于被迫过行乞的民主派生活，这种生活非常合乎被卢格先生唆使来反对我们的各种庸人们的口味；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请告诉我，你是否认为这是必要的。
但是，这篇充满道义上的愤怒和弥天大谎的文章提供了绝妙的笑料。同时它使卢格的阴谋露出了马脚。至于说，卢格先生和马志尼的欧洲委员会[175]必定使高尚的牧师杜朗大为惊奇，同时，在这些爱哭泣的、感染了不来梅的乏味美文学气味的北德意志和下萨克森民主主义者中间，可以为崇高的马志尼宣言在德国找到唯一适宜的土壤——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这些先生们站在“光明之友”[176]的立场，必定把隆格—马志尼和回到上帝那里的卢格看成是理想的同盟者；而同欧洲正直的民主派的最伟大人物“德国委员会”正式通信的这种荣誉，自然会使软骨头牧师杜朗宽容起来，容许对《新莱茵报》的“不规矩”不信神的人的行为进行最下流的诽谤。卢格也只是在他以为《评论》已经死去以后才有这个胆量的。但我认为，他打错了算盘，真正的霹雳之灾不久将降临到他的畸形的头上。
由于我们不能为了这篇文章而掀起轩然大波，而只能在《每日纪事报》上对它作出答复，所以悄悄地通过杜朗的朋友红色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对他作些工作好不好呢？在这种下流诽谤之后，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我们的答复是否会被接受。
然而，非常清楚，只是由于施拉姆的愚蠢举动和从这篇文章来看他是在他哥哥［注：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那里说了轻率的大话，才使这些蠢驴敢于如此放肆地对我们这些“孤独的和被大家遗弃的人”进行粗野的辱骂。这个人现在自己会看到，他成了什么样的卑鄙勾当的工具，他也必定会看到，他的愚蠢行为对他自己比对别人危害更大。伟大的卢格对他的关怀，甚至还不及对捷列林格的关怀的一半。“康·施拉姆，不要……混为一谈！”[177]这个家伙现在做什么？这件事并不重要。无中生有的难以理解的谣言、拙劣的晦涩难懂的讽刺和高傲的训斥——谢天谢地，我们领教过的攻击又何止于此！令人不快的，只是这个事件将使你的夫人非常难过，而在她目前的状况下碰上这种事情是很不好的。
下星期我将在《人民之友》上痛斥欧洲委员会[178]；我已经把这个事情通知了哈尼。现在必须结束这封信，办事处就要关门，接着邮局也要关门。下次详谈。
你的弗·恩·
注释：
[174]指于1850年8月发表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162）的宣言《各族人民！建立民主主义的组织》，在宣言上签名的有马志尼、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尽管宣言中有宗教口号，但是以前自命为无神论者的卢格却在宣言上签了名。对宣言的批判，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文章《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34—540页。——第185页。
[175]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162）。——第185页。
[176]“光明之友”是1841年形成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基督教会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公理会”。——第185、296页。
[177]前面提到的卢格在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康拉德·施拉姆（不要同柏林的议员鲁道夫·施拉姆混为一谈）……”。——第186页。
[178]指恩格斯打算在哈尼领导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之友》上发表批判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卢格等的一组文章。但由于哈尼支持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民主派，恩格斯在1851年2月放弃了这个打算。恩格斯想创作一部针对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讽刺性著作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1852年他和马克思合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第186、199、20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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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象死一样的沉默。随信寄给你（1）巴塞尔《国民报》发表的奥斯渥特·迪茨反对普芬德和鲍威尔［注：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的声明[170]；（2）阿·卢格先生同司徒卢威和维利希一起炮制的反对我们的诽谤性文章[171]。你最迟在两天以内要把这些臭东西寄还给我，并谈谈我们应当怎样对付第二个东西。如果你要写一种类似声明的东西，也请把它寄给我。
康·施拉姆自己将发表他的声明。
你对阿塔·特洛尔［注：阿尔诺德·卢格的绰号（绰号是根据海涅的一篇同名的讽刺诗里主角的名字起的）。——编者注］和隐藏在他背后的“杰出的坚定的人司徒卢威”以及“勇敢的维利希”的这一杰作有什么看法？这太过分了。报纸是我偶然从班贝尔格尔那里看到的。不然，谁会看和谁会知道这家《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呢？
鲍威尔和普芬德当然不会回答。目前对他们来说沉默无论如何是最合适的。
我既没有得到愿意负责继续出版我们的《评论》的沙贝利茨的消息，也没有得到愿意着手出版我的著作的贝克尔的任何消息[172]。我对舒贝特先生采取的一切措施至今毫无结果。如果豪普特能找到一个承担这件事的律师，他就要对舒贝特提出诉讼。[173]
玛丽和莉希在做什么？而首先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一天晚上，哈尼同皮佩尔、埃卡留斯等人到我这里来，他非常快活，一直到他“亲爱的夫人”半强制地从这里把他带走。“一半是她拖着他，一半是他偎着她。”［注：歌德《渔夫》。——编者注］
你的卡·马·
注释：
[170]马克思指1851年1月7日在《瑞士国民报》上发表的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宗派冒险主义集团的奥斯渥特·迪茨的诽谤性的声明，迪茨在这个声明中指责马克思的拥护者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把持属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钱款（详情见注159）。——第183页。
[171]指1851年1月17日在《不来梅每日纪事报》上发表的阿·卢格的一篇诽谤性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新莱茵报》，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1—542页）。——第183页。
[172]指马克思早在1850年12月就已经开始的同海·贝克尔商谈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一事。经过商谈之后，于1851年4月底出版了第1分册——《马克思文集》1851年科伦版第1分册（《GesammelteAufs?tzevonKarlMarx》．I．Heft，K?ln，1851）。这个分册包括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的一部分。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1分册出版后没有继续出版。——第184、276页。
[173]指马克思打算对汉堡出版者尤利乌斯·舒贝特提出诉讼，以迫使他继续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18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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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月8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英镑邮局汇票，手续和以前一样。我的顾客——我们的伙计——近来似乎支出很大，而且不愿意一下子从公司取出过多的钱。他显然不愿意这样做，而我当然不能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我自己由于去伦敦旅行[168]花了许多钱，否则我会十分高兴地如数给你寄去；所以今天我只能履行一个普通代销人的义务，预支给你一半价值。另外的一半最迟在2月的头几天寄去，如果公司给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发出给我支款的通知信，可能提前寄出。
琼斯来过这里，并且在他们自己的会场举行的公众集会上驳斥了他的对手。[169]反对他的是李奇和多讷文。辩论并不完全象我所期望的那样。双方都有些小的计谋；有许多丑事，这在缺乏某些伦敦生活乐趣的情况下是一种安慰。琼斯在演讲才能上占上风。相反，李奇非常沉着，但有时极端荒谬。多讷文是一个卑鄙的搞阴谋的地方大人物。此外，由于《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和我的出席，琼斯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红色的共和主义者和地产国有化的拥护者。相反，李奇以合作团体的坚决拥护者的身分发言，这同时也是因为这些团体反对政治鼓动。而这种团体在郎卡郡现在似乎非常多，琼斯和他的朋友们都担心，它们同宪章派结成任何同盟都能控制宪章派运动。这种情况就是哈尼认为有必要对它们做某些让步的原因。
琼斯在这里的出场取得了人们所能期望的最大效果；他把承认伦敦执行委员会的问题提出来，作为他和曼彻斯特宪章派委员会之间争论的关键。尽管李奇及其同伙花费约三个小时的工夫把自己的人弄来参加会议，而且的确来了相当多的人，但是票数却各占一半。起初，当会场听众完全是偶然聚集起来的时候（李奇估计琼斯在九点钟以前不会来，而琼斯八点钟就到了，这使李奇很不高兴），琼斯受到热情的欢迎。
琼斯在他想要争取或进一步掌握的那些宪章主义者中间，绝不象在我们中间那样天真。他很机灵。也许有点过分，至少我们“能看出这种意图”［注：这里套用歌德的悲剧《塔古阿朵·塔索》第二幕第一场的一句话。——编者注］。
哈尼在这里的朋友，一个是无聊的苏格兰人，非常富于感情，所以讲起话来没完没了；另一个是个矮小的、果敢而性急的小伙子，他的智力我还不清楚；第三个是罗伯逊，哈尼没有对我谈过，我认为他是其中最聪明的一个。我将设法和这些人组成一个小俱乐部，或者安排经常的聚会，并同他们讨论《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哈尼和琼斯在这里有许多朋友，而奥康瑙尔则有许多暗敌，但是在他没有干出公开地严重损害自己名誉的行为之前，他在这里是不会被正式打倒的。不过，琼斯在集会上谈到他和雷诺时，是尽可能不予尊重的。
前几天我妹夫［注：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通知我一个和我有关的好消息：我的那位拟议中的美国股东到了伦敦，而经过他们二人商谈之后，已经肯定，我不是他的业务所需要的那个人。因此，关于美国的问题就要不定期地搁下，因为现在没有我的同意，一个新的计划也订不出来。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弗·恩·
注释：
[168]1850年12月底、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到伦敦住了几天，他在那里同马克思和马克思夫人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70）举办的新年晚会。恩格斯在这次晚会的讲话中详尽地说明了大陆上革命失败的原因。——第181页。
[169]1851年1月5日，在曼彻斯特人民学院举行由宪章派曼彻斯特委员会组织的公开集会。在这个集会上，改良派（詹·李奇，丹·多讷文），即从1848年开始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的奥康瑙尔的拥护者在会上占优势。集会的发起者极力抵制在宪章派全国协会伦敦执行委员会中起着领导作用的宪章派的革命派代表厄·琼斯和乔治·哈尼的影响。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的琼斯和哈尼在这一时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争取在承认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地位和公开宣布运动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基础上改组宪章派。厄·琼斯知道开会的消息之后，到了曼彻斯特。同时，哈尼把琼斯打算在会上同自己的对手（拥护妥协策略和用合作社活动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人）进行辩论的想法告诉了恩格斯，并且请求恩格斯出席大会支持琼斯。从这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实现了哈尼的这个请求。
厄·琼斯在1851年1月5日的集会上尖锐地批评曼彻斯特委员会领导人的改良主义的路线的发言，在很大的程度上促成曼彻斯特的宪章派组织在这之后不久发生分裂，使宪章派很大一部分普通成员公开转向宪章派的革命派方面。
会上，曼彻斯特委员会和伦敦执行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非常尖锐。奥康瑙尔早在1850年11月就通过曼彻斯特委员会进行活动，建议在曼彻斯特召开宪章派代表会议，以便用自己的观点同执行委员会的路线相对抗。执行委员会反对单独召开代表会议，并且为了弄清宪章派普通成员对执行委员会的立场的态度，于1850年12月举行了执行委员会的改选。这次改选表明，大多数宪章派组织（曼彻斯特委员会除外）支持重新被选入执行委员会的哈尼和琼斯。在1850年1月5日曼彻斯特集会上，半数参加者不顾改良派首领们的反对，主张承认新的执行委员会。——第18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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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写信给你，是想和你研究一个理论上的小问题，自然是政治经济学性质的。
现在从头说起，你知道，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地租不过是生产费用和土地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按照他的另一种说法，不过是最坏的土地的产品为补偿它的费用（租佃者的利润和利息总是算在这种费用里面的）所必需的出售价格和最好的土地的产品所能够得到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
依照他自己对他的理论的解释，地租的增加表明：
1．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或者说，连续使用于同一块土地的同量的资本获得的产品不一样。一句话：人口对土地的要求愈多，土质就变得愈坏。土地变得相对地愈来愈贫瘠了。这恰恰为马尔萨斯提供了他的人口论的现实基础，而他的学生们现在也在这里寻求得救的一线希望。
2．只有当谷物价格上涨时，地租才能（至少在经济学上是合乎规律地）提高；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地租必定降低。
3．全国的地租总额如果增加，这只是由于很大数量的相对地坏的土地被耕种了。
可是，这三个论点处处都是和历史相矛盾的。
1．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2．自1815年以来，谷物的价格从九十先令下降到五十先令，而在谷物法废除以前，还降得更低，这种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断的。而地租却不断地提高。英国是这样。大陆上到处也有相应的变化。
3．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发现，象配第曾经指出的：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国内地租的总额却增加了。
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解释如下：
假定在农业的某种状况下，一夸特小麦的价格为七先令，而一英亩地租为十先令的最好的土地生产二十蒲式耳。那末，1英亩的收益＝20×7即140先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费用是一百三十先令。因此，一百三十先令就是最坏的耕地的产品价格。
假定农业现在普遍地改良了耕作。我们以此为前提，就要同时假定科学在进步，工业在发展，人口在增长。由于改良耕作而获得的土壤肥力的普遍提高，就以这些条件为前提，这和仅仅因为偶然碰到一个好年景而获得的肥力是不同的。
假定小麦的价格从每夸特七先令跌到五先令；从前生产二十蒲式耳的、最好的、头等的土地现在生产三十蒲式耳。那末，现在得到的就不是20×7即140先令，而是30×5即150先令。这就是说，地租现在是二十先令，而不是从前的十先令了。不负担地租的最坏的土地必须生产二十六蒲式耳，因为按照我们上面的假定，它的必须的价格为一百三十先令，而26×5=130先令。如果耕作的改良，即和整个的社会进步、人口增长等等步调一致的科学的普遍进步，还没有达到使必须耕种的最坏的土地能够生产二十六蒲式耳，那末谷物价格就不可能跌到每夸特五先令。
和以前一样，二十先令的地租表现着最好的土地上的生产费用和谷物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最坏的土地和最好的土地的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相对地说，一种土地和另一种土地比起来，仍然象以前那样贫瘠。但是肥力却普遍地提高了。
这里只是假定：如果谷物价格从七先令跌到五先令，消费、需求也按同一比例增加；或者说，生产率没有超过价格为五先令时所能期望的需求。如果说，在价格由于年景异常好而从七先令跌到五先令时，这个假定是完全错误的；那末，在肥力由于生产者自己的努力而逐渐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假定则是完全必要的。无论如何，这里所涉及的只是这种假设的经济学上的可能性。
由此得出结论：
1．虽然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下跌，地租却能提高，而李嘉图的规律仍然是正确的。
2．李嘉图用一个最简单的命题提出来的地租规律（撇开从它引伸出来的结论不谈），不是以土壤肥力的递减为前提，而仅仅是以（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壤肥力普遍地日益提高）土壤肥力各不相同或连续使用于同一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提。
3．土地改良进行得愈普遍，被改良的土地的种类就愈多，虽然谷物的价格普遍下跌，全国的地租总额能够增加。拿上面的例子为例，这里的关键只是在于：生产二十六蒲式耳（每蒲式耳五先令）以上但不一定是恰好生产三十蒲式耳的土地数目有多少，也就是说，介于最好和最坏之间的土地的质量有多少种。这和最好的土地的地租率没有关系。这和地租率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知道，地租问题的根本实质就在于：地租是由于使不同的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市场价格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规律而已。此外，即使在资产阶级的生产被废除以后，仍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土地相对地愈来愈贫瘠，连续使用同样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愈来愈少，虽然那时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不同，最好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将不会和最坏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一样贵了。可是依照上面所说，这种顾虑就消除了。
请把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
因为我用这堆臭东西使你感到枯燥无聊，所以我随信给你寄去一束马格努斯·格罗斯博士（双料伟大的格罗斯！最伟大的格罗斯！［注：俏皮话：MagnusGroβ（马格努斯·格罗斯）——名字和姓；《magnus》（按拉丁文）和《groβ》（按德文），同样都有“大的”和“伟大的”的意思。——编者注］）从辛辛那提寄来的信件，让你开开心[166]。你会发现，如果说格罗斯先生不是grand〔伟大的〕，那末他无论如何是gros〔肥大的〕。这是萌芽时期的捷列林格第二。所有的科布伦茨人毕竟都是相似的。[167]请把这些东西寄还给我；如果你有时间和兴趣的话，请写几句话给德朗克。
你的卡·马·
注释：
[166]德国民主派流亡者格罗斯、希奈和威尔海米曾于1850年底从辛辛那提写信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报酬地给所谓“进步的论战文集”和这些民主派所筹划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主义者》（《Sozial-Demokrat》）和《农民共和国》（《RepublikderBauern》）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某些流亡者企图利用他们的困境来达到自己发财的目的，所以拒绝了这个建议。——第180、190页。
[167]马克思显然是暗示弥勒－捷列林格是科布伦茨人。——第18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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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能立即寄钱给我，我将非常感激你。我的女房东非常穷，我已经是第二个星期没有付房租给她了，她逼着要钱，逼得很紧。
昨天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出席了区部会议，但是李卜克内西和施拉姆没有到会。新章程通过后[165]，我就把这个玩意儿不定期地搁下了。
你的卡·马·
我们的《评论》可能很快在瑞士复刊。所以，你得写点东西，以便需要时我手头有现成的稿件。
注释：
[165]1851年1月5日，马克思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会议，会上批准了新章程。这个章程是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在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草拟的。章程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第17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0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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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0年12月17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近来我例外地十分忙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干扰，打乱了我的生活常规，使我无法动笔。因此，耽误了我的回信。
法农—卡佩隆—古泰的宣言从内容和形式来说确实是篇杰作。吹牛吹到了家，而巴特尔米先生终于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究竟什么叫做直言不讳的实例。这个硬汉的军事计算也是十分幼稚的：甚至稍微浏览一下各家报纸就很容易发现，这个粗心的家伙把奥地利军队的大多数的军作了两倍计算。此外，从1848年以来的各次可耻的失败以后，在各民族，特别是在法国庸人们当前的安乐情绪下，大谈什么有吞没帝王宝座之势的人民浪潮，这实在是无耻透顶。宣言后面的那一大串名字也许是这篇作品最精到之处。这样的欧洲代表大会是前所未有的。赖德律－洛兰、马志尼之流由于这种幼稚的举动而获得了某些声誉。不过，我想知道，在宣言上署名的那个懦夫扎瓦什凯维奇同赖德律－洛兰的波兰人达拉什有什么区别，在上面署名的那两个匈牙利人究竟能比马志尼高明多少。沙佩尔和卢格当然是不相上下，而如果蟑螂迪茨不以自己的重量使天平倒向新的欧洲委员会一边的话，那末这些先生们未必能竞争得过他们的原型。
最近我去过约翰·瓦茨那里；看来这个家伙很会做生意；他在第恩斯孟特街的那家地基比较高的商店，现在已经大大扩充了。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激进的庸人，除了教育运动［注：见本卷第201页。——编者注］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醉心于“道德的力量”[164]，并且选中蒲鲁东先生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他翻译了《经济矛盾》［注：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48]。——编者注］和其他著作，为此还亏了许多钱，因为英国的工人还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看不懂这些好书。他对我讲过许多各种各样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他很善于通过宣扬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来发展他的缝纫业。在各个教育委员会中，他能够亲密地同自己原来势不两立的敌人、非国教派的牧师们在一起开会，有时还“由于他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而得到他们的感谢。我认为，这个家伙由于这样反复无常，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到他那里去过。对于那些完成了这种转变而成了殷实的资产者的人来说，蒲鲁东在这里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人物：他似乎比欧文还走得远，但仍然是十分受人尊敬的。
我绝不反对写关于马志尼先生和意大利历史的文章。只是马志尼的一切著作，除了《红色共和党人》上发表的文章，我都没有。但是，在圣诞节以前我什么也做不成了，因为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到伦敦去。那时我将把我所需要的东西全部带去。也许在那以前我们还能想出个主意来。
衷心感谢你夫人的友好的短信［注：见本卷第170—171页。——编者注］。当棉纺大王的问题并不那样可怕；看来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根本不愿意让我在这里呆得比绝对必需的时间更长些。不过我们将来会清楚的。彼得·欧门好象被铁钳夹住了尾巴的狐狸一样，老是在这里窜来窜去，并且想方设法用阴谋诡计要把我撵走。这个笨蛋以为，他能够把我激怒。
我已给德朗克写信去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弗·恩·
注释：
[48]指比·约·蒲鲁东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第1—2卷，1846年巴黎版（P．J．Proudhon．《Systèmedes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ère》．T．Ⅰ-Ⅱ，Paris，1846）。1847年格律恩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了这本书第1卷的德译本《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PhilosophiederStaats?konomieoderNothwendigkeitdesElends》）。——第47、76、172页。
[164]恩格斯是指主张用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方法达到民主目的和社会主义目的的人。三十到五十年代的英国，把力求跟资产阶级妥协的拥护宪章运动右翼的人也叫做“道德的力量”的拥护者。——第17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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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0年］12月2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有几天病得厉害，所以你接到这封信，以及关于收到两张邮局汇票的通知，要比我原来所想的晚一些。我已给载勒尔寄去七个半先令。至于《独立报》，目前我们两人一个钱也不欠载勒尔了，因为他找了个适当的时候让他的房东把自己赶了出来，只留下了未付款的《独立报》、十八便士的动产、向我和别人借来的两三本书，作为他欠房东的十英镑债务的抵偿。他确实有很高的天才用纯粹美国的方式来消除自己入不敷出的差额。
伟大的海尔堡带着他的所谓的年轻妻子来到了这里。我还没有荣幸见到神话般的塔克，这个人从大洋彼岸来到这里当然是神气十足——这对载勒尔来说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他已经完全控制了班贝尔格尔，称他为“小兄弟”，称安舍尔老太太为“伯母”。
关于我们的《评论》，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现在我正同科尔恩谈判关于出版一个季刊的事。
一方面由于身体不好，一方面也是故意，我只在正式开会的日子里在帕尔特奈栈房同别人见面。由于这些先生们对于这种聚会是否令人生厌的问题辩论不休，所以我自然就让他们自己去彼此达成如何消度时光才算快乐的协议。而我自己则很少到那里去。我们两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你在这些人身上花的时间越多，在他们眼中你就越是不值钱。此处，我对他们已经厌倦了，我要尽可能更有效地利用我的时间。朋友施拉姆扮演了几个星期的不满意者的角色，最后看到根本没有人想阻挠他情绪的自然变化，于是就逐渐有了与模范公寓谐调一致的脾气。
在大磨坊[160]，经过法庭判决而损失十六英镑的事引起了强烈的愤怒。特别恼火的是列曼。除非鲍威尔［注：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和普芬德在欧洲所有报纸上被公开痛斥为窃贼和罪犯，他的愤怒是不会平息的。小鲍威尔现在当然义愤填膺地断言，不论是给大磨坊还是给社会福利事业，哪怕付一分钱，都是对英国法庭的一种不可饶恕的侮辱和“对资产阶级的承认”。
同时，大磨坊街的大人物们又取得了一次如下所述的巨大胜利：
《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
“公民们：我们，侨居英国的流亡者们，而单单是由于这一点就处于更有利的条件以便判断大陆的政治运动［注：法文原文是：Citoyens！ProscritsRefugiésenAngleterreetmieuxplacésparcelamêmepourjugerdesmouvementspolitiquesduConti-nent，nous。——译者注］〈注意！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用不着主语、系词和宾词的句子里犯了一个文法上的大错误。这里应该说：因而处于比你们大家都更有利的条件以便［注：法文原文是：etainsimieuxplacésquevousautrespour。——译者注］〉，曾经有可能注意并积极地注视列强的同盟的一切阴谋，它们正准备对法国进行新的入侵，在那里〈真妙！〉走狗们正在期待着北方的哥萨克，以便〈又一个“以便”〉在发源地〈在巴特尔米和鲍狄埃的故乡〉扑灭世界革命的火山。
欧洲的国王们和贵族懂得，现在已是建立堤坝去挡住那势将吞没他们摇摇欲坠的宝座的人民浪潮〈不如说是人民的颓废［注：双关语：《marée》“浪潮”；《marasme》“颓废”，两个词发音有相似之处。——编者注］〉的时候了。
在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维尔腾堡、萨克森，总之，在德国的各邦中已经集合了许许多多的军队。〈军队……已经集合起来了！〉在意大利有十三万人威胁着瑞士的边界。弗拉尔堡已被八万人的军队占领。上莱茵地区已被八万维尔腾堡人、巴登人和普鲁士人占领。八万巴登人和奥地利人防守着美因河。在这三十七万人占领着我们上面指出的地点的时候，普鲁士动员了二十万士兵，这些士兵普鲁士已经准备好〈原文如此！〉，以便把他们投向比利时和法兰西的边界；各同盟国将迫使荷兰和比利时派出一支十五万多人的军队去支持入侵。在波希米亚［注：捷克。——编者注］，十五万人正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只待一声令下，就同美因河军队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就会有二十三万人。在维也纳附近集结了八万人。三十万俄国人驻扎在波兰，八万人驻扎在彼得堡的四周。这些军队合起来大约有一百三十万人的兵力，他们只等着进攻的信号。在这些军队后面还有准备好的〈！〉十八万奥地利人，二十万普鲁士人，十万由德意志各小邦提供的士兵和二十二万俄国人。所有这些军队在一起就组成了七十万人的后备军，还不算莫斯科的阿梯拉准备从亚细亚内地召来的无数的〈原文如此！〉野蛮军，象以前〈！〉一样，用他们来摧毁欧洲的文明。
德国各报（注一）〈在这个注释中特地从《新德意志报》中引证一句很坏的话来讨好吕宁〉和我们的专门调查使我们有可能揭露列强的秘密计划，他们的全权代表已于10月25日在华沙集会。在这次〈！〉会上决定，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假装的战争〈见鬼，这样的外交官们！〉应该作为开动士兵的借口，沙皇的意志已使这些士兵成为反对自由捍卫者的盲目工具和野蛮的雇佣凶手。〈妙！〉面对这种事实，不能再有丝毫怀疑：目前正在组织一场已经开始的〈！！〉对一切共和主义者的血腥镇压。1848年的六月事件，当时的血腥迫害和随之而来的放逐，奥地利对匈牙利的破坏和奴役，法国政府的士兵大肆屠戮罗马共和国以后让意大利受教皇和耶稣会教徒宰割——这些事情都没有能平息我们敌人的狂怒。他们梦想奴役一切为普遍自由的胜利而斗争的民族。如果民主派不充分提高警惕，那末，波兰、匈牙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马上又会沦亡在尼古拉野蛮军队的铁蹄之下，尼古拉为了鼓励野蛮人去作战，答应把欧洲给他们去任意洗劫。
面对这种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前进吧，前进！……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和主义者们，让我们克服这种麻木状态〈沙佩尔和维利希的酒醉状态！〉，这种麻木状态削弱着我们的力量，并且为我们的压迫者准备着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前进！……让目前的无所作为和耻辱的日子过去，让争取自由的神圣战争带给我们的辛劳和光荣的日子随之而来吧！当你们知道了我们向你们指出的危险的时候，你们就会同我们一样懂得，再坐待共同敌人的进攻是愚蠢的；我们必须把一切准备好，并且预防包围着我们的危险！〈去想法预防包围着你们的危险吧！〉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民们，我们的救星只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只能指望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据过去学会的经验，我们必须武装起来反对当前的背叛行为。我们要摆脱，尤其要摆脱外交界的毒蛇〈！〉为我们布下的陷阱。梅特涅和达来朗的门徒们这时候正在设法扑灭革命的火焰，他们想借助于他们准备好的入侵，在法国挑起一场民族战争，指望在这场战争中各民族将会自相残杀，以利于各民族解放事业的敌人。不，公民们！再不要任何的民族战争！暴君们在他们分割的民族之间建立起来的障碍应当推倒，混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确：混合了〉在将来也只有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上我们曾经用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写上了：民主的和社会的世界共和国！
各团体的代表：伦敦法国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亚当（康布雷）、巴特尔米（艾曼纽尔）、卡佩隆（波伦）、法农、古泰、梯叶里、维迪尔（茹尔）；伦敦波兰民主派支部常设委员会代表：扎瓦什凯维奇、瓦尔斯基罗斯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61]委员和德国工人协会会员：迪茨（奥斯渥特）、格贝尔特（奥·）、迈尔（阿道夫）、谢特奈尔（奥·）、沙佩尔（卡尔）、维利希（奥古斯特）。伦敦匈牙利民主主义协会代表：莫利纳里、西蒙尼。
1850年11月16日于伦敦”
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注：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我看过洛兰、马志尼、卢格等人告德国人的宣言[162]，宣言号召他们唱日耳曼人的战歌，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祖先叫做“法兰克人”，并且说，普鲁士国王已经决意让奥地利来打他。当我看到这篇宣言的时候，我就想，比这更愚蠢的说法大概是没有了。孰知不然！现在出现了被《祖国报》称之为diiminorumgentium［注：直译是：小神；转义是：二流人物。——编者注］的法农—卡佩隆—古泰的宣言，具有同样的内容，正如《祖国报》正确指出的那样，但是，没有神气，没有风格，只有象“毒蛇”、“雇佣凶手”、“大肆屠戮”这一类最可怜的词令！《独立报》从这一杰作中引证了几句话，并且说明：这宣言是民主派中最不知名的小卒草拟的，这些可怜虫把宣言寄给了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虽然这家报纸是保守的。这些人就是这样渴望宣言能刊登出来。作为惩罚，这家报纸没有提任何一个名字，而《祖国报》只提了上述的三个名字。这还不算倒霉，他们又把五十份宣言交给一个施特劳宾人[50]（这一段可悲的经历就是这个人昨天告诉普芬德的），由他转送到法国去。他在离布伦不远的地方把四十九份宣言扔到了海里，而在布伦，他由于没有护照又被打回伦敦来；这个施特劳宾人还说，“他现在要去波士顿”。
祝好，请立即回信。
你的卡·马克思
顺便提一下，请你务必给可尊敬的德朗克写封信，让他回信答复同盟的事务，不要只是在催钱的时候才回信。科伦的先生们[163]一点消息都还没有。魏德迈提到了“豪德”，后者在德国弄得体无完肤，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他认为这个人“总算是个勇敢的青年”。
你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你愿意写些什么。英国问题不合适，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两篇文章，连埃卡留斯的文章在内看来已经有三篇了。关于法国也没有多少可说。你是否可以联系马志尼的最近著作抓住可怜的意大利人及其革命写一下？（他的《共和国和君主国》等等，和他的《宗教、教皇》等等。）
［燕妮·马克思的附笔］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对于命运给我们的沉重打击——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小宝宝、让我受到这么多痛苦的可怜的孩子［注：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编者注］——所表示的友谊的同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尤其是当我在最近这些沉重的日子里十分难过地抱怨我们的朋友施拉姆先生的时候，更是如此。我的丈夫和我们大家因见不到您而十分怅惘，我们时常想念您。然而您离开这里，走上能使您成为一个棉纺大王的极好道路，又使我高兴。希望您更切实地楔到两个敌对的兄弟之间去；这场斗争将会使您成为令尊离不了的人，所以我已经暗自把您看作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看作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同事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最难得的还是您尽管经营着纺织品等等生意，将仍然是先前的弗里茨，并且，用三个头等民主主义者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金克尔和马志尼的话来说，“决不离开神圣的自由事业。”关于此地的肮脏事情，卡尔已经告诉了您一些；我还想补充几件新闻。肥胖的大老粗豪德去德国作造谣表演，掉了一身肉，现在遇见别人时感到很难为情。在独裁者河马［注：沙佩尔。——编者注］那里，据说出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小河马，而大磨坊的骑士霍亨索伦·维利希又招来了几个流氓和土匪来壮大他那高尚的侍从队。我们自己的人每天靠借几个便士度日。林格斯今天给不伦瑞克公爵做喝采人，为他在法庭上所作的又一次演讲喝采而挣了几个钱。
在法国的、德国的、匈牙利的和波兰的庸人们（维利希、菲埃斯基、亚当等等）在不久以前联合举行的波兰宴会上，闹到了动拳头的地步。此外我们就没有再听到关于这帮人的什么消息。
昨晚我们参加了厄内斯特·琼斯所作的关于罗马教廷史的第一次演讲会。他的演讲是非常好的，对英国人来说是高级的，而对我们受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严格训练的德国人来说，就不是怎样了不起了。可怜的哈尼因气管溃疡病得要死。他还不能说话，一个英国医生给他动过两次手术，却都没有碰到病症的要害处。他的《红色共和党人》已经改名为《人民之友》。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孩子们常常说起恩格斯叔叔，小提尔［注：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遵照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您的可尊敬的教导，把“旧皮袄和快乐的笤帚”那支歌唱得好极了。
您的燕妮·马克思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61]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初于1849年9月成立，名为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也曾加入这个委员会。为了划清伦敦流亡者中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该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于1849年12月3日被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方面，在团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方面，以及在1849—1850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因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落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之下，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拥护他们的人宣布退出这个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第169、343、347、547、551、558页。
[162]马克思是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告德国人》，这个宣言刊登在1850年11月17日该委员会的刊物《流亡者之声》（《LaVoixduProscrit》）上面。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加入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存在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169、341、570、583、594页。
[163]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于1850年10月成立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第170、35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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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0年11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今天给你写信只是为了告诉你，我很遗憾，今天还不能把上封信中答应给你的两英镑寄去。欧门出门了，好几天才能回来；而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银行家的受托人，所以我们不能签发收款的支票，只好限于收取偶然到手的小额收入。在出纳处总共只有四英镑左右；因此你可以理解，我必须稍等一下。欧门一回来，我马上就把钱寄给你。希望第一次汇款已按时寄到。
施拉姆的行为真是卑鄙之极。
哈尼的事的确是十分不幸。如果他们想逮捕他，那末杂志［注：《红色共和党人》。——编者注］的名称怎么改变也无济于事。这个杂志他也不能完全停刊；要是这个刊物被列入应交纳印花税[158]的范围，那我就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出版一种不交纳印花税的政治周刊了。当然，他最好是从第八页起把工人运动大事记扔掉，这属于新闻，一定要交纳印花税。但是，从你信中所说可以看出，按照琼斯的看法，连他的评论文章按其内容来说也要交纳印花税。这么一来，一切都完了。
从载勒尔先生的要钱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愤怒的施拉姆似乎同他的哥哥［注：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的关系又到了最好的程度，甚至开始对他表示尊敬！
希望你的夫人日益康复。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你的全家。
你的弗·恩·
本星期内我将给你的夫人寄去一包棉线，我想这东西她一定喜欢。
注释：
[158]指哈尼所办的宪章派周刊《红色共和党人》，该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文。
印花税是1712年英国实施的一种对报纸的征税，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以及与反对派报刊作斗争。印花税使报纸成本猛涨，限制了报纸的传播，使广大群众买不起报纸。1836年议会被迫降低印花税，1855年废除了印花税。——第163、16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0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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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0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对我的妻子起了很好的作用。她处于极端受刺激和疲惫的状态。她亲自哺乳了这个孩子，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用极大的牺牲挽救过他的生命。此外，使她难过的是，想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缺少照料。
施拉姆［注：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先生已经完全载勒尔化，他正处于一个最可厌恶的时期。整整两天——11月19日和20日——我们完全没有见到他，后来他来了一会儿，在发表了一些糊涂的意见以后立即又不见了。他要求在安葬那天带他一起去，但他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刻来了之后，对安葬的事一句话没有说，却告诉我的妻子他必须马上赶回去，以免耽误到他哥哥［注：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那里吃饭。你可以理解，在我妻子目前正受着刺激的情况下，这个在我们家里享有如此深厚友谊的人的这种做法必然是伤害了我的妻子。
琼斯给我介绍了哈尼的真实情况。哈尼正处于司法追究之下。他的刊物从整个内容来看都必须交印花税。[158]政府只不过是等待着它的销路更广一些，以便对哈尼下手。对狄更斯的诉讼仅仅是为了对付哈尼而制造一个先例。如果他被逮捕，除了有关的惩罚以外，他还要因无法弄到保证金而坐大约二十年的牢。
鲍威尔和普芬德已获胜诉。[159]罗伯茨是他们的律师。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158]指哈尼所办的宪章派周刊《红色共和党人》，该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文。
印花税是1712年英国实施的一种对报纸的征税，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以及与反对派报刊作斗争。印花税使报纸成本猛涨，限制了报纸的传播，使广大群众买不起报纸。1836年议会被迫降低印花税，1855年废除了印花税。——第163、164页。
[159]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多数派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了反对马克思的拥护者——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而策划的一场诉讼案。此案情况见下述由普芬德执笔向报界发表的声明：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
9月17日，我们（亨·鲍威尔和我作为管理协会一部分钱款的两个受托人）把一封信，连同我们关于退出协会的声明，寄给了大磨坊街协会。我们在信中要求，次日派弗兰茨·鲍威尔——第三受托人，到我们这里来，解决财务事项。几天过去了，未见答复。后来亨·鲍威尔收到一封信，要我们到大磨坊街协会。当然，我们没有理睬这个无礼的要求。过了两周，协会又一次提出它的要求，同时威胁说，这可能引起不良后果等等。为了答复这个新的无礼要求，亨·鲍威尔和我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分期付款。我们的政治朋友都赞成这个决定，何况大家已经知道，这些钱本来都是要用于派遣特使前去德国散布那些退出协会的人的流言蜚语，也就是说破坏章程，而只有利于个别的阴谋家的。最后，那位曾为第三受托人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同他一起，共同作出了决定：付款将分期进行，1850年12月1日将是第一个付款日期。但是，虽然这个日期是商议好的，我们却接到传票说，11月20日必须到法院出庭。我们出庭了，不用说，协会对汇款的要求被拒绝了。12月1日没有一个人代表协会来领取以私人方式约好的到期款子。反之，瑞士、德国、美国的报纸上都登出了协会的声明，妄图控告我们盗用款项。几个星期以前，协会的一个主席来到我这里说，他听到我同意付款。我回答说，我随时准备这样办，错误在他自己，因为他们不遵守领款的合法日期而是告到法院，并在报刊上进行诽谤，但是这事我应该和亨·鲍威尔商量。后者向我声明，既然协会败诉了，他依照法律不应当再付款给这个组织了；同时，由于协会对我们进行挑衅性诽谤，他打算将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至于我，那协会可以在任何时刻向我领取五英镑，同时交来由主席、财务员及出纳员签字的收据；至于十八先令四便士诉讼费用，以及我为协会所制的莫尔画像的稿费，这些我都放弃。
卡·普芬德
1852年1月21日于伦敦
次日上述磨坊街协会的三个代表来我这里，领了钱，交了收据，但是他们认为，一点不提我信中所指出的事实，特别是协会对不起我的地方，是有好处的。
卡·普芬德”
从沙贝利茨1852年3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显然可以看出，这个文件曾经刊登在《瑞士国民报》上。——第164、38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0年11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156]
曼彻斯特
1850年11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只能给你写几句。今天早晨十点钟，我们的小火药阴谋家小福克斯[157]死了，——很突然，是在他经常发作的痉挛症又一次发作的时候。在这以前几分钟他还笑着，嬉戏着。这件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你可以想象这里出现了何种景象。恰在这个时候没有你在旁边，我们感到非常孤独。
下封信里我将告诉你一些关于哈尼的事情，你会看到他的处境是何等不幸。
你的卡·马克思
如果你心情好的话，请写几句话给我的妻子。她已经完全失常了。
注释：
[156]马克思于1849年8月底来到伦敦，在这里居住直到逝世。1849年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多数领导者聚会伦敦，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进行了改组。1849年11月，恩格斯来到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主要是致力于恢复同盟的以前的组织，和活跃它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所写成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对1848—1849年革命作了总结，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
1850年11月中，恩格斯从伦敦转赴曼彻斯特，重新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这主要是为了给马克思以物质上的援助，使他有可能继续研究经济理论。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有了经常性，天天进行。——第162、576页。
[157]小福克斯是马克思的儿子，亨利希·格维多，1849年11月5日生。他的这个名字是从1605年11月5日“火药阴谋”的英雄盖伊·福克斯的名字而来的；阴谋家——英国天主教徒——打算炸毁议会大厦，连同两院议员和国王詹姆斯一世一起炸死。——第162、62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9年8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洛桑
［1849年］8月23日［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我要被驱逐到摩尔比安省，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去。你知道，我不会同意这个变相的谋杀。所以我要离开法国。
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瑞士本来会很快被严密地关闭起来，老鼠会一下子全被捉住的。
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有肯定的希望。一部分钱已有保证。
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而且你的安全也要求这样做。普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1）由于巴登；（2）由于爱北斐特。[155]你在瑞士什么也不能干，何必在那里呢？
没有什么妨碍你去伦敦的，不管是用恩格斯这个名字或者用迈尔这个名字。只要你一声明愿意去英国，你就能在法国大使馆得到去伦敦的通行证。
我对此事的估计是肯定的。你不能留在瑞士。在伦敦我们将有事情干。
我的妻子暂时留在这里。你给她写信可仍用这个通讯处：百合花路45号朗波先生收。
再说一遍：我估计你是一定不会辜负我的。
你的卡·马·
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在苏黎世吕宁医生那里。请你把我的计划也写信告诉他。
注释：
[155]1849年6—7月，恩格斯参加了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展开的革命战斗（参看本卷第525—526页）。关于这些战斗的详情，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
1849年5月，恩格斯领导了爱北斐特起义的准备工作（见恩格斯《爱北斐特》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596—599页）。——第16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9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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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斐维
［1849年］8月17日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不知道，你是否接到了我的第一封信——你给我妻子的第一封信的回信，——因为你的地址很不准确。你的第二封信，要不是在这里的我的全家都生了病，妨碍了我，我也已经写了回信。我愿意再向你说一遍，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多么不安地为你担忧，而我们突然得到关于你的确切消息，又是多么高兴。
你从信上的日期可以看出，对于我的声明，内政部的答复是暂时让我留在巴黎不问了。指定我去的摩尔比安省，这是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在这个季节是要命的地方。写信谈六月十三日事件[151]，在目前来说是不谨慎的。我不相信，至少我不知道，通信秘密是否受到尊重。
这里的总的形势，我可以用两句话给你描绘一下：多数派分裂成原来的、互相敌对的分子，波拿巴主义永远声名扫地，农民因保存四十五生丁税而怨恨，葡萄酒酿造者因受到保存酒税的威胁而狂怒，舆论中重新出现反对反动的气流，在延期召开的议会中和在内阁中正在形成反动派的清一色统治，他们正忙于把巴罗—杜弗尔集团赶出内阁。[152]这事一旦发生，你就可以期望革命即将复兴了。
我不知道，你在瑞士是否有可能观察英国的运动。英国人正是从运动被二月革命所中断的那个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运动。正象你知道的那样，和平派无非是自由贸易派的一种新打扮。不过，工业资产阶级这一次比在反谷物法同盟[153]的运动时期还要革命些。这有两个方面：（1）由于取消谷物法和航海法[154]而在对内政策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贵族，在它的对外政策方面，即在它同欧洲的关系方面，也将被摧毁。这与皮特的政策完全相反。反对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一句话，支持意大利和匈牙利。科布顿认真地以发动抵制来威胁那些要给俄国贷款的银行家，从而对俄国的财政展开了真正的征讨。（2）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以便在政治上使佃农完全脱离土地贵族，让城市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使上院不起任何作用；搞财政改革，以便限制教会和减少贵族的政治收益。
在这两方面的运动中，宪章派和自由贸易派都是联合在一起的。哈尼和帕麦斯顿看起来相安无事。在伦敦的最近一次群众大会上，奥康瑙尔和汤普逊上校完全一致。
这次对封建制度和神圣同盟的经济征讨战可能产生完全预料不到的后果。
匈牙利好极了。但是，这个卑鄙的普鲁士呢？你对它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些“苍白的恶棍”［注：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8章。——编者注］现在正在萨克森、巴登和普法尔茨养肥自己。如果他们派军队去援助奥地利人，他们的做法也将是使自己停留在波希米亚［注：捷克。——编者注］，在那里让人家养着。而这个可怜的普鲁士——我只怕它太胆小——只要一参预这个无论如何都要变成一场普遍战争的匈牙利事件，就会灭亡。
亲爱的，现在我们从自己这方面该干什么呢？我们应该努力来办一个有收入的文字事业。我等待着你的建议。
红色鲁普斯［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在这里同我住在一所房子里。德朗克也在巴黎，但这是一个爱·梅因派的小人物。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在苏黎世，通讯处是：吕宁医生收。你不必另外给朗波先生写信。这是我的假名。
总之，就用这个通讯处：百合花路45号朗波先生收。
祝好。
卡·马·
注释：
[151]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总统和立法议会的多数派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这次示威被军队几乎不费力地就驱散了，并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详见马克思的文章《六月十三日》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27—629页和第7卷第71—81页）。6月13日的示威被驱散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第158页。
[152]马克思指分成相互竞争的保皇派别的法国立法议会的多数派即秩序党的分裂。
1848年3月16日，法国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郎附加四十五生丁，这引起了农民即纳税者的基本群众的特别的不满。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很大一部分农民离开了革命，并在1848年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
1849年8月中，在保皇派议员的压力下，宣布法国立法议会休会两个月。议会于1849年10月中复会。——第158页。
[153]反谷物法同盟是自由贸易派团体，它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这场斗争，于1846年以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此后同盟也就解散了。——第158页。
[154]航海法——指克伦威尔于1651年颁布、后来经过多次修改或补充的航海条例，它主要是为了对付荷兰的转运贸易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条例规定，从欧洲运入的重要货物以及从俄国和土耳其运入的一切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原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只限于英国船只。这些条例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已大大受到限制，于1849年剩下极少部分，于1854年全部取消。——第15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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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148]
斐维
［1849年8月1日左右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一直为你感到十分的不安，昨天接到你的亲笔信［注：见本卷第525—527页。——编者注］，异常高兴。我曾委托德朗克（他在这里）写信给你的妹夫［注：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希望能得到关于你的消息。当然，这个人什么也不知道。
我全家都在这里。政府曾经要把我驱逐到摩尔比安，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去。直到现在我拒不执行。但如果你想要我把我在这里的情况和总的形势较详细地写信告诉你，你就必须告诉我一个更可靠的通讯处，因为这里很紧张。
你现在有极好的机会就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写一部历史或一篇抨击性文章[149]。如果没有你参加这次战争，我们是不能就这种滑稽戏提出我们的看法的。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很好地表达《新莱茵报》对民主派的总的态度。我确信这种著作会有价值，并且会给你弄来些钱。
我已经开始商谈在柏林出版一种定期的政治经济杂志（月刊），写稿的主要应该是我们两人。[150]
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也在瑞士，我想是在伯尔尼。维尔特昨天来过这里，他正在利物浦建立一个经理处。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现在住在我这里。财务情况自然是十分混乱。
弗莱里格拉特继续留在科伦。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怀孕的话，我在经济上一有可能就将欣然离开巴黎。
祝你健康。请代我向维利希衷心问候，立即回信，通讯处是：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收。
你的卡·马·
注释：
[148]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失败以后，恩格斯和他参加与普鲁士军作战时所在的志愿部队一起于1849年7月12日越过瑞士国境，7月24日来到斐维（窝州），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参见本卷第525—526页）。——第156页。
[149]1849年8月底，恩格斯着手写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本卷第532—533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157页。
[150]信中提到的商谈于1849年12月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konomischeRevue》）杂志的建立而结束，该杂志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到1850年11月为止。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大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15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9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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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144]
凯则尔斯劳顿
［1849年］6月7日于巴黎百合花路45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这封信中不准备和你详谈。首先你应该回信告诉我，这封信到达时是否完好无损。我想，人们又要兴高采烈地拆阅信件了。
这里是保皇主义反动派统治着，比在基佐时代更无耻，只有1815年以后的时期能与之相比。巴黎是一片阴沉气氛。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象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这一点以后再详谈。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过几天我就将掌握所有的革命报刊。
至于这里的普法尔茨—巴登的使节们，布林德由于被真的或假的霍乱病吓倒，已经搬到离巴黎有几小时路程的村庄上去了。[145]
关于许茨，这里要指出以下情况：
（1）临时政府把他置于虚假的地位，不给他寄任何情报。法国人要求提供实情，而谁也不写东西给他，他从哪里取得实情呢？他必须尽可能经常地得到文件。显然，目前他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唯一能达到的是迷惑普鲁士政府，因为许茨能时常同山岳党[146]的领袖们会晤。
（2）普法尔茨的临时政府的第二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有人背着官方的使节授予一伙卑鄙的德国人以这样或那样的使命。必须坚决制止，以便使许茨起码能够在山岳党人面前保持自己的体面，而这正是目前他的使命的全部涵义（对普鲁士来说）。
许茨一般来说消息相当闭塞，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只是同某些官方的山岳党人来往。但我将经常使他熟悉情况。
我也要求你经常写信给我，每星期至少两次；遇重要事情发生，则立即告我。
《科伦日报》上有一篇注明寄自“哈尔特山下的杜尔克海姆”的关于普法尔茨运动的小品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不满意《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先生。似乎他曾向临时政府声明，他的时机尚未到来，他将暂时退居一旁。”
这怎能连得上呢？这里的可怜的德国人（我尽量避免同他们见面）将努力把这事传遍整个巴黎。所以，我认为，最好是你们在给《卡尔斯卢厄日报》或《曼海姆晚报》的通讯中，直截了当地说明，我是作为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147]的代表去巴黎的。我认为这样做有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目前在这里还不能直接取得任何成果，需要使普鲁士人相信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极其可怕的阴谋。需要使贵族感到恐怖。
卢格在这里等于零。
德朗克在干什么？
你必须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闭门不出，更不能陷于经济困难之中。
你如有可能，可给我寄来一篇法文的文章，把整个匈牙利问题作一个简要的描述。
请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给德斯特尔。请代我向他衷心问候。如果我必须用新地址写信，请把新地址告诉我。
马·
按下面的地址给我来信：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收
［信的背面写着］
德斯特尔博士转交弗里·恩格斯先生
注释：
[144]《新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5月下半月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试图在那里唤起全德国民议会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采取坚决行动维护革命成果，从那里他们又前往当时发生维护帝国宪法起义的德国西南部。然后，马克思于6月初带着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赴巴黎，而恩格斯在当时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凯则尔斯劳顿逗留不久，又从那里前往欧芬巴赫，加入巴登—普法尔茨的革命军（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71—189页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154页。
[145]马克思指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临时政府的外交代表；临时政府是1849年春在德国西南部发生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的时候成立的。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宪法被德国的许多邦（包括普鲁士在内）拒绝。1849年5月，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在维护宪法的口号下爆发了起义。但是，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没有给起义者任何支援。1849年7月，运动终于被镇压下去。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对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都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和第8卷第91—115页）。关于布林德在巴黎的外交使命及其失败，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关于卡尔·布林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79—281页）。——第154页。
[146]山岳党是聚集在《改革报》周围、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这个党的代表于1849年在立法议会中组成一个很大的派别。——第154、569页。
[147]指1848年10月底在柏林第二次民主派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德国的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1849年6月初，马克思期待着法国的决定性的革命事件的到来，带了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便在法国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面前代表德国的革命政党。——第15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9年4月下半月—5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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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科伦
［1849年4月下半月—5月初］
亲爱的恩格斯：
在事实未查明之前，你把那篇关于伯·迪茨的文章放一下。关于此事我们要自己写信给布鲁塞尔。
顺便提一下，你设法查出那个未受任何人委托就把这件事告诉迪茨的排字徒工的名字。
你的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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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143]
科伦
［1849年］4月23日于汉堡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我今天才接到，因为我在星期三早晨就已经离开了不来梅。在不来梅什么都没有办成。勒津在一年以前破产了，现在只靠他妻子的幸存下来的资本的利息生活。所以毫无成果。
相反，在这里我肯定会弄到钱。
至于认股，韦雷斯不能认股吗？
至于在我离职期间所需的资金，我可以告诉你以下的情况：普拉斯曼在我动身之前曾肯定地答应给以任何必要的贷款。可能斯蒂凡·瑙特出于严谨而不去求助于这个财源。如有此必要，你就自己去把这件事办一办。
这星期的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非常枯燥，这对我当前的使命是不利的。
代我向我的妻子和其他人衷心问好。
不管怎样，立即来信，而且不要灰心。事业会好起来的。
你的卡·马克思
［在信封内部写着］
通讯处：白桥罗德（商人）收
注释：
[143]从1849年4月中起至5月初，马克思到德国西北部各城市和威斯特伐里亚旅行。他会见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和民主主义者，了解了当地的革命形势，并为取得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资金采取了措施。马克思外出期间，报纸由恩格斯领导。——第15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9年1月7—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伦
1849年1月7［—8］日于伯尔尼
亲爱的马克思：
现在，在我过了几个星期造孽的生活，从我的灾难和流浪中恢复过来之后，我感到，第一，需要把工作重新干起来（附上的论马扎尔和斯拉夫人问题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编者注］就是一个确证）；第二，需要钱。后者是最迫切的，如果你们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还什么也没有给我寄，那就请立即办好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好几天一文不名了，而在这个糟糕的城市里，借是借不到的。
在这个讨厌的瑞士，哪怕发生一点什么可以写的事情也好！然而没有，全是些无聊透顶的地方上的争吵。我有几篇关于瑞士的一般性文章［注：弗·恩格斯《瑞士报刊》。——编者注］，很快就给你寄去。如果我还不得不长期留在国外，我就去罗迦诺，特别是在意大利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而这完全是可能的。
但是我总觉得，我很快就能回去了。象这样无所事事地呆在国外，什么有用的事情都不能干，完全处于运动之外，是令人十分难以忍受的。我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使在科伦遭到审前羁押也比呆在自由的瑞士好。请来信告诉我，我是否完全没有希望受到与毕尔格尔斯、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等人同等的厚遇。
拉沃说得对：即使在钦定的普鲁士[139]也比在自由的瑞士自由。这里每个庸人既是密探又是凶手。我在新年之夜就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是哪个魔鬼新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寄自海得尔堡的关于三月同盟[140]的无聊的道德宗教文章？亨利库斯［注：毕尔格尔斯。——编者注］不时挤出一些文章来，这一点我也满意地从那些连续两期登完的对拉登堡通令的申诉[141]中看出来了。
我们的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现在在瑞士常常被大量引用；引用很多的是《伯尔尼报》，还有《国民报》，而所有各报又都从那两家报纸加以转载。在瑞士法语区的各报上，我们的报纸也常常被引用，比《国民报》等报少一些，但多于《科伦日报》。
广告你们一定已经登了。[142]现附上一份《伯尔尼报》上转载的我们的广告。向大家问好。
你的恩·
昨晚没有来得及发信。今天再说一件事：自元旦起《新莱茵报》再没有来过。你可查问一下，《新莱茵报》是否照常寄出。我已经去打听了；预订是没有办法的。要订我就得预订半年；而我在这里不会呆这么久，况且也没有钱。我已经说过，十分重要的，是报纸能够来到这里，这不单单是为了我，主要是因为对我们抱同情的、由一个共产主义者［注：施坦普弗利。——编者注］编辑的《伯尔尼报》正尽一切力量使我们的报纸在这里受人欢迎。
注释：
[139]恩格斯把1848年12月5日反革命政变以后的普鲁士讽刺地称为“钦定的普鲁士”，那时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解散而且颁布了所谓的钦定（国王“御赐的”）宪法。——第151页。
[140]指刊登在1848年12月29日《新莱茵报》第181号上，标题为《三月同盟的文件》的一篇通讯。
德国各城市的三月同盟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的代表于1848年11月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组织的中央三月同盟的分支。为纪念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而命名的三月同盟的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用空话来代替革命行动，他们表现出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同反革命斗争时的无能为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批评了三月同盟及其小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活动。——第151页。
[141]指发表于1848年12月30日《新莱茵报》第182号的《冯·拉登堡先生和人民学校的教师》一文。编辑部答应刊登的那部分续文并没有在报上发表。——第151页。
[142]看来恩格斯是指《〈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83—684页）。——第15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8年12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伦
［1848年］12月28日于伯尔尼
亲爱的马克思：
怎么一回事？现在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已被宣判无罪[137]，我还不能在最近回去吗？普鲁士的恶狗现在必定很快就不再愿意同陪审员打交道了。我已经说过，如果有充足的根据表明没有审前羁押的危险，那我就会马上动身。他们以后可以把我交付陪审法庭一万次，但是在审前羁押中禁止吸烟，我不能接受这个。
不管怎样，整个九月事件[138]毫无结果。一个接一个地又回去了。因此，请你写信来吧。
顺便提一下，到1月中我非常需要几个钱。反正你们到那个时候是会收到一大笔款子的。
你的恩·
注释：
[137]1848年3月底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安·哥特沙克和弗·安内克（见注116）由于6月25日在科伦的工人联合会（他们是该联合会的领导者）会议上的发言而于1848年7月3日又被逮捕；1848年12月23日科伦的陪审法庭宣判他们无罪。——第149页。
[138]1848年9月25日，科伦检察机关以阴谋反对现行制度的罪名对作为《新莱茵报》编辑的恩格斯、威·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提出控诉，因为他们在科伦的民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科伦实行戒严（见注129）以后，恩格斯被迫离开科伦。10月3日，尽管科伦的戒严已经解除，但政府检察官仍下令采取措施侦查和逮捕恩格斯。恩格斯于1849年1月中才返回科伦。——第14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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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伯尔尼
［1848年］11月29日于科伦
亲爱的恩格斯：
报纸给你寄去了。如果说这件事没有早点办好，那完全是科尔夫这个蠢驴的过失，因为我非常忙，还有不断的法院传讯，这就更是忙上加忙了，而他至今没有完成我的委托。你暂时留在伯尔尼吧。一旦有可能让你来，我就写信给你。
你的来信要封得更好些。有一封被拆开了，我在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上指出了这一点（当然没有说出你的名字）。[132]
要详细地写文章谈蒲鲁东，同时，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地理学家，还要详细地写文章谈匈牙利粪堆（这个多民族的蜂群）。谈蒲鲁东时不要忘了我[133]，因为我们的文章现在都转载到很多的法文报纸上。
也要写文章抨击联邦共和国，瑞士为此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134]
卡·海因岑把他那篇反对我们的陈旧的臭文章[135]发表出来了。
我们的报纸一直处在“叛乱的”地位，但是却能够不管多次法院传讯都绕过了刑法典。它现在非常受欢迎。我们每天还出附页。[136]革命在前进。你努力写文章吧。
我想出了一个如何从你的老头那里弄到钱的可靠计划，因为我们现在一点钱也没有了。你给我写一封要钱的信（尽可能说得厉害些），讲述自己的一切灾难，但是要注意写得使我能够把信给你母亲看。老头现在开始害怕起来了。
我希望很快就能再见到你。
你的马克思
注释：
[132]马克思指发表于1848年11月29日《新莱茵报》第155号的号外的那篇编辑部短评。——第148页。
[133]恩格斯在为《新莱茵报》写的、但当时未被发表的《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68—672页）中提到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第148页。
[134]1848年12月初，恩格斯写了《国民院》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98—116页），文章着重指出当时以模范的资本主义联邦共和国闻名的瑞士的政治生活所具有的地方主义性和局限性。——第148页。
[135]卡·海因岑《德国的共产主义英雄们》1848年伯尔尼版（K．Heinzen．《DieHeldendesdeutschenKommunismus》．Bern，1848）。——第148页。
[136]《新莱茵报》编辑部力求立即让自己的读者们知道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时常采取出版报纸的附刊或增刊的办法，而在收到新的重要消息的时候，则以附页的形式出版特别附刊和号外。——第14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8年11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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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洛桑
［1848年11月中于科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还没有收到我寄去的钱，的确使我惊讶。我（不是发行部）很早以前就已经按照指定的日内瓦地址给你寄去了六十一塔勒——十一塔勒纸币和五十塔勒期票。因此，你查问一下并立即来信。我有邮局收条，可以把钱要回来。
此外，我曾给日果寄去二十塔勒给你们用，稍后又给德朗克寄去五十塔勒，都是我自己的钱，共约一百三十塔勒。
明天我再寄一些给你。但是你要查问一下那笔钱。同时在期票里附有一封给你用的介绍信，去见一个有钱的洛桑庸人。
我的钱勉强够用。我这次旅行中弄来一千八百五十塔勒：从波兰人那里得到一千九百五十[130]，旅途中用了一百。预支给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一千塔勒（包括我付给你和其他流亡者的预支金）；这个星期还要付机器费五百。剩余三百五十。同时，我还没有从报纸得到一文钱。
至于你们的编辑职务，我这样做了：（1）在第1号报上就立即指明，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注：卡·马克思《〈新莱茵报〉复刊》。——编者注］；（2）向愚蠢而反动的股东们声明：他们可以随意把你们不再看做编辑部的人员，但我有权随意付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
本来，不向报纸投入这样大笔款子，对我更加合理些，因为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缠[131]，每天都可能被捕，那时我就会象鹿渴求清水那样渴求金钱了。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你在洛桑办好钱的事情之后，最好去伯尔尼，完成你预定的计划。此外，你可以写些你愿意写的东西。你的信一直都到得相当准时。
我能把你丢开不管吗？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象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
卡·马克思
你的老头是一个混蛋，我们将写一封最不客气的信给他。
注释：
[130]1848年8—9月，马克思为了取得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资金，到柏林和维也纳旅行了一次。马克思在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洽谈后，从弗·科斯策尔斯基那里得到二千塔勒。——第147页。
[131]1848年7月初，马克思由于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普鲁士当局对民主活动家进行迫害的文章《逮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页）而受到司法追究。1848年10月初，科伦的检察机关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格·维尔特写的匿名的小品文《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而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进行法庭侦讯。1848年10月底，科伦检察机关又因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的呼吁书的发表而对作为报纸总编辑的马克思提出起诉。1849年2月7日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科尔夫进行的审判，以宣告他们无罪而告终。——第14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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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128]
日内瓦
［1848年10月26日于科伦］
亲爱的恩格斯：
因为你的信今晚才到，我已没有时间去张罗期票。甚至没有时间自己回家一趟。现在我尽我手头所有给你寄去，此外还有一张舒耳茨寄给日内瓦一个公民的五十塔勒汇票，从这个公民那里你还能够得到另一些资助。
我早就已经向巴黎寄五十塔勒给你和德朗克，并且同时把你的护照寄给了布鲁塞尔的日果。
报纸从10月11日起已照原样复刊。[129]现在比较详细地说这件事不是时候，因为必须抓紧时间。你一有可能，就写些通讯和较长的文章来吧。现在除维尔特以外全都走了，而弗莱里格拉特只是几天以前才参加编辑部，所以我忙得不可开交，完全不能作更重要的工作；此外，检察机关正在尽其所能来消耗我的时间。
还有，你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写信给日果，打听你在哪里。他说要给你寄钱。我把你的通讯处寄给他了。
你的卡·马克思
立即回信。要不要把你的衬衣等物寄去？这件事普拉斯曼准备立即去办。而且你的父亲已经付钱给他了。
［路易·舒耳茨的附笔］
附笔：请把附寄的信拆开，把它交给伊·克勒尔（住日内瓦的湖滨，或罗讷路），他见信后将付给您二百五十法郎，此款转到我的账上。
致友好的问候。
路易·舒耳茨
注释：
[128]在1848年9月底，恩格斯被迫离开科伦，因为在那里由于他的革命活动，而受到普鲁士当局的逮捕和司法追究的威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600页）。他在比利时逗留一个短时期之后，就被警察局驱逐到法国，恩格斯作了一次由巴黎至法国西南部的徒步旅行之后，于1848年10月底来到瑞士。他在日内瓦住了几天，于11月初前往洛桑，后又迁居伯尔尼，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849年1月中返回德国为止。——第145页。
[129]1848年9月26日，《新莱茵报》和许多其他民主报纸停刊，那时地方当局慑于科伦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宣布在当地实行戒严。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参加了科伦的民众大会，提出对他们进行法庭侦讯。马克思在解除戒严后，克服了财政上的和组织上的巨大困难，于1848年10月才使报纸复刊。他为了偿清报纸的欠债和抵补报纸的费用把自己的全部现金都投了进去（见本卷第629—630页）。——第14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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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伦
1848年4月25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刚接到计划书，连同你的信。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布兰克是我曾经就此事写过信去的人，并且还是最好的一个，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资产者；其余的人，自从他们建立企业，开始同工人发生冲突以来，就更是资产者了。这些人都象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做煽惑人心。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仍然是不肯定的答复。现在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失败，那末一切都完了。结果怎样，过两三天你会得到确实消息。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它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伦日报》已经是叛逆的顶峰了，所以他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千塔勒。
这里最进步的资产者非常满意由《科伦日报》来代表他们的党。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该怎么办呢？
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的代理人施纳克上星期到这里来过，似乎对我们也进行了诽谤。
至于德朗克，我只有这样一个通讯处：科布伦茨的商人阿道夫·多米尼库斯（这是他的叔叔）。他的老头［注：德朗克的父亲恩斯特·弗里德里希·约翰·德朗克。——编者注］住在富耳达，好象是个中学校长。这个城镇很小。写信寄：富耳达小恩·德朗克博士收，想必能寄到他手里，如果他在那里的话。不过他也真蠢，连起码的住在哪里都不写明。
我接到艾韦贝克一封信，他问我们，他寄往美因兹某个地址的一封据说是重要的信，我们是否已收到？如果你没有收到，就把这个情况写信寄往美因兹（美因兹伦滕巷（圣灵）实习教员菲力浦·诺伊贝克收）。
艾韦贝克请人在巴黎将《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译成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请求给他寄去为此目的而必须付出的六十法郎。这又是他搞的一个名堂。这些译文一定是妙得很。
现在我正在搞英译文，这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困难。但是大半已经弄好了，不久即将全部完成。
如果我们的十七条［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编者注］哪怕有一份在这里被传播出去，我们在这里就会失去一切。资产者的态度确实卑劣。工人们正开始有些动；还很不成熟，但已经是群众性的。他们立即组成了团体。但是这恰好对我们有妨碍。爱北斐特的政治俱乐部发表告意大利人书，主张直接选举，但是却坚决地拒绝对社会问题进行任何讨论；虽然这些先生们私下都承认这种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却又宣称，我们不应该过早地提出这种问题！
再见。快来信，写详细点。是否已经写信去巴黎，有什么结果吗？
你的恩·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8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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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伦
1848年5月9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寄上：
（1）截至目前为止的认股单，共十四张；
（2）给你的委托书[127]；
（3）给德斯特尔的委托书（博恩施太德是他的熟人）；
（4）给毕尔格尔斯的委托书。
博恩施太德和黑克尔把委托书给了自己的熟人，这是无法阻止的。
许纳拜恩将代表自己和两名当地人亲自去那里出席。
认股单还没有完。我没有遇见拉维尔埃尔和布兰克，尽管已访问多次。楚劳夫负责去说服前者。
另外两个我没有取得一点结果的人，将由黑克尔去说服。
楚劳夫今天去龙茨多弗，在那里他有成功的希望。
最难办的是这两种人：第一种，是年轻的戴羔羊皮手套的共和主义者，他们为自己的财产担心，害怕共产主义；第二种人，是当地的名流，他们认为我们是竞争者。无论诺耳或是布腊赫特都无法说服。博恩施太德是法学家当中唯一可以交往的人。总之，我们做了不少徒劳无益的事情。
明天我将去恩格耳斯基尔亨呆两天。请把股东会议的结果立即告诉我。
也已采取步骤组织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支部。
你的恩格斯
注释：
[127]指《新莱茵报》的股东会议，该会议应在报纸开始出版以前，在1848年5月于科伦举行。不能亲自出席这个会议的别的城市的股东们，则向报纸编辑或科伦其他人寄去委托书。——第14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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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124]
巴门
［1848年4月25日以前］于科伦使徒街7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这里已经有相当多的人认股了，我们很快就能够开始了。[125]但是现在你必须向你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提出要求，必须大致明确地弄清在巴门和爱北斐特能做些什么。
计划书（毕尔格尔斯写的）[126]等等已从这里给爱北斐特的黑克尔寄去。
你没有德朗克的通信处吗？必须立即写信给他。
请立即答复。如果你们那里的人不是那样害怕，我本来是要去的。
你的马·
注释：
[124]1848年4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参加已经开始的革命从国外流亡回到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了解了德国的情况之后，他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翼，即实际上无产阶级的一翼。他们建议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4月1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科伦，立即着手筹备出版一种大的政治性的日报——《新莱茵报》，它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恩格斯为了扩大报纸的股份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于4月15日左右去莱茵省的巴门、爱北斐特和其他城市。——第141、506页。
[125]马克思指《新莱茵报》的征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于1848年4—5月在德国各城市进行的。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的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报纸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在科伦在九月事件之后，军事当局于1848年9月26日宣布科伦戒严，并且封闭了许多民主报纸，其中也有《新莱茵报》。1848年9月，编辑部成员恩格斯、德朗克和斐迪南·沃尔弗有被捕的危险，被迫暂时离开科伦；威廉·沃尔弗不得不躲避警察局的迫害。在科伦解除戒严后，《新莱茵报》从10月12日起重新开始出版。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于1848年10月参加了编辑部。
尽管当局百般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特别厉害了），《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是报纸停刊的原因。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莱茵报》。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141页。
[126]指《新莱茵报》的计划书，该计划书未能找到。——第14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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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黎
［1848年3月18日］星期六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我将照管你的东西。
你可以给律师维克多·费德尔先生写几句，或者直接寄给他，或者附在给布洛斯的信里：借此表示感谢他为了声援你和你夫人所采取的步骤，并且授权给他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情况是这样：突然宣布自己是热心的共和主义者的费德尔，承担了为你辩护的任务，他将以辩护人的身分答复《比利时通报》[122]，并且处理这一案件。他希望你不要否认他；如果他能得到你的信，使他能够以坚决态度办事，那就好了。这个案件由一个比利时人去办，要比叫迈因茨去办更好，而他既然自愿效劳，想必会很好地处理这一案件。
你一定要把通行证寄来。这个东西很需要；迈因茨每天都向我问起它。
特德斯科已被释放，他没有同任何人照面就立即到列日去了。埃塞伦在这里呆了几天，但是他没有看见特德斯科。
这里正处于空前的财政、交易所、工业和商业的危机之中。商人闲着没有事干，只在“瑞士”咖啡馆里叫苦；考韦茨、劳夫一帮先生们象淋湿了的狮子狗一样东游西荡；工人们举行集会和递交请愿书；到处都非常穷。谁也没有现金，就这样还要搞六千万的强制公债！在这里，交易所硬要给他们制造一个共和国。
吕宁返回这里之后得到消息说，在普鲁士他受到了司法追究；他想让他的夫人来这里，再去巴黎。
德朗克在逃走之前被维利希一伙接收入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我在这里对他重新考察了一下，把我们的观点讲给他，由于他表示同意，所以我就批准了。即使有一些疑问，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同时，这个人很谦虚，很年轻，并且看来很有领会能力；所以我认为，对他进行一些监督，再加上一些学习，他会好起来的。他向我表示，他已否定了他过去的一切作品。可惜他是住在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那里，这个时候莫泽斯是会去影响他的，不过谁都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他是同他曾经十分佩服的吕宁在一起，那末吕宁两句话就会把他征服的。
此外，莫泽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友好——这家伙真莫名其妙！
对卡斯耳我毫无办法，因为票据是在迈因茨手里而不是在我手里。布赖埃尔借口说财政危机，说他的旧的期票债务现在不可能延期，说他的所有主顾都拒绝付款。他甚至表示要卖他那匹唯一的马。但是我要尽力弄一些到手，因为迈因茨的钱我不大够用，而最先付款的赫斯所付的钱已经用光了。日果也极为困难。我今天还要到布赖埃尔那里去一次。
明天《社会辩论报》上将刊登一篇逐字逐句详细反驳《比利时通报》的文章。
你给费德尔写信时要添上这样的话：如果他需要特别的委托书，你将给他寄去。
你也要给众议院议员布里库尔先生写几句，他在议院里为你说话说得很好，他应迈因茨的请求向大臣提出了严厉的质问，并且促成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是沙勒罗瓦的代表，卡斯提奥走后，他是最好的。卡斯提奥那时在巴黎。
随信附上一篇小玩意儿［注：弗·恩格斯《比利时的状况》。——编者注］，请你看一下，送到《改革报》去。对这里的公众必须不断地给以刺激。
如果可能，星期一我就出发。[123]但是钱方面的困难总是阻碍着我。
英国方面，我从信件中或者《星报》上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德国的情况确实大好；到处起义，而普鲁士人并不让步。这就更好。希望我们在巴黎居留不久。
你们把伯恩施太德赶出去，好得很［注：见本卷第137页。——编者注］。这家伙已经证明太不可靠，确实必须把他开除出盟。他和维尔特现在全……［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而维尔特在这里到处装出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的姿态。
拉马丁一天比一天更恶劣了。这个人在他的所有的演说中只是面向资产者，并且竭力安慰他们。临时政府的选举宣言也完全是给资产者准备的，以便使他们安心。这些家伙厚颜无耻是毫不奇怪的。
再见，再见。
弗·恩·
寄往这里的所有信件，请你按指定的地址发出；我不在时布洛斯会把信件转给日果。
注释：
[122]在1848年3月12日布鲁塞尔的官方报纸《比利时通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见注115）的别有用心的简讯，它恶意地歪曲了事实，并且为比利时当局的非法行为辩护。驳斥这篇简讯的文章发表在1848年3月19日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比利时报纸《社会辩论报》上。——第138页。
[123]恩格斯在1848年3月21日左右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第14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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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鲁塞尔
1848年3月16日［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这几天我没有一点时间来写一封比较详细的信。我只能写一下最必要的事情。
弗洛孔对你很好。
这里所有的施特劳宾人[50]对你都多少有些愤恨（与谢［注：大概指谢尔策尔。——编者注］打架事件，等等）。
至于我的东西，请你随身带到瓦朗西恩去，让人把这些东西在那里用铅印封上吧。以后我再付款取回。至于银器，关税已在巴黎这里付了。但是在瓦朗西恩你一定要按照信中所附地址去找一下住在该处的那个人。我的妻子根据福格勒的建议把几个皮箱（存放在布鲁塞尔的）的钥匙寄给他了，但没有附函。你必须到他那里把这些钥匙拿来，否则我们的所有东西在这里的海关上都要被拆坏。
关于钱的事情，你要向卡斯耳说明，如果他不乐意付期票上的钱，那就应该把期票还给你。那时贝雨也许会付期票上的钱。
让日果结算一下账目，至少得把余数交出。
至于布赖埃尔，你必须再到他那里去一次，告诉他，如果他利用我的困境而不付钱，他就是卑鄙。至少他应当给你张罗一部分。革命并没有花掉他一文钱。
这里资产阶级又极端无耻和反动起来了，但是有一天会够它受的。
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做事象个流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黑红黄三色协会[121]反对我们。前者今天将被开除出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你的马·
通行证我此时找不到，而这封信必须发出去。
如果日果不能更积极一些，就别让他干了。目前他本应该干得更坚决一些。代我向迈因茨和若特兰致衷心的问候。最近一号的《社会辩论报》我已收到。
并向福格勒问好。
我将详细地写信给迈因茨和若特兰。祝你健康。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121]指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巴黎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协会。该协会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们鼓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他们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和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计划。1848年4月，海尔维格的军团越过国境以后在巴登境内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军队歼灭。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统一的象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统一的口号解释为号召在德国建立象瑞士联邦那样的自治州联邦。——第137、504、62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8年3月12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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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鲁塞尔
［1848年3月12日左右］于巴黎新麦尼尔蒙坦路（博马舍林荫路）10号
亲爱的恩格斯：
请向布赖埃尔取一百法郎（这是他发誓答应要在一星期之后还我的），向日果取三十法郎，向赫斯取十法郎。我希望布赖埃尔这时会履行自己的诺言。
迈因茨将在卡斯耳那里贴现一张一百十四法郎的期票，并将此款付给你。你把所有这些钱收起来用吧。《改革报》在谈到你时语调很友好。弗洛孔病了，我还没有看到他。载勒尔散布的谣言在德国人中间流传很广。阿拉尔直到现在还没有被革命抛弃到一边去。我劝你到这里来。
中央委员会已经在这里成立[120]，因为琼斯、哈尼、沙佩尔、鲍威尔［注：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莫尔都在这里。我被选为主席，而沙佩尔被选为书记。委员是：瓦劳、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莫尔、鲍威尔和恩格斯。
琼斯昨天去英国；哈尼病了。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120]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成立。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在1848年2月底将同盟的领导交给以马克思为首的布助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之后，在3月初巴黎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马克思迁居到那里。在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返回祖国，参加已经开始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第13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14]1848年3月8—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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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114]1848年3月8—9日
巴黎
［1848年］3月［8—］9日于布鲁塞尔卢万新马路13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希望明天能接到你的信。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星期日晚上，若特兰在民主协会叙述了关于你和你夫人的事件。[115]我去迟了没有听到他的话，仅仅听到佩列林的几句愤怒的佛来米语。日果也发了言，谈到这个问题。卢布林纳为此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里的律师们都非常激愤，迈因茨希望起诉，并且希望你以民事原告的身分对侵入住宅等罪行提出控告。日果也应该提出控告。如果能这样做，那太好了，尽管政府声称将把肇事者撤职。昨天迈因茨已将必要的文件提供给卡斯提奥，以便就此事提出质问；我想明天或者后天就会提出。这个事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且非常有助于缓和对德国人的憎恶。
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在上星期日上午十一点钟被带到火车站，送往瓦朗西恩去了；他从那里有信来，看来他还在那里。没有对他进行审讯。甚至没有允许他回家取自己的东西！
没有来碰我。从这些家伙流露的一些言谈来看，他们害怕驱逐我，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曾给过我身分证，这可以用来对付他们。
科伦发生的事件是令人不愉快的。三个杰出的人坐了牢。[116]我同事件的一个积极参加者谈过。他们曾经打算行动起来，但是，他们不去收集本来很容易弄到的武器，而是手无寸铁地前往市政厅，让人包围了自己。据称，军队的大部分都是赞成他们的。事情一开始就非常蠢笨；如果这个人的消息可靠，那末，他们本来可以平安行事，并且在两小时内解决问题。但是，一切都安排得惊人地蠢笨。
我们的科伦的老朋友们[117]看来是全然袖手旁观的，虽然曾经共同决定采取行动。小德斯特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尽管那时在市政府正需要小博士［注：德斯特尔。——编者注］在场。
德国别处的消息很好。在拿骚，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在慕尼黑，大学生、艺术家和工人正在进行真正的起义；在加塞尔，革命一触即发；在柏林，是极度的恐慌和动摇；在整个西德意志，已宣布出版自由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
就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仍然顽固下去吧！那时一切都赢得了，过几个月就会发生德国革命。看他敢牢牢抓住自己的封建形式不放！不过鬼才知道这个可笑而疯狂的家伙会干出什么来。
科伦的整个小资产阶级都主张加入法兰西共和国；目前那里正盛行回忆1797年[118]。
特德斯科仍然在坐牢。[119]我不知道他何时受审。
关于你的事件，已经给《北极星报》寄去了一篇万分激愤的文章［注：弗·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信》。——编者注］。
星期日晚上，民主协会的会议开得异常平静。会上决定了向两院提出一份请愿书，要求两院立即解散，并根据新的选举条件进行新的选举。政府是不愿意解散两院的，但是它将不得不这样做。请愿书明天晚上将被通过，并且当场签名。若特兰向市长和市政府的请愿得到了一个非常客气的否定的答复。
你想象不到这里是多么平静。昨天晚上举行的狂欢节，和往常完全一样；关于法兰西共和国，几乎不再谈论了。在咖啡馆里几乎不用费力、不用等候就可以得到法国报纸。如果不知道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能不这样，那末就会以为，这里一切都完了。
因你所受的迫害而愤怒的若特兰，在星期日作了一个很好的演说；罗日埃的暴力促使他承认了阶级对立。他大骂大资产阶级，并且谈到诚然是非常平凡的、幻想的、但总算是经济学的细节，希望向小资产阶级证明，在共和国制度下收入良好、消费很多的工人阶级对它来说会是一个比宫廷和为数很少的贵族更好的主顾。和奥康瑙尔完全一样。
我已经来不及将这封信送到邮局了，——明天再写。
星期四
没有什么新闻；你的文章［注：卡·马克思《给〈改革报〉编辑的信》。——编者注］我在《改革报》上已经看到了。在英国也闹起来了，更好。
如果你在接到这封信之前还没有写信给我的话，请马上就写。
我的行李刚刚从巴黎运来，连纳税等等在内，让我花了五十法郎，真开玩笑！
再见。
你的恩格斯
去过你那里的那个警官助手据说已经免职了。这个事件在这里的小资产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愤怒。
［信的背面写着］
巴黎博马舍林荫路75号格泽耳太太转交卡尔·马克思先生
注释：
[114]1848年1月底，恩格斯由于在巴黎的工人中间进行革命活动而被驱逐出法国，迁居布鲁塞尔。——第131页。
[115]1848年3月3日，马克思接到国王命令，限定二十四小时以内离开比利时。3月3日夜里，在马克思准备动身的时候，警察闯进他在布鲁塞尔的住宅，并且逮捕了他。3月4日，马克思的妻子也遭到逮捕。经十八小时的监禁以后，马克思和他一家人不得不立即离开比利时；马克思应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弗洛孔的邀请前往法国。——第131页。
[116]1848年3月3日，在科伦发生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见注117）所预定的群众示威。哥特沙克代表示威参加者向市政府递交一个请愿书，其内容是要求民主自由和保障工人权利。示威被军队驱散。示威的领导者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逮捕，并被交付审判；由于国王的赦免，三人于1848年3月21日被释放。科伦的3月3日事件是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其他各邦的三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声。——第132页。
[117]科伦早在1848年三月革命之前就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德斯特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朋友”）、安内克、哥特沙克、维利希等人都是支部的成员。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的。——第132页。
[118]1797年，在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发生了争取建立莱茵共和国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许多莱茵城市（其中包括科伦）的共和主义者，力图将莱茵河左岸的土地从德意志帝国那里彻底地分离出去，在那里消灭封建等级关系并在这个地区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1797年9月在法国军队总司令奥舍将军的赞同下，按照巴达维亚共和国和南阿尔卑斯共和国的榜样，拟定了建立左岸的莱茵共和国（CisrhenanischeRepublik）的草案。但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督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加强了侵略方针，妨碍了这些计划的实现。1797年10月，根据法国和奥地利帝国之间签订的康波福米奥和约，莱茵河左岸的地区规定归属法国。——第133页。
[119]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特德斯科，以及其他许多比利时民主主义者，作为受法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而展开的比利时共和运动的参加者，于1848年2月底被捕。——第13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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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1848年1月21日
布鲁塞尔
［1848年1月21日］星期五晚上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终于找到路·勃朗了，并且了解到为什么我总不能找到他的原因。你看，这个矮小的著作界大老爷仅仅在星期四而且只是午后才接见客人！关于这点他既没有直接地对我说过，也没有让他的看门人告诉过我。在他那里，当然有许多蠢驴，拉蒙·德·拉·萨格拉就是其中的一个；此人给了我一本小册子[112]，我现在随信一起寄给你。这本小册子我还没有看过。后来，我终于能够同路易·勃朗谈了几分钟我们的事情。他吞吞吐吐地承认，说还没有时间读完你的书［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我浏览了一下，发现蒲鲁东先生在这本书里受到相当厉害的攻击……”——“好啦”，我问道，“您现在能不能把您曾经答应为《改革报》写的那篇文章写一下呢？”——“文章？哎呀，我的天，不行，我的出版者都正在围着我要稿子！这样办吧：文章您自己写，我把它登在《改革报》上”。事情就这样商定了。其实，这样做于你无损。至少是，由我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要比他叙述得正确。我将直接拿我们的观点去对照他的观点——这就是能够做到的一切，在《改革报》上是不能做反对《改革报》的结论的。文章我马上就动手写。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伯恩施太德，叫他不要给《改革报》写文章谈你的事情呢？当伯恩施太德的文章和论宪章派的几篇文章同时在《改革报》上登出时，我的文章已经写好，[113]我是等待论宪章派的文章登出后再把我的文章寄去的。我的文章比那篇短短的报道要长得多，而且在那篇报道里把你的名字还弄错了。我已告诉弗洛孔要他改正这个刊误；这事他昨天没有办，而今天我没有看到《改革报》。但这并不重要。
你的演说［注：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出版时，请立即给我寄来四、五份，我要分送给《改革报》、路·勃朗和德·拉·萨格拉（给《和平民主日报》）等。我现在可以由此发挥成一篇较长的文章，因为写报道是太短了。
至于路·勃朗，他应该受到惩罚。你要对他的《革命》写一篇批评性文章给《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切实向他表明我们比他高得多——在形式上要友好，但是在内容上要坚决地肯定我们高明。这一点将会有人告诉他的。应该让这个小苏丹稍稍知道一点厉害。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唯一的长处还是理论方面，但是，这些社会科学的捍卫者们，“充足生产律”等等的捍卫者们，对这一点却是非常看重的。这些人追求这个无人知晓的定律真是太妙了。他们想要找到一个定律，用这个定律使生产增加到十倍。他们象寓言里的马车夫一样，到处寻找一个能替他们把社会马车从泥泞中拉出来的海格立斯。而海格立斯就在他们掌握之中。“充足生产律”就在于使人们“充足地”生产。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点，那末任何符咒都帮助不了他们。取得特许证的发明家们对充足生产所作的贡献，比绞尽脑汁追求科学的整个路·勃朗要多得多。
我对贝尔奈斯的上次来信回了一封语调非常讽刺的信，我表示遗憾，说他的公平态度夺去我最后的安慰——做一个象普拉兰那样的、不被承认的高尚的人。他仰天悲叹地把这封信退给了我，并且表示我们的通信关系就此结束。阿们。
没有什么新闻了。请快点回信。
你的恩·
注释：
[112]拉·萨格拉，拉蒙·德《劳动组织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前提》1848年巴黎版（LaSagra，Ramonde．《Organisationdutravail．Questionspréliminairesàl’examendeceproblème》．Paris，1848）。——第129页。
[113]指发表于1848年1月19日《改革报》上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简讯；简讯报道了马克思在1月9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会议上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
关于宪章派的问题，恩格斯指的是他在1848年1月10日和19日《改革报》上发表的、标题为《宪章运动》的两篇通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1部分第6卷第576—582页）。他在通讯中转述了在《北极星报》上发表的“民主派兄弟协会”的请愿书和关于宪章派群众大会的报告。——第13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8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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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109]
布鲁塞尔
1848年1月14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能找见该死的路易·勃朗。这无疑是他故意安排的。但我仍然要找见他——我将每天都去一趟，或者在咖啡馆里守候他。与此相反，对弗洛孔老爹还能做些工作。《布鲁塞尔报》和《北极星报》袒护《改革报》，反对《国民报》，使他异常高兴。［注：弗·恩格斯《〈改革报〉和〈国民报〉》，《“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改革报〉和〈国民报〉》。——编者注］甚至对路·勃朗和赖德律－洛兰的批评，以及我声明我们现已决定在伦敦公开以共产主义者身分进行活动的话，都没有使他不安。当然，他提了些很妙的道理来辩驳：“你们会导致专制，你们会扼杀法国的革命；我国有一千一百万小农，他们同时又是最狂热的私有者，”如此等等，虽然他也骂过这些农民，——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的原则彼此太接近了，我们应该携起手来；至于我们，我们将尽自己的力量支持你们”，等等。
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事件非常好笑，虽然这事被公开作了宣扬也使我感到不快。在布鲁塞尔，除你以外只有日果和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知道这件事，——还有波尔恩，那是我在巴黎有一次酩酊之中向他讲的。好啦，反正都是一样。莫泽斯威胁说要动手枪，在布鲁塞尔到处显示他的绿帽子，而且还在伯恩施太德那里显示了一下，必定是令人高兴之极！斐迪南·沃尔弗臆造的关于文件的谎言使我笑得要死，而莫泽斯却相信了它！但是，如果这头蠢驴要坚持他那无聊的关于强奸的谎言，那末我会把以前的，现在的和今后的那些叫他气得发昏的细节都提供给他。要知道，这头巴兰的母驴早在去年7月，在巴黎这里，就曾经十分正式地向我吐露过委身之爱，并且把她的家庭生活的最隐秘的秘密都透露给我！她对我的发怒是纯粹的失恋。但是，我在瓦朗西恩对莫泽斯方面所考虑的，只是次要的；而首先我想要报复他们对玛丽［注：玛丽·白恩士。——编者注］所作的那种卑鄙行为。
“浓烈的葡萄酒”缩成了三分之一瓶的波尔多酒。遗憾的只是，头戴绿帽子的齐格弗里特没有在工人协会中把自己的不幸境遇写成一个正式的文件。但是，他可以随便对我所有的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情人实行报复，并且我给他介绍两位：（1）一个大个儿的佛来米女人，她现在住在我过去的寓所里，伊克塞尔路87号一楼，名叫约瑟芬纳小姐；（2）一个法国人费里西德小姐，她将于本月23日星期日从科伦乘第一次火车到布鲁塞尔，以便前往巴黎。如果在这两人之中他一个也没有取得成功，那就十分不幸了。请把这些消息告诉他，让他能够认识到我的真心诚意。我一定要公平地对待他。
海涅濒于死亡。两个星期以前我看过他，他卧床不起，神经痛发作。昨天他曾经起床，但是极为痛苦。他只能扶着墙勉强走三步，从安乐椅移到床边，再移回来。而且，住所里的杂音——木工的敲打声，锤子的打击声等等，闹得使他发狂。他智力上也有些衰退。海因岑曾经要去看他，但没有得到允许。
昨天我也看了海尔维格。他和他的家里人都患了流行性感冒，有些老太太正在那里看望他。他对我说，米希勒的第二卷[110]非常成功，路·勃朗的第二卷［注：路·勃朗《法国革命史》[82]。——编者注］黯然失色了。这两本书哪一本我都还没有看过，因为我缺钱而没有能在图书馆订购。一般说来，米希勒的成功可以说只是由于他遭到免职以及他的资产阶级性质。
这里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85]。——编者注］的情况很令人难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松懈和互相之间的无谓嫉妒。魏特林主义[40]和蒲鲁东主义确实是这些蠢驴的生活条件的最完整的反映，所以对此毫无办法。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道地的施特劳宾人[50]，衰老下去的粗人，而另一些人是新兴的小资产者。一个象爱尔兰人那样靠着压低法国人工资来生活的阶级，是毫不中用的。现在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这次不成功，我就放弃这种宣传。希望伦敦的文件［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快点来，使这项工作重新活跃一些；那时我将利用时机。这些人由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代表大会［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编者注］的任何结果，当然会十分松劲。我现在正同施土姆普弗和诺伊贝克介绍给我的一些新工人来往，但还不能说会有什么结果。
请告诉伯恩施太德：（1）对这里的工人，他不应当在订阅方面采取那种商业上的严格态度，否则他会失去他们所有的人；（2）莫泽斯给他介绍的那个代理人，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废物，并且十分虚荣，但只有他还愿意而且能够做这件事，所以不宜推开他；这个人很努力，但他不能自己掏钱补上，虽然他已经这样做了。他不得不用自己收入的钱来弥补通讯等等的开支……［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3）如果他要向这里寄零份的报纸［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最多每一号不要超过十到十五份，而且要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大包邮件通常是送到杜沙特尔的部里，在那里取邮件要费很多时间；而且为了进行破坏，那里还加收很多的信件补加费。象这样的邮包要付六到八法郎，但如果一定要付，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埃塞伦曾经想要在列日找一个铁路列车员来办这件事情；请你写信到列日去，把这件事办妥；（4）那些还留在这里的报纸，已经利用机会寄往南德意志了。以后如有机会，让伯恩施太德再寄一些新报纸来，以便在咖啡馆等处进行宣传；（5）这几天内伯恩施太德将收到一篇文章［注：弗·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编者注］和有关普鲁士财政的历史概论。但你必须把有关1843年委员会[111]的那部分再看一遍并加以必要的修改，因为这个概论是以非常模糊的回忆录为根据写成的。
如果莫泽斯事件会使你在《布鲁塞尔报》上攻击他，我将非常高兴。真不明白怎么这个人到现在还留在布鲁塞尔。这又是一个把他赶到佛尔维耶去的理由。关于同《改革报》的事，我即将想办法。［注：见本卷第130页。——编者注］
你的恩·
注释：
[40]指的是正义者同盟（见注46）的巴黎各支部，当时是由海·艾韦贝克领导的。参加这些支部的是当时旅居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主要是裁缝（单独一个支部），以及制革工人和木工。
魏特林主义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由威廉·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的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四十年代中起，魏特林使自己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并使自己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发生了彻底的决裂。——第41、127、355页。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82]指1846年出版的路·勃朗的著作《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aise》）第1卷。——第94、113、127页。
[85]指马克思打算去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事。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并为了克服宗派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对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见注46）的影响，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从同盟开除了魏特林派。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的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继续到1852年11月为止。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96、127、341页。
[109]恩格斯此信的前一部分的讽刺的口吻是因“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赫斯的卑劣行为引起的。赫斯为了报复恩格斯抵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巴黎的德国工人的影响所进行的斗争，开始进行对恩格斯的诽谤运动，以期把布鲁塞尔的各小资产阶级团体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不惜诬蔑恩格斯破坏了他的家庭生活。——第125页。
[110]恩格斯指茹·米希勒著作《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aise》）1847年巴黎版第2卷。——第127页。
[111]指普鲁士的联合委员会——一个等级谘议机关，由各省议会从自己的议员中选出。信中提到的恩格斯的文章没有找到。——第12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11月23—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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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11月23—24日］星期二晚上［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晚上才把我去的事［注：见本卷第118—119页。——编者注］定下来。这样，星期六晚上在奥斯坦德，在正对火车站的喷泉旁边的“王冠”旅馆见面，星期日早晨过拉芒什海峡。你们如果乘四点到五点之间的火车动身，将大致和我同时到达。
如果发生意外，星期日没有开往多维尔的邮船，请立即回信告我。就是说，既然这封信你将在星期四早晨接到，那就务必马上去打听一下，如果需要回信给我，就在当天晚上（我认为要在五点钟以前）把信投到邮政总局去。所以，如果你想对我们的约会作些变动，那还来得及。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末我就要肯定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馆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见面了。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所有的事情；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107]
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禁止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发表他的那些流言。这在这里造成了可怕的混乱，使我不得不在工人中间发表长而又长的反驳。一系列区部会议都耗费在这上面，在各支部中根本不可能对这种“走了味的”的胡言乱语严厉处置，特别是在选举之前，根本不能设想这样做。
明天我还想见一下路·勃朗。如果办不到，我后天无论如何要见他。如果说，我在这里还不可能顺便告诉你什么事情，那末星期六你就可以知道一些了。
此外，莱茵哈特对我说的书籍销售数量是胡说的——不是三十七本，而是在一星期前已经出售了九十六本。就在那一天，我已经将你的书［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亲自带给了路·勃朗。所有的存书都已经照数发出去了，没有发给的只有拉马丁（不在这里）、路·勃朗和维达尔（此人地址找不到），我已经吩咐给《新闻报》送去了一本。——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弗兰克那里，工作确实是糟得可怕。
至少要设法使莫泽斯当我们不在的时候不做蠢事！再见。
你的恩·
请看背面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注：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编者注］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的非常粗糙，十分仓促。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说明的那些内容。这里的这个东西还根本没有提请批准，但是我想，除了某些小而又小的地方，要做到其中至少不包含任何违背我们观点的东西。
星期三早晨
刚才收到你的信，信中所说的事情我上面所写的已经回答了。我到路·勃朗那里去过了。但很不走运——他到外地去了，也许今天会回来。明天，必要时后天，我再去一趟。——星期五晚上我还不能够到达奥斯坦德，因为钱要到星期五才能凑齐。
你的表兄弟菲力浦斯今天早晨上我这儿来过。
如果你能向波尔恩灌输一点东西，他将能写出很好的演讲词。有一个工人做德国人的代表，这很好。但是，必须使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抛弃过分的谦逊。这个出色的人是必须推到第一线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千万不要派维尔特去当代表！他总是十分懒惰，只是那次会议上的一时的成功[108]才使他上了点劲！而且他还想继续做一个独立的盟员。就让他继续自行其是吧。
注释：
[107]指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在多日的讨论中他们坚持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些原则。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成了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5—504页），这个文件于1848年2月发表。——第120页。
[108]恩格斯是指布鲁塞尔经济学家会议，格·维尔特曾在会上发言（见注91）。——第12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11月14—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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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11月［14—］15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为了你的书［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的问题曾多次派那个莱茵哈特去弗兰克那里，直到昨天我才终于出乎意外地知道，弗兰克这条狗起初把很多册免费书寄给了法国人，到处每册索取十五苏的费用，又从各处把这些书收了回来。在这以后，那些被要回来的书就和其他那些根本还没有发出去的书一起，搁置在他那里；直到现在，即几天前，他才把这些书寄给有关的人，不再要十五苏了。所以，沉默的阴谋是弗兰克先生搞的！我立即跑到路·勃朗那里，前几天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守卫去了（这个小个子戴着熊皮帽！）；这一次我见到了他，然而那本书他还没有收到！我终于把自己的一本书要回来了，必要时可能用得着。今天星期天什么事也不能做。我已经和莱茵哈特约好明天见面，他应该立即陪我到弗兰克那里去，本来早就应该去了，只是由于这个莱茵哈特粗心大意而没有去成。他应该把我介绍给弗兰克，因为我没有任何介绍信交给这个家伙。我将为路·勃朗弄到一本，并且要立即带给他。而弗洛孔是怎样的一匹蠢驴啊！昨天路·勃朗对我说，弗洛孔认为你的论自由贸易的文章[103]有些混乱！！！！这个头脑混乱的畜生！我当然发表了反对意见。这个小个子说，“噢，我不是这样看的，相反，我很喜欢那篇文章，老实说，我不知道弗洛孔先生究竟……总之（他谈到弗洛孔时做了一个带有几分含蓄意味的鬼脸）这是他告诉我的”。总之，《改革报》编辑部的组成极其糟糕。论英国危机的文章和一切经济方面的文章通常是由一个毫无用处而妄自尊大的廉价文人制造出来的，他大概是根据某一个通讯社的交易所文章来研究这些问题，他用一种巴黎四等银行家手下的三等办事员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用一种被英国人叫做“实际主义者”的稳妥态度来判断一切。弗洛孔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并且越来越使我觉得他眼光短浅。最多可以说，他是一个抱有善良愿望的人。路·勃朗也不掩饰他对弗洛孔的藐视。
星期一
我没有见到该死的莱茵哈特。今晚我再去一趟。不管怎么样到明天我一定要把整个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我不马上再写信给你，那就是说一切都办妥了。
昨晚进行了代表选举。[104]经过一个极其混乱的会议以后，我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当选。这一次我完全没有暗中进行活动，而且也没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反对纯粹是做做样子；一位工人被提了名也是做做样子，而提议他的那些人都投票选了我。
钱都来了。请你写信告诉我，你和特德斯科去不去。如果你们不能上那儿去，我也不能一个人去，不能一个人参加代表大会，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们两人不能去，那末事情就完蛋了，就要拖迟几个月。如果是这样，请你给伦敦写信，好及时把这件事通知各处。
弗洛孔还对路·勃朗说，你的文章，为了能够采用，必须作些修改，使它更“明确”些。路·勃朗请求我以他的名义向弗洛孔再次提一提这篇文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去这样做要好得多。弗洛孔竟能使这篇文章更明确些，真是荒诞之极！我简直不能理解这种愚蠢的短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路·勃朗在我面前多少有些为他的这位同事先生感到惭愧。但这有什么办法！我将让弗洛孔去干他愿意干的事，不愿去同他多扯了，主要是尽量同路·勃朗打交道，他总算是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最有头脑的。对《国民报》完全无能为力，这家报纸越来越目光短浅，并且越来越同巴罗和梯也尔联合起来，利尔的宴会就证明了这一点。[105]
载勒尔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你的书在这里销路很坏。这是不真实的。弗兰克对莱茵哈特说过，他对于销售情况总的说来是满意的。不管弗兰克怎样行为荒唐，看来他已经销售了四十本左右了。下封信中我再详细谈这个问题吧。载勒尔（他不久以前到过我这里，由于受到十分冷淡的接待而没有再来）言之凿凿地说，他把铺盖、家俱和纸等等都留在布鲁塞尔了，数量很多，足够用来救济沃尔弗和海尔堡。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要注意，至少不要让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在这件事上受海尔堡的骗。但看来这不过是吹牛。
路特希尔德从新公债中赚得一千万法郎——纯利四厘。
我在去伦敦途中不能到布鲁塞尔去了，因为手头的钱太紧。我们只好约定在奥斯坦德见面——27号（星期六）晚上，星期日渡过拉芒什海峡，以便星期一我们就能够开始工作。可能在29日，星期一，波兰纪念日，“民主派兄弟协会”会进行某些活动，而我们则必须出席。[106]这将是很好的事情。你在伦敦要作一次法语演说，然后我们把它登在《改革报》上。为了能够在法国人中间发表意见，德国人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一次演说将胜过十篇文章和一百次访问。
你在10月2日的《北极星报》上大概已经看到哈尼和“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召开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的要求。支持这个要求吧。我在法国人中间也一定加以支持。可以争取明年在伦敦召开这个代表大会，也许同我们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如果这个代表大会能够举行，那末这对法国人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并且使他们谦虚一些。如果这个代表大会开不成，那末就是由于法国人的缘故而失败的，法国人至少会被迫作一个表白。如果能在布鲁塞尔召开就更好了，在伦敦，菲格斯［注：菲格斯·奥康瑙尔。——编者注］可能干些蠢事。
别的新闻没有了。请你把附信交给伯恩施太德，并且立即写信告诉我你是否去伦敦。
你的恩·
如果你还有画家［注：阿·弗·克尔纳。——编者注］的地址，请给他写封信。这会更好一些。
海涅让我向你问好。他非常虚弱，看来有些颓唐。到底是谁把你的文章寄给路·勃朗的？他说，信是由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署名的。他把文章压得很久，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伊克塞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注释：
[103]指恩格斯试图在《改革报》上发表马克思打算在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的发言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82—284页和第292—296页）一事。——第116页。
[104]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选举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事。——第117页。
[105]关于利尔宴会和关于自由派代表《国民报》在这次宴会上的反民主立场，见恩格斯的《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国民报〉。民主主义的胜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05—408页）。——第118页。
[106]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了国际大会，大会是由“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70）为了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纪念日而组织的。马克思转达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两组织之间建立更密切联系的呼吁书。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发表了关于波兰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09—415页）。——第11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10月25—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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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10月［25］—26日于巴黎
亲爱的巴托罗缪：
我今天才能够写信给你，因为我今天才有机会看到小个子路易·勃朗（经过同看门的女人的剧烈斗争之后）。我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结果是小个子对一切都表示同意。他十分客气，十分亲切，而且看起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同我们建立最密切的关系。以保护人自居的法国人派头他也是完全没有的。我曾经写信告诉他，我是正式受伦敦、布鲁塞尔和莱茵地区民主派的全权委托，同时也是以宪章派代表的身分要去拜访他。他详细地打听了各种情况；我对他描述了我们党的极其良好的情况，谈到瑞士、雅科比和我们同盟者巴登人等等。
我说你是领袖：“您可以把马克思先生看做我们党（就是说，德国民主派中最先进的一派，我在他面前就是这一派的代表）的领袖，并且把他最近出版的反对蒲鲁东先生的著作［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看作我们的纲领”。他对此十分注意。最后他答应在《改革报》上就你的这本著作发表意见。他告诉我很多目前工人中的地下运动的事情；说工人们已经把他的《劳动组织》这本书廉价印了三千册，而且两星期以后不得不再版了三千册；他说，工人们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革命，不过，他们已经学会了等待适当的时机，不搞暴动，只进行有把握获得成功的决定性打击等等。此外，他对于工人显然也不再抱保护人的态度。
“当我看到拉马丁先生的新纲领这种东西时，我不禁感到好笑！为了正确地判断法国社会的现状，必须处于能够了解一切事物的地位，能够早晨拜访一个部长，午后拜访一个商人，晚上拜访一个工人。行将到来的革命完全不同于一切过去的革命，它要彻底得多，所以老是只反对君主简直是愚蠢”，等等。
归根到底他是十分殷勤而热心的。你看，跟这个人一切都搞得很好，他抱有最良好的愿望。他带着很大的同情心谈到你；他为你们彼此有些冷淡地分手而感到十分遗憾，如此等等。他仍然十分乐意在巴黎出版德文和法文的评论杂志。这一点以后也许可以利用。——他问到卢格的情况，我对他说了些不愉快的事：“他已经成为普鲁士议会的颂扬者，而且还是在议会无结果地解散以后”。[94]——“这就是说，他倒退了一步？”——“当然。”
我同弗洛孔老爹的关系也十分好。我先是以英国人代表的身分同他谈话，并且以哈尼的名义问他，为什么他对《星报》那样冷淡。他说，是的，他很遗憾，他原是很想写一写该报的事情的，只是编辑部里没有人懂得英文！我提议每星期替他写一篇文章，他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当我告诉他，我是《星报》的通讯员时，他大为感动。如果情况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末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能够赢得整个这一派了。弗洛孔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篇关于宪章运动的简述自己使用，他对于宪章运动丝毫不了解。我现在马上就要到他那里去，设法把他进一步网罗过来。我要告诉他，《工场》要求我合作（这是真的，我今晚还要去），如果他，弗洛孔，能够妥当行事，我将加以拒绝。这会打动他那正直的心。——如果我在这里再呆一些时候，并且能更好地用法文写作，那末我就要对《独立评论》下手。
我完全忘记问路·勃朗，为什么他没有采用你的关于大会的文章[95]。如果下次他到我这里来的话，我一定责备他。此外，我怀疑他究竟是否收到了你的书［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他今天完全不能想起这件事。在我快离开他那里时，关于这件事他也说得很含糊。过几天我要弄清这件事。他如果没有书的话，我把我的一本给他。
瞧吧，小贝尔奈斯在这里四处奔跑，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被所有的人遗弃的“受难者”，而他则“用金钱或者善意的劝告帮助了所有的人”（原话如此），但这个畜生却有ahorseandgig——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马车！当然，这是属于伯恩施太因的，但这无关紧要。正是这个今天自称为不幸的、无钱的受难者，明天却吹嘘自己是唯一会赚钱的人。他对于普拉兰案件[96]已经写了二十一个印张（！）；这本书将要在瑞士出版。这本书的主旨是，受难者不是公爵夫人，而是公爵！！对于他的吹嘘受难这一套，我的回答是：要求他把过去欠我的六十法郎还我。他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实业家了，并且以此自夸。此外，他还是一个疯子。——甚至艾韦贝克对他也很恼火。
我还没有见到卡贝。他似乎为自己能离开这儿而高兴。他觉察到，这里的局面已开始变得动摇不定。弗洛孔愿意开始行动，而路·勃朗不愿意，这是完全对的，虽然路·勃朗也参加了各式各样的事件，并且事先就高兴地想到，资产阶级会在突然爆发的革命面前突然失去自己的安全。
我到弗洛孔老爹那里去了一次。这个好人对我极为诚恳，我用真诚的直率态度向他叙述了我同《工场》的来往经过，几乎使他感动得流泪。我从《工场》谈到《国民报》：“当我们在布鲁塞尔讨论我们应该去找法国民主派中哪一派的时候，我们一致的意见是，必须首先同《改革报》建立联系，因为在外国对《国民报》存在着强烈的和完全有根据的成见。首先，这个报纸的各种民族偏见妨害着它同别人接近”。——“是的，是的，一点不错”，弗洛孔说，“这甚至就是《改革报》创办的原因；我们从第一天起就宣布：我们不希望侵略别人。”——“而且”，我继续说道，“如果说我可以相信我的先行者（因为我从未到《国民报》去过）的话，那些先生们老是装出一种愿意保护外国人的样子，而这也是完全同他们的民族偏见一致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保护，我们不要任何一个保护者，我们要的是同盟者”。——“对呀，但是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上面去”。——“这是确实的，因此我对《改革报》的先生们的这种态度只能表示赞扬。”
幸亏我向小个子勃朗提了一下我们的事情。看来他已把你的大会演讲稿不知扔到那里了；今天他立即把它找了出来，寄给了弗洛孔，并附去一封要求立即付印的紧急信。我向弗洛孔解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对于何故、如何、何时一概不了解，因为勃朗没有作任何说明就把演讲稿寄给了他。弗洛孔十分惋惜这篇演说已经过时；他完全赞同这篇演说，不过现在是太晚了。然而他要看一看，可否安插在文章中。他说，他要尽最大可能去做。
《改革报》上那篇评论拉马丁善良愿望的文章是路·勃朗写的，这你一定会看出来。文章写得不坏，在各方面都要比老一套的弗洛孔好上一千倍。如果不是恰在此时他是拉马丁的竞争者，那他攻击拉马丁一定更厉害一些。
你看，这些人对我们是再好不过了。我同他们的关系现在就已比艾韦贝克同他们历来的关系要好上十倍。现在我要完全禁止艾韦贝克为《改革报》写稿。他可以滚到《国民报》去，在那里同费奈迭之流竞争去；他在那里是没有害处的，同时什么东西也不会给他发表。
接着我还到《工场》去了一趟。我把纠正上一期刊登的关于英国工人情况的一篇文章的稿子带去了，这篇纠正稿也将被发表［注：弗·恩格斯《英国的雇主和工人》。——编者注］。这些先生们十分殷勤；我向他们讲了一大堆有关英国工人等等的趣闻。他们迫切要求我同他们合作，不过我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这样做。你想想看，总编辑认为，最好是由英国工人致函法国工人，建议他们反对自由贸易运动和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劳动。多么英勇的自我牺牲啊！但他这么一来甚至在自己人当中也把自己弄垮台了。
此外，对这些人，我已经用不着作任何让步。我对路·勃朗说，我们同他们在一切实际问题和时局问题上是一致的；在纯理论问题上我们也正朝一个目标走；他的著作［注：路·勃朗《法国革命史》[82]。——编者注］第一卷中所阐述的那些原则，在许多方面同我们的原则是一致的；至于其他的问题，他可以在你的著作中找到比较详细的叙述。关于宗教问题，我们认为是完全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同一党派内的人们互相争执的理由。尽管如此，对于理论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对此他表示完全同意。
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曾估计我很快就会遇到常务局[97]的成员，完全叫他说对了。我到这里还没有三天，就在意大利林荫道上跟载勒尔碰了个满怀。你们想必早就知道，他已经完全失败了，而且不想回去。他奔跑于各个法国的通讯常务局之间，企图找个饭碗。自此以后我就没有再遇见过他，不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关于《改革报》的事情他如果插手，那就必须拒绝承认他。
请你问一下该死的伯恩施太德，他不把他的报纸［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寄给我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够老是到施特劳宾人[50]那里去找报纸。如果他推说不知道我的地址，就把地址告诉他：新圣马丁街5号。一旦有可能，我就寄给他几篇文章。
在施特劳宾人中间情况是极度的混乱。在我到达的前几天，最后的一些格律恩分子（整个一个支部）被赶了出去，不过其中半数是会回来的。现在我们总共只有三十个人。我立即建立了一个宣传支部，整天奔跑，指点这指点那。我立即被选进了区部，任务是搞通讯。有二十到三十个人正待接收入盟。我们很快又会更加壮大起来了。对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我开了一个很厉害的玩笑（此事请保密）。他的确写成了一篇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98]而我就在上星期五的区部会议上对这篇稿子按问题逐个进行了分析，我还没有来得及谈到一半，大家就表示满意了。在没有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委托我草拟一篇新的教义问答［注：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编者注］在本星期五的区部会议上进行讨论，并且要背着各支部直接寄往伦敦。当然，这件事要严守秘密，否则我们全都要被免职，并且会造成一场大闹。
波尔恩将要到布鲁塞尔你们那里去，他是去伦敦的。[99]也许在这封信到达以前他就到了。他是这样冒失，竟要经过普鲁士，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冒着被捕的危险。在他到达时，请给他指点指点，这个小伙子最能掌握我们的观点，所以如果给他点训练，他在伦敦也非常有用。
唉，我的天，我差点儿忘记了伟大的海因岑从阿尔卑斯山顶上向我浇下的脏水[100]。真幸运，这些东西密密麻麻地刊登在一期上，没有一个人能看到底，连我自己也有好几次不得不停下来换一口气。这样的蠢材！如果说，我先前曾经说他不会写，那末，现在必须再添一个他也不会读，而且看来他连加减乘除也学得不很好。这个蠢驴应该读一读菲·奥康瑙尔在最近一期《星报》上发表的给几家激进派报纸的信[101]，这封信用“你们这些坏蛋”开头和结尾；这样他就会看到，自己在骂人方面是太无能了。你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愚蠢粗笨的家伙吧。你最好是作一个十分简短的回答。我不能亲自答复这种攻击，这绝对不可能——除非打他几个耳光。
星期二
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编者注］已登在《改革报》上。奇怪的是弗洛孔没有改动一个字，这件事使我十分惊奇。
我还没有到海涅老爹那里去过。你可以想象，我是如何要命地忙于所有这些事情，必须拚命奔跑和写文章。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我已经往爱北斐特写过信，并且每天都期待接到回信。请你马上回信。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恩格斯
请你一定阅读一下最近一期《星报》上登载的奥康瑙尔的反对六个激进派报纸的文章，这是一篇有天才的骂人杰作，好多地方超过科贝特，同莎士比亚相似。
可怜的莫泽斯是怎么搞的，不断地在报上发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的幻想？[102]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82]指1846年出版的路·勃朗的著作《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第1卷。——第94、113、127页。
[94]是指1847年4月11日在柏林开幕的普鲁士联合议会。议会因拒绝普鲁士政府借款，于同年6月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解散。——第109页。
[95]恩格斯指的是把马克思打算在1847年9月16—18日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要作的讲演整理成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会议的各次会议。马克思准备发言，但是会议的举办人，害怕马克思讲话的革命内容，赶快结束了讨论。根据马克思打算要作的讲演整理成的一篇文章，9月29日刊载在布鲁塞尔《民主工场报》上。马克思的讲演全文，由约·魏德迈于1848年部分地译成德文发表，题名为《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82—284页）。——第110页。
[96]恩格斯指的是轰动一时的法国元帅普拉兰公爵于1847年8月杀死他妻子的事件。大官僚的这种罪行引起了法国社会各界广泛的愤慨。——第110页。
[97]指通讯常务局（见注90）。——第113页。
[98]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85）上曾经讨论了通过同盟纲领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沙佩尔、鲍威尔、莫尔）把《共产主义问答》（以问答方式）草案分发给同盟的各个区部和支部。这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痕迹的文件，也象“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在巴黎拟定的“修正”草案一样，不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意。恩格斯起草了与这个草案相对立的自己的纲领草稿——《共产主义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57—374页和本卷第123—124页）。——第114页。
[99]恩格斯是指波尔恩前往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事（并见本卷第124页）。——第114页。
[100]指卡·海因岑的《共产主义的“一个代表”》（《Ein《Repr?sentant》desKommunismus》）一文，此文刊载在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这篇文章是对恩格斯的论战性著作《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也刊登在该报上）的答复。1847年10月底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答复了海因岑。——第114页。
[101]恩格斯是指宪章派领袖奥康瑙尔对英国六家激进派报纸的答复，因为它们对他进行了诬蔑宣传。这个答复刊载于1847年10月23日《北极星报》。关于此事的详情，见恩格斯《宪章派土地纲领》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75—377页）。——第114页。
[102]在1847年10月—11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连续刊载了莫·赫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组文章。——第11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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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86]
荷兰
1847年9月28日星期二—9月30日星期四［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近几天这里出了一件很怪的事。此地德国人中间所有对我们和我们的言论怀有不满的分子组成了一个联盟，为的是推倒你、我和一切共产主义者，并与工人协会[87]作竞争。伯恩施太德万分不满。奥特堡说我们利用了伯恩施太德，赞德库耳也说是这么回事，克吕格尔和莫腊斯又利用了这种说法，这一切使伯恩施太德对我们大家充满了狂怒。莫腊斯和克吕格尔，到处抱怨我们态度傲慢，在火上加油。载勒尔发火是因为，在成立工人协会时他无可宽恕地遭到了轻视，同时也因为协会违反他的全部预言而获得了顺利的发展。海尔堡渴望为自己每天都遭到不客气的对待而进行一次虽不流血然而是有力的报复。伯恩施太德大为恼火还由于，他用赠送书籍和地图的办法竟没有能为自己买到一个有权威的民主派的地位，也没有搞到一个荣誉会员资格，使协会陈列他的半身雕像；相反地，他的排字工人明天晚上将要把他当做一个完全平常的人来投票表决。另外使他发火的是，他，一个贵族的聪明才智之士，找到嘲弄工人的机会要比他原来期望的少得多。至于莫腊斯，则是因为他没有能够把《布鲁塞尔报》争取到海因岑那边去而感到恼火。最后，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分子联合起来是为了进行一次打击，好把我们在安贝尔和比利时民主派心目中贬低到次要地位，并且建立一个比我们小小的工人协会更雄伟和广大的团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热切地想找机会表现自己的首倡精神，即使一次也好，而且这些胆怯的坏蛋们认为，干这件事最恰当的时机是你不在这里的时候。但他们可耻地打错了算盘。
因此，他们决定偷偷摸摸地举行一次世界主义民主派的晚宴，并且在那里完全出人意外地建议组织一个“民主派兄弟协会”[70]之类的团体，要举行工人大会，如此等等。他们建立了一个什么委员会，为了装饰门面还把对他们完全无害的安贝尔拉入了委员会。在听到各种不确定的谣传之后，我只是在星期日晚上才在协会里从伯恩施太德那里得到这件事情的一些消息，而晚宴已经决定在星期一举行。详细的情况从伯恩施太德那里打听不出来，只听说要来参加晚宴的有若特兰、梅利奈将军、阿道夫·巴泰尔斯和卡茨等人，以及波兰人、意大利人等等。虽然关于整个这个联盟我一点也没有猜想到（星期一早晨我才知道，伯恩施太德感到有些委屈，莫腊斯和克吕格尔发牢骚，搞阴谋；而载勒尔和海尔堡怎么样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对这件事总是怀疑的。但是，为了比利时人，为了在小小的布鲁塞尔不致采取任何没有我们参加的民主主义的举动，还是应当去。不过，应当设法去一大群。因此，瓦劳和我把情况作了叙述，努力捍卫了自己的观点，结果马上找到了三十个愿意去的人。星期一早晨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告诉我，除名誉主席梅利奈老头和执行主席若特兰以外，他们还要选两个副主席，其中一个是安贝尔，另一个应当是德国人，最好是工人。可惜瓦劳不合适，因为他不能讲法语。这是伯恩施太德对他说的。他（鲁普斯）回答说，那末，应当由我做副主席。于是我就说，鲁普斯应当做这个副主席；但是他绝对不愿意。我也是不愿意的，因为我看起来太年轻，但是最后我想，如果我同意当副主席，那末对于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偶然事件来说，会更好一些。
晚上我们到了那里。[88]伯恩施太德装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还没有筹备好似的，仅仅有一些候选的领导人（依然是把德国人除外），和几个已经登记了的演讲者，其中除了克吕格尔和莫腊斯以外，其他人的名字我都无法知道。他由于布置会场而不停地奔忙着，跑到这个人这里，又跑到那个人那里，竭尽全力进行欺骗、搞阴谋诡计和阿谀奉承。不过我当时还没有看见特殊阴谋的任何迹象，这种阴谋后来才暴露出来。我们到了法院广场的“列日瓦”酒馆。到选举领导人时，伯恩施太德违反一切约言，建议选瓦劳。沃尔弗（鲁普斯）根据瓦劳的请求撤销了这个建议；并建议选我，这件事顺利通过。这样一来，整个阴谋就被打乱和破坏了。这时他们多少有些张皇失措，露出了马脚。在安贝尔举杯纪念为自由而死的殉难者以后，我用法语提出为纪念1792年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共和元年葡月1日[89]这个纪念日而干杯。继我之后克吕格尔作了一个令人发笑的演说，演说时弄得语无伦次，并且不得不把自己的稿子掏出来。接着莫腊斯慷慨陈词，说的仅仅是他个人的琐事。这两个人都用德语讲。他们的演说词是如此紊乱，以致我完全记不得了。然后是佩列林用佛来米语，根特的律师斯皮特霍恩用法语建议为英国人民而干杯，接着，使我大为惊讶的是，驼背蜘蛛海尔堡用法语作了一个冗长的、说教式的、荒谬的演说，在演说中，第一，他骄傲地称呼自己是《民主工场报》的编辑；第二，他说，他，伟大的海尔堡，在好多个月中一直追求着——不过这段话应当用法语转述：L'associationdesouvriersbelges，voilàlebutqueJepoursuisdepuisquelquesmois（c．à．d．depuislemomentoùJ'aidaignéprendreconnaissancedudernierchapitredela《Misèredelaphilosophie》）。［注：比利时工人协会，这就是我几个月以来（就是说从我有幸读了《哲学的贫困》的最后一章的时候起）所追求的目标。——译者注］因此，追求这个目标的是他，而不是卡茨和其他的比利时人。“我们要前仆后继，踏上父兄的道路”［注：《马赛曲》（第七段首句歌词）。——编者注］以及其他等等。他要完成卡茨和若特兰没有能做到的事情。第三，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派兄弟协会”之类的团体，并重新组织大会；第四，把建立这两个组织的工作委托给选出来的常务局。
这是多么混乱啊！第一，把世界主义的事情同讨论比利时事务的比利时大会混为一谈，第二，虽然他们一切都成了泡影，但却不是完全抛弃这个建议，反而把这个建议委托给现有的常务局去办！而如果他认为我就要离开了，那他难道就不知道，除了你以外，根本就别想让另外哪一个人进常务局？但是，这个蠢汉已经把他的演讲稿准备好，写出来了，他的虚荣心不允许他放弃任何他足以表现自己首倡精神的事情。这件事当然是通过了，而这个混乱不清的建议，在那种虽然十分做作、但是仍吵吵嚷嚷的热烈气氛中，也就根本别再想叙述得更好一些了。接着是阿·巴泰尔斯发言（茹尔［注：茹尔·巴泰尔斯。——编者注］不在这里），其后瓦劳要求发言。但是我惊讶地看到伯恩施太德突然跳起来，十分坚决地要求让载勒尔发言，说他是早就登记过的演讲者。载勒尔获得了机会，作了一个冗长、空洞、愚蠢、荒唐得可笑而且简直是出丑的演说（用法语讲的），对立法权、行政权和执行权发表了惊人的胡说，向民主主义者提出了种种聪明的忠告（海尔堡也是这样，他对教育和训练问题大大胡扯了一阵）；然后，载勒尔就摆出大人物的姿态，谈到各个民主主义团体，说自己加入了这些团体，也许还领导了这些团体（原话就是这样）；最后，他叙述了他那个高贵的常务局[90]以及来自巴黎的最新消息等等。总之，令人恶心。以后还有许多人发言，——一个瑞士的蠢驴、佩列林、卡茨（很好）等等；到十点钟若特兰（他为德国人感到十分惭愧）结束了会议。突然间，海尔堡要求肃静，并宣布，维尔特在自由贸易问题大会上的演讲[91]明天将载于《工场报》的附页上，附页将单独出售！！！扎累夫斯基也抽抽噎噎地讲了些不幸的波兰同伟大的、高尚的和富有诗意的德国的联合——最后，大家都十分安静地，但是十分不满地回家去了。
9月30日星期四
写完上面的话以来，又发生了各种新的事情，并且多已解决。星期二早晨我弄明白了这整个阴谋，于是我就到处奔走，设法对抗；深夜两点钟我就跑到常务局找鲁普斯，想打听一下：能否在工人协会中对伯恩施太德投反对票？星期三我又到处走了一趟，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搞不成这件事情。星期三晚上，我来到协会开会，伯恩施太德已经在那里了，态度很暧昧；最后，托米斯带来了新的一期报纸［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我星期一给他送去的反对海因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编者注］没有登出来，我送去的时候（中午两点）他没有在那里，所以就送到印刷所去了。我问他这件事，他说没地方登。我提醒他注意你曾和他说定的事。[92]他否认这件事；我一直等到瓦劳来到，瓦劳告诉我：版面有足够的地方，但是，星期二伯恩施太德派人从印刷所拿走这篇文章，没有把它送回来。我走过去找伯恩施太德，很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桩事情。他力图为自己开脱。我重新提起他注意那桩说定的事，他一再否认，用各种空话来搪塞。我向他说了几句不客气的话（这时克吕格尔、日果、安贝尔等等都在场），并且问他：“这篇文章星期日你是否能登出来，究竟能不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商谈一下。”——“我不再同你谈这个问题了。”说到这里，我就不再理他了。
会议开始了。伯恩施太德用手支着脑袋，并且带着一种特殊的得意神情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待事态的发展。托米斯先生发言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曾经要求过发言。他从口袋中取出一篇写好的演讲稿，照稿朗读了其中一系列对我们的佯动战斗所作的最荒唐的攻击。这样继续了很久，可是，由于老是没有个完，所以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许多人要求发言，瓦劳就制止托米斯。于是，这个托米斯对这个问题照稿念了六句没有意义的话，就回到座位上去了。接着是赫斯讲话，他很好地替我们进行了辩护。接着他的是云格。再后是巴黎的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他的讲话虽然有三次卡住了，但是博得了热烈掌声。接着还有很多人发言。沃尔弗透露，我们表示反对仅仅是表面文章。因此我不得不发言。我谈到，——我的讲话使伯恩施太德大为狼狈，因为他想象我尽搞私人纠纷——我谈到保护关税制度的革命方面，把上述的托米斯完全撇开不管，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被采纳了。——休息。——伯恩施太德由于我对他的厉害态度，由于托米斯的完全失败（从托米斯的演说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一个伯恩施太德）以及由于我结束讲话时的厉害口气而大受震动，他跑来对我说：“亲爱的年青人，你动火动得太厉害了”，等等。总之，我应该在文章上署名。——“不。”——“那末我们至少应该商谈一下简短的编者按语。”——“好，明天十一点在‘瑞士’咖啡馆。”
后来，就开始讨论接收伯恩施太德、克吕格尔和沃尔弗入会的问题。赫斯首先站起来，就星期一的会议向伯恩施太德提了两个问题。伯恩施太德用谎话来搪塞，而赫斯十分软弱，竟然表示满意。云格责难伯恩施太德个人在协会中的活动，还责备他冒名引进了赞德库耳。费舍非常有力地反对了伯恩施太德，尽管事先和我们没有商量，却讲得很好。这样发言的人还有很多。总之，陶醉于胜利的伯恩施太德先生不得不正式地过一过工人鞭打这道关。他受到了丢脸的打击，所以他——这个人本来认为自己赠书以后已完全取得了信任——被弄得惊惶万状，只能躲躲闪闪地、软弱无力地、吞吞吐吐地作出回答，尽管瓦劳狂热地袒护他，会议主持得不好，并且时时让他打断发言人的话。当瓦劳让被推荐者退席，并且提议付表决的时候，一切还是难以确定的。被我推荐为对协会不会有所损害的十分好心的人克吕格尔，受到了沃尔弗无条件的支持，被通过了。讨论到伯恩施太德的时候，瓦劳作了长篇激烈的发言为他辩护。这时我就起来发言，揭露了涉及到协会的全部阴谋，逐条驳斥了伯恩施太德的遁词，最后，我声明：“伯恩施太德搞阴谋反对我们，并要和我们竞争，但是，我们胜利了，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允许他入会”。在讲话时——这是我所作的最好的一次讲话——我的话常常被掌声打断；特别当我说到，“这些先生们以为已经赢得一切，因为我，你们的副主席，要离开这里了，但是他们没有去想一下，在我们之中有一个人，他有充分理由占据这个位置，只有这个人才能够在布鲁塞尔这里代表德国民主主义者，这就是马克思”——这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总之，在我以后没有一个人再发言，这样一来，伯恩施太德甚至没有得到被驱逐的光荣。他站在门外，听到了一切。我本想当他还在会场的时候讲这些话，然而当时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应当省下自己的气力来作最后的打击，而瓦劳也打断了讨论。但是，他象沃尔弗和克吕格尔一样，听到了每一句话。与他相反，沃尔弗几乎是光荣地被通过了。
总而言之，在昨天的会上伯恩施太德、克吕格尔等人被弄得十分丢脸，所以他们为了面子不会在协会里露面，而且也够他们一个长时期受的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来的。这个无耻的伯恩施太德，由于我们比他更不讲礼貌，由于他的一切计划遭到彻底失败，并由于我们坚决反对，已经完全被击败了。他再也找不到别的出路，只能在布鲁塞尔奔跑，去到处诉说自己受到的耻辱——这是他垮台的最后一个梯级。他在愤怒中回到会场，但是无精打采，当我向协会告别，并且带着一切应有的荣誉而被放走的时候，他生气地溜走了。在讨论他的时候，毕尔格尔斯在场，他是前天晚上来到这里的。
我们的工人们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做得十分出色；没有一句话提到赠送的二十六本书和二十七幅地图，他们以最大的冷淡和最无情的态度对待了伯恩施太德，所以当我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在我手中掌握着足以使他落选的绝大多数票。瓦劳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把他处理得更坏一些，我们在使他受到耻辱的情况下吸收了他。这事给协会造成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工人们第一次起到了作用，击破种种阴谋而掌握了大会，从而使那个想在他们中间扮演头面角色的人老实起来。只有几个办事员之类的人仍然不满，群众是热情拥护我们的。他们感觉到，一旦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会成为怎样的一种力量。
今天上午我到“瑞士”咖啡馆去了，伯恩施太德当然没有露面。——但是，迎接我的是维尔特和载勒尔，他们刚才和伯恩施太德谈过话，而载勒尔一贯是俯首听命和阿谀奉承的，我当然没有理睬他。还有，昨天的会议是这样富有戏剧性，会议的进行和展开是这样成功，以致巴黎的沃尔弗单纯出于对这件事的美学感觉马上就站到了我们方面。今天我还去找过阿·巴泰尔斯，并且向他声明：德意志协会对星期一所发生的事情不负丝毫责任；克吕格尔、伯恩施太德、莫腊斯、载勒尔和海尔堡等人连会员都不是；在德意志协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整个这件事，其目的显然是要同协会竞争。明天，还要发出一封这样内容的信给若特兰，由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安贝尔那里，我明天同鲁普斯一起去。此外，关于我离开此地后布鲁塞尔“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组织委员会里的空缺问题，我写了一封信给若特兰，内容如下：
“阁下：由于我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几个月，我认为我无法完成荣幸地受9月27日会议委托的任务。
因此，我请您从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当中找一个人，参加负责建立一个国际民主团体的委员会工作。
我冒昧地向您推荐一位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当时参加了会议的话，会议本来会选他担任我的职务，由于他没有出席，大家委托我担任了这个职务。我说的是马克思先生，我深信，他最有资格在这个委员会中代表德国民主派。因此，不是马克思先生将代替我的职务，而是我当时在会议上代替了马克思先生。请您接受……”
因为我事先已经和若特兰约定：我将用书面通知他我要离开此地的事，并且建议让你参加委员会。若特兰也到外地去了，两星期后才回来。如果这整个事情没有什么结果（我想可能如此），那末海尔堡的建议就是落空了；而如果有什么结果的话，那末显然正是我们予以实现的。不管怎样，我们已经使你，和继你之后的我，被公认为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而且，全部阴谋也都一败涂地了。
今天晚上举行了支部会议。[93]由我主持。除瓦劳以外（这个人已悔悟，他昨天的行动是可以找出各种理由的，我也承认这些理由有根据），大家对于处置伯恩施太德事件的喜悦心情是一致的。这些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他们是第一次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种力量来对付别人，而且他们感到极为骄傲的是，一切都进行得如此顺利，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云格快乐到了极点，里德尔高兴得都不知道做什么好，甚至年轻的奥内曼斯也洋洋得意，象一只神气的斗鸡。我还要再次重复地说，这个事件使协会内部和协会对外影响都获得了一个惊人的进展，而且今后还会起这样的作用。那些从来不发言的人也攻击了伯恩施太德。甚至阴谋也帮助了我们：一方面，伯恩施太德到处散布说，是德意志民主主义工人协会举行了大会，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否认了这一切；由于这两种情况，使得协会在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那里到处被谈论着，而且被看作一个十分重要的、多少有些神秘的力量。“德国民主派在布鲁塞尔正在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巴泰尔斯今天早晨这样说。
顺便说一下，在委员会给若特兰的信上也有你的名字。日果将以代理马克思的书记身分来签字。
请你尽速处理你的钱的问题，回到这里来。我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儿，但是，我却不得不在这里耐心等待这些阴谋的结束。我现在无论如何也走不开了。因此，你来得越快越好。不过首先要把钱的问题安排好。无论如何，我尽一切可能坚守我的岗位；只要有可能，就一直等到你来。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希望你快些来。
你的恩格斯
注释：
[70]“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特别是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的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于1853年协会就彻底瓦解了。
所提到的恩格斯给哈尼的信没有找到。——第77、99、209、219、225页。
[86]1847年7月底，恩格斯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一直住到这年的10月中，他和马克思一起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和区部以及在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作。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在马克思为了解决自己的钱款问题而前往荷兰亲戚那里的时候写的。——第98页。
[87]指德意志工人协会，该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方面（见注88）起了重要的作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德意志工人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98、495页。
[88]在恩格斯的信中所讲的1847年9月27日民主派的国际宴会上，通过成立民主协会的决定。恩格斯被选入组织委员会。
民主协会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先进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遭到比利时当局迫害以后，协会的活动就变得比较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100、494、495页。
[89]共和元年葡月1日纪念日，即1792年9月22日，这是新的共和历在法国实施的日子。——第100页。
[90]指塞·载勒尔在布鲁塞尔办的通讯常务局。威·沃尔弗也在这个局里工作。——第102页。
[91]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格·维尔特在1847年9月16—18日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的演讲。格·维尔特的讲演是在9月18日作的。恩格斯《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285—296页）中关于会议的开会情况有详细的报道。——第102页。
[92]指1847年9月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经常撰稿问题跟伯恩施太德达成的协议。1847年最后几个月，该报实际上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103页。
[93]恩格斯讲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的开会情况，该支部是1847年8月5日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马克思被选为支部的主席。——第10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4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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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巴黎
［1847年］5月15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恩格斯：
你知道，福格勒已在5月初于亚琛被捕。这样一来，目前已没有可能出版你寄来的那本小册子［注：弗·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编者注］。我十分喜欢这本小册子的前三分之一。另外两部分一定要作一些修改。关于这一点，留待下次详谈。
附上你的讽刺画[83]的样张。我已把讽刺画送交《布鲁塞尔报》[84]。
至于格律恩或他那一伙登在《特尔利日报》上的那篇真正令人作呕的文章，现在确实已经太迟；而你如果是一开始就在那个混账报纸上写两行驳斥的话就好了。
我不能去伦敦了。[85]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去。但我想我们会派沃尔弗［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去。这样，有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也就够了。
关于钱的问题：
你记得，从《社会明镜》的时候起，赫斯就欠着我和我的内弟埃德加尔［注：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的钱。因此，我从这里开一张他名下的期票，期限三十天。
贝尔奈斯从去年5月也欠我一百五十法郎，同样也要让他承兑一张期票。
因此，我请你办以下几件事：
（1）首先告诉我这两个人的地址；
（2）把这件事分别通知他们两个人，并且告诉这些蠢驴们：
（3）如果他们认为到6月15日以前不能付清各自的欠款，那末他们总应该承兑期票。这样一来，我将考虑让期票在巴黎得到保证。当然，你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能告诉这些蠢驴们这最后一着。
在钱的方面，我现在非常窘迫，所以不得不求救于这种期票，而且，也没有理由把钱白白送给这两头蠢驴。当然，如果这些蠢驴只是表面上愿意承兑期票，那末我必须立即知道这种情况。
因为事情十分紧迫，所以希望你一天都不要耽误，把一切事情办妥，并来信告诉我。
在布鲁塞尔这里，已经找到一个贴现商人。
我不能再给你多写了。大约十二天以前，布赖埃尔给我放了血，但不是左手，而是右手，由于我继续工作根本不在乎，所以伤口化脓，未能封口。当时病情如果恶化，我会失掉一只手。现在几乎已经痊愈了。但是手还软弱无力，不宜多动。
你的马克思
［菲·日果的附笔］
亲爱的小弗里茨：
我现在正阅读你的小册子，——到现在为止，它使我得到很大满足——我十分幸运地感觉到自己根本不是一个德国人。
愿上帝、或者理性、或者种族使我们免除市侩习气！
因此，我有幸作为
忠实于您的菲力浦
又及：一定要给我写信，哪怕几个字。
注释：
[83]指恩格斯对1847年4月11日联合议会在柏林开幕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御前演说所作的讽刺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7页）。这幅讽刺画1847年5月6日作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特别附刊发表。——第96页。
[84]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所创办的，该报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由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决定的，他力图调和激进民主主义营垒的各种派别。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该报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96页。
[85]指马克思打算去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事。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并为了克服宗派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对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见注46）的影响，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从同盟开除了魏特林派。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的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继续到1852年11月为止。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96、127、34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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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3月9日星期二［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的小册子是今天早晨云格交给我的；几天前艾韦贝克把这本小册子带给了云格。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我说，这是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写的，并且给云格逐点作了分析。今天晚上我见到了艾韦贝克，他承认小册子是他带来的，而在我切实地加以批判以后，才发现这本糟糕的低劣作品的作者原来就是他自己，即艾韦贝克。他说，这是他在我住在这里的头几个月里写成的。由于他最初陶醉于我所报道的新闻而产生了灵感。这些小伙子就是这样。他曾经嘲笑赫斯用那些跟自己配不上的别人的羽毛装饰自己，并禁止施特劳宾人[50]把我对他们作报告的内容传达给格律恩，使格律恩不能够剽窃，可是同时他却埋头干起来，——象往常那样怀着最良好的愿望——而且干得一点也不比别人高明。莫泽斯和格律恩搞坏的事不会比这个民间的淋病医生更多。当然，我先是嘲弄他一下，然后就禁止他在任何时候再搞这种玩意儿。但是，这种人显然是改不了的。上星期，我一方面由于闹着玩，另一方面也因为我绝对需要钱用，就坐下来用假名写了一篇充满轻薄词句的致洛拉·孟戴斯的感谢词[79]。星期六我从中挑了几段念给他听，今天晚上他怀着通常的善意告诉我，这件事鼓舞了他，他在第二天就写了一篇类似的东西，并且立刻把所写的东西交给了莫伊勒主办的化名杂志［注：《巴黎时钟》。——编者注］（这个杂志确实是完全秘密地、并且仅仅是为莫伊勒夫人检查下的编辑部出版的，这种检查已经删去了海涅的诗）。他现在就把这件事告诉我，据说是表明自己诚实，没有抄袭！这位贪心不足到处抄袭的作家所写的这部新杰作，当然只不过是用庄重的夸张的形式把我的游戏言词改写一下而已。此外，这个力不从心的粗劣作品虽然使我不屑一顾，但它却表明，不管是你的书［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还是我们的手稿［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都多么迫切需要尽快问世。这些家伙们总是哀叹如此卓越的思想却这样长久地被埋没，最后愁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从自己身上把他们自己认为已经消化了的东西全部排泄出来。所以不能放过不来梅人［注：屈特曼。——编者注］。如果他不回答，就再给他写封信，万不得已时，最低的条件也得同意。这些手稿放在那里不动，每个月每印张都要损失五至十法郎的交换价值。再过几个月，普鲁士邦议会就要开始辩论，在柏林就要展开冲突，鲍威尔和施蒂纳每印张就卖不到十个法郎了。处理这类具有现实性的作品，搞来搞去到最后都只得放弃高稿酬而照顾不了作者的自尊。
我在萨塞尔的贝尔奈斯那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个人也做了些蠢事。他给《柏林阅览室》写稿，而且高兴得象个孩子，因为那里常发表他针对资产者而发的所谓共产主义的空谈。当然，编辑部和书报检查机关保留了那些仅仅反对资产者的部分，而删去了那些为数不多的、会使他们自己难堪的暗示。他咒骂陪审制、“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代议制等等。我解释给他听，这叫做不折不扣的pourleroidePrusse［注：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间接地是反对我们党，他听不进，热烈的感情相当冲动，说不可能有什么成效；我向他说明，《阅览室》是由政府津贴的，他坚决否认，还援引了一些迹象，而这些迹象，除了萨塞尔的敏感的居民以外，在所有的人看来恰恰都证明我说得对。结果是：高尚的热忱、热烈的感情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去写作，不愿意理解怎么会是这样的政策，竟要宽恕那些他至今还恨得要死的人。“这不是我的风格！”——这就是永恒的最后的论据。我已经读过不少篇这一类注明来自巴黎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再好不过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风格。我要在相当程度上放弃贝尔奈斯，并且不想再干预那个自命豁达而令人恶心的家庭悲剧，他在这出悲剧中扮演着忠贞不二和无限自我牺牲的英雄角色。这种事只好看在眼里。这件事所发出的气味，就象五千条没有晾过的鸭绒褥子再加上吃了奥地利素菜所放出的无数臭屁。就算这个家伙再有十次从那个下流圈子中脱身到巴黎来，他还是要跑回去十次的。你可以想象，这件事使他在自己的脑袋里制造了多少道德方面的胡说。他所生活的那个复杂的家庭，正在使他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他再也不能引诱我到他的铺子里去，而且不要很久他就不会怀念我这个冷酷无情的人了。
关于宪法问题的小册子[80]你很快就会收到。我将把它写在单张纸上，以便你能够补充或删节。如果福格勒有希望付一些钱的话，请你再问问他是否愿意要关于洛拉·孟戴斯的游戏文章，大约一个半印张到两印张，但不必告诉他是我写的。请你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如不成功，我就去别列坞试探一下。大概你在《辩论日报》或《立宪主义者报》上已经看到，大市政会接受了维尔腾堡的申诉，禁止施累费尔这个无赖在黑里骚出版革命的书刊。他自己写到这里来的信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不许人家再给他寄任何东西。这是又一条必须抓住不来梅人的理由，如果同不来梅人完全没有了关系，那末只剩下康斯坦茨附近别列坞的那个“书局”了。此外，如果我们手稿的出版会妨碍你那本书的出版，那末就把手稿扔掉算了，因为出版你的书重要得多。我们两人并不能从我们的著作中得到特别多的好处。
你大概已经读到了昨天《科伦日报》（星期一的）上有关马丁·杜·诺尔的丑事的那篇庸俗的文章了吧。这篇文章是贝尔奈斯写的，他常常代替伯恩施太因写通讯。
目前本地的警察十分猖獗。看来他们是竭尽一切力量利用饥荒来挑起一场暴动或者制造一桩大规模的密谋事件。他们先是散发各种印刷品，到处张贴煽动性的告白，现在甚至制造了燃烧装置到处扔（不过这些装置并没有烧起来），想让店主们感到这种恶毒的密谋真狠。而且，他们还制造了一个绝妙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事件[81]，逮捕了一大批人，在这些人当中，甲认识乙，乙认识丙，丙认识丁，如此等等，并且根据这种认识关系和一些证词把整个这一大批大多数都素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帮”。对这个“帮”的审判不久就要进行，如果在这种新的办法上再加上旧日的精神同谋，那就能够十分容易地宣判任何一个人有罪。这完全象阿贝尔。因此，没有比一句话不说就宣判卡贝老爹有罪更容易的事情了。
如果有一点可能的话，请你4月来这儿吧。我要到4月7日才搬家（搬到哪儿去还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会有点钱。那时我们可以在一起极其愉快地痛饮一番。由于目前警察的举动十分可恶（除了我在信中写过的那个萨克森人以外，连我的老对手艾泽曼也被驱逐，这两个人还都留在这里没有走，请看《科伦日报》上卡·格律恩的文章），所以最好还是听从伯恩施太因的建议。你可以设法根据你的侨居证书到法国大使馆搞一张护照；如果不行，我们就在这里想一些办法——大概能找到一个保守派议员，通过第六个人的手去拉上关系。你完全有必要离开那个枯燥乏味的布鲁塞尔，到巴黎来，而且我也强烈地希望同你在一起痛饮一番。在这里，不是做放荡的人，就是做老学究；不是在放荡的无赖汉中间做一个放荡的人——而这样做在两手空空时全无好处——，就是做教训艾韦贝克、贝尔奈斯及其一伙的老学究。再不然，就得接受法国激进派领袖们的聪明的忠告，这些人以后还必须加以保护而反对其他一些蠢驴，叫它们不致由于自身的虚浮的德国精神而高傲得太厉害。如果我有五千法郎的年金，我就只是埋头工作，并且和女人们消遣，一直到我生命完结。如果没有法国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活着。但是，只要还有浪漫女郎，那就得啦！这并不妨碍有时谈一些正当的事情或者使生活带一些文雅的乐趣，而这两点对我所认识的这一帮家伙来说都是办不到的。你必须到这里来。
你看见了路·勃朗的《革命史》[82]吗？这是正确的猜想和绝顶的谬论的杂乱混合物。我只在萨塞尔看了第一卷的一半。它给人一种古怪的印象。它刚刚以其有趣的看法令人惊异，马上又以其最不可思议的荒唐议论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路·勃朗的嗅觉很好，不管他怎样胡说，却完全不是走在坏的道路上。但是他不能再前进一步，他已经被“一种妖术束缚住”，——即意识形态。
你知道去年出版的阿希尔·德·沃拉贝耳所著《帝国的没落，两次复辟的历史》这本书吗？作者是《国民报》的共和派，并且具有旧学派（梯叶里、米涅等人以前的）编年史的风格。他完全不了解最通常的关系——甚至卡普菲格的《一百天》这本书在这方面也要比他好得多。但是，由于书中列举了波旁王朝和同盟者的一切卑鄙行为，对事实作了准确的叙述和批评（在其民族的和政治的利益不妨碍他这样做的范围内），这本书是有意义的。然而，一般说来，正是由于对事件的总的进程缺乏了解，所以这本书写得枯燥无味。《国民报》是很坏的历史学者，而沃拉贝耳据说是马拉斯特的朋友。
莫泽斯已完全消失了。在我不“交往”的“工人们”那里，他答应作报告，把自己冒充为格律恩的敌人和我的知己！上帝知道，莫泽斯本人也知道，在我们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在维芬商场会见时，我曾和画家克尔纳以及克尔纳所找到的两个姑娘走开，而把他撇在那儿，目瞪口呆。从那时以后，我还在谢肉节时遇到过他一次，那时他冒着倾盆大雨垂头丧气地拖着他那厌世的“我”到交易所去。我们彼此根本没有打招呼。
给巴枯宁的信我一旦知道他的准确地址就一定送去，——这件事至今还没有把握。
顺便说一下：你可写信给艾韦贝克谈谈他的小册子，并且要嘲笑他一下；他卑贱地露出屁股来希望人揍他——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希望赶快回信，并且设法安排到这里来。
你的弗·恩·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79]所提到的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找到。——第90页。
[80]指的是恩格斯于1847年3—4月写的论德国制宪问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65页）。恩格斯本来预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德国发表。可是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没有印成（见本卷第95—97页）。——第92页。
[81]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工人创立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的会员。他们是受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中革命的唯物派代表人物德奥多·德萨米思想的影响。1847年7月对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会员进行了审判，结果被判处长期监禁。——第93页。
[82]指1846年出版的路·勃朗的著作《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第1卷。——第94、113、12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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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1月15日星期五［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不是贝尔奈斯让我等到现在，我早就给你写信了。关于你来此地一事，我曾经顺便在伯恩施太因那里查问过，而这个该死的家伙却怎么也见不到面了，因此我把这件事委托给贝尔奈斯，他在星期一就想把给你的一封信带到城里交给我。昨天深夜，我收到的不是这封信，而是这个懒蛋前天晚上在萨塞尔随便涂写的一张便条，条子里的一些说明，根本不是需要花费五、六天去考虑的事情。但这个家伙就是这个样子。我还是得亲自和伯恩施太因谈谈，因为这些说明完全不能使我满意，坦白地说，我对贝尔奈斯的话要比对任何人相信得更少一些。最近半年来，这个人一直在我耳旁嘀咕，说你可以随时带着行李前来，而当事情即将告成的时候，他却编造出一大篇护照的故事，似乎你竟需要一张护照！在国境线上是没有人查问护照的；和我一样，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来这里时也没有人向他查过护照，而且，如果你住到我家里，那我倒想知道，谁会来查问。为了有时能够证明身分，最多需要一张比利时的国内护照，或是列奥波特先生的由Cabinetduroi〔国王办公厅〕签发的人所共知的公函——这就足以应付一切情况。海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意见，一旦我能够捉住伯恩施太因，我就可以向他打听清楚。
贝尔奈斯还曾经捏造过一个托尔斯泰事件［注：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或者更确切些说，这是伯恩施太因欺骗了他，因为伯恩施太因是可以任意欺骗他的。贝尔奈斯以前写给我们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消息，都出自同一来源。我屡次亲眼看到，伯恩施太因摆出怎样一副绝对正确的样子向贝尔奈斯灌输他的猜测、谣言和自己的臆造，而贝尔奈斯又怎样信以为真，所以在这以后，对于他以前写来的一切“出于最可靠来源的”重要消息，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我亲自看到，伯恩施太因怎样装作无所不知的样子来使贝尔奈斯相信（你知道，如果贝尔奈斯一旦相信某事，他会怎样狂热地去相信它），《国民报》已经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地出卖给了梯也尔，在一定程度上是现金交易。这个小家伙已经用杀头来担保这件事属实。他在这方面是改变不了的，就象他的欣喜若狂、悲痛欲绝的情绪一样，在最近两个星期里，他已经有十六次处于绝望的边缘。
这话只在我们之间谈谈。关于你到这里来一事，我还要再问一下伯恩施太因。象我所说过的那样，海涅认为你会大胆到这里来的。也许你要去法国大使馆，根据你的普鲁士侨居证书申请一张护照吧？
你告诉我莫泽斯的事，这很好。这个高尚的人到我这里来过，但没有碰上我，我写信给他，让他约定见面时间，昨天见了面。这个人大大变样了。青年人的鬈发盖满他的头，一撮漂亮的小胡子给他的尖下巴增添了某些文雅，两颊是少女般的绯红，但是从他那漂亮的双眼中流露出威严已经丧失，所以他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谦虚。在巴黎这里，我已经习惯于一种十分粗豪的语调，因为只有吵闹才能办事，用这种办法可以在女人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但是，一度震撼世界的、举世无双的赫斯的衰败的神情，几乎使我解除了武装。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的门徒的英雄行为（这一点后面再说）和他自己的没有改变的内心世界又重新给了我勇气。总之，我对他如此冷淡和讥讽，使他已没有兴趣再来这里了。我为他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对于他由德国带来的淋病提了几点善意的劝告。他在他以前认识的几个德国画家那里也一败涂地，只有古斯达夫·阿道夫·克特根仍旧忠实于他。
无论如何，宁可要不来梅人［注：屈特曼。——编者注］，也不要瑞士人［注：施累费尔。——编者注］。我不能给瑞士人写信，（1）因为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地址，（2）因为我不愿意向这个人［建议］［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把每印张的报酬规定得比你向不来梅人建议的还要低。所以请把你对不来梅人的建议和这个人的地址一并写信［告诉我］［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他对贝尔奈斯那本关于路特希尔德的写得很糟的小册子已经付了很高的报酬，但是却哄骗皮特曼说：给他排印了，而以资金被占用为借口把支付报酬一事无限期地拖了下去。
你用法文写东西驳斥蒲鲁东，这很好。在这封信到达的时候，这本小册子［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想必已经完成。不言而喻，我完全同意你从我们的书［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中引用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也认为蒲鲁东的协作社可以归结为布雷的计划[76]。我已经把这个善良的布雷完全忘掉了。
也许你已经在《特利尔日报》上看到了新的莱比锡社会主义杂志出版的消息，名为《紫罗兰》，无害的现代评论小报！！泽米希先生在那里象查拉斯特罗一样叫嚷∶
“在这些神圣的厅堂里，
谁也不知道复仇；
在这个神圣的围墙里，
没有任何潜伏的叛徒。
于是他挽着友谊的手，
欢乐地漫步进入美好的乐土。”［注：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第二幕查拉斯特罗咏叹调。——编者注］
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象昔日的赖歇耳那样的低音。查拉斯特罗—泽米希在这里同时给三个神献祭，他们是：（1）赫斯，（2）施蒂纳，（3）卢格。前两个人已经［洞察了］［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科学的奥秘。
这个小报或者《紫罗兰》，是我阅读过的报纸中最胡说八道的报纸。这样一种静悄悄的、同时又恬不知耻的疯狂性，只有在萨克森才可能出现。
现在，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四面八方发展起来，除皮特曼之流这些孤独的星群之外又分出了威斯特伐里亚学派、萨克森学派、柏林学派等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章再写一下，那该多好啊[77]！可以根据天空的星座把他们分类。皮特曼是大熊座，而泽米希是小熊座，或者皮特曼是金牛座，昴星团是他的八个孩子。不管怎样他应该有角，如果他没有的话。格律恩是宝瓶座等等。
顺便说说格律恩——我将要改写关于格律恩论歌德的文章，要把它缩减到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印张，并且准备把它用在我们的书中，如果你同意这样做的话，那就请你立刻写信告诉我[78]。这本书十分能说明问题，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人习气颂扬为人的东西，他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变成了“真正的人”，而同时对于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他却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唾弃。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最光辉的证据：人＝德国小资产者。我只是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可以加以发挥，并适当删节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因为这部分不适用于我们的书。你以为怎样？
你的恩格斯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注释：
[76]恩格斯指的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关于劳动产品不经货币交换的理论。对布雷观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117页）。——第88页。
[77]指的是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3—640页）。后来恩格斯继写此卷各篇，直到1847年4月止，保存下来的成果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641—692页）。根据这部手稿的结尾判断，可以推测，这部著作没有写完。——第89页。
[78]恩格斯于1847年初写的评卡·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的文章，是恩格斯的一组批判论文《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第二篇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44—275页）。恩格斯最初打算将此文加以改写，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作为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各章的补充。——第8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12月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不久前写了一封短信给日果[72]，是由于以下的原因。在审讯圣安东郊区十月风潮[73]参加者的过程中，也审问了许多被捕的德国人，第二批受审的全都是施特劳宾人[50]。在这些现在就要被驱逐出境的糊涂虫当中，有几个大概给艾韦贝克和我捏造了很多东西。的确，这些卑鄙的施特劳宾人出于极端的恐惧，会真真假假供出许多事情，这一点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除此以外，我所认识的施特劳宾人虽然对他们自己的勾当严加保密，但是对我同他们的聚会却无耻地作了宣扬。这些家伙就是这样。
我大概已写信告诉过你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高尚的艾泽曼向密探报告了我的全部情况。云格也干了几件蠢事，这个家伙有点夸大狂，他想叫法国政府出钱把他送到加来和伦敦去。总之，德累赛尔先生向我和艾韦贝克派来了一批又一批密探（艾韦贝克早就受到注意，对他已经有了一个暂时停发的驱逐出境的命令），这些密探成功地盯我们的梢，一直盯到小酒铺里，那是我们有时同郊区的蠢家伙聚会的地方。这也就证明，我们是一伙危险分子的首领，而此后不久我就得知：德累赛尔先生向汤讷吉·杜沙特尔先生请求发出命令驱逐我和艾韦贝克出境，同时在警察局里，在紧靠着对妓女进行体格检查的地方，放着一大堆有关这个案子的公文。
我当然是根本不想为了施特劳宾人而被驱逐的。当我觉察到，这些施特劳宾人是怎样毫不在意地到处吵吵嚷嚷，争论格律恩和我谁是谁非的时候，我就预见到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对这种种坏事感到遗憾，而且这些人又难以纠正，他们完全不象伦敦人那样，在讨论中从来不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即战胜了格律恩。出了这件事虽然令人很不愉快，但倒是光明正大地摆脱施特劳宾人的一个绝好机会。因此，我向他们表示，现在我再也不能教他们了，他们一切应当小心谨慎。艾韦贝克当即决定远行，他好象立刻就动身了，至少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警察也在搜寻小家伙（贝尔奈斯），但是，他由于经历了种种风波，又回到他先前的住处去了（真没想到，他一进入文明世界就碰到那样一些不可思议的烦恼）。他什么时候再回巴黎来，我不知道，不过他绝不会搬进他想搬进的寓所，因此，告诉你的地址已不适用了。他已经顺利地收到了他的手稿。
同时，我要感谢高贵的警察，他们把我从施特劳宾人中拉了出来，并且使我记起了生活中的欢乐。如果说两星期来一直跟踪我的那些可疑的家伙果真是密探（其中有几个我确切地知道就是密探），那就是说警察局在最近发出了许多参加孟德斯鸠、瓦伦提诺、普腊多等地舞会的入场券。我得感谢德累赛尔先生，他使我愉快地见识了一些浪漫女郎和许多乐事，因为我想把我呆在巴黎的最后几个白天和夜晚充分加以利用。最后，既然直到现在还让我安然无恙，那末看来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了。但是今后你们写信请都寄到画家阿·弗·克尔纳先生那里，巴黎新布勒达街29号。在里面装一个写着我的缩写姓名的信封，这样透着光也看不见。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完全放弃搞威廉·魏特林了，这一点你是理解的。这些人我一个也没有见到，也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到过这里或者还在这里。这也无关紧要。魏特林分子我根本不认识，而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间，他不会受到殷勤的接待。他们由于同他的裁缝朋友们长期干仗，正对他怀着很大的敌意。
伦敦人的问题[74]之所以令人烦恼，正是由于哈尼，同时也由于他们在施特劳宾人中间是唯一能够与之干脆地、直接地建立联系的人。但是，如果这些家伙不愿意，那就随他们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又会发出象给隆格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的呼吁书[75]那种可怜的呼吁书。何况还始终猜忌我们这些“学者们”。不过，如果他们要反叛，我们有两种办法摆脱他们：或者是公开决裂，或者是逐步停止通信。我赞成后一种办法，如果他们最近的一封信允许回答的话——这种回答最好不太刺激他们，十分冷淡，叫他们没有兴趣急于回信。然后，就长时间不给他们回信，由于他们通常懒于写信，这样过两三封信后，一切都会见鬼去了。老实说，如果要嘲笑这些家伙，我们用什么办法呢，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又没有刊物，即使有刊物，他们也不是著作家，只不过有时发出一些任何人都看不到、也与任何人无关的宣言。如果我们是一般地嘲笑施特劳宾人，那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针对他们的那些绝妙的文件；如果停止通信，那就十分方便；决裂是逐步发生的，不会引起喧嚷。在此期间，我们将同哈尼沉着地协商一切必要的事情，并且设法使他们对我们最后的一封信不作回答（他们会这样做的，如果让他们等待回信六至十星期的话），让他们在这以后叫嚷去吧！
直接同这些家伙决裂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或光荣。同这些家伙在理论上的分歧很少有可能，因为他们没有理论，而且他们还想向我们学习，尽管内心有所怀疑。他们连表述自己的这点怀疑都不会，因此同他们不可能发生什么论战，要有也只是口头上的。如果公开分裂了，他们会利用渴求共产主义知识这种空泛言词来攻击我们，说他们原来是愿意向这些博学的先生学习的，如果说这些先生们还有点什么高明东西的话，如此等等。实践中的党内分歧，由于在委员会里他们的人也不多，我们的人也没几个，很快就会降低为纯粹的私人事件和争吵，或者让人看起来是这样。反对著作家我们可以以党的身分出面，但是反对施特劳宾人却不行。这些家伙最后还是有那么二百来人，他们通过哈尼在英国人那里被看作代表，《莱茵观察家》等等报刊在德国各地把他们鼓吹成十分激烈的、绝非软弱无力的共产主义团体。另外他们总还是施特劳宾人中间比较最象个样子的人，只要在德国没有发生变动，显然这是能从施特劳宾人当中造就出来的佼佼者。我们从这件事中学到的是，只要在德国不存在真正的运动，对施特劳宾人就无法做出什么事来，甚至对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如此。最好是平心静气地随他们怎样干去，只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整个地加以批判，而不要引起争吵，发生争吵我们只会陷到污泥中去。这些人对我们自称是“人民”，“无产者”，而我们只能诉诸将在德国形成的共产主义无产者。另外，在普鲁士很快就要立宪，也许还可以用这些人来签签名什么的。
不过，也许我的主意出得太晚，大概你们对这件事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已经实行了。我本来是要早点写信的，但我一直在等待警察局的事情有个结局。
刚才收到瑞士出版商［注：施累费尔。——编者注］的回信。随此信附去的信又一次证明，这个家伙确是个坏蛋。通常一个出版商，是不会让别人等了几星期以后又这么友好地接受下来的。现在我们要看看，那个不来梅人［注：屈特曼。——编者注］会怎样回信，然后再看怎样做合适。在康斯坦茨的别列坞还有一个出版商，也许能够同他达成协议。如果那个不来梅人不愿意，我可以去试试同这一个接洽。同时我还要打听一下黑里骚的出版商。要是我们能在瑞士有一个正派的人，把手稿［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寄给他，让他去换成现钱就好了。然而，我们在那里只有一个贪心的家长皮特曼！
在最近一段倒霉的日子里，我除了同姑娘们玩玩，还研究了一下丹麦以及北方其他各国，作为正当的附带消遣。你想象不到，这是一件多么恶心的事情。作一个最渺小的德国人也比作一个最伟大的丹麦人强！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程度的道德贫乏以及行会的和等级的狭隘性。丹麦人认为德国是人们去“轧轧姘头，同姘头一起挥霍金钱”的地方（在丹麦的一本教科书里写着：当一个丹麦人在德国旅行时，他有一个姘头，她使他花掉了他的大部分财产！）丹麦人把德国人叫做“德国轻浮汉”，认为自己是日耳曼精神的真正代表。瑞典人却又鄙视丹麦人，说他们是“德意志化的”，变了种的，饶舌的和娇惯了的。挪威人则又看不起法国化的瑞典人及其贵族，并且为挪威还盛行高贵的卡纽特时代那样的蒙昧的农民经济而感到欣喜；挪威人却又因此而遭到冰岛人盲目的鄙视，而冰岛人还说着与九百年前的贪婪的海盗一样的语言，喝鱼油，住小土房，只要闻不见烂鱼的腥味就活不下去。我有好几次产生了骄傲的念头：我至少不是丹麦人，更不是冰岛人，而只不过是一个德国人。
最进步的瑞典报纸《晚报》的编辑曾两次来巴黎了解组织劳动问题，他多年来订阅《理智报》和《和平民主日报》[16]，还同路·勃朗和孔西得朗进行过严肃的谈话，但是他仍然是一点也没有弄明白，回国的时候并不比来的时候更聪明一点。现在他所鼓吹的仍然是竞争自由，或者用瑞士人的话说，生计自由，也叫själfförsörjnings-frihet，即自立的自由（这看来比行业自由还好听一点）。当然，那些深深地陷在行会泥坑里并坐在瑞典议会中的资产者，也正是最激烈的保守主义者。在全国只有两个象样的城市，分别有大约八万和四万居民，第三个城市诺尔彻平只有一万二千居民，其余城市的居民大约是一千，二千，三千。所有的邮政驿站每站只有一个人。丹麦的情况看来也并不更好些，他们只有唯一的一个城市，那里有十分可笑的行会诉讼，比巴塞尔或不来梅的还要无聊，同时一个人没有入场券就不允许到散步场所去散步。
这些国家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们表明了如果德国人有了出版自由会干些什么，也就是象丹麦人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会立即成立一个“正确行使出版自由协会”，开始出版基督教劝善历书。瑞典的《晚报》象《科伦日报》那样温和，但却认为自己是“真正民主”的报纸。因此，瑞典人有布莱梅小姐的小说，而丹麦人则有枢密顾问、丹麦国旗骑士团首领厄伦施莱格先生的小说。此外，那里黑格尔分子也多得令人吃惊，而每三个字就借用一个德文字的语言，对思辨思维来说也是再合适不过的。
报告早就动笔，日内即将寄出。请回信告诉我，你们是否有蒲鲁东的书［注：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如果你在写书时想要用蒲鲁东的那本书（这本书很坏），我可以把我的十分详细的摘要寄给你。这本书不值书价所要的十五法郎。
注释：
[16]恩格斯谈到《和平民主日报》时，指的是出版《和平民主日报》的傅立叶派的模仿者的观点，这些人使傅立叶的学说带上了十分突出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批判过该报所宣扬的“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这种主义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思想。——第14、20、83页。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72]恩格斯提到的给日果的信没有找到。——第78页。
[73]1846年9月30日到10月2日巴黎圣安东郊区因面包行将涨价，发生工潮。工人们袭击了面包铺，构筑了街垒。发生了工人与军队的冲突。——第79页。
[74]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尔、亨·鲍威尔）的相互关系，这些人于1846年11月发表了告全体盟员书。在这个文件里，除了许多正确的论点以外，也反映出了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一些不成熟的和错误的观点，特别是在魏特林的影响下而沾染上的对“学者”——理论家、革命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态度。这个文件的起草者认为他们提出在1847年5月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是停止共产主义运动中思想斗争和分歧的唯一手段。正义者同盟的伦敦活动家们事前未通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提出这样的计划，是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当时科学共产主义拥护者都团结在这个组织的周围）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之前，应先把现有的一些德国共产主义者组织团结在一起，加强它们的国际联系，首先是加强和英国宪章派及其以哈尼（他组织了英国的通讯委员会）为首的左翼的国际联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阐说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原理，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它的改组，并制定以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为基础的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第80页。
[75]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45年3月致资产阶级“德国天主教”派头目约·隆格的呼吁书，证明了当时处在魏特林思想和“基督教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协会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理论上的不成熟。在这个文件里表达了一种思想，认为“净化”的、改良了的基督教是能够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
伦敦教育协会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宣言，见本卷第55页。——第8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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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71]
布鲁塞尔
［1846年］11月2日于［巴黎］百合花路第23号
那封早就答应要详细写的信怎么还不见呢？你还是把手稿给贝尔柰斯吧，他只是要在你那里的东西，印成的东西他那里还有。他往美国什么都没有寄，那里所刊印的东西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他也不知道。但是已经印好了许多本，所以列斯凯能够到处赠送了。我们要追究这件事。也许是通过格律恩或者伯恩施太因干的。关于手稿［注：见本卷第67页。——编者注］的事我往瑞士写了信，但是这条狗好象不打算回答我。除了这个家伙以外，就只剩下耶尼了，不过我取笑过他，不愿意给他写信，请你下次来信时给这家伙写上几行，我给他寄去，但这只不过是走一下形式，他一定不会接受。我写信的第一个人是贝尔奈斯的一个小册子的出版商，但是，即使他接受了，从皮特曼的信上看来，他仍然是一个破了产的人。情况就是这样。我对瑞士已经失望。要赶快想个好办法。在当前的困难情况下，我们显然已不能把两卷一起出版，最多也只能把两卷分给两个完全不同的出版商。回信时请你也谈谈这个问题。
你的恩·
我刚刚读完这个小家伙［注：贝尔柰斯。——编者注］所写的关于他逃出穷居独处境地的情况。我们能把他拉到这里来，是值得高兴的；他会逐渐再度活泼起来。向大伙问好。
注释：
[71]恩格斯的这封信和1846年11月2日贝尔奈斯的信是一起寄给马克思的。——第7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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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10月23日左右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反对克利盖的文件[69]收到了。好得很。你既然单独签名，克利盖现在自然会把第一个文件［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编者注］中的尖锐的语调算到我个人的账上，并对第二个文件表示心悦诚服；但是我对此毫不在乎。如果他高兴的话，他满可以在美国的施特劳宾人当中尽情地发泄他的愤怒，给我抹黑。
你从我给委员会的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里可以看出，我在这里的施特劳宾人[50]中间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对他们简直毫不留情。我抨击他们的最坏的偏见，说他们根本不是无产者。不过格律恩也给我帮了大忙。
给我的信千万别预付邮资。要不是那个该死的列斯凯对那篇寄给皮特曼的陈旧的破烂货［注：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编者注］付给我一张不能用的支票，使我不得不又把支票退了回去，——要不是这条狗使我陷入窘境，那我立即就给你们寄去二十五法郎作为委员会的基金了。不过现在我至少要担负通讯委员会同我通信的费用。我前一封信没有付邮资，那是因为时间太晚，只有赶快把信投入邮箱才来得及发出去。列斯凯一把钱寄来，我就寄给你们一部分。
给克利盖的答复不会给施特劳宾人当中的任何人看。不然的话，对格律恩就保不了密。我们必须特别使这个家伙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他完成卡·格律恩注释的蒲鲁东著作[48]为止。那时他将落到我们的手里。他在书中完全放弃了自己过去讲过的许多看法，五体投地拜倒在蒲鲁东的救世体系面前。这样一来，如果他不再回头，他就不能继续在这方面进行投机了。
魏特林还在布鲁塞尔吗？
这里的施特劳宾人我想我是能够对付的。这些家伙真是无知得可怕，他们的生活状况使得他们毫无觉悟，他们当中根本没有竞争，工资老是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对师傅的斗争完全不是为了工资，而是为了“帮工自尊心”等等。目前服装店正对裁缝起着革命化的影响。假如它不是这样一种没有希望的行业就好了。
格律恩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危害。他把这些人脑子里的一切明确的东西都变成朦胧的幻梦，全人类的意向等等。他以反对魏特林的和其他空谈的共产主义为幌子，给这些人的脑袋塞满了意义含混的美文学上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辞句，而把其余的一切都指责为空谈学理。甚至那些从来就不是或者只有个别人是魏特林信徒的木工，也怀着对“粗鄙的共产主义”［注：原文是：《L?ffelkommunismus》，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编者注］的迷信般的恐惧，并且至少在通过决议之前宁肯相信极其荒唐的梦呓、为人类造福的和平计划等等，而不相信这种“粗鄙的共产主义”。这里的情况是无限地混乱。
几天以前，我把我对“民主派兄弟协会”[70]的和平倾向提出的温和的抨击性意见寄给了哈尼，并且在信里告诉他，让他和你继续保持通讯联系。
你的恩·
注释：
[48]指比·约·蒲鲁东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第1—2卷，1846年巴黎版（P．J．Proudhon．《Systèmedes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ère》．T．Ⅰ-Ⅱ，Paris，1846）。1847年格律恩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了这本书第1卷的德译本《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PhilosophiederStaats?konomieoderNothwendigkeitdesElends》）。——第47、76、172页。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69]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写的反克利盖的第二个通告，这个文件没有找到。——第75页。
[70]“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特别是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的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于1853年协会就彻底瓦解了。
所提到的恩格斯给哈尼的信没有找到。——第77、99、209、219、22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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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10月23日于巴黎
致委员会的第三封信
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50]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
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最后，我因我的对手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人，这引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但是我借此迫使这位高贵的艾泽曼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了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了。
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尤其是因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期天都邀请人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以后的星期天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八到十个施特劳宾人的面攻击了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象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我就不必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等，象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放弃了这种称呼！）。我自然没有因为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而弄得措手不及。我当时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目前争论的各点，它用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尊敬的态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这样，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有好几个还从来没有发过言的人突然开口讲话，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样做过。这几个新人，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
这样终于清扫干净，现在可以尽可能地着手使这些小伙子做些工作了。格律恩过去曾经很容易地摆脱了债务，因为他的主要债主都是格律恩分子，都是他的主要追随者，而现在，他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甚至在他的一部分追随者的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了；不管他怎样捣鬼和试探（例如，戴上帽子参加城门口的集会等等），他还是连同他的蒲鲁东的协作社一齐遭到了显然的失败。要是我不在这里的话，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肯定会服服贴贴地让自己陷进去的。
格律恩的手法多么狡诈啊！他不相信自己那伙人的思考能力，所以他总是向他们重复自己的谬论，直到他们能够背会为止。每次会议以后——自然，使这样一伙反对派哑口无言是再容易不过的事——遭到失败的整个这一帮人都跑到格律恩那里去，讲述我说过的话，当然全都加以歪曲，让格律恩把他们重新武装起来。当他们在此之后一张口说话的时候，只要刚说两个字，别人就总是能猜出整句话是什么了。当然，由于这种教唆，我不得不十分谨慎，凡是有可能被格律恩先生用来重新粉饰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的东西，我对这伙人都根本不谈。尽管如此，这个坏蛋不久前还是在《科伦日报》上大肆歪曲利用了我给施特劳宾人就日内瓦革命[67]问题所讲的话，另方面他却在这里给他们灌输了完全相反的东西。他现在正在搞政治经济学，这个小子。
你们可能已看到了蒲鲁东著作［注：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的广告。这书最近我将弄到手；这本书卖十五法郎，人们买不起，太贵了。
亲眼看到这场风波的上述那一伙人，是将近二十个木工。另外他们还只是在城门口同各色各样的人举行集会；他们除了一个歌咏俱乐部外，没有一个固定一点的组织，一般说来这部分地是正义者同盟[46]的残余。要是能够公开集会，我们光是木工就能够很快地达到一百多人。裁缝我只认识几个，都是常来参加木工集会的。关于锻冶工人和制革工人的情况，在整个巴黎都无法了解，没有人知道他们。
最近，克利盖作为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向“议事会”（中央总部）提出了他的报告。我当然看过了这封公函；但是这样做违背了誓约，为此要受到死刑、匕首、绞索和毒药的惩罚，所以你们不要写信告诉任何人。这封信同他对我们的抨击［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编者注］所作的答复一样，证明我们的抨击对他有好处，现在他对尘世的事情比较关心了。他详细地叙述了他们所遭到的困难。这些在美国的施特劳宾人的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充满了种种厄运——显然以克利盖为首，并且他以无比宽广的胸怀经管了财务。《论坛报》是赠送的，不是出售的，收入是靠自愿的赠款，一句话，他们是想重演使徒行传的三至六章，同时也遇到不少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结果弄得满身是债。第二个时期是繁荣时期，克利盖这时成了一个普通“记录员”，财务的管理看来是转给了别的家伙。这时已不是靠人们慷慨的好心，而是靠舞迷的双腿，一般地还靠或多或少的非共产主义的来源；而且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现在发现完全可以通过舞会、郊游等等筹得必要的款项，为了共产主义可以利用人们的卑劣行为。现在他们在金钱方面完全有保障了。在他们曾不得不加以克服的“种种障碍”当中，这个勇敢的特克伦堡人［注：克利盖。——编者注］还历数了他们忍受过的、来自各方面的、“最后还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哲学家”的诽谤和猜疑。此外，他又对移民区发泄了一通陈腐的议论，并且把“魏特林兄弟”推荐给移民区（也就是推荐给他的最坚决的敌人），不过一般说来他主要谈论的是尘世中的事，尽管也有点甜蜜蜜的东西，尽管只是不时地哀叫博爱等等。
你们那里能收到《改革报》吗？如果你们看不到，请回信告诉我，只要上面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向你们报告。四天以来，《改革报》一直在责难《国民报》，因为后者拒绝无条件赞同正在这里流传的要求选举改革的请愿书。《改革报》认为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梯也尔的效忠。不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谣传，说巴斯蒂德和托马退出了《国民报》，马拉斯特成了孤家寡人，他和梯也尔结成了联盟。《国民报》加以否认。它的编辑部发生变动是确实无疑的，但是详细情况我不清楚。这家报纸一年来十分同情梯也尔，这是人所共知的。现在《改革报》正向《国民报》证明，它的这种同情是怎样使自己大丢其脸。——此外，最近《国民报》完全是出于反对《改革报》而做了几件蠢事，例如，完全出于恼恨而否认最初出现在《改革报》上的关于葡萄牙反革命事件[68]的报道，一直到不能再否认为止，如此等等。《改革报》现在正十分吃力地要象《国民报》那样进行一场堂皇的论战，但是这一点它是办不到的。
写完这些以后，我又去到施特劳宾人那里，在那里查明了下面的情况：格律恩由于本事不大，伤害不了我什么，于是就让人在城门口告我的密。艾泽曼在城门口的公开集会上攻击共产主义，参加这种集会的有密探，会上自然没有人会反击他，否则就要冒被驱逐的危险；云格曾经十分愤怒地反击过他，不过我们昨天已经警告了云格。于是艾泽曼就把云格称作某个第三者（自然是指我）的传声筒，说这个第三者突然象一颗炸弹似的出现在这些人里面，说这个人很懂得怎样教会人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辩论，等等。总之，他在这里所说的事情，也就是他向警察所作的不折不扣的告密。而发生这种事情的那家店主，在一个月以前就说过：你们中间始终都有密探，同时警官有一次也来参加过集会。艾泽曼直截了当攻击云格是“革命者”。格律恩先生始终都在场，极力教唆艾泽曼该怎样说。这种行为真是卑劣得无以复加。据我所知，格律恩应该对艾泽曼所说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不过现在对这一点根本毫无办法。又不能在城门口的集会上攻击艾泽曼这个糊涂虫，因为这样做又等于把每星期的集会告了密，格律恩非常胆怯，不敢亲自以自己的名义干点什么。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城门口的人们不要再讨论共产主义，因为这会使警察把整个集会看得很危险。
务请回信。
你们的恩·
注释：
[46]指正义者同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由于民主共和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具有了国际性。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们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他们的观点受魏特林的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1838年同盟在法国秘密团体影响下通过的章程，具有半密谋的性质。一定数目的同盟成员组成支部，支部联合为区部，整个同盟的领导是人民议事会。人民议事会的地点起初在巴黎，后来在伦敦。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同盟的支部。申请成为正义者同盟成员时，要求宣誓保守同盟的秘密。违反誓言者给予严惩。正义者同盟在1839到1846年间的历史充满了内部的思想斗争。同盟的领导人不断克服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到四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影响。由于同盟的领导人逐渐与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了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同盟实行改组，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关于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还可看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和恩格斯的文章《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3—466页；第21卷第241—261页）。——第45、72页。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67]指的是日内瓦起义，这次起义开始于1846年10月，结果是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掌握了政权，这促使瑞士先进各州团结起来去反对天主教反动各州的联合——宗得崩德。——第72页。
[68]指1846—1847年葡萄牙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反对国内的反动政体。统治葡萄牙的科堡王朝的旁系在英国和西班牙干涉者的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第7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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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10月18日于巴黎］圣日耳曼郊区百合花路23号
亲爱的马克思：
在长时间的内心抗拒之后，我终于强迫自己把费尔巴哈的破烂货读了一遍，我发觉，在我们的批判［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中无法涉及这篇东西。等我把主要内容告诉你以后，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宗教的本质》，《爱比格尼》第一卷第117—178页。——“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第117页）。因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所以“自然是宗教的最初的原始的对象”（第118页）。
（“自然只不过是一个用来表示人认为与他自己以及与他的产品不同的那些实体、物体等等的一般用语。”）
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
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就产生了动物崇拜（接着是多神教徒为反驳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攻击而作的辩解，都是老生常谈）。
自然在基督教徒那里同样也始终是宗教的隐蔽的背景。那些表明神与人不同的特性，就是自然的特性（最初的，就基础而言）。这就是万能性、永恒性、普遍性等等。神的真实内容只是自然，不过是在这个意义上，即神只是被想象成自然的创造者，而不是被想象成政治的和道德的立法者。
对理性实体创造自然、从虚无中创造等等论点所进行的反驳，大多是一种“人格化”的，就是说，一种翻译成温和的、感动市民心灵的德语的庸俗唯物主义。自然在自然宗教中之成为对象，并不是被当作自然，而是“被当作一种有人格的，活生生的，有感觉的实体……一种有情感的实体，亦即一种主观的、人的实体”（第138页）。因此人就崇拜它，并且极力用人的动机等等去规定它。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自然界的多变。
“对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把自然想象为一个任意行动的有人格的实体，这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最本质行动的基础。”（第140页）
但由于献祭的目的是利己的，所以人仍然是宗教的最终目标，人的神化是宗教的最终目的。
接着就是陈旧的解说和夸张的论述，说那些还信奉自然宗教的原始民族，把他们讨厌的东西如瘟疫、热病等等也都变成了神。
“如同人从一个仅仅是肉体的实体变成一个政治的、完全不同于自然并集中于自身〈！！！〉的实体一样，人的神也变成了一个政治的、不同于自然的实体”。“因此人”就达到了“把他自身同自然分开，从而达到了一个不同于自然的神，这首先只通过他同其他人组成为团体来实现，在这种团体里，那些不同于自然的、仅仅存在于思想或想象中的力量〈！！！〉即法律、舆论、名誉、道德的力量，就成了人的依赖感的对象……”。
（这个文风怪诞的句子在第149页上。）自然的力量，支配生与死的力量，被贬低为政治的和道德的力量的附属品和工具。在第151页上有一段是讲东方保守派和西方进步派的。
“在东方，人并不由于人而忘记自然……君主本身对人来说不是作为一个尘世的实体，而是作为一个天上的、神的实体而成为跪拜的对象。但是在神的身旁人就消失了，只有在尘世不再有神的时候……人们才能给自己找到空间和地盘。”
（漂亮的解释：为什么东方人停滞不前，——由于那里偶像占满了空间。）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关系，正象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关系一样，前者依赖自然，而后者依赖人，等等，“因此，只有城里人创造历史”（只是在这个地方才带有微弱的，但又有些难闻的唯物主义气味）。
“只有能够把自然的力量牺牲给舆论的力量，把自己的生命牺牲给自己的名誉，把自己的肉体存在牺牲给自己在后代口中和思想中的存在的人，才有资格从事历史的事业。”
原来如此！一切不是自然的东西，便是观念，舆论，空谈。正因为如此，所以“只有人的‘虚荣心’，才是历史的原则”！
第152页：“只要人意识到……恶习和愚昧带来不幸等等，而美德和智慧与此相反……则带来幸福，因此决定人的命运的力量是理智和意志……那时，自然对于人来说也就成为一个依赖理智和意志的实体。”
（话题转到了一神论上面——费尔巴哈把上述的虚无缥渺的“意识”同理智和意志的力量分了家。）随着理智和意志对世界的统治，就出现了超自然主义、从虚无中进行创造以及一神论，还特别用“人的意识的统一性”来说明一神论。至于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无非那个神支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联合着各种互相对抗的自然力，而这个君主在表面上或实际上联合着利益冲突、彼此敌对的人——关于这一切，费尔巴哈却认为没有谈论的必要。
反对目的论的长篇空谈；旧唯物主义的翻版。在这里，费尔巴哈责备神学家在对待自然方面犯了错误，可是他在对待现实世界方面却犯了同样的错误。神学家们认为，没有神，自然就一定会变成一片混乱（就是说，没有对神的信仰，自然就会分崩离析），神的意志，神的理智、舆论，把世界联合在一起。对此费尔巴哈笨拙地加以嘲笑；可是他自己也认为：舆论，对公众的舆论、法律及其他思想的恐惧心现在把世界联合在一起。
费尔巴哈在反对神学时用的一个论据，表现出他是一个laudatortemporispraesentis〔现时代的颂扬者〕［注：这里套用贺雷西的《诗论》。——编者注］：儿童在幼小时期的死亡率之所以很高，是因为
“自然由于十分富有，可以不加思索地牺牲成千上万的单个的成员……例如一岁的婴儿三四个里面死去一个，五岁的二十五个里面死去一个，这都是自然原因的结果”。
除了在这里摘下的不多的几个论点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可摘录的东西了。关于各种宗教的历史发展情况，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来。至多是从宗教史上列举了一些事例，来证明上述的陈腐的论点。文章内容的大部分是对神和基督教的论战，观点同他以往的论战完全一样；只不过现在，当他智穷力竭的时候，尽管一再重复过去的空话，对唯物主义者的依赖性仍然明显得多地暴露了出来。如果要想就自然宗教、多神教、一神教的陈旧论调说些什么，那就必须用这些宗教形式的现实发展来对比，为此首先必须研究这些宗教形式。但这一切，同他对基督教的解释一样，对我们的著作没有多大关系。这篇论文，对于了解费尔巴哈的实证哲学观点，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我上面摘录来以供批判的几个论点，只不过证实了我们已经说过的话是正确的。如果你对这个家伙还有兴趣，可以设法直接或间接地从基斯林格那里搞到他的全集的第一卷，在这一卷里费尔巴哈还写了一篇序言之类的东西，那里面或许会有点什么。我见过一些片断，在那里费尔巴哈谈到“头脑里的恶”和“胃里的恶”，仿佛是要为自己不研究现实作无力的辩解。这一切正是他一年半以前就写信告诉我的东西。
刚才收到你的信。由于我搬了家，这封信在旧寓中放了几天。我想同瑞士的书商接洽一下，不过能否给手稿［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找到地方，我没有把握。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钱来印五十个印张。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把手稿分开，设法分册出版，先出版哲学部分，这是应当首先发表的，然后再出版其余的部分，否则我们会什么也印不成。一下子印五十个印张，分量很大，许多书商正是因为无力负担才不愿接受。——此外还有一个不来梅的屈特曼（不记得当地是怎么叫的了），就是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和魏特林从我们这里拉走的那个人；这个人同意印刷可能遭到查禁的书，但是不肯多付钱；我们可以拿手稿去找他，完全可以。如果把手稿分开，把第一卷交给一个人，把第二卷交给另外一个人，你认为如何？福格勒知道屈特曼在不来梅的地址。关于李斯特的文章［注：见本卷第11页和第30页。——编者注］即将完成。
《人民论坛报》上的东西[66]，我是大约三星期以前见到的。这样愚蠢可笑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魏特林兄弟的无耻行径在给克利盖的信中已登峰造极。至于细节，我已记不得，也就不能说什么了。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应该回答克利盖和施特劳宾人[50]的宣言，让他们清楚地看一看：他们否认曾经说过遭到我们谴责的话，而同时又在回答中再次重复他们所否认的蠢话。我还认为，正是那位充满高尚道德激情并且对我们的嘲笑满怀愤懑的克利盖，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由于这几期报纸正在这里的施特劳宾人中间流传，所以要等四五天我才能拿到手。
这里的施特劳宾人对我掀起了可怕的叫嚣。特别是三四个“受过教育的”、曾经被艾韦贝克和格律恩传授了“真正人性”的奥秘的工人。但是我还是取得了胜利：由于耐心对待，再加上一点威胁，大多数人都跟我走了。格律恩已经拒绝了共产主义，而这些“受过教育的”家伙也非常想追随他。但是我直接投入战斗，把艾泽曼老家伙吓得再也没有露面，并且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赞成共产主义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让大家讨论。今天晚上就要表决：集会是共产主义的呢，还是象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所说，是“为了人类的幸福”的。我有把握获得多数。我已宣布，如果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那我同他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也不再来了。今天晚上格律恩的门徒们要被彻底击败，然后我将完全从头开始。
这些“受过教育的”施特劳宾人向我提出的要求，你根本无法想象。“温和”，“宽厚”，“热烈的博爱”。不过我给了他们相当厉害的抨击，每一个晚上我总要使五、六、七个家伙组成的整个反对派（因为最初是整整一伙都反对我）哑口无言。下次写信时，我将把这一切经过写得更详细些，因为它清楚地暴露了格律恩先生的面目。
据说，蒲鲁东两星期后要来。那就开心了。
这里正在筹备一个杂志［注：《巴黎时钟》月刊。——编者注］一类的东西。雪茄侏儒莫伊勒断言，他能够为杂志弄到钱。不过我不相信这个家伙，除非他把钱摆到了面前。这件事如有结果，那末一切都已经安排得使这个刊物能完全由我们掌握。莫伊勒这个表面上的编辑，我已允许他在杂志上刊登自己的谬论，不这样也不行。其余一切都要经过我的手，我有绝对的否决权。我写的东西自然用笔名或匿名发表。不管怎样，如果杂志办成功了，既不会落到赫斯手里，也不会落到格律恩手里，也不会落到其他方向不明的人手里。多少进行一些扫除也很好。不过，在它办成功以前，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事情还得在这个星期才作出决定。
祝你健康，请马上回信。
恩·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66]在1846年6月27日，7月4日和18日纽约《人民论坛报》第26、27、29号上刊登了魏特林致克利盖的信的片断以及克利盖派的许多声明：《谦虚的答复》（《BescheideneErwiederung》）、《致我们的朋友们》（《AnunsereFreunde》）、《德国民族改良派的呼吁书》（《AdressederdeutschenSocialreformer》）；这些文件的内容都是恶毒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及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其他成员的。——第6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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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64]
布鲁塞尔
［1846年9月于巴黎］
……（7）他们应该把分配股息的条款改成分担亏损的条款，因为即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末光凭全部承担亏损、而利润则加以分配这一条出色的原则，他们也会破产。因此，他们要能站住脚，就必须比其他任何出版商加倍地搞好营业；而事实是，迄今为止，所有专门或主要经营禁书的出版商——弗吕贝尔、维干德、列斯凯——到最后都由于以下原因而破产：（1）由于没收；（2）由于在市场上受到排挤，这种情况或多或少总是要发生的；（3）由于经销商人和零售商人的欺骗；（4）由于警察的威胁、被控告等等；（5）由于另外一些出版商的竞争，这些出版商只是偶尔印些违禁的东西，这样警察就不大注意他们，因此，他们得到畅销的稿子的机会就多些，而死板一些的出版商则只好捡拾各种废物和不好销售的书籍。书商同警察作斗争，只有在许多出版商都来参加这一斗争时才能收到效果。这实质上是一种游击战，能够取得利润的只是那些仅仅偶尔去作这种冒险的人。不能专门经营这种商品，因为市场不够大。
此外，公司是否会破产的问题是根本无关紧要的，不管它采取什么办法都非破产不可；但是在实行保证制度的情况下，它会破产得十分迅速；这类似有三个转变期的热病，一到第三个转变期，就只能等死了。既然期待中的来稿量不会太大，那么也可以比做一场轻度的肺痨。糟糕的只是，公司如果自己印书，它的资本就要花费得更多。它所拥有的资本必须够一年半印书之用；因为，假定公司在第一年当中所花的资本是三千塔勒，复活节集市后结账，如果营业还过得去，收入三分之二左右，即至少是二千塔勒。那末，除了那三千塔勒外，公司还应当起码再准备一千塔勒供第二年之用。因此，总要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不生息资本作为存书、债款等等占用。这笔款数也许能以逐步支付的预借款的形式从股东那里增收。不过，必须先同某个书商商量妥当，以便清楚地知道第一年年终时所投入的资本有多少是不生息资本，或者要多长时间全部资本才能周转一次。我对这一点也不太清楚，可是我有理由相信，我在上面的计算里，对经常不生息的资本恐怕是估计过少，而不是估计过多。
发行负责人先生将由于获得利润的百分之二十而发财致富。如果在准备金里再算进去百分之十可能的亏损，那就要出现可观的赤字了。
至于这种保证会对作者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就用不着说了。我认为，如果是比较大的著作，就必须取消这种保证。公司一旦按这种原则开设起来，我们就不能再给其他出版商什么东西了，因为他会认为这是公司拒绝出版的东西。我们曾经据以拒绝给威斯特伐里亚人以保证的那些理由，在这里还都有效，我就不再说了。[65]不管从我们的名誉来说或者从我们的利益来说，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在个别细节方面：方针委员会七个人太多了。三人足够，最多五人。否则，会混入一些蠢驴甚至阴谋家进去。这个委员会基本上应设在布鲁塞尔，如果需要七个委员，难道还能进行选择吗？要这么多的人也毫无用处。要知道，做工作的是我们，而我也乐意承担我的一份工作，那么所有这些陪审官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再说，如果委员会的意见就象省议会的意见一样得不到重视又会怎样呢？书面征求所有这些意见将是一项繁重得要命的工作，但我们对这个工作也根本别想回避。再重复一句：我乐意承担我的一部分工作。
一个问题：如果资产者任命一个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不考虑我们的意见，那怎么办？
注释：
[64]恩格斯的这封信只保存下来一个片段。恩格斯在这里批评了为了出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而创办出版社的计划（见注58）。——第60页。
[65]恩格斯指的是关于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谈判（见注34）。——第6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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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9月18日于［巴黎枯树］街11号
亲爱的马克思：
有许许多多我本来想写信告诉你本人的事情，都写到我的报告工作的信里了，因为报告工作的信我写得早一些。这次让别人也看一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并没有什么坏处。
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下决心去摘录费尔巴哈的著作。在巴黎这里，这种东西显得十分枯燥。不过现在我家里有这本书[56]，我很快就要动手去做。魏德迈甜蜜的胡说真是动人。这家伙先是宣称他要写一个宣言，在宣言中将把我们称为无赖，接着又表示希望这不致引起私人之间的不和。这样的事，甚至在德国也只是在汉诺威—普鲁士边境才可能发生。你的经济状况依然很困难，真是糟糕。我不知道除了列斯凯外，还有哪个出版商愿意接受我们的手稿［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而在与列斯凯商谈时，还得不让他知道对他的出版社的批评。勒文塔尔显然是不会接受的，他曾经用种种可耻的借口拒绝了贝尔奈斯的一笔很有利的买卖（给本地一个老头子写的传记，共两卷，第一卷应立即付印，老头子死后马上发行，之后接着就印第二卷）。而且他还胆小怕事，说什么他可能被驱逐出法兰克福。贝尔奈斯希望能把这本书交给布罗克豪斯，后者自然以为这本书是按照资产阶级口味写的。
威斯特伐里亚人是否已把手稿寄给了丹尼尔斯？[57]——关于科伦方面的计划[58]你听到过什么比较详细的消息吗？赫斯写信提到了这事，这你是知道的。
吕宁的胡说八道尤其出色。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一本正经的家伙在怎样大出其丑。如果我们批判他们的种种卑劣行为，那末这位高贵的人又会声明，说这是“自我批评”。[59]但是这些先生们很快就会象下面这句话所说的那样：
“要是骑士没有屁股，
那他又怎样骑马呢？”［注：摘自歌德《完整无缺》一诗。——编者注］
威斯特伐里亚似乎也慢慢觉察到，它的共产主义没有屁股，或者用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的话来说，没有“物质基础”。
皮特曼所说的布鲁塞尔人为《普罗米修斯》撰稿，就我来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听一听这个恶棍干的事是何等巧妙。由于我也需要用钱，所以就写信给他，叫他把欠的稿酬给我寄来。这个家伙却回信说，他刊登在《公民手册》上的我那篇文章［注：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编者注］的稿酬，他已委托列斯凯付给我（自然还没有收到）。至于发表在《莱茵年鉴》第二期的我那篇文章［注：弗·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编者注］的稿酬，他固然已从出版商那儿取得了，但是由于德国的所谓共产主义者极可耻地使他这个伟大的Ｐ［注：皮特曼（Püttmann）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译者注］和他的另一个伟大的Ｐ即《普罗米修斯》陷入了绝境，所以他，第一号Ｐ，不得不把全部稿酬（其中也有艾韦贝克等人的稿酬）用来印第二号Ｐ，因此付给我们稿酬要等到х星期以后！！多狡猾的家伙；如果你不给他们写稿，他们就控制稿酬。这样一来，你就成了《普罗米修斯》的撰稿人和股东了。
昨天晚上我已经在这里的工人那里看过了已印好的伦敦的呼吁书[60]。胡说八道。向“人民”呼吁，就是说，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臆想的无产者呼吁，而在那里，除了低地德意志的村夫和充满行会习气的施特劳宾人[50]以外，再也见不到别人。他们从英国人那里学到的，正好是这种荒谬的东西，即完全漠视实际存在的关系，无力把握历史的发展。他们不是去正面回答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而是想叫他们所说的、那里根本不存在的“人民”不理会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采取平静而消极的态度；他们不去想一想，资产者仍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撇开那显然是多余的、同他们的结论根本没有关联的对资产者的谩骂（这种谩骂完全可以用自由贸易的空话来代替），那末，那些不赞成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加入关税同盟的伦敦自由贸易派报纸会毫无顾虑地发表这篇东西。
德国报纸已有暗示，说尤利乌斯为普鲁士服务，写文章为罗特尔说话。这对于资产者［注：毕尔格尔斯。——编者注］将是一个喜讯，据德斯特尔说，尤利乌斯的高尚的作品曾经使他大为赞赏！
顺便谈一谈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吧。马车夫［注：维贝尔。——编者注］前天写了三行字给艾韦贝克寄去，说现在通信应当十分小心，因为丹麦人在拆阅所有的信件。他认为，最后可能会发生战争。我是表示怀疑的，不过，丹麦老头子这样粗暴地逼迫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也很好。[61]还有，你读过《莱茵观察家》上的一首著名的诗《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海之间》吗？我无法记住所有的词句了，大致的印象是这样的：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海之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同族血亲，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国语言，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国海滨！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豪情似燃，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热血沸腾，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努力奋战，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站稳脚跟！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哀歌不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丹麦物品！”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声声呼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全国同声！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喊声一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力不从心，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愚蠢青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耻大辱深。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同族血亲；永远忠于你，我的祖国——这首臭诗就这样结束。这是一首恶劣的、应当由迪特马尔申人来唱完的歌，而迪特马尔申人又应当由皮特曼来歌颂。
科伦的资产者动起来了。他们向大臣先生们提出了抗议，这是德国市民所能做到的极限。可怜的柏林说教者［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啊！他同本国的所有市政委员会都发生了争吵：先是柏林的神学争论，后来在布勒斯劳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现在又是科伦事件。不过这个笨蛋同英国的詹姆斯一世一模一样，他好象也真把詹姆斯一世作为自己的榜样。看来他不久也同这个家伙一样，要烧死巫婆了。
对蒲鲁东，我在那封报告工作的信［注：见本卷第47—48页。——编者注］中讲得确实极不公平。因为上次那封信的篇幅不够，所以我必须在这封信里加以纠正。我原来以为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荒唐事，常理范围内的荒唐事。昨天这件事又一次提出来详细讨论，我才弄清楚，这一新的荒唐事的确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你想想看：要无产者积储小额的股份。用这些小额股份（在少于一万到两万工人的情况下，自然是绝不可能着手办的）首先在一种或几种行业里设立一个或几个作坊，让一部分股东在那里工作；产品（1）一部分以原料加劳动的价格卖给股东（这样他们就不要支付利润了），而（2）可能剩余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公司的资本一旦因新股东的加入或老股东的新储金而增加起来，这笔资本就用来设立新的作坊和工厂，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的无产者都有工作做，国内所有的生产力都被收买过来，从而资产者手中的资本就丧失其支配劳动和获取利润的权力！这样一来，资本就被废除了，因为“找到了一种制度，使资本即利息的来源可以说是消失了”（这是古老的归公法[62]的翻新，不过阐述得稍为详细一些罢了）。在艾泽曼老爷子重复过无数次、显然是由格律恩灌输给他的这些词句里，你会看出蒲鲁东原来的花言巧语在里面清晰地闪现出来。这些人所想的不多不少地正是：用无产阶级的储金并通过让他们放弃他们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和利息的办法，暂时购买整个法国，以后也许还要购买其余的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末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而这里工人中的一些愚蠢的青年（我指的是德国人）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们口袋里连晚上在酒铺聚会时喝酒用的六个苏［注：法国旧辅币名，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译者注］都没有，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来购买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路特希尔德一伙和这些大买主比起来，竟是真正的蠢材了。真是令人生气。格律恩把这些家伙弄得这样糊涂，甚至最无聊的空话对他们来说也比用来论证经济学说的最简单的事实更有意义。现在还必须认真地反对这种荒谬绝伦的废话，真是可耻。但是要有耐心，我决不会把这些人丢开不管，直到我把格律恩逐出战场并使他们发昏的头脑清醒起来为止。
唯一能看出这全部荒唐事的头脑正常的人，是我们的云格，他也在布鲁塞尔呆过。艾韦贝克也用一些最无聊的东西塞满了这些人的脑袋。这个家伙的头脑现在完全是一蹋糊涂，有时简直快要发疯了；他昨天亲眼看见的东西，今天都已经不能重述出来，更不用提他所听到的东西了。而这个家伙是怎样受格律恩指挥的，从下面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当特利尔的瓦耳特尔去年冬天到处发牢骚抱怨书报检查的时候，格律恩就把他描绘成一个书报检查的受害者，说他进行了一场最崇高最勇敢的斗争等等，并且利用艾韦贝克和工人们，给瓦耳特尔这头蠢驴撰写了一篇十分堂皇的贺词，签上名，对他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英勇精神表示感谢！！！！艾韦贝克羞愧得要死，万分恼恨自己。但是蠢事已经做出来了。所以现在，他不得不把千辛万苦地印入自己脑海里并且同样千辛万苦地灌输给工人们的一些空话，又从自己和工人头脑中再清除出来。要知道，一样东西，他不把它背熟，是根本不会理解的，就是背熟了的东西，他多半也理解得不对。如果他没有那样的诚意，如果他根本不是一个那么可爱的人，特别是现在，那跟他就不能相处了。我很奇怪，我居然还能同他和睦相处；他有时也说一些相当切实的意见，但是，接着就又大发谬论，例如，他的令人难忘的关于德国史的演讲稿就是这样，其中每句话都有谬误，使人忍不住发笑。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满怀热情，十分乐意接受一切意见，而且有始终不变的好脾气，爱自我讽刺。尽管他干了许多荒唐事，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喜欢他。
关于贝尔奈斯没有多少可讲。我到他那里去过几次，他来过这里一次。今年冬天也许会来；所缺的只是钱。威斯特伐里亚人给他寄去了二百法郎，想要收买他；他把钱收下了，别的自然就不去理会了。魏德迈更早的时候曾经说要给他钱，他写信说要二千法郎，否则他什么也干不成；我告诉他，威斯特伐里亚人一定会答复说，他们拿不出现金，等等。——果然丝毫不差。作为报答，他就把二百法郎留下来了。他过得很快活，对谁也不避讳他的全部不幸遭遇，同周围的人友好相处，过着农民的生活，在菜园里劳动，能吃能喝；我怀疑，他同一个农村姑娘发生了关系，所以他也不再到处讲他的悲哀了。尽管一有机会他就爱扮演卡米尔·德穆兰的角色，而且根本不适合做一个党的活动家，但现在他对党内分歧终于有了比较明白和清醒的看法了。关于他的法权观点，现在还无法跟他达成一致，因为每一次他总是说，政治经济学、工业等等不是他的专业，因而极力不再谈下去，同时见面机会又少，不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不过我认为，我已经打开了一个不大的缺口，如果他到这里来，我想必能够纠正他的这些错误。——你们那里的人在做些什么？
你的恩·
一个问题：托尔斯泰事件［注：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完全确实，难道不应该把它告诉伦敦人［注：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人。——编者注］吗？如果这个人仍继续在德国人中间扮演那种角色，德国人就可能大大破坏一些波兰人的声誉。如果这个家伙借用你的名义，又将会怎样呢？
贝尔奈斯在反路特希尔德的运动中写了一本小册子[63]；这本小册子将用德文在瑞士出版，过几天在这里用法文发表。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56]恩格斯指的是路·费尔巴哈的著作《宗教的本质》（《DasWesenderReligion》），这篇著作刊登在1846年《爱比格尼》杂志第一卷。——第53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朋友们试图在雷姆佩尔和迈耶尔的帮助下在威斯特伐里亚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见注34）失败以后，马克思通过魏德迈要求把手稿从威斯特伐里亚转寄到科伦给丹尼尔斯。——第54页。
[58]指科伦一群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毕尔格尔斯、德斯特尔、赫斯）所提出的为出版和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而创办出版社的计划。这个计划产生于1846年7—8月，即试图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遭受失败以后。这个出版社应是按集股办法成立的，曾打算吸收同情社会主义思想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来入股。这个计划同样也没有实现，关于这个计划，并见本卷第60—62页。——第54页。
[59]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0页）于1846年7月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然而该杂志的主编——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之一奥托·吕宁别有用心地加以改动，他擅自增加了一些东西并修改了很多地方。吕宁千方百计地力求用温情主义言词来缓和党内原则斗争的尖锐性，同时又不得不在注释中承认发表《反克利盖的通告》也是该杂志的自我批评。——第54页。
[60]恩格斯指的是伦敦教育协会于1846年9月所发表的告德国无产者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见注46）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成立的，目的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在他们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公开的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秘密的正义者同盟的盟员，之后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教育协会具有了国际性。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成员在协会里受了政治教育的训练，他们后来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和1849—1850年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都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55、344、400页。
[61]指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八世的政府千方百计地镇压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1848年革命前，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德国居民中的民族运动并没有越出温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范围。从它的性质说，它是分离主义的，因为它所追求的是在德国北部再建立一个小德意志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形势改变了。在德国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具有了解放性质。争取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脱离丹麦的斗争成了德国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全国范围内民族统一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斗争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的支持。——第56页。
[62]归公法（Droitd'aubaine）是流行于中世纪的法国及其他国家的一种封建习俗，依照此法，国王在外国人死后而无继承人时得占有其财产。——第57页。
[63]指法国出现许多攻击路特希尔德的匿名小册子一事（其中一种小册子的作者是工人若·德恩威尔）。反对法国一个最大的金融巨头的这一行动说明了反对七月王朝的广大的政治反对派的增长。至于恩格斯所说的于1846年用德文写的、在瑞士出版的贝尔奈斯反对路特希尔德的小册子没有找到。——第6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9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9月16日星期三［于巴黎］
致委员会。第二号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关于比利时、伦敦和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的报告使我很感兴趣。我已经把报告中能使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感兴趣的东西转告了他们。希望你们尽可能地把我们工作的进展和各地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加工作的情况介绍给我，以便我能适时地向这里的工人们作一些介绍。科伦人现在干些什么？
现将这里的各种事情报告如下：
（1）我同此地的工人，也就是同圣安东郊区的木工的头头们，已经会面好几次了。这些人是以一种特殊形式组织起来的。除了他们的与同盟[46]有关的事情之外（这些事情由于同魏特林派裁缝的严重分歧［注：见本卷第36、41页。——编者注］而弄得十分混乱），这些人，确切些说，是其中的十二至二十人，每周聚会一次，进行讨论，直到现在。而当没有什么材料可供讨论（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时候，艾韦贝克就不得不去给他们作一些关于德国历史的报告，而且是从头讲起；也讲一种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学，用“人道主义”解释《德法年鉴》。我正是在这时候来到这里的。为了同他们建立联系，我曾在两次谈话中，从经济关系出发，给他们讲述了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状况。他们在这每周一次的集会上所听到的东西，到星期天就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讨论，参加的人真是各种各样，还有带着老婆和孩子的。在这里，他们撇开了一切政治而讨论某种“社会问题”。这样的会对于吸引外人参加很合适，因为它完全是公开进行的。大约两星期前，警察来了一次，想要禁止集会，但最后还是放心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参加集会的常在二百人以上。
象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些人中间，已出现某种淡漠情绪，因为他们自己也感到无聊了。他们用以对抗裁缝共产主义的东西，实质上只不过是格律恩关于“人性”的空谈[47]和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这些东西一部分是由格律恩先生自己，一部分是由他的一个奴仆、傲慢的老木工艾泽曼老爷子，而一部分也是由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灌给他们的。这一切自然马上就使他们感到厌烦了，说来说去老是那么一套；于是，为了防止他们打瞌睡（确是如此，这已经在会上可怕地传染开了），艾韦贝克就巧妙地谈些“真正的价值”（我对此也有部分责任）去折磨他们，还令人厌倦地胡扯什么日耳曼的原始森林，凯鲁斯奇人阿尔米纽斯，以及从阿德隆格的纯粹胡说八道中学来的荒唐的古德语词源学。
但是，这些人的真正的头头并不是艾韦贝克，而是曾经一度住在布鲁塞尔的云格。这个人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应该加以改变的，也能作许多事情，因为他能掌握所有的人，并且比这帮人清楚十倍。可是他太摇摆不定，总是出些新花样。我差不多三个星期以来都没有能够见到他——他总不参加会，也无处找他——，这就是工作做得很少的原因。没有他，大多数人都提不起劲，拿不定主意。但是，对这些人必须有耐心。首先必须清除格律恩，他的确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们起着一种可怕的松懈意志的作用，一旦他们抛掉了这些空谈，我就有希望对这些人做些工作了，因为他们全都热烈渴望研究经济学问题。我现在能掌握住艾韦贝克，虽然他的头脑你们知道是十分混乱的，但是还有十分良好的愿望，同时云格也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因此，这件事很快就能做到。关于通讯委员会的事，我征求了六个人的意见，这个计划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尤其是云格的支持，所以将在这里实行起来。但是，只要还没有清除格律恩的个人影响，使他们抛弃他的空谈，他们就不会恢复先前的劲头；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巨大的物质障碍（特别是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占用），什么事都不能办。我已经向他们建议当着他们的面把格律恩所干的坏事都给他当面揭出来；贝尔奈斯也想参加，就是艾韦贝克也想同他算账。等到他们同格律恩了结一些私事，也就是有保证拿到为刊印格律恩那本关于议会的破烂货而垫给格律恩的钱，就会这样办。可是，由于云格没有来，其余的人在格律恩面前又或多或少象个孩子，因此，尽管这件事只需鼓一点劲在五分钟内就能解决，但还是没有头绪。糟糕的是，这些人大多数是士瓦本人。
（2）现在讲一件滑稽的事。蒲鲁东在一本还没付印的新书里（该书由格律恩翻译），想出了一个妙方，能够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48]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格律恩也严守秘密，但却极力吹嘘他知道了一块新的点金石。大家都在紧张地期待着。终于，上星期艾泽曼老爷子来到了木工中间，这时我也在座，渐渐地，这个装模作样的老家伙带着天真而神秘的神情全盘泄露了出来。格律恩先生信任地把全部计划告诉过他。现在请听听这个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是些什么吧：这是不折不扣的在英国早已就尽人皆知并且破产了十次的labour-bazars，或者是labour-markets[49]，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大货栈；在那里，由协作社社员提供的全部产品都严格按照原料费用加上劳动费用来议价，并用协作社的以同样方式议价的其他产品来支付。超出协作社需要量的那部分产品，就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收入付给生产者。狡猾的蒲鲁东发议论说，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协作社的其他社员，就可以废除中间商人所得的利润了。可是这位大聪明人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连他的协作社的资本的利润也废除了，这种资本及其利润同被他废除了的中间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恰好是一般多，因此，他用左手得到的东西，又用右手抛出去了。他也完全忘记了：他的工人根本筹集不了足够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在协作社所能提供的费用上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50]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完全排斥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生产者不分享资产者的利润，却不能不承担资产者的亏损；——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自然产生的异议，他由于沉醉于他那自以为是的幻想中，都完全忘记了。这一套真是可笑之极！家长格律恩自然是相信这个新的救世办法，他心里已经认为自己领导着有两万个工人的协作社了（他们想马上就大规模地干），而且他的整个家族自然将免费得到衣食和住宅。但是，蒲鲁东如果把这一套办法公开出来，他就一定会使自己，使所有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前永远地丢尽脸皮。这也就是他抱怨和攻击革命[51]的原因，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蒲鲁东正好和约翰·瓦茨一模一样。瓦茨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尽管自己相信不可敬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但在资产阶级眼里，却要成为一个可敬的人；蒲鲁东也竭尽全力做到：尽管同经济学家论战，自己却要成为一个公认的大经济学家。宗派分子就是这样。而且这一套又是那样陈旧！
（3）现在再说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奥格斯堡《总汇报》于7月21日刊登了一篇7月16日的巴黎通讯，讲到俄国大使馆：
“……这是个正式的大使馆；但是在它之外，或者毋宁说在它之上，却有一位名叫托尔斯泰的先生；他没有官衔，但被称为‘宫廷的亲信’。过去他在国民教育部任职，后来带着写作任务来到巴黎，在这里给教育部写过几篇报告，也提供过一些法国报界的概况，以后就不再写作，但是行动却更多了。他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进行广泛的社交，接待一切人，从事一切活动，无所不知，办事很多。我认为他才是驻巴黎的真正的俄国大使……他的说情能造成奇迹〈所有请求赦免的波兰人都去找他〉，使馆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而在彼得堡他也有很高的威望”。
这个托尔斯泰不是别人，就是那个骗我们说要在俄国卖掉他的庄园的贵族托尔斯泰。[52]这个人除了他领我们去过的那个寓所外，在马秋林大街还有一座豪华的房屋，他就在那里接待外交人员。波兰人和许多法国人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只有德国的激进派还一无所知，因为他在德国激进派中间认为自己最好也扮作一个激进派。我所引的这篇文章是一个波兰人写的，贝尔奈斯认识他，这篇文章马上就转载在《海盗－恶魔》和《国民报》上了。当托尔斯泰读到这篇文章时，没有再表示什么，高声一笑，开玩笑地说他终于被揭穿了。现在他在伦敦，由于他在这里的戏已经演完，所以要到那里去碰一碰运气。可惜他不再回来了，要不我还打算同他开几个玩笑，最后在马秋林大街留下我的名片。从这一切看来，十分明显，他所推荐的安年柯夫同样是一个俄国密探。甚至巴枯宁也很可疑，他必然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其他俄国人全都知道。我对他当然不会露出什么，但是我要设法报复一下俄国人。尽管这些密探对我们并不危险，但决不应当放过他们。要是利用废物搞些阴谋试验，他们倒是合适的对象。看来，他们在这方面是有些用处的。
（4）赫斯老爷子。我在这里已经很满意地忘记了他的那位不断诅咒他的夫人，也就是说，把她送到那个可以听到不停的哀号和切齿声（格律恩和格泽耳）的遥远的圣安东郊区去了，可是前不久我却收到这位共产主义老爷子叫一个名叫莱茵哈特的人转来的信，想要重新和好。看了这封信，叫人笑得要死。当然，他是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完全显得平静而快乐，而且仍然是过去的那个老赫斯。他肯定他同“党”重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谅解（犹太帮显然已经破产），说他“重新产生了工作的愿望”（这样的大事真应当敲起钟来宣传宣传），接着他就写了下面的一段历史性的备忘录（日期为8月19日）：
“几星期前，科伦这里几乎发生了一次流血的暴动，很多人都武装起来了〈莫泽斯想必不在其中〉。冲突没有发生，因为士兵没有出场〈科伦的酒铺庸人的巨大胜利〉”，如此等等……
接着就谈到市民集会，在会上，“我们”，也就是“党”和莫泽斯先生，即共产主义者，“取得了如此完全的胜利，以致我们”如何如何。
“我们首先把金融贵族……然后把小资产阶级击溃了〈因为他们中间没有天才人物〉。最后，我们本可以〈！〉在会上通过一切〈例如让莫泽斯当市长〉；通过了一个纲领，会议责成它的候选人对纲领承担义务，这个纲领〈请听，请听！〉即使让英国的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起草也不会更激烈一些〈！！！也没有人比莫泽斯理解得更荒谬〉……请不时打听一下〈原文如此！〉我的［妻子］［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双方都希望我不怕风险地监护女方，这一点我有证据〉……并请把这封信给艾韦贝克看看，让他也受到鼓舞。”
这种“鼓舞”，这种恩赐，愿上帝保佑吧。我自然完全不理睬这个笨蛋——现在他也给艾韦贝克写了信（只是为了让艾韦贝克付邮资给他的老婆转去一封信罢了），还扬言两月后就要到这里来。如果他来找我的话，我想我也能告诉他点什么，让他也受到“鼓舞”。
话既然已经说开，那我最后还要报告你们一件事，就是海涅又到这里来了，前天我和艾韦贝克去拜访了他。这个可怜的人憔悴已极。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脑软化在继续发展，颜面麻痹也在发展。艾韦贝克说，他可能突然死于肺水肿或脑溢血，但也可能时好时坏地拖上三四年。自然他有些消沉和忧郁，而最显著的一点则是；他在议论时极为和善（而且认真）——只是在谈到莫伊勒时不断地说些俏皮话。他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充分的活力，可是他的容貌由于留起了花白胡须（他已不能再刮胡须）而更加奇特，使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感到无比的悲哀。眼看着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一步步走向死亡，真使人十分难受。
我也看见了伟大的莫伊勒。“小人儿，小人儿，您的分量这样轻！”这个人的确值得一看；我对他的态度极为粗暴，这个蠢驴对我却报以特别的热忱，并且对别人说我有一副温和的面孔。他的模样就象死了六星期的卡尔·穆尔。请马上回信。
你们的恩·
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开开心：今年8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有一篇关于比德曼的［关于］［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共产主义一书的书评[53]，内容如下。首先用很可笑的法国人叙述方式把赫斯的一切胡说八道描述了一番，然后说，现在来谈谈马克思先生。
“马克思先生是一个鞋匠，正如德国的另一个共产主义者魏特林是一个裁缝一样。前者〈马克思〉不大看得起他曾有幸在当地研究过的法国的共产主义〈！〉，不过马克思同样也完全走不出〈从这种亚尔萨斯人的用语中你还没有看出是菲克斯先生吗？〉抽象的公式，并且避免涉及任何真正实际的问题。按他的看法〈注意这些胡说八道〉，德国人民的解放将成为人类解放的信号。这种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当一切都准备好时，高卢雄鸡就会宣告德国的新生……
马克思说，在德国需要创立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以便去实现共产主义的哲学思想。”
署名是德·菲·（已经死了）。这是他的最后作品。这家杂志上一期也对我写的书作了同样可笑的评论。[54]九月这一期里有对尤利乌斯的评论[55]，我还没有见到。
在《博爱》编辑部中发生了唯物论者和唯灵论者的冲突。唯物论者以二十二票对二十三票失败，退出了编辑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博爱》拿出一篇漂亮文章论述不同的文明阶段，并论述这一文明能够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
请马上回信，因为我两星期后从这里［迁走］［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因此来信很容易［会］［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被压下或在旧寓被拒绝接收。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野林”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注释：
[46]指正义者同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由于民主共和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具有了国际性。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们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他们的观点受魏特林的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1838年同盟在法国秘密团体影响下通过的章程，具有半密谋的性质。一定数目的同盟成员组成支部，支部联合为区部，整个同盟的领导是人民议事会。人民议事会的地点起初在巴黎，后来在伦敦。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同盟的支部。申请成为正义者同盟成员时，要求宣誓保守同盟的秘密。违反誓言者给予严惩。正义者同盟在1839到1846年间的历史充满了内部的思想斗争。同盟的领导人不断克服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到四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影响。由于同盟的领导人逐渐与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了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同盟实行改组，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关于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还可看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和恩格斯的文章《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3—466页；第21卷第241—261页）。——第45、72页。
[47]恩格斯谈的“裁缝共产主义”，是指魏特林主义（见注40）。
卡·格律恩1846—1847年在巴黎在德国工人中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侩温情观点，同时也大力宣扬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从1844年起在德国传播，它反映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体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他们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庸人习气和政治上的懦怯结合在一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造成特别的危害，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第46页。
[48]指比·约·蒲鲁东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第1—2卷，1846年巴黎版（P．J．Proudhon．《Systèmedes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ère》．T．Ⅰ-Ⅱ，Paris，1846）。1847年格律恩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了这本书第1卷的德译本《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PhilosophiederStaats?konomieoderNothwendigkeitdesElends》）。——第47、76、172页。
[49]恩格斯说的劳动市场（labour-bazars或labour-markets），是指英国各城市中由工人的合作团体建立起来的劳动产品交换市场（La-bourExchangeBazars）；1832年，这一运动由罗·欧文所领导，他在伦敦建立了这样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上，通过“劳动货币”（纸币）进行劳动产品的交换，劳动货币以一工时为单位。这些办法，是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条件下组织无货币交换的空想，因而很快就破产了。——第47页。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51]恩格斯指的是蒲鲁东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这是回答关于要他参加通讯委员会活动的建议的回信。见《蒲鲁东书信集》1875年巴黎版第2卷第198—202页（《CorrespondancedeP．J．Proudhon》．T．Ⅱ．Paris，1875，p．198—202）。——第48页。
[52]恩格斯得到的是卡·贝尔奈斯和亨·伯恩施太因的谎报，关于这一点，后来恩格斯自己在1847年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已经指明了（见本卷第86页）。《总汇报》上刊登的短讯中，说的是沙皇密探雅·尼·托尔斯泰，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认识的那个自由派俄国地主格·米·托尔斯泰。——第49页。
[53]1846年8月《经济学家杂志》第57期刊登了德·菲克斯写的书评，评论卡·比德曼的《我们的现在和未来》（《UnsreGegenwartundZu-kunft》）一书第1卷和第2卷。——第51页。
[54]1846年7月《经济学家杂志》第56期刊登了一篇匿名的对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评论。——第52页。
[55]指的是德·菲克斯对古·尤利乌斯于1846年莱比锡出版的小册子《银行事业。德国的新幽灵》（《Bankwesen．EinneuesGespenstinDeutschland》．Leipzig，1846）的评论。这篇书评发表在1846年9月《经济学家杂志》第58期。——第5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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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39]
［1846年8月19日于巴黎枯树街11号］
致委员会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的事业在这里将是大有可为的。艾韦贝克为此而欢欣鼓舞，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急于正式成立委员会，因为不久即将发生分裂。魏特林分子的残余，一个裁缝小集团[40]，可能很快就从这里的组织中被清除出去；所以艾韦贝克认为，在此之前最好等一等。同时艾韦贝克觉得，可以吸收来参加通讯委员会的，未必能超过四五个人；但这已经足够了。我希望在下一封信中能向你们报告关于委员会的成立情况。
这些裁缝真是些可笑的家伙。不久以前，他们一本正经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用链子把刀子和叉子系在一起是否要好一些。确实有这样的人，但不多。
魏特林本人没有回答我们最近转给他的那封巴黎人的非常粗暴的信。他要求给他寄三百法郎，以供实验他的发明之用，可是同时又写信告诉他们，这笔钱大概会白白花掉。你们可以想象出，他们是怎样回答他的。
而木工和制革工人却相反，据说都是些很好的小伙子。我还没有见到他们，艾韦贝克正在用他那一向谨慎的态度办理这一切。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法国各家杂志的一些情况，当然是在布鲁塞尔见不到的一些杂志的情况。
比·勒鲁办的月刊几乎全是登载他自己写的关于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文章。[41]在这些文章中，他把圣西门捧上了天，极力贬低傅立叶，把傅立叶说成是圣西门的冒牌的变坏了的追随者。因此他就苦心孤诣地证明，《四种运动》只不过是《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的唯物主义化的抄袭品。[42]这家伙简直是发了疯。由于圣西门这本书曾说过，一种百科全书式地包罗了所有科学的体系，其基础最好是把一切现象等等归结为万有引力，因此他们就说傅立叶的关于吸引力的全部学说是从这里汲取的。当然，所有的例证、引文等等，连傅立叶写《四种运动》时读过《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这一点都不足以证明。相反地，安凡丹的全部学说却被说成是偷运到他们那个学派里的傅立叶主义。这家杂志的名字叫《社会主义评论，或无产阶级的问题和平解决》。
《工场》杂志事后叙述报界的改革大会说：它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因此对该刊竟列名于派了代表的报刊名单中十分惊讶。在改革的基本原则确定之前，人民报刊的代表始终被拒于门外；后来当人们向工人报刊打开大门让它们进去说一声“同意”时，它们认为参加进去是有损自己尊严的。《工场》接着说，有一百五十个工人，好象是毕舍的追随者（法国人说这个党大概有一千人左右），未经警察允许于7月29日举行宴会纪念七月事件[43]。警察进行了干涉；因为他们不愿意担保不作政治演说，不唱贝朗热的歌，所以集会被解散了。
这里可以看到维干德先生的《爱比格尼》杂志。维干德先生在杂志上大叫大嚷，不可一世。《致阿尔诺德·卢格》。[44]他提醒卢格记取他们两人四年来所遭到的不幸。卢格（在巴黎）不会“同狂热的共产主义携手”。共产主义是一种“在自身无知的头脑中硬想出来的”状态，“一种人们要用暴力强加给人类的狭隘而无知的野蛮状态”。最后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只要世界上还有铅用来铸字”，他就要干出什么什么来。你们看，这个绞刑架上的候补者还没有放弃当路灯柱上的候补者的希望哩。
请你们注意今天《国民报》（19日，星期三）上的一篇文章，说1844年以来巴黎的选民已由两万多人减少到一万七千人了。
你们的恩·
巴黎大大地堕落了。丹东在布尔顿林荫道上卖木柴。巴巴鲁在圣奥诺莱街开布店。《改革报》已无力再提出对莱茵地区的要求。反对派正在寻求天才人物，但是找不到。资产阶级先生们很早就上床睡觉，到十二点就全得关门闭户，而年青的法国对此则安然忍受。如果不是按照Morgenstunde……［注：指德国谚语：《MorgenstundehatGoldimMunde》（“一日之计在于晨”）。——编者注］这个谚语生活的店主先生们规定一早要开门营业，警察大概是做不到这点的。
格律恩先生用工人的钱印的小册子，就是我当初在载勒尔那里看见过的那本：《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匿名出版的），内容主要是对马克思的论文（《德法年鉴》上的）的剽窃和一些荒谬透顶的东西。“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他看来是一码事。关于君主专制的阐述如下：
“君主给自己建立了一种抽象的领地，而这种精神的领地就叫做国家。国家成了领地的领地；国家作为领地的典范，取消单个领地，正如它保存单个领地一样。只要单个领地想成为绝对的，独立的，国家就要取消它”，等等。
接着，这种“精神的”领地“普鲁士”，马上又一变而成为一种“人们在其中祈祷”的领地，“成为宗教的领地”！！总后果就是：自由主义在普鲁士已经在理论上被战胜，因此议员们将不再去研究资产阶级问题，而直接去研究社会问题了。
“屠宰税和磨粉税真正揭示出了赋税的本质，它揭示出，每一种赋税都是人头税。而谁征收人头税，谁就说：你们的头和身体都是属于我的，你们是我的农奴……屠宰税和磨粉税完全适合专制主义”，等等。
这头蠢驴交了两年的日用品入市税，而一直还不知道这件事；他认为这样的事情只存在于普鲁士。总的说来，这本小册子除了一些剽窃和空话外，是彻头彻尾浸透了自由主义，而且还是德意志的自由主义。
这里的工人全都深信，魏特林的《保证》[45]不是他一个人写成的。除了西·施米特、贝克尔［注：奥古斯特·贝克尔。——编者注］外，好象还有几个法国人给他提供过材料；特别是，他还从里加的一个名叫阿伦斯的人那儿得到一份手稿，这个人过去是巴黎的工人，现在在美国，《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的主要章节就是这个人写的。此地人有一次曾写信到伦敦向魏特林问起过这件事，他大为恼怒，只回答说，这是诽谤。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19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注释：
[39]参加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注36）的，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外，还有威·沃尔弗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菲·日果。
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于1846年8月中去巴黎以后，经常写信向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活动，这些信都是寄给马克思的。恩格斯的这封信是这些信中的第一封。——第40页。
[40]指的是正义者同盟（见注46）的巴黎各支部，当时是由海·艾韦贝克领导的。参加这些支部的是当时旅居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主要是裁缝（单独一个支部），以及制革工人和木工。
魏特林主义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由威廉·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的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四十年代中起，魏特林使自己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并使自己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发生了彻底的决裂。——第41、127、355页。
[41]1846—1847年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刊登了比·勒鲁的一组论文《关于傅立叶主义的通信》。恩格斯指的是这组论文中的第三篇和第四篇——《圣西门和傅立叶》、《抄袭者傅立叶》，这两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46年8月和9月两期上。——第41页。
[42]指沙·傅立叶下面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1卷（《Théoriedesquatremouvementsetdesdestinéesgénérales》；?uvrescomplètes，2éd．，t．1，Paris，1841）。该书第一版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resd'unhabitantdeGe-nèveàsescontemporains》）是圣西门的著作，1802年写成，1803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第41页。
[43]指的是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第42页。
[44]恩格斯指的是奥·维干德的《致阿尔诺德·卢格》的呼吁书，发表在《爱比格尼》杂志的第一卷卷首。——第42页。
[45]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W．Weitling．《GarantienderHarmonieundFreiheit》．Vivis，1842）。——第4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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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8月19日于［巴黎］罗亚尔宫瓦鲁瓦环行路
亲爱的马克思：
经过疲劳而乏味的旅途之后，我终于在星期六傍晚到达这里。[33]马上我就见到了艾韦贝克。这个小伙子很活泼愉快，十分随和，接受能力比从前强，总之，我希望同他在各方面——要有一些耐心——都能很好相处。他已不再为党内纠纷而伤感，原因很简单：他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把这里的几个魏特林分子赶走［注：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他和格律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致使他们关系破裂，至今还不大清楚。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格律恩用他那种时而低声下气，时而高傲自大的态度，曾经在某种程度上使艾韦贝克对他倾心和尊敬。艾韦贝克十分了解赫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这个人没有丝毫的好感。自从他们住在一起以后，他对赫斯就有一种私恨。为了威斯特伐里亚人的事[34]，我狠狠地责备了他。魏德迈这个无赖给贝尔奈斯写了一封威斯特伐里亚式的诉苦信，把高尚的迈耶尔和雷姆佩尔描绘成正义事业的蒙难者，说他们曾经甘愿为这一事业而牺牲一切，而我们却似乎以蔑视的态度把他们推开了，等等。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这两个轻信的德国人，也就异口同声地抱怨我们太无情，爱争吵，而对那个尉官却把他的假话当真。这样的盲从实在少见。
格律恩借口要在瑞士出版篇幅为一印张半的一本小册子，从工人那里骗去了大约三百法郎［注：见本卷第43页。——编者注］。现在这本小册子卖得的钱已收回来了，但工人却一个钱也没拿到。因此他们现在正向他逼债。现在艾韦贝克已经看出，他把这个格律恩带到手工业工人中来，是干了一桩多么愚蠢的事。他现在害怕在这些工人面前公开谴责格律恩，因为他认为格律恩会把一切都向警察局告密。但艾韦贝克这家伙也真是太轻信了！狡猾的格律恩曾经亲自向艾韦贝克讲述过他所干的一切卑鄙勾当——自然把这些说成是具有牺牲精神的纯英雄行为，而艾韦贝克对这一切都信以为真。除了这个罪犯本人认为可以告诉他的以外，他对这个家伙以前的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无所知。不过，艾韦贝克曾经提醒蒲鲁东要当心格律恩。格律恩又到这里来了，他住在麦尼尔蒙坦郊区，正在给《特利尔日报》写一些恶心之极的文章。莫伊勒把格律恩的书[35]中的有关部分给卡贝翻译出来了，你可以想象，卡贝是多么恼怒。格律恩在《国民报》也得不到任何信任。
我到卡贝那里去过了。这个老头非常热情，我听了他的高谈阔论，也对他山南海北地讲了一番。我将经常到他那里去。但是我们还是别让他参加通讯活动[36]。第一，他已经够忙了，第二，他太多疑。他会认为这是一个圈套，目的是要滥用他的名义。
我在《爱比格尼》上粗略地看了一遍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这篇东西，除了有几处写得不错外，完全同过去一样。一开头，当他只限于谈论自然宗教的时候，他还不得不较多地守着经验主义的基地，但是接下去便十分混乱了。又全是本质呀，人呀，等等。我要比较仔细地读一读，如果其中一些重要的地方有意思，我就在最近把它摘录给你，使你能够用在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37]。现在只摘引两处。整个著作（大约六十页）是从如下一段关于和人的本质不同的自然界的定义开始的：
“与《基督教的本质》所论述的人的本质或神〈！！〉［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不同、并且不依赖它而存在的实体〈1〉，亦即没有人的本质〈2〉、人的特性〈3〉、人的个性〈4〉的实体，实际上不是别的什么，——就是自然界”。
这真是用雷一般的声音发出的同义字反复的杰作。而且，费尔巴哈在这个论点中还把宗教的、想象的自然界幻影同现实的自然界完全等同起来了。同过去一样。——接着，稍后一点，他说：
“宗教就是对我之为我的崇拜和信奉〈！〉……进而意识到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想象、崇拜、信奉这种依赖性，这就是上升到了宗教”。
杜蒙大臣几天前在某个校长的夫人那里穿着贴身衬衣被人抓住了。《海盗－恶魔》报道：一个向基佐请愿的太太说：“真遗憾，象基佐这样一位出色的人物，总是那么严肃，所有的钮扣全都扣得紧紧的。”公共工程部的一个官员的夫人说：“杜蒙先生可不是这样。大家认为，作为大臣，他的钮扣可能解开得太多了。”
为了让小魏尔高兴，我刚才白白地去了一趟“红衣主教”咖啡馆，花了几个小时，现在继续给你写信。小魏尔有些怨气，因为《和平民主日报》欠了他大约一千法郎的稿酬未付，这家报纸看来是发生了某种严重的危机，到了无法用现金支付的地步，而小魏尔是个道地的犹太人，不会因得到由未来的第一个法伦斯泰尔承兑的期票而罢手的。此外，傅立叶主义者先生们也一天比一天无聊。《法郎吉》除了荒谬以外毫无内容。已经发表的傅立叶遗著全部只限于芳香运动以及或多或少似乎是从后面进行的行星交配。土星和天王星交配就产生了蜣螂，傅立叶主义者自己无疑都是这种蜣螂，——但是蜣螂的头头则是爱尔兰人休·多赫尔蒂先生，他其实连蜣螂都不是，而只是蜣螂的幼虫，是它的蛹，这个可怜的动物已经是第十次（写了第十篇文章）在《宗教问题》[38]中滚动了，但是仍然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体面地滚出去。
我还没有见到贝尔奈斯。但是，据艾韦贝克说，他过得还不坏，他最苦恼的是百无聊赖。听说他长得身强力壮。他现在主要是干些园艺活，这在他那愁闷的生活中似乎有助于驱散他的忧伤。听说，当他的——？妻子？（只有前后打上两个问号才能想象这是他的妻子）挤羊奶的时候，他就抓住山羊的双角。这个可怜鬼对自己的处境当然感到难受。除了艾韦贝克每个星期到他那里去以外，他见不到别的人，他整天穿着一件农民的短上衣闲逛，但从来没有出过萨塞尔，这是世界上最穷的一个小村庄，连个小酒铺也没有，总之，他苦闷得要死。我们必须设法让他再回到巴黎来，那末他过上一个月又会变得和以前一样。由于伯恩施太因实际上是个密探，不能让他知道我到这里来了，所以我写信给贝尔奈斯先到蒙莫兰锡或附近某个地方会见，然后就把他弄到巴黎来，花几个法郎让他痛快一番。这样一来他就会完全变样。不过，你别让他知道我曾把他的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了你；这个好小伙子在极为激动的、浪漫主义的情绪下会感到自己精神上受到了损害。
最妙的是，萨塞尔的这个人家，有两个女人，两个男人，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还不知道究竟是谁生的，尽管如此，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甚至爱好男色的事也没有发生过。这是德意志式的爱情。
赫斯太太正在另找丈夫。她对赫斯已感到厌倦了。如果有合适的，请与圣安东郊区的格泽耳太太接洽。不必着忙，因为没有什么竞争。
请速回信。
你的恩·
我的地址：枯树街11号。
不言而喻，我在这里和以后写信给你谈到有关艾韦贝克、贝尔奈斯或其他熟人的情况，都是绝对秘密的。
我没有贴邮票，因为我手头拮据，在10月1日以前不可能收到钱。但是，到10月1日那天，我将寄去一张汇票，以偿还我应当负担的邮费。
注释：
[33]恩格斯于1846年8月15日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托来到巴黎，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首先是向正义者同盟（见注36和46）巴黎各支部的盟员宣传共产主义，组织通讯委员会，向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当时，在旅居巴黎的一部分德国手工业工人中，流行着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学说。卡·格律恩在他们中间也有很大影响，格律恩利用工人集会来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恩格斯的活动在不小的程度上帮助了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大多数盟员脱离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第36页。
[34]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威斯特伐里亚在当地实业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帮助下出版他们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由约·魏德迈进行的谈判于1846年5月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7月2日给雷姆佩尔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中，严厉谴责了威斯特伐里亚的资本家的拖延、搪塞和推托行为。接着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借口缺乏资金最后拒绝出资刊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著作。但拒绝刊印的真正原因是：出版人自己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批判的那个流派的代表人物。——第36、467、471页。
[35]卡·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书信和研究》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K．Grün．《DiesozialeBewegunginFrankreichundBelgien．BriefeundStudien》．Darmstadt，1845）。——第37页。
[36]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应当以此为榜样成立社会主义小组。通讯委员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图，通讯委员会应为建立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同工人运动中非无产阶级的流派作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伦敦、巴黎和德国各地成立通讯委员会，努力动员欧洲各国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从哈尼1846年3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沙佩尔1846年6月6日、7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在伦敦曾经成立了通讯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以及以沙佩尔为首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成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打算动员卡贝、蒲鲁东和其他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见本卷第464—466页），但结果没有成功，这一点从蒲鲁东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在德国，是威廉·沃尔弗同西里西亚工人保持联系；格奥尔格·维贝尔由基尔向布鲁塞尔通讯；从威斯特伐里亚通讯的是约瑟夫·魏德迈；在莱茵省形式上没有建立通讯委员会，但是通过瑙特和克特根与爱北斐特的社会主义者进行通讯；而科伦的共产主义者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德斯特尔则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经常的通讯。——第37页。
[37]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卷第一章，这一章是批判费尔巴哈观点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9—87页）。看来这一章直到1846年下半年还在继续写，但是仍然没有写完。——第38页。
[38]指休·多赫尔蒂《宗教问题》一文——该作者一组文章的第十篇文章，发表在1846年《法郎吉》杂志第4卷第136—163页。——第3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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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7月27日于奥斯坦德圣托马街第11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四处跑了几天替你寻找住所，但是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很少有两间在一起的，卧室多半小得可怜。昨天我终于找到了两处住所供你选择：（1）有两个大房间，一间在二楼，一间在三楼；每间都有一张床，每月九十五法郎；再安一张床就得再付三十法郎；早餐平均每人每顿半法郎；（2）一所不大的房屋，也属于那个房主所有，一个房间在楼下，楼上有两间相通的卧室，其中一间相当大，另一间小，每月一百五十法郎，早餐价钱与上同。谁租这所房屋，还可以用一个女仆。上述那两个房间在奶油街的“布拉班特”饭店里，那儿也可以随意搭伙。但是在这方面你们在那里是完全可以自主的。不管怎样，如果你想在这两处挑一处，那你住到“布拉班特”那所房屋要好些，比住在旅馆便宜；这两个房间你如果不满意，可以请女主人给你看看那一所房屋，地点在白衣修女街5号，如果这一所也不合适，那你可以再另找房屋。不过，与去年相比，住房也象其他一切东西一样，确切些说“一切都是这样”，价钱贵得可怕。你全家午餐就要花五法郎，煎牛排一法郎，肉饼也是一法郎，酒是二至三法郎。这里的啤酒很差，雪茄烟既不好而且贵，你最好能从布鲁塞尔带几百支来；如果这样做了，你的开支将大致如下：
住所………………………………………………125—150法郎
早餐…………………………………………………45—45法郎
午餐………………………………………………150—175法郎（如果你有时在海滨用餐）
晚餐，煎牛排2—3份………………………………60—90法郎（这里的人都很能吃）
每月午餐后在海滨喝咖啡2杯（非常必需）…18—18法郎
洗衣很贵，至少……………………………………20—30法郎还有洗澡，每次1．3—1．5法郎，共约40法郎
———————————————————
418—508法郎
除此以外，最好还有一百法郎作为额外开支，否则这里住着很枯燥。你在这里用不着住一个月以上。只有半身不遂或全身瘫痪的人才住下去。但是你租房子时必须言明超过一个月就按日计算，否则，多住两天，就要给你算半个月的房钱。
一般来说，在这里住是很无聊的。最初几天，除了家里人以外，只有一个枯燥无味的巴门庸人，一个蠢人中的蠢人同我交往，这个人是我的环境迫使我结识的。昨天布兰克（你是认识他的）从伦敦来了，我终于通过他结识了一个很机灵也颇为能干的法国人，不过他在爱北斐特住了十五年，因此说的是德国话。
“最后我还要提及”赫斯夫人的事。这使人很不愉快，但是决不能让她对那个赫斯的愚蠢行为负责。如果我从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那里得到足够去巴黎的钱（这钱还靠不住），我将设法把她带过国境。附上一张便条，请转寄给科伦那个亲爱的可怜人［注：赫斯（见本卷第470页）。——编者注］，好让他放心。他的夫人现在已到了布鲁塞尔了吧？
这里没有一个大人物。他们8月份才会来。现在还不知道哪些德国名人将到这里来。因而目前我必须满足于普鲁士银行计划[32]。真可笑，这些老爷们竟然认为，用这种办法就能得到许多钱。看来，或许能使几个大银行家愿意干这件事，这些人想要成为“大股东”，想同官僚缔结密约，例如，规定他们的股票不得赎买，以及要让他们混到中央理事会中去，等等。但是，除了这些人以外，就没有人愿意干了。最妙的是，“认购者姓名以及认购数目都不予公开”。这就是说，也估计到钱将少得要命，想多少遮一遮丑。这是地道的官僚伎俩。
马上写信告诉我，你是否来，什么时候来。
你的恩·
［原信有恩格斯的一幅漫画和说明：］
这种画面昨天在海上不论男女都能看到。
注释：
[32]指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于1846年改组普鲁士银行一事。普鲁士银行改为股份公司，但管理权却仍然保留在政府手中。1846年10月5日法令所规定的这个改革的意图是造成有利条件吸收私人资本，以便弥补普鲁士的国债（见恩格斯《普鲁士银行问题》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6页）。——第3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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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5年3月17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赫斯把你的信转交给我了。关于翻译的事，现在还完全没有安排妥当。在波恩，我本想找一个那里的人在我的督促和指导下翻译傅立叶的著作（当然不译他的关于天体演化的谬论[28]），如果出版商同意，就把它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册出版。有一次我同《社会明镜》[19]的出版商贝德克尔谈到这件事，他好象对此事颇有兴趣，不过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出版大部头的丛书。如果我们用这种形式出版，那末恐怕最好还是交给列斯凯或者其他有力量出版的人。今年整个夏天我是没有时间亲自搞翻译的，因为我必须写完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我的第一本书［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本星期已寄给维干德；我已同他谈妥，他收到稿子后就付给我一百塔勒，所以大概在八至十二天内就可以收到这笔钱，然后就给你寄去。眼前只有一百二十二法郎二十二生丁，3月26日就汇往布鲁塞尔［注：“一百二十二法郎二十二生丁”，“3月26日就汇往布鲁塞尔，这些话是斯·阿·瑙特写上去的。——编者注］。
所募款项的余额随此信寄去。要不是爱北斐特人把事情耽误得这样厉害——他们本来是可以从他们的资产阶级朋友那里至少再募到二十塔勒的——你就可以早些收到汇款，而数目也会多些。
现在再来谈谈《文丛》。我不知道，这一套书按历史顺序编排是否最理想。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著作要交错起来，所以发展的连贯性就要经常被打断。此外，我又想，或许最好是着眼于实际效用而牺牲理论的兴趣，从那些能给德国人提供最多的材料和最接近我们的原则的著作开始；就是说，从傅立叶、欧文、圣西门主义者等人的优秀著作开始。摩莱里的著作也可以放在前面。历史的发展情况可以在全套丛书的导言中作简单的介绍；这样做，即使材料那样排列，读者也容易摸着门路。导言可以由我们共同执笔，你可以写法国的，我写英国的。我想，如果我能按我的计划三个星期后到布鲁塞尔去，那末这件事是不难做到的——至少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件工作。
但不管怎样，我认为，必须马上就从那些能对德国人起实际的、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能使我们免得重述前人说过的话的著作开始。如果我们要想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那我们恐怕在短期内完不成这项工作，并且还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因此，我主张我们只出版那些其积极内容到今天仍很有意义的著作。葛德文的《政治上的公正》[29]，作为从政治的和市民社会的观点对政治的批判，尽管有许多出色的地方（葛德文在这些地方接近共产主义），但还是不能入选，因为你得对政治作出全面的批判。尤其是，葛德文在他的著作的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应当尽可能从社会中解放出来，人只能把社会作为一种奢侈品来使用（《政治上的公正》第二卷第八册第八章附录）；而且一般来说葛德文的结论都是坚决地反社会的。不过我是在很久以前，许多问题都还弄不清楚的时候，作过该书的摘要，现在无论如何必须把它再读一遍，可能书中提供的东西比我那时找到的要多。如果我们选了葛德文的著作，那我们也不能不选他的补充者边沁的著作，尽管这家伙极为枯燥，净谈理论。
请回信谈谈你的意见，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能够做些什么。既然我们两人都有了这样的想法，那末无论如何必须使它实现，——我指的是丛书。赫斯显然会乐意参加这项工作，我当然也一样，只要我有时间。赫斯是有时间的，因为他除了《社会明镜》的编辑工作以外就没有什么事了。
如果我们在基本点上意见一致，那末，在我去布鲁塞尔时（由于这一切我要设法赶快去），我们就能够把一切都商量妥当，并且马上做起来。
《批判的批判》［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我好象写信告诉过你，我已收到这本书——真太好了。你对犹太人问题、唯物主义的历史和《秘密》［注：欧·苏《巴黎的秘密》。——编者注］的论述是精辟的，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这本书的篇幅还是太大了。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另外，对思辨的空论和抽象的普遍本质所做的批判，其中大部分将仍然为大多数读者所不能理解，不会使所有的人都感兴趣。除此之外，这本书的确写得非常精彩，能使人捧腹大笑。鲍威尔弟兄将无词以对。毕尔格尔斯如果要在皮特曼的刊物［注：《莱茵年鉴》[21]。——编者注］的第一册上介绍这部书，可顺便提一提我为什么只写了一点点，并且写的又只是一些无须深刻研究的问题，——我只在巴黎呆了短短的十天。否则就显得很可笑：我写了不到一个半印张，而你写了二十印张多。“卖淫”这一段最好删去。这一段太少，没有什么意义。
有意思的是，除了丛书以外，我们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有了另一个计划。我也想给皮特曼写文章批判李斯特［注：见本卷第11页。——编者注］，——很幸运，我从皮特曼那里及时地知道了你也有这种想法。这里可以提一下，我是想从实际方面对付李斯特，阐明他的体系的实际结论，因此我将把我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的一篇加以扩充（关于大会的报道将在皮特曼的刊物上发表），在这篇演说中我是简要地顺便这样做的。[30]另外，根据毕尔格尔斯给赫斯的信，同时我也知道你个人的爱好，我估计，你批判他的理论前提会比批判他的结论更着重一些。
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我接到的信，他们在给我之前，都从各方面嗅遍了。因为他们知道全都是共产主义者的来信，所以每一次都摆出一副宗教徒的难受面孔，叫人看了简直要发狂。我往外走，是那种面孔。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也是那种面孔。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我都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见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讲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老头总是摆出那种难看之极的哭丧相。而且我的老头又这样愚蠢，他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看成是“革命的”；例如，不管我怎样争辩，硬要我对英国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丑事永久负责！此外，这里现在正是家中的敬神季节。一星期前，我的弟弟和妹妹二人［注：鲁道夫·恩格斯和海德维希·恩格斯。——编者注］接受坚信礼，今天全体亲族都要吃圣餐，——圣体发生了效力，今天早上那种难受的面孔到处出现了。
而且祸不单行，昨天晚上我和赫斯在爱北斐特宣传共产主义直到深夜两点。由于我的晚归，今天自然又都板起面孔暗示我大概是去妓院了。最后终于鼓足了气，问我，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在赫斯那里”。——“在赫斯那里！天呀！”停顿片刻，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基督教的绝望神情。——“看你交了些什么朋友！”——接着就是叹息，等等。简直叫人发疯。对我的“灵魂”进行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征讨是多么刁恶，你是无法想象的。而我的老头如果还发现有《批判的批判》，他就能把我赶出大门。同时，使人经常生气的是，这些人已无可救药，他们简直是甘愿用他们对地狱的幻想来折磨和虐待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一点点公正的原则都跟他们讲不通了。
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只是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我很爱她，要不是为了我的母亲，我对我那个狂热而专横的老头就根本不会作丝毫的让步。但是我母亲一忧虑就要生病，每当她特别为我而生气时，马上就要头痛一个星期。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但是还得住几个星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忍受过去。然而不管怎样还得忍受过去。
此外，这里再没有什么新闻了。资产阶级侈谈政治，到教堂去做礼拜；无产阶级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几乎无法知道。你们最近一封来信寄的地址，目前还可靠。今天晚上我可能收到钱——克特根刚才向我保证，只要他有时间，过两天他还能再筹到一些钱。但是我并不相信这家伙，他只是在能够出风头的时候才露一手，除此而外，他没有什么用，什么也干不了。再见。
你的恩·
注释：
[19]《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是于1844—1845年在爱北斐特出版的月刊，该刊编辑是莫·赫斯。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曾参与了该刊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该刊物刊载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17、24、27页。
[21]《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JahrbücherzurgesellschaftlichenReform》）是海·皮特曼办的杂志；起初预定为季刊，但只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2卷于1846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在该杂志第1卷中载有恩格斯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在爱北斐特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全文（《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2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02—626页和662—676页）。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其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9—640页）。
[28]恩格斯指的是翻译沙·傅立叶未写完的著作《论三种外在统一》一事，这一著作在傅立叶逝世后1845年发表于傅立叶主义者的杂志《法郎吉》上。该杂志还发表了傅立叶关于天体学的手稿。——第27页。
[29]威·葛德文《论政治上的公正及其对一般美德和幸福的影响》1793年伦敦版第1—2卷（W．Godwin．《AnEnquiryConcerningPoliticalJustice，anditsInfluenceonGeneralVirtueandHappiness》．Vol．Ⅰ—Ⅱ，London，1793）。——第29页。
[30]关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的爱北斐特大会（恩格斯在这两次大会上曾作演说）的报告，发表于皮特曼出版的杂志《莱茵年鉴》第一卷（1845年）。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第二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17—626页）中有对李斯特观点的批判。——第30页。
[31]恩格斯所作的这幅讽刺画自左至右画的是：卢格、布尔、瑙威尔克、布鲁诺·鲍威尔、维干德、埃德加尔·鲍威尔、施蒂纳、梅因、两个不知名的人和科本（穿尉官制服）。布鲁诺·鲍威尔把《莱茵报》踩在脚下。墙上画的是个断头台，左墙角是个松鼠（暗指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艾希霍恩），因为艾希霍恩这个名字在德文上是Eichhorn，松鼠一词在德文上是Eichh?rnchen，两个德文字相近。——第32—33页之间。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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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长时间到处发信询问你的地址，刚才终于从科伦打听到了，于是马上提笔给你写信。我一听到你被驱逐[25]的消息，就认为有必要立即进行募捐，以便按共产主义方式让我们大家分担你因此而支出的意外费用。这件事办得很顺利。三星期前，我给荣克寄去了五十多个塔勒，也给杜塞尔多夫的人写了信，他们也已经筹到同样数目的款子；在威斯特伐里亚，我已经委托赫斯发起了这方面的必要的宣传。这里的募款还没有结束，被画家克特根耽误了，因此现在我还没有得到全部应收的款子。但我想，过不几天就能全部收齐，然后把汇票给你寄到布鲁塞尔去。我还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所以不言而喻，我是万分乐意把我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的稿酬交给你支配的；这本书的稿酬我不久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而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因为我会向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还有人逼你预付房租，也确是可恶之极。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在比利时他们终究也会找你的麻烦，最后，你只有英国可去了。
这种种卑鄙的事情，就不再说了吧。这封信寄到时，克利盖恐怕已经到你那里了。这家伙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他将告诉你许多关于费尔巴哈的事。就在他离开这里的第二天，我收到费尔巴哈的一封信（我们给他写过信）。费尔巴哈说，他首先要彻底清算宗教的脏东西，然后才能好好研究共产主义，从而写文章来捍卫共产主义；他还说，他在巴伐利亚与全部生活完全隔绝，所以难于做到这一点。又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他来说，问题只不过是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而已。今年夏天他可能到莱茵去，那时他就会去布鲁塞尔，我们也要设法劝他去。
爱北斐特这里正在出现奇迹。昨天，在我们这个城市一个上等饭店的最大的客厅里召开了共产主义者第三次大会。第一次大会有四十人参加，第二次大会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第三次大会至少有二百人参加。整个爱北斐特和巴门，从金融贵族到小商人都有人参加，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赫斯做了报告。会上朗诵了弥勒和皮特曼写的诗以及雪莱的诗的一些片断，也宣读了登在《公民手册》上的关于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文章［注：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编者注］。然后一直讨论到一点钟。收效极大。共产主义成了人们的主要话题，我们每天都得到新的支持者。乌培河谷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现实，也几乎成为一种力量了。这里有多么有利的土壤啊，这点你是无法想象的。最迟钝、最无所用心、最庸俗的人士，对世界上任何事情从不感到兴趣，现在也简直欢迎起共产主义来了。这种状况能被容许多久，我不知道，但是警察当局确实已经陷入困境，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那个头号大混蛋县长现在恰好又正在柏林。如果要禁止我们开会，我们就迂回一下；要是迂回不过去，那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大大地搅动了一阵，使符合我们利益而出版的所有书刊都在这里惊人地流传了。复活节我将离开这里，因此，赫斯搬到这里来，同时在爱北斐特的贝德克尔那里出版一种月刊［注：《社会明镜》[19]。——编者注］，就再好没有了。月刊的出版广告，我想克利盖已经有了。我无论如何是要去波恩的，这点我好象写信告诉过你。［注：见本卷第21页。——编者注］我到巴黎去的计划已付诸流水，在那里我已没有什么事可干；不过我却肯定要到布鲁塞尔去，加之，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夏天也将去奥斯坦德。另外我还要去一趟比雷菲尔德，看看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如果费尔巴哈不来，我就去他那里，然后，如果有钱和时间，还想再去一趟英国。你看，我的计划多庞大。贝尔根罗特也对我说，他过几个星期可能要到布鲁塞尔去。他曾经同几个杜塞尔多夫的人一道出席过我们的第二次大会，并在会上发过言。当然，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我再次以赫斯的名义——也以我的名义请求你，给皮特曼的季刊［注：《莱茵年鉴》[21]。——编者注］寄点稿子去。我们都应该在第一期中发表文章，使这个刊物具有明确的性质。不用说，没有我们，刊物是无法问世的。
2月25日
昨天晚上有消息说，宪兵将驱散我们下次的大会，演讲者将被逮捕。
2月26日
昨天早上，市长［注：卡尔纳普。——编者注］禁止奥伯迈耶尔太太让我们在她的住所开这样的会。我也得到通知说，大会如果照样举行，违反禁令，就要实行逮捕和提出控告。我们现在当然放弃开会了，并且等着看是否会控告我们，其实，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很机灵，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而整个这种丑事只能以当局遭到极大的耻笑而告终。何况这几次会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和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而且检察长本人还参加了讨论。
3月7日
我写了上面几段以后，去波恩和科伦呆了一个星期。由于协会[26]的关系，科伦人现在被允许举行集会。关于我们爱北斐特事件，杜塞尔多夫当局传下了命令，禁止再开会。赫斯和克特根提出了抗议，这当然无济于事，但是公众会从提抗议的态度中看出，当局对我们无可奈何。赫斯又大大乐观起来，因为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的进展也确实巨大；这个老好人总是富于幻想。
我们的《社会明镜》很不坏，第一个印张已顺利地通过了检查。来稿很多。赫斯住在巴门的“伦敦”旅馆里。贝尔根罗特看来不会马上去布鲁塞尔，但是有另一个人去，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说，因为这封信也许会被拆。如有可能，我也要设法在4月份就去布鲁塞尔。现在我的问题主要是钱，因为我为参加大会的事又同家里吵了架，结果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决定，只给钱供我“求学”，但决不把钱给我用在任何共产主义的目的上。
如果我知道在布鲁塞尔有可靠通讯处，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一个可靠的通讯处。这里发生的许多事，如果被“暗检室”[27]看到了，会使许多人受害。我在这里还要呆四个星期，4月初去波恩。不管怎样，你还是再写一封信到这里来，让我知道你的情况。钱已大致募齐，但我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这笔钱当立即寄出。我的手稿［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日内即将寄出。
《批判的批判》还没有收到！新的书名《神圣家族》将更加会使我和我的虔诚的、本来就已十分恼火的老头发生争吵，这一点你自然不会知道。从广告上看到，你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了，为什么这样？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而且［你的］［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风格也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
马上写信告诉我，你是否还需要钱。维干德大约在两星期内能给我寄点钱来，那时你就可以使用。我很担心，还能收到的募款不会超过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法郎。
顺便再说一件事。我们在这里打算翻译傅立叶的著作，如有可能，干脆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最好是从傅立叶的著作开始。翻译的人也找到了。赫斯刚才告诉我，法国出版了一本傅立叶词典，是傅立叶的某个门徒编的。这本书你大概是知道的。请你马上告诉我关于词典的情况，如有可能，请给我寄一本来。同时，你认为对这一套丛书来说，哪些法国人的著作值得翻译，也请你推荐一些来；不过要快，这件事很紧迫，因为我们已经同一个出版商［注：贝德克尔。——编者注］谈判了。你的书[6]写得怎样了？现在我要整理我的手稿了，就此结束。祝你健康，请立即写信回答上述各点。
你的弗·恩·
向克利盖和毕尔格尔斯问好。贝尔奈斯在布鲁塞尔吗？
注释：
[6]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马克思在1845年2月1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见注369），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取消。——第8、18、27、468、488页。
[19]《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是于1844—1845年在爱北斐特出版的月刊，该刊编辑是莫·赫斯。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曾参与了该刊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该刊物刊载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17、24、27页。
[21]《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JahrbücherzurgesellschaftlichenReform》）是海·皮特曼办的杂志；起初预定为季刊，但只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2卷于1846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在该杂志第1卷中载有恩格斯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在爱北斐特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全文（《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2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02—626页和662—676页）。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其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9—640页）。
当时德国的一些邦的出版法规定，只有篇幅超过二十个印张的刊物才可免于先经过书报检查。按《莱茵年鉴》的篇幅来说，是免于书报检查的，但黑森大公国的警察局仍然挑剔杂志有“谋逆的”内容，没收了第一卷，并禁止继续出版。——第17、24、30页。
[25]马克思由于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而被驱逐出法国。驱逐令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在1845年1月发布的。1845年2月3日马克思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第22、456页。
[26]指1844年11月在科伦建立的救助和教育总会（详见注10）。——第25页。
[27]“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2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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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黎
［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点给你回信，主要是因为我在等候你答应寄来的《前进报》。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我就不再等了；还有《批判的批判》［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也不再等了，这本书我也没听到更多的情况。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他给我念了一篇他写的评论该书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很快就要发表，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了同样的意见[17]，那时他还没有读到你的信。我把你的信放在他那儿了，因为他要用一用，因此我不得不根据记忆来给你写回信。
至于我什么时候去，那毫无疑问，大约两年内一定去那里。我已经想妥当了，无论如何，今年秋天要去住四至六个星期。如果警察要给我制造什么麻烦，我甚至去得更早一些；而从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来看，那帮恶棍不论什么时候都可能来麻烦我们的人的。我们将从皮特曼的《公民手册》[18]方面看到，可以活动到什么程度而不至被捕和被驱逐出境。
我的恋爱可悲地结束了。别让我作无聊的解释了吧，反正已经无法挽回了，而这样的事也够我受了。我感到高兴，我至少又能重新工作了。要是我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全都告诉你，那就要浪费掉一个晚上。
最新的消息是，赫斯和我从4月1日起将在哈根的提梅和布茨那里出版《社会明镜》月刊[19]，在这个刊物上描述社会苦难和资产阶级制度。广告等等最近就要登出来了。目前，如果那个写诗的“手工业者”[20]肯出力气给我们提供一些那里的苦难的材料就好了，特别是具体的事例，因为这适用于那些需要使之理解共产主义的庸人。编辑这刊物并不太费劲，因为要供给每月出版四个印张的材料，写稿人是足够的。这样一来，我们做的工作不要很多，而所能起的作用却很大。另外皮特曼将通过列斯凯出版一种因篇幅大而不用经过检查的季刊《莱茵年鉴》[21]，只刊登宣传共产主义的作品。你也可以给这个刊物写些文章。如果把我们的一部分文章发表两次，首先是在刊物上，然后编成集子单独出版，那也不坏；因为，被禁止的书现在比较难于传播，而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有双倍的机会去起作用。你看，我们在德国的事情可够多了，要给所有这些刊物提供材料，还要写比较大的著作。不过，如果我们要想做出点什么成绩，那就得苦干一番；吃一些苦，那也很好。我的关于英国工人的著作［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过两三个星期就能脱稿，然后就用四个星期的时间写些小文章。以后就去搞英国和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22]
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共产主义书刊传入德国，在目前已经是既成事实。一年前，这种书刊是在德国以外，在巴黎开始流行的，实际上，那时它刚刚产生，而现在它已成为德国佬的一种负担了。报纸、周刊、月刊、季刊，以及正在向前推进的重炮预备队，统统都安排停当了。事情发展之快简直难以形容！秘密的宣传也并不是没有收获：每当我到科伦去的时候，每当我走进这里的某一家小酒铺的时候，都看到新的成就、新的拥护者。科伦的集会［注：见本卷第10—11页。——编者注］已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共产主义小组一个个地逐渐出现，这些小组是未经我们直接协助就悄悄地发展起来的。
过去跟《莱茵报》[23]一道出版的《公益周刊》，现在也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德斯特尔已经把它接收过来，想看看能做些什么事情。不过，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6]，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不起作用，那些事实是太明显了；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想腾出手来写一些对目前更有用，更能打击德国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这些德国理论家还根本不能发挥我们的理论，我们甚至还没有发表批判荒谬言论的文章——这是可笑的，但这是时代的标志，是德国的民族污泥分解的标志。而现在正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要象我那样做：给自己规定一个期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马上付印。如果你那里不能印，那就把它拿到曼海姆、达姆斯塔德或其他地方去印。但是必须尽快出版。
你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二十个印张，这的确使我大吃一惊。但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么多的东西现在都要问世了，否则，谁知道它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但是，你把我的名字一起写在书名下面，这就未免显得奇怪，因为我至多只写了一个半印张。我已经说过，关于勒文塔尔，关于书的出版，我都没有听到过什么，这本书我当然是非常渴望看到的。
昨天我收到了《前进报》，自从我离开后就再也没看到过它。贝尔奈斯写的一些幽默话，使我十分开心，这家伙很善于使人哈哈大笑，这是我通常在阅读时很少发生的。不过，这报纸确实很差劲，很无趣，使人得不到什么益处，所以许多德国人都未必会长期订阅。现在这报纸情况如何？在科伦我听说它要改成月刊，是真的吗？我们这儿的工作多极了，从我们这儿只能偶尔寄去些稿子。你们那儿也必须努力。所以你每隔四到六个星期就得为它写一篇文章，而且不能让自己受自己的情绪“支配”！为什么巴枯宁什么也不写，为什么不能叫艾韦贝克去写，至少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呢？可怜的贝尔奈斯现在大概要去坐牢吧，代我向他问好，劝他别老把烦恼放在心上，两个月很快就会过去，尽管这是十分讨厌的事。我们的人现在究竟在干什么？这些情况你一个字也没有写。盖里埃又来了吗？巴枯宁会用法文写作吗？在8月里每一个晚上都去伏尔泰码头的那帮人现在在干什么？你自己现在准备干什么？你在那儿的处境怎样？黄鼠狼［注：卢格。——编者注］还住在你的脚下吧？他不久前又在《电讯》[24]上大发议论，不言而喻，讲的是爱国主义。真可笑，他总是离不开这个题目，只要能消灭爱国主义，他可以不顾一切。看来，这就是他不愿意把文章交给弗吕贝尔的主要原因。德国的报纸最近报道，黄鼠狼要回德国来了。如果属实，那我要祝贺他，但是这件事完全不可靠，否则，他就得第二次给自己搞一辆带厕所的马车，而这是办不到的。
不久前我和柏林来的一个人交谈过。“自由人”[15]的残余看来已经彻底瓦解。除鲍威尔弟兄外，施蒂纳好象也同他们断绝关系了。剩下的一小撮人，梅因、鲁滕堡之流，仍然不顾一切，象六年前那样，每天下午两点钟去施特赫利那里对报纸胡乱评论。现在他们已经走到了“组织劳动”的地步，并且将这样走下去。看来，瑙威尔克先生也大胆走出了这一步，因为他在大众的集会上确实十分卖劲。我曾经告诉过你，这些人全都将变成《和平民主日报》[16]分子［注：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与此同时，这些人又“承认”我们在《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明确等等。以后，如果我又一次控制不住自己，我就要同小梅因通通信。即使这些家伙本身没有趣味，但也许能从他们那里逗出趣味来。不然的话，在这里即使要偶尔寻点开心也完全没有可能了。
因为我在这里过的生活是只有最体面的庸人才能要求的生活，即恬静而舒适的、虔敬而庄重的生活，成天坐在房间里工作，几乎不出门一步，就象一个德国人那样规矩；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担心上帝会宽恕我的著作而让我进天堂去。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在这里，在巴门正开始博得好评。但是我也感到厌烦，我想在复活节离开这里，也许到波恩去。由于我妹夫［注：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的劝说和我父母的愁眉苦脸，我曾不得不决定再一次去试试做生意，［两星期］［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来在办事处做了些事情，对恋爱问题所抱的希望也促使我决定这样做——可是，还没有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发愁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可怕的情景，我曾大致看到过一些，而在我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的工厂里呆了几天以后，它重新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当然曾经这样打算过：我做生意，只能以我认为适合的时候为限，然后就写一些违警的东西，以便能冠冕堂皇地被赶出国境；但是，甚至这个时候我也将忍耐不到了。如果我不是每天要把英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事情写进我的书里，我想我也许会有些颓唐起来，而这件事至少是把我的愤怒保持在沸腾状态。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外表地位上作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既要广泛地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从事买卖和工业，那就不行了。够了。复活节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此外，再加上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里的沉闷生活，实在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留在这里，到头来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
不要叫我老等你的信，象你这次等我的信那样。向你的夫人（虽然我还不认识她）及其他应当问好的人问好。
来信暂时还是寄到这里来，如果我已经离开这里，会有人把你的信转寄给我。
你的弗·恩·
注释：
[6]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马克思在1845年2月1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见注369），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取消。——第8、18、27、468、488页。
[15]“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的批判见本卷第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14、20、429、434页。
[16]恩格斯谈到《和平民主日报》时，指的是出版《和平民主日报》的傅立叶派的模仿者的观点，这些人使傅立叶的学说带上了十分突出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批判过该报所宣扬的“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这种主义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思想。——第14、20、83页。
[17]指的是赫斯针对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写的小册子《晚近的哲学家》，小册子于1845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赫斯在这个小册子中是从“真正的社会主义”（见注47）立场出发批判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的。——第16页。
[18]指《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Bürgerbuchfür1845》）年鉴，该年鉴是海·皮特曼于1844年12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其中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但是年鉴上也发表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威·沃尔弗和诗人格·维尔特等人的作品，也发表了恩格斯撰写的关于英国和美国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情况的报道（见注7）。——第17页。
[19]《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是于1844—1845年在爱北斐特出版的月刊，该刊编辑是莫·赫斯。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曾参与了该刊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该刊物刊载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17、24、27页。
[20]1844年下半年在《前进报》上用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组诗歌《生活之歌》和短文《关于手工业者的训练》。——第17页。
[21]《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JahrbücherzurgesellschaftlichenReform》）是海·皮特曼办的杂志；起初预定为季刊，但只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2卷于1846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在该杂志第1卷中载有恩格斯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在爱北斐特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全文（《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2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02—626页和662—676页）。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其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9—640页）。
当时德国的一些邦的出版法规定，只有篇幅超过二十个印张的刊物才可免于先经过书报检查。按《莱茵年鉴》的篇幅来说，是免于书报检查的，但黑森大公国的警察局仍然挑剔杂志有“谋逆的”内容，没收了第一卷，并禁止继续出版。——第17、24、30页。
[22]关于恩格斯想写一部英国社会史的事，见注11。——第18页。
[23]《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抱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代表创办的。它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18页。
[24]指《德意志电讯》（《TelegraphfürDeutschland》），是文学杂志，恩格斯从1839年3月到1841年期间曾为该杂志撰稿。该杂志1844年12月第203和204期上曾刊登了卢格的文章《致爱国者》（《AneinenPatrioten》）。——第2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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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黎
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
第二号
亲爱的马克思：
大约两星期前，我收到了你和贝尔奈斯的简短来信，署的日期是10月8日，而邮戳是：布鲁塞尔，10月27日。大致在你给我写信的同时，我寄了封信给你，收信人写的是你夫人，想必你已经收到。为了将来能确知我们的信件是否被扣，我们可把来往信件都编上号。所以，我现在的这封是第二号，你给我写信时，就要告诉我你已经收到第几号，以前的信是否有丢失。
几天前我到科伦和波恩去了。科伦的情况很好。格律恩想必已经把那里人们的活动情况告诉你了。两三个星期后，赫斯如果得到了足够的钱，他也打算到巴黎去。毕尔格尔斯现在也在你们那里，这样一来，就可以聚集相当一批人。你们就更用不着我，因此就更需要我在这儿了。我现在还不能去，这是很明显的；否则就会同全家闹翻。另外我在恋爱。这件事我也首先必须作个解决。而且，现在我们当中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人在这里，因为我们的人都还需要引导，使他们继续从事必要的工作，而不致去胡言乱语和走入邪道。例如，很难使荣克和其他许多人相信，我们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8]，他们还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私人纠纷。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总是不相信的，而且会认为，轻率地抛开象卢格这样一个“著作界权威”，终究是很可惜的！对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呢？应该等待一下，等卢格再干出一件天大蠢事来，让这些人亲眼看看他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荣克是靠不住的，这家伙不够坚定。
现在，我们这里到处都在举行公开的集会，以便建立工人生活改善协会[9]；这使德国人大大活跃起来，并促使庸人们去注意社会问题。这些会说开就开，并不征求警察当局的意见。在科伦，章程起草委员会的半数委员是我们的人，在爱北斐特，委员会里至少有一个是我们的人；由于得到了唯理论者的帮助，我们已经在两次会上使虔诚的宗教信徒们遭到严重的失败；在绝大多数人赞同下，章程中排斥了一切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东西。[10]我感到有趣的是：这帮唯理论者，在理论上是基督教，在实践上是无神论，因而把自己弄得非常可笑。在原则上，他们认为基督教反对派完全正确，而在实践上，他们却不许章程中有一个字提到基督教，尽管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基督教是上述协会的基础；章程里写进什么都行，唯独不要协会的生命攸关的原则！可是，这些家伙是那样顽强地坚持这种可笑的立场，以至我完全用不着出来说什么话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目前情况下所能希望得到的章程。下星期天又要开会，但我不能出席，因为我明天就要到威斯特伐里亚去。
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给我的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搜集材料。我想，到1月中或1月底就可脱稿，因为我已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完成了最困难的工作，即整理材料的工作。我将给英国人编制一张绝妙的罪状表。我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罪行，我要写一篇英文序言，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别寄给英国各政党的领袖、著作家和议员们。［注：弗·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编者注］让这些家伙记住我吧。可是，不言而喻，我打的是麻袋，但指的是驴子，即德国的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坏，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这书一旦脱稿，我就着手去写英国人的社会发展史[11]。这件工作花的力气要少一些，因为我已经把材料准备好，材料的整理也心中有数，同时我对这问题是完全清楚的。在这期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写几本小册子，特别是反对李斯特的小册子[12]。
你大概已经听说过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3]一书，即使你还没有，大概也已经听说了吧。维干德把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我，我把它带到科伦，放在赫斯那里了。这位高贵的施蒂纳（你记得吧，就是那个在布尔的集子里评述过《秘密》[14]的柏林的施米特）的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在一方面看来更彻底些，而在另一方面又不大彻底。说他更彻底，是因为施蒂纳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把个人置于上帝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而边沁却让上帝在朦胧的远处凌驾于个人之上；总之，是因为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依据，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边沁是一个单一的经验主义者。说施蒂纳不大彻底，是因为他想避免边沁所实行的对碎裂为原子的社会的改造，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的一切理论的顶峰。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东西是重要的，例如，比赫斯所认为的还重要。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这种利己主义已经如此登峰造极，如此荒谬，同时又达到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识，以致由于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维持片刻，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首先，最轻而易举的是给施蒂纳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单纯从利己主义中，就不能不必然地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就是应当给他的回答。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用这几句老生常谈就能驳倒他的片面性。可是，这种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个人。或者换句话说，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
这一切都是些老生常谈，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费尔巴哈已经分别地谈到过它们，要不是赫斯——我觉得，他是出于原先对唯心主义的忠心——这样痛骂经验主义，特别是痛骂费尔巴哈和现在痛骂施蒂纳，我也就不会重复这些话了。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看来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诡辩——在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因此他也无法通俗地表述，他过于抽象了。因此他也憎恨各式各样的利己主义，而宣扬对人的爱等等，这就又回到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上面来。但是，如果说肉体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末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己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对人的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要飘浮在空中了。现在赫斯就要到你那儿去了，你可以亲自同他谈谈这个问题。不过，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废话一天比一天更使我感到厌倦；谈到“人”的问题而不得不说的每一句话，为反对神学和抽象概念以及反对粗陋的唯物主义而不得不写的或读的每一行字，都使我非常恼火。如果人们不去研究所有这一切幻影——要知道，甚至还没有现实化的人在现实化以前也仍然是一个幻影——而去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这样做至少是上策，因为现在我们还只是靠使用我们的笔杆子，而不能直接用手，或者如果有必要，用拳头去实现我们的思想。
同时，施蒂纳的这本书再次表明，抽象概念在柏林的思想界是多么根深蒂固。施蒂纳在“自由人”[15]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有独立见解和最勤奋的了，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跳到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结果一无所获。我们在德国各地都听到关于社会主义进展的消息，但是唯独从柏林什么也没有听到。到整个德国废除私有制的时候，这些聪明透顶的柏林人还会在哈森海德创办一个《和平民主日报》[16]，——除此之外，这帮家伙肯定再也搞不出别的什么来。瞧吧，不久就要在乌凯马尔克出现一个新的救世主，他将按照黑格尔的样子去改造傅立叶，从永恒的范畴中去设计法伦斯泰尔，并且宣称：资本、才能和劳动都分享收入的一定部分是返回自身的思想的永恒规律。这将成为黑格尔学说的新约全书，老黑格尔将成为旧约全书，“国家”、法律将成为“基督教的监视者”，而法伦斯泰尔（在那里，厕所都将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安置）就成为“新的天堂”、“新的人间”、新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自天而降，打扮得象新娘子一样，关于这一切，在新的启示录里将有更详尽的描述。而当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那“批判的批判”就会出来说，它才是一切中的一切，它把资本、才能和劳动都结合在自己的头脑中，凡是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它完成的，而不是那些无力的群众完成的——这样它就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了。这将是柏林黑格尔派的［《和平］［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民主日报》的结局。
如果《批判的批判》［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印好了，就通过书商给我寄几册来，加封并盖上印章，否则，可［能］［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被没收。如果你［没有收］［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到我写的上一封信，那我再告诉你一次，你可以把给我的信或者寄到巴门小弗·恩·处，或者封好寄到爱北斐特弗·维·施特吕克尔公司。这封信得拐几个弯才能到你那里。
请快些回信——我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前进报》现在怎样？向所有的人问好。
你的
注释：
[8]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阿·卢格之间的分歧，始于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由马克思和卢格编辑出版）的时期。发生这些分歧的原因是，卢格否定共产主义是革命的世界观，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分子、哲学唯心主义拥护者卢格在观点上完全背道而驰。马克思同卢格的彻底决裂是在1844年3月。卢格对群众革命斗争的敌视态度，在1844年夏季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写文章痛斥了卢格的资产阶级庸人立场，这篇文章叫做《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8—489页）。——第10页。
[9]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是1844—1845年间在普鲁士一些城市中建立的，发起者是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被1844年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吓破了胆，建立这种协会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工人不去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尽管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极力使这些协会带有无害的慈善性质，但这些协会的建立还是推动了城市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提高，促使德国广大的各社会阶层注意社会问题。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的运动，在工业发达的莱茵省各城市具有特别大的规模，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很尖锐，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民主主义反对派。
革命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们广泛利用了筹备建立这些协会和讨论会章的集会，来宣传和传播先进思想，抵制宗教界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于是，这些集会，以及协会本身，也就成了各种对立的社会利益和阶级利益互相斗争的场所，这种斗争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德国政治生活的活跃。普鲁士政府十分害怕协会在活动中所采取的使它不安的方向，于是便急忙在1845年春天制止了协会的活动，不批准协会的章程并禁止再举行集会。协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协会的活动还是促进了德国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野，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认识。——第10页。
[10]1844年11月在科伦，积极参加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的有：《莱茵报》的前出版人和撰稿人荣克、德斯特尔、康佩斯以及知识界的激进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的其他代表。在1844年11月10日科伦的集会上，建立了救助和教育总会，其宗旨是“组织劳动，保护劳动利益，反对资本权力”等等。不管资产阶级自由派怎样反对，还是通过了一个能使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协会活动的民主主义章程。在此之后，激进民主派分子和自由资产者完全决裂，后者以康普豪森为首退出了总会，并竭尽一切力量促使当局禁止总会活动。
在爱北斐特，在1844年11月17日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建立了人民教育协会。这个协会的组织者们，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坚持斗争，反对当地的宗教界把协会置于自己影响之下、使协会活动带有宗教色彩的企图。恩格斯和他的朋友们努力利用协会的集会和协会的委员会来宣传共产主义观点；他们在发言中揭露牧师们的阴谋和资产阶级哲学的虚伪性（见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02—626页）。协会的章程没有被政府当局批准，而协会本身也在1845年春季不再存在。——第10页。
[11]恩格斯指的是他打算要写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他在英国居住期间（1842年11月—1844年8月）曾为此书搜集了材料。起初，恩格斯想在这本著作中专辟一章来写英国工人状况；但是，恩格斯在彻底弄清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之后，便决定专写一本书来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他在回到德国以后，也就在1844年9月—1845年3月期间写成了这本书。从恩格斯在1845年6—8月的摘录中，以及从出版商列斯凯1845年5月14日和7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都可以看出，恩格斯在1845年春季和夏季仍继续致力于英国社会史一书的写作。到1847年底，恩格斯还没有放弃这个计划，这在1847年11月14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1号上的简讯中报道过。但是，由于许多原因，恩格斯终于没有能够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第11页。
[12]评李斯特的小册子，恩格斯没有写，但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对德国的保护关税派观点，首先是对李斯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17—626页）。——第11页。
[1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的这本书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施蒂纳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的反动实质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530页）。——第11页。
[14]指的是路德维希·布尔1844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期《柏林月刊》，该刊发表了卡·施米特（真名是麦·施蒂纳）评论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文章，这本小说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具有感伤庸俗的社会幻想的情调。——第11页。
[15]“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的批判见本卷第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14、20、429、434页。
[16]恩格斯谈到《和平民主日报》时，指的是出版《和平民主日报》的傅立叶派的模仿者的观点，这些人使傅立叶的学说带上了十分突出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批判过该报所宣扬的“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这种主义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思想。——第14、20、8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0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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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1]
巴黎
［1844年10月初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些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你大概感到奇怪，你这样想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何时回去，现在还是不能确切地告诉你。我住在巴门已经三个星期了，跟少数朋友和一大家人在一起，尽可能愉快地度日，幸好家中有几个可亲的女眷。在这里根本就别想工作，尤其是，我的妹妹［注：玛丽亚·恩格斯。——编者注］和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艾米尔·布兰克（艾韦贝克认识他）订婚，因此，现在我们家中忙乱得不可开交。此外，我清楚地知道，我要返回巴黎还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我大概还得在德国晃荡半年或一整年。当然，我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这一点，但是你想象不到，家里为了反对我离开，提出了怎样琐碎的理由，怎样迷信的担心。
我在科伦逗留了三天，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的宣传工作使我惊奇。那里人们非常活跃，但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柱。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后来，我到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我们的人当中也有一些能干的小伙子。不过我最喜欢的是我的那些爱北斐特人，人道观念的确已经深入他们的心灵。他们认真地着手搞自己家庭秩序的革命化，只要他们的父母敢用贵族的态度对待仆役和工人，他们就要教训自己的父母，而这样的事在我们宗法的爱北斐特已经很多了。除了这一批人之外，在爱北斐特还有一批人也很好，不过有点糊涂。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前天有一个老同学、中学教员［注：符尔姆。——编者注］来访，尽管他从来没有跟共产主义者接触过，但他也受到强烈的感染。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去影响人民，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优势。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著作家，必须沉静，以免被捕。不过，这里倒十分安全，只要我们沉静，就很少有人注意。我觉得，赫斯由于害怕，有点疑神疑鬼。我在这里至今没有受到丝毫惊扰，只是有一次检察长热心地向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打听过我。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一切。
这里报载，普鲁士政府在巴黎控告了贝尔奈斯，他已经受到了审讯。[2]这件事是否属实，请来信告诉我；还有，那本小册子［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的情况如何，该完成了吧。关于鲍威尔弟兄，这里一无所闻，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相反地，对《年鉴》[3]的需要量至今仍然很大。我的评卡莱尔的文章［注：弗·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编者注］，在“群众”中获得很大的成功——真是可笑！——而关于经济学的文章［注：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注］，却只有很少一些人读过。这是很自然的。
爱北斐特的牧师老爷们，特别是克鲁马赫尔，也在传教时反对我们；眼下他们还只是反对青年人的无神论。不过我确信，在此之后很快就要痛骂共产主义了。今年夏天，整个爱北斐特所议论的就只是这些不信神的人。一般来说，这里的变动是显著的。自从我离开以后，[4]乌培河谷在各方面的进步比最近五十年都要大。社会风气文明些了，参预政治和进行反对派活动也成了普遍的现象，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新的街区兴建起来了，大片大片的森林都被伐光，现在这里的一切可说是高于而不是低于德国文明的中等水平，而在四年前还大大低于这一水平；一句话，这里正在为我们的原则造成良好的土壤，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粗犷而热情的染色工和漂白工吸引到运动中来，那末，我们的乌培河谷还要叫你吃惊呢。近几年来，工人们已达到了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杀人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晚间，街上很不安全，资产阶级被殴打、刺杀和抢劫；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下去，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用这种方式，即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作为具有普遍品质的人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如果把道路指给他们该多好！但是这办不到。
我的弟弟［注：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正在科伦当兵。只要他不受怀疑，他那里倒是给赫斯等人写信的好地址。不过我暂时还不知道他的确切通讯处，因此也就无法告诉你了。
我写完上面几段以后，去了一下爱北斐特，又遇到几个素不相识的共产主义者。不管走到哪里，转到哪里，到处都可以碰到共产主义者。有一位热心的共产主义者，画讽刺画并开始创作历史画的美术家，他的名字叫泽耳，两个月以后将要到巴黎去。我将把跟你们接头的地点告诉他。你们大家都会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爱好音乐和绘画，作为一个讽刺画家是会用得着的。可能到那时我自己也到你们那里去了，不过这一点还难以肯定。
《前进报》[5]在这里只有几份；我已经设法让别人也订阅。让发行所把样张寄给爱北斐特的理查·罗特，小威廉·布兰克上尉，弗·维·施特吕克尔，火花街的巴伐利亚啤酒店（共产主义者聚会的小酒铺）老板迈耶尔——全都包装好，通过那里的共产主义者书商贝德克尔寄往各处。当这些人看见报纸到达，他们是会成为经常订户的。杜塞尔多夫方面可寄给医学博士威·弥勒；科伦方面，我看可寄给医学博士德斯特尔，啤酒店老板勒耳兴，你的内弟［注：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等人。当然，全都要通过书商并包装好。
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发表出来。[6]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我也要把工作加紧干起来，今天就要重新开始写作。关于共产主义实际上能否实行的问题，所有德国人都还不清楚。为了消除这种陈腐之见，我将写一本小册子，说明在这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什么，并通俗地叙述共产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当前实践。[7]这将占用我三天左右的时间，但是这对于向我们的人说明问题有很大帮助。这一点我在和本地人谈话时已觉察到了。
总之，应该加紧工作，赶快出版！替我问候艾韦贝克、巴枯宁、盖里埃等人，还有你的夫人，并快点来信告知一切。此信到时如未被拆开，那就请按“爱北斐特弗·维·施特吕克尔公司”这一地址寄信，信封上尽可能用商人的字体书写；否则，就按我留给艾韦贝克的地址之一寄信。我很想知道，我这封具有纯粹女士外表的信能否骗得过把守邮局的狗东西。
好吧！祝你健康，亲爱的卡尔，望马上回信。我还从来没有一次象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至于拟创办的事业，我还没有机会采取任何步骤。
注释：
[1]这封信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封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是恩格斯从英国返回德国之后不久写的。在返回德国的途中，恩格斯于1844年8月底去巴黎，在那里住了十天。他和马克思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这次会见时起，就开始了他们共同的学术工作和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当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了解到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内观点完全相同之后，就着手写他们的第一部共同的著作，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这部著作最初预定叫做《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在该书标题上加了《神圣家族》几个字。——第5页。
[2]贝尔奈斯是巴黎的德文报纸《前进报》编辑之一。1844年秋季法国当局应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将他交付法庭审判，以批判普鲁士反动制度的罪名判处徒刑和罚款。——第6页。
[3]指《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德法年鉴》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6页。
[4]恩格斯是1842年11月离开德国的。他在英国住了将近两年，在曼彻斯特一家纺纱厂工作，他父亲是这家工厂的股东之一。在这同时，恩格斯研究了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考察了宪章运动。1844年9月初，恩格斯返回德国。——第7页。
[5]《前进报》（《Vorw?rts！》）是1844年1至12月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该报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直接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对普鲁士的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8页。
[6]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马克思在1845年2月1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见注369），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取消。——第8、18、27、468、488页。
[7]1844年12月，恩格斯在年鉴《德国公民手册》上发表了《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1部分第4卷第351—366页）。这篇关于欧文及其门徒根据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美国建立的移民区情况的通讯，是翻译成德文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发表在英国报刊《新道德世界》（《TheNewMoralWorld》）、《北极星报》（《TheNorthernStar》）和《纪事晨报》（《TheMorningChronicle》）。——第8页。 |
第二十一章复杂社会中的自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二十一章复杂社会中的自由十九世纪文明不是毁于野蛮人的外部或内部攻击，其生命力逐渐衰竭既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或法西斯主义中下层阶级叛乱；其失败不是一些诸如利润率下降或消费不足或生产过剩的所谓经济规律的结果。十九世纪文明瓦解缘于一组完全不同的原因：社会为了不被市场自发调节的行为湮灭而采取的各种措施。除了北美开拓疆域时代的例外情况，市场和有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之间的冲突为这世纪提供动力和产生了最终破坏那社会的特有张力和压力。外部战争只不过加速了它的毁灭。经过一世纪的盲目「改进」，人类正恢复其「栖息环境」。如果工业化不是要消灭人类，就必须服从人性的要求。对市场社会的正确批评并不是这是以经济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社会都必须以此为基础），而是其经济是以私利为基础。从严格的「例外」意义来说，经济生活这样的组织完全是不自然。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假设人的经济活动是为利润而奋斗，人的唯物倾向促使他选择付出较少而不是较多努力，又期望劳动有回报；简而言之，人的经济活动是遵从所谓经济理性，而所有相反的行为都是因为外部干预。因为市场是自然制度，只要人类不干扰市场就会自发形成。因此，最自然不过的是经济体系由市场组成只受市场价格控制；因而基于这样市场的人类社会应该是所有进程的目标。无论这样的社会在道德上是否可取，其可行性（这是不言自明）是建立在人类不可改变的特性。实际上，如我们所知，在原始状态以及其后的历史过程中，人类行为几乎与这观点暗喻的行为截然相反。〔美国经济学家〕FrankH.Knight认为「没有具体的人类动机是出于经济原因」，他的说法不仅一般适用于社会生活，甚至也适用于经济生活本身。亚当·斯密对原始人倾向以物易物交易是颇有自信，但这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共同倾向，而是极为罕见。现代人类学的证据揭穿了这些纯理性建构的虚伪，贸易和市场的历史也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社会学家和谐教诲的设想。经济史揭示国家市场出现，绝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逐渐和自发性解放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有意识和经常粗暴干预的结果，政府出于非经济目的把市场体制强推给社会。仔细研究，十九世纪自发调节的市场与之前的市场已有区别，因为调节是依赖经济私利。十九世纪社会的先天性弱点不是因为这是工业社会，而是因为这是市场社会。当自发调节市场这理想性实验只是回忆之时，工业化文明将会继续存在。但是，工业化文明转向新的非市场基础，这任务的危急是难以想象：害怕制度的真空，或者更糟糕的是失去自由。这些危急情况是否必然？与这过渡期形影不离的深重苦难已是事过境迁。社会和经济混乱，经济萧条的痛苦变迁、货币波动、普遍失业、社会地位变化以及历史状态的惊人破坏，这一代经历了最糟糕的局面，无意中为这种变化付出代价。人类还没有适应使用机器，即将到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恢复到过去就如同把麻烦事转移到外星那样不可能。与其消灭侵略和征服的邪恶势力，这种徒劳的企图反而实际上确保那些力量即使军事上彻底失败还能幸存下来。邪恶的成因被赋予在政治上果断的优势，代表着事事可能；与此相反的是无论意图有多良好，诸事不成。传统制度的崩溃没有使我们处于真空。历史上并非首次见到权宜之计可能包含重要而永久性制度的病菌。各国的事态发展，经济制度不再为社会奠定规则，确保了社会的地位优胜于经济制度。这种情况可能以许多不同形式出现：民主政体和贵族政治，宪制主义和专制主义，甚至还有迄今完全没有预见的方式。一些国家的未来可能是其它国家的现在，而另一些国家可能仍然体现着其它国家的过去。但各国都有共同后果：即使在原则上市场体制不再自发调节，因为市场不再由劳工、土地和货币组成。从市场中抽出劳工，与当年建立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是同样激进的变革。除了次要和附加的细节，工资合约不再是私人合约。不仅工厂条件、劳动时间和合约样式，连基本工资本身都是在市场之外决定；因此，工会、国家和其它公共团体的作用不仅取决于这些机构的特点，也取决于管理生产的实际组织。实情是工资差别必然（也应该）在经济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除了与金钱收入有直接联系的动机，其他动机可能比劳工的财务方面更为重要。从市场中抽出土地，等同把土地结合明确制度，例如家园、合作社、工厂、城镇、学校、教会、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等。广泛的农场个人所有权将会保留；既然市场不再管辖〔土地〕的要点，土地使用权合约只需处理一些附属条件。同样情况也适用于主粮和有机原料，因为这不再由市场定价。大量不同品种产品的竞争性市场继续发挥作用不必然会干预社会制度，犹如在市场之外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定价不必然会干预不同产品价格的成本功能。当然，由于这些措施，财产的本质有了深刻变化，因为不再仅仅为了确保就业、生产和使用社会资源而让财产所有权的收入无限制地增多。当今所有国家已经实现从市场中抽出货币控制。存款的设立无意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控制，但1920年代的金本位制危机证明了商品货币与代用货币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断开。因为在所有主要国家都推行「职能财政[1]」，因此指导投资和调节储蓄率已成为政府的任务。市场把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金）视为商品，因此从市场中抽出看来是一致的行为；这是市场的角度。从虚拟商品分离而恢复人类现实的角度看，这遍及社会全方面范围。实际上，统一市场经济的解体已形成不同的新社会。而且，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完全没有各种市场。市场仍以不同方式继续，以确保消费者的自由，显示需求的变化，影响生产者的收入，以及发挥财务会计的作用，但已完全不再是经济自发调节的工具。十九世纪社会的国际手段，一如其国内手段，是受到经济的束缚。固定汇率的领域是与文明一致。只要金本位制和几乎是其必然结果的宪制政权依然运作，势力均衡就是和平的载体。这体制发挥作用是通过强国的工具性，首先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国迫切要求欠发达国家建立代议政制政府，以核查债务国的财政和货币以及随之而来的有控制的财政预算；只有负责任的组织才可以做到以上的一切。但一般而言，政治人物不是有意识考虑这些问题，这种情况只是因为金本位制的要求是不言自明。货币和代议政制的全球统一模式是那时期严紧经济体系的产物。十九世纪国际活动两项原则的关联源自这情况：无政府主义主权国家和对别国事务的「合理」干预。虽然两者明显自相矛盾，但却相互关联。当然，「主权国家」纯粹是政治术语，因为在没有监管的外贸和金本位制下，各国政府对国际经济无能为力，既不能也不想在货币事务上各国连手——这是法定的立场。实际上，只有由央行控制货币体制的国家才算是主权国家。在西方强国，这种不受限制和约束的国家货币主权与完全相反的事物结合，即是持续不断传扬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结构。因此，到了十九世纪末，世界人民在制度上的标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体制受到本身的精确性和普遍性牵制。国际联盟的历史已明显证明无政府主义的主权国家是对国际合作所有有效方式的阻碍；强制实施国内体制一致，是国家发展的自由面对的永久性威胁，特别是在落后国家，有时甚至是在发达但财政疲弱的国家。经济合作只是限制在私营机构，一如自由贸易那样杂乱和没有效率；各民族之间的实际合作，即是各国政府的实际合作，想都没有想过。这形势很可能对外交政策提出两个明显矛盾的要求：友好国家要更紧密合作，甚至比十九世纪主权〔观念〕更紧密，然而因为受管制市场的存在使各国政府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警惕外部干预。然而，随着金本位制的自动机制消失，各国政府可以放下绝对国家主权最具阻碍作用的特点，即是拒绝在国际经济领域合作，而同时较为容忍其他国家依照各自意愿来设计其国内机制，从而超越了十九世纪要求在世界经济轨道内的各国政权必要一致的有害教义。新世界的基石出现在旧世界的废墟：各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又有随意组织国家活动的自由；在自由贸易的约束性体制下，两者都近乎不可能，从而排除了国家合作的许多方法。在市场经济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有充分理由认为「邦联[2]」的概念是中央集权和一致性的噩梦，市场经济体系的终结很可能意味着与国内自由的有效合作。在两个不同层面出现了「自由」的问题：制度层面和道德或宗教层面。在制度层面，这是增减「自由」的平衡问题，没有全新的问题。在更基本的层面，「自由」的可能性犹豫未决。似乎维护自由的手段在搀假和破坏自由。我们这年代的「自由」问题的关键，必须在后一层面寻找。各种制度是体现人的意图和目的。除非能够理解在复杂社会中「自由」的真正重要意义，否则不能够获得所寻找的自由。在制度层面，监管既扩大也限制自由；只有「自由」之得与失之间的平衡才是重要；对于法律上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都是同样正确。生活舒适的阶级享受有安全保障的自由，比诸那些收入不足、只能满足于最低限度自由的人，很自然不急于扩大社会的自由。随着有人提出以强制措施更公平分配收入、安逸和安全，这变得明显。虽然人人受到限制，但特权人士往往反对，犹如约束只是单单针对他们。他们谈论奴隶制度，实际上只是想把自己享受的既得自由伸延到其他人。最初可能不得不减少他们的安逸和安全，因而也减少了自由，结果会是提高全国的自由层面。但「自由」这样的转移、重塑和扩大，不应是断言新情况必然比旧情况较少自由的理由。然而要维护一些自由是最重要的。一如「和平」，「自由」是十九世纪经济的副产品，我们已学会珍惜自由，只是为了自由本身。政治和经济在制度上的分离，证明对社会本体是致命的危险，几乎以公义和安全为代价换取自由。公民自由、私有企业和工资系统合并成为有利于精神自由和独立思想的生活模式。法律上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于此再合并成为共同储备，不可能清楚区分其中的各种要素。一些要素附属于失业和投机者利润这些不幸；另一些属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最宝贵的传统。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维护从已崩溃的市场经济中传承而来的高层次价值观。这无疑是艰巨任务。这种经济制度的目的是创造利润和财富，不是创造和平和自由，所以自由或和平都不可制度化。如要二者兼得，必须有意识地争取，两者必须成为向前迈进的各种社会所选择的目标。这很可能是当今世界的要旨，以确保和平和自由。一旦源自十九世纪经济体系对和平的兴趣停止运作，和平的意愿能够如何展示本身将取决于我们成功建立国际秩序。个人自由之存在是视乎我们刻意建立保护和甚至扩大个人自由的程度。在已建立的社会，不墨守成规的权利必须在制度上受到保护。个人必须自由凭良心做事，无惧在社会生活一些领域中刚好被委以行政管理任务的权势。科学和艺术应受文学监护。强制不应该不受限制；「反对者」应该有退隐的合适环境，让他可以选择「次优」的生计。这样可确保不墨守成规的权利是自由社会的标志。社会整合的每一步骤，应该提高自由的程度；规划的步骤应包含强化个人在社会的权利，必须在法律之下可以行使他的不可取消的权利，即使抵触个人或匿名的最高权势。要真正解决官僚滥用权力的威胁，是建立由牢不可破规则保护的主观自由；因为虽然大量向下级授权，中央权力会加强，构成对个人自由的威胁。民主社会组织本身如是，旨在保护个人会员权利的专业和同业工会也如是。即使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大我有不良意愿，渺小的小我也会觉得茫然无助；如个人观点或行为伤害了权势中人的脆弱感情，这情况就更甚。只是有权利宣言是不够的，要有制度使权利生效。人身保护令不应是以法律固定个人自由的最后宪法手段。迄今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必须加进〈人权法案〉，必须是高于所有权势当局，无论是国家、市政府或专业〔团体〕。〈人权法案〉应把个人的工作权利列为首位，无论男女的政治或宗教观点，肤色和种族。这意味着保证〔公民权利〕不受哪怕是轻微的损害。众所周知，产业审裁法庭一直保护公众个人免遭即使有专横势力的企业集团迫害，例如早期的铁路公司。审裁法庭面对可能滥用权力的其他例子是紧急时期英格兰的〈骨干工人令[3]〉或美国的「劳工冻结」，极尽歧视。凡是公众舆论一致支持公民自由，审裁法庭或法院一直能够维护个人自由。维护个人自由应该不惜代价，即使影响生产效率、消费经济或行政管理的理性。工业化社会有能力承担自由。市场经济逝去，可能是史无前例自由时代的开始。法律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可以比之前的范围更广阔和更普遍；监管和控制不应只赋予少数人享有自由，应该是人人自由。自由不是从属于特权，在源头已有缺陷，而是有规定的权利，突破政治范围的狭隘局限，伸延到社会本身的直接组织。因此，旧有自由和公民权利要加入工业化社会借着安逸和安全为人人提供的新自由储备。这样的社会能够同时承担公义和自由。但前进之路受阻于道德障碍。规划和控制被抨击为否定自由，宣称自由企业和私有制是自由的必需要素。建立在其它基础的社会不应称为自由社会。因监管而建立的自由被指责为「非自由」，所提供的公义、自由和福利被谴责为伪奴隶制度。手段决定目的，因此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自由范围只是空言：苏联利用规划、监管和控制作为手段，一直没有落实宪法承诺的自由；评论家补充很可能永远不会实现⋯。但反对监管意味着反对变革。自由主义者因而把自由的概念退化为纯粹提倡自由企业；到了今天，严峻现实是庞大的垄断集团把这概念转化成虚言。收入、安逸和安全已达最高地位的人享有完全的自由，其他人民只有一丁点自由，徒劳试图利用本身的民主权利向财产所有人寻求保护。事情还没完。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从未成功重建自由企业，有内在原因注定这必然失败。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几个欧洲国家建立了大型垄断企业，也无意中建立了各种流派的法西斯主义，例如奥地利。这些「自由」的公认敌人认为规划、监管和控制都危及自由，反而利用这些手段彻底清除自由。然而，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成为不可避免，是由于自由主义阻挠任何涉及规划、监管或控制的改革。诚然，自由全面受挫于法西斯主义，是自由主义哲学不可避免的结果；自由主义哲学主张权力和强迫是邪恶，「自由」要求人类社会排除这些邪恶。这是不可能的；在复杂的社会，这情况变得明显。两种情况只能选其一，没有其他：要么仍然忠诚于对自由的幻想概念和否定社会的现实，要么接受现实和拒绝自由的概念。前者是自由主义的结论；后者是法西斯份子的结论。似乎不可能有其他结论。无可避免的结论是「自由」的真正可能性存疑。如在复杂社会中扩大和增强自由的唯一手段是监管，但利用这手段是与自由本身相悖，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自由。显而易见，这困境的根源是「自由」本身的意义。自由经济体系把我们的理想导向错误方向：这近乎实现本质上是理想性质的期望。没有权力和强迫，不可能有社会；世上的势力不可能没有功能。假设社会只是由人类意志和愿望形成，这只是幻想。然而这是社会的市场观念，把经济等同合约关系，把合约关系等同自由。因此衍生了激进的幻想：人类社会的事物都是源于个人意志，因此不能以意志除掉。市场限制了人的视野，把生活「细分」为生产者范畴其最终部份是产品到达市场，以及市场产品源源而至的消费者范畴。前者从市场「自由」赚取收入，后者在市场「自由」消费。作为整体，社会是无形的。国家的势力并不重要，因为势力越小，市场机制越能顺畅发挥作用。失业和贫困现象出现时会无情地限制自由，但选民、物主、生产者或消费者都无需为此负上责任。任何自认是「自由」的正直人士，无需对本人否定的国家强迫行为负上责任；或是为他本人没有从中得到好处的社会经济困苦负上责任。他「自食其力」，「没有欠谁人的债」，没有卷入权力和经济价值的邪恶。他对这一切都没有责任，似乎也见诸他以本身自由之名否定了这些事物的现实。但权力和经济价值是社会现实的范式，并非源自人的意志，不可能不与之合作。权力的作用是确保团体生存所需一致性的手段；其最终源头是「意见」——任何人都有一些意见。经济价值确保商品的实用性，必然早于决定生产这些商品之前已存在，界定了劳动分工；其根源是人类的消费欲求和稀缺——任何人都是得一想二。意见或欲求驱使人参与建立权力和建构经济价值。难以想象不以「自由」行事的其他方式。本书的论证到了最后阶段。放弃市场理想国使我们面对社会的现实，分界线一方是自由主义，另一方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方之间的区别主要不是经济方面，而是道德和宗教。即使两方都承认经济有相同之处，但这不仅有区别，而且实际上体现了相反的原则，最终的区别还是「自由」。法西斯份子和社会主义者都接受社会的现实，现实的终局是对死亡的理解塑造了人类意识。权力和强迫是那现实的部份；禁止社会有权力和强迫，是不能成立的理想。两方有分歧意见的问题：有了这样的理解，能否维护「自由」的概念；「自由」是否旨在毁掉人和他的成果的空洞词汇、一种诱惑；或是人类可以面对这种理解，重申本身的「自由」，努力在社会实现「自由」而不致陷入道德幻想？这令人焦虑不安的问题总结了人的状况。本书研究的意识和内容应可提出答案。本书引用西方社会构成「意识」的三项基本事实：对死亡、自由和社会的理解。根据犹太人的说法，《旧约全书》揭示了对死亡的理解；《新约全书》的耶稣教义发掘了人的独特性，这是对自由的理解；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为我们揭示了对社会的理解。没有大人物与此有关；也许RobertOwen是最接近的媒介。这是现代人意识的组成元素。法西斯份子对认识社会现实的答案是拒绝对「自由」的假设。法西斯主义否定耶教发现人的独特性，这是法西斯主义退化转向的根源。RobertOwen是承认耶教经文忽视了社会现实的第一人，他称之为耶教把人「个体化」，似乎认为只有全体合作，「耶教中的一切真正有价值事物」才不会与人分离。他理解从耶稣教义得到的自由不适用于复杂社会。他的社会主义主张在这样的社会中维护人的自由。西方文明社会的后耶教时代已开始：耶教经文已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不过仍然是西方文明社会的基础。因此，社会的发现不是自由的结束，也不是自由的再生。法西斯份子任由自身放弃自由和赞美社会现实中的权力，社会主义者无奈接受这现实，但依然维护对自由的主张。人变得成熟，能够在复杂社会中作为「人」生存。再引用RobertOwen的警言：「如人类即将得到的新权力不能消灭邪恶的任何起因，他们会知道这些是必然而且是无法避免的邪恶；不会再有幼稚而无用的抱怨。」「无奈接受」曾是人类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人接受了死亡的现实，把物质生活的意义建立在此之上。人无奈接受的事实是他的灵魂会迷失，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他的自由是建立在此之上。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无奈接受社会现实，意味着这种自由的结束。不过生命再次从最终的「无奈接受」中萌生。毫无怨言接受社会现实，让人有了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力量来消灭一切可以被消灭的不公义和不自由。只要人类确实致力为所有人创造更多自由，就不必害怕权力或规划会对他不利和破坏他以这两者为手段建立的自由。这就是复杂社会中「自由」的意义，给予我们所需的全部确定性。※[1]functionalfinance。英国俄裔经济学家AbbaPtachyaLerner在二战期间开发「职能财政」理论：政府的财政预算要有目的，是为了满足明确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和低通货膨胀率；税收不是为了开支或投资。[2]federation[3]EssentialWorksOrder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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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社会变化齿轮中的历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二十章社会变化齿轮中的历史假如有政治运动不是各种偶然因素的产物，而是对客观形势的要求作出反应，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解决方法的退化特征也是显而易见，为许多国家基本相似的制度僵局提出逃离的方法，然而一旦试用了这些补救办法，就会在各处造成不治之症。文明就是这样地毁灭。解决自由资本主义僵局的法西斯方法，可描述为以毁灭包括产业和政治领域的所有民主制度为代价来改革市场经济。处于瓦解危险的经济体系因此要重振活力，而人们自身要接受再教育，旨在使个人失去本性，无法以政治实体中个人单位发挥作用。[1]再教育包含否定所有形式的人类手足情谊观念的政治信仰原则，以科学性折磨反抗者的方法令群众改变信仰的行为来实现再教育。这样的运动出现在全球的工业化国家，甚至在许多工业化刚起步的国家，决不应归因当代人坚持认为的当地原因、民族精神或历史背景。法西斯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的关系，就如同与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意大利人的性格一样没有太大关联。这运动出现在保加利亚这些战败国和南斯拉夫这些战胜国，北方性格的芬兰和挪威以及南方性格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英国、爱尔兰或比利时这些雅利安种族国家，日本、匈牙利或巴勒斯坦这些非雅利安种族国家，耶教旧教传统的葡萄牙和新教的荷兰，普鲁士的军人社会和奥地利的平民社会，有古老文化的法国和新文化的美国和拉丁美洲。事实上，一旦条件成熟，没有任何类型的背景（宗教、文化或民族传统）的国家可以不受法西斯主义影响。此外，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效能与其物质和数量优势之间明显缺乏关联。「运动」一词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暗示有很多人投入和参与。如法西斯主义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与民众的表达无关。虽然法西斯主义希望有大量信徒，但它的潜力量不是追随者的人数而是影响掌权者，掌控当权者的的良好意愿，在革命失败后得到他们的保护，从而根除革命的风险。接近法西斯阶段的国家有各种症兆，但不必然包括法西斯运动的存在。重要迹象至少还有非理性哲学的传播、种族主义的审美观、反对资本主义的哗众取宠、非正统的货币观点、批评政党体制、普遍蔑视「政权」或任何名称的现有民主组织。各走极端的先行者有奥地利Spann[2]的所谓普世救说哲学、德国George[3]的诗作和Klages[4]的浪漫宇宙论、英国Lawrence[5]的性爱生机论、法国Sorel[6]的政治神话宗派。德国的希特勒最终被兴登堡总统[7]身边的封建集团推上台，正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PrimodeRivera被各自的君主推上台的情况一样。但希特勒有强大的运动支持；墨索里尼的支持较小规模；PrimodeRivera什么都没有。法西斯的策略没有发动反对合法当局的真正革命，而是与假装被彻底击败的当局有默契安排伪装革命。这只是复杂大局的粗疏轮廓，还要腾出空位给其他五花八门的人物，例如工业化的美国底特律市说话随意的耶教旧教煽动者、落后路易斯安那州的Long[8]、日本军队的阴谋家以及乌克兰的反苏联破坏份子等。自1930年代以来，法西斯主义一直是每个工业化社会的既定政治可能性，一种几乎是实时的情绪化反应，称之为「动作」而不是「运动」更能显示症兆往往是不清楚和不明确危机的客观本质。人们时常无法确定一场政治演讲或演出、布道或公众游行、一种玄学或艺术时尚、一首诗或一项政党计划是否法西斯主义。没有公认的法西斯主义标准，也没有常规的原则。然而法西斯主义所有有组织的形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出现后突然消失，在不定期潜伏后又突然爆发。所有这些都符合社会力量依着客观形势而增强和减弱的图画。所谓「法西斯形势」只是法西斯主义轻易和取得全面胜利的惯见情况。大批劳工的产业和政治组织和宪制自由的忠诚支持者同时消失，而微不足道的法西斯势力扫除民主政府、政党和工会当时看来是压倒性的势力。如「革命形势」的特点是所有抵抗力量在心理上和道德上瓦解的程度，只有少许武装的少数暴徒已可以攻陷和突破反动份子的所谓坚固要寨，那么「法西斯形势」可说是与此完全匹配，不同之处是民主和宪法自由的壁垒受到同样壮观的攻击。1932年7月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政府坐在合法权力的宝座，反而屈从HerrvonPapen违反宪制的暴力威胁。大约六个月之后，希特勒以和平手段攫取最高的权力地位，立刻发动革命袭击，全面破坏了魏玛共和国制度和宪制政党。想象是运动的力量造就这样的形势，而没有看到是这种形势造就这运动；这是过去几十年被忽略的重要教训。一如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扎根于未能发挥作用的市场社会，因而其范围遍及全球、普世皆然；有关问题超越经济范畴并引发特殊社会类型的巨变，触及几乎人类活动每一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哲学、艺术或宗教，而且在某一刻与当地和典型趋势结合。要理解这阶段的历史，必要区分不同国家的基本法西斯行动和与之结合的短暂趋势。1920年代的欧洲有两种这样的趋势显得特别重要，遮掩了较微弱但更全面的法西斯主义模型：反革命和民族修正主义。这些趋势的直接起点是各款条约和战后的革命；虽然各种趋势有严格的条件并局限于其特殊目的，但是很容易与法西斯主义混淆。政治钟摆来回摆动，反革命通常是对事态被激烈扰乱的响应。至少自英联邦成立以来，这样的行动常见于欧洲，与当时社会进程的关连只是有限。1920年代颇多这样的情况：动荡时势已赶走了中欧和东欧十多位君主，部份是由于战败的逆流，不是由于民主的行动向前。反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政治方面，而且势所必然是由诸如皇室、贵族、教会、重工业以及有关联的政党这些被剥夺权利的阶层和集团所推动。在此期间，保守份子和法西斯份子的联盟与冲突主要涉及反革命事业中法西斯份子应分享的份额。法西斯主义现已是革命趋势，对准保守主义也对准社会主义的竞争性革命力量。这没有阻止法西斯份子向反革命提供服务而在政治领域寻求权力。相反的是他们取得支配地位，主要是因为保守主义所谓没有能力完成任务；如社会主义被禁，这是无可避免。保守派很自然试图独占反革命的荣誉，而德国实际上独自实现了这目的，在没有向纳粹份子让步的情况下剥夺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势力和权力。同样，奥地利的保守政党（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在1927年在没有向「右翼革命」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解除了工人武装。即使法西斯主义参与反革命是无可避免，还是建立了「强势」政府把法西斯主义驱逐至权力边缘；1929年的爱沙尼亚、1932年的芬兰和1934年的拉脱维亚就是这样的情况。1922年的匈牙利和1926年的保加利亚，伪自由政权削弱了当时法西斯主义的权力。只有在意大利，保守派在恢复产业界的工作秩序时未能阻止法西斯份子有机会取得权力。军事上战败的各国以及「精神上」战败的意大利，民族问题沉重而且紧迫。最严峻的问题是永久解除战败国的武装；在国际法、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组织建立在势力均衡基础的世界，有一些国家变得无能为力，但没有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因为没有势力普遍扩散的先决条件，国际联盟充其量只是略有改进的势力均衡制度，实际上还没达到以前欧洲协同体的水平。初生的法西斯运动几乎到处都身先士卒要解决民族问题；没有这「搭便车」行为，法西斯运动不可能生存。然而，法西斯运动只是利用这问题作为跳板，在其它时候敲出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音符。在英国和美国，这与绥靖政策[9]联系一起；奥地利的保安团[10]与耶教旧教和平主义者合作；而耶教旧教法西斯主义原则上是反民族主义。HueyLong[11]无需以州界冲突为借口发动法西斯运动。荷兰和挪威的类似运动无关民族主义，甚至达到叛国罪程度；Quisling[12]也许是优秀法西斯份子的名字，但肯定不是爱国者的好名字。法西斯主义为政治权力斗争时，完全随意漠视或利用当地问题，其社会性目标超越政治和经济框架，在退行性过程中置入政治宗教，在崛起中它的乐队只排斥极少数情绪；但一旦胜利后就严格限制乐队只能表演极少数但有极端特色的乐章。一些法西斯主义在革命时期展现伪民族主义，革命后发展一套有具体帝国主义色彩的非民族主义；要理解两者之间的细微但关键性区别，先要区分法西斯运动在通向权力之路时伪装心胸狭窄和掌权时的真正心胸狭窄。[13]一般而言：保守派的国内反革命是成功的，但很少能解决国家与国际之间的问题。Bruning在1940年坚持他在「兴登堡身边小集团」决定把他赶下台和把权力交给纳粹份子之前，已经解决了德国赔偿和解除武装的问题，只是敌人不想把荣誉归于他。[14]在有限的意义上，这似乎是无关宏旨，因为正如Bruning暗示，德国的平等地位问题并不局限于技术性解除武装，而是包括同样重要的去军事化问题；此外，实际上也不可能漠视德国外交力量有来自誓要执行激进民族主义政策的纳粹群众。事件最后证明德国要取得平等地位，不可能没有革命性起点，因而纳粹主义把自由而平等的德国陷入邪恶轨道的可怕责任变得明显。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能夺得权力，是因为能够利用未解决的国家问题作为手段；在法国和英国，法西斯主义因为它的反爱国主义而明显被削弱。只有在本质上依赖他人的小国，屈从强国的精神才有助法西斯主义。1920年代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只是无意中与民族倾向和反革命趋势联系一起。这是有独立源头的各种运动互生的情况，相互补充且造成基本上类似的印象，实际上彼此之间并不相干。事实上，法西斯主义的角色是由一个因素决定：市场体系的情况。在1917-23年间，各国政府偶尔寻求法西斯份子帮助恢复治安秩序：市场体系运作没有其他要求。法西斯主义仍然处于未发展的境地。在1924-29年间，似乎已确保市场体系恢复，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就淡出。在1930年之后，市场经济普陷入全面危机，几年以内法西斯主义成了一股世界性力量。1917-23年的第一阶段产生的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在许多国家，诸如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匈牙利等，发生了农业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在其他国家：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产业界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力。最终反革命势力恢复了国内的势力均衡。在大多数国家，农民转而反对城市工人；在一些国家，法西斯运动由军官和乡绅发动，为农民提供榜样；在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失业人士和小资产阶级组成法西斯军队。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公共秩序和法治，没有提出激进的改革问题；换句话说，没有法西斯革命的任何明显迹象。这些运动只是在形式上是法西斯主义：所谓不负责任的异议份子组成民间伙团，在当权者纵容下使用武力和暴力。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理论已诞生，但还未成为政治因素。托洛茨基[15]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就意大利形势发表的长篇报告没有提到法西斯主义，虽然法西斯已存在一段时间，要到十多年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确立在该国的地位之后才进一步发展成为有特色的社会制度。1924年及以后，欧洲和美国沉醉在兴高采烈的繁荣景象，淹没了对稳固市场体系的所有担忧。人们宣布恢复了资本主义。除了一些边缘地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被肃清。共产国际宣告资本主义的巩固是不争的事实；墨索里尼颂扬自由资本主义；除了英国，所有主要国家都处于升级阶段。美国享有传奇式繁荣，欧洲大陆也不遑多让。希特勒的政变被镇压；法国撤出Ruhr地区；德国货币（马克）奇迹地恢复；Dawes计划在赔偿中除去了政治因素；〈Locarno协议[16]〉在商议；德国即将开始七年的兴旺年代。在1926年年底前，从莫斯科到里斯本再度回归金本位制。在1929年以后的第三阶段，法西斯主义的真实意义变得明显。市场体系的停滞状态已是明显事实。直至那时，法西斯主义只是意大利独裁政府的一种特性，与那些较传统类型的政府稍有不同，但现在成为解决工业化社会问题的方案。德国在欧洲范围的革命带头而起，与法西斯主义结盟为本身的权力斗争提供动力，很快就席卷全球。历史处于社会变化的齿轮中。一次偶然但不是意外的事件开始毁坏国际体系。华尔街股市暴跌扩大范围，紧随其后是英国决定脱离金本位制，两年以后美国也采取相同行动。期间，裁军会议中止，德国在1934年脱离国际联盟。这些象征性事件把世界组织推入惊人变化的新纪元。日德义三个强国反对现状，破坏处于崩溃状态的和平制度。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真正机构也未能发挥作用。创造金本位制的英美两国至少是暂时让它失效；一些国家以违约为幌子，拒付外债；资本市场和世界贸易萎靡。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的体系同时崩溃。这些国家的内部变化也是一样彻底。两党制被一党政府取代，有些还是民族主义政府。然而，独裁国家和保留民主舆论的国家之间有外部相似性，但只是用来强调讨论和决策这自由制度的重要性。苏联转向独裁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德日义这些为战争作准备的国家，自由资本主义消失了，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同样情况，只是程度较少。新兴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新政」彼此相似，都是放弃了「自由放任」原则。启动历史进程的是独立于各国的事件，各国根据决心走向何方而对挑战作出反应。一些国家规避变化、一些主动应付、一些漠然处之；各自在不同方面寻求解决方案。然而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些往往南辕北辙的方案只是既有的解决方案。一些不满足的强国决心利用这全面混乱来促进自身利益；势力均衡体系的消亡（甚至是国联这样的虚弱形式）是难得的机会。德国急于为国际秩序提供立足点的传统世界经济加快崩溃，期待经济崩溃方便该国争取先机。德国故意摆脱资本、商品和货币的国际体系，目的是为了该国他日拒绝承担政治责任时减少外部世界对该国的控制。德国鼓励经济专制以确保其长远计划所需的自由，又滥用黄金储备，无故拒绝承认责任而毁坏该国的国外信贷，甚至还一度清除了对自身有利的外贸收支平衡。因为无论华尔街、伦敦金融界或国联都没有觉察到纳粹份子实际上是指望十九世纪经济最终崩溃，德国很容易掩饰其真实意图。〔英国财政大臣〕JohnSimon和〔英伦银行行长〕MontaguNorman坚信最终〔德国央行行长〕Schacht会在德国恢复传统经济；如德国得到金融资助，目前受压的德国会浪子回头。直至慕尼黑事件及以后，唐宁街一直有这样的幻想。德国凭借适应传统体系混乱的合谋计划得到极大支持，而英国却因为坚持传统体系而受到严重阻碍。虽然英格兰暂时脱离金本位制，其经济和金融依然建基于稳定汇率和健全货币的原则，因此重整军备是有受限。一如德国的经济独裁是源于其防范全面变革之军事和政治考虑的结果，英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受限于其保守的金融观念。有限战争的战略反映了岛国市场的观念，认为只要强大海军可确保其健全货币和能够在全球购买的物资供应，英国就可以安然无恙。1933年，希特勒已上台执政，死硬派的〔英国陆军财政大臣〕DuffCooper辩解1932年削减军队预算是因为「国家面临破产，这比没有效率的军队更为危险。」三年多以后，〔英国陆军大臣〕Halifax勋爵主张经济调整会导向和平，所以不应干涉贸易，因为这使得调整更为困难。就在〔1938年〕慕尼黑协议[17]那一年，他和张伯伦首相仍然根据「这些独步单方」和美国给予德国的传统贷款来制定英国政策。实际上，甚至在希特勒已越过边境线占领〔捷克〕布拉格之后，〔英国财政大臣〕Simon勋爵还在下议院站在〔英伦银行行长〕MontaguNorman一边，赞同他把捷克的黄金储备移交希特勒。Simon深信金本位制的完整比所有其它考虑更为重要，他的治国之道就是要恢复金本位制。当时人们认为他的行为是既定绥靖政策的结果，实际上这是对金本位制精神的尊重，一直主宰伦敦金融界领导人对战略或政治事务的观念。在战争爆发那星期，〔英国〕外交部答复希特勒给张伯伦的口信时，还是依据美国给德国的传统贷款来制定英国政策。[18]英国在军事上未作好准备，主要是因是坚持金本位制经济。德国最初获得「毁灭注定要灭亡的东西」的优势。只要清除十九世纪过时体系能够让德国保持优势，德国就可以继续领先。自由资本主义、金本位制和绝对主权通通被破坏，是德国抢劫掠夺的无意后果。德国在适应本身追求的自我孤立及随后奴隶贩子式远征过程中，对变革的一些问题形成了试探性的解决方法。然而，德国最大的政治资本在于能够迫使世界各国结成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盟。德国成为变革的主要受益者，是因为在解决市场经济问题方面起带头作用，这种解决方法看来在长时间赢得有产阶级无条件效忠，而实际上不单单只是这些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假设阶级经济利益优先，在这情况下希特勒注定会胜出。但最后证明国家的社会单位其意义比阶级的经济单位更为切合。俄罗斯崛起也与其在变革中的作用有关连。从1917至1929年，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只不过对混乱的恐惧，混乱可能致命地阻碍市场经济的恢复，而市场经济只有在绝对信任的氛围中才能运转。在随后十年，社会主义在苏联成为现实。农庄集体化意味着以合作社形式取代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土地因素。苏联一直只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煽动革命场所，现已成为可以取代市场经济的新体系代表。很少人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是热诚的社会主义份子，但顽固拒绝「在俄罗斯建立社会主义」，仅仅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已阻止在落后的农业国进行这样的试验。但除了1920年所谓「战时共产主义[19]」这完全意外的事件外，领导人坚持的立场是世界革命必须在工业化的西欧开始，所以认为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当这情况变成现实时，老一派的布尔什维克份子全都反对。然而正是这种变奏证明是惊人成功。回顾俄罗斯二十五年的历史，似乎所谓俄罗斯革命实际是由两次单独的革命组成。第一次革命体现了传统的西欧理想，而第二次革命构成1930年代全新发展的一部份。1917-24年的革命实际上是欧洲仿效英联邦和法国大革命模式的最后一次政治剧变；大约在1930年以集体农庄开始的革命是那年代改变世界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第一次俄罗斯革命消灭了绝对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种族压迫，真正继承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第二次俄罗斯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概括而言，第一次革命只是俄罗斯事件，在俄罗斯土地实现了西方发展的漫长过程；第二次革命则是全球同时变革的一部份。从表面看，1920年代的俄罗斯远离欧洲，忙于解救自己。进一步分析也许证明这表面现象是不真实。因为在两次革命之间，强迫俄罗斯接受决定的诸多因素之一是国际体系失败。至1924年，「战时共产主义」已为人忘却，俄罗斯已重建国内谷物利伯维尔场，但国家仍然控制对外贸和基础工业。俄罗斯一心想增加外贸，而这主要取决于谷物、木材、毛皮以及其他一些有机原料的出口，这些产品的价格在贸易全面中断之前农业萧条时下跌很厉害。俄罗斯没有能力发展有利的出口贸易，这限制了机械产品的进口，因此束缚了建立民族工业；这再一次不利影响城乡之间的所谓以物易物的「剪刀」交易，从而令农民更抗拒城市工人阶级的统治。世界经济瓦解就是这样为俄罗斯农业问题的权宜之计增加压力，也加快了集体农庄的来临。欧洲传统政治体系未能提供安全和保障，在同一方向起著作用，因为这导致军备的需要，从而加重高压工业化的负担。没有了十九世纪的势力均衡体系，加上世界市场无法吸纳俄罗斯农产品，迫使该国不情愿地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市场经济没有能力联系所有国家，导致一个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俄罗斯的经济独裁只不过是资本性国际主义的消逝。国际体系的失败释放了历史的能量：为市场社会的各种内在趋势铺设轨道。[1]注1：Polanyi,K.,"TheEssenceofFascism."InChristianityandtheSocialRevolution,1935.[2]OthmarSpann(1878-1950)，奥地利保守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激烈反对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以通俗著作和讲座推广他的观点。[3]StefanAntonGeorge(1868-1933)德国诗人，编辑和翻译者。[4]LudwigKlages(1872-1956)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性格分析和笔迹的研究，也成为他的学说基础。他构想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单位，肉体是灵魂的「现象」，灵魂是肉体的「意义」，先民依照生命原则活得开心和有韵律，但「精神」这「非宇宙acosmic」力量阻碍和破坏了灵魂生命的和谐整体，也破坏了人类的生活，因为精神使人类走向文明，在文明的后来阶段生活变得机械化，因此破坏了生活。理性主义、形式主义和机械性思想，科技和数学的发展等等都是精神的产品，干涉和限制人类的生活。他认为精神越尝握人类的生存，最后人没有了灵魂，破坏自然世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而最终死亡。世界末日后，新的生命周期开始，精神不再占主导地位。他极度悲观认为文明是摧毁生命的「精神」统治。（网上参考）[5]DavidHerbertLawrence(1885-1930)，20世纪英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极具争议。主要成就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游记和书信。他的创作基本属于现实主义文学范畴。由于他的作品坚持不懈的描述日常生活中无休止的心灵抗争，他的许多小说都弥漫着忧郁的情调。其诗歌作品则通常描述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小说的风格截然不同。[6]GeorgesEugène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7]PaulvonHindenburg（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元帅，战后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8]HueyPierceLong(1893-1935)，美国政治家，1928年当选易斯安那州长，执政期间越过州议会行使权力，大大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加强福利事业帮助穷人，获得优秀政绩，但被一些反对者指为独裁。[9]appeasement[10]Heimwehr：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地方组织。由保守农民组成，代表右翼势力。[11]HueyPierceLong(1893-1935)，美国政治家，[12]VidkunQuisling(1887-1945)，挪威军人与政治家；在挪威被德军攻占之后出任新政权的总理。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捕，因叛国罪成立被枪决。「Quisling」一词成为英文字汇「卖国贼」的同义词。[13]原注2：Heymann,H.,PlanforPermanentPeace,1941.Cf.Bruning'sletterofJanuary8th,1940.[14]原注3：Rauschning,H.,TheVoiceofDestruction,1940.[15]LeonTrotsky(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16]LocarnoTreaties罗加诺协议；欧洲多国在1925年于瑞士罗加诺签订七项协议。一战中的欧洲协约国与中欧及东欧新兴国家尝试确认战后领土界线，并争取与战败的德国恢复正常关系。[17]1938年9月29日，〔德国元首〕希特勒，〔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EdouardDaladier，〔意大利〕墨索里尼签署〈慕尼黑协议MunichAgreement〉，把捷克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割让给德国。没有被邀参加慕尼黑会谈的捷克元首EduardBenes抗议，张伯伦告知他英国不会为苏台德问题开战。英国民众普遍欢迎〈慕尼黑协议〉似乎避免了与德国开战，但被一些政治家抨击英国政府的行为不光彩，包括丘吉尔。1939年3月，德国军队进军捷克，希特勒撕毁了〈慕尼黑协议〉。张伯伦才意识到不能信任希特勒，英国的绥靖政策走到尽头。[18]原注4：BritishBlueBook,No.74.,Cmd.6106,1939.[19]WarCommunism，战时共产主义是苏俄在1918年至1921年国内战争时期推出的经济措施，旨在最大限度保障非常时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城镇和军队的粮食与武器供应。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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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民选政府和市场经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三部巨变第十九章民选政府和市场经济国际体系在1920年代瓦解，几乎被人遗忘的早期资本主义问题再次出现。首要问题是民选政府[1]。法西斯主义攻击全民民主，只是重提在市场经济历史中常见的政治干预主义问题，因为这问题只不过政经分离的另一名称。干预问题在劳动力方面首次变得尖锐，一方面是由于史宾汉兰制度和〈新济贫法〉，另一方面是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干预主义对土地和资本问题的重要性不逊前者，即使各种冲突不是那么壮观。欧洲大陆同样有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类似问题，但时间滞后，受各种冲突影响的环境在工业上较为现代化但社会却不再是那么一元化。相同类型的发展导致处处政经分离。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一样，起点是建立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和政治国家民主化。人们把史宾汉兰制度恰当地描述为预防性干预主义行动，阻止建立劳动力市场。工业化英格兰的首次战役是为史宾汉兰制度而战，但暂时失败了。在争斗中，古典经济学者创造了「干预主义」的口号，史宾汉兰制度被标签为对实际并不存在的市场秩序的人为干预。Townsend、Malthus和Ricardo在济贫法条件的脆弱基础建起了古典经济学的大厦，这是对陈腐秩序最令人可畏的毁灭性概念工具。然而这补贴制度保护了下一代人的农村界限，免受城市高工资的诱惑。到了1820年代中期，Huskisson和Peel[2]扩大对外贸易的途径，容许机器出口，解除羊毛出口禁令，废除海运限制，放松移民出境，正式废除有关学徒期和工资评估的〈工匠法〉和〈反企业联合法[3]〉。但令人沮丧的史宾汉兰制度仍然在各郡推行，阻碍劳工从事正当工作，使独立劳工成为不协调的观念。虽然劳动力市场的时机已经来临，但被乡绅「法令」阻止，未能顺产。议会改革派立即着手废除补贴制度。下议院通过达到这目标的〈新济贫法〉，被称为是最重要的社会立法。然而法案核心只是简单废除史宾汉兰制度。这最能决定性证明当其时完全不干预劳动力市场对未来整个社会结构有结构上的重要性。紧张状态的经济根源大概如此。政治方面，1832年的议会改革完成了和平革命。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改变了国家的社会阶层，以激进的新政策重新诠释英国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新济贫法〉废除被Burke猛烈抨击的「穷人」一般类别：「正直穷人」或「劳动穷人」。以前的「穷人」现分类为不能养活自己并且居住在济贫院的「赤贫民」和通过劳动挣工资谋生的「自给自足工人」。这创造了全新的穷人类别：出现在社会舞台的「失业者」。为了人道，赤贫民应得到救济；为了产业，失业者不应得到救济。失业工人对本身的命运一无所知，于此无关紧要。重点不是如失业者认真找工作是否能够找到工作，而是除非他面临挨饿，别无选择只能呆在令人厌恶的济贫院，工资制度就会崩溃，从而把社会推入悲惨和混乱的境地。这即是理解到无辜者受到惩罚。这种变态的残酷一方面解放劳动者，而其自认的目的是利用饥饿使破坏的威胁发挥作用。古典经济学者著作直陈荒芜苍凉之郁闷情绪，使我们能够梳理这过程。为了对被困在劳动力市场范围内的超出编制人员安全地锁上大门，政府陷身于自我否定的法令，用HarrietMartineau's的说法：国家救济无辜受害者是「侵犯公民权利」。当宪章运动要求被剥夺权利的入民进入国家的范围，政经分离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成为社会现有制度不容否定的条件。把〈新济贫法〉连同其精神折磨的科学方法交付这套疗法是为彼等设计的同一对象，这是精神错乱的行为。Macaulay勋爵在上议院发表伟大自由主义者有史以来最雄辩的演说，要求以一切文明建基的财产制度之名无条件拒绝宪章运动的提请，他只是贯彻始终。RobertPeel爵士称「宪章」侵犯「宪法」。劳动力市场越恶毒扭曲工人的生活，他们更执意叫嚣要求投票权。要求有民选政府，是张力的政治根源。在这些情况下，宪制主义有了全新意义。迄今，宪法保护产权免受非法干预只是针对来自上层的武断行为。Locke的远见没有超越土地财产和商业财产的界限，目的只是阻止王权的横暴行为，诸如亨利八世的世俗化措施[4]、查理一世掠夺皇家铸币厂[5]、或查理二世时期财政部「止付」[6]。1694年，独立的英伦银行取得特许状，是达成JohnLocke促请政府与商业分离的典范。商业资本赢得反对王权的胜利。百年之后，要受到保护的不是商业财产而是工业财产，对手不是王权而是平民。把十七世纪的意义套用在十九世纪的情况，只是错误的观念。孟德斯鸠在1748年发明的权力分立，现被用于分离人民与自身的经济生活。美国的领导层受到英格兰工业景况的预警，在农民与工匠的环境中塑造了美国宪法，把经济领域从宪法的管辖范围完全分离，从而把私有财产置于最可能设想的保护，创造了世上唯一有法律基础的市场社会。虽然美国选民有普选权，但对物主是无能为力。[7]「工人阶级不得有选举权」成为英格兰宪法[8]的不成文法。宪章运动领导人入狱；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受到代表极少数人的立法机构嘲弄，而要求选举权的卑微要求经常被当局视为刑事罪行。所谓英国制度特征的妥协精神，当时不见迹象，只是最近的发明。工人捱过了「饥饿的1840年代[9]」，温顺的一代人涌现和享受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好处，上层技术工人壮大工会，与人数众多的贫穷劳工分道扬镳，工人默认〈新济贫法〉强加诸他们的制度；在这之后收入较好的阶层才容许他们参加国家议会。宪章运动是为了停止压榨人们血汗的市场工厂的权力而斗争，但是只有在可怕的调整之后，人们才获得这些权力。在英格兰内外，从Macaulay到Mises，从Spencer到Sumner[10]，好战的自由主义者全都表达全民民主威胁资本主义的信念。劳工问题的经历重现在货币问题。1790年代预示了1920年代的情况。Bentham首先指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对产权的干预：前者对商业征税，后者扰乱商业。[11]自此之后，劳工和货币，失业和通货膨胀在政治上同属一个范畴。Cobbett谴责金本位制和〈新济贫法〉，而Ricardo支持两者；两人的论点非常相似：资本和劳工都是商品，政府无权干预。例如Atwood[12]是反对推行金本位制的银行家，其立场与社会主义者Owen一样。百年之后，Mises仍然重申劳工和资本和市场的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与政府无关。在十八世纪，美国在建立联邦之前，便宜的货币等同史宾汉兰制度，即是政府面对大众叫嚣时作出经济上令人泄气的让步。法国大革命和当时发行的纸币表明人民会打烂货币，而美国各州的历史也未能驱散这种怀疑。Burke把美国民主联系资本问题，而Hamilton[13]不仅担心派系斗争还担心通货膨胀。不过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民粹主义的人民党和美钞党与华尔街巨头的争吵只是地方性，而在欧洲，对通货膨胀的指责是在1920年代成为反对民主立法机构的有力论据，对政治有深远影响。社会保护和干预货币不仅是类似而且是经常相同的问题。自金本位制建立以来，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和直接的通货膨胀都几乎同一程度危及货币：两者可能导致减少出口和最终压低汇率。这两种干预的基本形式之间的简单关系成为1920年代的政治支点。关注货币安全的各方抗议预算赤字，也反对廉价货币政策，因而反对「国库通胀」和「信贷通胀」，或实际一些谴责社会负担和高工资，工会和工党。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本质；不应怀疑不受限制的失业福利会扰乱预算平衡，而利率过低导致价格通胀对汇率有同样的可恶影响。因为Gladstone，财政预算成为英国民族的良知。在较落后民族，稳定货币或许代替预算。但结果都是近乎相似。究竟是否削减工资或社会服务，市场机制已无可避免定下不削减的结果。从这分析角度看，1931年的英国国民政府[14]以适度方式发挥与美国实行「新政」的相同作用。这两件事都是在巨变时期个别国家采取的调整行动，但英国的情况有优势：没有诸如民间争吵或意识形态转变等复杂因素，因此更清晰显示决定性特征。自1925年以来，英国货币的地位一直不稳固。回复金本位制的同时，英国货币明显高于世界同等水平的价格水平没有相应调整。很少人意识到政府与中央银行、各党派与各工会共同发起这进程是如何荒谬。首届工党政府（1924年）的财政大臣Snowden是金本位制的瘾君子，他不知道如要恢复英镑的地位，工党或是要承担工资下降或是下台。七年后，正是Snowden本人迫使工党做了这两件事。到了1931年秋季，经济萧条的持续流失影响了英镑。1926年总罢工失败未能阻止工资水平进一步上升，未能防止社会福利的财政负担上升，特别是无限制的失业福利。无需银行家的「敲诈」（虽然这确实是敲诈）令国民明白无论贬值是由于高工资和出口减少所引起，可靠的货币和财政预算是鱼，改善社会福利和货币贬值是熊掌；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换句话说，必要削减社会福利或降低汇率。工党犹犹疑疑：削减社会福利有违工会政策，脱离金本位制被认为是冒渎。工党被赶下台，各传统政党削减社会福利和最终离开金本位制。有资产审查的失业福利取代了无条件福利。与此同时，国家的政治传统经历重大的转变。两党制暂停，而且没有任何冲动要恢复，十二年后依然黯然失色，所有迹象都反对早日恢复两党制。国家离开金本位制，没有为福利和自由带来悲剧性损失，在走向变革迈出了决定性一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决定性步骤还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方式有改变。然而，后者并不意味着国家永久脱离危险地带。所有重要的欧洲国家都有推行类似的机制，后果大致相同。1923年在奥地利、1926年在比利时和法国、1931年在德国，各国工党为了「拯救货币」都不得不下台。Seipel[15],Francqui[16],Poincare[17]和Bruning[18]这些政治家都把工党排除于政府，减少社会福利，努力打破工会对调整工资的阻力。货币总是面对危险，而且相当有规律把负担集中在工资膨胀不平衡预算。如此简化是没有公正处理涉及的各种各样问题，几乎囊括了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每一议题，包括外贸、农业和工业。越仔细考虑问题，越清楚货币和财政预算把悬而未决的问题集中在雇主和雇员之间，而其他国民转向支持这个或那个领导组群。法国的所谓Blum实验[19]（1936年）是另一实例。工党主政，但条件是不得禁止黄金出口。由于法国政府被货币这极其重要问题束缚，所以「法国新政」从未有机会实施。这实例有结论性，因为法英两国同在劳工问题淡化后，中产阶级的政党痛快地放弃捍卫金本位制。这些例子表明健全通货假设的效应对民粹政策造成甚么破坏。美国经验以另一种方式给出同样的启示。虽然如果不脱离金本位制就不可能发动「新政」，但外汇交易实际上是重要，但重要性不大。在金本位制的情况下，理所当然是由金融市场领导人负责维护稳定汇率和健全国内信贷；政府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两者。因此银行机构可阻碍经济领域中不为其所喜的任何国内行动，无论理由是好是坏。就政治而言，政府在货币和信贷方面必须听取银行家的建议，因为只有银行家才知道任何金融措施是否会危及资本市场和汇率。由于美国及时脱离金本位制，所以在这事例中社会保护主义没有导致僵局。虽然这举措的技术优势轻微（而一如既往，政府给出的各种理由是十分拙劣），但这举措的结果是华尔街夺取政治权力。金融市场以恐慌为管治。1930年代挽救了华尔街免遭欧洲大陆式的社会大灾难。然而，由于美国独立于世界贸易之外和其货币地位十分强势，所以金本位制在美国主要只是国内政治问题。在其他国家，脱离金本位制涉及的远不止只是退出世界经济。也许唯一的例外是英国，英国在世界贸易的份额是如此之大，可以订立国际货币体系应如何运作的各种方式，从而把金本位制的负担颇大部份推给别人。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没有这些条件。这些国家的货币一旦被破坏，就意味着脱离外部世界，从而牺牲了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工业、打乱就业依赖的对外贸易，以及没有任何机会强迫征购商作出相似程度的贬值，以规避货币的黄金价值下跌的国内后果；英国做得到，这些国家做不到。汇率是强加诸工资水平的极有效杠杆。在汇率把事情推到最后关头之前，工资问题通常在表面之下令紧张状态升级。市场规律经常不能强迫加诸不情不愿的工薪阶层，外汇机制却能最有效做到。货币指标公开展示干涉主义的工会政策对市场机制的所有不利影响（包括贸易周期这些市场机制的固有弱点，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实际上，要更好解释市场社会的理想国本质，莫过于有关劳工这虚拟商品必然涉及小区这样的谬论。罢工是工业行动常用的谈判工具，越来越多人认为罢工不负责任干扰对社会有用的工作，同时减少最终产生工资的社会红利。人们埋怨同情性罢工，总罢工被视为对社会存在的威胁。实际上，重要服务业和公用事业行业的罢工以国民为人质，把国民卷入劳工市场真正功能的错综复杂问题。劳工应在市场寻找本身价格，以其他方式建立的任何其它价格都是不合乎经济。只要劳工承担这份责任，其行为会一如其他商品，「劳工」商品会拒绝以低于买主仍然付得起的价格出售。如这样的一贯坚持，这意味着劳工的主要责任就是几乎不断罢工。这主张极之荒唐，其他说法无出其右，但这只是劳工商品理论的逻辑推理。理论和实践不调和，根源当然是劳工并不是真正商品，而劳工拒绝工作只是为了要确定其确切的价格（正如其他商品被压止增加供应的情况一样），那么社会很快会因为没有生计而崩溃。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讨论罢工问题时少有提到这论点。回到现实：以罢工方法来确定工资，在任何类型的社会都是灾难性，更不要提我们这个以效益理性而自豪的社会。实际上，在私营企业制度下，工人的工作没有保障，工人地位严重恶化。再加上大规模失业的威胁，大多数人要维持最低标准，工会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功能变得至关重要。但很明显任何保护工人的干预方法必然阻碍自发调节市场的机制，最终减少消费者可用的资金，而这正正是工资的源泉。因内在必要，市场社会的根源问题重浮表面：干预主义和货币成为1920年代政治的核心。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性干预主义改变了本来答复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经济自由主义极力消除干预土地、劳工和货币市场自由的所有干预主义政策，以恢复体系的自发调节，并试图在紧急情况下解决涉及自由贸易、自由劳动力市场和金本位制自由运作这三个基本原则的长期问题，实际上成为恢复世界贸易、排除对劳工流动的所有可避免障碍以及重建固定汇率的无畏先锋。最后项目优先于其他。必要恢复对货币的信心，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期待政府不要使用所有可能措施保护人民的生活是不现实的想法。就事情的本质而言，这些措施主要是关税和社会立法，以确保食品和就业，这些措施正是使自发调节体系无法运行的那种干预主义。首先恢复国际货币体系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理由：面对混乱市场和不稳定汇率，国际信贷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资本流动（除了长期投资）仅仅是帮助国际收支平衡保持流动性，但即使这功能也受到经济考虑的严格限制。只有商业上似乎值得信赖的客户才获得信贷。现在情况颠倒过来：政治原因造成债务（诸如赔款），出于半政治原因而发放贷款，以方便赔款。发放贷款也是因为经济政策的理由，以稳定世界价格或恢复金本位制。不管生产和贸易的情况，世界经济相对健全的地区正利用信贷机制弥合相对混乱地区之间的鸿沟。人们借助被认为是全能的国际信贷机制在许多国家人为地平衡国际收支、财政预算和汇率。这机制本身建立在期待回复稳定汇率的基础，而这等同回复金本位制。经济体系在消失中，但有无比力量的松紧带帮助维持表面上的一致；但松紧带能否承受压力是取决于金本位制及时恢复。就其本身而言，国联的成就可观。如不是因为目标的本质是不可能的话，可能达成目标，因为投入是如此持续和专注。就目前情况，不作干预会比国联的努力可能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只是因为这看起来总是几乎成功了，反而大大加重了最终失败带来的影响。1923年，德国马克在几个月内瓦解；1930年年初，世上所有主要货币都使用金本位制；在1923-30年间，国联运用国际信贷机制把东欧未完全稳定经济体系的负担首先推给西方胜利国，随后又推向更有能力的美国[20]。美国的崩溃发生在正常的商业周期；当崩溃来临时，国联和西欧银行界建立的金融网络纠缠着全球经济，陷入可怕的倾覆。但这涉及更多事情。在1920年代，根据国联，社会组织的问题必须完全服从恢复货币的需求。通货紧缩是第一需求；要尽可能调整国内制度，甚至暂时推迟恢复自由的国内市场和自由的国家。（国联财务委员会）金本位制调查代表团[21]抨击通货紧缩未能「影响某些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因而未能造就稳定的新平衡。」政府不得不干预以降低垄断商品的价格、减少已约定的工资，以及削减经济租[22]。通货紧缩的理想状态是「强势政府下的自由经济」；「政府」这词就是字面的意思，即是有紧急权力和暂时中止民众的自由，「自由经济」实际上是字面意思的相反，即是政府调整价格和工资（虽然调整的借口是恢复汇率自由和自由的国内市场）。自由资本主义的两个基石是利伯维尔场和自由政府，「汇率第一」意味着两者都要牺牲。因此，国联代表目标已改变，方法没有改变：国联谴责有通货膨胀倾向的政府使稳定货币臣服于收入和就业稳定，而国联扶植上位有通货紧缩倾向的政府用上一样多的干预措施使收入和就业稳定臣服于货币稳定。1932年，金本位制调查代表团的报告宣称：随着汇率不稳定状态再现，过去十年货币方面的主要成就已经丧失殆尽。报告没有提到这些徒劳的通货紧缩努力没有恢复利伯维尔场，但牺牲了自由政府。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上反对干预和通货膨胀，但还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了把健全货币的理想高高置于不干预主义的理想之上；这是遵循自发调节经济的内在逻辑。然而这些行动往往把危机扩散，为金融添加大规模经济混乱无法承受的压力，各国不同经济体系的赤字被推至高点：国际分工的残余部份无可避免瓦解。在这关键十年，经济自由主义服务通货紧缩政策，顽固地支持独裁的干预主义；这只是导致决定性削弱民主力量，否则是有可能避免法西斯大灾难。英国和美国是货币的主人，不是奴仆，齐齐脱离金本位制而逃过此劫。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社会的内在倾向，自觉服从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产业工人的自然解决方案，他们觉得直接调节生产和市场应是自由社会的有用但是附属的特征。从社会作为整体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延续使社会成为众人之间独特人际关系的努力；在欧洲，这种人际关系始终与耶教传统联系。从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这正好相反是突然与过去决裂，中断了试图使私人挣钱成为生产活动刺激因素的努力，也不承认个体有权处置生产的主要工具。这解释了最终由社会主义政党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困难，即便决意不干预产权制度也是如此，因为即使只有极少可能性会这样做已经破坏自由经济体系至关重要的信心，即是对产权持续的绝对信心。立法可能重新定义产权的实际内容，市场体系要发挥作用，必要官方确保产权持续。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两项变化影响社会主义的地位。首先，市场体系被证明是不可靠，几乎完全崩溃，即使批评者也从未期盼有这种缺陷。其次，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全新的改变。虽然发生这冒进改变的环境不适用于西方国家，但苏联的真实存在证明这有深刻影响。西方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有三个前提条件：工业、有教育的人民以及民主传统；苏联确实在没有这些前提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这些差别使苏联经验不适用于别处，但这没有妨碍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强权。在欧洲大陆，各工人阶级政党的观点一直是社会主义观点，无疑使人们怀疑他们希望完成的任何改革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在平和的年代，这样的怀疑可能是不正确；总的来说，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矢志改革，而不是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但在紧急状态下，情况就不一样。如正常方法不中用，就会试用非正常方法；工人阶级政党的非正常方法也许会漠视产权。在危险迫在眉睫的压力下，各工人政党也许会重拳出击、搞出社会主义的措施；至少民营企业的好战追随者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这种暗示已足以令市场陷入混乱，酿成全面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惯常利益冲突有了不祥的特征。经济利益的分歧通常以妥协解决，而社会的政经分离却往往为这样的冲突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雇主是工厂和矿山的业主，直接负责组织社会的生产（除了他们的个人的利润得益）。原则上，他们维持产业运转的努力应得到所有人支持。另一方面，员工代表社会大部人，其利益很大程度上与整体社会利益吻合。员工是唯一阶级可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公民利益、人权；在享有普选权的情况下，员工的人数使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占优势。不过立法机构像产业界一样在社会中要履行正式功能。议员负责形成公众意愿、公共政策的方向以及制定国内外的长期规划。任何复杂社会都不能没有政治类型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的运作。如任何组群利益的冲突导致产业界或政府机构瘫痪（影响任一界别或两者），对社会会构成直接威胁。然而这正好就是1920年代的情况。工党在议会有人数优势，藉此巩固自身的地位，而资本家把产业界构筑城堡，在内管治国家。民间组织的反应是无情地干预商业，漠视产业界特定形式的需要。产业领袖策反民众背弃他们自由选举出来的统治者，而民主组织继续反对人人生活依赖的产业体制。最终，经济和政治体系同样受到完全瘫痪的威胁。人人恐惧，那些提出不惜一切代价轻易摆脱困境的人会夺取领导权。法西斯解决方案的时机成熟了。[1]populargovernment，中译没有统一，其他译本有：民治、庶民统治、民众政府、大众政府、全民政府。译者以为「民选政府」符合法律定义：「人民通过选举行政和立法机关而控制的政府」。（参见Black'sLawDictionary）[2]WilliamHuskissonPC(1770-1830)，英国政治家、金融家和历任国会议员。他有一项另类世界记录：1830年9月15日，他参加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的启用典礼，被火车撞至重伤致死，是为世界首例。RobertPeel(1788-1850)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两度出任首相，在第二任期间废除〈谷物法〉。[3]Anti-CombinationLaws[4]亨利八世在1536和1541之间以行政和法律程序解散英格兰（不包括当时不是英国部份的苏格兰）形形色色的修道院，收入拨归国有，出售其资产。[5]1638年，查理一世为筹集军费，没收伦敦商人存放在皇家铸币厂价值二十万的金币和金条；后来归还物主，条件是商人要借出四万英镑。[6]英格兰皇室经常入不敷出，以国王名义发行债券，但信用不佳。1702年，查理二世即下命财政部停止支付债券，只偿还利息，许多商人因而破产。这是后来光荣革命的远因。[7]原注1：Hadley,A.T.,Economics:AnAccountoftheRelationsbetweenPrivatePropertyandPublicWelfare,1896.[8]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英国并没有成文宪法，因此称为「不成文宪法」。所谓英国宪法是一套包含基本规范和政治体制的成文法、习惯法和惯例。[9]HungryForties。1840年代初期，英国经历经济萧条，穷人受苦。1839年，严重贸易不景气导致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农业收成又不好。随后两年农业依然歉收，人口迅速增加，更糟的是〈谷物法〉似乎人为提高面包价格，人民的生活更苦。马铃薯晚疫病在1845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出现，其后蔓延到爱尔兰，破坏大部分作物。马铃薯晚疫病在1846年重回，导致爱尔兰饥荒。[10]CharlesSamner(1811-74)，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争取人类平等的政治家，废奴运动的战士。[11]原注2：Bentham,J.,ManualofPoliticalEconomy,p.44,称通货膨胀为「强迫的节俭」;p.45称之为「间接征税」Cf.alsoPrinciplesofCivilCode,Ch.15.[12]ThomasAttwood(1783–1856)，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是伯明翰经济学派的领导人。[13]AlexanderHamilton(1757-1804)，美国军人，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与第一任美国财政部长，华盛顿管治时期的经济政策的主要构思者，其中重要的有：重建国家信用的计划、建立国家银行、建立关税系统、与英国建立友好贸易关系。[14]NationalGovernment，在英国政治层面泛指由部份或所有主要党派合组的联合政府，但历史上主要指由各政党在1931-40年的联合政府，主要由保守党领导。[15]IgnazSeipel(1876–1932)，奥地利主教和政治家，在1920年代两度出任总理。[16]ÉmileFrancqui(1863–1935)，比利时军人，外交家和商人。[17]Raymond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五度出任总理，又曾任总统。[18]HeinrichBrüning(1885–1970)，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1930至1932年期间出任总理，已是魏玛共和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19]LéonBlum带领人民阵线(PopularFront)赢得1936年法国大选，随即启动各种社会改革。工人同年6月发动总罢工「欢迎」胜利，谈判达成Matignon协议，成为法国社会权利的基石。协议包括罢工权，集体谈判权，每年两星期带薪年假，每周工时四十小时，上调工资等等。然而，随着经济继续停滞，Blum被迫停止改革，法郎贬值。法国保守派重回政坛，Blum和人民阵线在1937年6月下台。这为期一年的社会改革称为Blum实验。[20]原注3：Polanyi,K.,"DerMechanismusderWeltwirtschaftskrise."DerOsterreichischeVolkswirt,1933(Supplement).[21]GoldDelegationoftheFinanceCommitteeoftheLeagueofNations，于1928年成立，调查「因为黄金购买力波动对工业、农业和就职情况的致命影响」。文章引述的结论是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有少数委员不同意。（网页资料）[22]rent。颇为混淆的经济学术语，详尽说法是「经济租economicrent」：生产过程中要付出的生产投入成本高于某个供给的价格弹性下本来应该付出的价格，这中间的差额就是经济租。经济租会带来寻租（rentseeking，占便宜）行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经济租。经济租与寻租的出现，代表市场失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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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破坏性的紧张关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十八章破坏性的紧张关系这些一致性基础制度安排衍生了1879-1929年那半个世纪各种事件模式的有趣相似性。许多国家有无尽的各种人物和背景、思想和历史经历，各国的变迁各有本国特色和局部重点，但世界文明的更多部份却具有相同结构。这种密切关系超越了人们使用类似工具、享受类似娱乐，以类似奖品奖励成就的共同文化特性。类似性反而是关乎生活的历史背景中具体事件的作用，关乎集体存在的有时限组成部份。分析这些典型的强大压力可以揭示在当时产生独一无二历史模式的机制。这些强大压力可以按照主要的制度范畴分类[1]。国内经济方面，「失业」这典型的苦难根源是失衡的最多变征兆：如减产、就业率下降和收入减少。国内政治方面，压力来自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和僵持，本书归纳为「各阶级的紧张关系」。国际经济领域中有环绕着国际收支平衡的各种困难，包括出口减少、不利的贸易条款、缺乏进口原材料以及外国投资减少；本书把这些特点形式的压力定名为「汇率压力」。最后，国际政治方面的紧张状态分类为「帝国主义敌对」。设想一个国家处于商业萧条又遭受失业打击；很容易看得出银行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可能决定的措施是受限于稳定汇率的紧急情况。除非求助中央银行，银行不能向产业界扩大或延续信贷，而中央银行由于货币安全，需要相反方向的政策，不会满足银行的需求。另一方面，如压力从产业界蔓延到国家，任何救济政策或公共工程的范围受到要求预算平衡的制约，预算平衡是稳定汇率的前题；而工会也许促使相关政党在国会提出问题。因此，金本位制会一如发钞银行一样制约财政部的行动，而立法机构要面对产业界面对的相同制约。当然，国家范围内的失业压力可能由产业界或政府部门承担。如在特定情况下，工资的通货紧缩压力克服了危机，即是主要由经济领域负担压力。但如借助税款资助公共工程从而避免这痛苦措施，紧张压力的主要负担将落在政治领域（如政府措施漠视已有权利而强令工会削减工资，情况也是一样）。在工资承受通货紧缩压力的情况，压力依然保留在市场领域内，以价格变化传达收入变化；在公共工程或限制工会的情况，法律地位或税收有变化，主要影响相关集团的政治地位。此外，失业的压力也许会蔓延至国界之外，影响外汇；无论是以政治或经济措施应付失业问题，这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在金本位制下（本书假定一直有执行金本位制），任何导致预算赤字的政府措施都可能导致货币贬值；另一方面，如通过扩大银行信贷解决失业问题，国内价格会上升，打击出口，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无论是哪种情况，汇率会暴跌，国家感受到货币压力。或许失业的压力会引发与外国的紧张关系，可能损及弱国的国际地位：地位转弱，权利被忽视，受外国强加控制，国家欲求被挫败。强国的压力可能转变为争夺国外市场、殖民地、势力范围和帝国主义敌对的其他形式。源于市场的压力就是这样在市场和其他主要制度范畴之间来回移动；视乎情况，这有时影响政府运作，有时影响金本位制或势力均衡体系的运作。各领域相对地独立于其他领域，倾向追求自身的平衡；如不能达致均衡，就会蔓延到其他领域。正是这种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导致压力积聚和产生紧张状态，最终以多多少少的刻板形式爆发。十九世纪在想象中建造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而实际上是在把事情交给一定数目的具体制度，这些制度的机制正是当时的统治势力。1933年，一位经济学家在修辞上指责「绝大多数政府」的保护主义，可能是最接近现实现的说法。他质疑如政策被所有专家一致谴责为完全错误、非常不合理以及违背所有经济理论，这样的政策会否正确？他的答案是绝对的「不」[2]。不过大量文献没有什么可以说明对这些明显事实解释的本质；唯一的答案是各国政府、政治家和政客不停滥用职权，他们的无知、野心、贪婪以及目光短浅的偏见恐怕要为「绝大多数」国家一贯追随的保护主义政策负责。就这个问题很难找到有充分理由的论点。自中世纪学院派蔑视科学的实践事实以来，从来没有以这样可怕的方式表达偏见。唯一的理性反应是以帝国主义狂热的神话来补充保护主义阴谋论的神话。自由主义论点表达清晰时，声言在1880年代早期帝国主义热情开始在西方国家蠢蠢欲动，而且情绪化利用种族歧视破坏了经济思想家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些情绪化政策逐渐积聚力量，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启蒙运动的力量有另一次机会恢复理智的统治，但是帝国主义意想不到的爆发，打翻了前进的马车，特别是新兴小国以及其后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无产」国家。狡滑动物（政客）击败了日内瓦（国联）、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这些人类的大脑中心。通俗的政治神学把帝国主义视为没有慈悲的人类本性的象征，认为国家和帝国天性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吞灭邻国而毫无道德内疚。论点后半部很正确，前半部份不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帝国主义出现，扩张不是服侍理性或道德的理由，这是与国家和帝国从来是扩张主义者的事实相反。地域性协会不是必然急于扩充边界；城市、国家或是帝国都没有这样的冲动。反对意见只是把某些典型情况错认为普遍原则。实际上，与流行的成见相反，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有颇长时期的紧缩主义[3]，只是到了发展后期才转向帝国主义。亚当•斯密首先反对帝国主义，他不仅预见美国独立战争，还预见下世纪的「小英格兰运动[4]」。期间中断是因为经济原因：市场从「七年战争[5]」迅速扩大，使帝国变得过时。欧洲各国接连在海外「发现」新地方，但海运缓慢、遂偏向在海外成立种植园；快速通讯使殖民地成为昂贵的奢侈品。不利于种植园的另一因素是出口远比进口重要；买方市场的理想被卖方市场取代，为求达到目的，卖方比竞争对手更低价出售，最后甚至比殖民者更低价。一旦英国丧失了大西洋的沿海殖民地，加拿大在1837年也脱离大英帝国；Disraeli甚至鼓吹放弃西非领地；奥兰治自由邦[6]提出要加入大英帝国，但没有成功；如今被视为世界战略枢纽的一些太平洋岛屿始终被拒诸大英帝国门外。自由贸易论者和保护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激切的保守党人都普遍深信殖民地是消耗性资产，注定要成为政治和财政负债。在1780至1880的百年中，谈论殖民地的人都被认为是旧制度拥护者。中产阶级谴责战争和征服是王朝的诡计，迎合和平主义（Quesnay是为自由放任主义争取和平桂冠的第一人）。法国和德国紧随英国之后；前者稍微放慢其扩张的速度，而法国的帝国主义是更专注欧洲大陆而非殖民地。卑斯麦不屑为巴尔干半岛付出一条人命的代价，而且全力支持反殖民宣传。当资本主义企业渗进整个大陆，当东印度公司在急切的英格兰棉纺业出口商坚持下被解散，当藉藉无名的布匹商取代了驻印度的英国总督和行政官时，这就是当时政府的态度：各国政府故意避开。Canning嘲笑代表赌徒投资者和海外投机者进行干预的想法。政经分离正扩散到国际事务。英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很不情愿要清楚划分她的私人收益和私掠船的收益，而Gladstone首相[7]斥责认为英国外交政策是为外国投资者服务的说法是诽谤。政权和通商利益融合，不是十九世纪的观念；恰恰相反，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政治家声言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是国际行为准则。只有在一些狭窄定义的情况，外交代表才会代表国民的私人利益而积极活动，但又公开否认这些偷偷摸摸的活动；如一旦被证实，相关人员会受到相应谴责。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维护国家不干预私营商业事务的原则。国内政府不应干预私营贸易，驻外机构要遵守国家方针，也应同样处理私营利益。投资绝大部份投放在国内农业；人们仍然认为对外投资是冒险，投资者常常血本无归，更被视为可耻高利贷条款的应有报应。改变突然而来，而且在所有主要西方国家同时发生。先有英格兰的国内发展，德国只滞后半世纪，世界的外部事件必然同样地影响所有贸易国家。这事件就是指国际贸易节奏加快和数量增加，以及土地完全流通，意思是以极小成本大规模把谷物和农业原材料在全球流通。这场经济地震扰乱了欧洲农村数千万人的生活。在几年内，自由贸易成了昔日黄花，而在全新情况下市场经济有进一步发展。这些情况本身由「双重行动[8]」制定。国际贸易模式正加速铺开，但遇上旨在遏制市场多方面行动的保护主义制度阻扰。农业危机和1873-86年间的大萧条动摇了经济自行恢复的信心。之后，市场经济的典型制度通常只有在保护主义措施伴随下才有可能推行，因为自1870年代后期和1880年代初期以来，各国正组建成为有组织单位，容易因为任何外贸或外汇交易需求导致各种混乱的痛苦影响。金本位制是市场经济扩大的最重要载体，因此也通常伴随着同时推行的典型保护主义政策，例如社会立法和关税。集体主义合谋论的传统自由主义形式在这一点也与事实不符。自由贸易和金本位体系不是被自私的贩商和仁慈的社会法律任意破坏；相反的是金本位制的到来加速了这些保护主义制度的扩散；制度越受欢迎，固定不变的汇率就越难以承受。从这时开始，关税、工厂法和积极的殖民政策都是稳定外在通货[9]的先决条件（英国是例外，因为该国有巨大工业优势，正好证明这规则）。只有具备这些先决条件才可以安全引进市场经济的方法。如在缺少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将这些方法强行加诸无助的民众（例如在外国和半殖民地区），难以言喻的灾难接踵而来。于此是帝国主义表面矛盾的关键：各国拒绝在没有任何限制以下彼此一起贸易，这在经济上难以解释而且不理性；各国反而要争取海外和外国市场。各国如此行事，原因只是一如无能为力、无法避开的民众的一样害怕；差别只是可怜殖民地的热带地区人民陷入无边痛苦和退步，濒临灭绝，而西方国家受到程度较少危险的影响，但仍然足以不惜代价回避和拒绝。以殖民地为例，威胁的本质并非经济，但结果是一样；除了偏见之外，没有任何理由以各项经济量度[10]计算社会混乱。实际上，面对失业的灾难、行业和职业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与心理折磨，预期社会漠不关心和孰视无睹，以为这只不过是长期而言可以忽略的经济效应，这种认识其实极之荒谬。国家既是被动的承受压力，但又主动施加压力。如一些外部事件重压于国家，其内部机制以通常的方式发挥作用，将经济领域的压力转移到政治领域，反之亦然。战后时期曾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对一些中欧国家来说，战败建立了高度人为环境，包括赔偿形式的强大外部压力。在十多年间，主导德国国内情况的是外部重担在工业和国家之间转移：一方面在工资和利润之间转移，另一方面在社会福利和税收之间转移。全国都要承担赔偿，国内形势根据国家（即政府和企业结合）处理赔偿的方式而改变。国家团结于是紧扣金本位制，因此维持该国货币的对外价值成为最重要的责任。Dawes计划[11]是为了保护德国货币特意设计。Young计划确定相同的条件。如不是因为有责任维持德国马克对外价值不受损害，不可能理解这时期德国国内事务的走势。因为对货币有共同责任，企业和各政党建立不可动摇的框架，工业和国家在这框架内适应这压力。战败德国不得不承受战败的后果，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自愿承受：即是在固定汇率的压力下，人为地整合国家，自豪地默默背上十字架，唯一的解释是顺从市场的必然规律。可能有人反对以上的概要是过度简化。市场经济不是在一天之内起动，三个市场不像三头马车在竞跑，保护主义也不是对所有市场都有相同影响等等。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只是这遗漏了争论的要点。诚然，经济自由主义只是从颇为发达市场中创造了新机制，统一了已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市场，把各自的功能协调成为单一整体。而且，劳动和土地的分离在那时进展顺利，金钱和信贷市场的发展也如此。在整个过程中，现在与过去联系一起，而且没有断点。然而，因为制度的本质，其变化是突然而来的。关键阶段是英格兰建立劳工市场，如这市场的工人不遵守雇佣劳动的规则，他们就要面对挨饿的威胁。一旦采取了这种激烈的措施，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就乘时而起，这对社会的影响是如此猛烈，以致在舆论没有任何变化之前，有力的保护性反应几乎实时发动。此外，虽然产业各种元素的市场各有不同本质和起源，但发展状况是平衡前进，不可能有其他情况。保护人类、大自然和生产性组织等同干预劳动力、土地和金钱（交易媒介）等市场，因此事实上是削弱了体系的自发调节。既然干预的目的是恢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环境，给予一些地位安全感，那么干预必然要减少工资弹性和劳工流动性、使收入稳定、生产持续、推动国家资源由公共控制以及管理货币，以避免价格水平有令人不安的变化。1873-86年期间的经济萧条和1870年代的农业困境永久地增加这种压力。在经济萧条开始时，欧洲一直处于自由贸易全盛期。新德意志帝国强迫法国接受两国之间的最惠国条款，后者承诺免除生铁关税和推行金本位制。萧条期结束，德国已树立各种保护性关税，建立全面的垄断组织，设立全面的社会保险体制，以及正在实行高压殖民政策。普鲁士主义曾是自由贸易的先驱，显然对转向保护主义的少许责任不是多于引入「集体主义」的责任。美国的关税比德国更高，而且有自己方式的「集体主义」，大力津贴远程铁路建设和发展庞大的垄断集团。不论其民族精神和历史，所有西方国家都遵循相同趋势。[12]有了国际金本位制，最具挑战性的市场方案付诸实施，意味着市场完全独立于国家行政机构之外。世界贸易如今意味着在自发调节市场下，全球的生活组织由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构成，又有金本位制作为这庞大自动系统的监护人。在这场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的表演中，各国和各民族只是傀儡而已，借助中央银行和关税以及移民法的帮助，保护自身免遭失业和动荡的伤害。这些措施旨在抵消自由贸易和稳定货币的破坏性作用，为求达到目的就要干预那些机制的运作。虽然每项限制措施有其受益者，其超额利润或超额工资是向其他所有公民征税，但通常只是税额不合理，而不是保护措施本身。从长远看，价格曾全面下降，人人受益。无论保护是否合理，干预的作用暴露了世界市场体系的虚弱。一国的进口关税妨碍另一国出口，迫使后者在没有政治保护的地区寻找市场。经济帝国主义主要是强国之间为了争夺把贸易扩大到没有政治保护的地区的特权。由于狂热生产导致抢夺原材料供应，这加大了出口压力。各国政府支持在落后国家做生意的国民，彼此为了贸易和国旗竞赛。各强国的志向是帝国主义和不经意为独霸天下做准备，但发现越来越依赖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严格保持国际金本位制的完整又是势在必行。这是磨擦的制度性根源。国境之内也有类似的矛盾。保护主义帮助把竞争性市场改变成垄断性市场。市场越来越不能形容为有竞争性成份的自主与自动机制。越来越多个体被协会取代，劳动力和资本联合结成非竞争性集团。经济调整变得缓慢和困难。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受到严重阻碍。最后，未调整的价格和成本结构延长了经济萧条，未调整的设备阻碍了无利可图的投资离场，未调整的价格和收入水平导致社会紧张。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或资本市场，这种压力会溢出经济领域，要由政治手段恢复平衡。无论如何，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制度上的分离是市场社会的构成，不管涉及什么紧张状态都要维持。这是破坏性压力的另一根源。本文的叙述快近尾声，然而还未揭示部份论点。因为即使本书确确实实证明了巨变的核心是市场理想国的失败，本书依然有责任展示这成因是如何决定现实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历史不是由任何单一因素塑造。虽然历史极为丰富和多样性，历史长河有其周而复始的各种情况和选择可以说明一个时代各类事件的脉络。如在某程度上可以解释在一般情况下主宰潮流和逆流的规律，大可不用理会不可预测的边缘乱流。在十九世纪，自发调节市场的机制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国家和国际活动要满足这些条件的需要。那机制产生了两项文明特性：严格的决定论[13]和经济特征。当代观点往往把这两项特性联系，认为决定论源自经济动机的本质；这动机认为人会追求金钱利益。实际上，两项特性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许多细节上很突出的决定论只不过是有各种可预测方案的市场社会机制的产物，其严谨被错误归因于唯物论动机的力量。无论个人动机为何，经济动机本身对大多数人来说远不及所谓感情动机来得有效，供求价格体系仍会始终维持平衡。人是被新机制掌控，不是新动机。简而言之，压力来自市场领域，再扩散到政治领域，从而构成整个社会。只要世界经济继续运作，一国之内的紧张状况依然隐而不露。一旦金本位制这个最后存在的制度消失，各国内部的压力最终会释放。各国对新情况的反应各不相同，但这些反应基本上是对传统世界经济体系消失作出的调整；当体系分解，市场文明本身也被吞没。这解释了难以置信的事实，即是文明正被无情制度的盲目行为破坏，这些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自动增加物质福祉。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实际上是如何发生？如何转化为历史核心的政治事件？阶级力量的冲突决定性进入了市场经济垮台的最后阶段。[1]unemployment,tensionofclasses,pressureonexchangesandimperialistrivalries.[2]原注1：Haberler.G.,DerinternationaleHandel,1933,p.vi.[3]contractionism。[4]十九世纪中叶，英格兰自由贸易运动出现「小英格兰主义LittleEnglandmovement」思想，主要内容是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批评英帝国殖民政策和外交政策。小英格兰主义者要求反思殖民地的作用，但本质上并不否定英帝国，而是从英国实际利益出发，主张建立政治文化帝国。这种思想对英国的殖民政策和外交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录自王本涛简介）[5]七年战争（SevenYears'War）1756-63年间，欧洲主要国家组成两大交战集团（一方是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德国），另一方是奥地利和俄国），在欧洲、北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开战，争夺殖民地和领土。[6]OrangeState，美国佛罗里达洲的别号「柑橘之乡」。[7]WilliamEwart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1868-94年间四度任英国首相[8]doublemovement[9]externalcurrency，在发钞国境外的该国货币。[10]economicmagnitudes[11]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盟军要求德国按照条约赔偿66亿英镑，令德国经济严重衰退。1923年，由于德国未能及时赔偿，法国与比利时军队占领德国盛产煤和钢铁的西部工业重镇。这不但令德国人民震怒，而且增加其经济负担。为了解决困局，盟军赔款委员会任命美国人CharlesG.Dawes主持会议，寻求各方同意的方案，但后来德国还是没有能力还款。盟军赔款委员又任命美国OwenD.Young筹划新方案，在1930年1月施行。[12]原注2：G.D.H.Cole认为1870年代是「整个十九世纪中社会立法最活跃的时期。」[13]Determinism，决定论是哲学命题，认为事件的发生，包括人类的认知、举止、决定和行动都是因为先前的事件因而发生。决定论相信宇宙完全由因果定律的结果支配，经过一段时间，有一连串事件从未中断地发生，任何一点只有一种可能的状态，不可能有自由意志。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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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自发调节被削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十七章自发调节被削弱在1879-1929年这半个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成为组织严密的单位，内部潜藏着极具破坏力的紧张关系。这发展的较为直接源头是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功能受到削弱。由于社会要顺从市场机制的需求，所以这机制运行的各种缺陷对社会本体产生了累积性紧张关系。自发调节功能受到削弱，是保护主义的效应。当然，有认为市场总是自发调节，因为市场往往产生市场出清[1]的价格；然而这适用于所有市场，无论市场是否自由。但上文已指出，自发调节市场机制有非常不同的含义：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市场。由于这些市场运作具有破坏社会的潜在危险，社会的自我保护行动阻碍了这些市场的建立，或即使市场建立后也会干扰其自由运作。经济自由主义者引用美国作为市场经济有能力发挥作用的例证。百年以来，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可以在美国完全自由地交易，似乎不需要社会保护措施；除了关税，政府没有干预工业生活。解释当然是简单：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是自由的。一直到1890年代，边疆开放，无主权土地取之不竭；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低水平劳动力供应自由流动[2]；一直到世纪之交还没有保持汇率稳定的承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继续有自由供应；因此不存在有自发调节的市场体制。只要这些条件仍然存在，人、大自然和商业组织都不需要政府干预才能提供的保护。一旦这些条件不存在，社会保护介入。由于无穷无尽的移民不能再自由填补下层劳工，高层劳工不能在土地上自由定居；由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变得稀有，必须节约；由于为了把货币从政治中分离和把国内贸易和世界贸易联系而引入金本位制；美国赶上了欧洲一个世纪的发展：保护土地和耕种者、通过工会主义和立法为劳工提供社会保障，以及中央银行；以上都以最大规模逐—出现。货币保护主义首先现身：建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3]，目的在协调金本位制的和地区需求；随后是劳工和土地的保护主义。1920年代的繁荣足以导致严峻的经济萧条，要由「新政[4]」为劳工和土地建立起护城河，其范围要比欧洲更广泛。因此，美国为本书的理论提供了鲜明的正反证据；本书认为社会保护是所谓自发调节市场的附属物。同时，保护主义四处产出社会生活新单位的外壳。新的实体以民族国家形式铸造，但与以前的逍遥自在民族国家只有少许相似。新的甲壳类民族国家以国家符号货币表达身份，这类型主权国家是前所未见的处处提防和绝对专横。符号货币受到国家保护，也受外间世界关注，因为国际金本位制（世界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建基于这些货币。如金钱已公然支配世界，这种金钱是打上了国家的印记。自由主义者不可能理解对民族国家和货币的重视，因为他们习惯性忽略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真正特征。如民族国家被自由主义者视为不合时宜，国家货币更不值得关注。自由主义时代的任何自重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怀疑钞票只是不同政治界限对不同纸制品的不同称谓，并不是重要的事物。利用交易市场把一种货币面额兑换成另一种货币面额，只是简单操作；交易市场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很幸运交易市场是不受国家或政治家控制。西欧正经历新启蒙运动，其怪诞事物包括国家的「部落式[5]」概念；自由主义者认为所谓「部落式」主权国家是狭隘思想初露苗头。一直到1930年代，经济入门手册陈述货币只是交易的工具，因此是无关紧要。市场思想的盲点同样漠视了国家和货币现象。自由贸易者对这两方面是以唯名论[6]观点视之。这联系非常重要，但当时为人忽略。时不时有人批评自由贸易学说和货币的传统学说，但几乎没有人理解两种学说是用不同术语陈述相同的事情，如其中一种学说是错误，另一学说也是错误。Cunningham[7]或Wagner[8]揭露了国际自由贸易的谬论，但没有与货币联系；另一方面，Macleod[9]或Gesell[10]攻击经典货币理论，但又遵守时尚的贸易制度。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作家完全忽略了货币在建立国家作为当代决定性经济和政治单位时的建构重要性，一如十八世纪的前人完全忽略了历史的存在。从Ricardo到Wieser，从JohnStuartMill到Marshall和Wicksell这些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都支持这立场，而一般受教育的人被教导全神贯注国家或货币的经济问题是次等人的烙印标记。把这些谬论合并为荒诞的命题：即国家货币在文明的社会的制度机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会被认为是空洞的悖论，毫无意义。实际上，新的国家单位和新的国家货币是不可分离的。正是货币为国家和国际体制提供结构力度，并引入一些导致突然崩断的特点。信贷所建基的货币制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经济的生命线。保护主义是三方面的驱动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各自发挥作用，但土地和劳动力是与有限（虽然广泛）的社会阶层（诸如工人或农民）联系，货币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因素，往往把不同利益合并为整体。即使货币政策也可以分开和合并，但客观上货币制度是组合国家的最强大经济力量。劳动力和土地分别主要导致社会立法和谷物税。农民反对让劳工受益和增加工资所带来的负担，而劳工反对食品价格的任何上涨。但一旦落实谷物法和工匠法（自1880年代以来的德国），很难废一法而不废除另一法。农业税和工业税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自卑斯麦在1879年把全面保护主义的思想变得普及，地主和实业家政治组成联盟以争取对大家有好处的关税保护措施；这是德国政治的特征；从关税中得到个人好处，一如建立垄断联盟占便宜一样普遍。国内和国外的社会和国家保护主义往往会融合。[11]由谷物税引起的生活成本上涨导致生产商要求保护性关税，而且利用作为垄断政策的补充。工会自然坚持要求高工资以补偿生活成本上涨，因此不能反对这些关税，因为雇主要靠此应付工资上涨。但一旦社会立法的计算方法是基于受限于关税的工资水平，要求雇主承担这种立法的负担是不公道，除非雇主确信将来会继续受到保护。顺提一下，指责集体主义阴谋论要为保护主义运动负责，这说法的事实依据不是很充份，只是把结果误解为成因。保护主义运动的起因是自发性而且扩散范围广泛，但运动一旦开始就必然会建立致力维持保护主义运动的并行利益团体。比利益集团口味相投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的综合结果所建立的实际环境是均匀地扩散。如不同国家有不同生活（实情总是如此），这种差异现在可以追溯到有保护目的的具体立法和行政法规，因为生产和劳工的环境现在主要取决于关税、税收和各项社会法律。甚至在美国和英国领土限制移民之前，虽然英国失业严重，英国移民出国的数目已减少，显然是因为祖国的社会环境已大大改善。但如关税和社会法律营造了人为气候，货币政策营造名副其实的人为天气，天天不同并且影响社会每一个人的直接利益。货币政策的整合力量远远超过其他类型保护主义的整合力量，因为后者缓慢笨重，而货币保护是永不停止和风起云涌。商人、工会工人和家庭主妇左思右量，农夫计划耕种、父母为子女打算、筹备婚礼的恋人等等在考虑当时取舍时，与其它任何单一因素相比，他们全都直接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稳定时情况确是如此，货币不稳定时情况更是如此，所以必须做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重大决策。政治方面，国家身份是由政府建立；经济方面是授权中央银行。国际方面，如可能的话，货币制度更为重要。非常荒谬的是货币自由是对贸易限制的结果。由于商品和人员过境流通的障碍越来越多，所以必须更有效保护自由支付。短期货币一瞬间在全球点对点传递；政府之间、私企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国际支付方法有划一监管；即使落后政府拒付外债或企图窜改预算保证，会被认为是暴行，没有信用的〔国家〕被扫到黑暗角落。就世界货币制度的各种问题，各地建立了类似制度，例如代表团，成文宪法定义了国家司法管辖以及管理发布预算，颁布法律，批准条约，承担财务责任的方法，公共会计法规，外国人权利，法庭司法权，汇票本籍，因此也暗喻发钞银行、国外债券持有人以及形形色色债权人的地位。这涉及划一使用银行纸币和铸币，邮政法规，证券交易所和银行业务要一致。或许除了最强大国，没有政府能够承担忽视货币禁忌的后果。从国际角度看，货币就是国家，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任何时段脱离国际体系。与人员和商品对比，货币不受任何措施阻碍，继续发展其全地域全天候的交易能力。实物流通变得越困难，传达实物的支付变得越容易。当商品和服务贸易放缓以及贸易平衡非常危险地来回摆动，在全球流窜的短期贷款帮助国际收支平衡几乎自动保持流动，也为与可见贸易几近没有关系的作业融资。对商品交易建立的障碍没有影响支付、债务和索赔；国际货币机制的快速增长的灵活性和普遍性，在某程度上正在补充一直在萎缩的世界贸易管道。到了1930年代早期，世界贸易量只是小溪流水，国际短期贷款取得前所未闻的流动性。只要国际资本流动机制和短期贷款发挥作用，实际贸易的不平衡不会超出会计记账的能力。有了信贷流通的帮助，得以避免社会混乱；金融手段纠正了经济不平衡。作为最后手段，市场自发调节被削弱导致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未能周转和恢复就业，当进口不能产生出口，当银行储备监管法令威胁商界陷入恐慌，当国外债务人拒绝还款，政府必须对压力作出反应。在紧急情况下，社会整体通过干预措施表达本身。促使国家采取多大程度的干预取决于政治领域的制度和经济困难的程度。只要投票〔权〕受到限制和只有少数人有政治影响力，干预主义的紧急程度不及有普选权的国家；有了普选权，国家成为百万人民的工具——这百万人民在经济领域中往往要承担被统治者的痛苦。只要就业充分，收入有保障，生产持续，生活标准可信赖，价格稳定，干预的压力自然是少于当持续低潮使工业成为闲置工具和徒劳努力的废墟。国际方面，以政治方法补充市场自发调节的不完善功能。Ricardo的贸易和货币理论可惜忽视了由于各国的财富生产能力、出口设施、贸易、运输和银行经验之不同，各国地位有差异。根据自由主义理论，英国只是贸易宇宙中的小小原子；准确地说，英国的地位与丹麦和危地马拉属同一水平。实际上，世上的国家为数不多，分类为债权国和债务国，出口国和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国家，进口和外国贷款依赖多种出口商品国家和单一出口商品（小麦或咖啡）的国家。理论可以忽视这些差异，但实际上不能同样忽视这些差异的后果。海外国家往往没有能力清偿外债，或货币贬值危及偿付能力；有时这些国家决定以政治手段恢复平衡和干预外国投资者的财产。经济自我恢复的过程不能依赖任何这些情况，虽然经典学说指出这过程必然能够偿还债务、恢复货币和保护外国人免受重复的类似损失。但这要求有关各国多多少少是世界劳动分工体制的平等参与者，但必须强调情况并非如此。预期货币暴跌的国家会自动增加出口从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或对国外资金的需求会迫使该国赔偿外国人和重新还债，以上都是空想。例如，咖啡或硝酸钾的销售增加，可能使整个市场混乱不堪，而拒付高利率的外债似乎比国家货币贬值更可取。世界市场机制不能承担这样的冒险。取而代之的是实时派遣炮舰；拖欠债务的政府，不管是否欺诈，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遭受炮轰，要么偿清债务。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有效强制支付，避免更大损失和保持体制运转。如殖民地土著不掌握贸易对双方有利的无懈可击理论，类似的方法会劝导殖民地人民理解贸易的好处。如当地碰巧有欧洲生产商需要的丰富原材料，而之前没有和谐关系确保土著会改变完全不同的口味追求欧洲产品，情况明显需要干预措施。当然，所有这些困难不会在所谓自发调节体制出现，但越是要有武装干预的的威胁才迫使对方支付，越是要依靠炮舰保持贸易路线畅通，贸易越是跟随国旗之后，而国舰是服务入侵国政府的需要；越加明显的是必须使用政治手段以维持世界经济平衡。[1]marketclear是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假定通过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市场出清：即价格波动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量和厂商的生产量，并使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2]原注1：Penrose,E.F.,op.cit.马尔萨斯定律只在土地供应受限的假设才成立。[3]FederalReserveSystem[4]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NewDeal)是指1933年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核心是三个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和复兴(Recovery)，因此也称为三R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5]tribalistic[6]唯名论（Nominalism），中古欧洲的哲学学说，认为现实事物没有普遍本质，只有实质的个体是存在的。与此相对的是「实在论，Realism」。[7]WilliamCunningham(1849–1919)，英国经济学家和著名经济史学者，鼓吹经济学要用上史学方法，反对自由贸易。[8]AdolphWagner（1835-1917），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先驱，他主张保护主义的论点是这样：任何有剩余食物和原料的国家都渴望发展国内生产和禁止外国制造商进入；世界各国正踏上自给自足之路，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国家注定要饿死。[9]HenryDunningMacleod(1821–1902)苏格兰经济学家，他首先提出信贷理论，从货币理论创建信贷理论，而不是通常的反向路径。他认为货币和信贷本质上是相同；货币是一般形式的信贷的最高形式。[10]SilvioGesell(1862-1930),成功的德国商人，后研读经济学，对货币和利息理论有卓见。凯因斯惋惜他是沧海遗珠。[11]原注2：Carr,E.H.,TheTwentyYears'Crisis,1919-1939,1940.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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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市场和生产组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十六章市场和生产组织即使资本主义商业本身也不得不寻求保护，免受市场机制毫无节制运作的伤害。这应会消除「人」和「大自然」这两个术语有时激发老于世故的人的怀疑，因为他们往往指责有关保护劳工和土地的言论是陈腔滥调，即使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掩饰之词。实际上，就生产企业而言，这种危险是一如人和大自然的情况一样真实和客观。需要保护，是因为货币供应是由市场体制组织。现代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为了提供保护而发展起来的工具；没有保护，市场会摧毁亲儿：各种各样的商业企业。然而，最终正是由于这种保护形式最直接导致国际体制的崩溃。虽然市场大动乱威胁着土地和劳工的危险是相当明显，货币制度对商业的各种威胁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为「有危险」。如利润是视乎价格，那么价格依赖的货币安排必然对受利润驱动的任何体制发挥作用是至关重要。从长远看，销售价格变动并不影响利润，因为成本会相应上落；但从短期看，销售价格的变动影响利润，因为改动合约的固定价格必然有时间滞后，其中包括劳动力价格和许多由合约订立的其它价格。因此，如价格水平由于货币原因在相当长时间下降，企业可能陷入破产清盘以及随后生产组织分解和资本极大破坏的危机。麻烦的根源不在于低价格，而是价格下降。DavidHume始创货币数量理论[1]，发现如货币总量减半，企业仍然不受影响，因为价格也会减半。他忘记了企业可能在这过程已解体。这就容易理解诸如市场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时形成的商品货币与工业生产不匹配的原因。商品货币[2]只是商品，凑巧起了货币的作用，因此原则上除了减少不发挥货币作用的商品总量外，商品货币的总量不可能增加。实际上，商品货币通常是黄金或白银，其总量短期内可能增加，但不会太多。生产和贸易扩大，但货币数量没有增加，必然导致价格水平下降；这正是本书提到的破坏性通货紧缩。十七世纪的商人经常郑重埋怨货币短缺。早期已发展出符号货币[3]，保护贸易免受强迫性通货紧缩的影响；当贸易量增加，使用铸币就有通货紧缩。没有这种人造货币，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大约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因为要稳定外汇交易和随后引入金本位制，真正的困难出现。稳定外汇交易是英格兰经济的基础；伦敦成为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的金融中心。只有商品货币能够满足这目的，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符号货币（不管是银行货币还是法定货币）不能在国外流通。因此，金本位制[4]走上历史舞台；这是大家公认的国际商品货币体制的名字。就我们所知，如不算及国内使用，铸币是有缺陷的货币，因为铸币是商品，总量不能随意增加。黄金总量每年可能会增加几个百分点，但随着交易突然增加，黄金总量不可能在几星期内增加十多个百分点。缺少符号货币，商业不得不缩减或以非常低价格成交，从而导致不景气和失业。用最简单形式表达问题：商品货币对国外贸易至关重要；符号货币对国内贸易至关重要。两者之间有多大配合？在十九世纪的情况下，外贸和金本位制比国内贸易需求是无可争议更为重要。金本位制的运作要求当兑换率受到贬值威胁时要降低国内价格。因为信贷收紧导致通货紧缩，这即是商品货币的运作干预信贷体制的运作。这对商业而言是持续的危险。但完全丢弃符号货币，把货币限制为商品货币根本上是不可能，因为这疗法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中央银行大大纾缓信贷货币的缺陷。通过集中国家的贷款供给，可以避免与通货紧缩相关商业和就业的全面混乱，可以有效控制通货紧缩从而吸收冲击以及在全国范围分散负担。正常运作的〔中央〕银行纾缓提取黄金对钞票流通以及钞票减少流通对商业的实时影响。银行可能采取不同方法。短期贷款可以弥补黄金短期损失的缺口，避免全面限制贷款。但即使限制贷款是不可避免（情况往往是这样），银行的行动起了缓冲作用：提高银行利率和开放市场运作把限制的影响分散到整个社会，把限制的负担转移到最强壮的肩膀。设想一个重要案例：单方面从一国转账到另一国，情况可能是食品需求从国内品种改变为国外品种。原来可用于国内支付的黄金现在要运往国外支付进口食品，因此黄金缺货一定导致国内销售下降，随之而来是价格下降。本书称之为「交易型[5]」通货紧缩，因为通货紧缩是追随着偶发的生意交易在企业之间扩散，最终影响出口企业，因而实现代表「真正」转账的外贸顺差。但这对整个社会的损害将会远远大于实现这样外贸顺差的必要，因为总是有企业没有出口生意，要有稍微减少成本的些许诱导使这些企业「小休后重投战场」；最经济的减少方法是把通货紧缩薄薄分散到整个商业社会。这正正是中央银行的功能之一。央行的贴现和开放市场政策的广泛压力迫使国内价格或多或少均匀下降，让「可以出口」的企业恢复或增加出口，只有最没有效率的企业不得不破产。因此，「真正」转账的代价是较少混乱；如通过狭窄的「交易型通货紧缩」传播随意又往往具灾难性的冲击以达致同样的外贸顺差，代价大得多。虽然有这些减少通货紧缩影响的方法，但结果仍然是企业一次又一次全面混乱，随后是大量失业；这是对金本位制最有力的指控。货币的例子与劳动和土地的情况非常相似。每一项成为虚拟商品后，实际上是有效纳入了市场体制，也同时成为对社会的严重危害。生产企业受到货币的威胁，因为使用商品货币引致价格水平的任何下降危及企业的生存，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结果是市场的自我指导机制停摆。中央银行把金本位制的自动作用贬低为虚伪借口，这意味着由中央管理货币；操纵取代了信贷供给的自发调节机制，即使这手段不总是故意和有意识。越来越多人理解到如国际金本位制能够自发调节，各国先要放弃中央银行。Mises是纯金本位制的一贯支持者，实际上鼓吹这孤注一掷的措施；如他的建议落实，国家经济会变成废墟。货币理论的大多数混淆观点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分开，这是市场社会的显著特点。百多年来，货币被认为纯粹是经济范畴，是用于间接交易的商品。如人们偏爱以黄金为商品，就有了金本位制。（把金本位制与「国际」属性联系起来是毫无意义，因为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并不存在；交易不是在国家之间进行而是在个体之间进行，他们的政治效忠对象一如他们的发色一样不关宏旨。）Ricardo向十九世纪英格兰灌输这样的信念：「货币」这术语的意思是交易媒介，钞票只是为了方便，其效用在于比黄金更方便使用，其价值来自确信拥有钞票即是任何时候可以拥有商品本身（黄金）。因此货币的国家特点是不重要，因为各国货币只是代表着同一商品的不同符号。如政府想拥有黄金的想法是不明智（因为一如其他商品，这商品在世界市场会自发调节其分布），以为不同国家的符号货币与有关国家的福祉和繁荣有任何关连是更不明智。政治和经济范畴的制度性分离从来没有彻底完成，在有关货币方面这正正必然是不彻底的；国家铸币厂似乎只是证明铸币的重量，但国家实际上是符号货币价值的保证人，也接受符号货币支付税款和其它。这种货币不是交易媒介，而是支付媒介；它不是商品，而是购买力；它本身没有效用，而是包含可购买物品的赔偿支付的量化计算单位。显而易见，分配取决于拥有这种购买力符号的社会，其结构是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当然，本文不是研究实例，而是以概念模式来解释。市场经济不可能与政治领域分离；然而Ricardo以来的经典经济学正是以这结构为基础，而且概念和假设都是难以理解。按照这「设计」，社会是由以物易物的个人组成，各自拥有商品的装备（货品、土地、劳动力以及各种组合）。货币只是以物易物较常用到的一种商品，因此是为了交易目的才取得。这样的「社会」可能是不真实的；然而这包含了古典经济学家启始结构的基本架构。购买力经济体系提出更不完整的实况[6]，但有一些特点比市场经济范式更贴近我们的实际社会。想象「社会」每一个人都有具体数量的购买力，可以购买贴有价格卷标的货物，在这经济体系中，货币不是商品，本身没有任何用途，唯一用途是购买贴有价格卷标的货物；这非常类似我们现在的商店货物。商品货币定律要比十九世纪的敌对理论优胜，其制度符合市场模式的许多基本要素；二十世纪初以来，购买力概念逐渐得势。随着金本位制解体，商品货币基本消失，货币的购买力概念很自然取而代之。从机制和概念发展为社会力量，重要的是认识到统治阶级本身是支持通过中央银行管理货币。当然，这样的管理没有被认为是干预金本位制度；相反，这是金本位制应发挥作用的部份游戏规则。因为维系金本位制是不言自明，绝不容许中央银行运作令国家脱离黄金；相反的是央行最高指示是在任何情况下保留金本位制，这似乎没有涉及任何原则，但只适用于以下情况：价格水平波动最多只是黄金输送点[7]上下的琐细2-3%。保持汇率稳定要看国内价格水平，如国内价格水平波幅非常大，例如急升至10%或30%，形势完全不同。价格水平以这幅度下调会散播苦难和破坏。货币管理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中央银行措施是政策问题，政治体系要作出决定。中央银行的制度性重要意义见诸货币政策被扯入政治领域，后果非常深远。后果有两方面。在国内范畴，货币政策只是干预主义的另一形式，而各经济阶级的冲突往往聚焦于这与金本位制和平衡预算有紧密联系的问题。下文会提到1930年代的国内冲突往往集中在这问题，影响日益增长的反民主运动。在国外方面，国家货币有重要作用，虽然当时知之不详。十九世纪的统治哲学是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上」，所有受教育的人都是自由贸易者，而在一些今天看来颇具讽刺意义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确是如此。这观点的源头当然是经济方面；以物易物和贸易领域萌生了许多真正的理想主义：人的自私欲望验证慷慨的冲动，这是最大的悖论。但自1870年代以来已留意到情感有变化，但主导思想没有相对的中断。世界依然相信国际主义和相互依赖，但行事却是凭着民族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冲动。自由民族主义正发展为国家自由主义[8]，对国外倾向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国内倾向垄断式保护主义。在货币范畴内矛盾最为尖锐而且也是最少为人知。人们依然无限忠诚武断地相信国际金本位制，而与此同时以各中央银行制度的主权为基础建立了各种符号货币。在国际原则的庇护下，新国家主义以中央发钞银行的形式无意中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堡垒。说实在的，新国家主义是新国际主义的必然结果。国际金本位制本来是服务各国，所以不能由各国承担，除非各国得到保证，确保不会因为遵守国际金本位制而受到威胁的危险。完全货币化的社会不能承受因为要稳定汇率导致价格水平突然改变的破坏性效应，除非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政策可以舒缓这些冲击。国家符号货币是这相对安全措施的可靠保护，因为这容许中央银行在内部和外部经济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如国际收支平衡[9]受到流动性不足[10]的威胁，储备和外国贷款可暂时克服困难；如需建立与国内价格水平下降有关的全新经济平衡，信贷限制可以利用最合理方式分散负担：清除无效率企业，由有效率企业承担。没有这样的机制，任何发达国家如保留金本位制都不能避免对国家福祉（无论是生产、收入或就业）的破坏性影响。如商贸阶级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银行家就是这阶级的天生领导者。就业和利润取决于企业的赢利性，但这又取决于稳定汇率和健全的信贷环境，两者都由银行家主事，银行家的信念是二者不可分离。健全的预算和稳定的国内信贷环境是稳定汇率的先决条件；国内信贷安全，国家财政平衡，汇率才会稳定。简而言之，银行家的双生信托任务是内部有健全金融，外部有稳定货币。所以如两者失效，银行家阶级往往是后知后觉。1920年代国际银行家有主导影响力，30年代影响力消减，这都不应是出人意表。在1920年代，金本位制仍然被认为是回到稳定和繁荣的先决条件，因此只要专业监护人（银行家）承诺确保汇率稳定，他提出的要求都不会被认为麻烦；1929年之后，这证明是不可能的；当时急切要求国内货币稳定，而银行家是最没有资格满足这要求。市场经济崩溃，货币崩溃最为突然。农业税干扰了国外农产品进口，破坏了自由贸易；劳动力市场萎缩和受管制，谈判被限制在法律容许各方自决的范围。但劳动力或土地的市场机制没有货币领域那样全面和突然转变。其它市场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1931年9月21日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甚至也比不上1933年6月美国随后的同样行动。美国经济大萧条始于1929年，当时已冲走了大部份世界贸易，但这没有影响方法，也没有影响主导思想。但金本位制的最终失败就是市场经济的最终失败。起始于百年前的经济自由主义一直受到保护主义的抵制，后者正攻打市场经济的最后堡垒。一套新的管治理念取代了自发调节市场的世界。魅力领导和主张独裁的孤立主义各种势力出乎意料突然出现，把社会铸成新的形式，令大多数当代人感到吃惊。[1]quantitytheoryofmoney[2]commoditymoney。商品货币是法定货币（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通货的货币，不代表实质商品或货物）以外的另一种货币类型，在政府的保证之外货币本身也有其内在的基本价值，例如家畜、珍珠等。[3]tokenmoney。符号货币的自身价值与其代表的价值差距甚大，自身价值甚至是为零，例如世界各国各地区发行没有黄金保证的货币都是符号货币。[4]goldstandard[5]transactional[6]原注1：F.Schafer,Wellington,NewZealand有论述基本理论。[7]黄金输送点(goldpoint)是指汇价波动而引起黄金从一国输出或输入的界限。汇率波动的最高界限是铸币平价（含金量）加运金费用，即黄金输出点（goldexportpoint）；最低界限是铸币平价减运金费用，即黄金输入点（goldimportpoint）。[8]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nationalism)也称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cnationalism)；政治哲学家相信不排外的民族主义与自由，宽容，平等，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兼容。国家自由主义(nationalliberalism)是自由主义的流派，结合民族主义和一些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有关教育，政教关系以及现代化，高效率，官僚化的管理。[9]balanceofpayment，国家的国际收支净额，即净出口与净资本流出的差额。[10]illiquidity，商品难以转为现金，或有关公司欠缺现金。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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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市场和大自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十五章市场和大自然所谓「土地」是大自然的基本要素，与人类制度紧密交织。把土地独立出来并形成土地市场，或许是先民最不可思议的事业。土地和劳动传统上是不可分离；劳动是生活的一部份，土地是大自然的一部份，生活和大自然形成了明确的整体。因此，土地跟家族、邻里、行业和宗教这些组织、与乡村、协会和教会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大市场[1]」是经济生活的安排，包括生产要素的多个市场。因为这些要素正好不能与人类制度、人以及大自然这些要素区分，所以很容易看到市场经济包括了社会，而社会制度是服从市场机制的需要。有关土地的命题，就像劳动力的命题一样是理想国形态。经济功能只是土地许多重要功能之一。土地赋予人类生活的稳定性，是居住的地方，人身安全的条件，是风景和四季。可以想象出生时没有手脚，犹如生活没有土地。然而，市场经济体系的理想国概念就是把人和土地分离，并以这方式组织社会以满足房地产市场的需要。再者，现代殖民化领域特显这情况的真正意义。无论殖民者取得土地是为了埋藏其下的财富，或是土著生产的食物和原材料盈余，这都无关宏旨；土著是否在殖民者直接监督或某些间接强迫形式下工作，这也没有很大分别；因为每种情况都是先要粉碎大自然生活的社会和文化体系。现在的殖民形势和西欧一二百年前的形势极为相似。外国实现动用土地资源可以压缩为若干年或数十年，西欧可能要用上几百年。挑战来自资本主义的纯粹商业形式以外的增长。农业资本主义始于英格兰都铎王朝，要对土地特殊处理，包括改造和圈地。自十八世纪起，工业资本主义在法国和英格兰兴起，主要出现在农村地区，要有场地用于建造工厂和工人的住宅。最具影响力的挑战是十九世纪工业城镇兴起，对食物和原材料供应的无限需求，但这更多是影响土地的使用而不是所有权。表面上看，对这些挑战的各种反应似乎没有什么相似，然而这些都是地球这行星表面臣服于工业社会需求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土地商业化，调动封建时代的土地收入。第二阶段是强迫增加食物和有机原材料生产以满足国家规模的快速增长工业人口的需要。第三阶段是把盈余生产的体制延伸到海外和殖民领地。随着这最后阶段，土地及其产品最终适应了自发调节的世界市场系统。土地商业化是清算封建主义的另一名称，始于十四世纪西方城市中心和英格兰，约在五百年后结束于欧洲革命消灭了农奴制的残余。人和土地分离，意味着经济体系分解为各个要素，方便各要素在经济体系中找到最适合发挥本身作用的地方。新体制建立时，与旧体制并存，并通过控制与前资本主义依然紧密关联的土地，试图同化和吸收旧体制。封建时代没收土地的措施被取消，「目的在于消除邻里和家族组织对土地的所有要求，特别是在商业和抵押之外的男系贵族和教会对土地的要求。」[2]实现这目的之途径包括：个人势力和暴力，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革命，战争和征服，立法手段，行政压力，以及民间自发的小规模长期努力。混乱是否很快结束，或是否对社会体系造成显著创伤，主要取决于调节个程的各项措施。政府引入各种有力的变革和调节因素。例如，直至意大利完成统一大业（1815-70年），教会土地回归民间是现代国家的基础，也是土地有序转让私人的主要手段。法国大革命和1830-40年代的效益主义改革采取了最大的单一步骤。Bentham写道：「没有指定继承人、没有不可转让的捐赠、没有公地、没有回赎权、没有十一税⋯，这是农业繁荣最有利的条件。」这样有自由处理财产，特别是土地财产，构成了Bentham个人自由主义概念的基本部份。立法的目标和结果是以种种方法扩大这种自由，包括〈1832年时效归益法[3]〉、〈1833年继承法[4]〉、〈1833年拟诉弃权法[5]〉、〈1833年土地财产时效法[6]〉以及1801年的一般〈圈地法[7]〉及其后修订版本[8]，还有从1841至1926年间多项〈土地登记法[9]〉。在法国和欧洲大陆许多国家，《拿破仑法典[10]》确立了中产阶级的财产形式，使土地成为可买卖商品，抵押成为民间契约。第二步骤与第一步骤有重迭，是使土地服务城市人口快速增的需求。土地实质上当然不可能流动，但如运输条件和法律允许，土地的产品可以流动。「因此，商品流通在某程度上弥补了要素不能在地区间流通；或者说（其实是同一件事）贸易减轻了生产设施不适当地理分布的劣势。」[11]传统思想没有这种观念。「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古代和中世纪早期没有定期买卖日用品的习惯。」[12]剩余的谷物是用来供应附近地区，特别是本地城镇的粮食需要；一直到十五世纪，谷物市场一直是当地化组织。但城镇发展吸引了地主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在英格兰，大城市的发展迫使当局放松对谷物贸易的限制并允许谷物在地区之间流通，但这从未发展为全国规模。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城镇人口聚结，最终根本性改变了形势；首先是全国范围，然后是世界范围。自由贸易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推动这改变。农产品流通从附近农村地区延伸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工农业的劳动分工在全球应用。因此，遥远地区的人民被扯入这变化的漩涡，但不理解这变化的源头；欧洲各国的日常活动变得依赖还没有得到确实保证的全人类生活一体化。有了自由贸易，全球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新庞大危险便应运而生。社会防卫全面混乱的阵线也是一如面对全面攻击的范围广阔。虽然不成文法和立法时不时加快变革节奏，但是在其它情况下则拖慢步伐。但不成文法和成文法在任何时候未必有相同方向的作用。在促进建立劳动力市场方面，不成文法有积极作用；首先强调提出劳动商品论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律师。在有关劳动组合和合谋法方面，不成文法偏向自由劳动力市场，但这意味着要限制组织工会的自由。但不成文法对土地问题的作用却从鼓励变革改变为反对。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不成文法经常主张地主有权提高土地的盈利性，即使这导致居住环境和就业状况陷入严重混乱。就我们所知，在欧洲大陆这流通过程涉及《罗马法》的孕育，而英格兰的不成文法独树一帜，成功消除有限制的中世纪产权与现代个人产权的差距，但没有牺牲与宪法自由至关重要的原则，即是由法官制定法律。另一方面，自十八世纪以来，有关土地的不成文法在面对法律现代化时起了保护过去的作用。但最终是效益主义起了作用；在1830-60年代，契约自由扩大到土地，但到了1870年代这强大趋势逆转，立法急剧改变方向。「集体主义」时代已经开始。各项成文法有意强化不成文法的惯性，以保护农村各阶级的居住环境和地权免受契约自由的影响。为确保穷人的住处符合一定程度的健康和卫生标准，有综合计划为穷人提供分配地[13]，让穷人有机会暂离贫民窟，呼吸大自然（所谓「绅士公园」）的新鲜空气。立法行动旨在保护穷人居住环境免遭经济进步浪潮破坏，从市场法则控制中解救了不幸的爱尔兰租户和伦敦贫民窟居民。在欧洲大陆，主要是成文法和行政行为挽救了租户、农民和农业劳工免受城市化最强烈的影响。普鲁士（德国）保守主义者，例如Rodbertus[14]是英格兰托利—民主党人的血缘兄弟；普鲁士的贵族地主社会主义[15]影响了马克思。当其时，就世界各国和各大陆农业人口的保护问题出现了。如果不加限制，国际自由贸易必然消除越来越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者的紧密团体。[16]这个不可避免的破坏过程，由于现代运输发展过程的内在不连续性而变得更严重，因为运输价格昂贵而无法推广到世上的新地区，除非获利甚丰。一旦建造蒸汽船和铁路的巨大投资结出硕果，整个大陆得到开发，大量谷物雪崩似压向不幸的欧洲。这与经典预言相反。Ricardo把这发展定为公理：人们首先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地。当铁路在地球的另一相对极发现更肥沃的土地时，他的说法变成莫大的嘲弄。中欧面临着农业社会全面遭到破坏，被迫引入谷物法保护农民。欧洲有组织的国家可以保护自己免遭国际自由贸易逆流影响，政治上没有组织的殖民地人民就无能为力。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异域人民试图争取必需的政治地位，以保护自己避开欧洲贸易政策导致的社会混乱。白人通过本身社会的主权地位轻易取得的保护，是有色人种无法企及，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政府这种先决条件。商贸阶级提出了土地流通的要求。Cobden[17]发现农牧业是「生意」，失败者要淘汰出局；这让英格兰的地主大吃一惊。工人阶级赞同自由贸易，因为食品明显变得更便宜。工会变成反对土地改革的堡垒，而革命性社会主义把世界农民打上反动份子的标记。国际劳动分工无疑是进步的信条；其反对者往往是判断力受到既得利益损坏或是天生愚昧。只有少数人既有独立思想而又没有利益关系，发现了不受限制自由贸易的误区，但人数太少，不成气候。不过，虽然不是有意识地承认这些事情，其后果仍然是真实的。实际上，阻碍土地流通那些力量所起的重要保护作用，可轻易解释十九世纪期间西欧的土地利益集团以及中东欧残存封建生活形式。经常有提出这问题：欧洲大陆的封建贵族已失去权势来源的军事、司法和行政职权，如何在中产阶级国家维持影响力？有时会提出「幸存者」理论作为解释：失去功能的机构或特征由于惯性作用可能继续存在。较为真实的说法可能是这样：没有机构可以在失去功能后依然存活；如能存活下来，这是因为机构已在发挥其他功能，但不一定包括原来的功能。因此，封建制度和土地保护主义能保持力量，是因为致力一个目标：这恰巧是能够限制土地流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其时自由贸易者已忘记土地是国家领土的一部份，而国家主权的领土特点不仅是感情联想的结果，也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大量事实。「相对于游牧人民，耕种者投入的改良是固定在特定地方。没有这些改良，人类生活必然保持原始状态，与动物无异。这些固定的改良在人类历史有多大的作用！正是这些被开垦和耕种的农田，房屋和其它建筑物，交流的方法，生产所需各种各样的工厂（包括工业和矿业），所有永久和不可移动的改良把人类社会牢缚在当地。这些改良不可能是即兴，必然经过多代人耐心努力逐步建立；社会不能牺牲一切在别的地方另起炉灶。因此，主权的领土特点渗透政治构想。」[18]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百年来受到嘲讽。经济论点可以轻易扩展至包括国土和资源完整所系的安全先决条件，诸如人民的精力和毅力，丰富的食物供应，战略物资的数量和特点，甚至国家的气候可能受到滥伐森林以及侵蚀土壤和沙尘暴的影响；所有这些最终取决于土地因素，而没有一项对市场的供求机制有反应。既然体制是完全依赖市场功能来保障其存在的需求，很自然信心会转投市场体制之外的力量，这些力量有能力保护被该体制损害的共同利益。这观点吻合本书对阶级影响真正源头的理解：与其以反对阶级的影响（没有解释）来解释与一般趋势相逆的发展，本书以事实解释这些阶级的影响即使是无意之间代表着各种发展，也只是表面上与社会整体利益背道而驰。这些阶级的利益往往受惠于这样的政策，正好说明真相：各阶级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他们对一般平民的服务。史宾汉兰制度是另一例子。管理农村的乡绅想到办法放慢农村工资上涨和延迟可能破坏农村传统结构的威胁。长远来看，他们选择的方法必然有最邪恶的后果。然而，如乡绅不是能够帮助整个国家迎接工业革命的风潮，他们不可能维持他们的惯常做法。重复以上的说法：欧洲大陆的农业保护主义是必要的。但当代最活跃理性力量参与的冒险事业恰巧改变了他们的视角，以至未能察觉农业苦况的真正重要意义。在这情况下，有组织能够代表面临危险的农村利益，其成员的影响力可以越出人数比例。保护主义的对抗运动实际上成功稳住欧洲农村以及减缓向城镇流动这些当代灾害，也恰好发挥了对社会有用的功能，而反动〔阶级〕由此得益。当欧洲的反动阶级为耕地税而战时，以类似功能玩弄传统感情，也是半世纪之后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其它进步的社会技术成功的根由。社会的相同需求，在新世界有助民主，但在旧世界却加强了贵族的影响力。反对土地流动是十九世纪欧洲大陆政治史中自由主义和反动主义之间斗争的社会背景。在斗争中，军方和教会高层与土地阶级结盟，后者已几乎完全失去对社会的较直接功能。当时社会陷入僵局，而市场经济体系及其必然后果（即宪制政府）有主导大局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从来不服从传统以及公众自由和议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土地阶级成为任何解决僵局的反动方案的可用筹码。简而言之，经济自由主义与自由政体联姻，而土地利益集团形单影只；这是他们在欧洲大陆享有永久政治影响的源头，从而产生卑斯麦治下普鲁士的政治横流，刺激法国神职人员和军国主义者的复仇，确保哈布斯堡王朝[19]封建贵族的宫廷影响力，使教会和军队成为崩溃王朝的保卫者。因为这关系经历了重要的两代人，土地和土地财产被认为有保守的先天性偏好；凯恩斯确定这关系为「永恒」之外的切实可行方案。人们已忘记英格兰的托利派自由贸易者和重农先行者，一如忘记了都铎王朝的垄断者和他们从土地赚钱的革命方法；现代人对农村永远落后状态的偏见抹去了法国和德国的重农地主对自由贸易热情的记忆。HerbertSpencer认为一代人已是永恒的样本，他简单地把军国主义等同保守，他不会明白日本、俄罗斯或纳粹军队近来显示的社会和科技适应性。这些思想有短暂时限。市场经济在工业方面所取得惊人成就，代价是对社会内涵造成巨大损害。封建阶级从中发现机会恢复失掉的声誉：摇身一变成为土地和土地耕种者美德的代言人。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大自然」与「过去」结盟；在十九世纪的农地分配运动中，封建主义颇为成功重拾过去：以监护人自居，保卫人类的大自然生活环境（土地）。如果危险是不真实，这种计谋不会得逞。但军方和教会也是通过「保卫法律和秩序」取得声誉，不过法律和秩序现在变得非常脆弱，而管治的中产阶级不适合确保新经济体系的要求。与任何已知的其它经济体系相比，市场体制对暴乱更敏感。都铎政府因为有暴乱才注意到当地人民不满；可能处死几个元凶，之后一切如常。金融市场崛起意味着完全抛弃这种态度；1797年之后暴乱已不常见于伦敦生活，逐渐被会议取代，会议至少在原则上以举手表决，不是挥拳相向。[20]普鲁士国王宣布维持和平是臣民首要职责，他为这悖论而出名；然而不久这已是寻常事物。十九世纪时，如武装暴民破坏和平，会被认为是初期叛乱，对国家构成严重危险；股票崩盘且一泻而下。大城市街上射击闹事可能破坏国家名义首都的颇大部份。然而中产阶级不是英勇军人；大众欢迎的民主因为鼓动广大群众发表意见而沾沾自喜；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在防卫路障面对残暴的贵族时，仍然念念不忘革命青年时代。受自由病毒毒害最少的农民最终被认为是「为了法律和秩序」站出来的唯一阶级。保守派的作用之一是维持工人阶级的现状，以免市场陷入恐慌。虽然不是经常要用到农民，但农民可以作为产权的保护者已经是重农阵营的资产。不是这样不可以理解1920年代的历史。当其时中欧的社会结构在战争和战败的压力下瓦解，只有工人阶级使社会继续运转。各国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接掌权力：奥地利、匈牙利甚至德国宣布成为共和国，虽然这些国家从来没有活跃的共和国政党。但一旦混乱的严重危险过去，工会的效用变得多余，中产阶级试图排除工人阶级对公众生活的全部影响力。这被称为战后时期的反革命阶段。实际上，自从工人组建为积极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工会，共产主义政权从来不是任何严重的危险。（匈牙利抵御法国入侵后别无选择，曾有几乎是强加于该国的短暂布尔什维克[21]时期。）在非常时期，危险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忽视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体系，本来对公共秩序和贸易习惯没有损害的干扰可能构成致命威胁[22]，因为这会导致社会日常生活所依赖的经济制度崩溃。这解释了一些国家从即将由工业工人独裁统治转由农民独裁统治的重大改变。在整个1920年代，许多国家的农民决定经济政策，而一般而言农民以前只是小角色，但当时他们恰巧是唯一阶级能够保卫法律和秩序（现代的高度张力术语）。战后欧洲激烈的农地均分主义从侧面说明了由于政治原因农民阶级享有优惠待遇。从芬兰的拉普阿运动[23]到奥地利的保安团[24]，农民证明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股势力在政治上举足轻重。战后初期食物短缺，有时被认为是农民优势所在的原因，但这其实无关宏旨。例如奥地利为了让农民在财政上得到好处，虽然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来满足本国的食品要求，但还是维持谷物税以降低本国的食品水平。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而不惜代价，虽然重农保护主义为城镇居民带来不幸，出口产业要承担不合理的生产高成本。以前没有影响力的农民阶级就是这样取得与其经济重要性很不成比例的优势。人们恐惧布尔什维克主义，造就了农民的牢固政治地位。然而这并不是恐惧工人阶级独裁统治（眼前没有丝毫迹象），而是恐惧市场经济停顿，除非能够消除如在受压情况下可能放弃市场游戏规则的全部势力。只要农民是有能力消除这些势力的唯一阶级，就可以维持极高声誉和控制城市的中产阶级。一旦国家权力巩固（甚至在这之前），法西斯主义者把城市的中产下层阶级组织成突击队，资产阶级才能摆脱对农民的依赖，而农民的声誉迅速回落。一旦城镇和工厂的「内部敌人」被肃清和压制，农民又再回落到以前在工业社会的卑微地位。大地主的影响力没有受到类似的削弱，因为有一个恒常的有利因素：农业自给自足的军事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大众明白基本的战略事实，不再是不问情由依赖世界市场，而是恐慌性储存食品生产能力。由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所启动的中欧「重新均分农地运动」是以绝对手段完成。除了「内部敌人」论点，还多了「外部敌人」论点。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一如既往只看到不健全经济学说导致虚构的过失，而实际上政治大事唤醒了即使头脑最简单的人民明白到在面对国际体系即将陷入混乱时，经济考虑已是无关重要。日内瓦（国联）继续软弱无力提醒各地人民他们只是为了对付想象中的危险而储备物资，只要大家一致行动，就能恢复自由贸易，大家都有好处。在当时极其容易轻信的氛围，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经济问题（不管这意味什么）的解决方案不仅减轻战争的危险，而且实际上永远避免战争的威胁。百年和平建立了一堵牢不可破幻想之墙掩盖事实真相。当代作家以脱离现实见长。Toynbee[25]认为民族国家是狭隘的偏见，Mises[26]认为主权国家是荒谬的幻想，Angell[27]指责战争是做生意计算错误。对政治问题本质特点的认识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自由贸易在1846年受到〈谷物法〉挑战并取得胜利，八十年后再次受到同一问题挑战，但这一回失败了。从一开始，自给自足的问题就经常困扰着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者据此祈求赶走战争的幽灵，天真地把论点建基于市场经济牢不可破的假想。人们忽略了这些论点只是揭示人们的安全只靠依赖自发调节市场这样脆弱的制度是有多大危险。1920年代的自给自足运动本质上是先兆：指出要适应秩序即将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了这种危险，而人们有相应行动；但由于他们是在十年后行动，低估了因果之间的关系，视为不合理。许多当代人都这么说：「危险已经过去，为什么还要保护自己？」。这错误逻辑不仅误解了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误解了法西斯主义。实际上两者可以由事实解释清楚：只要危险的根源没有清除，人民一旦有了危险的印象，依然会有潜藏的恐惧。本书坚持认为欧洲各国从来没有克服战争经历的冲击，这种经历意想不到地使他们要面临相互依赖的危险。贸易恢复，多多国际会议为和平的愉悦吶喊，多国政府宣布支持自由贸易原则，但这一切都是徒然；没有人会忘记如果本身不是拥有食物和原材料资源或是肯定有军事途径可以取得资源，健全的货币或无懈可击的信用都不能拯救国家于无助。这些基本考虑塑造了社会政策，「到处杨梅一样花」的一致性是有逻辑的。既然危险根源没有消除，又怎能预期恐惧会平息？类似的谬论捉弄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批评者；他们形成大多数，把法西斯主义描述为没有政治比例的怪胎。据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阻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而统计资料证明「进军罗马[28]」一年多之前，罢工浪潮已经平息。武装工人确实在1921年占领了工厂，但这是否在1923年解除工人武装的理由？当时工人已经再次走下站岗放哨的护城墙。希特勒声称他阻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拯救了德国。难道不能看出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失业狂潮在他出任总理之前已经退却？希特勒声称阻止了他掌权时已经不再存在的事情，是与因果定律恰恰相反；在政治方面也应遵守因果定律。实际上，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战后时期的情况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丝毫没有成功的机会，但这也确实说明在紧急情况下，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和党派可能忽视已建立的契约自由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场经济规律；这可能性必然对社会有不良影响：投资失去信心，妨碍资本积累，工资维持在无利可图的水平，危及货币，破坏外国信贷，削弱信心和瘫痪企业。潜在恐惧的根源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幻影式危险，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工人阶级可以在法西斯恐慌爆发的紧要关头时强行破坏性干预。人类和大自然面对的危险是不能清楚分开。工人阶级和农民对市场经济的反应都导致保护主义，前者的形式主要是社会法和工厂法，而后者主要是耕地税和土地法。然而，两者有重要的分别：在紧急状态下，欧洲农民捍卫市场体制，而工人阶级的政策却危及市场体制。虽然是保护主义运动的双翼引发了先天不稳定的市场体制的危机，与土地有关的社会阶级倾向对市场体制妥协，而广大工人阶级却毫不犹豫公开挑战，打破市场体制规则。[1]OneBigMarket[2]原注1：Brinkmann,C.,"DassozialeSystemdesKapitalismus,"GrundrissderSozialokonomik,1924.[3]PrescriptionAct，界定长期使用某物品（包括土地）的时效而取得拥有权。[4]InheritanceAct[5]FinesandRecoveriesAct废除两项土地业权。[6]RealPropertyLimitationAct[7]EnclosureAct[8]原注2：Dicey,A.V.,op.cit.,p.226.[9]CopyholdActs[10]CodeNapoleon[11]原注3：Ohlin,B.,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1935,P.42.[12]原注4：Bucher,K.,EntstehungderVolkswirtschaft,1904.Cf.alsoPenrose,E.F.,PopulationTheoriesandTheirApplication,1934,引述Longfield,1834首次提出商品流通可以被视为代替生产要素流通。[13]allotment。政府把市区的闲置空地分划成小块耕地，低价向附近居民出租，绝大多数作园艺种植。这措施时至今日依然大受欢迎。[14]JohannKarlRodbertus(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15]Junkersocialism[16]原注5：Borkenau,F.,TheTotalitarianEnemy,1939,Chapter"TowardsCollectivism.[17]RichardCobden(1804–65)，英国政治家，鼓吹自由贸易。[18]原注6：Hawtrey,R.G.,TheEconomicProblem,1933.[19]Hapsburgempire包括了1804年到1867年的奥地利帝国和1867年到1918年的奥匈帝国。[20]原注7：Trevelyan,G.M.,HistoryofEngland,1926,p.533.「Walpole治下的英格兰依然是贵族统治，但不时有动乱。」HannahMore的诗篇TheRiot是在1895年书成，「那是稀缺和警号的一年」，也是史宾汉兰制度出台的一年。Cf.TheRepositoryTracts,Vol.1,NewYork,1835.AlsoTheLibrary,1940,fourthseries,Vol.XX,p.295,on"CheapRepositoryTracts(1795-98)."[21]「布尔什维Bolsheviks」是二十世纪初期俄罗斯政治运动中由列宁领导的成员，在1917年10月参与俄国革命夺取政权。布尔什维派是当时社会主义民主劳动党（SocialistDemocraticLaborParty）的其中一派系，主张强硬路线和只接受全面革命家入党。布尔什维主义自此成为苏联式共产主义的代名词。[22]原注8：Hayes,C.,AGenerationofMaterialism,1870-1890,谓「至少在西欧和中欧，大多数国家现在是无比的内部稳定。」[23]LapuaMovement是芬兰激进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以成立基地Lapua镇命名。激进之余，运动转向极右政治，并在1932年发动政变，失败后被取缔。[24]Heimwehr，1920-30年代奥地利境内民族主义的半军事组织，反对议会民主；其方法，组织和思想模仿德国的自由军团(Freikorps)。[25]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画分为26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26]LudwigvonMises(1881-1973)，奥地利裔美国人，知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促进古典自由主义复苏。[27]NormanAngell(1872-1967），英国政治家，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28]MarchonRome。墨索里尼不满法西斯党在1921年国会选举中只取得两个议席，号召三万名支持者在1922年10月28日进入罗马，成功令国王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也是向外界展示法西斯党的势力。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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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市场和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十四章市场和人把劳动从其它生活活动中分离，使劳动受制于市场规律，即是扼杀存在的全部有机形式，并以原子化、个体化的不同类型组织取代。实现这样的毁灭性计划，最好是运用自由契约原则[1]，实际意思是要清除诸如血缘关系、邻里、同行、宗教这些非契约组织，因为这都要求个人效忠，从而限制了个人自由。经济自由主义者习惯把这描述为「非干预」原则，只是表达了赞同明确干预的根深蒂固偏见，也就是说，干预会摧毁个体之间的非契约关系，并防止他们自发性重组〔非契约关系〕。建立劳工市场的效果在今天的殖民地区非常显著。土著被迫出售劳动来谋生。为了达到这目的，必须摧毁传统制度，并防止重组，因为原始社会的个人一般不会受饥饿威胁，除非整个小区遭遇类似困境。例如在南非Kaffirs族人的围地制度下，「不可能穷途末路；无论谁需要帮忙，〔邻人〕毫不犹豫伸出援手。」[2]北美洲的Kwakiutl族「从不会挨饿。」[3]「仅堪糊口的小区没有挨饿。」[4]印第安人的农村社会同样承认需求不匮的原则，可以补充说大约一直到十六世纪初人道主义者Vives在索邦神学院[5]提出对穷人的现代观念之前，几乎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都是同一情况。个人不受饥饿威胁，使得原始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比市场经济更有人性，但同时经济力较差。讽刺的是白人对黑人世界的最初贡献主要是引进如何利用饥饿的灾难。因此，殖民者可能决定砍掉面包果树，人为造成食物短缺，或者向土著征税，迫使他们贱卖劳动力。这两种情况的效果都类似英格兰都铎时代的圈地行动，导致游民漂泊。国际联盟[6]的报告恐怖地说到最近在非洲丛林出现了十六世纪欧洲场景中的不祥人物——无主孤魂。[7]在中世纪后期，无主孤魂只活在社会「裂缝」[8]，然而却成为十九世纪漂泊劳工的前人。[9]时至今日，白人可能依然在偏远地区偶尔这么做，为了从社会结构榨取劳动力这要素而瓦解社会结构，一如在十八世纪白人曾经为了同样目的同样对待白人。Ricardo构建的的劳动力市场是川流不息的人类生命受制于食物数量的供应，使Hobbes对国家的古怪构想相形见绌；国家巨灵的躯体是由无数人类躯体组成。虽然人们承认有惯常标准，劳动工资不能低于这标准，但这想法要有效果，就要迫使劳工只能选择没有食物或是在市场以任何价格出售劳力。这顺带解释了古典经济学无法说明的疏忽，即是只有饥饿的惩罚，不是高工资的魅力，才有能力建立一个运作的劳动力市场。殖民地的经验也证实了这想法。因为工资越高，对土著的诱因越低；土著不同白人，不会受到本身文化标准驱使尽力赚最多的钱。早期劳工也痛恨工厂，感到屈辱和受折磨；除非受到体罚（不是身体致残），土著不乐意以我们的方式工作。十八世纪法国里昂生产商主张低工资，主要是出于社会理由，[10]认为劳工过度工作和被压制才放弃与伙伴交往和放弃逃出听任主子命令的环境。「心甘情愿的劳工」要有一些先设条件：例如英格兰的法律强制和教区农奴制，欧洲大陆的严苛劳工警察，美洲早期的契约劳工。但最后阶段是运用「大自然的惩罚」，即饥饿，而且必须摧毁不让个人挨饿的有机社会。保护社会的责任首先落在能够直接执行他们意向的统治者。然而，经济自由主义者过于容易假设经济性统治者才会受益，而政治性统治者往往不能受益。亚当·斯密似乎不是这么认为，他极力主张英国直接统治应取代通过在印度的特许公司，认为政治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彼此的利益平衡，后者的财富增加前者的税收，而商人的利益很自然与顾客的利益对立。出于本身利益和倾向，英格兰地主有责任保护平民生活免受工业革命洪流的冲击。史宾汉兰制度是保卫传统农村组织的护城河，抵抗当时席卷乡村的动乱导致农业成为不稳定的行业。乡绅很自然不情愿向工业城镇各种要求屈服，首先起来全力对抗一场注定失败的百年之战。他们的反抗不是徒劳，而是拖延了几代人的衰落和争取到几乎是全面调整的时间，阻碍了关键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并在1834年「改革议会[11]」废除史宾汉兰制度时，地主把对抗转移反对工厂法。教会和乡绅鼓动人民对抗纺织厂厂主；如厂家取得优势会使得人们大力要求廉价食物，间接威胁要削减地租和税金。其中一位是Oastler：「牧师、托利党党员，保护主义者」[12]和人文主义者；工厂运动的主要人物还有混杂了保守党社会主义[13]的Sadler、Southey和Shaftesbury勋爵。但推动大量信徒的是各人对金钱损失的预感确实有充份的左证：英格兰曼彻斯特市出口商很快要求较低工资和较便宜的谷粮；废除史宾汉兰制度和工厂的发展事实上为1846年〈反谷物法[14]〉的骚动铺平道路。然而，由于偶然的原因，英格兰农业的崩溃整整推迟了一代。其间，Disraeli以抗议〈济贫法修正法〉为保守党社会主义打下基础，英格兰的保守地主以激进的新生活方法加诸工业社会。马克思赞扬1847年的〈10小时法案[15]〉为社会主义第一次胜利，是受启蒙的反动份子的成果。劳动人民本身在这伟大运动中根本不是要素；形象地说，这运动的效果是让劳动人民捱过了中央航道[16]。一如Hawkins船长装运的黑奴一样，劳动人民在决定本身命运时几乎没有发言权。然而，正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没有主动参与决定本身的命运而决定了英格兰社会史的进程；无论是好是坏，英格兰的进程与欧洲大陆大不相同。漫无目的的刺激，新兴阶级的摸索和失误；很久以前历史已经揭示其独特色彩。政治方面，1832年〈议会改革法[17]〉拒绝英国工人阶级有投票权；经济方面，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区分工人和赤贫民，工人得不到救济；英国工人阶级就是这样被定义。在未来一段时间，「未成形」工业工人不能确定救赎是否回归农村生活和手工艺。在史宾汉兰制度后二十年，劳工致力遏止自由使用机器：或是执行〈工匠法〉的学徒条款，或是一如Luddite派的直接行动〔捣毁机器〕。这向后看的保守态度是Owen主义运动的潜流，直至1840年代末期〈十小时法案〉，宪章运动[18]的衰落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开始，人们才忘记过去。直至那时，新生的英国工人阶级不了解自己；只有密切注意并理解其半意识行动，才可以评估英国工人阶级未能平等分享国家生活引致的庞大损失。Owen主义和宪章运动已精疲力尽，英格兰国变得更贫穷；在这些事情的背景，其实盎格鲁—撒克逊人[19]可以建立未来数百年自由社会的理想。即使Owen主义运动只引发了规模不大的地方性活动，但在人类创造性想象方面是丰碑；即使宪章运动没有走出构思「国定假日[20]」以争取人民权利这核心的界限，宪章运动显示了有些人仍然在梦想他们的梦，对已忘记人类的社会有意见。然而Owen主义运动和宪章运动都不是这种情况。Owen主义不是小圈子的启示，宪章运动也不是只限于政治精英；两个运动的参与者包括成千上万的工匠、劳工和工人，组成现代史上最大型的社会运动。虽然两项运动不尽相似，但失败的程度类似，但前者已足以证明保护人民免受市场威胁的必要性是无可避免。Owen主义运动本来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只是普通民众的欲求被工厂到来所打击，要寻找人控制机器的生存方式。我们看来这运动本质上的目的是要绕过资本主义。当然，这样的构思必然是相当误导，因为人们依然没有理解资本的组织角色和自发调节市场的本质。可是，这也许最能表达Owen的精神，要强调他从来不是机器的敌人。Owen认为尽管有了机器，人民依然应该是自己的雇主；合作或「结合」的原则可以解决机器的问题，不用牺牲个人自由或社会团结，不用牺牲人的尊严或他对同胞的同情心。Owen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启示非常实用，而方法是建立在对人的整体理解。尽管各种问题本质上是日常生活的问题，诸如食物质量、住房、教育、工资水平、防止失业、生病时的支持等等，但涉及的各种问题是一如所呼吁的道德力量一样广泛。如能找到正确方法，认为人可以找回存在〔意义和方法〕的信念就可以让运动的根源穿透人格形成的更深层次。极少有另一规模相近但稍欠智慧的社会运动；参与者的信念把即使看似非常琐细的活动都赋予意义，因而无需设定任何信条。诚然，他们的信念是预言性，因为他们坚持的重建方法超越了市场经济。Owen主义是工业宗教，工人阶级是承载者[21]，其形式和方案之丰富无与伦比。实际上，这是现代工会运动的始祖。成立合作社，以会员为主要零售对象；这当然不是常规的消费者合作社，而是由热心者支持的商店，利润用于促进Owen主义的计划，尤其是建立合作社乡村[22]。「他们的活动有教育性和宣传性以及商业性，目的在连手创造新社会」[23]。工会成员成立的「工会商店」本质近乎「生产者合作社」，方便失业工匠找到工作，或是如发生罢工时可以赚点钱。Owen式「劳工交易所」把合作社商店的精神发展成为独特的制度。「交易所」或「集市」的核心是各种工艺的互补性质；工匠满足彼此的需求，从而解放自己，以为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随后采用流通量很大的劳动券。这样的手段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好；但Owen时代还没有探讨劳动工资以及甚至钞票的特点。社会主义与Bentham式运动丰富想象的大量计划，本质上和发明没有差异。不仅是反叛的反对派，受尊重的中产阶级也是在探索。Bentham本人有投资Owen在NewLanark的未来教育计划，还得到分红。Owen式会社是协会或同人组织，以支持上文提到的与济贫有关的乡村合作社；这是农业生产者合作社的起源，是长期又卓越有成的概念。第一个全国性生产者合作社是「作业建筑商协会[24]」，有工团主义者的目标，试图通过建造「范围最广泛的协会」直接监管建造业，引人本身的货币，展示实现「旨在解放生产阶级的伟大协会」的手段。十九世纪的工业生产者合作社源自这事业。其后的建筑工人工会[25]及其「议会」萌生了更雄心勃勃和牢固的工会，短时间已有近百万工人工匠附属于其松散组织的工会联盟和合作社。工会的思想是工业和平革命；记得他们的运动初始时是以救世主形式出现，只是劳动人民意识到他们的使命已足以使劳动人民的心愿难以压制，因此工业和平革命的想法看来没有矛盾。Tolpuddle蒙难者[26]属于这工会一个农业分会。「重建会社」[27]继续宣传工厂立法，并在稍后成立道德会社，是世俗主义运动的先驱。这些组织全面开展非暴力抵抗。一如法国的圣西蒙主义[28]，英格兰的Owen主义表现出精神启蒙的所有特点；但圣西蒙致力耶教复兴，而Owen是现代工人阶级领袖中第一位反对耶教。世界各地都有模仿英国的消费者合作社，这当然是Owen主义最突出和实用的衍生成就。英国工业史最大的一次精神力量挫折莫过于消费者合作社失去动力，或更精确地说只是在消费者运动边缘存在。但在史宾汉兰制度时期道德衰败之后，这民族仍然有弹力发挥和维持如此有想象力的新犹，这民族有无限智力和情感活力。Owen主义的整体看法仍然残存着某些中世纪遗传的社团生活方式，见诸「建筑工匠协会」和他的社会理想「合作乡村」的农村情景。虽然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源头，但建议不是基于财产问题，财产只是资本主义的法律方面。一如圣西蒙主义，Owen主义遇上工业新现象，认识到机器的挑战。但Owen主义的特点是坚持社会方法，拒绝接受把社会分割为经济和政治领域，亦因而拒绝政治行动。接受有分隔的经济领域，意味着承认社会的组织力量是得益和利润的原则。Owen拒绝这说法。他的天赋认识到只有新社会才能够包容机器。对他来说，事情的工业方面决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这意味着他拒绝了社会的市场观点）。NewLanark工厂的经验让他明白工资只是工人生命的一个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大自然与住宅环境，商品的质量与价格以及就业稳定。（一如其他工厂，NewLanark工厂即使没有工作也发工资。）但调整过程包含更多因素。整体工业人口要有建立新社会地位的环境，就要顾及儿童和成人的教育，娱乐、舞蹈和音乐，以及人人有高尚道德和个人标准。来自整个欧洲（甚至美国）的访客川流不息参观NewLanark，以为这是未来的保留地，完成了不可能的壮举，即是整体员工操作成功的工厂。但Owen支付的工资其实低于附近一些城镇的公司。NewLanark工厂的利润主要是因为工时较短而工人有较高生产率，这是因为卓越组织和工人有充分休息，这些优势胜过增加实际工资来慷慨提供体面生活。但后者已足以解释工人以阿谀奉承的态度紧贴Owen。他从这些经历汲取以社会方法解决工业问题，即是比经济方法更广泛。尽管这有全面观点，但他有见识抓住了支配工人生活的具体事实的尖锐特性。他的宗教意识厌恶HannahMore的实用性先验论[29]，以及她的《廉价宗教小册子[30]》。有一本小册子赞扬一位在兰开夏煤矿工作的女孩。她九岁就要下矿井，为她少两年的弟弟当拉车工[31]。「她高高兴兴跟随父亲进入煤坑，埋首地下深处，少少年纪已不以性别为借口，和矿工做同样工作；这帮男人很粗鲁，但对社会有极大贡献。」在一次事故中她目睹父亲死于矿难。她后来申请做佣人，但由于当过矿工被歧视，女雇也当不成。幸运的是她的举止和耐性引起人关注，到煤矿查询，她有了很好的推荐，终于找到工作。小册子总结「这故事让穷人明白只要选择努力工作，必定可以脱离如此糟糕的生存条件，提升至某种程度的独立，悲惨的境遇也不能禁绝许多高尚美德的行为。」More姐妹团乐意和挨饿的劳工一起工作，但对他们肉体受苦没有兴趣，只是利用工人的宽宏大量赋予他们社会地位和功能以解决工业主义的实质问题。More坚持女主角的父亲是社会上有用的人，雇主的好评是女儿地位的左证。More认为正常运作的社会只需要这些。[32]Owen舍弃耶教，因为这宗教拒绝人可以掌握世界，偏重歌颂More笔下可怜女主角的假想地位和功能，而不是面对超越耶教新约经文揭示人在复杂社会中的苦况。没有人怀疑More的信念：她认为穷人越容易默默接受许其堕落的景况，就越容易转向寻求上天的慰藉；她坚信市场社会，认为这是穷人得到救赎和市场有序运作的依归。最有爱心的上层阶级深信这些耶教空话，与努力挽回社会的英格兰人民对工业宗教的创造性信念是南辕北辙。然而，资本主义仍然还是有前途的。在Owen主义实践和不成熟倡议失败之后，几乎可以预见诉诸于许多不同冲动的宪章运动会乘时而起。这纯粹是试图通过宪法途径试图影响政府，追随以往中产阶级取得选举权的「改革运动」的传统路线。「宪章六条[33]」要求有效的普选权。六、七十年来，改革后的国会毫不妥协，面对群众对宪章派的广泛支持时不惜使用武力，自由主义者在1840年代对人民政府概念的憎恶，在在证明英格兰中产阶级不接受民主政治的概念。只有在工人阶级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工会以工业顺利运作为己任之后，中产阶级才把选举权向较高地位的工人开放；这时宪章运动已烟消云散，肯定工人不会利用选举权来实现他们的想法。从扩展市场存在形式的角度来看，这可能言之成理，因为这有助克服劳动人民依然保留残存的根本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各种障碍；但人民的生活方式已被工业革命连根拔起，如何重整老百姓的种种不同工作，这方面只字不提。人民的生活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影响了他们分享领导权的能力，授予他们有投票权也不能改善这情况。统治阶级犯了错误，把僵硬的阶级统治原则扩大至另一类型的文化：为了避免衰退性影响，这文化要求联邦国家的文化和教育统一。宪章运动是政治性，比Owen主义更容易领会，但如对那时代没有一些丰富想象力，则不能够理解运动的情感强度或广泛范围。1789年和1830年把欧洲革命变成常规；1848年巴黎起义实际上是柏林和伦敦的预报，预告社会动乱爆发的精确程度比预告集市开张更为准确，「后续」革命迅速在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镇爆发。伦敦极度紧张，因为包括宪章运动者在内人人期望以暴力行动迫使国会同意人民有选举权。（有普选权的成年男人少于15%。）1848年4月12日这一天是英格兰史上集结最多武力的一天，以保卫法律和秩序；几十万市民在那一天以辅警身份武装起来对付宪章运动者。巴黎革命来得太迟，未能把英格兰的平民运动带向胜利。由〈济贫法修正案〉和饥饿的1840年代苦难激起的反革命精神已逐渐减弱；贸易兴旺的浪潮增加就业，资本主义渐见成果。宪章运动者和平散去。国会稍后考虑他们的要求，下议院以五比一多数票不通过议案。数百万人签名没有作用。宪章运动者的奉公守法行为没有作用。胜利者的嘲弄使运动烟消云散，结束了英格兰人民建立平民民主的最大政治努力。一两年后，人们几乎忘记了宪章主义。半世纪后，工业革命传至欧洲大陆。当地没有圈地行动迫使工人阶级放弃土地；更确切地说，高工资和城市生活引诱半奴隶农工放弃庄园移居到城镇，与传统的下层中产阶级交往，有机会学习城市语调。在新的环境中，他非但没有感到社会地位降低，反而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即使在二十世纪之初，低下阶层的城镇工人的居住条件依然恶劣，酗酒卖淫猖獗，但这与英格兰农工或世代相传佃农的道德和文化灾难无法相比，因为后者是无助地在工厂附近的贫民窟沉沦于社会和物质困境；在这方面，斯洛伐克或波兰的农工几乎在一夜之间从拥有稳定住所的雇农变成现代大都市的工业工人。爱尔兰或韦尔斯的日薪工人或苏格兰高地人懒洋洋走过早期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小巷时，也许有相似经历；但英格兰自耕农的儿辈或被逐离家的佃农肯定没有觉得社会地位提高。然而，在欧洲大陆，不只最近得到解放的胡涂农民极可能提升至中产阶级的下层（古代文化传统的工匠和商人），社会地位稍高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都有相同处境，几乎一样被排除在实际统治阶层之外。崛起中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紧密结盟，以反对封建贵族和罗马主教势力。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结合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攻击专制主义和特权阶级。无论是十七世纪的乡绅和商人还是十九世纪的农场主和商贩，英格兰的中产阶级有足够力量维护本身的权利，即使在1832年的近乎革命中也没有寻求劳工阶层的支持。此外英格兰贵族一直吸收最富裕的新移民，扩大最高社会阶层的范围，而欧洲大陆的半封建贵族依然没有与中产阶级的子女通婚；因为没有长子继承的制度，从而使贵族自闭于其它阶级。因此，迈向同等权力与自由的每一步，使欧洲大陆的中产和工人阶级同样受益。始于1830年（如果不是1789年），工人阶级参与中产阶级对抗封建制度是欧洲大陆传统的部份，但正如常言道中产阶级盗取了胜利的果实。但不管是胜是败，工人阶级取得经验，把目标提升到政治层面。这就是「具有阶级意识」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明确了城市工人的视野，环境教导了城市工人使用其工业和政治力量作为高层政治的武器。英国工人在工会主义的个人和社会问题方面取得无与伦比的经验，包括工业行动的策略，把国家政治留给较有能力的人，而中欧工人成为政治社会主义者，惯于处理治国之道的各种问题，说真的是主要关心本身的利益，诸如工厂法和社会法案。如果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工业化有半个世纪左右的间距，那么建立统一的国家有更大的时间间距。英国在数百年前已实现统一，意大利和德国要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才统一，东欧一些小国更晚一些。在这建国过程中，工人阶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政治经验。在工业时代，这过程一定包含了社会政策。卑斯麦通过采用社会立法这种新纪元形式试图统一第二帝国。意大利的铁路国有化加快了统一。奥匈帝国融合了多个种族和民族，国王一再呼吁劳工阶级支持中央集权和帝国统一。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在这个较大领域内通过他们对立法的影响，有更多机会服务工业工人的利益。唯物主义的先设概念模糊了工人阶级的轮廓。英国作家很难理解欧洲大陆观察员对〔英格兰〕兰开夏郡早期资本主义环境的极坏印象。他们指出中欧纺织业许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与英格兰同行一样差劲。然而，这种比较掩盖了显著要点，即是欧洲大陆工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上升，而英格兰工人的地位下降。欧洲大陆工人没有经历史宾汉兰制度那样可耻的赤贫化，也没有类似〈新济贫法〉的灼热经历，他的社会地位从佃农改变，或更精确地说是升级成为工厂工人，并且很快成为有选举权和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因此避开了紧随英格兰工业革命之后的文化大灾难。而且由于效法英格兰的社会保护措施，欧洲大陆工业化时已可以调整适应新的生产技术。[34]从社会意义来说，欧洲大陆根本没有工业革命，所以大陆工人需要的保护不是针对工业革命，而只是针对工厂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的正常行动。大陆工人主要借助立法来实现保护，而英国工人更多依赖自愿性协会（工会）以及协会垄断劳动力的势力。相对来说，欧洲大陆的社会保险计划早于英格兰，这种差异在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倾向以及工人群众较早享有投票权。尽管容易高估强制性和自愿性保护方法（即立法与工会主义）的经济差异，但政治方面是有很大差别。在欧洲大陆，工会由工人阶级政党创立，而英格兰是由工会创立政党。欧洲大陆的工会主义或多或少改变为社会主义，而在英格兰甚至政治性社会主义本质上仍然是工团主义。因此，普选权在英格兰提升国家团结，但有时在欧洲大陆有相反效果。评论家担心人民政府对经济体系构成危险，这体现在欧洲大陆，不是英格兰。从经济角度看，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社会保护方法导致几乎一样的结果：都实现了原来的打算，即是破坏称为劳动力这生产要素的市场。只有当工资和物价一并下降，这样的市场才能实现其目的。从人的角度看，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工人收入极不稳定，绝对没有专业标准，可怜无依地任由市场突如其来随意摆布。Mises公正地指出，如工人「没有成为工团主义者，而是按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降低要求和转换地点和职业，最终会找到工作。」这总结了建基于劳动力商品化假设的制度的情况。商品不能决定在什么地方出售，用于什么目的，以怎样的价格转手，以及以什么形式被消耗或消灭。这位始终如一的自由主义者写道：『没有人曾想到「没有工资」是比「没有工作」更好的用语，因为失业者错过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的报酬。』他说得对，但这不是他的创见；一百五十年前，Whately主教说过：「有人乞求工作时，他要求的不是工作，而是工资。」但以下的说法技术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是由于政府和工会的政策都是旨在维持与现有劳动生产率不相符的工资水平。」Mises质疑：若然不是工人「因为工资不符理想，拒绝劳工市场某些他们有能力和愿意做的工作」，不可能有失业问题。这清楚解释了雇主要求劳工流动和弹性工资的真正意思正正是上文把市场限定为劳动力商品化的市场。所有社会保护措施的正常目的是破坏这样的制度，使其难以存在。事实上，只有在工资和工作环境，标准和规章制度能够保障所谓商品（即劳工）的人文特性的情况下，才允许劳动力市场保留其主要功能。有时有人指出社会立法、工厂法、失业保险，特别是工会没有干预工人流动性和弹性工资，就意味着那些制度完全没有达到目的，这目的正正是要干预人类劳动力的供求定律，使其离开市场轨道。（参考阅读）王文霞：英国工会与工会主义的发展(1800-1880)[1]principleoffreedomofcontract[2]原注1：Mair,L.P.,AnAfricanPeopleintheTwentiethCentury,1934.[3]原注2：Loeb,E.M.,TheDistributionandFunctionofMoneyinEarlySociety.In"EssaysinAnthropology,"1936.[4]原注3：Herskovits,M.J.,TheEconomicLifeofPrimitivePeoples,1940.[5]theSorbonne，巴黎大学的前身。[6]LeagueofNations[7]masterlessman。原注4：Thurnwald,R.C.,op.cit.[8]原注5：Brinkmann,C.,"DassozialeSystemdesKapitalismus,"GrundrissderSozialokonomik,1924.[9]原注6：Toynbee,A.,LecturesontheIndustrialRevolution,1887,p.98.[10]原注7：Heckscher,E.F.,op.cit.,Vol.11,p.168.[11]ReformParliament[12]原注8：Dicey,A.V.,op.cit.,p.226.[13]Torysocialism[14]Anti-CornLaw[15]1847年〈工厂法〉FactoryAct亦称TenHoursAct，限制纺织厂女工和十三至十八岁青年工人每最期五天每天工时十小时，星期六八小时。[16]MiddlePassage。奴隶贸易时代，非洲、欧洲和南北美洲之间形成三角形航运路线。「中间航道」是欧洲前往南北美洲的中手航程，泛指旅途的中段。。[17]ParliamentaryReformAct[18]Chartism，1838-48年英国劳工要求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19]Anglo-Saxon，泛指五世纪至十一世纪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生活，其语言和种族近似的多个民族。[20]nationalholiday。所谓「国定假日」其实是1830年代工运份子计划全国大罢工，以争取政治改革。[21]原注9：Cole,G.D.H.,RobertOwen,1925.[22]VillagesofCo-operation[23]NewSociety[24]OperativeBuilders’Union[25]Builders'UnionorGuild[26]MartyrsofTolpuddle；1832年，英格兰南部Tolpuddle村六名农业工人成立友谊会，抗议工资过低。当时法律禁止宣誓加入会社，六人被定罪流放澳大利亚殖民地。此案引起民愤，掀起英格兰首次大型示威抗议，六人先后获释回国。[27]RegenerationSocieties[28]Saint-Simonianism；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法国由Saint-Simon发起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他的著作关心工业化和科学发现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他认为社会要重整，先要放弃传统的时空观念，才可以演变成为人人各尽其力的有生产力社会，这是「真正平等」的基础。他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斯，JohnStuartMill和其他思想家及社会理论家。[29]transcendentalism[30]CheapRepositoryTracts；1795至1797年间，HannahMore策划和出版约一百二十份宗教小册子，廉价出售，读者是略懂文墨的穷人。小册子批判酗酒、放荡、懒散、赌博、暴力集会；赞扬诚实、勤俭、忍耐和安于本份等美德。小册子颇为成功，每年销量有二百万份。[31]原注10：More,H.,TheLancashireCollieryGirl,May,1795;Cf.Hammond,J.L.andB.,TheTownLabourer,1917,p.230.[32]原注11：Cf.Drucker,P.F.,TheEndofEconomicMan,1939,p.93,ontheEnglishEvangelicals;andTheFutureofIndustrialMan,1942,pp.21and194onstatusandfunction.[33]SixPointsoftheCharter。伦敦工人协会的人民宪章运动提出的六项政治改革：一人一票、保护投票选民、选民资格不以财产甄别、议员受薪、公平选区规模、议员任期一年。（资料）[34]原注12：Knowles,L.,TheIndustrialandCommercialRevolutioninGreatBritainDuringthe19thCentury,1926.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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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续）：阶级利益和社会改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十三章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续）：阶级利益和社会改变要全面理解十九世纪政策的真正基础，先要完全消灭集体主义阴谋论这自由主义神话。这神话表明保护主义只是重农派、生产商和工会份子邪恶利益的结果；彼等自私地破坏市场的自动机制。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形式（当然是没有相左的政治倾向），其论点用上同一套派系术语。（马克思的基本哲学集中在整个社会和人类非经济本质，与本文不相关[1]。）马克思追随Ricardo以经济学术语定义各阶级，而毫无疑问经济剥削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这导致流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发展的粗糙阶级论。争取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压力被简单视为少数资本家的谋利动机。帝国主义被解释为资本家阴谋，促使政府为大企业利益而发动战争。战争的成因是这些利益团体结合军备企业，奇迹地有能力驱使整个国家陷入与国家重要利益相反的致命政策。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从派系利益的力量推断保护主义运动和农业关税是由于反动地主的政治影响力，工业巨头渴求利润是企业垄断形式发展的原因，战争是由于商业猖獗。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得到狭隘阶级理论的有力支持。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支持阶级对立的观点、意味着彼此主张一致。他们建立滴水不漏的例子：十九世纪的保护主义是阶级行动的结果，这些行动必然服务有关阶级成员的经济利益。这两大门派完全防碍了市场社会的整体观念以及保护主义在这样的社会发挥作用。事实上，阶级利益对社会的长期趋势只是有限度的解释。阶级命运更多是由社会需求决定，不是阶级需求决定社会命运。如社会结构不变，阶级论可以成立，但假如社会结构本身改变，那又如何？失去作用的阶级可能瓦解，一夜之间被一个或多个新阶级取代。而且各阶级在斗争中的机会取决于能否赢得阶级成员以外的支持，而这又取决于能否履行比本身阶级更广大利益的任务。因此，要理解阶级的生与死、阶级目的和达到目的的程度、阶级合作或对抗。必先要理解整体社会形势。整体形势的建立通常由于外在因素，例如气候变化，农作物产量，新的敌人，宿敌使用新武器，新的社会目标，或就此而言发现达到传统目标的新方法。如派系在社会发展的功能派系变得明显，派系利益最终必然关连整体形势。阶级利益在社会变化中的主要作用是在事物的本质。任何大范围的变化必然以不同方式影响社会的不同部份，例如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工具。因此，派系利益是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自然载体。无论变化是源自战争或贸易，令人吃惊的发明或自然环境的改变，社会的不同派系代表不同的调整方法（包括强制方法）以不同方法调整本身的利益，这些方法有别于他们想胜出其他团体的方法；因此要识别造成变化的组群或多个组群，才可以解释变化是如何发生。最终成因是由外部力量设定，而社会依赖内部力量只不过是变化的机制。「挑战」是针对整个社会；「反应」来自组群、派系和阶级。因此，仅仅是阶级利益不能够满意解释任何社会长期进程。第一，因为该进程可能决定阶级本身的存在；其次，因为既定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只是那些阶级正在为之努力的目标，而不是成功与否。阶级利益不是可以从其它阶级成员取得对这阶级成员支持的魔法。然而，这些支持是日常发生的事情。事实上，保护主义只是例子。此处的问题不是务农者、生产商或工会人士为什么希望通过保护主义行动来增加收入，而是为什么他们做得到；不是商家和工人为什么希望建立商品垄断，而是为什么他们达到目的；不是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的一些组群为什么希望使用类似方法，而是在很多方面不类似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组群，而且都达到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什么种植玉米的人试图以高价出售，而是他们为什么经常成功说服购买玉米的顾客，从而有助提高售价。其二，对阶级利益的基本经济本质有同样错误的学说。虽然人类社会自然而然被经济因素设定条件，但个别人士的动机却是唯一异乎寻常地由物质的满足需求欲望决定。十九世纪的社会组织是基于这假设：这样的动机可变得普遍，是那时代的特色。因此，分析该社会时要适当容许经济动机有相对较大的范围，但必须不要预判问题，而问题正正就是在什么程度这不寻常的动机如何能起作用。与社会认知问题相比，诸如需求—满足影响的纯经济问题与阶级行为有较少关连。当然，「需求—满足」也许是这种认知的结果，特别是它的向外告示或奖赏。但是，最直接代表阶级利益的是身份和等级、地位和保障；换句话说，主要不是经济性而是社会性。那些断断续续参与1870年之后保护主义运动的阶级和组群主要不是为本身的经济利益。在关键年代制定的「集体主义」法案揭示只有特殊情况才牵涉某一阶级的利益；即使这样，那利益也极少被描述为经济性。确实有一些法例不是服务「目光短浅的经济利益」，例如授权城镇当局接管被忽略的闲置空间、要求至少半年一次用热水和肥皂清洗面包坊、强制检查缆索和锚。这些措施只是对工业文明需求的反应，而市场方法不能应付。这些干预措施大多数没有直接影响收入，间接影响也是轻微。所有与卫生和家宅、公众文娱设施和图书馆、工厂环境和社会保险有关的法律大概都是如此。公用事业、教育、运输和无数其它事务也是如此。即使牵涉金钱价值，相对于其它利益只是次要。几乎必然涉及专业地位、安全和保障、个人生活形式、生命的阔度、周边环境的稳定。不应低估一些典型干预的金钱价值重要性，例如海关关税和工伤赔偿。但即使如此，这些案例的非金钱利益是不能与金钱利益分割。海关关税隐含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最终意味着避免失业的保障，稳定地区环境，保障业界不致倒闭，也许最重要的是避免被迫转职而丧失地位的痛苦，因为旧工作技能和经验不适用于新工作。一旦摆脱以为只有局部派系利益，不是整体，会变得有作用的固执看法，也摆脱把人类组群的利益限制在金钱收入的孪生偏见，那么保护主义运动的广度和广泛性不再是神秘。与金钱利益相关者必然会为此发声，但其它利益涉及更多人，以无穷无尽方式影响无数个人，例如邻居、专业人士、消费者、行人、乘客、运动员、徒步旅行者、园林工人、病人、母亲或爱侣；因而可以通过任何种类的区域性或功能性协会来表达，例如教会、城镇、兄弟会、俱乐部、工会或最普遍的是基于忠诚原则的政治团体。过于狭窄的利益观念事实上必定导致对社会和政治历史的歪曲景象；而且利益的纯粹金钱定义没有对社会保护有重要需求留下空间，保护的任务经常落在主管社会总体利益的负责人——在现代的情况就是在任政府。正正是因为受市场威胁的是不同人口组群的社会利益，不是经济利益，不同经济阶层的老百姓不知不觉间连手面对危机。因此，阶级势力的行动既促进又妨碍市场扩展。既然建立市场体制要有机器生产，只有贸易阶级在转型之初可以处于领导地位。较旧阶级的幸存者萌生了新的创业者阶级，以接管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发展。但如工业家、创业家和资本家的崛起是由于他们在扩张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那么传统的地主阶级以及新生的工人阶级就必须起来抗衡。如贸易组群中只有资本家代表市场体系的结构性原则，那么封建制度的贵族阶级和崛起中的工业无产阶级就要顽固保卫社会组织。地主阶级自然要维护过去并从中找寻应付所有恶势力的办法，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市场社会的界限，从未来的角度借用解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回到封建制度或社会主义宣言是可能的行动方法，但这显示完全不同的方向：重农派和城市工人阶级往往在紧急关头寻求救济。如市场经济崩溃（正如每次重大危机都有这样的威胁），地主阶级会尝试恢复军事或封建制度的家长式作风，而工厂工人认为要建立劳工合作社。应付危机的「各方反应」可能指向相互排斥的解决方法。本来可以通过妥协解决的阶级利益冲突，如今致命地更显重要。所有这一切应当警戒我们在解读历史时不要过份倚赖既定阶级的经济利益，这只会默认那些阶级的既定性，而这只能在不可破坏的社会中发生。这没有顾及当文明崩溃或经历变革时，有时在极短暂时间内通常有新阶级在旧阶级的废墟中崛起，甚至外国冒险家或流氓无赖也可能乘时而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新阶级诞生往往是因应当时的需求。因此，最终是阶级与整个社会关系决定它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它可以照顾本身的利益，但它的成功取决于自身以外诸多利益的广度和多样性。诚然，除了少许例外情况，狭窄阶级利益的政策甚至不可能好好保护自身利益。除非社会组织的另行选择是突然陷入完全毁灭，赤裸裸自私的阶级不可能维持本身的领导地位。为了安全地把过失归咎集体主义者阴谋论，经济自由主义者必定最终否认已经出现了社会保护的任何需求。他们最近称赞一些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曾经否定工业革命的传统学说，这学说认为大概在1790年代，不幸的英国工人阶级遭遇大灾难。依据这些作家，人民的生活标准没有突然恶化。一般而言，在引进工厂制度之后，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有了很好的改善，没有人能够否认具体数字已快速增长。按照公认的经济福利标准（实际工资和人口数字），从来没有早期资本主义地狱；工人阶级非但没有被剥削，反而成为经济的得益者；这体系惠及全民，明显不可能要争辩需要有社会保护。自由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受到挫折。差不多七十年以来，学者和皇家调查委员会都谴责工业革命的恐怖；显赫的诗人、思想家和作家都给工业革命打上残忍的记号。大家公认的事实是无情的剥削者利用民众的孤立无助，迫使他们挨饥抵饿干活；圈地行动剥夺了乡民的房舍和土地，把他们抛入〈济贫法修正案〉建立的劳工市场，另外还有孩子不时在矿井和工厂因工作过劳致死的确证悲剧；这些都是民众穷困的有力证据。诚然，对工业革命的耳熟能详的解读是基于十八世纪圈地行动做成剥削的程度、无家可归的工人的低工资（这解释了棉制业的高利润），以及早期生产商迅速累积的资本。对他们的控诉就是剥削，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民无限剥削成为如此悲惨和堕落的根源。所有这些内容现在已被明确反驳。经济史学家宣告笼罩早期几十年工厂制度的阴影已被驱散。既然经济确实得到改善，怎么会有社会大灾难？当然，实际上社会灾难主要是文化现象，不是可以依照收入数字或人口统计量度的经济现象。包含了更多普通民众阶层的文化灾难自然不可能经常发生；但也不会像工业革命那样的洪水般事件：一次经济地震在半个世纪不到的时间把大量英国农村居民从定居的人口改变为走投无路的流动人口。但是，即使这样的破坏性的山崩在阶级历史记录中是罕见的，但在不同种族的人民的文化交往领域内，它们是通常发生的事情。本质上，环境是相同的。主要的差别是这样：当文化交往通常发生在定居于不同地理区域的社会之间，而居住在同一地理区域的一个社会阶级成为一个社会的要素。在这两个情况中，这种交往也许会对较弱的一方造成破坏性后果。不是人们经常认为的经济剥削，而是那些牺牲者的文化环境崩溃才是当时恶化的原因。经济过程也许自然地提供毁灭的媒介，同时，几乎总是经济的次等性将造成比较弱的回报率，但是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经济；它存在于对制度的致命伤害，这制度包含其社会存在。这一结果是丧失自尊和标准，无论单位是人或阶级，无论这过程源自所谓「文化冲突」或源自在社会范围内的一个阶级的地位改变。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对比是极其重要。今天在非洲一些土著部落的环境非常类似于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环境。南非的高贵野人Kaffir[2]原来居住在牛栏（见图），最有社会完全感，但已经改变为被半驯养的人种，穿着「即使是最堕落的白人也不穿着的污秽又难看的破旧衣服」[3]，无可名状的生命，没有自尊或标准、真正的人类废物。描述令人想起Owen描述他本国的工人；他当时在NewLanark向工人演讲，以社会研究员记录事实一样冷静和客观直斥工人他们变成堕落贱民的原因；最适当的说法是他们堕落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生存在「文化真空」；一位人类学家[4]引用这术语来描述与白人文化接触受到影响的一些非洲勇敢黑人部族其文化退化的成因。他们的工艺衰退，生活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受到破坏，正如Rivers出名的描述，他们因厌倦而消亡，或是浪费生命和挥霍物质。当他们本身的目标不再值得他们努力或牺牲，种族的势利和偏见阻挡他们充份参与白人入侵者的文化。[5]以社会障碍取代肤色障碍，1840年代的「两个国家[6]」出现了，Kaffir人适当地取代了小说描述的呆滞贫民区居民。然而，若是轻易赞同文化真空的生活根本不是生活，似乎期望无论在怎样的环境，经济需求会自动填补这真空和使人生是可以活下去。人类学研究推翻了这项假设。Mead博士说：「个人会争取的目标由文化决定，不是生物对外部文化没有定义的情况的反应，例如简简单单的食物不足…原始人改变成为采金矿工或船员或只是被剥夺对工作的激励，被遗弃在满满鱼获的河边默然死去；这过程可能看来是稀奇古怪，背离社会的本性和正常运作，以至近乎病态。…但一般而言在外部引入暴力或至少是外部引起改变时，这过程确实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她总结「这样的粗糙交流，这样把天真民族从传统中连根拔起是过于频繁，根本不值得社会史学家认真关注。」然而，社会史学家没有理解提示，依然拒绝理解把殖民世界弄得翻天覆地的文化交流自然力量其实类似百年前造成资本主义初期可怕场景的力量。一位人类学家[7]有以下的推论：「虽然有许多分歧之处，但是当今外族的困境与我们数十年或数百年前的困境基本一样。新科技设备，新知识，财富和权力的新形式提高了社会流动性，也就是个人流动，家庭兴衰，组群区分，新形式领导，新模式生活，不同价值观。」Thurnwald明察秋毫的看法理解当今黑人社会的文化大灾难近乎类似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大部份白人社会。只有社会史学家仍然没有觉察到这模拟。经济性偏见比任何事情更有效遮挡我们的社会视野。「剥削」一直被放在殖民地问题的最前线，这问题值得特别关注。而且从明显的人文意义来说，白人是如此经常、持久、无情剥削世上落后的人，对殖民地问题的任何讨论如不突出这特别事实，辩论没有意义。然而，正正是这样强调「剥削」，蒙蔽了文化衰退这更大问题。如以经济角度定义「剥削」为交易比例从来不足不全，这会令人质疑是否有「剥削」这回事。土著社会大灾难是受害者的基本制度被迅速和激烈破坏的直接结果（这过程中是否使用武力似乎完全不相关）。这些制度之所以被破坏，正是因为把市场经济强加于完全不同组织的社会；工人和土地变成商品。重提一次，这只是肃清有机体社会每一和任何文化制度的简短公式。收入和人口数目的变化明显与这过程不匹配。例如，虽然相比在本国丛林的生活，奴隶被贩卖后的生活水平在某些人为意义来说已有改善，但没有人会否定自由人被卖为奴是剥削。但如假设被征服的土著如前享受自由，甚至没有强迫他们为不值钱的棉产品付出高昂价钱，他们挨饿「仅仅」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制度被破坏，那么什么都没有改变。以著名的印度事件为例。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印度平民因饥饿大量死亡，不是因为英格兰棉织工业城镇剥削，而是印度农村社会被破坏，破坏成因是经济竞争的力量：机器制造的成衣长期以低于手工编织布匹的价格出售；这是事实；不过这只证明是经济剥削的相反，因为倾销意味高价格降至低价格。过去五十年饥荒的真正成因是谷物自由买卖，加上当地人收入减少。当然，农作物歉收是饥荒的部份原因，但铁路可以运输谷物，可以运输救济物品到受威胁地区；问题是人民没有能力购买价格急剧上升的谷物。在自由但组织不完善的市场，供应不足必然导致价格上升的反应。从前，本地小店铺是粮食歉收的缓冲，但小店铺已不复见或被大市场吸纳。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采取公共工程形式让人民有能力承担高价格以防止饥荒。1857年印度反英革命之后，英国统治下的三、四次大饥荒不是自然因素所致，也不是剥削所致，而只是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的新市场瓦解了旧乡村但没有解决它的问题。在封建和农村社会的制度下，位高责重、亲族团结以及玉米市场监管防止了饥荒；在市场规则中，没有游戏规则保护人民避免挨饿。东印度公司的无情垄断被废除和印度引入自由贸易后，情况变得严重，称得上「剥削」。在垄断者得势时，又有乡下地方的陈旧组织帮忙，包括谷物自由分发，情况还控制得住；在自由和平等交易过程中，数以百万计印度平民死去。从经济角度看，印度也许已经受益，从长期来说肯定受益；但从社会角度看，印度已瓦解，印度人民深受穷困和衰败所害。至少有一些案例可以说明文化交流开始瓦解的过程，这是剥削的相反。1887年，强制把土地分配给北美洲印第安人，依照我们的财政计算尺度，他们人人受益。这措施几乎消灭种族的肉体存在，是有记录以来文化衰败的突出案例。JohnCollier这位道德天才在差不多五十年后重新取回立场，坚持重回土著的土地：今天北美洲印第安人至少在一些地方己经是有生命的小区——不是经济改善，而是重建社会恢复奇迹。大概1890年代，美国土著Pawnee族的手号游戏[8]衍生为著名的〔宗教仪式〕「鬼舞[9]」，记录了破坏性文化交流的冲突；当时印第安人正在改善经济环境，印第安人文化变得不合时宜。此外，另一经济指标是人口增长不必然排除文化灾难，人类学研究同样证明这事实。人口自然增长率也许是文化活力或衰败的指标。「无产阶级[10]」一词把人口出生率和乞讨生活联系一起，最能明显表达这矛盾心理。经济性偏见是资本主义初期剥削粗糙理论的源头，也是随后否认有社会大灾难这虽然稍有学术气质但同样粗糙误解的源头。后者的重要意义和最近对历史的诠释在于自由放任经济体系的复兴。因为如果自由经济没有造成灾难，那么剥夺这世界利伯维尔场利益的保护主义便就是荒唐的罪行。「工业革命」这术语令人蹙眉不悦，认为只不过是言过其实的缓慢进程。这些学者坚持这只不过是科技进步的力量逐渐开展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无庸置疑，很多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受苦，但整体而言是持续改善。虽然受到一些不耐烦的人夸大当时不可避免的困难、这良好后果是经济力量近乎自动运作完成有益任务的结果。这些干预否认新经济体系的危险已威胁着社会。如工业革命的修订历史正确反映实际情况，那么保护主义运动就没有所有客观的理由，而自由放任会被证明是正确。社会和文化大灾难本质的唯物主义谬论助长了传说：背离经济自由主义导致当代的所有邪恶。简而言之，虽然所涉及阶级利益的本质决定性影响后果，没有单一社群或阶级是所谓集体主义运动的起源。最终是社会整体利益导致事情发生，但保卫社会利益主要由一些社群负担。对保护主义运动的合理分析似乎应以被市场损害的社会实体为对象，而不是阶级利益。抨击的主要方向指出各个危险点。竞争性劳工市场冲击「人」，这是劳动力的载体。国际自由贸易基本上是威胁最大依赖大自然的行业，即农业。金本位制是否危及生产性组织，要视乎组织在价格上相对运作的功能。市场在每一领域发展，意味对社会存在的某些重要方面有潜在威胁。容易区分劳工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但不是很容易区分文化的那些组成部份其核心是分别由人类、他们的大自然环境和生产组织组成。在文化领域中，人和大自然几乎是一个整体，而生产企业的货币方面只涉及一项重大的社会利益，即是国家统一和凝聚力。因此，虽然容易区别和分隔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虚拟商品的市场，但彼等涉及的社会威胁不是能够准确地分隔。以上对西方社会在那重要八十年（1834-1914年）期间制度发展的概述可能以相似术语提及每一危险点。因为市场组织己危及人类、大自然或生产组织，所以一定数量的社群或阶级迫切要求保护。在每一情况，英格兰、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发展有相当长的时间间距是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世纪之交，保护主义的逆向趋势在所有西方国家建立了模拟的形势。因此，下文分别阐述人、大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防卫（自我保护运动），后果是出现了更紧密组织的社会，但面对全面破坏的危险。[1]原注1：Marx,K.,NationalokonomieandPhilosophie.In《历史唯物主义》"DerHistorischeMaterialismus,"1932.[2]泛指南非黑人，现已成为脏话。[3]原详2：Millin,Mrs.S.G.,TheSouthAfricans,1926.[4]原注3：Goldenweiser,A.,Anthropology,1937.[5]原注4：Goldenweiser,A.,ibid.[6]Disraeli的小说Sybil,ortheTwoNations(1845)主题是急速扩展的工业城镇的贫穷问题。小说副题TheTwoNations暗喻英格兰己分裂为两个民族：奢华的贵族阶级和极度贫困的工人阶级。[7]原注5：Thurnwald,R.C.,BlackandWhiteinEastAfrica;TheFabricofaNewCivilization,1935.[8]HandGame[9]GhostDance[10]无产阶级proletarian一词出自拉丁语proletarius，古罗马社会最低下层的社会阶段，字源是proles（子嗣），意味该阶层的唯一贡献是延续香火并供应人丁，带有轻蔑之意。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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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十二章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经济自由主义是社会创建市场体制的组织原则，初时只是倾向非官僚主义的方法，然后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演化成为人类世俗救赎的真正信念。这样的狂热是因为社会发现承担的任务突然变得严重：无辜人民遭受巨大痛苦以及建立新秩序时涉及大范围的连锁改变。自由主义信念只是响应全面配置的市场经济体系的需求，才有这份传道式热情。往往把「自由放任[1]」政策追溯至法国首先使用这流行语的十八世纪中叶，这是完全没有历史依据；较实在的说法是直至两代人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才不再是「似有还无」的趋势。直至1820年代，「自由放任」政策才概括三条古典原则：劳动力应在市场找寻价格，发行货币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约束，货物应在各国之间自由流通，不受阻碍或优惠；简而言之即是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把这种情况的设想归因于FrançoisQuesnay是言之过重。重商主义世界的重农主义者只是要求谷物自由出口，以保障农民、佃农和地主有更好收入。其它的所谓「自然法则[2]」只不过是指导性原则，认为应由据称是全能和无所不知的政府监管工业和农业。Quesnay的著作《格言[3]》打算为这样的政府提供把《经济表[4]》的原则转化为实用政策的各种观点；《经济表》是他定期更新的统计资料。他从未想到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概念。英格兰也狭义解释「自由放任」：生产不受规章制约，并不包括贸易。棉织品制造业是那时代的奇迹，从无足轻重已发展成为国家的重要出口产业，但依然明令禁止进口印花棉布。虽然国内市场是传统垄断，但白洋布或细棉布获发出口补贴。保护主义根深蒂固，以至曼彻斯特市的棉织生产商在1800年要求禁止纺线出口，虽然知道生意有损失。1791年立法把禁止棉织制造工具出口的惩罚扩大到模型或技术规范出口。所谓自由贸易始于棉织业是神话而矣。业界要求的是生产范畴不受管制；交易范畴不受管制依然被认为是危险。可能有人认为生产自由会从纯粹科技领域自然地伸延到劳工就业。然而，曼彻斯特市是在相对较晚时期才增加对自由劳工的要求。棉织业从来不受〈工匠法〉管制，因此每年一度的工资评审或学徒规则没有妨碍这行业。另一方面，后来的自由主义者猛烈反对的旧〈济贫法〉有利生产商：这不仅为生产商提供依赖教区救济的学徒，而且容许他们免除对被解顾员工的责任，从而把失业雇员的负担大部份扔给公帑。棉织生产商初时不欢迎史宾汉兰制度：只要补贴的道义效果没有减少劳工的生产能力，该行业就有充分理由把家庭已有资产[5]视为帮助措施，以维持储备劳动力应付急剧贸易波动的迫切需要。当时的农业就业仍然以年计算，有这样的流动劳工储备对扩展中的产业是非常重要。因此，生产商抨击〈定居法〉妨碍劳工的实际流动，但法律在1795年才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是较多，不是较少家长式作风的〈济贫法〉。贫困依然是乡绅和农村居民的关注。即使史宾汉兰制度的激烈批评者，例如Burke,Bentham和Malthus，是把自己看作是农业管理合理原则的倡导者，而不是工业进步的代表。直至183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才迸发改革的激情，而「自由放任」成为战斗的信条。生产商阶层迫切要修改〈济贫法〉，因为阻碍了收入是多劳多得的产业工人阶级崛起。创建自由劳动力市场涉及的风险规模和改革牺牲者遭受的痛苦程度已显而易见。因此，至1830年代初期，情绪已明显急剧变化。1817年，Townsend的《论述》再版，〈绪言〉赞美作者的远见对〈济贫法〉造成压力，并要求彻底废止；但编辑警告作者提议在短短十年废除对穷人的院外救济是「卤莽和轻率」。Ricardo的《原理[6]》在同年发表，坚持废除补贴制度的必要性，但是强烈主张应逐步废除。Pitt是亚当·斯密的信徒，反对废除补贴，因为会造成无辜者的苦难。到了1829年，Peel还在「怀疑除了渐进之外还有其它方法能够安全废除补贴制度。」[7]然而，中产阶级在1832年取得政治胜利后，〈济贫法修正案〉以最极端形式出台，没有任何宽限期就仓促实施。「自由放任」被催化为不妥协的暴行动力。经济自由主义在工业组织其他两方面从学术兴趣提升为无限制的活动主义：货币和贸易。明显见到除极端方案之外，别无他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之下，这两方面的「自由放任」政策融合为受热烈拥护的单一信条。英格兰社会第一次认识货币问题，是生活费用普遍上升。在1790年至1815年，物价翻了一番，实际工资下跌，商业受到汇率暴跌的打击。可是，直至1825年的经济恐慌，健全的货币才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当Ricardo原则已深深烙印在政治家和商人的脑海，致力维持「金本位制」，不管会造成多大的金融伤亡。这是人们坚定不移相信金本位制自动导航机制的开始；没有金本位制，市场体系无法启动。国际自由贸易只不过是一种信任的行为，含义极为丰富。这意味着英格兰的食品将依靠海外供应，有必要时会牺牲本国农业，并进入新的生活形式：英格兰会成为模糊设想的未来世界整体的部份，这样的全球社会将肯定是和平的社会，不然的话，大英帝国强大的海军力量会保证这世界的安全；英国深信能以优越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面对持续的产业混乱的可能性。然而，人们认为只要全世界的谷物能自由流入英国，英国工厂就能以较低价格向全球出售。再一次，完全接受方案涉及的提议力度和风险规模限定了所需决心的措施，做不到完全接受即是肯定会灭亡。如分别看待「自由放任」教条的理想国根源，根本不能完全理解。它有三条原则形成一个整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国际自由贸易。为了只满足任何一项的努力是不够的，必定要确保其它两个原则能同时成功，否则要么全胜，要么彻底失败。例如，任何人都看得出金本位制意味着通货紧缩的极危，在惊慌时致命的银根短绌。因此，生产商要能坚持就要有保证：以有利可图的价格扩大生产规模（换句话说，工资至少按价格总体下降的比例下降，生产商可以充份利用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因此，1846年的〈反谷物草案[8]〉是1844年Peel的〈银行法[9]〉的必然结果；两者都假定自1834〈济贫法修订法[10]〉以来，劳动阶级在饥饿威胁下被迫最大限度付出，因此工资是依据谷物价格调整。三种重要手段形成连贯的整体。经济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已是一清二楚。只有全球规模的自发调节市场能够保证这巨大机制的运行。除非劳工价格取决于最便宜的谷物，否则不能保证没有保护的产业不会屈服于人们自愿接受的监工（即黄金）。市场机制在十九世纪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国际自由贸易、竞争性劳工市场和金本位制度三位一体同时扩大。难怪一旦这风险开始呈现巨大危险之时，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世俗世界的信仰。「自由放任」不是自然事物；如事物顺其自然发展，不会有利伯维尔场。例子是建立棉织生产这最主要的自由贸易行业是通过保护性关税、出口补贴以及间接工资补贴的帮助；「自由放任」是由国家推行的。1830和40年代有很多新法撤销了限制性规章，而且国家的行政管理功能也大大增加，中央官僚制度可以完成自由主义信徒定下的任务。对典型的效益主义者来说，经济自由主义是社会项目，应该为最多人谋取最大福祉；「自由放任」不是实现目标的方法，而是需要实现的目标。诚然，除了撤销有害的限制，立法不能直接做任何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能做任何事，尤其是间接做事。恰恰相反，效益论的自由主义者把政府视为实现福祉的最大机构。Bentham认为就物质福祉而言，比对「警务部部长」的无意识贡献，立法机构的影响力「几乎为零」。经济成功要有三个条件：取向、知识和权力，而人民只有取向。Bentham指出：由政府管理知识和权力比由人民管理便宜得多。行政机关的任务是收集统计数据和信息、促进科学和实验以及在政府范畴提供最终实现的无数措施。Bentham式自由主义意味着由行政机关的行动取代国会的行动。这方面有很大空间。英格兰不是如法国那样以行政手段处理〔社会〕反应，而是由国会立法实施政治压制。「1785年和1815-20年的革命运动不是以行政部门行动应对，而是由国会立法。暂时废除〈人身保护令〉、通过〈诽谤法[11]〉和1819年的「六法规[12]」都是极其严重的强制手段，但没有企图赋予行政机关任何欧洲大陆式的特点，国会立法破坏了个人自由。」[13]经济自由主义者在1832年刚赢得对政府的影响，形势己改变为赞同行政手段。「以不同力度为1832年定性的立法活动的最终结果是建立零星但非常复杂的行政机器，一如现代生产工厂时常要修理、重建和适应新要求。」[14]行政机构这样增长，反映了效益主义的精神。Bentham的寓言性「圆形监狱」是他的最个人化理想国：一所星状的建筑物，狱警在监狱中心以最少公共成本有效监视最大数目的囚犯。同样，在效益主义的国家，他喜爱的「可检查[15]」原则保证高高在上的部长应有效控制所有地方行政。通向利伯维尔场的路已经打开，由大量增加的持续、中央组织和控制的干预主义维持道路畅通。亚当·斯密的「简单又自然的自由」要配合人类社会的需求是最复杂的事务。这见诸无数圈地法的复杂条款；涉及管理〈新济贫法〉的官僚控制数量，这是自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后中央机构的第一次有效监管；或是颇见成效的市政改革增加了政府行政管理。然而建立所有这些政府干预的据点，目的是要组织一些简单的自由，例如土地、劳工或市政。与预期相反，正如发明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没有减少，反而实际上增加使用人类劳动力，引入利伯维尔场远远没有摆脱对控制、管理以及干预的需求，反而大大扩大了范围。行政官员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以确保该体制的自由运作。因此，即使是最热衷希望免除国家所有不必要责任以及哲理上要求限制国家行动的人都不得不把建立自由放任政策所需的新权力、机构和措施交给同一国家。另一种矛盾超越了这种矛盾。自由放任经济体系是国家有意作为的产物，但随后对自由放任的限制是以自发方式开始。「自由放任」是有规划的政策，但规划本身没有规划。这说法的前半部份正确。若是曾为执行故意由政府控制的政策而有意识利用行政机关，这就是自由放任全盛时期的Bentham主义。后半部份最初由杰出的自由主义者Dicey提出，他致力探究自1860年代以来渐趋明显的「反自由放任」趋势的起源，他称之为英格兰舆论的「集体主义」趋势。他惊讶的发现除了有关法案，找不到有这样趋势存在的证据。更确切地说，在那些似乎代表这种趋势的法律之前，没有发现舆论中有「集体主义趋势」的证据。至于后期的「集体主义」观点，Dicey推断「集体主义」法律本身可能就是主要来源。Dicey明察秋毫的研究结果表明在1870-80年代直接负责制定限制性法律的人完全没有打算扩大国家的职能或约束个人自由。在1860年下半叶对抗自发调节市场的立法矛头证明是自发的，没有受到舆论引导，而是被纯粹务实精神驱使。经济自由主义者必定强烈反对这观点。他们全套社会哲学的关键是确信自由放任是自然发展的概念，而随后的反自由放任立法是自由主义原则的反对者有意而为的结果。对双向趋势的两种完全相反解释，涉及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到底是真言或谎话。Spencer,Sumner,Mises和Lippmann这些自由主义作家对双向趋势的记述很大程度上与本书相同，但他们提出的解释却完全不同。本书的观点认为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是理想国，其进程被社会的现实自我保护阻止。他们的观点认为所有保护主义是由急躁、贪欲和眼光短浅做成的过失；没有这些缺失，市场可以解决困难。近代社会史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要找出那一种观点是正确，涉及要决定经济自由主义是否所声称的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在转向以事实说话之前，有必要更详细表述这议题。日后回顾会认为我们这时代见证了自发调节市场的终结。在192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声望达到顶点。通货膨胀的灾祸折磨着数亿人民，剥夺了整体社会阶级和整体国家〔的财产〕。稳定货币成为各国人民和政府政治思想的焦点；恢复金本位制成为经济领域群起而攻之的最高目标。人们认为偿还外债以及回复稳定货币是政治理性的试金石；为了重建健全货币，不惜人民受苦和侵犯主权。为满足经济自由主义先验推论的健全预算和健全货币的要求，即使失业者因通货紧缩失去工作而陷入穷困、公仆被解职得不到微薄补偿、甚至放弃国家权利和损失宪法自由，这些都是合理的代价。1930年代开始质疑1920年代的极端观点。英美两个最大强国在重新稳定货币和预算平衡的若干年后陷入困境，抛弃了金本位制和着手管理本国的货币。最富有和最受尊敬的借贷人大规模拒绝偿还国际债务，又漠视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在1930年代中期，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依然坚持金本位制，但被以前坚决维护自由主义信条的英美两国财政部逼迫而放弃。经济自由主义在1940年代遭受更不幸的失败。虽然英美两国背弃了正统货币学说，但在工业和商业以及经济生活的一般组织却保留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措施。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创造和培养独裁政治必定带来经济大灾难的错觉，这就成为促使战争突然爆发和阻碍应战的因素。由于这样的信条，民主政府最后才理解管理货币和指导贸易的含义，即使是为势所迫要实行这些政策；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时以平衡预算和自由企业的名义阻止了及时重振军备，而重振军备是处于战争状态时经济力量的唯一可靠基础。英国的正统预算和货币学说导致国家事实上面对全面战争时依然坚持有限度参战的传统战略原则；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例如石油和铝矿行业，躲在自由企业的戒律后面，成功抗拒为工业的紧急情况作好准备。若然经济自由主义者不是固执和坚持他们的谬论，民族领袖和大多数自由人可能为这时代的考验有更充份准备，甚至也许能够完全避免冲突。十年间发生的事件没有改变拥抱着整个文明世界社会组织的世俗原则。在英美两国，自由放任原则衍生了数以百万计的独立企业单位，在某一领域颓然失败没有摧毁它在所有领域的权威。诚然，自由放任原则的部份衰落可能加强了它的影响力，因为拥护者藉此强调未有完全执行原则是造成任何困难的原因。实际上，这是经济自由主义迄今的最后论点。辩士以无尽的不同说法重复辩解：若是没有批评者鼓吹的政策，自由主义会完成任务；导致种种弊病的不是竞争性体系和自动调节的市场，而是对那体制和那市场的干预。这论点不仅有最近侵犯经济自由的无数事例支持，而且还有另一明确事实的支持：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自动调节市场体系的扩展遇上持久的逆向趋势，阻碍了这样的经济体制自由运转。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者能够臆猜把现和过去连接成为连贯的整体。试问谁能否认政府干预企业会破坏信心？如法律没有提供失业救济，失业有时反而会少一些？公共工程的竞争损害私人企业？财政赤字会影响私人投资？家长式作风会抑制企业的主动性？当今如此，当然过去也是如此。在1870年代，一股全面的社会和国家保护主义运动在欧洲兴起，谁可怀疑这会妨碍和限制贸易？谁可以怀疑工厂法，社会保险，市政企业[16]，医疗服务，公用事业，关税，赏金和补贴，垄断集团与信托，禁止移民、资本转移和进口，更不用说较少公开的对人、物、支付流动的限制，必定对竞争性体制功能造成重重阻碍，延长了经济萧条，失业恶化，金融低潮深化，贸易量减少，严重破坏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自由主义者坚持所有不幸的根源就是自1875年以来不同派别的社会、民族和垄断保护主义对就业、贸易和货币自由的干预；若是工会和工人组织没有和垄断性生产商和农业集团组成非神圣同盟[17]，因为目光短浅的贪婪连手阻挠经济自由，今天的世界已在享受这近乎自动创造财富机制的成果。自由主义的领袖从不厌倦重复唠叨十九世纪的悲剧源于人类没有能力信奉早期自由主义者的启示；先辈的许多方案受到以下种种因素阻挠：民族主义、阶级冲突、既得利益团体、垄断者以及劳动人民漠视全人类（包括工人）最终受惠于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精神弱点阻挠了伟大的智慧和精神前进；自私自利的力量力使〔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精神的成就化为乌有。简言之，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辩词。如不驳倒这些辩词，经济自由主义将继续在辩论中把持发言权。下文集中这问题。一致公认旨在推广市场体制的自由主义运动遭遇趋向约束市场体制的保护性逆向动力；这样的假设是本书有关双向趋势的基本论点。本书断言市场体系自动调节的概念其内在谬论最终会摧毁社会，但自由主义者指责最不同的因素破坏了这伟大的方案。自由主义者未能举出证据证明有任何协调的力量阻挠自由主义运动，只好提出几乎不能反驳的阴谋论。这是自由主义者解读1870-80年代事件时以不同形式提出反自由主义阴谋论的神话，通常认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崛起是改变情景的主要因素；生产商协会和垄断者、农业集团和工会被认为这情景的反派角色。因此，自由主义学说的最高精神形式假设现代社会的一些辩证规律证明启蒙理性显得矛盾，而其粗糙形式沦为攻击政治民主主义是干涉主义的主要动机。事实的证言明确地驳斥自由主义的论点。反自由主义阴谋纯粹是想象。「集体主义」逆向趋势的不同形式不是因为一致的利益集团偏爱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而是市场机制膨胀影响更大范围的重要社会利益。这解释了那机制膨胀引起普遍反应的重要务实特点。知识潮流对这过程没有任何作用；因此，自由主义者偏见认为反自由主义发展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也没有任何作用。虽然正统自由主义在1870-80年代终结的说法是正确，现今的所有关键问题可追溯那年代也是正确，但如认为社会保护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变化是由于其他任何原因而不是自动调节市场体系的内在弱点和危险引起，这说法是不正确。可以有多种方法表达这情况。首先是行动针对的问题有惊人的差异。单单这种情况会排除一致行动的可能性。以下引用HerbertSpencer在1884年编纂的干预清单，当时他指责自由主义者为了「限制性立法」而放弃他们的原则。[18]清单可见题目是如此多式多样。1860年授权政府「从地方税支付分析员的食物和饮料」；接着的法案规定「检查煤气工程」；补充〈开矿法〉，规定「聘用十二岁以下缀学文盲男孩即属违法」；1861年授权「济贫督察强制执行接种疫苗」；授权地方管理委员会「订定租用交通工具的费率」；授权一些地方团体「在当地征税以支付农村排污和灌溉工程以及饲养牲畜供水」。1862年通过法案，宣布「只有单一通风管道的煤矿」违法；另一法案赋予医学教育委员会独有权力「提出药典，价格由财政部制定」。惊恐的Spencer写了数页纸列举这些或类似的法案。1863年，「苏格兰和爱尔兰强制接种疫苗」。还有法案委任检查官员负责检查「食物是否可口」；〈烟囱清洁工法〉防止指派儿童清扫太窄的烟囱而导致折磨和最终死亡；〈传染病法〉；〈公共图书馆法〉授权地方政府「为购买图书，多数人可向少数人征税」。Spencer指出这些都是反自由主义阴谋论的不容反驳的证据。但这些法案任何一项都是为了处理某些现代工业环境引起的问题，旨在维护某些公共利益免受环境或处理工业问题的市场手段危害。不带偏见的看法认为这正好证明「集体主义」逆向趋势本质纯粹是实际和务实。大多数执行这些法案的负责人都是深信自由放任的支持者，肯定不希望他们同意在伦敦成立消防队是暗示对经济自由主义原则表示不满。正好相反，这些法案的支持者一般是毫不妥协地反对社会主义或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其二，解决办法从自由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有时是一瞬间的事情，参与立法酝酿过程的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Dicey举出的典型例子是〈劳工赔偿法[19]〉处理工人在受雇期内因工受伤时雇主的责任。自1880年以来，有多项法案都依据个人原则：必须有序规管雇主对雇员的责任，一如规管他对其他人的责任，例如陌生人。舆论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但在1897年雇主突然成为雇员的承保人，承担雇员因工受伤的责任；正如Dicey公正地评论，这是「彻底的集体主义立法」。这是最好左证说明自由主义原则被反自由主义原则取代，不是涉及的利益集团类型和对事情的舆论已经改变，而是纯粹因为环境演变，产生问题，要找出解决办法。其三，比较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国家的发展，得出间接但最引人注目的证据。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和卑斯麦时代的普鲁士（德国）相差甚远，与法国第三共和国或是哈布斯堡王朝[20]有很大差异。可是各国都经历了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时期，接着在公共卫生、工厂条件、市政企业、社会保险、海运津贴、公用事业、贸易协会等方面经历了反自由主义立法时期。很容易制作各国大事纪的清单。劳工赔偿法：英格兰在1880和1897年立法，德国1879年，奥地利1887年，法国1899年；执行工厂检查：英格兰1833年，普鲁士1853年，奥地利1883年，法国1874和1883年；市政企业：英格兰伯明翰市异见人士和资本家JosephChamberlain在1870年代引进包括公用事业的市政企业；KarlLueger在1870年代为维也纳帝国引入市政企业，他是信奉耶教旧教的「社会主义者」和极度痛恨犹太人；德国和法国许多城市的当地联盟引入市政企业。在一些案例，支持一方是极端反动和反社会主义（维也纳），或是「极端帝国主义」（伯明翰），或是像法国里昂市长EdouardHerriot的纯粹自由主义色彩。英格兰信奉耶教新教，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替的内阁断断续续努力争取完成工厂法。在德国，耶教旧教徒和社会民主党党员一同参与；奥地利教会和最好战的支持者、法国教会的敌人和激烈反对教权的人负责制定几乎相同的法律。不同国家的形形式式政党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口号，有非常不同的动机，面对一大堆复杂问题时都实施了几完全一样的措施。从表面来看，如果像反自由主义阴谋论那样以为各路人马秘密地被相同的意识形态成见或狭隘集团利益驱使，这是荒谬绝伦的想法。与此相反，所有事情都支持这个假设：严竣大自然的客观理性强迫立法者表态。其四，重要的事实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本身在不同时间提出在理论和实践非常重要的明确案例，倡议限制契约自由[21]和自由放任政策。当然，他们的动机不是反自由主义的偏见。例如一方面是劳工结社的原则，而另一方面是工商企业法。前者指工人结社以争取改善工资；后者指信托权益、垄断集团或其他资本主义式结社以提高价格。指责在这两情况下利用契约自由或自由放任政策以抑制贸易，这说法是公正的。无论劳工结社是为了争取提高工资，或是企业结盟是为了提高价格，既得利益集团明显利用自由放任原则来缩小劳动力市场或其它商品市场。极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从LloydGeorge和罗斯福，到ThurmanArnold和WalterLippmann这些长期自由主义者把「自由放任」屈服于自由竞争市场的需求；他们迫切要求规章和限制，迫切要求刑事法律和强制，并一如任何「集体主义者」一样指责工会或企业正「滥用」契约自由。理论上，自由放任或契约自由意味工人可以决定个别或联合一起拒绝工作；也意味商家不用理会消费者的愿望，相互协商售价。但实际上这样的自由与自动调节市场的机制相互抵触，并且，在这样的抵触情况，自动调节市场必然优先。换句话说，如自动调节市场的需求与自由放任的需求彼此矛盾，经济自由主义者会背弃自由放任，宁愿采用集体主义的规章和限制措施，一如反自由主义。这种态度催生了工会法和反垄断法。事实就是即使经济自由主义者时常在工业组织的绝对重要领域中使用「集体主义」措施，没有其他确凿证据说明现代工业社会无可避免要使用反自由主义或「集体主义」措施。顺便一提，以上有助阐明术语「干预主义」的真正意义；经济自由主义者喜欢以这术语表示与己相反的政策，但只是显得思想混乱。干预主义的对立面就是自由放任，而上文解释经济自由主义不等同自由放任（虽然一般用法是可以把两个术语交替使用）。严格来说，经济自由主义是社会的组织原则，社会的工业建基于自动调节市场机制。诚然，一旦这样的体系差不多完成，就较少需要某一类干预。但这远远不是说市场体系和干预是相互排斥。因为只要这体系还没有建立，经济自由主义者必定以及毫不犹豫要求国家干预以建立这体系；一旦体系建立，也要求国家维护。所以，经济自由主义者没有任何犹豫要求国家运用法律的力量，甚至可能利用内战的强暴力量建立自动调节市场的先决条件。在美国，南部邦联诉诸自由放任论点来证明奴隶制度有道理；北部邦联求助于武力干预建立自由劳工市场。因此，自由主义作者对干预主义的谴责是空洞口号，意味着只是凭一己是否恰好赞同一套行动而是否谴责。经济自由主义者能够始终坚持的唯一原则是自动调节的市场，无论这原则是否涉及干预。总而言之，针对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的逆向趋势拥有自发性反应的明显特征。逆向趋势在无数断开的结点落脚，那些直接受影响的利益之间看不到可以追踪的连结或是任何一致的意识形态。以工人赔偿为例，经济利益、思想影响或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方面没有任何改变，但同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从个人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从自由主义转变为反自由主义，从自由放任转变为干预主义；这仅仅是由于更多认识该问题的本质。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工业发展一定阶段中都有非常类似的变化，从自由放任转变为「集体主义」，揭示这过程的根本成因其深度和独立性，但经济自由主义者肤浅地把这归因为情绪的改变或各种各样的利益。最后，分析揭示即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激进拥护者也不能避开令自由放任主义不适用于先进工业环境的规律；因为在工会法和反垄断监管这些关键案例，极端自由主义者不得不要求国家多方面干预，以保护自动调节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不受垄断性影响。甚至自由贸易和竞争也需要干预才可以运作。1870和80年代的「集体主义」阴谋论的自由主义神话与所有事实恰恰相反。本书对双向趋势的解读有证据支持。本书强调如市场经济对社会组织的人文和自然成份构成威胁，人民迫切要求某种形式的保护时还有什么别的期望？这是本书的发现。同样，可以预期事情的发生不是他们有任何理论的或理性的先设概念，也无关他们对市场经济背后的原则有什么态度。再说一遍，情况就是这样。此外，本书提出如能证明特定利益是独立于许多不同国家的特有意识形态，各国政府的历史比较也许对本书的论点提出半实验性支持。本书对此可以举出明显证据。最后，自由主义者本身的行为证明了维护贸易自由（本书的定义是自动调节的市场）非但不排斥干预，实际上是要求这样的行动，而自由主义者时常要求国家采取强制性行动，例如工会法和反垄断法。因此，对双向趋势的两个对立解释，历史证据最能决定那一种解释正确：一方面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坚持他的政策从未有过机会，被目光短浅的工会会员，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贪婪的生产商以及保守的地主所扼杀；另一方面是批评者提出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普遍「集体主义」反应以反对市场经济扩展，作为自动调节市场的理想原则必然危及社会的结论性证据。[1]laissez-faire[2]ordrenaturel[3]Maximes[4]TableauEcollomique[5]familyendowment[6]Principles[7]原注1：Webb,S.andB.,op.cit.[8]Anti-CornLawBillof1846[9]BankActof1844[10]PoorLawAmendmentActof1834[11]LibelAct[12]'SixActs'of1819。英国在1819年8月16民众暴动后，在当年十二月通过六条新法以防止未来暴动：〈培训防治法TrainingPreventionAct〉禁止任何人接受任何武器培训或演习；〈充公武器法SeizureofArmsAct〉；〈轻罪法MisdemeanorsAct〉减少保释的机会和方便法院更快处理案件；〈煽动性会议防治法SeditiousMeetingsPreventionAct〉规定五十人以上讨论国事的会议要法官批准；〈亵渎和煽动性诽谤法BlasphemousandSeditiousLibelsAct〉提高已有法律的刑罚；〈报章和印花税法NewspaperandStampDutiesAct〉规定论政出版物要纳税。[13]原注2：RedlichandHirst,J.,LocalGovernmentinEngland,Vol.II,p.240,quotedDicey,A.V.,LawandOpinioninEngland,p.305.[14]原注3：Ilbert,LegislativeMethods,pp.212-3,quotedDicey,A.V.,op.cit.[15]inspectability[16]municipaltrading。政府的公众服务对象一般是整体市民（警政、街灯等）或有资格限制的使用者（济贫、儿童教育等），政费开支来自税收。如政府决定一些经济服务（水、电、坟场等）要收费，收回部份或全部成本，这已类似企业运作。[17]unholyalliance[18]原注4：Spencer,H.,TheManvs.theState.,1884.[19]Workmen'sCompensationAct[20]EmpireoftheHapsburgs[21]freedomofcontract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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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人、大自然和生产组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二部市场经济的兴衰（二）社会的自我保护第十一章人、大自然和生产组织百年以来，现代社会的动力受到双向趋势的支配：市场不断扩大，然而这趋势受到有明确方向的相反趋势抑制。虽然这相反趋势对保护社会至关重要，但最后分析是与市场的自发调节是不兼容，因此与市场体制本身也是不兼容。那体制以跳跃式方式发展，吞噬了空间和时间，通过创造银行货币而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动力。大概在1914年，这体制已达极致，一网打尽全球各地、这一代和下一代人、自然人和虚拟实体的企业。自耶教开始传播以来，一种生活新方式以空前绝后的方式广泛传遍世上，而这一次是在纯粹物质层面。但同时有相反的趋势在发展。这不仅仅是社会面对变革时的惯常防御行为，而是对抗混乱的反应；混乱已经攻击社会结构，可能破坏由市场创造的生产组织。Owen的洞识是正确的：如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的规律发展，就会产生庞大而永久的灾难。生产是人和大自然的互动。如这过程的组织是通过以物易物和交易的自发调节，人和大自然必然要进入轨道，受制于供求关系；换句话说，人和大自然都是商品，是待售的生产货品。这正是市场体系的安排。人以劳工之名、大自然以土地之名出售；劳动力以工资价格四处买卖，土地以协商的租金价格出让使用权。劳动力有市场，土地也有市场，两种市场的供求关系受到各自的工资和租金高度调节；劳动力和土地待售的假设一直受到支持。因此，劳动力和土地不同组合的投入资本在生产部门之间流转，自动平衡各部门的收入水平。但是，虽然理论上可以这样组织生产，但商品化的假设忽略了如把土地和人的命运交给市场，效果等同摧毁土地和人。因此，相反的趋势存在于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土地）方面抑制市场的行动。这是干预主义的主要作用。生产组织也受到同一方面的威胁，价格水平改变危及工业、农业或商业的单一企业。因为在市场体制下，如价格下跌，业务受损；除非所有要素的成本同比下降，否则「做生意的公司」被迫倒闭；价格下跌很可能并不是由于成本全面下跌，而只不过是由于货币体制的组织方式。这就是自发调节市场发生的情况。下文详述。理论上，购买力是由市场行为自身提供和调节；「货币是商品」就是这意思，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商品（刚好发挥货币的作用）的供求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货币传统理论。根据这学说，货币只是比其它商品更常用于交易的一种商品的另一名字，拥有货币的主要目的是方便交易。为求达到这目的，使用兽皮、牛只、贝壳还是黄金作为货币并不重要；任何发挥货币作用的对象其价值取决于对象只是作为食粮、衣着、装饰或其它目的用途。如刚好以黄金作为货币，其价值、数量和流向是受到适用于其它商品的相同法则支配。所有其它交易手段都涉及在市场之外创立货币；无论由银行或是政府发行货币，都会干预市场的自发调节。关键在于作为货币的商品与其它商品没有什么不同；其供求如同其它商品的供求一样被市场调节；货币只是间接交易的手段，因此赋予货币其它特征的观念本质上是错误。因此如以黄金作为货币，假如有纸币的话，纸币必定代表黄金。Ricardo学派根据这学说期望英伦银行组织货币的供应。确实没有其它方法能够阻止政府「干预」货币体制，从而保证市场的自发调节。商业的情况非常类似社会的自然和人力物质的情况。出于基本上相似的理由，市场的自发调节是全体的威胁。如在劳动力方面需要规管工厂的法律和社会法律来保护工人不受虚构商品的影响，如土地和农业方面需要土地法律和农业关税来保护自然资源和农村文化免受虚构商品的影响，那么同样也需要中央银行和货币体制的管理来保护制造业和其它生产型企业免受虚构商品对货币的危害。矛盾的是不单只是人类和大自然资源、资本性生产本身的组织也有必要寻求保护，免受自发调节的市场的毁灭性影响。回到上文提到的双向趋势。这可以体现为社会的两种组织原则的行动，各自为本身定出具体的制度性目标，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和利用本身的独特方法。趋势之一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旨在建立自发调节的市场，依赖贸易阶层的支持和主要利用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作为手段；另一趋势是社会保护的原则，旨在保护人和大自然以及生产性组织，依赖最直接受到市场行为有害影响阶级的不同支持（主要但并不限于劳动阶级和地主阶级），以及利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措施作为手段。对阶级的强调是重要的。地主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塑造了十九世纪的整体社会史，彼此各有角色，因为各自承担源自社会总体状况不同功能的功能。中产阶级是新生市场经济的承载者，其商业利益整体而言与生产和就业的一般利益并行；如生意兴荣，可能人人就业，地主收到租金；如市场扩大，可以自由和容易投资；如贸易成功与外国竞争，货币安如盘石。另一方面，贸易阶层没有能够察觉危险的器官；这些危险涉及榨取工人体力、破坏家庭生活、破坏邻里关系、滥伐林木、污染河流、工艺标准退化、社会习俗瓦解以及生存水平总体下降，生存包括房舍和艺术以及无数不影响利润的私人和公共生活方式。中产阶级对利润是普世恩泽有几乎是神圣的信念，藉此发挥他们的功能，但这信念使他们没有资格保护幸福生活中一如促进生产同样重要的其它利益。那些没有在生产中应用昂贵、复杂和特殊机器的阶级就可以乘机而起。粗略地说，地主贵族和农民有责任确保国家的军事能力，军事能力依然主要依靠人和土地；而劳动人民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已是无家可归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但在不同时间，各社会阶层代表的利益是大于本身的利益，即使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十九世纪来临之际，普选已是相当普遍，工人阶级是国家的有影响力因素；另一方面，把持立法机关的贸易阶层受到挑战，更注意他们在行业中领导地位涉及的政治权力。只要市场体系继续在没有大压力和张力的情况运作，影响力和权力奇特的本地化不会造成麻烦；但如出于内在原因情况不再是这样、当社会阶级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各方角力把政府和企业、以及国家和行业分别形成各自大本营，就会危及社会本身。为争取本身利益，各方使用和滥用政治和经济这两项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武器。正是由于这危险僵局导致二十世纪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危机。从这两个角度可以概述塑造十九世纪社会史的趋势。一种趋势源自经济自由主义的组织原则和社会保护之间的冲突导致根深蒂固的体制张力；另一趋势源自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两者相互影响，于是危机剧化为灾难。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十章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十章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人们认识贫困的意义时，十九世纪已做好准备。分水岭大约是1780年。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认为济贫不是问题；但十年后Townsend的《济贫法论述》把济贫提升为重要议题，在此后一百五十年一直困扰人们的思想。从亚当·斯密到Townsend的氛围变化确实引人注目。前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是由ThomasMore和马基雅弗利[1]，马丁路德[2]和JohnCalvin开创的国家年代；后者属于Ricardo和黑格尔从相反角度发现了社会存在的十九世纪；社会不服从国家的规律，相反，国家服从社会的规律。诚然，亚当·斯密把物质财富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他以极大的现实主义而为之，所以成为一门新科学（即经济学）的奠基人。对他而言，财富只是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其用途是服从社会；财富是历史上各国争取生存过程的附属物，不能与国家分离。依照他的观点，支配国家财富有一组条件源自整个国家的进步、静止或衰退状态；另一组条件源于国家安全稳定以及势力均衡的需要；还有一组条件取决于政府偏袒城市或乡村、工业或农业的政策。因此，他认为只有在既定的政治框架内才可以阐述财富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广大民众」的物质福祉。他的著作没有透露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为社会制定法则，也没有透露资本家代表管治自成一体经济世界的上天在世俗发言。在他而言，经济范畴还没有本身法则可以作为善与恶的标准。亚当·斯密打算把各国的财富视为该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函数；所以他的海军政策与Cromwell的1651年《航海法则[3]》是如此契合，而他的人类社会观念与JohnLocke的天赋权利论是如此和谐一致。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指出社会的经济范畴可能成为道德法则和政治责任的源头。自利行为只会促使人们做出本质上也会有利他人的事情，就像屠夫的自利行为最终为他人提供菜肴。斯密的思维是广泛的乐观，因为支配世界的经济部份其法则是和人类命运共鸣，支配其余事物的法则也是如此。没有无形之手试图以自利之名把自相残杀的习俗强加人类。人的尊严是有道德的人的尊严，因此人是家庭、国家和「伟大人类社会」公民秩序的成员。理性和人性为零星行为设定界限；竞争和获利必须让位给理性和人性。依据人类的内在精神原则就是「自然」；依据这些原则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亚当·斯密有意识把物质意义的「自然」排除在财富问题之外。「无论任何国家的土地、气候或领土范围如何，其每年的供给是丰富或不足，必然在特定情况下肯定取决于两个条件，」即是劳工的技能和社会上有用成员和闲散人员的比例。没有自然因素，只有人的因素。他故意在书的开始部份排除了生物和地理因素。重农主义者的谬论对他起了警示作用；他们偏好农业，致使他们混淆了物质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并促使他们强辩只有土地才真正具创造力。斯密的思想没有歌颂自然之理。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人文科学，应该研究什么是人的本性，不是「自然」的本性。十年后的Townsend《济贫法论述》集中讨论山羊和狗的定理。场景是智利海岸之外的太平洋鲁宾逊岛。JuanFernandez登陆岛上，放养了一些山羊，以便日后重临时有肉可吃。山羊以惊人速度繁殖，成为骚扰西班牙贸易的武装民船（主要是英国人）的便利食品储备。为了消灭山羊，西班牙当局在那里放养公狗母狗各一，这两只狗日后也大量繁殖，减少了它们以之为食的山羊数量。Townsend写道：「然后恢复了新平衡。两个物种的最弱者最先成为自然债务的牺牲品；最活跃和最健壮的保存了性命。」他又补充：「食物的数量控制了人类物种的数目。」搜索资料[4]，找不到可以证明上述故事的证据。JuanFernandez确实在某时候放养了山羊；但据WilliamFunnell的描述，传说中的犬只是美丽猫儿，而且据说狗或猫都没有繁殖；山羊栖息在难以接近的岩石，而沙滩满是肥胖海豹（所有的报告都是一致），这些胖家伙更可能成为野狗的猎物。不过，范式并不依赖实证支持。没有古文物研究的真实证明，丝毫没有影响Malthus和达尔文受到这故事的启发：Malthus从Condorcet知道这故事，而达尔文是从Malthus得知。若不是Townsend从山羊和狗的故事得到如下的箴言并希望应用到济贫法改革，达尔文的天择论[5]和Malthus的人口法则都不可能对现代社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Townsend说：「饥饿会驯服最凶猛的动物，教导最堕落的人学会体面和礼貌、顺从和臣服。通常，只有饥饿能驱使和刺激他们（穷人）劳动；但我们的法律声言他们决不会挨饿，也必须承认法律提及他们会被迫要工作。不过，法律制约带来许多麻烦、暴力和吵闹，令人憎恶，决不能产生为人接受的好服务；而饥饿不仅是平和、无声、持续的压力，而且作为生产和劳动的最自然动机，饥饿驱使人尽全力；一旦受惠他人慷慨解囊，这是善意和感恩的持久和可靠的基础。奴隶肯定要强制工作。但自由人应该自行考虑和判断，应保护他全面就业，无论多少；当他侵犯邻居的财物时应受到惩罚。」这是政治学的新起点。Townsend从动物方面理解人类社会，绕过了所谓无法避免的政府基础问题，从而把新的法规概念引入人类事务，即是大自然法规。ThomasHobbes[6]的几何学偏见，以及Hume、Hartley、Quesnay和Helvetius等人在社会寻求牛顿定律都只是比喻性：他们全都渴望要发现普遍的社会规律，一如大自然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但他们想到的是人类的定律，例如Hobbes的恐惧心理力量，Hartley的心理学联想、Quesnay的自利或Helvetius对功利的探索。这没有什么神经过敏：Quesnay像柏拉图一样偶尔采用饲养者的观点看人间事物，亚当·斯密肯定没有忽视实际工资与劳工长期供应之间的联系。然而，亚里士多德曾教导只有诸神或野兽能够在社会之外生活，而人不是神也不是野兽。耶教思想认为人与野兽之间的区别也是构成的；生理学现实领域的研究不可能混淆人类共和国精神根源的宗教意义。对Hobbes而言，如人是狼，那是因为人在社会之外表现像狼，而不是因为人与狼之间存在任何共同的生物性因素。最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还没有设想到有任何人类社会是没有法律和政府。但是在JuanFernandez的岛上，没有政府也没有法律，山羊和狗之间却依然保持平衡。平衡得以维持，一方面是因为狗没有办法吃掉那些逃往岛上岩石险峻地带的山羊，另一方面是山羊克服了种种不便以躲避狗的捕食。那种平衡无需政府维持；是一阵阵的饥饿和食物不足恢复了平衡。Hobbes曾主张要有暴君，因为人就像野兽；Townsend坚持人实际上就是野兽，而正因如此所以只需要最小限度的政府。依照这种崭新的观点，自由社会可以当作是由两类人组成：有产者和劳动者。后者的数目受到食物量的限制；只要财产是安全的，饥饿就会驱使他们去工作。无需地方治安官员，因为饥饿比他们更能维持纪律。Townsend尖锐地指出，恳求治安官员插手即是「强者恳求弱者。」新基础与正在浮现的社会密切吻合。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国家市场一直在发展；谷物价格不再是地方性，而是地区性；这预示几乎是普遍使用货币以及货品有广泛的市场可能性。市场价格和收入，包括租金和工资相当稳定。重农主义者首先注意到这些规律，但在封建收入依然流行的法国、劳工往往是半奴隶性，以至租金和工资通常都不是由市场决定，所以重农主义者甚至无法把这些规律整理成为理论。但在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乡村已经成为商业社会的部份，地主的租金和农业劳工的工资明显依赖价格。只有在例外情况才由政府机构限制工资或价格。在这奇怪的新秩序下，旧的社会阶层却继续多多少少维持先前的阶级，尽管他们的合法特权和限制已经消失。虽然没有法律限制劳工要为农户干活，也没有法律迫使农户让地主过好日子，但劳工和农户还是似乎在这种压力之下生活。什么法规命中注定劳工要服从没有法定责任的主人？什么力量把社会各阶层分开，好像彼此是不同人种？什么维系这人类社会的均衡和秩序，无需动用或甚至容忍政治性政府的干预？山羊和狗的范式似乎提出答案。人类的生物特性似乎是没有政治秩序的社会的既定基础。因此，当前的经济学家放弃了亚当·斯密的人道主义基础，转而采纳Townsend的论点。Malthus的人口论和Ricardo的递减回报法则使人口繁衍和土地肥力成为新发现领域的的组成要素。经济社会已形成与政治国家有别。就十九世纪思想史而言，这人类集体存在的环境（复杂社会）明显极其重要。因为浮现的社会就是市场体系，人类社会面临的险境是从迄今以政治实体为部份基础的道德世界转至完全陌生的基础。赤贫化问题显然难以解决，正迫使Malthus和Ricardo赞同Townsend对自然主义的沉缅。Burke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探讨赤贫化问题。西印度群岛的环境令他确信如不为白人主子提供任何安全保障措施，培育大量奴隶人口是危险的，尤其是在黑人经常被允许带有武器。他认为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国内失业人口增加，因为政府根本没有警力可用。虽然他是不折不扣的家长制传统的拥护者，但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热情信徒，因为他看到对付迫在眉睫赤贫化管理问题的答案。地方管理机构很乐意看到棉纺厂对贫困儿童的意外需求，而儿童的学徒问题留给教区处理。成百上千与生产商签订契约，而工厂往往是在偏远地区。新城镇需要大量赤贫民；工厂甚至愿意支付穷人。成年人被分配到任何愿意养活他们的雇主，一如被轮流分派到教区内农场当杂工。外派穷人比管理「无罪的监狱」节省成本；这是贫民习艺所的别称。从管理的角度看，这意味着「雇主有更贯彻而细致的权力[7]」，取代了政府和教区强制〔劳工〕工作的职能。显然，这涉及治国之道的问题。如教区向资本主义企业家外派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而资本家又愿意支付工资，为何穷人要成为政府的负担，要由教区养活？这岂不是清楚表明，除了教区方案，还有更便宜的方法促使穷人挣钱养活自己？答案在于废除伊丽莎白济贫法，无需以其它法律代替。无需评审工资，无需救济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也没有最低工资或保障生存权利。处理劳工就要正视劳工是在市场寻找自身价格的商品。商业规则是自然法则，因此也是上帝的法则。当软弱的地方官员向较强者求助，太平绅士求助于饥饿，还会是什么别的？对政治家和管理人员而言，「自由放任[8]」只是保证法律和秩序的原则，而且成本和着力最少。就让市场负责养活穷人，事情将会水到渠成。正是在这一点，理性主义者Bentham与传统主义者Burke彼此意见一致。痛苦和快乐的要求不要造成任何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饥饿可以解决问题，就无需任何别的痛苦。「法律能为生计做些什么？」Bentham的回答是：「没法直接做什么。」[9]。贫困是「大自然」在社会挣扎求存，其具体约束就是饥饿。「具体约束力量够大，就业的政治约束可能是多余。」[10]所需的一切只是「科学而又经济」地对待穷人。[11]Bentham强烈反对Pitt的〈济贫法草案〉，草案等同把史宾汉兰制度变成法律，因为这允许院外救济和工资补贴。但Bentham与他的学生不同，他当时既不是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他的「行业大楼」是虚假科学管理实行细致实际管理的恶梦。他坚持计划总是必要的，因为社会对穷人的命运不可能无动于衷。Bentham相信贫困是繁荣的部份。他说：「在社会繁荣的最高阶段，大多数平民除了日常劳动之外没有极少的其它财富，因此总是濒临贫困⋯」所以他建议「应定期对贫穷的需求提供援助」，他遗憾地补充：「理论上，需求减少，损害了工业」，因为从效益主义角度看，政府的任务就是增加需求，以加强饥饿的具体约束效力。[12]让大多数老百姓濒临贫困作为繁荣最高阶段的代价，涉及非常不同的人文态度。Townsend通过沉缅于偏见和情感主义而纠正他的情感平衡。人穷志短是自然规律，否则卑屈、肮脏的和不体面的工作没人去干了。如果不依赖穷人，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除了苦难和贫穷，有什么能能迫使下层人民面对暴风海洋和战场的一切可怕？」但这样的粗疏爱国主义展示依然为更细腻的情感留下空间。济贫措施当然应该彻底取消。〈济贫法〉「始于近乎荒谬的原则，声称要完成本质和世间组织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若是把穷人交付富人的怜悯，谁能够怀疑「唯一的困难」只是限制后者仁爱之心的冲动？慈善的情感不是远比严格法律责任的情感更加高贵？他高呼「大自然之中能否有比仁慈的温和满足感更美？」，并比对铁石心肠的教区救济没有「直接表达对意外恩惠的真诚感激」情景。「当穷人不得不与富人为友，富人决不会希望减轻穷人的苦难⋯」。读过《两个民族[13]》对生活细节的动人描述，没人会（下意识）怀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是从山羊和狗的岛上学会情感教育。EdmundBurke是不同境界的人。Townsend这样的人有少许失误，他却犯下大错。他的天赋把残忍的事实表彰为悲剧，情感上添上神秘的光环。「当我们假装可怜那些必须劳动的穷人，否则世界无法存在，我们是在轻视人类的情况。」这无疑好过粗俗的漠不关心、空洞的悲叹或同情心高涨的伪善之言。但这现实态度的雄浑气度，却因强调贵族统治地位时的微妙满足感而打了折扣。结果是要比希律王[14]*还要希律王，但低估了及时改革的机会。公正的猜想是如果Burke还活着，1832年打算结束古代统治的〈国会改革草案[15]〉可能获得通过，但付出不可避免流血革命的代价。不过，一旦政治经济的法则注定人民要在不幸中挣扎，Burke可能反驳：平等的概念不就是残酷地引诱人类走向自我毁灭？Bentham不是Townsend那种圆滑的自满，也不是Burke的过份沉淀的历史主义[16]。他相信理性，改革新发现的社会规律领域似乎是效益主义实验梦寐以求的无人境地。他一如Burke拒绝动物性决定论[17]，也拒绝经济学优于正当政治学。虽然他是《论高利贷[18]》和《政治经济学手册[19]》的作者，但他是经济学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没有提出效益主义[20]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即是价值来自效益。他反而被联想心理学促使成为有无穷想象力的社会设计师。他认为「自由放任」只是社会机械的另一工具。工业革命的智慧主要动力是社会创新，不是科技创新。过了整整百年，当工业革命早已结束之后，自然科学[21]才对工程学作出决定性贡献。在机械学和化学这些新的应用科学发展之前，对桥梁或运河的实际建造者以及机器或发动机设计师而言，一般自然规律的知识是完全无用。Telford是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创始人和终身主席，拒绝接纳物理学学者成为会员；据DavidBrewster爵士所言，他从不学习几何学原理。自然科学的胜利在真正意义上是属于理论性，其实际重要性没法与当时的社会科学[22]相比。科学的声誉高于常规和传统，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地位因为与人文科学[23]的联系而大大提升；对此我们这代人认为难以置信。发现经济学是惊人的意外，大大加速了社会变革和建立市场体系，而具决定性影响的机器却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工匠发明。因此，可以公正又恰当地指出社会科学应当是机械革命的智慧之源，不是自然科学；机械革命把自然力量置于人类控制之下。Bentham认为他发现了一门新社会科学，即是道德伦理和立法，这将建基于效益原则，借助联想心理学以精确计算。十八世纪英格兰认为「科学」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实用技术，正是由于科学在人文事务的范畴内变得有效。对这样的务实态度的需求颇为势不可挡。由于没有统计资料，往往不可能指出人口增加或减少、外贸平衡的趋势如何、那个人口阶层取得优势。人们往往只能猜想国家财富增加或减少，穷人来自何处，信贷、银行或利润的情况如何。「科学」最初是以实证方法解答这些问题，而不是纯粹猜测或古文物研究；而由于实际利益很自然是重要，所以科学要提出如何控制和组织新事物的庞大领域。历史见证了圣徒对贫困的本质感到困惑，又聪明地实验自助形式；利润的概念曾被欢呼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贫困是好还是坏的征兆，众说纷纭；科学性质的贫民习艺所管理层发现无法利用穷人创造财富而感到困惑；Owen以良知慈善事业运作他的工厂而致富；还有许多其它实验似乎运用了同样的启蒙性自助原则，但都令人惋惜地失败，善心的发起人陷于悲惨的困惑。如果把视野从赤贫问题扩大到信贷、铸币、垄断、储蓄、保险、投资、公共财政以及监狱、教育和彩票业等方面，可能每项都容易引出许多相关的新类型探索。这时期大约在Bentham去世时结束[24]；自1840年代，在世的计划者只是特定风险事业的推手，而不再去探讨所谓互惠、信任、风险以及人文事业的其它要素这些通用原则的新应用方法。从此以后，商人以为知道业务活动应采取什么形式，在成立银行之前极少考虑资金的性质。当时的社会设计师每每是怪人或骗子，也经常被投入监狱。从Paterson和JohnLaw到Pereires的工业和银行体系曾积极推动各样宗教、社会和学术宗派项目短暂泛滥股票交易所，现已变成只是细流。负责日常事务的不再如前重视分折意见。至少有人认为社会的探索已经终结，人类的地图已没有空白点。百年之内不可能出现Bentham那样的人。一旦工业活动的市场体制成为主导，所有其它体制领域都附属这模式；社会的人为计划的天才也失去归宿。Bentham的圆形监狱，不仅只是「把无赖磨练成诚实的人、把懒汉磨练成勤劳的人的工厂」[25]，也像英伦银行一样支付股息。他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改善专利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十年一次人口普查；建立卫生部；促进储蓄普遍化的有息票据；蔬果低温储藏室；按新科技原则建立军工厂、最终由囚犯或者接受救济的穷人运行；设立文摘日校向社会中上阶层教授效益主义；公共会计制度；房地产登记制度；公共教育改革；制服登记；消除高利贷；放弃殖民地；采取避孕措施降低穷人比例；通过股份公司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以及其它建议。这些建议有一些计划确实可能带来小小进步，例如「行业大楼」集合多项基于联想心理学成就的创新，以改善和利用人的劳力。虽然Townsend和Burke把自由放任扯上立法无为主义[26]，但Bentham认为这无阻改革浪潮。Malthus在1798年曾回答WilliamGodwin的问题，答案成为古典经济学的正式起点，但在讨论之前先回顾当年的情况。Godwin的《政治正义[27]》是要反驳Burke的1790年著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28]》。Godwin的著作面世正好在镇压风潮之前，风潮始于1794年暂时中止人身保护状[29]和迫害民主「通讯会社[30]」。当时英格兰正和法国交战，那恐怖时代令「民主」一词成为社会革命的同义词。RichardPrice在1789年发表的《爱国论述[31]》祷辞奠定英格兰民主运动，到1791年Paine的《人权论[32]》达到文学高点，民主运动一直局限在政治领域，没有提到贫苦劳工的不满；只有鼓吹全民选举和国会任期一年的小册子略有提及济贫法问题。但实际上地主阶级的决定性对抗手段（即史宾汉兰制度）是在〈济贫法〉的范围内。教区退缩到人为的泥沼，其幌子一直维持到滑铁卢战役之后二十年。1790年代那场政治镇压的惊惶失措行动其有害后果（如只是独立事件）可能很快被克服，但史宾汉兰制度引起的退化过程却留下了抹不去的污点。这制度把地主阶级统治延长四十年，代价是牺牲了平民的活力。Mantoux说道：「当有产阶级抱怨济贫税越来越重，他们忽略了这实际上是革命保险；劳工接受了少量补贴，没有认识到部份原因是本身的合法收入减少了。因为补贴无可避免把工资压低到最低水平，甚至压低到工薪阶层不能更低生活需要的水平之下。农场主或生产商依靠教区补足工资与工薪阶层最低生活需要之间的差距。他们为什么要支出一笔容易转嫁纳税人的费用？另一方面，收取教区救济的人愿意为较低工资工作，那些没有教区救助的人失去了竞争力。由此而起的矛盾结果是所谓「济贫税」对雇主而言是节省开支，对不指望公共救济的勤劳劳工而言是损失。因此，利害关系的无情相互作用将仁爱的法律变成铁铸枷锁。」[33]本书以为新工资法和人口规律就是建基于这枷锁。Malthus和Burke和Bentham都强烈反对史宾汉兰制度，主张完全废除〈济贫法〉。他们没有料到史宾汉兰制度会把工资压到最低生活需要水平和这水平之下；相反，他们预期这会推高工资，或至少人为地维持原况；若不是有〈反结社法〉，情况可能是这样。这错误的期望有助解释他们未能把农村的低工资水平追溯至史宾汉兰制度这实际原因，而是视为所谓工资法则作用的不可逆转证明。下文讨论新经济科学的基础。Townsend的自然主义无疑并不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唯一可能基础。经济社会之存在，见诸价格的规律性，而收入的稳定性依赖那些价格；因此，经济规律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建基于价格。促使正统经济学在自然主义中寻找基础，是大量生产者另一令人费解的不幸；就今天所知，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源于旧市场的规律。但当代人看到的大概是这样的事实：过往劳工一直习惯活在贫穷边缘（如考虑到习惯标准不断变化的水平，至少是这样）；自机器出现，劳工肯定未有上升至糊口水平之上；既然经济社会最终成形，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数十年来劳苦大众物质水平实际上即使没有变坏也没有改善。如这些事实的充份证据似乎指向一个方向，那么这就是工资的铁打法则；这法则声言是法律导致劳工仅堪糊口的最低水平工资，这法律把工资压得如此之低，以至不可能有其他标准。这假象当然是误导，而且从资本主义的任何价格和收入的严格理论角度来看，这几近荒谬。不过，归根到底，正是由于这虚假外表，工资法则不可能是基于人类行为的任何理性规则，而是必须来自人类繁衍和土地肥力的自然事实；Malthus的人口论和收益递减定律已说得清楚。正统经济学基础的自然主义要素主要是史宾汉兰制度造成的环境所导致。这引伸而来的是Ricardo和Malthus都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直至《国富论》百年后出版才清楚认识在市场制度下，生产要素是产品的组成部份；随着生产增加，生产要素的绝对份额必会上升。[34]虽然亚当·斯密在价值的劳动力源头方面曾错误跟随Locke的观点，但他的现实主义感挽救了他，没有一直错下去。因此，他曾经混淆了价格的要素，但同时又正确坚持如社会大多数是穷人，社会不可能繁荣兴旺。我们现在认识的公理在他的时代却是悖论。斯密本人的观点认为普遍的繁荣必然惠及所有人；如社会越来越富有，人民不可能越来越穷。遗撼的是此后很长时间的事实没有证明他的观点；理论家要解释事实，所以Ricardo进而提出：社会越进步，越难取得食物；地主越富有，资本家和工人都受剥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誓不两立，但这种对立最终无效，因为工人的工资永远不会超出糊口水平，而利润必然枯萎。从松散意义来看，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些正确元素，但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这些说法既不真实又艰深难懂。然而，事实本身是建基于矛盾的模式，即使时至今日依然难以澄清。科学体系的作者声称是从人的行为导出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不是动植物的行为；但毫不奇怪他们要引用动植物繁殖作为天外救星[35]。下文简述经济理论的基础是在史宾汉兰制度时期奠定及其后果：看来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系其实是没有劳工市场的资本主义。首先，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混乱不清。财富与价值的对称导致Ricardo经济学几乎每方面都出现最令人困惑的假问题。亚当·斯密留下的工资基金理论[36]带来无限误解。除了一些有深度洞识的特殊理论，例如租金、税收和外贸方面，理论只是无望地试图得出一些定义不严格的术语试图得出分类结果；价格的表现、收入的形成、生产过程、成本对价格的影响、利润、工资以及利息的水平；有了术语解释，但大多数依然模糊不清。其次，由于问题出现的既定情况，不可能有其它结果。没有一个统一体系能够解释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事实没有形成任何体系的部份，而实际上却是两个彼此排斥的体系对社会同时作用的结果；一个是初生的市场经济体系，另一个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范畴内的家长式管制主义。其三，古典经济学家偶然发现的答案对理解经济社会的性质具有最深远的后果。随着人们逐渐领会，那些支配市场经济的规律被视为是在大自然权势之下。递减回报定律是植物生理学的规律。Malthus人口论反映了人口繁殖与土地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两种情况都是大自然的力量发挥作用：动物的性本能和植物在既定土地上的生长。此处涉及的原则类似Townsend的山羊和狗例子：人类的繁衍不可能超出食物供给量所确定的自然界限。像Townsend一样，Malthus得出的结论是多出来的会被杀死；山羊被狗吃掉，狗肯定也因为食物不足而挨饿。Malthus认为压迫性控制在于多余的被残忍的自然力量消灭。除了饥饿，人类会死于其他：战争、瘟疫和罪行这些等同大自然毁灭性力量的因素。严格来说，这涉及一个矛盾论点：社会力量要实现大自然要求的平衡；Malthus对这批评的回答可能是：在没有战争和罪行的美善社会，和平的美德挽救了许多生命，但同样有等同数目的人挨饿。从本质上来说，经济社会是建基于大自然的无情现实；如人违背管治社会的规律，倒下的刽子手会扼杀那些短视人类的后代。竞争性社会的法则受到森林法则的制裁。直至那时才清晰显示折磨众生的贫困问题其真正意义：支配经济社会的法则不是人的法律。亚当·斯密与Townsend之间的裂隙已扩大为深谷，出现了标志着十九世纪意识诞生的两分法[37]。从此自然主义萦绕着人类的科学；社会与人类世界重新结合，成为社会思想演化孜孜以求的目标。依据这样的论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失败了，未能达成这目标；失败的原因在于马克思过份恪守Ricardo和自由经济学的传统。古典经济学家不是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需求。Malthus和Ricardo对穷人的命运绝不是漠不关心，但他们的人道关怀只是把错误理论逼上更折腾的道路。工资的铁打法则有著名的保留条款：劳动阶层的习惯性要求越高，生计线水平就越高，即使铁打法则也无法把工资压低到这水平之下。Malthus把他的希望建立在这「可怜的标准」[38]，也希望利用一切手段提高这标准，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最可怜的境地拯救那些（依照他的规律）注定要跌落可怜境地的可怜人。出于同样理由，Ricardo也希望所有国家的劳动阶级都应追求舒适和享乐，「并应该借助一切合法手段激励他们争取。」讽刺的是为了规避自然法则，竟然责成平民要提高本身的饥饿线水平。但这正是古典经济学家致力拯救穷人不会陷入他们的理论帮忙布置的悲惨命运。就Ricardo而言，理论包含了抗衡僵硬的自然主义的要素。这要素贯穿整个理论体系，并牢固植根于其价值论，即是劳动力原则[39]。他完成了Locke和亚当·斯密未竟之功：经济价值人性化；重农主义者归于自然的，Ricardo归于人类。在这错误定理的极大范畴，他认为劳动力有唯一的能力创造价值，因此把经济社会所有可以设想的交易都归因自由人社会的平等交易原则。在Ricardo的体系中，在经济社会里争夺主导地位的自然和人文因素是相互共存。这情况有势不可挡的强大动力，结果是竞争性市场的发展取得了自然过程的不可抵挡动力。因为当时相信自发调节的市场源自无情的自然法则，解放市场成为无法逃避的必要。创建劳工市场是在社会躯体上做活体解剖手术，执行手术者以只有科学才可以保证的信心去完成任务，而且肯定要废除〈济贫法〉。Ricardo写道：「地心引力原理不及这些把财富和活力改变为贫困和虚弱的法则那么肯定⋯直到最后所有阶级都受到普世贫困的困扰。」[40]。事实上，他可能会是心知肚明的道德懦夫，没有勇气废除济贫以拯救人类。在这一点，Townsend、Malthus、Ricardo、Bentham和Burke是一致。虽然他们的方法和视野非常不同，但他们是一致反对政治经济学原则和史宾汉兰制度。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不可抵挡的力量，是因为这些南辕北辙的观点对此是意见一致；极端改革者Bentham和极端传统主义者Burke一致同意的观点自动展示了不言而喻的特点。只有一士谔谔察觉到这严酷考验的意义，或许因为那时代的先锋人物中只有他有实际的工业知识，也善于内省。没有思想家比RobertOwen更了解工业社会。他深刻认识社会与政府的区别。他不如Godwin那样对政府有偏见，但只是在政府有所为的范畴才利用政府：有益的干预旨在避免损害社会，决不是为了组织社会。同样，他认识机器的中性特点，所以不敌视机器。国家的政治机制和机器的科技功能都没有挡住眼前的现像：社会。他拒绝社会的兽性论，反驳Malthus和Ricardo的局限论。他的思想支点是他脱离耶教，指责耶教犯了「个体化[41]」的错误，把个性的责任放在个人身上，因此否定了社会的现实及其对性格的强大塑造影响。他抨击「个体化」，真正意义在于他坚持人类动机的社会根源：「个体化的人以及耶教真正有价值的一切被如此分隔，以至永远都绝对无法统一。」正是Owen发现了社会，使得他超越耶教。他抓住了真理，因为社会是真实的，人最终必须服从社会。可以说他的社会主义是建基于通过认识社会的现实而改造人的意识。他写道：「若是众人即将获得的新能力不能消除任何罪恶的成因，众人会知道那些罪恶是必要和不可避免，幼稚而无效的抱怨亦会停止。」Owen可能夸大了那些能力，否则他不可能向Lanark县的地方官员建议此后社会应从「社会核心」重新启动，他在他的农村公社发现这核心。滔滔不绝的想象力是天才的特权；没有天才，人类不可能存在，因为人类不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不能移动的自由疆界，那是为了消除社会邪恶而设定的必要界限。Owen认为只有在人借助其获得的新能力改革社会之后，那自由的疆界才会显而易见；然后，人就会以不带幼稚抱怨的成熟态度接受这疆界。Owen在1817年描述西方人民已经踏上的道路，他的说话概括了未来百年的问题。他指出「如放任自然」，制造业会产生巨大影响。「制造业普及全国，居民会形成新性格；形成这性格的是非常不利个人或整体福祉的原则，除非立法干预和指令能够抗衡这趋势，这将会产生最可悲而持久的罪恶。」以盈利原则组织整个社会肯定产生意义深远的后果。他从人性角度阐述这些后果。新制度体系的最明显后果是破坏了定居人口的传统性格，改变成为某种新人类：迁徙、游牧、没有自尊和纪律——劳工和资本家就是野蛮而无情的典型新人类。他进一步概述涉及的法则不利于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导致严重的罪恶，除非通过立法使其有效的有意识社会指令可以控制市场制度的固有倾向。诚然，他悲叹的劳工生存环境部份是「补贴制度」的效应。但从本质上说，他的观察对城镇和农村劳工而言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们目前的处境肯定比引进那些制造工厂之前更堕落和悲惨，他们的起码生计依赖那些制造工厂的成功。」他在此再一次把话讲到底了，他强调的不是收入，而是堕落和悲惨。他再一次正确指出堕落的主要原因是把起码的生计寄托在工厂。他抓住了事实：看起来主要是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社会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工人肯定是被剥削：工人在交易中得不到他应得的。不过，这一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虽然工人受到剥削，但手头可能比前宽裕。但不利于个人和整体福祉的法则正在破坏他的社会环境、邻里、社会地位、手艺；简而言之，即是他以前的经济存在所植根的大自然和人文关系。工业革命正引发范围庞大的社会秩序变动，而贫困问题只是这事件的经济方面。Owen的断言是正确的：除非立法干预和指令抗衡这些破坏力量，巨大而持久的罪行就会接踵而至。当其时他没有预见他呼吁的社会自我保护是不配合经济体系本身的运作。[1]Machiavelli[2]MartinLuther[3]NavigationLaws[4]原注1：Cf.AntoniodeUlloa,Wafer,WilliamFunnell,以及IsaacJames（包括CaptainWoodRogers对AlexanderSelkirk的描述）和EdwardCooke的观察。[5]theoryofnaturalselection[6]霍布斯(1588–1679)，政治哲学名著《利维坦Leviathan》作者，偏好几何学，认为是寻找真理的途径，可惜这方面学艺不精。[7]原注2：Webb,S.andB.,EnglishLocalGovernment,Vols.VII-IX,"PoorLawHistory."[8]laissez-faire[9]原注3：Bentham,J.,PrinciplesofCivilCode,Ch.4.(Bowring,Vol.I,p.333.)[10]原注4：Bentham,J.,ibid.[11]原注5：Bentham,J.,ObservationonthePoorBill,1797[12]原注6：Bentham,J.,PrinciplesofCivilCode,p.314.[13]BenjaminDisraeli的1845年小说Sybil,orTheTwoNations记述英格兰劳工的苦难。[14]KingHerod：以残暴著称的犹太国王。[15]ParliamentaryReformBill[16]historicism，必须研究与解释人类历史发展才能认真了解社会与政治。「人类历史」的意思是「人类发展」，不是「记录往事」。[17]zoologicaldeterminism，也称为「生物性决定论」，认为人的本性和行为是演化而来，基调是「人性本恶」，如不受社会制约，受基因支配的行为必然祸及他人。[18]EssayonUsury[19]ManualofPoliticalEconomy[20]utilitarianism[21]Naturalsciences，自然科学是研究大自然中有机或无机事物和现象的科学，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等。[22]Socialsciences社会科学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还包括法学、犯罪学、哲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艺术、社会工作学及法律学等等，与人文科学有重叠，因此有时统称为「社会人文科学」。[23]Humansciences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24]原注7：1832.[25]原注8：Stephen,SirL.,TheEnglishUtilitarians,1900.[26]legislativequietism[27]PoliticalJustice[28]ReflectionsontheFrenchRevolution[29]habeascorpus[30]CorrespondenceSocieties。通讯会社在1792于伦敦成立，主张议会改革，特别是扩大工人阶级的代表性。会社反对与法国开战，因而被政府镇压，后来通过扩大〈叛国法〉以法律手段禁止会社，但会社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议会改革法案和宪章主义。[31]ADiscourseontheLoveofourCountry，Price于1789年在伦敦老犹太人街会议室发表演讲，因此也称为OldJewry祷辞。[32]TheRightsofMan[33]原注9：Mantoux,P.L.,TheIndustrialRevolutionintheEighteenthCentury,1928.[34]原注10：Cannan,E.,AReviewofEconomicTheory,1930.[35]deusexmachina天外救星是意料之外、突然和牵强的解围角色、手段或事件。源出希腊戏剧往往以天外救星突然出现来为情节或场面解困。[36]wage-fundtheory，理论指出企业的产出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工资基金代表当年度的产出被雇主（地主与资本家）用来购买来年生产所必须的劳力，其多少（即工资的多少）视乎雇主可使用的产出多少而定，因此工资率即是指可用的工资基金除以就业人口。这理论与Malthus人口论结合，认为长此以往，人口不断增加，以这种方式建立的工资水平必须至少维持在生计水平以上。（参考数据）[37]dichotomy[38]原注11：Hazlitt,W.,AReplytotheEssayonPopulationbytheRev.T.A.MalthusinaSeriesofLetters.1808.[39]principleoflabor[40]原注12：Ricardo,D.,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ed.Gonner,1929,p.86).[41]individualization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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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赤贫主义与理想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九章赤贫主义与理想国贫穷问题以两个紧密关联的问题为核心：赤贫和政治经济学。虽然本书分别探讨两者各自对现代意识的影响，但两者曾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的发现。直至史宾汉兰制度时期，对于「穷人来自何处」这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大体上同意赤贫化和进步是不可分离。JohnM'Farlane在1782年报告：最多穷人的地方不是贫瘠国家或野蛮民族，而是最富饶和最文明的国度。意大利经济学家GiammariaOrtes在1774年提出公理：国家财富与其人口相对应，其不幸与其财富相对应。甚至亚当·斯密也慎重宣称最富裕国家的劳工工资不是最高的。所以，M'Farlane认为英国已接近其全盛时期，「穷人数目将继续增加」[1]，他的意见不是危言耸听。况且英格兰人预言商业停滞只不过是附和广泛的意见。如1782年之前半个世纪的出口增长是显著的话，那么贸易的波动更是如此。贸易正开始从把出口数字降低至半世纪前水平的衰退中恢复。对当代人而言，英法七年战争（1756-63年）后贸易巨大扩张和国家繁荣，意味着紧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之后的英国也有本身的机会。英国急速崛起已经是过去的事，而且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可以持续进步，因为这仅仅是一场幸运战争的结果。现在回看，当时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贸易会衰退。事实上，繁荣就在不远处，排山倒海的繁荣注定要成为新生活形式，不仅一国如此，整个世界也如此。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没有丝毫暗示繁荣即将到来。对政治家来说，这可能是无关紧要，因为在两代人时间，贸易数字急剧上升只是略为减轻大众的不幸。对经济学家来说，极其不幸的是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在这「畸形」洪水中建立，其间贸易和生产的庞大增长碰巧与人类苦难庞大增加相伴随：实际上，Malthus,Ricardo和JamesMill的原则所依据的明显事实，只是反映这明确过渡时期的矛盾性趋势。这情况确实令人莫名其妙。英格兰的穷人首次出现在十六世纪上半叶；随着个人脱离庄园或「任何封建主子」，穷人变得引人注目；穷人逐渐成为自由劳工阶层，是以下两种情况结合的结果：对流浪行为的残暴迫害以及培养家庭手工业，后者得助于对外贸易持续扩大。在十七世纪，人们较少提到赤贫化，甚至〈定居法〉的苛刻措施在没有公共讨论的情况下被通过。到了世纪末重提议题时，ThomasMore的《理想国》（1516年）和早期的〈济贫法〉已经是一百五十年前的往事；很久以来，人们已忘记解散修道院和镇压Kett造反的事。有些圈地和「霸占〔公地〕」行为一直在进行，例如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各新阶层的整体已经成形。十六世纪中期穷人突然出现对社会是危险，到了十七世纪末，穷人只是依赖救济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半封建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半商业社会，其有代表性的人民是因为喜欢工作而工作，不接受认为贫穷不成问题的中世纪观点，也不接受成功圈地者的看法，认为失业者是有劳动能力的懒汉。从此以后，对赤贫化的各种观点开始反映哲学态度，非常类似以前的神学问题。对穷人的看法越来越多反映对总体存在的见解；因此，这些观点各有不同和看似混乱不清，在文明历史也是极为重要。贵格会教徒是探索现代生活可能性的先驱者，最先认识到非自愿性失业肯定是劳动力组织某种缺陷的结果。他们坚决相信以做生意的手法办事，以集体自助的原则帮助本身社群中的穷人；他们偶尔以有良心反对者的身份支付关押穷人的费用而避免支持政府。ThomasLawson是热心的贵格会教徒，在1660年发表了〈呼吁国会关注穷人，英格兰不应有乞丐[2]〉文章作为「平台」，建议设立「劳工交易所」这种现代意义的公共职业辅导中心。作家HenryRobinson十年前已发表〈职业咨询事务处[3]〉的建议。但王政复辟政府喜爱比较呆板的方法；1662年〈定居法〉的倾向与任何合理的劳工交易制度大相径庭；劳工交易制度可能建立更广大的劳工市场；该法案中第一次使用「居住权」这词语，把劳工限制在教区之内。1688年的「光荣革命[4]」之后，信奉贵格会哲理的JohnBellers成为遥远未来的社会思想趋势的名副其实预言者。「受难者会议[5]」当时经常利用统计资料为宗教济贫政策提供科学准确性；Bellers在1696年提出建立「行业协会[6]」，更好利用穷人的非自愿性空闲时间。这不是基于劳工交易所原则，而是非常不同的劳工交易原则。前者与为失业者寻找雇主的传统概念相关；后者意味着劳工不需要雇主，只要他们的产品能够直接交易。Bellers说：「穷人的劳动是富人的宝库」，质疑穷人为何不能利用这些财富为自己谋幸福，甚至还有富余？只要劳工组织成为「协会」或企业，就可以集合资源。这就是后来关于贫困问题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不管是Owen的「乡村联盟[7]」，CharlesFourier的自给自足的合作社区[8]，Proudhon的交易银行[9]，LouisBlanc的国立工厂[10]，Lassalle的国立工作坊[11]，甚至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简言之，Bellers的著作包含了自机器在现代社会出现所产生巨大混乱以来与这问题相关的大多数建议。「这协会伙伴关系使劳动而不是金钱成为评价所有必需品的标准⋯」。设想的方案是「由所有有用行业组成协会，相互帮助，无需救济⋯」。把劳动券、自助和合作联系在一起是至为重要。以三百人为一组的自给自足劳工，为糊口之计而一起工作，「多劳者另有报酬。」。因此，糊口口粮和劳动所得混合计算。一些小型自助实验把财政盈余交给「受难者会议」，用于宗教团体其他成员的福利。这些盈余注定有伟大的前途；利润是新概念，是那时代的万应灵药。Bellers的国家失业救济计划实际上是由资本家为营利而执行！同年，即1696年，商人JohnCary推动在Bristol成立济贫企业[12]，初期取得少许成功之后未能继续盈利，其它同类的企业也是同样命运。Bellers的建议建基于JohnLocke在1696年提出的劳工分配制；Locke建议按照地税比例把当地农村穷人分配为纳税人工作。这是1782年〈新济贫法〉实施轮工制[13]的起源。赤贫民要为得到救济付出代价的概念已深入民心。[14]正好在百年之后，最多产的社会预言家JeremyBentham构思计划大规模利用赤贫民操作由他更具创造天才的兄弟Samuel设计的机器为木材和金属加工。LeslieStephen爵士说：「Bentham和他的兄弟期待蒸气机的出现。现在他们有机会利用囚犯而不是蒸汽。」这是在1794年；Bentham已多年筹划图形监狱（见图）[15]，设计既便宜而又可以有效管理，他现在决定把这应用于囚犯作业的工厂，只不过是由穷人代替了囚犯。Bentham兄弟的生意经并入了解决整体社会问题的计划。1795年史宾汉兰地方官员的决定，同年SamuelWhitbread向国会提出最低工资草案，尤其首相WilliamPitt在1796年私下传阅的济贫法改革草案，使赤贫成为政治人物的议题。Bentham的批评可能促使Pitt撤回草案，而Bentham于1797年在ArthurYoung出版的《农业年鉴[16]》中提出他本人的精心建议。他的工业大楼[17]是按照圆形监狱的蓝图，有五层高分为十二个分区，是为了利用接受救济的穷人的劳动力；大楼交由设在首都的中央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参照英伦银行董事会的组织，投资五或十英镑的股东都有投票权。几年后发表的文本这样说：「英国南部的济贫事务交由一个机构管理，相应开支从一个基金支付。」[18]这管理机构是股份公司，名称大概是「国家慈善公司」；公司「将建设不少于二百五十幢工业大楼，有大约五十万住宿者」。连同这计划是对各类型失业者的详细分析，Bentham此举走在这方面的其他研究之前足足一百年。他擅长分类，把脑袋的现实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最近刚刚丢掉工作的「新失业者」有别于可能因为「暂时停滞」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受「周期性停滞」影响的季节工有别于「被替代的失业者」，例如「因为引进机械而失去工作的失业者」，现代术语称之为技术性失业；最后一个组群是「被遣散人员」，这是Bentham时代由法国战争造成的另一类引人注目的失业者。然而，最重要的类别是受「暂时性停滞」影响的失业者，不仅包括生计「依赖时尚」的手艺工匠和艺术家，还包括「制造业普遍停滞」时更为重要的失业者组群。Bentham的计划无异是通过失业人口大规模商业化而平顺商业周期。1819年，RobertOwen重新发表Bellers一百二十年前提出设立「行业协会」计划。零星的贫困现象现在已发展成为苦难的急流。他本人的「乡村联盟」有别于Bellers：「乡村联盟」规模大得多，由一千二百人和相等的土地亩数组成。包括Ricardo这权威人士在内的委员会呼吁人们参加这高度试验性计划以解决失业问题。稍后，法国人CharlesFourier因为痴想隐名合伙人最终会参加他的公社组织而受人嘲笑；他的计划概念非常类似同时代最伟大金融家赞助的计划。Owen在苏格兰NewLanark镇的公司（Bentham是隐名合伙人）是否已曾因其慈善计划的财政成功而变得举世闻名？世上还没有关于贫困的标准观点，也没有从穷人身上牟利的常规方法。1832年，Owen把Bellers的劳动券概念应用于他的「国立公平劳动交易所[19]」，以失败告终。劳动阶层与经济自给自足密切相关的原则（也是Bellers的想法），是随后两年著名的英国总工会[20]运动的背后动力。当时的总工会是所有行业、工艺和手艺的联合工会，也不排除小户师傅，其模糊目标是把以和平的表现方式把他们组成社会主体。谁会想到这是百年之后的暴力「大联盟[21]」（见图）的胚胎？工团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各自为穷人制定的计划上实际上几乎没有分别。1848年Proudhon的「交易银行」是哲学无政府主义[22]第一项实际业绩，基本上衍生自Owen的实验。马克思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严厉抨击Proudhon的想法；此后是由国家为这类型的集体主义计划提供资本，LouisBlanc和Lassalle的集体主义计划已尘归历史。从赤贫民身上赚不到钱，其经济原因应该是显而易见。一百五十年前，笛福[23]在1704年出版的小册子终止Bellers和洛克发起的讨论。笛福坚持如穷人得到救济，他们就不会为工资而工作；如他们在公共工厂从事制造劳动，只会为私营制造业造成更多失业。笛福〔就社会问题出版了很多小册子〕的小册子有一些的题目很吓人：〈发放救济不是慈善，雇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24]〉，之后还有荷兰医生BernardMandeville的著名诗集《蜜蜂的寓言[25]》谈到聪明蜜蜂的社会繁荣只是因为这鼓励了虚荣和忌妒以及邪恶和浪费。这位怪医沉湎于肤浅的道德悖论，笛福这位小册子作者却击中新政治经济学的要害。笛福的文章很快在「低级政治[26]」圈子之外被遗忘，但Mandeville的粗浅悖论吸引到Berkeley,Hume和Smith这些有识之士。显然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流动财富依然是道德问题，而贫穷问题不是。清教徒阶层对明显浪费的封建形式感到震惊，他们的良知斥责这种浪费为奢侈和罪恶；他们不情不愿地赞同Mandeville关于蜜蜂的说法，只是因为希望那些罪恶的商业和贸易很快会衰退。后来，这些富有商人的商业道德得到保证：新棉纺厂不再迎合无谓摆阔，而是满足朴素的日常需要，浪费形式在暗地里形成，不再如前明显，却比老一套更为浪费。笛福对救济穷人的嘲笑还不足以穿透那些全神关注财富的道德危险的良心；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不过，笛福的悖论预测了将要来临的种种困惑：「发放救济不是慈善」，因为消除了饥饿的锋芒，生产活动受到阻碍，只会造成饥荒；「利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因为创造公营就业机会只会令市场的物资过剩，加快私营贸易商的破产。大约在十七世纪之初，在Bellers、贵格会教徒和那位趋炎附势的记者笛福之间，在圣人和愤世嫉俗者之间，提出了这些问题；要经历二百多年的工作和思考、希望和折磨，才费尽力气找到答案。但是在史宾汉兰制度时期，人们仍不理解赤贫的真正性质。人们一致同意人越多越好，因为国家的力量在于人。人们也欣然同意廉价劳工的好处，因为劳动力便宜，制造业才能兴旺发达。另外，若没有穷人，谁会开船和打仗？也有人怀疑赤贫是否完全的坏事。无论如何，为什么赤贫民不能被公营机构利用赚钱，一如他们为私营机构创造利润？对这些问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笛福偶然发现的真理，七十年后的亚当·斯密可能理解，也可能不理解；市场体系的未开发状态隐藏着其内在弱点。没有人完全理解新财富和新贫困。贵格会教徒Bellers、无神论者Owen和功利论者Bentham各有不同思想，但他们的计划却令人惊奇的一致，说明以上的问题还在蝶蛹待变时期。Owen是社会主义者，热忱相信人人生来平等，天生权利也是平等；而Bentham鄙视平均主义，嘲笑人权，非常倾向自由放任。Owen的「平行四边形村庄[27]」（见图）与Bentham的「产业大楼」是如此相似，以致人们记起他受到Bellers影响之前，可能以为他是完全被「产业大楼」启发。这三位人士全都相信适当组织失业者的劳动肯定会产生盈利：人道主义者Bellers希望是为了救济其他受难者；功利自由主义者Bentham希望交由股东处理；社会主义者Owen希望把事业交还失业者。他们之间的差异仅仅显露了未来裂痕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征兆，他们共同的错觉却揭示了他们彻底误解新生市场经济中赤贫化的性质。比他们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穷人数目一直持续增加：1696年当Bellers写作时，地税救济金约为四十万英镑；1796年Bentham强烈反对Pitt的草案，已超过二百万英镑；到1818年Owen开始行动时，已接近八百万英镑。从Bellers到Owen的一百二十年间，人口可能增加了三倍，而救济金却增加二十倍。赤贫化已成为险恶的征兆，但没人猜透含意。[1]原注1：M'Farlane,J.,EnquiriesConcerningthePoor,1782.Cf.alsoPostlethwayt'seditorialremarkintheUniversalDictionaryof1757ontheDutchPoorLawof7thOctober,1531.[2]AppealtotheParliamentconcerningthePoorthattherebenobeggarinEnglandbyThomasLawson,1660[3]OfficeofAddressesandEncountersbyHenryRobinson,1650.[4]GloriousRevolution(1688-89)是英国和耶教有关的非暴力宫廷政变；信奉新教的政党连手推翻信奉旧教的国王。[5]MeetingofSuffering；贵格会在1675年成立的关注社会贫困问题的议政团体，至今依然存在。[6]CollegesofIndustry[7]VillagesofUnion[8]德语Phalansteres[9]BanksofExchange[10]法语AteliersNationaux[11]德语NationaleWerkstatten[12]BristolCorporationforthePoor[13]RoundsmanSystem：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被轮派为农民工作，工资由农民和教区共同承担。[14]原注1：M'Farlane,J.,EnquiriesConcerningthePoor,1782.Cf.alsoPostlethwayt'seditorialremarkintheUniversalDictionaryof1757ontheDutchPoorLawof7thOctober,1531.[15]Panopticon；监狱设计如图所示：环形建筑分隔成囚室，一端面向外界采光，另一端面向中间的高塔，高塔的监视人员可以时刻监视到任何囚室，而囚犯因为逆光无法看到监视人员。经多年波折，Bentham的计划最终从来没有落实。[16]AnnalsofAgriculture[17]Industry-House[18]原注2：Bentham,J.,PauperManagement.Firstpublished1797.[19]NationalEquitableLaborExchange[20]Trades-Union，留意不是个别工会tradeunion。[21]OneBigUnion是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概念，工会人士希望团结工人以解决劳工问题，尤以「世界劳工组织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最热衷推动。[22]philosophicalanarchism[23]DanielDefoe(1660–1731)；名著《鲁宾逊飘流记》的作者，也是社运份子。[24]GivingAlmsnoCharityandemployingthePooraGrievancetotheNation[25]TheFableofTheBees:or,PrivateVices,PublicBenefits,1705。《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6]inferiorpolitics，十八世纪把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称之为低级政治。[27]parallelogram。Owen提出「把世界分成村庄，每村有三百至二千人进住，各人获分配半亩到一亩半土地；村内民居以平行四边形排列，有共享厨房，食堂，学校和礼拜场所；各人放弃个人主义，要为共同利益工作。」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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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前因后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八章前因后果史宾汉兰制度起初只是权宜之计，但后来决定性塑造了整体文化，而又在新时代能够启动之前被抛弃。这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典型产物，值得当今研究人类事务的学者关注。在重商主义制度下，英格兰的劳动力组织是建基于〈济贫法〉和〈工匠法〉。把1536-1601年间的诸多法律称为〈济贫法〉，无可否认是误称；实际上，这些法律与后来的修订部份形成了英格兰劳工法规半数之多；另一半是由1563年〈工匠法〉组成。后者针对雇员；〈济贫法〉针对可称之为失业者和不可能被雇用的人（老人和孩子除外）。这些措施后来又加上1662年关于人民合法居所的〈定居法〉，严格限制人民迁居的自由。（当然，雇员、失业者和不可能被雇用者之间的严格区分是时代错误的说法，因为这意味着二百五十年后才问世的现代工资制度；概论使用这些术语只是为了简单表述。）根据〈工匠法〉，劳动力组织有三个支柱：强制劳动，七年学徒期，政府官员每年评审工资。应要强调法律同样适用于农业劳工和工匠，并在城乡一并执行。法律严格执行了八十年；学徒期条款后来部份废止，严格限制在传统手艺，但不适用于新产业，例如棉纺业；根据生活费用评审工资部份在1660年王政复辟之后在全国很多地方不再执行，但直至1813年才正式废止评审，1814年才废止工资条款。然而，在许多方面，学徒规则在该法被废止后依然存在，时至今日依然是英格兰手艺行当的通例。强制劳动在乡村逐渐停止。但依然可以力陈在这二百五十年间，〈工匠法〉基于监管和家长式管理原则，为全国的劳动力组织奠定基础。〈工匠法〉因此得到〈济贫法〉补充。现代人对「贫穷」和「赤贫」[1]两个类似词语颇为困惑。英国绅士认为受薪一族不够钱过着闲暇日子即属于穷人，所以poor实际上是「普通人」的同义词，而普通人是没有土地的阶级（几乎任何成功商人都不会没有土地财产）。因此，「穷人」指「有所求」的人。当然，这包括赤贫民，但不只是赤贫民。社会既自称在本身范围之内每个耶教徒都有容身之地，老弱孤儿必须得到照顾。但除此之外；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都假设他们如果找到工作，都可以自力谋生。行乞会严重受罚；流浪是杀头之罪。1601年〈济贫法〉规定有劳动能力者必须工作养活自己，由教区负责提供工作；救济的负担完全由教区承担，教区被授权通过地方税或不动产税筹措必要资金。无论贫富，所有家庭和租户都必须按地租或屋租缴付税金。〈工匠法〉和〈济贫法〉共同构成可称之为「劳工守规」的制度。然而，〈济贫法〉是由地方管理，每个教区都是细小的管理单位，对如何安置有劳动能力的人工作，维持济贫院，安排孤儿和贫穷孩子当学徒，照顾老弱病残者，埋葬赤贫民等等，各有不同安排。各教区的税收标准也各有不同。所有这一切其实言过其实；许多教区没有济贫院，更多教区没有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就业；此外当地纳税人拖拖拉拉，穷人监管者漠不关心，利益集团对赤贫问题铁石心肠；以上一切都危害法律的运行。即使如此，全国约有一万六千个济贫机构基本上维持了农村生活的社会组织完整和安然无恙。在国家的劳动力制度下，失业者和救济穷人的地方组织明显是异常事物。管理得宜的教区越是有更多济贫措施，越会吸引「职业赤贫民」。在王政复辟之后，推出〈定居法〉以保护「较好」教区免遭赤贫民大量涌入之苦。百多年后，亚当·斯密猛烈抨击〈定居法〉，指责这迫使人民寸步难行，因此阻碍人民找到有用的工作，也阻碍资本家找到雇员。〈定居法〉规定要有当地方官员和教区机构许可，人民才能在教区居住；若是迁居他地，即使有很好地位和工作，都很可能被逐。人民的自由和平等受到严苛限制；他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人身自由，但没有为自己或子女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按自己意愿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以及被迫劳动。伊利莎白一世的伟大〈济贫法〉、〈工匠法〉和〈定居法〉一起构成了平民的自由宪章，同时也是束缚他们的封条。是时工业革命正在酝酿；在产业需求压力之下，1662年的法令在1795年被部份废除、教区佃农制被废止，劳工重获定居自由权利。国家规模的劳工市场从而可以建立。但是，就在同一年引进了济贫法的管理方法，这颠倒了伊丽莎白立法的强制劳动原则。史宾汉兰制度保证了「生存权利」；普遍实行工资补贴；外加家庭补贴；所有这都是以院外救济形式发放，接受救济的人不一定要住在济贫院。尽管救济的标准极低，但足以维持基本生计。似乎正当蒸气机在呼唤自由、机器迫切需要人手之际，却回到了管制主义和家长式管治。但史宾汉兰制度出台与〈定居法〉撤销同时发生，这矛盾很明显：废除〈定居法〉是因为工业革命要求国家提供为工资而工作的劳工，而史宾汉兰制度的原则是任何人不需担心饿死；无论他挣钱多少，教区都会养活他和他的家人。这两项产业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两项政策同时继续推行，除了社会暴行之外，还能指望有什么其他结果？但史宾汉兰制度时期的一代人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发展。在史上最伟大工业革命的前夕依然没有资本主义悄然而至的任何征兆。没人预言机器生产的发展，它的到来完全是意外。当围坝破裂、旧世界被朝向全球经济的一往无前洪流席卷之际，英格兰有一段时间实际上预期外贸会永久衰退。然而，直至1850年代，没有人肯定有这样的见识。要理解史宾汉兰官员的建议，关键在于他们不知道当时面对的发展其广泛意义。回头看看，他们似乎是尝试不可能之事，而且是利用当时应该已颇为明显的内部矛盾。实际上，他们成功保护了乡村免遭混乱之苦，但措施在其它未曾预见的方面却带来更大灾难。史宾汉兰措施是劳工市场发展过程一个特定阶段的后果，应该从当时制定政策者的角度来理解。从这角度看，补贴制度是乡绅阶级面对再也无法限制劳工流动而设计的手段；乡绅希望避免因为接受自由的国内劳工市场而改变当地条件，包括较高工资。因此，史宾汉兰措施的动力是植根于其渊源的环境。农村赤贫化状况出现是剧变即将来临的征兆，不过当时似乎没人想到。农村贫困与世界贸易的冲击之间的联系不是显而易见。那个时代的人完全没有理由把农村穷人的数目与七大洋的商业发展联系。穷人数目的增加无法解释，通常几乎都归咎〈济贫法〉的执行，而这不是没有一些好理由。实际上，在表面之下，农村赤贫的恶性增长是与经济通史的趋势直接相关，但这联系依然几乎难以觉察。很多作者曾探究穷人零星流入乡村的途径，提出令人惊讶的途径数目和不同理由。不过，只有少数当代作者提到现代人通常与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混乱征兆。直至1785年，英格兰人没有意识到经济生活中的任何重大变化，除了隅尔的贸易增长和赤贫人口增加。穷人来自何处？这是随着时日越来越多小册子提出的问题。在文献中，赤贫化的成因与对抗措施很难两者分开，因为启发文献的信念是只要能够纾解赤贫化的最显著邪恶，贫困不再存在。曾几何时，人们对贫民增多的不同成因有普遍的一致意见，包括：谷物短缺、农民工资太高、引致食品价格高昂；农民工资太低、城镇工资太高；城镇就业波动；自耕农消失；城镇工人不会干农活；农场主不愿支付较高工资；地主担心如支付较高工资，就会减少地租收入；济贫院不敌工厂的竞争；国内经济不发达；居住环境狭小；饮食习惯一成不变；毒瘾。有些作者责怪新品种大绵羊，也有人责怪应以牛代马；甚至有人敦促少养狗。有些作者认为穷人应该少吃或不吃面包，有些人甚至想到「穷人免费享用最好的面包。」有人认为茶饮损害许多穷人的健康，而「家酿啤酒」恢复健康；最坚信这说法的人强调茶饮好不了最便宜的酒。四十年之后，〔英格兰第一位女性社会学家〕HarrietMartineau依然相信为了纾解贫困应要宣传戒除饮茶习惯。[2]诚然，有许多作者埋怨圈地行动的混乱后果；另有许多人坚持制造业的起伏损害了农村的就业。不过，普遍的总体印象认为赤贫是自成一格的现象，由多种成因引起的社会疾病，只是由于〈济贫法〉没有运用正确的补救方法才被激活。正确的答案几乎肯定是：由于今天称为「隐性失业」增加，才导致当时赤贫状况加剧和增多。在当时即使就业也是隐性，当然不容易看清事实；这是家庭手工业某程度上的必然结果。但以下的问题依然悬而未解：为何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数增加？为何当代最敏锐的观察家没有注意到产业领域迫在眼前的变化迹象？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早期贸易过度波动，遮掩了贸易量的绝对增加。尽管就业率上升可归因贸易增加，但贸易波动却造成失业率以较大幅度上升。总体就业水平上升缓慢，但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数增加较快。因此，恩格斯称之为「产业后备军」的累积超过了产业创建的正规军。这带来重要后果：容易忽视失业率与贸易总量上升的关系。虽然有人常说失业上升归咎贸易量巨大波动，但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波动形成潜在进程变化幅度更大的一部份，即是商业的总体增长越来越依赖制造业。对当代人而言，以城镇为主的制造工厂与乡村贫困人口大量增加似乎没有联系。贸易总量增加必然导致就业人口增加，而劳工的地域分割与贸易的剧烈波动结合，导致城乡职场的严重混乱，引致失业人口快速增加。穷人听闻谣传远处有高工资，对农业能够负担的工资感到不满，造成穷人厌恶报酬很低的农业劳动。那时代的工业区就像新国家新美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移民。移居之后又是大量的再移居。人们回流农村必然曾经发生，似乎支持农村人口没有绝对减少的事实。因此，由于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被吸引进入商业和制造业，过后又返回农村原居地，所以人口状况一直不稳定。英格兰乡村遭受的大部份破坏，起先是因为贸易破坏了农村。农业革命肯定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农耕方法有了巨大进步，但同时公地被圈围和合并，导致极度混乱。农舍屡遭迫害、菜园和土地被收购、公地权益被剥夺，这些行动剥夺了家庭手工业的两大支柱：家庭收入和农业背景。若然手工业生产者有菜园子、小块土地或放牧权的补充，劳工无需全部依赖金钱收入；一块土豆田、几台除草机、利用公地放养的一头母牛或甚至一头毛驴，都会令境况完全不同；家庭收入担当失业保险的角色。农业合理化措施无可避免把劳动者赶出家园，并危及他们的社会安全。城镇生活又如何？波动性就业新灾祸的影响当然清晰可见。工业通常被视为没有前途的职业。〔英格兰国教会教士〕DavidDavis在1795年写道[3]：「今天有工作的工人，明天可能在街上讨饭⋯」，他还写道：「这些新发展的最险恶后果是劳工没有保障。」「在工厂工作的镇民一旦没有工作，一下子陷入瘫痪，立即成为教区的负担；而这厄运不会随着那一代人逝去⋯」。因为劳动分工同时在发泄仇恨：失业的工匠徒然回到他的村庄，因为「织布工双手没有别的用处。」城镇化的致命不可逆转是建基于这简单事实；亚当·斯密已有预见，当时他描述工人的智力比不上最穷的农民，因为农民通常可以适应任何工作。尽管如此，直至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4]》，赤贫现象没有急剧增加。在随后二十年，形势突变。Burke在1795年向Pitt递交的备忘录〈思考匮乏及详论[5]〉，承认尽管总体上有进步，但「过去二十年是恶性循环。」实际上，在七年战争（1763年）之后十年，院外救济增加显示失业人口明显增加。第一次看到贸易繁荣伴随着穷人的灾难增长。对西方的下一代来说，这明显的矛盾注定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难理解的周而复始现象。人口过多的幽灵开始困扰人们的思想。JosephTownsend在《济贫法论述[6]》警告：「撇开投机，事实上英格兰的人口多于我们能够供养，而且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是多于我们可以有利可图的雇用。」亚当·斯密在1776年曾反映悄然进步的气氛。Townsend在其后十年的著作已意识到风潮的来临。风雨欲来之际，还要有许多事情发生，（只是五年后）逼使苏格兰造桥专家ThomasTelford这样远离政治的成功人士苦苦抱怨说不能指望政府的常规方针有什么改变，革命是唯一希望。Telford把Paine的《人权论[7]》寄给家乡父老，引发了暴动。巴黎正在催化欧洲的发酵。〔英国政治家〕GeorgeCanning深信〈济贫法〉解救了英格兰不受革命之苦。他主要是考虑到1790年代和法国战争。新的圈地行动爆发进一步压低了农村穷人的生活标准。J.H.Clapham是这些圈地行动的辩护者，他承认：「最有系统利用税收补贴工资的地区，正好是近来圈地最多的地区，这巧合最为显著。」换句话说，若不是有工资补贴，英格兰广大农村地区的穷人可能已跌至饥饿水平之下。到处都在纵火焚烧干草堆[8]。越来越多人相信要拿起武器[9]。经常出现暴动，更多的是暴动的谣传。英格兰东南部Hampshire（不止这地方郡），法院威胁对「在市场或路上强行压低商品价格」处以极刑，不过又同时紧急要求普遍发放工资补贴。显然，采取预防性行动的时机已到。但是，在所有行动路线中为何选择那个事后看起是最不切实际的路线？下文考虑当时的情况和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乡绅和教士管治农村。Townsend总结情况：乡绅地主与制造业保持「进退有余的距离」，因为「〔乡绅地主〕认为制造业不稳定；他从制造业获得的利益抵不上这对他的财产带来的沉重负担⋯」负担主要是制造业的两个看似矛盾的效果，即是赤贫人口增加和工资上涨。不过，只要假定有竞争性劳工市场存在，这两个效果才是互相矛盾，因为这样的市场倾向减少雇员工资以减少失业。缺乏这样的市场——〈定居法〉依然有效——，贫困人口和工资可能同时上升。在这条件下，城镇失业的「社会成本」主要由失业人士往往回流的家乡村庄承担。城镇的高工资是农村经济更大的负担。农业工资超出农场主的承受能力，但又不够劳工维持生计。似乎很明显农业无法与城镇工资竞争。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应废除〈定居法〉或至少应该放宽，以帮助劳工找到工作和雇主找到劳工。大家觉得这会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顺带减少工资的实际负担。如容许城乡工资「找到自身水平」，城乡工资差异这实时问题给农村带来更大压力。随着工业劳工在就业和失业阵痛交替之间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对农村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不得不建设防护大坝保护农村免遭不断上涨的工资洪水侵害。要想办法保护农村不陷入社会混乱，巩固传统权威，防止农村劳工流失，在不过分增加农场主负担的情况下提高农业工资。史宾汉兰制度就是这办法，一旦投入工业革命的汹涌洪流，必会产生经济旋涡，但掌控农村利益的乡绅阶层认为史宾汉兰制度的含意正好符合当时形势。从执行〈济贫法〉的角度看，史宾汉兰制度是可悲的倒退措施。二百五十年的经验显示教区是太小的管理单位，完全没能力管理〈济贫法〉，因为要适当处理这问题，必要区分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和老弱病残及儿童。这犹如今天的城镇单枪匹马地试图处理失业保险，又或是失业保险混杂了照顾老人。因此，只有在〈济贫法〉管理既具有国家性质又能够区别对待的很短时期内，才稍为让人满意。政治家WilliamCecil和WilliamLaud大主教在1590-1640年主政期间就是这样的时期；当时王朝当政时是通过太平绅士[10]管理〈济贫法〉，并发起建立济贫院的鸿图大计以及执行强制劳动。1642-60年的动荡政局[11]再次摧毁了被斥为国王个人统治的政权，但1660年王政复辟[12]，反为极其讽刺的完成了昙花一现的联邦共和政制未竟之功[13]。1662年的〈定居法〉把〈济贫法〉限制在教区，而直至1830年代，立法机构对贫困问题毫不关心。最后在1722年才开始区分济贫的工作；教区联盟建立「贫民习艺所[14]」，有别于本地的济贫院[15]；偶尔也允许院外救济活动，因为贫民习艺所接管了评审贫困的工作。1792年〈新济贫法[16]〉的长远策略鼓励设立教区联盟以扩大管理单位；当时政府敦促教区在当地为有劳动能力的劳工寻找工作，其他辅助政策有院外救济和甚至工资补贴措施，以减少对有劳动能力失业者的救济成本。尽管建立教区联盟不是强制性，但这意味着向扩大管理单位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受救济穷人迈进一步。尽管救济制度有诸多缺陷，虽然〈新济贫法〉仍有不足，但已朝向正确方向；只要院外救济和工资补贴措施仅仅是辅助积极的社会立法，就不会危及合理的解决方案。史宾汉兰制度使改革陷于终止。由于普遍推行院外救济和工资补贴措施，这制度没有遵循〈新济贫法〉路线，而是彻底逆转了新法的趋势和实际摧毁了〈济贫法〉整个体系。费精劳神区分贫民习艺所与济贫院的措施变得毫无意义；各类型的贫民和体格健全失业者，现在不分青红皂白融合为具依赖性的赤贫群体。另一个与区分相反的程序开始了：贫民习艺所并入济贫院，而济贫院本身逐渐消失；教区再一次成为制度退化真正杰作的唯一和最后的单位。史宾汉兰制度的后效果提升了乡绅和教区牧师的崇高地位，如果这是可能的话。穷人督导者抱怨「不分青红皂白的权力善行」，在「保守派社会主义[17]」中发挥最好的作用：太平绅士行使仁爱权力，而税收的重担由农村中产阶级承受。大多数自耕农已在农业革命的变迁中消失；在农村权势阶层看来，余下的中农阶层（拥有部份田地和房产）和佃农和雇农阶层合并形成一个社会阶层，但未能仔细区分穷人和偶尔穷困的人；权势阶层居高临下，看到农民艰苦挣扎，却似乎看不到穷人与赤贫的严格分界线；即使知道在歉收年份小农场主由于收成太差而要「吃救济」，也不会大惊失色。这种事例肯定不是常见但有可能发生，这突显许多纳税人也是穷人的事实。总体而言，当时纳税人和赤贫民之间的关系就如现代各种保险计划中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关系：就业者承担供养暂时失业者的责任。但典型的纳税人通常没有资格享受贫困救济，而典型农业劳工却无需纳税。从政治上来说，史宾汉兰制度加强了乡绅阶层对农村穷人的影响力，但却削弱了对农村中产阶级的影响力。制度最怪诞之处是在经济方面。「谁为史宾汉兰制度埋单？」是实际上无法回答的问题。当然是由纳税人直接承担。但农场主因为支付低工资而得到部份补偿，这是史宾汉兰制度的直接后果。另外，如农场主愿意雇用要依靠救济的失业村民，可以减免部份税款。由此导致农场主的厨房和院子多出人手（有些干活不买力）就必须记在借方栏。吃救济的劳工，其劳动力更加便宜。他们必须经常换地方打杂工，所得的报酬只是一顿饭，或者在村中「劳动力市场」出售廉价劳力。这种退缩的劳动到底价值几何，这是另一个问题。最后，穷人偶尔会得到一些租金补贴，但村舍房主却通过高价出租那些脏兮兮住房而赚钱；乡村管理机关很可能睁一眼闭一眼，只要那些简陋房舍继续缴纳税金。显而易见，这种纠缠不清的利害关系会损害任何财务责任，并鼓励各种各样卑劣的腐败行为。虽然如此，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史宾汉兰制度是值得的。制度从工资补贴开始，表面惠及雇员，但实际上以公帑补贴雇主。补贴制度的主要后效是把工资压至糊口水平之下。在那些全面赤贫化的地区，农场主根本不想雇用那些依然拥有小块土地的劳工，「因为拥有土地的人没资格获得教区救济，而标准工资是如此之低，以致如没有某种救济，已婚男子根本没法养家。」因此，在某些地区，只有吃救济的人才有机会找到工作；试图不要救济而自食其力，几乎无法找到工作。但是在大部份农村地区，后者占绝大多数，雇主阶层因为得益于低工资而获取额外利润，同时却无需以税金做出补偿。长期而言，这样没有效率的制度必然影响劳动生产力和压低标准工资水平，最终甚至压低地方官员为穷人利益而设定的「标准比例」。到了1820年代，许多郡县都不断降低面包标准，而穷人的可怜收入降低更加厉害。在1815-30年间，曾在全国各地相当均等的史宾汉兰标准下降了几乎三分之一（实际上降低份额不是普遍如此）。Clapham怀疑究竟地税的总负担是否一如突然爆发的抱怨使人们相信的那样严重。他的怀疑有道理。因为虽然地税上升令人侧目，而且在一些地方肯定被认为是灾难，但麻烦的根源似乎最有可能的不是税金负担，而是工资补贴对劳动生产的经济效应。受冲击最严重的英格兰南部地区，济贫支出还不到税收3.3%，Clapham认为这是非常可以承受的份额，因为这笔税款的大部份「应该是以工资形式支付穷人」。实际上，地税总额在1830年代一直稳定下降，而比对不断增长的国民财富，其相对负担肯定下降得更快。1818年，实际用于济贫的支出总额约为八百万英镑，至1826年已持续下降至少于六百万，而国民收入却快速增加。尽管如此，对史宾汉兰制度的批评却越来越激烈，原因似乎在于群众的非人性化倾向开始瘫痪国家生活，特别是限制了工业本身的能量。史宾汉兰制度触发了社会大灾难。我们已习惯把早期资本主义的可怕表现轻视为「伤感的材料」。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上文提到的HarrietMartineau是〈新济贫法〉的热心信徒，她描绘的情况吻合极力反对〈新济贫法〉的宪章派宣传。著名的1834年济贫法委员会[18]报告主张立即废除史宾汉兰制度，报告罗列的事实可以作为大文豪狄更斯反对委员会政策的参考数据。Kingsley[19]、Engels[20]、Blake[21]和Carlyle[22]相信人类形象曾经被某种可怕灾祸败坏，他们的想法没有错。比诗人和慈善家咆哮的痛苦和愤怒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Malthus[23]和Ricardo[24]无情漠视他们的世俗沉沦哲学所建基的那些场面。毋庸置疑，机器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以及和人类现在必定要为机器服务的环境带来许多无法避免的后果。稍后欧洲大陆工业城镇成长的城镇环境缺少了英格兰的乡村文明。[25]新城镇没有城市中产阶级在此定居，也没有工匠和手艺工人的核心，没有受尊敬的小资产阶级和城里人组成粗鲁工人的同化媒介；这些工人被高工资吸引或被诡计多端的圈地者赶出农村，来到早期的工厂干苦活。英格兰中部和西北部的工业城镇是文化荒地；当地的贫民窟反映了缺乏传统和市民自尊。移居而来的农民以及以前的自耕农或农地租户跌入这荒凉悲惨境地，很快堕落成为泥沼中的四不像动物。这不仅仅是工资太低或工时太长（虽然往往如此），而是劳工被生活环境折磨至不似人形。来自非洲森林的黑人被关在笼子，在奴隶贩子的船舱里透不过气，可能与这些劳工有同样感受。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无法弥补。只要权势中人坚守他家族或同胞确立的榜样，他可以为之而战，救赎自己的灵魂。但是，劳工只有一条阳关道：把自己打造为新阶级成员。除非他能够以本身的劳动谋生，他就不是工人，而是乞丐。史宾汉兰制度最令人痛恨的就是把人逼上绝路。这含糊不清的人道主义行动阻碍了劳工把本身打造成为经济阶层，因此剥夺他们逃离本来注定要在经济工厂做苦力的命运的唯一途径。史宾汉兰制度是使大众道德败坏的万无一失措施。如人类社会是自动机器，维持着自身赖以建立的标准，那么史宾汉兰制度是自动摧毁任何类型社会赖以建立的标准，不仅奖赏逃避和假装不能工作的行为，而且恰好在某人尽力逃避赤贫命运的关键时刻提高了赤贫主义的吸引力。一旦进了济贫院（如果贫民和家人已经吃救济一段时间，通常会被送到这里），一头陷进去就极少有可能离开。在济贫院的杂乱环境中，几百年来安定生活形成的体面和自尊很快消耗殆尽；在那个地方，人人小心不让人以为活得比他人好，以免被赶出院外找工作，而是在熟悉的环境中拖拖拉拉混日子。「济贫宠坏了群众⋯为了取得救济份额，粗暴的人威胁管理人员，放荡鬼展示他们的野种，懒人抱着双臂一直等待拿到救济；无知的少男少女在济贫院成婚；窃贼、小偷和妓女以恐吓手段强抢；乡绅为讨民众欢心而胡乱发放，委员会为了方便而发放。公帑就是这样花掉⋯」「农场主不是雇用正常数目的劳工耕种田地，而是被迫雇用两倍正常数目的劳工，工资部份由地税支付；劳工不情不愿工作，农场主控制不了他们：劳工可以选择干活或不干活，因而农产质量下降，农场主又不能雇用愿意自食其力的较好人手。好人坏人一起沉沦；纳税的农户经过一阵徒劳的挣扎，也跑去寻求救济⋯」HarrietMartineau如是说。[26]羞愧的自由主义者忘恩负义地忽视了这位坦率信徒对他们的信条的回忆。他们害怕即使她的说法夸张，也是说到点子。她本人就是挣扎的中产阶级，这穷得优雅阶层对〈济贫法〉的道德复杂性更为敏感。她理解并清楚说明社会需要「独立劳工」的新阶层。他们是她梦中的英雄，她也创作了一位主角：一位长期失业但拒绝救济的劳工骄傲地对另一位决定去吃救济的劳工说：「我顶天立地，向任何鄙视我的人挑战。我带孩子走教堂的中央过道，看谁有地位敢嘲弄他们。有人比我聪明，有人比我富有；但没人比我更有尊严。」统治阶层的大人物依然没有理解这新阶层的需求。Martineau指责「贵族的庸俗过失，以为富裕阶层之下只存在一个他们出于无奈要打交道的社会阶层。」她抱怨大法官Eldon勋爵和其他知情人士「把最富有的银行家之外的其他人全归一个档次（社会下层阶级）：生产商，贸易商，工匠，劳工和赤贫民⋯」[27]她坚持认为社会的未来取决于区分最后两种人。她写道：「除了君王和子民之间的区分，没有比独立劳工和赤贫民之间的社会差别有更大的鸿沟；把两者混为一谈是无知、不道德和失策。」当然，这肯定不是事实的陈述；在史宾汉兰制度下，这两个阶层之间已经不存在差异。更准确地说，这是基于预言性期望的政策陈述。这政策就是新济贫改革委员的政策；预言想象有自由竞争的劳工市场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人阶级。废除史宾汉兰制度之日正是现代工人阶级真正诞生之时，他们的实时自身利益注定他们成为社会保卫者，对抗机器文明的内在危险。无论将来如何，工人阶级和市场经济历史同时出现。英国工人阶级一代又一代的特征是痛恨公共救济、不信任政府行为以及坚持尊严和自食其力。废除史宾汉兰制度是英国中产阶层这个新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的任务。地主阶级无法完成的任务，注定由中产阶层完成：社会转变为市场经济。在转变开始之前，废止十多顶法律和订立新法。1832年的国会〈改革法〉废除腐败自治市镇的特权，并转交下议院永远授予平民。他们的第一顶伟大改革就是废除史宾汉兰制度。现在我们认识到它的家长主义方法与农村生活融合的程度，可以理解为何即使最激进的改革支持者会有保留，建议不少于十年或十五年的过渡期。实际上，事情发生颇为突然；后来人们寻找反对激进改革的论据时，所谓英国式渐进主义传奇变成笑柄。那事件的残酷冲击困扰着几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白日梦。但这令人心痛行动的成功是因为广大人民的一些根深蒂固观念，包括劳工本身；这些观念认为表面上支持人民的制度实际上却是在掠夺人民，而「生存权利」措施是把病人送往死亡。新法规定不再有院外救济，由国家管理和有所区分。在这方面，这是彻底改革。工资补贴当然终止。再次采用贫民习艺所测试，但有了新意思。现在是由申请者自行决定是否一无所有，是否自愿进入被故意弄成恐怖之地的收容所。贫民习艺所被赋予污名；住在习艺所成为心理和道德折磨，还要遵守卫生和礼节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巧妙利用这些要求作为进一步剥削的借口。太平绅士和当地督导员不再管理习艺所，而是交由有更广泛权力的管理人员在独裁的中央政府监督之下管理。赤贫民举殡之时变成同是天涯沦落人与他断绝关系之日。1834年，工业资本主义已准备启动，〈新济贫法〉也开始执行。史宾汉兰制度曾保护英格兰农村和一般劳动人口免受市场机制全面吸吮社会的骨髓。至该法被废止之时，大批劳工已变得更像恶梦中的鬼怪而不是人。如果说工人肉体方面被非人化，富裕阶层则在道德方面走下坡路。耶教社会的传统团结正被富人拒绝为同胞承担责任的态度取代。「两个民族」正在形成。有思想的人感到困惑的是前所未闻的财富竟然与前所未闻的贫困贴在一起。学者一致宣称已经发现了新科学，清楚展示支配人类世界的规律。规律要求抛弃同情心，以最多人最大幸福之名而坚决放弃人类团结；这规律取得了世俗宗教的尊严。市场机制逐步进逼，争取完成使命：人类劳工必须成为商品。追求复古的家长主义试图抵制这必然发展，但徒劳无功。人们离开了史宾汉兰制度的恐怖，盲目冲向理想国式市场经济作为避难所。第八章数据参考史宾汉兰制度的文献只有在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和结束时，我们才意识到史宾汉兰制的决定性重要。当然，那是在1834年前后。然而，通常提到「补贴制」和「济贫法弊政」不是始于由1795年的史宾汉兰制，而是从1782年的〈Gilbert法〉算起；当时公众人士还没有清楚理解史宾汉兰制的真正特点。即使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史宾汉兰制只是随意对穷人发放救济。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这是系统性的补助性工资。当代人只是有限地认识到这样做法与都铎时期的法律原则有正面冲突，人们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与正在形成的工资制度完全不兼容。至于实际效果，直到结合1799-1800年制定的〈反合并法[28]〉，人们才认识到这会压低工资和变成对雇主的补助。正如古典经济学家对租金和货币的研究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停下来，仔细研究「补贴制」的细节。他们把补贴和院外救济的所有形式和〈济贫法〉混为一谈，迫切要求要彻底清除。Townsend、Malthus和Ricardo都没有提出要改革〈济贫法〉，而是要求废止。只有Bentham曾研究这题目，在这问题上比起别人少了些教条。他和Burke理解工资补贴是真正的坏原则；这Pitt所忽略的。恩格斯和马克思没有研究〈济贫法〉。可以想象最符合他们心意的莫过于披露一种制度的伪人道主义：这制度据称迎合穷人的想法，但实际上把他们的工资压制在仅堪糊口水平以下（有赖特别的反工会法大力帮助），把公帑交给富人，帮助他们从穷人身上赚更多钱。但到了他们的时代，〈新济贫法〉已是众人之敌，Cobbett和宪章运动份子往往把旧版〈济贫法〉理想化。而且，恩格斯和马克思正确地坚信，如资本主义要到来，改革〈济贫法〉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不仅漏掉了一些一流论点，也漏掉史宾汉兰制的论点会强化他们的理论体系：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不能运行。HarrietMartineau对史宾汉兰制效果的骇人描述，大量引用1834年《济贫法报告[29]》的经典段落。她深信只要穷人能理解这些政治经济的法规，必然更能承受他们的命运，因此她执笔写成几十本小册子，解释穷人的悲惨境遇是必然的；赞助她出版小册子的宗教人士不可能再找到更真诚以及总的来说更博学的人来倡导他们的信条。她的著作《卅年和平：1816-46年[30]》语调克制，比诸她对恩师Bentham的回忆，她更为同情宪章运动份子。(Vol.III,p.489,andVol.IV,p.453)她的编年史结语：「最有智慧的人现在专注劳工权利这个大问题，带来国外的深刻教训：绝不能忽视这个大问题，否则人人遭殃。是否无从解决？这解决方案可能是下一时期英国历史的核心现实；解决方案可能比现在更好，似乎过往三十年的和平已为此准备。」这是延后行为的预言。英国历史下一个时期没有劳工问题，但在1870年代卷土重来，再数十年后，「人人遭殃」。显而易见，在1840年代比1940年代较容易看清楚问题的根源是管理〈济贫法改革法案〉的各种原则。维多利亚时期及之后的哲学家和史学家都没有仔细研究过史宾汉兰制的琐碎经济。效益主义的三位历学名家之中，LeslieStephen爵士没有探究细节；ElieHalevy首先认识到〈济贫法〉在哲学激进主义历史的关键作用，但对这个主题只有朦胧的概念；Dicey的错漏更是惊人，他对法律和舆论关系的出色分析把「自由放任」和「集体主义」作为事物的经纬，认为这模式本身源于当代的工业和商业趋势，即是源于塑造经济生活的制度。Dicey最强调赤贫论对舆论的主导作用以及〈济贫法〉改革对整套效益主义法例的重要性，然而他不理解效益主义者在立法计划中极为重视〈济贫法〉改革，而他实际上认为地方税对业界的负担才是关键问题。Schumpeter[31]或Mitchell这些经济学思想史大师在分析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时没有提到史宾汉兰制的情况。Toynbee的1881年讲座把工业革命纳入经济史，认为史宾汉兰制及其「富人保护穷人的原则」是因为「保守派托利社会主义」。WilliamCunningham在同一时期研究同一主题，奇迹地有所成就，但他只是没有知音的一家之言。Mantoux的1907年著作得益于Cunningham1881年的杰作，但他只是把史宾汉兰制度称之为「另一改革」，奇怪地把「将穷人赶入劳动力市场」的后果归因于史宾汉兰制。(TheIndustrialRevolutionintheEighteenthCentury,p.438)。Beer专注研究早期的英国社会主义，但他几乎没有提及〈济贫法〉。直至Hammonds(1911)想到由工业革命带来新文明的景象，史宾汉兰制才被重新发现，成为社会史的部份而不只是经济史的事件。Webbs(1927)继续研究，提出史宾汉兰制的政治和经济先决条件这些问题，认识到这是我们这时代社会问题的起因。J.H.Clapham尝试建立论点反对恩格斯、马克思、Cunningham,Mantoux和近代Hammonds提出被称为经济史的制度论。Clapham不承认史宾汉兰是一种制度，只是国家「农业组织」的特征（第1卷，第4章）。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正是把史宾汉兰制扩展到城镇而导致制度的崩溃。此外，他分开考虑史宾汉兰制对地方税和工资的影响，把前者置于「国家经济活动」来讨论。这相当武断，忽略了从雇主阶层的角度来看制度：雇主从低工资得到的好处等同甚或超过地方税方面的损失。但Clapham有意识地考虑各种事实，弥补了他对制度的不当处理。他首次揭示了推行史宾汉兰制地区的「暴力圈地」和制度导致实际工资下降的真实程度。传统经济自由主义者一直认为史宾汉兰制和工资制度互不相融，认为广义上来说任何保护劳工的形式都涉及一些史宾汉兰制度的干预原则。HerbertSpencer愤怒指控「有补贴的工资」是「集体主义」的做法，他也轻易把这论点扩大到公共教育、公共房屋和游乐场地等等。Dicey在1913年概括了他对〈1908年老年人养老金法案[32]〉的批评：「本质上只是院外济贫的新形式。」他同时质疑经济自由主义者是否曾有公平的机会成功落实他们的政策。「他们的一些提议从没有落实；例如，院外济贫从来没有废除。」既然Dicey有这样的观点，那么很自然Mises会断言「只要一直支付失业救济金，失业就肯定会存在。」(Liberalisms,1927,p.74)；而「帮助失业者证明是最具破坏力的武器。」(Socialism,1927,p.484;Nationalokonomie,1940,p.720)。WalterLippmann在《美好社会GoodSociety》（1937年）试图与Spencer的理论分开，但引用了Mises。Mises和Lippmann反映了自由主义者对1920和30年代新保护主义的反应。无疑当时的形势有许多特点令人想起史宾汉兰制。在奥地利，破产的财政部要拨款救济失业者；英国的长期失业福利和失业救济金没什么区分；美国推行了公共事业和公共工程；化工企业总裁AlfredMond爵士在1926年曾要求英国雇主应收到失业基金的补贴，以「补贴」工资，有助增加就业，但不得要领。自由资本主义由始至终都没有解决失业问题和货币问题。赤贫问题和旧济贫法的当代文献（从略，可参见原文）史宾汉兰和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发展，其发人深思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吸引了本文作者研究史宾汉兰制度及其对传统经济学家的影响。奥地利是是完全资本主义的环境，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市政府建立了被经济自由主义者猛烈攻击的政权。市政府施行的一些干预政策无疑与市场经济机制不能和谐共存。但纯经济论点不能够详细阐述一个主要是社会性而不是经济的问题。有关维也纳的主要史实如下。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8年）后十五年的大部份时间，奥地利的失业保险金由公帑大量补贴，因而无限期延长了院外救济；住屋受到管制，固定在以前水平的极低百份比，而维也纳市政府征税筹集资金建造非牟利的出租房。尽管没有工资补贴，然而全面提供的社会服务虽然不算过份，但实际上还是方便了工资过多地下降，但发达的工会运动得到强力的支持而扩大失业救济。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样的制度当然是不正常。租金被限制在完全无利可图的水平，不能配合现有的私企制度，特别是建造业。另外，贫穷国家在初期实施社会保护干预了货币的稳定：通货膨胀政策和干预政策两者互相影响。最终，维也纳不得不屈服于纯经济论点强力支持的政治势力；这是和史宾汉兰制度一样的命运。1832年在英格兰以及1934年在奥地利的政治波动都旨在解放劳动力市场，免受保护主义干预。无论是乡绅的农村或是工人阶级的维也纳，都不可能长时间与周围的环境隔离。然而，显而易见，这两个干预时期有颇大差别。在1795年，英格兰农村要被保护，免受城市工业大步向前的经济发展造成混乱；而在1918年，维也纳的工业工人阶级受到保护，免受因为战争、战败和工业混乱引起的经济衰败影响。最后，史宾汉兰制度导致劳工组织的危机，开拓了通向繁荣新纪元之路；但是奥地利保安团[33]的胜利却是国家和社会体制整体灾难的部份。本文想强调这两类型的干预在文化和道德影响有巨大差别：史宾汉兰制试图阻止市场经济到来，而维也纳实验则尝试完全超越这样的市场经济。史宾汉兰制为老百姓带来真正的灾难，而维也纳却实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蔚为奇观的文化胜利。1795年导致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空前下降，阻止他们取得新的社会地位；在1918年，工业工人阶级受到维也纳制度保护，抵御了严重经济混乱的负面影响，把自身提升到任何工业化社会广大民众从未达到的水平，从而启动了前所未见的道德和知识兴起。很明显，这要归因于事态的社会方面原因，这有别于经济方面。但正统经济学家是否正确掌握干预主义的经济理据？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维也纳制度是另一种「济贫不得其法」，另一种「补贴制度」，传统经济学家必要除之而后快。但这些思想家是否被史宾汉兰制建立的相对持久情况误导？他们的深邃洞察力有助正确预测未来，但他们对他自身所处时代的思考却是完全错误。现代的研究已经证明他们的可靠判断声誉是名不副实。Malthus完全误解他那个时代的要求；T.H.Marshall说过，如新娘子都相信Malthus的人口过剩倾向性警告，「也许经济进步已当场止步。」Ricardo错误陈述了货币的争论和英伦银行的作用，没有抓住货币贬值的真正原因；现在我们知道货币贬值的原因主要在于政治性支付和转账的困难。如英国采纳了Ricardo对《1810年黄金委员会报告书[34]》的建议，将会输掉拿破仑战争，而「大英帝国今天也不会存在。」因此，维也纳经验及其与史宾汉兰制度相似之处让一些人重拾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但也让一些人改持怀疑态度。为什么不采用〈Whitbread草案〉？如舍弃史宾汉兰政策，唯一的另外方案似乎应该是1795年冬提出的〈Whitbread草案〉。该草案要求扩大1563年的〈工匠法[35]〉以包括每年评审最低工资。草案的提案者认为这可维持伊丽莎白时代的工资评审规则，从最高工资扩大至最低工资，从而预防农村出现饥饿。无疑这将满足紧急状态的需要，而值得注意的是，例如，萨福克郡的议员支持草案，但地方官员也支持由ArthurYoung亲自出席的一次会议提出的史宾汉兰制度的原则；在外行人看来，这两种措施之间的差别极大。这种看法不令人奇怪。一百三十年后，1926年的〈Mond计划〉提议使用失业基金以补贴工业界的工资，公众仍然很难理解救济失业者和补贴在职者工资之间的决定性经济区别。然而，1795年的选择是最低工资或工资补贴。连同〈1834年济贫修订法〉废除〈1662年定居法[36]〉一起研读，就可以看到这两项政策的差别。〔〈定居法〉类似户籍制度，规定国民出生地的教会负责他一生的救济事务。〕该法被废止，就有可能建立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目的是让工资「找到自身的水平。」Whitbread的最低工资草案其意图正正与废除〈安居法〉的意图相反，而史宾汉兰法却不是这样。通过扩大应用1601年的〈济贫法〉而不是Whitbread建议扩大1563年的〈工匠法〉，乡绅对农民的照顾其力度和形式只会对市场运作有最低限度的干预，而实际上使订定工资的机制无法运作。从来没有人公开承认这种所谓〈济贫法〉运作实际上完全推翻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强制性劳动原则。对史宾汉兰法的发起人来说，实效的考虑才是最重要。尊敬的当代宗教领袖EdwardWilson本应是这法例的支持者，但他在小册子明确赞成自由放任：「一如市场的其他商品，在没有法律的干预下，劳力从古至今都找到自身的水平。」如英格兰地方官员持相反论调，认为如没有法律干预，劳力从古至今都没有找到自身的水平；这说法可能更适合。不过，根据记录，这位教士继续指出工资增长追不上谷物价格，因此他恭敬提请地方行政官员考虑「定量救济穷人的措施」：一家三口每星期的总救济金为5先令。小册子中的〈启事〉是这么说：「下述内容在去年5月6日Newbury郡议会中提出。」就我们所知，地方官员比教士走得更远：郡会议一致同意救济金额为5先令6便士。Disraeli[37]的「两个民族论」和有色种族问题有几位作者曾坚持殖民地的问题与早期资本主义的问题相似，但他们未能以其它方法跟进这样的比喻类推，也就是如实描述百年前英格兰较贫困阶级是那时代被剥离社会成员资格和被贬低的土著，以解释他们的状况。这样容易忽略这明显的相似性，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主义的偏见，不恰当地重视基本上是非经济过程的经济方面。当今在一些殖民地区的种族分裂现象，还是百年前工人阶级的类似「非人性化」待遇本质上都不是经济方面。1.破坏性的文化接触主要不是经济现象。L.P.Mair指出现在大多数土著社会正经历着快速而强力的变革，只有革命的暴力改变可与其相比。尽管入侵者的动机无疑是经济性质，但原始社会崩溃必然是由于其经济体系被破坏所造成；明显的事实是原来的文化不能够同化新经济制度，原来的文化没有被任何其它有条理的价值体制取代，因而分崩离析。西方体制中具破坏性倾向的趋势首推「广泛地区的和平」打破了「部族生活、族长统治的权威以及年轻人的军事训练；基本上禁止部族或部落迁徙。」(Thurnwald,BlackandWhiteinEastAfrica;TheFabricofaNewCivilization,1935,p.394).「战争必然令土著生活保持敏锐，遗憾的是在和平年代这种敏锐性丧失…。」废止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因为战斗的伤亡人数不多，而没有战争意味着丧失了富有生机的风俗和仪式，乡村生活变得不利健康的沉闷和冷漠。」(F.E.Williams,DepopulationoftheSuanDistrict,1933,"Anthropology"Report,No.13,p.43)这情况可比较在传统文化环境中原居民「充满活力、生气勃勃和使人兴奋的生活。」(Goldenweiser,LooseEnds,p.99).用Goldenweiser的话说，真正的危险是「介乎中间的文化」。(Goldenweiser,Anthropology,1937,p.429)对这一点实际有一致的意见。「旧有障碍正逐渐减少，又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指导方针。」(Thurnwald,BlackandWhite,p.111).「如小区认为积累商品是反社会行为，要把这样的小区与当代的白人文化结合，是试图协调两个互不兼容的制度体制。」(WisselinIntroductiontoM.Mead,TheChangingCultureofanIndianTribe,1932)「带入移民文化的人也许可以成功消灭原有文化，但无法消灭或同化承传文化的原居民。」(Pitt-Rivers,"TheEffectonNativeRacesofContactwithEuropeanCivilization."InMan,Vol.XXVII,1927)或是用Lesser的尖刻说话，以为这是工业化文明的另一牺牲者：「Pawnee族印第安人的成熟文化降格为白人的文化婴儿。」(ThePawneeGhostDanceHandGame,p.44)。在公认的意义来说，虽生犹死的状况不是由于一方之得即另一方之失的经济剥削；但这肯定与影响经济状况的土地所有权、战争、婚姻等有关，各自影响众多形形式式的社会习惯、风俗和传统。强行把货币经济引进人口稀少的西非，造成当地人「买不到食品以填补充没有种植的食品，因为没有人会种植多余的食品卖给他们。」(Mair,AnAfricanPeopleintheTwentiethCentury,1934,p.5)他们的体制蕴含着不同的价值量表；他们既节俭同时又没有市场头脑。「无论市场是供过于求或求过于供，他们仍然索取要同样的价格；为了节省一些小钱，却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跑远路去买东西。」(MaryH.Kingsley,WestAfricanStudies,p.339).工资上涨常常导致旷工。据说〔墨西哥〕的Zapotec族人每日工资50分的勤奋程度只是每天工资25分的一半。英格兰工业革命早期的日子也常见这种矛盾的现象。人口比率的经济指数不见得比工资更能满意〔表达情况〕。Goldenweiser证实了Rivers对在太平洋群岛(Melanesia)的著名调查：文化匮乏的土著人可能「死于无聊。」F.E.Williams是当时在那地区工作的传教士，他记述很容易理解「心理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许多观察家指出土著可能很容易死去。」以前的兴趣和活动被限制，似乎对他的情绪是致命打击。结果是土著的身体抵抗力受到伤害，很容易死于各种疾病。(op.cit.,p.43)这与经济欲望的压力无关。「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率极高，可能是文化活力或文化退化的症状。」(FrankLorimer,ObservationsontheTrendofIndianPopulationintheUnitedStates,p.11).只有与生活的经济标准不相应的社会措施才能阻止文化退化，诸如恢复部落土地所有制或隔离部落社会免受资本主义市场手段的影响。JohnCollier在1942年写道：「把印第安人与他的土地分离是致命打击。」1887年的〈一般土地分配法[38]〉把印第安人的土地「个体化」，其后的文化崩溃导致印第安人丢失了约四分之三的土地，即九千万亩。1934年的〈印第安人重组法[39]〉重组部落的土地，通过复兴文化得以挽救了印第安人社会。非洲也有同样的情况。人人关心各种土地所有制，因为这是社会组织的最直接基础。看来是经济冲突的高税收和租金、低工资等，几乎全都是隐蔽的压力，诱使土著放弃传统文化，从而迫使他们适应市场经济的方法，即是为了工资而工作和到市场上采购所需货品。在这过程中，一些土著部落移居到城镇，丧失了祖先遗传的美德，成为居无定所的「半驯化动物」：有流浪者、小偷和妓女；这是前所未见，像极了约在1795～1834年期间英格兰的赤贫人口。(2)工人阶级在早期资本主义下的人性退化是社会灾难的结果，不能以经济学术语衡量。RobertOwen早在1816年已留意他的工人「不管挣到什么工资，大多数人注定是不幸的⋯。」(TotheBritishMasterManufacturers,p.146)。还记得亚当·斯密估计失去土地的工人完全没有智力方面的兴趣。M'Farlane估计「懂得写作和计算的老百姓日渐减少。」(EnquiriesConcerningthePoor,1782,p.249-50)一代人之后，Owen将工人退化归因于「未成年时被忽视」和「过度工作」，致使他们「即使可以赚得高工资，因出于愚昧而不能很好使用所得。」Owen只付给工人低工资，但同时人为地为他们创建全新的文化环境以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多数人养成的恶习大体上与有色人种因文化接触瓦解而被低贬的特性：浪费、卖淫、盗窃、没有节俭和节约、邋遢、生产力低下、没有自尊和毅力。市场经济扩散正在破坏农村社会、乡村小区、家庭、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在文化框架内支撑生活的风俗和标准等传统结构。史宾汉兰提供的保护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到了1830年代，老百姓身受的社会灾难完全与今天的〔南非〕Kaffir族人一样。杰出的黑人社会学家CharlesS.Johnson独自一人推翻了种族贬低和阶层退化之间的模拟，把他的观点应用到阶层退化：「顺提一下，英格兰工业革命比欧洲各地超前，急剧经济重组之后的社会混乱把贫穷的儿童变成与过去非洲奴隶一样的「单件货品」…为儿童农奴制开解之辞与开解奴隶贸易几乎如出一辙。」("RaceRelationsandSocialChange."InE.Thompson,RaceRelationsandtheRaceProblem,1939,p.274).〈济贫法〉与劳工组织迄今为止没有人研究史宾汉兰制度的更广泛含义、其起源、影响以及突然终止的原因。以下是有关这方面的几个观点。1.史宾汉兰制度在何种程度是战时措施？从严格的经济角度看，史宾汉兰制度不是一些人所谓的战时措施。当代人很少把工资的状况与战时的紧急状态联系。工资有明显上涨的情况在战前已经开始。ArthurYoung的1795年《通函CircularLetter》旨在查明农作物歉收对谷物价格的影响，提出以下的问题：「与前段时期相比，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了多少（如果有的话）？」他没有定义「前段时期」，但引用的参考数据时间范围从三年到五十年；参考数据的作者都没有把时段设置为两年，这是在1793年2月爆发的法国战争的时段。实际上，没有人提及那次战争。顺提一下，应付因歉收和恶劣天气条件导致赤贫现象增加的措施有：（一）当地捐献，包括失业救济金、免费或减价分发食物和燃料；（二）提供就业机会。工资通常不受影响；在1788-9年期间的类似紧急状态，曾以低于正常工资的水平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Cf.J.Harvey,"Worcestershire,"inAnn.ofAgr.,v,XII,p.132,1789.AlsoE.Holmes,"Cruckton,"l.c.,p.196.)然而，有好的理由认为战争至少影响了间接采用了史宾汉兰紧急措施。实际上，战争加剧了快速扩大市场体制的两个弱点，也导致引发史宾汉兰制度的形势：（一）谷物价格波动的趋势，（二）骚乱对这些波动的影响最为有害。最近才开放的谷物市场不可能承受战争的压力和封锁的威胁。谷物市场也无法抵抗有外来不祥因素的习惯性骚乱引起的恐慌。在所谓的自发调节的制度下，中央当局认为「有秩序的骚乱」或多或少是本地供应不足的指标，应该温和处理；但现在这被指责是稀缺的成因和对整体社会的经济威胁，不仅局限于穷人。ArthurYoung警告「食品价格昂贵引发骚乱的结果」，HannahMore的说教式歌词有类似的观点：「骚乱或是半条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好。」她对家庭主妇的回答只是抑扬顿挫表达Young的虚拟对话：「我们是否直至挨饿都一声不发？肯定你不想这样，你应该抱怨；但抱怨或行动的态度不要让所感受的不幸更为恶化。」他强调「只要没有骚乱」，根本不会有饥荒的危险。这样的担心是有很好的理由：谷物供应极易受恐慌的影响。另外，因为法国大革命，即使有秩序的骚乱有了威胁性的含义。尽管害怕工资上涨无疑是史宾汉兰制度的经济成因，但可以认为就战争而言，这种情况的含意较多是社会性和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方面。2.WilliamYoung爵士和放宽〈定居法〉1795年有两项关键性〈济贫法〉措施：史宾汉兰制度和放宽「教区农奴制[40]」。很难相信只是巧合，而各自对劳工流动的影响刚好相反。因为后者，工人对四处寻找就业机会较有吸引力，而前者则减少他这样做的意欲。研究移民时有使用「推」和「拉」这些术语；当目的地有强大的「拉」，家乡的「推」会减弱。修订〈1662年法案〉可能导致农村劳工大规模不安本份，史宾汉兰制度肯定减轻了这方面的危险。从管理〈济贫法〉的角度看，这两项措施明显是是互补。因为放宽〈1662年法案〉涉及设计该法案要回避的风险，即是穷人大量涌入「较好的」教区。要是没有史宾汉兰制度，这种风险也许真的发生。当代人很少提及这种关系，回想〈1662年法案〉几乎没有公开讨论就付诸实施，这样的反应是不足为奇。然而，WilliamYoung爵士必然有这信念，因为他曾两次共同提出这两项措施。在1795年，他倡议修改〈定居法〉，又动议〈1796年法案〉，把史宾汉兰制度的原则纳入法律。在此之前，他在1788年曾倡议同样的两项措施，但未获成功。他几乎以1795年相同的措辞动议废止〈定居法〉，同时又和议救济穷人的措施，建议设立生活工资，三分之二由雇主支付，三分之一由地方税支付。(Nicholson,HistoryofthePoorLaws,Vol.II)然而，这一直要等到另一次严重歉收再加上法国战争，这些原则才付诸实行。3.城市高工资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城镇的「拉」导致农村工资上涨，同时也往往导致农村劳动力储备流失。这两个灾难密切相关，以后者的影响更为重要。农业生产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储备，因为冬季的农闲，春秋两季的农活需要很多人手。在传统社会的自然结构中，这样的劳动力储备不是简单的工资水平问题，而是决定人口中较贫困的劳工其地位的制度性环境问题。几乎所有已知的社会都有法定或习俗安排，方便地主在农忙时节佣用农村劳工。城市工资上涨导致农村社会的问题，情况的核心是地位让位于合约。在工业革命之前，农村有重要的劳动力储备：男人在冬季忙于家庭手工业，而在春秋两季男工和妻子则忙于田间农活。〈定居法〉实际上使穷人成为教区的农奴，依赖当地的农民。〈济贫法〉有其他形式把当地劳工变成易受操纵的工人，例如劳工地方税、必须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或由教区以补贴鼓励农民聘用贫民。拥有特许权的作坊不但可随意残酷地惩罚穷人，实际上也秘密施罚；地方政府有权光天化日强行进入民居，如认为穷人「身陷贫困，并且应该得到救济」，可以逮捕穷人并送往作坊。(31Geo.III.c.78)这些作坊的死亡率骇人听闻。除了这些惨况，北部的雇农或边境居民的工资以实物支付，且被强迫随时到田间干活，穷人的茅房和土地有各种契约把他们牢牢缚在一起，可以想象温顺的后备劳工大军任由农村雇主鱼肉。因此，除了工资的问题，还有维持足够农业劳动力储备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时期可能有所不同。引入史宾汉兰制度与农场主害怕工资上涨有密切关系，同样原因可能导致在后期农业萧条期间（1815年之后）补贴制度快速普及；1830年代早期，农业界几乎一致坚持保留补贴制度，不是因为害怕工资上涨，而是担心是否有充足供应的随时可用劳动力。特别是在1792～1813年的异常繁荣期间，他们一直担心人手问题；在这期间，谷物的平均价格剧增，并远超过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史宾汉兰制度的背后动力不是工资，而是劳动力供应。从农业小区的角度看，津贴制度的真正功能没有什么值得怀疑；那真正功能就是确保随时都有贫民作为可用的农工储备。顺带一提，虽然现实中没有剩余人口，史宾汉兰制度就是这样建立了类似的农村剩余人口。工资上涨会吸引更多劳工，因此试图区分这两套动机似乎只是刻意而为。但在一些情况下，有证据说明农民较为重视那一套。首先，有大量证据表明，就贫穷居民而言，农场主反对会减少临时农业帮工的任何形式的外间就业。1834年报告书的一份证词指责贫穷居民「为了每星期一英镑去捕捉鲱鱼和鲭鱼，却把家人留给教区照顾。他们不在乎一转头就被送进监狱，只要他们出狱后有机会赚钱⋯」（第33页）。同一份证词抱怨「农场主在春秋农忙季节常常不能找到足够数量的劳工。」(HenryStuart'sReport,App.A,Pt.I,p.334A).其次是小耕地的关键问题。农场主一致认为小耕地最能帮助穷人和他的家庭脱离救济行列，但即使地方税的负担也不能诱使他们同意以任何形式向贫穷居民分配小耕地，以帮助穷人更少依赖临时农活。这一点值得注意。直到1833年，农业社会默然支持保留史宾汉兰制度。《济贫法专员报告》提到：补贴制度意味着「廉价劳工，加快收割」(Power)。「没有补贴制度，农场主不可能继续耕作土地。」(Cowell)。「农场主希望佣工的工资由济贫款项支付。」(J.Mann)「我不认特别是大户农场主希望减少〔地方税〕。地方税保持改变，他们总是能够聘用想要的额外人手；一旦情况变坏，他们可以把这些人手全部赶回教区⋯」（农场主的证词）。教区人士「反对任何致使劳工不依靠教区援助的措施，这样才可以把劳工限制在教区范围之内，有紧急工作时才有人可用。…高工资和劳工自由会捣垮〔教区〕。(Pringle)教会默默反对向穷人分配小耕地。小耕地让穷人自给自足，有体面有自尊，也使他们脱离农业所需的储备大军。Majendie建议小耕地面积为1/4英亩，认为高于这个面积的要求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土地）占有者担心使劳工会自给自足。」。另一位支持者Power也证实：「农场主一般反对推行小耕地，唯恐土地财产会缩水，找肥料要走更多的路，也反对劳工自给自足。」Okeden建议小耕地面积为1/16英亩，因为这刚好用尽每个手工业家庭的余暇，一如「纺车和纱杆、梭子和织针消耗了他们的闲暇时间。」4.工业化城镇的补贴制度史宾汉兰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作为农村减贫困的措施，不是要限制乡村，因为乡镇也是农村部份。直到1830年代早期，在典型的史宾汉兰地区大多数城镇已推行补贴制。例如，Hereford郡颇为人口过剩，八个城镇（四个「肯定」，四个「可能」）有执行补贴制，而人口没有过剩的Sussex郡的十二个呈报城镇有九个执行补贴制。北部和西北部的工业城镇情况非常不同。直到1834年，工业城镇的依赖性穷人数目比农村地区少得多；甚至在1795年之前靠近工厂的乡郊地区其赤贫人口往往大幅度增加。1789年，JohnHowlett教士令人信服地反驳：「普遍的错误看法是大城市和人口众多的制造业城镇的穷人比例高于教区；事实正好相反。」(AnnalsofAgriculture,v,XI,p.6,1789)遗憾的是对新型工业城镇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济贫法专员看来担心史宾汉兰措施即将扩散到制造业城镇的所谓危险。人们知道「北部各郡受影响程度最小，」然而仍然声称「甚至在城镇，这种危险的存在已达可怕程度。」这没有事实证实。诚然，Manchester或Oldham郡的救济偶尔惠及健康良好和充分就业的人。Henderson报告在Preston镇的纳税人会议上，一位赤贫者大声疾呼，投诉「周薪从一英镑一直降至十八先令」。Salford,Padiham和Ulverston诸镇归类为「定期」实施工资补助；Wigan的织布工和纺纱工也是同样情况。Nottingham的长袜低于成本价出售，但生产商依然「有利可图」，明显是因为有地方税补贴工资。Henderson撰写Preston的报告时，脑海中已想到这可恶的制度「逐渐成形和引用私人利益来保护自己。」根据济贫法专员报告书，这制度较少在城镇中流行，只是「因为制造业资本家只是地方税纳税人的少数，因此对教区的影响少于农民。」从短期看可能是这样，但从长期看似乎可能有几个理由令工业界雇主不普遍接受补贴制度。一个理由是穷人工人效率低下。棉纺业主要以计工计算工资。但现在即使在农业方面「领取教区救济的人士效率低下，四、五个人的效率才等同一个计件工人。」(SelectCommitteeonLaborers'Wages,H.ofC.4,VI,1824,p.4.)济贫法专员报告书提到计件工作可使用史宾汉兰方法，而不必破坏「制造业工人的生产效率」；这样生产商也许会「真正得到廉价劳工。」这暗示着农业工人的低工资不一定意味着廉价劳动力，因为这些工人的低效率可能压低了低工资的价值。企业家反对史宾汉兰制度的另一可能原因是竞争者可能利用补贴工资以较低的工资成本生产。这种威胁不会影响在不受限制市场出售产品的农民，但城市的厂家会感到极大不安。济贫法专员报告认为「因为甲郡滥用〈济贫法〉，乙郡的制造商可能被对手廉价倾销并导致破产。」WilliamCunningham指出1834年法案之重要在于对〈济贫法〉管理的「国有化」影响，从而消除了发展全国市场的严重障碍。反对史宾汉兰制度的第三个理由，可能也是对资本家集团影响最大的理由，是这制度往往扣住「大量懒惰的剩余劳动力」，未能流入城市劳工市场。(Redford)。到了1820年代后期，城市生产商对劳工的需求很大；Doherty的工会引起大规模动荡；这是Owen主义运动的开始，导致英格兰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和停工。因此，从雇主的角度看，有三个强力而长期论据反对史宾汉兰制度：对劳动生产力的负面影响；造成国家不同地区成本差异的趋势；促成农村「劳动力市场不能流动」(Webb)，从而维持城市工人垄断劳动力市场。个别雇主或甚至当地的雇主小圈子可能不大理会这些情况，可能轻易相信低劳工成本的优势，不仅确保利润，而且有助与其它城镇生产商竞争。然而，企业家阶层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随着时日，看来原本对个别雇主或雇主小圈了有利的事情却对整个阶层构成威胁。实际上，补贴制度在1830年代早期向北部工业城镇扩展（即使补贴制度形式上有所精简），巩固了反对史宾汉兰制度的舆论，并在全国推行改革。这证据表明城市政策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在城镇逐步建立工业的劳工储备，主要是为了应付经济活动的剧烈波动。在这方面，城镇和农村没有多大区别。乡村当局宁可选择高地方税而不是高工资，城市当局也不愿意赶走在城市落脚的非常住穷人。农村和城市雇主之间为争取劳工储备而彼此竞争。1840年代中期有严重和长时间经济萧条，以地方税为代价支持劳工储备才变得不可行。即使如此，农村和城市的雇主还是以相同方式行事：工业城镇开始大规模清除穷人，与之相呼应的是农村地主「清洗农村」：两者都是为了减少常住穷人的数目。(cf.Redford,p.111)5.城镇优先农村本文假设史宾汉兰制度是面对城市工资水平上涨威胁时的措施，以保护农村社会。这涉及贸易周期中城镇优先农村。1837-45年萧条时期是例子，说明这种情况。1847年的细致统计调查显示萧条从英格兰西北部的工业城镇开始，然后蔓延到农业郡县，其后的经济复苏也是明显迟于工业城镇。数据显示「压力首先影响制造业地区，最后才在农业地区消失。」调查涵盖的制造业地区Yorkshire郡的Lancashire和WestRiding为代表，人口有201,000，分为584个济贫区；农业地区调查包括Northumberland,Norfolk,Suffolk,Cambridgeshire,Bucks,Herts,Berks,Wilts和Devon，人口有208,000，也是分为584个济贫区。制造业地区的情况在1842年开始改善，赤贫增加率从29.37%降至16.72%，1843年实质减少29.80%，1844年15.26%，1845年进一步减少12.24%。与此相比，农业地区1845年才开始改善，减少9.08%。调查计算人均的济贫法开支，后者是分年分郡计算。(J.T.Danson,"ConditionofthePeopleoftheU.K.,1839-1847,"Journ.ofStat.Soc.,Vol.XI,p.101,1848)6.农村人口减少和人口过多欧洲各国只有英格兰是统一管理城镇和农村的劳工。例如1563年或1662年的法令在农村和城市教区一律实施，各地官员在全国公平执法。这种情况归因于农村较早时期已工业化和城市基地随后的工业化。因此，城乡的劳工组织没有管理上的断层，这与欧洲大陆回然不同。这再次解释了劳工在城乡之间流动不受约束，从而避免欧洲大陆人口的两大不幸特征：即是由于农民向城镇移民而导致农村人口突然减少，以及不能逆转这过程，把已在城镇定居工作的移民再次连根拔起。自十九世纪下半以来，劳动人口大举外流，是中欧农村社会的恐怖现象[41]，但英格兰的人口流动是在城乡就业之间来来回回的钟摆波动。这情况近乎大部份人口一直处于悬而不决的状态，使国内移民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非常困难。另外，这国家到处都有港口，没有长距离移民的必要，因而在理解全国劳工组织后，〈济贫法〉的管理可以轻易调节。农村教区经常向在不太遥远的乡镇就业的非常住穷人发放院外救济，救济金送到他们的住所；另一方面，制造业城镇经常救济没有在城镇定居的常住穷人。只有在1841-43年非常时期，城市当局才例外实施大规模迁移。按照Redford的说法，有12,628名穷人被迁出北部的十九个制造业城镇，其中只有1%的定居地是在九个农业区内。他也指出几乎很少远距离移民，雇主利用城乡的宽松救济措施维持大部份的后备劳工以供后用。难怪城乡会同时出现「人口过多」现象，而实际上Lancashire郡的制造商在高峰期还要从爱尔兰引进大量工人，而农场主强调如村里的穷人都被诱惑移民，庄稼收割期间将不够人手应付。〈参考阅读〉简春安〈从典范变迁看社会福利的发展〉郭家宏〈工业革命与英国贫困观念的变化〉《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1]Poorandpauper[2]原注1：Martineau,H.,TheHamlet,1833.[3]DavidDavies,TheConditionofTheAgricultureWorker,1795[4]WealthofNations[5]Thoughts&DetailsonScarcitybyEdmundBurke,1795[6]ADissertationonthePoorLaws,ByaWell-WishertoMankindbyJosephTownsend,1786。原文为WilliamTownsend，遍查没有资料，应为误植。[7]TheRightsofManbyThomasPaine,1791-1792.网上简体译本《人权论》。[8]1830年，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农工起义，要求提高工资和取缔影响他们冬季就业的打谷脱粒机。他们抗议之余，纵火焚烧干草堆以壮声势。[9]原文是ThePopgunPlotfoundwidecredence。1794年，名医JamesParkinson被指控与同党密谋以气枪发射毒箭行刺英皇乔治三世，但事无左证，不了了之；史称「气枪阴谋」。此处比喻武装行事。[10]JusticeofthePeace,JP是源于英国的委任制度，由政府委任民间知名人士担任太平绅士（中译源出香港殖民政府）维持小区安宁（例如定期巡视监狱，初步鉴定精神病人然后送院）和处理较简单的法律程序（例如小贩和垃圾违规）。[11]1642-60年英格兰的动荡政局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内战(1642-45)，第二次内战(1645-1648)和强势首相OliverCromwell以联邦共和政制(Commonwealth,1649-53以及1659-60)管治英国。[12]Restoration1660。英王查理士二世复辟，[13]1689年，英国宫廷政变，英王詹姆士二世被迫流亡海外，国会和新任英王威廉三世共同通过〈权利法〉，永远改变了英王的政治地位和承继制度。[14]workhouse[15]poorhouse[16]ReliefofthePoorAct，亦称Gilbert'sAct。[17]Torysocialism[18]CommissiononthePoorLaw[19]CharlesKingsley(1819-1875)。英国文学家，大学教授和神学家。[20]FriedrichEngels恩格斯(1820=1895)，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21]William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22]ThomasCarlyle(1795-1881)。苏格兰评论、讽刺作家、历史学家。[23]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24]DavidRicardo(1772-1823)，英国政治经济学家。[25]原注2：Usher教授认为城市化始于1795。[26]原注3：Martineau,H.,HistoryofEnglandDuringtheThirtyTears'Peace(1816-1846),1849[27]原注4：Martineau,H.,TheParish,1833.[28]Anti-CombinationLaws[29]PoorLawReport[30]ThirtyYears'Peace,1816-1846[31]熊彼特[32]OldAgePensionsAct(1908)[33]Heimwehr[34]BullionReport[35]StatuteofArtificers[36]SettlementandRemovalAct[37]Benjamin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两度出任首相。[38]GeneralAllotmentAct[39]IndianReorganizationAct[40]parishserfdom[41]德文Landflucht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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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1795年史宾汉兰制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七章1795年史宾汉兰制度十八世纪社会无意识地抵制把社会变成市场的附属物。无法想象有任何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包括劳工市场；但若要建立这样的市场，特别是在英格兰农业文明条件下，无异是要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组织。在1795-1834年间工业革命最活跃时期，英格兰制定「史宾汉兰制度[1]」，〔无意中〕阻止建立劳工市场。劳工市场实际上是新产业制度下最后组织的市场，在市场经济即将启动才采取这最后步骤；其时老百姓感受到没有劳工市场的缺点是多于引进劳工市场带来的灾难。虽然创立劳工市场的做法颇为不人道，最后人人得益于自由劳工市场。但就在此时出现了关键问题。自由劳工市场的经济优点无法弥补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不得不引进新的监管制度再度保护劳工，但这一次是利用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引进诸如工会和工厂法规这些新的保护制度是尽可能适应经济机制的要求，但依然干扰体系的自发调节和最终摧毁了制度。从这发展结果的广义逻辑角度看，史宾汉兰制度占据了战略位置。在英格兰，土地和资金的调动是先于劳工。法律严格限制了劳工流动，阻碍国内劳工市场的形成，因为劳工事实上被限制在本身教区之内。1662年的〈定居与迁移法〉制定了所谓教区佃农制度的规章，直至1795年才放宽。若然不是同年施行史宾汉兰制度或补贴制度，这步骤可能方便建立国内劳工市场。史宾汉兰制度的意图正好相反，要强力执行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家长式劳工组织制度。1795年是极为艰苦的年代，当年5月6日Berkshire（郡）的地方官员在Newbury（镇）附近的史宾汉兰（村）的鹈鹕酒馆开会，决定以面包价格为标准，按比例补贴穷人的工资；无论穷人有多少工资，补贴确保他们有最低收入。官员的著名建议是这样的：如符合质量的一加仑装面包[2]价格为1先令，每名贫穷但勤劳的人民每周可得3先令补贴，由本人或家中劳工领取，或从平民救济税领取补贴（妻子和每名家人可得1先令6便士）；如面包价格上升至1先令6便士，每周补贴4先令外另加1先令10便士；面包价格在1先令价位上每上涨1便士，他本人可得3便士，其他家人每人1便士。各郡的金额各有不同，但大多数采用了史宾汉兰标准。这在当时是作为紧急措施，而且不是很正规施行。尽管一般称之为法律，但这标准从未作为法律颁布，但很快就成为英格兰大多数乡村地区的当地规则，实际上这引进了不亚于「生存权利」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创新；直至1834年被废除，这「法」有效阻止了建立竞争性劳工市场。两年之前，中产阶级在1832年成功闯入权力中心[3]，部份原因是为了消除新资本主义经济面对的这一障碍。最明显的是工资制度权威地要求撤销史宾汉兰制度声言的「生存权利」：在经济人的新制度下，如无需做工就可以过日子，没人会为工资而工作。十九世纪的作家大多数没有看清楚撤销史宾汉兰制度的另一特点，即是为了领薪族自身的利益，工资制度必须普及，即使这意味会剥夺劳工求生存的合法要求。「生存权利」已证明是死亡陷阱。这矛盾只是表面。据闻史宾汉兰制度意味可以宽松执行〈济贫法〉，但实际上却与原意相反。按照〈济贫法〉，不管能够拿到多少工资，穷人都得工作，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有资格得到救济；以救济代替工资不是原来的意图，也不是必然。按照史宾汉兰制度，即使有工作的劳工也可得到救济，只要他的工资是低于标准规定的家庭收入。因此，劳工没有物质利益要满足雇主的要求；无论工资是多少，他的收入（工资+补贴）都是一样；只有当标准工资（即实际支付的工资）超出标准，情况才有所不同，但工资超出标准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雇主几乎以任何工资都可以招聘劳工；不管雇主支付的工资是多么少，济贫税的补贴都使工人的工资达到标准。不出几年，劳工的生产力开始跌至赤贫劳工的水平，因此雇主更有理由不把工资提升到规定标准之上。因为一旦劳工尽心和效率的强度跌至一定水平之下，这等于门面功夫，只做琐碎而无价值的琐事。尽管原则上依然强制人要工作，但实际上院外救济[4]已变得普遍；即使被强制住在济贫院的穷人从事的职业几乎算不上是工作。这等同废除都铎王朝的法律，不是因为较少而是更多家长式管治。扩大院外救济，引入工资补贴，另加家庭主妇和子女补贴，而每项补贴随面包价格加减；这一切等同整体工业活动正迅速消除的监管原则在劳工范畴内却戏剧性复活。没有什么措施是如此广受欢迎。[5]父母不用费心照顾子女，子女不再依赖父母；雇主可以随意降低工资，工人不管忙碌还是懒散都不会挨饿；人道主义者欢呼这措施是怜悯之举，尽管不是那么公正，而自私自利者高兴地安慰自己：虽然是怜悯，但至少不是施舍；甚至纳税人也没有很快认清楚这对税收有什么影响。这制度宣扬「生存权利」，不管这人是否挣钱养家。最后的结果是可怕的。虽然要过了一段时间老百姓的自尊才降至最低点，情愿领取救济而不挣工资；由公帑补贴工资必然是无底黑洞，并迫使老百姓依赖税收。农民逐渐变得赤贫化；顺口溜说得好：「一日靠补贴，日日靠补贴」，此话确实不假。若不是补贴制度的长期效果，不可能解释早期资本主义的人性和社会堕落。史宾汉兰事件向那个世纪领先国家的人民揭示了他们正在参与的社会冒险行动的真正本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傻瓜乐园的教训；如1832年〈改革法〉和1843年〈济贫法修正案〉通常被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那是因为这结束了仁慈地主阶级及其补贴制度的统治。试图建立没有劳工市场的资本主义秩序，已经一败涂地。支配这秩序的法则曾大展身手，又与家长式原则绝对对立。这些法则的严厉苛刻已是显而易见，而违背法则的人受到无情报复。在史宾汉兰制度下，社会被两股对立势力撕裂；一股势力来自家长式管理，保护劳工免遭市场制度威胁；另一股势力在市场制度下组织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并因此剥夺了老百姓从前的地位，迫使他们靠出卖劳动为生，而且同时剥夺了劳动的市场价值。新的雇主阶层正在形成，但雇员没有形成相应的阶层。一场新的庞大圈地浪潮正在调动土地并生成了乡村无产阶级，而济贫法错误施行却妨碍了他们凭借自己的劳动赚取生计。毫不奇怪当代人对看似矛盾的现象感到惊骇：伴随着近乎奇迹的生产增长是群众近乎忍饥挨饿。到了1834年，大家已经有了共识，对许多长于思考的人来说，这是充满情感的共识：随便什么措施都比继续施行史宾汉兰制度更可取。要么就消灭机器（就像Luddite成员[6]的所为），要么就必须建立正常的劳工市场。由此，人类被迫走上理想国实验的道路。这一章的篇幅不足以详细论述史宾汉兰制度的经济方面，稍后再谈。从表面看，「生存权利」措施应该完全消灭赚取工资的劳工。标准工资应该逐渐下降至零，由此把实际的工资单完全交由教区处理，这样的话，补贴制度的荒谬就会一览无遗。但当时基本上只是资本主义的预备时代，老百姓依然保持传统思想，行为还不是只受金钱动机的支配。绝大多数乡下人都是自住业主或终生租户，为了不陷入赤贫，愿意选择任何糊口方式，即使要承受随后发生的令人厌恶或可耻的伤残。如劳工能自由团结争取权益，补贴制度当然可能对标准工资有相反作用：因为宽松执行〈济贫法〉，对失业者的救济可能极大帮助工会行动。那可能就是1799-1800年不公义的〈反结社法[7]〉出台的原因，否则是难以解释，因为Berkshire地方官员和国会议员整体上是关心穷人的经济情况，况且在1797年之后政治动乱已经平息。可以说史宾汉兰制度的家长式干预引起了〈反结社法〉进一步干预。若不是〈反结社法〉，史宾汉兰制度可能有提高工资的作用，而不是实际上压低了工资。史宾汉兰制度与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才废除的〈反结社法〉一起导致极具讽刺的结果：即是以财政施行的「生存权利」措施最终却糟蹋了表面上要救助的人民。对后代人来说，工资制度和「生存权利」措施之间的互不兼容是显而易见；换句话说，只要用公帑补贴工资，资本主义秩序的运作就绝无可能。但当代人未曾理解他们为之铺路的秩序。群众生产力被严重削弱，是阻碍机器文明进步的民族灾祸；只有在这情况下，社会才醒觉有必要取消穷人无条件可获得救济的权利。当时最具专业水平的观察家也不理解史宾汉兰制度的复杂经济内容；但结论似乎是更令人信服：即是工资补贴肯定有内在的邪恶，因为这不可思议地损害了接受补贴的人。市场体系的缺陷不是显而易见。要清楚认识，必须区别自机器问世以来，英格兰劳工经历的沧桑巨变：首先是1795-1834年史宾汉兰制度时期；其次是其后十年〈新济贫法[8]〉造成的困苦；最后是1834年之后对竞争性劳工市场的有害影响；直至1870年代工会得到承认后才提供充分保护。按时间次序，史宾汉兰制度是在市场经济之前；〈新济贫法〉的十年是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与前一时期交叠的最后阶段是市场经济时期。这三个时期差异悬殊。史宾汉兰制度旨在防止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或至少是放慢改变的速度。结果却是老百姓赤贫化，在这过程中几乎不似人形。1834年的〈新济贫法〉废除「生存权利」措施，取消了劳工市场的这一障碍。新法的科学性残忍在1830和1840年代对公众情绪造成极大震撼，以致当时的激烈抗议模糊了后世眼中的图像。确实，随着取消院外救济，许多最贫苦的人被迫听天由命，最凄惨的是所谓「值得帮助的穷人[9]」，他们自尊心极强，不愿进入已经变成耻辱居所的救济院。或许现代历史从来没有比这更加冷酷无情的社会改革，压垮众多生命时只是由救济院假装提出真正贫困的标准。温和的慈善家冷静地提出和实施心理虐待，作为润滑劳动力工厂轮子的手段。不过，大多数的埋怨是归咎突然连根拔起旧制度被和激进变革突然生效。〔英格兰保守党政治家〕Disraeli公开指责人民生活中这「不可思议的革命」。然而，如果只考虑金钱收入，人民的生活条件会很快就被认为已得到改善。第三阶段的问题更为深层。与所有现代制度中最有能量的劳工市场的整体效应相比，1834年之后十年因为中央集权的〈新济贫法〉官僚对穷人犯下的暴行只是零星事件。〔劳工市场的整体效应〕的规模与史宾汉兰制度构成的威胁相似，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异是竞争性劳工市场已成为危险之源，不是没有劳工市场。如史宾汉兰制度曾阻止劳工阶层崛起，那么现在的贫穷劳工是被冷酷无情的机制压力形成这样的阶层。如在史宾汉兰制度之下，穷人曾被当作普通动物看待，现在要面对所有不利条件而自求多福。如史宾汉兰制度意谓可怜兮兮的堕落，劳工现在是社会的无家可归可怜人。如史宾汉兰制度过度利用邻里、家庭和乡村周边的价值观，现在的老百姓离开家人亲人，连根拔起，远离有意义的环境。简而言之，如史宾汉兰制度意谓守株待兔而奄奄一息，现在的危险是死于暴晒。直至1834年英格兰才建立竞争性劳工市场；因此，在此之前不能说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是已存在的社会体系。不过，社会的自我保护行动几乎紧随其后开动：工厂法和社会法，以及政治和产业工人阶级运动乘时而起。保护性行动试图阻止市场机制的全新危险，与体系的自发调节发生致命冲突。毫不夸张地说，1834年〈新济贫法〉为市场体系打通经脉，市场体系的逻辑决定了十九世纪的社会史。事态的起点就是史宾汉兰制度。若然本文提出研究史宾汉兰制度即是研究十九世纪文明的诞生，研究重点不是其经济和社会后果，甚至不是这些后果对现代政治史的决定性影响，而是现代人大多不知道的事实：〔史宾汉兰制度〕的模子铸造了我们的社会意识。此后几乎已被遗忘的赤贫人口，曾经是人们的主要话题，其影响力可以媲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归功于Voltaire、Diderot、Quesnay和鲁索(Rousseau)的思想，〈济贫法〉的讨论影响了Bentham、Burke、Godwin、马尔萨斯、Ricardo、马克思、RobertOwen、JohnStuartMill、达尔文和Spencer的思想；彼等和法国大革命都受到十九世纪文明精神源头的滋养。就是在史宾汉兰制度和〈新济贫法〉之后的数十年间，人们的思想带着新的忧虑之情转向本身的社会：Berkshire地方官员未能阻止后来被〈新济贫法〉释放的革命，把人们的视野转到自身的集体存在，恍如从前未有留意。人们揭开了其存在从未被怀疑的世界：掌控复杂社会的多项原则。虽然这崭新而独特的社会出现在经济范畴，其涵义是普世适用。进入人们意识的新生现实其形式是政治经济，其令人惊异的规则性和同样令人惊叹的矛盾性必须套入哲学和神学的体系才可以溶入人类的意义。顽固的事实和冷酷的法律似乎剥夺了人们的自由，但已在多方面与「和平」和解。这是秘密支撑实证论者和功利论者那些形而上势力的主要动力。面对这些可怕的局限，人类思想的矛盾反应是对从未探索的人类各种可能性领域既有无限希望也有无边失望。希望是完美的期望，从人口和工资法的梦魇中被排出，转而体现在鼓舞人心的进步理念，以致「希望」似乎证明即将来临的大规模又令人痛苦的社会转型是有理有据。「失望」其后被证明才是社会转型的更强大推手。人被迫无奈接受现世的灭亡：注定或是不再生育儿女，或是因为战争和瘟疫、饥饿和邪恶而灰飞湮灭。社会的残存常态是贫困；食粮有限，人口无限，成为当前问题；正当此时突然有望财富无限增加；这讽刺变得更为苦涩。对社会的发现与人类精神世界就是如此结合；但是，这新现实，新社会如何转化为生活？作为行为指南，和谐与冲突的道德原则已极度受压，被逼走入几乎是完全矛盾的模式。据说，和谐是经济的固有特征，个人与社会的利益最终是一致，但这种和谐性的自发调节要求个人尊重即使摧毁个人的经济法规。冲突似乎也是经济的固有特征，不管是个人之间冲突或是阶级斗争，但这些冲突可能只是当前或未来社会更深层次内在和谐的载体。赤贫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现是紧密交织一起。贫困把人们的目光固定在无法理解的事实，即是贫困与富裕似乎结伴而行。但这只是现代人面对工业社会诸多令人困惑的悖论的第一个。通过经济学之门，人类已进入新居，而这后天环境为那个时代套上唯物主义的光环。对Ricardo和Malthus来说，没什么比物资货品更真实。对他们而言，市场规律就是人类可能性的界限。Godwin相信无限的可能性，因此不得不否定市场规律。Owen一士谔谔，认为人类的可能性有限，不是因为市场规律而是社会自身的规律，他察觉到市场经济面纱背后浮现的现实：社会。然而，他的见解尘封百年。同时，就着贫困问题，人们开始探索复杂社会中的生命意义。政治经济学以两个对立的视角进入普世范畴，一个视角是进步和完美性，另一视角是决定论和诅咒；政治经济学付诸实践也是以两个对立的方式进行，一是和谐与自发调节的原则，另一是竞争与冲突的原则。这些矛盾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和阶级概念。一套全新观念以重大事件终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意识。第七章数据参考「市场模式演变」的参考文献经济自由主义受错觉支配：以为本身的实作和方法是进步法则的自然产物。为了使支持自发调节市场的原则符合这模式，这些原则被回溯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因此全面扭曲了贸易、市场和货币、城镇生活和民族国家的真正本质和起源。(1)原始社会少见「以物易物[10]」的个别行动。「几乎无人知道以物易物。原始社会的先民非但没有以物易物的渴望，反而讨厌。」(Buecher,DieEntstehungderVolkswirtschaft,1904,p.109)「例如不可能以食物的数量表达鱼钩的价值，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交换；太平洋岛民会认为〔鱼钩〕是神奇事物⋯每种对象是适合特定的社会情况。」(Firth,同上，p.340)(2)贸易不是在小区内出现；这是涉及不同小区的外部事务。「在初期阶段，商业是种族群体之间的交易，不会发生在同一种族或部落的人群，而是最古老社会小区的外部现象，只是直接面向外族。」(M.Weber,GeneralEconomicHistory,p.195)「虽然看上去很奇怪，中世纪的商业一开始不是受本地贸易、而是受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发展。」(Pirenn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MedievalEurope,p.142)「中世纪的经济因为远程贸易得以复苏。」(Pirenne,MedievalCities,p.125).(3)贸易不依靠市场；其源起是单方面的运送，无论是和平还是其它手段。Thurnwald确定了最早的贸易模式只是远距离运送采购和物品，本质是狩猎的远征。远征是否类似找寻奴隶或海盗行为的开战情况，主要取决于遇到的抵抗（同上，第145、146页）。「荷马时代希腊人之间的海上贸易起初是由海盗行为促成，正如挪威海盗一样；在颇长时间两种行业并行发展。」(Pirenn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p.109)(4)市场是否存在，不是基本特征；本地市场没有增长的倾向。「没有市场的经济体系无需为此共同拥有其它特征。」(Thurnwald,DiemenschlicheGesellschaft,Vol.III,p.137)在早期的市场，「只有明确数量的确定物品可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同前，第137页）。「特别值得一提Thurnwald注意到原始货币和贸易本质上具有社会意义，不是经济意义。」(Loeb,"TheDistributionandFunctionofMoneyinEarlySociety."InEssaysinAnthropology,p.153)当地市场之产生，不是因「武装贸易」或「悄悄以物易物」或其它外贸形式，而是萌生于维护与邻区进行交易这有限目的的某个聚会地点的「和平」。「本地市场的目的是为居住当地的人口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这说明了本地市场每星期一次的墟期、吸引的圈子非常有限以及活动范围局限于小规模零售业务。」(Pirenne,op.cit.,Ch.4,"CommercetotheEndoftheTwentiethCentury,"p.97)即使到了后来，与市集比较，本地市场没有增长的倾向：「市场满足了本地居民的需求，只有邻近的居民到来；商品都是乡村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Lipson,TheEconomicHistoryofEngland,1935,Vol.I,p.221)本地贸易「通常发展自农民和从事家庭工业的副业，一般来说是季节性工作⋯」(Weber,同上，p.195)「乍看起来，很自然会想到商人阶层是慢慢从农业人口中成长起来。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理论。」(Pirenne,MedievalCities,p.111)(5)劳动分工不是源于贸易和交易，而是源自地理、生物性和其它非经济因素。「劳动分工决不是复杂经济情况的结果，尽管理性主义理论认为如此；原则上这要归因于生理的性别和年龄差异。」(Thurnwald,Economics,p.212)「几乎所有劳动分工只是在男女之间。」(Herskovits,op.cit.,p.13)劳动分工可能源于生物性因素的另一情况：不同种族群体的共生关系。「不同种族群体〔通过形成社会的上层阶级戏〕转变为专业—社会群体。从而创造了的组织一方面是基于附属阶级的供养和服务，一方面是基于领导阶层家长的分配权力。」(Thurnwald,Economics,p.86)这是国家源起的一个因素。(Thurnwald,SozialpsyschischeAblaufe,p.387)(6)货币不是决定性的发明；其是否存在对经济类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经济学角度看，部落使用金钱这纯粹事实与不使用金钱的部落没有很大区别。」(Loeb,op.cit.,p.154)「如有使用货币，其作用大异于在我们文明社会的作用。货币一直是具体对象，从来不是抽象地代表价值。」(Thurnwald,Economics,p.107)。以物易物的种种难处没有导致「发明」货币。「传统经济学家这种陈旧的观点与人种学研究背道而驰。」(Loeb,op.cit.,p.167,footnote6)商品既有金钱的功能又有权力属性的象征意义，由于这些特殊效能，不可能「只从单方面的理性角度来看待〔商品〕的经济拥有。」(Thurnwald,Economics)例如，金钱可能只用于支付工资和税款（同前，第108页）或买下妻子，支付赔偿或罚款。「因此，从这些有国家之前的例子可见，有价物品的评估是源自习俗性价值的数量，领导人物的地位和他们与几个群体平民的具体关系。」(Thurnwald,Economics,p.263)总的来说，货币像市场一样外部现象，对社群的重要性主要是由贸易关系决定。「金钱的观念通常是从外部引进。」(Loeb,同上，p.156)「金钱作为交易的一般媒介其作用源于对外贸易。」(Weber,op.cit.,p.238).(7)对外贸易不是源于个体而是集团之间的贸易。贸易是「集体作业」，涉及「集体取得的各种物品。」，源自「集体的贸易旅程。」「为这些通常具有外贸性质的远征队伍做出安排的，体现了集体性原则。」(Thurnwald,Economics,p.145)“「总之，最古老的商业是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换关系。」(Weber,同上，p.195)。中世纪贸易明显不是个体之间的贸易，而是「一些城镇，小区或城市之间的贸易活动。」(Ashley,AnIntroductiontoEnglishEconomicHistoryandTheory,PartI,"TheMiddleAges,"p.102)(8)乡村在中世纪被排斥在贸易之外。「一直到十五世纪及在这世纪，城镇已成为商业和工业的唯一中心，情况是没有什么生意跑到开放的乡郊。」(Pirenn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p.169)「与农村贸易和农村手工业的斗争持续了至少七、八百年。」(Heckscher,Mercantilism,1935,Vol.1,p.129)「随着民主政府的发展，这些措施变得更严厉⋯」「在整个十四世纪，经常派出正规的武装远征军对付附近的所有乡村，把织布机和染缸破坏或运走。」(Pirenne,op.cit.,p.211).(9)中世纪没有城镇之间的随意贸易。城镇之间的贸易意味着特定城镇或城镇群之间有优惠关系，例如伦敦和德国之间的Hanse结盟。这些城镇之间的关系借助互惠和报复的原则。例如，如欠债不还，债权人所在城镇的地方官员可以求助债务人所在地的官员，要求一如处理当地案件执法，「并威胁如欠债不还，会对城镇全部人等报复。」(Ashley,op.cit.,PartI,p.109).(10)没有国家保护主义。「从经济角度看，在十三世纪几乎无需区分不同的国家，因为在耶教范围内社会交流面对的障碍比我们今天遇到的阻碍要少得多。」(Cunningham,WesternCivilizationinItsEconomicAspects,Vol.I,p.3)直至十五世纪政治边界才出现关税。「在此之前，没有证据显示出〔国家〕有一丁点兴趣要保护本国贸易免受外国竞争。」(Pirenn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p.92)所有贸易的「国际」贸易都是自由开放的。(PowerandPostan,StudiesinEnglishTradeintheFifteenthCentury).(11)重商主义强迫国内城镇和省市有更自由的贸易。Heckscher的1935年著作第一卷的书目是：《重商主义是统一团结的制度MercantilismasaUnifyingSystem》。因此重商主义「反对把经济生活限制在特定地方，阻碍国内贸易的任何措施。」(Heckscher,op.cit.,Vol.II,p.273)「城市政策有两方面与国家的经济目标有冲突：对乡村的压制和对抗国外城市的竞争。」（同上，第1卷第131页）。「重商主义把各国国有化，是通过商业行为把本地做法推广至全国。」(Pantlen,"Handel."InHandworterbuchderStaatswissenschaften,Vol.VI,p.281)「竞争通常是由重商主义人为培养，目的是为了通过供求的自动调节来组织市场。」(Heckscher)。Schmoller(1884)是第一位近代作家认识到商业制度的自由化倾向。(12)中世纪的监管主义极为成功。「在旧世界衰落以后，中世纪的城镇政策很可能是西欧首次试图根据一致的原则在经济方面监管社会，而且颇不寻常地成功。独霸天下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的鼎盛时期也许是这情形；但从整个时段来看，与城镇政策的持续韧性相比，自由主义是短暂和逐渐消失的插曲。」(Heckscher,op.cit.,p.139)「它们通过监管制度达到这目的，巧妙地令监管措施适应它的目标，可以视为杰出⋯。城市经济比得上同时期的歌德式建筑。」(Pirenne,MedievalCities,p.217).(13)重商主义把城市的实践扩展至全国。「结果是城市政策扩展到更广泛地区，这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地方性政策。」(Heckscher,op.cit.,Vol.I,p.131)(14)重商主义是最成功的政策。「重商主义创造了复杂精美，让人满意的优秀制度。」(Buecher,同上，p.159)〔法国〕为私营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定下无数的「规章」，成就惊人。(Heckscher,同上，Vol.I,p.166)「国家规模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政治中央集权的结果。」(Buecher,同上，p.157)要归功重商主义的监管制度「建立了劳工法规和劳工纪律，比受限于道德和科技的中世纪城镇政府的狭隘特殊主义能够提出的法规要严格得多。」(Brinkmann,"DassozialeSystemdesKapitalismus."InGrundrissderSozialokonomik,Abt.IV)[1]文多处称之为SpeenhamlandLaw，有点混淆观点。Berkshire郡地方官员在Speenhamland召开会议，为农业工人定出最低收入和救济标准。插图是会议记录首页（略）。因此史宾汉兰制度只是地方措施，不是纯粹定义的law。译文全以「史宾汉兰制度」出之。[2]gallon。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出售面包惯常以加仑（容量单位）计，其重量约为8.6875磅。[3]英格兰在1832年通过〈改革法ReformAct〉，扩大下议院选民基础，加入了中产阶级。[4]outdoorrelief。申请救济的人无需强制居住在济贫院。[5]原注1：Meredith,H.O.,OutlinesoftheEconomicHistoryofEngland,1908.[6]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使劳工不能改善生活，甚至失去工作。工人起而反抗，毁坏纺织机。事件以虚构人物Ludd命名。[7]Anti-CombinationLaws[8]PoorLawReformAct[9]deservingpoor[10]truck,barter,andexchange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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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自发调节市场与虚拟商品：劳动力、土地和金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六章自发调节市场与虚拟商品：劳动力、土地和金钱上一章简略概述经济体系和市场，可见在我们这时代之前市场从来都只是附属经济活动。一般而言，经济体系被归入社会体系，而市场模式总能配合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为原则。这模式背后的以物易物和交换的原则没有因为扩大而牺牲其它原则的倾向。在重商主义中最高度发展的市场制度，是在中央政权控制下繁荣兴旺，政权在家庭经济和国民生活两方面都培育了专制制度。规章制度和市场实际上是一起成长。没有人知道有自发调节的市场；实际上，自发调节这概念的出现是完全背离发展趋势。有了这些事实才可以完全理解市场经济背后的一些不寻常假设。市场经济是指由市场独自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系，负责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这种经济体系源于预期人类行为是为了赚取最大金钱收益。这假设市场价格固定的商品供给（包括服务）是相等于在这价格的需求；又假设货币的存在，发挥拥有者购买力的功能。因此生产是由价格控制，因为指导生产者的利润是视乎价格，商品分配也视乎价格，因为价格形成收入，有了收入商品才可以在社会成员中分配。这些假设认为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只是由价格独自确定。自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都是为了在市场销售，所有收入都来自这种销售。因此，所有生产要素都有市场，不仅只是商品（必然包括服务），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也有市场，其价格分别称为商品价格、工资、租金和利息。这些术语表明价格形成收入：利息是使用资本的价格，是出资人的收入；租金是使用土地的价格，是地主的收入；工资是使用劳动的价格，是劳工的收入；最后，商品价格是企业管理服务出售者的收入，利润实际上是两组价格之差，即是商品价格减去生产成本之差。如果这些条件全都得到满足，来自市场销售的全部收入正好足够购买所有产品。国家及其政策有另一组假设：不应抑制市场的形成，收入必须源自销售；不得干预价格随市场条件而变化，无论价格是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或是资本价格。因此，所有生产业要素都要有市场[1]，而且任何措施或政策不得影响这些市场的运作。无论价格、供给和需求都不应固定或管制；正确的政策或措施必需创造条件，让市场成为经济领域的唯一组织力量，从而有助确保市场自发调节。为了全面理解，先暂时回顾重商主义制度及其致力发展的国内市场。在封建制度和行业公会制度，土地和劳力是社会组织本身（资本还没有发展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的部份。作为封建秩序的关键要素，土地是军事、司法、行政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其地位和功能由法律和习俗确定。土地所有权是否可以转让？如果可以，可以转让何人？有什么限制？产权包括什么？一些土地有什么用途？所有这些问题被剔除在买卖组织之外，被另一组完全不同的制度规管。劳动力的组织也是如此。一如以往历史的其它经济制度，行业公会制度下的生产活动其动机和条件被镶嵌在社会的一般组织。师傅、满师学徒和学徒之间的关系，行会的规矩，学徒的数目以及工资都受到行业公会和城镇的习惯和规章管制。重商主义制度只是统一这些条件；或是英格兰以法例出之，或是法国把行业公会「国有化」。土地的封建地位被废除，但只限于切断省内特权；其他土地仍然是在商业范畴之外[2]，英法两国就是如此。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作为农庄地主依然是法国社会特权之源；甚至在此之后，英格兰关于土地的不成文法基本上还是中世纪的。尽管重商主义偏向商业化，但始终没有攻击保护两个基本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土地）的保障，使其成为商品。英格兰在通过〈1563年工匠法[3]》和〈1601年济贫法[4]》把劳动力「国有化」，不再受危险威胁；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圈地政策一贯反对农庄地主从中得利的原则。无论重商主义如何坚持商业化作为国家政策，但对市场的概念却违反市场经济，最好左证是极度扩大国家对产业的干预。重商主义者与封建主义者，宫廷谋划者与既得利益集团，中央集权的官僚与保守的特殊主义者，他们通通对这一点没有分歧；他们意见不同的只是针对管制方法：行业公会、城镇和省份诉诸风俗习惯和传统，新的国家权力机构偏重政令和法规；但他们都一致反对劳动力和土地商业化的概念，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法国在1790年才废除工艺行业公会和封建特权；英格兰在1813-14年间才废止〈工匠法〉，1834年才废止〈济贫法〉。直至十八世纪最后十年，这两个国家才讨论建立自由的劳工市场，而经济生活自发调节是完全超出那时代的概念。重商主义者关心通过贸易和商业开放乡间资源，包括充分就业，但理所当然地接受土地和劳动力的传统组织。在这方面，重商主义者的观念一如他对政治领域的现代观念大相径庭；重商主义者相信开明独裁君主的绝对权力不受民主调和。正如民主制度和代议政治的过渡涉及彻底逆转那时代的趋势，十八世纪末期市场从被管制转变为自发调节也代表着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自发调节的市场从制度上把社会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就整体社会的角度而言，这两分法实际上只是重申自发调节市场的存在。可以推论任何时代任何类型的社会都有这两个分离的领域，不过这样的推论是建基于谬误。诚然，任何社会存在都必然有某种制度以确保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但这不意味有独立的经济制度存在；一般来说，经济秩序仅仅是身处的社会的功能而已。上文已指出，无论是部落、封建或重商的社会都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制度。十九世纪实际上是独一无二，偏离常规的时代：经济活动独立，并归因于独特的经济动机。除非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它的要求，否则这样的制度模式无法运作。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市场社会。本书分析市场模式的整体情况得出这结论，以下较为详尽说明理由。市场经济必然由全部产业要素组成：劳动力、土地和资金。（在市场经济，最后一项是产业活动的必需要素；市场机制纳入资金具有深远的制度性影响。）劳动力和土地就是组成每一社会的两部份：人类本身及其身处的大自然环境。市场机制纳入这两要素，意味着社会的本质要服从市场规律。现在可以更具体探讨市场经济其制度性本质和所涉及的社会风险。首先，下文描述市场机制何以能够控制和指导产业活动的实际要素；这机制影响社会，本书稍后评估这些影响的本质。得助于商品概念，市场机制逐步适应产业活动的各种要素。商品在此按实证定义为供给市场销售的产品；而市场也是按实证定义为买卖双方的实际接触。因此，产业每一要素都被认为是为销售而生产，这样才只会受到供求机制与价格互动的支配。实际上，这意味着产业每一要素都必须有市场；在市场上，每一要素都被组成供应方和需求方；每一要素都有价格，与供求一起互动。所有这些不计其数的市场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大市场。[5]关键是在于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是产业的基本要素，也必须组织成为市场；实际上，这些市场形成市场经济体系绝对至关重要的部份。但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显然不是商品；假设任何供买卖的东西必然是为销售而生产，这说法不适用于这些要素。换句话说，根据商品的实证性定义，这些不是商品。劳动力只是人类活动的另一名称，与生活本身同在，不是为销售而生产，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人类活动也不能脱离生活的其余部份、不能储存或移动；土地是大自然的另一名称，不是人生产的；最后，实际资金（金钱）只是购买力的象征，通常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借助银行业或国家财政的机制产生。这三项没有一项是为销售而生产的。对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的商品描述完全是虚拟。无论如何，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的市场得以组织起来，是得助于这虚拟说法[6]；这些要素实际上在市场买卖，其供求规模庞大；任何可能抑制这种市场形成的措施或政策都会实际上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自发调节。因此，对整体社会而言，虚拟商品[7]的说法是至关重要的组织原则，以最变化多端的方式影响几乎所有社会制度；即是，原则上任何措施或行为不得阻碍依照虚拟商品这说法建立的市场实际运作。就劳动力、土地和资金而言，这样的假设现在是无法站住脚。若是让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和大自然环境的唯一指导，甚至只是购买力总量和用途的唯一指导，社会会因此而毁灭。因为所谓「劳动力」商品是不能推来攘去、不能随便使用或甚至不能被丢在边上而不影响恰好是这特殊商品的载体：个人。在安排个人劳动力时，体系会无意中弃置了附上这标签的肉体、心理和道德实体：「人」。若然丧失了文化制度的保护性外壳，人类会因为暴露于社会的效应而消亡，可能死于恶行、颠倒黑白、犯罪和饥饿等剧烈社会混乱。大自然满目疮痍，破坏周围环境，污染河流，军事安全岌岌可危，失去生产食物和原材料的能力。最后，由市场管理购买力会一再杀死商业企业，因为资金短缺和泛滥的破坏力一如原始社会的洪水和旱灾。毫无疑问，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但除非社会的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商业组织得到保护，免受血汗工厂蹂躏，没有任何社会能够承受这样粗疏虚拟假设的体系影响，哪怕只是极短时期。市场经济的极端人为本质其根源在于生产过程本身是以购买和销售的形式组织起来。[8]商业社会没有其他组织生产的方法。在中世纪后期，出口工业生产是由富裕自由民组织，在家乡城镇直接监督生产。后来，在重商社会中，生产由商人组织，而且不再局限于城镇；这是「走出去」时代，纯粹做生意的资本商人向家庭手工业提供原材料，控制生产过程。从此商人明确掌控工业生产，而且规模庞大。商人了解市场，需求的规模和质量，也能保证原料供应；原料供应只包括羊毛和靛青染料，有时还包括家庭手工业使用的织布机或编织架。如供应出了问题，手工业工人受害最深，暂时失去工作；但这不涉及昂贵工厂，商人不用负担生产责任的严重风险。几百年来，这体系的力量日增、范围扩大；例如英格兰的主导产业是毛纺业，覆盖大片地域，由服装商组织生产。做买卖的人偶然也涉及生产，但无需其他动机。创造商品不涉及互助形式的互惠态度，不用照顾户主的需要，不用关心工匠一展身手的自豪感，无需公众夸奖——只有商人最熟悉的利润动机。直至十八世纪末，西欧的工业生产只是附属于商业。若然机器便宜、不是专用工具，这情况无需改变。家庭手工业要利用同样时间生产更多商品，可能促使户主使用机器以增加收入，但这事实本身不必然会影响生产的组织。便宜的机器是工人或商人所有，这对双方的社会地位会造成一些差异，也几乎肯定会影响工人的收入；工人拥有自己的工具，经济状况要好一些；但这不会迫使商人变成工业资本家，也不会限制商人和从前一样只借钱给拥有工具的工人。商品出路极少出问题；较大的困难依然是原材料供应，因为供应有时不可避免被打断。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拥有机器的商人所受的损失也不是严重。彻底改变了商人与生产的关系不是上文述说的机器，而是发明了配置精良的专用机器和工厂。商人引进了新的生产组织，这决定了整个转变历程；但使用配置精良的机器和工厂涉及工厂体系的发展，因而改变了商业和工业的相对重要性，后者越来越吃重。工业生产不再附属于商人的买卖组织，而是涉及带有风险的长期投资。除非持续生产得到合理保证，否则难以承受这样的风险。工业生产变得愈复杂，就更多生产要素的品种需要保证供应。当然，这些要素中的老三项尤其重要：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商业社会只有一种方法组织这些要素的的供应：买入；因此要组织这些要素在市场买卖，即是成为商品。市场机制扩大到产业的三大要素，是商业社会引进工厂体系不可避免的结果。生产要素必须可以买卖。这与对市场体系的需求同义。这样的制度要借助相互依存的众多市场以确保自发调节，利润才得到保证。鉴于工厂体系已组织成为买卖过程的一部份，因此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必须转变为商品，才可以维持生产。当然，这实际上不可能转变为商品，因为这老三项不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但假设这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虚拟说法已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老三项的劳动力最为突出：劳动力是「人」的代名术语，不是雇员就是雇主；因此劳动力的组织会与市场体系组织一同改变。但由于劳动力的组织只是老百姓生活形式的另一种叫法，这意味着市场体系的发展会伴随社会自身组织的改变。沿着这路线，人类社会已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物。上文提到英国历史上圈地行动的灾祸与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惨剧是相类似，又指出社会进步通常是以社会紊乱为代价。如紊乱来得太快，社会肯定在过程中崩溃。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调节社会变革的进程，让社会更能承受改变，放缓改变的破坏力，从而解救了英格兰免遭西班牙的厄运。但这不能解救英格兰平民免受工业革命的冲击。人们盲目相信自发性进步，最开明人士带着宗派狂热极力推动无节制和无监管的社会变革。变革为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难以言表。诚然，若不是有保护性反制行动消减了这自我毁灭机制的行动，人类社会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因此，十九世纪社会史是双向动力[9]的结果：一方面是与真实商品相关的市场体制在扩张，另一方面是对虚拟商品的制约。尽管市场一方面在全球扩张，所涉及商品之数量增长至不可思议的规模，但在另一方面措施和政策整合为各种强有力的制度，以阻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相关的市场行动。在金本位制之下，商品、资本和货币的世界市场为市场机制注入前所未见的动力，但同时出现了深层次运动旨在对抗由市场掌控经济体系的有害作用。社会保护自身以避免自发调节市场体系的内在危险；这是当代历史的最全面特征。英格兰劳工及济贫法律大事记1215年：英国大宪章(MagnaCarta)建立（天赋）人权的概念，对自由人权的影响颇大，像英格兰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以及1679年的「人身保护令」都出自宪章第39条，美国的联邦宪法及各州的宪法多少受其影响。1349年：〈工匠法〉要求人们留在家中，并且要为地主工作，不管地主给予多少报酬。除了老人及无法工作的人，法律禁止乞讨及施舍。首度将贫民分类为值得帮助的穷人如老人、残障者、寡妇幼儿等；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如身体条件可工作却未就业的成人。1531年：穷人救济法案授权地方官员许可某些特定的人（如老人及无生活能力的人）在邻近地区乞讨，若无许可而乞讨者则予以处罚。为了执行此法案，官员必须提出判断是否给予执照的标准与程序，并且给予申请者许可的类别。1601〈伊丽莎白济贫法〉主张以地方（教区）标准来管理贫穷救济，每一教区纳税人仅对该教区之贫民负责。济贫法也为贫穷儿童制定学徒计划，为依赖人口规划工寮济贫院，而对健壮而不工作的贫民予以严厉惩罚。1662年：〈定居与迁移法〉是世上第一条以居住地为资格决定帮助与否的法律。市政当局被授权只能帮助当地的贫穷居民，更排除可能成为受助的依赖人口的司法权利。此法赋予主政者有权评估该地贫困的潜在人口，此法虽严苛而且充满了对贫民的惩罚性，但对贫穷原因的探讨有颇多着墨。1697年：Bristol市设立工寮济贫院，很快传遍整个英国以及部份欧洲。此法的规划本来是为了避免增加济贫税，所以要求穷人必须在工寮工作，否则不予救济以示惩罚。工寮经常与私人企业订定契约由私人企业家管理，让穷人在工寮工作来换取照顾。住在工寮的人经常是非常年幼的儿童，无谋生能力或年老的依赖人口，工寮只给最低度的照顾，却要他们像奴隶一样长时间工作。1782年：〈Gilbert法〉为工寮住民被剥削权利而呼吁要求给他们更人道的待遇，此法案使许多工寮被关闭，建立了穷人可在家中接受救济的制度（院外救济），而且要求六岁以下儿童必须与家人一同安置。其他未关闭的工寮则由市政职员代替企业家管理。1795年：史宾汉兰制度订立贫穷线。有工作的人若其收入低于贫穷线可从政府领到救助，数额根据当时面包价格与该人家中依赖人口数目而定，当物价上涨而工资下降，由公帑补足差额。1834年：〈新济贫法〉强调自立原则，再也不认为公共救助是人民的权利，政府也不必为百姓的失业负责，而且建立了「次于合格标准」的原则，意即受助者所得的救济金额绝对不能超过有工作者的最低工资。1847年：〈工厂法〉规定妇人及儿童的最高工作时间由原来的13-18小时降为10小时。1908年：〈老年退休金法[10]〉向年满七十岁以上老人发放退休金，唯需经资产调查，而国民无需为此供款。1911年〈国民保险法[11]〉确定由在职者、雇主与社会分担国民的医疗和失业救济金开支。1925年：〈寡妇、孤儿及老年缴费式退休金法[12]〉1942年：Beveridge的《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书[13]〉催生了其后工党在1945年上台执政后扩大国民保险范围和建立国立医疗体制。录自：简春安〈从典范变迁看社会福利的发展〉，略有改写和补充。[1]原注1：Henderson,H.D.,SupplyandDemand,1922.市场的实务有两方面：为不同用途分配要素，以及组织各项力量以影响各项要素的总体供给。[2]extracommercium[3]StatuteofArtificers。〈工匠法〉限制价格，设定工资上限，限制劳工的人身自由和监管培训。当地官员有责任控制农业工资；行业工会控制城镇的工资。这实际上把以前封建时代工艺行业公会的功能交给新成立的英格兰国家。[4]PoorLaw。1601年伊莉萨白一世女王颁布第一部〈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负责济贫工作，授权当地官员以教区为管理济贫事宜单位，征收济贫税及核发济贫公帑。救济细节因人而异：年老及丧失劳动力者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在指定人家寄养，到一定年龄时送去当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5]原注2：Hawtrey,G.R.,op.cit.Hawtrey认为功能在于「把所有商品的相对市场价值变得彼此相若。」[6]原注3。马克思论及商品价值的崇物特征，是指真实商品的交易价值，与本文提到的虚拟商品无关。[7]commodityfiction[8]原注4：Cunningham,W.,"EconomicChange,"CambridgeModernHistory,Vol.I.[9]doublemovement[10]OldAgePensionAct[11]NationalInsuranceAct[12]Widow,OrphansandOldContributoryPensionAct[13]ReportoftheInter-DepartmentalCommitteeonSocialInsuranceandAlliedServices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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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市场模式的演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五章市场模式的演变若要破除对十九世纪的经济迷信，先要详细研究市场的本质和起源，然后理解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挥的主导作用，以及在这经济体系中以物易物或交换原则的基本意义。[1]以物易物，以实物代工资和以物换物是经济行为原则，其有效性取决于市场模式。市场是以物易物或买卖双方会面的场所。除非有这种市场模式存在，至少是部份存在，否则以物易物的倾向没有足够空间，无法产生价格。[2]一如互惠得助于对等的组织模式、再分配因权力集中而变得较容易、家庭自产必须建基于独裁专制，交换原则的有效性必然取决于市场模式。社会可能有互惠、再分配或家庭自产，但不普遍；如其它原则占据上风，以物易物原则也可能在社会中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在某些其它方面，以物易物原则不是与另外三项原则处在同样地位。与以物易物原则相关的市场模式，比「对等、中心或专制」更具体；与市场模式相比，这三项仅仅是「特征」而已，没有建立只为一项功能设计的制度。对等只是社会安排，没有产生独立制度，而是把现有制度模式化（部落或村庄是否具有对等模式，不涉及任何不同制度）。虽然中心模式往往产生独特的制度，意味没有动机会令制度只服务单一功能（例如村长或中央官员可能担任不同的政治、军事、宗教或经济职务）。最后，经济专制制度只是现有封闭组群的附属特征。在另一方面，市场模式有特有以实物代工资或以物易物动机，能够建立具体的制度，即是市场。最终，这也是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对整个社会组织有极其重要后果的原因：这意味着社会运作是附属于市场。社会关系镶嵌[3]在经济体系之内，不是经济镶嵌在社会关系。经济因素对社会存在至关重要，排除了任何其它结果。因为一旦经济体系基于具体动机和特别地位而组成不同制度，社会必然被塑造以容许该体系按照本身规律运行。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声言：市场经济只能在市场社会运作。把多个孤立的市场组织成市场经济体系、把受调节的市场改变为自发调节的市场，这步骤确实至关重要。无论十九世纪欢呼这是文明巅峰或悲叹这是毒瘤增长，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以为这样的发展是市场扩张的自然结果，没有认识到市场逐渐转变为有巨大力量的自发调节体系，不是市场内在倾向要长出多余的东西，而是社会受到高度人为刺激的效应，以满足机械这人为现象产生的情况。当然没有认识到市场模式的有限性和非扩张性，近代研究令人信服地澄清了这事实。「市场并非处处都有；如市场不存在，尽管显示孤立状态和孤立的倾向，但却是与任何特殊发展状况无关；同样，市场存在也不能说明什么。」这乏味的句子引自Thurnwald的《原始社会经济学[4]》，概括了对这问题的近代研究重要成果。另一位作者从货币角度复述Thurnwald关于市场的说法：「从经济学角度看，部落使用金钱这事实与其它处于相同文化水平但没有使用金钱的部落没有分别。」无需更多论述，只要指出这些话语的更加惊人含意。市场或金钱是否存在，不必然影响原始社会的经济体系；这反驳了十九世纪的神话：金钱是一项发明，加快劳动分工的步伐和释放人类以物易物的倾向，因而不可避免地建立市场。实际上，正统经济史是基于对市场重要性有无限夸大的观点。唯一可以从没有市场状态正确导出的经济特征是「某种孤立状态」或「孤立倾向」；对经济的内部组织来说，市场是否存在没有什么差别。理由很简单。市场不是主要在经济之内运行的制度，而是在其外。市场是长途贸易聚会之地。普通的地方市场并不重要。此外，长途贸易和地方市场本质上都不是竞争性，因此这两种市场都没有什么压力要建立地域贸易，即所谓内部市场或国家市场。以上每一句话都打击传统经济学家的一些公理式假设，但这些言论严格追随近代研究所呈现的事实。诚然，这些说法的逻辑几乎与传统学说的基础逻辑相反。正统学说从个人倾向于以物易物开始，从而导出要有当地市场，然后是劳动分工，最后是贸易，然后是外贸甚至包括长途贸易的必要性。依据现有的知识，这次序应该几乎颠倒：真正的起点是长途贸易，这是商品地理位置的结果，地理位置也决定劳动分工。长途贸易往往产生市场，而市场涉及以物易物行为和买卖行为（如有使用金钱）；因此，市场最终为某些人提供机会让他们陶醉于所谓讨价还价的倾向，当然这不是必要的。这学说的重要特点是贸易源于与经济内部组织无关的外部环境：「从观察狩猎到区域以外取得物品得出的原则付诸应用，导致一些我们后来认为是贸易的交易形式。」[5]寻找贸易之源，起始点应是从远方取得物品，一如狩猎。「澳大利亚中部Dieri族每年七、八月间长途跋涉到南方以取得用于彩绘身体的红赭石…他们的邻居Yantruwunta族同样到八百公里外的Flinders山区取得赭石和沙岩板，用作碾压草籽。在这两个例子，如当地人反对他们采石，可能要动武。」相对于我们惯见的贸易，这种强行采石或寻宝行动明显非常类似抢夺和海盗行径，基本上是单方面的事情，后来变为双方「某种形式的交易」，往往只是因为当地有势力人士勒索，或是类似Kula贸易圈、西非Pengwe远访团的互惠安排，又例如Kpelle族族长坚持招待全部宾客从而垄断外贸。诚然，这种访问不是偶然行为，而是真正的贸易行旅；这是我们现在的观点，不是他们当时的观念；物品交易以互赠礼品为名、并经常回访。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尽管人类社会似乎从未完全忘掉外部贸易，这种贸易不是必然涉及市场。最初，外贸更多是冒险、探险、狩猎、海盗和战争，而不是以物易物。这也极少有和平是双方事务的意思，即使有这样的意思，通常也是按照互惠原则组织，不是以物易物。这种交易形式转变为和平的以物易物，可追溯两个方向：何谓以物易物，何谓和平。如上所述，部落行旅可能不得不遵守当地有势力人士设定的条件，可能向陌生人强行索取一些对等之物；这种关系尽管不完全是和平性质，但可能导致以物易物：单方面来访变为两方面交往。另一种发展情况常见于非洲丛林的「无声贸易」：通过有组织的休战以避免战斗，而贸易在双方小心谨慎的情况引进了和平，信任和信心这些元素。众所周知，市场后来成为重要的外贸组织。但从经济观点来看，外贸市场完全不同于地方市场或内部市场，不仅规模有区别，而且制度有不同功能和起源。外贸是运输；重点是某地区缺少某些类型的物资；例子是英格兰以羊毛交换葡萄牙的葡萄酒。地方贸易不用运输，局限于当地物资，因为物品太重、太大或容易损耗。因此，外贸和地方贸易与地理距离有关；地方贸易局限于那些无法克服地理距离的货品，外贸限于能克服地理距离的货品。这种贸易正确地描述为补充性贸易。地方贸易是城乡之间的补充性贸易，外贸是不同气候区域之间的补充性贸易；都是建立在这原则。这种贸易无需意味着竞争，如竞争可能会扰乱贸易，消除竞争不会有矛盾。相对于外部和地方贸易，内部贸易的本质有竞争性；除了补充性交易，还包括来自不同源头但相似货品的庞大数量交易彼此竞争。因此，内部贸易或国内贸易出现之后，竞争才逐渐被接受为贸易的通常原则。这三种贸易类型的经济功能和起源都非常不同。上文已讨论外贸的起源：因应运输需要歇脚的浅滩、海港、河源或陆路交通交汇，市场应运而生。「港口」成为水路交通交汇点。[6]欧洲著名集市的短暂昌盛是长途贸易产生某种类型市场的例子；英格兰的专卖城镇是另一个例子。尽管集市和专卖城镇再次突然消失令教条主义进化论者惊惶失措，但港口和城镇在西欧人民定居过程中有巨大作用。即使城镇建立在外贸市场所在之处，地方市场往往在功能和组织两方面都是独立于前者。港口、集市和专卖城镇都不是内部或国内市场的发源地。究竟源出何处？既然有了个别的以物易物行为，理所当然以为这会导致地方市场的发展，而这样的市场一经存在，也会同样自然地导致内部或国内市场的建立。然而这些假设全都不成立。一般而言，个别的以物易物行为不会导致在社会中建立市场，社会有其它经济行为的原则。几乎所有原始社会都常见以物易物的行为，但被认为并不重要，因为这没有供给生活必需品。古代的再分配制度庞大，常见有以物易物行为和地方市场，但至多只是附属性特征。互惠原则也是如此：以物易物行为一般镶嵌在长期关系之中，意味着信任和信心，这情况会消除交易的双边特征。限制因素来自于社会各方面：风俗和法律、宗教和魔法都同样限制了交易行为的人和物、时间和场合。一般而言，以物易物只是参与大家心中有数的物品交易。西南太平洋小岛Tikopia语言的Uta就是互惠交易中的传统对等安排。[7]十八世纪观念认为交易的基本特征包括讨价还价的自愿元素和以实物代替工资，在实际交易中没有什么空间；在这交易程序背后这动机很少有机会浮现。习惯性的表现方式反而是反其道而行。送礼者可能只是把礼品丢在地上，而收礼者假装偶然捡起，或甚至让随从拾起。仔细检视收到的礼品，不是大家接受的行为。有理由相信这高雅态度不是因为对交易的物质方面没有兴趣，而是可以把以物易物的礼节描述为限制这项特征的抵消性发展。诚然，从已有证据来看，断言地方市场是从个人交易行为发展而来可能是轻率之言。地方市场的源由模糊不清，只可以说：从一开始，这制度有许多安全措施以保护社会的现有经济组织不受市场作为的干扰。人们的礼节仪式是确保市场安宁的代价，限制了市场范围又确保市场在既定的狭窄局限内运行。市场体系最重要的结果是城镇和都市文明的诞生，实际上是这种矛盾发展状况的成果。城镇作为市场的产物，不仅保护了市场，也防止市场向乡村扩张而侵扰社会的现有经济组织。「包围[8]」这单词的两个意思正好涵盖城镇的双重功能：「包含」和「限制」发展。如以物易物的行为被各种禁忌包围，以避免这种人际关系滥用正常经济组织的功能，那么市场的纪律是更加严厉。非洲坦桑尼亚人数最多的Chaga族有这样的例子：「市场必须在墟期定期开放。若是因任何事情未能开放一两天，市场在净化之前就不能做生意⋯有任何流血事件，市场都必须立即补赎。从那一刻起，妇女不得离开市场，人们不得触摸货品；货品必须先净化才可以带走或用作食物。最低限度要实时用山羊献祭。如妇女在市场生孩子或流产，必须采用更昂贵严肃的补赎方式，以生乳畜牲献祭。首领的家宅还须用乳牛血液净化，并逐区喷洒区内的妇女。」[9]这样的规则使市场扩张更不容易。家庭主妇在典型地方市场购买日常必需品，农民和工匠出售各自的产品；世上各地的市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这种市集在原始社会是相当普遍，而且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几乎保持不变。不管是中非部落，还是法国中古时代的城市，或是亚当·斯密时代的苏格兰村庄，大同小异的市集都是当地生活的附属品。乡村如是，城市也如是。城市的地方市场基本上是街坊市场；尽管这对社会生活极为重要，但没有任何迹象依照本身模式改变现有的经济体系。街坊市场不是内部或国内贸易的起源。西欧的内部贸易实际上是因国家干预促成。一直至〔十六世纪〕商业革命时代，我们现在当作是国内贸易并不是全国性质，而只是城市之间的贸易。汉萨同盟[10]不是由德国商人组成，而是由来自北海和波罗的海城镇的贸易寡头组成的公会。汉萨同盟没有把德国经济生活「国家化」，而是故意切断了内陆与贸易的联系。安特卫普、汉堡、威尼斯或里昂的贸易决不是荷兰、德国、意大利或法国的国内贸易。伦敦也不例外，没有什么「英格兰」色彩。这时期的欧洲贸易地图只有城镇，留白的都是乡村地区：从有组织贸易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没有乡村。所谓国家只是非常松散的政治单位，经济是由无数大大小小，自给自足的家庭和不起眼的地方市场组成。贸易局限在有组织城镇的地方性街坊贸易或是长途贸易；两者被严格分开，而且不允许随意渗透乡村。城镇组织内部的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长久分离，对演化论者来说肯定是另一打击；演化论认为事情似乎总是一事生一事。但就是这特殊事实形成西欧都市生活的社会史关键。这颇为支持本书根据原始经济体系的条件所推断市场的起源。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之间的显著分别可能看起来过于刻板，尤其是这导致本书颇为令人惊讶的结论，即是长途贸易和地方贸易都不是现代内部贸易的起源，因而别无选择，只能以政府干预作为解释。最近的研究也证实这结论。不过，先要简略介绍都市文明史，因为这是由中世纪城镇范围内的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的特别分离状态塑造。这分离状态实际上是中世纪城市中心制度的核心。[11]城镇是自由民[12]的组织。只有自由民才有公民身份，而这制度是建基于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之间的区别。乡下的农民和来自其它城镇的商人很自然都不是自由民。但是，尽管城镇有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对付周边的农民，但不能加诸外国商人。因此，自由民在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的地位是完全不同。关于食品供应，规章要求强制公开交易和禁止中间人，以管制贸易和防止提高物价。但这些规章只适用于城镇之间及周边地区的贸易，长途贸易有完全不同的管制。香料、咸鱼或酒类要经长途运输，因此是属于外商及其资本性批发贸易的范围。地方规章不能管制这种贸易，只可以尽可能排除在地方市场之外，并为此而完全禁止外商从事零售。在进口方面，资本性批发贸易量增长越多，强行将其排除在地方市场之外的措施就越严格。在工业产品方面，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之间的分离更为深切，影响出口生产的整体组织。原因在于组织工业生产的行业公会的性质。地方市场的生产是根据生产者的需要而管制，因而把生产限制在有利可图的水平。这原则很自然不适于出口，因为生产者的权益不会为生产设限。因此，虽然地方贸易受到严格管制，出口生产只受到行业公会的常规控制。那时代的主导出口产业是布匹贸易，实际上建基于资本性的受薪劳工制。地方贸易与出口贸易之间越来越严厉的分离，是都市生活对灵活资本威胁要瓦解城镇制度的反应。典型的中世纪城镇要避免威胁，不是试图化解可控制的地方市场与变化多端又不可控制的长途贸易之间的矛盾，而是通过最严厉执行排斥和保护政策来面对危险；这些政策是其生存之道。实际上，这意味着城镇致力建立任何可能的障碍以阻止资本性批发商迫切要求的国内市场或内部市场。通过维持非竞争的地方贸易和城镇之间同样非竞争长途贸易的原则，自由民利用一切可用手段阻止贸易范畴纳入乡村，也阻止开放城镇之间的一视同仁贸易。正是这发展迫使领土国家走到最前线，成为市场「国家化」的工具和创立内部贸易。十五和十六世纪时，国家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把营商体系强加诸极度保护主义的城镇和诸侯国。重商主义摧毁了地方贸易和城市间贸易的过时特殊主义[13]，清除了这两种非竞争商贸活动之间的屏障，为国内市场扫除障碍，而国内市场则越来越忽视城乡之间以及各城镇及省份之间的区别。营商体系实际上是人们面对许多问题时的反应。从政治上来说，中央集权国家是商业革命召唤的创新；商业革命把西方世界的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地带，促使较大规模农业国家的落后人民为了商业和贸易而组织起来。就外部政治而言，建立主权是时代的需求；因此，重商主义的治国之道包括为外交事务的力量而调集整个国土的资源。就内部政治而言，统一被封建主义和城市特殊主义分裂的乡间是这种努力的必要副产品。就经济而言，统一的工具是资本，即是私人囤积的财富，因此尤其适用于商业发展。最后，把传统的地方自治体系扩大到整个国家领土，为中央政府经济政策提供了管理技能。法国的行业公会每每是国家机构，扩大到整个国家；在英格兰，围城城镇衰落，致命削弱行业公会制度，乡村在没有行业公会监督管理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工业化；与此同时，在英法两国，贸易和商业扩大到全国各地，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这情况就是重商主义的内部贸易政策的起源。国家干预行动从特权城镇的约束下解放了贸易，现在需要解决城镇曾经成功对付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威胁：垄断和竞争。当时众人皆知竞争最终肯定导致垄断，对垄断的畏惧比后来更甚，因为这往往影响生活必需品，容易置社会于险境。解决办法是全面管制经济生活，但这一次是在全国范围而不再只是在自治区。以现代眼光来看，可能容易认为排除竞争是目光短浅，但实际上这是在特定条件下保护市场运作的手段。因为买方或卖方的任何暂时侵扰市场的行为肯定会打破市场平衡，挫伤一般买家或卖家，导致市场停止运作。从前的经销商无法肯定货物卖得好价钱而停止供货，而供给不足的市场成为垄断商家的猎物。需求方面有程度较少的同样危险，因为需求快速减少之后可能是需求垄断。政府为了使市场摆脱特殊主义的限制和各种收费及禁令，所采取的每步骤都危及生产和分配的有组织制度；这制度受到无节制竞争和无执照商人侵入的威胁，只从市场「捞好处」但不保证市场长期存在。因此，虽然新的国内市场无可避免具有某程度的竞争，但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管制特征，不是新的竞争元素。[14]经济体系的广泛基础依然是为生计而劳动的自给自足农户，逐渐通过内部市场的形成而被集成庞大的国家单位。这国内市场现与地方市场和外国市场并存和部份重迭。内部商贸补充农业，而内部商贸是相对孤立的众多市场，与在农村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经济原则完全并行不悖。以上总结本书对工业革命时代为止的市场史概述。众所周知，人类史的下一阶段试图建立庞大的自发调节市场。西方民族国家的重商主义特有政策没有预示这独特的发展结果。重商主义「解放」贸易，仅仅是把贸易从特殊主义中解放，但同时却扩大管制范围。经济体系被淹没在一般的社会关系；市场仅仅是社会权威为了控制和管制而订立制度的附属特征而已。第五章数据参考「社会与经济体系」的参考文献十九世纪曾试图建立基于个人谋利动机的自发调节经济体系。本文认为如此的冒险行为本质上是极不可能的事情。本文只关注这方法意味着对生活和社会的扭曲观念。例如，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假定人们的行为一如市场的商贾是「自然」的行为，而任何其它行为模式都是非自然的经济行为，是干预人类本能的结果；只要人类听其自然，就会自发形成市场；不管这样的社会有什么道德基础，其可行性起码是建基于人类不可改变的特性，等等。与这些主张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出现在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现代研究证言，涉及诸如社会人类学、原始经济、早期文明社会史以及一般经济史。确实，不管明示或暗喻，经济自由主义哲学包含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假设，几乎全都被驳倒。以下是一些引文。（1）「谋利」的动机不是人类的「天性」。「原始经济的典型特点是生产或交易没有谋利的意欲。」(Thurnwald,EconomicsinPrimitiveCommunities,1932,p.xiii)「另一个必须彻底被推翻的概念是目前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到的原始经济人概念。」(Malinowski,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1930,p.60)「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派的理想型在理论和历史观点都是误导，必须反对。」(Brinkmann,"DassozialeSystemdesKapitalismus."InGrundrissderSozialokonomik,Abt.IV,p.11).（2）期望劳动有偿不是人类的「天性」。「在较文明的社会中，谋利经常是劳动的刺激因素，但在原始的天然状态中从来没有激励劳动的作用。」(Malinowski,op.cit.,p.156)「未受影响的原始社会根本找不到劳动与有偿报酬的想法有任何联系。」(Lowie,"SocialOrganization,"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Vol.XIV,p.t4).「没有地方出租或出售劳力。」(Thurnwald,DiemenschlicheGesellschaft,Bk.III,1932,p.169)「把劳动视作责任，无需补偿⋯」很普遍。(Firth,PrimitiveEconomicsoftheNewZealandMaori,1929)「即使在中世纪，因为赚工资而为陌生人工作是闻所未闻。」「陌生人与责任没有个人联系，因此应为荣誉和认同而劳动。」游吟乐师是陌生人，「接受报酬，因而被人鄙视。」(Lowie,op.cit.)（3）把劳动限制在不可避免的最低限度不是人的「天性」。「我们留意到到工作从来不局限于不可避免的最低限度，而是超出绝对必要的数量，这归因于自然或已成习惯要有所为的功能性欲望。」(Thurnwald,Economics,p.209)「劳动量总是超过严格需要。」(Thurnwald,DiemenschlicheGesellschaft,p.163)（4）劳动的常见激励因素不是谋利，而是互惠、竞争、工作的乐趣和社会认可。互惠：「即便不是全部，大部份经济行为属于某种互惠送赠和回赠的链条，长期而言两方平衡，双方同等受益⋯。如某人的经济行为经常固执地不服从法规，很快会被社会和经济秩序排斥—这人也非常清楚。」(Malinowski,CrimeandCustominSavageSociety,1926,pp.40-41)竞争：“竞争是尽力表现，尽管目标一致，但竞争的表现却极不一致⋯为力争优秀而重复各种模式。」(Goldenweiser,"LooseEndsofTheoryontheIndividual,Pattern,andInvolutioninPrimitiveSociety."InEssaysinAnthropology,1936,p.99)「把大木柱搬到庭园或搬走已收割的山药，人们在速度、干劲和能够举起的重量方面相互竞争。」(Malinowski,Argonauts,p.61)工作的乐趣：「为工作而工作，是〔新西兰〕毛利族人不变的特点。」(Firth,"SomeFeaturesofPrimitiveIndustry,"E.J.,Vol.I,p.17)「大部份时间和劳动花在美观美化的事情，庭园打扫整洁，清除所有垃圾；筑起精致又牢固的栅栏，特别是支撑结实和粗大的山药杆子。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都是种植庄稼要做的事；但毫无疑问土人尽心尽意已远远超出纯粹必需的限度。」(Malinowski,op.cit.,p.59)社会认可：「庭园收拾得尽善尽美，是某人社会价值的一般指数。」(Malinowski,CoralGardensandTheirMagic,Vol.II,1935,p.124)「预期小区人人一样的勤奋。」(Firth,PrimitivePolynesianEconomy,1939,p.161)「印度洋的安达曼岛人认为懒惰是反社会行为。」(Ratcliffe-Brown,TheAndamanIslanders)「受命于他人而劳动，是社会服务，不仅仅是经济性质的服务。」(Firth,op.cit.,p.303)（5）从古至今人性皆是如此。Linton在《人类研究StudyofMan》提醒要注意心理学理论的性格决定论，主张「全面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性格〕类型的整个范围普见于所有社会⋯。换句话说，观察者一旦看透了文化差异的屏障，会发现各式人等基本上和我们相同。」（p.484）。Thurnwald强调人类在所有发展阶段极为相似：「上文研究的原始经济与其它形式的经济没有区别，都是关乎人际关系，并建基于相同的社会生活普遍原则。」(Economics,p.288)「人类的自然元素有一些基本相同的集体情绪，足以解释人类社会存在重复出现相似结构。」("SozialpsychischeAblaufeimVolkerleben."InEssaysinAnthropology,p.383)RuthBenedict的《文化模式PatternsofCulture》最终是基于相似的假设：『愚见以为普世人类的性格相当稳定，似乎每一社会都潜在大致相似的分配，似乎文化根据传统模式从中选择，把大多数人铸为一体。例如，按照这种解释，「灵魂出窍」的出体经验是局限于任何人口的少数人。如这种体验得到尊重和奖赏，有相当比例的人会演示或效仿⋯』」（第233页）。Malinowksi的著作始终坚持相同的立场。（6）经济体系一般是嵌镶于社会关系；非经济动机确保物品的分配。原始经济是「是社会事件，把各人作为有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看待。」(Thurnwald,Economics,p.xii)这同样见诸财富、劳动和实物交易。「原始财富不具有经济特性而是社会特性。」（同上）。劳动能够「有效工作」，因为这「被社会力量整合为有组织的努力。」(Malinowski,Argonauts,p.157)「商品和服务的实物交易大多数在固定的伙伴关系中进行，或与一定的社会关连有关，或是涉及非经济事务的相互依存关系。」(Malinowski,CrimeandCustom,p.39)支配经济行为的两项主要原则似乎是「互惠」和「贮存与再分配」：「整个部落生活渗透着频繁的交换。」(Malinowski,Argonauts,p.167)「今天之给，有日后之得作为补偿。这是遍及原始生活的每一层关系的互惠原则结果，⋯」(Thurnwald,Economics,p.106)互惠之变得可能，「每一原始社会都有一定的制度〔两重性〕或是结构的均衡，作为互惠责任不可缺少的基础。」(Malinowski,CrimeandCustom,p.25)「〔巴布亚新基内亚〕Banaro族人先人灵位的对称分隔是以同样对称的社会结构为基础。」(Thurnwald,DieGemeindederBanaro,1921,p.378)Thurnwald发现，「贮存和再分配」的做法最为普遍，从原始狩猎部落一直至最大的帝国都适用；与互惠行为有时互不相干，有时相互结合。物品由中央以各种各样方式收集，然后再分配社会各人。例如，在太平洋群岛，「国王作为第一部族的代表人物，接受部落的收入，随后以赏赐形式再分配各人。」(Thurnwald,Economics,p.xii)这种分配功能是中央机构政治权力的主要源头（同上，第107页）。（7）为自己和家人储存食物不是初民生活的部份。经典著作假定「前经济人」不得不照料自己和家庭。CarlBuecher本世纪之交的开拓性著作重提这项假设并广泛传播。最近的研究一致纠正了他的观点。(Firth,PrimitiveEconomicsoftheNewZealandMoari,pp.12,206,350;Thurnwald,Economics,pp.170,268,andDiemenschlicheGesellschaft,Vol.III,p.146;Herskovits,TheEconomicLifeofPrimitivePeoples,1940,p.34;Malinowski,Argonauts,p.167,footnote).（8）互赠与再分配是经济行为原则，不仅适用于小原始社会，也适用于庞大而富有的帝国。「分配有本身的独特历史，起始于狩猎部落的最原始生活。」「⋯较为现代和有较明确阶层的社会其情况不同⋯」「牧人与农民的接触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例子。」「⋯这些社会的各自情况有颇有差异。随着一些家族的政治权力提升和专制君主崛起，分配的功能增大。族长收受农民的礼物，现已变成〔税收〕，分发百官，特别是附属宫廷的官员。」「这发展涉及更复杂的分配制度⋯。」所有古国（古中国、印加帝国、印度各王国、埃及、巴比伦）的税款和工资利用金属货币，但更多利用储存在谷仓和仓库的实物支付⋯分配给官员、士兵、有闲阶级这些不参与生产的人口。在这个例子，分配实现了基本的经济功能。」(Thurnwald,Economics,pp.106-8).「谈到封建主义，我们通常想到中世纪欧洲⋯。然而，这是一种体制，很快呈现在有阶层的社会。大多数交易是实物形式，上层阶级声称独霸所有土地或家畜；这些事实是封建主义的经济起因⋯。」（同上，第195页）。[1]原注1：见本章数据参考。[2]原注2：Hawtrey,G.R.,TheEconomicProblem,1925,p.13.「个人主义原则的实际应用全然取决于交易的实务。」但Hawtrey错误假设市场的存在是简单地源自交易实务。[3]embedded[4]EconomicsinPrimitiveCommunities[5]原注3。Thurnwald,R.C.,EconomicsinPrimitiveCommunities,1932,p.147.[6]原注4。Pirenne,H.,MedievalCities,1925,p.148(footnote12).[7]原注5：Firth,R.,PrimitivePolynesianEconomics,1939,p.347.[8]contain[9]原注6。Thurnwald,R.C.,op.cit.,p.162-164.[10]HanseaticLeague/Hanse。十二至十三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中欧诸城组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国北部城市为主。[11]原注7：本文表述追随H.Pirenne的知名著作。[12]burgesses[13]particularism[14]原注8：Montesquieu,L'Espritdeslois,1748."TheEnglishconstrainthemerchant,butitisinfavorofcommerce."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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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会与经济体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四章社会与经济体系在讨论支配市场经济体系法则之前，例如十九世纪试图建立的那种法则，必须首先牢牢掌握这体系建基的一些非同寻常的假设。市场经济意指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稍微更技术性的说法是市场价格支配的经济模式；没有其他，只有市场价格。这体系组织整个经济生活，没有外来帮忙或干预，肯定可称为自发调节。这些粗略解释应该足以显示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把意思表达得更准确。除非有某种经济组织，否则社会不能自然地存在，无论时间长短；从原则上说，在近代之前从来没有受市场控制的经济组织。尽管十九世纪学术界一直异口同声，但在人类经济中交易的利润从来未曾发挥重要作用。虽然石器时代之后常见有市场制度，但其作用只不过是附属于经济生活。有好理由强调以上坚持的论点。正是亚当·斯密[1]这样的思想家提出社会的劳动分工依赖市场的存在，或正如他指出，人类「倾向以物易物、以实物代工资、以物换物[2]」。这句话后来导出经济人的概念。回头看看，可以说这样的误解过去竟然更能预言未来。因为即使到了亚当·斯密的时代，任何被观察的社会几乎都没有大规模显示那种倾向，至多只是经济生活的附属特征而已；但百年之后，工业体系在世上重要地区蓬勃发展，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意味着有特殊倾向左右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虽然这没有波及政治、知识和精神方面的追求。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经济学研究不精的HerbertSpencer把劳动分工原则等同以物易物和交易；又五十年后，LudwigvonMises和WalterLippmann重复同一谬论。是时，论点已无庸争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史学、政治哲学和普通社会学的许多作者都踏着亚当·斯密的脚步，把他的原始人以物易物范式确立为各自学科领域的公理。实际上，亚当·斯密关于早期人类经济心理的见解，与鲁索关于原始人政治心理的观点同样都是错误的。劳动分工现象，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源自性别、地理和个人禀赋这些事实的固有差异；所谓人类天生倾向以物易物和交易的说法几乎全是虚假之言。历史和人种史记录有各种经济模式，大多数有市场制度，但在近代之前从未记录过任何哪怕是近乎由市场支配和调节的经济模式。本书稍后提出对经济制度史和市场史的整体观，这将变得一清二楚。直至近代，市场在各国内部经济的作用并不重要，后期转向由市场模式支配的经济体系，下文会交待清楚。先要抛弃十九世纪的一些偏见，这曾经是亚当·斯密所谓原始人偏好获利假设的基础。因为他的道理更适用于眼前的未来而不是模糊的过去，所以这驱使他的追随者对人类早期历史采取奇怪的态度。表面上来看，证据似乎表明原始人非但没有资本主义心理，实际上却有共产主义心理（后来这也证明是弄错了）。因此，经济史学家倾向只关注以物易物和交易已具相当规模的近代历史，原始经济被归入史前史。无意中这导致偏向市场心理的发展，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短短时期内，可以看作万事俱备，最终是为了建立市场体系，而不管其它暂时被压下去的趋势。要纠正这「短短时期」观点，显然经济史要结合社会人类学，而这一直是经常避免的路线。时至今日不能再追随这些路线。人们习惯把过去一万年以及早期的多种社会形式作为大约始于1776年《国富论》出版的人类文化真实历史的前奏；可以说至少这是过时的观念。这章节在目前已经结束，而为了估计未来的各种选择，应先克服轻易追随先辈成见的自然倾向。但是，导致亚当·斯密那一代人认为原始人偏好以物易物的偏见，同样致使后来者放弃对早期人类的所有兴趣，因为这以为先民不曾沉湎于这些值得称道的热情。古典经济学家曾试图把市场法则建基于自然状态中人类的所谓倾向，取代这传统观念的是放弃对「未开化」人类的一切兴趣，认为这与理解近世问题无关。对早期文明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应是有悖科学精神。文明人和「未开化」先民之间的差异一直被过分夸大，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据历史学家说，直到最近，农业欧洲的产业活动形式与几千年前相比并无太大差别。自从引进主要是用牲畜牵拉的耕犁，西欧和中欧的农耕方法基本上没有改变，一直到现代。实际上，这些地区的文明进步主要是政治、知识和精神方面；至于物质条件，公元1100年的西欧几乎还不及一千年前的罗马世界。即使到了后来，改变多见诸治国之道、文学和艺术，特别是宗教和学习，而不是工业。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大体上与古波斯、印度或中国同一水平，肯定不及两千年前新埃及王国的财富和文化。欧洲现代经济历史学家中，MaxWeber最先反对因为与文明社会的动机和机制问题无关而漠视原始人经济。社会人类学后来的研究有力证明他是对的。对早期社会的研究，最特别突出的结论就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是万世不变的。在任何时空的社会，人的禀赋非常稳定的重现；人类社会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看来是一成不变。近来，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发现是人的经济关系通常包含在他的社会关系。他的行为不是为了保护拥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保障其社会地位、社会权益和社会资产。物质财富服务这目标时才会被重视。生产和分配过程与拥有物质相关的具体经济利益是不相关的，但这过程每一步骤都与许多社会权益密切相关，最终确保必要步骤得以实施。小小狩猎或捕鱼社会的社会权益与庞大专制社会非常不同，但经济体系都是在非经济动机的基础上运行。以生存角度来解释较为容易。以部落社会为例，个人的经济利益极少是至高无上，因为社会养活所有成员，除非社会陷入灾难，则集体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不是个人。另一方面，维持社会关系至关重要。首先，如个人忽视大众接受的道德或慷慨守则，将自绝于社会；其次，因为长远来看，所有社会责任都是互惠性质，履行责任最能符合个人的有来有往利益。这种情况肯定对个人形成持续压力，把经济私利从意识中抹掉，以致在许多情况下（但决不是所有情况）甚至无法以利益角度理解本身行为的含意。这态度因经常性部落社会行动而强化，例如分享共同捕捉的食物或参加危险的部落远征。以社会威望来衡量，慷慨行为的代价非常之高，因此任何不是彻底忘我的行为都是得不偿失。个人性格与此几乎没有关系。不同价值观对人有不同定义：好人或坏人，合群或不合群，忌妒或慷慨。分配〔食物，成果〕仪式的大众接受原则是不容许任何人有忌妒的动机，正如以勤劳、灵巧或别的方式取得成功的园丁会得到公开赞扬（除非他太成功以致被误为巫术所害而应该慢慢消失）。人的激情，不管好坏，只是指向非经济目标。炫耀仪式目的在尽力鼓励彼此尽力效法，而集体劳动的习俗每每未能达致最高数量和质量。免费送赠礼物的交换行为预期会有回报，虽然不必然是相关个人的回报；这程序通过精心宣传，魔法仪式以及建立把组群以相互责任联结的「二元关系」得以细致传扬和完美被保护；这现象可以解释为何没有得益或甚至财富的概念，只有传统上提高社会声誉的物品。下文简述太平洋西美拉尼西亚群岛[3]社会的一般特征，没有考虑受风俗、法律、巫术和宗教影响的性别和地域组织，因为本书只打算说明所谓经济动机是如何萌生于社会生活的背景。近代人种学者都同意一项负面观点：没有得利的动机，没有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没有最省力原则；特别是没有任何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独立和独特制度。既然如此，如何确保生产和分配的秩序？答案是是两个基本上与经济学无关的行为原则[4]：互惠[5]和再分配[6]。以西美拉尼西亚群岛的Trobriand岛民[7]为例说明这经济类型：互惠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性系组织，即是家庭和亲属关系；再分配之有效，是因为人人都是同一首领的子民，因此有地域特性。以下分别考虑这些原则。妇女和儿童是岛民的家庭单位，生计是母系亲戚的责任。男人拿出最好的收成养活姊妹和她的家人，他的良好行为赢得荣誉但没有什么物质利益回报；如果他懒散懈怠，首先是声誉受损。互惠原则为他的妻子子女带来利益，因而他的公民道德行为得到经济补偿。在自己的农圃和受惠家庭前典礼式展示食品，确保他的超卓农艺为人所知。显然农艺和家庭形成社会关系的一部份，与优秀农艺和杰出公民行为有关联。广泛的互惠原则有助保证生产和家庭生计。再分配原则同样有效。岛上大部份产品由村长送交部族首领储存。岛民的活动主要是节庆、舞会和其它互相款待的场合，也款待岛外邻居来访（在这些场合，按照礼仪规则分发长途贸易的货品和互赠礼品；首领向众人分发习俗礼品），储存制度的绝对重要性清楚显现。从经济角度看，这是现有劳动分工、外贸、公共税收和国防储备的必要部份。但经济体系这些功能完全被极其生动的体验吸纳，为整体社会体系框架内每一行动提供了极丰富的非经济性动机。然而，除非行为原则适用于现有制度模式，否则不会变得有效。在没有文字记录和精密管理的条件下，互惠和再分配能确保经济体系运行，只是因为这类社会组织符合这解决办法的要求，这解决办法用上了诸如对等和中心[8]这些模式。对等制度模式极大促进了互惠，是没有文字民族社会组织的常见特征。部落分支的「二元关系[9]」引人注目，有助个人关系配对，因此有助人们在没有永久记录的情况下交换物品和服务。在原始社会中，同一族裔分为两半[10]，这两个亲属组群有互惠行为[11]。关于「二元关系」的起源，知之甚少；Trobriand群岛沿海村庄似乎都和内地村庄结成姐妹村庄，方便安排表面上是互赠面包果和鱼获礼品的不定期交易。巴布亚新几内亚的MilneBay省有一种交换回报制度，称为Kula交易：每人和另一个岛的岛民结成对等贸易伙伴，把互惠关系个人化。广泛的互惠行为不能只依赖各自交易行为的长期运行，这是不切实际，还要依赖部落分支对等模式的频率，居住地区和部落之间的关系。某程度上，所有人类群组都有「中心」这制度模式，是收集、储存和再分配物品和服务的途径。狩猎部落的成员通常把猎物交给族长再分配。狩猎活动的特点是猎物数量不固定以及猎物是集体行动的成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其它切实可行的分配方法可以在每次捕猎行动之后维系部落不致分裂。所有类型的经济体系都有类似的需求，不管有多少组群。领土越大，产品种类越多，再分配更能导致有效的分工，因为这有助联系不同地域的生产者。对等和中心模式颇能满足互惠和再分配的需求；制度模式和行为原则相互调整。只要社会组织按惯例运行，就无需个人经济动机，不用担心个人逃避责任，自动确保分工，经济责任得到履行；最重要的是所有公共节庆场合有足够物资。这样的社会禁止利润的想法，谴责讨价还价的行为，称赞慷慨馈赠是美德；不会出现所谓以物易物的倾向。经济制度实际上只是社会组织的功能。不应由此推断这种社会经济原则是局限于原始传统或小型小区；没有利润、没有市场的经济体系不必然是简单的。上文提到的Kula交易建基于互惠原则，是已知最复杂的贸易方式；金字塔文明是规模庞大的再分配形式。Trobriand位处环状群岛，大多数岛民上在Kula贸易活动花上相当多时间。称之为贸易，但毫不涉及货币或实物的利润；没有储藏物品，甚至没有长久拥有；收到的物品高高兴兴送赠别人；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以物易物；整个活动完全由礼仪和魔法仪式调控。这依然是贸易：环状群岛的岛民定期组织大规模远航，把一种贵重物品送给居住在顺时针方向岛屿居民，另一些人的远航把另一种贵重物品送到逆时针方向岛屿居民。最后，两组物品（传统手工制作的白贝壳臂章和红贝壳项链）沿着群岛绕了一圈，足足要十年时间。再者，Kula贸易一般要求个别岛民与对等伙伴互赠同样贵重的臂章和项链，最好是名人曾经拥有的物品。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经长途运输的贵重物品对等交换，无疑可称为贸易。但整个复杂过程全是依照互惠原则行事。这错综复杂、覆盖数百里地域、跨越数十年时光、联系数以百计岛民和数以千计物品的「时－空－人」系统没有任何记录或管理、也没有任何获利动机。这不是以物易物的倾向，而是互惠的社会行为主导。尽管如此，这结果却是经济领域的巨大组织性成就。可以考虑一下基于严格会计的最先进现代市场体制能否接手这任务。倒霉的经销商面对无数买卖个别物品的垄断者，每项交易又涉及许多限制条件，可能没法赚取标准利润，他宁可不做生意。再分配也有其漫长而多样化的历史，几乎持续到现代。〔Namibia中部山区〕游牧民族Bergdama狩猎归来，妇女出外寻找根茎、果实和叶子归家，都预期要把大部份收获献给集体。实际上，这是和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共同分享活动的成果。至此为止，互惠的概念压到一切：今天送赠他人，他日接受馈赠，只不过有些部落，部落首领或其他有名望的人担当中间人，负责接收和分配供应物品，尤其是需要储存的话。这是正常的再分配。显然，这种分配方式的社会影响可能意义深远，因为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像原始狩猎人那样民主。不管是有势力家族、名人、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或是官僚负责物品分配，都会试图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增加本身的政治权力。加拿大原住民Kwakiutl的冬季赠礼节日，首领炫耀和分配兽皮财富，这样做也是为了使受赠者欠他人情、成为他的债务人并最终成为仆从。所有大规模实物经济体系的运作都借助再分配原则。公元前巴比伦城邦的Hammurabi王朝以及尤其是古埃及新王朝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权，把家长制家庭无限倍数扩大，其「共产主义式」分配分级分等，各有差别很大的不同配给内容。要有大量仓库接收农民的劳动产品，不管是养牛人、猎人、面包师、酿酒师、陶工、编织工或其它职业。每件产品要详细登记；如不是在当地消费，就从小仓库转送大仓库，一直送到法老王的中央政府。布料、艺术品、装饰品、化妆品、银器、宫廷服饰各有独立的贵重物品仓库；还有要大型粮仓、军械库和酒窖。但金字塔建造者实施的大规模再分配方式并不局限于那些不知金钱为何物的经济体系。实际上，所有古老王国都使用金属货币支付税收和工资，但其他交易利用粮仓和仓库的各种实物支付，仓库的形形式式物品分配给不从事生产的人员使用和消费，包括官员、军人和有闲阶级。印加帝国、巴比伦王朝、古代中国和印度都实施分配制。这些国家和许多其他有巨大经济成就的文明有由再分配机制促成的细致周密劳动分工。这原则也适用于封建制度。非洲的种族分级社会有时会出现定居在农民之间的牧人组成上层阶层，而农民依然使用掘地木棍和锄头。牧民收到的礼物主要是谷物和啤酒这些农产品，分发出去的礼品可能是牲畜，特别是绵羊或山羊。这些情况有劳动分工，但一般情况通常是不同阶层之间不平等分工：分配经常遮掩剥削现象，但与此同时这种共生现象对两个阶层都有改善劳动分工的好处。从政治角度来说，在这些封建制度社会，牛和土地有特权价值。东非有固定的养牛封地。研究再分配问题的Thurnwald教授以此指出封建制度意味着到处都有再分配体系。只有在极先进的条件和特殊环境，这体系才变得极具政治性，例如西欧之改变是因为诸侯要得到保护，礼品改为封建贡品。这些例子表明再分配也易于使经济制度融入社会关系，一般是再分配过程通常形成现政权的部份，不管是部落、城邦、专制还是养牛和土地的封建制度。物品生产和分配大体上分为收集、存储和再分配；这模式以首领、庙宇、专制君主或领主为中心。政治权力的基础各有不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亦有不同，所以再分配原则涉及不同的个人动机，例如有猎人自愿与他人分享猎物，而古阿拉伯农民是因害怕惩罚而以实物缴税。在此故意忽略同质社会[12]和等级制社会的重大区分；前者的社会结构大体上统一而后者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虽然某些狩猎部落的自由平等成员与奴隶和奴隶主的相对地位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两种社会有非常不同的动机，经济体系可能依然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但各有非常不同的文化特征，后者是由于非常不同的人际关系与经济体系相互纠缠。第三顶原则注定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可称为「自产[13]」原则，希腊人称之为oeconomia，是「经济economy」的词根。从人种学记录来看，不应假设为个人和组群生产是比互惠和再分配更古老；相反的是有证据推翻正统观念和某些较新近的理论。蛮夷先民从来没有只为自己或家人独自采集食物和狩猎。实际上，只有在较先进农业水平才出现自产行为；但即使如此，这与谋利动机或市场制度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封闭组群模式。无论自给自足的单位是小户家庭或庄园大宅，原则是永远相同：即是生产和储存是为了满足组群成员的需求。这原则与互惠和再分配同样广泛，其组织核心的性质无关紧要：可能是父权制家族的性别、村落的地点或贵族大农庄的政治权力。组群的内部组织也无关重要：可能是专制的罗马家族或斯拉夫地区的民主乡村共同体[14]；可能与法国卡洛林家族[15]的庞大领地或西欧一般农民的小耕地。对贸易和市场的需求是一如互惠或再分配制度。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试图把这样的状况建立为常态。从全球市场经济正在迅速衰落的角度回顾既往，必须承认他在《政治学》序言区别家庭自产和赚钱的著名论述或许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具预言性的见解，也依然是对这主题的最佳分析。亚里士多德坚持家庭自产的本质是为了使用，不是为了获利，又强调为市场的附带生产不必然要破坏家庭自产，只要例如牛羊和谷物这些经济作物也可以自行生产留作己用，出售剩余产品不一定破坏家庭自产的基础。只有他这样有常识的天才会如此断言谋利动机只是限于为市场而生产，而金钱因素为这情况引入了新元素；不过尽管如此，只要金钱和市场只是附加于本来是自给自足的家庭自产，「生产为了使用」的原则是可以运作。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说法是对的，尽管他未能察觉忽视市场的存在是多么不切实际，当时希腊经济已依赖批发贸易和借贷资本。在那年代，Delos和Rhodes诸岛正在发展成为货物保险、海贸贷款和转账银行的商业中心；对比之下，一千多年后的西欧只是一幅原始图景。但牛津大学Balliol学院院长Jowett犯了严重错误，以为他的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比亚里士多德更清楚掌握家庭自产与谋利之间有差异的本质。他为亚里士多德开脱：「与人相关的知识相互交错，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不易区分。」亚里士多德确实没有清楚认识劳动分工的含意及其与市场和金钱的联系，也不认识金钱的借贷和资本效用。至此Jewett院长的批评有道理，但他不明白谋利的人性含意，不是亚里士多德。他没有看清楚使用与谋利原则上的区别是完全不同文明的关键；两千多年前，在当时粗疏市场经济还没有显示这些原则之前，亚里士多德已准确预测其大略，而Jowett面对完全发展成熟范例，却忽略这些原则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指责毫无节制，为谋利而生产「不是人的本性」，实际上他是瞄准关键点，即是独立的经济动机剥离了原本含有这些局限的社会关系。从广义上来说，这命题认为直至西欧封建制度结束时，所知的所有经济制度要么是建基于互惠或再分配或家庭自产，要么是这三项原则的某种混合体。社会组织把这些原则制度化，利用对称、中心和独裁这些模式。在这框架内，一般行为准则约束了多种多样的个人动机，以确保物品有序生产和分配。谋利在这些动机中并不显眼。风俗和法规，魔法和宗教一起促使个人遵守行为准则，而这最终确保个人在经济制度中发挥作用。在希腊－罗马时代，尽管贸易高度发达，这方面没有中断；特征是罗马政府在本来是家庭自产的经济中施行大规模粮食再分配，直到中世纪结束时依然没有超越这规格：市场在经济体系中没有重要作用；其它制度模式发挥作用。自十六世纪以还，市场既数量多而且重要。在重商主义制度下，市场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主要关注，但还没有迹象显示市场即将控制人类社会。相反，规则和管辖比前更严格，没有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若要理解经济制度在十九世纪突然转变为全新类型，必要考察市场史；在回顾以往各种经济制度时往往可以实际上忽略市场。第四章数据参考金融与和平关于上半个世纪国际金融的政治作用，几乎找不到任何资料。Corti[16]的罗富财集团著作只涵盖欧洲协同体之前的时期，没有提到集团参与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交易，没有记载〔与罗富财集团有密切关系的〕Bleichroeder投资银行通过发行国际贷款为1871年法国战争赔款融资，以及〔土耳其〕东方铁路公司[17]期间的大量交易。Langer和Sontag的历史著作鲜有提及国际金融问题（Sontag列举和平因素时没有提到金融）；Leathes在《剑桥现代史CambridgeModernHistory》的评论几乎是例外。正如法国的Lysis和英国的J.A.Hobson这些作家的任意兼论直接揭露金融家没有爱国主义精神或是他们倾向支持损害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趋势。RudolfHilferding[18]或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强调来自国家银行业界的帝国主义力量以及与重工业的有机联系。这些论点主要限于德国，肯定未能处理国际银行业界的利害关系。华尔街对1920年代发展的影响近在眼前，不方便客观研究。总的来说，没有人会怀疑尔街的影响波及国际缓和与国际仲裁方面，从和平条约时代到Dawes计划、Young计划和〔瑞士〕洛桑会议前后的清偿赔款。最近的一些文献往往分开私人投资的问题，例如Staley的著作特意不包括给政府的贷款，不管贷款是其他政府还是私人投资者提供；这种限制实际上排除了他的有趣研究对国际金融的一般性评价。本书多处引用Feis的优秀研究，他几乎涵盖了整个主题，但不能避免没有真实数据的缺失，因为国际金融集团的档案资料还没有公开。Earle、Remer和Viner的有价值著作也无可避免有相同的局限。[1]AdamSmith[2]AdamSmith《国富论》第二章的名句：propensitytobarter,truckandexchangeonethingforanother。一般中译为「以物易物」或「物物交易」。Barter,truck和exchange都不涉及金钱作为交易媒介，但三者是否同义词？若然三者同义，为何Smith要分别列出？中文网上没有相关数据；根据多个英语网页，可归纳为Barter原意是「以实物交换实物」；Truck是雇主以物资（实物、代用卷等等）代替现金发薪；Exchange是「以实物交换服务」（你做饭，我洗碗）或「以服务交换实物」（性交易）。现代用语的Barter已涵盖以上的细微分别，泛指不涉及金钱作为媒介的交易。为免重复，以下的译文笼统译为「以物易物」。[3]WesternMelanesian，包括新几内亚(NewGuinea)，瓦努阿图(Vanuatu)，新喀里多尼亚(NewCaledonia)和所罗门群岛(SolomonIslands)。[4]原注1：这一章大量参考Malinowski和Thurnwald的论述。[5]reciprocity[6]redistribution[7]Trobriand岛民不相信怀孕是因为男女交欢，也不承认父亲和子女之间有生理关系。.[8]symmetryandcentricity[9]duality[10]moieties，可能互相通婚。[11]原文的原意是没有顾及同一族裔的两个分支有亲属关系，因此提出「原始社会为同一族裔的两个分支创建“姊妹”关系，而这关系是建基于互惠行为」。译文的修正版似乎更符合一般人情。[12]homogeneoussocieties。作者解释homogeneoussocieties是societieswhichareonthewholesociallyunified，与辞典和学术文章惯常的意思略有不同。homogeneoussocieties同质社会泛指其成员分享相同价值观、语言、宗教框架和种族的社会，惯常提出的例子有日本，中国和印度。即使接受这定义，也不能否定日本，中国和印度同样有等级制社会。[13]householding[14]zadruga[15]Carolingian[16]LuigiConteCorti：1823-88年，意大利外交家[17]OrientalRailwayCompany[18]RudolfHilferding：1877～1941年，维也纳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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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生活环境与进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二部市场经济的兴衰（一）血汗工厂第三章生活环境与进步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生产工具有了近乎奇迹的改进，紧随其后的却是老百姓生活悲惨混乱的状况。本书致力澄清百年前英国处于极坏状况时决定各种形式混乱状况的因素。什么「血汗工厂」把人折磨？新的物质条件有什么影响？在新条件下运作的经济依赖性有什么影响？旧社会组织被什么机制破坏，而又未能成功把人和大自然重新结合？自由主义哲学最失败的是未能理解变革的问题。出于对自发性的情绪化信念，抛弃了对变革的常识性态度，反而莫名其妙接受改善经济的任何社会后果。首先贬低，然后忘记政治科学和治国之道的基本真理。无庸细说：如没有目标的变革过程步伐太快，可能的话应要放慢，以确保社会福祉。传统治国之道的道理本来是家传户晓，往往只是载于古人的社会哲学教诲；到了十九世纪因为粗俗效益主义的荼毒，又毫无怀疑地信赖所谓不自觉增长的自我治愈功效，有识之士的思维己抹去这些道理。因为坚持从经济观点评判社会事件，经济自由主义错误解读工业革命的历史。以下探讨一项看来颇为遥远的话题作为说明：英国早期都铎王朝[1]时代把旷野圈围和可耕种农田转为牧场；当时田地和公地被领主用篱笆圈围，乡郡面临人口减少的威胁。提起这些为人民带来不幸的事件，一方面要展示最终有好处的圈地行动造成的破坏是类似工业革命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是要澄清社会在经济进步不受监管时所面对的选择。如农田没有转为牧场，圈地[2]显然是进步。被圈围的土地其价值是未被圈围土地的两至三倍。在保持耕种的地方，就业率没有下降，而食物供给显著增加。土地的产量明显增加，特别是出租的田地。即使耕地改变为牧羊场，也不是全都对周围地区有害，尽管破坏了栖息地和限制了就业。家庭手工业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扩大，一百年后已成为农村的特色。牧羊场出产的羊毛为小佃户和被挤出农耕行业的无地农民提供就业，新的毛纺中心确保许多工匠有收入。但要点是只有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这样的补偿效应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没有这样的经济体系，养绵羊和卖羊毛这样的高度有利可图行业可能破坏农村郊野。绵羊「点石成金」，也可以「点金成石」；十七世纪西班牙的财富最终遭此劫难，因为牧羊业过度扩张，被侵蚀的土地无法恢复。1607年，一份呈报领主的官方文件权威地陈述变革的问题：「穷人有了栖息之所，应感到满足；领主改善土地的期望不受阻碍。」这公式把纯粹经济进步的本质视为必然如此：改进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但文件也暗示必然的悲惨状况：富人要求以公帑改善，让自己得益，穷人只有栖身的茅舍。圈地行动一直被恰当地称为富人革穷人的命。领主和贵族推翻社会秩序、打破古代法律和习惯，有时凭借暴力，但经常是施压和恐吓，实情是掠夺穷人的公地份额，推倒一直以来牢不可破习俗默认是属于穷人和他后代的房舍。社会组织受到破坏；荒凉的村庄和废墟见证着革命凶残地危及国防、化城镇为废地、人口急剧减少、负荷过重的土地变为尘土、饱受骚扰的体面农夫沦落为乞丐和小偷。尽管这是零星事件，但黑点大有可能成为全面灾难[3]。国王和议会、大臣和主教都在保卫社会的福祉以及社会的人性和天性免受摧残。从1490年代到1640年代，他们夙夜匪懈要阻止人口减少。Kett叛乱[4]被镇压后，几千农民被处死。其后反革命派成功取消圈地法例，护国公Somerset公爵[5]被指同情叛乱农民而被处死[6]。百年过去，两派敌对势力又再一较高下。这时的圈地者往往更多是富有乡绅和商人，不再是领主和贵族。不管是世俗还是教会层次的上层政治都涉及国王行使特权阻止圈地，藉此加强其在宪政斗争中与乡绅互斗的地位；在这场斗争中，Strafford[7]和Laud[8]被国会判死刑。这些人的政策不仅在工业方面，在政治方面也是反动的；再者，圈地已不是用于耕种，也不是放牧。英国内战（1642-48年）的浪潮席卷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9]的公共政策。十九世纪历史学家一致谴责这两个王朝的政策即使不是全然反动，也是哗众取宠。他们同情国会，而国会一直是站在圈地者一边。尽管H.deB.Gibbins是老百姓的热心朋友，但他还是说：「然而，这些保护性法规只是一如一般的保护性法规那样完全徒劳无益。」[10]Innes说得更明确：「为解决就业问题而采用的惯常手法：惩罚流浪行为，试图把工业迁至不适当的土地，把资本赶到获利较少的投资；这一切都失败，一如既往。」[11]。Gairdner毫不犹豫呼吁把自由贸易概念作为「经济法规」，他写道：「有人就是不理解经济规律，试图通过立法阻止地主拆毁农民的房子，地主发现把农田变成牧场增加羊毛产量是有利可图。经常重复立法反证这些法律在实践中是如何无效。」[12]。最近，经济学家Heckscher强调自己的观点：重商主义显然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人类要再花几世纪的时间才能掌握经济现象。」[13]实际上，反圈地立法似乎从来没有阻止圈地行动的进程，甚至没有构成严重阻碍。JohnHales最热衷共同体百姓原则，也不得不承认很难收集证据对付圈地者；圈地者经常让他们的家仆在陪审团前宣誓，而且「马屁精和食客众多，没有这些人是没法组织陪审团。」。有时只是权宜在农田划出犁沟，犯规的领主已可避免惩罚。私人利益轻易凌驾公义的现象，往往被视作为立法无效的某种象征；趋势未被制止而且胜出，这后来被作为结论性证据证明「反动性干预主义」的所谓徒劳无益。但这些观点完全点错主题。为何趋势的最终胜利被视为未能拖慢趋势进程的证据？为何不以这些措施的目的来衡量：即是拖慢变革的速度？虽然这未能阻止发展的方向，但不是彻底无效。变革速度与变革方向同样重要；不过，尽管变革方向往往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但可以决定变革速度。人们相信进步是自发的，必然看不到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作用包括经常调整变革速度，根据情况加速或减速；如认为速度是无法改变或甚至更糟的认为干预速度是不正当行为，那么就根本没有干预的空间。圈地行动是一例。回过头看，很明显西欧经济进步的趋势是要消除人为保持一致的农业技术、土地条块式交替种植和原始的公地制度。就英格兰而言，毛纺业的发展肯定是国家资产，终而建立棉纺业这工业革命的载体，也很明显国内纺织业增长依赖国内羊毛供应量增加，这足以证明农田转为牧场和并发的圈地行动是经济进步的趋势。不过，若不是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政治家的政策得以维持，经济进程的速度可能具毁灭性，进步本身变得退步而不是有益。因为这速度影响很多事态：被剥夺土地财产的人能否在不严重损害本身（人性和经济、物质和道德）的情况下，适应已经改变的环境；他们能否在与变革间接有关的机会领域中找到新工作；出口增长带来的进口增长其效应能否帮助在变革中失去工作的人找到新的生计。每种情况的答案都取决于变革和调整的相对速度。经济理论的一般「长期」考虑不切实情；假定事件发生在市场经济体系而预判问题。这样的假设看来很自然，但没有道理：人们很容易忘记市场经济是制度性组织，只在近世出现，而且只是部份出现。但除了这项假设，「长期」考虑是毫无意义。如变革的实时效果是有害，那么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则最终结果也是有害。如果农田转为牧场涉及拆毁一定数量的房子、一定数目的人失去工作、当地食物供应减少，那么这些结果可视为最终结果，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这并不排除要考虑其他可能效应：出口增加影响地主的收入；当地羊毛供应量最终增产会增加就业机会；地主收入增加，可能用于投资或奢侈支出。变革与调整两者的时间—比率相比，可得出变革的净效益。但除非证明自发调节的市场确实存在，无论如何都不能假定市场规律在发挥作用。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中，市场规律才适用；这不是都铎王朝的政治家偏离事实，而是现代经济学家暗示市场体系从前已存在。英格兰抵住了圈地行动的灾难而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只是因为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国王的权力减慢了经济改善的进程，直至社会能够承受变革：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帮助变革的受害者，疏导变革过程以减少破坏。大臣和特权宫廷的观点绝不保守；他们代表着新治国之道的科学精神，赞成外国工匠移居入境，热心移植新技术，采用统计和精确报告方法，轻视习惯和传统，反对规定性权利，减少教会特权，轻视不成文法[14]。如创新造就革命，他们是那时代的革命者。他们致力于老百姓福祉，美化君王的权力和威严；但是，未来是属于宪政主义和国会。皇室政府让位阶级政府，这阶级带领工商业的进步。宪政主义的伟大原则与政治革命结合，撵走了皇室；当时的皇室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创造性能力，而其保护性职能对经历转型风暴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国王的财政政策过份制约国家的力量，开始抑制贸易；为了维持特权，国王一再滥用特权，并因而损害了国家资源。国王的最后功绩是出色管理劳工和工业以及审慎控制圈地行动。但人们更易于忘记资本家和中兴中产阶级的雇主才是保护性措施的受害者。两个世纪之后，英格兰才再享有被共和体毁掉的有效有序的社会管理。诚然，人们不再那么需要这种家长式管理，但中断了这种管理方式在一方面造成了极大危害：使国家忘记圈地行动时期的恐怖和政府成功克服人口减少的功绩。或许这有助解释一百五十年之后，当工业革命这场类似灾难对国家生活和福祉构成威胁时，为何没有清楚认识危机的真实本质。这一回事件〔工业革命〕是英格兰独有；这一回的海上贸易是波及整个国家的行动之源；这一回规模最大的变革为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带来前所未有大浩劫。在这没有走得太远之前，劳工已经拥挤在新的荒凉之地，即所谓英格兰的工业城；乡下人变成贫民窟的居民；家族走向解体；大块的乡村地区被「血汗工厂」吐出的煤渣和废料迅速堆填。不同观点和门派的作家、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总是把工业革命的社会环境称为人类衰败的真正深渊。迄今没有人能满意解释这事件。当代人猜想已经在支配财富和贫困的铁律中发现诅咒之钥，称之为工资铁律[15]和人口铁律[16]；但这都被证明是错的。有提出「剥削」作为富和贫的另一解释；但这不能解释以下事实：工业贫民窟的工资高于其它任何地方，而且持续增加了一百年。更常见的是引述一连串成因，但都难以令人满意。本书的答案决不简单；实际上占了大部份篇幅。本书认为英国面临雪崩式社会混乱，规模远超圈地时期的社会变革；这灾难是经济进步巨大运动的伴物；一个全新的制度性机制开始在西方社会作用，其危险在初改动时有切肤之痛，而且从未被克服；十九世纪文明史大体上是人们致力保护社会免遭这机制蹂躏。工业革命仅仅是革命的开端，极端而反动地点燃了宗派主义者的思维，但新信条是彻底唯物主义，并相信人类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无限数量的物质商品来解决。这故事已传遍无数次：工业革命崛起是由于市场拓展、有煤有铁以及温和气候有利棉花业、诸式人等的土地财产被十八世纪新圈地行动剥夺、自由制度存在、机器发明以及其它因素以某种方式互动。已经有结论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脱离其它而单独成为那场突然而至又出乎意料事件的成因。如何定义这场革命？有什么基本特征？是否工厂城镇兴起，贫民窟出现，童工的超长工时，某些类别的劳工低工资，人口增长率上升，还是各种产业集中？本书认为所有这些都只是附属于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这基本变革；要理解这制度的本质，先要理解机器对商业社会的影响。本书无意声称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机器引起，但坚持一旦精确的机器和工厂被用于商业社会的生产，必然形成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在农业和商业社会使用专门化机器肯定会产生典型效果。这样的社会包括农业工人和从事农产品买卖的商人。使用专门化、精确和昂贵的工具和工厂，要依附买卖才能适用于这样的社会。商人是唯一可以办妥诸事的人，只要不亏本他也很乐意这样做。他出售货品是一视同仁，但买入的形式各有不同：不是买入现成商品，而是买入必需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然后指示两者如何制成新产品，再加上一些等待和生产时间。这不只是描述家庭工业或「家庭加工外判[17]」，也是描述工业资本主义，包括当代的工业资本主义。随之而来是社会体制面对的重要影响。精确机器价钱昂贵，除非生产大量商品才值得投资。[18]机器生产要不亏损，生产不能因为机器等待初级产品而停工。对商人而言，这意味着有钱就可以买入这些生产要素的任何数量。除非能够满足这条件，否则专门化机器生产方式是过于冒险；商人真金白银投资，社会的收入、就业和商品供应依赖持续的生产。农业社会没有这样的条件，要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是逐步创造出来，但没有改变令人吃惊的本质。转型意味着社会成员行为动机的改变：从只求糊口改变为追求利润。所有交易变为金钱交易，这倒过要求工业活动每一环节要引入交易媒介。所有收入必然来自出售一些东西；不管实际收入来源为何，都必然是销售的结果。「市场体系」这简单术语隐喻以上描述的制度模式。体系最令人吃惊的特性在于一旦建立起来，其运行必须没有外界干预。利润没有任何保证，商人必须在市场赚取利润。必须让价格本身自发调节。这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市场经济。先前的经济模式转型为市场经济体系是如此彻底，毛毛虫的蜕变比持续增长和发展更能表达这种演变。例如，比对商人生产者的销售活动与购买活动；销售只关心人造产品；不管他是否找到买主，社会组织不必然受到影响。但他购买的是原材料和劳动力，即是大自然和劳工。商业社会的机器生产实际涉及转型，把社会的自然和人类物质转型为货品。结论尽管怪异，却是无法避免；不是这样不能达到目的：显然，这些因素引起的混乱肯定分裂了人的多重关系，威胁要完全摧毁人类栖息的自然环境。实际上，危险迫在眉睫。如仔细研究支配自发调节市场机制的法则，可以察觉它的真实特性。[1]Tudor[2]Enclosuremovement[3]原注1：Tawney,R.H.,TheAgrarianProblemisthe16thCentury,1912.[4]1549年7月，英格兰东部诺福克郡的农民受不了圈地的折磨，揭竿而起，原本打算拆毁富农RobertKett的篱笆，反而后来说服了他参加农民起义，成为领袖。经多番波折，农民被军队打败，约有三千农民被处死；史称Kett'sRebellion，是英格兰两次最重大农民起义（叛乱）事件之一。[5]EdwardSeymour,1stDukeofSomerset，LordProtector[6]这不是完全正确。Somerset公爵是皇叔，身为护国公，少不免卷入宫廷政治。当时最激烈反对圈地行动的是教会和一些政治人物，当然还有身受其害的农民。Somerset是在失宠后在1549年3月被处死。[7]ThomasWentworth,1stEarlofStrafford[8]WilliamLaud[9]Stuart[10]原注2：Gibbins,H.deB.,TheIndustrialHistoryofEngland,1895.[11]原注3：Innes,A.D.,EnglandundertheTudors,1932.[12]原注4：Gairdner,J.,"HenryVIII,"CambridgeModernHistory,Vol.II,1918.[13]原注5：Heckscher,E.F.,Mercantilism,1935,p.104.[14]CommonLaw，亦称「习惯法」。[15]ironlawofwages[16]ironlawofpopulation[17]puttingout[18]原注6。Clapham,J.H.,EconomicHistoryofModernBritain,Vol.III.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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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保守的1920年代，革命的1930年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二章保守的1920年代，革命的1930年代国际金本位制崩溃，是世纪之交世界经济解体与1930年代整体文明巨变之间的无形纽带。除非理解这因素的重大意义，否则不可能正确看待欧洲陷入厄运的机制或理解文明的形式和内容竟然建立在如此不稳定基础之上的环境。人人生活在国际体系之内，但直到体系崩溃之后才体会其真实本质。很少人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功能；因此，可怕的突然转型令人人不知所措。金本位制是传统世界经济剩下的唯一支柱，崩溃带来的影响必然是实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金本位制是纯粹的经济制度，拒绝视为社会机制的一部份。因此，民主国家是最后才认识这灾难的本质，最迟采取应对策略。直至大难临头，领袖才明白国际体系崩溃背后是最先进国家的长期发展使体系不合时宜；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觉察市场经济本身的失灵。巨变比人们通常认识的更突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革命是十九世纪的组成部份。1914-18年的冲突只是促成和无限加重了不是它本身造成的危机，但当时未能察觉困局的根源；生还者认为大战的恐怖和破坏的源头是国际组织突然出现障碍。由于经济和政治体系突然失灵，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物质生活造成可怕危害似乎是一个解释。事实上，战后对和平与稳定的障碍与正是催生大战的祸因同一根源。世界经济体系自1900年开始瓦解，正是1914年爆发政治紧张局面的起因；大战的后果和有关条约消除了德国的竞争，表面上缓和了紧张局面，但同时却加重了紧张的原因，并因此大大加剧政治与经济对和平的障碍。政治方面，那些条约暗藏着致命的矛盾。单方面解除战败国的武装已预先排除了重建势力均衡体系的任何可能性，因为势力是这体系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日内瓦会议希望扩大和改进欧洲协同体，建立国际联盟（国联）[1]，恢复这国际体系，但只是徒劳无功；〈国际联盟盟约[2]〉提出的磋商和联合行动也是徒劳无功，因为欠缺了独立势力单位这个基本前提条件。国联不可能实际建立；第16条款（执行条约）和第19条款（和平修改）从来没有实施。和平问题的唯一可行解决办法是恢复势力均衡体系，但已是镜花水月；事既如此，以致1920年代最具建设性政治家的真正目的不为公众理解，公众依然生活在难以形容的混乱状态。有些国家被解除武装，有些国家保留军备，这令人震惊的局面抹杀了组织和平的任何建设性步骤；流行的情绪化态度是以为国联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预示着和平时代，只需要经常口头鼓励就会变得持久。美国人普遍相信只要美国加入国联，事情会变得大不相同。对所谓战后体系的组织性弱点缺乏了解，没有什么说法更能够证明这一点；称之为「所谓」，因为字有其义，欧洲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体系。这样的苍白状况，充其量只能在各方筋疲力尽时方能勉强维持；毫不奇怪，回归十九世纪体系看起来是唯一出路。同时，要不是那全体同意的致命规则确定由那个任性小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仲裁者，国联理事会可能至少起着欧洲协同体在其鼎盛时期发挥的欧洲指南作用。永久解除战败国武装的荒唐策略排除了任何建设性解决办法。这灾难性事态的唯一可选择办法是建立国际秩序，授之以超越国家主权的有组织权力。然而，这路线完全超越了那时代的视野。任何欧洲国家都不会臣服这体系，更不用说美国。经济方面，日内瓦会议的政策较为贯彻，努力恢复世界经济作为和平的第二道防线。即使成功重建势力均衡体系，也要恢复国际货币体系才可以为和平效劳。要是没有稳定的交易和贸易自由，各国政府会一如既往不重视和平，只有当和平不干扰任何重大权益时才会为和平而努力。当时的政治家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3]似乎认识到和平与贸易的相互依赖不仅保证贸易，也保证和平。难怪国联一直努力重建国际货币和信贷组织成为维持主权国家和平的唯一可能的预防措施，而世界对国际金融集团的依赖是前所未见。摩根财团[4]已取代罗富财家族成为重新注入活力的十九世纪造物主。依照十九世纪的标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似乎是革命年代；按照最近的经验，这恰恰相反。那十年的目标是极其保守，表达了近乎普遍的信念：只有重建1914年之前的体系才能恢复和平和繁荣，「这一次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实际上，正是这次复古行为的失败才导致1930年代的巨变。战后十年的革命与反革命行动惊心动魄，这只是对军事失败的机械式反应，或至多是在中东欧舞台重演熟悉的西欧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戏剧；到了1930年代才有全新元素进入西方历史的模式。无论情节如何，中东欧在1917-20年的剧变和反剧变只不过是拐弯抹角地重建那些战事失利的政权而已。反革命的烟雾消散之后，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的政治体系与战前没有很大差异。直到1920年代中期，芬兰、波罗的海各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以及甚至意大利和德国都大致如此。有些国家的民族自由和土地改革取得巨大进步，这种成就自1789年以来常见于西欧。俄罗斯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当时的趋势只是建立或重建大体上与英美法革命理想相关的体系。在这广泛意义上，不仅是德国的兴登堡[5]和美国的威尔逊，即使俄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是遵循西方传统。在1930年代早期，变化突然而来，其标志包括英国放弃金本位制；俄罗斯的五年计划；美国推出「新政」；德国的国家社会党革命；国联垮台让位给独裁主义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十九世纪的理想极其重要，影响了其后十年；到了1940年，国际体系的痕迹全都消失，除了一些小范围地区，各国全都生活在全新的国际环境。本书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自世纪以还只是蹒跚而行，最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有关和约摧毁。到了1920年代这变得明显，几乎所有欧洲的内部危机都是因为外部经济问题而达到高潮。政治学者根据各国依附的稳定货币来划分国家组别，不是根据所属大陆。俄罗斯取消卢布〔货币〕，令世界震惊；卢布币值因通货膨胀已变得一文不值。德国重复这铤而走险的手法，以欺骗和约；紧接其后又没收了收租收利息阶级的财产，成为纳粹革命的基础。日内瓦会议的声望源于成功帮助奥地利和匈牙利恢复各自的货币，奥地利新货币克郎运作极其成功；虽然克郎最后被取缔，但维也纳成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保加利亚、希腊、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反革命派以恢复货币行动为题作为争取权力的借口。比利时、法国和英国以稳定货币标准之名将左派赶下台。贫穷巴尔干地区的货币危机没完没了，通过国际信贷体系的弹性捆缚与富裕美国连在一起；这样的捆缚首先把没有完全恢复稳定的货币的紧张压力先从东欧传播到西欧，再从西欧传播到美国。最后，美国自身则被欧洲货币未成熟的稳定化后果吞没，最终出现崩溃。第一波冲击出现在国家范围之内。俄罗斯、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货币在一年之内已垮台。除了各种货币汇率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快速，这变化是发生在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体系。人类社会引进了细胞过程，其效应是在人类经验范围之外。不断贬值的货币在国内外都带来混乱。各国发现本国与邻国之间有鸿沟分隔，同时各阶层人民受到完全不同且往往相反的影响。知识型中产阶级确实变得赤贫[6]；金融大鳄积累了令人憎恶的财富。一个无法预计的联合与分裂力量的因素已走上舞台。「资本外逃」是新事物。1848年，1866年，甚至1871年都没有这样的记录，但明显在以下三件大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25年推翻法国的自由派政府，1938年再次推翻法国的自由派政府，以及1930年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发展。货币已成为国家政治的支点。在现代货币经济制度之下，人人都体会到金融准绳的每日变化，都有货币意识；民众预先折算实际收入的通胀效应；各地民众似乎把稳定货币视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需要。不过，有这种意识也要认识到货币的基础可能依赖国界之外的政治因素。因此，社会骚动会动摇对货币媒介一贯稳定性的信心，也动摇相互依存经济体系中金融主权的幼稚观念。从此以后，与货币相关的内部危机会引发严重的外部问题。信任金本位制是那时代行为上接受但精神上拒绝的信念，有人认为是天真，有人认为是必不可少，也有人认为是魔鬼信条，但都有同一信念：钞票有价值是因为钞票代表黄金。黄金有价，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因为黄金包含着劳动力，正统理论指出这是因为黄金有用和稀缺；两种说法没有分别。天地之战不理会金钱问题，使得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可思议地团结一起。十九世纪没人怀疑Ricardo[7]和马克思的意见是一致。Bismarck[8]和Lassalle[9],JohnStuartMill[10]和HenryGeorge[11],PhilipSnowden和CalvinCoolidge[12],Mises[13]和Trotzky[14]都同样接受这信念。马克思花尽心思揭露Proudhon的理想国劳动券（用来代替货币）是自欺欺人；《资本论》暗示了Ricardo式金钱商品理论。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人Sokolnikoff是战后第一位政治家以黄金为本恢复国家货币价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Hilferding[15]坚决主张稳定货币原则而危及本身的政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OttoBauer支持政敌Sepal尝试恢复克郎货币的基本货币原则；英国社会主义者PhilipSnowden认为英镑在工党手中不安全，转而反对工党；意大利元首把里拉和黄金的比值定为90，刻在石上并发誓拼死捍卫这比值。很难发现胡佛和列宁、丘吉尔和墨索里尼就这一点的意见有任何分歧。诚然，当时国际经济体系的运作必要有金本位制，这信念是不同国家、阶级、宗教信仰和社会观的人们的唯一共同原则。人们致力恢复其衰败中的存在，与这看不见的现实生死与共。这努力终归徒然，是世上前所未见的彻底失败。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或希腊致力稳定几乎崩溃的货币，不仅是这些小国弱国信心兮兮的行动，在到达黄金彼岸前饱尝饥饿，也使得他们的强大富裕赞助人（西欧的战胜国）面临严峻考验。只要战胜国货币有波动起伏，紧张压力就不会明显；这些国家继续像战前一样借钱给外国，因而有助战败国维持经济。但当英国和法国回归金本位制，其稳定的汇率的负担开始显露。美国是黄金的最大拥有国，最后也要默默关心英镑的安危。美国担心大西洋彼岸的事态，意外地把美国带进危险区。这问题似乎是技术性，但必须清楚理解。美国在1927年支持英镑，暗示纽约要有低利率，避免资本从伦敦大量流向纽约。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因此向英伦银行承诺维持低利率；但是现在美国自身要有高利率，因为美国的价格体系开始出现危险的通胀（成本大幅降低，物价保持稳定，使通胀显得模糊）。经历了七年繁荣之后，钟摆带来了1929年姗姗来迟的大萧条，隐藏的通胀使事情恶化。通胀减轻了欠债人的负担，但拖垮了债权人。这是先兆。美国出于脱身的本能，在1933年脱离金本位制，传统世界经济的最后痕迹随之消失。尽管当时没有人察觉到事件的较深层意义，但历史趋势几乎当即逆转。十多年来，恢复金本位制曾是世界团结的象征。欧洲各地有无数会议，以满足稳定货币的政治先决条件。国联得到国际劳工局[16]的辅助，拉平各国之间的竞争条件，在不降低生活标准的情况下解放贸易。为了克服转账支付的问题，华尔街发起行动以货币为核心，先转为商业票据，然后安排赔款；日内瓦担当康复过程的担保人角色，在这过程中伦敦金融城的压力和维也纳的新古典绝对货币主义者连手为金本位制服务；各种国际努力最终都服从这目标，而各国政府调整政策以保护货币，特别是与外贸、贷款、银行业及汇兑有关的政策。尽管人人同意稳定货币最终取决于贸易自由，但除了固执己见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大家都知道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但行动不可避免会限制外贸和国际支付。为了应对同样的情况，大多数国家开发了进口配额、延期偿付和冻结协议、清算系统和双边贸易条约、实物交易安排、禁止资本输出、外贸控制以及汇兑平准基金。然而，自给自足的梦魇时常困扰着保护货币的措施。尽管目标是贸易自由化，结果却是压制贸易。各国政府不但没有进入世界市场，反而本身的行为阻碍了国家与世界的联系，为了维持一点点贸易流动，各国都要做出越来越多的牺牲。为了保护货币的外在价值作为外贸媒介，人们不情愿地疯狂努力，却把自己赶进了自我封闭的经济。自由贸易保守目标的结果是一套完全背离传统经济的贸易限制措施。这趋势随着金本位制的最终崩溃而突然逆转。为了恢复金本位制所做的牺牲，又不得不再做一次，目的是为了在没有金本位制的情况下活下去。原先为了维持稳定货币体系而设计的制度限制生活和贸易，现在用来调整工业活动以适应永远没有金本位制。或许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机械式和技术性组织能够抵挡金本位制崩溃冲击的原因。因为在奋力保留金本位制时，这世界已无意识地准备了某些类型的工作和组织，以适应没有金本位制的状况。不过，现在目标是相反的；在长期为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有些国家损失最多，各种强大势力借着反弹卷土重来。国联和国际金融集团比金本位制更早垮台；随着金本位制消失，国联的有组织和平权益及其主要实施工具（罗富财集团和摩根财团）都从政治中消失。金线突然折断，是世界革命的讯号。但金本位制失败只是设定事件的时间，而事件规模之大，不可能是因此而起的。在世界很大部份地区，伴随危机的不止是十九世纪社会的国家制度彻底崩溃，各地的制度被改变和重整得几乎面目全非。许多国家的自由政体被独裁专制统治取代；这世纪的首要制度是基于利伯维尔场的生产，也被新经济形式取代。大国重塑思维模式，假借未听过的宇宙本质概念之名猛然投入以世界为奴役的战争，而更强大的国家奋起捍卫自由，换来了同样是前所未闻的意义。国际体系失败，尽管引发了转型，但肯定不可能说明转型的深度和内容。即便可以知道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来得那么突然，我们却依然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发生。伴随着巨变转型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这绝非偶然。历史追随社会变革；各国命运与其在制度转型中的作用相互关联。这种共生现象在历史中绝非例外；尽管国家群组和社会制度各有本身的起源，但在挣扎求存时相互借力。共生现象的著名事例把资本主义与大西洋沿海各国家联系在一起。与资本主义兴起有非常密切关联的商业革命[17]，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走上强国之路的工具；各国从这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运动中获益；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利用这些崛起强国在全球传播。这规律反过来也适用。国家挣扎求存时可能受阻于正在走下坡的全部或部份制度；二战时的金本位制就是这种过时制度的例子。在另一方面，出于本身理由而反对现状的国家，很快发现现有国际秩序的弱点，希望创建更适合本身利益的制度。这些国家推走正在下堕的东西，迎接迎面而来的事物。看起来好像是这些国家发起了社会变革的过程，而事实上仅仅是受益者，并甚至可能扭转变革的趋势为本身的目标服务。因此，战败的德国认识了十九世纪秩序隐藏的弱点，利用这见识加速该秩序的崩溃。在1930年代，德国有些政治家积累了邪恶的智力优越感，动脑筋要破坏秩序，试图迫使事态朝着他们的政策倾斜，往往伸延到发展金融、贸易、战争和社会组织的新方法。然而，政府没有造成这些问题，只是在利用这些问题；这些是客观存在的真实问题，不管个别国家的命运如何，这些问题依然要面对。还有，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依然是十九世纪的战争类型：势力均衡体系失效导致强国的普通冲突；而后者已经是世界巨变的一部份。因此是可以把那时期令人心酸的民族史抽离正在演变的社会转型，然后较容易看到德国和俄罗斯，英国和美国这些势力单位如何被社会转型过程或正面或负面影响。不过，社会转型本身也是如此：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列强崛起为载体，向各地传播信条。德国和俄罗斯分别变成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代表。无论好坏，只有认识这些社会运动的典型特征，并视之与所服务的国家利益相分离，才能够评估社会运动的真实范围。本书不会关注列强在二战中的角色，不管是德国或俄罗斯，意大利或日本，英国或美国，尽管这是通史；不过，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却是制度转型的活生生力量。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力求在人类历史记录中有更多份额，这股动力可视为事态开展条件的实际资料，而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或「新政」的主旨正是事态的部份。这把话题导致依然有待证明的本书命题：巨变源起于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行为，以建立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命题似乎赋予体系有近乎神秘的力量；无异间接指出十九世纪文明的基本元素（势力均衡、金本位制和自由政体）全是由自发调节的市场这共同方阵塑造。这声言似乎颇为极端，其粗疏的唯物主义可能有点骇人。不过，世人目睹文明崩溃，其特点正是该文明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其他社会和文明也受到赖以存活的物质条件制约；这诚然是所有人类生活、实际上是所有生活的共同特征，不管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生活，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生活。所有类型的社会都受经济因素制约。从不同而且独特的意义来说，只有十九世纪的文明是经济性质，因为它选择将自己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极少被证明是有效，而且肯定从未被提升为日常行动和行为的正当理由的动机：逐利得益。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源自这原则。能与启动「逐利得益」动机的机制比较效益的，只有历史上最猛烈爆发的宗教狂热。在一代人的时间，整个人类世界受到猛烈影响。众所周知，「逐利得益」动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之后成熟于英国；约五十多年后传到欧洲大陆和美国；最后三地的类似方案形成一种模式，所有西方文明国家都有这模式的主要特征。要理解大灾难的源起，必须转向市场经济体系的兴衰。市场社会在英格兰诞生，但欧洲大陆揭露其孕育最悲惨并发症的弱点。要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必须回顾Ricardo式的英格兰。十九世纪是英格兰的世纪；这不是夸张的说法。工业革命是英格兰的大事。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是英格兰人的发明。到了1920年代，这些制度在四处碰壁；在德国，意大利或奥地利，事态更多是政治性和更戏剧性。但无论情景和最后情节的剧烈程度，要理解破坏文明的长期因素，必要研究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格兰。第二章数据参考金线突然折断强制性的稳定货币政策加速了金本位制的崩溃。稳定货币运动的先锋城市是日内瓦，在伦敦金融界和华尔街施加的压力下，这运动传到财力较弱的国家。稳定货币的第一组国家是其货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崩溃的战败国。第二组国家由欧洲战胜国组成，这些国家稳定自身货币晚于第一批国家。第三组国家有金本位制的主要得益国：美国。I.欧洲的战败国II.欧洲的战胜国III.国际债权国稳定货币稳定货币脱离金本位制脱离金本位制俄罗斯1923英国19251931美国1933奥地利1923法国19261936匈牙利1924比利时19261936德国1924意大利19261933保加利亚1925芬兰1925爱沙尼亚1926希腊1926波兰1926第一组国家的不稳定状态由第二组国家支撑了一段时间。一旦第二组国家也同样稳定了货币，也就需要由第三组国家支持。最终，由美国组成的第三组国家遭受了欧洲稳定货币政策累计的不稳定状态的最沉重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钟摆摆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钟摆的摆动普遍而快速，但幅度较小。在1918-23年期间，因为战败的原因，紧随着结果是失败的民主（或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在绝大多数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中都恢复了保守派统治；若干年后差不多又普遍建立了一党制政府。这次运动再一次是相当普遍。国家革命反革命一党制政府奥地利1918年10月社会民主共和国1920中产阶级共和国1934保加利亚1918年10月急进农地改革1923法西斯反革命1934爱沙尼亚1917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中产阶级共和国1926芬兰1917年2月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中产阶级共和国----德国1918年11月社会民主共和国1920中产阶级共和国1933匈牙利1918年10月民主共和国1919反革命----1919年3月苏维埃南斯拉夫1918民主联邦1926独裁军管国家1929拉脱维亚1917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中产阶级共和国1934立陶宛1917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中产阶级共和国1926波兰1919社会民主共和国1926独裁国家----罗马尼亚1918农地改革1926独裁政权----[1]LeagueofNations[2]CovenantoftheLeagueofNations[3]WoodrowWilson[4]J.P.Morgan。插图取自http://www.mtholyoke.edu/~le20j/images/morgan_jp.jpg[5]PaulvonHindenburg[6]书经常用到两个有关「贫穷」的单字：poor和pauper，后者的贫穷程度甚于前者，需要救济。为了清晰区分，poor译为「贫穷、贫困、贫苦」，而pauper译为「赤贫」。[7]李嘉图[8]俾斯麦[9]拉萨尔[10]穆勒[11]亨利乔治[12]柯立芝[13]米塞斯[14]托洛茨基[15]希法亭[16]InternationalLaborOffice[17]CommercialRevolution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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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百年和平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第一部国际体系第一章百年和平十九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本书关注的是这事件的政治和经济源起以及迎来的伟大变革。十九世纪的文明取决于四个机制。首先是势力均衡体系，一世纪以来防止大国之间的任何长期和毁灭性战争。第二是国际金本位制[1]，标志着世界经济的独特组织。第三是自发调节的市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福利。第四是自由国家。视乎分类方式，这些机制可以划分为经济两项，政治两项；以另一种方式分类，可划分为国家两项，国际两项。这些机制的特性决定了我们文明史的轮廓。这四项机制之中，金本位制至为关键，这项机制的衰败是惨剧的直接原因。金本位制衰败之时，已牺牲了试图挽救金本位制但徒劳无功的其他机制。但这体系的源头和矩阵是自发调节的市场。正是这种创新导致了一种特定的文明。金本位制只是试图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至国际领域；〔国际〕势力均衡是部份建基于金本位制的超级体系；自由国家是建立于自发调节的市场。十九世纪制度体系的关键是管理市场经济的法律。我们的观点：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意味着鲜明的理想国想法。这样的机制不可能存在而不会消灭人类和社会的自然物质，只会摧毁人类和把周围环境变成荒野。社会无可避免要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但任何措施会防碍自发调节的市场，打乱了工业生活的组织，因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及社会。正是这种困境驱动了市场体系的发展走进了一个明确的状态，最终扰乱了建基于市场体系的社会组织。要理解人类历史上最深远的危机，这样的解释似乎太简单。试图把文明及其内涵和精神气质归纳为一成不变的机制，简直是缘木求鱼；选择其中一个机制，然后以这机制的一些技术质量来争论文明不可避免会自我毁灭，也只会徒劳无功。文明就像生活本身，是萌生于大量独立因素相互作用，而这些因素一般不能还原为受限的机制。要追踪文明衰败的体制，可能似乎是徒劳无功。但这正是本书要开展的工作。为此，本书刻意致力调整目标以切合极端独特的主题。十九世纪的文明独一无二，正是因为这集中在一个明确组织机制。没有任何解释可以完满解释大灾难突然而来。似乎变革的力量已经被压抑了一个世纪，突发事件如洪流倾泻而下冲击人类。在超大范围的社会转型之上还有前所未见的战争类型，摧毁了多个国家，新帝国的轮廓浮现在一片血海。但这魔鬼般的暴力其实只是迭建在迅速而沉默的变化潜流，这潜流吞噬了过去，而往往不带一丝涟漪！对大灾难的合理分析必须考虑汹涌的行动和静默的分解。本书不是历史著作，不是为突出事件寻找令人信服的时序，而是以人类机制来解释事件的趋势。本书自由选用过去的场景，唯一目的是要解释眼前事件；本书详细分析关键时期，几乎完全忽略了之间的时段；本书涉及多个领域以追求这单一目标。本书首先讨论国际体系的崩溃，试图说明一旦建基于国际势力均衡体系的全球经济崩溃，国际势力均衡体系不能确保和平。这解释了这体系的突然中断以及不可思议的迅速分解。但如世界经济崩溃是依随着文明衰败，肯定前者不是由后者引发。世界经济崩溃的源头可追溯百年前社会和科技的巨变，因而自发调节的市场在西欧崛起。这段冒险旅程来到我们这年代走到终点，结束了工业文明历史的独特阶段。本书最后部份讨论支配我们这年代的社会和国家变化的机制。从广义上来说，我们认为人类目前的状况应以这危机的机制源头来定义。十九世纪的现象是西方文明史上前所未闻：从1815至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除了或多或少殖民性质的克里米亚战争；在这期间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罗斯总共只有十八个月曾彼此开战。在这之前的两个世纪，相比数字是每百年平均有六十至七十多年是战火弥漫。十九世纪最激烈的战争是1870-71年的普法战争，不到一年就结束，战败国有能力支付赔款而没有影响本国的货币金融。这种务实的和平主义占上风，肯定不是因为没有导致严重冲突的成因。强国和伟大帝国之间的内外状况几乎时刻有变，伴随着这和平的盛会。在这世纪上半叶，内战、革命和反革命的干预措施无日无之。在西班牙，Ducd'Angouleme挥军进攻Cadiz；在匈牙利，革命军几乎打败了国皇亲临指挥的军队，最终被俄罗斯援军击败。德系国家，比利时，波兰，瑞士，丹麦和威尼斯都有武装干预，标志着神圣同盟[2]无处不在。世纪下半叶释放了进步的动力；鄂图曼帝国，埃及帝国和中东酋长帝国相继解体，中国被外国军队入侵，被迫对外开放，非洲大陆被列强瓜分。同时，美国和俄罗斯乘时崛起，成为世上两个大国。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民族团结；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成为欧洲地图的主权国家。工业文明迈进，公然入侵陈腐文化或原始民族的领域。俄罗斯军事征服中亚，英国赢得印度和非洲战争，法国侵占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叙利亚，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和暹罗，引起列强之间的冲突，一般只能以武力解决。然而，这些冲突都是局部性，而无数剧烈变化的情况都被联合军事行动或列强平靖而妥协。不管是什么方法，结果都是相同。在这世纪上半叶，神圣同盟以自由之名压制自由，禁止宪政主义；到了下半世纪，有商业头脑的银行家又是以和平之名把宪制强加于动荡的独裁政制。因此，在不同形式和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之下（有时以进步和自由为名，有时由于皇位和祭坛的权威，有时受惠于股市和支票簿，有时因为腐败和贿赂，有时因为道德和开明的呼吁，有时被刺刀所迫），但殊途同归：和平得以维持。这几乎是奇迹的事态是势力均衡无意中产生的不寻常结果。就本质而言，均衡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即是各势力单位的存活；事实上，这只是假设三个或更多有势力的单位总会与较弱势单位连手抗衡最强者增强势力。在世界历史的范畴，势力均衡关注的是国家得以保持独立。但是，为了达到这目的，各国持续开战，不断改变合作伙伴。古希腊或意大利北部城邦是这情况的实例；战斗团体不断转换成员，借着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了这些城邦的独立。同样原则的行动维护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3](1648)划分的欧洲国家主权长达两百年。七十五年后，乌得勒支和约[4]的签约国正式宣告遵从这原则，从而以体制落实并建立相互保证，以战争保障强国弱国同时存在。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是同样的机制导致和平，不是战争；对史学家来说，这是富挑战性的问题。本书提出这是因为出现了全新的因素，即是因而衍生的和平权益。传统上，这种权益被视为在国家体系范围之外。和平以及附属的工艺和艺术只是日常生活的装饰。教会可能为和平祈祷，一如为丰收祈祷，但国家行动领域是主张动武；政府把和平置于安全和主权之下，即是为求实现意图，不惜采取最终手段。若是社会有和平权益的组织存在，这是极为不妥当。十八世纪后期，鲁索[5]指责商人不爱国，怀疑他们喜欢和平不爱自由。1815年以后，这种变化是突然和整体。法国大革命增强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和平成为普遍关注的权益。德国政治家Metternich声称欧洲人想要的是和平，不是自由。德国人Gentz也指责爱国者是新蛮人。教会和皇室开始提出欧洲非国家化的论点，其论据得到支持，因为凶猛的战争新形式和新兴经济体系大大增强了和平的价值。像往常一样，鼓吹新「和平权益」的人主要是权益的受惠者，即是世袭职位被席卷欧洲大陆革命浪潮的爱国主义威胁的君主和封建主义者。因此，在这数十年间，神圣同盟是积极和平政策的威慑力量和思想动力，同盟军队在欧洲四处镇压少数民族和抑制多数民族。1846年至1871年是「欧洲历史上最混乱和拥挤的四份一世纪」[6]：和平的基础不稳，应对力量消减而工业主义的实力不断增长。在普法战争之后的四份之一世纪，和平权益复苏，其载体是新成立的强大欧洲协同体[7]机制。但权益一如意图，除非通过一些社会媒介转化为政治手段，否则只会是理想的空谈。从表面上看，没有这种实现的载体；说到底，神圣同盟和欧洲协同体只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组合，因而受到势力均衡及其战争机制的影响。那么如何维持和平？诚然，任何势力均衡体系往往会防止因为某国未能预见其试图改变现状所引起势力调整带来的战争。著名的情况是德国首相卑斯麦在1875年因为俄罗斯和英国的干预（奥地利对法国的援助当作是必然的）而取消对法国的新闻宣传；这一次，欧洲协同体针对德国，德国被孤立。在1877-78年，德国无法阻止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战争，但借着英国嫉妒俄罗斯可能进占土耳其内海的达达内尔海峡[8]，成功把战事局限为地方战事；德国和英国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从而挽救了和平。1878年的柏林会议推出瓜分奥斯曼帝国在欧资产的长期计划，尽管这随后改变了现状，但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因为各路人马实际上预先知道如开战会面对什么军力。在这情况下，和平是势力均衡体系受大众欢迎的副产品。此外，如只涉及小国的命运，有时刻意消除战争成因是可以避免开战。小国受到劝阻，以避免以任何方式改变现状和可能引发战争。荷兰在1831年入侵比利时，最终导致该国宣告中立。挪威在1855年宣告中立。在1867年，荷兰向法国出售卢森堡，德国提出抗议，卢森堡宣告中立。在1856年，欧洲协同体宣称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对欧洲的均衡至关重要，并致力维持该帝国；1878年之后反过来认为奥斯曼帝国解体是势力均衡之必需，该帝国的解体得以有序进行，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决定关乎几个小民族的生死存亡。丹麦在1852至1863年间，以及德国在1851至1856年间都威胁扰乱均衡体系，每次都是列强迫使小国屈从。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利用体系提供的自由行动的权力以实现共同权益；这共同权益正好是和平。偶尔及时澄清势力情况或胁迫小国可以避免战争，但远远不足以维持百年和平。国际情况失去均衡，可能有无数理由：从皇室恋情到河口淤积，从神学争议到科技发明。仅仅是财富和人口的增减势必导致政治势力失衡，外部情况势必影响内部。即使有组织的势力均衡体系能够确保和平，永无战争威胁，但先要能够直接处理内部因素，在萌芽阶段防止可能出现的失衡。一旦失衡有了势头，只有动武才可以解决。老生常谈的是：要确保和平，必先要消除战祸成因，但一般没有认识这先要在源头控制生活的流程。为此，神圣同盟有特有工具。欧洲的皇室贵族组成了国际化的亲属关系，而罗马教会在南欧和中欧为他们提供自愿的民间体制，包含从最高到最低的的社会阶梯。血统和恩赐交织成有效的当地管治工具，只须辅之以武力，就可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但继承的欧洲协同体没有神圣同盟的封建和神职触须，至多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与Metternich的紧凑杰作毫不连贯。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召开列强会议；列强之间的嫉妒滋生了阴谋，反对意见和外交破坏；联合军事行动变得罕见。神圣同盟有完整统一的思想和目的，但依然依靠频繁的武装干预才可以维持欧洲和平；欧洲协同体较少使用武力，但可以维持世界范围的和平。要解释这惊人壮举，我们必须寻求一些在新环境中运作，又未被公开的强大社会媒介，这媒介发挥着昔日皇朝和主教的作用，让和平权益有效发挥。这个不为人知的因素是国际金融集团[9]。迄今没有人全面研究十九世纪国际银行的性质；这个神秘体制萌生于政治-经济神话的明暗对比。[10]有些人争辩它仅仅是政府的工具，有人反驳政府是这贪得无厌体系的工具，有人指责它是国际纷争的根源，有人认为它是柔弱世界主义的载体，削弱了刚强国家的实力。谁都不是大错特错。国际金融集团是自成一格的体系，特见于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和二十世纪初三十年，其功能是联系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为国际和平体系提供工具；和平体系得助于列强，但列强没有能力建立和维持和平体系。欧洲协同体偶尔有所行动，而国际金融集团是极具弹性的常设机构。国际金融集团独立于任何政府，即使是最强大的政府，但与各方有联系。国际金融集团独立于中央银行，即使是英伦银行（英国央行），但彼此紧密相连。金融和外交之间有亲密接触；任何一方考虑任何长远计划，无论是和平或好战，必要确定对方的好处。然而，成功维护总体和平的秘密无疑是因为国际金融的位置，组织和技术。国际金融集团人才和动机赢得的地位是牢牢植根于严格商业利益的私营领域。罗富财家族(Rothschilds，插图为罗富财家族纹章[11])不是任何国家的子民；这家族体现了抽象的国际主义原则，只是对企业效忠；在快速增长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企业信贷已成为政治政府和工业界的唯一超国家联系。在最后的情况，企业的独立性是源于时代需求要有主权的代理人，以取得国家政治家和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正正是这重要需求，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落足欧洲各国首都的犹太银行家王朝的抽象而不受管辖的特质。企业不是和平主义者；企业财富来自战争融资，不受道德考虑影响，不反对任何小规模，短期或局部战争。但如列强全面开战，影响到体系的货币基础，就可能损害业务。事实的逻辑是企业身处革命性变革中必要维持总体和平；世上人人都受这些革命变革影响。我不在乎谁坐在英格兰的王位管治日不落帝国。控制英国的货币供应，即是控制大英帝国。我控制着英国的货币供应。NathanRothschild[12]在组织方面，人类历史上一手造成最复杂制度之一其核心就是国际金融集团，虽然为时短暂，但它的丰富形式和工具是兼收并蓄，只有全人类对工商业的追求可堪媲美。除了国际金融集团中心，还有几个围绕着发钞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银行中心。此外，国际银行不仅限于对政府融资和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冒险，其业务也包括外商对工业，公用事业和银行的投资，以及对外国公共及私营机构的长期贷款。各国的金融体系是缩影。单是英国已有几十种不同类型的银行；法国和德国的银行组织也是各有专注；在这些国家，财政部门的操作及其与私人融资的关系互有不同，令人诧异，其细节也颇为微妙。货币市场处理众多商业票据，海外承兑汇票，纯粹的金融票据，以及活期借款和其他证券经纪业务。各国社群和个性千奇百怪，其威望和地位，权力和忠诚，资金资产和人脉，施惠和社交氛围各有独特类型，使这模式变得眼花缭乱。国际金融集团不是设计为和平的工具；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意外之得，而社会学家称之为适逢其会。国际金融集团的动机是收益；要实现这目标，有必要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而政府目标是权力和征服。在这阶段可以忽视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区别，也可以忽视政府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实际上，在此期间的民族国家其特点使这样的区分没有实质意义，无论是什么目标，政府要通过行使国家权力和增加国家势力来达致。另一方面，国际金融集团的组织和员工已是国际化，但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国家组织。作为银行家的活动中心，参与集团、财团、投资集团、国外贷款、财务控制或其他雄心勃勃的交易，国际金融集团必然要寻求国家银行、国家资本以及国家财政的合作。一般而言，虽然国家财政屈从政府的程度低于国内工业，但仍足以促使国际金融集团急于与政府保持联系。国际金融集团凭借它的位置和人员，以及其私人财富和背景，实际上是独立于任何政府，可以为新的权益服务，这权益没有本身的特定机构，也没有任何其他机构为之服务，但与社会至关重要；这权益就是和平。但不是不惜一切以任何独立，主权，既得荣誉或涉及列强未来愿望为代价的和平，但依然是和平，无须有以上牺牲就可以实现的和平。不是为了和平而牺牲其他。势力优先于利润。然而无论这些领域是如何紧密相互渗透，最终是战争奠定了业务的法则。例如，自1870年以来，法国和德国势成水火，但这没有阻碍两国之间的交易。为了短暂目的，偶尔组成银行集团；德国银行私下投资国境以外的企业，不在资产负债表披露：参与短期贷款市场贴现的汇票和以法国银行商业文件为抵押发放短期贷款；直接投资铁和焦炭企业以及在法国诺曼底Thyssen的工厂；但这样的投资只限于法国的明确领域，而且受到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猛烈抨击；直接投资较多见于殖民地，例如德国致力取得阿尔及利亚的高质矿石，或参与投资摩洛哥。然而，1870年以后，虽然巴黎证券交易所取消了禁止德国证券的官方默许政策，不争的严峻事实是法国依然「选择不要冒险让借贷资本的力量针对自己」[13]。奥地利也受到怀疑；在1905-06年间的摩洛哥危机，禁令扩大至匈牙利。巴黎金融界呼吁要接纳匈牙利证券，但业界支持政府，坚决不支持对可能的军事对手作出任何让步。政治外交对抗持续不减。政府否决可能增加假想敌潜力的任何举措。从表面上看，不止一次解决了冲突，但内幕人士知道这只是转移到和谐表面之下的更深层次。德国的东进野心是另一例。政治和金融混在一起，但政治是至高无上。德国和英国危险争吵了四分之一世纪后，在1914年6月签署了巴格达铁路的全面协议；但很多人认为为时已晚，未能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他人则认为英德协议证明两国之间的战争不是因为经济扩张的冲突。两种观点都没有事实的证明。该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主要问题。没有英国政府同意，德国铁路线仍然未能越过〔伊拉克南部〕Basra，而条约设定的经济区势必导致两国在未来的冲突。与此同时，列强继续为大日子做好准备，这日子比他们的预测来得更快。[14]国际金融不得不面对大大小小的权力冲突野心和阴谋；业界的计划被外交手段挫败，长期投资受损，政治破坏和暗中的阻塞阻碍了它尽力建设。国际金融集团无奈与国家银行合作，否则寸步难行，但国家银行往往是各自政府的帮凶；如没有在事前与各参与者敲定分享战利品，什么计划都是徒然。然而，金融权势也不经常是受害者，而是受惠于融资的笑里藏刀金钱外交。商业上的成功涉及以武力无情对待弱小国家，大规模贿赂落后的管理部门，以及为求目的不择手段；这都常见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森林。但出于功能性考虑，国际金融集团不得不尽力避免全面战争。如战火漫天，绝大多数政府债券持有人以及其他投资者和交易商势必成为第一批输家，特别是如影响货币。国际金融集团对列强施加的影响始终有利于欧洲和平，而且影响是有效的，政府本身在多方面也依赖这样的合作。因此，欧洲协同体从来就是和平权益的代言人，再加上各国内部的投资习惯已经扎根于不断增长的和平权益，就可以理解即使在1871至1914年间，虽然多个国家几乎动武，但始终没有爆发熊熊大火的战争。融资是国际金融集团发挥影响力渠道之一，有力影响一些较小的主权国家的议会和政策。贷款和贷款续期是基于信誉，而信誉是基于良好行为。因此，宪制政府的行为反映在财政预算，货币的外部价值不能偏离财政预算，债务国政府要小心留意汇率和避免影响稳健财政状况的政策；非宪制政府不受国际金融集团欢迎。一旦国家采用了金本位制，这些有用的格言成为有说服力的行为规则；金本位制把允许的波动限制在最低波幅。金本位制和宪政主义是伦敦金融城向许多小国传授的工具，这些小国采用了国际新秩序这些守规符号。大英帝国耀武扬威，有时展示船坚炮利，但更经常在国际货币网络扯线。通过暗地里管理世界各地半殖民地广大地区的财政，包括近东和北非火药库地区的衰败区域的伊斯兰教帝国，国际金融集团也得以确保其影响力。正是在这些地区，金融家的日常工作影响着内部秩序的微妙因素，为这些和平最为脆弱的动乱地区提供了实际的管理。这些地区面对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而能够满足投资的无数先决条取得长期资本投资，正正是因为国际金融集团。巴尔干地区，小亚细亚，叙利亚，波斯，埃及，摩洛哥和中国的铁路建设是史诗式的耐力和惊心动魄，让人想起北美大陆类似的壮举。但是，困扰欧洲资本家的主要风险不是技术或财务失败，而是战争-不是小国之间的战争（这很容易被孤立），也不是大国与小国之战（经常发生但颇为方便），而是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欧洲不是空洞的大陆，有千百万新旧民族的人民以此为家，每条新铁路要穿越不同可靠程度的边界，有些边界被新铁路严重削弱，有些因此而变得巩固。只有铁腕融资才可以控制落后地区的无能政府，避免灾难。土耳其在1875年拖欠债务，立即爆发军事大火，自1876年持续至1878年签署柏林条约，之后三十六年和平得以维持。这段惊人的和平时期始于1881年土耳其苏丹的「圣月宣言[15]」，在君士坦丁堡成立由债券外国持有人控制的「公共债务委员会[16]」。国际金融集团的代表被委任管理土耳其的大部份财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促成列强之间的妥协，在其他方面防止土耳其自找麻烦，在其他方面，他们只是列强的政治代理人；整体而言，他们服务债权人的利益，如可能的话，也是服务试图在土耳其谋利的资本家。这任务变得非常复杂，因为债务委员会不是代表私人债权人的机构，而是欧洲公法的工具，但国际金融集团在这机制没有官方代表。但正是因为这两栖能力，国际金融集团能够跨越那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的鸿沟。贸易与和平已互有关联。在过去，贸易组织一直是军事性质和好战，是海盗、浪人、武装行旅、狩猎手、佩剑商人、武装镇民、冒险家和探险者、殖民者和征服者、狙击手和奴隶贩子，以及特许公司殖民地军队的附属品。现在这一切都抛诸脑后。贸易现在依赖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体系在全面战争中无法运行，要求和平，而列强致力维持和平。但正如前述，势力均衡体系本身无法确保和平。国际金融集团肩负这任务，而国际金融集团正正体现贸易依赖和平的新原则。人们惯于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完全不和平的过程，金融资本煽动了无数殖民地罪行和扩张主义入侵，与重工业有密切关联，使得列宁声称金融资本要为帝国主义负责，特别是争夺势力范围、特许权、治外法权和西方列强在落后地区取得控制地位的种种形式，以投资于铁路、公用事业、港口和重工业藉以获利的其它永久性设施。实际上，商业和金融是以往许多殖民地战争的起因，但也避免了大战。商业和金融与重工业相互联系，虽然实际上只是在德国有密切联系，但这种关系是这两项大事的根由。金融资本是重工业的顶层组织，又以多种形式与各工业部门联系，致使金融资本政策不为任何团体支配，以免战争促进了任何一项利益而损及其他利益。当然，一旦发生战争，国际资本必然是输家；不过，如战事局限于事发地方，即使国家资本也偶尔会从中获利；这足以解释几十起殖民地战争乎都是由融资者组织；但他们也安排和平。这务实体系致力防止全面战争爆发，又借着此起彼落的小规模战争进行「和平」业务，而且改变了国际法，这正好展示其本质。尽管民族主义和工业显然会令战事变得更激烈和彻底，但已建立了有效措施以保障和平贸易得以在战事期间继续。据记载，〔普鲁士〕腓特烈大帝[17]「出于报复」于1752年拒绝偿还英国债主的贷款。美国政治科学教授AmosS.Hershey指出「之后再没有过这样的意图。…敌对行动爆发后没收交战区内敌国子民的私有财产，法国大革命战争是最后的重要例子。」[18]。克里米亚战争[19]爆发后，敌国商人被允许离港；在其后五十年，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土耳其、西班牙、日本和美国都遵守这措施。从这场战争开始，交战国一直颇为容忍民间自由地做生意。因此，在1898年西班牙—美国之战时，装载着美国货品（不是战争禁运品）的中立国船只可以自由出入西班牙港口。以为十八世纪的战争在所有方面都比十九世纪战争较少破坏是偏见观点。就敌国侨民地位、处置敌国人民的贷款和财产，以至敌国商人离港权利而言，十九世纪的措施显然有利保障战时的经济系统。到了二十世纪这趋势才逆转。因此，经济活动的新组织形式是百年和平的背景。在第一阶段，新生的中产阶级主要是一股危及和平的革命力量，可见诸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动荡；神圣同盟鉴于国家动荡这新因素，所以组织其反动性和平。在第二阶段，新经济取得胜利。中产阶级本身此时变成和平权益的支持者，而且比反动的前人更有势力，也得到新经济体系的国内和国际特点的培育。不过，和平权益在这两方面渐见成效，是因为能够把势力均衡体系为己所用，为体系提供社会工具直接处理活跃于和平领域的内部势力。在神圣同盟时期，这些工具是得到教会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支持的封建制度和王权；欧洲协同体时期的工具是与之结盟的国际金融和国家银行体系。没有必要夸大两者的区别。在1816-46年的三十年和平时期，英国已迫切要求和平与商业，神圣同盟也没有鄙视罗富财家族的帮助。也是在欧洲协同体时期，国际金融界往往不得不依靠与王朝和贵族的联系。但这些事实只强化本书的观点：在每一情况下，和平得以维持不是简单地通过列强的大臣，而是通过为服务整体利益的有组织具体机构。换句话说，只有在新经济背景之下，势力均衡体系才能避免全面冲突。不过，欧洲协同体的成就却远远大于神圣同盟；因为后者是在稳定不变的欧洲大陆有限地区维持和平，而前者是在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时成功遍及全球。这伟大的政治功绩是因为国际金融集团这特殊实体出现，是国际生活中政治与经济组织之间的特定纽带。至此，很明显和平组织是建立在经济组织之上，但两种组织有非常不同的一致性。所谓世界性和平组织，只有在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因为欧洲协同体基本上不是和平体系，而仅仅是受战争机制保护的独立主权国家体系。世界经济组织则与此相反。除非轻率地把「组织」惯性局限为「中央发号施令，所属职能部门执行」，否则就必须承认这组织建基的普世接受原则是最确实，其实际成份是最具体。财政预算和军备，外贸和原材料供应，国家独立和主权，都只是货币和信贷的功能。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世界商品价格是数百万欧洲大陆农民生活最核心的现实；天下商人每天都注意伦敦货币市场的波动；各国政府按世界资本市场的形势来讨论未来计划。只有疯子才怀疑国际经济体系不是人类的物质存在之轴心。因为这体系的运行需要和平来维持，势力均衡体系是为其服务。拿走了这经济体系，和平权益就从政治中消失。除此之外，没有足够原因这经济体系会存在，也没有可能保护这体系。欧洲协同体之成功源于经济体系新国际组织的需要，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其解体而终结。1861-90年是德国铁血宰相卑斯麦主政的年代，也是欧洲协同体的黄金时期。在崛起成为强国之后的二十年，德国是和平权益的主要受益者，以奥地利和法国为代价，强势加入强国行列；出于本身利益，德国必须维持现状和防止战争，因为战争只可能是报复德国之战。卑斯麦刻意把和平的观念培育为列强的共同事业，并避免可能迫使德国放弃其和平强国地位的承诺。他反对在巴尔干地区和海外的扩张野心；他以自由贸易为武器对付奥地利，甚至法国；他借助势力均衡策略挫败了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巴尔干野心，因而与潜在的同盟国共同进退，并避开可能将德国卷入战争的情况。这位在1863-70年是诡计多端的侵略者，在1878年变身为诚实的代理人，反对殖民冒险活动。为了德国的国家利益，他有意识地领导着他认为是那时代的和平趋势。然而，到了1870年代末期，自由贸易时期(1846-79年)结束；德国实际采用金本位制，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和殖民地扩张时代的开始。[20]德国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坚强联盟，以加强本身的地位；不久之后，卑斯麦失去了德国议会政策的控制。自此之后，英国成为欧洲和平权益的领导者；欧洲依然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组合，因此受到势力均衡的制约。在1890年代，国际金融集团处于巅峰，和平似乎是前所未有地牢固。英法两国在非洲有利益分歧；英国和俄罗斯在亚洲相互竞争；欧洲协同体勉力而为，但依然发挥作用；尽管有三国同盟[21]（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但依然有多个独立强国猜疑地相互监视。不久之后，在1904年，英国和法国就摩洛哥和埃及问题达成全面交易，几年后又与俄罗斯在波斯问题上妥协，形成一个对抗联盟。欧洲协同体是独立国家之间的松散联邦形式，最终被两个敌对的势力集团取代；势力均衡作为体系已经寿终正寝。此时欧洲有两个敌对的势力集团，令势力均衡的机制停止运作，不再有第三个势力集团会与这两集团合纵连环，拉一个打一个以挫败其中一个集团独大。大约在同一时期，当时的世界经济渐见败象：征兆是殖民地竞争和争取异国市场渐趋激烈。国际金融集团避免战争蔓延的能力迅速减弱。和平茍延残喘又七年，但十九世纪经济组织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为百年和平划上句号。历史学家的要务是要认识和平建基的高度人工化经济组织其真正本质。第一章数据参考1.势力均衡政策。势力均衡政策是英格兰的国家行为方式，完全是务实和实际，不应混淆「势力均衡原则」或「势力均衡体制」。这政策是英国岛国位于被各政治体系占领的欧洲大陆之外的后果。面对强大的大陆国家正在形成，历代英格兰政治家奉行势力均衡政策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唯一机会。英格兰的势力均衡政策早于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体制约两世纪，而且政策的形成过程是完全独立于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原则。然而，欧洲大陆势力均衡体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英格兰的国策，因为这最终使英格兰更容易与任何在欧洲大陆领头的强国结成联盟。因此，英国政治家往往有这种想法：即英格兰的势力均衡政策实际上表达了势力均衡原则，以及英格兰奉行这政策时只是在以那原则为基础的体制中发挥本身的作用。然而，英国政治家并非有意遮掩本身的自卫政策是有别于有助推动政策的原则。EdwardGrey爵士在《Twenty-fiveYears》表述：「理论上，当欧洲强大集团的优势似乎有利稳定与和平，英国并无异议。支持这样的组合一般总是英国的首选。只有当占优势的势力变得有侵略性以及英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威胁时，即使不是出于谨慎政策也会是出于自卫本能而趋向可被清楚描述为势力均衡的任何行动。」因此，正是出于自身的合法利益考虑，英格兰才支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体制发展和支持其原则。英格兰这么做是其政策的一部份。以下的引文说明结合「势力均衡」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含义所引发的观念混乱。1787年，CharlesJamesFox愤愤不平质问政府：「英国是否不再支持欧洲的势力均衡，是否不再被人尊重为自由的保护者？」他声言英国应被接受为欧洲势力均衡体制的担保人。四年之后，Burke把体制描述为据言已生效两世纪的「欧洲公法」。这样在言辞上把英格兰国策和欧洲体制视为一致，很自然让美国人更难区分这两个同样令美国人反感的概念。2.「势力均衡」作为历史规律。势力均衡的另一层含义是直接以势力单位的本质为基础。在近代思潮中，Hume（休谟）首先提及。在工业革命后，政治思潮几乎整体暗淡无光，他的成果不再为人所知。Hume理解到这现象的政治本质，并强调其独立于心理和道德事实。不管动机，只要参与者的行为体现势力的作用，这现象就会发生。他写道：经验证明「不管〔动机是出于〕嫉妒的竞争或谨慎的政治，效果是一样。」F.Schuman说：「如假定多国体制由A、B、C三国组成，很明显任何一国势力上升会引起另外两国势力下降。」他推论势力均衡「其基本形式旨在维持多国体制是独立于各国。」他可以把这设想涵盖所有类型的势力单位，无论这些单位是否在有组织的政治体制之内。历史社会学实际上是这样考虑势力均衡。ArnoldToynbee（汤因比）在《历史研究StudyofHistory》提到处于势力集团边缘的势力单位容易扩大，而是不处于中央又压力最大的单位。在西欧和中欧，实际上已不可能发生即使是细微的领土变化，但美国、俄罗斯、日本和英联邦却是扩张活动惊人。Pirenne提出类似的历史规律；他留意到最远离强势邻居的相对无组织小区一般形成抵制外部压力的核心。这样的例子有：在遥远北欧建立法兰克王国的PepinofHerstal[22]，东普鲁士崛起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组织中心。比利时人DeGreef的「缓冲国」是这类型的另一个规律，似乎影响了FrederickTurner的「边疆论」，把美国西部视为「漂泊的比利时」。这些势力均衡与不均衡概念与道德、法律或心理的概念无关，只涉及势力，这揭示它们的政治本质。3.势力均衡作为原则和体制。一旦各人的利益得到彼此承认，从中会衍生行为原则。自1648年以来，〈MunsterandWestphalia条约〉确定了欧洲各国现状的利益，建立了各签署国的团结。欧洲所有强国几乎都签署了1648年的条约，宣告本身是该条约的担保人。荷兰和瑞士以签约日期作为取得主权国家国际地位的日子。自此以后，各国有权认为现状有任何重大改变将会涉及所有其它国家的利害关系。这是势力均衡初创形式的的国际大家庭原则；按照这原则，如有国家打算改变现况，无论是非对错，不会被视为针对强国的敌意行为。当然，这样的状况会极大方便形成反对这些改变的联盟。然而，在明确承认「维持欧洲平衡原则[23]」的〈Utrecht条约〉之后七十五年，西班牙领土被Bourbon和Hapsburg两大家族瓜分。这原则得到正式承认，欧洲逐渐形成以这原则为基础的体制。由于较大国家吞并（或统治）小国会打乱势力均衡，所以这体制间接保护了小国的独立。欧洲的组织在1648年，甚至是1713年之后，还是相当模糊，但在二百年间不论大小学国得以维持现况，还是必须归功势力均衡体制。无数战争是为这个名义开战；虽然毫无例外可以认为是为争取势力而战，但有许多情况与参战国是依照集体担保原则对抗无缘无故的侵略行为并无二样。没有其它理由可以解释清楚在绝对强大军事邻国环伺之下的丹麦、荷兰、比利时和瑞士这些弱小政治实体能够持续生存这么长时间。从逻辑而言，原则和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组织（即体制）之间区别似乎是明确的。但即便原则处于半组织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体制阶段，只是对传统习惯或习俗提出指引时，也不应低估原则的有效性。即使没有常设中心、定期会议、共享公职人员或强制性行为准则，欧洲通过各国大使馆和外交使团之间持续密切接触已形成一种体制。〔外交〕查询，外交照会、备忘录（无论是联合或分别公告，相同或不同用语）都有严格传统管制，是表达势力而不致摊牌的多种方法，亦打开妥协的新途径，或如谈判破裂，最终采取联合行动；实际上，如强国的合法利益受到威胁，共同干预小国事务的权利；以上所述等同欧洲已有半组织形式的指引。或许，这非正式体制的最大支柱是大量国际私营企业的交易经常依据一些贸易协议或由风俗和传统形成的其它国际措施。各国政府和有权势的国民以无数方式卷入由这些国际交易引起的不同类型的金融、经济和司法困境。局部战争只意味着有些交易短时间中断，而其他交易中的各种利害关系暂时会持久或不受影响，相对于其他被战争解体，陷敌人不利的利益关系，形成庞大力量。国际互惠的无形支柱是这种私人利益，其无声压力渗透文明社会整体生活和超越国界，即使不是欧洲协同体或国际联盟这些有组织形式，它是为势力均衡原则提供了有效的约束力。（参考书目）（略。请参见原文。）百年和平1.事实。在1815至1914年这百年，欧洲列强只在三个短暂时期彼此开战：1859年持续六个月，1866年持续六周，1870-71年间持续九个月。整整两年(1853-56)的克里米亚战争是边缘地区的半殖民地性质战争；历史学家如Clapham,Trevelyan,Toynbee和Binkley都同意。顺带一提，英国人持有的俄罗斯公债在战争期间可以兑付。十八世纪和以前几个世纪之间的基本区别是偶发的全面战争和完全没有全面战争。JohnFrederickCharlesFuller少将断言十九世纪年年有战争，他的论断看来似乎无关宏旨。QuincyWright比较多个世纪有战争的年份（无论全面或局部战争），似乎回避了要点。2.问题。首先要解释作为全面战争丰富源头的英法两国之间几乎持续不断的贸易战停止的现象。这和经济政策领域的两个事实有联系：（1）旧有殖民帝国结束，（2）自由贸易进入国际金本位制时代。随着贸易新形式到来，战争利益迅速消退，与此同时因为与金本位制有关的新国际货币和信贷结构的缘故，萌生了积极的和平利益。收入和就业依赖货币稳定和世界市场，而两者的运作涉及整体国家经济体系。直至1880年，强国的一般传统扩张主义被反帝国主义趋势取代。（参见第十八章。）然而，贸易战期间似乎有几十年的间歇期（1815-80年）；在前期阶段，外交政策往往被认为促进有利可图的贸易，在后期阶段，外交部长有责任关注外国债券的持有人和直接投资者的利益。正是在这半世纪的间歇期建立了私有企业利益不应影响外交事务的学说；只是在间歇期结束之时财政部长才考虑接受这说法，但在公众舆论新趋势下设下严格限制条件。本书认为这变化是由于在十九世纪的情况下，贸易的特点是其范围和成功已不再取决于直接的势力政策；商业逐渐影响外交政策的转向是基于国际货币和信贷体制已建立商业利益跨越国界新形式的事实。但如这种商业利益只限于外国债券的持有人，各国政府会极不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从严格意义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海外贷款纯粹是投机性质；既得收入通常是发债国的政府债券；如国民把资金贷给信誉可疑的外国政府，没有政府会认为要支持这样的最高危行为。Canning断然拒绝投资者要求英国政府关心他们在国外的投资损失，也明确拒绝〔英国是否〕承认拉丁美洲各国要取决于这些国家承认其外债。Palmerston的著名1948年公告首次暗示这态度有改变，不过从未走得太远；由于贸易团体的商业利益散布广泛，政府不能让任何不重要的既得利益把世界帝国事务的运行变得复杂。外交政策重新留意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主要是因为自由贸易结束和随后回归十八世纪的做法。但海外投资已变得不是投机，而是完全正常的性质，贸易与此有紧密联系，所以外交政策回复传统为社会的贸易利益服务。这后一阶段的事实不需要解释，要解释的是在几十年间歇期内这些利益的中断。[1]goldstandard[2]HolyAlliance[3]TreatyofMunsterandWestphalia[4]TreatyofUtrecht[5]J.J.Rousseau[6]原注1：Sontag,R.J.,EuropeanDiplomaticHistory,1871-1932,1933.[7]ConcertofEurope，中译有：欧洲协调[8]theDardanelles[9]hautefinance[10]原注2：Feis,H.,Europe,theWorld'sBanker,1870-1914,1930,本书经常引用参考。[11]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b/b8/Rotschilds_arms.jpg/220px-Rotschilds_arms.jpg[12]http://www.sott.net/image/image/s5/103815/medium/NathanRothschild.jpg[13]原注3：Feis,H.,op.cit.,p.201.[14]原注4：参见本章〈数据参考〉[15]DecreeofMuharrem，土耳其（奥图曼帝国）的债务由£191,000,000减至£106,000,000，但需以盐税，烟草税等等作为还债抵押。[16]DetteOttomane。[17]FredericktheGreat[18]原注5：Hershey,A.S.,EssentialsofInternationalPublicLawandOrganization,1927,PP.565-69.[19]CrimeanWar[20]原注6：Eulenburg,F.,AussenhandelandAussenhandelspolitik.In"GrundrissderSozialokonomik,"Abt.VIII,1929,p.209.[21]TripleAlliance[22]丕平二世[23]adconservanduminEuropaequilibrium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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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R.M.Maciver，）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1]谨以拙作献给内子IlonaDuczynska序R.M.Maciver这本杰作使该领域的大多数其他著作显得过时或陈腐。很少见到有一些事件是一个时代的征兆。但在这关键时刻出现了对人类事务的形式和意义有了新的理解。Polanyi没有自称在写历史-他是重写。他不是带来烛光照亮阴暗的角落，也不是振振有词公开他的私人信仰经文；他以洞察力和知识重新照亮了整个时代无可比拟改变的革命过程。Polanyi的直接目标是以非凡洞察力揭露深远影响社会的特定经济制度，即是在十九世纪已充分发挥的市场经济。是时候以回顾性智慧来评估这一切，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要等到瓜熟蒂落，才可以学会任何事物的本质。有新的视角看待事件和过程，理论和行动。肤浅历史作家笔下的偶发事件有了更深的意义，似乎只是奇怪的琐事有了更公正的评估。市场经济的冲击把人贬低为劳工，自然环境沦为农地；这促使现代历史极富戏剧性：被锁住的社会终于挣脱枷锁。其他著作之前有提出但没有开发这新方向，这方向对人和概念赋予新的比例。举例来说，183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2]和RobertOwen的先知精神，或是稍后的史宾汉兰[3]制度的建议，Polanyi对其历史意义有更深入剖析！养尊处优的司法界和乡绅以及当代最开明之士对他们不认识的〔社会〕力量贴上一些原则。我们有了新的认识，见证了经济无情增长时意识形态之争：一些盲目反对，一些寻求抑制其对社会结构的无情推力，一些是一心一意或头脑简单地欢呼经济的每一进步。我们目睹旧社会权势之士力挽狂澜，被传统束缚的耶教拥护者显得无能和尴尬，正统经济学家沾沾自喜简要地解释这一切。但前进的力量把这一切摧毁，仓促兴建的防御崩溃瓦解。我们看到新的解放赶走了新的奴役，同时我们面临这时代的挑战。Polanyi远离马克思的教条和对这反应的辩论。他关注现代文明的经济过程，但没有提出经济决定论的任何说法。他精辟分析特定的历史转型：一个经济体系被另一体系替代，并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切的发生，不是因为经济关系始终是原始的，不是因为在这情况下，也仅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的「理想体系」要求无情唾弃人类的社会地位。他巧妙地分析殖民地和工业入侵原始人社会的景况，以显示这「理想」的意思以及为英国进口了什么。「血汗工厂」只顾及人类的一项需求而不顾其他，无情地粉碎社会本身。因此人们要发现社会。对Polanyi而言，最后的字词就是「社会」。伴随工业革命的大悲剧，不是源于逐利资本家的无情和贪婪（尽管不乏不人道记录），而是市场经济这不受控制的体系破坏了社会。人们没有意识到社会凝聚力的意思。人们的心灵殿堂被掠夺和侵犯。人们不理解革命性变化的社会控制带来的巨大问题；乐观的理念含糊其辞，短视的慈善事业与权力利益合谋掩盖问题；认清问题的智慧还没有浮现。Polanyi在提出这论点时，没有以渴望眼神审视一些快乐的往事，也不是为反应的成因辩解。不能走回头路，即使寻找解决办法也不可能必然找得到。为了自身的情况和需要，我们这时代要重新确认人类生命的核心价值。传统已然失败，若然相信传统，传统会背叛我们。我们决不能放弃个人自由的原则，但必须重新建立。我们不能恢复过去的社会，即使历史阴霾隐藏其罪恶，我们必须为自己重建社会，从过去中学习我们能够学习的教训和警告。也许我们也应牢记人类事务的因果关系是如此深深纠结，即使最聪明的头脑也不能完全揭开。总要有一刻我们必须以行动为我们的价值观作证，让目前世界的迫切力量能够释放，迈向新的目标。这本书是如此刺激和发人深省，有些论点势必激发争议和质疑。有些人可能怀疑市场经济的作用是否那么绝对，体系本身的逻辑是否严谨和令人信服。他们可能质疑作者的说法：「国家和人民仅仅是表演的木偶，不能自控。」有些人可能会希望对自发调节市场不同形式的「保护」有不同的评价，对促进关税和社会立法者连手可能感到有点不安等等。但他们必须肯定清楚认识整体论点的说服力。在地震后，在我们珍视的神庙被破坏后，我们站在新的制高点向下看，看到基础暴露的弱点；也许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以及在哪里重建体制结构，以更好抵御变化的冲击。今天，最重要的是这对在未来制定国际组织的教训。其一是这表明「通过世界贸易达致世界和平」这样的自由公式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满足于这样的公式，我们受害于简化了危险和欺骗。国家或国际体系不可以依靠自动调节。平衡预算，自由企业，世界贸易，国际交流和维持货币面值，都不能保证国际秩序。只有社会可以保证；也必须发现国际社会，也必须维持体制结构和控制经济的计划事项。所以这本书信息的对象不仅是经济学家（尽管有强力的信息），不仅是史学家（虽然打开了新路径），不仅是社会学家（但有传达对社会的深层意思），不仅是政治学家（但有助重申老问题和评价老教条）；任何有头脑的人想超越本人对社会教育的认识，任何人想了解生活其中的社会，以往和现在的危机，这本书是木铎金声，从中读者可瞥见更深层次的信念，学习超越一般现有的不足替代品：迄今未能向前进一步的自由主义，全有或全无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纯粹否定；因为这些主义往往希望组成一些经济体制；只有当我们发现社会的首要重要性是作为人类相互依存的连贯效用，我们可以希望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和矛盾。[1]文：TheGreatTransformationbyKarlPolanyi,BeaconPress,Ninthprinting,June1968[2]ChartistMovement[3]Speenhamland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巨变》导读（FredBlock）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巨变》导读[1]FredBlock引言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评论《巨变》的影响时提到：「有些著作拒绝离场。」说得好。Polanyi的杰作虽然是在1940年代初期书成，其相关性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当今书海茫茫，只有少数的保质期是多于几个月或几年；几十年来，《巨变》仍然新鲜夺目。要了解全球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初面临的困境，这是必不可少的参考。《巨变》恒久如新，有很好的解释。本书大力批判市场自由主义，即是国家社会和全球经济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组织。1980年代以来，尤其冷战在1990年代初结束之后，市场自由主义学说已主宰全球政治；学说有不同标签：〔英国〕戴卓尔[2]主义、〔美国〕列根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世界银行〕华盛顿共识等。原著于1944年首次出版，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加剧，模糊了Polanyi论点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捍卫者之间的高度两极化辩论，没有多少空间留给Polanyi的细致和复杂论述。因此，要随着冷战时代结束，Polanyi的大作才开始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是迟来的正义。后冷战时期的核心辩论是关于「全球化」议题。新自由主义者坚持通讯和运输的新科技无可避免促使世界经济紧密集成，途径是通过扩大贸易和资本流动以及接受英美模式的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运动和理论家从不同的政治观点攻击这样的全球化视野；有人基于种族、宗教、国家或区域认同而抵制，有人坚持以全球协调与合作作为替代愿景。辩论双方可以从《巨变》学到很多；新自由主义者和批评者会更深入把握市场自由主义的历史和了解经济全球化早期项目造成的悲惨后果。Polanyi的人生KarlPolaniyi（1946-96）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出生和长大，一家满门俊杰。他的兄弟Michael是重要的科学哲学家，著作仍广为传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Karl一直是匈牙利学界和知识界有影响力的人物。1920年，Karl在维也纳任职中欧畅销经济金融周刊DerOesterreichisheVolkswirt高级编辑，初次接触LudwigvonMises（米塞斯）和他更有名气的学生FrierichHayek（哈耶克）的论说。当时市场自由主义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严重动摇，两人试图恢复市场自由主义在知识领域的正统地位。短期而言，他们的影响不大。从193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凯恩斯经济思想为政府积极管理经济正名，主宰西方国家的政策。[3]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Mises和Hayek在美国和英国孜孜不倦支持市场自由主义，直接启发了MiltonFriedman等有影响力的追随者。Hayek在1992年去世，目睹苏联崩溃，应为他的观点得到平反而告慰。他离世时被广泛赞颂是新自由主义之父，启发了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和美国列根总统奉行的政策：放松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然而，早在1920年代，Polanyi已直接挑战Mises的观点，他的核心理论始终是批评市场自由主义。Polanyi任职财经刊物时，目睹美国股市在1929年崩溃，维也纳的信贷机构于1931年倒闭，导致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兴起。希特勒在1933年掌权，Polanyi的社会主义观点不受欢迎，被要求辞职。他去了英格兰，在工人教育协会（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校外部）担任讲师。为了筹划课程，Polanyi沉浸英国社会和经济史的材料。他的《巨变》融合了这些史料，结合他对Mises和Hayek当时已颇具影响力观点的批评。Polanyi在1940年代初期〔以英语〕撰写《巨变》，当时他是美国佛蒙特州Bennington学院的访问学者，有赞助支持，可以全情投入。视野角度的变化有助Polanyi综合不同流派的论点。本书的持久贡献是把重点放在调节全球经济的制度，这与Polanyi多次流亡有直接关系。他从布达佩斯流亡到维也纳，然后是英国和美国；这些经历结合他的浓浓道德责任，使Polanyi成为世界公民。晚年时他写信给老朋友：『我的生活是「世界」生活，我过着人类世界的生活。我的著作是为亚洲，非洲，为新人类而写。』他对匈牙利家乡依然有很深的感情，他的「世界」生活有助他超越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把握全球经济措施的一套特定手段所培育和支持的急进形式民族主义。二战之后，Polanyi任教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与学生从事资本主义之前社会的货币、贸易和市场的人类学研究。他连同ConradArensberg和HarryPearson在1957年发表了《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TradeandMarketsintheEarlyEmpires》；其后，他的学生把他这时期的作品编录为纪念文集[4]。Polanyi的论点：结构和理论《巨变》分为三部份。第一和第三部份集中于催生当时世界大事的情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兴起、美国「新政」以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Polanyi在这几章提出一个谜团：为何欧洲在1815至1914年这相对和平与繁荣时期之后，突然经济崩溃和陷入两次野蛮的世界大战。第二部份是本书的核心；Polanyi提出解决方案。他回顾十九世纪最初几年的英格兰[5]工业革命，指出英格兰思想家如何发展市场自由主义理论以响应早期工业化的破坏，其核心信念是人类社会不应服从自发调节的市场。他解释因为英格兰成为领头的「世界工厂」，这些信念顺而成为世界经济的组织原则。在第二部分的下半部（第十一至十九章），Polanyi强调市场自由主义产生的必然反应：各方致力保护社会，减少市场的影响。这意味着市场自由主义无法正常发挥，而管治全球经济的制度导致国家之间和国内的关系日益紧张。和平崩溃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秩序崩溃导致大萧条；他指出这全是试图以市场自由主义组织全球经济的直接后果。第二项「巨变」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兴起。《巨变》对十五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都有重要观点，也提出一些原创观点，例如互惠和再分配在前现代社会的作用，传统经济学的局限以及「大自然」商品化的危险。许多当代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Polanyi的论点得到理论灵感，有越来越多的书籍和文章是以《巨变》的关键引言为框架。这本书非常丰富，尝试总结本书只是徒劳，本文能做到最好的只是阐述一些Polanyi的主要观点，这先要理解他的理论定位是独创的。很难把Polanyi配对政治景观的标准地图。他同意凯恩斯批评市场自由主义的许多观点，但他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一生自认是社会主义者，但与经济决定论所有流派有深刻分歧，包括主流的马克思主义[6]。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非常定义与我们对这些概念的习惯理解迥然不同。Polanyi的「镶嵌」概念解释Polanyi的思想，逻辑起点是他的「镶嵌[7]」概念，这也许是他对社会思想最为人熟知的贡献，也为理解他的论点引起巨大混乱。Polanyi首先强调迄今为止现代经济思想的整个传统是建基于经济体系是由各市场组成这概念，而各市场的联锁系统通过价格机制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即使经济学家承认市场体系有时要求助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但他们仍然借助经济是总合市场的平衡系统这概念。Polanyi的意图是指出这概念不同于整个人类历史记录的人类社会现实。他坚持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必然是镶嵌在社会。「镶嵌」这术语表达的想法：经济不是如经济理论声言的自主，而是服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8]Polanyi引用这术语，其意义是大于现在熟悉的意义：即是市场交易取决于信任，相互理解和依法执行合约。他利用这概念以突出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Malthus和Ricardo，与以往的思想家激烈决裂。历史的正常模式是经济服从社会，但他们的自发调节市场要求社会服从市场逻辑。「最终，这也是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对整个社会组织有极其重要后果的原因：这意味着社会运作是附属于市场。社会关系镶嵌在经济体系之内，不是经济被镶嵌在社会关系。」“（61页）然而，这段落和类似的段落令人误解Polanyi的观点。人人往往以为Polanyi的说法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兴起，经济成功从社会脱嵌[9]，反过来主宰社会。然而，这误读掩盖了Polariyi论点的独创性和丰富。Polanyi确有说法：传统经济学家希望建立经济已实际脱嵌的社会，鼓励政治家追求这目标。然而，Polanyi也坚持政治家没有而且无法实现这目标。事实上，他多次说明完全自发调节又已脱嵌的市场经济体系这目标是理想国的任务，不可能存在。他在《巨变》开笔写道：「我们的观点：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意味着鲜明的理想国想法。这样的机制不可能存在而不会消灭人类和社会的自然物质，只会摧毁人类和把周围环境变成荒野。」（22页）为何「脱嵌」不能成功Polanyi认为建立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体系，人类和自然环境要变成纯粹商品，这必然会破坏社会和自然环境。在他看来，自发调节市场的理论家和盟友都在不断把人类社会推到悬崖边缘。但随着市场不受控制的后果显现，人们抵制和拒绝像旅鼠那样走向毁灭自身的悬崖。相反，他们脱离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以挽救社会和自然环境免受破坏。在这意义上说，市场脱嵌是类似拉开巨大的橡皮圈。争取市场有更大自主权，增加了紧张程度。再进一步拉开橡皮圈，后果或是橡皮圈断开（代表社会解体），或是经济恢复到更为镶嵌的位置。这论点背后的逻辑在于Polanyi对真实和虚拟商品[10]的区别。Polanyi认为商品的定义是在市场出售的产品。依据这定义，土地、劳动力和金钱都是虚拟商品，因为最初不是为了在市场出售而生产。劳动力只是人类的活动；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环境；而现代社会的金钱和信贷供应必然是由政府政策塑造。现代经济学一开始就假设这些虚拟商品的行为是和真正的商品一样，但Polanyi坚持这花招有致命后果，意味着经济理论是基于谎言，而这谎言使人类社会陷入风险。Polanyi的说法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错误把自然环境和人类当作是价格将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对象，这是完全错误的道德论点，违反了管治社会数百年的原则：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几乎一直被认为是有神圣的维度，不可能与劳动力和自然环境服从市场的概念调和。Polanyi反对把自然环境视为商品，预示了许多当代环保份子的论据。Polanyi论据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11]虽然经济应该是自发调节，但国家必须发挥持续作用，调节货币和信贷供应以避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危险。同样，国家要管理工人不断改变的要求：在失业时提供救济，教育和培养未来的劳工以及影响人口流动。在土地方面，各国政府要维持粮食生产的连续性，就要利用多种措施以保护免受收成和价格波动的压力。在城市地区，政府管理现有土地，是利用环境和土地使用法规。简而言之，管理虚拟商品的角色把政府放置在三个最重要的市场，市场自由主义终而完全不可能维持原来的观点，即国家是在经济体系之「外」。[12]「虚拟商品」说明经济体系不可能脱嵌。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积极管理市场，这需要政治决策，不能降低为某种技术或行政职务。[13]当国家政策朝向脱嵌的方向，更大程度依赖市场自发调节，老百姓被迫承担较高成本。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更容易失业，农民面临来自进口的更大竞争；两个群体的救济福利减少，要捱日子了。政府要花更大力气以确保这些群体能够承受成本的增加，不致参加破坏性的政治行动。这是Polanyi声言：「自由放任是规划的…」的部份意思；要有治国之道和镇压力量把市场逻辑和随之而来的风险加诸老百姓。[14]缘木求鱼的后果利伯维尔场理论家寻求在社会思想中脱嵌经济，最终失败。但市场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是非凡智慧应变能力的源泉。「现代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为了提供保护而发展起来的工具；没有保护，市场会摧毁亲儿：各种各样的商业企业。」（168页）由于社会不约而同从全面实验市场自发调节退缩，理论家总可以不把任何失败归咎于设计，而是实施时没有政治意愿。因此历史经验不能抹黑市场自律的信条，倡导者为失败找到滴水不漏的借口。这最近发生在前苏联，试图以「休克疗法[15]」强行推动市场资本主义。最后的失败众人皆见。但「休克疗法」的捍卫者依然归咎政治家太快屈服于政治压力；如坚持到底，是可以落实向市场迅速转向的好处。Polanyi怀疑经济能否脱嵌，也是他的「双向动力[16]」有力论据的源头。由于社会要脱嵌经济不可避免会遇到阻力，Polanyi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对立动力组成：自由放任动力以扩大市场范围以及抗拒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动力。虽然工人阶级运动一直是保护性反向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Polariyi明确指出所有社会群体都参与其事。例如，当周期性经济衰退破坏银行系统，企业集团坚持加强中央银行以保护国内信贷供应免受全球市场的压力。简而言之，甚至资本家也时不时抗拒市场自发调节的不确定性和波动，参与各种形式的保护措施以增加稳定性和可预见性。Polanyi坚持「自由放任是被规划；规划没有被规划。」他明确攻击市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指责「集体主义阴谋」针对全球市场架设防护屏障。Polanyi持反调，认为架设屏障是社会所有组群面对自发调节市场体系难以承受的压力时的自发和无计划的反应。只有保护性反向运动才可以防止经济脱嵌的灾难。Polanyi认为，放任经济的走向要有反向动力才可以保持稳定。例如，在1920年代（或1990年代），自由放任运动在美国横行无阻，势不可挡，过度投机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破坏了持续繁荣的基础。Polanyi同情一般的保护性反向动力，但也承认有时会导致危险的政治经济僵局。他分析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承认双向动力任一都不能解决危机，紧张增加，直至法西斯主义势力日增，夺取政权，击败了放任政策和民主。Polanyi的双向动力论点，与市场自由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任何特定时刻的可能范围形成强烈对比。市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社会只有两个真正的选择：市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虽然各自有南辕北辙的喜好，但都同意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相反，Polanyi坚持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选择，只是理想国的愿景。此外，他定义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社会的内在倾向，自觉服从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193页）这定义允许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发挥作用。Polanyi认为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不同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嵌入。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形式更有效扩大产出并促进创新；有些会更为「社会主义」，市场要服从民主方向；Polanyi暗喻十九和二十世纪都有既高效又民主的替代方案。[17]全球体制的核心然而，Polanyi是成熟的思想家，不会天真的以为各国都可以自由选择调和双向动力的特殊方法。相反，Polanyi的观点与我们目前的情况相关，正是因为他把管理全球经济的规则作为他的框架核心。他对法西斯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论点，核心是国际金本位制限制了各国的政治选择。要理解Polanyi这部份说法，先要简短介绍金本位制的逻辑；这不是题外话，因为国际资本自由和自主流动的逻辑继续对当代市场自由主义发挥强大影响力。Polanyi认为金本位制是非凡的智力成果；这是创新的体制，把市场自发调节的理论付诸实践，一旦落实有能力使自发调节的市场看来是自然出现。市场自由主义想创造一个世界，争取最大机会扩大国际市场的范围，但先要找到一种方法让有不同货币的各国人民可以自由与对方交易。他们想到：如各国符合三个简单规则，全球经济将有完善的全球自律机制。首先，每个国家将其货币价值订定在固定的黄金数量，并承诺依照这价格买卖黄金。第二，各国的国内货币供应量都依据持有的黄金储备数量，流通货币有黄金支持。第三，每个国家致力使人民有最大自由参与国际经济交易。金本位制落实了全球自律的梦幻般机制。英格兰企业可以出口商品和在世界各地投资，有信心他们赚取的货币「等同黄金」。从理论上说，如某国某年处于逆差，因为国民在国外花的比赚的多，黄金流出该国储备支付欠下外国人的债务。[18]国内货币和信贷供应自动收缩，利率上升，价格和工资下降，进口需求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因此，该国的赤字自动偿还。没有政府重手干预，各国的国际账户将达致均衡。无需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或全球性金融机构，全球将统一成为单一市场；各民族国家各自享有主权，为了自身利益而导致他们自愿遵守金本位制规则。金本位制的后果金本位制目的是要减少国家单位和国家政府的作用，建立一体化全球市场，但后果是完全相反。[19]Polanyi指出，金本位制在1870年代被广泛采用，讽刺的效果是反而强化了国家作为统一实体的重要性。虽然市场自由派梦寐以求的和平世界的唯一国际斗争只是个人和企业超越对手的竞争，他们努力通过金本位制实现这梦想反而产生了两起恐怖的世界大战。现实情况是简单的金本位制规则为人们带来无法承受的经济成本。当国内的内部价格结构偏离国际价格水平，国家面对黄金储备流失的唯一合法手段是通缩，意味着经济会持续收缩，工资下降导致消费减少，直至恢复外部平衡。这意味工资和农民收入急剧下降，失业率上升，企业和银行倒闭急剧增加。不仅只是工人和农民发现这类型调整的成本极高，商界本身也不能忍受伴随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此，金本位制一到位，整个社会开始串通试图抵消其影响。第一招是各国更多利用农业和制成品的保护关税。贸易流量对价格变动较不敏感，各国一定程度上能较准确预测国际交易，较少受突然和意外的黄金流出影响。进一步权宜之计是在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匆匆建立正式的殖民地，自由贸易的逻辑一直强烈反对殖民，因为如所有生意人都有相同的市场和投资机会，帝国的成本不能抵消相应的好处。但随着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兴起，这笔计算要倒过来。新征服的殖民地会受到帝国势力的关税保护，殖民国商人有特权取得殖民地市场和原材料。这时期的「帝国互争」加剧了英格兰和德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竞争，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20]对Polanyi而言，各国的遗传密码没有帝国主义的冲动，而是随着各国在金本位制的无情压力下为了保护自身而萌生。资源从利润丰厚的殖民地流入，可能挽救国家免陷于黄金突然流出造成痛苦的危机，剥削殖民地的海外人群可能有助保持国内阶级关系不致变得更具爆发力。Polanyi认为市场自由派的理想主义导致他们发明金本位机制以带来日益繁荣的无国界世界。金本位制的无情冲击反而迫使各国巩固自身的国家，然后是帝国的边界。金本位制继续对各国发挥纪律的压力，但其有效运作受阻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例如关税壁垒和帝国崛起。但即使这全面矛盾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轰然倒塌，人们是如此接受金本位制致使政治家要努力恢复。惨剧再次在1920和1930年代发生，国家被迫选择保护汇率或保护本国人民。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僵局出现。Polanyi的看法是法西斯的冲动是为了保护社会免受市场影响而牺牲个人自由；这种冲动是普世的，但当地的突发情况决定法西斯能否成功夺取政权。与当代局势相关Polanyi的观点对当代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十分重要，因为的新自由主义拥抱着启发金本位制的相同理想。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一直不断被告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国界已经过时，全球和平新时代已奠定基础。一旦各国理解全球市场的逻辑并开放经济，商品和资本得以自由流动，良性竞争将取代国际冲突，产生更多更精彩的货物和服务。一如他们的前辈，新自由主义者坚持所有国家只需要相信市场自发调节的有效性。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全球金融体系与金本位制有很大差异。汇率和各国货币不再固定于黄金价格，大多数货币的价值在外汇市场波动。强大的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管理全球系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重要差异的背后有基本的共同信念：如个人和企业有最大自由追求本身的经济利益，全球市场会让人人得益。正是这基本信念在背后支持新自由主义者有系统拆除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以减少政府在组织经济生活的「干扰」。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化捍卫者写道：『在今天的全球经济，当国家承认…利伯维尔场的规则并决定遵从，穿上我称之为「黄金紧身衣」。「黄金紧身衣」是这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政治—经济服装。冷战时代有毛装（中山装），尼赫鲁夹克，俄罗斯毛皮。全球化只有黄金紧身衣。如贵国还没有量裁定做，很快就轮到了。』[21]作者接着解释黄金紧身衣要求国家收缩，消除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放宽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他还乐呵呵描述外汇和金融市场的国际贸易商这群「电子游牧族」如何执行这紧身衣的制约。Polanyi对三种虚拟商品的分析教导我们，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层次市场自发调节的观念是危险的幻想。正如各国经济体系依赖政府的积极作用，全球经济体系需要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包括最后贷款人。没有这些机构，一些经济体系，或许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会受到沉重经济危机影响。但Polanyi教诲更根本的一点，是市场自由主义加诸老百姓的负担是根本不可持续。工人，农民和小商人绝不会容忍经济组织模式令他们日常经济情况受到周期性剧烈波动，不论时间长短。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无国界又和平的理想国要求全球数十亿老百姓有无限耐性，也许每五或十年有一段长时间他们的收入只及之前的一半或更少。Polanyi认为，指望老百姓要这样忍耐是道德错误和极不现实。对他来说，老百姓无可避免会动员保护本身免受这些经济冲击影响。此外，最近方兴未艾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目睹了世界各地人民广泛抗议，试图抵制全球化的经济混乱。[22]随着人们日益不满，更难维持社会治安，增加了政治领导为疏导不满情绪而指责内部或外部敌人作为代罪羔羊的危险。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国愿景就是这样导致不和平，加剧冲突。例如，在非洲许多地方，结构性调整政策[23]的破坏已导致社会解体、饥荒和内战。在冷战时期之后，其他地方出现了激进民族主义政权，对邻国和国内少数民族有不轨意图。在全球每一角落，激进运动往往结合宗教原教旨主义，准备利用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如Polanyi是正确的，这些紊乱迹象预示着未来更危险的情况。民主是替代品虽然Polanyi是在二战期间撰写《巨变》，他对未来仍持乐观态度，认为可以打破国际冲突的循环。关键的一步是推翻社会生活要服从市场机制的信念。一旦不再受这「过时的市场心态」[24]束缚，就可以走向国家经济及全球经济服务民主政治的坦途。Polanyi认为罗斯福的「新政」是这些未来可能性的模型。罗斯福的改革意味着美国经济将继续围绕市场和市场活动组织，但有一套新监管机制作为人和大自然与市场力量的压力之间的缓冲。[25]通过民主政治，人民决定老有所养，应受到社会保障的保护。同样，民主政治通过〈国家劳动关系法[26]〉扩大了劳动人民组织有效工会的权利。Polanyi认为这些措施是第一步，让社会可以决定通过民主手段来保护个人和自然环境免受一些经济危险的威胁。在全球层面，Polanyi期望国际经济秩序有高层次的国际贸易和合作。他没有一套蓝图，但写下清楚原则：「然而，随着金本位制的自动机制消失，各国政府可以放下绝对国家主权最具阻碍作用的特点，即是拒绝在国际经济领域合作，而同时较为容忍其他国家依照各自意愿来设计其国内机制，从而超越了十九世纪要求在世界经济轨道内的各国政权必要一致的有害教义。」（206页）换句话说，各国政府协调一套方便高层次国际贸易的协议，但各社会有多种手段缓冲全球经济体系的压力。再者，没有追求单一经济模式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改善人民的福祉。这愿景也假设有一套全球监管结构以限制市场力量。Polanyi的愿景取决于扩大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作用，他挑战现在流行的看法认为更多政府参与会无可避免导致糟糕的经济业绩和国家过度控制社会生活。Polanyi认为管理虚拟商品要求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真对待市场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在定义上是没有效率的说法，他也明确驳斥扩大政府必然采取压迫形式的说法。相反，他认为：「市场经济逝去，可能是史无前例自由时代的开始。法律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可以比之前的范围更广阔和更普遍；监管和控制不应只赋予少数人享有自由，应该是人人自由。」（207页）但他概述的「自由」概念不仅是减少经济和社会的不公义，他还呼吁要扩大公民自由，强调：「在已建立的社会，不墨守成规的权利必须在制度上受到保护。个人必须自由凭良心做事，无惧正好在社会生活一些领域中被委以行政管理任务的权势。」（207页）他在《巨变》的结语是：「只要人类确实致力为所有人创造更多自由，就不必害怕权力或规划会对他不利和破坏他以这两者为手段建立的自由。这就是复杂社会中自由的意义，给予我们所需的全部确定性。」[27]（210页）当然，Polanyi对二战后时代的乐观看法是事与愿违。冷战到来，意味着「新政」是美国改革的结束，不是开始。有计划的全球经济合作让位于相对迅速拓展市场的全球作用的新措施。可以肯定的是，欧洲的社会民主政府，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1940年代至1990年代取得颇大成就，这些具体证据表明Polanyi的愿景是既强大又现实。但较大规模的国家依然忽视Polanyi的愿景，Hayek等人鼓吹的市场自由主义持续取得上风，在1990年代占据领导地位。冷战至今已经过去，Polanyi最初的乐观态度可能最终得到平反。市场自由主义产生不可持续的经济危机和专制又具侵略性的政权，这些熟悉的场景有真正的替代方案：全球人民协力把经济服从民主政治，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重建全球经济。事实上，1990年代最后几年有明显迹象，以这样的跨国社会运动重塑全球经济已经不只是纸上谈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活跃份子激烈抗议执行新自由主义规则的国际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世界各地团体已开始激烈的全球对话以重建全球金融秩序。这种新兴运动面临巨大的障碍，要建立持久的联盟以协调往往有相互冲突利益的全球南北人民是艰巨的任务。再者，这种运动越是成功，面临的策略挑战越是强大。能否从下而上改革全球秩序而又不致令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和投资者恐慌，事态仍然是极度不确定，其重大意义在于全球经济的治理结构在史上第一次成为跨国社会运动活动的中心目标。这种跨国运动引证着Polanyi愿景的持续活力和实用性。对Polanyi而言，市场自由主义的最大缺陷是迫使人类目的服务非人性的市场机制的逻辑。相反，他认为人应该利用民主管治的工具控制和指导经济，以满足我们的个人和集体需求。Polanyi指出上世纪人类蒙受巨大痛苦，正是因为未能接受这挑战。他对新世纪的预言再清楚不过。[1]Block,Fred“Introduction”toTheGreatTransformationbyKarlPolanvi,June2000。原文颇多脚注，大多是引文出处，译文只保留解释性批注。译本略有删节。[2]Thatcher，各地有不同中译；本文选用港译「戴卓尔」，既优美又隆重。英国统治香港期间，重要人物都有官方中译名字，一般都选得很雅。本文特多人名，除几位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译文依循约定俗成的常见译名，其他的一概不译。[3]原注(iv)：巧合的是《巨变》初版当年，Hayek也发表了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前书庆祝美国「新政」限制了市场力量的影响，后者坚持「新政」改革导致美国走下坡，势将导致经济崩溃和极权政权。[4]这段略有删节。[5]野人献曝，不厌其烦提出中译常见的笔误。Britain才是「英国」，England是「英格兰」。英国正名是「UnitedKingdomof…联合王国」，包括England（英格兰）,Scotland（苏格兰）,Wales（韦尔斯）和NorthernIreland（北爱尔兰），各自有管治机构和语言；苏格兰甚至有本身的税制，发钞银行和货币，近年有地方议会。噢，苏格兰足球队有本身的联赛，不参加英超！在一般情况下，以最大份额的英格兰作为「英国」未尝不可，但本书特多提到England的历史事件，不应当作是影响全国的「英国」事件。[6]原注(ix)：Polanyi与马克斯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是多本专著的主题。[7]embeddedness[8]原注(x)：当代学者每多引用和阐释Polanyi的「镶嵌」概念。不清楚他为何选用这术语，似乎借用采煤的比喻。他研究英国经济史，广泛阅读英国煤矿史；采煤是开采镶嵌在矿井四壁的煤块。[9]disembedded[10]fictitiouscommodities[11]原注(xiii)：Polanyi的观点隐含着对市场作为自发调节机制的更具体批评。制造的商品如因产量多而价格下降，可以鼓励增加消费和抑制新生产以恢复平衡。价格机制对虚拟商品的有效影响会降低，因为不能假设会自动增加或减少供应。[12]原注(xiv)：对于许多其他商品，政府参与也是市场竞争的先决条件。[13]原注[xv]：货币主义曾多次试图建立固定规则管理货币供应增长以消除央行行长的酌情权，但全归于失败。没有这样的公式，退而思其次是赋予央行行长半宗教和神谕式权威以掩盖其政治作用。[14]原注[xvi]：这是Polanyi解释英格兰〈新济贫法〉的核心论点；建立劳动力市场，国家要大幅度提高镇压的力量。他的解释得到后来学者的支持，但他对史宾汉兰制度的多个观点受到质疑。[15]shocktherapy[16]doublemovement[17]原注(xx)：Polanyi直接启发1980和1990年代的学术思潮，分析「资本主义的品种」，发现各国的市场镶嵌情况有非常显著的差异。[18]原注[xxii]：黄金流出的机制同样巧妙，无需政府采取行动。由于逆差国人民在国外花的比赚的多，他们的货币有更大供应，其价值相对于其他货币将下降。当币值低于一定水平（称为黄金点goldpoint），国际银行家就有利可图：把货币换成黄金，然后把黄金在另国以较高价格出售。黄金就是这样从逆差国流向顺差国。[19]原注(xxiii)：Polanyi知道金本位制的实际运作与理论有很大差异。[20]原注[xxv]：Polanyi的说法完全不同列宁的论断；后者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剧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金融资本增长的产物。Polanyi不厌其烦指出金融资本家可以是防止战争的主要力量。[21]原注[xxvi]:ThomasFriedman,TheLexusandtheOliveTree.(NewYork:FarrarStrauss,1999),p.96.中译《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车与橄榄树》蔡继光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2]原注[xxvii]:JohnWaltonandDavidSeddon,FreeMarkets&FoodRiots:ThePoliticsofGlobalAdjustment.(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4).[23]1970年代以来，西方银行向第三世界借出大批贷款。第三世界债务从1980年的5,670亿美元急增至1992年14,190亿。这期间的利息偿还达7,710亿，本金偿还有8,910亿。在支付大笔利息后依然债台高筑，是因为第三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要求下借新债还旧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1982年的51%急增至1992年的100%。第三世界向IMF借钱，就要满足IMF的「结构性调整计划StructuralAdjustmentProgramme」；有三大手段：实现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和削减预算赤字与经常帐户逆差。[24]原注[xxix]：obsoletemarketmentality是Polanyi在1947年发表的重要论文的题目。[25]原注[xxx]：「新政」没有怎样保护环境，但环保份子参照「新政」的监管模式取得政治权力和赢得改革，成立环保署这些机构。[26]NationalLaborRelationsAct[27]原注[xxxii]：Polariyi相信复杂社会要求国家垄断暴力。「权力和强迫是那现实的部份；禁止社会有权力和强迫，是不能成立的理想。」（209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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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译言KarlPolanyi的大作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名气远不及Smith的《国富论》、Keynes的《通论》和马克思的著作。随着这几年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连连出事，学者少不免要从先人智慧中找寻指引。Polanyi有些观点确实点出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主义的弊端。蒙尘多年，TheGreatTransformation于2001年再版发行(BeaconPress)，加上JosephE.Stiglitz和FredBlock大力推荐，逐渐为人注意，是许多大学课程的指定读物，尤其这几年来特别受到中国内地学者的关注。据查中译有正、简体各两本：(1)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远流出版社，1957年；(2)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合译《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远流出版社，2007年；(3)刘阳、冯钢合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4)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随带一提，我没有看过这些译本，但曾参考英国马克斯主义中心http://www.marxists.org以CreativeCommons条款发表的中译本（译者没有具名），可惜译文错漏不少，我零星借用了大概十份之一。既然坊间有现成译本，何苦还要发表新版本？上文提到的译本是现有版权制度的产品，读者购买书本后，享有阅读和有限度引述译文（按学术标准）的权利。这无疑，也实属必要，保护了作者、译者和出版社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却在某程度上窒碍了信息流通和文化知识的发展。CreativeCommons[1]这民间「保留部份版权」制度既尊重作者权利（保留署名权和指定衍生作品不得作商业用途），又方便流通（不限制非商业形式分发）和鼓励创作（可允许二次创作的衍生作品）。传统版权制度和CreativeCommons的最大距离当然是金钱收益。创作人个人情况不同，无谓以金钱衡量作者对文化文明的贡献。但一般而言，教学资材方面更注重广为传播，为民所用而不是金钱收益，所以CreativeCommons在教育范畴的发展最快最广。这个《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源头》[2]译本以CreativeCommons的条款发表：保留署名权，欢迎各位分发但不得作商业用途，允许衍生作品（必须以相同的分发和禁止商业用途条款发表）。为方便读者欣赏这本有独特之见的好书，建议依次先看斯蒂格利茨：为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序，继而是本译本的FredBlock〈导读〉；然后看正文。译本也选译了几篇书评和文章供读者参考（见附录一）。KarlPolanyi被誉为「经济人类学」[3]大师。大家往往视之为是「人类学」的流派，极少在经济学范畴占显著地位。Polanyi点题的《巨变》是指没有市场的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如何过渡到19世纪的谓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为前所未见的「巨变」。《巨变》重见天日，网上搜到的中文评论几乎全是以本书的论述引证中国经济改革后的下一步：社会改革。在网上搜证，汇集了一些数据。为方便各位先看原文，中文论述全放在书后的〈附录三〉。马景文自学书院2013年11月[1]一词四译：（中国内地）知识共享、（香港）共享创意、（澳门）创意共享和（台湾）创用CC。[2]选用这书目，并非要刻意与其他译本有区别，而是考虑到一些关键词词的确切意思。原题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的OurTime当然可译为「当代」，但这是1944年的作品，译为「近代」更能标示年代之不同。点明「西欧」是特显本书的论述只是集中讨论西欧各国的情况。[3]economicanthropology回目录下一篇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分裂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关于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分裂的发言记录[559]
摘自1870年6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认为：总委员会能够做的只有一点，即保留日内瓦的委员会的原有名称，因为由现有的全体成员组成的日内瓦委员会从它建立之日起就支持协会。日内瓦委员会在各个方面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虽然它在瑞士的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比另一方为少，但它代表着人数更多的协会会员。必需同时把关于准许同盟入会的表决通知它们。让新的委员会替自己挑选一个有地区特征的随便什么名称好了。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559]关于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分裂的发言是马克思在1870年6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作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他所提出的决议案（见本卷第490页）。保存下来的是埃卡留斯所作的记录。——第703页。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转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558]
1870年6月27日于伦敦
信中涉及到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关于代表大会延期的问题。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坚决拒绝李卜克内西关于把代表大会延期到10月召开的建议，虽然总委员会本身也十分希望这样延期，因为给代表大会的材料还未准备好。不过法国人本来就因为代表大会将在美因兹召开而感到气愤，他们想哪怕是在佛尔维耶召开也好，巴黎人更是希望代表大会能在巴黎举行。不应当为不满情绪制造借口。马克思耽心，如果同意李卜克内西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那末代表大会将是一个少数人——以巴枯宁为首的法国人和罗曼语区的瑞士人——的代表大会。他说：“民族的无谓角逐已经十分根深蒂固，因此，任何理智的论据都不能在一天之内根除它。”
载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莱比锡叛国审判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72年版本译的，并根据1874年和1894年版本校对过
注释：
[558]卡·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的内容是在1872年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和阿·赫普纳被控叛国的莱比锡审讯时由庭长转述的。这封信在1871年也被提出作为审讯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控告材料。我们没有该信的原稿。现在发表的是摘自“莱比锡叛国审判案……”1872年莱比锡版（《LeipzigerHochverrathsprozeß…》.Leipzig，1872）一书；在威·李卜克内西应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托于1874年和1894年出版的该书中，也都载有这封信。据莱比锡法庭庭长说，这封信的署名是：“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第702页。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蜂房报”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关于“蜂房报”的发言记录[556]
摘自1870年4月26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与“蜂房报”断绝一切联系。
他说，这家报纸常常隐瞒我们的决议，歪曲我们的报道；它们的发表被拖延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不得不伪造日期；甚至报道中提到就有关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的话也被删去了。
其次，“蜂房报”的调子违反协会的章程和纲领。该报宣扬与资本家协调，而协会是向资本家的统治权宣战的。
此外，我们在外国的支部对下述的事实表示不满，即我们既然把我们的报道送给“蜂房报”，这也就是在道义上支持这家报纸，从而使人有理由认为我们赞同该报的政策。对我们来说，即使完全没有喉舌，也要比利用“蜂房报”更好些。
当在爱尔兰对停止实施宪法保障的法案[557]进行讨论时，该报没有说过一句反对政府的话。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556]马克思在1870年4月2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蜂房报”的发言，目的是论证他所提出的决议案（见本卷第480页）。——第701页。
[557]见注545。——第701页。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532]
一
1870年2月27日于伦敦
2月18日“马赛曲报”转载了“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这家英国报纸在这篇文章中向法国报刊报道了选举奥顿诺凡-罗萨的情形。鉴于这一报道相当混乱，它那满篇吞吞吐吐的解释使人不能正确了解他们希望加以说明的那些事实，因此，盼将我对上述文章的评述惠予披露。
首先，“每日新闻”说奥顿诺凡-罗萨是经有陪审员参加的法庭判决的，但是他没有加上一句：在爱尔兰，陪审员参加的法庭是由政府的走狗组成的，他们是在不同程度上由政府直接指定的。
其次，玩弄自由主义字眼的“每日新闻”的撰稿人带着神圣的恐惧谈到了treasonfelony〔叛国〕，却忘了说，英国刑法典中的这一新范畴，就是专门为了把爱尔兰爱国者算做最低一等的罪犯而发明的。
我们先谈奥顿诺凡-罗萨的事件。他是“爱尔兰人民”的编辑之一。他像大多数芬尼亚社社员一样，也以写所谓煽动性文章被判罪。因而，“马赛曲报”指出罗什弗尔和罗萨的相似之点，那是对的。
为什么“每日新闻”把有关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的事告诉法国，而又绝口不谈对他们的虐待呢？希望你们能容许我对“每日新闻”慎重地保持缄默的东西作一个补充。
不久之前，奥顿诺凡-罗萨曾被双手反铐，关在一间黑暗的单人牢房里。无论白天黑夜，都不给他取下镣铐，所以他只好躺在地上喝给他当饭吃的稀汤。罗萨把他的情况当着典狱长和另一证人的面告诉了“爱尔兰人报”的编辑皮哥特先生，后者就将此事在他的报上发表，这就促使下院的一位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要求议会进行调查，以便弄清监狱中发生的情况。政府坚决反对这一要求。有36位议员投票赞成穆尔的提案，但是投反对票的有171人；这确实可以作为对那些蹂躏了选举法的投票[注：见本卷第698—700页。——编者注]的毫不逊色的补充。
而这正是在假善人格莱斯顿组阁的时候发生的！可见，这位伟大的自由主义领袖是把人道和正义看得一文不值的。所以说，存在着一些不戴眼镜的犹大。
还有一件给英国增光的事。一个六七十岁的被监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奥利里，在三个星期中只得到面包和水，原因是，——“马赛曲报”的读者们怎么也猜不到，——原因是他被称为“异教徒”并拒绝宣布自己为新教徒、长老会教徒、天主教徒或战栗教徒。他只能在上述的几种宗教和光面包之间进行选择。在这五种祸害中，奥利里（或者像别人称呼他那样，“异教徒奥利里”）选择了他认为最轻的一种：面包和水。
几天以前，验尸官（以皇室的名义验尸的法庭官员）察看了一个死于斯派克岛监狱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尸体，他严词谴责了对死者的虐待。
上星期六，爱尔兰青年岡讷尔·胡德在受了四年监禁之后出狱。他19岁时曾参加英国军队在加拿大为英国服务。1866年，他以写煽动文章的罪名被交付军事法庭并判处两年苦役。胡德在听到判决时，摘下他的帽子抛入空中并大声高呼：“爱尔兰共和国万岁！”他的这一发自内心的呼声使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被加判两年徒刑，外加50皮鞭。这一判决是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执行的。胡德被绑在犁上，两个壮硕的铁匠挥起了cato’ninetails〔九尾皮鞭〕——法语中并没有英语中的皮鞭这个词。这方面只有俄语和英语才有共同语言。真是难兄难弟。
记者凯里先生至今还被监禁在专关疯子的监狱中；沉默和其他酷刑已使他变成一具失掉理性的活尸。
芬尼亚社社员伯克上校，不仅在美国军队中服务时表现得很出色，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画家，而现在他的处境也很悲惨；他已经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在这张爱尔兰受难者的名单上还可以加上许多别的名字。从1866年“爱尔兰人民”报社受到暴徒袭击时起，在仁爱的英国监狱里已有20位芬尼亚社社员死亡或发疯，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2月27日
载于1870年3月1日“马赛曲报”第71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二
3月5日于伦敦
在3月3日的下院会议中，斯塔克普耳先生就对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问题对格莱斯顿先生提出了质问。他还说，都柏林的莱昂斯医生不久前宣称：
“纪律、不够吃的口粮、个人自由的限制及其他的惩罚只能给犯人的健康造成无法挽救的危害。”
格莱斯顿先生却对犯人所受的待遇表示完全满意，他给自己的短短的speech〔演说〕加上了这样精彩的诙谐：
“关于奥顿诺凡-罗萨的健康，我可以满意地说，奥顿诺凡-罗萨夫人在最近一次会见她丈夫时因他的气色变好而感到非常高兴。[533]
在高贵的会议的所有席位上发出了一片哈哈大笑！最近一次会见！请注意，奥顿诺凡-罗萨夫人不仅已和丈夫离别多年，而且为了养活孩子，她只得在美国到处奔波，讲授英国文学。
还不要忘了，这位格莱斯顿先生（他的诙谐总是非常得体的）是“祷告”（《Prayers》）“福音的传播”（《PropagationoftheGospel》）、“俗人在教会中的职责”（《Thefunctionsoflaymeninthechurch》）以及刚出版的传道书《Eccehomo》〔“看这个人”〕的作者，人们简直都要把他当做圣徒了。
但是那些犯人是否也像他们的最高狱吏那样感到极大的满意呢？请读一读下面的奥顿诺凡-罗萨信中的一段。这封信像奇迹般地被带出了监狱，不过还是经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耽搁才到了收信人的手中。
罗萨的信
“关于这些英国统治者的伪善，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他们使我不得不爬在地上吃东西；他们使我挨饿，不让我见阳光，给我的是镣铐和圣经。我不因我的统治者惩罚我而诉苦；我会忍受；但我肯定说：我有权将我所受的虐待以及非法扣留我叙述这种情况的书信的经过大白于天下。监狱当局为阻碍我写信而采用的卑鄙手段既可笑又可恶。侮辱人格最甚的手续是一连几个月中每天都把我剥个精光，察看手足和全身。从1867年2月到5月在米耳班克每天都这样做。有一次我拒绝脱衣服。于是就来了五个狱卒，他们残暴地殴打我并扯掉我的衣服。
有一次我给狱外发出一封信；结果是两位警官（治安法官）诺克斯先生和波洛克先生光顾了我。
派两名政府官员来调查英国监狱的真相——这简直是讽刺！这两位先生拒绝记下我想告诉他们的重要的东西。当我一接触到他们所不喜欢的话题时，他们就阻止我发言，并说狱中纪律与他们无关。请问波洛克先生和诺克斯先生，不是这样吗？我曾经被迫在已经有半打英国犯人用过的水中洗澡，当我把这情形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不是拒绝记下我的申诉吗？
在查塔姆的时候，曾经给了我一些麻絮，要我扯松，并且告诉我，如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就不给我饭吃。
我提高声音说：‘也许，我把活干完，你们也会同样处罚我吧？在米耳班克时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狱吏不同意说：‘这怎么可能？’
于是我就告诉他，7月4日我比规定时间早十分钟就干完活，拿起一本书来。一位官员看到了，就指责我偷懒，把我关在黑暗的单人牢房中，两天两夜只给一点面包和水。
有一次我看到我的朋友爱德华·达菲。他脸色非常苍白。过了一些时候以后，我听说达菲病得很厉害而且他希望能看到我（我们在爱尔兰时就是好朋友）。我请求典狱长准许我去探望他。典狱长断然拒绝了我的要求。那是在1867年圣诞节前后。几个星期以后，一个犯人隔着我的牢房的铁栅轻轻地告诉我：‘达菲死了！’
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俄国，英国人会编出一套多动人的故事呵！
要是格莱斯顿先生在那不勒斯看到这样的死亡，他又该描述得多么生动！这些甜言蜜语的法利赛人，这些伪君子，嘴上挂的是圣经的词句，心里藏的是魔鬼！
我还有几句话来悼念约翰·林奇。1866年3月，我放风时在院子里遇到他。我们受着严密的监视，他只能低声地对我说：‘要冻死我了。’这些英国人干了些什么呢？在圣诞节前一天，他们把我们带到伦敦。当我们进了监狱以后，他们就剥掉我们身上御寒的内衣，让我们一连几个月在单人牢房里冻得发抖。是的，他们无法否认这一点，他们就是杀死约翰·林奇的凶手；但是在进行调查时，他们却安排好作证的官员，说林奇和达菲受到非常温和的待遇。
我们的奴役者英国人的爱好撒谎已经到了超乎任何人的想像的程度。
如果我死在狱中，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请千万别相信这些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但是也不要以为我对用谎言陷害过我的人有私人的怨恨！我控诉的只是必然会采取这种手段的暴政。
我的境遇使我不止一次地想起马基雅弗利的话：‘暴君们对传播圣经特别感到兴趣，其目的是让人民群众接受其中的诫令，听任强盗们掠夺他们而不加抵抗。’
只要被奴役的人民恪守教士们所传播的道德准则和服从准则，暴君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如果我的同胞们能读到这封信的话，我有权要求他们大声疾呼，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弟兄们主持正义。让这些话促使凝结在他们血管中的血液流动起来吧！
我被脖子上套着绳子拉车。绳子的一端结在长长的车辕上，两个被拘禁的英国人受到嘱咐不得让车子失去平衡，但是他们撒了手，车辕一下子翘了起来，绳结散了。如果绳结拉紧的话，我就没命了。
我坚决认为他们无权使我处于这种情况，使我的生命取决于别人的一举一动。
一线阳光穿过栅栏和门闩射进我的牢房。——这是我对在纽敦纳德斯度过的一天的回忆，在那里我遇见过忘却了伪善的橙带党人和绿带会员。
政治苦役犯奥顿诺凡-罗萨”[534]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3月5日
载于1870年3月9日“马赛曲报”第79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三
1870年3月16日于伦敦
我在上一篇通讯中转引的奥顿诺凡-罗萨的那封信，成了上星期最突出的事件。
“泰晤士报”不加评论地转载了那封信，“每日新闻”发表了评论但没有登载原信。
这家报纸说：“奥顿诺凡-罗萨先生选择了他暂时（forawhile）应服从的监狱规则作为信的主题，那是很自然的。”
对一个已在监狱中关了5年而且被处终身苦役的人，这“暂时”未免太残酷了！
奥顿诺凡-罗萨先生所控诉的除了别的，还有这样一点：“被脖子上套着绳子拉车”，使他的生命取决于他的难友英国苦役犯的行动。
“每日新闻”嚷嚷说：“难道使一个人的生命处于由别人的行动来决定的情况下就是不公平吗？在火车或轮船上，人的生命难道不也是由别人的行动来决定吗？”
虔诚的诡辩家在找到这样的巧妙论据之后，又责备奥顿诺凡-罗萨不爱圣经而爱“爱尔兰人民”。这样把bible〔圣经〕和People〔人民〕对比是能使他的读者大为高兴的。
“每日新闻”接着说：“显然，奥顿诺凡-罗萨先生设想，应该供给因写煽动文章而判罪的犯人雪茄烟和每天的报纸，首先还得让他有权和他的朋友们自由地通信。”
好一个道德高尚的法利赛人！这样，您最后总算承认了，奥顿诺凡-罗萨被判终身苦役是由于写煽动文章，而不是像您第一次对法国报刊的呼吁中阴险地暗示的那样是由于企图暗杀维多利亚女王。
这家无耻的报纸最后说：“总而言之，奥顿诺凡-罗萨所受到的是他应受到的待遇，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苦役犯应受到的待遇。”
在纯粹属于格莱斯顿的报纸的后面，又来了另一种色彩的玩弄自由主义词句的报纸“每日电讯”，它一向是以极端狂妄粗鲁闻名的。
这家报纸宣称：“如果我们理睬奥顿诺凡-罗萨的文件，那并不是为了无可救药的芬尼亚社社员，而纯粹是为了法国的福祉。”
它说：“你们将会知道，几天以前，格莱斯顿先生刚刚在下院中正式驳斥过这一切无耻的谎言。当然，不会有一个思想健全的法国人，不论他属于哪一个党派或阶级，敢怀疑英国绅士的这一声明。”
万一法国有些政党或个人已经堕落到不相信像格莱斯顿先生这样一位英国绅士的话，那末法国也还是会经不住勒维先生的善意劝告的。此人决非英国绅士，他对你们是这样说的：
“奉劝我们的巴黎邻居们，把在英国虐待政治犯的一切传闻都当作无耻的谎言。”
如果勒维先生允许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另外举个例子，以便说明格莱斯顿内阁的绅士们的话值多少钱。
你们还记得，我的第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理查·伯克上校，他已被英国政府的人道措施弄到发疯的地步。“爱尔兰人报”首先发表了这个消息。接着，安德伍德先生写信给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要求调查对政治犯实行的制度。
普鲁斯先生写信回答了他，这封信公布在英国各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现在在沃金监狱的理查·伯克，您寄来的‘爱尔兰人报’的那几段话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奇怪的诽谤，普鲁斯先生不得不拒绝对此进行调查。”
普鲁斯先生的这一声明的日期是1870年1月11日。紧接着，不久前的一期“爱尔兰人报”发表了这位大臣答复理查·伯克的姐姐巴里夫人的一封信；巴里夫人曾请求普鲁斯先生告诉她有关伯克的“令人不安”的状况。在2月24日大臣所作的答复中还附有1月11日的正式证明书，监狱医生和专门看管伯克的狱吏在证明书中都宣称伯克已经发狂。[535]这就是说，就在普鲁斯先生公开把“爱尔兰人报”的话称做毫无根据的谎言的同一天，他的口袋中却藏着说明这些话确实可靠的无可怀疑的官方证明书。顺便还提一下，下院的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将就伯克上校受虐待一事向大臣提出质问。
不久前创刊的“回声报”[536]采用了比它的同行更为鲜明的自由主义的调子。它有它自己的指导原则。问题就在于这家报纸的价格是1苏，而别的报纸却卖2苏、4苏或6苏。1苏的价格使它一方面不得不发些假民主的宣言，以求不失去它的无产者订户，而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所保留，力图从竞争者那里夺得那些体面的订户。
“回声报”在关于奥顿诺凡-罗萨的信的连篇空话中，居然得出了如此出色的假定：“也许被赦免的芬尼亚社社员们自己也会不相信他们同胞的夸大之词”。似乎基卡姆先生、科斯特洛先生等并没有发表过声明，说他们在狱中也受到罗萨信中所说的完全相同的折磨！但是，“回声报”在各种支吾搪塞和毫无意思的推托之后，触及到了一个难题。
它宣称：“‘马赛曲报’的发表将造成一件全世界都知道的丑事。一个大陆上的人的理解力也许太狭窄，以致不能正确地看到某个‘炮弹’[注：指炮弹国王，即斐迪南二世。——编者注]的暴行和格莱斯顿的严格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那倒不如进行一次调查的好”等等。
格莱斯顿的玩弄自由主义词句的周刊“旁观者”所奉行的是这样一种原则：除了枯燥乏味之外，一切风格都是坏的[537]。因此，它在伦敦被称为七贤者的报纸。先是简单地叙述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事，痛骂他一顿对圣经不敬，然后七贤者的报纸就作出了以下的判决：
“芬尼亚社社员奥顿诺凡-罗萨看来只是遭受了通常苦役犯所应受的苦；不过我们承认，这种制度最好改变一下。枪决叛乱者是非常公正的，而且还常常是非常明智的。由于他们是最危险的一种罪犯，剥夺他们的自由，那也是公正的。不过，侮辱他们是不公正也不明智的。”
说得真好，贤明的所罗门！
最后，托利党人即保守党人的主要机关报“旗帜报”也发了言。你们知道，英国的寡头是由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这两个部分组成的。在他们的家庭纠纷中站在金融寡头一边反对贵族的，被称为自由派，甚至激进派。反之，站在贵族一边反对金融寡头的就被称为托利党。
“旗帜报”说奥顿诺凡-罗萨的信颇像大仲马写的一篇内容不可靠的小说。
这家报纸问道：“‘马赛曲报’为什么不加上一句，说格莱斯顿先生、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和市长每天早晨都参加对奥顿诺凡-罗萨的拷问？”
在下院，一位议员曾经说托利党是一个《stupidparty》（愚蠢的政党）。的确，“旗帜报”完全够得上称为愚蠢的政党的主要机关报！
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要预先告诉法国人，别把报上的叫嚣和英国无产阶级的呼声混淆起来；这一呼声在英国的报刊上没有得到反应，这对爱尔兰和英国这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幸的。
只要举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英国工人阶级已有20万以上的男女老幼在海德公园发出响亮的抗议，要求释放他们的爱尔兰弟兄；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它的一些委员是英国工人阶级公认的领导人）也尖锐地斥责虐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反对英国政府并捍卫爱尔兰人民的权利。[538]
又：由于“马赛曲报”发表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信件，格莱斯顿就担心舆论会强迫他对于对政治犯实行的制度作一次议会的公开调查。为了再一次逃避调查（我们知道，他那败坏的良心已经多少次反对过这样做），这位外交家刚刚对罗萨所说的事实发表了正式的、但是匿名的否认。[539]
法国人想必明白，这一否认只是狱吏以及警官诺克斯、波洛克等等所提供的证词的翻版。这些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反正罗萨不能回答他们。对罗萨的监视将比过去更为严密，但是我要回答他们，我要在下一封信中举出那些不取决于狱吏们的善良意愿的确定不移的事实。
燕妮·马克思和卡·马克思合写于1870年3月16日
载于1870年3月19日“马赛曲报”第89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四
1870年3月18日于伦敦
正如我在前一封信中所提到的，下院的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昨天就虐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一事向内阁提出了质问。他援引了就理查·伯克以及关在蒙特乔伊监狱（在都柏林）中的其他四个犯人提出的质问，并质问政府是否认为把人逼疯之后还继续把他们关在狱中并不有碍于政府的声誉。最后，穆尔先生要求进行“全面的、自由的、公开的调查”。
这样，格莱斯顿先生就陷入了窘境。1868年，他曾经十分轻蔑地坚决拒绝了也是这位穆尔先生提出的进行调查的要求。从那时起，他对每隔一定时期就重新提出的进行调查的要求，总是同样加以拒绝。
现在为什么要让步呢？承认害怕拉芒什海峡彼岸的喧嚣吗？哪有的事！至于对“我们的”监狱行政人员提出的控诉，“我们”已要他们对此作出解释。他们一致答复我们：这一切全是捏造。如此这般以后，我们的大臣的良心自然也就安宁了。但从穆尔先生的解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下面是逐字转述——“这里还不能说有完全的安宁”。
要使“政府的良心感到安宁”（thesatisfactionofthemindsofthegovernment），那它必须信任自己的部下；“因此”（therefore），调查一下狱吏们的声明是否可靠，那将是明智而公正的。[540]
“此人：朝三暮四，
昨夜深有所感，今晨全都忘记；
既厌恶自己，也难讨别人欢喜，
刚打定主意，又弃之若敝屣”[注：布瓦洛“讽刺诗集”第八篇。——编者注]。
最后，他对要求作了让步，但并不是无条件地这样做的。
穆尔先生要求“全面的、自由的、公开的调查”。格莱斯顿先生的回答是他对调查的“方式”负责，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不会是“议会的调查”，而只会是皇家委员会的调查。换句话说，在这个格莱斯顿先生作为主要被告的轰动一时的案件中，侦讯人员要由格莱斯顿先生本人挑选和任命。
至于理查·伯克，格莱斯顿先生解释说，政府在1月9日就已经注意到了他的疯癫。这就是说，格莱斯顿先生的可尊敬的同行、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在1月11日发表的信中说这一事实出于捏造，那是在无耻地撒谎。但格莱斯顿先生接着说，伯克先生精神上的疾病还没有严重到需要把他从苦役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地步。不应忘记，此人曾参与了克勒肯威尔监狱爆炸案[541]。是怎么参加的呢？当别人突然想到要炸掉克勒肯威尔监狱把理查·伯克救出来的时候，他被关在这个监狱中。因此，他就参与了人们怀疑是由英国警方策划的这次不明智的阴谋，参与了一旦获得成功就会把他自己埋葬在监狱的瓦砾堆中的阴谋。格莱斯顿先生在结束时说，其实我们已经释放了在我们英国苦役监狱中的两名发疯的芬尼亚社社员。穆尔先生打断他道，但是我说的是都柏林蒙特乔伊监狱中的四个精神失常的人。格莱斯顿先生答道，那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监狱中已经少了两个疯子！
格莱斯顿先生为什么总是那么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蒙特乔伊监狱呢？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一次，提供事实的不是犯人的来信，而是按议会指示于1868年出版的蓝皮书[542]。
在芬尼亚社社员进行武装袭击[543]以后，英国政府就在爱尔兰全境实施了戒严法。于是，一切有关人身自由的保证都被废弃了。因此，凡是“有芬尼亚社嫌疑的”，都可以投入监狱，并由当局随心所欲地不经侦察和审询把他们一直关在狱中。都柏林的蒙特乔伊苦役监狱就是关满了“嫌疑犯”的监狱中的一个，狱监是约瑟夫·默里，医生是麦克唐奈先生。从按议会命令于1868年出版的蓝皮书中我们读到什么呢？
在几个月中，麦克唐奈先生曾屡次写信抗议虐待嫌疑犯，这些信他最初是寄给狱监默里的。由于狱监不作答复，麦克唐奈先生就向典狱长打了三四次报告。在有一封信中，他指出：
（以下我逐字地引述）“有几个人已经毫无疑义地有疯癫的迹象。”他还补充说：“我毫不怀疑，他们是由于狱中制度而疯癫的。如果这些未经法庭判决而只因嫌疑就被关进监狱的犯人中有人自杀，即使不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也会成为一件极端严重的事件。”
麦克唐奈先生寄给典狱长的所有这些信件都被约瑟夫·默里所截获。最后，麦克唐奈先生就直接写信给爱尔兰总督大臣美奥勋爵。其中有这样一段：
“关于在长时期中加之于嫌疑犯的那种严酷的制度，关于那种比对待苦役犯的制度更为严酷的单人监禁制度，阁下，您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为清楚。”
按议会的命令公布的这些揭露材料的结果又如何呢？麦克唐奈医生被撤职！！！默里保留原职。
这一切都是在托利党内阁执政的时候发生的。格莱斯顿先生在靠他那些要英国政府为芬尼亚运动负责的慷慨激昂的宣言，终于推翻了得比勋爵和迪斯累里先生之后，他不仅批准残暴的默里官居原职，而且为了证明他特别感到满意，除狱监的职位以外，还给了默里另一个肥缺——《Registarofhabitualcriminals》〔“惯犯登记官”〕！
我在上一封信里曾经谈到，伦敦各报刊登的对罗萨信件的匿名回答直接出自内阁。
现在已经肯定，原来这信出于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之手。这就是他的“大臣的良心”的一个例证！
普鲁斯先生说：“关于罗萨申诉他被迫在其他苦役犯用过的水中洗澡一事，诺克斯和波洛克两委员宣称，在他们仔细调查之后，对这种胡说可以置之不理。”
幸亏警官诺克斯和波洛克的报告是按议会的命令发表的[544]。他们在这报告的第23页上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按狱中的制度，若干苦役犯是依次在一个浴盆中洗澡的，“狱吏如果让奥顿诺凡-罗萨第一个洗，就会侮辱其他的人”。不过，“对这种胡说可以置之不理”。
因此，根据警官诺克斯和波洛克的报告，奥顿诺凡-罗萨说他被迫在一些苦役犯用过的脏水中洗澡，这并非什么胡说——像普鲁斯先生所肯定的那样。相反，这些先生们只是认为奥顿诺凡-罗萨对这种恶劣的事情提出申诉是胡说。
格莱斯顿先生在下院的一次会议上宣称准备对虐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一事进行调查，就在同一次会议上，他也给爱尔兰提出了一种新的CoercionBill〔高压法案〕，即关于取消宪法自由及宣布非常状态的法案。
根据理论上的假定，宪法自由是常规，而暂时取消宪法自由是例外；但根据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的实践，非常状态法是常规，宪法倒是例外。格莱斯顿以土地暴乱为借口，在爱尔兰重新宣布戒严状态。他的真正动机是企图扼杀独立的都柏林报纸。今后任何一种爱尔兰报纸的生死都得取决于格莱斯顿先生的裁夺。而且，这一CoercionBill是不久前格莱斯顿先生制订的LandBill（土地法案）的必然补充，后一种法律以帮助农民为借口巩固了爱尔兰的大地主统治。[545]只须指出内阁成员、爱尔兰大地主达费林勋爵曾经参与此事，这一法律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了。一年以前，这位桑格拉都医生刚出版过一部洋洋巨著[546]，用来证明爱尔兰居民的血还放得不够，应该再把他们减少三分之一，这样爱尔兰才能完成它的光荣使命——给地主老爷们创造尽可能多的地租并给英国市场提供尽可能多的肉类和羊毛。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3月18日
载于1870年3月21日“马赛曲报”第91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五
3月22日于伦敦
伦敦有一家在人民中销路极广的周报——“雷诺新闻”。它对爱尔兰问题是这样写的：
“现在，别的国家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伪善的人。我们大言不惭地替自己吹嘘，夸大地宣扬我们的各种制度的优越，这样，当我们的谎言被一一揭穿的时候，别国人嘲笑我们并问怎么会是这样，那是不足为奇的。但这情况并不是英国人民造成的，他们自己也受到迷惑和欺骗；一切罪责都在于统治阶级和出卖灵魂的寄生的报刊。”[547]
星期四晚上提出的、对付爱尔兰的CoercionBill是一种卑鄙龌龊、令人憎恨的措施。这一法案扑灭了爱尔兰民族自由的一点最后的余烬，封闭了这个不幸的国家的报刊的口，使它们不能抗议那种使我们的时代蒙受耻辱的政策。政府仇视所有那些不对它的可鄙的LandBill表示高兴的报纸，并且实行报复。HabeasCorpusAct〔人身保护法〕将事实上停止生效，因为今后如果有人不能把自己的行为解释得使当局满意，他就可能被处六个月监禁甚至终身监禁。
爱尔兰已被操纵在一帮受过良好训练的奸细的手里，这些人为了好听被叫做“侦探”。
俄罗斯的尼古拉对不幸的波兰人颁布的命令，从来没有比格莱斯顿先生对爱尔兰人的法案更为残酷的。这一措施足以使格莱斯顿先生博得有名的达荷美国王的青睐[548]。但是，格莱斯顿竟厚颜无耻到敢于在议会和全国人面前为他的政府特意对爱尔兰实施的宽大政策吹嘘。格莱斯顿在他那星期四的发言的结尾部分，甚至以一种假仁假义的声泪俱下的沉痛语调表示惋惜，这种做作使他足能和圣斯蒂金斯先生相媲美。不过，他硬挤出来的泪水是白费了——爱尔兰人民并不会因此而受骗。
我们要重复地说，这项法律是一项可耻的措施，比起卡斯尔里来决不逊色，这一措施将使所有自由的民族诅咒那些策划它、批准它和支持它的人。最后，这一措施将使格莱斯顿内阁遭到应有的耻辱，并且使它很快垮台（这是我们所真诚希望的）。而蛊惑者大臣布莱特先生怎么能一连两昼夜保持缄默呢？
我们毫不怀疑地说，格莱斯顿已表明自己是在卑鄙的卡斯尔里之后压迫爱尔兰的最凶恶的敌人和最残酷的统治者。
好像内阁的可耻行为尚未达到极限似的，在星期四晚上，即提出CoercionBill那个晚上，在下院中有人宣布，伯克和其他几个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已在英国苦役监狱中因不堪折磨而发疯了；但是，即使在这种可怕的事实面前，格莱斯顿和他的帮凶普鲁斯还出来大声地肯定说，对待政治犯已经关怀备至。当穆尔先生在下院宣布这一不祥的事实时，他的每一句话都被粗暴的哄笑声所打断。如果这样可恶和令人气愤的场面出现在美国国会，我们这里不知道会发出多么激昂的愤怒的呼声呢！
直至目前为止，“雷诺新闻”、“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派尔-麦尔”、“电讯报”以及诸如此类的报纸还在疯狂地为CoercionBill欢呼，特别是为那些用来消灭爱尔兰报刊的措施欢呼。而这样的事居然发生于众所公认的出版界圣地英国！不过，归根到底，对所有这些初露头角的作家是不能要求过高的。应该承认，这些比妮萝布们看到在一星期的六天内辛辛苦苦地编造出来的谎言和诬蔑每到星期六都被“爱尔兰人报”所粉碎，决不是愉快的；因此，他们对刚把他们的死敌加上镣铐的警察报以狂热的掌声，那是非常自然的。这些好汉们至少还不乏自知之明。
普鲁斯和麦卡锡·唐宁关于理查·伯克上校曾经进行了一番值得注意的通信[549]。在请您读这些信件之前，我得顺便提一下，唐宁先生是下院的爱尔兰议员。这位醉心功名的律师加入大臣的行列是抱着谋取高官厚禄的高尚目的的。因此，我们这位证人并不是什么可疑的人物。
1870年2月22日
阁下：
如果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正确的话，原先被囚禁在查塔姆监狱的芬尼亚社社员之一理查·伯克已在他疯癫的状况下被移到沃金。1869年3月，我曾经不揣冒昧地请您注意他明显的病状，同年7月，前任瓦特福德议员布莱克先生和我曾奉达我们的意见，即加之于他的制度如不改变，将有引起极严重后果的危险。但我并未获得对该信的答复。我之所以向您上书，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希望伯克能获得释放，以便他的家人能安心地照顾他，减轻他的痛苦。我手头就有该犯人于12月3日给他兄弟的一封信；他写道，经常有人要毒死他；我以为，这就是他患病的一个表现。诚恳地希望，您固有的善心将使您满足这一请求。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麦卡锡·唐宁
内务部
1870年2月25日
阁下：
理查·伯克被移离查塔姆是由于他产生错觉，以为监狱中的医务人员要毒害他或虐待他。同时，他虽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疾病，但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了。因此我命令将他移至沃金并指派广泽精神病院的迈尔斯医生替他检查；迈尔斯医生认为他的疯癫将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而消失。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快有了好转，一般的观察者已看不出他有痴呆的现象。我非常愿意能告诉您，说他有不久就获得释放的希望，但我做不到这一点。伯克的罪行及试图释放他所引起的后果是极严重的，我不能令人作这样的期望。但愿科学和良好的待遇能恢复他智力和体力的健康。
亨·奥·普鲁斯
1870年2月28日
阁下：
我曾经请求您将伯克交给他的兄弟去照管，您2月25日给我的回信已收悉，我曾希望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和您在下院交换一下意见，但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您都很忙，根本无法和您见面。我收到了伯克的朋友们的来信。他们焦急地等待我请求的结果。我还没有通知他们说我的请求没有成功。在使他们失望以前，我认为可以就这一问题再一次向您上书。我想，像我这样一个不避对个人的危害而一直谴责芬尼亚运动的人，可以对政府提出无私的友好的忠告。
我毫不怀疑地说，释放发了疯的政治犯不会招致舆论的批评，更不会遭到谴责。爱尔兰人会说：“看，政府完全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残酷。”另一方面，如果伯克留在狱中，就会给民族的报刊提供攻击政府的新材料；人们会把政府说得比那不勒斯的统治者在其最糟的时代更为残酷。我承认，无法设想信仰温和的人如何去为这样的拒绝行为辩护……
麦卡锡·唐宁
阁下：
很遗憾，我不能请求释放伯克。
的确，他已经有疯癫的征候，而如果是寻常的案件，我认为我“可以”向英王请求赦免。但他的案情非同寻常，因为他不仅是怙恶不悛的密谋者，而且还参加了克勒肯威尔的爆炸案（这次爆炸如果成功，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使他已成为“不宜于赦免的人”（improperrecipientofpardon）。
亨·奥·普鲁斯
真是无耻之尤！普鲁斯知道得很清楚，在克勒肯威尔案件的审讯过程中，伯克上校哪怕只有一点点嫌疑，也会和巴雷特一起被绞死；巴雷特被叛处死刑，定罪是根据一个已经妄指过三个人为本案罪犯的伪证人的证词，而特地从格拉斯哥赶来作证的八位公民的证词却没有受到注意，他们曾经证明，当爆炸发生时巴雷特是在格拉斯哥。当问题在于绞死人、特别是绞死芬尼亚社社员的时候，英国人是绝不感到难为情的（普鲁斯先生可以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所有这许多暴行并不能摧毁爱尔兰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刚刚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在都柏林举行了纪念圣帕特里克的民族节日。许多房屋上装饰着旗帜，上面写着引人注目的大字：“爱尔兰是爱尔兰人的爱尔兰！”“自由！”“政治犯万岁！”，空中则到处飘荡着民族歌曲和马赛曲。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3月22日
载于1870年3月29日“马赛曲报”第99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六
爱尔兰的土地暴乱
1870年4月2日于伦敦
在爱尔兰，大地主对农民及其家庭的掠夺和歼灭称为财产权，而绝望的农民为反抗残酷的迫害者而举行的起义则叫做土地暴乱。这些土地暴乱（agrarianoutrages）虽然为数不多，但经过形形色色按命令行事的英国报刊的无限的夸张和渲染，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已成为在爱尔兰恢复白色恐怖制度的一种借口。另一方面，这种恐怖制度使得土地所有者能够不受惩罚地加强压迫。
如上所述，LandBill〔土地法案〕是以帮助农民之名，行巩固大地主统治之实。然而，格莱斯顿为了迷惑人心和安慰一下自己的良心，不得不在必须履行某些法律手续的条件下才批准重新延长农业中现存的专制秩序。只须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只要大地主能将无法偿付的荒诞的地租强加于随时都可以使之退佃的佃农（tenantsatwill）身上，或者在根据契约出租土地时强使农民签订自愿被奴役的条约，那末在将来，大地主的专横仍会像过去一样具有法律的效力！
大地主们多么兴高采烈！都柏林的“自由人报”刊载了“革命以来的爱尔兰大地主”一书作者帕·拉弗耳教士的书信，他这样写道：
“我看到了成堆的信件，这是一位大地主、威武的上尉、住在英格兰的‘在外地主’写给他的佃户的；在这些信中，他通知他的佃户，以后他们的地租将提高25％。这不管是强迫迁移的警告！而这却是出于一个除了年复一年地消耗掉土地所生产的果实以外、别无贡献的人之手！”[550]
另一方面，“爱尔兰人报”公布了格莱斯顿内阁成员之一、达费林勋爵授意拟订的新租约[551]，LandBill就是在他的唆使下搞出来的，CoercionBill〔高压法案〕也是他在上院提出的。封建主的厚颜无耻，老练的高利贷者的贪婪盘算，恶讼师的卑鄙阴险，将这三者加起来，才能对这位高贵的达费林所发明的新租约有一个近似的概念！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正是为了实施LandBill的制度，恐怖制度才应运而生。举个例说，我们假定，在爱尔兰的某一个郡中，农民或者拒绝提高地租25％，或者不愿在达费林租约上签字。于是这个郡的大地主们就会（事实上已经时常在这样做了）设法从他们的奴仆或某个警探手中接到几封匿名的恐吓信。这当然就会构成“土地暴乱”了。大地主们就把这一事实报告总督斯宾塞勋爵。斯宾塞勋爵就宣布在这一地区实施CoercionAct〔高压法〕，于是还是这些大地主，就以当局的正式代表的资格来对他们的农民执行这一法律！而那些偶一不慎提出抗议的新闻工作者，不仅将因叛乱罪名而受迫害，而且他们印刷所的动产也会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没收！
这样，为什么你们当局的首脑[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要祝贺格莱斯顿在爱尔兰进行的改革，为什么格莱斯顿要答礼祝贺你们当局在立宪上的让步，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了。你们读者中的莎士比亚专家会这样说：“罗兰为奥利维耶尔！”[552]而另一些不熟悉莎士比亚、但是曾经熟读“总汇通报”的人却会想起你们当局的首脑给已故的帕麦斯顿勋爵的信件；在那封信里有这样的话：“我们决不像小偷那样做！”
现在我再重新来谈谈政治犯的问题，而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
“马赛曲报”发表的罗萨的第一封信已经在英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结果就进行了调查。
在合众国，所有报纸都发表了以下的报道：
“‘马赛曲报’说，奥顿诺凡-罗萨每天都被剥得精光进行搜查，他挨着饿，被关在单人黑牢中，还被套在马车上拉车子；他的难友们被冻死了。”
“爱尔兰人报”的纽约通讯员这样报道：
“罗什弗尔的‘马赛曲报’使美国人民看到了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的苦难。我们对‘马赛曲报’深为感激，希望它将得到热心的报答”。[553]
德国的报纸也转载了罗萨的信。
今后英国政府已不能在各方面都缄默的情况下干卑鄙的勾当了。格莱斯顿先生想封住爱尔兰报刊的口，那是枉费心机，他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一个新闻工作者在爱尔兰被投入监狱，千百个新闻工作者会在法国、德国、美国出现。
面对着十九世纪所特具的国际主义精神，格莱斯顿先生那种狭隘而落后的政策能有什么作为呢？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4月2日
载于1870年4月12日“马赛曲报”第113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七约翰·林奇的死
编辑公民：
兹寄上从一位爱尔兰政治犯的书信中抄下的一段话，这封信是他在澳大利亚流放地写给“爱尔兰人报”的（现在他已获自由）。
我所译的只是有关约翰·林奇的一节。
约翰·凯西的信
“我现在简略地公正地谈谈我们——我的流放难友（共24人）和我——被监禁于这所充满恐怖的监牢，这名叫波特兰监狱的活人坟墓期间所受到的待遇。
首先，我认为应该对我的朋友约翰·林奇表示尊敬而公正的悼念。他于1865年12月经特别法庭判决，1866年4月死于沃金监狱。
不论陪审员对他的死亡作如何解释，我可以肯定地说（并能提出证据），他的死亡是由于狱吏的残酷所促成的。
在寒冷的冬天，24小时中有23小时他被关在冰冷的单人牢房中；穿不暖；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用木柴当枕头，两条共有大约十磅重的破被就是唯一用来抵御严寒的东西；由于狱吏的不可名状的刻毒，我们甚至被迫把自己的衣服挂在单人牢房的门上面不能用来遮盖一下冻僵的身体；吃的是有害健康的东西，而且只有一点点；我们被关在长约20英尺宽6英尺的关流氓恶棍的囚笼中，每昼夜只有一次三刻钟放风时间；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被这种折磨和痛苦毁掉。像林奇这样柔弱的身体立刻就垮掉，更不足为奇了。
林奇到监狱时曾请求让他留下他的御寒内衣。他的这一请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他当时就说：‘如果你们拒绝我的要求，我活不上三个月就会死的。’啊，我当时真没有料到一语成谶；我没有想到爱尔兰会这样快地丧失一个最忠诚、最热情、最高贵的儿子：我自己会丧失一位久经考验的朋友。
3月初，我就注意到我的朋友身患重病；有一次，乘狱吏离开一会的时候，我问他身体怎样。他回答我说，他快死了，他好几次告诉过医生，但是医生对他的申诉根本不加注意。他咳嗽得很厉害，虽然我被关在一间离他极远的单人牢房中，还是白天黑夜都听到空洞洞的走廊中传来他咳嗽的回声。甚至一个狱吏也这样告诉过我：‘7号牢房中的犯人快完了，一个月以前就该把他送进医院。我在那里很多次看到比他要健康一百倍的普通犯人。’
4月里，我有一次从单人牢房中望出去，看到一个面色惨白、两眼无神、双颊深陷的像幽灵一样的人，他在吃力地慢慢向前挪动，一面抓住铁栅以免跌倒。这就是林奇。我起先没有认出来是他，后来他看我一眼，对我笑笑并指指地下，似乎是要说：‘我快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林奇。”
罗萨关于林奇的报道也完全一样，这证明凯西的证词是确实的。不要忘了，罗萨的信发自英国监狱，凯西的信则写于澳大利亚的罪犯流放地；因此，他们两人是绝对不可能有联系的。可是不久以前，政府仍然肯定说罗萨的话是谎言。普鲁斯、波洛克和诺克斯甚至说：“林奇自己还没有提出要求，就已经发给他御寒的内衣了”。
另一方面，正像普鲁斯先生坚决否认那样，凯西先生却同样地坚决证明，林奇曾经申诉过：“甚至在他已经不能走动而不得不单独留在牢房内的可怕时刻，他的请求还是遭到拒绝。”
不过，正如洛里埃先生在他那出色的发言中所说的：
“让我们丢开人的证词，让不说谎的证人、不会说话的证人来作证吧。”[554]
事实是这样：林奇在进入彭顿维耳监狱时年纪轻轻，充满生命力和希望，可是三个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就成了一具死尸。
除非格莱斯顿先生、普鲁斯先生和他的那一伙警探能证明林奇并没有死，否则，他们发誓赌咒也是白白浪费时间。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4月17日左右
载于1870年4月17日“马赛曲报”第118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八英国来信
1870年4月19日于伦敦
“不让神甫参加政治！”这是目前在爱尔兰到处都可以听到的呼声。
一个伟大的政党，它从新教教会disestablishment〔同国家分离〕以来，竭尽全力在反抗天主教教会的专制，现在正在一天比一天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并且刚刚击溃了教会。
在郎弗德的选举中，教会的候选人格雷维耳-纽金特先生胜过了人民的候选人约翰·马丁；但是民族主义者对他的当选提出异议，因为它是靠非法的手段取得的，结果，民族主义者战胜了对手。菲兹吉拉德法官取消了纽金特的当选资格，宣称纽金特的代理人即神甫们有罪，因为他们对选民行贿，使这个国家不是充满神圣的精神，而是充满犯罪的精神。据报道，仅仅在12月1日至1月1日这一个月中，可敬的神甫们花在烧酒上的钱就有3500英镑之多！
“旗帜报”却就郎弗德的选举发表了相当奇特的见解：
《Stupidparty》〔“愚蠢的政党”〕的机关报说：“民族主义者蔑视神甫们的恫吓，这值得赞扬……他们所获得的伟大胜利，将促使他们提出新的候选人，以对抗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同盟军、教皇至上主义者。”
“泰晤士报”这样写道：
“教会势力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从来自永恒的城市的教皇训谕起直至农村神甫的阴谋，都被用来对付芬尼亚运动和民族主义者。不幸的是，这种狂热并不同时具备理智，其结果将导致第二个郎弗德战役。”[555]
“泰晤士报”说得对。郎弗德战役将会重演，接着而来的将是瓦特福德、马洛和梯培雷里的战役，因为这三个郡的民族主义者也提出请愿，要求取消官方代表的当选资格。在梯培雷里，最初当选的是奥顿诺凡-罗萨，但是由于议会宣称他在法律上没有能力代表梯培雷里，民族主义者只好推选刚从英国苦役监狱获得释放的芬尼亚爱国志士基卡姆来代替他。现在，投基卡姆票的选民们坚持他们的候选人已通过应有的手续当选，虽然候选人赫伦比他多得四票。
大家应该知道，投赫伦票的四人中有一个是不幸的精神病患者，他是被可敬的神甫拖到票箱前来的；你们知道，神甫们对智力缺乏的人有所偏爱，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个选民是一具死尸！的的确确是死尸。可敬而温和的政党竟然玷污了一位选举前两星期已经过世的人的名字，强使他也投票赞成格莱斯顿的候选人。此外，爱国的选民们还宣称他们有十一张选票由于基卡姆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写得不清楚而被作废，他们的电报被销毁，当局到处行贿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卑鄙的恐吓手段。
在梯培雷里所施加的压力甚至在爱尔兰的历史上也是闻所未闻的。法警和警探们，这些强迫迁居执行令的化身，包围佃农的小屋，恐吓他们的老婆和孩子。用来举行选举的小棚子，被警察、士兵、官吏、地主和神甫团团包围。
他们用石头痛击那些替基卡姆张贴竞选招贴的人。此外，在选举棚中，高利贷者还坐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可怜的债务人投票。但是政府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什么好处。1668个小佃农在投票不保密的情况下，一无所惧，公开地投了基卡姆的票！
这一豪迈的举动使人想起波兰人的英勇斗争。
在郎弗德、马洛、瓦特福德和梯培雷里等地的激战以后，看谁还敢再说爱尔兰人是宗教迷信的可怜的奴隶吧！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4月19日
载于1870年4月24日“马赛曲报”第125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注释：
[532]这几篇有关爱尔兰问题的文章是马克思的女儿燕妮于1870年2月27日至4月19日为“马赛曲报”（见注368）写的。在内容上，这几篇文章是同马克思的文章“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见本卷第456—462页）相联系的。
马克思认为燕妮为“马赛曲报”写的这几篇文章有很大意义，第三篇文章是他们父女二人合写的。这几篇文章（除第二篇外）在报上发表时署名为燕·威廉斯。马克思为保密起见，曾用阿·威廉斯为笔名写过几封信，燕·威廉斯就是这一笔名的变体。——第670页。
[533]格莱斯顿的演说载于1870年3月4日“泰晤士报”。——第673页。
[534]奥顿诺凡-罗萨的信载于1870年2月5日“爱尔兰人报”第32号。奥顿诺凡-罗萨在他的信的结尾中提到的橙带党人是大地主和新教教士所组织的反动团体的成员，绿带会员是爱尔兰天主教农民秘密组织的成员。——第676页。
[535]有关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理查·伯克上校的报道见于1870年1月1日“爱尔兰人报”第27号。1870年1月1日安德伍德致内务大臣普鲁斯的信载于1870年1月8日“爱尔兰人报”第28号。以普鲁斯的名义给安德伍德的复信载于1870年1月22日“爱尔兰人报”第30号，给伯克的姐姐巴里的复信载于1870年3月12日该报第37号。——第679页。
[536]“回声报”（《TheEcho》）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68年至1907年在伦敦出版。——第679页。
[537]这是伏尔泰的一句名言的改写，伏尔泰的原话是：“除了枯燥乏味之外，一切风格都是好的”。——第680页。
[538]指1869年10月24日伦敦工人举行的示威游行。关于总委员会在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中的作用，见注326。——第681页。
[539]匿名文章的作者普鲁斯企图否认奥顿诺凡-罗萨所引述的事实，这篇匿名文章发表于1870年3月16日“泰晤士报”。——第681页。
[540]穆尔在下院的发言和1870年3月17日格莱斯顿的答辩发表于1870年3月18日“泰晤士报”。——第682页。
[541]伦敦克勒肯威尔监狱的爆炸是一些芬尼亚社社员为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于1867年12月进行的。——第683页。
[542]燕·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爱尔兰人报”关于1868年出版的蓝皮书的报道，该蓝皮书为：“应爱尔兰政府请求解来英国监狱的某些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报告”1867年版（《ReportofCommissionontheTreatmentofcertainTreason-FelonyConvictsinEnglishPrison，whohavebeentransferredtheretoattherequestoftheIrishGovernment》，1867）。——第684页。
[543]指1867年2—3月间芬尼亚社社员的起义尝试。——第684页。
[544]指“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1867年伦敦版（《ReportofCommissionersontheTreatmentoftheTreason-FelonyConvictsintheEnglishConvictPrisons》.London，1867）。——第685页。
[545]CoercionBill（高压法）是1870年3月17日格莱斯顿向下院提出并经下院通过的；它规定在爱尔兰停止实施宪法保障，在爱尔兰实行特别戒严并授予英国当局特别全权以镇压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LandBill——见注358。——第686页。
[546]指弗·坦·汉·布莱克伍德的著作“密耳先生的爱尔兰绥靖计划探讨”1868年伦敦版（F.T.H.Blackwood.《Mr.Mill’sPlanforthePacificationofIrelandExamined》.London，1868）。——第686页。
[547]引自1870年3月20日“雷诺新闻”上署名为“格拉古”的一篇文章。
“雷诺新闻”（《Reynolds’sNewspaper》）是英国激进派的报纸，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第687页。
[548]非洲的专制国家达荷美以靠特务密探制度维持严酷的国内秩序著称。——第688页。
[549]内务大臣普鲁斯和麦卡锡·唐宁关于理查·伯克的通信发表于1870年3月19日“爱尔兰人报”第38号。——第689页。
[550]拉弗耳的信发表于1870年3月29日“自由人报”。
“自由人报”（《Freeman’sJournal》）是爱尔兰的资产阶级日报，1763年至1924年在都柏林出版。
指帕·拉弗耳的著作“革命以来的爱尔兰大地主”1870年都柏林版（P.Lavelle.《TheIrishLandlordsincetheRevolution》.Dublin，1870）。——第693页。
[551]租约的新条款发表于1870年3月12日“爱尔兰人报”第37号。——第693页。
[552]这是莎士比亚史剧“亨利六世”第一部第一幕第二场中一句话的改写。——第694页。
[553]美国报上的话以及纽约通讯员的报道引自1870年4月2日“爱尔兰人报”第40号。——第694页。
[554]指洛里埃律师于1870年3月25日在亲王比埃尔·波拿巴杀害新闻记者维克多·努瓦尔一案审讯时的发言，这次发言载于1870年3月27日法国报纸“马赛曲报”第97号。——第696页。
[555]引自1870年4月8日“泰晤士报”。——第699页。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记录[522]
摘自1869年11月16日和23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一
接着，公民马克思揭开了关于不列颠政府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的讨论。他说：
宣布政治大赦一般有两种缘由：（1）政府由于掌握武力和得到舆论支持而足够稳固，而且敌人承认自己失败，就像在美国那样；（2）冲突的原因是治理不当，而且反对派正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那样。当时爱尔兰的情况也应当是这样。
迪斯累里和格莱斯顿都说过，政府一定给爱尔兰做到别的国家中革命所能做到的。布莱特曾屡次断言，如果情况不急剧改变，爱尔兰随时都可能爆发革命。在竞选期间，格莱斯顿曾为芬尼亚社社员举行起义进行辩护，他说，任何别的民族在那种情况下也都会举行起义。而当他在下院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又反过来宣称，他的慷慨激昂的反对“征服政策”的宣言只意味着“应该按照爱尔兰的观念治理爱尔兰”。为了结束“征服政策”，他作为大臣必须立即从大赦着手，就像在美国和奥地利那样。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做。于是，爱尔兰的自治机关就展开了要求大赦的运动。当带着有20万人签名的要求释放犯人的请愿书的代表团准备出发时，他先走在前面，释放了几个人，以便显得他并不是在爱尔兰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的。请愿书呈上去了，可是，虽然组织这次请愿的并不是芬尼亚社社员，他也没有作任何答复。接着下院中就虐待犯人的事提出了质问。英国政府至少在虐待犯人这方面是不偏不倚的，因为它对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一视同仁。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和俄国那样对待政治犯。普鲁斯不得不承认事实。穆尔要求进行调查，但遭到拒绝。接着，在里美黎克开始了要求大赦的人民运动。召开了有3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通过了要求无条件释放的请愿书。北部各城市都举行了群众大会。接着宣告在都柏林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在几星期前就决定于10月10日举行。各行业团体将举行游行。10月8日，政府公告禁止游行队伍经过某些街道。伊萨克·巴特认为这就是禁止游行。人们向福特斯鸠提出质问，但他不在家，他的秘书伯克则一无所知。于是，人们留下了一封信要求回答。福特斯鸠逃避回答。政府需要一次冲突。人们放弃了游行。事后得悉，当时每一个兵士都发给了40发子弹。
以后，格莱斯顿对里美黎克的八月请愿书作了含糊其词的答复[523]。他写道，人们的行为是极不相同的。有些人是奉公守法的，有些人则出言不逊，他们竟理直气壮地要求只有出于宽大才能做出的行动。
以一个受雇于群众的公仆而出来教训群众的大会应如何讲话，那未免太不谦虚了。
格莱斯顿接着又反驳说，犯人们并没有放弃因他们被捕而中止的计谋。
格莱斯顿怎么知道他们的计谋，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放弃这种计谋呢？也许他为了获得口供而严刑拷打过他们吧？他要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原则，要在精神上侮辱他们。拿破仑在实行大赦时并没有要求人们放弃共和原则，普鲁士也没有提过这样的条件。
接着格莱斯顿声明说，阴谋至今仍存在于英国和美国。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苏格兰场[注：伦敦警察局的所在地。——译者注]就会立刻揭露它。但这不过是“已持续七百年之久的不满”而已。爱尔兰人宣称，他们将把无条件的释放看作和解的一个步骤。格莱斯顿无法消灭在美国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阴谋，他自己的行为正在助长它；一家报纸称他为阴谋的首脑[524]。他对报刊不满；但他并无勇气去追究报刊，因而他想把责任推到犯人身上。他是否要把他们当作人质，好让那些监狱外面的人安分守己呢？他宣称，“当时我们希望能显示最大限度的忍耐”。原来，所谓最大限度就是这样。
当蒙特乔伊监狱因收容大量未经审判的犯人而有人满之患时，麦克唐奈医生曾就犯人的待遇问题屡次写信给约瑟夫·默里。美奥勋爵后来说，默里隐藏了这些信件。于是，麦克唐奈就向职位更高的狱监上书。结果麦克唐奈被撤职，而默里则受到提拔。
接着格莱斯顿又说，“我们曾建议”释放次要的犯人，但那些主犯和主谋者不能释放。
这显然是一个谎言。犯人中有两个美国人，每人被判15年徒刑。政府由于害怕美国而把他们释放了。凯里于1865年被判5年徒刑，他住在精神病院中；他的家属想把他接回家去，因为他并无能力推翻政府。
接着格莱斯顿又说，骚扰治安在英国一向被认为是犯法的。但只是在英国是如此。杰弗逊·戴维斯的叛乱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它反对的不是英国人及其政府。[525]格莱斯顿接着说，除了惩罚罪犯，政府不能有别的考虑。
政府为爱尔兰的压迫者效劳。格莱斯顿希望，如果开明的皇上和议会采取了伟大而公正的行动，爱尔兰人就屈膝投降。可是，对爱尔兰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正是他们。爱尔兰问题是这样一个唯一的口号，这个口号使格莱斯顿和布莱特得以成为大臣，得以迫害非国教徒，并且给爱尔兰的追求肥缺者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叛卖行为正确。教会只是征服的借口。借口消失了，但奴役继续存在。格莱斯顿宣称，政府今后将努力消除引起不满的各种缘由，但是政府也决心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帝国的完整。
对生命财产的威胁来自英国贵族。加拿大制订了它自己的法律，这并没有破坏帝国的完整，而爱尔兰人却必须丢开他们自己的事情，让议会来照管，也就是让那个使他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的政权来照管。以为释放犯人会比侮辱整个民族更为危险，那是极端的愚蠢。英国人那种陈旧的征服者的精神表现在这种见解中：我们会赏赐给你们的，但是你们必须请求。
格莱斯顿在给伊萨克·巴特的信中说：
“您提醒我，我过去曾经为外国人辩护。难道这两种情况有相似之处吗？芬尼亚社社员是依合法的惯例进行审讯的，而且是由以他们的同胞作为陪审员的法庭判罪的。那不勒斯的犯人被捕后没有受审，而后来当他们受审的时候，则是由特别法庭审讯并由领政府薪饷的法官们判决的。”[526]
如果以乡绅们作为陪审员的法庭审讯偷猎者，那偷猎者的审讯者也同样是他的同胞。众所周知，爱尔兰的陪审员人选是由大地主们提供的，陪审员的生活费用就取决于他们的判决。压迫始终是合法的惯例。在英国，法官可以是独立的，而在爱尔兰却从来不是这样。他们的提升取决于他们如何为政府效劳。检察官沙利文就被任命为司法档案保管官。
格莱斯顿在回答都柏林的“护林人古会”时说，他似乎不记得曾经答应过“按照爱尔兰的观念治理爱尔兰”。[527]过后，他又来到市政厅抱怨说，他无力担当这项任务。
结果，所有维护租佃者权利的群众大会都取消了，而爱尔兰人要求释放犯人。他们已经和教权派断绝关系，现在则要求爱尔兰自治。穆尔和巴特表示赞成这一点。他们决心争取释放奥顿诺凡-罗萨，把他选为议会的议员。
二
公民莫特斯赫德对格莱斯顿的行为作了一番评论，我的评论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不过这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群众大会上通过的请愿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格莱斯顿对支持请愿书的那些讲话却吹毛求疵。卡斯尔里并不亚于格莱斯顿；我在今天的，政治纪事报”[528]上看到，他也曾经用格莱斯顿所用的那些字眼来攻击爱尔兰人，而科贝特也同我一样地回答了他。
当开始竞选的时候，所有的爱尔兰人候选人都提出大赦的要求，但是格莱斯顿在爱尔兰各地方自治机构展开要求大赦的运动以前，并无任何行动。
我没有谈到欧洲事件中的牺牲者，因为不能把匈牙利战争和芬尼亚社社员起义相比。可以把它同1798年[529]相比，而那样比，也不会有利于英国人。
我还要重复地说，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对待政治犯更坏的。
公民莫特斯赫德不想告诉我们，对于爱尔兰人他有什么看法；如果他想知道别的民族对英国人作如何想，那就让他读一读赖德律-洛兰[530]和其他欧洲作家的著作吧。我一直是为英国人辩护的，现在也是这样。
通过决议并不是为了争取释放犯人，爱尔兰人自己也已经不指望这—点了。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对政府的措施作出评价；这一决议可能造成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团结。当我们大胆地说出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格莱斯顿就不得不和反对派“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等发生冲突；反之，我们就会支持他来对付那在相反的情况下能推翻他的反对派。在美国内战的时候，他是执政者，因而要对政府的政策负责；而格莱斯顿在北军处境不好的时候发表了他的声明，这并不会给他的爱国主义增加什么光彩。
公民奥哲尔是对的，他说如果我们想让犯人获得自由，用这种方法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考虑爱尔兰人民比考虑格莱斯顿更为重要。[531]
第一次全文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522]这两篇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是马克思于1869年11月16日和23日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作的。在1869年11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决定就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以及英国工人阶级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展开讨论。马克思以这里发表的第一篇发言揭开了讨论，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见本卷第433—434页）。在11月23日会议上进行的特别激烈的辩论中，英国人莫特斯赫德发言反对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他企图为格莱斯顿政府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辩护；奥哲尔支持他的意见。马克思的第二次发言就是对总委员会中这些英国委员的发言的回答。埃卡留斯对这两次发言的记录均收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1869年11月21日的“雷诺新闻”和1869年11月28日的“国民改革报”对11月16日的总委员会的会议作了报道，11月28日的“雷诺新闻”和1869年12月5日的“国民改革者”对11月23日的会议也作了报道。在那些报道中，马克思的发言都报道得很简短，而且不确切。——第664页。
[523]指格莱斯顿对要求赦免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请愿书的答复，这些请愿书是在爱尔兰的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其中包括1869年8月1日在里美黎克举行的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会。格莱斯顿在给爱尔兰活动家奥谢和巴特的信中作了答复（见注326）。——第665页。
[524]首脑（HeadCentre）是芬尼亚社内部对芬尼亚社秘密组织领导人的称呼。这里马克思引用了“纽约爱尔兰人民报”（《New-YorkIrishPeople》）的话，该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格莱斯顿拒绝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只会加强芬尼亚运动。引文根据1869年11月13日“爱尔兰人报”第20号。——第666页。
[525]见注327。——第667页。
[526]见1869年10月27日“泰晤士报”。——第667页。
[527]1869年10月30日“爱尔兰人报”第18号报道说，格莱斯顿在答复参加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运动的护林人古会都柏林分会的信中，否认了他在选举前关于改善爱尔兰状况的诺言。
护林人古会是英国的一个互助协会，1745年成立，是皇家护林人的一个团体，1834年采用护林人古会这一名称。——第668页。
[528]“政治纪事报”（《PoliticalRegister》）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周刊“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WeeklyPoliticalRegister》）的简称，1802年至1835年在伦敦出版。——第668页。
[529]指1798年英国当局空前残酷地镇压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见注393）。马克思在这里把英国讨伐者的恐怖行为和1849年镇压匈牙利革命时的种种迫害相比。——第669页。
[530]指赖德律-洛兰“英国的没落”1850年伦敦版（Ledru-Rollin.《TheDeclineofEngland》.London，1850）。——第669页。
[531]与马克思的竭力揭露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的态度相反，奥哲尔要求把马克思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对格莱斯顿政策的估计改用温和的措词。奥哲尔提出的理由是：否则就无法使被囚禁者获得释放。他提醒道，格莱斯顿在答复请愿书时就曾对一些请愿书的激烈语气表示不满。在1869年11月28日的“雷诺新闻”上发表的马克思的发言记录中，最后的一句话为：“问题在于，是争取爱尔兰人的信任，还是使决议变得可以为格莱斯顿所接受，这两者哪个更为重要。”——第669页。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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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519]
工人同志们！
三十年前使英国千百万受苦的劳动者产生的那些毫无根据的希望没有实现。曾经有人对他们说，取消关税限制将会使贫苦工人的命运得到改善，即使不能使他们幸福和满足，至少也会使他们永远摆脱饥饿。
于是掀起了一个争取“大圆面包”的强有力的运动[520]；大地主们愤怒欲狂，财阀们惊慌失措，工厂主们则欢天喜地——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保护关税政策遭到了coupdegrace〔致命的打击〕。接着而来的是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托利党人起初威胁说要改变这个政策。可是他们在1852年登上了大臣席位后，却并没有把自己的威胁兑现，反而加入了无限制竞争的拥护者的赞美大合唱。他们本来已经准备在金钱上遭受损失，可是他们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每年的租金收入增加了200多万英镑。废除谷物法以后由如此少的人在如此短的时期内生产出如此多的财富（即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在二十年的时间内，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你们自己的劳动果实）每年报关的出口价值从6000万英镑增长到18890万英镑。在二十年内，不列颠的地主和地主太太们每年的应纳税的收入，据他们自己承认，从9800万英镑增长到14000万英镑，而大工厂主和大工业家每年的收入则从6000万英镑增长到11000万英镑。人的力量还能有比这更大的作为吗？
可惜的是，在这个不列颠家庭中还有遭到遗弃的子女。关于这14000万英镑在大地主之间如何进行分配的秘密，还没有一个财政大臣曾经透露过，不过关于工业家们的情况，我们还是了解的。工业家中最幸运的人的数目从1846年的16人增加到1866年的133人。其中每个人的平均年收入从743000英镑增长到100600英镑。他们攫取了二十年来收入全部增长额的1/4。比他们稍差一点的从319人增加到959人，其中每个人的平均年收入从17700英镑增长到19300英镑；他们攫取了第二个1/4。剩下的半数在346048个可尊敬的资产者之间进行分配，他们每年的收入从100至10000英镑不等。而生产这些财富的千百万劳动者——不列颠的灰姑娘们，却半个辨士也没有得到，他们得到的只是拳打脚踢。
在1864年，税收表中D项[521]的应纳税的收入增长了920万英镑。在这个增长额中有4266000英镑即将近半数，被占人口总数不到1/8的首都所吞没。在这个总额中有3123000英镑、即整个大不列颠收入增长额的1/3以上，被伦敦西蒂区、即占不列颠人口1/179的上等人物所吞没，而拥有多三倍的工人居民的迈尔-恩得和伦敦塔却只得到175000英镑。西蒂区的房主被金子憋得要死，哈姆雷特塔的房主则被济贫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西蒂区自然是反对济贫税的集中化的，他们所依据的仅仅是地方自治的原则。
到包括1861年在内的十年内，棉纺织工业的工人人数增加了12％；他们的产品增加了103％。铁矿矿工的人数增加了6％，矿产品增加了37％。2万名矿工为10个矿主工作。在这十年内，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工人人数缩减了88147人，然而在这同一时期，却有数十万英亩的公有地被圈为私有财产，用来扩大贵族的领地。这一过程现在也还在继续。
在十二年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按济贫法被课税的租金，从8670万英镑增加到11830万英镑；有劳动能力的成年贫民从144500人增加到185600人。
这不是无可救药的狂妄者的热情幻想所描绘的虚构图景。这是大地主和银行家的、由他们自己的蓝皮书所证实了的自白。不久以前他们的一位专家在上院说过，生活奢侈的有产阶级每年可以从你们的劳动产品中为自己积攒15000万英镑，过了几个星期，皇家外科医学院院长在调查8个人早死原因的陪审法庭上，叙述了他在圣潘克拉斯教区的肮脏的习艺所里所见到的景象。
在爱尔兰，享有特权的人数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增多了，而同时却有1/6的爱尔兰劳动儿女死于饥饿和由饥饿引起的疾病，1/3幸存的人则被依法从租种的土地上赶走和抛向街头，他们为了逃避罪恶的篡夺者的迫害而不得不流亡他乡。
这个史无前例的工业繁荣时期把我们成千上万的劳动伙伴——正直的、单纯的、辛勤工作的男人和妇女——送进了习艺所；他们所幻想的牛排变成了稀汤。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在本乡到处流浪，无家可归；他们饱受欺凌，横遭排斥；他们充满城市，挤满大道，到处寻求能提供栖身之所和糊口之资的工作而不可得。另外有成千上万比较精明而不太正直的人则由于小小的偷窃行为而坐牢，他们宁尝铁窗风味，也不愿受习艺所的待遇；与此同时，大骗子手们却依然逍遥法外，罪恶的大地主们操纵着法庭，他们在治安法官会议开庭期间主宰着一切。成千上万年轻力壮的人流亡海外，像逃避鼠疫那样逃离自己的故乡；年老体弱的人因饥寒交迫而倒毙道旁。大大小小的医院挤满了寒热病患者和饿得奄奄一息的人，饿死已成为天天发生的常见现象。
总而言之，贫苦工人的苦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重，赤贫现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而同时，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这首先证明，一切国家权力的道义原则，即“整个社会的福利就是最高法律，它应当成为所有民法的目的和意向”这一原则已经完全被忽视了。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有的轻率地忽视了自己首要的义务，而为富人的特殊利益服务，以便使富者更富；有的则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教养和他们的阶级偏见而不能履行自己对整个社会的义务，不能施行应有的措施；不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是背叛了自己的委托者。
只有在被压迫者的最低需要得到保证的情况下，阶级的统治才能存在。统治阶级没有能使工业工人在它年富力强的时代免于贫困和饿死。统治阶级的措施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它们的谎言并没有兑现。它们答应节约，可是并没有节约，反而骇人听闻地增加了国家的开支。它们答应从你们肩上卸下赋税负担，可是富人支付的只是增加了的开支的很小一部分，其余部分则从应归你们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中征收，甚至还从你们的当票上征收税款，用来供养也是从你们的人中间招募而成的常备军，以便在你们一旦表现出不满的征兆时就来枪杀你们。它们答应把赤贫现象压缩到最低限度，而实际上却只是把贫穷和困苦变成你们通常的命运，——“大圆面包”已化为乌有。它们所实行的每一个措施只是增加了灾难，而且他们也提不出更多的东西了——它们的政权是注定要灭亡的。照这样下去，就意味着把一切人都引向毁灭。办法只有一个。要自己帮助自己！要下定决心：不能再忍受这种恶劣的局面，要按照自己的决定行动起来。这种局面一定要结束。
几个星期以前，有二十来个伦敦工人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得出结论：目前的社会经济基础造成了现有的一切灾难，除了改革现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外，其他任何办法都不会有用，而实现这种改革只有劳动群众自己才能做到。他们已把自己的结论表达在一系列决议中，并且把它们提交给他们所召集的工人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些决议在三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被一致通过。为了贯彻这些决议，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人组织，名叫土地和劳动同盟。它的由四十多个著名工人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受委托在代表会议通过的那些最初的决议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原则纲领作为行动纲领，借助于这个纲领就可以实现根本的改革。
委员会在全面讨论之后通过了以下的纲领：
1.实行土地国有化。
2.在国内建立农业移民区。
3.实行非教会的普遍免费义务教育。
4.取消私人发行银行。把发行纸币的特殊权利交给国家。
5.用一种直接的累进税代替所有赋税。
6.取消国债。
7.取消常备军。
8.缩短工作日。
9.实行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并且付给代表薪金。
我们的努力是否能取得胜利将取决于对当权者所施加的压力，为此必须在数量上取得优势，必须联合、组织和在行动上一致。因此，我们号召你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把你们的行动一致起来，并且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到处宣布：“土地归人民”，即归自然界礼物的合法继承人。任何一个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都不会让一小撮私有者去支配作为生活源泉的土地，把它当做任意蹂躏的对象。由全民选举并受到全民信任的政府是能够管理土地以造福整个社会的唯一力量。
你们要力争使国家调用空闲的土地以移居失业者，从而为土地国有化奠定基础。你们再也不要让一英亩的公有地为了非生产者的私人利益而被圈起来。你们要迫使国家利用军队（直到军队彻底解散时为止）从事除草、排水和垦荒等农活，而不要让它来修造以毁灭生命为目的的兵营。如果绿色的原野和菜园同狩猎这种高尚的运动不能相容，那就让狩猎爱好者们移居到国外去吧。
你们要使同盟的九条成为工人的纲领，成为考验议会候选人的试金石；如果你们发觉他们不称职，那就像抛弃伪钱币那样抛弃他们，因为谁不拥护你们，他就是反对你们。
你们的劳动果实正被根据土地法、财政法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法律从你们手中骗走。你们不得不从留给你们的微不足道的钱财中偿付为了压制你们的前辈而借的债款的利息；你们不得不供养对你们这一代抱着同样目的的常备军；当你们有工可做时，你们经常被过度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而且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吃得很坏。除了在我们的纲领中所指出的那一系列根本性改革外，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东西能使你们摆脱你们目前所处的绝境。目标一致和行动一致能克服各种困难。我们人数很多，而我们的敌人为数很少。总之，各种信仰和职业的男女工人们，为了争取你们自身的解放，你们要万众一心地要求自己的权利，团结起来，把你们的力量联合在土地和劳动同盟的旗帜下面！
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
书记马丁·詹·布恩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格·埃卡留斯
起草于1869年11月14日左右
1869年以小册子“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519]这个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是1869年10月成立的土地和劳动同盟（见注334）的宣言，它是1869年11月14日左右由参加该文件起草委员会的埃卡留斯起草的。该文件原文经马克思校阅过，这一点在同盟的纲领中得到了反映。——第657页。
[520]指反谷物法同盟拥护者所开展的运动。他们通过煽动性的宣传要工人们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他们的实际工资将要提高，工人们将得到比从前多一倍的大圆面包（《bigloaf》）。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见注386）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第657页。
[521]D项是纳税人的一个种类，包括从商业中获得收入的人和自由职业者。——第658页。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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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514]
摘自1869年8月10日和17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一
公民马克思说，这个问题有一种特殊的困难之处。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实情况出发。
以往历次代表大会都讨论过应当由国家还是由私人来举办教育的问题。[515]国家举办的教育常被看做是政府的，其实也不尽然。在马萨诸塞州每一个市政府都有责任保证所有的儿童受到初等教育。居民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应该有中等技术学校，大城市要有更高级的学校。国家分担开支，不过不多。在马萨诸塞州1/8的地方税用于教育，在纽约州则为1/5。掌管学校的委员会是地方性组织，它们委派学校教师和挑选课本。美国的制度的缺点在于地方的性质过重，教育取决于每一州的文化水平。因此就有了要求中央监督的呼声。必须为学校纳税，但孩子们却并不必须上学。财产被课税，纳税的人也就希望钱花得有用处。
教育可以是国家的，而不是政府的。政府可以委派视察员，视察员对教学过程本身虽然无权干预，但应当监督法律的遵守，正如同工厂视察员应当监督工厂法的遵守一样。
代表大会应该毫不犹豫地通过决议：教育应当是义务教育。至于说孩子们会因而不能受雇去做工，那末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这种情形不会缩减工资，人们也会对这一点习惯。
蒲鲁东主义者断言，免费教育是荒谬的，因为国家为教育花了钱。当然，总得有人出钱，但不是由最无力出钱的人出。发言人并不主张在专科大学实行免费教育。
至于人们谈得很多的普鲁士教育制度，他最后说，那是专门培养优秀士兵的。
二
公民马克思说，在某些问题上大家意见是一致的。
讨论起因于有人建议对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加以肯定，这项决议要求把智育同体力劳动、同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无产阶级的决议起草人所主张的综合技术教育，旨在弥补分工所造成的缺陷，因为分工妨碍学徒获得本身业务的牢固知识。人们抓住这一点，并且按照资产阶级对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解对它做了不正确的解释。
至于罗女士关于教会经费的建议[516]，若是为了使代表大会表示反对教会，那它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公民米尔纳的建议[517]不值得同学校问题联系起来讨论；年轻人应当在日常生活斗争中从成年人那里获得这种教育。发言人不赞成把沃伦看做圣经，在这个问题上很少人持有相同的意见。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学校不可能给予那种教育，这应当从成年人那里去学习。
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不应该开设那些容许进行政党的或阶级的解释的课目。只有像自然科学、文法等等这样的课目才可以在学校里讲授。譬如说，文法规则就不会因讲解它的是一个信教的托利党人还是一个自由思想者而有所改变。容许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的课目应当从学校里删去；只有成年人才可以在开宗教讲座的罗女士那样的教师的指导下研究它们。［注：在1869年8月21日“蜂房报”第410号关于1869年8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的简要报道中，这段话是这样写的：“至于政治经济学、宗教以及其他类似的课目，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都不应该开设。这是对成年人的教育，应当由罗女士那样的教师以举办讲座的方式来进行。”——编者注］
关于废除军队的问题[518]，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决议；不宜再把它提出讨论。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514]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是马克思在1869年8月1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见本卷第647页）时作的。在8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时，马克思又作了总结发言。马克思的两次发言都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记录人是埃卡留斯。第一次发言的大意，见1869年8月14日“蜂房报”第409号关于1869年8月10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总结发言的大意，见1869年8月21日“蜂房报”第410号。——第654页。
[515]关于普及教育的问题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前三次代表大会——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和1868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都曾经讨论过。——第654页。
[516]哈里埃特·罗在1869年8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于使教会的财产和收入转用于普及教育。——第655页。
[517]英国工人米尔纳在1869年8月10日和17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从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建议；他建议当时的资产阶级学校给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这个建议实际上会加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正在成长的一代的思想影响。米尔纳尤其强调必须给学生讲授关于“劳动价值”和关于分配的概念。同时，他还援引了鼓吹过“公平交换”理论的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沃伦。——第655页。
[518]因为有人在总委员会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建议用取消常备军的维持费来增加普及教育的经费，所以马克思在这里谈到了废除常备军的问题。——第656页。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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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512]
摘自1869年7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揭开了关于继承权问题的讨论。他说，这个问题是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提出来的，总委员会同意把它摆出来讨论。日内瓦同盟的主要要求是完全废除继承权。
有两种继承形式。遗嘱权，或者是按遗嘱继承，起源于罗马，而且是罗马的特征。罗马的家长对于他的家庭经济范围内的一切享有绝对的权力。不能把罗马的家长同现代的家长相比。罗马家庭的家庭经济包括奴隶和被保护人在内，家长必须公开保护和维护这些人的大小事务和利益。有过这样一种迷信：家长死了，他的灵魂还留在家里，像家神一样进行监督，使一切安排得当，如果事情办错了，他就要折磨活人。在罗马历史的早期，对这种家神要供奉牺牲，为了纪念他和安抚他的灵魂，甚至还要排设血祭。逐渐地形成了一种风俗：通过遗嘱继承人与死者的灵魂商议。这就是罗马人关于灵魂不死的观念。遗嘱所表达的死者的意志，通过继承人而永世长存。不过这种遗嘱并不一定给继承的人带来什么财产，而只是责成他履行死者的意志，这一点被看作一种宗教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遗嘱继承人也开始对财产权提出要求，然而即使到了帝国时代，他们依法得到的也从未超过四分之一。这种多神教的迷信后来传到了基督教国家，并且成了现在英国和美国都还存在的遗嘱权的基础。
日耳曼的继承权是无须遗嘱的家属占有权。财产似乎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占有，支配者是家长。当这个支配者死了以后，财产便转归所有的子女。日耳曼人不知道有其他的继承权。
罗马教会推行了罗马的权利，而封建制度使日耳曼的权利变了样，因为负有兵役重荷的封建财产不能分割。法国革命又恢复了日耳曼的继承权。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荒唐的事情：一个人拥有把自己的财产任意遗赠给谁的无限权利，他甚至可以不让自己的后裔继承，从而在死后的长时期内还支配着自己的财产。让资产阶级去研究遗嘱权的问题吧，因为这可以被用来反对贵族。在普鲁士，只能把自己财产的一小部分遗赠给外人。
对于没有东西可以继承的工人阶级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思。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打算从废除继承权开始社会革命。试问这项政策会是正确的吗？
建议并不是新的。圣西门在1830年就提出过了。[513]
作为一种经济措施，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会激起一种忿怒，这种忿怒一定会遇到几乎不能遏止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会导致反动。这一要求即使在革命的时刻被宣布，一般的觉悟水平也未必能保证支持它。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工人阶级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继承权，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剥夺了，因为剥夺会是一种简单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措施。
在英国废除土地继承权会触动同土地、同上院等等有关的世袭职权。非等到15000个勋爵和15000个勋爵夫人都死光了，事情才会有个结果。相反，假如由工人组成的议会决定将地租纳入国库而不交给大地主，政府就能马上得到一批资金而不引起任何社会震荡，可是，废除继承权，却会使一切陷于混乱，而且达不到任何目的。
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使任何生产工具都不再成为私人的财产。生产工具的私有制是一种虚伪的幌子，因为私有者不可能亲自使用生产工具；但是私有制却给予私有者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就借此强迫别人为他们做工。在半野蛮状态中这种秩序也许是必要的，但现在已经毫无必要了。一切生产资料都应该公有化，以便保证每个人都既有权利，又有可能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我们能达到这种情况，继承权也就不需要了。但在此以前，家属继承权还不可能废除。人们为自己的子女储蓄，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子女有生活资料。如果子女的生活在双亲死后能够得到保障，那双亲就不会再去操心给子女留下生活所需的资料了；然而现在还没有那种条件，废除继承权只会引起困难，只会惊动和吓坏人们，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起点应该是：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创造条件。
资产阶级痛恨遗嘱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使国家有可能在任何时刻干预私人事务。现在已经有遗产税，只要把它提高并使它成为像所得税一样的累进税就行了，不过小额遗产不在此例，比方说50英镑就不予课税。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问题才与工人阶级有关。
同现存秩序相连的一切都应当改变，但是，如果废止的仅仅是遗嘱，那人们也会采取生前赠送的办法来回避这种做法，可见，与其搞得更糟，还不如容忍它在一定条件下存在。首先应该取得改变现存秩序的可能，到那时继承权也就自然会消失。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512]关于继承权的发言是马克思在1869年7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见本卷第647页）时作的。马克思的发言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记录人是埃卡留斯。
发言的大意，见1869年7月24日“蜂房报”第406号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第650页。
[513]埃卡留斯的记录有错误。这里指的是圣西门的信徒，而不是已于1825年逝世的圣西门（参看本卷第415页）。——第651页。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记录[510]
摘自1869年7月6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一
公民马克思认为：米尔纳没有完全理解争论的实质。谁也没有反对把矿井和森林转为公共财产。大家都承认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招致的害处。意见分歧仅仅是有关耕地的问题。反对意见来自小农经济的拥护者。小所有制是争论的对象。
援引社会必然性，比起要求抽象的权利，是更加有力的论据。抽象的权利曾经被坚决地用来为所有的东西辩护，为形形色色的压迫形式辩护；早就应该摒弃这种鼓动了。问题在于应当用什么形式来实现这种权利。变封建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曾经是一种社会必然性。在英国，私有者在农业中已经不再是一种必然性了。
至于说天然权利，那末动物对土地也有天然权利，因为动物离开土地就不能生存。如果把这种天然权利演绎到逻辑的终结，那末，我们就会得出如下的论点：每个人都应当耕种自己所有的一小块土地。
社会权利和社会必然性决定着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由于社会的必然性，在合作制成为势在必行的地方就出现了工厂。由于谁也不能单独生产出任何东西，于是就使得合作制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
马克思不反对使决议更富有表达力。
二
小农没有出席历次代表大会，但在历次大会上都有它自己的思想家参加。蒲鲁东主义者十分顽强地坚持个体小所有制的要求，他们也曾经到过布鲁塞尔。总委员会对决议负有责任，因为决议是由布鲁塞尔委员会[511]草拟的，这些人清楚地预先看到了他们一定会碰到的反对意见。我不反对改写这个决议。公民韦斯顿只谈到社会的必然性。我们看到，两种土地所有制都造成了有害的后果。小农——仅仅是名义上的私有者，然而也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实际上的私有者。在英国，凭议会的一道法令，在两个星期里就可能使土地变为公共财产。在法国，这却要通过土地所有者负债累累和担负重税才能实现。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510]马克思在1869年7月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见本卷第647页）时就土地所有制问题作了两次发言。尽管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已经以多数票通过了有利于土地所有制公有化的决议，但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由于以蒲鲁东主义者托伦为首的一小伙土地小私有制拥护者的要求，而被再次列入应届代表大会的议程。
马克思的第一次发言是回答工人米尔纳的。米尔纳在力求论证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正确性时，却发言维护人对土地的天然权利。
马克思的第二次发言是回答以客人身分出席会议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莱克留的发言的。莱克留声称，农民没有出席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不值得为他们操心。
讨论的结果，总委员会以多数票肯定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决议是正确的。
马克思的两次发言都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记录人是埃卡留斯。马克思两次发言的大意，见1869年7月10日“蜂房报”第404号关于1869年7月6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第648页。
[511]这里指的是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为准备土地所有制问题而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向代表大会就土地问题提出了两份报告——奥布里（卢昂支部）的报告和德·巴普（布鲁塞尔支部）的报告。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委员会在关于矿山、煤矿、运河、铁路等所有权公有化的问题上是意见一致的。但在耕地问题上委员会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委员会里以比利时代表德·巴普为首的多数提出了有利于全部土地公有化的决议案，并由代表大会所通过；以法国代表、蒲鲁东主义者托伦为首的少数，则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小私有制。——第649页。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总委员会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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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的决议
根据常务委员会的报告通过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如下：
（1）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问题；
（2）继承权；
（3）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立即利用信贷；
（4）关于普及教育的问题；
（5）工会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
其次，决定批准代表大会的日程如下：
（1）审查代表资格；
（2）选举代表大会的负责人员；
（3）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以及各分部和支部的总结报告；
（4）讨论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各项问题；
（5）决定下一年度总委员会的所在地；
（6）选举总委员会委员；
（7）决定下次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
1869年6月22日通过在伦敦印成传单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并根据传单校对过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关于棉纺织工业中的竞争对法国工人状况的影响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卡·马克思关于棉纺织工业中的竞争对法国工人状况的影响的发言记录[509]
摘自1869年1月5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大家已经知道，生产棉纱和其他棉纺织品的法国工业家正在组织联盟，目的是要通过按更便宜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办法来在英国市场上打击英国工业家。法国工业家承认英国工业家拥有比他们更好的机器和更为雄厚的资本，同时他们认为过去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地盘只是由于法国工人的工资低，因此他们希望用进一步降低工资的办法使自己在生产商品时能够比英国工业家花费得更少些。索特维耳-勒·卢昂市长贝尔太耳先生（这个城市最大的工业家之一）第一个发动了这个对工人阶级的新的十字军征讨，提出要每天减少工资3+1/2辨士。由于工人拒绝这些条件，于是就宣布了同盟歇业；现在工人们向国际工人协会请求援助。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注释：
[509]马克思在1869年1月5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是他代表常务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在1869年1月2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卢昂支部请求帮助卢昂的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工人的来信，并且把这个问题提交总委员会研究处理。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抗议法国企业主的行为，并号召英国工人支援卢昂工人。
由荣克作的这个记录被保存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里。刊登在1869年1月16日“蜂房报”第379号上的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也谈到了发言的简要内容。——第646页。 |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告伦敦德国工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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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告伦敦德国工人书[507]
工人们！
今年9月7日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三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将讨论扩大、加强和组织工人国际联合的共同活动的最好方法，以及同工人阶级利益密切关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必须在宣传经费方面相互达成协议。
总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下列问题：
1.缩短和调整工作日；
2.资本家采用机器的影响；
3.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4.工人阶级的教育；
5.建立信贷机构以促进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
6.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最好方法。
为了力争实现这个由于时间和形势的要求而提出的倡议，我们号召你们不论是作为整个组织或作为个人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工作。必须以志愿捐款的办法募集足够的经费，以便伦敦的德国工人能够派出一名或数名代表。如果在目前这种暴风骤雨的时刻，在数以千计的伦敦德国工人中间没有足够的由于理解本阶级利益而感到鼓舞的人来保证自己有代表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那是可耻的。
因此，行动起来吧！各国工人早就应当联合起来，并且应当懂得：为了有效地进行斗争，反对以暴力为基础的资本家的统治，必须有一个工人阶级各种队伍的强大联盟。
不应当忘记，在北美合众国八小时工作日已经被宣布为所有国营企业应当遵守的法律。
我们还想起了卡尔·马克思于1867年在他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所写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话！
“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给欧洲资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的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508]
捐款可于每星期一、三、六晚9时起交到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秘书和出纳员处。
代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德国分部：
理事会
西中央区朗-爱克街温莎堡27号
起草于1868年8月11日左右
载于1868年8月15日“海尔曼”报第50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海尔曼”报，并根据马克思的手稿校对过
注释：
[507]“告伦敦德国工人书”是弗·列斯纳写的；他把它寄给马克思审阅。马克思在1868年8月11日把它还给列斯纳，并且写信告诉他：“由于有些字写错了，我在下面把它整个重新抄了一遍。”被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手稿同发表在1868年8月15日伦敦“海尔曼”报第502号上的“告伦敦德国工人书”完全相同。——第644页。
[508]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页。——第64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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