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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46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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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巴黎
1846年5月5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蒲鲁东:
我自从离开巴黎以来,就常常想给您写信;但是,一些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使我一直耽搁到现在。请您相信我,我没有写信的唯一原因,就是事务繁忙,同时由于搬家引起了一些麻烦等等。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谈正事!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菲力浦·日果(他们两人都在布鲁塞尔)一起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活动,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在德国,人们可以用这种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宣传)。[361]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在行动的时刻,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对外国情况了解得象本国情况一样清楚。
除了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以外,住在巴黎和伦敦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将参加我们的通讯活动。我们已经同英国建立了联系;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362]您知道,到目前为止,英国人和德国人比您自己的同胞更看重您。
总之,您可以看到,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末,不论寄给您的信件还是您寄给我们的信件,邮资全由我们这里支付。在德国进行的募捐本来就是为了支付通讯费的。
来信请寄本市博登布罗克街8号菲力浦·日果先生。从布鲁塞尔发出的信件也将由他署名。
这全部通讯活动您要绝对保守秘密,这是我无须再告诉您的;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行事,才不至于发生危险。
请马上给我们答复,并请相信我对您的非常真诚的友谊。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又及:我希望您提防一下巴黎的格律恩先生。他无非是一个文字冒险家,一个妄想利用现代思想从中取利的骗子手。他企图用傲慢和狂妄的词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空话连篇只不过使他自己成了笑柄。除此以外,这个人很危险。他靠着自己的厚颜无耻去同一些有名的作者结识,他就滥用这种关系,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垫脚石,从而使这些作者在德国读者的眼中丧失威信。他在他的一本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书[注:卡·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编者注]里,就胆敢自称为蒲鲁东的老师(讲师——德国的一种学位),他妄称,他把德国科学最重要的原理传授给了蒲鲁东,并且对蒲鲁东的著作加以讥讽。您要留神这个寄生虫。以后我也许还会再次谈判这个家伙。
[菲·日果的附笔]
我愉快地借这一封信向您保证,同您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建立联系,我是非常高兴的。等待回音。
仍然忠实于您的菲力浦·日果
[恩格斯的附笔]
至于我,我只能表示希望,您,蒲鲁东先生,一定会接受我们向您提出的建议,并且乐于同意参加我们的活动。
您可以相信,您的著作使我对您怀着深切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注释:
[361]指建立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注36)。——第464页。
[362]蒲鲁东在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拒绝参加这一活动,同时他声明,他反对革命的斗争方法和共产主义。见《蒲鲁东书信集》1875年巴黎版第2卷第198—202页(《CorrespondancedeP.J.Proudhon》.T.Ⅱ.Paris,1875,p.198—202)。——第46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1846年4月5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巴黎
[1846年4月5日左右]于布鲁塞尔卢万门外同盟路5号
我亲爱的海涅:
借安年柯夫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和有教养的俄国人)途经巴黎的机会,带去几句话,向您衷心问好。
前几天,我偶然发现一本诽谤您的渺小作品——白尔尼遗留下来的书信集[359]。如果不是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我决不会想到白尔尼会这样愚蠢,狭隘和无聊。而谷兹科夫的后记等等更是贫乏的拙劣之作!我将在一家德国杂志上写一篇详细的评论,介绍您评白尔尼的那本书[360]。基督教德意志的蠢驴们对待您这本书的这种粗暴态度在文学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少见的,而在德国的任何历史时期粗暴的例子却是屡见不鲜的。
关于您的这本著作,也许您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告诉我,如果是这样,就请快一些。
您的卡·马克思
注释:
[359]指《白尔尼全集》1840年汉堡第2版第18卷(L.B?rne.《GesammelteSchriften》.2-teAuflage,Bd.ⅩⅤⅢ.Hamburg,1840)。——第463页。
[360]指《亨利希·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一书,1840年汉堡版(《HeinrichHeineüberLudwigB?rne》.Hamburg,1840)。——第46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184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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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敦
1846年4月3日于布鲁塞尔圣若塞一汤一诺德同盟路7号
亲爱的艾米尔:
请立即寄给我六英镑或一百五十法郎左右。我在一两个星期以内寄还给你。本来我等着老头[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一编者注]4月1日寄钱给我,但是没有寄来,看样子,他是想在来参加你孩子的洗礼时顺便带来。但是我现在有价值一百五十法郎的东西在当铺里,在亲人们到来以前要去赎回来,因此现在我必须有这一笔钱。出现这些麻烦,是因为一个冬天我在写作方面几乎一文钱也没有挣到,因此我和我的妻子[玛丽·白恩士。——编者注]不得不几乎完全靠家里寄钱度日,而家里寄来的钱又不太多。现在我手头有一批相当数量的稿子,已经完全写好或写好一半,这种窘境今后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总之,请你把钱寄给我,我一收到家里的钱就还给你。
你的兄弟弗里茨在这里住了几天,昨天早晨回家去了。最后我再一次请求你对这封信的内容保守秘密。祝好。
你的弗·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尤利乌斯·康培184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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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尤利乌斯·康培
汉堡
1845年10月14日于布鲁塞尔同盟路7号
阁下:
从您的来信中看到,您对我们建议由您出版的那部著作的方向有所误解。无论是保护关税,还是贸易自由,我们都决不打算维护,我们是想用我们的观点去批判这两种制度。我们的观点是共产主义的观点;我们在《德法年鉴》、《神圣家族》、《莱茵年鉴》等书刊上都坚持这种观点;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也是用这种观点写的。您自己明白,这种观点不容许书报检查的任何干预,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干预。如果您不坚持把这本书送交出版检查机关,并且愿意承担出版任务,那末在我们没有承担别的义务之前,就请您把有关的通知书寄给我们。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4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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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门
1845年5月31日星期六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玛丽亚:
很遗憾,今天我必须告诉你,因为弄护照很困难,我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上星期三我到警察局去要求发给我去普鲁士的护照。我先等了一会,接着就跟他们交涉,说我侨居国外,不能从普鲁士公使那里领到护照,谈了很久,最后他们做出决定说,我是刚到这里,因此不能领取护照。如果我在这里住的时间再长一点,那末他——治安警察局局长奥迪先生就有权发给我护照,而在目前情况下他不能这样做,况且迁居此地的外国人一般都带有有效期限至少还有一年或半年的护照。按规定他的确可以签发护照,但是不能给刚来的外国人发护照。不过,如果我有某种关系的话,那毫无疑问我可以在外交部取得护照。当然,这样的关系我是有的:这里有一位德国医生,他答应我如果有什么困难,他可以给我弄到护照。但是这位医生两星期前刚刚结婚,到瓦伦的疗养地作蜜月旅行去了。他是星期四回来的,我昨天晚上才见到他。他表示十分愿意帮我的忙,但同时马上又说,他只有到今天早晨才能到部里去,因此在后天即星期一以前我无法取得护照,这样一来,我就要推迟到星期一晚间或星期二早晨才能动身。我对他说,我等不了那么久,但他再一次重复说,再早他就无法给我办这件事了;不过他答应再试试看。今天早晨他给我送来一张便条,说他亲自去打听了,最早在星期一,也许到星期一晚间他才能弄到护照。我马上就回答他说,如果这样,他就别再费心了,因为我将不得不根本放弃我的这次旅行。
你和其他人都清楚地懂得,由于其他种种情况,如果我试图不带护照越过边境,那只会招来麻烦。奥迪先生也劝我不要这样做,因为我的侨居证书只适用于离开普鲁士,而不适用于返回普鲁士。因此,不管我多么遗憾,我也只好被迫留在这里,独自在内心里祝贺你的婚礼。但你可以相信,我将整天想念着你和艾米尔[注: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在你们举行婚礼和旅行的时候,我的最良好的祝愿都将和你们在一起,尽管我不能当面表示这种祝愿。我最大的心愿是,既然爱情使你们结合在一起,使你们的关系变得如此美满、如此富有人情和十分高尚,我祝愿爱情伴随你们终身,帮助你们顺利地经受住命运的一切波折,增进你们的幸福。你们结婚,我从内心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共同生活将是幸福的,你们结合在一起之后,不会彼此感到失望。你可以相信,在向你们表示的许许多多的祝愿中,再没有比我的祝愿更真挚、更衷心和更热烈的了!你知道,在咱们兄弟姊妹中,我最喜欢、最信任的一直就是你——所以用不着我做冠冕堂皇的保证,用不着我说许多话,你就会相信我的。再一次祝愿你们恩爱不渝,还有许多的祝愿;究竟祝愿什么?——你自己会猜得着的。愿你们幸福!
我希望不久能收到布兰克夫人的来信,因为我料定布兰克夫人将同恩格斯小姐一样对我很关心。无论如何,我希望今年夏天,即在你们幸福的婚礼和幸福的旅行之后,能在奥斯坦德或英国见到你俩。而现在——再一次再见吧!
代我向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忠实的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勒文塔尔1845年5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勒文塔尔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5年]5月9日于布鲁塞尔卢万门外同盟路5号
回信请寄:莱因哈德先生收
阁下:
请您立即以我的名义并由我出钱(连这封信的邮资,您可以再在我的账下开一张期票)寄三本《神圣家族》到巴黎去,分别寄给:圣日耳曼郊区巴贝茹街海尔维格先生,包松涅尔郊区街46号海涅先生和纳瓦林路12号贝尔奈斯先生。各方面都写信来埋怨,说在巴黎一本都弄不到。
忠实于您的马克思博士
您可以马上在我的账下开期票,但我再一次请您立即把这几本书寄出。
[恩格斯注]
圣日耳曼郊区巴贝茹街海尔维格先生,
包松涅尔郊区街46号海涅先生;两人都在巴黎;
以及巴黎纳瓦林路12号贝尔奈斯先生。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1845年3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巴黎
[1845年3月24日]于布鲁塞尔圣约翰医院对面的帕歇科街35号
亲爱的海涅:
今天只能给您写一封短信,请你原谅,因为我在关税方面有一大堆令人头痛的事。
科伦的皮特曼托我请您一定给他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不受书报检查的年鉴[注:《莱茵年鉴》。——译者注]寄几首诗去(也许包括您的《德国的舰队》[358])。您可以把这些诗寄到我这里来。最晚不要超过三个星期,不过您现在当然已有现成的作品了。
我的妻子向您和您的夫人衷心问好。前天我到这里的警察局去了一趟,我必须在那里交出一份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意见的书面保证。
雷努阿尔和伯恩施太因在巴黎出版了您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标明出版地点是纽约,运到布鲁塞尔这里来出售。据说这个翻印的版本印刷错误很多。
下次我再给你多写点。
您的马克思
注释:
[358]看来,马克思是指海涅的诗《我们的舰队》。——第45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1845年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巴黎
1845年1月12日于巴黎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明天还有时间同您见面。星期一[注:1月15日。——编者注]我就要离开了。
出版商列斯凯刚才到我这里来了。他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一种不受书报检查的季刊[注:《莱茵年鉴》。——编者注]。我、恩格斯、赫斯、海尔维格、荣克[注:格奥尔格·荣克。——编者注]等人都为它写稿。他要我和您商量,请您写稿——写些诗歌或散文。我相信您是不会推辞的,因为我们需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在德国本国站稳脚跟。
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您的夫人问好。
您的卡·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5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巴黎
1845年[1月于巴黎]
致卢格博士先生
我从可靠方面得知,警察局有命令,责令您、我和其他一些人在二十四小时以内离开巴黎,并且在最短期限以内离开法国。[25]进一步的细节伯恩施太因会告诉您。我认为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您,怕万一您还不知道。
卡·马克思
注释:
[25]马克思由于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而被驱逐出法国。驱逐令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在1845年1月发布的。1845年2月3日马克思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第22、45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184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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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黎
[副本]
[1844年12月于巴黎]
阁下:
我不能在下星期以前把对施蒂纳的批判寄给您了。因此您可以不用等我的稿子而拿样本去付排;不过毕尔格尔斯会给您寄一篇文章。
我的文章您下星期可以收到。
忠实于您的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1844年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黎
[1844年秋于巴黎]
阁下:
费尔巴哈的篇章[357]一印好,就请您把它立即寄还给我。
忠实于您的马克思
注释:
[357]指刊载于1844年8—10月《前进报》的费尔巴哈的《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一书的摘录。——第45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1844年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黎
[1844年秋于巴黎]
阁下:
如果您能于星期二以前了解到,弗兰克是否同意承担出版反对鲍威尔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我将十分感激。
他怎样决定,对我都无所谓。我随时可以在国外找到出版商。但恰好我很想把这本每一个字都有意义的小册子就近出版,亲自校对。
无论如何请您立即回信。
我也准备为您效劳。
忠实于您的马克思博士
又及:因为这本小册子是反对鲍威尔的,一般来说,其中为书报检查机关所不容许的东西是不多的,所以我不认为,这本小册子在德国推销会有很大困难。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1844年10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356]
汉堡
1844年10月7日[于巴黎]
……如果海涅还在汉堡,就请您对他寄来的诗转致谢意。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表关于这些诗的报道,因为我想同时报道第一部分——叙事诗……
注释:
[356]马克思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所引的这一段是弗·希尔特在《亨利希·海涅和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发表的(《金门》(《DasGoldeneTor》)杂志1947年第2年卷第11/12期)。——第45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布鲁克贝尔格
[1844年]8月11日于巴黎田凫路38号
阁下:
我趁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的文章,在文章中可以看到我的法哲学批判[注: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编者注]的某些成分。这一批判我已经写完,但后来又重新作了修改,以便使它通俗易懂。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的意义,但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很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351]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
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正在译为两种文字:英文和法文;二者都即将完成付印。前者将在曼彻斯特出版(译文由恩格斯审阅),后者将在巴黎出版[352](它是由法国人盖里埃博士和德国共产主义者艾韦贝克在一个法国修辞家帮助之下翻译的)[注:手稿中这一段是放在方括号里面的。——编者注]。
现在法国人会立即对这本书进行攻击,因为两派人——一派是僧侣,另一派是伏尔泰信徒和唯物主义者——都渴望着外援。值得注意的是,与十八世纪相反,现在宗教观念是在中等阶层和上层阶级的队伍中传播着,而非宗教观念——那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所固有的非宗教观念——却降临到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英国的无产者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及法国人。我也不能不指出瑞士、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的理论贡献。只不过德国手工业者仍然过分象手工业者。
但无论怎样,历史是会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的。
法国人的特性和我们德国人的特性之间的对立,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尖锐,如此明显,就象在一本傅立叶主义者的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有这样几句话:
“人是在他的情欲中表现出来的”。“你什么时候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为了思维而思维,为了回忆而回忆,为了想象而想象,为了愿望而愿望?你自身有过这类似的情况吗?……没有,当然没有!”[353]
因此,自然界和社会的主要动力是魔术般的、多情的、不反射的引力,并且
“一切存在物——人、植物、动物或整个天体——都得到了这样一种力的总和,这个力的总和同它在世界秩序中的使命是相适应的”。
由此可见:“引力和命运成正比例”。
难道这些论述不是表明,法国人似乎是在故意把自己的情欲和德国人的纯思维活动对立起来吗?人不是为了思维而思维,等等。
对于德国人来说,要摆脱对立的片面性是很困难的,我的多年的朋友(但现在同我越来越疏远了)布鲁诺·鲍威尔在他的柏林出版的批判性报纸《文学报》中重新证明了这一点。不知您看过这个报纸没有。那里有不少隐讳的论战是反对您的。
这个《文学报》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这些柏林人认为自己不是从事批判的人,而是由于偶尔的不幸才成为人的批判家。因此他们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进行理论批判的需要。因此象蒲鲁东这样的一些人遭到非难,被指责是从某种“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气但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成是唯一的人的本质。例如,爱情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情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对象”。打倒对象!因此这种批判认为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积极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众、作为怠惰的群众的整个人类,群众只是作为精神的对立物才有意义。因此,对批判家来说,滔天的罪行就是具有感情或情欲——批判家应该是善于冷嘲和凛若冰霜的哲人。
因此鲍威尔用下面的话宣称:
“批判既不与社会共患难,也不与社会共欢乐;他不知道友谊和爱情,也不知道憎恨和厌恶;他独自高踞于宝座之上,只是偶尔从他的口中发出奥林帕斯神对世上的谬误的嘲笑”。[354]
因此鲍威尔的《文学报》的整个语调是没有热情的轻蔑的语调,鲍威尔这样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用您以及我们整个时代所获得的成果,来谴责别人。鲍威尔只是揭露矛盾,他满足于这样做,并轻蔑地“哼”一声就溜掉了。他声称,批判不会提供什么,因为它太唯灵论了。不仅如此,他还直接说出了这样的希望:
“为时不久,整个日益堕落的人类就要联合起来反对批判”,而批判,这就是他及其伙伴;“那时他们将把这些群众分为各种集团并发给他们全体赤贫证明书”。
看来,鲍威尔在为了与基督竞争而和他作战。我将出版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堕落。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您能在这以前把您的意见告诉我,总之,如能迅速得到您的回音,我将感到荣幸。
这里的德国手工业者,即他们的共产主义部分,为数有几百人,在今年整个夏天,他们每周听两次他们的秘密团体[注:正义者同盟。——编者注]的领导者讲述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而且听众也表现出极有接受能力。
《前进报》第64号杂文栏内刊登的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一小段摘录,是从我妻子的来信中摘下来的,她现在在特利尔探望母亲[注: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所以事先没有征得她的同意。[355]
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351]马克思指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Grunds?tzederPhilosophiederZukunft》.ZürichundWinterthur,1843)和《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补充》1844年莱比锡版(《DasWesendesGlaubensimSinneLuthers.EinBeitragzum《WesendesChristenthums》》.Leipzig,1844)。——第450页。
[352]看来英译本的出版没有实现。法译本是:海·艾韦贝克《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1850年巴黎版(H.Ewerbeck.《Qu'estcequelareligiond'aprèslanouvellephilosophieallemande》.Paris,1850)。——第450页。
[353]指爱·德·蓬佩里的著作《沙·傅立叶所创立的社会科学介绍》1840年巴黎第2版第13、29页(é.dePompery.《Expositiondelasciencesociale,constituéeparC.Fourier》.2meéd.,Paris,1840,pp.13,29)。——第451页。
[354]马克思所引的言论是摘自1844年《文学总汇报》第5、6期上发表的一些文章。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第七章和第九章中对这些言论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83—206、267—268页)。——第452页。
[355]马克思指刊登在1844年8月10日《前进报》第64号上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简讯,标题是《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摘录》,这篇简讯是燕妮·马克思给卡·马克思的信中的一段。——第45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184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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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
奥格斯堡
1844年4月14日于巴黎
声明
在德国各报上出现的关于《德法年鉴》停刊的种种谣言,使我不得不声明:瑞士的出版社由于经济原因突然拒绝这项工作,因而使杂志在最近期间不能继续出版。[350]
卡尔·马克思
注释:
[350]《德法年鉴》杂志是在苏黎世弗吕贝尔出版社的印刷所里排印的(见本卷第446—447页)。除了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指出的原因外,马克思和卢格之间的意见分歧对杂志的停刊起了很大的作用(见注8)。——第44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弗吕贝尔1843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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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弗吕贝尔[349]
苏黎世
1843年11月21日于巴黎圣日耳曼郊区田凫路31号
亲爱的朋友:
刚刚接到您的信,但这封信看来很怪。
1.您所说的附来的东西,除恩格斯的文章外,全都没有。而且恩格斯的文章也不全,因而也不能用。这篇文章是从第五开始的。
2.给莫伊勒和给我的信是装在我附去的信封里,盖的是“圣路易”的邮戳,就在这个信封里装了几页恩格斯的文章。
3.给莫伊勒的信同我的信一样,在所附信封中也未封口,上面也有别人的字迹。现在附上写有这种字迹的一页。
因此,只有两种可能。
可能法国政府截住并拆开了您的信件和您的邮包。在这种情况下,就请把所附的地址寄回。我们就要不仅对法国邮局起诉,同时还要在所有反对派报纸上报道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您如果以后能把所有邮包寄给一个法国出版社,恐怕要更好些。不过,我们并不认为,法国政府会做出这种迄今为止只有奥地利政府做得出来的卑鄙无耻的事情。
因此,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们的布伦奇里和他的娄罗们干出了这种密探勾当。如果是这样,那末,1.您应当对瑞士人起诉,2.作为法国公民的莫伊勒,应当向内阁提出抗议。
至于问题本身,那末现在必须:
(1)暂时不让许列尔出版所说的材料,因为这个材料要作为我们创刊号[注:《德法年鉴》。——编者注]的主要稿件;
(2)请把所有这些资料寄给路易·勃朗:泰博路2号或3号。
(3)卢格还没有到达这里。当然,在他来此之前,我不能开始印刷。本地一些人(赫斯、魏尔等)迄今为止给我寄来的文章,我不得不——经过长期争吵之后——拒绝了。不过卢格大概在本月底能到达。如果我们在本月底以前也能收到您答应寄来的材料,那末可以开印。我已写信给费尔巴哈[注:见本卷第443—446页。——编者注]、卡普和哈根。费尔巴哈已有回信。
(4)只要你们的密探现在还没有向政府告密,那我认为荷兰是最合适的地点。
如果你们的瑞士人做出了这种卑鄙的事情,那末我就不仅要在《改革报》、《国民报》、《和平民主日报》、《世纪报》、《信使报》、《新闻报》、《喧声报》、《商业报》和《独立评论》上,而且要在《泰晤士报》上反对他们,而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还可以用法文写成小册子来反对他们。
这些假共和派应当看到,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放牛娃和裁缝帮工。
至于编辑部用的房子,因为我准备搬家,我尽力寻找能包括编辑部用房在内的住宅。从业务上和经济上来讲,这样都是最恰当的。
写得很杂乱,请原谅。由于心情激愤,我不能再写了。
您的马克思
不管怎样,不管这勾当是谁干的,是巴黎的空论派干的还是瑞士的乡下佬干的,我们都要说服阿拉戈[注:多米尼克·弗朗斯瓦·阿拉戈。——编者注]和拉马丁在议会中提出质问。如果这些先生们想演一出丑剧,那就让他们演丑剧吧。请您快复信,因为事情等不及了。由于莫伊勒是法国公民,因此从苏黎世人方面来说,这个勾当就是破坏国际法,不能就此白白地放过这些放牛娃。
注释:
[349]这封信谈的是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情况。——第44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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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345]
布鲁克贝尔格
1843年10月3日于克罗茨纳赫
阁下:
几个月前卢格博士曾顺路把我们的《德法年鉴》出版计划告诉了您,同时征得了您的同意参加撰稿工作。现在事情已安排妥当,印刷和出版地点选在巴黎,第一期月刊应在11月底以前出版。
在去巴黎以前(再过几天就动身),我不能不用书信方式到您那里去作一次短游,因为我没有机会亲自去拜访您了。
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实现德法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您必然也是旨在实现联盟事业的第一批支持者之一。而现在要轮流发表德国和法国著作家的著作。巴黎的优秀作者们已经表示同意。我们十分高兴从您那里得到稿件,而您手头想必也有一些现成的东西。
从您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我几乎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您正在写关于谢林的详尽著作,或者至少是打算就这个吹牛大王再写些什么东西。[346]可以想见,这会成为很好的第一炮。
您知道,谢林是德意志联邦第三十八个成员。德国所有警察都归他统辖;我作为《莱茵报》编辑一度有机会亲自领教过这一点。就是说,书报检查令不会放过任何旨在反对神圣的谢林的东西。因此在德国,只是在篇幅超过二十一印张的书中才能批判谢林,而篇幅超过二十一印张的书就不是给人民写的书。卡普的书很值得称赞,但它过于冗长,笨拙地使结论脱离了事实。而且我们的政府也找到了使这类作品不起作用的方法。这类作品是不许评论的。对它们或者闭口不谈,或者用少数特许出版的评论性出版物中的几句鄙薄话来对付一下。大人物谢林自己装出根本不知道这种批判的样子,却就老保路斯的坏作品[347]搞了一场财政上的喧闹,成功地转移了对卡普的书的注意力。这是巧妙的外交手腕!
而现在您瞧吧,谢林将在巴黎的法国著作界面前大丢其脸!他的虚荣心将遭到触犯,普鲁士政府将感到极大的痛心;这将是对谢林的对外主权的一个打击,而虚荣的君主珍视自己的对外主权更甚于对内主权。
谢林先生曾经多么巧妙地使法国人——起初是使懦弱的折衷主义者库辛,稍后甚至是使天才的勒鲁——中了圈套!就是说,在比埃尔·勒鲁之流眼里,谢林一直是一个用理性的现实主义代替了超验的唯心主义,用有血肉的思想代替了抽象的思想,用世界哲学代替了行帮哲学的人!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一句话,我……谢林!谢林不仅能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而且能把哲学和外交结合起来。他把哲学变成一般的外交学,变成应付一切场合的外交手腕。因此,对谢林的批判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批判。谢林的哲学——这就是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政治。
因此,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直接对立面。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对手的一切长处,不过他要实现这一思想,已经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器官了——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青春幻梦,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事业。因此谢林是您的预先出现的模拟像,而一旦现实出来反对,这种模拟像就会烟消云散了。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真哲学同假哲学的斗争。
如果您认为方便的话,我满怀信心地盼望着您的文章[348]。我的地址是:“巴黎田凫路23号莫伊勒先生转马克思博士”。我的妻子虽然没有同您见过面,但向您问好。您想象不到,您在妇女中有多少信徒。
您的博士马克思
注释:
[345]1843年夏季,马克思从科伦去克罗茨纳赫,6月19日在那里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从1843年3到9月,马克思同卢格商谈在国外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问题。给费尔巴哈的这封信,就是与马克思打算吸收德国和法国知识界的先进代表人物为杂志撰稿有关的。1843年10月底马克思移居巴黎,因为这个杂志应在那里出版。——第443页。
[346]马克思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的序言1843年莱比锡第2版(增订版)第23页(LudwigFeuerbach.《DasWesendesChristenthums》.Zweite,vermehrteAuflage.Leipzig,1843,S.ⅩⅩⅢ)。但是从1843年10月25日费尔巴哈给马克思的复信中可以看出,他所提到的即将出版的批判谢林的书,不是指他自己的著作,而是指他的朋友和拥护者卡普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843年莱比锡版(《FriedrichWilhelmJosephvonSchelling》.Leipzig,1843)。——第444页。
[347]指亨·艾·哥·保路斯的书《最终公布的实证的启示哲学》1843年达姆斯塔德版(H.E.G.Paulus.《DieendlichoffenbargewordenepositivePhilosophiederOffenbarung》.Darmstadt,1843)。——第444页。
[348]费尔巴哈在1843年10月25日的复信中完全同意马克思信中对谢林哲学的政治评价,但是他借口忙于其他的创作计划,拒绝给《德法年鉴》寄有关谢林的文章。——第44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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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勒斯顿
[1843年]3月13日于科伦
亲爱的朋友:
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直接到莱比锡去。我刚同施土克谈过话,看来,柏林的政治家们大多数都使他很敬佩。施土克博士是一位好心肠的人。
谈到我们的计划[337],那末我先把我的信念告诉您。当巴黎被占领时,有些人主张拥立拿破仑的儿子[注:雷希施塔特公爵。——编者注]为国王,同时任命一个摄政政府,另一些人则主张拥立贝尔纳多特,还有一些人主张拥立路易-菲力浦。可是达来朗回答说:“不是路易十八,就是拿破仑。这是原则,其他一切都是阴谋。”
同样,我也想说,除了斯特拉斯堡(或者万不得已时瑞士)以外,一切地方都不是原则,而是阴谋。篇幅超过二十印张的书,就不是给人民写的书。在这里能够做的最多是一个月刊。
即使《德国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一个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而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相反,《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当然,我所谈的仅仅是我的一个非决定性的意见,在其他方面是靠着命运的永恒威力的。
最后,(报纸问题使我不得不结束这封信),我还想和您谈谈我个人的计划。我们一订好合同,我就到克罗茨纳赫去结婚,在我未婚妻的母亲[注: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母亲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那里呆一个月或更多些时候,因为在着手工作以前,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有几个现成的作品。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可以在德勒斯顿逗留几个星期,因为一切婚前手续、结婚启事等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的“论中庸”[注: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爱用的字眼)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顺便说一下,我们收到了对普鲁茨反对新的杜宾根年鉴的文章[338]的匿名回答。根据笔迹我知道是施维格勒。您被描述成一个狂妄的挑拨离间者,费尔巴哈被描述成一个轻佻的冷嘲者,鲍威尔被描述成一个完全没有批判头脑的人!啊!士瓦本人,士瓦本人!就要制造出十分美妙的东西来了!
关于您的那份出色的、写的十分通俗的控诉,由于缺乏一篇好的评论文章,我们自己又没有时间,所以发表了普菲茨纳的一篇很肤浅的文章,这篇文章我还删掉了一半。[339]某某人并没有很好地深入钻研问题,而他的拿腔作势的小小蹦跳,只能使他自己而不是使他的敌人受人耻笑。
您的马克思
给弗莱舍的书我已经关照过了。文集开头发表的你们的通信是很有意思的。[340]鲍威尔评阿蒙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341]我认为《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342]一文是《现象学》中的一篇《不幸的意识》的很不成功的改编。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象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我最喜欢的是那篇批判善良的《文学周报》的文章[343]。
您想必已经看过鲍威尔的自卫书了[344]。依我看,他从来还没有写得这样好过。
至于《莱茵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
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把最大量的合理东西偷运进去。至少,应当试着去做,——而激烈性将随着请愿被一次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
注释:
[337]指预定的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计划。——第441页。
[338]罗·普鲁茨的《〈现代年鉴〉和〈德国年鉴〉杂志》一文,刊登于1843年2月12日《莱茵报》第43号附刊。文章的作者证明,《现代年鉴》杂志(各报上都报道了该杂志即将出版的消息)从它的思想方针来说,绝不能被看作是《德国年鉴》杂志的继续。——第442页。
[339]马克思指卢格所发表的一本小册子(1843年初在不伦瑞克出版),其内容是对萨克森政府查封《德国年鉴》杂志一事进行控诉。控诉是针对着萨克森议会的。小册子上的署名,除了卢格之外,还有出版激进作家作品的莱比锡书商奥·维干德的名字。
普菲茨纳对卢格和维干德的这本小册子的评论刊登在1843年3月12和14日《莱茵报》第71号和第73号的附刊上。——第442页。
[340]指发表在《轶文集》第1卷上的卢格同德国书报检查官的来往信件。——第442页。
[341]指布·鲍威尔对阿蒙的《耶稣生平》(《DieGeschichtedesLebensJesu》)一书的评论,这个评论载于《轶文集》第2卷。——第442页。
[342]布·鲍威尔的《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一文发表在《轶文集》第2卷上。——第442页。
[343]马克思指发表在《轶文集》第2卷的卢格的一篇批判文章《“基督教德意志的”中庸。柏林的〈文学周报〉;1842年1月和2月》。——第443页。
[344]指布·鲍威尔的著作《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1842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B.Bauer.《DieguteSachederFreiheitundmeineeigeneAngelegenheit》.ZürichundWinterthur,1842)。——第44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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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勒斯顿
[1843年]1月25日于科伦
亲爱的……[注:手稿上名字被抹掉了。——编者注]
您大概已经知道,《莱茵报》已经被查封,被宣告有罪而判处死刑。它的生命期限是3月底。在处决前这段时间里,报纸要受双重检查。我们的书报检查官[注:维特豪斯。——编者注]是一个正派人,他还要受本地行政区长官——一个唯命是从的傻瓜冯·格尔拉赫先生的检查。我们的报纸编好以后必须送到警察局去,让他们统统嗅一遍,只要警察的鼻子嗅出一点非基督教的、非普鲁士的东西,——报纸就不能出版。
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335]的人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注:卡·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编者注]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
将在日内见报的内阁训令比前几次训令差劲多了。所提出的理由如下:
(1)胡说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许可,好象在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的号牌连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莱茵报》未经官方许可却得以出版哪怕是一天似的。
(2)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的目的是规定倾向的书报检查。所谓倾向,被理解为想象,被理解为浪漫主义地相信享有了自由,而实际上人们本来是不可能让自己享有自由的。如果说在以前的政府统治下流行的那种理性的伪善具有一副严峻的理智面貌,那末这种浪漫主义的伪善所需要的主要是想象力。受检查的出版物必须学会生活于对自由的幻想之中,生活于对恩准了这种幻想的高贵人物[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的幻想之中。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令要的是倾向的书报检查,那末现在内阁训令则解释说,查禁、封闭也就是为了对付极坏的倾向才在法兰克福创造出来的。据说检查制度的存在只是为了检查离开好倾向的偏向,尽管检查令所肯定的恰好相反,即好倾向允许有偏向。
(3)什么思想恶劣、空谈理论等老一套的胡言乱语和其他鬼话。
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奇。您知道,我从一开始对书报检查令就抱着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定不干了。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我有一次曾写信告诉过您,我和家庭之间发生了纠纷[注:见本卷第428—429页。——编者注];而只要我母亲还活着,我就无权得到自己的财产。此外,我已经订婚,我不能、不应当也不想同未婚妻[注: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分手而离开德国。因此,要是我有机会,比如在苏黎世同海尔维格一起编辑《德意志通报》[336],那就再好不过了。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因此,如果您能就这个问题给我提出建议,谈谈您的看法,我将十分感激。
我正在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德国这里将找不到书报检查官来检查,也找不到出版商来出版,也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立等您的回音。
您的马克思
注释:
[335]马克思指1842年制定的离婚法草案。执行当局准备和讨论这个法律草案是进行得极端秘密的。尽管如此,《莱茵报》在1842年10月20日公布了这一草案,因而引起了各家反对派报纸对这一草案的广泛公开的讨论。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一文中对这个法律草案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2—185页)。——第438页。
[336]指海尔维格于1842年计划在苏黎世出版的激进月刊《来自瑞士的德意志通报》(《DerDeutscheBoteausderSchweiz》)。海尔维格曾建议马克思参加这个月刊的工作。但是这个杂志的出版计划没有实现;各个作者为这刊物写的文章,于1843年夏以文集的形式出版,题名《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BogenausderSchweiz》)。——第44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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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32]
德勒斯顿
[1842年]11月30日于科伦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15]有关的“纠纷”。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在鲁滕堡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象以前那样空谈下去。因此,把“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的几篇毫无价值的作品去掉,就成了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
鲁滕堡已经被解除了德国栏的主管职务(他在那里做的事情主要是改改标点符号),而且只是由于我的请求,才暂时把法国栏交付给他。正是这位鲁滕堡,由于我们的国君的极度昏庸,竟有幸被认为是一个危险人物,尽管除了《莱茵报》和他本人以外,他对谁都不危险。当局向我们提出了解除鲁滕堡职务的断然要求。普鲁士的国君——这个最伪善、最狡猾的普鲁士专制主义——使出版负责人省去了一个不愉快的步骤,而已经学会了用相应的表情、举止和语气相当巧妙地表现殉道者意识的新殉道者鲁滕堡,则利用了这个碰巧的机会。他写信到各地,写信到柏林,说他是《莱茵报》的被放逐的原则,而《莱茵报》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已开始采取另一种立场。这一切都是不用解释就明白不过的。可是就连这种情况也招致了斯普累河畔的自由英雄们的抗议,竟用“肮脏的河水来冲洗灵魂,来冲淡茶水”[注:这里套用海涅《和平》(《北海集》第一集)中的诗句。——编者注]。
最后,这方面还加上了您和海尔维格对“自由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这些发怒的奥林帕斯神再也忍耐不住。[333]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编辑部的新原则,以及对政府的态度。我立即回了信,并坦率地说出了对他们的作品的缺点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末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象那种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的小孩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我给梅因的信还未寄到,昨天我接到他一封蛮横无理的信,他向我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1)我应当表明,在您同鲍威尔的争论上,我到底站在哪一边。其实关于你们的争论,我根本一无所知;(2)为什么我不刊登这个那个;而且他还威胁要给我加上保守的罪名;(3)报纸不应当稳重,而应当以最极端的方式进行活动,这就是说,应当安心地把地盘让给警察局和书报检查机关,而不是在公众不易察觉的、然而是顽强的、充满着责任感的斗争中坚守自己的阵地。最后,他用侮辱性的词句告诉我说海尔维格订婚了,等等。
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个人的难以置信的虚荣,他不懂得,为了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的吹牛家的,而他所考虑的,只是他那个小集团的事情。而且,这个渺小的人物象孔雀一样炫耀自己,郑重其事地拍着胸脯,拍着佩剑,瞎说一阵“自己的”党如何如何,扬言我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并且仿照波扎侯爵的腔调(只不过比他更坏一些)高谈阔论等等。
由于我们现在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忙于同部里通信,对付总督的指控[334]、省议会的责难、股东的埋怨等等,而我仍然守在岗位上,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因此您可以想见,我是有点被激怒了,于是就给梅因回了一封措词相当尖锐的信。这样一来,“自由人”有可能暂时走开。因此我恳求您写些文章支援我们,并且让您的朋友们也来写。
您的马克思
注释:
[15]“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的批判见本卷第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14、20、429、434页。
[332]1842年10月上半月,马克思来到科伦,并从10月15日起担任《莱茵报》的编辑。在他的领导下,该报开始具有越来越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方向。——第434页。
[333]1842年11月29日《莱茵报》第333号刊登了一篇注明“寄自柏林”的报道,报道中说:“海尔维格和卢格声称,‘自由人’以其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自命天才和自吹自夸,损害着自由事业及其党派的名誉”。——第436页。
[334]1842年11月中,普鲁士当局和《莱茵报》编辑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马克思作为该报的编辑,为了避免该报所遭到的被查封的危险,作了不少的努力。11月12日,普鲁士当局向该报的责任编辑伦纳德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要该报采取比较合乎政府心意的方针。11月17日,马克思以伦纳德的名义写信给莱茵省的总督冯·沙培尔,抗议最近新闻检查的刁难和查封报纸的企图。马克思坚持《莱茵报》的反政府方针,他写道,这个报纸“不是一些枯燥无味的学术文章和奴颜婢膝行为的毫无原则的混合物,而是以意识到自己崇高目的的批判精神来阐明国家大事和祖国设施的”,创办这家报纸,就是创办了一个“将要以尊严的和大无畏的精神,以自由的人们的语言来讲话的机关报”。马克思指出,“这家报纸无比迅速的畅销,就表明它是如何深刻地理解人民的愿望”。1月19日,普鲁士政府作出决定,从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在查封之前的日子里,对该报实行了特别严格的新闻检查(并见本卷第438页)。——第43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184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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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
科伦
[1842年8月25日左右于波恩]
亲爱的奥本海姆:
随信附上卢格的稿件。№1不适用了;№2是关于萨克森问题的,您也许可以采用。[328]
请您把迈尔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市政体制的文章寄给我,如有可能,也请您把海尔梅斯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文章都寄来。[329]然后,我尽可能快地给您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即使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把它纳入另一条轨道。
关于汉诺威的那篇文章[330]能通过吗?请您试一下吧,至少要赶快作出哪怕是小小的开端来。问题主要不在于这篇文章本身,而在于汉诺威人所写的一大批很不错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保证您能拿到)。这篇文章的作者昨天写信给我说:
“我并不认为,我同反对派的斗争会影响报纸在汉诺威的销路,相反,在那里,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我所表明的看法应当承认是正确的。”
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我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一文[331]也寄给我,以便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先,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既然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必须注意两件事。只要我们同其他报纸发生论战,人们或早或迟都可能提起这件事来责难我们。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引起书报检查制度的加强,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南德意志的《论坛报》就是这样垮台的。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本来也不会去问他是否允许进行批判),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
我认为必须做到的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上述那一类文章,提供了一个给撰稿人指出明确行动计划的极好机会。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象报纸那样掌握全盘的。
如果我的看法同您不一致,那末我打算(只要你认为合适)把我的批判作为我的那篇反对黑格尔君主立宪制学说的文章[注:见本卷第421页。——编者注]的附录收在《轶文集》里。不过我认为最好还是报纸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医生。
等候您迅速回信。
您的马克思
注释:
[328]信中提到的卢格的文章曾刊载在1842年9月25日《莱茵报》附刊上,标题为《萨克森状况》。——第432页。
[329]指匿名刊登在1842年8月14日《莱茵报》第226号附刊上的一篇文章《研究问题的几句开场白:莱茵市政体制是否适应现时代的要求?》。
指刊登在1842年《科伦日报》(第187、211号和第235号附刊)上的卡·亨·海尔梅斯的几篇文章。——第433页。
[330]看来是指匿名刊登在1842年8月29日《莱茵报》第241号上的一篇文章《汉诺威生活片断》。——第433页。
[331]指标题为《论中庸》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没有署名,刊登在1842年6月5日和8月16、18、21、23日的《莱茵报》第156、228、230、233和235号的附刊上。这些文章的作者是青年黑格尔分子埃德加尔·鲍威尔。——第43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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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勒斯顿
1842年7月26日于柏林
阁下:
我这次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我什么也不给您寄了。
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原因十分明显。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我所学的已经够了,但是要能有效地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够的。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兜售哲学的人”,不能靠博士文凭取得谈论哲学的权利。我希望,当我再写点什么,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325],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此外,现在我不能太分散精力,因为不久以后,我大概又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商业上。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已经可以表示满意了;现在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
我将在10月份回到我的故乡莱茵[326],我想在德勒斯顿同您见面,和您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现在祝您一切顺利,也请您不时想起我。
您的弗·恩格斯
您看到了荣克的答复[327]吗?我敢肯定,这是他迄今所写的全部文章中写得最好的一篇。此外,另一位从科伦来的《莱茵报》的荣克[注:格奥尔格·荣克。——编者注]现在也在这里,过几个星期,他在归途中将拜访您。
注释:
[325]在这以前,恩格斯写文章用的是笔名“奥斯渥特”(参看本卷第428页)。——第431页。
[326]1842年10月,恩格斯服满兵役以后,从柏林回到巴门,于同年11月从巴门去英国,在那里住到1844年8月。——第432页。
[327]指刊登在1842年7月20日《科尼斯堡文学报》第42号的亚·荣克对弗·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的答复。——第43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7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勒斯顿
[1842年]7月9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如果环境不能为我辩护,我也就不打算辩解什么了。我认为参加《轶文集》的工作是我的光荣,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因为一些不愉快的身外琐事,才使我未能把文章寄出。
从4月以来直到今天,我总计起来大约最多只工作了四个星期,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利尔呆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我决不是要用谈论这些私人生活中的琐事来麻烦您;社会的肮脏事使一个坚强的人不可能为私
事而烦恼,这是真正的幸事。在这段时间里,我曾给《莱茵报》写稿,我早就应该把我的文章等等寄给它了。这些插曲,要不是我打算在最近一两天把我的文章写完,本来会早就告诉您的。再过几天我要去波恩,在给《轶文集》写的文章结束以前,我什么也不做。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已不能象题材所要求的那样,特别把《论艺术和宗教》一文仔细加工了。
不过,您不要以为,我们在莱茵省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的埃尔多拉多[注:西班牙的南美殖民者虚构出来的幻想中的黄金国家或黄金城市。——译者注]里。要把《莱茵报》这样的报纸办下去,需要最坚强的毅力。我的关于省议会的第二篇论文,即关于教会纠纷问题的论文被检查官抽掉了。[322]我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国家的拥护者怎样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拥护者又怎样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由于愚蠢的科伦天主教徒中了圈套,而维护大主教的言论又能招引订户,因此发生这件事对《莱茵报》来说就更为不利。同时您也难以想象,这些暴虐的家伙是何等的卑劣,他们在对付正统的糊涂虫时又是何等的愚蠢。可是事情却顺利地这样结束了: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而我们的执政的奴才们则走在大街上,脸都不红一下。《莱茵报》现已就这篇文章提起诉讼。总之,对报纸来说,斗争现在开始了。《科伦日报》社论的作者,即从前的政治性报纸《汉诺威日报》的前任编辑海尔梅斯,站在基督教一边,反对科尼斯堡和科伦的哲学报纸。如果书报检查官不再捣鬼的话,那末在下期的附刊里就会登载我的一篇答复[注:卡·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编者注]。莱茵的宗教党派是最危险的党派。反对派近来太习惯于在教会范围里进行反对活动了。
您是否知道有关所谓“自由人”[15]的任何详细情况?《科尼斯堡日报》上的那篇文章[323]至少是不策略的。宣布自己忠于解放事业是一回事,这是正大光明的;但事先就作为宣传而大嚷大叫,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有点吹牛的味道,就会激怒庸人。今后,请您关照一下这些“自由人”,其中的一个梅因,以及其他等等人吧。不过,如果说哪个城市适合于作出这类举动的话,那当然就是柏林了。
我大概还得同科伦的海尔梅斯继续论战一个长时期;尽管这个家伙十分愚昧、庸俗和迂腐,——正因为有这样的品性,他才成为庸人们的代言人——我还是打算不让他再继续饶舌下去。平庸不能再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海尔梅斯也会在“自由人”的问题上同我纠缠,遗憾的是,我对这些人的确实情况毫无所知。幸而鲍威尔在柏林,他至少不会容许做“蠢事”,而在这一事件中(如果这一事件属实,而不是报纸蓄意捏造),唯一使我担心的,就是柏林的庸俗气氛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做的好事变成笑料,他们要是认真干起来,就可能免不了做出种种“蠢事”。谁要是象我这样长久地同这些人相处过,他将会发现,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您的《年鉴》搞得怎样?
因为您在哲学和神学新闻的中心,所以我很希望从您那里听到一些有关当前局势的消息。在这里固然可以看到时针的运动,但是却看不到分针的运动。
看来,老马尔海奈凯认为,必须在全世界面前用书面证明老黑格尔学说的虚弱。[324]他的这种判决是无耻的判决。
难道萨克森人不会在本届省议会上提出书报检查的问题吗?多好的立宪制度!
希望很快从您那里得到消息。
您的马克思
鲁腾堡使我的良心感到不安。我把他引进《莱茵报》编辑部,而他根本不能胜任。早晚他会被赶走的。
假如负责书报检查的高级警察机关不允许把关于大主教的文章付印,您有什么办法吗?这篇文章之所以要印出来,是由于:(1)我们的议会,(2)政府,(3)基督教的国家。我是否应把这篇文章寄给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我觉得把它收在《轶文集》里是不合适的。
注释:
[15]“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的批判见本卷第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14、20、429、434页。
[322]信中所提到的马克思的文章,没有保存下来。
所谓“教会纠纷”或“科伦纠纷”,在德国是指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由于不同宗教间通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通婚)所生子女的信教问题而发生的冲突。1837年,科伦大主教因拒绝服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以叛国罪名被捕,这个冲突就此开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普鲁士政府投降梵蒂冈,这一冲突才告结束。——第429页。
[323]马克思指1842年6月17日《科尼斯堡日报》第138号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报道了“自由人”小组的目的和任务。这篇文章曾转载于1842年6月25日《莱茵报》第176号,注明“寄自柏林”。——第430页。
[324]指菲·康·马尔海奈凯的书《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演讲绪论》1842年柏林版(Ph.K.Marheineke.《Einleitungindie?ffentlichenVorlesungenüberdieBedeutungderHegel-schenPhilosophieinderchristlichenTheologie》.Berlin,1842)。——第43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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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勒斯顿
1842年6月15日于柏林多罗西娅大街56号
尊敬的博士先生:
现给您寄去一篇为《年鉴》写的文章[320]。但丁问题我暂时搁置一边了。要是我多少有些时间,寄去会更早一些。
您的信经过多次转递之后我才收到。为什么我不把《谢林和启示》寄给《年鉴》?(1)因为我打算写成一本五、六印张的书,只是在同出版商谈判时,才不得不把篇幅限制到三个半印张;(2)因为《年鉴》直到那时对谢林还总是有些客气;(3)因为这里有人劝我不要再在杂志上攻击谢林,而最好是立即写本小册子来反驳他。《谢林——基督的哲学家》也是我写的。
此外,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321];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
我想不久再给您一篇稿子。谨致敬意。
弗·恩格斯(奥斯渥特)
注释:
[320]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到的是他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发表在黑格尔左派的杂志《德国年鉴》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19—534页)。——第427页。
[321]1841年9月到1842年10月,恩格斯在柏林的炮兵旅服兵役。恩格斯利用业余时间作为旁听生在柏林大学听课。——第428、57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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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勒斯顿
[1842年]4月27日于波恩机械工克列美尔处
亲爱的……[注:手稿上名字被抹掉了。——编者注]:
如果我的文章还要延迟几天,但只是很少的几天,您可不要不耐烦。鲍威尔也许会当面转告您,这个月里由于各种各样繁杂的外务我几乎完全不能进行工作。
好在我这里一切已大致准备就绪。我将给您寄去四篇文章:(1)《论宗教的艺术》,(2)《论浪漫主义者》,(3)《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4)《实证哲学家》[318](我对这些哲学家稍微恭维了一下)。这些文章在内容上都是相互联系的。
您将收到的论宗教艺术的文章是大大压缩了的,因为这篇东西几乎信手写成为一本书了,同时我又被吸引到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去,而这些研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移居科伦的计划业已放弃,因为我感到那里的生活太喧闹;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
我给《莱茵报》寄去了一篇关于我们最近莱茵省议会的长文章[注:卡·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编者注],文章有一个对《普鲁士国家报》的讽刺性引言。由于出版问题的辩论,我又重新回到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的问题上来了,从另一观点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波恩暂时就作为我的住地了,而且,如果这里没有人留下来让圣徒们对之泄愤,那也是很可惜的。
昨天,哈赛从革利夫斯瓦特来到这里,他使我感到惊奇的地方,只不过是他那双乡村牧师穿的大靴子罢了。他连说话也完全象乡村牧师的一只靴子。他毫无知识,却要准备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关于无聊的坎特伯雷的安瑟伦的文集,这套文集他已死啃了整整十年了。[319]他认为,现今的批判派是一种势必要被克服的暂时现象,他把信教解释为生活经验的产物,而他所谓生活经验的产物,大概就是指他自己成功地繁殖了后代以及自己的大肚子,因为大肚子可以证明各种属性,正如康德所说,如果往下去,就会是那个东西,如果往上去,就会是宗教的灵感。哈哈,这就是虔诚的哈赛和他的宗教便秘病!
我们在这里看到您在信中谈到法特克缺乏“心灵的完整”,感到十分有趣。这个聪明绝顶善于交际的法特克十分乐意做一个最伟大的批评家和最伟大的教徒,他总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就是这个法特克现在对一派没有心灵,对另一派又没有头脑。法特克长眠于此,——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它说明对纸牌和宗教音乐的嗜好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在这里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的费希特,散布了一半是模棱两可的谣言,说什么别人聘请他到杜宾根去。系里没有迎合他的愿望,即没有用增加薪水的办法来挽留他。
极其虔诚的扎克到柏林去了,目的是投他兄弟发疯的机,想取代他的地位。
瑟息替斯说,到处只是战争和放荡行为;即使不能责怪本地大学是在进行战争,那末至少它的放荡行为是够多的。
您是否打算实现您的莱茵之行?
您的马克思
注释:
[318]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出的文章,刊登出来的只有一篇,即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106页)。《实证哲学家》一文,看来是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德国哲学中一个以“实证哲学”而著称的流派(克·海·魏斯、约·哥·小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晚期的谢林)的分析和批判。这个按其性质来说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流派,对黑格尔的哲学从右的方面提出批判。《实证哲学家》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反对理性的认识,并且认为神的启示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来源。他们把一切宣布理性认识是自己学说的来源的哲学,都叫做“否定”的哲学。——第425页。
[319]弗·鲁·哈赛《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vonCanterbury》)一书的第1部分于1843年出版,第2部分于1852年出版。——第42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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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勒斯顿
[1842年]3月20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新皈依者最虔诚,萨克森十分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
鲍威尔有一次在柏林同艾希霍恩也发生了争吵,就和您同内务大臣的争吵一样。这些先生们的雄辩方式彼此酷似,象鸡蛋同鸡蛋一样。但是,哲学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同这些高谈阔论的混蛋们的治国才略争辩,则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这里甚至带有几分狂热也无碍于事。要使这些世俗的神相信,对真理的信仰和精神的信念都是存在的,那真是再难不过的事了。这是一些持怀疑论的执政的纨袴子弟,是一些冥顽不化的花花公子,他们已经不相信有什么真正的、无私的爱。除了用上层人物叫做狂热的东西以外,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对待这些公子的呢?一个近卫军少尉把一个有真心诚意的恋人视为狂热病者。难道因此人们就不再结婚了吗?把人兽化,已经成了政府的信仰和政府的原则,这真是太奇怪了。诚然,这与信教并不矛盾,因为把动物神化也许是宗教最彻底的形式,或许不久就应当不谈宗教的人类学,而谈宗教的动物学了。
当我还在幼年天真的时候,我就知道在柏林下的蛋不是勒达的蛋,而是鹅蛋。不久以后我才明白是鳄鱼蛋,例如,最新的一个鳄鱼蛋,就是根据莱茵等级会议的建议,虚假地废除了有关叛国罪等等以及有关官吏犯罪的法国法律所受到的非法限制。[313]不过这一次,由于涉及客观的法律规定,这个骗局又显得太愚蠢了,甚至连莱茵最笨的法学家也一眼就把它看穿了。而且普鲁士又十分幼稚地声明,如果把诉讼公开,就是把普鲁士官员的声望和威信置于危险地位。这确是又一次坦率的自白。我们莱茵省所有论述公布和公开的文章都有一个根本性的弊病。那些老实人正在继续不厌其烦地证明,这不是政治制度,而纯粹是法律制度,它们是法,而不是非法。似乎问题就在这里!似乎这些制度的全部祸根并不在于它们是法!我倒很想证明其反面,就是普鲁士不可能做到公布和公开,因为自由的法庭和不自由的国家是互不相容的。同样,对于普鲁士的虔诚也必须给以应有的评价,因为先验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天启宗教,犹如俄国的骗子不能没有一个贴身神像一样。
您可以从中国报纸上看到,毕洛夫-库梅洛夫正在强迫他的笔向他的犁卖俏。[314]啊,这种用假花装饰起来的乡村卖俏!我想,出现这种有世俗地位——在耕地上有地位自然也就是有世俗地位——的作家,特别是,如果将来犁能够代替笔来思想和写作,而笔又能以服劳役作为报答,那是应当感到高兴的。也许,在目前德国各邦政府单一化的情况下,会弄到这种地步;不过,各邦政府愈是单一化,现今的哲学却愈是多样化,同时也可以指望,多样化的军队定能战胜单一化的军队。
来谈本题吧,因为在我们这些规规矩矩的、道德高尚的德国人这里,政治的东西属于形式的东西,伏尔泰就曾据此得出结论说,我们有最丰富的公法教科书。
总之,说到本题,我发现,《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现已改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应当彻底改写,因为我诚心诚意追随过的《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
“你的话,是照亮我脚步的明灯,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亮光。你用你的戒律使我变得比我的敌人更聪明,因为你被我的言论所证实,而他,上帝,将要在锡安用雷声宣教”。[315]
——这种《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和臃肿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现在应当代之以更自由、因而也更实在的叙述方式。再过几天我要去科伦,我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我的新住地[316],因为同波恩的教授们离得太近我实在受不了。谁愿意总跟那些精神的臭鼬,那些只是为了到处寻找新的死胡同而学习的家伙打交道呢!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为最近这一期《轶文集》寄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了(因为这篇文章也是为《末日的宣告》写的),如果您愿意久等,我保证在4月中把我那篇论述宗教艺术的文章寄出。我将更乐意从新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并写出一个论浪漫主义者的结尾作为附录。目前我要按歌德的说法,积极有效地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等待您的决定。请您回信到科伦,下月初我就在那里了。因为我在科伦还没有固定的住址,请您把给我的信寄到荣克那里。
在这篇论文里,我不免要谈到宗教的一般本质;在这个问题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不管怎样,宗教是不会从这里占到什么便宜的。
我很久就没有听到过关于科本的消息了。您没有同基尔的克利斯提安森联系过吧?我只是从他的罗马法史[317]才知道他的,不过这本书一般也谈到了一些关于宗教和哲学的问题。他看来是一个卓越的人材,虽然他一进入真正的抽象推论就写得完全无法理解,完全是形式主义的。现在他也许已经用人话来写作了。一般说来他好象是处于原则高度的。
我将很高兴能在莱茵省这里看到您。
您的马克思
鲍威尔刚写信给我说,他又想回到北方去,他愚蠢地认为,在那里他能更好地同普鲁士政府打官司。柏林离施潘道[注:潘道是柏林西部的一个城堡,其中设有拘留政治犯的监狱。——译者注]太近了。不管怎样,鲍威尔没有把这件事放过去,还是好的。据我从这里我的未来的内兄[注: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一个真正的贵族那里得知,在柏林,人们特别对鲍威尔的诚实不满。
注释:
[313]指1842年2月18日关于修改普鲁士政府以前某些法令(1821年3月6日和1834年8月2日的内阁法令)的内阁法令。以前的这些法令,在审理一定范围的诉讼案件方面,用普鲁士法和秘密诉讼程序代替当时在莱茵省实行的法国刑法典和陪审法庭。普鲁士政府是在莱茵省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修改这些法令的。但是,在1842年2月18日内阁法令中有一系列但书,实际上保存了普鲁士法在叛国罪、官吏渎职案等等方面的效力。——第422页。
[314]毕洛夫-库梅洛夫《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1842年柏林版第1部分(Bülow-Cummerow.《Preuβen,seineVerfassung,seineVerwaltung,seinVerh?ltniszuDeutschland》.Ⅰ.Theil.Berlin,1842)。
马克思在这里把当时德国的官方报纸譬喻为中国报纸。——第423页。
[315]引自圣经《诗篇》第119篇第105行和第98行以及《阿摩司书》第1章第2行。——第424页。
[316]马克思未能实现他去科伦的意愿(见本卷第428页)。1842年4月他从特利尔返回波恩,断断续续地在那里住到那年的10月中。——第424页。
[317]指约·克利斯提安森的书《罗马法史概论》,1838年阿尔托纳版第1卷(J.Christiansen.《DieWissenschaftderr?mischenRechts-geschichteimGrundrisse》.T.Ⅰ.Altona,1838)。——第42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勒斯顿
[1842年]3月5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我完全同意《哲学轶文集》[309]的计划,并且认为最好把我的名字也署上。象这样的一种示威行动就其性质来说是不容许用任何匿名的做法的。这些先生们应当看到,我们是光明磊落的。
由于萨克森书报检查的突然恢复,我的原定作为《末日的宣告》[310]的第二部分发表的《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显然是完全不可能刊印了。如果把它修订一下收入《轶文集》里,您认为怎样?反对书报检查的思想现已广泛深入人心,这或许有可能使《轶文集》随着材料的积累用许多分册的形式出版。我为《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311]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Respublica[注:国家,共和国(原来的意思是:公共事业)。——编者注]一词根本无法译成德文。这两篇文章要不是需要誊写清楚和部分地进行修改,那我马上就把它们寄出去试一试了。问题在于,我未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卧病三月之久,在前天去世。因此在这期间不可能做什么有益的事情了。
其他一切下次再谈。
致真挚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马克思
又及:评书报检查[注: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编者注]的手稿中有一处由于疏忽写成:“倾向的书报检查和有倾向的书报检查”。应改成“倾向的书报检查和书报检查的倾向”。
回信请直接寄到特利尔。
鲍威尔刚来信说,根据由国王主持的最高法庭的决定,他被撤职了[312]。
注释:
[309]这是马克思对阿·卢格在瑞士出版的两卷集《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azurneuestendeutschenPhilosophieundPublicistik》)的简称。编入这个文集的,有卡·马克思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31、32—34页),以及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弗·科本、阿·卢格和其他人的文章。——第420页。
[310]指布·鲍威尔匿名出版的著作《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最后通牒》1841年莱比锡版(《DiePosaunedesjüngstenGerichtsüberHegeldenAtheistenundAntichristen.EinUlti-matum》.Leipzig,1841)。——第421页。
[311]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对此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2—467页),文章是马克思在1843年夏写的。——第421页。
[312]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大学担任神学副教授,由于他的无神论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的反对派言论,于1842年3月被普鲁士政府从波恩大学赶走。马克思所提到的布·鲍威尔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第42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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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05]
德勒斯顿
[1842年]2月10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我冒昧地给您寄去一篇为《德国年鉴》写的小文章,即随函附上的对书报检查令的批评[注: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编者注]。
如果这篇文章对您的杂志适用,我请您除维干德外暂时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一个人,同时请您马上把登载我的文章的《德国年鉴》给我寄来,因为在特利尔,目前我完全同文坛隔绝了。
不言而喻,如果书报检查机关不查禁我的评判文章,那末赶快把它刊印出来是有利于事业的。
如果您还没有人来评论法特克的绝顶聪明的书《论罪恶》[306](要不是这本书如此绝顶聪明,倒可能会把它叫做愚蠢的书),那么我的批判的热情就可以为您效劳。
同样,对拜尔的著作《道德精神》[307],也许可以再来一次评论。费尔巴哈的评论[308]是一种友好的帮助。拜尔的道德信念之可敬,正如他的著作很差,甚至很不道德一样。
如果您能通知维干德,说我的手稿几天之后就能寄到,那我就太高兴了。鲍威尔[注: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来信要我最后把手稿寄出,但正赶上我病重卧床,因此在几天前信才交到我手里。我忙于写附去的这篇文章,因此没有能做必要的修改。
现在我已结束了几件浩繁的工作,因此不言而喻,我力所能及的一切都将由《德国年鉴》支配。
致真挚的敬意。
马克思
我的地址是:特利尔政府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转卡尔·马克思博士。
注释:
[305]1841年7月,马克思在取得哲学博士证书后来到波恩,起初打算在波恩大学担任副教授。但由于普鲁士政府实行反动政策,在各大学解聘许多进步学者,马克思不得不放弃在大学执教的想法,而去从事政论工作,把在报刊上宣传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作为自己的目的。
从1842年1到3月,马克思住在特利尔他的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家里。
马克思在1842年同阿·卢格之间的通信是同马克思打算为当时的反对派出版物——《德国年鉴》杂志、《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以及后来的《莱茵报》撰稿有关的。——第419页。
[306]马克思指的是1841年在柏林出版的威·法特克的著作《在同罪恶和神赐的关系中的人类自由》(《DiemenschlicheFreiheitinihremVer-h?ltniszurSündeundg?ttlichenGnade》)。——第419页。
[307]指1839年在厄兰根出版的卡·拜尔的著作《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BetrachtungenüberdenBegriffdessittlichenGeistesundüberdasWesenderTugend》)。——第419页。
[308]指路·费尔巴哈在1840年《哈雷年鉴》(《HallischeJahrbücher》)杂志上发表的对卡·拜尔《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一书的评论。——第420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2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2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今天中午收到的魏德迈的来信。消息目前很不错。海因岑的报纸[注:《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已经奄奄一息。魏德迈现在就能够出版周刊了。[304]不过他要求在星期五晚上以前寄一篇文章给他,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未免有点苛求。然而,恰好在目前,那里正渴望看到对法国事件的评论和阐述,如果能够对局势作一个出色的阐述,那就能保证该刊从创刊号开始就获得成功。但困难也就在这里,而我又不得不象往常一样把重担压在你身上;至于我,也打算随便写点东西,只是不写克拉普林斯基[301]的无耻行径。无论如何,在这方面你可以为他写一篇外交式的、有回旋余地的、划时代的文章。我要做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总想做点事情。施纳佩尔我不能寄去[注:这里指的是关于沙佩尔(见本卷第394页)的文章[289]。——编者注],首先,第一章没有力量,其次,自从历史开始写喜剧性小说以来,我完全把这个东西丢在一边了,——这是过分危险的竞争。暂时我把几幕喜剧列入我的计划,以后再来写这篇东西——但这对魏德迈完全不适用,况且他还要求文章由我们署名。时间紧迫,请赶快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星期六的轮船在新年前不能到达纽约,真糟糕,尤其糟糕的是,给我们的期限如此短促。
魏德迈在正确书写名词之前最好不过问美国的事情。可惜他现在没有时间熟悉情况和学习英文。《Abolutionisten》[注:指魏德迈的笔误:《Abolutionisten》应写成《Abolitionisten》,(“废奴派”)。——编者注]是海因岑求之不得的笑柄。至于维尔特,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在这里同他见面,看看他能够做些什么。下星期,或许星期六晚上,我到伦敦去,那时我们可以讨论下一步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只是为创刊号写点什么东西;这事等不及了,立即写信告诉我,你打算做些什么。
从这封信看,魏德迈在生意经方面,似乎还有些“嫩”,在这方面我将给他一些必要的指点。他对他的读者还毫无所知。
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也可以立即行动起来,看他能为创刊号做些什么;在魏德迈那里稿件将是很大的问题。
你对于昨天价值一百零一法郎五十生丁——超出票面额百分之一点五——的法国有价证券是怎样看的。这会比被收买的报纸的一切谎言给路易-拿破仑带来更多的选票。南部和中部农民的过火行动也会对他有帮助。有些报道无疑是确实的,对于这个野蛮种族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期望。这些人对政府等等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破坏税吏和公证人的房子,强奸他们的妻子,逮住他们本人就打死。这种做法本身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那班老爷们也活该如此,但是这样做却把那些可能受到点损失的人都赶到拿破仑那边去了。事实上,土著野蛮人的侵袭一旦发生,就会变成一幅欢乐的情景,特别是对那些在自己统治下会发生同类愉快事件的人,就更是这样。提高有价证券行情现在无疑不再是政府的手段,而是金融贵族通过信任路易-拿破仑表现出来的、对于被活活撕得粉碎的前景所感到的恐惧的一种体现,这种前景,诚实的《立宪主义者报》已经渲染得很厉害了。
关于魏德迈的事望立即回信。
你的弗·恩·
注释:
[289]马克思1851年12月1日和9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2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正在写一个揭露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风气的抨击性著作。本来,这个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应当是宗派冒险主义集团的当时的头目之一和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见注160)的带头人之一的卡·沙佩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匿名发表这一著作。那时,魏德迈迁居美国;由于魏德迈的出版计划,马克思产生了把恩格斯的这个著作登在魏德迈当时准备出版的《革命》杂志上的想法。然而这个打算由于许多原因而未能实现,首先是因为,从1852年初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致力于写作大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此外,到1852年春季,沙佩尔和维利希之间的分歧以及沙佩尔想同马克思和解的意图越来越显示出来。因此,在1852年5—6月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沙佩尔已经不是登场人物,尖锐讽刺的利箭指向了卢格、金克尔、维利希等人。——第394、413页。
[301]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
马克思在这里用克拉普林斯基的名字称呼路易·波拿巴。——第406、412、413页。
[304]指魏德迈想在纽约出版共产主义周刊《革命》的打算。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给这个杂志定期撰稿。魏德迈在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周刊,之后,由于物质困难不得不停刊。1852年5月和6月,魏德迈因得到阿·克路斯的援助,又出了两期“不定期刊物”《革命》;其中第一期刊登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期刊登了斐·弗莱里格拉特反对金克尔的诗。——第41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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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2月11日
伦敦
1851年12月11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还莱茵哈特的信以及我为科伦事件而暂时留了一留的皮佩尔的信。
报纸上竭力宣扬的七百个流浪者向巴黎的大规模远征似乎毫无结果;同时,根据小个子路·勃朗今天在《每日新闻》上新发出的痛苦呻吟来判断,他目前即使不在伦敦,也还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最初的悲叹同今天的悲叹比起来就十分高超了。“法国人民……高尚的自豪心……不屈的勇气……对自由的无限热爱……光荣属于不幸的勇士……”——接着,这个小个子就来了一个半面向右转,宣扬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信任和团结。看看蒲鲁东的《向资产阶级的呼吁》第二页[注: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看这些论证吧!如果起义者被打垮了,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真正的人民”是打不垮的;而如果“真正的人民”不战斗,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国民议会战斗。当然,对此可以反驳说:“真正的人民”一旦获得了胜利,他们本身就会成为独裁者,但是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何况他们是经常受骗的!
这是民主派的老一套的庸俗逻辑,每逢革命政党遭到失败,这种逻辑就被广泛地应用。据我看来,事情是这样:如果这一次无产阶级没有群起而战斗,那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懈怠和无力,并将以宿命论的驯顺态度屈从于共和国、帝国、复辟和新的革命这种一再的循环,直到他们在比较安定的统治下经历了若干年的灾难而重新积聚起新的力量时为止。我并不是说,情况将来就一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星期二[注:即1851年12月2日。——编者注]、星期三以及在举行秘密投票和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在星期五实行退却以后,这是在巴黎人民中占上风的一种本能的基本看法。说这不是人民的时机,那是荒谬的。如果无产阶级愿意等待,一直等到政府向他们提出他们本身的问题,一直等到比1848年6月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明确的冲突出现,那末他们就得长期等待下去。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问题,最近一次是由于1850年的选举法而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但是当时人民宁愿避开战斗。这种情况以及老是把事情推到1852年去的论调,本身就是一种懈怠的证明,并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1852年也作出相当坏的预测,除非是发生了商业危机。自从普选权被取消以后,自从无产阶级被排挤出官方的讲坛以后,期望官方政党按无产阶级口味提出问题,那就未免要求太高了。而二月事件[注:1848年2月。——编者注]又是怎样呢?当时人民也和现在一样,也是什么事情都不过问。不能否认,如果革命政党开始把革命发展中的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一言不发地放过去,或者革命政党进行干预,但是没有获得胜利,那末,确实可以认为它在一段时候是死去了。热月以后和1830年以后发生的历次起义[303]就是明证。而目前正在大声叫喊什么“真正的人民”在等待时机的先生们,竟冒着危险一步一步地陷入1795—1799年的软弱无力的雅各宾派和1831—1839年的共和派所曾经陷入的境地,并且大出其丑。
同样不能否认:恢复秘密投票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最后对许多无产者(一切报道都说明这一点)的影响,使巴黎人的勇敢和洞察力显得非常奇异。显然,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路易-拿破仑提出的问题是多么荒唐,正确地统计票数的保证在哪里;但是大多数人想必都已经看穿了这种骗局,然而还是竭力使自己相信现在一切都已经井然有序,但求能找到一个逃避战斗的借口。
根据莱茵哈特的信来判断,根据每天新揭露出来的关于士兵们的胡作非为,以及关于他们在大街上对任何一个普通人——不管是工人或是资产者、是红色党人或是波拿巴分子所施加的特别暴行的材料来判断,根据愈来愈多的关于甚至在极偏僻地区(没有人料想这里会发生反抗)的地方性起义的消息来判断,根据昨天的《每日新闻》上登载的前法国议员和商人的那封信来判断,向人民呼吁看来确实要发生一种使波拿巴不愉快的转变。这套新制度及其恩赐的流放法似乎并不那么合巴黎资产阶级群众的口味。军事恐怖手段发展得太快,太无耻了。三分之二的法国都实行戒严。我认为:在这一切之后,资产阶级群众是根本不会参加投票的;整个投票笑剧将毫无结果,因为宪兵们在路易-拿破仑的反对者大批参加投票的一切没有把握的地方将开始同选举人发生冲突,从而使这些地方的全部选举破产。到那时,路易-拿破仑就会说法国处于精神混乱状态,宣布军队是社会的唯一教主。到那时,这种肮脏的事情将会真相大白,而路易-拿破仑也将暴露无遗。可是正好在这种选举中,如果那时还有希望发生严重反抗已经成立的政府的行动,那末事情是可能会变得很不愉快的。
这个家伙在官吏和士兵中间保证能得到一百万张选票。在国内的波拿巴分子中间能得到五十万张选票,也许还要多一些。投票赞成他的,还会有五十万胆小的市民,也许还要多一些。再加上五十万愚蠢的农民和一百万张统计时加上的票,已经有三百五十万张票了,而老拿破仑在一个包括整个莱茵河左岸和比利时,即至少有三千二百万居民的帝国里所得到的票数也没有这么多。他起初对此怎么还会感到不满足呢?如果他得到了这么多的票,那末即使有一百万张票反对他,资产者也立刻就会倒向他那一边。但是也可能他得不到二百五十万张票,可能(虽然这是对法国官吏的诚实要求过高)他无法通过加票的办法给自己增加一百万张票。无论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被迫在这个时候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来决定的。可是,在投票开始以前,谁能阻止官吏们把几百张赞成票投入选举箱呢?报刊已不再存在——没有人能检查。
股票又开始下跌,无论如何这对克拉普林斯基[301]是很不利的,而路易·勃朗现在必须承认英国是自由的国家,无论如何这对他也是很不利的。
过几个月,红色党人必然又会得到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也许就是在投票的时候;但是,如果到那时他们又是等待,那我对他们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在最严重的商业危机中也会一无所得,而只能遭到一顿把他们赶出舞台好几年的痛打。如果这些败类竟忘记了战斗,那末他们还有什么作用呢?
皮佩尔又到伦敦去了吗?我想委托他到法兰克福去办理书籍的事,但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布莱顿。
最坏的是现在你同勒文塔尔打交道发生了困难。如果合同已签订,那就再好不过了。
利物浦市场平稳,还是昨天的价格,曼彻斯特的市场很稳定。一部分多余的货物正运往近东。市场上仍然没有德国的顾客。
你的弗·恩·
注释:
[301]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
马克思在这里用克拉普林斯基的名字称呼路易·波拿巴。——第406、412、413页。
[303]指1795年4月1日(共和历的芽月12日)和这年5月20—23日(共和历的牧月1—4日)巴黎工人群众反对1794年所建立的热月派反动势力的统治的起义,另外还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后1831年和1834年里昂两次的无产阶级起义。——第41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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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2月10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这多事的危机中大人物们在干些什么?据说,路·勃朗在法国被逮捕了,但可惜未见得确实,我们是了解我们的小个子的。不过,自从巴黎起义一无成就以来,我很高兴第一次风暴已经过去。无论我们已经变得多么迟钝,在这样的时刻,总还是多少被旧日的政治狂热所控制,总要对这类事件的结局发生一定的兴趣。当这次大事变爆发的时候,我正在研究人种问题,现在至少又可以继续研究了。
尽管如此,这里或者利物浦都没有恢复信任。现在只有彼·欧门的乐观和信仰拿破仑的程度,同他在四天以前悲观和消沉的程度一样。一般说来,这里的资产阶级还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对这出很快就会结束的拿破仑笑剧,是不抱信心的。但是整个这种臭事会有什么结果呢?拿破仑当选,这是没有问题的;资产阶级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谁去检查选票呢?给这个冒险家多加票数的办法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而法国有产阶级的卑鄙无耻,他们对最微小的成就的奴性崇拜,对任何权力的阿谀奉承,这一次暴露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但是这头蠢驴将怎样统治呢?他得到的选票将比1848年少,这是很明显的,也许总数只有三百到三百五十万张选票;这在信誉上已经是一个危险的失败。任何财政上和捐税上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缺少金钱,二是因为一个军事独裁者只有在胜利的对外战争中,在以战养战的情况下才能实行这种改革,而在和平时期,不仅没有任何富余的钱,而且还要把更多的钱花在军队上,三是因为拿破仑太愚蠢。他还有什么办法吗?打仗?打谁,打英国吗?或者,搞通常的军事专制?这种专制在和平时期必然会引起新的军事政变并会促使在军队中出现国民议会的各个党派。没有任何出路,这个笑剧必然自行垮台。如果再出现商业危机,那就不堪设想了!
路易-拿破仑胸怀某种“大志”,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我很想知道,这将是怎样一种荒谬的东西。拿破仑观念[302]的发展将达到很高的程度,但一遇到最普通的障碍,就将一蹶不振。
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暴露得相当明显的是,红色党人躲开了,完全躲开了。现在要找理由去原谅他们没有群起而反抗,那是没有意义的。今后的几个月可以看得出,在法国是否出现了懈怠现象,以至非得有多年的安定才能给红色党人造成一个新的1848年。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安定从何而来呢?
我看这个肮脏事情只有两个出路:
或者是,在军队中有代表的“秩序党”各派现在取代“无政府主义者”的地位,也就是说,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其结果终将使红色党人和赖德律-洛兰能以教主的姿态出现,象现在的路易-拿破仑一样;或者是路易-拿破仑废除酒税,并被说服进行一些资产阶级的改革;不过从哪里得到金钱和权力来进行这些改革,就很难说了。在后一种、极少可能出现的情况下,他可能站得住脚。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你的弗·恩·
注释:
[302]拿破仑观念是暗示路易·波拿巴的著作《拿破仑观念》。该书1839年在巴黎出版。——第40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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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2月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被巴黎的这些悲喜剧事件弄得十分忙乱,因而让你老等回信。我不能象维利希那样说:“真奇怪,巴黎方面竟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也不能象沙佩尔那样,老是拿着一杯啤酒在谢特奈尔酒馆里高谈阔论。为了拯救祖国,沙佩尔带了几个侍从,以守护为名,在谢特奈尔酒馆里睡了两夜。这些先生们,和卡耳贝的勒韦之流一样,已经收拾好他们的行装,但因为智虑是勇敢的最大要素[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福斯泰夫的话)。——编者注],所以他们决定等到事情“决定下来”以后再大踏步前进。
你看过路易·勃朗的悲叹吗?第二天,俱乐部分子贝尔纳就提出了抗议,否认他也参加了这一哀诉。
附上莱茵哈特从巴黎来的信和我在曼彻斯特逗留时对你说过的“乌七八糟的事情”。
皮佩尔又到这里来了,对自己非常满意。他要离开路特希尔德家,但是继续在那家教授德文。女主人已经辞去了他的长期家庭教师的职位。他对我的关于蒲鲁东的事情,从他的最近一封信起,就没有再做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和看到什么[注:见本卷第392—395页。——编者注]。我觉得他把翻译当成他的创作,这样的事是不存在的。
现在,关于局势我应该给你写些什么呢?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无产阶级保全了自己的力量。波拿巴已经暂时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在一夜之间就把公开投票变成了秘密投票。不管阿尔古事后怎样声明,波拿巴的确是利用从银行里窃取的一百万英镑收买了军队。如果选举的结果对他不利,他还能再一次实行政变吗?大多数人都会参加选举吗?奥尔良王朝的人已经动身到法国去了。要想预料以克拉普林斯基[301]为主角的一出戏的结局,那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我看政变是使局势好转了,而不是恶化了。波拿巴要比国民议会和它的将军们更容易对付。而国民议会的专政“已站在门外了”[注:这里套用海涅《骑士奥拉夫》中的诗句。——编者注]。
泰霍夫之流直截了当地把法国军队看成民主的三位一体——自由、平等、博爱——的使徒,他们的失望是很妙的。这些可怜虫啊!马志尼先生和赖德律先生现在也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这场大灾难是流亡者的彻底破产。事实表明,他们在革命中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这些先生们已经决定在科苏特回来以前使世界历史暂时停顿下来。顺便提一下:为科苏特进行的便士募捐活动,在伦敦恰好搞到了100d.,请注意:是一百便士。
祝好。
你的卡·马·
附带提一下!我是不是把皮佩尔写给我的一封法文信寄给你了。如果在你那里,就马上寄还给我。
注释:
[301]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
马克思在这里用克拉普林斯基的名字称呼路易·波拿巴。——第406、412、41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297]
伦敦
1851年12月3日[于曼彻斯特]
“法国的代表们,安心地讨论吧!”[298]的确,这些先生们要能安心地进行讨论,还有什么地方比在文森猎兵营保护下的奥尔塞兵营里更好呢!
法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极其滑稽可笑的阶段。一个全世界最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和平时期,依靠心怀不满的士兵,根据到目前为止能作出的判断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还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吗!所有老驴都被抓住了,这多妙啊!全法国最狡猾的狐狸老梯也尔、律师界最奸诈的老手杜班先生都落入了由本世纪最著名的蠢材给他们设下的陷阱,他们就象具有固执的共和主义美德的卡芬雅克先生一样,象吹牛大王尚加尔涅一样容易地落入了陷阱!为了完成这幅图画,搞了一个以奥迪隆·巴罗扮演“卡耳贝的勒韦”的残阙议会,而同一个奥迪隆鉴于这类破坏宪法的行为要求把他逮捕起来,但没有能够把他送进文森监狱!整个事件都似乎是特别为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制造出来的;从现在起就只有他才能写法国的历史了。世界上有哪一次政变曾发表过比这一次更荒谬的宣言呢?拿破仑的可笑的仪式、加冕纪念日、奥斯特尔利茨[222]纪念日,以及就执政时代的宪法进行的煽动,等等——这类事情即使能够成功一天,也会使法国老爷们真的降到幼稚得举世无双的水平。
伟大的秩序党饶舌家们,特别是矮小的梯也尔和勇敢的尚加尔涅的被捕简直妙不可言。在第十区召开的有贝利耶先生参加的残阙议会的会议也是妙不可言,当时贝利耶先生向窗外大声喊叫:“共和国万岁”,一直叫喊到全体都被逮捕起来并被拘禁在有士兵看守的一个兵营的院子里为止。而这时,愚蠢的拿破仑马上就收拾行李,以便搬到土伊勒里宫去。人们即使绞了整整一年脑汁,也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妙的滑稽剧来。
晚上,当愚蠢的拿破仑终于倒在早就梦寐以求的土伊勒里宫的床上的时候,这个笨伯想必还没有想清楚,他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有第一执政的执政时代!没有比大约三年来所遇到的困难更大的内部困难,没有特殊的财政困难,甚至他自己的私囊也是如此,没有来自同盟国方面的边境威胁,没有必要越过圣伯纳德山[299],没有必要在马连峨获得胜利!这的确使人失望。现在甚至不再有什么国民议会可以破坏这个不被承认的英雄的伟大计划了;不会有了,至少在今天这头驴子象雾月十八日晚上的老拿破仑一样自由自在,一样无拘无束,一样绝对专制,他感到那样不受羁绊,以致不由得在各方面显出了驴子的本性。这是多么可怕的没有对立面的前景呵!
但是,人民呵,人民!——人民对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毫不在乎,人民对赋予他们的选举权高兴得象小孩子一样,他们可能也要象小孩子那样去使用它。即使下星期天举行这种可笑的选举,那么从这种选举中能得到什么呢?没有报刊,没有集会,有的是十足的戒严状态以及在两个星期内选出议员的命令。
但是,从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能得出什么来呢?“如果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观点出发”[300],那末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堂皇的演说题目。例如,现在必须弄清楚:以完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辽阔的国家、人口稀少的意大利和缺乏现代无产阶级为前提的罗马帝国时期的禁卫军制度,是否可能在法国这样一个地理上集中、人口稠密、拥有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存在。或者例如:路易-拿破仑没有自己的政党;他曾经践踏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现在他必须向左转了。向左转就包含着大赦,大赦就包含着冲突,如此等等。又例如:普选权是路易-拿破仑的政权的基础。他不能攻击普选权,但现在普选权已同路易-拿破仑不相容了。还有其他一些很容易发挥的类似的抽象题目。但是,就我们昨天所看到的而言,对人民是不能抱任何希望了,真好象是老黑格尔在坟墓里把历史当作世界精神来指导,并且真心诚意地使一切事件都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另一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巴特尔米代替圣茹斯特,弗洛孔代替卡诺,一个畸形儿[注:路易·波拿巴。——编者注]和十来个随便碰到的负债累累的尉官代替一个矮小的伍长[注:拿破仑第一。——编者注]和他的坐满圆桌的元帅。这样,我们终于来到了雾月十八日。
巴黎人民的举动就象小孩子一样愚蠢:“这同我们没有关系;总统和议会互相厮杀,这碍我们什么事!”但是,军队竟敢强迫法国接受一个政府,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政府,这确实是同人民有关系的。这些无知的人们将会感到奇怪:“从1804年以来第一次”要实行的选举权,竟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自由的”选举权!
显然非常讨厌人类的世界精神还会使这出笑剧演多久,我们在一年之内是否将经历执政时代、帝国、复辟等等,拿破仑王朝是否会在它不可能在法国维持下去以前也必然会在巴黎的街上被打垮,这一切都只有鬼才知道。但是,据我看来,似乎事情正在发生一个极其疯狂的转变,法国庸人们要遭到惊人的屈辱。
就算路易-拿破仑的政权能够暂时稳定下来,那末,即使法国人下沉到无法再深的地步,这类愚蠢的东西也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但是以后会怎样呢?看来变红的希望非常小,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如果勃朗先生和赖德律先生在昨天中午已收拾好他们的行李,那末他们今天又可能把行李打开。人民的霹雳般的声音还没有把他们召回。
这一事件使这里的和利物浦的商业突然陷于停顿,但是利物浦的投机活动今天又重新活跃起来了。而法国的证券仅仅下降了百分之二。
在这种情况下,试探在英国的报刊上为科伦人[注:被捕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编者注]辩护,当然需要等一等了。
关于为《论坛报》写的论文[注: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这些论文显然已在该报上发表了),请你用英文写封信给《论坛报》的编辑,德纳也许不在,但一封业务性的信件是一定会得到答复的。告诉他,必须随下一班回航的邮船来信确切地说明,这批稿子现在怎样了;如果这批稿子已经被采用,那就请他利用同一机会把载有这些稿子的几份《论坛报》寄来,因为这里没有留下底稿,而我们要是不再看一下已经寄出的文章,在隔了如此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是不可能继续写连载的论文的。
法国的消息对欧洲的无知的流亡者所产生的影响必定是很有趣的,但愿能看到这一点。
我在等待你的消息。
你的弗·恩·
注释:
[222]1805年12月2日,俄奥联军和法军在奥斯特尔利茨进行了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而告终。——第258、401页。
[297]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就1851年12月2日的波拿巴政变而写的,这次政变结果,在法国建立了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第二帝国的反革命政体。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这一著作中发挥了这封信中的某些思想,例如,把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讽刺地比作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的雾月18日)的政变,因为1799年的政变的结果曾经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独裁。——第401页。
[298]这是尚加尔涅1851年6月3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上为了回答路易·波拿巴1851年6月1日在第戎的讲话而发表的讲演中的一句话。路易·波拿巴的讲话含有暗中威胁国民议会的意思。——第401页。
[299]1800年5月15日至21日,装备着一百五十门火炮的四万法军通过了阿尔卑斯山隘口大圣伯纳德。
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在马连峨(上意大利)会战中战胜了奥军。马连峨会战的胜利以及另一部分法军在西南德意志对奥军的胜利的作战导致了第二次欧洲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土耳其)反法联盟的瓦解。在波拿巴的共和历8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政变后,他的这一次大胜利,巩固了他作为法国第一执政的权力。——第402页。
[300]恩格斯引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威廉·约丹在1848年8月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的话,带有讽刺的意思。——第40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2月1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现附上:(1)克路斯给沃尔弗的信(寄自华盛顿)的摘要;(2)皮佩尔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
关于第一封信,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还忘记谈两件你感兴趣的事实。第一件:《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已经用德文在《纽约晚报》上登出来,并且经其他许多报纸转载,获得了好评。克路斯在信上没有说明这是不是从《论坛报》上翻译的,我为此事已直接写信给德纳。第二件:金克尔的主要工具维斯先生公开宣称,他同意我们在“经济学方面”的见解。你看看这些狗在搞什么名堂。
至于塔普曼[注:皮佩尔。——编者注]先生,他既没有提到我们从曼彻斯特寄的信,也没有提到后来我让我妻子从这里写的一封信。
至于科伦人[注:被捕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编者注],那些把猪嘴伸进整个报纸污水坑里的卑鄙的流亡猪猡们一贯采取这种做法:用保持沉默的阴谋来对待这个案件,但求他们自身不受损害。现在必须同这种做法进行斗争。我今天已经把反对普鲁士司法的信寄往巴黎,以便把这个问题在那里的报纸上披露出来。鲁普斯已经答应给美国和瑞士写文章。现在你必须给我写出一篇给英国的文章,还要写一封给《泰晤士报》编辑的私人信,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寄给这家报纸。[292]《泰晤士报》现在正力图提高自己声望,如果有人把它看作是在大陆上唯一有影响的报纸,那它准会洋洋得意,何况它本来就是反对普鲁士的。如果《泰晤士报》愿意承担这件事情,那么就可以通过它对德国发生影响。主要应当揭露普鲁士的司法状况。
这个做法绝对不会有什么害处,如果不成功,你就直接从曼彻斯特写文章给《太阳报》。如果它在《泰晤士报》之前收到这东西,那《泰晤士报》就绝对不会发表[293]。
你未必知道,几乎所有的英国城市都向奥康瑙尔发了支持信,并且发表在《北极星报》和《雷诺新闻》上面,这些信宣布托恩顿·汉特是“不名誉的”,并且强烈地谴责哥本哈根广场事件[294]。除此以外,在伦敦召开了一个全体宪章派支部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托·汉特遭到了一顿臭骂。执行委员会快要改选了,他一定会被丢掉。这个伟大卢格的同盟者在绝望中公然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厄·琼斯利用我的信对科苏特进行无情的攻击。
“我向他说明,欧洲革命就是劳动对资本进行十字军征讨,我还说明,不能把欧洲革命降低到马扎尔人那样的愚昧的半野蛮民族的精神和社会水平,这些人还停留在十六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中,却认真地妄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启蒙运动的伟大发源地德国和法国,并从轻信的英国那里骗得虚假的喝采。”[295]
你看,金克尔干脆打算在这里按照法国临时政府的样子搞起来了。我们一知道魏德迈当了《晚报》编辑,我认为你就必须把卡·施纳佩尔[注:文字游戏:施纳佩尔(《Schnapper》)的意思是“贪婪的人”、“贪吃的人”,这里是指沙佩尔(Schapper),因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的言行片断(我正急切地期待着他的最初的自白)用小品文的形式寄到那里去。(下接皮佩尔信的后面[296]。)
附带说一下!我差一点把丑闻集锦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忘掉了。施泰翰、希尔施、居姆佩尔等人,一句话,从德国来的工人已表示要来访问我。我今天要接待他们。他们已经同沙佩尔和维利希大吵过一场。施泰翰在工人协会[60]上已公开宣布迪茨是间谍,尽管有一些人叫嚷,说他是马克思的代理人,他仍然设法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但是在委员会里扮演主要角色的是迪茨—沙佩尔和维利希的朋友和庇护者。我靠这些施特劳宾人[50],至少可以在裁缝和流浪汉的可怜的小客店里引起新的危机。
同时告诉你,三英镑已经收到。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60]恩格斯指的是伦敦教育协会于1846年9月所发表的告德国无产者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见注46)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成立的,目的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在他们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公开的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秘密的正义者同盟的盟员,之后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教育协会具有了国际性。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成员在协会里受了政治教育的训练,他们后来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和1849—1850年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都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55、344、400页。
[292]马克思为了努力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遭到逮捕和普鲁士警察局准备在科伦对他们进行审判一事组织一次抗议运动,同时也为了迫使报刊不再闭口不提科伦案件,写了许多声明来揭露普鲁士当局的暗害勾当和被囚禁者受到的野蛮待遇,并将这些声明寄到巴黎,以便在法国报刊上发表。同时,他还请威·沃尔弗给美国和瑞士、请恩格斯给英国写这样内容的信。然而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报纸拒绝刊载为科伦被囚禁的人辩护的声明,所以在报刊组织广泛的抗议运动一事未能成功。——第399页。
[293]马克思和恩格斯寄给《泰晤士报》和英国其他报纸编辑部的揭露普鲁士政府对科伦被告的专横行为的声明,都没有被刊登。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寄给《泰晤士报》的声明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1—243页。——第399页。
[294]由于科苏特于1851年10月来到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哥本哈根广场哥本哈根大厦举行隆重大会欢迎他。宪章派的筹备欢迎科苏特委员会的主席、改良主义者托恩顿·汉特,借口在奥康瑞尔身上出现的精神病征候,企图不许他参加这次大会。汉特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对前宪章派领袖抱同情态度的宪章派成员的强烈抗议。奥康瑙尔被允许参加1851年11月2日举行的欢迎科苏特大会。汉特为了在宪章派群众面前为自己辩护,于1851年11月29日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声明,把自己描写成人民利益的热忱拥护者,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一样,汉特未被选入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新执行委员会。——第399页。
[295]《寄语人民》1851年第2卷第606页。——第400页。
[296]马克思致恩格斯的这封信的结尾写在皮佩尔1851年11月27日从布鲁塞尔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三页上,紧接在皮佩尔的信文下面。——第40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1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1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前天写的短信想必你已经收到。如果维尔特不能马上弄到钱的话,我一定设法在后天,至迟星期一,把这件事情办妥。你在必要时无论如何可以拖到星期二。
皮佩尔大师的信附还。看来海涅很合他的胃口,使他有可能写满应酬性的四张纸。[290]我希望你为反蒲鲁东的书[注:见本卷第392页。——编者注]写一封信给他,促使他加紧活动,因为当他再来这里以后,最初一段时间你对稿件的事情将一无所知。皮佩尔和艾布纳尔关于勒文塔尔的说法彼此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后者的说法至少是比较合情理的。至于皮佩尔谈到的从政治经济学史开始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勒文塔尔真是这个意思,那末最好让艾布纳尔给他出点难题,说不必推翻你的整个计划,因为你已经开始研究批判了,等等。如果只能这样做,那么勒文塔尔必须负责出版两卷,你也必须写这么大的篇幅,一则是为了作初步的批判,再则也是为了使你多得一些收入,因为稿酬算到头也没有伦敦那样高。而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这种写法是有它的困难的,然而也有优点,就是在最后才把人们十分渴望知道的秘密揭示出来,只是庸人们看了三卷,好奇心越来越大之后,才告诉人们我们不是要制造莫里逊药丸。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和《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发现了大秘密,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291]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全有了。
你最好做得客气一点,但一有可以接受的条件,无论如何要和勒文塔尔签订合同:要趁热打铁。同时你最好采取同西维拉相反的办法。他从一印张上扣掉你的每一个金路易,你应当让他得到更多的印张,使你的收入总数不变,而且加上去的印张,你可以用引证等来填满,这在你并不费事。二十印张,每印张三英镑,或三十印张,每印张二英镑,反正都是六十英镑。用配第、斯图亚特、卡耳佩珀以及其他人的话去填满十印张,既不用花钱,又不费时间,而实际上是轻而易举的,同时你的书将更“富有教育意义”……
最重要的是,你要拿出一部巨著在公众面前重新登台,最好是丝毫不伤人的东西,如历史。德国的平庸的卑鄙的著作家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在一年之内有两三次把臭东西拿出来给公众看,他们就完蛋了。他们的坚韧精神拯救了他们;他们的书销路很差,或者只有一般的销路,但是出版商们却以为,他们总还是些大人物,因为每份出版商图书目录上他们总要出现几次。况且一定要打破由于你长期不在德国的书籍市场上露面和出版商们后来的胆怯心理所造成的束缚。只要出版了你一两本富有教育意义的、学术性的、论据充分的,同时又很有趣的书,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出版商们想付很低的稿酬,你就可以不理睬他们。
再补充一点,那个《历史》你只能在伦敦写,而《社会主义者》和《批判》可以在任何地方写。如果在法国庸人们胡搞出什么事情并把我们再次引上世界舞台之前,你能利用这个机会,那就好了。
纽约《快邮报》你明天将收到。
我已经说过,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牢牢地抓住勒文塔尔。如果在他那里落了空,那末,正如皮佩尔来信所说的那样,艾布纳尔这条出路也就不通了。此外,以后从勒文塔尔那里,总可以比从别人那里得到更大的结果,因为有个艾布纳尔在法兰克福正紧钉着勒文塔尔。如果他从每天都可以催促的勒文塔尔那里得不到什么结果,那么同那些不在法兰克福的人接洽就更成问题了。你应该写信告诉艾布纳尔,你给他更大的代表权,让他可以马上签订合同;事情拖延得越久,勒文塔尔越会动摇,并且这里面还夹杂着对1852年的政治上的担心。如果在巴黎爆发那怕是小小的序幕,那么对出版商的一切希望都要落空,而如果在白纸黑字地签订合同之前,联邦议会制定了出版法,那你的事也就吹了。你可能会因小失大,不然就要对不大顺心的事忍耐一点。
我越考虑这件事情,越觉得从历史方面写起更实际一些。这一次可得要讲点生意经!
至于我所写的对蒲鲁东的评注[注:弗·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259]。——编者注],是很不足道的,也没有什么用处。这又象《批判的批判》[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的情况一样,那本书我本来打算写成一个两三印张的小册子,而你把它搞成了一部二十印张的巨著,而鄙人在其中显得非常可笑。你若是再写这样大部头的东西,我那原来就不值一提的一部分就会在你的重炮之下化为乌有。要不是你同勒文塔尔的交涉更重要更迫切,我是根本不会反对的。
你的弗·恩·
注释:
[259]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对蒲鲁东的书为他作了批判性评论,并于1851年10月底寄给了马克思(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编辑部所加的标题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第329、382、389、394、397页。
[290]恩格斯暗指皮佩尔在1851年11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引用亨利希·海涅的诗。——第395页。
[291]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全集》1841年柏林第2版第2卷第54页(G.W.F.Hegel.《Ph?nomenologiedesGeistes》.Werke,Bd.Ⅱ,2.Aufl.,Berlin,1841,S.54)。——第39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由于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直到现在才给你写几行字,这你是可以理解的。
你记得,皮佩尔在上一封信中说,我的反蒲鲁东的书[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指的是打算要出版的德译本)。——编者注]不久就可以订合同。而从这次附上的信中,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稿件连提都不提了。这正是我们的好朋友们半年来使我领教过的那种办法。另一方面,艾布纳尔写信告诉我,勒文塔尔打算出版一卷试一试,但是他没有提到我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史”开始。这样就会把我的整个计划推翻。艾布纳尔还说,勒文塔尔只能出“很少”的价钱。如果他出版我想首先出版的东西,我就同意。但是,如果他要迫使我毁掉整个计划,那他一定要象我直接根据他的约稿而写作那样付给我稿酬。不过我还是暂时让艾布纳尔随意处理。他告诉我,得不到我的同意,他就不订合同。你说该怎么办?
我们在科伦的人终于要到陪审法庭受审了,这是个好消息[286];杜塞尔多夫的出版商许列尔昨天有把握地告诉我,要到12月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开庭时才进行审讯。
顺便提一下,不要忘记立刻把纽约《快邮报》给我寄回来。班贝尔格尔正在催促,而这也是从他那里得到以后各期的唯一办法,以后各期必定载有各种有趣的东西。
我知道,你自己现在也很拮据,我突然到曼彻斯特并对你进行掠夺[287],就更加重了你的困难,至少这个月是这样。但是我仍不得不请求你,是否最少还能弄到两英镑。我在离开伦敦时借了两英镑并写了12月以前归还的字据。无论如何,我请你马上写信告诉我能不能办到。
埃卡留斯的兄弟[注:约翰·弗里德里希·埃卡留斯。——编者注]到这里来了。他和所有其余在汉堡被捕的施特劳宾人[50]一起被释放,还领到了释放证。豪普特本来并没有打算叛变,可以从下面事实看出来:毕尔格尔斯给他的信落到他父亲的手里,他父亲追问他这件事,并且要把信交给警察局。他阻止这样做,把信撕了,事后他又把信的碎片拿到埃卡留斯等人那里去,当着他们的面把碎片拼起来,读完以后就烧了。这件事实很重要。家庭的压力毁了这个不幸的家伙。
几天以前,我在图书馆看到蒲鲁东先生关于无息信贷驳巴师夏的作文练习[288]。就浮夸、怯懦、叫喊和荏弱来说,这东西超过了这个人以往所写的所有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法国人以为他们平均支付五至六厘的利息。事实上他们支付十六分的利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抵押债务、期票债务和国债等等的利息达十六亿。但法国只有十亿黄金和白银的资本。这就是要证明的。再举一个例子:当法兰西银行建立时,它有九千万资本。当时法律允许它收五厘的利息。现在它经营的资本(包括存款等等在内)是四亿五千万至四亿六千万,其中四分之三不是它的,而是属于公众的。所以,这个银行不必收五厘,而收一厘的利息(90∶450=1∶5),就可以得到合法的利润。因为法兰西银行(即股东)在必要情况下(2)可以满足于一厘的利息,所以对法国来说利率可以降低到一厘。而一厘几乎是无息信贷了。
在这里你必须看到,这家伙是怎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巴师夏面前炫耀自己的。
我在这里又读了一遍你的批判[注:弗·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259]。——编者注]。可惜不能出版。如果再添上一些我的废话,它可以由我们两人一起署名出版,不过不能给你的商号造成任何不便。
科苏特20日已经走了,这你是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同洛拉·孟戴斯和骑士哥林盖尔结伴走的。
施拉姆极其执拗地硬要再接近我。他是办不到的。卡·施纳佩尔[注:文字游戏:施纳佩尔(Schnapper)的意思是“贪婪的人”、“贪吃的人”,这里是指沙佩尔(Schapper),因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的“卑鄙勾当”[289]情况如何?
你的卡·马·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259]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对蒲鲁东的书为他作了批判性评论,并于1851年10月底寄给了马克思(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编辑部所加的标题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第329、382、389、394、397页。
[286]普鲁士政府千方百计地力求延长1851年5月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审前羁押时间。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被监禁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案件尽快地转为公开审理。——第392页。
[287]1851年11月5—15日左右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第393页。
[288]指《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Gratuitéducrédit.DiscussionentreM.Fr.BastiatetM.Proudhon》.Paris,1850)。——第393页。
[289]马克思1851年12月1日和9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2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正在写一个揭露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风气的抨击性著作。本来,这个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应当是宗派冒险主义集团的当时的头目之一和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见注160)的带头人之一的卡·沙佩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匿名发表这一著作。那时,魏德迈迁居美国;由于魏德迈的出版计划,马克思产生了把恩格斯的这个著作登在魏德迈当时准备出版的《革命》杂志上的想法。然而这个打算由于许多原因而未能实现,首先是因为,从1852年初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致力于写作大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此外,到1852年春季,沙佩尔和维利希之间的分歧以及沙佩尔想同马克思和解的意图越来越显示出来。因此,在1852年5—6月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沙佩尔已经不是登场人物,尖锐讽刺的利箭指向了卢格、金克尔、维利希等人。——第394、41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0月27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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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0月27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马上答复你本月19日的来信,是因为我在这里等维尔特等了好几天,打算同他商定豪普特的事情;同时还因为我打算把关于蒲鲁东的胡诌[注:弗·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259]。——编者注]搞完。这个在今天和明天晚上就能搞完,维尔特星期六和星期日曾经在这里,他还要在布莱得弗德逗留一个时期,因此他不能带什么信,并且表示即使比较方便也不带信,因为德国的情况现在是这样美妙,只要稍有一点口实就立即逮捕,他不愿以任何方式被牵涉到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事件中去。这其实也怪不了他。不过他还是愿意负责为我把信交给豪普特,只是希望自己和这整个事情完全无关。此外他还告诉我,他最近有好几次遇见过豪普特并且迎上去同他说话,但是这个人每次都是非常狼狈地突然躲开并溜走了。据他说,豪普特可能在监狱里听从了他的家属以及其他人的某些劝诱,供出了一些东西,因而现在觉得心情很沉重。不过维尔特也认为,维利希—施泰翰的任何其他说法是纯粹的诽谤,因为豪普特没有任何理由出卖自己。
我现在要写信给豪普特,不署名,因为他认识我的笔迹,并让维尔特设法把信送到。我将要求他公开把事情讲清楚,并向他指出倍尔托特的事件是这一切谣言的可能的根源。但是我不准备多说维利希可能同倍尔托特分过赃的话,因为第一,豪普特有戒心,不会在这样的暗示性的东西上署名,第二,这件事太不可靠,因为倍尔托特先生不是一个会同泛泛之交的朋友尤其是同他实际上痛恨的维利希分赃的人,第三,过一个星期,别人就会在各家报纸上把这件事作为马克思先生散布的新的诽谤宣扬出去,他们会在庸人们对被侮辱的老实人维利希的同情中捞到好处。这家伙已经是十足的无赖,所以用不着把他说得更卑鄙,或者给他散布一些他能够批驳掉的传闻。
费舍的信的确是我很久都没有见到过的最愚蠢的东西。但我已经意料到会有这类东西,并且也认为,他金钱上的许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能要求民主派的蠢驴们能给我们寄钱,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正亲自向他们求乞;他们能够同意的,充其量只能象费舍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愿意同这一伙无赖呆在一个教皇选举会里,并且还是处于少数地位,那他们在如何使用这笔钱的问题上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发言权。要帝国保证[注:见本卷第388页。——编者注](德意志帝国保证共和国!)的马志尼式的借债计划可真不坏,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典型的乞丐的一致活动是设立这种公债所必需的。这种发明实现以后,我们的党除完全退出民主派的金融市场之外,别无他法。这种无耻行径把我们完全打垮了。我们通常从民主派那里得到的用于政治目的的钱,到我们手里本来就很勉强,自从这些大人物作为联合股份公司出现在市场上以后,这种幻想就完全不存在了。我们的所有请求只会遭到拒绝和侮辱,也许只有魏德迈在纽约能办好点事情,那也只能是在工人当中。
维尔特这几天要写信给你。他还拿不定主意干什么好。一些很好的事要他做,但这些对他都不合适。
科苏特先生活象使徒保罗一样:一切为了大家。他在马赛高喊:“共和国万岁”。而在南安普顿高喊:“天佑女王”。这家伙在用多么出色的超立宪主义的中庸之道来炫耀自己啊!但是,他拒绝参加佩蒂先生和哈尼集团的宴会,这正合他们的意。甚至对待马志尼先生也会非常冷淡,至少当着公众的面是如此。这又是一个我们没有看错的人。如果明年不发生什么动荡,那么科苏特先生用不了多久也会堕落到象马志尼那样的卑鄙的哗众取宠的地步。
我明天或后天把蒲鲁东的东西寄给你。我尽可能地把《评论》寄给费舍,但我只有几份最后一期的。你能给我弄到第一至四期的吗?
你的弗·恩·
注释:
[259]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对蒲鲁东的书为他作了批判性评论,并于1851年10月底寄给了马克思(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编辑部所加的标题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第329、382、389、394、39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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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0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上星期一给你的信想必收到了吧?你写信是非常准时的,因此你不回信使我不安。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从皮佩尔那里得到消息。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那末他的轻率是不可原谅的。德朗克还没有来。科伦没有什么消息。
附上费舍作为真正的民主派庸人写的一封信。暂时只好听他自便,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办法。但愿他不要对金克尔干出什么蠢事来。他的信似乎有此苗头。
据我们现在了解,金克尔采取的是如下做法。从这一百六十英镑中出钱作经费派叔尔茨带着一项秘密的使命前往比利时、法国和瑞士。叔尔茨在那里必须使所有的大人物,一直到帝国议会[注:指的是1848—1849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编者注]的议员(包括已故的拉沃),能够授予金克尔以全权,同时要求他们对以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名义发行的公债作担保。“大批人”从此就联合起来了,所以爱·梅因能够在《纽约国家报》公布一个大秘密:现在已经发现德国未来运动的意义,这就是人民性的原则。这个人甚至在他的极盛时期也没有写过象他现在写的这样愚蠢的东西。这些家伙在精神上彻底破产了。再见。
你的卡·马·
哥林盖尔的事情我已经暂时应付过去了。很遗憾,这头蠢驴要在11月1日前往西班牙,而且已经卖掉了这里的家当。但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再怕他采取什么敌对的行动了。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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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0月1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前几天我收到德朗克的来信,告诉我他将(显然是由于被驱逐)于本月23日或24日到达伦敦。在这里他的生活问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
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消息。我最近是这样同科伦通信的:来信由铁路列车员施米特负责送往列日;而我则把信加上一个信封由第三者带往列日转交给他。这个施米特被捕了,随后就放了出来,但是侦讯仍在进行。看来在这件事上我们碰上了一件直接的叛卖的勾当。此外,按照约定,皮佩尔早就应该从科伦和法兰克福给我消息了,路特希尔德一家在科伦呆了一天。可是我还是从艾布纳尔(从法兰克福)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里得知,皮佩尔虽然在法兰克福呆了一星期,但是还没有到艾布纳尔那里去过,没有把我的信转交给他。为我们办事的人总是极端漫不经心,常常把事情看得无足轻重,我们真倒霉。为别的人服务无疑做得好些。
金克尔在纽约没有召开群众大会,也没有推销为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发行的“有息债券”[284],因为在他看来,他遭到了粗汉海因岑的暗中破坏,总之他只能在大家无疑问地把他当作救世主的地方出头露面。在费拉得尔菲亚,恰好相反,正如他给流亡者俱乐部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推销了四千美元的债券。在宾夕法尼亚,他大概将遇到大批德国天主教徒的“光明之友”[285]成员。金克尔除了继承了约翰奈斯·隆格的遗产以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后者是约翰。而他则是基督。
今天晚上我要和哥林盖尔见面。整个这件事情是维利希那一伙直接谋划的。看来哥林盖尔在这些无赖的纠缠下把我欠他的钱送给他们了。我将给他开一张一个月的期票。我相信他会同意的。如果不同意,就让他到法院起诉好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很有可能同一个德骚人订好合同,他当然要预支一定数目的钱给我[注:见本卷第379页。——编者注]。
维尔特又到了布莱得弗德。你写一封信给他,问他是不是能亲自把信交给豪普特,这件事很重要。我看这全部诽谤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施泰翰—迪茨,另一方面是恶棍的保护人维利希,是他在这里谢特奈尔酒馆的顾客当中首先使他们怀疑豪普特是密探。维利希还和前普鲁士的军士倍尔托特保持经常联系。豪普特曾经给这个畜生在汉堡的一个商人那里找到职务,而倍尔托特偷了这个商人的东西并受到警察的追究。豪普特作证时自然说他是小偷,而这个家伙也许同他的朋友维利希分了赃。所以维利希大喊大叫什么“一个可怜的逃亡的爱国者”被出卖了。如果这件事公布于世,这个“高贵的”维利希会大吃一惊。重要的是,不仅要让豪普特解释对他的明的和暗的怀疑;而且,如果他是清白的,他必须发表公开声明,说明这整个事情是由于维利希的诽谤,同时还要指出维利希同小偷倍尔托特有联系,也许还是同谋。豪普特还不知道维利希的无耻行径,还不知道对他的怀疑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维尔特同意,你可以根据这个意思写封信,由他转交豪普特。事情要快点办。豪普特在他的说明当中应当提到迪茨和他的书桌被撬开一事的可疑性质。
至于艾韦贝克,你必须把你的至少是1845年以前的经历,简要地写信告诉我[注:见本卷第378—379、382页。——编者注]。
路易·波拿巴先生的突然转变——无论它的结局怎样——是日拉丹的妙计促成的。你知道,这位先生曾在伦敦和赖德律-洛兰有来往,他的报纸[注:《新闻报》。——编者注]有一个时期办得真是愚蠢到只有赖德律-洛兰和马志尼的同伙才能达到的地步。突然,他采取普选权的步骤,他通过写文章,通过维隆博士和个人的会晤,促使波拿巴也这样干。保皇党的阴谋就这样破灭了。向来很有外交风度的《辩论日报》变得暴跳如雷,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福适、卡尔利埃、尚加尔涅,甚至高贵的贝利耶和布洛利(这两个人看来已经和波拿巴相勾结)全是一伙。无论如何,“革命”,在爆发的意义上讲,现在被用这种狡猾的手段消灭了。有了普选权,革命就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但是日拉丹先生是不喜欢伪装革命的。他一视同仁地既欺骗了保皇党,也欺骗了职业革命家,是否他也在有意地欺骗路易·波拿巴,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将来恢复了普选权,谁能保证波拿巴有权修改宪法呢?即使可以修改,谁又能保证按他的心意修改呢?况且估计到法国农民的天生的愚蠢,根据普选权当选的这个人,即使由于人们感谢他恢复普选权,甚至他逐渐任命自由派的部长,并通过巧妙的抨击文把一切责任推到据说是拘禁了他三年的保皇派阴谋家的身上,即使如此,这个人是否能再度当选,还是一个问题。这就要看他的手腕了。波拿巴现在至少知道,他对秩序党是毫无指望的。
在这场阴谋中的一个喜剧性的插曲,就是《国民报》和《世纪报》的伤感的表现,谁都知道,这两家报纸曾在长时期中起劲鼓吹普选权。现在,当法国正面临着再度领受普选权幸福的危险时刻,它们却无法再掩藏自己的愤懑。正象保皇派希望靠有限选举权选出尚加尔涅一样,它们也希望用同样的选举权选出卡芬雅克。日拉丹直截了当地对它们说,他知道,它们对修改宪法——这给波拿巴带来再度当选希望——采取的共和主义的厌恶态度,只是用来掩盖他们对普选权的仇恨,因为普选权不能给卡芬雅克和他的全体党羽带来胜利。可怜的《国民报》已经用丧失普选权来自慰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打击将使1852年5月的暴动[注:见本卷第618页。——编者注]化为泡影。如果当政的集团中的某一个企图发动政变,那末暴动至少会早一些爆发。
你的卡·马·
注释:
[284]这里指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是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的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举借公债,金克尔于1851年9月到了美国。举借“革命公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而无成果的一种尝试。——第385、610页。
[285]“光明之友”(见注176)与另一个反对派的宗教流派“德国天主教”的合并发生于1850年。——第38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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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0月15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两镑的邮局汇票,手续和以前一样。哥林盖尔的事很糟糕。你必须还钱;郡法庭的先生们办案很快,而且掌握着凭据。如果我是你,就尽快筹款还债和付法院传票的费用,并把这些钱寄给那个家伙,这是无可奈何的,不然到法院去挨罚,花钱更多,而且很不愉快。需要多少钱,你能筹多少钱?尽可能确切地告诉我,不管我现在多窘迫,也要尽我所能,不致让法院执行官找上你的门来。
施拉姆的事令人不很痛快[注:见本卷第376页。——编者注]。如果我们同这种龌龊的事情毫无关系,那就好了。有关鲍威尔[注: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和普芬德经管款项问题的动人的争吵[159]的记录,现在落在这些先生们的手中,绝不是一件好事。施拉姆随身携带这种东西,真该狠打屁股。他将因此受到短期监禁,并且将由于用假护照而被判六个月徒刑,这怎么说都是自作自受。
至于豪普特,在我没有拿到证据以前,我是不会把他当成密探的。这家伙可能在监狱里干了蠢事,而且,据说是由于他告密而被捕的丹尼尔斯事件,也使人对他产生怀疑。可是磨坊街[160]庸人们开始喋喋不休地议论他,是同迪茨的书桌被撬开的消息发生在同一个时候,所以这种议论就更加荒唐了。豪普特居然有本领从汉堡撬开蟑螂的书桌。这个高贵的迪茨为什么不向英国警察局控告呢?总之,如果能使豪普特说明真相,那自然很好。如果你把一封给他的信寄给维尔特转交,那么我想,有两个星期维尔特就可以找到机会把信当面交给他,甚至可以到营业所去找他。商人总是找得着的。
布林德和他夫人的事情的确闻所未闻。由于皮佩尔先生对费尔巴哈不表好感就眼泪汪汪地离去,确实太不象话了。
你说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结了婚”,是不是在英国正派资产阶级含义上用这个词的?我几乎不得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你着重强调了这个词。不过这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沃尔弗先生是一位好丈夫,甚至可能是一位好家长!
我认为你最好还是给艾韦贝克稍微写点东西应付一下,让他心里过得去些。犯不上让这个家伙把对我们的胡说八道在法国到处散布。这个人为了追求当大人物,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令人不能理解,因为它甚至超过了他的贪欲;要知道,出版这本新的“不朽的杰作”[注:海·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无疑是要他掏腰包的,估计只能卖出五十本。
你如果还听到关于萨宗诺夫的消息,就告诉我。这种意外事件是有意思的,而萨宗诺夫先生也十分可疑。
我正在从蒲鲁东的书中摘录一些必要的东西[注:弗·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259]。——编者注]。等到本周末,你就能收回这本书以及我的简评。这个家伙的计算又是很高明的,凡有数字的地方必有错误。
这里的危机到底怎样发展,还很难说。上个星期,因为女王的缘故[281],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星期事情也不多。但是市场上原料价格暂时稳定而工业品价格看跌。在几个星期内工业品和原料的价格都将大跌,而就目前估计,工业品价格要比原料价格跌得更多,所以纺纱厂、织布厂、印花布厂都赚不了多少钱。这已经很成问题了。但是美国市场有不再进货的危险。德国来的消息也很不妙。市场的萎缩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末我们在几星期以内就可以看到末日的开始。美国的萧条和破产(负债总额为一千六百万美元)是真正已经开始,或者只不过是暴风雨的信号,还很难说。至少在这里已经出现暴风雨的十分明显的征候。制铁业完全陷于瘫痪,纽波特的两家专门给制铁业提供资金的银行倒掉了;除了在伦敦和利物浦新近的企业倒闭之外,格拉斯哥的一个油脂投机商现在破了产,奥康瑙尔和哈尼的朋友、伦敦股票交易所的托马斯·奥尔索普先生也破了产。我今天没有看到关于毛纺织业、丝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的报道,这些部门的情况显然也不很妙。无论如何,目前存在着种种征兆,这是再也无可怀疑的了;已经可以预见到,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大陆上明年春季的动荡将和非常严重的危机同时到来。甚至澳大利亚看来也帮不了什么忙,开采金矿从加利福尼亚开发以来,已经不是新行业了,世界对它已经吃腻了;它开始变成一种普通的行业,而周围的市场本身商品充斥,以致如不大大地减少它们本身的剩余商品,就会加重十五万人口的新南威尔士市场的商品过剩。
路易-拿破仑先生终于决定将福适先生免职了。他这次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特权,重演去年的尚加尔涅事件,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否能取得同样的成就,还要等着瞧。用猎人的话来说,他终于被保皇党追赶得转过身来要用角抵人了。他是否很快就再夹起尾巴,我们会看到的。无论如何,这个倒霉的冒险家已经如此衰落,以致他想怎样干就会怎样干;他是完蛋了;但是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变得有趣起来。对福适—卡尔利埃的出了名的镇压、日益扩大的戒严、宪兵的专横等等,有过早中止之虞,这在某种方面来说是令人遗憾的,如果胆小的拿破仑真有勇气对选举法实行猛烈的进攻,他就可以废除选举法;这样又会给6月13日的蠢驴[282]、合法进步的拥护者提供法律基础,这同样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谁知道在这些法国人那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对于这种臭事有什么看法?你那里是能看到更多报纸的。
你的弗·恩·
琼斯给我寄来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再有六百个订户,否则就要垮台[283],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注释:
[159]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多数派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了反对马克思的拥护者——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而策划的一场诉讼案。此案情况见下述由普芬德执笔向报界发表的声明: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
9月17日,我们(亨·鲍威尔和我作为管理协会一部分钱款的两个受托人)把一封信,连同我们关于退出协会的声明,寄给了大磨坊街协会。我们在信中要求,次日派弗兰茨·鲍威尔——第三受托人,到我们这里来,解决财务事项。几天过去了,未见答复。后来亨·鲍威尔收到一封信,要我们到大磨坊街协会。当然,我们没有理睬这个无礼的要求。过了两周,协会又一次提出它的要求,同时威胁说,这可能引起不良后果等等。为了答复这个新的无礼要求,亨·鲍威尔和我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分期付款。我们的政治朋友都赞成这个决定,何况大家已经知道,这些钱本来都是要用于派遣特使前去德国散布那些退出协会的人的流言蜚语,也就是说破坏章程,而只有利于个别的阴谋家的。最后,那位曾为第三受托人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同他一起,共同作出了决定:付款将分期进行,1850年12月1日将是第一个付款日期。但是,虽然这个日期是商议好的,我们却接到传票说,11月20日必须到法院出庭。我们出庭了,不用说,协会对汇款的要求被拒绝了。12月1日没有一个人代表协会来领取以私人方式约好的到期款子。反之,瑞士、德国、美国的报纸上都登出了协会的声明,妄图控告我们盗用款项。几个星期以前,协会的一个主席来到我这里说,他听到我同意付款。我回答说,我随时准备这样办,错误在他自己,因为他们不遵守领款的合法日期而是告到法院,并在报刊上进行诽谤,但是这事我应该和亨·鲍威尔商量。后者向我声明,既然协会败诉了,他依照法律不应当再付款给这个组织了;同时,由于协会对我们进行挑衅性诽谤,他打算将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至于我,那协会可以在任何时刻向我领取五英镑,同时交来由主席、财务员及出纳员签字的收据;至于十八先令四便士诉讼费用,以及我为协会所制的莫尔画像的稿费,这些我都放弃。
卡·普芬德
1852年1月21日于伦敦
次日上述磨坊街协会的三个代表来我这里,领了钱,交了收据,但是他们认为,一点不提我信中所指出的事实,特别是协会对不起我的地方,是有好处的。
卡·普芬德”
从沙贝利茨1852年3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显然可以看出,这个文件曾经刊登在《瑞士国民报》上。——第164、381页。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259]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对蒲鲁东的书为他作了批判性评论,并于1851年10月底寄给了马克思(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编辑部所加的标题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第329、382、389、394、397页。
[281]恩格斯是指维多利亚女王于1851年10月中访问曼彻斯特一事。——第382页。
[282]这是恩格斯对法国立法议会中属于山岳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讽刺性的称呼,暗指山岳党领导人于1849年6月13日在巴黎组织群众示威游行而未成功的尝试。这次游行被政府军队驱散。在6月13日事件期间,山岳党的领袖们表明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领导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第384页。
[283]指《寄语人民》杂志。——第38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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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0月1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想必已经从《科伦日报》上看到我为驳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诽谤而写的一篇声明。[278]那种胡说简直太岂有此理了。我清楚地知道,那些蠢材近来在所有的德文报纸上连续不断地进行攻击,目的是使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或者是公开谴责这种密谋,这样也就是谴责我们党内的朋友,或者是公开承认这种密谋,这样也就是犯了“法律上的”叛逆罪。然而这些先生太愚蠢了,他们不能使我们上当。
魏德迈9月29日由哈佛尔乘船到了纽约。他在那里遇见了也是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的赖希。赖希曾经和施拉姆一同被捕,他说警察在施拉姆那里搜出了一个记录的抄本,其中记载着引起他和维利希决斗的那场争论,也就是他痛斥维利希并退出会议的那天晚上会议的记录。[279]这个文件是他亲笔写的,但没有署名。这样一来,警察发现他是施拉姆,而不是他住在巴黎时所用的护照上写的那个“班贝尔格尔”。另一方面,这个记录使警察局长魏斯先生及其同僚更加茫然,因为我们的名字也被牵涉到这个臭事里面。既然施拉姆干了这种蠢事,那么这个“正直的人”将自食其果,至少是件乐事。
金克尔利用从美国寄来的一百六十英镑作为他本人和他的救主叔尔茨一起到美国募款的费用[注:见本卷第385页。——编者注]。正在美国金融市场萧条的时候,他此行是否合乎时宜,很值得怀疑。他选择这个时机,是要赶在科苏特之前,他幻想有那么一天在未来的国土上当众拥抱科苏特并看到一切报刊上刊登着:科苏特和金克尔!
海因岑先生靠他关于奴隶解放的呼号,在纽约组成了一个新的股份公司并将他的报纸名称稍加修改继续出版。
施泰翰(哪一个施特劳宾人[50]都不可信赖!)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这里当维利希—沙佩尔的侍从。当他写给蟑螂迪茨的信落入汉诺威警察当局手里的事实被发觉时,他就在《北德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说是迪茨先生的书桌被撬开(多么荒唐!),信被偷走。据说,目前查明,密探就是很久以来就在警方供职的汉堡的豪普特。我幸好在几个星期以前就阻止公开干预迪茨—施泰翰事件。关于豪普特,我没有再听到什么消息,徒劳无功地想尽办法转交给他一封信,因为他应该把事情说清楚。我已经通过维尔特试探过一次,但是豪普特家的人借口他不在而拒绝接待。你对豪普特怎么看?我相信,他不是密探,而且从来没有当过密探。
埃德加尔·鲍威尔似乎也在这里。我还没有见着他。一星期以前,布林德偕夫人(科亨女士)来这里参观博览会[186],星期天又离开了。上个星期一以后我没有再看到他,这完全是由于一件无聊的意外事情,这件事情会使你了解到,这个可怜人怕老婆到了何等地步。今天收到了本市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向我辞行。他夫妇是上个星期一到我家来的。来的还有弗莱里格拉特、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附带讲一下,他悄悄地回到了这里,还在不久前和一个英国的女学究结了婚)、李卜克内西和不幸的皮佩尔。布林德夫人是一位活泼的犹太女人,我们有说有笑地闲谈着,后来,“一切谎言之父”[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23首歌(诗中的这几个字是用来刻画恶魔的)。——编者注]使我们把话题转到宗教问题上来了。她用无神论和费尔巴哈等来吹嘘自己。于是我攻击了费尔巴哈,当然是非常礼貌而友好的。开始时我觉得,讨论问题使这个犹太女人很喜欢,这当然是我参加议论这样一个使我厌烦的题目的唯一理由。但这时我的爱夸夸其谈的应声虫皮佩尔先生以预言家的姿态插话,而讲得实在太不得体。我突然看到这位夫人眼泪汪汪。布林德向我投来忧郁而带有责备的目光,她起身告辞了——“从此看不到她的踪影”[注:歌德《渔夫》。——编者注],布林德也一样。这种不寻常的事在我长期的实际生活当中还没有遇见过。
皮佩尔已经和路特希尔德一家一起动身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他有一个很讨厌的习惯:在我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要用一种极其愚蠢的教训人的腔调插进来。
昨天学,今天教,
这些先生的消化力真不小。[注:席勒《天之骄子》。——编者注]
可尊敬的哥林盖尔为一笔旧债给我寄来一张本月22日出庭的法院传票。同时,这位大人物已经到南安普顿去迎接科苏特了。看来,这笔隆重接待的费用落到了我身上。
我收到巴黎寄来的两封信,一封是艾韦贝克的,另一封是萨宗诺夫的。艾韦贝克先生将出版一本不朽的著作《德国和德国人》。包括的时期是从凯鲁斯奇人阿尔米纽斯(他在信中就是这样写的)开始到公元1850年。他要求我供给他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三个人的传记性的历史文献材料。这个臭东西已经开印了。怎么办?我担心,如果我们根本不理这个家伙,他会写一些关于我们的最荒谬的东西抛到世界上去的。来信告诉我,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萨宗诺夫信上注明“巴黎”两字,无论如何是最使人感兴趣的。萨宗诺夫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是怎样跑到巴黎去的?我要请他说明这个秘密。他这一方面对德朗克意见很大,说他游手好闲,让一些资产者迷惑住了。他已经译完《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的一半。另一半的翻译是由德朗克负责的。由于德朗克的一贯懈怠和懒惰,这一工作没有完成。这说得确实象是我们的德朗克。
虽然康培先生拒绝我关于出版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的提议,科塔先生以及后来的勒文塔尔先生(由法兰克福的艾布纳尔介绍的)拒绝我关于出版经济学的提议,但是看来对于后者终于有了一线希望。在一星期之内我就会知道,这是否能实现。这是一个德骚的出版商,也是艾布纳尔介绍商谈的。艾布纳尔是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
我还没有接到《论坛报》的信,也没有见着报,但我深信事情正在进展。[280]无论如何,几天之内就会见分晓。
最后,你必须把对蒲鲁东[注: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的看法告诉我,简单点也行。我现在正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以对此尤其感兴趣。近来我继续上图书馆,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以求得至少对这个臭东西有个概念。
商业危机的情况怎样?《经济学家》刊登了通常在危机之前出现的那种宽慰、郑重的保证和号召。当他们喃喃地劝别人不要恐慌的时候,自己却感到恐慌。你如果弄到约翰斯顿的《北美札记》1851年版的两卷集,就会从中找到各色各样有趣的记载。这个约翰斯顿就是英国的李比希。“约翰斯顿”的自然地图集(不要同上述的约翰斯顿混同起来),也许在曼彻斯特的图书馆里可以找到。书里包括了这一方面的全部最新的和比较旧的探索。定价十个基尼。显然不是供个人购买的。关于亲爱的哈尼,没有什么消息。他大概还是住在苏格兰。
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博览会上得了头奖,并且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1.古塔波胶。有新的原料和新的品种。2.武器。有左轮手枪。3.机器。有收割机、播种机和缝纫机。4.第一次广泛采用银版照像术。5.船舶方面,快艇。最后,为了表明美国人也能够供给奢侈品,他们陈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一大块金子和用纯金制成的一套餐具。
祝好。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186]指伦敦工业博览会。它是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于1851年5—10月展出。——第200、230、258、267、282、295、377、573页。
[278]马克思是指他发表在1851年10月9日《科伦日报》第242号上的1851年10月4日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6页)。反动的奥格斯堡《总汇报》散布了诽谤性谣言,胡说什么马克思把一些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的消息告诉了倍克男爵夫人,这些消息传到了政府那里,以致成为逮捕同盟盟员的根据。马克思在这个声明中驳斥了这种谣言。——第376页。
[279]在1850年8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方和维利希为另一方进行激烈辩论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康拉德·施拉姆要求维利希进行决斗,决斗于9月在奥斯坦德附近举行,结果施拉姆受了轻伤。——第376页。
[280]指《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一事。——第37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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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9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至于泰霍夫的战争史[注:见本卷第365—370页。——编者注],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是极其肤浅的,而且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错误的。撇开暴力只有用暴力才能对付这样一个深刻的真理,撇开革命只有成为普遍的革命的时候(按字面理解,就是当革命不遇到任何反抗的时候,而按意义理解,就是当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这样一种荒谬的发现,撇开由某一个至今尚未被发现的(连卡芬雅克和维利希也不算数的)军事独裁者来压制注定要发生的“内部政治”即真正的革命这样一种善良的意图,撇开这些先生们对革命的看法的这种意味深长的政治表达方式,从军事观点看来需要注意下列几点:
唯一能够保证胜利的铁的纪律,恰好就是“内部政治延期”和军事独裁二者的反面。这样的纪律从哪里来呢?这些先生的确应当从巴登和普法尔茨取得一些教训了。[276]军队的瓦解和纪律的完全松懈,既是迄今发生的每次胜利的革命的条件,又是这种革命的结果,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法国花了从1789到1792年这几年时间才重新组织起一支约有六至八万人的军队——杜木里埃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又垮掉了,而在1793年年底以前法国可以说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军队。匈牙利花了从1848年3月到1849年年中这一年多时间才有了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而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是谁在军队中建立了纪律呢?并不是那些只是在革命的几次胜利以后才在临时组成的军队中具有影响和赢得权威的将军们,而是民政当局在内部政治方面所采取的恐怖手段。
联军的兵力:
1.俄国。假定它有三十万可以作战的部队,其中二十万已经在战场上处于战斗状态,这种假定是夸大了。不过,这尤可说。但是,经过两个月他们是既不能到达莱茵河(无论如何前卫部队不可能到达科伦附近的下莱茵),也不能到达上意大利。为了有可能同时采取行动,并且同普鲁士、奥地利等国一道很好地部署军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俄国军队行军每天超不过二至二点五德里,每隔两天还要休息一天。等俄国军队开到匈牙利战场,就已经过去几乎两个月了。
2.普鲁士。动员至少需要四至六个星期。指望士兵们倒戈、起义等等是非常冒险的。但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普鲁士可能有十五万人,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大概连五万人也到不了。关于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的算法,纯粹是骗人的鬼话;这一切都是靠偶然性。
3.奥地利。同样很成问题,很没有把握。象泰霍夫那样的任何对或然性的估计在这里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奥地利也许可能象泰霍夫所讲的那样,拿出二十万军队来对抗法国,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甚至连一个人也派不出来,也许至多只能用十万人在的里雅斯特附近抵挡一下法国人。
4.联邦军队——巴伐利亚军队有三分之二肯定要反对革命,而在另外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人。用三个月的时间无论如何可以组成一个三至五万人的军团,而且他们在一开始时与革命的士兵相比将是相当精良的。
5.丹麦立即可以派四至五万精锐部队到战场上去,瑞典人和挪威人象在1813年一样,也必然会参加伟大的十字军征讨。泰霍夫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到比利时和荷兰。
革命的兵力:
1.法国。有四十三万军队处于战斗状态。其中有十万人驻扎在阿尔及利亚。有九万人,即余数的四分之一,并不处于战斗状态。还剩下二十四万人,尽管现在铁路已有很大改进,经过四至六个星期至多只能把十万人运到比利时和德国边境,把八万人运到萨瓦和皮蒙特边境。象1848年的比利时一样,撒丁这一次企图成为海洋中的山岩;皮蒙特军队本来就有大量撒丁的笃信宗教的农民子弟——至少就其目前的情况来看,军官都是贵族,这样一来,它是否会象泰霍夫所想象的那样,将继续忠于革命,这还是很大的问题。维克多-艾曼努尔把列奥波特当做自己的榜样,这是危险的。
2.普鲁士——?3.奥地利——?这是指正规的、有组织的士兵而言。至于义勇队,人数会是很多的,他们当然没有什么用。如果在最初几个月中就能从转到革命方面来的军队中弄到五至六万有战斗力的士兵,那就算很多了。而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又从哪里能弄到军官呢?
根据上述一切情况,更大的可能易,如果明年爆发革命,那末这场革命——由于没有那种曾经使拿破仑有可能迅速组成一支庞大军队的条件,即在任何一次革命(甚至在法国)中都必然缺乏的优秀干部——最初必然不是处于守势,就是只限于从巴黎发出一些空洞的声明并进行一些很不令人满意的、应受谴责的、有害的、规模更大的里斯康土远征[277]。除非莱茵省的各要塞在第一次强攻中就被攻克,并且皮蒙特军队都按照公民泰霍夫的号召行事;或者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的瓦解,有可能立即占领柏林和维也纳这两个中心,从而迫使俄国转入守势;或者将要发生一些事先无法预料的事件。否则,象泰霍夫那样根据这些去进行推断并对或然性作出估计,正如我根据自身经历所早已证实的那样,是徒劳的和武断的事情。可以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取决于莱茵省。
注释:
[276]指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1849年5—7月发生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第373页。
[277]1848年3月29日,在比利时里斯康土村(靠近法国边境),从法国开往祖国的比利时共和军团和一支比利时军队发生冲突。后者获胜。比利时的共和派想用打回比利时的办法实现共和政变的企图的失败,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的这个行动的基础是恶劣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关于此事详情,见恩格斯的《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47—450页。)——第37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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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9月[25日][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来信收到了。关于泰霍夫的渊博的学问明天再谈。金克尔寄往新奥尔良的那封乞讨信十分动人,可惜我只拜读了该信的法译文。施泰翰先生现在恐怕也已经在伦敦了,这个家伙自己不来,你先不去管他,在叫某人去保护他以前,你先等待事态的发展,这样做是正确的。今天各报都报道了在巴黎有一批人被释出狱的消息,其中就有康拉德[注: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先生。德国各报硬说维利希的荒唐的文件[271]是我们搞的,这种愚蠢行为也使我非常生气。不过,很快就会弄清楚,我们和这个可怜的肮脏玩意儿没有丝毫关系。上帝可以作证,硬把别人写的、按文体和内容说来同我们格格不入的文件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已经受够了。随信寄去给纽约写的第三篇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三篇。——编者注],无论如何写得不象第二篇那样糟糕。第四篇很快就着手写。
你最好能不时地把美国报纸作为印刷品邮寄给我,有时我想看看这些肮脏玩意儿的原形。为此我不久要再寄些邮票给你。
再见。
你的弗·恩·
注释:
[271]恩格斯是指1851年夏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所成立的单独同盟(“宗得崩德”)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告它的盟员书。这个文件反映了“宗得崩德”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计划和他们不考虑客观条件而人为地搞革命的宗派主义唯意志论思想。1851年9月由于法国逮捕了“宗得崩德”地方支部的许多盟员,这个告盟员书落在警察的手中,并且以《在革命前夕、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给同盟的指示》(《InstructionspourlaLigue,avant,pendantetaprèslarévolution》)为题,发表在法国报刊上。1851年9月19日《科伦日报》第225号也引用了这个告盟员书的摘要。——第360、361、365、37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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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9月2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巴黎文件[271]的事弄得十分愚蠢。德国报纸如科伦和奥格斯堡的报纸[注:《科伦日报》和《总汇报》。——编者注]都硬说文件是我们搞的,这群没有任何批判嗅觉的狗这样做是意料中的事。另一方面,可怜的维利希及其同伙又放出空气,说什么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熟人在巴黎把这个肮脏东西泄露给了警察当局。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康·施拉姆也被捕了。真是活该。下一次——等再得到一些消息以后——我再写信和你谈这里的丑事。今天我送给你的东西,是在下面摘录的公民泰霍夫登在《纽约国家报》上的一篇冗长的宣言,题目叫做:《未来战争概论。8月7日于伦敦》。[274](文章写得很糟,充满了学理主义的味道,从我们的《评论》中引了种种旧的论据;表面看来似乎阐述得很内行,但是内容肤浅,行文很不生动,没有任何精辟的地方。)泰霍夫一开头慷慨激昂叙述1849年革命的那些地方,我就不摘给你看了。他从这里首先做出了如下的实际结论:
1.对付暴力,除了用暴力以外,没有其他对抗的办法。
2.革命,只有当它成为普遍的革命,也就是说,只有当它在运动的各大中心(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巴登)爆发,其次,当它并不是某一个反对派的表现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例如:1848年的六月起义。)
3.民族斗争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起分散的作用。
4.街垒战只是居民反抗的信号,并使政府的力量受到考验,即考验军队对于这种反抗的情绪,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不管这种考验的结果如何,组织作战,建立有纪律的军队,永远是革命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因为只有依靠这个才有可能发动进攻,而只有发动进攻才能取得胜利。
5.国民制宪议会无法组织作战。这些议会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内部政治问题上。而解决这种问题的时机只有在胜利以后才会到来。
6.要组织作战,革命必须赢得空间和时间。因此它必须在政治上采取攻势,也就是说,把尽可能多的地盘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因为在军事上它起初总是局限于防御。
7.组织作战,无论在共和派营垒还是在保皇派营垒中都只能以强制为基础。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在同有纪律和指挥良好的士兵作战时,能依靠政治热情,依靠想象的神奇的起义部队而取得一次开阔地的战役的胜利。军事上的热情只有在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以后才会出现。为了取得这些胜利,最初除了严格的铁的纪律以外,没有更好的基础。民主原则比在国家的内部组织中更加充分地运用于军队之中,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有可能。
8.未来战争,就其性质来说,是歼灭战——不是歼灭各国人民,就是歼灭各国君主。由此便要承认各国人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团结,即干涉。
9.未来革命的地域,在空间上仍是已失败的革命的地区,即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
由于这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未来的革命的问题同未来欧洲战争的问题含义是一样的。战争的基本问题是,欧洲究竟成为哥萨克的欧洲,还是成为共和派的欧洲。战争的场所还是原来的,即上意大利和德国。
接着,泰霍夫先生就统计了:(1)反革命的兵力;(2)革命的兵力。
一、反革命的兵力
1.俄国。假定它能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增加到三十万人。这就很多了。那末,它经过多少时间、有多少兵力能够到达莱茵河和意大利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得经过两个月。由于生病和占据军用公路,它的兵力至少要减去三分之一。只有二十万人,在运动爆发以后经过两个月能够到达战场的决定性地点。
2.奥地利。它的军队编制为六十万人。1848年和1849年,它驻意大利的兵力就需要十五万人。现在和平时期拉德茨基也需要这样多的人。在匈牙利现在在和平时期它需要驻九万人。在最近这次战争中,二十万人显得不够用了。这支军队有三分之一是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会投向敌人方面。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起义在匈牙利和意大利不是同时爆发,奥地利由于受到各种街垒战的阻碍,经过六个星期有五万人可能开到莱茵河。
3.普鲁士。包括不上前线的各预备营和第一类后备军,共计五十万人。可用于作战的有三十万人,其中一半是常备军,一半是后备军。动员时间需要二至三个星期。普鲁士军队的军官全是贵族的,军士是官僚主义的,而广大士兵是“完全民主的”。由于动员后备军,革命有了成功的进一步的希望。普鲁士军队会由于革命而瓦解,国王只有在俄国军队的帮助下才能控制住革命,以便和俄国人一起率领他的残余部队去打起义者。莱茵省、威斯特伐里亚和萨克森对他说来已经失陷,也就是说,最重要的要塞线和至少三分之一的军队都已丧失。三分之一的军队他要用来对付柏林、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波兹南省和西普鲁士的起义。最多还剩下十万人,开上战场不会比俄国人早。
4.德意志联邦军队。巴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库尔黑森和普法尔茨的各团属于革命方面。只有德意志联邦军队的残部,遵循各邦君主的哀求,来加强反动派的军队。没有军事上的意义。
5.意大利。意大利唯一的军事力量——撒丁军队属于革命方面。
总计:
德国战区
150000俄军
100000普军
50000奥军计300000人
意大利战区
150000奥军
50000俄军计200000人
————————
共计500000人
二、革命的兵力
1.法国。革命刚一开始就有五十万人待命。其中二十万人在莱茵河畔,十万人在意大利(上意大利),保证意大利革命和德国革命有空间和时间组织起来。
2.普鲁士。五万人
3.奥地利。十万人
}也就是把脱离敌方的军队的一半组织起来。
4.一些德国小军队:十万人
于是,他作了如下的计算:
法国作战部队………………………300000人
德国革命军…………………………150000人
意大利和匈牙利……………………200000人
———————
650000人
可见,革命将率领六十五万人去反抗专制主义的五十万人。
最后,他写道:
“不管有什么样的民族的差别,不管有什么样的原则的差别经常分裂着伟大的革命政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不同意见彼此之间进行斗争的时间只有在胜利以后才会到来”等等,等等。
对于这种计算,你有什么看法?泰霍夫是从正规军的瓦解和革命的兵力有组织这个假定出发的。这是他的计算的基础。但是,你对这种统计的评论一定比我高明。
但是,这篇文章的真正政治倾向(这一点在原文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归结如下:在战争结束和俄国失败以前,绝不会爆发革命,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党派斗争,没有任何国内战争,没有任何阶级纷争。但是,为了组织这些军队去进行这场战争,需要暴力。这种暴力从谁那里来呢?来自卡芬雅克将军或者象他那样的在德国和上意大利有自己的将军们的法国军事独裁者。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同维利希的思想相差无几。世界战争,根据这个革命的普鲁士中尉的理论,就是军人对非军人的统治,至少是暂时的统治。但是,在没有先前的和同时进行的内部斗争,没有该死的“内部政治”的情况下,某一个将军——即使老拿破仑本人复生——用什么办法能够不仅得到这种手段,而且也得到这种影响,对此预言家只字不提。这里至少清楚地说出了这个未来的世界战争能手的“美好的愿望”,这种愿望恰好在那些非阶级的政治家和民主派身上找到了相应的政治表现。
祝你健康。
你的卡·马·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在这里写一句告诉你。
注意:你知道,有个叫施泰翰或施泰克翰的在汉诺威被捕,他在同我们建立联系以前,还和沙佩尔等人的委员会通信。现在发现,他写给该委员会秘书迪茨,并且已经由这个蟑螂收到的两封信,目前都进了汉诺威警局督察员的办公处。乌尔麦尔本来受我们委托,将在本星期五在“流放者协会”或“流亡者协会”的公开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向迪茨先生及其同伙提出质问。但是,我们后来撤销了我们的指示。施泰翰逃了出来,也就是说,他大概正在来伦敦的途中,或已经到达这里。谁能向我们担保,施泰翰一定会来找我们,而不会去找我们的敌人呢?
这些施特劳宾人[50]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新的证据是:保尔·施土姆普弗先生在伦敦作短期逗留时既没有来看我,也没有去看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唯独同这些恶棍们往来。
你关于商业的报道使我非常感兴趣。
至于谈到康·施拉姆,他曾从我这里得到过一封简单的证明信,他把它放在自己的皮夹子里了。这封短信对他可能成为象乌利亚的信[275]那样的东西。那时交给他这封信,为的是给他一种表面的信任,给他一种保证,因为这个家伙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害。同时已经写信告诉莱茵哈特,如果施拉姆带着那封普通的证明信去找他,他要多加小心。最糟糕的是信中有我的签字。施拉姆因此可能被关六个月。
再见。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271]恩格斯是指1851年夏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所成立的单独同盟(“宗得崩德”)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告它的盟员书。这个文件反映了“宗得崩德”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计划和他们不考虑客观条件而人为地搞革命的宗派主义唯意志论思想。1851年9月由于法国逮捕了“宗得崩德”地方支部的许多盟员,这个告盟员书落在警察的手中,并且以《在革命前夕、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给同盟的指示》(《InstructionspourlaLigue,avant,pendantetaprèslarévolution》)为题,发表在法国报刊上。1851年9月19日《科伦日报》第225号也引用了这个告盟员书的摘要。——第360、361、365、372页。
[274]泰霍夫《未来战争概论》一文刊登在1851年9月6日《纽约国家报》上。——第365页。
[275]据圣经上的传说,大卫王派赫梯人乌利亚送一封信给他的统帅约押,要他在作战时把乌利亚安置在最危险的地方。大卫王想使乌利亚阵亡,以便占有他的妻子拔示巴。——第37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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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9月23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经历了种种倒霉的纷扰以后,我终于又有可能正常地进行工作了。第三篇给美国的文章今晚就写好[注: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三篇。——编者注],马上给你寄去,然后立即着手研究蒲鲁东的书[253]。
关于金克尔的周游,我没有听到什么更多的消息。意大利人中间发生分裂是太好了。狡猾的幻想家马志尼终于碰到了物质利益这个障碍,而且是在他自己国内,真是妙极了。意大利革命的成绩就在于,它甚至把意大利最落后的那些阶级也都卷入了运动;而且,现在同老马志尼派的流亡者相对立,正在出现一个新的更加激进的党派,逐渐地排挤着马志尼先生。据报纸报道的消息来看,甚至在既不是立宪派也不是反动派的人们中间,“马志尼主义”也开始名声不好了,这些人利用皮蒙特还剩下的一点点出版自由去攻击马志尼,而政府并不懂得这种攻击的意义。总之,意大利革命在思想贫乏和空话丰富方面远远超过德国革命。幸运的是,在这个没有无产者,而有的几乎全是拉察罗尼[注:“拉察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绰号。——译者注]的国家里,至少总还有对分制佃农。意大利的分裂派所提出的其他理由也是很好的,最后,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分裂的唯一的一批流亡者现在也厮打起来了,这是很妙的。
矮子[注:德朗克。——编者注]的报告,我觉得十分有趣。自吹自擂、决斗、要在汉堡得到一笔钱、到皮蒙特去的打算,全是胡说、胡说加胡说![270]这个人有两件事是人们永远弄不清楚的,一是他在干什么,二是他靠什么生活。现在把他的信还给你,你把你给他的回信寄给我,我将不付邮资给他寄去,他本人的直接通讯处我已抄下来了——舒斯泰尔的家被搜查以后,这个通讯处已完全无用了!
高尚的施拉姆将是首先落入巴黎警察当局的魔爪的人之一,这已在意料之中了。他一定是在各个咖啡馆大肆喧嚣,因而被拘留,但是因为他同维利希—沙佩尔的阴谋根本没有联系,所以你们很快又可以在伦敦见到他。登在《科伦日报》上的维利希的文件摘要,比登在那些法文报纸上的效果要好得多,因为这家报纸是转载德文的原文,这个伟大的、万能的人物的强有力的用词在这里表达得最明显。[271]例如,那里面说,“同盟”和第四“等级”(不能把它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厂贴上“无产阶级”商标抛到市场上去的假货混为一谈)在下一次革命中“应该使经济问题的历史发展达到最后的结局”!!法国警察当局的拙劣的译文把这个无比珍贵的文件完全糟蹋了。这个发疯的大兵的固执的旧念头,关于经过公社实现社会革命的老掉了牙的蠢话,打算在去年11月用莱茵后备军把世界翻转过来的妙计——这一切都模模糊糊。但是最可恼的是,由于蹩脚的译文,使人几乎无法欣赏:我们所灌输的那些思想,在那个混乱的脑袋里是怎样逐渐地经过十二个月的独立加工以后最终变成了浮夸的胡说。在译文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依赖性,但是恰好是那些被塞进去的独特的疯话,那些歪曲,全都表达得不清楚。这岂不是使我们无法用作者起初使用的文字去欣赏一定是经过这个高尚的骑士长期思考苦心写作出来的真正维利希的文件吗?这里只能看到极度的思想贫乏,看到维利希先生和巴特尔米先生在昏暗的夜晚坐在壁炉旁边冥思苦想出大量美好的革命建议来掩盖这种贫乏的企图。财政措施也是无与伦比的:第一发行纸币,发多少都没关系,第二实行没收,第三实行征用。其次是社会措施,也很简单:第一好歹组织一下,第二大吃一番,吃得很多很多,直到第三,达到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地步,而这是一种幸运,因为那时我们就走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我们,第四,又要从头开始,因为最彻底的白板无论如何就在于把所有的食桌都吃得精光;于是,实现先知维利希的话的时候来到了:“我们要进入德国,就象进入我们要去殖民和开发的荒地一样。”这个家伙除了想率领从“上帝的选民”中精选出来的“五千人”去征服共产主义的迦南,从外面剿灭那里原来的居民以外,永远没有别的想法。真是把摩西和约书亚二者合于一身,可惜以色列的子孙早在埃及当俘虏期间就逃散了。
肮脏的澳洲黄金恐怕阻止不了商业危机。无论如何在目前正由此造成一个新的、多半是虚假的市场,并且使羊毛价格上涨,因为羊群仍然无人照管。大体说来,这件事是很好的。环行世界的航运半年后将获得广泛的发展,我们关于太平洋将在世界航运中跃居首位的预言会实现得比我们预料的要快。[272]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将要破产,而被流放的杀人犯、强盗、强奸犯和扒手的合众国[273]将向全世界提供一个惊人的例子,表明一个由公开的坏人聚居的国家能够创造什么样的奇迹。他们将大大超过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现在仍然对坏人使用私刑,而澳大利亚将对体面人使用私刑,于是卡莱尔将看到他的“骗子的贵族政治”显出了全部光辉。
由于最近企业破产,尤其是利物浦一片萧条,各报纷纷断言,尽管出现这些情况,但国内的经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处于健全的状况,这种看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东印度肯定是商品充斥,几个月来那里一直是赔本出售货物。现在曼彻斯特市内和郊区生产的大量商品出路在哪里,我还不清楚;恐怕免不了要出现大规模的、很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因为棉花价格在7月份刚刚降到最低水平,纺纱业主们已开始囤积原料,当地的承销商行立即开始同所有纺纱业主和织布业主们签订长期合同,尽管很久以来对这些商行的定货都没有象它们向工厂主们定购的那样多了。在东印度的商行中,旧的预付制度显然又盛行起来了,在一些商行中这一点已经显露出来,而在另一些商行中这迟早会造成严重的破产。因为这里的工厂主正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从1847年以来,这里,特别是曼彻斯特周围五至二十英里的地方,生产能力至少提高了百分之三十(1842年郎卡郡的生产能力为三万马力,1845年为四万马力;现在大概为五万五千至六万马力),如此兴旺的生产只要持续到3月或4月,我们这里就会发生严重得一定使你感到高兴的生产过剩。
利物浦棉花经纪人联合会公布了下面的材料,这样精确的材料,你大概还没有看到。我先要指出,每年收获的棉花在第二年9月1日以前全部运到码头,所以棉花生产的年度是以从9月1日到次年9月1日计算的。因此就可以了解,例如这里所说的1851年的收成,是1850年夏季生长,秋季收获并于1850年9月到1851年9月这段期间运到码头去的棉花。因此,现在正在成熟的棉花(由于干旱和台风,收成将要减少,大约可以达到二百五十万包)要算做1852年的收成。
棉花收获量美国本身的消费量
1846年2110537包未公布
1847年1778651包427967包
1848年2347634包531772包
1849年2728596包518039包
1850年2096706包487769包
1851年2355257包404108包
可见,美国人自己消费了大约其全部收获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关于除美国以外输入和输出的其他品种的棉花,我这里没有材料。美国向英国的出口额约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向法国的出口额约占八分之一。但是这两个国家又输出相当大的数量,英国向法国、德国和俄国输出,法国向瑞士输出。
俄国人目前几乎再也得不到英国的一磅棉纱了,他们从这里进口的棉制品很少,进口的籽棉却很多——每星期二千至三千包。尽管棉纱的关税由每磅七便士降到五便士,每天还在出现新的纺纱厂。看来尼古拉终于怕起这种工业来了,还想进一步降低关税。但是,因为他的整个富裕的贵族和整个资产阶级都同这种事业有了利害关系,所以,如果他坚持这样做的话,那末这件事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你的弗·恩·
注释:
[253]指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P.J.Proudhon.《ldéegénéraledelaRévolutionauⅩⅨsiècle》.Paris1851)。——第312、325、356、360页。
[270]恩格斯是指德朗克从日内瓦寄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851年8月。在这封信里,德朗克给马克思讲了他自己跟俄国流亡新闻记者尼·伊·萨宗诺夫的决斗,他自己因瑞士当局图谋把他驱逐出境而移居皮蒙特的计划,还讲了他打算在住在汉堡的维尔特的帮助下得到该地债户欠款。——第358、361页。
[271]恩格斯是指1851年夏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所成立的单独同盟(“宗得崩德”)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告它的盟员书。这个文件反映了“宗得崩德”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计划和他们不考虑客观条件而人为地搞革命的宗派主义唯意志论思想。1851年9月由于法国逮捕了“宗得崩德”地方支部的许多盟员,这个告盟员书落在警察的手中,并且以《在革命前夕、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给同盟的指示》(《InstructionspourlaLigue,avant,pendantetaprèslarévolution》)为题,发表在法国报刊上。1851年9月19日《科伦日报》第225号也引用了这个告盟员书的摘要。——第360、361、365、372页。
[272]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62—264页)。——第362页。
[273]暗示澳洲成了放逐罪犯的地方。——第36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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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9月19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就十分匆忙地勉强写完了给美国的那篇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二篇。——编者注],三个星期以来,写作时断时续,最后仓卒地把结尾部分胡乱写出来了。请你随便处理吧。无论如何今天你一定能随第一次邮班收到它。
在我弟弟[注: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来这里的一段时间,我收到的唯一的一封信是你8月31日的来信,9月2日才寄到,信中你引了海因岑的几段话(引自《快邮报》,关于美国佬变得高尚的问题)。
我懒于动笔的原因是:
(1)因营业问题曾到布莱得弗德去了一趟;
(2)我们的办事员到伦敦去了,要到星期一才回来;
(3)突然把我们的仓库管理员和他的助手都辞退了,因此我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明天或者星期一,我就着手写第三篇给美国的文章,在下一班轮船启航以前,文章就可以到你的手里,如果星期三开船,就是在星期二以前,否则就是在星期五以前。明天再详谈吧,办事处要关门了,我们没有煤气灯,所以这封信我几乎是摸黑写的。
你的弗·恩·
登在《辩论日报》上的维利希的文件真是妙极了![271]
注释:
[271]恩格斯是指1851年夏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所成立的单独同盟(“宗得崩德”)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告它的盟员书。这个文件反映了“宗得崩德”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计划和他们不考虑客观条件而人为地搞革命的宗派主义唯意志论思想。1851年9月由于法国逮捕了“宗得崩德”地方支部的许多盟员,这个告盟员书落在警察的手中,并且以《在革命前夕、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给同盟的指示》(《InstructionspourlaLigue,avant,pendantetaprèslarévolution》)为题,发表在法国报刊上。1851年9月19日《科伦日报》第225号也引用了这个告盟员书的摘要。——第360、361、365、37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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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9月13日星期六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弟弟[注: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在你那里的时候,你想必收到过我的信吧?我之所以问你,是因为你既没有提到过这封信,也没有提到信的内容。信中全是闲话,尽管也应该保存入档。但是我不愿意让它落到别人手里。
你的几封信,包括寄来五英镑的那一封,我全都按时收到了。
金克尔现在正在周游北英格兰。他还没有到曼彻斯特去吗?
自从我在最近一封信里谈了那些情况以后,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多。一个星期以前(即上星期五),赖辛巴赫伯爵[注:奥斯卡尔·赖辛巴赫。——编者注]宣布退出流亡者协会总会。布鲁土斯,你也在内?原来还没有最后退出该协会的济格尔[注: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等人,现在也退出了。而维利希则正对流亡者中间的“流氓无产阶级”进行征讨。关于昨天晚上召开的会议,我还没有得到消息。
意大利委员会[268]也分裂了。为数不小的少数派退出了该委员会。马志尼在《人民之声报》[注:可能是笔误。看来指的是《流亡者之声》杂志。——编者注]上伤心地谈到这件事。主要的原因似乎有这么几点。首先是上帝,他们不要上帝。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指责主子马志尼鼓动起义,就是说,过早地发动起义,从而是为奥地利效劳。最后,他们坚决主张直接维护意大利农民的物质利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就不能不触犯资产者和自由派贵族的物质利益,而马志尼的伟大队伍正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最后这一情况非常重要。如果马志尼,或者将要领导意大利宣传活动的别的什么人,这一次不是大胆地立即使农民从对分制佃农变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意大利农民的状况是很悲惨的,对这种丑恶现象我现在已经作了认真的研究),那末,一旦爆发革命,奥地利政府就会采取加里西亚的办法[269]。它已经在《劳埃德氏杂志》扬言要“彻底变革占有形式”并“消灭不安分的贵族”。如果马志尼到现在还不睁开眼睛,那他就是一个糊涂虫。的确,这里涉及宣传活动的利益。如果他冒犯了资产者,那他从哪里能得到一千万法郎呢?如果他向贵族宣布,首先要剥夺贵族,那他怎么能继续得到贵族的支持呢?这一切对这类阳学派的蛊惑家们来说都是困难。
在巴黎被捕的人中不幸也有无赖汉施拉姆。前天接到这个浪子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现在我们面临着在我们中间再见到这个放荡家伙的愉快前景。但是将有出其不意的事情等着他。这位先生!如果你能在星期二早上以前把那篇给德纳的文章寄来,我将十分感谢你。附上德朗克的来信一封[270]。顺便告诉你,给他写信必须直接用他自己的通讯处。舒斯泰尔的通讯处根本靠不住。过几天我把给他的一封短信寄给你,你再附上几句话,寄给这个矮子。
注释:
[268]1849年7月罗马共和国陷落后,制宪议会大批议员流亡到英国,在他们中间成立了意大利临时国民委员会;马志尼和他的拥护者也都加入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选举它的人授权给它为民族事业筹办借款和处理有关意大利公民的一切问题。——第357页。
[269]马克思是指奥地利政府的如下政策:利用加里西亚乌克兰族农民和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的和民族的矛盾,以便镇压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1846年冬季,波兰国内曾举行起义,争取波兰的民族解放,同时,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起义,那时,奥地利当局往往能够引导起义的农民去反对波兰的起义队伍。在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以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奥地利政府在1848年的革命时期,也曾企图在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中预先取得加里西亚农民的支持,所以在这一年的春季宣布了废除加里西亚的劳役制和农民的一些其他封建义务。然而,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它使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不可侵犯的,而且使农民担负巨额赎金,要几十年才能付清。——第358、604页。
[270]恩格斯是指德朗克从日内瓦寄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851年8月。在这封信里,德朗克给马克思讲了他自己跟俄国流亡新闻记者尼·伊·萨宗诺夫的决斗,他自己因瑞士当局图谋把他驱逐出境而移居皮蒙特的计划,还讲了他打算在住在汉堡的维尔特的帮助下得到该地债户欠款。——第358、36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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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9月11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希望今天能替你写好一篇寄给美国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二篇。——编者注],但是还差三四页。因此,我决定不赶明天的邮班了,不过,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星期三有柯林斯公司的一艘轮船开出,文章可以随那艘船寄去,然后在星期五随就把第三篇寄去。这事我要去打听一下。我认为,在目前这桩可以稳拿到钱的美国生意比蒲鲁东的书[253]更紧迫些,因为我不知道那种东西是否能象这些给美国写的文章一样可靠而迅速地拿到钱,因此我先写了这个。如有不同意见,来信告知。
我星期一发出的信你一定已经收到了。
盼望得到你的消息。
你的弗·恩·
注释:
[253]指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P.J.Proudhon.《ldéegénéraledelaRévolutionauⅩⅨsiècle》.Paris1851)。——第312、325、356、36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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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9月8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我的弟弟[注: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要走了,我终于又可以安静下来。这一段时间我没有一分钟是一人独处的,在星期六以前根本无法把银行券寄给你,并且两个半截只好在同一次邮班寄出,因为星期日邮局只送不收。因为这样寄有危险,所以我把银行券的情况告诉你:号码是E/X01780,注有1850年7月15日于里子的字样。这样,万一你收不到,就马上到银行去要求停止兑现,这还来得及。这是一张五英镑的银行券。
星期五晚上突然接到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的来信,说我花钱太多,应该只用一百五十英镑。对这种可笑的要求,我当然不能听从,尤其是他同时还威胁说,必要时要告诉欧门兄弟,超过这个数目就不再给我钱。我当然马上给他写了信,说只要他试图干出这种卑鄙勾当,我就再也不进办事处的门,立即收拾行装去伦敦。这个人简直发疯了。关于这一点本来我和他在这里口头上早就谈好了,而且我也没有让他抓到任何借口来这样做,所以整个这件事就更加可笑和荒唐。我希望通过我的弟弟和我的老太太[注:恩格斯的母亲爱莉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能够解决这问题,不过最近我的确要稍微约束一下自己,因为我总共已经花掉了二百三十英镑,在11月即我到这里期满一年以前,这个数目不能超过太多。无论如何这又一次的卑劣行径令我十分不快,非常生气,特别是我的老头在这里使用了卑鄙的手法。的确,他今年在这里赚的钱远没有去年多,但这完全是由于他的股东们经营管理不善,而这方面我是管不着的。
巴黎的新事件是怎么回事?[267]这一次“河马”[注:沙佩尔。——编者注]集团看来处境不妙;被捕的德国人名单中,凡是我认识的,全是1847年时期和更早的老魏特林主义[40]者。其中可能夹杂着一些欺诈的手法。士瓦本的那个救世主看来也属于这种幸运者之列。这对他就更好了。你听到什么情况,请告诉我。
据德国各家报纸报道,科伦人[163]不会在最近,即10月开庭的陪审法庭上受审。
明天或后天再详谈。
你的弗·恩·
注释:
[40]指的是正义者同盟(见注46)的巴黎各支部,当时是由海·艾韦贝克领导的。参加这些支部的是当时旅居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主要是裁缝(单独一个支部),以及制革工人和木工。
魏特林主义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由威廉·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的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四十年代中起,魏特林使自己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并使自己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发生了彻底的决裂。——第41、127、355页。
[163]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于1850年10月成立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第170、356页。
[267]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在1850年9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成立了单独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与瑞士的“宗得崩德”——1847年被解散的天主教各州的单独同盟——加以类比,讽刺地称之为“宗得崩德”)。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密谋性策略,不顾实际情况,打算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借助领导巴黎的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真名是克列美)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在1852年2月,被捕者以图谋政变的罪名被判了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就完全破产。1851年9月也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了。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和《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37—447页)。——第35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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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9月1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必须再次原谅我。
第一,蒲鲁东的书我还没有着手研究下去,因为一连四天,非常厉害的牙痛折磨着我,弄得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加之今天晚上我的弟弟[注: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你认识他)要从伦敦到这里来,更不知道要对我的工作妨碍多久。该死的博览会!
第二,讲好今天给你的五英镑,要到明天才能寄出,因为办事处的出纳处根本没有一个钱,我要到明天才能把钱弄到。
《石印通讯》为庆祝高尚的流亡者终于达到了统一而写的那篇文章,已经被同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普鲁士人”对“南德意志人”和对“波美拉尼亚人”卢格的新的怨言和攻击所驳倒。Sictransitgloria[注:Sictransitgloriamundi——“世界的荣耀就这样消失着”(选举教皇仪式上的用语)。——编者注]〔荣耀就这样消失着〕——好景不长。我们在这两个新的团体[265]中都有许多朋友,其中哪一个团体都不会惹我们厌烦,这是好事。
你读了今天《每日新闻》上的一篇关于真娼妓假男爵夫人的倍克在进行欺骗时死在英国北明翰警察手上的大有教益的文章吗?这件事情是很妙的,而更妙的是,它同时揭发出那个缠人的乞丐海奈曼“博士”正是一个拿“英国警察当局新近成立的外事科”的津贴的密探。你会记得,我们很早以来就觉得这个卑鄙的家伙十分可疑。关于“设于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的那批文件的交出,也说明了去年夏天警察当局挑毛病的原因;我很想知道,克利斯提安·约瑟夫·埃塞尔先生为参与这件事究竟得了多少钱。你认识那个证实这些事情并自愿提供证据的“索登男爵”吗?最好能够悄悄地从这个人身上打听出点情况来。要这样做找个机会是很容易的,这样就可能得到关于流亡者中的恶棍们的材料,这种材料以后可能有用处。我要弄到一份这一号的《每日新闻》,把它保存起来,将来需要时可以利用这个文件。
破产的现象在利物浦和伦敦已经开始出现了,尽管《经济学家》竭力证明,本国的经济非常健全,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过剩资本投入了殷实的企业,但是这家杂志还是只好承认,东印度再度商品充斥,在东印度的贸易中,代销和借贷的老问题又以一成不变的规律性重新出现。下个星期这家杂志打算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办理代销业务——我很想知道这一点。目前,纺纱业和织布业的业主们在这里大发其财——他们大多数在新年以前都有定货,在农村普遍至少工作到晚上八点钟,即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二个半小时,甚至更长些。每磅3+(3/4)至4+(1/2)便士的棉花,他们纺成纱每磅值七至八便士;而这种粗纱的生产费用每磅不过一个半至二便士,因此,如以粗纱为准,一星期产纱一千二百万磅(在输入籽棉六亿磅的情况下),全体纺纱业主在英国每星期一共就能赚七万五千英镑,每年就净赚三百七十五万英镑。如果不按照六至十二支的棉纱,而以中支纱即十八至二十四支的棉纱计算,也是一样,而那些由于机器好可以使用次棉花的人,每磅纱就不是赚一个半便士,而是赚两个半便士。这一切从4月和5月,即从棉花跌价的时候就开始了,同其他人相比棉纱买得最多的是德国人。要是这场乱子一爆发——而目前的状况看来最晚也不会持续到3月,如果这个时候法国也闹起事来的话,那德国人就倒霉了,因为他们将背着这一批棉纱,找不到销路,而这个国家也就准备妥当了。
让我们悄悄地洒下同情的眼泪,以悼念勃律盖曼的亡魂吧![266]恐怕从来还没有一个庸人的遭遇比这更加冤枉不幸了——愿他入土为安。
你的弗·恩·
注释:
[265]指两个互相角逐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织:以卢格为首的鼓动者协会和以金克尔为首的流亡者俱乐部。——第353页。
[266]1851年8月底报纸上根据传说出现了《科伦日报》编辑勃律盖曼因该报的反对派言论而被驱逐出科伦的消息。传说是不确实的。——第35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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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8月31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要指望在民主派的英雄们中间发生决定性的大转折,那总是要犯大错误的。在发生了两个星期以前那样的一场大纠纷以后,这些演员们需要休息好多个星期。因此前天,即29日,星期五,没有什么大事。
首先,我已经告诉过你,星期一,即8月25日,维利希和沙佩尔曾经威胁说要退出大磨坊街的流亡者委员会[161]。星期二,他们在正式会议上真的宣布退出,于是委员会便平平安安地完全解散了。发生这种事,不免要说几句伤心话。维利希教训起别人来了,大做其关于道德的说教,对此,大家历数了他的罪过。但是他受到责难的主要问题是,在应当对投入制刷作坊的二十英镑提出报告的时候,又象以前已经发生过一次的那样,设法使该作坊的担保人吕塞耳先生逃跑了。
济格尔[注: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将军在星期五也出席了渴望妥协者的全体会议。他本来指望“流亡者下层”参加会议,为了这些人他曾经同维利希做过几次激烈的搏斗,因为维利希向这一帮他自己先前反对我们时曾经称颂备至的败类尽情地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但是恰好是这一帮流氓无产阶级没有到会。聚集在阿雷奥帕格[注:“阿雷奥帕格”是古代雅典的最高法院,这里意思是最高级的审判机关。——译者注]门前的人为数太少,根本不可能有胜利的指望,因此都走了。你知道,这是一群怯懦的乌合之众,这些恶棍每个人都有亏心事,不敢单独作为公开的原告在较大的会议上说话。
已被选入“全体民主派”流亡者委员会的卢格的一些拥护者如隆格,共有四个人。他们宣布退出。于是委员会就解散了。另选了新的临时委员会,由金克尔、赖辛巴赫[注:奥斯卡尔·赖辛巴赫。——编者注]伯爵、布赫尔和萨克森人泽姆佩尔先生组成。
由此你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国家要人”的怀抱,因为原来的“领袖们”已经成为民事案件中的骗子手而威信扫地了。这些“国家要人”——他们的基本核心——是“英勇的、民众爱戴的人们”布赫尔(柏林的协商派[264])、赖辛巴赫伯爵(精神的骑士和在帝国范围内名声扫地的法兰克福活动家,不是那个柏林的党内大胡子[注:爱德华·赖辛巴赫。——编者注])和妄自尊大的口吃的“鲁道夫·施拉姆”(人所共知的)。
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由于同赖辛巴赫伯爵夫人和她的现在正住在这里的兄弟有些老交情,有时候到赖辛巴赫家去,昨天他在那里遇见了以前在瑞士就认识的泰霍夫先生。过了一会,维利希本人在思想深刻的爱德华·梅因陪同下也驾到了。这些大人物一到,鲁普斯就离开了。
我现在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金克尔由于持有美国寄来的一百六十英镑,显然一方面是直接地,另方面是通过他的拥护者,已经使那些“可尊敬的人”和“国家要人”觉得他的势力和联系是了不起的。但是,高尚的维利希由于磨坊街委员会的解散,却使他同那帮“乌合之众”的最牢固的联系破裂了。
现在,说到你,费舍肯定明确地提到你是应该负责支配一百六十英镑的人之一。济格尔将军和戈克假装秘密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朋友沙贝利茨,但是,实际上我想是要传到你耳朵里。我认为,你只要写封信给金克尔先生,说你接到了新奥尔良方面关于寄钱的消息和要你参加讨论钱如何使用的通知。你可以干脆问他,这笔款子怎么样了,或者打算怎么办。金克尔的通讯处是:圣约翰伍德区亨斯特里奇别墅1号哲学博士(他自己在名片上就这样写的)金克尔。我将设法把这种名片寄一张给你,让你开开心,从内容到形式同伦敦的医治鸡眼等等的广告完全一样。
对,别把一件大事忘记了。在8月13日的报[注:《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上,倒霉的海因岑宣称,奥托已经将自己的资本抽回,剩下的只是他自己及其精神资本,而靠精神资本在工业化的美国是办不了一家报纸的。于是他写了一首关于赫克脱夭亡的哀诗。在同一天的报纸上,霍夫和卡普发起集股创办新报,来代替《快邮报》。真是命运不济!——正在这个时候,《国家报》对高尚的海因岑提起诉讼,控告他进行诽谤,顺便还揭露了他在金钱上的许多卑鄙勾当,这个案件,正如他所预料的,将把他送进“感化院”。可怜的海因岑!这个大人物现在对美国,对“感情贫乏的美国佬”,以及对仿效美国佬,而不去致力于“社会的人道主义化”、不为阿·卢格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伟大发现而感到欢欣鼓舞的“美籍德国人”,也充满了道义上的愤怒。
例如,在前面提到的那一号《快邮报》上写道:
“那应该遍布世界的自由的德意志精神……那近两千年来越来越充裕地滋润着各大洲的源泉。”
“德国人在世界上生存为的是什么?德国人的心灵为的是什么,德国的语言为的是什么?例如,德国人古滕堡所发明的可以培养和增进智力的手段为的是什么?所有这一切这里都有,甚至这块土地本身——在这块土地上这些正在发生或者应该发生,——这个美洲也是一个德国人发现的。”
“自由的公社、健康而有力的德国哲学、被移植到这里的光彩夺目的德国文学,同这个国家及其居民所具有的一切卓越的和坚强的东西相结合,在精神上相互作用,——这一切因素必然产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美国精神,产生全能的人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大人物,这种人的心是不断扩大自己影响的条顿精神,这种人的头是变得高尚了的美国佬精神,而这两者的一致努力就使手不断动作起来。”
“事实上,我可以断言,对于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德国人民比美国人民更成熟……实际上,如果德国摆脱了它的吸血鬼和枷锁,那末它可能比美国佬更早地象美国人所说的‘建立’一个纯粹民主的共和国,并且可能比他们更有成效地实现它,因为就连政治上最有教养的那一部分美国人也还囿于种种成见,在智力方面还很不自由,距离任何人道主义的教育还很远,怎么可能在政治、社会、道德或精神方面实现民主的最终目的,真正的人道,人类的和谐发展呢?”
条顿族的蠢材[注:海因岑。——编者注]恰好是在美国人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地峡的时候写出这种东西,或者有脸写出这种东西。这个粗汉竟敢在同一号的报纸上写道:
“您痛斥美国的状况,尤其是美籍德国人,十分中肯,一切有判断能力的公正的人都应该同意您的意见。如果您通过您的报纸能够有助于使在美国的德国人高尚起来并受到教育,那确实是值得称赞的事情;如果您能使个别德国人摆脱那种效法美国人的猴子般的极其有害的痼疾,那末即使您的声音在愚昧的群众中没有引起反响,您所做的也已经足够了。”
接着,这个粗汉就号哭着唱起他那不象样子的、悲叹自己手头拮据的耶利米哀歌来了。
你从报刊上一定早就已经觉察到,日拉丹同赖德律-洛兰联合起来了。后者已经以未来的法国的大莫卧儿自命了。但是,现在在巴黎已经成立了同它争雄的拉梅耐—米歇尔(资产者)—舍耳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想依靠罗曼语系各民族——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建立“欧洲联邦”,然后德国人等等也要参加进去。因此,西班牙人(!)应该来开化我们!天呀!这甚至超过了卡·海因岑,海因岑只不过想在美国佬当中传播费尔巴哈和阿尔诺德·卢格的学说,以便使他们“人道主义化”而已。赖德律的《流亡者》杂志激烈地攻击这个同它争雄的委员会。他们也以同样的手段进行反击。但是使inpartibus[注:inpartibus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非现实的〕大莫卧儿更加恼火的是:在巴黎举行了整个新闻界的教皇选举会。《流亡者》杂志也有一个代表出席。目的是为产生共同的总统候选人进行协商。《流亡者》杂志的所有提议全都破了产,并且说得很清楚:让伦敦的先生们去胡说八道吧,法国所需要的东西只能从法国本身产生;还说,如果赖德律认为他是马志尼把他当成的那种“重要人物”,那真是大错特错。
教皇选举会就在一片争吵和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散会了。渴望统一的民主派到处都是一路货色。
再见。
你的卡·马·
注释:
[161]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初于1849年9月成立,名为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也曾加入这个委员会。为了划清伦敦流亡者中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该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于1849年12月3日被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方面,在团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方面,以及在1849—1850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因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落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之下,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拥护他们的人宣布退出这个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第169、343、347、547、551、558页。
[264]马克思是指在革命时期于1848年5月为了“根据同王室的协定”制定宪法而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前议员。——第337、348、59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27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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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8月27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追求统一的大人物们的荷马式的会战,使我感到十分有趣。简直是一部《伊利亚特》!
给费舍的信已经写了。但是,在给金克尔的信中真的提到了我的名字吗?否则,我在费舍面前就要丢脸了。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那个主意很妙,这一定是你的夫人想出来的。要求费舍纯粹为了我们的党的目的去募集款项,那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如果还能有所收获的话(不过,鉴于美国人已经做过这种尝试,我对此感到怀疑),那末我想,有我这封信,钱完全可以寄到弗莱里格拉特手里,这也就不错了。
马上写信告诉我,星期五那出戏是怎么收场的,使我能够对金克尔采取必要的措施。起初,我只能要求他把详细情况告诉我并把文件寄来,然后看看能不能得到,再进行下一步。你知道金克尔的通讯处吗?
最好你也能把弗莱里格拉特的通讯处寄给我,以便我能够马上告诉费舍。现在要赶这一班轮船已经来不及了,而要等到他的回信,还得过一个月,在这期间又不能老给他去信。
我寄给美国的信,是对金克尔和维利希使了一个绊子,这一点他们是忘不了的。
关于蒲鲁东的书[注: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明天或后天再谈吧。由于维尔特来了,其次是写这件脏东西,再加上办事处里的琐碎事情,使我没有能够踏实地研究。不管怎样,书中招摇撞骗的货色是很妙的。第二部分,从《清算》开始,把日拉丹式的宣传和施蒂纳式的吹牛熔于一炉,实在无人能比。此外有些地方从语法上和逻辑上看都纯粹是一派无谓的空谈,连他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第二部分确实不值得认真去探讨,就是愿意这样做也办不到。
当然为《论坛报》我也是什么也没写成。续篇[注:指恩格斯继续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编者注]下个星期再说吧。匆匆草此。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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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8月25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要感谢你写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一篇。——编者注]。它不象你说的那样一塌糊涂,而是写得很出色,我毫无改动地寄到纽约去了。你写得非常适合《论坛报》的口味。我一收到该报的头几份,马上就寄给你,以后便按时寄去。
我现在有一大堆流亡者的粪便,可以运往你处,如果你附近有认识的农民,需要用这些可爱的鸟类的粪做肥料,你倒可以做一笔好生意。
你已经知道,在8月8日星期五那天,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所谓的“达姆”做主席,叔尔茨做秘书,此外是戈克、济格尔兄弟俩[注:阿尔伯特·济格尔和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菲克勒尔、陶森瑙、弗兰克(奥地利的庸人)、维利希、波克罕、席梅尔普芬尼希、约翰·隆格、梅因、赖辛巴赫伯爵、奥本海姆、施托尔佩的鲍威尔[注:路易·鲍威尔。——编者注]、蛮不讲理的吕德尔斯、豪格、阿·卢格、泰霍夫、施莫耳策(巴伐利亚的中尉)、佩茨累尔、伯勒尔、格尔克、谢特奈尔、哥林盖尔,等等;金克尔和施特罗特曼当然也在座。总之,主要的集团是:1.卢格—菲克勒尔,2.金克尔,3.陶森瑙。在这些集团之间还有其他一些独立的文坛无赖和协商派[264]。这一关系重大的伟大壮举的基本内容是:卢格—菲克勒尔—陶森瑙—戈克—济格尔—豪格等人提议要选举一个正式委员会,其目的,部分是为了揭发反动派的罪行,部分是为了代表流亡者,部分也是为了“采取行动”——对德国进行宣传。白痴卢格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承认他享有全权同赖德律—马志尼保持联系,从而使他除了他自己的名义以外,还可以把全体德国流亡者作为一支军队交给他们支配。相反地,金克尔先生(站在他这一边的,除了他的救命恩人叔尔茨和他那臭气熏天的传记作者[注:施特罗特曼。——编者注]以外,特别还有维利希、泰霍夫、施莫耳策、席梅尔普芬尼希)却反对成立这一类正式的机构,一方面是为了不损害他对此地的伦敦资产阶级的立场(因为古尔登币具有决定意义),另方面是为了不致被迫或多或少地在马志尼一赖德律面前承认卢格的地位。从一开始,卢格一菲克勒尔集团看到会场十分拥挤,就很恼火。在秘密会议上他们达成协议,只邀请“名人”参加。但是,金克尔集团为了保证获得多数选票,把小百姓也带来了。
会议开始由豪格将军宣读《石印通讯》上的那篇不象样子的文章。同时他还宣布,会上一定有密探,文件可能被滥用,等等。维利希满怀当时尚未减退的激情附和这个意见,并且要求罪犯最好自动坦白。施托尔佩的鲍威尔(不过,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密探)站起来说,他不理解维利希这种道义上的愤怒,因为他曾经带《石印通讯》的编辑沙伊德勒先生参加了第一次预备会议,并没有人提出反对。在这个事件调停好之后,陶森瑙带着许多悲怆的、富于感情的呻吟和叹息(他自以为是对维也纳听众讲话),提议选举一个委员会。梅因先生表示反对,说他不想采取任何行动,只想听自愿的报告。于是,事先商量好的人,就立即自愿承担做报告的任务:金克尔愿谈美国及其未来,奥本海姆愿谈英国,叔尔茨愿谈法国,梅因愿谈普鲁士。陶森瑙的提议彻底破了产,他令人感动地声明说,尽管他遭到失败,他愿意牺牲他的正义的愤怒,把它献给祖国,继续留在情同兄弟者的怀抱里。但是,菲克勒尔—卢格集团立刻摆出一副受了骗的高尚人物的威胁而愤怒的姿态。
会议结束时,金克尔走到沙贝利茨面前(沙贝利茨在这里完全是作为我们的暗探进行活动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暗探,因为他受到所有这些庸人的信任),称他为忠实的民主主义者,称巴塞尔的《国民报》为出色的民主派报纸,并且询问该报的经济状况。沙贝利茨:不好。金克尔:难道工人们什么也不干吗?沙贝利茨:凡是我们要求他们干的,他们全都干了,他们是看我们的报纸的。金克尔:工人们本来应该干得更多,他们对我们也没有给以应有的支持。您知道,我们为工人做了多少事情。我们尽一切力量使他们成为“体面的人”——您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使他们成为“可尊敬的公民”。这个表演真妙极了!
在15日召开的协商派会议,参加的人寥寥无几,正如英国人说的,冷冷清清。
而在17日发生了重大事件,用我们那个伟大的阿尔诺德·卢格的话说,事情的真实过程是这样发生的:
金克尔先生邀请维利希、泰霍夫、戈克、济格尔以及另外几个人到他家里去,向他们宣称,他通过费舍从新奥尔良得到一百六十英镑,并受委托同上述那些人以及“弗·恩格斯”先生一起负责支配这笔钱。他没有邀请后者,而邀请了菲克勒尔,但是菲克勒尔声称,他不愿意同这些“无赖”打任何交道。金克尔先生被迫把信拿了出来,于是发现,这笔钱已经匿名地、秘密地在他的家里呆了三个星期,因为决定不下来是否应该向尘世敞开它的伟大的心灵。尽管金克尔先生用天使般的语言讲话,但这也帮不了他的忙。菲克勒尔集团看出,金克尔集团已经顺利地暗暗放下了钓钩,为的是利用流亡者中的普遍混乱局面,趁机把金鱼钓到手。因此,伟大的海因岑对于在新奥尔良募集的这笔钱馋涎欲滴,频送秋波,完全是白费心思!戈克和济格尔退出了这个教皇选举会。菲克勒尔—卢格—陶森瑙集团单独举行了一次会议。南德意志人还发现,阿·卢格是个蠢材。他们需要他,是因为他是同赖德律—马志尼进行联系的纽带,而这个靠山对于南德意志人是十分重要的。显然,陶森瑙擦亮了他们的眼睛,他现在同菲克勒尔一起,是他们真正的首领。陶森瑙具有小犹太人的精打细算的才能,是一个会耍手腕的、精明强干的阴谋家,他相信革命即将来临。因此他现在加入这个联盟。
卢格由于失去一百六十英镑,十分恼怒,于是向朋友们透露说,在一年多以前,维利希—金克尔派席梅尔普芬尼希作为特使去见马志尼,向他要钱到德国去作一次宣传旅行。马志尼给了席梅尔普芬尼希一千法郎的现金和他的五千法郎意大利债券,并且提出以一年后归还一千法郎和三分之二的他所推销的意大利债券为条件。席梅尔普芬尼希用这笔钱到法国和德国去作了一次旅行。一年过去了,但是关于金克尔—席梅尔普芬尼希,关于一千法郎,关于意大利债券的事,却杳无音信。现在,新奥尔良的钱来了,金克尔又派他的使者去见马志尼,不是去还债,而是去吹牛,去同他结盟。马志尼非常客气,没有提到他们欠的债,但是对他们声称,他已经同德国建立了联系,因此不能再建立新的联系。卢格接着说,这些先生又去找赖德律-洛兰。但是卢格在这里已经捷足先登了,因为赖德律-洛兰已经把自己看作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并且决定立即进行对外战争,所以卢格就把济格尔作为德国革命军总司令介绍给赖德律-洛兰,赖德律-洛兰也就同济格尔进行了战略性会谈。于是,金克尔—维利希在这里又碰了壁。经过卢格的这一番揭露以后,金克尔—维利希集团的丑恶面目在这些受了愚弄的高尚人物面前已经暴露无遗了。现在必须采取措施,但是除了重新改组和更换已经发了霉的旧中央委员会以外,卢格还能采取什么别的行动呢?于是决定建立鼓动者俱乐部,它并不是为了辩论,而“主要是为了活动”,它将不是致力于言,而是致力于行,并且首先要建议志同道合的人提供现金。成员有:菲克勒尔、陶森瑙、弗兰克、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约·隆格、豪格、卢格。你当然立即就会看出卢格—隆格—豪格这个改组了的集团。但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俱乐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1)德国西南部的庸人们菲克勒尔、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2)德国东南部的陶森瑙、豪格和弗兰克;可见,俱乐部实质上是南德意志人为对抗“普鲁士人”而成立的,卢格只不过是同欧洲中央委员会[162]保持联系的脐带罢了。他们现在也干脆把另一个团体称为“普鲁士人”。这个鼓动者俱乐部把执行权托付给陶森瑙,并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这自然就意味着彻底罢免核心人物卢格,但是,为了把苦药丸裹上一层糖衣,他们安慰他说,大家承认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承认他过去的活动,承认他代表具有真正德意志精神的德国人民。你一定已经从几乎所有的英国报纸都刊登了的简讯中看到了这份赤贫证明书,在这篇简讯中,鼓动者协会向欧洲公众深感荣幸地宣布了该协会的诞生,并且敬请公众光顾。就连这种安慰也使不幸的卢格感到难受,因为鲍威尔—菲克勒尔提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必须遵守的条件,要求卢格不再“写作和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胡话”。
在我继续往下讲以前,我要说一件事。有一个我们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85]。——编者注]的盟员,从科伦逃来的工人,名叫乌尔麦尔的人,在这个总的民主协会中代表了我们,此事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人在我们这里表现得非常安静,沉默寡言,我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他竟然能够把全体民主派弄得惶惶不安。但是愤怒出诗人[注:这里套用尤维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编者注],这个沉静的乌尔麦尔,正如他对我说的那样,有这样一种“天赋”,即很容易变得狂暴起来,他全身震颤,象一个醉酒的勇士一样向前扑去。虽然他长着裁缝的一副瘦弱的身材,但却是美因兹的优秀体操运动员,所以很懂得运用体力和技巧。此外,他还具有相信自己正确的共产主义者的自豪感。
8月22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到会的人很多,因为人们预计谋叛的“鼓动者协会”会引起一场大的纠纷。梅因担任主席。鲁·施拉姆和布赫尔也出席了。金克尔集团提议成立流亡者委员会。问题在于金克尔先生作为社会活动家不愿意退出舞台。同时他也不愿意在英国的唯美主义的自由资产者面前,损害自己的信誉。流亡者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性的慈善机构,此外,它可以提供一些资金让人支配,因此它本身集中了一切理想的条件。有个叫霍林格尔的人和乌尔麦尔两人反对这个意见,提议在流亡者全体大会上选举流亡者委员会,因此,金克尔集团不断指出,存在着有人在会下(当然是影射我们)暗中制造纠纷的危险。但是他们在自己内部也有敌人。鼓动者俱乐部只有戈克、济格尔和他的兄弟出席。戈克被选入流亡者委员会。这样就有了下面几件事的口实:(1)宣布陶森瑙退出,(2)拒绝鼓动者协会的宣言,(3)最后,经过辩论以后,宣布鼓动者协会全体成员统统退出。这是一场大风暴。泰霍夫和施拉姆把阿·卢格痛骂了一顿。骂得实在非常厉害。戈克带着一种优越感回答了他的对手,他激烈地攻击了两面派金克尔,而金克尔则象大莫卧儿一样捋着胡子,光叫他的忠实的仆从们出来答话,写些纸条,由围着他转的叔尔茨象柏林的协商派所做的那样,拿去在他的亲信中间传看,传看以后他再写出最后裁决。只是在戈克说鼓动者协会将要在英国的各家报纸上发表自己的宣言以后,金克尔才庄重地回答说,他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并且已经采取措施,要在最短时期内使法国新闻界也置于他的影响之下。
除了这个孕育着纠纷的题目以外,还提出了一些别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极端亲如兄弟的民主派中间也引起了一场最猛烈的风波,直弄得彼此要动拳头,拚命地大吵大闹,直到深夜两点钟,房主人灭了灯,使这些醉心于联合的分子陷于一片漆黑之中,才算作罢。这场纠纷的两个轴心是施拉姆和乌尔麦尔。尤其是,施拉姆在攻击卢格的同时,也发泄了他对共产主义者的愤怒(这受到许多人的喝采),他以最大的敌意攻击了维利希,并且说工人都是胆小鬼。乌尔麦尔回答了这一点,但是他又同济格尔的朋友霍林格尔一起要求召开流亡者全体大会,选举救济委员会。他直接指责维利希等人挥霍浪费流亡者的资金。吵闹真是难以形容。蟑螂迪茨跳出来说,他是大磨坊街的流亡者委员会[161]的司库,要求撤销这些话。乌尔麦尔说,如果这些先生们需要的话,他准备提出证据。他不收回自己的话。维利希使出了惯常的手法,企图让乌尔麦尔和缓下来,他请乌尔麦尔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做私下的解释。但是卡托-乌尔麦尔毫不动摇,不愿意在没有旁人在场时和他谈话。顺便提一下,席梅尔普芬尼希坐在乌尔麦尔后面,戈克发言时,他一直在嘟囔、起哄,于是乌尔麦尔突然为自己的“天赋”所驱使,转过身来挥起拳头,对着席梅尔普芬尼希吼道:“你这个一毛不拔的可怜虫,再不住嘴,我就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席梅尔普芬尼希吓得脸色刷白,不过他鼓起了自己的普鲁士军官的勇气,躲到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去了。
在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上,维利希几次受到戈克、施拉姆、霍林格尔、乌尔麦尔等人从各方面的粗暴的攻击,以致他六次声称,如果大家不尊重他的人格,他就要退出会场。
现在产生了纠纷的新因素,这完全是由我们所造成的。因为那些自称为“流亡者上层”的先生们根本不把“流亡者下层”放在眼里。我们通过乌尔麦尔、卢普夫和李卜克内西做了一些鼓动性的准备工作以后,让这些处境很恶劣的“流亡者下层”了解一个事实,就是大磨坊街[160]的流亡者委员会从维尔腾堡得到了八百古尔登,人们很巧妙地把他们欺骗了。于是昨天,在沙佩尔当主席的大磨坊街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场纷争。流亡者们要求查看信件、账目等等。曾经对我们提出过类似这些蠢驴的要求的维利希粗暴地向他们声称,他和他的同伙只对工人协会[60]负责。有一个流亡者同他挨得很近,他就叫这个人走开点,别把虱子弄到他的身上。这个人骂他是“没有头脑的蠢货”。大家要求沙佩尔对他的河马般的肚子作出解释,并且称他为施纳佩尔[注:文字游戏:施纳佩尔(《Schnaper》)的意思是“贪婪的人”、“贪吃的人”,这里是指沙佩尔(《Schapper》),因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维利希喊来房主人,想把一个流亡者赶出门去。这个人说,如果把警察叫来,他愿意走。他说,这些先生们统统都是恶棍。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维利希和沙佩尔声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退出委员会。
卢普夫和乌尔麦尔对这些“流亡者下层”宣布,下星期五将在流亡者全体大会上讨论他们的利益。他们将带着棍棒一起到那里去,以便实现他们的要求。现在我已经让乌尔麦尔告诉他们,金克尔代他们收到了一百六十英镑,他把这些钱隐瞒了几个星期,现在想同维利希一起瓜分。他们可以说是被人当作商号——的确如此——来改善这些国家要人的财政状况。乌尔麦尔将要讲话,由于施拉姆等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令人高兴的意外的礼物,所以这场纠纷从各方面来说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等我把星期五的会议情况一告诉你,你就可以写一封信(以后是必需的)给金克尔。但是你立即要做的是写信给新奥尔良的费舍,把这件丑事原原本本给他讲清楚,并且让他知道,他只能用非常出名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商号出面去募集款项。我们的党十分需要钱用。它是唯一直接同联邦议会,同神和鬼进行斗争的积极的政党,但我们缺乏进行鼓动的经费。另一方面,必须为了我们那些被捕入狱的同志们筹集一些钱,他们大部分都没有任何资金。我认为,这两点很容易向他解释清楚。不过,如果可能的话,他应该秘密地进行这种募款的工作,因为万一在报纸上声张出去,我们的活动就可能遭受损害。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卡·马克思
我还要说一句,信正教的公牛沙佩尔根本不同“不信教的人”来往;而且他对维利希说,宁肯让他们扭下他的脑袋,他也不去找“这些狗东西”。如果现在我有时几天不写信,那就是为了把消息报道得更充分一些。
注释:
[60]恩格斯指的是伦敦教育协会于1846年9月所发表的告德国无产者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见注46)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成立的,目的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在他们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公开的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秘密的正义者同盟的盟员,之后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教育协会具有了国际性。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成员在协会里受了政治教育的训练,他们后来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和1849—1850年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都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55、344、400页。
[85]指马克思打算去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事。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并为了克服宗派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对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见注46)的影响,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从同盟开除了魏特林派。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的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继续到1852年11月为止。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96、127、341页。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61]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初于1849年9月成立,名为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也曾加入这个委员会。为了划清伦敦流亡者中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该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于1849年12月3日被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方面,在团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方面,以及在1849—1850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因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落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之下,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拥护他们的人宣布退出这个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第169、343、347、547、551、558页。
[162]马克思是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告德国人》,这个宣言刊登在1850年11月17日该委员会的刊物《流亡者之声》(《LaVoixduProscrit》)上面。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加入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存在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169、341、570、583、594页。
[264]马克思是指在革命时期于1848年5月为了“根据同王室的协定”制定宪法而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前议员。——第337、348、59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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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8月21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要我写的那篇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一篇。——编者注]随信寄去。由于各种情况的同时影响,这篇东西写得不好。首先,从星期六以来,为了来个多样化,我闹了点病。其次,我没有任何材料,只好完全凭记忆信笔写了一通。还有,时间短促,工作又是约定了的,而对于这家报纸[注:《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及其读者的状况又几乎毫无了解,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合适的计划。最后,这一组文章的原稿不能全部留在手边以照顾一下前后的行文,因此为了避免后面几篇文章中出现重复,就必然使文章的开头写得多少有些拘泥于条理。由于这一切,再加上我很久不写文章了,所以这篇东西写得十分枯燥,如果说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英文还比较流畅,这是由于我八个月以来已经养成了几乎完全用英文讲话和阅读的习惯。总之,这篇东西由你随便处理吧。
蒲鲁东的书[注: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我已经读完了一半,我认为你的看法完全正确。他诉诸资产阶级,他回到圣西门那里去以及在批判部分的成百件其他事情,都证明:他把产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实质上相同的阶级,他认为,只是由于革命没有完成,它们之间才发生对抗。假哲学的历史结构是十分清楚的:革命前,产业阶级处于自在的状态,从1789年到1848年处于对抗的状态:否定;蒲鲁东的合题要一举解决这一切。我觉得,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是决定性的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等的论点,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制造了把无产阶级反过来纳入到资产阶级中去的假象。合题的部分我还没有读到。在对于路·勃朗、罗伯斯比尔和卢梭的抨击中,有时也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是总的说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对政治的批判更高傲而平淡的了,例如,在他谈到民主的时候,在他完全同《新普鲁士报》和整个旧历史学派[262]一样在人数上高谈阔论的时候,以及在他恬不知耻地想根据小学生的琐屑的实际考虑来建立一整套体系的时候,就是如此。他认为,“权力”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物,任何政体都不能提出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使他必须服从它,这思想可真够伟大啊!天呀,那末权力还有什么用处呢?
此外,我相信艾韦贝克先生已经把他翻译的《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可能还把你在《评论》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注:卡·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者注]的译文也交给蒲鲁东了。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无疑是从那里偷来的,例如,政府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权力,它将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而消失。其次是关于1848年以来的法国运动的许多重要思想。我不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在你反对他的那本书[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里找到的。
过几天,等我把这个东西读完后,再来详谈。另外,维尔特最近几天要到这里来,他象往常一样突然跑到布莱得弗德去了。因此,蒲鲁东的书可能要在我这里多放两三天。
请告诉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我已经和瓦茨谈过,他将尽量帮忙替鲁普斯在这里找个事干,而且看来很有希望。瓦茨认为,凭鲁普斯曾经担任帝国议会议员的资格[263],在这里找事毫无问题。他认识各种各样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教师和牧师,既然他愿意出力,那一定能够有点结果。我将在这方面为他鼓一鼓劲;再有消息,我马上就告诉鲁普斯。不过,无论如何这个瓦茨决不比其他类型的庸人差。由于他是一个英国人、社会主义者、医生和家长,所以,人们觉得,他七年以来一直不喝酒,而且甚至想要成为一个司徒卢威式的吃青草的东西,这毕竟是个长处。可是,他的妻子却大吃大喝两个人的东西。在曼彻斯特这个地方,通常最能交际的人,是平庸的小市民,这是可悲的,但是这是事实。他们喝酒,谈淫猥的事,都是共和主义者(象马尔滕斯那样),他们会使人觉得可笑。
你从德国听到什么新闻没有?在汉堡有三个人获释,有一个人再次被捕。因此,裁缝帮工诺特荣克的供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一个秘密的宣传团体的特使——多么了不起的发现!
你的弗·恩·
注释:
[262]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纪末产生于德意志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动流派。——第335页。
[263]指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威廉·沃尔弗是这个议会的议员。——第33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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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8月20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最好先把蒲鲁东的书[注: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读完,因为我很快就要用它。杜罗的书[注: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我已经把我要用的东西都摘录下来了。
顺便说一句:请你还是给新奥尔良的费舍写封信吧。(李卜克内西现在同他经常通信。)因为金克尔,卢格之流正好想要从新奥尔良得到经济上的帮助,这样做就更加重要。因此你可别忘了给他写封信,他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埋怨你不写信给他。
你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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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8月14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在一两天内就把蒲鲁东的书[注: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寄给你,不过你看完后要马上寄回来。我想——由于需要钱用——就这本书写两三印张的评论去发表。因此希望把你对此书的意见更详细地告诉我,而不要象你通常的习惯那样匆忙地写出来。[259]
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尽管他从共产主义中剽窃了许多东西,而且是通过卡贝—勃朗的歪曲来认识共产主义的——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论点:
必须反对的真正敌人是资本。资本的纯粹经济表现是利息。所谓利润无非是工资的一种特殊形式罢了。把利息变成年金,即对资本的分年偿还,就可以废除利息。这样一来,将保证工人阶级——应读作产业阶级——永远占有优势,而资本家阶级本身则注定要逐渐消失。货币利息、房租、地租是利息的不同形式。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仍然保存,并获得了正当的理由,只是要铲除其不良倾向。
社会清算只是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手段。是快还是慢,这对我们无关紧要。我想先听听你对这种清算本身的矛盾、不确切的地方和不清楚的地方是怎么看法。但是这种重新建立的社会的真正灵药是废除利息,即把每年支付的利息变为年金。这种不是当作经过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是当作它的经济规律提出来的措施,自然会造成两种结果:
1.使小的非产业资本家变成产业资本家。2.使大资本家阶级永世长存,因为在实质上,如按平均计算,社会总的说来——产业利润不计在内——任何时候都只是支付年金。不然的话,普莱斯博士所计算的复利[260]就成为现实了,而整个地球上的财富也不够用来支付从基督诞生以来就开始流通的最小的资本的利息。事实上,以英国即最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例,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最近五十年或一百年中,投入土地或其他方面的资本,从来没有产生过利息,至少按照价格说来是如此,而这里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譬如说,英国的国家财富估计最多约五十亿。就算英国每年生产五亿,那末它的全部财富仅仅等于年劳动产品的十倍。因此,资本不仅没有产生利息,而且按价值来说,甚至没有把它自身再生产出来。而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规律的缘故。价值最初是由最初的生产费用,即生产该产品最初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但是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产品的价格便由该产品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来决定了。而再生产的费用在不断地下降,而且在产业方面,时代愈发展,这种下降就愈迅速。因此,是资本价值本身不断贬值的规律,使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失去作用,否则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就会成为荒谬的东西。你提出过一个论点,认为没有一个工厂能够抵偿它的生产费用,其原因也在这里。因此,蒲鲁东不能通过施行一种即使他不提出而社会实质上也在遵循的规律来改造社会。
蒲鲁东想赖以实现一切目的的手段就是银行。这里存在一种混淆。银行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1.把资本变成现金。在这种场合我所给的只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其所以能这样做当然只是考虑到生产费用,也就是考虑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的利息。2.以货币的形式贷出资本,在这里利息要依资本的数量而定。在这种场合,信用所能做的,只是通过积聚等等办法把现存的、非生产性的财富变成真正的、能动的资本。蒲鲁东把这第二项看得同第一项一样容易,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利息降低多少,资本的价格就以同样的比例提高多少。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
至于关税同利息的联系,我想让你通过原文去玩味。这么美妙的东西是不应该用删节去损害它的。蒲鲁东先生既没有确切地说明,公社参加房屋和土地的管理是怎么回事——而他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者,无论如何是必然要这样做的;又没有确切地说明,工人将怎样占有工厂。他虽然希望有“强大的工人协会”,但是又十分害怕这种产业“行会”,以致他尽管没有让国家但却让社会具有解散它们的权利。作为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他只是把联合会局限于工厂,因为他既不知道“莫泽斯父子公司”,也不知道中洛迪安的农场主。在他看来,法国的农民和法国的鞋匠、裁缝、商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我越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我就越确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
同路易·勃朗等人相比,这部著作是很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卢梭、罗伯斯比尔、上帝、博爱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东西作了大胆抨击。
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261],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
过几天我将寄给你两卷关于罗马的著作,就是杜罗·德·拉·马尔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这部书(内容很丰富)是我从巴黎函购到的。从中你也可以了解有关罗马作战方式的经济基础的许多材料,这种经济基础不是别的,就是土地清册。我怎样才能用最便宜的办法将这两卷书寄给你呢?两卷书都很厚。《石印通讯》的那篇文章[注:见本卷第323—324页。——编者注],你一定要设法弄到手,或者想办法抄一份下来。只要魏德迈一来,就要把这些纽约的蠢驴狠揍一顿。为此必须掌握全部文件。孚赫现在是《新普鲁士报》的通讯员。济格尔还没有露面。维利希当然是流亡者兄弟会中扮演着联合人角色的成员。他们在星期五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我们有一个密探参加了。会议一开始就宣读(由豪格将军宣读)《石印通讯》上反对我们的文章。要知道,他们的全部生存和活动都是为了反对我们。接着他们还决定就形形色色的纠纷做一系列的蹩脚报告。梅因先生愿谈普鲁士,奥本海姆愿谈英国,卢格愿谈法国,金克尔愿谈美国及其未来。我倒很愿听听你对这一切的看法。
注释:
[259]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对蒲鲁东的书为他作了批判性评论,并于1851年10月底寄给了马克思(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编辑部所加的标题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第329、382、389、394、397页。
[260]理·普莱斯《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版(R.Price.《AnAppealtothePublic,ontheSubjectoftheNationalDebt》.London,1772);理·普莱斯《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1772年伦敦版(R.Price.《ObservationsonReversionaryPayments;onSchemesforprovidingAnnuitiesforWidows,andforPersonsinOldAge;ontheMethodofCalculatingtheValuesofAssurancesonLives;andontheNationalDebt》.London,1772)。——第330页。
[261]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从1851年8月到1852年9月,写了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15页)。因此,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写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著的想法是马克思给恩格斯提出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起到1852年10月23日止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思;只是到1913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发表,才知道这部著作是由恩格斯写的。——第33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11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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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8月11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对蒲鲁东的看法昨天没有谈完,今天继续谈。我暂时撇开他的药方中的许多缺陷,例如,看不出,工厂将通过什么方法从工厂主的手中转入工人协会的手中,因为废除的是利息和地租,而不是利润(要知道竞争仍然在起作用);其次,没有谈到对于利用雇佣工人经营土地的大地产应该怎么办,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缺点。我要对这一切作为一个理论的整体作出判断,手里就必须有这本书[253]。因此,我现在只能就我对各个措施在实行时是否行得通所做的分析,以及我就这些措施对集中全部生产力是否适宜所做的研究,谈谈自己的意见。其实,就是为了这一点,也必须有这本书,以便看到他发挥自己论点的全部情况。
蒲鲁东先生终于认识到,实行或多或少是隐蔽的没收是必要的,我已经说过,这是一种进步。不过要问,他所提出的实行没收的理由在实际上是否合适;因为对于所有这些目光短浅的家伙(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一类强制的措施并不是没收)说来,理由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利率将降低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如何降低?关于这一点,你的摘要只是谈到,国家,或者是秘密地以其他名义同国家融合在一起的银行,必须按这种利息每年发放五亿法郎的抵押贷款。我补充一句,这种降低应当逐渐实行。既然利率这样低,以每年支付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办法来逐年偿还全部债务等等,当然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蒲鲁东先生并没有指出,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这里就使我想起不久以前我们关于根据你的计划降低利率的讨论,你的计划是成立一个能够垄断纸币流通和停止金银流通的唯一享有特权的国家银行。我认为,任何想迅速地、恒久地降低利率的企图,都必然要遭到失败,因为在每一次革命爆发和营业停滞的时期,那些暂时手头拮据,处境困难,因而一时不宽裕的人对于高利贷和信贷的需求不断增加。即使算作借款的实际报酬的那一部分利率可能因大量资本而减少,但是作为偿还贷款的保证品的那一部分利率仍然存在,而且恰恰在危机时期大大地增长起来。在任何革命时期,即使政府不以零点二五或零点五厘而以五厘的利率贷款给商人,商人们也会对政府感激不尽。请看一下1848年的情况、信贷银行等等。但是,国家以及每个大的集中的国家银行,在它没有在一切地方直到最偏僻的角落都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而它的职员又没有获得丰富的商业经验以前,只能贷款给大商业,否则它贷款出去就会白白落空。而小商业又不能同大商业一样,把自己的商品抵押给银行。这样一来,任何降低政府贷款利息的最直接的结果,都是增加大商人的利润和这个阶级的普遍上升。
小商业被迫和过去一样只好求助于中间人,中间人从政府手里以半厘的利息借到贷款,再以五至十厘的利息贷出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商业拿不出保证品,拿不出抵押品。因此,从这方面看,结果也是提高大资产阶级——间接造成一个大高利贷者即次一级的银行家阶级。
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想降低利息的全部永恒的迫切要求,依我看来,是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美好愿望的另一种表现。只要利息和利润成反比例的时候,这个要求只能导致增加利润。只要有不宽裕的,没有保证品的,从而恰好非常需要钱用的人存在,国家贷款就无法消灭私人贷款,因此也不能降低任何交易的利率。如果国家以半厘的利息贷出款项,那末对于接受贷款的高利贷者,它所处的地位就会象1795年的法国政府一样,当时法国政府征收了五亿阿西涅币的税款,而后来又当作三百万发放出去了;它纯粹为了维持自己已经一钱不值的“信用”,在交纳税款时是按票面额,即高于实际价值二百倍的价额收回阿西涅币的——总之,国家所处的地位就会象法国政府对当时的土地投机者和金融投机者所处的地位一样。
蒲鲁东是太天真了。“个人信贷是在或者应该在工人协会中采用。”这就是说,两者必须择一:或者是由国家对这种协会进行监督、管理并做出详细规定,而蒲鲁东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或者是玩弄一场组织协会的绝妙的骗局,在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重演1825年和1845年的骗局。
用商业措施和强制手段来逐渐降低利率,以便使利息的支付变成债务的清偿,从而消灭一切债务等等,并把一切现有的财产都集中在国家或者公社的手中——想把这当做主要的事情,我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第一,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理由;第二,因为时间拖得太长;第三,因为在以国家证券形式保留信贷的情况下,唯一的结果就是国家欠外国人的债,因为所有付还的钱都会流出国外;第四,因为即使在原则上有这样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认为法国即共和国能够面对着英国和美国而实现这一点,那是荒谬的;第五,因为国外的战争和当前时局的压力总的说来正在使这一类有系统的、缓慢的、打算在二、三十年内实现的措施,尤其是货币支付失去任何意义。
我认为,这种事情实际上只有一种意义,就是在革命发展的某一个时刻,确实可以利用垄断的国家银行颁布如下的法令:第一条:取消利息,或者利率限制为零点二五厘;第二条:利息照旧继续支付,并且具有清偿债务的作用;第三条:国家有权按照定价收买全部不动产等等,以每年支付百分之五的办法在二十年内偿清。到某个时候也许可能需要类似的法令,作为在实行公开的没收以前的最后措施,但是不切实际地考虑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和在什么地方实行这种措施,那是纯粹的思辨。
无论如何,蒲鲁东的这本书,看来比他以前那些书是接近尘世得多了;——价值构成也具有了一种比较有血肉的形式:“小商贩的公平价格”的形式。“先生,四个法郎,这是最公平的价格!”至于废除关税和废除利息彼此有什么关系,讲得不清楚。蒲鲁东从1847年以来,非常彻底地完成了从黑格尔到施蒂纳的过渡,这也是一种进步。他在他自己的尸体上研究德国哲学一直研究到了最后腐烂阶段,还能说他不了解德国哲学!
请立即回信,并把你对上述意见的看法告诉我。
你的弗·恩·
注释:
[253]指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P.J.Proudhon.《ldéegénéraledelaRévolutionauⅩⅨsiècle》.Paris1851)。——第312、325、356、36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10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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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8月10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快邮报》使我感到非常有趣。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过象《阿·卢格致卡·海因岑》[注:见本卷第312页。——编者注]这样十足的庸俗议论了。我没有想到,即使是卢格和海因岑这样的两个蠢驴,也能钻出三年的革命漩涡而依然故我,依然是那一套陈词滥调、可笑的风格和文体等等。他们象马戏团的小丑,在做完了最惊险的跳跃动作以后,向观众鞠躬说:“我又来了!”接着又老调重弹,毫无感情地罗嗦地向大家讲他那一整套令人听腻了的笑话。泻肚子的德国文人卢格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一本正经地宣布:“对暴政、无政府状态和叛国行为的基本答复……就是目前所必需采取的激进措施”,然后他就亲自实行这种激进措施,发现当代的阶级斗争就是平民上山,由此便自然地联系到那个罗马的迂夫子(名字我忘了),联系到他的关于胃和手的寓言,以及三年级学生和教师们的诸如此类的可爱而深刻的道理。[257]但是这个家伙是不可小看的,有一次他突然谈到“环境”,接着就立即宽慰人心,补充说:“你知道……我所谓的环境无非就是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罢了。”他笨拙地想作俏皮而刻毒的暗示,根本没有成功。这个家伙是如此滑头,每个人都可以觉察到,他对某人怀恨在心,但究竟对谁,为什么,却象其他的“怎么样”和“为什么”一样,谁也弄不明白。伟大的卢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丑,而伟大的海因岑在表现他的被称为永恒不变的蛮横性格方面,也毫不逊色。这个家伙在1851年7月23日的一篇短文中,又企图用1847年夏天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用过的同样的字眼[258],把他那老一套关于共产主义的胡说八道硬塞给读者,其做法的卑鄙无耻实在难以形容。
但是,这些家伙不得不承认我们作品的高明,因为他们仍然在不断地钻研我们的作品,尤其是因为不管他们怎样顽固和疯狂,还是不知不觉地受着这些作品的影响。在他们的全部粗制滥造的作品中,有哪一句话不包含着对我们作品的剽窃和由于不懂而造成的歪曲,有哪一句话不是受到我们作品的启发!
关于伦敦的企图和解的问题,梅因或孚赫先生给柏林半官方的曼托伊费尔的《石印通讯》投了一篇荒唐的文章,说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人仍然在一起行动等等,而其他的人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弗是一字不提。伟大的维利希,自从未来的军队解散以后,看来又想在一切党派的大人物中间获得一个“倒有性格”[注: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24章中的一句诗:“不是天才,倒有性格。”——编者注]的名声——据说他出席了他们的会议。这一切由绝望所引起的尝试导致了什么结果呢?伟大的济格尔到你那里去过吗?
德骚的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蠢驴经过尤利乌斯介绍来找我,他刚才告诉我,这些先生们在那里散布流言,说什么你自己承认在为《新普鲁士报》写稿;说什么你曾亲自把这件事情告诉过路易·德鲁克尔先生(!)。编得多象啊!
至于蒲鲁东[注: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看来这个人有所进步。不管怎样,他的荒谬东西在发展中经过了的阶段,具有了比较不错的形式,而路易·勃朗先生对于这种“邪说”是啃不动的。蒲鲁东先生现在终于也认识到,财产所有权的真正意义在于,由或多或少是隐蔽的国家隐蔽地没收各种财产,而废除国家的真正意义是国家的更加集中。因为“通过协商对土地质量的差别和土地耕作上的特点加以均衡的共和国的所有公社”及其不可避免的特征和后果,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吗?
如果我明天有时间,还要谈谈这个怪家伙。星期五要用的文章,我这个星期无论如何交不出来。不过要赶快写信告诉我,文章应该写成什么样子——是随便写一篇单篇的文章,还是你想要写一组文章,其次是如何写,因为关于《纽约论坛报》的政治面目,我只知道它代表美国辉格党人的观点。请把你所能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我,帮助我做好这件事。
你的弗·恩·
注释:
[257]据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而上了圣山以反抗贵族压迫的平民,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平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第323页。
[258]指卡·海因岑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9月26日第77期)上反对科学共产主义代表的论战性言论,这种言论促使恩格斯发表了他的文章《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97—315页),作为回答。——第32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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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8月8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没有早日写信给你,也没有告诉你五英镑已经收到,请你原谅。这个星期外来的压力很大,使我根本无法动笔。给房东开了一张期票,才暂时摆脱了被赶出住房的危险。
随信附上一份《快邮报》,从中你可以看到专门诽谤人的家伙卢格之流的无耻的愚蠢的阴谋和中伤。读完后请把这个肮脏玩意儿寄还给我。关于粗汉海因岑做了摘录的那一封信(一定是出自菲克勒尔的手笔),我要向你简单地说几句:两三个星期以来,这些蠢驴——流亡者——一直在召开会议、群众大会,以便“达成协议”,凑成整整“一打”,并且彼此作为未来的大人物而“组织起来”。今天他们召开了决定性的会议。我听到结果,便告诉你。但是分裂的种子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济格尔先生已经托到这里来参观博览会的沙贝利茨转告我说,他要来拜访我。
《纽约论坛报》愿意出稿费邀请我和弗莱里格拉特作撰稿人。[256]这是北美发行最广的一家报纸。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8月15日)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关于施拉姆,我们知道,他不断地同他的哥哥[注: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继续通信。他曾写信叫班贝尔格尔不要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关于他在这里的可耻行径的新消息。
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又变成“爱尔兰人”了。
现在谈一谈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当我第一次在信中对你谈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只看过该书的摘要,而且还有很多被歪曲的地方。现在我可以把要点寄给你。先说一句:书中批驳卢梭、罗伯斯比尔和“山岳党”等等的地方写得好。用不朽的卢格的话来说,真实过程的力量是这样来的:
第一篇:只有反动才导致革命的发展。
第二篇:十九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
1789年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是它忘记了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使这个社会变成新的社会。它只考虑到政治,而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在目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就出现“社会贫困化的趋势”。这表现在分工、机器、竞争和信贷制度上面。贫穷和犯罪在增加。其次:国家(l'état)日益发展;它具有了专制的一切特征;它的独立性和权力日益扩大。国债不断增加。国家反对贫困而维护财富。腐败。国家控制着社会。存在新的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的任务是改变和纠正社会的不良趋势。不需要触动社会本身。更谈不到对社会进行任意的改造。
第三篇:论联合的原则。
联合是一种信条,但不是一种经济力量。同分工、贸易和交换等等不同,联合不是一种有机的、生产性的东西。不能把联合同集体力量混为一谈。集体力量是一种无个性的行动,而联合是一种自愿的义务。联合在本质上是不产生成果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束缚工人的自由。人们使社会契约具有一种仅仅为分工、交换和集体力量所固有的效力。如果人们为了完成大事业而进行联合,那末这不应归功于联合的原则,而应归功于它的手段。只有当联合能带来足够的补偿的时候,人们才会服从它。生产的联合只对能力弱的或懒惰的成员有好处。联合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对第三者负责。一般说来,联合只有在以它的手段为转移的特殊条件下才是可行的。不顾任何外部的经济考虑、专门为了家族联系按照自我牺牲法则建立的联合,为联合而进行的联合,是一种纯粹宗教的行动,是一种毫无积极意义的超自然的同盟,是一种神话。不能把联合同必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性基础上发展的新的关系混为一谈。联合使缔约者处于同等地位,使他们的自由服从于社会义务,使他们丧失个性。
第四篇:论权力的原则。
政府的观念起源于家庭的习俗和治家的经验。民主是政府进化的最后表现。政府的观念是同契约的观念相对立的。真正革命的口号是:不要任何政府!绝对权力很快就被迫否定它自己,并且受法律和制度的限制。法律作为利益的外部表现,象利益本身一样,是数不清的。法律消失在恶无限性当中。法律是从外部强加于我们的桎梏。君主立宪制。非驴非马的无聊东西。普选权。多数人先知般的直觉是荒唐的东西。我既不需要代表,也不需要全权代表!选举、投票,即使全体一致,什么也解决不了。如果从普选这一点来看,波拿巴倒是一个最适当的人物,等等。纯粹的民主或者直接的民权——这是里廷豪森、孔西得朗和赖德律-洛兰的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这种达到了顶点的国家观念充分表现了它的荒谬性。
第五篇:社会清算。
(1)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按照法令进行清算。宣布法兰西银行不是国家银行,而是“公益机构”。利率将降低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
(2)国债。由于采取上述措施,私人资本被剥夺了进行贴现业务的可能性;私人资本涌向交易所,国家只付给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的利息,从而对利息的兴趣[注:文字游戏:《Interesse》既有“利息”的意思,也有“兴趣”的意思。——编者注]也就没有了。国家用付给年金的办法代替利息,即分年偿还它所借的资本。换句话说,法令规定,国家对于债务所付的利息,算作对本金的扣除,即算作年金。
(3)抵押债务。普通债务。“一切债务契约、抵押债券、普通借据、公司股票的利息一律规定为零点二五厘或零点五厘,只能要求以年金的形式支付利息。总额在二千法郎以下者,年金应付给百分之十;总额在二千法郎以上者,年金应付给百分之五。为了便于偿还债款,为了履行原来的债权人的职能,国家贴现银行的一个分行变为土地银行;它每年发放的贷款最高额为五亿。”
(4)不动产:建筑物。法令规定:“凡作为房租交纳的款项,一律算作对财产的赎金,该财产的价格定为房租的二十倍。每次定期交纳的款项都使承租人对他所住的房屋以及供出租和市民居住用的全部建筑物,享有一定比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权。用这种方式赎来的财产,将逐步地转交给公社管理机关管理;通过赎买的事实本身,公社管理机关便以全体承租人的名义取得了抵押权和优先权,同时公社管理机关也保证所有承租人能够永远以建筑物的成本价格获得住宅。公社可以就立即清算和赎买出租房屋的所有权问题同财产所有者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现在这一代人就能享受降低房租的好处,上述公社可以立即把已经签订了合同的房屋的租金降低,以便只要三十年就能偿清。至于建筑物的修缮、管理和维护以及建造新的建筑物,公社可以根据新的社会契约的原则和规则,同泥瓦工协会或建筑工人协会签订协议。单独居住自己房屋的所有者,保留他对自己房屋的所有权,直到他认为不需要的时候为止。”
(5)地产。“为租用不动产而交纳的每一次地租,都使租佃人获得该不动产的一部分所有权,并且对他说来就是抵押。已经完全偿清的地产立即归公社管理,公社将取代原所有者的地位,并且同租佃人分享正式的所有权和纯产品。公社可以就赎买地租和为让出所有权而立即支付报酬的问题,同愿意这样做的所有者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公社的努力,农民的移居和他们的地界的划定将得到保证,同时将尽可能使土地面积的差别通过土地的质量加以补偿,并且按照收益确定地租。一旦全部地产完全赎回,共和国的所有公社必须通过协商对土地质量的差别和土地耕作上的特点加以均衡。各公社有权动用的公社管辖区域内土地的那一部分地租,用于这项补偿和公共保险。从此以后,那些亲自经营自己的土地因而仍然保有产权的旧的所有者,将转化为新的占有者,交纳同样的地租,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任何在地区和继承问题上产生的偶然情况都不会使任何人获得特权,土地耕作条件对所有的人也是一样的。土地税将废除。乡村警务归市镇参议会。”
第六篇:经济力量的组织。
(1)信贷。上述国家银行及其分行。金银逐渐停止流通,用纸币代替。至于个人信贷,它应该在工人协会、农业协会和各行业协会中采用。
(2)财产。见前面有关“地产”的摘录。在上述条件下,可以毫无顾虑地允许所有者任意出卖、赠送、转让和流通他的财产……由于用年金支付的便利,不动产的价值可以无限地分割、交换,并作一切可能的变动,而不触动不动产本身。农业劳动排斥集体的形式。
(3)分工,集体力量,机器,工人协会。
凡是按其性质要求联合使用大量不同专业的工人的一切工业、企业、行业,应该成为工人团体或工人协会产生的场所。但是,在不用不同专业的人员的共同劳动,而只要单个人或一个家庭就可以生产产品的地方,没有成立联合会的可能。因此,小作坊、手工业、制鞋业、缝纫业等等以及商业等等,没有联合会。在大工业中有联合会。所以,这里有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每一个成员,对于协会的财产享有共有的权利;他们有权连续担任协会内的任何职务。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和学习,必须加以安排,使他们在完成不愉快的、繁重的义务的时候,能够学会许多活计和专业,保证他们在成年时获得多方面的技能和足够的收入;担任职务是通过选举确定的。章程条例由联合会的全体成员批准,报酬根据职务的性质、能力的大小、责任的轻重来确定。协会的每个会员根据其贡献按比例分配协会的赢利并承担协会的义务;每个人如果愿意都有权退出联合会,进行结算和拒绝履行他的权利;而协会也有权随时接受新的成员……集体力量和分工这两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在过渡时期,工厂主等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
(4)价值的构成:廉价市场的组织。设法防止商品价格昂贵和擅自确定价格。公平的价格精确地代表:(a)按照官方调查的自由生产者的平均水平的生产费用的数额;(b)商人的报酬或对卖主卖出货物时丧失的利益的补偿。为了鼓励商人做生意,应该给他一种保证。这种保证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表现:或者是愿意享受公平价格而本身又是生产者的消费者也有义务以同样条件向商人提供他自己的产品,就象巴黎的各种工人联合会现在已经做的一样;或者,上述的消费者只是保证卖主能获得一种补偿费,或者使他能有相当好的销路,确保他能获得收入。例如,国家以它暂时所代表的利益的名义,各省、各公社各自以它的居民的名义,为了给一切人保证公平价格,提供优等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保证愿意提供最优惠条件的企业主获得他的资本和他的企业所耗费的原料的利息,或者给他以固定的报酬,或者在一定情况下给他以相当数量的定货。而承办人也有义务供应产品并履行自己在为消费者服务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满足消费者的一切要求。此外,保留有竞争的充分的余地。承办人必须报告其价格的构成因素、供应办法、合同的期限和为履行合同而握有的资料。在指定期限内将承办条件加封交出,然后根据合同的重要程度分别在交付承办以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或三个月启封公布。每项合同期满后又重新公开招标。
(5)对外贸易。一旦利率降低了,就必须降低税率,当利息被废除或者降低到零点二五厘或零点五厘的时候,就要取消关税。
第七篇:政府在经济机体中的解体。
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词藻。
请来信详细地告诉我,你对这个药方有什么想法。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256]在1851年8月8日左右,马克思接到了一家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查理·德纳邀请他为该报撰稿的建议。马克思回信表示接受德纳的建议。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请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许多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马克思不得不减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第31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1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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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8月1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五英镑的银行券的后半截。
我不知道施拉姆到巴黎去了。你在信中没有告诉过我。因此,我在《科伦日报》上看到他淹死的消息时大为惊奇——可惜这个消息是不真实的。这个狗东西是很会捣乱的——过去让他太接近我们了,他是一个非常卑鄙无耻的家伙。不过你做得对,叫喊和吵闹都无济于事,应当让这个家伙爱怎样干就怎样干,直到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为止。如果他真的淹死在拉芒什海峡中,那末,正如我所讲的,太好了;不过,这大概是他自己散布的谣言——这也是一种引人注意的手法。
魏德迈想到美国去,看看是否能够把现在为芬奈尔·冯·芬奈堡所掌握的纽约《工人报》弄到自己手里。如果他在纽约能站住脚,那末,他在那里无论如何比在伦敦对我们有用得多,在伦敦只会使麻烦更多。我们在纽约正缺少一个象他这样可靠的人,而且纽约也终究不是在另一个世界;对魏德迈,可以相信一旦有必要他马上就能回来。
石印通讯的计划[注:参看本卷第578—579页。——编者注]很好。不过你们对这件事必须完全保密。这个想法一旦泄露,小班贝尔格尔和其他人就会设法很快赶在你们前头。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上,筹备工作一经就绪,我就立即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登出广告,甚至亲自以经理的名义署名,以便这件事能够办得成功。如果这个事情由你负责,而你又认为把我列为编辑有好处,那末自然可以随你的便。如果你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出面,——不过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必要,因为究竟为什么你就没有权利筹办一个工业企业,把《新莱茵报》改成石印继续出版呢,——那末这个企业应当由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来办。魏德迈如果在纽约,他在这件事情上会对你们有很大帮助,特别在筹募资金方面,而这是主要的事情。我确信,此事一定会获得很大成功,在伦敦等地的许多美国通讯员很快就会感到这一点。[254]
如果你自己担任经理,毫无疑问,事情会办得好些,就是说马上会获得成功;如果你把这个担子交给鲁普斯,那末你不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而他那种西里西亚的路德式的严厉揭露[255]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这比你的风格更适合那些在美国的德国人的口味,因为你的风格需要他们思考。无论如何你必须给自己定一条规矩:尽量写得坏些和零乱些,否则你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读者的好感。
你信中说的蒲鲁东的新著作[注: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是什么?
我将给琼斯写一篇由我署名的文章,我只希望琼斯把他的一份尽可能完整的《寄语》[注:《寄语人民》。——编者注]寄给我,因为这里弄不到。他的通讯处是什么地方?我忘记了。
从美国还传来关于棉织品交易情况的坏消息。市场充斥,美国佬自己生产的产品从市场现状来说太多了。
请尽快回信,我在这里无聊极了。
你的弗·恩·
注意:你要把你的文件妥善地保存在可靠的地方,不要放在家里。一些时候以来,我在这里被人严密监视着,每次出外,总有两三个密探盯在后面。本生先生不会放过机会向英国政府提供新的重要的情报,说我们住在这里如何危险。
注释:
[254]出版石印通讯的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实现。——第314页。
[255]恩格斯指的是威·沃尔弗抨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敌人的卓越的文章和演说以及他揭露西里西亚农民极端困苦的处境和西里西亚容克地主对农民的掠夺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沃尔弗出生于西里西亚,曾由西里西亚推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31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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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7月31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信中展示了商业危机的很可喜的前景。
我已经大约两个星期没有写东西了,因为,当我不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就象狗一样被人追逐,无论有多么好的愿望,也总是不能动笔。
自从班贝尔格尔父子一周一周地(最初一月一月地)迟迟不履行给我贴现期票的诺言之后,在我终于在这个星期一为此目的应约到这个犹太人小店铺去并带去了有印花的票据之后,小班贝尔格尔才向我声明,他老子(当时也在场)不能怎样怎样。
这两个犹太人这样无耻地拖延,浪费时间,使我失信于人,而我不能给他们几记耳光,实在遗憾。
不过,最初在几个月中,后来又在最近六个星期中,我受到这种实际上是桑科式的欺骗,如果不在事实上,那末在原则上我也应当归功于康拉德·施拉姆先生。
你知道,这个人四、五个星期以前到巴黎去了。和往常同我们的高尚的朋友们打交道时一样,我现在才从他们——例如蠢材海恩——那里了解到他们早已知道的有关这个无赖的情况。但是我现在禁止他们“大喊大叫”,因为这只会有害处而不会有好处。有一天晚上——不知道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我从施拉姆先生那里得知,他过两天就要外出旅行。由于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的和别的一些文件还在康拉德先生手里,我决定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天晚上,我从李卜克内西那里知道,康拉德先生不愿意交出这些文件,而且已经把文件封好交给路易·班贝尔格尔先生。这就更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当我第二天从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回来的时候,知道这个无赖不是过两天,而是过一天即当天夜里两点钟动身。这位高贵的康拉德请求我当晚和他进行私人会晤,但是我(与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李卜克内西、皮佩尔一起去)打乱了他的计划。我们在一家偏僻的啤酒店里刚刚坐定,我就要求康拉德先生说明他在文件方面耍的花招等等。象往常一样,这个家伙干了坏事,就变得非常暴躁,他说,他不想交出这些文件,因为他需要这些文件为自己作辩护,此外还说了一些别的蠢话。说什么他和你我一样代表同盟,他也能够拯救同盟。他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是伦敦区部的领导人。然后,用一种施蒂纳式的口吻说他是党内的唯一者。[252]其他的人,特别是鲁普斯,都气极了;他威胁说要离开,大喊大叫,大吵大闹——一切可以想象的举动都作出来了。我把这一场吵闹制止了,因为我知道如何对付这个家伙,因为大吵大嚷无济于事,应当就在此刻拿到文件,于是我经过威胁和请求迫使康拉德先生给我写了一张给班贝尔格尔的条子,让他把封好的那包文件交给我。
第二天,我得到了这包文件。东西全部在里面,其中甚至还有你我驳斥阿·卢格的声明[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编者注],可见高贵的康拉德没有把这篇声明寄给《国家报》,这大概是因为他向自己的哥哥[注: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撒过许多谎,因而害怕任何的公开声明。
这个无赖同时还叫班贝尔格尔父子提防我——他以为这样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告诉他们说,我为了付清最近的期票,已经使自己最后的信用丧失殆尽,等等。总之,他以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对我们搞阴谋和进行欺骗等等。
现在,这一切已经是既成事实,所以用不着按照这里的蠢材们的想法和行动去做,大喊大叫,象庸人那样发一顿脾气,而应当让这个无赖能够继续相信他和我们的关系可以继续下去,直到我们有力量和适当的机会,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这个家伙踢开。目前如果扬言要把他的可耻的无赖行径揭穿,那末这个家伙对我们德国同志说来可能成为极大的危险。
另外,用不着多说你也会相信,我已被我的处境弄得精疲力尽。我给美国写了信,看看能否同鲁普斯一起从这里给美国的几十家杂志写通讯稿,因为是不可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至于同法兰克福的艾布纳尔谈判的事,他来信说,科塔可能接受我的政治经济学——我已将该书的计划寄去,——如果不成,他会找到另外的出版商。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尤利乌斯大约在一星期以前已经安葬。我去送葬了。高贵的金克尔在墓前胡诌了一通。在流亡者中,尤利乌斯是唯一喜欢学习并从唯心主义越来越转向我们方面的人。
高贵的杜朗在这里。
海因岑和卢格继续在纽约《快邮报》上喋喋不休地反对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反对我们。但是,这种行为实在太愚蠢了,唯一的对付办法,就是在适当时机把卢格的拙劣作品中最滑稽可笑的东西汇集起来,给德国人看看,目前是谁在违反他们的意志而任意摆布他们。
蒲鲁东的最新著作[253],你也许已经看过了吧?
魏德迈从苏黎世给我来信了。卡斯滕斯[注:列斯纳。——编者注]正在美因兹坐牢,他企图逃跑未成。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卡·马·
另外,如果你能为琼斯写一篇文章(最好署你的名字),那就太好了。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干得不错,他好学。他不是哈尼那样的人。《寄语人民》蒸蒸日上,而《人民之友》日暮途穷。
注释:
[252]暗指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310页。
[253]指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P.J.Proudhon.《ldéegénéraledelaRévolutionauⅩⅨsiècle》.Paris1851)。——第312、325、356、36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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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7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很奇怪,两星期以来没有得到你一点消息。
我们在最近一篇《述评》上曾经预言,海洋轮船航运业将大大发展,现在已经被证实了。[251]除去若干小航线外,现在已经有了极重要的两条新的大航线:(1)从利物浦到费拉得尔菲亚的螺旋推进式轮船:每两个星期开四艘;(2)往来于利物浦、里约热内卢和法尔巴来索等地的轮船:每七个星期开四艘。过一两个月,将有穿过陆地通往加利福尼亚的定期线路与此衔接:纽约到圣胡安,由圣胡安乘船到尼加拉瓜湖,再经过陆地到累翁,由累翁直达旧金山——这就将把到加利福尼亚的旅程至少缩短一个星期。
下个月,伦敦和阿贝丁之间有火车通行,一天走五百五十英里或八个纬度。
现在乘火车往返里子和伦敦之间,一趟火车是五先令,另一趟火车是四先令六便士。这个星期六这里的车费也要减价,如果很便宜,我至少可以每两个星期去伦敦一趟。
在今后六个星期内,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今年棉花的收获量将达到三百万包,即十二亿至十三亿五千万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收成。同时出现了营业萎缩的征兆:东印度商品充斥,叫喊要停止输入棉织品。这里的棉纱和棉织品市场由于棉花价格不稳定自然处于混乱状态。如果市场的崩溃和这样大的丰收碰到一起,那就热闹了。彼得·欧门现在一想到这里,就吓得屁滚尿流,而这只小青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晴雨表。
今天就告诉你这些工业上的琐碎消息。
你的弗·恩·
注释:
[251]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页)。——第30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7月20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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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7月20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文件随信寄还。我喜欢米凯尔的信。这个人至少会考虑问题,如果到外国来住些时候,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很能干的人。他担心现在公布的我们的文件[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编者注]对民主派的影响不好,这种担心就他那个地区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这个下萨克森的自成一派的中农民主派(《科伦日报》新近在拍他们的马屁并提议和他们结成同盟)就正是这样,而且远在较大城市中的小市民民主派之下,受着他们的支配。这种标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显然会因这一文件感到非常恼怒,但是自身极受限制和压抑,以致它不得不和大资产阶级一起承认“渡过红海”的必要性。这些家伙将愈来愈屈服于无产阶级暂时的恐怖统治的必要性,但是深信这种统治不能长久继续下去,因为文件的实在内容是这样地荒谬,根本谈不到这些人的永久统治和这些原则的最终实现!另一方面,汉诺威的大农和中农除了土地一无所有,他们的房屋、农场和谷仓等等由于一切保险公司的可以预见到的垮台而陷入极端的危险之中,而且自恩斯特-奥古斯特那时以来,他们已经深深尝到了合法抵抗的一切甜头——这些富裕的德国自耕农在被迫投红海之前是会加倍当心的。
从贝尔姆巴赫的信看来,豪普特是叛徒,但是我不能相信。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必须彻底弄清。就我所知,豪普特还是自由的,这的确有些可疑。从哥丁根或科伦到汉堡的旅行是不能想象的。能否从诉讼记录或审理材料中得到关于这件事的什么线索,什么时候能得到,也很难说。如果这个人是叛徒,那末这件事是不应当忘记的,而且在适当的场合下有一个实例,那是很好的。
我希望丹尼尔斯会立刻被释放,他毕竟是科伦唯一有政治头脑的人,而且不管警察怎样监视,他还是能够继续正常地进行工作。
再回过来说说我们的文件对民主派的影响的问题:米凯尔似乎应当考虑到,我们曾在多少等于党的宣言的著作中连续不断地斥责这些先生们。对一个只是以非常平和的而且特别是绝不牵涉个人的方式概述一些早已发表的东西的纲领,现在为什么竟这样大喊大叫起来?是我们的大陆上的青年们背弃了我们吗?是他们同民主派的交往超出了党的政策和党的荣誉所允许的限度了吗?如果民主派正好是由于没有反对意见而这样叫嚷革命,那末究竟是谁使他们没有反对意见呢?决不是我们,至多只是在德国的德国共产党人。这似乎确实就是症结之所在。任何一个懂得些事情的民主主义者必定一开始就知道他期望于我们党的是什么——文件不能给他们很多新东西。他们如果暂时和共产党人联合的话,那他们对于联合的条件和期限是完全清楚的,只有汉诺威的中农和律师才会相信,共产党人自1850年以来已经抛弃了《新莱茵报》的原则和政策。瓦尔德克和雅科比肯定是决不会梦想这样的事情的。无论如何,所有这类出版物,用施蒂纳的话来说[250],对“事物的本质”或“关系的概念”在长时期中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而民主派的叫嚷和煽动会马上再次兴盛起来,而且他们会和共产党人携手并进。至于这些家伙在运动过后的第二天就会卑鄙地愚弄我们,这我们老早就知道了,而且这也不是任何外交手腕所能阻止的。
另一方面,如我所预见的,到处都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是使我非常高兴的。这正是我们在迄今的总参谋部软弱的情况下所缺乏的东西。士兵自然可以找到,只要局势发展到这种程度就行,但是,展望总参谋部将不是由施特劳宾人[50]所组成,而且可以比现在只有受过某种教育的二十五人作更大的选择,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最好是建议在办事员中到处开展宣传。一旦要组织管理机构,这些人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习惯于埋头的工作和清晰的簿记,而商业就是这些有用的办事员唯一的实习学校。我们的法学家等等不适于做这种工作。我们需要的是管理簿记和会计的办事员,编辑电报、书信、文件的有才能、有教养的人。我用六个办事员组织一个管理部门,可以比用六十个高级官吏和官房学家所组织的要精简实用一千倍。后者甚至写不出通顺可读的文字,只会把一切簿记都弄得一塌糊涂,连鬼都不晓得里面记的是什么。由于我们愈来愈不得不对这种可能性作准备,所以这件事并不是不重要的。此外,这些办事员习惯于连续不断的机械的工作,要求不高,不大会偷懒,当不适用的时候,也容易更换。
寄科伦的信已经发出——弄得很好;如果寄不到,那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要不然的话,便是舒耳茨的通讯处不大合适,他是我们从前的共同发行人!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250]见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第126页(M.Stirner.《DerEinzigeundseinEigenthum》.Leipzig,1845,S.126)。——第30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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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7月17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还要给克洛泽写信——幸好你把他的通讯处寄来了,我正缺少他的通讯处。我完全相信,你的处境很困难,而更糟糕的,在下月初以前我一文钱也搞不到。如果你不能等到那个时候,能不能设法让维尔特给你弄点钱维持到那时?我可以在8月1日拿出五英镑,9月1日再拿出五英镑,这笔钱是完全靠得住的。
预订报纸的事这里终于又弄妥了,而且我终于在《科伦日报》上看到了我们的旧文件[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编者注]。此外,《奥格斯堡报》[注:《总汇报》。——编者注]在一篇看来消息相当灵通的德勒斯顿通讯中报道说,通过折磨式的审讯,终于迫使诺特荣克屈服,他几乎什么都供出来了。[247]不管怎样,我认为老练的检察官是完全可能把他逼得走投无路,并且使他陷入最狂乱的矛盾中。据说派去了一位普鲁士官吏,以便从他那里挤出更多的东西。又传汉诺威国王[注: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已经拒绝在他的领土内进行迫害,至少是拒绝用普鲁士、汉堡等处那样残酷的方法进行迫害。米凯尔的信似乎证实了这一点。马尔滕斯在汉堡被捕一事,你是知道的。可是再没有什么比搜查“莱茵的卡尔”这件事更能说明普鲁士人的愚蠢了。这个人也被怀疑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在他那里却只找出了拉沃的信件!
旧文件只有关于“过火行为”[248]的一段可能对被捕者不利,其余的一切地方都是反对民主派的,只有当他们站在半民主的陪审官的面前时,才会使他们的处境发生困难;但是他们如果受审的话,似乎要在挑选出来的特别陪审官或联邦陪审官之前受审。即使这些东西,在一开头就被搜去的毕尔格尔斯的文件[243]中就已经有了,大部分是重新改作过的。另一方面,这一文件公布出来并转载于一切报纸,这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有极大的好处。完全不为人所知、但是从过去的经验看来必定散布于德国各地的、由新进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单个的秘密小组,将由此获得一个很好的支柱,就是从《奥格斯堡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文件,同最初的发现比起来,对它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从这家报纸对内容的综合看来,它对“发狂”已经有了很好的了解——实际上本来也没有使人误解的地方。
此外,封建反动势力是那样疯狂、那样盲目地乱闯,结果全部威吓性的进攻并没有对资产阶级发生任何作用。看到《科伦日报》现在每天宣传“必须渡过红海”并承认1848年立宪主义者的一切错误,真令人感到好笑。的确,当克莱斯特-雷措夫被任命为科布伦茨的省长,而无耻的《十字报》在它的庸俗的笑话和歪诗中表现得愈来愈无礼的时候,有教养的和沉着的立宪反对派还能做些什么呢!可惜我们这里没有《十字报》。我只看到它的各种各样的摘录。这家小报现在竟以这种象狗一样地卑鄙、象流氓一样地恶劣而且蠢得发臭的普鲁士方式来攻击温文尔雅的、富有的、体面的立宪派“巨头”,这是不能想象的。如果贝凯拉特这一帮人还有一点点自尊心和反抗力的话,那他们与其现在每天受容克和《十字报》的那种待遇,一定宁愿忍受莱茵平民的《度申老头》的虐待和辱骂以及全部赤色恐怖。
接着蠢驴发了言:
这就是威塞尔的市镇参事员。
我若不是一头蠢驴,
我也想当威塞尔的市镇参事员。
《十字报》现在用这种讽刺诗挨个嘲笑全体立宪派名流,而这些家伙却心平气和地忍受着。不过,这群狗罪有应得,他们过去把《新莱茵报》上的最好的文章诬蔑为“卑鄙的谩骂”;现在就让这些胆小鬼去切身体验对待他们的差别吧。对《新莱茵报》上与此相反的非常文雅的嘲笑,他们是会发生思慕深情的。
维利希的事情[注:见本卷第297页。——编者注]是忧郁时刻的一种安慰。这个“最出名”的人出名已经出到头了,他这个未获承认的人类救星,对世界的忘恩负义感到绝望,只能在啤酒和沙佩尔的友谊中寻找安慰。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的苦闷,因为未来的军队,即整个欧洲赖以聚集的“核心”现在已经毁灭了。这位高尚的人到哪里去找新的“坚持原则的人”呢!
菲克勒尔的事情[注:见本卷第297—299页。——编者注],我还不太清楚。为什么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马上跑到菲克勒尔那里去,而不让李卜克内西先去试探一下(因为后者只会牵连到他一个人)?这看起来是要争取菲克勒尔。其次,既然鲁普斯已经去了,他写的信就太粗暴了。要么根本不值得在菲克勒尔身上花工夫,要么——既然在谈话中,菲克勒尔和戈克把卢格看成某种先知——同他绝交好了,用不着这样粗暴地同他闹破裂。显然,这是菲克勒尔的卑鄙行径。但是难道不应该预料到南德意志庸人会干出这类事来吗?要知道他是没有掩饰过他对卢格的尊敬的。卢格的纠缠当然是无止境的。但是正是这种手法的不断翻新可以充分证明,任何一种手法都没有获得丝毫的成绩,而马志尼为之写他的《罗马书》的“德国委员会”还只是存在于卢格的脑子里[249]。
请设法让维尔特到这里来一趟,望马上回信。
你的弗·恩·
注释:
[243]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主要是毕尔格尔斯草拟的1850年12月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公告的作者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指出理论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整个来说是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告宣布,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建议,科伦中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建立的分立同盟的所有成员一律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这个文件没有揭露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把分裂的罪责也部分地加到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身上。公告的个别论点是含混的和不明确的。恩格斯所说的毕尔格尔斯的“含糊不清的议论”,正是指公告的某些论点的不明确和模棱两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被捕时,公告落入警察当局手中,1851年6月被刊登在《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JournalundAnzeiger》)和《科伦日报》上面。——第292、296、302页。
[247]恩格斯指的是1851年7月8日《总汇报》第189号上发表的7月6日的莱比锡通讯。这篇通讯引用了《德勒斯顿新闻通报》上的话。——第302页。
[248]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4页)。——第302页。
[249]恩格斯讥讽地把马志尼致“德国事务委员会”的呼吁书比喻为福音书上的圣徒保罗的《罗马书》。——第30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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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7月17日左右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请将附上的给舒耳茨的信马上在曼彻斯特投邮。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给卢格的信——请你寄还给我——和贝尔姆巴赫给我的信,还有米凯尔的一封信。
一个叫“乌尔麦尔”的鞋匠,在最近一次搜查中从科伦逃走。他在“谢特奈尔”酒馆托一个施特劳宾人[50]带一封信给他的亲戚。这个施特劳宾人带着信,在荷兰国境立即被拘留。因此被牵连的只是那些放走他的人。谢特奈尔酒馆里的警察就是组织得这样好。
魏德迈已经越过国境。我们正在这里等待他。
卑鄙的海因岑一卢格硬说,关于科伦事件的大量荒诞的流言蜚语,他们似乎是从德国的来信中知道的。但整个虚伪的内容表明,这些来信的作者就是他们自己。
希望你马上回信。
你的卡·马·
又及:我刚刚想到,最好是你自己给贝尔姆巴赫写一封信。信封写上:科伦施尔德尔巷2号路易·舒耳茨收。里面装上封好的给贝尔姆巴赫的信。当然,你要把它封好,使人看不见里面的地址,表面看来好象是一封商业信件。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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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7月1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为了把后面提到的一切文件寄给你,我的信一天天地耽搁下来了。但因为还要过几天才能全部备齐,所以我今天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久等我的回信。
首先,从你的几次来信中可以断定,在你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逗留曼彻斯特期间,你没有看到《科伦日报》发表的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标题的第二个文件。这是我们两人草拟的告同盟书[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编者注]——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对民主派的作战计划。一方面,发表这个文件是好的,可以与毕尔格尔斯的形式上多少有些荒唐和内容上不大令人愉快的文件[243]相抗衡。另一方面,这个文件的某些地方会使被捕者的处境更为困难。
据我从科伦的路易·舒耳茨那里得知,毕尔格尔斯从德勒斯顿写了一些很伤感的信。相反,在科伦,大家都认为丹尼尔斯将被释放,因为没有任何罪证,而在这个神圣的城市里“抱怨派”[246]又到处为他号泣。他们认为他自然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米凯尔已从哥丁根来信。他家被搜过多次,什么也没有搜到。他没有被捕。有五个新的特使大人从哥丁根到了柏林等地。对犹太人的迫害自然会提高热情和兴趣。
最可笑的是,胡说八道的奥格斯堡《总汇报》把我们草拟的文件变成了马志尼先生—卢格先生的产儿,再一次为此捶胸顿足,并且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表达这种可怕的文件所造成的自己的精神错乱,只有用各种腔调大喊大叫:发疯!发疯!发疯!
《特利尔日报》——即卡尔·格律恩——自然趾高气扬了,根据第一个文件证明党在物质上的无能,又根据第二个文件证明党在“精神上的”无能。“光明之友”[176]式的词句和走得极远的“无政府主义的”词句当然用得不少。什么一切都是从上面做的啦!什么警察国家啦!什么把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加以驱逐和开除啦!我的天啊!归根到底,是太过分了。
现在来谈谈这里常常由点滴之雨而引起的风暴。
第一,维利希老爷子逃出了兵营——兵营的解散似乎已经是作了决议的——并跟他的大部分禁卫军大吵大闹了一番。
第二,伟大的菲克勒尔来到了这里。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在来英国之前的几天曾经同他一起在斯特拉斯堡呆过。李卜克内西很早以前就跟他有密切的交往。所以7月5日两个人一起去看他。菲克勒尔很亲热地说长道短,说到党派和解的必要性等等。这时伟大的阿·戈克也来了。他说维利希是“纯粹的空谈家”,说沙佩尔是“可恶的家伙”;说什么他自从在磨坊街[160]听过这个家伙几次大吹大擂的讲话之后,就同他们分开了,再也不去这个歇脚之地了。菲克勒尔和戈克都特别痛骂伟大的金克尔。金克尔现在在这里成了一个幸运的暴发户,因而惹起了其他大人物的愤怒。相反地,卢格却被看做一颗明星。
菲克勒尔询问了我的住址,而鲁普斯和李卜克内西就告辞了,受了这些追求“统一”的庸人的愚弄。
过了几天,弗莱里格拉特把他收到的下面这封信寄给了我:
“1851年7月4日于北布莱顿市布伦斯威克街4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们计划建立一个俱乐部或者协会,它应当消除小圈子习气,同时,除了不愿参加和因其品德和经历而不够格的人之外,不排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的任何人。
菲克勒尔、戈克、济格尔、隆格、卢格已经着手筹办此事,而我负责通知你,如果你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对此感到兴趣,请于7月14日(下星期一)上午十一时在约克大厦(大厦在贝克街下端构成新马路一部分)26号菲克勒尔住所参加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会议。我们邀请了大约二十四位我们认为是忠实可靠的人。更多的人我们暂时尚无所知。
我很想同你谈谈。如果我们的计划进行得顺利,那末我们无论如何可以马上进行谈话。你即使不在伦敦呆下去,也请你务必与会。
祝好。握手。
你的阿·卢洛”
你对此有何看法?
弗莱里格拉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于昨天7月12日才发出回信,这样,卢格在他从布莱顿到伦敦之前就不会收到这封回信了。总之,弗莱里格拉特对待这件事情太漫不经心了。但是毕竟各人有各人的作法。我已经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鲁普斯,他立刻给菲克勒尔写了这样一封信:
“1851年7月10日
菲克勒尔公民:
本月5日,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拜访了您。根据当时您对我们讲的话,我无论如何不能断定,下面这封信是在我们拜访您的前一天寄给弗莱里格拉特的。(接着是上面的那封信)
如果本月5日我能够稍微有一点觉察到您同阿·卢格这个混账无耻的坏蛋有这样的关系,我绝不会跨进您家的门坎。
但因为您,正如我从上面的信中所确知的,同一个‘因其品德和经历’(例如,因其从柏林逃跑等等行为)对任何真正革命的政党都‘不够格’并受到整个德国的共产党的抵制的人混在一起,所以我愿意用这封信申明:我不愿意也不能同那些如此亲密地在卢格这种人的圈子里转来转去的人打任何交道。
威·沃尔弗
于黄金广场宽街3号
又及:您可以把我这封信做任何的处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将把这封信通知给我党的同志们。
还是我”
鲁普斯收到了如下的回信:
“1851年7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沃尔弗公民:
我的预见能力确实很差,竟然丝毫没有提防由于跟卢格这个‘坏蛋’来往而有可能失去您的好感和访问。我也丝毫没有觉察到,我在这一方面已经处于某一个党的派别的监护之下和未来世界的英雄们的警察权力之下。由于这种自身的迟钝以及我在二十年的政治活动中所获得的信念:没有一个政党能够不同坏蛋在一起活动,我才决定向一切愿意同我一起走革命道路的有能力的人伸出手来,至于他只向我所确定的目标走一半路,或者他陪着我走到底和越过这个目标,那是无所谓的。
政治的和宗教的驱逐令,即使是皇帝和教皇颁发的,也是一种时代的错误。如果一个党,象公开宣布的那样,正处于象你们的党那样的四分五裂的状态,并且现在在自己的队伍中间把昨天它还奉若神明的人变成‘坏蛋’,而这样的党的小小的君主和教皇却宣布驱逐令,那末这种驱逐令岂不是十分可笑!
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的‘坏蛋’比好人多得多,但我受前者的欺骗却比受后者的欺骗少得多。因此我不花费时间去区别这两类人,而把主要的着眼点放在各种场合所需要的人才上面。
如果在这之后,您愿意同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我请您向他们转达这一点——参加上述的‘会议’,那就敬请光临,不过要声明一句,这里说的只是一次预备会议,对您也同对半数与会者一样,最不愉快的事情也许是将缺乏座位放置人体的最不高尚的部分,但这对加速会议的进程大有帮助。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菲克勒尔等”
在整个这件事情中最滑稽的是,而且将来也是,卢格及其党羽无休止地拚命使用一切新的计谋要把自己强加给公众。如果按ABCDEF的办法行不通,那末必定按FEDCBA的办法干。你可以算一下,这一类变异和排列还能有多少。谁见过有更虚弱、更可笑不自量的一帮蠢驴吗?
你的卡·马·
在这里提一下,五英镑已收到。这五英镑象deusexma-china[注: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和情况。——编者注]一样,因为情况是“极为难堪的”,很难说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情况。
请直接给克洛泽写信(上鲁佩尔街6号,在索荷区公主街附近),不然这个蠢材会以为他的信——你记得十英镑吗?——没有到你的手里。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76]“光明之友”是1841年形成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基督教会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公理会”。——第185、296页。
[243]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主要是毕尔格尔斯草拟的1850年12月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公告的作者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指出理论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整个来说是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告宣布,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建议,科伦中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建立的分立同盟的所有成员一律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这个文件没有揭露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把分裂的罪责也部分地加到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身上。公告的个别论点是含混的和不明确的。恩格斯所说的毕尔格尔斯的“含糊不清的议论”,正是指公告的某些论点的不明确和模棱两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被捕时,公告落入警察当局手中,1851年6月被刊登在《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JournalundAnzeiger》)和《科伦日报》上面。——第292、296、302页。
[246]指资产阶级人士对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的反应。马克思仿照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讽刺地把这些人士的代表叫做“抱怨派”(《Heuler》)。——第296、54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7月6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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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7月6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同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周旋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已经顺利地把他弄走,今天终于能够给你附上五英镑的汇票。总的说来,我对这次同老头会面的结果可以说是满意的。他至少还需要我在这里呆上三年,即使在这三年中我也不承担任何义务;无论是从写作活动来说,或者从发生革命时必须留在这里来说,我都不承担任何义务。
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革命,这种人现在竟然这样自信!而在我这方面,从一开始我就提出了每年要二百英镑左右的交际费用和生活费用;这一点没有费多少事就取得了同意。有这么多的薪水,已经过得去了,如果在下一次决算之前一切平安无事,并且这里的营业进行得不错,那末他必须掏出的钱还不止此数——今年我就要叫它远远超过二百英镑。同时,他向我介绍了他在此处和别处的所有的生意情况;因为他的各处生意很好,从1837年以来他的财产增加了一倍以上,所以我自然用不着受不必要的约束。
另外,老头也是十分狡猾的。他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实际上只能慢慢来,同时困难重重,而在与欧门发生磨擦之后,这个计划未必能够实现——是让彼得·欧门到利物浦去(本人也愿意去),而把这里办事处的领导权交给我,而哥·欧门那时将管理工厂。这样就会束缚住我。我当然表示自己力不胜任,装成谦逊的样子。如果我的老头在这里多呆几天,我们一定会发生争吵。这个人完全经不起成功,高傲自大,又象过去那样动辄训人,挑衅寻事;同时他又十分愚蠢和不得体,例如,他竟然打算甚至在他逗留这里的最后一天,利用欧门家族的一个人在场的机会,用对普鲁士制度的狂热歌颂来刺激我而求得自己的满足,以为欧门在场可以迫使我讲究礼貌,堵住我的嘴巴。当然,用几句话和愤怒的目光就制止了他,但是这样一来恰恰使我们之间的关系立刻冷淡了下来,而且正是在分别的时候,所以我自然等待着他用某种形式来报复这一次的失败。我们就等着瞧吧。如果这件事将来不产生任何实际的恶果,即不影响我的金钱收入,那末对我来说,冷淡的营业关系自然比任何的虚伪感情要惬意得多。
这是只能在我们之间讲的话。
从7月初起,这里再也没有看到《科伦日报》,也许是因为忘记重订了。因此我不知道,还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什么新消息,请告诉我。我终于又能够开始正常地工作了,因为,由于博览会[186]造成的障碍现在几乎完全消失,图书馆[注:见本卷第235—236页。——编者注]的目录也已经编好了。我还打算马上到乡下去,在那里没有人来打扰我。因为我的老头今后一年不会来这里,所以我可以完全随意安排,并且可以把我得到的交际费用的大部分用于其他方面。
问候你的夫人并请尽快回信。
你的弗·恩·
注释:
[186]指伦敦工业博览会。它是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于1851年5—10月展出。——第200、230、258、267、282、295、377、57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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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6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善良的萨克森警察真是大发善心,它开恩把我们一直不知道或者没有能够打听到的消息通知了我们。毕尔格尔斯的那个高傲训人的通告,以及他那著名的含糊不清的议论[243],必定使他们大大地绞尽了脑汁而一无所得;他们用黑体字印出来的,也恰好只是一些不对的地方。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磨坊街的大人物[160]已经被抛出自己的党外;伟大的维利希同豪德、格贝尔特以及另外一个不知名的流氓,即某个《Sch?pper》[注:恩格斯在这里是故意利用《科伦日报》的一个印错的地方,该报把《Schapper》(“沙佩尔”)印成了《Sch?pper》。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俏皮话,因为在德语中《Schoppen》一词的意思是“一升酒”,或“酒杯”。——编者注](从《Schoppen》一词变来的),结合在一起,后者的罕见的成就默默无闻,甚至在科伦人们也不能正确地印出他的名字!截至目前,一切都好。但是,章程的第一条:“革命活动的一切手段”,或者象章程上的字句写的那样[244],对被捕的人是不利的,这就使案情从普通的秘密结社的范围转到叛国的范围。此外,根据《科伦日报》的暗示来判断,我的推测似乎是正确的:他们要把所有这些人都交给为这个重大案件特别建立的柏林国家法庭审判。
政府利用德勒斯顿的大发现作为威胁手段的企图完全失败了,这一点是资产者情绪的很好的标志。资产者已经不那么害怕红色幽灵了,他们简直听都不愿意听什么共产主义者大阴谋,并且开始担心搜家的办法不久的将来会扩大到自己头上。
没有一家报纸愿意上这个钩;政府企图在体操联合会、“自由公理会”[245]和以民主派自命的裁缝师傅那里破获新的密谋的绝望举动,一方面证明,它对资产者的冷淡态度是多么恼怒和多么想激起资产者的好奇心,而另一方面也证明,章程和通告使它进一步发现的东西是多么微小。对米凯尔的搜查好象也没有什么结果。
伦敦有什么新闻?
你的弗·恩·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243]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主要是毕尔格尔斯草拟的1850年12月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公告的作者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指出理论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整个来说是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告宣布,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建议,科伦中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建立的分立同盟的所有成员一律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这个文件没有揭露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把分裂的罪责也部分地加到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身上。公告的个别论点是含混的和不明确的。恩格斯所说的毕尔格尔斯的“含糊不清的议论”,正是指公告的某些论点的不明确和模棱两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被捕时,公告落入警察当局手中,1851年6月被刊登在《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JournalundAnzeiger》)和《科伦日报》上面。——第292、296、302页。
[244]指1850年12月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章程(见注165)。——第292页。
[245]“自由公理会”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的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团体(见注176)。——第29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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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6月16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丹尼尔斯的家被搜查,他也被捕了。我不相信在他那里会查到什么东西。
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显然是丹尼尔斯的手笔,但没有签名,信中告诉我上述的事实,同时叫我把所有的信都收藏起来,因为从“可靠方面”(这是原话)知道,英国这里也要搜查住宅。
我不知道,这在法律上是否可能。不管怎样,我将把一切都收藏起来。你也最好能够把不大重要的信烧掉,把余下的记述某些材料之类的信包在一起封上,放在玛丽[注:玛丽·白恩士。——编者注]或你们的听差那里。
在雅科比那里大概查到了丹尼尔斯开的介绍信。
我今天还收到由一个商人转来的魏德迈的一封信。他躲在法兰克福郊区。我把这封信附给你。魏德迈想知道英国国内外贸易比例的确切数字,你是否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最近有重大的变化。
祝好。
你的卡·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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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6月3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不发生什么事情,我于星期六来伦敦[242]。
我为科伦人担心的事情,看来实现得太快了;红色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和勒泽尔以叛国和企图推翻现存制度的罪名被捕这件事,以及逮捕温和的亨利希[注: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编者注]的企图,显然都和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的事情有些关系。幸而,据《法兰克福报》报道,在两个被捕者那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文件——在毕尔格尔斯那里是否发现了文件,没有提到。亨利希现在大概也会到伦敦来,给《新莱茵报》的班子再补上一个人。如果这些家伙做了蠢笨的事,事情可能有不愉快的变化。
你的弗·恩·
注释:
[242]从恩格斯1851年6月19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579页)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于1851年6月上半月在伦敦住了大约两星期。——第29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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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5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丹尼尔斯没有回信(顺便说一下,如果我今天还收不到信,明天我再给他写封信),是有非常令人烦恼的原因的。诺特荣克在莱比锡火车站被捕。被查出些什么文件,我当然不知道。后来(也许是同时,我不知道)贝克尔和勒泽尔在科伦被捕,家被搜查,毕尔格尔斯的家也同样被搜查。毕尔格尔斯现在在柏林,对他已发出逮捕令,他大概不久就会来这里。
警察对特使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我们认为完全是由于伦敦的蠢驴们的哀叫所造成的。这些风箱们知道,他们既没有阴谋造反,也没有追求任何现实的目标,在德国也没有一个组织支持自己。他们只愿作出危险的样子,给报纸的磨车供料。因此,这些无赖是在阻碍和危害现实的运动,并使警察找到踪迹。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种供认自己的目标纯粹是吹牛的党呢?
为了避免被捕,弗莱里格拉特本能地及时离开了。他刚到这里,所有的流亡者集团,如博爱主义的金克尔党羽,唯美主义的豪伊特之流,以及其他等等,都对他设下了罗网,拉他去入伙。他对所有这些企图非常不客气地回答说:他属于《莱茵报》[注:《新莱茵报》。——编者注],他和世界主义的一伙人没有任何关系,只和“马克思博士及其最亲密的朋友”来往。
现在同你谈一谈《宇宙》的事。在谈以前,对法国的状况还要说几句。
我愈来愈确信,不管怎样,目前在所有候选人中,拿破仑的机会是最多的。人们在原则上将决定修改宪法,但是实际上只是修改有关总统的条款[235]。如果少数派吵闹得太厉害,就会通过一项简单的多数派[决议][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召开新的议会;而新的选举将在福适、电报和5月31日的法律的监护下进行。[240]资产者是会看中卡芬雅克的;但是用一种激进的新选举来打破现状的作法对他们来说又过于冒险。现在已经有许多工厂主强迫他们的工人在修改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如何,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我们是会看到的!
《宇宙》已经彻底失败了。
在《金克尔的讲演》标题下,用“一个工人”的署名,发表了下面的东西:
“有一次当我看德布勒的幻灯画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能否用‘语言’来创作这样朦胧迷茫的作品,能否把幻灯画讲述出来?当批判者一开口就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的自由就象颤动的弦上发出的一个逐渐停息的音符的逐渐消逝的声音那样,在激起同感的通了电流的神经里颤动,这当然是很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宁愿放弃对博学的无感觉作枯燥的学究式的分析,而不愿放弃德国流亡者的迷人的缪斯在我的感觉的思想闪光中产生的共鸣。金克尔描绘中的这一基调,他的和音的这种共鸣,就是那种响亮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以无所不能的力量形成的‘语言’——现代思想。人类对这一思想的‘判断’力从一堆混沌的虚伪传统中引出了真理,并把它当作不可侵犯的公共财产置于天生聪明的、有逻辑性的少数人的保护之下,是他们使真理脱离了有信仰的无知而走向无信仰的知。无信仰的知的责任,就是要亵渎由虔诚的欺骗而产生的神秘主义,铲除使人愚昧的习惯所产生的专制主义,利用怀疑这个不停地工作着的哲学断头台来砍掉权威的头,并且通过革命使人民走出神权政治的迷雾,迈向花朵盛开的民主主义原野〈废话〉。顽强地、热心地研究人类的历史,并说明人们本身,这是一切参加变革的人的极伟大任务,而这一点是被驱逐的反叛的诗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的,他在前三个星期的每星期一晚上在资产阶级公众面前讲述现代戏剧史时,就讲述出来了自己的‘幻灯画’。”
“一个工人”[241]
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注: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235]1851年,法国波拿巴集团加紧提出关于修改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特别是规定总统四年选举一次和总统任期满后经过四年才能重新当选的条款——的问题。波拿巴分子主张废除宪法的这些条款,指望用这种办法来延长路易-拿破仑的执政时间并保证将来恢复帝制。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卡·马克思《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89—592页)。——第278、288页。
[240]马克思指的是,在1849年5月立法议会选举时,内务部长莱昂·福适给各省省长发了一封弄虚作假的电报。他在这个电报中用六月事件的重演吓唬选民,以便给他们施加压力,使他们投右翼候选人的票。
1850年5月31日,法国立法议会通过了废除普选权的反动的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实行了三年居住期的资格限制和许多其他限制。由于5月31日的选举法,大约有三百万人被剥夺了投票权。——第288页。
[241]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这一著作也援引了《宇宙》杂志的这篇文章——指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莫克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99页)。——第28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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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238]
伦敦
1851年5月23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满意地从报纸上看到,你作为《新莱茵报》的代表也出席了在梭耶那里举行的全世界新闻界宴会。我想华盛顿的龙虾和冰镇香槟酒可能很合你的胃口吧。但是梭耶先生是怎样找到你的地址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谜。
你知道大磨坊街[160]的酒鬼拉罗什怎么样了吗?据德国报纸报道,他已被捕并在柏林被判绞刑。原来,这个所谓的前普鲁士骠骑兵的尉官不是别人,而是上西里西亚波兰的索劳附近的特里贝尔[注:波兰称作:日阿里和特舍别尔。——编者注]的鞋匠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列曼。他是第一届应征的后备兵,因为在和平时期开小差、伪造行为和非法的借债,于1842年3月23日被判处剥夺军人荣誉和编入惩戒营十六个月。这是说明我们德国革命英雄的新的事实。
伟大的战士们,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和济格尔,正愈来愈凑在一起,这很好。这些兵痞有一种卑鄙得难以置信的公会精神。他们相互之间恨得要死,象小学生一样对于一点点成绩也要相互妒忌,但他们对于“平民”却完全一致。和1792年到1793年最初的法国军队的情形一模一样,只是规模小得可笑而已。他们都把磨坊街协会看作是一个作好充分战斗准备、即将以密集的队形进军的大队;这就是自从流亡者在瑞士被击溃并被赶出那里以来所剩下来的一切。他们全都归附这个高尚的队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现在人们就已经看到了旧兵营和军官会的这种军官公会精神,人们现在都已经看到,这种小集团意识在流亡的军官们当中和在“英勇的军队”[239]中一样非常盛行,这种情况是很好的。到时候我们将让这些先生们看看“这些平民”有些什么。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向我表明,我所能做的事情,最好莫过于继续研究军事问题,以便在“平民”中至少有一个人能在理论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我无论如何要使这些蠢驴们无法用空话压倒我。令人非常高兴的是,他们终究还是被搞掉了二千塔勒。科伦的消息令人非常愉快。只是在那里人们要当心一些。
高尚的约翰娜[注:约翰娜·金克尔(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编者注]在行乞方面确实压倒了在她以前的一切人。海因岑现在只好上吊,他从来还没有达到象这个本身就丑陋不堪的女人那样无耻的地步。
从英国报纸上已经可以看出,日拉丹不支持卡芬雅克。但如果他证实卡芬雅克有相当机会这一事实,那末这是足以说明局势的。如果你所说的可能性实现了,即多数派和波拿巴缔结了协定并力图非法地修改宪法,那末我想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只要梯也尔、尚加尔涅、《辩论日报》及其走狗们反对,他们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卡芬雅克的把握就很大了;我想他可以指望军队的支持。
如果明年发生大动乱,德国将陷入十分绝望的境地。法国,意大利和波兰是希望它处于分割状态的。正如你所看到的,马志尼甚至已经答应让捷克人复国。除了匈牙利外,德国只有一个可能的盟友,即俄国,——前提条件是俄国发生农民革命。否则我们将要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的高尚的朋友们进行殊死的战争,而结局如何,是很成问题的。
我愈是思考历史,就愈是明白:波兰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民族,它只是在俄国本身进入土地革命以前的时候有当工具的用处。在这之后,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除了一些大胆的争吵不休的蠢事外,波兰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别的事。所以很难指出波兰在什么时候,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成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相反地,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而且俄国所接受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工业因素,也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得多。俄国的贵族,上自皇帝[注:指尼古拉一世。——译者注]和迭米多夫公爵,下至第十四等仅仅是出身高贵的小贵族,都从事工业、盘剥、欺诈、受贿,并从事种种的基督教徒的和犹太人的营生,单是这一些,就是俄国的优点。波兰从来不会同化异族的分子——城市里的德国人始终是德国人。但是俄国却很会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化,每个第二代的俄籍德国人都是明显的例子。甚至那里的犹太人也长出斯拉夫型的颧骨来。
1807年和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对波兰的“不朽”提供了显著例证。波兰人的不朽的地方只是他们那种毫无目的的争吵。而波兰的大部分领土,所谓俄罗斯西部即别洛斯托克、格罗德诺、维尔诺、斯摩棱斯克、明斯克、莫吉廖夫、沃伦和波多利亚,自1772年以来,除少数例外,都平静地受着俄罗斯人的统治,除了个别地方的少数市民和贵族之外,他们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波兰四分之一的人讲立陶宛语,四分之一的人讲小俄罗斯语,一小部分讲半俄罗斯语,而波兰本部足足有三分之一已日耳曼化。
幸而,我们在《新莱茵报》上,除了在相应的边界内恢复波兰这种不可避免的义务——而且这也要以土地革命为条件——之外,没有对波兰人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我确信,这种革命在俄国完全实现要比波兰早,这是由于俄国人的民族性。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因素在俄国有更大的发展。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比较起来,华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
结论:尽可能地夺取波兰人的西部,以保护为借口用德国人占领他们的要塞,特别是波兹南,让他们去搞得乱七八糟,把他们投入战火,吃光他们的东西,使他们对里加和敖德萨抱有希望,如果能够把俄国人卷入运动,就和俄国人联合,并逼迫波兰人让步。从默麦尔[注:立陶宛称作:克莱彼达。——编者注]到克拉科夫边界,我们让给波兰人的每一英寸土地,在军事上都完全破坏了这条本来已经极为薄弱的边界线,并且暴露了直到施特廷[注:波兰称作:兹杰辛。——编者注]的整个波罗的海海岸。
此外,我确信在下次大动乱中,整个波兰的起义只会局限于波兹南和加里西亚的贵族以及一些来自波兰王国的倒戈分子,因为这个王国极端虚弱,再也干不了什么了,而这些骑士们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法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那维亚人等的支持,得不到捷克斯洛伐克暴动为助力,就会破灭,因为他们的力量是很可怜的。一个最多只能提供两三万人的民族不可能有发言权。而波兰肯定不会提供更多的人。
你看到弗莱里格拉特时,请问候他,并请你代我问候你的全家,包括穆希公民[注: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我去伦敦大约要比原来计划推迟一星期;这一点取决于许多琐事。
顺便说说,科伦还没有只字寄来。你写过信了吗?如果我不能在最近收到信,那末信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用处了[注:见本卷第259—260页。——编者注]。我不知道为什么丹尼尔斯不愿意帮我这个忙。能不能再给他写封信?丹尼尔斯可以立即随便写几行字寄给我。否则,我将会陷入极不愉快的境地了。
你的弗·恩·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238]恩格斯在这封信中不是抽象地研究德国对波兰的政策,而是分析如果当时革命的民主运动在德国爆发并取得胜利时可能出现的一种严格确定的历史情况。同时,恩格斯还估计到同时在俄国开展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的可能性。从这封信中还可看出,恩格斯在德国和俄国革命胜利的情况下,给这些国家的未来的革命政府提出的这条政治路线,只有在波兰本国的民族运动没有超越波兰贵族阶级的要求的狭窄的框框,并且象以往常常发生的那样忽视把波兰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任务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弗·伊·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提到恩格斯的这封信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般民族问题总是采取严格的批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36页)。
过了一些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中欧和东欧的形势没有变化,德国和俄国继续在推行反革命制度,同时,在1863—1864年的解放起义中起了显著作用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分子的影响在波兰民族运动中日益加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用弗·伊·列宁的话来说,“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37页)。——第283页。
[239]讽刺地暗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9年向普鲁士军队发表的新年文告。——第28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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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5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弗莱里格拉特已来这里并向你问候。他来这里是为了找一个职位。如果找不到,他就到美国去。
他从德国带来了非常好的消息。科伦人[注: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很活跃。从9月以来,他们的使者就到各地去。他们在柏林有两个很好的代表;而由于民主派不断到科伦去请教,所以他们经常阻碍其他一些先生的活动。例如,不伦瑞克人打算给席梅尔普芬尼希二千塔勒,转交伦敦委员会(社会的)。但是他们先派遣鲁齐乌斯博士到科伦,于是这件事就吹了。
金克尔在莱茵省,特别是在波恩,很丢脸。那里的委员会曾寄给约翰娜[注:约翰娜·金克尔(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编者注]二百英镑,但是两星期后她又要钱。这使庸人们很不满意。
科伦人过几星期将召开一个共产主义会议。
大将军济格尔在这里,并加入了磨坊街协会[160]。
豪格将军的《宇宙》杂志也出版了一期。把维利希,金克尔和哥林盖尔吹嘘了一阵。形形色色的行帮愈来愈凑到一起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和听到过更夸张、更自负的无聊东西。除了其余的一切之外,还刊载了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的一出滑稽剧。这个畜生给自己炮制了一封来自德国的一个“好客者”的信,那个人在信中对自己在报上看到的有关“英国好客精神”的一切表示惊奇,对卢格因“国事繁忙”可能妨碍他适当地参加这种“好客的享乐”表示担心,并且问他:
“被邀请到温莎的,大概不是叛徒拉多维茨,而是马志尼、赖德律-洛兰、维利希公民、金克尔和您自己吧?”
于是卢格开导他的朋友,并安慰他说:英国的好客精神不会妨碍他们挥舞着火炬返回德国。笨蛋!
整个这件东西是用小品文的、小学生的、白痴的方式写成的,带着一种在世界史年鉴上无与伦比的愚蠢的自负,而且又空前地缺乏任何天资。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这个破烂货弄到一份给你。
臭虫梅因在这里跑来跑去十分忙碌,谁要是愿意听,他就告诉谁一件秘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失去了一切拥护者和一切影响。可怕的梅因!
此外,我给你举一个这些流氓无耻钻营和卑鄙乞求的例子:
上星期日我去约翰街,老欧文在那里庆祝他的八十岁生日时发表了演说。这位老人虽然思想固执,但却幽默并且很和气。在老先生讲完以后,《宇宙》的一个信徒挤上去,把《宇宙》塞到他的手里,对他说,这个刊物讲的是他的原则。而这位老人果真就把它推荐给了听众。这简直太滑稽了!
此外,那天晚上我没有能避免再和哈尼谈话,他略带醉意地和非常殷勤地来到我跟前,并打听你的情况。
维利希的行乞很成功。当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流亡者来到这里时,他“为这些人”(!)向西蒂区商人乞求到二百多英镑。
虽然日拉丹也说,卡芬雅克现在是资产阶级群众即秩序党[237]的唯一真正的候选人,但是他自己却猛烈地攻击卡芬雅克和尚加尔涅,他的论战令人重新想起他同《国民报》作斗争的极盛时期。这个家伙正在法国进行广泛的鼓动,比整个山岳党人和红色分子一帮合起来所进行的鼓动还要广泛。波拿巴好象已不在话下了。不过,如果国民议会的保皇党多数派再度违反宪法,以简单的多数决定修改宪法,那末他们最终仍然会被迫——因为他们会丧失一切合法的支柱——同体现行政权的波拿巴达成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弄到发生严重冲突的地步,因为卡芬雅克很难再度让人把到了他嘴边的东西夺去。
《新莱茵报》整个编辑部不久将到这里来。我对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没有来感到惊异。但愿他没有发生什么不幸。
我现在每天从早上十点钟到晚上七点钟总是在图书馆里;我把参观工业博览会[186]一事延迟到你来的时候再说。
你看了《辩论日报》上刊登的马志尼的假信和真信了吗?
你的卡·马·
穆希[注: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问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顺便说一下。维利希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已经向“普鲁士军队中他们的兄弟们”发出例行的呼吁。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86]指伦敦工业博览会。它是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于1851年5—10月展出。——第200、230、258、267、282、295、377、573页。
[237]秩序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这个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848年,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一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秩序党的反人民政策的破产,被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来达到波拿巴主义的目的。——第28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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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5月19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信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很高兴,这样总是比较好的。这里的邮政局长对于信送得太迟也向我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以后写地址时,请把街名和门牌号码写在城市名上面,使“曼彻斯特”的字样在最下面;邮务员习惯于这种写法,所以,有一次因为街名写在下面,他们忽略了“曼彻斯特”几个字,并把它当作伦敦市内信件寄回了伦敦。
最新的消息是你完全被消灭了。你以为你发现了正确的地租理论吗?你以为你是推翻李嘉图理论的第一个人吗?你这个不幸的人!你被打败了,被消灭了,被击溃了,被压倒了,你的“比铜还经久的纪念碑”[注:贺雷西《颂歌》第3册第30首颂歌。——编者注]的全部基础崩溃了。请你听着,洛贝尔图斯先生刚刚发表了他的《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的第三卷,共十八印张。这一卷是“对李嘉图的地租学说的全面驳斥和对一种新的地租理论的阐述”。去看上星期的莱比锡《画报》吧。现在你完了。
伟大的金克尔竭力要从名叫欧洲委员会的不体面团体中脱身,以免留下臭名声,他的这种努力可笑得很。你大概在星期六的《太阳报》上已经看到,几个大喊大叫的民主主义者在爱北斐特举行了会议,造成了小小的乱子,同时散发了这些宣言。这是通过隆格在德意志天主教方面的关系才搞起来的。不管是金克尔,或者是这个合唱团中的其他任何人,在那里都做不成什么事情。
卡芬雅克的事情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日拉丹说到他,说他有最多的机会,那末这应该是真实的。另外,这些家伙愈来愈清楚地看到,通过合法途径修改宪法[235]是不可能的。而不合法的途径就是政变,但《辩论日报》说,谁首先发动政变,谁就会被打倒。拿破仑已经开始被用得破旧不堪了。尚加尔涅已被消灭,完全被免职了,融合虽好,但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实际效果;剩下来的只有卡芬雅克了。如果这个家伙将革命推迟,那末归根结底也并不那么危险;几年坚决的工业发展,同时经受危机和新的繁荣期,这次不会有什么害处,特别是如果同时在法国实行一些资产阶级改革等等,那就更是如此。但是,卡芬雅克和资产阶级改革在法国意味着关税改革和同英国结盟,意味着一有适当时机就借助于英国的援助对神圣同盟[191]开战,花必要的时间进行装备并在经过精心的准备后入侵德国,——这可能使我们丧失莱茵边界。而且,这也是一种用荣誉堵住法国庸人社会主义的嘴巴使之听话的最好方法。
此外,《辩论日报》已经堕落不堪,它仅仅认为维护新选举法是拯救社会的办法。
孚赫和梅因的事情很妙。因为我只在一家商店的橱窗中看到《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第一期的第一页,所以我当时很想知道谁是写这种华而不实的无聊东西的“第一流德国作家”。
《法兰克福报》在一篇科伦通讯中报道,伦敦的流亡者,除了在兵营的(据说,维利希也是其中之一)以外,现在还过得不错。奥格斯堡《总汇报》确实相信外侨管理法[199]仍在生效,以为流亡者(这些十九世纪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正被这个法令吓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在伦敦东躲西藏哩。
关于葡萄牙的革命[234],我没有什么可说。值得指出的只是:萨耳达尼亚作为纯粹的个人起来谋叛,根据考斯塔·卡布腊耳的原则:“滚开,让我来代替你的位置”[注:圣西门《实业家问答》第1册中的一句话。——编者注]办事,绝对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自从他被迫同波尔图的自由派资产者结合,并把这个资产阶级力量的一个全权代表曼努埃尔·帕索斯拉拢过来,整个军队就归附于他了。帕索斯所得到的地位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表明,萨耳达尼亚和女皇[注: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编者注]是否企图马上再一次欺骗资产阶级。里斯本不算什么,波尔图是葡萄牙的立宪派资产阶级、曼彻斯特学派[236]的中心。
戈克先生没有到你那里去,这是你值得高兴的事。让所有这些妄自尊大的庸人见鬼去吧。
你的弗·恩·
注释:
[191]神圣同盟——是镇压欧洲一切进步运动的反革命势力的联盟。它是拿破仑失败以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下于1815年9月26日建立的。参加同盟的,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还有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这些君主负有在镇压革命(不论在那里爆发)时互相支援的义务。——第208、250、278页。
[199]外侨管理法是1848年英国议会由于大陆的革命事件和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而通过的。根据这个法令,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法令的有效期定为一年。——第230、279页。
[234]指1851年4月开始的为反对极端保皇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代表考斯塔·卡布腊耳政府在葡萄牙建立的反动的专制制度而举行的起义。这次起义于1851年5月以考斯塔·卡布腊耳的逃走和大资产阶级的自由立宪集团的傀儡萨耳达尼亚元帅的执政而告终。——第277、279页。
[235]1851年,法国波拿巴集团加紧提出关于修改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特别是规定总统四年选举一次和总统任期满后经过四年才能重新当选的条款——的问题。波拿巴分子主张废除宪法的这些条款,指望用这种办法来延长路易-拿破仑的执政时间并保证将来恢复帝制。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卡·马克思《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89—592页)。——第278、288页。
[236]曼彻斯特学派是主要由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代表的经济学说。自由贸易派的代表,即这个学说的拥护者组成曼彻斯特学派,即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坚持贸易自由,国家不得干涉经济生活和对工人阶级的无限制的剥削。曼彻斯特是这个运动的中心。——第27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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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5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来信[232]是前天到的,我收到太晚,当天来不及回信。在邮差来之前,我已去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晚七时我才回到家里。昨天很想回信,却不能动笔,因为肚子痛得很厉害,把脑袋弄得象弗莱里格拉特黑人的鼓[注:暗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黑人首领》。——编者注]一样要爆裂似的。
最近发生的混乱,完全是因为我为了马上寄出给你的第一封信的回信,托两个游荡汉中间的一个(施拉姆)去付邮。他忘了把它寄了,所以这封短信直到昨天还在他的纸夹子里。
至于电的问题,那篇报道载于1845年《经济学家》。在那里,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及提到这个试验在苏格兰获得很大成就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杂志甚至举出了那个农民的名字。
弗莱里格拉特这几天就要来这里。
现在谈谈邮寄的事情。我想邮局没有过失。我自己至少要为印章的难看形式负责。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曼彻斯特×[注:见本卷第269页。——编者注]。
你在《科伦日报》上是否已经看到,这个恬不知耻的金克尔如何通过他的妻子矢口否认他参与过草拟强大的“临时政府”的宣言[207]?同时,他如何无耻地瞎说自己患“重病”,借以提高德国庸人的兴趣?
由于我的可尊敬的内兄大臣[注: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的干涉,我的东西象《评论》的遭遇一样又一次被停止付印了[172]。看来,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在佛尔维耶遇到了困难。
卡芬雅克在法国似乎正在加速得势。他的当选可能是合理的解决办法,但会把革命推迟若干年。尼古拉、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哈布斯堡的会议[233]几乎和豪格将军、卢格和隆格的会议具有同样的意义。另外,所得税是当前普鲁士人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一招。
现在略谈几句这里的流亡者。
不朽的孚赫和不可缺少的爱·梅因(他现在也在这里)等人在我不知道名字的一个家伙(德国人)的领导下,或者不如说跟这个家伙一起,在伦敦建立了《伦敦新闻画报》(日报)德文版的编辑部。因为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懂得英文,所以他们请求再建立一个最高编辑部,由一个德籍英国人主持。有人给他们物色了一个老太婆当头目。她二十年前曾经在德国住过,会讲几句半通不通的德语。她象老多里沙尔一样,一笔勾掉了爱·梅因的意义深刻的文章《雕刻术》。这个白痴在伦敦这里把他十年前为庸俗的柏林文学报纸胡乱写的关于艺术的瞎说八道加以复制。孚赫也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检查。前几天,编辑把这些傻瓜找了去,他们虽然不情愿,但仍然顺从地服从了老太婆的权力;编辑对这些先生说,他不需要他们自己写的拙劣的东西,他们应当只限于翻译英文文章。可是因为这些不幸的人不懂英文,所以这是一种委婉方式的解雇。他们接受了解雇。而梅因必须再次忍耐十年,等待自己的《雕刻术》问世。
不仅如此,《科伦日报》在几星期前就已经毫不客气地把孚赫先生扔掉了,理由是他的文章使读者厌倦。
你对葡萄牙革命[234]有什么看法?
阿·戈克先生在这里;维利希之流马上把他拉拢过去,他正在磨坊街[160]演讲。祝他成功!
好吧,我的亲爱的,再见!从现在起通信又走上正轨。
你的卡·马·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72]指马克思早在1850年12月就已经开始的同海·贝克尔商谈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一事。经过商谈之后,于1851年4月底出版了第1分册——《马克思文集》1851年科伦版第1分册(《GesammelteAufs?tzevonKarlMarx》.I.Heft,K?ln,1851)。这个分册包括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的一部分。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1分册出版后没有继续出版。——第184、276页。
[207]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写在威廉·皮佩尔于1851年3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的最后一页上。皮佩尔在他的信中受马克思的委托全文援引了卢格、司徒卢威、豪格、隆格和金克尔以当时他们建立的所谓“德国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于1851年3月发表的宣言《告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宣言的摘要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44—345页)上面。——第241、276、595页。
[232]这封信没有找到。——第275页。
[233]指尼古拉一世同普鲁士亲王威廉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及其大臣们于1850年10月在华沙的会晤。尼古拉一世在这次会晤中充当了调解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关系的中间人。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在1848—1849年革命之后,尤其在由于库尔黑森以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发生冲突之后,更尖锐了。尽管普鲁士和丹麦之间在1850年7月签定了使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恢复革命前状态的柏林和约,但是普鲁士继续援助各公国同丹麦斗争。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要求让奥军开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其目的是要把这两个公国完全镇压下去,但是普鲁士政府反对这一点。皇帝尼古拉一世不愿意使普鲁士得到加强,力图保持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状态,所以在华沙曾经暗示,他坚决支持奥地利。——第276页。
[234]指1851年4月开始的为反对极端保皇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代表考斯塔·卡布腊耳政府在葡萄牙建立的反动的专制制度而举行的起义。这次起义于1851年5月以考斯塔·卡布腊耳的逃走和大资产阶级的自由立宪集团的傀儡萨耳达尼亚元帅的执政而告终。——第277、27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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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5月15日]星期四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上星期我给你寄去大批信件,其中一封是寄钱的,一封是通过皮佩尔转的。接着在本星期二我又给你寄了一封信,我今天无论如何要等这封信的回信。一个字也没有收到。我不得不猜想,这些信件全部丢失了,因为那封通过皮佩尔转寄的信我是一定要等回信的,而没有这个回信,我在这里的邮政局长面前就会处于狼狈的境地。也许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总也希望能收到几个字。这件事确实使我感到不安,如果明天,最迟后天,我从你那里得不到任何回音,那我真不知道应怎么办和怎样寄信给你才不会丢失了。
这里的邮政局长希望你以后寄信不要象以往那样写,而应当这样写:上面写姓名,下面写街道和门牌号码,最下面写曼彻斯特。他推托说,不久前你的信从这里发回了伦敦,后来又返回到这里。总之,我等待你立刻回信。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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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5月9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昨天寄给你两封信;一封信只是寄邮局汇票,没有别的,另一封信我是通过塔普曼[注:皮佩尔。——编者注]转寄的。希望两封信你都已收到。
关于电的事情,按结构来说,是简单的。在A、B、C、D四个角,——我想,你手中有图纸,——打四根木桩,在地下三英寸深的地方用粗铁线把这些木桩联结起来,从而把整块地围起来。在一南一北的E点和F点上竖起两根杆子,在杆子十五英尺高处也用导线联结起来。导线的两端沿着杆子往下和ABCD地下导线联结起来。同样从G到H两根杆子之间拉上一条横线,和EF线在中央相交。我不太了解,要一袋木炭和锌片作什么用,因为我忘记了木炭在电学上有什么属性;不过我想,这个人是打算利用埋在地下并同粗地下线相联结的G点上的木炭和H点上的锌片,使电分极,即造成阳极(锌片)和阴极(木炭)。
其他则都是技术问题,即导线的绝缘等等。
因为你没有再给我来信,所以我想这件事是和某个实验有关系;好象你告诉过我这件事曾刊登在《经济学家》或其他刊物上。我对这个玩意儿的成功颇有怀疑,如果加以扩大和改进,或许能够获得某种结果。现在的问题只是:(1)用这种方法能从大气中得到多少电,(2)这种电对植物的发芽和生长会起什么作用。无论如何请告诉我,这个试验是否已经做过,有什么结果,以及有关它的报告刊登在那里。
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困难。
(1)这个人要求吸收电的导线正好从北往南拉,并让农民根据罗盘来拉线。关于罗盘在英国这里有二十到二十三度的偏差数,他却根本没有说,他应该说明,这种偏差是否考虑到了。农民无论如何是不知道有偏差的,所以如果他们按照磁针拉线,那末导线就不是从北往南走,而是从北偏西北往南偏东南走了。
(2)如果电对植物的发芽和生长具有积极的作用,那末它就会使植物春天发芽过早,并使植物受到夜间霜冻等等的威胁。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必定会发生的,只有在冬天把架空的导线和地下的导线都截断才能补救。关于这一点,这个人也只字不提。用这种方法取得的电要么没有积极的作用,要么会造成过早的发芽。这一点也是应该说明的。
总之,这种事情不经过试验和取得结果,是无法加以判断的;所以请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有关这方面的比较详细的材料。
谢谢上帝,“中央的蠢驴们”[230]又凑到一起了,我甚至并不羡慕他们的《宇宙》杂志。要知道,我们很快又要有刊物了(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在这个刊物上反击一切进攻,而不直接以我们的名义出面。拟议中的科伦月刊比我们的《评论》优越的地方就在这里。[231]我们将把这一切都推到好心的毕尔格尔斯身上,他的深谋远虑也应当得到一点报偿。
不能希望对我们的谩骂在德国比在美国和伦敦少一些。你现在处于足以自豪的地位,即同时受到两大洲的攻击,这是连拿破仑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是,我们在德国的朋友却是些蠢驴。他们不注意单纯的谩骂,对这种卑鄙勾当的情况三个月才说几句话,这一点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当事情达到诽谤的程度,当民主派庸人不再满足于单纯地相信我们是最可怕的怪物,并开始散布关于我们的捏造的和歪曲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先生们把这些文件给我们之中某个人送来,以便我们能采取自己的措施,这的确不是多余的。可是德国人以为,只要他不相信这类胡诌,他就是已经尽到了责任了。请你叫塔普曼写信把这一点告诉米凯尔。根本不需要立刻答复;等这种丑事积累几打时,再突然狠狠地干一下,一脚踩死这些臭虫。至于他们想使我们不能在德国居留,就让他们去得到这种满足吧!他们不可能把《新莱茵报》,《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以及类似的东西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他们的一切号叫也无济于事。在德国能够对我们发生威胁的人只有暗杀者,可是自从哥特沙克死后,在德国没有哪个人有派遣这种人来对付我们的勇气。其次,我们1848年在科伦最初不是也不得不争取自己的地位吗?要知道,民主的、红色的、甚至共产主义的暴徒是永远不会喜欢我们的。
来参观博览会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来打扰你,我很高兴。他们已经把我包围起来了。昨天两个莱科商人来这里,一个是1841年的老相识。奥地利人在伦巴第管理得很出色。在各种捐款、多次的强制公债,一年三次的课税之后,终于实行了某种制度。莱科的中等商人每年必须缴纳一万至二万四千个二十分尼辅币的正规直接税(合三百五十至七百英镑),都要现金。因为明年奥地利钞票也要在那里流通,所以政府想在这以前收回所有的金属货币。同时,对于高等贵族,大富翁以及在相应程度上对农民,都很宽大;捐税的全部重担都落到城市的自由中等阶级身上。你看这些家伙实行的政策。为什么莱科的居民签署了一个声明并把它送交政府,在这样的压迫下是不言自明的。声明中说,他们不再纳税,宁愿财产被查抄,如果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他们都将移居国外;许多人的财产已经被查抄。这些人期待着马志尼,并且公开说,必须干一场,因为他们不能再忍受了,“因为我们已经破产或者必将破产”,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多少说明了意大利人要干上一场的愤懑情绪。到这儿来的人都是共和主义者,而且都是有名望的资产者;其中一个是莱科的头号商人,每月缴纳二千个二十分尼辅币的税款。他无论如何想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干;在莱科(这是我出名的唯一地方),他们私下断定,我对此事一定了解得很确切。
明天再谈威灵顿的事,这两个人在打扰我。
你的弗·恩·
这封信是用火漆封的,并盖了我们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印章。这样,你就会看到信是否被拆。
注释:
[230]大概指“德国事务委员会”(见注207)的成员。——第271页。
[231]这个出版计划没有实现。——第27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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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5月8日星期四晚上十时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趁今天第一次邮班把五英镑的汇票寄给了你,希望你已经收到。
英国的邮政肯定有点问题。先是你收到的信曾被打开,接着,前天寄到我手里的你的信发现印章破损,这个印章我已给你寄回。今天8日星期四晚七时,我收到你5日、即星期一写的谈电的信。在这封信上有三个6日(星期二)的伦敦邮戳,其中两个证明,这封信在星期二上午十时以前已经发出。其次,这封信上还有一个7日(昨天)的曼彻斯特的邮戳,最后还有两个今天的同样的邮戳。此外,还有一个破损的、被改得不象样子的我没有见过的印章,现在随信附去供你查看。我今天就要把信封寄给此间的邮政局长,要求他说明,为什么这封信不在昨天早上送到,而在今天晚上才送到。请你马上来信确切地告诉我,信是几时发出的,所盖的印章是否正常。我们将给这些狗来一个难堪,让他们长久记住这件事。关于这些家伙正在搞些卑鄙勾当的问题,从今天的《每日新闻》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报纸肯定地说,帕麦斯顿在维也纳和柏林已要求密探监视流亡者,该报还把柏林的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两位先生向英国公众作了恰当的介绍。如果我们能够象马志尼当年死死揪住格莱安那样揪住格雷[229],那就好了。
关于信件出了点事的问题,还有他们在信上作的一个记号可以证明。在通信处上“曼彻斯特”这个地名两边都划上了如下的两个十字:
×曼彻斯特×
并且比我描划的更粗一些。
请你把我寄还给你的印章保存起来,也许我们还用得着。
明天我将写信谈一谈其他提到的问题。现在我就去发这封信,以及给邮政局长的信。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弗·恩·
信拆得如此不高明,以致原来的更大一些的印章的边还清楚可见。只要信封四边的封口边没有圆形胶水纸,任何的火漆也没有用处。我现在正好没有圆形胶水纸,同时,因为我希望你收到这封信是不被拆开的,所以只好把它寄给施拉姆,他的住处比皮佩尔靠近你,通过他,你至少可以很快收到信。
考虑到以上种种,通过皮佩尔转寄可能更好些,我现在就这样办。
注释:
[229]恩格斯指旅居英国的马志尼对英国内务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的揭露,因为后者在1844年曾经命令邮政当局将意大利的革命的流亡者的信件交给警察当局检查。格莱安的这种作法,使马志尼在意大利的拥护者邦迪埃拉兄弟的计划败露,并使这些革命者被处决。——第26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6日或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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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5月6日或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或后天,你将收到邮局汇票。今天我们的会计那里又一次没有现钱。
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在自己的信上盖了随信附上的这种漂亮的印章,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看来,《新莱茵报》整个编辑部今年夏天将聚集在伦敦,弗莱里格拉特和可尊敬的毕尔格尔斯也许不来。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肯定来,这使我很高兴。另外,我知道得很确实,外事局在这里边境上卡得比从前松多了,因此,关于禁止往这里送流亡者的全部叫嚷都是纯粹的骗局。
侏儒[注:德朗克。——编者注]竟然在日内瓦贺词上签名[注:见本卷第261页。——编者注],真是十分奇怪,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过失,这再一次证明对这些小伙子要好好注意,对他们应当严加管束。这可能只是一次失误,这个小伙子写的信过于热情,可能他想用这种办法玩一个不平常的巧妙的把戏。必须对他进行严厉的诘问和训斥,并劝告他:“重要的是不要过于热情!”[注:这是达来朗的一句话。——编者注]。
下次我将把威灵顿在1811年写的关于殖民地商业中的自由贸易和垄断方面问题的经济学著作向你介绍一下。这本东西很有趣,而由于讲的是西班牙殖民地,而不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他可以扮演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的角色,尽管他在一开始就以军事官僚的狂热把商人骂了一通。他那时没有想到后来他必须帮助把这些原则应用于英国殖民地。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个老爱尔兰人不公平地战胜了拿破仑,所以他以后就被科布顿所击败并不得不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通过”自由贸易的“卡夫丁的轭形门”[228]。世界历史的确经常提供使人作愉快的思考的事情!
为德国成立的伦敦民主临时政府的瓦解使我懊恼透了。对这些蠢驴来说,这种遭到公众耻笑的大好机会是不会马上就出现第二次的。所以,伟大的弗兰茨·拉沃又一次在《科伦日报》上同保尔·弗兰克和其他一些蠢驴展开宗派性的论战。他又一次成熟到可以选入某个混蛋的国民议会并在议会中说:“先生们,今天科伦市正在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日子!”这头畜生现在呆在布鲁塞尔。我们的朋友,恩格斯司令官,已经成为将军和第一任司令官,庸人们为他举行午宴,在午宴上“我们的施图普”为他祝酒。你看,那怕是叫恩格斯,还可以取得某些成就。而从前在拿破仑部下当尉官的老肥猪,在自己的答谢词中也一再对节日和科伦市充满特有的普鲁士精神表示欣慰。
另外,我从内心深信,维利希之流现在正在酝酿一项在博览会[186]期间使英国革命化的伟大计划,不过他们连指头也不会动一下,这也是无疑的。这种事情还会再有的!
我的信上贴第二张邮票是由于信投晚了。贴第二张邮票,在通常的邮班结束一个半小时后投递仍能保证赶上同一趟火车。此项费用是由公司支付的。
你的弗·恩·
注释:
[186]指伦敦工业博览会。它是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于1851年5—10月展出。——第200、230、258、267、282、295、377、573页。
[228]恩格斯是指:威灵顿作为原则上反对废除谷物法的人,在充任皮尔内阁的不管部大臣时,不得不在1846年协助废除谷物法。恩格斯讽刺地把威灵顿的这一失败同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罗马人在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城附近)的失败相比拟。萨姆尼特人击败了罗马军团,并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这对战败的军队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的轭形门”的说法,即遭受莫大的侮辱。——第26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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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一份关于在农业中应用电的文章的抄件,是逐字逐句用英文抄下来的。请你立即答复我:
(1)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2)请你用普通的德语给我解释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完全明了。[226]
“把一块土地分成各长七十六码和宽四十码的长方形;所以每一块地恰好是一英亩。上图就是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平面图。
在A、B、C、D各点上打上木桩。外沿线代表系在各个木桩上的粗铁线,互相联结,围成一个四边形,埋入地下三英寸。在E和F两点上竖起十五英尺高的杆子。在E点上用一根铁线同地下横线相联结,沿着杆子拉到上端,然后再经过四边形的中间拉到竖在F点杆子的上端,从杆子上端垂下与地下横线联结,固定在F点。同时应当指出,四边形必须由北往南构成,从E点拉到F点的铁线要与赤道成直角。大家知道,大气中产生着大量的电,电随着地球的运行而不断地由东往西移动。电被从E点拉到F点的导线所吸收,并传到在地下由A、B、C、D围成四边形的铁线上来……所需要的电量可以用下述方法取得:在G点地下放一袋木炭,在H点安些锌片,把两者用一条导线联结起来,使这条导线经过两根杆子,与经过E和F两点的杆子的导线相同,并且同经过E和F两点的纵线交叉。这样装置所需的费用每英亩合一英镑,只要每年注意保护铁线并重新安装,可用十至十五年。”
“杆子要用干木材做。随着面积的扩大,费用将逐步降低……划定地块的方法如下。用罗盘和一定长度的绳子测定木桩的位置,地下导线通过一个小的U字钉固定在木桩上。一定要注意使地下导线的纵的方向按照罗盘由正北往正南,而横的方向由正东往正西。这条导线必须埋入地下二至三英寸深。这样,地下线路就完成了。架空线的两端必须与地下线相联结。因此带有U字钉的木桩必须打进地下,而两根杆子(一根十四英尺,另一根十五英尺)必须根据罗盘按由正北往正南的方向安装;铁线经过这两根杆子,将其两端固定在木桩上,同时必须在这些地方与地下线相联结。架空线不要拉得太紧,以免被风刮断。”
事情就是这样。
德国的“中央人物”不知是第多少次又联合了起来,于是就出现了豪格将军关于从5月10日起出版他的杂志《宇宙》的通告,参加者有卢格先生、金克尔先生,隆格先生等人。这将是很妙的。
刚才塔普曼[注:皮佩尔。——编者注]带来米凯尔的信,从信中看出,德国民主派——以及某些共产主义者——由卢格的不来梅的臭小报[注:《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编者注]带头,正在不知疲倦地对我进行诽谤,而德国庸人和施特劳宾人[50]对这类东西自然是狼吞虎咽的。这些家伙显然是对我怕得要死,因为他们现在正在采取各种手段,想使我在德国居住不成。
你的卡·马·
琼斯昨天作了一次反对合作社运动的真正出色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公开攻击了他自己的听众。他对我说,同哈尼合伙出版报纸的打算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无法同他的妻子打交道。他暂时将以自己的力量出版一个杂志[227]。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226]下面的文章是马克思从1845年4月26日和5月3日《经济学家》杂志第17期和第18期发表的《电和农业》一文中摘录的。——第263页。
[227]指1851—1852年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机关刊物《寄语人民》(《NotestothePeople》)周刊,它的主编是厄·琼斯。由于哈尼转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这个刊物——宪章派中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派的喉舌的出版,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1851年6月到1852年4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26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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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5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据鲁普斯给我来信说,他已从科伦得到一张英国护照和他自己和德朗克的路费。德朗克还给科伦人寄了一篇关于意大利革命的文章。
但是使人感到最可笑的是,在当时筹备庆祝二月革命的委员会的贺词上赫然有德朗克的署名——这个贺词发表在路易·勃朗那里。我们将要求他对这种奇怪的情况作出解释。这件事,从最好的方面说也是这个侏儒的一个不太聪明的做法。
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把他的排字房和印刷所迁到了佛尔维耶;看来,政府的迫害没有损害到他。我写的玩意儿的一个分册[224]已寄来,但是只有一本。
这里的德国中央民主委员会[225]恰好在伟大的卡尔·海因岑宣布对它要“军事服从”的时候解体了。甜蜜的金克尔由于他对西蒂区的上流人士所作的戏剧性的演讲,自然不愿意自己出丑,因此溜走了——一个基尼讲十二次:这个甜蜜的人通过委员会(其成员有柏林的奥本海姆)到处散发这种入场券,听众大约有三百人。豪格也跟别人闹翻了。卢格的财政状况看来弄得很坏,他打算买银版照像设备,当一个银版照像师游历全国。
维尔特今天给我来信表示极为不满:凄风苦雨和熏肉使他厌烦了。另外,他说,“一个光辉的局面”威胁着他。——结婚?可是他恐怕年纪已老,做不成庸人了。你是了解我们的朋友维尔特的。他总是很快就感到厌烦,尤其是当他处于庸俗而舒适的环境的时候。他的朋友康培曾经苦恼地指着杂七杂八的书对他说:“都有吸引力,但都不解决任何问题!”而这恐怕就是德国的普遍情况。
这里麕集了各色各样的人。我不认为这使我有任何负担。因为,工业家中间的一切自由主义的、激进的或甚至只是新奇的东西,都被哥林盖尔或金克尔一伙人以极大的注意……[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抓了过去,然后立刻填上对我们两人诽谤的内容了。这对我们更好!
整个这一星期图书馆关门。从红色的蠢材[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那里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丹尼尔斯给我来信说,他们在柏林的代表胜过任何地方;他们在那里掌握了两个很活跃的“天才人物”和“绅士”。
塔普曼[注:皮佩尔。——编者注]得了很厉害的淋病。在同男爵夫人[注:路特希尔德男爵夫人。——编者注]的一次剧烈的争吵之后,问题又解决了一半,但由于他的轻率,他更加要依附于人。
富科的摆钟试验正在这里的综合技术学校里表演。
你所说的给丹尼尔斯的信,我明天就办。施拉姆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弄到了一张季票。
可鄙的海因岑又在他的臭小报[注:《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上向我投掷他“固有的”臭东西。这个家伙真是蠢透了,以致使施拉姆为了钱用“弥勒”的名字给他写东西,把布朗基的献词[201]之类的对他完全不合适的东西悄悄地塞进了他的小报。
维利希前几天遇见他从前见过一次面的班贝尔格尔。他走近班贝尔格尔,握了握手说:“我得了三个星期的大病,不能出门。革命正在大大地向前进展。特别是在伦敦这里,我们很活跃。成立了两个新的分支。沙佩尔非常积极。”
下次再多谈一些吧。下星期我将到图书馆里认真寻找你批判路·勃朗所需要的材料。
你的卡·马·
我的妻子[要我代她向你衷心问好][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她对皮佩尔一下子那样死乞白赖地纠缠我们很生气。
此外,你总是奉送邮局一张多余的邮票,贴一张就行了。
注释:
[201]马克思指恩格斯于1851年3月5日寄给《泰晤士报》为驳斥该报刊载的路易·勃朗关于布朗基献词的诽谤信而写的声明。恩格斯的声明没有被发表。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3—545页(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布朗基献词《人民要警惕》是被囚在贝耳岛监狱里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1851年2月24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的献词。布朗基在他的献词中痛斥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前成员——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拉马丁等人是人民的叛徒。宴会的组织者故意不让出席的人知道的那篇奥·布朗基的献词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德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简短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630—632页)。——第232、234、239、262、585页。
[224]关于《马克思文集》第一分册,见注172。——第261页。
[225]大概是指所谓的“德国事务委员会”(见注207)。——第26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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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过几天,至多一个星期,你将收到另外的五英镑;倘若不是刚才我一次要付出十英镑,这五英镑今天就寄给你了。
几天来我一直在找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和德朗克的信,但没有找到。必定是你把这两封信带走了。如果在你那里找到了,请你给我寄回来,我马上写回信。费舍从新奥尔良的来信,我也没有找到。
我们不必特别抱怨坏的追随者。我家里正好有一部萨瓦里回忆录[221]。拿破仑也有他的追随者,——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这个萨瓦里就是这一类追随者的出色的样板。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家伙更平庸。如果说有些人以为自己水平很高而又根本不懂《共产主义宣言》,那末这个萨瓦里以为,他对拿破仑是掌握的,他是能够估价拿破仑全部伟大之处的少数佼佼者之中的一个,而同时他却又对任何一次远征或作战的计划都一窍不通。当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一本对这些战役作过象样的叙述的书,因此在这部为拿破仑、也为他自己作辩护的回忆录中,他自然想在这方面拿出最大的本领;但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空泛的词句和一个二流见证人所提供的一大堆互不连贯、含含糊糊的细节。譬如,关于奥斯特尔利茨会战[222],这个家伙只知道,敌人遭到侧敌行军的突然袭击,被举行进攻的法军各个纵队相应地分割成各个部分——这是一字不漏地照抄拿破仑公报。但这是怎么发生的,他一无所知。此外,就是帝国时代和执政时代的种种流言蜚语,多得惊人;这是一个真正典型的庸人。他吹牛,扯谎,奴颜婢膝,淫欲十足地委身于警察的高尚事业——在逮捕和密探活动中欣赏自己的权力;同时,又非常擅长搞各种无聊琐事和阴谋倾轧,可是却处处表现出如此平庸无能、热心过分和目光短浅,以致必须随时加以控制,给他下达详细确切的指令。总之,他完全不是一个可以推荐的人物,实际上,比起某些“朋友”来,不见得好,也不见得坏,不见得更有本事,也不见得更能弄坏事情。所以拿破仑就逐渐地使他成为一个凑合用的机器,罗维戈公爵,一个不会使拿破仑在俄国皇帝[注: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面前丢丑的侍臣。当然,对这样的家伙必须能够收买,而为此首先就要有金钱和权力。
可是,高尚的梯也尔的著作[196]是从萨瓦里——他的回忆录在法国是享有盛名的——那里抄袭的,他的剽窃术决不亚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同时,不仅在流言蜚语方面,而且在治理问题等等方面,他都把萨瓦里先生当作主要的来源。
从《泰晤士报》来看,伦敦现在的景象一定很可怕,因为它应该已经完全被鞑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野蛮人所占领。此外,还可能增添来自世界各地的暗探队,甚至还有普鲁士宪兵,至于将在6月来看大博览会[186]和大人物的德国民主派朋友奥特堡之流,还不计算在内。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要注意,人家会派人带介绍信和不带介绍信去找你,这些人将要求你把赖德律、马志尼、路·勃朗和科西迪耶尔介绍给他们,然后,他们将在德国大发怨言,说你没有给他弄到一张请帖去参加菲格斯·奥康瑙尔的午宴。会有人来找,说:是马克思先生吗?——很荣幸,——请您认识我,我就是诺伊豪斯,是绍林吉亚运动的首领!
科伦副市长申克欢迎普鲁士亲王的演说在科伦市政府里引起的吵闹,以及普鲁士亲王的无耻的讲话,想必你已经从报上看到了。“报刊办坏了,科伦的报刊必须改邪归正!”[223]可怜的勃律盖曼自然要利用这个机会,把人们不揣冒昧地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十分小心和十分温顺地所发表的那些废话说上一通。然而,偏偏现在“我们的施图普”是市长和科伦的最大的人物,而你的内兄[注: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也以值得赞许的劲头正在没收书籍。我所担心的只是,他作为普鲁士官僚国家的布鲁土斯不久也会对你的东西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就可能很讨厌地产生停止支付稿费的后果。而这位大人的另一位姻兄弟弗洛伦库尔,据德国报纸报道,已经大摇大摆地投入了天主教会的怀抱。你的家庭至少是有趣的,而在我的家庭里,我自己必须要一些冒险家的把戏。
附带说一件事:请你给我帮一个大忙,就是尽可能快地让丹尼尔斯或者你认为合适的在科伦的某个人给我写一封信(这封信要直接寄到这里,即盖有科伦的邮戳),在信中通知我,他已收到两张石英镑的银行券,连同以前收到的一共十五英镑;同时还要补充说,这些钱都已根据我的指示支付给科伦的一些人,因此我欠科伦某些人的账已经完全还清。信上还可以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和说些问候话等等,以免使人看出信是伪造的。我需要一种文件,以便在必要时能够证明,我向科伦方面还了债,因为我预见到别人将要谈起我提取的款项。这个信让我收到得越快越好。这件事如何办,完全由你来考虑,我就是想让你能给我弄到这样的文件,因为我们两人干什么谁也管不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写我是因女人而负债,或者我从前为同盟的事业担保过这笔钱,而现在必须支付,或者你爱怎么说都行。另外,该信于6月一定立刻归还原主。最重要的是信上要有科伦的邮戳和5月上半月的日期。
你家中情况怎样?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请马上回信。
你的弗·恩·
刚才找到了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和费舍的信,而德朗克的信却找不到。今天我就给鲁普斯写信[注:见本卷第572—575页。——编者注]。当你往科伦写信时,你最好为鲁普斯的路费事情骂他们几句——你对科伦人[注: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毕竟是了解的。
注释:
[186]指伦敦工业博览会。它是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于1851年5—10月展出。——第200、230、258、267、282、295、377、573页。
[196]恩格斯指阿·梯也尔《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A.Thiers.《HistoireduConsulatetdel'Empire》);第一卷1845年在巴黎出版,这一部多卷著作于1862年出齐;罗·沙赛《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三卷集,1823—1832年伦敦版(R.Southey.《HistoryofthePeninsularWar》.3vol.,London,1823—1832)。——第223、258页。
[221]指《罗维戈公爵阐述拿破仑皇帝统治的回忆录》1828年巴黎版第1—8卷(《MémoiresduducdeRovigo,pourserviràl'histoiredel'empereurNapoléon》.T.1-8,Paris,1828)。罗维戈公爵是萨瓦里在1807年获得的封号。——第257页。
[222]1805年12月2日,俄奥联军和法军在奥斯特尔利茨进行了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而告终。——第258、401页。
[223]科伦副市长申克1851年4月25日在欢迎到达科伦的普鲁士亲王时,代表市政府成员对他镇压革命表示感谢。普鲁士亲王在答词中声称,一切革命行动都将遭到军队的镇压,并要求科伦报刊“改邪归正”,即完全转到反动立场上去。申克的讲话使市政府的许多成员大为不满。——第25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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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4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我这里没有收到过一封信,现在你也只是收到这几行字,因为我天天在等待你答应要写的信。附上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的信。四天前我已经给他回了信,但没有答复他向你提出的问题。
附上我不认识的费舍从美国寄来的信,我暂时委托李卜克内西写信给他。
罗特哈克尔的信,我下次寄给你。这个蠢驴在美国也是一个编辑。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一点:从大西部到东部,到处都朝我们狂吠,漫骂我们,发表文章反对我们。魏特林在他的小报[注:《工人共和国报》。——编者注]上刊登一篇寄自巴黎的文章(据说,实际上是出自维利希的手笔),反对我和你。[219]另一方面,施瑙费尔攻击了伟大的维利希。
司徒卢威在他为一千万公债作担保之后,立即在西蒂区发了一张认捐单,以便乞求到同阿马利亚[注: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的妻子。——编者注]移居美国的费用。他获得了成功。上星期五他溜走了,仍旧同阿马利亚一起。
维利希在哥林盖尔的协助之下干了种种欺骗勾当。不过,他在接到假贝克尔最近的复信和所附的献词之后,害了两个星期的肝火病。他两个星期没有离开过小教堂,即营房,而当他重返磨坊街[160]时,就把献词和献词的前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奥·布朗基献词的德文译文的前言》。——编者注]提出来讨论,大概是为了领取一张赤贫证明书。
沙佩尔为英国编出了一部宪法,因为在这个磨坊街,经过深思熟虑和详尽讨论之后决定,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并应当得到一部宪法。而沙佩尔—格贝尔特将给它这样一部宪法。于是宪法也就草拟成功。
席梅尔普芬尼希游遍了全德国,并为了维利希—沙佩尔、卢格—金克尔、贝克尔[注: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编者注]—济格尔的共同利益到处很起劲地搞阴谋反对我们。主要是在那些推崇金克尔的地方,尤其是在人们从来都不喜欢我们的威斯特伐里亚、鄂斯纳布鲁克、比雷菲尔德等地,流言蜚语无穷无尽。
你的卡·马·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219]马克思指魏特林的刊物《工人共和国报》1851年2月刊载的一篇短评。这篇短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下流的诬蔑性攻击。——第25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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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4月15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邮局汇票五英镑。
如果你夫人的健康状况和其他情况允许,请你在后天星期四来曼彻斯特[213]。有三趟火车可供你选择:(1)早上六时半;二时到达这里(二等车)。(2)早上七时开的议会火车[220](二等和三等车),傍晚六时半到达。(3)中午十二时,晚九时到达(二等车)。这样,我们可以从星期五到星期一到郊区走一走。
无论如何请你马上来信告诉我,你是否来,搭哪一趟火车;届时我去车站。如果你不能星期四来(虽然星期四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比较理想),那就星期五来吧。总之,你要马上告诉我你打算怎样。
其他一切见面再谈,现在我最好还是立即去邮局汇钱。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弗·恩·
邮局又挤满了人。附上五英镑的银行券的半截;另半截下一个邮班就寄去。
注释:
[213]大约从1851年4月17日起,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住了几天。——第246、256、572页。
[220]议会火车是在十九世纪英国对1844年法律规定的特别的第三等火车的讽刺;根据这项法律规定,每一个铁路公司都必须在所辖的各铁路线上每天开一趟这种火车,速度每小时不得低于十二英里,车费每英里不得高于一便士。——第25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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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4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以为今天终将写完我的长篇战略论文[注:弗·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编者注]。但是,一方面由于拖延,一方面由于必须查考一些细节,同时又由于这篇文章比原来预计的要长,所以今天到深夜也未必能写完。另外,此文完全不适于出版,它只能作为私人通讯,作为我自己的一种练习。
关于威灵顿,我也开始逐渐有所了解。这个固执、倔强和顽固的英国人,有着足够的理智和他的民族所具有的利用资源的一切才能;他思考徐缓,行动谨慎,不论有多大幸运都从来不指望侥幸的偶然事件。如果这种“理智”能达到天才的程度,他就会是一个天才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十分标准,但却没有一件是卓越的[注:俏皮话:《musterhaft》——“标准”,《meisterhaft》——“卓越的”。——编者注]。象他这样一个将军,似乎是专为英国军队而生的,这个军队的每个兵士,每个少尉,在他们各自的范围内都是一个小威灵顿。他也了解他的军队,了解他们在防御中的顽强坚持精神,这种精神是每个英国人从拳击场带来的,它使英国军队在八小时紧张的防御后(任何其他的军队在这种场合都会垮掉的),还能发起有力的攻击,而在这些攻击中,灵活性的不足可以由动作的一致性和持久性来弥补。在滑铁卢防御战[217]中,如果没有三万五千名英国军队作核心,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支持到普军到达的时候。
此外,在西班牙战争中,威灵顿对拿破仑的军事学术,比其他那些被拿破仑用这种军事学术的优越性狠狠教训过的民族都领会得更多。当奥军茫然不知所措,当普军十分惊慌,竟至宣布白痴和天才等同的时候,威灵顿却能灵活地采取行动,并使自己避免了奥军和普军所犯的错误。他并不模仿拿破仑的战法,但是他能够使法军极难于对他采用这一套战法。除了政治原因迫使他犯的错误外,他没有犯任何错误。虽然如此,我还没有发现他在任何问题上表现过一点天才。纳皮尔[注:威·帕·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编者注]自己就指出,威灵顿曾有一些机会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天才的突击,可是他对此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据我所知,他从没有利用过这样的机会。他有他自己的伟大,也就是说,可以算作伟大,而仍然不失其为平庸。他具有军人的一切素质,这些素质都得到了很均衡而十分协调的发展,但正是这种协调状态才使这种种素质没有一种能发展到真正天才的程度。他是什么样的军人,就是什么样的政治家。他政治上的密友皮尔就是他的某种翻版。他们两人都是代表托利党的,这个党有着足够的理智,因而能够很有礼貌地把一个一个的阵地放弃,并溶化于资产阶级之中。这是向托列斯-维德拉斯的退却。[218]威灵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的弗·恩·
注释:
[217]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培拉尔云斯)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下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击溃。——第253页。
[218]恩格斯把保守的贵族政党托利党的某些首领的政治策略同威灵顿在1808—1810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的军事战术作类比,前者在顽强的对抗之后向资产阶级作了一些让步,后者于1810年指挥英军撤退到托列斯-维德拉斯(里斯本附近的城市)的筑垒阵地。——第25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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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4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的信被拆开一事是十分奇怪的。在办事处里,有可能拆信的只有我们的一个听差,而我不相信他有这样的胆量。另外,他只有当老希尔不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拆信,但我不相信后者会离开办事处片刻。欧门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在城里。这件事自然无法弄清楚,因为,考虑到议会里关于流亡者问题的质询,完全可以设想,这件事是发生在邮局本身。在此以前我已经意识到,我近来已引起那个与其说为“欧门—恩格斯”公司服务,不如说为“欧门兄弟”公司服务的听差的怀疑;不过从怀疑到拆信,尚有很远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今后能够防止这种事情。即使这个傻瓜看过信,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如果他打算在什么时候,譬如当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来这里的时候,利用这个消息,那末他就会完全暴露自己,以致马上被驱逐出去。但是我已经说过,我不相信他有这样的胆量。
你在前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我觉得还不大清楚。不过,我觉得,下面的说明可以使你满足。
商人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利润获得者,和同一个商人作为消费者——这在商业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互相敌对的人。商人作为公司,可以叫做资本账目或相应地叫做盈亏账目。商人作为吃、喝、住和生产子女的人,可以叫做家庭费用账目。资本账目把从商业领域转移到私人腰包的每一分钱记入家庭费用账目的借方。因为家庭费用账目只有“借方”,没有“贷方”,从而是公司的最坏的负债者,所以到年终时,家庭费用账目的借方总额就将构成纯亏损并从利润中扣除。但是,在进行决算和计算利润率时,用于家庭费用的款项通常被视为仍然存在的,并被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例如,十万塔勒的资本获得一万塔勒的利润,而五千塔勒花费掉了,那末,算起来利润是百分之十;而在把一切都正确地过了账之后,下一年的资本账目中的借方就是十万零五千塔勒。这种手续本身比我在这里叙述的要复杂一些,因为资本账目和家庭费用账目是很少接触的,或者只有在年终结算才接触,同时家庭费用账目通常成为起着“经纪人”作用的“现金账目”的债务人;不过最终的结局正是那样。
在存在若干股东的情况下,事情是很简单的。例如,甲出资五万塔勒,乙也出资五万塔勒,他们获得利润一万塔勒,各自花费掉二千五百塔勒。这样,年终的平衡表如下(在没有虚账和在单式簿记的情况下):
甲乙合股中的甲贷方——投资………………………50000塔勒
甲乙合股中的甲贷方——应分得的利润……………5000塔勒
———————
55000塔勒
甲乙合股中的借方——现金…………………………2500塔勒
———————
下年度甲贷方…………………………………………52500塔勒
乙的方面也是这样。而同时公司在计算时总是把利润算作百分之十。总之,商人在计算利润率时是忽视股东的生活费用的,相反,他们在计算因利润而增加资本时却把这项费用计算进去。
关于匈牙利战争,只要能找到资料,我是很愿意写的(如果办得到,写1848—1850年的全部战争更好)。《新莱茵报》只能用来和奥地利的公报对照,而你也知道,这些公报是多么不完备。单是关于这一次战争的书,我就必须有十至十二种;而且即使如此,我也还缺少一件主要的东西:科苏特的《通报》。在写战史方面,如果没有关于兵力、给养和装备等情况的各种材料,就想加以论述,那是最容易出笑话的。这一切对于报纸是无所谓的,因为一切报纸都是同样地对情况了解很差,它们只需要根据现有的少数材料作出正确的结论就行了。但为了在事后能对各种决定性的场合评论说,在这里应当怎样怎样做,而在那里又如何做得对,尽管结果似乎适得其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关于匈牙利战争的材料发表得还不充分。例如,关于奥地利军队和匈牙利军队以及它们的各个军在每次会战和每次重要运动前的兵力的材料,谁会给我弄来呢?因此,科苏特和戈尔盖的备忘录必须先出版,必须有邓宾斯基所提出的作战平面图的真本。然而,即使根据现有的资料,还是可以阐明一些问题,并且也许可以写成一篇相当有意思的论文。现在有一点无论如何已经非常清楚:匈牙利的起义,和1830年波兰的起义以及1812年的俄罗斯帝国一样,在1849年初只是由于冬天才得救的。匈牙利,波兰和俄国是欧洲仅有的在冬季不能入侵的国家。但是,举行起义总是只能靠周围的深不可测的烂泥而得救,这真是大大的不幸。奥匈之间的事件如果不是在12月而是在5月爆发,那末就不可能组成一支匈牙利的军队,而这整个无谓举动的结果就会不多不少完全象巴登事件一样。我愈是深入地研究战争,就愈是鄙视那种英雄气概;英雄气概只是一句无聊的空话,一个普通士兵是根本不放在嘴上的。拿破仑只要不是发表宣言和长篇演说,而是冷静地说话,他就从来不说什么“光荣的”、“不屈不挠的勇气”等等,至多不过说:“他打得好”。
然而,如果明年在法国爆发革命,神圣同盟[191]至少要进到巴黎城下,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法国革命家虽然具有渊博的知识和罕见的精力,但甚至巴黎的堡垒和要塞围墙能否得到所需要的武器和粮食,也还是个大问题。而只要有两个堡垒,例如圣丹尼及其东邻最近的堡垒,被敌人夺去,那末巴黎和革命就会在新的事件爆发之前垮台。关于这一点,我最近要从军事观点对你作详细一点的说明,同时将阐述一下能用来至少削弱敌人入侵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法国人去占领比利时的要塞,并采取一种很可疑的暴动式的突然袭击的方法来占领莱茵河上的要塞。下面这个形容普鲁士墨守成规的军事教条和说明后来的耶拿之败等等事件的笑话可能使你感到兴趣。拿破仑在马连峨会战中表面上冒险但实际上却十分有把握的突击,竟使老弗里茨[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学派的毕洛夫将军(他是后来1813年的那个毕洛夫的父亲或叔父)产生了下列的见解:(1)确立一种建立在谬论基础上的作战体系,即不断以新的疯狂性举动使敌人“陷入困惑”;(2)和三十年战争时一样,步兵不用刺刀,而用长矛!为了打败拿破仑,就应当抛弃火药,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你不顾一切要在月底来这里,我非常高兴。但你应当趁此机会把全份《新莱茵报》带来——我将根据这个报纸搞一个所有德国民主派蠢驴以及法国人的案卷;这项工作必须在我们再次陷入任何麻烦事情之前完成。如果可尊敬的李卜克内西为了这个目的(他能够胜任)到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去,查阅柏林、法兰克福和维也纳会议的表决结果——那里一定有(在速记记录稿中),并从中把有关一切左派的地方摘录下来,那就好了。
你知道,我没有看过丹尼尔斯手稿[215]的最后部分[注:见本卷第247页。——编者注]。这个家伙坚持“概念”是人与人之间的媒介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你无法阻止一个写生理学的人不这样看。他最终总是用下面的论据当救命草:凡是对人发生影响的现实事实都使人发生概念,因此对这些事实的反应在第二回才是这些事实的结果,而在第一回则是概念的结果。对这种形式逻辑,当然没有什么好批驳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他的手稿中的叙述方法——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以为最好写信告诉他说,他现在知道他的著作的某一部分会造成怎样的误解,希望他加以修改,使他的“真正的”观点明确起来。这是你能够做的一切,否则你必须亲自把有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写,这也是不合适的。
请来信告诉我,你的夫人身体怎样,请代我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终于把政治经济学搞完了,我很高兴。这个事情确实拖了很久,而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
你打算出版的两卷六十印张的书同出版商交涉得怎样?如果这事已办妥,那就可以让出版商设法搞到写匈牙利论文必需的东西,——我可以列举是哪些;必要时,最后可以用稿酬抵偿。还必须有一张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非常好的专门地图,如果可能的话,搞些作战图,据我所知,在以前出版的书中没有这样的图,——一张地图大概要值十五至二十塔勒。我想设法通过魏德迈搞到这样的地图。顺便问一下,你是否有他的通讯处?我很想从他那里打听关于军队的编制和战术的军事参考书,我在这里恰恰弄不到这种低劣的东西。还请你打听一下,从倍克女士那里或通过她至少可以弄到关于匈牙利的什么样的书。还在你那里的德克尔的著作[216],我也需要。
你的弗·恩·
注释:
[191]神圣同盟——是镇压欧洲一切进步运动的反革命势力的联盟。它是拿破仑失败以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下于1815年9月26日建立的。参加同盟的,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还有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这些君主负有在镇压革命(不论在那里爆发)时互相支援的义务。——第208、250、278页。
[215]指罗·丹尼尔斯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丹尼尔斯当时在科伦,他把他的手稿寄给马克思审阅。——第247、251页。
[216]指卡·冯·德克尔《从现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论小型战争中所有三个兵种的运用和使用》一书的法译文,1822年柏林和波兹南版(C.v.Decker.《DerkleineKrieg,imGeistederneuerenKriegfüh-rung.Oder:AbhandlungüberdieVerwendungunddenGebrauchallerdreiWaffenimkleinenKriege》.BerlinundPosen,1822)。——第252、59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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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4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今天收到的你的来信的信封(上有姓名地址)。是皮特·欧门拆了你的信吗?你应当把这件事了解一下。
你的邮局汇票寄来得正是时候。在这里速度也把资本增加了十倍,和蒲鲁东先生的铁路利润一样。[212]
你可以想象,我并没有闲着不干事,除了你预付的钱之外,我希望能从不同方面把不足之数凑齐。
关于“秘密”,我不在信中告诉你了,因为4月底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到你那里去一趟。我必须离开这里一个星期。[213]
最糟糕的是,我现在突然不得不停止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了。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
我在上封信中提出的问题,请你给我一个答复。
既然你现在正在研究军事学,那末你不能利用《新莱茵报》、帕麦斯顿的蓝皮书[214]等等把匈牙利战争史重新加以叙述吗?这是很有用处的。我或早或迟将出版两卷六十印张的书,那时这就非常适用了。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关各种阴谋、战役和人物的细节,就写信给我——不用封口——寄到冯·倍克男爵夫人处就行了。我同她有联系。她是科苏特的密探,也是一部匈牙利的龌龊勾当的真正的编年史。应当利用她一下。她很愚蠢,不会隐瞒真情。我在这方面已经做过试验。
我的妻子可惜生的是女孩[注: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而不是男孩。但更糟的是,她很弱。
附上丹尼尔斯的信。我曾经给他写信,详细地谈过他的《生理学》[215]。他的信中半合理的东西是我信中意见的回声。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张废纸寄还给我,并把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告诉我。
你的卡·马·
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如能更经常地给我来信,我将对你感谢不尽。你知道,我在这里的社交几乎只限于几个蠢家伙。
注释:
[212]马克思在这里嘲笑蒲鲁东的说法:“时间就是价值”。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了蒲鲁东的这一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28—132页)。——第246页。
[213]大约从1851年4月17日起,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住了几天。——第246、256、572页。
[214]蓝皮书(Blue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指的是蓝皮书《1847—1849年关于匈牙利事件的通信。1850年8月15日按女王陛下的手谕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CorrespondencerelativetotheAffairsofHungary.1847-1849.PresentedtobothHousesofParliamentbyCommandofHerMajesty.August15,1850》.London)。——第246页。
[215]指罗·丹尼尔斯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丹尼尔斯当时在科伦,他把他的手稿寄给马克思审阅。——第247、25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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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3月31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当你在研究战争史的时候,我正在进行一场小型战争,而我不久就有战败的危险,拿破仑,甚至共产主义的克伦威尔—维利希本人,都不能从中找到一条出路。
你知道,3月23日,我必须付给老班贝尔格尔三十一英镑十先令,而16日必须付给犹太人施提贝耳十英镑,这一切要用流通中的期票来支付。我首先直接通过燕妮向我的岳母[注: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要钱。答复说,埃德加尔[注: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先生带着燕妮的钱的余数又到墨西哥去了,我一文钱也没有能挤出来。
于是我写信给我的母亲,威胁说要以她的名义开期票,如不支付就去普鲁士让人家逮捕。我的确准备在有机会时采取这后一着,但是,自从这些驴子在报纸上叫嚷说,我已被工人所抛弃,我已声名扫地等等之后,我当然已不能采取这个办法。否则,这件事看来好象是一种政治上的舞台噱头,是一种多多少少经过考虑的对耶稣基督—金克尔的模仿。我告诉我的老太太,最后的期限是3月20日。
3月10日,她给我来信说,他们想写信给亲戚们;3月18日,她来信说,亲戚们没有回信。这就是说,事情吹了。我马上给她回信说,我在第一封信中所表示的态度依然有效。
3月16日,我在皮佩尔的帮助之下付了施提贝耳十英镑。3月23日,在我采取的种种无结果的步骤之后,老班贝尔格尔的期票自然被拒绝支付。我同老头子弄得很不愉快,另外他还在可敬的载勒尔那里把我痛骂了一通。这个蠢驴通过他在特利尔的银行家向银行家劳茨调查我的情况。这个家伙——我的老太太的银行家和我的私人的仇敌——自然往这里写了一些关于我的完全胡说八道的东西,此外还唆使我的老太太反对我。
对于老班贝尔格尔,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只有给他开两张新的期票——以他的名义在伦敦开一张,从3月24日算起,为期一个月;以我的老太太的名义在特利尔另开一张,为期三周,以偿付第一张期票。我立刻就通知了老太太。今天,当接到你的来信时,我还接到我的老太太写来的一封非常粗暴和义愤填膺的信,她在信中断然宣称,她将拒绝支付我以她的名义开的任何一张期票。
这样,到4月221日,我只能等待盛怒的老西蒙·班贝尔格尔采取的极端的措施了。
同时,我的妻子于3月28日分娩。分娩是顺利的,不过她现在病得厉害,与其说是体质上原因,不如说物质上的原因多些。再者,我家里现在简直是一文钱没有,但欠小商人、肉铺老板、面包铺老板等等的账却越来越多。
苏格兰方面的遗嘱抄件要过七八天才能到我这里。如果这有什么用处的话,那末小班贝尔格尔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加以利用。但是我不能指望这一点。
你会承认,整个这种琐事都是不很愉快的,我已经深深陷进了这小资产阶级的泥坑。不仅如此,我还剥削了工人!我还追求独裁!多么可怕!
但是还不止这一点。曾经从特利尔给我往布鲁塞尔寄过借款的一个工厂主,由于他的铁工厂生意不好,现在纠缠我要求还钱。他更倒霉。我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最后,为了使这些事有一个悲喜剧式的结尾,又出现了一件事,这是一个秘密,我现在只向你透露几句。而刚才有事打断了,我应当去照看我的妻子。因此,关于你也在其中起作用的另一件事,下次再谈。
你的卡·马·
又及:商人、工厂主等等怎样计算他们自己消耗的那一部分利润?这些钱是否也是从银行家那里取,还是怎样取?请对此给予答复。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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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207]
曼彻斯特
[1851年3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让皮佩尔在上面把这个绝妙的文件抄给你。卢格借口他为马志尼的公债作担保,要求金钱,以便把金钱变为“舆论”。在这里的“普鲁士人”——布赫尔、埃尔斯纳、戚美尔曼等——中间,普遍地对这个“强大的临时政府”怀有极大的不满情绪。
至于使你感到如此迷惑不解的“六个人”,就是朗道夫和勃朗、维利希和沙佩尔、巴特尔米和维迪尔,一句话,六个斗牛士;匈牙利人、波兰人和诸如此类的未被吸收参加的小人物没有露面。
维利希在第三封信中只是答复他自己的思路。他没有从贝克尔和施拉姆那里收到任何信件,也没有收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今天将是这个家伙的快活的日子。大约两个星期以前,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夜里两点钟在娼妓咖啡馆遇见他并高喊了一声:“啊!有道德的维利希在这里!”于是,这位“有道德的人”就溜走了。
德国中央行骗局[208]的真正的创立者是不知疲倦的韧如兽皮的修脚师和食草动物司徒卢威。这个家伙现在仅仅是重操旧业,这就是,用骨相学、道德和诸如此类的瞎话来引人注意。这是一个市场上的叫卖者,而且还带有一种嘶哑的喉音。在最近的二十五年中,这头蠢驴编写了《民主主义政治科学辞典》和《民主主义世界通史》[209],这两个东西什么也不是,一个不过是用司徒卢威的语言翻译的韦尔凯尔—罗泰克的著作[210],另一个不过是用民主主义词句把罗泰克的著作[211]改头换面。卢格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只有悲天悯人的警察当局才阻止他在德国印刷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愚蠢的金克尔十分善于驱散庸人的幻想。他陷入了司徒卢威和卢格这样的有经验的小丑手中,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深刻地揭露这头蠢驴。他在这一伙人中不管怎样都要失去自己的狮子皮。
你的卡·马克思
琼斯前几天来我这里,特别是在最近揭发出来的事情之后,他很庆幸我挽救了他,使他免于参加宴会。
注释:
[207]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写在威廉·皮佩尔于1851年3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的最后一页上。皮佩尔在他的信中受马克思的委托全文援引了卢格、司徒卢威、豪格、隆格和金克尔以当时他们建立的所谓“德国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于1851年3月发表的宣言《告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宣言的摘要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44—345页)上面。——第241、276、595页。
[208]指所谓“德国事务委员会”(见注207)。——第242页。
[209]指古·司徒卢威《政治科学原理》第1—4卷(G.Struve《GrundzügederStaatswissenschaft》.Bd.1—4)。头两卷于1847年在曼海姆出版,第3—4卷于1848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另外,马克思还知道,司徒卢威正在写《世界通史》,后来这本书他在纽约用《世界通史(九卷本)》(《WeltgeschichteinneunBüchern》)的书名出版。——第242页。
[210]指卡·罗泰克和卡·韦尔凯尔《政治辞典。一切等级的政治科学大百科全书》1845—1848年阿尔托纳版第1—12卷(K.RotteckundK.Welcker.《DasStaats-Lexikon.Encyclop?dieders?mmtlichenStaatswissenschaftenfüralleSt?nde》.Bd.1—12,Altona,1845—1848)。——第242页。
[211]卡·罗泰克《从古代到1831年一切等级的世界史》1831—1833年斯图加特版第1—4卷(K.Rotteck.《AllgemeineWeltgeschichtefüralleSt?nde,vondenfrühestenZeitenbiszumJahre1831》.Bd.1-4,Stuttgart,1831—1833)。——第24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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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3月19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布朗基的献词[201]一事正在发展到的确绝妙的程度。维迪尔针对路易·勃朗发出的声明是极其宝贵的;这个家伙在法国和英国面前表现为一个卑鄙的撒谎者。巴特尔米陷入了惊人的困境。——你的信中有一处我不明白。维迪尔说:“委员会是由十三人,而不是六人组成的……他是六人中的一个”。这六人是谁?是在第一个声明上签名的人,还是投票赞成宣读布朗基的献词的一伙人?
德国人中间议论纷纷,这也不坏。我在《每日新闻》上看到关于宴会的报道。因为宴会是有体面的,所以马志尼先生这一次也毫无顾虑地参加了。“豪格将军当主席!”这个家伙将来有希望成为1830年杜布尔将军的讽刺画。如果根据《泰晤士报》的广告来判断,哥林盖尔的“金星”酒馆现在就是很有体面的了。不过,由于我还是必须收集关于这些议论的一切材料,所以如果能派一名哨兵去侦察一下倒也不坏——总能找到一个人愿意过问这种臭事,甚至冒被赶出门去的危险。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维利希的东西[注:见本卷第203—204页。——编者注]很有助于我今天早餐的愉快。这个蠢货!我实在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把施拉姆的信看成对他的第一封信的复信。但是,在莱茵省可能实行军事专制,不存在使他伤脑筋的报刊,这必定很自然地使这个蠢笨的畜生冲昏了头脑。一个十足的军需官和司务长!社会革命靠给后备兵家庭发“施给乞丐的稀汤”,统计只是登记“粮食、牲畜、运输工具和兵员”!这个革命计划完全超过了以前的用五千人夺取德国的计划。如果后备兵不理解这一点,那末必定要对人类绝望。“我要带几个人在身边,而号召另一些人”。你懂得这个家伙指什么而言吗?“命令卡尔·马克思公民在四十八小时内赶到科伦,在格贝尔特公民的监督和支配之下领导财政事务和社会改革。如不服从此项命令,如有任何的违抗或非议,以及无礼的嘲笑,当处以死刑。对马克思公民将派一名军士和六名士兵予以监视”。而这个人又是怎么说沙佩尔的!“我们不希望再有追求享乐的人”。因此,甚至斯巴达式的一壶二合酒和这头肥猪在女人面前低声下气的举动,对这个不花钱喝得烂醉和纵欲于自身的司务长来说,都已经是骄奢淫佚了。的确,谁知道这头肥猪一旦在科伦被围攻时不会象高贵的帕拉福克斯在萨拉哥沙那样干呢;在萨拉哥沙整个第二次(真正的)被围攻[206]期间,帕拉福克斯一直没有露面,因为他跟三四个浪子和一群妓女在修道院的防弹地下室里饮酒作乐,直到他必须签订投降条件时才出现。
但是,维利希在趾高气扬的、充满胜利信心的、仅仅诉说金钱上有困难的第三封信中是答复谁的信?是施拉姆给他寄去了第二封信,还是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答复了维利希的第二封信?这一点,请你解释一下,并请告知你是否需要马上归还这些信件;我很想在我这里再保留一些时候,有空时作一些摘录。
铁路的投机又活跃了——从1月1日起,多数股票上涨百分之四十,同时,最坏的股票上涨的最多。这大有希望!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201]马克思指恩格斯于1851年3月5日寄给《泰晤士报》为驳斥该报刊载的路易·勃朗关于布朗基献词的诽谤信而写的声明。恩格斯的声明没有被发表。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3—545页(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布朗基献词《人民要警惕》是被囚在贝耳岛监狱里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1851年2月24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的献词。布朗基在他的献词中痛斥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前成员——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拉马丁等人是人民的叛徒。宴会的组织者故意不让出席的人知道的那篇奥·布朗基的献词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德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简短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630—632页)。——第232、234、239、262、585页。
[206]指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1808年12月—1809年2月)法军对萨拉哥沙的围攻。经过两个月的英勇的保卫战,萨拉哥沙终于失陷。——第24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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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3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写信。首先是我自己跟你同病相怜,也害了一场流行性感冒,其次是种种琐碎的麻烦事在这个多难的一星期里一起爆发,使我忙于应付。
随信附上骑士冯·维利希的有趣的信件。
海因岑的臭小报[注:《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上刊登了一篇在伦敦这里炮制的所谓巴黎通讯。这篇通讯不言而喻首先是攻击我们两人,其次是议员鲁道夫·施拉姆,“因为他不知羞耻地靠老婆的钱过日子”,再其次是“半人半兽的陶森瑙、尤利乌斯和布赫尔”,最后,非常厉害地攻击了伟大的金克尔。海因岑绝对不会而且永远不会原谅他在乞求方面所作的竞争。受到称赞的只有伟大的卢格和司徒卢威。关于卢格,这封巴黎的来信中说,他从布莱顿到伦敦作了一天的旅行。这篇诽谤性文章是这样搞出来的:海因岑把卢格的一封私人信和班贝尔格尔的一封私人信中的诽谤拼凑起来加以发表,而这两人的责难是完全互相矛盾的。
在卢格作为“头号蠢人”出席讲话的盛大宴会上——沃尔弗和李卜克内西亲眼目睹——没有一个柏林或法兰克福的议员[204]。他们不愿意卢格—司徒卢威领导。鲁·施拉姆、赖辛巴赫伯爵[注:奥斯卡尔·赖辛巴赫。——编者注](法兰克福的,不是“党内的大胡子”[注:爱德华·赖辛巴赫。——编者注])和奥本海姆、布赫尔,最后是自行其事的尤利乌斯,这一帮人又在阴谋反对这些愚蠢之神。当然也是出于崇高的动机。我告诉你,所有这些无赖都是败类,十足的败类。
在报刊上对我们作种种诽谤的金克尔,在宴会上用他自己的“红色摩洛哥皮的”方式发表了关于“从争取宪法的普通战士到红色共和党人”的一切人都来和解的悲伤的讲话。
所有这些蠢驴,当他们为共和制而叹息,而金克尔甚至乘机为红色共和制而叹息的时候,却卑躬屈节地舔英国宪法的屁股。这是一个矛盾;关于这一点,甚至连单纯的《纪事晨报》的先生们都提醒他们注意逻辑上的缺点。
关于朗道夫,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具有被揭露的骗子的称号,却泰然自得地装成“正直的人”。
布朗基问题的喜剧还没有终结。前上尉维迪尔寄给《祖国报》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荣誉感和对真理的向往迫使他宣布,路·勃朗、所有其他人以及他本人都在最初的声明中撒了谎。委员会是由十三人,而不是六人组成的。布朗基的献词他们所有的人都看过,他们所有的人都讨论过。他是六人中的一个。[205]高贵的巴特尔米没有看过这封信,过了几天也给《祖国报》寄去一份声明,说收到献词的是他,但他没有把献词告诉别人;这样一来,他便成了三重说谎者。《祖国报》刊登了他的信并在最后宣称,它将不再从这些蠢驴那里接受任何东西,同时附上如下的前言:
“我们常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在煽惑者的身上什么东西更发达一些,是吹牛还是愚蠢?我们收到的从伦敦来的第四封信,使我们更难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些可怜虫在那里有多少呵!他们是这样迫切地渴望写作和看到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反动的报纸上,甚至甘心蒙受无穷的耻辱和自卑自贱。公众的嘲笑和愤慨同他们有何相干——只要《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祖国报》刊载他们的作文练习就行了。为了得到这种幸福,这个世界主义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由于对写作的同情心,我们因此刊载了‘公民’巴特尔米的下面这封信……这封信是一个新的、我们希望也是最后的证据,它证明著名的布朗基献词是真实的。他们起初全都否认这个献词的存在,而现在却为了争着确证这个献词的存在而互相辱骂以至撕打起来了。”
难道这不是太妙了吗?
我已收到你的邮局汇票。如果你在你的营业中支付这样的利息,那末或者是你的盈利,或者是你的亏损,必定非常可观。
别忘记给德朗克写信。加累尔死了。所以,你就把信寄给法兰克福的泰·舒斯泰尔吧。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204]指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柏林普鲁士国民议会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的议员。——第237页。
[205]维迪尔是筹备2月24日会议的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宣布布朗基献词的六个委员之一。其余的七名委员投票反对宣布。——第23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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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3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患着一种非常讨厌的流行性感冒,使我对一切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事情都无力去做。因此我没有写信。上星期我只能把邮局汇票寄给你,想必你已经收到。五先令是给琳蘅的,因为我从你那里离开时,她恰好不在家。只要一有可能,本星期或最迟下星期,我将把给“嘿普嘿普乌拉”[注:哈尼。——编者注]的两英镑寄给你,施拉姆可以把这钱带给他。自从我把维尔特的信寄给你以后,至今没有收到你的片纸只字,所以我自然再也不知道任何事情了,并且一直在等待维利希的高尚的信件。刊登施拉姆的声明的《人民之友》,我没有看到;这个刊物这里不能经常收到;请你叫施拉姆邮寄给我一本。如果他手头没有,他也一定能够容易弄到一本。我很高兴地得知,朗道夫终于表现为一个十足的胆小鬼;我一直在等待他那封著名的信。
这里的种种愚蠢的规定实际上使我无法正常地、不间断地进行工作,我感到非常恼火。有一个图书馆,我不能进去,在另一个公共的图书馆里,也只是有时才可以找到我目前最感兴趣的东西,而且时间对我也不方便,所以我能够使用的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图书馆,那里永远也弄不到东西,图书杂乱无章到了顶点。例如,我又在徒劳地寻找纳皮尔的书[注:威·帕·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编者注],而且,总是要经过两三个星期,才能拿到下一卷。失望之余,我只好去看西塞罗的书信,并且从那里去研究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和督政府的腐败。这是一部极为有趣的丑闻录。西塞罗真正是无价宝——集克鲁格教授和塞巴斯提安·载勒尔于一身。自从世界开创以来,在庸人中间找不出比这家伙更下贱的无赖。我要把这本可爱的小书好好地摘录下来。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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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3月10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早收到附来的维尔特的信,现在马上寄给你。施拉姆和哈尼之间的纠纷现在就这样解决了。如果你能够说服这个吊儿郎当的人,可以叫他把布朗基献词的译文寄一份给哈尼,这是会产生影响的。他现在又同哈尼建立了最好的关系,如果他能保持这种联系,那就算很好了。哈尼毕竟有一个刊物[注:《人民之友》。——编者注]。寄给《泰晤士报》的文章,还可以寄一份给在贝耳岛的布朗基。[201]施拉姆在这方面不应当太大意,——这样他就从各方面掩护好自己的后方了。钱明天寄去。
你的弗·恩·
巴特尔米大出其丑——这是一件快事。可以叫施拉姆把整个这一事件用书面告诉哈尼。这样我们就是作了通知,而这总是一件今后可能会起作用的事。
注释:
[201]马克思指恩格斯于1851年3月5日寄给《泰晤士报》为驳斥该报刊载的路易·勃朗关于布朗基献词的诽谤信而写的声明。恩格斯的声明没有被发表。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3—545页(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布朗基献词《人民要警惕》是被囚在贝耳岛监狱里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1851年2月24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的献词。布朗基在他的献词中痛斥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前成员——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拉马丁等人是人民的叛徒。宴会的组织者故意不让出席的人知道的那篇奥·布朗基的献词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德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简短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630—632页)。——第232、234、239、262、58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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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3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只写几行,谈谈事实问题。
你已看到,《泰晤士报》没有刊登这玩意儿。[201]但是这同我们再也没有关系了。
哈尼前天早上就给施拉姆写了信。这个吊儿郎当的蠢驴早上九点出外,夜里一点左右回家。因此他昨天才见到信。
哈尼刊登了他的声明[202]。哈尼为这个声明写了一篇赔罪的导言。他称施拉姆为“亲爱的施拉姆”,并提醒施拉姆也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要向违警法庭控告,——这个文件是针对法国人的。
昨天《祖国报》(今天《立宪主义者报》)刊登了勃朗、巴特尔米、沙佩尔、维利希和所有其余的委员会委员先生们的声明。这些先生在声明中硬说布朗基没有把献词寄给任何一个委员会委员。《祖国报》为此注明,它不经过事先的调查,本来是不愿意刊登这篇东西的。可是,安都昂先生——布朗基的妹夫给它寄去了一项如下的说明:献词曾经寄给了声明的署名者之一巴特尔米,并且有他写的收条。你可以想象,这个阵营内现在是怎样的一片悲鸣!
但这还不是全部。
沃尔弗昨天早上打发伍德洛夫同一个纯粹的英国人到朗道夫那里。这个小子的举止象一个发狂的骗子:最初大喊大叫,大吹大擂,夸夸其谈,装腔作势,挥手顿足,后来又重新被一种不可克服的卑怯感所控制了。今晚将当着教堂街[188]的这些可怜的庸人面做成纪录。
最后:从我的老太太[注:马克思·罕丽达。——编者注]那里得到了不好的消息。她让一切都由博默耳[203]方面决定。我或许将不得不冒险采取绝望的步骤。
你的卡·马克思
我已从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那里得到维利希的信件。你星期二可以得到这些信件。
注释:
[188]伦敦教堂街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兄弟协会的所在地。参加这个协会的有在伦敦的各种各样法国流亡者;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协会成立于1850年秋天,以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为其宗旨(见本卷第569页)。
2月24日是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纪念日。——第203、212、231、233、569页。
[201]马克思指恩格斯于1851年3月5日寄给《泰晤士报》为驳斥该报刊载的路易·勃朗关于布朗基献词的诽谤信而写的声明。恩格斯的声明没有被发表。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3—545页(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布朗基献词《人民要警惕》是被囚在贝耳岛监狱里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1851年2月24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的献词。布朗基在他的献词中痛斥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前成员——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拉马丁等人是人民的叛徒。宴会的组织者故意不让出席的人知道的那篇奥·布朗基的献词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德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简短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630—632页)。——第232、234、239、262、585页。
[202]1851年3月15日《人民之友》第14号发表了施拉姆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对他和皮佩尔在2月24日会议上所受的侮辱提出了抗议。——第233页。
[203]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博默耳(希望从那里得到金钱上的帮助)是指他的表舅菲力浦斯居住的荷兰博默耳城。——第23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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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3月1日星期六[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那里必定是完全特殊的劣马传递邮件,因为我的一切信件都到达得太迟。
如果你好好看一看收到的信,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你建议的一切都已经做了,只有打朗道夫耳光一事例外,我不同意这种作法。如果要侮辱什么人的话,那就是小个子“嘿普嘿普乌拉”——苏格兰人乔治·朱利安·哈尼,而不是别人。这样一来,哈尼就必须练习射击了。
你给哈尼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我发出的是第一封信,因为我认为它比修改的第二封信写得更好些和更合适些。
对哈尼和朗道夫都已经以诉讼进行了足够的威胁。你担心朗道夫会对施拉姆作不利的证词,这是没有理由的。他宁愿发誓说,施拉姆在纠纷发生之前曾要求他这个委员会委员在人群中维持秩序。
既然以诉讼相“威胁”不起作用,而如果又不愿安然忍受被殴打、被诬为奸细,以及忍受沙佩尔—维利希的胜利,那该怎么办好呢?
你对纠纷的一切担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方面也会弄到一个很好的律师。名誉受到的损害是多一些或少一些,施拉姆是无所谓的。如果现在,当教堂街[188]的法国人插手这件事之后,他让这件事不了了之,那他就完蛋了;他要么得到宪章派的公开赔罪,要么到法院打官司,两者必居其一。
正如我写信告诉你的,琼斯星期一没有参加会议。我曾经约他到我家来会面,而星期二我就跑到他那里,没有碰见他,给他留下一张条子,让他星期三来。他没有来。星期四我又去找他,说他不在。给他留下一张条子,请他找我。又没有来。星期四晚上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我在信中心平气和地、简单明确地从头讲述了整个这件无耻勾当,向他指出了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要求公开赔罪,最后还提出希望他到我这里来讨论这一切。尽管他住在市内,他还是没有来,而且也不写回信。显然,琼斯是被小个子苏格兰阴谋家[注:哈尼。——编者注]说服了,这个人是害怕他同我们见面的。所以你看,宪章派公开赔罪的可能性是没有了。现在只有起诉了。要怎样就怎样吧!令人不快的只是,皮佩尔将因此丧失他的职位,而我们可能多少会招致宪章派一伙人的反对。
实施外侨管理法对我们来说是最惬意的事情。这些蠢驴如不每天出场表演,会成什么样子呢?
现在还只剩下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又不致于酿成极大的纠纷,就是你立刻、毫不迟延地来这里[200]。你可以住在我家,因为我现在又租了两个房间。我可以断然地对你讲,其他办法是没有的。写信讲不清楚,耽误事情,弄不出什么结果。
你的卡·马·
注释:
[188]伦敦教堂街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兄弟协会的所在地。参加这个协会的有在伦敦的各种各样法国流亡者;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协会成立于1850年秋天,以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为其宗旨(见本卷第569页)。
2月24日是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纪念日。——第203、212、231、233、569页。
[200]1851年3月初,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到伦敦马克思处住了几天,为了同马克思共同采取措施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2月24日会议的组织者。——第23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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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2月28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早上我才收到你前天的来信。如果我昨天晚上就知道了所有这些详情,我给亲爱的哈尼写信时口气就会完全不同了。不过他还会碰到我,那时我再训斥他一顿。
我想,为了这件事情,郑重其事地提出诉讼,未必有什么好处。不管哈尼、琼斯和宪章派如何,这件事总会造成双方的反诉和控告。在随便哪一个律师的帮助下,对方会向施拉姆和皮佩尔提出最无耻的问题,例如施拉姆是否偷过大磨坊街[160]的现金等等;这类问题,不管予以多么有力的驳斥,都足以破坏任何效果。对方的证人们会作证说施拉姆曾经说过什么什么话;他们将会回忆起施拉姆在大磨坊街闹的几次纠纷并极力夸大,把施拉姆说成是公众集会秩序的破坏者等等,而法官看到这些煽惑分子以恶棍互相对骂会感到惬意,会使一切有损于双方名誉的事情发生。不过,施拉姆应当利用这件事情进行威胁。
他本来就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卤莽汉,所以他们认为他会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他本来应当打朗道夫耳光并进行射击练习。这个人老是陷进这类事件中去,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学会射击。
诉讼最终的结果将是法官们粗暴地拒绝对双方起诉,不会有别的任何结果,特别是因为诉讼要在伊斯林顿举行,而那里的法官天晓得是一些什么样的老蠢驴。如果人民代表朗道夫声称,施拉姆只有在想闹一场纠纷时才会出场,那末你不认为公众最终也会相信这一点,胜过相信施拉姆和皮佩尔的说明吗?从这件事可以造成一场大的纠纷,但是这样一来,这种纠纷——由于诽谤——就会给施拉姆带来某种程度的损害。
接着,这一纠纷的肯定的结果就是实施一项新的外侨管理法[199],以保护从大陆来参观博览会[186]的循规蹈矩的反动分子。
而施拉姆真是活见鬼,在朗道夫表示拒绝支持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立即去找哈尼,把哈尼拖到这一事件里来呢?
正好到了投邮的时间。再见吧!
你的弗·恩·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86]指伦敦工业博览会。它是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于1851年5—10月展出。——第200、230、258、267、282、295、377、573页。
[199]外侨管理法是1848年英国议会由于大陆的革命事件和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而通过的。根据这个法令,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法令的有效期定为一年。——第230、27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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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2月27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晚十二点钟,我回到家里,见到你叙述对于施拉姆和皮佩尔所干的卑鄙勾当的来信,就立刻把给哈尼的信寄给了你。从这封信,从潦草的字迹,从满腔的愤怒,从混乱的断断续续的思路和通篇不很连贯,你一定会看出,这封信是带着醉意写的,那天晚上我例外地喝了几杯烈性的潘趣酒。你也许因此没有把它寄出去。的确,我当时怒不可遏,不把信寄出就不能入睡,于是我在深夜一点钟跑到邮局,与其说为了立刻把我的意见通知哈尼,不如说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那封信你大概在今天下午接到;第二封信因为今晚以前没有邮班,所以我不可能更早一些发出去。现附上给哈尼的修改过的信,如果象我所希望的,你还没有把第一封信寄给他,就请你把这封信给他寄去。
今后给我寄信,请采用下述的办法:
1.你在晚六时前投到切林-克罗斯车站邮局或五时半前投到小邮局的所有信件,请寄办事处(欧门—恩格斯公司)。这样,我上午十时就可以收到。
2.你在晚六时以后发出的所有信件,请寄大杜西街。我在第二天晚六时就可以收到,可是在办事处我就要到第三天早上才能收到。
前几天,许纳拜恩给我来了信。米尔巴赫顺利地逃跑了,现在随他的妻子之后从巴黎去雅典。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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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2月26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刚刚看到了你的第二封信。我立刻给哈尼写了第二封信,如果你同意,请你马上把信寄给他。这种卑劣行径太可恶了,必须让他感觉到这一点。如果他和别人结成联盟,那他就更糟糕,让他滚蛋吧。
附上一封我以为很奇怪的信[198]。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明白,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的主动性表现到什么程度。这封信如此胡言乱语,所以我在得到详细的消息以前不能答复他。因此,请你告诉我,这是搞的什么名堂,请把这胡说八道的东西寄还给我。夜里一点了。
你的弗·恩·
我没有邮票,因为我要马上投邮,所以不能付邮资。
注释:
[198]指斐迪南·沃尔弗1851年2月25日从伦敦寄给恩格斯的信。沃尔弗在这封信中把他为了弄钱而想用俄文出版世界博览会参观者指南的显然不现实的计划告诉了恩格斯,并征求他的意见。——第22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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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2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在皮佩尔和施拉姆的信中,我让参加者亲自把事实讲述给你听了。这样,你最好自己作出判断。二百名“兄弟协会”[70]暴徒把他们建立革命功勋的欲望发泄在两个赤手空拳的人身上的这种无耻行径是不可思议的;“亲爱的”[注:哈尼。——编者注]、朗道夫、路易·勃朗等人对此袖手旁观,嘴上背诵着关于博爱的空话,这种无耻行径是不可思议的。
施拉姆同哈尼谈话中有一个情节:哈尼强调说,沙佩尔是他的“老相识”,在我们居住布鲁塞尔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是非常密切的。
附带提一下:路易·勃朗先生及其同伙在开会的前一天就把关于会议的整个报道寄给了一家巴黎报纸。
诉讼会毁掉路·勃朗。你可以想象,对《泰晤士报》来说是多么合胃口,特别是因为巴特尔米这个“苦役犯”、“杀人犯”等等以被告和教唆谋杀者的身分出现。正是巴特尔米在这场殴打中指着施拉姆说:“这是个坏蛋,应当揍死他”。
诉讼只会造成这种不好的结果:哈尼和琼斯筹划的报纸会垮台,哈尼和“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完蛋,《泰晤士报》会兴高采烈,皮佩尔会丧失他的职位(他是高尚的,根本不会在乎这件事),而所有的宪章派最终还是会把施拉姆等人搞掉。怎么办?明天我要和琼斯谈谈这个问题。朋友哈尼和沙佩尔似乎觉得,事情会平静地过去。哈尼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我们采取必要的步骤并作适当的让步。这样,这只蠢驴就把事情复杂化了。反正对这种恶劣行为决不能置之不理。
当哈尼给你来信时,你只要注意一点。你在信中对赖德律和勃朗的理论上的批判写得过于详细。哈尼现在硬说我们要求他作我们的尾巴。首先应当向他指出:
1.问题完全仅仅在于他同沙佩尔和维利希的关系,他已经站在我们的直接的个人的卑鄙无耻的敌人一边,他在德国面前把他的全部威望用来支持他们并反对我们。难道他不是已经同我们一起以书面的形式表示同维迪尔、巴特尔米和维利希断绝关系了吗?[197]他怎么能够不关照我们、背着我们和违反我们的意志去恢复这种关系!如果这是正派的话,那我就糊涂了。
2.他背弃了我们,因为在施拉姆和皮佩尔的事件发生之后,他没有马上在会上予以反击和立刻退出。他不这样做,反而竭力向他的朋友们说明整个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附上德朗克的信。你给他写信时,要详细地谈一谈这种下流勾当,包括最近的事情。我要往科伦、汉堡等地写大批信件。
请原谅,今天的信没有付邮资。已经很晚了,来不及去买邮票,而这封信今天晚上必须投邮。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70]“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特别是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的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于1853年协会就彻底瓦解了。
[197]1850年4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跟旅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和宪章派的革命派代表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当时达成了共有六项条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05—606页)的协定(奥·维利希起草,马克思、恩格斯、哈尼、维利希、维迪尔、亚当签署)。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后,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倒向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首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少数派一边,并跟他们一起走上了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结成亲密同盟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哈尼在1850年10月初认为撕毁同布朗基派的协议是适宜的(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先生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5页)。——第22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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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2月26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盖着25日邮戳的23日来信,今天早上已收到。今后你给我来信,始终应当写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这样寄信比较可靠而又迅速,因为我经常不在家,而邮务员本来有时就把寄往我的住处的信送到我每天无论如何要去一次的办事处。请你尽可能利用第一次伦敦晚邮班——切林-克罗斯车站是六点以前,一些小邮局是五点半以前,这样,信一定能在第二天早上十点钟寄到办事处。
你忘记把德朗克的信附来。请你尽快把它寄给我,我打算给他写信,唯一目的是为了和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重新取得通信联系——我甚至不知道鲁普斯现在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寄去的所有信件,都没有接到回信。如果你不想为国外信件支付邮资和预付邮费,那就把这些信件寄给我或者叫别人把信往我这里寄,我可以让公司去负担。
《立宪主义者报》报道说,德斯特尔被瑞士驱逐出境,并且已经离开瑞士——有关这个情况,你是否知道一些?
你的地图集得救了。我终于拒绝把它卖掉,暂时留在这里,因为我很需要它,我现在正在阅读法国和英国历史学家写的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特别是从军事角度去阅读。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我发现最好的一本书是威·帕·纳皮尔(现在是将军)的《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这个家伙和所有纳皮尔家族的人一样,有他自己的古怪想法,但同时也有极其丰富的常识,更重要的是,在评价拿破仑的军事和行政天才方面,看法非常正确。法国人根本写不出这样一本书。就历史的可靠性甚至评价的正确性来说,梯也尔丝毫不比已故的桂冠诗人可怜的托利党人沙赛高明,后者也写过一部谩骂的和吹牛的西班牙战争史[196]。纳皮尔只是过于推崇他的总司令威灵顿,但是他的书我阅读得远远不够,对这个问题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
你讲的关于公民勃朗和公民哈尼的情况,我要记在心上。我还没有从哈尼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他的家神[注:指哈尼的妻子。——编者注]参与了这件事,这一点我是想到过的。她对大人物无限钦佩,并且变得越来越讨厌。只要他再来到我们这里,必定要让他感觉到这一点。至于小个子勃朗,不妨一有机会就把他的全部著作作个批判,你批判《劳动组织》和《革命史》,而我批判《十年》,除此之外,我们一起批判2月以后付诸实现的他的劳动联合以及《历史的几页》。复活节我将去伦敦,到那时已经可以搞出一些东西了。在这里可以很便宜地买到比利时翻印的这些书。因为我对付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的计谋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完全成功的,所以我在这里将好好地安顿下来,另外,我还要从布鲁塞尔把我的一批书籍弄来。也许你打算从科伦弄些什么东西,不妨告诉我;我最近几天要写信给丹尼尔斯弄我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让他把所有东西打在一个包里。注意:一切都要,只是不要大陆上翻印的英文书籍。
关于和我的老头的事情的发展,关于我所想出的新的计谋,——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以我不可缺少为借口而继续留在这里,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致在办事处交给我过多的工作——这些等我当面告诉你。反正再过一个半月就要到复活节,而事情也需要详细说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老头今后必须为这一切用现金向我重酬,特别是当他再到这里来的时候,我还要使他更深地陷到整个这件事情中去。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我还是希望能实现这一点;我的营业信件得到我的老头的赞赏,所以他把我愿意留在这里看作是重大的牺牲。这就是说,现在给我或不久给我每月加五英镑,最近加的还不算在内。
你的弗·恩·
别忘了,你一收到和看完科伦的趣闻,就请你把它们寄来让我在寂寞中开开心[注:见本卷第203—204页。——编者注]。
注释:
[196]恩格斯指阿·梯也尔《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A.Thiers.《HistoireduConsulatetdel'Empire》);第一卷1845年在巴黎出版,这一部多卷著作于1862年出齐;罗·沙赛《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三卷集,1823—1832年伦敦版(R.Southey.《HistoryofthePeninsularWar》.3vol.,London,1823—1832)。——第223、25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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