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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当前的主要任务（1918年3月1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当前的主要任务[43]（1918年3月11日）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强大，你又衰弱，俄罗斯母亲！人类历史现在正经历着一个最伟大、最困难的转折，这个转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具有解放全世界的巨大意义。它由战争转到和平；由强盗们为重新瓜分最大的强盗已经抢到的赃物而驱使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去厮杀的战争，转到被压迫者为摆脱资本枷锁而反抗压迫者的战争；由痛苦、灾难、饥饿、野蛮化的深渊，转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幸福和持久和平的光明未来；——在这种急剧转折的紧急关头，在周围旧事物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事物又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产生的时候，有的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陷于绝望，有的人则靠一些漂亮动听的话来逃避那有时令人过分痛苦的现实，这都是毫不奇怪的。俄国特别清楚地目睹了，特别强烈而痛苦地感受到由帝国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革命这段历史进程中一些最急剧的转折。我们在几天内就摧毁了一个最古老、最强大、最野蛮和最残暴的君主制度。我们在几个月中就经过了同资产阶级妥协和消除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许多阶段，而别的国家走过这些阶段曾经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我们在几个星期内就推翻了资产阶级，并且在内战中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公开反抗。我们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到处实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进军。我们唤起了受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压迫的最下层劳动群众去争取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我们创立并且巩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比最完善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高得多和民主得多的新型国家。我们建立了为贫苦农民所拥护的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一系列宏伟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唤醒全世界千百万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燃起他们热情的火焰。我们到处发出了国际工人革命的号召。我们向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提出了挑战。于是帝国主义强盗乘我们手无寸铁的时候进行袭击，在几天之内就把我们打倒在地上。他强迫我们签订了极苛刻极屈辱的和约，这是我们为了敢于从帝国主义战争的铁钳中挣脱出来——哪怕只是一个极短的时间——而付出的代价。而且随着这个强盗的本国工人革命的幽灵愈是可怕地显现在他面前，他也就愈加残暴地压迫、扼杀、肢解俄国。我们被迫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不要欺骗自己。要有勇气正视未加掩饰的痛苦的现实。要充分地、彻底地认清我们现在所陷入的遭受失败、分割、奴役、屈辱的深渊。我们对此认识得愈清楚，我们争取解放的意志，我们从奴役境地重新获得独立的愿望，我们无论如何要使俄罗斯不再是又贫穷又衰弱而成为真正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的决心，就会愈加坚不可摧，象钢铁一样坚强。俄罗斯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广大的国土和天然财富，足以供给所有的人生活资料，虽说不是很丰富，至少是足够的。我们在天然财富方面，在人力后备方面，在伟大革命为人民创造力提供的广阔天地方面，都有足够的材料来建立真正又强大又富饶的俄罗斯。俄罗斯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只要她抛掉一切颓丧情绪和一切空谈，只要她咬紧牙关，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只要她振作精神，鼓起劲来，只要她认识到唯有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沿着这条道路迈进，不因失败而气馁，用一块块基石去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固基础，坚持不懈地建立纪律与自觉纪律，处处加强组织性，加强秩序和求实精神，加强全民力量的紧密合作，加强对于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普遍计算和监督，——这就是达到建立军事实力和社会主义实力的道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遭受严重失败的时候，既不应当硬充好汉，也不应当悲观失望。说什么我们只能在两种死亡中选择一种，或者是缔结极其苛刻的和约而“无声无息地”（从小贵族观点看来）死去，或者是进行无法取胜的战斗而“壮烈”牺牲，此外别无出路，这是不对的。说什么我们签订“蒂尔西特”和约，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或背叛了自己的朋友，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没有背叛任何事和任何人，我们没有为任何谎言辩护或加以掩饰，我们从来没有拒绝尽自己的所能和所有去帮助任何患难朋友和同志。如果一个统帅率领被击溃的或仓皇溃逃的残余部队向腹地撤退，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签订极其苛刻极其屈辱的和约的办法掩护这种退却，他这样做并不是背叛他无力援助的、被敌人分割开的那部分军队。这个统帅选择了挽救那尚可挽救的队伍的唯一道路，不同意去冒险，不向人民掩饰痛苦的真实情况，“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利用一切喘息时机，哪怕是最短的时机，来聚集力量，使军队喘一口气，或医治它所患的溃逃病和颓丧病，——这样的统帅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我们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当拿破仑第一在1807年强迫普鲁士签订蒂尔西特和约时，征服者把德国人的全部军队都击溃了，占领了首都及一切大城市，设置了自己的警察，强迫战败者提供辅助军替征服者去进行新的掠夺战争，分裂了德意志，同一些德意志国家结盟去反对另一些德意志国家。虽然如此，可是德国人民甚至在签订了这样的和约之后仍然站了起来，能够聚集力量，奋起为自身争得自由与独立的权利。凡是愿意思索并善于思索的人，都可以从蒂尔西特和约（这不过是那个时代德国人被迫签订的许多苛刻而屈辱的条约之一而已）的例子中明显地看出，那种以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签订极其苛刻的和约都是陷入灭亡的深渊，而进行战争则是英勇行为和得救之路的想法是何等幼稚可笑。各个战争时代都教导我们，和约起到获得喘息时机和聚集力量来准备新的战斗的作用，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蒂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屈辱，而同时它又是德国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当时历史环境除了提供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出路之外，没有给这个复兴提供别的出路。当时，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处于沉睡状态。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只能是极端缓慢的。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整个文化，其中包括群众的文化。战争震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苦难唤醒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历史现在正以火车头的速度飞驰前进。现在千百万人正在独立创造历史。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了。因此，如果说俄国现在是在从“蒂尔西特”和约走向——它无可争辩地是在走向——民族复兴，走向伟大卫国战争的话，那么这个复兴的出路就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主张“保卫祖国”，不过我们准备进行的卫国战争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保卫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战争，保卫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军的一支队伍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仇恨德国人，打击德国人”——这始终是通常的爱国主义即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口号。而我们说，“仇恨帝国主义强盗，仇恨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同时又说，“要向德国人学习！要始终忠实于同德国工人的兄弟联盟。他们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会赢得时间，我们会等得到他们的，他们一定会来援助我们”。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历史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是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同时又体现了纪律、组织、在现代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协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的原则。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会的。这正是我们伟大革命由胜利的开始经过许多严重考验而走向胜利的结局所缺少的东西。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衰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1918年3月11日载于1918年3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78—82页注释：[43]本文曾同列宁的另一篇文章《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本卷第264—293页）合编成一本小册子，在1918年5月出版，题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见本卷第324页）。——[73]。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行为（1918年3月8日和16日之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行为（1918年3月8日和16日之间）在布列斯特和约缔结以后，一些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同志采取了党内“反对派”的立场，因此他们的活动愈来愈滑向完全不正派地和不能容忍地破坏党的纪律。布哈林同志拒绝接受党代表大会要他担任的中央委员的职务。斯米尔诺夫、奥博连斯基和雅柯夫列娃三位同志分别辞去了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完全是一种不正派的、非同志式的、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这种行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上述同志走向分裂的一个步骤……［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77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 （1918年3月） 1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月7日） 2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8日） 3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不晚于3月8日） 4就托洛茨基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5就“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关于支持托洛茨基的修正的声明所作的发言（3月8日） 6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3月8日） 7就季诺维也夫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提出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8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建议（3月8日） 9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3月8日） 10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3月8日） 11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建议（3月8日） 12就姆格拉泽关于吸收最大的党组织参加制定党纲的建议所作的发言（3月8日） 13就拉林对党的名称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14就佩尔舍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15就布哈林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16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发言（3月8日） 17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决议（3月8日） 18党纲草案草稿（不晚于3月8日） 1 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月7日） 政治报告的内容本来可以是列举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措施，但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这种报告，而是关于我国革命的全面概述；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的一切决议提供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我们必须考察前一段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弄清楚为什么后来革命的发展起了变化。我国革命发生了对国际革命将有巨大意义的转折，这就是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最初获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跟着无产阶级走的不仅有农民群众，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沙皇制度，达到了我们在1905年没有能够达到的目的。二月革命时期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自动的、自发的建立，再现了1905年的经验。于是我们宣布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原则。群众根据自身的斗争经验懂得了革命的任务。4月20—21日的事变是示威游行与某种类似武装起义的行动的特殊结合。这已经足以使资产阶级政府倒台了。接着开始了一种长时期的妥协政策，这种政策是从当时执政的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本质中产生的。七月事变还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群众还没有作好准备。所以任何一个负责的组织都没有号召群众这样做。但是，从侦察敌情的意义上说来，七月事变具有很大的意义。科尔尼洛夫叛乱和接着发生的一些事变都是实际的教训，使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那些到了十月还想让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人的错误[2]，就在于他们没有把十月的胜利同七月事变、前线进攻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等等事实联系起来，正是这些事实使千百万群众意识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接着就是我们在全俄各地的胜利进军和随之而来的大家对和平的渴望。我们知道，单方面拒绝作战是得不到和平的；早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我们就指出了这一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88—390页。——编者注］。在4月至10月这段时期，士兵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妥协政策一直在拖延战争，使帝国主义者发动荒唐的、失去理智的进攻，更深地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转而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必须把政权掌握到苏维埃手里，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你们知道，维护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仅是克伦斯基，而且还有阿夫克森齐耶夫，他们甚至逮捕了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正是我们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意识中去的这个政策，“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使我们能够在十月间在彼得堡十分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并把最近几个月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一次全面的胜利进军。 内战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在革命初期甚至在战争初期所预言的，当时被很大一部分社会党人所怀疑甚至嘲笑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点，1917年10月25日已经在一个最大而又最落后的参战国中成为事实。在这次内战中，绝大多数居民都站在我们这方面，因此我们非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 从前线归来的军队，把结束妥协主义的最大的革命决心带到了他们足迹所到的每个地方；这样，妥协分子、白卫军、地主子弟等就在居民中间失去了任何支持。同他们进行的战争，由于广大群众和被调来进攻我们的军队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就逐渐变成了革命的胜利进军。彼得格勒的加契纳战线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企图用来进攻红色首都的哥萨克发生了动摇；后来在莫斯科、奥伦堡、乌克兰等地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俄国都掀起了内战的浪潮，而我们到处都异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正是因为果实已经成熟了，群众已经领受了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全部教训。我们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经过群众长期历史经验的实际检验而成为他们的切身要求。 这就是俄国革命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全面胜利进军的原因。由于这种全面胜利进军，有些人就把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所立即碰到的而且不能不碰到的困难忘记了，把它们放到了次要地位。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屏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如果有过1905年伟大经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1917年2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么苏维埃在10月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要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是否具备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政治方面才会有我们后来取得的那些辉煌成就，即全面胜利进军；因为新的政权形式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须颁布一些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奠定下来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它的诞生这样容易，是因为1917年2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都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苏维埃的口号以前，群众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正是有过1905年的痛苦经验而变得聪明的人民的深刻创造力建立了这种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当时，战胜国内敌人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任务。建立政权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因为群众已经为我们创立了这个政权的骨骼，即基础。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可是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不曾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往后会遇到十分困难的任务。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的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象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任务本身的性质不允许采用这种解决方式。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我国的卡列金分子，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而只遇到一些甚至不值得严重注意的反抗，那是因为事件的这一进程已经由以往的整个客观发展预先决定好了，我们只要最后说一句话，换一块招牌，把“苏维埃是工会组织”的字样擦掉，写上“苏维埃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就行了。可是在组织任务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每一个愿意深思熟虑地对待我国革命任务的人，立即就会明白：只有通过艰苦的、长期的自觉遵守纪律的办法，才能消灭战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瓦解现象；只有经过非常艰苦的、长期的和顽强的努力才能消灭这种瓦解现象，并战胜助长这种现象的分子，这些人把革命看成是摆脱旧的束缚、尽量为自己捞一把的手段。在小农国家里，在遭受严重经济破坏的时候，这种分子大量出现是必然的，而同这些分子的斗争要困难一百倍，不能指望轻易打开惊人的局面。这个斗争我们刚刚才开始。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斗争的第一阶段。我们还得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这里，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象过去和卡列金分子进行斗争时那样只用高举大旗胜利进军的方式。谁要想把这种斗争方式拿来解决摆在革命道路上的组织任务，作为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他就会彻底破产。 当革命具体地碰到第二个极大的困难即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中间一些迷恋于革命初期胜利进军的青年同志也准备采取同样的办法。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克伦斯基匪帮，很容易地在本国建立了政权，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关于土地社会化和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了这一切，那只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得以避免了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非常先进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装备，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其所以不能，是由于贸易联系，是由于国际金融关系。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很多自认为是左派的青年朋友们开始忘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取得伟大胜利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其实这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使我们得以避免了帝国主义的侵害。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我们也似乎顾不上帝国主义。而一些帝国主义者当时所以顾不上我们，那只是因为现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全部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由于内讧当时已分裂成为两个集团。卷入这场斗争的帝国主义强盗都全力以赴，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以致无论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无法集中较大的力量来反对俄国革命。在10月的时候，我们恰好碰上了这样一个时机，我国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相信，但确实就是这样），当时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千百万人的生命遭到毁灭；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灾难使各国人民吃尽了苦头；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各交战国都陷入绝境，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客观形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陷于这种境地的各国人民还能继续打下去吗？只是由于我国革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即两大强盗集团，无论哪一个都不能马上向对方猛扑过去，也不能立即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的革命只是由于能够利用而且利用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这个时机，才在欧俄实现了光辉的胜利进军，才蔓延到了芬兰，并且开始波及高加索和罗马尼亚。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党的工作人员，一些超人知识分子，他们迷恋这种胜利进军，他们说：我们对付得了国际帝国主义；在这方面也照样会胜利进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而这是不符合俄国革命的客观情况的。俄国革命只是利用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暂时故障，因为向我们冲来的机车暂时抛了锚，它本来一定会象火车辗碎独轮车那样把我们辗得粉碎，可是它抛了锚，原因是两个强盗集团发生了冲突。当时革命运动到处都在展开，但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大都还处在开始阶段。它的发展速度完全不象我国那样。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这个客观情况使得我们不得不经历异常艰难、异常急剧的历史转折。我们必须从10月、11月和12月在国内战场上反对反革命势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时的全面胜利进军，转到同真正敌视我们的真正国际帝国主义交锋。我们必须从胜利进军的时期过渡到异常艰难的时期，用空话和漂亮口号避开这种情况（虽然这样做很痛快）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这个遭受破坏的国家里，群众已经极度疲惫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三年的痛苦的战争使他们精疲力竭，完全无力作战了。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有一些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士兵群众的代表，在全体资产阶级面前毫不犹豫地说了真实情况：俄国军队不会再去打仗了。军队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一个遭到战争空前破坏的小农国家，现在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没有军队，但不得不继续呆在武装到牙齿的强盗（从前是强盗现在还是强盗）身旁，靠宣传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是感动不了强盗的。这正象一只驯顺的家畜同猛虎躺在一起，劝猛虎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一样，而这种和约只有用袭击猛虎的办法才能争取到。关于这样一种前景我们党的一些上层分子（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组织）企图主要用空话和“不应该这样”的托词搪塞过去。他们说，实现这样一种和平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能让我们这些一向高举大旗同敌人公开作战、振臂一呼就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人作出让步，接受屈辱的条件。这永远办不到。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首先声明：“德国人无法进攻。”[3] 这就是这些人聊以自慰的第一个托词。现在历史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在进行空前困难的组织工作时必将经受一系列痛苦的失败。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已经把全部事业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手里，当我们肩负起这个事业时，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不是马上）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但是当我们从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出发，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如果你们说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4]，谁不懂得这个道理，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说得很对的。的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如果你们说目前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步跨到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十足的空话。“每次都在这个地方”[5]这句话，我们都听腻了，工人们早就把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抛弃了，因为，毫无疑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这条九头蛇，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硬说每一次罢工都能转变成革命，那就是废话。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成熟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才能被战胜，这样说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下面这种说法却是完全荒谬的，即硬说我们可以把当前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具体困难掩盖起来，说什么“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上，所以什么蠢事我都可以干”。“李卜克内西会搭救我们，因为他反正会取得胜利”。他会给我们提供完善的组织，会把一切预先安排妥当，使我们可以得到现成的形式，就象我们曾经得到西欧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可能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我国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胜利，而为了在西欧取得胜利却已经花了几十年的工夫。总之，把胜利进军这种解决斗争问题的旧方式搬用到新的历史时期，是毫无益处的冒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它使我们遇到的不是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腐朽的家伙，而是国际强盗德帝国主义，而德国革命只是刚刚开始在成熟起来，显然还没有完全成熟。硬说敌人不敢向革命进攻就属于这种冒险。布列斯特谈判[6]时我们还不是非接受任何和约条件不可。根据当时客观的力量对比，得到的将不止是喘息时机。从布列斯特谈判本来就应当看到，德国人一定会发动进攻，德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的革命还没有达到立即爆发的程度。而我们不能责怪德帝国主义者，说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为革命的爆发作好准备，或者象我国某些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们所说的，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造成使德国人无法进攻的局面。当我们对这些青年朋友们说，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是被迫复员军队的，——我们是被迫的，我们决没有忘记在我们驯顺的家畜旁边卧着一只猛虎，——他们却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们是被迫复员军队的，但我们决没有忘记，单方面下命令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不能结束战争的。 我们党内没有一个派别，没有一个组织，反对复员军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都发疯了吗？当然不是。还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些非布尔什维克的军官就说过，军队已经不能打仗，让它在前线再留几个星期都不可能了。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看到事实，愿意正视丑恶的令人痛心的现实，而不是躲起来或故意把眼睛蒙上，用傲慢的空话来回避现实，对于这种情况都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无法把军队保住。我们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复员军队。军队是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经历了空前的痛苦，受尽了战争的折磨，它在技术装备方面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投入了战争，最后在一触即溃的情况下退出了战争。这不应该归咎于那些忍受了空前痛苦的人们。士兵们在成百次的决议中，甚至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就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已经淹没在血泊中，我们没法再打下去了。”当时尽管可以人为地拖延战争的结束，尽管可以象克伦斯基那样进行欺骗，尽管可以把战争的结束推迟几个星期，但是，客观现实还是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军队是俄国国家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不能再承受这场战争的重担了。我们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它在其他部分病情还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就能愈是迅速地得到消除，国家就能愈是迅速地作好准备来迎接新的严峻的考验。正是因为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才没有任何异议地一致通过了复员军队的决议，通过了这个从对外事件看来好象是荒谬的决议。这是一个正确的步骤。我们说，保住军队是一种轻率的幻想。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整个社会机体也就能愈是迅速地康复起来。因此，“德国人无法进攻”这句革命空话，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是对事态的十分令人痛心的过高估计，而从这句空话中又产生了另一种空谈：“我们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但是，如果德国人进攻呢？“不会的，他们无法进攻。”可是你们有权利拿来孤注一掷的不是国际革命的命运，而是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德国人一旦发动进攻，你们岂不成了德帝国主义的帮凶吗？但是，我们所有这些从1917年10月起成为承认保卫祖国的护国派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帝国主义者断绝了关系：我们废除了秘密条约[7]，战胜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建议签订公开的、真诚的和约，使各国人民都能从行动上看到我们的一切愿望。真正主张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怎么能采取这种已经带来恶果的冒险行动呢？然而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党现在由于党内形成“左的”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 这个危机将被消除。无论是我们党或我国革命，都决不会由于这个危机而遭到灭亡，尽管目前这种情况十分逼近，完全可能发生。我们不会由于这个问题而灭亡的保证在于：事变使人们抛弃了解决派别分歧的旧办法，抛弃了那种大量发表文字材料、不停地进行争论、动辄实行分裂的旧办法，而掌握了一种新的学习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用事实、事件和世界历史的教训来检验一切。你们说，德国人无法进攻。根据你们的策略，便得出了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的结论。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它打破了这种幻想。是的，德国革命在发展，但是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不象俄国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快，并不象我国历史在10月发展的那样迅速，——那时，我们无论到哪个城市去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几天以内十分之九的工人都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德国革命的发展，可惜没有这样快。应该谁照顾谁呢？是我们照顾德国革命还是德国革命照顾我们呢？你们曾经希望德国革命照顾你们，而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这是一个教训。因为，如果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或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到那里的距离可能比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距离要远，但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然而，这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踏踏实实地度过最困难的关头。 革命的到来，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应当承认这是事实，要估计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不可能象革命在俄国这个尼古拉和拉斯普廷统治的国家那么容易开始，在这个国家里，大部分居民对于俄国边疆上居住的是些什么民族，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关心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开始革命是很容易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为每个居民提供了民主的文化和组织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准备就开始革命，那是不对的，荒谬的。现在我们还只是接近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痛苦时期。这是事实。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应该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困难，应付特别严重的失败，这些困难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欧洲的革命还没有开始，虽然它明天可能开始。而欧洲革命一爆发，我们当然就不会再有疑虑，就不会再有革命战争的问题，而只会是全面的胜利进军。这种情况将会出现，必然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这就是历史教训了我们，严厉地惩罚了我们的一个简单事实，——而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因此我认为，当我们的这种希望——德国人无法进攻，可以高呼“乌拉”——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之后，我们的各级苏维埃组织会很快地使全苏维埃俄国的群众认识到这一教训。他们都行动起来，聚集在一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考虑已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进行的争论，不是革命前那种仅限于党的狭隘范围的旧的争论，而是把一切决议都交给群众去讨论，他们要求用经验和事实来检验这些决议，他们从来不会被轻率的言论所迷惑，也不让自己离开事变的客观进程所规定的道路。一个知识分子或左派布尔什维克，当然可以回避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他当然可以避而不谈我们没有军队、德国革命尚未到来等问题。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哪里有千百万人，而不是几千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千百万群众看见从前线归来的士兵，知道军队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不是指个别的人，而是指真正的群众）知道：我们已经不能打仗了；前线上的每一个人都忍受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群众懂得了一个真理：既然没有军队，猛兽又躺在身边，那就不得不签订极苛刻的屈辱的和约。只要革命还未爆发，你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军队整顿好，还没有让军队复员回家，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这以前，病体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我们高呼“乌拉”是不能打败德国强盗的，是不能象打垮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打垮德国强盗的。这就是群众得出的教训，他们并没有提出某些想回避痛苦现实的人强加给他们的保留条件。 起先，俄国革命在10月和11月是全面胜利进军，后来在几星期内突然为德国强盗所击败，准备接受掠夺性的媾和条件。的确，历史的转折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遇到的所有这样的转折都非常痛苦。1907年，我们同斯托雷平签订了空前耻辱的内部条约，我们不得不通过斯托雷平杜马这个牲畜栏，在保皇书上签字[8]，承担了某些义务，当时我们经受了同样的痛苦，只是程度比现在的小一些罢了。当时优秀的革命先锋队里有一些人说（他们也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正确的）：“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对俄国革命充满信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去参加斯托雷平的合法机关。”你们会去参加的。群众生活和历史比你们的信心更有力量。如果你们不参加，历史会强迫你们去参加的。这是一些非常左的人，可是当历史刚一发生转折，他们这一派人就烟消云散了。既然过去我们一直是革命者，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并且又能够摆脱这种处境，那么，现在我们也一定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妄想，而是客观的必然性。在一个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内之所以产生这种必然性，是因为欧洲的革命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迟迟没有爆发，而德帝国主义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发动了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善于退却。用空话掩盖不住令人万分痛心而可悲的现实；我们要说：但愿退却稍微有些秩序。秩序井然的退却我们做不到，——但愿我们的退却稍微有些秩序，赢得一个短促的时间，使我们机体上的患病部分能够多少得到消除。整个机体是健康的，它一定能战胜疾病。但是，不能要求它转瞬之间立刻就战胜，要想制止军队的溃逃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对一位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说：同志，请你到前线去，看看那里军队的情况吧。他认为我的建议不怀好意，他说：“有人想流放我们，不让我们在这里宣传革命战争的伟大原则。”我提出这样的建议，确实没有要流放反对派的意思，不过是建议他们去看一看军队已经开始大量溃逃的情形。我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形，早就不能不看到，前线军队的瓦解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甚至把我们的大炮廉价卖给德国人。这种情况当时我们就知道，正如现在我们也知道军队已经无法保持住。所以，用“德国人无法进攻”作为借口，是极大的冒险。既然欧洲革命延迟爆发，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十分严重的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军队，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因为这两个任务不可能马上解决。如果不能适应形势，不准备在污泥中爬行，那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空谈家。我建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历史的安排并不那么符合我们的心愿，没有让各国革命同时成熟。 现在的情况是：内战已经开始了，这是同帝国主义冲突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证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腐朽，各国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开始行动起来。是的，我们会看到国际范围的世界革命，但是，目前这还只是一个非常动听、非常美妙的童话。我很了解，爱听美妙的童话是儿童的天性。但是请问，相信童话是一个严肃的革命者的天性吗？任何童话中都包括着现实的因素：如果你给孩子们讲童话，里面的鸡儿猫儿不说人的话，孩子们对你所讲的童话就不会发生兴趣。同样，如果向人民说，在德国内战一定会到来，并且担保国际的战场革命[9]将代替同帝国主义的冲突，那么，人民会说你们在欺骗他们。你们这样做，就只能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在自己的愿望里克服历史所造成的困难。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将来能够行动起来，那当然很好。但是，你们是否已经测算好了，是否已经找到一种能够测定德国革命在哪一天爆发的仪器呢？不，这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在孤注一掷。如果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可以得救。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它并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如果它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怎么办呢？那时群众会对你们说：你们的行动和冒险家一样，——你们指望能侥幸遇上这种事态的发展，可是并没有遇上，结果你们就束手无策，无法应付这种国际革命没有到来的局面。国际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熟。 已经到来的时期，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使我们这个把自己的军队复员（不得不复员）的国家遭到严重失败的时期。我的预言完全证实了：由于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的人的过错，我们签订了一个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军队的缘故才同帝国主义缔结和约的。我们是同霍夫曼谈判，而不是同李卜克内西谈判，——我们就是这样援助了德国的革命。而现在你们却在帮助德帝国主义，因为你们把价值以百万计的财富（大炮和炮弹）送掉了，——这种情况是每一个见到军队的不堪设想的状况的人都应该预料到的。从前线回来的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说，只要德国人稍微一进攻，我们就会一败涂地。我们不出几天就会成为敌人的牺牲品。 我们记取了这个教训，就会消除我们的分裂，消除我们的危机，不管这种病多么严重，因为最可靠的同盟者——世界革命一定会来援助我们。有人说我们批准的这个和约是蒂尔西特和约[10]，是空前未有的和约，是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屈辱、更具有掠夺性的和约。我回答说：完全正确。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从群众观点来看问题的。企图依靠自己的幻想，把10—11月间一个国家中革命胜利进军时期的策略搬到世界革命的事态发展进程上去，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人们说喘息是幻想的时候，当名叫《共产主义者报》[11]的报纸——这名称大概是从公社这个词来的——连篇累牍地批驳喘息论的时候，我说：我经历过许多次派别冲突和分裂，所以我有很多实际经验，而我要说，我看得很清楚，这种病用党内派别分裂的旧办法是治不好的，因为现实生活会先把它治好。现实生活在迅速前进。在这方面它起着非常出色的作用。历史把它的火车头推动得这样迅速，以致《共产主义者报》编辑部还来不及出版下一号，彼得格勒的大多数工人就会开始对该报的主张感到失望，因为现实生活表明，喘息已经成为事实。而现在我们签订和约，有了一个喘息时机，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更好地保卫祖国，——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战争，我们的军队就会狼狈溃逃，而这种情形本来是必须加以制止的，但是我们的同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无法制止，因为战争比宣传，比成千上万的议论更有力量。既然他们不了解客观情况，他们就无法制止军队的溃逃，他们也制止不了。这支患病的军队使整个机体都受了感染，因此我们遭到了新的空前的失败，遭到了德帝国主义对革命的新的打击，——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轻率地使自己落到了在帝国主义的攻击面前没有机关枪的境地。但是，我们将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战斗，并告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建立自觉的纪律，严格的纪律，否则你们还会象现在这样遭受德国人的铁蹄的蹂躏，只要人民还没有学会斗争，没有建立起一支不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痛苦的军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这种蹂躏。”其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德国革命还没有爆发，而且也不能保证它明天一定爆发。 因此，《共产主义者报》上的大量文章所坚决反对的喘息论是由实际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喘息时机已经成为事实，每个人都在利用它。我们曾经设想过，我们在几天以内就会失去彼得格勒，因为当时逼近我们的德国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天的路程，优秀的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尽管斗志高昂，终究是孤军作战。当时情况空前混乱，一片惊慌，军队被迫一直溃退到加契纳，当时我们竟然收复了不曾丢失的地方。事情是这样：一位报务员来到一个火车站，坐在发报机旁发出这样的电报：“未见德军。我们已占领火车站。”几小时以后，交通人民委员部给我打电话说：“下一个火车站已占领，我们正向扬堡逼近。未见德军。报务员照常工作。”这就是当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这就是十一天战争[12]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是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告诉我们的，应该把他们请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让他们讲讲真实情况。这是一种令人非常痛心和难过，令人感到痛苦和丢脸的真实情况，但是它要有用得多，俄国人民是能够理解的。 我觉得人们向往国际的战场革命是可以的，因为它肯定会到来。时机一到，一切都会到来，可是现在必须建立自觉的纪律，无论如何必须服从指挥，以便建立模范的秩序，使工人们学习作战，哪怕一天只学习一小时也好。这比讲美妙的童话要困难一些。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你们这样做就会帮助德国革命，就会帮助国际革命。喘息时机能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喘息时机我们已经得到了。必须尽快复员军队，因为这是一个有病的器官；同时，我们还要援助芬兰的革命[13]。 当然，我们是在违反条约，我们已经违反了三四十次。只有小孩子才不了解，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并且有了很大发展的痛苦而漫长的解放斗争时期，必须进行长期的谨慎的斗争。耻辱的和约引起人们的反抗，但是《共产主义者报》的同志们在谈论战争的时候，却感情用事，忘记了当时人们一直紧握拳头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14]。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绝对不能这样过日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他们的报纸名叫《共产主义者》，其实应该叫作《小贵族》，因为它看问题活象一个小贵族，死到临头还手握利剑，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说：“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他们谈论问题是用小贵族的观点，而我却是用农民的观点。 军队在溃逃，为了不丧失成千上万人不能不溃逃，我在这种时候接受和约，是为了不让情况变得更坏。难道缔结条约是耻辱吗？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农民和工人都会为我辩护，因为他们懂得，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德国人在缔结了蒂尔西特和约以后从拿破仑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这件事我讲过不止一次；我有意把我们的和约称为蒂尔西特和约，虽然我们并没有接受蒂尔西特和约上的那些条件，即承担派遣我国军队去帮助侵略者侵略其他民族的义务，——这是历史上有过的事实，如果我们只是寄希望于国际的战场革命，那么，我们的事情也会弄到这种地步。要当心，不要让历史也把你们变成这种军事奴隶。只要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取得胜利，苏维埃共和国就有沦为奴隶的可能。拿破仑曾经在蒂尔西特强迫德国人接受空前耻辱的和约条件。和约签订了好几次。当时的霍夫曼——拿破仑——曾经抓住过德国人违反和约的事，现在的霍夫曼也会在同样的问题上抓住我们。不过，我们要竭力设法不让他很快抓住。 这次战争给了俄国人一个辛酸、痛苦、同时又是很重要的教训：组织起来，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一种可以作为模范的纪律。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否则，我们这个遭到失败的民族就会永远当奴隶。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而且也只能是这样。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战争是获得某种更好一点或者更坏一点的和平的手段。在布列斯特，根据力量的对比我们本来可以签订一个战败国的和约，但还不是屈辱的和约。在普斯科夫，根据力量的对比就只能签订一个耻辱的、比较屈辱的和约了。而在下一阶段，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我们将被迫签订一个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不会说，苏维埃政权只是一种形式，就象莫斯科的青年朋友们对我们说的那样[15]。我们不会说，为了某些革命原则，可以牺牲内容。我们说：让俄国人民懂得，应该遵守纪律，组织起来，这样就能经受住一切蒂尔西特式的和约。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些战争有广大群众参加，解放就会很快到来。我们说：既然历史是这么发展的，我们就可能不得不从和平重新转到战争，——这也许就是几天以内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作好准备。如果各报所载属实，纳尔瓦还没有被德国人占领，那么，我丝毫不怀疑德国人正在纳尔瓦城外作准备。德国人不是在纳尔瓦城里就是在纳尔瓦近郊，不是在普斯科夫城里就是在普斯科夫近郊正在集结自己的正规军，修复铁路，以便下一次一跃而夺取彼得格勒。这只野兽很会跳跃，它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还要再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应当作好准备，不要说大话，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机也要争取，因为即使是一天的时间也可以用来从彼得格勒撤退。如果彼得格勒被占领，我们的几十万无产者就会遭受空前未有的磨难。我再说一次，我决心签订并且认为有义务签订屈辱二十倍以至一百倍的条约，以便取得哪怕是几天的时间来撤出彼得格勒。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减轻工人们的痛苦，否则他们就会遭受德国人的蹂躏；同时我可以使我们所需要的物资、火药等等更容易地从彼得格勒运出，因为我是护国派，我主张训练军队，哪怕是在最遥远的大后方训练，我们正在那里治疗目前这支已经复员的患病的军队。 我们不知道，喘息时机会继续多久，我们要设法抓住时机。喘息时机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有几天。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所有的大国都受约束，受牵制，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霍夫曼的行动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方面要击溃苏维埃共和国；另一方面，他要在好几条战线上作战；第三方面，德国革命正在成熟、发展。霍夫曼也了解这一点，正象人们所断定的那样，他不能马上夺取彼得格勒，夺取莫斯科。但是，明天他会这样干，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再说一遍：在军队已经有病，我们尽量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争取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间的时候，每一个联系群众、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群众的严肃的革命者，都应该教育群众遵守纪律，治好群众的疾病，设法唤起群众去进行新的战争。每一个这样的革命者，都会为我们辩护，认为签订任何耻辱的条约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有利于复兴俄国和治好它有病的器官。每个神志清醒的人都懂得，我们签订这项和约，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工人革命；谁都知道，我们同德国人签订和约，也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军事援助。我们正在给芬兰人运去武器，而不是派去不中用的部队。 也许，我们即将应战；可能明天我们把莫斯科也放弃，然后，再转入进攻，调动我们的军队去迎击敌军，但这需要人民的情绪有所转变，这种转变还在酝酿之中，也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一定会到来，那时广大群众说的就会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哪怕是极其苛刻的和约，我也不得不接受，因为目前我还不能说，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复兴的时期一旦到来，大家都会体会到这一点，都会看到，俄国人并不是傻瓜；他们看到，他们懂得，应该克制，应该贯彻实行这个口号，——这就是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 应该学会按新的方式进行工作。这样做要困难得多，但这并不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样做决不会毁掉苏维埃政权，只要我们自己不用愚蠢透顶的冒险行动来毁掉它。将来总有一天，人民会说：我们不能再受人蹂躏了。但是这就要求我们不去采取这种冒险行动，而要善于在困难的条件下，在日前我们签订的空前屈辱的条约下进行工作，因为这样的历史危机，决不是一场战争、一个和约所能解决的。由于德国存在着君主制的组织，德国人民被捆住了手脚，在1807年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在签订这项和约之前就签订过好几次屈辱的和约，这些和约变成了喘息时机之后，每次随之而来的都是新的屈辱和新的违反。群众的苏维埃组织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口号应当只有一个：认真学习军事，整顿铁路秩序。没有铁路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争，就是十足的叛变。必须建立秩序，必须培养能够取得优异革命成就的最大毅力和力量。 既然得到了喘息时机，哪怕只有一小时，也要紧紧抓住，利用这个时机同大后方保持联系，在那里建立新的军队。抛弃幻想吧，这些幻想已经使你们受到实际生活的惩罚，将来还会受到更重的惩罚。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时期，我们会遭受许多严重的失败，这个时期已经到来，要善于认真地对待它，要作好准备，以便在不合法的条件下，在完全受德国人奴役的条件下顽强地进行工作。这一切用不着遮遮盖盖；这确实就是一个蒂尔西特和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么，尽管遭到失败，我们仍然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胜利。（鼓掌）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26页 2 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8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先讲一些比较小的意见，先从后面谈起。布哈林同志在他讲话的结尾中，竟把我们和佩特留拉相提并论。既然他有这种看法，那么，他怎么还能和我们留在同一个党内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当然，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同一个党内了。我们仍然在一起这件事说明，我们同布哈林在十分之九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诚然，他还讲了一些革命的空话，说我们要出卖乌克兰。我相信，对这些明显的废话值不得枉费唇舌。现在我来谈谈梁赞诺夫同志，我想在这里指出，正如十年发生一次例外只是证实了常规一样，梁赞诺夫也无意中讲了一句正经话。（鼓掌）他说，列宁是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这简直称得上是一个哲学论断。这一次梁赞诺夫同志竟然说了一句确实十分正经的话。这句话表达了全部实质：我要让出空间给实际的胜利者，以便赢得时间。全部实质就在于此，也仅仅在于此。其他的话——革命战争的必要性，农民的奋起，等等，都不过是空话。布哈林同志认为，对于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意见，并且说：“请你们去问任何一个军人”（这是我记下的他的原话），既然他这样提出问题，要我们去问任何一个军人，那么，我要告诉他：一个同我谈过话的法国军官，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军人[16]。这个法国军官当然是用恶意的眼光望着我——他认为我把俄国出卖给德国人了——对我说：“我是一个君主派，我主张在法国也实行君主制度，主张击败德国。你们不要以为我会拥护苏维埃政权〈既然他是君主派，谁还会这样以为呢〉，但是，我主张你们在布列斯特签订条约，因为这是必要的。”你们看，这就是“请你们去问任何一个军人”所得到的回答。任何一个军人都会说出我说过的话：必须在布列斯特签订条约。如果现在从布哈林同志的讲话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意见分歧已经大大减少了，那么，这是因为拥护他的人把意见分歧的主要之点掩盖了起来。 现在布哈林攻击我们，说我们使群众心灰意冷，他的话完全正确，不过，他所攻击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我们。是谁在中央委员会里造成了这种混乱呢？是您，布哈林同志。（笑声）不管您怎样叫喊“不是”，但真相终将大白。我们是在自己同志的大家庭中，是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用不着隐瞒什么，必须讲真实情况。而真实情况是，当时中央委员会内有三派。2月17日洛莫夫和布哈林没有参加表决。我曾经要求把1月21日的表决情况印出来，多印一些，每个愿意看看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表决情况的党员，都可以到秘书处去看。这次表决说明，他们是动摇的，而我们丝毫没有动摇，我们说：“为了准备革命战争，我们应该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因为不可能得到更有利的和约。”现在我们已经为撤出彼得格勒赢得了5天时间。现在克雷连柯和波德沃伊斯基的呼吁书[17]已经发表。他们都不是左派，因此布哈林鄙视他们，说克雷连柯是被人“拖出来”的，好象克雷连柯报告的情况是我们想出来的。我们完全同意这些；因为情况正是这样，因为这两位军人正好证明了我说过的话，而你们却以德国人无法进攻作为托词。难道能够把这种情况同10月的情况（当时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装备）相提并论吗？不能。如果你们愿意考虑事实，那就请你们考虑这样一点：分歧所涉及的是，在显然不利的情况下不能进行战争。布哈林同志在总结发言的开头，气势汹汹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发生战争吗？”这使我十分吃惊。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可能发生，而现在应该接受和约。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 在讲了这些简短的意见以后，现在我对前面几位发言人作详细的答复。至于拉狄克，我要作为例外。但是还有另一个发言，乌里茨基同志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除了讲什么到卡诺萨去[18]、“叛卖”、“退却”、“迁就”以外，还有些什么呢？这是一些什么言论呢？难道你们这种批评不是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上抄来的吗？布勃诺夫同志向我们宣读了一些自认为很左的中央委员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他们提供了一个向全世界显示自己的明显的例子。他们说：“中央委员会的行动打击了国际无产阶级。”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向全世界显示自己软弱无力！”我们是怎样显示的呢？是我们建议媾和吗？是军队溃逃吗？难道我们没有证明，在目前，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而对德国作战，就会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军队已经有病，不愿意打仗了吗？布勃诺夫硬说，这种动摇完全是由我们造成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废话。这种动摇是由于我们军队有病造成的。或迟或早，总是需要一个喘息时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月的喘息时机，而由于你们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我们只有5天喘息时机，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战争的历史表明，要制止狼狈溃逃的军队，有时候甚至几天的时间就够了。在目前，谁不接受苛刻的和约，谁就是空谈家，而不是战略家。悲剧就在这里。一些中央委员写信给我，说什么“显示了软弱无力”，“叛卖”——这是最有害最幼稚的空话。我们确实显示了软弱无力，那就是试图在不应当显示的时候，试图在我们要遭到不可避免的进攻的时候去作战。至于普斯科夫的农民，我们将把他们请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让他们谈谈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以便使患了狼狈溃逃症的士兵改变心理，开始恢复正常，他们会说：“是的，现在我明白了，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答应要停止的那个战争，这是德国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新战争。”那时军队的情况就会好起来。但是，你们提出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谁也不知道喘息时机有多长。 其次，我要谈一谈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应该把他的活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当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并且出色地利用了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他引用了同我的谈话的一部分，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当时我们之间曾经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德国人欺骗了我们，他们从7天中偷走了5天[19]。托洛茨基的策略要拖延谈判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又不签订和约，那就不正确了。我曾经十分肯定地建议签订和约。我们不可能得到比布列斯特和约更有利的和约。大家都可以清楚看到，当时有可能得到一个月的喘息时机，我们不会吃亏。既然历史把这变成了泡影，那么，也就值不得再去提了，但是可笑的是，布哈林同志说：“生活一定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是正确的，因为我还在1915年就谈到这一点：“应该准备进行战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正在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但是，当时需要接受和约，而不是硬充好汉。之所以特别需要接受和约，是因为战争一定会到来，而当前我们至少使彼得格勒的疏散容易一些，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事实。当托洛茨基同志提出“请保证不同温尼琴科签订和约”这个新的要求时，我说，无论如何我不会承担这个义务[20]。如果代表大会承担了这个义务，那么，我和与我思想一致的人，谁也不会对此负责。这等于放弃明确的随机应变的策略——在可以的情况下退却，有时也进攻，——再用形式上的决议把自己束缚起来。在战争中，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用着眼于形式的考虑束缚自己。不懂战争史，不懂签订条约是积聚力量的手段（这一点我已经举过普鲁士的历史作例子），那是可笑的。某些人显然象孩子一样，认为签订了条约就是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堕入了地狱。这实在是可笑，因为战争史已经最明显不过地告诉我们：失败的时候签订条约是积聚力量的手段。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一点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看到，旧的战争正在变成……［注：速记记录里此处脱漏了若干字。——俄文版编者注］如果你们愿意，那就用着眼于形式的考虑把自己永远束缚起来吧，那时你们就把重要职位让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1]吧。我们是不负这个责任的。这决不是要分裂。我相信，生活会教训你们。3月12日已经为期不远，到时候你们会得到许多材料。[22] 托洛茨基同志说：这将是名副其实的叛卖。我肯定地说，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注：在秘书记录中，从“……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开始，是这样记录的：“……是为了积聚力量。历史上有过几百个各种各样的条约。那时你们就把职位让给托洛茨基等人吧……”——俄文版编者注］为了具体地说明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十个人的袭击，一个人进行抵抗，另一个人逃之夭夭，这是叛卖；但是，如果两支各为10万人的军队，同5支敌军作战，其中一支军队被20万敌军包围了，另一支军队应该去援助，但是它知道，其余30万敌军已经在那里设好埋伏，这时能不能去援助呢？不能，不能去援助。这不是叛卖，不是怯懦，因为单是数字的增大已改变了所有的概念，每个军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这已经不是那种个人的概念。我这样做，就可以保存自己的军队，即使另一支军队成为俘虏，但我将整顿好自己的军队，我有友军，我等待友军的到来。只能这样来谈问题；如果把其他考虑同军事上的考虑纠缠在一起，这就完全是空谈。搞政治决不能这样。 我们已经做了一切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用签订条约的办法保住了彼得格勒，即使只能保住几天的时间。（大会秘书和速记员不必把这句话记录下来。）条约规定要从芬兰撤出我们的军队，撤出那些显然已经不中用的军队，但是并没有禁止我们把武器运进芬兰。如果几天以前彼得格勒失守，那么，彼得格勒就一片慌乱，我们也就什么东西都运不出来了；而在这5天里，我们已经援助了我们的芬兰同志，我不说我们援助了多少，他们自己知道。 说我们出卖了芬兰，这种话实在太幼稚了。我们在德国人面前及时地退却，恰恰是帮助了芬兰。即使彼得格勒失守，俄国也决不会灭亡，——布哈林同志说得非常正确，而如果按照布哈林那样搞法，就会把好端端的革命断送掉。（笑声） 我们既没有出卖芬兰，也没有出卖乌克兰。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不会这样责备我们。我们是在尽力给以援助。我们没有把我们军队中的任何一个优秀的人员调走，将来也不会这样做。你们说，霍夫曼会抓住我们，识破我们，当然可能，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是，要经过多少日子他才能办到，他自己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此外，你们所说的会抓住我们，识破我们，是政治力量对比方面的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下面我还要谈到。 我已经说明我为什么绝对不能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搞政治不能这样，——现在我应该指出，拉狄克的榜样可以说明，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同志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说空话，实际上还未放弃说空话的就是乌里茨基。我无论如何不能责备拉狄克的发言是空话。他说：“既没有丝毫的叛卖，也没有任何的可耻，因为十分明显，你们是在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面前退却的。”这个评价可以摧毁托洛茨基的全部立场。拉狄克说：“要咬紧牙关，准备力量”，这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不要硬充好汉，要咬紧牙关，进行准备。 咬紧牙关，不要硬充好汉，而要准备力量。革命战争一定会到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分歧，分歧在于蒂尔西特和约——是否要签订？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患病的军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央委员会应该有一条坚定的路线，而不应该有分歧或者是布哈林同志也支持的中间路线。我并没有把喘息时机说得天花乱坠；谁也不知道喘息时机会有多久，我也不知道。有些人竭力想逼我说出喘息时机会有多久，这种做法是可笑的。由于保全了主要的铁路干线，我们就援助了乌克兰和芬兰。我们正在利用喘息时机随机应变，实行退却。 现在不能再向德国工人说俄国人反复无常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德、日帝国主义正在发动进攻，这一点每个人都会看得很清楚的；德国人不仅想扼杀布尔什维克，也想蹂躏西欧，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因此，在这场新战争中，应该而且也必须善于随机应变。 至于布哈林同志的讲话，我要指出，当他论据不足的时候，他就从乌里茨基那里捡了一点来，他说：“条约侮辱了我们。”这里不需要论据；既然我们被侮辱了，我们就应该收起文件逃走。但是，虽然我们被“侮辱”了，我认为我们的立场并没有动摇。布哈林同志本来要分析我们的立场的阶级基础，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叙述了一位已故的莫斯科经济学家的笑话。他们发觉我们的策略同私贩粮食的投机勾当有联系，但令人感到非常可笑的是，他们忘记了，整个阶级的态度——指的是阶级，不是粮食贩子——告诉我们：俄国资产阶级及其一切奴仆——人民事业派和新生活派[23]——竭力怂恿我们进行这场战争。而你们并没有强调指出这样一个阶级事实。现在对德国宣战，就等于接受俄国资产阶级的挑拨。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这是目前推翻我们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我不说这是绝对可靠的办法，因为不存在任何绝对可靠的东西。布哈林同志说：生活是支持他们的，我们最终还得承认革命战争，——他这样庆祝胜利未免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早在1915年就预言过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分歧在于：德国人会怎样，会不会进攻；我们是否本来应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为了革命战争的利益，是否应该在实际上退却，让出领土，以便赢得时间。战略和政治要求我们签订最屈辱的和约。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策略，我们的分歧就会完全消失。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7—34页 3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24] （不晚于3月8日） 鉴于我们没有军队，鉴于前线士气低落的部队完全有病，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必须利用一切喘息机会，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机会，代表大会认为，必须批准苏维埃政权同德国签订的极苛刻和极屈辱的和约。 在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发动多次军事进攻（既包括从西方，也包括从东方），这是历史的必然。在目前一切国内关系——即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都极其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进攻的历史必然性在任何时候，在最近期间，甚至在几天之内，就可能导致反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反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因此，代表大会声明：代表大会认为，我们的党、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这一先锋队和苏维埃政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采取最有力、最果断和最严厉的措施来加强俄国工人和农民的自觉纪律和纪律，阐明俄国进行解放战争，卫国战争，社会主义战争的日子愈来愈近的历史必然性，在各处建立有严密联系的并以钢铁般的统一意志团结在一起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能够在平时，特别是在危急关头采取一致的和自我牺牲的行动，——最后，对成年居民不分性别一律实行全面的、系统的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 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 代表大会确信，从国际革命的利益看来，苏维埃政权在目前世界舞台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步骤，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 代表大会确信，工人革命正在各交战国中不断地成熟，为帝国主义的必然的彻底失败作准备，代表大会声明，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竭尽全力并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 载于1919年1月1日《公社战士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5—36页 4 就托洛茨基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25] （3月8日） 一 同志们，我在自己的讲话中已经说过，不管是我或是支持我的人，都认为不能接受这个修正。在任何一个战略活动中我们都决不应该束缚自己的手脚。一切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和什么时候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向我们进攻，取决于什么时候我们的军队能整顿（无疑已经开始得到整顿）到使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不仅拒绝签订和约，而且向敌人宣战的程度。我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修正，而同意采纳下列几点意见： 第一，要指出，——这一点我要绝对坚持，——在报刊上不公布这个决议，只发表批准和约的消息。 第二，由于日本人可能发动进攻，中央委员会有权在决议的公布方式和内容方面作某些改动。 第三，要指出，代表大会授权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刻废除一切和约以及对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宣战。 我们应该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随时废除和约，但这决不是说，现在，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立刻废除和约。现在，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方面束缚自己的手脚。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修正意见，会得到那些根本反对批准和约的人的拥护，会得到那些主张中间路线的人的拥护，这种中间路线会重新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使任何一个工人和士兵都丝毫不能理解我们的决议。 现在我们要决定必须批准和约，并且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随时宣战，因为敌人正在准备向我们发动进攻，这种进攻可能来自三个方面；英国或法国企图夺取我们的阿尔汉格尔斯克——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是废除和约还是宣战，我们都不要对自己的中央机关的行动加以任何限制。我们正在给乌克兰人以财政上的援助，并且尽力援助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要规定不签订任何和约来约束自己。在当前这样一个战争接连不断发生的时代，各种新的形势也会不断产生。签订和约完全是一种灵活的随机应变——或者我们掌握这种条件，随机应变，或者我们事先被形式束缚住手脚而动弹不得，既不能和，也不能战。 二 我好象说过：不，我不能采纳这个修正。这个修正含有一种暗示，反映了托洛茨基同志要说的话。决议里不应该有暗示。 决议的第一节谈到，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必须利用一切喘息机会，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机会，我们同意批准和约。我们在谈论喘息时机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敌人还在进攻我们共和国。这就是我在总结发言里所强调的意思。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7—38页 5 就“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关于支持托洛茨基的修正的声明所作的发言[26] （3月8日） 我不可能马上回答拉狄克同志的争辩，——因为我不是在投票表决，无需申述投票的理由。按照通常的程序，我不能答复，也不愿意为了请求发言答复这个争辩而拖延代表大会的进行。因此，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我在总结发言中所讲的话；其次，我反对把申述投票理由的发言变成争辩，对这种争辩我是不能答复的。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9页 6 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 （3月8日） 我请求发言，是为了对决议作如下补充： 代表大会认为，不公布已经通过的决议是必要的，并且责成全体党员对这项决议保守秘密。在报刊上只发表代表大会同意批准和约的消息，并且不是在今天发表，而是要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来发表。 此外，代表大会特别强调指出，已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随时废除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的一切和约，并且可以对这些国家宣战。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0页 7 就季诺维也夫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提出的修正所作的发言 （3月8日） 同志们，我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的这个修正是不必要的[27]。我相信，在座的都是党员，我想，由于问题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意义，可以作出一项让在座的每一个人亲自签名的决定。 这种办法决不是多余的。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是，保守军事机密成了俄罗斯共和国很重要的问题，最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报刊上说，代表大会已经同意批准和约，那就不会发生误解。我只是提议现在不要对这一点进行表决，因为可能还会有一些修改。今天还会收到一些消息，我们已经采取特别措施以便得到东北和南方的报告，——这些消息可能会使决议作某些修改。既然代表大会同意我们应该根据革命战争的利益采取随机应变的办法，甚至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宣战，——那么，事情就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我们党内两部分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争论只在于是否不要任何喘息时机而继续进行战争。我认为，我提出的这个修正，对于大多数人和反对派来说，都是无庸争辩的；我认为，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我想，只需确认必须保守决议的秘密，这是更实际的。此外，应该采取一些补充的办法，在这件事情上还应该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亲自签名。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1页 8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建议 （3月8日） 一 鉴于决议已经分发给大家，是否可以现在就作出决定，让每一个拿到决议的人立即把它交回到这张桌子上来。这是保守军事机密的办法之一。 二 我建议进行表决。我们的党中央机关是由成年人组成的，他们都知道带有军事机密的消息应该口头传达。因此，我坚决主张，分发到每个人手中的决议都交回到这张桌子上来。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2页 9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28] （3月8日）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从1917年4月起就在党内展开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因此，中央委员会一下子就通过了看来不会引起很大争论、甚至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决议，即中央委员会建议更改我们党的名称，把它叫作俄国共产党，并在括号里附上布尔什维克。我们都认为附上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不仅在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在一切注视俄国整个事态发展的外国报刊上都得到了公认。“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报刊上也已经作过解释。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了解到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概念在我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只有巴黎公社是它的雏型，而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说过，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总之，既然劳动群众亲自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立维持这种国家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事业，那么，特殊的管理机构，实行某种国家强力的特殊机构就开始消失，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赞成旧形式的民主。 另外，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有人可能因此把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这种意见在中央委员会里马上就遭到了否决，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把自己仅仅称为共产主义者，总是附加一些东西。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也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改良派、民族社会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混淆起来。 另外，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直到现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极大的同情，我们党应该尽量坚决果断、明白无误地声明我们党同这种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关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 其次，同志们，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关于它的实践和政治部分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我们已有了一些材料：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版了关于修改党纲的文集[29]，在我们党的两个主要理论刊物（彼得堡出版的《启蒙》[30]和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31]）上刊登过论述怎样修改我们党纲理论部分的文章。我们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材料。曾经有过两种基本观点，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分歧，至少没有原则上、根本上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丢掉我们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我赞成这个观点。不过应该把关于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述补充进去，同时，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还应当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补充进去。不管我们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我们这支队伍的命运如何，不管革命今后的变化如何，不管怎么样，卷入这场战争并把最先进国家弄到饥荒、破产和野蛮地步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都已经陷入绝境。这里应该用30年前（188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估计欧洲战争的前途时说过的话。他说，在欧洲，王冠将成打地滚落街头而无人拾取；他说，许多欧洲国家都难免要遭到难以置信的经济破坏，欧洲战争惨祸只能有一个结局，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2页。——编者注］恩格斯对这一点说得非常精确和谨慎。恩格斯不同于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于那些拿自己过了时的谬论来炫耀的人，他们认为在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甚至在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里，任何一次战争不仅会造成破坏、野蛮、痛苦，使群众遭受灾难，使他们淹没在血泊中，同时，也不能保证这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将来“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因此，也就是说，在文化和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许多艰苦的过渡阶段，但结果只能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奋起和过渡到由它夺取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管文化遭到怎样的破坏，都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除掉，要恢复它虽然困难，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破坏都不能使文化完全消灭。这种文化的某些部分、某些物质残余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文化。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保留旧的纲领，而把有关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开始的论述补充进去。 我已经在我发表的党纲草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1—493页。——编者注］里表明了这个观点。另外一个草案由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另一种观点反映在我们的一些交谈中，特别是反映在布哈林同志的谈话中，由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这个观点认为，必须把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全部删去或者差不多全部删去，用新的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不象我们的纲领那样论述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是论述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以及直接向社会革命时代的过渡。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观点有原则的、根本的分歧，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把论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去，在理论上是不对的。那里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导致帝国主义。这是总的世界历史前景，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会有什么变故，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曲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种曲折今后会有很多——我们亲眼看到革命历史有过多大的波折，这还是仅就我国来说的；当革命转变为欧洲革命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更复杂、更迅速，发展的速度就会更迅猛，转变也就会更复杂），为了在这些历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并牢记总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笔直的，而我们也应该把它想象为笔直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终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会是笔直的，而将是难以想象的复杂，——为了在这些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为了在向后退却、暂时失利的时候，或者在历史或敌人把我们抛到后面去的时候不致于迷失方向，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重要的，在理论上也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在某个时期曾经在理论上设想过、符合我们愿望并且能使我们迅速度过这些过渡阶段的和平环境。我们立刻看到的是俄国内战怎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以及内战怎样跟其他许多战争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将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且这种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内战，二者相互交织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这种或那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个时代，这个发生大崩溃、动辄诉诸武力、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删掉论述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部分。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还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这个纲领已为革命的种种变故所验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依据的绝对确凿的事实就是：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历史现象，导致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必须首先在纲领中把这一点确定下来。这个帝国主义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把它说清楚。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确认这个事实，就是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这不仅是作鼓动宣传，而且是展示新的纲领，告诉西欧各国人民：“这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它就是这样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正在开始的、按时间先后来说由我们担负了第一个角色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我们要在一切文明国家的面前发表这个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是热烈的号召，而且是有绝对确凿的论据的，是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的事实当中得出来的。这样就会使这些现在已经背弃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策略，同我们所赞同的、每个觉悟工人都熟知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在发展并转化为帝国主义这个理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在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对帝国主义作过论述，这个论述同社会主义叛徒目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32]因此，我们应该重申这个主要之点，以便更清楚地告诉西欧的劳动群众，他们的领导人应该在哪一点上受到谴责。 我认为这样的纲领结构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其主要根据就在这里。把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当作陈旧的废物抛弃，这不是从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性质出发，因为我们还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这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因此，在欧洲，这些过渡阶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然如此；所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带民族特色的过渡阶段上，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对欧洲来说却未必必要。我们应该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就能从理论上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从这里可以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这样做，始终是以确凿的事实为根据的。 其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我在《国家与革命》［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编者注］一书中曾尽力说明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受到西欧占支配地位的正式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苏维埃革命和俄国建立苏维埃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苏维埃还有许多东西很粗糙，不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个细心观察苏维埃工作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这里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东西，就是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巴黎公社时期，这种类型的国家在一个城市里存在了几个星期，而且人们并没有理解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些创造了公社的人并不了解公社，他们以觉醒了的群众的天才的敏感创造了公社，但是没有一个法国社会主义派别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我们之前有巴黎公社，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年的发展，我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尽管苏维埃中存在着粗糙和无纪律这种我国小资产阶级特性的残余，新型的国家还是由人民群众建立起来了。它已经活动了不是几个星期，而是好几个月了，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一个大国，在好几个民族地区。苏维埃政权这种类型显示了威力，连芬兰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也接受了，那里虽然没有苏维埃，但政权类型毕竟也是新的、无产阶级的。[33]这就证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以新的民主制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新的民主制把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推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使他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和武装保卫者，并建立能够重新教育群众的机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在俄国这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并不好。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开始做的有哪些做得不好，我们是能够加以克服的，只要历史让我们能够有更多一些时间致力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对新型的国家的论述在我们的纲领中应该占有显著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不得不在从事政府工作的条件下，在异常匆忙的条件下来制定党纲，我们甚至未能召集自己的委员会，拟出正式的纲领草案。分发给代表同志们的东西只能称为草稿［注：见本卷第65—71页。——编者注］，这一点大家都会清楚地看到。其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而我觉得正是在这里可以表现出我们的纲领的国际意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用号召、口号、游行、宣言等等来表示我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具体地指给欧洲工人看，我们着手做了什么事情，怎样着手做的，怎样来理解这一点。这样就会促使他们具体地了解怎样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他们必然会看到：俄国人正在着手做一件好事，如果俄国人做得不好，那么我们要做得好些。为此必须尽量提供更多的具体材料，说明我们试图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有苏维埃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我们要竭力描述它的任务和结构，竭力说明，这种还有很多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的新型民主制，其活的灵魂就是政权转归劳动者，消灭剥削和镇压机关。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这种机关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苏维埃同群众要接近得多，它们提供了接近群众的机会，它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教育这些群众。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农民渴望学习，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从书本上学习，而要从自身经验中来学习。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的机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并且不仅着眼于我们一个国家，而且还号召欧洲工人来援助。我们正应该从这个总的观点来具体地说明我们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巴黎公社道路的继续。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欧洲工人在走上这条道路以后一定会来援助我们。他们会更好地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要求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场。”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这一点也应适用于民主纲领的其他各条。我们应该自己来审判，公民应该普遍参加审判工作和国家管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我们认为，我们的功劳就在于竭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具体地、明确地说出我们的这些任务，我们就会推动全欧洲的群众去讨论这个问题和实际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得并不好，但是我们是在推动群众去做他们应做的事情。如果我国革命所做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它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党的决议的产物，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人民革命的任何一次革命的必然产物，即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口号、依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靠重复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所进行的革命的产物，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里我们接触到是否应该取消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别问题。也应该，也不应该。我不怕取消，因为去年夏天有过的那种观点，现在不应该再有了。当我们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我说“还早”，而现在，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并且考验了这个政权，这就不早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但丝毫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以为我们不会被迫倒退回去，那是空想。 俄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在历史上是不容否认的。我们说，在任何被迫倒退的情况下，我们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如果敌对阶级的力量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话，但是我们的目标仍是争取经验所得到的东西，即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一点应该在纲领中写明。我们要制定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来代替最低纲领。对新型国家的论述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占显著的地位。 显然，我们现在还制定不出纲领。我们应该拟定纲领的基本要点，交给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去制定基本提纲。甚至可以更简单些，可以根据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议的决议［注：见本卷第32—33页。——编者注］来制定，因为那里已经提供了一个提纲。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苏维埃政权作出这种论述，然后提出实际的改造措施。我觉得，在这里，在纲领的历史部分，要指出目前已经开始没收土地和工厂[34]。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具体的任务，即组织消费，普遍设立银行，把银行变成遍布全国的国家机关网，为我们提供公共簿记，提供由居民自己来进行的计算和监督，这是社会主义的下一些步骤的基础。我认为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应该以我们苏维埃政权的具体要求的形式写出来，即目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在银行政策方面，在组织产品生产，组织交换、计算和监督，实行劳动义务制等等方面打算进行哪些改革。如果获得成功，我们就要补充说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大大小小的步骤。这里应该十分精确和清楚地说明，什么是我们已经开始做了的，什么是我们还没有做完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做完。我们丝毫不要夸大，不要脱离事实，要非常客观地在纲领中叙述我们已经做到的和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让欧洲的无产阶级看到真实情况，并对他们说：这是应该做的，——好让他们说：俄国人哪些事情做得不好，我们会做得好些。当群众都一心要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不可战胜。在大家眼前正在进行着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一场纯粹掠夺性的战争。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在大家眼中露出原形，变成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时，这将再一次给西欧无产阶级以新的推动。必须揭露这一点，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战争。这就是我认为必须同你们谈谈的总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具体建议马上交换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然后或许就在这里制定几条基本要点，如果认为这样做有困难，那现在就不这样做，而把党纲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或者一个专门委员会，委托它根据现有的材料和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或秘书的详细记录来制定党的纲领，而党的名称应该立即更换。我觉得，我们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大家都会同意：由于我们遇到了种种事件，我们的纲领在起草工作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我相信，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我们党的各个派别中有足够的理论人才，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制定出纲领来。当然，纲领中会有许多错误之处，更不用说在文字和修辞方面不确切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进行这项工作，而安静却是文字工作所必需的。 所有这些错误我们将在工作过程中加以纠正，而我们深信，我们是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至少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说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说明我们为民主制提出了不同的任务，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任务从“剥夺剥夺者”这个一般的抽象的公式转到银行国有化[35]和土地国有化这样一些具体的公式，而这些将是纲领的主要部分。 土地问题应该这样进行修改：这里要反映出愿意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愿意帮助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农是怎样在抱有各种偏见、各种旧观点的情况下开始给自己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的。我们不把这一点强加于别的国家，但这是事实。农民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并且正在帮助已经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有人责备我们想用暴力实施社会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主要是从小农经济的观点来公平地分配土地。同时我们要优先照顾公社和大的劳动组合[36]。农民说：我们赞成垄断粮食贸易，我们赞成没收银行和工厂。我们愿意帮助工人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必须用各种文字出版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这个法令正准备出版，也许已经出版了。我们要在纲领中具体地表达出这个思想，要在理论上谈清楚，同时丝毫不要离开确定不移的具体事实。在西欧将会有另外的做法。也许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西欧无产阶级会纠正它。我们请求欧洲的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 这样，我们就能在几个星期内制定我们的纲领，而我们可能犯的错误，实际生活会纠正它，我们自己会纠正它。这些错误与我们将要取得的成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3—57页 10 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 （3月8日） 代表大会决定今后把我们党（俄国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并加上括号注明“布尔什维克”。 代表大会决定修改我们党的纲领，改写理论部分或在理论部分中增加对帝国主义和已经开始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 其次，对我们纲领的政治部分的修改，应该尽量确切而详细地阐明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从巴黎公社起开始获得的国际工人革命成果的继续。纲领应该指出，如果斗争的进程在一段时间内把我们抛回到现在已经被我们的革命所超越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党也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但是，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党都将为苏维埃共和国而奋斗，因为它就民主制来说是最高的国家类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推翻剥削者的压迫和镇压他们的反抗的形式。 我们纲领的经济部分（其中包括土地部分），还有教育部分以及其他部分，也同样应该根据这一精神和方针加以改写。重点应该放在确切地阐明我们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实行的经济改造及其他改造，并具体地说明苏维埃政权所提出的、由于我们采取了剥夺剥夺者的实际步骤而产生的当前的具体任务。 代表大会委托专门委员会根据上述指示尽快草拟我们党的纲领并把它作为我们党的纲领定下来。 载于1918年3月9日《真理报》第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8—59页 11 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建议 （3月8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宣读一下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提出了一项略微不同的建议，然而，实质上与前面一位发言人[37]所谈的有些相同。现在我想提请代表大会审议如下的决议。（读决议）［注：见本卷第53—54页。——编者注］ 同志们，这个建议的特点就是，我想首先坚持我的这个想法：尽快颁布纲领，直接委托中央委员会颁布纲领或委托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 发展的速度异常迅猛，我们不应再拖下去。我们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制定出来的纲领会有很多错误，但这没有关系，下一次代表大会可以改正，虽然这样修改纲领会显得太快了，但是生活前进得非常迅速，所以如果需要对纲领进行若干修改的话，我们就得修改。现在，我们的纲领主要不是按照书本来制定，而是根据实践，根据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来制定。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对国际无产阶级发出热烈的号召，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规劝性的演说，也不要空口叫喊，而要向他们发表我们党的明确的具体的纲领。尽管这个纲领可能不太令人满意，不如经过几个委员会加工并经代表大会批准的纲领。 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致通过这项决议，因为我避开了布哈林同志所指出的意见分歧；我的写法是把这个问题留作悬案。我们可以指望，如果不作太大的修改，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将成为全党的准确的文献的新纲领，不会再发生我在上次代表大会上遇到的那种令人十分尴尬的场面，当时，一位瑞典左派人士问我：“你们党的纲领是怎样的，是和孟什维克的一样吗？”[38]可以想见，这位瑞典人当时非常惊讶，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我们同孟什维克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不能对这种惊人的矛盾漠然置之。我认为，修改党纲会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实际的好处，而我们的收获无疑将超过纲领可能有错误这种损失。 因此，我建议加快进行这项工作，丝毫不必担心代表大会将来还会修改纲领。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0—61页 12 就姆格拉泽关于吸收最大的党组织参加制定党纲的建议所作的发言 （3月8日） 在俄国目前所处的条件下，在进行内战和被分割的情况下，这是不能允许的。不言而喻，只要稍有可能，对党纲进行修改的委员会就将立即把党纲印出来，地方党组织随时都可以表示意见，而且应该表示意见，但是，如果以今后无法做到的东西从形式上束缚住自己，那将比召开代表大会拖延得更久。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2页 13 就拉林对党的名称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9] （3月8日） 同志们，我同意拉林同志的说法，更改党的名称和去掉工人党的字样确实会被人利用，但是不必顾虑这一点。如果我们对每一件坏事都要顾虑，我们就会变得谨小慎微。要知道我们是在恢复举世皆知的老的优良范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宣言》，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宣言；要修改的并不是下面的内容：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其余各个阶级，包括劳动农民在内只有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才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这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基本原理［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论点，这里不可能有任何善意的误会，至于那些不怀好意的误会和曲解，你是怎么也管不了的。因此，必须恢复老的优良范例，完全正确的范例，这个范例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它传遍了全世界，传遍了所有的国家；在我看来，背离这个优良的范例是没有根据的。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3页 14 就佩尔舍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 （3月8日） 我觉得，前面一位发言人说的不对[40]。群众不是小孩子，他们懂得斗争是非常严肃的。他们看到，先前，譬如在7月里，我们是怎样被迫后退的。这些词句不能删掉。无论如何不应该作出一副姿态，似乎我们认为资产阶级议会机关毫无价值。资产阶级议会机关同过去相比是一大进步。所以，如果我们删掉这些词句，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目前达到的阶段是绝对稳固的。我们知道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有国际运动的支持，将来会做到这一点。我同意删掉“在任何情况下”这几个字；可以保留“党不拒绝利用”这几个字，但是，我们不能替纯属无政府主义的否认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想法开辟道路。这是相互有直接联系的两个阶段，只要我们被抛回到过去，那就会回到这个阶段上去。我并不认为这会使群众灰心丧气。如果所说的群众是指毫无政治素养的人，那么，他们是会不理解的，但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却会理解这一点，他们会理解：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所夺得的阵地已经完全巩固了。如果我们能以高度坚强的意志充分发挥各个阶级的力量，巩固住这个阵地，那时我们就不用再提过去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欧洲的支持。而现在说我们能够在极坏的条件下工作，这决不会使群众灰心丧气。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4页 15 就布哈林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41] （3月8日） 一 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布哈林同志的修正。纲领应该论述帝国主义和已经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事实。而布哈林同志希望什么呢？他希望论述一下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这里他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我们目前是绝对主张要有国家的，至于说要论述国家不复存在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那只能谈谈那时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别的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但是，这些还是遥远的事，现在说这些，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除非是说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达到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说过的，已经够我们做的了。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那就是巨大的历史功绩。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说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说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工作，还想做些什么，——这些我们是知道的，也是我们要说的，而这会向欧洲工人表明，我们可以说丝毫没有夸大自己的力量，而只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些什么，我们还打算做些什么。但是，要我们现在就知道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在理论上，在理论著作里，在文章里，在讲话里，在讲演里，我们将阐述这样一种看法，即象考茨基那样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点放到纲领里去，因为还没有可以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我们不能再多说什么，而应当尽量谨慎和精确。我们纲领的吸引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要我们表示一点点奢望，硬要提供我们不能提供的东西，那就会削弱我们纲领的力量。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的纲领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纲领要论述我们已经开始做的和今后我们准备采取的步骤。我们现在还无法论述社会主义，所以提出这个任务是不正确的。 二 因为不是用书面形式提出的，自然可能产生误解。然而布哈林同志并没有使我信服。我们党的名称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在向着完全的共产主义前进，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抽象的原理，即我们每个人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没有任何军事监督和强制。现在来谈这些为时过早。什么时候国家才开始消亡呢？在我们说“请看，我们的国家在消亡”以前，至少还可以召开两次代表大会。现在还早得很。提前宣布国家的消亡将违背历史的前景。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5—66页 16 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发言[42] （3月8日） 洛莫夫非常巧妙地援引了我的发言。我在发言中要求中央委员会能够采取单一的路线。这倒不是说在中央委员会里大家都得有同样的见解。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导致分裂，所以我建议代表大会不要接受这样的声明，以便同志们能够向自己的地方组织征求意见，然后再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以前在中央委员会通过不签订和约的提案时，我也曾有过这种处境，我当时明明知道我对这件事不能承担责任，可是我保持了沉默。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对某事不承担责任，而无需退出中央委员会，也无需吵吵闹闹。当然，同志们，在某种情况下，那样做是容许的，有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目前有了苏维埃政权这样的组织，它使我们有可能检查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与群众保持着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那样做，对此我表示怀疑。我想，如果说出现了关于温尼琴科的问题，同志们可以为自己的观点申辩，而无需退出中央委员会。如果我们赞成准备进行革命战争的观点和实行随机应变的策略的观点，那就应该参加中央委员会，可以声明下面产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完全有权作这样的声明。丝毫用不着担心历史会由于乌里茨基和洛莫夫没有放弃中央委员的称号而把责任加到他们身上。必须设法制止这种动辄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风气。应该说明，代表大会希望同志们通过表示异议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而不要采取退出中央委员会的方式，同时，考虑自己的这个声明，不撤销一些同志的候选资格，请他们收回自己的声明并进行选举。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7—68页 17 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3月8日） 代表大会认为，在党目前所处的情况下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特别不适宜，因为这对希望党统一的人来说是根本不能容许的，这种行为在目前会加倍地威胁着党的统一。 代表大会声明，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用发表相应声明的办法来表明他对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他所不赞同的步骤不承担责任，而不要用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办法。 因此，代表大会迫切希望，同志们在向人数众多的组织征求意见之后放弃自己的声明，代表大会将不考虑这项声明而进行选举。 载于1928年《苏联共产党（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9页 18 党纲草案草稿 （不晚于3月8日） 以我的草案［注：党的名称就叫“共产党”（不加“俄国”字样），用括号注明：（布尔什维克党）。］作基础（小册子第19页及以下各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1—493页。——编者注］）。 保留理论部分，删掉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小册子第22页从“因此，客观情况”开始，到“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各项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注：同上，第484页。——编者注］为止，共3行）。 在以“上述任务要求”开始的下一段（第22页）里，按照《论修改党纲》一文中提出的内容（见《启蒙》（1917年9—10月第1—2期合刊）第93页［注：同上，第29卷第484—485页和第32卷第362—363页。——编者注］）进行修改。 在同一段里，把“社会沙文主义”（两处）改为： （1）“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 （2）“动摇于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与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之间”。 其次，全部必须大致作如下的修改：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得到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专政向俄国的共产党提出了下列任务：彻底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夺，将所有的工厂、铁路、银行、船舶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 利用城市工人与贫苦农民的联盟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共耕制和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由于这个联盟，土地私有制已被废除，关于从小农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的法令已经颁布，站在无产者方面的农民思想家们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土地社会化； 巩固和进一步发展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它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要高得多和进步得多的民主形式，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1905年和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它是适合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唯一的国家类型； 在各方面尽量利用在俄国点燃起来的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以制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干涉俄国内政或联合起来公然对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斗争和战争的行动，把革命传到更先进的国家以及一切国家里去。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十个要点 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 巩固和发展作为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政权，这一形式已经受过实际经验的检验，是由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提出来的。 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实现（更广泛、更普遍和更有计划地实现）这种形式的国家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这些任务就是： （1）把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和组织起来，——这里只限于被剥削劳动群众，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自然不包括剥削阶级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2）把被压迫阶级中最活动、最积极、最觉悟的部分，即他们的先锋队联合起来。先锋队应该不是从理论上而是通过实践教育全体劳动人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4）（3）废除议会制（立法和行政的分立）；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合在一起。 （3）（4）使整个国家政权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同群众的联系比过去的民主制形式更加密切。 （5）建立一支最不脱离人民的工农武装力量（苏维埃＝武装的工人和农民）。加强全民武装的组织性作为完全实现武装全民的最初步骤之一。 （6）实行更充分的民主制，其方法是简化手续，使选举和罢免更简便易行。 （7）同各个行业和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建立密切的（和直接的）联系（按工厂、按农业区和手工业区为单位进行选举）。有了这种密切联系，就有可能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 （8）（此项全部或部分归入前项）——就有可能取消官僚制，不要官僚制，并使这种可能性开始变为现实。 （9）在民主制的问题上，把重心从形式上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穷人和富人的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使被剥削劳动居民群众能实际上享受自由（民主）。 （10）为了进一步发展苏维埃国家组织，应该使每一个苏维埃成员除参加苏维埃的会议外，都必须担负管理国家的经常工作；然后逐步做到使全体居民都来参加苏维埃组织（在服从劳动者组织的条件下）并担负管理国家的职务。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要求： （一）在政治方面： 发展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的优越性；(《启蒙》第13—14页,［共6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96—298页。——编者注］； 随着剥削者反抗的停止，苏维埃宪法将适用于全体居民； 实行联邦制作为已经学会自愿超脱民族纠纷的劳动者走向自觉的更紧密的统一的过渡办法。 必须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一般”（即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准则应服从这个目的，顺应这个目的： “自由”和民主不是供所有的人享用，而是供被剥削劳动群众享用，以利于摆脱剥削；无情地镇压剥削者。 注意：重心从形式上承认自由（如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那样）转到在实际上保证推翻了剥削者的劳动者享受自由。 例如，从承认集会自由转到把一切最好的大厅和场所交给工人，从承认言论自由转到把所有最好的印刷所交给工人，等等。 ｛简单地列举一下旧的最低纲领中的这些“自由” ［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 通过苏维埃国家过渡到逐步消灭国家，其办法是有步骤地吸引愈来愈多的公民，直到吸引所有公民直接地经常地担负自己应承担的管理国家的责任。 （二）在经济方面： 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由工人组织（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在唯一拥有主权的苏维埃政权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管理。 运输业和分配也是如此（起初是国家对“贸易”实行垄断，然后通过工商业职员联合会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以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来完全彻底地代替“贸易”）。 ——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 不废除（暂时）货币，不禁止户与户之间的交易，但我们应该首先使所有这类交易必须依法通过消费生产公社。 ——立即着手全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要极其慎重地逐步把它推行到不使用雇佣劳动而靠自己的经营维持生活的小农中去；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第一个措施，第一个步骤，应该是给所有的富人（＝每月收入在500卢布以上的人，其次给雇有雇佣工人的企业主、雇有佣人的家庭等）建立（必须建立）劳动消费（收支）手册。 买卖可以不通过自己的公社（在途中、在市场等等），但是交易必须记入（假如超过一定数额）劳动消费手册。 ——银行业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一切货币－贸易周转完全集中于银行。普遍建立银行往来账户：逐渐过渡到强制在银行建立往来账户（起初是最大的企业，然后是全国所有的企业）。货币都要存入银行，汇款必须通过银行。 ——对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普遍实行计算和监督，这种计算和监督应该起初由工人组织进行，以后由全体居民进行。 ——为了不断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和劳动生产率，为了过渡到使用更高的技术，为了节约劳动和产品，为了把工作日逐渐缩短到每昼夜6小时，为了使一切行业和工种中的一切工资和薪金逐步取平，在国内各个（所有）消费生产公社之间组织竞赛。 ——不断地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措施（向公共伙食过渡），为大量家庭办理集体伙食以代替各个家庭单独料理。 在教育方面： ？ 旧条文再加上 在财政方面： 用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以及用对来自国家垄断组织的（某种）收入的提成来代替间接税。与此同时，将粮食和其他产品等实物调拨给由国家支付报酬的、从事某些社会必要工作的工人。 国际政策 首先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宣传。鼓动。联欢。 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革命运动。 殖民地的解放。联邦制，作为向自愿合并的一种过渡。 载于1918年3月9日《共产主义者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70—76页 注释： [1]这是有关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6—8日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举行。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最终解决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在签订对德和约的问题上，当时党内斗争非常尖锐。列宁和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力主苏维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的立场的基本原则最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47—255页）。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本列斯特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掌握了莫斯科、彼得格勒、乌拉尔等地的党组织的领导权，激烈反对列宁的路线。列·达·托洛茨基的立场接近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义口号遭到了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的驳斥。到召开代表大会时，列宁的缔结和约的路线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党组织的支持。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47名，有发言权的代表59名，共代表17万左右党员。当时俄共（布）有30多万党员，由于大会召开过分紧急和某些地区暂时被德国占领，一部分党组织未能选派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组织问题；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他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参加了所有问题的讨论，总共发言18次。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之后，布哈林作了副报告，他仍然坚持其对德作战、反对签订和约的立场。会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18位代表发言。支持列宁的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伊·捷·斯米尔加、雅罗斯拉夫尔的代表罗扎诺夫以及其他代表。列宁的富于说服力的论据使得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列宁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否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作为决议提出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而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这一和约随后在3月14—16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得到批准。代表大会接着讨论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列宁写的《党纲草案草稿》在大会开幕时就分发给了大会代表，他的报告就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的。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把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为了制定新党纲，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七人委员会。代表大会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了由15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1]。 [2]指十月革命后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关于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要求一事（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0—42、43—45页）。——[2]。 [3]这项反对按德国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的论据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1月8日（21日）召开的中央委员和党的工作人员会议上提出来的。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断言：“德国兵不会进攻”，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力图证明，德国军队“从技术上说无法进攻，因为时处严冬，没有道路……”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一文中揭露了这些论断的错误和危害（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53—364页）。——[8]。 [4]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9]。 [5]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费·哥尔布诺夫的故事《在驿站》。一个驿站马车夫自吹赶了15年车，对山坡很熟悉，却老是把车赶翻，翻车以后还满不在乎地逗趣说：“你看，每次都在这个地方……”列宁套用这句话来讽刺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谈。——[9]。 [6]布列斯特谈判指以苏俄为一方和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同盟为另一方在当时德军东线司令部所在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的和平谈判。谈判于1917年12月9日（22日）开始。苏俄代表团首先提出以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和平的原则为谈判基础，德方虚伪地声明同意，但以协约国也承认这些原则为先决条件。随后德方就以协约国拒绝参加谈判为由而宣布其声明失效，并于1918年1月5日（18日）向苏俄方面提出领土要求（所谓霍夫曼线），将原属俄国的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地区划出去。苏俄方面要求暂停谈判。面对德方提出的掠夺性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权衡国内和国际形势，主张接受德方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得到喘息时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列·达·托洛茨基则主张苏俄应宣布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兼并性和约，即所谓不战不和。列宁的主张暂时未能得到中央多数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1月11日（24日）中央会议上提出了竭力拖延谈判的提案，并且以12票对1票获得通过。1月14日（27日），在当时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动身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列宁和他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谈判重新开始后，德方拒绝同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而在1月27日（2月9日）同乌克兰中央拉达代表团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拉达同意向德方提供大量粮食、牲畜等物资，以换取德方的军事援助。德方随后即以最后通牒口气要求苏俄立即接受德方条件。1月28日（2月10日），托洛茨基违背了同列宁的约定，书面声明苏俄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随即退出谈判。德方利用这一点于2月16日宣布停战协定失效，2月18日发起全线进攻。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在2月18日晚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同意签订和约的决定。2月23日上午，苏俄方面收到了德方提出的新的、条件更为苛刻的最后通牒。当天中央会议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同意签订和约。2月24日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德方的最后通牒。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根据和约，苏俄共丧失约100万平方公里领土（包括乌克兰），还必须复员全部军队，立即同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和约。1918年11月13日，在德国爆发了革命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10]。 [7]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1月10日（23日）起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陆续公布了俄国沙皇政府和后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英、法、德、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1917年12月—1918年2月出版了7部《前外交部档案秘密文件汇编》。秘密条约的公布，起了巨大的革命宣传作用。——[11]。 [8]这里说的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必须在其上签名的效忠沙皇宣誓书。由于拒绝签名会失去动员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杜马讲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杜马其他代表一起在宣誓书上签了名。——[14]。 [9]国际的战场革命一词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提纲》中使用的，这个提纲是提交1918年1月21日（2月3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载于1918年3月14日《共产主义者报》第8号。奥博连斯基在这个提纲里写道：“革命战争是战场上的国内战争，不可能具有那些进行战略性战役的全民族军队的正规军事行动的性质。在这里，和资产阶级国家（德国）的民族军队对峙的是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这些队伍不只是作战，而且还以显示自己的阶级立场来‘瓦解’敌人，呼唤他们不是向柏林而是向资产阶级进攻。军事行动具有游击斗争（类似街垒战）性质并和阶级的鼓动相结合。这些军事行动是群众性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武装表现。革命战争就是‘国际的战场革命’。”——[16]。 [10]指拿破仑第一击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后，法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今苏联加里宁格勒州苏维埃茨克市）缔结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承担了沉重的、屈辱性的义务。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担负了1亿法郎的赔款，此外还必须把军队缩减到4万人，按照拿破仑第一的要求提供辅助性的军队，并停止同英国的贸易。——[17]。 [11]《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别组织的报纸（日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郊区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于1918年3月5—19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11号。根据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1918年3月20日的决定，《共产主义者报》停刊。代表会议宣布以《彼得格勒真理报》为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机关报。——[17]。 [12]这里说的11天看来是指从1918年2月18日德国军队开始进攻到1918年2月28日苏俄代表团抵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这一段时间。但实际上，德国军队的进攻一直延续到1918年3月3日签订和约那一天。——[18]。 [13]芬兰革命是1918年1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的。1918年1月27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了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内战以后于1918年5月初被镇压了下去。——[19]。 [14]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鲍里斯·戈都诺夫阴谋杀害了九岁的王子季米特里，自己当了沙皇，但他常常惊慌不安，说他总是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人们的厌战心理。——[19]。 [15]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1918年2月24日决议所附的“说明”。这个“说明”里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列宁在《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对它作了分析和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16—423页）。——[20]。 [16]指法国驻俄国军事使团代表让·吕贝尔萨克。列宁在1918年2月27日同他谈过话。——[24]。 [17]指刊载在1918年3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0号上的苏俄陆军人民委员部文告。这个文告号召苏维埃共和国全体工人和农民参加自愿的军事训练。当时学习军事采取自愿方式是因为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俄国军队应全部复员。——[25]。 [18]到卡诺萨去意为屈辱求降。卡诺萨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古城堡。传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争夺授职权的斗争中被开除教籍，废黜帝位以后，曾于1077年1月身着罪衣，冒着严寒，立于这个城堡门口三昼夜，向格列高利七世祈求赦免。——[26]。 [19]按照1917年12月2日（15日）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同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停战协定，缔约国一方要恢复军事行动，必须在开始进攻前7天通知另一方。但是德帝国主义者违反协定，在1918年2月16日宣布终止停战状态后仅仅过了两天，就在2月18日发起了全线进攻。——[27]。 [20]这里说的是同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缔结和约的问题。按照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第6条，俄国必须同乌克兰中央拉达缔结和约。苏维埃政府与乌克兰中央拉达之间的和平谈判当时没有举行。1918年4月29日，德国占领者在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乌克兰搞了一个政变，抛弃了拉达，而以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盖特曼独裁政府代之。苏维埃共和国与斯科罗帕茨基政府的和平谈判于5月23日开始，6月14日签订了停战协定。——[28]。 [21]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要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中开除出去。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普通党员甚至领导人并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主义行动。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28]。 [22]3月12日是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原定的开幕日期。代表大会后来改期于1918年3月14—16日举行。——[28]。 [23]人民事业派是集结在俄国社会革命党机关报《人民事业报》周围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集团。——[31]。 [24]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8日上午会议上通过的。根据列宁的提议并经代表大会批准，决议在当时没有公布（见本卷第32页）。决议于1919年1月1日第一次发表在俄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出版的工人报纸《公社战士报》第1号上。据俄文版编者说，决议的最后三段从笔迹看是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写的。——[32]。 [25]在代表大会讨论列宁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案时，列·达·托洛茨基建议在决议的末尾另加一条：“代表大会认为，对苏维埃政权来说，同基辅拉达和芬兰资产阶级政府签订和约，是不能容许的。”列宁发言后，大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34]。 [26]卡·拉狄克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发表声明，赞同列·达·托洛茨基对战争与和平决议案的修正意见，反对苏维埃政权与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并企图就此问题展开辩论。列宁发言后，大会否决了拉狄克的意见。——[36]。 [27]在代表大会上，格·叶·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提出的不公布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建议。他认为决议保密是做不到的，而且会给传播有害于党的事业的谣言提供土壤。至于采取什么方式公布决议，他建议授权新的中央委员会去处理。代表大会否决了季诺维也夫的修正意见，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建议。——[38]。 [28]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四月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党纲。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问题，党中央组织局发表公告，宣布紧急代表大会定于1917年10月17日（30日）召开，其议程为：（1）修改党纲；（2）组织问题。党中央委员会就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代表选举问题向党组织发了通告信。1917年10月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纲草案。1917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44—372页）。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十月革命后，1918年3月举行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制定新的党纲，以确定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任务。1919年3月举行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草案的所有主要部分都是列宁起草的。更改党的名称问题是列宁在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提出的。以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6、178—182页）以及1917年发表的其他许多著作和讲话中都论证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审议。直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才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决议。——[40]。 [29]指1917年出版的两本有关修改党纲的文集。一本是列宁编辑并作序、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2—493页）。另一本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载有弗·巴·米柳亭、维·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一文中详细分析和批评了索柯里尼柯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44—372页）。——[41]。 [30]《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41]。 [31]《斯巴达克》杂志（《Спарта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从第2期起）的理论刊物，1917年5月20日—10月29日（6月2日—11月1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刊编辑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该刊工作的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恩·奥新斯基、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41]。 [32]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即1912年9月15—21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卑鄙的掠夺和侵略政策”，号召工人阶级“加倍努力来反对帝国主义”。巴塞尔代表大会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的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违反这个宣言和历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到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这种变节行为，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等著作中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45]。 [33]指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它是在推翻斯温胡武德资产阶级政府以后于1918年1月28日建立的。除人民代表委员会外，还成立了工人组织总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有组织的工人选举产生的各工人组织议会构成了国家政权的基础。——[47]。 [34]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俄国通过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的土地法令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逐步把工业和基本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到1918年春，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最大的冶金工厂和机器制造工厂以及乌拉尔和顿巴斯的采矿业已转归国家所有。从1918年5月起，制糖、石油等工业的整个部门开始国有化。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把全部大工业收归国有。——[50]。 [35]银行国有化法令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并在1917年12月15日（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2号上公布（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225—230页）。——[52]。 [36]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的《土地法令》和1918年1月18日（31日）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都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这是苏维埃政权为巩固工农联盟而对中农作出的一种让步。同时，《土地社会化基本法》提出了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的任务，规定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协作社享有使用土地的优先权。——[52]。 [37]指彼得格勒党组织的代表雅·亨·费尼格施泰因。鉴于各个党组织都没有讨论党纲草案，他提议代表大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列宁的草案并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把党纲制定出来。——[55]。 [38]列宁没有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这里看来是指他同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塞·霍格伦的谈话；霍格伦曾于1918年2月前来苏维埃俄国。——[56]。 [39]尤·拉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在党的名称中加进“工人”一词，这一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58]。 [40]指罗·安·佩尔舍。他在代表大会上建议从党纲中删掉利用议会斗争的论点，这一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59]。 [41]尼·伊·布哈林建议在列宁的决议案中加一些话，说明应从评述帝国主义和评述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方面来补充和修改党纲的理论部分。布哈林的这一修正意见，在列宁发言之后，为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60]。 [42]在代表大会进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项议程时，莫·索·乌里茨基代表出席大会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声称他们不愿对中央委员会所实行的政策承担责任，所以决定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见本卷第64页）。但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以后仍不放弃自己的声明，而且宣布他们不仅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也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为此，代表大会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并决定把这种行为转告选派他们出席代表大会的党组织。受到代表大会的严厉谴责以后，“左派共产主义者”声明：他们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但将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这样，《就“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通过的决议》也就予以撤销。代表大会期望“左派共产主义者”会服从党的纪律，因此把他们的代表尼·伊·布哈林、阿·洛莫夫和乌里茨基选入中央委员会。他们三人当即声明拒绝在中央工作。代表大会未经辩论通过决定：如果他们离开中央，递补问题交中央自行处理。在党的代表大会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之后，他们不顾中央的坚决要求，有好几个月不参加中央的工作。——[62]。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前言本卷收载列宁1918年3月至7月即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的“和平喘息”时期的著作。这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俄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对德和平谈判冲破重重阻力取得成功。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3月3日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喘息时机，从而有可能把工作重心从“剥夺剥夺者”转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但是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不得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新生的共和国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和平很不稳固，外国帝国主义随时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政局动荡，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旧俄国遗留下来的社会经济、技术与文化极其落后，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更使俄国满目疮痍。同时，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任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既不能从以往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也没有任何先例可资借鉴。而当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又不顾实际情况，在签订和约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上竭力鼓吹各种错误主张。本卷收载的文献，反映了列宁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困难复杂条件下领导党和国家进行的坚忍不拔的斗争和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的卓越贡献。本卷的开卷篇《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即如何对待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争取和平喘息时机的问题；二是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立即签订对德和约、争取和平喘息时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严厉地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在和约问题上的错误，同时拟定了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和加强苏维埃国家防御能力的任务。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是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议程。列宁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论证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必要性，阐明了关于修改党纲的指导思想。1918年4月列宁受党中央委托写作的纲领性文献《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以及列宁在此以前向速记员口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在本卷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列宁在其中明确提出和深刻论证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要把主要力量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拟定了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方针和措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掌握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尤其需要坚决地尽快地转向经济建设，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追上”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具有自己的物质基础。这是列宁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指导思想。1918年初，在布列斯特和约刚一签订之后，列宁就立即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他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极的或者说破坏性的工作。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他们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本卷第154页）。列宁说，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由夺取政权和剥夺剥夺者、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任务，转到“组织任务”，转到“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列宁还明确指出，现在所说的管理，已经“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具有主要的意义”，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本卷第122页）。从1918年夏开始爆发的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使工作重心的转移未能实现。但是，列宁的这个思想，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和国家活动的重要指针。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新的任务，不能不引起干部结构的变化。列宁指出，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要求“相应地改变领导人的职能”（本卷第132页）。列宁说，在过去，领导人主要是从事政治斗争的职业革命家，“对群众进行宣传的鼓动家”，这是很自然的。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任务“把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和组织家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根据这一情况，如果领导人不能适应新条件和新任务，就应当对他们进行适当的重新评价，适当的调动”（本卷第132页）。列宁号召各级领导人重新学习，变为内行，主张把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的干部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列宁还反复论述了在新的条件下使用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必要性。他说，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列宁十分关注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应用现代技术和先进科学的最新成就。他认为，应当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为社会主义的工具，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起来。列宁指出，只有把资产阶级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动性、毅力和工作结合起来，才能“架设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桥梁”（本卷第129页）。列宁专门论述了组织竞赛的问题。列宁认为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是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式，是改造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主张把那些不好好工作的、搞无政府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单位登上“黑榜”，而对生产上作出成绩的优秀的单位给以奖励。列宁还反复强调要加强劳动纪律，反对无政府主义。列宁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中实行民主集中制。他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和生产中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他指出大机器工业本身需要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并根据这个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论证了千百人服从领导者所体现的统一意志的必要性。列宁号召把经常开大会讨论工作这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同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绝对服从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几乎同时写成的《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在内容上和前者密切相关，可以看作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设想的一种具体化。它反映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列宁要求国民经济计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要求国家管理工作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中，列宁建议“成立一系列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尽快制定俄国的工业改造和经济发展计划”（本卷第212页）。在这篇文献中，列宁还第一次提出了国家电气化的思想，他要求特别注意促进工业和运输业的电气化以及在农业中运用电力。1918年5月发表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是本卷中另一篇有重大意义的著作。如果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主要是从正面论述党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的话，那么《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则是采取了论战的形式。列宁在文章中批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际国内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和策略原则。列宁首先驳斥了“左派”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错误论调，指出反对缔结和约的人，是主张在条件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去同帝国主义作战，从而落入帝国主义者的圈套。在国内政策方面，“左派”认为党的领导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苏维埃共和国在“右派布尔什维克倾向”的影响之下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左派”根本不懂得，“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本卷第274页）。列宁在文章中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第一次指明了俄国在过渡时期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反复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维埃俄国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驳斥了“左派”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相容的论调，指出在当时的俄国，国家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靠道路。列宁在同“左派”的论战中精辟地阐明了社会化大生产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条件即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思想。他指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本卷第279页）。列宁在文章中再一次驳斥了“左派”反对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科学技术专家的错误主张。列宁说，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创造的一切有用的经验去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从资本主义的第一流的专家那里才能学到组织大生产的本领。争取粮食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当时，国内饥荒极端严重，人心浮动。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问题的解决。因此，反映这一斗争的文献在本卷中占了很大篇幅。它们是：《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及其《补充》、《人民委员会关于动员工人同饥荒作斗争的决定草案》、《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关于组织征粮队》等等。《经济政策特别是银行政策的要点》、《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反映了列宁领导党和政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具体活动。编入本卷的《在索科利尼基俱乐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在西蒙诺沃分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的谈话》、《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抗议德国政府占领克里木》等，反映了列宁领导党和国家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斗争、建立苏维埃国家防御能力方面的卓越活动。在编入本卷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中，第四章的一部分、第五章到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前面部分是《列宁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新编入的这几章连同原来的几章一起，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内容上有密切的联系。《附录》部分刊载的文献，反映了列宁在准备有关的报告、讲话和著作过程中的思考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列宁的有关著作中发挥的思想。有些观点的表述比正文更加鲜明突出。例如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中，在说明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时，就直接借用了算术公式来表述：“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社会主义。”（本卷第520页）收入本卷的文献，从各个方面反映和记录了夺得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坚苦卓绝的斗争和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正如列宁所说，当俄国开始进行伟大的改造的时候，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已经在实践上直接着手实现那些以前只是在理论上抽象地提出的任务。列宁说，不管俄国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经历多么痛苦的曲折，俄国工人阶级所取得的经验是不会被忘掉的，它已经载入史册，未来的国际革命将根据这个经验来建造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厦。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一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37篇，其中有《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同〈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兰塞姆的谈话》、《对关于各种保险事业实行国家监督的法令草案的意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第四章至第十章（部分）、《人民委员会关于监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费开支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水路运输问题的决定草案》、《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劳动义务制问题的讲话》、《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对关于向外省派遣委员的规定的法令草案的补充》、《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致顿河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对登记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法令草案的补充》、《人民委员会关于糖用甜菜种植贷款的决定》、《关于建立全俄疏散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金属的法令草案的补充》、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播种面积组织处的法令草案的补充》、《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领导问题事先协商会议的决定草案》、《对粮食专卖法令的补充》、《人民委员会关于动员工人同饥荒作斗争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燃料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汽车运输的决定草案》、《关于各自单独收购粮食》、《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城乡商品交换条件的协议草稿》、《对〈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的意见》、《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对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草案的意见》、《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人民委员会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给制革业总委员会拨款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贷款的决定草案》、《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同〈人民政治日报〉记者的谈话》、《人民委员会关于保证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未执行〈共和国纪念碑法令〉问题的决定草案》、《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二章第二十条草稿》、《在普列斯尼亚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等等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凡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列宁全集LIENINGQUANJI第三十四卷1918年3—7月《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凡例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目录·弗·恩格斯的书信 （1893年1月—1895年7月） 1893年 1．致菲力浦·屠拉梯（1月7日）……………………………………………………………………………………………………3 2．致玛丽亚·门德尔森（1月10日）………………………………………………………………………………………………4 3．致菲力浦·鲍利（1月11日）……………………………………………………………………………………………………4 4．致玛丽亚·门德尔森（1月16日）………………………………………………………………………………………………6 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18日）…………………………………………………………………………………6 6．致路易·艾里提埃（1月20日）………………………………………………………………………………………………10 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月24日）……………………………………………………………………………………………12 8．致玛丽亚·门德尔森（1月24日）……………………………………………………………………………………………16 9．致卡尔·考茨基（1月26日）…………………………………………………………………………………………………17 10．致海尔曼·恩格斯（1月26日）……………………………………………………………………………………………18 11．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29日）…………………………………………………………………………………………19 12．致菲力浦·屠拉梯（1月30日）……………………………………………………………………………………………20 13．致菲力浦·屠拉梯（2月1日）………………………………………………………………………………………………21 14．致玛丽亚·门德尔森（2月7日）……………………………………………………………………………………………22 15．致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2月7日）…………………………………………………………………23 16．致奥古斯特·倍倍尔（2月9日）……………………………………………………………………………………………25 17．致劳拉·拉法格（2月12日）………………………………………………………………………………………………32 1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2月24日）…………………………………………………………………………………………35 19．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2月24日）…………………………………………………………………………37 20．致保尔·拉法格（2月25日）………………………………………………………………………………………………40 21．致劳拉·拉法格（2月25日）………………………………………………………………………………………………44 22．致托马斯·库克父子商店（3月3日以后）…………………………………………………………………………………45 23．致威廉·李卜克内西（3月7日）……………………………………………………………………………………………45 24．致菲力浦·屠拉梯（3月12日）……………………………………………………………………………………………46 25．致弗·维森（3月14日）……………………………………………………………………………………………………47 26．致劳拉·拉法格（3月14日）………………………………………………………………………………………………48 27．致玛丽亚·门德尔森（3月15日）…………………………………………………………………………………………51 28．致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3月中）……………………………………………………………………………………52 2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18日）……………………………………………………………………………53 30．致卡尔·考茨基（3月20日）………………………………………………………………………………………………56 31．致劳拉·拉法格（3月21日）………………………………………………………………………………………………58 32．致奥古斯特·拉迪姆斯基（3月21日）……………………………………………………………………………………59 33．致尤莉娅·倍倍尔（3月31日）……………………………………………………………………………………………60 34．致姆·尔·科塔尔（4月8日）………………………………………………………………………………………………62 35．致乔治·威廉·兰普卢（4月11日）………………………………………………………………………………………63 36．致弗兰茨·梅林（4月11日）………………………………………………………………………………………………64 37．致茹尔·盖得（4月14日）…………………………………………………………………………………………………65 38．致劳拉·拉法格（4月25日）………………………………………………………………………………………………66 39．致路德维希·肖莱马（4月29日）…………………………………………………………………………………………67 40．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4月）……………………………………………………………………………………………69 4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17日）……………………………………………………………………………70 42．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5月21日）……………………………………………………………………………73 43．致伊萨克·阿道夫维奇·古尔维奇（5月27日）…………………………………………………………………………74 44．致卡尔·考茨基（6月1日）…………………………………………………………………………………………………75 45．致海尔曼·巴尔（6月初）……………………………………………………………………………………………………78 46．致菲力浦·屠拉梯（6月6日）………………………………………………………………………………………………79 47．致卓万尼·多曼尼科（6月7日）……………………………………………………………………………………………80 48．致斯托扬·诺科夫（6月9日）………………………………………………………………………………………………81 49．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6月13日）……………………………………………………………………………82 50．致劳拉·拉法格（6月20日）………………………………………………………………………………………………82 51．致保尔·拉法格（6月27日）………………………………………………………………………………………………85 52．致保尔·拉法格（6月29日）………………………………………………………………………………………………90 53．致菲力浦·屠拉梯（7月12日）……………………………………………………………………………………………91 54．致弗兰茨·梅林（7月14日）………………………………………………………………………………………………93 55．致鲁道夫·迈耶尔（7月19日）……………………………………………………………………………………………98 56．致劳拉·拉法格（7月20日）……………………………………………………………………………………………102 57．致菲力浦·屠拉梯（7月20日）…………………………………………………………………………………………104 58．致威廉·李卜克内西（7月27日）………………………………………………………………………………………106 59．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7月27日）…………………………………………………………………………………107 60．致路德维希·肖莱马（7月31日）………………………………………………………………………………………108 61．致海尔曼·恩格斯（8月16日）…………………………………………………………………………………………109 62．致劳拉·拉法格（8月21日）……………………………………………………………………………………………111 63．致劳拉·拉法格（8月31日）……………………………………………………………………………………………115 64．致劳拉·拉法格（9月18日）……………………………………………………………………………………………117 65．致卡尔·考茨基（9月25日）……………………………………………………………………………………………120 66．致劳拉·拉法格（9月30日）……………………………………………………………………………………………121 67．致尤莉娅·倍倍尔（10月3日）…………………………………………………………………………………………123 68．致海尔曼·布洛歇尔（10月3日）………………………………………………………………………………………126 69．致约翰·希普利（10月3日）……………………………………………………………………………………………127 70．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7日）…………………………………………………………………………128 71．致维克多·阿德勒（10月11日）………………………………………………………………………………………131 7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12日）……………………………………………………………………………………136 73．致保尔·拉法格（10月13日）…………………………………………………………………………………………142 74．致劳拉·拉法格（10月14日）…………………………………………………………………………………………144 75．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0月17日）……………………………………………………………………146 76．致劳拉·拉法格（10月18日）…………………………………………………………………………………………149 7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18日和21日）…………………………………………………………………………151 78．致劳拉·拉法格（10月27日）…………………………………………………………………………………………155 79．致斐迪南·沃尔弗（10月底）……………………………………………………………………………………………157 80．致卡尔·考茨基（11月3日）……………………………………………………………………………………………158 81．致维克多·阿德勒（11月10日）………………………………………………………………………………………162 82．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11日）………………………………………………………………………164 83．致保尔·拉法格（11月19日）…………………………………………………………………………………………165 84．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2月1日）…………………………………………………………………………………167 8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2日）…………………………………………………………………………169 86．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2月2日）………………………………………………………………………………………171 87．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2月2日）………………………………………………………………………………………172 88．致卡尔·考茨基（12月4日）……………………………………………………………………………………………173 89．致保尔·阿伦特（12月5日）……………………………………………………………………………………………175 90．致劳拉·拉法格（12月19日）…………………………………………………………………………………………176 91．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2月19日）……………………………………………………………………………………179 92．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21日）……………………………………………………………………………………181 9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30日）………………………………………………………………………181 1894年 94．致保尔·拉法格（1月3日）………………………………………………………………………………………………185 95．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月4日）……………………………………………………………………………188 96．致朱泽培·卡内帕（1月9日）……………………………………………………………………………………………189 97．致卡尔·考茨基（1月9日）………………………………………………………………………………………………190 98．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月10日）…………………………………………………………………………191 99．致乔治·威廉·兰普卢（1月10日）……………………………………………………………………………………192 100．致昂利·腊韦（1月10日）……………………………………………………………………………………………193 101．致维克多·阿德勒（1月11日）………………………………………………………………………………………194 102．致乔治·威廉·兰普卢（1月12日）…………………………………………………………………………………196 103．致阿尔伯·德隆（1月21日左右）……………………………………………………………………………………197 104．致瓦·博尔吉乌斯（1月25日）………………………………………………………………………………………198 105．致理查·费舍（2月1日）………………………………………………………………………………………………201 106．致卡尔·考茨基（2月13日）…………………………………………………………………………………………203 107．致格奥尔格·吉齐茨基（2月17日）…………………………………………………………………………………204 108．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月22日）……………………………………………………………………………………204 10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23日）………………………………………………………………………205 110．致保尔·拉法格（3月6日）……………………………………………………………………………………………207 111．致奥古斯特·莫姆伯格（3月9日）……………………………………………………………………………………210 112．致维克多·阿德勒（3月20日）………………………………………………………………………………………212 113．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3月20日）……………………………………………………………………214 114．致帕纳伊特·穆朔尤（3月20日）……………………………………………………………………………………214 11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21日）………………………………………………………………………215 116．致维克多·阿德勒（3月22日）………………………………………………………………………………………218 117．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3月26日）………………………………………………………………………………220 118．致本诺·卡尔彼列斯（3月29日）……………………………………………………………………………………223 119．致约翰·汉特·瓦茨（4月3日）………………………………………………………………………………………224 120．致劳拉·拉法格（4月11日）…………………………………………………………………………………………225 121．致菲力浦·屠拉梯（4月12日）………………………………………………………………………………………228 122．致亨利·威廉·李（4月16日）………………………………………………………………………………………229 123．致一家法国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4月24日）………………………………………………………………………230 124．致卡尔·艾伯勒（4月24日）…………………………………………………………………………………………231 125．致劳拉·拉法格（5月11日）…………………………………………………………………………………………232 126．致菲力浦·屠拉梯（5月11日）………………………………………………………………………………………233 127．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12日）………………………………………………………………………234 128．致波利斯·纳乌莫维奇·克里切夫斯基（5月20日）………………………………………………………………237 129．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5月21日）……………………………………………………………238 130．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5月22日）……………………………………………………………………………240 131．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5月22日）……………………………………………………………241 132．致波利斯·纳乌莫维奇·克里切夫斯基（5月31日）………………………………………………………………242 133．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6月1日）………………………………………………………………………243 134．致保尔·拉法格（6月2日）……………………………………………………………………………………………244 135．致维托德·约德科-纳尔凯维奇（6月5日）…………………………………………………………………………247 136．致斯塔尼斯拉夫·扎布洛茨基（6月7日）……………………………………………………………………………247 137．致卡尔·考茨基（6月19日）…………………………………………………………………………………………248 138．致卡尔·考茨基（6月26—27日）…………………………………………………………………………………249 139．致奥托·瓦克斯（6月底—7月初）……………………………………………………………………………………251 140．致波利斯·纳乌莫维奇·克里切夫斯基（7月）………………………………………………………………………252 141．致劳拉·拉法格（7月4日）……………………………………………………………………………………………253 142．致路德维希·肖莱马（7月5日）………………………………………………………………………………………254 143．致《新时代》杂志编辑部（7月9日）…………………………………………………………………………………256 144．致卡尔·考茨基（7月16日）…………………………………………………………………………………………257 145．致维克多·阿德勒（7月17日）………………………………………………………………………………………258 146．致尤利乌斯·莫特勒（7月21日）……………………………………………………………………………………264 147．致卡尔·考茨基（7月28日）…………………………………………………………………………………………264 148．致劳拉·拉法格（7月28日）…………………………………………………………………………………………267 149．致菲力浦·屠拉梯（7月31日）………………………………………………………………………………………270 150．致维克多·阿德勒（8月4日）…………………………………………………………………………………………271 151．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8月9日和14日之间）…………………………………………………………………272 152．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14日）……………………………………………………………………………………273 153．致托马斯·克拉克（不早于8月15日）………………………………………………………………………………275 154．致菲力浦·屠拉梯（8月16日）………………………………………………………………………………………276 155．致保尔·拉法格（8月22日）…………………………………………………………………………………………279 156．致保尔·拉法格（8月底）………………………………………………………………………………………………282 157．致爱德华·伯恩施坦（9月6日）………………………………………………………………………………………283 158．致爱德华·伯恩施坦（9月18日）……………………………………………………………………………………284 159．致劳拉·拉法格（9月下半月）…………………………………………………………………………………………285 160．致卡尔·考茨基（9月23日）…………………………………………………………………………………………287 161．致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0月21日以后）…………………………………………………………………………289 162．致玛丽亚·门德尔森（10月26日）…………………………………………………………………………………290 163．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1月1日）……………………………………………………………291 164．致卡尔·希尔施（11月8日）…………………………………………………………………………………………292 16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10日）……………………………………………………………………292 166．致劳拉·拉法格（11月12日）………………………………………………………………………………………297 16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11月14日）………………………………………………………………301 168．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14日）…………………………………………………………………………………302 169．致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1月14日）………………………………………………………303 170．致卡尔·考茨基（11月15日）………………………………………………………………………………………305 171．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20日）…………………………………………………………………………………305 172．致卡尔·考茨基（11月22日）………………………………………………………………………………………306 173．致保尔·拉法格（11月22日）………………………………………………………………………………………307 174．致约瑟夫·涅尔谢索维奇·阿塔贝强茨（11月23日）……………………………………………………………310 175．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1月24日）…………………………………………………………………311 176．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1月24日）…………………………………………………………………………………313 177．致卡尔彼列斯夫人（11月30日）……………………………………………………………………………………316 17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4日）………………………………………………………………………317 179．致菲力浦·屠拉梯（12月4日）………………………………………………………………………………………320 180．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12日）……………………………………………………………………321 181．致维克多·阿德勒（12月14日）……………………………………………………………………………………325 182．致维托德·约德科-纳尔凯维奇（12月14日）……………………………………………………………………327 183．致劳拉·拉法格（12月17日）………………………………………………………………………………………328 184．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2月18日）……………………………………………………………………331 185．致保尔·拉法格（12月18日）………………………………………………………………………………………332 186．致乔治·威廉·兰普卢（12月21日）………………………………………………………………………………334 187．致维克多·阿德勒（12月22日）……………………………………………………………………………………335 188．致维克多·阿德勒（12月27日）……………………………………………………………………………………336 189．致劳拉·拉法格（12月29日）………………………………………………………………………………………337 1895年 190．致恩玛·阿德勒（1月1日）……………………………………………………………………………………………340 191．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月1日）………………………………………………………………………………………341 192．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月1日）………………………………………………………………………………………342 193．致卡尔·考茨基（1月3日）……………………………………………………………………………………………344 194．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月3日）………………………………………………………………………………………346 195．致保尔·施土姆普弗（1月3日）………………………………………………………………………………………348 196．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月8日）…………………………………………………………………………………350 197．致维克多·阿德勒（1月9日）…………………………………………………………………………………………351 198．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月9日）………………………………………………………………………354 199．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月9日）………………………………………………………………………………………356 200．致维克多·阿德勒（1月12日）………………………………………………………………………………………356 201．致卡尔·考茨基（1月12日）…………………………………………………………………………………………358 202．致海尔曼·恩格斯（1月12日）………………………………………………………………………………………359 203．致保尔·拉法格（1月13—14日）…………………………………………………………………………………362 20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16日）………………………………………………………………………365 205．致劳拉·拉法格（1月19日）…………………………………………………………………………………………368 206．致保尔·拉法格（1月22日）…………………………………………………………………………………………370 207．致斐迪南·滕尼斯（1月24日）………………………………………………………………………………………373 208．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月25日）……………………………………………………………………………………375 209．致维克多·阿德勒（1月28日）………………………………………………………………………………………376 210．致维拉·伊凡诺夫娜·查苏利奇（1月30日）………………………………………………………………………379 211．致维托德·约德科-纳尔凯维奇（2月2日）…………………………………………………………………………380 212．致理查·费舍（2月2日）………………………………………………………………………………………………381 213．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2月8日）………………………………………………………………382 214．致海尔曼·恩格斯（2月8日）…………………………………………………………………………………………384 215．致理查·费舍（2月12日）……………………………………………………………………………………………386 216．致理查·费舍（2月13日）……………………………………………………………………………………………387 217．致尤利乌斯·莫特勒（2月23日）……………………………………………………………………………………388 218．致保尔·拉法格（2月26日）…………………………………………………………………………………………389 219．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2月26日）……………………………………………………………393 220．致尤利乌斯·莫特勒（3月2日）………………………………………………………………………………………395 221．致爱德华·瓦扬（3月5日）……………………………………………………………………………………………396 222．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3月5日）………………………………………………………………………399 223．致理查·费舍（3月8日）………………………………………………………………………………………………401 224．致威纳尔·桑巴特（3月11日）………………………………………………………………………………………404 225．致康拉德·施米特（3月12日）………………………………………………………………………………………407 226．致卡尔·考茨基（3月13日）…………………………………………………………………………………………412 227．致维克多·阿德勒（3月16日）………………………………………………………………………………………413 228．致卡尔·哈肯贝尔格（3月16日）……………………………………………………………………………………416 229．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3月16日）………………………………………………………………………………418 230．致卡尔·希尔施（3月19日）…………………………………………………………………………………………420 231．致路德维希·库格曼（3月19日）……………………………………………………………………………………422 232．致海尔曼·恩格斯（3月20日）………………………………………………………………………………………424 233．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3月22日）………………………………………………………………………425 234．致卡尔·考茨基（3月25日）…………………………………………………………………………………………425 235．致劳拉·拉法格（3月28日）…………………………………………………………………………………………429 236．致卡尔·考茨基（4月1日）……………………………………………………………………………………………432 237．致哈利·奎尔奇（4月2日）……………………………………………………………………………………………433 238．致保尔·拉法格（4月3日）……………………………………………………………………………………………434 239．致理查·费舍（4月5日）………………………………………………………………………………………………439 240．致康拉德·施米特（4月6日）…………………………………………………………………………………………440 241．致斯蒂凡·鲍威尔（4月10日）………………………………………………………………………………………442 242．致海尔曼·恩格斯（4月12日）………………………………………………………………………………………443 243．致克里斯图·拉柯夫斯基（4月13日）………………………………………………………………………………444 244．致理查·费舍（4月15日）……………………………………………………………………………………………445 245．致劳拉·拉法格（4月17日）…………………………………………………………………………………………447 246．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18日）……………………………………………………………………………………449 247．致理查·费舍（4月18日）……………………………………………………………………………………………450 248．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4月23日）……………………………………………………………………………451 249．致弗兰茨·梅林（4月底）………………………………………………………………………………………………452 250．致弗兰茨·梅林（5月9日）……………………………………………………………………………………………454 251．致理查·费舍（5月9日）………………………………………………………………………………………………455 252．致劳拉·拉法格（5月14日）…………………………………………………………………………………………456 253．致卡尔·希尔施（5月20日）…………………………………………………………………………………………458 254．致卡尔·考茨基（5月21日）…………………………………………………………………………………………459 255．致《莱茵报》编辑部（5月22日）……………………………………………………………………………………463 256．致理查·费舍（5月29日）……………………………………………………………………………………………465 257．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6月4日）………………………………………………………………………465 258．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18日）……………………………………………………………………………………466 259．致鲍列斯拉夫·安东尼·恩捷约夫斯基（6月28日）………………………………………………………………467 260．致菲力浦·屠拉梯（6月28日）………………………………………………………………………………………468 261．致保尔·拉法格（6月29日）…………………………………………………………………………………………469 262．致理查·费舍（6月29日）……………………………………………………………………………………………470 263．致路易莎·弗赖贝格尔（7月1日）……………………………………………………………………………………470 264．致爱德华·伯恩施坦（7月4日）………………………………………………………………………………………471 265．致菲力浦·屠拉梯（7月4日）…………………………………………………………………………………………472 266．致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7月8日以前）……………………………………………………………………………472 267．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7月9日）………………………………………………………………………………475 268．致劳拉·拉法格（7月23日）…………………………………………………………………………………………476 补遗 致瓦列利昂·尼古拉也维奇·斯米尔诺夫（1889年7月25日）…………………………………………………………479 附录 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嘱及其补充…………………………………………………………………………………………483 2．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894年7月1日）…………………………………………………………………………489 3．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95年1月1日）……………………490 4．劳拉·拉法格致伊萨克·阿道夫维奇·古尔维奇（1895年7月2日）………………………………………………492 5．赛米尔·穆尔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5年7月21日）……………………………………………………493 6．海尔曼·恩格斯致路·济博耳德（1895年7月28日）………………………………………………………………494 注释…………………………………………………………………………………………………………………………497—575 人名索引……………………………………………………………………………………………………………………576—615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616—651 期刊索引……………………………………………………………………………………………………………………652—6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39卷名目索引………………………………………………………………………661—796 插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晚年）…………………………………………………………………………………………………46—4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期间在苏黎世（1893年8月）……………………………118—119 恩格斯在伦敦住过的房子（瑞琴特公园路41号），从1894年10月到逝世恩格斯住在这里………………304—305 《资本论》第三卷的扉页，上面有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题字…………………………………………………………………323 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扉页，上面有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题字………………437 恩格斯1895年7月23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恩格斯的最后一封亲笔信）（第一页和第二页）…………473—474 伊斯特勃恩海滨的岩崖一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骨灰罐投葬在这里的海中……………………………………484—485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目录弗·恩格斯的书信（1891年1月-1892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目录·弗·恩格斯的书信 （1891年1月-1892年12月） 1891年 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3日）……………………………………………………………………………………3 2．致卡尔·考茨基（1月7日）………………………………………………………………………………………………………5 3．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月9日）……………………………………………………………………………………………6 4．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1月13日）………………………………………………………………………………………8 5．致卡尔·考茨基（1月15日）……………………………………………………………………………………………………9 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17日）……………………………………………………………………………11 7．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1月18日）…………………………………………………………………………………12 8．致卡尔·肖莱马（1月27日）…………………………………………………………………………………………………13 9．致亨利希·肖伊（1月27日）…………………………………………………………………………………………………14 10．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月29日）…………………………………………………………………………………………15 11．致保尔·拉法格（1月31日）………………………………………………………………………………………………17 12．致卡尔·考茨基（2月3日）…………………………………………………………………………………………………20 13．致劳拉·拉法格（2月5日）…………………………………………………………………………………………………22 14．致保尔·拉法格（2月6日）…………………………………………………………………………………………………23 15．致保尔·拉法格（2月10日）………………………………………………………………………………………………24 1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11日）……………………………………………………………………………27 17．致卡尔·考茨基（2月11日）………………………………………………………………………………………………31 18．致卡尔·考茨基（2月21日）………………………………………………………………………………………………34 19．致卡尔·考茨基（2月23日）………………………………………………………………………………………………35 20．致卡尔·考茨基（2月23日）………………………………………………………………………………………………35 21．致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2月27日）……………………………………………………………………………………41 22．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4日）………………………………………………………………………………42 23．致保尔·拉法格（3月6日）…………………………………………………………………………………………………45 24．致昂利·腊韦（3月6日）……………………………………………………………………………………………………47 25．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3月6日）………………………………………………………………………………………48 26．致菲力浦·屠拉梯（3月7日）………………………………………………………………………………………………48 27．致昂利·腊韦（3月中）………………………………………………………………………………………………………49 28．致卡尔·考茨基（3月17日）………………………………………………………………………………………………50 2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21日）……………………………………………………………………………53 30．致海尔曼·施留特尔（3月21日）…………………………………………………………………………………………55 31．致麦克斯·奥本海姆（3月24日）…………………………………………………………………………………………57 32．致劳拉·拉法格（3月30日）………………………………………………………………………………………………60 33，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3月31日）…………………………………………………………………………………63 3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4月初）………………………………………………………………………………………………63 35．致卡尔·考茨基（4月2日）…………………………………………………………………………………………………64 36．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4月2日）………………………………………………………………………………………66 37．致罗木亚尔多·方土齐（4月2日）…………………………………………………………………………………………67 38．致保尔·拉法格（4月3日）…………………………………………………………………………………………………67 39．致卡尔·考茨基（4月7日）…………………………………………………………………………………………………70 40．致昂利·腊韦（4月7日）……………………………………………………………………………………………………71 4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8日）………………………………………………………………………………72 42．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4月9日）……………………………………………………………………………………75 43．致亨利希·肖伊（4月10日）………………………………………………………………………………………………76 44．致列奥·弗兰克尔（4月24日）……………………………………………………………………………………………77 45．致卡尔·考茨基（4月30日）………………………………………………………………………………………………78 46．致奥古斯特·倍倍尔（5月1—2日）………………………………………………………………………………………82 47．致劳拉·拉法格（5月4日）…………………………………………………………………………………………………92 48．致保尔·拉法格（5月19日）………………………………………………………………………………………………98 49．致保尔·拉法格（5月29日）……………………………………………………………………………………………101 50．致弗兰茨·梅林（6月5日）………………………………………………………………………………………………104 5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10日）…………………………………………………………………………104 52．致卡尔·考茨基（6月13日）……………………………………………………………………………………………107 53．致劳拉·拉法格（6月13日）……………………………………………………………………………………………110 54．致卡尔·考茨基（6月16日）……………………………………………………………………………………………113 55．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6月19日）…………………………………………………………………………………115 56．致维克多·阿德勒（6月26日）…………………………………………………………………………………………116 57．致保尔·拉法格（6月28日）……………………………………………………………………………………………117 58．致卡尔·考茨基（6月29日）……………………………………………………………………………………………119 59．致康拉德·施米特（7月1日）……………………………………………………………………………………………122 60．致劳拉·拉法格（7月7日）………………………………………………………………………………………………125 61．致古斯达夫·福格特（7月8日）…………………………………………………………………………………………127 62．致劳拉·拉法格（7月12日）……………………………………………………………………………………………128 63．致劳拉·拉法格（7月20日）……………………………………………………………………………………………131 64．致维克多·阿德勒（7月22日）…………………………………………………………………………………………133 65．致恩玛·阿德勒（7月22日）……………………………………………………………………………………………134 6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9—11日）……………………………………………………………………135 67．致劳拉·拉法格（8月17日）……………………………………………………………………………………………138 68．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9月2日）…………………………………………………………………………142 6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2日）……………………………………………………………………………143 70．致保尔·拉法格（9月2日）………………………………………………………………………………………………145 7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4日）…………………………………………………………………………149 72．致卡尔·考茨基（9月28日）……………………………………………………………………………………………151 7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9月29日—10月1日）………………………………………………………………………154 7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30日）…………………………………………………………………………163 75．致劳拉·拉法格（10月2日）……………………………………………………………………………………………164 76．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6日）………………………………………………………………………………………167 77．致保尔·拉法格（10月13日）…………………………………………………………………………………………168 7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13日）……………………………………………………………………………………170 79．致劳拉·拉法格（10月13日）…………………………………………………………………………………………173 80．致卡尔·考茨基（10月14日）…………………………………………………………………………………………175 81．致劳拉·拉法格（10月22日）…………………………………………………………………………………………177 82．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24日）………………………………………………………………………178 8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24—26日）……………………………………………………………………………181 84．致卡尔·考茨基（10月25—26日）…………………………………………………………………………………188 85．致劳拉·拉法格（10月27日）…………………………………………………………………………………………190 8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29日）………………………………………………………………………192 87．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0月29—31日）……………………………………………………………193 88．致保尔·拉法格（10月31日）…………………………………………………………………………………………196 89．致康拉德·施米特（11月1日）…………………………………………………………………………………………201 90．致劳拉·拉法格（11月9日）……………………………………………………………………………………………204 91．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9—10日）………………………………………………………………………………207 92．致奥斯卡尔·海德费尔德（11月12日）………………………………………………………………………………213 9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14日）………………………………………………………………………214 9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21日）………………………………………………………………………216 95．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25日）……………………………………………………………………………………218 96．致劳拉·拉法格（11月27日）…………………………………………………………………………………………221 9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2月1日）………………………………………………………………………………………224 98．致劳拉·拉法格（12月1日）……………………………………………………………………………………………229 99．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2月2日）…………………………………………………………………………………231 100．致卡尔·考茨基（12月3日）…………………………………………………………………………………………233 101．致保尔·拉法格（12月3日）…………………………………………………………………………………………236 102．致劳拉·拉法格（12月19—20日）………………………………………………………………………………238 10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2月23日）…………………………………………………………………………………239 104．致卡尔·考茨基（12月27日）………………………………………………………………………………………240 1892年 105．致威廉·李卜克内西一家（1月1日）…………………………………………………………………………………244 10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6日）…………………………………………………………………………244 107．致劳拉·拉法格（1月6日）……………………………………………………………………………………………248 108．致劳拉·拉法格（1月20日）…………………………………………………………………………………………251 109．致卡尔·考茨基（1月26日）…………………………………………………………………………………………253 110．致卡尔·考茨基（1月28日）…………………………………………………………………………………………256 111．致海尔曼·恩格斯（1月28日）………………………………………………………………………………………257 112．致海尔曼·恩格斯（1月29日）………………………………………………………………………………………259 113．致卡尔·考茨基（2月1日）……………………………………………………………………………………………260 11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2月2日）………………………………………………………………………………………261 115．致劳拉·拉法格（2月3日）……………………………………………………………………………………………265 116．致康拉德·施米特（2月4日）…………………………………………………………………………………………267 117．致海尔曼·恩格斯（2月4日）…………………………………………………………………………………………271 118．致菲力浦·屠拉梯（2月6日）…………………………………………………………………………………………273 119．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2月11日）……………………………………………………………………………274 120．致菲力浦·屠拉梯（2月13日）………………………………………………………………………………………275 121．致爱德华·艾威林（2月上半月）………………………………………………………………………………………275 122．致海尔曼·恩格斯（2月17日）………………………………………………………………………………………277 123．致维克多·阿德勒（2月19日）………………………………………………………………………………………277 12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2月19日）……………………………………………………………………………………281 125．致劳拉·拉法格（3月5日）……………………………………………………………………………………………286 126．致卡尔·考茨基（3月5日）……………………………………………………………………………………………287 127．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5日）…………………………………………………………………………289 12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3月8日）………………………………………………………………………………………293 129．致尤莉娅·倍倍尔（3月8日）…………………………………………………………………………………………298 130．致劳拉·拉法格（3月14日）…………………………………………………………………………………………300 131．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3月15日）……………………………………………………………………304 13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3月16日）……………………………………………………………………………………308 133．致菲力浦·屠拉梯（3月18日）………………………………………………………………………………………311 134．致卡尔·考茨基（3月30日）…………………………………………………………………………………………311 135．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3月30日）………………………………………………………………………………314 136．致海尔曼·施留特尔（3月30日）……………………………………………………………………………………315 137．致劳拉·拉法格（4月4日）……………………………………………………………………………………………317 138．致昂利·布里萨克（4月7日以后）……………………………………………………………………………………319 139．致奥古斯特·倍倍尔（4月16日）……………………………………………………………………………………320 140．致劳拉·拉法格（4月19日）…………………………………………………………………………………………322 141．致卡尔·考茨基（4月20日）…………………………………………………………………………………………326 142．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4月21日）………………………………………………………………………………329 143．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4月23日）…………………………………………………………………………330 144．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4月23日）…………………………………………………………………………331 145．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4月27日）…………………………………………………………………………332 146．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5月5日）……………………………………………………………………………333 147．致劳拉·拉法格（5月5日）……………………………………………………………………………………………333 14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5月7日）………………………………………………………………………………………335 149．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5月12日）…………………………………………………………………………337 150．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5月14日）……………………………………………………………………………338 151．致卡尔·考茨基（5月17日）…………………………………………………………………………………………339 152．致路德维希·肖莱马（5月17日）……………………………………………………………………………………341 153．致维克多·阿德勒（5月19日）………………………………………………………………………………………342 154．致保尔·拉法格（5月19日）…………………………………………………………………………………………344 155．致路德维希·肖莱马（5月19日）……………………………………………………………………………………347 156．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5月27日）………………………………………………………………………348 157．致奥古斯特·济格尔（5月28日）……………………………………………………………………………………350 158．致亨利·恩菲耳德·罗斯科（5月28日）……………………………………………………………………………352 159．致路德维希·肖莱马（5月28日）……………………………………………………………………………………353 160．致路德维希·肖莱马（6月5日）………………………………………………………………………………………354 161．致劳拉·拉法格（6月9日）……………………………………………………………………………………………356 162．致卡尔·考茨基（6月11日）…………………………………………………………………………………………359 163．致路德维希·肖莱马（6月16日）……………………………………………………………………………………361 164．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6月18日）……………………………………………………………………362 16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18日）………………………………………………………………………367 166．致奥古斯特·倍倍尔（6月20日）……………………………………………………………………………………370 167．致卡尔·考茨基（6月25日）…………………………………………………………………………………………373 168．致卡尔·考茨基（6月27日）…………………………………………………………………………………………376 169．致路德维希·肖莱马（6月30日）……………………………………………………………………………………377 170．致路德维希·肖莱马（7月1日）………………………………………………………………………………………378 171．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7月4日）………………………………………………………………………………381 17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7月5日）………………………………………………………………………………………381 173．致卡尔·考茨基（7月5日）……………………………………………………………………………………………384 17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7月6日）………………………………………………………………………………………387 175．致奥古斯特·倍倍尔（7月7日）………………………………………………………………………………………390 176．致劳拉·拉法格（7月7日）……………………………………………………………………………………………393 177．致帕纳吉奥尼斯·阿尔吉里阿德斯（7月初）…………………………………………………………………………396 178．致海尔曼·恩格斯（7月12日）………………………………………………………………………………………397 179．致爱德华·伯恩施坦（7月14日）……………………………………………………………………………………398 180．致保尔·拉法格（7月22日）…………………………………………………………………………………………401 181．致奥古斯特·倍倍尔（7月23日）……………………………………………………………………………………403 182．致雷吉娜·伯恩施坦（7月25日）……………………………………………………………………………………406 183．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7月25日）………………………………………………………………………………408 184．致路德维希·肖莱马（7月25日）……………………………………………………………………………………409 185．致劳拉·拉法格（7月26日）…………………………………………………………………………………………411 186．致路德维希·肖莱马（7月28日）……………………………………………………………………………………412 187．致海尔曼·恩格斯（7月28日）………………………………………………………………………………………414 18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8日）………………………………………………………………………………………415 189．致海尔曼·恩格斯（8月8日）…………………………………………………………………………………………417 190．致卡尔·考茨基（8月12日）…………………………………………………………………………………………418 191．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14日）……………………………………………………………………………………421 192．致雷吉娜·伯恩施坦（8月15日）……………………………………………………………………………………424 193．致维克多·阿德勒（8月19日）………………………………………………………………………………………426 19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20日）……………………………………………………………………………………428 195．致劳拉·拉法格（8月22日）…………………………………………………………………………………………431 196．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8月22日）………………………………………………………………………………433 197．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23日）………………………………………………………………………434 19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25日）……………………………………………………………………………………437 199．致维克多·阿德勒（8月30日）………………………………………………………………………………………439 200．致卡尔·考茨基（9月4日）……………………………………………………………………………………………441 201．致卡尔·考茨基（9月5日）……………………………………………………………………………………………444 202．致路德维希·库格曼（9月5日）………………………………………………………………………………………445 203．致劳拉·拉法格（9月11日）…………………………………………………………………………………………446 20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9月11日）……………………………………………………………………………………450 205．致康拉德·施米特（9月12日）………………………………………………………………………………………454 206．致卡尔·考茨基（9月16日）…………………………………………………………………………………………457 207．致雷吉娜·伯恩施坦和爱德华·伯恩施坦（9月17日）……………………………………………………………459 208．致保尔·拉法格（9月17日）…………………………………………………………………………………………462 209．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9月22日）……………………………………………………………………464 210．致维克多·阿德勒（9月25日）………………………………………………………………………………………468 211．致卡尔·考茨基（9月26日）…………………………………………………………………………………………471 21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9月26日）……………………………………………………………………………………473 213．致维克多·阿德勒（9月27日）………………………………………………………………………………………478 214．致弗兰茨·梅林（9月28日）…………………………………………………………………………………………479 215．致卡尔·考茨基（9月29日）…………………………………………………………………………………………482 216．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4日）……………………………………………………………………………………484 217．致胡果·林德曼和卡尔·施特格曼（10月6日）……………………………………………………………………486 21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7日）……………………………………………………………………………………486 219．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0日）…………………………………………………………………………………491 220．致劳拉·拉法格（10月14日）………………………………………………………………………………………492 221．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0月18日）……………………………………………………………………………495 222．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0月18日）…………………………………………………………………………………496 223．致沙尔·博尼埃（10月中）……………………………………………………………………………………………498 224．致维克多·阿德勒（10月23日）……………………………………………………………………………………501 225．致沙尔·博尼埃（10月24日）………………………………………………………………………………………503 226．致保尔·拉法格（11月3日）…………………………………………………………………………………………504 227．致劳拉·拉法格（11月4日）…………………………………………………………………………………………506 22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5日）………………………………………………………………………507 229．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11月5日）………………………………………508 230．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6日）……………………………………………………………………………………508 231．致保尔·拉法格（11月12日）………………………………………………………………………………………513 23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15日）…………………………………………………………………………………514 233．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11月15日）……………………………………516 23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19日）…………………………………………………………………………………517 235．致保尔·拉法格（11月22日）………………………………………………………………………………………520 236．致尤莉娅·倍倍尔（11月29日）……………………………………………………………………………………522 23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29日）…………………………………………………………………………………524 238．致某人（11月29日）…………………………………………………………………………………………………525 239．致德国社会民主党书记处（11月29日）……………………………………………………………………………525 240．致保尔·施土姆普弗（11月30日）…………………………………………………………………………………526 241．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1日）………………………………………………………527 242．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2月1日）……………………………………………………………………………………529 243．致沙尔·博尼埃（12月3日）…………………………………………………………………………………………531 24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2月3日）……………………………………………………………………………………532 245．致卡尔·考茨基（12月4日）…………………………………………………………………………………………538 246．致保尔·拉法格（12月5日）…………………………………………………………………………………………540 247．致劳拉·拉法格（12月5日）…………………………………………………………………………………………543 248．致范尼·马尔柯夫娜·克拉夫钦斯卡娅（12月6日）………………………………………………………………545 249．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2月14日）……………………………………………………………………546 250．致劳拉·拉法格（12月20日）………………………………………………………………………………………547 251．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2月22日）…………………………………………………………………………………549 252．致卡尔·考茨基（12月24日）………………………………………………………………………………………555 253．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28日）…………………………………………………………………………………556 25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31日）……………………………………………………………………557 255．致卡尔·亨克尔（1892年底）………………………………………………………………………………………563 附录 1．威·梭恩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赛米尔·龚帕斯（1891年1月25日）……………………………………567 2．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保尔·拉法格（1892年4月15日）……………………………………………………569 3．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4月22日）……………………………………………………571 4．致某人（1892年12月底）………………………………………………………………………………………………572 注释…………………………………………………………………………………………………………………………575—658 人名索引……………………………………………………………………………………………………………………659—698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699—724 期刊索引……………………………………………………………………………………………………………………725—732 插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1年）作者亨·肖伊………………………………………………………………………14—1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1年）…………………………………………………………………………………………28—29 麦克斯·施蒂纳作者弗·恩格斯………………………………………………………………………………………39 恩格斯1891年5月1—2日给奥·倍倍尔的信的第一页………………………………………………………………………85 1891年5月3日海德公园示威游行集会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上讲台的记者证…………………………………………95 恩格斯1891年10月31日给保·拉法格的信的第一页………………………………………………………………………199 1892年伦敦海德公园五一节示威游行集会上的第十四号讲台原载《每日写真报》…………………………334—335 邀请弗·恩格斯参加奥地利党代表大会的请柬（1892年）………………………………………………………344—345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衬页，上面有恩格斯给左尔格的题字………………………………559
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目录·弗·恩格斯的书信 (1888年1月—1890年12月） 1888年 1.致若昂·纳杰日杰（1月4日）……………………………………………………………………………………………………3 2.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月5日）…………………………………………………………………………………7 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7日）…………………………………………………………………………………10 4.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10日）……………………………………………………………………………………………12 5.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月10日）……………………………………………………………………………………………14 6.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月10日）………………………………………………………………………………………15 7.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月23日）……………………………………………………………………………………………16 8.致保尔·拉法格（2月7日）……………………………………………………………………………………………………17 9.致海尔曼·施留特尔（2月12日）……………………………………………………………………………………………19 10.致海尔曼·施留特尔（2月19日）…………………………………………………………………………………………20 1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22日）……………………………………………………………………………21 12.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2月22日）……………………………………………………………………23 13.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23日）…………………………………………………………………………………………26 14.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2月23日）………………………………………………………………………………29 15.致劳拉·拉法格（2月25日）………………………………………………………………………………………………31 16.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29日）…………………………………………………………………………………………33 17.致海尔曼·施留特尔（3月17日）…………………………………………………………………………………………36 18.致保尔·拉法格（3月19日）………………………………………………………………………………………………37 19.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4月初）……………………………………………………………………………………………40 20.致劳拉·拉法格（4月10—11日）………………………………………………………………………………………43 21.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4月11日）……………………………………………………………………46 2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4月12日）…………………………………………………………………………………………48 23.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16日）…………………………………………………………………………………………51 24.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4月20日）……………………………………………………………………………………53 25.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29日左右）……………………………………………………………………………………55 26.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5月2日）………………………………………………………………………56 27.致劳拉·拉法格（5月9日）…………………………………………………………………………………………………57 28.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5月10日）…………………………………………………………………………………60 29.致海尔曼·施留特尔（5月10日）…………………………………………………………………………………………61 30.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5月16日）……………………………………………………………………61 31.致劳拉·拉法格（6月3日）…………………………………………………………………………………………………62 32.致海尔曼·施留特尔（6月15日）…………………………………………………………………………………………64 33.致保尔·拉法格（6月30日）………………………………………………………………………………………………65 34.致卡尔·考茨基（7月6日以前）……………………………………………………………………………………………66 35.致劳拉·拉法格（7月6日）…………………………………………………………………………………………………67 3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7月11日）……………………………………………………………………………68 37.致劳拉·拉法格（7月15日）………………………………………………………………………………………………69 38.致劳拉·拉法格（7月23日）………………………………………………………………………………………………71 39.致海尔曼·施留特尔（7月21日或28日）………………………………………………………………………………73 40.致劳拉·拉法格（7月30日）………………………………………………………………………………………………74 4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4日）………………………………………………………………………………75 42.致劳拉·拉法格（8月6日）…………………………………………………………………………………………………76 4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9日）……………………………………………………………………………………………78 44.致海尔曼·恩格斯（8月9日）………………………………………………………………………………………………79 4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28日）……………………………………………………………………………80 4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31日）……………………………………………………………………………81 47.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31日）…………………………………………………………………………………………82 4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4日）………………………………………………………………………………83 4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0日）……………………………………………………………………………84 50.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1日）……………………………………………………………………………87 5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2日）……………………………………………………………………………88 52.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9月18日）……………………………………………………………………89 53.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9月18日）……………………………………………………………………………………90 54.致《芝加哥工人报》编辑部（9月18日）…………………………………………………………………………………91 55.致海尔曼·恩格斯（9月27—28日）……………………………………………………………………………………91 56.致康拉德·施米特（10月8日）……………………………………………………………………………………………93 57.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10日）…………………………………………………………………………95 58.致路易莎·考茨基（10月11日）…………………………………………………………………………………………97 59.致劳拉·拉法格（10月13日）…………………………………………………………………………………………100 60.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0月15日）……………………………………………………………………103 61.致卡尔·考茨基（10月17日）…………………………………………………………………………………………106 6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25日）……………………………………………………………………………………109 63.致劳拉·拉法格（11月24日）…………………………………………………………………………………………112 64.致保尔·拉法格（12月4日）……………………………………………………………………………………………113 6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15日）………………………………………………………………………117 66.致弗·瓦尔特（12月21日）……………………………………………………………………………………………118 1889年 67.致劳拉·拉法格（1月2日）………………………………………………………………………………………………119 6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月5日）…………………………………………………………………………………………121 69.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月10日）………………………………………………………………………………………124 70.致康拉德·施米特（1月11日）…………………………………………………………………………………………125 7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12日）…………………………………………………………………………128 72.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月12日）…………………………………………………………………131 73.致保尔·拉法格（1月14日）……………………………………………………………………………………………132 74.致卡尔·考茨基（1月18日）……………………………………………………………………………………………134 75.致卡尔·考茨基（1月28日）……………………………………………………………………………………………134 76.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月31日）………………………………………………………………………………………137 77.致劳拉·拉法格（2月4日）………………………………………………………………………………………………138 78.致卡尔·考茨基（2月7日）………………………………………………………………………………………………141 79.致劳拉·拉法格（2月11日）……………………………………………………………………………………………141 80.致约翰·林肯·马洪（2月14日）………………………………………………………………………………………143 81.致卡尔·考茨基（2月20日）……………………………………………………………………………………………144 82.致约翰·林肯·马洪（2月21日）………………………………………………………………………………………150 8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23日）…………………………………………………………………………151 84.致保尔·拉法格（3月12日）……………………………………………………………………………………………153 85.致康拉德·施米特（3月12日）…………………………………………………………………………………………155 86.致保尔·拉法格（3月21日）……………………………………………………………………………………………157 87.致保尔·拉法格（3月23日）……………………………………………………………………………………………159 88.致保尔·拉法格（3月25日）……………………………………………………………………………………………161 89.致保尔·拉法格（3月27日）……………………………………………………………………………………………163 90.致保尔·拉法格（4月1日）………………………………………………………………………………………………167 91.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4日）…………………………………………………………………………………………169 92.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5日）…………………………………………………………………………………………171 93.致保尔·拉法格（4月10日）……………………………………………………………………………………………174 94.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17日）………………………………………………………………………………………178 95.致卡尔·考茨基（4月20日）……………………………………………………………………………………………180 96.致保尔·拉法格（4月30日）……………………………………………………………………………………………182 97.致保尔·拉法格（5月1日）………………………………………………………………………………………………185 98.致保尔·拉法格（5月2日）………………………………………………………………………………………………187 99.致劳拉·拉法格（5月7日）………………………………………………………………………………………………189 100.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11日）………………………………………………………………………193 101.致保尔·拉法格（5月11日）…………………………………………………………………………………………195 102.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5月13日左右）………………………………………………………………………198 103.致劳拉·拉法格（5月14日）…………………………………………………………………………………………198 104.致保尔·拉法格（5月16日）…………………………………………………………………………………………201 105.致保尔·拉法格（5月17日）…………………………………………………………………………………………204 106.致保尔·拉法格（5月20日）…………………………………………………………………………………………205 107.致卡尔·考茨基（5月21日）…………………………………………………………………………………………207 108.致阿·弗·罗宾逊（5月21日）………………………………………………………………………………………211 109.致保尔·拉法格（5月24日）…………………………………………………………………………………………212 110.致保尔·拉法格（5月25日）…………………………………………………………………………………………214 111.致保尔·拉法格（5月27日）…………………………………………………………………………………………215 112.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8日）…………………………………………………………………………217 113.致劳拉·拉法格（6月11日）…………………………………………………………………………………………224 114.致康拉德·施米特（6月12日）………………………………………………………………………………………227 115.致保尔·拉法格（6月15日）…………………………………………………………………………………………229 116.致劳拉·拉法格（6月28日）…………………………………………………………………………………………232 117.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7月4日）………………………………………………………………………235 118.致保尔·拉法格（7月5日）……………………………………………………………………………………………237 119.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7月9日）…………………………………………………………………………………239 120.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7月15日）……………………………………………………………………240 12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7月17日）………………………………………………………………………241 122.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7月20日）………………………………………………………………………244 123.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7月20日）………………………………………………………………………………246 12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17日）………………………………………………………………………247 125.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17日）……………………………………………………………………………………250 126.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22日）……………………………………………………………………………………252 127.致海尔曼·恩格斯（8月22日）………………………………………………………………………………………255 128.致劳拉·拉法格（8月27日）…………………………………………………………………………………………257 129.致劳拉·拉法格（9月1日）……………………………………………………………………………………………260 130.致劳拉·拉法格（9月9日）……………………………………………………………………………………………263 131.致卡尔·考茨基（9月15日）…………………………………………………………………………………………265 132.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26日）………………………………………………………………………269 133.致保尔·拉法格（10月3日）…………………………………………………………………………………………270 134.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0月3日）……………………………………………………………………………………274 135.致劳拉·拉法格（10月8日）…………………………………………………………………………………………276 13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12日）……………………………………………………………………279 137.致劳拉·拉法格（10月17日）………………………………………………………………………………………280 138.致康拉德·施米特（10月17日）……………………………………………………………………………………282 139.致麦克斯·希尔德布兰德（10月22日）……………………………………………………………………………285 140.致奥·阿·埃利森（10月22日）……………………………………………………………………………………288 141.致劳拉·拉法格（10月29日）………………………………………………………………………………………288 142.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0月29日）…………………………………………………………………………………291 143.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1月9日）………………………………………………………………………………294 14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15日）…………………………………………………………………………………295 145.致约·亨·约翰逊、詹·耶·约翰逊、乔·贝·爱里斯（11月15日）…………………………………………299 146.致保尔·拉法格（11月16日）………………………………………………………………………………………300 147.致劳拉·拉法格（11月16日）………………………………………………………………………………………302 148.致保尔·拉法格（11月18日）………………………………………………………………………………………305 149.致茹尔·盖得（11月20日）…………………………………………………………………………………………306 150.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1月30日）……………………………………………………………………………310 151.致维克多·阿德勒（12月4日）………………………………………………………………………………………311 152.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2月5日）……………………………………………………………………313 15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7日）………………………………………………………………………314 154.致康拉德·施米特（12月9日）………………………………………………………………………………………318 155.致格尔桑·特利尔（12月18日）……………………………………………………………………………………321 156.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2月24日）……………………………………………………………………………324 157.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30日）…………………………………………………………………………………327 1890年 158.致察德克女士（1月初）…………………………………………………………………………………………………328 159.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1月3日）…………………………………………329 160.致劳拉·拉法格（1月8日）……………………………………………………………………………………………329 161.致海尔曼·恩格斯（1月9日）…………………………………………………………………………………………334 162.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月11日）……………………………………………………………………………………337 163.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月13日）………………………………………………………………………………340 164.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月14日）……………………………………………………………………………342 165.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月15日）……………………………………………………………………………………343 166.致查理·罗舍（1月19日以前）………………………………………………………………………………………343 16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月23日）……………………………………………………………………………………344 16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8日）…………………………………………………………………………347 169.致奥古斯特·倍倍尔（2月17日）……………………………………………………………………………………351 170.致劳拉·拉法格（2月26日）…………………………………………………………………………………………356 171.致保尔·拉法格（3月7日）……………………………………………………………………………………………358 172.致威廉·李卜克内西（3月9日）………………………………………………………………………………………361 173.致劳拉·拉法格（3月14日）…………………………………………………………………………………………364 174.致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3月30日）………………………………………………………………………………366 175.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3月30日）………………………………………………………………………………367 176.致卡尔·考茨基（4月1日）……………………………………………………………………………………………368 177.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4月1日）……………………………………………………………………………369 178.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4月3日）…………………………………………………………………………370 17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4日）…………………………………………………………………………372 180.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4月9日）……………………………………………………………………………373 181.致卡尔·考茨基（4月11日）…………………………………………………………………………………………374 182.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12日）………………………………………………………………………376 183.致康拉德·施米特（4月12日）………………………………………………………………………………………379 184.致劳拉·拉法格（4月16日）…………………………………………………………………………………………382 185.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4月17日）………………………………………………………………………386 18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19日）………………………………………………………………………389 187.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30日）………………………………………………………………………393 18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5月9日）………………………………………………………………………………………397 189.致劳拉·拉法格（5月10日）…………………………………………………………………………………………401 190.致保尔·拉法格（5月21日）…………………………………………………………………………………………403 191.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5月24日）………………………………………………………………………………405 192.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29日）………………………………………………………………………405 193.致保尔·恩斯特（6月5日）……………………………………………………………………………………………409 194.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6月10日）……………………………………………………………………413 195.致海尔曼·施留特尔（6月14日）……………………………………………………………………………………415 196.致威廉·李卜克内西（6月19日）……………………………………………………………………………………416 197.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6月19日）………………………………………………………………………………417 198.致路德维希·库格曼（6月30日）……………………………………………………………………………………419 199.致威廉·李卜克内西（6月30日）……………………………………………………………………………………420 200.致劳拉·拉法格（7月4日）……………………………………………………………………………………………420 201.致海尔曼·恩格斯（7月8日）…………………………………………………………………………………………422 202.致威廉·李卜克内西（7月22日）……………………………………………………………………………………422 20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7月30日）………………………………………………………………………425 204.致劳拉·拉法格（7月30日）…………………………………………………………………………………………426 205.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1日）………………………………………………………………………………………427 206.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8月5日）……………………………………………………………………………428 207.致卡尔·考茨基（8月5日）……………………………………………………………………………………………429 208.致康拉德·施米特（8月5日）…………………………………………………………………………………………430 20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9日）…………………………………………………………………………434 210.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10日）……………………………………………………………………………………437 211.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15日）……………………………………………………………………………………442 212.致奥托·伯尼克（8月21日）…………………………………………………………………………………………443 21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27日）………………………………………………………………………445 214.致保尔·拉法格（8月27日）…………………………………………………………………………………………446 215.致保尔·拉法格（9月15日）…………………………………………………………………………………………448 216.致卡尔·考茨基（9月18日）…………………………………………………………………………………………450 217.致保尔·拉法格（9月19日）…………………………………………………………………………………………453 218.致沙尔·卡隆（9月20日）……………………………………………………………………………………………457 219.致保尔·拉法格（9月20日）…………………………………………………………………………………………458 220.致约瑟夫·布洛赫（9月21—22日）………………………………………………………………………………459 221.致海尔曼·恩格斯（9月22日）………………………………………………………………………………………463 222.致杰金斯（9月23日）…………………………………………………………………………………………………464 223.致斯特腊特和派克（9月23日）………………………………………………………………………………………465 224.致茹尔·盖得（9月25日）……………………………………………………………………………………………466 225.致劳拉·拉法格（9月25日）…………………………………………………………………………………………467 226.致保尔·拉法格（9月25日）…………………………………………………………………………………………468 227.致劳拉·拉法格（9月26日）…………………………………………………………………………………………470 22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27日）………………………………………………………………………471 22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4日）………………………………………………………………………475 230.致卡尔·考茨基（10月5日）…………………………………………………………………………………………476 231.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0月7日）……………………………………………………………………………………477 232.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18日）……………………………………………………………………478 233.致劳拉·拉法格（10月19日）………………………………………………………………………………………479 234.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0月20日）…………………………………………………………………………………482 235.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0月25日）…………………………………………………………………………………483 236.致康拉德·施米特（10月27日）……………………………………………………………………………………484 237.致保尔·拉法格（11月2日）…………………………………………………………………………………………493 23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5日）………………………………………………………………………494 239.致卡尔·考茨基（11月5日）…………………………………………………………………………………………495 240.致路易莎·考茨基（11月9日）………………………………………………………………………………………495 241.致维克多·阿德勒（11月15日）……………………………………………………………………………………496 242.致维克多·阿德勒（11月17日）……………………………………………………………………………………497 24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26日）……………………………………………………………………498 244.致劳拉·拉法格（12月1日）…………………………………………………………………………………………501 245.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2月3日）…………………………………………………………………………503 246.致阿曼特·戈克（12月4日）…………………………………………………………………………………………504 247.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2月4日）……………………………………………………………………………………507 248.致爱德华·玛丽·瓦扬（12月5日）…………………………………………………………………………………507 249.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2月5日）………………………………………………………………………509 250.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8日）……………………………………………………………………………………510 251.致莫尔亨（12月9日）…………………………………………………………………………………………………511 252.致维克多·阿德勒（12月12日）……………………………………………………………………………………512 253.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12月13日）………………………………………………………………………514 254.致卡尔·考茨基（12月13日）………………………………………………………………………………………515 255.致劳拉·拉法格（12月17日）………………………………………………………………………………………516 256.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18日）…………………………………………………………………………………519 257.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20日）……………………………………………………………………521 258.致列奥·弗兰克尔（12月25日）……………………………………………………………………………………522 259.致格·布路梅（12月27日）…………………………………………………………………………………………525 附录 保尔·拉法格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89年12月14日）………………………………………………529 注释…………………………………………………………………………………………………………………………533—604 人名索引……………………………………………………………………………………………………………………605—646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647—674 期刊索引……………………………………………………………………………………………………………………675—684 插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8年）…………………………………………………………………………………………72—73 恩格斯1888年9月4日给左尔格的信…………………………………………………………………………………………85 恩格斯1889年5月27日给拉法格的信的第一页……………………………………………………………………………219 恩格斯1889年11月20日给盖得的信的第二页……………………………………………………………………………307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402—403 《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扉页，上面有恩格斯给劳拉·拉法格的题字………………………………………………439 海伦·德穆特………………………………………………………………………………………………………………494—495 邀请弗·恩格斯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请柬…………………………………………………………………505
马恩全集第三十六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 目录·弗·恩格斯的书信 （1883年4月—1887年12月） 1883年 1．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4月2日）……………………………………………………………………………………3 2．致劳拉·拉法格（4月11日）……………………………………………………………………………………………………4 3．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4月11日）……………………………………………………………………………………6 4．致爱德华·伯恩施坦（4月14日）………………………………………………………………………………………………7 5．致詹姆斯·托马斯·诺尔兹（4月17日）………………………………………………………………………………………8 6．致菲力浦·范－派顿（4月18日）………………………………………………………………………………………………9 7．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4月18日）………………………………………………………………………………………12 8．致詹姆斯·托马斯·诺尔兹（4月20日）……………………………………………………………………………………13 9．致爱德华·伯恩施坦（4月23日）……………………………………………………………………………………………13 10．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24日）……………………………………………………………………………14 11．致爱德华·伯恩施坦（4月28日）…………………………………………………………………………………………16 12．致阿基尔·洛里亚（4月底）…………………………………………………………………………………………………17 1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4月30日）…………………………………………………………………………………………19 1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1日）………………………………………………………………………………21 15．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10日）…………………………………………………………………………………………22 16．致奥古斯特·倍倍尔（5月10—11日）…………………………………………………………………………………23 17．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5月22日）……………………………………………………………………………………27 18．致路德维希·克洛弗（5月22日）…………………………………………………………………………………………29 19．致劳拉·拉法格（5月22日）………………………………………………………………………………………………30 20．致劳拉·拉法格（6月2日）…………………………………………………………………………………………………32 21．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12—13日）…………………………………………………………………………………34 22．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6月19日）……………………………………………………………………………………40 2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22日）…………………………………………………………………………………………41 24．致劳拉·拉法格（6月24日）………………………………………………………………………………………………42 2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29日）……………………………………………………………………………45 26．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8月12日）………………………………………………………………………………………48 27．致劳拉·拉法格（8月19日）………………………………………………………………………………………………49 28．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21日）…………………………………………………………………………………………51 29．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8月22日）……………………………………………………………………………………52 30．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27日）…………………………………………………………………………………………53 31．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30日）…………………………………………………………………………………………57 32．致卡尔·考茨基（9月18日）………………………………………………………………………………………………60 33．致劳拉·拉法格（9月19日）………………………………………………………………………………………………64 34．致劳拉·拉法格（10月3日）………………………………………………………………………………………………66 35．致劳拉·拉法格（10月15日）……………………………………………………………………………………………67 36．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8日）…………………………………………………………………………………………69 37．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1月13日）…………………………………………………………………………71 38．致麦克斯·克瓦尔克（11月13日）………………………………………………………………………………………72 39．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13日）………………………………………………………………………………………73 40．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1月30日）…………………………………………………………………………………75 41．致卡尔·考茨基（12月1日）………………………………………………………………………………………………76 42．致劳拉·拉法格（12月13日）……………………………………………………………………………………………76 4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2月22日）………………………………………………………………………………………78 1884年 44．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月1日）……………………………………………………………………………………………80 45．致卡尔·考茨基（1月9日）…………………………………………………………………………………………………83 46．致劳拉·拉法格（1月14日）………………………………………………………………………………………………85 4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月18日）…………………………………………………………………………………………88 4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月23日）…………………………………………………………………………………………91 49．致查理·菲兹吉拉德（1月26日和28日之间）…………………………………………………………………………92 50．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月28日）…………………………………………………………………………………………93 51．致路德维克·克齐维茨基（1月28日）……………………………………………………………………………………95 52．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月28日）……………………………………………………………………………96 53．致卡尔·考茨基（2月4日）…………………………………………………………………………………………………98 54．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月5日）……………………………………………………………………………………………99 55．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5日）……………………………………………………………………………101 56．致劳拉·拉法格（2月5日）………………………………………………………………………………………………103 57．致亨利希·农涅（2月9日和21日之间）………………………………………………………………………………106 58．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2月14日）…………………………………………………………………………………107 59．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14日）…………………………………………………………………………109 60．致卡尔·考茨基（2月16日）……………………………………………………………………………………………110 61．致劳拉·拉法格（2月16日）……………………………………………………………………………………………113 62．致约翰·达比希尔（不早于2月17日）…………………………………………………………………………………116 63．致劳拉·拉法格（2月21日）……………………………………………………………………………………………116 64．致亨利希·农涅（2月26日左右）………………………………………………………………………………………118 65．致卡尔·考茨基（3月3日）………………………………………………………………………………………………119 66．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3月3日）……………………………………………………………………………120 67．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3月6日）……………………………………………………………………………121 6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7日）……………………………………………………………………………124 69．致保尔·拉法格（3月11日和15日）…………………………………………………………………………………127 70．致爱德华·伯恩施坦（3月24日）………………………………………………………………………………………129 71．致卡尔·考茨基（3月24日）……………………………………………………………………………………………132 72．致劳拉·拉法格（3月31日）……………………………………………………………………………………………133 73．致卡尔·考茨基（4月11日）……………………………………………………………………………………………135 74．致爱德华·伯恩施坦（4月11日）………………………………………………………………………………………137 75．致劳拉·拉法格（4月18日）……………………………………………………………………………………………139 76．致保尔·拉法格（4月18日）……………………………………………………………………………………………142 77．致卡尔·考茨基（4月26日）……………………………………………………………………………………………143 78．致路德维希·库格曼（5月4日）…………………………………………………………………………………………145 79．致保尔·拉法格（5月10日）……………………………………………………………………………………………146 80．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17日）………………………………………………………………………………………147 81．致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5月22日）……………………………………………………………………148 82．致卡尔·考茨基（5月23日）……………………………………………………………………………………………149 8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23日）………………………………………………………………………………………151 84．致劳拉·拉法格（5月26日）……………………………………………………………………………………………155 85．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5日）…………………………………………………………………………………………157 86．致奥古斯特·倍倍尔（6月6日）…………………………………………………………………………………………160 87．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6月20日）…………………………………………………………………………………164 88．致卡尔·考茨基（6月21—22日）……………………………………………………………………………………166 89．致卡尔·考茨基（6月26日）……………………………………………………………………………………………169 90．致叶甫盖尼娅·埃杜阿尔多夫娜·帕普利茨（6月26日）……………………………………………………………171 91．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29日）………………………………………………………………………………………173 92．致萨拉·艾伦（7月6日以后）……………………………………………………………………………………………175 93．致卡尔·考茨基（7月11日）……………………………………………………………………………………………175 94．致卡尔·考茨基（7月19日）……………………………………………………………………………………………177 95．致爱德华·伯恩施坦（7月21日以后）…………………………………………………………………………………180 96．致劳拉·拉法格（7月22日）……………………………………………………………………………………………182 97．致劳拉·拉法格（7月26日）……………………………………………………………………………………………184 98．致海尔曼·施留特尔（7月28日）………………………………………………………………………………………185 99．致詹姆斯·利·乔因斯（7月30日）……………………………………………………………………………………186 100．致爱德华·伯恩施坦（7月）……………………………………………………………………………………………187 101．致劳拉·拉法格（8月1日）……………………………………………………………………………………………189 102．致卡尔·考茨基（8月1日）……………………………………………………………………………………………190 10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6日）………………………………………………………………………………………191 104．致劳拉·拉法格（8月6日）……………………………………………………………………………………………193 105．致保尔·拉法格（8月11日左右）……………………………………………………………………………………194 106．致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8月13日）………………………………………………………………………199 107．致斯·列奥诺维奇（8月中）……………………………………………………………………………………………201 108．致卡尔·考茨基（8月22日）…………………………………………………………………………………………201 109．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22日）……………………………………………………………………………………203 110．致卡尔·考茨基（8月30日）…………………………………………………………………………………………205 111．致爱德华·伯恩施坦（9月13—15日）……………………………………………………………………………206 112．致卡尔·考茨基（9月20日）…………………………………………………………………………………………209 113．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0月1日）……………………………………………………………………………………212 114．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0月3日）……………………………………………………………………………………213 115．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11日）…………………………………………………………………………………213 116．致卡尔·考茨基（10月13日）………………………………………………………………………………………217 117．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0月15日）……………………………………………………………………………218 118．致卡尔·考茨基（10月15日）………………………………………………………………………………………220 119．致卡尔·考茨基（10月17日）………………………………………………………………………………………222 120．致卡尔·考茨基（10月20日）………………………………………………………………………………………223 121．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0月22日）…………………………………………………………………………………225 122．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0月23日）…………………………………………………………………………………226 12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29日）…………………………………………………………………………………227 124．致卡尔·考茨基（11月8日）…………………………………………………………………………………………229 125．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1月8日）………………………………………………………………………………232 126．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11日）…………………………………………………………………………………233 127．致海尔曼·恩格斯（11月11日）……………………………………………………………………………………236 12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18日）…………………………………………………………………………………237 129．致劳拉·拉法格（11月23日）………………………………………………………………………………………241 130．致约翰·林肯·马洪（11月28日）…………………………………………………………………………………246 131．致夏绿蒂·恩格斯（12月1日）………………………………………………………………………………………246 132．致卡尔·考茨基（12月9日）…………………………………………………………………………………………248 13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2月11—12日）…………………………………………………………………………249 134．致保尔·拉法格（12月中）……………………………………………………………………………………………254 135．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2月29日）…………………………………………………………………………………255 136．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29日）…………………………………………………………………………………258 13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2月30日）…………………………………………………………………………………259 138．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2月30日）……………………………………………………………………………263 13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31日）……………………………………………………………………264 1885年 140．致劳拉·拉法格（1月1日）……………………………………………………………………………………………267 141．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月1日）………………………………………………………………………………………268 142．致卡尔·考茨基（1月13日）…………………………………………………………………………………………270 143．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月13日）……………………………………………………………………………………271 144．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月17日）……………………………………………………………………………………272 145．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月19日）……………………………………………………………………………………273 146．致保尔·拉法格（1月25日左右）……………………………………………………………………………………276 147．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2月4日）…………………………………………………………………277 148．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4日）………………………………………………………………………………………278 149．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2月10日）………………………………………………………………279 150．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2月11日）……………………………………………………………………280 151．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12日）………………………………………………………………………281 152．致卡尔·考茨基（2月14日）…………………………………………………………………………………………283 153．致海尔曼·施留特尔（2月22日）……………………………………………………………………………………283 154．致劳拉·拉法格（3月8日）……………………………………………………………………………………………284 155．致理查·施特格曼（3月26日）………………………………………………………………………………………287 156．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4月2日）…………………………………………………………………………………288 15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4月4日）………………………………………………………………………………………290 158．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4月11日）………………………………………………………………………………293 159．致卡尔·考茨基（4月16日）…………………………………………………………………………………………294 160．致劳拉·拉法格（4月16—17日）…………………………………………………………………………………294 161．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4月23日）……………………………………………………………………298 162．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4月23日）………………………………………………………………………300 163．致理查·施特格曼（5月5日）…………………………………………………………………………………………305 164．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15日以前）………………………………………………………………………………307 165．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15日）……………………………………………………………………………………307 166．致海尔曼·施留特尔（5月15日）……………………………………………………………………………………310 167．致保尔·拉法格（5月19日）…………………………………………………………………………………………313 168．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5月19日）………………………………………………………………………………315 169．致劳拉·拉法格（5月29日）…………………………………………………………………………………………316 170．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6月3日）………………………………………………………………………319 17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3日）…………………………………………………………………………320 172．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6月13日）………………………………………………………………………………323 173．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6月15日）………………………………………………………………………………324 174．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16日）……………………………………………………………………………………326 175．致劳拉·拉法格（6月16日）…………………………………………………………………………………………327 176．致海尔曼·施留特尔（6月16日）……………………………………………………………………………………329 17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6月22—24日）……………………………………………………………………………331 178．致海尔曼·施留特尔（7月1日）………………………………………………………………………………………336 179．致劳拉·拉法格（7月4日）……………………………………………………………………………………………337 180．致盖尔特鲁黛·吉约姆－沙克（7月5日左右）………………………………………………………………………339 181．致劳拉·拉法格（7月23日）…………………………………………………………………………………………340 18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7月24日）……………………………………………………………………………………342 18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7月24日）……………………………………………………………………………………345 184．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8月8日）………………………………………………………………………346 185．致劳拉·拉法格（8月8日）……………………………………………………………………………………………347 186．致卡尔·考茨基（8月16日）…………………………………………………………………………………………349 187．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8月25日）……………………………………………………………………350 188．致海尔曼·施留特尔（8月26日）……………………………………………………………………………………350 189．致卡尔·考茨基（9月6日）……………………………………………………………………………………………351 190．致海尔曼·施留特尔（9月9日）………………………………………………………………………………………352 191．致卡尔·考茨基（9月10日）…………………………………………………………………………………………353 192．致劳拉·拉法格（9月22日）…………………………………………………………………………………………353 193．致海尔曼·施留特尔（9月23日）……………………………………………………………………………………355 194．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0月8日）……………………………………………………………………………………357 195．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0月9日）……………………………………………………………………………………360 196．致劳拉·拉法格（10月13日）………………………………………………………………………………………361 197．致卡尔·考茨基（10月14日）………………………………………………………………………………………363 198．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0月20日）……………………………………………………………………363 199．致扎洛·费尔伯（10月22日）………………………………………………………………………………………364 200．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28日）…………………………………………………………………………………366 201．致劳拉·拉法格（11月7日）…………………………………………………………………………………………371 202．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1月11日）…………………………………………………………………………………373 203．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1月13日）…………………………………………………………………374 204．致保尔·拉法格（11月14日）………………………………………………………………………………………377 205．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17日）…………………………………………………………………………………380 206．致敏娜·考茨基（11月26日）………………………………………………………………………………………382 207．致保尔·拉维涅（12月1日）…………………………………………………………………………………………386 208．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1日）……………………………………………………………………………………387 209．致卡尔·考茨基（12月2日）…………………………………………………………………………………………390 210．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2月5日）………………………………………………………………………………391 211．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5日）……………………………………………………………………………………393 212．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2月7日）……………………………………………………………………………………394 213．致保尔·拉法格（12月7日）…………………………………………………………………………………………396 214．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2月7日）……………………………………………………………………………………399 215．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2月19日）………………………………………………………………………400 216．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2月21日）……………………………………………………………………………401 217．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2月21日）…………………………………………………………………………………401 218．致劳拉·拉法格（12月22日）………………………………………………………………………………………403 219．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28日）…………………………………………………………………………………405 220．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2月28日）……………………………………………………………………………407 1886年 221．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月7日）…………………………………………………………………409 222．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7日）………………………………………………………………………………………410 223．致劳拉·拉法格（1月17日）…………………………………………………………………………………………411 22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月20—23日）……………………………………………………………………………413 225．致爱德华·皮斯（1月27日）…………………………………………………………………………………………419 22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29日）………………………………………………………………………420 227．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2月3日）…………………………………………………………………423 228．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2月4日）……………………………………………………………………………425 229．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7日）…………………………………………………………………………427 230．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2月8日）………………………………………………………………………428 23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9日）…………………………………………………………………………431 232．致劳拉·拉法格（2月9日）……………………………………………………………………………………………432 23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2月15日）……………………………………………………………………………………435 234．致保尔·拉法格（2月16日）…………………………………………………………………………………………440 235．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月24日）……………………………………………………………………………………441 236．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2月25日）………………………………………………………………442 237．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25日）……………………………………………………………………………………444 238．致海尔曼·施留特尔（3月3日）………………………………………………………………………………………446 239．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3月12日）………………………………………………………………447 240．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3月12日）………………………………………………………………………………448 241．致海尔曼·施留特尔（3月12日）……………………………………………………………………………………449 242．致劳拉·拉法格（3月15—16日）…………………………………………………………………………………450 24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3月18日）……………………………………………………………………………………454 244．致保尔·拉法格（3月20日）…………………………………………………………………………………………458 245．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3月31日）………………………………………………………………………460 246．致奥古斯特·倍倍尔（4月12日）……………………………………………………………………………………461 247．致劳拉·拉法格（4月28日）…………………………………………………………………………………………464 24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29日）………………………………………………………………………467 249．致保尔·拉法格（5月7日）……………………………………………………………………………………………473 250．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12日）……………………………………………………………………………………474 251．致讷斯特勒和梅勒出版社（5月13日）………………………………………………………………………………476 252．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22日）……………………………………………………………………………………477 253．致劳拉·拉法格（5月23日）…………………………………………………………………………………………479 254．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6月3日）…………………………………………………………………481 255．致海尔曼·施留特尔（6月3日）………………………………………………………………………………………482 256．致卡尔·考茨基（7月2日）……………………………………………………………………………………………483 257．致卡尔·考茨基（7月4日）……………………………………………………………………………………………484 258．致卡尔·考茨基（7月8日）……………………………………………………………………………………………484 259．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7月9日）…………………………………………………………………………………485 260．致卡尔·考茨基（7月26日）…………………………………………………………………………………………487 261．致卡尔·考茨基（7月31日）…………………………………………………………………………………………488 262．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3日）…………………………………………………………………………489 263．致卡尔·考茨基（8月6日）……………………………………………………………………………………………490 264．致卡尔·考茨基（8月11日）…………………………………………………………………………………………491 265．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8月13—14日）………………………………………………………492 266．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14日）……………………………………………………………………………………496 26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18日）……………………………………………………………………………………497 268．致卡尔·考茨基（8月20日）…………………………………………………………………………………………501 269．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20日）……………………………………………………………………………………503 270．致海尔曼·施留特尔（8月20日）……………………………………………………………………………………504 271．致卡尔·考茨基（8月23日）…………………………………………………………………………………………505 272．致卡尔·考茨基（8月24日）…………………………………………………………………………………………506 273．致劳拉·拉法格（8月24日）…………………………………………………………………………………………507 274．致卡尔·考茨基（8月25日）…………………………………………………………………………………………508 275．致卡尔·考茨基（8月26日）…………………………………………………………………………………………509 27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6日）…………………………………………………………………………510 277．致讷斯特勒和梅勒出版社（9月11日）………………………………………………………………………………510 27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9月13—14日）……………………………………………………………………………512 279．致劳拉·拉法格（9月13日）…………………………………………………………………………………………517 280．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6—17日）………………………………………………………………521 281．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9月17日）………………………………………………………………………………524 282．致劳拉·拉法格（9月24日）…………………………………………………………………………………………525 283．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9月25日）………………………………………………………………………………526 284．致劳拉·拉法格（10月2日）…………………………………………………………………………………………527 285．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8日）……………………………………………………………………………………529 286．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0月9日）……………………………………………………………………………………532 287．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0月22日）…………………………………………………………………………………536 288．致劳拉·拉法格（10月23日）………………………………………………………………………………………538 289．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23日）…………………………………………………………………………………541 290．致保尔·拉法格（10月25—26日）………………………………………………………………………………545 291．致劳拉·拉法格（11月2日）…………………………………………………………………………………………554 292．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1月9日）……………………………………………………………………555 293．致埃·特·（11月13日以前）………………………………………………………………………………………556 294．致劳拉·拉法格（11月23日）………………………………………………………………………………………557 295．致劳拉·拉法格（11月24日）………………………………………………………………………………………558 296．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1月26日）…………………………………………………………………………………562 297．致卡尔·考茨基（11月29日）………………………………………………………………………………………565 29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29日）……………………………………………………………………565 299．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2月7日）……………………………………………………………………………………569 300．致劳拉·拉法格（12月13日）………………………………………………………………………………………570 301．致小艾米尔·恩格斯（12月22日）…………………………………………………………………………………572 302．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2月28日）……………………………………………………………574 1887年 30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11日）………………………………………………………………………578 304．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月11日）…………………………………………………………………………579 305．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月18日）………………………………………………………………………………580 306．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月26日）………………………………………………………………………………581 307．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月27日）………………………………………………………………583 308．致保尔·拉法格（1月28日）…………………………………………………………………………………………585 309．致劳拉·拉法格（2月2日）……………………………………………………………………………………………588 310．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2月9日）…………………………………………………………………591 31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12日）………………………………………………………………………598 312．致保尔·拉法格（2月16日）…………………………………………………………………………………………600 313．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2月19日）……………………………………………………………………603 314．致劳拉·拉法格（2月24日）…………………………………………………………………………………………605 31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3日）…………………………………………………………………………607 31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10日）………………………………………………………………………610 317．致劳拉·拉法格（3月10日）…………………………………………………………………………………………612 318．致尤莉娅·倍倍尔（3月12日）………………………………………………………………………………………613 31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16日）………………………………………………………………………615 320．致法国工人党中央联合会（3月18日）………………………………………………………………………………617 321．致海尔曼·施留特尔（3月19日）……………………………………………………………………………………618 322．致劳拉·拉法格（3月21日）…………………………………………………………………………………………619 32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6日）…………………………………………………………………………621 32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9日）…………………………………………………………………………623 325．致保尔·拉法格（4月11日）…………………………………………………………………………………………625 326．致保尔·拉法格（4月13日）…………………………………………………………………………………………626 327．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23日）………………………………………………………………………628 328．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4月24日）……………………………………………………………………630 329．致劳拉·拉法格（4月26日）…………………………………………………………………………………………630 330．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4日）…………………………………………………………………………633 331．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5日）………………………………………………………………………………………635 332．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5月7日）…………………………………………………………………638 33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7日）…………………………………………………………………………639 334．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5月21日）………………………………………………………………………………641 335．致劳拉·拉法格（5月21日）…………………………………………………………………………………………643 336．致卡尔·考茨基（5月27日）…………………………………………………………………………………………645 337．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28日）……………………………………………………………………………………645 338．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5月28日）………………………………………………………………646 339．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5月31日）………………………………………………………………647 340．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4日）…………………………………………………………………………647 341．致劳拉·拉法格（6月7日）……………………………………………………………………………………………651 342．致劳拉·拉法格（6月11日）…………………………………………………………………………………………653 343．致卡尔·考茨基（6月15日）…………………………………………………………………………………………655 34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18日）………………………………………………………………………655 345．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6月20日）………………………………………………………………………………657 346．致约翰·林肯·马洪（6月22日）……………………………………………………………………………………658 347．致约翰·林肯·马洪（6月23日）……………………………………………………………………………………658 34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30日）………………………………………………………………………660 349．致劳拉·拉法格（7月15日）…………………………………………………………………………………………662 350．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7月20日）………………………………………………………………663 351．致卡尔·考茨基（7月22日）…………………………………………………………………………………………664 352．致约翰·林肯·马洪（7月26日）……………………………………………………………………………………664 353．致卡尔·考茨基（8月1日）……………………………………………………………………………………………665 354．致卡尔·考茨基（8月5日）……………………………………………………………………………………………666 35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8日）…………………………………………………………………………667 356．致劳拉·拉法格（8月9日）……………………………………………………………………………………………669 35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13日）……………………………………………………………………………………672 358．致卡尔·考茨基（8月17日）…………………………………………………………………………………………674 359．致布鲁诺·舍恩兰克（8月29日）……………………………………………………………………………………675 360．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30日）……………………………………………………………………………………676 361．致卡尔·考茨基（9月3日）……………………………………………………………………………………………677 362．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9月3日）…………………………………………………………………………677 363．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9月15日）………………………………………………………………678 36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6日）………………………………………………………………………680 365．致胡果·科赫（9月22日左右）………………………………………………………………………………………682 366．致约翰奈斯·魏斯（10月10日左右）………………………………………………………………………………683 367．致劳拉·拉法格（10月11日）………………………………………………………………………………………684 36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29日）……………………………………………………………………686 369．致保尔·拉法格（10月底）……………………………………………………………………………………………687 370．致劳拉·拉法格（11月12日）………………………………………………………………………………………687 371．致保尔·拉法格（11月16日）………………………………………………………………………………………690 372．致保尔·拉法格（11月23日）………………………………………………………………………………………692 373．致康拉德·施米特（11月26日）……………………………………………………………………………………694 374．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1月29日）……………………………………………………………………………696 37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698 376．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2月3日）………………………………………………………………699 377．致保尔·拉法格（12月5日）…………………………………………………………………………………………701 378．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2月7日）……………………………………………………………………………………702 379．致卡尔·考茨基（12月20日）………………………………………………………………………………………704 380．致劳拉·拉法格（12月24日）………………………………………………………………………………………705 381．致保尔·拉法格（12月29日）………………………………………………………………………………………706 注释…………………………………………………………………………………………………………………………711—821 人名索引……………………………………………………………………………………………………………………822—86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870—905 期刊索引……………………………………………………………………………………………………………………906—914 插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8年）……………………………………………………………………………………………6—7 恩格斯1885年4月23日给查苏利奇的信的第一页…………………………………………………………………………303 《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的扉页，上面有恩格斯给拉甫罗夫的题字………………………………………………333 劳拉·拉法格………………………………………………………………………………………………………………432—433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 目录 第一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81年1月—1883年3月） 1881年 1.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7日）………………………………………………………………………………………………………5 2.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7日）……………………………………………………………………………………………………6 3.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9日）……………………………………………………………………………………………………8 4.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3日）………………………………………………………………………………………………………9 5.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6日）……………………………………………………………………………………………………12 6.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9日）……………………………………………………………………………………………………14 7.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1日）…………………………………………………………………………………………………17 8.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6日）…………………………………………………………………………………………………19 9.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7日）…………………………………………………………………………………………………20 10.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8日）………………………………………………………………………………………………21 1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8日）………………………………………………………………………………………………23 12.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9日）………………………………………………………………………………………………26 1882年 13.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5日）…………………………………………………………………………………………………27 14.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8日）…………………………………………………………………………………………………29 15.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2日）………………………………………………………………………………………………30 16.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3日）………………………………………………………………………………………………33 17.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5日）………………………………………………………………………………………………36 18.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7日）………………………………………………………………………………………………37 19.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1日）………………………………………………………………………………………………39 20.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日）…………………………………………………………………………………………………40 21.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日）…………………………………………………………………………………………………43 22.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3日）………………………………………………………………………………………………45 23.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8—31日）………………………………………………………………………………………46 24.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4日）…………………………………………………………………………………………………49 25.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8日）…………………………………………………………………………………………………50 26.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8日）………………………………………………………………………………………………53 27.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8日）………………………………………………………………………………………………56 28.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8日）…………………………………………………………………………………………………57 29.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0日）………………………………………………………………………………………………59 30.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30日）………………………………………………………………………………………………62 31.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5日）…………………………………………………………………………………………………64 32.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9日）…………………………………………………………………………………………………67 33.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5日）………………………………………………………………………………………………68 34.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2日）………………………………………………………………………………………………70 35.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4日）………………………………………………………………………………………………71 36.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4日）…………………………………………………………………………………………………72 37.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3日）…………………………………………………………………………………………………73 38.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0日）………………………………………………………………………………………………77 39.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0日）………………………………………………………………………………………………79 40.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1日）………………………………………………………………………………………………80 4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4日）………………………………………………………………………………………………82 42.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5日）………………………………………………………………………………………………84 43.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6日）………………………………………………………………………………………………85 44.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4日）…………………………………………………………………………………………………88 45.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2日）………………………………………………………………………………………………89 46.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6日）………………………………………………………………………………………………92 47.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8日）………………………………………………………………………………………………94 48.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8日）………………………………………………………………………………………………95 49.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30日）………………………………………………………………………………………………98 50.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日）………………………………………………………………………………………………98 51.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3日）………………………………………………………………………………………………98 52.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6日）………………………………………………………………………………………………99 53.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8日）……………………………………………………………………………………………100 54.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1日）…………………………………………………………………………………………103 55.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1日）…………………………………………………………………………………………105 56.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0日）…………………………………………………………………………………………107 57.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1日）…………………………………………………………………………………………108 58.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2日）…………………………………………………………………………………………110 59.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2日）…………………………………………………………………………………………111 60.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3日）…………………………………………………………………………………………113 61.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7日）…………………………………………………………………………………………115 62.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30日）…………………………………………………………………………………………116 63.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4日）……………………………………………………………………………………………117 64.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8日）……………………………………………………………………………………………118 65.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8日）……………………………………………………………………………………………119 66.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3日）…………………………………………………………………………………………122 67.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5日）…………………………………………………………………………………………122 68.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6日）…………………………………………………………………………………………124 69.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8日）…………………………………………………………………………………………126 70.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9日）…………………………………………………………………………………………127 71.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22日）…………………………………………………………………………………………130 1883年 72.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9日）………………………………………………………………………………………………132 73.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0日）……………………………………………………………………………………………133 第二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81年1月—1883年3月） 1881年 1.马克思致沙尔·龙格（1月4日）……………………………………………………………………………………………139 2.马克思致某人（1月31日）…………………………………………………………………………………………………143 3.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2月1日）…………………………………………………………………………………………144 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月2日）……………………………………………………………………………………146 5.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2月19日）…………………………………………………………………147 6.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2月22日）………………………………………………………………………152 7.恩格斯致燕妮·龙格（2月24日）…………………………………………………………………………………………155 8.马克思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3月8日）………………………………………………………………………159 9.恩格斯致斯·弗·考夫曼（3月11日）……………………………………………………………………………………161 10.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3月12日）………………………………………………………………………………162 11.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3月28日）…………………………………………………………………………166 12.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3月30日）………………………………………………………………………………166 13.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4月4日）……………………………………………………………………………169 14.马克思致燕妮·龙格（4月11日）………………………………………………………………………………………170 1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4月14日）………………………………………………………………………………175 16.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4月28日）………………………………………………………………………………177 17.马克思致燕妮·龙格（4月29日）………………………………………………………………………………………179 18.恩格斯致燕妮·龙格（5月31日）………………………………………………………………………………………181 19.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6月2日）………………………………………………………………………………………184 20.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2日）……………………………………………………………………185 21.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2日）……………………………………………………………………185 22.马克思致燕妮·龙格（6月6日）…………………………………………………………………………………………186 23.恩格斯致燕妮·龙格（6月17日）………………………………………………………………………………………188 2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20日）…………………………………………………………………190 25.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7月2日）……………………………………………………………………………194 26.恩格斯致诺里斯·阿·克洛斯（7月22日）……………………………………………………………………………196 27.恩格斯致《自由》编辑部（7月22日）…………………………………………………………………………………197 28.马克思致燕妮·龙格（7月22日）………………………………………………………………………………………198 29.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8月6日）………………………………………………………………………………………199 30.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8月9日）………………………………………………………………………………………199 31.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8月10日）……………………………………………………………………………………200 32.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8月15日）……………………………………………………………………………………202 33.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8月16日）…………………………………………………………………204 3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17日）………………………………………………………………………………204 35.马克思致燕妮·龙格（8月18日）………………………………………………………………………………………209 36.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25日）………………………………………………………………………………211 37.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8月27日）……………………………………………………………………………………214 38.马克思致卡尔·考茨基（10月1日）……………………………………………………………………………………217 39.马克思致敏娜·考茨基（10月1日）……………………………………………………………………………………218 40.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0月25日）……………………………………………………………………………219 41.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1月4日）…………………………………………………………………………227 4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30日）……………………………………………………………………………228 43.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2月7日）………………………………………………………………………………………232 44.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2月10日）………………………………………………………………………236 45.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2月13日）……………………………………………………………237 46.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15日）………………………………………………………………238 47.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2月17日）……………………………………………………………………………………241 48.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2月18日）…………………………………………………………………………………243 49.恩格斯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2月29日）…………………………………………………………………244 50.恩格斯致列甫·尼古拉也维奇·加特曼（12月底）……………………………………………………………………245 1882年 51.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月4日）………………………………………………………………………………………246 5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月6日）…………………………………………………………………………………248 53.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1月12日）…………………………………………………………………………………250 54.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1月12日）……………………………………………………………………………251 55.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月23日）…………………………………………………………………252 56.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月25、31日）………………………………………………………………………255 57.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2月7日）………………………………………………………………………………………260 58.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2月10日）…………………………………………………………………………266 59.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18日）…………………………………………………………………269 60.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月22、25日）………………………………………………………………………269 61.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23日）…………………………………………………………………280 62.马克思致燕妮·龙格（2月23日）………………………………………………………………………………………281 63.马克思致燕妮·龙格（3月16日）………………………………………………………………………………………282 64.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3月20日）……………………………………………………………………………………285 65.马克思致燕妮·龙格（3月27日）………………………………………………………………………………………288 66.恩格斯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3月31日左右）……………………………………………………………………290 67.马克思致燕妮·龙格（4月6、7日）……………………………………………………………………………………291 68.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4月10日）…………………………………………………………………295 69.恩格斯致倍尔托特·施帕尔（4月12日）………………………………………………………………………………295 70.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13日）…………………………………………………………………296 71.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4月13—14日）……………………………………………………………………………297 7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4月17日）………………………………………………………………………………304 73.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4月21日）………………………………………………………………………………305 74.马克思致燕妮·龙格（4月28日）………………………………………………………………………………………306 7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3日）…………………………………………………………………………………307 76.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5月6日）………………………………………………………………………………………309 77.马克思致燕妮·龙格（5月8日）…………………………………………………………………………………………310 7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10日）………………………………………………………………………………311 79.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5月16日）………………………………………………………………………………314 80.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5月21日）…………………………………………………………………………………318 81.马克思致燕妮·龙格（5月26日）………………………………………………………………………………………319 82.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5月28日）…………………………………………………………………………………320 83.马克思致燕妮·龙格（6月4日）…………………………………………………………………………………………324 84.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6月17日）……………………………………………………………………………………325 85.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20日）…………………………………………………………………326 86.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6月21日）………………………………………………………………………………328 8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26日）………………………………………………………………………………332 8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7月15日）………………………………………………………………………………337 89.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7月25日）…………………………………………………………………………………339 90.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7月31日）…………………………………………………………………341 91.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8月9日）……………………………………………………………………………342 9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9日）…………………………………………………………………………………343 93.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10日）…………………………………………………………………346 94.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8月20日）…………………………………………………………………………………347 95.恩格斯致燕妮·龙格（8月27日）………………………………………………………………………………………349 96.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9月12日）……………………………………………………………………………………351 9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9月13日）………………………………………………………………………………354 98.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9月20日）……………………………………………………………………………………357 99.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9月22日）………………………………………………………………………………360 100.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9月23日）……………………………………………………………………………363 101.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0月9日）…………………………………………………………………………………367 10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0月20日）…………………………………………………………………………369 103.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0月21日）………………………………………………………………………………372 10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0月27日）…………………………………………………………………………375 105.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28日）…………………………………………………………………………378 106.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0月30日）………………………………………………………………………………381 10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2—3日）………………………………………………………………………382 10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4日）……………………………………………………………………………388 109.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9、16日）………………………………………………………393 110.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1月10日）……………………………………………………………………………396 111.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1月15日）………………………………………………………………………………398 11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28日）…………………………………………………………………………399 113.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2月14日）………………………………………………………………………………404 114.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2月14日）………………………………………………………………………………405 115.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2月15日）………………………………………………………………………………407 116.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2月16日）……………………………………………………………………409 11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2月16日）…………………………………………………………………………412 118.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2月22日）…………………………………………………………………………414 119.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2月23日）……………………………………………………………………………417 1883年 120.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月8日）…………………………………………………………………………………419 121.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月9日）…………………………………………………………………………………420 122.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月10日）………………………………………………………………………………422 123.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月18日）……………………………………………………………………………423 12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月8日）………………………………………………………………………………426 12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月10日）……………………………………………………………………………429 126.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2月10日）…………………………………………………………………………………430 127.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2月16—17日）…………………………………………………………………………433 12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月27日）……………………………………………………………………………437 129.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月27、28日，3月1日）………………………………………………………441 130.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3月2日）……………………………………………………………………………………447 131.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3月7日）………………………………………………………………………………450 132.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3月10日）…………………………………………………………………………………452 133.恩格斯致沙尔·龙格（3月14日）……………………………………………………………………………………454 134．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14日）………………………………………………………………454 13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3月14日）……………………………………………………………………………455 136.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3月14日）……………………………………………………………………………456 137.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3月15日）………………………………………………………………………457 138.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15日）………………………………………………………………458 139.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3月15日）…………………………………………………………………………461 140.恩格斯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3月16日）………………………………………………………………………461 141.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3月24日）………………………………………………………………462 142.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3月25日）…………………………………………………………………………………463 143.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3月29日）………………………………………………………………464 注释…………………………………………………………………………………………………………………………467—539 人名索引……………………………………………………………………………………………………………………540—57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580—602 期刊索引……………………………………………………………………………………………………………………603—610 插图 卡尔·马克思（1882年）…………………………………………………………………………………………………50—51 1870年9月至1894年10月恩格斯在伦敦住过的房子（瑞琴特公园路122号）160—161 燕妮·马克思（晚年）……………………………………………………………………………………………………240—241 燕妮·马克思-龙格………………………………………………………………………………………………………424—425 伦敦海格特公墓内的卡尔·马克思墓（1956年建立纪念碑之前）………………………………………………460—461
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 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 特别就国际青年工人运动加以考察 Militarism&Anti-Militarism withspecialregardto theInternationalYoungSocialistMovement （1907） 卡尔·李卜克内西 （KarlLiebknecht） 译者：易廷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5月第1版 【PDF下载】 （1918年版） 俄译本序言（M·奥斯特列采娃） 作者序言 第一部分军国主义 第一章概论 1.军国主义的性质和意义 2.社会支配关系的起源及其基础 3.军国主义历史中的一些事实 第二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 引言 1.“对外军国主义”，海军军国主义和殖民军国主义。 战争的可能性裁军 2.无产阶级和战争 3.“对内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目的 4.一些其它国家的军队组织 5.结论。俄国 第三章军国主义的手段和效果 1.直接目的 2.军事教育学 士兵的训练 普通公民中的官方军事性组织和半军事组织 对普通公民给予军国主义影响的其他方法 作为马基雅弗里主义和作为政治调节器的军国主义 第四章军国主义的一些主要罪恶 1.对士兵的虐待或军国主义作为一个已经忏悔但尚未改过自新的罪人 两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2.军国主义的代价或痛苦 另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3.军队作为在经济的斗争中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 引言 士兵——作为自由工人的竞争者 军队与破坏罢工 4.军队中军刀和枪杆的统治 引言 意大利 奥匈帝国 比利时 法国 美国 加拿大 瑞士 挪威 德国 5.退伍军人协会与罢工 6.军队在政治斗争中作为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或大炮的统治 7.政治斗争中的退伍军人协会 8.军国主义，和平的威胁 9.无产阶级革命的困难 第二部分反军国主义 第一章旧国际和新国际的反军国主义 第二章德国以外的反军国主义，特别就青年组织的活动加以考察 比利时 法国 意大利 瑞士 奥地利 匈牙利 荷兰 瑞典 挪威 丹麦 美国 西班牙 芬兰 俄国 反军国主义的国际组织 第三章反军国主义的危险 第四章反军国主义的策略 1.反对对外军国主义的策略 2.反对对内军国主义的策略 3.无政府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 第五章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必要性 第六章反军国主义在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七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军国主义任务 译后记
为什么把我们开除出党？（给党代表大会的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7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什么把我们开除出党？（给党代表大会的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7年8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将谢列布里亚科夫[1]同志、沙罗夫同志和我开除出党及此前将姆拉奇科夫斯基[2]同志、沃罗比约夫等同志开除出党的通知说，我们被开除出党是由于成立非法印刷厂。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通知对一个基本问题未作回答，即为什么一批具有20多年党龄、在最困难的沙皇反动时期从未停止过党的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同成百上千较为年轻的党员一起，在我国革命的某个阶段不得不组织非法印刷自己的文件、违反党的纪律呢？然而事情的实质绝不在于印刷厂、印刷机等，这些东西被推上首位，只是掩盖了事情的政治实质和社会实质。非法印刷厂可以是犯罪，但也可以是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极为有益的工具。全部问题在于，印刷厂为什么政策服务。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即从惟一正确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把我们开除出党呢？为什么我们的要求被党的现行制度视为“非法的”要求？我们要求增加对基本建设的投资。那就是说我们被开除是因为主张国家更快地实现工业化。我们要求更快地增加工人的工资，改善劳动保护制度等等。那就是说我们被开除是因为主张改善工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几年来一直要求提高耐普曼和富农的税金以促进国有工业的发展。可见，我们被开除是因为同苏维埃国家内的资本主义发展作斗争。我们要求采取我们的纲领和反纲领中提到的更切实的措施，以捍卫贫苦农民的利益，并要求对集体农业给予更切实的帮助。可见，我们被开除是由于捍卫我党的土地纲领。我们要求同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弊病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将党内、苏维埃机关和工会中的官僚变成脱离工人群众的封闭的特权阶层。可见，我们被开除是由于要求实行真正的工人民主。我们要求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同蒋介石、冯玉祥之流、汪精卫之流等屠杀中国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刽子手决裂。我们被反对这种决裂的人即中国革命中孟什维克策略的传播者开除出党，因为我们坚持资产阶级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起码常识。总之，我们要求中央委员会在一系列内外政策问题上改变其机会主义的路线，至少对党和国家机关来一次社会主义的中修，以去除充斥其中的延缓我们向共产主义进程的官僚主义弊病。我们是因此被开除出党的。我要问每一位党员和党的十五大的每一位代表，以上我们列举的所有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其阶级基础的要求，是不是列宁党内和苏维埃国家内的合法要求？如果有人对我说：“这些要求是合法的。”那我要问，为什么党的刊物除了每隔两年在《争论专页》上拨出很少的篇幅而外，过去和现在都不让我们捍卫这些要求？为什么反对派小册子上的几十篇文章被扔进了党报的纸篓里？为什么禁止刊登我们的纲领？仅在最近两个月内就有600多人因刊登和传播我们的纲领、因在纲领上签名被开除出党？如果正常的党内制度使党内少数派可以在我党的一般机关报上刊登这一切，哪个疯子会想到开动印刷机并非法出版自己的文件呢？这里只能有一个答案。争取上述要求的斗争在我们党内已成为非法的斗争，凡捍卫这些要求者轻则开除出党，重则坐牢。如老工人布尔什维克涅恰耶夫、布罗韦尔及许多其他较年轻的同志就进了监狱。既然如此，自然会提出下述问题：迫于哪些阶级的压力，进攻“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提高工资、实现工人民主和革命的外交政策等要求在苏维埃国家中竟成了非法的要求呢？迫于哪些阶级的压力，拥护反对派的人被驱逐出党，丢掉饭碗，有人还因此坐牢，而像康德拉季耶夫[3]之流、马卡罗夫[4]之流、萨德林之流和鲁德涅夫之流却可以毫无风险地在其正式发言中批评中央的现行政策是“超工业化”政策，延缓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为人民委员会编制富农的农业建设法案（像中央委员亚·斯米尔诺夫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签署的草案，幸而该草案现已束之高阁）？为什么这些乌斯特利亚洛夫分子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在增大，而拥护反对派的人则面临开除出党的威胁，执笔写这封信的人在为党工作了23年之后已被赶出党的大门外？难道我们所有被开除的人是迫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压力而被开除的吗？只有天字第一号的白痴才会这样想。在作出将我们三人开除出党的判决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我在发言中顺便提到，分裂和剪除反对派的政策表明我们在国际资产阶级面前软弱无力，这只会使国际资产阶级更加肆无忌惮和加紧对我们的进攻；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作答时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充分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叶·雅罗斯拉夫斯基说，恰恰相反，国外资产阶级报刊说八月全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留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党和中央软弱无力的表现，而开除反对派将是党的力量的证明。叶·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这一想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把反对派开除出党是迫于世界资产阶级对我党的压力，当然也贏得了我国内部的乌斯特利亚洛夫之流的狂热掌声。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我们的要求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可以同意我们的要求，也可以认为它根本无法实现、早已过时、不合时宜，因而应予抛弃。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正常情况下，不应认为是非法的。如果这些要求实际成了非法的，那么只能说明一点：在暂时未得到先进的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支持的十月革命届满10周年的时候，联共党的左翼在资产阶级势力对无产阶级专政发起进攻的压力下在党内和国内均失去了合法性。谁不明白这一点，谁就是忘了按列宁主义的方式思维，谁就没有勇气正视当今的痛苦真理。把注意力集中到印刷机、秘密印刷厂、某些违反纪律的行为上，就是说干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对我们党内危机采取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的党内危机早已成为是否允许国内外资产阶级扩张并在我国胡作非为的国际性问题，这使得党的领导人迫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和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缩小党内和苏联国内的合法性范围，剥夺列宁的党在代表大会前多数派和少数派进行合法斗争的基础上制订自己决定时的自由。只要没有这种自由，就分不清谁是多数派谁是少数派。形式上监察委员会将我们开除出党，因为我们违反党的纪律。而事实上这是资产阶级和富农之手将老布尔什维克和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较年轻的同志从党的身上扯掉，扯得这个老资格的列宁主义政党遍体鳞伤。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前，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布尔什维克不会因为捍卫共产主义而坐牢，这个国家就是苏联。如今这个国家迫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压力炮在监狱里关押了几名布尔什维克，使共产党左翼开始失去合法性。只有天字第一号的傻瓜、蠢货和市侩才会认为，只有粉碎反对派，剥夺他们的合法性，才能“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使世界资本主义“保持中立”，从而拖延战争的爆发。只有小孩子才会说进攻“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的纲领的最好序幕是将那些为了捍卫这个并非昨天才提出的纲领而被迫开动印刷机的人开除出党。苏联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必将爆发，而且已为期不远。要使战争再推迟一两年，只有靠大手笔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并且要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后方和真正的党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建立在剪除和开除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正确路线和在致命的危险面前的自觉纪律的基础上。就连公认十分平庸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备战时也总是力求结成统一战线，包括同社会党人，即同左派资产阶级社会结成统一战线。我们那些通过剪除和剥夺“苏维埃社会左派”即党内反对派的合法性的办法来备战的政治家该怎么称呼呢？在每一支力量都很宝贵的时候，他们用谁来代替那些经受过战斗锻炼的成千上万反对派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呢？又用谁来代替像托洛茨基、斯米尔加、穆拉洛夫、巴卡耶夫、拉舍维奇、穆拉奇科夫斯基、普里马科夫、布特纳这样一些内战老战士的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呢？我向所有党员及党的十五大的代表发出呼吁，请你们在反对派问题上不要只去注意诸如印刷机、违反纪律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要考虑一下政治上的基本问题，即在什么阶级的压力下把我们开除出联共的。我肯定地说，而且似已证明，这是在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的压力下干的，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正进逼无产阶级专政，削减苏联的合法权利，剥夺他们最痛恨的党的左翼的合法权利。不准资产阶级插手联共党！未受资产阶级削减的党和苏维埃的合法性万岁！在列宁主义政策基础上的党的统一万岁！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7年8月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22[1]谢列布里亚科大，列·彼·（1888〜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19〜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2年起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2]姆拉奇科夫斯基，C．B．（1888〜1936）——1905年入党。1920〜1925年任乌拉尔军区司令，以后是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缝纫机管理局局长。1927年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3]康德拉季耶夫，H．Д．（1892〜1938）——经济学家，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行情研究所所长。后遭镇压。[4]马卡罗夫，H．P．（1887〜1980）——经济学家、农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农亚科学院、沃罗涅日农学院教授。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主席团委员。
《列宁全集》第四卷——目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1898年—1901年）目录·凡例·前言1898年·书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1898年2月上半月）·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1898年8月下旬）·市场理论问题述评（1898年底）1899年·书评罗·格沃兹杰夫《富农经济的高利贷及其社会经济意义》（1899年1月底—2月初）·书评帕尔乌斯《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1899年2月上旬）·书评《俄国工商业》（1899年2月下半月）·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3月上半月）·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4月4日〔16日〕和5月9日〔21日〕之间）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书评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书评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1899年4月）·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1899年5月下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不早于1899年10月）给编辑部的信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书评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1899年11月下半月）·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年底）·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论工业法庭（1899年底）·谈谈罢工（1899年底）·书评谢·尼·普罗柯波维奇《西欧工人运动》（1899年底）·论《宣言书》（1899年底或1900年初）1900年·《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1900年3月底—4月初）·协议草案（1900年8月下半月）·“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1900年8月下旬）·《火星报》编辑部声明（1900年8月下旬）·对华战争（1900年9—10月）·《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1900年10月—11月上旬）·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初）·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1900年11月下旬）·1990年12月29日记事1901年·关于同司徒卢威的协议草案（1901年1月中旬）·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1901年1月）·时评（1901年1月底—2月初）一打吧，但不要打死二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三客观的统计·工人政党和农民（1901年2月下半月）·《列宁全集》第4卷年表（1898年—1901年4月）
《列宁全集》第二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1895年—1897年） 目录 ·凡例 ·前言 1895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 ·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1895年11月7日〔19日〕以后） ·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1895年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 ·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1895年秋） 一什么是罚款？ 二从前是怎样课处罚款的，新的罚款法是怎样产生的？ 三厂主可以根据什么理由课处罚款？ 四罚款的最大限额是多少？ 五课处罚款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六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七罚款法是否推行于全体工人？ 八结束语 ·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1895年11—12月） ·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12月9日〔21日〕以后） 1896年 ·告沙皇政府（1896年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 ·以“老年派”名义写给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的通知（1896年） 1897年 ·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1896年8月—1897年3月） 第一章浪漫主义的经济理论 一国内市场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 二西斯蒙第对国民收入和资本的看法 三西斯蒙第从资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为两部分的错误学说中得出的结论 四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说的错误何在？ 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 六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七危机 八资本主义地租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 九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 十保护关税政策 十一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总的作用 补遗 第二章浪漫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性质 一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 二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 三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 四浪漫主义的实际愿望 五浪漫主义的反动性 六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论对英国谷物税问题的评论 ·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1897年8—9月） 第一篇 一总的材料 二“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 三“村社式劳动的继承性” 第二篇 四“手工业者”的农业 五大作坊和小作坊。手工业者的收入 第三篇 六什么是包买主？ 七手工工业中的“可喜现象” 八民粹派的工业政策纲领 ·新工厂法（1897年夏） 一什么东西促成了新工厂法的颁布？ 二什么应该算作工作时间？ 三新法令把工作时间缩短了多少？ 四法令认为什么是工人的“夜班”？ 五财政部怎样证明限制加班对工人是“不公正”的？ 六新工厂法给了大臣们怎样的权利？ 七我们“信奉基督的”政府怎样削减工人的节日 八用什么来保证新法令的执行？ 九新法令是否会改善工人的处境？ 十新法令有什么意义？ 附录 ·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1897年9月）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 一“遗产”代表之一 二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三“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四“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1897年底）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1897年底） ·《列宁全集》第2卷年表（1895—1897年）
奥登的诗歌及其晚年（作者：MargaretRees译者：吴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奥登的诗歌及其晚年 作者：MargaretRees （1999-11） 译者：吴季校对：Lancy 译注：原文的小标题只有一个“奥登的成名”，颇为古怪。现增加几个小标题。 Aden'spoetryandhislastyears 来源：www.wsws.org/articles/1999/nov1999/aud-n20.shtml （《晚期奥登》，爱德华·曼德森撰，Farrer,StraussandGiroux,NewYork,1999年版） 爱德华·曼德森于去年（1998年）4月份出版的关于W.H.奥登的详尽的传记《晚期奥登》，再次把焦点集中到这位20世纪英语诗歌的关键角色身上。曼德森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1981年曾写下他的第一本奥登传：《早年的奥登》。 1907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奥登，其写作生涯长达四十多年。他在牛津大学研究英语文学，在此遇上并结交了西塞尔·戴·刘易斯（CecilDayLewis）和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Spender）。1928年毕业后，奥登在柏林呆了约12个月。1930年代初，他在一群年轻作家中崭露头角，这群作家大胆断言他们可以为两次大战间的一代人代言。1938年乔弗里·格里格森（GeoffreyGrigson）写道：他所编辑的《新诗》（NewVerse）杂志“因奥登而生。它发表的奥登诗作多于其他任何人，许多人可以这样称颂奥登：‘我的想像力的发韧应归功于你；我挣出天性的低级野蛮的陷阱，而朝向崇高、纯洁和永恒，应归功于你……’” 本书试图为奥登持久的重要性提供一个权威的研究成果。曼德森是奥登文学上的指定遗嘱执行者，曾以精通诗人全部的生平著作而博得奥登的赞赏。本册著作从1939年写起，这一年，一场严重的内心煎熬驱使奥登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 在这第二本著作的导言中他总结了早期经历，曼德森写道，奥登“曾经相信他的诗能服务于社会目标，为此目的，他和朋友克里斯多弗·衣修午德（ChristopherIsherwood）合作撰写了寓言剧《皮下的狗》（DogBeneaththeSkin）、《攀登F6》（TheAscentofF6）和《在边境》（OntheFrontier），以不同程度的反讽和晦涩，宣扬左翼的政治行动。” 1939年奥登打算放弃这些观念，并永久地离开英国，同衣修午德一道赴美。他们之于二战前夕启程，被一些作家谴责为背叛，以及怯懦与恶劣的行为。他们的同情者西里尔·康诺利（CyrilConnolly）写道：“他们是目光远大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有着强大的自卫本能，和抓住最有利机会的眼光，他们离弃了被他们视为沉船的欧洲民主政治，以及连带在那里所盛行的社会现实主义美学。他们对吗？似乎的确如此……” 曼德森声称奥登在1939年后创作了他最伟大的诗篇中的一部分，并断言他通过清除自己过去的政治关联而丰富了他的才能。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对奥登及其诗歌的影响，曼德森颇为轻视。是内心的压力令奥登面临了这一转折点，曼德森简单地声称道：“奥登质疑他自己的政治诗，不是因为不赞成诗中的政见，而是因为他不能肯定其作为诗歌的价值。” 回顾西班牙之行带给奥登的忧虑——在那里他目睹了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曼德森宣称诗人“发觉那些通过反抗明显不义的佛朗哥而献身历史的人，他们发现自己也被牵扯进斯大林主义代理人隐蔽的不义当中。”这一断言对斯大林主义叛卖的程度一笔带过，并且暗示所有反对佛朗哥的人都是斯大林主义官僚及其罪行的支持者。 奥登是在法西斯主义崛起时期转向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政党的作家与艺术家阶层的一员。他们误把这些政党视同马克思主义。曼德森认为，在拒绝了所有社会主义倾向性之后，奥登的晚期作品上升到新的伟大巅峰，这一论断引出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相当重要的审美特征的问题。首先，它假定奥登的诗歌天赋自1930年代斩露，未受斯大林主义破坏性影响的伤害。 奥登的成名 1920年代后期，在牛津大学，奥登成为一个文学派别的核心。该派别成员都是像他那样的上层中产阶级，并有着公立学校的背景。在他们的青年时期，T.S.艾略特的诗作《荒原》（1922）以其厌世、绝望、怀疑和悲观主义强烈地影响了他们。此外艾略特还质疑已被公认的英语诗歌传统，尤其是攻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权威性以及19世纪浪漫主义。 作为费伯出版公司（FaberandFaber）的编辑，艾略特主要负责为公司出版像奥登、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MacNeice），西塞尔·戴·刘易斯和斯蒂芬·斯彭德这些诗人的作品，当时他们都在20岁出头。1930年1月，他在《倾向》（theCriterion）杂志上发表了奥登的长篇诗剧《双方付钱》（PaidonBothSides）。颇为讽刺的是，艾略特扮演着这些年轻一代作家的文学赞助者，而他们正共同发展着左翼政治倾向。这让他的支持者反感。 奥登不认同艾略特关于英语诗歌传统的判断，对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们，他自有主见。他发展出这样的见解：他们通过诗歌直接向他说话。1936年，他沉湎于这种幻想：它或许会是一种双向交流。而结果之一，就是《致拜伦阁下的信》，写于他同麦克尼斯和一群男生去冰岛旅游的途中。在一封长信里他带着敬意提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他精选了一些书带在旅途上看，解释说在一个严峻的国家里，他需要可以轻松相处的友谊。不论艾略特和其他人怎样指责拜伦，奥登写道： 我想严肃的批评家应会提到 某种诗歌风格真是由你所造 它的意蕴不需用扳手便可了解 你能把握它那轻快的风格。 就奥登自己的长诗来说，这种轻盈的语调亦不多见。他带着迷人的微笑，象钢琴家敲着恰当的音符那样写到文学风格上的变迁，冰岛之旅，他自己的生活，以及自拜伦时代以来社会生活的发展。 我要一种形式，足以自由表达 想谈什么就谈什么…… 他请求拜伦捎信给先贤祠里的这些人： 但告诉简·奥斯汀（如果你敢）， 她的小说在这儿多么招人喜欢。 她说，她为后人写这些书； 她被后人读着，虽然很仓促。 你不会吓着她，比她吓到我更甚； 在她身旁，乔伊斯看似草一样天真。 奥登并未屈从于艾略特和他的同时代思想家如I.A.理恰慈和F.R.利维斯所强加的美学训诫。他着迷于复活日常的诗歌形式，吸收匿名诗的流行传统，换韵，谜语，民歌和戏院里的歌曲。语言好比一个乐器，他可以轻松地奏出和弦。《夜里我出门散步》（1937）是个很好的例子： 夜里我散步出门， 走下布里斯托尔大街， 路上拥挤的人群， 是麦收季节的田野。 像艾略特那样，他转向诗剧，以此作为扩展诗歌影响的途径。但奥登同时看到电影是另一个达到目标的手段。1935年他任职GPO电影公司，在约翰·格里尔森（JohnGrierson）和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Jennings）手下工作了六个月，同本杰明·布里滕（BenjaminBritten）合作，为《采煤场》（CoalFace）、《夜邮》（NightMail）等开创性的记录片配乐。他为《夜邮》所写的诗歌的成就得到应有的口碑——他照着剪辑好的影片的韵律，卡着秒表写诗，好比一个音乐家似的。 资本主义危机和奥登一代的激进化 同一时期，奥登以及追随他的作家们都对日益增长的大量失业、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和法西斯的兴起作出反应，以不同程度的热忱为革命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所吸引。 随着他在科学和弗洛伊德主义方面兴趣的增长，奥登转向他所想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他在寻求文学上的飞跃，寻求在这样一个时期能够扮演积极角色的诗歌，以回应这一危机。 1937年3月，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的遗著《幻象与现实》出版，恰值作者本人战死于西班牙之后，奥登在评论中说道：“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期待着一本关于美学和诗歌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现在考德威尔先生终于为我们献上了这本书。” 考德威尔的论著为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思想而战斗：“艺术是人类在感情世界里的自由表达，正如科学是人类在理智世界里的自由表达一样，因为两者都意识到各自世界的必要性，并能够加以改变。” 在为英语诗歌传统提供一个经济基础的尝试中，考德威尔提供了一些非凡的洞察。在“资产阶级诗歌的运动”的标题下他作出“人民阵线”的结论，即这样一个时期：“诗歌现在表达出来的，是对资产阶级境况的真正的反叛，以资产阶级理论家或‘艺术家’与无产阶级的联合，反对资产阶级。法国已走在前列：阿拉贡和纪德，等等。在英国，有英格兰的戴·刘易斯，奥登和斯彭德。”对这一时期他判断道：“形式的问题现在趋于第二位，除非社会关系的问题以理想的方式得到解决。” 西班牙内战与奥登的转变 然而奥登很快便以他的艺术独立性起而反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强加的愚蠢限制，这是苏联于1934年以来作为铁板一块的官方教条提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必须是阶级的文学，服从党的政令。卑鄙的谄媚者大搞恶意审查，作家们则被迫降格他们的才能。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被压服了。 奥登及其同道的思想者也许并未觉察到斯大林的爪牙在苏联或别处是如何强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一套，但他们开始收到暗示。奥登后来从《西班牙》（1937）一诗所表现的那些事件退却了。1936年12月他寻求加入国际纵队，但后来决定跟西班牙救援委员会（theSpanishMedicalAidCommittee）一道旅行至西班牙，去开救护车。1937年1月他到达巴伦西亚（Valencia），却得不到开车许可，而被安排去作政治宣传。他在萨拉格萨（Zaragoza）前线短期逗留之后，颇为沮丧，于七周后回到伦敦。 25年后，他在评论中揭示了当时他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回来以后，我不愿谈论西班牙，因为我被耳闻目睹的很多事情给弄得心烦意乱。其中一些事，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书中描述过，比我所能讲得要好。剩下的事，就是我从牧师那里学习治疗。”（《致HughD.Ford的信》，1962年11月29日，引自《Ford''sAPoet''sWar》，1965）。 1938年奥登和克里斯多弗·衣修午德受费伯之托旅行至中国，写作一本关于中日战争的书。他们取道纽约回英国，次年出版了《战争之旅》（JourneytoaWar）一书。衣修午德写作散文解说词，穿插以奥登的十四行诗。他把德国作家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视为自己的诗歌灵感。奥登一贯借助德国文化来调整法国文学对英语诗歌的影响，这至少是部分地对诸如艾略特等作家之努力的反动。 然而，借助里尔克也是奥登企图远离当时他所遭遇的政治矛盾在诗歌上的表现。1939年他写到里尔克：“我相信这不是一种意外。即当国际性的危机愈演愈烈，越来越受作家们关注的这位诗人应会感觉到，干扰他人的生活是傲慢和自以为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而一个人显而易见的不幸恰恰也是他的救赎）；诗人应该做一个始终如一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人……” 他同衣修午德一道从此移居美国，可以从远洋旅途中他们彼此诉说对政治日增的反感中得以理解。抵达纽约的那一天，巴塞罗那（Barcelona）终于落在法西斯份子手里。两天后，传来爱尔兰民族主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和伟大诗人威廉·叶芝（WilliamYeats）的死讯。这件事促使奥登写下他那著名的悼诗《纪念叶芝》。 在《晚期奥登》中，曼德森一开始就分析这首与历代伟大的挽歌齐肩之作。它们包括——华尔特·惠特曼的《当紫丁香最后一次在庭园开放》（WhenLilacsLastintheDooryardBloom''d，原题为《纪念林肯总统》）或雪莱为约翰·济慈之死而作的哀歌《安东尼司》（Adonais）。 在第三节里，最动人的想像之一——诗人的肉身死去并转化为后人心目中的叶芝——与被围攻的城市的想像融为一体： 但对他来说，那是他作为他本人的最后一个下午； 一个护士和传言的下午； 他身体的各省全都叛变， 他头脑的广场空荡荡的， 寂静侵入了近郊， 他的感觉之流渐渐虚弱：他变成了他的仰慕者。 奥登面对着强大而矛盾的情感：他对叶芝作品的喜爱和敬慕，他对一个铭刻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政治背叛的时代的绝望，和对未来的历史进程深深的惊惧和不安。在该诗出版和重印之间的那几个星期里，他以模拟审判的形式写下一篇题为《公众与已故叶芝》（ThePublicvsthelateMrWilliamButlerYeats）的随笔。在文中，奥登试图通过声称“艺术是不受侵犯的”来反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 起诉人以“诗歌即行动”的1930年代观念（亦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言。辩护人（奥登）则反对说：“原告的观点可简述如下：‘一个伟大的诗人必须就困扰同时代人的问题给出正确答案。死者给出的是错误的答案。因此死者算不上伟大诗人。’以此观点，诗歌充斥了社会测验；要想带着荣誉过关，诗人必须考到75分以上。” 这一答辩以“为艺术而艺术”告终：“原告的论据建立在谬误的信念之上，就是相信艺术能让任何事发生，先生们，然而真正的事实却是，假如没有一首诗被写出来，没有一幅画被画出，没有一节音符被谱写出来，人类历史在实质上仍然不变”。 在关于叶芝的诗歌里他新添了第二部分： 你像我们一样无助；但你的才赋历经一切而幸存： 贵妇人的教堂，肉体的腐烂 你自己。疯狂的爱尔兰将你伤害成诗。 如今爱尔兰的疯狂和气候依旧， 因为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它幸存…… 当奥登出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束缚之厌恶而抽身之后，他并未尝试去理解他所反抗的压力。他简单地提出“艺术无用”的观念，以此主张艺术，尤其诗歌，是不能付诸实用的。通过宣称其不重要，他招致了向更遥远的唯美主义领域撤退的危险。 曼德森宣称，奥登在写给叶芝的挽歌里所致力于对抗的矛盾，是“一个艺术家跟他的天赋之间的冲突”。对曼德森来说，整个1930年代，奥登先是抓住了问题的一面——对社会正义的自觉的渴望——接着是另一面——在每个心灵和诗歌天赋中的非理性、非政治的力量。就此而言，奥登主观化的抗辩实在并无新颖之处。曼德森未能洞悉为什么奥登的突变恰好发生在这一时刻。曼德森所持的是简单的二元论假定：对社会正义的自觉渴望有必要与诗歌天赋相分离。 曼德森的结论是，奥登在诗歌上越来越强大，“他的许多最深刻和有个性的作品都是写在他生平的最后十五年里”。这一论断是有缺陷的，并受到批评。在《回顾晚期奥登》（ReviewingLaterAuden）一文中罗杰·金博尔（RogerKimball）写道：“对奥登后期作品的评论，尤其是他1945年以后的作品，一直存有争议。”金博尔把曼德森称为“修正主义者”，并继续谈道：“技巧，假如不是由敏感性和主题催化而成，会成为诗歌成就之敌。无论如何，对奥登来说，技艺娴熟在诗歌里造成的结果，有时看起来是靠语言的自动驾驶来进行下去罢了。”（TheNewCriterion,May1999） 奥登晚期的诗歌 从他的部份传记来判断，奥登1945年后的诗歌仍时有炫目的闪光。而就某个方面来说，一段时间内他在文体风格上仍保持领先地位。这让他得以驳倒那些诋毁他的人。那就是他对通常称为诗歌的“声音”的控制。 例如，《赞美石灰岩》（Inpraiseoflimestone，1948年5月）把意大利风景转换成英语，在文体上的最大成就是在主观与客观的声音之间达成间接的关联。首行优雅地把一物溶于另一物——将怀旧之情融入岩石之柔和。奥登常常在开篇的一段时间内并不显露主题，但在这首诗里，他玩弄着一个不动声色的旁观者口吻，说要‘记下这个’‘检查下那个’，又将它们与鱼、蝴蝶、蜥蜴等让人愉悦的自然画面一一并列。忽然间一个母亲对幼儿深藏的爱被唤起，但通过以一个反问句来呈现影像，其情感力量冲淡了。童年的记忆冲刷而过，石灰岩与那些迷人的事物对照着：花岗岩的荒地，粘土和砂砾的磨擦声，海的低语声。 诗的后半部分用着轻松闲聊的口吻，带着些微的自嘲和对风景暂时的轻视。对自然秩序的乞灵遭到反对，关于纯净的观念在有条有理的说教式对句中渐渐消退。留下的只是沉渣： 亲爱的，我对两者 都一无所知，可当我试想一种无瑕的爱 或将临的生活，我听到的只是地下河 喃喃之声，我看到的只是一片石灰岩的风景。 对照英国田园诗的整个传统，这种不显著的重音不只有着稍带讥刺的消遣，诙谐的态度，而且从诗歌表面的田园风味下，传达出些许的忧虑不安。 此外，奥登的写作仍有潜力达到深深打动人的品质。在写于1949年、分为四部的《纪念城市》（MemorialfortheCity）的诗中，他追忆起四年前在盟军轰炸后毁于火灾的一座德国城市的残迹。他曾服役于占领德国的美军，并为达姆施塔特城（Darmstadt）的废墟而悲泣。 这里处处是他早期诗篇回声的共鸣——躯体与城市的类比，就如在悼念叶芝的诗中；自然秩序对人类苦难的异常冷漠，就像《美术馆》（MuseedesBeauxArts）一诗所写，当殉难发生时，迫害者的马却在树身上擦着它无知的臀部。 关于语言是否有可能表达现代战争之恐怖的疑问，以及关于大屠杀难以表现的争论，盘旋在这首诗之上并诉诸视觉形象，比如火葬场烟囱上空的乌鸦。犹如在一场恶梦里，目击者确信，这毁灭的城市的命运，即是文明的灭绝。 幽默，烹调，礼仪，味道 这座城市的样式，都被抹掉 然而，织进诗中的是一种古怪的历史图案——宗教与现代革命的调和——奥登认为他在一位曾被纳粹德国流放的德国神学家罗森斯托克—赫塞（EugenRosenstockHuessy）的著作中发现了它。已成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罗森斯托克—赫塞研制了一张历史年表，按照基督教的发展排列英国内战，法国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以及近千年许多其他的社会变动的进程。奥登读过罗森斯托克—赫塞的《革命及基督教前景之外》（OutofRevolutionandTheChristianFuture）。他将这一规划加以润饰，试图把基督教牧师塑造成人类所面对的——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面对的——两难困境的回答。 诗篇最后部分说教式地提出一个新主题——一个脱离实体的我——它既超越历史又在过去的关键时刻以反讽而超然的声音出现——无论在基督教、古典遗风、古老传说，还是现代文学中。 在奥登作品的内容中，宗教呈现出越来越高的重要性。一股肉体禁欲的气味游荡在以《HoraeCanonicae》知名的系列作品中，其中每一首诗都以中世纪的僧侣每天不时从事的祈祷命名。通过这些仪式，内心的警察被以魔法召唤出来将外部的警察——即现代专制政权的标记——正义化。总体上，他转向了顺从与接受。 不过，至于战后的奥登是否臻于伟大——撇开他拌以宗教的传统水泥搅出的混合物——不是这么回事。 奥登到达美国的时候，收到他父亲的一封信。信中希望他通过他的诗担当时代的代言人。他回信说：“要说到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像每个作家所做的那样，这肯定是他最后才考虑的事情。比如丁尼生，当他想着哈勒姆（Hallam）和他的悲痛时，他在《悼念集》里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代言人。而当他决心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吟游诗人并写下《君主牧歌》（theIdyllsoftheKing）时，他已不再是个诗人。” 以他自己的标尺来评判，1945年后他已证实无力用诗歌来表达冷战隔离的阴影，和当代生活那破裂、断续的步伐。 在《英语诗歌导言》中，奥登宣称：“也许历史正强加给知识份子——不论科学家还是艺术家——一个新的自我观念，既非可敬的吟游诗人亦非安那其的唯美主义者，而只是作为忠实反对派的一员，不只为他自己，也为所有的人捍卫每一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反抗过度热心的政府的侵犯（即便后者不承认），他有一个契约，他们对‘正义之城’共同的爱。” 这种观念只能在他的生活变得干枯、诗歌洞察力变得日渐陈腐时才会出现。他为自己在最后几年只能写作《悼J.F.肯尼迪》（ElegyforJFK）、《合众国赞歌》（UnitedNationsHymn）和《登陆月球》（MoonLanding）这类做作的诗篇而难过。 曼德森称他娴于“一种精心设计的隐藏效果。奥登使某种写作最隐晦的主题的技巧臻于完美。他通过一种语调骗过真实或想像的敌人，令他们以为他过于温和与叔伯式（即“谆谆教诲式”或“婆婆妈妈”——译注），以致懒得去应付他。”这是无稽之谈。只能由有天赋和经验的内行来正确地加以解释的诗歌，跟能够照射到表面现象之下的大胆想像是两回事。曼德森没能考虑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在奥登晚期，他的作品事实上变成了“温和的与叔伯式的”。
《英国现代诗选》选录（译者：查良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英国现代诗选》 （选录） 译者：查良铮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选录“奥登一代”部分——录入者注） 【CHM电子书下载】 ·奥登的诗歌及其晚年（作者：MargaretRees译者：吴季） W．H．奥登（1907－1973） ·在战争时期（十四行诗组，附《诗解释》） ·探索（十四行诗组，选十首） ·美术馆 ·正午的车站 ·悼念叶芝 ·旅人 ·太亲热，太含糊了 ·步父辈的后尘 ·请求 ·我们的偏见 ·大船 ·不知名的公民 ·这儿如此沉闷 ·要当心 ·我们都犯错误 ·让历史作我的裁判 ·西班牙（1937） ·歌──第27曲 ·歌──第28曲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卞之琳译）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卞之琳译） ·小说家（卞之琳译） ·服尔泰在乡间（卞之琳译） ·对一个暴君的悼词（王佐良译） ·布鲁塞尔的冬天（王佐良译） 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 ·我不断地想着 ·特别快车 ·国王们的最后道理 ·等他们厌倦了 ·不是宫殿 ·一个城市的陷落 ·北极探险 C．D．刘易斯（1904─1972） ·请想想这些人 ·十四行 ·两人的结婚 ·磁山（周强译） 刘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 ·跳板 ·探险 ·预测 ·秋天日记（选段）（王佐良译） ·枕木边的墓地（“洛克斐勒先生的都市里的壁画”之一） ·对群众的演说词 ·诗艺（杨周翰译）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译）（1924年5月2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译）1924年5月28日同志们！关于争论我将更多地谈谈托洛茨基同志没有涉及到的那些经济问题。我不打算多谈政治问题。谁的过错？首先我要向大家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党一般在什么条件下会面临1923年11一12月所遭遇的前景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下面一种回答：如果在经济中和党内有某种新的东西在成熟起来，如果这种新东西要求改变经济政策和党的政策，如果不及时作出这种新的改变，如果中央行动过于迟缓，那末一个感到对工人阶级负有责任的富有生命的党就应当做为一个集体去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党应当或者将历史向党提出的问题予以彻底解决，或者徒具形式地提出：等待半年后的下届代表大会，那时再提出和解决这个或那个问题。关于新方针的问题我们不是虚有形式，而是从实质上加以解决的。也许这个问题的解决耗费了过多的精力，但如果我们也像某些同志在这里所作的那样提出过失问题，我就要问：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是那些根据党章规定的一切办法来为党寻找决策的人们呢，还是迟迟不做出必要的决议的党中央呢？既然提出这个问题，那就要深入一步，就要从这个方面深入探讨。方针的改变是否必要？现在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当时必须改变党的方针吗？我们大家都认为：必须改变。这种改变是否按正当手续进行的？它既是由中央委员会推行和宣布，又经党代表会议认可的……历史排除了许多私人意气和多余之物，所以我们能更加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问题。多余之物消失了，而主要和基本之点依然存在。问题是：或者中央按当时党的舆论所要求而通过的那个决议是做得对，或者是作了不应有的让步，因而犯了一个有待纠正的错误。但我还没有听到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说，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是一个错误。既然如此，就决不应对争取工人民主原则的人有所指责。为纪念列宁而应征入党旳党员与我们的政策下一个问题。在这次争论中我们被指责有小资产阶级倾向。这种指责对于每一个党员，尤其对于老党员的严重意义，你们是了解的。尤有甚者，这种指责已由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正式批准。每一个党员都非常深刻地察觉到代表会议这项决议的严重意义。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虽然不足以作出全部的结论，但却足以看出，指责反对派为小资产阶级倾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在党内方面由于党员成份的改变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同志们谈论说：你们向党的制度进攻，声言党内生活萎靡不振，在党的机构中滋长着官僚主义等等，可是请看，工人阶级却加入我们的党，向我们表示充分的信任。当然，工人阶级对我们表示信任，由于二十万工人入党而获得的信任是我们难以估价的大批财富。然而，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切所以能够发生是有原因的。如果说工人入党就等于赞同和拥护我们党内政策方面的一切，甚致（至）包括中央也曾通过决议加以反对的官僚主义病态，那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乐观主义。工人阶级是对我们政策的实质表示信任。我们的政策总的说来曾是正确的，我们的国际政策，我们的对内政策，对待国内其他阶级的政策曾是正确的……列宁的逝世向工人阶级提出了下列问题：从前当我们党内还有列宁的时候，不仅我们党、我党的中央和工人阶级有着联系，而且非党工人群众和列宁同志本人有着一种特殊的、血肉的联系，而列宁同志则是做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切优良品质的体现。在失去了领袖之后每一个普通工人都从这一角度提出问题：党能否克服在领袖逝世后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们应否参加党，参与整个工人阶级的事业？由此看来，当同志们单单指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完全不够的。要知道，在列宁同志逝世前工人也就倾向于党，但出乎意料之外的大规模自发的参加党，正是在列宁逝世后和在这个损失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个事实决非是偶然的。由此应当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结论应当是，党内政策有关工人民主的部分既由党代表会议确定并发出指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应当全部批准。如果我们在工人党内实现工人民主制度，那我们就不会放过这批新生力量，使每个人都能在我们未来的事业中找到应做的工作……计划问题我们把加强我国经济中的计划原则提到首位。在主席团中的查鲁茨基同志提醒我，在四十六人的文件中写着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这是中心要点。我们在危机时期取得的教训，由于无计划性而受到的损失，在这些影响之下，我们当时特别坚持地提出了这一点。我们曾大声疾呼（也许你们要说：过于大声疾呼了）必须走向计划性。值得髙兴的是，党内已普遍承认计划的必要了。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在这方面已有很大的实际进展。为实现我国经济中业已成熟了的客观需求，还须克复（服）巨大的困难。但无论如何，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试图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提出计划性，就是在经济建设中提倡无产阶级的路线。这与小资产阶级倾向有何相干呢？我要证明恰恰相反的道理，如果我们在原地踏步不前，拘守我国经济中的无计划性，这才是不自觉地向小资产阶级自发性让步。任何一种趋向计划性都意味着加强经济方面的无产阶级路线。如果人们斥责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什么真理呢？这里唯一的真理便是在政治上有时是不需说出真理的（笑声）……必须加强斗争反对新经济政策时期中的积累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必须加强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中的积累作斗争。这里在座的有加米涅夫同志，当时我同他就这个问题在莫斯科的党员大会上，区代表会议上进行过争论。我列举了有关新经济政策时期中积累的数字。人们责备我们惊慌失措，说我们夸大了这种积累，说我们提出的办法有一股战时共产主义的气味。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作报告时却又把加强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中的积累作斗争列为当前政策的优点之一。可见，这里关于更有系统地向新经济政策的资本作斗争，关于更有计划地进行斗争，关于借开展国家生产而进行斗争，关于加强合作社，这一切都被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如何，我们所建议的总路线被认为是正确的。这里那有什么倾向，尤其是，那有什么小资产阶级倾向呢？……什么是商品调整？……同志们，什么是商品调整？商品调整就是从国外输入商品，以调整国内市场因生产不足而脱销的那些商品的交换。我们始终反对那种想法和倾向（我国贫困的说法丝毫也未证实这种想法和倾向的正确性），即当我国最起码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当我国预算存在巨大赤字时，认为我们只要把外汇放进国家银行的库存中，便可以积累外汇（出超——就是在我国积累外汇）；我们曾经说从经济上看来这样制定商业政策是不对的，而且是不适当的。事实很快就证实了我们的顾虑。我们说，我们必须尽量使进口与出口平衡起来，进口的当然首先是机器与装备，但是在某种日用品脱销时也不应拒绝商品调整。我们已决定输入外国的肉类。大概我们很快也会决定从国外输入食糖，因为本年度食糖产量不足。我请问，同志们：为什么商品调整算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而输入外国的肉类、猪肉和食糖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呢？这里必须提醒大家，用外汇去增加进口的问题已由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能否说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这个决议是违背经济问题上的无产阶级政策，是富农对我党的影响的产物呢？我不善于开玩笑，但是怎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争论的热潮中，不切实际的夸大和赘言激发了全党，蒙蔽了党的视线，使它看不清事物的真相，那时我们被指责在这一问题上犯有小资产阶级倾向。该是取消这种指责的时候了。拉林同志此时又在这里出面，略为涉及到这一点，他说了些什么呢？这些人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上有些模糊不清。对不起，您不如直接了当：您在坚持您在“真理报”上刊登的文章，而且当劳动国防委员会已作出决定输入商品的时候还坚持己见？既然这样，那就指责劳动国防委员会有小资产阶级倾向吧。这种争论既不能辨明是非，反而使党的队伍丧失朝气，我们表示坚决抗议（座中喊声：“谁——是你吗？”）。所有受了这种指责的人。受这种指责最多的人是我和在圆柱大厅对中央的经济提纲提出修正案的那三位同志。总之，同志们，已是彻底澄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对我们的指责原是亳无根据的。合作社与私人商业在莫斯科多次党员大会上我的发言中曾强调说，既然我们要提出并且应当提出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中的积累与私人资本作斗争的问题，我们就应该根本改进现有的合作社，因为现有的合作社不受下面的监督，因而也就算不得一个社会机构，它也不受上面的监督，因而在经营方面也就不如国营商业企业。我们应当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我说过在列宁同志的文章中曾全面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过我们党应该重新全面考虑这个问题。同志们，我很高兴季诺维也夫同志也指出了列宁同志提到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对于列宁同志在最后几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体会得不够。试问：在我们开始向私人资本作斗争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竟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吗？……（摘译自1924年5月28日“真理报”）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萨普龙诺夫和拉法伊尔拥护者提出的决议案（经莫斯科河沿区鼓动员和宣传员大会否决）（1923年12月1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萨普龙诺夫和拉法伊尔拥护者提出的决议案（经莫斯科河沿区鼓动员和宣传员大会否决）1923年12月12日大会基本上采纳党中央的决议，但认为对中央的决议必须补充下列几个建议，以保证中央决议的实行。这些建议，大会认为：（1）必须废除指派制度。（2）党的机关以及机构负责人员，例如：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编辑等（通常）要由选举产生。（3）党的机关要对党员群众实际负责，不仅只对上级机关负责。（4）确切阐明派别问题。（5）关于对党员实行强制的问题，首先要由支部决定。（6）过去被指定的一切党的机关都要进行改选，（译自1923年12月12日“真理报”）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论我们党内的状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3年11月2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论我们党内的状况[1]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3年11月28日因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文章［注：指“党的新任务”，见本书第195—202页］而在“真理报”上引起的关于我们党内状况的讨论，无疑将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一直引起我们报刊的重视。为了使这一讨论得到最大的收获，必须一开始对问题本身就有正确的提法而不要在局部的细小的问题上分散精力。如果问题的关键一开始就抓对了，那末，这些局部性的问题也是有益的，也可以在讨论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从这个观点看来，我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文章中问题的提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个别的（固然是重要的）问题上，但不是在大问题本身上。而全部的关键正在于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全貌并把它整个地提出来。党应当向自己提出并且实际上已经觉察到的一个问题（但目前还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个别方面）就是：到目前为止，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实行的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上的基本路线是否正确？只有对我所提出的问题已有了肯定的答复，才能采取像季诺维也夫同志那样对待问题（实际上是个别问题）的态度。我个人认为党首先要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一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以前，一切局部的问题都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我本人对所提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党在党内政策方面实行根本不正确的路线已经有两年了。这一政策是同新经济政策向我们们提出的任务有尖锐矛盾的。党的错误目前已一天天越来越明显了，任务就在于赶紧承认这种错误并尽可能同心协力地树立党的新方针的里程碑，而不要死不承认这种错误。说我们的党内政策在最近这两年新经济政策时期中是不正确的，有何事实？有何客观根据？遗憾得很，事实是不胜枚举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环境的特点就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极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中的五色缤纷、紊乱不堪和变化迅速，新的社会矛盾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社会自发势力对党的肉体和精神的统一进行各种各样的侵害。为了正确地辨明极其复杂的环境——不仅比战时共产主义的关系复杂得多，而且比任何一个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复杂得多（从工人的观点看来）——，为此必须在我们组织内部建立一种不同于前线斗争时期的生活，必须在党内肃清军阀式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按照1917—1918年的型式恢复党内生活，发挥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提出与讨论党内生活的一切主要问题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使每个党员有可能更积极地和自觉地参加解决一切主要的党内问题和政治问题，必须使支部的每个党员都能够把他感到焦虑不安的任何问题——新经济政策所提出的这类问题是成千成百的——提出讨论，而不致于遭到支委会的冷眼相待和被人称为煽动家，孟什维克式的、动摇不定的“倾向分子”等等。必须使每个党员能够在同志面前把自己的各种怀疑、内心的犹豫和不满和盘托出，并能得到同志般的大有教益的答复，这种答复是要说服人，而不要像现在这样挫伤和打击提问题的热情，向所有这些怀疑和问题劈头撒下一堆完全不符合复杂情况的陈言烂调、瓜滚烂熟的回答和简单化的公式。实际上过去没有做到这些。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的周围还是烽火连天时，党的生活竟生气勃勃得多，各组织的首创精神也大得多。可是，一旦不仅有了活跃党内生活并使其适应新任务的客观可能性，而且有了党对这一方面的绝对必要性时，我们不但没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前进一步，反而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上级事先决定问题的现象增多起来了，战争时期把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出决议并对决议负责，另一部分是不参加制定党的这些决议的执行者群众——的现象也增加了。在积极参与党内一切决定的过程中、在每个党员都意识到本人对党的每一个决议应当负责的基础上来发挥组织的集体首创精神和提高全体党员的水平，这一方针不采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指靠良好机构和党的良好官员的方针。机构我们已作了改进，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却付出了承担巨大牺牲的代价，付出了窒息党内生活并使组织中少数的积极部分脱离党的消极的或半消极的多数的代价。我们在党内政策上的这个主要错误造成了目前我们党的思想所以停顿的一系列后果。现在我们简略地列举这些后果。党内生活的停顿。党内纯粹自发的缄默抵制现象的增加。中央在秋季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可以作为这种缄默抵制的突出例子。许多人再不去独立思考了，不在党的面前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了。许多人再不去独立判明情况，只是等待上级的指示。党内有关党的生活中的根本问题的争论停止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开始的这一争论也是由上面发起的。在基层组织中也是如此。在大多数支部中，根据既定的策略形成了这样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认为讨论最重要的全党性的问题和经济问题已不是他们分内的事情。结果，党便无法发挥党内的一切思想潜力来反对危害最大的各种反党的派别。这些派别有时所以能够抓住很优秀的普通工人党员，就是因为支部没有通过自由的集体讨论，在同志的环境中帮助他们消除自己对“人们”的怀疑。如果这些动摇不定的和怨天尤人的分子可以在党员大会上公开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末，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决不会暗中反党的。如果他们没有被说服，如果他们的提议遭到否决，那也要使他们确信：党是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问题并没有置之不理。这才不致于使他们实际上处于精神上开除出党的境遇，可是，从精神上开除出党到形式上退党或成立心怀不满的秘密派别组织只有一步之隔。目前，许多老的负责工作人员也遭到这种精神上开除出党的命运。正如一个目前已成为经济工作人员的老工人党员不久以前在同我谈话时所说的，他们“目前没有地方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和建议”。担任苏维埃工作和经济工作的这些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干部对党的生活已经完全没有实际影响，他们的经验没有用在集体的党的改造工作上，可是，在组织中直接负责党工作的却往往是这样一批同志，他们比那些在形式上虽是俄共党员但实际上已脱离了党的人对党知道得更少，对党的负责工作担任得更少。指派书记的方针、党机构成分干部化的方针实行的结果是：这一机构为全党办事，考虑问题（尽力而为）和担负责任，而就每个组织来说，则为该组织的全体成员办事，考虑问题和担负责任。这就必然会由于这一部分人在党内的影响和权力的增大而削弱党的工人部分（不论是埋头于苏维埃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人，或是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在组织中的作用和意义。直接从事生产的党员只有通过支部才能举加党的生活，但是，目前的支部工作性质（支部仅负责传达和执行上级事先决定了的问题）使这种参加几乎成为有名无实。无疑地，正是在这种基础上，马哈依斯基[2]情绪在我们党的某一部分人身上滋长起来［注：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引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些工厂的党员数字。他想以此证明：虽然他没有列举必须与他所引用的资料相比较的数字，但这个数字是在增加着。可是，他所引用的数字实在骇人听闻，因为它小得可怜。——作者注］。现在再往下谈。党的政策中的现行方针对培养新的负责的党工作干部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我想，总的说来，这方面的工作也是相当差的。在通过马克思主义小组、苏维埃党校和训练班等形式对自己的党员进行理论教育方面，党在这两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随着这种理论水平的提高，再加上党的方针的加强，结果却不是加强反而削弱党员参加党的实际生活。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的理论修养提高得越多，他们参加真正的党的生活反而越少，对工作的责任感和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越少，他们就越乞灵于事先决定的问题，党干部的作用在这几年中也就越大。其实，如果不是把理论用于实际工作，那末，这种理论修养就是学究式的而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的提高，就不是提倡而是阻挠像“列宁那样”把理论用于革命目的。青年党员的理论水平的提高同他们实际上无权解决党的事务这两者之间不相称的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并且还在增加着。继续执行党的原来方针也会使我们受到另一方面十分危险的纠纷的威胁，比如老布尔什维克干部不满情绪的增长的威胁（这完全归咎于我们）。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我们的党支部就其水平来说，往往低于先进的非党工作人员的水平。我不打算判断，这种断言总的说来有多少正确的成分。但是，如果说它是对的话，那末，它是完全反对目前在党内政策上所实行的方针。如果非党工人就自己的水平说来高于和他们在工厂中处于同等条件的共产党员（至于那些在社会工作上特别是在党的工作上疲于奔命的和没有时间学习的党员，暂且不提），那就必须想到，这首先是由于非党群众能独立思考一切为工人群众和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并独自开动脑筋，而党员却不去独立思考问题，唯恐在上级发出指示以前“出言不慎”，等待现成的决定，甚至等待对这些决定的现成说明。由上级事先决定问题——这就是目前实行的党的方针的直接产物，但也是目前在经济领导方面所实行的政策的产物。显然，过去和现在从上面发下来的许多现成的决定都可以事前交给党组织讨论，许多匆忙草拟的指令如果在草拟时而不是在事后考虑到各地的经验，那末事后就不必再去修改和补充。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整个经济政策中计划原则很差，由于经济问题要经常解决，所以我们的中央领导机关往往连自己也是今天不知道明天将急如星火地解决什么问题。既然如此，所以即使他们万分愿意，也无法把连他们自己都意料不到的问题提交党内讨论。无计划的政策总是会引起这种意料之外的问题。因此，改革党的政策是和必须改革经济政策相关的，可是根据其他更重要的理由，这个问题是应当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另一个后果——这就是党内消息报导方面的漏洞，这个漏洞削弱了党在执行它的决议时所占的阵地，削弱了它和非党群众的联系，使各地组织特别是普通党员在工人面前处于十分困难、经常是极为狼狈的地位。今天他们加劲鼓动一种措施，比如说，工人应该拿工资买黄金公债。可是，明天在中央机关中已有一个相反的决议酝酿成熟，从天而降直落到他们头上，于是，我们的共产党员不得不在群众面前一反其昨天还在大事鼓吹的东西。这就破坏党组织在工人面前的威信，工人们或是在这种场合下对支部的党员嘲笑一番，或是因他们无权过问和不了解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计划而愤慨不已。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过去非党群众何等积极地参加清党工作以及他们何等关怀自己的执政党的生命，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情激昂的分量。职工会机关之脱离工人群众和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的滋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现行的党内方针有关的，因为这种方针助长了党内的官僚主义，也就是说，实际上削弱了我们在反对一般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最重要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阵地。既然证明（这已由过去两年的经验所证明）这个方针不是削弱而是自发地加强苏维埃机关和职工会机关的官僚主义，那末，不必有很多的逻辑就能了解列宁同志关于工农检查院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名文章是在何种程度上用自己的全部论据反对目前的党的政策。我不打算列举目前方针中其他较次要的后果，诸如：党内的升官发财思想、阿谀逢迎现象和办事的官僚态度的滋长，各级机关对地方党组织不负责现象的增加，过去经选举产生而担任党内职务的、因自信自满的行为证明为不称职的人员的增多，等等。目前所展开的这次争论对所有这些现象都有更详尽的揭露。我仅限于上面所说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看来已足以证明我在本文开头就提出的一个论点，即我们执行了不正确的党内政策并在这方面有缺点。争论的初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文章、意见和决议中没有一篇承认目前的党内状况是令人满意的。我们的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从军事方法过渡到党内民主方法的决议，由于命运的嘲弄，实际上我们的党却执行了根本相反的政策，固然这是由于当时喀琅施塔得的暴乱造成的，而且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中可能是出于客观的必然。但是，在完成了而且是在难能可贵的齐心一致和非常有组织的情况下完成了过渡以后，贯彻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政治上就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了。这一过渡没有及时实现。在党的政策上，采用一劳永逸方针的自发倾向占了上风，由于许多原因的凑合，这种倾向正是在应当提出克服它的问题时形成并合法化了。我们显然在这一问题上迟了一步。目前必须更迅速、更齐心一致地来实现这一必要的转变。最后，还有一个意见。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包括最负责的同志在内，并不反对以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来嘲笑“党内民主”。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在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倾向影响下的产物，所有这些归根结蒂都是同无产阶级纪律以及技术髙度发达的趋向相矛盾的。且不说，这些同志在心理上是受落后技术的影响，在印象上他们的头脑是反映了具有高度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在苏维埃地基上建立国家机构的工作是他们参加了的）这一钟楼的影响，——他们不妨用实际生活证明一下，他们打算怎样具体地根据目前党的方针而不要党内“民主”就能解决关于培养党的新干部的问题以及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来扩充这些干部的问题。（译自1923年11月28日“真理报”）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1]参看“斯大林全集”第5卷“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对本文的批评。——译者[2]参看“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版，第446页。——译者
E·弗洛姆《生命之爱》（1986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生命之爱FortheLoveofLiveE·弗洛姆（ErichFromm）译者：罗原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1986）↘原编者序言一、现代社会中的富足与厌倦·消极的人·现代社会中的厌倦·虚假的需求·父权社会的危机·信仰的危机：宗教的崩溃·让人类全面地发展二、人性的另一面——侵略冲动三、梦——神秘的人类共同语言四、为不是心理学家的人敞开心灵之门·“灵魂科学”的过去与现代·弗洛伊德的三个基本概念·心理分析学的新发展五、人是谁·先知与现代人六、哲学家与舒尔茨的对话七、以生命的名义——给自我画像
第九章结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第九章结论当人类首次从动物世界脱胎而出之时，他就像一个怪物。人由于丧失了调节动物活动的本能特征，便显得比大多数动物更不能自助，更难于争得生存。但与此同时，人发展形成了思维、想象和自觉的能力，这为改造自然和自己打下了基础。在数千年之久的时光之中，人一直靠搜集食物和狩猎过活。在这个阶段，他仍然受到自然的束缚，唯恐为自然所抛弃。他将自己认同于动物，并把这些自然的代表尊奉为神明。经过长期的缓慢发展之后，人开始耕耘土地，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创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与宗教秩序。在这期间，他把诸女神尊奉为自然界孳生繁衍的孕育者，将自己体验为万物之母——大地——的儿子。在大约400年前，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在脱离自然的长期过程中，人迈出了新的一步。他割断了自己同自然、同大地母亲的联系，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新目标：完完全全地诞生，完完全全地觉醒，完完全全地成为人，成为自由人。理性与良心成了指导他行为的原则；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由友爱、正义、真理维系的社会，一个崭新的真正属于人类的家园，以代替他在大自然中失去了的而且不能重返的家。尔后，大约公元前500年左左，印度、希腊、巴勒斯坦、波斯和中国的伟大宗教体系，以新的、更加进步的形式，表达出人类团结的思想，以及万物成一统的精神原则。老子、释迦、以赛亚、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以及后来巴勒斯坦的耶稣及其门徒、美洲印第安人的主神、阿拉伯的穆罕默德，这些伟大人物都教导人们，应当把人类团结、理性、爱与正义，当成奋斗的目标。北欧似乎沉睡了很久。希腊及基督教的思想慢慢地传播到了这块土地之上，过了100年，欧洲才完全吸收了这些思想。大约在公元1500年，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人发现了自然与自我，为自然科学打下了基础。自然科学开始改变大地的面貌。中世纪封锁式的世界垮掉了，一统的天堂也已瓦解，人在科学中找到了新的统一原则，并致力于在人间的社会政治统一和自然界的控制之间，寻求新的和谐统一。道德感（犹太－基督教传统的遗产）与知识感（希腊传统遗产）融合在一起，带来了人类创造的繁荣景象，这是人从来也没有预见到的事。欧洲，从文化上看，可说是人类最小的孩子，可是却发展出了这样多的财富和武器，使得它数百年来，成了世界其它地区的主人。到了20世纪中期，一场重大的变革两度发生，这些变革同过去的巨大变化一样影响深远。新技术的运用带来了蒸汽机、石油和电，取代了畜力和人力。这些新技术创造出了交际手段，将全世界变成了一块大陆，整个人类变成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团体的命运就是全体成员的命运。新技术创造出了奇妙的东西，把最好的艺术、文学和音乐带给了社会每个成员。新技术创造出生产力，使人人都能过尊严的物质生活，并且大大地缩短了工作时间，使工作只占人们一天时间中的一小部分。可是今天，当人似乎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更富有、更快乐的人类纪元的时候，他以及他的子孙的生存却受到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威胁。这怎么可能呢？人从宗教的及世俗的权威手中夺得了自由，他傲然屹立，以他的理性、他的良心作为他唯一的判官，但是，他却害怕这新争取到的自由。他在还没有获得自主、创造性、完全觉醒的自由之前，就失掉了这些品质。他试图逃避自由。他的成就——对自然的控制——正好打通了他的逃亡大道。在建造新的工业机器的过程中，人完全沉醉于这项新的工作，致使这项工作成了他生活的最高目的。他曾经致力于寻求上帝和拯救；而现在，他的精力却支配着他朝着控制自然、获取愈来愈多的物质享受的方向前进。他不再把生产当成改善生活的手段，而是将生产实体化为目的本身，使生活成了从属于这一目的附加品。在分工愈来愈细、工作愈来愈机械化、社会群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的过程中，人自己成了机器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机器的主人。他将自己体验成一件商品，一项投资；他的目的是成功，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他这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可售性，而不在于他的爱及理性等人类品质，或是他的艺术能力。快乐等同于购买更新更好的商品，“饮进”音乐、电影、娱乐、性、烈酒和香烟。当他同大多数人协调一致时，他感到了自我的存在，除此之外，他没有自我感。因此，他感到不安全、焦虑，须仰仗他人的认可。他同自己异化开来，崇拜他自己双手造出来的产品以及自己造就的领袖，仿佛这些产品和领袖高高在他之上，不是他的创造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倒退到了公元前20年——人类开始伟大演变的那个阶段。他没有能力去爱，去运用他的理性，去下定决心，事实上，他没有能力去珍惜生命，因而随时准备，甚至乐意去摧毁一切。世界两度支离破碎，失掉了统一性；他重新崇拜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不同的是，现在他所崇拜的都是人造物，而不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这个新纪元以个人的开创精神为其开端。的确，16、17世纪新大陆及新航道的发现者，科学的先驱者，新哲学的创造者，英国、法国及美国大革命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以及工业革命的先锋，甚至绿林好汉，都显示出卓越的个人开创精神。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官僚化以及管理化，逐渐消失的正是个人的开创精神。官僚机构没有什么开创精神，这是它的本性；也没有自动性。那种高叫资本主义为个人开创精神提供了机会的论调，至多不过是一种眷恋过去的说法，说得不好听些，这是一种欺骗口号，目的是反对以真正人的个人开创精神为基础的改革计划。现代社会最初的设想是，创造出满足个人需要的文化；它的理想是在个人和社会需要之间建立起和谐关系，结束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冲突。人们相信，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达到这一目标：其一，通过发展生产技术，使人人得到满意的物质供应；其二，理智而客观地描绘出人和人的需要来。换言之，现代人致力的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更具体地说来，这意味着创造出这样一种社会：每个成员充分发展其理性，能客观地看待自己、他人和自然，看到本来面目，而不是用无所不知的幼稚观点或偏执的怨恨来歪曲自己、他人和自然。这是指这样一种社会：每个成员充分发展其独立性，知道善与恶的区别，能够自己作出选择，有信念而不仅只是意见，有信仰而不是有迷信或模糊不清的希望。这是指这样一种社会：每个成员能够去爱自己的孩子，爱邻居和一切人，爱自己以及自然界的一切；每个成员能够感到与万物合一，却又不失掉个性和完整性；每个成员都能用创造而不是用毁灭来超越自然。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是失败了。我们没有填平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鸿沟，少数人实现了这些目标，并且努力按照这些目标来生活，可是多数人的思想境界还远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停留在石器时代、图腾崇拜时代、偶像崇拜时代，或是封建时代。我们能否把这大多数人转变为健全的人——或者，让他们利用人类理性的伟大发现来达到自己的非理性的疯狂目的？我们能否创造出美好健全的生活前景，以激励那些害怕前进者的生命力？现在，人类正处于十字路口，一失足将成千古恨。20世纪中期，人类社会生长出了两个庞然大物，这两个庞然大物由于彼此害怕，不断扩军备战，以寻求安全。美国及其盟国是较富裕的一方，生活水平较高，对于享乐的兴趣也比对手苏联及其附属国以及中国更强烈。敌对双方均声称，自己的体制才是人类的最后救星，是人类美满前途的保证。双方都声称，对方代表着完全相反的前景，如果人类要想得救，就得彻底铲除其制度。双方都使用着19世纪理想的话语。西方打着法国大革命自由、理性、个性等思想的旗号；东方用的是社会主义的团结、平等的观念。双方都成功地抓住了千百万人的想象力，使他们狂热地忠诚于各自的理想。我们虽然没有忽略自由资本主义和极权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别，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两者的相同之处，特别是这些相似之处的今后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就是目光过于短浅。这两种制度都是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目标都是要不断增加经济效益和财富。两者都是由管理阶级、职业政客统治的社会。就世界观而论，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思想，还是东方世俗的救世主义，都是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它们通过中央集权制度、大工厂、政治大党，把人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而且必须是好使的零件。西方会更迅速地朝着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的方向发展，而东方今天就是奥韦尔的《一九八四年》中描述的情况。东西双方的制度都朝着同一方向迈进。那么，未来的前景会是怎样呢？首先，也是最有可能的，是发生一场原子大战。这场战争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工业文明的毁灭，世界退回到原始的农业水平。或者，如果毁灭的情况并不像许多专家认为的那样彻底，其结果势必是战胜者组织并统治整个世界。胜利者只可能是基于武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无论其中央政府在莫斯科或华盛顿，情况都一样。但不幸的是，即使避免了战争，也不能保证人类有光明的前途。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今后50年或100年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发展过程也将仍然是一个使人自动化和异化的过程。这种制度将发展成管理型社会，居民都会吃得饱，穿得暖，只想能满足的愿望，不想达不到的愿望；他们都是些不需外力推动的机器人，无形的领导引着他们走，他们制造了像人一样的机器，像机器一样的人；人的聪明才智提高了，可是理性却败坏了，因而人面临着一种危险的处境：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却没有使用这些力量的智慧。这种异化与自动化，导致了不断增强的疯狂。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欢乐；没有信仰，没有现实。除了不去感受，不去推理，不去爱之外，人人都“快乐”。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在19世纪，不人道意味着残酷；在20世纪，不人道系指分裂对立的自我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了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会成为机器人。千真万确，机器人不会造反。但是，即令使机器人具有人性，它们也无法既活着又神智健全。一旦它们具有了生命，它们就会摧毁它们的世界连同它们自己，因为它们无法再忍受那无意义生活中的无聊与厌烦。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战争，以及人的机器化。我们应当怎样作出选择？我们应当摆脱常规，在完全诞生与人性的自我实现的方向上，迈出新的一步。第一个条件是应消除那危及我们大家并使信仰及开创精神瘫痪的战争威胁。我们必须以天下为己任，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所有大国的内部发展经验，相对平均地分享财富，重新较公正地分配一切资源。这势必最终形成国际性经济合作，制定出全球发展计划，组成世界性政府，实现完全裁军。我们必须保留工业方法，但是，应当使工作分散管理，国家分权治理，以便在工作和国家中包含人的恰当地位。中央集权可以成为一种非强制的选择形式，因为工业生产有时也需要集中的安排。在经济领域，我们应做到企业由所有工作人员来共同经营管理，以使人人都能主动、负责地参与工作。我们可以找到这类参与的新形式。在政治领域，我们可以重新采取市民大会的形式，组成千千万万的面对面小组。这些小组消息灵通，它们讨论各种事情，它们的决议将组合成一个新的“众议院”。文化的复兴，则必须将青少年的工作教育、成人教育，与全国性的大众艺术和世俗仪式的新系统结合起来。我们免除沦为机器人的危险的唯一途径，是实行人本主义的公有制。关键并不在于财产权这个法律问题，也不在于共享利润的问题，而是共享工作、共享经验的问题。所有权改变的程度必须依据这样的标准：改变之后，必定能创造出共同工作的条件，防止利润动机将生产引向危害社会的方向。收入必须达到这样一种平等状态：人人都能得到物质保证，过上尊严的生活，从而使社会各阶级不致因经济收入的悬殊而产生根本不同的生活感受。人必须恢复他在社会中的最高地位，决不成为手段，成为被他人、被自己利用之物。人利用人的局面必须结束，经济应当成为人类发展的仆人。资本必须为人服务，物必须为生命效力。我们的目标，不应是19世纪流行的囤积倾向，也不应是如今盛行的接纳与市场倾向，而应当是创造倾向。一切社会安排都应服务于这一目标。任何变革都不能强制推行，而必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同时展开。局限于一个领域的变革，都会破坏全面。正如原始人在自然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一样，现代人面对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也变得不知所措。他崇拜他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对新偶像顶礼膜拜；同时，他却以上帝——那命令他毁掉一切偶像的神——的名义，诅咒一切。人类只有创造出一个健全的社会，才能保护自己，不致有精神错乱的结局。这个新社会将顺应那种植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人类需要。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相亲相爱地联系着，扎根于友爱和团结，不受血缘和土地的约束。这个社会能够使人以创造而不是摧毁的方式，超越自然。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不是靠求同，而是通过将自己体验为自身力量的主体的方式，来获得自我感。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歪曲现实，崇拜偶像，有的只是一种健康的倾向和献身精神的体系。建立这样一种社会意味着再迈进一步，结束“具有人的外部特征的”人类历史，即人还未完全诞生的阶段。这并非意指“寿终正寝”，或是“十全十美”，或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和谐状态。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人注定要遭受冲突和矛盾的困扰，必须去解决那些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当人超越了用人作为牺牲的原始状态（无论是阿兹台克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中的牺牲形式，还是战争这种世俗的牺牲形式），当他能够理智地而不是盲目地调整自己同自然的关系之时，当物真正成了他的仆人而不是偶像之时，他才会遇到真正属于人的冲突和问题。他将不得不具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勇敢而具有想象力，能够忍受磨难，能够享受欢乐。他的力量将用来为其生命服务，而不是奉献给死亡。人类历史的这个新阶段——如果真要来临的话——将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结。今天，人类面临着最根本的抉择；这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作一抉择，而是要在人的机器化与人本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眼前的很多事实表明，人正在选择使自己成为机器人的方向，这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看，人正在走向疯狂与毁灭。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并不足以摧毁我们对人的理性、善意与健全所抱的信心。只要我们能够想到其它的选择途径，我们就没有迷失方向；只要我们能够一起协商，一同计划，我们就有希望。我们有能力达到伟大导师们设想的那种人道境地；但是，我们却面临摧毁一切文明，或是使自己成为机器人的危险。几千年前，上帝对一个小的部落说道：“我将生与死、祝福与诅咒放在你们面前——而你们却选择了生。”这也是我们的选择。上一篇回目录
第八章通向健全之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第八章通向健全之路·概论·经济改革一、社会主义问题二、公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原则三、社会心理学的反对意见四、作为动力的兴趣与参与五、实际建议·政治改革·文化改革概论我们发现，人们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各式各样批判分析都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虽然人们确实批判了19世纪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物质福利的忽视，但这决不是主要的批评意见。欧文和蒲鲁东、托尔斯泰和巴枯宁、迪尔凯姆和马克思以及斯韦策所论及的是人，是在我们工业制度下的人的处境。尽管他们以不同的概念表达了这一点，但他们都发现，人失去了他的中心地位，变成了达到经济目标的工具，人已经同他人、同自然相疏离，失去了具体联系，人的生命已不再有什么意义。我也详尽阐述了异化、疏离的概念，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明了异化在心理上造成的结果。我这样做旨在说明同样的意思：人退到了接纳的、交易性的方向，不再具有建设性；人丧失了他的自我感，而依赖他人的认可，因而倾向于求同一致，却又感到不安全；人感到不满足、厌倦、焦虑，并且用他的大部分精力试图补偿或掩盖这种焦虑感。他的智力是异化的，可他的理性却堕落了，就他的技术力量而论，他正严重地危及着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如果我们再来看看促成这种发展的原因，我们就发现在这一点上比诊断疾病本身更难取得一致意见。在19世纪初期，人们仍然倾向于把万恶之源归咎于没有政治自由，特别是没有普选的状况；而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人的异化状态是他成了被剥削、被使用的客体的结果。另一方面，像托尔斯泰、伯克哈特之类的思想家却强调说，精神和道德贫困是西方人堕落的原因；弗洛伊德则认为，现代人的问题是过于压抑自己的本能以及由此而来的神经症的各种表现形式，但是，只分析一个部分而排除其它部分的解释是不可靠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这些社会经济的、精神的和心理的解释从不同角度看待相同的现象，而理论分析的任务就是要了解这些不同角度的解释是怎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适用于解释起因的看法当然也适用于说明治疗现代人的缺陷的药方。如果我认为病症的起因是经济的或精神的，或心理的，我必定相信医治了这些病因，社会必然就会健全。而如果我了解到这各个不同的方面是如何相互关联着的，我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工业和政治组织上、精神和哲学方向上、性格结构和文化活动方面同时发生变革时，才能达到健全和精神健康。只注意某一个方面的变化而忽视其它各个方面，对整个变化来说是有害的。实际上，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似乎就在这里。基督教宣扬精神更新，却忽视了社会秩序的变革；而没有社会秩序的变革，对大多数人来说，精神更新势必不起作用。启蒙时代提出，独立的判断和理性是最高的准则，鼓吹政治平等，却没有看到，如果没有伴随而来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化，那么，政治平等就不会导致实现人的友爱。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实现社会经济变革，却忽视了人的内心变化的必要性；而没有这种内心变化，经济变革也决不能导致“美好的社会”。过去两千年来的这些伟大的改革运动都分析强调了生活的一个方面而排除了其它方面；它们的改革更新的建议都是激进的，结果却几乎都完全失败了。福音的宣传导致了天主教的建立，18世纪理性主义的宣传产生了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结果不可能会有什么不同。人是一个整体，他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实践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如果他在感情上不自由，思想也不可能自由；而如果他在生活实践中、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有依赖性、不自由，在感情上也不可能自由。在一个方面激进而排除了其它方面，必定会导致并不希望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在一个方面达到了激进的要求，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要求成了掩盖在其它方面毫无变化的事实的公式和仪式。毫无疑问，对人类进步来说在生活的全部领域迈进整体的一步，要比在孤立的一个领域中宣扬一百步——即使这种宣扬暂时有效——更具有深远的意义，效果也更持久。几千年来“孤立的进步”所遭受的失败应当是一个相当令人信服的教训。与这一问题密切相联的是激进主义和改革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成了各种政治解决的分界线。不过，只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就可看到，这种人们通常想到的区分是靠不住的。改革不断有，改革可以是激进的，即根本的改革；也可以是表面的，即暂时掩盖一些表面症状而不去触动病根。在这层意义上，非激进的改革决不能达到其目的，最终还会走到其反面。另一方面，所谓的“激进主义”认为，在需要观察、耐心、不停的努力的时候，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激进主义如同改革一样，是不切实际的、虚幻的东西。历史地看来，两者都常常导致了同样的结果。改革的真正标准不是改革的速度，而是改革是否切合实际；这是一个究竟是彻底，是治本——还是停留在表面、治标的问题。如果我们想在本章讨论健全之路，即治病的方法，我们最好先暂时停一下，问问我们自己，治疗个人的精神疾病的药方是什么性质的？我们究竟知道多少药方？既然社会疾病是这么多人的疾病，而不是超越或脱离个人的实体的疾病，治疗社会疾病也应遵循同一条原则。治疗个人疾病的条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与精神的正常机能相反的情况必定已经发展形成。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这意味着，里必多（Libido）没有能够正常地发展，于是，症状便产生了。按照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病理的根源在于没有能够发展形成一种富于创造的方向，这种失败是那些非理性的感情，特别是乱伦性的、破坏性的以及剥削性的奋斗精神不断发展的结果。人的心理如不能正常发展，就会造成痛苦的事实（无论人意识到了这一点，还是未意识到这一点）。这一事实产生了一种强有力的克服痛苦的倾向，也就是说，痛苦的事实力图改变健康的方向。人寻求身体及精神健康的努力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种基础随时存在，只是在最严重的病症中才没有。2．形成这种寻求健康的倾向的第一步，是必须意识到痛苦，知道我们把什么东西隔绝在有意识的人格之外并与之分离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抑制主要是指被抑制住的那些非理性的感情、孤独感和无用感，也指那些被抑制住的对爱和创见性的渴求愿望。3．只有当人迈出了第二步之时，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才会完全起作用。这第二步便是改变生活的实践，即改变那种以神经症的结构为基础、并不断产生神经症新结构的生活实践。举个例来说，如果一个病人的神经症特征使他总想屈从于父亲的权威，那么，他就常常会营造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选定具有支配他、对他施虐的父亲的形象的人作他的上司、教师等等。只有当他改变其现实生活的处境，使之不再重复产生那种他想顺从的倾向之时，他才能治愈。此外，他必须改变自己的价值、规范和理想的观念系统，以使这些系统促进而不是阻止他寻求健康和成就的努力。与人性需要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对什么东西被阻隔在个人性格之外有所认识、现实处境以及价值和规范的改变——这些也同样是治疗社会疾病的必要条件。本书先前章节的目的就是展示人类需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促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我们的冲突，了解什么东西被阻隔。本章的意图则是讨论在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组织中进行实际变革的各种可能性。不过，在我们讨论实际问题之前，让我们先依据本书开头提出的前提讨论一下什么是精神健康，什么类型的文化可被认为是有助于精神健康这两个问题。精神健康的人是富于建设精神、没有异化的人；他与世界友爱地联系着，用理性客观地把握现实；他体验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别实体，与此同时，又感到同他人联系在一起；他不屈从于非理性的权威，而乐于接受良心和理性的合理权威；只要活上一天，他就不停地在诞生，并且把生命的赠礼当成最宝贵的机会。同时，让我们记住，这些精神健康的目标不是必须强加给人的理想，也不是某种必须要克服他的“天性”、牺牲他的“固有的自私”才能达到的目标。恰恰相反，力求精神健康、幸福、和谐、爱、创造性，这些都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本性，只要他不是天生的精神上或道德上的白痴。只要有了机会，这些奋斗的本性就会有力量显现出来，这可以从无数的情景中看到。要扼杀或歪曲这种固有的力求健全的精神并使之反常，就得有强有力的改变性格的星宿和环境条件。的确，综观人类已知的大部分历史我们可知，人利用人的状况导致了人的精神反常。相信这种反常情况是人固有的东西，就像把种子播在沙漠里并说本来就不想让它生长一样。什么样的社会符合精神健康这一目标呢？一个健全社会的结构会像什么样呢？首先，在这一社会里，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每一个人总是并毫无例外地是自己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不是被人利用，被自己利用，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目的而活着；人是中心，而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服从于人的成长这个目标。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无法利用贪婪、剥削、占有、自恋这类品质来获取物质利益，或提高个人的威望；按照良心行事被当成基本的、必要的品质，而机会主义和纪律松懈则被看作是不合群的自私行为；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社会的事因而也成了个人的事；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也与他同自己的关系不再分离。此外，一个健全的社会使人在易于管理的和可观察到的领域内，积极而又负责地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一个健全的社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团结，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同成员友爱相处；健全的社会促进人人在工作中进行创建性活动，刺激理性的发展，使人能够通过集体的艺术和仪式，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经济改革一、社会主义问题我们在前面章节中讨论了解答当今世界不健全问题的三种方式：极权主义、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十分明显，极权主义的方法只会导致不健全和非人性化的程度愈来愈严重。超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只会加深资本主义固有的病理，使人的异化程度、无意识的机械化状况加深，从而完成了使人成为生产偶像的奴仆的全过程。唯一带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便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重整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使之按照这样的方向来调整：将人从被用作自身目的之外的工具的被动状态中解放出来，创造出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类的团结、理性、创造性得到巩固而不是削弱。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目标，才会使社会、经济的再建设能避免失败，通向健全的社会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分配的社会化，以及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马克思和早期的社会主义都坚信，如果这些目标能够达到，那么，全人类将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一个无阶级的友爱而公正的社会将几乎会自动地诞生。他们认为，要达到这种变革人类社会的目标，只需做这样的事：工人阶级或通过暴力或通过选举，夺取政权，将工业社会化，实行计划经济。他们的设想是否正确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了；俄国已经在经济领域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所认为必须做的事。俄国的制度表明，实行社会化的计划经济是切实可行的，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种制度绝不是创造一个自由、友爱和非异化的社会的充分条件。俄国实现了社会化的计划经济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俄国的制度就是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这只意味着那种认为所有制合法改变、计划经济的实施便会引起社会变化和人类变化的思想是错误的。虽然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及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要求，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些要求，而这些要求在俄国都完全没有实现。马克思没有主张收入完全平等，但认为应当大量清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那种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事实是，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在俄国非常严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思想是，社会将导致国家的消亡，社会阶级逐渐消失。事实却是，在俄国，国家的权力以及社会阶级的差别至今仍然很大。最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中心是这样一种思想：人，包括他的感情和智力的力量，是文化的目的和目标，而物（资本）应当为生命（劳动）服务，生命不应当从属于任何死的无生命的东西。就这点而论，俄国无视个人及个人的品质的程度也很严重。但是，俄国并不是唯一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观念的国家。另一个国家是英国。英国工党虽然不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在实际措施上却完全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社会主义实现的基础是工业社会化。这似乎十分矛盾。十分清楚，英国与俄国情况不同。英国工党总是依赖和平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党的政策并不是基于“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原则，而是将医药、银行以及钢铁、铁路和化学工业社会化，其它工业则没有国有化。虽然工党采用了一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掺和一些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方针，其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仍然是将生产资料社会化。但是，尽管英国的实验失败得不如俄国的尝试那么严重，却也是令人气馁的。一方面英国工党创造出了集中管理及官僚化的制度，但这种制度并没有使任何关心提高人类自由及独立性的人产生好感。另一方面，工党也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任何基本期望。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对英国矿工或钢铁工人来说，工业由几千人，甚至像公共企业中一样，由成千上万的人所有，或是由国家所有，情况都差不多。他的工资、权力，尤其是他的工作条件、他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仍然同先前基本一样。国有化也给工人带来少量利益，这些利益不可能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通过工会得到。不过，虽然工党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但如果忽视英国社会主义给英国人民的生活所带来的有利的重大变化这一事实，那也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见解。重大变化之一便是把社会保险制度推广到健康保险方面。按照健康保险制度，在英国，人人都不用担心生病，不必把生病当成打乱生活安排的灾难（更不用说担心由于没有恰当就医而丧失生命了）。这种制度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有钱付医疗和住院费。但是，这确实是一项根本的改善措施，可以同全民教育取得进步相比。此外，尽管工业国有化在英国推行的程度有限（约占整个工业的五分之一），却使国家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调节整个经济，整个英国经济由此得益不少。尽管我们尊重并欣赏工党政府的这些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的而不是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工党的措施无助于实现社会主义。虽然人们会争辩道，工党刚开始实施自己的纲领，要是工党执政的时间再长一些，以便能完成自己的任务，那么工党就会创建社会主义——但这种论点却不那么令人信服。人们甚至想象，将英国的全部重工业社会化之后，保险措施会更多，社会也会更加繁荣，因而用不着担心新的官僚制度更危及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一个团结依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发现了自我并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人的异化状态中脱胎而出，那么，尽管我们在上面说了那么多关于工党的纲领的优点的话，这样的社会化和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后果令人恐惧，而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的成效也令人失望，两者都使很多民主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消极、绝望的情绪。一些人仍旧相信社会主义，但这多半由于自尊或固执，而不是出自真正的信念；另一些人则忙于在一个社会党中做一些或多或少的工作，满足于日常的实际事务，无暇作更多的反思；还有一些人则对社会的更新失去了信心，不再对资本主义作任何激烈批评，不再提出使民主社会主义正常运转的新建议。他们的举动就像失望的恋人一样，对爱情完全灰心丧气了。为了说明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普遍沮丧症状，我援引R．H．S．克罗斯曼所写文章中的一段话，他是最善思考问题、最积极的工党左翼领导人之一。克罗斯曼写道：我们生活的时代不是稳步迈向世界福利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因此，那种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帮助逐渐改善人类的物质命运，逐渐扩大人类自由的范围的看法是十分愚蠢的。历史的力量一直迫使人们朝极权主义方向前进：在苏俄集团中，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有意识地造成了这种局面；在自由世界，经营管理式的社会的成长、全面重新武装军备的后果，以及对殖民地人民独立愿望的压制，也导致了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任务既不是加速，也不是反对这场政治革命（因为这就像一百年前反对工业革命的努力一样，是徒劳无益的），而是使之文明化。［注：克罗斯曼编：《费边社论文新集》，特恩斯泰尔出版社，伦敦，1953年。］在我看来，克罗斯曼的悲观主义看法有两点错误。其一是，认为经营管理式的或斯大林主义式的极权主义可以“文明化”。如果说克罗斯曼所说的文明化是指一种不像斯大林式的独裁那样的制度，他可能是正确的。《美丽的新世界》所提供的那种完全依据暗示和条件反射的模式，以及奥维尔的《1984年》表明的模式，说明了一种非人道的疯狂社会。这两种模式说明的那种完全异化的社会是无法使之变得仁慈博爱的。另一点错误在于克罗斯曼的悲观主义本身。如果说社会主义真正具有人道的和道德的理想，那么，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上亿万人极力追求的目的。同19世纪相比，实现人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现在要成熟得多。提出这种假设的理由，可以从下面概述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改革建议中清楚地找到。不过，在我作出概述之前，我得先声明（尽管这种声明大可不必），我提出的建议既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什么包罗一切或是必然正确详尽的主张。这些建议只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我们有必要从对原则的一般性讨论转入对实际问题（即这些原则如何实现）的探讨。早在政治民主实现之前，18世纪的思想家便讨论了制宪原则的蓝图，以表明国家的民主政体是可能实现以及怎样去实现的情况。20世纪的问题是讨论实施政治民主以及把政治民主转变为真正人本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反对的意见主要产生于悲观主义及缺乏真正的信心。人们声称，我们无法制止经营管理型社会的进展，阻止这种形式的社会所包含的人操纵人的方式；除非我们倒退到手工纺车的时代，因为现代工业需要的是管理人员及自动机器。另外的异议则是由于缺乏想象力。还有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唯恐不再受人支配，而获得了完全的生活自由。但是，毫无疑义，社会改革的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都不像化学家及物理学家解决过的技术问题那样难以解决。我们还应坚信，我们更需要的是人本主义的复兴，而不是飞机或电视。我们只消把用于自然科学的理性和实际常识的一小部分拿出来，用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我们就能将18世纪的先辈们引以为自豪的任务继续下去。二、公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资料社会化，这种看法本身受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影响。所有制和财产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范畴。马克思颠倒资本主义的财产制的方式，给社会主义下了定义，要求“剥夺剥夺者的权利”。这种作法表明，他仍然停留于这个参照系之中。由此可见，如同他们提出政治与社会因素相互对立的主张一样，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受到了资产阶级精神而不是其它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影响。这些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关注的是工人在工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工厂中他同其他人的社会联系，以及工作方法对工人人格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得人心之处，正是在于这种对反对财产权和纯经济因素所作出的估计。欧文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行会社会主义者都关心着这样一些主要问题：工人在工作中的社会的及人的处境，以及他与其他工人的关系（我在这里及后面所说的“工人”，是指任何靠自己的工作为生，不靠雇佣他人获得额外经济收入的人）。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可称之为“鼓吹公有制社会的社会主义”，其目的都在于建立一种工业生产的组织。在这一组织中，每一个工作者都会是积极而负责的参与者，而工作也将是吸引人的、有意义的，资本将不雇佣劳动，劳动会雇佣资本。这些形式的社会主义强调工作的组织问题以及人的社会关系，而并不主要看重所有权问题。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者有着回复到这种态度的明显趋势，而在数十年前，他们曾经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纯粹形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将要加以说明。尽管存在着相当的差别，但这种鼓吹公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是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行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共有的思想。为了使读者对这类社会主义的原则有一个总的概念，笔者在此摘录一段科尔的系统阐述。科尔写道：从根本上讲，过去坚持自由的想法是对的；这种想法后来被一扫而光，是因为这种思想只从政治上自治的角度来考虑自由。自由的新概念内涵更广，它必须包含这样一种思想：人不仅作为自由国家的公民，而且作为工业福利事业的伙伴。官僚主义的改革家只强调生活的纯物质的一面，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社会由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的机器构成，这些机器为更大的机器——国家——工作；个人主义者给人们提供的选择是行动自由掩饰下的饥饿和奴役。新的社会的目的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把人当成人而不是问题或神明看待，从而确保了人的行动自由，使人免除经济压迫。政治自由本身实际上是虚幻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每周六天（如果不是七天的话）在经济上处于屈从的地位，那么，仅仅靠五年一次的投票，他并不会变得自由。如果说自由对一般人有什么意义的话，自由就必须包括工业自由。从事劳动的工人在知道他自己是工人自治体中的一员之前，从本质上讲，将一直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样的制度之下。仅仅破除工资奴隶与雇主之间存在的那种卑下关系是不够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使工人受到一种专制的束缚，这种专制同样令人恼怒，因为它是非人格的东西。工业自治不仅仅是政治自由的补充手段，它还是政治自由的开路先锋。人无处不受束缚，并且，除非他感到受束缚（无论是受个人还是受国家的束缚）是一种耻辱之事，否则这些枷锁将无法打碎。文明的疾病不是多数人的物质贫困，而在于自由及自信精神的没落。促使世界变化的反抗，不是爆发于产生“改革”的善行，而是发自争取自由的意志。人们将完全意识到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一致行动起来；不过，他们是为自己而行动。自由不会从天而降，他们将为自己去争取自由。因此，社会主义者应当做的，不是向工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贫穷难道不是令人不快的事吗？难道你不愿帮助扶植穷人吗？“而是以这样的形式向他们呼吁：”贫穷正是人被奴役的标志；要救治贫穷，你应当不再为他人下苦力，你必须相信你自己。“只要世上有充当主子的人或机构，工资奴隶就会存在；而当工人学会将自由置于舒适享乐之上的时候，这种状态就会结束。一般人成为社会主义者，不是为了得到“最低限度的文明生活”，而是因为那种使他和他的同伴迷离的奴隶状态令他差愧，因为他决意结束那种使他们变成奴隶的工业制度。［注：G．D．H．科尔、W．梅勒：《工业自由的含义》，杰·艾伦—昂温有限公司，伦敦，1954年，第3、4页。］那么，首先，劳动必须实现的理想性质是什么呢？工人所要求的“控制工业”的权力意味着什么呢？这可以用两个词概括起来——直接管理。实际处理业务的任务应当交给从事业务的工人。他们必须能指挥生产、分配和交易；他们必须赢得工业自治，有权选举自己的负责人；他们必须理解、控制工业和贸易的一切复杂机制；他们必须成为经济领域中代表其团体的可靠的代理人。［注：同前。］三、社会心理学的反对意见在讨论工业社会中实现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实际建议之前，我们最好停顿一下，先讨论对这类可能性所持主要反对意见：第一类反对意见基于对工业工作的性质的考虑，另一类的出发点是有关人性及工作的心理动机的看法。正是出自对工作环境本身的变化的考虑，很多有思想的本意良好的观察家对公有制社会主义的想法提出了最激烈的批评。他们争论道：现代的工业工作的本性决定了这类工作是机械的、无趣的、异化的。它的基础是劳动的极端分工，因此不可能引起人的整体兴趣和注意。一切使工作有趣、有意义的想法也确实是浪漫主义的梦想——这种梦想加上它带来的更严重的后果和现实主义，必然会导致人们要求放弃我们现在的工业制度，倒回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他们继续争辩道，与梦想相反的是，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的必定会使工作更加无意义，更加机械。我们看到，在过去一百年中，工作时间大大缩短了，希望在将来每天工作4小时，甚至2小时似乎也不是想入非非的想法。我们也看到，工作方法在现在已发生了急剧变化。工作过程分割成这么多细小的组成部分，以致每个工人的工作也变成了自动机械的工作，工人用不着主动关注他干的活；于是，他便可以整日做他的白昼梦了。此外，我们正在使用越来越多的自动机器，这些自动机器有自己的“大脑”，在干净、明亮、健康的工厂工作；而“工人”则除了看着某些仪表，不时拨动一下开关，什么也不做。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会说：全自动化的工作就是我们所希望的；人将一天只干几小时；工作将不是不舒服的事，也不要求过多的注意力；工作将成为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日常事，就像刷牙一样，重心将转移到每个人生活的闲暇之中。这种论点听起来令人信服，有谁能说，我们的工业不是正朝着实现全自动化的工厂、没有脏活、没有令人心烦的工作的目标前进？但是几种考虑使我们未把全自动化当成达到健全社会的主要希望。首先，至少值得怀疑的是，工作机械化是否会产生上述论证上所称的后果。很多证据恰好表明了相反的情况。例如，最近有人对汽车工人作了一番细致的研究，这项研究表明，他们不喜欢他们所干工作体现着的大规模生产的那些特征，诸如重复、机械式的速度及与之相关的特征；而在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出于经济原因喜欢这类工作（147比7），更多的人不喜欢这类工作是出自工作不能直接给人满足的考虑（96比1）。［注：参阅R．沃克和R．H．格斯特所著《装配线上的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142—143页。］工人的行为也表现出同样的反应。“如果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所占‘大规模生产的比分最高’，也就是说，这些工作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了大规模生产的特征，那么，同从事大规模生产比分较低的工作的工人相比，前者更经常地旷工。前者同后者相比，辞职不干的工人比例为高。”［注：同前书，第144页。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扩大工作范围的经验也说明了类似的想法。当原先分给几个工人的工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之时，这个工人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将自己同产品联系起来。这样的结果是生产上去，疲劳减少。］大多数工业心理学家认为，机械式工作所给予的做白昼梦的自由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因素，这种看法也令人怀疑。实际上，白昼梦是乏现实相关性的一种症状。做白昼梦并不能使人精神振奋、从容不迫——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逃避，一种不折不扣的消极逃避。工业心理学家如此乐观地描述的东西，从本质上讲，是同样地缺乏专心致志，这正是现代人的总特征。你同时干三件事，因为你并不集中精力干任何事。那种认为做事心不在焉是令人精神振奋的认识是十分错误的。事实是，任何精力集中的活动，无论是工作、娱乐还是休息（休息也是一种活动），都会使人精神焕发——而任何精力分散的活动则会令人厌倦。人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自我观察例子，发现这种说法所包含的真理。除此之外，要达到这样的自动化程度，使每天工作时间减少到三、四小时，尚需很多代人的努力，尤其是当我们不只考虑到欧洲和美洲，还想到非洲和亚洲之时，情况更是如此。非洲和亚洲几乎还没有开始其工业革命。在今后几百年间，人会继续把精力耗费在无意义的工作上，坐等工作不再花费精力的时候到来吗？他难道不会在闲暇时刻和工作时间之中愈来愈被异化吗？那种希望不费力的工作的想法难道不是一种以幻想懒惰、按钮的神通为基础的白日梦吗（这种幻想本身也是一种十足的病态）？工作难道不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也绝不该贬低到几乎毫无意义的地位吗？工作方式本身难道不也是构成一个人的性格的基本要素吗？完全自动化的工作难道不会导致完全自动化的生活吗？虽然所有这些问题都对那种将全自动化工作理想化的作法提出了怀疑，我们现在得先对付那些否认工作可以成为吸引人的、有意义的活动，因而完全可以真正人性化的观点。这类观点的论据是：现代工厂中的工作就其本性讲，并不会自动引起兴趣，使人满意；此外，还有一些确实令人不快、使人厌恶的工作必须去干。工人主动参与管理与现代工业的要求格格不入，这种参与将导致混乱。为了在这种制度中恰当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人必须服从、适应日常化的组织机构。人生来就是懒惰、不愿承担责任的；因此，人必须使自己学会这样来行事：遇事不发怨言，不要过于主动，过于自发。为了恰当地讨论这些论点，我们必须对懒惰以及工作的各种动力等问题作一番认真的考虑。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尽管许多可观察到的事实与人天生就懒惰的说法相矛盾，心理学家以及类似的普通人却仍然坚持这种观点。懒惰，根本就不是常态，而是心理病态的一种症状。实际上，心理疾病最严重的形式之一便是厌烦——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知道如何打发自己的时光。即使人得不到金钱上的或是其它形式的奖赏，他也会乐于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花费自己的精力，因为他不能忍受无所事事带来的厌烦情绪。让我们来看看儿童：他们从来不懒；只消稍加激励，甚至在没有人鼓励的情况下，他们也忙于玩耍、提问、编故事，除了本身的乐趣之外，没有什么其它刺激因素。在心理学领域中，我们发现，对一切事情都失去兴趣的人是病入膏肓的人，他根本无法表现出人性的正常状态。很多材料谈到了失业工人的情况，在失业期间，工人会感到这种“强迫的”休息同挨饿一样难受，或者比挨饿更难忍受。还有很多材料表明，许多年满65岁的人不得不停止工作，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深深的愁苦，很多人会因此健康状况恶化或生病。不管怎样，这种广为流传的认为天生懒惰的信念有着充分的理由。主要理由在于这样的事实：异化了的工作令人厌烦，使人不满；它使人精神极度紧张，也使人产生了敌视情绪，进而厌恶正在做的工作及与此相关的一切。结果我们发现，渴望懒惰、“什么也不干”就成了很多人的理想。于是，人们感到，他们的懒惰是一种“自然的”心理状态，而不是病态生活条件的征兆，即无意义的异化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有关工作动机的流行观点，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到，这些观点的基点是异化工作的概念，因此由这些观点推导出来的结论并不适用于非异化的、吸引人的工作。最普通的传统理论是：金钱是刺激工作的主要因素。这种答案可以有两层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害怕挨饿是刺激工作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论点无疑正确。假如工人不是面临要么接受工作，要么挨饿的选择，很多由工资或其它工作条件所决定的工作决不会有人去干。在我们的社会中，令人讨厌的、工资较低的工作并不是人们自愿干的事，但生活的需要却迫使很多人去干这类工作。更经常的情况是，金钱刺激的概念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希望多挣钱的想法是加倍工作的动机。按照这种观点，人要不是受到较多金钱奖赏的诱惑，他是根本不会去干活，或者至少干活不会那么起劲。绝大多数工业家以及很多工会领袖仍然坚持这种信念。例如，就什么是提高工人生产率的重要方式这个问题，50位工厂经理分别作出了如下的回答：“金钱是唯一的回答”………………………………占44％“金钱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不过也应重视某些较确定的东西”………占28％“金钱重要，但超过了某个限度，金钱也不起什么作用”……………占28％100％［注：参阅《1947年工业舆论指数》中所载“综述”，转引自M．S．维特尔斯所著《工业中的动机和道德观念》一书，纽约，诺登出版公司，1953年。］实际上，全世界的雇主都赞成把工资奖励计划当成一种唯一的手段，以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更容易监督工作，等等。来自工业和官方办公机构的报告和综述总的说来，都证明了工资奖励计划在提高生产率，以及达到其它一些目标等方面所起的有效作用。［注：同前书，第27页。］似乎工人也相信，奖励工资能使每个人出最多的产品。舆论研究所于1949年对全国各地厂家中的雇员进行了抽样调查，对象是1021名体力劳动工人。65％的工人说奖励工资增加了产量，只有22％的人说，计时工资会提高生产。不过，就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工资方式这个问题而言，65％的工人回答喜欢计时工资，只有29％的人赞成奖励工资（喜欢计时工资的比例在计时工人当中是74∶20；甚至是拿奖励工资的人，也有59％的人赞成计时工资，只有36％的人赞成奖励工资）。维特尔斯对后一种结果作了这样的解释：这表明“尽管奖励工资有利于增加产量，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工人合作这个问题”。［注：同前书，第49、50页。］越来越多的工业心理学家，甚至某些工业家，赞同这种意见。不过，如果我们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希望得到更多的钱的愿望不断地受到同样依赖金钱、以金钱为主要刺激手段的工业方面措施的鼓励、支持，那么，有关金钱奖励的讨论就会不全面。广告宣传、分期付款制度，以及其它许多措施，刺激了个人购买更多更新东西的贪欲；这种贪欲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他很难有足够的钱去满足这些“需要”。于是，由于受到工业的人为刺激，金钱奖励起到了本不该有的作用。此外，用不着说，只要金钱奖励是唯一的刺激因素，它就会起着任何事都无法与之相比的重要作用，因为工作过程本身就是令人难以满意、使人厌烦的事。许多人宁愿选择这样的工作：虽然挣钱较少，但工作本身十分有趣。我们可以举出有关这些情况的很多例子来。除去金钱，名誉、地位及权力这些随金钱而来的东西，据说也是刺激工作的主要因素。我们用不着证明，对名誉、权力的渴求是刺激中等及上层阶级的最有力因素；事实上，金钱的重要性主要只是如同表现出来的名誉一样，至少，同安全感和舒适感同等重要。工人、职员以及工商业官僚集团的下级成员也有追求名誉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所起的作用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名片对于火车卧车上的搬运工、银行的出纳等类人来说，是增强自我重要感的重要心理刺激物；私人电话、高级别的宽敞办公室也是如此。［注：参阅W．威廉斯：《人的主要动力》，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纽约，1925年，转引自M．S．维特尔斯的著作，第65页起。］如今，金钱、名誉和权力是激励我们社会大部分被雇佣人员的主要因素。但是，也有其它一些激发人的动力，如满足于建造独立的经济存在，以及干技术工作。同金钱和权力的动力相比，两者都能使工作更有意义，更吸引人。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经济独立和技术是令商人、手工艺匠人及技艺高超的工人最满意的事；在今天，这些动力所起的作用却正在迅速消失。如果把雇员人数的增长情况与独立经营者作一番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大约五分之四的从业人口是个体经营者；到了1870年，只有三分之一属于这类人；而到了1940年，这一古老的中产阶级就只占从业人口的五分之一了。这种从独立经营者向雇员转化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工作给人的满意程度不断减小的原因。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受雇者的工作地位比独立工作者的地位异化程度更高，无论他的薪金高还是低，他都不过是组织的附属品，而不是一个为自己干活的人。不过，也有一个减轻工作异化程度的因素，这就是工作所需的技术。但是，就此而论，情况也朝着技术需要不断减少、异化程度因而不断增加的方向发展。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需要有某种技术，但“悦人的性格”这个因素，即能够将自己卖出去的品德，却越来越显得重要。就产业工人而言，那种老式的全能工人已越发不再重要，代之而起是半熟练工人。在福特汽车工厂，到1948年底，在全部工人中，经过不到两周训练就开始工作的工人，占了75％到80％。福特工厂办的学徒职业学校，每年只有300名毕业生，而且毕业生的一半还进了其它工厂。在芝加哥的一家电池工厂，100名各方面合格的机械工中，只有15人有全面系统的技术知识；另外45人只是能“熟练地”掌握某一台机器。芝加哥西方电气公司的一家工厂中，工人的平均训练期为三到四周，最细致、复杂工种的训练期也不过6个月。1948年该工厂共有雇员6400人，其构成为：100名白领工人，500名产业工人，只有400名工人可以被称之为熟练技术工人。换言之，雇员总数中只有不到10％的工人技术合格。在芝加哥一家糖果厂，90％的工人只需要“边干边学”，这种训练不超过48小时。［注：这些数字引自G．弗里德曼的著作（见前），152页起。］甚至像瑞士手表业这样以完全合格、高技术的工人为基础的行业，在这一方面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仍然有很多厂家按传统的手艺原则生产；与此同时，在（瑞士）索罗图恩州建的手表大厂则只有少量真正的熟练技术工人。［注：参阅弗里德曼的著作，第319、320页。］总之，绝大多数雇员只需很少的技术，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特长，或是展现自己的突出成就。一方面，管理或专业人员至少对多少取得一些个人成就之事相当有兴趣，可是，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则将他们的体力或少得可怜的智力出卖给雇主。雇主用这些来获取利润，生产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工人却分不到什么实惠，对产品也不感兴趣。大多数工人的唯一目的是赚钱活命，偶尔也满足消费者的贪心。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了不满、漠然、厌烦，使人感到没有欢乐、毫无用处，朦胧中觉得生活毫无意义。人们不一定意识到了这种社会造就的病理症状；他们发疯似地想逃避这一切，渴望更多的金钱、权力、名誉，这种作法可能会掩盖症状。逃避、渴望等欲望的能量之所以如此之大，完全是因为异化了的人禁不住会这样去做，以补偿他内心的空虚，而绝非因为是“天生的”或因最重要的刺激工作的方式所致。有没有实际例子证明，当今大多数人都不满意自己的工作呢？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区分人们对满意或不满意之事所作的有意识考虑，以及他们的无意识感觉。根据心理分析的经验，不快及不满感显然会受到严重压抑；一个人会有意识地感到满意，而他的梦、心身疾病、失眠症，以及其它很多症状却会反映出潜在的不快。世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感受：不满意就意味着“失败”、古怪、不成功等等。这种感受强有力地支持着对不满及不快加以抑制的倾向（例如，有意识地认为婚姻幸福，并且真心实意地表达这种信念的人数远比有着真正美满婚姻的人多）。甚至自觉工作满意的情况也相当说明问题。在一项全国性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发现，85％的专业人员和经理对工作感到满意，觉得有趣；64％的白领工人、41％的工厂工人也这样表示。在另一项研究报告中，我们发现了类似的情况：86％的专业人员、74％的经理、42％的商业雇员、56％的熟练技术工人、48％的半熟练工人，表示对工作满意。［注：参阅C．W．米尔斯：《白领工人》，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1年，第29页。］从这些统计数字中我们看到，专业人员、经理和工人、职员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前一类人，只有少数不满意；而在后一些人，则超过了半数。就总人数而言，大致过半数的受雇人员有意识地对工作不满意，也不认为工作有什么乐趣。如果考虑到无意识的不满意因素，百分比就会相当高。对于85％“满意工作”的专业人员和经理，我们也不得不仔细考察他们之中究竟有多少人患有心因性疾病：高血压、胃溃疡、失眠症、神经紧张及神经疲劳。尽管没有这方面的确切资料，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症状，那么，真正对工作满意，觉得有乐趣的人数，无疑比上述数字要少得多。就工厂工人和职员而言，自觉不满意的百分比已经很高毫无疑问，无意识地感到不满的百分比会更高。几项研究报告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报告表明，神经症和心因性疾病是旷工的主要原因（工厂工人有神经症症状的百分比高达50％）。疲劳、高比例的补缺额，是不满意和怨恨的其它症状。从经济观点看，最重要的、因而也是人们研究得最多的症状，是工人不尽力工作，也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工作克制”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当时十分普遍。舆论研究所在1945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发现，49％的体力劳动工人在回答问题时说，“一个人在工厂工作，应当尽自己最大努力”，但40％的工人却回答道：不应尽最大努力，“只消中中平平就行了”。［注：M．S．维特尔斯的著作，第61页。］［注：维特尔斯在“‘经济人’的衰落”这一题目下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之，对上述这种类型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马修森在工厂通过观察以及访问管理部门的代表之后得出的结论：“1．克制是一种广为流行的习俗，深深地体现在美国劳动人民的工作习惯上。“2．科学管理没有能够在劳动契约双方之间形成信任精神。这种信任精神在推动买卖契约双方的善意合作方面，曾经起过重要作用。“3．工作量不够以及克制态度比起超速、超量工作来，问题更大。经理们试图加快工人工作速度的努力被工人限制自己努力的机智作法所抵销。“4．经理只满足于了解每人每小时产量这类全面效果，只表面上注意到工人对于产量的增加是有贡献或缺少贡献。任何寻求增加生产的努力都显然是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与此同时，工人则坚持运用那些经受过时间考验的自我保护措施，这些措施早在时间计划、奖金计划以及其它的鼓励生产能力的办法研究出来之前，就已经实施过了。“5．无论工人本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或不愿意干满一天的工作，他的实际经验常常使他背离良好的工作习惯。“（维特尔斯的著作，第88、89页）。］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业社会给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了工作机会，可是，在工作中，却存在着大量有意识的以及更多无意识的不满情绪。人们试图将金钱与名誉混在一起刺激工作，并以此来反对不满情绪。毫无疑问，这些奖励因素使人相当愿意工作，对于处于实业等级制度中的中上层人员，情况更是如此。可是，尽管这些奖励办法能刺激工作，它们能否导致精神健康或快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有关工作动力的讨论通常只考虑到第一点，即这种或那种奖励因素是否使经济生产力增长，而没有想到第二个问题，即有关人的创造性问题。人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很多奖励措施会促使一个人去做某事，但与此同时，这些措施却不利于人格的健康发展。一个人可以因为恐惧或感到有罪而拼命干活；心理病理学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有关神经症动机导致人过于主动或失去活力的例子。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我们社会现行的这类工作即异化了的工作，是唯一的工作类型，那么，厌恶工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因此，金钱、名誉、权力也就成了刺激工作的唯一形式。假使我们稍稍运用一下想象力，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从观察儿童以及很多随时会遇到的情况中，找到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使我们相信，我们渴望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有意义之事。而且，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精神振奋；同时，如果我们所做的是有意义之事，我们也乐于接受理性的权威。不过，即使上述情况千真万确，很多人也会提出反对意见：这些真理对我们有何帮助？工厂里工作的机械性决定了，这类工作不可能有意义；它不能给人任何快乐或满意——没有什么法子能改变这些事实，除非我们想放弃我们的技术成就。为了回答这种反对意见，并进而讨论有关如何使现代工作变得有意义的某些设想，我想指出工作的两个不同侧面。就我们的问题而言，找出这两方面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差别就是：工作的技术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差别。四、作为动力的兴趣与参与如果我们分别考虑工作的技术性和社会性，我们就会发现，假使社会性方面令人满意，很多技术工作将十分吸引人；另一方面，有很多工作就其技术性而言不很有趣，但工作环境的社会性却可能使其变得非常有趣，十分引人。先讨论一下第一种情况。我们从中发现，很多人会对于某一件事，例如，当一名铁路工程师，特别感兴趣。但是，尽管铁路工程师是工人阶级中工资最高、地位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却不能满足某些会“干得更好”的人的雄心。要是铁路工程师所干工作的社会处境不同于现在，很多企业管理人员就会觉得这项工作有更多的乐趣。让我们再举一个关于餐馆招待的例子。假使这项工作的社会地位不同于现在，这工作就能吸引更多人的兴趣。干这工作会不停地与人交往。对于喜欢食品的人来说，他就会从给人建议用什么食物、愉快地为他人服务等招待活中得到乐趣。要不是餐馆招待社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很多人便会觉得干招待活比坐在办公室同毫无意义的数字打交道要有趣得多。再如，要不是出租汽车司机工作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差，还会有许多人喜欢这项工作。人们常常说，有很多工作无人愿意去干，除非为经济收入所迫，矿工工作就是人们常举的例子。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人有各式各样的人，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幻想这一情况，我们就会清楚，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讲，要是矿工工作不存在不利因素，似乎就有相当数量的人会感到在地下掘宝十分令人神往。要是不考虑社会及经济方面的不利因素，世上就很难有什么工作不吸引人。不过，即使我们假定上述考虑完全正确，可以肯定，机械化工业规定的许多高度程序化工作本身，并不能成为乐趣或满意的源泉。这再次证明，区分工作的技术性和社会性是重要的。从技术方面讲，工作可能确实无趣，但整个工作环境也可能使人相当满意。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让我比较一下做同样工作——管理家务、做饭——的两个人，一个是家庭主妇，一个是拿工资的女佣人。对她们两人来说，工作的技术性一样，都不是那么有趣。但假定这位主妇同丈夫、子女有着幸福、愉快的关系，女佣人是一个平常人，对主人也不多愁善感，那么，这项工作对两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满意程度也不一样。对前者说来，工作不是什么繁重的琐事，对后者却的确如此。女佣人干家务活的唯一原因是她需要挣钱。产生这种差别的道理十分明显：虽然就技术性而言，工作是同样一种工作，但工作环境却完全不同。对于主妇来说，这工作是她与丈夫、子女的整体关系中的一个部分，就这层意义而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而女佣人却不分享工作的社会性，并未从中得到乐趣，感到满意。再举一个例子。一位墨西哥印第安人在市场上出售他的产品，他得整天守着货，等待顾客，并不时回答诸如价钱等交易问题。从技术性讲，这同廉价商店女售货员所干的工作一样，都是令人乏味而不快。但这之中有一个根本区别。在这位印第安人看来，市场是内容丰富、令人振奋的人际交往的环境。他乐于同顾客周旋，觉得与他们交谈是件快事。要是他早早卖完东西，没有满足与人交往的愿望，他就会感到遭受了挫折。可是对廉价商店的售货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她用不着像时髦商店里工资较高的售货员那样满脸堆笑，可她同顾客的疏离关系却与大商店售货员的情况一样。她成了售货机的一个部件，害怕被解雇，急于成功。这项工作的社会环境是一种非人的、空虚的、无法令人满意的环境。当然，这位印第安人是出售自己的产品，收获自己的利润，但是，即使是独立经营的店主也会感到厌烦，除非他把工作环境的社会性加以改造，使之具有人性。我们再来看看工业心理领域的研究近况。我们发现，很多情况证明了区分工作环境的技术性和社会性是件重要的事，工人主动、负责地参与工作会产生充满活力、振奋人心的后果。西方电气公司芝加哥霍桑工厂的埃尔顿。梅奥进行过一项（现在称之为）经典性的试验。［注：参阅埃尔顿。梅奥：《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46年），及F．J．罗特利斯伯格及W．J．所著《管理与工人》一书（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0版，1950年）。］这项试验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作环境增加了工人的兴趣，促成了他们对工作的积极参与，那么，从技术上讲单调的工作也会变得有趣。选作试验的是组装电话线圈的工作。这是一项重复性工作，常常由妇女来完成。一张标准的供5名女工工作的工作台加上相应的设备，放在一间小屋，一张隔板把小屋与主装间隔开；每间小屋有6人，5人在工作台上工作，一人向这5名干组装活的人分送零件。所有女工都是有经验的工人。在第一年中，有两人辞职，另两名有同样技能的人顶替了她们。这项实验总共搞了5年，分成若干试验阶段，每一阶段中，工作条件都作了某些变动。我们用不着谈变化的细节，只消说说大致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上午和下午都安排了工间休息，休息时提供点心和饮科，工作时间也缩短了半小时。通过这些变动，每个工人生产的产品却大幅度增加了。到此为止，一切顺利；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看法更实在了：增加休息时间，采取某些办法使工人“感觉更好”，这些都是效率增加的原因。在第十二个试验阶段，梅奥作了一种新安排：同工人商量之后，每个小组又回复到试验初期的工作条件，休息时间、专门的点心、饮料以及其它一些改善措施都取消了，为时3个月。可是，这种新安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产生了相当带戏剧性的效果。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做并没有使产量减少，恰恰相反，日产量和周产量都超过了以前任何时候。在下一阶段，老的让步措施又重新实行，只有一点例外，女工们自己备饭，公司则继续在午餐时提供咖啡。产量继续上升。而且，不仅仅是产量，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在试验期间，工人的生病率下降了80％，参加试验的女工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友好的社会交往风气。我们怎样解释这令人吃惊的结果：“（产量）稳步增长的情况似乎是重视不断发生的试验性变化？”梅奥著作，第63页。如果不是工间休息、茶点、缩短了的工时，是什么东西。使工人生产更多产品，更健康、更友好地交往？答案十分清楚。从技术性上讲，工作仍然是同样的单调、乏味，甚至某些改善性措施，如工间休息，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整个工作环境的社会性发生了变化，导致工人的态度发生改变。工人被告知试验之事，也知道试验有几个阶段；厂方听取并常常采纳她们的建议。最重要的似乎是，她们知道是在参与一项有意义而且有趣的试验，这不仅对她们，对整个工厂的工人来说，都是重要的。起初，她们有些“害羞，感到不自在，沉默不语，对公司意图持怀疑态度”，后来，她们便显露出“信心和爽直”。参加试验的小组养成了一种对工作的参与感，因为她们知道在做什么，心中有目标和目的，通过建议她们能影响整个试验过程。梅奥试验的惊人结果表明，疾病、疲劳以及由此而来的低产量主要不是技术方面的单调性引起的，而是因为在工作的社会性方面，工人与整个工作环境异化开来。一旦工人参与自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有了发言权，异化的程度便减少，工人对工作的整体心理反应也会发生变化，尽管从技术性讲，他仍在干同一种工作。紧接着梅奥的试验者们搞了一些研究工作。这些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工作环境的社会因素对工人的态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尽管从技术性讲，工作过程仍然同先前一样。例如，怀亚特和他的同事“……为了解影响工作愿望的与工作环境有关的其它特征提供了线索。这些线索表明，不同个人工作效率的变化，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或社会气氛，即集体的影响。这种影响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背景，决定着对工作条件所作反应的总性质。”［注：“工业舆论指数概述”，1947年，转引自维特尔斯：《工业的动力与士气》，纽约，诺登出版社，1953年，第134页。］同样的，如果把规模较小的工作群体同规模较大的群体相比，我们可知，在前一种情况中，个人主观满意程度及产量都较高，尽管在作比较的这两个工厂中，工作过程的性质几乎完全一样，物质条件及福利措施都令人愉快，条件都比较好。［注：同前书，第138页。］休伊特和帕菲特对一家英国纺织厂作过一次研究，他们在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了班组规模与士气的关系。［注：休伊特和帕菲特：《工作士气和班组的规模，职业心理》，1953年。］在这家工厂中，大车间工人的非病假的“旷工率”比小车间工人要高出许多。［注：维特尔斯著作，第139页。］梅奥和隆巴德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飞机制造业的研究，［注：梅奥和隆巴德：“南加利福尼亚的飞机制造业中班组工作与工人补缺比例”，哈佛商学院：《商业研究系列》，第32辑，1944年。］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G．弗里德曼特别强调了与工作环境的技术性相对照的社会性。为了说明这两方面的差别，他描述了在一条传送带上一同工作的工人常常形成的“心理气氛”。在工作作业班中形成了个人的契约和兴趣，就其总的方面看，工作环境并不是局外人——只考虑到技术因素的人——看来那么单调。［注：弗里德曼：《人的工作向何处去？》，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50年，第139页。参阅他的另一本书：《机器与人道主义》，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46年，第329、30页及370页起。］虽然前面所举有关工业心理研究的例子［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所作的“工作范围扩大”的实验也与欧洲所作的研究方向一致。该项实验的要点是想表明，极端的劳动分工使工作毫无意义，如果把这种极端的劳动分工改变为另一种工作安排，使迄今为止分离进行的工作结合成一种有意义的整体，那么，工人就会更加感到满意。此外，还有沃克和格斯特的报告中谈到的经验。沃克和格斯特发现，汽车工人更喜欢这样一种工作：他们至少能看到他们完成的零件。哈伍德制造公司的一家工厂实行了这样一项实验：在一个接受实验的班组中，采用了一些民主办法，工人可以作出一些决定。这项实验使这一班组的产量增加了14％（参阅维特尔斯的著作第164—第167页）。P．小弗伦奇对操纵缝纫机的工人作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工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工作安排和决策，产量提高了18％（J．R．P．弗伦奇：“实地试验”，载J．G．米勒所编《社会程序化实验》一书，麦格劳—希尔图书出版公司，纽约，1950年，第83页—第88页）。在战争期间，英国也采用了同样的原则，当时，一些飞行员参观了工厂，向工人们解释了他们的产品在战斗中怎样实际运用的经过。］向我们表明，在现代工业组织结构中，工人积极参与的程度很低，但是，我们却获得了一种深刻见解。从改造我们的工业组织结构的可能性的角度看，探讨一下有关公有制运动，这个当今欧洲最重要、最有趣的运动之一的报告，这种见解就更令人信服了。在欧洲，大约有100个工作公社，主要在法国，一些在比利时、瑞士和荷兰。这些公社中，一些是工业公社，一些是农业公社，它们在各方面都有一些差别，但其基本原则却十分类似。因此，对一个公社的描述便是向人们描绘出一幅较完整的、有关所有这些公社的特征。［注：以下我使用了克莱尔．H．毕晓普在《普通事》中对工作公社的描述，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0年版。我认为，这次分析深刻、考虑周到的工作在讨论工业组织的心理问题及将来的可能性等问题方面最能给人以启示。］布瓦蒙多是一家生产表壳的工厂。实际上，它成了法国7家最大的表壳厂之一。马塞尔·巴布创办了这家工厂。他不得不努力工作，以便赚到足够的钱开办自己的工厂。在这家工厂中，他建立了工厂委员会，采用了一种大家赞同的工资比率制，包括共享利率。但这种明智的家长制并不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1940年法国战败之后，巴布想真正实施他构想多年的解放措施。由于在瓦伦斯找不到机械工，他便到街上找了理发师、灌香肠的人、餐馆招待——也就是除了有专门技术的产业工人之外的任何人。“这些人都在30岁以下。他主动提出教他们制造表壳，前提是他们同意和他一道寻找一种‘废除雇主和雇员界限’的组织机构。关键是寻找。”……第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是：每个工人应当自由地责备他人……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雇主之间的这种完全的言论自由立刻创造出一种活泼的信赖气氛。不过，他们很快就清楚了，“互相责备”引起了讨论并浪费了工作时间。于是，他们一致同意每周定一个时间用作正式会谈，以消除分歧与冲突。但因为他们不仅是争取建立一种较好的经济机构，而是寻求一起生活的新方式，讨论必然会转到基本态度上。巴布说道：“很快，我们就感到需要一个共同的基础，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我们共同的道德标准。”除非有共同的道德基础，否则从聚集开始的一切就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也不可能有什么建树。要找到共同的道德基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关的这24个工人都不相同：天主教徒、新教徒、物质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检查了自己的道德观，即不是那种死记硬背学来的，或是习惯上人们接受的那些道德标准，而是他们从自己的经验、思想中找到的那些必须遵守的标准。他们发现，他们各自的道德标准都有某些共同点。他们找出了这些共同点，并将这些共同点当成一致遵守的最低共同标准。这不是一种纯理论的或不明确的宣言。在前言中他们宣称道：“我们的最低共同道德标准不会成为一个武断的规范，因为为了确定这些共同点，我们都从生活经验中找出了根据。我们的所有道德原则都在实际生活、每天的生活中试验过……”他们重新发现的这些，都是由他们自己经过一步一步的努力找到的，因而是自然的道德标准，一种“十诫”［注：减去了第一条诫律，这条诫律论及的是人的命运，而不是道德原则。］。他们用自己的话将十诫表述如下：“汝应爱邻居。“汝不得杀人。“汝不得拿走邻人的东西。“汝不得说谎。“汝不应食言。“汝应靠自己的汗水挣钱维生。“汝应尊重邻居、其人格、其自由。“汝应自重。“汝应先斗私，清除一切使人堕落的邪恶，一切奴役人、有损于社会生活的情欲：骄傲、贪婪、淫欲、觊觎、暴食、愤怒、懒惰。“汝应当相信，生活中有比生活本身更高尚的事：自由、人的尊严、真理、正义……”工人们起誓，在日常生活中，尽最大努力实施这些准则。他们相互起誓。那些有更严格的个人道德标准的人起誓依照自己的信念生活，但也承认，他们绝对无权去干涉他人的自由。实际上他们都同意，完全尊重他人所有的或没有的信念，决不讥笑他人或就此开玩笑。［注：毕晓鲁的著作，第5、6、7页。］这个团体的第二个发现是，他们渴望自己教育自己。他们认为，从生产中节省出来的时间可作为教育之用。在3个月中他们的生产量增加了许多，乃至一周48小时的工作时间中可节省9小时出来。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用这9小时来受教育，而且得到正常上工时间一样的报酬。首先，他们想一起唱歌，接着是提高法语语法水平，然后是学习怎样认商业帐目。此后，又逐渐开设了其它课程，这些都是由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教师在工厂授课。其它课程包括：工程学、文学、马克思主义、基督教、舞蹈、唱歌以及垒球。他们的原则是：“我们不是从工厂、从人的技术活动开始，而是从人自身开始……。工作公社强调的不是养成在一起的习惯，而是为了实现集体的和个人的抱负一起工作。”［注：毕晓鲁的著作，第12页（着重号为弗洛姆所加）。］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提高生产率或增加工资，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是要放弃工业革命带来的优势，而是要适应这些优势。下面是这一个以及其它工作公社建立的原则：1．为了过人的生活，人必须享受他的劳动的全部果实。2．人必须能够自己教育自己。3．人必须在与人的精神、道德发展相适应的职业团体内追求共同的努力（团体以100个家庭为最大限度）。4．人必须主动地与全世界保持着联系。当人仔细审视这些要求之时，他就会发现，这些要求意味着生存问题中心的转移——从制造、取得“东西”，到发现、哺育以及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从物质文明到人的文明；甚至更好——人与人之间的运动的文明。［注：同前书，第13页。］至于工资，这与每个工人的成就相一致，但是，这不仅考虑到了专业工作，也考虑到了“任何于团体有价值的人们的活动：一名第一流的技工，会拉小提琴，具有活泼快乐、善于与人为伍等品质，对于团体来说，就比另一名技术上同样能干，但脾气坏、不合群的技工价值更高”。［注：同前书，第14页。］所有工人比那些属于工会会员的工资平均高出10％到20％，还不计算所有的特别好处。工作公社购置了面积为235公顷的一个农场。每人，包括妻子，每年在农场劳动3次，每次10天；每人有30天的假期。这就是说，人们在工厂每年只工作10个月。这种安排所包含的思想，不仅在于法国人所特有的对乡村的热爱，而且也出自这样的信念：人人都不应当完全与土地分离。最有趣的是他们使集中与分散融合成一体的办法，这种融合避免了混乱的危险，同时也使公社每个成员积极、负责地参与工厂管理及公社的生活。由此，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把18世纪与19世纪提出的有关现代民主国家基础理论的思想和意见（分权统治、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制度等等），运用到工业企业的组织之中的情况。最高权力集中在全体成员大会，大会每年召开两次只有一致通过的决议对同伴（即成员）有约束力。全体成员大会选举一名公社主席。选举须全票通过，方能生效。主席不仅是技术上最合格的人，如同一名经理应当的那样，他也是“一个带头人”，一个榜样，一个教育人、爱人、无私、乐于为人服务的人。服从不具备这些品质的所谓主席，是一种怯懦行为。主席有全部行政权力，任期3年。3年期满，他可能会重新去开机器。主席对全体成员大会有行使否决的权力。如果大会不想放弃决定，就得举行信任投票。如果主席得不到一致的信任票，他就得选择，要么与大会的意见保持一致，要么辞职。全体成员大会选举议事会委员。议事会的任务是给公社主席提建议。委员系选举产生，任期1年。在议事会内，部门经理和8名委员（包括2名妻子）和公社主席组成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公社里的一切负责岗位，包括部门经理和工头，都完全是通过“双重信赖”来指定的，即：人选由一个层次提出，并由另一个层次一致接受。通常（但也并不总是这样），上层提出候选人，下层接受或拒绝。成员们说道，这既可以杜绝蛊惑人心的宣传，也可防止极权主义。全体成员一周举行一次碰头大会，正如这个名字所指明那样，这种会的目的是使每个人知道公社内正在发生的事，并且使大家保持联系。［注：毕晓鲁的著作，第17、18页。］整个公社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成立了邻居小组，小组定时开会。邻居小组是公社的最小有机体。邻居小组由五、六个住处邻近的家庭构成，按照上述原则选一个邻居小组组长。晚饭后，小组便聚集在一起，由组长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讲，邻居小组是公社最重要的单位。它是“发酵剂”，也是“杠杆”。小组要求在一位成员的家中开会，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在那里，人们一边饮咖啡，一边研讨所有问题。会议的细节都有记载，记录送交公社主席，由他把各个邻居小组的记录汇总归纳，然后由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来回答。这样，邻居小组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还就不满意的事发表意见，或提建议。当然，也正是在邻居小组中，人们最能达到相互了解，并相互帮助。［注：同前书，第18、19页。］公社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有自己的法庭。法庭由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其作用是对两个部门之间或部门与成员之间的冲突作出裁决；如果公社主席无法消除冲突，就由法庭的8名成员（通常也是要一致投票通过）来作裁定。这里没有成文的一套法律，裁决依据公社的章程、最低共同道德标准，以及常识。布瓦蒙多有两大部门：社会部和工业部。后者的组织结构如下：（最多）10人组成技术组。几个组组成一个科，一个车间。几个科组成一个部。每组的成员都一致对科负责，几个科对部负责。［注：毕晓鲁的著作，第23页。］社会部处理技术性问题之外的一切活动。全体成员，包括妻子，都得在精神、智力、艺术、身体诸方面全面发展。就这点而言，阅读布瓦蒙多的评论月刊《联系》是会给人以启示的。月刊上登载的报道和评论包括：足球赛（与外边的队比赛），摄影展览，参观艺术展览，菜谱，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聚会，对诸如勒文古特的四重奏的音乐表演的评论，电影欣赏，马克思主义讲座，篮球比赛分数，有关拒服兵役的讨论，农场生活纪实，有关美国如何教学的报告，圣·托马斯·阿奎那论金钱的段落，对诸如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的《令人愉快的峡谷》、萨特的《肮脏的手》等书的评论。月刊充满着一种振奋人心的美好精神。《联系》是对那些充分肯定生活的人的真实写照，最大限度反映出人们的意识。公社有28个社会科，还在不停地新设机构（按人数多少为序）：1．精神生活科：天主教小组人道主义小组唯物主义小组新教小组2．智力科：一般知识小组公民教育小组图书小组3．艺术科：戏剧组演唱组室内装璜小组摄影小组4．公社生活科：合作组节日及集会小组电影小组力量均衡小组5．互助科：团结小组家务小组书籍装帧小组6．家庭科：育儿小组教育小组社会生活小组7．卫生科：二名注册护士一名未经训练但有实际经验的护士负责管理全部资料三名访问护士8．体育运动科：篮球队（男子）篮球队（女子）远足队排球队体育队（男子）体育队（女子）9．读报小组［注：毕晓鲁的著作，第35页。］某些公社成员的说法大概比任何定义更能说明工作公社的精神和实践：一位工会会员写道：“1936年我是车间代表，1940年被捕，被送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二十多年之中，我了解了许多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作公社中，生产不是生活的目的，而是手段。……我不敢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会取得如此巨大和完全的结果。“一位共产党员写道：“作为法国共产党党员，为了避免误解，我公开声明，我完全对我的工作和公社生活感到满意；我的政治见解得到尊重，我得到了完全的自由，我先前的生活理想也完全实现了。”一位唯物主义者写道：“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我认为，人最美好的价值之一便是容忍、对宗教及哲学见解的尊重。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我感到在工作公社中特别自在。这不仅是因为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没有受到限制，而且因为我发现，公社为我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手段和时间来深入研究我的哲学信念。”一位天主教徒写道：“我已经在公社呆了4年。我属于天主教小组。像其他基督徒一样，我一直努力建造一个尊重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社会。……我以整个天主教小组的名义宣布，工作公社正是基督徒所希望的那类社会。在这里，人人都自由，受尊重，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去干得更好，去寻找真理。即便这个社会不能公开叫作基督社会，事实上也是如此。耶稣基督给我们以指示，使我们能通过这指示承认他自己的意愿：我们确实互爱互敬。“一位新教徒写道：“我们公社的新教徒宣称，这种社会革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使每个人自由地按自己选定的方式完善自己。这种解决办法与他的唯物主义或天主教同伴不发生任何冲突……公社由相互敬爱的人所组成，公社实现了我们的愿望——看到人和睦共处，知道为何人想活着。“一位人道主义者写道：“我15岁离开学校，11岁时，我在教堂参加了第一次圣餐会，接着便脱离了教会。我受的正规学校教育较多，但精神这个问题早就忘干净了。我就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对此根本不在乎。’22岁时我参加了公社。立刻我发现，这里有学习和工作的气氛，这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找不到。首先，公社的社会性吸引了我，只是到了后来，我才知道人的价值是什么。接着，我重新发现了人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一面，这是我在11岁时就丢失了的东西。……我是人道主义小组成员，因为我并不像基督徒或唯物主义者那样看问题。我爱我们的公社，因为通过它我们内心深处的抱负都能被唤醒，这些抱负交融在一起并得以发展，这样我们便可以把自己从个体改造为人。”［注：毕晓鲁的著作，第35页—第37页。］其它公社，无论它们是农业公社还是工业公社，其原则都与布瓦蒙多的原则类似。下边是R．G．工场的条例的一些章节，R．G．工场是一家生产画像镜框的工作公社。下面章节转引自《普通事》一书：我们的工作公社不是新型的企业，也不是一种使劳资关系和谐的改革形式。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按照这种方式人理应能实现自我完善，一切问题都从完全的人的角度来处理解决。因此，它与现今的社会相对应，在现今社会中，人们通常关心的是维护个别人或极少数人利益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资产阶级道德和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的活动达到了这样的专门化程度：人生活在道德苦难、肉体的苦难、智力的苦难或物质的苦难之中。通常，在工人阶级中，人遭受的是这四种苦难的总和，在这种条件下，谈论自由、平等、博爱不过是一句谎言。工作公社的目的是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R．G．工场的同事们宣称：只有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气氛中，这一目的才能实现。但我们应当承认，常常，这三个词使我们想到的不过是货币的形象或是公共建筑物大门上的题辞。自由只有具备了下面三个条件，人才能是自由的：经济自由理智自由道德自由经济自由。人有不可剥夺的工作权利。他有享有自己劳动果实的绝对权利，他不应当放弃这些权利，除非出自自己的愿望。这个观念反对私人拥有集体的生产资料，反对用金钱来再生产金钱，因为这种方式造成了人剥削人。我们也宣称，“工作”应当理解为人带给社会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理智自由。人只有在能做到自行选择时，才是自由的。只有在他有充分的知识来作比较时，他才能作出选择。道德自由。人如果成为自己感情的奴隶，他就不可能真正自由。只有当他有了理想，有了处世哲学时，他才能自由。这种处世哲学使他能在生活中进行连贯一致的活动。他不能在加快经济或智力解放的步伐的借口下，使用违反公社道德规范的手段。最后，道德自由不是意味着放纵。我们很容易便可说明，只有严格遵守那些为大家自由接受的集体道德规范，才有道德自由。博爱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成长。自私是危险的而且是不长久的帮助自己的方式。人不能把自己的真正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分离开来。只是通过帮助社会他才能帮助自己。他应当意识到，他自己的爱好驱使他与他人一起享受更大的乐趣。团结不仅是一项任务，它是令人满意的事，是安全的最好保证。博爱导致相互容忍，也使人决心永不分离。这也就使人们能在起码的共同原则的基础上一致行动，作出一切决定。平等我们谴责那些以煽动的方式宣传一切人都平等的作法。我们能够看到，从价值上讲，人与人并不是平等的。我们认为，权利平等就是指让每一个人都有充分完善自我的手段。因此，我们用一种表明个人价值的等级制度来代替传统的或世袭的等级制度。［注：毕晓鲁的著作，第134页—第137页。］在总结这些公社的原则的最显著特点之时，我想提出下列各点：1．工作公社确实利用了现代工业技术，避免了退回到手工生产的倾向。2．这些公社设计出一个方案，在此方案中，每个人的积极参与同充分集中化的领导并不矛盾；非理性的权威为理性权威所取代。3．公社强调生活实践，反对思想意识的差别。这就使得信念完全不同或矛盾的人能友爱地生活在一起，而不用冒这样的危险：人人都得遵照公社宣称的“正确意见”行事。4．工作、社会和文化的活动结合成一体。从技术性上讲，工作并不是吸引人的，而从社会性上看，工作就有意义、有趣了。艺术和科学活动是整个处境不可分割的部分。5．异化的处境得到了克服，工作成了表达人类精力的有意义的方式，在不限制自由——或者不冒迫使人求同的危险下，人类的团结一致得以形成。虽然公社的许多安排和原则值得怀疑和辩论，但情况似乎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了说明创造性生活的最令人信服的经验主义实例之一；从我们当今资本主义的观点看，这些例子表明的可能性一般被当作是异想天开的设想。［注：我们不得不提一下A．奥利维蒂在意大利创立公社运动的努力。奥利维蒂是意大利最大的打字机厂的厂长，他不仅按照世界上最开明的实践方式组织了他的工厂，而且还创造出了组织社会的一个完整方案。这个方案是以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关心的原则为基础，组织一个公社联邦。〔参阅他的《公社的政治秩序》（1946年）〕奥利维蒂在许多意大利城市建立了公社中心，从而做了某些开拓性工作。他的努力与到此为止提到的公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一方面，他的工厂并没有改造成为一个工作公社，显然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不是工厂的唯一所有者；另一方面，他制定了组织整个社会的计划，因而更专门地强调了社会和政治结构，而其它公有制运动的公社则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到此为止描述的公社当然不是展示公社生活的可能性的唯一例子。无论是欧文的公社，还是门罗教的公社，还是赫特教的公社，［注：参阅C．克拉图、J．W．弗雷茨及R．克里德：《门罗教生活的利他主义》，载P．A．孛罗金编《利他主义和精神成长的形式和技巧》一书，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54年。］或是以色列的农业拓居区，都使我们知道了新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组织也向我们表明，绝大多数这些公社试验都是由一些精明而且具有实际头脑的人进行的。他们绝不像所谓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梦想家。恰恰相反，同传统的商业领袖表现出来的情况相比，他们大多数人更具有现实主义的思想，更富有想象力。毫无疑问，这些实验的原则和实践有许多缺点，我们应当承认这些，以便能回避这些缺点。毫无疑问，由于19世纪坚定不移地相信工业竞争的有益作用，它不能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使这些实验群体成功。某些人带着某种圆滑的优越感，转弯抹角地说这些实验徒劳无益、不现实，这种说法同一般人对铁路旅行和航空旅行所作出的最初反应一样，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从本质上讲，这反映出懒惰思想，表明了那种认为祖宗一代没有的事现在不可能也不会有的信念。五、实际建议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也可以创造出一种类似公有制运动所创造出的、适合全社会的人的条件。这里提出的目标就是创造出这样一种工作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将其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某种对他有意义的事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对他所做的事施加自己的影响；同时，他感到同他的同伴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同他们分离。这就是说，工作环境又一次具体化了；工人被组成为基本的小组，使个人作为真正的、具体的人与小组联系在一起，尽管整个工厂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这意味着找到了融合集权与分权的途径，这些方法途径使人人主动参与，主动负责，同时根据需要产生出团结一致的领导。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工人积极参与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不仅熟知自己的工作，而且十分清楚整个企业的运转情况。这首先是对工作过程的技术性有所了解。一个工人可能只消在传输带上移动专门的一步，要完成他的工作他或许只用得着两天或两周的训练。但是，如果对于涉及整个产品的生产的技术问题他有着广泛的了解，他对待自己工作的总态度就会有所不同。工人首先可以在最初几年一边工作，一边上工业学校，由此来获得这类技术知识。其次，工人还可以参加全厂性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课程班的学习，即使这些课程占去一些工作时间。通过这些办法，工人便不停地获得了这类知识。［注：某些大的工业企业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主张公有制运动的人已经向我们表明，在工作时间内，不仅可以给予技术性教育，还可以进行其它很多种教育。］如果工厂使用的技术程序是工人感兴趣的、想了解的对象，如果这类知识激发了工人自己的思维过程，那么，即便他要做的工作从其它方面讲是单调的技术性工作，这类工作也会带上不同的色彩。除了有关工业生产过程的技术知识之外，另一种知识也是必要的：有关工人工作所在企业的经济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与整个公社的经济需要及问题的关系的认识。同样的，通过在职读书，以及不断获得有关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的信息等方法，工人便可以得到有关企业在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的真正知识。但是，从技术上和经济上了解工作过程以及整个企业的作用无论有多么重要，这种知识都还不够。要是没有什么办法把理论知识和兴趣转变成行动，这些知识和兴趣就会停滞不前。工人只有在他能影响那些与他本人的工作环境和整个企业有关的决策之时，他才能成为积极的、兴致盎然的、认真负责的参与者。只有当他不为资本所雇佣，不再是指挥的对象，而成了利用资本的负责的主体之时，他才能使自己不与他的工作相离异。在这里，关键之点不是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参与管理和决策。如同在政治领域一样，这里的问题是避免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危险，因为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中，没有中央计划和领导。人们不是非得在中央集权主义的管理与毫无计划、互不协调的工人管理之间作出一种选择。问题的解答在于将集权与分权融合，将从上至下的决策与从下至上的决策综合在一起。合作管理及工人的参与［注：参阅弗里德曼在其明智而发人深思的研究《机器与人道主义》中（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45年，尤其是317页之后）所表达出的思想。社会学大师，当代著名人物之一阿尔弗雷德。韦伯在他的深刻著作《第三或第四种人》中（慕尼黑，皮珀出版公司，1953年），得出了与此类似的结论。他强调了这几点：需要由工人和雇主合作管理企业，将大企业转变为理想规模的小单位同时废除利润动机，引进社会主义形式的竞争。但是，只有外部变化还不够，“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人类结晶化。”（同前书，第91页起）］的原则可以这样制定出来：管理的责任由集中的领导与第一线的工人两方共同承担。熟悉情况的小组讨论有关他们自己的工作环境和整个企业的事情；他们的决定将转达给管理部门，构成了真正合作管理的基础。消费者将作为第三个参与者，以某种方式参与决策和计划。一旦我们接受这样的原则——任何工作的基本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获取利润，那么被服务者就应当对服务者的工作过程有发言权。同样的，如同政治上的分权情况一样，找到这种形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可以肯定，假如共同管理的总原则被人们接受，这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问题。在宪法中我们解决了与政府各部门各自的权限有关的类似问题。在企业法中，我们解决了涉及各类股东、经营管理等同样的问题。共同管理及共同决策意味着对财产权实行严格的限制。企业的所有者将会根据其资本投资得到合理的利润，但并不能对其投资资本雇用的人员有无限制的控制指挥权。不过，他们至少会与在企业工作的人分享这一权利。实际上，就大公司而言，股东并不能真正通过决策手段来行使其产权；如果工人与管理者分享决策权，股东的实际作用会基本不变。引进共同管理的法律会限制产权，但绝不会使产权发生什么激烈的变化。甚至像J．F．林肯这样保守的倡导共享工业利润的工业家也提出（我们在前面已经见到），红利不应超过相对固定的稳定数量，超过这个数量的红利应当分给工人。就是在当今条件的基础上，工人共同管理、控制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例如，B．F．费尔利斯，这位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也在最近的讲话中说过（文章概要发表于《读者文摘》，1953年11月15日，第17页），该公司的3万雇员可以购买公司的全部普通股票，每人87股，总值3,500美元。“以（每周）10美元一份的股金投资——这大约是我们的钢铁工人最近提薪得到的数目——雇员便能在不到7年的时间中，买下所有的公开发行出售的普通股票。”如果是为了有足够的股份以获得投票多数，那么，实际上他们用不着买那么多，只买部分就行了。F．坦纳鲍姆在他的《劳动的哲学》中也提出另一项建议。他建议，如果工会代表着工人控制企业管理，那么工会也可买足够的企业股份。［注：F．坦纳鲍姆：《劳动的哲学》，同上。］不管所用的方法是什么，都是一个渐进的方法，只是将已经存在的产权关系倾向继继下去。这是些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唯一的手段），这些手段使工人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为有意义的目的工作，而不是使工人像其它可以买卖的商品一样，成为商品（即他的体力和技能成为商品）。在讨论工人的参与之时，我们必须强调一个重要点，即这种参与存在着朝超级资本主义的利润共享观念方向发展的危险。要是企业的工人和雇员只考虑到他们的企业，人与社会力的异化会仍然不变。自我中心的异化态度只会从个人延伸到“班组”。因此，工人看到他们的企业之外，与消费者及同行业的工人以及整个工人阶级兴趣一致并联系起来的作法，是工人参与的基本部分，而不是附带东西。怀亚特和其他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提出，某种对待企业的地方爱国心以及类似大学生的“espritdecorps“（团体精神）的思想如果得以发展，则只会强化不与人来往的个人主义态度，而这种态度正是异化的本质。所有这些赞成“班组”热情的建议都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社会倾向——与人类团结一致。团体内部的社会聚合力加上对局外人的敌视态度，不是社会感情，而是延伸了的个人主义。在总结这些有关工人参与的说法之时，我愿意冒重复的危险再次强调一下，所有试图使工作人道化的建议都没有增加经济产量的目的；其目标也不是使人更加满足于工作本身。这些建议只有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才有意义：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经济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从属部分。我们不能把工作活动从政治活动中，把闲暇时间从个人生活中分离出来。假使生活的其它领域不符合人性，工作又变得有趣，那么，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事实上，工作不会变得来有趣。当今文化的邪恶就在于把生活的各个领域分离开来，孤立起来。通向健全之路在于克服这种分裂，在社会及人的个体内部，达到一种新的团结及统一。我在前面谈及许多社会主义者对实施社会主义原则的后果感到气馁的情况。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劳动者积极、负责地参与工业生产和政治事务——并没有错，但他们却错误地强调了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对立，并且忽略了人的因素和合适的社会因素。与此相应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眼光：集中考虑工人的参与及共同管理、分权，以及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具体作用等问题，而不要老是纠缠在财产的抽象概念上。人们把欧文、傅立叶、克鲁鲍特金、兰道尔以及宗教的和世俗的公有制倡导者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怀疑纯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构想“最终目的”的作法，更关心此时此地的具体的人。有希望表明，民主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也越来越意识到，社会主义始于家中，也就是说，始于社会党的社会化。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从产权的角度，而是从每个成员认真负责地参与这一点来考虑的。只要社会党不在其内部实现社会主义原则，他们就不能使他人信服；而且，他们的代表（如果有政权的话）也会按资本主义的精神实施他们的思想，无论他们用的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标签。工会也同样如此；由于工会的目的是实现工业民主，他们必须首先在自己组织内部引进民主的原则，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其它大商业的管理方式——或者更坏的方式——来管理工会。这种强调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具体处境的公有制概念，过去曾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俄国社会革命者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思想在绝大多数国家已经逐渐失去其重要性，但现在又似乎慢慢地以不那么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不那么教条主义，因而更加现实具体的形式发展壮大。我们可以从最近论述社会主义问题的最精彩的刊物《新费边社论文集》中觉察到这种越来越强调社会主义的功能和人的因素的作法。C．A．R．克罗斯曼在《从资本主义的过渡》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要求，工业中的这种敌意应当让位给一种共同参与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直接最容易探寻到的路线就是朝着共同协商的方向前进。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许多富于成果的工作。现在十分清楚，除了按照现有的模式组成统一生产委员会之外，还需多作些工作——采取某些激烈的措施使工人有参与决策之感。几家进步厂家已经迈出了大胆的步子，而且结果也十分鼓舞人心。［注：参阅A．R．克罗斯曼：《从资本主义的过渡》，载《新费边社论文集》，H．S．克罗斯曼编，伦敦，1953年。］他建议采取三项措施：大规模扩大国有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红利的限度，或：第三种可能性是改变公司所有权的法定机构，用一种明确规定厂家对工人、对消费者及社会应承担的责任的章程来取代股东的单独控制；工人成为公司的成员，并在董事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注：同前书，第67页。］R．詹金斯在《平等》一文中看到了问题的将来：……首先，不管资本家是投降了，还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被夺了，因而不起什么作用了，他们也应被允许保留相当大的现有特权；其次，从资本主义中成长出来的社会要么是一个参与性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要么就是一个由特权阶层控制的管理型社会，这些高贵者过着根本不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注：同前书，策72页。］詹金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参与性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当企业所有权从富人手中接过来之后，应当交给较直接的公众实体，而不应交给国家”，应当允许权力有较大的分散，“鼓励各种人更积极参加公共及义务性组织的工作，并对其加以控制”。A．阿尔布在《工业的组织》一文中陈述道：对基础工业的国有化无论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多么成功，国有化并没有满足权力的更广泛更民主的分配，管理决策和执行的人也没有制定出任何真正让工人参与的措施。这令很多社会主义者感到失望。这些社会主义者从不希望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但除了十分模糊不清的乌托邦的想法之外，却提不出任何可供选择的办法来。国外专制主义的教训以及本国的管理革命的发展，加深了他们的焦虑；他们看到，民主社会中的完全就业问题产生了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这些解决办法又需要以信任和协商为基础并得到最广泛的公开认可，为此，他们更感到焦虑。当协商越来越脱离面对面地讨论工作的方式之时，协商也更加不成功了；因此，在他们看来，工业单位的规模和结构以及他们所能独立发挥其主动性的程度，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了。［注：《新费边社论文集》，第121、122页。］阿尔布说道：最终需要的是一种协商制度，这种制度将批准决策以及对为一个行业所有成员所乐于接受的行政权威加以认可。怎样使这种工业民主的概念与推动工团主义者、激发目前人们大肆讨论共同商议问题的那种原始自治欲望结合起来，是一件需要很好研究的事。不过，这里似乎必定存在着使行业所有雇员都能参与决策的某种途径——或是通过直接选举，选出参加董事会的代表，或是通过一种具有相当权力的共同协商的等级制度。无论哪种情况，下属各级也必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解释和作出决定的政策过程。因此，在工业活动中形成一种同舟共济感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工业政策应当达到却未能达到的首要目标。［注：《新费边社论文集》，第129、130页。］约翰·斯特雷奇是《新费边社论文集》的作者中最乐观、同时对工党政府取得的结果大概最满意的人了。他赞同阿尔布所强调的必须由工人参与的观念。他在《英国劳工的任务和成就》一文中写道：说到底，合股公司的问题是不负责任的独裁统治。从名义上讲，股东控制着公司，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则是一、二个自我指定、自动长期延长权力的独裁者对公司实行着独裁统治。如果使全国性的公司直接对社会、对从事其活动的所有人负责，那么，这些公司就会成为完全不同的机构了［注：同前书，第67页。］。我之所以引述了某些英国劳工领袖的话，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来自工党政府的社会化措施的许多实际经验，以及对这些成就所作的深思熟虑的批评；还因为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比从前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工人参与工业管理的问题。大战之后，法国和德国制定了一些法律，保证了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尽管这些新的保证措施还远远不令人满意（原因是这些措施是半心半意的，还因为在德国，工会代表被转变为“经理”，而不是工人自身参与工厂管理），但情况十分清楚，社会主义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把产权从私人资本家手中转移到社会或国家手中的作法本身对工人的处境只有微乎其微的影响，而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则在于改变工作环境。就是在新近组成的法兰克福社会主义国际（1951年）所发布的十分不力、相当不清楚的宣言中，也强调道，在凡是经济分权适合计划目的的地方都应当实行经济分权。［注：参阅《新费边社论文集》中阿尔布的文章：《工业组织》，以及A．斯图姆塔尔的文章：《英国和法国的国有化及工人控制》，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1卷，1953年第一期。］在科学观察工业形势的人中，弗里德曼就改造工作环境的问题得出了与我类似的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讲，吉莱斯皮也做到了这一点。强调共同管理的需要，而不集中考虑财产权的公有化转变计划，并不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国家直接干预和社会化不是必要的。除去共同管理之外，最重要的问题在一事实：我们的整个工业是靠存在着的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所支撑。每个企业都想卖得越来越多，以不断扩大对市场的占领。这种经济形势的结果是，工业用尽各种招数来刺激人民的购物胃口，制造并强化不利于精神健康的接纳倾向。如前所说，这就意味着人们急切想要不必要的东西，不断希望买更多的东西，尽管从人的非异化使用的角度看，没有必要买新产品（例如，汽车业花费了10亿左右的美元来改型制造1955年的新型汽车，单是雪弗莱牌汽车就用了约1亿美元来同福特牌汽车竞争。毫无疑问，老牌雪弗莱曾经是很好的车，福特汽车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争斗主要不是为了给公众提供更好的车，而是为了使他们买一种新车，虽然旧车还可用上几年）。［注：R．莫利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在《新闻周刊》上撰文谈到了购买1955年新型汽车的事。他说道：资本主义想使人们对他们已有的东西感到不高兴，这样一来，他们就想买新东西，而社会主义要做的则刚好相反。］同一现象的另一个方面是浪费的倾向，而扩大大规模生产的经济需要又加快了这种倾向。这种浪费除了其内含的经济损失之外，也有着重要的心理作用：它使消费者失却了对工作和人的努力的尊重；它使消费者忘记了内心对人的需要，也忘记了这样的情况：他们浪费的产品对较穷的国家来说可能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简言之，我们的浪费习惯表明了一种忽视人类生活的现实，不正视人人都无法回避的经济上的生存斗争的幼稚愚蠢态度。十分清楚，从长远的观点看，如果我们的经济制度是这样组织形成的——当人民不想再买更多更新的东西时，经济危机就威胁而来，那么，精神影响就不可能会成功。因此，要是我们的目的是将异化消费变成人的消费，我们就必须改变产生异化消费的经济活动过程。［注：参阅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的言论：“同样多的收入相对均匀分配，会比不均匀分配产生相对说来更多的生产需求。”（转引自N．N．富特和P．K．哈特的文章：《社会流动和经济进展》，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42期，1953年5月。）］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设计这些措施。总的说来，这意味着将生产引向那些现存的实际需要还未完全满足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人为制造需要的领域。这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来办到：国家银行的贷款、将某些企业社会化，以及改变广告宣传的严厉法律。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工业化社会对经济欠发达的其它国家的经济帮助。十分清楚，殖民剥削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的各个部分已经如同欧洲大陆一百年前的情况一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世界富国的和平取决于穷国的经济进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西方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不可能与非洲和中国的饥荒与疾病同时存在。如果工业化国家想帮助非工业化国家，它们就得削减不必要的消费；而如果它们想和平，它们就必须想到帮助非工业化国家。让我们考虑一下几个事实：H。布朗认为，一项为期50年的世界发展计划会使农业生产增长到这样的水平：所有人都会营养充足，现在不发达的地区会达到类似日本战前的工业化水平。［注：参阅哈里森·布朗《人类未来的挑战》，纽约，海盗出版社，1954年，第245页起。我还未见过有多少书能像这本书一样，依据有力的推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清楚明白地表述道，现代社会需要在精神健康和精神错乱、进步和毁灭之间作出选择。］美国给这类计划的年支出，头三十年内是40亿到50亿美元，以后就会少一些。作者说道：如果我们把这笔花费与我们的国民经济收入、与我们现在的联邦预算、与我们的军费以及打仗的开销作一番比较，那么，这笔要出的资金看来不会太多。如果我们将开支与成功的计划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相比，那么，开支似乎就更小了。而如果我们将开支与懒散、与维持现状的作法带来的后果相比，那么，开支就会是无足轻重了。［注：同上书，第247、248页。］更一般性的问题是，究竟可以允许资本投资获取的利润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有害的、不健康的方式来操纵公众的需要，而上述问题则不过是一般性问题的组成部分。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电影业、娱乐书籍出版业以及我们报纸上描述犯罪的报导和故事。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最低等的本能被人为地激发出来，因而公众的思想便受到了毒害。食品和药物法案规定，不得无限制地生产和宣传有害的食品和药物；至于其它一切生存必需品，也可如法炮制。假定这类法律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么，对于某些产业，例如电影业，就必须实现社会化，或至少必须由公共基金资助，发展与之抗争的产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唯一目的是人的成长和发展，在这个社会中，物质需要又从属于精神需要，那么，找到确保必要变化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就将不是一件难事。就每个公民的经济处境而言，收入平均的思想从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从很多道理上讲，既不实际，也不可取。人应当有的，是维持有尊严的生存的收入。就收入不平均的情况而言，这种不平均的情况不应当超越某个限度，致使收入的差别导致生活体验的差别。百万富翁可以不加考虑而满足任何一时的兴致，他对生活的体验就不同于一个为了满足一种代价高的愿望就不得不牺牲另一种想法的人。一个从来不出城、从来都无能力购买奢侈品的人（也就是说，无力购买非必需品的人），其生活体验也不同于能够这么做的邻人。不过，假定收入差别不超过某一个限度，那么，即使收入有某种差别，基本的生活体验也会相同。要紧的不是收入差别有多大，而是收入的量的差别到了什么程度会转变为生活体验的质的差别。用不着说，诸如英国现在有的那种社会保险制度应当保留。但这还不够，现存的社会保险制度应当扩展为保证全部生活费的制度。造成当今人不自由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饥饿这个经济威胁，它迫使人接受他本不愿接受的工作条件。只有当这个因素消除了，每个人才会像自由而负责的人那样行事。只要资本的所有者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只有”命一条的人，就不会有自由，因为后者没有资本，除了资本家提供机会，他无法找到工作。一百年前，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人对邻居都没有责任。当时，人们设想，为了使经济保持运转，社会的法律应当使社会上有一支穷人和失业者的大军（经济学家也科学地“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很少有人敢于再公开提出这条原则。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看法：任何人都有享受国家财富的权利，无论是从自然法则的角度，还是按照社会的法律。一百年前流行的合理说法——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无知，缺乏责任心，简言之，因为他们犯下的“罪孽”——现在已经过时。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都开始实行一种保险制度，保证人人在失业、生病、衰老之时，有最低限度的生计。这等于差一步宣称，即便没有出现这些情况，人人都有权得到生存的手段。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每个公民可以得到足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的钱，即使他没有失业、生病或衰老。如果他自动辞职，如果他出自任何个人的考虑，不想继续在原单位挣钱，准备谋求另外的工作，他的情况又不属于保险救济条款中的任何一条，那么，他便可以要求得到这笔费用。简言之，他用不着有什么“理由”，便可要求得到维持最低生活的费用。这种要求应当有一个确定的时间限制，比如2年，以避免滋长那种拒绝承担任何义务的神经症态度。这听起来有些像异想天开的建议，［注：迈耶·夏皮罗博大提醒我，罗素在他的《通向自由的几种途径》（蓝绶丛书，纽约，第86页及以下几页）中，提出了与我相同的建议。］不过，我们的保险制度在一百年前的人听来也会是异想天开的事。人们对这种设想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会是：要是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大家就会不工作。这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看法：人的天性决定了人生来就懒。实际上，除了精神错乱的懒人之外，很少有人不想挣比最低限度生活费多的钱，很少有人喜欢无所事事，不愿工作。当然，从那些想利用资产权来强迫别人接受他们提出的工作条件的人的立场出发，怀疑最低保证制度也不是毫无道理。如果人人都不再因为怕挨饿而被迫接受工作条件，那么，工作就完全会有趣，完全会吸引人，人们就很愿意接受。只要契约双方能自由接受或放弃，契约自由就能实现；在现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事实并非如此。生活保障制度不仅是雇主和雇员之间契约自由的真正开端，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自由领域。让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今天，一个受到雇佣的人如果不喜欢他所干的工作，常常被迫继续干下去，那是因为他没有收入来冒失业一、二个月的风险；显然，他如果辞去工作，他就无权得到失业救济。实际上，这种处境的心理作用还要深远得多。他不能冒被解雇的风险这件事本身就使他容易害怕老板或是他要仰仗的人。他会控制自己不顶嘴；他会努力去迎合、顺从，因为他一直担心，要是他表现自己，老板就会解雇他。或者让我们再来另外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在40岁时决定干完全不同的另一项工作，为此他得准备一、二年。既然最低生活水平意味着他要在最低的舒适条件下生活，作出这项决定就非得是他对新选的工作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不可。因此，只有那些有天赋的且对新工作真正感兴趣的人才会作出这种选择。或者，让我们举出一位婚姻不幸的妇女的例子。她不离开丈夫的唯一理由是无法找到谋职训练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个同他的精神错乱或危害他的父亲严重冲突的少年，要是他能自由地摆脱家庭，他也许会做到精神健康。简言之，如果实行了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制度，那么，事业及私人关系中基于经济考虑的最根本的强制状况就会消除，人人都能重新自由行动。实行这种制度的代价怎样呢？既然我们已经采取了保障失业者、疾病患者以及衰老者生活的原则，想使用这种特权的人就只会是另外一小部分人：确有天赋的人，暂时同别人冲突的人，以及对工作不负责任、不感兴趣的神经症者。把一切相关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使用这一特权的人数似乎就不算特别多了，而且，经过仔细研究，我们甚至今天就可以估算出大致数目。不过，我们得强调一点：采纳这项建议得与我们建议的其它社会变化一同考虑。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个公民都积极从事他的工作，那么，对工作不感兴趣的人的数量就只会是现今条件下人数的若干分之一。撇开这个数量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设想的花费。这个计划所需的费用大概很难超过最近几十年来各大国维持军队的费用，还不算军事装备的开销。还不应忘记的是，在使每个人重新恢复对生活和工作的兴趣的制度中，甚至只要对工作环境作少量的改善，每个工人的生产力都将大大超过当今的生产力的水平；此外，在控制犯罪、防治神经症或心身疾病方面的开支也会相当少。政治改革我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说明，民主在异化的社会中不能发挥其作用，我们的民主制度的组织方式促成了异化的总进程。如果民主是指个人能表达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意愿，那么，这里的前提就是他有一种信念，一个意愿。而事实却是，异化了的现代人有意见，有偏见，却没有信念；有好恶，却没有意愿。他的意见、偏见、好恶，同他的兴趣、爱好一样，都受到了强有力的宣传机器的支配——要是他还没有适应广告宣传的影响，没有受到生活的整个异化形式的制约，这类宣传或许对他没有多大作用。一般的选民消息闭塞。虽然他时常看报，但是，整个世界同他如此的疏离，乃至于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意思和意义。从报上他知道，亿万美元被人花掉，千百万人被杀死；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形形色色的归纳总结，但这些东西并没有以具体的、有意义的方式给他描绘出整个世界的样子来。他读的科幻小说与科技消息没有多大差别。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无限的、与人无关的东西。事实不过是许多罗列出来的记忆数据，就像是智力游戏中的谜，而不是他和他的子孙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此外，人们绝不应当忘记，多数票表决的概念本身，也助长了抽象化、概念化和异化的进程。本来，多数统治是少数统治也即国王、封建领主统治的替换形式。但这不是说，多数是对的，而只是意味着，宁可让多数人错，也不应让少数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不过，在我们这个讲求一致性的时代里，民主越来越多地带上了这样的含义：多数人的决定必然正确，从道义上讲优于少数人的决定，因此，多数人有道义上的权力将其意志强加在少数人头上。正如一种产品在全国各地所做的广告一样：“一千万美国人是不会错的。”多数人的决定被当作证实其正确性的主要依据。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讲，一切“正确的”政治、哲学、宗教或科学的思想，原本都是少数人的主张。要是我们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思想的价值，那么，我们现在仍然会生活在洞穴时代。正如舒姆彼特所指出，选民不过是在两名竞选者中作出选择。选民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政治机器以及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遇到的也是两者择一的问题：一方面，是为国、为美好的事工作的良好意愿；另一方面，职业性质决定着官僚机构对保持权势或重新掌权十分感兴趣。这些需要选票的官僚机构当然被迫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选民的意愿。任何不满的迹象都会迫使政党改变其方向，以获取选票，任何人们欢迎的行动方针都会使他们继续执行下去。就此而言，甚至不民主的极权主义统治集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民的意志，只不过它可以靠强制力较长时间地推行不受人欢迎的路线。可是，每个选民除了靠选举，对政治官僚的决定施以限制和督促的影响（这常常是一科间接影响）之外，他不可能参与决策。选民一旦投了票，他便把自己的意志放弃了，给了代表；而代表则惯常是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掺合着责任感，来行使这种意志。选民这时也拿他无法，只有等到下一次选举，那时，他才有机会让代表继续掌权，或是“撤掉这个流氓”。在大的民主国家中，选举过程愈来愈像公民投票，选民所能做的，不过是同意或不同意强大的政治机器中的一个，把自己的政治意愿交给其中之一。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民主的进程就是选举权的扩大，直到现在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普选。但即使是实行最充分的选举，也还不够。民主制度要继续进步，还得采取新的步骤。首先，必须承认，真正的决定是无法在大规模投票的气氛中作出的，而只能在较小的团体中制定。这种小团体大概相当于过去的市民大会的规模，不超过500人。在这样的团体中，重大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讨论，每个成员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理智地听取、讨论其它观点。人们个人相互间均有交往。这就使煽动性的及非理性的东西很难影响人们的思想了。其次，每个公民都必须把握住事实真相，以便作出合理的决定。第三，作为这个小型的、面对面交往的团体的一员，无论他是谁，他作出的决定必然会对集中选出的议会执行机构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公民就会仍旧同今天一样，在政治上愚昧无知。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能实行一种将当今存在的民主集中形式同高度的分权形式结合起来的制度；我们能否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重新采用市民大会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难解决。一种办法是按照居住地区或工作地点，将全国人口组织成小组（比如500人一组），每个小组的社会成分尽可能多样化。这些小组定期开会（比如一月一次），挑选自己的官员和委员会，每年更换一次。小组的活动安排将包括对地方性的及全国性的政治大事的讨论。按照前面提到的原则，任何这类合理的讨论都必须依据事实。怎样了解有关事实的情况呢？似乎完全可行的办法是，设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的文化机构，以讨论、准备并发表有关事实的资料。这就像我们的学校系统中发生的情况一样，提供给孩子们的信息比较客观，不受不断更替的政府部门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出这样一种安排：挑选那些事业上颇有建树、有道德观念的艺术家、科学家、宗教思想家、商人、政治家，组成一个非政治性的文化机构。他们可能会持不同的政治见解，但是，可以肯定，在客观提供有关事实的信息这一点上，他们会理智地达成一致意见。要是意见不一致，他们会向公民提出不同的事实依据，以解释不同点。面对面小组在获得信息并讨论问题之后，接着便投票；在现今已有的技术设施的帮助下，我们很容易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算出投票结果。剩下的问题就是，按照这种办法作出的决定如何传导给中央一级的政府，使之在决策中产生作用。我们没有理由说，找不到完成这一过程的形式。按照议会制传统，我们通常有两个议院，两院都参与决策，但各自按不同的原则选举产生。作决定的面对面小组构成了真正的“众议院”，与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和执政官分享权力。这样一来，决策的方向就会不停地改变，不仅从上至下，而且从下至上，决策也会以每个公民的主动、负责心为基础。通过面对面小组的讨论和投票表决，决策中所含的非理性的及抽象的因素就会消失，政治问题就会成为公民实际关心的事。公民象征性投票，把自己的政治意志顺从地交给自身之外的力量的异化过程将会颠倒过来，每个公民将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注：参阅罗伯特．A．尼斯比特在《追寻社会生活》一书所提到的有关面对面小组的问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文化改革所有的社会或政治安排，不是帮助就是阻止某种价值及理想的实现。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理想不可能在物质主义的文明中成为现实，因为物质主义文明结构的中心是生产、消费及市场上的成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思想除非能给人内心注入新的精神，否则就无法实现其友爱、正义及个性的目标。我们并不需要新的理想或新的精神目标。人类的伟大导师们已经给健全的生活制定了规范。的确，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强调了不同的方面，对某些事情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总的看来，他们的不同之处甚少。虽然事实上各大宗教和伦理体系常常相互攻击，强调相互间的差别甚于基本相似点，这也是那些创立教会、等级制以及政治组织的人对思想家奠定的朴素真理基础所施影响的结果。自从人类断然脱离他与自然及动物之间的那种植根关系，以寻求一个具有良心及友爱团结的新家以来，自从人类首次认识到，人必须团结一致，必然完全诞生以来，人类的思想和理想就一直相同。在每个文化中心，多半在没有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人都发现了类似它种文化的见解，倡导着与它种文化一样的理想。如今，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知道这些思想，我们仍然是人文主义教导的直接继承者。我们并不需要如何使生活健全的新知识，而是急切需要认真地对待我们所相信、所倡导的东西。我们心灵的革命并不需要新的智慧，而是需要新的严肃态度与献身精神。使人牢记我们文化的主要理想和规范的任务，首先得由教育来完成。然而，很痛心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却无力来承担这项任务。它的目的主要只是授予个人在工业化文明中立足所需的知识，按照需要的模式塑造他的性格：野心勃勃、极富竞争性，但又能在某种限度之内与人合作；对人友善，却又不与任何人或事关系过密。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继续为学生提供实际生活必需的知识，以及人格市场上需要的个性特征。我们的教育确实很难成功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或是使他们具有我们的文明公开宣称的理想所需要的那些品质特征。当然，我们用不着重复罗伯特。哈奇森等学者已经作过的十分中肯的批评。在此，我只想强调一点：必须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那种有害分离。这种分离正是工作和思想异化的一个部分。这种分离容易造成理论脱离实际，使人更难而不是更易地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工作要成为一种基于认识与了解的活动，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教育方法加以彻底改造，使理论教导与实际工作从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对于青年，应当使实际工作从属于理论教育；而对于超过学龄的成年人，则应反之；不过，无论在成长的任何阶段，都不应使理论和实践相互脱离。凡是没有学会一门有用手艺的青少年，都不能毕业；学生必须对工业生产的基本技术过程有所了解，小学教育才算告一段落。当然，中学教育应当把掌握手工艺及现代工业技术与理论教育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造就于社会机器有用的公民，而不是针对学生的人性的发展。这可见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只考虑使人受教育到14岁、18岁，或者至多20岁。为何社会认为只应对儿童教育负责，而不对各个年龄的成年人的教育负责呢？实际上，正如阿尔文。约翰逊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6岁至18岁并不像一般人认为那样，适合学习。当然，这阶段是学习读、写、算以及语言的最佳年龄。但是，毫无疑问，人对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心理学等的了解都十分有限。实际上，就是20岁左右，正值大学教授这些课程的时候，也不是学习这些知识的理想年龄。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要想真正理解这些领域的问题，就必须有相当多的生活经验，而大学生年龄的人却缺乏这些经验。对很多人来说，30～40岁是更适合学习的年龄（这里是指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很多情况也说明，当人度过了青少年那种血气方刚的时期，进入了中年之时，他的一般兴趣便更加广泛。也正是在三四十岁之时，一个人能完全自由地改变其职业，并因此有再学习的机会。在今天，却只有年轻人才有这种机会。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像如今使儿童有受教育的机会一样，为成年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当今不断增加的成人教育课程体现着这一原则。但是，所有这些民间安排也只包罗了全国人口的一小部分，这条原则应当适用于全体人民。学校教育，无论是传输知识，还是塑造性格，都只是教育的一个部分，并且大概还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教育”，是指其字面的基本含义：“e－ducere”＝“诱发、启迪”人内心的东西。即，使人有了知识，能够干好工作。但假使他正直、诚实，也不为物质需要感到焦虑——他也不会、不能够感到满足。为了要在世上感到舒服自在，人就得掌握世界，不仅用头脑，而且也要用他的感官、他的眼、他的耳，以及他的整个身体。他必须身体力行，表达出他的脑子的思维过程。在这一点或在任何其它方面，身与心都不可分离。当人用思想把握住了这个世界并由此与世界结合成一体之时，人就创造出了哲学、神学、神话和科学。当人用感官表达出他对世界的控制之时，他就创造出了艺术、仪式、歌曲、舞蹈、戏剧、绘画、雕塑。当我们使用“艺术”这个词时，我们受到了现代用法的影响，即把艺术当成一个不同的生活领域。我们一方面有艺术家这种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另一方面，有欣赏及消费艺术的人。这种分离，也是一种现代现象。这不是说，在所有伟大的文明中，都不曾有过“艺术家”。埃及、希腊或意大利的伟大雕塑创作，都是具有特别天赋、精于艺术的艺术家的作品；希腊戏剧或17世纪以来的音乐的创造者，也是有天赋且精于艺术的艺术家。然而，哥特式的教堂，天主教的仪式，印度的求雨舞，日本的插花、民间舞蹈、乡区歌曲等等，又怎么样呢？它们是艺术吗？是民间艺术吗？我们无言以对；因为就其广义讲，艺术是每人生活的一个部分。可是，在我们的世界里，艺术却失掉了它本来的地位。那么，我们该用什么词呢？在讨论异化之时，我用了“仪式”这个术语。当然，这里的困难是，“仪式”这个词带有宗教色彩，因而又把艺术放到了另一个特殊的单独的领域。由于找不到更好的措词，我将使用“集体艺术”这个说法，其含义同“仪式”，意思是：我们的感官，以一种有意义的、熟练的、创造性的、积极的、与人共享的方式，对世界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就是“集体艺术”。在此，“与人共享”十分重要，因为这使“集体艺术”有别于现代艺术。后者是个人化的东西，其创造，其消费方式都是这样。“集体艺术”是共享艺术，它使人感到，自己是以一种有意义的、丰富而带创建性的方式，与他人结合在一起。它不是附加于生活的一种个人“消闲”的职业，而是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符合人的基本需要。如果这种需要未能满足，人就会仍旧感到焦虑不安，似乎他没有在脑子里构想出有意义的世界来。为了逐渐消除接纳倾向，培养创造倾向，他就必须不仅从哲学或科学上，而且从艺术上同世界联系在一起。如果文化不能主动帮助实现这些，一般人的成长就不会超过自己的接纳或市场倾向。我们现在的处境到底怎样呢？宗教性的仪式除了对天主教徒之外，已经不再有什么重要性。世俗的仪式几乎不存在。除了一些联谊会或兄弟会还在试图模仿仪式之外，我们只有少量的爱国仪式及体育仪式了，而这些仪式也只能投合整个人性中的极其有限的一点需要。我们所有的是一种消费性文化。我们“饮进”电影、犯罪报道、烈酒及娱乐。没有主动的建设性参与，没有共同的体验，没有回答生活的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对年轻一代期望什么呢？在他们没有机会从事有意义的、与人共享的艺术活动的时候，他们又该做什么呢？他们除了用酗酒、做电影中那类白昼梦、犯罪、患神经症与精神病的方式逃避现实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表达整个人格的集体形式，没有共同的艺术和仪式，文盲扫除、高等教育普及的状况又能给我们什么帮助呢？毫无疑问，一个仍然有着真正的节日宴会以及共同的艺术共享方式的原始村落，比起我们这种教育普及、看报、听收音机的文化来，在文化上更进步，精神上更健康。健全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只有纯学术知识而几乎完全没有共享的艺术体验的基础之上。大学加上足球、犯罪故事加上7月4日庆典［注：7月4日为美国国庆日。——译注］，外加母亲节、父亲节、圣诞节，这些都不能构成一个健全的社会。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创造一种非宗教性的集体艺术和仪式是十分必要的，至少同普及教育及高等教育一样重要。要把一个互不相涉的社会改造成一个共同一体的社会，就得再度创造出机会，使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赞美——凡事都一起，而不是成为（借用里斯曼的简明说法）“孤独的人群”中的一分子。我们在恢复集体艺术和仪式方面，已经作过不少尝试。法国大革命创造出了“理性宗教”及其新节日和仪式，民族感情创造出了新的仪式。但这些仪式从来也没有起到没落的宗教仪式曾经有过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也创造出了5月1日的庆祝仪式，以及“同志”这种友爱称呼，但其重要性从来也没有超过爱国仪式。也许，我们可以从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青年运动中，找到集体艺术和仪式的最带创造性、最深刻的表现形式。但这项运动一直相当隐蔽，后来便为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浪潮所淹没。总的看来，我们的现代仪式十分贫乏，从最间接的意义上讲，也不能满足人在生活中对集体艺术和仪式的需要，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发明仪式吗？我们能人为地创造集体艺术吗？当然不能！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到这种需要，一旦我们开始培育它，种子就会发芽，天赋高的人就会给旧形式换上新样子，新的天才就会出现；而如果没有这种新的方向，天才就会被埋没。集体艺术可以从幼儿园的儿童游戏开始，而后在学校及后来继续下去。我们将有共同的舞蹈、合唱、戏剧、音乐和乐队。这些不会完全取代现代体育运动，但可以成为众多非盈利、无目的的活动之一。这里，又跟工业及政治组织的情形一样，决定性因素是分权：具体的面对面小组、主动负责的参与。在工厂、在学校、在政治讨论小组、在乡村，我们都可以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共享艺术活动；中央艺术团体可以鼓励，同时必须帮助人们组织这些活动并提出建议，但决不能“填塞灌输”。与此同时，现代的收音机与电视技术也创造出极好的机会，把最好的音乐和文学带给广大观众。用不着说，此事不能让商业界来插手，而必须与非盈利的教育机构并列。也许有人会说，大规模恢复集体艺术和仪式的设想过于浪漫；此事只适合手工业时代，不适合机器生产的时代。要是这种意见正确，我们也许该听命于这样的事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将很快毁掉生活本身，因为生活缺乏平衡，不太健全。但是，实际上，这种反对意见与先前人们对铁路及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可能性”提出的反对意见一样，都很难令人折服。这种意见只有一点可取。在现在这样散沙一堆、异化、没有真正的团体感的情况下，我们将不能创造出新型的集体艺术和仪式来。不过，这正是笔者一直强调的事。我们不能把工业、政治组织中的变化，同教育和文化生活结构的变化分开。如果我们不在所有这些领域同时着手改革，那么，任何改革与重建的努力都会落空。在讨论社会的精神变革的时候，我们能否不提宗教呢？毫无疑问，各种大的一神教的教诲所强调的人文主义目的，都与“创造倾向”所包含的基本点相同。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目的，在于把人格尊严当成人自身的目的和终结，强调友爱、理性、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这些伦理目的都与神的概念相关。不同宗教的信徒，彼此信仰各不相同，此外还有千百万人不信宗教。可是，不信教的人集中攻击关于上帝的概念的作法也是一个错误；他们的真正目标，应当是向宗教信徒提出挑战，看他们是否真的把宗教，尤其是上帝的概念当成一回事；这就是说，看他们能否推行友爱精神，坚持真理和正义，并由此成为批判当今社会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同时，如果严格按照一神论的立场、观点，我们也能看到，人们讨论上帝是在空用上帝的名义。虽然我们说不清上帝是什么，但我们可以说上帝不是什么。我们难道不该停止争论上帝是什么，团结起来，剥掉当代偶像崇拜的外衣吗？当今的偶像，不是太阳神或月神，而是极权国家中神化了的国家和权力，以及我们文化中神化了的机器和成功之道；当今的偶像是威胁着人的精神素质的那无处不在的异化。无论我们是否有狂热的宗教信仰，无论我们是否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宗教，或是继承犹太－基督教传统，只要我们关切的是实质而非外壳，是实践而非口号，是人而非制度，我们就能团结起来，坚决否定偶像崇拜，并且在这种否定之中，而不是从任何肯定上帝的口号中，找到更多的共同信仰。我们必然会更加谦逊，更加友爱。即使我们认为（正如笔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人类未来的发展中，有神论的观念必然会消亡，上述说法也仍然成立。实际上，对于那些把一神教看作人类进化中的一个过站的人来说，相信在今后几百年中新的宗教会发展形成的看法，并不牵强附会。这种新宗教将适应人类的进步发展，符合新时代的人类大同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它包罗了东西方各大宗教所共有的人文主义教义；它的教义不会与当今人类的理性洞察力相违背，其重点将放在生活的实践，而不是教条的信义之上。这种新宗教将创造出仪式与艺术的新的表现形式，促进尊重生活的精神和人类团结一致。当然，我们不可能发明宗教。新的宗教将随着新的伟大导师的诞生而出现，正如在过去若干世纪中，时机成熟，新宗教就应运而生的情况一样。同时，相信上帝的人应当在生活中体现他们的信仰；而不信上帝的人，则应本着爱与正义的格言而活着——然后耐心等待。［注：朱利安。赫克斯利在《进化人道主义》一文中（载《人道主义》杂志，195年），对人本主义新宗教也作过同样的建议。］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六章其它各种诊断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第六章其它各种诊断·19世纪的诊断·20世纪的诊断19世纪的诊断我们在前一章中对当今西方文化的病症所下的诊断，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诊断的唯一主张是对问题作进一步的了解，这一主张是想把异化的概念实际地应用到各种可观察到的现象中，并且将异化的病态与人本主义关于人性及精神健康的观念联系起来。事实上，最令人瞩目的是，虽然这些症候在今天似乎已十分明显，而早在19世纪，在症候还未完全显露出来之时，就有许多思想家对20世纪社会提出了批评性看法。同样令我们注意的是，他们提出的批评性论断和预测彼此多么一致，而且同20世纪的批评家的见解也竟会如此相同。哲学和政治观点都迥然不同的人都预言道：20世纪将会堕落，陷入野蛮状态。瑞士的保守派伯克哈特、俄国的宗教激进派托尔斯泰、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及其保守的同胞波德莱尔、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梭罗，以及他稍后的同胞，更具有政治头脑的杰克。伦敦，德国革命家卡尔。马克思——他们在严厉批判现代文化上观点都一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预见到，一个野蛮的时代有可能来临。马克思的预言较为温和。他假设，社会主义可能，甚至肯定会代替野蛮。伯克哈特从他的保守观点出发，带着瑞士人所具有的拒不接受华丽言辞和虚饰魁力的固执，于1876年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道，欧洲也许还可能享受几十年的太平日子，然后在一系列可怕的战争与革命的推动下，变成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形成一种军事与经济的专制主义：“20世纪可能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1872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有一种预感，尽管听起来仍然有些愚蠢，但这种预感却时时萦绕在我的心间；我预感到：军事国家必定会成为工业大国。大工厂人员密集的现象不会永远因为人们的贪婪和需求而任其发展；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这样：预定的困难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它们将日复一日，如行军般随着战鼓整齐地开始，前进，到来。……可以预见到，人们会长期地自愿服从于一个领袖，一个篡权者。人民不再相信原则，只是大概会周期性盼着救世主的到来。由于这个原因，权威将在欢乐的20世纪抬头，这将是一次恐怖的抬头。［注：J．伯克哈特：《书信集》，F．卡普兰编辑，莱比锡，1935年。］伯克哈特与革命家蒲鲁东都预见到了类似法西斯主义那样的制度，而且他们两人的预言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关于未来的威胁，蒲鲁东写道：……看起来似乎是建立在群众专政基础上的集中民主，但是在这种制度里，群众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比维持一种普遍的奴隶制所必要的权力大多少，这与下述借自古代专制主义的格言与原则相一致。这些格言和原则包括：公众权力不可分割，所有消费集中化，有系统地摧毁所有个人的、集体的以及地方的思想（这些思想被看作是分裂思想），以及审问官长似的警察……他写道：我们不应当再继续自欺欺人了。欧洲现在厌倦思想和秩序；欧洲正进入一个充满暴力、蔑视原则的时代。他接着又写道：然后，6个大国的大战将开始。……杀戮将降临，大屠杀之后的虚弱将是可怕的。有生之年我们不愿看到新时期的杰作，我们将在黑暗中奋斗；我们必须尽到自己的职责，确保这一生不要有太多的苦难。让我们互相帮助，在黑暗中互相呼唤，随时随地，一有机会就申张正义。最后，他写道：今天，文明已经到了紧急关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导致基督教产生的那一次危机。一切传统均消失殆尽，所有信条也已废弃，而新的纲领尚未形成，我这里所说的，是指新的纲领还未进入群众意识。这就是我所称的“解体”。这是社会生活最严峻的时刻。……我不存在幻想，也不企望某天早晨一觉醒来，就又看到自由奇迹般地在我们国家复活。……不，不，是衰败，衰败的时间长短我也无法确定，大概会持续一代或两代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了。……我看到的只会是邪恶，我将在这黑暗之中死去。［注：转引自E．多朗：《蒲鲁东》，巴黎加利玛出版社，1948年；第96页及后面几页。］伯克哈特和蒲鲁东想象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19世纪文化的产物（杰克·伦敦于1907年在《铁蹄》一书中也重复了这种预言），而其他人则集中分析了当代社会的精神贫困和异化现象。他们认为，精神贫困和异化现象必定会导致人性及文化的日益堕落。波德莱尔和托尔斯泰是两位截然不同的作家，然而他们的话语竟然十分相似。波德莱尔在1851年发表了标题为《引信》的部分文稿，在文中他写道：世界已近末日。只是一个原因使它得以维持稍长时间：只是因为它偶然存在而已。但是，同其预示的反面相比，这个理由是多么软弱无力，尤其是当我们提出“现在给将来的人类世界留下什么？”这个问题时，情况更是这样。假定世界能在物质上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存在称得上存在么？堪配在历史上占一页么？我不是说世界将会倒回到充满鬼魂的状况，或者南美诸共和国的古怪的混乱状态；我也没有说，我们应当回复到原始野蛮状态，手持长枪，穿过野草覆盖的文明废墟去猎取食物。不，这样的冒险活动也需要某种活力，需要仿效原始时期的精神。我们将举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精神道德法则的不可抗拒性，我们将重新成为这些法则的牺牲品！我们所认为赖以生存的东西，将使我们毁灭。只要我们不把空想主义者那嗜血的、轻蔑的或者不自然的梦想同积极的事实相比，技术统治就会使我们美国化，进步就会使我们精神贫乏。我诚恳希望哪一位思想家能向我表明，生活还有什么内容。宗教！谈论宗教没什么用，寻找它的残迹也徒劳无益；人们甚至有闲心否定上帝的存在，这真是耻辱。私人财产！严格说来，随着长子继承权的中止，私人财产也被废除了。然而，可能会有一天，人类就像复仇的吃人生番一样，从那些自诩为革命继承人的手中抢走最后一块东西。而且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总崩溃不仅仅或特别表现在政治机构或一般的进步过程中，或者其它什么你可以安一个名字的事情上，重要的是，也表现为人心的堕落。我可否再加一点？那剩下的一点点社会性将很难抵抗横扫一切的残暴势力；而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而制造一种虚假的秩序，也将毫不留情地采取一切措施，使我们这些已经麻木不仁的人不寒而栗。［注：转引自K．勒弗特：《历史的含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97、98页。］这之后几年，托尔斯泰写道：中世纪的神学或罗马人对道德的败坏，仅仅毒害了他们自己的人民——整个人类的一小部分；而在今天，电力、铁路、电报却宠坏了整个世界。人人都把这些东西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他们无法不这么做。人人都一样受罪，受到同样的压力，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大家都必须背叛那对他们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宗教。机器——用来生产什么？电报——发送什么？书籍报纸——传播什么样的新闻？铁路——到什么人那里去？到哪里去？成百万的人如牲畜一样紧集在一起，屈从于最高权力——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医院、医生、药店，尽力延长人的寿命——为了什么？个人和整个民族多么易于把自称的所谓文明当成真正的文明！完成学业、保持指甲清洁、做衣服、理发、去国外旅行，这样一来，人就成了最文明的人。至于民族，则需要尽量多的铁路、学院、工厂、战舰、城堡、报纸、书籍、政党、议会。民族也就由此成了最文明的民族。因此，相当多的个人和民族对文明感兴趣，但却对真正的启蒙不屑一顾。前者易行，人人赞同；而后者则需要下真功夫。后者总会受到多数人的蔑视和憎恨，因为启蒙揭露了文明的谎言。［注：转引自勒弗特一书第99页及菲勒普与F．埃克斯坦所编《托尔斯泰的逃跑及死亡》一书，柏林，1925年，第103页。］梭罗对现代文化的批评没有上述作者那样激烈，但同样十分清楚。他在《无原则的生活》（1861年）中［注：卡尔·博德所编《袖珍梭罗文集》，纽约，海盗出版社，1947年，第631—655页。］说道：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度过一生的方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经营商业的场所。永无休止的喧闹！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被火车机车的喷气声所吵醒。火车打断了我的美梦。没有让人宁静的安息日。一旦人有悠闲的一天，那真会令人高兴不已。整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我很难买到一本可以记录我的思想的空白簿子，因为簿子大多是列有元、角、分的记帐本。一个爱尔兰人看见我在田间记笔记，就以为我在算我的工资。如果一个人在儿时被人抛出了窗户，因而成了跛子，或者遭到印第安人的恐吓，成了傻子，人们便为他感到遗憾，主要是他丧失了“工作”能力！我想，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事，甚至包括犯罪行为，会如同这永无休止的工作一样与诗、哲学，以及生活本身背道而驰。……如果一个人因为喜爱森林而在林子里散步半天的话，他就要冒游手好闲的危险；而如果他是一个投机商，砍去这些树林，搞得这片土地过早地一毛不长，他就会被尊称为勤奋、有事业心的公民。这就像一个城镇对周围森林的兴趣只在砍伐树木取材而已！……赚钱的方法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导致堕落。只是为了赚钱而做事就是十足的无所事事或者比这更糟，如果劳动者除了工资之外一无所获，那就是受人欺骗，或自己欺骗自己。如果你想靠写作或讲课赚钱，你就必须讨众人的喜欢，而这样一来，你就是在直线似地走下坡路。……劳动者的目的不该是谋生，找个好工作，而应当是干好一件工作；即便就金钱而论，对一个城镇来说，实惠的作法也应是付给劳动者优厚的工资，使他们不至于感到自己是为了卑下的目的而工作，比如，仅仅是为了活命，而是为科学的、甚至道德的目的而出力。不要雇用只是为了钱而做事的人，而应当选用那些热爱这项工作的人……大多数人谋生，也就是生活的方式都仅仅是权宜之计，一种对生活的真正职责的逃避——主要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追求更好的方式……梭罗总结道：美国被称作是一个为自由而战的战场，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自由。即使我们姑且承认美国人已经把自己从政治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仍然是经济、精神暴君的奴隶。既然共和国——therespublica——已经安顿下来，现在就该来看看resprivata——个人尊严——正像古罗马的元老院指示执政官所说的那样：“nequidres－privatadetrimentcaperet——应当确保个人尊严不致受到伤害。”我们不是把这个国家称作自由之邦么？脱离乔治王的统治却又继续做偏见的奴隶，这又算什么呢？天生自由，却又活得不自由，这又算什么呢？如果政治自由只是作为精神自由的一种手段，政治自由的价值又何在呢？我们吹嘘的是什么：是做奴隶的自由，还是当自由人的自由？我们是政客之国，关心的只是保卫自由的最表层念义。也许我们的儿子会真正自由。我们课税不公平，因为没有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这就是没有代表全体利益的赋税。我们供养军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傻瓜及下流之辈。我们以瘦弱的灵魂来供养肥硕的身躯，直到后者将前者吞噬干净。……现在人们最注意的事，诸如政治、日常生活，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机能，但是，这些应当像我们的身体机能一样，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发挥其功能。它们是低于人类的生物，如同草食动物一样。我有时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这些机能的作用，正像当人生病即消化不良时，会感到部分消化过程一样。这就仿佛一个思考问题的人顺从地让创造的巨大砂囊搓磨、消化。政治似乎是社会的砂囊，充满了砂粒、小石子，而两个政党则是砂囊中相对立的两半——有时又可能分裂成四半，互相碾磨。因此，个人和国家都确实患有消化不良症，你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消化不良表现得多么充分。这样，令人悲观的情况便是：总的来说，我们在生活中不是忘掉，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记住了我们本不该意识到、至少在醒着时无所察觉的事情。在朝霞映照的早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像消化良好的人那样互致早安，而要如积食难化的人那样互诉恶梦呢？当然，我对此并不想苛求。对19世纪资本主义文化作出景透彻诊断的人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他既不是政治激进家，也不是宗教改革者。他论述道，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人及团体都不再十分完满地发挥其功能，而处于一种反常的混乱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缺乏组织的社会生活；个人越来越追随“一种无休止的运动，一种无计划的自我发展，一种没有价值标准的生活目的，幸福将永远在未来，而不存在于现实的任何成就之中”。以全世界为兜售目标的人类野心，变得不可抑制，人的内心充满了憎恶和“无止境追求的枉然”。迪尔凯姆指出，只有政治国家这个集体组织的唯一因素才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而残存下来。其结果是，真正的社会秩序消失了，国家成了具有社会特征的唯一有组织的集体活动形式；而个人在摆脱了一切真正的社会束缚之后却发现自己被遗弃、孤立，从而消沉下去。［注：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1897年，第449页。］社会也成了“一盘散沙”。［注：同上，第448页。］20世纪的诊断现在再来看20世纪。在20世纪，人们对当代社会的批评所下的诊断也有一个相似点，即认为当代社会在精神上是不健康的，这正像19世纪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和诊断来自持不同哲学和政治观点的人。由于我在下一章要分别叙述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批评家，在这里的概述中我便略去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不过我在此要先谈谈英国社会主义者R．H．托尼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在很多方面都与本书所表达的看法有关联。托尼在其经典著作《贪得无厌的社会》（最初以《贪得无厌的社会的病症》一名出版）中［注：R．H．托尼：《贪得无厌的社会》，纽约，哈考特—布鲁斯出版公司，1920年。］指出了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社会所依据的原则是人受物的支配。他说道，在我们的社会中，“……即使是最明白事理的人都认为是资本‘雇用了’劳动，这正像我们不信教的祖先所想象的那样，被他们尊奉为神的木头和铁，给他们带来了好收成，使他们打赢了仗。当人们把偶像说成了活的因而离谱太远之时，就会有人出来打碎这些偶像了。劳动是由人构成的，资本是由物构成的；而物的唯一用途便是为人服务。”［注：R．H．托尼：《贪得无厌的社会》，纽约，哈考特一布鲁斯出版公司，1920年，第99页。］他又指出，现代工业工人没有尽他的全力，是因为他没有参与管理而对工作不感兴趣。［注：同上，第106、107页。］他指出，改变精神价值观念是使现代社会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他认为：〔有必要〕……给经济活动本身以恰当的位置，使之成为社会的奴仆，而不是主人。我们的文明所背负的沉重包袱，并不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工业产品分配不均，或者工业的行为残酷，或者，怨恨情绪阻碍了生产；而是工业生产本身已经达到了对人类兴趣绝对控制的地步，这不是任何单一的兴趣，更不是生存必需的物质手段所能占有的地位。正如疑病患者醉心于自己的消化活动过程，在开始生活之前就迈入了坟墓一样，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在狂热地寻求致富方式的过程中，也忽略了那些值得尽量追求的目标本身。经济问题所造成的烦扰既是区域性、过渡性的，又是令人反感、使人心烦的事。这个问题在将来的人眼中会十分可笑，就像我们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待19世纪那纠缠不清的宗教纷争一样；确实，经济问题给人带来的烦扰没有多少道理，因为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事并不重要。但是它却是病毒，使伤口发炎、溃疡。社会并不会解决工业所带来的个别问题，除非将病毒排除，并以正确的观察角度来看待工业本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新调整社会的价值天秤。应当把经济利益当成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追求目标。社会应当促使其成员放弃不劳而获的机会，因为拚命追求这些不付出劳动而自然得益的事就会使整个社会患上狂热病。社会必须这样组织工业：强调经济活动只是一种手段，以使经济活动从属于社会目的。［注：R．H．托尼：《贪得无厌的社会》，纽约，哈考特—布鲁斯出版公司，1920年，第183—184页。］当代美国最杰出的研究工业文明的学者之一埃尔顿。梅奥也与迪尔凯姆持同一观点，虽然相比之下梅奥的观点要谨慎一些。梅奥说道：社会的无组织问题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反常状态，大概在芝加哥比美国的其它地方更为突出，这是一个真实情况。而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又比对欧洲显得迫切。不过，这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顺序问题，最终会波及到全世界。［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年，第125页。］梅奥在讨论现代人对经济活动的忧虑时说道：两百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研究方面倾向于只考虑与生活有关的经济功能，因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让追求经济发展的力量牵着我们走，使我们处于一种社会总崩溃的边缘。……当然，一个人所做的工作可能代表着他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但是，除非他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整体，否则他根本无法估价他的工作。迪尔凯姆对19世纪法国所作的研究的结果看来也适用于20世纪的美国。［注：同上，第131页。］梅奥对霍桑笔下的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作过全面研究，在提到这一研究之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工人和监工不理解他们工作的意义，不了解他们的工作条件，人们普避感到自己无用，这不仅是芝加哥的特征，而且是文明世界的通病。个人对他自己的社会功能以及与集体团结一致——他在工作中与人合作的能力——的信念消失了，被毁掉了，这部分是由于飞速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致。随着这些信念的消失，人们的安全感及福利感也消失了，人们开始表现出迪尔凯姆所描述的那种对生活的过分要求。［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学，第159页。］梅奥不仅同意迪尔凯姆所下诊断的根本论点，而且还得出了这样的关键性结论：尽管人们在科学上下了不少功夫，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进展甚微。他写道：在物质和科学领域我们认真地发展了知识和技能，可是在人及社会政治领域，我们却满足于随意的猜测和投机式的摸索。［注：同上，第132页。］接着他又说：……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在人类认识和人类控制力这一重要领域，我们不了解事实和性质；我们在管理和社会调查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态度使得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灾难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被迫坐等社会有机体自行恢复其功能或自己灭亡，而拿不出有效的药方。［注：同上，第169—170页。］他还专门谈到我们的政治理论落后的问题：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将理论同其历史来源相联系，而没有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不停地进行生动有力的探寻。与此同时，社会环境、文明人的实际处境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因而仅仅说说古代的规则听起来就会空洞无物，也不能使任何人确信。［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年，第138页。］对当代社会情况作过深刻研究的学者是F．坦南鲍姆。尽管坦南鲍姆强调工会的中心作用，不同于托尼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主张工人直接参与管理，但他得出的结论与托尼的结论并不是没有关系。坦南鲍姆在《劳动的哲学》一书中的结论部分写道：上一个世纪的主要错误是认为一个总体社会可以在经济动力和利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工会证明了这是一个错误观点。工会再次表明，活着并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因为大公司只能提供面包和糕饼，所以它无法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工会将公司纳入其自身的“社会”，纳入其自身所含的团结一致的劳动大军中，工会给公司赋予了任何真正社会都具有的意义，使人在人生旅途中有了一些理想。这样，尽管工会有缺点，却能拯救公司，使其保持高效率。靠扩展经济劳力的办法绝不能使社会具有这些意义。公司要想生存，就必须在世界上起一个道德作用，而不仅仅是扮演一个经济角色。由此看来，工会对经营管理机构的挑战是值得尊敬、充满希望的。这是拯救我们的民主社会以及当代工业制度价值观念的一条、也可能是唯一一条可行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司和它的劳动大军应当成为团结的一体，而不要再次分家，老是相互争斗。［注：弗兰克·坦南鲍姆：《劳动的哲学》，纽约，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52年，第168页。］刘易斯·芒福德的著作中有许多观点与我的观点相同，他在谈论当代文明时说道：我们对现代文明可以提出的致命批评就是：除了人为的危机和灾祸之外，它根本就不为人所喜爱。这样的文明最终只能造出群体的人：不会选择，不会临机应变，不能自主地活动；这类人至多只能可悲地对单调的工作表现出耐心，显得温驯、守纪律；而当选择愈来愈少之时，他们也就变得愈来愈不负责任；在广告及现代商业销售的影响下，或者在极权或半极权政府宣传和计划机构的支配之下，纵使不是完全那样，他们最终也会成为条件反射支配的生物——这是最理想的类型。对这类人的最好赞词是：“你们从不添麻烦。”他们最大德性是：“他们从不惹祸闹事。”这样的社会最终只产生两种人：制约者和受制者，主动的和被动的野蛮人。《推销员之死》［注：当代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的名剧。——译注］揭露了这一整套虚假、自欺和虚无，这大概便是为什么该剧深深打动了美国都市观众的原因。这种机械性的混乱状态显然不能自行维持长久，因为它公开侮辱、羞辱了人的灵魂，这种机械性系统愈是控制得紧，愈是有效，人的反抗就愈顽强，最后将导致人盲目地反叛、自取灭亡或更新：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以头两种方式行事。根据这种分析，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尽管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还没有造成近代史上出现过的那种更直接的崩溃，但这种危机却是我们文化所固有的东西。［注：L．芒视德：《生活的行为》，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1951年，第14、16页。］A．R．赫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他的写作倾向比上述那些作家的要保守得多，尽管如此，他也得出了与迪尔凯姆和梅奥极其相近的结论。他的书《人为什么要工作》入选为美国行政人员读书俱乐部1948年丛书。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如果我们描绘出一幅大批工人由于感到厌倦、无用，受到挫折而集体自杀的场面，那将是十分离奇的。但是如果我扩大自杀的概念，使之不仅是指结束肉体的生命，那么，这种景象就不显得离奇了。人如果心甘情愿地过一种没有思维、没有雄心、没有自尊、没有个人成就的生活，那么他就已经将自己交托给了作为人生特性的死亡。用躯体占有办公室或工厂的一个空间，按照他人制定的方案行动，使用自己的体力，或者运用蒸气动力或电力，凡此种种，从根本上讲，都不是人类能力的贡献物。现代技术对工人的处置有力地说明，对人的能力所作出的这种要求是多么的片面。经验证明，很多工作（这类工作数量惊人）不可能为一般人或聪明过人的人所满意。大量智力低下的人需要工作的说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经理同政治家、牧师、教育家都有责任来提高我们大家的智力。我们将一直在民主政体的支配下生活，这种民主政体是人以人的身分参加选举所产生的，这里所说的人包括那些天生智力较低或者那些潜在的思想和精神发展受到阻碍的人。我们绝不应抛弃我们通过应用技术、大规模生产以及专业化分工等方式所获得的物质利益。但是，如果我们所造就的工人阶层不喜欢干有意义的工作，那么，我们将永远实现不了美国的理想。如果我们不利用政府、教育和工业的一切工具来提高统治者的能力——这些统治者就是千百万普通男人和妇女，我们也不可能保持住这些思想。企业管理机构所承担的任务是给工人提供一种特定的工作环境，使每个工人能发挥其创造本能，运用他那天赋的思考能力。［注：A．R．赫伦：《人为什么工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121、122页。］听了这么多不同的社会学家议论之后，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来听听三位不是社会学家的人的看法，他们是A．赫胥黎、A．施韦策和A．爱因斯坦。赫胥黎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包含在他的著作《美丽的新世界》之中。在这部小说里（1931年版），他描绘了一个自动机器般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精神错乱的不健全世界，不过它同1954年的现实相比，也只是在细节和程度上有点不同而已。他认为，另一种唯一的选择便是有着崇拜生育、忏悔罪过各自参半的宗教的野蛮人的生活。在该书1946年新版的前言中他写道：假定我们可以从广岛的事件中学到的东西同我们的祖先从马格德堡［注：马格德堡——这里赫胥黎指的是1520—1575年间在德国马格德堡编写的第一部基督教史。——译注］中得到的启示一样多，那么，我们可以期望等到一个虽然没有真正和平，但最多只有有限战争且破坏较少的时期。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个期间，原子能被用在工业生产之中。很明显，结果将是一系列空前迅速和全面的经济与社会变化。人类生活的一切现存模式都将瓦解，人们将不得不使用新的模式凑合着去适应原子能的非人的事实。核子科学家就像披着现代外衣的普罗克拉斯提斯［注：普罗克拉斯提斯：希腊神话中开黑店的强盗，传说他劫人之后将人放在铁床上，如果高人睡在床上超过了床的长度，他就会砍去过长的部分；如果是矮人，他就强行将人拉长，便其与床相齐。——译注］，将为人类准备一张非睡不可的床；如果这张床有些不合适——那么，对人类来说就是太糟了。少不了有些人要被拉长，有的将被削短——自从应用科学真正走上轨道以来，人们就一直干着这种拉长、削短的事，只是这一次的调整比过去更剧烈罢了。这些远远说不上舒服的手术将在高度集中化的极权政府指导下进行。情况必然会是这样，因为最近的将来很可能与最近的过去相似；而在最近的过去，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中以及人们普遍没有财产的情况下，发生的急剧技术变化，总是会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为了对付这种混乱，权力便集中起来，政府的控制也加强了。世界各国的政府甚至在控制原子能之前就会完全或部分地成为极权，这种情况看来是极可能的事了；而在控制原子能之时或之后，则是毫无疑问的了。只有大规模且深得人心的抵制极权的运动，以及自我帮助，可以阻止现在这种集权的经济统治的倾向。［注：着重号为我所加。］但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运动会发生。当然，没有理由可以说新的专制主义会同旧的一样。靠棍棒、行刑队、人为的饥荒、大规模囚禁以及集体流放的方式来统治，不但算不上人道（如今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一点了），而且也表明效率太低——而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缺乏效率就是犯了违反神灵的罪。真正效率高的专制统治国家可能会这样：掌握全权的政治大老板以及他们手下众多的经理，控制着一群奴隶，对这群奴隶用不着施加什么压力，因为他们喜欢奴隶的地位。让奴隶们喜欢这种地位就是今日政府分配给宣传机构、报纸编辑以及学校教师的任务。不过，他们的方式却仍然十分拙劣而且不科学。正如耶稣会会士夸下的海口那样，如果他们受到孩子般的教育，他们就能回答成人的宗教问题，这都是梦想的产物。现代学究大概在规范学生的反射方面比神父们教育伏尔泰更显得无力。宣传的最大成功不是靠做什么，而是靠不做什么来取得的。真理伟大，然而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对真理保持沉默更伟大些。干脆不提某些事情，或者在群众与地方行政官员认为不好的事实或争论之问拉下邱吉尔所称的“铁幕”，专制的宣传家靠这些方法便能影响舆论，这比长篇大论的反驳、咄咄逼人的逻辑辩驳要有效得多。但是仅仅沉默还不够。如果要避免迫害、清算等社会磨擦的症状，宣传的积极方面就必须同消极方面一样有力。将来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是一项政府发起的庞大研究，探讨政治家和有关的科学家所说的“幸福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使人们喜爱奴隶地位的问题。没有经济上的保证，就不会有对奴隶地位的喜爱。为简明起见，我先假定掌握全权的老板以及他们的经理能成功地解决经济持久稳定这个问题。但是，这种保障稳定很快就会变得有名无实。经济成就不过是一种表面的、外在的革命。要确立对被奴役地位的爱，非得经过一场深刻的涉及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革命。要发动这场革命，除了其它条件外，我们还必须有下述那些发现和发明。首先，是大大改进了的启发技巧——由婴儿期开始调整，以后则借助于药物，如镇静剂之类的东西。第二，一套完备的研究人类差异的科学，以使政府管理人员能在社会及经济的各级位置指定恰当的人选（干不对口工作的人容易产生危害社会制度的想法，他们的不满情绪也会感染他人）。第三，（基于现实情况，无论是多么不切实际，也使人感到有必要多有一些节假日，因而需要）一种代替酒和麻醉品的替用品，某种比杜松子酒或海洛因危害小而又给人更多欢乐的东西。第四，（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成功）一种简单易行的优生系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可以使人类产品标准化，方便管理人员。在《美丽的新世界》中，这种人类标准化的作法被推向了离奇古怪、虽然并非不可能的极端。虽然从技术上和思想上讲，我们距离试管婴儿和博卡诺夫斯基设想的半低能人的诞生还很遥远，但是600年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与此同时，那个更快活、更稳定的世界的其它特征的实现大概不会超过三、四代了。《美丽的新世界》中的性混乱状态也不像是遥远将来的事了。美国某些城市中离婚的数量已经同结婚人数一样了。毫无疑问，不过几年功夫结婚证书会像养狗的牌照一样卖来卖去，有效期为12个月，法律也不会禁止交换狗或同时养几只狗。随着政治、经济方面的自由逐渐减少，性自由就会作为补偿而相应增加；而独裁者（除非他需要炮灰或有家室的人去占有无人的或征服了的领土，使之殖民化），会大力鼓励这类自由。此外，人们在药物、电影、广播的影响下可以自由地做白昼梦，这将有助于使人承认自己的奴隶地位，这也是他的命运。考虑到这一切因素，情况看起来似乎是乌托邦离我们更近了，可就在15年前人们还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看来，我在前面是把乌托邦的实现推迟到600年之后去了。今天的情况表明，在一个世纪之内令我们恐惧的事将会降临，也就是说，如果在这期间我们不把自己弄成碎片的话，我们将会感到恐惧。的确，除非我们决定消除中央集权，不是将应用科学当成目的（当成了目的，人就会被当成手段），而是当成造就一代自由人的手段，否则我们将只有两种选择余地：第一种，许多民族的或军事的集权国家的出现，这些国家的根基是原子弹恐怖，随之而来的是其文明被摧毁（或者，如果战争是有限的，结果会是永久性的军事集权）；另外一种选择则是，社会混乱带来的超国家的集权主义。在效率及稳定的需要之下，技术，特别是原子能革命飞速发展起来，造成了这种社会混乱状态，并且使集权主义发展成乌托邦式的福利暴政。你付钱，然后任你选择。［注：A．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伦敦，先锋图书馆，1952年，第11—15页。］阿尔伯特·斯韦策［注：阿尔伯特·斯韦策（1875—1965）：法国哲学家及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52年）。——译注］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及道德传统最高发展成就的人了，他们也谈到了当今的文化。斯韦策写道：必须悄悄而不引人注目地创造一种新的公众舆论。现在的公众意识是靠报纸、宣传、组织、经济影响以及其它可用的影响手段来维持的。应当用自然的方式来反对这种不自然的思想传播方式，所谓自然的方式就是靠一传十、十传百，完全依赖思想和真理以及听者对新的真理的接受情况的办法来传播思想。这种新的舆论没有什么披挂，遵循着人类精神原始、自然的斗争方式，必定会击败披着时代的沉重甲胄的现存舆论，就像大卫射杀死哥利亚一样。［注：据希腊神话，巨人哥利亚被大卫用小石子射杀而死。——译注］这场需要带来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毫无疑问，过去也曾经有过思想开展的人同整个社会的锁闭思想作斗争之事，但是斗争的规模绝没有今天这样大，因为受现代组织、现代的缺乏反思以及现代普遍狂热所束约住的禁锢的集体精神，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今天的人有力量去完成精神给予他的，而时代又试图子以否定的使命吗？过分组织化的社会千方百计试图将人控制住，因而他必须再次成为独立的人格，以便反过来影响社会。社会必定会用各种方法使人处于一种适合社会要求的没有人格的地位。社会害怕人格，因为人格是表现精神和真理的手段，而精神和真理正是社会想封锁的东西。然而不幸的是，社会的力量与社会的恐惧感一样大。令人悲哀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同社会的经济条件结成了一个联合战线。清醒无情的经济条件使现代人从小就成了没有自由、缺乏镇定、没有独立的人。一句话，人就成了充满缺陷、失却了人类品质的人。这便是我们最难以改变的情况。既使我们假定精神会起作用，我们也只能十分缓慢地而且只能有不多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因素。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不允许人去发展他所缺乏的意志。精神所承担的责任是多么沉重啊！它得创造出理解确实真正的真理，而现实所流行的真理不过是宣传家口中的真理罢了。它得抛弃低级的爱国主义，而推崇以全人类的目标为其宗旨的高尚的爱国主义；在某些领域，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活动使人丧失希望，而这些令人绝望的事件也使得那些在内心深处很愿超脱的人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因而在这些地方更应推崇高尚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得说明这样的事实：人们应当重新认识到，文明是全人类的利益之所在，而不是像今日某些地方的情况那样，民族的文明被当成偶像崇拜，人类有着共同的文明的观念变得支离破碎。精神应当使我们保持对文明国家的信仰，虽然我们的现代国家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遭到战争的蹂躏之后没有功夫来考虑文明的任务，也不敢注意到其它事情，只是一味地追求如何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包括危害正义概念的手段来攒钱，以延长国家的寿命。精神必须用所有文明人只有一个理想的观念来团结我们大家，因为现代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国家剥夺了其邻居的所有关于人道、理想、正义、理智以及真理的信念，结果就使得所有这些信念都受到了权力的控制，这些权力愈来愈把我们拖入野蛮的泥淖。精神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文明，因为谋生的艰难使得群众愈来愈关心物质利益，愈来愈把其它事情当成虚无缥缈的东西。精神必须给我们以信心，相信人类有进步的可能，因为经济因素对精神所作出的反映变得一天天更有害，促成道德越来越败坏。在世俗的和宗教的组织机构中，被我们尊为领袖的那些人不断地使我们失望，在艺术家和学者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们支持野蛮行为之时，当那些被人当成思想家、自己也表现出像思想家的显要人物在关键时刻显露出本来面目不过是作家及学术人员之时，精神应当给我们以希望的理由。所有这些都是阻碍现时文明的意志前进的绊脚石。绝望的阴云笼罩着我们。对于希腊—罗马衰亡时代的人的处境，我们现在了解得多么清楚。他们在世事面前无力抗争，任世界自生自灭，自己则缩回到了自我的内心世界。像他们那样，我们在生活的经验面前感到惶惑，像他们那样，我们听到了诱惑人的声音在说：唯一使生活尚可忍受的便是活一天算一天。人们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丢掉一切命运之外的非分之想，在顺从之中找个安身之地。只有在精神觉醒，广大人类具有了道德意愿之后，我们才能重新承认，文明是建立在某种普遍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认识迫使我们认清了文明再生道路上为普通人所忽略的困难。与此同时，这种认识又提高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再考虑可能或不可能了。如果道德精神为文明成为现实提供了足够的立足基础，如果我们重新找到合适的普遍理论，并确信这种理论会形成，那么，我们就会返回文明的状态。［注：引自阿尔伯特·斯韦策：《文明的哲学》，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A＆C布兰克出版有限公司。］爱因斯坦在一篇短文《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中写道：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立足点来简要说明我们时代危机的本质。这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已经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但是，个人并不把这种依赖体会成一种积极的财产、一种有机的联系、一种保护力量，而理解为一种对他的天生权利或者他的经济生命的威胁。此外，他的社会地位使他天生的自私本能愈发强烈，而他那原本就弱的社会本能不断地退化下去。每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经历着这种退化过程。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为自己的自我中心的俘虏，感到失落、孤独，不能再天真、单纯、质朴地享受生活了。人只有在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社会之后，才能找到那短暂而多险的生活的含义。［注：A．爱因斯坦：《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载《每月评论》，1949年第1期，第9—15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七章各种解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第七章各种解答·权威主义的偶像崇拜·超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19世纪，目光深远的人就看到了，在繁华、富裕以及政治权力的后面，西方社会经历着一个衰败及人性堕落的过程。其中一部分人顺应需要而转向了野蛮，另一些人表示还有另外的出路可选择。不过，不管他们采取什么立场，他们的批评都是以宗教和人本主义关于人和历史的概念为基础的。他们不是相对论者——相对论者认为，只要社会正常运转，这个社会就是好的、健全的社会；只要个人适应了他所在的社会，他就是精神健康的人。就伯克哈特、蒲鲁东、托尔斯泰、波德莱尔、马克思或克鲁鲍特金而论，他们关于人的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宗教的以及道德的思想。人是目的，绝不能当成一种使用手段；物质生产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物质生产效力；生活的目的是施展人的创造力；历史的目标是把社会改造成受正义与真理所支配的社会——这些便是一切批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所依据的公开的或暗含的原则。这些宗教的及人本主义的原则也是建设较好的社会计划的基础。事实上，在过去两百年中，正是那些与传统宗教决裂的运动表现出了宗教的主要热情。在教会中，宗教被当作一种推行教义的组织及行业；而反宗教主义则把宗教看待成炽热的情感和有生命的信仰。为了使上述的论断更充实，有必要研究西方基督教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突出特征。古希腊人认为，历史没有目标、目的或终结，而犹太－基督教关于历史的观念中则包含着一个突出的思想：历史所固有的意义就是人得到拯救，弥赛亚（救世主）象征着这最后的拯救；而时间本身则是救世主的历史。但是，关于什么是eschaton（末日）、历史的终结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与亚当和夏娃的《圣经》神话有关，这是救世的观念。简言之，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人之初原本与自然为一体。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但是，人也缺乏最重要的人的特性，即不知道善与恶。因此，人不能自由地作出决定，也没有责任感。人的第一次不顺从的行为也成了人的第一次自由行为，人类历史便由此而开始，人被逐出了天堂，失掉了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被迫自主起来。但是，他还十分软弱，理性还未充分发展，他反抗轻视他的能力还很小。因此，他不得不开拓他的理性，充分发展他的人性，以便重新与自然、与自身、与同胞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历史的目标就是人之完全诞生、人性之充分发展。到那时“世界将充满对上帝的认识，就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全世界将成为一个大家庭，刀剑将变成锄犁。按照这种观念，上帝并没有给人以什么恩赐，人必须经历许多错误和挫折，他犯罪并自饮恶果。上帝并不给人解决任何问题，而只是向他揭示出生活的目的。人必须自我拯救，使自己新生。人在历史的进程中自我发展。于是在历史终结之时，新的和谐、新的安宁将建立起来，对亚当和夏娃的诅咒似乎也会被取消。另一种关于拯救的救世观念主宰着基督教会，这种思想便是：由于亚当违背上帝的旨意，结果便使得人根本不能从堕落中自拔；只有上帝能拯救人，上帝通过赐福、以基督本人为主献身的上帝人格化的方式来拯救人类。人通过参与教会的圣事，而成了这种拯救行动的参加者——从而得到了上帝的恩惠。历史以基督的复活而告终——复活是超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事件。这一传统在天主教会占支配地位的那一部分西方世界继续存在着，但是在18及19世纪的欧洲其它部分和美国，神学却愈来愈失去其生命的活动。同教会、教权主义的斗争，对宗教的所有观念日益增长的怀疑以及最终的否定，构成了启蒙时期的特征。不过，这种对宗教的否定只不过是表达旧的宗教热情的一种新的思想形式；就历史的含义和目的而言，尤其是这样。救世的思想，在理性、幸福、人类的尊严和自由的名义下，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在法国，孔多塞在《人类进步及人类精神历史一览表》（1793年）一书中，为那种认为人类最终能自我完善的信仰奠定了基础。这种自我完善会开创一个理性和幸福的新纪元，这种自我完善将永无止境。孔多塞所要传达的要旨就是救世王国的到来，这一思想后来便影响到了圣西门、孔德和普鲁东。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实际上就是以世俗语言表达出来的救世的热情。在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中，也出现了将救世的神学观念以世俗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莱辛的《论人类的教育》一书在德国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了法国。莱辛认为，将来会是理性和自我实现的时代，人类的教育会开创这一时代，因而也就实现了基督教启示中所许下的愿。费希特坚信精神上的太平盛世会到来；而黑格尔则相信在人类历史上能实现上帝的王国，从而把基督教的神学转化成了今世的哲学。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这种继承具有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启蒙时代很多其他的哲学家相比，似乎可以说，马克思更明白地用世俗语言表达出了救世的宗教思想。过去的一切历史都只是“史前历史”，只是自我异化的历史；社会主义将开创人类历史、人类自由的新领域。具有正义、友爱和理性的无阶级社会将迎来一个新世界，过去的一切历史正朝着这样的一个世界行进。社会主义可说是人们在寻找消除资本主义罪恶的方法上所作的最重要的尝试，本章的主要目的便是介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这之前，我将首先简要地讨论一下极权主义的方法，以及另外一种可被称之为超资本主义的方法。权威主义的偶像崇拜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原子似的个人提供一个新的庇护所、一种新的安全感，这类制度是异化的极端形式。这类制度使每个人感到没有力量、微不足道，并且培养个人将自身全部力量投射到领导人物、国家、“祖国”身上，对这些投射对象则必须服从，必须崇拜。人逃离自由进入了新的偶像崇拜的境地。个性和理性从中世纪晚期到19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成了新偶像祭坛上的牺牲。就其纲领和领导者而言，这类新制度的基础是公开的谎言。在纲领中，这类制度宣称要实现某种社会主义，而实际所做的，却是否定社会主义传统中社会主义这个词所包含的一切。这类制度的领导者所强调的只不过是天大的谎言、欺骗。墨索里尼，一个吹牛皮的懦夫，却成了男子气概与勇气的象征。希特勒，一个毁灭狂，反倒被吹捧为新德意志的缔造者。斯大林，一个冷血而野心勃勃的权术玩弄家，被描绘成爱护人民的慈父。不过，尽管这三种独裁形式有着共同之点，我们仍然不应该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别。意大利是西欧强国中工业方面最弱的国家，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胜国，但相对说来，仍旧十分虚弱和无力。意大利的上层阶级极不愿意进行任何必要的改革，尤其在农业方面，而意大利人民则对现状深感不满。法西斯作为一种医治受挫的民族虚荣心的药方应运而生。法西斯主义提出一些大吹大擂的口号，将群众的不满情绪从原来的发泄对象上引开来。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还试图把意大利转变成为一个更先进的工业强国。在所有的实际目标上法西斯主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法西斯主义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如何解决意大利经济、社会的迫切问题。与此相反，德国则是欧洲最发达的先进工业国家。如果说法西斯主义至少还真有经济作用的话，那么，纳粹主义连这一点功能也没有了。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通货膨胀，尤其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引起的大量失业问题，使德国士气低落。纳粹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是中下阶级、失业官员和学生的造反运动。不过，要是没有拥有金融和工业资本的重要部门的积极支持，法西斯主义是不会成功的。这些重要部门之所以支持纳粹主义，是因为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构成了一种威胁。在30年代初期，德国国会中那些半真半假地提出某种反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的人占据了大多数席位。这一威胁，导致德国资本主义的重要部门进而支持希特勒。俄国则是德国的真正对立面。在工业上，俄国是欧洲列强中最落后的国家，尽管她的工业本身高度发达、高度集中，她也不过是刚从半封建的国家脱胎而来的。沙皇制度的突然崩溃形成了一个真空状态，于是列宁解散了国民代表大会，希望能够直接从半封建的阶段跳进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然而，列宁的政策也不是一时的产物，而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必然的逻辑结果，这一思想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前许多年就在孕育之中。同马克思一样，列宁相信工人阶级解放社会的历史使命，但他却不大相信工人阶级有意志和能力，能自发地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工人阶级只要在一个纪律严明的少数职业革命家的领导下，只要如他所说的那样去实施历史的法则，革命就会成功，就可避免最终出现新的阶级社会。相信人类却对人缺乏信心，是最不真诚的说法；即使是真诚的，也必将导致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那种悲剧：宗教裁判所、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政策。许多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革命家都看到了这种危险性，而尤以罗莎。卢森堡看得最清楚。她警告说，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民主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俄国的发展证明了这种预见的正确性。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作了激烈的毫不妥协的批评，同时，她又对人怀着深深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她和古斯塔夫·兰道尔被德国反革命的士兵杀害之时，信赖人的人本主义传统也就随之被扼杀了。正是这种不信赖人的思想使得独裁制度有可能征服人，并引导人去信仰偶像而不相信自己。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虽然有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力的支持，却未能阻止住进步新思想的产生。实际上，所有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都诞生在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欧文主义得以兴盛，宪章运动也是在持续了10年之后才被镇压下去的。超级资本主义美国（以及法国）的一些实业家提出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思想来解决工业问题。这些实业家形成了一套“利润共享工业委员会”的哲学，这一哲学思想在曾经当了38年林肯电汽公司总经理的詹姆斯．F．林肯的《刺激性管理》一书中，得到了清楚、明白的阐述。这些人的思想前提，从某些方面讲，使人想到上述那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林肯写道：工业家只注意到机器而忽视了人，忽视了作为机器的创造者、研制者、有着巨大潜力的人。他无视这样的事实：在他的工厂里，才能尚未发挥的天才正干着体力劳动，他们既无机会也没有受到鼓励去发展自己，使自己成为天才，或具有正常聪明才智的人。［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3—114页。］林肯感到，工人对工作缺乏兴趣的情况产生了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是导致工人生产率的降低，就是导致冲突或阶级斗争。他认为，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不是给我们的工业制度装璜门面，而是资本主义存亡攸关的大事。他写道：在这件事上，美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美国必须作出决定，而且要快。一般人对此并不理解，但是他们必须作出选择。他们的选择决定着美国的前途、个人的命运。［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7页。］他采取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多数卫道士的立场，批判了贯穿工业制度的利润动机。他写道：在工业上，公司企业制定了一系列细则，明确说出公司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赚取“利润”，除此别无其它。不是股东就得不到利润分红，而且一般说来，为公司工作的人很少占有股份。只要这种情况存在一天，赚取利润的目标就不会激起工人的热情。这一目标将无法实现；实际上，工人感到，股东得到的利润已经够多的了。［注：同上书，第106—109页。］工人对那些关于偿付生产工具的经济理论感到怨愤，认为受到了愚弄，他们常常看到的是，高高在上的那些人无能又自私，从而浪费掉了生产中的开销。［注：同上书，第108页。］这些批评意见与很多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完全一样，这种批评态度是对经济事实和人的实际状况所作出的一种冷静而又切合实际的估价。不过，这种态度所含的哲学却与社会主义思想完全相反。林肯确信，“只有在激烈的生活竞争中，个人才能发展。”［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72页。］“不论好歹，自私是使人类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动力。因而，要使人类进步，就得依赖并很好地引导这种力量。“［注：同上书，第89页。］他进尔区分了“‘愚蠢的’自私和‘聪明的’自私，前者让人去偷，后者使人去奋斗，去自我完善，从而更加昌盛”。［注：同上书，第91页。］在谈到刺激工作的因素时，林肯表示，正像刺激业余运动员的因素不是金钱一样，我们可以推论，金钱也不一定是刺激产业工人的因素，其它诸如缩短工作时间、讲究安全、保障年老职工利益、社会福利保险以及允许讨价还价等措施，也都不是刺激工人的动力。［注：同上书，第99页。］他认为，唯一有力的刺激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及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能力的认可”。［注：同上书，第101页。］林肯把这些思想运用到实际中，提出了一种组织工业生产的方法，在这种组织中，“工人凡是做了有益的工作都应受到奖励，如果没有像其他工人那样做得好，就应受到惩罚。他就像一个球队队员，是得到奖励还是得到惩罚，就看他的能力大小以及是否尽了一切努力来打赢这场球。“［注：同上书，第109页。］在分析这种组织系统时，林肯说道：……评判划分一个人的等级的工作，由所有熟悉这人所干工作情况的专家来完成。他是得奖还是受罚依据的就是这种等级划分。这一计划类似于球赛之后的详细总结文章，成了挑选全美球队的工作。最好的队员受到表扬，得到他当之无愧、梦寐以求的地位。根据这种奖偿计划，一个人所得到的奖励与他对公司的成功所作的贡献成正比。上述这种对比十分明显。每个人根据他的现实表现，得到提升或降级。对每一个人的评判一年搞3次。评判的结果决定他奖金的多少以及是否晋级。被评判的人在评判时可以提任何问题，有关的执行人员对这些问题分别作出详细解答。［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09、10页。］奖金的多少这样来决定：利润的百分之6作为红利分给股东：“分红之后，我们把发展公司的‘种子基金’除开，‘种子基金’的多少由公司经理依据公司的经营现状来定”。［注：同上书，第111页。］“种子基金”用于扩大生产，更新设备。从利润中扣除这些开销之后，余下的部分就作为工人和管理人员分享的奖金。在过去16年中，奖金的总额与工资的比率为百分之20到百分之28，16年中每个雇员的平均奖金为40,00美元左右，即每年2,500美元。所有工人除去奖金之外，得到与相应工种一样的基本工资。林肯公司1950年雇用人员的平均开销为7，701美元，而通用电气公司的开销则为3,750美元。［注：由于奖金由工人和管理员共同分享，我们很想知道，在这些平均数字中，付给工人、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经理的工资分别是多少，以及通用电气公司的指数仅仅是指付给工人的工资，还是包括公司官僚机构的上层。］在这种制度下，拥有大约100名工人的林肯公司一直非常昌盛，每一雇员的产品平均销售额为电气机械行业的其它公司的两倍。1934年至1945年间，林肯公司的停工次数为零，而其它公司的停工次数则为11次到96次不等，其它制造业中劳动补缺率仅为百分之25左右。［注：参阅林肯的著作第254页及其后面章节。］从一方面讲，刺激性经营管理所涉及的原则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营原则迥然不同。工人的工资不再是与他的努力和工作成就不挂勾，而是密切相关。工人参与增加利润的活动，而股东得到的固定收入则与公司所赚的钱并无多大直接关系。［注：不过，股东的固定收入也不是没有关系，因为从1933年到1941年间每一股份的红利从2美元增长至80美元，即平均净增6美元。］公司的记载清楚地表明，这种制度使得工人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劳动补缺率降低，罢工不再出现。不过，虽然这种制度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的观念和实践，却同时表现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某些最重要的原则，尤其是有关人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原则。这一制度是以自私和竞争的原则为基础，用金钱的奖励来表示社会的承认，而且就工作对工人的含义而言，这一制度并未根本改变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地位。正如林肯反复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的模式就是足球队，一群人与所有不属于本团体的人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便形成了一种竞争性合作的精神。实际上，刺激性管理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符合逻辑的结果。这种制度有助于使每个人——工人、雇员乃至经理——都成为一个小小的资本家，助长人人的自私和竞争精神，把资本主义改造成包罗全民族的制度。［注：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按照“利润共享工业联合委员会”的思想组织起来，这些企业在其经营管理中实行了或是更加激进、或是较为保守的利润共享计划。下面这段文字内容表达出了这些企业所实行的原则。“1．委员会将利润共享计划定义为一种程序，在这一程序中，雇主根据个人和小组的工作情况以及公司整个业务的开展情况，除了付给雇员较高的固定工资外，还付给一定数量的特别流通的或延期兑现的奖金。“2．委员会把人视为经济生活中最根本的因素。自由的公司的基础是人人都有机会自由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潜力。“3．委员会认为利润共享计划是一种重要手段，使工人能有机会自由地参与同资本及经营合作的事务，以获得奖励。“4．委员会一方面觉得利润共享本身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原则，另一方面认为安排得当的利润共享计划也是发展集体合作、提高效率的最好办法。“5．委员会认为广泛推行的利润共享计划应当有助于稳定经济。灵活的补偿以及价格利润最好地保证了公司能随时适应情况变化，无论是有利的变化还是不利的变化。“6．委员会认为，只有当价格、工资及利润处于一种合理的关系时，稳定的繁荣才有保障。委员会相信，我们要使自由经济具有生命力，就得要求经营管理部门承担托管的职责，以监督这种关系是否在整个公司形成。“7．委员会所主张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切实可行的利润共享计划应当产生一种真正的伙伴精神。解决工业中的劳资对抗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推广这种精神。根据委员的经验，委员会确信，这种办法会得到众多工人的响应。“8．委员会致力于以各种实用方式将利润共亨计划推广的目标，与此同时，也不把这种计划当成一种万应良药。任何涉及工业关系的政策或计划只有在很好地适应了具体情况，只有在经理人员真心想公正办事，相信人的重要性、尊严以及反应之时，才能成功。”］这种利润共享制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的实践不同，它不过是一种贴了金的计件工资制，对股东应得分红的份额考虑较少而已。尽管这种制度大肆谈论“把人看待成人”，不过，一切事情——工作定额、工人的奖金以及红利金额——都是由经理们独断决定的。根本原则是“分享利润”而不是“分担工作”。虽然这些原则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共享利润的概念却令人感兴趣，因为对于超级资本主义来说，这是最符合逻辑的目标。超级资本主义使工人感到他自己也是一个资本家，也是这种制度的积极参加者，从而克服了工人的不满情绪。社会主义除了法西斯主义以及“刺激性经营管理”型的超级资本主义外，对资本主义所作出的第三种重要反应和批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尽管社会主义的政府在英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些国家的确统治了或长或短的时间，上述情况却真是如此，因为这些政府所依赖的大多数人力量太小，除了刚刚开始做了些实现其纲领的工作之外，不足以改造整个社会。不幸的是，在笔者写本书之时，“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这些词语已经遭到了人们如此带感情偏见的指控，以致于我们很难心平气和地来讨论这些问题。如今，一提起“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西方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唯物论”、“无神论”、“流血事件”或类似的东西——总之，是坏的、邪恶的东西。我们只要懂得词语的含义在多大程度上会变换，并且考虑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合情合理的思维也即客观地看待问题的态度日趋贫乏这一特点，我们就能理解这一反应了。那些一听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词语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人，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这实在令人震惊。这种情况也促成了上述那种荒谬的反应。尽管事实上人人都可以读到马克思和其它社会主义的著作，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感到愤慨的人却从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个字，而另外很多人最多也只有一些极肤浅的了解。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有点远见和理性的人似乎就不可能会像现今大多数人那样，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加以歪曲。甚至许多自由派人士以及那些相对来说不那么歇斯底里的人，也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对物质利益的兴趣是推动人的最积极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旨在促使人去追求物质上的贪欲和满足。要是我们提醒自己，记住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主要思想——对物质利益的兴趣是刺激工作的主要手段，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套在社会主义头上的那顶唯物主义帽子正是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的特征。任何人只要有心较为客观地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的著作家，就会发现，社会主义著作家的态度恰恰与此相反。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损伤了人身上的真正的人道力量。的确，我们只能把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理解为我们时代最有意义、最富理想和道德感的运动。把一切事情除开，我们不由得对西方民主派歪曲社会主义的作法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愚蠢感到可悲可叹。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全世界的广大人民有着吸引力。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在于社会主义观念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以及社会主义对人们精神和道德上的鼓舞。正如希特勒盗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增加他指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一样，斯大林盗用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达到他的宣传目的。在一些基本观点上，斯大林所声称的都是虚假的东西。他把社会主义概念中的纯经济因素，即生产手段的社会化这一个问题，从社会主义的整个概念中分离出来，将社会主义的人本的和社会的目的曲解成了这些目的的对立面。当今的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尽管是生产手段国有化的形式，却与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纯剥削形式更为接近，而不是类似任何可以设想到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的主要动力是：疯狂般地追求工业进步，残忍地无视个人利益，以及贪婪地追求个人的权势。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地全等于斯大林主义，那么，我们就在宣传领域帮了斯大林主义的大忙，而这正是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我们这样做不是指出他们宣传的虚假性，而是证实了这样的宣传。对于美国来说，这不成其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在人们心目中，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欧洲尤其是亚洲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在这些地方，社会主义的概念恰恰在人们心目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了同斯大林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吸引力作对争，我们就应当揭露其欺诈性，而不是去证实它。社会主义从18世纪末期形成发展以来，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之间出现了许多重要差别，这些差别意义十分重大。但是，正如人类思想史上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不同流派的代表之间的争论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间的共同点出他们之间的差异要多得多，而更具有决定意义。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作为一项政治运动，以及一种探讨社会规律、诊治社会病症的理论兴起于法国大革命，其创始人为巴贝夫。巴贝夫提倡废除土地私有制，主张大家共享土地的出产物，主张取消贫富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他认为，建立一个“平等者共和国”的时机到了，“共济大院（hospice）的门向所有人敞开”。与巴贝夫的那种相对说来比较简单、原始的理论相对照的，是傅立叶的理论。傅立叶在他首次发表于1808年的“四项运动的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一套非常复杂、阐述详尽的社会理论和诊断。他把人及其感情作为理解社会的基础，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当只图达到增加物质财富的目的，并且以此来实现我们的基本感情——友爱。在人类的众多感情中，他特别强调“蝴蝶式的感情”——人希望变化的需要，这一需要与人人身上都存在的众多而又变化多样的潜力相适应。工作应当是一种享受（“travailatray－ant“），每天工作两小时就足够了。针对在工业各个部门普通存在的大垄断组织，傅立叶提出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建立公社制的、自由和自愿的协会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个性与集体性自发地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第三个历史阶段——和谐的阶段——才能取代前两个历史阶段，即以奴隶和奴隶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以及以靠工资为生的人与企业家之间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注：比较傅立叶：《人类灵魂的感情》，伦敦，1851年。］傅立叶是一位有点纠缠于思想感情的理论家，而罗伯特·欧文则是一个实干家，他是苏格兰一家经营得最好的纺织厂的经理和厂主。欧文也认为，新社会的目的主要不是增加生产，而是改善现有最重要的事物——人的处境。欧文同傅立叶一样，其思想基础是对人的性格所作出的精神考虑。人生下来便带有某些性格特征，而人的性格则肯定地由他所生活的环境所决定。如果生活的社会条件令人满意，人就会展示出其固有的美德。他认为，在先前所有历史中，人只是被训练成保卫自己和毁灭他人的工具。应当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社会中，人按照一致行动、真诚结合的原则得到训练。从300到200人一群的联合群体将遍布整个地球，这些联合群体将按照集体内部及集体之间的相互帮助原则组合起来。在每一个社区，地方政府将与每一个人最和谐地一道工作。在蒲鲁东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对权威和等级制度原则的更严厉的谴责。蒲鲁东认为，中心问题不是以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而是建立一种表达社会本身的政治秩序。他把单一的等级森严的极权组织看成是社会上一切不安定和邪恶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国家任务的局限性是涉及集体和个人自由的生死大事。”他说道：“通过垄断，人类掌握了全球，通过联盟，人类将成为自己的主人。”他关于新的社会秩序的设想的思想基础是“……互惠关系，所有的工人不再为付他们工资却占有产品的企业家工作，而且为了相互利益工作，因而工人都在生产共同的产品、共享利润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对他来说最根本的是，这些联盟是自由、自发组合起来的，而不是国家强加的，不像是路易。布郎克所要求的由国家资助的社会作坊。他说道，这样由国家控制的制度将意味着很大的联盟，“在这些联盟中劳动会被严密地组织起来，最终被资本主义的国家政策所奴役。自由、普遍的幸福、文明可能会得到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只不过给自己挣脱一种锁链而套上了另一种锁链，社会思想也没有向前迈进一步；我们将仍旧处在同样独断的权力统治下，更不用说受到同样的经济宿命论的控制了“。没有谁比19世纪中期蒲鲁东更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主义下开始出现的危险，上述引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蒲鲁东也意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险，教条主义将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明确地表达出了这个意思。他写道：要你愿意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社会的规律——这些规律实现的方式，以及发现这些规律所依靠的方法。看在上帝份上，在破了一切教条之后，我们自己不要再给人民加一些条条框框。让我们不要像你的同胞路德那样陷入矛盾境地，即以逐出教会、革除教门为开端，在推翻了天主教的神学之后，又建立起新教神学。［注：引自E．多朗：《蒲鲁东》，巴黎，1948年。］蒲鲁东的思想基础是以自尊为第一伦理信条的伦理学观念。由自尊引伸出尊重邻居的第二个道德信条。这涉及到以人的内心变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蒲鲁东在一封信中表达出了这种想法：“旧世界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人们只有通过思想和心灵的整体革命才能改变它。……”［注：转引自多朗的书，蒲鲁东给于连·米谢尔的信。］我们从迈克尔·巴枯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对中央集权的危险的同样认识，对人的创造力的同样信仰，虽然巴枯宁的思想中包含着一种美化毁灭的天真想法。巴枯宁在1868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大家的伟大导师蒲鲁东先生说过，社会主义同极权主义的联合，人们通过独裁以及将所有政治、社会权力集中在国家的方式，来争取经济自由、物质福利，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最令人不愉快的结合了。愿将来保护我们不受到专制主义的危害，不过，更希望在将来我们不要吃教条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所带来的苦头，受到这些的愚弄。……没有自由，任何活生生的、有人性的东西都不会繁荣昌盛，那种抹掉自由或不承认自由是唯一的创造性原则和基础的社会主义，只会引导我们堕入被奴役、充满兽性的境地。在蒲鲁东给马克思写信之后50年，彼特·克鲁鲍特金在一段话中总结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展的个性“将在各个方面、各种程度和一切可能的目的上，同高度发展的自愿联合结合在一起；这种联合不断变化，有着持久性的特征，并在任何特定时期以最适合大家的各种努力的形式出现”。克鲁鲍特金同他先前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强调人和动物王国中存在的合作与相互帮助的固有倾向。继承了克鲁鲍特金人本主义的和伦理思想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代表者之一——古斯塔夫·兰道尔。在提到蒲鲁东时，他说道，社会革命完全不同于政治革命。“虽然离开了政治革命的大多数含义，社会革命不可能发生、存在，不过，社会革命却是一种和平的结构，为了新的精神而组织一种新的精神，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给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运动下了这么一个定义：“使麻木的心复活以便让埋没住的有可能重见天日，让真正有生命的但此刻却似乎死掉的东西有可能复现出来，发出光辉。”［注：引自M．布伯所著《乌托邦的道路》，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50年，第48页。］［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观念，包含着许多上述社会主义学派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比较I．N．斯坦伯格：《革命的试验场》，纽约，莱因哈特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同上述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讨论相比，我们得用更多的篇幅来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这原因部分在于，他们的理论更复杂，涉及的范围更广；部分在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已经成了表现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形式。同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根本关注的也是人。他曾经写道：“所谓激进，就是走向根本的意思，而根本——就是人本身。”［注：参阅S．兰德舒特所著《国家经济学与哲学》，斯图加特，克勒内尔出版社，1953年；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第247页。］世界的历史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创造的、人的诞生的历史。而整个历史也是人与自身、与自己所具有的人的力量相疏离的历史；“我们自己的产品结合成一种超乎我们之上的客观势力，脱离了我们的控制，毁灭了我们的期望，打破了我们的算计，这便是过去一切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人一直是环境的客体，他必须成为主体，这样“人才达到了人的最高存在形式”。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指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而且也指人不受物及环境控制的自由。自由的人是富有者，但不是指经济上的自由，而是作为人的含义上的富有。在马克思看来，富人是本身富有的人，而不是拥有财富的人。见前引文《早期著作》，第243页及以后数页。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分析应当从人开始，不是从抽象概念，而是从研究具有生理和心理品质的实在的、具体的人开始。这项分析应当从人的本质这一概念开始，而对经济和社会的研究，则只是为了理解环境怎样损伤了人，人如何与自己、与自身的人的力量疏离开来的情况。我们从人性的特殊现象，比如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那些表象，推导出人的本性。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了解什么对人有好处。马克思说道：要了解什么对狗有用处，就得了解狗的天性。这种天性本身不应当从实用原则演绎出来。如果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对人的研究，那么，谁想对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关系作出批评，谁就得首先研究一般的人性，然后再讨论在每一历史时期变更了的人性。本瑟姆对此作过简短的论述。他把现代的店主，尤其是英国的店主，看成正常的人，这实在是十分天真又可悲。［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第688页脚注，纽约，兰登书屋。］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的目标应在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和谐，一种使人与其同胞的相关性同人的最重要的需要协调一致的发展。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联合，在这种联合中，各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全体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充分自由的发展成了社会的主要原则”。马克思将这一目标称作现实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目标，并且指出，这一目标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却结合了二者中的真理”。［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第688页脚注，纽约，兰登书屋。］马克思是怎样考虑获得的“人的解放”的呢？他的解决办法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已经达到了顶峰，因为人的体力已经成了一种商品，人也由此而成了物。他说道，工人阶级是人类中异化最彻底的阶级，正因为如此，也是领导人类解放斗争的阶级。在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过程中，马克思看到了把人改造成社会经济活动的积极而负责的参与者的条件，也看到了克服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分裂的条件。“只有当人承认‘自己本身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将前者组织成后者之时（因此用不着像卢梭认为的那样，改变人的天性，剥夺他的‘本身的力量’，而给他以社会性格的力量），因而不再以政治权力的形式使社会力量与他自己分割开来之时（这就是说，他不再给国家以有组织统治的地位之时），只有在这时，才能解放全人类。“［注：卡尔·马克思：《论犹太问题》。］马克思认为，如果人不再“被雇用”，那么他的工作过程的性质和特征就将改变。工作将成为人类力量的有意义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毫无意义的苦差事。从马克思对德国社会党的哥达纲领中提出的完全废除童工的提案所作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工作的这种新概念对马克思来说是多么重要。［注：关于这一点，我十分感激G．富克斯的评论和建议。］当然，马克思是反对剥削儿童的，但同时他也反对儿童一点不劳动的原则，并提出，教育应当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他写道：“正如罗伯特。欧文所详细说明的那样，工厂制度萌发出将来教育的胚基，这种教育通过给超过一定年龄的全部儿童以教育的方式，将生产劳动与教导及人本主义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作法不仅是增加生产效率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489页，纽约，1889年。］马克思同傅立叶都认为，工作应当成为吸引人的事，而且与人的需要及愿望相一致。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同傅立叶以及其他人都提出，任何人都不应当只从事于某一特定的工作，而应当做不同职业的工作，以符合他的不同兴趣的潜力。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变化中看到了达到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真正的民主”的决定性措施。虽然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对经济学的讨论比对人和人性需要的讨论占了更大的比重，但是对他来说，经济领域本身从来也没有成为目的，而一直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在马克思对他称之为“庸俗共产主义”的讨论中，这一观点尤其明确。所谓“庸俗共产主义”，马克思指的是那种一味强调废除生产手段中的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在它（庸俗共产主义）看来，直接的物质财产仍然是生活和生存的唯一目的；工作的性质没有改变，只是延伸到全人类，……这种彻底否定人格的共产主义只是私有制的必然表现形式，而私有制则恰恰否定了人。……庸俗共产主义只是嫉妒以及在想象的最低水平基础上消除差别过程的思想的完善形式。……对整个教育和文明的否定证明了这样的情况：废除私有制的作法很难说得上是〔对人的力量的〕真正占用；倒退到人为的贫穷和俭朴的作法不是超越私有财产的步骤，而是回复到私有制尚未产生的阶段。”［注：同上，第233页、234页。］更复杂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观点。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持这样的意见：社会主义的目标不仅是建立无阶级的社会，而且是建立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国家至少是在这样一层含义上：国家只会有“管理事物”的职能，而没有“统治人民”的功能。1872年，马克思在调查巴枯宁分子活动的委员会作出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公式，恩格斯按照这一公式在1874年说道：“全体社会主义者一致同意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国家将消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反国家的观点，以及他们反对政治权力的中央集权形式的态度，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声明中，表述得特别清楚。在共产国际举行的大会上，马克思就法国内战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强调有必要用地方分权制代替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因为这种中央集权制源于绝对君主制的原则。代替的结果将出现基本上由地方分权的社会。“中央政府还具有的少数重要职能将转移给公社的、即严格对人民负责的官员。……公社的章程将把迄今为止被‘国家’这个寄生赘瘤所吞噬的一切权力归于社会整体，社会养肥了‘国家’，而‘国家’却禁止社会的自由运动。”马克思从公社中看到了“最终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其指示之下，劳动的经济解放得以大踏步前进”。公社想“通过把生产手段——土地和资本——转变成自由和协调劳动的纯粹工具的办法，使个人财产成为一个事实，劳动融合进为此目的的生产合作社中”。［注：引自M．布伯：《乌托邦的道路》，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埃德华·伯恩斯坦指出，马克思的这些观念与蒲鲁东的反国家主义的、反中央集权主义的观点相类似；但列宁却声称，马克思的评论一点也没有表明马克思赞成地方分权主义。情况似乎是在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这个问题上，伯恩斯坦和列宁都正确，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事实：马克思赞成把地方分权及国家消亡看成是社会主义应当奋斗而且终究会达到的目标，不过他认为这种情况只是在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改造了国家之后才会发生，而不是在此之前。马克思认为，夺取国家政权是达到目的——废除国家——的必要手段。不过，如果考虑一下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活动，我们就会相信列宁将马克思的观点解释为中央集权的思想并未失之偏颇，尽管马克思的地方分权思想（与蒲鲁东在这一点上一致）也是他的观点和主张的真实内容之一。正是马克思的这种中央集权思想为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列宁也许至少希望最终实现地方分权，这一希望事实上表现为在苏维埃的概念中，即决策的制定基于各地最小的、最实在的组织；而斯大林则将矛盾的一面，即中央集权的原则付诸实践。一方面，同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确信，人类的解放主要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自由的答案不是从国家政体的变化，而是从社会的经济、社会变化中找到。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他们在很多方面受到了传统观念——政治领域支配社会经济领域——的影响。他们无法摆脱关于国家、政权的重要性的传统观点，无法摆脱那种认为单是政治变化就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就曾经是17、18世纪中产阶级大革命的原则。与马克思的中央集权思想密切相关的是他对革命行为的态度。确实，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不一定要通过暴力和革命来控制国家（例如在英国和美国），但同时，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工人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当今，人们对马克思的指控，主要是说他鼓吹了暴力和革命，这种指控歪曲了事实的真相。政治革命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特有的思想，而是中产阶级以及过去300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思想。由于中产阶级相信，废除君主制的政权以及通过人民夺取政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因而政治革命就被看成是获得自由的手段。我们的现代民主就是暴力和革命的结果，1917年的克伦斯基革命，1918年的德国革命，在西方民主国家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马克思没有能摆脱那种过高估计政权和暴力作用的传统思想这是他的悲剧性错误。但是这些思想只是先前遗产的一个部分，而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讨论马克思而不涉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不全面的，即使是简短的讨论，亦是如此。在人类思想史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大概是马克思对了解统治社会的规律所作出的最持久、最重要的贡献。马克思的前提是，人在从事任何文化活动之前，他得生产维持物质生存的资料。人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取决于许多客观条件：人自己的本质、他能支配的生产力，而这些生产力又受到土地的肥沃程度、自然资源，以及人所发展的交际和技术的制约。马克思指出，人所面临的物质条件决定着他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而生产和消费模式反过来又决定着人的社会政治组织、生活实践，最终决定着人的思维和感觉的方式。对这一理论的广为流传的误解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这样的解释：似乎马克思的意思是说，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主要动机。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思想所表达出来的主要观点，这种观点反复强调，人对金钱奖励的兴趣是刺激他工作的主要动力。马克思关于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观念，不是一种心理学的观念，即主观含义上的经济动机，而是社会学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客观条件。［注：参阅我在《社会心理分析的一项任务》（莱比锡，1932年）中就此点的讨论，以及J．A．舒姆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纽约，1947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一种更加符合理性、因而更具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羁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19世纪流行的唯物主义完全不同。从后一种唯物主义中，人们了解到，物质现象造成了精神现象。举例来说，这类唯物主义的最极端的代表人物因而相信，思想是大脑活动的产物，正像“尿是肾脏活动的产物一样”。而马克思则认为，思想和精神的现象应当理解为整个生活实践的产物，是个人与他人及自然的相当关系的结果。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克服了19世纪唯物主义的缺点，根据人的活动而不是人的生理，发展形成了一种真正能动的有机整体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理解历史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概念。要是马克思的追随者能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而不是使其停顿下来，成为枯燥无味的教条，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将结出更丰硕的成果。发展的关键是，要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迈出了第一步，看到了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相关关系。马克思曾低估了人类感情的复杂性。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有着自身的需要和规律，这些规律同影响历史进程的经济状况不断地相互作用。［注：参阅我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分析（纽约，1941年）。］由于缺乏对人的心理活动的令人满意的洞察力，马克思对人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一方面，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塑造了人，而反过来，人也铸造了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他没有充分看到根植于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感情和奋斗精神，而这些感情和奋斗精神本身正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最有力的力量。不过，这些缺陷是由于片面性引起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任何有创见性的科学观念中找到，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局限性。恩格斯在一封著名的信中表达出了这种认识。在信中，恩格斯说道，由于他们的发现是一个新东西，马克思和他都没有完全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历史不仅取决于经济状况，文化因素反过来也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基础。从科学的观点看，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所作的透彻分析却肯定超过了其它所有社会主义理论，因而这是一种进步。不过，这种力量同时也是一个弱点。马克思试图发现人的异化的条件，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始他的经济分析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只需要相对较短的时间，而他却几乎把他的绝大部分科学工作完全用在了经济分析上。虽然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忘记目标——解放全人类，但他对经济问题的考虑越来越多，从而削弱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放松了在人这层含义上的社会主义目标。他没有认识到人身上的非理性力量，这些力量使人害怕自由，也使人产生了渴求权力的贪欲，导致了人的毁灭。与此相反，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寓含着这样的假设：人生来善良，一旦人从桎梏他的经济枷锁中解脱出来，这种善良品质就会自行表现出来。《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结尾——工人“失掉的只是自己身上的枷锁”——包含着心理学上的一个严重错误。工人失掉枷锁的同时也会失掉带着枷锁时形成的那一切非理性的需要和满足。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超越18世纪的那种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这种对人类感情的低估导致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三项危险错误。首先，他忽略了人身上的道德因素。正由于他认为经济改变获得实现之时，人的善就会自动地表现出来，他没有看到一个较好的社会不可能由那些不改变自身道德观念的人创造出来。他没有注意到，至少没有明白地注意到，新的道德方向的必要性，而没有这种新的道德观，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变化都是徒劳无益的。第二项错误（也是来自同一根源）是，马克思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作了奇特的错误判断。蒲鲁东、巴枯宁（以及稍后一点的《铁蹄》的作者杰克·伦敦）等人预见到，在新曙光照亮之前，黑暗将笼罩西方世界；与此相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却相信“好的社会”将很快来临，他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会以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形式出现，前所未闻的破坏性战争有可能发生。第三项错误是，马克思认为手段的社会化不仅是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相互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充分条件。这项错误的根源也是马克思对人作了过于简单、过于乐观、过于理性的判断。正如弗洛伊德相信，把人从不自然的、过于严格的性禁忌中解放出来，人就会达到心理健康一样，马克思认为，把人从被剥削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就会自动产生自由的、互相合作的人。马克思同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一样，对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感到乐观，对人的非理性的、带破坏性的感情的力量很少重视；而这类感情往往不会随着经济变化，在一天之内变成另外的东西。弗洛伊德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看到了这种破坏性的力量，接受了破坏性同爱一样十分强烈、同样不能根除的观点，从而根本改变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而马克思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提出的简单公式：生产手段的社会化是通向社会主义目的的康庄大道。这项错误的另一个根源如同我在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是他对政治、经济安排作了过高的估价。他没有看到，无论企业是“人民”——国家——政府官僚机构所有，还是股东雇用的私人官僚机构所有，对工人的人格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马克思的这种无视态度是如此不切实际，令人感到奇怪。马克思没有看到，与他自己的理论思想完全相反，对工人来说，唯一重要的东西是工作的实际和现实条件，工人同工作、同他人，以及同管理企业的人的关系。马克思在晚期似乎准备对他的理论作某些更改。最重要的一个变更大概受到了巴可芬和摩尔根的影响。他认为，以合作及公有土地为基础的原始农业社会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可以直接成为社会化的较高级形式，而无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他在给维拉。扎朱利奇的回信中表达了这种认识，后者问及他对沙俄时代农村中的一种村社组织“米尔”（mir）的态度。G．富克斯指出了［注：在私人信件中指出。］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一变化的重大意义。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恩格斯承认，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他和马克思对思想的力量没有加以足够重视，但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来不及对他们的体系作必要的重大修改。总之，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同其它流派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基本一致：解放全人类，使人不受剥削，不受经济王国的支配，使人重新成为经济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创造出一种新的和谐一致。从历史的观点看，马克思的观点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因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在欧洲大陆的劳工运动中取得了胜利。在欧洲劳工运动中，马克思的权威影响已是十分深远，乃致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接班人们没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只是越来越僵化地重复旧有的公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劳工运动完全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社会民主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道德崩溃之后，成为了一个政党，它依赖于工会并同工会一道，越来越多地代表工人阶级的纯粹经济利益。社会民主党执行马克思的公式——“使生产手段社会化”，其方式就像党的说教者在合适场合宣传仪式一样。另一派则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跳跃步骤，试图只依靠夺取政权而不是靠别的什么，使生产手段社会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民主党令人失去信心，而后者那种跳跃的结果则更使人感到恐惧。就右翼运动而言，幻灭感常常导致他们接受民族主义，放弃真正的社会观，对资本主义社会不作任何激烈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左翼和右翼所共有的另一点是：他们（比如俄国）完全忽视了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完全成了从经济观点出发的批判。在19世纪，工人阶级受到了残酷的剥削，生活低于体面生存的水准，在当时，这种批判是正确的。而在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批判则越来越过时；俄国的斯大林官僚组织仍然向人民灌输毫无意义的话语，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十分贫穷，缺乏生存的起码基础，正是这种态度符合逻辑的结果。社会主义观念越来越退化，在俄国，成了这样一种公式：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国有化。在西方国家，社会主义愈来愈倾向于指发给工人较高的工资，而失去了它那救世的悲怆，也不再能唤起人的深切渴望与需要。我有意使用了“倾向于”这个词，因为社会主义绝没有失去其人道主义的和宗教的悲怆感情。甚至在1914年之后，社会主义也一直是团结成千上万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思想，是表达他们希望解放人类、建立新的道德价值、实现全人类团结的形式。前面几页所作出的尖锐批评主要是为了突出这样一个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必须重新注意并集中研究社会问题的人道因素，必须从资本主义对人性品质，对人的灵魂和精神的作用这一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必须从人的含义来考虑任何观点的社会主义，必须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从哪些方面有助于结束人的异化状态以及人对经济和国家的偶像崇拜情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E·弗洛姆（ErichFromm）1955年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作者前言第一章我们精神健全吗？第二章社会是否会呈现病态？——社会常态的病理研究第三章人类状况——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关键·人类状况·人的需要——生存条件的需要第四章精神健康与社会第五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社会性格·资本主义的结构一、17世纪与18世纪的资本主义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三、20世纪第六章其它各种诊断·19世纪的诊断·20世纪的诊断第七章各种解答·权威主义的偶像崇拜·超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第八章通向健全之路·概论·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第九章结论
第五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第五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社会性格·资本主义的结构一、17世纪与18世纪的资本主义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三、20世纪社会性格精神健康的问题，如果当成抽象的人的抽象属性来讨论的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我们要讨论当代西方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并且考虑其生活方式中哪些因素促成了精神错乱，哪些又能导致精神健全，我们就得研究我们的生产方式的特殊状况，以及我们的社会、政治组织对人性的影响。我们必须了解，生活及工作于这些条件下的一般人的性格是什么样子。只有我们能描绘出“社会性格”时（这种描绘也许只是一种尝试，还很不完全），我们才有根据来判断现代人的精神健康及健全状况。社会性格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一概念中我指的是，在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这与同一文化中各不相同的个人的个性特征截然不同。社会性格的概念不是指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的性格特征的简单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性格的概念不是统计学概念。我们只有涉及社会性格的功能才能理解社会性格。这正是本书马上要讨论的问题。［注：在后面几页中部分观点选自我的论文《心理分析性格学及其在理解文化中的应用》，载G．S．萨金特及M．斯密斯所编《文化及性格》一书，瓦伊金基金会出版，1949年。社会性格的概念最初形成于我的论文《心理分析性格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载《社会研究时文选》第一卷，莱比锡，赫希菲尔德出版公司，1931年。］每一个社会都是在很多客观条件的规定之下，以某种方式构成和运转的。这些条件包括：生产和分配的方法（这又取决于原料）、工业技术、气候、人口的多少、政治和地理因素、社会所继承的文化传统以及受到的文化影响。世上没有一般的“社会”，而只有按照不同的并且可以弄清的方法行事的特殊的社会结构。虽然这些社会结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确实会变，但在任何特定的历史阶段却相对稳定；社会必须在特定的结构中发挥其作用，否则就不能存在。社会的成员以及（或者）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必须按照社会制度所要求的方式行事。社会性格的功能正是以某种方式对社会成员的能量加以引导，其结果便是，社会成员的行为不是一个可以由人们自行决定的问题，即人们无法决定是否按社会模式行事，而是一个当他们不得不行动时就得行动的问题。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按文化要求行动的过程中得到满足。换句话说，社会性格的功能便是，在特定的社会中锻塑及调节人的能量，使其服务于促使社会继续有效存在的目的。例如，现代工业社会如果不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控制自由人的工作精力，就不能达到其目的。人必须被塑造成迫切想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工作上，守纪律，特别是时间观念强的人，其迫切程度是大多数其它文化所不及的。仅仅要求每个人每天作出有意识的决定，诸如要工作，须准时等，那还不够，因为任何这类有意识的考虑都会导致很多逸出社会顺利运转轨道的例外之事。威胁及武力也不能当成一种动力，因为长远看来，现代化工业社会中高度分工的任务，也只能由自由人而不是强迫劳动来完成。工作、准时及纪律的需要必须转变成达到这些目的内在动力。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创造一个社会性格，使这些动力变成内在的东西而包含于其中。要了解社会性格的形成，只看单一的成因是不行的，必须懂得社会的和思想意识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由于经济因素不太容易变化，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经济因素便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不是说，渴望获得物质利益的动力是人唯一的、甚至最强有力的动力，而是指，个人与社会首先关心的是生存，只有当生存得到保证后，才会去考虑满足人类的其它需要。生存的任务意味着，人必须生产，即他必须获得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居住条件，以及从事最初级生产所需要的工具。而生产的方法反过来又决定着一个特定社会的现存社会关系。生产方法还决定着生活方式和习惯。不过，宗教、政治与哲学思想也并不是纯粹次要的投射系统。一方面这些思想扎根于社会特性，同时，也决定着社会性格，使其系统化、稳固化。让我再重述一遍。如果我们说，社会的经济结构锻塑了人的性格，那只是涉及到了社会组织与人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需要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是，人性反过来也造就了生存的社会条件。只有当我们着手了解人的现实、人的心理特征以及生理特征，考察人性与人生存的所必须且不得不掌握的外部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之后，我们才能理解社会的进程。虽说人的确能适应几乎任何条件，可是他并不是一张白纸，任凭文化留下它的痕迹。快乐、和谐、爱与自由的需要，是人天性的一部分。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需要也是人的动力因素。假使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引起心理上的反应，最终会导致人创造出适合人原来的需要的条件来。只要社会和文化的客观条件稳定、不变，社会性格就会起到一种明显的稳固作用。如果外部条件变化，不再适合传统的社会特性，就会造成一种脱节现象。这种脱节现象常常把社会性格的稳定功能变成一种分裂因素，好像社会性格由社会粘合剂变成了炸药。要是这种关于社会性格的形成和功能的概念是正确的话，我们便面临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个人在文化中所必须起的作用塑造了性格结构，这种设想难道不是与另一种看法——童年塑造了个人的性格——发生了矛盾吗？儿童在他的生活的头几年中，相对说来，与社会很少有接触，在这一事实面前，上述那两种观点能自封为正确观点吗？粗略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实际上并不困难。我们应该区分影响社会性格的具体内容的因素与创造社会性格的方法。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的结构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决定着社会性格的内容。另一方面，家庭则可看成是社会的精神媒介，家庭的作用就是把社会的要求传递给正在成长的孩子。家庭从两个方面起到了这种作用。第一，父母的性格影响了正在成长的孩子的性格形成，这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大多数父母的性格是社会性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样，他们便将社会希望的性格结构的主要特征传输给了孩子。父母的喜、怒、哀、乐都传给了孩子。此外，文化中习惯的训练孩子的方法也塑造着孩子，使其向着社会希望的方向成长。为了同一目的的训练孩子的方法多种多样，而看来相同的方法实则不同，因为使用这些方法的人的性格结构并不相同。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训练孩子的方法上，那么，我们根本无法解释社会性格。训练孩子的方法只有看待成传输的途径时，才会有意义。只有当我们首先懂得了任何特定的文化希望和需要什么样的性格之后，我们才能正确理解训练孩子的方法。［注：那种认为训练孩子的方法本身便是某一文化形成的原因的设想正是卡迪纳、戈勒等人的研究方法的弱点所在。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著作是以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前提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性格，使人的精神健康处于紊乱状态。因此，要了解社会经济状况这个问题，就得先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性质，以及工业时代“贪欲社会”的特性。作为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我对经济的描述必然粗略肤浅，但我希望这种描述会给后面分析当代西方社会人的社会性格奠定较好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结构一、17世纪与18世纪的资本主义17、18世纪以来，在西方居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却经历了历史的考验而保存下来。根据这些共有的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解释整个17、18世纪的经济制度。简言之，这些共同特征是：1．存在着政治上、法律上自由的人；2．有这样的事实：自由人（工人及雇员）以契约方式在劳动力市场上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3．存在着商品市场，商品市场决定着价格，调节着社会产品的交换；4．有着这样的原则：个人的行为都有着为自己获利的目的，但是，由于很多人都参与了竞争，利益必然自然增长，受益最多的理当是全体。虽然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有着这些共同特征，但是这一阶段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一方面我们在分析中最关心的是当代社会经济结构对人的影响，但同时，我们至少应简要讨论一下与20世纪社会和人的发展不尽相同的17世纪、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特征。说到17、18世纪，有两点非提及不可，因为这两点便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第一，同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相比，17世纪和18世纪的技术和工业处于初级阶段；第二，中世纪文化的习俗和思想对这段时期的经济手段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如果一个商人若是以较低的价格，或是任何其它引诱方法来招徕顾客，在当时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礼俗常规，是不道德的行径。在《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第五版（1745年）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1731年作家笛福去世以来，“这种廉价出售货物的经济手段日益泛滥，达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某些人甚至公开宣传，他们的售价比其它任何人都要低廉。”［注：此处的描述及引语取自W。松巴特的《资产阶级》，慕尼黑及莱比锡，1923年。］《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第五版还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一个“发了家的商人”比他的竞争者赚了更多的钱，因此他不再利用信用贷款，直接从生产者手中买来货物，不经过中间人，自己转输这些货物，并将货物直接卖给零售商，于是后者便能以低于市价一便士的价格出售布料。《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评论道，整个这种方法的结果便是，这个“贪婪的人”富了，另一个人买了稍稍便宜的布，这种“非常少的利益与其它商人所受的危害相比极不相称”。［注：同前。］我们从德国和法国18世纪的习俗中也发现了类似禁止廉价出售商品的说法。当时的人对新机器的疑虑，是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机器会夺去人的工作，给人构成了威胁。科尔伯［注：科尔伯（1619—1683）：法国政治家。——译注］把机器叫做“劳工之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十五章，15节）中说道：机器减少了工人数目，因而是“有害的”。产生上述各种各样的态度的根据，便是几个世纪以来支配着人的生活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社会与经济是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了社会和经济而存在。凡伤害社会中任何一个集团的经济进步，都不是健康的；用不着说，这种观念与传统的思想密切相关，即传统的社会平衡应当保持，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二、19世纪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18世纪的传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起初很慢，后来便加快了。有着欲望与悲哀的活生生的人越来越丧失他在这个制度中的中心地位，商业和生产则取而代之。在经济领域，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19世纪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首先是，对工人的无情剥削；当时人们认为，成千上万的工人在饥饿线上挣扎，是一种自然的或社会法则。资本所有者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剥削雇工，也被认为是道德的、正确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几乎谈不上有团结一致感。弱肉强食的经济法则是至高无上的。前几个世纪的所有限制性观念都被抛在了脑后。商人寻求顾客，想方设法比竞争者卖得更低。对手之间的竞争，是那样的残酷无情，毫无限制，就跟剥削工人的情况一样。随着蒸汽机的使用，劳动进一步分工，企业的规模也扩大了。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因而也对所有人的幸福作出了贡献，这种资本主义原则成了指导人的行为的准则。在19世纪，市场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限制性因素，成了完全独立的主要调节机构。虽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实际上大家都受限于市场及经济机器所代表的无形法则。个别资本家扩大他的企业，主要不是因为他想这么办，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正如卡内基［注：卡内基（1835—1919）：美国工业家及慈善。——译注］在他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不扩大经营就意味着倒退。实际情况便是，当生意开始做大之时，人们就不得不越做越大，不管他们想不想这样办。经济规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挥着作用，强制人去行事而不给他自由决定的权利。从经济规律的这种作用中，我们看到了某种财产群集的萌芽，这种群集到了20世纪才开花结果。在当代，不仅市场规律有着生命，支配着人，科学技术亦是如此。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今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组织支配着科学家，使他们无法自行选择自己的问题，问题迫使科学家去作出选择。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其结果不是他感到更安全或更有把握，而是这样的情形：在已解决的这个问题上，又冒出了10个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迫使科学家去找出解决办法，他不得不以越来越快的步子前进。工业技术的情况同样如此。科学的速度推动着技术的前进。理论物理把原子能推到我们面前，原子弹的成功制造，又迫使我们去生产氢弹。我们无法选择问题，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产品；我们被推着向前，我们被迫前进——被什么力量？一种制度，一种任何目标及目的都无法超越的制度，这种制度使人成了附属物。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就人的这种无能为力的问题作出更多的讨论。不过，在此我们应该再讨论一下作为分配产品的中心机构的现代市场的重要性，因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形成的基础。假使社会的财富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需要相当，那就不存在财富分配问题；每一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喜爱或需要，尽可能地获得社会产品，除了纯粹技术上的含义之外，再也没有必要调节分配。但是，除去原始社会之外，这种情况至今还没有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人类的需要总是比社会产品的总量要大，因而就不得不订出如何分配的规定。有多少人，以及哪些人的需要，应该得到最大满足；哪些阶层的要求不应完全满足。历史上高度发达的社会主要是靠强制手段来作出这种决定。某些阶级有权为自己谋得最好的社会产品，而将较重、较脏的工作分派给其它阶级去做，而这些做重活的阶级获得的却是社会产品最小、最差的部分。强制手段常常借助于社会的与宗教的传统，这些传统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心理力量，其强度之大，往往使实施强制手段的阶级无须再威胁要使用物质力量。现代市场是自我调节的分配机构，因此不必按事先打算的或传统的计划来分配社会产品。在社会内部动用强制手段，自然也就不必要了。当然，强制力只是表面上下存在，实际上仍然有。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迫接受市场提供的工资比率，因而也不得不接受市场的条件，否则他就无法生存。所以，所谓的个人“自由”多半是幻想。个人只知道没有什么外界的力量迫使他签订某项契约，他却不太知道，在他背后，市场规律在起着作用。因而，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虽然实际上他并不自由。尽管如此，这种通过市场机构进行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是阶级社会中迄今为止所设计出的最佳方式，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基础，使个人在政治上相对自由，而政治上自由正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特点。市场的经济作用全在于许多个人的竞争，这些个人想在商品市场上出售商品，在劳动力和人格市场（personalitymarket）上出售劳动力或服务。从性格学的角度看，经济竞争的必要性，尤其在19世纪后期，导致竞争的态度与日俱增。人受到希望超过竞争对手的欲望的驱使，完全改变了具有封建特征的两种态度，即每一个人在社会等级制度中，都有着传统的位置，他应该对此感到满足。与这种中世纪的社会固定性相反，一种前所未闻的社会流动性逐渐形成；在这种具有社会流动性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为了争得最好的位置而不停地奋斗，哪怕经过筛选，只有少数人能达到目的，这种奋斗也不会停止下来。在这种争夺成功的疯狂竞争中，人类团结的社会与道德的规范崩溃了，生存成了头等大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因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利润。围绕着这种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产生了许多有意、无意的混乱。这个制度告诉我们（确实如此），只有在能获利的情况下，任何经济活动才具有意义。为了谋生，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工匠也必须使花在原料上的钱以及付给学徒的工资，比产品的售价少。在任何支持工业的社会（无论是单一的社会还是复杂的社会）中，产品的销售价值都必须大于生产成本，这样才能为机器设备的更新以及生产的增长和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本。不过生产的盈利问题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动机，不是为了产品的社会实用性，不是为了在工作过程中得到满足，而是为了通过投资而获得利润。产品对顾客的用处，不一定是资本家感兴趣的事。这并不是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资本家对金钱贪得无厌。资本家可能如此，也可能并非这样，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这并不是至关紧要的事。事实是，贪婪就是资本家的动机的情况常见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现在并不多见。现在的情况是，在很大程度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获取较多的利润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希望企业不断扩大、运转顺利的愿望成了主要的动机。在现行制度下，个人的收入与出的力或作的贡献相当脱节。资本所有者可以不劳而获。用劳动换取收入是人的基本功能，现在，这种功能可能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操纵金钱以谋取更多的钱财。无论一个老板是拥有企业的全部资本或者只是企业的一个股东，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用不着亲自动手，而靠自己的资本或他人的劳力来获得利润。人们有很多正当的理由来为这种情况辩护。有人说，利润是给资本家投资所冒风险的报酬；或者，因为他自动放弃了积蓄本可作增加投资资本的资金，所以应该得到利润。但是，用不着证明我们便可知，这些限定因素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使得资本家不必亲自动手，不必从事生产而获得利润。即使那些做一些工作、作出一定贡献的人，他们的收入与付出的劳动之间，也决不存在合理平衡的情况。一个中学教师的收入只相当于一个医生收入的几分之一，尽管她的社会作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她付出的代价也并不比医生少多少。矿工的收入只有矿山经理的几分之一，尽管从矿工工作的危险性和难度上考虑，矿工出的力比经理大得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的特点是，个人的努力与工作同社会给予他的承认（经济报酬）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情况。在一个比较贫困的社会里，这种比例失调的结果是更大的贫富悬殊，其程度超过了我们的道德标准容忍的限度。我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这种比例失调造成的有形影响，而是失调带来的道德及心理上的后果。这种比例失调的后果之一是，过低估价了工作、人力及技能；其二是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只要我所作的努力限制了我的收入，我的欲望也受到了限制。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的收入与我所作的努力不相称，那么我的欲望就不会受到限制，因为欲望之满足，取决于市场状况提供的机会，并不在我本身能力的大小。［注：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身体需要与那些不是来自身体需要的欲望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差别。例如：想吃的欲望，受到生理机构的自我节制，只要不是病理性的，这种欲望就有一个生理满足的限制。而野心、权势欲等，不是来自机体的生理需要，没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便是这些欲望日益膨胀如此具有危险性的原因。］19世纪的资本主义确实是个人资本主义。个人寻求新机会，按经济规律行事，领悟新方法，获取财产，目的是为了生产，也是为消费——享受财富。除了竞争与利润追求之外，这种从财产中寻求乐趣的情况，是19世纪中上层阶级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十分重要，因为就享受财富及乐于积蓄这两个问题而言，今天的人与其父辈已经非常不同了。实际上，这种积蓄狂及占有狂已经成了大多数落伍阶级及中下阶级的特性；在这一点上，欧洲比美国更典型。在此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度曾为最进步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性，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似乎被进步阶级所扬弃，而为那些发展最差的集团保留下来。从性格学的观点看，弗洛伊德将占有及拥有财产的快乐描述为“肛门区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则从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采用了“囤积倾向”的说法，来描述这同一种临床状况。就像其它性格倾向一样，这种囤积倾向也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因素，究竟哪一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取决于个人性格或社会性格中能动、活跃倾向的相对力量。我在《自为的人》一书中，曾就这种倾向的积极方面的表现特征作过这样的描述：实用、经济、仔细、保留、谨慎、顽强、沉着、守纪律、有条理以及忠实。与此相应的消极方面的表现特征为：缺乏想象、吝啬、多疑、冷酷、多虑、固执、懒惰、刻板、对金钱着魔以及强烈的占有欲。［注：参阅《自为的人》一书，第114页。］我们很容易便可看到，在18、19世纪，囤积倾向适应着经济进步的需要，因而积极因素占了主导地位；而在20世纪，因为这种倾向的特征体现在落伍的阶级身上，所以其表现形式都是消极的。随着人类团结一致的传统原则的瓦解，新的剥削形式出现了。在封建社会，封建领主自认有神圣的权利，他向压服于他的人民征收贡物，要求他们服役；但同时，他也受到习俗的限制，有义务向人民负责，保护他们，并保证他们至少达到最低限度的也即传统的生活水准。封建剥削发生在人们互相承担义务的制度之中，因而受到某些规矩的支配。19世纪发展起来的剥削形式则完全不同。工人，或者更恰当地说，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供资本家购买，与市场上的其它商品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买主对他买进的东西自然要尽量利用。由于劳动力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以适当的价格购进的，因而劳资双方没有什么相关感，资本家除了付给工资之外，没有任何义务。假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濒于饥饿的边缘，那是因为他们时运不佳，才能太差，再不然是社会及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情况。剥削不再涉及某个具体的剥削者，你也找不到谁是剥削者了。是市场规律判处了工人，使他们为了微薄的工资而工作，而不是任何个人有意要他这样做，也不是任何个人的贪婪欲促使他这么干。没有人该对这一切负责，没有人有罪，也没有人能改变这种情况。人所遭遇到的，是铁的社会法则，或者说，似乎是铁的法则。在20世纪，这种在19世纪常见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已大都消失。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洞察到这样的事实：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任何阶级社会都能找到的原则——人被人利用——之基础上的。由于现代资本家“雇用”劳动力，这种剥削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形式已经改变；没有改变的是，资本所有者利用他人来获利。“利用”的基本概念与待人是否残忍无关，它只涉及到这样的事实：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为雇主干活。人利用人的概念甚至也与利用他人或利用自己的问题无关。因为事实仍然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再是自己的目的，而成了他人或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或者是非人的巨人——经济机器——的工具。对于上述的说法有着两种明显的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现代人可以自由接受或拒绝合同，因而他同雇主的社会关系是一种自愿关系，他是一个自愿者，而不是一件“物”。但是，这种意见忽略了一个事实：首先，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现存的条件；其次，即使他没有被迫接受这些条件，他仍然会被“雇用”，也就是说，他不是被利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是被资本利用来获取利润。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任何社会形式（即使是最原始的社会形式）都要求某种程度的社会合作，甚至纪律。在更复杂的工业生产形式中，个人肯定不得不履行某些必要的特别的责任。这种说法当然正确，不过却没有看到这样的基本差别：在没有人支配人现象的社会中，人人都在合作与互利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是建立在相互合作、友爱、友谊或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就没有谁能支配他人。实际上，我们在当今社会中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情况：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像父权社会的古老形式那样，支配和统治妻子，而是同妻子保持一种正常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合作、互助的原则。朋友关系亦是如此，相互帮助，彼此合作。在这些关系中，没有人敢于想到去支配另一个人，可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理由是，人们之间有爱和友谊，简单地说，有人类团结一致的感情。我，作为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主动努力，才能唤起他人的爱、友谊以及同情，才能确保获得他人的帮助。而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这样。雇主购买了工人的劳动，不管他对人多么人道，他仍然指挥着雇工，劳资关系不是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雇主购买了工人的劳动，要他一天工作多少小时。人利用人，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价值系统。用资本，这死的、代表过去的东西，雇用劳动——活的生命力以及代表现存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的价值等级制度中，资本的地位高于劳动，积累的物的地位高于生命的表现形式。资本雇用劳动，而不是劳动雇用资本。拥有资本的人支配“只拥有”自己的生命、技能、活力以及创造性生产力的人。“物”的地位高于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比两个阶级的冲突，以及争夺社会产品的更大份额的斗争更激烈。这是两种价值原则的冲突：物及其积累的世界与生命及其生产力的世界之间的冲突。［注：参阅R．M．托尼在《渴求财富的社会》一书中对同一观点的讨论。哈考特及布雷斯出版公司，纽约，1920年出版，第99页。］19世纪人们的权威观念问题虽然比较复杂，但却与剥削、利用问题密切相关。在任何社会制度中，如果全体成员中一部分人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尤其是这另一部分人是少数之时），这种社会制度必定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权威感的基础之上的。在父权强大的社会，即男性是被认为比女性优越；在统治女性的社会中，这种权威感更为强烈。既然权威问题对于了解任何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既然从19世纪到20世纪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想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鉴别一下权威的概念。我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曾作过这种鉴别，而且至今看来，我的说法也值得引用，以作为下面讨论的出发点。我在《逃避自由》中说道：人可以有财产或物质品质，但权威则不是人“所具有的”品质。权威是指一种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成是比自己优越的人。不过，权威也有两种，一种可以称之为理性权威的高—低关系，另一种是可以描述为抑制的，或非理性的权威，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想法。师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地位高低不等的关系之上的。教师与学生的兴趣一致。教师如果成功地给了学生以知识，教师就会感到满意；如果他失败了，这种失败涉及教师和学生双方。与此相对的是，奴隶主想尽可能地剥削奴隶，剥削得越多，奴隶主就满意；而同时，奴隶也尽最大的努力去护卫自己应该得到的最起码的幸福。奴隶主和奴隶的兴趣肯定是对立的，因为一方的利益来自对另一方的损害。在两种情况下，优越地位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前者，优越地位是帮助人服从于权威的条件；而在后者，则是剥削的条件。这两类权威的动力也不一样：学生学得越多，则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差距也越小，学生也变得越像教师。也就是说，理性权威关系的倾向是最后使自身解体。但是，当权威成为剥削的基础之时，时间越长，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这两种情况的权威所包含的心理状况各不相同。第一种情况充满着爱、敬佩或感激的因素。权威同时也是一个榜样，是学生希望部分或全部与其认同的榜样。在第二种情况中，奴隶怨恨或仇视剥削者，奴隶屈从于奴隶主完全是违背自己利益的。不过，就奴隶而言，经常的情况是，他的怨恨只会导致同奴隶主的冲突，而冲突又使奴隶受苦受难，没有成功的机会。因此，通常的倾向会是这样的：奴隶压抑仇恨的感情，有时甚至用一种盲目的崇拜感取代仇恨。这起到了两个作用：（1）去掉那些既痛苦又危险的仇恨感情；（2）减缓屈服耻辱的感情。如果统治我的人是那样完美，那么我不应为听从他而感到羞耻。我不能同他平起平坐，因为他比我强得多，聪明好几倍，好几成，等等。这样一来，在抑制的权威中，仇恨的因素或者对权威所作的非理性的过高估价或崇拜，都将不断膨胀。在理性权威中，感情联系的力量与服从权威的力量成反比，越服从权威，感情联系的力量越减少，服从权威的人也由此越来越像权威本身。理性权威与抑制的权威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即使是在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中，也有于奴隶有利的因素。奴隶得到最低限度的食物及保护，这至少使他能为主人干活。另一方面，只有在理想的师生关系中，才完全没有兴趣对立的情况。在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有着许多不同程度的关系形式，比如，工厂工人同老板，或者农场主的儿子与父亲，或者“家庭妇女”与丈夫的关系。不过，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权威是融合在一起的，但从根本上讲，二者却有所不同。对具体的权威状况所作的分析总会决定每种权威的特殊分量。19世纪的社会性格是一个例子，较好地说明了理性及非理性权威的混合情况。这个时期的社会性格尽管不同于建立在天理和传统基础上的封建等级性格，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建立在资本所有制之上的社会性格，仍然表现出了等级观念。拥有资本的人可以买劳动力，因而可以支配那些没有资本的人的劳动；后者只好服从，否则就会受到挨饿的惩罚。这个时期存在着新旧等级模式混合的形式。国家，尤其是君主制的国家，培养了顺从的品德，并赋予顺从以新的含义和价值。在19世纪的中产阶级身上，顺从仍然是基本美德，而不顺从则是主要的邪恶。与此同时，理性权威与非理性权威都同时发展。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起，人便开始依靠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以理性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他为自己有理性而感到骄傲，他尊重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的权威，因为这些权威帮助他发展了自己的判断力，使他相信自己的说服力。在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之间作出决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的确，道德心和理智在19世纪人的性格结构中无所不在。他可能不会将自己的道德原则运用到不同肤色的人，或者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的人身上，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是非感决定着他的言行；如果说，错误人人难免，他至少能抑制干错事的念头。与这种理智和道德感密切相关的是19世纪固有的另一种性格特征：自豪感与优越感。在今天，如果我们看一看有关19世纪生活的图画——男人留着胡子，头戴高高的丝帽，手中握着手杖，我们立刻会看到19世纪男人自豪感可笑的、不可取的一面——虚荣心，幼稚地相信自己是大自然及历史造就的佼佼者。在我们的时代，在这种可笑特征已经不复存在之时，我们却能看到这种自豪感寓含的积极成分。可说是，人感到自己掌了权，摆脱了自然的统治，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自己的主人。他挣脱了中世纪迷信的枷锁，在1814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间创造了最和平的历史。他感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人，只服从理性的法则，只听自己的决定。总的看来，我们可以说，19世纪社会性格的特征是：竞争、囤积、剥削、权威、侵略以及个人主义。在此，我们实际上已经着重指出了20世纪与19世纪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我们发现，在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接纳与销售取代了剥削与囤积；日益增长的“协同”倾向取代了竞争；希望稳定而安全的收入的愿望取代了永不满足的争夺利润的欲望；分享及扩大财富，操纵他人——以及自己的倾向取代了剥削；匿名的权威——舆论及市场的权威取代了理性及非理性的公开权威；［注：不过，俄国及德国的情况却向我们表明，20世纪逃避自由的形式，也可能是完全服从于公开的非理性权威。］适应及认可的需要取代了个人的良心；虽然意识不到但却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之感取代了自豪感与优越感。［注：我得补充一点，前面所述主要是指19世纪的中产阶级。19世纪的工人和农民在许多基本方面都与此不同。20世纪发展的众多方面之一，就是各社会合作（尤其是居住在城市的各阶层）之间的性格差异，几乎完全消失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19世纪人们的病理问题，我们当然会知道，这些病理问题与人的社会性格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剥削及囤积的态度使人受苦受难，使人不尊重人的尊严；这种态度造成了欧洲对非洲、亚洲以及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无情剥削，这种剥削毫不顾及人的价值。19世纪的另一个致病现象，即非理性权威所起的作用以及服从于这一权威的需要，导致人压抑那些为社会所禁止的思想、感情。最明显的症状便是性压抑，以及对一切自然的东西的压抑，这些压抑表现在身体、姿态、服饰、建筑风格等方面。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种压抑的结果，就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神经症病理。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改革运动，就是从这些主要症状入手，力图治疗社会病态的思想倾向。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强调了消灭剥削，将工人改造成独立、自由与受人尊重的人的必要性。这些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如果消除了经济上的苦难，把工人从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9世纪所有积极目标都会完全实现，一切罪恶也将消失。同样地，弗洛伊德也认为，如果大幅度减少性压抑的程度，神经症和各种精神病也会随之减少（尽管在人的后期生活中，原来的乐观态度也越来越少了）。自由派认为，如果完全脱离了非理性的权威，就会迎来一个新的太平盛世。自由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心理分析学家尽管彼此不同，他们对治疗人类疾病所提供的药方，却都是针对19世纪的病理和复合症状下的良药。通过消除剥削和经济苦难，或者除去性压抑和非理性权威，人便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比他在19世纪所处的状况更加自由，更加幸福，更加进步。还有什么比这种愿望更自然呢？半个世纪过去了，19世纪改革家的主要要求都已经实现。就拿经济上最进步的国家美国来说，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已经消失的程度，在19世纪是不可思议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掉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越来越多地分享民族的财富，而且我们可以断然设想，在今后五六十年，假使没有什么大的灾难发生，美国将不会再有明显的贫穷存在。与经济苦难的日益消除密切有关的是，工人作为人，其地位及其政治处境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工人主要通过工会，成了经营管理的社会“合伙者”。再也没有人像三十多年前那样，命令、开除或侮辱他了。当然，他不会再仰望“老板”，认为老板高人一等。他既不崇拜也不仇恨老板，虽然他可能会忌妒老板。就顺从于非理性权威的问题而论，19世纪的社会景象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这一点。子女已经不再害怕自己的父母，父母与子女已经成了朋友。如果说人们感到有点不安，这不是指子女，而是说父母担心他们自己合不上时代的潮流。在工业界和军人中，都有着一种“协同工作”和平等的精神，这在50年前是无法相信的。此外，性压抑也已经减少到可观的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一场性观念的革命，陈旧的禁忌和原则都被抛弃了。不可满足性欲的看法被当成了过时的或不健康的思想。尽管有人反对这种作法，总的情况却是，19世纪的整个禁忌、抑制系统几乎完全消失了。按照19世纪的标准，我们几乎具备了健全社会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同时，很多仍然按照19世纪标准考虑问题的人也深信，我们会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对继续进步的唯一威胁来自极权社会。可是，对于那些不用19世纪的眼光看待当代社会的人来说，显然19世纪的希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实际上，20世纪中期尽管有着物质繁荣、政治和性自由，但在精神上，社会比19世纪病得更重。艾德莱·史蒂文森曾简明扼要地指出，的确，“我们不再有成为奴隶的危险，但有可能成为机器人。”［注：见艾德莱·史蒂文森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我们眼前没有公开的权威来威吓我们，但是，我们却害怕那要求人协调、顺从的匿名权威。我们不屈服于任何人，我们并不同权威发生冲突，但是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信念，几乎丧失了个性，没有自我意识。很显然，我们不能按照19世纪的老方法来诊断我们的病。我们必须认清我们时代的特殊病理问题，才能获得洞察力，以拯救西方世界，使其不致于越来越陷入疯狂中。在下一节中，我将试图作出这种诊断，讨论20世纪西方人的社会性格。三、20世纪（一）社会及经济变化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技术、经济及社会结构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的性格也发生了同样剧烈的根本变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资本主义从19世纪到20世纪时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剥削形式、权威的形式、占有欲的作用，都发生了变化），下面，我们将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性格特征。这些特征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反面来开始讨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愈来愈消失，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因而也愈来愈明显。不过，美国同欧洲相比，封建思想的残余更少一些。美国的资本主义不仅比欧洲更强大，更先进，也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榜样；不仅因为欧洲各国都力图仿效它，而且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进步的形式，它完全摒除了封建残余的影响，摆脱了封建势力的枷锁。封建遗产除了明显的消极特征外，还有许多为纯粹资本主义的态度所没有的人性特征，这一点对人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在欧洲，旧的封建主义的人的价值观念依然存在，欧洲人对美国的批评主要便是以这些价值观念为依据的。这种以过去的名义批评现在的态度也正在欧洲急剧地消失。在这一方面，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阶段上的差别，即较旧的资本主义同较新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夹杂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从19世纪到20世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技术革命。蒸汽机获得广泛使用，内燃机及电的运用日益普遍，原子能初步得到利用。这种发展的特征是：机器愈来愈取代手工劳动，更有甚者，机器智能代替了人的智慧。在1850年间，就各种劳动比例而言，人占了15％，动物占79％，机器只占6％；可是到1960年，这个比率将会大大不同，人力占3％，动物占1％，机器占96％。［注：参阅Th．卡斯卡多姆和R．莫德利所著《美国，衡量一个国家》，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9年。］在20世纪中期，我们看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使用自动机器的趋势，这些机器有着自己的“头脑”，使生产的整个过程发生根本变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变化，一方面是资本日益集中的结果，另一方面，技术变化本身也加快了资本集中的进程。小型公司数目的减少、重要性降低的情况与经济巨物的增加成正比。几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可能会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个具体印象。1930年，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买卖中，573家独立公司占了大多数股票，其中130家公司占了所有公司产业的80％。2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控制着“非金融公司共同财富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则为30多万小公司拥有。”［注：参阅A．A．伯利和G．C．韦恩斯所著《现代公司和私人财产》，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0年。］我们必须进一步记住，这些庞大的公司所具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们直接控制的资产。“小公司同大公司做买卖，也可能同其它小公司打交道，但大公司对它的影响就可能大大胜过其它小公司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小公司要保持兴旺繁荣，就得依赖大公司所给的恩惠，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大公司的利益也成了小公司的利益。仅凭公司规模的大小，大公司对物价的影响也大大增加了，即使大公司还未开始行动去垄断价格。大公司的政治影响也可能十分巨大。因此，如果粗略地划分一下，20家大公司控制着共同财富的一半，其余一半为小公司所有，那么我们可以公平地说，这些大企业统治着一大半工业生产。在1.25亿人口中，200人控制并指挥着一半的工业，当我们考虑到集中造成的这一情况之时，权力集中就显而易见了。”［注：见前书。］自从1933年以来，这种权力集中的情况一直在增长，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趋势。个体经营企业的数目也大大减少。在19世纪初叶，大约有五分之四的从业人口为个体经营者；到1870年，这部分人只占三分之一；而到了1940年，这一老的中产阶级只占了从业人口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只相当于100年前这种力量的25％。在今天，2700个巨型商店（只占全美国商店总数的百分之一）所雇用的人员，占了全部商业雇员的一半；而其余的150万个体经营商号（非农业性质）的雇员，则只占全部雇员的百分之六。［注：这些统计数字引自C．W．米尔斯所著《白领工人》一书，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1年。］正如这些统计数字所表明那样，随着企业资本的集中，这些大企业的雇员人数也猛增起来。在旧的中产阶级中，农民、独立经营商以及自由职业者占了85％，现在，这些人只占了中产阶级的44％；在同一时期，新的中产阶级从15％增加到了56％。在这一新的中产阶级中，经理由2％增加到6％，靠工资维生的专业人员由2％增加到2％。在1870年到1940年间，这个新的中产阶级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6％上升到25％；而工资工人则由61％下降到55％。米尔斯简单明白地指出：“……操纵物的个人越来越少；对付人和符号的人越来越多。”［注：见前书。］大型企业越来越重要，另外一种发展也随之而来：经营权和所有权日益分离。伯利和韦恩斯的经典著作中的统计数字揭示并说明了这一点。从（1930年的）200家最大的公司中情况清楚的144家来看，股东在500人以下的只有20家，股东在50万人之间的有71家。［注：这些以及下面的统计数字引自伯利和韦恩斯的著作。］只是在公司中，经营者才似乎占了重要股份，在大公司，即最重要的公司中，股份所有权和经营权几乎完全分离。1929年，在某些最大的铁路及公共事业公司中，每个股份人所占的份额不超过全部股份的2.74％。据伯利和韦恩斯称，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工业领域。“在工业生产中，如果把经营者所持的股份按平均多少排成一个队的话，……高级职员和经理所持的股份几乎完全与公司的大小成反比。除了两种例外情况之外，公司越大，经营者所持的股份越少。在几个铁路公司中，每个公司的普通股平均为5200万美元，经营者占的股份为1.4％。在各种采矿业中，经营者所占的股份为1.8％。只有在小公司中，经营者才占有了重要的股份红利。除了平均资本为1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公司之外，小公司的经营者占的股份还不到20％。此外，还有三个行业完全由资本不到20万美元的小公司组成，在这些小公司中，经理和高级职员占了一大半股份。“［注：见伯利和韦恩斯的著作。］这里出现了两种倾向：大企业相对增加，大企业经营者所占的股份相对减少。如果把这两种倾向联系在一起，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的趋势是资本所有者与经营加速分离。经营者不拥有相当的资本，又怎样控制企业呢？这是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将对其进行讨论。资本主义从19世纪发展到20世纪的另一个根本变化是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增加了。我们的整个经济机器依靠大规模生产和高消费的原则。在19世纪，总的趋势则是积蓄，而不是纵情于不能马上支付的消费；当今的制度则与此完全相反。人们哄骗大家尽量多买，并且在钱不够之时就买。广告和其它所有能施加心理压力的方法的采用，大大地刺激了消费的需要。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也随着这种发展而上升。在整个欧洲，尤其在美国，工人阶级参予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增产活动。工人的工资，以及他得到的社会福利，使他能达到100年前无法想象的消费水平。工人的权力也达到了同样的程度，这不仅是针对工资和社会福利而言，也涉及到他作为人，作为社会一员，在工厂中所起的作用。让我们再来看看20世纪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封建特征消失，工业生产革命性激增，资本日益集中，业务与管理趋于庞大，操纵数字和人的人员愈来愈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上升，工厂和办公机关不断使用新的工作方法。我们再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变化。封建因素的消失意味着非理性权威的不复存在。人们不再认为，由于出身、神意、自然规律等因素，有谁要比人高出一头。人人都自由、平等。没有人天生就该受别人剥削、支配。如果说一个人受到别人的支配，这是因为支配者在劳动市场购买了被支配者的劳动或服务。支配者可以支配人，因为双方都是自由、平等的，并由此而构成一种契约关系。但是，随着非理性权威的消失，理性权威也不存在了。如果市场和契约调节了劳资双方的关系，那么就无需知道是非善恶了。要知道的，只是事情是公平的就行了——交易是公平的，一切都“有效”——一切都起作用。在20世纪，人所体验到的另一事实便是生产的奇迹。他支配的力量是自然界从前赋予他的力量的千万倍。蒸汽、石油、电，成了人的奴仆和使唤的牲畜。他横跨大洋大洲，先是以星期，然后是以天，最后以小时来计算花费的时间。他似乎已经克服了重力定律，在天空自由翱翔。他把沙漠变成了良田，造雨而不祈求雨神。生产的奇迹带来了消费的奇迹。再没有传统的观念来阻止他购买他所喜爱的任何东西了。他所需要的只是钱。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有钱不是为了购买真正的珍珠，而是为了得到虚假的东西；追求看起来像卡迪兰克牌的福特牌汽车、看起来值钱的廉价衣服，以及百万富翁和普通工人都吸的香烟。一切都可以伸手可及，都可以买到，都可以消费。从前的哪一个社会出现过这种奇迹？人都在一起工作。千万人“流”进了工厂和办公室——坐汽车、地铁、公共汽车、火车而来——他们按照专家制定的节拍、方法，不紧不松，一块工作；每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到了晚间，这些“人流”又退了回去：人们读同一种报纸，听同样的广播，欣赏同样的电影。处于社会最高层与最低层的人、聪明人和傻子、受过教育的和未受过教育的，都进行着同样的活动。生产、消费，以及一切亨乐都步调一致，从不怀疑。这就是他们生活的节奏。那么，我们社会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是适合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格”？社会需要的，是在大团体中能顺利合作的人，想消费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趣味标准化、易于受到影响、其要求可以预测的人。社会需要的，是那些自己感到自由和独立，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任何原则或良心——然而却自愿接受支配、做别人希望的事、毫无摩擦地顺应社会机器的人。社会怎样在不用武力、不通过领袖（除去不停运动之外）、不带任何目的情况下，激励人发挥其作用，不断前进呢……？（二）性格的变化1．定量与抽象化要分析和描述当代人的社会性格，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任何方法，就像我们分析个人的性格结构一样。这些方法可能是分析的深度不一样，也可能是“深度”一致但角度不同，不过这种选择总是依调查者的特殊兴趣而定的。在下面的分析中，我选择了异化概念作为中心论点，从这一点出发来分析当代的社会性格。我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概念触及到了现代人格的最深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注意到了当代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一般人的性格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异化的概念就是最适当的论点了。［注：如果读者熟悉了在《自为的人》中形成的市场倾向的概念，就会看到，异化现象是更普通的现象，也是“市场倾向”这一特殊概念的基础。］要讨论异化问题必须先谈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之一，定量与抽象化的过程。中世纪工匠生产的物品，只供应相当少的熟悉顾客。他需要获取一定的利润，以便能维持与其社会地位在传统上相称的生活方式，这一定的利润决定了他的产品价格。他凭经验便知道生产成本，即使他雇用了几个工匠与学徒，他也不需要会计或资产负债表之类复杂的方式，就能使他的事业顺利进行。农民亦是如此，更用不着什么定量、抽象的方法来安排计划生产。与此相反，现代商业、企业全靠资产负债表来安排和计划。现代企业无法像过去的工匠那样，靠具体和直接的观察，来盘算他的盈利。原料、机器、劳力花费，以及产品，都可用同样的货币价值来表示，因而可以比较，也适于记在收支表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严格定量，只有资产负债表，即用定量数字表示的经济活动的确切比较指标，才能告诉经理他所做的生意是否赚钱，赚了多少钱，也就是说，是否有意义。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变，已经发展到了大大超过资产负债表以及生产领域中经济活动的定量问题所包含的范围。现代商人、企业家，不仅要处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还得应付成百万的顾客、成千的股东，以及成千上万的工人、雇员；所有这些人都成了一架庞大机器中的许多零部件，商人和企业家必须控制这架机器，计算其效能；每个人最终可以被看成一个抽象的实体或数字。在此基础之上，商人和企业家就可以计算出经济活动，预见到趋势，作出决定。今天，在我们社会的从业总人数中，只有20％的人是个体经营者，而其余的则为某人干活，靠工资或薪水过活。不过，我们应当说“某物”而不是“某人”，因为雇用或解雇工人的，是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管理人员是企业的不带感情的部件，而不是与雇员有着感情交流的人。我们还不能忘记另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是货物与帮佣的交换；今天，一切工作换得的报酬都是钱。紧密交织的经济关系，是由金钱——劳动的抽象表现形式来调节的，也就是说，我们以不同质的工作换取不等量的同一东西；我们用钱来换取东西——这也只是不同量与不同质的交换。实际上，除了农业生产之外，没有人能够在不获得金钱、不付出金钱的情况下活上几天，这种情况代表着具体工作的抽象性质。劳动的不断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另一个特点，其结果便是生产的日益抽象化。总的看来，劳动分工存在于大多数已知的经济制度中，即使在最原始的社会团体中，也有着以男女分工形式出现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特性，便是这种分工发展的程度。在中世纪经济中，存在着，比如说，农业生产与工匠劳动之间的分工，但是在每一生产领域中，却很少再有劳动分工。做椅子、桌子的木匠，从头到尾把椅子、桌子做出来，即使他的徒弟为他做了些准备工作，但是他仍然控制着生产，监督着生产的全过程。而在现代工业企业中，工人却无法在任何环节接触到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他只起到了某一特定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起的作用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他仍然与作为整体的具体产品没有联系。现代产业工人虽然发挥着一种特定的作用，但总的趋势却是，这种作用可以解释为，在机器还未设计出来的生产活动中，或者在机器比人工更费钱的生产活动中，像机器一样的在工作。唯一同生产的整个过程有着接触的是经理，但是，对他来说，产品也是一个抽象物，其本质是交换价值；而将产品看成具体东西的工人，却从来没有在整体上参与生产。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定量与抽象，现代的大规模生产大概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在经济活动成为人所主要关心的事的社会中，这种定量与抽象的过程，已经超越了经济生产领域，并扩展到人对物、对人或对自己的态度方面。为了理解现代人的抽象化过程，我们必须首先从总体来考虑抽象的含糊动机。很显然，抽象并非仅仅是现代现象。事实上，日益增加的抽象能力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特性。如果我说，“一张桌子”，我就是在使用一个抽象概念；因为我所说的，并不是一张具体的、专门的桌子，而是包含了所有具体桌子的“桌子”这一种类概念。如果说“人”，我并不是在说这个人或那个人，即具体的、单独的人，而是指“人”这个种属。“人”这个概念包含了所有的个人。换句话说，我是使具体的物或人抽象化了。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发展就是基于这种不断增长的抽象能力。放弃了抽象能力，就等于重新回到最原始的思想方法。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把自己同物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同具体的物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此“物”就有了特殊的性质，没有其它的物可以和它完全一样；我们也可以抽象地同物联系在一起，即只强调同一类物体所共有的品质，突出某些品质，忽略另一些特性。人同一个物体发生的具有活力的完全联系，包含着这种两极倾向，既看到了物的特殊性，又看到物的一般性，既看到具体性，又看到抽象性。在当代西方文化中，这种两极倾向几乎完全让位给了单一的倾向，只提到人对物的抽象倾向，忽视了关系的具体性和独特性。我们不是形成一些必要的、有用的抽象概念，而是把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抽象化了；抽象的概念以及体现着不同量而不是不同质的幽灵代替了人和物的具体现实，即我们可以与之联系的具体现实。我们很习惯说一座“300万美元的桥”、一支“20美分的雪茄”、一块“5美元的表”，不仅是站在制造商或顾客的立场上说话，而且表明了我们叙述事物的基本出发点。当我们谈论“300万美元的桥”时，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桥的实用性或美的品质，即桥的具体特性，而是把桥当成了商品，其主要特性在交换价值，即可以用金钱数量表达的价值。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关心桥的实用性或美的品质，可是却的确意味着桥的具体（使用）价值次于其抽象（交换）价值。格特鲁德·斯坦的名句［注：格特鲁德。斯坦（1874—1946）：留居法国的美国作家。——译注］“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便是对这种抽象的经验形式的抗议；对大多数人来说，玫瑰并不是玫瑰，而是一种适应某种社交场合，并且能以某种市价购得的花；即使是最美丽的花，假定它是野生的，不花任何钱就可得到，同玫瑰相比，也不那么美了，因为它没有交换价值。换言之，当我们买卖东西时，当经济交换完成之时，我们的态度中就包含着将东西体会成商品、交换价值象征物的经验。一件东西，即使在我们购买它之后，也决不会失去作为商品的这层意思；它可以使用，总是保持着其交换价值。我们从一份报告中了解到一个重要的科学组织的执行秘书如何在办公室度过了他的一天的情况，这份报告较好地说明了这种态度。这个组织刚买了一幢房子，并搬了进去。这位执行秘书在报告中说道，他们搬进这幢大楼没几天，他接到一个房地产商打来的电话，电话说，有人很想买这幢房子，想先看看。虽然他知道，他的组织不可能在搬进来几天之后就买掉它，但是他忍不住想知道这幢大楼是否在他们买了之后又升值了，于是他花了宝贵的一、二小时带领房地产商参观了楼房。他写道：“我很感兴趣，有人愿出比我们花的钱更多的价钱。地产商出价时，碰巧财务主管也在办公室内，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最好让董事会了解，大楼可以卖的价钱大大多于花掉的钱。看看结果会怎样。”尽管他们以大楼为骄傲，为能住进去而感到愉快，这幢房子仍然保持着作为商品的品质，仍然可以花掉。房子并不完全具有可占有性或使用性。人与所买汽车的关系也表明了这种态度；人从来也没有完全同汽车有着密切的关系，汽车仍然保持其商品的性质，可以在价格优惠时进行交换。这便是为什么汽车在使用一、二年后又被卖掉，在使用价值耗尽之前很久，甚至在其使用价值还未降低多少之前就易主的原因。这种抽象化的过程甚至发生在那些不涉及商品交换的现象身上，例如水灾。报纸报道一项水灾的消息，可以冠以“百万元大灾”的标题，强调的是抽象的数量，而不是人所遭受的具体苦难。抽象化和定量的态度远远超出了物的范围。人也可以体验到，自己体现着定量的交换价值。如果说一个人“具有10万美元”的价值，就是不把他看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把他当成可以用数字表达本质的抽象的东西。再如，报纸以“制鞋商死亡”为题刊登一则讣告，这标题也反应出抽象态度，虽然实际情况是一个人死了，一个有着人的某些品质、有希望也有挫折、有妻室儿女的人死了。的确，他生产鞋，或者说，他拥有并管理着制鞋厂，工人开动机器生产鞋子；但如果说成“制鞋商死亡”，那就是用经济功能的抽象公式来表达丰富和具体的人生。从“福特先生生产了这么多汽车”，或者，某个将军“占领了一座要塞”之类的说法中，我们也能看到抽象化的倾向；再如，如果一个人为自己造了一座房子，他就会说“我造了一座房子”，这也是抽象化的说法。具体说来，福特先生并没有造汽车，他指挥着由千百万工人从事的汽车生产。将军并没有占领要塞，他是坐在他的司令部里发号施令，是士兵占领了要塞。上述那人没有造房子，而是他付钱，由建筑师设计，由工人施工，完成了修建。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我想贬低管理、指挥的意义，我是想通过这些来说明，这种体验事情的方法使具体发生的事从我们眼前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抽象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一种作用，比如，制定方案、发布命令或支付费用，似乎与具体的生产过程、战斗经过或修建活动等同起来了。这种抽象化的过程也发生在其它各个领域。《纽约时报》最近印发了一则消息，标题是：“Bc．Sc．＋Ph．D．＝$40,000”。这个标题有点令人困惑不解，消息的内容是说，统计数字表明，工程学学生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一生之中比只得到理学士学位的学生多挣4万美元。就这个事实而言，这是一项值得报道的社会经济学资料。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此事，是因为这正是用等同，即用把科学学位与一定的钱等同起来的方法表达事实的例子。这种作法表明了一种抽象化及定量化的思维，知识被看成体现着人格市场上的某种交换价值的东西。在一份新闻杂志上，我们看到了一篇政治报道，这篇报道称，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政府有足够的“信心资本”，因而可以冒险采取一些不得人心的手段，因为政府“有本钱”，不怕失掉一些信心资本。这篇报道上所说的，与上面那个例子实质一样。我们又看到，人的品质，比如信心，用抽象形式表达出来，这情形就像用市场投机的术语处置金钱投资之类的问题一样。本来属于商业范畴的东西，是如何急剧地入侵宗教思想的呢？我们可以看希恩主教的一篇论述基督诞生的文章。他写道：“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如果任何自称（上帝之子）的人都是上帝派来的话，那么，上帝为了支持他的代表的要求，至少该预先宣布这人的降世。连汽车制造商也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汽车型号。”［注：见《矿工》杂志，1953年。］我们还可以从福音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所说的话中，看到更明显的商业影响。格雷厄姆说道：“我在出售世上最伟大的产品；为什么我们不该像吹捧肥皂那样颂扬它呢？”［注：《时代》杂志，1954年10月25日。］不过，抽象化的过程还有比上述例子更深的根及表现形式，可以远溯到现代时期的开端，远溯到生命过程中任何具体的参照系统解体之时。在原始社会中，“世界”等于部族。部族仿佛就是宇宙的中心；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是朦朦胧胧的，没有独立的存在性。在中世纪世界，宇宙更宽广了，包括地球、天空以及天上的星星，不过，地球被看成了中心，人是上帝创造的目的。一切东西都有其固定的位置，正如封建社会中，每个人都有着固定的地位一样。15、16世纪开拓了新视野。地球失去了其中心地位，成了太阳的卫星之一；人发现了新的大陆、新的航道；静止的社会制度越来越宽松；每样事物、每个人，都在运动。不过，直到19世纪末，自然和社会都还未丧失其具体性与确定性。人仍然能把握住自然界和社会，人所处的自然和社会仍然有着明确的轮廓。但是，随着科学思想的进步、技术的新发现，以及一切传统束缚的解体，这种确定性和具体性正在逐渐消失。不论我们考虑我们的新宇宙观，或理论物理，或无调性音乐，或抽象艺术，我们的参照系统的具体性与确定性都正在趋于消失。我们不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不再是上帝所创造的目的，我们不再是可把握住的、可知的世界主人——我们不过是太阳中的一粒微尘，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我们与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具体的联系。我们谈论千百万人遭到杀戮，设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人口将会从地球上抹去；我们谈到国家债务高达数10亿美元，谈到行星间距离以千万光年计算，谈到星际旅行、人造卫星。我们还知道，数十万人在一个大企业中工作，数百个城市每个都有数十万居民。我们所对付的度和维都是些数字和抽象的东西，这些东西已远远超过了任何具体经验的范围。再也没有适合于人类尺度的可以为我们所掌握、所观察的参照系统存在了。我们的眼和耳只能从人所能把握的程度来获得印象，可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恰恰没有了这种性质，认识已不再能与我们的观察维度相适应。如果联系到现代毁灭性手段的发展情况，这一点特别有意义。在现代战争中，一个人就能造成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毁灭。他只消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办到；他大概不会因所做的事感到心情变化，因为他不认识他所杀的人，仿佛他按按钮的行为与千万人之死没有真正的联系一样。同样是他，可能不忍心打一个无助的人的耳光，更不用说去杀人了。在打耳光和杀人的具体情境中，他的良心会像正常人一样作出反应；而在按按钮的行为中，则没有这种反应，因为行为和目标都与施动者离异了，他的行为不再是他的了。我们可以说，行为本身具有了生命，对自己负责。科学、商业、政治都丧失了于人有意义的一切基础和比例。我们生活在数字和抽象物之中；既然没有什么是具体的，也就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了。从事实和道德上讲，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科幻小说与科学事实，恶梦与将来的梦，都没有什么差别。人从确定的地方放逐出来，在那确定的地方，他可以综观并把握住他的人生以及社会生活。某种力量驱赶着他，使他越动越快，而这种力量最初则是他创造出来的。在这疯狂的漩涡中，他思考，盘算，为抽象东西忙碌，愈来愈远离具体的生活。2．异化以上对抽象化过程的讨论引出了资本主义影响人格的主要因素：异化现象。所谓异化，就是一种经验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可以说，他同自己离异了。他不觉得自己是他那小天地的中心，是他本身行为的创造者——他的行为及其后果则成了他的主人，他服从这些主人，也许还会对主人顶礼膜拜。异化了的人同自己失去了联系，就像他同他人失去了联系一样。他感到自己同他人都像物一样，他有感觉，也有常识，可是他同自己以及同外界并不存在创造性关系。“异化”一词过去的用法是指精神不健全的人；法语中的aliéné以及西班牙语中的alienado，其古意都是指精神病患者，完全和绝对的异化了的人（在英语中，“Alienist”仍然为精神病医生所使用）。在上一个世纪，黑格尔和马克思曾经用过“异化”这个词，不过不是指精神错乱的症状，而是指不很严肃的自我离异形式，它使人在具体事务上合情合理地行动，可这种形式本身却有着最严重的社会铸就的缺陷。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异化是指人的这种状况：他“自身的行动，对于他来说，成了一种陌生的力量，监督并反对着他，而不为他所控制”。［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论文》，S．兰德夏特和D．P．迈尔合编，莱比锡，1932年，第2卷，第25页。］不过，虽然“异化”这个词的这种广义用法是最近才有的，这个概念却由来已久。这个概念等于旧约先知所说的偶像崇拜。如果我们先考虑一下“偶像崇拜”的含义，那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异化概念。一神教的先知们并没有因为多神教崇拜的不只一个神而谴责这些异教。一神教和多神教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神的数目问题，而在于自我异化这项事实。人花费了精力、艺术才能建造了一个偶像，然后他崇拜这个偶像，这个偶像不是别的，而是人自己的杰作。他把自己的生命注入了一件“物体”，但是这物体成了偶像之后，就不再被体验为他自己的创造性杰作，而成了他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监督并反对着他；他崇拜并顺从这偶像。先知何西阿说道（《圣经》第十四章，第8节）：“亚述尔将不会拯救我们；我们不再会骑马；我们也不再对出自我们之手的成果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在你们身上无父的人找到了爱。“崇拜偶像的人对于出自自己之手的成果顶礼膜拜。偶像代表着以异化形式出现的人自身的生命力。与此相对照的是一神教的原则：人是无限的，人身上没有哪一部分品质可以实体化为整体。在一神论的概念中，上帝是不可知的，不可确定的；上帝不是一件“物”。如果上帝创造了人使他像上帝自己，那么，人身上就体现着无限的品质。在偶像崇拜中，人膜拜并顺从于自己部分品质的投射物。他没有体验到自己是发射爱和理性的活生生行为的光辉的中心。他成了一件物，他的邻居也成了物，正如他的神灵也是物一样。“异教的偶像是金、银，是出自人手的成果。它们有口但不会说，有眼而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口中也没有呼吸。创造他们的人就像他们；相信他们人也像他们。“（《圣经》，《诗篇》135）。在很大程度上，一神教本身也退回到了偶像崇拜的状态。人将爱和理性的力量投射到上帝身上，他不再感到这些力量属于自己，而祈求上帝再赐还他某些已经投射到上帝的东西。早期的新教和加尔文教派所要求的宗教态度是，人应该感到空虚和贫困，相信上帝的恩赐，即希望上帝将他奉献给上帝的他自身的品质退还一部分给他。从这层意义上讲，一切顺从的宗教行为都是异化和偶像崇拜的行为。人们时常所说的“爱”常常不是别的而是这种异化的偶像崇拜现象；所不同的仅仅是，崇拜对象不是上帝，或偶像，而是他人。有着这种顺从关系的“施爱”的人，将他（她）全部的爱、力量和思想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把所爱的人体会成一个品质优秀的人，在完全顺从和崇拜之中得到满足。这并不是说“施爱”的人不把所爱的人当成一个现实的人来看待，而是指他没有体验到自己也是一个现实的人，有着人的创造力。正如宗教的偶像崇拜一样，他将自己丰富的感情和品质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不再觉得这些感情和品质属于他自己，而把这些当成了异化的东西，在他人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当他顺从和迷恋于他人之时，才能接触到这些感情和品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顺从政治领袖及国家的现象之中。实际上，领袖和国家是在被统治的人同意之下才产生形成的。当个人将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射到领袖和国家身上，希望通过顺从和崇拜的方式来重新得到力量之时，领袖和国家才成了偶像。根据卢梭关于国家的理论，在当代极权政治中，个人应当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将这些权利投射到作为仲裁者的国家身上。在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中，完全异化了的个人在祭坛上崇拜偶像，无论这偶像叫什么名字——国家、阶级、集体等等，情况都差不多。我们谈论偶像崇拜或异化，不仅涉及人与他人的关系，也指人与自身的关系，即当人屈从于非理性感情时的关系。受到权欲驱使的人不再能从自身体验到人的丰富性和局限性，他将自身具有的部分驱策力投射到外部目的之上，他“占有”了这些目的，却成了这些驱策力的奴隶。一心追求金钱的人受到了这种追求金钱的驱策力的控制；金钱成了他崇拜的偶像，具体体现着他自己身上的那部分孤立的力量：他的贪婪。在这层意义上，神经症患者也是一个异化了的人。他的行为已不再是自己的行为；他有着一个幻想，即他在做他想做的事，而实际上，是与他分离了的力量在背后驱使他这样做；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是一个陌生人，正如他的同胞一样。他没有把他人和自己当成真正的人来体验，无意识的力量使他歪曲了他人和他自己。神经错乱的人是绝对异化的人，他自己已完全不是自身经验的中心；他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偶像崇拜、对上帝的偶像式崇拜、对一个人产生偶像似的爱、对政治领袖或国家的崇拜，以及对非理性感情的外化形式的偶像式崇拜，凡此种种现象，都具有一个通性，即包含着一个异化过程。这些现象表明了这样的事实：人不再感受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感情以及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向这些外界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实质。正如偶像崇拜所表明的那样，异化绝不是一种现代现象。要勾勒出异化的历史，远不是这本书所能办到的。我们只消说，情况似乎是，一种文化的异化不同于另一种文化的异化，异化的领域不同，异化过程的完全性与彻底性也不一致。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异化几乎存在于各种情况中，存在于人与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等关系中。人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他构筑了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人建造的技术机器。但是，他所创造的一切却高踞于他之上。他没有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中心，而觉得自己是他的双手创造出的机器人的奴仆。人释放出的力越大，人越感到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无能为力。面对创造物体现着的他自己的力量，他同自己离异开来。他被他所造的物控制着，失掉了自控能力。他铸出了一个金犊并说道：“这便是你们的神，它将带领你们走出埃及。”工人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可以借用一位洞悉工业世界的观察家的话来说明：“在工业界，人成了一个经济原子，按照管理原子的调子运动着。你的位置就在这儿，你就以这种方式坐在这儿，你的手臂以Y为半径，移动X英寸，移动的时间为0.000……分钟。“当设计师、细微动作研究人员以及科学管理人员进一步剥夺了工人思维及自由行动的权利之后，工作就变得越来越带重复性，而无须动脑筋。生命被否定了，人的控制、创造、好奇心与独立思考的需要被遏制了，其结果，其必然结果使是工人方面的退避或斗争，冷漠或破坏，以及心理上的倒退。”［注：J．J．吉莱斯皮：《工业中的自由表现形式》，伦敦，向导出版有限公司，1948年。］经理的作用也是一种异化了的作用。的确，他管理着全部而不是部分，但是，他也同作为有用的、具体的物的产品相离异。虽然同形式较老的所有的经营制相比，现代的经营制对按股份分红获得的利润已不很感兴趣，而是关心如何有效地使企业运转并扩大范围；但是，经理的目的仍然是利用他人投资来获取利润。这种经营制的特点是：在企业内部，负责劳资关系及销售的人越来越比负责生产技术的人重要。经理同工人一样，同每个人一样，应付的是一些不具人格的巨人：具有竞争性的庞大企业、巨大的国内与国际市场、需要加以哄骗和摆布的众多消费者、大工会组织以及强大的政府。所有这些巨人仿佛都有着它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决定着经理的活动，左右着工人及职员的工作。经理的问题揭示出异化文化中的最重要现象——官僚主义化。官僚统治着大企业及庞大的政府。官僚是管理物和人的专家。由于管理机构庞大，官僚同人民的关系便是一种彻底的异化关系。官僚们把被管理的人民当成物，对他们既不爱也不恨，完全没有什么人的感情；就其活动而言，经理——官僚不应带有什么感情；他必须把人当成数字或物来加以操纵。由于组织机构庞大，劳动极度分工，任何个人都无法看到全体。由于在工业界个人或小组之间没有有机的、自发的相互合作，管理官僚的产生及存在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没有管理官僚，企业就会在短时间内破产，因为没有谁知道使企业运转的奥秘所在。官僚之必不可少，正如他们必须用去成吨的纸张一样。正因为大家都感到无能为力，都意识到了官僚所起的关键作用，人们便像对待神那样，尊重这些官僚。人们感到，要是没有了官僚，一切都会毁灭，我们也会挨饿。在中世纪，领袖被看成是神授秩序的代言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的作用也完全是神圣的——因为他之存在关系到全体人的死活。马克思给官僚下了一个深刻的定义：“官僚只是把世界当成他的活动对象。”十分有趣的是，官僚精神不仅进入了工商业及政府，也侵入了工会以及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大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官僚经理及其异化精神也征服了全国。如果具备了某种条件，俄国也许会成为没有恐怖的国家，但是，如果没有一套官僚（即异化）制度，俄国就无法生存。［注：参阅W．休恩所写的有趣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种管理意识》，法兰克福，《火花》杂志第5期，1954年8月。］那么，企业所有者，即资本家的态度又怎样呢？小企业家、小商人似乎同一百年前的商人的状况差不多。他拥有并指导他的小企业，他同整个商业或工业活动保持着联系，同工人和雇员有感情上的接触。但是，从经济和社会的其它各个方面看，他生活在一个异化世界之中，尤其是他受到大竞争者的不断压力，因此，他已绝不像同一行业的先辈们那样自由了。在现代经济中，大商业、大公司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德鲁克简明扼要地指出：“总而言之，是大公司——自由经营经济中大企业的特殊组织形式——成了代表者，成了能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经济机构，这些代表者及经济机构制定了行为模式，决定着一切人的行为，乃至街角巷口从来没有买过股票的烟店老板，以及他所雇用的从没进过工厂的杂工的行为。因而可以说，我们社会的性格受制于大商业的组织结构、大规模生产工厂的技术，受制于我们的社会信仰及承诺在大公司身上的实现程度，以及大公司兑现谎言的程度。“［注：参阅彼得．F．德鲁克：《公司的概念》，约翰·戴出版公司，纽约，1946年，第8、9页。］大公司的所有者对其财产的态度是怎样呢？这是一种几乎完全异化的态度。他的所有权便是代表着不定数量金钱的一纸文书，他不对企业负责，同企业也没有具体关系。伯利和韦恩斯所描述的企业股东的态度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伯利和韦恩斯写道：（1）所有权的地位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原先，所有者拥有物质财产，他可以指挥这些财产，也为财产负责；而现在，他只有一纸代表着某些权利以及可望从企业得到多少利益的文书。但是，对于企业，对于物质财产（生产的手段和工具），他有一份利益，却没有什么控制权。与此同时，他对企业及其物质财产也没有什么责任。人们常常说，马的主人有权有责。如果马活着，他得喂它，马死了他得埋它。但是，实际上企业所有者却无法实施自己的力量来影响企业的基本财产。（2）原先与所有权并存的精神价值，现在与所有权分离了。从前，所有者可以控制影响物质财产，这些财产除了给他带来具体收入之外，还直接使他感到满足。财产代表着他自己人格的延伸。随着企业革命的发生，财产所有者失掉了财产的这一品质，正像工业革命后，工人失掉了财产一样。（3）个人财富的价值愈来愈依赖于个人自身之外、他的努力之外的力量。来自两方面的行为决定着财富的价值：一方面是控制企业的个人（即不受传统所有者控制的那些个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是那些在敏感且反复无常的市场上办事的人的行动。因此，我们可以说，价值受制于变幻莫测的市场，受到市场的操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价值随社会对其最近的前景所作出的估价而大涨大落，在有组织的市场上，价值的一般水平反映出这种估价。（4）个人财富的价值不仅不停地波动——我们可以说，大多数财富亦是如此——而且不断地受到估价的制约。个人能够随时看到财产估价的变化，这一事实明显地影响着他开销及享用他的收入的方式。（5）个人财富在有组织的市场上极易变化。要是市场机器运转自如，所有者个人可以在倾刻之间把它变成其它形式，他这样做不是被迫出卖，不会遭到重大损失。（6）财富所具备的形式愈来愈不能为所有者直接利用。例如，当财产是土地时，尽管土地在市场上没有什么价值，仍旧可以被人所利用。这类财产所具有的自然属性赋予财产以所有者的主观价值，与土地的市场价值可能完全无关。新形式的财富却根本无法直接使用。所有者只有通过市场出售财富，才能直接利用这一财富。于是，所有者被迫与市场紧紧拴在一起，这是前所未有的事。（7）最后，在大公司制度中，工业财富的“所有者”仅仅成了所有权的一个象征，权、责任及财产曾经是所有权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现在却转到了另外一群人手中，受到这些人的控制。”［注：参阅A．A．伯利及G．C．韦恩斯所著《现代公司和私人财产》一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0年，第66—68页。］股东的异化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企业的控制问题。从法律程序上讲，股东们控制着企业，也就是说，他们选举管理者，正如在民主政体中人们选举代表一样。但实际上，股东的权限很小，这是因为，每一份股份都十分少，因而每个股东对碰头、开会不感兴趣，对参与活动也不积极。伯利和韦恩斯对五种主要的控制形式作了这样的区分：“这些控制形式包括：（1）几乎完全由所有者控制；（2）多数人控制；（3）通过非多数人所有的某种合法安排来控制；（4）少数人控制，以及（5）管理者控制。”［注：见前书第70页。］1930年200家（按照财富多少计算的）最大的公司中，头两种控制方式（私有者及多数人控制）只占5％；而余下的94％中，不是通过管理者控制就是由一小份一小份所有权组成的符合法律程序的安排来控制，或者由少数股东控制。［注：见前书第94页及114—117页。］伯利和韦恩斯的经典著作中十分有趣地描述了这种奇迹是怎样在不施武力、没有欺诈，或者不违犯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消费同生产一样，也是异化过程。首先，我们用金钱获得东西，我们对此事习以为常，不把这种获得东西的办法当成一回事，但实际上，这是获取东西的最古怪的方式。金钱以抽象形式，代表着劳动与努力，这倒不一定是我的劳动或我的努力，因为可以通过继承、欺诈、运气或其它种种方式来得到钱。而且，即使我是通过我的努力获得了钱（我们暂时忘记这样的事实：要是我不雇佣人，我的努力是不会给我带来钱的），我也是用的特殊方法，靠特别努力，这与我的技能相一致；而在花费时，钱便转变成了劳动的抽象形式，可以同任何其它东西交换。假使我有了钱，我不用费力或不考虑兴趣，便可得到东西。如果我有钱，即使我对艺术没有鉴赏力，我也可以得到一幅精美的绘画；即使我不懂音乐，我也可以买最好的留声机；我可以买下一座图书馆，尽管只是为了炫耀之用；我可以买学问，尽管除了作为附加的社会资产之外这学问别无它用。我甚至可以毁掉买来的绘画或书籍，因为除了金钱损失之外，我一无所失。只要有了钱我就有了权，得到我所喜欢的任何东西并随意处置它们。而符合人性的获取方式则是通过性质相称的努力来获取东西。获取面包。与衣服的行为应当基于维持生存这唯一前提；得到书籍与绘画应当基于我在理解上下的功夫，以及使用它们的能力。如何实际运用这条原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是，我们获取的方式与我们使用的方式已经分离。马克思在下述这段话中精辟地描述了在获得及消费过程中，金钱所起的异化作用。马克思说道：钱……将真实的人类和自然的力量转变成了纯粹抽象的概念，因而使人和自然的力量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钱又把确实不完全的以及想象的力量，那种只存在于个人想象之中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力量。……钱把忠诚变成了邪恶，把邪恶变成了德性，把主人变成了奴隶，把无知变成了理智。……能买到武勇的人就是勇士，虽然就他的本性而言，他可能是怯弱的。……假定人是人，那么他跟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人的关系，你只能以爱换爱，以信任换信任，等等。如果你希望欣赏艺术，你就得是一个经过艺术训练的人；如果你想影响他人，你就得真正具有激励和促进他人的影响。你同人及自然的每一种关系必须明确表达你真正的个人生活，与你的意思目标相一致。如果你的爱没有引起爱，也就是说，你的这种爱没有产生爱，如果通过爱他人这种生活表现形式你并没有使自己成为受人爱的人，那么，你的爱便是软弱无力的，是一个不幸。［注：《民族经济与哲学》，1844年；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早期著作》，阿尔雷德·克罗纳出版社，斯图加特，1953年，第30—301页。］现在让我们把获取的方法放在一边，来谈谈这样一个问题：一旦我们获得了这些东西，我们是如何加以利用的呢？就很多东西而言，我们甚至找不到使用的借口。我们得到这些东西不过是为了占有它们。我们满足于没有用的借口。我们可以就此举出很多例子来。贵重的餐具或水晶花瓶，因为怕砸碎就放着从来不用，大厦里空着许多不用的房间，不必要的汽车与仆役，这些都像中下阶级家庭里的丑陋摆设一样。只不过，这种占有欲本身在19世纪更为突出。今天，大多数满足来源于占有可用的东西，而不是占有可保存的东西。但是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即使在占有可用的东西的乐趣中，占有财富便可显赫仍然是主要的考虑。汽车、冰箱、电视机的确有着真实的用途，但也因为它们有炫耀作用。这些东西表现了拥有者的身分。我们怎样使用我们获得的东西呢？我们先从食物与饮料讲起吧。我们吃一种没有什么味道，也并不富有营养的面包，因为这种面包使我们幻想到财富和身分——面包如此之白而“新鲜”。实际上我们在“吃”一种幻想，而与我们所吃的真正东西失去了联系。我们的味觉，我们的身体，这些与消耗本身相关的部位却与消耗的行为相分离。我们喝的是商标。一瓶可口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广告上那幅少男少女畅饮的景象，我们喝的是“喝一口使你精神百倍”的标语，我们喝的是美国人了不起的习惯，我们很少去品尝味道。至于物品的消费，情况更糟，消费品的整个现实主要是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诸如，“健康”肥皂、“健齿”牙膏等。我们可以继续下去，举出无穷无尽的例子。不过用不着在这里费笔墨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想出跟我一样多的例子。我只想强调这里涉及的原则：消费的行为应当是一种具体的人的行为，包括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审美感——这就是说，在消费中我们是实在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有判断力的人；消费的行为应当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创造性的经验。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因素少之又少。消费主要是一种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一种与我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离异的幻想行为。我还得提一下我们与消费物离异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处在物的包围之中，对于这些物的性质和来源我们一无所知。电话、收音机、留声机以及其它许多复杂的机器，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的神秘，似乎我们也成了原始人；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它们，即我们知道该按哪个按钮，但是，除了在学校里学过的那些模糊的东西外，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根据什么原则运行的。而且就是那些没有多少深奥科学原理的东西，我们也十分生疏。我们不知道面包是如何做的，玻璃是如何制造的。我们消费，我们生产，却与那些天天打交道的东西没有什么具体联系；我们生活在物的世界中，我们同物的唯一关系只是知道如何操纵，或者如何消费。我们的消费方式必然导致我们永不满足，因为我们不是以真实具体的人来消费真实具体的物。于是，我们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大的消费。当然，只要人的生活水平低于代表人格尊严的生存水平，人自然会需求更大的消费。而且，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随着对美好的食物、艺术品以及书籍的需要增加，人需求更多的消费也是合理合法的。可是，我们对消费的渴求，已经跟人类真实需要完全失去了联系。本来，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但是现在，消费却成了它自身的目的。不断增加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努力，消费使我们依赖这些需要，依赖于能帮助我们满足需要的人及机构。“每个人都思索着试图在他人身上制造出一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重新依赖别人，感受到新的乐趣，进而导致他在经济上毁灭……随着商品的多样化发展，异化物的领域也扩大了，这些异化物使人成为了奴隶。”［注：卡尔·马克思，同前，第254页。］今天，购买更多、更好，尤其是更新的东西的可能性增加了，这种情况令人神往。人感到他的消费欲望永远也得不到满足。购买及消费的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强制性的非理性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成了目的，而与所购、所消费的东西的使用及享用没有什么联系。购买最新发明的玩意儿、市场上最新式的任何东西，是每个人的梦想；相形之下，使用的真正乐趣倒是次要的了。如果现代人敢于明白道出他心目中的天堂，那么，他会描绘出这样的一种景象：天堂就像世上最大的百货公司，里边有新东西和新玩意儿，而他自己则有用不完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只要里边有更多、更新的东西可买，他口袋里的钱又比邻人的多，他就会在玩意和商品的天堂里东逛西逛，那神情就像山里人进城一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产阶级社会的旧特征之一的对占有和财产的依恋，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旧的态度表现出某种喜好占有的倾向。这种占有感在人身上产生并得到发展。他为占有财产而骄傲。他很好地照料财产，而最终当他不得不与财产分手之时，他会感到痛苦，因为他不能再使用这些财产了。在今天，人们身上很少还有这种财产感了。人们喜欢买新东西，当更新的东西出现时，却随时准备抛弃已经买下的东西。如果用性格学的术语来表达这种变化，我可以把上述的情况同19世纪风行的囤积倾向联系起来。在20世纪中期，这种囤积倾向已经让位给了接纳倾向；其目的是接纳、“饮进”，不断地得到新的东西，这就像一个人一直张着大口在生活。这种接纳倾向与市场倾向融合在一起，在19世纪，则是囤积倾向与剥削倾向的融合。对待消费的异化态度不仅表现在我们对商品的寻求及消费中，而且远远超乎此，决定着我们的闲暇安排。我们到底期待着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同他所做的没有真正的联系，如果他以抽象的、异化的方式购买消费商品，他怎么能主动地、有意义地打发他的空闲时间呢？他总是被动的、异化了的消费者。他“消费”球赛、电影、报纸、杂志、书籍、讲座、自然景色、社会集会，就像他消费所购买的商品一样采取的都是异化了的、抽象方式。他没有积极地参与，他想“接纳”所有可以得到的东西，得到尽量多的娱乐、文化等等。实际上，他并不能自由地享受“他的”闲暇；他消磨闲暇的方式，如同他对所购的商品的消费一样，受到了工业生产的支配；他的趣味被人操纵，他想看、想听的，都由条件所决定；娱乐，如同其它事一样，是一种实业，消费者是去买玩乐，就像买衣服鞋子一样。玩乐的价值取决于市场上的行情，它不再是任何可以用人的观念来衡量的东西了。当我进行任何创造性的自发活动，比如看书、游览、社交之时，我自身内部会发生某种变化。有了这种经历之后，我便不再是先前的我了。而在异化了的享乐形式中，我心中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消费了这个或那个，而我自己则没有什么变化，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些对所作事情的记忆而已。这种娱乐消费的最明显例子，便是拍摄快照，这已经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消闲活动之一了。自从189年以来，柯达公司的广告——“你只消按下快门，其余的事交给我们”——大大帮助了照相业，使照相术在全世界推广开来，这一口号因而也具有了象征意义。这是最早的诉诸按快门的权力感之一；你什么都不用做，用不着知道一切，一切都为你做好了；你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快门就行了。的确，拍快照已经成了体现异化了的视觉观念以及纯粹消费的经验的一种方式。带相机的“旅游者”充分体现着人与世界之间的异化关系。由于他不停地拍照，他实际上除了通过照相机这个媒介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照相机替他看到了一切，他的“愉快”旅行的结果，便是一套快照，这些快照成了他本应体会到而实际上并没有的经验的代替物。人不仅同他所做的工作、所消耗的东西和欢乐相疏离，而且同那些决定着我们社会，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生活的社会力量相离异。我们在统治着我们的社会力量面前，显得完全无能为力，当那些社会灾难——经济萧条以及战争——发生之时，尤其如此。虽然，我们每一次都将这些灾难斥之为令人心痛的事故，灾难却随时发生。这些社会现象看起来是自然灾害，而不像是人为的，实际上它们是人为的结果，只不过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无意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无名的社会力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固有的东西。在大多数其它的社会中，社会法律明确、固定，建立在政权和传统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不同于这些社会，没有这种明确的法律。资本主义依据的是这样的原则：只要人人都在市场上为自己奋斗，共同的利益就会从这种奋斗中产生，其结果便是秩序而不是混乱。当然，经济规律左右着市场，不过这些规律是在每个行动中的个人背后起着作用，个人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你猜测市场规律的努力，就像日内瓦的加尔文教派信徒想知道上帝是否会拯救他的作法一样。市场的规律，同上帝的意志一样，都是你的意志和影响所不能及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这条原则在起作用；自我控制的经济实体在敌对中互相合作，居然会导致繁荣昌盛的社会，这真是一个奇迹。的确，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助于政治自由，而任何由中央计划的社会秩序，都导致严密的政治管辖，最终形成专制的危险。虽然在此不宜讨论，除去在“自由企业”与政治管辖之间作出选择外，还有无其它选择的可能，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指出：我们受到了规律的支配，却无法或不想控制这些规律，这一事实正是异化的一种最明显的形式。我们是我们的经济、社会安排的制造者，同时，却又有意地极力推卸责任，只是满怀希望地或似乎焦急地等待“将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的行动体现在那些支配我们的规律身上，而这些规律却高踞于我们之上，成了我们的主人。庞大的国家和经济体系已不再为人所控制。国家和经济体系已经完全不听指挥，其领导人也像一个骑在一匹脱缰之马上的骑手，尽管他已经无力来指挥这匹马了。现代人同他的同胞的关系怎样呢？这是一种两个抽象体、两部活机器相互利用的关系，雇主利用他雇佣的人，商人利用他的顾客。每个人对其他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商品，每个人总是受到某种友好的对待，因为，即使他现在没有用处，今后或许用得着。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不到多少爱和恨；而表面上的友好倒是不少，这种表面友好多于表面上的公平。在这种表面现象的下面，却是距离与冷漠，以及较多的难以觉察的不信任。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告诉约翰。斯密斯，他很好”时，他是要人消除疑虑，不要像一般人那样不相信人。我们还看到，爱和性关系也带有不信任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性解放运动，表明了人们试图用相互间的性快乐代替较深沉的爱情的极端努力。而当这种努力失败之后，性的两极关系便降到了最低点，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友好的伙伴关系，一种小型结合。这种小型结合使力量合在一起，从而在生活的日常争斗中保持住较好的地位，以减轻每个人的孤独感。中世纪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多数社会所特有的一般联系和社会契约消失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注：参阅托恩·尼斯所使用的与“Geselshaft（社会）”相对的概念“GemeinLschaf”（团体）。］现代社会由“原子”构成（我们这里使用的“原子”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相当于“人”），这些细小的粒子相互离异，是自私的利害关系以及相互利用的需要把它们聚合在一起的。然而，人又是一个社会动物，有着作为集体的一员去分享、去帮助、去感受的深切需要。那么人的这种社会追求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这些追求表现在公众领域这个特殊范围，而不在个人领域。我们与同胞的个人交往受制于自我中心主义原则：“人人为自己，上帝为我们大家。”这与基督教教义形成了公开的对抗。是自我中心的利益而不是与同胞的团结、对同胞的爱，推动着个人的行动。与同胞的团结、对同胞的爱可说是次要的感情，是个人的慈善或仁慈行为，而不是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成分。作为个人，我们的私人生活不同于作为“公民”的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我们的社会状况体现着我们的社会存在；作为公民，我们应当（而且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具有社会责任和义务感。我们纳税，我们选举，我们尊重法律；打仗时，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人不愿花100元来救济一个陌生人，而在战争中，假使他们俩人碰巧都是穿军装的士兵时，这个人会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同一个陌生人。我们还能找出比这一事实更明白的例子，来说明个人存在与公众存在相分离的情况吗？军装体现着我们的社会特性——而平民衣服则象征着我们的自我中心的特性。我们可以从S．A．斯托蒙尔的新作中找到说明这一论点的有趣例子。［注：《共产主义、协调及文明自由》，纽约，花园城，道布尔戴出版有限公司，1955年。］作者向一群有代表性的各类美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大多数人提到个人的私事、经济、健康等问题，只有8％的人关心世界问题，包括战争。不过，人们并不认为某些社会问题是个人的现实问题，因此对此虽然并不容忍却也不甚关心。有趣的是，尽管几乎这些人都信奉上帝，似乎没有人为自己的灵魂、拯救以及精神健康问题发愁。上帝同整个世界一样都已经异化了。引起人们关心和焦虑的是生活中那些涉及个人的孤立因素，而不是那些与同胞相关的社会普遍问题。团体与政体的分离导致人们把所有的社会感情投射到国家身上，于是，国家便成了偶像，成了超越并高踞于人之上的力量。人屈从于国家，也就是屈从于他自己的社会感情的象征物。他崇拜国家，也就是崇拜从他自身异化出来的力量。作为个人，他在私人生活中感到孤独，这孤独便是分离的必然结果。对国家的崇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消失：人收回社会权力，组成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中，人的社会感情不是某种附属于个人存在的东西，人的个人和社会存在成了同一体。人与自己的关系又怎样呢？我在其它地方将这种关系描述为“交易倾向。”［注：参阅我在《自为的人》一书中对交易倾向的描述（第67页起）。异化的概念不同于性格倾向的概念，后者所用的术语是：接纳倾向、剥削倾向、囤积倾向、交易倾向，以及生产倾向。异化可以从任何这些非生产倾向中找到，但尤其与交易倾向有着亲缘关系。异化也与里曼所说的“外向”人格有着同样的关系。不过，“外向”人格虽然也由“交易倾向发展形成的”，却是一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参阅P．里曼所著《孤独的人群》，纽哈文，耶鲁大学出版社，第23页。］在这种倾向中，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件可以在市场上被他人成功利用的东西。他无法体验到自己是一个主动体，是自身权力的持有者。他同这些人类权力异化开来。他的目的是在市场上能使自己卖个好价钱。他的自我意识不是发源于一个能够爱、能思维的个体的行动，而且来自他的社会经济功能。如果东西会说话，对于“你是谁？”这个问题，一部打字机会回答说：“我是打字机。”一部汽车会回答说：“我是一部汽车。”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福特牌汽车。”或“我是卡迪兰克牌汽车。”如果你问某人“你是谁”，他答道：“我是工厂主。”“我是职员。”“我是医生”——或者“我已经结过婚。”“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这种回答与会说话的东西作出的回答在含义上并没有什么两样。这便是人体验自己的方式，人体验到自己不是有爱和恨、有信赖和疑虑的活人，而是与自己本性异化了的抽象物，在社会制度中起着某种作用的抽象东西。他的价值观念取决于他的成功与否：他能否把自己卖个好价钱，是否能够赚比本钱多的钱，是否获得了成功。他的肉体、他的头脑、他的灵魂就是他的资本，他生活的任务便是有利地投资，靠自己获利。人的品质，诸如友好、礼貌、仁爱，都被变成了商品，成了“人格包裹”中的财宝，有了这些财宝就可望在人格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一个人把自己作为资本来投资，如果他未获利润，他就会感到自己失败了；如果他赚了钱，他便成功了。很显然，他的自我价值感总是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因素，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市场判断标准；市场决定人的价值的方式就像决定商品的价值的方式一样。如同所有的商品一样，他如果不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那么，尽管他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就他的交换价值而言，他却不值一文。这种待价而沽的异化人格必定丧失了许多尊严感，而尊严正是人类的特征之一，这种特征甚至存在于最原始的文化之中。这样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感，不再感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实体。自我感出自这样的自我经验：自己是经验、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决定、我的判断，以及我的行动的主体。自我感先行认定，我的经验属于我自己，而不是什么异化了的外部东西。物没有自我，而成了物的人也可能没有了自我。已故的H．S．沙利文是当代一位最有天才、最有创见的心理学家，在他看来，现代人无自我特性是十分自然的现象。一些心理学家（包括我自己）认为，缺乏自我感是一种病理现象，而他则把这类心理学家称为有“幻觉”的人。他认为，自我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所扮演的很多角色之一，这众多的角色起着使别人同意自己、避免不同意见所致的焦虑的作用。由此可见，自从19世纪以来，自我的概念退化得多么快！在19世纪，易卜生通过彼尔。金特这个人物把自我之丧失当成了一个批判现代人的主题。易卜生笔下的彼尔。金特是这样一种人：他追求物质利益，最终却发现自己失掉了自我，就像一个洋葱头，一层层裹在一起，却没有一个心。当他发现丧失自我之后，便感到乌有带来的恐惧，惊慌之中他宁愿堕进地狱也不肯回到虚无的“铁水包”中。这便是，自我的经验带来了自我身分感的消失——当这种情况发生之时，如果一个人不获得一种次要的自我感以拯救自己，那么，他就会成为疯子；他可以这样来获得次要自我感：他感到别人赞同自己，认为自己有价值，是成功的、可用的——一句话，是可出售的商品，这商品便是他，因为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实体，虽不具有个性，却符合现行的模式。我们如果不深思现代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异化的本质。这特殊的现象是：生活的刻板化，以及对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加以抑制。在这里，我们触及到了生活中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人必须赚钱糊口，这多少是件费神的任务。他必须做许多日常生活中费时、费力的事，而要完成这些任务，他必定会陷入日常生活的罗网之中。他建立起社会秩序、习俗、习惯与观念，这些东西有助于他做那些必需做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他人的磨擦，跟他的同胞生活在一起。将人为的世界置于人所生活的自然世界之上，是所有文化的特性。但是，人只有当他跟其存在的根本实情仍然保持着联系，能感受到爱与休戚相关的崇高，同时体验到孤独的悲怆、存在的支离破碎之时，他才能完善自己。如果他完全落进了例行公事的罗网，沉浸在人为的生活中，如果他只看到了人为的、流于常识的世界，他便丧失并不能掌握自己及世界。在每一种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日常的刻板生活与人试图重返存在的基本现实的努力之间，存在着冲突。艺术与宗教的功能之一，便是帮助人们重新回到生存的基本现实，虽然宗教本身最终也成了一种新的例行公事。我们看到，即使是人类最初的历史也表现出人类通过艺术创造接触现实本质的努力。原始人并不满足于工具与武器的实用功能，他们设法装饰及美化它们，以使其超过本身的实际功用。除了艺术之外，突破刻板的生活表层，进入生命的根本实质的途径，也可在人们通常称的“仪式”中找到。我在这里所说的是广义的仪式——例如我们在希腊戏剧中所发现的那些仪式——而不仅仅指狭义的宗教仪式。希腊戏剧有什么作用呢？在希腊戏剧中，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以艺术的戏剧形式表现出来，融入了戏剧表演之中。戏剧表演深深地感染了观众（不是现代所说的那种相当于消费者的观众），使他们脱离日常的例行公事，进入了新的领域，触及到作为一个人的自我，触及到他存在的根。观众脚落到了实处，获得了力量，藉此力量他便回到了自我之中。无论我们想到的是希腊戏剧，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剧，还是印度舞蹈，无论我们谈到的是印度教、犹太教或基督教的宗教仪式，我们涉及的都是把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戏剧化的各种形式。这些形式是把哲学和神学所思考的同一问题表演出来。除去这种戏剧化生活形式之外，还剩下什么呢？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人除了用稀奇古怪的方法来满足仪式的需要之外（这些行为可以表现在联谊会或互助会的仪式上），很难走出人为的习俗和人为的事物的领地，也很难突破例行公事的表层。唯一接近仪式的本义的现象便是观看体育竞赛，这种行为至少涉及到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通过他人而体验到胜利和失败。但是，这种人类生存是多么原始和片面啊！人类丰富的生活缩小到了一个多么不完全的方面啊！在一个大城市中，要是哪里失了火或是出了车祸，立刻就有一群人前去围观。千百万人每天为报道犯罪的新闻或是侦探故事所吸引。人们像上教堂一般观看以犯罪和恋爱为主题的电影。所有这些兴趣、爱好，并非仅仅表现出低级趣味或感官满足，而是包含着一种深深的渴望，渴望将人类生存的基本现象，生与死、罪与罚、人与自然之战戏剧化。希腊戏剧以较高的艺术和抽象水平处理这些问题，而我们现代的“戏剧”和“仪式”则十分粗俗，不能产生净化感情的效果。所有这些对体育竞赛、犯罪和恋爱的爱好倾向表明人们需要突破刻板的日常生活的表层，但是，人们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却向我们说明，我们极度缺乏解决问题的办法。交易倾向与这样的事实密切相关：交换的需要已经成了现代人最重要的动机。当然，我们确信，甚至在以最简单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原始经济中，人也在部族内部或部族之间相互交换物品。织布的人用布交换邻人生产的粮食或铁匠打制的镰刀或刀子。随着劳动进一步分工，物品交换的范围增加了，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交换物品也只是达到经济目的一种手段；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交换本身却成了目的。没有谁像亚当·斯密那样看清了交换需要所起的根本作用，将交换需要解释为人的基本动机。斯密说道：这种劳动分工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最初它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人类智慧只是预见到分工会带来丰硕的果实，主动地加快了分工的进程。劳动分工是人的某种性格倾向循序渐进发展的结果，但我们从人性倾向本身还看不到这种广泛的实用性；这种性格倾向表现为以物易物，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行为。我们无法进一步说明，这种倾向是否属于人性中固有的原则，或者，更可能是理性和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题目。人人都有这种倾向，而任何种类的动物却没有，动物似乎不知道这样或那样的契约、合同。……没有谁见过一条狗公平地或有意见地和另一条狗交换骨头。［注：亚当·斯密：《民族财富的性质及缘由之探究》，纽约，“现代图书”出版公司，1937年，第13页。］国内及国际市场越来越广泛使用的交换原则，确实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依赖的基本经济原则之一，而亚当·斯密在此却预见到，这条原则也会成为现代异化了的人格的深层心理需要之一。交换失去了单纯经济目的的手段的理性功能，而成了目的本身，交换还扩展到了非经济领域。亚当·斯密在（两条）狗交换骨头的例子中无意间道出了交换需要的非理性性质。在这个例子中，不可能存在现实的目的；要么两根骨头差不多没有交换的理由，要么一根骨头比另一根好一些，咬着好骨头的狗不会自愿交换。只有当我们假定交换是需要本身，即使交换并不达到什么实际目的也需要交换这时，这个例子才有意义。亚当·斯密正是这样假定的。正像我在其它场合提到的那样，喜爱交换代替了喜爱占有。人们买汽车或马，是想一有机会就卖出去。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交换的动机也在人际关系领域起着作用。如果我们考虑到人在人格市场上的价值，那么，我们可以说，恋爱常常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两个人之间的有利交换，因为彼此都得到了最想得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一包东西”，他的交换价值的各种因素——他的“人格”，即使他能很好地出卖自己的那些品质，他的外貌、学历、收入及成功的机会——混合成了这“一包东西”；每个人都想法使这包东西卖上最好的价钱。甚至连参加晚会、广义的社交，从很大程度上讲，也起着交换的作用。人们极想同价格稍高的“包裹”打交道，以便通过接触而找到获利的机会。人们希望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即自我，来交换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用老朋友、旧习惯及感情交换新朋友、新习惯以及新的感情，正如用福特牌汽车交换布伊克牌汽车一样。亚当·斯密认为，这种交换需要是人性的固有的部分，而实际上，这种交换需要也是现代人的社会性格中固有的抽象化和异化特征的症状。生存的整个过程被人们体验成有利可图的资本投资活动，我的生命，我这个人便是投资的资本。如果一个人买一块肥皂或是一磅肉，他完全有理由希望他付的钱与他买的肥皂或肉的价值相等。他关心的是，在现存的价格结构中，“这么多肥皂＝这么多钱”这个等式应该成立。这种希望已经扩展到了其它活动形式中。如果一个人去听音乐或看戏，他会明白地自己问自己，这场表演是否“值得”他所付的钱。虽然这种说法与问题多少沾了边，但从根本上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个等式把两件不相称的事放在了一起：听音乐所得到的快感是不可能用金钱表示的；音乐不是商品，听音乐的经验也不是商品。同样地，当一个人愉快地去旅行、听报告、举行晚会，或者从事任何需要花钱的活动时，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些活动与花费的钱之间划等号。活动本身便是创造性的生活行动，与所花的钱不能用同样的单位来计算。这种用定量的方法来衡量生活行为的需要也表现在问某事是否“值得花时间”的倾向上。人们对一个年轻人与一个姑娘度过的一个晚上、访问朋友，以及其它很多涉及或不涉及花钱的活动，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件事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或时间？［注：参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所作的批判性描述：“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人只不过是时间的躯壳。”（《哲学的贫困》，第57页。）］在每种情况下，人们都需要用等量的办法来证明这项活动是否值得，这种等量方法是想说明，这项活动是有利的精力投资。甚至连卫生与健康也得为此目的服务：一个人每天早晨散步，他会把散步看成是对健康的一种投资，而不认为散步是令人愉快的活动，用不着证明是否值得。我们在本瑟姆关于快乐与痛苦的概念中，找到了与这种态度最接近的极端形式。本瑟姆假定，生活的目的就是享受快乐，以此为前提，他建议为每件所做事的记一个帐，看看是否快乐多于痛苦，如果快乐多些，这件事便值得去做。因此，在他看来，一切生活都与商业相类似，到时候如果帐上反映出顺差，这就表明这件事是有利的。虽然人们不再有本瑟姆的看法了，但这种看法所表达的态度却已经根深蒂固。［注：弗洛伊德提出了快乐原则的概念，以至在文明社会中痛苦大于快乐的悲观论点。从这些概念和论点中，我们可以觉察到本瑟姆的计算方法对弗洛伊德的影响。］现代人的心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生是否值得一活”，这也就是说有感于人生有“失败”与“成功”之别。这种观念是基于把人生当作一种有利可图的实业的见解。失败的人生就像破产的生意一样，损失的要比赚的多。这种看法实属荒谬。我们有快乐，也有不幸，实现了某些目的，而达不到另一些目的；但是，没有什么合理的天秤能够显示出生命是否值得活。从“收支平衡”的观点看，也许人生根本就不值得活。人生必然以死而告结束，一生中我们有许多希望受挫，人生包含着苦难和奋斗。从“收支平衡”的观点看，根本不出生，或在襁褓中死去，似乎更有意义。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谁又能说爱的一刻欢愉，或者在一个明媚的清晨散一会步，呼吸清新的空气，抵不上生命中所有的苦难与奋斗呢？人生是独一无二的赠礼，是一种挑战，它不能用其它任何东西来衡量。而且，对于人生是否值得一活的问题，我们也找不到合理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将人生解释为一种实业的作法，似乎构成了人们考虑极多的现代特有的现象的基础，这一现象便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自杀率不断增加。从1836年到1890年，普鲁士增加了140％，法国增加了35％。在英国，从1836年到1845年，每百万人中有62人自杀；而1906年到1910年间，则增加到每百万人中有110人自杀。瑞典的数字则分别为66人及150人。［注：引自莫里斯·阿尔布瓦所著《自杀的原因》；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1930年，第99页和第481页。］我们如何解释这种随着19世纪的繁荣昌盛而日益增加的自杀呢？自杀的动机无疑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可能找出一个单一的动机并将其视为自杀的原因。在中国，有所谓的“报复性自杀”；在世界各地，有抑郁所致的自杀。但是，这两种动机都不是19世纪不断增加的自杀的主要原因。迪尔凯姆［注：迪尔凯姆（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译注］在其关于自杀的经典著作中提出，自杀的原因可以在他称之为“社会的反常态度”的现象中找到。他所说的“社会的反常态度”是指这样的事实：所有传统的社会束缚完全解体，所有真正的集体组织都从属于国家，所有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已消失殆尽。［注：参阅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著《自杀论》一书，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1897年，第446页。］他认为，生活在现代政治国家中的人是“一群散沙似的单个的人”。［注：同上书，第448页。］迪尔凯姆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所代表的倾向包含着他的解释，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将要讨论。我还认为，生活的无聊与单调——这也是由于生活的异化方式引起的——也是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瑞士及美国的自杀数字加上酒精中毒的人数，似乎有助于这一假设的成立。［注：所有的统计数字表明，新教国家的自杀率高于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这也许是因为天主教本身具有许多特点使之不同于新教，这些特点包括：同新教相比天主教对其教徒生活的影响较大，天主教会对付有罪感的措施也更完善，等等。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在新教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较快，对人的性格也较天主教国家塑造得更完全。因此，总的说来，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差异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不过，迪尔凯姆和另外一些研究自杀的学者忽略了另外一个原因。这与那种认为人生是一种可能失败的实业的整个“收支平衡”概念有关。感到“人生已经失败”，“值不得再活下去”的想法是造成很多自杀事件的直接原因；一个人自杀，就像一个商人做生意赔了本，而且再也没有希望翻本时，宣布破产一样。3．其它诸方面以上，我已经对现代人在生产、消费及消闲活动过程中，与自己以及他人离异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现在我想讨论一下与异化现象密切相关的当代社会性格的几个特殊因素；不过，就这些因素分别讨论要比把它们放在异化这个总题目下加以讨论来得更方便些。（1）无名的权威——顺从首先要讨论的因素是现代人对待权威的态度。我们已经讨论了理性与非理性权威的差别，推动性的与抑制性的权威的差别，并且向读者说明了这样的情况：西方社会在18、19世纪兼有这两类权威的特征。理性与非理性权威的一个共性是，两者均为公开的权威。你知道是谁发的命令，是谁下的禁令：父亲、教师、老板、国王、官员、牧师、上帝、法律、道德良心，便是命令及禁令的发出者。这些要求或禁令，也许合理，也许不合理，也许严峻，也许宽宏，我也许服从，也许反抗；我一直清楚这种权威，知道权威是谁，权威要求什么，以及我若顺从或反抗，其后果会是怎样。在20世纪中期，权威已经改变了特性，它不再是公开的权威，而是无名的、不可见的、异化了的权威了。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观念，也没有什么道德法律来要求人们该怎样行事了。但是，我们全都一样地做某事，协同一致的程度类似甚至超过了集权社会。的确，除了“它”之外，谁也不是权威。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利润、经济需要、市场、常识、舆论，“大家”所做、所想、所感受到的一切。无名权威的法则如同市场法则一样，是不可见的——也是无法攻击的。谁能攻击不可见之物？谁能反抗不可见的人？公开权威之消失，清楚地见之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做父母的不再要求孩子做这做那，而只是建议孩子“做这做那”。由于他们自己没有指导思想或信念，他们便引导孩子按照社会的一致性法则去行事，而且由于他们年岁较大，他们同“最新的东西”接触较少，因而他们往往向子女学习，以了解社会要求人们持什么态度。在工商界，情况也是一样；你并不命令，你只是“暗示”，你并不指挥，你只是诱导。军队的宣传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似乎军队也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事业；士兵们应该感到自己是“小组”的一个成员，尽管铁的事实仍然仍旧：他必须受到杀人与被杀的训练。只要有公开的权威，就会有冲突，就有反抗——反抗不合理的权威。当人同良心的指示相冲突时，当人同不合理的权威斗争时，人格也随之发展——尤其是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因为我怀疑，我抗议，我反抗，我体验到了作为“我”的自己。即使我屈服了，认输了，我也体验到了自我之存在——失败的我，但是如果我意识不到自己屈服了或进行过反抗，如果我受到了无名权威的支配，我便丧失了自我感，我成了“它”之中的“一个分子”。无名的权威藉以运转的机制是“协调一致”的机制。我应当做别人都做的事，因而我必须与人一致，不要不同，不要“突出”；我必须随时准备着，乐于按照社会模式的改变而改变；我不应该问我是对还是错，而应当问自己是否顺应了潮流，是否并不“特殊”，并非不同。我只有一样永久性的东西，这就是随时准备着以适应任何变动。除了群体之外，没有谁具有支配我的力量，我是群体中的一员，不得不随群体而进退。我用不着向读者证明，这种通过协调一致来顺从于无名权威的情况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不过，我想从一项关于伊利诺斯州帕克森林定居点的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的报告中，选出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情况。这些例子似乎证实了作者在一个章节的标题中提到的公式：“帕克森林模式——将来的途径。”［注：下面的话引自威廉．H．小怀特的文章：《过客》，载《幸福》杂志，1953年5、6、7、8月号。］芝加哥附近的这项发展计划，拟容纳3万人，包括一系列带花园的出租公寓（租金为92美元的跨两层楼带两间卧室的套房），以及供出售的带汽车房的平房（售价1195美元）。居民以办事员为主，包括少数工程及化工工程师，平均收入为6千到7千美元之间，年龄为25岁到35岁，已婚，有一、二个孩子。在这种密集的小城镇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及“适应”情况会是怎样呢？作者指出，虽然人们搬到这里主要是出自“单纯的经济上的需要的考虑，而不是因为他们渴望得到母亲般的温暖；但是，当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时，他们找到了温暖，得到了支诗，相形之下，其它环境便显得冷漠多了——例如，当你偶尔听到这里的居民谈论‘外边的情况’时，你会感到其它环境有点令人不安“。这种温暖、热情的感觉多少与个人为集体所接受的感觉相当。一位居民说道：“我本可以到一个比这个定居点好的地方去，但我要说的是，这里虽然没有老板也没有顾客来吃饭，但是你真正感到了为一个集体所接受。”这种渴望接受的感情的确是异化了的人所特有的感情。为什么被大家接受会令人感激不尽呢？除非他怀疑自己能否被人所接受。而为何一对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在事业上十分成功的夫妇又会有这种疑虑呢？这难道不是这样的情况：他们不能接受自己，因为他们不是他们自己了？自我身分感的唯一庇护所是协调一致。能被接受确实意味着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自卑感来源于不同感，这不同是好还是坏，却无人去问。适应开始较早。一位做父母的人十分简洁地说明了无名权威的概念：“他们（孩子）适应集体似乎不存在多大问题，我注意到，他们似乎感到没有谁是头头——一种完全相互合作的感情。这种感情部分来自游戏、运动等幼年时的集体活动。”这种表现所表达的思想就是没有权威的概念，按照18、19世纪的说法，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念。这种自由的概念所掩盖住的现实即是无名权威代替了个性。一位母亲把这种协调一致的概念表述得再明白不过了。她说道：“约翰尼在学校处得不那么好。老师告诉我，他在其它方面很好，不过，他在社交活动方面要差一些，他本来可以更广泛地交朋友的。他会找一、二个朋友玩——可他有时却喜欢一个人单独玩。“的确，异化了的人感到几乎无法忍受孤独，因为空虚会使他感到十分惊慌。这样坦率地把这种概念系统地表达出来确实有些令人吃惊，这表明我们甚至已经不再为我们的群体倾向感到羞愧。父母们有时报怨道，学校有点太“放任”了，孩子缺乏纪律。不过，尽管“帕克森林居民点的父母们会有一些缺点，他们却不会用严厉的法规或极权的措施来管理孩子”。的确没有。如果求同的无名权威已经使你的孩子完全顺从于“它”（虽然不顺从做父母的你时），你难道还需要什么公开的极权主义呢？不过，父母们并不是真的报怨学校缺乏纪律，因为“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在帕克森林达到了实用主义的神化地位。如果说，这里暂住的人已经达到了神化社会（并负担着适应这个社会的任务），这也许有点过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尤其不愿同社会争吵。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实用的一代“。有关异化协调的另一个特征是使趣味和价值观均衡一致的过程。作者在“熔炉”这一标题下描述了这一过程。一位自成一体的“学者”对新来的访问者说：“我才来这里时，感到缺乏知己。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对院子里的一群姑娘们说，头天晚上我听了《魔笛》这首曲子，感到十分愉快，可她们的反应却令我震惊。她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开始了解到，她们更关心的是尿布之类的东西。我还听《魔笛》，不过现在我已经意识到，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的其它事同样十分重要。“另外一位妇女说到，当她正在读柏拉图的书时，一位姑娘突然登门拜访。这位姑娘发现她读的书，“几乎吓了一大跳。现在她们都肯定我有点‘怪’”。作者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位可怜的女人夸大了她所受的伤害。其它人并不认为她十分古怪，“因为她的离经叛道十分策略，同时她还严格地遵循了使集体生活顺利运转的那些细微的习俗，因而保持了平衡。”不管你是听《魔笛》还是谈论尿布，你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问题的关键是要把价值判断转变成看法、意见一类的东西。重要的是，对一切事都不必过于认真，大家都可互相交换意见，准备同他人一道接受任何看法或信念（如果有信念这东西的话）。在看法市场上，人人都有价值相同的商品，而怀疑则是不光彩也是不公平的。人们描述异化协调和社交现象所用的，当然是些溢美之辞。不加区别地同任何人交往，以及缺乏个性，都被称之为开朗。从精神病理学的观点看，这种语言尤其具有杜威哲学的色彩。一位社会活动家说道：“在这里你真的能帮助很多人，使他们感到幸福。我自己就带了两对夫妇来这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潜力，而他们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胆怯和内向的人，我们总是特别关照他们。”社会“适应”的另一个方面是个人完全没有隐私的可能，因为人们可以不分场合地谈论某人的“问题”。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现代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学的影响。人们甚至不把那薄薄的墙当成孤独的保护物。“就是吉姆走了，我也不感到孤独。”便是一种典型的感受。“你知道附近便有朋友，因为晚上你就能听到隔壁邻居的活动。”人们通过摆谈、谈论、交谈，使得可能分裂的婚姻关系得到挽救，低落的情绪不致恶化。一位年轻的太太说：“真是太好了，你可以同邻居讨论你的一切问题——我们原来在达柯他州南部生活时，往往得自己单独处理这类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我启示的能力逐渐增长；在家庭生活的最秘密的问题上，定居点的人变得十分坦率，这种坦率的程度令人惊讶。人们指出：“每个人都用不着一个人去解决问题。”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去正视问题。在反对孤独的战斗中，甚至建筑也是实用主义的。“正像房子内部的房间门消失掉一样，（人们有时说房间门标志着中产阶级的诞生），邻里之间的隔离也不复存在。这正像透过橱窗可以看到内部一切——或者，看到别人的情况一样。”协调的模式形成了一种新的道德观，一种新的超我，但是这种新的道德观不是人本主义传统的良知，新的超我也不是按极权父亲的形象塑造而成。善也被修正成类似其它的品行；恶，则完全不同。人们常常用精神病医生的说法来表达这种情况，“有德行”意味着健康，“邪恶”则是神经症。“任何人都逃不过这院子里的眼睛。”风流韵事十分罕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不是出自道德上的考虑，或是因为婚姻都美满幸福。想清静、不受干扰的努力十分微弱。尽管你可以不敲门或打招呼便可进屋，还是有人把椅子搬去朝街坐，而不对着院子，以求得一点清静。这种作法表明，人们不愿受到打扰。“但是这种求清静的努力也有重要的必然结果——人们会为此感到有点内疚。除了个别情况外，人们会将这种不与别人在一起的作法视为孩子气，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认为这种作法则表明这人神经有点毛病。是个人，而不是群体，会出岔子。因此，至少有很多迷途的人似乎会这样想，如果他们将某些事看成是自己的私事，那么，他们常常会为这种想法感到悔恨。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一位住户最近对他的知心朋友说道：‘我决心设法同大家搞好关系。我没有直截了当地邀请他们，因此感到不安。他们那样对待我，我一点也不怪他们，这是真的。不管怎样，我要设法与他们和好。’”确实，“求清静，办私事，已经成了秘密活动”。我们还看到，人们所用的话语都是出自进步的政治及哲学传统；“不是在孤独、自私的考虑之中，而是在同他人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人才能完善自己。”还有什么别的说法比这句话说得更好的呢？可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却是乐于放弃自我意愿，成为群体的重要部分。这种状况常常被美称为“团结在一起”。大家喜欢用精神病医生的术语来表述这种精神状态。一位很有头脑、事业上成功的办事员是这样描述他得到的教益的：“我们懂得了为什么不要那么内向的道理。我们搬到这里之前，几乎完全不同别人打交道。比如，在星期天，我们会睡到下午二点多钟，在床上看报，听收音机里的交响音乐。现在，我们到处逗留，拜访朋友，或者朋友会来看我们。我认为帕克森林真的使我们的视野开阔了。”缺乏协调一致的精神不仅会招来难听的话语（比如“神经病”），有时还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一位十分积极的住户说道：“埃斯特尔就是一个例子。当她搬到这里时，她急迫想同大家打成一片。她是一位热心肠的女子，总想给人以帮助，不过，她有点，喔——在这方面过于用心计了。一天，她决定在下午为女人们开个茶会，以赢得大家的欢心。可怜的人儿，她完全搞糟了。像平常一样，女人们穿着泳衣和宽松的裤子来了，而她在这儿则摆好了一切，什么碟子、刀叉、桌布之类的东西，像个正式的茶会。打这以后，女人们都像事先计划好的一样，什么事都瞒着她。这真有点可悲。她坐在帆布椅子上，面对着街，很想有人走来陪她喝杯咖啡，随便聊聊，街那边，四、五个女人却嘻笑着走开了。她们会突然为某句玩笑话大笑起来，她这时会认为这是冲她而来，在取笑她。昨天她到我这儿来，哭了一下午。她向我说，她和她丈夫正在考虑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以便重新开始。“在其它文化中，惩罚脱离政治或宗教轨道的人的方式，是监狱或大刑柱；在这里，惩罚的方式只是排斥，可这种方法却逼得可怜的女人陷入绝望，使她深深感到有罪。她犯了什么罪？不过是一次错误行动，对求同之神所犯的一次罪。友谊不是建立在个人爱好和相互倾慕的基础之上，而是由自己的住房与其它住房的位置关系所决定，这正是异化了的人际关系的另一个特征。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的。“先从孩子开始。新的郊区居住点是母系氏族关系，而孩子们实际上都有点专横，以致像‘效忠’这样的词听起来也不十分滑稽。是孩子们决定着基本的模式；他们的友谊转变成母亲们的友谊，然后又变成了家庭间的友谊。父亲们也就附合而来。“婴儿小车走的路线……决定着哪一扇门有实际功用；在平房住宅，是前门；在住户集中的大院子里，是后门。这还决定着人们走的方向，因为当家庭主妇访问邻居时，都倾向于就近的家，以便能看到、听到孩子，听得见电话铃声。这种情况具体地表现为，在院子内作‘纵横运动’（即有规律地喝咖啡、闲聊的路线），这成了成人友谊的基础。“这种决定友谊的方式在文中谈得那么细，作者甚至邀请读者从房屋布局的画面中找出某一个角落里的友谊关系、这里的前门和后门等。在这幅画面中，我们看到的重要事实不仅是异化了的友谊、机械的协调，而且包括了人们对这种处境的反应。人们似乎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这种新形成的协调。“从前，人们极不愿承认，他们的行为不是由自己的意志而是由别人的什么所决定的事实。对这些新居民点的人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完全清楚环境所具有的那种无所不及的影响。事实上，他们所喜欢谈论的题目不多；他们不懂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好奇心却愈来愈强烈，他们用医学术语讨论社会生活的方式着实令人吃惊。但是，他们却意识不到自己的困境；他们似乎说，事情就是这样，不应当反抗这种处境，应当理解处境。”这些年轻一代也有解释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哲学。“下一代领导人将把社会实用性神化，这不仅出自他们本能的愿望，而且是因为他们具有一整套明确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会传给下一代。关键问题是这行得通吗，而不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观念。这里的居民解释说，由于社会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个人只有在为集体的和谐一致出力的时候才会有意义——对于人们来说，不停地搬家、经常同新的人打交道的情况，使得适应集体的行为变得特别的重要。正如他们自己经常说的那样，他们都得同舟共济。“另一方面，作者也告诉我们：”孤独思维具有一定价值，冲突有时是必然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其它令人烦恼的想法，很少侵蚀他们的头脑。“孩子和成人需要学的，也是唯一需要的事，是同他人和睦相处，这种事在学校被称为“公民身分”，这与成人所说的“友好”、“共处”是一回事。人们真的幸福吗？他们真的在无意之中也感到满足，正如他们认为应该感到满意那样？如果我们考虑到人性以及幸福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情况就很难如此。不过，他们也意识到一些事令人生疑。他们感到，同集体协调一致、融合在一起是自己的责任，但同时很多人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抑制其它欲望”。他们感到，“顺应集体的道德态度的作法与道德责任密切相关——因而他们在犹豫与不踏实之中继续将自己禁锢于兄弟般的关系之中。”（着重点为本书作者所加）一位居民私下思忖道：“我不时感到疑惑。我这样说不是想同别人过意不去，他们都很友好，都是年轻人，尽管彼此有很多差异，我能同他们友好相处，实在令人感到骄傲。但是，有时，我一想到自己和丈夫，想到我们没有能去做的事，就感到气馁。仅仅对他人不坏就够了吗？“（着重点为本书作者所加）的确，这种妥协的生活，这种“开朗”的生活，就是充满自私、压抑的禁锢生活。他们“同舟共济”，但是，正如作者尖锐指出的那样，“舟向何方？似乎没有人清楚；同样道理，他们甚至认为没有提这个问题的必要。”我们勾画出的这幅描述帕克森林的“开朗”居民的协调一致的图画，肯定不是美国其它地方的情况。道理很明白。这些人很年轻，属于中产阶级并且正在不断向上爬，他们大多数人所干的工作都是操纵符号和人，而他们自己能否爬上去取决于自己是否愿意受人操纵。毫无疑问，在干同一工作的一群人中很多人比他们年龄大些，有很多人虽然同他们一样年轻，却干着不同的工作。这些年龄大的以及干不同工作的年轻人同他们相比，“爬得不快”；这些人，比如是些工程师、化学家、物理学家，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想如何尽快地爬到经理之类的位子上去。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农场主、农业工人，20世纪的条件只是部分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最后，还有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与白领工人不相上下，但工作条件就差得远。虽然在这里不宜讨论当今产业工人所干工作的意义，但至少我们可以说上这些话：毫无疑问，尽管在生产过程中，操纵他人的人与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所起的作用都是一种部分的，而且从多方面讲，也是一种异化了的作用，但这两部分人之间却存在着差异。大钢铁厂的工人同他人合作，如果他要活下去，他就不得不这么办；他同他人一起同甘共苦；他的同事及工头能审视及评价他的技能，而不能判断和欣赏他的微笑及“悦人的人格”；工作之余，他有相当的自由；他花钱去度假，也有可能在花园里忙乎，做自己喜欢的事，或者参加地方的或工会的政治活动。［注：参阅小沃纳·布卢姆伯格的文章《可怕的机器，焦虑的工人》，载《记者》杂志，1953年9月28日，以及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座《现代工厂》，1934年。感谢他同意使用他的讲演稿。］不过，即使我们将区别产业工人与白领工人及中产阶级上层的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产业工人似乎最终也很难逃脱被处于支配地位的协调模式所锻铸的命运。首先，甚至连他的工作条件中的最积极的因素（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他的工作已经异化，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工作才表明了他的精力和理性是有意义的。第二，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增长的趋势也使这后一个因素迅速消失。最后，他同所有人一样，完全置身于文化机器，诸如广告、电影、电视、报纸的控制之下，而且很难逃离被迫与他人合拍的处境，尽管与其他人相比，他顺应主流的动作似乎要慢一些。［注：我们在后面将详细分析现代产业工作。］农民的情况也同产业工人的一样。（2）不受挫原则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总的说来，无名权威和自动求同都是我们的生产方式的产物。我们的生产方式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尽快适应机器，具有训练有素的集体行为、共同的趣味以及服从的态度。我们的经济制度的另一个方面——大规模消费的需要——有助于形成现代人的社会性格的一个特征，这种特征与19世纪的社会性格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我这里所说的就是，每一个欲望都必须立即满足，任何愿望都不得受挫的原则。这条原则的最明显例子就是我们在购物时采用的分期付款办法。在19世纪，当你攒够了钱时，你就去买你需要的东西；如今，你则用贷款的办法买你需要的或不需要的东西，广告的作用主要是引诱你去买，刺激你的胃口，引君入瓮。你生活的轨迹就是一个圆圈。你按分期付款的计划购买东西，当你快要付清时，你又把它卖了再买——买最新式的东西。欲望必须立即满足的原则也决定着人们的性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情况尤其如此。对弗洛伊德主义的粗俗的误解曾经给这种行为提供了恰当的合理依据；人们认为，既然神经症是“被抑制的”性欲所致，挫折会给心灵以“创伤”，因此，你越是不压抑感情，你越是健康。甚至父母们也急于满足子女们所想要的一切，唯恐孩子们受到挫折，形成某种“情结”。不幸的是，很多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都是一有钱便去找精神分析医生看病。贪图物质，试图即刻满足欲望，是现代人的特性。一些有思想的观察家，诸如马克思、谢勒和柏格森，都曾经强调过这种贪欲。赫胥黎在其名著《美丽的新世界》中也曾经对此作过非常尖刻的嘲讽。在“美丽的新世界”中，青少年们赖以生存的口号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个口号”重复了200次，每周2次，从14岁直到16岁半“，不停地灌给了这里的年轻人。人们将愿望即刻实现看成幸福。“美丽的世界”的另一个口号是“当今人人都快乐”；人们“得到想要的，他们也从不去想得不到的东西”。即刻满足与性欲的需要在“美丽的世界”中密切联系在一起，这跟我们社会中的情况一样。同“爱”的对象保持的关系过长，便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作法。“爱”被认为是一种短暂的性欲，应当立即得到满足。“人们都谨防太爱某一个人。没有什么忠贞不忠贞的事了；情况就是这样，你无法不去做你应该做的事。而该做的事从总的方面来看，又是那么令人心情愉快，你可以尽力满足的自然冲动又是那么多，因而实际上没有什么需要抵制的诱惑。”［注：参阅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著《美丽的新世界》，第196页。］欲望之无节制，与缺少公开的权威一样，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自我的瘫痪，以及最终的毁灭。如果我不推迟对愿望的满足（而我正是习惯于只希望得到能得到的东西），我就没有冲突，没有疑虑，不必作什么决定；我从来没有同自己单独相处的时候，因为我总是很忙——不是工作，就是取乐。我用不着自觉到自己，因为我经常沉浸在寻欢作乐之中。我是——一整套欲望与满足的组合系统；为了满足我的欲望，我不得不工作——而这些欲望总是受到经济机器的不停刺激与支配。大多数欲望都是综合性的；甚至性欲也远远不是本该那样的“自然”。从某种程度上讲，性欲也受到了人为的刺激。而如果我们想使人们适应现实制度的需要——使人感到“快乐”，没有疑虑，没有冲突，没有强迫性指令的压力，情况更需要是这样。取乐主要就是消费与“接纳”的满足；商品、景色、食品、饮料、香烟、人物、演讲、书籍、电影——都在消耗、吞噬之列。对我们的胃口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可满足我们欲望的大东西，一个大苹果，一大瓶饮料，一个大乳房；我们是些吸取者，是永远期待着的一群，永远报有希望的一群——也是永远失望的一群。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吃奶阶段，如果我们从不断奶，如果我们虽然已经长大，仍然还是婴儿，如果我们从未脱离那种接受的倾向，我们怎能不失望呢？因此，有些人真地感到焦虑，觉得卑微、不足、有罪。他们意识到，他们活着只算是度日，生活像沙子般流过了指缝。他们怎样对付那些由不断接纳的被动生活方式而带来的烦恼呢？他们只好采取了另一种被动方式，一种似乎不断流淌的方式：谈论。在此我们看到，正如权威及消费的情况一样，曾经是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又被推向了反面。（3）自由联想与自由谈话弗洛伊德发现了自由联想的原则。一个人如果在受过专门训练的心理分析家面前完全解除对自己思想的控制，用不着处在睡眠中，或发狂，或喝醉酒，或是受到催眠，他便可以发现自己的无意识感情和想法。心理分析家从你的言谈之间了解了许多东西，比你更了解你，因为你已经把你的思想从习惯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了。但自由联想很快就会变质，这跟自由与幸福一样。首先，它在正统的心理分析过程中便变质了。这虽不是绝对的，但常常却是这样。自由联想没有使医生对被禁锢的思想作出有意义的解释，解释成了毫无意义的饶舌。有些心理治疗学派更把分析家降低为富于同情心的倾听者，只是用稍微不同于病人所用的话语，重复病人所说的东西，根本不去作任何理解与解释。这种态度出自这样一种考虑：不要干涉病人的自由。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思想成了许多自称为顾问的心理学家的工具，尽管他们什么都做，就是“顾”而不“问”。这类顾问常常充作私人开业医生及工厂、企业的顾问，且越来越吃香。［注：参阅W．J．狄克逊所著《新的工业关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48年；G．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人文工作向何处去》中的讨论，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50年；H．W．哈勒尔的《工业心理》，纽约，莱因哈特出版公司，1949年。］这样的“自由联想”及“自由谈话”的过程有什么作用呢？显然不是弗洛伊德心目中的那种治疗。弗洛伊德当初设想的是把自由联想作为理解无意识的基础。这种“自由联想”及“自由谈话”不过是在富于同情心的听者面前，病人把事情说出来，以便使紧张的情绪得到松弛。心事若总是秘而不宣，就会使你焦躁不安——不过，这种焦躁不安也可能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当你反复玩味、反复思考之后，你也许会从痛苦感受中生出新的体验来。但是，当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当你不给你的思想和感情造成一种类似压力的情况，那么你的想法决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这种情况与不受阻挠地消费完全一样。你成了这样一种系统：事情翻来覆去——而体系内部则什么也没有，没有压力，没有消化，没有自我。弗洛伊德关于自由联想的发现有着这样的目的：从你的表面现象下面找出到底有些什么，即发现真正的你。而向同情者倾述谈话的现代方式则有着（虽然未公开宣布的）相反目的；其作用是使一个人忘记自己到底是谁（要是他还有一些记忆的话），消除所有的紧张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完全失掉自我感。正像我们给机器上润滑油一样，我们也给人，尤其是给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人们上润滑油。我们用动听的口号、物质好处以及心理医生的同情理解来润滑。对于一些花不起钱去请教专业医生，或者为了某种缘故而找个外行来作为倾诉对象的人来说，这种说和听已经成了一种室内运动。“把事情合盘托出”已经成了一种时髦而且高级的作法。这之中没有一点禁忌，没有羞耻感，也没有保留。人们诉说自己生活中的悲惨遭遇就像谈论于己无关的人，或是自己汽车上的毛病时一样轻松。的确，心理学及精神病学正在经历着一场改变功能的深刻变化。从阿波罗神殿的神谕“知汝自身！”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治疗，心理学所起的作用一直是发现自我，理解个人，寻求“那使你自由的真理”。今天，精神病学、心理学以及心理分析都快要成为支配人的工具了。这一领域的专家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是“正常的”人，于是你自己的“毛病”相应地便十分清楚了。他们设计出帮助你调整、帮助你快乐和正常的方法。在“美丽的新世界”中，这种帮助调整的工作，从（通过化学方法）受孕的第一个月起到青春期以后，一直在进行着。对我们来说，这项工作则开始得晚些。报纸、收音机、电视不断重复主要的思想，从而担负起了帮助人们开始适应的大半工作。不过，在这方面成绩最大的要算现代心理学了。泰勒为工业劳动所干的，心理学家为人的整个性格所做的——都是打着理解与自由的名义。当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心理分析家之中也有很多例外；但是，情况越来越清楚，这些行业正在对人的性格形成构成威胁，这些行业的开业医生正在成为宣扬享乐、消费以及无自我的新宗教的传教士，成为操纵人的专家，成为异化了的人格的代言人。（4）理性、良心与宗教在一个异化了的世界里，理性、良心与宗教的情况怎样呢？从表面上看来，都繁荣昌盛。在西方国家，几乎没有文盲；就美国来说，有越来越多的人上大学。每个人都看报，都很理性地谈论天下事。至于良心，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个人小天地里，举止都十分符合礼仪；而如果我们看看他们对大局的紊乱态度，这种符合礼仪的表现还真令人诧异。就宗教而言，人人皆知教会高于一切，大多数美国人也信奉上帝——或者说民意测验至少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用不着深究，便可发现不那么令人高兴的东西了。我们若要谈论理性，我们得首先确定我们指的是人的什么能力。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们必须区分智力与理性。我所说的智力，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目的而操纵概念的能力。黑猩猩知道把两根棍子接起来得到香蕉，因为一根棍子不够长，它这是在用它的智力。我们在做事时，“想办法解决”问题，也是在用我们的智力。在这层含义上，智力就是想当然地认为事情本就是这样，为综合理解而综合理解；因而智力就被认为是生物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理性的目的则在于理解，找出表面现象下面的实质，认识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的核心和本质。理性并非没有功能，但是其功能并不是促进肉体的生存，而是推动思想和精神的存在。但是，在个人以及社会生活中，理性却常常被用来预测（这是考虑到预测通常取决于对表面现象下面的各种力量的认识），而预测行为甚至对于肉体生存来说，有时也是必不可少的。理性需要相关与自我感。如果我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印象、思想、意见，虽然我可以将这些印象、思想、意见加以比较和运用——但是，我却无法看透它们的实质。笛卡尔从我能思维的事实推论出作为个体的自我之存在。他推论道，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反之亦然。只有当我是我，没有在“它”之中丧失我的个性之时，我才能思维，也就是说，我才能运用我的理性。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缺乏对现实的意识，这正是异化了的人格的特征。现代人“缺乏现实感”的说法与广泛流传的看法——我们更现实，因而不同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人——相抵触。但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却几乎是一种全面的曲解。如果手中玩弄的武器不会导致地球本身的毁灭，不会使现代文明灭亡的话，这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者呢？！一个人要是被发现在干这件危险的事，他立即就会被关起来；但如果他为自己的现实感引以为荣，精神病医生就会认为，这是有病的头脑表现出来的更严重的症状。不过，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现代人在一切重要事情上都表现出缺乏现实感，且程度令人惊异。这些重要的事情包括生与死、幸福与痛苦，以及感情与严肃思想的含义。现代人将人类生存的整个现实掩盖起来，用人为的虚饰和伪现实来代替真实生活，这跟野蛮人用土地与自由来换取亮晶晶的玻璃珠子的作法没有多大差别。确实，他是那么远离人类现实，以致说出“美丽的新世界”的居民所用的语言：“当个人有感觉时，集体就会动荡不安。”当今社会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前面提过的对理性的破坏。由于没有人自始至终完成整项工作，大家都只是做工作的一个部分，又由于事情包罗万象，人事机构过于庞大，因此人们对此很难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对于现象下面的规律、法则也不容易看见。我们的聪明才智只够操纵其中的一个部分，无论对于一部机器还是一个国家，情况都是如此。但是，理性只有在涉及整体，讨论可观察到的、可把握住的实体过程中，才能发展、形成。这正像我们的耳朵只听得到一定波长的声音一样，我们的理性也只能应用于可观察到的整体及其全部功能。换言之，范围大于某种规模，具体感必然丧失，抽象感即取而代之；现实感也随之消失。最先看到这一个问题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一个城市如果人口超过一定数量（比如超过我们现在一个小城镇的人口），就不适宜居住。如果观察异化了的人的思想品质，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他的智力是如何的发达，他的理性是何等的衰退。他想当然地认识现实；他想把现实一口吞下，消费掉；他想接触现实，操纵现实。他甚至不问一下现实后面是什么，为什么事情是现在这个样子，事情向何处发展。你不可能吃意义，你不可能消费感觉，至于说将来——我们死后，管它会是怎么个情况！我们观察到，甚至从19世纪至今，人类社会的愚昧（如果这是针对理性的而不是智力的愚昧之语），似乎与日俱增。尽管大家天天虔诚地看报，却不懂政治事件的意义，而政治形势则确实令人惶恐不安，因为我们靠聪明才智造出了武器，而我们的理性却无力对武器加以控制。的确，我们知道怎么做，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也不知道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优秀的高智商的人，不过我们的智力测验只是衡量记忆和反应快慢的能力而不是推理能力的手段。所有这些都是事实，尽管我们当中不乏睿智之士，这些人同人类历史上著名人物一样，看得深远，理解深刻。不过，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群体的一般认识，而且遭到的都是怀疑的白眼——即使人们需要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果。新发明的电脑倒可以给我们这里所说的“智力”作一个很好的说明。电脑处理输入的资料；电脑可以比较，选择，最后送出结果，其速度比人脑快，错误也较少。不过，要办到这一切的条件是基本数据得事先输入。电脑所不能做的，是创造性思维，电脑不能洞悉观察到的事物的实质，不能超越输入资料一步。机器可以复制甚至改善智力，却不能激发人的推理能力。伦理，至少在希腊－犹太－基督教的传统这层意义上，与理性不可分割。符合伦理的行为以价值判断能力为基础，而价值判断又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伦理意味着决定善与恶的取舍，并按照决定行事。理性的运用是以自我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伦理判断及符合伦理的行为也是如此。此外，不论是一神教的或是世俗人本主义的伦理都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没有什么机构、什么事物可以高于任何个人，生命的目的就是展示人的爱和理性，人的其它一切活动均应从属于这一目的。如果人成了一部自动机器，服务于那庞大的“它”，伦理道德怎能成为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此外，如果生活的原则只是一味地求同，良心又如何形成呢？就其本质来说，良心就是不求同；在大家都说“是”时，能够说“不”；而要说“不”，则必须肯定判断的正确性，使之成为“不”的基础。一个人如果求同到一定程度，他就不能听到自己良心的呼声，更不用说按良心办事了。人只有在体验到自己是人，不是物，也不是商品之时，才会有良心。与市场上的物品交易有关的，是另一种虚假的伦理准则，即所谓的公平。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这些物品是否按公平价格交易，买卖公平之中是否掺假，是否受到胁迫；这种公平，而不是好与坏，便是市场的伦理原则，这一伦理原则支配着供交易的人格的生命。毫无疑问，这种公平的原则有助于形成某种伦理行为。如果按公平的准则行事，你便没有说谎，没有欺诈或是使用武力——你甚至给了别人一个机会。但是，爱你的邻居，感到同他心心相印，一生都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则不是公平伦理观念的内容。我们处于矛盾的境地中：我们一方面实行公平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却又声称奉行基督教教义。我们必定会在这明显的矛盾面前踌躇不前吗？显然不会。原因何在？部分是因为这样的事实：400年来形成的良心传统绝不会完全失掉，恰恰相反，从很多方面讲，人们将自己从封建势力和教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努力使这种传统得以开花结果。从18世纪到现在这一阶段，这一传统所取得的成就大概超过了以前的任何历史时期。我们仍然处于这一进程之中——但是，由于20世纪我们自己的生活状况所致，当传统之花凋谢之时，似乎再也没有待开的花蕾了。我们在人本主义的伦理和公平伦理相矛盾时不会踌躇不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按照公平的伦理观念重新对宗教的和人本的伦理作出了解释，对goldenrule（待人规则）的重新解释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努力。按照《圣经》的最初含义，这条规则包含着对《圣经》的箴言“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所作出的通俗解释。这条规则在公平伦理系统中就意味着“交易得公平。你想得多少，就给出多少。别搞欺诈！“难怪“待人规则”是当今最受欢迎的宗教信条。两种对立的伦理系统之结合使我们忘记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尽管我们的生活基础仍然是基督教－人本主义的传统，我们却毫不吃惊地发现，年轻一代身上的传统伦理观念愈来愈少，在他们之中存在着一种与社会所达到的经济和教育水平完全对立的野蛮道德风尚。今天，就在我修改本书的草稿的时候，我读到了两则消息。一条消息刊载于《纽约时报》，谈到一件凶杀案：4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十几岁的少年残酷地将一名男子践踏至死。另一条消息见于《时代》周刊（1954年8月23日），说到危地马拉前乌比科独裁政权的警察总监，现危地马拉的新警察总监所施行的酷刑之事：这位警察总监“完善了一种钢制的紧箍帽，用以迫使人讲出秘密，粉碎错误的政治思想”。《时代》周刊发表了他的照片，并附有这样的文字说明：“对付错误思想的铁腕人物。”对这种极端的虐待狂的态度，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轻率的文字所反映出的疯狂和麻木不仁吗？一个社会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杂志竟然会写出十几岁的少年肆无忌惮地打死一个人的报道，这难道不会令人感到吃惊？我们的书和电影表现野蛮和残暴，并不是因为这些描述足以解释年轻人中不断增长的野蛮、破坏倾向，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可以作为商品卖钱，这难道不是事实？我们的电影检查官只看是否有性爱的镜头，因为性爱场景会引起不正当的性欲。检查官允许那些使人丧失人性的东西，教会也似乎只反对传统的罪孽，这两种态度显得多么幼稚可笑。是的，我们仍有着伦理传统，但是，如果我们在传统不复为传统之时，不按照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重新创造出一种伦理来，那么原有的传统就会很快花光，代之而起的将是“美丽的新世界”和“1984年”［注：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1903—1950）所著政治讽刺小说中描写的年代。——译注］中的伦理道德。目前，虽然社会正朝着野蛮前进，合乎伦理的行为似乎仍然可以在很多人的具体境况中找到［注：参阅A．格伦在其内容丰富且深刻的著作《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中提出的类似的观点。］。至于宗教情况，也跟我们所谈到的伦理道德情况差不多。当然，说到宗教在异化人群中的作用，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所说的宗教是什么。如果我们说的是广义的宗教，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及奉献对象的宗教，那么，每个人都具有宗教性，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在没有这种体系的情况下健康地活着。因而，我们的文化也同任何文化一样，具有宗教性。我们的神灵便是机器和效率观念；生命的意义就是向前运动、冲击，尽量地向上爬。但是，如果我们所说的宗教是一神论的宗教，那么，我们的宗教就不仅是我们橱窗中的商品了。一神论与异化以及公平的伦理是势不两立的。它使展现人性、拯救人成为生命的最高目标。上帝既然是不可知的，难以确切表达的，既然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人也是难以确切表达的——这就是说，人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物。一神论与偶像崇拜之间的斗争正是创造与异化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争战。我们的文化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世俗化的文化。我们避而不见、也不关心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我们不关心生命的含义及其解答；我们一开始就确信，除了对生命作成功的投资，并无灾无难地度过一生之外，生命别无其它目的。我们大多数人信奉上帝，认为上帝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则认为没有上帝是理所当然之事。两种看法都想当然地看待上帝，两种信仰都不会使人夜不能寐，也不会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中，无论是以心理学还是以纯宗教的观点来看，一个人信奉上帝与否实在没有什么差别。信与不信，他都无所谓——他既不在乎上帝，也不关心解决自己生存的问题的办法。正像友爱被不带感情的公平取代一样，上帝被改造成了宇宙股份有限公司的遥控总经理；你知道“他”在那儿，“他”指挥着表演（尽管没有“他”表演也会照样进行），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你却承认“他的”领导，而你则“在做你份内的事”。我们今日所目睹的宗教“复兴”，大约是一神教所受到的最沉重打击。人们将上帝称之为“那个在楼上的人”，学会祈祷，以便上帝成为生意上的搭档，“推销”宗教就像推销肥皂一样，方法、手段别无二致。对神明的亵渎还有什么比这种作法更为严重呢？鉴于异化了的现代人与一神教势不相容的事实，我们似乎会想到，牧师、神父、教士也许会结合在一起，对现代资本主义作出尖锐的批评。确实，天主教的高层，以及不少较低等级的牧师和教士已经在发难，可是各地的教会主要还是从属于现代社会的保守势力，他们只是利用宗教使人有事可干而已，他们对这种完全不带宗教意味的制度感到满意。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似乎没有看出，这种形式的宗教最终会堕落成公开的偶像崇拜，除非他们开始给现代偶像崇拜下一个定义并加以讨伐，而不只是口头上谈谈上帝，在各种含义上枉用“他的”名字。（5）劳动、工作在异化了的社会之中，劳动和工作的意义成了什么呢？在关于异化的一般性讨论中，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作过简要的评述。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当今社会，对于任何试图创造一个健全社会的努力，都极其重要，所以我想就劳动和工作的性质问题在此作单独的、更广泛的讨论。一个人除非剥削他人，否则他就必须劳动以求得生存。不管他的劳动方式多么原始，多么简单，但因为他从事了生产、创造，他就超越了动物的王国；人是“能够生产、创造的动物”的定义确实很有道理。不过，劳动并不仅仅是人的必然需要。劳动也将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社会的人。在劳动过程中，即在铸造及改变自身之外的自然界的活动中，人也铸造并改变了自己。他掌握了自然，并由此脱离了自然；他逐渐形成了合作、理性及美感。他使自己从自然中，从原始的一体中分离出来，又以主人及建造者的身分同自然重新结合在一起。他的劳动越广泛，他的个性就越发展。在改造与重新创造自然的同时，他学会了利用自己的力量，提高了自己的技能和创造力。法国南部洞穴中美丽的图画，原始人武器上的装饰，希腊的雕像和神庙，中世纪的大教堂，技艺高超的匠人所做的桌椅，农民种植的花、树及谷物——所有这些都是人靠理性及技能对自然所作的创造性改造工作的表现形式。在西方的历史上，技艺——尤其是13、14世纪发展起来的技艺——代表着创造性劳动进化的顶峰之一。工作不仅是有用的活动，工作本身也给人以充分的满足。C．W．米尔斯曾就技艺的主要特征作过十分明白晓畅的叙述：“技艺之道，除了创造出来的作品及创造过程本身之外，别无其它不可告人的动机。日常工作的细节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工匠的心目中，细节并不脱离产品本身。工匠可以随意左右自己的行动。因此，工匠可以从工作中学习，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并发展自己的能力及技能。劳动与娱乐、工作与文化并不分裂。工匠的谋生方式决定并帮助形成了他的生活方式。”［注：C．W．米尔斯：《白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220页。］随着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瓦解，现代生产方式的开始，劳动与工作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在信奉新教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人们对他新争取到的自由感到恐惧，于是极力认为，他需要狂热的行动来克服疑虑与惶恐。这种行动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决定着他的赎罪问题，表明他的灵魂是否得到了拯救。劳动和工作本身不再是一种令人满意、给人以快乐的活动，劳动和工作成了一种义务，一种摆脱不掉的思想负担。人们越是可以通过工作致富，就越是把工作当成他们发财和成功的单纯手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工作成了“内心禁欲主义”系统的主要构成成分，工作对人的孤独感作出了解答。但是，这种含义的工作、劳动仅存在于上层与中层社会之中，即那些能够聚集若干资金、雇用他人劳动的社会阶层中。对那些只有劳力可以出卖的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只不过是一种强迫劳动而已。18或19世纪的工人为了不致挨饿而不得不工作16小时。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要为贵族效劳，也不是因为他由于成功就可以成为“上帝特选的”子民，而是因为他被迫将自己的劳力出卖给那些具有剥削手段的人。在现代的开头几百年中，工作的含义发生了分化，中产阶级认为工作是一种义务，而无产阶级则认为是一种强迫劳动。将工作和劳动看成是一种义务的宗教态度在19世纪仍然十分盛行，在最近几十年中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现代人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怎样有意义地度过一生，他被迫工作是为了摆脱无法忍受的无聊与烦恼。但是，工作和劳动已不再像18、19世纪中产阶级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道德和宗教的义务。新的含义产生了。人们不断增加生产，以生产更多、更好的东西，生产及其动力本身成了劳动和工作的目的，成了一种新的理想。劳动同劳动者已经异化出来。产业工人的情况又怎样呢？每天工作七、八小时，生产“某些东西”花去了他的主要精力。他需要工作以求得生存，但是他所起的作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被动的角色。在高度复杂而有组织的生产过程中，他做的工作只是孤立的一小部分，他从来都没有见到作为整体的“他的”产品。他至多只能作为消费者（如果他有钱买的话）而不是作为生产者，在商店见到“他的”产品。他既不关心整个产品的物质形式，也不关心产品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他被安置在某个位置，被迫完成某项任务，却不能参与对工作的组织和管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生产这种而不是那种东西，不知道这种商品与整个社会的需要是什么关系，同时，他对这一切也不感兴趣。鞋子、汽车、电灯泡等，都是“企业”用机器制造出来的。他只是机器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作为主动的掌握机器的人。机器不是为人服务，以取代纯粹的体力劳动，而成了人的主人。也就是说，不是机器取代人力，而是人成了机器的代用品。我们可以给人的工作下这样的定义：人的工作就是完成目前机器还不能做的事。工作和劳动是获得金钱的一种手段，并不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类活动。P．德鲁克在观察了汽车工厂的工人情况之后，对这种看法作了十分清楚的说明：“对绝大多数汽车工人来说，工作的唯一意义就在于拿薪水，而与工作本身或产品无关。工作似乎像不符合自然的事，是获得薪水的令人不愉快的、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条件，工作本身既不能给人以尊严也没有什么重要性。难怪这种情况要助长偷懒、怠工以及取巧、少做事、拿同样的钱的风气。难怪这种情况使工人不愉快、不满意——因为一张薪水单实不足以作为人类自尊的基石。”［注：参阅彼得．F．德鲁克的著作《大公司的概念》，纽约，约翰·戴出版公司，1946年，第179页。］工人同他们的工作这种关系是他所在的整个社会组织的结果。因为他是“受雇用”，所以他不是一个主动者，除了做好他的那份孤立的工作之外，他别无其它责任；他的兴趣也仅仅在于给家里带回足够的钱，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没有奢望，没有更多的企求。他是资本所雇用的设备的一个部分，这一设备的质量决定着他的作用与功能。最近几十年来，人们愈来愈注意到工人的心理、工人对工作的态度，以及“工业生产中的人的问题”；不过，提出这种问题的行为本身也表明了一种基本态度：人花了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来工作，应当讨论的是“人的工业问题”，而不是“工业中的人的问题。”工业心理学界所作的大多数调查、研究，是有关如何提高生产率、如何减少摩擦以使工人工作得更好的问题；心理学已经在从事“人类工程学”的研究，试图把工人和雇员当成机器来处理，即上好润滑油，使其更好地运转。泰勒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从技术使用的角度出发，较好地组织起工人的力量；而大多数工业心理学家则致力于操纵工人的心理，其基本思想可以这样来归结：如果工人在高兴时工作效率较高，我们就让他感到高兴、安全、满足；这样一来，他就会多出成品，少一些摩擦。在“人际关系”的名义之下，他们想出了一切适合完全异化了的计策来对待工人；他们甚至提出幸福与人的价值也要服从于与大家保持较好关系的原则。比如，在《时代》杂志上，曾经登载过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的谈话，他对1500名超级市场的经理说道：“如果我们快乐，顾客也会越来越满意。……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些关于价值、人际关系的总原则付诸实践，经营管理就会换回那些不带感情的金钱。“这里，他说的”人际关系“，指的都是最非人的关系，异化了的有着机械般动作的人；他说到幸福，却暗指完全惯例化的事情，排除了人的最后疑虑和所有的自发性。［注：关于工作与劳动的问题我将在第8章作进一步讨论。］工作所具有的这种异化的及无法令人满足的特性导致了两种反应：第一，彻底懒散的思想；第二，对工作以及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人和物怀有一种根深蒂固却常常又不自觉的敌意。渴望达到完全的懒散和被动境地的想法广为流传，要看到这一点并不难。广告在这方面的宣传甚至超过了对性的宣扬。当然广告也有很多有用而省力的新发明。不过，这些有用的发明所起的作用也只是把渴望懒散和被动的想法加以理念化。一盒早餐麦片被广告吹为：“全新的——吃起来更方便。”一台面包电烤炉出现在广告上时，有这么一些话语：“……世界上最别致的电烤炉！这种新烤炉可以为你做一切事。你甚至用不着麻烦把面包降下去。独特的小马达，轻轻地就把面包从你手中取去了！”有多少语言或其它学习课程被宣传为“学起来毫不费力，不再像老一套那样枯燥费神。”人人都知道那一对替人寿保险公司作广告的老夫妻，他们60岁退了休，过着什么都不消做、只是旅游的幸福生活。收音机和电视表现出这种渴望懒散的想法包含着“按钮具有神道”的思想；揿下按钮或旋一下旋钮，我便能听到音乐、演讲，看到球赛，要求在电视上出现世界大事。驾驶汽车的乐趣当然也部分基于这种满足于按钮具有神道的愿望。轻轻揿下按钮，大机器就会运转；用不着多少技术和力量，司机就会感到他是宇宙的主人。但是，人们厌倦工作，认为工作无意义的行为中还包含着更严重、更根深蒂固的反应态度，这便是对工作所怀有敌意，比之渴望懒散和不干活的态度来说，这种态度更不为人所觉察。很多商人感到自己是所做的生意的囚犯，是所卖商品的奴隶。他对自己的产品有一种虚假的感情，暗地里看不起。他憎恨顾客，因为他们迫使他虚饰、卖弄，以出售产品；他恨与他竞争的同行，因为他们给他构成了威胁；他恨他的雇员及上司，因为他得经常同他们较量。更重要的是，他恨他自己，因为他眼看着生命流逝而去，除了成功带来的短暂狂喜之外，生命没有什么意义。当然，这种对他人、对自己、对他生产的产品的憎恨与轻蔑，主要存在于他的无意识之中，只是偶然浮现在转瞬即逝的有意识思维中；而这偶然的自我意识却足以令人心神不安，于是便总想尽快将这些想法排开去。（6）民主正像工作与劳动已经异化一样，现代民主制度所表达的选民意志也是一种异化的表现形式。民主的原则所含的意思是：不是一个流浪者或是一小部分人，而是全体人民，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作出决定。每个公民选举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在社会中制定本国的法律，而公民则被看作是发挥了真正参与团体事务的作用。按照权力分工的原则，人们创造出一种精巧的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保持了司法系统的独立与完整，另一方面也使立法与行政的功能相互平衡。理想的情况是，每个公民都应为决定负责，并影响决定的制度。实际上，民主政体在开始形成之时，就受到一大矛盾的干扰。在机会与收入极不平均的国家实行民主，特权阶级自然不想放弃现状所给予他们的特权，因为如果政治制度充分表达出大多数没有财产的人民的意志，他们很容易就会失去这些特权。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在早期，特权阶级便剥夺了许多没有多少财产的人的选举权；后来，每个公民可以不受限制、不看身分而有选举权的原则才逐渐被吸收。在19世纪，人们认为，普选的办法似乎可以解决民主的一切问题。宪章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于1838年曾经说过：“普遍参政权将立刻改变社会的整个特性，把监视、猜疑变为相亲相爱、互惠、普遍信任。”在1842年，他又说道：“……大宪章一旦通过，6个月之后，全国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注：转引自J．R．M．巴特勒所著《英国历史》，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86页。］从那时起，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建立了男女普遍选举制度（瑞士除外，妇女无选举权）。然而，即使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民仍然“吃得差，住得差，穿得差”（这是引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说的话）。普选制的初步实施情况不仅使宪章派失望，而且也使所有那些认为普选制会有助于将公民改造成有责任心的、积极的、独立的人的人士大失所望。十分清楚，当今的民主问题不再是限制选举权的问题，而是选举权如何行使的问题了。如果人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和信念，如果他们只是一些异化了的机械人，他们的趣味、意见及倾向都受到了大的控制机器的操纵，他们怎么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呢？在这种情况下，普选制成了一种物恋的偶像。如果说一个政府可以证明人人都有选举权，选票的计算也无弄虚作假，或者，选举者害怕投执政党的反对票，这个政府就是不民主的；这就是说，自由选举与操纵选举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重大差别。这种说法确实正确，但是，我们绝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事实：即使是自由选举也不一定就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如果大多数人用一种广告最多的牙膏是因为广告宣传作出了某些异想天开的保证，那么，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说，人们“决定”喜欢这种牙膏。可以说的只能是，广告宣传在哄骗人，要人相信它的保证。在一个异化的社会中，人们表达意志的方式同他们购买商品的选择方式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听取宣传的鼓噪，这些鼓噪在他们耳边发出的喧嚣声使事实失去了分量。在最近几年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公共关系的顾问们怎样运用他们的智慧指导着政治宣传。这些顾问们习惯于使公众购买商品以积累足够的资金，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考虑从政治思想到政治领袖的问题。他们利用电视来塑造政治人物的形象，其作法就像通过电视广告来宣传肥皂的优点一样；在这里，重要的是效果，销售或选举是否通过宣传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而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宣传——这些人或物有什么用处。最近的一些关于共和党的前景的声明便十分坦率地表达了这种意思。这些声明的大意是：我们既然无法希望大多数选民投共和党的票，就应当找一位愿意代表党的人物——那么，他就会得到选票。原则上，这与香烟广告上由有名的运动员或电影演员抽这种牌子的烟，以达到宣传效果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民主国家的政治机器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商品市场的固有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政党与商业大企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职业政客也是在向公众推销他们的货物。这些职业政客所采用的方法愈来愈像强行推销商品的广告。J．A．舒姆彼特对政治经济舞台上的表演观察得很深刻，他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了这种过程的轮廓。首先，他描述了18世纪关于民主的经典概念：“人民经过选举，选出可以集中代表人民意志的个人，并通过这些个人来决定自己的事务。按照这种办法作出体现共同利益的政治决定的组织安排就是民主的方法。”［注：J．A．舒姆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纽约及伦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47年，第250页。］舒姆彼特接着分析了现代人对待公共福利问题的态度，最后得出了与上面我所叙述的情况差别不大的结论。他说道：但是，当我们从个人对家庭和生意的关心出发，进而深入到那些与个人所关心的事并无清楚明白的直接关系的国家及国际事务领域之时，个人的意志、个人对事实的了解以及介入的方法，很快便不再符合经典原则的要求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在我看来也是问题的核心的，是这样的事实：现实感已经如此完全地丧失了。通常只是那些有着闲功夫（虽然还说不上有癖好）的公民才有心就政治大问题作不负任何责任的谈论。这些大事似乎十分遥远，不像生意那么近迫，根本不大可能有具体的危险；即使人们可以证明有这些危险的存在，也不严重。因而，人们在谈论这些政治大事时就仿佛感到自己像是处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中一样。这种弱化了的现实感不仅解释了责任感淡薄的原因，也说明了为何人们缺乏有力的意志。当然，人人都有自己的习惯说法、愿望、白昼梦以及牢骚，特别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但是，这些东西通常都不足以说明个人的意志，即与有目的的、有责任心的行动相一致的精神因素。实际上，对于那些谈论国家大事的个别公民来说，世上不存在发挥这种意志的机会，也没有发展意志的任务。他只是不起作用的委员会——全民族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便是为什么他花在掌握政治问题上的技能和精力比用在打桥牌上的要少得多的原因。淡薄的责任感以及软弱的意志，反过来又解释了这样的现象：一般公民在国内政策及外交政策这些问题上显得无知，缺乏判断力；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受过教育的人及非政界中的积极分子和成功者要比处境差、未受过教育的人更无知，更缺乏判断力，这种情况令人震惊。信息大量有，并随手可得。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现状。我们也用不着对此感到不可理解。我们只消比较律师的两种态度就可清楚这一点，这两种态度就是他对自己的辩护状的态度，以及他在阅读报纸以了解政治事实时所持的态度。在兴趣的直接刺激下，经过多年从事律师职业的有目的的劳动，他有资格来正确评价他手中掌握的事实是否中肯；在同样有力的刺激之下，他把自己的学识、智力以及意志都集中在他的辩护状的内容之中，这便是第一种情况。而在第二种情况中，他不愿花功夫来使自己合格，也无心去了解报上的信息，并用他那娴熟的批评准则来分析信息的含义；他也对报上冗长、复杂的论断感到厌倦。所有这一切表明，主动性来自直接责任感；没有这种主动性，一个人就会对大量信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论这些信息是多么完善、多么正确。人们不仅在报上登载消息，还作了大量值得称道的事，通过办讲座、开课、举行集体讨论等方法来教导怎样利用这些信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知仍然存在。结果虽不是零，却少得可怜。不可能把人扶上梯子。因此，当典型的公民一旦涉足于政治领域之时，他的精神活动立刻就降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如果他把自己争辩以及分析政治问题的方法用到他真正感兴趣的领域，他会立刻看出，这种方法是多么幼稚。他又成了原始人。［注：同前书，第261、262页。］舒姆彼特也指出，在政治问题和商业广告中，都存在着操纵、加工人民意志的倾向。他说道：人们加工、制造政治问题和公众意志，其方法与商业广告所用的方法极其类似。我们发现，在这两个方面，人们都试图触及人的潜意识，用同样的技巧来编织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人们都回避或闭口不谈同样的问题。我们发现，在这两个方面，人们都采用了重申某一信念的手法来制造舆论。他们能成功地制造舆论，就像他们能成功地回避符合理性的论证，避免唤醒人的批判力一样。这类相似的情况还很多，只是，这些诡计应用的范围在公共事务领域较之私人生活及职业领域更加广泛。从长远的观点看，世上最漂亮的美女的图片也会无力来保证劣等香烟的销售。同样，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保障政治决定。很多与命运相关的重要决定都有这样的性质：公众要想验证这些决定，就必须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相当大的代价。即便不花多少时间和代价，总的看来，要得出判断结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香烟广告之类的情况，因为你很难说清楚效果。［注：同前书，第263页。］在分析的基础上，舒姆彼特得出了关于民主的定义，这个定义虽不如第一个定义那么崇高，却无疑更现实一些。“民主的方法是一种作出政治决定的组织安排，在这种安排之中，个人通过竞选的手段来获得决定权。“［注：同前书，第269页。］有关政治舆论和商品市场上的舆论的形成过程的比较，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加以补充，这便是舆论的表达方式，而不是舆论的形成过程。在此，我指的是美国大公司的股东作用及其意志对经营管理的影响。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今天大公司的所有权操在成千上万的个人手中，每个人都只占有总股份中的一个极小部分。从法律的角度讲，股东才是企业的主人，因而有权决定企业的政策，指定管理人员。而实际上，股东们对所有权并没有什么责任感，对于经营管理的情况总是持缄默的态度，而仅仅满足于得到固定的收入。大多数股东不想出席会议，宁愿将代表权送给经营管理人员。正如前面所说，（在1930年）只有百分之六的大公司是完全或大部分由产权人控制着。现代民主国家的控制情况与大公司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的确，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民都亲自投票，他们在相互竞争选票的两大政党机器中作出选择决定。其中一部机器一旦当选，它同选民的关系便疏远了。真正的决定常常是由政党而不再由代表着各选区利益及愿望的议员采制订。［注：参阅R．H．S．克罗斯曼的文章，《寡头政治政党》，载《新政治家和国家》杂志，伦敦，1954年8月21日。］而且，即使在政党内部，也是由少数鲜为人知的有影响的关键人物作出决定。实际情况是：尽管公民都相信他指导着国家的决策，但他所起的作用并不比一般股东参与控制“他的”公司的情况大多少。投票选举行为与重大的高级政治决策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我们不能说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也不能说最后的决定是选民意愿的结果。这种情况正是公民意志的异化表达形式。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投票者幻想着自己是决定的制订者，他所接受的决定仿佛是自己的决定一般。实际上，这些决定不由他们控制，也由他所不知的力量所左右。难怪这种情形使一般的公民在政治事务中深感无能为力（虽然他并不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政治理解力也由此愈来愈低。因为一个人在行动之前必须思考，所以当人没有行动的机会时，思维也就变得贫弱了。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效地行加，他就无法作出任何带建设性的思考。（三）异化与精神健康异化对精神健康有什么影响呢？回答当然取决于健康指的是什么。如果健康指的是，一个人能尽其社会职责，继续生产与延续后代，那么，异化了的人显然便是健康的。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制造出迄今为止最强大的生产机器——虽然我们也制造了可能为战争狂人所掌握的破坏性最大的机器。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目前流行的有关精神健康的精神病学上的含义，那么我们也该想到我们是健康的。很自然，关于健康与疾病的概念正是那些提出这些概念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这些人所处文化的产物。异化了的精神病学家会以异化了的人格来给精神健康下定义，因此他们认为健康的状况，从正常的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就会是病态了。在这一方面，H．G．韦尔斯在《盲人之国》中对精神病医生和外科医生所作的精彩描述也适用于我们文化中的很多精神病医生。在这篇小说中，韦尔斯描写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他在一个与世隔绝、由先天失明的人构成的部族中找到了一个住处，并接受了盲医生的检查。这之后一位深思熟虑的长者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是这些人中最了不起的医生，他们的医学家，有着丰富的哲学头脑，富于创新。他想到应该给努内治治怪病。一天雅各布在场时，这位医生又把话题转到了努内身上。“我们已经检查了傅格大，”他说道，“病人的情况更清楚了。我想他很容易就能治好。”“我一直希望这样。”老雅各布说道。“他的大脑受到了影响，”盲医生说。长者们都嘟哝着赞同的话。“那么，究竟什么影响了脑子？”“啊！”老雅各布突然冒出了一声。“这个，”盲医生自己答道，“那被称作眼睛的怪东西有病，是这个怪东西的存在使得脸上形成两个摸起来不挡手的软软的坑。而在傅格大身上，这怪东西病得太厉害了，以致影响到了大脑。眼睛肿得很大，他有睫毛，他的眼睛会动，因此，他的大脑也就长期处于一种激动和神经错乱的状态。”“真的？”老雅各布问道，“当真是这样？”“我想我可以合情合理并肯定地说，为了完全治愈他，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外科手术——那就是除去这些刺激性的器官。”“然后他就会恢复理智？”“他会完全恢复精神健康，成为受人尊重的公民。”“幸亏有了科学！”老雅各布说道，然后立刻前去告诉努内这一愉快的消息。［注：H．G．韦尔斯：《在慧星上的日子和十七篇短篇故事》，纽约，查尔斯．斯克思布纳之子出版社，1925年。］我们现行的精神病学对精神健康的定义强调了那些属于当代异化了的社会性格的品质：适应、合作、进取、容忍、野心等等。我在前面引用了斯特雷克关于“成熟”的定义，以说明那种把宣传助理经理的广告转化成精神病术语的幼稚作法。但是，正像我在另外的场合提到过的那样，甚至连当代目光最深刻、最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的H．S．沙利文，也受到了这种无孔不入的异化概念的影响。正因为沙利文的名望以及他对精神病学所作的重要贡献，所以就此进行的讨论会给我们以启迪作用。异化了的人缺乏自我感，只是对他人的期望作出反应，并由此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沙利文把这一事实当成人性的部分属性，这正像弗洛伊德把体现着本世纪初期特征的竞争性当成自然现象一样。于是，沙利文将流行于世的有关独一无二的自我的观点称做“独一无二的个性的幻想。“［注：H．S．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纽约，诺登出版公司，1953年，第140页。］我们同样清楚地看到，在沙利文对人的基本需要的阐述中，也有着异化思想的影响。按照他的观点，人的基本需要是“个人安全的需要，即消除焦虑的需要；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的需要，也即至少同另一个人合作的需要；以及与追求性欲高潮的性行为有关的情欲满足的需要。”［注：同上书，第264页。］沙利文在此定出的关于精神健康的三条标准为人们普遍接受。粗略看来，有关这种认为爱、安全感以及性满足是精神健康的完全正常目标的看法，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个异化了的社会中，这些概念已经不同于它们在其它文化中的含义了。在精神病学的准则宝库中，最受人欢迎的现代观念大概要算安全的概念了。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强调安全的概念，把它看作是生活的最高目的、精神健康的本质。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之一大概在于这样的事实：多年来世界充满了战争的威胁，这使人愈来愈渴望获得一种安全感。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程度以及过度求同，人们愈来愈感到不安全。由于人们把精神上的安全与经济上的安全混为一谈，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五十年来，西方国家的根本变化之一就是人们都接受了这样一条原则：每个公民在物质上都应有最低限度的安全保证，以应付失业、生病及年老时的需要。但是，尽管人们一致采纳了这条原则，许多商人和企业家仍然强烈反对这种作法，尤其是反对广泛运用这条原则。他们以轻蔑的口吻将“福利国家”的观念说成是扼杀个人积极性和冒险精神的手段。他们打着为工人争取自由和自主的幌子来反对社会福利措施。可是实际上这些人却问心无愧地赞扬道，经济安全是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充分证明，他们反对社会福利措施的说法纯粹是文过饰非。人们只需读读保险公司的广告，了解广告所许诺的东西，即免除意外事件、死亡、疾痛以及年迈等不安全因素，便可知道经济安全的理想在有钱阶级身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储蓄的思想意味着什么？不是为了实现经济安全的目标又是什么呢？这种一方面反对为工人阶级争取，另一方面又赞扬为高收入等级的人保障安全的作法十分矛盾；这种观点再一次说明了人所拥有的无限能力：能够矛盾地思维，却又不愿稍作努力去理解这种矛盾。不过，这种反对“福利国家”以及经济安全原则的宣传反倒使得“福利国家”及经济安全的原则更为有效，因为这种宣传使得经济安全与心理安全更广泛地混淆起来。人们愈来愈感到，应该没有疑虑，没有问题，用不着冒险，应该总感到“安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观念从很大程度上支撑着这一目的。在这一领域中，不少作家指出，安全感是心理发展的主要目标，并认为安全感或多或少等于精神健康（其中沙利文便是最深入的研究家）。因而，做父母的，特别是相信这些学说的人，便担心他们的子女在幼年时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于是，他们尽量帮助子女避免内心冲突，把一切安排得十分周到，尽最大可能地排除障碍，以便使孩子感到“安全”。正像他们给孩子接种疫苗，以抵御一切疾病，防止孩子同一切病菌接触以免生病一样，他们以为也可以用不接触的办法来阻止不安全感的滋生。其结果常常与过分讲究卫生有时会出现的情况一样不幸：一经感染，人就显得格外脆弱与无能为力。一个有感觉的活人怎样能感到安全呢？正由于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不可能感到一切安全。我们至多不过认识并领悟到了部分真理，我们的思想和见解还间杂着不少谬误，更不用说几乎从生下来那天起，我们就接触到了关于生活与社会的那些本不该有的错误信息。我们的生命与健康往往受到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左右。我们可以作出决定，却无法肯定其后果会怎样。任何决定都包含着失败的风险，没有风险就算不上真正的决定。我们完全无法肯定，我们所尽的最大努力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结果总是取决于那些超乎我们控制能力之上的诸多因素。正如一个有感情的活人不能避免忧伤一样，他也不能避免不安全感。他能够并必须给自己定出一些任务，这不是为了使自己具有安全感，而是使自己能够不惊慌也不过分恐惧地去忍耐不安全因素。生命，就其思想与精神方面讲，必然是不安全与不肯定的。我们只能肯定这样的事实：我们出生了，也将死去。只有当我们完全屈从于强大而且持久的权力，从而不再需要作决定，冒风险，负责任之时，我们才感到完全安全。自由的人必然不安全，思维的人必定有疑虑。那么，怎样才能忍受这种人生固有的不安全因素呢？方法之一是植根于一个团体，成为团体的一员，由此自我身分感便得到了保障。这个团体可以是家庭、氏族、民族或阶级。一个人的个性发展过程只要还没有达到从这些原始束缚中超脱出来的阶段，他仍然是“我们”；而且只要团体发挥着作用，他就因为是该团体的一员而肯定自己有了身分感。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这种原始束缚瓦解。现代人基本上是独立的，他得自主，独自承受一切。只有当他发展“他”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殊实体，并且到了他能真正感到“我是我”之时，他才能获得自我身分感。他只有在通过发展自己的主动性，同世界保持联系却又不淹没于其中，并获得了创造性思想倾向之时，才能达到这个地步。而异化了的人却试图采取另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便是求同。他尽可能地同他的同胞相似，这样他便感到安全。他的最高目标就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他的最大担心便是得不到他人的赞同。与众不同，处于少数地位，都是威胁他的安全感的危险因素。因此，这是一种无限求同的渴望。显然，这种求同的渴望反过来又不断（尽管是暗地里）产生不安全感。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任何批评意见，都会导致恐惧与不安全感。人们总是依赖于他人的认可，正像吸毒者依赖于毒品一样；同样地，人们的自我感及“自主感”也变得越来越弱。几十年前在人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与罪恶相关的有罪感，已经被唯恐与众不同的不自在、不充实感所替代。精神健康的另一个目标——爱——也同对安全的追求一样，在异化形势下具有了新的含义。弗洛伊德根据当时的时代精神提出，从根本上讲，爱是一种性现象。“人通过自身经验认识到，性（器官的）爱给予他最大满足。因此，对他来说性爱实际上就成了他的一切幸福的标准，性爱于是必定推动着他继续沿着性爱关系的道路去寻求幸福，并使肉欲成为他生命的中心……在这种行动中，他依赖于外界的一个部分即他所选择的恋爱对象的情况，达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这使得他在遭到拒绝或者由于死亡、身体缺陷而失去爱时便感到极度痛苦。”［注：西．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69页。］为了使自己免除爱所带来的痛苦，人（不过仅仅是“很少数的人”）能够通过“把主要的价值观念从被爱的事实转移到自己去爱人的行动中去”，以及“不是爱个别客体而是平等地爱所有的人”的方式，改变情欲的作用。这样，“他们便使肉欲爱离开其性欲目的，并将本能修改为带有抑制性目的的冲动，从而避免了肉欲爱所带来的疑虑与失望。的确，带抑制性目的的爱原本完全是肉体爱，而且在人的无意识中，仍然属于肉体爱。“［注：同上书，第69页及后面几页的讨论。］一体感以及与世界融合的感觉（“浩淼感”），是宗教经验，尤其是神秘经验以及与所爱的人结合成一体的经验的本质；弗洛伊德将这种一体感以及与世界融合的感觉解释为一种回复到早期“无限的自恋”状态的倒退。［注：西．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21页。］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健康就是完全具有爱的能力，当里比多发展达到了性器官爱的阶段时，人就获得了这种能力，这与他的基本观念相一致。在H．S．沙利文的精神分析体系中我们发现，他将性和爱严格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在沙利文的概念中，爱与亲密意味着什么？“亲密是一种涉及两个人的处境，这种处境使得个人价值的所有构成成分都完全发挥作用。个人价值的有效发挥要求一种关系类型，我称之为合作。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追求愈来愈同一（也就是说愈来愈相互满意）以及维护愈来愈相同的安全有效范围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行为明确地符合对方所表达出来的需要。“［注：同上书，第246页。］简言之，沙利文将爱的本质定义为一种相互合作的处境，这种处境使两个人都感到：“我们按规则来进行游戏，以保持我们的威望、优越感与优点。”［注：同上书，第246页。沙利文还给爱下了另一种定义：当一个人感到另一个人的需要与自己的需要同等重要之时，爱便产生了。这一定义由于其中包含的市场需要因素，因而同上述定义相比，便显得逊色多了。］弗洛伊德关于爱的概念，是按照19世纪物质主义的说法对具有父权思想的男子的经验所作的描述；与此相同，沙利文所阐述的是20世纪异化了的交易性人格的经验。他的概念描述了“égotismeàdeux”（两个人的自我中主义，两个人共享利益，共同抵御充满敌意的异化世界）。实际上，沙利文给亲密所下的定义原则上适用于任何合作行动的感情，在这些行动中每个人“在追求共同目的的前提下，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对方所表达出来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沙利文在这里所说的是表达出来的需要，而人们所说的爱至少包含着两人之间对未表达出来的需要所作出的反应）。换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我们在讨论婚姻中的爱情和孩子对爱及喜爱的需要之时，可以发现爱中所包含的交易倾向。在无数的文章、咨询以及讲演中，婚姻中的爱情被描述成为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左右的状态，被称之为“相互理解”。妻子应当考虑丈夫的需要和情感，丈夫也应同样对待妻子。如果丈夫回家时疲惫不堪，满脸不高兴，妻子就不应该问他什么问题——或者应当问问他——根据书或演讲中描述的那样来定，看哪一种方法最能“讨好”他；而丈夫则应该讲些赞扬话，说她做的饭好吃，她的新衣服好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爱。现在，我们天天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孩子必须“得到爱抚”以便让他感到安全；或者，别的孩子“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的爱”，因而成了罪犯或者患了神经分裂症。爱与喜爱具有的意义，如同婴儿的食物，以及一个人应受到大学教育，或者应该“接受”最新电影的准则等等所包含的意思一样完全相同。你哺育爱，就像哺育安全、知识以及其它一切一样——你就由此得到了一个快乐的人。快乐是另一个因素，也是最流行的观念之一，今天人们便根据快乐来给精神健康下定义。这正如《美丽的新世界》一书中奉行的原则一样：“如今人人都快乐。”快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大多数人大概会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快乐就是有“乐趣”，或者“玩得痛快”。至于“什么是乐趣？”这个问题，回答就得视个人的经济情况而定，更得看他所受的教育及其个性结构了。不过，经济方面的差异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重要。社会上层阶级的“欢乐”是那些支付不起而又极希望享受的人的“乐趣”模式——而社会下层阶级的“欢乐”则日益成为上层阶级的廉价摸仿对象；两者虽然在费用上不同，在性质上却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种乐趣包括些什么内容呢？包括看电影，参加舞会，打球，听收音机，看电视，星期天乘车兜风，做爱，礼拜天早晨睡懒觉，如果有钱就去旅游。如果我们用一个更讲究的词来代替“乐趣”或“玩得痛快”，我们大概可以说，快乐的概念最多相当于享乐。如果我们将上面讨论到的消费问题考虑进去，我们就可以更精确地给这一概念下这样的定义：快乐就是无节制的消费、按电钮的权力以及懒散。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可以把快乐定义为忧伤与悲哀的反面。一般人也确实将快乐定义为没有忧伤与悲哀的精神状态。但这种定义却表明，快乐的这种概念大成问题。一个活生生有感觉的人不可能不忧伤，在一生中他会经历很多次忧伤。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我们不完善的社会安排造成了那么多不必要的苦难，而且由于人类生存的性质，这种性质使人不得不以深重的痛苦和悲哀对生活作出反应。正因为我们是活生生的生命，我们必定忧伤地意识到，在我们短暂而多难的一生中，在志向与实际成就之间，必然存在着差距。既然我们必然面对死亡的事实，不是我们死在心爱者之前，就是他们（她们）死在我们前面——既然我们每天都看到痛苦，不可避免的、不必要的以及浪费精神的苦难在我们周围发生，我们怎么能避开痛苦与悲哀呢？只有当我们让感觉迟钝起来，反应变慢，爱不那么深之时，只有当我们麻木不仁，对人对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回避痛苦与悲哀。如果我们想从反面来给快乐下定义，那么我们不可用忧伤，而应用抑郁来给快乐下定义。什么是抑郁？这是指人失去感觉，虽然肉体还活着，却像死了一般。抑郁的人无法去体验欢乐，也无法去体验忧伤。一个抑郁的人如果能感到忧伤，他就会大大感到宽慰。抑郁状态令人十分难以忍受，因为此时人对任何事都没有什么感受，既感受不到快乐，也感觉不到忧伤。如果我们以抑郁作为快乐的反面来给快乐下定义，我们便同斯宾诺莎对快乐与幸福下的定义接近了。斯宾诺莎认为，快乐与幸福是一种蓬勃的活力状态。这种活力推动我们去理解我们的同胞，去同他们结合成一体，融合成一个整体。快乐来自建设性生活经验，以及将我们同世界结合起来的爱和理性的力量。快乐在于我们触及现实的坚定的实质，发现自我以及同他人的一致与差异。快乐是一种激烈的内心活动状态，是对愈来愈发展的活力的一种体验，这种活力发生在我们同世界、同我们自己保持着建设性关系的过程之中。由此可见，我们不可能在内心消极的状态中，或者从浸透于异化了的人生的消费态度中找到快乐。快乐就是感受充实，而不需要充实的空虚。今天，一般人可以玩得痛快，过得快乐；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讲，他却感到压抑。如果不用“抑郁”而用“厌倦”这个词，也许我们可以澄清事实。实际上，除了程度上有差别外，“抑郁”和“厌倦”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厌倦不是别的，而是体会到创造力瘫痪、活力匮乏的感觉。在生活的众多灾难中，很少有厌倦那样令人痛苦的了，因而我们都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它。我们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回避厌倦。一种是根本性的，通过富于创造性的生活体验快乐；另一种就起竭尽全力回避厌倦的表象。后一种方式似乎代表着当今一般人追求欢乐与愉快的特点。而当他独自一人或只同亲近的人单独在一起时，他就会感到他的抑郁和厌倦都冒了出来。文化所能提供的一切文娱活动都是帮助人从多方面逃离厌倦状态的避难所，目的在于让人容易逃脱自己的现状，避开厌倦的威胁。不过，掩盖症状并不能根除产生症状的条件。现代人除了害怕生病，或者害怕失掉地位、名誉所带来的耻辱之外，最畏惧的莫过于厌倦。在一个充满娱乐的世界中，人怕的是厌倦。一天打发过去而没有不顺心的事，一小时消磨掉而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厌倦，他就会感到十分高兴了。从标准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必定会得出关于精神健康的另一种不同的概念。在异化世界范畴中被视为健康的人，从人本主义的观点看，正是病入膏肓的人——尽管这里所说的不是个人的疾病，而是社会性的缺陷。按照人本主义的含义，精神健康具有这样一些特性：能够爱与创造，能够从家庭及自然的乱伦联系中解脱出来，具有自我身分感，即能够将自己体验为主体及自身力量的创造者，能够掌握自己内在及外在的现实，也就是说，能够使客观性与理性充分发挥。生命的目的是活得认真而又热烈，诞生得完整，充分清醒。人活着就是要脱离婴孩般的自以为是的境界，而坚信自己有着真正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十分有限；能够接受这样的矛盾事实：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同时又不一定比一只蚊虫或一片小草更重要。人活着就是要能热爱生命，能无畏地接受死亡；能承受无法把握住的那些生活提出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坚信自己的思想、感情，只要这些思想感情确实是自己的。人活着既要能够独立自处，又要同心爱的人、普天下的兄弟、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融为一体；听从良心的召唤，回到我们自身，但同时，在良心的声音听不到或无法遵从之时，又不要沉溺于个人私仇之中而不能自拔。精神健全的人，是以爱、理性、信仰来生活的人，是尊重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生命）的人。异化的人，如前所述，不可能健全。因为他将自己体现为受到自己和他人所支配的一件东西，一项投资，所以他缺少自我感。自我感的缺乏，便产生了极度的焦虑。这种面临虚无的深渊所产生的焦虑比地狱的熬煎更为可怕。在地狱的情景里，是我受到惩罚与熬煎——在虚无的情景里，我却被逼得来快要发疯，因为我自己已经不再能说“我”了。我们之所以可以恰当地把现代称之为焦虑的时代，主要是因为这种焦虑产生于欲乏自我感。因为“我是你所希望的我”——我就不是我了；我感到不安，依赖他人的认可，总想取悦于他人。异化的人一旦怀疑自己没有与他人协调一致，就会感到自卑，因为他的价值感建立在求同赐予的赞同之上。自然地，在他的自我感觉、自我估价之中，他会感到威胁，威胁来自一切可以被怀疑为离经叛道的感情、思想与行动。但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一部自动机器，因此他不可能不偏离常轨，于是，他必定随时害怕别人不赞成他。这样一来，他不得不更尽心尽力地去求同，争取别人赞同，为成功而奋斗。不是良心给了他力量与安全感，而是那种千万别与群体失去联系的感觉促使他前进，让他感到安全。异化的另一个后果是普遍存在的有罪感。从根本上讲，我们的文化不是宗教的文化，但是有罪感却如此广泛地存在，这样地根深蒂固，确实令人惊讶。我们可以说，这种有罪感与加尔文教义的有罪感的主要区别在于这样的事实：这种有罪感既不为人们清楚意识到，又不是与宗教观念中的罪孽有关。不过，只要我们剥去表皮，我们就可发现人们为千百桩事感到内疚：工作得不够努力，对子女没有保护得太好——或保护得不够，给母亲做的事不够多，或者，对借债人太心软，等等。人们为做好事感到内疚，也为做坏事感到有罪；情况似乎是，他们总得为一些事感到有罪、内疚。产生这么多有罪感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似乎有两大根源，这两大根源虽然完全不同，却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一种根源也是产生自卑感的根源。没有同其他人一样，没有完全适应的想法使人感到没有达到那个大写的“它”的要求，因而有罪。有罪感的另一个根源便是人自己的良心。他意识到自己的天赋或天才，有能力去爱，去思考，去笑，去哭，去怀疑，去创造，他感到他的生命是他得到的唯一机会，因而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就失去了一切。他生活在祖先想不到的舒适与安逸的世界中——但是，他意识到，如果追求更多的舒适，他的生命就会像流沙一样滑过他的手指间。他无法不为这种浪费，这种机会的丢失而感到有罪。后面一种有罪感较之第一种更令人意识到，但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提供理论根据。于是，异化了的人感到有罪——既为身心的正常状态，又为身不由己；既为是一个活人，又为是一部自动机器；既为作为一个人，又为作为一件物。异化的人是不幸的，而花钱游乐却能抑制他对自己不幸的意识。他一方面尽量节省时间，一方面他却又急于打发掉这节余下来的时间。一天结束了，没有不顺心的情况，没有令人羞耻的事，他就感到高兴；他不是满怀热情去迎接新的一天，因为这种热情是只有体验到“我就是我”时才能得到的。他缺乏那种来源于与世界保持创造性联系的不断流动的活力。由于没有信仰，听不见良心的呼声；虽有操纵自己和他人的智力，却很少具有理性。他于是感到困惑不安，不管谁只要能给他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他就心甘情愿尊这个人为领袖。我们可否将异化同已经确认为精神健康的情况联系起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记住，人以两种方式使自己同世界联系在一起。一种方式是，他看世界是因为他需要看世界，以便支配或使用它。从根本上讲，这是感官经验以及常识经验。为了生存，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不得不看的，耳朵听到不得不听的；我们的常识使我们去行动，去观察事物。感官与常识均为生存效力。从感官与常识以及这二者的逻辑关系来看，人人都同样地看待事物，因为事物的使用规律都相同。人的另一种能力是从内部去看事物。主观地去看，这种主观审视力由我自己的内心体验、感情及情绪所构成。［注：参阅E．弗洛姆在《遗忘了的语言》一书中就这个问题所作的较详细的讨论。纽约，莱因哈特出版公司，1952年。——译注］每一棵树既是同一棵树又表达出每一位画家的个性。在梦中我们完全是从内部看见了世界；世界失去了自身的客观性，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纯粹个人经验的象征物。一个醒着做梦的人，也就是说，只接触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无法根据世界的客观行为环境来看待外部世界的人，是神经错乱的人。而如果一个人只能照相般地体验外部世界，同自己的内心世界、同自己没有什么联系，那么，他就是异化的人。精神分裂与异化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两种形式的疾病都缺少了人类经验的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有着经验的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是具有创造精神的人，他的这种创造精神来自内部和外部观察形式的对立与统一。我们对当代人的异化特征所作的描述多少有些片面，因为我们还没有提及其中的许多积极因素。首先，人本主义的传统仍然有着生命活力，非人的异化过程并没有摧毁这一传统。除此之外，有迹象表明，人们愈来愈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与失望，他们力图重新得到一些他们已经失去的自我感与创造性。成千上万的人在音乐厅或从收音机中聆听好音乐，越来越多的人自己漆房子，栽花种菜，建造自己的小船或房子，热衷于任何“自己动手”的活动。成人教育不断普及，甚至商业部门也日益意识到，一个经理不仅要有智力，更应具备理性。［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莫尔斯·佩卡姆和雷克斯·克劳福德教授为贝尔电话公司的助理经理举办的文学和哲学讲座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明了这种新趋势。］尽管所有这些趋势颇有希望而且真实，却并不足以证实很多非常老练的作家所持的态度正确；他们声称，对我们社会所作的批评（我在此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也在此列），都是过时了的老生常谈，我们已经越过了异化的顶峰，正朝着较好的世界前进。这种乐观主义尽管十分吸引人，却只是一种为现状辩护的更巧妙的形式，是把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赞颂转变成所谓“超越”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文化人类学概念，并且要人放心，没有必要真正着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社会主义的似合理性（R．密利本德，《新左翼评论》1994年7—8月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密利本德社会主义的似合理性THEPLAUSIBILITYOFSOCIALISM〔英〕R．密利本德RALPHMILIBANDNewLeftReviewI/206，July-August1994译者：鲁人来源：英国《新左翼评论》1994年7—8月号（感谢天意录入）应当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历史比它更为久远的一场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从另一方面说，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赋予这场运动以充分的含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理念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就其内容而言，都受到极大限制，从而减少了它对既存政权和特权的威胁。相反，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大大地扩展民主的范围。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是十九世纪缺乏热情的民主预言家。在他为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写的序言中，托克维尔说，他使之与他认为已在美国发现的“身分平等”相等同的民主，在欧洲也在迅速发展起来。他这样写道：“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谁都看到了它，但看法却不相同。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新现象，出于偶然，尚有望遏止；而一些人断定，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历史上已知的最经常的、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的现象。”而且，在1848年他为该书第十二版写的序言中，他也曾这样问道：“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痴心妄想？”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之中，统治阶级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竭力篡改和歪曲托克维尔的预言，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社会主义就是为实现民主而斗争的同义词。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在生活的一切领域深化和扩展民主的斗争的组成部分。它的进步并不记录在某个预定的历史过程之中，而是为扩大民主权利而持久地自下而上施加压力的结果，而且这一压力本身又是以下述事实为依据的：处在社会金字塔下层的绝大多数人，如果要反抗和限制他们不得不受其支配的政权的话，那么就需要这些权利。然而，这还不够。社会主义所寻求的不只是限制权力，而是把最终废弃权力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无论是否出于偶然，这终究是马克思所言。这一观念无疑就人类自愿达成互助协作的能力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而且也许被作为荒唐可笑的“乌托邦”而被拒弃。社会主义者则认为，无论从多么长远的观点看，它都构成社会主义诺言的一个基本内容。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民主、平等和社会化都应被看作是达到最终界定社会主义含义的目标的手段，即实现比在以统治和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所曾实现的更大程度社会和谐这一目标的手段。这一和谐将以所谓公民道德为基础。根据这里所说的公民道德，男人和女人将自由地接受公民的义务，并要求其应得的权利。而且，他们在培植和发展一种社会化的个人主义时不会有任何大的困难。在社会化的个人主义看来，他们表现其个性时将充分考虑和重视社会生活所加诸它的约束和局限。根据人们恰当赋予社会主义的含义，共产主义政权的实践在极大程度上显然是对这个含义的否定而不是肯定和确证。它们确实使主要的经济活动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所有的经济活动手段）归社会所有。然而，它们同样也表明，如果没有民主，这无异于独裁主义的集体主义。这些政权或制度也不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们创造出一系列权力和特权的结构，而这是对任何身份平等观念的嘲弄。共产主义的政权被左翼描绘成社会主义的或者是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或被描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等等。不过，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是，它们至多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可怕的畸形，而且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对社会主义的彻底否定和拒斥。在当前这一历史阶段，几乎没有必要坚持认为［注：本句易让读者误解，疑应译为“几乎无需强调”之意——上传者］，社会主义核心命题的实现，甚或向着这些命题的实现所取得的进步，肯定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事业，充满挫折、危机和压力。而且，对于通过社会革新所能做的事情的范围，不少左翼现在都已接受了从前由右翼培植而成的一种“认识上的保守主义”。对这一状况的恰当回答并不是否认社会主义建设所提出的问题，而是要弄清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或至少首先是如何减少和淡化这些问题——假定这些问题的解决或减少不只是可以期望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能的——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在出现的所有问题当中，就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所提出的疑义的针对性而言，有三个是尤为重要的。相比而言，其他许多问题就不怎么具有挑战性。首先，历史（不只是最近的历史）本身向关于人类扩展和普及社会主义事业的能力的根本的乐观主义——这是从启蒙运动时代继承下来的对人类无限的不断完善的能力的一种信仰；或者用更具现代色彩的术语说，它是这样一种信仰：人类完全能够把他们自己组织成为互相协作的、民主的、平等的和自治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些共同体中，肯定不会消除所有的冲突，但是，在这里它们将变得越来越少见，越来越缓和——提出了挑战。人们要充分认识这一点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然而，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是——而且也不能不是——没有任何不能改变的咒语使人类注定处于永远的分裂和倾轧之中。一切历史，而且当然地二十世纪的历史，似乎对任何这样的乐观主义都作了严厉的反驳。黑格尔曾经说过：“历史是一个屠宰场。”而且，他曾重复约瑟夫·德·梅斯特尔（JosephdeMaistre）的断言：“历史的纪录中散发着血腥的臭气。”这一论断从来没有象在本世纪这样真实。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千万万人悲惨地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纳粹灭绝人性的集中营，斯大林主义的残暴纪录，象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美国在朝鲜和越南发动战争所造成的大规模杀戮，由于在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的“种族清洗”所造成的屠杀，1945年以来伴随着残酷和暴虐的难以计数的其它人为灾难和战争，所有这一切似乎否证了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而证明了右翼的悲观主义。显然，在其日常生活的进程中，人类彼此施虐的残暴行为也是如此。这一系列数不清的可怕事件一直困扰着任何献身于社会主义所代表的那种事业的人们的问题是很显然的：难道这就是构成以协作、社会性和利他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的人材吗？或者相反，它没有引起对建设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秩序的可能性的最深刻的怀疑主义吗？人类趋向完美的观念不是天天都被赤裸裸的和无可辩驳的现实所否定的一个幻想吗？因此，满足于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己确立的那种社会秩序中进行改良，而不是竭力争取对社会进行注定要失败的大规模彻底的重塑，这岂不更合理一千倍？对此问题可作如下反驳：社会主义并未声称对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它也没有允诺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确是一个世界———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永远都是甜蜜和光明。但是，这是轻而易举的。因为，甚至一个不怎么雄心勃勃的计划也需要正视冲突的逐步减少和社会和谐的观念是不是危险的“乌托邦”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强调几点，以表明这种情况并不象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全然无望的。其中一点是，大规模的集体流血——它构成历史纪录如此大的一部分内容——从来都不是从下面发生的纯粹自发的行动的结果。“我们都有罪”这个很随意的观念，以及把罪恶归因于人性的做法，都掩盖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大规模屠杀的发动和组织几乎总是来自上面。决定建立毒气室、组建古拉格、制订极左冒险政策的，策划使朝鲜“回到石器时代”的轰炸的，决定对越南和柬埔寨进行饱和轰炸的，为“种族净化”提供依据并组织这一活动的，都不是“群众”。绝大多数此类集体行动，都是掌权者为了追求他们的卑劣目的和幻想而发动和组织的。至少不能让“群众”对导致大屠杀的决定负责。事实上。广大的“平民”没有直接参与这样的屠杀，就是有也极少见：甚至在极端恐怖的时期，大多数人也只是充当通常以他们的名义所进行的活动的旁观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平民”一般说来至少是默认或勉强同意当时所施行的恐怖，并且经常为那些凶手喝彩。面对强权，主动表示反对的多半限于少数人，而且，政权越是残忍，这个少数也就越小。而且，一旦作出决定，掌权者就再也不会觉得为实施暴行而争取人民有何困难。根据他们的命令，只要对其他人施以暴虐、拷打和处死就被认为是足够了。执行这样一些命令的队伍从来都不缺少新的成员，包括志愿者。而且，这样一些队伍从来也没有多少脱逃者。在从事实战的部队的非常不同的情况下，大屠杀的参与者在“要么杀人，要么被杀”这个口号中发现了进行自我辩护的理由，而且在他们认为正为之献身的无论什么神圣的事业中还找到了其他根据。大规模暴行的实施对象从来都不限于人类中哪一个特殊部分。在特定条件下，许多人——也许多数人——可能被引导或驱使去参与集体屠杀，即使只有少数人才可能被指名去这样做。但是，由此而推论人类本身不能逃脱这样的屠宰场，并且注定世世代代直到时间终止被增列在集体暴行的目录中，则是一个非常大的而且不可原谅的跨越。更为合理的看法是，如果没有任何乌托邦的幻想，那么，应该能够创造出一种环境和条件，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之下，集体的残暴将被视为这样一种令人憎恶的行为：由于它将引起反抗，它就不可能得逞。的确，有人也许会说，正是由于存在如此之多的邪恶，才使创造一种能够征服或至少是减弱邪恶的条件成为必需。而且，说不能做到这一点，或罪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环境的组成部分，是不可征服的，就无异于一个绝望的忠告。这一点也适用于男男女女彼此施与的或对儿童甚至动物施加的个人的残暴和虐待行为。在这里，认为这样一些行为要由深深地根植于人性之中的性格特征来解释的观点，要比认为它们主要是由安全无保障、失意、焦虑和异化——这都是以统治和剥削为基础的社会所固有的——造成的看法似乎更不值得赞同。与种族、性别、宗教以及其他许多形式的伤害行为血脉相联的“阶级伤害”，很容易为对人类关系产生深刻的不利影响的病态的、可怕的畸形卖命。这个问题只能在下述社会中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这些社会创造条件促进团结、协作、安全和尊重，而且，在这些社会中，所有生活领域的种种基层机构都赋予这些价值以实质内容。社会主义正是要努力发展这些条件。集体和个人的暴行是一个可怕的普遍的现实。但是，它也遭到强烈的反对。的确，人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厌恶和痛恨暴行：有许多过去甚至最近的过去很容易被接受的，如种族和性别的压迫和歧视，以及由国家代理人犯下的可怕罪行，现在遭到积极有力的谴责和反对。可以创造能够使集体和个人的恶劣行为愈益减少和消亡的环境条件，这绝对不是“乌托邦的”空想。尽管如此，我们也仍然不能期望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在作祟的恶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施展其罪恶的魔力；而且，反对这些恶魔的斗争必定要对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方式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更确切地说，这场斗争直接关系到一个开始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前进的社会所需要的政体的形式。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权力将受到种种制约。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也将讨论的，认为国家权力，因此国家的强制，在事务性的管理中将不再占据重要地位的观点无异于幻想，至少就不远的将来而言是如此。当不再需要国家强制，而且当国家确实“消亡”的时候，这一天也许会到来；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它仍将是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然的分工，抑或自然的局限对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提出挑战的另一个问题，是罗伯特·迈克尔斯（RobertMichels）很久以前所说的“寡头政治的铁律”。社会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即以真正民主的方式分配和分散权力，从而自治将成为主要的管理形式，是完全可能的。形形色色的精英论宣称，这样一种期望是非常荒唐的。据说，这种期望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权力仍然牢牢地集中掌握在相对少的一部人手里，那么少数人的统治就是人类环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色。而且，无论革命者和改良者的意图如何，他们实现民主分权的愿望多么坚决。少数人的统治无疑也将使他们的企图和努力付诸东流。关于少数人统治具有必然性的这个断言有两个前提，其一是：在任何社会，在依其专权的品性而注定成为少数的人与由于缺少选定和组成从属人口所需的品性而注定成为多数的人之间有着“自然的”分工。所需的品性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而且，特殊的优点也许被归因于体力、勇气、智力或专门知识，或者是财富、狡诈，或者是这些因素兼而有之。然而，无论怎样，品性的不平等分配将使少数人的统治永久化。这个少数可能会受到挑战和反对，但是挑战——如果取得成功的话——的结果也总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被另一个占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所取代。正如帕累托曾经指出的：“历史是贵族政治的墓地。”另外一个前提出自一种关于组织的性质的观点。该观点声称，在任何组织中，权力将不可避免地集中在相对少数的人手里。而且，享有这个权力的人还将希望保持和扩大它，并运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避开对他们所处的优势地位的任何挑战。迈克尔斯系统表述了他所说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寡头政治的铁律”，并十分关切地指出，被认为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一个手段的，实际上却成了党的领导者控制该党的工具。但是，正如迈克尔斯所说，这一思想可以很容易地被运用于任何形式的组织。精英统治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观念对社会主义的民主目标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呢？而且，共产主义的经历，以及其它方面的统治经历，甚至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统治的经历，难道不就证明了少数人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学说的正确性吗？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组织都必然要把一定的权力归于某些人；而且对于那些比别人更有能力、魄力、意志、雄心或其他什么的人来说，这个权力很可能越来越大。积极行动主义的癖好也不是人人都有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即那些被赋与权力而且这个权力愈益膨胀的人，将发现权力的运用是非常合乎自己意愿的。而且也将因此牢牢地掌握自己手中的权力；他们还将为自己的这些行为找出种种绝妙的理由。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可以对那些被委以权力的人进行控制和约束，以使他们不能组成寡头政治集团。这并不简单地是一个遏制权力行使的规则和规程问题，因为规则和规程总是可以被用计避开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中行使权力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环境条件。在各种严重的不平等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的社会中，权力确实不可避免地要采取集中的和寡头政治的形式，不管民主的雄辩是多么响亮。掩盖这一事实的形式上的程序是多么精致。但是，积极行动主义的癖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如果条件有利，它很可能扩展。在正创生着一种身份平等主义，而且公民深深地意识到其民主权利，包括他们自愿和有效地进行参与的权利的社会中，没有必要把领导变成寡头统治。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想法。不过，寡头政治的趋向将长久持续下去。但是，对一种趋势是能够反抗和战胜的。寡头政治的铁律是一个不同的问题；而且，我们没有多少理由认为，如果有合适的环境条件，这样一条规律必将无可改变地左右权力的行使。对社会主义乐观主义的一个不同的挑战最近几十年来已经占据政治日程之首，它就是对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态危险所作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解。根据这个理解。人口增长、资源的侵蚀和枯竭，使这个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如此迫切需要的发展变成了对地球上的生命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而且，发达国家本身奉行的极端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于这一威胁的加重也起了灾难性的作用。生态学家所指明的危险是够真实的了。不过，真正的问题是“新马尔萨斯派”所坚持的这样一个主张，即人类受它不能控制的力量所支配。这一点肯定要引起社会主义者——他们没有沉迷于对这个威胁的各个方面所作的愚蠢的轻视——的争论和辩驳。如泰德·本顿（TedBenton）所说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对于“社会的组织中的质的差别”轻描淡写，“认为在大规模的自然或半自然的量的趋向和界限面前，它们只具有第二位的因果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的组织中这些质的差别”，就生态学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危险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经验丝毫未削弱这一论点。它们自己有关环境的记录确实是骇人听闻的。但是，这也只是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正如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独裁主义的统治和对不同意见的压制肯定要导致可怕的后果。共产主义的统治者被强烈的生产主义的冲动所驱使；他们把工业增长看作是他们的最优先考虑的事。而且，他们还可能放纵这些冲动，并可以泰然地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而不受惩罚。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的冲动是生态浩劫的主要根源。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在这个领域中，正是制度的性质促使那些操纵它的人把除利润之外的任何考虑都至多视为居第二位的。无论是公司社团还是政府，现在都声称它们关心环境，许多国际机构也都作了这样的表示。它们为此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在会议上通过了许多颇为虔诚的决议案。但是，解决生态威胁、资源枯竭、地球上人口过剩这样一些问题的任务，要求那些操纵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分别给予非常不同的优先考虑，更不用说公司社团了。它需要这样一种社会的组织：其首要原则并不是竭力寻求私人利润的最大化。而且，它还要求对经济生活进行一定程度的公共干预——无论是对掌握公司和国家权力的人来说，还是对受新自由主义原则鼓舞的国际机构而言，这都是被诅咒的对象。这并不是要低估和轻视上述危险存在的现实以及有效地对付这些危险的任务的艰巨性。不过，真正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污染、资源匮乏或人口过剩的事实，而在于一个受资本主义规则支配的世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付它们。从这方面说，悲观主义的存在是有道理的。断言社会主义立刻解决地球上所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然而，断言社会主义——就它确实主张干预和挫败资本主义趋向而言——提供了一个运用一切所需要的决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至少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这是就长期而言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必须参加到反对威胁着我们地球的所有力量的斗争中去。陈旧的肮脏东西在估价社会主义的似合理性时，关键是要考虑到人们赋予它什么样的含义，或者说用它来意指什么。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半宗教的、救世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这种观点认为，它将扫除所有罪恶，解决一切问题，结束一切冲突，并最终解除一直折磨和困扰着人类的一切重负。社会主义意味着赎身，意味着重塑这个世界，创造一种新的男人和女人。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承认，这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实现的，但是在旧秩序被荡涤之后，它们的实现就不再是很遥远的事情。这种同当前彻底决裂并完全扫除世界上一切邪恶的东西的观点，长久以来一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此外，还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这样一种观念——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说——“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1]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革命是不是达到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唯一道路，而在于它有没有使革命者或社会抛除陈旧的肮脏东西。在专制独裁制度之下，革命很可能是迫切需要的，而且也许只有它才能开辟通向伟大进步的道路。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革命是被压迫者的节日。”但是，节日不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且革命经常伴随着拼死的抵抗。因此而导致的混乱和苦难对于革命的救世性质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它有深远而持久的不利作用。无论怎样，抛掉陈旧的肮脏东西显然比革命更重要。而且，马克思本人在他1857年《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曾说：许多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2]这就把革命置于一个现实主义的远景之中。对以下两者作出区分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在短期和中期可以期望的，一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他们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被培养起来的，在这个世界中，诸如协作、平等主义、民主和社会性这样一些价值已经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常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努力而可能实现的。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更为直接和激动人心的，而且把任何其它的东西都看作是一种危险的和信誉扫地的改良主义。对这些人来说，上述长远的图景肯定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革命的激变——在这场激变之后必须毫不迟疑地创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就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有两个不同的前提。因为即使一场革命的激变是必要的，事实仍然是：实现它的诺言必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如果极为细心和慎重地从事这项事业，那么它是很可能取得成功的。总之，这种看法的产生是由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可发布命令宣布先前的生产方式的终结。林肯1863年在美国颁布的奴隶解放宣言——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剥夺法令之——是对这一论点的最有力的证明。类似的例证还有沙皇1861年颁布法令宣布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社会主义，就其自身而言，以废除雇佣劳动作为基本目标；但是，这一废除显然提出了非常不同的问题。把雇佣劳动转变成为在完全不同的非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从事的劳动，很可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认为这个转变可以一举完成并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观念，已被我们有关这样一种唯意志论的可怕经历证明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早就明确指出的，在少数的但远非无足轻重的私人部门，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以剥削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将仍然与从它里面解放出来的公共部门长期共存。私有部门当然要服从紧急调控，而且剥削也将因此被减弱，但它还不会被废除。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总是试图低估在对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和管理中必然产生和出现的问题。我们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一个著名的例证。列宁在该书中论述了这个任务将是多么容易——而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这个看法便马上被改变了。（列宁是这样说的：“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3]斯大林主义的显著特点是一种非常不同的“乌托邦主义”；它确信，社会是每时每刻都可以无限锻造的，而且，随心所欲地塑造它所需要的只是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情的领导。这种唯意志论是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一个突出的而且也是灾难性的特点，它促使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从事许许多多庞大的社会工程计划，但很少顾及或根本不顾及它们必然造成的现实的人的和物质的代价。在斯大林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备受钟爱的口号：“没有什么要塞是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取的”。然而，随之而来的麻烦是，在攻取这些要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其中的许多要塞变成了废墟。这里有必要重复我们早就指出的一点，即任何严肃的社会主义观今天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即使是在几乎不可能获得的最佳条件下创造这样一种秩序，都必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业，其中充满艰难的选择和巨大的张力。社会主义者总是强调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这样做也都是正确的。但是，经验告诉人们，对于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一个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的那些矛盾也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由此看来，尤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习惯和传统，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厚根基的信念和古老的偏见，由过去继承下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现实的固有内容，而且，即使是在最不利的环境中，它们都有惊人的持久存在的能力。后共产主义政权的经历——长期遭受压制的民族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情感的复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一种毫不顾及后果的而且往往导致悲惨结局的——唯意志论（它从一切都是直接可能的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和一种被夸张的言过其实的警告（它很容易变成退却和气馁）之间有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要我们去探索。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过程，是在这样一些社会中得到发展的：每一个社会都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对它们的历史都要加以认真研究，而且必须重视它们的复杂性。社会主义不能立刻抛弃多年来被编织进社会秩序的结构中的一切，因为其中有许多正是自下而上地进行艰苦斗争的结果。但是，它也不堪陷入陈旧的肮脏的东西的泥潭之中。它所要建立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是以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为标志的。它既植根于当前的现实之中，又不断地努力超越这一现实。本文的主题正在于：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民主的扩大，而且标志着对它的超越。社会主义使社会从资本主义的强制需要加诸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许多人嘲笑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羁绊”的见解。正如我们早就指出的，这种情况尚未发生，虽然资本主义强加给生产过程的第一优先考虑的是竭力获取私人利润，而不是为了人道的合理的目的。然而，无论怎样，我们在这里仍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最慈善和仁爱地利用它本身所创造的巨大资源的桎梏。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无疑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这些改善又受到它们在其中产生的制度的根本性质的削弱和局限。关键是要变革这个制度，并且消除阻碍恰当地利用资源的束缚。它不只是一个物质资源的问题：关于解放的学说远远地超出了这一点，并且包含了社会秩序的每一个方面，更不用说它的道德品性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来就是以统治和剥削——这两个特点对人的关系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为基础的。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极为不道德的社会，这是由其的本性决定的。这一观点是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今天非常有必要加以重申。近些年来，关于社会主义是对社会秩序的全面改造的观点受到严厉的批评或抨击。这些批评或抨击通常来自那些仍然或多或少专注于政治的渐进方面的人。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其他有关思潮，都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无论它们的首倡者的意愿如何——加快了从人类解放的一般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退却。用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之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F.Lyotard）傲慢不恭的话说，任何这样的“形而上的虚构”都被视为一种危险的幻想。但是，所有重大的社会革新计划，无论多么谨慎和适当，都会招致怀疑、敌视和指责。这一直是保守思想的固有内容，现在也成了相当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容之一。人们现在把重点放在局部的、地方化的、片面的和特定的目标之上。而且反对全面的、“总体化的”思想。左翼近几十年来所经受的许多挫折和失望，是产生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共产主义政权的灾难性崩溃，社会民主党和政府空前显著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一体化，1968年的痉挛所导致的希望的消失，战后资本主义的复苏和充满活力，以及与此相关，右翼近几十年来的自信，它在选举中的胜利，它对市场价值的肯定，对“自由企业”和竞争的优越性的确认，它对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化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对社会漠不关心的个人主义的赞美和颂扬。这对于许多思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或鼓舞——这些思潮对于推翻关于全面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抉择是可能的甚至是可期望这一信念方面起了推动作用。这一信念被侵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指出没有替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现实抉择的同时，它在创造一种促成资本主义丛林中的毒草——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毒草的名字：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对外来人的仇视和僧恨、排犹主义、种族仇视、原教旨主义、不容异说——开花的思潮的过程中发挥了自身的作用。缺少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合理抉择的政治文化，导致反动保守的社会运动的不断发展——这些反动的运动不仅包含着这些病状和变态并以它们为生，而且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操纵和摆布它们。总之，这些运动很可能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解决的多重危机而繁荣和壮大，不管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者们胜利的喝彩声是多么响亮。因此，这使得提出一种关于根本不同的社会秩序的主张更为迫切和必要。（原载英国《新左翼评论》1994年7—8月号，鲁人译）[1]《德意志意识形态》1982年中文版第68页。[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3卷第12页。[3]《列宁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3卷第212—21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附录6：海尔曼·恩格斯致路·济博耳德1895年7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附录6. 海尔曼·恩格斯致路·济博耳德 塞尔（柴郡） ［草稿］ ［1895年7月28日于伦敦］ 柴郡塞尔，路·济博耳德先生 阁下： 弗·恩格斯先生目前因病无法亲自执笔，委托我将信退还给您。[428] 恩格斯先生认为，这些片断当然不能被视为《化学史》[180]。但是如果您把这些东西标题为《磁力研究》（或者《论旧的化学史。卡·肖莱马的遗著片断》，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那末您就不需要任何人予以校阅或最后加工。最多不过您要去找一家对化学史有兴趣的杂志。 应恩格斯先生的请求把他的这个意见通知您。谨此。 注释： [180]阿·施皮格尔在他的悼文《卡尔·肖莱马》中所宣布的卡·肖莱马的早期化学史手稿并没有出版。这些用德文写的手稿共六百五十页，保存在曼彻斯特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第180、254、494页。 [428]路·济傅耳德在1895年7月22日写信告诉恩格斯，他在7月20日已把尤·施普林格的信寄给菲·克勒普施。济博耳德要求克勒普施把这封信看过以后转寄给恩格斯。从济博耳德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施普林格认为肖莱马遗稿不适宜发表。济博耳德打算把手稿送给一个出版商，请恩格斯发表自己的意见。——第49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附录4.致某人1892年12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附录4. 致某人[464] ［1892年12月底于伦敦］ 向一八九三年致敬！ 希望和欢乐与它一起重新来临。 愿它始终快乐光明， 这一祝愿来自最忠实于您的人。 弗·恩· 注释： [464]这封信是一首诙谐诗，作者不详。恩格斯的签名是用铅笔写的。——第57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保尔·拉法格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89年12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附录 保尔·拉法格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9年12月14日于勒-佩勒 尊敬的先生： 谢谢您来信谈了关于我的文章的情况；从杂志编辑［注：《北方通报》杂志编辑安·米·叶夫列伊诺娃。——编者注］那里，我还是什么也没有收到。 恩格斯的眼睛总是有病。可是我想，由于他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他的视力总会好转的。恩格斯不爱谈自己，我只是通过第三者才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幸好还不错。 目前他在搞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考茨基在帮助他搞这个工作[429]。您知道威廉斯［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字写得很小。这种字体在手稿上就更不容易辨认，因为手稿上有不得不加以猜测的缩写，有必须辨认的涂改和一改再改的地方。它们同用连合字母写的希腊羊皮纸文献一样难读。考茨基先读手稿，把它抄出来，然后由恩格斯看并根据其他手稿加以补充。恩格斯在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他很满意这种工作方法，而考茨基也能很好地辨认威廉斯的原文。 恩格斯已满69岁了，他写信给我说，尽管把这个数字颠来倒去，仍然是69。我给他回信说，他会活到99岁，这样把两个数字都倒过来，就只有66了。简直令人惊奇，他竟能担负出版威廉斯的著作和进行广泛通信的工作，而通信几乎遍及欧美所有国家。不知道他是否用俄文给您写信；他能流畅地念俄文，而且总是嗜好用与他通信的人的语言写信。他是真正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不仅懂得多种标准语，而且懂得象冰岛语那样的方言，以及象普罗凡斯语和卡塔卢尼亚语那样的古老语言。他的语言知识远不是皮毛的。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我看到过他给那里的同志们的信，他们认为，这些信的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写得极漂亮，我还知道他也用意大利文写信。而用这样三种如此相似的亲属语写东西而不互相混淆，这非常困难。可是恩格斯是一个出众的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头脑如此清晰和灵活而知识又如此渊博的人。想一想他在曼彻斯特有他股份的贸易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那不禁要问，他哪里来的时间，在自己的脑袋里积累了这么多知识，说来也巧，他的身材虽然高大，可是他的脑袋并不大。 我一定把您谈到考茨基的事告诉考茨基。正象我一样，他要是知道他的著作在俄国也象在德国和法国一样得到承认，那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的文章中会有图表，用哲学观点来写比较统计学著作而没有图表是不行的。现给您寄上一张表格，如果编辑部希望要的话，我可以给它寄表格的制版，但是我认为最好编辑部重新制版，因为我的调查不是到1886年而是到1888年。我可以负责定制铜版，这不会太贵，因为这些铜版可以用照相制版法复制，正象我寄给您的版样一样。 忠实于您的保·法尔果耳 ［注：保·拉法格同丹尼尔逊通信用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429]考茨基参加搞《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见注132）。——第52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六卷——致保尔·拉法格(1887年12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 致保尔·拉法格(1887年12月29日) 巴黎 1887年12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回信拖到今天，是因为等考茨基把奥伯温德老兄的确切详情告诉我。[661]情况我大致知道，但我还想得到证实。 1873年以后，奥伯温德在维也纳的运动中是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他是个老拉萨尔分子，曾任周报《人民意志报》的编辑。那时候，奥地利议会的议员是由省议会选举产生的，而自由党人则鼓吹由选区直接选举。自由党人通过《新维也纳日报》的一个舍普斯先生收买了奥伯温德，因此奥伯温德就更卖劲地支持他们。他以自由党人的要求是走向普选制的第一步为理由，号召工人支持自由党人。肖伊对此表示反对。奥伯温德在维也纳占了多数，迫使肖伊和他的朋友们分裂出去。肖伊等人在外地却拥有多数，他们在维也纳新城创办了《平等报》，并在报上从各方面抨击奥伯温德，谴责他的上述行为和其他行为。奥伯温德以诽谤罪控告肖伊，但是，陪审法庭说肖伊提出了证据，宣布他无罪。此外，在这场官司中还证实了奥伯温德将为创办日报募集到的一万弗罗伦（二万五千法郎）在他的周报上挪用掉，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实。总而言之，这场官司使奥伯温德在维也纳站不住脚了，自由党人也不想再收买他了。他便到汉堡去了，同勃廖艾尔领导的拉萨尔派支部发生了联系，这个支部是那些垂死的拉萨尔主义残余的宗派之一。这是些不折不扣的小资产者；这个宗派十多年以前已不存在了。于是，奥伯温德便去了巴黎。大约一年以前，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注：亨·奥伯温德《社会主义和社会政治》。——编者注］，号召德国工人赞成和支持俾斯麦的政策，以换得俾斯麦恩赐给他们一些社会改革。 您瞧，此人可以说是一个从未违背过自己的观点的拉萨尔分子：（1）他相信普选制万能，因此他支持过奥地利自由党人；（2）拉萨尔要求工人在王室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站在王室一边，因此，奥伯温德就是俾斯麦的拥护者。既然拉萨尔主义在德国正在消失，为什么这个老拉萨尔分子不能象接受过奥地利自由党人的钱一样去接受俾斯麦的钱呢？不过，只要他一拿了俾斯麦的钱，他就会发觉他是在跟一个比他厉害得多的人打交道，他掉进了虎口。 我们的人在瑞士的发现可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瑞士当局会竭力把普鲁士搞臭，而日内瓦事件——虚无主义者的阴谋——会闹得满城风雨。普鲁士警察真是太愚蠢了！那个豪普特，当场被几个勇敢的工人抓住，他们搜查了他的家（他竟让人家搜查！），搜出他和克吕格尔的来往信件。这个豪普特真是个蠢货，竟招认自己当了七年暗探！居然用这个人来干这种差使！既然这样，您对他们给农涅和奥伯温德钱还有什么可惊奇的！不过，海涅经常说：普鲁士的暗探最危险，因为总不给他们钱，他们又总盼望拿到钱，这就迫使他们要又肯干又狡猾。要是普鲁士给他们钱，他们就毫无用处了。 昨天给劳拉寄去《精灵》和《法官》，希望她已收到。 您所庇护的斯特德在目前很有用，这谁都不否认。但是，这个人毕竟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纪里的人，他在俄国问题上维护他在爱尔兰问题上所反对的东西。您也保护救世军吧，因为没有它，英国在大街上游行和辩论的权利就会比目前不稳固得多。 尼姆、肖利迈、彭普斯和孩子们都到剧院去看《船夫汉斯》了，这是一出美国戏剧，上场的有许多小孩和一条大狗。 劳拉油漆的地板遇上我们这里的天气很难晾干。 祝新年诸事顺利。 祝好。 弗·恩· 我给梅萨寄一张明信片去，寄到巴克大街36号，这还是他的地址吗？ 《社会主义者报》真的不再出刊了吗？ 注释： [661]恩格斯回答拉法格1887年12月25日信中提出的关于原第一国际活动家而现在被揭发是普鲁士警探的亨·奥伯温德的询问。这是瑞士社会主义者揭发的，因为他们查明一个德国侨民克·豪普特是俾斯麦的暗探，随后又查出一些暗探，其中就有奥伯温德。——第70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43.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1883年3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 14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 纽约 1883年3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你的信在这里引起了哄堂大笑。凡是了解摩尔的家庭生活和他在亲近朋友中的情况的人都知道，在那里人们都不叫他马克思，甚至也不叫他卡尔，而只叫他摩尔，正如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一样，而当不再叫绰号的时候，那种极亲密的关系也就停止了。摩尔是他从大学时代起就有的绰号；在《新莱茵报》人们也常常叫他摩尔。假使我对他用另一种称呼，他就会以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需要和解的事情了。 你的弗·恩格斯
译后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译后记本书先是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年版俄译本译出，后又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的“卡尔·李卜克内西演说及论文集”第一卷（柏林伙兹出版社1958年版）所载此书德文原本作了全面校订，并补译了俄译本未译出的几处地方。第一部分“军国主义”，翻译时还参考过英译本（“Militarism”，1917年B.W.HuebschNewYork），本书著者所加的边注很多，除少数内容主要是资料说明的注释以外，均已译出。俄译本英译本及德文本编者所作的注，凡经直接采用的，皆注明出处，其有经过译者改写的，则一概作为译者注，以明责任。关于本书作者和本书内容，在本书俄译本序言中已有扼要的介绍。译者上一篇回目录
第七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军国主义任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第七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军国主义任务反爱国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在德国没有发展的土壤，将来也找不到这种土壤。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工作应该愈来愈多地与关于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的宣传和国际和平的宣传互相呼应，作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一致目标。上文所论述过的反军国主义的纲领性要求已为此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和无可非议的基础。一般说来，对内的军国主义及其一切派生的、在平时也较为急迫的有害表现将会变得更加迫不及待而使军国主义的阶级斗争性质最明瞭地显示出来。至于它的那一方面应该成为遭受中心攻击的地方这个问题，却要取决于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我们在德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宣传方式和宣传手段并使其更趋完善，这当然要以我们应该在法律范围之内进行宣传，因而从一开始起就要把在军队中间进行宣传这个问题分离出去为前提。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搜集控拆军国主义的材料上还远没有作过足够的工作。只有在军费预算、直接军费开支和现役军人，人数的增加这几方面还能比较经常提出详细的论述材料。但关于军费负担和关税及赋税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我们最感到欠缺的是：关于虐待士兵，军法审判的效果，士兵自杀，军队中的卫生状况，在执行勤务时的受伤残废，津贴和年金的情况，利用士兵去压低工资及与此有关的军团的训令，利用士兵破坏罢工，遣散士兵作为罢工破坏者，军人和武装警察对罢工的干涉及因此遭受伤害的人数，军事抵制办法，对政治活动的识军事干涉，在社会-政治斗争或政治斗争中、利用退伍军人协会，此外还有关于在所有这一切领域里军国主义所取得的效果，特别是在其它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那里只要有可能办到就建立起一套陆军军国主义、海军军国主义和殖民军国主义的作法。我们还感欠缺的是：对于我们的对手——军国主义青年联盟的活动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材料，关于反军国主义的运动及如何作斗争这些问题也是如此。对所有这些材料进行搜集、审査和分析对比，应该有系统地进行，因此不可能在进行一般鼓动工作时就便附带办妥。这些材料自然首先要在一般鼓动工作，在国会、在报刊、在通俗小册子以及在集会上加以利用。但除此以外；它们也必须转用于一种完全特定的领域，运行于完全特定的轨道上面，使其在从反军国主义的观点看来特别重要的那些居民阶层中间深入人心和发挥作用。这里首先指的不仅是我们所说的应服兵役的青年，而且还包括为人父母的人，特别是母亲，为了有组织地以反军国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们，必须把她们动员起来；同样也指的是年岁较大的工人，他们对青年工人和学徒工所具有的影响在这方面也可以加以利用。最后，，还必须组织关于反对退伍军人协会的更坚强有力和更有计划的斗争。鼓动工作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应直接或间接地要求人们拒绝服从军事命令，其实只要它能够明确地揭露了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只要它能够通过有力地阐述军国主义的反人民的特性和活动，激起人们对军国主义的愤怒和痛恶，自己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这种宣传的主要重担就必须落在青年组织的肩上。当然，这些组织通过激发提高阶级觉悟的同时，其本身也就埋葬了军国主义或军国主义思想。青年联盟应该通过报刊、小册子、传单，通过作报告、系统演讲和专业课程，采取容易为青年人所了解的适当方式，大力传播反军国主义的精神。庆祝纪念仪式和艺术展览也应加以利用，以达到同样目的。联盟的成员也应受到教育，使他们能够成为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家。通过在自己同阶级和同年岁的同志之间进行口头鼓动工作，通过文字品的广泛传播，青年组织的成员就可以在家庭中，亲属朋友中，在工作场所和工厂中争取到广大的拥护反军国的人。然而青年组织不应将鼓动工作局限于它本身的成员，而应该扩及到尽可能大的广泛阶层。它们应该在全体青年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它们也有责任按照上面所述的方式把成年工人争取过来。报刊、传单、小册子，召开一般性会议，公开报告会，艺术展览，庆祝典礼仪式等等（这些事情不仅一般地要为青年人举行而且也为成年人举行，以赢得成年人对青年反军国主义鼓动工作的赞助）都应有组织地进行。用送殡方式送新兵入伍，以及各种各式的示威游行，只要条件容许也应利用为这个目的服务。此外，党应该仍然和过去一样，但要以愈来愈大的规模，有组织地吸收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报刊上和在国会里强有力地保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福利（服役期间）［注：改善薪水、膳食、衣着、住宿以及一般待遇，减轻勤务服役，反对虐待，对申诉、请愿权力、惩戒处罚权力军法审判的改革等等。］，并通过这些办法利用一切不超出合法范围的方式争取这一阶层的同情。在德国似乎不必建议仿照比利时和荷兰的作法为那些曾在军队服役的的人成立专门联合会去向退伍军人协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活动：有了一般政治机构和职工会就足以达到这种目的。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其它国家所进行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摆在我们面前还有多少工作要作。如果我们浏览一下上面所说过的纲领，我们就可以觉察到，党尽管在反军国主义领域内已经作了很多事情，但它也仅仅是开始负担起自已的义务，它似乎仍处于反军国主义宣传的襁褓时期。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任务，不可能由一个总机构去完成；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任务的执行却能够而且必须由一个总机构来领导和控制。为这个目的而设立的总委员会，看来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可以慎重地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性去进行鼓动。反军国主义宣传应该像一个伸延广阅的网状物，其范围包栝全体人民。必须有系统地使无产阶级青年充满阶级覚悟和对军国主义的憎恨。应该使无产阶级青年的心洋溢年青人的热情去进行这种鼓动工作。无产阶级青年属于社会民主党，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反军国主义。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执行自己的义务，这些青年就将要而且必定会为我们所赢得。谁有了青年，谁就有了军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列宁全集第四卷——年表（1898年—1901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列宁全集》第2卷年表（1898年—1901年4月）1898年1月4日（16日）列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舒申斯克村写信给母亲，询问姐姐安娜为弟弟德米特里被捕事奔走的结果，并告诉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打算到舒申斯克村来。写信询问马·季·叶利扎罗夫，是否已托人通知德国《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杂志编辑和发行人亨·布劳恩，他允许翻译自己的一篇著作。信中还请叶利扎罗夫寄一份1896年自由经济学会关于币制改革讨论的速记记录。1月8日（20日）致电内务部警察司司长，请求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流放地改为舒申斯克村（克鲁普斯卡娅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被判处流放乌法三年）。1月24日（2月5日）写信问姐姐安娜，有无可能出版他的文集。列宁的计划后来实现了，文集定名为《经济评论集》。2月7日和14日（19日和26日）之间撰写《书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2月18日（3月2日）把《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修订稿寄给马·季·叶利扎罗夫送去排印，收入文集。同时还请叶利扎罗夫把《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和《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也收入文集。不早于3月8日—8月16日（3月20日—8月28日）翻译维伯夫妇合著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一卷，并加了许多脚注。4月《书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在《世间》杂志第4期上发表。5月7日（19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一起到达舒申斯克村。5月10日（22日）列宁呈请米努辛斯克专区警察局长发给他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结婚所需要的证件。5月20日（6月1日）以后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到米努辛斯克参加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流放者的集会，会上双方关系破裂。6月30日（7月12日）呈请叶尼塞斯克省总督尽速发给他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结婚所需要的证件。7月10日（22日）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举行婚礼。从农民济里亚诺夫家搬迁到农妇彼得罗娃家。7月14日（26日）收到雅·马·利亚霍夫斯基来信，获悉喀山马克思主义小组创建人尼·叶·费多谢耶夫逝世噩耗。8月9日（21日）完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初稿。8月10日—13日（22日—25日）获准去米努辛斯克治牙。根据医生的诊断意见，呈请叶尼塞斯克省省长准许他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个星期，作进一步治疗。8月16日（28日）将《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一卷译稿按挂号印刷品寄彼得堡亚·米·卡尔梅柯娃书店转彼·伯·司徒卢威。8月26日（9月7日）以前撰写《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卡雷舍夫教授在统计学方面的新功绩）》一文。9月2日（14日）写信给在奥尔洛夫的亚·尼·波特列索夫，请他帮忙弄到载有普列汉诺夫的《伯恩施坦和唯物主义》、《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黑格尔逝世60周年纪念》的几期《新时代》杂志，并认为非常需要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报刊上著文批评新康德主义。9月8日—20日（9月20日—10月2日）在得到叶尼塞斯克省省长的准许后，离舒申斯克村经米努辛斯克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期间，会见社会民主党人Л.Н.斯科尔尼亚科夫等政治流放者，赞同斯科尔尼亚科夫提出的组织铁路工厂工人小组的建议。曾去当地市立图书馆和尤金的私人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9月20日—25日（10月2日—7日）离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经米努辛斯克返回舒申斯克村。10月9日和15日（21日和27日）之间列宁的第一本文集《经济评论集》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文集收有《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我们拒绝什么遗产？》和《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11月11日（23日）列宁把编制好的《经济评论集》勘误表寄给彼·伯·司徒卢威，请他印好附在书里。秋天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在日内瓦出版。1898年12月24日—1898年1月2日（1899年1月5日—14日）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米努辛斯克，同来自本专区各地的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聚会，迎接新年。在这期间，参加讨论成立同志互助基金会问题。1898年下半年—1899年同流放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弗·威·林格尼克通信，讨论哲学问题，坚决反对主观唯心主义，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年底撰写《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一文。1898年冬或1899年冬写信告诉尔·马尔托夫，彼得堡《工人思想报》避而不谈政治斗争任务，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青年派成员即经济派系统攻击劳动解放社。1898—1899年向舒申斯克村和邻近专区的农民解答法律询问。1899年1月26日（2月7日）列宁写信给亚·尼·波特列索夫，指出《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斯卡尔金当作19世纪60年代思想“遗产”的代表，是出于书报检查的考虑，其实这一“遗产”的真正代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1月26日和3月21日（2月7日和4月2日）之间研读卡·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一书。1月30日（2月11日）完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付排工作。1月30日和2月3日（2月11日和15日）之间撰写《书评。罗·格沃兹杰夫〈富农经济的高利贷及其社会经济意义〉》。1月《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一文在《科学评论》杂志第1期上发表。2月3日和7日（15日和19日）之间列宁撰写《书评。帕尔乌斯〈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2月17日（3月1日）写信告诉流放中的社会民主党人瓦·瓦·斯塔尔科夫等，打算写一篇书评，评罗莎·卢森堡的书（看来是指《波兰的工业发展》一书）。2月21日（3月5日）以前撰写《书评。〈俄国工商业〉》。3月上半月撰写《再论实现论问题》一文。3月21日（4月2日）以前撰写《书评。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3月24日和31日（4月5日和12日）之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一版在圣彼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3月《开端》杂志第3期以《现代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对徭役经济的排挤》为题，发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章头六节，同时还发表了列宁的三篇书评：《书评。罗·格沃兹杰夫〈富农经济的高利贷及其社会经济意义〉》、《书评。帕尔乌斯〈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和《书评。〈俄国工商业〉》。4月以前列宁的小册子《新工厂法》在日内瓦出版。4月4日和5月9日（4月16日和5月21日）之间列宁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为总题目，撰写两篇文章。4月写信给在布鲁塞尔的妹妹玛丽亚，请她设法找一本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寄来。撰写《书评。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5月1日（13日）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被流放的工人奥·亚·恩格贝格等一起庆祝五一节。5月2日（14日）列宁同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通信（特别是同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商量为尼·叶·费多谢耶夫立墓碑）为警察当局察觉，警察到舒申斯克村进行搜查和审问列宁。5月29日（6月10日）以前列宁撰写《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一文。6月18日（30日）从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来信中得知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人发表修正主义的言论。6月20日（7月2日）写信给弟弟德米特里，赞扬格·瓦·普列汉诺夫反对爱·伯恩施坦的行动，表示对亚·亚·波格丹诺夫《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一书很感兴趣。6月27日（7月9日）写信给亚·尼·波特列索夫，表示坚决站在一元论者（指普列汉诺夫）一边，支持他批判新康德主义，认为必须在国外创办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来同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6月27日（7月9日）以后研究波格丹诺夫的《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一书。7月11日（23日）以后收到姐姐安娜密写抄寄的叶·德·库斯柯娃起草的经济派宣言——《信条》。8月20日（9月1日）以前撰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8月20日—22日（9月1日—3日）在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在米努辛斯克专区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经济派的《信条》。与会者17人一致通过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8月22日（9月3日）写信给妹妹玛丽亚，请她及时寄来报道10月即将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的报纸。鉴于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言论，代表大会已将“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这一问题列入议程。8月22日（9月3日）以后写信给在图鲁汉斯克的尔·马尔托夫，并寄去经济派的《信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的副本。尔·马尔托夫后来回信说，图鲁汉斯克的流放者赞成《抗议书》。给在奥尔洛夫的亚·尼·波特列索夫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的副本，流放该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对经济派的《信条》也表示抗议。夏天加紧研究哲学问题：重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研究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以及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的著作。9月1日（13日）在给母亲的信中对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作了尖锐的批评；要妹妹把载有普列汉诺夫批评伯恩施坦和批评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调和态度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他？给卡·考茨基的公开信》的《萨克森工人报》寄来。1899年9月初—1900年1月19日（30日）和克鲁普斯卡娅合校从彼得堡寄来的维伯夫妇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二卷俄译稿，重译了相当大一部分，并加了许多脚注。9月9日—15日（21日—27日）列宁译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一卷出版。9月10日（22日）列宁在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阿·亚·瓦涅耶夫的葬礼，并讲了话。10月13日（25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寄到日内瓦，格·瓦·普列汉诺夫收到后即付排，供《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刊用。10月31日（11月12日）列宁写信给谢·米·阿尔卡诺夫医生，请他给流放伙伴奥·亚·恩格贝格看病。不早于10月接受崩得中央委员会请他参加编辑《工人报》——后改为撰稿——的建议，给《工人报》撰写《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等三篇文章，还就为该报撰稿条件和文章选题写了《给编辑部的信》。11月下半月撰写《书评。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11月下半月—12月初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合译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12月初《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作为《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合刊的附刊。《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未征得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同意，便改变发表形式，还加了一个编后记。年底列宁撰写《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论工业法庭》、《谈谈罢工》和《书评。谢·尼·普罗柯波维奇〈西欧工人运动〉》。1899年底或1900年初撰写《论〈宣言书〉》一文。1899年详细制定在国外创办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的计划，并写信告诉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1900年1月中列宁开始撰写《非批判的批判（评1899年《科学评论》第12期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文《商品拜物教》）》一文，于3月完稿。同年，文章在《科学评论》杂志第5—6期上发表。1月19日（31日）把校好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二卷俄译稿寄回彼得堡。1月29日（2月10日）流放期满。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和岳母一起离开舒申斯克村赴欧俄。因沙俄当局不准列宁在三年内在两个首都、有高等学校的城市和大工业中心居住，列宁选择最便于同彼得堡联系的普斯科夫为定居地点。2月6日—不早于9日（18日—不早于21日）在乌法停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将在这里服满流放期），多次会见流放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亚·德·瞿鲁巴、阿·伊·斯维杰尔斯基、维·尼·克罗赫马尔等，交谈革命工作问题，向他们介绍在国外出版全俄秘密政治报纸的计划。不早于2月9日（21日）离开乌法秘密前往莫斯科。不晚于2月16日（28日）秘密来到莫斯科，住在姐姐安娜家里。2月16日和20日（2月28日和3月4日）之间会见莫斯科当地的和外地来看望他的社会民主党人，商谈同他们建立联系的问题。2月17日（3月1日）会见社会民主党人格·波·克拉辛工程师。2月18日和19日（3月2日和3日）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和《南方工人报》的代表伊·克·拉拉扬茨，交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和出版《火星报》的计划等问题。收到请他参加党的二大和参加编辑《工人报》的建议。2月20日和24日（3月4日和8日）之间到下诺夫哥罗德，了解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情况，交谈革命工作任务。不晚于2月25日（3月9日）秘密抵达彼得堡，会见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向他们介绍出版全俄政治报纸的计划。会见秘密回国的维·伊·查苏利奇，向她介绍在国外出版全俄政治报纸和科学政治杂志的计划，商谈劳动解放社参加这两个报刊问题。2月26日（3月10日）抵达普斯科夫，并在这里居住，受警察秘密监视。2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被收入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的文集《〈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3月10日（23日）列宁呈请内务部警察司司长准许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乌法迁到普斯科夫服满流放期，未获准。3月底—4月4日（17日）以前会见尔·马尔托夫，介绍在国外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计划，交谈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任务。写《〈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会见尔·马尔托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并同他们讨论这个声明草案。召集和主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和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会议（史称“普斯科夫会议”）。会上，列宁宣读了《〈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并就国外编辑部工作的组织问题以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参加报纸和杂志工作问题发言。会议赞同这个声明草案。3月—5月上半月多次会见从彼得堡来访的亚·米·卡尔梅柯娃，交谈有关筹办《火星报》的事宜。接受普斯科夫省统计处的工作，积极参加制定普斯科夫省农民经济、副业、手工业的发展的估价和统计调查大纲。曾为普斯科夫省统计处的任务，出差去伊兹博尔斯克。常去市立图书馆研读经济、统计和社会问题方面的书刊，并在那里会见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见社会民主党人亚·米·斯托帕尼和斯·伊·拉德琴柯、尼·尼·洛霍夫等人，同他们商谈在普斯科夫建立《火星报》协助小组事宜。4月2日（15日）从伊兹博尔斯克秘密来到里加，会见里加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人扬·奥佐尔和K.祖季斯，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就他们参加在国外出版报纸和杂志的工作以及建立联系等问题进行磋商。4月6日（19日）写信告诉母亲，正在编制《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的索引。4月20日（5月3日）由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生病，呈请内务部警察司司长准许他去乌法住一个半月，被拒绝。后来，由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代为申请，获准。4月下旬同亚·尼·波特列索夫商谈他出国筹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的技术准备问题，请他把《〈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带去交给劳动解放社。4月下半月—5月19日（6月1日）起草《火星报》小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收到劳动解放社寄来的出席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书。4月—5月撰写卡·罗·卡乔罗夫斯基《俄国村社》（1900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分册）一书的书评。5月5日（18日）领到去德国的护照。5月中会见到普斯科夫来访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商谈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5月19日（6月1日）会见前来普斯科夫的尔·马尔托夫，讨论在国内开展工作支持《火星报》的问题，还商定了如何联系的问题。5月20日（6月2日）秘密抵达彼得堡，会见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研究出国后如何联系等问题，访问《北方信使报》编辑部。5月21日（6月3日）因非法进入首都被捕。5月23日（6月5日）在彼得堡保安处受审讯。5月31日（6月13日）获释，由警官解送到莫斯科附近波多利斯克列宁母亲的住所。6月1日和6日（14日和19日）之间在母亲家里，同应邀前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潘·尼·勒柏辛斯基、舍斯捷尔宁夫妇等人商谈如何协助《火星报》的问题。6月7日（20日）与母亲和姐姐一起去乌法看望娜·康·克鲁普斯卡娅。6月8日或9日（21日或22日）在下诺夫哥罗德稍事停留，会见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商谈支持《火星报》和今后联系的方法问题。6月15日（28日）抵达乌法克鲁普斯卡娅的住所。6月15日和7月2日（6月28日和7月5日）之间在乌法先后会见当地的和外地的社会民主党人亚·德·瞿鲁巴、弗·亚·诺斯科夫、彼·彼·鲁勉采夫等人，商谈支持《火星报》和建立联系的方法等问题。7月2日（15日）以后离开乌法回波多利斯克。7月2日和10日（15日和23日）之间途经萨马拉和塞兹兰时作短暂停留，分别同两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取得联系，商谈支持《火星报》问题。7月10日（23日）回到波多利斯克。不晚于7月13日（26日）从波多利斯克启程出国。7月13日—15日（26日—28日）出国途中在斯摩棱斯克停留，会见伊·瓦·巴布什金和弗·尼·罗扎诺夫，商谈关于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和他们在国内如何进行工作支持《火星报》的问题。7月16日（20日）通过国境。7月19日（8月1日）以后在苏黎世停留两天，会见劳动解放社成员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讨论《〈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和有关出版这两种报刊的问题。由苏黎世到日内瓦，住在附近的韦采纳村。在日内瓦会见亚·尼·波特列索夫，了解劳动解放社成员对《〈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的态度。在日内瓦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商谈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以及劳动解放社参加这两个报刊的问题，双方发生分歧。8月初会见“社会民主党人”组织成员，交谈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问题。8月11日（24日）以前研究有关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的材料。会见尼·埃·鲍曼和由巴黎来瑞士的尤·米·斯切克洛夫，讨论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任务和计划。在伯尔里夫，同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亚·尼·波特列索夫、尼·埃·鲍曼和尤·米·斯切克洛夫开会，讨论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任务和计划。8月11日—13日（24日—26日）在科尔西埃（日内瓦近郊），同劳动解放社成员开会，讨论《编辑部声明草案》，以及出版和共同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等问题。8月15日（28日）在日内瓦参加同劳动解放社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达成关于组成编委会、共同出版文集、制定新的协议草案等方面的协议。在韦采纳村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一个成员交谈同劳动解放社谈判的结果和组织出版报纸杂志的具体工作问题。离开日内瓦前往慕尼黑。8月15日—23日（8月28日—9月5日）起草关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小组同“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议。8月16日和24日（8月29日和9月6日）之间在纽伦堡停留。8月17日（30日）看望姐姐安娜，向她介绍同劳动解放社谈判的情况。8月20日（9月2日）开始撰写《“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一文，记述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商谈出版《火星报》的情况。不晚于8月22日（9月4日）写回信给尤·米·斯切克洛夫，同意将达·波·梁赞诺夫批评经济派的文章《评〈工人事业〉的纲领》刊载在《曙光》杂志上，同时对这篇文章提出自己的意见。8月22日—24日（9月4日—6日）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阿·布劳恩，讨论在组织上和技术上协助出版《火星报》问题。8月23日（9月5日）以后撰写准备在《火星报》创刊号发表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8月24日（9月6日）离开纽伦堡前往慕尼黑。途中在布拉格稍事停留，同印刷厂工人弗·莫德拉切克商谈转寄信件问题。8月25日（9月7日）到达已选定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所在地的慕尼黑。8月—12月结识住在慕尼黑的波兰革命者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时常同他见面，在组织《火星报》的出版方面得到他的帮助。9月初收到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信中说格·瓦·普列汉诺夫已承认自己在策略问题上不正确，保证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其他成员协调行动。9月5日（18日）以前寄给劳动解放社四份出席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委托书：三份来自乌拉尔社会民主党组织，一份来自乌法社会民主党组织。9月23日（10月6日）参加起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内部相互关系的特别协议，这个协议保障了劳动解放社在决定编辑问题方面的权利。9月27日（10月10日）复信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感谢寄来奥尔洛夫市23名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的关于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的决议，告诉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约·亨·狄茨承担出版《曙光》杂志的工作，根据德国的出版法，必须物色一个杂志负责人。9月27日和10月5日（10月10日和18日）之间列宁写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印成单页，运回国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和工人中间散发。9月底列宁在慕尼黑进英语补习班学习。9月会见前来慕尼黑的康·米·塔赫塔廖夫，断然拒绝他提出的为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撰稿的建议。9月—10月撰写《对华战争》一文。1900年9月—1901年2月同社会民主党斗争社（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B.达涅维奇）通信，讨论该社成员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进行写作合作的形式问题。10月5日和11月3日（10月18日和11月16日）之间编辑小册子《哈尔科夫的五月》，并写序言。10月13日（26日）写回信告知在伦敦的阿·亚·雅库波娃，鉴于《工人思想报》方针转变并无确实消息，他再次断然拒绝为该报撰稿。10月20日（11月2日）写信告诉在伦敦的维·巴·诺根，可能安排他秘密回国，组织《火星报》的发行工作，并同各地的委员会和小组建立联系。10月24日（11月6日）写信告诉妹妹玛丽娅，正在学习德语，常去图书馆。10月27日（11月9日）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寄去准备在《曙光》杂志第一期发表的材料。11月3日（16日）以前撰写《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火星报》创刊号社论）。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威·阿·布赫霍尔茨同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叶·萨·厄廷格尔谈判，请她出面担任出版《曙光》杂志头两期的正式负责人。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撰写《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一文。11月底筹备出版《曙光》杂志第一期。12月2日和10日（15日和23日）之间由慕尼黑去莱比锡，到印刷厂解决有关《火星报》创刊号出版的一系列问题。12月10日（23日）离开莱比锡回慕尼黑。12月11日（24日）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火星报》创刊号出版，载有列宁的三篇文章：《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社论）、《对华战争》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12月上半月写信告诉在乌法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打算出版他们在西伯利亚流放中翻译的卡·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请她把译稿寄来。1900年12月16日（29日）—1901年2月中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同前来慕尼黑的彼·伯·司徒卢威就国外共同出版书刊的方式问题举行谈判，起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小组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关于共同出版《曙光》杂志附刊《时评》的协议草案。鉴于司徒卢威企图利用社会民主党出版物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服务，主张使谈判破裂。12月16日（29日）夜参加同彼·伯·司徒卢威的会谈后，记下谈判过程。12月21日（1901年1月3日）以前阅读亨·迈·海德门为《火星报》写的《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政治斗争》一文英文稿，译成俄文并写注释。1900年底—1901年初审阅和发排寄给《火星报》的各种关于国内各地工人生活状况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通讯稿件以及许多揭发性的材料（包括正教院在列·尼·托尔斯泰逝世时禁止举行追悼仪式的机密文件）。1901年1月11日（24日）列宁寄给维·巴·诺根一份《火星报》创刊号，征求他的意见，同时询问他是否同意担任往俄国运送书刊的固定职务。1月17日（30日）以前写对于《关于同司徒卢威的协议草案》的补充。1月17日（30日）出席《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同彼·伯·司徒卢威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共同出版《曙光》杂志附刊《时评》的协议草案。司徒卢威要求取消草案第7点，即《火星报》可以使用寄给《时评》的材料。列宁发言反对，而其他编委向司徒卢威让步，同意他的要求。写信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对当天会议结果表示不满，告诉他打算把这封信作为抗议信或“保留意见”附在会议记录中，要求普列汉诺夫也对会议决议提出抗议。1月23日（2月5日）写回信给维·巴·诺根，表示同意他提的报纸“国内评论栏”不能令人满意的意见。1月撰写《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1月底—2月初撰写《打吧，但不要打死》、《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和《客观的统计》三篇文章，总标题为《时评》。1月—3月在列宁领导下，《火星报》协助小组和《火星报》代办员在彼得堡、莫斯科、普斯科夫、波尔塔瓦、萨马拉、南俄各地展开工作。2月8日（21日）以前《火星报》第2号出版，载有列宁的《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2月11日（24日）以前列宁会见前来慕尼黑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商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事宜。2月15日（28日）离开慕尼黑前往布拉格，安排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出国事宜。2月17日（3月2日）离开布拉格前往维也纳俄国领事馆，为他在请求发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出国护照的申请书上面的签字取得证明。2月19日（3月4日）以后离开维也纳返回慕尼黑。撰写《工人政党和农民》一文。2月会见从波尔塔瓦应召而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列·伊·戈尔德曼，商谈在基什尼奥夫设立《火星报》秘密印刷所问题。3月7日（20日）写信告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曙光》杂志第一期写的编辑部声明因提到非法出版的《火星报》而被约·狄茨拒绝刊印，只好换成寥寥数语的《致读者》。3月10日（23日）《曙光》杂志第一期出版，刊登了列宁所写的总标题为《时评》的三篇文章：《打吧，但不要打死》、《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和《客观的统计》。不晚于4月1日（14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乌法来到慕尼黑。不晚于4月2日（15日）列宁写信给格·瓦·普列汉诺夫，认为《曙光》杂志必须对《在光荣的岗位上》文集（民粹派祝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从事写作活动和社会活动四十年专集）展开批判，并提出写批判文章的分工建议。4月6日（19日）写信告诉瑞典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编辑卡·亚·布兰亭，《火星报》编辑部打算同瑞典和芬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密切联系，请求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找一位固定的芬兰撰稿人，以便介绍芬兰政局和芬兰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4月12日（25日）向劳动解放社提出把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联合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计划。不晚于4月14日（27日）起草给《火星报》代办员柳·尼·拉德琴柯信的提纲，强调俄国《火星报》组织要争取到尽可能多的人和地方，认为当前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不适宜的。4月18日（5月1日）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参加德国工人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4月19日（5月2日）《火星报》第3号出版，载有列宁的文章《工人政党和农民》。4月24日（5月7日）以前列宁起草党纲初稿（这个文件没有找到）。4月24日和5月1日（5月7日和14日）之间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会议，讨论《曙光》杂志第2—3期内容、列宁提出的关于成立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计划和国外同盟章程，以及斗争社提出的为商讨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实行联合的问题而召开预备会议的建议。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章程草案》作批注和修改。4月29日（5月12日）以《火星报》编辑部名义致函在巴黎的斗争社，表示同意恢复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实行联合的谈判，接受斗争社提出的召开预备会议的建议，同时声明它打算继续进行同《工人事业》杂志的论战。
列宁全集第二卷——年表（1895—1897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列宁全集》第2卷年表（1895—1897年）1895年年初列宁给彼得堡各工人小组讲课。1月在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住所宣读自己的论文《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2月17日或18日（3月1或2日）出席帝国自由经济学会组织的报告会，由亚·亨·施坦格作关于他组织的巴甫洛沃手工业劳动组合的报告。2月18日或19日（3月2日或3日）参加在彼得堡举行的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维尔诺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成员会议。到会的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叶·伊·斯庞季、季·М．科佩尔宗（格里申）等人。会议讨论了从小组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转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问题。在会上，维尔诺和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只进行经济鼓动，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到领会政治口号的地步。列宁在发言中反对这种机会主义性质的论点，证明必须把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结合起来。由于存在原则性分歧，会议未能就派遣一名代表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问题达成协议，结果列宁和莫斯科代表斯庞季同被派遣出国。2月在阿·亚·瓦涅耶夫住所会见米·亚·西尔文，了解彼得堡新港工人酝酿罢工的情况，对西尔文起草传单《港口工人应当争取什么》的想法表示赞同。3月15日（27日）领到出国护照。4月2日（14日）由于将要出国，在皇村米·亚·西尔文的住所召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开会。到会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瓦·瓦·斯塔尔科夫、彼·库·扎波罗热茨、阿·亚·雅库波娃等人。4月24日（5月6日）以前召集星期日学校女教师开会，到会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莉·米·克尼波维奇、安·伊·美舍利亚科娃等人。与瓦·瓦·斯塔尔科夫、斯·伊·拉德琴柯、彼·伯·司徒卢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罗·爱·克拉松共同筹备出版文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列宁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编入这本文集。文集出版后被沙俄书报检查机关扣留，几乎全部被焚毁。4月24日（5月6日）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组员奥·伊·查钦娜的家里会晤获释出狱的伊·克·拉拉扬茨，当晚，列宁同他一起去莫斯科。4月25日（5月7日）由莫斯科启程出国。5月1日（13日）通过俄国国境，前往瑞士。5月3日和27日（5月15日和6月8日）之间在瑞士结识了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在日内瓦访问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苏黎世访问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同在苏黎世附近的阿福尔泰恩村住了一周），同他们商谈建立经常联系和在国外出版《工作者》文集等问题。还会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阿·米·沃登和亚·尼·波特列索夫，同他们交谈哲学问题。5月底—6月住在巴黎。结识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婿保·拉法格。5月和9月7日（19日）之间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并作摘录。6月阅读古·勒弗朗塞《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研究》一书第一部分，并作摘录。7月上半月在瑞士的一家疗养院治疗胃病。7月下半月—9月初在柏林停留期间，常到普鲁士国立图书馆研究国外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出席工人的集会，了解德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会见伊·李·艾森施塔特等人，商谈维尔诺和彼得堡两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联系的问题。7月22日（8月3日）出席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工人居住区（下巴尼姆区）举行的集会。会上，阿·施塔特哈根作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报告。7月27日（8月8日）在柏林德意志剧院观看格·豪普特曼的话剧《织工》。8月2日（14日）以前翻译1895年8月14日维也纳《新评论报》第33号刊载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9月2日和7日（14日和19日）之间持格·瓦·昔列汉诺夫写的介绍信，到柏林附近的夏洛滕堡访问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李卜克内西。9月7日（19日）回到俄国，携带一只夹底皮箱，内藏违禁的马克思主义书刊。9月7日和29日（9月19日和10月11日）之间先后到维尔诺、莫斯科和奥列霍沃－祖耶沃，同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建立联系，并商谈支持在国外出版《工作者》文集的问题。9月7日（19日）以后撰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审阅《工作者》文集稿件。9月29日（10月11日）回到彼得堡。9月29日（10月11日）以后会见阿·亚·瓦涅耶夫和Я．П．波诺马廖夫，向他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的情况。主持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和马尔托夫小组联席会议（会议在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家里举行）。会议讨论两个组织合并问题和在工人中间开展群众性政治鼓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尔·马尔托夫、雅·马·利亚霍夫斯基。主持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会议（会议在斯·伊·拉德琴柯家里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彼得堡全市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列宁被选进领导核心并被任命为该组织所有出版物的编辑。根据列宁的建议，彼得堡全市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除中心小组和工人小组外，设区小组，工人小组受区小组领导。同年12月15日（27日），全市社会民主党人组织正式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9月30日—10月1日（10月12日—13日）到涅瓦大街和瓦西里耶夫岛访问工人家庭。10月2日（14日）以前参加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写的小册子《俄国工厂立法》的出版工作。11月初写信给在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诉他维尔诺、莫斯科、奥列霍沃－祖耶沃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情况，通知他秘密通信的地址和方法，并向他了解《工作者》文集出版准备情况。随信寄去几篇有关俄国工人运动的通讯和《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传单的开头部分，供《工作者》文集刊用。11月7日（19日）在托伦顿工厂罢工期间，同瓦·瓦·斯塔尔科夫一起访问工人Н．Е．梅尔库洛夫，托他把40卢布的捐款转交给被捕工人的家属。11月7日（19日）以后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印发列宁起草的传单《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11月10日（22日）列宁同米·亚·西尔文一起去拉菲尔姆卷烟厂附近的一家饭馆，了解该厂卷烟女工罢工的情况。11月12日（24日）同瓦·瓦·斯塔尔科夫一起再次访问Н．Е．梅尔库洛夫，请他把传单带进托伦顿工厂散发。11月中写信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诉他已收到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代表大会的材料，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已同民意社印刷厂建立了联系，准备出版《工人事业报》等情况。随信寄去《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传单的后一部分。11月25日（12月7日）《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一文在《萨马拉新闻》第254号上发表。11月下半月列宁到橡胶厂工人И．В．普罗申家参加各工人小组代表会议，对工人在罢工时向厂方提出的要求作了说明。11月底在季·巴·涅夫佐罗娃家里主持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会议，讨论今后工作和筹备出版秘密刊物《工人事业报》的问题。秋天撰写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秋冬在伊·瓦·巴布什金、瓦·安·舍尔古诺夫，Н．Е．梅尔库洛夫的住所，会见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和先进工人。11月—不晚于12月8日（20日）准备出版《工人事业报》创刊号，撰写社论《告俄国工人》以及《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的罢工》等文章，并审阅全部稿件。12月3日（15日）列宁写的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开始在彼得堡的民意社拉赫塔印刷厂排印。12月6日和8日（18日和20日）在斯·伊·拉德琴柯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住所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心小组会议。会议讨论《工人事业报》创刊号的稿件。12月6日（18日）晚在传统的大学生舞会上会见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12月8日（20日）以前常去《新闻报》书店阅览室阅读俄国的和外国的报纸，收集写作资料。12月8日（20日）夜由于内奸告密，列宁在戈罗霍瓦亚街61号自己的住所被捕。当夜被捕的还有他在彼得堡工人阶级斗争协会的战友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彼·库·扎波罗热茨等。警察在搜捕瓦涅耶夫时从他家里抄获了准备付排的《工人事业报》创刊号稿件。列宁被捕后，在看守所单人牢房关押了14个月。12月9日（21日）以后写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1895年12月9日（21日）和1897年2月14日（26日）之间和一起被捕的同志秘密通信并同没有被捕的斗争协会会员建立联系，指导协会的工作。在同狱外同志的通信中，主张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21日（1896年1月2日）在狱中第一次受审。不早于12月21日（1896年1月2日）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密信，告诉她第一次受审时的供词内容。年底开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撰写工作。1896年1月2日（14日）列宁写信给亚·基·切博塔廖娃，用暗语询问狱外同志的情况。1月14日（26日）写信给姐姐安娜，感谢她送来图书，说他正在翻译德文材料，请送几本合用的辞典来。1月16日（28日）写信给姐姐安娜，请她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送到狱中，还说他正在研读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重读尼·瓦·舍尔古诺夫的著作。1月16日（28日）以后用密码写信给彼得堡斗争协会会员，拟了两个传单题目：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八小时工作日。还建议他们组织散发传单的工人小分队。3月30日（4月11日）第二次受审。不早于3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在《工作者》文集第1—2期合刊上发表。4月19日（5月1日）以前列宁撰写“五一”国际劳动节传单。5月7日（19日）第三次受审。5月10日（22日）以前撰写供工人阅读的通俗小册子《谈谈罢工》。小册子是用牛奶写成的，经克鲁普斯卡娅处理并誊清后，交民意社拉赫塔印刷厂排印。6月24日（7月6日），这家秘密印刷厂被沙皇警察破获，小册子被毁。5月27日（6月8日）第四次受审。春天在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通信中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6月—7月撰写对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说明。1896年8月和1897年3月之间撰写《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一文。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印发列宁在狱中写的传单《告沙皇政府》。12月2日（14日）以前列宁撰写《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概论》（此文至今未找到）。12月2日（14日）呈请彼得堡地方法院检察官准许将信件和两份手稿（《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概论》，转交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1896年写《以“老年派”名义写给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的通知》，提醒狱外同志谨防内奸。1896年—1897年翻译德国经济学家卡·毕歇尔的《国民经济的起源（1890年10月13日在卡尔斯鲁厄高等技术学校作为序论课宣读的报告》一书。1897年1月29日（2月10日）沙皇签署判处列宁流放东西伯利亚三年的诏书。2月10日（22日）列宁的母亲向内务部警察司提出申请：鉴于列宁身体不好，请准许他持通行证自费去流放地。这一申请得到批准。2月13日（25日）内务部警察司向列宁正式宣布关于把他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三年的诏书。2月14日（26日）列宁被释放出狱，获准在彼得堡停留到2月17日（3月1日）晚。2月14日和17日（2月26日和3月1日）之间在斯·伊·拉德琴柯和尔·马尔托夫的住所召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同列宁一起被捕的老年派会员（阿·亚·瓦涅耶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彼·库·扎波罗热茨等）和没有被捕的青年派会员。由于青年派的经济主义倾向，老年派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列宁尖锐地批评了青年派的初具轮廓的机会主义。2月17日（3月1日）从彼得堡启程经莫斯科前往西伯利亚流放地。2月18日（3月2日）抵达莫斯科。2月18日—23日（3月2日—7日）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曾去鲁勉采夫博物院图书馆（今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2月23日（3月7日）下午2时30分从莫斯科启程，乘坐莫斯科到库尔斯克的火车去西伯利亚流放地。3月4日（16日）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3月4日和11日（16日和23日）之间会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被判流放的雅·马·利亚霍夫斯基，收到母亲和妹妹玛丽亚托他带来的书信和物品。3月4日—4月30日（3月21日—5月12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期间，会见被流放到该市的社会民主党人彼·阿·克拉西科夫，同他交谈会见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印象，还会见其他政治流放者В．А．布克什尼斯等人。3月6日（18日）向伊尔库茨克总督提出申请：在确定他的流放地点的命令到达之前，暂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因身体不好，请求把他的流放地点指定在叶尼塞斯克省境内，最好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专区或米努辛斯克专区。3月15日（27日）为前往伊尔库茨克流放地的雅·马·利亚霍夫斯基送行。4月4日（16日）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妹妹安·马·罗森贝格一同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车站迎接被流放的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同志阿·亚·瓦涅耶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尔·马尔托夫和瓦·瓦·斯塔尔科夫。宪兵把他们二人带离车站，进行审问，瓦涅耶夫等人刚一到达，即被押送入转解犯监狱。4月5日（17日）同被关押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转解犯监狱中的同志建立了联系。写信告诉母亲，他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的流放地已被指定在米努辛斯克专区。4月5日和17日（17日29日）之间写信告诉母亲和姐姐安娜，从非官方的消息得知，他的流放地点已定在舒申斯克村。4月17日（29日）写信给母亲和姐姐安娜，谈他了解到的舒申斯克村的情况。4月23日—30日（5月5日—12日）会见从监狱释放出来的阿·亚·瓦涅耶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和尔·马尔托夫。4月24日（5月6日）得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警察局长签发的去舒申斯克村的通行证。4月29日（5月11日）向叶尼塞斯克省省长申请法律规定的生活补助金、衣服和住房。4月30日（5月12日）与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瓦·瓦，斯塔尔科夫同乘“圣尼古拉号”轮船去米努辛斯克市。列宁将经此地去舒申斯克村。4月—7月《评经济浪漫主义》在《新言论》杂志第7—10期上连续发表，署名“克·土林”。5月6日（18日）列宁抵达米努辛斯克市。5月7日（19日）向米努辛斯克警察局长申请法律规定的生活补助金。5月8日（20日）离开米努辛斯克市，当日抵达舒申斯克村，被安置在农民А．Д．济里亚诺夫家，受警察公开监视。1897年5月8日（20日）—1900年1月29日（2月10日）经常同阿·亚·瓦涅耶夫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潘·尼·勒柏辛斯基、米·亚·西尔文等人通信，讨论各方面的问题；调查研究西伯利亚农村情况；为舒申斯克村及邻近专区的农民解答法律询问。5月18日（30日）写信给母亲和妹妹玛丽亚，介绍舒申斯克村的情况，并对《新言论》杂志编辑部同萨马拉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表示关切。6月8日（20日）写信给正在瑞士休养的母亲和姐姐安娜，请求姐姐多寄些新书来，最好先把图书目录和新书广告寄来，并且希望能得到一些廉价版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古典著作原本。6月9日（21日）当局决定从1897年5月1日起每月发给列宁生活补助金8卢布。7月3日（15日）列宁在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拟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计划，在列举的参考资料中有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和《新时代》杂志。7月19日（31日）以前收到雅·马·利亚霍夫斯基从伊尔库茨克省上勒拿斯克写来的信，得知喀山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尼·叶·费多谢耶夫也流放在那里。7月30日（8月11日）在捷辛斯克村参加瓦·瓦·斯塔尔科夫和安·马·罗森贝格的婚礼。1897年7月—1898年1月24日（2月5日）以前前后两次写信给流放在伊尔库茨克省上勒拿斯克的尼·叶·费多谢耶夫。8月16日（28日）写信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对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给他的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的评价感到鼓舞，说他最大的希望是能给工人写作。8月—9月7日（19日）以前撰写《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一文。夏天撰写小册子《新工厂法》。小册子于1899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9月7日（19日）将《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一文按挂号印刷品寄给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请他转给彼·伯·司徒卢威。9月27日—28日（10月9日—10日）去米努辛斯克。在那里，会见民意党人及其他政治流放者，同瓦·瓦·斯塔尔科夫一起就治安法官对斯塔尔科夫擅自赴米努辛斯克一事判决过重向地方法院提出上诉。9月29日—10月4日（10月11日—16日）同瓦·瓦·斯塔尔科夫一道由米努辛斯克到捷辛斯克村，在斯塔尔科夫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合租的寓所住了五天。9月撰写《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一文。10月12日（24日）写信给母亲，谈他的米努辛斯克和捷辛斯克村之行，告诉已收到1896年和1897年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并请她把彼得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寄来。10月10月《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在《新言论》杂志第1期上发表，署名“克·土林”。不早于11月撰写小册子《新工厂法》的附录。12月10日（22日）以前收到妹妹玛丽亚寄来的《1885年刑罚和感化法典》（1895年版）和《治安法官施罚条例》（1897年版）。这两本书是列宁向农民解答法律询问所需要的。12月10日（22日）写信告诉母亲、姐姐安娜，他正在读安·拉布里奥拉的《论唯物主义历史观》，觉得这本书很有条理、很有趣味，建议姐姐安娜把该书第二部分译成俄文。写信给彼·伯·司徒卢威，建议在《新言论》杂志上发表安·拉布里奥拉的《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部分的译文。12月21日（1898年1月2日）写信请姐姐安娜寄来一些法文书，包括圣西门的著作和国际社会主义丛书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97年12月24日—1898年1月2日（1898年1月5日—14日）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到列宁处作客十天。12月27日（1898年1月8日）列宁写信给母亲，请她收到《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稿后立即转给《新言论》杂志（由于杂志被查封，文章未能发表，后来收入《经济评论集》）。年底撰写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小册子于1898年由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写《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文章收入《经济评论集》。1897年继续同国内工人运动各个中心以及国外的劳动解放社保持联系，同在其他流放地的社会民主党人通信，并继续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全集第二卷——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1897年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104]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政论的尝试。——中学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务。——中学教科书。——全民教育问题。——妇女和教育。1897年圣彼得堡版，Ⅷ页＋283页定价1卢布50戈比④（1897年底）一尤沙柯夫先生用这样一个标题出了一本文集，收载了他1895—1897年发表在《俄国财富》上的文章。作者认为，他的这些文章“包括了这些问题”即“教育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就是对我国智育方面十分成熟、刻不容缓、但还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的一种概述”（《序言》第Ⅴ页）。第5页上再次强调，作者准备阐述的“主要是一些原则问题”。可是所有这些词句只能说明，尤沙柯夫先生喜欢漫无边际地思考问题，甚至不是思考问题，而是舞文弄墨。文集的标题就太大：事实上，从作为文集副标题的文章目录就可以看出，作者阐述的根本不是“教育问题”，仅仅是学校问题，而且仅仅是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问题。在这本文集的所有文章中，论述我国中学教科书的那一篇是最中肯的。作者在这里详细分析了目前普遍采用的俄语、地理和历史等教科书，证明这些教科书根本不适用。如果作者不那么罗嗦而使人感到厌倦，这篇文章读起来会更有趣味。我们只想请读者注意这本文集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等教育改革的，另一篇是关于全民教育的，因为这两篇文章涉及真正的原则问题，而且最能说明《俄国财富》所酷爱的思想。格里涅维奇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流为了找到一些从敌对学说中得出的异常荒唐的结论的例子，往往不得不到俄国打油诗的粪堆里去挖掘。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不必进行这样不愉快的挖掘，只要领教一下《俄国财富》杂志和这个杂志的一位毫无疑义的“台柱”就够了。二尤沙柯夫先生给《中等教育改革原则》一文的第2节加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学的任务。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见《目录》）。你们看，标题就很引人注目，它答应给我们解释一个不仅在教育方面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在民粹派和“学生们”之间引起最主要意见分歧之一的那个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国财富》的撰稿人对于“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究竟有些什么看法。作者完全正确地指出，“学校应该为生活培养人才”这个公式十分空洞，问题在于生活需要什么和“谁需要”（第6页）。“谁需要中等教育，这就是说，教育中等学校的学生是为了谁的利益，为了谁的福利？”（第7页）问题提得很好，我们会对作者表示衷心欢迎，如果……如果这些前奏曲在以后的叙述中没有变成这样一些空话：“这可能是国家、民族、某一社会阶级和受教育者本人的利益和福利。”这就开始出现了混乱，因为从这里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分裂成阶级的社会可以同非阶级的国家、非阶级的民族以及超阶级的个人相容！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决不是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时失言，而正是他一贯坚持的荒谬见解。“如果制定学校大纲时考虑的是阶级的利益，那就根本谈不上统一类型的国立中学。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必然是等级的学校，并且它不仅是教育的机关，而且是教养的机关，因为它不仅应该进行符合等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任务的教育，而且应该灌输等级的习惯和等级的行会精神。”（第7页）从这段话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尤沙柯夫先生不了解等级和阶级的区别，因而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淆起来。从他这篇文章的其他一些地方（例如第8页）也可以看出他是不了解的，而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几乎已经接触到了这两个概念的本质区别。尤沙柯夫先生在第11页上说：“应当记住，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和宗教团体往往（但决不是必然）时而构成特殊居民集团法律上的特权，时而构成它们事实上的特点。在前一种情况下这是等级；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阶级。”这里正确地指出了阶级和等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区别不在于法律上的特权，而在于事实上的条件，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是以法律上的平等为前提的。等级和阶级的另一个区别，尤沙柯夫先生似乎也没有忽视，他说：“……我们……当时〈即农奴制度废除以后〉抛弃了……国家生活中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同时也抛弃了封闭式的等级学校制度。目前资本主义过程的深化，与其说把俄罗斯民族分成了等级，不如说把它分成了经济阶级……”（第8页）这里也正确地指出了把欧洲和俄国历史上的等级和阶级区别开来的另一个特征，即等级属于农奴社会，阶级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注：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区别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只谈阶级的时候，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没有等级的阶级。］如果尤沙柯夫先生能够稍微考虑一下这些区别，而不这样轻易地受自己那枝生花妙笔和那颗小资产阶级心灵的支配，那他就既不会写出上面引证的那段话，也不会写出别的废话，说什么阶级的学校大纲势必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阶级大纲在西欧没有取得成就，阶级学校以阶级限制为前提，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其清楚地说明，尽管题目很大，尽管词句漂亮，尤沙柯夫先生却根本不了解阶级学校的实质是什么。最可敬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个实质就是：教育的组织和受教育的机会，对一切有产者来说，都是相同的。阶级学校不同于等级学校的实质就在于有产者这三个字上面。因此上面引证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段话，说在考虑到学校的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似乎“根本谈不上统一类型的国立中学”，就完全是胡说。恰恰相反，阶级学校如果办得彻底，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残余，那它必然以统一类型的学校为前提。阶级社会的实质（因而也是阶级教育的实质），就是法律上完全平等，所有的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有产者享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等级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属于一定的等级。阶级学校没有等级，只有公民。它对所有的学生只有一个要求：缴纳学费。阶级学校根本用不着把大纲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因为缴不起学费、教材费和整个学习时期膳宿费的人，阶级学校根本不让他们受中等教育。阶级学校决不以阶级限制为前提，因为阶级和等级相反，阶级总是使个人保持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的完全自由。阶级学校不排斥任何有钱读书的人。说“这些对各居民阶层进行半教育并从德育和智育上造成阶级隔阂的危险大纲”，在西欧“没有取得成就”（第9页），这完全是歪曲事实，因为谁都知道，不论在西欧或在俄国，中等学校实质上都是阶级学校，它只为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由于尤沙柯夫先生暴露了他的概念异常混乱，我们认为对他作下面的补充说明并不是多余的：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是不收任何学费的中等学校，也仍然是阶级学校，因为学生在7—8年内的膳宿费要比学费多得多，而能够缴得起这笔费用的只有极少数人。如果尤沙柯夫先生想成为现代中学改革派的实际顾问，如果他想在当前现实基础上提出问题（他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那他就应该只谈用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只谈这一点，或者根本不谈“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这个棘手的问题。还应该说一句：这些原则问题同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推荐的用现代语言代替古代语言并没有多大联系。如果他只是这样推荐一下，我们也不会反驳他，甚至准备宽恕他的信口雌黄。但是既然他自己提出了“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的问题，那就让他对自己的一切胡言乱语负责吧。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远不止上面引证的那些话。忠于“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基本思想的尤沙柯夫先生，在涉及阶级问题之后，接着就站到“广阔的观点”（第12页，参看第15页）上来。这种观点如此广阔，他竟可以堂而皇之地忽视阶级区别，可以不谈个别阶级（呸，这多狭窄！），而谈整个民族。这种“广阔”得出奇的观点是用所有大大小小的道德家、特别是小资产者道德家惯用的方法取得的。尤沙柯夫先生严厉地谴责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和这种现象在教育上的反映），并以他了不起的口才和无比的激情谈论这种现象的“危险性”（第9页）；说“任何形式的阶级教育制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与国家、民族和受教育者个人的利益相矛盾的”［注：最可尊敬的小资产者先生，二者必居其一：您说的或者是已分裂成阶级的社会，或者是没有分裂成阶级的社会。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教育。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可能有阶级的国家、阶级的民族和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这句话都没有意义，它只是反映了胆怯地闭上眼睛、不敢正视当前现实最显著特征的小资产者的天真愿望。］（第8页）；说学校的阶级大纲“不论从国家的观点或民族的观点看来，都是不适当的和危险的”（第9页）；说历史的先例只是证明，“阶级制度和阶级利益的发展纯粹是反民族的，这种发展我们上面已经谈过并且认为它对民族福利和国家本身都是危险的”（第11页）；说“各地的阶级管理机构都被这样或那样地废除了”（第11页）；说这种分裂为阶级的“危险”现象引起了“各个居民集团之间的对抗”，逐渐毁灭“民族团结和全国爱国主义的精神”（第12页）；说“广义地、正确地、富有远见地理解的整个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每个公民的利益，决不应该互相对立起来（至少在现代国家中应该是这样）”（第15页），等等。这些言论都是胡诌，都是空话，都是用毫无意义的小资产者“愿望”，用这些不知不觉取代了对事实的说明的愿望，来抹杀当前现实的本质。要给产生这些言论的世界观找到一种类似的世界观，那就需要请教一下西欧“伦理”学派[105]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畏首畏尾、在政治上不知所措的自然和必然的表现。我们只想把这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词句和慈善心肠，把这种非凡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跟下面一个小小的事实作一对比。尤沙柯夫先生谈到了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的问题。关于头一个问题可以找到确切的统计材料，至少可以找到男子中学、初级中学和实科学校的确切的统计材料。下面就是我们摘自财政部的出版物《俄国的生产力》（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19编《国民教育》，第31页）的材料。“从下表可以看出学生的等级出身情况（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国民教育部的男子中学和初级中学实科学校1880年1884年1892年1880年1884年1892年世袭和非世袭贵族和官吏子弟…………………………47.649.256.244.040.738.0神职人员子弟……………………………………………5.15.03.92.61.80.9城市等级子弟……………………………………………33.335.931.337.041.843.0农村等级（包括少数民族官吏和下级官吏）子弟……8.07.95.10.410.912.7外国人子弟………………………………………………2.02.01.93.04.85.4其他等级子弟……………………………………………2.0与上项合并计算与上项合并计算3.0与上项合并计算与上项合并计算100.0100.0100.0100.0100.0100.0”这个表格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尤沙柯夫先生说我们已经立即而坚决地（？？）“抛弃了等级学校”的说法是多么不慎重。相反，等级制度直到现在还在我国中学中占统治地位，即使在一般中学（更不必说特权的贵族学校等等）中也有56％的学生是贵族和官吏子弟。贵族和官吏唯一有力的竞争者是在实科学校中占优势的城市等级。农村等级的比重却微乎其微（假如注意到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其余的等级，这个情况就更加明显）。因此这个表格清楚地表明，谁想谈论我国当前中学的性质，谁就必须牢牢记住，只能谈论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如果说“我们”真的在抛弃等级学校，那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阶级学校。不言而喻，我们决不是想说，用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和改进阶级学校的问题，对那些没有享用也不可能享用中等学校的阶级来说，是无关紧要或无所谓的问题。相反，对这些阶级来说这不是无所谓的问题，因为等级制度无论在生活中或在学校中对它们的压迫都特别沉重，因为用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不过是俄国全盘欧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只想表明，尤沙柯夫先生怎样歪曲了事实，他的那种似乎“广阔的”观点实际上甚至远不如资产阶级对问题的看法。顺便谈一谈资产阶级性的问题。亚·曼努伊洛夫先生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既然彼·伯·司徒卢威这样肯定地指出了舒尔采－格弗尼茨偏于一方，那他为什么还“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俄国财富》第11期第93页）。亚·曼努伊洛夫先生不能理解这一点，完全是由于他不仅不了解俄国“学生”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不了解所有西欧“学生”的基本观点；不仅不了解“学生”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不了解导师的基本观点。也可能曼努伊洛夫先生想否认，坚决敌视那些用甜言蜜语来掩饰现代社会分裂成阶级的“广阔观点”的爱好者，是“导师”的基本观点之一（这些基本观点象一根红线贯穿着他的全部理论活动、著述活动和实践活动）？也可能他想否认，坚决承认公开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比渴望阻碍和制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小资产者思想要进步和高明，是“导师”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果曼努伊洛夫先生不明白这一点，那他应该去研究一下他的杂志撰稿同仁尤沙柯夫先生的著作。他应该知道，在目前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上，除尤沙柯夫先生而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位公开、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维护的正是现代学校的阶级性质，他要证明这是最理想的东西，并且力求彻底排挤等级学校，扩大阶级学校的入学机会（上述意义上的入学机会）。的确，这样的思想会比尤沙柯夫先生的思想高明得多，而且会使注意力集中于现代学校的实际需要，即消除现代学校的等级限制，而不是集中在模糊不清的小资产者的“广阔观点”上。公开阐明和维护现代学校属于一方的性质，就会正确说明现实，而且这种性质本身就会启发另一方的觉悟。［注：我们清楚地觉得，《俄国财富》的撰稿人要了解这种性质的论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又是由于他们不仅不了解“学生”，而且也不了解“导师”的缘故。例如，一位“导师”早在1845年就证明了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工人的好处。他写道，废除谷物法使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而一方的觉悟的这种提高必然导致另一方觉悟的同样提高。（弗·恩格斯《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第17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页）。——编者注）《俄国财富》的撰稿人先生们，为什么你们在“导师”面前一味奉承，而不揭发他们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呢？］而尤沙柯夫先生“广阔的”空谈反而只能腐蚀社会意识。最后，问题的实际方面……但是尤沙柯夫先生不仅在这篇文章中，而且在自己的“空想”中，都丝毫没有超出阶级学校的范围，因此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种“空想”。三尤沙柯夫先生探讨“全民教育问题”（见文集的标题）的文章的题目是：《教育的空想。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尤沙柯夫先生的这篇极有教益的文章许诺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尤沙柯夫先生的“空想”许诺的东西还要多得多。作者在文章开头就这样说：“亲爱的读者，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步，决不作任何让步或妥协……对全体男女居民实行完全的中学教育，这种教育对所有的人都是义务性质的，它不需要国家、地方自治机关和人民出任何费用，——这就是我的宏伟的教育空想！”（第201页）显然，善良的尤沙柯夫先生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费用”。他在同一页上重复说，全民初等教育需要费用，而全民中等教育按他的“计划”则不需要任何费用。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不仅不需要任何费用，而且许诺的东西远不止实行全民中等教育。为了表明这位《俄国财富》撰稿人许诺给我们的东西的全部内容，需要提前引用一下作者在叙述完了自己的整个计划而自我欣赏时所说的那些自鸣得意的话。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就是，把中学教育同自己养活自己的“中学生”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耕种土地……能够保证整个年轻一代从出生到中学毕业都得到丰盛的、美味的、卫生的食品，能够保证靠做工来抵偿学费的青年〈关于尤沙柯夫的这种未来国家（Zukunftsstaat）的制度，下面将要更详细地谈到〉、全体教职员和主办人员也得到食品。同时他们还能得到鞋子，还可以做衣服穿。此外，从上述那块土地还可以得到将近20000卢布的收入：15000卢布是出售剩余牛奶和春播谷物的收入……将近5000卢布是出售毛皮、鬃、羽绒和其他副产品的收入。”（第216页）读者，请您想一想：养活整个年轻一代，直到中学毕业，也就是说，直到21—25岁（第203页）！要知道这就等于养活全国人口的一半。［注：根据布尼亚科夫斯基的材料，俄国人口的年龄构成是：1000居民中，0—20岁的有485人，0—25岁的有576人。］养活和教育几千万人口，——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劳动组织”！有人断言民粹派的“劳动组织”计划是空谈家的空话，尤沙柯夫先生显然对这些恶毒的人十分生气，于是决定把这种“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能实现的整个“劳动组织”“计划”发表出来，彻底打垮这些恶毒的人……但是还不止这些：“……同时，我们还扩大了任务。我们要这个组织担负起养活全体儿童的任务。我们考虑到在青年人出校时给他们一份对农村说来是相当可观的结婚礼品。我们认为还可以用这些钱给每所中学即每个乡聘请一位医生、一位兽医、一位农学家、一位园艺家、一位工艺师和至少六位工匠（这些人会提高整个地方的文化水平和满足那里的适当需要）……我们的计划一经实现，所有这些任务就会在财政上和经济上得到解决……”［注：第237页。这段话中两个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都是尤沙柯夫先生加的。这里我们一个字也未敢漏掉。］有人说，民粹派那个著名的“我们”是“一个神秘的陌生人”，是头戴两顶小圆便帽的犹太人等等，现在这些嚼舌头的该羞愧得无地自容了吧！这是多么卑鄙的诬蔑！今后只要引证一下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就足以证明这个“我们”是万能的，“我们的”计划是可能实现的。也许读者会对可能实现一语发生怀疑？也许读者会说，既然尤沙柯夫先生把自己的创作叫作空想，那他就排除了可能实现的问题？如果尤沙柯夫先生自己对“空想”一词没有作极端重要的附带说明，如果他在自己的全部阐述中没有三番五次地强调自己的计划可能实现，那么情况就会是这样。但是他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我敢认为，这种全民中等教育只有骤然看来才是空想。”（第201页）……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更敢断言，这种全民教育比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已经实现的和在俄国某些省份就要实现的全民初等教育更加可能实现。”（第201页）尤沙柯夫先生对自己计划实现的可能性竟相信到了这样的程度（显然是在上面说明了“计划”一词比空想更为确切之后），甚至在制定这个计划时连一些极其细小的“实际的方便”都没有忽视，譬如他由于尊重“欧洲大陆反对”男女“合校制的偏见”而特意把男女分校制保留下来，并且特别强调，他的计划“不会破坏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既定的教学计划，不过课程要多一些，因而教员的报酬也要多一些……”“如果不只是想做做试验，而是想实现真正的全民教育，那么这一切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第205—206页）世界上有过很多空想家，他们较量过自己空想的引诱力和严整性，但是在他们中间未必能够找到一个人这样关心“既定的教学计划”和教员的报酬。我们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还会长期提到尤沙柯夫先生，把他当作一个真正讲求实际的、真正具有求实精神的“空想家”。很明显，既然作者许诺的东西这么多，那么他的全民教育计划就值得十分仔细地加以研究。四尤沙柯夫先生所根据的原则是，中学应该同时是农庄，应该靠本校学生的夏季劳动来维持。这就是他的计划的基本思想。尤沙柯夫先生认为：“这个思想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第237页）我们也同意他的说法，这里的确有正确的思想，不过不能把这种思想硬套在“中学”上，硬套在用学生的劳动可能“抵偿”中学的经费这一点上。这个正确思想就是，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这个思想还是伟大的老空想家们提出来的，“学生们”也完全赞同这个思想，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妇女和少年从事工业劳动，认为完全禁止这种劳动的企图是反动的，他们只是坚决主张这种劳动必须在完全合乎卫生要求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尤沙柯夫先生的下述说法毫无道理：“我只想提出一个思想”（第237页）……这个思想早就提出来了，而且我们也不敢设想（在相反的看法没有证实以前），尤沙柯夫先生会不熟悉这个思想。《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想要提出而且已经提出了一个完全独特的实现这个思想的计划。只是在这一方面，应该承认他是富有独创精神的，不过他的独创精神在这里已经达到了……达到了极限。为了使普遍生产劳动同普遍教育相结合，显然必须使所有的人都担负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吧！其实不然。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的确应该规定体力劳动的义务是一个总的原则，但这决不是为所有的人，而只是为穷人规定的。读者也许以为我们在开玩笑吧？上帝作证，不是的。“为有钱缴纳全部学费的富人设立的纯粹城市中学，可以保持目前的形式。”（第229页）在第231页上，“富人”被直接划入不吸收到“农业中学”受义务教育的“居民类别”。因此义务生产劳动在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看来并不是人的普遍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而只是为了付中学学费。就是这样。尤沙柯夫先生在他文章的开头部分就研究农业中学所必需的冬季工人问题。他觉得下面这种确保中学得到冬季工人的方式是最“合逻辑的”。低年级的学生不做工，因此他们的膳宿和学习是免费的，他们不偿付校方为此支出的任何费用。“如果是这样，那毕业之后做工抵偿这些费用不就是他们的直接义务吗？履行这个经过周密考虑的、对所有无力缴纳学费的人硬性规定的义务，会使农庄中学得到必要数量的冬季工人和增补的夏季工人……这在理论上是非常简单的，容易理解的，无可争辩的。”（第205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天哪，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的呢？有钱出钱，无钱做工！任何一个小铺老板都会承认，这是最“容易理解”的。况且这是多么切合实际呵！不过……不过这里哪有什么“空想”呢？为什么尤沙柯夫先生要用这样的计划来玷污他想作为自己空想基础的那个伟大基本思想呢？穷学生服工役，——这是尤沙柯夫先生整个计划的基础。不错，他认为还可以采取另一种获得冬季工人的方式——雇佣［注：“有经验有学问的主办人领导的、有一切改良设备的、拥有一定数量熟练的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农庄中学，应当成为有收益的单位，应当能收回雇用必要数量工人的开支。某些有功劳的〈原文如此！〉工人也许还可以分得一些收入。一部分人，特别是本中学毕业的无地的人，大概就不得不这样做了。”（204页）］，不过他把这种方式放在次要的地位。所有不服兵役的学生，即三分之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都必须服工役3年（必要时4年）。尤沙柯夫先生直截了当地说道：“只有这种制度，才是解决全民教育（甚至不是初等教育，而是中等教育）这一任务的关键。”（第207—208页）“永远留在学校和参加学校工作〈！？〉的少数固定工人，更充实了农庄中学的这些劳动力。这就是我们农业中学可能得到而绝非空想的劳动力。”（第208页）当然，其他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农庄中还会少吗？）也要他们来做：“厨夫、洗衣女工的补充人员和文书都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学毕业后做3年工的学生中间挑选出来。”（第209页）中学还会需要裁缝、鞋匠、细木工等等工匠。当然可以“挑些服满3年工役的学生给他们当助手”（第210页）。这些雇农（或者是农业中学的学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们）的劳动会得到什么报酬呢？他们会得到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会得到“丰盛的、美味的食品”。尤沙柯夫先生准确地估计了这一切，订出了“平常发给农业工人的”食物标准。诚然，他“并不打算采取这样的办法维持中学”（第210页），但他还是把这些标准保持了下来，反正中学生还可以从自己的地上收马铃薯、豌豆、扁豆，种榨植物油用的大麻和向日葵，此外，开斋的日子还可以得到半磅肉和两杯牛奶。读者，请不要以为尤沙柯夫先生只是随便提到这些，只是举举例子而已。不是的，他把所有一切，连一两岁小牛犊的头数、病人的疗养费、家禽的饲料都计算得清清楚楚。他连厨房的沿水、下水、菜皮都没有忘记（第212页）。他什么都没有漏掉。其次，衣服和鞋子可以由学校自己来做。“但是做衬衣、被褥、桌布、夏服用的布料，比较结实的冬装料和冬大衣毛皮（即使是羊皮），当然都需要购买。全体教职员及其家属当然应该自备衣料，虽然服装工场他们也可以享用。至于给学生和做3年工的工人购买衣料的开支，则可以毫不吝啬地规定每人每年50卢布，或者说，全校每年将近6万卢布。”（第213页）我们简直要被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的求实精神感动了。请想一想：“我们”，“社会”，在建立这样一个宏伟的劳动组织，使人民受到普遍的中等教育，所有这些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又能收到十分巨大的道德效果！“我们的”现在那些由于愚昧、粗鲁和野蛮而每年少于61卢布（生活费由雇主负担）就不愿做工的农业工人［注：根据农业和农村工业司的材料，欧俄每个农业工人每年平均工资为61卢布29戈比（1881—1891年10年间），生活费为46卢布。］，如果看到受过中学教育的雇农每年做工将获得50卢布时，该得到一个多好的教训！可以相信，就是科罗博契卡本人[106]现在也会同意尤沙柯夫先生的说法：他的计划的理论根据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五中学的经济将怎样经营呢？中学将怎样管理呢？中学的经济，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将是一种混合经济：部分是自然经济，部分是货币经济。当然，尤沙柯夫先生对这个重要问题已经作了十分详细的说明。他在第216页上准确地计算了各项开支，认为每所中学需要16—17万卢布，因此15000—20000所中学大约需要30亿卢布。当然，这些中学将靠出卖农产品来赚到这笔钱。我们的作者真是富有预见，他还考虑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条件：“设在城郊或位于火车站附近即离大的中心城市不远的铁路线上的中学，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这里完全可以用蔬菜业、果园业、牛奶业和手工业来代替耕作业。”（第228页）就是说，做买卖将不是开玩笑的了。但是谁来做买卖，作者没有交代。可以设想，中学的教务处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商务处。怀疑论者大概想知道：中学一旦破产了该怎么办？它们到底会不会做生意？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吹毛求疵：既然现在没有受过教育的商人就在做生意，那么我们的知识界人士来干这一行一定会大有成就，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中学要经营当然需要土地。尤沙柯夫先生写道：“我想……假使这个思想注定要得到实际试验，那么为了试验，最初成立的几所农业中学就应该得到6000—7000俄亩的土地。”（第228页）10900万人口（2万所中学）就需要将近1亿俄亩的土地，但是请不要忘记，从事农业劳动的只有8000万人。“只有他们的子女才必须进入农业中学。”另外还有将近800万人应该归入各类居民中去，［注：下面就是免进农业中学的各类幸运儿的全部名单：“富人、受感化者、伊斯兰教女孩、少数民族、狂信教徒、盲人、聋哑人、白痴、精神病患者、慢性病患者、传染病患者、罪犯。”（第231页）我们读完这个名单，我们的心痛苦得缩成一团了：我们想，天哪，我们的亲人是否能够算作免进农业中学的幸运儿呢？算作第一类吗？钱大概不够吧！如果是女的，也许还可以耍耍花招，算作伊斯兰教女孩，但男的怎么办呢？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第三类上。大家知道，尤沙柯夫先生的杂志撰稿同仁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已经把彼·伯·司徒卢威干脆算作少数民族，也许他会开开恩，把我们全都算作“少数民族”，这样我们的亲人就可以不进农业中学了！］最后还剩下7200万人。他们只要有6000—7200万俄亩的土地就够了。“这当然还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第231页），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并不因此而惶惑不安。国家还有许多土地，只是这些土地的位置不太合适。“譬如，波列西耶北部就有12760万俄亩土地。在这里，如果在需要的地方能够采取对换土地的方式，把私人的甚至农民的土地同官地对换一下，把前一种土地拨给学校，那么，给我们农业中学无偿提供土地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东南部的“情况也一样好”。……（第231页）嗯……“好啊”！就是说，把农业中学搬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去！不错，这个省份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个流放的地方，那里的国有森林绝大部分甚至还没有“管理起来”，——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一旦把中学生和受过教育的教员送到那里去，他们就会把这些森林砍掉，把土地开垦出来，种上庄稼！中部地区则可以赎买土地，因为总共不超过8千万俄亩。发行一种“有保证的债券”，债券的还本付息当然要由“得到赐地的中学”（第232页）分担，——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尤沙柯夫先生断言，用不着害怕“财务手续的庞杂。这种手续并不是做不到的幻想和空想”（第232页）。这“实质上”是“最有保证的抵押”。还有什么没有保证呢？不过要再问一下，这里哪有什么“空想”呢？难道尤沙柯夫先生真的认为我们的农民已经无知和不开化到连这样的计划都会赞同吗？？请缴纳赎买土地的赎金，偿还“购买最初设备的债款”［注：第216页。每所中学1万卢布。］，请供养整个中学，付给全体教员薪水，除此而外，请再为了这一切（为了出钱聘请教员吗？）服3年工役！学识渊博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您1897年重印您1895年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上的杰作时考虑过没有，所有民粹主义者特有的对各种财务手续和赎买的偏爱，将使您陷入怎样的境地？请读者回忆一下，前面已经许诺过全民教育是“不需要国家、地方自治机关和人民出任何费用”的。我们这位天才的财政家的确既不要国家也不要地方自治机关一个卢布，但是否要“人民”的呢？或者确切些说，是否要贫穷农民的呢？［注：因为富人是除外的。尤沙柯夫先生自己也怀疑，“农业人口中间是否会有一部分人宁愿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自费的城市中学去”（第230页）。当然不会这样！］购买土地、开办中学用的正是他们的钱（因为用在这上面的资本是由他们还本付息的），付给教员薪水、供养所有中学的也正是他们。而且还要服工役。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铁面无情的财政家回答说：这是因为低年级的学生没有缴学费和膳宿费（第204页）。可是，第一，不到工作年龄的只有“预备班和中学最低的两个年级”（第206页），再高的年级已经是半工半读了。第二，养活这些孩子的是他们的兄长，替他们向教员交付学费的也是他们的兄长。不，尤沙柯夫先生，不仅是现在，就是在阿拉克切耶夫时代[107]，这样的计划也根本不能实现，因为这的确是农奴制的“空想”。至于中学的管理，尤沙柯夫先生谈得很少。不错，他准确地开列了教学人员，并给他们所有的人规定了“比较不高的”薪水（因为住宅是现成的，孩子由学校供养，“做衣服只付一半钱”），——也许您以为每年是50卢布吧？不，还稍微多一些：“男女校长、总农艺师2400卢布，学监”等等按职位高低，依次递减，最低的职员为200卢布。（第214页）可见，这对那些“宁愿”要自费的城市中学而不愿要农业中学的知识界人士来说，也是一个不坏的差事！请注意保证教员先生“做衣服只付一半钱”这一点，按照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的计划，教员可以享用服装工场（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就是说，他们可以让“学生”给自己缝补和做衣服。尤沙柯夫先生……对教员先生们的关心不是无微不至吗？其实他也关心“学生”，就象一个善良的主人关心牲畜一样：让它们吃饱，喝足，睡好，并且……还让它们交配。不妨再看看下面一段话：“如果……准许那些毕业后留校3年的青年结婚……那么留校3年会比服兵役轻松得多。”（第207页）“如果准许结婚”！！就是说，也可能不准许？但是，可敬的进步分子先生，为此就必须制定一项新法令，一项限制农民公民权利的新法令。尤沙柯夫先生在自己的全部“空想”中，在极其周密地研究教员的薪水、中学生的工役等等问题中，始终没有想起应该（至少在“空想”中应该）给那些由自己供养整个中学，而且到23—25岁才能毕业的“学生”以某些管理“中学”、经营农庄的权利，没有想起这些人不仅是“中学生”而且还是公民，既然如此，他这种一时“失言”（？）还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呢？我们的这位民粹主义者把这些小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但他却仔细地探讨了品行恶劣的“学生”的问题。“第四种〈中学〉形式应该是为那些因品行恶劣而被一般中学开除的学生设立的。既然整个年轻一代都必须受中等教育，那么因品行恶劣而免受中等教育就是不合理的。这可能会诱惑和怂恿高年级的学生养成恶劣的品行〈上帝作证，第229页就是这样写的！！〉。为那些因品行恶劣而被开除的学生设立特种中学，是整个制度的合理补充。”这种中学可以叫作“感化中学”（第230页）。这个富有俄国风味的、包括专给那些可能是被“免受”……教育的远景“诱惑”坏的恶人设立的感化中学在内的“教育空想”，不是无与伦比的吗！？六读者也许还没有忘记一个关于领导工业的计划吧。有人已经给了公正的评语，说这个计划是重商主义[108]的复活，是“本国工业的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组织”[109]（第238页）的计划。评价尤沙柯夫先生的这个“计划”，需要使用更复杂的术语。应该把这个计划叫作农奴制的、官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试验。四层构成的术语太笨重了。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知道计划本身就是笨重的。然而这个术语确切地反映了尤沙柯夫先生的“空想”的一切特征。我们从第四层开始分析吧。现在提到的这位作者说得很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注：1897年4月《新言论》，国内评论栏。］这个“空想”就有这个特征，因为几千万工人的生产是预先按照一个总的计划组织的。空想的资产阶级性质也是无庸置疑的，因为，第一，按照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中等学校仍然是阶级学校。而这个计划是尤沙柯夫先生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里面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来“反对”阶级学校以后提出的！！富人进一种学校，穷人进另一种学校。有钱就缴学费，没有钱就做工。不仅如此，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富人还有“目前形式”的学校。譬如，在国民教育部所属的目前形式的中等学校中，学费只占总开支的28．7％，40％由国库拨发，21．8％由个人、机关和团体捐助，3．1％是基金的利息，6．4％是其他收入（《生产力》第19编，第35页）。因此尤沙柯夫先生比目前更加强了中等学校的阶级性质：按照他的“计划”，富人只缴28．7％的学费，而穷人却要缴纳全部学费，另外还得服工役！这对“民粹主义的”空想来说不坏吧？第二，计划规定中学可以雇用冬季工人，特别是无地的农民。第三，城乡对立这一社会分工的基础依然保留。既然尤沙柯夫先生要有计划地组织社会劳动，既然他在草拟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空想”，那么保留这种对立就是十分荒谬的，这说明我们的作者并不了解他所研究的对象。不仅现时学生的“导师们”曾经写文章反对这种荒谬观点，就是老空想家们、甚至我们俄国那位伟大的空想家[110]也曾写文章反对这种荒谬观点。这一点尤沙柯夫先生是不管的！第四，这个空想除了试图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而外，还保留商品生产，而这是把这个“空想”称作资产阶级空想的最有力的根据。中学为市场生产产品。因此，社会生产要受市场规律支配，“中学”也要受市场规律支配！这一点尤沙柯夫先生是不管的！他可能会问，你们根据什么说支配生产的将是某些市场规律呢？这都是胡说！支配生产的将不是市场规律，而是农业中学校长先生们的指示。就是这样。关于尤沙柯夫先生空想中学的纯粹官僚主义制度，我们已经谈过了。可以相信，《教育的空想》对俄国广大读者会有很大帮助，会向他们表明，当代民粹派的“民主主义”是多么深奥。尤沙柯夫先生这个“计划”的农奴制特征就是：穷人为了抵偿学费而服工役。假使这类计划是由一个彻底的资产者拟定的，那它既不会有第一层，也不会有第二层，它会比这类民粹派空想高明得多和有用得多。工役是农奴制度的经济实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人为了购买生活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农奴制度下，穷人为了抵偿从地主那里取得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服工役。实行工役制必然产生强迫做工、服工役者没有充分权利以及《资本论》作者称之为“超经济的强制”（第3卷第2部分第32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编者注］的现象。因此在俄国也是这样，既然这里过去和现在都保存着工役制，所以农民没有充分公民权利，被束缚在土地上，体罚，强制干活的权利，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补充。尤沙柯夫先生不了解工役制和没有充分权利之间的这种联系，但是“讲求实际的”人的敏感却使他产生一种想法：在中学生服工役的情况下，也不妨给那些胆敢逃避教育的学生设立感化中学；成年的工人“中学生”应该仍然处于小学生的地位。试问，为什么我们这位空想家的创作需要前三层呢？如果只留第四层，那么谁也不会反驳一句，因为人家自己就预先直截了当地说过，他拟定的是“空想”！可是他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也正表现在这里。一方面，说“空想”是好东西；另一方面，又说知识分子先生们的教员薪水也不是坏东西。一方面，说“不需要人民出任何费用”；另一方面又说，不，老弟，利息和本金还是请你全部付清吧，另外还请服3年工役。一方面，故弄玄虚地侈谈分裂成阶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另一方面，又拟定纯粹的阶级“空想”。永远在新旧之间摇摆，可笑地奢望跳过自己的头顶即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这就是一切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实质。※※※读者，您读过谢尔盖·沙拉波夫先生1894年在圣彼得堡发表的《俄国的农村业主。关于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俄国经济结构的几点想法》（1894年《北方》杂志[111]的免费附刊）这部著作吗？我们倒很想请《俄国财富》的撰稿人，特别是尤沙柯夫先生，读一读这部作品。这本书第一章的标题是：《俄国经济的道德条件》。作者在这里反来复去地谈论与“民粹主义”非常接近的思想：俄国和西欧根本不同；在西欧，赤裸裸的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对于那里的业主和工人来说，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相反，在俄国，由于农民在1861年分得了土地，“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有着与西欧截然不同的目的”（第8页）。“得到了土地的我国农民具有自立的生活目的。”总之，人民生产已获批准，——尼古拉·—逊先生的这一说法就更为明确。沙拉波夫先生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说，我国地主对农民的福利是关心的，因为地主的土地是由这些农民使用自己的农具耕种的。“他〈地主〉除了考虑企业对个人的好处而外，还考虑到道德因素，确切些说，是心理因素。”（第12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沙拉波夫先生也慷慨激昂地（其程度不会亚于尤沙柯夫先生）谈论资本主义在我国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可能的和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老爷和农夫的联合”（沙拉波夫先生这本书第2章的标题）。“经济应该建立在老爷和农夫亲密团结的基础上”（第25页）：老爷应该推广农业技术，而农夫……农夫当然应该做工！请看，他，谢尔盖·沙拉波夫先生，“在犯了长期的、痛苦的错误之后”，终于在自己的领地上实现了“上面所说的老爷和农夫的联合”（第26页）。他采用了合理的轮作制等等，同农民订立了这样的契约：农民从地主那里得到草地、牧场、耕地和播种若干俄亩土地所需要的种子等等；农民则必须给地主农庄做一切活计（要给每种庄稼的若干俄亩土地上粪、撒磷钙石、耕地、播种、收割、运进“我的粮仓”、脱粒等等），另外还要缴款，开头600卢布，然后800卢布、850卢布、1100卢布，最后到1200卢布（就是说，逐年增加）。这笔款子……按照向贵族银行缴付利息的时间分期缴纳（第36页及以下各页）。不言而喻，作者是一位“坚定的村社拥护者”（第37页）。我们说“不言而喻”，是因为没有关于把农民束缚在份地上、关于农民村社的等级限制的法令，这种类型的农庄是无法经营的。沙拉波夫先生保证农民缴款的办法是：“不经我的许可，不准出卖成品，这样一来，这一切就必然送来装进我自己的粮仓。”（第36页）由于向贫苦农民收款特别困难，沙拉波夫先生就想了一个办法，向富裕农民索取这笔款子：这些富裕农民挑选一批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自己充当这个劳动组合的头头（第38页），并且不折不扣地把钱交给地主，因为在出卖产品的时候，他们总会从贫苦农民那里取得款子（第39页）。“对于许多贫苦农民尤其是家中人口少的贫苦农民来说，给我做工是非常吃力的。他们只能拼死拼活地干，又不能逃避，农民不会接受逃避做工的户主的牲口加入自己的畜群。我也不会接受，这是农民逼我这样做的，因此贫苦农民不得不做工。这当然是一种暴力，但您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吗？租种一年或两年土地，贫苦农民就缴清了所欠的国家税款，赎回了抵押的物品，还有余钱，能翻修农舍……看！他已经摆脱了贫困。”（第39页）沙拉波夫先生“自豪地指出”：“他的”农民（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的农民”）日益富裕；他在推广农业技术，引进三叶草，施用磷钙石，等等，而“农民自己什么也做不成”（第35页）。“同时一切工作都应该依照我的命令和指示进行。我来选定播种、上粪、割草的日期。在我们这里，整个夏季几乎恢复了农奴制度，当然，打嘴巴和马棚里的肉刑除外。”（第29页）可见，胸无城府的庄主沙拉波夫先生要比学识渊博的政论家尤沙柯夫先生稍微坦率一些。但是前者领地上的农庄和后者空想中的农庄这两种类型是不是有很大差别呢？这两种农庄的全部实质都是工役制。这两种农庄都有强制：它或者通过管理“村社”的富人的压力表现出来，或者通过送往感化中学的威胁表现出来。读者也许会反驳说，沙拉波夫先生的经营是为了私利，而尤沙柯夫先生空想中的官吏们的经营则是热心为大家造福？对不起，沙拉波夫先生直截了当地说，他的经营是出于道德的动机，他把一半收入交给农民，等等。因此我们既没有根据，也没有理由不象相信尤沙柯夫先生那样相信他，因为尤沙柯夫先生同样保证给予自己空想的教员以决非空想的“肥缺”。如果另一个地主遵照尤沙柯夫先生的建议，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业中学，从“中学生”那里取得付给贵族银行的利息（照尤沙柯夫先生自己的说法，这是“最有保证的抵押”），那就几乎完全没有差别了。当然，在“教育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请问，难道谢尔盖·沙拉波夫先生不愿出50卢布雇用受过教育的雇农，而宁愿出60卢布雇用没有受过教育的雇农吗？如果曼努伊洛夫先生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俄国的（而且不仅是俄国的）学生认为为了劳动的利益必须支持彻底的资产者和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对产生沙拉波夫先生之流的农庄和尤沙柯夫先生之流的“空想”的旧残余，那么我们只得承认，我们很难向他解释清楚，因为我们讲的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曼努伊洛夫先生大概是依据著名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著名方法进行论断的：应当东拼西凑把好东西收集起来，正象果戈理笔下待字闺中的小姐想把一个求婚者的鼻子安在另一个求婚者的下巴上面一样[112]。我们觉得，这种论断不过是小资产者想凌驾于已经在我国现实中完全形成的、并且在我们眼前进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完全确定地位的一定阶级之上的可笑奢望。从这种论断中自然而且必然产生出来的“空想”，已经不是可笑而是有害的了，特别当这些空想变成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臆想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现象在俄国特别普遍，其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俄国。难怪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其名著《论唯物主义历史观》（1897年巴黎日阿尔和布里埃勒出版社版）中谈到普鲁士时说，现在除了半个世纪以前“导师们”曾经反对过的那种种有害的空想而外，又出现了一种空想：“指靠官僚和国库的空想，白痴的空想（I’utopiebureaucratiqueetfiscale，I’utopiedescrétins．第105页脚注）。”七最后，我们回过头来再谈一谈教育问题，但不是谈尤沙柯夫先生冠以这样一个标题的那本书。前面已经指出，这个标题太大，因为教育问题决不等于学校问题，教育决不限于学校。如果尤沙柯夫先生真从原则上提出“教育问题”，并分析一下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那他就不能不谈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劳动群众的教育问题上所起的作用问题。《俄国财富》的另一位撰稿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7年第11期上提到了这个问题。诺武斯先生说，马克思不怕而且有充分理由不怕写出“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编者注］一语，并认为“对这种愚昧状态的破坏”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功绩，对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我不知道马克思究竟在什么地方写过这样粗鲁的〈？〉话……”这是承认自己不熟悉马克思最重要著作之一（即《宣言》）的典型供词！下面一段话则更加典型：“……但是大家早就知道，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是个伟大的英雄，不过摔坏椅子还是用不着的。马克思根本不讲究用词，在这方面模仿他，当然至少是不聪明的。但即使这样，我还是确信〈请听吧！〉，这里引用的马克思的话不过是些狂言乱语而已。如果说为复杂的农村生活问题伤过脑筋的兹拉托弗拉茨基先生一代白白吃了许多苦头，那么以蔑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态度教育出来的一代也还是要吃苦头的（虽然是另一种苦头）……”（第139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止一次地声明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他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对这个学说一窍不通，因此才这样“确信地”宣称，诺武斯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只是偏激、不讲究用词的结果，只是一些狂言乱语！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大错特错了。马克思的这些话不是狂言乱语，而是他的整个世界观（理论的和实践的）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的表现。这些话明确表示，他承认，居民离开农业走向工业、离开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是进步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鲜明的标志之一，无论在西欧或俄国都可以看到。我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已经谈到，马克思的这个被所有“学生”接受了的观点，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它同所有一切浪漫主义的理论（从老头子西斯蒙第到尼·—逊先生）形成了怎样尖锐的对立。同一个地方（第39页[113]）还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527—528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1—552页。——编者注］中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同上，第2卷第550—551页。——编者注］中也十分明确地表述了这个观点。此外，马克思的另一部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版，参看第98页）［注：同上，第8卷第216—218页。——编者注］也阐述了这个观点。［注：诺武斯先生当然没有预料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不然的话，他会把马克思的整句话都摘录下来：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编者注）］这两位作者十分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时常重述这些看法，因此只有根本不熟悉他们学说的人才会产生出一种念头，想把上述引文中的“愚昧状态”一词说成“粗鲁”和“狂言乱语”。最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可能会想起这样一件事实，就是这两位作者的所有信徒在许多实际问题上一直根据这个学说的精神发表意见，例如他们维护流动的完全自由，反对分给工人以小块土地或私有房屋等等的计划。其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上面所说的那段话中指责诺武斯和与他思想一致的人，说他们在用“蔑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态度”教育新的一代。这是胡说。如果“学生们”对这些备受贫困和愚昧压制的乡村居民采取“蔑视”的态度，那他们当然应该受到指责，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能证明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抱着这种态度。学生们在谈到“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摆脱这种处境开辟了怎样的出路。现在我们把前面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说过的一段话重复一下：“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注：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这决不是对“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蔑视态度，而是寻求摆脱这种状态的愿望。从这些观点中只能产生对那些建议“替祖国寻找道路”，而不是建议在当前的道路和它今后的进程中去寻找出路的学说的“蔑视态度”。在关于居民离开农业走向工业的过程的意义这个问题上，民粹派和“学生们”的差别不仅在于原则上、理论上有分歧，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评价不同，而且对这一过程有关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有差异。“学生们”自然主张必须废除一切过时的、阻碍农民从乡村流入和迁入城市的限制，而民粹派不是直接维护这些限制，便是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维护这些限制）。曼努伊洛夫先生也可以从这个例子中弄清楚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奇怪的情况，就是“学生们”竟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意见一致。彻底的资产者将永远主张废除上述对流动的限制，对工人来说，废除这种限制是他们最切身的利益所要求的。因此，他们之间的一致十分自然，必不可免。相反，居民走向工业这一过程对地主（大地主和小地主，甚至包括善于经营的农夫）来说是不利的，因此他们在民粹派先生们的理论的帮助下，想方设法阻止这一过程。结论：在资本主义吸引居民离开农业这一十分重大的问题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表现出对马克思学说一窍不通，并且用言之无物的废话回避了俄国“学生们”同民粹派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有关分歧。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471—504页注释：[104]《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是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为《新言论》杂志写的。列宁当时还不知道该杂志已于1897年12月被沙皇政府查封。1898年，列宁把这篇文章编入了《经济评论集》。——450。[105]指德国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政治经济学历史伦理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等讲坛社会主义者。这一学派强调心理因素、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455。[106]科罗博契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愚钝、冥顽的女地主。——464。[107]阿拉克切耶夫时代指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权臣阿·安·阿拉克切耶夫当政的时期。阿拉克切耶夫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任陆军大臣、国务会议军事局主席，后来实际上集国务会议、大臣委员会和御前办公厅的领导于一身。他执行极端反动的警察专制和军阀专横的政策，世称阿拉克切耶夫制度。为了降低维持军队的费用，阿拉克切耶夫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旨意建立军屯，即将某些居住着国家农民的村子拨给陆军部，强迫村里的农民一面当兵，一面种地，自己养活自己。军屯中实行棍棒纪律和极为严酷的制度。——467。[108]重商主义是代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体系，15—17世纪流行于欧洲一些国家。重商主义把表现为贵金属的货币与财富等同起来，认为拥有货币的多少是一国富裕程度和实力大小的标志，而增加一国财富的主要办法是发展顺差的对外贸易，通过贱买贵卖获取利润。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干涉经济生活，用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奖励出口，限制和禁止外国商品进口，以确保本国金银货币的增加。重商主义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的最早的理论考察。它从商业资本的表面现象出发，错误地认为利润产生于流通过程。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为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准备了条件。——469。[109]这是彼·伯·司徒卢威在《当前国内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给沙皇政府财政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亚·尼·古里耶夫的计划所下的评语（见1897年《新言论》杂志第7期第238页）。——469。[110]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470。[111]《北方》杂志（《Север》）是俄国的文艺刊物（周刊）。1888—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472。[112]果戈理笔下待字闺中的小姐指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婚事》中的人物阿加菲娅·季洪诺芙娜。她是富商之女，向她求婚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次，波德喀列辛、舍瓦金、钱季旦和安奴奇金四人同时去求婚。阿加菲娅见他们容貌、举止各有短长，难以决定选谁为好。最后她想，要是把安奴奇金的嘴唇搁在波德喀列辛的鼻子下，再加上舍瓦金的潇洒风度和钱季旦的魁梧身材，那就好拿定主意了。——475。[113]指1897年6月《新言论》杂志第9期第39页。列宁提到的《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的那个地方（见本卷第197—198页）就在这一页上。——477。
诗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刘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 诗艺 译者：杨周翰 来源：《世界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近代美国诗选译” 一首诗应该用手摸得着，应该默默无声 像一个球状的果实 哑得 像姆指所触到的古老的人像纪念章 安静得像长着青苔的地窖外面的 袖子磨先〔光〕的石檐—— 一首诗应该默默无言 像一群鸟的飞过 ××× 一首诗在时间里应该是不动的 像明月的上升 离开头脑，一个记忆一个记忆地， 像明月把搅在黑夜中的树 一枝一枝的解放出来 像明月在冬天的树叶后面—— 一首诗在时间里应该是不动的 像明月的上升 ××× 一首诗应该等于： 不真 一道空阒的门洞，一片枫叶 代替一切悲哀的历史 斜欹的芳草，海上两粒光 代替爱—— 一首诗不应该表明 应该是。
枕木边的墓地（“洛克斐勒先生的都市里的壁画”之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刘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 枕木边的墓地 （“洛克斐勒先生的都市里的壁画”之一） 译者：杨周翰 来源：《世界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近代美国诗选译” 唉呀，唉！我们肩上的土真是重。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生来是为了埋在这个土里面的。 我们是些个黑人，葡萄牙人，匈牙利人，波兰人。 无疑，我们生出来是为了看另一片天的。 如今我们却长眠在这里，在河边的草原下。 我们裹着草长眠在很厚的草地下。 我们听见大地和蚱蜢整天的摩搓。 是我们把钢轨从东海岸铺到西海岸； 是我们（你知道么）把两洋铁道通过山隘 把火车开到拉拉密，装得满满的， 十八哩路花岗石的斜坡 每一哩高上四十三呎，坡度继续的高。 是我们把它造成的：我们这一类的老实人； 是我们凿的这些井才有了清凉的水； 是我们造的山沟里的石墙，货车的支线。 除了我们和管着我们的爱尔兰的工头，谁肯做？ 那时候在这国家里的都是外国生长的， 是苏格兰人英格兰人中国人德国人奥国人…… 唉，但是这下面的土受着很大的重量！ 当初我们出来不是为了在这里 在陷入泥土的枕木之下无名无姓的长眠着！ 世界上没有一件好东西有钱的人不买去的。 每件东西都被金钞上面的那层油黏住—— 大陆，一片新的天空，也都不能例外。 不要因为我们上面长着奇怪的草而怜悯我们。 我们在这些山上的石床上铺了钢轨。 我们坟墓的所在地有电线杆子作标记！ 我们出来也不是为了长眠在地下，不是为了 在这干燥的空穴里让火车在我们上面经过……
对群众的演说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刘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 对群众的演说词 译者：杨周翰 来源：《世界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近代美国诗选译” 〔说明〕诗人的名字译为“麦克李虚”，应即“奥登一代”的刘易斯·麦克尼斯，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诗人。可能因为诗集是由美国的费伯（Feber）出版社出版的，被误认为是美国诗人。 告诉我，有耐性的朋友们——等待消息的人们—— 从哪一个彼岸：从哪一个很奇异的海岸 从什么地方消息会来到？谁来教训你们？ 在马槽里，小孩的摇篮下，倾听的人们—— 从前听神谕：现在在门外听着的人们—— 你们在等谁？你们以为谁会来解释？ 你们听了几千年，还是没有答覆—— 晚上给名叫「孤单的心」的小姐写信的人们，写别字的人们—— 张开你们的眼睛吧！这里只有地与人！ 这里只有你：只有你在打电话； 空中没有别人在低语； 没有别人，只有你，推那个铃。 假如你不知道，没人知道：船和降落■ 都不来把其间的黑暗这密码翻译出来。 你有眼睛，你眼晴所看见的就存在。 你所见的地就真是你正在看着的地。 太阳是真好：真正地温暖。 女人就像你所看见的那样美丽—— 她们的乳房（相信我）像廊下鸽子的私语； 她们温柔地用乳房载着温柔。看她们！ 看你们自己。你们强壮，你们体格长得好。 看看世界——你从来没有接受的世界！ 当真地，一点不假，你们可以无所顾虑地生活在这世界里！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等在书本里念到这世界呢？ 你们自己写这本书！假如有需要，你们写给自己！ 吿诉你们自己世界上有太阳，太阳会上升； 吿诉你们自己大地有粮食喂养你们—— 让死人说人必有死！ 谁比你们更能够知道什么是死？ 一根骨头，残破的身体又怎能假定什么是死呢？ 让死人用他们的低微的气息尖声叫喊吧！ 笑他们！你们说：被谋杀的神会醒来！ 但是我们工作者一同得到了工作的结束！ 吿诉你们自已，大地是你们的只管拿； 当初等待从里黑暗中来的消息的时候，你们很贫穷。 世界一直是你们的：你们不愿意拿它。
秋天日记（选段）（王佐良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刘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 秋天日记（选段） 王佐良译 八月就快过去，人们 从度假地回来，晒得黑溜溜， 手指起了泡，钱包里尽是相片， 还带回海关没发现的法国酒， 有了足够的精力去再等 那一年一度的大狂欢， 记忆中还闪烁着一片片的阳光， 像枯萎了的鸢尾花环。 于是出纳员打字员回到办公室， 工人收拾好工具。 准备上八小时的班，下了班寻找 电影院和足球赌的乐趣， 或是聊天，或是抱个娘们， 不是自我夸耀，就是自我陶醉， 遮盖了怀疑，只见青烟上升，粽酒下沉， 剩下喝空了的啤酒杯。 多数人接受一切，生下来就给活儿套上， 习惯于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有些人不让套上或者想套而套不上， 就祈祷有一个更好的天国出现， 像人们在议论里描绘的，或当作口号 用粉笔或油墨写在墙上板上的， 可能有一天会在人的身体里寻到寄托， 用新的法律和秩序博得他们的欢喜， 那时候有本事不愁使不上，精力 也不会集中于竞争和贪污， 不再在顺从中受剥削，更谈不上效忠 一个绝对无救的，疯狂的制度， 它让少数人用最高档的价格 过最高档的生活，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从没参加过宴会，却要收拾碗碟， 把过去多少世代的油污洗干净。 现在诱惑者又在耳边低语：“你们一样 有奴隶主的思想，一样渴望 躺在不费力得到的高额利润上面， 把手一招，或把鞭子一扬， 就有仆人和女人赶紧前来服侍， 用他们的耻辱来树起你们的威严， 你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实行自由的世界， 而是在上层占个位置，享受奶油的尖端。” 我回答说：那也是习惯造成， 它使我以为一方胜利必有一方失败， 自由不过是对人下令的权利，为了 维护精华人物珍惜的世界， 精华人物只能是少数人。很难想象 在多数人有机会发展的世界里 怎样才能使知识生活不降低标准， 高雅趣味的宠物不至于灭迹。 这类忧虑应该打消了！没有理由认为 一旦给人们自由思想和生活的机会， 思想和生活的艺术一定会变得粗糙， 而不是会有补偿，超过所给多少倍！ 于是我放松了，做起梦来，故意唱反调， 梦见自己变成匪徒，变成酋长， 高兴杀谁就杀谁，以世界为床， 剥掉女人的内衣，欺侮温顺者的好心肠。 这类幻想无疑同我的历史有关， 值得找精神病医生去分析， 但最好的疗效不在他那检查的巧手， 而在为将来而行动，在拳头，在意志， 在那些不沉溺于自我怜悯的人， 宁愿展开运动而不管运动在百年 或千年后会产生好或坏的影响， 只要他们的心真纯。 也许谁的心也不纯，总有复杂的动机， 还有自我欺骗，但最坏的欺骗 是轻声自语：“啊，上帝，我不成器，” 说完了就舒服躺着，朝里侧面。 但愿我能改掉习惯，眼光朝上朝外， 我的脚能跟我远大的眼光同步， 开始可能要跌跤，接着会随着大伙跋涉， 最后──随着时间和运气的到来──跳起了舞！ 注：《秋天日记》出版于1939年，是麦克尼斯的著名长诗。在这里所选的片断里，诗人看见度假的人回来，想到这些人平时枯燥的生活，寄希望于一个新社会的出现。这正是30年代英国青年知识分子左倾的时候，此诗反映了这一点，写法则如日记，不仅记事，而且记下了诗人在思想上的自我辩论。用的是随笔体，口语色彩浓，流畅，转折自如，显示了诗的一个新用途。诗的格律是双行押韵，译文如之。
预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刘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 预测 再见吧，冬天， 白日一天比一天长了， 茶杯里的茶叶片 预告一个生客的来到。 他将给我带来杂务， 还是给我带来高兴？ 或者他来临是为了 治疗他自己的病？ 负着小贩的担子 他将走过花园， 是来向人求乞， 还是来讲价钱？ 他是来烦扰人的， 还是来奉承或叫嚷？ 手里攒着一把许愿？ 还是腰间别着一杆枪？ 他到底名叫约翰？ 还是名叫琼纳── 那被冲在爱奥那岛上的 哀号忏悔的他？ 他可是名叫杰孙， 在把水手寻找？ 还是一个十字军人物 狂热得莫名其妙？ 他带来的是什么信息： 战争，工作，或是婚姻？ 是古老的谚语， 还是晨曦一样的新闻？ 他会不会对我的问题 给一个精彩的答案？ 还是讲些隐晦的话， 想方设法躲躲闪闪？ 他的名字可是爱情， 所谈的话全是发疯？ 或者他的名字是死亡， 他的信息倒很轻松？
探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刘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 探险 鲸鱼冲过移动的大理石的悬崖， 绦虫在肠子的黑暗里窥探摸索， 燕子集体飞向吸引牠们的目标， 这都是我们类型的榜样， 不过，尽管我们还羡慕牠们，牠们只是 令人惊异一下，就被遗忘。 因为那海洋的刻划者，笨大而无障碍， 厌倦了陆地，才到水里寻求自由和欢快， 他虽然成功，却失败了；因为只是本能 规划着他的图线，而尽管 他在我们看来是自由而快乐的怪物， 他只是大海所属的一员。 那盲目无华的蛆虫，得意洋洋地自贬， 对人们成了一个做出最坏适应的榜样── 宣扬寄生的光荣，一种矛盾的修词── 甚至连诅咒也不值得， 他缺乏他那种生活的唯一的骄傲： 不知他做了最坏的选择。 因此，甚至那成群的鸟，如此喜悦地， 宗旨明确，骨子里也充满气派，他们是 天上有居民权的公民，从来不会 不合时宜或越出线外， 他们也不是我们的模范；他们的宗旨 只是加予他们的预先安排。 而我们的却不是。因为我们是独特的， 自觉地希望，因此也是绝望的生命， 我们是世界上最终的怪物，不会从 鲸鱼、鸟或蛆虫学到什么方法； 我们的目的是自己的，需要自己努力争取， 并且维持在我们的条款下。
刘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跳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刘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 刘易斯·麦克尼斯 （1907─1963） 【简介】 刘易斯·麦克尼斯生于爱尔兰。……他说：叶芝试图超脱爱憎，艾略特安坐旁观他人的七情哀乐，带着厌倦和嘲讽的自怜，而他自己所偏好的却非只有内行才能欣赏的诗。他认为诗人应当“身体壮健，喜好谈天，关心时事，能同情，能狂笑，懂得经济，乐与妇女来往，善与人交，对政治积极，感觉灵敏。”但他又不像奥登，斯彭德那样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曾说过他同情左翼，但感情上却又舍不得消灭阶级。他的作品就是这种矛盾状况的产物。他的诗的题材是当前社会，用的是当代语言，内容包含对英国社会制度的批判。后期诗中则表现出对生活的一种幻灭感。 他除写诗之外，还写诗剧，文评。著名的有《现代诗》(1938)和《叶芝诗论》(1941)。他又进行文学翻译，有希腊悲剧《阿伽门农》和歌德的《浮士德》的译本。（周珏良） 有评论家认为他是仅次于奥登的现代重要诗人。所作《秋天日记》有一种全景照相式的丰富，夹叙夹议，读起来如读写得很好的记录文学，其弊亦如之，有机智而缺乏深度。……《雪》写的是世界的多元性，《秋天日记》反映了三十年代英国青年诗人对于社会改革的关心，《出生前的祷告》是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讽刺，《仙女们》是对于城市知识分子的婚姻生活的写照。（王佐良） 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MacNeice1907—1963），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父亲是盎格鲁一爱尔兰教的主教。在牛津大学求学时与奥登等一道写诗出名。《诗集》（1935）是他的主要创作。《秋天日记》（1939）记录了他在1938年最后几个月的思想活动，表现了一种诚实正直的诗人品质。他对叶芝作过研究，著有《叶芝的诗》（1941）。他所翻译的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1936）被认为是现代最佳诗体译本。他的诗多有自传性质，艺术创新不多。（袁可嘉） 跳板 他从没有俯冲──至少我没看到。 高临伦敦的上空，赤裸裸的，在夜晚 歇在一块跳板上。我从他的恐惧 和我的恐惧所形成的监牢窥探： 不仅是恐怖把他钉在一群新星里， 而是无信仰。他知道得很清楚： 情况号召人去作出牺牲，但是 在城市上空展开鹰翅，颤栗着， 他的血液开始和历史争执： 假如他冲下，他将付出什么价格。 若是能挽救世界呢，那是值得的， 然而他，十分有理地，早已不相信 乌托邦或太平盛世了，他的朋友 不会在他的死里看到替罪或赎金， 只看到一粒信念──很难讲报酬。 但我们知道，他懂得该怎么办。 在伦敦上空，当楼角的魔嘴在笑， 他将像轰炸机俯冲过破损的尖顶， 一个人把他自己的原罪抹掉， 又像千百万别人，为人民而牺牲。
磁山（周强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C．D．刘易斯（1904─1972） 磁山 周强译 想一想吧，我们已将他们谴责； 那些虚幻境界的领袖们，丧失了方向， 或与盗贼沆瀣把路标翻转， 亵渎祖先，对后辈毫不负责。 生来贫乏，发展畸形，生根于瓦砾间， 开花而无果，叶脉枯缩， 他们精神萎靡，竟拒绝了太阳。 那个男人的舌头长在面颊上， 那个女人的心也错了位，丑陋又病恹； 他们将新生儿荒暴于淫风恶雨， 又放逐善良、沦弃先知。 他们竟淹没农田去造享乐的湖面， 大旱天，用私人水管抽干水库 去淋浴，盛满他们的洒水车。 他们是获取者而非生产者；得利者而非创业者； 全是抱怨者而无胜利者；没有尝试者，只有背叛者； 他们不借星光奔驰，他们的月亮失去了意义。 每日拒弃，却无能挖掘； 于别墅的水湾从血缘的关系， 满柜台的匙子，他们满足于安逸， 他们祈祷着和平，又制造灾难。 他们受贿必将被贿物所惩罚， 枯朽终死，了结于养老院， 对孩子的诅咒，对国家的控诉。 然而他们的恐惧和疯狂传染了我们； 只有毒品而非隔绝才能根治这癌症： 或者现在，否则永不；锋刃的时刻， 与往昔分割，最重要的行动。 双重幻象 在这十一月的下午小河 于太阳和云的互衬下息歇： 曚胧的日光，闪耀的暗色 裹拢着河道。一片恬静谐和。 如同连体的孪兄弟，想象与现实相连： 重迭勾勒出垂柳，一匹棕色的马 在饮自身的映影。而于幻觉初发 实体消亡之处，并没有什么界限。 在小河旁，你与我冥视 我们理想的自我，圣洁如水晶，粼光闪闪： 欺恋这自我，知道一声风的吁叹 都会将可爱的倒影从石板上拂拭。 我怕的不是它们过于短暂 只是冥想人们如何崇尚 又恋怀虚幻──而事实却以生成的幻象 枯竭尽自身品节德善。 秋天溪流的双重幻象， 教我去忍耐爱的融聚和消散！ 那纯净河水的珍宝，纯粹的虚幻， 簇围着一个主题又应和着我的烁光！
两人的结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C．D．刘易斯（1904─1972） 两人的结婚 那么他们结婚了，以后就 永远生活得幸福？ 这夸耀绝不是上天的礼物， 更不是人间的，这里爱情和天气一样 变幻无常：只能说他们是夫妇。 请告诉我他结婚的誓言。 那不是教堂规定的一套。 而是有一夜，独自倚窗时，说道： “我要好好待她，我的心所拥有和需要的 都押在这危险的誓盟上了。” 这婚姻是如何盖章的？ 有一天，他所爱的陌生人 失踪了；发现她藏在他的天性 提供的一隅，并且盖上了它的私章。 配偶若要凭证，这样盖章才行。 那婚姻是怎样结束的？ 有些婚姻从不告终。 政府在流亡；可是地下的斗争 却继续着，甚至打到两败俱伤 战士们也绝不放松。 两人的结婚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个人的失踪，隐没， 由于受了伤或自愿退位；是一个 真投降，被嘲弄，一个不称心的胜利， 是玫瑰，荒漠──也是空中楼阁。
七、以生命的名义——给自我画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生命之爱》七、以生命的名义——给自我画像他的最富有魅力之处，在于贯穿他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正统的、不落俗套的观点。这种气质在学者中是不常见的。他的思想永运充满蓬勃的生机；他拂去时间的尘埃，开拓新的生命之路；他抛弃教条，也抛弃自己的固执……这是弗洛姆与电视台编辑的一次问答式谈话。舒尔茨：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场对话，而不是一次采访。这场对话将是不做预先准备的、即兴的、没有特定的题目和目的的。谈话的乐趣本身就是谈话的目的。我在这场对话中扮演一个读者的角色。这个读者去仿造自己熟悉的作者，想更多地了解一些这位作者没有写在书上的东西。今天晚上我想主要来听。我不想做问答式的对话，我问问题的目的是想使您更多地讲。这个主意听上去有些过时，好象不是去播音室，而是在自家的客厅里。人们一般不去播音室里促膝长谈，他们在这里要么正经八百地发言，要么就是搞点儿大众娱乐，象供给大众的其他商品一样，用不着关注它的真伪。但在今天晚上．我们谈话的中心却是对于真实的追求。“Conversation”（对话、交谈）一词来自拉丁文“Conversion”（转化、变换），而转化的发生时常会伴随着一场真正的对话。对话的目标不是要战胜对方，而是与对方交流。在对话中没有主角，因为人人都是主角。开场白到此结束。现在，请允许我问您，弗洛姆教授，您是否认为象我们今晚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仍然在我们的时代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一些古怪的人之外，谁还期望从这种过时的方式中得到乐趣？我们正在目睹书信艺术的衰落，我们是否能够拯救对话的艺术？我恐怕不能，并且认为，说得客气一点，这实在是一件憾事。弗洛姆：我还想说得更严重一些，这简直就是一种可怕的耻辱。这种文化的衰落不仅是令人惋惜的，还很可能是致命的。我大概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人们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目的的事情，去获得某些成果。成果意味着什么？可能是钱，是得到提升。我们从来想不到要去做点什么没有特别目的的事情。我们已经忘了，这样做事是可能的，并且是令人愉快的。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通过某些活动去体验发挥和实现自身的力量，而并不是运用这些力量去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爱，很多人都会说：爱当然是有目的的！爱可以使我们满足性的要求，使我们娶妻子、生孩子，过上小康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些就是爱的目的，同时也是爱在今天如此匮乏的原因。爱不为了什么，爱的唯一重要性就在于爱本身；爱是人类的自我表达，是使人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的方式。在我们这种以功利、创造和消费为企图的文化中，人们根本失去了认识这种爱的能力。它离我们是那么遥远，以至于无法想象它的存在。现在，对话也变成了一种商品，或是一种搏斗的方式。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的对话常常成为唇枪舌剑的战场。对话的双方都紧紧扼住对方的喉咙，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要不然，对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如何高明，向对方也向自已证明、自已哪怕是灵机一动，都是那么正确。谈话的双方都胸有成竹，谁也别想说服谁。真正的对话不是搏斗，而是交流。对话的目的不是决定谁是谁非，甚至内容是否深刻和雄辩也是无关紧要的。真正的要素在于对话者的真实。一次我的两名同事一起下班回家，在路上，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真有点累了。”另一个答道：“我也是。”初看起来；这番对话不值一提，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人从事同一种工作，他们疲劳的滋味也是一样的。双方都知道对方如何感受。这样，在他们之间就开始了真正的、人性的交流：“我们都有些累了，我们都让对方知道了自己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对话，比起那些大学者之间玩弄词藻、鸿篇阔论的“对话”真实得多。对话意味着敞开心扉，意味着彼此靠近。对话可以采取语言的方式，有时也可以采取动作的，如舞蹈、手势的方式。若想使对话的艺术重放光彩，使人们重温对话的乐趣，只有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抛弃那种偏执的，急功近利的生活方式。存在应该是首位的，彻底认识和表现人类的潜力才是生活的目的。舒尔茨：好的，弗洛姆教授，在继续我们的对话之前，我想先向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情况。伊利希·弗洛姆于1900年3月23日生于法兰克福。他在一个犹太家庭中长大，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旧约》中的故事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童年时代起，羔羊与雄狮和平地相处、宇宙万物完满和谐的美景就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早年曾对国际主义和建立国家之间的公社制生活很感兴趣，但在上高中时，非理性的和歇斯底里的1914年世界大战，使他发生了剧变。几乎就在同时，发生了一件对他震动很大的事情：弗洛姆家的一个朋友，一个年轻美丽的女艺术家，在她年迈的父亲去世后自杀了。她的父亲是个并不可爱的人，而她的最后愿望是和他埋葬在一起。这个女人的死一直在啃啮着弗洛姆的心。是什么使她如此爱恋着自己的父亲？她的生活是充满乐趣的，而她为何置生活于不顾，竟然选择了死亡？对这些疑问的探求使他走上了心理分析的道路，他开始寻找人类行为背后的动因。在大学校园中，他开始接触一些与《旧约》中的预言者们相去甚远的思想家，熟读了他们的作品。佛教、马克思、巴霍芬、弗洛伊德等人对他的影响最大。这些人物看上去是如此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根本对立，但弗洛姆依然试图给他们找到相同的出发点和相同的根基。这是我们很快就要专门谈到的。弗洛姆在海德堡学习了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二十二岁时取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继续学习。他在著名的柏林心理分析学院完成了学业，从1930年起成为一名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除了在柏林的工作外，他还在法兰克福心理分析学院执教，并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任职。纳粹德国上台以后，这个研究所易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工作。弗洛姆本人于1934年到达美国。他同时在几个大学任教，创建了几所重要的心理分析和社会心理研究所，并一直坚持直接为病人进行心理治疗。1949年，他接受了墨西哥国立大学一个职务，并在1956年退休后获荣誉教授职位。最近几年他一直住在泰桑，潜心著书，同时也时常在墨西哥和美国讲课。弗洛姆教授多年来积极参与和平事业。他是美国一个反核武器和反越战争的主要和平组织SANE的发起人之一。五十年代，他曾一度加入社会党，后来因认为该党观点保守而退出。在他的工作领域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使心理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相结合，同时对弗洛伊德理论做出独到的、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学意义的发展。在他的同行中，很难找到有谁比他对政治问题更加关注的了。弗洛姆教授的最富有魅力之处，在于贯穿他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正统的、不落俗套的观点，这种气质在学者中是不常见的。他的思想永远充满着蓬勃的生机，他拂去时间的尘埃，开通新的生命之路；他抛弃教条，也抛弃自己的固执。在希伯来文中，精神和风是同一个字，正是因为弗洛姆教授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人，所以无论他的朋友或敌人都无法使他停滞下来。现在，弗洛姆教授，在向听众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我想问您几个关于您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在您的学生时代影响了您，并决定了您一生的进程？弗洛姆：也许有几件事值得一提。当然，在事事操心的父母膝下做个独生子，对我的发展不会有什么帮助，但后来我自己又通过努力做了某些弥补。首先是我的家庭传统起了积极的、至少是决定性的作用。我出生于一个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家庭，双亲的祖上好几代都是犹太法学博士。我在这种古老的传统精神中长大，这种传统远不是现代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更多一些中世纪的味道，但是对于我来说，它远比我所生活的二十世纪的传统更加实在。当然，我上德国学校，入德国大学预科，德国的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这样，我对世界的认识就不是一个现代人的。学习犹太教法典，阅读《圣经》，听无数关于我们生活在资产阶级出现以前时代的祖先的故事，使我的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了。也许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这种情况：我的曾祖父是一个伟大的犹太法典编纂者，但并不是一个拉比。他在巴伐利亚开了一个小店，挣很少的一点钱。一次，一个能多赚些钱的机会来到了，条件是有时必须出去跑跑。他的妻子（他们有很多孩子）对他说：“你是否考虑一下这个机会，一个月只需要在外面跑三天，就能多挣些钱。”他答道：“你认为我应该为了赚这点钱而每月牺牲三天的研究时间吗？”妻子说：“我的上帝！当然不！”事情就这样算了。我的这位曾祖父整日呆在店里研究犹太法典，每当顾客光临，他就抬起头看看他说：“您实在没有别的店可去吗？”对我来说，这样的世界就是真实的，而现代的世界却是古怪的。舒尔茨：这种情况延续了多久？弗洛姆：直到现在。还记得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每当有人告诉我他是个做买卖的生意人时，我都会觉得有些窘。我对自己说：“天哪！他居然承认了自己一辈子除了赚钱什么也不干，这一定很可怕！”想想看，“什么也不干”，其实我心里明白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但仍然惊诧不已。我对于生意经和布尔乔亚的文化总是格格不入，所以后来才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持如此激烈的批评观点。我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所看到的社会和它的种种利益与我头脑中的想象毫无共同之处，别人看来完全正常的东西我却总也无法接受。舒尔茨：但是你确实经历了与你这种感受截然相反的事物。没有人能说在您的思想和生活中没有现代世界的一席之地，正相反，它的危险，它的希望，都强烈地存在于您的头脑中。弗洛姆：答案很简单。现代世界吸引我的正是那些能够从中追溯过去的内容。这里有斯宾诺莎，有马克思，有巴霍芬。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神凝思定。在他们那里，我感受到了过去与现代的结合，清楚地看到了现代社会深处的历史根须。有了他们，新旧两个世界不再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如此热切地研究一切构成新旧之间联系的内容。舒尔茨：这种情况发生在您的学生时代还是更早？在您的思想中，这两个世界是什么时候走到一起的？弗洛姆：正象你刚才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爆发时我才十四岁，并不真正懂得战争是什么。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看透了所有那些为战争所做的辩解。然后，我开始被一个问题缠扰了一生，或者说我自己缠扰了那个问题一生。这怎么可能呢？上百万的人去杀死另一些上百万的人，人们让自己被别人杀死，并且这种境况一直延续了四年！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些明显的、没有道理的目的，为了一些丝毫不值得为其做出牺牲的政治概念。这场战争在政治上如何可能？在心理上如何可能？在当时，这些问题苦苦地拆磨着我。我的家庭背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超过其他一切而决定我的思想和感受的因素。舒尔茨：是哪些书决定了您的方向，我指的不光是那些使您受到正规训练的书，还包括那些对您的个人生活有影响的书。弗洛姆：我自己也常常思索这个问题。实际上，确有一些书构成了我的生活，或者说，是这些书“产生”了我。我们读的大部分书没有这种力量，但每个人都应自问：有没有这样的一两本书在你的全部发展中占据着绝对中心的位置？舒尔茨：请原谅我稍微打断您一下。福楼拜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读书并非为了学习，而是为了生活。”弗洛姆：太妙了！引用得好！我原来不知道这句话。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对我们有影响的书是比较恰当的。当然，任何一本能让人读下去的书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就象如果两个人严肃地谈话，都会感到一点什么，或者不如说都会起一定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十分微小，以致于我们有时察觉不到。书也是一样，在我的一生中有那么四五本书使我成为我自己，如果不是这些书，我不敢说自己现在是什么样。首先是先知们的书，请注意我不说《旧约》，我在年轻时不象现在对于征服迦南的战争描写那么厌恶，但也并不喜欢，可能至多读过一两次，但是对于赞美诗，尤其是先知的书，直到现在仍是我生命和活力的源泉。舒尔茨：你有没有打算出几种你的注释本？弗洛姆：我已经出了一本类似的，叫做《你将与上帝相似》。这是对犹太教传统的诠释。在这本书中，我想对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赞美诗做出区分：一类反映出一种内心的活动，一种从哀伤到欢愉的转变。而另一种则从始至终保待着一致的格调，从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伪善，至少是不承认内心的冲突。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某些赞美诗：赞美者在一开始时内心充满失望，然后他战胜了自已的沮丧，而后沮丧重又出现，重又被战胜；正是当失望的心情达到顶点时，那神秘的、伴随着宗教式的希望和喜悦的奇迹突然发生了。诗篇第二十二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感情，它是这样开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有一个问题十分有趣，人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在受难前也说了失望的话，好象与他的信念和自愿的献身不相符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在书中做了解释。在犹太教中对赞美诗的引用不象基督教那样按照编码，而是用诗篇的头一句话；这样，象第二十二篇诗篇那样，如果我们不是从头至尾地读，就不会发现，它其实最终表达了一种相信人类必被拯救的、弥赛亚式的感情。这篇诗的开头后来在福音书中加以修改，就是为了避免误解。说到这里，我们有些跑题了。这就是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当我今天读着先知们的书的时候，仍然感到象五十年以前读着它们的时候一样的新鲜和充满生气。后来的另一次重大影响来自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最吸引我的是他的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它从世俗的角度表达了人类自我认识的理想，和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马克思认为，人的目的不是去获取和积累僵死的、物质的东西，而是生命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的这类思想最先见于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果对马克思不很了解，当你读到那些文字时很难相信是他写的。这倒不是因为这样的文字罕见于马克思的著作，而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和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严重地歪曲了他的形象。马克思的思想精华就是人的在人道主义意义上的解放。如果拿他的哲学和哥德的做比较，你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读一读另一位最大胆和最激烈的思想家梅斯特·艾克哈特的文章。你也会发现不少与马克思相似的地方。舒尔茨：确实如此，我们不得不面对马克思的信徒来维护马克思。但是由谁来做这项工作呢？不仅是马克思，今天的人们在引用另外一些大思想家的思想时，也只是为自己个人的目的服务。在我们的大学里和其他地方，有没有正在努力使马克思等人免受僵化的和片面的解释？弗洛姆：在今天，很少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专家不是从极端右翼或极端左翼的观点对他进行歪曲。他们利用马克思的思想支撑自己的观点，也利用他为自己的行动和政策辩护，虽然这些行动和政策恰恰是和马克思的思想和所感背道而驰的。俄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主要指社会民主党——都奉马克思为权威，然而又都在篡改他。可能你们听起来会觉得我有些狂妄，但我确实认为，除了我和少数几个人外，没有人真正认识马克思。大多数专家们都没有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宗教的，但在这里，“宗教”并不是树立对某种至高无上的主的信仰。佛教的情况与此类似。在佛教中不承认类似上帝的东西，但仍然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中心是人人都必须超越自我，超越内心的孤独和自恋，对生活敞开心扉，象梅斯特·艾克哈特说的那样，必须先净化自己，然后达到充实和完整。用各种语言所表达的这种信仰，才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我经常乐于将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某些段落念给各种不同的人士来听。记得有一次，我与著名的佛教禅宗学者铃木先生在一起，我给他念了几段，没有告诉他作者是谁，然后问他．这是不是禅宗？他说：当然是。另有一次，听众是一群渊博的理论界人士，我念了相同的段落，然后让他们猜猜作者。答案从托马斯·阿奎那直到最现代的理论家，就是没有一个人猜到马克思。本来么，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象恩斯特·布洛克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天主教学者让·埃尔维斯·卡尔维兹对于马克思的这一面倒是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们的影响比起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学派来说却要微弱得多。另一个影响我的关键人物是约翰·雅各布·巴霍芬。很遗憾，这是一个并不怎么知名的作者。巴霍芬是第一个发现母系社会的思想家，在大约一百一十年前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但是他的著作的英语节译本五年以前才出现。巴霍芬的发现不仅使我掌握了了解历史的钥匙，还使我更好地理解了当今的父权社会和越来越重要的个人发展问题。我们对于母亲的期望是什么？俄底浦斯情结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性欲吗？我想不是。恋母倾向有更深刻的根源，这是人对一种特殊人物、一种女神的追求。这女神卸下我们的负担，保护我们不受伤害，提供给我们天堂般的庇护所。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对她的依赖，是不能完全成为自我。因为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巴霍芬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个主要的影响是佛教。佛教使我明白了可以有一种不要上帝的宗教。我最初接触佛教是在1926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经历之一。我对佛教的兴趣从未减低。后来通过读书和求教于铃木先生研究禅宗，更加深了对佛教的兴趣。当然，我还没有提到弗洛伊德。我接触他的著作与接触佛教几乎是同时的，而他的理论也成了我的思想的中心内容之一。犹太教先知、马克思、母权制度、佛教和弗洛伊德，就是他们造就了我。舒尔茨：虽然你对马克思十分了解——也许正因为你对他十分了解——你并不是一般人称之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感到你和弗洛伊德的关系也是如此。你把弗洛伊德当做出发点，你从他那里出发，离开了他，超越了他。这样看来，你并不属于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多数，如果我没弄错，你对这个多数还持有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弗洛姆：我总是处于少数。对于巴霍芬来说我成为少数是迫不得已，因为本来知道他的人就很少。但在柏林大学，我受过严格的弗洛伊德理论训练，并在一开始完全接受了他关于性欲等等的说法。几年之后，我开始产生了某些怀疑：我发觉自己并不是在临床应用上证实了弗洛伊德的正确，而是将病人的情况生硬地套进弗洛伊德理论的模式。我时常发现，弗洛伊德并不能使我接触病人的实质，解决病人的问题。舒尔茨：您刚才列举了先知、马克思、巴霍芬、弗洛伊德和佛教。这些东西显然有某些联系，但同时也确实没多少联系。可是你确实能够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就象某种镶嵌艺术那样。你是否认为这种综合的冲动是你的著作的特点？弗洛姆：我想是的。在我内心的最深处，理智和感情的冲动推翻了这些明显的互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藩篱。除了佛教以外，它们都是构成欧洲文化的基石。我想寻求它们的共同结构并加以综合。其实，“综合”这个词用得不对，因为我想表明这些不同的学派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概念和看法的基础上呈现的许多侧面，就象一块钻石上的很多面一样。比如两个我最喜爱的作家，梅斯特·艾克哈特和马克思，如果我说他们两人同属一类人物，大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但这两个人通过现象洞察事物深处的能力确实非常相似。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作家和他们的著作归类，我们总是强调一点，却看不到本质，看不到全体，我想做的就是将一般人认为分崩离析的欧洲人的思想看成一个具有共同基础的整体，发现其中活跃的因素，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这一冲动成为我的一切努力的核心。舒尔茨：现在，在我们的谈话告一段落之前，我想让我们的听众欣赏一个小小的插曲：据我所知，弗洛姆先生，您很爱听音乐，并喜欢与你的客人分享这份乐趣。和有些人不同，您不认为自己是个行家，但又确实很热心。您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弗洛姆：我的音乐趣味是相当老派的。我确实不是行家。但音乐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体验，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音乐的地方。舒尔茨：我看过您收藏的唱片，发现其中有很多巴罗克时代的音乐。莫扎特的作品，尤其是小提琴和木管协奏曲也有不少。再就是很多贝多芬的作品。但您曾经对我讲过，您最喜欢的是由帕布洛·卡萨尔斯演奏的巴赫的大提琴组曲。卡萨尔斯童年起就接触这些套曲，一直练习了十二年才鼓起勇气上台，他称这些套曲是“巴赫的精华”。今天晚上我带来了其中的六个，过一会儿可以用几分钟来听一听。最近我在电视中看到了记者在卡萨尔斯去世之前几年对他进行的一次采访。记者问他，如果他突然得到一个机会向整个世界说话，他将说些什么？“我将告诉人们，”他说：“在你们的内心深处，大多数人向往和平而不是战争，向往生命而不是死亡，向往光明而不是黑暗。”他接着说：“为了向他们说明我的本意，说明我所指的并不是感情的和谐，而是强力的生命，我将为他们演奏巴赫。”上一篇回目录
六、哲学家与舒尔茨的对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生命之爱》六、哲学家与舒尔茨的对话在今天这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充斥的社会中，人越来越蜕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负责任，只需按别人的指令办事：他整日所想的是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舒尔茨：政治抵抗的问题正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引起抵抗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抵抗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条件下，我们有权力，甚至有责任进行抵抗。圣雄甘地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探索，提出了多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和战略上的逐步升级，后来又在实践中运用它们，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对于甘地来说，抵抗不仅仅意味着采取某些方法以达到最大的成效，还意味着一种信念，一种使人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参与感。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者与士兵不同，他们虽然也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这种勇气不是用于战争，而是和平地体现出来。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拒绝使用武器。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非暴力抵抗的伟大的政治意义。希特勒在当时并没有遇到任何可与甘地反抗殖民势力的抵抗相提并论的东西。对希特勒的抵抗正是我们要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包括那些起了作用的和未起作用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对他的反抗意味着什么，必须首先了解希特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象他所掌握的那种以非理性为基础的权力是如何膨胀起来的。现在有不少关于希特勒的作品问世，但我们发现大多数作者对他缺乏深入的了解，许多对他个人品格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很多作者得出结论说，反抗希特勒的活动要是更有效地组织一下，本来是会获得成功的。事情果然如此吗？许多反抗希特勒的参与者只是很了解希特勒本人，但他们要对付的却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得到那些与他们抱有同样希望的人们的支持，因而正在输掉这场赌博。他们整日生活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中，感到自己行动得太早，同时又太迟了。希特勒的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否已成熟到了能在没有希特勒的情况下发挥政治功能的地步？这成了当时许多图谋干掉希特勒的关键领导人心中的主要疑问。弗洛姆教授，您与您的许多同事不同。您很早就在鼓吹一种新的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人类学。我觉得您对于暗杀希特勒的事件所作的分析很有意思，它使得在这个问题上的其他观点显得更加清晰，同时也显得更加值得提出疑义了。弗洛姆：希特勒是个什么人？这个问题和这一类的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兴趣。他是谁？我是谁？对这类问题能否做出最后回答？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冲动、欲望和矛盾的混合体，他除了有自我意识的理解外，还有无数无意识的感觉和行动。所以无论关于希特勒还是任何其他人，这类问题总是难于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只能无所作为，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许多，足以使我们判断这个人或那个人对我们是福星还是灾星。看一看希特勒的自传，我们就知道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一种伟大的自我感抚慰着他，使他不必强迫自己返回现实世界中。在《我的奋斗》中，他声称自己和父亲的冲突是因为他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他的父亲想让他成为一个文官，其实这并不是冲突的真正原因。对于希特勒和其他一些人来说，当一个艺术家意味着摆脱一切义务，自由地生活在幻想中。对于希特勒的父亲来说，他的儿子将来当不当文官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过因为他自己就是文官出身，因而自然地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父业罢了。真正使这位父亲忧虑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责任感和自我约束感，从不考虑自己在生活中应担任的角色和要达到的目的。此时的希特勒象其他自恋者一样，感到生活中只有失望。他的妄自尊大和梦想与自己实际的成就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了。这鸿沟激起了他的怨恨、愤怒和更严重的自大妄为。希特勒来到维也纳，没能通过艺术学校的考试，于是转念做个建筑师。但是进建筑学校还必须上一年预科，希特勒不能也不愿这样做。他把没有考上艺术学校的事瞒着所有的亲友，独自徜徉在维也纳的大街上，为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画了不少素描。他想这样就能成为一个建筑师。最后他终于成了一个小画匠，临摹了不少拙劣的复制品，却从来没有从大自然中学到一些什么。他靠出卖这些小玩艺换得了温饱的生活。就他过去的雄心壮志而言，希特勒是远远达不到了。直到战争爆发，他才突然“觉醒”。在大战年代他把自己与德国溶为一体，不必再去虚构什么独立的东西了。而他也确曾是一个勇敢和可信的战士。但没过多久，他的长官就开始抱怨他对上级的自高自大。自高自大是希特勒身上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即使在后来他登上权力的顶峰，能够让所有其他人都来舔他的靴子时也是如此。除了他所谓的“命运”、“自然法则”和“上帝”以外，一切都不在他的话下。希特勒个性中的另外一面是极端的自恋。这是一种可见的东西，但人们往往在别人身上比在自己身上更容易看得出来。在一个自恋者看来，只有自己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我的思想、我的肉体、我的财产、我的意见、我的感情，等等。而那些我以外的东西则是苍白的、没有生机的。在病理学的例子里，一个自恋患者可以严重到根本无法感知外界发生的一切。希特勒一生都在自恋中生活，甚至对自己的母亲都没有感情和漠不关心。他确实没有朋友，与其他人完全隔绝。他只关心自己、他的权力、计划和意愿。希特勒个人品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大概要算“嗜尸癖”。这意味着爱好死亡的、遭到破坏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嗜尸癖”是个很复杂的题目，这里不可能细究，但可以指出某些特征。我们可以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人热爱生命，另一类人仇恨生命。热爱生命的人容易辨认，这样的人最有魅力，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仅爱某个事物、某个人，而且热爱生命。但还有一些人不爱生命、仇恨生命；他们对于无生命的、死亡的东西更有兴趣。舒尔茨：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嗜尸癖”为什么没有激起更多的反抗呢？这是否说明这种恶癖，至少以潜在的形式在人群中广泛存在？在希特勒和那些追随他、信服他和尊从他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某种天然的感情，甚至某种合作。弗洛姆：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复杂。首先，希特勒和他的信徒们在品性上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人，你会发现多数狂热的国社党人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也就是说出身于一个失去希望、充满怨恨、具有施虐——受虐狂特性的阶级。这种特性被人谑称为“骑脚踏车式”，因为这样的人向上司们弓着腰，同时两只脚不停地蹬着在他以下的人。这些人在生活中找不到任何值得爱和感兴趣的事物，因而将自身的精力转向摄取能够统治他人的权力，甚至转向自我毁灭。我要提出的另一点是希特勒是个出色的演员，能使人们相信他的目标就是拯救德国和使其繁荣。称之为迷信也好，盲从也好，催眠术也好，总之希特勒有一种能使别人服从他的力量。舒尔茨：一方面，他是一个诱惑者，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一个“强人”，一个“救世主”。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群氓之首，是一个特定环境下期望的产物。我认为，任何一个强人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是一个弱者，因为他只在得到群众的盲从时才有力量。也许我错了？我总是想弄明白在所谓“领袖人物”和那些糊里糊涂的追随者们之间存在的奇特关系。弗洛姆：我想你一点都没错。希特勒是一种只有在人多势众时才有力量感的领袖。如果没有掌声，没有群众的狂热，他就无法把握自己，更不能产生或传播什么思想。他的力量感来自于听众对他的反应。象所有的自恋者一样，他感到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智慧和真理。但只有当他确认别人相信了自己以后才能自己相信自己。如果发现别人全都不信自己这一套，希特勒就会滑到疯狂的边缘，因为他的思想并不是建筑在理性之上，而只是一种感情的冲动。我并不是说希特勒是疯子，但是极而言之，他正是依靠从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那里来证实自己的精神正常才能免于疯狂。象其他任何煽动者一样，他只对能带来掌声的东西感兴趣，因为只有听到掌声他才能感到自己有真理。舒尔茨：你刚才所讲的话为我们评价各种政客和他们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南。但是恐怕我们在政治上还远未成熟到能够在心理上不受这类虚假事物的影响和诱惑的地步。现在，弗洛姆教授，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对于您刚才所分析的这个人，什么东西才能构成他真正的反抗、不服从和背叛呢？弗洛姆：先来看看“反抗”这个词。反抗意味着对某种事物持反对态度，而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有我们的自我，而不至于轻信和受骗。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起来反对象希特勒这样的“领袖人物”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某些政治观点，譬如实行何种政策对德国最为有利，而是一些贯穿于这些政治观点中的特性、感情、哲学和宗教的因素。当然，希特勒说他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谁不是这样说呢？但是他并没有说他的目标之一是征服和毁灭其他国家。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德国繁荣所必需的防务。如果只把这些话当做一个政治宣言，我们能够说的就只有：这是应该做的，或者这是不应该做的。这是合适的手段，或者这种手段不合适。整个事情所需要的只是合乎逻辑的盘算，就象商人们所做的那种盘算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深层心理学中所谓的“文饰”现象（rationatization）、这些貌似有理的争论根本没有揭示任何实质的内容，我们就能看穿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是我刚才所讲过的嗜尸癖和施虐——受虐特性的结果和表现。我们必须看清这些合理言辞的背后，用更多的注意力去看他如何说而不是听他说什么。必须研究他的面孔，他的姿势，他的整个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许能看出这位领袖有嗜尸癖，是一个让我们从心底感到厌恶、感到格格不入的人。我们会发现与这样的人永远无法交朋友，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都要用来保护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而有嗜尸癖的人却用他们的力量去破坏、奴役、控制和压迫别人。我们必须停止只听其言，而要开始去发现这个说话的人究竟是谁？他的本性如何？还应该看到，对希特勒来说，我们要看到的不仅是政治实践方面的内容，还要看到哲学的、或者说宗教方面的因素。广义地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就是在他的生活中除了谋生以外的那部分内容。人除了吃饭和生殖以外，还有某种感觉和想象力促使他做更多的事情。不过在今天，这类冲动不再象以往那样取一种传统的宗教形式，而是更多地通过某种政治或经济的思想呈现出来。问题正是在于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希特勒的宗教是什么？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控制、不平等和仇恨的神。这是一种信奉权力和崇尚破坏的异教，是一种基督教和犹太教、甚至是整个人道主义传统的极端对立物。如果用另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原则是种族优胜。人不再代表上帝、代表正义和爱行事，而是以进化为目的。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康拉德·洛伦兹，他在一九四一年时发表的一本论文集中，声称同意希特勒所制定的某些有关“种族净化”的法律，认为它们具有科学的依据。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能否看出隐匿于那些政治公式后面的哲学、宗教和心理因素；我们是否具有透视的眼力，能看出那些宣言和主张是某些特定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的体现。举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正是这些原则鼓舞了当时的人民，不仅如此，它们还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天性和整个存在之中。一些神经内科学家甚至认为，在人脑结构中，存有这些原则的最初信息。自由是人类机体发挥正常功能的必要条件。这些思想不仅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路线，同时做为一个整体来说又是启蒙主义哲学的产物。这一哲学曾深刻地影响了千百万人。历史的演进使这些人们走到了一起，并开始领悟到人类的天赋权力所在。在相同的意义上，希特勒的自我陶醉也是一种宗教，当然它的用意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它所吸引的是另一些完全不同的人。舒尔茨：也许可以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观点，比如，毛奇和弗雷斯勒在人民法庭上的辩论。毛奇在最后陈述中的中心思想，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义确有某些相同之点，但也正是这些相同点使它们成为敌对的思想：它们都想使别人无保留地信奉自己。弗洛姆：确实如此。在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毛奇用一个短句总结了我刚才费了很多口舌要说的内容。他的话切中要害，并且十分准确。舒尔茨：毛奇讲过很多这样不同凡响的话。他的政治思想相当纯正，并且结合实际。但他仍然认为单个的人是政治利益的焦点。毛奇关于公共教育的思想受尤金·罗森斯托克·何塞影响颇深，后者认为政治教育的最终问题是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和我们属于哪个党派。这种观点在当时就不受人欢迎，今天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对希特勒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从未发生过——本不应只在口头上而不付诸行动。而使这种反抗成为可能的，也不能仅仅是几个职业家，而是广大的民众。社会心理学领域有没有出现支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成果？弗洛姆：一个人的本性如何？这不仅是一个有关道德和心理的问题，还有着明显的政治意义。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会把政治看得过于狭隘。多数德国人的个性倾向如何？他们是否为希特勒撒下的种子提供了温床？一九三一年我和一些同事在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就此问题进行过研究，遗憾的是，后来这些研究成果一直没有发表（哈佛大学出版社现已出版此书，名为《魏玛时代的德国工人阶级》——英译者注）。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希特勒继续掌权，有什么机会能使一次有效的反希特勒行动成为可能？大多数人民将在多大的程度上反对他？尤其是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工人们，包括白领工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品格分析的手段。这种手段完全不是只针对希特勒本人的，但的确是第一次，对极权主义者的品格进行分析。具有这种品格的人偏好服从，也需要去发号施令，两者相辅相成。真正民主的或革命的气质对两者都不能接受，只有人的平等和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理论前提是：一个人在想什么是不太重要的，因为它脆弱、易变，并且被一些他所听到的口号、家庭传统、社会环境和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一个人所想的和其他人所想的多少有些相同，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观点”的东西。观点是很容易改变的，环境不变，观点才能不变。说一点题外的话，所有的民意测验在这方面都有重大的缺陷，因为这种测验所能确定的只有意见和观点，而对于这样的问题则无能为力：如果明天条件完全变了，你的观点将会如何？但是在政治学中，这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于是最重要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人在当时恰好在想什么，而是他如何生活和行事，而这又将取决于他的品格。如果这样来提出问题，则需要一个你刚才提到过的新概念，即“信念”。信念根植于人的品格之中，而不象观点那样只存在于人的头脑里。信念是人的根本和存在的产物，而观点往往取决于一个人听到别人说了些什么。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只有那些在信念上与希特勒主义不相容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与他的意见相左的人，才能够起来反抗他。舒尔茨：您的研究结果令我十分兴奋。很难想象今天的各种民意测验方法能得出与您类似的结果。但并不仅是舆论界忽视了人的品格问题，所谓的政治学教育和新闻界也只对人们的观点感兴趣。弗洛姆：这正是多数政治学研究政治教育的重大失败之处。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所一直强调的概念，即政治是经济与阶级利益的表现。我认为总的说来这是对的，但也有一个缺陷。我们不能只考虑经济和社会的动力，也要考虑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要考虑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经济学的因素相关。人们不但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活动，同样地也不能脱离与人类的存在和条件密切相关的精神需求而活动。如果要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在政治上取这种或那种态度，是需要彻底熟悉这两大类因素的，它们在“社会品格”中表现为一个整体。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空白。心理学和政治科学还都没有将它做为研究的课题。在法兰克福，我们开始试图确定在德国的蓝领和白领工人中占主导地位的品格类型。我们向两千人寄出了问卷，并收回了六百份。我们没有采取通常的选择式答案，即在每一个问题后面标明“是”、“不是”；或“完全同意”、“部分同意”、“完全不同意”等等。答案是由被提问者自己写的。然后，我们采取合理分析的方法分析这些答案，即注意答案的无意识成份的重要性，和这些无意识如何与答题人有意识的思想相对立。我们发现用这样的方法，几百份答卷能使我们不仅了解这些人在想什么，还能了解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好恶；什么激励着他们、什么吸引着他们；他们想鼓励什么和反对什么。举一个例子。当问到：“对孩子应不应该实行体罚？”一个人说应该，另一个人说不应该。但这样的回答没有多少意思。但如果一个人说：“这样做会限制孩子的自由，而一个孩子应该学会不胆怯。”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权力主义者。如果另一个人说：“孩子就是应该敬畏和服从父母，所以体罚是必要的。”我们就可以做出相反的解释。当然，你不能仅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做出结论，但在看过对十个问题的回答后，我们都十分惊讶地感到这些回答是多么的一致，你甚至可以十分准确地猜出这个人将如何回答后面的问题。最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答题人中有约百分之十的人具有权力主义的品格。这些人在希特勒掌权前后会成为狂热的纳粹分子。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具有反权力主义的品格，理论上的估计是，他们不会成为纳粹分子。他们是否有勇气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是另外的问题，但他们将永远在内心里反对纳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具有混合品格，就象在中产阶级中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我们估计这些人既不会成为坚定的纳粹分子，也不会成为抵抗战士，他们可能在随大流中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热情或疏远。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可资证明，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当准确。只有很少的德国工人加入了抵抗运动，更少的人成了坚定的纳粹分子，多数人两者都不是。抵抗运动也就一直没成气候。我们使用的方法不仅能在预测希特勒的政治前途上起重要作用，也可以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民。一旦我们抓住了信念与观点的区别，就可以着手进行具体的社会分析学研究。舒尔茨：您刚才提出你们的研究从未发表，为什么？弗洛姆：主要因为研究所的上层不同意发表。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发表，那就是题外话了。舒尔茨：很可能是害怕和谨镇。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很有些可惜。如果当时把这篇东西发表出去，可能会在唤醒舆论方面发挥一些作用。弗洛姆：确实如此。可它们一直被束之高阁。一些人甚至想根本否认它们的存在。当然，这是无济于事的，它们确实存在。舒尔茨：现在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研究结果？弗洛姆：据我所知还没有。我的同事迈克尔·马柯比和我曾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以同样的指导思想写过一篇东西（见《弗洛姆选集》第三卷。题为“心理分析与品格学的理论与实践”——英译者注）。我们不仅涉及了“权力主义”和“反权力主义”的品格倾向，也涉及了其他问题。迈克尔本人也用相同的方法作过一篇有关美国各个不同阶层中，有嗜尸癖者和热爱生命者之间区别的研究论文。除此以外，还未发现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和应用。舒尔茨：弗洛姆教授，我们如何能够在政治领域中，对人的品格更具有判断力？大多数政客们当然并不希望我们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但我认为对于健康的民主制来说，人民对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具有锐利的分辨眼光，是相当关健的。电视使我们可以从近处看清他们的面孔、他们的姿态，以便观察隐于其言辞背后的某些东西，但究竟应该怎样做到这点？弗洛姆：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怎样才能避免民主陷入煽动的陷阱？民主国家的人民好象是在自己做出判断。但如果他们只注意政客们的言辞并受它的影响，又如何做出判断？美国的选民们用很多的办法来评价竞选者的诚实、虚伪、耿直、风度和躲闪等等品格，德国的选民们也如此，但这样做的地方毕竟还很有限。一个民主政体要得以正常运转，需要许多先决条件，在此当然无法一一列举。但可以说，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人民能够看出政治家的主要倾向和情感所在，以及何种哲学或宗教的品格指导着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摒弃某些成见，然后才能学会如何全面而完整地观察一个人。有趣的是，在我们做生意的时候，通常在这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本领。当我们要雇佣一个人、或是要与他合伙时，决不会只听他如何讲述自已的一大堆优点，而是仔细琢磨他的整个为人。越是与已切身相关，我们就会越注意判断对方的品格。但是，当事情与我们自身以外的社会与政治利益相关时，我们却不愿意费这份心思，只想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听听那些能使自己愉快的话，然后跟在别人后面走。其实，无论是孩子、青年和成年人，都可以在社会的实验室中，在每日的日常经验中学会观察一个人的本质。当然，读书也是一个办法。遗憾的是心理学、尤其是学院派心理学，虽有不少成功的作品问世，但在社会与政治的科学方面还没有很多成果。品格学、或关于品格的科学，对于政治、教育、婚姻、友谊等等都非常重要。比起那些学院派心理学的发现来，品格学与生活有着更紧密的关系，但是在心理学领域中，这一学说尚未占据重要的一席。舒尔茨：请原谅我提一个与我的职业有关的问题，也许我过份夸大了它的重要性：记者是不是应该比其他人更应该在品格学方面有所造诣？这样才能在对政治形势和其他重大事件做出评价时，不至为幻象所迷惑，而具有一种清晰和敏锐的洞察力？弗洛姆：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如此。但不能忘记，运用品格学的方法需要有勇气。说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好话总是容易的。但要说此人是个骗子，说他的目标与他所声称的相反。他将把我们引向毁灭，这是需要有些胆量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很难被证明，并且人的品格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舒尔茨：最后一个问题带一点总结的性质：反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行动，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完成。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无能为力、不愿承担风险和责任。您能否简短地评论一下，反抗需要在何地何时开始出现，才能在暗杀这类行动成为必要之前产生效果？弗洛姆：如果在希特勒已经赢得胜利后再反抗他，你是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进行反抗需要内在的核心，需要信念。你必须信任自己，学会批判地思考。你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一只羊。要做到这些，要学会“生与死的艺术”，是需要不少努力、实践和耐心的。象其他技艺一样，这也是要学习才能掌握的。如果一个人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他就能知道好与坏——对他和其他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对他的成功、权力和财富而言。我们的大脑结构使我们能为自己选择最佳目标，并使我们的情感为之服务。走这条路的人不仅能对希特勒那样的大暴君进行反抗，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反抗那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这样的反抗更为困难，因为今天这种无形的东西充斥着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越来越蜕化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附属品，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做决定，不用负责任，只需按照别人的指令行事。在他的生活里，思想、情感和想象力越来越萎缩。他终日所想的只是这类问题：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在古希腊，这类的问题是一切思想的核心，这些思想不是力图控制自然，而是力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生活道路？什么有益于人类的发展？怎样能使我们的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充斥着逆来顺受、冷眼旁观——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与此类似的东西能够出现和蔓延的条件。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五、人是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生命之爱》五、人是谁·先知与现代人人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许多人从来不曾以人类的特征来认识自己，而是为自己创造各种各样虚假的特征……“人是谁”？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入了诸多问题的核心。如果人是一件东西，我们就可以问，人是什么，并且象定义自然中某一物体或某种工业产品那样来定义他。但是人不是一件东西，所以也不能那样来定义。然而，虽然如此，人还是经常被看成一件“东西”，他被描述成一个工人，一个工厂经理，一个医生，等等。但是，这种描述只说明了这个人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人被按照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而予以定义。人不是一件东西，他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虽然人不能象一张桌子或一座时钟那样被定义，但也并非完全无法予以定义。人的定义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思想。动物也有所谓的“思想”，但那不过是为了获得食物和其他本能需要的必需品。人的思想可以超出他对生理需要的满足，而去探求他本身的存在和他周围的、脱离他的存在而存在的世界。这就是说，人不仅有动物也有的智力，并且还有理智，并以它来观察客观实在。如果人遵循理智行事，就能同时做为理智的和肉体的主体，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服务。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人由于被贪婪和虚荣所障目，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不依照理智行事。更糟糕的是，许多国家的人们的行动更加不受理智的指引，从而导致走向最后的毁灭。《旧约》中，先知们最主要的使命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未卜先知，而是间接地提醒人们：他们目前的行为会在未来产生什么结果。既然人无法象物那样从外部进行定义，我们只好以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来定义人。于是，“人是谁？”即“你是谁？”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是谁？”当然，唯一正确的答案是：我是人类的一员。许多人从来不曾以人类的特征来认识自己，而是为自己制造各种各样虚假的特征。对于上述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我是一个教师，一个工人，一个医生。然而，一个人的职业并不能说明那个人本身的任何问题，这样的回答连真正答案的线索都没有提供。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困难，任何人都具有某一特定的社会、伦理和心理的趋向，然而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知道某人的这种倾向是永久性的？抑或某些强烈的经验将使这种倾向改变？人们在一生中究竟能否达到这样坚实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正最后地成为他们自己，而不再发生变化？即使有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真的达到了这样一点，那么如果他们的生命继续延长，情况又会怎样？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人。人被两种不同类型的激情和冲动所驱使：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人人相同的生理需要，包括为求生存而必不可少的条件：满足饥渴、寻求保护，一定的社会结构，性的满足等等（最后一项需要在程度上低得多）。第二种激情和冲动并不来自生理需要，在不同的人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它们包括爱、欢愉、联合、嫉妒、仇恨、竞争、贪婪等等。它们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在一个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里，双方都充满仇恨。被剥削的一方自不必说，剥削别人的一方的仇恨来自对有朝一日会遭到报复的恐惧。另外，他们还仇恨任何打乱秩序的动乱，他们需要平静的生活来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慰籍，不至因为剥削别人而产生罪恶感。但是，只要缺乏平等和正义，仇恨就不会消失；只要人们继续以谎言来替他们对平等和正义的侵犯辩护，真理就不能胜利。有些人声称类似平等和正义这类原则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产生的理想，而不是人自然天性的一部分。我无法在这里详细地驳斥这种观点。但是可以提出一个事实：只要看一看，人们对于他们的敌对集团侵犯这类原则所做出的反应，就能明白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确实存在要求平等和正义的强烈的价值观念。人的意识的最敏感之处莫过于他们对于侵犯正义和平等所做出的反应——哪怕是最轻微的侵犯——并且证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清白。如果人没有平等和正义等道德的本性，这一切现象又怎么可能产生呢？要结束现代消费社会中被扭曲的人的状况而使真正的人类历史得以开端，只对这种状态全然认知仍是不够的，还必须伴有同样全然的忏悔精神。忏悔不只是对某一件事感到遗憾，而是一种强烈的感情。一个充满忏悔精神的人对自己的所为感到无法容忍。在人类的所有的激情中，唯有真正的忏悔和与之相伴的羞愧能使旧有的罪恶不再屡屡重犯。在没有忏悔的地方，无罪的幻觉就会滋生。然而真正的忏悔究竟在何处？以色列人对于他们灭绝迦南部落的暴行有过忏悔吗？［注：据《旧约》记载，迦南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立约时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后以色列人首领约书亚率众攻占迦南时，一路上将当地居民斩尽杀绝。］美洲人对于扫荡印第安人感到过忏悔吗？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强权即公理”的社会中，从而使忏悔的精神黯然失色了。罗马天主教会给个人提供了一个承认自己罪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听到自己良知的声音。然而，个人的忏悔无助于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主权国家所犯下的罪行。于是，我们仍然走着老路，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我们的敌人，而另一只眼睛则什么也看不见，对自己的人民所做的坏事无动于衷。智力完全可以为了邪恶的目的服务，而理智却不然。理智意味着我们认知了现实，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去故意歪曲现实。正因为人具有理性，他才能以批判的眼光来检视自己的行为，认清什么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什么不利于自已的发展。他尽其所能使自己的智力和理智和谐共生，最后达到幸福的境界。斯宾诺莎向我们指明，欢悦的对立物是沮丧，而看来欢悦乃是理性的产物，而沮丧则来源于错误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旧约》中有着最清楚不过的证实：以色列人生活在富足之中却缺少欢悦。有很多很多的人从不知欢悦为何物，却没有一个人从未感受到过痛苦，无论他们多么固执地压抑自己对于那痛苦的惑受。同情心和对人类的爱是不可分的，没有爱的地方就不会有同情。冷漠是与同情相对立的，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带有精神分裂倾向的病态。先知与现代人除了正牌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以外，先知对于今天的其他人还有任何意义吗？或者说：难道先知在今天不应该仍然具有意义吗？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先知，却需要先知的时代、因为我们认为先知已经完全与己无关，先知对于我们才更加有意义吗？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就《旧约》中的先知究竟是什么而达成一致的意见。先知是一个能揭示已被注定的未来的预言者吗？是一个只带来坏消息的人吗？是卡珊德拉［注：卡珊德拉：希腊特洛亚公主。阿波罗爱上她，赋予她预言才能，但公主不肯顺从他的意思，阿波罗又使她的预言不为人所信。她曾预言过特洛亚城必遭毁灭，希腊人留下的木马里潜伏着危险，却无人理睬，终使特洛亚城陷落。］的子孙？或者他是一个传神喻者，象特尔斐［注：特尔斐：古希腊城市，因有阿波罗神庙而著称。“特尔斐的”亦指“神示的”。］的传神喻者一样，指示我们应如何行事，哪怕这指示是多么的含混不清？首先，先知们并不决定一切。他们并不违背人的意愿而替代人设计自己的生活和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是观察者，却并非预见者。他们道出的事实是：人可以并且必须在各种可能之间做出抉择，而这些不同的可能却是早已注定的。人需要作的不是决定，而是在已经决定了的种种可能性中间进行选择。在《圣经》中，先知们生活的年代，要么祟拜国家的、土地的和一切以各种偶像为代表的权力，要么毁掉那国家，驱赶它的国民。人民必在这两种选择中决定取舍，而先知负责将这两种选择解释清楚。我想强调的是，先知的解释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只具有道德和宗教的含义，而且有着十分清晰的“实用政治”（realpolitik）［注：realpolitik，德文“实用政治”。“强权政治”的一种委婉说法。］的内容。他们意识到这个近东的小国家［注：指古代以色列——译者注］失去了精神依托，将象其他的小国那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败落。人民要么看着它败落，要么停止对它的崇拜。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希伯莱人让撒母尔为他们立一个国王，象其他诸国一样。撒母尔告诉他们：立一个王就意味着放弃自由，让一个暴君来统治他们。然后他让希伯莱人在自由和国王之间进行选择。希伯莱人还是选择了国王。上帝于是让撒母尔遵从他们的意愿，但同时警告他们这一选择将带来什么后果［注：据《旧约》《撒母尔记》中记载，以色列人要撒母尔为他们立一个王来统治他们，象其他诸国一样。撒母尔不悦，去问上帝耶和华。耶和华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他神。……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这个故事指出了先知的第三种作用，即他们对于将导致恶果的选择提出警告。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干涉人的行动，上帝自己也不在这种问题上运用奇迹。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处境。我们必须在人道和野蛮、在彻底销毁核武器和被它彻底毁灭之间做出抉择。今天的“先知”仍应该担负解释这两种选择的后果，和对致命的选择提出警告的责任。先知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宣扬一神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但他们最关心的还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实行的问题，即如何使上帝的准则在全世界得以实现。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数字问题吗？是单一和多数的关系吗？不，这里指的是一个整体，一种统一、一种超出一切事物的分裂、一切人类自已的情感和欲望的分裂之上的“合”。如果我们要理解先知头脑中的这个“合”，则必须先理解上帝和偶象之间的区别。偶象是人造出来的，如果上帝被当做偶象来崇拜，则上帝也会变成偶象。上帝是有生命的，而偶象是物，是死的，正如某一先知曾经说过的：偶象是有眼清的瞎子，有耳朵的聋子。先知们知道，对偶象崇拜意味着人的被奴役。他们嘲笑偶象崇拜者，指出这些崇拜都是从一块木头开始的：木头的一半被用来烧火做饭．另一半就被做成一个偶象，然后被大加崇拜。其实这只是一件出自他自己手下的一块木雕，却对他具有无尚的权威。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注入进这块木头，将自己掏空来赋予这块木头以力量。然后，再通过臣服于这块木头来安慰自已。在现代的哲学语言中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异化”。马克思和黑格尔所说的“异化”正是这个意思：人对物的服从，失去自我，失去自由和由这种服从而产生的偏见。我们有自己的偶象，那就是财富、权力、物质生产、消费品、荣誉、地位等等一切使现代的人成为奴隶的东西。先知对于世界历史最重大的贡献也许要算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认识。这是一种“拯救”的见解，通过人的自我实现而成的拯救。这是一种新的、独到的、将被证明是富于历史性的见解。先知认为弥赛亚时代即人从自己在伊甸园中所受的诅咒中解脱出来的时代。这诅咒的一部分使人失去内心的平静，激起了他的贪欲，而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两性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统治女性，但不要忘记在《圣经》故事中，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做为一种诅咒和惩罚而出现的。在这诅咒出现之前，并不存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很多证据也表明，在史前时期确实不存在这种现象。诅咒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到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人必须通过惩罚性的、痛苦的而非欢快的劳动才能挣得自己的面包。这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一个现实。男人与土地的这种分离反映到女人身上就是分娩时的痛苦。男人的汗水与女人生产的痛苦，是人类在《圣经》的诅咒中所受的压迫与惩罚的两个象征。正如我先前说的：我们在今天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圣经》的作者却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先知们弥赛亚式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是建立一个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团结和谐的国家。在那里，人不再被灌输恐惧。侵略正是恐惧的结果。我们习惯于恐惧，习惯于相互不信任，以最坏的可能估量对方。先知们认为，只有当恐惧消失的时候，侵略才会消失，而这正符合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见解，在他们眼中，那将是一个富足的时代——不是奢侈，而是富足，即每个人都可以做为人类的一员和其他人共享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人不仅生活于平静与和谐之中，不仅消除了贪婪、嫉妒、消灭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而且产生了新的生活目的，这目的不再是获得满足生理需要的物，而是对于“上帝”的全然感知。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让人去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自己的理性和其他所有方面，使人得到自由，成为真正的中心，成为人类所能够成为的一切。弥赛亚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曾经有过的天堂世界的重建。在人经历了自己做为与其他个人相分离的个人之前，这种天堂世界曾经占据过首要的地位。但是，那时的天堂是建立在蒙昧的、原始的、史前的人类和谐之上，而弥赛亚时代却是在人类完全认识了自身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后，对和谐的复归。弥赛亚时代之并不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而是代表了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因为此时阻碍人成为真正的人的一切因素都已经被战胜。我曾阐述过弥赛亚的理想对于人类发展的创造性影响，也许没有别的理想对于我们的发展起过更大的作用。在这里不可能进行任何论战，但我确实认为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深受这一理想的影响，虽然它们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我刚才所勾勒的这一理想的本质。弥赛亚的理想在历史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歪曲，但却始终保持着活力。它在基督教世界中的遭遇就是一例，社会主义是另一个例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受到粗暴的和全面的歪曲。尽管如此，这一理想从未完全枯萎，我们看到了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恢复了生命，即使这种恢复只存在于一些个人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一理想所给予的强大影响，现代历史的进程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而且，除非我们密切地注视这一理想在哪里和如何取得胜利，在哪里和如何被人歪曲，要真正地理解现代历史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可以说，先知与我们有着重大的联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与先知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抉择在本质上非常相似。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使自己完全陷于当前的种种重大事件的困境当中，我们必须认真地读一读先知们的话。我们会看到这种阅读带来惊人的作用，对于当前的世界，它会比每分钟最近的新闻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新闻只能向我们展示现实。而不能照亮现实。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四、为不是心理学家的人敞开心灵之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生命之爱》四、为不是心理学家的人敞开心灵之门·“灵魂科学”的过去与现代·弗洛伊德的三个基本概念·心理分析学的新发展你也许有体会：某人的一个轻微的、无意识的动作，有时会比他的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他的人格；你也许有这样的苦恼：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而走进自我欺编的幻想世界；你也许会问：怎样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识别虚伪与真实？这一切是心理学——这门灵魂科学将告诉你的。“灵魂科学”的过去与现代谁是心理学家？谁不是心理学家？什么是心理学？头两个问题看起来很容易回答：任何一个没有学过心理学、没有获得心理学学位的人都不是心理学家。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我倒情愿说没有一个完全不是心理学家的人。每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的人都有必要实行一点自己独有的心理学方法，因为人人都需要多少深入一点地去了解周围的人。日常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就象是大学里的心理实验室。所以，也许这两个问题应该是：谁是好的心理学家？谁是差一些的心理学家？但无论怎样，学点儿心理学都有助于我们成为前者。那么，什么是心理学？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前两个问题就要困难得多。按照字面上理解，心理学就是“灵魂的科学”，但灵魂的科学又是什么？它研究什么？用什么方法？要达到什么目的？很多人都认为心理学是一门比较现代的科学，因为只是在一百到一百五十年以前才开始出现“心理学”这个名词。其实，心理学早在公元五百年以前就出现了，而后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只是一直不叫“心理学”而已。那时的心理学称为“伦理学”或“哲学”。古代心理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古代心理学寻求理解人类的灵魂以使人变得更好。隐含在心理学背后的动机是伦理的，也可以说是宗教的，是精神的。我想简单地举几个古代心理学的例子。比如佛教，它后来发展成为一门非常复杂和微妙的规模宏大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写过一本心理学教科书，名字叫《伦理学》。斯多葛学派建立了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学，大家可能熟悉的一本书叫做《马卡斯·奥里欧斯的沉思录》。［注：马卡斯·奥里欧斯：公元161-180，罗马皇帝，哲学家。此书系他所著。］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你会发现一个心理学的系统，能从其中学到的东西也许比任何一本现代的教科书所能提供的都要多；他对于自恋、自尊、谦卑、谦逊、自卑情绪等概念的讨论都是非常有趣和深刻的，可能超过了所有的人。斯宾诺莎也写过一本心理学著作，名字也叫《伦理学》。他说，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欲望是什么，但不知道这些欲望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使斯宾诺莎成为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了无意识力量的伟大心理学家。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正是这一发现，在许多年以后成为弗洛伊德深层心理学的基础。最近一百年来，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学已经崛起。现代心理学的目的不再是使人变得更好，而是使人变得更成功，我们了解自己和别人的目的是为了凌驾于生活之上，为了操纵别人，为了把自己塑造成更有益于自己利益的人。只要看一看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文化和目标的变迁，就很容易抓住两个不同时代的心理学的不同目的。古希腊和中世纪的人可能并不比现代人好，尤其是他们的日常表现。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不能只为赚钱和吃饭活着，人生需要有意义，而意义就在于人的成长，在于人类力量的发展。现代人则不然，他们对占有更感兴趣。占有一个好职位、更多的钱、更多的权力、更多的尊敬。正是两个时代的不同人生目的决定了古代与现代心理学的不同方向。通过对现代心理学历史的了解，可以看出它的趋向。现代心理学在开始时毫不引人注目，它主要研究记忆、联想、听觉和视觉现象、动物心理学等。当时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当推冯特。当时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因而心理学家不向公众发表他们的著作，而只是在同行中交流。当心理学的重点转而成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动机时，情况立刻改观。人人都关心这个问题，都明白这个问题的价值所在。这样，动机心理学一下子成了最热门的学科之一，其中又有两个主要的派别：本能理论和行为主义。本能理论来源于查尔斯·达尔文。他第一个把人类的动机归于本能。以他的理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大概是这样的：人的每个行为都隐含着一个动机，这些动机都是独立存在的，都来源于天生的本能。人与动物一样，生下来就具备某些本能。人的侵略性、奴性、贪婪、嫉妒等等都由相应的本能所决定。本能理论的专家们列举出了二百多种本能，每种本能引发一种人类行为，就象钢琴上每个琴键弹出一个固定音阶一样。本能理论有很多弱点，使它在很多方面无法站住脚。这种理论过于简单化，它把一切行为归于本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无法证明。除了人的逃避危险、自卫、性行为等有限的几种行动与类似本能的东西有些联系外，更多的行为还有着更复杂的起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阶段，种族、部落、环境等条件的影响下，人会有不同的行为这一事实了。本能理论的这些弱点使行为主义者们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他们根本否认有任何本能，而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社会条件的产物，都来自社会或家庭的巧妙操纵。这一派最著名的人物是斯金纳。他在《自由与尊严的背后》一书中这样说：“自由和尊严这类概念完全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认为自己想获得自由和尊严，而本来在人的天性中并没有这种要求。”行为主义者将人的行为与人性相分离，不去研究行为的过程，只研究行为的结果，并认为结果就是行为本身。在这里，行为的执行者——人——被抛到一旁，变得不重要了，它只成了哲学和假定的研究对象。本能理论与行为主义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人类自身是完全被动的。以这两种理论为原型所塑造出来的人都不明白自己真正的需要，不知道自己和自己的本性是什么。所谓“现代心理学”主要由这两个学派组成，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其中又占有主要地位。在美国的校园里，多数心理学教授是行为主义者；而在苏联，由于明显的政治上的原因，情况也基本相同。弗洛伊德的三个基本概念除了上述的两大学派外，还有一个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第三个心理学派别，称为心理分析学或深层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目标是对人的情感尤其是非理性的情感，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在一些伟大作家的著作中（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对于人类的种种情感进行了深刻的描写；而弗洛伊德想把它们做为科学的而不是艺术的对象。弗洛伊德创立了非理性科学，想以理性的力量来理解非理性。尽管如此，还是艺术家们更能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论，特别是那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们和弗洛伊德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同一的：什么是人类的情感？如何理解它们？而很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却干脆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一钱不值。弗洛伊德与其他现代心理学派的重大区别在于：他不仅要对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进行科学研究，还想帮助人类去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潜意识，以使自己能够自立。这样，弗洛伊德的理论就具有了与古代心理学相同的伦理目的。他心目中理想的人在许多方面与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所希望的非常一致。然而，弗洛伊德的理论和表现手法毕竟受到那个时代精神的强烈影响，如达尔文主义，物质主义等等，而本能主义则在他的著作中留有明显的印记。这样，对于他的理论，人们不免常常产生误解，甚至把他与本能主义者混为一淡。在这里，我想对于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理论的本质做一简要叙述，同时加入一些我的个人观点。这些观点是大多数心理学家们所不同意的。第一个概念是无意识，或称压抑。今天人们往往忽略这个概念，一提到心理分析学就想到自我、超我、俄底浦斯情结、里比多等等，其实这些都不包括在心理分析学的基本定义之中。现在来谈谈压抑。我们经常对自己行为的动机毫无意识。有这样一件事：一天，一个平素对我并无好感的同事要来看我，当他按响门铃时我去开门，他向我伸出手并高兴地说：“再见！”事情很清楚：他并不希望这次见面，而他的潜意识希望他离开。他说“再见！”而不是“你好！”只不过是露了馅。我们两个都是心理学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谁也用不着解释，于是只好非常窘迫地站在门口，一言不发。这种例子其实并不罕见。弗洛伊德的理论正是建筑在这种事例之上。另一个例子要比这严重得多：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意识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德意志的利益。虽然他发布最残忍的命令，但他从不认为自已是残忍的，不明白自己是一个破坏狂。希特勒对于断壁残垣和尸横遍野的战场景象目不忍睹，所以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从来不去前线视察。这并非因为希特勒是一个怯懦的人，而只是说明了他不愿看到自己嗜血成性的确凿证据，在另外一种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现象。这是一种有洁癖的人，他们总是在不停地用水冲洗自己。在他们的意识中是要随时保持干净，但若仔细研究便不难发现，这些人在自己的无意识领域中知道自己手上有血和污垢。池们要洗掉的就是这些在无意识中缠住他们的东西：一桩罪恶，或只是潜在的犯罪欲。希特勒压抑了自己的破坏冲动，但毕竟不能持久。当他终于意识到德国，更确切地说是他自已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时，压抑也就停止了。突然间，他想毁掉整个德国，毁掉所有的德国人。他的意识告诉他：“这个民族不能赢得这场战争，所以这个民族不配生存下去。”他的破坏冲动在长期的压抑之后，终于全面爆发而不可遏制了。在这些戏剧性或非戏剧性的例子中，人们不会去意识自己的动机，因为人们无法忍受动机与自己的意识同公众看法相抵触。人们宁愿对它不去意识，以求内心平静。如果有另一些人说出了他们的真正动机，事情又会怎样？我们由此引出弗洛伊德的第二大概念：反抗。上面提到的具有压抑心理的人都会拒绝接受别人的真话，即使这些真话具有最好的动机和最好的效果。如果有人告诉一个正在开车的人，说他的车门没关紧，或是尾灯不亮，那他一定会感激这个说真话的人；但如果一个人的内心被别人看透，并且告诉他，他的内心实际上与他为自己建立的形象完全相反，这个人就会表现出十足的反抗情绪。这种反抗会采取各种形式。被揭穿的人会勃然大怒，或不屑一辩，或听而不闻，或故意误解，或干脆转身逃避。不管用何种形式，他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因为被别人揭穿才做出如此反应，而总是会找到一些自圆其说的理由。有些病人从心理分析医生那里听到一些自己不愿意听的话，然后他们可能会说：“这个医生自己疯了，他对我说的话只有疯子才说得出来！”其实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看得出医生是对的。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地想改变自己的时候，才会高兴听到别人对他的分析，就象一个病人对待内科医生的诊断一样。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改变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压抑自己，反抗压抑于内心的任何披露和解放，这种能量的耗费使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下面要谈的是弗洛伊德的第三大概念——移情。狭义地说，弗洛伊德所指的、具有移情倾向的病人，常常会将心理分析医生看成是他童年时代的某个人物，如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这样，病人对医生的反应就变成了对这些童年时代人物的反应。一位心理医生对我讲过一个女病人的故事：她一连三个星期去这位医生那里就诊，有一天她临走时，突然走近他，仔细地看他的脸，然后说：“怎么？你没有留胡子？”这位医生从来没有留过胡子，而是这位女病人的父亲留胡子。三个星期以来她一直把他当成父亲，所以也就一直以为他留着胡子。她甚至在视觉上都没有把医生当成医生本人，医生在她眼里等于零。移情概念的重要性远远不止于心理分析诊断的应用上，而很可能是人在对现实做出估价时产生错误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移情现象使我们戴上有色眼镜看待事物，把事物看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避免看成我们害怕的那样，于是混淆了真实与幻象。这种现象在年轻人陷入情网时经常出现：他和她都如此热烈地被对方的美貌、善良、风度所吸引，因而很快结了婚。但在六个月以后，双方都发现自己与之结婚的并非当初爱上的那个人，那么多优点一下子无影无踪！这时，双方往往会相互怨恨，觉得是对方骗了自己。其实，他们是自己骗了自己：他们爱上的不过是一个幻象，是自己移情的对象，而那些优点也都是他们希望有的，或是他们的父亲、母亲等人所具有的。如果他或她早些懂得移情的道理，也许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在政治生活中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成千上万的群众热切地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一个代表真理的人物；而当有人出来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时，大家就把自己的期望转移到他的身上，真的把他当做救世主。这样的领袖人物不一定都是坏人，但也确有一些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人（如德国的希特勒）。有些政客惯会利用群众的这种移情心理，并且收到了理想的效果。这些政客们在电视摄象机前尽量给人留下最好最深的印象，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再把选民们的孩子抱起来吻一吻。这样，就会使看电视的人暗中思忖：既然他这么爱孩子，怎么也不会是个太坏的人。如果人们多懂一些移情的道理，这类错误就可以不犯。如果我们能更具有批判的眼光就可以分清真实与幻象。有时，一个轻微的，无意的动作会比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一个人的为人。当然，掌握这种技能需要学习，需要实践，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为这种学习和实践提供了最广阔的场所。心理分析学的新发展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从心理分析学中产生的各个不同学派，它们的发展过程和前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弗洛伊德本人率先修正自己原来的理论，从而开始了这一发展的过程。在弗洛伊德的新理论中，爱情渴望和死亡渴望的冲突，取代了性欲冲动和自卫本能的冲突而成为问题的基础。爱情渴望使人聚合，死亡渴望使人破坏。虽然弗自己并未意识到，或是不这样认为，我还是把这个变化看成一个根本的转折，并且可以说，它标志着弗洛伊德自己创立的心理分析新学派的开端。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著作成为心理分析学的第二个重大里程碑。象其他许多心理分析学家一样，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否认性欲的中心地位。他把心理能量看成一个整体，而“里比多”也成为这个整体的能量，而不仅是性欲的能量。他指出，心理分析医生从病人的无意识中发现的东西，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和宗教信条中都可以找到。荣格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人类最为原始的材料，也包括涉及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化背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持有不同的意见。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神话和深层心理，而是人类为生存而战的策略，这样他就将权力欲望作为人类动机的关键。不过，这样简单地解释阿德勒虽然过于鲁莽，他的著作非常博学而复杂，对于理解人的本性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第一次（在弗洛伊德之前）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将人类的侵略性置于中心地位。此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学派，即瑞士出生的美国人阿道夫·迈耶创立的精神病学派和杰出的美国心理分析专家哈里·斯塔克·苏利文的著作。英国心理学家罗纳德·莱恩继承苏利文的衣钵，始终坚持他的成果中最激进和最有成效的部分。撇开他们的分歧不谈，这三个人在两个主要点上意见一致：首先，他们都否认性欲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因；第二，他们都认为问题的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于人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出反应。非常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很注重精神分裂的现象，不认为它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疾病，而将它看作某种个人经历和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后果。这种后果是剧烈的，但仍然属于心理学的范畴。还有一些心理分析学家的理论也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分离出来，如弗尔班克、岗特里普和巴林特，也许还包括我。所不同的是，在这些人的著作中，研究人际关系的组成时重点不在精神分裂现象，而在于社会和伦理的力量。既然已经讨论了心理分析学的发展过程和重大成就，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心理分析学的前景如何？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极端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门学问毫无用处，用这种办法帮助人的企图毫无成果。另一种认为分析方法是解决所有心理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果有人出现了这类问题，应该立即去找心理分析医生并听从他的指导。后一种看法不久以前在美国十分流行，但这几年出现的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又使它的影响减弱了。在我看来，完全否定的意见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不符合我从事心理分析四十年的经验。诚然，很多心理分析医生做的不如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好（任何一种职业都有这种情况），有些方法对于有些病人不够对症下药。但事实是，分析方法确实医治了很多人，帮助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对自己更诚实，使自己更自由，更接近现实。这是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某些时代的潮流阻碍了人们对分析方法的客观认识。许多人认为只有药物能起作用，药片才是万能的，如果不吞下去点什么，就什么作用也不会有。另外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在一夜之间解决问题，一切都应该很简单，很容易，就象吞药片一样。如果学习一样东西需要花费力气，那么这样东西就一定是不值得学的。这就是当今的时尚。也许下面的故事能够说明我的意思。一个年轻人走进一家高级餐馆，对着菜单看了很久，然后对领班说：“对不起，你们这儿没有任何我爱吃的。”然后站起来走了。两个星期后他又进了这家餐馆，领班非常有礼貌地间他，为什么上次什么也没看上？年轻人答道：“唤，我本来能找到爱吃的菜，但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做事要果断。”用这位医生的方法，我们学会了如何显得更自信，如何在这种高级领班面前镇定自若，但就是没有学会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缺乏自信。于是，我们仍然是缺乏自信的，更糟的是现在反而认为自己并非如此。我们为什么感到惶恐？不是因为我们惧怕权威，而是因为我们是尚未发育完全的人。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还是要人扶持的孩子；我们对自己充满怀疑，没有自信的勇气。行为主义的方法对这种情况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能够做到的只有将垃圾用地毯盖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不公正，有些意见还是相当诚恳的。做为一个心理学家，我们有帮助人们了解自己和了解世界的神圣责任，同时又不能做得过分。心理分析医生不能把病人培养成依赖别人的人，而应该帮助他们自己掌握分析的工具，学会分析自己。心理医生每天早上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分析，就象佛教和瑜伽中的冥想功呼吸法一样。重要的是躲开尘世的喧闹，回归到我们自己，不再机械地做出反应，而是“净化”自己，使自己的心灵中呈现出一片净土，然后在这片净土上繁衍真正的生命。任何一个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实践的人，都会经历一种深刻的感觉。他会感到自己正在被“治愈”，正在恢复健康。但是，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有耐心，而耐心恰恰是不可多得的。对于所有有志于此的人，我都想说一句话：祝你成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二、人性的另一面——侵略冲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生命之爱》二、人性的另一面——侵略冲动人的本性是什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有破坏性。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最近关于侵略的问题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在过去和现在都饱受战乱之苦，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尤为恐惧。人们看到自己的政府似乎竭尽全部精力和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取得最最起码的效果；所有的大国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军备竞赛有增无减。一般人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很自然地，他们一方面很想搞清楚侵略这一现象源于何处，另一方面又很容易相信：侵略性并非人的后天或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类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康拉德·洛伦兹在几年前发表的《论侵略》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洛伦兹认为：人的侵略性承继于他的动物祖先，是在大脑中先天产生的。如果没有发泄的渠道，就会越积越多，最后爆发出来。这样。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表现出侵略性，以释放自身积累的能量。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液压理论”：压力越大、液体或蒸气越可能将容器涨破。洛伦兹讲述了一个他在维也纳的婶婶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的婶婶每六个月雇佣一个新的女仆（那时的女仆不象现在那么难找）。新的女仆刚来时，这位主人总是兴高采烈。充满希望。一个星期后，批评和不满越来越多，而一个月以后．她就会对女仆怒不可遏，非要解雇她不可。这位婶婶以六个月为一周期进行更换，洛伦兹想以此说明人的侵略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并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发泄出来。这种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只要比洛伦兹对人的了解稍微多一点——他对动物无疑有着广泛的知识——就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多么不当。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或一个对人类本性稍具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位婶婶是个自恋的，剥削成性的女人。她花钱雇人并不只是为了得到八小时的服务，同时还要得到爱和友善，忠实不二和全力以赴。她对每一个新来的女仆心存奢想，并在一开始对她温和体贴，但当她发现这个女仆无法满足她的要求后，就变得怒气冲天，最后把人撵走了事。她这种没有结果的努力还会成为一个话题，成为她茶余饭后与人闲谈的资料。她的行为和所谓积累起来的侵略性根本无关，相反却是一种特殊品格结构的产物。关于侵略的先天性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渴望”说有某些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一切人都具有两种基本冲动：生存渴望与死亡渴望。死亡渴望——更确切地说是对死亡的渴望，可以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外向型表现为破坏性，内向型表现为失常、自杀；在性方面则是性受虐狂。这种理论认为死亡渴望不受环境影响，不依外力存在。人要么将这种渴望用来毁坏自己，要么用来毁灭他人，别无其他选择。死亡渴望使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悲剧中。但是多年来科学家们并没有能为这一理论找到多少根据。如今心理学家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侵略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或者说由某些刺激（譬如某种文化）导致的。关于人类的本性，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人的天性邪恶，充满破坏性，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强权不可或缺：人必须被置于严格控制之下，以使他们的侵略本性不致爆发。另一种认为人善，是社会条件促使它变恶。如果改变环境，就能减少或消灭邪恶和侵略性。这两种意见都过于极端，因而也都会碰上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家持有后一种观点，后来这种乐观主义又出现在卡尔·马克思和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著述中。我本人的观点与上述两种都不同，但与后一种稍接近一些。首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具有破坏性。野兽中没有性施虐狂，也不与生活本身为敌；而人类的历史中却充满了不可想象的残忍和破坏的纪录，使人对自己强烈有力的侵略性无可置疑。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先来看看动物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与生理需要相一致，它为某个动物或某个种族的生存服务，只有当外在的力量威胁到动物的利益（如生命、食物、与异性结合、地盘等等）时，才会被激发起来。这种侵略性是动物身上的一种潜力，只会对某些信号做出反应，但是无法“积累”。食肉类动物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进攻别人不只是因为受到威胁，还因为要依靠进攻获得食物。总的来说，动物的侵略性不是很强的，对于黑猩猩、狒狒和其他猿类的观察都证明了这一点。大概可以说，如果人的侵略性不甚于黑猩猩，就不用再为战争问题担忧了。人认为狼是最具有侵略性的，当形容一个恶人时常说他“象狼一般凶恶”。但是不要忘记，狼在吃羊的时候才是凶恶的，而在自己的社会中却很友好、很温和。我们已经看到，动物的侵略性并不符合“液压原理”，而是符合生理需要。人类的情况与此类似：他的侵略性也是由生理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可能性，只有当出现某种刺激时才会实现。同时，事情也不象行为主义者认为的那么简单，即人的侵略性完全是环境的产物，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有一个例子大概能够说得明白：一个人为了防备万一，身上日日夜夜不离一把手枪，一旦受到他人威胁，立即拔枪相向，你既不能因为他总带着枪就断言他天生是个杀人狂，也不能要求他在受到威胁后再去学会射击。让我们再从人类学的成果中寻找一些例子。在中非的丛林中生活着俾格米族人。他们以狩猎为生，情况同三万年前的原始猎人差不多。俾格米人把丛林看成是养育自己的母亲，只猎取做为食物所需要的野兽。因为不知道如何保存兽肉，所以也没有储存。这样，他们没有多余的东西，也就没有私人财产。俾格米人没有首领，因为确实不需要有人发号施令。每个人都按照环境要求自己的那样去生活，都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俾格米人有着深刻的民主感。当然，这里也不存在剥削：难道会有谁指使别人出去为自己打猎吗？如果那样，他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这里的家庭生活是平和的：人们遵守一夫一妻制，但离婚相当容易，婚前性生活不被禁止，性欲也不被看成罪恶的东西。女人怀孕以后，她和他就自然成为夫妻，而且多数会白头到老。俾格米人即使在狩猎不顺利、食物发生短缺时也不怨天尤人，他们相信养育他们的丛林。这样的部落才是真正富足的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富有，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得到更多。他们认为自己有的，已能满足过一种安全和幸福生活的需要。我想特别强调，重要的是全面而系统地认识问题，而不能孤立地抓住一点。人类历史中非常有趣的一页是新石器时代。这场约一万年以前发生在小亚细亚的革命，带来了农业的发展。从那以后，除了自然的恩赐以外，人还可以自己动手去生产一些粮食。在这场革命的早期，社会仍是十分平静的，和现在的俾格米人部落差不多，而且，由于农业很可能是由妇女发明的，那时的社会还基本是母权制，只是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和三千年左右，事情才完全起了变化。这时人已经可以生产出大大超过自身需要的东西了，于是出现了奴隶、军队、政府、战争、剥削、等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侵略，人们开始学会抢劫、偷窃、剥削，自然的民主消失了。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所谓人的侵略性到底是什么。我想可以清楚地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动物相同的自卫本能，第二类是人独自具有的、一种人为的残忍和对生活本身的仇视。有一个名词叫做“嗜尸癖”，这个题目太大，不可能在此详加论述。人的第一类，即生理性的侵略性与动物的相一致，这是由他（它）们共同的神经生理结构所决定的。但是，人的自卫反应，或称之为侵略性，比动物的更加强烈。造成这一区别有三个原因：第一，动物只对眼前的威胁做出反应，而人则是凭借自己的头脑对未来做出预测。人在反抗当前的威胁时，还要预防某些可能在将来构成威胁的潜在的因素，这样，他反应的范围就扩大了。第二，人容易接受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和宣传。有时，当他听说自己正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就如他真的受到威胁了一样。当然，在动物中，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第三，人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价值观、理想、宗教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往往是非常神圣的。一旦这些精神的因素受到威胁，人也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就象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因素受到威胁时的情况一样。人类的第二类侵略性是非生理的、为人所独有的。它不是对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而是人的品格所决定的。它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些现象。我们说“性施虐狂”，这一般是指一种只有在虐待和殴打异性时才会激起性欲的人，也可以指一种渴望对他人造成肉体伤害的人。施虐狂的实质就是要完全控制一个有生命的对象（动物，孩子、成年人等）。除了与性欲有关的施虐狂外，最常见的还是与性完全无关的“冷施虐狂”。它同前者本质相同，也是要完全控制另一个人，能够塑造他，象陶工塑造泥胎一样。还有一种经常发生在母亲、老板等人身上的情况：母亲教养自己的孩子、老板管理自己的下属，虽然看起来都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对象的利益，而有时也确实如此，受控制的对象也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对象仍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有时服从的结果虽然得到某些利益（如升学、迁升等），但却失去了自由和自主力，他们的灵魂受到了伤害。加缪的戏剧《卡利古拉》的同名主角是一个罗马皇帝。他发现自己权力无限，用不着受一般人类生存条件的制约。他当了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勾引自已朋友们的妻子，并且故意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谋杀他，并且仍旧对他阿谀奉承。他们甚至不敢流露一丝不满，否则就可能被皇帝杀掉。卡利古拉杀掉朋友不是因为他不再信任他们，而纯粹是由于杀人本身是权力的象征。在杀人已无法使他满足以后，卡利古拉进而想要月亮，想长生不老，而这种超越人类存在条件的欲望最后将卡利古拉逼上绝路——他发疯了。他无法寻觅回到人类现实之路。从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出疯狂不仅是一种狭义上的疾病，也是解决人类存在难题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人否认人类力量的限度，而现实的限度又使他无法超越时，他就会变得疯狂。从这个意义上讲，疯狂又是一种哲学，一门宗教。如果是在五十年以前，我们都会认为卡利古拉式的人物只在古罗马才有。而从那时以来，全世界产生了不少新式的这类人物——在欧洲、美洲和非洲都有。例如希特勒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幸好，大部分施虐狂产生的方式还是比较温和的，不象卡利古拉那样极端。当然，这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也会为施虐者带来满足。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常常有此种表现。现在的孩子们不那么听话了，但是在三四十年以前，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医院经常收到一些被自己的父母虐待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儿童，而这还只是所有受虐儿童中的极小一部分。无论是根据法律还是习俗，只要父母认为他们是为了子女好，而后果又不是特别严重，他们几乎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警察、护士、狱卒中间也有相似的情况发生。他们自己虽然也是小人物，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比起孩子、病人和犯人来说，还是相当了不起的。虐待狂在官僚中间也很流行，我想举一个无疑是大家最常见的例子：一个人坐在玻璃柜台后面，外面有十五个人排队等候办理手续。下班时间到了，排队的人只剩下最后两个人。当五点钟的钟声一响，他猛地一下关上小窗，使那两个人空等一场。这时，你如果能进去看见他，也许会发现他的薄嘴唇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笑。本来只要一两分钟，他就帮了这两个人的大忙，而一般善良的人也无疑会这么做，但是他偏要让这两个人白等，让他们明天再跑一趟。他对自己有权这么做感到满足，就象可以因此多挣半天工钱似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施虐狂症状。还有一个很坏的例子是，纳粹德国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在写给一名党卫军高级军官的信中说：“亲爱的考图林斯基，你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最近身体一直不适。为你的健康着想，我命令你在今后两年中戒烟。两年后，请你交给我一份医生写的健康报告，我将据此决定你是否可以恢复吸烟。希特勒万岁！”希姆莱已经不完全是要控制他人了。他对这位先生就象对一个傻孩子，故意这样来嘲弄他。施虐狂的施虐对象都是弱者、孩子、病人，持不同政见者等等。他们最喜欢落井下石，以此满足自己的病态欲望。同时，他们又需要有一个比自己强大的、自己可服从的对象。这对象可以是人，如希特勒之于希姆莱，也可以是历史、自然等等。对于施虐狂的官僚主义来说，秩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生活中唯一固定的东西就是秩序，其他都在不断变化。这些人害怕变化，因而害怕生活本身。只有死是必然的，而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变化的。变化的、有生命的东西对这种人总是构成威胁。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没有希特勒和诸如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类的东西，如果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象希姆莱这样的人会怎样呢？我想完全可以说，在那种情况下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模范的职员，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同事们会说：“他是一个好父亲，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他又是一个好职员，对工作和上司从无二心。”希姆莱确实是这样一种人。我们必须知道，即使是施虐狂，在内心深处也有某些证明自己仍然是人的需要，有时也会动动恻隐之心。如果他不能使自己确信自己仍有人性，就会感到一种恐怖的隔绝，就会变得疯狂。很多在战争时期执行杀害政治犯、犹太人，俄国人的德国军人后来变疯了，或是自杀了。有一个德国军官回忆道，他在那时必须说服部下，灭绝犹太人的方法（枪杀、毒气室）是人道的，在军事上是正常的，否则，那些士兵就会神经紊乱。我想大概会有很多希姆莱式的人物，很多施虐狂，他们没有公开施虐只是因为没有机会。但是，决不能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潜有施虐狂的本性，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人的品格。我所指的品格决定了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人用来取代动物本能在他头脑中所遗残迹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会认识一个人的品格，这样才能分清什么是他真正的东西，什么只是表面的现象。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他整个行为的真正动机，而不是只看到他喜欢孩子，喜欢小动物，就对他的善良深信不疑。如果我们都学会了这样来认识一个人，那么，不仅对个人生活，而且对整个政治生活都是一个伟大的福音：如果我们能够事先看出，那些如此热心的、要来掌握公众政治命运的人是不是施虐狂，也许我们就能够避免人类的许多灾难。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三、梦——神秘的人类共同语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生命之爱》三、梦——神秘的人类共同语言白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框架中，必须按社会所期望的那样有“合理”的表现，投身于求生存的斗争；夜晚，我们不再参加竞争。梦，给了我们自由。我们借助梦的共同语言，获得了无意识的神秘——认清了在清醒状况下弄不清的东西。众所周知，每个人只对一种语言，即自己的母语功夫最到家。除此以外，有人还可以学会几种外国语。但是我们忘记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说一种共同的语言，这就是梦的语言［注：这里所说“梦的语言”或“梦语”（dreamslanguage）不是指说梦话，而是人通过做梦表达的一种意义。］。这种语言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和各种不同的文化之中。原始人、埃及法老，斯图加特人或是纽约人，他们使用的梦语几乎是一样的。我们每天晚上都讲这种语言。虽然常常忘记自己梦见了什么，或是根本不记得自己做过梦．实际上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做梦。梦语的特点是什么？首先，它只有在睡眠时才存在；其次，它是一种象征性语言。梦语是用可见的、几乎可感的事物来表述内心世界，就象文学那样，赋予它具体的形式，比如，如果一个作家写道：“红玫瑰温暖我的心。”谁也不会理解为温度在上升。作家是在用具体的事物描述一种感情，一种感受。也许我可以向你们讲述一个有趣的梦来说明我的意思。这个梦是弗洛伊德本人做的，后来又被他自己所引用。弗洛伊德梦见自己有一个植物标本盒，里面的标本中夹着一朵枯萎了的花——这就是梦的全部内容，而弗洛伊德说明了它的意义，花是他的妻子最喜欢的东西，而她常常抱怨弗洛伊德从不给她送花。同时，花与柯卡因有某种联系，而柯卡因的药物作用在当时刚刚被发现。花朵一般来说象征着爱情、性欲、色情、生命；而这朵被夹在标本中的、枯萎了的花却只能被做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失去了其他的价值，不再是一种生育、生命的象征。这个梦揭示了弗洛伊德个性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即他对于爱和性的态度。虽然弗洛伊德把性做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他实际上在个人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羞怯、非常拘谨的人。在这个几句话就能说完的、关于一朵枯萎的花的简单象征中，我们发现了关于弗洛伊德个人特性的一些线索。如果我们试图将隐匿于这个梦中的象征性语言完全解释清楚，可能不得不写满几大张纸。我们在梦中往往比在清醒时对自己和他人了解得更多。在梦中我们可能不大有理性——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却更加聪明和富有洞察力。弗洛伊德的这个梦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自己说，在清醒时他对于自己个性中的某些特点基本上没有认识，但在梦中却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己本来对梦中所象征事物的含混态度。人们在梦中经常可以具有在清醒时无法想象的创造力。他们在梦中可以成为诗人、小说家（比如说，可以写出象具有卡夫卡风格的那种小说），但在清醒时却没有丝毫的艺术能力。如果极而言之．可以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在清醒时仍然具有一般人在睡梦中才具有的那种灵感和创造力的人。在白天，人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框架中，所说的话由社会环境决定，而在梦中，我们说的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为什么人会有这种能力？让我们先来看看清醒和睡眠两种状态的区别。人的一生都是在这两种状态下度过的，由于习以为常，反而不大在意。什么叫清醒？在清醒时我们顺从生活：我们工作，为自己挣得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我们保护自己免受侵害。总之，投身于求生存的斗争。这斗争影响到我们的所为和所思——它影响我们的所为，因为我们必须按照社会所期望的那样去行事，而更重要的是这斗争影响我们的所思，影响我们的感情和规定我们思维的范畴。白天我们必须有“合理的”表现。所谓“合理的”也就是大多数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被理解，不被当成疯子。我们按照“常识”和所谓人之常情去思考和感受，去表示欢乐或悲哀。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衣的故事，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状态：皇帝是光着身子的，但街上的人们都认为他穿着华丽的衣服，因为他们预料如此。只有一个小孩看出了皇帝什么也没穿，因为这个小孩的头脑里还没有装进去足够的“常识”。还有一个梦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有一位在公司中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经理，平时总是确信自己和老板的关系很好，无可挑剔，有一天他梦见自己的双手被电话线捆住，电话正在荡来荡去。正在这时他看见了老板躺在旁边的地上，好象正在睡觉。他突然感到一阵狂怒，正好他发现了一把锤子，就用双手抓起它用力向老板的头上砸去。但是，他的锤子好象只砸到了一副面具上，没有损伤老板的一根汗毛。这时老板睁开了眼睛，对着他的攻击者冷笑着。这个梦说明了这位经理实际上恨死了他的上司。他感到自己受到压迫，被捆住了手脚，并对自已见到上司时的那副屈尊俯就的嘴脸无可奈何。在清醒的状态下，这种实际的感受却隐而不见了。在睡眠的状态下我们是自由的，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只在睡觉时是自由的。在睡眠时我们不再参加生存竞争，可以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这时的思想和感情就会非常的客观。在睡眠中，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而只要存在着就行了。在睡眠中我们没有目标，于是可以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无需象在白天要达到某种目的时那样按照人人预期的面目看待世界。我们可以说在睡眠时无意识占主导地位。无意识并没有什么神秘，它不过使我们认清了在清醒状态下弄不清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清醒状态下的无意识就是睡眠状态下的有意识，而在睡眠状态下清醒状态的意识就成了无意识。即使在梦境中，我们也会审视自己的梦。我们不敢接受梦境中的自由，不愿在梦境中看透自己。多数梦境中的东西与白天的生活不符合，只会搅乱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常常不记得自己梦见什么（我们在梦中就努力使自己忘掉梦见什么）。有一个成功的经理做过这样一个梦：梦的第一幕是他在一个小湖边。湖水很脏，周围的环境是阴沉的、郁闷的、严酷的。他后来回忆说，梦中的湖与他的父母过去住房边上的湖很象。其实。这不仅是对一个湖，而是对他整个贫困童年的不愉快记忆。梦的第二幕是他正开着一辆豪华轿车沿一条现代高速公路驰向一个山顶，他感到了力量和速度，觉得春风得意。接着是梦的第三幕，他开车到了山顶，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性商店中，她的妻子本来也在车上，现在却不见了，周围没有一个人，一切都落满了灰尘，他感到彻底孤独和被抛弃了。这个经理的梦告诉了我们，他对于自己生活和命运的真实想法。如果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那就是：我的童年是在凄凉中度过的，而现在我是一个成功者，正爬向成功的顶峰。然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等一切结束后，我还将会回到与童年时同样的贫困、悲惨和孤独中去。这个梦没有表达希望，相反，却深刻地反映了人生的空虚。塔木德曾说：“一个没有翻译出的梦就象一封没有打开的信。”在这里“翻译”这个字用得确实不对。梦并不需要翻译，梦语有自己的语法和形式，它不描述事实，而只是传递感受；它是一种非常易学的语言。如果懂得这种语言，我们将对别人和自己了解得更多，这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好处，但也会带来不少麻烦，因为我们常常不想知道的太多。但是，我们对自己和别人知道的越多，幻想的越少，我们的生活就会越丰富、越有力、越充满生机。我们将不是只会用概念去思考，用理智去分析，而且还可以做一种情感的鉴别。我决不是反对理性而提倡多愁善感，而是希望理性与感情相结合，抛弃不切实在的虚幻。我相信梦的语言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生活的真谛，在梦中——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我们能够成为诗人。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原编者序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生命之爱》原编者序言这里所记录的是伊利希·弗洛姆一生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十年中的思想。他永远不停地工作着，不停地阅读、写作、计划、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对世界敞开心扉，充满好奇。他毕其一生精力而成的十卷集著作正是在这十年中达到高潮和臻于完善的。做为一个清醒而严厉的警世者，他在评价这个时代的时候总是不断地运用自己在这一阶段中形成的观点。于是，我们献给读者的这部诞生在无线电播音室里的思想录，成了弗洛姆全部著作的一个有趣补充。它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的新奇，而更多地在于它的活力，在于作者对自己如此深信不疑的思想所做的那种富于特色的表述。这些谈话大部分是在卢卡诺地区弗洛姆的公寓里录制的，还有一些则是在苏黎世我们的播音室里。读着它，我们又一次生动地经历着与这位伟大的长者进行过的那些会面和对话的场面。除了早期的一些用严谨的、学院式的德文写成的著作外，我们现在所知的大部分弗洛姆的德语著作都是由英语翻译而来的。而在这里，他又重新使用了他的母语，这对于摆脱书面语言的限制而充分发挥他的风格是很重要的。马西亚斯·克罗狄乌斯曾经说过，书面语言就象一个能把美酒变成水的邪恶的漏斗。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弗洛姆讲话的原文，凡是听到过他讲话的人，都可以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重温那种体验。我同他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70年的苏黎世斯多尔汉。我们讨论着第二天要录制的关于富足和由此而产生的厌倦等一系列谈话的内容。他坐在我的对面，脸上带着那种特有的专注神情，完全不被局围的环境所干扰，讲述着他的思想轮廓。当他娓娓而谈的时候，我不觉松了一口气，心里想：这下好了，希望他一直这样谈下去。但是只过了一会，他的话锋一转指向了我。他想听听我的不同看法，更重要的是向我打听他将面对什么样的听众。他坚持认为自己对德国的生活非常熟悉，并认为自己应该尽量地接近那些听众，他有这样一句座右铭：用他们的语言讲话，但并不只拣他们爱听的说。他准备得很充分，身边带了一大堆笔记和草稿，在我们谈话时还不停地往上写着什么。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却两手空空站在我面前。我们开车到了播音室，他进门就立刻坐到话筒前，即席发表了他的六篇演讲，每一篇都是精确的二十九分钟。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我必须在场：他需要一个讲话的对象，一个他的那些看不见的观众的代表。弗洛姆专心致志于他的课题，做着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漫游，似乎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正在这时，我发觉在那道把我们隔开的控制室的玻璃墙后面有些异常。尽管弗洛姆在当时的欧洲还不大为人所知，但苏黎世播音室的人们已经有所风闻那几天将播出一个值得一听的节目。技师、秘书、守门人，甚至一些在我的编辑室里工作的同事们，此刻都挤到控制室里，站在那儿专心致志地听着。我个人认为，无线电广播这种形式与听众“对话”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我们一定不能对此期望太多，而应该试图找到一个适用于这种传播媒介的间接谈话方式。但弗洛姆证明了他对于我的结论是一个例外，那些冷冰冰的仪器对他毫无影响。他轻松地跨过了媒介带给他的一切障碍。对话是弗洛姆思维整体中的一部分，那些看不见的听众对他来说并不只是一些会思想的舞台道具。听众和他们对他可能作出的反应已成为他思想中内在的实体，他可以一面谈话，一面倾听。他爱讲故事。有时用来回答提问，有时用来解决学术上的难题。我每次拜访弗洛姆都会感觉到：当我离开他时已和刚才进去时判若两人：我带走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感到充满活力，而对于那些压迫着我们，使我们易于陷于绝望的力量却不那么恐惧了。使他成为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不只是他的博学。这是生活和理论的相互作用。活着，就意味着一次又一次的诞生。弗洛姆写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死去了，这是一个悲剧。这一顿悟促使我们永远用新鲜的观点看待事物，永远去发现新的途径。弗洛姆不需要自己的信徒，也不希望为自己建立一个学派。1974年1月5日深夜，南德广播电台播出了题为《以生命的名义》的自传。在那从容不迫的两小时内，伊利希·弗洛姆给我们讲述了关于他自己的故事。一位正在斯图加特排演莱辛的经典剧目《智者纳旦》的女演员离开剧院回到家里，打开收音机收听了这个节目。节目刚一结束，她不顾深夜给我打来电话，畅谈她的感想。她说，她离开了一个纳旦，只是为了在另一个现世的纳旦中发规自我。［注：《智者纳旦》，是莱辛1779年的剧作。主角纳旦是一个犹太商人，头脑聪明理智，行为高尚侠义。他以三枚戒指的故事说明，世界三大宗教都有价值，关键看它们的实践。这里指喻弗洛姆是一个能把握世界各种文化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点的学者。］回目录下一篇
一、现代社会中的富足与厌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生命之爱》一、现代社会中的富足与厌倦·消极的人·现代社会中的厌倦·虚假的需求·父权社会的危机·信仰的危机：宗教的崩溃·让人类全面地发展哲学家勾画了一幅畸形社会下青年的“反抗”形象：他们反抗消费社会，却又屈服于另一种消费主义；他们期待着毒品的迷幻；期待着性交的激动；期待着摇滚乐队强烈的节奏。他们希望这一切将他们麻醉，将他们从地上托起，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如果要在这里讨论“富足与厌倦”，首先必须搞清这两个词的意思。进行任何讨论的先决条件都是澄清定义，这里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抓住了一个词的历史、内涵和其派生的意义，就能更好地理解由这个词所限定的某些问题。我们开始注意“富足的社会”（theAffluenceSociety）这种说法是在1958年，当时约翰·肯尼斯·盖尔伯利斯写了一本以它为题的书。“富足”（affluence）和“液体”（fluid）一样，都来源于拉丁文动词“fluere”，意为流淌（toflow）。“富足”（affluence）照字面上的意义就是“涌流”（overflow）。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涌流”可以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坏事。如果密西西比河在一次洪水泛滥中“涌流”出它的河堤，就成了一场灾难。但如果一个农夫获得了好收成，打下的粮食从所有装满了的谷仓中“涌流”出来，又无疑是一件好事。这样，由此而来的“富足”就成了一个褒贬不定的含糊词。我们可以用它来指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享受而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搏斗的丰盛，也可以用它来表示浪费、过量甚至致命的无节制。“丰盛”（abundance）和“浪费”（superfluity）的意思都没有丝毫含糊之处；尽管从词源来说，它们几乎同出一处。abundance（丰盛）一词来自拉丁文unda，意即波浪，而英语中来自这个拉丁文的一些词至今仍然保有“波浪”的原意，如“undulate”（波动、起伏）和“undulant”（波浪形的）。这样，“abundance”（丰盛）也具有了“overflow”（涌流）的意义，包含反面的意义。一块肥沃的土地能够给我们提供比基本的需要更多的东西，象《旧约》中说的“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又假如你去参加一个极为丰盛的晚宴，也许你会把它形容为“酒池肉林”，也就包含了贬意。你是在批评主人大手大脚，寅吃卯粮。但是如果专指“overflowing”（涌流）的反面意义，我们就会想到“superflowous”（多余、过剩）这个词。它和“Affluent”一样，来自拉丁文“fluere”，指无意义的，浪费的。如果你对一个人说。“你去这里是多余的”，你实际上是在说：“你为什么还不走开？”而不是说“有你在这里可真好！”但如果你用“Affluent”（丰富的）来形容晚会上的葡萄酒，却是一种好意。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使用“Affluence”这个词，都应先明白自己指的是一种褒义的、有生气的“丰盛”，还是一种贬义的、令人厌恶的浪费。现在我们再来看看“ennui”（厌倦）这个词。我们发现它的基本词意比通常赋予它的无聊、不满和厌烦等含义更加强烈。“Ennui”和英文“annoy”（使烦恼、打搅）同出于拉丁文“inodiare”，意为“令人恶心”和“令人憎恶”。弄清了上述那些词的来龙去脉和互相关系，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浪费不是必然要导致厌烦、厌恶和愤恨吗？果然如此，就应对于我们富足的社会提出某些我们原来不愿正视的疑问。“我们”是指那些建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我们是生活在富足中吗？在我们的社会里谁生活在富足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富足？是一种丰裕的富足还是一种过剩的富足？简而言之，是好的还是坏的富足？我们的富足是否产生了厌倦？富足是否一定产生厌倦？一种好的、丰裕的、沸腾的、不会产生厌倦的富足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就是我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消极的人在此之前，我还想先就心理学这门学问做一点说明。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心理学家，在讲话中就会常常涉及到这些东西。我希望你们从一开始就能理解，我所持的是一种深层心理学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心理分析学的观点。我想简单地提一下，可能你们中间许多人都知道，存在两种对于人类心理进行研究的方法。当今学院派的心理学研究主要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入手。换句话说，这种研究的对象必须是能够直接看到和观测到，从而能够衡量的有形事物。它认为那些无形的事物是无法衡量的，至少是无法足够精确地衡量的。心理分析学的方法不同，目标也不同。它对于人类活动和行为的研究不局限于那些可见的事物，而是要求深入了解行为的本质和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动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你可以描述一个人的笑容，笑是一个动作，可以用照片记录下来，也可以用面部肌肉的活动进行表述。但是你又十分清楚地知道，有各种不同的笑：商店里售货员小姐训练有素的笑；一个明明对你充满敌意但又要掩饰着敌意的对手的笑；一个久已想见到你、而今终于如愿以偿的朋友的笑……你能够分辨出上百种出于不同的心理状态而产生的笑。他们都在笑，但是表达的内容可有天壤之别。没有一架机器能够分辨这些区别，只有不是机器的人——比如你——可以做到。你不仅用你的头脑，而且还用你的心——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如此古老的说法——去观察。你用全身心去感受，你能感受到眼前的笑容。如果没有这种感受事物的能力，你的一生将会失去很多乐趣。再来看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一个人在吃饭。吃饭就是吃饭！可是你看看他在怎样吃？第一个人在狼吞虎咽，把面前的饭菜一扫而光；另一位坐在桌子前装腔做势，一看就知道是在卖弄自己合乎规范的作派，一点一点地吃掉盘子里的东西。还有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吃着，享受着那份食物，从吃饭中得到乐趣。我再来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在那里大叫大嚷，满面通红。你于是得出结论——他发怒了。他确实发怒了。但你再仔细地看看他，然后心里想：这个人到底怎么了（也许这个人你很熟悉）？你会突然意识到，他是害怕了，被什么吓住了，而他的勃然大怒只是对于自己内心恐惧的反应。再看得透彻一点，你又会发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地感到自己孤立无助和软弱无力的人，他什么都怕，实际上害怕生活本身。这样，你通过观察做出三个结论：他在发怒——他在害怕——他深感绝望。这三个结论都是对的，但它们分别达到了被观察者心理结构中的三个不同的层次。最后一个结论最深刻地说明了他的内心活动，而第一个结论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如果你只看到另一个人在对你发脾气，也许就会照样回敬他；若是你能够看出这不过是一个以愤怒来掩饰他的恐惧和软弱无力的人，就可能采取别的办法接近他。也许当你设法使他不再感到害怕以后，他的愤怒也就跟着消失了。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所感到兴趣的不是人类可以从外部观察的行为，而是一个人的内在动机，一个人的意图何在，他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意图，感兴趣的是一个人行为的质量。我的一位同事西奥多·里克曾经说过：“心理分析学家用第三只耳朵来听。”他说的绝对正确。还有一种大家都熟悉的说法，叫作能从书中字间的夹缝里看出名堂来。人们不仅能看到眼前的事物，还能透过它们看到更多的东西，能看见一个人的内心。而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不过是其内心的表达和显现，因此常常带有由其整个人格所决定的色彩。每一个具体的行为都只能出自一个具体的人，只有他而不是任何别人能使这一行为的细微末节带有某种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行为的原因。正如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一样。他们可能彼此相象，可能相互联系，但决不会完全相同。决没有两个人用相同的姿势举起一只手，或用相同的姿势走路，或以相同的姿势歪着头。有时你还没有看到一个人的脸，但从步态就能认出他是谁。一个人的步态和一个人的面孔一样可以做为他的特征，有时甚至是更明显的特征，因为步态比表情更难改换。我们可以用表情来掩盖内心，这是其他动物所做不到的。做过这番分析之后，我再来谈谈消费主义。我把它做为一个心理学的、更确切地说是心理病理学的问题来看待。你可能要问，这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消费者！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衣、食、住，我们需要并且使用了很多东西，而这种现象就称之方“消费”，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学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为了生存必须消费！但是且慢，就算你说的有道理，我仍然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为消费而消费的地步：这是一种被贪婪所驱使的消费，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着我们身不由己地去吃、去买、去占有、去使用的无生命价值的消费。做过这番分析之后，我再来谈谈消费主义。我把它做为一个心理学的、更确切地说是心理病理学的问题来看待。你可能要问，这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消费者！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衣、食、住，我们需要并且使用了很多东西，而这种现象就称之为“消费”，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学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为了生存必须消费！但是且慢，就算是你说的有道理，我仍然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为消费而消费的地步：这是一种被贪婪所驱使的消费，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着我们身不由己地去吃、去买、去占有、去使用的无生命价值的消费。现在你又会问：是这么回事吗？说到底，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多争得点东西么？要说有问题，就是挣的钱不够，想多添点东西本身并没有错……。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中间的多数人都会这么想。有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事情并不如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人得了肥胖症，体重早已超标。肥胖症的原因可能是内分泌失调，但更常见的只是由于吃得太多。这样的人总是东吃一点，西吃一点，尤其拒绝不了那些糖块，嘴里总得嚼着点儿什么。如果你再用心看一看，就会发现他不仅仅是不停地吃，而且是在被什么逼迫着吃，他不得不吃！就象有些吸烟者不能不吸烟一样。你也知道，有些人一旦真的忌了烟就会立即变得贪吃。他们往往会说，忌了烟的人都会自动发胖，以此来为自己的贪吃寻找藉口。而那些不想放弃抽烟的人也往往以此做为理由。为什么我们总是如此相信这些理由？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同样的理由去消费，在吃、喝、吸烟、购买物品中寻找表现自己的方式。医生们经常告诫说：如果不能有效地节制饮食和吸烟，就可能过早地死于心脏病。有些人接受了医生的忠告，戒掉了某些恶习。但是，他们却又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莫名的焦躁、不安、紧张和压力之中。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节制饮食、戒除吸烟可以使人们发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吃东西、买东西，不是为了需要吃和需要买，而是为了驱散心头的焦虑。发达的消费给他们提供了对付心灰意懒的好办法。许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觉得紧张或是压力很大，多半会自动地走到冰箱跟前，想找点儿什么吃的或喝的，使自己轻松一下，虽然也许当时并无任何胃口。这样看来，小吃浅酌有时能代替药物的功用，而食物和饮料总要比止痛片可口得多。一个被压迫着的人感到自己的内心是虚空的，感到自己象是瘫痪了一样，需要拄着拐杖才能行动。好象他身上有一个开关没有打开。如果此时他消费点什么，那些空虚、瘫痪和无力的感觉会暂时离开。这时他会感到：我到底还是个活人，你看，我吃进了一些东西，我不再是虚无了。他需要填充一些东西来驱散内心的空虚，他觉得自己微乎其微，只有消费能抑制这个念头。他成了一个消费人，一个被动的人。我在这里使用了“消极人”的概念。什么是消极？什么是积极？就让我们从这个概念的定义入手、从它们现代的，最为人所熟知的定义入手。积极的活动被理解为任何一种目标明确的、需要付出精力的活动。它可以是体力的，也可以是脑力的劳动。体育运动也包括在内，因为我们通常用一种实用的态度来看待它：参加体育运动既能增进健康，又能为国家赢得荣誉，本人更是名利双收。参加运动常常并不因为这一过程本身的乐趣，而是在于某些最后的目的。一个尽职尽责的人，我们就称他是“积极”的。在这个意义上，“消极”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我们就是消极的了。让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个人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外面的景色。他坐了五分钟、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他只是在呆呆地看着，什么也不做，使自己沉浸在目光所及的景物之中。我们大概只会觉得这个人很古怪，而根本不会认为这种“沉思”是积极的。再想象一个人在枯坐冥想（虽然在西方文化中这种现象是很罕见的），试图感受自身的存在。如果他有系统地、有规律地去冥想，每次可能要用几个小时。任何一个对这种冥想的知识毫无了解的人，都会把冥想者看成一个消极的人，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做。可是，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把哪怕是最后一点细微的念头逐出脑海，使思想成为虚无，达到单纯的存在。这对于你来说可能无法想象。哪天你可以试一试，只试两分钟，就可以知道是多么难于做到：这样那样的念头总是顽强地要钻进你的大脑，而你的大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吸收着。这种冥想在象印度和中国那样伟大的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幸在我们却不然。我们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干什么都要有目的，都要得到某种结果，达到某种目标。一旦有一次你试着忘掉这些目标，耐心地做一次上述的练习，你也许就会发现它真的能使你焕然一新。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现代观点认为，能够产生结果的行为是积极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消极的。把这一看法和关于我们如何消费的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消费“坏的富足”提供给我们的过剩的物质，那种看上去的积极就成为真正的消极。有没有一种创造性的积极，一种“好的富足”能让我们不仅仅做一个消费者呢？现代社会中的厌倦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近两千年来西方一些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歌德、马克思等人——对“积极”和“消极”所做的经典定义。他们一般认为积极是人类天生的活力，是人类肉体和精神的力量源泉。当我谈到人类天生的动力时，你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太理解，因为我们通常习惯地认为动力和能量都是机器而不是人所具有的。而且人类的力量也是主要用于发明和操作机器。我们对于机器的功能及发展潜力研究得越来越深，同时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神奇的精神潜力却了解得越来越少。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注：安提戈涅：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女主人公。］说过：“世上有无数神奇的东西，但没有一种比人更神奇。”这话现在已没有什么人相信了。一枚能飞上月亮的火箭看来比人类神奇得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自己发明和创造的东西比上帝创造的人更了不起。让我们重新回到关于人的意识和他的潜力的话题。人不仅具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还具有更深刻、更内在、更成熟的能力。比如爱和艺术的表现力。这些东西都是潜在的，等待着我们自己去开发。那些思想家们所认为的积极就是充满活力，它的意义就在于：开发和唤醒人类在通常情况下被掩盖和受到压抑的力量。我想在这里引用一段马克思的原文。你们在学校里都听到过马克思，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人士在宣传，舆论工具中也反复提到他。但在这里，你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与过去人们对他的认识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爱是一种积极的行为。现代的人却很少如此，他们不懂得爱可以创造一切，他们经常关心的几乎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被爱，而不是去给予爱。不是通过自己对别人的爱去唤醒他们的爱，去创造出某些新的，世上从未有过的事物。这样，他就会把被爱看成是一种机会，而要得到它就需要买进所有那些可能使你变得可爱的东西，从漱口水到精致的衣服再到昂贵的汽车。我必须承认一个不幸的事实：很多男人之所以被爱是因为他们的赛车。当然，这样的男人爱他们的汽车也甚于爱他们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常常看上去心满意足，但不久就会彼此感到厌倦甚至仇恨，因为他们都受到了欺骗，或至少感到受了欺骗。他们以为自己在爱，而实际上不过在装样。他们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爱。同样，当我们说一个人是“消极的”，我们并非因为他在那里静坐沉思，或是对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我们指的是他被一种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力量所驱使，他不能行动，而只能反应。当然，我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对某种刺激或某种情景做出反应。这些刺激和情景是我们熟悉的，一有适当的信号发出，就会激起特定的反应。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学会了将食物与铃声联系在一起，只要一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当它跑向食物时，它是非常“积极”的，但这种积极不过是对某一刺激的反射。在这里，狗的功能与机器相同。行为主义是这样认为的：人是一个被动的生物，给他某种刺激，他就会做出某种反应，就象在用老鼠、猴子和猫所做的试验中看到的一样。行为主义确信，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根据奖惩原则进行的。奖励和惩罚都是有力的刺激，人类对于它们做出的反应与任何动物可能做出的完全一致，就是去做那些可能得到奖励的、避免做那些可能受到惩罚的事情。他不一定真的要为某些事受惩罚，仅仅受到被惩罚的威胁就足够了。现在再来看看什么叫“被驱使”。比如一个醉汉，他大叫大喊，挥动手臂，显得非常“积极”。或者是一个我们称为“疯子”的精神病患者。这种人的情况在医学上称为“活动过度”。他认为自己能够拯救世界，到处发议论、打电报、写信件，忙个不停，显得异常活跃。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例子中动力来自酒精，而在第二个例子中是病人大脑中生物电流紊乱所致。虽然这两个例子的外在表现都是非常积极的。“积极”于是既可以仅仅做为对某种刺激的反应，又可以是形如激情，实为消极的“驱使”和“身不由己”。英语中“Passion”（激情）和“Passive”（消极、被动）分别来自拉丁文“Passio”和“Passivus”，两词的词干相同，在拉丁文中意为“遭受苦难”。这样看来，如果我们说某人是“充满激情”的，也许并不是对他的赞美。哲学家施莱艾尔马赫曾说“嫉妒是一种热心追求痛苦的激情。”其实不仅嫉妒如此，任何身不由己的激情都是如此，如野心、贪婪、权力欲、暴饮暴食等等。所有的嗜好都是造成痛苦的激情，都是消极的种种形式。在现代的意义中，“激情”具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因而丧失了它原有的纯洁性。我暂时不谈它的原因何在。如果人只能单纯地做出反应或身不由己的行动，这样的人就被认为——在经典的意义上——是消极的。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做出的反应永远是相同的，从来不会改变方向。一切都象是预先计划好的，都不会出乎意料，没有任何个人的特征、任何思维的活力可言。行为主义将人基本上做为机械看待，因而对人的估价也基本上符合机械的原理：某种刺激将引发某种反应。对这种现象所做的研究和发现，以及以这种现象为基础所拟定的种种解决方案，就是行为主义者们所称之为的科学。是的，这可能是一种科学，但不是关于人的科学，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决不会毫不走样的重复他前一次的行为。在每一时刻他都是不同的，也许不会完全不同，但至少不会完全相同。赫拉克利特对此有着同样的看法，他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因为河水是在不断地流着。我认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可能是一门科学，但不是关于人的科学，它更象是一门由异化了的研究者使用异化了的方法、以异化了的人为对象的科学。它或许能够照亮人类本性的某些领域，但却没有触及最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没有说明人之何以成为人。我想再举一例来说明积极与消极的区别，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工业心理学界中影响颇大。西方电子公司委派埃尔顿·梅友教授去该公司设在芝加哥的霍索恩分厂，试图找到一种使那里的非技术女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这些工人的任务是绕制电磁铁使用的线圈，当然是一种极为单调的、既不需要技巧、也不需要用心的工作。梅友教授认为，也许在上午和下午各拿出十分钟让工人们休息一下、喝杯咖啡，会对工作有所帮助。梅友向工人们解释了自己的试验计划，然后首先在下午实行工间休息。产量立刻上升了，所有的人都为这个方法能起作用感到高兴。梅友进一步在上午实行工间休息，产量又一次上升。劳动条件的改善使产量不断上升，看来梅友的理论已被实践所证明了。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试验可以就此为止，然后向西方电子公司建议：为了提高产量，每天牺牲二十分钟工作时间是合算的。但是埃尔顿·梅友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想知道如果将这些改善取消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取消了下午工间休息，产量依然上升！再取消了上午的工间休息，产量还是上升！这么一来，别人可能会耸耸肩膀，然后宣布试验无效。但同样的事实却使梅友心头一亮：这些工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了兴趣。绕线圈的工作依然乏味如前，但梅友向工人们公开了自己的计划，并请他们一同参加。他们认为自己参与了一个重要的试验，他们不仅是为资方效力，还为整个劳动大军做出贡献。梅友于是得以阐明：正是这种新鲜感和参与感，而不是两次工间休息和咖啡在起作用。这个试验使工业心理学产生了一个新的论点：人们在工作中倾注的兴趣比休息、提高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的改善更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我想在此强调出积极和消极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当西方电子公司的工人们对工作没有兴趣的时候，他们一直是消极的。但是当他们参与了一次试验，感到自己正在有所贡献时，他们马上变得积极，对自己的工作抱有全新的态度。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设想一个脖子上挂照相机的旅游者，他到了某个地方，看到了一座山，一个湖，一座古堡，或是一个艺术展览会。但他并不能专心去看眼前的东西，因为心里老在想着如何照相。对于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用胶片把这些景物记录下来，以便能够占有它，而并不是真实的景物本身。他把观光和照相搞颠倒了。有相片在手，就可以向朋友们显示自己的成就，或在十年之后藉此回忆自己当时身在何处。不过在这两种考虑中，都把做为人工产物的照片与它赖以成立的自然景物本末倒置了。很多旅游者根本无心观赏，只知道按动快门。一个好的摄影者总是首先试图以自身去感受景物，然后再用照相机来获取它。这样的预先观察是一种积极的做法。有些人（虽然人数很少）有意不将自己最喜爱的景色拍摄下来，恐怕照片会破坏他们的美好记忆。照片所记录的必然十分有限，而单靠回忆你会感到，昔日所见的那美好的景色在脑海中获得了新生。那种感觉再度出现，在你的头脑中历历如绘。它不是一种图解式的记忆，而是一种再创造。这种积极的活动，焕发、照亮和强化了我们生命的活力，相反就会使我们感到僵死、压抑甚至充满怨恨。想象一下自己接受邀请去参加一个聚会。你早已知道别人会说些什么，也明白自己将怎样回答。每个人将如何行事都是明确和预知的，就象自身处在一个机器的世界里。尽管如此，你还是去了，也许还会给人一种活跃的印象；你和其他人一样，这儿聊一会，那儿说几句，有时甚至还会激动一下。但当你回到家时，你觉得累极了，每一根骨头都酸痛。你的交谈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象一张旧的，快要磨穿了的唱片。目前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人们不完全承认、或者应该说不完全察觉厌倦是一种多么严重的苦难。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除非他能凭借自身的能力去参与一项积极的活动，去创造、去运用自己的智力，否则他就会感觉到厌倦。这是一种负担，一种障碍，一种他自己无法解释的使人瘫痪的力量，是一种最残酷的拆磨。这是一个新近出现的现象，但流传得很快。一个受到自己厌倦的摆布而无力挣脱的人会有严重的压抑感。您现在可能要问：为什么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厌倦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症以及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想答案十分简单：今天的人们能生产出许多东西，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对付厌倦。你可以吃止痛片，喝酒，参加鸡尾酒会，和老婆打架，去娱乐中心，或者沉溺于性爱，以此来暂时驱散厌倦，就象把垃圾暂时扫到地毯下面一样。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努力使自己对厌倦浑然不觉。但别忘了有时看了一个低劣的电影或是干了什么别的事，那种难受的感觉又会占上风。有时你会意识到，自已为了寻开心所做的一切都是些最无聊的玩艺儿。你不是在运用时间，而是去杀死时间。这时，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就会向你袭来。虚假的需求不仅是门外仅，就是许多科学家也持有这样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人类是根据生理需要而运转的机体。人有饥渴感，需要睡眠，需要性生活，等等。这些生理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就会产生精神的疾病和肉体的死亡。而需求一旦满足，则会一切正常。这种观点根本错了。即使所有的生理需要都得到满足，一个人仍旧可能不满足，不能求得内心的平静，甚至在心理上十分不健康。他所缺少的是能使他积极起来的活力。近几年来有人做过一些使人失去一切刺激的有趣试验。这些人被置于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中。温度和光照都是恒定的，食物从一个小洞中送进来。人在这种环境中有点类似子宫中的胎儿。几天以后，被关的人开始出现严重的病态倾向，多半是精神分裂。虽然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但这种消极的状态是一种心理上致病的因素，它可以使人疯狂。对一个胎儿来说正常的环境，可以使一个正常人失常（其实胎儿在母腹中也不象这些试验的接受者那样与任何刺激完全绝缘）。还有一种试验是使人不能做梦。我们知道人在做梦时会伴有眼球的快速活动，而试验者一发现试验对象的这种活动，就立即将他唤醒。接受这类试验的人也会很快出现病态。这说明做梦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即使在睡觉时，我们的神经仍在活动，如果这种活动被剥夺，人就会失常。动物心理学家哈娄在他的实验中，让猩猩去拆除一个复杂结构上的零件。哈娄不给它们任何奖励，也不以惩罚相威胁，却发现这些猩猩一连十小时饶有趣味地做这项工作。这表明了动物——特别是黑猩猩也可以根据兴趣而不是奖惩原则来行动。人类在三万年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艺术活动。今天的人往往贬低这些作品，认为那不过是用来达到某种巫术或魔法目的的东西。但是想一想我们在那些洞窟里看到的是多么精美和优雅的壁画呵！当然它们可能被用来记录狩猎的成绩，但难道这种实际的用途能用来解释它们的美吗？我们今天仍然在欣赏那些精美的壁画和陶罐、花瓶上的装饰花纹。如果只为了魔法和记数的目的，完全用不着制造如此精美的艺术品。这说明当时的人除了将其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实用考虑外，还另有兴趣：他们想通过创造得到积极的生活，想发挥自己的潜能。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布勒首次提出一种可称为“快乐功能”的观点，指可以带来快乐的积极活动。人们乐于从事某种活动、并不是出于对物的需求，而是因为这种运用自身能力来造出某些东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经历，一位杰出的意大利教师玛丽娅·蒙太索里认识到，在旧有的教育体系中，可以根据奖惩原则来训练孩子，但无法运用同样的原则来教育他们。很多人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检测和研究，结果表明：当学习过程本身能够给人以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时，学习的成绩就会变好。我相信，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运用自身内在的动力，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时，他才具有了真正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是占有、使用而没有存在，他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他就会退化而成为物。真正的乐趣来源于真正的积极；而真正的积极有赖于发掘和运用人的活力。我们不要忘记，勤于思考会促进脑细胞的生长。脑量的增长类似于通过额外的锻炼增强肌肉：如果不给肌肉施加它所习惯的以外的压力，它就总是保持原样，永远达不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现在，我想在我们关于富足的讨论中引入一些社会和经济的思考。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而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的阶段可能长达十几万年。没有决定性的一步和关键的一刻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完成，这是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现代人的祖先大约在六万年前完成了进化，与我们相似的“智人”，大约在四万年以前出现，而真正的现代人则出现得更晚。是什么使人区别于动物？不是直立的姿势。在类人猿的大脑远未发达之前，它们已经在直立行走了。同样也不是工具的使用。这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知的品质——自我意识。动物有的是对物的意识，意识到此物与彼物的区别，而当人类诞生时，却产生了对于本身的意识。他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和其他人的区别，意识到自己在思想和感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从未在动物的世界中发现类似的东西，正是这种特殊的品质使人成为人。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在出现后大约三万年中，都生活在绝对的艰苦和持久的短缺之中。他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还不知如何耕种。后来出现了新石器时期，这一伟大的进化大约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开始生产、制造物品。他不再依赖偶然拾到的东西和狩猎而生活，而是开始成为农夫和牧人。他开始生产出多于需要的东西，开始运用自己的远见、智慧和技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第一批农夫和他们使用的简单的犁今天在我们看来十分原始，但他们是不再完全依赖大自然喜怒无常的施舍的第一批人。他们开始运用头脑、想象力和自身的能量去影响世界、去为自己创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他们开始着眼于未来，并且第一次达到了一个相对富裕的状态。他们很快将农业和畜牧业的原始方法抛在后面。他们开始发展文化，建立城市。我所说的“相对的富裕”是指这样一种阶段：早期的贫困和短缺已被克服，但新的富足又十分有限，无法使人人有份。支配社会的少数人把最好的东西归为己有，多数人只能得到剩下的部分。虽然过于简单，我们仍旧可以说，相对富裕（或相对贫困）是新石器时期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今社会的规律。相对富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可以藉此发展文化，是建筑房屋、组织国家、资助哲学家等等活动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相对贫困的结果却是一小部分人不得不去剥削一大部分人。离开了大多数，经济无法发展，战争无法进行。战争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一旦有了值得从别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一旦人们建立了群体的生活，战争就成了一种制度。我们经常把自己参加战争的原因复杂化：“我们受到了威胁！”以此来说明战争的正义。其实，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新石器时代而产生的相对富足，一方面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战争和人剥削人。从那个时代起，人类就多多少少有些象生活在动物园中。这样，基于对人的观察而建立的整个心理学领域就必然出现了一种情况，类似于基于对动物园里的而不是对野生动物的观察而建立的生态学的情况。索里·米克曼观察了伦敦动物园中的狒狒，发现它们非常富于侵略性。开始他想狒狒的秉性如此，但后来另一些科学家通过对野生狒狒的观察所做的结论却并不如是。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和厌倦会使在自然环境中并不存在的侵略性发展起来。我相信人和动物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异常表现。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的处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而在我们的世纪达到了顶点：一夜之间，机器的力量取代了由动物和人类提供的自然力量。一个新的希望由此而生：如果能将这一伟大的力量纳入正确的轨道，则最终多数人都可以分享富裕的果实。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革命——工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机器不仅取代人的体力，还要取代人的思想，我所指的是以某种机器操纵其他机器和生产程序的控制论科学。控制论的急速发展使生产能力成倍提高，我们可以由此预言：如果不发生大量毁灭人类的战争和瘟疫，新的生产方法将会造成人人有份的绝对的富足。人类生活可能会受到生产过剩的干扰，但却永远摆脱了贫困、饥饿和暴力的威胁。现代社会不仅造出了物，也造出了对物的需求。我的意思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于物的需求永无餍足，总是在追求吃、喝和更舒适的住宅。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周围，你会发觉广告和装潢对于需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需求已经不是出于人本身，而是出于人以外的原因。当广告对一种过剩产品大肆宣扬时，一个本来过得不错的人也会觉得自己过于寒酸。在我们现存的制度中，创造利润是生存的条件，因此工业将毫不扰豫地去创造需求，然后再来满足它。目前的经济制度立足于最大量的产出和最大量的消费，而十九世纪时经济还是立足于尽可能的节省。我们的祖父辈认为购买自己无力偿付的东西是一种罪恶，而在今天这种作法已成为一种美德。相反，如果有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是从不欠债，反而会被人认为不正常。这种风气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我可以告诉你：无节制的消费将会造就出一种以商品做为宗教信仰的人。他对于天堂的解释大概就是一个硕大的、应有尽有的百货商店，并且他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不仅是他想要的，还要比他的邻人稍多一些的东西。这是一种综合症的一部分：他对自己价值的理解就在于占有的多少，而他如果想成为最好的，就不得不成为占有最多的。这种恶性循环产生消极、嫉妒、贪心；最终导致人内心的虚弱和自卑。他对于自己的估价基于他有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父权社会的危机我们已经看到，将消费做为生活的目的会导致挥霍无度和厌倦。而这一问题与一场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危机密切相关。由于我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这场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内在的原因上，因而对于它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我所指的就是家长制的、权力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危机。这种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使我想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瑞士学者巴霍芬。是他第一个系统地说明了，一切社会都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原则：女性或母权制的或是父权制的。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在旧约和罗马史里看到的父权制社会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在那里，父亲拥有和统治家庭。在原始的父权制法律中，妻子和子女同奴隶和畜群一样，属于父系家庭的财产。父亲对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想想今天的年轻人，我们会感到自己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但是不要忘记，父权制在大约四千年以来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统治着西方世界。在母系社会里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最受尊敬、被认做当然的一家之长的是母亲。父爱和母爱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种差异是十分重要的。父爱常常自然地成为一种有条件的爱，子女必须符合某些要求才能得到它。说到这里我请大家不要误解，我所说的父爱不是指哪一个父亲对自己子女的爱，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父亲最爱那个最符合他的希望和要求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一般是长子，但也有例外——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如果你看一看《旧约》，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最受喜爱的儿子，他因为服从自己的父亲而得宠，而且被赋予一个特殊的地位。在母系社会中，一个母亲平等地爱她所有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她的血肉，都需要她的照料。如果母亲只哺育那些服从她的孩子，大多数孩子就会饿死。你也知道，一个婴孩根本不可能完全照大人的意志行事。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只因为那是她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母系社会中没有出现等级制。以上是对巴霍芬理论的一个概述。在父系社会中，统治的原则是国家、法律等抽象的东西。而在母系社会中，所依靠的是使人结合在一起的自然联系。这种联系是明显的，不需要费力寻找和强迫实行。如果你有时间读一读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会得到一个完整而有趣的答案。这出戏剧记述一场战斗，一方是以克瑞翁为代表的父系社会原则，而另一个是以安提戈涅为代表的母系社会原则。对于克瑞翁来说，国家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违抗它的人都必须处死。安提戈涅却按血亲原则、按人性、同情心行事，把这些看得高于一切法律。按照今天的说法，克瑞翁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法西斯首领，极端崇尚权力，认为一切个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安提戈涅》以他的原则遭到失败而结束。这里还必须提一下宗教。从《旧约》起，西方的宗教就是父权制的。上帝被说成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服从的伟大统治者，而在佛教中就没有这样的权威人物存在。做为父权社会的必然结果是在人的内心意识中形成一个权威，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它是父系社会中父亲发出的命令和禁律在人内心的体现。当父亲不想让我做什么事的时候，他用不着说：“不许这么做！”我已经把父亲溶于自身，这个“内在的父亲”向我发号施令。弗洛伊德关于人在父权社会中造成的这种内在意识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但他错误地认为这种意识就是意识本身，而未能将它放在社会的条件中去观察。看一看非父权制社会的情况，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类型的意识。这里我不能也不想详细阐述，但至少想提出一点：确实存在与权力主义相对立的人道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植根于人本身，向人传达什么是好的，有利于他的成长和发展。它的声音常常是非常温和的，于是我们很善于忽略它。如果人们去倾听他们内心这种“健康意识”的呼声，就不会再去服从那些外在权威的命令了。我们的机体使我们具有生理的和心理的潜力，而“健康意识”的呼声指引我们发掘和实现这些潜力。在西方世界，我们经历了传统价值的解体。而这一解体，这一危机，在某些程度上与富足的问题有关。一个人被剥夺得越多，就越需要多一些服从，以使他不会与那强加给他的剥夺相抗争。别人告诉他：他被迫服从剥夺是有意义的、无可避免的，是上帝或是国家或是法律——或是别的什么或什么人——要求他的。如果没有绝对的服从，人们可能感到不再愿意继续被剥夺，那么，对于以剥夺和服从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所构成的任何社会来说，当然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当富足在不断增长时，必须接受剥夺和服从的信念就可能失去力量：我们有了想要的一切，为什么还要服从那个权威的命令？这就是当今社会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无疑来自新的生产方法。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所使用的是老式机器。工人们的唯一饭碗就是一份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服从。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生产越来越脱离过时的机械技能而向现代的控制技术转化。今天的工作要依靠集体的努力，并且使用很多能够自我纠正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服从逐渐让位于合作，旧有的监工和工人的关系也逐渐消失了。我并不认为现代的工作方法已经结束了异化和帮助我们取得独立，新的工作环境也不是如田园诗一般的愉快，我只是想提请人们注意与过去相比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父系的、权力主义的社会危机还来源于政治革命。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系列革命，虽然没有一次完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但都动摇了旧有的秩序。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实在的。在权力主义的伦理中不服从是唯一的原罪，而服从则是唯一的美德。亚当和夏娃所做的事情本身并不坏，相反，正是由于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实，才使人类的发展成为可能。但他们犯了不服从的罪，不服从也就成了原罪。现在，既然父权制已发生了危机，将来不管它垮台与否，人们对于原罪都会进行重新认识。除了中产阶级和工人的革命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妇女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有一些奇特的地方，但确实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妇女和儿童一样，曾被当做是丈夫的物品和财产，而现在，虽然她们在男人的世界中还在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但整个情况已经改观。所有的迹象表明。妇女革命将会深入下去，她们将继续规定、明确和挺身捍卫自己的权利。从本世纪中期开始，许多人——大部分是青年人——逐渐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社会是软弱无能的。这个社会自己证明了，它无法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较小规模战争的爆发，它不仅允许而且实际上在促进人类的自我毁灭。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毁灭自己的潜力。这种可怕的无能是任何完美的科学技术也无法掩饰的，而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成了引起父权制社会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一个社会富足到了能使人登上月球，却无法面对和减少人类湮灭的危险，那么，不论人们是否愿意，这个社会必然是无能的。对于威胁所有生命的环境恶化，这个社会也是无能的。饥谨在等待着印度、非洲和世界上所有的非工业化国家，而我们的回答只是几篇空洞演讲和故作姿态。我们奢侈如前，对其后果视而不见，使年轻一代动摇了对我们的信任。其实即使在西方世界里，享有富足的也只是一部分人。在美国，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林肯时代的社会分野在于自由人和奴隶，而今天在于过剩的富足和贫困。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富足的社会将继续统治世界，但是它已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传统和全新力量的挑战。信仰的危机：宗教的崩溃如果进行民意测验，多数人仍然会说自己信仰上帝。去教堂的人也会比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多得多。尽管如此，父权社会的危机已经对宗教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神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已在相当公开地谈论它。这种情况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而后来则发展得越来越快。宗教具有双重功能。因而它的垮台会给我们造成双重的损失。基督教的教义不仅向我们解释了自然世界的形成，也给我们规定了道德伦理的规范，这两种功能其实互不相干，因为如何解释自然界和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这里所说的是现在的情形，宗教的两个功能最初还是互有联系的。上帝单枪匹马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创造了世界。这在过去曾是一个相当巧妙的、令人信服的假设。即使你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相信世界和人类的发展是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你仍然会感到接受造物主的假设比接受复杂的进化论省力得多。达尔文主义对自然界的解释富于逻辑和雄辩，但是与我们的头脑所习惯了的东西相去太远。即使是在最原始的阶段，人类也总有一种对于世界本身和它的产生进行描述的需要。有一种创世说认为，人是由某一个被杀死的人所流的血造成的。但又认为只有勇敢的人如此，懦夫和女人是由那个人腿上的肉造的。这是一种被康拉德·洛伦兹发展了的古老教义，实际上想说明人具有杀人和嗜血的天性。如果人们因为不愿意将女人看成嗜血者而相信这个神话当然很好，但如果因此而将女人与懦夫归为一类就不大公平了。根据父权社会的偏见，女人比较麻木、胆小、无用和不现实，而现在这些说法已被证明完全是胡说八道。不仅如此，这些弱点恰恰是男人们经常具有的。许多女人都知道，当男人生病时是多么没出息。他们比女人更娇气，更需要别人的照顾。在种族歧视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男人对女人的这些说法就象白人说黑人的那些事情一样毫无根据。连弗洛伊德都说女人比男人麻木，我现在实难想象会有比男人更麻木的东西！以上所说是对宗教的第一种功能所做的一点脚注。在达尔文出现以前，一切都相安无事。但自从我们从这位科学家那里学会了用进化论来解释世界，对于上帝的概念就显得可有可无了。我已经讲过，门外汉比较容易把握上帝的说法，但达尔文以后的科学家却不再把创世看得那么神奇了。在进化论面前，“上帝”退居为一种流行的神话，关于创世和造人的故事可以是一种传说，一首诗，一种清晰地表达了某件事情的象征，但再也不是科学的事实了。宗教一旦丧失了解释自然界的说服力，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腿。剩下使它能够站立的另一条腿就是对于道德的宣扬。“爱你的邻居”，“爱陌生的人”，“爱你的敌人”，“卖掉你所有的东西，把卖得的钱给穷人”。如果一个人真的遵循这些教诲，在现代社会中他如何能够成功？这样的人是傻瓜，他只会被远远抛在后面。我们宣扬《圣经》的道德教义，赞赏利他主义，但是，“必须取得成功”的压力，不允许我们去实行这些教义。这里必须补充一句：依照我个人的观点，在当今的社会中不是完全有可能当一个好的基督徒，而又不致被饿死的，关键在于你的能力。你必须有勇气坚持真理，百折不回地去爱，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屈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伦理”使宗教丧失了另一条腿，它不再能够充当一个向人们宣讲价值观念的角色了。但是，看来人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完全脱离宗教。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他需要梦想、需要信念，以便使他的生活增添乐趣。现代的人对偶象崇拜已经不再感到兴趣，但在本世纪确实出现了一门新的宗教，我想称它做“技术的宗教”。这门宗教有两个主要的内容，其一是对于满足无休无止的需要的梦想。人就象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永远张开嘴吸吮给予他的一切。这是使我们变得懒惰和消极的穷奢极欲的天堂，技术使人们乐于食来张口，衣来伸手。另一个内容要复杂得多。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们就在竭尽全力去思索和探求自然的秘密，竭尽全力去控制自然。有这样一种愿望深深植根于人的头脑并成为他的动力：不再仅仅做自然的旁观者。而要做一个世界的创造者。很难十分准确地表述这种愿望，但如果极而言之，我可以说：是人类自己想成为上帝，想做一切上帝能做的事情，当第一个宇航员登上月球的时候，我们目睹那神奇而又壮观的场面，不是有点象某种异教的崇拜仪式吗？那个时刻标志着人类冲破了自身的界限而成为上帝。连基督教的报纸也认为，对月球的征服是创世以来的一次伟大事件。对于基督徒来说，谈论一件比道成肉身（Incarnation）［注：道成肉身：基督教基本教义和信条之一，即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第二位的圣子（道，亦即逻各斯）为拯救世人而降生，取肉身而成为人。］更重要的事件似乎有些不够谨慎，而在人们亲眼看到自己战胜了地心引力而开始走向无限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那些禁忌了。你们可能认为我有些夸大事实，其实我只是想引起你们对这一趋向的注意。有比登月引起了更热烈反响的科学事件吗？好象没有。实际上有更加神奇的科学成果，但人们往往无动于衷。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偶象崇拜正在兴起，技术或人自己成为新的上帝，字航员成了高级教士。当然，没有人承认这点，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基督徒，需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找一些掩饰。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新的宗教里面也还有一些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动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新的宗教并不宣扬任何道德准则，唯一的准则就是去做技术上可行的事，技术能力本身成了道德准则，成了道德的源泉。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上帝死了，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认为已有的道德全都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但如果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如果上帝不再是指导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实体，他们是否有可能不变成完全丧失道德的人？是否有可能再去寻求另外一种道德准则？如果悲观一些，答案就是否定的。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各国共同遵守两条国际公认的规定，一是不得杀害平民，二是禁止折磨和虐待行为。而今天，任何战争中都会有平民被杀害，因为交战各方已经不再接受任何对于使用武力的限制。而且，技术本身也不允许进行任何区分，我们按下电钮来杀人，分不出平民还是军人。我们根本看不见对手，也就用不着去同情和怜悯，而折磨和虐待在今天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人否认这一点，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是如何的普遍。我们可能不愿意说野蛮的风气在不断增长，但也很难否认人性和道德在日渐衰落。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一种新的道德准则在兴起，我们在青年一代为了和平和生活，反对战争和破坏的斗争中发现了它，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许多年轻人（并且不只是年轻人）宣称他们开始信奉新的、更好的价值观念，千百万人对于非人性的战争越来越不能容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的、信奉爱的道德准则开始站出来反对当今的消费社会。我们还看到了伴随着无数为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而出现的自我牺牲的政治信念。新的道德准则还有许多缺陷，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事情，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太极端了。佛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建立道德规范并不一定非要树立一个权威。这些规范不能是强制的，只有当它从人性中产生，并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中时，才能花繁叶茂。人不能脱离道德，那会使他们失去内心的平衡与和谐。但是他们如果总是被告知：你们必须服从，必须只顾自己的利益，必须去杀人，同情心会毁了你们，等等，那么就会在道德的表面下产生不道德。这种声音听得多了，他们就不再能够听到发自内心的人性的声音，他们就真的会觉得，一旦上帝死了，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让人类全面地发展青年一代，特别是激进派分子，在当前的道德危机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我所说的“激进派”不是那些自封的，认为任何暴力行为只要冠以“激进”一词就变得合理的极端分子。那些人只是乳臭未干的无知者，患上了列宁曾经说过的“左派幼稚病”。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是激进的，而且对于权力社会的伦理规范持有同样的态度。任何革命都要反对某种权威，但他们的矛头同时指向了植根于这种权威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使人们在不顾权威的命令而依靠自己的感觉、依靠人性行事时产生犯罪感，而这些年轻人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帮助人们摆脱这种犯罪感，同时努力寻找新的道德规范。这一代年轻人所具有的另一特点是诚实。他们不再象老一代那样总要为自己做的事寻找某种托词，不再自欺欺人。我们不敢承认“完全非人性的东西使我们异化”，因为这么一来就会把我们推向反抗的边缘。然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人具有正反两面，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人。对于忠诚问题，弗洛伊德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在他之前，我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待忠诚的价值，相信人们的“良好动机”。但在弗洛伊德发现和系统地研究了无意识之后，强调“良好动机”已无任何意义。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存心不良，与在自我意识中找一些理由将其掩饰起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确实如此，有些人用心险恶，但却是诚实的；另一些人同样用心险恶，却能在自己的意识中将其压抑下去，在真和善的伪装下更好地达到目的。自弗洛伊德以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有意识和“良好动机”负责，也要对自己的无意识负责。是行动而不只是言词代表我们说话，有时言词甚至不说明任何问题。我们不光是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得出这一结论，而是亲眼看到了谎言如何诱使我们陷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千百万人深信自己是为了忠诚而战，自愿地走向死亡。他们是谎言和空洞口号的牺牲品。我认为弗洛伊德这方面的学说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比所谓“性解放”重要得多。“性解放”也常常被认为起源于弗洛伊德，但我却认为它是一个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怂恿人们去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怎么能要求他们克制自己的性欲呢？在一个消费社会里，性也必然成为消费品。有许多产业是由于为性服务而开设的。许多钱用于保持性行为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代表了一种变化，但却不是一场革命，而且很难把它归咎于弗洛伊德。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是青年人不再对性生活负有犯罪感。如果权力主义的伦理声称性冲动是“罪恶的”，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成为永不枯竭的罪恶的源泉，因为人的构造决定了他们不能没有性冲动。对性的压抑导致犯罪感，而犯罪感又被用来维系权力主义的伦理。年轻人（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老年人）终于摒弃了这种犯罪感，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在消费社会的引导下，性不断地被用来掩饰人类之间的疏远。我们用肉体的贴近来掩盖人情的离异，但却无济于事。两个人之间真正和谐的情感接触可能与肉体的接触有某种联系，甚至可以来源于肉体的接触，并反复地以这种接触做为验证，但这两种接触毕竟是两回事。青年一代反对家长制和消费社会，却又屈服于另一种消费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吸毒。父亲母亲买汽车、买衣服、买首饰，而孩子们就吸毒。可能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原因促使他们吸毒，而且陷得越来越深，但是无论什么理由，依靠吸毒而生活是表现出了一种消极和懒惰。他们批评自己的父母是“消费人”，而今自己也以不同的方式重蹈覆辙。他们也是常常在期待着某些外在的东西，期待着毒品的迷幻，期待着性交的激动，期待着摇滚乐队强烈的节奏；希望这些东西使他们麻醉，将他们从地上托起，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忘却了自己，变得放荡和消沉。一个积极的人从不忘记自己，他就是他自己，并在不断成为他自己。他不断长大，变得成熟、老练。一个消极的人，如我刚才提过的，就象一个待哺的婴儿，他只知吸吮瓶子里的东西，什么也不用操心，这样的人从来不运用自己的心理力量，最后变得疲倦和嗜睡。这不是使人恢复精力的健康的睡眠，而是一种被无聊折磨得精疲力尽后的麻醉。你们又会说我夸大其辞，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这种感觉。帮助制造虚假需求的宣传机器也在喋碟不休地让我们相信，我们文化的高级阶段正是由这样的消费水平来体现的。在富足的、高技术的社会中，若要使生活保持健康和活力，还必须十分注重所谓业余时间。我们通常在懒惰中度过闲暇。打开电视机，整个世界社会呈现眼前；坐在方向盘后，一百马力的发动机使我们风驰电掣，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自己神力无边。我们必须了解人真正的需要，了解什么才能够使人变得积极。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闲暇”和“自由”的时间。人的历史最终将证明她是否走过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许多体面的葬礼上，死者的功绩被人一一历数，但并不能使我们逃避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曾经活过吗？我们现在活着吗？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还是按照什么人给我们规定的方式生活？我同意马克思和狄斯雷利［注：狄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1868年和1874-1880的年曾任首相。］的看法，他们认为奢侈和贫困同样有害。他们指的奢侈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剩的富足。如果想达到一个真正的、好的富足，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下我们生活和思维的方式。我深深知道实现这个改变将会多么艰难。很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做着美国梦，认为有朝一日他们有了美国人所有的一切，幸福的日子就来了。但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清楚，这些现代化的舒适条件确实使他们变得消极、易于操纵和没有人情味。过剩的富足只存于中等和高等阶层之中，而年轻的叛逆者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来自这种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巴甫洛夫有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试验：一只狗经过训练后对圆形产生得到食物的反射，而对椭圆形产生什么也得不到的反射。巴甫洛夫将那个椭圆形一点一点地弄圆，直到非常接近圆形，使狗难于分辨它。在这种相互冲突的条件下，这只狗很快显示出了典型的精神分裂征候，变得迷乱和焦躁不安。如果人去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也会患上心理上的疾病，我们必须绝对诚实地回答自己：什么是我们正在追求的冲突的目标？为什么它是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损害？这个问题无法用巧妙的言辞回答。每一个人都必须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你是谁？你的生命短暂、你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不去努力摆脱那无异于贫困和悲惨的过剩的富足，我们就会摧毁那本来可以繁花似锦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对于过剩和丰裕，对于好的和坏的富足的抉择，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十四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C．D．刘易斯（1904─1972） 十四行 作鸟的旅行，漫不经心地俯视 成片的沙漠，石头神沉没在沙中， 而海和陆拥抱在一片白色的梦里， 或跳出时间之外，总能重新开始。 或者像鸟定居，在颤巍巍的星星 和秋之浪花上作出忠诚的姿态 表示永远不变；或者浮游在 远离沮丧的波浪的一片海湾中。 这都是我们的愿望。可是，唉！飞鸟 为愚昧的目的感所蔽，盲目飞行， 她的重量对于玻璃般的平静 毫无印痕，她的家只是一筐风了。 行旅的我们被我们的路途编走， 我们定居，但也像羽毛落上时流。
第四章精神健康与社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第四章精神健康与社会精神健康的概念取决于我们的人性概念。在前一章，我力图表明，人的需要与感情来源于人的存在的特殊状况。人与动物共有的需要——饮食、睡觉、性满足——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需要根源于身体内部的化学组成和反应过程，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愈来愈强烈（当然，食物和睡眠的需要比之性需要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未满足的性需要，至少从生理角度讲，并不具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不过，即使全部满足了这些需要，也不足以使人精神健全、健康。精神健全、健康的条件在于人的那些需要和感情是否得到了满足，这些条件产生于人类处境的状况：人的需要与他人相关，需要超越，需有一个根，需要身分感，需要倾向及献身方式。人的七情六欲、他对权力的渴求、他的虚荣心、对真理的追求、恋爱及友爱的激情、他的破坏性和创造性，以及每一种促使他行动的强烈愿望，都来源于人类的特殊状况，而不是植根于弗洛伊德所制定的里比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解决生理需要的方法十分简单；而要解决纯粹社会的和经济的需要则非常困难。人的需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很多因素，最终（不是至少）得看其社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以及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如何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源于人类存在的特殊性的基本心理需要，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否则，人就会精神失常。这种情形正如人的生理需要必须满足，否则，他就会死去一样。不过，满足人的心理需要的途径却多种多样，各种方法的差异与精神健康的各种程度之间的差别相当。如果某种基本需要得不到完全满足，人就会精神错乱；如果满足了，但令人不满意（这是指从人类存在的本性角度考虑），结果便是神经症（无论是明显的神经症或是以社会决定的缺陷形式出现的神经症）。人必须同他人发生关系。但是如果这种关系是以共生或异他的方式形成的，他便会丧失独立性和完整性；他会虚弱，感到痛苦，变得敌视他人，或者情感淡漠。只有当他以友爱的方式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时，他才能感到在保持自身完整的同时，与他人结合在一起。只有在生产劳动中，他才同自然发生关系，与自然结合成一体，又不被自然所淹没。人只要仍然同自然、母亲、部族保持着乱伦式的扎根关系，就无法发展自己的个性及理性，就仍然是为自然所俘获的无法自助的猎物，并且，他也决不会感到同自然结合成了一体。只有当他发展了理性和爱的能力，只有当他能按照人道的方式来体验自然界和社会之时，他才会感到自在、安全，才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用不着说便很清楚，在两种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破坏性会导致痛苦，创造性能带来幸福。我们也很容易便能看到，只有那种建立在体验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的身分感才有力量，而一切以集团为基础的身分经验都会使人不能自立，从而使人虚弱。归根到底，只有当人达到了理解现实的境地，他才能使这个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如果他。生活在幻想之中，他就绝不能改变产生幻想的条件。总之，我们可以说，精神健康的概念正是来自人类生存的状况，这种说法不仅适合于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健康的特点是：有爱与创造的能力；能够脱。离同部族及土地的乱伦关系；有自我身分感，这种身分感来自自身的经验，即自己是力量的主体和主动者的经验；能理解自身之内及之外的现实，即能够发展客观性及理性关于精神健康的这种概念，从本质上讲，与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所规范的标准不谋而合。这种巧合在某些现代心理学家看来，似乎就能证明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心理学的前提，不是“科学”，而是哲学或宗教的“理想”。显然，他们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文化产生的伟大学说都是以对人性的理性洞察力、以人的全面发展的状况为基础的。这个结论看来也与这样的事实相一致：尽管地域千差万别，历史存在不同的时期，“已觉醒的人们”却能在各不相干、互不影响的条件下，给人以同样的教诲。埃赫那吞①、摩西、孔子、老子、佛陀、以赛亚、苏格拉底、耶稣等，都为人类生活定出了同样的规范，这些规范大同小异。①埃赫那吞（公元前1375—1458）：埃及法老，宗教改革家。——译注对于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来说，要接受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的思想，就得克服一个特别的困难。他们仍然根据19世纪唯物主义的哲学前提来思维，这项前提认为，所有的心理现象都必须以相应的生理、肉体过程为基础，并是这些过程的结果。弗洛伊德的基本哲学倾向也是在这种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而他认为，他在“里比多”中发现了人类感情的生理基质；而本书所提出的人的相关需要以及超越需要等理论，则没有相应的生理基础。本理论的基础不是肉体的东西，而是与世界、自然、人相互作用之中的人的整体品质，是来自人类生存状况的生活实践活动。我们的哲学前提，不是19世纪的唯物论，而是将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人的基本经验资料。如果我们考虑到有关人类进化的概念的问题，那么，我们关于精神健康的概念便引起了一个理论难题。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在几千年前形成了真正“原始”的文化，开始了人类历史；此时，人的理性发展还没有超过最初级的阶段，他的倾向参照系同现实、真理还没有多少联系。当原始人只是缺乏精神健康的品质之时（这些只要通过进一步进化，便可获得），难道我们可以说他精神不健全吗？确实，有一种答案可以轻易解答这个问题。这个答案便存在于人类进化与个人进化的明显类似的情况之中。假使一个成年人的态度和倾向如同一个一个月大的孩子，我们肯定会把他划为重病人或者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那一类人；而一个月大的婴儿有同样的态度，则是很正常、健康的，因为这种态度与他的心理发展的阶段相一致。因此，我们可以像弗洛伊德一样把成人的精神病描述为一种固结于或退回到本来属于进化过程的早期状态的一种倾向；就人本该达到的进化状态而言，这种倾向已经不适用了。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人类，如同婴儿一样，以一种原始的倾向开始了自己进化的历史，一切与人类进化的完全状态相一致的人类倾向形式，都是健康的；而“固结”及“倒退”，这些代表着人类已经经历过的早期进化状态的倾向，都是“病态的”。这种解答引人注目之点在于，它并不是只考虑到了一个事实。一个月大的婴儿还不具备成熟态度的生理条件，他绝不可能像成人那样思维、感觉或行动。与此相反，千万年来，人具备了成熟的一切生理条件；在这漫长的时间中，他的大脑，身体各部的协调官能、体力都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进化完全在于他向下一代传送知识的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积累知识的能力。人类进化是文化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机体变化的结果。如果我们把最原始的文化中的婴儿放到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之中，他也会像这个文化中的其他孩子一样发展、成长，因为决定他的发展的唯一因素是文化因素。换句话说，一个月大的婴儿（无论在什么文化条件下）都不可能像成年人那样精神上成熟；从原始发展阶段起的任何人，要是条件具备的话，都会进化到顶峰，成为一个完人。因此，那种认为原始的、乱伦的以及不通情达理的人是处在一个正常的进化阶段的说法，同认为婴儿同样也处在一个正常的进化阶段的看法不是一回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文化的进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可见，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完全满意的对问题的解答。从一个立场出发，我们可以谈论缺乏精神健康；从另一点来看，我们也可谈及发展进化的早期阶段。不过，这种困难只有在我们对付问题的最一般形式之时，才显得特别大；而当我们一接触到我们时代的具体问题时，问题就不那么复杂了。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个性化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充分发展了的成熟个人，才能最有成效地利用自由；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发展自己的理性，以及爱的能力，他便无力承担自由和个性的负担，就会试图逃避自由。退回到扎根于国家、种族的虚幻关系的行动都是心理疾病的表征，因为这种退缩并不与人已经达到的进化状态相一致，还因为，退缩的原因正是病理现象。无论我们谈论“精神健康”，还是讨论人类的“成熟发展”，我们都应看到，精神健康以及成熟的概念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只有经过考察“人类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必需和需要之后，我们才能获得。因此，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以个人是否“适应”社会为前提来给精神健康下一个定义；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先看社会是否适应人的需要，社会的功能是促进还是阻碍精神健康的发展，然后再根据这一情况来下定义。一个人是否精神健全，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取决于他所处社会的结构。健全的社会能拓展人具有的爱人的能力，能促使他创造性地工作，发展他的理性与客观性，以及使其具有基于自己的生产力的经验的自我身分感。不健全的社会则造成人们相互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供他人利用与剥削的工具，剥夺了他的自我身分感，而使他成了顺从、屈服于他人的人，或者变成了一个机器人。社会可以具有两种功能：它可以促进人健康地发展，也可以阻碍人的进步。实际上，大多数社会都具有这两种功能，问题只是，社会对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程度和方向怎样。关于精神健康和社会功能的这种观点（即我们需要客观地给精神健康下定义，社会既促进人健康发展，也使其畸形发。展的观点），不仅与上述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发生了矛盾，也与另外两个观点针锋相对。下面我就这两个观点作一番讨论。第一种观点，肯定也是当今最流行的观点，想使我们相信，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生活方式”，与人性最根本的需要是一致的，适应了这种方式就意味着精神健康与成熟。于是，社会心理学不是成了批评社会的工具，而是成了现状的辩护士。这种观点中包含的“成熟”与“精神健康”的概念与工业工人以及商业雇员的满意态度相一致。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关于适应的概念。斯特雷克对感情成熟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成熟便是指坚持干一项工作的能力，能干比要求多的事，可靠，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地执行一项计划，能够在一个组织内或在权威领导下同他人一道工作，有能力作出决定，有生活的意志，具有灵活性、独立性，能宽容别人。”①很清楚，斯特雷克在这里所描述的成熟，是当代社会大组织中好工人、好雇员或好士兵的美德；这些美德是招聘雇员广告中通常提到的雇员必备的品德。对斯特雷克以及其他许多有类似想法的人来说，成熟与适应社会的能力相等，他们从不提这种调节生活的方式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与此相反，从霍布斯到弗洛伊德却持有另外一种观点，即认为人性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可改变的矛盾，这一矛盾来自所谓的人的非社会本性。弗洛伊德认为，人受到两种生物冲动的驱使：渴望性快乐与渴望破坏。人的性欲望系指完全的性自由，即能得到所有他认为满意的女人。“人通过经验发现，性爱（生殖器官的爱）使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因而性爱就成了一切幸福的原型。“于是，人必定要“继续沿着性关系的道路，去寻求他的幸福，把肉欲变成生活的中心”。②人的自然性欲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同母亲乱伦，这种作法的性质导致了父子之间的冲突和仇视。弗洛伊德说道，禁止乱伦的作法“也许对人的性爱生活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创伤“，从而强调了性爱生活的另一个方面。③①见Ｅ。Ａ。斯特雷克所著《母亲的儿子》，费城、纽约，Ｊ。Ｂ。利平柯特出版公司，1951年。②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③同上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没有，或者极少有满足这些基本欲望的限制。这与卢梭的观点相吻合。原始人可以充分表现出侵略性，原始社会也没有限制性冲动满足的规定。“实际上，原始人根本不知道有约束本能之事。……文明人用他的某些幸福机会换取了部分‘安全感’。”①弗洛伊德一方面继承了卢梭关于“幸福的野蛮人”的观点，另一方面，又采用了霍布斯关于人的基本仇视态度的说法。弗洛伊德问道：“ＨｏｍｏｈｏｍｉｎｉＩｕｐｕｓ（人之与人犹如狼之与狼）；在自己生活和历史的证据面前，谁有勇气来反驳这种说法？“②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侵略性有两种根源：第一，固有的破坏欲望（死亡本能）；第二，文明对本能欲望强加的挫折。人可以通过超我，把一部分侵略性引向自己，少数人可以将性欲升华为友爱，但是，侵略性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人总要互相竞争，互相攻击，不是为了物质东西，就是为了“在性关系中获得特权，这就在本该相互平等的男女关系中造成了最深的积怨和最强烈的敌意。我们可以设想通过使性生活完全自由的方法除去这些积怨和敌意，使家庭这一文化的细胞不再存在；但是，事实上我们却不能预见到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不过，我们却可以肯定一件事：不管如何引导，人性的特征都无法抹去。”③正由于弗洛伊德认为，爱从本质上讲是性欲，他便不得不提出爱与社会内聚力相矛盾的主张。他认为，从本性上讲，爱具有自我中心及反社会的特点，团结一致感及友爱都不是人性固有的原始感情，而是目的被抑制了的性欲。①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②同上。③同上。弗洛伊德提出了关于人的看法，认为人生来便具有渴求无限的性满足的愿望，具有破坏性。以此观点为基础，他势必会描绘出一幅文明与精神健康及快乐必然冲突的画面。原始人是健康的、快乐的，因为他的基本本能没有受挫，但是他缺乏文化的赐福。文明人比较安全，享有艺术与科学，但是他必定会患神经症，因为文明生活使人的本能不断受挫。在弗洛伊德看来，社会生活与文明同人性的需要根本对立，人所面临的，是一种悲惨的选择，即他必须在以无限的本能满足为基础的快乐和以本能挫折（本能挫折导致了神经症及其它形式的精神病）为基础的文化成就之间，作出一种选择。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是本能受挫的产物，因而也是精神病发生的原因。弗洛伊德关于人性从根本上讲具有竞争性（反社会性）的概念，与我们在许多著作中所见到的那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便是人的本性的见解完全一样。弗洛伊德关于恋母情结的理论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这种假设相信，父亲和儿子争夺母亲之爱，存在着“天然的”敌对情绪，有着必然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儿子生来便有乱伦的欲望。弗洛伊德完全顺着这条思路提出了另一种看法：每一个人的本能促使他渴望在性关系中获得特权，这一愿望因而导致了深深的敌意。我们不难看到，弗洛伊德的整个性理论是在人类学的前提下形成的，这个前提便是：竞争与相互仇视乃人生来就有的本性。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说明了这条原则，提出了“生存竞争“的理论。经济学家，比如李嘉图以及曼彻斯特学派，将这条原则移植到经济学领域。后来，在同一个人类学前提影响之下，弗洛伊德主张这条原则也适合于性欲领域。弗洛伊德的基本概念是“性欲的人”，上述经济学家的基本概念则是“经济的人”。无论“经济的人”也好，“性欲的人”也好，都是一种十分方便的虚构概念；这些概念所称的人性——孤独、非社会、贪婪以及竞争——使得资本主义看起来就是一种完全适应人性的制度，从而叫人们不要去批评它。“适应的观点”以及霍布斯—弗洛伊德关于人性与社会存在必然冲突的观点，都包含着一个护卫当代社会的意思，两者都带有片面性，曲解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此外，两者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不仅同部分地由社会造成的人的非社会方面发生冲突，而且同人的最有价值的品质相冲突；社会压抑而不是促进了这些品质。要对社会与人性的关系作客观的考察，就必须顾及社会对人的促进和抑制这两方面的影响，考虑到人的本性以及源于本性的需要。由于大多数作家强调了现代社会对人的积极影响，在本书中我就不多说了，而将重点放在似乎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现代社会的致病作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三章人类状况——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关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第三章人类状况——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关键·人类状况·人的需要——生存条件的需要。一、相关性与自恋性二、超越——创造性与破坏性三、根性——友爱与乱伦四、身分感——个性和顺从性五、倾向性与献身方式的需要——理性与非理性人类状况人，就其身体及生理机能而言，属于动物王国。动物靠本能及特有的活动方式行事，而特有的活动方式则是由遗传形成的神经结构所决定的。在动物发展的等级中，越高等的动物，其活动方式就越具有灵活性，而在出生时，结构上的适应性也就越不完全。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较高等的灵长目动物具有相当高的智力，即能够运用思维来达到希望的目的，这就使它们大大超过本能所规定的活动范围。但是，尽管它们在动物王国中进化程度较高，在它们身上仍然保持着同它种动物一样的某些基本的存在因素。动物按自然的生物学法则“生活”，它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从来没有超乎自然之上。它没有道德心，没有自我及其存在的意识，没有理性（如果我们所谓的理性是指透过感知的表面现象，理解表面下的实质的话），因此，动物没有真理的概念，即使它可能知道什么是有用的。动物的生存是动物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的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自然条件对动物不构成经常性的威胁，不会迫使它为生存而艰苦奋斗；而是说自然装备了动物，使它能对付遇到的情况，正如自然使植物种子能利用土壤、气候等条件一样，在进化的过程中种子逐渐适应了环境。在动物进化的某一点上，发生了一次独特的突破，这种突破可以同物质的首次出现、生命的首次诞生以及动物的首次出现相比。在进化过程中，当行为不再主要由本能所决定，对自然的适应不再具有强制的性质，行动不再受制于遗传所赋予的机制之时，这一新事件发生了。当动物超越了自然，超越了生物的纯粹被动的地位之时，当它（按照生物学上的说法）成了最不能自助的动物之时，人便诞生了。此时，这种叫人的动物靠直立行走的姿势将自己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他的大脑发育远远超过了最高等的动物。人的诞生过程可能持续了几十万年，然而重要的是，一个全新的种属出现了，超越了自然，生命有了自我意识。自觉、理性与想象打破了动物生存的特征——“和谐”，使人成为怪异的东西，宇宙的畸形物。他属于自然，受制于自然法则并无力改变这些法则，但是，在其它方面，他却超越了自然。他属于自然却又与自然分离；他是无家的，却又将自己拴在他与其它生物共同居住的家中。他在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抛在了这个世界上，又偶然地被强行从世界上除去。由于人有自我意识，他意识到自身的无力和生存的极限。他看到了自己的末日——死亡。他从来就没有从自身存在的二元中解脱出来：他无法摆脱他的思想，即使他想这么做；只要他活着，他就无法摆脱他的肉体——而他的肉体也使他想活下去。理性，是人之福，也是人之祸。它迫使人永无休止地去解决那无法解决的问题——人的两分法问题。在这一方面，人的存在不同于所有其它的有机体，它处于一种经常的、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态中。人的生命不可能以重复他的同类的生活方式来度过，他必须主动去生活。人是唯一自寻烦恼的动物，他感到自己被逐出了天堂。人是唯一发现自己的生存是一个问题的动物，他不得不去解决这个无法逃避的问题。他不能回到人类之前那种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他必须着手发展他的理性直到他成为自然的主人，他自己的主人。无论从个体发生学还是从种族发生学上来考虑，从本质上讲，人的诞生都是一个否定性事件。他缺乏对自然的本能适应，缺少体力；同所有其它动物相比，他在出生时最不能自助，而且需要更长时间的保护。一方面人丧失了与自然的统一体性，另一方面他也不曾被赋予在大自然之外谋求新生的手段。他的理性是最初步的，他不知道自然的历程，也没有什么手段来代替失去的本能。他群聚而居，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他人。的确，《圣经》上的天堂神话把这种情况说得十分明白。在伊甸乐园中，人与自然完全和谐相处而不知自己身为何物。当他第一次反抗命令自由行动之后，便开始了人的历史。接着，他意识到了自己、他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他的无助。他被逐出了天国的乐园，两名天使用火红的剑封住了他的回程。人的进化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他失去了原来的家——自然，再也不能返回，再也不能重新成为动物了。他只有一条路可走：从他自然的家完全超脱出来，去寻找一个新家——一个他创造的家。他把世界变成了一个人类世界，使自己真正成了人。靠这种方法，他创造出了一个新家。当人——人类的整体以及人类的个体——诞生之时，他就被扔了出来，从一个像本能一样确定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不确定的、无常的和开放的境地，在那里，只有过去是确定的，将来的死亡是确定的（这实际上是回归到过去那种无机物的状态）。因此，人的生存问题是整个自然界中独一无二的事了。可以说，他脱离了自然，又在自然之中。他是半神半兽的生物，部分无限，部分有限。他不断需要找到更新的办法来解决生存中的矛盾，找到更高一级的形式来与自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相结合，而这种需要就是他的精神动力的来源，也是他的各种感情、爱恋以及焦虑的源泉。动物只要满足了生理需要——饥饿、干渴与性的需要，它就满意了。人既然也是动物，也必然有这些需要，也同样必须得到满足。但是，他既然是人，只满足本能需要并不能使它完全快乐；这些满足甚至不足以使它健全。对人的精力作最细致的考察分析的着眼点，应是人的独特状况；对人的精神的理解，应建立在分析人类需要的基础之上，而这些需要又来源于他的生存状况。于是，人类整体以及人类个体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诞生问题了。就个人而论，肉体的出生，绝不是看起来那样，具有决定性和独特性的举动。由子宫内到子宫外的生活，诚然是一次重大变化，但是从多方面看，生下来的婴儿与未出生的婴儿没有什么区别，他感觉不到外界事物，不能养活自己，完全依赖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的帮助，他就会死亡。实际上，出生的过程仍然在继续。孩子开始认识外界的东西，作情绪上的反应，去抓东西，协调自己的动作，学走路。但是，生的过程仍在继续。孩子学说话，学会了解东西的用处和功能，学会与他人作比较，学会躲避惩罚、得到赞扬与喜爱。渐渐地，这个日益成长的人学会去爱，去拓展理性，去客观地看世界。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力量，获得自我感，为了完全的生活，克服感官的诱惑。按照习惯说法，从广义上讲，出生只是生的开始。个人的整个一生不是别的而是自己不断诞生的过程。的确，我们在死亡之时就应当完全诞生——虽然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却是在生之前便死了。根据已知的关于人类进化的知识，我们应该像理解个人的出生那样，来理解整个人类的诞生。当人跨过了最低限度的本能适应的某种门槛之后，他便不再是动物了。但是，他像初生的婴儿一样不能自助，不具备生存的能力。随着人类的第一批成员的出现，人便诞生，而人类历史正是这种诞生的全过程。人用了千万年的时间才踏出了人类生活的第一步，经过了巫术万能的自恋、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阶段直到开始形成良心、客观观念以及友爱观念。四千多年以来，人形成了一种完全诞生、完全自觉的幻觉。埃及、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希腊以及墨西哥的古圣先贤们都大同小异地表现出这种幻觉。从根本上讲，人的诞生是一种否定的行动，他被迫与和谐共处的自然分离，被抛到了这个世界上，他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境地。这一事实意味着，生的过程绝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他每向这种新的存在迈进一步，都会感到担忧和害怕，也就是说，他总是放弃已经熟悉的安全状态而追求尚无把握的新境地。毫无疑问，要是婴儿在割断脐带那一刻能够思维的话，他大概会体验到对死亡的恐惧。仁慈的命运使我们免除了这第一次恐慌。但是，我们每新走一步，每达到一个新的诞生阶段，我们又会感到害怕。我们从来都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指脱离子宫，脱离动物生存的形式而进入更具人味的存在；另外一种倾向是，返回子宫，回到自然，回到肯定和安全的地方。人类的个体和整体历史证明了，进步的倾向比后退的倾向更强有力；但是，精神病的发生以及那种试图倒退到显然在几代人前就已经放弃的立场的现象表明，每一次新的诞生的同时，也有着激烈的斗争。①①正是从人的这两种倾向中，我知道了弗洛伊德关于生存和死亡本能的假说核心。我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认为，向前的与后退的本能冲动所具有的力量，并不与生物本能相一致，通常的情况是，人越大，向前的生存本能的力量也就越强。人的需要——生存条件的需要人必须在倒退与前进之间，在退回到动物生存与达到人类存在之间，作出一个选择，人人都逃不脱这种选择。任何倒退的意图都是痛苦的，都必定导致苦难与精神病，导致生理上死亡或精神上的死亡（精神错乱）。人每前进一步都会感到恐惧和痛苦，直到他达到了某一点，他才不那么害怕和怀疑。这种两极倾向决定着除了生理需要（饥、渴、性）之外的人的一切主要需要。人得解决问题，他永远不能安稳地停留在顺应自然。我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认为，向前的与后退的本能冲动所具有的力量，并不与生物本能相一致，通常的情况是，人越大，向前的生存本能的力量也就越强的被动状态。不是他的肉体，而是他生存的独特性决定着他的最激烈的感情和最迫切的需要。人本主义精神分析（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关键也在于此。弗洛伊德在探寻了产生人的感情和欲望的基本动力之后认为，他已经在里比多中找到了这种基本动力。但是，尽管性动力及其衍生物多么强而有力，它们绝不是人内在的最强的力量，在这些方面的挫折也不是精神错乱的原因。推动人的行为的最强有力的力量来自人类生存的条件，即“人类状况”。人无法静态地生活，因为他的内在冲突促使他去寻求一种心理平衡，一种新的和谐，以替代那种已经失去的与自然合一的动物性和谐。在满足了动物性需要之后，他又受到他的人的需要的驱使。他的肉体告诉他应该吃什么，该躲什么，而他的良心则告诉他哪些需要应该培养、满足，哪些需要应该让它枯萎、消亡。饥饿与胃口是人生来就有的肉体机能，而良心则是潜在的，需要人与各种原则的指导，这些原则只是在文化成长的过程中才得以发展。人的所有感情和奋斗精神都表现出人为寻求生存答案所作出的努力，或者说，表现出人为了避免精神错乱的努力（顺便一提的是，精神生活的真正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发疯，而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想逃避神经错乱）。精神健康的人与神经症患者都受到需要的驱使去寻求答案，唯一不同的是，前者与后者相比，前者寻求的答案与人的整体需要更加一致，因而更有助于发挥人的力量，使人获得快乐。所有文化都给人提供了一种特定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某些解答占了支配地位，因而某些奋斗精神和满足愿望较为突出。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有神论或无神论的宗教，都表现出解答人类生存问题的努力。最优秀的与最野蛮的文化都具有同样的功能——所不同的仅仅是解答的好坏而已。脱离文化模式常轨的人与顺应文化的同胞一样，都是为了寻求解答。他找到的解答比文化提供的解答或者要好些，或者坏些——但对于人类生存所引起的同一基本问题来说，总是一种解答。假使我们说，宗教表明了人寻求人类生存问题的解答所作出的努力，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文化都是宗教性的，而每一种神经症也是一种个人形式的宗教。的确，产生精神病以及潜藏于艺术与宗教背后的巨大能量，绝不能看作是受挫或升华的生理需要的产物；这些能量是人为了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努力。如果说理想主义是指满足人的特殊需要，满足那些超越有机体的生理需要的奋斗精神，那么，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人人都无法不当理想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一种理想主义是好的、完善的解答，另一种是坏的、具有破坏性的解答。至于要决定哪种好，哪种坏，则必须依据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以及对支配人性发展的规律的了解。什么是来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和感情呢？一、相关性与自恋性人从那种标志着动物存在的与自然统一的原始结合中分裂出来。由于他既有理性，又有想象，他意识到了他的孤独与分离、他的无力与无知，以及生与死的偶然性。如果他找不到与同胞相连的新联系，以取代受制于本能的旧联系，那么，他一刻也不能忍受这种存在状态。即使他所有的生理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他也会觉得这种孤独与孤立状态像个牢笼，他必须打破牢笼以保持精神健全。实际上，神智错乱的人，就是那种完全无法同他人建立任何联系的人，即使他没有受到有形铁窗的监禁，也是个被困在无形牢狱的囚犯。与他人联合在一起，与他人相关连的需要，是人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是否满足决定着人的精神健全问题。这种需要存在于人表现出来的各种亲密关系、全部感情的后面，从广义的角度讲，这些关系和感情就是爱。人可以通过几种途径来寻求并达到这种联合。他可以用顺从的方法来与这个世界成为一体——顺从于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或者顺从于上帝。以这种方法，他超越了个体存在的分离性，而成为那大于他自身的某人或某团体的一个部分。在顺从于权力的关系之中，他体验到了自我的存在。另一种克服分离的可能性，则在相反的方向：人可以用控制世界的方法，使他人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使自己与世界相结合，也就是用统治的办法来超越自身的个体存在。不论顺从，还是统治，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共生关系。这两种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与自由。他们相依为命，并互相获得生存的力量，满足相互亲近的渴望；但是，他们却缺乏内心的力量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和独立；再者，他们还不断地受到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敌意的威胁，而这种敌意正是共生关系的必然产物①。顺从感（受虐狂）或者统治感（虐待狂）这两类感情的产生，都不能导致满足。这两类感情都具有自我推动力，而且，由于顺从感，或统治感（或占有感，或名利思想）无论增加多少都不能给人以自我身分感，因而人们的顺从和统治的欲望也愈来愈强烈。这些感情最终将导致失败，而不会有其它结局。这些感情的目的是形成一种结合感，这目的却正好破坏了人的完整性。受到任何一种这类感情驱使的人实际上成了依赖他人的人，他没有发展自身的个性而是依附于他所顺从的或所统治的人。①如果读者想了解有关共生相关性的详细分析，请参阅作者所著《逃避自由》一书，莱因哈特出版公司，纽约，１９４５年。——译注人身上只有一种感情能满足人与世界结合的需要，同时还能使人获得完整感和个性感，这样感情就是爱。爱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自身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结为一体。爱就是体验共享与交流，它使人充分发挥自己的内在能动性。爱的经验使幻想的需要不复存在。人无需抬高他人的或自己的形象，因为主动地与人共享和互爱的现实使人超越了个体化的存在，同时，也使人体验到，自己也会产生爱的动力。重要的问题是爱的品质如何而不是爱的对象是谁。爱，存在于人类团结一致的体验之中，存在于男女的性爱之中，存在于母爱之中，也存在于人的自恋之中；爱，存在于联合统一的神秘经验之中。在爱的行动中，我与万物结合成一体，但我又是我自己——一个独特的、独立的、有限的、终有一死的人。确实，正是在分离与结合的两极中爱诞生，并再生。爱便是我们所说的人的能动性的一个方面：人与他人，与自己，与大自然的那种主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关系。在思维王国，这种能动性表现为用理性恰当地把握住世界。在行动王国，这种能动性表现为创造性工作，最具典型的便是艺术和工艺。在感情王国，这种能动性表现为爱——在保持自身的完整与独立的条件下，与他人、与大自然相结合。在爱的经验中，出现了一种似非而是的情形：两个人合二为一，又一分为二。从这个意义上讲，爱绝不是只限于爱一个人。如果我只爱一个人，不爱其他人，如果我对一个人的爱使我与我的同胞更加疏离，那么，我可以从各方面依恋于这人，但这决不是爱。如果我能说“我爱你”，我的意思是说：“我爱你身上的整个人性，所有活着的东西；我也爱你中的我。”这个意义上的自恋是自私的反面。自私，实际上是对自己过度关注，它产生的原因是缺乏对自己的真正的爱，它的目的是给这种缺乏以某种补偿。爱，又矛盾，又不矛盾。一方面，它使我更加独立，因为它使我感到更坚强、更幸福；另一方面，它又使我与所爱的人结合成一体，似乎在一刹那间，我的个性也不复存在了。在爱中，我有了这种体会：“我便是你。”你是——被爱的人，你是——陌生人，你是——一切有生命的物体。创造性的爱总是伴生着各种态度：关心、响应、尊重与了解。如果我爱他，我必须关心他，也就是说，我主动关心他的成长与幸福，而不是一个旁观者。我响应，就是说，我对他的需要——他说出来的需要，尤其是说出口的需要——作出反应。我尊重他，就是说（根据“尊重”的原意），我“按本来面目看”他，不受自己的愿望与畏惧等偏见的影响，客观地看他。我了解他，我透过他的外表，进入了他的本质，把我自己的本质、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同他联系在一起。②①如果需要了解这些观点的详细讨论情况，参阅我的著作《自为的人》，莱因哈特出版公司，纽约，1947年。②在希伯来文的ｊａｄｏａ和德文的ｍｅｉｅｎ与ｍｉｎｅｎ这些词中，“爱”与“了解”意思等同。平等的创造性的爱，可以称之为友爱。母爱关系则是一种不平等的爱（母爱，在希伯来文中为ｒａｃｈａｍｉｍ，源自ｒｅｃｈｅｍ＝子宫）；孩子不能自助，因而依赖母亲。孩子为了成长，就必须愈来愈独立，直到他不再需要母亲为止。因此，母子关系又是矛盾的，又是不矛盾的；从某种意义说，是悲剧性的。母爱，需要母亲付出强烈的爱，而正是这种爱，必须用来帮助孩子日益成长，脱离母亲，完全独立。对母亲来说，在这种分离过程开始之前爱她的孩子，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在爱孩子的同时，又让孩子脱离自己，并希望孩子脱离自己，却是件大多数的母亲。。无法办到的事。性爱涉及另一种动力（“性爱”在希腊文中为。。ｅｒｏｓ，希伯来文为ａｈａｗａ，源于词根“〔感情〕洋溢”）：同他人融合与结合的动力。友爱是指所有人之母；母爱是对子女的爱，以及对所有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之爱；而性爱则是对一个人，通常是对异性的爱，是一种希望与异性融合成一体的强烈欲望。性爱以分离开始，完成于合一之际。母爱以合一开始，而导向分离。如果母爱满足了合一的需要，这就意味着毁了孩子，使他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因为孩子需要脱离母亲而独立出来，而不是永远同母亲联系在一起。如果性爱缺乏友爱，仅仅受到融合愿望的推动，这种性爱便是没有爱情的性欲，或是反常的爱，如受虐狂或虐待狂的那种“爱”。人只有在考虑到他无法与他人发生任何联系情况所产生的后果之时，只有当他懂得自恋的含义时，他才能完全理解与他人相关联的需要。婴儿唯一能实在经历到的，就是他的肉体及其需要——生理需要以及温暖与爱的需要。他还没有那种区别“我”与“你”的经验。他们仍然处于一种与世界一体的状态。这是他的个性感与现实感觉醒之前的一体状态；存在着的外部世界不过是些用以满足他自身需要的食物与温暖，而不是可以实际地、客观地加以了解的某人或某物。弗洛伊德称这种倾向为“原始自恋”。在正常发展过程中，随着对外界现实认识的日益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将“我”与“你”区别开来的鉴别感的发展，这种原始自恋状态逐渐消失。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感知水平，这时，事物和人被看成不同的特殊实体。这一认识为说话的可能性打下了基础，因为要叫出东西的名字，必须先把它们当成个别的、分离的实体来加以认识。①这种变化要经历较长的时间，直到孩子从感情上克服自恋情绪时为止，因为孩子长到七、八岁时，孩子才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来体验他人的存在，即开始爱，也就是说，（按照沙利文的阐述方式，）②他开始感到他人的需要与自己的需要同样重要。③原始自恋是一种正常现象，与儿童生理及心理发展相一致。不过，自恋也存在于生命的后来各个阶段（弗洛伊德称之为“继发自恋”）。假使成长着的儿童无法发展爱的能力，或者再度丧失爱的能力，那么，就会出现“继发自恋”。自恋是所有严重心理疾病的本质所在。对于自恋的人来说，世上只有一种现实，即有关他自己的思想过程、他的感情及需要的现实。他不去客观地体验或感知外部世界，即是说，他不认为外部世界是按照自身的方式、条件及需要而存在着。我们可以在各种形式的神经错乱症中看到自恋的最极端形式。神经错乱的人失掉了同世界的联系，他退缩到了自己之中，他无法体验到物质现实以及人类现实的客观存在，而只见到自己内心活动力所决定的、所形成的一切。他对外界世界不作任何反应，即使有所反应，他也不是。依据世界的现实来作出反应，而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过程来反应。自恋是与客观、理性及爱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人如果完全不能将自己同世界联系起来，他便是神经错乱，这一事实又向我们指出了另一事实：与外界保持某种形式的联系是任何健全生活的条件。不过，在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只有创造性的联系——爱——构成了使人既保持了自己的自由与完整，同时又与同胞相结合的条件。①比较让。皮亚杰在其著作《儿童的世界概念》中对这一点的讨论。②参阅Ｈ。Ｓ。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诺登出版公司，纽约，1953年。③这种爱通常是针对孩子的同龄儿童，而不是指对父母的爱。那种认为孩子在爱其他人之前，先“爱”自己的父母的想法，应当被看成是想当然的幻想。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父母亲是依赖和恐惧的对象，而不是爱的对象。就其性质而言，爱的基础是平等与独立。如果我们把对父母的爱与充满深情然而却是被动的依恋，与乱伦固结，与习惯上的或畏惧性的顺从区别开来，那么，对父母的爱（如果要发展的话）则是在后期而不是童年才得到发展，虽然（在有利条件下）我们可以在较早的年龄发现这种爱的萌芽（沙利文在其《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中，更激烈地讨论了这一观点）。可是，很多父母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的反应是这样：公开地或者以取笑这一更有效的方式，来表示他们对孩子的第一次真正爱恋的不满。他们有意或无意间表现出来的妒忌，对于孩子发展爱的能力来说，是最大的障碍。二、超越——创造性与破坏性与相关需要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类状况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人作为生物又必须超越这种被动的生物状态的问题。人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被抛到了这个世界上，又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被世界除去。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植物或有机物没有什么两样。可是，由于天赋的理性和想象，人不能满足于充当被动的生物角色，不满足于任人摆布的地位。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着他，去超越生物角色以及存在的偶然性、被动性，而成为一个“创造者。”人可以创造生命。这确实是他与其它生物都有的神奇特质，但是人不同，他自己就能意识到，他是被造者，也是创造者。人能创造生命，更恰当地说，女人能创造生命——她生孩子，照顾孩子，直到孩子长大成人，能够管理自己。人——男人和女人——能从事各种创造活动：播种，生产物品，创作艺术，创立概念，彼此相爱。通过创造，人超越了自己的生物地位，超乎存在的被动性和偶然性之上，而进入了有目的的、自由的王国。人的超越需要是爱、艺术、宗教以及物质生产的源泉。创造的先决条件是活力与关心。人要创造必须对所创造的东西先要有所爱。如果人不能创造，如果人不能爱，那他又怎么解决自我超越的问题呢？对于超越的需要还有另一种回答，即：如果我不能创造生命，我至少能毁灭生命。毁灭生命也使我超越了生命。确实，人能毁灭生命，就跟他能创造生命一样，都是神奇的本事，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是无法解释的奇迹。在毁灭的行为中，人将自己置于生命之上，他超越了自己的生物地位。由于人被迫超越自我，他的最终选择不是创造，就是毁灭，不是爱，就是恨。毁灭意志所具有的庞大力量正像创造的动力一样，来源于人的本性。我们从人类历史上看到了这种毁灭性，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我们也惊心地目睹着人的毁灭行为。我们说，人能发展自己的主要潜力去爱，去思维，并不意味着我们相信了人本善的天真说法。破坏性是人的次要潜力，只要有人存在，就有这种属性，它的强度和力量同人的任何感情一样有力。①但是，破坏性只是创造性的替换物（这是我的主要论点）。创造性和破坏性、爱和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两种本能，它们是对超越需要所提供的两种解答。当创造的意志无法满足之时，破坏的意志就会抬头。不过，满足创造的需要将会导致幸福，而破坏则会对人，尤其是破坏者本人，造成痛苦。①我在这里系统地描述的看法与《自为的人》中所说的并不矛盾。在《自为的人》一书中我写道：“破坏性是人消除过去生活痕迹的作法的结果。”在本书阐述超越概念时，我只是想特别说明：是人性中消除过去生活痕迹作法的那一个方面导致了破坏性。三、根性——友爱与乱伦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开始脱离他的自然的家，开始割断他与自然的关系。然而，正是对这种断绝他感到害怕；如果人失去了自然的根，他又处在何处？他又是谁呢？他会处在孤立无援的地位，没有家，也没有根；他无法忍受这种孤独无助的地位。他会发疯。只有在他找到人类的新根时，他才不需要自然的根；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自在。如果我们在人身上发现了一种深切的渴望，渴望不割断与自然的联系，不割断与自然，与母亲，与血缘以及与土地相分离的感情，我们会感到奇怪吗？最根本的自然关系是孩子同母亲的关系。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开始了生命，在子宫里停留了比大多数动物长得多的时间；就是出生之后，孩子仍然不能自助，完全依赖着母亲，而这种无助与依赖的时间，也大大长于任何动物。在生命的头几年中，母子之间不存在完全分离的问题。母亲满足了孩子的全部生理需要必不可少的温暖和爱抚的需要；她不仅生了他，还继续给他以生命。母亲的关心，不在于子女对她做了什么，不在于子女必须履行什么义务，这种关心是无条件的给予。她关心他，因为这新生命是她的孩子。孩子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头几年中体验到，母亲是生命的源泉，是无所不包的、保护的、滋养的力量。母亲就是食物，就是爱，就是温暖，就是大地。得到母亲的爱就有了生命的活力，就有了扎根的地，也就感到安全、自在。正像出生是离开保护一切的子宫一样，成长意味着脱离母亲的保护范围。不过，尽管成年人与孩子的情况迥然不同，成年人渴求保护的愿望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他仍然不忘孩提时代的情境。成年人能够独立，照顾自己，对自己，甚至对他人负责；而孩子则还不能做到这一切。但是，我们也看到，生活日益错综复杂，我们的知识支离破碎，成年的生活反复无常，我们也犯了许多不可避免的错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一切情况，我们会发现，成人的处境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与孩子的处境大不一样。每一个成人都需要帮助、温暖与保护，这种需要的方式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孩子，在许多方面又与孩子类似。一般的成年人都深深渴望得到那种母亲曾经给予过的安全感和实在感，这难道是怪事吗？除非他找到了新的扎根方式，否则他决不会放弃这种强烈的渴求，这难道是预料之中的吗？在精神病理学中，这种拒绝脱离母亲那无所不包的轨道的现象，屡见不鲜。最极端的形式，都是返回母亲子宫的渴望。一个人如果完全被这种欲望纠缠住，可能会呈现出精神分裂的症状。他就会像婴儿那样感受、行事，甚至连小孩子的最基本的功能都不会。我们在许多较严重的神经症患者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渴望。不过这种渴望是以压抑的方式出现在梦中，或者在症状及行为上显现出来。那种想继续留在子宫里的强烈欲望，与人格的成人部分，即希望过正常生活的思想倾向相冲突，就产生了这种压抑的欲望。在梦中，这种渴求以象征方式呈现出来，诸如在一个黑洞里，在单人潜艇中，深入深水里，等等。这类人的行为反映出一种对生的恐惧，对死的妄想（在幻想中，死便是回到子宫，回到大地母亲）。在有些人身上，这种对母亲的固恋不那么严重，他可以允许自己被生下来，却害怕迈出诞生的第二步——断奶。滞留在这一阶段的人渴求着母亲般的爱抚、哺育以及保护。他们永远依赖他人，在失去母亲般的保护之后，就感到害怕、不安全，而如果有慈爱的母亲或母亲化身存在之时（无论实际存在，或幻想存在），他就乐观、主动。我们从人类进化中，也可找到与这种个人生活的病理现象相当的东西。这种现象最明白地表现为普遍存在的禁止乱伦的习惯，就是在最原始的社会中，也有乱伦禁忌。乱伦禁忌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并不是由于性的原因，而是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人要诞生，要进步，就必须割断脐带，克服想同母亲保持联系的强烈愿望。乱伦的欲望，不是来自母亲的性吸引，而是一种希望留在或者回到安全的子宫，或者返回滋养一切的胸膛的渴求，这种渴求根深蒂固。这种乱伦禁忌不是别的，正是那两个手持火红宝剑的天使，他们守卫着天堂的入口，阻止人返回个人存在形式之前的那种与大自然合为一体的状态。然而，乱伦问题不仅仅限于对母亲的固恋。同母亲的关系只是所有给人以扎根感及所属感的自然血缘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而已。无论血缘关系是按照什么系统建立的，血缘关系都可以延伸到所有与血统有关的人、家庭和家族以及后来的国家、民族、教会等。一个人依赖于家庭、家族、国家、民族及教会，感到自己扎根其中，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脱离他们的孤独个体。不属于同一团体的人被看作是外人、危险分子，因为他不具备只有这个团体才有的人性。弗洛伊德认为，对母亲的固恋是人类（种族与个人）发展的关键问题。按照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对母亲的强烈固恋感情来源于母亲对孩子的性吸引力，是人的本性。他认为，继续发展的性欲使固恋情感在人的后期生活中持续存在。他将这种假设与他所观察到的父子对立情绪联系到一起，得出了一种独创的解释，即“俄狄甫斯情结”（“恋母情节”）。他把儿子对父亲所持的敌意，解释为儿子同父亲争夺性对象的结果。弗洛伊德虽然看到了对母亲固恋的情感的巨大重要意义，他对此所作出的特殊解释却削弱了这项发现的力量与意义。他把成人的性感情投射到了儿童身上；他认为，有着性欲的小男孩本来受到最亲近他的女性的性吸引，只是在同父亲所处的三角关系中，由于对手（父亲）的绝对权力，他才被迫放弃他的欲望，他一直不能从这种挫折中完全复原。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对观察到的事实所作的难以理解的理念化解释。在强调乱伦欲望的性特征的同时，他将孩子的欲望解释为本身便具有理性的东西，而回避了真正的问题：儿子同母亲的非理性感情联系的深度和强度，想回到母亲的怀抱，仍然成为她的一个部分的愿望，以及对完全脱离母亲状态的恐惧。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由于父亲作为对手而存在着，乱伦愿望无法实现；现实情况则是：乱伦愿望与成人生活的所有要求形成了对照。由此可见，恋母情结理论既承认了又否认了人渴望母爱。这种重要现象极力强调乱伦的争斗精神，就等于承认了同母亲的联系的重要性；将乱伦欲望解释为性欲望，就否认了这种联系的感情上的（也就是真正的）含义。对母亲的固恋也可能是性固恋（这种情况无疑存在），这是因为爱恋过于强大，影响到了性欲，而不是因为性欲是固恋产生的根源。对其对象来说，这样的性欲是极不专一的。一般说来，这种性欲恰恰是帮助青年人脱离母亲的动力，而不是把他同母亲紧紧系在一起的力量。我们在观察固恋改变性冲动的正常作用的情况时，应当考虑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对母亲的性欲望是阻止试图回到子宫的那种欲望的防御机制；后者会导致神经失常和死亡，而性欲则至少与生命一致。另一种可能是，通过近乎现实生活的幻想（即让恰当的器官进入阴道），来解除对子宫威胁的恐惧感。①另外一种值得考虑的可能性是，孩子同母亲性交的幻想，并不具有成人性生活的性质——自觉、快感、主动，而是被动的，孩子感到甚至在性领域，自己也被母亲所征服，所占有。除了表明较严重病理的这两种可能性之外，我们还发现了由母亲勾引而刺激产生的性乱伦欲望的例子，这种欲望虽然表现出了对母亲的固恋，却并不能表明某种严重的病理。①例如，这种情形可以在梦中这样出现：梦者先发现自己突然置身于一个洞窟之中，他感到恐惧、窒息，同母亲性交之后，他才感到某种宽慰。弗洛伊德本人歪曲了自己的重大发现，其原因可以归结到他同自己母亲的关系这一不解之谜。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所处时代风行的严峻的家长式作风的影响，而弗洛伊德自己也完全具有这种家长式作风。母亲从爱的对象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被推了下来，父亲取代了她的位置，被当成影响孩子感情生活的最重要的人物。在家长制倾向已经没有什么努力的今天，当我们读到弗洛伊德的下述这段话时，我们会感到几乎令人难以相信。弗洛伊德写道：“在孩子的童年生活中，我找不到有什么比寻求父亲的保护更强烈的需要了。”①1908年，在提到他父亲之死时，他写过类似的话：父亲之死“是人生中最大的事件，最大的损失”。②这样一来，弗洛伊德便把实际上属于母亲的位置给了父亲，而把母亲贬低为发泄性欲的对象。女神被变成了妓女，父亲则被提升到了宇宙中心人物的位置。③约翰。雅各布。巴赫芬，这位比弗洛伊德早一代的天才，曾经看到这种同母亲的联系在人的发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④因为他没有受到那种就固恋母亲的情感所作的理念化解释的限制，他对事物便能作出更深入、更客观的讨论。在有关母系社会的理论中，他提出，人类在进入父系社会之前，经历了一个母系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同母亲、血缘以及土地的联系，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关联形式。如上所述，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中，母亲是家庭、社会生活以及宗教的中心人物。尽管巴赫芬的很多历史构想不一定站得住脚，毫无疑问，他揭示了为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忽略了的一种社会组织和心理结构，因为这些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往往从父权倾向出发，认为社会曾经由女人而不是男人统治的说法荒唐可笑。不过，有充分证据说明，希腊和印度在北方部族入侵之前，曾经有过母系社会结构的文化。神话中女神数目庞大、职位较高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事实（例如威伦朵夫的维纳斯，莫亨哥—达罗的母亲神，伊西斯、伊西塔尔、瑞亚、库伯勒、厄普尔的蛇神，阿卡德的水神阿依、德墨忒尔，以及集生命与死亡为一体的印度女神加里，等等）。甚至在许多当今还存在的原始社会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以母亲血缘形式或母系氏族婚姻形式组成的母系社会结构的残迹；更重要的是，即使在社会形式已经不再是母系结构的社会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类似母系社会的那种与母亲、血缘和土地有关的联系。①引自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②引自Ｅ。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和著作》，基础书籍出版公司，纽约，1953年。③弗洛伊德从心理学中来抨击母亲形象的作法，正如路德对宗教所作的一样，更恰当地说，弗洛伊德是新教的心理学家。④参阅巴赫芬：《母权与原始宗教》，Ｒ。马克思编，Ａ。科革力出版社，斯图加特，1954年。弗洛伊德在乱伦固恋中只看到了消极的、病理的因素，而巴赫芬则清楚地看到了对母亲依附的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面。积极方面是一种对生命、自由以及平等的肯定感，这种肯。定感遍及母系社会的整个结构。因为人是自然之子、母亲之子，因此，他们相互平等，有着同样的权利与要求；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便是生命。换句话说，母亲爱孩子，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比那个孩子好，这一个满足了她的期望，那一个没有，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孩子；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一样，都有同样的权利获得她的爱及照顾。至于母系结构的消极方面，巴赫芬也看得很清楚：人与自然、血缘、土地的结合，限制了他的个性及理性的发展。他始终是个孩子，无法进步前进。①巴赫芬对父亲的作用也作了同样广泛深入的解释，他也指出了父亲的作用的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如果解释并发挥一下巴赫芬的观点，我们可以这么说：不生孩子（我这里说的，当然是指怀孕与分娩的经验，而不是指纯理性的知识——精子也是创造孩子所必需的），而且也不负有哺育孩子任务的男子，比女子更远离自然。正因为男于不那么固定于自然，他被迫发展他的理性，建立一个由概念、原则及人造的东西构成的人为世界。这个世界取代了自然，成了生存与安全的基础。孩子同父亲的关系不及他同母亲的关系那么密切，因为母亲在孩子的早年生活中起到了无所不包、保护备至、爱抚周全的作用，而父亲则从来也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相反地，在所有的父系社会中，儿子同父亲的关系，一方面是顺从，另一方面则是反抗，因而这种关系本身就包含着永远无法解释的矛盾因素。对父亲的顺从不同于对母亲的固恋。后者是自然关系，是固结于自然的关系的继续；前者是以权力和法律为基础的人为的东西，因而不像同母亲的关系那样具有强迫性，那样有力。母亲代表着自然及无条件的爱，而父亲则代表着概念、良心、责任、法律与等级。父爱不同于无条件的母爱（因为他们是她的孩子），父亲所最宠爱的是那些最符合他的期望的孩子，最适合继承他的财产与事业的孩子。①在过去一百年中，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哲学，都利用了母系结构的这两个方面，这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马克思主义学派热烈欢迎巴赫芬的理论，因为他指出了母系结构中固有的自由、平等成分（参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在巴赫芬的理论埋没了许多年之后，纳粹哲学家出自相反的理由，也对巴赫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对巴赫芬指出的母系结构中的另一个方面，即血缘、土地对人的非理性束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父爱与母爱的重要区别；在同母亲的关系中，孩子无法节制或控制母爱。母爱像是一种天惠；如果母爱存在，便是一种幸福，如果不存在，则不能由人创造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没有克服对母亲的固恋的人，往往试图通过患神经症或幻想的途径来获取母爱。他们使自己显得不能自助，让自己患病，或者从感情上回到婴儿阶段，靠这些方法来达到目的。他们幻想，如果我能使自己变成不能自助的孩子，母亲势必会出现，来照顾我。在另一方面，同父亲的关系则是可以控制的。父亲希望儿子长大成人，负起责任，有自己的思想，当一名建设者；或者（并且）要服从，伺候父亲，像父亲。不论父亲对儿子的期望是着重在儿子的成长或是强调顺从，儿子都有机会获得父爱，做父亲希望的事，来博得父亲的欢心。总的说来，父亲情结的积极方面包括理性、纪律、良心和个。性；消极方面是等级、压制、不平等以及顺从。①。①这些消极方面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人物克瑞翁身上表达得最明白不过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父亲式的与母亲式的人物同道德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在关于超我的概念中，只提到了父亲同良心发展的关系。他认为，由于受到竞争对手父亲要阉割他的威胁，小男孩感到害怕，于是，他便把父亲——确切地说，父亲的命令和禁令——转变成了良心的构成成分。①不过，我们看到，世上不仅有父亲般的良心，也有母亲般的良心；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去尽职责，也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去爱，去原谅——爱自己，爱别人，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确实，两种良心最初都受到了父亲式的及母亲式的人物的影响，但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良心变得愈来愈脱离原始父母形象，愈来愈独立；这就好像，我们成了自己的父亲、母亲，也成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内心的父亲告诉我们“你该做这，不该做那”。要是我们做错了事，他会责骂我们；如果我们做对了，他会表扬我们。与此同时，我们内心的母亲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说话，她仿佛说道：“你父亲骂你是对的，不过你也不要把他的话当真了；不管你干了什么，你都是我的孩子，我会爱你，会原谅你。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和幸福。“父亲和母亲以不同的语言说话，实际上，他们说的，似乎刚好相反。不过，责任的原则与爱的原则之间的矛盾，以及父亲般的良心与母亲般的良心之间的矛盾都是人类存在所固有的矛盾，人得接受矛盾的双方。只听从责任命令的良心以及只听从爱的指示的良心，都是歪曲的良心。内心的父亲和母亲的声音所说的，不仅针对人对自己的态度，也涉及人对他人的态度。他可能会用父亲般的良心来评判他人，但是同时，他必须听听他内心的母亲的声音，内心的母亲感到应该爱所有同胞，爱所有活着的人，原谅一切越轨行为。①①在《自为的人》一书中，我讨论了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的相对特征，区分了权力主义的良心和人道主义的良心，人道主义良心是一种声音，它使我们想到了自己。在继续讨论人的基本需要之前，我想简单描述一下根性的各个阶段，尽管这种描述似乎打断了本章的主要思路。婴儿扎根于母亲，处于历史婴儿期的人（从时间上讲，历史婴儿期仍然是一个最长的时期）仍然扎根于自然。虽然他从自然脱颖而出，自然世界仍旧是他的家；他的根仍然在这里。他试图回归到自然，与自然、动植物的世界合而为一，从中找到安全感。我们可以从很多原始神话和宗教仪式中，清楚地看到这种紧抓自然不放的努力。当人把树木、动物当成偶像来加以崇拜之时，他是在崇拜自然的特别个体。这些个体是有力的保护力量，对它们的崇拜也就是对自然本身的崇拜。当个人把自己与它们联系起来时，个人作为自然的一个部分，便有了身分感与归属感。人与其生活的土地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一个部落常常不仅是由血缘凝聚在一起的，共同享用土地也是部族存在的原因。血缘和土地的结合产生了力量，为部族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家，为个人的行为制定了一个规范。①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犹太教和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概念中父亲式的原则和母亲式的原则各自的分量，那是非常有趣的事。上帝发了洪水，因为除了诺亚，其他的人都是邪恶的，发洪水的上帝代表着父亲式的良心。上帝带着同情心对约拿说：“在那个伟大的城里，60万人尚不能区分左手、右手，数不清有多少头牛羊。”这个上帝就像原谅一切的母系一样。我们可以从犹太教和基督教尤其是神秘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清楚地看到上帝所具有的父亲和母亲功能的两极性。在人类进化的这个阶段，人仍然感到自己是自然世界、动植物世界的一个部分。只有在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自然界完全脱颖而出之时，他才试着划一条明确的界线，把自己与动物世界区别开来。温尼巴哥的印第安人的信仰说明了这一种思想。这些印第安人相信，最初，一切生物都还不具有固定的形态，都是中性生物，即可以变成人，也可以变成动物。后来，到了某个时候，它们才决定完全变成动物或人。从那以后，动物一直是动物，人一直是人。①阿兹占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们认为，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之前，世界上只居住着动物，直到主神格查尔科阿托的时代，才出现了人。某些墨西哥印第安人现在还有着同样的感情，他们仍然相信，某一种动物相当于某一类人。毛利人也相信，某一棵树（人出生时栽下的树）相当于一个人。在很多宗教仪式中，人把自己打扮成某种动物，或者给自己选择一个动物图腾，从而把自己与动物等同起来，这些都是上述那种思想的表现形式。①这个例子取自保尔。拉丁所著《原始世界中的上帝和人》，苏黎世，莱茵出版社，1953年。人与自然的这种被动关系同人的经济活动相一致。他起初只是一个收集食物的人，一个猎人，要不是他学会了使用原始的工具，利用火，他与动物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在历史的进程中，他增长了技能，与自然的关系也从被动转变为主动。他发展了畜牧业，学会了种地，艺术和工艺技能不断提高，同外国人交换产品，变成了旅行家和商人。人信奉的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只要他感到自己与自然同属一体，他的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当他的技艺增长后，他便用石头、木头或金子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偶像。人愈向前进化，便愈感到自己力量大，他的神也变成了人的形状。最初——这似乎相当于农业阶段——人把上帝看成保护一切、养育一切的“伟大母亲”，而到了后来，他则开始崇拜代表着理性、原则和法律的父亲般的神灵。从自然拔根离去，脱离爱抚的母亲的行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后转变。这种转变大约开始于理念的、父亲的伟大宗教出现之时。在埃及，转变发生于公元前14世纪的伊克拉顿宗教革命时期；在巴勒斯坦，转变大概发生在同一时期，当摩西教形成之时；在印度和希腊，转变发生在其后不久，当北方部族入侵之时。很多宗教仪式表达了这种新思想。当用动物做牺牲之时，人当中的动物便被作为牺牲奉献给了上帝。我们从《圣经》中的食物禁忌中——禁止饮动物的血（因为“血便是动物的生命”）——看到了区分人与动物的严格界线。在上帝的概念中（上帝代表着所有生命的统一原则，看不见，威力无边），树起了与自然的有限的、变化多端的万物世界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上帝创造了人，使他像自己，人便具有了上帝的品质；人从自然脱颖出来，奋斗着去完全诞生，完全觉醒。①人从自然中脱离的过程，到公元前一千年的中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标志是，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印度诞生了佛陀，希腊涌现出古希腊的启蒙哲学家，巴勒斯坦则有《旧约》的先知。接着，人类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罗马帝国产生了基督教和斯多噶哲学，墨西哥出现了主神格查尔科阿托；②然后，在公元6世纪，非洲诞生了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①当我修改手稿时，我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著作《第三人或第四人》中发现了与我，这个时期的特征是，人从事农业，固恋大地。所提出的设想相类似的历史发展图。他提出，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为一个“阴间时期”②此处的时间划分是非正统的，根据劳莱特。塞霍尔的作品和私人信件，参阅她的文章《格查尔科阿托的训示》，载《正直的美洲人》杂志，1954年第5期。我们的西方文化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犹太传统的基础是《旧约》，这个传统是一种相对单一的父系文化形式，建立在家庭的父权、社会的祭师和国王的权力，以及天上的父亲般的上帝的权威之上。不过，尽管这是一种父权的极端形式，我们仍可识别出较古老的母权因素。这些母权因素存在于与大地、自然结合（产生于自然的）宗教，这古老的宗教在公元前200年就被理念的父权宗教击败了。在《创世纪》的故事中，人仍然与土地保持着原始的结合，男人用不着劳动，没有自己的道德心，女人更聪明，更主动，更有胆识。只是在“沉沦”之后，代表父权的上帝才宣布了男人应该统治女人的原则。整个《旧约》通过各种方法，详尽阐述了父权原则。《旧约》建立了神权政体的等级模式，以及一个等级森严的家庭组织。从《旧约》描述的家庭结构中，我们总是发现受宠爱的儿子的形象：亚伯得宠，该隐失宠；雅各得福，以扫失名；约瑟胜过兄长。从广义上讲，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宠儿。原来，在母亲眼中，所有的子女都一律平等；而这时，却出现了得宠的儿子，这儿子最像父亲，最讨父亲的欢心，成了父亲的接班人，财产的继承人。为了争夺宠儿的地位，得到继承权，弟兄成了仇敌，特权取代了平等。《旧约》不仅制定了严格的乱伦禁忌，而且禁止对土地的固恋。当人被逐出天堂，逐出他所扎根的、与之统一的土地时，便开始了人类历史。犹太历史则始于亚伯拉罕受命离开生养他的国土，去“汝所不知的国度”之时。犹太部族从巴勒斯坦流浪到埃及，又从埃及回到了巴勒斯坦，但这新的居住地也不是最后的家。以色列人对乐土的崇拜表明了一种新的对土地、自然的眷恋，而先知的教诲正是针对这种眷恋而来的。这些先知宣了一条法规：凡从理性和正义原则倒退到同土地保持乱伦关系的人，都必须从土地上逐走，在世界上到处流浪，无家可归，无土可住；直到他完全获得了理性原则，不再与土地、自然保持乱伦关系之时，他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只是这时，土地才是福赐，才是没有乱伦祸事的人之家。弥赛亚（救世主）时期的观念包含着这样的内容：理性原则完全战胜了乱伦关系，道德心和智慧良知的精神现实不仅在犹太人中，而且在全人类，获得完全的确立。当然，在《旧约》描述的父权发展中，首要的中心概念是关于上帝的概念。上帝代表着支配千变万化现象的统一法则。上帝创造了人，使他像自己，因而人人皆平等——都有共同的精神品质、共同的理性、友爱的能力。早期基督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精神，这不是表明为《旧约》中反复表达的爱的思想，而是反应在强调宗教的超自然性质方面。《旧约》的先知怀疑国家存在的有效性，因为国家没有达到良心的标准；早期的基督教徒则怀疑罗马帝国的道德合法性，因为帝国违犯了爱和正义的原则。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强调了父权精神的道德方面，而古希腊的思想则从理性方面找到了最富有创造性的表达方式我们看到，在古希腊，如同在巴勒斯坦一样，存在着父权的世界，这个世界从社会和宗教两个方面，胜利地从早期的母权结构中脱胎出来。正如夏娃不是女人所生，而是男人的肋骨造出来的一样，雅典娜也不是女人的孩子，而来自宙斯的头。正如巴赫芬指出的那样，我们仍然可以在从属于奥林匹亚的父权世界的众多女神身上，找到了早期母权世界的痕迹。古希腊人为西方世界的理性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们定出了科学思想的“第一批原则”，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发展了先前的文化从未有过的系统哲学。他们根据希腊城邦的经验，创造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古罗马，在庞大统一的帝国的社会基础上，继续存在发展。由于罗马帝国不能继续推进社会和政治进步，大约在公元4世纪，而不是在天主教会这一新的势力强大的教会组织建立之前，罗马帝国便进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早期的基督教是穷人和被剥夺继承权的人的精神革命运动；基督教徒怀疑现存国家的道德合法性，他们的信仰是少数人的信仰，他们愿意作为上帝的见证人去死，去承受迫害。但是，在后来难以令人相信的极短时间内，天主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随着罗马帝国社会结构慢慢地凝结成封建秩序（这种秩序在欧洲持续了100年），天主教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先知鼓励人们对违反爱和正义信条的世俗力量提出责难和批评，但此时，这种态度已经逐渐失去其重要性。新的态度号召人们无条件支持教会组织的权力。教会从心理上给众人以满足，使他们屈从，无可奈何地接受穷困，不作任何努力去改善自己的社会处境。①从本章讨论的观点来看，基督教义的最重要变化是从强调父权的因素转变到强调父权和母权因素的融合。《旧约》中犹太上帝是一个十足的代表父权的神；天主教在发展过程中，重新引进了博爱且原谅一切的母亲的思想。天主教本身——代表着拥抱一切的母亲——以及圣母，象征着宽恕与爱的母性精神；而上帝（父亲）则代表着等级主义的权威，人必须顺从这个权威，不得有半点报怨与反抗。毫无疑问，这种父亲因素与母亲因素的融合是天主教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深深影响人们的头脑的主要原因之一。受到父权权威压制的群众，可以求助于慈母，以得到安慰与帮助。①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和功能的变化，与其自身的精神变化有关：教会变成一个等级严密的组织。教义的重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期待基督复活，建立一个爱与正义的新秩序，到人的起源的事实——以及使徒的训示：拯救人的原罪。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个变化。最初，有关基督的概念包含在有关收养的教义之中：上帝收养耶稣这人为他的儿子，也就是说，一个受尽苦难的穷人成了一个神。因此，教义以宗教形式表达了受穷的人和受压的人的革命希望和渴求。在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宣布为国教之后一年，新的教义被正式接受，这条教义包含了这样的内容：耶稣等于上帝，二者本质相同，上帝只是通过人的血肉之躯来显现。这个新观点似乎表明了这样的意思：上帝将爱降临到人世，拯救了人，使他不至于堕落；这就取代了原先把人升级到神的高度的革命思想。（参阅弗洛姆著《基督教义的发展》，维也纳，心理分析学出版社，1931年）天主教会的历史功能绝不仅仅是帮助建立一个封建秩序。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大力帮助之下，天主教会的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把犹太思想和希腊思想的基本内容引入到欧洲的原始文化之中。西方的历史仿佛停止了100年来等待这样一个时刻：当地中海世界达到中世纪初期之时，北欧也受到了指引，加入到这一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当雅典和耶路撒冷的精神遗产传播到了北欧，渗透到了北欧人的头脑之中时，冻结着的社会结构开始融化，爆发性的社会、精神发展又重新开始。13、14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发现个人和自然”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人文主义的观念，自然规律的观念，以及宗教改革运动，便是这样新发展的基础。这之中，影响欧洲和世界发展最大、最深的，又当推宗教改革运动。清教和加尔文教派回到了《旧约》那种纯父权精神，从宗教观念中除去了母亲因素。人不再得到教会和圣母的母爱，他独自一人面对着严厉的上帝，只有靠屈服与顺从，他才能得到上帝的慈悲。上帝受命，给国王及国家以绝对的权力。打碎封建枷锁，争取解放的斗争，导致了日益增长的孤独感。但与此同时，父权原则的积极方面，也在理性和个性的复兴中得到了肯定。①①参阅Ｍ。Ｎ。罗伊在《理性、浪漫主义和革命》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透彻、精彩的分析，加尔各答，复兴出版公司，1952年。16世纪以来，尤其在新教国家中，父权精神的复兴运动，表现出父权思想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消极方面表现为：人重新屈从于国家及世俗政权，受命于日趋重要的人制定的法律和世俗等级制度。而不断增长的理性和客观精神，以及个人及社会的良心，则反映出父权思想的积极因素。当今科学的繁花硕果最充分地显示出人类理念思想的成就。但是，母亲情结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却决没有从现代西方舞台上消失。人人平等、生命神圣、人人都有分享自然果实的权利等思想，构成了母亲情结的积极方面。这些积极因素以自然法则、人道主义、启蒙哲学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等思想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思想有着一个共同的观念，即人人都是大地母亲的孩子，都有权得到她的滋养，无论社会地位如何，都有权取得幸福。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意味着大家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儿子，都有得到爱、享受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个观念中，与母亲的乱伦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人通过征服自然（比如在工业生产上），把自己从血缘、土地的团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自然人类化，使人自然化。但是，我们从欧洲的发展过程中也看到，在母亲情结的积极方面得以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种倾向，一种坚持甚至进一步退回到消极因素的倾向——固恋于血缘和土地。人挣脱了中世纪社会传统的镣铐，却害怕新获得的自由，因为这自由使他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原子。于是，他逃离了自由，重新崇拜血缘和土地；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便是这种新的偶像崇拜的最明显的表现形式。进步发展融合了父权精神和母权精神二者的积极因素；与此同时，二者的消极因素也向前推进着：崇拜国家与崇拜种族或民族的思想混合在一起。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便是这两种崇拜混合的极端表现形式，“元首”人物体现着这两种崇拜原则。但是，新极权主义绝不是我们时代乱伦固恋的唯一表现形式。假如思想的发展能按照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想的精神领袖们的意图进行的话，中世纪天主教超自然世界的崩溃，本来是可能导致形成较高形式的“天主教义”的。但是，虽然科学和技术为这种发展创造了条件，西方世界却倒退到新的民族崇拜之中，这种崇拜正是《旧约》的先知们和早期的基督教所力图根除的思想倾向。民族主义最初是一种进步运动，但在它取代了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之后，却成了一种新的枷锁。当代的普通人，通过归属于一个民族，而不是作为“人之子”，来获得自我身分感。这种固恋扭曲了他的客观性，即他的理性，而使他产生了偏见。他用一种标准对待自己集团成员，而用另外的标准来判断“外人”。他对外人也带上了感情偏见。从血缘、土地的关系上考虑（这些结合关系表现为共同的语言、习惯、食物、民歌等等），如果谁是不“熟悉的人”，就会遭到怀疑，为了一点小事就会招致偏执妄想的迫害。这种乱伦固结不仅毒害个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也危害了他与所在集团的关系。没有从血缘、土地关系中解脱出来的人，不是诞生完全的人；他也没有能力去爱，去思维；他无法从人的现实存在中体验自身和他的同胞。“民族主义”是我们的乱伦固恋的表现形式，我们所崇拜的偶像，我们的精神病。“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崇拜对象。用不着说便十分清楚，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是指把自己的民族放在高于全人类、高于真理和正义原理的地位的那种态度，而不是指对自己民族的兴趣和爱，以及那种关心民族的精神和物质的幸福、绝不凌驾于其它民族之上的思想倾向。正如只爱自己不管别人的态度不能称作爱一样，只爱自己的国家，不把爱国家当成博爱人类的一个方面的倾向，也不是爱，而只能称作偶像崇拜。①①参阅Ｒ。罗克对民族主义问题所作的全面、深刻的研究，见他的文章《民族主义与文化》，洛杉矶，载《公共评论》杂志，1937年。我们可以从人们对亵渎氏族象征物的行为的反应中看到，这种反应与亵渎宗教或道德象征物的反应非常不同。让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景：一个人把国旗拿到西方某个城市的大街上，然后，当着众人在国旗上乱踏。他不被私刑处死，那就是十分走运了。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会对此极其愤怒，不大可能客观地去考虑。亵渎国旗的人干了一件无法形容的事，在人们眼中，他所犯的罪不同于其它罪行，而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亵渎国旗的行为与直接用语言攻击国家的作法虽然招来的反应不完全一样（人们对前者会作出更激烈的反应），但性质却相同。如果一个人说“我不爱自己的国家”，或者，在战争期间说“祖国能不能打胜仗，我才不在乎呢”，那么这种说法就是真正的亵渎行为，他会被他的同胞当成一个魔鬼，一个需要通缉的逃犯。为了理解亵渎行为所引起的这种感情的特殊性质，我们可以把这种感情同另外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应作一番比较。如果一个人在起床之后说道：“我赞成杀死所有的黑人，或者所有的犹太人；我赞成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占领新的领土。”人们会怎样反应呢？确实，很多人会感到这是一种不道德的、非人道的主张。但严酷的现实是：人们不会爆发出愤怒的感情，而这种愤怒从本质上讲，是根深蒂固的。上述那种说法只是一种“坏”主张，但不是亵渎行为，不是攻击“神圣的”东西。即使一个人诋毁上帝，他也不大可能像犯了亵渎国家象征物的罪一样，激起类似的感情反应。人们可以说，一个人如果不尊重自己的祖国，他就缺乏人类团结一致的社会感情，从而轻而易举地便把对亵渎民族象征物的感情反应理性化了。但是，如果一个人鼓吹战争，或者杀戮无辜的人，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剥削他人，难道不也是缺乏团结一致的社会感情吗？毫无疑问，不关心祖国的确是缺乏社会责任心，缺乏人类团结的感情，上述其它行为也是如此；但是，从其它各个方面讲，对亵渎国旗的反应与对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的反应，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一件东西是“神圣的”，那就是氏族崇拜的象征，其它东西却不是。17、18世纪的欧洲大革命没有能够把“来的自由”变成“去的自由”，在这之后，民族主义和对国家的崇拜便成了倒退到乱伦固恋的行为的表象。只有当人成功地发展了自己的理性，爱得更深更广之时，只有当他在人类团结和正义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个世界之时，只有当他感到他的根在共同友爱的经验之中之时，他才能找到一种新的人道形式的根，他才能将他所处的世界改造成一个真正的人类之家。四、身分感——个性和顺从性我们可以给人下这样一个定义：人是可以说“我”，并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的动物。动物存在于自然之中，并不超越自然，它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也不需要身分感。人，从自然中分离开来，被赋予理性与想象力，需要形成一个关于自我的概念，需要说出并感觉到：“我就是我。”因为他不是被动地活着，而是主动去生活，因为他丧失了同大自然原有的一体性，他不得不自己作出决定，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不同的个体。他必须能够感到，自己就是自我行动的主体。这种身分感，如同需要同他人发生关系、生根以及超越的情形一样，非常重要，十分紧迫。如果他无法获得这种身分感，他就不可能保持神经健全。人的身分感是在脱离母亲及自然的“原始束缚”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婴儿仍然感到与母亲同为一体，因而还不能说“我”，他也没有这种需要。只有当他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外部世界是独立于自己之外，与自己不同——的时候，他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在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中，他学着说的最后一个字便是“我”。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的程度取决于他脱离部族的程度，以及个性发展的情况。原始部族的成员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身分感：“我即我们。”他还不能完全把自己看成是独立于团体的“个人”。在中世纪，个人的身分是由他在封建等级制中所处的社会地位来定的。农民并不是碰巧当了农民的人，封建领主也不是碰巧成了领主的人。他生来就是一个农民或领主，这种不可变更的地位感，就是构成他的身分感的主要因素。当封建制度瓦解之时，这种身分感也动摇了；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我是谁？”或者更确切些，“我怎么知道我是谁？”这是笛卡尔以哲学方式提出的问题。对此，笛卡尔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这一回答只强调了作为主体的“我”的一切思维活动的经验，而没有能够看到，在感觉及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中，也能体验到“我”。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就是创造个人充分体验个性的基础。文化通过使个人在政治上、经济上自由，教导个人独立思想的方式，将他从独裁主义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希望个人能感觉到“我”，是自己力量的中心和行动的主体，并以这种方式来体验自己。但是，只有少数人获得了这种对“我”的新体验。对大多数人来说，个性不过是一个门面，在个性后面隐藏着失败，一种无法获得个人身分感的失败经验。人们曾经寻求代替真正的个人身分感的替身，他们也找到了。国家、宗教、阶级以及职业提供了某种身分感。“我是美国人”、“我是新教徒”、“我是商人”，这些说法便是在原有的部族身分感消失之后，真正的个人身分感获得之前，帮助人体验身分感的表达方式。在当代社会中，不同的认同方式常常混在一起用。从广义上讲，这些是社会地位身分的表达方式，如果这些方式再与古老的封建残存因素混在一起的话（比如在欧洲国家），其作用便更加有力。在美国，由于封建遗风很少，加之社会流动性又非常大，这些地位感自然就不那么有力了，而身分感也日益转变为与群体协调一致的经验。因为我不是与众不同，因为我跟别人差不多，因为别人承认我是“一个大家欢迎的人”，所以我能觉得自己是“我”。这正像皮兰德娄在他的一部剧里所说的：我就是“你所希望的我”。人们发展了一种新的群体身分感来取代个性形成之前的部族身分感，这种群体身分感以确实归属于这个群体的认识为基础。虽然人们通常不承认这种与群体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而以独立的个性的幻想来掩盖，可是这并不能改变事实。身分感的问题，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是一个与我们的头脑和思维有关的问题。了解身分感的需要源于人类存在的状况，而且，这种需要也正是人尽力奋斗、追求的源泉。由于没有“自我”感我就无法保持精神健全，因此，我便尽一切努力来获得这种自我感。这种需要驱使着人们竭尽全力去争取社会地位，求得与社会协调一致；有时，这一需要比肉体生存的需要还要来得强烈。人们宁愿冒生命危险，放弃自己的爱，舍弃自己的自由，牺牲自己的思想，为的就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与群体协调一致，并由此获得一种（那怕是想象的）身分感。这样的事实难道不是再明显不过了吗？五、倾向性与献身方式的需要——理性与非理性人具有理性和想象力的事实不仅使他有寻求自我身分感的需要，而且也使他感到，在这个世界上，他需要理智地确定自己的倾向。我们可以把人的这些需要同人的身体发展倾向作一个比较。人在出世后的头几年中形成了身体倾向；当他能自己走路，接触和摆弄东西，并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时，他便完成了这种倾向的发展过程。不过，能走路，会说话，仅仅是倾向性发展的第一步。他进而发现自己周围有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由于他有理性，他势必想理解其中的含义，把这些现象放在他所理解的某个环境中，去思考处理它们。他的理性发展得愈深远，他的倾向系统也就愈完善，也就是说，愈接近现实。但是，即使人的倾向心境完全是虚构的，也满足了想勾画出一幅他认为有意义的图画的需要。无论他信仰图腾动物的力量、雨神的力量，还是相信他所在种族的优越性和命运，他的倾向性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很明显，他心目中的世界的样子取决于他的理性和知识的发展程度。尽管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的脑力数万年来都一直差不多，但是，达到客观的境地（即有能力按照世界、自然、他人、自己的本来面目去看，不受欲望或恐惧感的影响），却是一个很长的进化过程。人的客观性越发达，他就越能接近现实；越成熟，也就越能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人类世界。理性是人以思想理解世界的本能，它与智慧形成了对照；智慧是人借助于思想摆布世界的能力。理性是人获得真理的工具，而智慧则是人得以更成功地操纵世界的工具；前者主要是属于人性，后者则是人的动物属性。理性是人的一种本能，它不能分割。为了发展理性，就得培养理性。我这样说的含义是，客观认识的功能是指对自然、人、社会以及自身的认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基于对生活的一个部分的虚幻认识，他的理性能力便受到了局限或损伤，他便无法在生活的其它方面发挥理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理性很像爱的感情。爱是一种指向所有客体的感情倾向，它也与仅限于一个对象的爱共存。理性也同爱一样，是一种人的本能，它必须包罗人所面临的整个世界。人需要一种倾向参照系，这种需要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比较基本的，便是要有某种倾向参照系，不管这种参照系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只有当人有了这种满足主观愿望的参照系之后，他才能健全地生活。第二个层次是，人需要以理性来接触现实，客观地理解世界。但是，发展理性的需要不及发展倾向参照系的需要那么急迫，因为对人来说，发展倾向参照系至关他的幸福与宁静，而不是他的精神健康。我们研究了理性化的作用之后，这一点就会十分清楚了。一个人，无论他的行为多么不合情理，多么不道德，他都会竭尽全力使这种行为理性化；也就是说，向别人也向他自己证明，他的行为是受理智、常识，或至少受传统的道德观念所支配的。不按理性行事是件容易的事，但也却几乎不可能不给他的行动装扮上合理动机的外表。如果人只是个不依附于肉体而独立存在的智力，他就可以靠一个综合性的思维系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他是一个既有肉体又有头脑的统一体，他就不得不对其存在的二元作出反应，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生命的全过程中，在感情和行动上，作出反应。因此，任何令人满意的倾向系统都不仅包含了理智因素，也包含了感情及感觉因素。这些因素通常在人与献身目标的关系上表现出来。人用各种方式来满足倾向与献身目标系统的需要，这些方式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各不相同。诸如泛灵论与图腾崇拜的原始系统，就是以自然物或祖先来代表人对意义的追求。还有如佛教的非一神论系统也包含了一种答案，尽管佛教从本质上讲，并没有上帝的概念，却通常也称之为宗教。此外，还有一些系统，如斯多噶派的纯哲学系统、按照上帝的概念来解答人对意义的追求的一神教系统。人不仅需要某种思想体系，也需要献身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他的存在以及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才具有了意义。不管上述系统的内容怎样，它们却都对人的这些需要作出了反应。只有通过对不同宗教的分析，我们才能看到哪些较好地解答了人对意义和献身目标的追求，哪些的解答则较差；而好坏之分，则总是以人性及人的发展角度来考虑的。①①读者如想进一步了解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阅我的书《心理分析与宗教》，耶鲁大学出版社，1950年。本书第8章还会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二章社会是否会呈现病态？——社会常态的病理研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第二章社会是否会呈现病态？——社会常态的病理研究一个社会整个地在精神上不够健全的说法，暗含着一个有争议的假设，这个假设与当今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持的社会。相对主义（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立场相反。这些社会学家提出，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它能运转，就是正常的，而所谓病态则只能从个人不能适应他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角度来加以界定。“健全社会”这一说法包含着一个与社会相对主义不同的前提。只有在我们假设有不太健全的社会之时，这种说法才有意义。这种说法又暗含着这样的情况：世上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精神健康的标准，我们可以依据这些标准来判断每个社会的健康状况。这种规范人本主义（ｎｏｒｍａｔｉｒｅｈｕｍａｎｉｓｍ）的立场基于几个基本前提。我们不能只根据解剖学和生理学来给“人”这个种属下定义。人类社会的成员有着共同的基本精神素质，人人都按照支配精神和感情功能的规律行事，大家都为着圆满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目标而努力。诚然，我们对人的了解还很不完全，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人下一个完美的定义。“人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ｎ）的最终任务便是对可以被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加以正确的描述。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实际上只是指人性所具有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常常是指那种病态的表现形式。人们根据这种错误定义辩护道，一个特定类型的社会是人的精神素质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不赞成人性概念这一极端保守的用法。从18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和环境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强调说法既真实又重要。很多社会学家以此为基础，进而提出了一种假设：人的精神构成犹如一张白纸，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品质，社会和文化在这张白纸上写下了具体的内容。这种看法与对立的观点一样，既不能自圆其说，也对社会进步起着破坏作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从我们观察不同的个人和文化之后得到的人性的无数表现形式（包括正常的和病态的形式），推断出整个人类共有的根本本质。这项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识人性的内在规律以及人性发展的固有目标。关于人性的这种概念不同于人们习惯上的用法。人在改造周围世界的同时，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改造了自己。事实上，人是自己的创造之物。但是，正像他只能按照自然物质的性质来改造、改变自然界一样，他也只能按人的本性来改造、改变他自己。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便是开发这种潜力，并按照人性的可能发展方向来改造这种潜力。如果说“生物学的”观点及“社会学的”观点的提法是把人性的两个方面相互割裂开来的话，那么，这里提出的观点便既不是“生物学的”，也不是“社会学的”，而是超越于这种二分法之上的。这种观点认为，人内在的主要感情和动力是人的全部存在的产物，这些情感和动力是明确、可知的，一部分有益于健康和幸福，另一些则易于造成疾病与哀愁。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不会创造这些基本感情和动力，但却决定着哪几种潜在的感情可以表现出来或者占据优势地位。当人出现在任何一种既定的文化中时，他总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不过，这种表现形式却是由他所处的社会情况所决定的，并且是这个社会的特定产物。婴儿一生下来就具有人的一切潜力，这些潜力能够在有利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充分发挥出来；整个人类也是如此，在历史的进程中，潜在的品质会演变成实在的东西。规范人本主义的态度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就像其它问题一样，解决人类存在问题的办法，也有正确的、错误的、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如果依照人性的特征和规律发展成熟，他的精神就会健康。精神病的发生即在于没有这种发展。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可知，衡量精神健康的标准，并不是指用来判断个人是否能适应一个特定的社会秩序的尺度，而是指能够就人类生存问题作出满意回答，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准则。人们最容易对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产生错觉，原因在于人们观念中的“共同确认”（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由于大多数人都有某种思想或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就必定是正当的——这种想法实在十分幼稚。再也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这种共同确认的看法与理性和精神健康都不相干，这种情况正像我们可以说“两个人发了疯”，也就可以说“上百万人发了疯“一样。千千万万的人都有同样的恶习，这并不能把恶习变成美德；千千万万的人都犯有同样的错误，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千千万万的人都有同类的精神病态，并不能使这些人变成健全的人。不过，个人的精神病症与社会的精神病之间却有着重大的区别，这意味着我们应区分两个概念：什么是缺陷，什么是神经症。如果一个人不能达到自由，没有自发性，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我们又认为自由和自发性是人人都应达到的客观目标，那么，他就可能被视为有严重缺陷。如果这样一个目标并没有被一个既定社会的多数成员达到，那么我们涉及的就是社会造成的缺陷现象。一个人同许多其他人一样都有这种缺陷；事实上，他自己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缺乏，没有感到自己与人不同，没有感到被人抛弃，因此自身安全也不会感到受到了威胁。他知道，他可能失去的丰富生活和真正的幸福感都会得到补偿，这种补偿便是他与全人类协调一致的安全感。事实上，他的这种缺陷也许会被他所处的文化捧为美德，因而他可能会飘然起来。加尔文教义在人们心中所掀起的罪恶与焦虑感就是一个实例。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深感自己软弱无力，毫无价值，不断地怀疑自己是得到了拯救还是受到了终身惩罚；如果他几乎无法享受真正的欢乐——那么，这个人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是，正因为文化铸就了这一缺陷，人们便把这种缺陷看得特别有价值，因而，这个人也就绝不会被当成神经症患者。可是，如果换成另一个文化环境，同样的缺陷就会给他带来孤独，使他深感精神不健全，于是他就会患神经症。斯宾诺莎非常明白地说明了这种社会造成的缺陷。她说：“很多人一直受到同一种影响。当一个物体强烈地影响着他的感官之时，即使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他也相信它在那儿。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他清醒之时，人们就会说他疯了……但是，如果贪婪的人只想到钱财，有野心的人只想到名位，人们并不会认为他疯了，只是觉得讨厌，看不起他。但是，事实上，贪婪、野心等等，都是神智错乱的表现形式，虽然人们并不把这些看作‘病症’。”这段话是几百年前写下的，至今仍然适用。虽然由于文化的作用，这些缺陷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但人们不再讨厌它，蔑视它。如今我们遇到的是这样的人：行动和感觉如同机器人一般，从来不会真正有自己的经验，完全自以为是地行事；他用做作的微笑代替了真正的笑声，用无聊的饶舌替换了坦诚无隐的交谈，用阴沉的失望取代了真正的悲恸。对于这种人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作评论。第一，他在自发性与个性方面存在着缺陷，这也许是无可救药的了。同时，我们可以说，他与处于同等地位的千千万万人一样，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文化为他们大多数人提供了一个模式，使他们能够既带着缺陷生活又不会患病。看来似乎每一种文化都能预防神经症症状突然发作，而文化造成的缺陷便会导致这些病症。假设在我们西方文化中，电影、广播、电视、体育运动以及报纸停止活动四个星期，在这几条逃避自我的主要通道封闭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依靠自身的力量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呢？我坚信，即使在这样短暂的时间之内，也会有数以千起精神崩溃的事件发生，更多的人将陷入强烈焦虑的状态，这跟那种被临床诊断为“神经症”的情形没有两样。如果停止了注射减缓社会型缺陷的麻醉剂，明显的病症就原形毕露了。对于小部分人来说，这种文化提供的逃避模式并没有什么作用。这部分人的个人缺陷比一般人要严重些，因此，文化提供的良药不足以防止明显病症的发作（我们可以举一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他活在世界上的目的便是谋取权势和名誉。虽说这个目的本身就是病态的，但是，一个人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实际达到他的目的与一个不脱稚气的人坐等奇迹发生是不同的；后者的病态更加严重，因而越来越感到自己无能，最终陷入痛苦的深渊）。也还有另一类人，他们的性格构成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心冲突不同于大多数人，因此，对他的多数同胞有效的良药，对他也不起什么作用。在这类人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人：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具有更完满的人格，对事情更加敏感，因此，他们不接受文化麻醉剂，但是他们无力“对抗潮流”而健康地生活下去。以上那些关于神经症和社会型缺陷的讨论会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无论社会造成的缺陷有多大，只要社会能提供防治神经症明显症状发作的药物，一切都会好起来，社会也就会继续正常地发挥效用。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情况并不是这样。我曾经以大学各年级的学生为对象，作过这样的实验：我先让他们想象在三天之内，完全与外界隔绝，独自呆在房间里，没有收音机也没有逃避现实的小说，只有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正常的食物以及其它生活设施，然后，我要他们设想，他们对这种体验会作出什么反应。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学生说，他们会感到极度痛苦，或者觉得特别恼火，只有靠做一些杂事或者睡大觉来消磨时间，急切地等待着这三天快过去。只有极少数人感到十分自在，乐于单独享受清静。的确，人与动物截然不同。人显示出一种几乎无限的可塑性；人几乎可以吃任何东西，他实际上可以生活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并适应这种气候；同样，人也可以忍受任何精神条件，并在这种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也可以在奴役下苟延残喘；他可以过豪华奢侈的生活，也可以生活在半饥饿的状况中；他可以当一名战士，也可以与人和平相处；可以做剥削者、强盗，也可以与人合作，做慈善事业中的一员。世上几乎没有什么精神状态是人所不能生存的，没有什么事为人所不能忍受，没有什么事不可以被人利用。所有这些考虑似乎可以证明这样的假说是正确的：根本没有人的通性这回事，这也就意味着事实上除了生理学和解剖学上的含义以外，根本就不存在“人”这个种属。然而，尽管有这些证据，人类历史却告诉我们，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专制暴君和统治集团可以统治和剥削其人民，却无法阻止人民对这种不人道的对待作出反应。他们的臣民变得惶惶不安、猜疑孤独了。如果不是由于外部原因，这个国家的制度也会在某些方面瘫痪；因为恐惧、猜疑和孤独终究会使大多数人不去有效地、明智地发挥其作用。暴君可以长时间地征服、剥削整个民族或社会集团，但是被征服、受其剥削的人民会有所反应。他们的反应方式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是损伤才智、创造力与技能，于是慢慢地他们就不能发挥这些本来应用来为统治者服务的功能了；要么，他们的反应会是这样：仇恨与破坏愈积愈多，最终毁了他们自己，毁了统治者及其制度。再不然，他们的反应可能产生独立的意念和对自由的渴望，一个较好的社会便会在这种创造性冲动之上建立起来。究竟出现哪一种反应，取决于很多因素：经济、政治的因素以及人们生活的精神气候。但是不管什么反应，所谓人几乎可以生活在任何条件下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我们还得补充另一半意思，即如果人生活的条件违背了人的本性，没有达到人类生长与健全的基本要求，那么，人就必定会作出反应。他要么堕落，灭亡，要么创造一些更适合自身需要的条件。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透彻而广泛地讨论了这种看法：人性的要求和社会的要求会相互冲突，因而整个社会是会生病的。弗洛伊德的看法有这样一些前提：整个人类有着共同的人性，人性贯穿一切文化和各个历史阶段，它具有某些固有的明确需要和奋斗目标。他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总是愈来愈与人的需要对立，由此他推断出了“社会神经症”（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ｏｓｉｓ）的概念。他写道：“如果文明的进化与个人的进化如此类似，如果我们把同样的方法运用到两者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说文明的许多体系或者时代——甚至整个人类——都在文明趋势的压力下患上了‘神经症’。这种诊断是否正确呢？我们可以就分析解剖这类神经症问题，提出一些治疗建议，这可能会引起一般人的极大兴趣。我并不觉得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诊断文明社会是异想天开的事，或者会注定毫无结果。不过我们应当非常小心，不要忘记，我们毕竟只是在类推。不论是针对人，还是针对观念，把他们（它们）从发生、生长的地方硬推出来，都是危险之举。对集体神经症（ｃｏｌｏｃｔｉｖｅｎｅｕ－ｒｏｓｅｓ）的诊断还会遇到特殊的困难。诊断一个人是否患了神经症，我们可以将病人同他周围的环境（假定这环境是‘正常的’）作一对照，并以此作为我们诊断的出发点。对于患了同样病症的社会，我们却没有可以加以比较的背景，只有通过另外的途径来进行这项工作。不过，就运用我们所知的治疗方法而论，即使对社会神经症作出了最透彻的分析，那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没有人有能力迫使社会接受治疗。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仍可以预料，总有一天，有人会敢于从事研究文明社会病理的工作。这部书正是敢于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本书所依据的思想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的需要的社会——这里所说的需要，并不一定就是指人觉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即使是最病态的目的，也可能被人主观地认为是最需要的；这里所说的是指人类客观的需要，我们可以从对人的研究中知道这些需要。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确定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由人性而来的需要；进而我们必须细察社会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研究社会对人类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人性与社会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和这些冲突给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带来的后果。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一章我们精神健全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第一章我们精神健全吗？生活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人精神十分健全。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观念了。虽然事实上我们之中很多人患了或轻或重的心理疾病，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怀疑我们精神健康的总的标准。我们深信，只要介绍一些较好的心理卫生方法，我们就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对于个人的精神障碍症，我们则仅仅视之为个别事件。也许，我们会感到惊讶，在本应是健全的文化中，怎么会发生这么多这类事情。我们有把握说，我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吗？许多住在精神病院的病人都确信，除了自己，人人都是疯子。众多的严重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的强迫性固定行为，或歇斯底里的发作，都是对多少有点不正常的环境作出的正常反应。我们自己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以研究精神病的方式来看看事实吧。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在西方世界创造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多的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却以称之为“战争”的安排方式，杀戮了数百万人。除了小规模战争之外，在1870年、1914年以及1939年，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每一个参战者都坚信，他是为自卫而战，为荣誉而战，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而争战的对方，则常常被视作残酷的并且是丧失了理性的恶魔，是必须予以击败的对象，以便将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是，不到几年工夫，在相互残杀事过境迁之后，昔日的敌人便成了我们的朋友，而昨天的朋友却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又在一本正经地重新划分敌友了。在1955年的今天，我们又在准备一场大屠杀了。如果这场屠杀实现的话，将超过人类历史上安排的任何一次杀戮。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将被用作这一目的。大家都怀着混杂着自信与惶恐的心情，指望各国的“政治家”能“成功地避免战争”。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就会赞颂他们。不过，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些政治家引起了战争。通常的情况是：不是他们有意制造战争，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合理地处理人民委托给他们的事务。这些破坏性和偏执怀疑表明，我们的行为与过去三千年来文明人类的行径并无二致。按照维克多。夏比莱的说法，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860年间，人类所签订的和平条约不少于八千个，每一纸和约都被认为能维持持久的和平，但每一纸条约的平均寿命才不过两年而已！①我们的经济方向很难令人振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之中：每一个特别好的收成常常意味着经济上的灾难；我们限制农业生产力，以便“稳定市场”，尽管世界上千千万万人所匮乏的急需品，正是我们所限制的东西。目前，我们的经济制度运转良好，因为除了其它原因之外，我们每年花费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来制造武器。企业家们担心，我们停止生产武器的时间会到来；而那种认为国家不应生产武器、应该建造房屋，以及生产其它有用的东西的想法，却很容易招致危害自由、损伤个人创造力的罪名。我们的人民百分之九十都识字。我们有广播、电视、电影，人人每天都有报纸可看。但是，这些传播媒介并没有给我们介绍古往今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和音乐，而是在广告的协同作用下，用缺乏真实感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虐待狂的幻想，来充塞人们的心灵。即便是没有充分文化修养的人偶然想娱乐一下，见到这些东西也会觉得难堪。尽管不论老少，每个人的心灵都中了这些毒，我们却高兴地注意到，银幕上没有“不道德”的东西。如果有人主张，政府应该资助电影和广播节目的制作，以便产生一些启迪人们心灵的节目，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名义加以斥责。我们已经将每日平均的工作时间减少到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我们现在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比我们的祖先敢于梦想的还要多。但是，结果又怎样呢？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这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我们只是设法消磨这些节余下来的时间，打发掉一天之后，我们便感到心满意足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描绘这幅人人都熟悉的图画呢？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肯定会怀疑他神智是否健全；要是他又声称，自己没有什么毛病，言行也完全合乎常理，那么，我们诊断的正确性就更是毋庸置疑了。可是，社会就其整体而言并不十分健全这一观点，很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家却拒绝接受。他们认为，社会的精神健康难题只涉及某些个别的“不适应者”，而不涉及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的未调节的问题。本书正是要讨论这后一个问题，即不是研究个别的病理，而是研究常态的病理，尤其是当今西方社会的病理。在讨论社会病理这个复杂概念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一些有关西方文化中的个别病理范围的资料，这些资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西方各国精神病的发生情况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居然没有什么资料可查，真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尽管在物质资源、就业情况、出生率和死亡率诸方面，我们都有比较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却没有有关心理疾病的充分资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比如美国和瑞典，我们有它们的一些确实资料。可是，这些资料也只是记载着精神病患者的入院情况，并无助于估计心理疾病的相对发生率。涉及精神病护理及设备的改善情况，以及精神病发病率增加的程度的数据，也少得可怜。②美国所有医院的大半病床都用来安置精神病患者，在他们身上我们每年花费了十多亿美元。这一事实并不能表明精神病增加了，只能说明护理加强了。不过，其它数字却较好地说明了较严重的心理障碍症的发生情况。如果上次战争中美国所有免征入伍的人员有17.7％是因为精神病的原因的话，那么，即使无法比较过去的以及其它国家的情况，这个事实也确实说明了心理障碍的高发比例。我们可得到的有关心理健康的粗略情况的比较资料，仅仅涉及自杀、杀人和酒精中毒。豪无疑问，自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原因不能说只有一个。但是，即使我们不马上讨论自杀问题，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作出这样一种假设：一个国家的自杀率高，便表明这个国家的人民精神不够健康、稳定。所有数据都清楚证明了，这种情况并不是物质贫乏的必然结果。最贫穷的国家自杀率却最低；而在欧洲，日益增长的物质繁荣却带来了不断增加的自杀人数。③至于酒精中毒，毫无疑问，这也是精神和情绪不稳定的症状。杀人的动机大概不能像自杀动机一样表明病理问题。虽然在杀人率高的国家自杀率低，但如果把这两者加在一起，我们就可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如果我们把杀人和自杀都视作“破坏性行为”，那么，下面几个表便说明了这样的情况：两者相加的比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35。76与4。24之间浮动。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发生了矛盾。弗洛伊德设想，破坏性行为是比较恒定的，而这个设想是他的死亡本能理论的基础。表上所列的比率说明，那种认为破坏性保持着不变的比率、破坏性只是在针对自身以及针对外在世界这两个方面有些不同的说法，是错误的。以下三个表是欧洲和北美几个最重要的国家自杀、杀人以及酒精中毒的统计数字。表一（每年10万成年人中所占的数字）国家自杀杀人丹麦35.090.67瑞士33.721.42芬兰23.356.45瑞典19.741.01美国15.528.50法国14.831.53葡萄牙14.242.79英格兰和威尔士14.430.63澳大利亚13.031.57加拿大11.401.67苏格兰8.060.52挪威7.840.38西班牙7.712.88意大利7.677.38北爱尔兰4.820.13爱尔兰（共和国）3.700.54表二国家破坏性行为（自杀与杀人之总合）丹麦35.76瑞士35.14芬兰29.80美国24.02瑞典20.75葡萄牙17.03法国16.36意大利15.05澳大利亚14.60苏格兰及威尔士14.06加拿大13.07西班牙10.59苏格兰8.58挪威8.2北爱尔兰4.95爱尔兰（共和国）4.24（上列二表系1946年的统计数字）表三国家酒精中毒者的估计数目（不论是否有并发症）（每10万成年人中所占的数字）美国3952（1948年）法国2850（1945年）瑞典2580（1946年）瑞士2385（1947年）丹麦1950（1948年）挪威1560（1947年）芬兰1430（1947年）澳大利亚1340（194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110（1948年）意大利50（1942年）我们只要略看一下这些表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丹麦、瑞士、芬兰、瑞典和美国的自杀率以及与杀人率二者相加起来的比率最高，而西班牙、意大利、北爱尔兰及其爱尔兰共和国的自杀率和杀人率最低。有关酒精中毒的数字显示，这些自杀率高的国家（美国、瑞士、瑞典以及丹麦），酒精中毒率也高，不同的只是美国高居首位，法国从第六位跃到第二位。这些数字确实令人震惊，发人深省。纵然我们会怀疑，单是自杀率高是否就足以表明一个国家的人精神不够健康，但自杀和酒精中毒的数字大体一致的事实似乎说明，我们在此抓住了精神不平衡的症状。于是，我们发现，最民主、最和平、最繁荣的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的美国，显示出了最严重的精神障碍症的症状。西方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舒适的物质生活，相对平均的财富分配，稳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正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国家表现出了最严重的心理不平衡的症状！当然，这些数字本身并没有证明什么，但至少，它们是令人吃惊的。虽然我们对整个问题还未作详细讨论，但是这些资料却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奋斗的目标，难道没有根本性的错误吗？这是否是因为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在满足了我们的物质需要之后给我们带来了极度的厌烦之感，而自杀及嗜酒则是逃避这种厌烦的病态方式呢？这些数字是否有力地说明了这样的真理：“人不单靠食物而生活？”这些资料是否表明，现代文明没有满足人的内心需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需要又是什么呢？以下几章便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试图就当代西方文化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制度下的人们的精神健康和健全的影响情况作一番批判性的估价。不过，在对这些问题作专门讨论之前，我们似乎应该先讨论一下社会常态病理这个一般性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本书所表达的思想总倾向的前提。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作者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作者前言15年前我写过一本《逃避自由》，现在这本书可说是《逃避自由》的续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我试图证明，极权主义运动吸引着渴望逃避自由的人们。现代人获得了自由，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渴望逃避自由。现代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却没有能够自由地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之上营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于是，他便想以顺从领袖、民族或国家的方式，以寻求新的安全感。在《健全的社会》这本书中，我试图说明，从多方面讲，20世纪民主体制中的生活导致了人们再度产生逃避自由的企求；本书的大量章节分析了这种以异化观念为中心的特别的逃避行动。从另一方面讲，《健全的社会》不仅是《逃避自由》的续集，在某程度上也与《自为的人》一书一脉相承。在《逃避自由》与《自为的人》两书中，我讨论了与主题有关的特定的心理机制。《逃避自由》主要涉及专制性格问题（虐待狂、受虐狂等），而《自为的人》则提出了关于各种性格方面的想法，用一种依据人际关系的性格进化设想取代了弗洛伊德的里比多发展概念。在《健全的社会》中，我更为系统地发展了我称之为“人本主义心理分析学”的基本观念。自然，先前曾经说明的观点不可能略去不提；但在本书中，我只是把这些观点一笔带过，而将主要的篇幅放在我最近几年的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之上。我希望，读过前两本书的读者在读本书时，不难看到思想的延续，以及某些变化，进而接触到人本精神分析学的主要论点：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是植根于本能需要，而是产生于人类生存的特殊条件。人演变到人之后，便丧失了先前那种与自然界保持的原始联系。于是，他需要寻找一种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人的基本感情即植根于这种需要。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与弗洛伊德的见解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过，这些看法却是以他的根本发现为基础，在他之后的一代人的思想和经验影响下，进一步发展而得来的。但是，正由于本书包含了对弗洛伊德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我想在此十分明白地指出，心理分析学说的某些发展趋势中蕴含着巨大的危机。人们在批判弗洛伊德思想体系的某些错误之时，却把他的学说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连同他的错误，一齐丢掉了。弗洛伊德的科学方法、他的进化观念，以及他认为无意识是一种真正的非理性力量，而不是一大堆错误思想的看法，都是极有价值的。此外，还有着这样一种危机：心理分析正失去弗洛伊德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向常识和舆论挑战的勇气。《健全的社会》以《逃避自由》中的纯粹批判分析为出发点，通过分析、论证，最后就健全社会如何发挥职能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本书最后部分的主要论点并非是要人相信，我提出的每一种建议都必然是“正确的”，而是说明了这样一种信念：只有当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领域同时发生变革之时，社会才会进步。任何局限于一个领域的进步，都会危及全面。我深深感谢许多朋友，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和批评，使我获益匪浅。在此，我要特别提到乔治。富克斯，他在本书未完成之时就不幸去世了。起初，我同他商定合写这本书，但由于他病魔缠身，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他确实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作过多次长谈，他给我写过许多信函、便笺。尤其是那些涉及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的讨论，给了我很大启发，帮助我澄清了许多思想，有时，修正了我的看法。我在书中几次提到他的名字，但我对他的感激之情远甚于此。此外，我还感谢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健康处的负责人哈格里夫斯博士，他给我提供了有关酒精中毒、自杀和杀人的统计资料。Ｅ.弗洛姆回目录下一篇
C．D．刘易斯（1904─1972）请想想这些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C．D．刘易斯（1904─1972） C．D．刘易斯 （1904─1972） 【简介】C.D.刘易斯生在爱尔兰，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和以奥登为首包括麦克尼斯和斯彭德在内的左翼诗人一起，被戏称为“戴奥麦斯”派。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学教书，三十年代还参加过共产党。他早年的诗表现出对革命的希望和热情，后来转向抒写个人感情和田园境界。……他的诗章法，句法，字法都熟练，并能把复杂的思想精炼为抒情短篇，常留有余不尽之意。 请想想这些人 请想想这些人，因为我们谴责了他们； 领路人而没有确切去处，响导迷失了方向， 或者与强盗合伙，暗中倒转了路标， 对祖先不尊敬，对子孙不负责任。 是畸形的变种，植根在沙砾的地方， 生而荒瘠，有花无果，密叶令人窒息， 体内的汁液滞塞，他们拒绝了太阳。 那喜欢尖酸刻薄的男人，那心地 偏到一边的女人，不大方，不正当； 他们让新生的遭受比风雨更大的苦， 把正直人放逐，把有预见者解雇。 他们把田地淹没，变为玩赏的湖， 在苦旱时，他们放干了水库的水， 让它流入私用管道，供沐浴和浇花。 只取得而不润泽，食利而不出力， 怨诉而不求成，不试探而只背叛， 他们没有星导航，他们的月亮无用。 天天在否认，却不能深入挖掘； 在别墅里被直系亲属逼到绝境， 他们数着羹匙，满足于软枕垫， 他们祈祷太平，却给人灾祸。 那收受贿赂者将受害于贿赂， 朽木再变干枯，终结于收容所里， 成为孩子们的祸根，国家的负担。 但他们的恐惧和狂乱传染了我们， 药物或隔离都不能医治这毒瘤： 现在是开刀的时候了，迟了就无望， 要和过去决裂，施行一次大手术。
北极探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 北极探险 我们唯一的宗旨是走过雪地， 把脸扭向它们的巨大的北方 像磁针一样。有如在白色的银行里 办事员给白纸留下成行的鸟爪笔迹， 我们增加足迹在雪上。 广大的白色淹没了 一切空间的感觉。我们穿行过 静止的、闪烁的日子，时间浮悬的空白， 那是春天和秋天。夏天发掘出水， 水流过岩石，半个世界变成了 深底的船，隆隆响的浮冰， 和寄居有一些小鸟的冰山： 雪原啾啼的白颊鸟；格陵兰的麦鹟， 红脖子的潜水鸟；想想蝴蝶吧， 那硫磺云雾的黄色；吸食虎耳草的 蜜蜂的闪光；岩高兰， 复盆子，蔓越橘，鹿蹄草。 接着是冬天在冰冻的小屋里， 中心是足够暖的──可是把头 靠墙睡吧，冰就粘住我的头发！ 憎恨斑鸠的大声呼吸，蔑视自由人 为洗浴而焦燥。只爱那为残食 而哀嚎、挖掘的狗。留心一下 它和母狗一齐（跑一短程）跑得多好。 因为，那和我们不同。 回来，回来，你警告！我们回来了，这就是 你们的城市、铁路、金钱、语言，语言，语言， 饮食、报纸、交易所、辩论、 电影、无线电，然后还有婚姻。 我睡不着。夜间我看到一个 清晰的声音说话像图画。 它的问话是白的裂隙──这冰可是 我们的愤怒所转化？阴冷而静止的 天空，这可是精神的饥饿？ 继续穿过雪地的被催眠的行进， 珍贵的灭亡堕下的夜，这些 可仅仅是意志的广阔的迂回 和冰冷的心的逃避？如果这想法 在这里好似一种疯狂，好似雪的 寒冷复盖着夏天──那么，那北方 可是一种明显的、真正的疯狂？ 一种坚定的单纯，绝对的，没有市镇， 而只有熊和鱼，一只发怒的眼， 一种新的单一的性别？
一个城市的陷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 一个城市的陷落 墙上的一切标语， 街上的一切传单， 都撕毁了，或被雨流过， 它们的字被泪水涂去， 胜利的旋风 从他们的身体剥下了皮。 大厅中一切英雄的名字， 那里曾有步声如雷，铜嗓高呼， 福克斯①和洛加②在墙上被宣布为历史， 而今被愤怒地划掉， 或者向尘土交还了尘土， 从金色的赞誉里排除。 一切的勋章和敬礼 都从前胸和手扯下， 和它们穿过的人皮囊一起被扬弃， 或者在头脑最深的河床 它们被一个微笑冲去， 是那微笑送来了胜利者。 一切学过的课程被否定， 如今，那学认字的年轻人 被一层古老的膜遮住眼睛； 农民跟着驴子的吁叫声 重又唱起结巴的歌； 这些人只记着遗忘。 但在某个地方，某些字压着 一颗头颅的高门，而在一个 不折射的眼睛的一角， 会有老人的记忆跳给一个孩子， ──呵，那有力的岁月的火花。 而孩子，像珍藏苦恼的玩具，将收起它。 ①拉尔夫·福克斯（1900-1937），英国作家，著有《小说与人民》。牺牲于西班牙人民抗击佛朗哥叛军前线。 ②即加西亚·洛尔卡，西班牙著名诗人、剧作家，被法西斯势力杀害。
不是宫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 不是宫殿 不是宫殿，一个时代的冠冕， 使头脑得以狂想，阴谋，歇下； 而是为了给人民齐心所搭的 高大的建筑上添一朵金花， 我建设。我只要说这一点： 企求稀有的累积，家族的骄傲， 或美的过滤的尘渣已太晚了； 我要说，把每个字迹重重印出： 从这里啜饮精力吧，只吸取精力， 仿佛从电池里吸取电荷， 以力图这个时代的改变。 视觉那小羚羊，精细地浪迹者， 天际的浮光掠影的啜饮者； 听觉，它神游在一根丝弦上， 攫取那没有时间的境界； 触觉，爱，一切感性呵： 离开你们的园地和歌唱的华筵， 别再梦想在我们的太阳以前 旋转的太阳，或现世后的天堂吧。 请注意那些激发外部感官的 闪耀的镜中的形象，那磨亮的意志， 那被风雕出的我们宗旨的旗帜。 没有心灵在这里寻找安静，而是： 不该有人挨饿；人该同等消费。 我们强制的目标是：人该是人。 老古董撒旦的纲领，以大炮 书写在双联单的附页上， 还辅以傲视在怒涛上的战舰： 为什么？为了贯彻一个害人目的， 为了毁灭一切，除了他世代的剥削者。 我们的纲领也同样，可是倒转： 把杀人犯消灭，给生活带来光明。
等他们厌倦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 等他们厌倦了 等他们厌了了城市的繁华灿烂， 也倦于谋地位，以便使自己终于能 挂着舒适的锁链萎靡一生，直到 死亡和耶路撒冷也褒扬到扫街人； 那时，富翁修建的大街和他们的 轻浮的爱情就会像旧布一样褪色， 任死亡走过生命，白色的笑闪过 一切面孔，干净而平等，像雪的反光， 在这时，当悲伤流溢和冻结了我们， 当痛苦的强光在每个街角闪耀， 当那支持昔日金屋顶的柱石的人 在外衣下萎缩了；想我们必能够 从饥饿，像从打火石一样，敲出火？ 我们的力量如今是我们骨头的力量， 干净而平等，像雪的反光， 也是饥饿和被迫失业的力量， 而且是我们互爱的力量。 读着这奇怪语言的读者呵， 我们终于到达了这样一个国度： 光明，像雪的反光，映照一切脸。 这里你会奇怪： 何以工作、金钱、利润、建筑竟能掩盖 人对人的明显可触的爱？ 同志们呵，请别让后来人 ──那将从我们身体中生出的美好的世代── 别让他们奇怪，何以在银行倒闭后， 在教堂失败后，在我们的统治者被宣布为疯狂以后， 我们缺乏虎的猛如春天的魄力， 也不像树对喷出的泉水探出新根， 而是通过旧布的破口，让他们的眼睛 看到赞叹的黎明像炮弹在我们周身 爆开，它的光像雪，使我们昏眩。
国王们的最后道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 国王们的最后道理[1] 大炮拼写出金钱的最后理由 用铅制的字，写在春天的山坡上。 但是那在橄榄树下死去的孩子 是太年轻，太不懂事了， 怎么却被它们威严的眼睛看中。 他更适合于做一吻的目标。 他活着时，工厂的汽笛没召唤过他。 饭店的玻璃转门没有把他卷进。 他的名字没有在报上登载过。 世界以其传统的壁围绕死者， 他们的黄金被沉下做一口井， 而他一生像交易所的谣言飘忽在外边。 正当那天轻风从树上扔下花瓣， 呵，他太轻易地掷下了他的帽子。 不开花的墙上大炮丛生， 机关枪的愤怒铲割着青草； 旗子和叶子从手上和枝上脱落， 苏格兰呢帽在荨麻里烂掉。 想想吧，他的生命是无用的， 对雇主、饭店帐目和新闻档案来说。 想想吧，一万发子弹才杀死一个人。 请问：是否值得以这么大的开销 来杀一个这样年轻，这样胡涂的 躺在橄榄树下的人？呵世界！呵死亡！ 【注释】 [1]原文是拉丁文“UltimaRatioRegum”，法皇路易十四（1638－1715）曾把它作铭文刻在大炮上；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普鲁士军队的大炮上仍保留着它。诗中所说的战争是指1936到1939年的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
特别快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 特别快车 她先发出一篇直率有力的宣言， 那活塞的黑色文告，然后稳稳地 像皇后一般滑行，离开了车站。 她昂然行进，以克制的冷漠态度 通过了卑微的拥聚两边的房舍， 路过煤气厂，最后穿过死亡的 沉重一页，上面满印着墓地的碑。 在城郊外是一片开阔的田野， 逐渐增加速度，也增加了神秘， 有似海上行船那么泰然自若。 现在她开始歌唱了，起初低声， 然后洪亮，终于像爵士乐般疯狂： 那是在转弯时尖声呼啸的歌， 是隆隆的隧洞之歌，闸和铁栓之歌。 然而总是轻盈而昂扬地流着 她那轮下的意气风发的节拍。 她冒着蒸气，穿过金属的风景，沿着 她的轨道冲进了极乐的新纪元。 那儿速度扬起了奇异的形状， 大曲线，像炮膛般干净的并行线。 最后，越过爱丁堡或罗马，远远的 在世界顶峰以外，她到达了黑夜， 在那里，在起伏的山上，低低的 只有流线型的硫磺光是白的。 呵，像彗星穿过火焰，她狂喜奔去， 那围裹她的音乐呵，没有鸟儿的歌，不， 没有任何绽出蜜蕾的树能够相比。
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我不断地想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 斯蒂芬·斯彭德 （1909－1995） 【简介】 斯蒂芬·斯彭德：是英国诗人兼批评家。他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参加共和军方面做宣传工作。二战时期在空军中服役。战后曾在美国若干大学讲学，1970年受聘为伦敦大学英文教授。斯彭德在牛津大学时和奥登，麦克尼斯，C.D.刘易斯等同为左翼青年诗人。后来有所改变，但一直表现出对进步事业的同情。1930年他还在牛津读书时，就出了一本诗集《诗二十首》，已显出他热情的风格。1933年出了另一本诗集，表现他的诗才已很成熟。当时批评家虽不喜欢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但却不能不认为他是一位不可忽视的诗人。他的作品除诗以外还有诗剧，政治及文学论文和一本自传。他的诗受德国诗影响较深，特别是里尔克。他喜欢取材于现代城市生活，其中有名的一首就是本集所选的《特别快车》。他使用语言和奥登一样清新有力。 （周珏良） 斯蒂汾·司班德（StephenSpender1909—），1909年出生于伦敦，父亲是记者和传记作家。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与奥登、麦克尼斯、戴·路易斯并称为牛津四诗人。他于1928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九次实验》，在30年代以《二十首诗》（1930）和《诗集》（1933）成名。1934年出版长诗《维也纳》，歌颂维也纳社会主义者进行的反政府的未遂革命。1939年访问西班牙，和友人合编《为西班牙的诗》，支持反法西斯斗争。1939年后，他的政治观点开始倒退，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还是一位有影响的批评家，著有《破坏性因素》（1935）和《创造性因素》（1953）。1970年被聘为伦敦大学英语教授，1981年受封为爵士。他的诗浪漫色彩较浓，有较多的自我成分。（袁可嘉） 我不断地想着 我不断地想着那些真正伟大的人， 他们从娘胎里就记着灵魂的历史 是通过光的走廊，那儿的每一刻 自成一个太阳，无限而歌唱。他们的 美好野心是：他们仍吻着火焰的嘴唇 能叙述自顶至踵裹在歌里的精神。 而且他们从春天的枝干收集起 那像花朵般凋落下他们身体的欲望。 可贵的是，永远不忘记血液的喜悦， 它源自常青之泉，迸发出岩石外， 涌现在我们地球以前的许多世界里； 可贵的是，从不否定它对单纯晨光的 欢欣，或对黄昏的爱的严肃的要求； 从不允许日常事务以经年累月的 喧声和雾，窒息精神鲜花的开放。 靠近雪，靠近太阳，在最高的原野， 请看这些名字如何为摇曳的草 所欢庆，如何为白云的旌旗所招展， 又如何被轻风低诉给谛听的天空。 这些毕生为生而战斗的名字呵， 他们在自己的心里承接着火的中心。 生于太阳，他们朝太阳走了片刻， 给清澈的太空签署上他们的荣耀。
布鲁塞尔的冬天——（王佐良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布鲁塞尔的冬天 王佐良译 寒冷的街道缠结如一团旧绳 喷泉也在霜下噤不作声 走来走去，看不请这城市的面容 它缺少自称“我乃实物”的品性 只有无家可归和真正卑微的人们 才像确切知道他们身在何处 他们的凄惨集中了一切命运 冬天紧抱着他们，像歌剧院的石柱 阔人们的公寓耸立在高地 几处窗子亮着灯光，犹如孤立的田庄 一句话像一辆卡车，满载着意义 一个眼光包含着人的历史 只要五十法郎，陌生人就有权利 让这无情义的城市送上温暖的胸膛
对一个暴君的悼词（王佐良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对一个暴君的悼词 王佐良译 他追求的是某种的完善， 他所创造的诗不难了解； 他熟悉人的愚蠢，犹如他的手掌， 对于军团和舰队兴趣特浓， 他笑，高贵的参议员也笑而又喊， 他哭，孩子们在街上纷纷死亡。
服尔泰在乡间（卞之琳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服尔泰在乡间 卞之琳译 现在差不多享福了，他到庄上去视察。 一个修表的流亡人抬起头瞟了他一眼， 便继续工作；一个细木匠碰一碰帽檐， 那里有一所医院正在快速地耸起； 一个经管人来报告种的树长得顺利。 白山尖闪亮。这是夏天。他十分伟大。 远远在巴黎，他的仇人们咬耳朵批评 说他是邪恶的，坐在一张笔直的椅子上。 一个瞎眼的老妇人等死也等信。他要说 “人生比什么都好。”真是吗？不错。 反对虚伪和不义而跟他们打的仗 总是值得的。种园子也就是如此。要文明。 笼络、诟骂、耍花招，比他们谁都乖巧， 他带过别的孩子们进行了神圣的反抗 声名狼藉的大人们；用过小孩式诡计， 在需要两可的回答或者直捷的撒谎 来自卫的时机，也学过狡猾和卑躬屈膝， 而像农民一样的忍耐，等对手栽倒。 不像达朗贝，从来不怀疑他会打胜仗。 只有巴斯加是一个大敌人，其余的一批 都是一些早就中了毒药的老鼠； 要做的事情可还多，又只有他自己靠得住； 亲爱的狄德罗有点笨，却尽了全力； 鲁索，他向来知道，会哭哭啼啼，会投降。 他得像一个哨兵，不能睡。夜里充满错， 到处是地震和处决。不久他也就要死掉， 遍欧洲还站着吓人的保姆，凶狠得要死， 手里痒痒的想活煮小孩子。只有他的诗 也许喝得住她们，他还得继续写稿。 头顶上不诉苦的满天星编着明朗的歌。
小说家（卞之琳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小说家 卞之琳译 装在各自的才能里像穿了制服， 每一位诗人的级别总一目了然； 他们可以像风暴叫我们怵目， 或者是早夭，或者是独居多少年。 他们可以像轻骑兵冲前去：可是他 必须挣脱出少年气盛的才分 而学会朴实和笨拙，学会做大家 都以为全然不值得一顾的一种人。 因为要达到他的最低的愿望， 他就得变成了绝顶的厌烦，得遭受 俗气的病痛，像爱情；得在公道场 公道，在龌龊堆里也龌龊个够； 而在他自己脆弱的一身中，他必须 尽可能隐受人类所有的委屈。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卞之琳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 卞之琳译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 一齐证实了我们的敌人的胜利； 我们的棱堡被突破，军队在退却， “暴行”风靡像一种新的疫疠， “邪恶”是一个妖精，到处受欢迎； 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分： 且记起一切似已被遗弃的孤灵。 今夜在中国，让我来追念一个人，① 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缪佐显出了全部魄力， 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个小古堡，像一个庞然大物。 〔注〕《战时》十四行诗组第23首，每行抑扬格五音步，脚韵排列是abab，cdcd，efg，efg（其中有近似韵）。 ①诗人里尔克从1913年起沉默了10年，终于在瑞士缪措特一古堡中写完了名诗《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 来源：《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袁可嘉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9页
歌——第28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歌 ——第28曲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在大厦，有的住在鄙陋的小楼；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亲爱的，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我们曾有过一个祖国，我们觉得它相当好， 打开地图你就会把它找到； 现在我们可无法去，亲爱的，现在我们可无法去。 在乡村教堂的墓地有一棵老水松， 每一年春天它都开得茂盛： 旧护照可办不到，亲爱的，旧护照可办不到。 领事官拍了一下桌子说道， “如果你得不到护照，对官方说你就是死了；” 但是我们还活着，亲爱的，但是我们还活着。 去到一个委员会，他们要我坐下； 有礼貌地告诉我明年再来找它； 但我们今天到哪儿去，亲爱的，但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参加一个集会；演说人站起来说道： “要是收容他们，他们将偷去我们的面包；” 他指的是你和我呀，亲爱的，他指的是你和我。 我想我听到了天空中一片雷响， 那是希特勒驰过欧洲，说：“他们必须死亡；” 噢，我们是在他心上，亲爱的，我们是在他心上。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别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 但他们不是德国犹太人，亲爱的，但他们不是德国犹太人。 走到码头边，站在那里面对着水流， 看见鱼儿游泳，仿佛牠们很自由； 只不过十呎相隔，亲爱的，只不过十呎相隔。 走过一座树林，看见小鸟在树上， 牠们没有政客，自在逍遥地歌唱； 牠们并不是人类，亲爱的，牠们并不是人类。 在梦中我看见一座千层高的楼 它有一千个窗户和一千个门口； 却没有一个是我们的，亲爱的，却没有一个是我们的。 站在一个大平原上，雪花在纷飞， 一万个士兵操练着，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亲爱的，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注释】这首诗是写从希特勒纳粹德国逃出的难民的遭遇。
歌——第27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歌 ——第27曲 噢，谁能以充分的词藻 赞美他所信仰的世界？ 在挨近他家的草坪上 鲁莽的童年在玩耍， 在他的林中爱情不知灾祸， 旅客都安详地骑马而过， 在坟墓的冷静的阴影下 响着老年的信任的脚步。 噢，谁能够描绘幻想的 栩栩生动的一草一木？ 可是创造它并保卫它 将是他的整个报酬： 他将守望着，他将哭泣， 拒绝他父亲的全部的爱， 对他母亲的子宫失迷了， 八夜睡了一回荒唐的觉， 而后第九夜，将要成为 一个幽灵的新娘和牺牲， 并且被投进恐怖的洞里， 把天降的惩罚独自承受。
西班牙（193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西班牙（1937） 昨天是陈迹，是度量衡的语言 沿着通商的途径传到中国，是算盘 和平顶石墓的传播； 昨天是在日照的土地上测量阴影。 昨天是用纸牌对保险作出估计， 是水的占卜；昨天是车轮和时钟的 发明，是对马的驯服； 昨天是航海家的忙碌的世界。 昨天是对仙灵和巨怪的破除， 是古堡像不动的鹰隼凝视着山谷， 是树林里建筑的教堂； 昨天是天使和吓人的魔嘴沟口的雕刻。 是在石柱中间对邪教徒的审判； 昨天是在酒店里的神学争论 和泉水的奇异的疗效； 昨天是女巫的欢宴。但今天是斗争。 昨天是装置发电机和涡轮机， 是在殖民地的沙漠上铺设铁轨； 昨天是对人类的起源 作经典性的讲学。但今天是斗争。 昨天是对希腊文的价值坚信不疑， 是对一个英雄的死亡垂落戏幕； 昨天是向落日的祈祷 和对疯人的崇拜。但今天是斗争。 诗人在低语，他在松林中感到震惊， 或处身在瀑布歌唱的地方，或直立 在山崖上的斜塔旁： “噢，我的幻象。送给我以水手的好运！” 观测者在瞄着他的仪器，观望到 无人烟的区域，有活力的杆菌 或巨大的木星完了： “但我朋友们的生命呢？我要问，我要问。” 穷人在不生火的陋室里放下晚报说： “我们过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噢，让我们 看到历史是动手术者， 是组织者，时间是使人苏生的河。” 各族人民集起了这些呼声，召唤着 那塑造个人口腹的，并安排私自的 夜之恐怖感的生命： “你岂不曾建立过海绵的城邦？ “岂不曾组织过鲨鱼和猛虎的 大军事帝国，成立过知更雀的英勇小郡？ 干涉吧，降临吧，作为鸽子， 或严父，或温和的工程师。但请降临。” 然而生命不予回答，或者它的回答 是发自心眼和肺，发自城市的商店 和广场：“呵，不，我不是动力， 今天我不是，对你们不是；对于你们 “我是听差遣的，是酒馆的伙计和傻瓜， 我是你们做出的任何事情，你们的笑话， 你们要当好人的誓言； 我是你们处事的意见；我是你们的婚姻。 “你们想干什么？建立正义的城吗？好， 我同意。或者立自杀公约，浪漫的死亡？ 那也不错，我接受，因为 我是你们的选择和决定：我是西班牙。” 许多人听到这声音在遥远的半岛， 在沉睡的平原，在偏僻的渔岛上， 在城市的腐败的心脏， 随即像海鸥或花的种子一样迁移来。 他们紧把着长列的快车，蹒跚驶过 不义的土地，驶过黑夜，驶过阿尔卑斯的 山洞，漂过海洋； 他们步行过隘口：为了来奉献生命。 从炎热的非洲切下那干燥的方块土地 被粗糙地焊接到善于发明的欧洲： 就在它江河交错的高原上， 我们的热病显出威胁而清楚的形象。 也许，未来是在明天：对疲劳的研究 包装机运转的操纵，对原子辐射中的 八原子群的逐步探索， 明天是用规定饮食和调整呼吸来扩大意识。 明天是浪漫的爱情的重新发现； 是对乌鸦的拍照，还有那一些乐趣 在自由之王的荫蔽下， 明天是赛会主管和乐师的好时刻。 明天，对年轻人是：诗人们像炸弹爆炸， 湖边的散步和深深交感的冬天； 明天是自行车竞赛， 穿过夏日黄昏的郊野。但今天是斗争。 今天是死亡的机会不可免的增加， 是自觉地承担一场杀伤的罪行； 今天是把精力花费在 乏味而短命的小册子和腻人的会议上。 今天是姑且安慰，一支香烟共吸； 在谷仓的烛光下打牌，乱弹的音乐会， 男人们开的玩笑；今天是 在伤害别人面前匆忙而不称心的拥抱。 星辰都已消失，野兽不再张望： 只剩下我们面对着今天；时不待人， 历史对于失败者 可能叹口气，但不会支持或宽恕。 【注释】西班牙内战于1936年爆发，正义人士纷纷去为共和政府军助战。奥登也在其列。此诗即写于当时，大意说：正义和不正义的斗争集中在当时的西班牙内战，一切取决于“今天”的“斗争”，历史对于人类的进步或倒退无能为力，事在人为。全诗未用直接鼓动性语言，而自然起了不小的鼓动作用。原诗几乎全用意象联缀而成，绝少用连系动词（中译文里不得不加了不少“是”字），音调激越，不押脚韵，但非自由体，每节第1、2、4行每行大致有四个特重音，第3行是二、三个特重音，符合霍普金斯（GeraldHopkins）特创的“突兀节奏”（sprungrhythm）诗律。
让历史作我的裁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让历史作我的裁判 我们尽可能做了准备， 开列出公司的名单， 不断刷新我们的估计 并且分配了农田， 发布了一切及时的指令 以应付这种事变， 大多数是顺从的，如所预料， 虽然也有人发牢骚，当然； 主要是反对我们行使 我们古老的权利来滥用职权， 甚至有类似暴动的企图， 但那只是顽童的捣乱。 因为从没有任何人 有过任何严肃的怀疑， 当然，他们谈不到有什么生路， 若不是我们胜利。 一般公认的看法是 我们没有借口可循， 可是按照最近的研究 许多人会找出原因。 认为在于一种并非稀见的 恐怖方式；另有人更机灵， 他们指出在一开始 就有犯错的可能性。 至于我们呢，至少还有 我们的荣誉不能放手， 也有理由可以保持 我们的能力直到最后。
我们都犯错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我们都犯错误 请看他天天若无其事地漠然停下， 再看他灵巧地整一下围巾，当他 随后登入汽车，让穷人看得眼花。 “这才是无忧的人。”人们说，然而说错。 他并不是那凯旋而归的胜利者， 更不是航行过两极的探险者， 而是平衡在剃刀锋上，左右是深渊， 生怕跌落，他学会这种矜持的身段， 既有殷勤的侧影，又挺立不凡。 那血液的歌，它变化莫测的行动 将会淹没铁树林中的告警， 将会消除这被埋葬者的堕性： 在白天，从一家到一家的旅行 是通向内心平静的最远的路程， 怀有爱的弱点，也有爱的忠诚。
要当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要当心 在这条钢丝上，在冒险之间， 出于善良的天性继续相会吧， 那善良已在和颜悦色中毕现。 用亲昵的名字彼此称呼， 微笑着，拉一只情愿的手臂 表示出一种竞赛中的友谊。 但假使由于夸张或者沉醉 而比这走钢丝更狂放一些， 前前后后都充满了威胁。 别让步子朝任何一边滑去， 以至侵入“经常”，或探进“从未”， 因为那就是恨，那就是恐惧。 站在狭隘上吧，因为阳光 只是在表面上才最光明； 没有愤怒，没有背叛，只有和平。
这儿如此沉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这儿如此沉闷 在心灵的这个村落定居下来， 亲爱的，你受得了吗？确实，那大厅， 那水松和著名的鸽子房还在， 一如我们儿时，但那一对老人 曾如此同等爱我们的，却已死了。 现在它成了过客的旅馆， 并不怎么严格：有一条公路干线 就在它的门口经过，一夜间 一些淡饮料的小店林立起来。 那廉价的装饰，尖叫的游泳池， 那到处一样的小镇的时髦感， 你真的能把这一切当做家，而不是 寄希望于和一个陌生人的无心之美 做偶然的、羞怯的邂逅？ 呵，你果真能在我们的笨拙中看到 邻居们想协助和爱的强烈愿望？
不知名的公民（为JS/07/M/378号公民，国家立此石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不知名的公民 （为JS/07/M/378号公民，国家立此石碑） 据国家统计局的户册，他是个好公民， 从没有制造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故， 各方面对他的品行的调查都指明： 用一个旧词的新义来说，他是个圣徒， 因为他做的每件事都是为社会服务。 除战时不算外，直到他退休之日 他一直在工厂工作，从没有被免职， 而是尽心竭力地效劳顾主，福吉汽车公司。 但他不是工贼，也没有偏激的政见， 因为据工会反映，他交会费从不拖延， （据我们调查，他加入的工会也很正派） 而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家经过调查， 发现他爱喝点酒，和同伴都处得不坏。 新闻界确定他每天都买一份报看， 对广告的反应也很正常，不管哪一方面。 保险单有他的名字，证明他完全保险了， 医疗册写着他住过一次院，但病已痊好。 厂商研究所和高级起居促进会宣称 他对分期付款办法的优点完全看得清， 并且具有一个现代化人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架电唱机，一辆汽车，电冰箱和收音机。 我们的社会舆论调查员表示欣慰于 逢年论月他的见解都是恰如其分： 在和平时，他赞助和平；打仗了，他就参军。 他结了婚，给全国人口添了五个子女， 据我们的优生学家说，对他那一代父母 这么多子女不算多，而是正确的数目。 又据教师反映：他从不干涉他们的教育。 他自由吗？他快乐吗？这问题问得太可笑： 如果出了什么毛病，我们当然不会不知道。 【注释】本诗副标题是对无名英雄碑铭的幽默的模仿。
大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大船 街道灯火辉煌，我们的城市力求整洁： 三等旅客玩最脏的牌，头等客下大赌注； 睡在船头的乞丐们从来看不到 特等舱里能干什么；没有人问那缘故。 情人们在写信，运动员在打球， 有人怀疑妻子的贞操，或则妻子的美； 一个男孩雄心勃勃，也许船长恨我们大伙， 也许有人在文明的生活中陶醉。 正是我们的文化如此平稳地 在海之荒原上行进，在前面某个地方， 是腐烂的东方，战争，新花和新衣裳。 在某个地方，奇异而机警的“明天”睡下， 并筹划着对欧洲人的考验，没有人能猜想 谁将最羞愧，谁变为富有，谁将死亡。 【注】此诗作于1938年，在奥登访问中国回去之后。
我们的偏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我们的偏见 时漏对着狮子的爪低低劝告， 钟楼无日无夜不向花园吐诉： 时间对多少谬误都耐心等待， 他们永远正确是多么错误。 可是不管时间流得多么快速， 也不管它的声音多么洪亮或深沉 它从没有阻止过狮子的纵跃， 也没有动摇过玫瑰的自信。 因为他们要的仿佛尽是成功； 而我们在措辞时，总是量音取舍， 判断问题也总怕把事情弄拙； 时间对我们总是多多益善。 我们几曾愿意笔直地走到 目前的处境，而不是兜一个圈？
请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请求 先生，你宽恕一切，不与人为敌， 只不过意愿他倒转，请别吝惜： 给我们权利和光，以神效之方 治疗那难以忍受的神经发痒， 断瘾后的疲惫，说谎者的扁桃腺炎， 还有内在的童贞的变态表现。 请断然制止那经过预演的反应， 把懦夫煞有介事的姿势纠正； 及时以笑颜鼓舞那些退却者， 使他们转回身去，尽管情况险恶； 公布住在城市的每一个治疗人， 或住在车道尽头别墅里的也行； 扰乱那死者之屋吧；欣然观看 建筑的新风格，心灵的改变。
步父辈的后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步父辈的后尘 我们游猎的父辈讲过 动物的可悲的故事， 怜悯牠们固定的特征 有一种匮乏和限制； 在狮子不耐的视线里， 在猎物临死的目光中， “爱”在渴求个人的荣誉， 而那只有理性的赋与， 只有慷慨的嗜好和能力， 以及神的正确能增进。 从那美好传统长大的人， 谁能够预料这种结果： “爱”在本质上竟款通 罪恶的复杂的曲径？ 而人的联系竟能如此 改变他南方的姿态， 使他在成熟的考虑下， 只思索我们的思想， 并且违法地祈望，工作， 还力图保持默默无闻？ 【注释】对于本诗，理查德‧霍加特在论《奥登》（195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书中有如下解说： 在这首诗里，野兽的情况鲜明地突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冲突。据奥登说，这种冲突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假如他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的父亲和祖父们怜悯野兽缺乏理智，没有“进步”的能力。对比之下，人好似神，博大，有效率，慷慨和讲理性，能做出“南方”的姿态，即由道德的自信而产生的“爱”的姿态。中产阶级的这种美好传统通过家庭、学校和古老的大学而代代相传。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却对这一类遗产的基础，对它所忽视的不义感到内疚。这同一“爱”的意识把我们引向复杂的罪恶行为，即为了正确的目的而做出错误的行为，使我们在社会关系中放弃了宽大和人道的作法，转向掩蔽、诡诈和狡狯，自愿仿效野兽的阴险，而这种阴险仿佛是与理性不能并容的。 因此，这首诗的第二节议论说（奥登此时认为，这对他和类似他的人们是一种道德的必需），他们必须拒绝资产阶级的甚至“体面的”行为准则而采取更大的价值观。这种议论在本诗第一节里是如此引申出来的：它以一种讥讽而惋惜的口吻，谈到那一种传统已经消逝；我们和沉默的野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父辈固守着他们的传统，可以怜悯野兽没有理智的本能；而具有更大的价值观的我们却模仿着野兽的最无理性的特征。
太亲热，太含糊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太亲热，太含糊了 如果讲爱情 只凭着痴心 照定义而行， 那就隔着墙壁， 从“是”走到“不” 就通不过去， 因为“不”不是爱，“不”是不， 是关一道门户， 是蹦（绷）紧了下腭， 能意识到的难过。 说“是”吧，把爱情 变为成功， 凭栏看风景， 看到陆地和幸福， 一切都很肯定， 沙发压出吱扭声。 如果这是一切，爱情 就只是颊贴着颊， 亲热话对亲热话。 声音在解释 爱的欢欣，爱的痛苦， 还轻拍着膝， 无法不同意， 等待心灵的吐诉 像屏息等待的攻击， 每种弱点原封不动， 相同对着相同； 爱情不会在那里 爱情已移到另一个座椅。 已经知道了 谁挨近着你， 不感到为难， 也不会昏眩， 就会有礼貌地 离开北方自得其所， 而不会集合起 另一个对另一个， 这是设计自己的不幸， 预言自己的死亡和变心。
旅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旅人 他站在一棵特异的树下 把远方高举到面前，专寻找 抱有敌意的不熟悉的地方， 他想看的是异地的奇奥， 当然那里将不接待他居留； 他得尽力使自己保持原样： 即一人爱着远方的另一人， 原有着家，顶着父名在头上。 然而他和对方总是一套： 他一离开轮船就踏上港口， 照例是温柔，甜蜜，易于接受； 城市像簸箕般盛着他的感情； 人群不怨一声地为他让开， 因为大地对人生总能够忍耐。
悼念叶芝（死于1939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悼念叶芝 （死于1939年1月） 一 他在严寒的冬天消失了： 小溪已冻结，飞机场几无人迹， 积雪模糊了露天的塑像； 水银柱跌进垂死一天的口腔。 呵，所有的仪表都同意 他死的那天是寒冷而又阴暗。 远远离开他的疾病 狼群奔跑过常青的树林， 农家的河没受到时髦码头的诱导； 哀悼的文辞 把诗人的死同他的诗隔开。 但对他说，那不仅是他自己结束， 那也是他最后一个下午， 呵，走动着护士和传言的下午； 他的躯体的各省都叛变了， 他的头脑的广场逃散一空， 寂静侵入到近郊， 他的感觉之流中断：他成了他的爱读者。 如今他被播散到一百个城市， 完全移交给了陌生的友情； 他要在另一种林中寻求快乐， 并且在迥异的良心法典下受惩处。 一个死者的文字 要在活人的腑肺间被润色。 但在来日的重大和喧嚣中， 当交易所的掮客像野兽一般咆哮， 当穷人承受着他们相当习惯的苦痛， 当每人在自我的囚室里几乎自信是自由的， 有个千把人会想到这一天， 仿佛在这天曾做了稍稍不寻常的事情。 呵，所有的仪表都同意 他死的那天是寒冷而又阴暗。 二 你像我们一样蠢；可是你的才赋 却超越这一切：贵妇的教堂，肉体的 衰颓，你自己；爱尔兰刺伤你发为诗歌， 但爱尔兰的疯狂和气候依旧， 因为诗无济于事：它永生于 它的辞句的谷中，而官吏绝不到 那里去干预；“孤立”和热闹的“悲伤” 本是我们信赖并死守的粗野的城， 它就从这片牧场流向南方；它存在着， 是现象的一种方式，是一个出口。 三 泥土呵，请接纳一个贵宾， 威廉‧叶芝已永远安寝： 让这爱尔兰的器皿歇下， 既然它的诗已尽倾洒。 时间对勇敢和天真的人 可以表示不能容忍， 也可以在一个星期里， 漠然对待一个美的躯体， 却崇拜语言，把每个 使语言常活的人都宽赦， 还宽赦懦弱和自负， 把荣耀都向他们献出。 时间以这样奇怪的诡辩 原谅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 还将原谅保尔‧克劳德， 原谅他写得比较出色。 黑暗的恶梦把一切笼罩， 欧洲所有的恶犬在吠叫， 尚存的国家在等待， 各为自己的恨所隔开； 智能所受的耻辱 从每个人的脸上透露， 而怜悯的海洋已歇， 在每只眼里锁住和冻结。 跟去吧，诗人，跟在后面， 直到黑夜之深渊， 用你无拘束的声音 仍旧劝我们要欢欣； 靠耕耘一片诗田 把诅咒变为葡萄园， 在苦难的欢腾中 歌唱着人的不成功； 从心灵的一片沙漠 让治疗的泉水喷射， 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 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
正午的车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正午的车站 一列稀奇古怪的快车从南方开到， 剪票栏外拥挤着人群，一张面孔── 市长没准备喇叭和彩带迎接它： 他的嘴角露着惊诧和怜悯的表情 使游来的目光感到迷惑。天空在飞雪 他抓紧手提箱轻快地走出站台 来传染一个城市，呵，这个城市 也许是刚刚面临它可怕的未来。 【注释】这首诗里所说的“南方来人”“传染一个城市”可能指的是在“慕尼黑”以后纳粹主义对西欧的外交行动。写这诗时奥登可能在布鲁塞尔，慕尼黑在它南面。
美术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美术馆 关于痛苦他们总是很清楚的， 这些古典画家：他们深知它在 人心中的地位；深知痛苦会产生， 当别人在吃，在开窗，或正作着 无聊的散步的时候； 深知当老年人热烈地、虔诚地等候 神异的降生时，总会有些孩子 并不特别想要它出现，而却在 树林边沿的池塘上溜着冰。 他们从不忘记： 即使悲惨的殉道者也终归会完结 在一个角落，乱糟糟的地方， 在那里狗继续着狗的生涯， 而迫害者的马 把无知的臀部在树上摩擦。 在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里，比如说； 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 和那绝望的呼喊，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童， 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 【注释】 本诗的主题是：人对别人的痛苦麻木无感。诗人在美术馆里看到勃鲁盖尔（1525－1569，尼德兰画家）的油画《伊卡鲁斯》，深感到它描绘的正是这一主题。“伊卡鲁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自制翅膀飞离克里特岛，在飞近太阳时，他的翅膀由于是用蜡粘住的，融化了，他也跌落海中死去。诗中描写的景色大多是勃鲁盖尔画中所有的。
探索（十四行诗组，选十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探索 （十四行诗组，选十首） 奥登在发表《探索》诗组时曾加一条说明如下： “《探索》的主题是常见的，神话里，像金羊毛、圣杯那样的传说里，儿童的历险故事和侦探小说里都有。这一组诗是就上述作品中某些共有的特点写出的。诗中提到的‘他’和‘他们’，应看做是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 门 从这里出现穷人的未来， 不可解的谜，刽子手和规定， 还有发脾气的女皇，或者 红鼻子小丑把愚人来愚弄。 大人物在昏黄中注视它， 可别不慎放进一段隐私生活， 一个传教士般龇牙笑着的寡妇， 一声咆哮引来的轩然大波。 我们害怕时用一切堵住它， 我们死时则敲击着门格， 由于偶然打开一次，它使得 巨大的阿丽思看见了奇境， 在阳光下等待着她，而且， 由于自己太小，使她哭得伤心。 准备 在事情开始的几周以前，一切 已在最精于此道的工厂里预订， 那能测定种种古怪事件的仪器， 和一切能润肠或润心的药品。 当然还有表，来观测“不耐”飞去， 防黑暗有灯，防日光则有遮光屏； 不详之感坚持要有一杆枪 和彩色珠子来安慰野蛮的眼睛。 从理论上讲，他们在“预计”上很正确， 假如有什么尴尬的事情发生； 不幸，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困境： 谁都不该把药交给放毒者， 或把精巧的机械交给魔法师， 更不要把枪交给讨厌的厌世者。 诱惑之一 他羞于作自己的悲哀的宠儿， 于是参加了一伙喧腾的传说， 他的魔术师的才干很快地， 使这群稚气的幻影都由他掌握； 那魔力把市区的畸形化为公园， 又把他的饥饿化为罗马的宴飨， 一切时刻都坐上出租汽车，孤独 成了黑暗中他阿谀的女皇。 但假如他愿望的不是这么辉煌， 黑夜就会像野兽在身后尾随， 把他恫吓，所有的门都喊“防贼！” 而当真象遇见他并伸出她的手， 他就惺惺然靠紧他夸张的信念， 并且像受虐待的儿童悄悄溜走。 诱惑之三 他使用一切关怀的器官注意到 王子们如何走路，妇孺们说些什么， 他重又打开他心中古老的坟墓 去学习死者一死以抗拒的法则。 于是不太情愿地达到如下结论： “所有书斋的哲人都胡说八道； 爱别人就是使混乱更加混乱； 同情之歌只是魔鬼的舞蹈。” 于是他对命运鞠躬，而且很亨通， 不久就成了一切人之主； 可是，颤栗在秋夜的梦魇中。 他看见：从倾圮的长廊慢慢走来 一个影子，貌似他，而又被扭曲， 它哭泣，变得高大，而且厉声诅咒。 塔 这是为了古怪人的一种建筑； 天庭就如此被恐惧者攻取， 正如少女曾一度不自觉地 把她的童贞标榜得好似上帝。 这儿，在黑夜，当胜利的世界睡了， 失意的爱情在抽象思考中燃烧， 亡命的意志借助史诗回到政治， 在诗中让它的背叛者哭嚎。 但许多人希望他们的塔变为井； 因为害怕淹死的会死于干渴， 那洞察一切的会自己变为无形： 这儿，陷于自己幻术的大魔术家 渴盼一种天然的境界，不禁对着 过路的人叹息道：“要谨防魔法！” 冒失者 他们看到，每一个情况都指明 要有童贞才能把独角兽[1]诱陷， 却没有注意那些成功的贞女， 大多数都有一张丑陋的脸。 英雄确如他们想象的那样猛， 但都没注意到他特别的童年， 瘸腿的天使曾经教他如何 对失足跌跤予以恰好的防范。 因此，他们仅凭着擅自的猜测， 独自走上了并非必行的途程， 半途就走不下去了，只好伴着 沙漠的狮子定居在某个洞中； 不然就改道而行，勇敢得荒谬， 遇见吃人的恶魔，并且变为石头[2]。 职业 半信半疑地，他呆视着那官员， 满有兴味地把他的名字填进 声请受难而被拒绝的人的名单。 笔已停止书写，虽然要当殉道者 已经太迟了，但还有个位置是 当一名冷言热语的招引者： 用大人物的小缺点的笑谈 来测验年青人有没有决心， 用嘲笑的赞扬叫热心人羞惭。 虽然镜子暂时可能很讨厌， 女人和书本该教给他的中年 一种家常的防御的机智， 以堵截一些冷场，并且用一个 世故的微笑关住他慢步的狂热。 道 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附录 增添到寻道的百科全书。 既有字义的注释，也有科学的解答， 还有插图的普及课本，拼法也现代化。 现在人人都知道了英雄该怎么做： 他必须挑选老马，忌酒和规避女色， 而且要物色搁浅的鱼，对牠表示友好； 现在谁都认为，只要他存心就能找到 一条道路穿过荒原，直抵岩石间的教堂， 准可以看见三条彩虹或星钟的幻相。 却忘了提供这情报的人大多结过婚， 而且喜欢钓鱼，有时也喜欢骑马飞奔。 而这样获得的任何真理怎么靠得住： 只凭观察自己，而后再插进一个“不”？ 冒险 以前，别人曾由正路向左转， 但那只是在外界的抗议下： 忿惫的强盗被法律判为非法， 麻疯病人被受惊者所惊吓。 现在，没有谁指控这些人有罪， 他们看来没有病：旧友们吃惊 而难过地看到他们像大理石 从高谈阔论滑到默默无闻中。 一般人更紧紧地抱住传统、 阳光和马了，因为正常人都明白 为什么偶数应该把奇数撇开： 无名者在自由人中不值一谈； 成功者都识大体，不会试图 去看看他们潜逃的上帝的脸。 冒险者 像陀螺，绕着他们中心的渴望转， 他们沿着否定的道路走向干旱， 在空虚的天空下，他们倾倒着 自己的记忆像污水，在空虚的洞边 他们干渴至死，却形成一滩泥沼， 魔怪在那里滋生，强迫他们忘记 他们的誓约所规避的美女，不过 仍以最后一息赞美着荒诞无稽， 他们结实而成为他们的奇迹： 每种怪异的诱惑所呈现的形象 都成了画家的最动人的画意； 不育的妇人和火热的处女都来 啜饮他们井中的清泉，并愿望 在他们的名下获得孩子和情郎。 【注释】 [1]在西方，独角兽象征耶稣，或“真理的福音”。传说猎获独角兽者必须先在它的洞中置一童贞少女，独角兽见她便伏于脚下，听任捕捉。 [2]“石头”，据希腊神话记载：宇宙的主宰原是泰坦族巨人克罗诺斯，他有六个儿子，后因儿子反叛他，他便把他们陆续吃掉，只有一子宙斯被其母变为石头，没有被吃，并且终于推翻其父而成为宇宙的主宰。
在战争时期（十四行诗组，附《诗解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国现代诗选（译者：查良铮）->W．H．奥登（1907－1973） W．H．奥登 （1907－1973） 【简介】奥登也被称为难懂的诗人。当然艾略特对他有影响。但他有自己的特色。他喜用自由联想的方法，文字又力求简练，常常尽量地不用连接词，还有许多自己的象征手法，读者弄清他的真意是要费一点力的。如在《探索》十四行诗组里，这类象征就很多。在译文里，因为汉语的特点，在有些地方加上了一两个连接词。但就是这样，也并不能使这些诗一读就能了然。但通过努力，能掌握它们到一定程度，趣味可就更浓厚一点了。奥登是一位运用语言的大师，他用简练的口语创作，赋予它以特别的效果，常能化平易为神奇，不像在那里有意“做诗”而诗味盎然。良铮的译笔在这方面也颇见工力。……当然奥登的生花之笔并不是单色的，他也有庄重的笔调，《悼念叶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周珏良） 在战争时期 （十四行诗组，附《诗解释》） 一 从岁月的推移中洒落下种种才赋， 芸芸众生立刻各分一份奔进生活： 蜜蜂拿到了那构成蜂窠的政治， 鱼作为鱼而游泳，桃作为桃而结果。 他们一出手去尝试就要成功了， 诞生一刻是他们仅有的大学时期， 他们满足于自己早熟的知识， 他们安守本分，永远正确无疑。 直到最后来了一个稚气的家伙， 岁月能在他身上形成任何特色， 使他轻易地变为豹子或白鸽； 一丝轻风都能使他动摇和更改， 他追寻真理，可是不断地弄错， 他羡慕少数的朋友，并择其所爱。 二 他们不明白那为什么是禁果。它没有 教什么新知识。他们藏起了自傲感， 但在受责备时并不肯听取什么， 并确切地知道在外面该怎么来。 他们离去了：立刻，过去所学的一切 都从记忆里隐退；现在，他们不再能 理解那些一向帮助过他们的狗， 那常和他们策谋的溪水哑然无声。 他们哭泣，争吵：自由真是奔放不羁 在前面，“成熟”，当儿童向上攀登的时候， 却像地平线从他们眼前退避。 危险增加了，惩罚也日渐严刻； 而回头路已由天使们把守住， 不准诗人和立法者通过。 三 只有嗅觉能有感情让人知道， 只有眼睛能把一个方向指出； 泉水的说教本身是孤立的；飞鸟 并无意义，只有谁把它作为食物 猎取和命名，牠便成了谁的投影。 他在喉咙里感到兴趣，并且发现， 他能够派他的仆人去到树林中， 或仅以声音吻得他的新娘狂欢。 它们繁殖得像蝗虫，遮盖了绿色 和世界的边沿：他感到沮丧，因为 他终于被他创造的一切所支配； 对他没见过的事物他恨得发火， 他懂得爱，却没有爱的适当对象， 他感到的压迫远远超过了以往。 四 他留下来，于是被囚禁于“占有”中。 四季像卫兵一样守卫他的习性， 山峰为他选择他孩子的母亲， 像一颗良心，太阳统治着他的日程。 在远方，城市里他年轻的弟兄 过着他们高速度的反常的生涯， 他们无所信仰，却很悠游自在， 对待外乡人像对待一匹爱马。 而他的变化不多， 他只从土地获得他的色泽， 而且长得越来越像他的牛羊。 城里人认为他吝啬、单纯而土气， 诗人哭了，在他身上看到真理， 压迫者则把他奉为一个榜样。 五 他的举止大方是一个新发明： 因为生活是迂缓的，大地需要豪放， 他便以骏马和刀吸引少女的注目， 他成了富豪、慷慨和无畏的榜样。 对于年青人，他来得有如救星， 他们需要他以摆脱母亲的牢宠， 从长途的迁移中他们变得机智， 在他的营火旁看到人人是弟兄。 但大地突然变了：人们不再需要他。 他成了寒酸和神经错乱的人， 他开始饮酒，以鼓起勇气去谋杀； 或者坐在办公室里偷窃， 变成了法律和秩序的赞颂者， 并且以整个的心憎恨生活。 六 他观察星象，注意雁群的飞翔， 江河的泛滥或帝国的覆没， 他作过预言，有时尚能应验， 只要幸而言中，报酬倒很不错。 在认识真理前，他就爱上真理， 于是一马冲进了幻想之邦， 意欲以孤独和斋戒向她求爱， 并嘲笑那以手侍奉她的情郎。 然而真理──他绝无意去蔑视她， 他总在倾听她的声音；而当她 朝他召唤时，他就俯首听命， 跟着她走去，并注视她的眼睛； 其中看到人的一切弱点的反映， 也看到自己和别人没有两样。 七 他是他们的仆人──有人说他是瞎的── 并且在他们的面容和财物间服役； 他们的感情集中于他像一阵风 发出歌唱：他们便叫道：“歌者是上帝。” 于是崇拜他，并把他另眼看待， 这使他虚荣起来，终于变得狂妄： 竟把他的心和脑对每件内部的暴政 所发的小小颤抖都错认是歌唱。 歌声不再来了：他不得不制造它。 他是多么精心构制着每节歌曲！ 他拥抱他的悲哀像一块田地， 并且像一个杀人凶手过闹市； 他注视着人群只引起他的厌腻， 但若有人皱眉而过，他就会战栗。 八 他把他的领域变为一个汇合点， 并且培养出一只宽容的冷眼， 又形成兑换钱币者的灵活面容， 从而找到了平等的概念。 对他的时钟说，陌生人都是兄弟， 他以他的楼塔构成人的天空； 博物馆像箱子贮藏着他的学识， 报纸像密探把他的钱跟踪。 它增长得太快了，布满他的生活， 以至他忘了一度要挣钱的意图， 他凑到人群里只感到孤独。 他过得豪奢，没有钱也应付得了， 却不能找到他为之付款的泥土， 虽知到处是爱，他却无法感到。 九 他们死了，像尼姑进入关闭的生活， 连最穷的都失掉些什么；迫害 不再是事实；自我中心的人们 采取一种甚至更极端的姿态。 那些类似王者和圣徒的人 也分布到远洋外和树林里， 他们到处触及我们公开的悲哀， 空气，江河，地域，我们的性别和道理； 当我们选择时，就以这些为营养。 我们带回他们，答应把他们解放， 可是既然我们不断地背叛他们， 从我们的声音中，他们听到他们的 死亡的哀悼，但从我们的知识中知道 我们能恢复他们自由，他们将欢笑。 十 他幼年时能受到最智慧的人宠爱， 他感到和他们熟稔得像夫妻一般， 穷苦人把积存的分文都拿给他， 殉道者则把生命当作礼物奉献。 然而谁能够坐下来整天和他玩耍？ 还有其它迫切的需求：工作和床； 于是他们建立了美丽的岩石宫殿， 把他留在那儿去受膜拜和宴飨， 但是他跑了。他们竟盲目得不知道 他来这里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劳作， 一起谈话和成长，有如一个邻舍。 那些宫殿成了恐惧和贪婪的中心； 穷人在那里看到了暴君的城堡， 而殉道者看到重现的刽子手的面貌。 十一 他从他的宝座上，以深邃的智慧 俯视着那看守羊群的卑微少年， 并派遣一只鸽子；鸽子独自飞回。 那少年虽爱这乐调，却很快就困倦。 但他为少年规划了远大的前程： 现在，当然，他的责任是要强迫； 因为以后少年将会爱上真理， 并且知道该感激谁。于是鹰降落。 这却不成功：他的谈话很腻人， 使少年听得打呵欠，呼哨，做鬼脸， 终于从严父般的拥抱中挣脱了身； 但少年却愿意随着鹰的指引 走到任何地方去；他崇拜牠 并从牠学到许多杀戮的门径。 十二 一个时代结束了，那最后的救世主 懒散不欢而寿终正寝；他们感到轻松： 那巨人的大腿肚不再在黄昏时分 突然投下影子在那户外的草坪。 他们平静地睡着；当然，在沼泽地带 随处都有不传种的龙在奄奄待毙。 但不过一年，野径就在荒原上消失了， 山中精灵的敲山声也归于沉寂。 只有雕刻家和诗人有一些忧伤， 还有魔术团里精明的一班人马 也埋怨地走开了。那被击溃的力量 却喜于自己化为无形而自由活动： 它冷酷地把迷途走来的男儿击倒， 奸污着女儿们，并把父辈逼得发疯。 十三 当然要歌颂：让歌声一再扬起 歌唱那在古瓶或脸上的生命， 歌颂那植物般的耐性，动物般的优美， 有些人快乐过，曾经诞生过伟人。 但听听早晨的伤痛的哭泣，你就明白： 城市和人纷纷沉落；不义者的意愿 从没有丧失威力；而一切王子仍旧 必须使用相当高贵的团结的谎言。 历史用它的悲哀来对抗我们的高歌， “乐土”从未有过；我们的星只暖育出 一个尚未证明其价值的有希望的民族； 快速的新西方落了空；巨大，然而错误 这默默的花一般的人民已经很久 在这十八个行省里建设着地球。 十四 是的，我们要受难，就在此刻； 天空像高烧的前额在悸动，痛苦 是真实的；探照灯突然显示了 一些小小的自然将使我们痛哭。 我们从来不相信它们会存在， 至少不存在我们这里。它们突地 像丑恶的、久已忘却的记忆涌来， 所有的炮像良心一样都在抗击。 在每个爱社交、爱家庭的眼睛后 一场私下的屠杀在进行摧毁 一切妇女，犹太人，富翁和人类。 山峦审判不了我们，若我们说了谎。 我们是地面的居民；大地听从着 智慧的邪恶者直到他们死亡。 十五 引擎载运他们横越天空， 他们自由而孤立得有如富豪； 又像学者般淡漠，他们只能 把这呼吸的城市当作需要 他们施展技能的目标，而从未想到 飞行是由他们憎恨的思想产生， 更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飞机 总是想推进到生命的领域中。 他们选择的命运并不是他们的岛 所强加的。尽管大地教给了我们 适当的纪律，但任何时候都可能 背离自由而使自己受到束缚， 有如女继承人在母亲的子宫里， 并像穷人的处境那样孤苦无依。 十六 这儿战争像纪念碑一样单纯： 一个电话机在对一个人讲话； 地图插着小旗说明已派去军队； 一个仆役端进牛奶。有一个规划 专为让活人恐惧生活而制定： 该中午渴的，却在九点就渴了， 还能既失踪又存在，想念着妻子， 而且，和观念不同，能过早地死掉。 但人虽死了，观念可能是对的， 我们能看到成千个面孔 为一个谎言所燃烧和鼓动， 而地图真能指出一些地方， 那儿的生活如今十分不幸： 南京，达豪集中营。 十七 他们存在，受苦，不过如此而已。 一条绷带掩盖着每人活力之所在； 他们对于世界的知识只限于 器械以种种方式给他们的对待。 他们各处躺着，彼此相隔如世纪； 真理对他们来说，就是能受多少苦； 他们忍住的不是我们的空谈，而是呻吟， 他们遥远如植物，我们是站在他处。 因为，谁在健康时能成为一只脚？ 连一点擦伤，只要一旦治好了， 我们就忘却，但只喧腾一会儿， 并相信那不受伤者的共同世界， 而不能想象孤独。唯有幸福能分享， 愤怒也可以，还有那爱之思想。 十八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 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 而离开人世。人家不会把他提起。 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 没有重要的知识在他的头壳里丧失。 他的玩笑是陈腐的，他沉闷如战时， 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永远消逝。 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 并且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 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 十九 然而在晚间，重压之感消失了， 下过了一阵雨，顶峰聚向焦点； 在草坪和培植的花朵上飘浮过 有高度教养的人士的会议。 园丁们见他们走过，估计那鞋价； 一个汽车夫在车道上拿着书本瞧， 等待他们把要交换的意见说完； 看来这正是一幅私生活的写照。 在远方不管他们如何蓄意为善， 军队拿着一切制造痛苦的器械 正等待着他们一句失误的语言； 一切有赖于他们迷人的举止： 这年轻人遍遭杀害的一片焦土， 这些哭泣的妇女和惶恐的城市。 二十 他们携带恐怖像怀着一个钱包， 又畏惧地平线仿佛它是一门炮， 所有的河流和铁路像逃避诅咒， 都从近邻的情谊向各方逃跑。 他们紧紧拥聚在这新的灾祸中， 像刚入学的儿童，轮流地哭叫； 因为空间有些规则他们学不会， 时间讲的语言他们也掌握不了。 我们活在这里，在“现在”的未打开的 悲哀中；它的范围就是我们的内容。 是否囚人应该宽恕他的囚居， 是否未来的时代能远远逃避开 但仍感到它源于每件发生过的事情， 甚至源于我们？甚至觉得这也不坏？ 二一 人的一生从没有彻底完成过， 豪迈和闲谈将会继续存在； 但是，有如艺术家感到才尽， 这些人行走世间，自知已经失败。 有些人既难忍，又驯服不了青年， 不禁悼念那曾治世的受了伤的神话， 有些人失去了他们从未理解的世界， 有些人很清楚人一生应受的惩罚。 “丧失”是他们的影子和妻子，“焦虑” 像一个大饭店接待他们，但只要 他们有所悔恨，那也是无可规避； 他们的一生就是听禁城的召唤， 看陌生人注视他们，愉快而好奇， 而“自由”则在每家每棵树上为敌。 二二 单纯得像一切称心的梦呓， 他们使用心灵幼稚的语言 告诉臂力需要欢乐；那些临死的 和即将告别的情人把话听完 必然呼哨起来。他们从不过时， 而反映着我们处境的每一变化， 他们是我们一切行动的证据， 他们直接和我们的迷惘对话。 试想今年在台上的人最喜欢什么： 当奥地利灭亡，中国已被遗弃， 当上海在燃烧，特鲁埃失而复得， 法国向全世界申诉她的立场： “到处都有欢乐。”美国向地球说： “你是否爱我像我爱你一样？” 二三 当通讯的一切工具和手段 都证实我们的敌人的胜利； 我们的堡垒被突破，大军已后撤， 暴力流行好似一场新的瘟疫， 而虐政这个魔术师到处受欢迎； 当我们懊悔何必出生的时候， 让我们记起所有似乎被遗弃的。 今晚在中国，让我想着一个朋友： 他默默工作和等待了十年，[1] 直到他的一切才能体现于米索，[2] 于是一举把他的整个奉献， 怀着完成者的感激之情， 他在冬夜里走出，像一个巨兽， 去抚摸了那小小的钟楼。 二四 不，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后继者 建造了每条强制的大道和广场， 以便使人只能够回忆和惊讶； 是真正孤独的，负有罪疚在心上， 而要一切永远如此继续下去： 不被爱的总得留下物质遗迹。 但前者要的只是我们的好脸色， 并定居其中，知道我们将不会记起 我们是什么人，或我们为何被需要。 土地滋生他们有如海湾滋生渔夫， 或山坡滋生牧人；他们结子而成熟。 那种子附着我们，甚至我们的血 都能使他们复活；他们又成长起来， 抱着对花和潮的愿望，温和而愉快。 二五 没有恩赐：我们得寻找自己的法律。 巨厦在阳光下互相争夺着统治； 在它们背后，像一片悲惨的植物 蔓延着穷人矮小的萎缩的房子。 没有任何命运指定给我们， 除了这身体，一切都不确定； 我们计划改善自己；唯有医院 使我们想到人的平等。 这里确实爱孩子，甚至警察也如此； 孩子体现着大人变为孤独 以前的年代，而且也将迷途。 只有公园里军乐咚咚的震响， 预告着未来的安乐的王朝。 我们学会了怜悯和反抗。 二六 总是在远离我们的名字的中心 是那小小的爱情工厂：是的，但我们 关于古代的庄园，久已抛弃的愚蠢 和儿童的游戏又想得如何天真。 只有贪利的人才预见一种奇特的 不能销售的产品，一种能迎合 风雅少年的什物；只有自私的人 才把每个不实际的乞丐看做圣者。 我们不相信是我们自己设计了它， 它是我们雄伟计划的一个枝节， 不费什么事，我们并没有注意它。 灾祸来了，于是我们惊异地发现 自工厂开工后，它是唯一的设计 在整个循环中呈现持续的盈利。 二七 游荡和失迷在我们选择的山峦中， 我们一再叹息，思念着古代的南方， 思念着那温暖赤裸的时代，本能的平衡， 和天真无邪的嘴对幸福的品尝。 睡在茅屋中，呵，我们是如何梦想着 参加未来的光荣舞会；每个曲折的迷途 都有一个规划，而心的熟练的动作 能永远永远跟踪它无害的道路。 我们羡慕那些确切的溪水和房舍， 但我们已订约要给“错误”做学徒， 从没有像大门那样安详而赤裸， 也永不能像泉水那样完美无缺； 我们为需要所迫，生活在自由中， 是一族山民卜居在重迭的山峰。 诗解释 季节合法地继承垂死的季节； 星体在太阳的广大和平的翼护下 继续着他们的运行；灿烂的银河 永远无阻地旋转，像一个大饼干： 被他的机器和夏日花朵围绕的人 在他的小地球上，渺小的他却在思考 整个宇宙，他就是它的法官和受害者， 这一奇怪角落的珍异生物在注视 使它的族类和真理都微不足道的 各条巨大的轨道。前脑的发育确是有功： 人不像酸浆、介或虫戚消失在一湾死水， 他没有像巨型的蜥蝪一样灭亡。 他的软虫一般无骨的祖先会惊愕于 他直立的地位，乳房，和四心室的心， 这都是在母亲荫蔽下秘密的进化。 “活着就很好，”命定者说，“尽管活得悲惨”， 而从关闭的父母圈子走出的年青人， 对他的不肯定、肯定的年代提出了 无限的焦虑和辛劳的时间表， 但他们只感到初获得自由的欢欣， 只感到新的拥抱和公开谈论的快乐。 但生存和哭泣的自由从不能令人满足； 风围绕我们的悲伤，无遮的天空 是我们一切失败的严肃而沉默的见证。 这里也一样：这个幽默而少毛的民族 像谷子一样继承着这许多山谷， 塔里木抚育他们，西藏是屏障他们的巨石， 在黄河改道的地方，他们学会了怎样 生活得美好，尽管常常受着毁灭的威胁。 多少世纪他们恐惧地望着北方的隘口， 但如今必须转身并聚拢得像一只拳头， 迎击那来自海上的残暴，敌人的纸房子 表明他们源起于一些珊瑚岛屿； 他们甚至对自己也不给予人的自由， 而是处于孤僻的暴君对大地的幻梦中 在他们猩红的旗帜下被静静地麻痹着。 在这里，危险促成了一种国内的妥协， 内部的仇恨已化为共同面向这个外敌， 御敌的意志滋长得像兴起的城市。 因为侵略者像法官似地坚决而公正， 在乡村的小径，从每个城市的天空 他的愤怒既爆发给富人，也爆发给 那居住在贫穷之裂缝里的一切人， 既对那回顾一生都是艰辛的，也对那 天真而短命的，其梦想产生不了子孙的。 当我们在一个未受损害的国际地区， 把我们欧洲人的影子投在上海， 安全地行经银行间，显然超脱世外， 在一个贪婪社会的种种碑记下，伴着友人， 兼有书和钱和旅客的自由，我们却 被迫意识到我们的避难所是假的。 因为这使虹口变为一片恐怖和死寂， 使闸北变为哀嚎的荒原的物质竞争 只是一场大斗争的本地区的变种； 这场大斗争已经席卷了一切人们： 老的，少的，多情的，多思的，手巧的， 还包括那些认为感情是一种科学的， 那些把研究一切可增添和比较的 当做毕生之乐的，和那些头脑空旷得 像八月的学校的，那些强烈要求行动 以致连念一个字都不安地低语的， 一切在城市、荒漠、海船、港口房舍的， 那些在图书馆发现异邦人的往事的， 那些在一张床上创造自己的未来的， 各怀自己的财宝在笑声和酒杯中 自信的，或像水老鸦般发呆和孤独的， 都已使他们的全部生活深深卷入。 这只是一个战区，一个阶段的运动， 而那总体战是在死者和未生者之间， 在真实和伪装之间进行。对那从事创造、 传达和选择，并且唯有他意识到“不完美”的 稀见的动物，这战争在本质上是永恒的。 当我们从幽室里出来，在劳丰饮冰室的 温暖的阳光下眨着眼睛，想到大自然 确是人类的忠诚可喜的近亲， 就在这时候，在每一块土地上 敌对的人们对峙着，原来我们早已 深入到发生伤亡的地域以内。 如今世界上已没有区域性的事件， 没有一个种族存在而无它的档案； 机器已教我们知道：对那无人道的、 落后的、除非报以绝对粗暴的否决 就不懂得讲理的愚昧社会来说， 我们的颜色、信仰和性别都是等同的 争端只有一个，有的制服是新的， 有的转变了阵营；然而战役在继续： 仍未获得的是“仁”，那真正的人道。 这是历史上第三次大幻灭的世纪； 第一次是那蓄奴帝国的崩溃， 它的打呵欠的官吏问道：“什么是真理？” 在它废墟上升起了明显可见的教堂： 为人世共同失败感团结起来的人们 在它们的巨大阴影下像旅人结营而居， 他们确实的知识是那永恒之域： 那里有不变的幸福在迎接信徒， 也有永远的恶梦等待吞噬怀疑者。 在教堂下，一群知名和无名的工作者 并无他意，仅由于使用他们的眼睛， 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却破坏了信仰； 只用一颗中立垂死的星代替了它， 没有正义能来访问。自我是唯一的城， 每人在这囚室里寻索他的安慰和苦痛； 肉体只成了一架有用而得宠的机器， 听从爱的使唤和管理家务，而头脑 在它的书斋中同它自己的上帝对谈。 早自残忍的土耳其人攻下君士坦丁堡， 早自加俐略自言自语说：“但它是在移动，” 早自笛卡尔想“我思故我在”，──那时起 即已在冲刷着人心的浪波， 在今天已经力竭，并静静地退去了， 而被退潮卷去的男女是不幸的。 在过去，智力从没有如此发达过， 心灵也没有如此受压抑。人的领域 变得像森林一样敌视友善和感情。 由无害的牧师和儿童发明的机器， 像磁石般把人们从大地和泥土 吸到煤矿的城市，来享有一种自由── 使节欲者得以和无地者狠狠讲价， 由于这一行动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长期孕育在破屋和煤气灯的地下室里， 它终于堵塞了我们情谊的通道。 老百姓尝到了他们殖民的苦难， 这知识使他们疏远开，像得了羞涩病； 心情疑惧的富人们踱来踱去 在他们窄小的成功的天井里，每人的 生活方式都被扰乱；像窗台一样闯入， 恐惧筑起巨大的峰峦，对外面世界 投下沉重的，使鸟沉寂的阴影， 像雪莱，我们的悲哀对着峰峦叹息， 因为它把我们所感的和所见的隔开， 把愿望和事实隔开。那十三个快乐伙伴 如今变得阴沉，像山民一般争吵起来。 我们在地面游荡，或从床到床迷误地 寻找着家；我们失败而哀叹已丧失的年代， 向往于那时，“因为”还没有变成“好像”， “可能”也还不是严峻的“一定”。卑鄙者们 听到我们哭，那些粗暴者原想以暗杀 平息我们的罪，已经利用我们的愿望了。 他们从各方面提出无耻的建议， 如今在那具有康瓦尔形的天主教国家 （欧洲起初在那里成为骄傲的名称）， 在阿尔卑斯北，在黑发变为金发的地方， 在德国，它那沉郁的平原像是讲坛， 没有一个中心，而今那无耻的呼声最响亮， 现在，在我们附近的这整齐的火山顶上， （由于黑流，这里看不到塔斯卡洛拉海） 呼声比较安静，但也更不人道，更骄矜。 通过有线电、无线电和各种拙劣的翻译 他们把他们简单的信息传给世界： “人类如果放弃自由，便可以团结。 “国家是实在的，个人是邪恶的， 暴力像一只歌曲能协调你们的行动， 恐怖像冰霜能止住思想的潮流。 “兵营和野营将是你们友善的避难所， 种族的骄傲将像公共纪念碑一样耸立， 并把一切私人的悲哀予以没收和保存。 “把真理交给警察和我们吧；我们知道善； 我们能建立时间磨损不了的至善的城， 我们的法律将永远保护你们像环抱的山， “你们的无知像凶险的海可以避邪， 你们将在集体的意志中完成自己， 你们的孩子天真可爱，和野兽一样。” 所有伟大的征服者都坐在他们的讲坛上， 赋与那讲坛以他们实际经验的分量： 有焚燃学者的书籍的秦始皇帝， 有疯人查卡，他把男女分隔起来， 还有认为人类应被消灭的成吉斯汗 和统治者戴奥克利先生，都热烈发言。 拿破仑在鼓掌，他曾发现宗教有益， 还有其它人，或则欺骗过人民，或则能说 “我将促其必行”的，如矮子菲德里克。 许多著名的文书也支持他们的纲领： 那对一般人失望的好人柏拉图 忧郁而迟疑地在他们的宣言书上签了名， 商君赞成他们“没有隐私”的原则， “君主论”的作者将诘问，霍布斯将向 能概括的黑格尔和安静的波桑奎游说。 每个家庭和每颗星心灵都浮动了， 大地在辩论，肥沃的新月争论着； 连通向某地的中途小城，那被飞机 现在施加肥料的沙漠中的花朵 都为此而争吵；在有高海潮和能行船的 河口的遥远的英国也是这样； 在西欧，在绝对自由的美国， 在忧郁的匈牙利，和机伶的法国 （嘲笑曾在那儿扮演过历史的角色）； 这里也一样；这些耐心的、被大米养育 又被封建堡垒的道德守卫着的家庭， 有成千户相信，上百万在信仰的途中。 我们的领袖毫无办法，现在我们知道 他们是白费心机，弄巧成拙的骗子， 只知乞灵于画廊的祖先，仍在追求那 久逝的光荣，但它的利息已经潜逃。 正如华伦海特在赛尔西阿王国的一角 会低声说到他一度测量过的夏季。 尽管如此，我们还保有忠诚的支持者， 他们从未丧失过对知识或人类的信念， 而是热情地工作，以至忘了他们的三餐， 也没有注意到死亡或老年已经来临， 只为自由做准备，好似郭熙准备灵感， 他们静静期待它好似盼望着贵宾。 有的用孩子的坦率目光看着虚伪， 有的用女人的耳朵听着邪恶、不义， 有的选择“必然”，和她交媾，她诞生了自由。 我们有些死者是著名的，但他们不理。 恶总是个人表现和奇伟壮观的， 但善需要我们一切人的生活作证， 而且，仅仅使其存在，就必须把它当做 真理、自由或幸福来分享（因为，什么是幸福， 如果不能在别人的脸上看到欢乐？） 他们并不像那些为了证明自己富有 而只种瓜的人，他们不是作为特别高贵者 而被人记忆；当我们赞誉他们的名字时， 他们警告地摇摇头，教训我们应感激 那卑贱者的无形学府，是这些卑贱者们 多少世纪以来做出一切重要的事情。 而且像平凡的景色环绕着我们的斗争， 而且熟稔我们的生活，又像风和水 与染红每次日落的死者之灰相融合； 给了我们以面对敌人的勇气 不只在中国的大运河，或在马德里， 或在一个大学城的校园里。 而且在每个地方帮助我们：在恋人的卧房， 在白色的试验室，学校，公众的集会上， 使生命的敌人受到更激烈的攻击。 如果我们留心听，我们总能听到他们说： “人不会像野兽般天真，永远也不会， 人能改善，但他永远不会十全十美，“ “唯有自由者能有做诚实人的意向， 唯有诚实者能看到做正直人的好处， 只有正直者能有做自由人的意志。 “因为社会的正义能决定个人自由， 有如睛朗的天能诱人研究天文， 或沿海的半岛能劝人去当水手。 “你们空谈自由，但不公正；而今敌人 戳穿了你们的谎言，因为在你们的城市里， 只有步枪后面的人才有自由的意志。 “你们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建立 一个统一的世界，欧洲一度就是那样： 冷面的亡命者曾在那儿写过三幕喜剧。 “别悲叹它的衰亡吧；那贝壳太约束： 个人孤立的年代已有了它的教训， 而且为了启蒙之故，那也是必要的。 “今天，在危急的血腥的时刻的掌握中， 你不打败敌人就自己死亡，但请记住， 只有尊重生命的人，才能主宰生命， “只有一颗完整和快乐的良心能站起 并回答他们苍白的谎；是在正直人中间， 也只有在那里，团结才与自由相符合。” 夜幕降临在中国；巨大的弓形的阴影 移过了陆地和海洋，改变着生活， 西藏已经沉寂，拥挤的印度冷静下来了， 在种姓制度下瘫痪不动，尽管在非洲 植物界仍然像幼雏一样茁壮生长， 而在承受斜射光线的城市里，幸运者 在工作，但大多数仍知道他们在受折磨。 黑夜快触到他们了：夜的细微跫音 将在夜枭的敏锐耳朵里清晰地振荡， 而对焦急的守卫则是模糊的。月亮俯视着 战场上像财宝一样堆积的死者， 还有那些在短促拥抱中毁灭的恋人， 还有载着海上亡命者的船只；在寂静中 可以清晰地听到吶喊声投入到 茫然无感的空间，它从不间断或减弱， 压过树林与河流的永恒的喋喋， 也倔强得超过华尔兹催眠的回答， 或把树林化为谎言的印刷机的轧轧声； 我现在听到它发自上海，在我周身缭绕， 并和那战斗的游击队的遥远呼唤交溶， 这是人的声音：“哦，教给我们摆脱这疯狂。” 打乱这冰冷的心的文质彬彬吧， 再一次强迫它变为笨拙而生气勃勃， 对它受过的折磨做一个哭泣的见证。 从头脑中清除成堆耸人听闻的垃圾， 纠集起意志的失迷而颤抖的力量， 把它仍集合起来，再散布在大地上， 直到有一天，作为我们这星体的供献， 我们能遵从正义的清楚的教导，从而 在它的激扬、亲切而节制的荫护下， 人的一切理智能欢跃和通行无阻。 【注释】 [1][2]“他默默工作和等待了十年”，指的是奥地利诗人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米索在瑞士，是一座别墅，里尔克于1922年在那里写成了他的后期代表作之一《杜伊诺哀歌》。本诗最后两行中的意象是作者自己描写当时心情时使用的。
列宁全集第二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年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95]（1897年底）“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90年代后半期的特点，是在提出和解决俄国革命问题方面呈现异常活跃的气象。新的革命党民权党[96]的出现，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和成绩的增长，民意党内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小组中以及秘密宣传中，引起了对纲领问题的热烈讨论。在秘密宣传中值得指出的有：“民权党”的《迫切的问题》和《宣言》（1894年），《“民意社”快报》[97]，“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98]在国外出版的《工作者》，在俄国国内出版主要供工人阅读的革命小册子的紧张活动，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1896年著名的彼得堡罢工时所进行的鼓动工作等等。在我们看来，现在（1897年底）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问题。我们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方面，是因为它的理论方面，看来已经渡过了最紧张的时期；当时，它根本不为对手们所了解，又有种种势力力图在新派别一出现时就把它压下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则热烈捍卫自己的基本原则。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观点，在其主要的与基本的方面，已经充分阐明了。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方面，关于它的政治纲领，关于它的活动方法，它的策略，却还不能这样说。我们觉得，正是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多误会和隔阂，妨碍着某些革命者与社会民主党充分接近，这些革命者在理论上已经完全离开民意主义，而在实践上，或是由于客观力量所迫，到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甚至把自己在工人中间的活动放到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或者力图把民主主义任务当作全部纲领和全部革命活动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后一评语是适用于目前在俄国与社会民主党人同时活动的两个革命团体，即民意党和民权党的。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把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任务解释清楚，把我们下述看法的根据加以说明是特别适时的：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是现有三个纲领中最合理的纲领，反对意见多半是由于了解不够。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活动方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99]）；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我们刚才说大家知道。的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自从作为一个特别的社会革命派别出现时起，就始终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这一活动任务，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与内容，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一联系在他们所采用的名称上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然而直到现在，你们还往往看见，有些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抱着一种极端谬误的观念，责难社会民主党人忽略政治斗争等等。我们现在就来稍微谈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践活动的这两个方面。我们从社会主义活动谈起。自从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彼得堡工人中间活动时起，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活动的性质，看来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使工人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了解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的斗争，了解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了解工人阶级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和正在发展的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应采取的态度，了解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同宣传工作紧密相联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的政治条件和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下，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日、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厂主提出的要求表述得更明确、更切实，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它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中心小组建立经常的秘密联系，印发工人书刊，组织各工人运动中心地点的通信工作，印发鼓动传单和宣言，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大致就是这样。我们的工作首先和主要是针对城市工厂工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坚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党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是极不恰当的。然而，我们虽然认为必须集中自己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反对分散力量，但我们丝毫无意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根本不是这样。俄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本身，使他们往往要同那些散布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更恶劣得多的厂外工业无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俄国工厂工人同农村居民也有直接联系（工厂工人往往有家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同农村无产阶级即千百万的雇农和日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从事工役和寻求各种偶然“外水”，即同样是从事雇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现在把自己的力量派到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中间去工作，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决不想忽视这些阶层，而要努力教育先进工人了解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形，使这些工人在同无产阶级中比较落后的阶层接近时，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俄国民主派，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也带给这些阶层。当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的时候，派遣鼓动员到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中去是不实际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工人既然有很多机会不知不觉地接触这些人，那就应该善于利用这种机会并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任务。因此，那些责难俄国社会民主党狭隘，说他们因为只注重工厂工人而有意忽视广大劳动群众的人，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进行鼓动，是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唤醒起来（随着运动的扩大）的最可靠手段。在城市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的思想，就必然会使这些思想经过比较细小分散的渠道传播开来：为此必须使这些思想在较有锻炼的人们中间扎下较深的根，使俄国工人运动与俄国革命的这个先锋队完全领会。俄国社会民主党运用自己全部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活动，同时决定支持俄国那些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工作放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基地上来的革命者，但他们毫不隐讳，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深信，现在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是革命理论，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他们将用全力来传播这个学说，使它不受曲解，反对任何想把还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同那些不确定的学说联系起来的行为。理论的判断证明，而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则表明：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工作。我们再说一遍：这个工作与社会主义工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的时候，不能避开政治问题，并且认为，想避开政治问题或者把它们搁置一边的任何做法，都是极大的错误，都是背离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在工人群众中间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竭力使工人认识专制制度的一切活动表现，专制制度的阶级内容，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种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对工人，作为俄国公民，特别是作为最受压迫最无权的阶级的工人所实施的权利限制，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作政治鼓动的对象。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密切联系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有可能在解决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方面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有可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考虑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并由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胆战心惊。我们已经指明社会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革命工作在这两方面是完全并行的。然而这两种活动和斗争也有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还有资产阶级、有教养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迫害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这里自然就发生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对于这些分子应该抱什么态度？其次，工人阶级是否应当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既然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政治革命在俄国应当先于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岂不是应当与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联合起来进行反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暂时把社会主义搁置起来，这不是为加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所必需的吗？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他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早已由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十分确切地规定出来了。［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2—505页。——编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进步的社会阶级去反对反动的社会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吏，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这种支持并不打算也不要求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特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党人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并不打算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那里为自己取得什么，也不会让与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在宣传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对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的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证明专制制度敌视工人事业时，将指明专制制度也敌视其他某些社会集团，将指明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任务上，工人阶级和这些集团是一致的，等等。在鼓动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将利用专制制度警察压迫的每一表现向工人们指明，这种压迫如何落在一切俄国公民头上，尤其是落在特别受压迫的等级、民族、宗教和教派等等的头上，这种压迫如何特别影响到工人阶级。最后，在实践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心同其他派别的革命者结成同盟，以便达到某些局部目的，而这种决心已用事实多次证明过了。这里我们也就谈到第二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一致时，始终要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要解释这种一致的暂时性与相对性，始终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今天同盟者的敌人。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指出这点，就会减弱现在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我们回答说：指出这点，只会加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只有那些立足于已被认识的一定阶级的实际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这是第一。第二，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划分出来，因为只有它才是专制制度的彻底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敌视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其本性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会折服于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100]），为了巩固自己小私有者的地位而会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反对无产阶级。有教养的人，整个“知识界”，不能不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受迫害宗教中间的民主分子，那么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的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一致性深刻得多，强烈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这个阶级的地位不可能有丝毫改变，它既没有接近最高当局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因此，把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活动与其他各个阶级和集团的民主主义溶合起来，就会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就会削弱政治斗争，就会使这一斗争不是那样坚决，不是那样彻底，而是比较容易妥协。反过来，把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划分出来，就会加强民主运动，加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将带动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和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将推动自由派去与政治激进派接近，将推动激进派去同当前社会整个政治社会制度坚决断绝关系。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现在还要补充说：俄国一切真正的和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让我们举例来说明我们的意思。我们就拿官僚这个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的机关来说，从专制的、半亚洲式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国止，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官僚机关。与俄国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人民在官吏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在英国，人民对行政机关实行强有力的监督，然而即使在那里，这种监督也远不是完全的，官僚仍然保持着不少特权，他们往往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即使在英国，我们也看到，有势力的社会集团总是支持官僚特权地位，不让这个机关完全民主化。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这个机关的完全民主化仅仅有利于一个无产阶级；于是连资产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也维护官吏的某些特权，反对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反对完全废除资格限制，反对官吏对人民直接负责等等，因为他们感觉到，这种彻底的民主化将被无产阶级利用来反对资产阶级。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人民中许多各不相同的阶层，都反对专权独断、不对任何人负责、贪赃受贿、野蛮昏愦、过着寄生生活的俄国官吏，可是，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一个阶层会容许官吏机构完全民主化，因为其他一切阶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整个“知识界”）都与官吏有联系，都与俄国官吏有亲属关系。谁不知道，在神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帝国政府的官吏，他们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聊以自慰，他们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辩护，来替自己向刑棍和皮鞭的政府献媚辩护。只有无产阶级，才绝对敌视专制制度和俄国官吏；只有无产阶级，才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任何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我们证明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是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的时候，竟遇见一种十分流行而又十分奇怪的意见，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拖延政治任务和政治斗争。我们知道，这种意见与真实情况截然相反。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曾多次阐述过，而且早在最初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中，即“劳动解放社”[101]在国外出版的小册子和书籍中就已经阐述过，为什么有人竟如此惊人地不了解呢？我们觉得，这一奇怪事实是由于下面三个原因产生的：第一，是因为旧的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他们拟定纲领和行动计划，总是根据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根据对各个在国内活动、而其相互关系已由历史决定的现实阶级的估计。正因为人们没有用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来讨论那些支持俄国民主运动的利益，才能发生这种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忽略俄国革命者的民主主义任务的意见。第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换成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政治压迫的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俄国激进派分子往往觉得，社会民主党人不直接号召先进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而提出了发展工人运动和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就是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往后退，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那就不过是法国俗语所说的那种后退：“为要远跳，必须后退！”第三，误会所以发生，是因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概念本身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比旧的革命理论代表人物的理解广泛得多。1895年12月9日《“民意社”快报》第4期，就具体证明了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说法。我们衷心欢迎这个刊物，因为它表明在现代民意党人中间进行着一种很有成效的深刻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纲领问题》一文（第19—22页）显然表明老民意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注：在第4期上发表的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不过是彼·拉·拉甫罗夫预定在《资料》[102]上发表的那封长信中的“摘录”而已。我们听说，今年（1897年）夏天，在国外发表了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全文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可是我们无法看到这封信，也无法看到这个回答。《“民意社”快报》编辑部曾答应在第5期上发表编辑部对于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评论（见第4期第22页第1栏附注），但我们也不知道该期是否已经出版。］。彼·拉·拉甫罗夫谈到民意党人的纲领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关系时写道：“……这里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在专制制度下面，离开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是否有可能组织强大的工人党呢？”（第21页第2栏）；在稍前一点（第1栏）也同样说：“……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组织俄国工人党，而不同时组织反对这个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我们完全不懂彼·拉·拉甫罗夫认为十分重要的这些差别。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作“除了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之外的工人党”？？难道工人党本身不是革命党么？难道工人党不反对专制制度么？对于这个奇怪议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建立俄国工人党的组织，是要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时组织政治密谋［注：黑体是我们用的。］来反对专制制度及其搞这种密谋［注：黑体是我们用的。］的一切条件而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的政治纲领当然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因为工人的解放将能用工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然而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第21页第1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民意党人原来认为政治斗争与政治密谋是一回事！必须承认，彼·拉·拉甫罗夫的这些话，真是十分明显地指出了民意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斗争策略方面的基本区别。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103]，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以致他们只能把政治斗争设想为政治密谋这种形式。社会民主党人却没有这种观点狭隘的毛病；他们不相信密谋，认为密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就是极大地缩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这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意味着选择了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谁都明白，彼·拉·拉甫罗夫所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西方的活动看成最好的榜样”（第21页第1栏），不过是辩论中的胡言乱语罢了。其实，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公开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分开。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他们认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应当是组织密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一切表现，把警察政府的勇士们统统钉上耻辱柱，迫使这个政府实行让步。难道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不正是这样么？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而没有组织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泉源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么？难道“协会”的活动——尽管它活动的时间很短——不是已经证明，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是政府不得不考虑并急于对它作出让步的巨大政治势力么？1897年6月2日颁布的法令，无论按其匆忙施行或就其本身内容来说，都显然表明这是被迫对无产阶级实行的让步，这是从俄国人民的敌人手中夺得的阵地。虽然这个让步很小，虽然这个阵地不大，可是要知道，争得这个让步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并不大，并不坚固，成立不久，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经费：大家知道，“斗争协会”只是在1895—1896年间才成立的，它对工人们的号召，只是通过胶印的和石印的传单。如果这样的组织至少包括了俄国工人运动一些最大的中心（圣彼得堡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区，南俄以及各重要城市，如敖德萨，基辅，萨拉托夫等等），拥有革命机关报，在俄国工人中间享有象“斗争协会”在圣彼得堡工人中间所享有的那种威信，那么这个组织就会成为目前俄国最大的政治因素，成为政府在其全部内外政策中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这难道可以否认么？一个组织，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强工人的组织和纪律，帮助工人为自己的经济需要而斗争，又接二连三地从资本手里夺得阵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不断地和勇往直前地攻击专制制度，消灭每一个使无产阶级感觉到警察政府魔爪的沙皇强盗，这样的组织就会是既适合我国条件的工人党组织，又会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强大的革命党。预先来谈论这个组织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将采用什么手段，例如，它将采取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或者其他进攻手段，——预先来谈论这个问题，并且要在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是空洞的学理主义了。这就好象将领们尚未调集军队，动员军队去进攻敌军以前，就预先召集军事会议一样。当无产阶级军队在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下，勇往直前争取自身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时候，这个军队自己就会给将领们指明行动的手段和方法。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对专制制度实行最后打击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正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状况，工人运动的广度，运动本身所造成的斗争手段，领导运动的革命组织的素质，其他各种社会分子对无产阶级和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国外国内的政治条件，——总而言之，取决于千百种条件，而要预先猜测这些条件，是既不可能又无益处的。因此，彼·拉·拉甫罗夫的下面一段议论，也是十分不正确的：“如果他们〈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一定要不仅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而且还要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那么不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怎样称呼自己，他们事实上是要采纳他们对手即民意党人的纲领。在村社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以及经济唯物主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对实际事业不太重要的、促进或妨碍在准备主要之点时规定局部任务和局部手段的一些细节而已。”（第21页第1栏）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值一驳，怎么能说在俄国生活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理解历史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只是牵涉到一些“细节”呢！早已有人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现在未必有再来证明这个真理的必要。阶级斗争的理论，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了解俄国历史，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估计俄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形，承认必须把革命斗争归结为一定阶级的一定利益，并分析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等，都是十分重大的革命问题，把这些问题叫作“细节”，是绝顶荒谬的。从革命理论的老手方面听到这种言论，真是出人意料，我们简直要说这是失言。至于上面所引那段话的前半节，它的荒谬无理就更令人惊奇了。报刊上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是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就是说，只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同时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说这种话，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也许彼·拉·拉甫罗夫不承认那些在社会民主党人队伍里进行实际工作的人是“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吧？！或者（这也许更正确些）他把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只了解为反专制制度的密谋吧？（参看第21页第2栏：“……问题是要……组织革命密谋”；黑体是我们用的）。也许彼·拉·拉甫罗夫认为谁不组织政治密谋，谁就是不进行政治斗争吧？我们再说一遍：这种观点完全合乎古老民意主义的古老传统，但它完全不合乎现代的政治斗争概念，也不合乎现代的实际情况。关于民权党人，我们还要说几句话。在我们看来，彼·拉·拉甫罗夫说得完全对：社会民主党人“把民权党人当作比较直爽的人，并且决心支持他们，但是不与他们溶合起来”（第19页第2栏）；不过要补充一句：是当作比较直爽的民主主义者和只要民权党人以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可惜，这个条件与其说是真实的现在，不如说是所希望的将来。民权党人曾经表示愿意使民主主义任务摆脱民粹主义，并且根本摆脱与“俄国社会主义”的陈腐形式的联系，但他们自己还远未摆脱旧的偏见，远不彻底，因为他们竟把自己仅仅主张政治改革的党称呼为“社会〈？？！〉革命”党（见他们1894年2月19日发表的《宣言》）。《宣言》里说：“民权这一概念包括组织人民生产”（我们只能凭记忆引证），这就证明他们又在偷偷地运用那种民粹主义偏见。所以彼·拉·拉甫罗夫称他们为“戴假面具的政治家”（第20页第2栏），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可是，也许把民权主义看成一种过渡的学说会更正确些，它有不可否认的功劳，就是它以民粹派学说的独特性为耻而与民粹派中最可恶的反动分子公开进行争论，这些分子面对警察式的阶级专制制度竟然说什么人们期望的是经济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见“民权”党出版的《迫切的问题》）。如果民权党内除了那些从策略考虑而藏起自己的社会主义旗帜，戴上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假面具的（如彼·拉·拉甫罗夫所假设的那样，第20页第2栏）旧时社会主义者而外，确实没有别的人，那么这个党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然而，如果在这个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个党努力去同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努力唤醒我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等等这一阶级的政治自觉，它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西欧各处的民主运动中都起过相当的作用，它在我们俄国改革后的时代，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取得特别迅速的成就，它不能不感觉到警察政府进行压迫和恬不知耻地援助大工厂主、金融和工业垄断大王的事实。为此，民权党人必须力求和各个居民阶层接近，不要仍然局限于那个“知识界”，因为“知识界”由于脱离群众实际利益而软弱无力，这是连《迫切的问题》也承认了的。为此，民权党人就要抛弃那种想把各种社会分子融合起来并借口政治任务来排斥社会主义的企图，就要抛弃那种妨碍他们自己与人民中间资产阶级阶层接近的虚伪羞耻，就是说，不要仅仅谈论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的纲领，而且还要按照这个纲领去行动，唤醒并发展那些完全不需要社会主义，但日益感到专制制度的压迫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阶级自觉。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经，刚刚在走出那个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践活动。其他派别的革命者，已经不得不放下对社会民主理论和纲领的批评，而来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必须承认，后面这种批评与理论批评大不相同，有可能造出这样可笑的谣言，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出现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那种指斥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政治斗争的流行责难是不正确的。出现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未被社会民主党人理论所说服的许多革命家已经开始被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说服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有许许多多刚刚开始的工作要做。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它对知识、团结、社会主义、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自发追求，表现得日益明显、日益广阔。俄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期内达到的巨大进展，保证工人运动将会毫不停顿地扩大和深入。我们现在显然正处在资本主义周期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主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从而在全体工人群众面前尖锐地提出早已摆在每个有觉悟有思想的工人面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民主主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设法使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破产到来的时候更有觉悟，更加团结一致，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能够回击现在赚得巨额利润而随时都想把亏损转嫁到工人身上的资本家阶级，能够领导俄国民主势力去进行决战，反对那束缚俄国工人和全体俄国人民手脚的警察专制制度。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满足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要组织工人运动，要巩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联系，要供给工人们宣传鼓动的书刊，要把散布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工人小组与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工党！“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彼得堡革命者正处在困难的时期。政府确实是动员了它的全部力量来镇压产生不久就显示了很大威力的工人运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狱已有人满之患。乱抓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男是女；逮捕工人，成批地把他们放逐。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消息，说警察政府疯狂地迫害它的敌人，愈来愈多的人遭到牺牲。政府决心不让俄国革命运动的新潮流发展壮大起来。检察长和宪兵们已经在夸耀，说他们把“斗争协会”摧毁了。这种夸耀完全是谎话。尽管迫害重重，“斗争协会”还是屹然不动。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发生了自己的作用，它已成为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进行鼓动的有力工具，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另一犹新的人又带着新的力量站到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俄国人民而战的战士队伍里。斗争不可能没有牺牲。对于沙皇强盗的野蛮迫害，我们镇静地回答说：革命者牺牲了，——但革命必将胜利！直到目前为止，加紧迫害只不过使“斗争协会”的某些活动暂时削弱，使代办员和鼓动员的人数暂时有所不足。现在正是感到这种暂时的不足，所以我们向一切觉悟的工人和一切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发出号召。“斗争协会”需要代办员。一切愿意从事任何一种革命活动，哪怕是极小范围内的活动的小组和个人，请把自己的愿望告诉同“斗争协会”有联系的人。（如果有的小组找不到这样的人，可以通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代为转达。这种情形可能很少。）需要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对秘密活动的方法和隐蔽的方式考虑得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宪兵和奸细就愈难发现革命者。政府预先就撒下了密探网，而且不仅对准真正的反政府分子的基地，连那些有可能的和有嫌疑的地方也不放过。政府豢养一批专事迫害革命者的奴仆，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的活动，并且想出一些新办法，设置一批新的挑拨者，竭力用恫吓、伪造口供、假造签名和假文件等等手段来迫害被捕者。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而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革命工作的分工是十分繁杂的。需要有公开的鼓动员，他们善于向工人宣传，但是又不致因此受到法院的审判；他们要善于只说出甲的意思，使别的人说出乙和丙的意思。需要有散发书刊和传单的人。需要有工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提供厂内各种情况的通讯员。需要有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设置秘密住所的人。需要有传递书刊、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人。需要有筹集款项的人。需要在知识界和官吏中间有一批同工人、工厂生活和当局（警察、工厂视察机关等等）有接触的代办员。需要有同俄国和国外各城市进行联络的人。需要有能用各种方法翻印各种书刊的人。需要有保管书刊和其他物品的人，等等，等等。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致失败，研究各种秘密工作的细节，采取各种办法麻痹宪兵的警惕性，使他们迷茫混乱，这样，工作的成功就愈有希望，警察和宪兵就愈难追踪革命者以及他们同组织的联系，革命政党就比较容易用他人来代替牺牲的代办员和党员，而不致使整个事业遭到损害。我们知道，实行这种分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所以困难，是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眼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但是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多年的时间从事革命事业的全面准备工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我们深信，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决不逊于前辈的革命者。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将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关这些愿意效劳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为了把这种活动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新同志，我们才把我们在长年经验中得出的一点体会介绍出来。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方式就能使革命工作的胜利获得最大的保证。1898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445—470页注释：[95]《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是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1898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首次出版，曾在俄国先进工人中广泛流传。小册子的手稿未找到，现只保存下来手稿的一个转抄本，抄录人不详。1902年和1905年，小册子在日内瓦先后出了第2版和第3版，列宁为这两版写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和第11卷）。这本小册子还被编入1907年11月出版的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手稿转抄本和小册子第1版都收了传单《“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作为补充，但是1902、1905、1907年的版本没有收这份传单。——426。[96]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参加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捷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该党发表过两个纲领性文件：《宣言》和《迫切的问题》。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426。[97]《“民意社”快报》（《ЛетучийЛисток“ГруппыНародовольцев”》）是俄国革命民粹派组织民意社的刊物，1892—1895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4期。——426。[98]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到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和列宁的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出版《工人事业》杂志。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放。——426。[99]列宁在此处的用词原来不是“社会”，而是“生产”。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第1版（1898年）中，“生产”被误排成了“政府”，可能是因为“生产”和“政府”这两个俄文词的缩写完全一样所致。在1902年的第2版中，列宁订正这个错误时，把“政府”改成了“社会”。——429。[100]指1881—1882年内务大臣尼·巴·伊格纳季耶夫执行的政策。伊格纳季耶夫竭力愚弄自由派，用民主的把戏为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倒行逆施打掩护。他曾召集由大臣们所挑选的“有识之士”（贵族代表、地方自治局主席等）讨论关于降低赎金、调整移民和改革地方行政等问题。他还宣称，沙皇政府将召集全国的代表参与立法活动。所有这些骗人的把戏，都随伊格纳季耶夫的辞职而收场（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第4节）。1882年5月，德·安·托尔斯泰接任内务大臣并兼宪兵司令，俄国从此开始了扼杀一切自由思想的反动时期。——436。[101]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438。[102]指老民意党人小组（彼·拉·拉甫罗夫、尼·谢·鲁萨诺夫等）于1893—1896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资料》。这部文集原拟出17册，实际出了4编5册。——439。[103]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440。
列宁全集第二卷——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1897年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1897年9月）《俄罗斯新闻》[80]（8月30日）第239号登载了尼·列维茨基先生的一篇短文《谈谈有关人民生活的几个问题》。作者“住在乡间，和人民经常来往”，“早就碰到了”人民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采取适当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和“迫切需要”的了。作者相信，他这篇主题如此重要的“短文”，“一定会在关心人民需要的人们中间得到反应”，他还希望就他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尼·列维茨基先生这篇短文所使用的“崇高文体”及其丰富的崇高词句已经使人预感到，他谈的是现代生活中一些真正重要、刻不容缓和迫切的问题。实际上，作者的倡议只是又提供了一个（而且是异常突出的一个）民粹派政论家已经使俄国公众见惯不惊的真正马尼洛夫式的空想计划的实例而已。因此我们认为，对尼·列维茨基先生提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尼·列维茨基先生列出的“问题”共有5个（5项），同时，作者不仅对每个“问题”作了“答复”，而且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相应的“办法”。每一个问题是实行“低利的、可行的”信贷，消除高利贷者、“富农和各式各样的土豪、掠夺者”的任意剥削。办法是“建立比较简单的乡村农民信用互助会”，按作者的设想，国家银行储蓄部的存折不发给个人，而是发给专门成立的互助会，由互助会通过一个会计办理交款和接受贷款手续。可见，作者长期“和人民来往”，竟使他在如此陈腐的信贷问题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建立”新型的信用互助会！显然作者以为我们在制定无穷无尽的“形式”、“样式”、“章程”、“模范章程”、“标准章程”等等上面耗费的笔墨纸张还太少了。我们的这位实践家“住在乡间”，却没有发现由于希望以“低利的、可行的信贷”来代替“富农”而产生的任何更加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不准备在这里谈论信贷的意义，我们假定作者的目的是清楚的，我们只从纯粹实际的方面来观察一下作者谈得天花乱坠的那些方法。信贷是一种发达的商品流通制度。试问，既然等级法律和等级禁令的无数残余使我国农民的处境排斥正常的、自由的、广泛的和发达的商品流通，那么在他们中间建立这样的制度是不是可能呢？在谈论人民迫切的、刻不容缓的需要时，竟把信贷问题归结为制定新型的“章程”，而闭口不谈必须废除成堆的“章程”，即废除那些阻碍农民的正常商品流通、阻碍动产和不动产的自由转移、阻碍农民自由地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阻碍其他阶级和等级出身的人自由加入农民村团的“章程”，这难道不可笑吗？通过改进信用互助会“章程”的办法来跟“富农、高利贷者、土豪、掠夺者”进行斗争，有什么能比这种做法更滑稽呢？我国农村所以能够极其牢固地保存最恶劣的高利贷行为，正是由于农村存在着等级制的闭塞状态，正是由于有成千种羁绊束缚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但是我们这位讲求实际的作者却只字不提这些羁绊，反而把制定新的章程说成是农村信贷中的迫切问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农村早已具备了适应商品流通的条件，因而信贷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些国家取得这样的成就，想必是由于好心肠的官吏们拟定了许多“章程”的缘故吧！第二个问题是“农民家庭因家长死亡而处于生活无法维持的境地”，以及“迫切需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和办法，保护和保存农民中做工的农业人口”。请看，尼·列维茨基先生的“问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宏伟了！如果第一个问题所涉及的是极其普通的资产阶级制度，而且只有加上许多附带条件我们才能承认这个制度有些益处，那么现在在我们面前提出的已经是如此重大的问题，以及“原则上”我们完全承认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的，并且不能不因为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对他表示同情。但是民粹主义者提出的同这个重大问题相适应的“措施”却是很……（怎样说得更婉转些呢？）……不聪明的。请听吧：“……迫切需要组织和实行义务的〈原文如此！〉、群众性的、费用减到最低限度的全体农民互助人寿保险［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通过村团、互助会、劳动组合等形式）。同时必须弄清（1）私营保险公司、（2）地方自治机关和（3）国家在此项事业中的地位和比重。”原来是我们这些农夫的头脑太迟钝了！他们没有想到，家长一死，全家就得去讨饭；打不下粮食，就要饿死，甚至有时打下了粮食，如果找不到“外水”空手而归，还是免不了要去讨饭。这些愚蠢的农夫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寿保险”，并且许多好人早已在享用这种保险，而其他一些好人（保险公司的股东）则从中赚钱。挨饿的“塞索伊卡”没有想到，他只要和也在挨饿的“米加伊”[81]组织一个互助人寿保险会（缴纳最低限度的、最低最低限度的费用！），他们家庭的生活在家长死亡后就可以得到保证！幸而替这些头脑迟钝的农夫设想的有我们学识渊博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住在乡间、和人民经常来往”，“早就碰到了”这种宏伟的、异常宏伟的“计划”！第三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必须提出和讨论关于设立全帝国农民人寿保险基金［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的问题，正象现有的全帝国粮食基金和火灾基金一样。”不言而喻，要实行保险，就必须讨论基金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最可敬的作者在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疏漏之处。难道关于筹划的机构归哪一部、哪一司管理的问题，就不“必须提出和讨论”了吗？第一，毫无疑问，内务部社会经济司应当管理这个机构；第二，内务部地方局也有密切关系；第三，财政部也应当管理保险事业。因此，筹划单独成立一个象国家种马场管理总局那样的“全体农民国家义务互助人寿保险管理总局”，不是更合适些吗？第四个问题。“其次，由于各种劳动组合在俄国极为普遍，并且由于它们对国民经济具有明显的好处和意义，因此迫切需要（4）组织一个单独的、专门的农业劳动组合和其他劳动组合促进协会。”各种劳动组合给建立这些劳动组合的那些居民阶级带来好处，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不同阶级代表的联合也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好处。只是作者对此过于入迷，说“各种劳动组合在俄国极为普遍”，这是不对的。谁都知道，与西欧任何一个国家比较起来，俄国的“各种劳动组合”是太少了，少得异乎寻常……除了空想的马尼洛夫以外，这是“谁都知道”的。例如，《俄罗斯新闻》编辑部也知道这一点，它在尼·列维茨基先生这篇文章的前面，登载了一篇很有意义很有内容的文章《法国的辛迪加》。尼·列维茨基先生本应从这篇文章中看出“各种劳动组合”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得到了无限广阔的发展（与非资本主义的俄国相比）。我强调“各种”二字，是因为从这篇文章中很容易看出，法国的辛迪加有四种：（1）工人辛迪加（2163个，参加者419172人）；（2）老板辛迪加（1622个，参加者130752人）；（3）农业辛迪加（1188个，398048人）；（4）混合辛迪加（173个，31126人）。列维茨基先生，请您算一下总数吧！您会得出通过“各种劳动组合”联合起来的人数有将近100万人（979000）这个数字，现在就请您坦白地说，难道您不为您信口说出“各种〈原文如此！！！〉劳动组合在俄国极为普遍”这句话感到不好意思吗？难道您没有发觉，同关于“法国辛迪加”的赤裸裸的数字登在一起的您的这篇文章，给人留下了多么滑稽、多么令人啼笑皆非的印象吗？这些不幸的法国人看来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脓疮而没有达到“各种劳动组合极为普遍”的程度，他们也许会对关于设立“单独的、专门的协会”……来促进各种劳动组合的建立的建议捧腹大笑吧！但是不言而喻，这种嘲笑不过是法国人有名的轻率态度的表现，他们不能理解俄国人的持重。这些轻率的法国人在成立“各种劳动组合”以前，不但没有预先成立“劳动组合促进协会”，而且（说起来真是可怕！）没有预先制定各种协会的“模范”章程、“标准”章程及其“简化型式”！第五个问题……（迫切需要）“这个协会出版（或单独出版）一种……专门研究俄国和外国合作事业的专门刊物……”是的，是的，列维茨基先生！当一个人的胃有了毛病不能照常吃饭的时候，他就只好阅读一些别人怎样吃饭的材料。但是一个人病到了这种程度，医生大概也不会让他阅读有关别人怎样吃饭的材料，因为这种阅读会引起与病人饮食规定不相适应的过度食欲……医生这样做是完全有理由的。我们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尼·列维茨基先生的短文。读者也许会问：对这样一篇肤浅的报纸短文，是否值得作这样长时间的论述，是否值得作这样长篇的评论？一个人（总的说来，是一个充满了极其善良愿望的人）偶而胡诌一通全体农民义务互助人寿保险的谬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在类似问题上我们偶尔也听到过完全相同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先进的政论家”有时呕吐出这样一些荒唐透顶、只能令人惊讶的“农奴社会主义”式的“计划”，难道这真是偶然的吗？《俄国财富》、《俄罗斯新闻》是一些绝对不属于极端民粹派的刊物，它们始终反对民粹派的过激言行，反对民粹派中类似瓦·沃·先生的结论，甚至同意用“伦理社会学学派”之类新标签的外衣来掩盖其民粹主义的破烂衣衫。甚至象这样一些刊物，都定期地、极有系统地向俄国公众时而奉献谢·尤沙柯夫先生的什么“教育的空想”，即在贫苦农民必须为补偿自己所受的教育而服工役的农业中学中实行中等义务教育的计划，时而奉献尼·列维茨基先生的全体农民义务互助人寿保险的计划［注：把民粹派政论界这两位制定空想计划的专家比较一下，那么不能不承认，尼·列维茨基先生要高明一些，因为他的计划比谢·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要聪明一点。］，难道这是偶然的吗？如果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偶然的，那未免太天真了。每个民粹派分子身上都有马尼洛夫精神。忽视实际的现实情况和实际的经济发展，不愿分析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在其相互关系中的现实利益，习惯于从上面来议论和处理祖国的“需要”和“命运”，轻视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发达得多的联合而大肆吹嘘俄国村社和劳动组合中保留着的中世纪联合的些许残余，——所有这些特点，在每个民粹派分子身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当某个不十分聪明、却十分天真的著作家，以一种理应取得较好成效的无畏精神，使这些特点得到充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并在某一“计划”的鲜明图画中体现出来时，进行观察常常是颇有裨益的。这类计划总是鲜明的，只要把这些计划给读者看一下，就足以证明现代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给我们的社会思想和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这类计划总是有许多滑稽可笑的地方。如果您粗略地看一下，那您除了想发笑而外，多半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印象。但是您一深入分析，您就会说：“这一切是可笑的，甚至是可悲的！”［注：见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的短诗《致亚·奥·斯米尔诺娃》。——编者注］载于1897年10月《新言论》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425—432页注释：[80]《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377。[81]“塞索伊卡”是俄国作家费·米·列舍特尼科夫的小说《波德里普村的人们》中的人物，是一个在沙皇制度下备受压迫的农民形象。“米加伊”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农奴的名字。——379。
列宁全集第二卷——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我们拒绝什么遗产？[82]（1897年底）一“遗产”代表之一二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三“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四“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在1897年《俄国财富》第10期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转述明斯基先生对“辩证唯物论者”的批判时写道：“他〈明斯基先生〉一定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拒绝遗产”（第179页），也就是说，拒绝瓦·罗扎诺夫先生1891年在《莫斯科新闻》上郑重拒绝了的“60—70年代的遗产”（第178页）。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俄国学生们”［注：这是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称。——编者注］的这个批评中，有很多谎话。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是“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这种谎话的唯一制造者，也不是这种谎话的第一个制造者，——这种谎话很早就由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代表者攻击“学生们”时反复说过了。我记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开始与“学生们”激烈作战时还没有想到这种谎话，别人在他以前就捏造出来了。后来他才认为必须附和这种谎话。“学生们”在俄文书刊中把自己的观点发挥得愈彻底，他们对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讲得愈周详，则在敌对刊物上就会愈少见到有人切实反驳新派别的基本论点。这些基本论点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进步的，民粹派把小生产者理想化是荒谬的，必须到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中去寻找对于社会思想流派和法律政治制度的解释。人们不提这些基本论点，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宁愿不谈这些基本论点，同时却编造出越来越多的谎言来诋毁新派别。在这类谎话——“拙劣的谎话”中，也有这样一种流行说法，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说什么他们同俄国社会中优秀先进部分的优秀传统脱离了关系，说什么他们割断了民主主义的线索，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由于这类流言蜚语广为传播，我们不得不对它们详加考察并予以驳斥。为了使我们的论述不致使人觉得毫无根据，我们一开始就从历史和著述方面把两个“农村政论家”作一对比，以说明“遗产”问题。我们附带声明一下：我们的论述只限于经济学和政论方面的问题，在全部“遗产”中只考察这些问题，而把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的问题撇开不谈。一“遗产”代表之一30年前，即在1867年，《祖国纪事》杂志[83]开始刊载斯卡尔金所写的标题为《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的一些政论性特写。这些特写在1867—1869年这三年当中陆续发表出来。1870年，作者把这些特写收集起来，以同样的标题出了单行本。［注：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共451页）。我们没有可能找到这几年的《祖国纪事》，所以只能利用这个单行本[84]。］读一读这本现在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的书，对于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即“遗产”代表同民粹派分子和“俄国学生们”的关系问题，是很有益处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不确切的。作者自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解释说，这本书的主题是“首都”同“乡村”的关系问题，即关于乡村的政论性特写，他没有打算专门谈论首都。这就是说，他也许打算过，不过认为这不方便：象我所能够的那样去做，我不愿意，象我所愿意的那样去做，我又不能够，——斯卡尔金引证一个希腊作家的话来说明这种不方便。让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斯卡尔金的观点。我们从农民改革[85]开始谈起，因为直到现在每个愿意叙述自己关于经济学问题和政论问题的一般观点的人，都必定要把这个问题作为起点。在斯卡尔金的书中，农民改革问题占有很大篇幅。斯卡尔金大概是第一个这样的作家，他根据广泛的事实和对整个农村生活的详细考察，系统地表明农民在实行改革后的穷困状况，他们生活恶化的情形，以及他们在经济、法律和生活方面的新的依赖形式，一句话，表明一切从那时以来为许多研究与记述所十分周密而又详尽地指出和证明过的东西。现在这一切真实情况已不是什么新东西了。但在当时它们不仅是新的，而且还引起自由派一帮人的猜疑，因为他们担心：指出这些所谓“改革的缺点”，是否意味着对改革以及对被掩盖着的农奴制的谴责。斯卡尔金的见解所以更加值得注意，还因为作者是改革时期的人（他也许甚至还参加了改革。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关于斯卡尔金的历史文献资料和传记材料）。因此，他的见解是根据对当时的“首都”和当时的“乡村”的直接观察，而不是根据书斋里对书本材料的研究。在斯卡尔金对农民改革的见解中，首先使听惯了民粹派关于这个题目的甜言蜜语的现代读者特别注意的，是作者的头脑非常清醒。斯卡尔金在观察改革时一点也不欺骗自己，一点也不把改革理想化，他把改革看作是地主和农民双方之间的一种协定，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是在某种条件下共同享用土地，而现在他们分开了，与此同时双方的法律地位也改变了。决定分开的方式和每方所得土地的数量的因素，是双方的利益。这些利益决定了双方的意愿，而哪一方有可能直接参加改革和实际发挥实现改革的各种问题，也就决定了这一方占有优势。斯卡尔金对改革的了解正是如此。关于改革的主要问题，即关于份地和缴款的问题，斯卡尔金谈得特别详细，他在自己的许多特写中屡次谈到这些问题（斯卡尔金的书包括11篇具有独立内容的特写，在形式上很象单篇的农村通信。第一篇特写是1866年写的，最后一篇是1869年写的）。斯卡尔金的书中关于所谓“少地的”农民的说明，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当然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但是在60年代末，他的论证则是既新鲜又可贵的。当然，我们不去重述这些论证，我们只指出斯卡尔金在说明现象方面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胜过了民粹派。斯卡尔金不是说“地少”，而是说“农民份地被割去的太多”（第213、214页及其他许多页；参看第三篇特写的标题），说法令所规定的最大份地要少于实有的份地（第257页），并且举出农民对改革的这一方面的非常突出和典型的意见［注：“他〈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这样割去了我们一部分土地，使我们没有这块割地就活不下去；我们自己的土地被他们的田地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了，使我们连牲口都赶不出去；现在你还得为份地特别付钱，也要为割地特别付钱，并且要多少就得付多少。”一个以前缴纳代役租的有经验和识字的农夫对我说：“这算什么改善生活！加在我们身上的代役租和以前一样，而土地却被割去了一部分。”］。斯卡尔金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和论证是非常详细、有力的，对于一位非常温和、冷静、按其一般观点来看无疑是资产阶级著作家说来甚至是很激烈的。象斯卡尔金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这样坚决地谈论这个现象，可见这个现象非常刺目。关于缴款太重，斯卡尔金也谈论得非常坚决和详细，并用大量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我们在第三篇特写（1867年）的副标题下面读到：“过高的赋税是他们〈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而且斯卡尔金指出赋税高于农民种地所得，他引证《税务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俄国赋税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的分配材料，原来下层阶级担负了全部赋税的76%，上层阶级只担负了17%，而西欧赋税分配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于下层阶级都要有利得多。在第七篇特写（1868年）的副标题下我们读到：“过重的货币税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表明，新的生活条件是如何立刻要求农民出钱、出钱、再出钱，《法令》是如何把废除农奴制需要农民补偿地主这一条规定下来（第252页），代役租的最高数额是如何“根据地主及其管事和村长所提供的原本材料、即完全任意编造出来的和一点也不可靠的材料而规定的”（第255页）。因此，委员会算出的平均代役租，要高于实际的平均代役租。“农民除缴纳沉重的税款以外，还丧失了几百年来所享用的土地。”（第258页）“如果土地的赎金不是根据代役租的资本化，而是根据土地在解放时期的真正价值来估计，那么赎金就会很容易交付，甚至不需要政府协助，也不需要发行信贷券了。”（第264页）“按照2月19日法令的精神，赎金应当减轻农民的负担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实际上却往往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压迫。”（第269页）我们引证这些话——它们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而且一部分已经陈旧了——是为了表明，一个敌视村社并在很多问题上象十足的曼彻斯特派分子那样发表意见的著作家，是多么慷慨激昂地为农民的利益说话。指出如下一点很有益处，即民粹派的几乎所有有益而不反动的论点与这位曼彻斯特派分子的论点是完全吻合的。不言而喻，既然斯卡尔金对改革抱有这种观点，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象民粹派分子过去和现在那样醉心于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说什么改革批准了人民生产，说它超过了西欧的农民改革，说它把俄国好象变成了一块白板等等。斯卡尔金不仅没有说也不会说这一类话，而且甚至直接说，我国农民改革比之西欧是在对农民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实行的，它所带来的好处也少于西欧。斯卡尔金写道：“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那就会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农奴解放在我国就不象本世纪头25年在普鲁士和萨克森那样迅速、那样与日俱增地表现出良好结果来呢？”（第221页）“在普鲁士，和在德国各地一样，要赎的不是农民早已依据法律成为其财产的份地，而是农民必须向地主尽的义务。”（第272页）我们现在从斯卡尔金所评价的改革的经济方面转而来谈法律方面。斯卡尔金坚决反对连环保、身分证制度以及农民“村社”（和小市民社团）对其成员们的宗法式权力。在第三篇特写中（1867年），他坚决主张废除连环保、人头税和身分证制度，主张必须实行平等的财产税制度，用免费的和无期限的证明来代替身分证。“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没有在国内实行身分证税的。”（第109页）大家知道，这种税只是在1897年才被废除了。我们在第四篇特写的标题下读到：“村团和城市社马在发送身分证和征收外出税方面是十分专横的……”“连环保是宽裕的业主和正经的庄稼人必须替游手好闲的人和懒汉拖着的沉重枷锁。”（第126页）对于当时就已经看得出来的农民分化现象，斯卡尔金想以上升者和下降者的个人品质来解释。作者详尽地描写住在圣彼得堡的农民在领取身分证和延长身分证期限方面的困难，并且驳斥一些人的如下异议：“谢天谢地，这一大群无地的农民没有登记要到城市里来，没有使没有不动产的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第130页）“野蛮的连环保……”（第131页）……“试问，能否把身处这种地位的人叫作有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呢？这不也就是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glebaeadscripti）[86]吗？”（第132页）人们把罪过归到农民改革上去。“但是立法把农民从地主的羁绊下面解放出来以后，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使农民摆脱村团和注册处的羁绊，这难道应归罪于农民改革吗？……农民既不能决定自己居住的地方，又不能选择自己的职业，公民自由的标志何在呢？”（第132页）斯卡尔金十分正确和中肯地把我们的农民称为“定居的无产者”［注：斯卡尔金非常详细地表明了这个定义（无产者）不仅第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第二部分也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特写中把大量篇幅用于对农民的附属地位及其穷困情况的描述，用于对雇农的艰苦状况的描述，用于对《1868年饥荒情况的描述》（第五篇特写的标题），以及用于对农民受盘剥受侮辱的种种表现的描述。就象在90年代一样，在60年代也曾有闭口不谈和否认饥荒的人。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种人。自然，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引证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第231页）。在第八篇特写（1868年）的标题下我们读到：“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就阻碍他们生活的改善……阻碍外出做零工现象的发展。”“除农民无知和受不断增加的赋税压榨外，阻碍农民生产发展、因而阻碍农民福利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农民被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把人手束缚在一个地方并用坚固的纽带把土地村社束缚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劳动、个人进取心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非常不利的条件。”（第284页）“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象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象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第285页）由此可见，作者是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察农民生活的这些问题的，虽然如此（更确切些说：正因为如此），他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把农民束缚起来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和农民本身的害处。这个害处（我们补充一句）对于最下层农民，对于农村无产阶级，是特别大的。斯卡尔金很中肯地说道：“法律关心不使农民仍旧没有土地，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农民自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比任何立法者都要强烈得多。”（第286页）“农民除被束缚于自己的份地和村团以外，即使临时外出做些零工，也由于连环保和身分证制度而要受到许多限制，支付许多花费。”（第298页）“据我看来，如果采取……一些措施使农民易于离开土地，很多农民就会摆脱当前的困境。”（第294页）在这里斯卡尔金所表示的愿望是与民粹派的种种方案截然相反的，民粹派的那些方案就是要把村社固定下来，禁止转让份地等等。从那时起，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斯卡尔金是完全正确的：继续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和保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塞状态，只能使农村无产阶级的状况恶化，阻碍全国的经济发展，丝毫也不能保卫“定居的无产者”避免最坏的盘剥和依赖地位，避免工资和生活水平下降到最低限度。从上面的引证中读者已经能够看出，斯卡尔金是反对村社的。他从个人财产、个人进取心等等角度出发反对村社与重分制（第142页及以下各页）。斯卡尔金反驳拥护村社的人说，“古来的习惯法”已经过时了：“在一切国家里，随着农村居民与文明环境的接近，习惯法便丧失其原始的纯洁性，遭到毁损和歪曲。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村社的权力渐渐变成豪绅和乡村文书的权力，结果这个权力不但不去保护农民，反而成了束缚他们的沉重的羁绊。”（第143页）——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它已为30年来的无数事实所证实。斯卡尔金认为，“父权制的家庭，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习惯法”，已经被历史无可挽回地判决了。“谁愿意永远给我们留下这些过去几世纪的可敬纪念物，谁就因此证明，他们更善于空想，而不能深入现实和了解不可抵挡的历史进程。”（第162页）斯卡尔金在发表了这个事实上是正确的意见之后，接着又进行了一些带有曼彻斯特派气味的激烈抨击。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村社的土地使用制使每个农民陷入对整个村团奴隶般的依赖地位。”（第222页）这样，斯卡尔金便把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对村社的极端仇视与对农民利益的坚定保护结合在一起了。斯卡尔金决没有把对村社的仇视与那些主张用暴力消灭村社并强制实行另外的土地占有制度的愚蠢方案结合在一起，——这些方案通常是现代反对村社的人编造出来的，他们主张粗暴地干涉农民生活，并且完全不从农民利益出发来反对村社。相反，斯卡尔金强烈抗议把他算作拥护“用暴力消灭村社土地使用制”（第144页）的人。他写道：“2月19日的法令非常英明地让农民自己……从村社土地使用制过渡到……分户耕种制。的确，除农民自己外，谁也不能真正决定这种过渡要在什么时候实行。”因此，斯卡尔金反对村社，只是由于他认为村社阻碍经济发展，阻碍农民退出村团和离开土地，这与“俄国学生们”现在仇视村社的原因是一致的。这种仇视，与捍卫地主自私的利益，与捍卫农奴制度的残余和精神，与捍卫对农民生活的干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注意到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现代民粹派习惯于只把《莫斯科新闻》这个阵营看作村社的敌人，而很愿意装作不懂得有另一种对村社的仇视。斯卡尔金对农民穷困状况的原因的总看法，是认为所有这些原因都在于农奴制度的残余。斯卡尔金描写了1868学的饥荒情况后指出：农奴制度的拥护者幸灾乐祸地谈论着这次饥荒，说饥荒的原因在于农民放荡，在于废除了地主的保护等等。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些观点。他说：“农民穷困的原因是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第212页〉，而不是废除农奴制度的结果；这是使我国大多数农民处于接近无产阶级的地位的一般原因”；接着斯卡尔金把上述对改革的意见又讲了一遍。攻击分户是荒谬的：“分户虽然给农民的物质利益带来暂时的损失，但它却拯救了农民的个人自由和农民家庭的尊严，即人的最高福利，没有这种福利，任何文明成就都不可能达到”（第217页）。接着斯卡尔金正确地指出了人们攻击分户的真正原因：“许多地主过分夸大分户所产生的害处，把农民穷困的某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都归到分户上面，正如归到酗酒上面一样，而地主们自己却不愿意承认这些原因是由于他们才产生的。”（第218页）有人说，现在人们对农民的贫困大写特写起来，而以前却没有人写过，可见农民的状况是恶化了；斯卡尔金回答这些人说：“要想通过对农民状况的今昔对比来判断农民从地主权力下面解放出来的结果，那就应该在农奴制度统治的情况下，把农民的份地分割得象现在所分割的一样，并且把改革后的一切赋役加在农民身上，然后再来看一看他们怎样忍受这种状况。”（第219页）这是斯卡尔金见解中极其突出和重要的特点，他把农民状况恶化的一切原因都归结为农奴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工役、代役租、割地、农民无人身权利和不能更换住所。至于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本身、改革后的经济制度本身可能包含农民贫困的原因，这一点斯卡尔金不仅没有看到，而且也根本不会想到，因为他深信，只要把农奴制度的这一切残余彻底铲除，普遍幸福就会到来。他的观点正好是否定的观点：只要铲除农民自由发展的障碍，只要铲除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束缚，我们这个美好世界上的一切就会更加美好。斯卡尔金说：“在这里〈即在对待农民方面〉国家政权只有一条路：逐渐地和始终不懈地把那些使我国农民陷入现在这样愚钝和贫困的境地并且不让他们站立起来的原因铲除干净。”（第224页，黑体是我用的）对于那些为“村社”辩护（即主张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或份地上），认为不然就会“产生农村无产阶级”的人们，斯卡尔金的答复在这方面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斯卡尔金说：“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我国有多么广阔的土地因为没有人耕种而荒废起来，这个反驳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法律对我国劳动力的自然分配不加限制，那么在俄国只有那些职业乞丐或者是不可救药的堕落分子和酒鬼才会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第144页）——这是18世纪经济学者和“启蒙者”的典型观点，他们相信，只要农奴制及其一切残余一废除，就会在大地上建立起普遍幸福的王国。也许民粹派分子会蔑视斯卡尔金，说他不过是一个资产者。不错，斯卡尔金固然是一个资产者，但他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表，而民粹派分子的思想体系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在许多方面是反动的。至于农民那些与整个社会发展要求始终一致的实际的和现实的利益，这个“资产者”却比民粹派分子捍卫得更好些！［注：反过来说，凡是我们在民粹派那里遇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措施，就其内容说来，完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措施，即正好对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是对其他什么发展有利的措施。只有小资产者才能捏造理论，说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少赋税，实行移民，发放信贷，提高技术，整顿销售等等措施，是为什么“人民生产”服务的。］为了结束对斯卡尔金观点的评述，我们要补充几句。他反对等级制度，主张一切等级只有一个法庭，“在理论上”同情不分等级的乡政权，热烈拥护国民教育、特别是普遍教育，拥护自治和地方自治机关，拥护广泛的土地信贷、特别是小额信贷，因为农民极其需要购买土地。“曼彻斯特派”在这里又出现了：例如，斯卡尔金说，地方自治局的和城市的银行是“宗法式的或原始的银行形式”，这些银行应当让位于具有“一切优越性”的私人银行（第80页）。提高土地价值，“只能在我们各省的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的情况下才能办到”（第71页）等等。我们来作总结。就斯卡尔金观点的性质说来，可以把他叫作资产者-启蒙者。他的观点很象18世纪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是经过俄国条件的三棱镜而有相应的折射），而且他把60年代“遗产”的一般“启蒙”性质表达得相当清楚。象西欧的启蒙者和60年代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斯卡尔金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充满着强烈的仇恨。这是“启蒙者”的第一个特征。俄国的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最后，“启蒙者”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在启蒙者时代还没有完全解放，或者刚刚得到解放），他们真诚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想要促进这一事业。这三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60年代遗产”的本质。重要的是要着重指出，在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俄国有不少著作家，就其观点说来，是符合上述特征的，而且与民粹派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要一个著作家的世界观中有上述特征，人们总公认他是“保持了60年代传统”的著作家，完全不管他对民粹主义采取什么态度。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要说，例如，不久前才举行过寿辰庆祝会的米·斯塔秀列维奇先生由于反对民粹派或对民粹派提出的问题采取了冷淡态度，便是“拒绝了遗产”。我们所以拿斯卡尔金作例子［注：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斯卡尔金在对村社的敌视态度上和声调上都不是60年代的典型人物。但是这里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村社。问题在于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而斯卡尔金也赞同的那些观点。至于他的声调，也许的确不是典型的，因为它是稳健的、温和的、渐进的，等等。难怪恩格斯把斯卡尔金叫作温和的保守分子[87]。然而如果拿一位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来考察，那么，第一，由于种种原因这样做会是不方便的，第二，拿他来同现代民粹主义比较，会使人产生误会。[88]按我们任务的性质说来，声调（与一句谚语说的相反）不构成音乐，而且因为斯卡尔金的声调不典型，所以他的“音乐”，即他的观点的内容，就更加突出。我们感到兴趣的正是这个内容。我们也只打算在观点的内容方面（决不是在作者的声调方面），把遗产代表和现代民粹派分子作一个比较。］，正因为他毫无疑问是“遗产”的代表，同时又是民粹派捍卫的旧制度的死敌。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斯卡尔金是一个资产者。关于这个评语，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相当多的证明，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往往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词，把它（不区分历史时代）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忘记，在18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先驱）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幸福生活，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幸福生活，他们确实没有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可能看出）从农奴制度产生出来的那个制度中的各种矛盾。难怪斯卡尔金在其书中的一个地方引证了亚当·斯密的话。我们看到，他的观点以及他的论据的性质在许多方面都在重复这位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的论点。如果我们把斯卡尔金的实际愿望一方面和现代民粹派分子的观点作比较，另一方面和“俄国学生们”对它们的态度作比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学生们”将始终支持斯卡尔金的愿望，因为这些愿望代表着进步社会阶级的利益，代表着整个社会在目前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迫切利益。而民粹派对斯卡尔金的这些实际愿望或者对他的问题提法所作的修改都很糟糕，都遭到“学生们”的反对。学生们“攻击”的不是“遗产”（这是荒谬的捏造），而是民粹派分子加到遗产上面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加上去的东西。二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现在我们就从斯卡尔金转到恩格尔哈特吧。他的《农村来信》也是关于农村的政论性质的特写，所以他的书在内容上甚至在形式上都很象斯卡尔金的那本书。恩格尔哈特比斯卡尔金有才能得多，他的农村来信写的也生动得多、形象得多。他这本书里没有象《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的饱学的作者那样的长篇大论，但是却有更多中肯的评述和其他一些形象。无怪乎恩格尔哈特的书在广大读者中受到如此持久的欢迎，并在不久以前还再版过，而斯卡尔金的书则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虽然恩格尔哈特的信在《祖国纪事》上开始发表只不过是在斯卡尔金的书出版两年以后。因此，我们根本不需要向读者介绍恩格尔哈特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只简要地说明他的观点的两个方面：第一，整个“遗产”所特有的、尤其是恩格尔哈特和斯卡尔金所共有的观点；第二，民粹派所特有的观点。恩格尔哈特已经是一个民粹派分子，但是他的观点中还有这么多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特点，这么多被现代民粹派所抛弃或改变了的东西，以致很难把他归到哪一边，是归到没有民粹派色彩的整个“遗产”代表一边呢，还是归到民粹派分子一边。使恩格尔哈特与“遗产”代表相接近的，首先是他那十分清醒的见解，对现实的简单而直接的说明，对一切坏东西——一般是“基础”的坏东西，特别是农民的坏东西——的无情揭露，而把“基础”加以虚伪的理想化和掩饰，则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虽然表现得很微弱和胆怯，但与他以巨大的才能所描绘的农村现实的图景还是发生了直接的尖锐的矛盾；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或政论家把恩格尔哈特所举出的材料和观察结果拿来论证自己关于农村的判断［注：附带讲一下：这不仅是非常有意义的和有教益的，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学家-研究者的完全正当的方法。如果学者们相信调查表的材料，即相信许多往往带有成见，很少了解情况，没有形成自己完整见解，没有搞通自己观点的业主们所写的答复和意见，那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一个观察精细，绝对诚实，很好研究了自己所讲的东西的人在整整11年中所收集的材料呢？］，那么从这种材料中是不可能得出民粹派的结论的。把农民及其村社理想化，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分子，从瓦·沃·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都非常卖力地要对“村社”加以理想化和粉饰。恩格尔哈特则丝毫没有进行这种粉饰。与关于我国农民的村社倾向的流行说法相反，与拿这种“村社倾向”来反对城市的个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现象等等流行做法相反，恩格尔哈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个人主义。他详细地表明，我们的“农民在财产问题上是最极端的私有者”（第62页，引自1885年版），他们忍受不了“大伙一起工作”，他们由于狭隘的个人动机和利己打算而仇视这种工作，因为在大伙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怕多干活”（第206页）。这种害怕多干活的情形，简直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可以说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例如，作者说：住在一个房间里、共同操持家务并有亲属关系的一些农妇，每个人只擦自己用过饭的那一小块桌面，或者每个人轮流为自己的婴儿挤牛奶（怕别人把牛奶藏起来），每个人单独给自己的婴儿煮粥。（第323页）恩格尔哈特这样详细地说明了这些特点，用这样多的例子证实了这些特点，因此不能说这些事实是偶然发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恩格尔哈特是一个根本不行的和不值得相信的观察者，或者关于我国农夫的村社倾向和村社品质的奇谈是把从土地占有形式中抽象出来的特点（而且还把从这种土地占有形式中抽象出来的它的国库-行政方面）都搬到经济上去的空洞捏造。恩格尔哈特说明，农夫在其经济活动方面的趋向是当富农：“每个农民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富农倾向”（第491页），“农民中间充满着富农理想”……“我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农民身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剥削倾向很严重”……“每个人都以当狗鱼而骄傲，并力图吞掉鲫鱼。”农民的趋向决不在于“村社”制度，决不在于“人民生产”，而在于最普通的、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小资产阶级制度。这一点恩格尔哈特作了很好的说明。富裕农民的趋向是做生意（第363页），以粮换工，购买贫穷农夫的劳动力（第457、492页及其他各页），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善于经营的农夫变为农村资产阶级，——这是恩格尔哈特作了描写并且十分确凿地证明了的。恩格尔哈特说：“如果农民不转向劳动组合的经济，而是每户单独进行经营，那么即使是在土地很多的条件下，种地的农民当中也会有无土地者和雇农。我还要说，我认为将来农民贫富的差别比现在还要大。虽然是在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之下，但还会有许多实际上没有土地的雇农与‘富人’同时存在。我虽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我既没有资本也没有农具来耕种，那么它对于我和我的孩子们又有什么用呢？这等于把土地交给瞎子，向他说，吃吧！”（第370页）“劳动组合的经济”带着一种可悲的讽刺孤零零地呈现在这里，就象一种善良的无罪的愿望，它不仅不是从关于农民的材料中产生出来的，而且甚至是为这些材料所直接驳斥和排除的。使恩格尔哈特与没有任何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接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相信农民贫困的主要和根本原因是农奴制度的残余以及它所特有的法规。只要扫除了这些残余和这种法规，事情就好办了。恩格尔哈特对法规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无情地嘲笑想凭借上面的法规来造福于农夫的任何企图，他的这种态度与民粹派对“领导阶级的理性和良心、知识和爱国主义”（尤沙柯夫先生在1896年《俄国财富》第12期第106页上的话）的期望，与民粹派关于“组织生产”的空洞计划等等形成了极其尖锐的对立。我们提醒一下：对于在磨房里不准出卖伏特加酒这项关心农夫“利益”的规则，恩格尔哈特进行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对于1880年几个地方自治机关所颁布的不准在8月15日以前种黑麦的强制性决定，——这项决定也是因为考虑到农夫的利益而制订出来的，——他是多么愤怒，说这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对“千百万庄稼汉”的经济的粗暴干涉（第424页）。恩格尔哈特指出了禁止在针叶树林中吸烟，禁止在春天打狗鱼，禁止在“5月”砍白桦树，禁止捣毁鸟窠等等规则和命令，然后讽刺地说道：“……关心农夫始终是知识分子主要操心的事。谁是为自己而生活呢？大家都是为农夫而生活呀！……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毁坏，连自己也整个死掉。”（第398页）读者，请您说，这个著作家会不会至少同情一下民粹派分子所喜爱的关于禁止转让份地的法律呢？他会不会象《俄国财富》的一位台柱那样说出上述那一类话来呢？他会不会赞成同一杂志的另一位台柱尼·卡雷舍夫先生责难我们的省地方自治机关（是在90年代呀！）“找不到地方”“为组织农业劳动而进行不断的、大规模的、大量的投资”［注：1896年5月《俄国财富》第5期。卡雷舍夫先生所著关于省地方自治机关在经济措施上的开支一文。第20页。］这种观点呢？我们再指出一个使恩格尔哈特和斯卡尔金相接近的特点，这就是恩格尔哈特对许多纯粹资产阶级的愿望和措施所采取的那种不自觉的态度。不是说恩格尔哈特力图粉饰小资产者，捏造出某种借口（类似瓦·沃·先生那样）来反对把这种称号应用到某些企业主身上去，——完全不是。恩格尔哈特是一个实践农业主，他只醉心于经济上的各种进步和改良，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改良的社会形式最好不过地推翻了他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在我国不可能发展的理论。例如，我们回忆一下，他如何醉心于在自己的经济中对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揉麻、脱粒等等）而获得的成绩。恩格尔哈特仿佛也没有料想到，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时工资是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采取的最流行的方法之一，资本主义经济用这个方法可以加强劳动强度和增加额外价值额。再举一个例子。恩格尔哈特嘲笑了《农业报》[89]的“停止轮流出租田地，利用雇农劳动组织经济，采用改良的机器、工具、畜种，实行多圃制，改善草地和牧场等等”这一纲领。恩格尔哈特大叫道：“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老生常谈！”（第128页）。然而恩格尔哈特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所实行的正是这个纲领，他正是由于利用雇农劳动组织经济才在自己的经济中取得了技术改进。还有，我们看到，恩格尔哈特是多么直率、多么正确地揭露了善于经营的农夫的真正趋向；但这丝毫也没有妨碍他肯定说：“所需要的不是各种工厂，而是小规模的〈黑体是恩格尔哈特用的〉农村酒坊和油坊”以及其他等等（第336页）。这就是说，“所需要的”是使农村资产阶级向技术性农业生产过渡，——这种过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农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征兆之一。这就表明，恩格尔哈特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践农业主。议论不要资本主义也可能进步是一回事，亲自经营是另外一回事。恩格尔哈特既抱定合理组织自己的经济的目的，就为周围环境的力量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纯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把自己关于“雇农”的一切理论上的抽象的疑问搁在一边。斯卡尔金在理论上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发议论的，他既根本看不见自己议论的这种性质，也根本看不见自己的议论是与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需要相适应的。恩格尔哈特在实践中不得不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行动，这与他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他相信祖国将走一条特殊的道路的热望背道而驰。然而恩格尔哈特确实是这么相信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他叫作民粹派分子。恩格尔哈特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俄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趋向，并且开始否认这个发展的矛盾。他竭力证明农业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能发展，证明“我国没有雇农”（第556页），——然而他自己却十分详尽地推翻了我国工人工资很高的说法，他自己表明在他那里做工要养活全家的牧工彼得所领得的工资是多么微薄，除了吃饭以外一年只领得6个卢布来“购买油、盐、衣服”（第10页）。“即使这样，人家还很羡慕他，我如果不要他，马上就会有50个人愿意来顶替。”（第11页）恩格尔哈特在指出自己经营的成绩和工人熟练地使用耕犁时洋洋得意地叫喊道：“耕地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愚昧无知、不好好干的俄国农民。”（第225页）恩格尔哈特虽然用自己的经营和自己对农民个人主义的揭露推翻了关于“村社倾向”的一切幻想，但他却不仅“相信”农民可能向劳动组合经济过渡，而且还表示“确信”事情将来一定会这样，我们俄国人正是要完成这个伟大事业，要采用新的经营方法。“我国经济的独特性或独创性就表现在这里。”（第349页）现实主义者恩格尔哈特变成了浪漫主义者恩格尔哈特，这个浪漫主义者以对未来的“独特性”的“信心”来补偿自己经营方法中和他所观察到的农民经营方法中完全不存在的“独特性”！从这样的信心到恩格尔哈特身上所具有的（虽然是极个别的）极端民粹主义的特点，到与沙文主义近似的狭隘民族主义（恩格尔哈特在战争问题上对一个地主证明说：“连欧洲我们也能打垮”，“而且欧洲的农夫将会拥护我们”（第387页）），甚至到把工役制理想化，其间只有一步之差！是的，恩格尔哈特曾经把自己书中这样多的美好篇章用来描写农民受压制和受侮辱的状况，用来描写农民以劳动作抵押去借贷钱粮而不得不在最坏的人身依附的条件下几乎无偿地给人家劳动的情形。［注：请回忆一下这样一个情景：村长（即地主的管事）在农民自己的麦子熟得快要落地的时候叫他去做工，只要一提不去做工就要在乡里“脱裤子”，农民就不得不去。］——就是这个恩格尔哈特甚至这样说：“如果医生〈这里说的是医生对农村有好处，农村需要医生。——弗·伊·注〉有自己的庄园，农夫可以靠做工来抵偿医药费，那就好了。”（第41页）这用不着解释了。整个说来，把上述恩格尔哈特世界观中正面的特点（即与没有一点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所共有的特点）与反面的特点（即民粹派的特点）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应当承认，前者在《农村来信》的作者那里占绝对优势，后者则仿佛是外来的、偶然加进去的、从外面吹进去而与该书的基调不合的东西。三“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也许读者会问：你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什么东西呢？“遗产”这个概念包含什么内容，上面已经下过定义，而“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则还没有下过任何定义。我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观点体系，它包含以下三个特点：（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石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狂叫。（2）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人们并不认为必须把现代科学所制定的关于各个社会阶级及其冲突的概念应用于俄国经济关系。农民村社被看作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石”的理想化。在农民中间否认和抹杀任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矛盾，否认这些矛盾与它们在资本主义工农业中的更发展的形式有联系。（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否认这种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人把这些因素看作是一种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瓦·沃·先生）、“越出轨道”（尼·—逊、尤沙柯夫诸位先生）等等的力量。我们所理解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因此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正如一切“俄国学生们”使用它一样，他们反对的是整个观点体系，而不是这一观点体系的个别代表。当然，这些个别代表之间有差别，有时是不小的差别。这些差别谁也没有忽视。但是，上述世界观方面的特点则是民粹主义一切极不相同的代表，比方说，从……尤佐夫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所共有的。尤佐夫、萨宗诺夫、瓦·沃·和其他先生们，在自己观点中除了上述否定的特点而外，还有其他一些否定的特点，而这些否定的特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现在《俄国财富》的其他撰稿人则是没有的。当然，否定狭义的民粹派分子与一般的民粹派分子之间的差别是不对的，但是忽视所有一切民粹派分子的基本社会经济观点在上述基本要点方面相一致，那就更不对了。既然“俄国学生们”所驳斥的正是这些基本观点，而不只是离开这些基本观点走到更坏方面去的“可悲的偏向”，那么他们显然完全有权利在广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他们不仅有权利这样做，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做。当我们讲到民粹主义上述基本观点的时候，我们应当首先确认，“遗产”与这些观点毫不相干。有许多无庸置疑的“遗产”代表和继承者，他们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根本没有提出资本主义问题。根本不相信俄国和农民村社等等的独特性，根本不认为知识界和法律政治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历史“越出轨道”的因素。我们在上面拿《欧洲通报》[90]的出版者兼编辑作例子，可以在别的方面指责他，但决不能责备他破坏了遗产的传统。相反，有些人的观点是符合上述民粹主义基本原则的，并且直接公开地“拒绝遗产”，——至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指出过的那位雅·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尤佐夫先生都是这样的人。“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民粹主义，在（以法律用语来说）“发现”遗产的时候，即在60年代，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民粹主义的胚胎、萌芽，不仅在60年代，而且在4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有了［注：不妨参看一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著《俄国工厂》一书（1898年圣彼得堡版）。］，——不过我们现在对民粹主义的历史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重要的，再说一遍，只是确定：上述意义上的60年代的“遗产”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是说，就观点的实质说来，它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有非民粹派分子的“遗产”继承者，也有“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当然，也有继承“遗产”或自命为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谈到遗产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联系提供了什么东西。第一，民粹主义比遗产前进了很大一步，因为民粹主义把遗产继承者部分地还不能（在当时）提出，部分地由于他们所固有的狭小眼界而一直都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到了社会思想界面前来解决。提出这些问题是民粹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并且由于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作了（不管是什么样的）解答，从而在进步的俄国社会思想流派中占据先进的地位，这也是十分自然和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毫无用处，因为这种解答所根据的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落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事实的忽视。当俄国资本主义及其固有的矛盾还不够发展的时候，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粗浅批判还能站得住。但是民粹主义绝对不能满足俄国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不能满足我们关于俄国经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的现状，不能满足当前对社会学理论提出的要求。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问题，而现在则成为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助长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反动性质，使现在的民粹主义甚至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它连那种只限于忠实地保持遗产的世界观都不如。［注：在上面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我已经指出，我们的论敌表现出惊人的近视，他们把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这些用语理解为论战性抨击，其实这些用语具有完全确定的哲学历史意义。（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我们现在力求通过对上述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三大特点的逐一分析，来说明情况确实如此。第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提出来，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派分子则宣布这种发展是退步，是错误，是偏离了仿佛为民族全部历史生活所规定的道路，偏离了仿佛为历代基石所视为神圣的道路等等。启蒙者热诚地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民粹派却不相信；启蒙者满怀历史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精神，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因为他们认为，事情愈象现在这样下去，就愈糟糕，新的发展所提出来的任务就愈难解决，于是他们便号召“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提出落后便是俄国的幸福这种理论等等。民粹派世界观的这一切特点，不仅与“遗产”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和它正相抵触的，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偏离道路”，是衰落等等，就会歪曲俄国整个经济的演进过程，歪曲我们眼前所发生的“更替”现象。民粹派分子一心要遏止和制止资本主义对历代基石的破坏，便干出了历史上惊人的荒唐行为，他们忘记了：在这个资本主义后面，除了同样的剥削，再加上使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的各种各样的盘剥和人身依附而外，除了社会生产方面、因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而外，是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的。民粹派分子从自己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同资本主义作战，便把任何历史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总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60年代的“遗产”热诚地相信当时社会发展的进步性，把无情的仇恨倾注在旧时代的残余上，确信只要把这些残余扫除干净，一切都会尽如人意，——这个“遗产”不仅与上述民粹派的观点毫不相干，而且是正相抵触的。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社理想化等等。关于俄国的独特性的学说，使民粹派分子抓住西欧的一些过时的理论不放，使他们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对待西欧文化的许多成就；民粹派分子安慰自己说，虽然我们没有文明人类的某些特点，但是“我们命中注定要”向世界表明新的经营方法等等。民粹派分子不仅不把西欧进步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现象的分析用之于神圣的俄罗斯，反而竭力想出一些借口不对俄国资本主义作出人们曾对欧洲资本主义作出过的结论，民粹派分子奉承从事这种分析的人，同时……同时却始终心安理得地当这些人毕生所反对的浪漫主义者。一切民粹派分子共同主张的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也是不仅与“遗产”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和它正相抵触。相反，“60年代”力图欧化俄国，相信俄国会吸收全欧的文化，关心把这个文化的各种设施移植到我们这个一点也不独特的土地上来。任何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都完全不符合60年代的精神和传统。民粹派对农村的理想化和粉饰，更不符合这个传统。这种虚伪的理想化不顾一切地要把我们的农村看作某种特别的东西，看作某种与前资本主义关系时期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其他农村制度根本不同的东西；这种理想化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遗产的传统处于极端矛盾之中。资本主义愈往前愈深入地发展，任何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所共有的矛盾在农村中表现得愈厉害，则民粹派分子关于农民的“村社倾向”、“劳动组合心理”这类甜言蜜语与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一事实之间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继续用农民眼光观察事物的民粹派分子就愈加迅速地从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为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正在变成商品生产者，对农村的虚伪的理想化与关于“村社倾向”的浪漫主义的梦想，使民粹派分子对于农民在当前经济发展下的真正需要采取了极其轻率的态度。在理论上尽可以大谈基石的力量，但是在实践中每个民粹派分子都清楚地感觉到：扫除旧事物的残余，扫除至今还把我国农民从头到脚紧紧束缚住的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正是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给其他什么发展开辟道路。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进步，——这实质上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当然，远不是每个民粹派分子都象瓦·沃·先生那样天真直率，敢于公开直接地说出这个意思。“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象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象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遗产”代表之一就是这样从他所特有的“启蒙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91]“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他们因循守旧的宗法式的生活方式中，也不要在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每个民粹派分子实质上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事实上，大概没有一个民粹派分子敢于否认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禁止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是与现代经济现实、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及其发展处于最尖锐的矛盾中。否认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民粹派分子象害怕火一样地害怕这样提出问题，害怕这样把农民的法律状况与经济现实、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加以对比。民粹派分子顽固地相信并不存在的、由他们浪漫主义地空想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因此他们打算阻止现在这个循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的发展。对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农民有权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等问题，民粹派分子不仅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十分担心“基石”（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的基石）的命运；不仅如此，民粹派分子甚至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竟对警察禁止农民出卖土地的措施表示欢迎。对这样的民粹派分子可以用恩格尔哈特的话来说：“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毁坏，连自己也整个死掉。”民粹派分子在这里已经是直接“拒绝遗产”，变成反动的了。同时请注意一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摧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日益成为农村无产阶级的迫切需要，然而对于农民资产阶级来说，由此产生的不方便却决不是太大的。“善于经营的农夫”很容易在别的地方租到土地，在别的村庄开设店铺，随时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作买卖。但是对于主要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农民”来说，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就等于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活动，就等于不可能找到较有利的雇主，就等于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当地总是出价较低并想尽一切盘剥方法的买主。民粹派分子既然沉醉于浪漫主义的梦想，不顾经济的发展而一心要支持和保护基石，于是他们自己便不知不觉地沿着这个斜坡滑了下去，一直滑到那些全心全意渴望保持和巩固“农民与土地的联系”的大地主的身边。只要回忆一下农民村社的这种等级制闭塞状态怎样产生了雇用工人的特殊方法就够了：工厂主和农庄主把自己的管事派到各个农村去，特别是派到欠了很多债的农村去，以便最便宜地雇到工人。幸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无产者的“定居生活”（所谓外出做农业零工的作用就是这样），逐渐地以自由雇用来排斥这种盘剥。民粹派中间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把工役理想化，这个事实也同样明显地证实了我们认为现代民粹派理论是有害的这个论点。我们在上面曾经举出了一个例子，说明恩格尔哈特如何犯了一个民粹主义的罪过，竟写出要是能在农村发展工役“那就好了”这样的话来！我们在尤沙柯夫先生著名的农业中学计划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1895年《俄国财富》第5期）［注：见本卷第18—24页和第450—479页。——编者注］与恩格尔哈特一同办杂志的瓦·沃·先生，在一些严肃的经济论文中也同样沉醉于这种理想化，他断言：农民战胜了似乎愿意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但糟糕的是农民给地主耕种土地，所得的报酬是从地主那里“租到”土地，——这就是说，他完全恢复了农奴制度下所采用的那种经营方法。这是民粹派分子对我国农业问题持反动态度的最突出例子。你们在每个民粹派分子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只不过表达得不那么突出罢了。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们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的农民。资本主义的现实（“雇农”）与关于“独立”农民的虚构是对立的，因为虚构建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点上，可是却谦虚地闭口不谈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要付出比这些生产资料的成本多一倍的代价；这些生产资料是为工役服务的；这种“独立”农民的生活水平极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把他们算作赤贫者；这种“独立”农民除了绝望的贫穷生活和智力迟钝而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所必然带来的人身依附。民粹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这个特点与上述两个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只有在社会学问题上缺乏现实主义才能产生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错误性”和“越出轨道”的可能性的学说。民粹主义的这个观点也是与60年代的“遗产”和传统没有丝毫联系的，相反，而是与这些传统正相抵触的。从这个观点自然便产生出民粹派分子对于改革前的俄国生活法规的许多残余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遗产”代表者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为了说明这种态度，让我们利用一下维·伊万诺夫先生在《笨拙的捏造》（1897年9月《新言论》）一文中所发表的精彩意见。作者讲到博博雷金先生的著名小说《改弦易辙》，并且揭穿他不了解民粹派分子与“学生们”之间的争论。博博雷金先生借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民粹派分子的口来斥责“学生们”，说他们梦想建立“具有不堪忍受的专制法规的兵营”。维·伊万诺夫先生就此指出：“他们〈民粹派分子〉不仅没有把不堪忍受的专制‘法规’当作自己论敌的‘梦想’来谈论，而且只要他们依然是民粹派分子，就不能而且也不会这样谈论。他们在这方面与‘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我们这里所保存下来的旧法规残余，据民粹派分子看来，可以作为法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民粹派分子所以看不见这种旧法规是不堪忍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农民的灵魂（统一而不可分的灵魂）’正在向法规方面‘进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信‘知识界’、‘社会’或‘领导阶级’已经具备或定将具备完美的道德。他们责备经济唯物主义者不去偏爱‘法规’，而相反地去偏爱以没有法规为基础的西欧制度。经济唯物主义者的确断言：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旧法规残余，在一个已经转入货币经济的国家里，变得日益‘不堪忍受’，因为货币经济无论在全国各个居民阶层的实际状况方面，还是在它们的智力和道德方面，都引起了无数的变化。因此他们深信：产生国家经济生活中有益的新‘法规’所必需的条件，不可能从适合于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度的法规残余中发展起来，而只能在西欧和美洲先进国家那样广泛和普遍地没有这种旧法规的环境中发展起来。民粹派分子与他们的论敌所争论的‘法规’问题就是这样。”（上引书第11—12页）民粹派分子这种对“旧法规残余”的态度，可说是民粹派对“遗产”传统的最明显的背离。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这种遗产的代表的特点是对旧法规的所有一切残余进行坚决无情的谴责。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学生们”同60年代的“传统”和“遗产”要比民粹派分子接近得多。民粹派除了上述非常严重的错误之外，在社会学方面缺乏现实主义这一点，也使得他们在思考和议论社会事务和问题时，采取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说是知识分子狭隘的自以为是，或者甚至可说是官僚主义的思维。民粹派总是这样议论：“我们”应当给祖国选择什么道路；如果“我们”让祖国走这样的道路，那就会遇到什么样的灾祸；如果我们避开欧洲老婆婆所走的那条危险道路，如果我们既从欧洲又从我们历来的村社制度中“吸收好的东西”，那“我们”就能保证使自己获得什么样的出路，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民粹派分子对于各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创造历史的社会阶级的独立趋向采取完全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因此，民粹派分子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大谈（忘记了他们的周围环境）各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从什么“组织农业劳动”起到使我们的“社会”努力于“生产村社化”为止。“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注：马克思《神圣家族》第120页，别尔托夫的译本，第23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这些话表达了哲学历史理论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对这种哲学历史理论，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和不能了解的。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看作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这样，虽然民粹派比启蒙者的“遗产”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感伤的批判，他们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以致在一系列有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上民粹派都落后于“启蒙者”。把民粹主义归入我国启蒙者的遗产和传统，归根到底是不好的：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发展向俄国社会思想界所提出的那些新问题，民粹派并没有解决，而仅仅在这些问题上发出了一些感伤的和反动的悲叹，至于那些还是由启蒙者所提出来的旧问题，民粹派却用自己的浪漫主义堵塞了解决的道路，从而拖延了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四“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现在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上述比较作一总结。我们试图扼要地说明标题中所指出的各个社会思想流派的相互关系。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固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些矛盾充分发展，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扫除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相反，民粹派则竭力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害怕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消灭掉。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具有可以叫作历史乐观主义的特点：事情愈是象现在这样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民粹派则自然会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事情愈是象现在这样进行下去，那就愈糟。“启蒙者”根本没有提出改革后发展的性质问题，仅仅限于向改革前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仅仅限于给俄国的西欧式发展扫清道路这一消极任务。民粹派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它是从资本主义具有反动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不能完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民粹派分子总是反对那些从“文明统一”的观点出发力求使俄国全盘欧化的人。他们之所以反对，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局限于这些人的理想（这样的反对倒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当前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发展方面走得这样远。“学生们”是从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并且从无家产的生产者的观点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对这个遗产作了补充。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他们不仅一般地谈论人民，甚至一般地谈论民族。民粹派分子希望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然而没有指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特定集团；事实上他们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观点上，而资本主义则使小生产者变为商品生产者，“学生们”不仅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标准，而且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特定的经济集团，即无家产的生产者。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在其愿望的内容上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的利益相适应；民粹主义在其内容上则与小生产者阶级即在其他现代社会阶级中占据中间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适应。因此，民粹主义对“遗产”的矛盾态度，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民粹派观点内容本身的必然结果。我们曾经看到，启蒙者观点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追求俄国欧化，而民粹派分子只要依然是民粹派分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追求。因此，归根到底我们就得出了我们在上面个别场合曾不止一次指出过的结论：学生们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他们不仅不拒绝遗产，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驳斥那些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顾虑，这些顾虑使民粹派分子在很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拒绝接受启蒙者的欧洲理想。当然，“学生们”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保存遗产，还决不等于局限于遗产，所以“学生们”除了捍卫欧洲主义的一般理想而外，还分析了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并从上述特有的观点出发评价了这个发展。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最后我们再回过来谈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考察一下他对我们关心的问题所作的论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声称这些人（学生们）“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拒绝遗产”（上引书第179页），而且还宣称“他们〈同各种极不相同的流派的其他人物一起，连阿布拉莫夫先生、沃伦斯基先生、罗扎诺夫先生也在内〉非常凶恶地攻击遗产”（第180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讲的是哪一种遗产？是《莫斯科新闻》过去和现在都郑重表示拒绝的60—70年代的遗产（第178页）。我们已经表明：如果谈的是现代人所承受的“遗产”，那就要区别两种遗产：一种遗产是启蒙者的遗产，是绝对敌视改革前的一切的人的遗产，是拥护欧洲理想和广大群众利益的人的遗产。另一种遗产是民粹派的遗产。我们已经表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人保存了“60年代的传统”并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发表的种种意见完完全全是以混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遗产为根据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个区别，所以他的做法不仅完全肯定是荒唐的，而且是诽谤性的。《莫斯科新闻》是不是专门攻击了民粹主义呢？根本没有：它同样地甚至更厉害地攻击了启蒙者，而与民粹主义格格不入的《欧洲通报》对于它来说，则是和民粹派的《俄国财富》一样的敌人。当然，同那些最坚决地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例如同尤佐夫先生，《莫斯科新闻》当然在许多方面是会有意见分歧的，但是它未必会去凶恶地攻击他，而且终究会因为他与愿意保持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不同而称赞他。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沃伦斯基先生是否攻击过民粹主义呢？根本没有。前者本人就是民粹派分子；他们两人都攻击过启蒙者。“俄国学生们”是否攻击过启蒙者呢？他们是否曾经拒绝过嘱咐我们绝对仇视改革前的生活方式及其残余的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揭露过民粹派分子因对资本主义怀有小资产阶级的恐怖心理而力求支持这些残余中的若干东西的企图。他们是否曾经攻击过把一切欧洲理想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揭露过民粹派分子为代替全欧理想而在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编造各种古怪的蠢话。他们是否曾经攻击过嘱咐我们要关心劳动居民群众利益的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对民粹派分子进行了如下的揭露：民粹派分子对这些利益的关心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竭力把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混淆起来）；民粹派分子不是注意现有的东西，而是幻想也许会有的东西，所以这些关心就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民粹派分子的关心是极端狭隘的，因为他们从来就不能够正确地评价使这些人易于或难于获得自己关心自己的可能性的条件（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不同意这些揭露是正确的，而且他既然是个民粹派分子，自然不同意这些揭露。但是，说那些事实上仅仅“凶恶地”攻击了民粹主义的人是“凶恶地”攻击了“60—70年代的遗产”，却不知道他们之所以攻击民粹主义是因为它不能按照这个遗产的精神并且与它毫无矛盾地来解决改革后的历史所提出来的新问题，——说这样的话就是直接歪曲事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极其可笑地愤慨说，“学生们”很乐意地把“我们”（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们）同“民粹派分子”及其他与《俄国财富》无关的人们混为一谈（第180页）。这个想把自己从“民粹派分子”当中划分出来同时却又保存民粹主义一切基本观点的奇怪企图，只能引人发笑。谁都知道，一切“俄国学生”都在广义上使用“民粹派分子”和“民粹主义”这两个名词。至于各个民粹派分子之间有许多不同的色彩，这是谁也不曾忘记和否定的：例如，不论是彼·司徒卢威也好，或恩·别尔托夫也好，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没有把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瓦·沃·先生“混为一谈”，而且就是同尤沙柯夫先生也没有“混为一谈”，这就是说，没有抹杀他们观点上的差别，没有把一个人的观点硬加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彼·伯·司徒卢威甚至直接指出了尤沙柯夫先生的观点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的区别。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混为一谈，这是一回事；把虽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有所不同但在“学生们”所反对的基本和主要论点上意见一致的著作家们概括起来归入一类，这是另一回事。对于学生们来说，重要的根本不是指出那些使一位尤佐夫先生与其他民粹派分子有所不同的观点的毫无用处，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驳斥尤佐夫先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及所有民粹派分子共同的观点，这就是说，要驳斥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态度，驳斥他们从小生产者观点出发对经济问题和政论性问题的议论，驳斥他们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不理解。这些特点是曾经起过很大历史作用的那一个社会思想流派的共同财产。在这个广大的思想流派中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色彩，有右翼和左翼，有堕落到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等的人，也有未犯这种罪过的人；有对“遗产”的许多遗训抱轻视态度的人，也有尽可能（即在民粹派分子看来是尽可能）捍卫这些遗训的人。没有一个“俄国学生”否认过各种色彩之间的这些区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能揭露他们中间有任何人把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硬加在另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身上。但是，既然我们反对的是这一切不同色彩所共有的基本观点，那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谈论整个流派中的局部差别呢？这真是毫无道理的要求！一些著作家虽然远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意见一致，但对俄国资本主义、对农民“村社”、对所谓“村团”万能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这一点早在“学生们”出现之前很久就在我国书刊中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了，不仅指出过，而且还赞美为俄国的幸福特征。广义的“民粹主义”一词，也在“学生们”出现之前很久就在我国书刊中使用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在一个杂志社中与“民粹派分子”（狭义的）瓦·沃·先生共事多年，而且和他共同具有上述见解的基本要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反对过瓦·沃·先生的个别结论，否认他对抽象社会学领域的探索的正确性，可是无论是在80年代还是在90年代，他都附带声明说，他的批判决不针对瓦·沃·先生的经济著作，他同意这些著作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看法。因此，现在在发展、巩固和传播民粹主义（广义的）观点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俄国财富》的台柱们，以为只要简单声明一下，说他们不是“民粹派分子”（狭义的），说他们完全是一种特殊的“伦理社会学学派”，就可以摆脱“俄国学生们”的批判，那么，这样的手法当然只能引起大家对这些如此勇敢同时又如此爱耍外交手腕的人的公正嘲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的第182页上还提出了如下一个反对“学生们”的罕见论据：卡缅斯基先生恶毒地攻击民粹派分子[92]；这原来“证明他生气了，而他是不应该这样的〈原文如此！！〉。我们‘主观主义的老头子’和‘主观主义的青年’一样，可以允许自己犯这个毛病，而不至于自相矛盾。但是‘完全可以因其严峻的客观态度而自豪’〈一个“学生”的话〉的学说，其代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是什么东西呵？！如果人们要求对社会现象的看法要根据对现实和实际发展进行严峻客观的分析，——那就应该由此得出这些人不该生气的结论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是否听说过《资本论》这一名著被公正地认为是社会现象研究中采取严峻客观态度的出色典范之一？许多学者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著作的主要的、基本的缺点就在于它的严峻的客观态度。然而在这部罕见的科学著作中你们却能够找到这样多的“热忱”，这样多的反对落后观点代表者、反对作者深信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各社会阶级的代表者的热烈而又激昂的论战性文字。这位作者虽然以严峻的客观态度指明，例如，蒲鲁东的观点是法国小资产者的见解和情绪的自然的、明白的、必然的反映，但是他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愤怒“攻击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自相矛盾”呢？如果某种学说要求每个社会活动家要以严峻的客观态度分析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关系，那怎么能够由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活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里谈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已经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和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等等，等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使用的这个微不足道的手法只是表明，他到现在为止对于决定论和宿命论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极其起码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资本正在走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原文如此！！〉问题在于怎样去迎接它。”（第189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了新大陆，他指出了“俄国学生们”显然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俄国学生们”与民粹派分子可以说根本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迎接”俄国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只能有两种态度：或者认为它是一种进步现象，或者认为它是一种退步现象；或者认为它是在真正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或者认为它偏离了真正的道路；或者从被资本主义摧毁的小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或者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家产的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在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注：我们自然不是讲这样一种迎接态度，即根本不认为必须遵循劳动的利益，或者不懂得和弄不清楚“资本主义”一词所表现的概括。不管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想流派在俄国生活中多么重要，但它们同民粹派分子与其论敌的争论毫不相干，所以不应当把他们牵涉进来。］因此，既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驳斥“学生们”所坚持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的正确性，那就是说，他采取了民粹派的态度，这种态度他在自己以前的文章中多次十分明确地表达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前和现在都丝毫没有补充和改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旧观点，他仍然象以前一样是一个民粹派分子。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天呀，他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是“伦理社会学学派”的代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请不要谈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将要带来的〈？〉未来的〈？？〉福利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只是完全重复了民粹派分子的错误和他们不正确的议论方法。我们已经向民粹派分子反复讲过多少次：这种“关于未来”的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未来”，而在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现实的、已经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带来的（而不是将要带来的）变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问题搬到了“未来”，因而实质上就恰好承认“学生们”所反对的论点已经得到证实。他认为下面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即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实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给旧的社会经济关系带来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这正是民粹派的观点，“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也正是这个观点，他们证明情形恰好相反。没有一本“俄国学生们”所出版的书不谈到或不指明：在农业中以自由雇佣劳动来代替工役，以工厂工业来代替所谓“手工”工业，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并且发生得非常快的）现实现象，而根本不只是“未来”现象；这种代替在各方面说来都是一种进步现象，它摧毁着墨守陈规的、长期停滞不前的、分散的小手工生产；它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它在创造把这种可能性变成必然性的条件，也就是使那些被抛掷到“穷乡僻壤”的“定居的无产者”，使那些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定居的无产者变成流动的无产者，使那些盘剥极其残酷，人身依附形式繁多的亚洲劳动形式变成欧洲劳动形式；“欧洲的思想情感方式，对于顺利使用机器来说，是和蒸汽、煤炭和技术同样必需的〈请注意：必需的。——弗·伊·注〉”［注：这是舒尔采-格弗尼茨在1896年《施穆勒年鉴》[93]上发表的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的棉纺工业一文中的话。］等等。我们再说一遍，这一切每个“学生”都谈过和证明过，但这一切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志们”大概毫无关系，这一切写出来完全是为了反对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要知道《俄国财富》是一个“伦理社会学学派”，其实质是打着新幌子偷运旧垃圾。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是驳斥在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上十分流行的捏造，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摈弃了”遗产”，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断绝了关系，等等。值得指出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重复这种陈词烂调时，他所说的实质上同那个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瓦·沃·先生所说的一模一样，但后者说的要比他早得多和坚决得多。读者，您是否读过这位作家3年以前即在1894年底在《星期周报》[94]上为答复彼·伯·司徒卢威所著的一本书而发表的那些文章？应当承认，据我看来，您如果没有读过，那也毫无所失。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就是：似乎“俄国学生们”割断了贯穿着一切进步的俄国社会思想流派的民主主义的线索。现在，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斥责“学生们”背弃了《莫斯科新闻》所恶毒攻击的“遗产”时，他不是在重复着同样的东西吗？只不过在说法上稍微有些不同而已。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从事这种捏造的人是在颠倒是非，他们硬说“学生们”与民粹主义的彻底决裂，就表明他们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决裂。先生们，事情不是恰恰相反吗？这种决裂不是表明把民粹主义从这些优秀传统中清洗出去吗？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505—550页注释：[82]《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是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编入了《经济评论集》。——384。[83]《祖国纪事》杂志（《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Записки》）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385。[84]马克思阅读斯卡尔金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时作过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1卷第119—138页）。把马克思的摘要和列宁的《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相对照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本书的事实材料和结论的态度是一致的。——385。[85]农民改革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386。[86]指古罗马帝国时代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不管种这些土地怎么亏本，他们也不能离开。——390。[87]温和的保守分子是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给斯卡尔金的评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0页脚注）。——396。[88]这里说的“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是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在谈到19世纪60年代思想遗产时援引斯卡尔金，是出于应付书报检查的考虑。他在1899年1月26日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396。[89]《农业报》（《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Газета》）是俄国沙皇政府国家产业部（1894年起改为农业和国家产业部）的报纸，1834—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两号，1860年起改为每周出版一号，同时每月出版两期附刊《农村小报》。该报主要刊登有关农业的政府法令、经济时评、新闻报道等，在地主和富农阶层中很有影响。——401。[90]《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406。[91]这里指的是斯卡尔金。列宁引用的是他的书中的话（见《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第285页）。——410。[92]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897年9月《新言论》杂志第12期上用笔名恩·卡缅斯基发表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文。——421。[93]《施穆勒年鉴》（《SchmollersJahrbuch》）即《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JahrbuchfürGesetzgebung，VerwaltungundVolkswirtschaftimDeutschenReich》），是德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871年创刊，1877年起由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弗·霍尔岑多尔夫和路·布伦坦诺出版，1881年起由古·施穆勒出版。——424。[94]《星期周报》（《Неделя》）是俄国政治和文学报纸，1866—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1868—1879年间曾因发表“有害言论”多次被勒令停刊。1880—1890年该报急剧向右转，变成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纸，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鼓吹所谓“干小事情”的理论，即号召知识分子放弃革命斗争，从事“平静的文化工作”。——424。
列宁全集第二卷——新工厂法（1897年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新工厂法[77]（1897年夏）一什么东西促成了新工厂法的颁布？二什么应该算作工作时间？三新法令把工作时间缩短了多少？四法令认为什么是工人的“夜班”？五财政部怎样证明限制加班对工人是“不公正”的？六新工厂法给了大臣们怎样的权利？七我们“信奉基督的”政府怎样削减工人的节日八用什么来保证新法令的执行？九新法令是否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十新法令有什么意义？附录一什么东西促成了新工厂法的颁布？1897年6月2日颁布了缩短工厂工作日和规定节日休假的新工厂法。彼得堡的工人对这一法律已经盼望多时了，被1896年春季工人大罢工吓坏了的政府早在1896年就答应要颁布这样一个法律。紧接着那次棉纺织厂的工人大罢工，又爆发了许多次罢工，各地工人都纷纷要求缩短工作日。政府用野蛮的迫害手段对付罢工，逮捕大批工人，并且不经审讯就流放他们；政府被吓坏了，想用蠢得有趣的话来感化工人，说什么工厂主对工人怀有基督的博爱（1895—1896年大臣维特给工厂视察员的通令［注：见本卷第95页。——编者注］）。但是工人对这些蠢话只是置之一笑，而且无论什么样的迫害都不能阻止这种已经把几万和几十万工人卷进去的罢工运动。政府这才明白，必须让步，至少也要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于是政府除了对罢工者进行残酷的迫害和说些伪善的谎话以外，还向彼得堡的工人许下诺言，答应颁布缩短工作日的法律。这个诺言是在一张特别的布告[78]中空前隆重地向工人宣布的，布告张贴在工厂中，由财政大臣签署。工人焦急地等着履行诺言，等着颁布法律，一直等到1897年4月19日，这时他们已经认为，政府的这个诺言又和它的许多声明一样，也是个弥天大谎。但是这一次政府却履行了诺言，颁布了法律。可是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是一个怎样的法律。现在我们应该来研究一下迫使政府履行诺言的那些情况。我们的政府研究缩短工作日的问题，不是从1896年才开始的，那要早得多。问题在15年前就提出来了：早在1883年，彼得堡的厂主就曾经申请颁布这样的法律。其他的厂主（即波兰的厂主）也申请过几次。但是所有这些申请也和大批改善工人处境的其他法律草案一样，都被束之高阁。俄国政府并不忙于研究这些草案，这些草案一搁就是几十年。事情如果牵涉到要赏赐几百万卢布给那些“申请”得到老百姓金钱救济的俄国善良的地主老爷们，或者要规定津贴或奖金给那些“受难的”厂主先生们，那么俄国政府就会忙起来，官员和各部办公室的轮子就会象“涂上了”一种特殊的“油”似的飞快转动起来。至于有关工人的事，那么不仅法律草案一搁就是几年、几十年（例如，关于企业主责任的草案似乎已经拖了十几年了，现在仍然在“拟制中”），就是已经颁布的法律也不实行，因为帝国政府的官员们不好意思为难厂主先生（例如，1886年规定由厂主办医院的法律，到现在绝大多数工厂还没有实行）。试问，这个早已提出的问题这一次为什么一下子就有了进展呢？为什么一下子就解决了，而且优先在内阁和国务会议中通过了呢？为什么一下子就具有了法律草案的形式而且接着又成了法律呢？显然有一种力量推动了官员，震动了他们，克服了他们不肯以新要求来“纠缠”本国厂主的顽强愿望。这个力量就是彼得堡的工人和他们在1895—1896年举行的大罢工；在罢工期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通过“斗争协会”）对工人的帮助，还向政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在工人中散发了社会主义的宣言和传单。政府明白了，任何的警察迫害都不能压服工人群众，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已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并且还有了维护工人事业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政府被迫让步了。和11年前即1886年6月3日颁布的关于厂规、罚款、工资标准等等的法令完全一样，新工厂法是工人迫使政府颁布的，是工人从他们最凶恶的敌人那里夺取来的。那时的工人斗争在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两省表现得最激烈。这种斗争也表现为多次罢工，当时工人也向政府提出直截了当的明确要求。在有名的莫罗佐夫工厂罢工期间，一群工人还向工厂视察员提出了一些工人自己拟订的条件。这些条件中提到工人要求减少罚款。此后不久颁布的1886年6月3日的法令，就是直接答复工人的这些要求的，这个法令里包括了罚款条例［注：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见本卷第25—64页。——编者注）。］。现在也是这样。工人在1896年提出了缩短工作日的要求，并且以大罢工来支持自己的要求。现在政府答复了这个要求，颁布了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过去，在1886年，政府在工潮的压力下向工人作了让步，但是竭力把让步缩小到最低限度，竭力给厂主留下后路，拖延新条例的执行，一有机会就赖掉工人的某些要求。现在，在1897年，政府也同样只是向工潮的压力让步，同样千方百计地减少对工人的让步，拼命压低价钱，多骗取工人一两个钟头，甚至延长厂主提出的工作日，拼命替厂主多取消几个节日，不把它们列入必须休息的假日之内，拚命拖延新制度的实行，把主要的条例留待日后由大臣处理。可见，1886年6月3日的法令和1897年6月2日的法令，俄国的这两个主要工厂法，都是俄国工人从警察政府那里夺得的被迫的让步。这两个法令都表明，俄国政府是如何对待工人的最正当要求的。二什么应该算作工作时间？现在我们来详细研究一下1897年6月2日的法令。［注：这个法令于1898年11月开始实行。］。我们已经说过，新法令，第一，限制了所有工人的工作日；第二，规定了星期日和节日必须休息。在制定有关工作时间数字的条款以前，法令应该确定，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工作时间。因此新法令规定了这样一条：“按照雇佣合同工人必须留在厂内并在工厂经理支配下进行工作之时间，均算作每一工人一昼夜之工作时间或工作时数。”总之，工人根据作息时间表或经理要求而留在厂内的全部时间都应该算作工作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不论工人是做本职工作还是做日常工作，不论经理让他做别的工作还是让他闲着等待，反正都是一样，工人在工厂中度过的全部时间都应该算作工作时间。例如，有些工厂的工人在星期六下工后要擦机器；按照法律，擦机器也应该算作工作时间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厂主不付给工人擦机器的工钱，那就是厂主白白利用雇工的工作时间。如果厂主按计件工资雇用工人，又让他们闲着等待，或者要他们搁下工作去做一些不另付工资的其他事情（任何工人都知道这是常有的事情），这就是厂主白白利用雇工的工作时间。工人应该记住新法令中关于工作时间的这个规定，并据以抵制厂主白白使用劳动力的任何企图。当然，这种工作时间的规定自然应当来自雇佣合同，所以有些工人会觉得，这是清楚得不用再谈的事情。但是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故意把每一个工人认为不言自明的许多事情弄得模糊起来。在这一件事情上政府也是竭力给厂主先生留下一条小小的后路。法令中说，工人按照雇佣合同必须留在工厂内的时间算作工作时间。如果雇佣合同根本没有提到工人每天必须留在工厂中几小时，那又该怎么办呢？例如在使用机器的工厂中就常有这样的事情，工人和厂主之间的合同只提到工人生产某种东西（某种机器零件、一定数量的螺丝钉或螺丝帽等）得若干工资，而工人应该用在工作上的时间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每昼夜工作时数的新法令是否适用呢？照常识来判断，当然是适用的，工人的确是在工厂里做工，怎么能不算工作时间呢？但是资本家先生和为他们撑腰的政府的“常识”极为特殊。根据我们所引证的条文字句，要使缩短工作时间的法令不适用于这种情况，也不是难以办到的。厂主只要借口说，按照合同，他并没有要工人必须留在工厂里，这就行了。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厂主都是老练的讼棍，能够看出这个诡计，所以财政部的官员连忙预先向全俄国的商界人士指出新法令中这个对他们有好处的小小漏洞。财政部早就出版的一种专业报纸《财政与工商业通报》[79]，也是这样的一种官方报纸，它们除了公布政府的命令以外，就是竭力赞美俄国资本家的成就，并颂扬政府对银行家、厂主、商人、地主的钱袋的关怀，而美其名曰关怀人民。新法令颁布后，该报马上登载了一篇有关新法令的文章（1897年《财政通报》第26号），文中详细地说明了新法令的意义，并且证明，关心工人的健康正是政府的职责。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官员们竭力向厂主指出规避新法令的门道。这篇文章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合同中根本没有谈到工作时间，那么新法令是不适用的，因为承包一定工作的工人，“已不是雇佣工人，而是接受订货者。”这就是说，厂主要摆脱讨厌的法令并不太难，只要不称工人为工人，而称之为“接受订货者”就行了！不说工人留在工厂内受厂主支配的时间算作工作时间，而说工人按照合同必须留在厂内的时间算作工作时间，可见法令是故意含糊其词。看起来好象都是一样，其实在这里也是毫无顾忌地有意使用含混不清的词句来损害工人！三新法令把工作时间缩短了多少？1897年6月2日的法令，限定日班每昼夜的工作时间为11个半小时，星期六和节日前夕每昼夜为10小时。可见新法令对工作日的缩短是微不足道的。对于一些工人，这个法令一点也没有缩短工作时间，相反地甚至有延长工作时间的危险。这样的工人很不少，在彼得堡也许还占大多数。圣彼得堡各工厂的工作时间一般是10—10个半小时。法令规定的这种过长的工作日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法令是答复彼得堡各个棉纺织厂工人的要求的。对于这些工人，新法令也许缩短了工作日，因为他们大多数每天要工作12—14小时（我们将在下面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说“也许”）。法律对手工业者和陆军部所辖各工厂规定了十小时工作制。然而政府决定，还可以强迫工厂工人多干一些！甚至彼得堡的厂主都曾请求政府把工作日缩短到11小时！政府却决定再加上半小时，以讨好莫斯科的厂主，这些厂主强迫工人分两班干整整一昼夜的活，看来工人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夸耀自己关心工人的俄国政府，事实上却象小商人一样地吝啬。它比那些从增加的半小时工作中可以从工人身上多榨取几千卢布的厂主本人还要吝啬。工人从这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不只是保护厂主的利益，而且是保护最坏的厂主的利益；它是工人的敌人，是比资本家阶级还要凶恶得多的敌人。如果政府不出面干预，彼得堡的工人本来可以替自己和全体俄国工人争取到更短的工作日。联合起来的工人曾迫使厂主让步；彼得堡的厂主已经准备满足工人的要求；但是政府不准厂主让步，不给工人开这样一个先例。后来彼得堡的大多数厂主都深信必须向工人让步，请求政府把工作日缩短到11小时。然而政府不仅要保护彼得堡厂主的利益，而且还要保护全俄国厂主的利益；因为在神圣的俄罗斯有不少厂主比彼得堡的厂主吝啬得多，所以政府为了表示“公正”，就不能允许彼得堡的厂主对自己的工人掠夺得太少：彼得堡的厂主不应该比俄国其他厂主跑得太远；于是，政府把资本家请求的那个工作日延长了半小时。很明显，工人从政府的这种行动上可以吸取三个教训：第一个教训：先进的俄国工人应该尽一切力量把比较落后的工人吸引到运动中来。如果不吸引俄国全体工人群众来为工人的事业奋斗，先进的首都工人即使能迫使自己的厂主让步，也是得不到多少东西的，因为政府高度的“公正”不允许比较好的厂主向工人作重大的让步。第二个教训：俄国政府是俄国工人的敌人，是比俄国厂主还要凶恶得多的敌人，因为政府不仅保护厂主的利益，不仅因此而残酷地迫害工人，逮捕、流放、用军队袭击赤手空拳的工人，而且它还保护最吝啬的厂主的利益，阻止比较好的厂主向工人让步。第三个教训：为了替自己争取到人的工作条件，争取到目前全世界工人都渴望的八小时工作制，俄国工人应该只依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并且不断地从政府那里争得一个又一个的让步。政府似乎在和工人讲价钱，看看是不是可以再增加半小时；但是工人会向它表明，他们是能够坚持自己的要求的。政府仿佛是在考验工人的耐性，看看可不可以用微小的让步敷衍过去；但是工人会向它表明，他们有足够的耐性进行最顽强的斗争，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争生存的斗争，是反对极端侮辱工人、压迫工人的斗争。四法令认为什么是工人的“夜班”？新法令声称：“开工一班者，晚9时至晨5时算作夜班，开工两班或两班以上者，晚10时至晨4时算作夜班。”终生为他人工作的粗鄙小民的“夜”和可以靠别人劳动过活的纯洁老爷的“夜”，在“法律”上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在圣彼得堡也罢，在莫斯科也罢，有大半年在早晨4点钟的时候还是一片漆黑，还完全是黑夜。但是俄国的法律规定，工人应该时时刻刻适应资本家的利益；工人必须相信，白天一定在4点多钟开始，虽然离开日出还有好几个小时。工人要是不住在厂里，就不得不在3点钟起床，也许还得早一些，才能在4点钟以前赶到工厂！对彼得堡的官老爷们来说，“白天”是从正午12点，甚至是1点开始的，不过官老爷本来就是极特殊的人物……对工人来说，“白天”直到晚上10点钟才结束，工人从工厂走到漆黑的街上，他不应当对这种黑暗惶惑不安，他应当记得并且相信，“白天”刚刚结束，因为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为什么法律不规定，工人的“白天”是在工厂汽笛叫他上工的时候开始，而在汽笛叫另外一班来上工的时候结束，这样岂不更坦白、更公正些！瑞士已经有了规定什么是工人夜班的法律，但是瑞士人哪能想出俄国警官的种种诡计，这些可怕的瑞士人给工人规定的“夜”和其他人的夜是一样的，都是从晚上8点起至早晨5点（或6点）止。在新法令中对“夜班”的唯一限制是：工人只要做了一部分夜班，一昼夜的工作就不得超过10小时。如此而已。法令中并没有禁止夜班。在这一方面法令也落后于彼得堡厂主的申请，这些厂主早在14年前（1883年）就已经申请禁止成年工人做夜班了。如果不是政府干预，彼得堡的工人在这方面本来也会从厂主那里争得更多的东西，但是政府要维护俄国最落后的厂主的利益。政府没有听彼得堡厂主的话，因为它不愿意得罪大部分都强迫工人做夜班的莫斯科厂主。政府照例用虚伪的言词和空洞的保证来竭力掩盖自己效忠于最坏厂主的利益这种行为。财政部出版的《财政通报》在一篇解释新法令的文章中指出，在别的国家（例如法国）是禁止夜班的。但是我国的法律，该报说，是不能如此规定的。“限制工厂昼夜开工不尽可能，有许多生产部门因其本身的特点而要求不间断地开工。”显然，这是毫无根据的遁辞。因为我们所谈的并不是那些需要不间断地开工的特殊生产部门，而是所有一切生产部门。就是按照现行法令的规定，如果实行两班制而不加班的话，不间断地生产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规定的日班是11个半小时，夜班是10个小时，加在一起是21个半小时。所以，关于需要不间断地开工的生产部门，新法令也还是规定了例外（即由大臣们颁布特殊的条例，这在下面我们还要谈到）。就是说，决不是“不可能”禁止夜班。我们已经说过，政府总想摆出一付关心工人健康的样子。请看财政部是怎样谈夜班的：“无庸争论，夜班较之借日光工作，更令人疲劳，对健康更有害，而且确实不大合乎自然；这种工作时间愈长，愈带经常性，为害也愈大。那么，鉴于夜班的害处，似乎最好连成年工人也禁止做夜班（就象绝对禁止童工做夜班并在某些生产部门中禁止女工和男女未成年工做夜班一样），但是，即使从工人的一般福利方面来看，这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适度的夜间劳动，对工人来说，比时间过长而报酬相同的日班害处要少。”俄国政府的官员是多么善于转移人民的视线呵！连保护最坏的厂主的利益，也说成是关怀“工人的福利”了。财政部想出来的辩护词是多么无耻，请看吧，“适度的夜间劳动”“比时间过长而报酬相同的日班害处要少”。财政部是想说，低额的工资迫使工人去做夜班，在这种工资很低的情况下，工人不做时间过长的工作就不行。财政部深信这种情况是永远不变的，工人不会争取到更好的报酬，所以厚颜无耻地宣称：既然工人必须做极长时间的工作才能养活一家人，那么白天多做几小时工或者夜里多做几小时工，对他不都是一样吗？当然，如果俄国大部分工人的工资今后仍然这样微薄，那么贫困是会迫使他们多做几小时工的。但是，把工人的受压抑处境当作准许做夜班的理由，这要厚颜无耻到什么程度才做得出来呵！在资本家的奴仆看来，实质就在这里：“将来工资还是照旧”，“而现在的工资报酬工人不多做几小时工作就不行”。这批替吝啬的厂主编造富农式论据的官员，居然还敢说什么“从工人的一般福利方面来看”。他们希望工人永远象现在这样受压抑，永远同意拿“同样的工资”，拿原来那样微薄的工资，这岂不是枉费心机？低微的工资和漫长的工作日始终是并存的，彼此不能或缺的。只要工资低，工人就不得不多做几小时工作，就要做夜班，挣的钱才能糊口。工作时间过长，工资就总是低的，因为在工作时间很长的情况下工人每小时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比工作日较短时所生产的少些，而且还坏得多；因为被过度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人，总是受压抑的，无力反对资本的压迫。所以说，如果俄国厂主的财政部打算永远保持俄国工人现在这种极度低微的工资，同时又谈论“工人的福利”，这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财政部的口是心非。五财政部怎样证明限制加班对工人是“不公正”的？我们把新法令叫作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新法令把工作日限定为11个半小时（夜班是10小时）。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而是要坏得多。法令所规定的一切限制都只涉及平常的、正常的、规定时间内的工作，和加班无关。因此，事实上厂主的“权利”一点也没有受到限制，他还是可以强迫工人干时间长得不受限制的工作，即使一昼夜24小时也行。请看法令是怎样谈加班的：“在按照厂规工人已无需工作之时间内而在工厂中进行之工作即称为加班。实行加班，必须根据工厂经理与工人之特殊协定。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加班的条件，始得列入雇佣合同。”这是新法令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整个这一条完全为了反对工人而给厂主以胡作非为的充分自由。以前加班是依惯例处理，法律对加班没有什么规定。现在政府却把这种加班合法化了。法律补充的一句，加班要有工人和厂主的“特殊协定”，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工人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根据”和厂主的“协定”进行的；工人又不是农奴（虽然很多俄国官员极力想把工人变成农奴），他们是受雇用即按协定做工的。又何必说什么加班要有协定呢？政府把这句空话放进法律里，是要装出一副姿态，好象政府也想限制加班似的。事实上，这里对加班没有任何限制，以前厂主对工人说：“想干就加班，不想干就滚蛋！”现在还是会这样说。只是从前这么做是根据习惯，而现在却是根据法律了。从前厂主不能根据法律来解雇不肯加班的工人，而现在法律公然示意厂主可以怎样压迫工人。这一条法律不但没有限制加班，反而容易引起更广泛地利用加班。法律甚至还给予厂主把加班的要求列入合同的权利，只要这种加班是“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就行。这个附带条件一点也不会限制厂主。怎样来判别哪些加班是“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哪些加班不是必需的呢？由谁来判别呢？如果厂主说，他派工人加班是“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那怎样才能驳斥厂主的话呢？没有人来判别这一点，没有谁审查厂主的话。法律只是助长了厂主的胡作非为，因为它暗示给厂主一种特别可靠的压迫工人的方法。现在，厂主只要在合同条件内加进工人无权拒绝“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加班这样一条，就万事大吉！试试看，工人如不肯加班，就要被赶走。就让（厂主想）工人呆在那里去证明这种加班不是“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吧！以为工人会提出这样的申诉也是可笑的。不用说，这种申诉永远不会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样一来，政府就把厂主在加班上的胡作非为完全合法化了。财政部如何急于巴结厂主，教给厂主用新法令来掩护更广泛地实行加班，这从《财政通报》的下述议论中看得特别明显：“遇到厂主完全不能预料［注：陈词滥调！每一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期前，俄国工厂——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工厂——总要接到紧急订货，而每一年厂主们总要郑重其事地对所有那些相信或假装相信他们的傻瓜们说，这是他们不能预料的！……］而又要在某一短时期内完工的紧急订货时，如果厂主不可能或者很难增雇工人，加班也是必需的。”看吧，厂主的那些坐在财政部里的热心走狗们是多么有成效地“解释”法令！法令中只讲到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加班，而财政部赶紧承认在有“预料不到的”（？！）订货的时候，甚至在厂主“很难”增雇工人的时候，加班也是“必需的”！这简直是在戏弄工人！要知道，每个狡猾的厂主随时都可以说他有“困难”。增雇工人，就是雇用新工人，就是减少群集在工厂大门口的失业者，也就是缓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使工人变得要求更高，也许要给他较高的工资他才同意受雇。不言而喻，没有一个厂主会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困难”。厂主可以如此专横地决定加班，这就使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失去了任何意义。广大工人的工作时间一点不会减少，他们还是要象从前一样地工作15—18个小时，甚至更多一些，夜里还是要留在厂里加班。缩短工作日而又不禁止（或至少是不限制）加班的法令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在这个法令的全部初步草案中都曾经提出要限制加班。圣彼得堡的厂主（厂主自己！）早在1883年就申请把加班限制为每天1小时。被1895—1896年的彼得堡大罢工吓坏了的政府曾立即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缩短工作日的法令，这个委员会也提议限制加班，即一年的加班时间以120小时为限［注：甚至财政部自己在解释新法令时，也不能不承认：“准许加班似有不妥之处。”（《财政通报》）］。政府拒绝了任何限制加班的建议，从而直接保护了最坏厂主的利益，直接用法律确定了工人的完全从属地位，十分明显地表明了它要把一切照旧保留的意图，用毫无意义的空话来敷衍了事。财政部拚命为厂主的利益张罗，甚至去证明，限制加班“对工人自己”也是“不公正的”。每一个工人都想一想这种论调，是有好处的。“剥夺工人在工厂内做超过一昼夜规定时间的工作的权利，实际执行起来是有困难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工厂视察员怕得罪厂主先生们比怕洪水猛兽还厉害，所以太不尽职吗？是因为俄国工人无权无势，所以一切有利于他们的改革都难于实行吗？财政部自己不自觉地说出了真话：真的，只要俄国工人以及全体俄国人民在警察政府面前还处于无权地位，只要他们还是没有政治权利，任何改革都不会实现。）……“而且对工人也是不公正的，不能把一个谋取糊口之资而竭尽全力劳动（有时甚至过分到有损健康的程度）的人加以惩办”。请看俄国政府是多么人道，多么博爱呵！俄国工人们，你们叩头谢恩吧！政府是多么仁慈，它甚至“不剥夺”你们一昼夜做工18小时以至24小时的“权利”；政府是多么公正，它甚至不肯为了厂主强迫你们过度工作而惩办你们！在所有其他国家，因为在工厂内做工超过规定时间而受到惩办的不是工人，而是厂主……我们的官老爷忘掉了这一点。俄国的官老爷怎么敢惩办厂主先生呢！别这么想！这怎么可能呢！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厂主先生就是违反了整个新法令也不会受到惩办的。在所有其他国家，为了“谋取糊口之资”，工人有权结社，组织储金会，公开和厂主对抗并向他提出自己的条件和组织罢工。在我国却不行。但是我国的工人却被赋与一昼夜间做工无论“超过”多少小时都可以的“权利”。这些仁慈的官员为什么不添上一条说，公正的政府也“不剥夺”俄国工人不经审讯就坐监牢的“权利”，以及稍有反抗资本家压迫的企图就受任何一个警察局暴徒鞭打的“权利”呢？六新工厂法给了大臣们怎样的权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从最主要的几条看来，新法令根本没有订出必需共同遵守的、确切的和不可改变的条文，政府当然愿意给行政机关（即大臣们）更多的权利，让它们能够作出各种各样的决定，给厂主以各种各样的特权，阻挠新法令的实行等等。新法令给予大臣们的权力是极其广泛、极其重大的。大臣们（即财政大臣或者交通大臣等和内务大臣取得协议后）“受权”颁发新法令执行细则。涉及新法令中有关各个领域的一切条款的一大批问题，都留待大臣们全权处理。大臣们的权力非常之大，他们实质上是新法令的全权执行者；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以颁布一些条例使法令真正实行起来，也可以使法令几乎根本不能实行。请看，实际上大臣们究竟可以颁布哪些“发展现行法令”（法令上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已经看到，财政部多么机智地“发展”法令。它认为，象这样发展法令，工人必需感谢政府不以工作过度的罪名惩办工人，也不“剥夺工人”一昼夜甚至做24小时的“权利”）的条例。我们本来很想把这些条例分门别类地列举出来，但是办不到，因为除了法令规定应由大臣颁布的条例解决的问题以外，法令又给了他们不受任何限制地颁布其他条例的权利。大臣有权颁布规定工作时间的条例。这就是说，有了规定工作时间的法令是一回事，将来还会有大臣颁布的规定工作时间的条例。大臣可以颁布换班制度的条例，当然也可以不颁布，以免约束厂主。大臣有权颁布关于班数（即一昼夜可以分几班）、关于休息以及其他等等的条例。法令附加了以及其他等等这几个字，这就是说，爱颁布什么就颁布什么。大臣们要是不高兴的话，就不会有任何关于工间休息的条例，厂主就将和现在一样地压迫工人，不让工人有空回家吃午饭，不让母亲去给孩子喂奶。大臣们有权颁布关于加班的条例，即关于加班的实行、分配和计算的条例。可见大臣们在这方面是有充分的自由的。他们在下列三种情况下都能够直接改变法律的要求，就是说，可以提高也可以降低法律的要求（法律蓄意留下的伏笔，正是给大臣以降低新法律对厂主的要求的权利）：第一，“由于生产特点（不能中断等等）而认为有必要时”。法令附加的这个“等等”，就给了大臣们可以用随便什么“生产特点”为借口的权利。第二，“由于工作特点（照料锅炉和传动装置，日常修理和紧急修理以及其他等等）”。又是一个“以及其他等等”！第三，“以及其他非常重要的、特殊的情况”。其次，大臣们能够规定哪些生产部门对工人的健康特别有害（他们也可以不规定，因为法令并没有责成他们必须规定，而只是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虽然这种权利他们早就有了，只不过是不愿意使用罢了！），并且为这些生产部门颁布特殊的条例。工人们现在应该明白，我们为什么说不可能把大臣们有权解决的问题都一一列举出来，因为法令中到处都是“以及其他等等”和“等等”。俄国的法律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赋予工人和平民百姓某种权利的法律，另一类是禁止什么或允许官员去禁止什么的法律。在前一类法律中，工人的一切最小的权利都十分明确地列举出来（甚至象工人因正当理由不上工的权利），但稍有不轨即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在这类法律中，连一个“以及其他等等”或“等等”都永远碰不到。在第二类法律中，却永远只规定一般的禁令，绝不明确列举，这样，行政机关就可以随意禁止一切了；在这类法律中总有一些很重要的小小几个字的补充：“以及其他等等”，“等等”。这小小几个字清楚地表明，俄国官员有莫大的权力，而老百姓在这些官员面前却完全没有权利；表明浸透俄罗斯帝国政府一切机关的讨厌的文牍主义和拖拉作风是荒谬的、野蛮的。凡是可能有一点好处的法律，总要受到这种文牍主义的拖累，使法律的实行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此外，法律的实行是由官员们全权决定的，任何人都知道，这批人甘愿为任何一个大腹贾“效劳”，一有可能就危害平民百姓。要知道只是授权大臣颁布所有这些“发展现行法令”的条例，就是说，他们可以颁布，也可以不颁布。法律并没有责成他们去做什么。法律没有规定期限，所以他们可以立即颁布，也可以过10年再颁布。显然，列举出法律中已经指明的某些条例，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空话，它们只是用来掩盖政府想削弱法律在实行时所起的作用的意图。几乎一切涉及工人生活的法律，都给了我们的大臣们极大的权力。我们也完全懂得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它想尽量讨好厂主先生。厂主左右执行法律的官员，本来要比左右法律的颁布本身容易得多。谁都知道，我们的资本家大亨要到大臣先生的客厅中去彼此畅谈是多么方便，他们在宴会上往返酬酢是多么融洽；他们在奉送帝国政府的贪官污吏几万、几十万卢布的时候又是多么殷勤（可以直接送，也就是行贿；可以间接送，也就是给公司“创办人”一些股票，或者把这些公司里一些荣誉的而又有油水可捞的位置送给他们）。所以，新法令赋予官员执行这一法令的权力越大，它对官员、对厂主就越有利：官员可以更多地勒索；厂主可以更轻易地得到特权和默许。我们请工人回想一下可以作为例子的两件事，这两件事说明了大臣颁布的“发展法令”的条例在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1886年6月3日的法令规定：罚款是工人的钱，应当用于工人的需要。大臣却“发展了”这条法令，结果，例如在圣彼得堡，这条法令整整10年没有实行，而实行以后，厂主又掌握了全权，工人要用自己的钱，倒要向厂主乞讨。还有一个例子，同一法令（1886年6月3日的法令）规定，每月发工资的次数不得少于两次，而大臣却“发展了”这条法令，结果，厂主有权对新到厂工人迟发工资一个半月。因此，每一个工人都很懂得，为什么这一次又授权大臣“发展”法令。厂主也很懂得这一点，而且已经在耍他们的手段了。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大臣们已“受权”颁布关于加班的条例。厂主已经开始对政府施加压力，叫它不要限制加班。《莫斯科新闻》这家一贯热心维护最坏的厂主的利益、顽固地嗾使政府采取最野蛮和最残酷的手段、而在“上流社会”（即在高级官员、大臣等等中间）中很有影响的报纸，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坚持主张不应当限制加班。厂主有很多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法：他们有自己的团体和机关，他们出席许多政府专门委员会以及其他会议（例如工厂管理局等等），他们可以亲自去见大臣，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希望和要求随意刊印出来，而印刷品在现时是有很大意义的。工人没有任何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合法手段。工人只有一个办法：团结起来，使全体工人都认识到工人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并且用团结一致的力量来反击政府和厂主。现在每一个工人都知道，新法令是否实行完全取决于谁对政府的压力更大：是厂主还是工人。只是用斗争，用自觉的、坚强的斗争，工人才争取到了颁布这个法令。他们也只有用斗争才能争取到真正实行这个法令，并且实行得对工人有利。没有团结一致的工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没有他们给厂主的每一个野心以坚决的回击，新法令还是一纸空文，是一块漂亮而虚伪的招牌，我们的政府正竭力用这样的招牌来粉饰那幢充满了警察暴力而工人则没有权利和受尽压迫的已经完全腐朽的建筑物。七我们“信奉基督的”政府怎样削减工人的节日新法令中除了关于工作时间的条例以外，还有星期日和节日工厂工人必须休息的条例。在俄国报刊工作者中比比皆是的奴颜婢膝的下流作家，为了这个条例，早已急急忙忙地把我们的政府和它的人道行为捧得比天还高。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人道的法令实际上是在竭力削减工人的节日。但是我们先要研究一下关于星期日和节日休息的一般条例。首先要指出，14年前（即1883年）彼得堡的厂主曾经申请以法律规定星期日和节日休息。这就是说，俄国政府在这件事上也只是竭尽其阻挠和拖延之能事，竭力抗拒改革。法令规定，勿需做工的节日必须包括所有的星期日和14个节日（关于这些节日，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谈到）。对于在节日工作，法令并没有绝对禁止，但是作了如下的限制：第一，必须有厂主和工人们“双方的协议”；第二，节日工作必须“在非节日补假”；第三，在取得以非节日替换节日的协议后，必须立即通知工厂视察机关。可见，照法令规定，节日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减少休息日的天数，因为厂主必须拿一个不工作的非节日来替换一个工作的节日。工人应该经常注意这一点，同时也要注意：法令要求进行这样的替换必须有厂主和工人们双方的协议。这就是说，工人随时都可以根据完全合法的理由拒绝这样的替换，厂主是无权强迫他们的。事实上厂主在这里自然也会用下面这种方法来强迫工人，他会一个一个地问工人是否同意，于是每一个工人都不敢拒绝，怕不同意会被解雇；厂主的这种办法当然是不合法的，因为法令要求的是工人们的同意，即全体工人的同意。但是一个工厂的全体工人（他们往往有好几百人，甚至有好几千人，而且分散在许多地方）怎样才能申述自己的共同意见呢？法令没有指出这一点，因此又给了厂主一个压榨工人的方法。要使这种压榨不能得逞，工人只有一个办法：一碰到这种情况就要求选出工人代表把全体工人的共同决定转告厂主。工人可以根据法令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法令讲的是全体工人的同意，而全体工人是不可能同时和厂主谈的。选举工人代表的办法对工人说来总是很有利的，而且也便于和厂主或工厂当局办理其他一切交涉，因为个别工人很难、往往甚至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要求、愿望等等说出来。其次，法令在谈到“非正教”的工人时说，凡是他们的教会不举行宗教仪式的日子“可以”不列为他们的节日。可是要知道，也有一些节日是天主教徒举行宗教仪式而东正教徒不举行宗教仪式的。法令对这点一字不提，显而易见，这是想给非正教工人一点压力。对非基督教工人的压迫那就更重了，法令规定“可以”用一星期中的其他日子代替星期日列入节日。只有“可以”两个字！我们的信奉基督的政府如此野蛮地迫害不信国教的人，很可能在这里也企图用法令上的含糊其词来压迫非基督徒。法令在这里写得非常模糊，对它应当这样理解：每星期中一定要有一天休息，只是可以用别的日子替换星期日。但就是“国”教也只是纵容“老爷们”，对工人是不会放过玩弄种种诡计的机会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法令规定一定要列为假日的是哪些节日。规定星期日及节日休息，讲得倒是很好；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不论在星期日或节日一向是照例不工作的。法令很可以把必须放假的节日规定得出习惯上放假的节日少得多。我们的信奉基督的政府在新法令中正是这样做的。新法令规定一年中必须放假的节日是66天，即52个星期日、8个日期固定的节日（1月1日和6日、3月25日、8月6日和15日、9月8日、12月25日和26日）和6个日期不固定的节日（耶稣受难周的星期五和星期六、复活节的星期一和星期二、耶稣升天日和圣灵降临日）。那么，以前我国工厂中每年习惯上放假的节日有多少呢？关于这方面的确切资料，我们手头只有莫斯科省和斯摩棱斯克省的，而且只是若干工厂的。但是各工厂之间，甚至两省之间的差别并不太大，所以完全可以用这些资料来判断新法令的真实意义。在莫斯科省收集了共有2万多工人的47个大工厂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每年习惯上放假的节日，手工工厂是97天，使用机器的工厂是98天。节日最少的是每年78天，这78天，所有被调查过的工厂无一例外都放假。关于斯摩棱斯克省的资料是有关总共约有5000—6000工人的15个工厂的。每年平均节日数是86天，就是说几乎和莫斯科省一样；最低的节日数是75天，这样的工厂只有一个。隶属军事部门的各工厂所规定的节日数和俄国工厂中这种习惯上放假的每年节日数差不多相等：它们规定一年88个节日。经我国法律承认的政府机关的假日差不多也是这些（每年87天）。可见工人们每年习惯上放假的节日数，一向和其他公民一样。我们那个“信奉基督的政府”为了照顾工人的健康，把这些习惯上的节日取消了四分之一，整整22天，只保留了66天必须放假的节日。现在我们把政府在新法令中取消的习惯上放假的节日列举出来。日期固定的节日被取消的有：2月2日的主进堂日；5月9日的圣主教尼阔赖日；6月29日的宗徒致命日；7月8日的喀山圣母显圣日；7月20日的先知伊利亚日；8月29日的授洗的伊望致命日；9月14日的举荣圣架日；10月1日的圣母帡幪日（政府甚至把这个节日也当作多余的无需放假的。可以确信，不会有一个厂主敢在这一天强迫工人做工。政府在这里又在保护最坏的厂主的利益，包庇他们压榨工人）；11月21日的圣母进堂日；12月6日的圣主教尼阔赖逝世日。共计取消了10个日期固定的节日。［注：我们列举的只是一切工厂向来都放假的那些节日。此外还有许多绝大部分工厂都放假的节日，例如：查普斯特、小斋周的星期五、复活周的星期四、五、六及许多其他节日。］其次，从日期不固定的节日中，取消了小斋占礼七日和大斋后周七占礼日，即取消了两个节日。就是说，在依照惯例工人一向可以得到休息的最低限度的节日中一共被取消了12个。政府那么喜欢自命为“信奉基督的”政府；大臣和其他官员对工人们讲起话来，往往甜言蜜语地大谈其厂主对工人、政府对工人的“基督的博爱”和“基督式的情感”等等。但是刚刚开始以行动代替空话，所有这些假仁假义的言词都不知飞到什么鬼地方去了，政府也变成了一心只想从工人身上尽可能多得点东西的小商人。很久很久以前，厂主自己，也就是厂主中比较好一些的人，已经申请以法律规定星期日和节日休息了。政府拖延了15年，终于颁布了这样一个法令，规定星期日及节日必须放假，但是政府不放过再压律一下工人的机会，以补偿对工人的这个让步，它把习惯上必须放假的节日取消了四分之一。所以说，政府的行动正象一个道地的高利贷者：它作了一个让步，就费尽心机用另外一种压榨来补偿这个让步。在颁布了这个法令之后，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些厂主试图减少工人的假日，试图迫使工人在一向放假但这个法令并没有规定必须放假的那些节日中工作。要使自己的处境不致恶化，工人在这方面也应当随时准备给任何减少节日的企图以反击。法令指出的只是必须放假的节日；但是工人有权要求在这些节日以外的其他节日也放假。必须争取把所有的节日都列到厂规里去，不要听信口头的允诺。只有把节日列到厂规里去，工人才可以相信在这个节日不会被人逼着做工。也象对节日一样，新法令对半节日也打算保持老样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老样子还糟。法令中规定的半节日只有一个，即圣诞节前一天：在这一天，工作应该在中午以前结束。其实大多数工厂一向如此，如果某一个工厂圣诞节前一天没有在中午散工，多半会在另一个大节日前一天放半天假的。总之，大多数工厂一向规定每年有一天放半天假。其次，新法令限定星期六和节日前一天的工作日是10小时，即比平常少一个半小时。在这里法令也并没有改善工人的处境，甚至还可能使它恶化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工厂每逢星期六一向要比平日收工早些。有一个做调查工作的人收集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资料，他很熟悉工厂生活，他断言：按平均数计算，可以肯定，每逢星期六比规定的时间早下工两小时。这就是说，法令在这里也是那样，一面把习惯上的休息变成了法定的休息，一面又不放过机会侵占工人的时间来补偿这个让步，哪怕侵占半小时也好。每星期半小时，一年（假定是46个工作周）就是23小时，也就是给厂主多做了两天工……这对我们可怜的穷厂主真是一份不坏的礼物呵！可以相信，这批钱包骑士不会不好意思接受这份礼物，并且会尽力用这种方法来补偿新法令使他们蒙受的“牺牲”（这是他们所乐用的说法），因此，工人在这方面也只能指靠自己，指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尽管颁布了新法令，但是工人阶级如果不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在这方面也不能指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八用什么来保证新法令的执行？究竟用什么来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关于新工厂法的情形是怎样的。监督法令的执行委托给工厂视察员。1886年颁布的工厂监督条例到现在为止还远没有在全俄国普遍实行，而只是在几个省份，即工业最发达的省份实行着。随着工人运动和工人罢工的扩大，实行工厂监督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了。现在，在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法令的同时，也颁布了（也在1897年6月2日）在全俄国和全波兰王国推行工厂监督的法律。在全俄国推行工厂监督条例和设立工厂视察员，这当然是前进了一步。工人将利用这一点，使更多的兄弟了解自己的处境，了解有关工人的法律，了解政府及其官员怎样对待工人等等。所有的俄国工厂工人和先进的工人（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等省的）都遵从同样的条例，这当然有助于更快地把所有的俄国工人囊括到工人运动中来。至于由工厂视察员来监督法令的执行，其效果如何，我们不详细研究了。研究这个问题要专门写一本书（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也许我们下一次可以和工人谈谈关于工厂视察机关的事情。我们只简单地指出，俄国任命的工厂视察员那么少，他们极难得在工厂中露面。工厂视察员完全听命于财政部，财政部把他们变为厂主的奴仆，要他们向警察局告发罢工和风潮的情况，要他们追究离厂工人，甚至在厂主都不加追究的时候，总之，财政部把工厂视察员变为警察局的小职员，变为工厂里的警官。厂主有许多办法左右工厂视察员，追使他们按厂主的意愿办事。而工人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左右工厂视察机关，当工人还不能享受自由集会、结社、刊印自己的书籍、出版自己的报纸的权利时，他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办法。在工人没有这些权利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官员对厂主的监督，这样的监督永远也不会是认真的和有效的。要使法律付诸实行，仅仅靠监督是不够的。为此还必须规定，不执行法律要受严厉的惩罚。否则，工厂视察员指出厂主的越轨行为又有什么用处呢？厂主会不管这一套，依然故我。所以在颁布新的法律时，总要规定不执行法律的人将受到什么惩罚。但是1897年6月2日关于缩短工作时间和规定节日休息的新法令并没有规定不执行法令要受什么惩罚。工人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待厂主和工人是多么不同。例如，颁布工人不得提前离厂的法令时，马上就规定了离厂的惩罚，甚至还规定了象逮捕这样严厉的惩罚。再如法律规定，工人罢工有被逮捕甚至监禁的危险，而厂主违背条例引起罢工，只不过罚款而已。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法令要求厂主在星期日和节日让工人休息，一昼夜不得要工人工作11个半小时以上，但是没有规定不履行这些要求要受什么惩罚。厂主破坏这一法令要负什么责任呢？至多是被拉到治安法官那里，课以50卢布以下的罚款，或者由工厂管理局自己决定惩罚，那也只是罚款而已。难道50卢布的罚款就会吓住厂主吗？他强迫全体工人为他多做一夜或者一个节日的工，所得的利润何止50卢布！违反法律而交付罚款对厂主更有利。法律没有专门规定厂主不执行法律要受什么惩罚，这是不能容忍的不公平，这直接说明了我们的政府想尽量延缓法律的实行，说明了政府不肯严格要求厂主遵守法律。其他国家在很早以前也有过这个情况，政府颁布了工厂法，但是没有规定不执行法律要受什么惩罚。这样的法律实际上根本没有执行，只是一纸空文。因此其他国家早已把这种制订法律而又不保证其实行的陋习抛弃了。现在俄国政府又重施故伎，希望工人不会发觉。但是这种希望是会落空的。只要工人知道了新法令，他们自己就会严格监督法令的执行，决不允许对它有丝毫违反，法令的要求达不到，就拒绝工作。工人自己的监督要比任何工厂警官的监督更有效些。没有这种监督，法律就不会执行。九新法令是否会改善工人的处境？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初看起来甚至会使人感到奇怪。法令缩短了工作时间并且规定星期日和节日必须休息，怎么会没有改善工人的处境呢？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详细指出，新法令的条文是多么含糊不清，它一方面制定了改善工人处境的条例，同时又听凭厂主胡作非为，或者把必须放假的节日规定得比习惯放假的节日少得多，这样就往往使这个条例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试计算一下，如果休息日数不超出法令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在法令规定必须放假的节日才让工人休息，而在其余的习惯上放假的节日厂主可以强迫工人上工，那么实行新法令是否缩短了工作时间。至于厂主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还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工人的反抗如何。但是厂主会竭力减少节日以补偿缩短的工作日，这是没有疑问的。法令会尽一切力量帮助资本家这种压迫工人的高贵意图，这也是没有疑问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结果。为了比较旧制度和新制度（即1897年6月2日的法令规定的制度）下的工作时间，必须举出全年的工作时数，因为只有这样计算，才能既考虑到全部节日，也考虑到节日前一天所减少的工作时间。现在，即在1897年6月2日的法令实行以前，俄国的工厂工人通常每年要工作多少小时呢？自然，这方面十分准确的资料是没有的，因为不可能统计每一个工人的工作时数。应当利用从几个工厂中收集来的资料，其他工厂的工作时数想必也和这些经过调查的工厂差不多。我们来看看莫斯科省收集的资料。曾精确计算了45个大工厂一年的工作日数。这45个工厂一年的工作日共计12010天，平均每一个工厂一年是267个工作日［注：如果一年的工作日是267天，那就是说不工作的节日是98天。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节日数是89天，但我们引以为据的，第一，只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工厂，第二，并不是所有工厂的节日平均数，而是最常见的节日数。］。每周的平均工作时数（根据几百个工厂的资料）是74小时，即每天121/3小时。就是说，一年共有267×121/3＝3293工时，或以整数计，算它是3300个工时。在敖德萨市，我们计算了54个大工厂的资料，这些工厂一年的工作日数和工作时数我们是知道的。所有这些工厂平均每年的工作时数是3139小时，就是说比莫斯科省少很多。敖德萨的工作日比较短，最普通的是10个半小时，而这54个工厂的平均数是10．7小时。因此，尽管节日较少，一年的工作时数也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再看，按新法令会有多少工时。我们先来确定一年的工作日数。要确定这个数目，应该从365天中先减去66个节日，再减去圣诞节前一天的半天，再减去节日前一天工人因提前一个半小时结束工作而得到的空闲时间。节日前一天的日子共60个（不是66个，因为约有6个节日是和其他节日相连的。就是说，节日前一天减少的工作相当于60×11/2＝90工时或8个工作日。365天中总共应减去741/2个节日（66＋1/2＋8＝741/2）。我们得到的数目是2901/2个工作日，或2901/2×111/2＝3340工时。由此可见，如果节日数减少到象法令规定的必须放假的节日数那样，那么实行新法令对工人的处境非但不会改善，甚至会更加恶化，因为整个说来，工人一年中的工作时间还象从前一样，甚至有了增加！当然，这不过是大致的计算，要十分精确地计算出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计算是以十分适用的资料为依据的，它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政府使用了多么狡猾的手段来欺压工人，把必须放假的节日数规定得比习惯上放假的节日数要少。这一计算清楚地表明，如果工人不紧密地互相支援并共同给厂主以反击，他们的处境就可能因为实行新法令而更加恶化！同时要注意，这些计算只涉及日班工作，即规定时间内的工作。而加班呢？对于加班法令没有规定任何限制，不知道大臣先生们在“受权”颁布的那些条例中会不会作出什么限制。这种对加班不加限制的做法，是使人怀疑新法令是否会改善工人处境的主要原因。如果缩短了正常的（规定时间之内的）工作日而大多数俄国工人的工资仍然象现在这样低得不象话，那么工人迫于贫困就不得不同意加班，而他的处境也就得不到改善。工人需要的是，他一昼夜的工作不超过8小时，他可以有时间休息，有时间进修，有时间象一个人、象一个有家室的人、象一个公民那样享受自己的权利。工人需要的是，他拿的工资要够糊口，要够过人的生活，他自己也能享受到改进工作的好处，而不是把全部利润交给他的剥削者。如果拿同样工资还是要做和以前同样时间的工作，那么把过度的工作叫作规定时间内的工作或加班对工人来说不都是一样吗？这样，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也就形同虚设，成了一纸空文了。这样，新法令就一点也不会触动厂主，一点也不会迫使他们向工人群众让步。财政部的官员们为了巴结资本家，已经在明显地暗示这一点。就在《财政通报》的那篇文章里，他们安慰厂主先生说：“新法令虽然限制了订立通常工作雇佣合同的自由，但是并没有排除厂主在日间和夜晚的任何时候都开工的可能，甚至在需要时”（对呵！对呵！我们的可怜的、受压迫的厂主正是经常感觉到“需要”俄国工人无代价的劳动！）……“在节日也开工的可能，不过节日开工要和工人订立特别协定（加班协定）”。看吧，大腹贾的奴才们多么卖力呵！他们说，厂主先生，请你们不要太担心，你们可以“在日间和夜晚的任何时候都开工”，只不过要把以前称为规定时间内的工作叫作加班就是了。只要改变一下工作的名称就万事大吉了！官员们说出这一番话来，其厚颜无耻是十分令人惊异的。他们事先就确信，对加班是不会有任何限制的（如果要限制加班，那厂主就不可能在日间和夜晚的任何时候都开工了！）。他们事先就确信，他们无耻而露骨地劝告厂主不要客气，工人是不会知道的！在这一点上财政部的官员们似乎是太出色了！工人们要是知道官员们同厂主是怎么谈的，对厂主劝告了些什么，那会得到很大的教益。工人知道了这些，就会懂得，他们的宿敌还象过去一样怀着“根据法律”奴役工人的意图，要在新法令的庇护下压迫工人。十新法令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新法令的一切细节。还要研究的一点是，这一法令对俄国的工人和工人运动有什么意义。新工厂法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它是政府迫不得已的让步，它是联合起来的觉悟工人从警察政府那里夺取来的。这一法令的颁布表明了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表明了工人群众的自觉的和强硬的要求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任何迫害，不论是大批地逮捕和流放，不论是大规模的政治审判，不论是对工人的陷害，都无济于事。政府把一切手段和全部力量都使出来了。它用它掌握的强大政权的一切严厉手段来对付彼得堡工人。它不作任何审判就用闻所未闻的残暴手段来迫害工人，不顾一切地竭力摧残工人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拼命镇压正在兴起的反对厂主、反对政府的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然而都无济于事，政府不得不相信，无论怎样迫害个别的工人都不能根除工人运动，必须采取让步。一向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不依赖老百姓的不受限制的政府，必须向数万彼得堡工人提出的要求让步了。我们看到，这些让步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含糊。但这只是第一步。工人运动早已越出圣彼得堡，它在日益广泛地发展着，日益深入地扩展到全国各地的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当所有这些群众在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共同提出自己要求的时候，政府就不能用这种微小的让步来搪塞了！另一方面，新法令的意义在于：它必不可免地要进一步推动俄国的工人运动。我们已经看到，法令如何竭力给厂主到处留下后路，如何竭力把最重要的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厂主和工人将因这一法令的实行而在各地发生斗争；这一斗争将席卷广大得多的地区，因为法令将推行于全俄国。工人一定能够自觉地、坚定地进行这一斗争，一定能够坚持自己的要求，一定能够避开我们那些警察式的反对罢工的法令给工人布下的陷阱。实行新的工厂制度，改变全俄国绝大多数工厂通行的规定的工作时间，将带来极大的好处：它将使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振奋起来，在各地引起大家对有关工厂生活的问题和条例的最密切注意；工人将把它当作最好的、方便的、合法的根据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坚持自己对法令的理解，坚持对工人较为有利的旧的惯例（例如，坚持习惯上放假的节日，坚持每星期六下工不是提前一个半小时，而是提前两小时或两小时以上），争取在订立有关加班的新协定时得到更有利的条件，争取得到较高的工资，使工作日的缩短给工人带来真正的好处而无任何损害。附录一财政部同内务部协商后于1897年9月20日批准的新工厂法（即1897年6月2日的法令）实施条例是在10月初颁布的，这时论述这一法律的小册子已经写好了。这些条例对于整个法令会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我们以前已经谈过了。这一次财政部在新法令实行以前就急急忙忙地颁布这些条例，是因为条例（我们马上就要谈到）指出了在什么情况下准许违反新法令的要求，即准许厂主在法令规定的时间之外“开工”。要不是厂主迫切需要这些条例的话，工人当然还要等好久才会颁布。紧接在“条例”之后，又以专向工厂视察员解释实行法令的方法为借口，公布了关于实行1897年6月2日法令的“致工厂视察机关官员之训令”；这一训令把官员的恣意专断合法化，它的矛头是完全指向工人的，而准许厂主用各种方法来规避法令。帝国政府非常喜欢在法律中写上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然后又准许规避这些法律，用一些训令来代替这些法律。把这些条例详细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新训令正是这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训令”大部分是逐字逐句地抄袭我们在论述新法令的小册子中一再指出过的《财政通报》上的那篇文章［注：见本卷第340页。——编者注］。例如我们在那本小册子中曾经指出，《财政通报》怎样暗示给厂主一个强词夺理的办法：《财政通报》解释说，如果工人和厂主签订的合同中根本没有提到工作时间，那么新法令是不适用的，因为据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已不是雇佣工人，而是接受订货者”。“训令”逐字逐句地重复了这一强词夺理的解释。条例共有22条，但是其中很多条是完全重复1897年6月2日的法令的条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条例只和“属财政部管辖的”那些厂主有关，而和矿山工厂、铁路工厂、官办工厂没有关系。应该把这些条例和法令本身严格地区别开来，因为颁布条例只是为了发展法令，颁布条例的大臣可以补充和修改条例，或颁布新条例。这些条例谈到下列5个问题：（1）关于工间休息的问题；（2）关于星期日和节日休息的问题；（3）关于违反新法令的问题；（4）关于分班的问题；（5）关于加班的问题。现在我们按每个问题来详细研究一下这些条例，并指出财政部在自己的训令中是怎样建议运用这些条例的。二关于工间休息的问题规定了这样一些条例：第一，工间休息不包括在工作时数内，工间休息时工人可以自由活动，工间休息应该在厂规中写明；第二，只有在一昼夜的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的情况下才必须规定工间休息，工间休息不得少于1小时。这一条例丝毫没有改善工人的处境。甚至是相反的。1小时的工间休息太少了，大多数工厂都规定午餐有1个半小时的工间休息，有时早餐还有半小时的工间休息。大臣们死抓住最短的工间休息时间！只有1小时，工人经常连回家吃午饭也来不及。工人当然不会允许把工间休息规定得这么短，他们将要求工间休息长一些。另一个关于必须规定工间休息的附带条件也有可能使工人受到欺压：根据大臣们颁布的条例，只有工作日超过10小时才必须规定工间休息！这就是说，如果工作日是10小时，厂主就有权不给工人工间休息了！这又得工人自己设法，使厂主不能也不敢使用这样的权利。工人可以不同意这些条例（如果这些条例被列入厂规），可以要求更多的工间休息。在大臣们看来，甚至这些压榨还是少了。在这一条的“附注”中又说，“如有重大困难，准许违反这一要求”，也就是说，准许厂主先生完全不给工人工间休息！大臣们倒是准许了，工人却未必准许。此外，如果工间休息的要求被认为对工人是繁重的负担，大臣也准许违反这一要求。呵，关怀备至的大臣先生们！中断工作对工人将是“繁重的负担”，我们的大臣们考虑到了。可是要在一小时内吃完午饭对工人是“繁重的负担”，要不休息地接连工作10小时对工人更是“繁重的负担”，大臣先生们却不吭一声了！关于工间休息的第三条要求，最多每隔6小时要让工人吃一次饭，但是条例并没有要求每隔6小时有一次工间休息；这样的条文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工间休息，工人怎么好吃饭呢？在这一点上大臣先生们并不感到为难。如果没有工间休息（条例中说的），工人“就应该可以在工作时间吃饭，而且厂规中应该规定吃饭的地点”。整个这一条荒谬透顶，真叫人啼笑皆非！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规定的“吃饭地点”不是工人做工的地方，那么必然要有工间休息；或者规定的吃饭地点就是工人做工的地方，那么要求规定地点又有什么意义呢？工人没有权利中断工作，不中断工作，他又怎么好吃饭呢？大臣先生们把工人当作机器；机器不是可以一面开动一面加油吗，那么为什么（我们“关怀备至的”大臣，资本的奴仆们这么想）工人就不能一面工作一面填肚子呢？工人只有希望，这种荒谬的条例只在俄国官员的办公室里才能想出来，而实际上是不会实行的。工人将要求不把“吃饭地点”规定在他们做工的地方；工人将要求每隔6小时有一次工间休息。这些就是关于工间休息的全部条例。大臣们把法令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工人自己不捍卫自己，不共同坚持自己的要求，不拒绝大臣们所颁布的条例，那么法令只会恶化工人的处境。三关于星期日和节日休息的问题，只规定了这样短短的一条：星期日或节日工人至少应有连续24小时的休息时间。这是为了“发展”关于星期日和节日休息的法令所能规定的最低限度。不能规定得比这再少了。至于给工人规定得更多一点（例如36小时，象其他一些国家规定的那样），那大臣们连想都不曾想过。关于非基督徒的假日问题，条例中一字未提。四关于违反法令的问题规定了许多条例，条例很多，而且很详细。我们提醒工人，法令授权大臣在他们颁布的条例中准许违反法令，提高法令的要求（即替工人向厂主多要求一些）或降低法令的要求（即替工人向厂主少要求一些）。我们且看大臣是怎么做的。第一条。如果“工人所从事的是不能间断的工作，即在生产期间停顿必然损坏工具、器材或成品的工作”，准许违反法令。在这种情况下厂主先生可以超过法令所规定的时间“开工”。这时，条例只要求：第一，在相连的两昼夜内工人的工作时即不得超过24小时（而在班次更动时不得超过30小时）。至于为什么说两昼夜24小时而不说一昼夜12小时，我们在谈到分班问题那一节时就会明白。第二，条例要求，如果是做不能间断的工作，而工作日又超过8小时，那么每一个工人每月要有4昼夜的休息。这就是说，在不能间断的生产部门中，工人的放假日数是大大减少了：每月4天，一年是48天，然而就是法令（虽然已经削减了假日）也还在一年中留下了66个必须放假的日子。大臣们削减假日，到底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呢？一点没有；就是每月放4天假，不能间断的工作还是要打断，也就是说，厂主在放假期间还是得雇用别的工人（如果生产的确是不能间断的，即不能停止生产）。这就是说，大臣先生们又一次削减工人的假日，不过是为了少“为难”厂主，减少他们雇用别的工人的次数！还不止此，“训令”甚至还准许工厂视察员批准那些给工人规定更少的休息时间的厂规！只不过工厂视察员要把这一点向工商业司报告一下。这个例子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喜欢什么也说明不了的法令和详细的条例和训令：要修改令人不快的条例，只要向……受贿的工商业司请求一下就行了！！工厂视察员同样能（按照训令！）准许把训令所附清单中没有指出的工作列为不能间断的工作，也只要向工商业司报告一下就行了……在这一条的附注中说，厂规中应特别注明哪些是不能间断的工作。“只有在确实必要的时候才容许违反本法令”（大臣颁布的条例这样说）。由谁来监督什么是确实必要或不确实必要呢？除了工人就没有别的人。工人应当不允许把关于没有确实必要的不能间断的工作的附带条件列入厂规。第二条。如果工人做的是各种生产部门的辅助工作（日常修理，照料锅炉、发动机和传动装置，做取暖、照明、供水、警卫和消防等项工作），也容许违反法令。在这些方面违反法令也要在厂规中加以特别注明。关于这类工人的放假日数，条例中一字不提。这又得工人自己留心有无放假的问题，就是说，不要同意那些没有给这类工人规定放假日数的厂规。第三条。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也可以违反关于工作日、关于星期日和节日休息的条例以及厂规。第一，机器、工具等受到意外的损坏以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必要的修理工作，可以不受条例及厂规的限制。第二，“如发生火灾、机器损坏等不能预见之情况，以致企业中某一部分之工作暂时部分停顿或完全停顿，而其他部分又必须全部开工时，该部分之临时工作”可以不受条例及厂规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厂主应在当天通知工厂视察员，由工厂视察员批准这种工作。）这一条表明，大臣们对厂主“关怀备至”，不让他多花一个钱。工厂的某一部分发生了火灾。工作停顿了。修复以后，厂主想弥补损失的时间。因此大臣准许他随便榨取工人的额外劳动，即使强迫工人一昼夜做工18小时也行。但是这和工人又有什么相干呢？厂主多得利润，难道他会分给工人吗？难道这样他就会缩短工作日吗？为什么厂主受到损失工人就应该延长工作日呢？这就是：利润自己拿，损失转嫁给工人。如果一定要把已失去的东西捞回，那为什么不雇用别的工人呢？俄国的大臣们对厂主先生的荷包如此“关怀备至”，令人吃惊！第四条。“在其他特别重要的非常情况下”也可以违反新法令。（还有什么情况呢？已经列举了这么多特别重要的非常情况，似乎再没有其他情况了吧？）在这种情况下违反法令，每一次都须经财政大臣和内务大臣个别批准。就是说，厂主请求，大臣批准，这就行了。用不着问工人：怎么能要“大人先生”征求粗鄙小民的意见呢！卑贱的小民的本份是给资本家做工，而不是去议论促使厂主再三请求的是“非常”情况还是最平常的发财欲。这就是大臣颁布的准许违反新法令的条例。我们看到，这些条例都是说怎样和什么时候可以不执行法令，可以降低法令为工人向厂主提出的要求。至于提高法令为工人向厂主提出的要求，大臣们就只字不提了。工人们，你们回想一下，在论述新工厂法的小册子中谈到法令为什么给大臣们这么大的权利时是怎么讲的吧！五关于分班问题只规定了短短的一条，如果实行两班制共开工18小时，准许将工作时数延长到一昼夜12小时，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按两周平均计算不超过一昼夜9小时。因此，这一条又是准许延长工作日的。延长工作日的条例有那么多，缩短工作日的却一条都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按照这一条可以强迫工人整个星期每昼夜工作12小时，而且“训令”又作了补充：工厂视察员还可以准许在其他方面违反法令，只要呈报工商业司司长……其次，前面提到的规定从事不能间断的工作的工作时间是每两昼夜24小时的那一条，也和分班问题有关。训令解释了为什么说两昼夜24小时，而不说一昼夜12小时。这样说是为了不改变某些工厂进行不能间断的工作所采取的很不象话的办法，即实行两班制，每隔8小时接一班的办法。实行这种分班制，工人第一天工作16小时，第二天工作8小时，永远没有正常的休息，也没有正常的睡眠。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不象话的分班办法了；但是大臣们对这些很不象话的事情非但丝毫不加限制，居然还在“训令”中厚颜无耻地说，这样分班在许多场合下对工人更方便些！！请看大臣们是怎样关心工人的方便呵！六初看起来，条例对加班的问题似乎作了最明确的规定。限制加班不仅在大臣颁布的条例中是最重要的内容，而且在整个新法令中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法令本身在这个问题上说得非常含糊，财政部最初并不打算对加班问题作出任何补充条例。现在大臣们总算是限制了加班，他们规定的限制也和起草新法令的委员会的建议一样，即一年以120小时为限。然而财政大臣在“训令”中训示工厂视察员时重复了我们在论新法令的书里从《财政通报》中引证的那些对付工人的诡计和狡辩。我们再说一遍，“训令”是从《财政通报》照抄下来的。第一条涉及新法令的一个规定，即厂主可以把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加班条件列入和工人订立的合同。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规定很含糊。然而这一条法令却极其重要：如果关于加班的条件列入厂规，那么加班就成了工人应尽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法令也就没有实行。现在大臣颁布的条例把这句话解释成这样：只有“极偶然的而且是由生产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反常现象”所引起的工作，才能看作“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工作。这就是说，例如订货增加所引起的反常现象就不在此列（因为订货和生产的特点无关）。火灾、机器损坏等等所引起的反常现象也不在此列，因为这也和生产本身的特点无关。按照常识，就应该这样理解条例。但是在这里“训令”又来帮厂主的忙了。在某种场合下可以把加班列入雇佣条件（即列入厂规）并当作工人应尽的义务，这一点被“训令”出色地发展了，以致现在简直随便什么都可以算作这种场合了。真的，请工人们回想一下《财政通报》的那篇文章是怎样发展法令的，然后再拿“训令”来和它对照一下。“训令”起先说的是“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工作，以后又偷偷地换了另一种说法：“绝对必需的工作”（原来是这样呵！那由谁来判断是否必需呢？），再下面训令又举了几个“绝对必需”的小例子，原来下述场合也在此列：如果厂主“不可能或者很难〈老一套！〉增雇工人”；如果工作非常紧急（如季节性的工作）；如果印刷厂必须每天印出报纸；如果有了无法预知的工作等等。总之，要什么就申请什么。坐在财政部里的资本家的无耻走狗这样发展了法令，使得厂主有权把随便什么样的加班要求都列入厂规。一旦这种要求列入厂规，那全部新法令也就完蛋了，而一切将依然如故。工人应当不允许把这些要求列入厂规，否则他们的处境非但不能改善，甚至还会恶化。工人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厂主和官员们如何勾结在一起，商量怎样以合法的根据再来奴役工人。“训令”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勾结，表明了财政部对资本家利益的效忠。关于加班的第二条，规定每一个工人每年的加班时间不得超过120小时，但是这个数字不包括：第一，合同规定的“由于生产技术条件”而对工人是必须的加班，我们刚才看到，大臣们已经准许把那些和“生产技术条件”毫无共同之点的随便什么情况都算到这里面来了；第二，不包括因火灾、机器损坏等原因，或弥补某一车间过去停工所受的损失而进行的加班。把关于加班的所有这些条例放在一起，就同下面这个有名的寓言极其相似。狮子和一道打猎的伙伴们“平”分猎物：第一份它拿了，因为它有权拿；第二份它拿了，因为它是百兽之王；第三份它拿了，因为它比谁都强大；而第四份谁想伸一伸爪子就别想活命。［注：见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狮子打猎》。——编者注］现在我国的厂主在谈到加班问题时也会发表完全相同的论调。第一，厂主“有权”榨取工人的“生产技术条件所必需的”加班工作，即随便什么工作，只要这种工作是列在厂规里的。第二，他们在“特殊情况”下，即在想把自己的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去的时候，可以榨取工人的工作。第三，他们一年还可以再榨取工人120小时，理由是他们富有，工人贫穷。第四，在“非常情况”下他们还可以从大臣那里得到特权。好了，扣除这一切以后，一昼夜24小时中余下的时间工人就可以“自由”支配了，他们要牢牢记住，公平的政府决不会“剥夺工人”一昼夜做工24小时的“权利”的……为了合法榨取工人的加班工作，规定厂主要把所有这些种类的加班登记在专用的本子上。一本登记他们“有权”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另一本登记在“特殊情况”下榨取来的；第三本登记按“特殊协定”榨取来的（一年不超过120小时）；第四本登记在“非常情况”下榨取来的。结果不是工人境况得到改善，而是一味的拖延和公文的往返（不受限制的俄国政府的一切改革，其结果总是这样）。工厂警官会常到工厂里来“审查”……这些本子（本子乱得一塌糊涂），而在这种有益的工作之暇，就向工商业司司长报告给厂主的新礼物，向警察司密报工人的罢工。这批手段高明的生意人和组成我国政府的那帮强盗原是一丘之貉！他们现在还会廉价雇用国外的代理人，让这些人在“欧洲”所有的十字街头吹嘘，说我们已经有了多么关心工人的法律。七最后，我们对大臣颁布的条例作一个总的考察。试回想一下，新法令授权大臣先生们颁布的是些什么样的条例？有三类条例：（1）解释法令的条例；（2）提高或降低新法令对厂主的要求的条例；（3）关于特别有害工人健康的生产部门的条例。大臣们又是怎样利用法令给他们的权利呢？关于第一类，他们只颁布了几个最必需的、少到不可再少的、非有不可的条例。他们准许了大量的有弹性的加班——一年120小时，同时还通过训令规定了数不胜数的例外，从而使条例失去任何意义。他们竭力减少工人的工间休息，很不象话的分班制度原封未动，甚至比原来还糟。关于第二类条例，大臣们在降低新法令对厂主的要求方面竭尽全力，就是说，为厂主竭尽全力，为工人丝毫不出力，条例丝毫没有提高新法令对厂主提出的、有利于工人的要求。关于第三类条例（即对那些被迫在极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中工作的工人有利的条例），大臣们什么都没有做，一个字也没有说。只是在训令中提了一下，工厂视察员可以向工商业司报告关于特别有害健康的生产！工厂视察员以前也随便什么都可以“报告”。只是由于某种无法理解的原因，工厂警官总是“报告”工人罢工的事件和迫害工人的办法，而不报告如何保护在最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中工作的工人。工人自己由此可以知道，他们从警察政府的官员那里能等到些什么。要争得八小时工作制和完全禁止加班，俄国工人还要进行许多顽强的斗争。1899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263—314页注释：[77]《新工厂法》这本小册子是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正文写于1897年夏，附录写于同年秋。根据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列宁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初版所写的序言判断，《新工厂法》的手稿直到1898年秋才传到国外。1899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印刷所予以刊印。——335。[78]特别的布告指1897年1月初在彼得堡各纺织厂张贴的一份布告，其中说，从4月16日（28日）即“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起实行11+（1/2）小时工作日。——334。[79]《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Финансов，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иТорговли》）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1883年11月—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85年1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339。
列宁全集第二卷——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1897年8—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 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 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69] （1897年8—9月） 第一篇 一总的材料 二“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 三“村社式劳动的继承性” 第二篇 四“手工业者”的农业 五大作坊和小作坊。手工业者的收入 第三篇 六什么是包买主？ 七手工工业中的“可喜现象” 八民粹派的工业政策纲领 第一篇 （一、总的材料。二、“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三、“村社式劳动的继承性”） 彼尔姆省的一些学术团体在地方自治机关的参与下，曾着手为1896年下诺夫哥罗德的展览会编写一部巨著，总标题为：《彼尔姆边疆区巡礼》。收集的材料有200多印张，全书共8卷。在展览会举行前，这部巨著照例没有来得及完成，目前只出版了第1卷，内容是该省手工工业概述［注：《彼尔姆边疆区巡礼。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1896年在彼尔姆由彼尔姆省地方自治机关出资出版。计序言2页，正文365页，统计表232页，图表16张和彼尔姆省地图1张。定价1卢布50戈比。］。《概述》因其材料新颖、丰富、完备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材料，是1894—1895年度地方自治机关出资进行的专门的手工业调查收集来的；并且这次调查是按户调查，每户的家长都被分别询问过。所得资料由地方官汇集。这次按户调查的计划非常庞大，它包括业主手工业者的家庭成员、手工业者使用的雇佣劳动、农业、原料采购状况、生产技术、一年12个月的工作分配、产品销售、作坊创办日期和手工业者的债务情况。据我们所知，在我国书刊上发表如此丰富的材料，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但是多得者应当多予。材料既然这样丰富，我们就有权要求编著者认真整理这些材料，但《概述》却远远没有充分满足这种要求。无论在统计表材料中，或者在材料分类和整理的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本文作者不得不从《概述》中作些摘录并对有关材料进行计算，以此来部分地弥补这些缺陷。 我们打算把调查所收集的材料、整理这些材料的方法以及从有关我国“手工业”经济实况的材料中所得出的结论介绍给读者。我们强调“经济实况”一词，是因为我们提出的问题仅仅有关实际情况，以及实际情况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至于谈到把从彼尔姆省的材料中得出的结论应用于一切“我国手工业”的问题，读者从下面材料中可以相信，这样的应用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彼尔姆省“手工业”的种类异常庞杂，凡手工业书刊上讲到过的各种各样手工业，它都应有尽有。 不过我们殷切要求读者把下面叙述的两个方面尽可能严格地区别开来：一方面是对实际材料的研究和整理，另一方面是对《概述》作者们的民粹主义观点的评价。 一 总的材料 1894—1895年度的手工业调查囊括了该省各县8991个手工业户（雇佣工人户未算在内），编著者们认为，这约占彼尔姆省手工业者总数的72％，根据其他材料，还有3484户。《概述》将各种类型的手工业者，基本上分成两大部类（统计表中以罗马数字Ⅰ和Ⅱ来表示）：即从事农业经营的（Ⅰ）和不从事农业经营的（Ⅱ）。其次，每一部类又分成3个分类（以阿拉伯数字1，2，3来表示）：即（1）自做自卖的手工业者；（2）为订货的消费者工作的手工业者；（3）为订货的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在后两种分类中，手工业者的原料主要由订购者供给。我们稍微谈谈这种分类法。将手工业者区分为耕作者和非耕作者，当然是十分合理和必要的。彼尔姆省无地的手工业者人数众多，而且往往都集中在工厂村，这就使作者不得不经常进行这种分类，并把它列入统计表内。因此我们知道，占总数三分之一的手工业者（8991个作坊中有19970个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即有6638人是不从事农业经营的。［注：其实无地的工业者不止三分之一，因为在调查中只统计了一个城市。下面将谈到这点。］由此可见，通常认为手工工业同农业的联系是一种普遍现象，有时甚至把它看作是俄国的特点，这种假定和论断是不确切的。如果从“手工业者”的数目中把不该列入其中的农村（和城市）手艺人除去，那么在余下的5566户中，无地的有2268户，即占为市场工作的工业者总数的2/5以上。遗憾的是，《概述》中没有彻底运用这种基本的分类法。第一，它只对业主手工业者进行了这样的分类，而关于雇佣工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材料。这个缺陷是由于手工业调查根本忽略了雇佣工人及其家庭，而只登记作坊和业主所造成的。《概述》用“从事手工业的家庭”一语来代替这两个词，这是非常不确切的，因为给手工业者当雇佣工人的家庭和雇工人的家庭当然同样都是“从事手工业”的。缺少关于雇佣工人（他们的人数等于工人总数的1/4）家庭的按户调查材料，是手工业调查一个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对于一开始就采取小生产者的观点而无视于雇佣劳动的民粹派说来，是异常典型的。下面在关于雇佣工人的资料中，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些缺点，而现在我们只想指出：虽然缺少关于雇佣工人家庭的材料，是手工业书刊中的通病，但是也有例外情况。如在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报告中，有时会看到一些经过系统收集的关于雇佣工人家庭的材料；在哈里佐勉诺夫和普鲁加文两位先生的有名著作《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中，这样的材料就更多了，其中还有把雇佣工人家庭与业主家庭同样登记在内的按户调查材料。第二，调查者把大批无地的工业者列入手工业者的人数中，当然就破坏了不把城市工业者算作“手工业者”那种惯常的、完全不正确的方法的基础。并且我们确实看到，在1894—1895年度的手工业调查中，列入了一个昆古尔城（统计表第33页），但只是一个。《概述》没有作任何说明，因此也就不明白，为什么在调查中只列入一个城市，而且正是这个城市，这是偶然的还是有某种根据。结果造成了不小的混乱，使总的材料遭到严重损害。因此，总却说来，手工业调查重犯了民粹派把农村（“手工业者”）与城市分开的通病，而无视某个工业区总是包括一个城市及其附近乡村的事实。这种由于偏见和夸大过时了的等级制壁障而把农村与城市分开的做法，早就应该抛弃了。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农村和城市的手艺人，有时把他们同手工业者分开，有时又把他们列入手工业者之内。其实，这种摇摆不定的现象是一切“手工”业书刊所固有的，它证明“手工业者”这个术语已不适用于科学研究。大家都认为，应当只把为市场而工作的人，即只把商品生产者算作手工业者，但事实上要找到没有把手艺人，即为订货的消费者而工作的人（《概述》中的第2分类）也算作手工业者的手工业著作，是不容易的。即使在《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莫斯科省手工业》中，您也能在“手工业者”当中找到手艺人。我们认为，争论“手工业者”一词的含义是没有益处的，因为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没有一种工业形式（也许只有机器工业除外）不包含在这个绝对不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惯用的术语之内。毫无疑义，应该将为市场工作的商品生产者（第1分类）同为消费者工作的手艺人（第2分类）严格加以区别，因为这两种工业形式，按其社会经济意义说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概述》想抹杀这些区别的企图（参看第13页和第177页），是极不成功的；在另外一部关于彼尔姆省手工业者的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出版物中所说的话要正确得多：“手艺人与手工工业方面的共同点非常少，甚至少于后者与工厂工业之间的共同点”。［注：E．克拉斯诺彼罗夫的《1887年在叶卡捷琳堡市举行的西伯利亚－乌拉尔科学工业展览会上的彼尔姆省手工工业》，1888—1889年彼尔姆版，共3册。第1册第8页。我们将引用这部有益的著作，简称：《手工工业》，第几册第几页。］工厂工业和第1分类的“手工业者”都属于商品生产，但在第2分类中却没有商品生产。同样，也要把第3分类——为包买主（和工厂主）工作的手工业者严格加以区别，他们与前两分类的“手工业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不能不希望，一切研究所谓“手工”工业的人都能严格地坚持这种区分，不再使用可作任意解释的口语，而使用准确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 现将“手工业者”按部类和分类划分的材料引述如下： 第I部类 第II部类总计 分类共计 分类共计 123 123 作坊数｛ 228528211013 6119935604 133328728991 37.346.1 16.610032.6 2146.4100 — 工人数｛本户工人 420141461957 103041648881 2233476215066 雇佣工人1753681 5943028750 2828441876 4904 共计59544827 2551133322398 116330776638 19970 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数700 4902511441 353148482 9832424 在用这些材料作结论以前，我们要提醒一下：昆古尔城列入了第Ⅱ部类，因而第Ⅱ部类包含着关于农村工业者和城市工业者的混合材料。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村工业者和手艺人中占很大数量的耕作者（第Ⅰ部类），在工业形式的发展方面要比非耕作者（第Ⅱ部类）落后。在耕作者那里，原始手艺要比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发达得多。在非耕作者那里，雇佣工人、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以及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都占有较大的百分比，这说明在那里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因而可以得出结论说：与农业的联系保持了比较落后的工业形式；反之，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发展造成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可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精确材料，而只得满足于这些提示性的说明。比如说，从《概述》中我们无从知道，彼尔姆省的农村人口在耕作者和无地者之间究竟是如何分布的，因此也就不能把这两个部类加以比较，看哪一部类的手工业更发达。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如关于工业地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编著者持有最准确的材料，每个村庄都单独有一份材料），关于工业者集中在非农业村、工厂村和工商业村的问题，关于每一工业部门的中心以及关于手工业由这些中心向附近村庄扩展的问题，也都被忽略了。如果再考虑到以下一个情况，即关于作坊创办日期的按户调查材料（这留待后面第三节来谈），使我们有可能确定手工业发展的性质，即它们是否由中心向附近村庄扩展或者相反，它们在耕作者当中更为发达还是在非耕作者当中更为发达，以及其他等等，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惋惜材料整理之不足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关于各县手工业分布的材料。为了使读者熟悉这些材料，我们就来利用一下《概述》（第31页）所提供的按县分类：（1）“为市场工作的手工业者所占百分比最大，同时手工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县”——5个；（2）“手工业发展程度稍低，但为市场工作的手工业者占多数的县”——5个；（3）“手工工业的发展水平也不高，但为消费者订货而工作的手工业者常占多数的县”——2个。将这3类县份的最重要材料综合起来，我们就得出下列统计表：［注：统计表见第242页。——编者注］ 县份类别手工业者数目 手工业者的百分比手工业者家庭的 男女人数 自做自卖者 为包买主工作者为消费者工作者 共计 本户工人雇佣工人 共计本户工人雇佣工人 共计本户工人雇佣工人 共计本户 工人雇佣工人 共计为市场工作者依赖他者 （见脚注VI）经营农业者不经营农业者 共计 （1）手工工业最发达的5个县4160 170258623930 139753272501 623312410591 37221431378.2 53.42132015483 36803 ——— 27.4—— ——21.8 —21.8100 ——57.9 42.1100 （2）手工工业不太发达的5个县1436 9042340259 1584171077 25213292772 1314408667.5 38.473353740 11075 ——— 6.3—— ——32.5 —32.1100 ——66.2 33.8100 （3）手艺占优势的2个县340 5939956 —561499 8815871895 147204222.3 9.95998364 6362 ——— 2.7—— ——77.7 —7.2100 ——94.3 5.7100 总计59362665 860142451555 58005077963 6040152585183 2044170.546.1 346511958754240 ——— 20.8—— ——29.5 —25.3100 ——63.9 36.1100 （1）第一类包括沙德林斯克县、昆古尔县、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叶卡捷琳堡县和奥萨县；第二类包括上图里耶县、彼尔姆县、伊尔比特县、奥汉斯克县和切尔登县；第三类包括索利卡姆斯克县和卡梅什洛夫县。（2）我们把雇佣工人和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称作“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3）这里手工业者的数目不是前面所引的数目，因为《概述》中每县的数字（第30—31页）与附录中统计表里的总数不同。 这一统计表使我们得出下列重要结论：哪一类县份中农村工业越发达，那么，第一，它的农村手艺人的百分比就越小，也就是说手艺被商品生产排挤得越厉害；第二，非农业人口的手工业者的百分比越大；第三，资本主义的关系发展得越快，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的百分比越大。在第三类县份中，农村手艺人占多数（占全部手工业者的77．7％），耕作者也占多数（非耕作者只占5．7％），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微不足道：总共只有7．2％的雇佣工人和2．7％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即共有9．9％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相反，在第二类县份中商品生产占优势而且开始排挤手艺：手艺人只有32．5％。种地的手工业者的百分比，从94．3％降低到66．2％；雇佣工人的百分比增加了3倍多，从7．2％增加到32．1％；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的百分比也有提高，虽然提高得不多，因而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的总百分比为38．4％——几乎占总数的2/5。最后，在第一类县份中，手艺被商品生产排挤得更为厉害，它只占“手工业者”总数的1/5（21．8％）；而不种地的工业者的数目则增长到42．1％；雇佣工人的百分比有些降低（从32．1％降到26％），但依赖包买主的家庭手工业者的百分比却大大提高，即从6．3％提高到27．4％，因而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的总数超过了半数，即达到53．4％。“手工业者”人数最多（绝对的和相对的）的地区，也就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把手艺排挤到次要地位，促使资本主义发展，促使手工业向非耕作者方面转移，即促使工业与农业分离（或者可能促使手工业集中在非农业人口中）。读者可能会发生疑问，认为资本主义在第一类县份中比较发达是否正确，因为那里的雇佣工人比第二类少，只不过为包买主工作的人要多一些。有人会反驳说：家庭劳动是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然而，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在这些包买主中有很多是占有大资本主义企业的工厂主。家庭劳动在这里成了工厂的附属品，它意味着生产和资本的大量集中（有200—500人，以至上千或更多的人在为几个包买主工作），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分工，因此，它是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形式之于有雇佣工人的小业主的小作坊，正如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之于资本主义简单协作。 上述材料足以驳倒《概述》作者想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根本对立起来的企图，——这种论断是在重复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的整个俄国民粹派的传统偏见。彼尔姆省的民粹派认为，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第一种形式中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以及作为全部劳动成果的生产品，都是属于劳动者的”（第3页）。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是欺人之谈。我们即使把手艺人也列入手工业者的数目中，也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手工业者”不适合这些条件：第一，雇佣工人不适合，他们占25．3％；第二，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不适合，因为无论生产资料或劳动成果都不属于他们，他们只得到计件工资；这些人占20．8％；第三，拥有雇佣工人的第1分类和第2分类的家庭手工业者不适合，因为属于他们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些人大概占10％左右（第1分类和第2分类的6645个作坊中有1691个作坊，即有25．4％的作坊雇有雇佣工人，而在1691个作坊中大约有不下2000个家庭手工业者）。这样，总计有25．3％＋20．8％＋10％＝56．1％的“手工业者”，即有半数以上不适合这些条件。换句话说，甚至在彼尔姆这种偏僻的和经济落后的省份里，现在占多数的也已经是被人雇用或者是雇用别人、剥削别人或者是被人剥削的“手工业者”了。但若除去手艺而只算商品生产，那么这种计算就会正确得多。手艺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工业形式，甚至在那些常说落后是俄国的幸福的我国民粹派（如瓦·沃·先生和尤沙柯夫先生之流）当中，也找不到一个人敢于公开地和直接地保护它和把它奉为自己理想的“保证”。彼尔姆省的手艺与俄国中部比较起来，还是非常发达的。只要看一下印染业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纯粹用手艺来印染农民的土布，而这种土布在俄国不太偏僻的地方早就让位于工厂印花布了。然而，就是在彼尔姆省，手艺也已经远远地被排挤到次要地位。在农村工业中，手艺人甚至只有29．5％，即不到三分之一。不算手艺人，我们得出14401个为市场工作的人；其中有29．3％是雇佣工人，29．5％是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就是说，有58．8％是依赖他人的“手工业者”，再加上7—8％是有雇佣工人的小业主，总共有66％左右，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手工业者”与资本主义有两个基本共同点，而不是差别。第一，他们都是商品生产者，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彻底发展了的商品经济；第二，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处在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买卖劳动力的关系之中。《概述》的编著者们力图使读者确信，雇佣劳动在“手工业”生产中有其特殊的意义，并且用似乎是“正当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点；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第七节）考察这种论断和他们所引证的例子。这里只须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商品生产占优势以及雇佣劳动不是偶然而是经常使用的地方，那里就具备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特征。可以谈论资本主义还不发达，还处于萌芽状态，以及它的各种特殊形式，但把实际上是基本的共同点说成是它们之间的“基本差别”，这就是歪曲现实。 我们顺便再举出一个歪曲现实的例子。在《概述》第5页上说：“手工业者的制品……主要是用当地所取得的材料制成的。”关于这一点，在《概述》中恰好有可资检验的材料，这就是下面的对比：从事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者在该省各县的分布，与畜产品和农产品的比较；从事植物产品加工的手工业者，与森林分布的比较；从事金属加工的手工业者与该省开采的生铁和熟铁分布的比较。从这些对比中可以看出：在3个县份中，畜产品加工业竟集中了这种手工业者的68．9％，但这些县份中的牲畜头数只有25．1％，播种面积亩数只有29．5％，也就是说，事实正好相反，而《概述》也在这里肯定说：“从事畜产品加工的各生产部门的高度发展，主要靠外来原料作保证。例如，在昆古尔县和叶卡捷琳堡县，就是靠外来的生皮革作保证的，这些生皮革经过当地的制革厂和手工制革场加工以后，才能成为制鞋业（这两个县最主要的手工业）的材料。”（第24—25页）所以，在这里手工业不仅依靠各地做皮革生意的资本家之间的巨大流通，并且还依靠从厂主那里得来的半成品，就是说，手工业是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皮革企业的产物和附属品。“在沙德林斯克县，作为该县主要手工业——毡靴业的材料的羊毛是外来原料。”其次，有61．3％从事植物产品加工的手工业者，集中在4个县份。但这4个县份只占有全省森林总亩数的20．7％。相反，在集中了全省森林51．7％的2个县中，却只有2．6％从事植物产品加工的手工业者（第25页），就是说，这里的情况也正好相反，在这里《概述》也肯定说，原料是外来的（第26页）［注：这两种手工业者，即从事畜产品加工和植物材料加工的手工业者，共占手工业者总数的33％＋28％＝61％。从事金属加工的手工业者占25％。（第20页）］。因而，我们就看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在手工业发展以前，商品流通（它是手工业发展的条件）早已根深蒂固了。这一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它表明了，商品经济早就形成，而手工业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把我国手工工业说成是一块白板[70]，似乎它还“能”走各种不同的道路，这是非常荒诞无稽的。例如，据调查者报道，彼尔姆省的“手工工业仍然反映出一些交通线对它的影响，这些交通线不仅在建筑铁路以前，甚至还在改革以前，就决定了该边疆区的工商业面貌”（第39页）。确实，昆古尔城是西乌拉尔的交通枢纽：西伯利亚大道穿过昆古尔，把昆古尔同叶卡捷琳堡连接起来，其支线又同沙德林斯克相连；穿过昆古尔的还有另一条商业大道——戈罗布拉戈达特大道，它把昆古尔与奥萨连接起来。最后，还有比尔斯克大道把昆古尔与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该省的手工工业是集中在被交通枢纽所决定的地区内：在西乌拉尔是集中在昆古尔县、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和奥萨县；在外乌拉尔是集中在叶卡捷琳堡县和沙德林斯克县。”（第39页）我们提醒读者，正是这5个县构成了按手工工业发展程度划分的第一类县份，并且在那里集中了占总数70％的手工业者。第二，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关心农民手工业的人们如此轻率地谈论的手工工业中的那种“交换组织”，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建立它的不是别人，正是全俄的商界。下面我们还将看到不少关于这点的证明。只有在第三类手工业者（从事金属加工者）方面，原料开采和手工业者对原料加工的分布是相适应的：在生产70．6％的生铁与熟铁的4个县中，集中了这一类手工业者的70％。但是，在这里原料本身已是大采矿工业的产品，而我们将看到，这种工业对“手工业者”是有着“自己的见解”的。 二 “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 现在我们来谈谈彼尔姆省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的材料。我们不再重复上面引证过的绝对数字，而只指出最重要的百分比： 第I部类 第II部类总计 分类共计 分类共计 123 123 作坊的 百分比有雇佣工人的…………………30.617.4 24.123.637.8 24.436.134.2 26.9 只有雇佣工人的………………1.31.2 0.71.11.6 1.40.31 1.1 有6个以上雇佣工人的…………20.1 1.41.11.3 0.80.40.8 0.9 雇佣工人…………………29.4 14.123.222.7 31.229.327.4 28.324.5 平均每个 作坊的 工人数本户工人………………………1.81.5 1.91.61.7 1.41.61.6 1.6 雇佣工人………………………0.750.23 0.570.480.78 0.430.630.63 0.52 共计……………………………2.61.7 2.52.12.5 1.82.22.2 2.1 有3个以上本户工人的作坊的百分比…………20.3 7.820.915.1 18.58.614.3 14.614.9 由此可见，在非耕作者那里，雇佣工人的百分比大于耕作者那里的百分比，这一差别主要是由第2分类决定的：在种地的手艺人那里，雇佣工人的百分比为14．1％，而在非耕作者那里则为29．3％，即大1倍多。至于其他两个分类中雇佣工人的百分比，第Ⅱ部类的要比第Ⅰ部类的稍微高些。上面已经说过，这一现象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人口中比较不发达的结果。彼尔姆省的民粹派和所有其他的民粹派一样，当然会把这种现象说成是耕作者的优越性。这里，关于能否将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不发达和落后现象看作是优越性这个一般性问题，我们不去争论，我们只指出：从下面引证的材料中将会看到，所谓耕作者的优越性就是取得低微的工资。 值得注意的是，在雇佣劳动的使用方面，部类间的差别小于一个部类中各分类间的差别。换言之，工业中的经济构成（手艺人、商品生产者、包买主的工人）对雇佣劳动使用程度的影响，要比与农业有无联系方面的影响大得多。例如，种地的小商品生产者同不种地的小商品生产者比较接近，而同种地的手艺人则没有那样接近。第1分类中雇佣工人的百分比，在第Ⅰ部类中为29．4％，在第Ⅱ部类中为31．2％，而在第Ⅰ部类的第2分类中只占14．1％。同样，为包买主工作的耕作者同为包买主工作的非耕作者比较接近（他们的雇佣工人分别为23．2％和27．4％），而同种地的手艺人则没有那样接近。这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在我国的普遍统治，竟使参加工业的耕作者和非耕作者之间变成没有什么差别了。关于手工业者收入的材料更突出地说明了这一情况。如上所述，第2分类是例外；但如果我们不用雇佣工人百分比的材料，而拿每个作坊的雇佣工人平均数的材料来看，那就能看到，种地的手艺人同不种地的手艺人比较接近（每一作坊的雇佣工人数分别为0．23和0．43），而同其他分类的耕作者则没有那样接近。两个部类中平均每一作坊的手艺人数，几乎是相等的（每个作坊的人数分别为1．7和1．8人），然而每一部类的各分类间的平均人数，差异就非常大了（第Ⅰ部类是2．6和1．7；第Ⅱ部类是2．5和1．8）。 关于每一分类中每个作坊的平均人数的材料，还说明了下面这样一个重要事实：两部类中手艺人的平均人数最少，每个作坊分别只有1．7和1．8个工人。就是说，手艺人的生产是最分散的，他们是最孤立的个体生产者，他们在生产中最少采用协作。在采用协作方面，占首要地位的是两部类中的第1分类，即自做自卖的小业主。在这里，每一作坊的人数最多（2．6人和2．5人）；有很多本户工人的手工业者最多（有3个以上本户工人的作坊，分别占20．3％和18．5％；但有一个小小的例外，这就是第Ⅰ部类中的第3分类也占20．9％）；同时雇佣劳动的使用也最多（每个作坊的雇工分别为0．75和0．78）；大作坊也最多（有6个雇佣工人以上的作坊分别占2．0％和1．3％）。因而，生产协作在这里也得到了最广泛的采用，而这是在本户工人最多的情况下（每个作坊的本户工人分别为1．8和1．7；有一个小小的例外，这就是在第Ⅰ部类的第3分类中也有1．9人）最多使用雇佣劳动的结果。 最后这一情况，使我们注意到了“手工业者”的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对民粹派所谓雇佣劳动在手工业生产中只是本户劳动的“补充”这一流行理论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彼尔姆省的民粹派赞同这一见解，他们在第55页上断言：“把手工业者和盘剥者的利益等同起来”，这已为最富裕的手工业者（第Ⅰ部类）拥有最多的本户工人这一事实所驳倒，“如果手工业者只是想追逐暴利（这是实行盘剥的唯一动机），而不是利用全家力量去巩固和发展自己生产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在这一分类的作坊中，把自己的劳动投入生产的家庭手工业者的百分比最小”（？！）。奇怪的结论！怎么能撇开有关雇佣劳动的材料，而作出关于“亲自参加劳动”（第55页）的作用的结论呢？如果有很多本户工人的手工业者的富裕，并不说明有盘剥倾向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在他们那里，雇佣工人的百分比最小，有雇佣工人的作坊的百分比最小，有很多工人（有5个以上）的作坊的百分比最小，每一作坊的平均工人数也最少。事实上，最富裕的手工业者（第1分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占首位而不是末位，而且，他们的家庭人口和本户工人又是最多，有3个以上本户工人的手工业者的百分比最大！显然，事实所表明的恰恰与民粹派的臆造相反：手工业者正是要通过盘剥来追逐暴利，他们仰仗着自己的富足（其条件之一是本户劳力众多），大量使用雇佣劳动。他们利用在本户工人人数上比其他手工业者优越的条件，排挤其他手工业者，并雇用最多的工人。瓦·沃·先生和其他民粹派先生们说得天花乱坠的“家庭协作”（参看《手工工业》第1编第14页），其实是发展资本主义协作的保证。这种说法，在那些习惯于民粹派偏见的读者看来，当然是一种奇谈，但这是事实。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确切材料，就不仅要知道各作坊按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人数划分的情况（这在《概述》中已经有了），而且还要知道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综合情况。根据按户调查的材料，完全能够进行这种综合，即完全能够在每类按本户工人数划分的作坊中，计算出有一个、两个等雇佣工人的作坊数目。可惜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为了稍稍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就来参看上述《手工工业》这一著作。那里正引用了一些按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数划分的作坊的综合统计表。这些统计表涉及5种行业，共包括749个作坊，1945个工人（上述著作第1编第59、78、160页；第3编第87页和第109页）。为了分析关于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这一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材料，我们应当把全部作坊按工人总数加以分类（因为只有工人总数才能表明作坊的大小和生产中采用协作的程度），并应确定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在每一类中的作用。我们把它们分为4类：（1）有1个工人的作坊；（2）有2—4个工人的作坊；（3）有5—9个工人的作坊；（4）有10个以上工人的作坊。这种按工人总数的分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1个工人的作坊和有10个工人的作坊，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把它们加在一起得出“平均”数来，那是非常荒唐的作法，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引用的《概述》的材料中就可以看到。根据以上分类得出下列材料： 按工人总数划分的作坊类别作坊数 工人数 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数它们的百分比 每个作坊所有的工人 本户工人雇佣工人 共计本户工人雇佣工人 共计 有1个工人的作坊345343 23452 0.50.9950.005 1.00 有2—4个工人的作坊319559 251810143 48.81.760.78 2.54 有5—9个工的作坊59111 24936053 89.81.884.22 6.1 有10个以上工人的作坊2656 37443026 1002.1514.38 16.53 共计7491069 8761945224 29.91.431.16 2.59 由此可见，这些详细的材料完全证实了上面所谈的骤然看来是荒谬的论点：作坊的工人总数越多，每一个作坊的本户工人也越多，因而其“家庭协作”的范围也越大，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协作也在扩大，并且扩大得无比迅速。比较富裕的手工业者，虽拥有大量的本户工人，但是还雇了许多雇佣工人：“家庭协作”是资本主义协作的保证和基础。 我们现在来看看1894—1895年度关于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调查材料。各作坊按本户工人人数划分如下： 百分比 无本户工人的作坊971.1 有1个本户工人的作坊478753.2 有2个本户工人的作坊277030.8 有3个本户工人的作坊89810.0 有4个本户工人的作坊2793.1 有5个以上本户工人的作坊1601.8 共计8991100 应当指出，这里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占多数，占一半以上。我们甚至假定：一切兼有本户劳动和雇佣劳动的作坊都只有一个本户工人，那么，真正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尚且约有2500个。这是些最分散的生产者，是些彼此最隔绝的小作坊，——这种彼此隔绝的现象是备受赞扬的“人民生产”所固有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相反的一极，看看规模最大的作坊： 百分比雇佣工人数① 每个作坊的雇佣工人 无雇佣工人的作坊6567 73.1— — 有1个雇佣工人的作坊1537 17.21537 1 有2个雇佣工人的作坊457 51914 2 有3个雇佣工人的作坊213 23639 3 有4个雇佣工人的作坊88 0.9352 4 有5个雇佣工人的作坊44 0.5220 5 有6—9个雇佣工人的作坊41 ｝85 0.4｝0.9290 ｝12427.1 ｝14.6 有10个以上雇佣工人的作坊420.5 95221.7 共计8991 100 49040.5 ［注：①根据《概述》的材料（第54页和雇佣工人的总数）计算出来的。］ 可见，手工业的“小”作坊有时竟达到很大的规模：在85个最大的作坊中，几乎集中了全部雇佣工人的四分之一；平均每个这样的作坊有14．6个雇佣工人。这已是工厂主，已是资本主义作坊的老板了。［注：在我国官方统计所谓的“工厂”中，绝大多数，即在21000个工厂中有15000个，是不到16个工人的。见《1890年工厂一览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协作，这里已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在每一作坊有15个工人的条件下，就能实行较大规模的分工；在房舍和工具较富裕和较多样化的情况下，就能在这方面得到很大的节省。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在这里必定是大规模进行的，这就大大减低了原料的价格和运输的费用，使产品易于销售，并有可能建立正常的商业关系。下面我们在引证关于收入的资料时，可以看到，1894—1895年度的调查就证实了这一点。这里只要将这些众所周知的理论原理指出来就够了。由此可见，这些作坊的技术状况和经济状况都与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迥然不同，然而彼尔姆省的统计学家们竟然还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并得出总的“平均数”来，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可以预先这样说，这样的平均数将完全是虚假的；在整理按户调查的材料时，除了把手工业者分成部类和分类以外，还必须按作坊中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的总数，把手工业者加以分类。如不进行这种分类，那么，关于收入，关于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条件，关于生产技术，关于雇佣工人与单干的本户工人生活状况的对比，关于大作坊和小作坊的相互关系这些问题的确实材料，就不能得到，而所有这些问题，对研究“手工业”的经济说来，都是极其重要的。彼尔姆省的编著者们，显然企图降低资本主义作坊的意义。他们断定：假如有一些作坊有本户工人5人以上的话，那么，只有在该作坊有雇佣工人5人以上时，“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和“手工业生产形式”（原文如此！）之间的竞争才有意义，但这样的作坊总共只占1％。这种论断纯粹是杜撰：第一，有5个本户工人和5个雇佣工人的作坊，这是由于对材料整理不够而产生的一种空洞的抽象概念，因为这样便把雇佣劳动与本户劳动混合起来了。有3个本户工人的作坊再雇3个工人，就有5个以上的工人，这样的作坊同单干的本户工人相比，将具有非常特殊的竞争条件。第二，如果统计学家们真想研究在使用雇佣劳动方面各不相同的各个作坊间的“竞争”问题，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看看按户调查的材料呢？为什么不按工人人数对作坊加以分类并引用收入的数字呢？这些握有极其丰富的材料的统计学家，如能实际地研究问题，这岂不比把各种臆造的议论奉献给读者和忙于抛开事实去同民粹派的敌人“搏斗”来得更适宜吗？ “……在资本主义拥护者看来，也许以为有这样一个百分比，就足以预言手工业形式将必然退化为资本主义形式，但事实上，它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可怕的预兆，特别是由于下列情况”（第56页）…… 真是娓娓动听！作者不是设法从手头所有的资料中找出关于资本主义作坊的确切材料，而是把这些作坊同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混合在一起来反驳什么“预言者”！我们不知道，这些使彼尔姆省的统计学家们感到不愉快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究竟会“预言”些什么，但我们只能说，上述一切言论，无非是想掩盖规避事实的企图而已。事实说明，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手工业生产形式”（这是“手工业”经济学家的捏造），大资本主义作坊（在统计表中我们看到拥有65个雇佣工人的手工业者！第169页）是由小商品生产者发展起来的，而研究者的责任就是要把材料这样加以分类，使我们能研究这一发展过程，把各作坊按其接近资本主义作坊的程度来加以比较。彼尔姆省的统计学家们不仅自己没有这样做，而且使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在统计表中，该分类的全部作坊都被混在一起，所以也就无法把工厂主和单干的本户工人加以区分。作者竟用一些无谓的说教来掩盖这一缺陷。你们可以看到，大作坊总共才占1％，所以不算它们而根据99％所作出的结论是不会变样的。（第56页）但须知这个百分之一不同于别的百分之一！一个大作坊就抵得上15个以上的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而后者竟占作坊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这是按工人人数计算的。而假如拿总产量或纯收入的材料计算，那就可以看到，一个大作坊不是抵得上15个，而是可能抵得上30个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作坊。［注：下面将引用各作坊按纯收入分类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在收入最低（不到50卢布）的2376个作坊中，纯收入等于77900卢布，而在收入最高的80个作坊中，纯收入等于83150卢布。每个“作坊”的纯收入平均分别为32卢布和1039卢布。］在这个“百分之一”的作坊里，竟集中了全部雇佣工人的四分之一，平均每一作坊有14．6个工人。为了把这一数字向读者稍加说明，我们就来引用一下《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工商业司出版）中关于彼尔姆省的数字，因为这些数字每年起落很大，所以我们所引用的是7年（1885—1891年）的平均数。得出的数字是这样：彼尔姆省有（我国官方统计所谓的）“工厂”885个，生产总值为22645000卢布，工人有13006人，“平均”每个工厂恰好有14．6个工人。 《概述》作者为了证实所谓大作坊没有重要意义这一见解，他们引用了下列事实：在手工业者的雇佣工人中年工很少（8％），大多数是计件工（37％）、季节工（30％）和日工（25％，第51页）。计件工“通常在自己家里做工，用自己的工具，吃自己的饭”，而日工则象农业工人一样，是“暂时”招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雇佣工人较多并不标志着这些作坊就一定是资本主义类型的作坊”（第56页）……“根据我们的信念，不论是计件工或日工，都根本不能造成西欧无产阶级那样的工人阶级基干；只有固定的年工才能成为这样的基干。” 我们不能不赞扬彼尔姆省的民粹派对俄国雇佣工人同“西欧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的关注。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听取统计学家们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信念”作出的论断。然而，申明自己的“信念”并不总能说服别人……他们若不向读者讲述某某先生某某先生的“信念”，而多讲些事实，岂不是更好吗？而实际上关于雇佣工人的状况、劳动条件、各类作坊的工作日、雇佣工人的家庭等等，《概述》却极少报道。如果发表关于俄国工人不同于西欧无产阶级的议论，仅仅是为了掩盖这一缺陷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赞扬了…… 我们从《概述》中所知道的关于雇佣工人的一切，那就是把他们分为4类：年工、季节工、计件工和日工。要了解这些类别，就必须看一下散见于该书中的材料。在43种行业中，有29种行业载有每类工人的人数和他们的工资。在这29种行业中有雇佣工人4795人，工资233784卢布。而在全部43种行业中有雇佣工人4904人，工资238992卢布。就是说，我们的汇总包括了98％的雇佣工人和他们的工资。下面我们并列了《概述》的数字［注：第50页。在《概述》中没有列出工资多少的材料。］和我们的数字以供对照： 汇总的数字 雇佣工人工资 《概述》中所载 雇佣工人数百分比雇佣工人数 百分比总数 （单位卢布）每个工人所得百分比① 年工3798 3517.426978 76.8100 季节工149630 143229.840958 28.637 计件工181237 157732.992357 58.576.1 日工121725 143529.973491 51.266.7 共计4904100 4795100233784 48.7 ［注：把年工的工资当作100。］ 看来，《概述》的汇总不是有错，就是有刊误。但这只是顺便提提。很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工资的材料。计件工的工资——关于计件工，《概述》写道：“计件劳动实质上是走向经济独立的最近阶段”（第51页，大概这也是“根据我们的信念”吧？）——比年工的工资低得多。统计学家们说年工通常是吃老板的，计件工是吃自己的，如果他们这个论断不仅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而且是根据事实作出的，那么这个差别还会更大些。彼尔姆省的业主手工业者以多么奇怪的方法来保证自己的工人“走向独立”！这个保证竟是降低工资……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工作时间的长短不足以说明这一差别。其次，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日工工资占年工工资的66．7％。可见，每个日工平均1年工作约8个月左右。显然，这里说“临时”离开工业（如果日工确实是自己离开工业，而不是老板使他们失业的话），要比说“雇佣劳动中占优势的临时成分”（第52页）正确得多。 三 “村社式劳动的继承性” 手工业调查所收集的几乎述及全部被调查作坊的建立年代的资料，是很重要的。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总的材料： 1845年以前建立的作坊数640 1845—1855年建立的作坊数251 1855—1865年建立的作坊数533 1865—1875年建立的作坊数1339 1875—1885年建立的作坊数2652 1885—1895年建立的作坊数3469 共计888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改革以后，手工工业发展得特别快。促使手工工业发展的条件，看来越是往后，发生的影响就越大，因为每隔10年，总有更多的作坊出现。这一现象清楚地证实这样一种力量，它使商品生产在农民中发展起来，使农业与工业分离，使整个工商业增长。我们之所以说“农业与工业分离”，是因为这种分离比耕作者与工业者之间的分离开始得早：任何为市场生产产品的企业，都会引起耕作者与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因此，这种企业的出现，意味着耕作者再也不能在家制作产品，而要到市场上去购买产品了，而这种购买就要求农民出卖农产品。所以，工商业企业数目的增长，就标志着社会分工这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的发展。［注：所以尼·—逊先生对“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的责难如果不是浪漫主义者无谓的悲叹，那他一定对每个手工业作坊的出现感到伤心。］ 在民粹主义的著作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改革后工业中小生产迅速发展这一现象，不是资本主义的性质。他们断言，小生产的增长证明小生产比大生产富有活力和生气（瓦·沃·先生语）。这种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农民中小生产的增长，意味着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意味着新的原料加工部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业部门，这是社会分工中的一个进步，是资本主义的初级过程，而大作坊吞并小作坊，则意味着资本主义又前进了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的胜利。小作坊在农民中的普遍建立，扩大了商品经济，并为资本主义准备了基地（造成了小业主和雇佣工人），而手工工场和工厂对小作坊的吞并，就是大资本对这一准备好了的基地的利用。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着这样两种看来是互相对立的过程，这其实并没有任何矛盾：资本主义在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或比较发达的工业部门日益发展，不断把小手工业者卷入使用机器的工厂；而在偏僻的地方，或在工业落后的部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才刚刚开始，新的生产部门和手工业还正在产生，这种情况是十分自然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6页。——编者注］）。 《概述》中关于各作坊建立年代的材料，整理得也是不够好的：只有按县整理的资料，而没有按部类和按分类整理的关于各作坊建立年代的资料；也没有别的分类（如按作坊的大小，按作坊所在地点是在手工业中心还是在附近村庄等）。彼尔姆省的民粹派，甚至没有按照他们自己所采用的部类和分类来整理调查的材料，他们还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把一些由于极端民粹主义的甜言蜜语和……胡言乱语而令人吃惊的说教奉献给读者。彼尔姆省的统计学家们发现：在“手工业生产形式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作坊“继承形式”，即“村社式劳动的继承形式”，而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占统治的是“遗产继承”；“村社式劳动的继承把雇佣工人有机地变成独立的业主”（原文如此！），这表现在当某个作坊主死了以后，假如在继承人中没有本户工人，那么该作坊就转给别的家庭，“可能转给该作坊中的某个雇佣工人”；同时还表现在，“村社土地占有制对手工工业企业主和他的雇佣工人都一样保证工业劳动的独立性”（第7页、第68页以及其他各页）。 我们并不怀疑，彼尔姆省的民粹派杜撰的这一“手工业的村社式劳动的继承原则”，将与瓦·沃·先生、尼·—逊先生之流十分美满的“人民生产”理论一起，在未来的文献史中占有适当的位置。理论虽然是两种，其性质是一样的：二者都是用马尼洛夫式的词句[71]来粉饰和歪曲事实真相。谁都知道：手工业者的作坊、原料、工具等，都是他们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按照继承权，而根本不是按照什么村社权转移的；村社不仅丝毫不能保证工业的独立性，甚至连农业的独立性也不能保证；在村社内也和在村社外一样存在着经济斗争和剥削。构成“村社式劳动原则”这一特殊理论的，是这样一种普通的事实：资本微薄的小业主自己也必须参加劳动；雇佣工人也能够变成小业主（当然，如果他能勤俭节约的话），在《概述》第69页上就举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一切市侩的理论家总是安慰自己说，工人在小生产中能够成为业主，而他们的最高理想不外乎要把工人变为业主。《概述》甚至列举了“证实村社式劳动继承原则的统计材料”（第45页）。这些材料是关于制革业的。在129个作坊中，有90个（即70％）是在1870年以后建立的，可是在1869年，手工制革场计有161个（根据“居民区调查表”），而在1895年是153个。就是说，作坊从一些家庭转给了另一些家庭，从这里也就看出了“村社式劳动的继承原则”。有人想把小作坊容易开办也容易倒闭，容易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等现象看成是特殊的“原则”，同这种看法去进行争论，自然是很可笑的。我们只想对制革业作点补充：第一，关于制革业各作坊创办日期的材料，说明制革业的发展在时间方面要比其他行业慢得多；第二，把1869年同1895年比较是完全不可靠的，因为“手工制革场”的概念常常同“制革厂”的概念相混淆。在19世纪60年代，彼尔姆省绝大多数“鞣皮厂”（根据工厂统计）的生产总额不到1000卢布（见1869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财政部年鉴》第1分册的统计表和附注），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一方面，生产总额在1000卢布以下的作坊已不算作工厂了，而另一方面，有很多生产总额在1000卢布以上的作坊和生产总额在5000—10000卢布以上的工厂，都算作了“手工制革场”（《概述》第70页，统计表第149页和第150页）。既然手工制革场和制革厂之间的区别如此模糊不清，那么把1869年的材料同1895年的材料加以比较会有什么意义呢？第三，假定制革场的数目果真是减少了，那么，这难道不能说，很多小作坊倒闭了，而代之以逐渐建立起来的比较大的作坊吗？难道这种“替换”也能证明“村社式劳动的继承原则”吗？ 而最可笑的是，这一切关于“村社式劳动原则”，“村社劳动独立性的保证”等等的甜言蜜语，讲的正是制革业，而制革业中种地的手工业者，都是最纯粹的小资产者（见下面），而且制革业生产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3个大作坊（工厂）中，而这3个大作坊竟与只有一个本户工人的年工业者和手艺人一起被列入手工业者的数目之内。下面就是叙述这种集中情况的材料。 制革业中共有作坊148个。工人439人（本户工人267人，雇佣工人172人）。生产总额为151022卢布。纯收入为26207卢布。其中3个作坊共有雇佣工人65人（无本户工人）。生产总额为44275卢布。纯收入为3391卢布。（正文第70页，统计表第149页和第150页） 也就是说，在148个作坊中，3个作坊（在《概述》第76页上却满不在乎地说，“只占2．1％”）几乎集中了“手工制革业”全部生产的三分之一，而使本作坊中那些完全不参加生产的业主得到了成千的收入。下面我们会看到，别的行业中也有很多这种可笑的例子。但《概述》作者在描述这一行业时，对上述3个作坊是作为例外情况来谈的。关于其中的1个作坊，他们说，业主（耕作者！）“在别洛雅尔斯克村和叶卡捷琳堡市有自己的皮革店，显然他只是在经营商业”（第76—77页）。这是投入生产的资本与投入商业的资本相结合的一个小小的例子。这是那些把“盘剥”和经商描写成为一种外来的、与生产无关的东西的《概述》作者们应予注意的！在另一个作坊中，家里有男子5人，但是做工的一个也没有：“父亲在做本行生意，儿子们（年龄从18岁到53岁）都是识字的，他们显然都走上了别的道路，比把皮革从一个桶里放到另一个桶里去洗刷更诱人的道路。”（第77页）作者们慷慨地承认，这些作坊“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根据遗产继承的原则，这些企业的前途究竟能有多大保证，只有未来本身才能给予确切的回答”。（第76页）真是高见！“关于未来的问题，只有未来才能回答。”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这难道就是歪曲现在的充分根据吗？ 第二篇 （四、“手工业者”的农业。五、大作坊和小作坊。手工业者的收入） 四 “手工业者”的农业 对业主手工业者和小业主进行的按户调查，收集了有关他们农业情况的重要材料。《概述》已按各分类将这些材料综合如下： 分类每户所有播种面积和牛马数 无马无牛农户的百分比 播种面积 （单位俄亩）马 （单位匹）牛 （单位头）无马的无牛的 1.商品生产者7.12.1① 2.2①7.45 2.手艺人6.21.9 2.19.06 3.为包买主工作者4.51.4 1.316.013 共计6.3 1.82.09.5 6 ［注：①在《概述》中这些数字显然是印错了（见第58页），这里我们已加以纠正。］ 可见，手工业者作为工业者越是有钱，他们作为耕作者也越富裕。手工业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越低，他们作为耕作者的地位也越低。所以，手工业调查的材料完全证实了书刊中发表过的一种见解，即手工业者在工业中的分化，与这些农民作为耕作者的分化是同时进行的。（阿·沃尔金《对民粹主义的论证》第211页及以下各页）因为在手工业者那里工作的雇佣工人的地位比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的地位还要低（或者说不比他们高），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在雇佣工人中，破了产的耕作者还要更多一些。正如上面所说的，按户调查并未涉及雇佣工人。但无论如何，上面引证的材料很清楚地表明，《概述》所谓“村社土地占有制同样能保证手工工业作坊主及其雇佣工人的工业劳动独立性”的论断是异常可笑的。 在上面所论述的材料中，显然缺少关于单干的本户工人和大小业主的农业的详细材料。为了稍稍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应该参看关于各个行业的材料；有时我们会碰到关于各业主的农业工人数的资料［注：大家知道，在农民那里，甚至连工业工人也往往被迫去从事农业工作。参看《手工工业》第3编第7页。］，但这些资料的总的综合，在《概述》中是没有的。 种地的制革匠——131户。他们有124个农业雇佣工人；每户有16．9俄亩播种面积，4．6匹马和4．1头牛。（第71页）这些农业雇佣工人（73个年工和51个季节工）所得工资为2492卢布，即每人得20．1卢布，而制革业中每个工人的平均工资为52卢布。因此，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农业工人生活水平低于工业工人这个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制革的“手工业者”显然是最纯粹的农民资产阶级，而备受民粹派赞扬的、颇负盛名的“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只不过是富裕的工商企业业主把资本从工商业转用于农业，而付给自己的雇农以极低的工资而已。［注：在农业中，季节工一年工资常常占年工一年工资的一半以上。我们假定，这里季节工的工资只占年工工资的一半，那么年工的工资是（2492∶（73＋51/2）＝25．5卢布。根据农业司的材料，彼尔姆省每一农业年工在由业主供给膳食的情况下，10年（1881—1891年）内的平均工资为50卢布。］ 榨油手工业者。他们当中经营农业的有173户。每户有10．1俄亩播种面积，3．5匹马，3．3头牛。没有无马户和无牛户。农业工人98人（包括年工和季节工），工资为3438卢布，即每人35．1卢布。“榨油生产中所得的渣滓，如油饼豆渣之类，是牲畜的最好饲料，因此也就有可能对土地施加更多的肥料。这样，每个农户就可从手工业那里得到三重利益：直接从手工业那里得到的收入，从牲畜那里得到的收入和从耕地得到更好的收成。”（第164页）“他们〈榨油手工业者〉大规模地经营农业，并且很多人不满足于自己的份地，于是又从力量薄弱的农户那里租进土地。”（第168页）关于各县亚麻和大麻播种面积分布的材料，表明“亚麻和大麻播种面积的大小，与该省各县榨油业的发展情况是有某些联系的”（第170页）。 所以，工商业企业在这里也就成了所谓技术性的农业生产部门，它们的增长总是标志着商业性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磨坊主。他们大多数是耕作者：421户中有385户。每户有11．0俄亩播种面积，3．0匹马，3．5头牛。农业雇佣工人307人，工资为6211卢布。象榨油业一样，“磨粉生产，是磨坊主销售自己农产品的最有利工具”（第178页）。 看来，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把“种地的手工业者”看成是单一的、没有差别的东西，是极其荒谬的。上面引证的所有耕作者，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农业的代表，如果把这几类人和包括破产农户在内的其余农民混在一起，那就是抹杀了现实的最根本特征。 作者们在描述榨油业的结论中，企图反对把农民分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资本主义的学说”。这一论点的依据仿佛是下面这种“完全是随便作出的论断：上述的分化是最近的事实，并且是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在农民中迅速发展的明显标志，虽然村社土地占有制在法律上是存在的”（第176页）。作者们反驳说，村社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排斥财产的分化，但它“并未加强这一分化，并未创造阶级”；“这些变动性的分化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相反，却逐渐缓和了”。（第177页）自然，这种以劳动组合（关于它们，留待下面第七节来谈）、分户（原文如此！）和土地重分（！）作为论据的论断，只能令人发笑而已。把关于农民分化的发展和扩大的论点，称之为“随便作出的”论点，那就是忽视下面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农民大量丧失马匹和抛弃土地的现象与“农民经济中的技术进步”（参看瓦·沃·先生的《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同时并存；出租和典押份地的发展与租地的增长同时并存；工商业企业数量的增长与出外谋生的工业者这些四处流浪的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多同时并存，以及其他等等。 关于种地的手工业者的收入和进款与不种地的手工业者的收入的比例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应当提供大量材料。所有这方面的材料在统计表里是有的，但《概述》却没有加以汇总，所以我们只好自己根据书上的材料来进行汇总。这样的汇总，第一是以《概述》中关于个别行业的汇总为根据的。我们只需要把有关各种行业的材料收集起来。但是这个用表格形式作出的汇总并不包括所有的行业。有时候也必须承认，由于没有可资检验的总计，其中错误或误印的地方在所难免。第二，这一汇总是以选自某些手工业记载的数字材料为根据的。第三，没有上述两种材料来源时，我们只好直接参照统计表（例如，最后一种行业——“采矿业”就是如此）。不言而喻，我们的汇总中的材料既然如此复杂多样，所以错误和不确切之处是难以避免的。然而我们认为，虽然我们汇总的总计未能与统计表内的总计相一致，但是，由汇总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完全可以供我们使用，因为平均数和比例（我们只是用它们来作结论的）无论怎样修改，都不会有多大出入。例如，按《概述》中统计表的总计，每个工人的总收入等于134．8卢布，而按我们的汇总则为133．3卢布；每个本户工人的纯收入是69．0卢布和68．0卢布；每个雇佣工人的工资是48．7卢布和48．6卢布。 下面就是这一汇总的结果，它们表明了各部类和各分类的总收入、纯收入以及雇佣工人的工资额。［注：见第268页。——编者注］ 部类分类作坊数 工人数总收入 （单位卢布） 各户的纯收入 （单位卢布）工资 （单位卢布）纯收入和 工资共计欠债户数 I………1………22394122 17265848758493 129.720400449.5 7455843.2278562 225 I………2………28414249 7124961383441 77.318671943.9 3493749.0221656 93 I………3………10161878 5862464236301 95.99191648.9 2053535.0112451 304 第I部类总计……6096 10249302413273 1378235103.8482639 47.113003043.0 612669622 II………1………9591672 7382410605509 251.2220713132.0 4594962.2266662 176 II………2………595876 2721148178916 155.890203102.9 1840467.6108607 51 II………3………13202231 8523083492347 159.7229108102.7 4328950.8272397 262 第II部类总计……2874 477918626641 1276772192.2540024 113.0107.64257.8 647666489 共计8970 15028488619914 2655007133.31022663 68.023767248.6 2603351111 从这一统计表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不经营农业的工业人口参加手工业的人数要比经营农业的工业人口参加手工业的人数多得多（与他们本身的人数相比）。就工人的人数来说，非耕作者比耕作者少一半。就生产总值来说，非耕作者占了将近一半：在2655007卢布中占1276772卢布，即占48．1％。就生产收入来说，即业主的纯收入加上雇佣工人的工资，则非耕作者甚至超过了耕作者：在1260335卢布中非耕作者占647666卢布，即占51．4％。由此可见，不种地的工业者人数虽少，但他们的生产量却不比耕作者低。这一事实，对评价民粹派认为农业是所谓手工工业的“主要基石”这一传统学说，是极为重要的。 从这一事实中自然也就得出了其他一些结论： （2）非耕作者的生产总值（总收入），按每个工人计算，大大高于耕作者：192．2卢布比103．8卢布，差不多高出一倍。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非耕作者的工作时间比耕作者要长些，但相差不大，所以非耕作者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第3分类中，即在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中，工作时间相差最小，这也是很自然的。 （3）不种地的业主和小业主的纯收入比种地的高出一倍多：113．0卢布比47．1卢布（将近一倍半）。这种差别各分类中都有，但相差最大的是第1分类，即自做自卖的手工业者。自然，这一差别不可能以工作时间的差别来解释。毫无疑问，这一差别是由于与土地的联系降低了工业者的收入造成的；市场削减着手工业者从农业中得到的收入，耕作者就只能得到低微的进款，此外大概还由于耕作者在销售方面的损失较大，在购买材料方面的费用较大，对商人的依赖性较大。总之事实是：与土地的联系降低了手工业者的进款。这一说明了“土地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真正作用的事实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无须我们多加宣扬。只要指出以下情况，事情就清楚了，微薄的进款在保留原始盘剥性的生产方式方面，在阻碍使用机器和降低工人生活水平方面［注：讲到这最后（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时，我们要指出，很可惜，《概述》中没有关于耕作者和非耕作者的生活水平的材料，但是其他的编著者业已指出了彼尔姆省也很普通的一种现象，这就是不种地的工业者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愚昧的”耕作者的生活水平。参看农业和国家产业部出版的《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3卷叶古诺夫的文章。作者说：在某些无地的村庄里，已完全达到了“城市的”生活水平，不种地的手工业者要“象人一样的”穿着和生活（从欧洲的服饰到浆领的衬衫；茶炊；大量消费的茶叶，砂糖，白面包，牛肉等等）。作者依据的是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出版物公布的家庭收支表。］，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4）非耕作者那里的雇佣工人的工资到处都比耕作者那里的高，但这种差别远不如业主的收入那么大。从所有三个分类来看，在种地的业主那里每个雇佣工人的工资为43．0卢布，而在非耕作者那里则为57．8卢布，即多1/3。这一差别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但也不完全）是由工作时间的差别造成的。关于这一差别同与土地联系的关系，我们无法判断，因为我们没有关于耕作者和非耕作者那里的雇佣工人的材料。这里除工人工作时间的影响外，当然还有需求水平不同的影响。 （5）业主的收入与雇佣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别，在非耕作者那里要比耕作者那里大得多：就所有三个分类来看，在非耕作者那里业主的收入几乎比雇佣工人的工资高1倍（113卢布比57．8卢布），而在耕作者那里业主的收入则高得不多——4．1卢布（47．1比43．0）！如果这些数字都已使人感到惊奇，那么关于种地的手艺人（第Ⅰ部类第2分类）就更是如此，因为在他们那里，业主的收入低于雇佣工人的工资！可是当我们在下面引证关于大作坊和小作坊在收入上的巨大差别的材料时，这一现象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大作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就能使付给雇佣工人的工资超过贫苦的单干手工业者的收入，而这些单干手工业者受市场支配，他们的“独立性”完全是虚假的。这种大小作坊间在收入上的巨大差别，在两个部类中都可以看到，但在耕作者那里要显著得多（因为小手工业者所受的迫害更大）。小业主的收入和雇佣工人工资之间的微不足道的差别，清楚地表明：不使用雇工的种地的小手工业者的收入，不但不高于，甚至往往低于雇工的工资。事实上，业主的纯收入（每个本户工人有47．1卢布）是一切大作坊和小作坊、工厂主和单干者的平均数。显然，在大业主那里，业主的纯收入同雇佣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别就不会是4卢布，而要大上十倍百倍，这就是说，单干的小手工业者的收入要大大低于47卢布，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不但不高于、甚至往往低于雇佣工人的工资。手工业调查关于各作坊按纯收入划分的材料（见下面第五节），完全证实了这一看来似乎是荒诞的结论。但是这些材料所涉及的是全部作坊，并没有区分耕作者和非耕作者，因此，从上引统计表中所作出的这一结论，对我们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收入最低的正是耕作者，“与土地的联系”大大降低了收入。 在谈到耕作者与非耕作者在收入上的差别时，我们已经说过不能以工作时间的差别来解释这种差别。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手工业调查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从“序言”中我们知道，在调查计划中还包括“根据各月从事生产的家庭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的人数对一年内生产强度”的研究（第14页）。因为这是按户调查，就是说对每一作坊都单独进行了调查（可惜《概述》并未附有按户调查的表格），所以可以设想，关于每个作坊都收集有各月工人数或一年工作月数的材料。这些材料在《概述》中被汇总成一张统计表（第57页和第58页），表内列有两部类中每一分类一年各月在业的工人数（家庭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 1894—1895年度手工业调查试图如此精确地确定手工业者的工作月数，是极有教益和极有意义的。确实，没有这样的资料，关于收入和进款的材料是不会完全的，统计出来的数目也只不过是一些近似数。但是很遗憾，关于工作时间的材料整理得非常不够：除了这一总的统计表以外，只有关于某些行业的各月工人数的资料，有些划分了部类，有些没有划分，而按分类划分的行业则一种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把大作坊划分出来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而且是预先根据其他手工工业研究者的材料断定，大小手工业者的工作时间是不相同的。此外，第57页上的统计表本身，看来也不是没有错误或刊误（如在月份方面有：2月，8月，11月；第11部类中的第2行和第3行看来是弄错了，因为第3分类中的工人数大于第2分类）。甚至在纠正了这些不确切的地方以后（这种修正有时是粗略的），这一统计表还令人感到有不少疑问，因此使用这个统计表是一种冒险。其实，我们看一下该表关于各分类的材料就知道：在第3分类（第Ⅰ部类）中，12月份的在业工人最多，有2911人，而《概述》认为第3分类的工人总共有2551人。在第Ⅱ部类的第3分类中，情况也是一样，工人最多时有3221人，而实际工人数为3077人。反之，有些分类一个月的在业工人最高额少于实际工人数。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是否因为关于这一问题所收集的资料，并未包括全部作坊呢？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概述》关于这点却只字未提。在第Ⅱ部类的第2分类中，不仅工人的最高额（2月份）多于实际工人数（1882比1163），而且一个月的在业工人平均数（即以12个月在业工人总数除以12得出的商数）也多于实际工人数（1265比1163）！！试问，统计家们认为，什么样的工人数才是实际工人数呢？是一年的平均数吗？是某一时期（比如说冬季）的平均数，还是某一固定月份的在业工人数呢？即便去参阅关于个别手工业每月工人数的材料，也无助于解决这一切疑问。因为在有这些材料的23种行业中，大多数行业一个月最高的在业工人数低于实际工人数。只有两种行业的这一最高额高于实际工人数，即铜器业（239人比233人）和打铁业（第Ⅱ部类——1811人比1269人）。有两种行业的最高额等于实际工人数（绳索业和榨油业中的第Ⅱ部类）。 在这种情况下，要利用关于每月工人分布的材料，以便把工人与工资总数，与实际工人数等相比较，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单独地把这些材料拿来，把各月在业工人的最高额和最低额加以比较。《概述》中就是这样做的，并且还把各个月份作了比较。我们认为把冬季与夏季比较更正确，因为这样我们就能考察农业吸引工人离开手工业的程度如何。我们以冬季（10月到3月）在业工人的平均数作为标准数，并用这个标准数去除夏季在业工人数，就得出夏季的工作月数。冬季工作月数和夏季工作月数的总数，就等于一年的工作月数。兹举例说明。在第Ⅰ部类第1分类中，6个冬季月份共有工人18060人，就是说冬季平均每一个月有工人（18060÷6＝）3010人。夏季有工人12345人，就是说夏季工作时间为（12345÷3010）4．1个月。所以，第Ⅰ部类第1分类在一年内的工作时间为10．1个月。 我们觉得，这种整理材料的方法是最正确和最适当的。其所以最正确，是因为它是以冬季和夏季各月相比较为依据的，因而也就是以农业吸引工人离开手工业的程度如何这一确切原则为依据的。采用冬季月份是正确的，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因为正是从10月到3月两部类中的工人数高于一年的平均数。正是从9月到10月工人数增长最快，正是从3月到4月工人数下降最速。其实，就是选取其他月份，结论也不会有多大改变。我们所以认为采用的方法是最适当的，是因为它以精确的数字表明了工作时间，从而使各部类和各分类在这方面可以进行比较。 下面就是根据这种方法所得出的材料： 第I部类 第II部类 分类共计 分类共计 两部类的平均数 12 31 23 工作月数10.19.6 10.510.010.0 10.410.910.5 10.2 由这些材料得出的结论是，耕作者和非耕作者在工作时间上的差别非常小：非耕作者的工作时间一共只长5％。差别如此微小，使人怀疑数字是否正确。我们将散见于书中的材料作了若干计算与汇总来检验这些数字，并得出了下列结论： 《概述》对43种行业中的23种行业提供了关于每月工人公布情况的资料，其中有12（13）［注：角制品业只有第Ⅰ部类。］种行业的资料划分了部类，而其余10种则并未划分。我们看到，有三种行业（树脂焦油炼制业、印染业和烧砖业）的夏季工人数比冬季多：在这三种行业中，冬季6个月共有工人1953人，而夏季6个月则有4918人。在这三种行业中耕作者的数目大大超过了非耕作者，占工人总数85．9％。显然，将这些可说是夏季手工业和其他的手工业加在一起得出这两个部类的总计，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就等于将种类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而人为地提高全部行业中的夏季工人数。要纠正由此所产生的错误，其方法有二。第一，从《概述》的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总计中除去这三种行业的材料［注：这三种行业中的工人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分布是拿85．9％作为第Ⅰ部类的标准大致作出的。］。这样就得出第Ⅰ部类的工作时间是9．6个月，第Ⅱ部类是10．4个月。这里，两个部类之间的差别虽然大一些，但毕竟还是非常小的：8．3％。纠正错误的第二种方法是，对《概述》已经分别提供了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每月工人分布情况的资料的12种行业的材料加以汇总。这样的汇总将包括全部手工业者的70％，并且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比较也将更为确切。我们看到，这12种行业的工作时间在第Ⅰ部类只等于8．9个月，而在第Ⅱ部类则等于10．7个月，两个部类加在一起平均等于9．7个月。这里非耕作者的工作时间比耕作者长20．2％。耕作者在夏季停工3．1个月，而非耕作者只停工1．3个月。即使我们把第Ⅱ部类和第Ⅰ部类在工作时间上的最大差别作为标准，那也可看出，不仅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工人在总产量上或在它们的作坊纯收入上的差别，甚至耕作者和非耕作者的雇佣工人在工资上的差别，也不能以工作时间的差别来解释。因此，上面所作出的与土地的联系降低了手工业者的收入这一结论，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 所以，《概述》作者认为耕作者和非耕作者在收入上的差别是由工作时间上的差别造成的这种见解，应该说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他们没有设法以确切的数字来表明工作时间的差别，因此也就陷入了糊涂的境地。例如，在《概述》第106页上谈到，种地的熟制毛皮匠和不种地的熟制毛皮匠在收入上的差别，“主要是由花费在这一行业中的工作日数决定的”。可是，这一行业的非耕作者的收入超过耕作者的收入1倍到3倍（在第1分类中，每个本户工人的收入为65和280卢布；在第2分类中为27和62卢布），而非耕作者的工作时间总共只长28．7％（8．5个月比6．6个月）。 由于与土地的联系而降低了收入这一事实，《概述》作者也是看到了的，但他们以手工业方式比资本主义方式“优越”这一民粹派所惯用的公式来加以表述：“手工业者把农业和手工业联合起来……能使自己的产品卖得比工厂的便宜”（第4页），换句话说，只能满足于较少的收入。既然市场对国内一切生产部门的统治达到了削弱与土地的联系，降低种地的手工业者的收入的程度；既然资本善于利用这种“联系”大肆压迫那些不大能够自卫和选择其他老板、其他顾客、其他职业的种地的手工业者，那么，与土地联系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呢？有小块土地的工人（和小工业者）降低了工资（和一切工业上的收入），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现象，那些早已认为与土地有联系的工人具有莫大“优越性”的所有企业主，对这种现象非常清楚。只有在腐朽的西方对事情是直言不讳的，而在我国却将降低收入，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阻碍采用机器，加强各种盘剥，说成是“将农业与手工业结合起来的”“人民生产的”“优越性”…… 在结束考察1894—1895年度手工业调查关于工作时间的材料时，仍然不能不对所得材料的整理不足表示遗憾，并且不能不希望，这个缺陷不致于使其他研究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感到惶惑。不能不承认，确定每月劳动力分布的这种研究方法，选择得非常成功。上面我们引证了关于各部类和各分类的工作时间的材料。关于各部类的材料我们还可略加检验。而关于各分类的材料则完全无法检验，因为书中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各分类间工作时间的差别的资料。因此，在叙述这些材料时我们要预先说明：我们不能担保这些材料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做出下面结论，只是为了提出问题并使研究者注意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结论是，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在工作时间上的差别以第1分类为最小（总共相差1％：10．1个月和10．0个月），就是说，脱离农业最少的是最富裕的手工业者和最大最殷实的耕作者。差别最大的是手艺人（第2分类：9．5个月和10．4个月），即那些受商品经济影响最少的手工业者和中等耕作者。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富裕的耕作者之所以很少脱离农业，或者是由于他们的家庭人口较多，或者是由于他们在手工业中剥削雇佣劳动较多，或者是由于他们雇用了农业工人；而手艺人之所以脱离农业最多，是由于他们作为耕作者来说分化程度最小，是由于他们保留的宗法关系最多，是由于他们直接为那些在夏季缩减订货［注：有一个例外：纯粹是手工的印染业，其夏季工作多于冬季工作。］的种地的消费者工作。 就调查的材料看来，“与农业的联系”对手工业者识字程度的影响非常显著，——可惜对雇佣工人的识字程度没有调查。我们看到，不种地的居民［注：我们提醒一下，例外地列入其中的只有一个城市（而且是个县城）：在第Ⅱ部类的4762个本户工人中，城市居民只有1412人，即占29．6％。］比种地的居民的识字程度高得多，并且在所有各个分类中，无论男女都是如此，毫无例外。下面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百分比的全部调查材料（第62页）： 第I部类 （耕作者） 第II部类 （非耕作者） 分类共计 分类共计 两部类的平均数 12 31 23 “识字者与现有人数的百分比”｛男 32933 6204 31741 女1745 223314 391733 9 “亲自参加劳动生产的人数中识字者的百分比”｛男 391337 17264 361044 女5357 215123 493040 19 识字者户数的百分比49 433444 556350 5547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种地的居民中，识字程度的普及在妇女中比在男子中快得多。第Ⅱ部类识字男子的百分比要比第Ⅰ部类大50—100％，而识字妇女的百分比则大150—475％。 我们在概括1894—1895年度手工业调查所提供的关于“农业与手工业的联系”的那些结论时，可以肯定下列几点： （1）与农业的联系保留了最落后的工业形式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与农业的联系降低了手工业者的进款和收入，所以最富裕的种地的业主所得，一般和平均说来都少于非耕作者那里的状况最坏的雇佣工人，更不必说少于不种地的业主了。甚至将第Ⅰ部类的业主与该部类的雇佣工人相比较，他们的收入也是非常低的，只略高于雇佣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比他们还低； （3）与农业的联系阻碍了那些需求水平较低和识字程度远远落后于非耕作者的居民的文化发展。 这些结论在下面评价民粹派的工业政策纲领时，对我们是有用处的。 （4）在种地的手工业者当中所存在的分化，是与工业者的分化同时进行的。并且，上层的（按富裕程度）耕作者是纯粹的农民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是以雇用农村雇农和日工为基础的。 （5）耕作者的工作时间比非耕作者短，但这个差别是非常小的（5—20％）。 五 大作坊和小作坊。手工业者的收入 必须较为详细地谈谈1894—1895年度手工业调查中关于手工业者收入的材料。企图收集关于收入的按户调查材料这种愿望是很好的，但只采用各分类的总“平均数”（如上面所引证的）这种方法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谈过，由单干手工业者与大作坊主加起来的数目除以总和所得出的“平均数”是荒谬的。我们极力设法收集《概述》中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以便清楚地表明和证明这种荒谬性，证明在科学研究和整理按户调查材料时，必须将手工业者按作坊内的工人数（包括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加以分类，并将全部调查材料按这些分类加以整理。 《概述》的作者们不能不看到大作坊收入很多这一明显的事实，于是他们就竭力设法贬低它的意义。他们不去整理关于大作坊的确切调查材料（将这些材料分出来是并不困难的），而又用一般的推论、见解、论据来反对那些使民粹派感到不愉快的结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论据吧。 “如果我们看到，在这种作坊〈大作坊〉中每户的收入比小作坊大得无可比拟，那么不应忘记，这种收入的很大部分主要是：第一，某些业已变为产品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再生产；第二，与生产无关的劳动和商业运输费用的价值再生产；第三，那些由业主供给膳食的雇佣工人的食物给养的价值再生产。这些事实〈绝妙的事实！〉限制了对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因素在手工业生产中的种种好处这种夸张的见解产生某些错觉的可能性。”（第15页）“限制”产生错觉的可能性，这对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对此当然谁也不会怀疑，但为此恰恰需要用按户调查所收集的事实，而不是用有时完全是“错觉”的想法来同“错觉”进行对比。事实上，作者关于商业运输支出的论断，不正是错觉吗？谁不知道大工业者耗费在每个单位产品上的这些支出比小工业者［注：当然只能比较同一分类的手工业者，而不是将商品生产者与手艺人或与为包买主工作的人加以比较。］少得不可计量呢？谁不知道大工业者善于（并且能够）选择时机和地点，低价收购原料，高价出卖产品呢？手工业调查也指出了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参看第204页和第263页，但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概述》中没有关于大工业者和小工业者、手工业者和包买主在收购原料和销售产品方面的支出的事实。其次，至于谈到固定资本的耗损部分，那作者又在反对错觉时陷入了错觉。理论告诉我们，固定资本的巨大支出，降低了每一单位产品所包含的、业已耗损并变成了产品的那部分价值。“分析比较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这就是说，它的绝对量是减少了，但它同产品（如一磅棉纱）的总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40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7—428页。——编者注］手工业调查也计算了生产的支出，其中包括（第14页第7点）“工具与设备的修理费”。有什么根据认为统计这种支出时的疏漏在大业主那里比在小业主那里多呢？情况不是恰恰相反吗？至于谈到对雇佣工人的膳食供给，在《概述》中没有举出这方面的任何事实。所以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工人是由业主供给膳食的；在作这方面的调查时疏漏之处有多少；种地的业主向雇工提供自己所经营的产品有多少；业主负担工人的膳食在生产支出中占多少。同样，也没有任何关于大小作坊工作时间长短不同的事实。我们丝毫不否认，大作坊的工作时间完全可能比小作坊长些，但是第一，收入上的差别比工作时间上的差别大得无比；第二，应该肯定，彼尔姆省的统计学家们在反对按户调查的确凿事实（这些事实将在下面引证）时，并未能提出一个基于确切材料的有力的反驳意见来维护民粹派的“错觉”。 关于大作坊和小作坊的材料我们是这样得出来的：考察了附录在《概述》中的统计表，列出了大作坊（在能够将它们分列出来时，即当它们没有和大批作坊溶合在总计中时），并将它们与《概述》中关于同一部类和同一分类的全部作坊的总计加以比较。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抱怨我们下面引用的统计表太多，因为材料在统计表中显得更集中醒目。 毡靴业： 第I部类第I分类作坊数 工人数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雇佣工人 共计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单位卢布） 共计5899 9519422769 117.3433845.6 741075正文第112页统计表第214、215、154页 大作坊1014 657913291 1680348153.5 3107222 其余作坊4885 301159478 82.485728.5 430341.2 可见，每一本户工人“平均”75卢布的收入，是由222卢布和41卢布的收入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们看到，除去有14个本户工人的10个大作坊外［注：然而这还远不是最大的作坊。根据各作坊按雇佣工人数的分配（第113页）可以计算出，在3个作坊中有163个雇佣工人，即平均每个作坊有54个雇佣工人。竟将这种“手工业者”与单干的本户工人（单干的本户工人在该行业中不下460人）放在一起而得出总的“平均数”来！］，其余作坊的纯收入比不上雇佣工人的工资（41．2卢布比45．6卢布），而大作坊中的工资还要高。大作坊中的劳动生产率要高1倍多（168．0和82．4），雇佣工人的工资几乎高1倍（53和28），纯收入高4倍（222和41）。显然，无论用工作时间的差别或其他任何理由都不能推翻下一事实：大作坊的劳动生产率高［注：“有一个作坊”已采用了弹毛机（第119页）。］，收入也高；小手工业者由于他的完全“独立”（第1分类：独立地为市场工作）以及和土地的联系（第Ⅰ部类），收入少于雇佣工人。 在细木业的第Ⅰ部类第1分类中，每一本户劳力的“纯收入”“平均”为37．4卢布，该分类中每一雇佣工人的平均工资却为56．9卢布。（第131页）根据统计表是无法将大作坊分列出来的，但无庸置疑的是，每个本户工人这一“平均”收入，是由收入很多并雇有雇佣工人（要付给他们每人56卢布）的作坊和收入大大少于雇佣工人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的极小作坊加在一起得出来的。 其次是椵皮席业： 第I部类第I分类作坊数 工人数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雇佣工人 共计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计99206 25245838681 84.4666426.4 1024449.7正文第151页 统计表第95、 97、136页 大作坊1111 9510618170 171.4252026.5 3597327.0 其余作坊88195 15735220511 58.2414426.4 664734.0 可见，在99个作坊中，有11个作坊几乎集中了全部生产的一半。它们那里劳动生产率要高1倍多；雇佣工人的工资也是如此；纯收入比“平均数”高5倍多，比其余的作坊，即较小的手工业者的 收入几乎高9倍。后者的收入已略高于雇工的工资（34和26）。 绳索业［注：在第158页的统计表中，显然有一个印错的地方或者是一个错误，因为在伊尔比特县，纯收入要多于总计中所指出的9827卢布。所以只得根据附录在《概述》中的统计表材料，把这个统计表修订了一下。］： 第I部类第I分类作坊数 工人数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雇佣工人 共计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计58179 10628581672 286694665.6 1612790.1正文①第158页统计表第40页 和第188页 大作坊45 566148912 800469583.8 55991119.0 其余作坊54174 5022432760 146225145.0 1052860.5 ［注：在第158页的统计表中，显然有一个印错的地方或者是一个错误，因为在伊尔比特县，纯收入要多于总计中所指出的9827卢布。所以只得根据附录在《概述》中的统计表材料，把这个统计表修订了一下。］ 可见，总的“平均数”在这里也说明本户工人的收入高于雇佣工人（90比65．6）。但是在58个作坊中，有4个作坊集中了全部生产的一半以上。在这些作坊（纯粹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注：参看《手工工业》第46—47页，亦可参看《概述》第162页及以下各页关于生产的描述。最典型的一句话是：“这些企业主有一个时候曾是真正的手工业者，因此他们总是……喜欢把自己叫作手工业者。”］中，劳动生产率几乎比平均数高2倍（800和286），比其余作坊，即较小的作坊高4倍多（800和146）。在这些工厂中，雇佣工人的工资比小业主那里的高得多（84和45）。工厂主的纯收入每户为1000多卢布，而在小手工业者那里则“平均”为90卢布和60．5卢布。这样，小手工业者的收入就比不上雇工的工资（60．5和65．6）。 树脂焦油炼制业： 第I部类第I分类作 坊 数 工人数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 工人雇佣 工人 共计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计167319 8039922076 55.3215026.8 1097934.4正文第189页统计表第100、101、 137、160、161、220页 大作坊910 16264440 170.765440.8 2697269.7 其余作坊158309 6437317636 47.3149623.2 828226.8 可见，就是在这种规模很小、雇佣工人很少（20％）的行业中，也能在经营农业的独立手工业者那一类里，看见大（较大）作坊具有优越性这一纯粹资本主义的现象。而树脂焦油炼制业是一种典型农民的手工业，即“人民的”手工业！这里大作坊中的劳动生产率比“平均数”高2倍多，雇佣工人的工资高50％，纯收入高7倍，而比其余家庭手工业者的收入高9倍，这些家庭手工业者所赚的钱并不比雇佣工人的平均收入多，而且比较大作坊中的雇佣工人少。我们要指出，树脂焦油炼制业主要是在夏季进行生产的，所以在工作时间上不可能有多大差别。［注：从《概述》中可以看到，在树脂焦油炼制业中既采用着原始的坑穴蒸馏焦油法，也采用着比较完善的方法——使用锅炉，甚至还带有筒状储油池（第195页）。按户调查提供了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分布材料，但是这份材料无法加以利用，因为它没有部大作坊分列出来。］ 这里又一次说明，整个分类的平均数字完全是虚假的。小资本家的大作坊集中了全部生产的一大半。它们的纯收入比平均数高5倍，比小业主的纯收入高13倍；他们付给雇佣工人的工资超过了小手工业者的收入。我们不谈劳动生产率，在这3—4个大作坊中生产着比较贵重的产品——糖浆。 面包业： 第I部类第I分类作坊数 工人数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雇佣工人 共计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计2763 5511844619 378.1249745.4 7484118.8正文第215页统计表第68页和第229页 大作坊47 424925740 525205048.8 4859694 其余作坊2356 136918879 27344734.4 262546.8 陶器业。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小农手工业，它的雇佣工人极少（13％），作坊规模极小（每个作坊不到2个工人），大多数是耕作者。就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 第I部类第I分类作 坊 数 工人数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 工人雇佣 工人 共计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计97163 3119412414 63.9183059 665741正文第291页统计表第168页和第206页 大作坊79 17264187 161140080.2 1372152 其余作坊90154 141688227 48.943030 528534.3 这里当然立刻就能看出，雇佣工人的“平均”工资高于本户工人的“平均”收入。把大作坊分列出来就能说明我们在前面根据大量材料加以确认的这一矛盾。在大作坊中，无论劳动生产率、工资、或业主的收入都极高，而小手工业者的收入却比雇佣工人还少，并且比条件最好的作坊中的雇佣工人要少一半以上。 烧砖业： 第I部类第I分类作坊数 工人数总收入 雇佣工人的工资纯收入 引自《概述》的页码 本户工人雇佣工人 共计共计 每一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共计229558 21877617606 22.6456020.9 1012618.1正文第299页统计表第46、 120、169、183页 大作坊89 45543130 57.9141531.4 1298144 其余作坊221549 17372214476 20.0314518.2 882816.0 可见，在这里每一本户工人的“平均”收入也低于雇工的工资。在这里，这种现象也是由于把大作坊同小作坊混在一起造成的。大作坊的劳动生产率极高，雇佣工人的工资较高和收入很多（比较而言）；小作坊主的收入比大作坊中雇佣工人的工资几乎少一半。 我们还可以引证一些关于其他行业的材料［注：参看马车制造业，正文第308页、统计表第11页和第12页；制箱业，第335页；缝纫业，第344页，等等。］，但我们认为，就是这些材料也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们将从上述材料中得出的结论综合如下： （1）将大小作坊混合在一起而得出的“平均”数字是完全虚假的，这些数字丝毫不能说明实际情况，抹杀了最根本的差别，并把种类根本不同、成分完全相异的东西描述为同类的东西。 （2）许多行业的材料证明，大作坊（按工人总数而言）不同于中小作坊的地方是： （一）劳动生产率极高； （二）雇佣工人的工资较高； （三）纯收入极高。 （3）被我们分列出来的所有大作坊，毫无例外，都非常大规模地使用着雇佣劳动（与本行业的中等作坊相比），而这种雇佣劳动的作用比本户劳动要大得多。大作坊的生产率高达上万卢布，每个作坊的雇佣工人竟达10个或10个以上。可见这些大作坊是资本主义的作坊。所以，手工业调查的材料证明，在颇负盛名的“手工业”生产中，存在着纯粹的资本主义规律和关系；以雇佣工人协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作坊，无论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或者甚至在雇佣工人的劳动报酬方面，都比单干的本户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占绝对优势。 （4）从许多行业看来，独立的小手工业者的收入并不高于、甚至往往低于同一行业中的雇佣工人的工资。如果把某些雇工所得到的膳食供给加到他们的工资上去，那么这一差别就更大了。 我们把最后这个结论与前三个区别开来，因为前三个结论表明的是商品生产规律所引起的普遍而必然的现象，而后一个结论我们就不能把它看成是普遍而必然的现象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在小作坊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和小作坊主（尤其是耕作者）在市场上毫无保障的情况下，独立手工业者的收入低于雇工的工资这种现象是完全可能产生的，而材料也说明，这种现象在实际生活中是常有的。 毫无疑问，前面列举的统计材料是具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引用了许多行业，并且选择这些行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列举了统计表内能够把大作坊分列出来的全部行业；我们引用的并不是个别作坊，而是该类的全部作坊，并且总是把它们同各县的若干大作坊相比较。但最好能对上述现象作出更全面和更确切的说明。幸好《概述》中有这种能使我们部分地实现这个愿望的材料。这就是各作坊按纯收入划分的材料。《概述》按各个行业指出了纯收入达50卢布、100卢布、200卢布等等的作坊数。我们就把这些材料加以汇总。可以看出，有这种材料的有28个行业［注：花边业、五金业和手风琴业也都有这方面的材料，但我们没有引用这些行业，因为它们没有关于各作坊按本户工人数划分的材料。］，包括8364个作坊，即占总数（8991）的93．2％。在这28个行业中共有8377个作坊（有13个作坊并未按收入划分），14135个本户工人＋4625个雇佣工人，共为18760个工人，即占工人总数的93．9％。显然，根据关于93％手工业者的这些材料，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所有手工业者的情况，因为没有任何根据认为其余的7％与这93％是不相同的。在引证我们汇总的材料之前，必须指出下列几点： （1）《概述》作者在进行这种分类时，并不都能严格地保持每一部类的名称的统一和一致。例如他们说：“100卢布以下”，“少于100卢布”，有时甚至是“按100卢布”。并不总能指出每类起点和终点的界限，即：分类的起点有时从“100卢布以下”开始，有时又从“50卢布以下”、“10卢布以下”等开始；分类的终点有时以“1000卢布以上”为止，有时又以“2000—3000卢布”等为止。所有这些不确切之处，都不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我们汇总了《概述》中所引用的全部类别（有15类：10卢布以下，20卢布以下，50卢布以下，100卢布以下，200卢布以下，300卢布以下，400卢布以下，500卢布以下，600卢布以下，700卢布以下，800卢布以下，900卢布以下，1000卢布以下，1000卢布以上，2000—3000卢布），我们对所有那些不太确切和稍有怀疑的地方的处理办法是，把它们分别列入其中的一个类别。 （2）在《概述》中只提供有这类或那类收入的作坊数，而并未表明每一类中全部作坊的收入量。而我们所必需的正是关于后者的材料。因此，我们假定以每一类中的作坊数去乘收入量的平均数，即乘该类中最高额和最低额的算术平均数（例如：在100—200卢布这一类中，是乘150卢布等等），就相当准确地得出了该类全部作坊的收入量。只有最低的两类（10卢布以下的和20卢布以下的）没有采用平均数，而采用了最高的收入量（10卢布和20卢布）。检验的结果证明，用这种方法（在统计计算中一般是许可这样做的）所得出的数字，与实际数字极其接近。根据《概述》的材料，这28个行业的手工业户的全部纯收入为951653卢布，而根据我们按收入分类计算出来的粗略材料则为955150卢布，即多3497卢布＝0．36％。可见在10个卢布中，相差和错误不到4个戈比。 （3）从我们的汇总中，我们只能知道每一类中每户的平均收入，而不知道每一本户工人的平均收入。为了确定后者的数目，就必须再作一次粗略的计算。我们已经知道各户按本户工人数（有的按雇佣工人数）的划分，所以我们就假定：每户的收入愈少，其家庭人口（即每一作坊的本户工人数）也愈少，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也愈少。反之，每户的收入愈多，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也愈多，其家庭人口，即每一作坊的本户工人数也愈多。显然，这种假定在那些想要推翻我们的结论的人看来，是再好不过的了。换句话说：任何别的假定，都只能加强我们的这一结论。 现在我们引证关于手工业者按作坊收入划分的汇总材料。[统计表见第291页。——编者注］ 这些材料过于零散，所以应当把它们合并成为更加简明的项目。我们按收入把手工业者合并为5类：（一）贫穷者——每户收入在50卢布以下；（二）资财不多者——每户收入为50—100卢布；（三）中产者——每户收入为100—300卢布；（四）富裕者——每户收入为300—500卢布；（五）富有者——每户收入500卢布以上。 根据关于各作坊收入的材料，我们把各作坊按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人数的大致划分［注：28个行业中的8377个作坊，按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人数的划分如下：无本户工人的——95个作坊；有1个本户工人的——4362个作坊；有2个本户工人的——2632；有3个的——870；有4个的——275；有5个以上的——143。有雇佣工人的作坊共2228个，其中有1个雇佣工人的——1359个作坊；有2个的——447；有3个的——201；有4个的——96；有5个以上的——125。共有雇佣工人4625人，其工资为212096卢布（每一工人为45．85卢布）。］与这些类别合并起来，就得出下列统计表：[统计表见第292页。——编者注］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得出非常重要的结论，现在我们就按照这几类手工业者来对这些结论加以考察。 （一）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手工业户（28．4％）是贫穷者，平均每户收入约33卢布。假如这全部收入都为一个本户劳力所得，即假定在这类中全部都是单干的本户工人，那么这些手工业者的收入无论如何还是大大低于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的平均工资（45卢布85戈比）。假如这些单干的本户工人大多数属于最低的一个（第三）分类，即为包买主工作的那一类，那么这就是说，“业主”付给在家中工作者的工资比付给作坊中的雇佣工人要少。即使我们假定这类手工业者的工作时间最短，那他们的收入仍然是极其微少的。 （二）占总数五分之二以上的手工业者（41．8％）是资财不多者，平均每户收入为75卢布。这些手工业者并不都是单干的本户工人（如果前一类都是单干的本户工人的话），其中将近一半的家庭有2个本户劳力，因而每一本户劳力的平均收入仅为50卢布左右，就是说并不多于或甚至少于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的工资（除了货币工资45卢布85戈比以外，部分雇佣工人还由业主供给膳食）。所以，占总数十分之七的手工业者的收入等于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的工资，有的甚至低于他们。无论这个结论是多么令人惊异，但它是完全符合于上引关于大作坊比小作坊占优势的材料的。这些手工业者的收入水平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可根据下面一个事实来判断：在彼尔姆省，由业主供给膳食的［注：膳食费一年为45卢布。根据由农业司的统计资料而作出的10年（1881—1891年）平均材料。（见谢·亚·柯罗连科《自由雇佣劳动》）］常年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50卢布。由此可见，十分之七的“独立”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于雇农！ 民粹派当然会说，这只不过是经营农业的额外收入。但是，第一，只有少数农民的农业在扣除捐税、租金和经营支出以后还能养家糊口，这不是早已确定的事实吗？而且我们是把手工业者的收入拿来同由业主供给膳食的雇农的工资作比较。第二，在占总数十分之七的手工业者中，必然包括非耕作者在内。第三，就算农业能供养这两类种地的手工业者，那么，由于与土地的联系而使收入大大降低这一事实，仍然是无可置疑的。 再作一次比较：在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在手工业者那里一个雇佣工人的平均工资为33．2卢布（统计表第149页），而一个在自己受制约的工厂里工作的人，即从前隶属工厂的农民中的一个采矿工人的平均工资，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为78．7卢布（根据《彼尔姆省的统计材料。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工厂区》1894年喀山版），即高1倍多。而在自己受制约的工厂里工作的采矿工人的工资，大家知道总是低于工厂中“自由”工人的工资。因此可以断定，“以手工业与农业的有机联系为基础”的颇负盛名的俄国手工业者的“独立性”，是以降低需求，把生活程度降低到乞丐的水平为代价的！ （三）我们把收入为100—300卢布的家庭算作“中产的”手工业者，每户平均收入约为180卢布。这类家庭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四分之一（24．1％）。他们的收入肯定是不会很多的：按每个作坊有2个半本户劳力计，则每一本户劳力的收入约为72卢布。这个数目是很少的，任何工厂工人都不会羡慕。但是，和大批的手工业者相比，这个数目却是够大的了！由此可见，就连这一点微薄的“资财”也只有靠牺牲别人才能取得，因为在这一类手工业者当中，大多数都雇有雇佣工人（大约85％左右的业主都有雇工，在2016个作坊中，平均每个作坊都有1个以上的雇佣工人）。要从大批为贫困所迫的手工业者中挣脱出去，就必须在目前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基础上，把别人的“资财”夺为己有，参加经济斗争，把大批小工业者排挤到更后面去，而使自己变为小资产者。或者是遭受贫困和极度降低生活水平，或者是（对少数人来说）靠牺牲他人来为自己创造（绝对是极其有限的）幸福：这就是商品生产摆在小工业者面前的两条道路。事实就是如此。 （四）属于富裕的手工业者这一类的，只有3．8％户，平均每户收入为385卢布左右，每一本户劳力平均为100卢布左右（这里按每个作坊主有4个和5个本户劳力计）。这个收入比雇佣工人的货币收入要高一倍左右，是建筑在大量使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因为这一类中的全部作坊都雇有雇佣工人，平均每个作坊有3个左右。 （五）富有的手工业者共占1．9％，平均每户收入为820卢布。列入这一类的一部分是有5个本户工人的作坊，一部分是根本没有本户工人的作坊，即纯粹依靠雇佣劳动的作坊。据计算，每个本户劳力的收入是350卢布左右。这些“手工业者”得到高额收入，是由于大量使用雇佣工人，平均每个作坊约有10个雇佣工人。［注：在这28个行业中的2228个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中，有10个以上雇佣工人的作坊有46个，共有887个雇佣工人，即平均每个作坊有19．2个雇佣工人。］他们已经是小工厂主，即资本主义的作坊主了，把他们同单干的工业者，同农村的手艺人，甚至同在自己家里为厂主干活（下面我们看到，有时就是为这些最富有的手工业者干活！）的人一起算作“手工业者”，如上所述，这只能表明“手工业者”这一术语的涵意非常模糊不清。 在结束叙述手工业调查关于手工业者收入的材料时，还必须指出下列几点。有人会说，手工业中收入的集中程度不是很高：5．7％的作坊占收入的26．5％；29．8％的作坊占收入的64．4％。我们对这种说法的回答是：第一，就是这样的集中程度已经证明，关于“手工业者”的笼统论断和“平均”数字是完全不适当的和不科学的。第二，不应忘记，这些材料并未包括包买主在内，因此上述的收入分配是极不确切的。我们看到，有2346户和5628个工人在为包买主工作（第3分类），可见这里得到主要收入的是包买主。不把包买主算作工业者，这是一种完全人为的和毫无根据的做法。在描述大工厂工业的经济关系时，不说明工厂主的收入数量，这是不正确的，同样，在描述“手工”工业的经济时，不说明包买主的收入（这种收入是从手工业者也参加的同一种生产中得来的，它是手工业者所制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这也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断定，在手工工业中，收入的实际分配的不平衡要比上面所说的严重得多，因为在上述收入分配中缺少了最大的工业者这一类别。 第三篇 （六、什么是包买主？七、手工工业中的“可喜现象”。八、民粹派的工业政策纲领） 六 什么是包买主？ 我们在上面把包买主称之为最大的工业者。从通常的民粹派的观点看来，这简直是胡说。在我国，人们习惯于把包买主描绘成一种处于生产之外的、外来的、与工业本身无关而“仅仅”依赖于交换的人物。 我们不想在这里详细谈论这种观点的理论错误，这种观点的产生，是由于不了解现代工业（也包括手工工业）共同的和主要的根底、基础和背景，也就是不了解商品经济，不了解在商品经济中，商业资本是必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偶然的和外来的东西。我们应该在这里依据事实和手工业调查的材料，而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关于包买主的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把为包买主干活的手工业者单独列为一类（第3分类），是进行这种研究的有利条件。但在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多的缺陷和未经考察的地方，所以研究这一问题是相当困难的。没有关于包买主的数目、关于大小包买主、关于包买主同富裕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在身世方面的关系；包买主的商业活动同他作坊中生产的关系等）、关于包买主的经济等等方面的材料。民粹派把包买主当作外在物这种偏见，妨碍了大多数研究手工工业的人提出包买主经济的问题，可是很明显，对于经济学家说来，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必须详尽而周密地研究：包买主是如何经营的；他们的资本是如何积累起来的；这种资本在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方面是如何运用的；资本在这些方面活动的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是怎样的；包买主在组织购销方面的开支是多少；这些开支是怎样根据商业资本的大小和购销的多少而使用的；有时包买主先在自己作坊里对原料进行部分加工，然后再交给工人在家里继续加工（有时还要由包买主最后加工），有时包买主先把原料卖给小工业者，然后再在市场上购买他们的制成品，造成这种情况的条件是什么。必须比较一下小手工业者、把若干雇佣工人联合在一个工场里的大工业家和把原料分给各家庭去加工的包买主这三者的产品生产价值。必须把每个企业，即每个包买主作为研究的单位，确定他的周转量有多少，在作坊中或在家庭里为他工作的人有多少，他在采购原料、保管原料和产品以及在销售方面雇用的工人有多少。必须比较一下小业主、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主以及包买主的生产技术（工具和设备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分工情况等等）。只有这样的经济研究，才能对下列问题作出确切而科学的回答：什么是包买主，包买主在经济上的意义，包买主在商品生产工业形式的历史发展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问题，按户调查都对每个手工业者详细地调查过，而在总结中却没有这些材料，这不能不认为是个很大的缺陷。即使对每个包买主的经济不能进行（由于各种原因）统计和调查，那么，从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的材料中，也可得出大量上面所说的资料。可是，我们在《概述》中所看到的全是一些民粹派的陈词滥调：“盘剥者”“实质上与生产本身无关”（第7页），而且把包买主、装配作坊以及高利贷者都算作盘剥者；“控制雇佣劳动的，并不是雇佣劳动在技术上的集中，如工厂那样〈？〉，而是手工业者在金钱上的依赖性……盘剥的一种方式”（第309—310页）；“剥削劳动的根源……不在于生产的职能，而在于交换的职能”（第101页）；在手工业中常见的不是“生产的资本化”，而是“交换过程的资本化”（第265页）。我们当然不会责难《概述》的编著者们标新立异，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抄袭了例如在“我国著名的”瓦·沃·先生的著作里比比皆是的那种箴言而已。 要评价这些话的真正意义，只要回想一下我国工业的一个主要部门，即纺织工业就行了，在那里，“包买主”是进行机器大生产的大工厂主的直接先驱者，是他们的前辈。把棉纱分给手工业者，让他们拿到家里加工，这就是我国所有纺织生产昨天的景象。这当然就是在为“包买主”，即为“盘剥者”工作，而这些“包买主”自己并没有作坊（“与生产无关”），“只是”分发棉纱、收集成品而已。我们的善良的民粹派并没有打算研究这些包买主的身世，他们同小作坊主之间的前后相承的关系，他们作为采购原料与销售产品的组织者的作用，他们的资本的作用——集中生产资料，把大批分散的小手工业者聚在一起，实行分工，并准备着也是大生产但已是机器生产的因素。善良的民粹派对于这种“可悲的”、“人为的”等等现象，只是抱怨、发牢骚，用“资本化”的不是生产，而“只是”交换过程这种论调来自我安慰，发表一些“祖国走另外道路”的娓娓动听的议论，而这个时候“人为的”和“毫无根基的”“盘剥者”却沿着自己的老路往前走，续继集中资本，“聚集”生产资料和生产者，扩大原料采购的规模，使生产更细致地分为许多单个工序（整经、纺织、染色和整理等等），并把分散的、技术落后的、以手工劳动和盘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逐渐改变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 目前在我国很多所谓“手工”业中，也在进行着完全同样的过程，而民粹派也同样不去研究发展中的现实；也同样不谈目前各种关系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而只谈可能会怎样的问题（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话），也同样以眼下这“不过是”包买主来自我安慰，也同样把最坏的资本主义形式（就技术落后、经济不完善以及劳动群众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状况而言）加以美化和粉饰。 现在我们来看看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材料。这些材料中所存在的上述缺陷，我们根据需要设法用上面引用的《彼尔姆省手工工业》一书中的材料来弥补。我们首先把那些拥有极大多数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第3分类）的行业划分出来。同时我们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汇总，这一汇总的结果（如上所述）同《概述》中的数字是不一致的。 为包买主工作的户数 行业：第I部类第II部类 总计 制鞋业……………………………………………31 605636 毡靴业……………………………………………607 12619 打铁业……………………………………………70 412482 椵皮席业…………………………………………132 10142 家具业……………………………………………38 4987 马车制造业………………………………………32 2860 缝纫业……………………………………………442 46 7个行业共计…………………………914 11582072 第3分类的手工业者共计……………1016 13202336 可见，在上述7个行业中，大约集中了9/10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我们首先来谈谈这些行业。 先谈制鞋业。为包买主工作的鞋匠绝大多数集中在昆古尔县，该县是彼尔姆省皮革生产的中心。大量的手工业者在为皮革厂主工作：《概述》第87页指出了8个包买主，而为他们工作的就有445个作坊［注：其中有217个作坊只为2个包买主（波诺马廖夫和佛敏斯基）工作。昆古尔全县为包买主工作的制鞋作坊共有470个。］。所有这些包买主都是“历来的”皮革厂主，他们的名字在1890年和1879年的《工厂一览表》中，以及在1869年的《财政部年鉴》第1编的注释中，都可找到。皮革厂主先把皮革裁好，然后把裁好的皮革分发给“手工业者”去缝制。按照厂主的要求，有些家庭专门拉伸鞋面。有很多“手工”业完全是同工厂的皮革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有很多工序是在家中完成的，这就是：（1）修饰皮革；（2）缝鞋；（3）胶合碎皮做鞋跟；（4）洗濯鞋用螺丝钉；（5）制造鞋用双帽钉；（6）制造鞋楦；（7）制作皮革厂用的灰；（8）制作皮革厂用的“檞树皮”（柳树皮）。皮革生产中的废料由毡靴业与制胶业去加工（《手工工业》第3编第3—4页及其他各页）。除了细致的分工（即把一件物品的生产分成若干工序，由不同的人去完成）以外，按货品的分工也在这种生产部门中发展起来：每一户（有时甚至是手工业村的每一条街）制作一种皮鞋。可笑的是，在《手工工业》一书中竟说：“昆古尔县的皮革业”是“工厂工业与手工工业的有机联系对双方都有利这种思想的典型体现”（原文如此！）……工厂同手工工业实行了正确的（原文如此！）结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正是这样！）不去摧残……而去发展手工工业的力量。（第3编第3页）例如，厂主佛敏斯基在1887年叶卡捷琳堡展览会上得到了一枚金质奖章，这不仅是因为他制出了优良的皮革，并且还“因为他的生产规模庞大，使邻近的居民能够挣到工钱”（同上，第4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就是说：在他的1450个工人中，就有1300个工人在家里干活。在另一个厂主萨尔塔科夫的120个工人中，就有100人在家里干活，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彼尔姆省的厂主在培植和发展手工业方面，大大胜过民粹派的知识分子…… 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的制鞋业的组织情况与此十分类似（《手工工业》第1编第148—149页）：皮革厂主缝制皮鞋，也是一部分在自己的缝鞋铺里做，一部分分给各个家庭做；有一个大皮革制鞋作坊主，拥有将近200名固定工人。 现在，我们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制鞋业以及同制鞋业有联系的其他许多“手工”业的经济组织了。这不过是资本主义大作坊（按我国官方统计的术语来说就是“工厂”）的一个部分，不过是资本主义大规模制革作业中的局部操作。企业主组织大规模的原料购买，开办制革厂并建立了对皮革继续进行加工的完整体系——这种体系是建筑在分工（作为技术条件）和雇佣劳动（作为经济条件）之上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坊中只完成一种工序（剪裁鞋面），其他工序则由为他们干活的“手工业者”在自己家里完成；企业主规定了生产的数量、计件工资的数额、商品的式样以及每种产品的数量。他们也组织了产品的批发。显然，按科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其中有些部分已经变成了高级形式——工厂（因为生产中采用了机器与机器体系，大制革厂有了蒸汽发动机）。把这种手工工场中的某些部分列为一种特殊的“手工业”生产形式，这显然是很荒谬的，它抹杀了雇佣劳动占优势和整个皮革制鞋业都服从于大资本这一基本事实。不用去发表什么这一行业成立“交换的合作组织”（《概述》第93页）是合宜的这种可笑的议论，最好还是更详细地去研究实际的生产组织，研究那些使工厂主宁肯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条件。毫无疑问，工厂主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更为有利，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手工业者，尤其是种地的手工业者和第3分类的手工业者的工资微薄这种情况，也就会了解这种利害所在了。企业主把原料分到家里，这样就减少了工资支出，节省了厂房、部分工具和监督等方面的开支，摆脱了向厂主（他们不是厂主，是商人！）提出的并不总是愉快的各种要求，获得了更加零星分散、更加无力自卫的工人，获得了义务看管这些工人的监工，即类似“包工”或“小场主”（这是我国纺织工业在实行把棉纱分到家里的制度时出现的两个名词）这样的人，就是那些为企业主工作，而自己还去雇用工人（636户为包买主工作的鞋匠中就拥有278个雇佣工人）的手工业者。我们在总的统计表上已经看到，这些雇佣工人（第3分类中的）得到的工资最低。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们受着双重的剥削：从工人身上榨取“薄利”的雇主的剥削和分配原料给小业主的皮革厂主的剥削。大家知道，这些小场主熟悉当地的情况和每个工人的特点，他们在发明各种压榨手段、使用盘剥性的雇佣劳动和实行实物工资制[72]等等方面是有无穷智慧的。在上述作坊和“手工业的窝棚”里，工作日无比漫长是人所共知的，而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的是，1894—1895年度的手工业调查，却几乎完全没有提供关于这些最重要问题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独特的榨取血汗制度及其加重对工人压榨的大批中间人和毫无监督、肆无忌惮的剥削。 关于毡靴业（按为包买主工作的家庭的绝对数来说，它占第二位）的组织情况，遗憾得很，《概述》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我们看到，在这一行业中有些手工业者拥有几十个雇佣工人，但他们是否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是否把一部分工序拿到自己作坊以外去完成［注：下诺夫哥罗德省的阿尔扎马斯县和谢苗诺夫县的制毡业的组织情况就是如此。见《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下诺夫哥罗德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只能指出一个为调查者们所确认的事实，就是毡靴业的卫生条件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概述》第119页，《手工工业》第3编第16页）：酷热难忍，灰尘弥漫，空气闷人。这就是手工业者的住房情况！其必然结果就是：手工业者干不了15年，就要患肺病死去。伊·伊·莫列桑调查了劳动的卫生条件后说：“13岁到30岁的工人是毡靴工人中的主要成员。他们几乎都是脸色苍白，皮肤没有光泽，精神萎靡，好象病得很虚弱的样子。”（第3编第145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于是调查者作出了这样的实际结论：“必须责成业主修建相当宽敞的作坊〈毡靴制作坊〉，使每个工人能经常呼吸到一定量的空气”；“作坊应该专门用来做工，绝对禁止工人在里面过夜”。（同上）总之，保健医生们要求为这些手工业者建立工厂，禁止在家里干活。不能不希望这一措施能够实现，它将推动技术进步，排除大批中间人，为调整工作日和改善劳动条件扫清道路：一句话，它将消除我国“人民”工业中最惊人的罪恶现象。 在椵皮席业的包买主中，有一个奥萨的商人布塔科夫，根据1879年的调查资料，他在奥萨城有一个拥有180名工人的根皮席厂。［注：1879年《工厂一览表》。为包买主工作的椵皮席工人大多集中在奥萨县。］难道因为这位厂主认为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更为有利，就必须把他看成是“与生产本身无关”的吗？我们也很想知道，被排斥在手工业者之外的包买主，同那些没有本户工人、“买了韧皮交给计件工人去加工，让计件工人用自己的工具把它做成席子和草包”（《概述》第152页）的“手工业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民粹派的偏见使研究的人陷入混乱的一个明显例子。这一行业中的卫生条件也是很糟糕的。拥挤、肮脏、灰尘、潮湿、臭气和漫长的工作日（一昼夜做12—15小时）：这一切竟使手工业的中心成了真正的“斑疹伤寒的发源地”［注：《概述》第157页。］，斑疹伤寒在这里经常发生。 关于打铁业中为包买主工作的组织情况，我们从《概述》中也无法弄清，只好去查考《手工工业》一书，该书对下塔吉尔的打铁业作了很有意义的记述。托盘和其他产品的生产是在几个作坊中分别进行的：铆钉作坊打铁，镀锡作坊镀锡，油漆作坊上油漆。有些业主手工业者这几种作坊都有，所以他们是纯粹的手工工场主。有些业主手工业者只在自己作坊中完成一项工序，然后将半成品分给手工业者到家里去镀锡和上油漆。因此，这里已非常清楚地表明，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和一个业主拥有若干局部作坊这两种手工业经济组织是一样的。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包买主手工业者是最大的业主（共25人），他们最有利地组织大规模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这25个手工业者（也只有他们）常常上集市或开设店铺。除他们以外，那些大“商人工厂主”也是包买主，他们在叶卡捷琳堡展览会的工厂馆中展览过自己的产品。该书作者把他们列入“工厂手工〈原文如此！〉工业”中（《手工工业》第1编第98—99页）。总之，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幅极其典型的、通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方法同小作坊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图画。为了清楚地说明，把工业者分为“手工业者”和“厂主”、生产者和“包买主”这种做法对于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很少有所帮助，我们就利用上述一书中所引证的数字，并用统计表来表明手工业的经济关系： 现在有人会对我们说，包买主同高利贷者一样，“是与生产本身无关的”，他们的统治只是说明“交换过程的资本化”，而不是“生产的资本化”！ 制箱业（《概述》第334—339页；《手工工业》第1编第31—40页）也是一个极其典型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例子。它的组织是这样的：若干有使用雇佣工人的作坊的大业主采购材料，自己部分地制造产品，但主要是把材料分给小的局部作坊，而在自己的作坊里组装箱子的各个部件，最后加一道工，就把货物运到市场上去。分工这个手工工场的典型条件和技术基础在生产中有了广泛的运用：制造一只完整的箱子要分10—12道工序，每道工序都由局部手工业者分别去做。该行业的组织就是局部工人（在《资本论》中叫作Teilarbeiter［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6—379页。——编者注］）在资本指挥下的联合。为什么资本宁愿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而不愿交给作坊中的雇佣工人去做，关于这一点，1894—1895年度手工业调查关于叶卡捷琳堡县（手工业中心之一）涅维扬斯克工厂所属各作坊的材料给了明确的回答，在那里我们能同时看到装配作坊和局部手工业者。因而把这二者加以比较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我们把统计表中的对比材料列举如下（统计表第173页）： 涅维扬斯克工厂 所属的箱子制造者部类分类 作坊数工人数 总收入工资 纯收入 本户工人雇佣工人共计 共计每一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雇佣工人所得共计 每一本户工人所得 “包买主”II1 2113 145850418 13001001617 808.5② “手工业者”II3 8118 19131570.3 35144984 89.4 ［注：每一作坊所得。］ 在研究这个统计表时，首先说明一下，假如我们不单独引用涅维扬斯克工厂的材料，而引用整个第1分类和第3分类的材料（《概述》第335页），结论还是一样的。这两个分类的总收入额显然不能相比，因为经过各种局部工人和装配作坊的同是这些原料。但是，关于收入和工资的材料很能说明问题。可以看出，装配作坊的雇佣工人的工资高于不独立的手工业者的收入（100卢布比89卢布），虽然后者也剥削雇佣工人。这些雇佣工人的工资还不到装配作坊工人的工资的一半。既然“手工”工业赋予我国的企业主这么大的“优越性”，那企业主怎么会不认为“手工”工业比工厂工业好呢！在马车制造业中，为包买主工作的组织情况也完全相似（《概述》第308页及以下各页，《手工工业》第1编第42页及以下各页）；也是这样一些装配作坊，其业主是局部手工业者的“包买主”（分配工作者，给与工作者），作坊中的雇工的工资也超过不独立的手工业者的收入（更不用说他们的雇佣工人了）。这种情况在耕作者（第Ⅰ部类）或非耕作者（第Ⅱ部类）那里都是存在的。在家具业中，彼尔姆市的家具店就是包买主（《概述》第133页，《手工工业》第2编第11页），他们在订货时，给手工业者提供了样品，从而也就“逐渐提高了生产技术”。 在缝纫业中，彼尔姆和叶卡捷琳堡两地的服装店是把衣料分给手工业者去缝制的。大家知道，在西欧和美洲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缝纫业和成衣业的组织情况也完全相同。“资本主义”的西欧同“人民生产”的俄国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在西欧，人们把这种制度称作榨取血汗的制度，并且寻求各种方法来反对这种最坏的剥削制度，例如，德国的裁缝正在设法要老板建立工厂（就象俄国民粹派所说的，“人为地培植资本主义”），而在我国却把这种“榨取血汗的制度”悠然自得地称为“手工工业”，而且还去讨论它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绝大多数手工业者为包买主工作的全部行业。这一考察的结果怎样呢？我们深信，民粹派所谓包买主甚至装配作坊都是高利贷者，都是同生产无关的成分等等之类的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尽管《概述》中的材料有上述缺陷，尽管调查计划中并没有关于包买主经济的问题，根据大多数行业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断定，包买主同生产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甚至直接参加了生产，就象有雇佣工人的作坊主“参加”生产一样。认为为包买主工作，只不过是一种不正当行为，一种偶然事件，一种“交换过程资本化”的结果，而不是生产的结果，这种看法是最荒唐不过的。恰恰相反，为包买主工作，正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形式，是生产中经济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组织；这种直接从小商品生产（在我国好心肠的书刊中常称之为“人民的小生产”）中产生出来的组织，直到现在还同小商品生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当最富裕的小业主、最先进的“手工业者”通过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方法扩大其周转时，就给这一制度打下了基础。为包买主工作，直接隶属于有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作坊，往往只是它的继续或一个部分，所以这种工作不过是工厂的附属物（对这一用语不能从科学意义上而只能从口语的意义上来理解）。按工业形式的科学分类来说，在工业形式的顺序发展中，为包买主工作多半可以算作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因为，（1）它是建筑在手工生产和小作坊的广阔基础上的；（2）它在这些作坊之间实行分工，并在作坊内部发展分工；（3）它把商人置于领导生产的地位，就同大规模进行生产、大批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工场手工业的通常情况一样；（4）它把劳动者降低到在业主作坊或在自己家里干活的雇佣工人的地位。大家知道，正是这些特征表明了作为工业资本主义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的工场手工业的科学概念（见《资本论》第1卷第12章［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3—407页。——编者注］）。大家知道，这一工业形式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深刻统治，它是资本主义最后和最高的形式，即大机器工业的直接先驱者。由此可见，为包买主工作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落后形式，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落后现象使为包买主工作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特别恶化，使他们遭受一系列中间人（榨取血汗的制度）的剥削，使他们零星分散，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只能在最不卫生、工作日极长的条件下工作，而最主要的是，他们只能在极难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的条件下工作。 我们现在对1894—1895年度的手工业调查材料考察完了。这一考察完全证实了“手工业”这个概念极其空泛这一上述论断。我们看到，这一概念包括各种各样的工业形式，甚至可以说包括几乎科学上的一切工业形式。事实上，这里包括用消费者的原料为他们（消费者）定做物品、取得实物或货币报酬的宗法式手艺人；包括完全是另一种工业形式的人物——一家都劳动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拥有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作坊主及其在一个作坊里可达几十人之多的雇佣工人；包括拥有大量资本、控制着一系列局部作坊的手工工场企业主；也包括为资本家工作的家庭工人。在所有这些类别中，无论是耕作者或非耕作者，是农民或是市民，都同样地被看作是“手工业者”。这种混乱现象，决不是这次关于彼尔姆省手工业者的调查所特有的。决不是的。这种混乱现象在讲到或写到“手工”工业时随时随地都可遇到。例如，凡是看过《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的人都知道，那里同样也把所有这些类别列为手工业者。我国民粹派经济学所惯用的方法，就是把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工业形式搅在一起，统统称之为“人民的”“手工”工业，并且——朋友们，请别笑！——把这种毫无意思的东西同“资本主义”，即“工厂工业”进行对比。这种巧妙的方法证明其首创者的思想和认识是出奇的深奥，而“论证”这种方法的，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就是瓦·沃·先生，他在自己那本《手工工业概述》的头几页里，就举出了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等省“工厂”工人的官方数字，并且拿来同“手工业者”的数字相比较，结果当然是，在神圣的俄罗斯，“人民工业”要比“资本主义”发达得多，但是对研究者们多次肯定的事实［注：例如见1883年《法学通报》[73]第11期和第12期所载哈里佐勉诺夫先生的《手工工业的意义》一文，该文把当时所有的统计材料作了汇总。］，即这些“手工业者”的绝大多数也是在为那些工厂主工作，我们这位“权威的”经济学家却很知趣地不作声了。《概述》的作者紧紧跟着民粹派的偏见走，重复着同样的方法。虽然在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的全年生产总额只有500万卢布［注：我们更不必谈这一数字的确定是多么可笑了。例如，面粉业的生产总额最高，达120万卢布，因为这里把磨坊主加工的全部粮食的价值都算在里面了！而在统计表和《概述》的叙述中，却只有143000卢布的总收入（见第358页及附注）。制鞋业的生产总额为93万卢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昆古尔工厂主的流转资金，如此等等。］，而“工厂”工业则有3000万卢布，但是，“从事工厂工业的工人数只有19000人，而从事手工工业的却有26000人”（第364页）。请看，这一分类简单得惊人： （一）工厂工人………………………………19000 （二）手工业者………………………………26000 ————————————————— 共计45000 显然，这种分类给“祖国可能走另外道路”的议论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我们面前的这些研究工业形式的手工业按户调查材料，还是有点用处的。我们现在打算根据调查材料（民粹派的分类简直是在嘲笑这些材料）和各种工业形式来分类。我们把调查中关于20000工人的百分比，归到作者们根据别的材料而增大了的26000这一数字上来： 一、商品生产 工人数 （一）以资主义方式使用的工人。 （1）“工厂”工人（根据1885—1891年这7年的材料， 平均每个作坊有14.6名工人）…………………………………………………19000 30700 68.2％ 42.2％ （2）“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占总数的25％）。 （其中有14在平均每个作坊有14.6个工人的作坊中）………………………6500 14.4％ （3）在家中为包买主工作者，即第3分类中的家庭 手工业者，他们占20％。（其中很多就是在为（1）（2） 两类工人为其工作的那些工厂主工作）………………………………………5200 11.6％ （二）小商品生产者，即第1分类中的家庭手工业者， 他们占30％。（其中将近13有雇佣工人）……………………………………7800 17.4％ 二、手艺 农村（一部分是城市的）手艺人，即第2分类中的 家庭手工业者，他们占25％。（其中一小部分也有雇佣工人）……………6500 14.4％ 共计45000 100％ 我们深知，这一分类也有错误：其中没有工厂主，却有雇有数十个雇佣工人的手工业者；偶然地包括了一部分没有被特别划分出来的手工工场主，而另一部分被算作“包买主”的手工工场主又没有包括进去；只包括了1个城市的城市手艺人，而未包括11个城市的手艺人等等。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分类是以手工业调查中关于工业形式的材料为依据的，因此，上述的错误都是这些材料的错误，而不是分类的错误。［注：也许有人反驳说，手艺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占手工业者的雇佣工人总数的20％）不应列入商品生产，而应列入手艺中去。可是劳动力在这里本身就是商品，而买卖劳动力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无论如何，这一分类使我们确切地认识到实际情况，说明了参加工业的各种人之间的真正的社会经济关系，因而也说明了他们的状况和他们的利害关系，——而这样的说明正是一切科学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 七 手工工业中的“可喜现象” 《概述》中列举的那些应当表明手工工业中的“光明面”和“可喜现象”的事实，如果我们避而不谈，那有人就会责备我们片面，责备我们只知道暴露手工工业的黑暗面了。 例如，有人告诉我们，雇佣劳动在手工业生产中有某种特殊意义，因为这里的雇佣工人有所不同，他们“在生活上接近”于业主，并且本人也“可能”变成业主。可见，这里竟把使所有的工人都变成小业主这一善良的愿望，当作“可喜现象”！［注：至于这种“在生活上接近”对支付工资的制度和办法，对雇用的方法、盘剥工人的手段以及对实物工资制产生怎样的影响，就一点也没有讲了。］但不是使所有的工人，而是使某些工人会变成小业主，因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意向，无疑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其中也包括手工业者”（《概述》第6页）。这种说法简直是无比的幼稚，它竟直截了当地把“所有的人”都与小资产者等同起来！毫不奇怪，谁要是戴上小资产者的眼镜去看整个世界，谁就会发现这种绝妙的真理。在第268页上，把一个拥有8个雇佣工人、产值为1万卢布的小工厂，说成“就其劳动状况〈原文如此！〉说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手工业企业”。在第272—274页上，描写了另外一个小厂主（拥有7个雇佣工人和5个学徒；产值为7000卢布），说他在从农民村团租来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高炉，并向手工业银行申请5000卢布的贷款，来安装一座熔铁炉，并解释说，“他的整个企业只涉及地方的利益，因为采矿将由当地农民在村团份地上进行”。银行根据某些手续上的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概述》在这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把这个企业变为合作制的即村团的企业的诱人图画：这“无疑是很合”业主的“心意的，他不但成了生产利益的关怀者，而且成了他周围同一村团成员的利益的关怀者”。企业“关系到同一村团成员许许多多的劳动利益，他们会为工厂采伐和运送矿石和木材”。“户主们会把矿石、煤等物送到工厂中去，就象主妇们会把牛奶送到村团的干酪制造场去一样。当然，这里的组织比村团的干酪制造场想来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使用本地的技工和小工干活即把矿石炼成铁的情况下。”啊，多么惬意呀！小工（“同一村团的成员”）会把矿石、木柴等物“送到工厂中去”，就象农妇们会把牛奶送到干酪制造场去一样！！我们并不否认，手工业银行在发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时，会（如果官僚主义的组织不妨碍它的话）象其他银行一样提供同样的服务，但如果它同时还要发展申请贷款的企业主那种伪善行为和马尼洛夫式的废话，那就非常可悲了。 我们已经知道：把拥有大量雇佣工人的企业说成是“手工业”企业的根据，就是业主亲自参加劳动。但是，这一条件会使小资产者感到有些束缚，于是，《概述》就竭力加以扩大：“完全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也可能是手工业企业，只要企业的“成就”依靠了业主的“亲自参加”（第295页），甚至只要业主“不得不把这种亲自参加局限于经营方面的种种操劳”（第301页）。难道彼尔姆省的民粹派的“进展”不是很顺利吗？“亲自劳动”，“亲自参加”，“种种操劳”。亲爱的，你还想要什么呢？［注：这句话出自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的诗《你有钻石和珍珠……》。——编者注］烧砖业中的雇佣劳动给雇佣工人带来了“特殊的利益”（第302页），他们在烧砖厂中找到“额外的收入”；同时，这些工厂的厂主经常感到“需要钱来雇用工人”。《概述》于是推断说，手工业银行应该答应贷款给这样的业主，“根据手工业银行章程第7条第3款的附注，这些企业是应当特别重视的事件”（第302页）。这句话虽然有些欠通，但却非常感人和意味深长！在描写烧砖业的结尾部分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最后我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说，在农民当中，烧砖业的业主和雇佣工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的，虽然这个行业在形式上并没有过什么劳动组合，但在事实上，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却存在着牢固的协作关系。”（第305页）请读者参看一下上面统计表上对这种“协作关系”的描绘。还有一个怪论，可说是民粹派经济概念混乱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就是《概述》在维护和粉饰雇佣劳动的同时，硬说拥有雇佣工人的业主决不是盘剥者，货币资本的占有者才是盘剥者，因为他们“剥削着手工业者业主及其雇佣工人的劳动”（！），同时，《概述》又极其不恰当地、毫无分寸地为盘剥行为辩护：“不管人们把盘剥描绘得如何阴暗，但它暂时还是手工业生产交换机器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齿轮……如果没有盘剥者，没有任何资金，手工业者就只好陷于失业，相比之下，盘剥对手工工业取得的成就来说，无疑应当认为是有益的。”（第8页）［注：在《手工工业》一书第1编第39页及以下各页中，也有这样的见解，那里不同意《实业记者报》[74]所说的不应当把盘剥者（制箱业中的装配作坊主）列入手工业部门。该书对这一点回答道：“我国全部手工工业都受着私人资本的束缚，因此，如果只把自己出卖自己产品的手工业者列入手工业部门，那我们的手工业部门就空空如也了。”这样的供认不是极其典型的吗？这种控制着手工业的“私人资本的束缚”，我们已经根据调查材料在上面说明了。］这个暂时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如果说，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因素，是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社会（比如我们的社会）机器上的必要齿轮，这是对的。根据这个解释，“暂时”一词应该这样理解：当我国还保持着最落后和最坏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工业自由和竞争自由（特别是在农民中）暂时要受到无数的限制。只怕这样的解释，不合彼尔姆省和其他地方的民粹派的心意！ 现在我们来谈谈劳动组合，谈谈这些所谓村社原则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体现，这些原则民粹派认定存在于手工业中。考察一下全省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材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调查把对劳动组合的统计和研究直接列入了计划（第14页第2点）。因此，我们不但能认识各种类型的劳动组合，而且还能了解它们推广的情况。 榨油业。“一个日常生活上的真正劳动组合”：在波克罗夫斯克镇和加夫里亚塔村，弟兄五个有两个油坊，他们虽已分了家，油坊却是轮流使用的。这些事实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它们说明了手工业中村社式劳动的继续性的契约条件”。显然，这种日常生活上的“劳动组合，对于在手工业中以合作原则推广工厂式生产这一问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先例”（第175—176页）。由此可见，作为合作制的先例和村社精神的体现的真正劳动组合，原来就是没有分家的继承人的共有财产！！这样说来，罗马的民法和关于共同占有制即关于继承人和非继承人之间的共有财产制的我国法典第10卷[75]，显然都成了“村社精神”和“合作制”的真正捍卫者了！ “在面粉业中……农民对劳动组合的热情，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一些独特的日常生活方式上。”很多磨坊是由协作社甚至整个村庄公共使用的。使用磨坊的方法，最普通的是轮流制；其次是根据每一磨坊主的支出，把纯收入按比例分成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合伙的业主自己很少参加生产劳动，通常都是由雇用劳动来进行”（第181页；树脂坊的劳动组合情况也是如此。——第197页）。惊人的独特性和劳动组合，实际上就是那些共同雇用工人的业主的共有财产！而手工业者轮流使用磨坊、树脂坊和铁铺这一事实，恰恰相反，证明生产者极其分散，连共有财产也不能促使他们走向合作。 “劳动组合铁铺”是“劳动组合组织的形式之一”。（第239页）铁铺老板们为了节省燃料，就合并成一个铁铺，雇用一个风箱手（为了节省人手！）并向一个铁铺老板出资租用房子和铁锤。这样一来，把一个人私有的东西出租给别人，就是“劳动组合的组织”！真该把罗马法称之为“劳动组合组织”的法典啊！……“在劳动组合的组织中……我们找到了新的说明：在手工业者的生产中，阶级并没有形成；在农业和手工业中，存在着我们在劳动组合磨坊中已经看到的情况，这就是分化已经复合。”（第239页）这样一来，还有什么蛮横的人敢来谈论农民的分化呢！ 总之，到现在为止，手工业者联合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实一件也没有，更不必谈生产中的联合了！但是，这样的联合还是有的。根据彼尔姆省手工业者按户调查的登记，这种联合一共有4个，而且全都是在手工业银行的帮助下办起来的：马车制造业中有3个，农业机器制造业中有1个。其中一个劳动组合有雇佣工人（两个学徒和两个雇用的“帮”工），在另一个劳动组合中，有两个伙计出资租用属于第三个伙计的一个铁铺和一个作坊。大家一起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而工作则在各人的作坊中进行（除上述出资租用铁铺和作坊的情况以外）。这4个劳动组合联合了21个本户劳力。彼尔姆省手工业银行已经开业好几年了。假定这个银行现在每年能够“联合”（为了租用邻近的铁铺）的本户工人不是20个而是50个，那么，要把所有15000个手工业者本户工人都“联合成”“劳动组合的组织”，就需要整整300年。等这件事完了，再来开始“联合”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而彼尔姆省的民粹派却得意洋洋地说：“手工业界要独立工作这一思想所创造的如此重要的经济主张，乃是以劳动不依赖资本为基础的手工业生产在经济上进步的可靠保证，因为当前这些事实说明，手工业者渴望劳动独立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完全是自觉的。”（第333页）先生们，请你们发点慈悲吧！当然，民粹派不讲马尼洛夫式的词句，是不能设想的，但也该有个限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个劳动组合表现出“劳动不依赖资本的原则”：它们都是大小业主的劳动组合，很多劳动组合拥有雇佣工人。在这些劳动组合中，并没有什么协作，甚至连共同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情也少得可怜，所联合的业主也少得惊人。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对拥有20000工人的将近9000个小作坊的调查中，会发现生产者竟如此惊人的分散和落后，共有财产的事例只有几十个，3—5个小业主联合起来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例还不到10个！这种分散性也许会成为可悲的、经济上和文化上停滞不前的最可靠保证，可是我们幸而看到，资本主义在一天天地摧毁着宗法式的手艺及其自给自足的小业主的地方局限性，一天天地破坏着狭小的地方市场（它们支持着小生产），而代之以全国的和全世界的市场，迫使不只是什么加夫里亚塔村的生产者，而是全国甚至各国的生产者联合起来，使这种联合超出大小业主的范围，向这些联合提出了比更便宜地购买木材和铁或更有利地出卖钉子和大车的问题更为广泛的问题。 八 民粹派的工业政策纲领 因为人们的实际打算和措施总和他们在现实中认为是“可喜的”和令人鼓舞的现象相联系，所以，把一切“可喜的现象”都用来粉饰小经济中的雇佣劳动，用来颂扬小业主的极少数极片面的联合的《概述》，它对手工工业抱着一些什么样的愿望，是可想而知的。这些愿望就是通常民粹派方策的重复，它们的特点一方面是自相矛盾，另一方面是无限地夸大用空谈来解决重大问题的平凡“措施”。在《概述》的开头，即在序言里，还在叙述调查材料以前，我们就碰到了一些浮夸的议论，说什么“手工业信贷的任务”是“消除〈原文如此！〉缺钱状况”，建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交换的合作组织”（第8页），“普及劳动组合组织”，建立手工业仓库，成立技术质询处，开办技术学校等等（第9页）。这些议论在该书中一再重复。“需要改组手工业经济，使手工业者手头有钱，简单些说，就是要使手工业者从盘剥者那里解脱出来。”（第119页）“现代的任务”就是要“用信贷”来实现“手工业的解放”等等。（第267页）“必须使交换过程合理化”，设法“在农民的农业经济中实行合理的信贷、交换和生产的原则”（第362页），必须建立“劳动的经济组织”（原文如此！！第363页），“必须使国民经济有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如此等等。你们知道，这就是调查材料中大家所熟悉的民粹派的万应灵药。好象是为了彻底证实自己对民粹主义的信仰，作者们从不放过机会斥责整个货币经济，他们教导读者说：手艺“对国民经济有很大的好处，保证国民经济能够避免从自然经济变为货币经济”。“国民经济的迫切利益，是要求出产的原料就地加工，尽可能不让货币参与交换过程。”（第360页） 民粹派的纲领在这里叙述得淋漓尽致，真是再好也不过的了！我们说“民粹派的纲领”，是因为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概述》的作者同其他民粹派的区别，恰恰相反，是他们的共同点。我们感兴趣的是民粹派关于整个手工业的实际纲领。不难看出，《概述》里最突出的恰好是这个纲领的基本点：（1）斥责货币经济，同情自然经济和原始的手艺；（2）用各种措施支持小农生产，如发放信贷，发展技术等等；（3）在大小业主之间建立各种联合组织和协作社，如原料供应社，仓库协作社，存放款协作社，信贷社，消费社，生产社；（4）“劳动组织”——这是民粹派各种各样美好愿望当中的惯用语。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纲领吧！ 首先谈谈对货币经济的斥责，对工业说来，货币经济尚带有十分虚幻的性质。甚至在彼尔姆省，手艺也早已被商品生产排挤到很次要的地位，处境非常可怜，在《概述》里我们就看到作者希望“手工业者摆脱从属地位”，也就是“设法使销售的范围扩大到当地消费需求之外”（第33页），以消除手艺人对订货的消费者的依赖。换言之：在理论上斥责货币经济，而在实践中却竭力把手艺变为商品经济！这种矛盾决不是《概述》所独有，而是一切民粹派空洞计划的共同特点：不管他们怎样固执地反对商品（货币）经济，但从门口赶出去，又从窗口飞进来的现实和他们所主张的措施，却正好在发展商品经济。信贷就是一个例子。民粹派在自己的计划和愿望中并不排除商品经济本身。例如，《概述》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他们提出的改革不应该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相反，《概述》只希望建立交换的合理原则，交换的合作组织。商品经济还是存在，只是应当按照合理原则加以改善。这种空想一点也不新鲜，一些最有名的人物在旧的经济著作中已经谈到过了。它在理论上的荒谬，早就暴露出来，所以不必再去谈论这个问题。要是不去妄谈什么必须使经济“合理化”，而首先使自己对现实的经济的看法，对种类繁多、成分复杂的大批“手工业者”——他们的命运，我国的民粹派竟想如此官僚主义地和轻率地从上面来加以决定——中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看法“合理化”，岂不是更好吗？根据关于“劳动组织”等等这种似乎是“纯粹”思想的方策而臆造出来的民粹派的实际措施，事实上只是帮助和促进了“善于经营的农夫”、小厂主或包买主，帮助和促进了所有一切小资产阶级分子，实际情况岂不正是这样吗？这决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个别措施的不完善或不成功所造成的结果。相反，在商品经济的总的基础上，首先并且最多地利用信贷、仓库、银行、技术指导等等的，必然是而且一定是小资产者。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假如是这样，假如民粹派在自己的实际措施中，违背自己的意志，不自觉地去为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因而也是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效劳，那么，原则上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进步过程的人们，为什么还要抨击民粹派的纲领呢？由于思想外衣有错误或者——说得温和些——值得争论，就去抨击实际上是有益的纲领，这是否有道理呢？要知道谁也不会否认技术教育、信贷、生产者的协作社和联合组织的“好处”。 这种反驳意见并不是虚构的。它们常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理由，来回答我们对民粹派的论战。就假定这些反驳意见是对的，那也丝毫不能驳倒下面这一点：单是给小资产阶级的空洞计划披上极为崇高的、医治社会的万应灵药的外衣，就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害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谈论。我们想把问题提到现时最迫切最紧急需要的实际基础上来，并且从这个故意缩小了的角度来评价民粹派的纲领。 虽然民粹派的许多措施有实际的好处，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总起来说，这些措施是：（1）极其不彻底的；（2）学究式的和毫无生命力的；（3）同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向我国工业提出的实际任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我们来加以说明。第一，我们指出了作为实践者的民粹派的不彻底性。除上述那些通常被看成是自由派的经济政策、经常写在西欧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旗帜上的措施以外，民粹派还异想天开地打算阻止目前经济的发展，妨碍资本主义的进步，援助在同大生产战斗中已经疲惫不堪的小生产。他们维护那些限制土地转移自由、限制流动自由、保持农民等级制闭塞状态等等的法令和制度。试问，是否有什么合理的根据来阻止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的发展呢？我们从调查材料中看到：颇负盛名的手工业者的“独立性”，丝毫也不能保证他们不从属于商业资本，摆脱最残酷的剥削；实际上，大批这种“独立”手工业者的处境往往比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还要可怜。他们的收入少得惊人，劳动条件（就环境卫生和工作日之长而言）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生产分散，技术原始、落后。试问，是否有什么合理的根据来保持那些巩固“同土地的联系”并禁止破坏这一使民粹派感到欣慰的联系的警察法呢？［注：《概述》也满腔热诚地谈到村社的好处和地产“转移自由”的害处，据说这会引起“无产阶级”的出现（第6页）。转移自由同村社的对立，清楚地说明了“村社”的最反动和最有害的特点。我们倒很想知道，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每年挣33或50卢布而不算赤贫者的“无产者”？］1894—1895年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材料清楚地证明，人为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是十分荒谬的。这只会降低他们的收入，——在“同土地有联系”的情况下，比非耕作者少一半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使散居在农村中的生产者更加孤立和分散，使他们在每个包买主和作坊主面前更加软弱无力。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同时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但并不能防止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出现。民粹派回避这样提问题：是阻止还是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宁愿议论“祖国走另外道路的可能性”。但是既然谈到当前的实际措施，那任何活动家都应该立足于当前的道路［注：当前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点，据我们所知，就连民粹派自己，无论是尼·—逊先生、瓦·沃·先生或者是尤沙柯夫先生等等，都没有否认过。］上。你们尽可设法把祖国“拖到”另外的道路上去！这种活动不会引起任何批评（除了讥笑的批评）。但是请你们不要替人为地阻止目前的发展辩护，不要用“走另外道路”的空话来掩盖消除目前道路上的障碍的问题。 在评价民粹派的实际纲领时，还必须注意另一种情况。我们已经看到，民粹派竭力想把自己的愿望表述得抽象些，把它们说成为一种“纯粹”科学、“纯粹”正义的抽象要求，而不是具有一定利害关系的现实阶级的现实需要。民粹派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大小业主所迫切需要的信贷，说成是劳动组织系统中的一种要素；把业主的协作社和联合组织描写成是合作思想、“手工业解放”思想等等的萌芽表现，其实谁都知道，所有这些协作社实际上所追求的目的，与这些高论毫无共同之处，只不过同这些小业主的收入量、同巩固他们的地位和增加他们的利润有关。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普通愿望变成为某种医治社会的万应灵药，只会使这些愿望软弱无力，使它们失去生机，不能保证它们是迫切需要的和可能实现的。民粹派力图把每个业主、包买主和商人的迫切问题（信贷、协作社、技术帮助）当作凌驾于某些个别利益之上的共同问题提出来。民粹派认为，这样就能加强它们的意义，增加它们的影响，而事实上却把这类或那类居民所关心的活生生的事情，变成了庸俗的愿望、脱离实际的空想和官僚式的“关于利益的议论”。与此直接有关的还有第三种情况。民粹派不懂得，信贷、劳动组合和技术协助等等这些实际措施，反映了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要求，所以他们不会提出这种发展的总的和基本的要求，而代之以细小的、偶然抓住的、不彻底的措施，这些个别措施不能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而且必然会遭到失败。假如民粹派能公开和彻底地从一个要求社会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人的观点出发，那么，他们就会看到这一发展的总的条件和总的要求，就会看到，有了这些总的条件（其中使我们关心的，主要是工业自由），他们的一切微小计划和措施自然都会实现，就是说，有关人物的活动就能使它们实现，但是，忽视这些总的条件，而只提出一些完全是局部性的实际措施，那只不过是臼中捣水罢了。我们就把工业自由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例子来谈谈。一方面，这是工业政策问题中一个极其普遍的基本问题，因而考察这个问题是特别适宜的；另一方面，彼尔姆边疆区的生活特点饶有趣味地证实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大家知道，采矿工业是这个地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现象，它使这个地区具有十分独特的特征。无论是这个地区的开发史或目前状况，都同乌拉尔采矿工业的情形和利益相联系。“农民在乌拉尔居住的目的，是想替工厂主做工”，——这是一个住在下谢尔金斯克工厂里的人巴布什金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话，见《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注：第16编第594—595页。在《手工工业》第1编第140页上引证过。］。这句老实话非常正确地说明了工厂主在这个地区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说明了他们作为地主兼工厂主的意义，说明了他们习惯于完全的和无限制的统治，习惯于垄断者的地位，把自己的工业建筑在自己的所有权上，而不是建筑在资本和竞争上。《法典汇编》第7卷中人所共知的第394条（采矿章程），就反映了乌拉尔采矿工业的垄断原则，——这一条在有关乌拉尔的文献中经常提到。这条1806年颁布的法律规定：第一，在矿业城市中开设任何工厂，均须得到矿业当局的批准；第二，禁止在工厂区开设“任何主要依靠煤和木柴的火力来进行其全部生产的手工工场和工厂”。乌拉尔的矿厂主在1861年特别坚持要把这条法律列为农民解放的条件，而采矿工人规章第11条又重申了这样的禁令［注：见《手工工业》第1编第18—19页，《概述》第222、223、244页，以及国家产业和农业部出版的《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3卷中叶古诺夫的文章。该部刊载了叶古诺夫的文章，同时在注释中说明：作者的观点“同矿业管理局的观点和材料是根本不符合的”。例如，在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根据上述法律关闭了将近400个铁铺。参看《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6编中В·Д·别洛夫的《乌拉尔的手工工业同采矿业的关系》一文。作者说道，手工业者害怕严厉的法律，就把机器藏起来。有一个手工业者给熔铁炉按上轮子，以便藏起来省事！（上引文章，第18页）］。手工工业银行董事会1895年的报告也提到：“然而，人们经常抱怨矿业管理局的官员和使用农奴的工厂主，抱怨他们禁止在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内开设火力作坊，以及对金属加工业生产的种种限制。”（《概述》第223页）这样看来，乌拉尔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美好昔日”的稳固传统，并且对农民小工业的态度在这里同保证工厂拥有被束缚在本地的工厂工人的“劳动组织”完全一致。1896年《彼尔姆省新闻》[76]第183号上的一篇通讯十分清楚地描述了这些传统，《概述》引用了这篇通讯，并正确地说它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讯是这样说的：“农业和国家产业部建议乌拉尔的矿业主们讨论一下矿厂能否采取措施来发展乌拉尔手工业的问题。矿业主们报告该部说，在乌拉尔发展手工工业对大工业不利，因为甚至在目前，在乌拉尔的手工业还不发达的时候，那里的居民就已经不能供给工厂以必要数量的工人［注：我们要向读者说明一下：我国采矿工业的统计已多次地肯定了一个事实，就是同所得产品相比乌拉尔的在业工人数，比南方矿区或波兰矿区高得多。低微的工资——这是把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结果——使乌拉尔停留在比南方和波兰低得多的技术水平上。］；一旦居民能在家里找到收入，那工厂就有完全停工的危险。”（《概述》第244页）这篇通讯引起了《概述》作者们的叫喊：“当然，任何一种工业，无论是大型、中型或小型的，其首要条件就是工业自由……要有工业自由，就应该让所有工业部门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乌拉尔的金属手工加工业，应该摆脱工厂规章所造成的一切旨在限制其自然发展的特殊束缚。”（同上，黑体是我们用的）读了这番捍卫“工业自由”的真挚的和极其公正的议论之后，我们想起了一则关于形而上学者的著名寓言：有一个形而上学者慢腾腾地从坑里爬出来，问道，扔给他的是什么绳子，——“一根普通的绳子”［注：见俄国寓言作家伊·伊·赫姆尼采的寓言《形而上学者》。——编者注］！现在彼尔姆省的民粹派在讲到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自由、竞争自由时，也轻蔑地问道，什么是工业自由——是普通的资产阶级要求！他们的愿望要高得多；他们希望的，不是竞争自由（多么卑鄙的、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愿望！），而是“劳动组织”……但是这些马尼洛夫式的空想，一旦“面对面地”碰到赤裸裸的平淡无奇的现实，立刻就感到需要这样的“劳动组织”，竟使民粹派忘记了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忘记了“祖国走另外道路的可能性”，而呼吁起“工业自由”来了。 再说一遍，我们觉得这样的愿望是非常公正的，并且认为这种观点（不仅《概述》同意，而且几乎所有论述这一问题的作者都是同意的）会给民粹派增光。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称赞民粹派的时候，不得不马上来一个大写的“但是”，——但是，关于这点我们要作两点重要说明。 第一点。可以深信，我们把“工业自由”同“资本主义自由”看成是一个东西，绝大多数民粹派一定会愤愤地否认这种看法的正确性。他们会说，消灭垄断和农奴制的残余“不过是”要求平等，不过代表“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民经济的利益，而根本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我们知道民粹派是会这样说的。但这是不正确的。自从有人唯心地和抽象地看待“工业自由”，把它看成是基本的和自然的（参看《概述》中用黑体标出的话）“人权”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从那时起，“工业自由”的要求及其实现已经历了若干国家，并且，无论在哪里，这个要求都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同独占和规章的残余相抵触的反映，无论在哪里它都成了先进资产阶级的口号，无论在哪里它总是使资本主义得到完全胜利。从那时起，理论就已完全说明，所谓“工业自由”是“纯粹理性”的要求、是抽象的“平等”要求这种想法是十分幼稚的，它指明，工业自由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实现“工业自由”决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改革；这是深刻的经济改革。要求“工业自由”，这就表明法律规范（它反映着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关系常常不相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同旧的规范相违背的，它们从旧的规范中产生，但要求取消旧的规范。乌拉尔的制度现在引起“工业自由”的普遍呼吁，这就是说，那些为了地主兼工厂主的利益而继承下来的规章、独占和特权限制了目前的经济关系和目前的经济力量。这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关系和力量呢？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关系。这就是领导商品经济的资本的力量。只要回顾一下上引彼尔姆省民粹派的“供认”就明白了：“我国全部手工工业都受着私人资本的束缚。”其实就是没有这个供认，手工业调查材料本身也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问题了。 第二点说明。我们欢迎民粹派捍卫工业自由。但是，我们的欢迎要看这种捍卫是否得到贯彻。难道“工业自由”就仅仅在于取消乌拉尔对开设火力作坊的禁令吗？农民无权退出村社，无权从事别种行业或工作，难道不是更严重地限制了“工业自由”吗？没有流动的自由，法律不承认每个公民有选择在国内任何城市公社或村社居住的权利，难道不限制工业自由吗？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工商界人士不能加入村社，难道不限制工业自由吗？如此等等。我们所列举的这些对工业自由的限制，要重要得多，普遍得多，广泛得多，它们影响着整个俄国，尤其影响着全体农民群众。如果“大中小”工业应该是平等的，那么后者难道就不应当得到前二者所享有的出让土地的权利吗？如果乌拉尔的采矿法是“限制自然发展的特殊束缚”，那么连环保，禁止出让份地，特殊的等级法令和关于迁徙、转移、行业、职业的规章，难道不是“特殊束缚”吗？难道它们不在“限制自然发展”吗？ 原来问题就在于，民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了任何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特有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一方面，民粹派并不否认，在我国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起源于采邑时代的“劳动组织”的残余，这种劳动组织同现代经济结构，同国家整个经济和文化发展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另一方面，民粹派不能不看到，这个经济结构和这种发展有毁灭小生产者的危险，所以，为这位维护自己“理想”的保卫者的命运担心的民粹派，就极力设法拖住历史，阻止发展，苦苦哀求“禁止”发展，“不准”发展，并且以“劳动组织”这种不能不令人苦笑的词句，来掩饰这种可怜而又反动的哀告。 当然，读者们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们对民粹派在现代工业问题上的实际纲领所提出的主要而基本的反驳是什么。由于民粹派的措施是亚当·斯密时代就称之为工业自由（广义的）的那种改革的一部分或者同它相一致，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进步的。但是，第一，其中应该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没有任何专门维护小生产和祖国的“特殊道路”的东西。第二，由于民粹派提出局部性的和细小的计划和措施来代替工业自由这个总的和基本的问题，所以民粹派纲领中的这个积极部分也就被削弱、被歪曲了。由于民粹派的愿望和工业自由背道而驰，竭力阻止现代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反动的、荒谬的，而它们的实现，除了危害之外是什么也不会带来的。举几个例子来说。先谈信贷。信贷是最发达的商品流通、最发达的国内周转所具有的一种制度。实现“工业自由”必然会建立起作为商业业务的信贷制度，消除农民的等级制闭塞状态，使他们接近那些利用信贷最多的阶级，使有关人物独立组织信贷社等等。反之，如果法律和制度使农民处于排除正常的和发达的商品流通的境地，即工役制比财产保证（信贷的基础）更方便，更容易实行，更行得通，更适用……那么地方自治人士和其他“知识分子”贡献给“农夫”的信贷措施能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条件下，信贷措施就往往成为一种从别处移植到完全不适宜的土壤上来的异地植物，成为一种只有空想的马尼洛夫式的知识分子和好心肠的官员们才会制订出来的根本不能实现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不论现在或将来都会遭到真正运用货币资本的商人的讥笑。为了言之有据，我们引用一下叶古诺夫的意见（上引文章），这个人谁也不会怀疑他是主张……“唯物主义”的。关于手工业仓库他说：“即使在当地最好的条件下，一个不能活动的、而又是全县唯一的仓库，决不会代替而且也不能代替永远活动的和关心个人利益的商人。”关于彼尔姆省的手工业银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手工业者要得到贷款，就得向银行或银行代办员递交申请书并找到保人。然后代办员来审查手工业者的申请，收集关于生产的详细资料等等，“所有这一大堆文件，都得由手工业者出钱寄到银行董事会去”。银行批准贷款后，就把借款书寄来（通过代办员或乡公所）。债务人在借款书上签了字（经乡长签字证明）寄到银行去以后，银行才把钱给他寄来。假如劳动组合要贷款的话，那还要一份合作契约的副本。代办员必须进行监督，使贷款正好用在贷款规定的用途上，使贷款户的生意不致垮台等等。“显然，决不能认为银行信贷是手工业者所能接受的；可以肯定地说，手工业者宁愿去找当地的财主借钱，也不愿去找上述种种麻烦，付邮费、公证人费和乡公所方面的费用，从要求贷款到收到贷款要等上好几个月，而且在整个贷款期内一直处于被监视状态。”（上引文章，第170页）。民粹派反资本主义信贷的见解非常荒谬，而他们企图用“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力量（用不适当的手段）去做到处都是商人所真正要做的事情，也同样荒唐、笨拙和收效不大。其次谈技术教育。似乎这点可以不谈了……只要把我国有名的进步作家尤沙柯夫先生值得“永远纪念”的计划提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计划就是要在俄国开办农业中学，让贫穷的男女农民当伙夫和洗衣妇来偿付自己的学费［注：见下一篇文章。（见本卷第450—479页。——编者注）］……再谈劳动组合。但是，谁不知道，推广劳动组合的主要障碍就是乌拉尔采矿法中所反映的那种“劳动组织”的传统呢？谁不知道，充分实现工业自由，就会使各种协作社和联合组织到处都空前繁荣和发展起来呢？看起来非常可笑，民粹派常常企图把自己的论敌说成是一切劳动组合和协作社等等的反对者。这真是颠倒是非！问题只在于，在寻求协作社制思想及其实现的手段时，不应当向后看，只看过去，只看造成生产者极端孤立、分散和落后的宗法式手艺和小生产，而应当向前看，看将来，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 我们很清楚，民粹派多么鄙视这样一个与他们自己的纲领相对立的工业政策纲领。“工业自由”！多么陈腐、狭隘、曼彻斯特派的［注：大概有人会认为，“工业自由”是排斥诸如工厂法之类的措施的。其实，“工业自由”意味着消除旧时遗留下来的阻挠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工厂立法正如现今所谓的社会政策的其他措施一样，是以资本主义的深刻发展为前提的，并且它本身也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愿望！民粹派深信，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过了时的观点，他们能够超越作为这种愿望的基础的那些暂时的和片面的利益，他们能够上升到更深刻和更纯洁的关于“劳动组织”的思想……其实，他们不过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堕落到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无可奈何地摇摆于加速或阻止现代经济发展这两种愿望之间，摇摆于小业主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之间。而后一种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是同大工业资本的利益相一致的。 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317—424页 注释： [69]《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一文是1897年8—9月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1898年首次刊载于列宁的《经济评论集》，1908年重载于列宁的《土地问题》文集。这篇文章的资料，列宁曾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一书中使用。——235。 [70]白板是拉丁文tabularasa的意译，即未经刻写的涂蜡的板。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用这种蜡板记事，用完烫平，仍可重新使用。后来人们用白板比喻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心灵或事物。——246。 [71]马尼洛夫式的词句意为脱离实际的空话。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260。 [72]实物工资制是盛行于资本主义初期的一种工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工厂主在自己的工厂里开设店铺，用质次价高的商品和食物代替货币支付给工人，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这一制度在俄国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也曾十分流行。——303。 [73]《法学通报》杂志（《ЮридическийВестник》）是俄国莫斯科法学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867—1892年在莫斯科出版。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和谢·安·穆罗姆采夫等。为杂志撰稿的主要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在政治上主张进行温和的改革。——311。 [74]《实业记者报》（《Деловой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是俄国工商业报纸，1886—1889年在叶卡捷琳堡（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版。——316。 [75]指《俄罗斯帝国法典》第10卷第1册。《俄罗斯帝国法典》于1832年首次出版时为15卷，1892年起增订为16卷。十月革命后被废除。——317。 [76]《彼尔姆省新闻》（《ПермскиеГуберн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彼尔姆省的官方报纸，1838—1917年在彼尔姆出版，先为周刊，后为日刊。——326。
列宁全集第二卷——以“老年派”名义写给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的通知（1896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以“老年派”名义写给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的通知[35]（1896年）1891年米哈伊洛夫在圣彼得堡露面的时候，他的身分是一个因闹学潮而被开除的哈尔科夫大学生。他加入过一个解散之后仍然叫做“联社”[36]的大学生组织。在牙科专修班里，当他与人进行某种可疑的交往时，就产生了有关他品行的传闻，因为他们指责他盗用了为饥民募集的款项，但是他补还了这笔钱。这个时候，他接近了……［注：手稿不清。——俄文版编者注］1894年1月，上述“联社”原来的许多成员也受到了搜查，其中包括米哈伊洛夫。审问时向所有人详细地宣读了该团体的人员组成情况等等。宪兵们声称，这一案件是由于原来的一个成员告密引起的。对米哈伊洛夫的一切怀疑都被排除，因为宪兵们宣称，这起普通案件所以受到重视，只是由于它同一名公开的革命者有牵连。就在那时，沃罗宁工厂发生了罢工[37]。米哈伊洛夫钻到工人当中，并开始为他们募捐。2月间，与米哈伊洛夫有过联系的8名工人和受他委托进行募款的1名大学生（塔拉拉耶夫）被捕。从这时起，米哈伊洛夫又开始与工人们接近，因而使他能钻进民意党人领导的几个小组。1894年夏天，这些民意党人被捕。在侦查中发现，许多事情警察局都知道。在对我们老头子们的侦查中，指控我们同这些民意党人中的一些人有来往，但是事情……［注：手稿不清。——俄文版编者注］不久以后米哈伊洛夫的第一个案件就结束了：……［注：手稿不清。——俄文版编者注］和其他人都被流放，而他依旧安然无恙，并到处说，他请求过赦免，他这样做是想要照旧工作。不幸得很，有一些人竟认为这件事还不算可耻，并对他加以庇护。这样，尽管他本人并不受工人们的尊敬，却获得了机会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联系。下面谈一谈他的手段：硬塞给工人们金钱，邀请他们到自己的住所，弄清一些化名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并且利用这些人的充分信任，他很快就了解到各种团体的许多成员的身分。于是所有这些人都被逮捕。当一个工人……［注：手稿不清。——俄文版编者注］说，他从米哈伊洛夫那儿得到过书籍，于是就被捕了，但是立刻又被释放，并且直到现在仍在圣彼得堡。在侦查中，他以一个被告人的身分诬陷自己的所有同志，向一些被告人……［注：手稿不清。——俄文版编者注］宣读过他所提供的关于各种团体人员组成情况的详细报告。（签名）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117—118页注释：[35]《以“老年派”名义写给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的通知》是为了提醒在狱外的斗争协会会员谨防奸细而于1896年在狱中写的。原件用普通铅笔写在一本书里，为保密起见字写得很小，用了很多省略语，有些地方难于辨认。“老年派”指彼得堡的一个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1893年，列宁到彼得堡后不久就加入了这个小组。小组的成员还有：阿·亚·瓦涅耶夫、彼·库·扎波罗热茨、亚·列·马尔琴科、格·波·克拉辛、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斯·伊·拉德琴柯、米·亚·西尔文、瓦·瓦·斯塔尔科夫等。他们中间不少人参加了彼得堡工人阶级斗争协会的领导工作，并和列宁一道被捕。——100。[36]“联社”是彼得堡大学的学生组织，1891年底由大学生自修小组组成。它团结了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但无明确的政治纲领，数月后即告解体。Н．Н．米哈伊洛夫以“联社”组织者之一的面貌出现，而同沙皇政府的保安机关保持联系，向警察出卖“联社”的成员。——100。[37]沃罗宁工厂的罢工指1894年1月底在彼得堡列兹沃斯特罗夫织布厂发生的罢工，该厂厂主是俄国商人И·А·沃罗宁。罢工的起因是工厂降低计件单价。罢工持续三天，工人获得了胜利，但是一些被认为是罢工主谋者的工人却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彼得堡。——100。
列宁全集第二卷——告沙皇政府（1896年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告沙皇政府[31]（1896年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今年，1896年，俄国政府已两次向公众发表了关于工人反对厂主的公告。在别的国家，这样的公告并没有什么稀奇，因为那里并不隐瞒国内发生的事情，报纸自由地登载罢工的消息。但是在俄国，政府害怕声张工厂的制度和工厂里发生的事件甚于洪水猛兽：它禁止在报上刊登罢工的消息，禁止工厂视察员发表自己的报告，甚至不再在对公众开放的普通法庭上审理罢工案件，——一句话，它采取一切办法使工厂和工人中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严守秘密。但是所有这些警察式的诡计忽然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政府本身不得不公开宣布：工人在同厂主进行斗争。这种转变是怎样引起的呢？1895年工人罢工的次数特别多。是的，但是罢工以前也曾有过，不过当时政府还能保守秘密，因此这些罢工，全体工人群众无从知道。目前罢工的声势比过去浩大得多，并且集中在一个地方。是的，声势同样浩大的罢工以前也曾有过（例如1885—1886年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的罢工）。不过当时政府毕竟还能保持镇静，没有透露工人对厂主的斗争。为什么这一次它透露了呢？因为这次社会主义者帮助了工人：他们帮助工人弄清事情真相，到处宣传这个真相，既在工人中间宣传，也在社会上宣传；他们正确陈述工人的要求；他们向所有的人指出政府存心不良和使用野蛮暴力。政府已经看出，当大家都已经知道罢工的时候再保持沉默就太愚蠢了，于是它就跟着大家也谈论起来。社会主义者的传单要求政府答复，政府也就出面作了答复。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是怎样的答复。起初，政府企图避而不作公开答复。一位大臣——财政大臣维特给各工厂视察员下了一道通令，大骂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是“社会秩序的最凶恶的敌人”，授意工厂视察员恫吓工人，要工人相信政府不准厂主让步，向工人指出厂主的善良动机和高尚意图，说什么厂主是关心工人及其需要的，厂主是满怀“善意”的。至于罢工本身，政府却闭口不谈；关于为什么发生了罢工，厂主如何残酷压榨工人，如何恣意破坏法律，工人要求的是什么，政府却只字未提；——一句话，它公然撒谎歪曲1895年夏秋两季发生的一切罢工，企图以工人的行动是暴力行动、“非法”行动这种陈腐的官腔来支吾搪塞，虽然工人并没有使用暴力，使用暴力的只是警察。大臣本来想保持这道通令的秘密，但是他嘱咐要保守这个秘密的官员们却泄了密，因此通令就在公众中间流传开来。后来社会主义者把它发表了。这时，政府又象往常一样，觉得再保守那些人人都知道的“秘密”太愚蠢了，于是就把这道通令在报上登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政府对1895年夏秋两季罢工的答复。但是1896年春天罢工再度爆发，声势更加浩大。[32]除了关于这些罢工的传闻以外，社会主义者还散发了传单。政府起初吓得不敢作声，看看事情将如何结束；后来，工人的反抗平息了，它才在事后象发表过时的警察调查书一样，发表了官样文章的杰作。这一次，它不得不公开出面，而且是整个政府出面。政府的公告登在《政府通报》[33]第158号上。这一次未能象从前那样撒谎歪曲工人罢工。它不得不说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厂主如何压榨工人，工人要求什么；不得不承认，工人的举动是“循规蹈矩的”。这样，工人就迫使政府不敢再说卑鄙的、警察式的谎话：只要工人一齐行动起来，利用传单来宣传事实真相，就能迫使政府承认真实情况。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现在工人就会知道，什么才是争得公开宣布自己的需要、报道全俄工人斗争情况的唯一手段。现在工人就会知道，只有工人本身的联合斗争和自觉态度（力求争得自己的权利），才能粉碎政府的谎言。大臣们讲了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后，接着就捏造借口，在自己的公告中硬说罢工只是“棉纺生产和纱线生产的特点”引起的。原来如此！难道不是整个俄国生产的特点，不是纵容警察对保卫自己免受压迫的和平工人进行迫害和逮捕的俄国国家制度的特点引起的吗？善良的大臣先生们，为什么工人们抢着阅读和渴望得到这种根本不是谈原棉和纱线，而是谈俄国公民的无权地位，谈效劳资本家的政府的暴虐行为的传单呢？不，这种新的借口比财政大臣维特在自己的通令中把一切归罪于“煽动分子”也许更恶劣，更卑鄙。维特大臣关于罢工的论调同任何一个得了厂主恩惠的警官的论调是一样的：煽动分子一来，罢工就发生了。现在，所有的大臣看到了3万工人的罢工，于是就一起开动脑筋思考，而且终于想出一个结果：不是由于出现了社会主义者煽动分子才发生了罢工，而是由于开始了罢工，开始了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才出现了社会主义者。大臣们现在说，社会主义者是后来“加入”罢工的。对财政大臣维特来说，这是很好的一课。维特先生，留神点，好好学习吧！学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发生罢工，学习注意工人的要求，而不是注意连你自己也一点都不相信的那些警察耗子们打的小报告。大臣先生们要公众相信，这只是“居心不良的人”企图给罢工加上一种“罪恶的政治的性质”，或者象他们在一个地方所讲的，“社会的性质”（大臣先生们想说社会主义的性质，但由于他们不学无术，或者由于官场的怯懦心理，而说成了社会的性质。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荒谬的说法：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支持工人对资本进行斗争，而社会的性质不过意味着公共的性质。怎么能给罢工加上公共的性质呢？要知道这就等于给大臣们再加上一个大臣的官衔！）。这真滑稽！社会主义者给罢工加上政治的性质！要知道政府本身却先于任何社会主义者采取了一切措施给罢工加上政治的性质。象捉拿罪犯似地捉拿和平工人、逮捕他们、驱逐他们的不是政府吗？到处派遣暗探和奸细的不是政府吗？胡抓乱捕的不是政府吗？为了要厂主不让步而答应援助厂主的不是政府吗？对那些只是为罢工者募捐的工人加以迫害的不是政府吗？政府自己最有力地向工人说明，工人对厂主的战斗势必成为对政府的战斗。而社会主义者所要做的只是证实这个事实，并且把它在传单上公布出来。如此而已。但俄国政府是一个老奸巨滑的伪善者，大臣们也竭力不谈我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手段给“罢工加上政治的性质”；这个政府向公众宣布了社会主义者的传单上注明的日期，但它为什么不宣布，市长和其他杀人魔王发出逮捕和平工人、武装军队、派遣暗探和奸细的命令上注明的日期呢？大臣们向公众列举了有多少份社会主义者的传单，但他们为什么不列举一下有多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被捕，有多少家庭破产，有多少人未经审判就被驱逐，被投进监狱呢？为什么？这是因为，连十分厚颜无耻的俄国大臣们也避免公开谈论这些强盗式的功绩。攻击那些起来争取自己权利、抵抗厂主专横的和平工人的，是包括警察和军队、宪兵和检察长在内的国家政权的全部力量；反对那些靠自己的几文钱和自己同志——英国工人、波兰工人、德国工人和奥地利工人的几文钱来维持生活的工人的，是答应援助穷苦厂主的国库的全部力量。工人当时没有联合起来。他们不能进行募捐，不能吸引其他城市和其他工人，他们到处遭到迫害，他们不得不在国家政权的全部力量面前实行让步。于是大臣先生们欢呼政府胜利了！好一个胜利！对付身无分文的3万名和平工人，竟动用了政府的全部力量和资本家的全部财富！如果大臣们等一等再吹嘘这样的胜利，也许还聪明一些，不然他们的吹嘘就很象一个警察吹嘘自己从罢工地点溜走而没有挨打一样。为了安慰资本家，政府得意地宣布：社会主义者的“煽动”没有奏效。我们对此回答说，是的，任何煽动都远不及政府在这个事件上的作为给所有彼得堡工人、所有俄国工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工人们看得很清楚，政府的政策就是对工人的罢工保持沉默和撒谎歪曲。工人们看到，他们联合起来进行的斗争怎样迫使政府抛弃警察式的、伪善的谎言。他们看到，答应支持厂主的政府是在维护谁的利益。当他们并没有破坏法律和秩序却被当作敌人一样受到军队和警察攻击的时候，他们懂得了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不管大臣们怎样议论斗争没有成效，但是工人们已经看出，各地厂主是怎样变得温和起来了，并且知道，政府已经在召集各工厂视察员商议应该对工人作哪些让步，因为它已经看出让步是必需的。1895—1896年的罢工没有白白进行。这些罢工大大帮助了俄国工人，告诉俄国工人应该怎样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这些罢工使俄国工人懂得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政治需要。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34]1896年11月用油印机印成传单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111—116页注释：[31]《告沙皇政府》这份传单是1896年秋在狱中写的，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油印散发。它是对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给工厂视察员的通令和1896年7月19日（31日）《政府通报》第158号上刊登的关于1896年夏季彼得堡罢工的公告的答复。——94。[32]指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95。[33]《政府通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Вестник》）是沙皇政府的官方报纸（日报），1869—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96。[34]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小组，成员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中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央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中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99。
列宁全集第二卷——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12月9日〔21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27]党纲草案（1895年和1896年）一、1．大工厂正在俄国日益迅速地发展起来，使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相继破产，把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工人，把越来越多的人赶进城市、工厂和工业村镇。2．资本主义的这种增长意味着一小撮厂主、商人和土地占有者的财富和奢侈程度大大增加，工人的贫困和受压迫的程度更加迅速地增加。大工厂在生产上的革新和采用机器既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加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增加了失业人口，从而使工人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3．但是，大工厂在极度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时，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有可能同资本进行斗争，因为它的生活条件本身破坏了它同私有经济的一切联系，并且通过共同劳动把工人联合起来，把他们从一个工厂投进另一个工厂，从而把工人群众团结在一起。工人开始同资本家作斗争，于是在他们中间就出现了联合起来的强烈愿望。工人的零星发动发展成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4．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这一斗争，是反对一切靠他人劳动为生的阶级和反对一切剥削的斗争。只有当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全部土地、工具、工厂、机器、矿山转交给全社会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时，这个斗争才能结束。在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下，工人生产的一切和一切生产革新都应该有利于劳动者本身。5．俄国工人阶级运动，就其性质和目的来说，是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6．俄国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的主要阻碍是不受限制的专制政府及其无需承担责任的官吏。这个政府依靠土地占有者与资本家的特权和对他们利益的殷勤效劳，使下层等级处于完全无权地位，从而束缚了工人运动，阻碍了全国人民的进步。因此，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必然引起反对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的斗争。二、1．俄国社会民主党宣布自己的任务是帮助俄国工人阶级进行这一斗争，方法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促使他们组织起来，指出斗争的任务和目的。2．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3．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脱离工人运动，要支持一切反对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反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阶级、反对一切阻碍竞争自由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残余的社会运动。4．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要展开斗争，反对一切想靠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保护来为劳动阶级谋福利的企图，反对一切阻止资本主义发展、因而也阻止工人阶级发展的企图。5．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6．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帮助，而是从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三、根据这些观点，俄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求：1．召开由全体公民的代表组成的国民代表会议来制定宪法。2．凡年满21岁的俄国公民，不分宗教信仰和民族，都有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3．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4．出版自由。5．消灭等级，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6．宗教信仰自由，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事宜交由不受警察干涉的独立民政官管理。7．每个公民有权向法院控告任何官吏，不必事先向上级申诉。8．废除身分证，流动和迁徙完全自由。9．有从事任何行业和职业的自由，废除行会。四、俄国社会民主党为工人要求：1．在一切工业部门中设立工业法庭，从资本家和工人中选出人数相等的审判员。2．以法律限定一昼夜工作时间为8小时。3．以法律禁止夜工和夜班，禁止雇用15岁以下的童工。4．以法律规定节日休假制度。5．把工厂法和工厂视察制推行到全俄一切工业部门和官办工厂，同样也推行到家庭手工业者。6．工厂视察员应有独立地位，不受财政部管辖。工业法庭的成员在监督工厂法执行情况方面，享有与工厂视察员同样的权利。7．无论何处，绝对不得以商品支付工资。8．工人选出的代表监督工资的合理规定、产品的检验、罚款的用途和工厂工人宿舍的状况。以法律规定，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一切款项，不论扣除的原因如何（罚款、废品等），其总数不得超过每卢布10戈比。9．以法律规定，厂主应对工人伤残事故负责，如过失在工人方面，厂主则应对此提出证明。10．以法律规定，厂主有供给学校经费、给工人以医疗帮助的义务。五、俄国社会民主党为农民要求：1．废除赎金[28]，对已缴赎金的农民给以补偿。把多缴入国库的款额归还农民。2．把1861年从农民手中割去的土地归还农民。3．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担负的赋税完全平等。4．废除连环保[29]以及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令。党纲说明（1896年6—7月）党纲分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党纲其他部分所依据的一切观点。这一部分指出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它同厂主进行的斗争有什么意义和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在俄国的政治地位如何。第二部分阐述了党的任务，指出党对俄国其他政治派别所采取的态度。这里谈到党和所有认识到自己阶级利益的工人应该进行什么活动，以及对俄国社会其他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第三部分是党的实际要求。这一部分又分成三节。第一节是关于全国性改革的要求。第二节是工人阶级的要求和纲领。第三节是为农民提出的要求。下面在没有谈到党纲实际部分以前，将对这三节先作一些说明。一、1．党纲首先谈到大工厂的迅速发展，因为这是现代俄国的主要现象，它彻底改变了一切旧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在旧的条件下，几乎全部财富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业主生产的。人们当时定居在乡村，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不是为了自己消费，就是为了附近村落的小市场，这些小市场与附近其他市场很少联系。为地主做工的也是这些小业主，地主强迫他们生产产品主要是为了自己消费。家庭产品则交给手艺人去加工，手艺人也是住在乡村，或者到附近地区去揽活干。农民解放以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起了根本变化：小手工业作坊开始被飞快发展起来的大工厂所代替；这些大工厂排挤了小业主，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强迫成千上万的工人在一起做工，生产大量商品在全俄各地出售。农民的解放打破了人们的定居生活，农民已经不能再依靠自己剩下的小块土地来维持生活了。许多人出外谋生，有的进工厂，有的修铁路，这些铁路把俄国各个角落联接起来并把大工厂的货物运往全国各地。许多人进城谋生，为工厂和商店建造房屋，为工厂运送燃料和准备材料。最后，还有许多人在家里，商人和未能扩大自己工厂的厂主交给他们活计。农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地主开始为出售而生产粮食，农民和商人中间出现了大耕作者，几亿普特的粮食开始向国外销售。进行这种生产需要雇佣工人。于是几十万、几百万农民抛弃了自己的小块份地，去给为出售而生产粮食的新主人当雇农和日工。党纲上也描述了旧的生活条件的这些变化，谈到大工厂使小手工业者和农民日趋破产并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小生产到处被大生产所代替。在这种大生产中，大批工人已经成了为挣工资而给资本家做工的普通雇工；资本家则拥有大量资本，他们建立起巨大的工厂，收购大批原料，并把联合起来的工人所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生产的全部利润装进自己腰包。生产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它残酷无情地压榨所有的小业主，破坏了他们的乡村定居生活，迫使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普通的小工，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越来越多的人完全脱离了乡村，脱离了农业，聚集到城市，聚集到工厂和工业村镇，形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特殊阶级，即专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雇佣工人－无产者阶级。这就是大工厂在国家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小生产被大生产所代替，小业主变成了雇佣工人。对全体劳动人民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它会引起什么后果呢？党纲接着谈的也就是这一点。一、2．随着小生产被大生产所代替而来的，是各个业主手中的少量货币资金被巨额资本所代替，蝇头微利被百万利润所代替。因此资本主义的增长到处都引起奢侈程度和财富的增加。在俄国，大的金融寡头、厂主、铁路主、商人和银行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阶级。依靠把货币资本贷给工业家以获得利息收入来过活的人们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发财了，他们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土地赎金，他们利用农民需要土地这个机会提高了土地租价，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上开办了巨大的甜菜制糖厂和酿酒厂。所有这些富人阶级的奢侈浮华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布满了他们的豪华府邸和华丽大厦。但是工人的状况却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而日益恶化。在农民解放以后，即使有的地方的工资有所提高，那也是为数很少、时间很短的，因为大批从乡村流落出来的饥民使工资降低了，然而食品和生活用品却越来越贵，因此工资即使有了提高，但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却日益减少，谋生越来越困难了。与富人的华丽大厦并排（或在城郊）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人的破旧小房。工人们不得不住在地下室，住在拥挤的、潮湿寒冷的房子里，再不就住在新建厂房附近的土屋里。资本越来越雄厚，越来越残酷地压榨工人，把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人，强迫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时间交给工厂，并驱使工人的妻子儿女也去做工。可见，资本主义增长所引起的第一个变化是：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而人民群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第二个变化是：小生产被大生产代替以后，生产有了许多改进。首先，分散在每个小作坊、每个小业主那里的个体劳动被联合起来的工人在一个工厂、一个土地占有者、一个承包人那里进行的共同劳动所代替。共同劳动比个体劳动要有成效得多（生产效率高得多），生产商品也容易得多，快得多。但是所有这些改进都被资本家独自享用了，一点也不分给工人，他们白白攫取了工人联合劳动的一切好处。资本家更强大了，工人却更软弱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某一种工作，他要改行做另一种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另一个更重要得多的生产改进就是资本家采用了机器。机器的使用把劳动效率提高了许多倍；但是资本家把所有这些好处用来对付工人：他们利用机器需要的体力劳动较少这种情况，安排妇女和儿童来看管机器，付给他们更少的工资。他们利用机器需要工人极少这种情况，把大批工人赶出工厂，并利用这种失业现象来进一步奴役工人，延长工作日，剥夺工人夜里休息的时间，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机器所造成的和不断扩大的失业现象现在使工人处于完全无以自卫的境地。工人的技术失去了价值，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很快就习惯了机器、甘愿为更少工资做工的普通小工所代替。一切想要捍卫自己免受资本更大压力的企图都使工人遭到解雇。单个工人在资本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因为机器会置他于死地。一、3．我们在对前一条的说明中已经指出，单个工人在采用了机器的资本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无以自卫的。工人为了自卫无论如何总要寻找一个反击资本家的手段。他们找到联合就是这样的手段。单个无能为力的工人一旦和自己的伙伴联合起来，就成为一种力量，就能够同资本家斗争并进行反击。联合逐渐成了工人必需的东西，因为反对他们的已经是大资本。可是把一大群虽然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但是互不相干的人联合起来，是不是可能呢？党纲指出了促使工人联合和培养他们联合的能力和本领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1）大工厂的机器生产要求全年不间断地工作，从而完全割断了工人同土地、同私有经济的一切联系，把工人变成了彻底的无产者。而小块土地上的私有经济却使工人分散，使每个工人都有某些不同于自己伙伴的利益的特殊利益，因而妨碍了他们的联合。割断工人同土地的联系也就消除了这种障碍。（2）其次，成百成千工人的共同劳动使工人们习惯于共同讨论自己的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因为这种劳动鲜明地表明，全体工人群众的地位和利益是相同的。（3）最后，工人经常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这使工人们习惯于对照和比较各个工厂的条件和制度，确信所有工厂的剥削是相同的，吸取其他工人同资本家斗争的经验，从而加强工人的互助和团结。就是这样一些条件的总和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大工厂的出现引起了工人的联合。这种联合在俄国工人中间的最经常、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罢工（至于为什么我国工人不能通过工会或基金会的形式联合起来，我们下面再谈）。大工厂发展得越快，工人的罢工就越频繁，越猛烈，越顽强；因此资本主义的压迫越厉害，工人也就越需要共同进行反抗。党纲指出，工人的罢工和零星发动，是目前俄国工厂中最普遍的现象。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罢工的日益频繁，罢工和发动就显得不够了。厂主们为了对付罢工和发动采取了共同措施：他们订立同盟，从其他地方招雇工人，呼吁国家政权协助他们镇压工人的反抗。反对工人的已经不是单个工厂的单个厂主，而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帮助这个阶级的政府。整个资本家阶级投入了反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它寻求对付罢工的共同措施，要求政府发布对付工人的法令，把工厂搬到比较偏僻的地方，把活计分到家里去做，并采用了其他各种各样的诡计来对付工人。为了反抗整个资本家阶级，单靠单个工厂工人的联合、甚至单个工业部门工人的联合是不够的，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这样，工人的零星发动就发展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跟厂主的斗争就变成了阶级斗争。所有的厂主被一种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付给他们尽可能低的工资。厂主认识到，要维护自己的事业，只有整个厂主阶级采取共同行动，只有取得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工人同样也被一种共同的利益联系起来：不让资本置自己于死地，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和过人的生活的权利。工人同样也认识到，他们也需要整个阶级（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为此就必须争取到对国家政权的影响。一、4．我们已经说明，工厂工人同厂主的斗争怎样和为什么成为阶级斗争、成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同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试问，这个斗争对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有什么意义呢？在现代的条件下（这些条件，我们在第一条的说明中已经谈过），利用雇佣工人进行的生产对小经济的排挤越来越厉害。依靠雇佣劳动过活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不仅固定的工厂工人的人数在增加，而且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寻找这种雇佣劳动的农民的人数增加得更多。目前，雇佣劳动，即为资本家做工，已经成了最普遍的劳动形式。资本不仅统治了从事工业的大批人的劳动，而且统治了从事农业的大批人的劳动。大工厂正是把这种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发展到了顶点。各工业部门的所有资本家所采用的、俄国全体工人群众深受其害的种种剥削方式，在这里，在工厂，被汇集一起，变本加厉，成为常规，扩展到工人劳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章，一套完整的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的制度。现在我们举例来说明：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每个受雇的人，到了节日，只要附近地方庆祝那个节日，他就可以放下工作去休息。工厂的情况完全不同：工厂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雇来的工人，根本不管他们的习惯、日常生活方式、家庭状况和精神上的需要。工厂认为需要时就赶工人上工，迫使工人的全部生活适应工厂的要求，迫使他们把休息时间分割成零星的片断，如果是轮班劳动，则无论在夜间或节日都要强迫他们干活。在工作时间上，凡是能够想得出来的不正当做法，工厂都用上了，同时它还实行了每个工人都必须遵守的“条例”和“制度”。看来，工厂的制度是特意为了适应这样一个目的制定的：从被雇的工人身上榨取他能付出的全部劳动，并且尽快地榨取，然后把他一脚踢开！再举一个例子。任何受雇的人，当然都必须服从自己的雇主，必须完成雇主吩咐他做的工作。然而，受雇者虽然必须完成临时工作，但是他决没有放弃自己的意志；如果他认为雇主的要求不正当或者过分，他可以走掉不干。而工厂却要求工人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它规定一种纪律，强迫工人按照铃声上班下班；它享有一种自行处罚工人的权利，如果工人违反了它所制定的规则，它可以罚款或扣款。工人逐渐成了庞大机器的一部分：他不得不象机器本身一样，任人摆布，任人奴役，没有自己的意志。还有第三个例子。任何受雇的人，往往都不满意自己的雇主，常常向法院或主管当局控告。而当局或法院，在解决纠纷时，总是袒护雇主，总是给雇主撑腰。但是它们这样庇护雇主利益，并不是根据一般的条例或法律，而是根据每个官吏效劳的程度，有时庇护得多些，有时就少些。它们处理案件不公道，袒护雇主，或者是由于同雇主有交情，或者是由于不熟悉工作情况，不了解工人。诸如此类处理不公道的案件决定于工人和雇主的每个具体冲突，决定于每个个别官吏。工厂则集中了这样大量的工人，压榨工人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无法弄清每个具体案件。于是订立了一般条例，制定了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的关于工人对厂主的关系的法令。在这个法令中，对雇主利益的庇护已被国家政权固定了下来。个别官吏的不公道已被法令本身的不公道代替。譬如，有这样的条例：工人不上班不但领不到工资，而且还要缴付罚款，但是雇主使工人不上班时，却什么也不付给工人；雇主因为工人粗暴可以解雇工人，但是工人却不能以同样的理由离开雇主不干；雇主有权擅自向工人勒取罚款、扣款，或者要求工人加班等等。所有这些例子都向我们表明：工厂是怎样加剧对工人的剥削，怎样使这种剥削普遍化，怎样把这种剥削变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不管工人愿意不愿意，他现在要对付的已经不是单个雇主的意志和迫害，而是整个雇主阶级的专横和迫害。工人认识到：压迫他的不是某一个资本家，而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因为所有工厂的剥削制度都是一样的。单个资本家甚至不能违反这种制度。譬如说，如果他想缩短工作时间，那么他的商品就比附近其他厂主的商品要贵，因为其他厂主付出同样的工资，却强迫工人做更长时间的工作。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工人现在不得不对付以资本剥削劳动为方针的整个社会结构。与工人对立的已经不是个别官吏的个别不公道，而是国家政权本身的不公道，这个政权把整个资本家阶级置于自己庇护之下，并发布对这个阶级有利而大家都必须遵守的法令。这样，工厂工人同厂主的斗争，就必然变成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反对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斗争。因此工人的斗争就具有社会意义，成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反对一切靠他人劳动为生的阶级的斗争。因此工人的斗争开辟了俄国历史上的新时代，成了工人解放的曙光。资本家阶级究竟依靠什么对全体工人群众进行统治呢？它依靠的是，所有工厂、矿山、机器、劳动工具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归他们私人所有；它依靠的是，大量土地掌握在它们手里（俄国欧洲部分1/3以上的土地属于人数不到50万的土地占有者所有）。工人自己没有任何劳动工具和原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而把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可见，资本家付给报酬的只是工人工作时间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据为己有。大批工人的联合劳动或生产上的革新而增加的一切财富，都落到资本家阶级的手里，而世世代代辛勤劳动的工人却仍然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因此，要终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有采取一种手段，就是消灭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所有工厂和矿山以及所有大地产等等都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行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那时，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因此党纲上指出，只有这样，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才能结束。为此，就必须使政权即管理国家的权力，从处在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影响下的政府手里，或者说从直接由资本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手里，转到工人阶级手里。这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这就是工人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条件。联合起来的觉悟工人应该向着这个最终目的奋勇前进。但是在我们俄国，他们还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妨碍他们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一、5．目前，同资本家阶级的统治进行斗争的已经是欧洲各国的工人，并且还有美洲和澳洲的工人。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团结已经不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都大声宣布，全世界工人的利益和目的是完全共同一致的。它们在一起开代表大会，向各国资本家阶级提出共同要求，给整个联合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无产阶级规定国际性的节日（5月1日），把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团结成一支工人大军。各国工人的这种联合是必然的，因为统治工人的资本家阶级并不限于在一个国家内进行自己的统治。各个国家的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广泛；资本不断从一个国家流入另一个国家。银行，这些把各地的资本收集起来并贷给资本家的资本大仓库，逐渐从国家银行变成了国际银行，它们把各国资本收集起来，分配给欧洲和美洲的资本家。大股份公司的建立已经不是为了在一个国家内开办资本主义企业，而是为了同时在几个国家内开办资本主义企业。资本家的国际协会出现了。资本的统治是国际性的。因此，工人只有进行反对国际资本的共同斗争，各国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才会取得成就。因此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无论是德国工人、波兰工人或法国工人，都是俄国工人的同志，同样，无论是俄国资本家、波兰资本家或法国资本家，也都是他们的敌人。譬如，最近一个时期，外国资本家特别愿意把自己的资本投到俄国来，在俄国建立自己的分厂，设立公司，以便在俄国开办新的企业。他们贪婪地向年轻的国家扑来，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府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更加对资本有好感、更加殷勤，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可以找到不如西方工人那样团结、那样善于反抗的工人，因为这个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低得多，因而他们的工资也低得多，所以外国资本家可以获得在自己本国闻所未闻的巨额利润。国际资本已经把手伸进俄国。俄国工人也把手伸向国际工人运动。一、6．我们已经谈过，大工厂怎样把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发展到了顶点，怎样建立起一整套剥削方式；工人起来反对资本时又怎样必然地把全体工人联合起来，怎样必然地引起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斗争。工人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这个斗争中，同庇护资本家及其利益的一般国家法令发生了冲突。但是，既然工人联合起来能够强迫资本家实行让步，能够反击他们，那么工人联合起来同样也能够影响国家法令，争取修改这些法令。其他各国的工人正是这样做的，但是俄国工人却不能直接影响国家。在俄国，工人的处境是，他们被剥夺了最普通的公民权利。他们既不能集会，也不能共同讨论自己的事情，既不能结社，也不能刊印自己的声明。换句话说，国家法令不仅是为了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它们还直接剥夺了工人影响这些法令和争取修改这些法令的一切可能。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俄国（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也只有俄国）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也就是保存着这样一种国家机构，沙皇一个人能够任意发布全国人民必须遵守的法令，而且只有沙皇任命的官吏才能执行这些法令。公民被剥夺了参与发布法令、讨论法令、提议制定新法令和要求废除旧法令的一切可能。他们被剥夺了要求官吏报告工作、检查官吏的活动和向法院提出控诉的一切权利。公民甚至被剥夺了讨论国家事务的权利：没有这些官吏的许可，他们不能集会结社。可见，官吏是完全为所欲为的。他们好象是一个骑在公民头上的特殊等级。官吏的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和人民本身的毫无发言权，使这些官吏穷凶极恶地滥用职权和侵犯平民百姓的权利达到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几乎都不可能有的地步。因此，在法律上，俄国政府是完全不受限制的，它好象是完全独立于人民的，凌驾于一切等级和阶级之上的。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法令也好，政府也好，为什么在工人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当中，总是站到资本家方面去呢？为什么资本家随着自己人数的增加和财富的增多而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而工人却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和限制呢？实际上，政府并不是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而是维护一个阶级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维护有产阶级来反对穷人阶级，维护资本家来反对工人。不受限制的政府如果不给有产阶级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不可能管理这样一个大国。虽然在法律上政府是一个不受限制的、独立的政权机关，但实际上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却有千百种手段影响政府和国家事务。他们有法律所承认的自己的等级机关、贵族和商人协会、工商业委员会等组织。他们选出的代表，或者直接充当官吏，参加国家管理（譬如贵族代表），或者被邀担任一切政府机关的委员，譬如厂主按照法律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出席工厂事务会议（这是工厂视察机关的上级机关）的会议。但是他们并不限于这种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他们还在自己的协会里讨论国家法令，拟定草案，而政府每件事情也往往征求他们的意见，送给他们某种草案，请他们提出意见。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举行全俄代表大会，讨论自己的事情，寻求对本阶级有利的各种措施，代表所有贵族地主、代表“全俄商界”请求发布新法令，修改旧法令。他们可以在报上讨论自己的事情，因为不管政府怎样通过自己的书报检查箝制言论，但是剥夺有产阶级讨论自己事情的权利，那它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门路和途径通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最高代表，可以比较容易地谴责下级官吏的专横行为，可以容易地废除限制特别苛刻的法令和条例。如果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法令和条例，有这样空前未有的政府的警察式的监护来干预一切琐事、使一切活生生的事情失掉固有的特点，那么，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仅仅根据高级领导的恩准就这样轻易地违反这些资产阶级的条例和这样轻易地回避这些警察式的法令。而且从来也不拒绝给以这种恩准［注：原件中由此往下的几个字，抄写人显然没有辨认出来。胶印本中这里印着“[*脱漏Ⅰ*]”，接下去有这样半句话：“不负责任的官员的统治，比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各种干涉，社会越是乐意把机会给[**脱漏Ⅱ**]”。——俄文版编者注］。二、1．这是党纲中最重要、最主要的一条，因为它指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党应该进行哪些活动；一切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哪些活动。它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消除长期人剥削人现象的愿望，应该怎样同大工厂造成的生活条件所产生的人民运动结合起来。党的活动应该是帮助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党的任务不是凭空捏造一些帮助工人的时髦手段，而是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阐明这个运动，并在工人自己已经开始进行的这个斗争中帮助他们。党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那么在工人的斗争中对工人的帮助究竟应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党纲谈到，这种帮助应该是：第一，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至于工人同厂主的斗争怎样逐渐变成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讲过了。从以上所述产生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工人的阶级自觉。工人的阶级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只有同大工厂所造成的资本家、厂主阶级进行斗争，才是改善自己状况和争得自身解放的唯一手段。其次，工人的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本国所有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一致的，他们全体组成了一个不同于社会上所有其他任何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最后，工人的阶级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必须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就象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已经争取到并且在继续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影响一样。工人究竟通过什么途径认识到这一切呢？工人经常是通过他们已经开始的反对厂主的斗争、通过这个随着大工厂的发展而日益扩展、日益尖锐、日益吸引更多工人的斗争来认识到这一切的。有过一个时期，工人敌视资本还只表现为憎恨自己的剥削者的模糊情感，表现为对自己受压迫受奴役的模糊认识和向资本家复仇的愿望。当时的斗争表现为工人的零星发动，如破坏厂房，捣毁机器，殴打厂长等等。这是工人运动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因为对资本家的憎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促使工人产生自卫要求的第一个推动力。但是俄国工人运动已经从这种最初形式向前发展了。工人已经不是模糊地憎恨资本家，而是已经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他们已经不是模糊地感到自己在受压迫，而是开始分析，资本究竟通过什么和究竟怎样压榨他们，同时他们起来反对这种或那种压迫形式，限制资本的压榨，保卫自己，反击资本家的贪心。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向资本家复仇，而是过渡到进行争取让步的斗争。他们开始向资本家阶级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要求，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每次罢工都把工人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人阶级所处的这种条件或者那种条件上。每次罢工都引起工人对这些条件的讨论，帮助工人认清这些条件，弄清资本在这些条件下怎样进行压榨，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同这种压榨进行斗争。每次罢工都丰富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经验。罢工胜利了，它会向工人阶级证明工人联合的力量，同时会促使其他工人去利用自己同志的胜利。罢工失败了，它会引起工人讨论失败的原因，并寻找更好的斗争方式。俄国工人取得的巨大进步，就在于各地工人现在都开始转向为解决自己的迫切需要、争取让步、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日而进行不倦的斗争，因此，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觉悟的工人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斗争和促进这个斗争上面。对工人的帮助应该是：指出斗争应该去满足的那些最迫切的需要；分析那些使这些或那些工人的状况特别恶化的原因；解释工厂法和工厂条例，因为工人常常由于违反这些法令和条例（以及受到资本家的蒙骗）而遭到加倍的掠夺。帮助应该是：更明确地表达工人的要求并公开提出这些要求；选择最好的时机进行反抗；选择斗争方式，讨论斗争双方的情况和力量，讨论是否可以找到更好的斗争方式（如果不能直接采取罢工等形式，那就可以根据情况，也许采取致函厂主、向视察员或医生呼吁等办法）。我们已经说过，俄国工人转向这种斗争是他们的一大进步。这个斗争把工人运动带上了（引上了）康庄大道，它是工人运动进一步获得胜利的可靠保证。工人群众通过这个斗争，第一，可以学习辨别和分析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学习把这些方式同法令、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加以对比。工人在分析个别的剥削方式和情况的时候，学会认识整个剥削的意义和实质，学会认识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二，通过这个斗争，工人可以检阅自己的力量，学习如何联合，学习认识联合的必要性和意义。这个斗争的扩大和冲突的频繁必然导致斗争的扩大和工人（起初是某一地区的工人，后来是全国工人，整个工人阶级）的统一精神即团结一致精神的增强。第三，这个斗争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处于这样的状况：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空闲时间和可能去考虑任何国家大事。但是工人为解决自身的日常需要同厂主开展的斗争本身，必然使工人接触国家大事，政治问题，即俄国这个国家是怎样管理的，法令和条例是怎样发布的，它们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等等。工厂发生的每次冲突，都必然使工人同法令、同国家政权机关的代表人物发生冲突。工人们在这时第一次听到了“政治演说”。首先听到的就是工厂视察员的演说，他们向工人解释说，厂主借以压榨工人的诡计，是以有关当局批准的、允许厂主任意压榨工人的条例的确切含意为依据的，或者说，厂主的压迫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厂主只是运用自己的权利，他们是以国家政权机关批准和维护的某项法令为依据的。除了视察员先生们的政治解释以外，有时还可以听到一位大臣先生的更为有益的“政治解释”，这位大臣先生向工人们提到“基督博爱”的精神，说他们应当感谢厂主的这种博爱精神，因为厂主靠剥夺工人的劳动成了百万富翁。[30]除了国家政权机关代表人物的这些解释和工人们直接认识到这个政权的活动究竟对谁有利以外，后来还出现了社会主义者的传单或其他解释，因此工人通过这样的罢工完全可以受到政治教育。他们不仅学习认识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而且学习认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总之，社会民主党对工人的阶级斗争所能给予的帮助应该是：在工人争取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斗争中给予帮助，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第二种帮助，正象党纲所说的，应该是协助工人组织起来。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种斗争要求工人必须组织起来。现在，为了更顺利地进行罢工，为了给罢工者募捐，为了建立工人储金会，为了向工人进行宣传，为了在工人中间散发传单、通知、号召书等等，都需要组织。为了保卫自己免受宪警迫害，为了隐蔽工人的各种联系和关系不让宪警发现，为了递送给工人以书籍、小册子和报纸等等，就更需要组织。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帮助，——这就是党的第二项任务。第三种帮助是指出斗争的真正目的，就是说，要向工人解释，什么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剥削是依靠什么进行的，土地和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怎样使工人群众陷于赤贫境地，怎样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把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活以外的全部剩余劳动产品白白送给资本家，其次要向他们解释，这种剥削怎样必然地引起工人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的条件及其最终目的又是怎样的，——一句话，解释这个党纲所简略指出的东西。二、2．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发布法令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俄国资本家早就懂得了这种影响的必要性，我们也已指出，俄国资本家是怎样不顾警察法的百般禁止而找到了千百种手段来影响国家政权的，这个政权又是怎样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自己的斗争，甚至不可能争得自己处境的不断改善。我们已经说过，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必然导致工人同政府发生冲突，而政府本身也竭尽全力向工人证明，工人只有进行斗争，只有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才能影响国家政权。1885—1886年俄国发生的大罢工，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政府立即着手制定工人条例，立即颁布关于工厂制度的新法令，向工人的顽强要求作了让步（譬如施行了限制罚款和合理支付工资的条例）。［注：见本卷第29—33页。——编者注］现在（1896年）的罢工也同样立即引起了政府的干预，而且政府已各种联系和关系不让宪警发现，为了递送给工人以书籍、小册子经懂得：只是逮捕和流放是不行了，再用颂扬厂主品德高尚的愚蠢训令（见财政大臣维特给工厂视察员的通令。1896年春季。［注：见本卷第95页。——编者注］）来款待工人就太可笑了。政府已经看出，“联合起来的工人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是它就重新审查工厂法，在圣彼得堡召开工厂视察长代表大会，讨论缩短工作日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向工人让步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必然成为政治斗争。这个斗争现在的确已在影响国家政权，获得政治意义。但是工人运动越向前发展，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的情况，工人根本不可能公开地、直接地影响国家政权的情况，就越清楚、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感觉出来。因此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得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争得政治自由成了“工人的迫切事情”，因为没有政治自由，工人对国家事务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从而必然仍旧是一个毫无权利的、受屈辱的、不能发表意见的阶级。如果现在，当工人的斗争和团结还刚刚开始，政府就急于向工人让步，以制止运动的继续发展，那么毫无疑问，当工人阶级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迫使政府投降，一定会为自己、为全体俄国人民争得政治自由！党纲的前几部分已经指出，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处于什么地位，工人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什么，代表工人利益的党的任务是什么。在俄国政府无限权力的统治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公开的政党，但是代表其它阶级的利益、可以影响舆论和政府的政治派别还是有的。因此，为了说明社会民主党的地位，现在必须指出它对俄国社会其他政治派别的态度，以便工人们能够确定，谁可以成为他们的同盟者，在什么限度内是他们的同盟者，以及谁是他们的敌人。党纲的下面两条指出了这一点。二、3．党纲宣称，首先，所有反对专制政府无限权力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的同盟者。因为这种无限权力是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主要障碍，所以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工人的直接利益要求大家去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专制就是不受限制；专制制度就是政府有无限权力）的社会运动。资本主义越发展，官僚管理机构和有产阶级本身利益即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就越深刻。所以社会民主党宣称，它将支持资产阶级中间所有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阶层和等级。资产阶级直接影响国家事务，比它现在通过一群卖身求荣、横行霸道的官吏来影响国家事务，对工人说来，是无比有利的。资产阶级公开地影响政治，比它现在通过似乎是万能的、“独立的”政府来隐蔽地影响政治，对工人说来，也要有利得多，因为这个政府自命为“承受上帝恩典”，并把“自己的恩典”赐给受苦受难、爱好劳动的土地占有者和贫困不堪、受尽压迫的厂主。工人必须同资本家阶级进行公开斗争，以便让俄国全体无产阶级能够看到工人是为了哪些利益而斗争的，能够学会应该怎样进行斗争；以便让资产阶级的阴谋和企图不能隐藏在大公的外室里、参议员和大臣的客厅里、政府各部门绝对秘密的办公室里；以便让这些阴谋和企图暴露出来，使每个人都看清楚，究竟是谁在影响政府的政策，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追求的是什么。因此，必须清除一切掩盖资本家阶级现在的影响的东西。因此，必须支持一切反对官吏，反对官僚管理机构，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宣布自己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运动的同时，承认自己并不脱离工人运动，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与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工人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支持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必须记住：有产阶级只能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需要消灭政府的无限权力，只是为了公开地、广泛地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其次，社会民主党声明，它将支持所有起来反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阶级的人们。在俄国，贵族地主被视为国家的第一等级。统治着农民的他们的农奴制残余，直到现在还压迫着广大人民。农民还在为从地主势力下解放出来而缴纳赎金。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为的是使地主老爷们不致感到缺乏廉价而驯服的雇农。农民直到现在还象一群毫无权利、尚未成年的人一样，受官吏们的任意摆布，这些官吏维护自己的腰包，干预农民的生活，以便使农民能够“按时”向农奴主－地主缴纳赎金和代役租，以便使农民不敢“逃避”给地主做工，不敢（举例来说）迁徙，因为迁徙会使地主不得不到别处去雇没有这样便宜、没有受到这样贫困逼迫的工人。地主老爷们奴役千百万农民，强迫他们给自己做工，使他们继续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由于这些英勇业迹，地主老爷们享受最高的国家特权。国家的最高职务主要由贵族地主担任（而且按照法律，贵族等级也享有担任国家职务的最大权利）；显贵地主最近宫廷，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直接、容易地使政府的政策服从自己的利益。他们利用自己接近政府的地位，掠夺国库，从公款中得到几百万卢布的赠品和恩赐，这些赠品和恩赐有的是作为俸禄的大地产，有的是“让步”。［注：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胶印本中，正文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81—110页注释：[27]《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是在彼得堡狱中写的，《党纲草案》写于1895年12月9日（21日）以后，《党纲说明》写于1896年6—7月。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里扎罗娃回忆，原件是用牛奶写在一本书的行间的。现存稿本显然是在原件经过处理显出字迹以后誊抄下来的。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里现存三个《党纲草案》抄本。第一个来自列宁1900—1904年的私人档案，是由德·伊·乌里扬诺夫和玛·伊·乌里扬诺娃用密写墨水书写在1900年《科学评论》杂志第5期的一篇文章的行间的。这个抄本没有标题，由列宁用铅笔编了页码，在封套上有列宁的手迹：“旧的（1895年）党纲草案”。第二个也发现于同一时期的列宁私人档案，是用打字机打在薄卷烟纸上的，标题是：“旧的（1895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第三个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日内瓦档案中找到的，胶印本，共39页，包括《党纲草案》和《党纲说明》，是一篇完整的著作。——69。[28]赎金指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为赎取份地每年交纳的款项。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的宅地可以随时赎取，而份地则须经地主与农民自愿协议或地主单方面要求始可赎取。份地的赎价是将每年代役租按6％的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得出的，例如，每年代役租为6卢布，赎价就是100卢布。所以农民所赎取的在名义上是土地，实际上也包括人身自由在内，赎价远远超过了份地的实际价格。在赎取份地时，农民先付赎价的20—25％（如果地主单方面要求赎地，则农民不付这笔费用），其余75—80％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然后由农民在49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政府。因此赎金实际上成了前地主农民交纳的一种沉重的直接税。由于农民赎取份地最后限期为1883年，赎金的交纳要到1932年才最后结束。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沙皇政府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力，从1907年1月起废除了赎金。——72。[29]连环保是每一村社的成员在按时向国家和地主交清捐税和履行义务方面互相负责的制度。这种奴役农民的形式，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还保存着，直到1906年才取消。——72。[30]指俄国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给工厂视察员的通令，它是对1895年夏秋两季罢工的答复。关于这个通令可参看本卷《告沙皇政府》一文。——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