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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9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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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9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在大雅默斯疗养区，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成——五个人呆在一个房间里，其中还有我的侄女［注：彭普斯。——编者注］的四个月的婴儿［注：莉莲。——编者注］，因此，什么事都不能干，我也就没干任何工作，逍遥自在，大喝上好的比尔森啤酒。但是明天我将开始工作，并且在完成小册子［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以前不再中断。
您建议在序言中谈谈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我自己的愿望。但是，在序言中清算不了这些臭东西，不然序言就会弄得太长。此外，我缺少关于伤亡事故保险等等问题的材料，就是说，没有必不可少的有关的法案。
这个题目早已在我的脑子里盘旋，我也很明白，应当写点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因此，我准备写（为《社会民主党人报》）一系列论述现在德国流行的假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每篇文章将自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以后这些文章可以出单行本。[308]第一部分：俾斯麦的社会主义——（1）保护关税，（2）铁路国有化，（3）烟草垄断，（4）工人保险。但为此我必须有：
对第2点——标明最近时期国有化的铁路（贝尔格—勃兰登堡、柏林—格尔利茨、柏林—施特廷、勃兰登堡—波兹南）在国有化之前不久的行市的行情通报，以及如可能时，还必须有国家为这些铁路付出的价格；
对第4点——俾斯麦的法案，提交帝国国会时的那个本子。
如果您能给我搞到这个，那我就有足够的材料了。
不过，我还想加上第二部分并在其中批判被拉萨尔使用开的，我们的人有时也还在重复的那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例如“铁的工资规律”[266]，“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309]（而不是归工人们）等等。这比第一部分更需要，这里需要作彻底清算，而如果这将触怒不幸被接受到我们队伍里来的拉萨尔派“领袖”[310]中的某一位，那就更好了。因此，老实说，第二部分对我来说最为重要。
但是，我不知道，对神圣的斐迪南［注：拉萨尔。——编者注］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批评，是否合乎某些人的口胃。他们大概会认为，在党的机关报上出现这种东西，就会挑起党内分裂和破坏曾经同拉萨尔派订立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切一旦写出来可以全部出单行本而不必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总之：或者全部都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然后出单行本，或者马上出版单行本，或者索性作为没有写成的东西暂时撂下。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请随意选择，如果有必要，请同其他人商量商量。但我们一旦商定了的东西，就应当付诸实行。我由于《杜林论》一书曾遭遇过不愉快的事情，即莫斯特提出抗议[311]，现在我不能再一次遭遇这种事情了。
其实，对于俾斯麦精神和与它有关的一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专门论述关于可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的两篇文章[312]中，已经讲得很好了。我推测这是倍倍尔写的；如果不是，那末党就可以庆贺自己有了第二个这样的人，他非常善于洞察事物本质，抛弃一切次要考虑，同时写得非常简洁明了。文章好极了。
您为德国某些人的委靡不振进行辩解的话，我也已经不止一次地自言自语过。但是，尽管如此，这都是自古以来德国人的那种意志薄弱和缺乏毅力，以及企图不是在工人面前而是在庸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是可尊敬的好心人而根本不是可怕的食人生番（有人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的倾向。这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为他们所受的一点点教育是解放工人所绝对必需的，据他们说，工人自己不能解放自己，只有靠他们去解救。在他们看来，只有靠“有教养的”市侩的帮助，工人阶级才有可能获得解放；贫穷的、软弱无力的、“无教养的”工人怎么能够自己取得解放呢！
昨天我给考茨基写了封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他断定说，他在那里发现了几个出色的哲学博士。如果他们确实出色，他们会很受欢迎。
阿道夫·博伊斯特能给您唱《布雷的牧师》的曲调[313]。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
注释：
[266]指“铁的工资规律”。这是拉萨尔在他的小册子《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OffnesAntwortschreibenandasCentral-ComitézurBerufungeinesAllgemeinenDeutschenArbeitercongresseszuLeipzig》.Zürich，1863，S.15—16）上的提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规律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6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和杜尔哥关于最低工资规律的主张，是指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版于1817年在伦敦出版）第73—499页（Ricardo，D.《On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Thirdedition.London.1821.p.73—499）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建立和分配的探索（1766）》，载于《杜尔哥文集》，欧·德尔的新版本，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10页（Turgot.《Réflexionssurlaformationetladistributiondesrichesses（1766）》.In：OEuvresdeTurgot.Nou-velleéditionparE.Daire.TomePremier.Paris1844，p.10）。对李嘉图和杜尔哥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见《剩余价值理论》第1分册第2章第3节和第2分册第15章第2、3节）。——第291、355页。
[308]恩格斯没有实现这里所说的撰写和发表一系列论俾斯麦和拉萨尔的文章或小册子的计划。——第355页。
[309]“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的说法首先是拉萨乐在他的下一著作中提出来的：“《巴师夏先生—舒乐采·冯·德里奇，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第199—200页（《HerrBastiat-SchulzevonDelitzsch，der?konomischeJulian，oder：CapitalundArbeit》.Berlin，1864，S.199—200）。
马克思对拉萨尔这一说法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8—23页。——第355页。
[310]指两个德国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见注250）的合并，合并是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的合并代表大会上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抱肯定态度，但是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共同意见反映在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0页和13—14页）中，此外还反映在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中。尽管在这些文件中对未来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那个包含着一系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许多让步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这个草案仍然只是略加修改就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第355、371页。
[311]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年5月27—29日）5月29日的会议上，杜林派企图设法禁止在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约·莫斯特提出的提案说，“类似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的文章今后不应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尤·瓦耳泰希也提出了类似的声明。奥·倍倍尔提出一个折衷的提案：停止在《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而以《前进报》出版社的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它们；同样地也停止在报纸上对这一争论问题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莫斯特的提案和瓦耳泰希的主张。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提醒说，关于发表这些文章的决议是上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后，这些反对杜林的文章是党内的最优秀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李卜克内西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修正：在《前进报》的科学附刊上、或在《未来》（《Zukunft》）杂志上、或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正的倍倍尔的提案。《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是在《前进报》的附刊上发表的。——第356页。
[312]指刊载在1882年8月17和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和35号上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未署名的文章，文章的标题都是：《废除非常法吗？》（《AufhebungdesAusnahmcgcsctzes？》）。这两篇文章同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标题是：《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略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AufhebungdesSozialistengesetzes？EinWortzurTaktik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署名苏尔土尔。——第356、365、378、381、386页。
[313]恩格斯指自己译的具有民间曲调的英国歌谣《布雷的牧师》（见注306）。——第35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96.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2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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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
1882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您确实应该原谅我，让您如此久等回信。由于我遇到了相当多的各种各样的干扰，为了最终能着手工作，我只得放下所有次要的事情，并且除绝对必要者而外把一切通信都搁置下来。因为您在殖民地问题[299]上向我提出了绝非那么容易解决的课题，所以您的信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并且连善良的瓦尔特也被遗忘了。
如果瓦尔特和布劳恩博士到这里来，我将乐意见见他们，并且欣然为他们做需要我去做的一切。其余的都好办。但是，说实在的，瓦尔特在这里研究什么呢？要知道这正是首先应当解决的。是社会主义本身吗？为此他无须到这里来，这一点他在奥地利和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能够办到；况且进行这种研究的源泉，即值得阅读的文献，很快就会枯竭。是政治经济学吗？是历史吗？关于这些问题的资料在英国博物馆里浩如烟海，以致没有经验的人可能马上会被它们弄得晕头转向。是自然科学吗？这方面需要讲义，讲义在这里出奇的昂贵。我认为，在把这个人送到这里来以前，应当确定明确的研究计划——至少是大致的——，如果把这个计划告诉我，我就很容易判断，这个计划在什么地方能完成得最好，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此外，如果不掌握哪怕是少许英语知识，他在这里就会寸步难行。我想，他最好是首先用半年左右来学点法文和英文，以便在出国前至少能勉勉强强学会用这两种语言阅读。此外，如果他想顺利地从事研究，他总还应当在历史方面、地理方面以及如有可能还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具备某些初步知识。他在这方面的情况怎样，我不知道，但如果他的这些知识很欠缺，那末最好先把他送到维也纳去，让他在自己的朋友的指导下初步获得这些知识，并且先大致知道怎样才能独立地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否则在伦敦这里，多半是白花钱。这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许这一切并不完全恰当，但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文化程度，所以我想，不管怎样我应该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如果您把有关这方面的更详细的情况告诉我，那您就不致久等回信了。您知道，总的来说，我一向赞成把有抱负的青年人送到国外去，使他们能开扩眼界并摆脱在祖国必然会产生的地方偏见。
不过，关于瓦尔特的问题，您不要对马克思抱很大的希望。他在五月以前未必回得来，而且在回来以后大概还必须十分保重，以便有可能完成他的工作。问题在于，现在还严禁他多说话，而且晚上他也需要安静，否则他夜里睡不好觉。白天他当然愿意工作。在应该摆脱掉长久不愈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时候，而且在三次重犯严重的胸膜炎之后，必须注意不仅要彻底治好疾病，而且要不让它复发，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六十五岁的时候——这本身就令人十分操心。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埃及的事件[60]是俄国外交制造的。让格莱斯顿侵占埃及（埃及还远未落入他的手中，他即使能够得逞，也还绝不是说他已经能保持住埃及），是为了使俄国可以占据阿尔明尼亚，——按照格莱斯顿的说法，这样做又可以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伊斯兰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件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幌子、把戏、借口。这种企图是否会成功，很快就会见分晓。
热情问好。
您的弗·恩·
扎克斯博士刚才寄给我他所著的关于绍林吉亚一书［注：艾·扎克斯《绍林吉亚的家庭工业》。——编者注］，为此请代我向他表示感谢；我一读完它，就给他回信。
我的秘密通讯处：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派·怀·罗舍夫人，不必信封里套信封。这就是彭普斯；顺便提一下，她已经有一个女孩［注：莉莲。——编者注］。虽然，彭普斯已不住在我这里，但这无关紧要。
注释：
[60]指从1879年延续到1882年的埃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那些最后的事件，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已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的英法资本家对埃及进行殖民掠夺。运动的导火线是英法代表以债权强国的身分于1878年进入埃及政府（当部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以曾经提出过“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口号的阿拉比－帕沙上校为首的进步军官的代表。由于开罗卫戍部队起义，埃及总督（执政者）被迫于1881年9月实行宪制；12月埃及召开了国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同年成立的“祖国党”，它是那些对外国资本的把持感到不满的自由派的地主和商人同依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怀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军官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祖国党”的目的是要实现埃及独立并在国内建立宪制。1882年2月，埃及组成了一个民族政府（阿拉比在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它开始解除外籍官员在埃及担任的职务，并计划实行民主改革。但是，1882年夏天，英国挑起了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反对埃及的军事行动，虽然埃及军队（在阿拉比率领下）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抵抗，结果还是英国侵略者获得了胜利。英国占领者在1882年9月占领开罗以后，对民族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埃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抗议英国进攻埃及和炮轰亚历山大里亚的公开集会，是盖得派的中部的联合会（见注247）在《公民报》编委昂利·布里萨克、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的参与下，于1882年7月底在巴黎组织的。盖得派关于埃及问题的决议，向阿拉比－帕沙和“祖国党”表示敬意，认为他们无愧于自己承担的伟大任务。——第75、89、90、353页。
[299]卡尔·考茨基在他1882年5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恩格斯就殖民地，特别是亚洲殖民地在欧洲无产阶级胜利后的命运将会怎样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考茨基写道：“我认为，如果英国无产阶级占有印度，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对于前者来说，好处是获得原料产地，对于后者来说，好处是因为如果听其自然，印度人民就会落入最残暴的专制制度之中……依我看，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印度反而会很好地过渡到现代社会主义，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这个中间阶段……”。
考茨基的谈这个问题的第二封信是1882年5月31日写的。——第339、35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95.恩格斯致燕妮·龙格1882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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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8月27日于大雅默斯市哥伦比亚坊10号
我亲爱的燕妮：
多谢你的来信。即使寄个明信片来，我也很满意。你拆开了我给摩尔的信并关心该信［注：见本卷第84页。——编者注］的内容，我很高兴。
我收到了洛桑来信［注：见本卷第82—83页。——编者注］和斐维来电[72]，电报中附有他们的［注：马克思和劳拉·拉法格的。——编者注］新地址：勒芒湖旅馆，看来他们想在那里住下去。至于谈到摩尔的健康，我很高兴收到了你的清醒而无偏见的报道。劳拉见到他仅仅几小时，她得到的印象似乎过分乐观，另一方面，杜西在阿尔让台又见到了他，她却感到颇为失望，认为他没有多大好转。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我们有一切理由对他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这些成绩是在一直缠住他不放的很坏的天气下，并且是在三次——其中两次是非常严重的胸膜炎复发之后取得的。我从未指望他今冬能够呆在英国，这一点在他动身去阿尔及尔以前我就向海伦［注：德穆特。——编者注］和其他讲话谨慎的人说过。因此这对我来说并不是意料之外的。我感到失望的只是他在冬季以前未必能到这里来呆几周。不管怎么说，我感到满意的是，医生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这就更易于使他服从。由于支气管炎仍未痊愈，他还要在恩吉安或科特雷呆些日子，然后在山区——在阿尔卑斯山区或比利牛斯山区——施行气候疗法，这将重新使他完全恢复工作能力。但是，正象你所说的，如果旧病复发，这一切就会受到影响，不过，现在这种可能性很小，特别是由于他已取得了经验。
我亲爱的燕妮，我知道，你承受了多么沉重的负担，而且现在还是这样。我常常惦记你，并且由于一点也不能帮你的忙而心里不安。当我每天早上去尼姆［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那里喝比尔森啤酒的时候，你和摩尔几乎是我们每天经常谈的话题。但是我知道，我勇敢的燕妮不会失去勇气，当你将接受最近的考验［注：分娩。——编者注］时，我希望和期待你把家务安排好，使自己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静。
你想象不到，彭普斯自从到这里来以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她为自己的小孩［注：女儿莉莲。——编者注］忙个不停；穿着打扮、娱乐、闲逛——这一切看来她全忘了。她对小家伙照顾得很周到，她情绪很好，很有耐心。的确，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即使现在她长出两个牙齿的时候，她也几乎总是在笑。我们希望母亲和孩子将这样继续下去。
肖莱马向你衷心问好，他明天动身去德国，我同他一起到伦敦去办事，要去一两天。只要天气不撵我们走，我们还要在这里逗留两周；从上星期二起，天气极不稳定。可怜的派尔希［注：罗舍。——编者注］是上星期三到达的，看来，他注定要在潮湿中度假期——这对风湿病患者来说是不妙的前景。至于谈到我，海洋空气和海水浴大大地增进了我的健康，但愿今年冬天我能好好地做一番工作。
我们大家向龙格、你和孩子们［注：燕妮·龙格的儿子；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衷心问好并致良好的祝愿。
爱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72]马克思同女儿劳拉·拉法格从1882年8月27日至9月25日住在瑞士的斐维（窝州）。——第88、349、363、3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94.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188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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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82年8月20日于大雅默斯市哥伦比亚坊10号
亲爱的艾米尔：
我们——肖莱马、彭普斯、小家伙［注：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和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十天。[64]今天我才着手给你回信，这是海滨疗养区愉快的懒散造成的过错。
首先，我已把你直接介绍给赛姆·穆尔，请求他把他的市内事务所的地址寄给你（律师们的这些事务所叫做chambers），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地址，而白天只有在那里可以找到穆尔。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具有本民族的一切优点而没有其任何一点缺点的典型的英国人。当然他也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也讲德语，虽然讲得不很流利。他乐意尽力帮助你，他比我能对你更有用。当一个人弃商已经将近十三年，而且离开曼彻斯特也已经十二年之后[307]，他在那些以互相勾结为首要原则的人们中间的影响就很小了。而穆尔只是在三、四年以前才弃商，他仍旧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更能做到某些事情。例如，我甚至不知道那些同我有过来往的人是否还活着，他们过去的公司是否还存在，他们是否把整个企业都卖出去了。如果我把你介绍给欧门和罗比，也许不会有好处，反而有害处；这些人不会让你看他们的工厂，并且最后会在交易所里叫他们所熟识的其他纺纱厂主和工厂主对你有所警惕。
生产针织纱和缝纫线的工厂，你是没法进去的，因为据我所知，除了欧门—罗比工厂以外，在曼彻斯特没有这类工厂。有各种纺纱企业，但你在那里只看得到旧式的并纱机，因为这些工厂主把未加工的纱拿去出售。怎样才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工厂，这取决于每个个别场合的情况，但是，一般说来，我一向认为，最好是向介绍给你的人说实话，坦率地说明你的身分。许多德国搞纺纱业的人企图用取巧的办法钻进去，结果几乎总是有人揭穿他们并且在交易所里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其他人，此后就什么也不给他们看了。这里的竞争比在德国规模大得多，象在德国经常玩弄的小手腕，在这里是根本吃不开的。
肖莱马十月初也会回到那里去，他也能够帮助你。首先，欧门—恩格斯公司给德国大信托公司的推荐对你很有用处，它将给你进一步的帮助，甚至能够指点你，在什么场合不说明你的身分是恰当的。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就要开饭了。总的来说，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美好的天气、比尔森啤酒、海洋空气和海水浴，把我星期一（即你动身的那一天）患的胃病完全治好了。彭普斯和肖莱马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64]1882年8月11日至9月8日，恩格斯在英国东部海岸的大雅默斯市休养。——第79、347页。
[307]恩格斯于1869年7月1日终止了在曼彻斯特贸易公司的工作，并于1870年9月20日迁居伦敦。——第34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93.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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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2年8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附上订阅《平等报》的收据；从这些出色的生意人那里比这再好的我也无法给你弄到了。自从劳拉·拉法格去巴黎以后，我们在这里再也没有看到和听到关于这一报纸的情况了。共付了十四先令。
今天分两包给你寄去7月1日—8月5日的《劳动旗帜报》。如果你专门订阅这种报纸，那是毫无意思的。我干脆把我这一份寄给你，省得往纸篓里丢。
马克思还在阿尔让台，正在用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治疗慢性支气管炎。他还必须谨防胸膜炎复发。其他的事情，医生们知道，或许也不知道。
匆匆草此。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9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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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8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今天只是匆匆忙忙提出几点意见，因为日内我要去海滨，忙得不可开交。
（1）关于德文版《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也早就在考虑，特别是自从我看到这本书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以来。[302]我高兴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一致。但是写一个比较简练的德文本，比起那个写得比较自由的法文本来，困难要大得多。把这个东西写得通俗而又不损害内容，也就是要使它能够成为人人易懂的宣传性的小册子，任务是艰巨的，但是我去海滨时一定尽力而为。什么时候您能开始刊印？刊印需要多少时间？当然，那时应当把校样寄给我（象法国人所作的那样，一式两份，这会提供很大的方便）。
（2）显然您认为，从我们的老交情考虑，李卜克内西有正当权利向您索取我的信［注：见本卷第332—337页。——编者注］，并且您也有责任把那封信给他使用。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使我感到不满的地方。以往您不可能知道，我和李卜克内西之间发生的许多不和的事，十之八、九是由于他的这类自作主张的做法引起的：未经许可发表私人信件，对我的文章加些荒诞的或同原文意思直接矛盾的注解等等。这次他又十分令人不能容忍地利用了我的信。这封信是直接针对您的文章而写的。[290]而李卜克内西却这样看待它：似乎其中提供了“我的”关于整个爱尔兰问题的论述。这是极其轻率的，特别是有人拿出达维特的演说来反对我的信，但到写信的时候他还根本没有发表演说，演说与那封信毫不相干，因为达维特和他的国家土地所有制那时还只有点征候。当李卜克内西想要表明自己的“优势”时，他总是这样轻率从事。好吧，让他闹笑话去吧，但是他不应当在这里滥用我的书信。因此他使我不得不请求您将来（我想说得尽可能得体和更合乎外交词令）把我的信件给他时，顶多是让他看看，而不要把原件留在他那里，也不要给他抄件。
（3）我把有关希尔施—梅林问题[62]的必要情况告诉了马克思，虽然我把此事尽可能说得幽默些，我还是担心如果卡尔施［注：卡尔·希尔施。——编者注］偶然见到马克思，他会度过不十分愉快的一刻钟。
（4）我觉得在埃及问题上您过于袒护那个所谓的祖国党了。[303]关于阿拉比我们知道得不多，但是可以十拿九稳，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帕沙，他不愿把税收让给财政巨头，因为他按照道地的东方习惯只想自己饱私囊。农民国家中常见的历史正在那里重演。从爱尔兰到俄国，从小亚细亚到埃及——在农民国家中，农民的存在为的是受人剥削。从亚述帝国和波斯王国的时代起就是如此。萨特拉普——另一种说法即帕沙——这是东方剥削者的主要人物，正如商人和法学家是现代西方的人物一样。不承认欠总督[304]的债务，这当然是件好事，但试问：下一步怎么样呢？我们西欧社会党人不应当象埃及费拉[305]或一切罗曼人那样，轻易上这个钩。真奇怪！罗曼语国家的一切革命者都抱怨说，过去他们进行革命总是对别人有利，——其原因很简单：他们往往被“革命”这个词所迷惑。只要某地刚一发生暴乱，整个罗曼语族革命界总是根本不加批判地欣喜若狂。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支持被压迫的费拉，但不必同时赞成他们现在的种种幻想（要知道农民需要遭受世世代代的欺骗，才能通过切身经验醒悟过来），我们可以反对英国人的暴行，但绝对不必因此而支持他们现在的军事对手。在一切国际政治问题上，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那些在政治上感情用事的党派的报纸应当采取非常小心谨慎的态度，我们德国人既然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我们就有义务在这方面通过批评来证明自己的这种优越性。
不过，批评得够多了！可惜我今天已经没有时间给您寄小品文栏的材料[306]。我很想用事实向好样的卡尔施证明，关于我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系他向梅林编造了一些什么样的胡说八道。不过您不久就会收到材料，那时候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注释中直接提一下这件事，——当然，不要点卡尔施的名，他现在已经不那末好受了。
趁此衷心问好。只要有可能，我将从海滨给您去信，也将给好样的考茨基去信；我现有的他的通讯处大概已经过时。最近的通讯处是奇给某个用法国姓的女人，——但愿这确实只是一个秘密通讯处？
您的弗·恩·
注释：
[62]指梅林在卡尔·希尔施嗾使下，于1882年7月2日在资产阶级报纸《威塞尔报》（《Weser-Zeitung》）上发表的文章。当时梅林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者，在这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借口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编辑部有分歧，强调报纸“不近人情”，由于该报，照他的话说，德国工人遭到了接二连三的迫害，他并且声称社会改良主义者赫希柏格是报纸的实际的鼓舞者。梅林在他文章的结尾扬言要对报纸继续进行揭露。此外，他还说马克思的身体不好，并推测说马克思对《资本论》所进行的工作未必能够完成（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梅林这些攻击的态度见本卷第337—338页）。恩格斯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登一条他在报纸上撰稿的消息，以回答梅林的文章（见本卷第337—338页）。《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1882年7月27日该报第31号上发表的题为《关于私人的事情》（《IncigenerSache》）这一针对梅林的尖锐的简讯中，采用了恩格斯的这些指示。——第77、337、344、365、398页。
[290]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这封信是针对1882年5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的社论，于1882年7月11日左右写成的；社论是伯恩施坦写的，用笔名利奥发表，标题为《爱尔兰局势》（《DieSituationinIrland》）。伯恩施坦把恩格斯这封信的原件给了李卜克内西，后者加进了一些编者的话，把这封信的大部分发表在1882年7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9号《论爱尔兰问题》（《ZuririschenFrage》）一文中。同时，李卜克内西对该信加了编辑部的论战的结语和下列引言：“爱尔兰的一个朋友，是少见的一个熟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人，从伦敦给我们写来了下面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阐述的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该信已发表的那部分原件已经丢失；保存下来的只是一部分，即从“道地的愚蠢，就是纯粹巴枯宁主义的、广告式的、毫无目的的‘以行动进行的宣传’”几句话一直到该信的末尾部分。恩格斯在1882年8月9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对未征得他的同意就发表该信提出了抗议。——第332、344页。
[302]指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法文本。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由拉法格译出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首先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同年这一著作出版了法文单行本。关于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1883年出版的这一著作的德文第一版，见注338。——第343、365、382、394页。
[303]关于埃及问题见注60。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1882年8月3日第32号）编辑部发表《社会民主党和埃及问题》（《DieSozialdemokratieunddieegyptischeFrage》）一文。该文赞同盖得派在巴黎组织的集会所通过的抗议英国人炮轰亚里山大的决议。决议向阿拉—帕沙和“祖国党”表示敬意。——第344页。
[304]总督——1886—1914年埃及世袭执政者的封号。——第344页。
[305]费拉——埃及的定居农民。费拉是埃及农村居民中地位最低的被剥削阶级。——第345页。
[306]恩格斯答应给小品文栏用的材料是1882年9月初他从英文译成德文的英国古代民歌《布雷的牧师》；恩格斯给这首民歌译文加上了说明，解释它对德国的政治意义，恩格斯署名的译文发表于1882年9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0—344页）。——第34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91.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2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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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2年8月9日于伦敦
老朋友：
昨天我未能给你邮去汇票。但今天我已经办了这件事，邮局会付给你五英镑，按牌价可折合一百二十六法郎。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生活情况，我很高兴。我本来也想多方设法使你、马克思和我又能够相聚在一起，但今年未必会有这种可能；这个夏天你也许还能够见到马克思，但这要取决于医生让他到什么地方去。这封信没写完，其余的只好拖几天再写，邮班很快就要走了，而我还必须给伯恩施坦写一封详细的有关各种问题的信。
祝你现在同往常一样身心健康，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你的老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90.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82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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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注：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巴黎
[1882年7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早就想对您寄来俄文版《宣言》[301]表示感谢，但未能给您写信，因为关于马克思的情况无可奉告，而又严禁我把他住在阿尔让台的消息告诉在巴黎的任何人。遗憾的是，医生规定他尽可能少说话，这个禁令迫使他还要隐居下去。
柯瓦列夫斯基顺便来看过我，当时我不在家。只有马克思小姐［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见到他，而他没有留下地址。大概，他来了几天之后就走了，但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去向。好象他有回祖国的打算。马克思小姐在［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阿尔让台。如果您去向龙格打听，也许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您的弗·恩·
[恩格斯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法国巴黎圣雅各路328号彼·拉甫罗夫先生
注释：
[301]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第二版，该版本是由格尔·瓦·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于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第34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89.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188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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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纽约
[草稿]
1882年7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赫普纳先生：
我迟迟没给您回信，是由于马克思患病并一再更换地点。只是最近，我才能同他进行事务上的通信。我们对您所计划的事业的意见［注：见本卷第70页。——编者注］如下：
因为在法律上您完全有权利在那里翻印欧洲出版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您最好充分利用这种权利，不必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如果您想翻印《共产党宣言》，我们丝毫也不能反对；而且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对此提出抗议，除非是作了删改——历史文件是根本不容许删改的——或作了不恰当的注释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能给您写序言，除了因为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以外，主要是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由于某种连带责任使自己跟一件我们既不能、也不愿意过问的事情有了关系。因此，您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决定是否翻印其他著作的问题，我们决不会埋怨您在出版我们的书籍的同时还出版别的什么书籍。
对于我的《工人阶级状况》［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也是一样。如果您照原样翻印这一著作，我决不能反对。可是，如果我给了您特别的许可，我就有责任对该书作增订和注释，使它跟现在的情况联系起来，而这就得费半年功夫。此外，我应当事先有保证，就是这件工作一旦开始了，就得进行到底。
我想我已向您说明了，为了您的利益，您最好是自己做自己负责。除非迫不得已，我们决不会妨碍您的事业，宁可说恰巧相反。
至于新的《资本论》浅说，马克思对于这类版本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所以不能向他提这样的建议，特别是现在。不过马克思给莫斯特编写的浅说第二版[300]改正了（这只是私下说说！）一些重大的错误，并作了某些增补，因此这本浅说还是有它的长处的，可以翻印。
我能够推荐给您翻印的别的东西好象不多了。莱比锡的书籍多半是讨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一些议会候选人的博士论文。茹尔·盖得的法文著作大部分是好的，但它们过于偏重法国情况。白拉克的《打倒社会民主党人！》对您也许不适用。倍倍尔的议会演说是在德国出现的符合我们意向的最好的东西，不过，显然是针对当前大众所注意的问题而写的；拉萨尔的著作充满了经济学上的错误，而且他的全部观点早已过时了。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提出了正确的批判，不过还不彻底。
还是请您自己选择吧。祝您工作顺利。
您的弗·恩·
注释：
[300]指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1876年]开姆尼斯第2版（《KapitalundArbeit.Einpopul?rerAus-zugaus《DasKapital》vonKarlMarx》2.Aufl.，Chemnitz，[1876]）。小册子的第一版于1873年在开姆尼斯出版。马克思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请求，在恩格斯的参加下为出版第二版对小册子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关于马克思对该版的态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恩格并服从了仲裁法庭的决定。——第333页。斯1883年4月18日给菲力浦·范－派顿的信。——第34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8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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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7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立刻答复您最近的来信，否则，遇上星期天，信要三天以后才能寄到。
关于梅林事件[62]，此地有一个熟人曾告诉过我；我马上知道了作者和幕后提词人。自从希尔施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计划当时由于您和倍倍尔在场而遭到如此彻底的破产之后，他便对“苏黎世派”怀着令人可笑的满腔怒火。我们相当经常地毫不含糊地向他表示过，我们在这方面不会支持他，他的行动完全由他自己负责，——但这只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他不再用抱怨来打扰我们。不过，他早已又在巴黎了（在那里人家容忍他），并且于上星期天，即7月8日，同某个丽娜·哈舍尔特小姐结了婚。
至于这个问题本身，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介入。梅林散布了关于我们的大量谣言，如果我们只反驳某一点，那就会间接地承认其余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已经多年没有理采任何谎言，除非万不得已非要我们回击不可。因为我们的人掌握着《人民报》，只要简单地报道一下六月某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载了一篇有我署名的文章[298]就够了。这是最好的回答。正如所设想的那样，您自己也可以引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这个材料并且补充说明，马克思和我对我们的公开行动总是预先互相商量好的。我很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正好现在发表出来，这是对这一切愚蠢行动的毁灭性打击。
同时我认为，您把赫希柏格搁在一旁，做得很对。本来他正想纯粹以个人名义出现，因而他可以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自己出来为自己辩护。我不知道，如果把同《年鉴》上的文章有关的旧事[285]重新提出来，是否会帮他的忙；如果因此在党内产生对我们立场的怀疑，我们可能会被迫回头来谈这个问题，而我至少认为这完全是多余的。
因为马克思在阿尔让台深居简出，并且尽可能不让旁人知道他住在那里，所以，据我所知，他没有同希尔施见面，也未必渴望见到他。马克思需要安静，因此，在不是绝对必要的时候，即在希尔施再没有抛出什么东西来的时候，我不想用这件事去打扰他。
我收到了考茨基的涉及各种问题的长信，甚至不是一封而是两封[299]，但正象我已经写信告诉您的那样［注：见本卷第269—270页。——编者注］，现在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内容如此广泛的通信，况且为了有可能深刻地考虑某些个别的问题并得出答案，我必须对它们进行专门研究。这就是我沉默的唯一原因。
我根本不知道有任何一部关于宪章运动的好著作。如果我能够让我们在波士顿的老朋友哈尼（前《北极星报》编辑）来写宪章运动史，那他的确是一个合适的人。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我本人同希尔施根本没有任何通信联系，因此我决没有理由把我对这一事件的观点告诉他。如果有机会，我当然要加以利用。
注释：
[62]指梅林在卡尔·希尔施嗾使下，于1882年7月2日在资产阶级报纸《威塞尔报》（《Weser-Zeitung》）上发表的文章。当时梅林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者，在这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借口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编辑部有分歧，强调报纸“不近人情”，由于该报，照他的话说，德国工人遭到了接二连三的迫害，他并且声称社会改良主义者赫希柏格是报纸的实际的鼓舞者。梅林在他文章的结尾扬言要对报纸继续进行揭露。此外，他还说马克思的身体不好，并推测说马克思对《资本论》所进行的工作未必能够完成（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梅林这些攻击的态度见本卷第337—338页）。恩格斯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登一条他在报纸上撰稿的消息，以回答梅林的文章（见本卷第337—338页）。《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1882年7月27日该报第31号上发表的题为《关于私人的事情》（《IncigenerSache》）这一针对梅林的尖锐的简讯中，采用了恩格斯的这些指示。——第77、337、344、365、398页。
[285]指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的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Rückblickeaufdiesozali-stischeBewegunginDeutschland》）的文章，该文发表在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1年卷上。这篇文章是1878年10月在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发表的纲领性的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第三节。《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82—190页），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细分析和致命的批判。——第328、329、338、445页。
[298]恩格斯指的是他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该文发表的准确日期是1882年5月4日和11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和20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7—336页）。——第338页。
[299]卡尔·考茨基在他1882年5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恩格斯就殖民地，特别是亚洲殖民地在欧洲无产阶级胜利后的命运将会怎样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考茨基写道：“我认为，如果英国无产阶级占有印度，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对于前者来说，好处是获得原料产地，对于后者来说，好处是因为如果听其自然，印度人民就会落入最残暴的专制制度之中……依我看，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印度反而会很好地过渡到现代社会主义，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这个中间阶段……”。
考茨基的谈这个问题的第二封信是1882年5月31日写的。——第339、35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8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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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90]
苏黎世
[1882年6月26日于伦敦]
……爱尔兰运动中有两派。第一派，最早的一派，是土地派，这一派，起先是由被英国人剥夺了土地的克兰首领以及天主教大土地所有者组织的、得到农民支持的强盗活动（这些强盗在十七世纪时称为托利，现代托利党人的名称就是直接从他们那里借用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按地区和省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发反抗土地掠夺者——英国大地主——的运动。Ribbonmen（绿带会员），Whiteboys（白光团员），CaptainRock［注：岩石队长。——编者注］，CaptainMoonlight（月光队长）[291]等等的名称虽然改变了，但反抗的形式，即不仅枪杀可恨的大地主及其代理人（大地主的收租人）［注：这一段括弧中的译文和说明看来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而且也枪杀那些用暴力把别人从农场赶走而占据该农场的农民，以及进行抵制、写恐吓信，举行威胁性的夜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象在爱尔兰的现代英国土地占有制一样古老，即最迟从十七世纪末叶起就存在了。这种反抗形式是压制不了的，暴力对它也无能为力，它只能随同产生它的原因一起消灭。但从本质来看，它具有地方的、分散的性质；它永远不会成为普遍的政治斗争形式。
实行合并（1800年）[154]以后，城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族反对派很快就开始出现了，它也象在一切拥有没落小城市的农业国（例如，在丹麦）一样，把律师当成了自己的天然领袖。这些领袖也需要农民；因此他们不得不去寻找那种得到农民拥护的口号。因此奥康奈尔起先找到了解放天主教徒[292]的口号，后来又找到了取消合并的口号。最近，这一派迫于土地占有者的卑鄙行径，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土地同盟[178]在社会方面追求更为革命的（也是在爱尔兰可以达到的）目的——彻底消灭掠夺土地的大地主，而在政治上却抱着相当和平的态度，只要求地方自治，也就是要求成立一个与全不列颠议会并存并从属于它的爱尔兰地方议会。而这一点通过立宪的道路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被吓破了胆的土地所有者已经在叫喊必须（甚至托利党人也支持这个建议）尽快豁免农民所欠的地租，以便挽救尚可挽救的东西。另一方面，格莱斯顿也声称，扩大爱尔兰自治权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除了这两派以外，在美国国内战争以后，又出现了芬尼亚运动[293]。参加过这一战争的几十万爱尔兰士兵和军官，是抱着为解放爱尔兰而筹建一支军队的秘密念头而去的。战后美英之间的纷争成了芬尼亚社社员的主要推动力量。如果事态发展到发生战争的地步，几个月之后，爱尔兰就会变成合众国的组成部分，或者至少会成为一个受它保护的共和国。英国根据日内瓦仲裁法庭的裁决心甘情愿对亚拉巴马号事件[294]承担和付出的赔款，是为了收买美国不去干涉爱尔兰而付出的一种代价。
从这时起，主要的危险已经消除。为了镇压芬尼亚社社员，警察的力量已足够了。每一次秘密活动中必然会发生的叛变也有助于此；不过变节的只是一些领袖，这些人后来就成了直接的奸细和伪证人。流亡到美国的领袖在那里的移民中间从事革命活动，而大部分都象奥顿诺凡－罗萨一样堕落下去了。凡是在这里看到过1849—1852年欧洲移民情况的人，对这一切都会感到熟悉，——当然，这只是用美国人固有的夸大的眼光来看。
现在，毫无疑问，很多芬尼亚社社员已经回来了，并恢复了旧日的武装组织。他们形成运动中的重要因素，迫使自由派采取比较坚决的行动。但是除了恐吓一下约翰牛之外，他们什么也不能达到。诚然，约翰牛在其本土以外的帝国范围内正在明显地变弱，但是，这里离它的家是那么近，它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镇压爱尔兰的任何起义。首先，在爱尔兰配置了一万四千名“警官队”——用步枪和刺刀武装起来并受过军事训练的宪兵。其次，有三万左右的常备军，并且还很容易调来同等数量的常备军和英国民军来加强它。此外还有舰队。约翰牛对起义的镇压，是以残酷无比著称的。如果没有外来的战争或战争危险，爱尔兰起义丝毫没有成功的机会，但这方面的危险只能来自两个强国：法国，尤其是合众国。不过法国根本就谈不上。在美国，各个政党为了争取爱尔兰人的选票，都在献媚，许下了很多诺言，但毫不兑现。它们并不想为爱尔兰而卷入战争。它们甚至希望左右爱尔兰的是一种促使爱尔兰人更多地流亡美国的局势。显然，一个二十年之后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的国家，是不大愿意去从事那种可能而且势必妨碍它本国蓬勃发展的冒险行动的。二十年之后，它就会完全以另一种语言来讲话了。
但如果产生了同美国作战的危险，英国会欣然满足爱尔兰人的一切要求，不过就是不会答应他们完全独立，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这种独立根本不符合它的愿望。
因此，爱尔兰人只剩下一条一个一个地逐步夺取阵地的立宪道路了，不过芬尼亚社社员的那种充满秘密性的武装阴谋会仍然是非常起作用的因素。但是这些芬尼亚社社员自己却愈来愈习惯于独特的巴枯宁主义；刺杀伯克和卡文迪什[49]只能有一个目的：破坏土地同盟和格莱斯顿之间的妥协。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妥协对爱尔兰说来是最好的结局。由于佃户欠了地租，大地主把几万名佃户赶出家园，而且是在武装力量的保护下行动的。阻止这种有系统地灭绝爱尔兰人口的做法（被赶走的人或死于饥饿，或被迫迁往美国）是当前第一要求。格莱斯顿准备提出一个法案，要仿照奥地利1848年封建义务赎金的办法来付清欠款：三分之一由农民支付，三分之一由国家支付，三分之一由大地主自认损失。土地同盟本身的建议也是如此。由此看来，凤凰公园的“壮举”如果不是道地的愚蠢，就是纯粹巴枯宁主义的、广告式的、毫无目的的“以行动进行的宣传”。如果这种宣传没有产生类似赫德尔和诺比林的愚蠢行为[23]所产生的那种后果，那只是因为爱尔兰的情况毕竟不完全与普鲁士相同。因此，让巴枯宁主义者和莫斯特派把这种幼稚的行动去和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为相提并论吧，让他们拿尚未到来的“爱尔兰革命”去进行恐吓吧。
在谈到爱尔兰的时候，还有一点应当记住：决不可无条件地赞扬任何一个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决不可在他入土以前对他表示支持。克尔特人气质和对农民的惯常剥削（爱尔兰的一切“有教养的”阶层，特别是律师就是靠此过活的）使得爱尔兰的政治活动家非常容易贪赃受贿。奥康奈尔竟然每年从农民那里拿整整三万英镑作为自己的鼓动费。为了实行合并，英国使用了一百万英镑来进行贿赂，有人指责一个受贿者说：“您出卖了自己的祖国”。这个人回答说：“对了，而且我感到万分高兴的是，我有一个可以出卖的祖国。”［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原文到此为止。——编者注］
德国历届政府、警察和法官对我们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越来越卑鄙无耻，就是用最厉害的字眼来评论它们还显得太软弱无力。但是，既然单是一些厉害的字眼不一定使语言具有足够的力量，并且经常重复象坏蛋之类的字眼，其效力就逐渐减弱，因而只得使用越来越“厉害”的字眼，而这样就有陷入莫斯特—施奈特文风[295]的危险，那末，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好是象最近几号所做的那样，在一切可行的地方采用早已行之有效的讽刺笔调。偶尔给以打击将更为有效。倍倍尔在这方面也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何况您的记者现在对那种猛烈抨击当前事件的做法也十分担心。
针对《平等报》刊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谈到中部联合会代表大会开除它的拥护者的那段文章的译文，《无产者报》登载了一篇虚伪文章[296]，谈论什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法国全国委员会进行友好通信的问题。您是否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此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道存在着这样的对外联络委员会；莫非就是鼎鼎有名的联络局[297]？
《战斗报》已奄奄一息——这是个失败，而且是应得的失败。利沙加勒原来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记者；他和他的同僚马隆和布鲁斯在反对盖得等人——马克思派、nébulositésallemandes［注：德国的糊涂思想。——编者注］等等的时候，诉诸巴黎人的仇恨德国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妨碍利沙加勒向《公民报》的所有者［注：布龙默施坦。——编者注］提出自己要参加该报编辑部！当然，编辑部立即拒绝了这一要求（这只是私下说说）。
马克思在阿尔让台自己的女儿［注：燕妮·龙格。——编者注］家里，他避开巴黎，用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和咳嗽；总的来说，他的健康得到了恢复并且感觉良好，但他还必须多加保重。
我让阿道夫·博伊斯特转交给您一本米拉波著的《柏林宫廷秘史》，不知他是否给您了？这本书《社会民主党人报》倒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
您的弗·恩·
注释：
[23]指1878年6月2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刺威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刺和在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1878年5月11日的行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口。——第29、164、206、277、335、444页。
[49]新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文迪什勋爵和原任副大臣托马斯·亨利·伯克于1882年5月6日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被小资产阶级的恐怖组织“不可战胜者”的成员所刺杀，该组织中有过去的芬尼亚社社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芬尼亚运动仿效者的无政府主义恐怖策略（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335页恩格斯的信）。他们的意见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行动对改变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不会产生丝毫影响，结果只会使爱尔兰革命者遭受不必要的牺牲，使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遭到破坏。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开展了争取爱尔兰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其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芬尼亚社社员们脱离了爱尔兰人民的广大阶层；并且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和当时进行的英国的一般民主运动联系起来。在六十年代后期，在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1867年2—3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此组织的活动逐渐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它的革命性作了很高的评价，并竭力使它走上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第59、335页。
[154]指1801年1月1日起生效的英国和爱尔兰合并，合并使爱尔兰剩下的一点点议会自治也丧失了（爱尔兰议会被取消；爱尔兰议员到英国议会占一定数量的席位，但总是占少数）。这一合并巩固了英国对爱尔兰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第158、333页。
[178]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迈克尔·达维特于1879年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土地同盟联合了爱尔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广泛阶层并得到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中进步分子的支持，它在自己的土地要求中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发抗议。但是土地同盟的一部分领袖（帕涅尔和其他人）采取了不彻底的动摇的立场，力图把土地同盟的活动归结为争取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实行爱尔兰的有限自治，而下赞成革命民主派所坚持的消灭英国的大地主统治。土地同盟于1881年被英国政府查禁，但实际上它一直活动到八十年代末。——第175、333页。
[290]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这封信是针对1882年5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的社论，于1882年7月11日左右写成的；社论是伯恩施坦写的，用笔名利奥发表，标题为《爱尔兰局势》（《DieSituationinIrland》）。伯恩施坦把恩格斯这封信的原件给了李卜克内西，后者加进了一些编者的话，把这封信的大部分发表在1882年7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9号《论爱尔兰问题》（《ZuririschenFrage》）一文中。同时，李卜克内西对该信加了编辑部的论战的结语和下列引言：“爱尔兰的一个朋友，是少见的一个熟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人，从伦敦给我们写来了下面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阐述的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该信已发表的那部分原件已经丢失；保存下来的只是一部分，即从“道地的愚蠢，就是纯粹巴枯宁主义的、广告式的、毫无目的的‘以行动进行的宣传’”几句话一直到该信的末尾部分。恩格斯在1882年8月9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对未征得他的同意就发表该信提出了抗议。——第332、344页。
[291]绿带会员（Ribbonmen，出自ribbon——带子一词）是十八世纪末在爱尔兰北部发生的爱尔兰农民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结成了秘密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佩带绿带作为标记）。绿带会员袭击地主庄园，谋杀他们最仇恨的大地主及其代理人。
白衣团员（Whiteboys）是爱尔兰农民运动的参加者的名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这个运动发展成了反对英国大地主压迫的广泛起义（为了使别人认不出自己，该组织的成员经常夜间出动，把脸涂黑并穿上白短衫）。十九世纪，多数白衣团团体同绿带会组织合并了，还有一部分白衣团团体继续用原来的名称一直活动到十九世纪末。
岩石队长（CaptainRock）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爱尔兰产生和活动的反对英国压迫者的各种秘密农民团体成员的统称。
月光队长（CaptainMoonlight）是秘密绿带会对大地主等人提出警告时通常用的化名。——第332页。
[292]解放天主教徒是指英国议会于1829年取消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其中大部分是爱尔兰人）获得了被选入议会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提高了四倍。英国统治阶级打算利用这种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和天主教徒土地占有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333页。
[293]关于芬尼亚运动见注49。——第333页。
[294]亚拉巴马号事件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事件，它是因后者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给予南部诸州以军事援助而引起的。英国政府为了本国纺织厂厂主的利益，力图阻挠美国工业的发展，为南部诸州建造和装备了军舰，这些军舰的行动使北部诸州的贸易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有一艘是私掠船的“亚拉巴马号”，它击沉了约七十艘北方诸州的船只。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赔偿由“亚拉巴马号”和其他私掠船给美国公民的财产造成的全部损失。就这一问题在华盛顿召开的委员会于1871年5月8日作出了把亚拉巴马事件移交日内瓦仲裁法庭审理的决定。根据这个法庭在1872年9月14日的裁决，英国应当赔偿美国的金额共计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元。英国为了力图确保美国不干涉爱尔兰事务，并争取美国不去支持爱尔兰的革命者，便作出让步并服从了仲裁法庭的决定。——第333页。
[295]暗指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流亡者约翰·莫斯特在伦敦出版的《自由》周报，它的编辑是卡尔·施奈特。该报的特点是使用极端革命的词藻和粗暴攻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活动家的政策和策略。——第336页。
[296]指同1882年5月14—21日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有关的事件（见注289）
关于全国委员会见注31。——第336页。
[297]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维登代表会议（见注342）委托党的领导机构建立一国际联络局（Comitéextérieur），其任务是建立和保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外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联系。——第33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86.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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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2年6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只能凭记忆来答复你的信，因为我已把它交杜西转寄给马克思［注：见本卷第320页。——编者注］，此后就没有看过了。
马克思住在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他的女儿［注：燕妮·龙格。——编者注］那里大约已经有三个星期；据说他气色很好，变黑了，象一个真正的“摩尔”（你知道，这是他的绰号），情绪很好，只是由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还使他伤脑筋。为了根治此病，他终于不得不成为硫磺帮[286]的一个成员而让福格特称心满意。也就是说，他在附近的恩吉安用硫矿泉水进行治疗。至于他下一步到何处漫游，将由医生决定。
事态迟早会发展到同党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发生冲突并使左右两翼分裂，对于这一点，我早已不再存有任何幻想，我在为评述《年鉴》上的那篇文章而起草的书信［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编者注］中，就曾直率地声明，我认为这种情况是我所期望的。[285]你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只能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我在上一封信［注：见本卷第314—317页。——编者注］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用不着急于实行这种分裂。如果这些先生们自愿决定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右翼，那么很快就会一切都好了，不过他们未必会这样做；他们知道，他们将是一支纯粹由军官组成而没有士兵的军队，就象“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一样，这个纵队在1849年的战役中参加到我们这方面来[287]，而且还表示只愿意“在勇敢的维利希的指挥下作战”。当我们问到这支英雄纵队由多少战士组成时，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们怎样哈哈大笑起来：一个上校，十一个军官，一个号兵和两个士兵。当时这个上校费尽心机想装得象个不屈不挠的施因德汉斯，他有一匹马，却又不会骑。——这些先生们全都想当领袖，但他们只有留在我们党内才能冒充领袖，因此他们就小心翼翼地防止引起决裂。另一方面，他们知道，当反社会党人法[109]仍然有效的时候，我们也有理由避免党内分裂，同时对分裂我们又不能公开辩论。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容忍他们在书面上和口头上的埋怨和呻吟，一直到我们重新有可能在本国国内和在工人们的面前就原则上和策略上的争论问题同他们划清界限为止——只要他们不走得太远，不迫使我们提前实行分裂的话。目前，反社会党人法反正快要寿终正寝了，当它一旦废除，按照我的看法，就必须坦率地讲明情况；那时候这些先生们的行为本身就会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一旦他们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右翼时，可以根据情况在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和他们商定采取某种共同行动，甚至和他们结成同盟等等。不过未必有这种必要：决裂本身将把他们的软弱无力彻底暴露出来。他们在群众中既无支持者，自己又无才能，也无知识，有的只是自命不凡，而且十分严重。话又说回来，到时候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管怎样，通过分裂我们可以使问题明朗，并且可以摆脱那些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异己分子。
我们不必担心那时我们再也没有象样的帝国国会候选人了。那纯粹是一种偏见。假如有一个工人在帝国国会中说话时偶尔把《Mir》和《Mich》［注：《Mir》是德语“我”字的第三格，《Mich》是“我”字的第四格。——译者注］混淆起来，那末我们只要问这样一句就够了：难道霍亨索伦们早就学会了把《Mir》和《Mich》区别清楚吗？且不去说那些元帅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他所宠爱的路易莎在用《Mir》和《Mich》时甚至比奥·卡佩尔出的错误更多。如果俾斯麦委派一些工人——他们虽然说话有语法错误但投票时却很内行——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成员而不感到难为情，难道我们倒要为此感到害羞吗？我知道，这对于有的人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对我们来说，丝毫不是这样。同时，这也许会结束我们的议员的一种极其荒谬的做法——大家轮流发言，这似乎是“民主的”，而实际上并不如此。一个政党哪儿有这么多好的议会演说家呢？而当我们在帝国国会里有二百个人的时候，那又将怎么样呢？
有一点你是完全可以指望的：如果事态发展到同这些先生们冲突起来，并且党的左翼公开反对他们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会同你们一道走，并且积极地、光明正大地行动起来。如果说我到现在才用自己的名字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人出面[288]，那末要知道这纯然是因为上述这些先生如此长期地对该报施加了影响的缘故，也是因为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再保持这种影响的缘故。
你知道，在巴黎，工人党的队伍中正在闹不团结。在最近一次法国中部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无产者报》的那帮人（马隆、布鲁斯等），干脆毫不客气地把《平等报》的人（这是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盖得、杰维尔、拉法格等）开除出去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完全正确地谴责了这种做法，《平等报》译载了这段话。[289]对此，《无产者报》答复说：他们一派已向德国党的领导讲明情况了，并且说是随后已经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关于此事你了解什么情况吗？《无产者报》的那帮人是一伙极其厚颜无耻的爱撒谎的人，但另一方面，我记得有许多例子，莱比锡《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对于法国人和法国的事务干过一些十足的蠢事。你能否告诉我一些实际情况？我将设法寄给你《无产者报》的剪报。马隆、布鲁斯及其同伙感到担任工人的候选人这个角色太无聊了；因此他们就和某些激进派资产者和著作家联合起来，并邀请其余的这类人参加这个联盟；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更快地当选。他们对《平等报》所采用的斗争手段和巴枯宁主义者的那种卑鄙龌龊的老手法一模一样。
你的弗·恩·
注释：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285]指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的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Rückblickeaufdiesozali-stischeBewegunginDeutschland》）的文章，该文发表在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1年卷上。这篇文章是1878年10月在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发表的纲领性的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第三节。《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82—190页），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细分析和致命的批判。——第328、329、338、445页。
[286]“硫磺帮”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打架闹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成了普通用语。1849—1850年在日内瓦的一个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小集团曾经开玩笑地以“硫磺帮”为名。1859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在自己的诽谤性的言论中把这个“硫磺帮”的活动同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联系起来。马克思在自己著名的抨击性的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415页）里，驳斥了这种诽谤。——第329页。
[287]恩格斯叙述的事情是在他参加过的1849年5—7月德国西南部巴登—普法尔获起义时期发生的。关于这件事，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329页。
[288]恩格斯第一次直接署名在188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上发表了悼文《燕妮·马克思（冯·威斯特华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9—321页）。但恩格斯认为发表他的文章《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同上，第327—336页），是他以报纸撰稿人的身分第一次正式在该报出现（1882年5月4日第19号上）。——第331页。
[289]指1882年5月14—21日在巴黎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见注247）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平等报》派代表被开除出党。《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2年6月1日第23号上发表的短文《法国》（《Frankreich》）中斥责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平等报》于1882年6月11日在第3种专刊第27号上译载了该信提到的短文中的一段话。——第33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85.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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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2年6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托我办的事，我最近几天内一定完成。订购《平等报》的报费我将转寄给在巴黎的拉法格，并向他要一个收据，哪怕是非正式的收据。至于《劳动旗帜报》，如果我从7月1日才开始订阅，你决不会吃亏；那报纸越来越不象话了。
马克思在阿尔及尔大约住了两个月，在那里他的胸膜炎又复发了，我好象已写信告诉过你［注：见本卷第296页。——编者注］。病治好以后，他就到摩纳哥的蒙特卡罗去了，胸膜炎又发了一次，不过这次较轻。三个星期以前，他从那里去巴黎，现在他的女儿龙格夫人那里，住在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他每天从阿尔让台到恩吉安去用当地的硫矿泉水治疗他的慢性支气管卡他和咳嗽。他总的健康状况很好；至于他以后的旅行路线，那全由医生决定。
给我们寄来的《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的英译文，不经过彻底修订根本不能用。不过你了解，在目前的条件下，修订是绝对办不到的。
列甫［注：加特曼。——编者注］已经好几个月毫无音信了。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应当听其自便。我这里甚至没有他的地址。顺便说说，一些时候以来，我常收到利林塔尔医生从纽约寄给列甫的通知，我只能通过巴黎把这些通知转交给他。这个利林塔尔是谁？
拉萨尔派到了美国以后，他们的领袖欲必然表现出来。这些以真正福音的唯一传播者自诩的人，对处在精神上愚昧状态中的美国人不可能不飞扬跋扈。而且，当他们在德国的地盘日益丧失以后，他们必须在美国占据新地盘。不过，我们倒很幸运地在德国摆脱了他们；在美国，一切都发展得快十倍，他们很快就会退出舞台。
我相信，你的眼睛会好起来，如果你加以保护的话。有一次我也不得不为这种事忙碌，我知道这是多么讨厌的事情。
一般说来，德国的情况非常好。虽然，党内著作家先生们曾经企图使党发生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驯服的、有教养的转变，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处处受到的侮辱，使他们普遍地比三年前更加革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大概你已经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看到了。在那些领导人中，这次倍倍尔也表现得比谁都好。李卜克内西就稍微摇摆了一下，不仅因为他伸出双手不经慎重选择地欢迎每一个只要有一点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有教养者”，而且因为他的女婿，那个胖胖的、又笨又懒的布鲁诺·盖泽尔是最绝望的抱怨派[284]中的一个。这班先生当时极力想用温良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法[109]，因为这项法令剥夺了他们的稿费收入。只要这个法令一旦被取消（资产者本身也不指望现在的帝国国会或另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国会延长这个法令，因为它完全没有效果），就一定会发生公开的分裂，而菲勒克、赫希柏格、盖泽尔、布洛斯之流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右翼；在他们还没有最后垮台以前，可以间或同他们进行谈判。这种意见我们在反社会党人法刚一颁布时就说过了［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编者注］，当时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在《年鉴》［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编者注］上发表了一篇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耻到了极点的文章，评论过去党的活动，并要求党采取比较文雅礼让的做法。[285]
问候阿道夫［注：左尔格。——编者注］。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请告诉阿道夫，彭普斯生了一个小女孩［注：莉莲。——编者注］。
注释：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284]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把有机会主义思想的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会议员同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立宪主义者相比，当时民主共和主义者给立宪主义者起了“抱怨派”（Heuler）这个绰号。——第327页。
[285]指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的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Rückblickeaufdiesozali-stischeBewegunginDeutschland》）的文章，该文发表在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1年卷上。这篇文章是1878年10月在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发表的纲领性的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第三节。《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82—190页），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细分析和致命的批判。——第328、329、338、44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84.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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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注：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伦敦
1882年6月17日于阿尔让台镇梯也尔林荫路11号
亲阅
亲爱的孩子：
我曾经同恩格斯讲好——并已经口头告诉过保尔［注：拉法格。——编者注］，——只要我能去瑞士（大约在七月下半月），将由你陪同。说实在的，我恐怕不能再次一个人冒险去作这样的旅行。你看，这也就多多少少成了你的义务——作山谷老人的旅伴。
另一方面，由于我应当在这里至少还要逗留三个星期左右来完成在恩吉安的硫矿泉水疗程，所以我希望海伦［注：德穆特。——编者注］和杜西在这段时间内到这里来住一个短时期。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过海伦和杜西。
小燕妮邀请拉法格明天来一趟。
再见。
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北区交叉路特雷姆利特小林坊37号保尔·拉法格夫人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83.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2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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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注：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阿尔让台
1882年6月4日于卡恩
亲爱的孩子：
我将在6月6日开始的那周的头几天中的一天到达。我不能说准确；这取决于事先无法预料的种种情况。因此，如果你不去为我到达的准确日期和钟点而操心，那就使我很感激了。以前我常说，没有任何事象有人到车站来接我那样使我心绪不宁。也不要对任何人说（包括加斯科尼人［注：保尔·拉法格。——编者注］、俄国人［注：拉甫罗夫。——编者注］和希尔施）你在那周等我。我希望到梯也尔林荫路11号你的家里得到充分的安静。
你的老尼克
所谓“安静”我是指“家庭生活”，“孩子们的喧闹”，整个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巴黎阿尔让台镇梯也尔林荫路11号沙尔·龙格夫人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82.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88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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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敦
1882年5月28日于蒙特卡罗“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小杜西：
无论在恩格斯的信中或昨晚收到的你的信中，我都没有发现倍倍尔的信。大概是由于疏忽大意，信还留在伦敦。无论如何，这事与我无关。
今天背阴的地方是二十四度，大致从我给你寄明信片［注：见本卷第318—319页。——编者注］的那天起暑热开始了（虽然天空还不象熟悉此地情况的人所要求的那样没有一点云彩）。在这种情况下，原想给你寄一个详细报道的“善良愿望”又不能实现了；但这是个不大的损失。
至于从阿尔及尔启程的海上旅行，我只说一点，天气对这次旅行是很不利的；特别是5月4日至5日的那个夜间有猛烈的暴风雨；我的船舱（而且我不得不同一个里昂的普通商人合坐）里面风很大。当我们一早（5月5日）到达马赛时，正下着寒冷的滂沱大雨。轮船不能靠岸，只好把乘客和行李由小船转运，后来，使我们大为满意的是，在我们被允许进入尼斯以前，我们不得不在寒冷的而且有穿堂风的海关炼狱中呆几小时。这些使人感冒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的机体的工作，并使我在蒙特卡罗重新投入埃斯库拉普的怀抱；如果单单是治疗“支气管”，那我就不需要埃斯库拉普，只要按斯蒂凡医生开的方子服药就行了。我想，库奈曼医生过几天会放我走（可能在下星期二，5月30日）。所以，我在六月初以前无论如何逃不出这个强盗窝。我是否还要在这里呆得更久，这要由库奈曼医生决定。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在一般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增加敏感性（因此，他们更容易旧病复发）。例如，在北方，由于突然吹了一点穿堂风而引起胸膜炎、支气管炎等等的急性发作，这是不可想象的事，而在阿尔及尔，法国居民则必须经常保持警惕。有位弗略里太太，现在就住在这里的“俄罗斯”旅馆，她由于患支气管炎从巴黎到卡恩去了；在三月份和四月份，她在那里完全恢复了健康，还心情愉快地去爬山等等。为了巩固疗效和散心，她从卡恩到了蒙特卡罗，在这短短两小时的路程中，在昂提布的火车站上感冒了，现在她感觉自己比以前在巴黎时还要坏些。据那些不是为了娱乐或赌博而到这里来的人说，他们十个人中大约有九个成了旧病复发的牺牲品。
歌德在赞美“脱去”老蛇皮的人［注：歌德《温和的讽刺诗》第5节第86行（此处系套用）。——编者注］的时候，大概没有把脱去人造“假皮”算做返老还童的过程。
下次，当天气不象今天这样“烤人”的时候，我一定再给你讲讲这个盖罗尔施坦公国的一些事情。（这里总离不开奥芬巴赫的音乐，离不开施奈德尔小姐[283]，离不开穿着过于讲究的宪兵——他们不到一百人）。这里大自然很美，而且它还经过艺术的修饰，我指的是魔术般地出现在不毛的山岩上的花园，它们有时顺着陡坡倾斜而下，直到迷人的蓝色大海，宛如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平台。但是，摩纳哥—盖罗尔施坦的经济基础是赌场。只要明天关闭赌场，整个摩纳哥—盖罗尔施坦就会进入坟墓！我不喜欢去赌场；你想象一下，在饭店，在咖啡馆等地方，人们谈论和窃窃私语的几乎全是关于轮盘赌以及“三十和四十”［注：“三十和四十”，又名“红与黑”，是一种赌博。——译者注］。例如，一会儿某个年青的俄国女人（某俄国外交官的妻子，“俄罗斯”旅馆的一个房客）赢了一百法郎，当场又输了六千法郎；一会儿某人已经没有回家的路费了！另一些人输得倾家荡产；只有极少数人在这里赢了很少一点钱走了；我指的是赌徒中的少数人，而他们几乎全是富人。在这种场合下根本谈不到精打细算等等；只有很小很小的机会可以碰上好“运气”，尽管如此，如果人们有一笔可观的赌注，他们就会拿它去冒险。我了解，这也吸引着女人：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和半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女学生和女市民，全都跑到这里来，这是这里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的。我想，除了会同赌场一起沦落下去的摩纳哥—盖罗尔施坦以外，尼斯如果没有这个蒙特卡罗的赌场，也不能作为一个时髦的城市维持下去，在冬季，上流社会的人士和冒险家们都麕集在这里。尽管如此，这种赌场同交易所相比，是多么幼稚的游戏啊！
（该换掉这个笔尖和墨水了：用它们写字真要一套完整的艺术！——这话我是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的。）
在娱乐场（那里面也进行赌博）的右边紧挨着的是“巴黎咖啡馆”，它的旁边有一个小亭子；那里每天都张贴着耀眼的广告，不是印的，而是画的，有作者姓名的缩写字；人们花六百法郎可以从他那里知道白纸黑字写的全部科学秘密，即只要有一千法郎就能在轮盘赌或者“三十和四十”中赢得一百万。而真有不少人去上这个为傻瓜设下的圈套！确实有很多男女赌棍都相信这种纯属碰运气的赌博的科学；先生们和女士们坐在“巴黎咖啡馆”门前或娱乐场的美丽花园的条凳上，手持计算表（铅印的），低着头，在乱写乱画计算着什么东西，或者，一个人深思熟虑地对另一个人述说他所喜欢的是“哪一种办法”——是否应该赌“级数”等等，等等。可以认为，人们入了疯人院。摩纳哥的格里马耳迪［注：查理三世。——编者注］和他的盖罗尔施坦公国，以及赌场的承担人都发财致富，并且归根到底比被他们哄骗的人对奥芬巴赫有“更大的兴趣”。
如果我的住址有变化，我一定打电报通知你。无论如何，回家的时候——首先我要去巴黎——我会一路“小心谨慎”并在中途停顿。
向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注释：
[283]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暗讽奥芬巴赫的滑稽歌剧《盖罗尔施坦大公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个歌剧的主角由法国著名女演员和歌唱家奥当斯·施奈德尔扮演。——第32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81.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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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注：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阿尔让台
1882年5月26日于蒙特卡罗“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孩子：
每当我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幸福，虽然我觉得过意不去，因为你的老尼克剥夺了你的一部分晚上休息时间。
我的健康正在随着天气而好转。可能我六月初迁往卡恩并在那里呆一周左右。一切都要根据医生的意见和六月份夏天开始时的情况而定。
拉·（我说的是从古巴岛来的那个人）的报纸［注：保尔·拉法格；指的是《平等报》。——编者注］出了一些重大的差错，多半是由于无知和想“走得尽可能远”的幼稚愿望造成的。
至于《战斗报》，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那上面有什么精彩的东西。诚然，我只读了开头的四号，不过我总归会有时间看它的！
我的心同你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惦念他们。但是经过一系列极不愉快的“医疗”试验，我不再着急了。无论如何，希望很快同他们在一起。
你的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巴黎阿尔让台镇梯也尔林荫路11号沙尔·龙格夫人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80.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88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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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注：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伦敦
1882年5月21日于蒙特卡罗（摩纳哥）“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孩子：
我欠你的债已经很久了，本来我打算今天（星期天）给你写一封长信，但人是这样想，可事要由温度计来安排。今天例外地天气非常好，因此想到户外去过一天，不想“坐下来写信”。而晚上我不写信：我已经答应过我的卫生顾问。
同朋友费默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过：只要我一登上法国南部的海岸，天气立即会发生变化。果然——我就是这种“不走运的”人，而且我为自己的这种特点而自豪——预言部分地实现了。从一月初起，里符耶腊出现了有如夏季一般的罕见的好天气，只有一些爱唠叨的人抱怨雨水少。从5月4日我到达马赛时就开始下雨，有时整天整天地下，更经常的是下半天，并且几乎总是夜间有雨；气温总的是下降；有时刮冷风；一般地说，天气不稳定，变化无常；空气里——即使不是经常地——充满了水蒸气。尽管如此，这里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暖和的，虽然不是我的肺部现在恰恰需要的那种干燥和稳定的天气。但是，无论在意大利或在其他地方，目前都没有更好的天气：卡恩、蒙特卡罗和门顿是三个最有益于健康的地方，气温最平稳，平均温度比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高。
你的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小姐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9.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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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2年5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早就想给你写信。尤其是因为我不知道马克思是否已经答复了你最近的那封信。他曾经一再答应我要这样做，但你也知道，当一个人生病时，情况会是怎样的。因此，今天我终于给你写这封信。
马克思起先去威特岛[18]，但那里的天气又寒冷又潮湿。后来取道巴黎赴阿尔及尔。他在旅途中再次得了感冒，在阿尔及尔又碰上寒冷而潮湿的天气以及随后气温的急剧变化。这次感冒又转为胸膜炎（肋膜炎），没有在这里初患时那么来势猛烈，但拖了很长的时间。他现已基本痊愈，并且在非洲的暑热终于到来之前，已跑到蒙特卡罗即摩纳哥公爵［注：查理三世。——编者注］的赌场里去了。一当夏天真正来临时，他将离开那里与龙格夫人及其孩子们一道到诺曼底海滨去，在七月初以前未必回得来。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咳嗽这个老病根彻底除掉，看来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在阿尔及尔拍了照，气色又显得很好。
在总的来说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的选举中偏偏你遭到失败[222]，真是一大不幸。在许多新的和多少有点不可靠的当选人当中，本来就加倍地需要有你。起初看来这是一次令人颇为遗憾的失误，但现在情况似乎有些好转了，因此使我倍觉高兴（马克思也感到同样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勇敢态度，它敢于挺身出来坚决反对布罗伊埃尔之流的哀号和怯懦，尽管有布洛斯和盖泽尔这样一些议员站在他们一边。[282]有人曾探听我们的意见；菲勒克给我写了一封对该报表示大为不满的信，对此我已十分友好但又十分坚决地把我的看法告诉了他；此后我就没有再听到他的音信。赫普纳曾路过这里，“心绪忧伤，囊空如洗”［注：歌德《抒情诗集》中的一首诗：《掘宝者》（此处系套用）。——编者注］，并且抱怨不已；他写了一本调子十分低沉的小册子［注：见本卷第257页。——编者注］，从中我看出他在精神上已消沉到何等程度。两个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不顾及德国的现行法律，德国法庭以所传播的报纸的内容为借口，给传播人加上侮辱陛下、叛国等罪名而送进监狱。但是，报纸本身以及对我们的同志的审讯报告都充分表明，这些禽兽法官不管该报写些什么，总可以找到判罪的借口。要出版一种使法官抓不着把柄的报纸，这还是一种有待发明的艺术。同时，这些先生们还忘记了，如果机关报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软弱无力，他们就会驱使我们的人大批大批地转到莫斯特的营垒中去。话又说回来，我还是劝告伯恩施坦［注：见本卷第336页。——编者注］（我们迄今一直尽可能给他以道义上的支持），要使用讽刺和讥笑的方法去稍微缓和一下自己那种义愤填膺的腔调，因为这种腔调如果不是变得枯燥无味，就会愈来愈走向极端，那时它就变得荒谬可笑了。
前天辛格尔到我这儿来了，我从他那里得悉，秘密通讯处还可以用，以前我对此没有充分的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这个地址了。辛格尔有另一种考虑。他属于这样一种人：这些人认为对任何东西实行国有化都是半社会主义的措施，或者无论如何也是预备性的社会主义措施，因而暗暗热衷于保护关税、烟草垄断、铁路国有化等等。所有这一切全是胡说，是片面地被夸大了的反对曼彻斯特主义[201]斗争的遗产；这种胡说特别是在投奔到我们方面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分子当中追随者最多，因为，这种胡说可以使他们在同自己那些资产阶级的及“有教养的”人士争论时占上风。据辛格尔说，不久以前在柏林你们那里辩论过这一问题，他——幸亏——是少数。我们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没有权利为了这样一些细小的打算使自己的名声受到损害。我曾试图向他阐明：（1）照我们的看法，在德国，保护关税完全不适用（在美国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的工业是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并成为有输出能力的，但是对于这种输出能力来说，外国的半成品在国内市场上竞争是绝对必需的；生产比国内的需要多出三倍产品的钢铁工业，利用保护关税仅仅是为了对付国内市场，反之，正如经验所证明的，在国外却要采取倾销价格；（2）烟草垄断是一种如此微不足道的国有化，以致我们在辩论中甚至不能拿它来作例证。总的来说，不管俾斯麦能否将它付诸实现，我都毫不在乎，因为不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结果只会对我们有利；（3）铁路国有化只是对股东们有利，他们可以把股票高价卖出去，而对我们却没有丝毫利益，因为如果我们首先把国家掌握在手中的话，我们可以同样迅速地象收拾国家一样，收拾几个大公司；股份公司业已提供证明，资产者本身是何等的多余无用，因为全部管理工作都是由雇佣人员去做的，而国有化对此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论据。但辛格尔对这种国有化过分固执己见，只同意我一点：即从政治观点看来，你们采取的否定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
邮局快关门了。衷心问候你和李卜克内西。
你的弗·恩·
注释：
[18]1881年12月29日至1882年1月16日，马克思和他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在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在英国南部）养病。——第27、40、42、246、283、288、314页。
[201]恩格斯指一个叫作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思想流派，这个流派反映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202、316页。
[222]恩格斯指的是1881年10月27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三十一万二千票和十二个议席（克雷克尔、凯泽尔、狄茨、里廷豪森、施托累、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福尔马尔、盖泽尔）。倍倍尔在被提为候选人的三个选区（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第四区）的任何一个选区中都没有当选，在美因兹区12月15日的复选中也没有当选。——第227、230、257、315、451页。
[282]指《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反对社会民主党议员哈森克莱维尔和布洛斯的机会主义立场而采取的行动（见注235）。由于这一行动，社会民主党人布罗伊埃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两封公开信（1月19日第4号和2月23日第9号），信中指责该报不客观，滚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泥坑等等，并且宣称他同意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的观点。驳斥布罗伊埃尔的文章登在1882年1月19日、26日和2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和第9号上。——第31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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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5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利用被打断了的午休时间来给您写信。关于童贞马利亚－伊西达，这是一个小问题，由于篇幅不够我未能涉及。[280]迷信马利亚和迷信所有的圣徒一样，发生在比我所探讨的要晚得多的时期（当时一些诡计多端的神父把信多神教的农民所喜欢的庇护神改造成为圣徒还给他们），最后，这种解释本来还应当从历史上来加以证明，为此就需要对这个问题作专门研究。关于光轮和月华的问题也是这样。不过，迷信伊西达，在罗马帝国时代，这是国教的一部分。
复本位制。主要的是我们应当——特别是在许多“领袖”关于我们党在经济问题方面对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对这种优越性，这些先生们自己是完全没有份的）胡吹一通之后——避免在经济方面严重地损害自己的威信，不要象这些先生们丝毫不知羞耻地干出的那样，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博得某一部分工人的欢心，取得选举中的胜利或其他某种成就。总之，他们以萨克森正在开采银矿为根据，认为可以采取两本位制的欺骗行为！他们为了多获得几个选民，建议我们党在无疑应当成为党的支柱的这样一个领域内使自己蒙受洗不清的耻辱！
可是我们的著作家先生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同资产阶级著作家一模一样，认为自己有对什么都不学习和对什么都发表议论的特权。他们给我们胡诌了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就其经济上的无知、新出笼的空想主义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来说，未必有什么东西能同它们相比，俾斯麦把它们禁止了，这是帮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忙。
关于两本位制问题，现在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两本位制，而是金银价值的比例为121/2∶1的这种特殊的两本位制。这一点是必须加以区别的。
两本位制变得愈来愈不可能实行了，因为金银价值的比例过去至少大致是稳定的，只有缓慢的变化，而现在则天天发生很大的波动，即首先朝着下述方向波动：白银的价值由于其开采量大大增加而下降，在北美尤其是这样。黄金储备枯竭，这是白银巨头的捏造。但是，不管白银的价值变化的原因如何，事实还是事实，对此我们首先应当加以注意。白银正在日益丧失其作为价值尺度的能力，而黄金则保持着这种能力。
现在，两种金属的价值比例大约是171/2∶1。白银的占有者却想把原先的比例151/2∶1重新强加给全世界，但这是不可能的，正如不可能把机器纺织的线纱和纺织品长期地到处保持在手工纺织的线纱和纺织品的价格水平上一样。铸造铸币并不决定铸币的价值，而只向获得者保证它的重量和含银量，铸币无论如何不能把银的价值从171/2磅变为151/2磅。
这一切在《资本论》关于货币的那一章（第三章，第72—120页）里面[281]，论述得非常明白，非常详尽，所以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关于近来波动问题的材料，请参阅泽特贝尔的《贵金属的生产和比值》（1879年哥达、佩尔特斯版）。泽特贝尔是这方面的头号权威，而且是德国币制改革之父；还在1840年以前他就鼓吹采用等于1/3塔勒的“马克”。
总之，如果按照151/2磅白银＝1磅黄金的折算来铸造银币，那末这种银币一定会流回国库去，因为任何人都会设法使之脱手。美国在使用按照旧的含银量铸造的、但只值九十分的银元时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俾斯麦在他想用强制办法使已经停止流通、已被黄金代替的银塔勒重新流通的时候，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况。
银行行长戴兴德先生以为借助于两本位制德国可以不用足值的黄金而用次等的白银来偿还外债，这样一来就可避免任何黄金危机；这一手一旦成功，对于国家银行来说当然是极其方便的。不过，这一切的唯一后果，将是戴兴德先生证明自己根本不适合于当银行行长，与其坐在国家银行里，不如坐在学校的板凳［注：文字游戏：《Schulbank》——“学校的板凳”，《Reichsbank》——“国家银行”。——编者注］上。
假使普鲁士容克能够用171/2∶1行市的白银偿还自己的抵押债务或偿付抵押的利息，那他们当然也感到幸运，因为这种抵押的交易原来是用151/2∶1行市的白银做成的。而因为这是在国内发生的，所以，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这种欺诈当然是可以实现的，只要贵族找到人借给他们171/2∶1行市的白银，使他们能够按151/2∶1的行市去偿还债务。因为贵族本身缺乏还债的资金。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按151/2∶1的行市去借白银，这样一来，对于他们来说就什么变化也没有了。
至于德国的白银生产，那末用德国矿石冶炼与用南美矿石冶炼（在莱茵河）比较，前者所占的地位一年比一年小。1876年，德国白银总产量约为二十八万磅，其中用南美矿石冶炼的有五万八千磅，但从那时起，后者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非常明显，把白银贬低为辅币，必然会更加降低它的价值；与作货币用的白银相比，作其他用的白银为数很少，由于白银停止作为货币流通而有更多的白银投入市场，作其他用的白银的增长也不会快多少。
用不着去考虑英国会在什么时候实行两本位制。任何一个金本位制的国家现在都不可能重新长期实行两本位制。普遍的两本位制本来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所有的人现在达成协议，重新按照151/2∶1的行市来定银价，他们还是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银的价值只是171/2∶1，绝对没有办法反对这一事实。否则，人们也可以同样成功地做出如下决定：二乘二等于五。
在我们被驱逐的头几年，班贝尔格尔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是一个很正派的热心的人，是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秘书。后来我们再没有见到过他。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
注释：
[280]显然是指恩格斯的著作《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7—336页）。——第311页。
[281]见《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3章。——第31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7.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2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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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5月8日于蒙特卡罗“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小燕妮：
蒙特卡罗——给你寄出这封短信的地方，是构成“摩纳哥”国家的三位一体的三个（并列的）地方（摩纳哥、康达明和蒙特卡罗）之一。环境非常优美，气候比尼斯甚至比门顿还要好。
当然，我总是碰到滑稽的事——把头两个雨天（一月以来的）带到了这里，好象是雨专门在等待着我从阿尔及尔到来似的。但是，如果不算这一点，我遇到了非常好的天气。
你从我最近一封信［注：见本卷第306—307页。——编者注］中已经知道，我的胸膜炎算是对付过去了；支气管卡他只能逐渐好起来。其实，空气很快会到处变得干燥和温暖（相反地，人们不得不担心缺乏雨水）；太阳的作用将特别厉害，因为它整个儿蒙上了大黑点。一句话，到处很快会出现对我有利的天气。
由于不知道我将在这里呆多久，所以希望立即从巴黎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找到你们。最好是给我这里打电报，因为打一个三、四个字的电报就可以把必要的一切通知我了。
多多地吻孩子们。
你的老摩尔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6.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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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敦
1882年5月6日于蒙特卡罗“俄罗斯”旅馆
我亲爱的白鹦鹉：
我到达蒙特卡罗[47]这儿总共才几个小时。我甚至怀疑能否找到足够的时间来写已经答应给恩格斯写的信（无论如何他晚一天就会收到信）。
现在，我得为各种小事东奔西跑。寄给你一张照片，另一张给弗雷德［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没有一种艺术会使人更难看。
老尼克
注释：
[47]按照医生的建议，马克思于1882年5月2日离开阿尔及尔，经过马赛和尼斯到达蒙特卡罗，马克思在这里住到6月3日，约住了一个月时间。——第57、309、3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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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5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您能否再寄给我若干份论早期基督教［注：弗·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编者注］的单印本或登载该文的那一号报纸？我很想要那篇文章，它对宣传是有用处的；我想把它寄给那些平时看不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人。有三、四份就够了。
附上一篇短评［注：弗·恩格斯《论美国资本的积聚》。——编者注］，它对证明美国的资本积聚正在以何等惊人的速度进行，是有意思的。UnitedStatesBonds是美国公债券。N.Y.C.和H.R.Stock是纽约中央铁路—哈德逊河运公司的股票；realestate是地产。
一美元等于四马克多一点，以整数计，等于四马克或五法郎。
我很高兴地看到，人们到处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一边反对可怜的胆小鬼的抽泣。
达尔文的信——一封极为亲切的信——当然是写给马克思的。但是，对4月28日在《公民报》上发表的拉法格的文章《达尔文的淘汰说和统治阶级》，你要加小心：他在文章结尾发现了一种什么新的文昌鱼，真笑死人。拉法格在巴黎，我刚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他的拉法格氏文昌鱼大大嘲弄了一番。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
但愿此地的协会[159]不致使您对民主联盟[199]产生错觉。民主联盟目前没有任何意义。它的头目是一个沽名钓誉的议会候选人，名叫海德门，以前是保守党人；他只有靠爱尔兰人的支持和专门为了达到爱尔兰人的目的才能够召开群众大会，而且他自己在群众大会上只能扮演第三流的角色，否则，爱尔兰人简直会向他吐唾沫。
格莱斯顿大丢其丑；他的爱尔兰政策全部破产了，他不得不放弃对福斯特和爱尔兰总督库伯－坦普尔（帕麦斯顿是他的继父）的支持，呼喊“父亲，我犯了罪”：爱尔兰议员［注：帕涅尔、达维特、狄龙、奥凯利。——编者注］被释放了，高压法[167]不再延长了，决定将农民欠的地租废除一部分，另一部分根据合理的分期偿还条件由国家支付。[278]另一方面，托利党人现在已经恍然大悟，他们想挽救还能够挽救的事情：当事态还没有发展到农民夺取土地的时候，最好让农民按照普鲁士方式依靠国家帮助交纳租金，这样，土地所有者总还可以捞到一点东西！爱尔兰人的确迫使行动迟缓的约翰牛有时稍微动一动。这一切都是开枪射击[279]的结果！
注释：
[159]指1840年2月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1850年9月17日，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的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便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恩格斯又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最后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61、308、364、385页。
[167]英国议会在十九世纪曾经数次通过高压法（coercionbills）来镇压爱尔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在1881年初，下院通过了两个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的法案。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别的全权。——第165、174、308页。
[199]指民主联盟，即1881年6月8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建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联盟的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共九条：成年人享有选举权，议会任期三年，各选区平等，取消作为立法机构的上院，爱尔兰在立法方面独立自主，土地国有化等等。
在民主联盟的成立会议上，向与会者散发了海德门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Englandforall》），海德门在其中两章（第二章《劳动》和第三章《资本》）里，把《资本论》第一卷的许多章节作为联盟的纲领条文来加以阐述，但既没有提到作者，也没有提及这一著作本身，并且作了许多歪曲。
[278]由于不满情绪在爱尔兰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格莱斯顿的英国政府采取某些措施，废除了1881年在国内实施的高压法（见注167）；1882年5月2日，释放了议会的爱尔兰议员，地方自治的拥护者——帕涅尔、达维特、狄龙和奥凯利；同时撤换了已提出辞呈的“高压法的拥护者”——爱尔兰总督弗·托·库伯（帕麦斯顿的继子——威·弗·库伯－坦普尔的侄子）和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并任命卡文迪什勋爵代替后者。——第309页。
[279]恩格斯指1882年在爱尔兰大量发生的、由于爱尔兰佃农的困难处境所引起的许多抗暴行动；在这一年内，国内杀死英国地主、他们的代理人、英国官员和其他人的数字增加了一倍。——第30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4.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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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4月28日[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孩子：
只说三言两语：我想，只有在海滨居住才能对可怜的哈利有帮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应当赶快带他和他的小兄弟们［注：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到诺曼底去。你的推测完全象孩子一样，以为我可以事先不同你和我的外孙们见见面（不管见面的地点是诺曼底、巴黎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就回英国去。
至于谈到我的健康，情况正在继续好转，否则斯蒂凡医生不会允许我离开“非洲”。我想，在里符耶腊的“过渡”阶段只需两周或两周左右就足够了。
亲爱的孩子，向你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3.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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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4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寄给您《科伦日报》上论“希尔施男爵”[277]的剪报。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报纸认为应当痛斥这种招摇撞骗的人。如果有篇幅，值得全文转载，这会成为一篇精彩的小品文，特别是因为它出自《科伦日报》。如果您不把它全文转载，那就请您用后还给我。《序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见上一封信）。——编者注］的手稿也请在方便时还给我。
必须说明：马茂德－奈迪姆－帕沙同马茂德－达马德－帕沙（苏丹［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编者注］的内兄弟）一样，是俄国人出钱在君士坦丁堡收买的大奸细。一个俄国人波利亚科夫也想谋得土耳其的铁路租让权，但没有得到（因为俄国人不能在准备向土耳其开战的同时又去央求土耳其人），此后，俄国人最为关心的当然是，给唯一同他们竞争的、而且又是受到奥地利庇护的奥地利人希尔施造成这样的条件：即让希尔施和他的奥地利都为土耳其所憎恨，而土耳其人仍然没有统一的铁路网。其实，土耳其财政上任何相对的削弱对俄国都是有利的。于是奈迪姆干着自己的营生，希尔施给他钱，因为他把土耳其出卖给希尔施，而俄国也给他钱，因为他完全出卖土耳其。俄国外交是大手大脚的，不象小店主对自己的竞争者那样斤斤计较，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出路，它可以把虚假的或暂时的优势让给象奥地利这样的对手，以便利用这种优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衷心问候您和考茨基。
您的弗·恩·
注释：
[277]指1882年4月20日《科伦日报》第109号上一篇题为《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的通讯；通讯揭露了已获得土耳其的铁路租让权的著名的奥地利铁路投机商摩里茨·希尔施男爵的投机手腕。——第30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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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4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当我从拉甫罗夫那里知道序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编者注］已在《民意》杂志上发表时，我就立即要求［注：
见本卷第295页。——编者注］给我原稿的副本，但原稿在巴黎，放在拉甫罗夫的写字台里。不过他打算写信到那里去要。后来我到马克思那里找草稿，也无结果。最后我向拉甫罗夫要来了俄译文的单印本，以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己动手把它译回德文：我担心这项工作会由随便一个俄国人来做，而事实果然如此。[267]到现在拉甫罗夫才把附上的原稿副本寄给我。其实，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也是有过错的。我曾准备给您寄明信片，但肖莱马和阿道夫·博伊斯特正在我这里作客，同时因为我们很多时间是同拉法格夫人（她的丈夫［注：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在巴黎）和杜西·马克思在一起，我便把明信片的事给忘了。但为了使您相信我并不是缺乏善意，过些时候我将把手稿寄给您。
您反对了盖泽尔这个可鄙的懦夫[276]，我向您表示敬意。
私下说说：马克思自2月21日起在阿尔及尔，他在路上得了感冒，到那里胸膜炎又复发了，他遇上了极坏的天气，但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他还要在那里呆多久，暂时还不知道。他总是碰上倒霉的天气。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67]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的校样。筹备出这一版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起的。直接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篇序言的，则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密切关系的彼.拉甫罗夫。这篇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1月21日写就，并在1月23日将原件寄给拉甫罗夫。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882年r月5日《民意》杂志上。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序言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普列汉诺夫译）于1882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恩格斯没能从拉甫罗夫那里收到序言的德文原稿，因为它留在巴黎拉甫罗夫的卷宗里（当时，由于沙皇政府的坚决要求，拉甫罗夫已被驱逐出巴黎并转到了伦敦）。1882年4月17日左右，拉甫罗夫才把原稿的副本寄给恩格斯，但是同年4月13日，序言就已经根据《民意》杂志发表的俄文文本译出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恩格斯对译文不满意，它是一个不出名的俄国人译的（见本卷第304-305页）。后来，序言的德文原稿手稿找到了，1948年《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发表了手稿的真迹复制。——第295、304页。
[276]1882年4月初，社会民主党议员盖泽尔收到一封纽约寄来的挑衅性的匿名信，信中说德国似乎正在酝酿着起义。盖泽尔把信的内容报告了警察局并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断言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把革命当做自己的目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2年4月13日第16号上，以《请摊牌吧！》（《BekenntFarbe!》）为题的社论中尖锐地批评了盖泽尔的言行，并指出，正相反，党的任务就是要在德国加速革命的变革。——第30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1.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4月13—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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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敦
1882年4月13—14日星期四[于阿尔及尔]
我可爱的白鹦鹉：
我由于到现在才给你写信而在责怪自己，但这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从这里写信告诉你。我经常回想起你在伊斯特勃恩[272]，在我生病的燕妮［注：指燕妮·马克思。——编者注］的床边，当你每天来亲切探望，使唠唠叨叨的老尼克感到如此快乐的时候的情景。但是，亲爱的孩子，你要知道：整个上星期和这个星期，费默都在度复活节假。他的住宅在米歇尔街（这样叫上穆斯塔法的一段路），位于耸立着“维多利亚”旅馆的小山的脚下。这个旅馆离费默那里很近很近，不过他得“爬山”，因为往上没有铺设道路。实在说，他在这段时间里如此热心地看望我，以致我想在午饭后写信的美好的打算成了泡影。一般说来，费默先生决非令人讨厌的客人，也还算幽默。在我给他看了几号《公民报》和《平等报》之后，他到我这里来时，对盖得的那种一直要继续到用印刷油墨预先把最后一个压迫者资产者斩首为止的“未来的恐怖主义”进行了不少的讥笑。费默不喜欢阿尔及尔；他，他的全家都不适应这里的气候（热病等等常来拜访），——虽然这一家的全体成员，从他的夫人开始，都是“土著人”。但最主要的还是，法官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很简朴的生活。在殖民地的主要城市里生活费用一向是很高的。有一点他是赞同的——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同时又是中央政权所在地的其他城市，都没有这里这么行动自由：警察缩减到最必需的最少数量，社会中的放荡不羁现象闻所未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摩尔人的影响。事实上穆斯林居民不承认任何隶属关系：他们认为自己既不是“臣民”，也不是“被管理的人”，除了在政治问题上以外，没有任何权威，——这正是欧洲人所不能理解的。阿尔及尔的警察为数不多，而且大多数是土著人。同时，在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放荡不羁的各种民族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况下，往往必不可免地发生冲突，并且卡塔卢尼亚人不辜负自己的老名声：在他们的白色或红色的腰带里——他们的腰带不是象法国人那样系在衣服底下，而是象摩尔人等一样扎在外衣上——就象经常佩戴着“饰针”一样，佩戴着长匕首，这些卡塔卢尼亚的子女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它们来反对意大利人，法国人等等，以及当地人。顺便说说，几天前在奥兰省捕获了一伙制造伪币的人和他们的头目——以前的西班牙军官；原来，他们的欧洲代理机关设在卡塔卢尼亚的首都巴塞罗纳！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没有被捕，偷偷地逃到西班牙去了。这个新闻以及其他的类似新闻，我都是从费默那里听来的。法国政府方面向费默提出了两种有利的建议：第一，去新喀里多尼亚，他同时被指派在那里建立新的诉讼程序，薪俸是一万法郎（并且连家属一起都免费乘车到那里去，到达那里以后还有公家的免费住宅）或者，第二，去突尼斯，在那里他也可以得到比这里更高的法院职位，条件也更优惠。已经给了他时间进行选择；他将接受其中的一个建议。
从费默先生自然要转到天气上来，因为他非常爱咒骂天气。从复活节的星期一（这一天也包括在内）起，我没有放弃过一次早晨的散步，尽管只是昨天（12日）和今天没有出现过变化无常的四月天气。昨天——虽然我们经受了轻微的西洛可风，即几阵疾风——天气基本上是好的；在早晨九点钟（12日），背阴地方的气温是19E5°，而在太阳下面是35°虽然我早上已经散了步（4月12日），午饭后我又去阿尔及尔观看了几天前驶入它的港湾的俄国装甲舰“彼得大帝号”。
官方气象局预告说4月15—16日（将有暴风雨）和4月19、21、25、27、29、30日将有强烈的大气运动；不过四月下半月的天气总的来说将是好的；但是，与此同时恐怕随着五月的到来，——作为对没有真正的阿尔及利亚的春天（因为它只是昨天才开始的）的一种补偿——难以忍受的暑热马上就要来了。无论如何，我不愿意做天气实验站的实验对象。最近四个半月以来天气非常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天晓得阿尔及尔会给我们准备下什么。大多数有远见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兰克”）前天就离开了非洲海岸。我只能呆到斯蒂凡医生声称我的左边已经修好为止，至于患胸膜炎留下来的瘢痕就不去管它了，关于这点非常有学问的唐金和休谟医生当然都知道。令人不愉快的是，在这里，咳嗽经常复发，尽管不厉害，但总是使人厌烦。
这封信中断了，这是最愉快的：有人敲门；请进！罗扎利太太（女仆之一）给我送来了你，亲爱的白鹦鹉和好样的加斯科尼人［注：保尔·拉法格。——编者注］的信——一封长信，在信纸上，和信封上一样，已经有“国民联合公司”[273]的公章。看来这次事情成功了。这不是卡·希尔施先生所袒护的企业！另一方面，更多地触动我的，当然是我的白鹦鹉要走了。希望这还不是很快就发生的事情。姨母白鹦鹉对小燕妮和她的孩子们［注：燕妮·龙格和马克思的外孙：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来说，将是很难得的，这对我来说也是某种补偿；况且也没有必要成年呆在伦敦；巴黎又这么近。顺便说一下。拉法格是否给彼得堡寄去了文章的续篇[274]（我不知道第一次寄去的东西怎么样了）？非常重要的是不要失掉彼得堡这样的点；它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对于往那里写通讯的人来说也同样如此！
这封信又中断了：时间是午后一时，我已经答应同卡斯特拉兹夫人、她的儿子［注：卡斯特拉兹医生。——编者注］和我们旅馆的另一位旅客克劳德夫人（来自纽沙特尔州）去参观“哈马公园”或“实验公园”。要到吃饭的时候（晚上六点钟）才回来，而在饭后我从来还没敢写过信。所以，明天才能写完这封信。只是为了给白鹦鹉增加一些有益的知识，我再谈一点：1541年10月23日在皇帝查理五世（或者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依据是查理一世）指挥下二万四千名士兵正是在这个“哈马”登陆的[275]；一个星期以后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杰出的残余败军装上了船，这些船是在26日的暴风雨中保存下来的，好不容易被多里亚收集在麦提福附近。这个地点，即麦提福角，位于阿尔及尔港湾终止的地方，在阿尔及尔对面东岸上，我从“维多利亚”旅馆的走廊上用好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它。
4月14日星期五
此刻，即午后一时左右，我开始写这封信，是想对上面写的作点补充。昨天白天同12日一样，天气晴朗。12和13日的傍晚（晚八时左右）都很暖和——这是很不寻常的——但同时又凉爽（相对来说），因此确实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今天早晨暖和得有些“闷热”，但在后两小时风刮得很大，昨天预告的14到15日的“暴风雨”可能要来了。
昨天午后一时我们走下去，到了下穆斯塔法，电车把我们从那里送到“哈马公园”或“实验公园”，这个公园被用来作为公共娱乐的地方（有时还奏军乐），作为栽培和推广当地植物的苗圃，最后还作为进行植物科学实验的植物园。整个公园占有很大的面积，一部分是山地，另一部分是平原。要想更仔细参观，至少需要一整天，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个譬如象费默先生的朋友、老傅立叶主义者杜兰多先生这样的内行的人作陪，杜兰多是植物学教授，在“法国登山运动员俱乐部”举办星期天定期游览时，他是该俱乐部一个小组的领导人。（很遗憾，我的健康状况以及斯蒂凡医生的严格禁令，至今还不容许我参加这些游览，虽然我已被邀请过三次了。）
这样，在进入“实验公园”以前，我们喝了咖啡，——当然是在露天里——喝摩尔人的咖啡。摩尔人的咖啡做得非常好，我们坐在长凳上喝。有六个来参观的摩尔人……［注：手稿上字迹不清。——编者注］，坐在粗糙的矮木板台子上面，弯着腰，交叉着双脚在享受着自己的“小咖啡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咖啡壶）带来的愉快，同时在一起玩着纸牌（这是文明对他们的征服）。下述场面使人非常吃惊：这些摩尔人中间有几个穿着很讲究，甚至很豪华，其余的穿一种我不妨暂且叫作“短衫”的衣服，看样子过去是白色毛料的，但现在已经破烂不堪；然而在真正穆斯林的眼睛里，这类事情，幸运或者倒霉，都不会造成穆罕默德的子女之间的差别。他们在社交中绝对平等——是完全自然的；相反地，他们只是在风俗习惯受到破坏的时候，才意识到这种平等；至于谈到对基督徒的仇恨及最后战胜这些异教徒的希望，那末他们的政治家正当地把这种绝对平等感，把这种平等的实际存在（不是在财产或地位上，而是在人格方面）看作是支持这种仇恨并且不放弃这种希望的保证。（然而没有革命运动，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关于“实验公园”的平原部分，我只指出一点：它被非常美丽的三条纵向的大林荫路所切开；在主要入口的对面是梧桐林荫路，其次是“棕榈林荫路”，这条路的尽头是由七十二棵大棕榈树组成的绿洲，一直延续到铁路和海岸，最后是木兰和一种无花果树（ficusroxburghi）林荫路。这三条大的林荫路又被许多其他横着穿过去的林荫路所切断，例如长长的令人惊叹的“竹子林荫路”，“纤维质棕榈”、“龙血树”、“桉树”（塔斯马尼亚的蓝色树胶树）林荫路等等（后几种生长得非常快）。
当然，在欧洲植物园里是不可能有这类林荫路的。
在一个周围全是梧桐树的圆形大广场上，午饭后演奏了军乐，军士，即乐队的指挥穿的是通常的法国制服，相反，乐队（一般士兵）穿的是红色的肥大灯笼裤（东方式样的），白色薄呢鞋系着裤脚口，头上戴着红色非斯卡帽。
在公园的树木里面，我没有提到橘子树、柠檬树、还有扁桃树，橄榄树等等（虽然正是它们也使我闻起来感到很愉快），更没有提到仙人掌和芦荟，它们（同野生的橄榄和扁桃一样）野生在我们住所附近的乱木丛中。
虽然我很欣赏这个公园，但我必须指出，这次参观以及类似参观中令人不愉快的方面，就是无法避免的石灰粉，尽管午饭后，回家以后，夜里，我都感觉很好，然而石灰粉的刺激所引起的咳嗽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感到伤脑筋。
我今天还在等待斯蒂凡医生，但这封信我不能拖延不发；因此，关于他诊断的情况就要晚些再报告给弗雷德［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最后，象士瓦本的迈尔通常说的那样：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稍微高一点的历史观点上。和我们同时代的游牧的阿拉伯人（应当说，在许多方面他们都衰落了，但是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也保留下来许多优良的品质）记得，以前他们中间产生过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和学者等等，也知道欧洲人因此而嘲笑他们现在的愚昧无知。由此产生了下面这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短小的明哲的阿拉伯寓言：有一个船夫准备好在激流的河水中驾驶小船，上面坐着一个想渡到河对岸去的哲学家。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哲学家：船夫，你懂得历史吗？
船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生命！
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
船夫：没有！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
哲学家刚刚说完了这句话，风就把小船吹翻了，哲学家和船夫两人都落入水中，于是
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不会！
船夫：那你就失去了你的整个生命！
这个寓言会使你对阿拉伯人产生某些好感。
多多地吻你和问候你。
（向大家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注释：
[272]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在伊斯特勃恩逗留期间（1881年6月底到7月20日左右），劳拉·拉法格到那里去过。——第297页。
[273]指法国保险公司“国民联合公司”，当时保尔·拉法格在该公司工作。——第300页。
[274]指保·拉法格的文章《法国土地所有制的变动》（《Движениепоэемелъной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воФранцин》）。该文曾译成俄文刊登在《基础》杂志1882年第3—4期和第6期上。
劳拉在1882年3月2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拉法格的第二篇文章彼得堡当时还没有收到，杂志的编辑，为了发表第一篇，正等待着它。——第300页。
[275]指皇帝查理五世在1541年借口与定居在阿尔及利亚的海盗作斗争而对阿尔及利亚（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进行的不成功的进军。西班牙军队在阿尔及尔城下被土耳其军队打得惨败之后，在阿尔及利亚其他一切设防地点也被赶了出去。——第30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0.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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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注：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霍布根
[1882年4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通过邮局给你寄去了已经出版的几号《平等报》。以后出版的还会给你寄去。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他的胸膜炎复发了，现在差不多完全好了。但今年冬天他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希望很快就能收到你的信。你的儿子［注：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在做什么？
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恩格斯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美国纽约霍布根弗·阿·左尔格先生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9.恩格斯致倍尔托特·施帕尔188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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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恩格斯致倍尔托特·施帕尔
伦敦
[草稿]
1882年4月12日[于伦敦]
阁下：
我不认识您，也不认识您说的卡·施米特先生。如果您指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卡·施奈特先生，那他定能带您到玫瑰街的俱乐部[269]去，使您得到帮助。鉴于《自由》的撰稿人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270]，我不大愿意资助这个派别的拥护者。何况我还不了解您是属于哪个派别的；众所周知，在托登楠街49号有一个与德国的大党有关系的德意志俱乐部[271]，我相信，这两个俱乐部不致让一个从祖国逃出来的党内同志饿死。
在一个大的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们因在德国受到警察的迫害而大感经济匮乏的情况下，我由于财力所限，无法还去资助敌视社会民主党的那些派别的拥护者。但是如果托登楠街的协会同意给您某种帮助的话，我很乐意出自己的一份。
致深切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
注释：
[269]伦敦西区索荷广场玫瑰街6号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人俱乐部所在地，该俱乐部在八十年代由德国和英国支部组成。德国支部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第一个分支，曾与德国流亡无政府主义者莫斯特的《自由》周报有密切联系。——第296页。
[270]恩格斯指莫斯特及其拥护者在《自由》周报上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策略及其国会党团代表的立场的一再攻击。如1881年帝国国会选举前夕莫斯特号召自己在德国的拥护者竭力阻挠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选入帝国国会（对莫斯特和《自由》周报的立场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恩格斯1879年7月1日、1880年4月1日给约·贝克尔的信，马克思1879年9月19日给弗·左尔格的信）。——第296页。
[271]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59），它在八十年代设在伦敦西区托登楠街49号。——第296、35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8.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82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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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82年4月10日于[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校样[267]退还给您。如果我不是希望昨天晚上见到您并对您说：“基督他复活了吗？”[268]，这件事情我早就做了。
您能不能费心把序言的德文稿给我用几天？《社会民主党人报》要求我们把这个序言寄给它，既然序言已经在《民意》杂志（我们因自己作为它的撰稿人而感到自豪）上发表了，那末这就不会有什么不方便了。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据我看，我们的思想被表达得很好。
注释：
[267]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的校样。筹备出这一版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起的。直接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篇序言的，则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密切关系的彼·拉甫罗夫。这篇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1月21日写就，并在1月23日将原件寄给拉甫罗夫。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882年2月5日《民意》杂志上。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序言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普列汉诺夫译）于1882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恩格斯没能从拉甫罗夫那里收到序言的德文原稿，因为它留在巴黎拉甫罗夫的卷宗里（当时，由于沙皇政府的坚决要求，拉甫罗夫已被驱逐出巴黎并转到了伦敦）。1882年4月17日左右，拉甫罗夫才把原稿的副本寄给恩格斯，但是同年4月13日，序言就已经根据《民意》杂志发表的俄文文本译出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上。恩格斯对译文不满意，它是一个不出名的俄国人译的（见本卷第304—305页）。后来，序言的德文原稿手稿找到了，1948年《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发表了手稿的真迹复制。——第295、304页。
[268]“基督他复活了吗？”——由复活节问候语“基督复活了。”变来的开玩笑的说法。——第29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7.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2年4月6、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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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4月6、7日[于阿尔及尔]
我亲爱的孩子：
费默法官刚才给我带来了你3月31日的信；我对你的来信总是感到极为高兴，但是，我亲爱的孩子，你哪有时间写信呢？我经常为你的小家务担忧，因为你得在艾米莉这样糊里糊涂的怪人的帮助下去料理，何况单是你的四个小家伙［注：指燕妮·龙格的孩子：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本身就要占去甚至一个最能干的女仆的全部工作时间。
你答应给我的几号《正义报》，前几天费默已交给我了（上面也有希尔施的作品，这是从亚当夫人的《评论》［注：指《新评论》。——编者注］上转载来的[264]）。龙格论罢工的文章写得很好。顺便说一下，在一个地方他说，拉萨尔想出来的只是词句（而不是发现了李嘉图和杜尔哥等人确定的规律本身）。[266]而实际上他——拉萨尔——是借用了“有文化的”德国人所熟悉的歌德的说法，而歌德则是把索福克勒斯的“永恒不变的规律”［注：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编者注］改为“永恒的铁的规律”［注：歌德《神圣的》。——编者注］。
费默不得不在我的“房间”里沉默地坐在我的对面看书，等着我把给杜西的信写完（那一天我收到了她的以及恩格斯的来信），交信差送到城里去。
今天我在等着斯蒂凡医生。如果他来的话，我就能够在这封明早将要发出的信中把他检查的结果告诉你。其实，我的健康恢复得还不错，尽管对于一个渴望重新获得活动能力并结束这种残废者的无聊职业的人来说还是缓慢的。但是这种拖延都是由十分异常的阿尔及利亚的坏天气造成的。费默在这里住了十二年，从来不记得有这样的天气。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变化无常的——真正的四月天气，突然由阳光灿烂变为下雨，由酷热变为严寒，晴朗的天空变成阴暗的、几乎是乌黑的天空，干燥的空气变成充满水蒸气的空气；总之，天气绝不是“靠得住的”，或者说远不是这里一般认为是平常的、“正常的”阿尔及利亚的“春季”天气。虽然如此，在风不特别大和不下雨的时候，四月的早晨还是舒适的，因此，我今天、昨天和前天才能享受早晨散步的快乐。这样，我连续三天每个早晨都愉快地散步了一、两个小时。
刚才从象阶梯一样层层高起的小花园（满园红花盛开）传来的喧闹声打断了我。花园有一条通向我们的阳台（它与我们别墅的第一层是连接着的）的林荫道，而我的房间（还有另外的五间）是在二楼，对着阳台顶上的小走廊；阳台和走廊前面是海景，四面是迷人的全景。就这样，喧闹声把我吸引到走廊。如果小琼尼站在我身边，看到下面花园里那个漆黑的真正黑人拉着小提琴跳舞，带着愉快而开朗的笑容敲打着长长的金属响板，用自己的身体做出优美的动作，那他会多么快活地从心眼儿里大笑起来啊。阿尔及利亚的黑人以前多数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等等的奴隶，但在法国人的统治下得到了自由。
就在他即黑人的后面，有另外一个人，仪表端庄、微带温和的笑容，在观看这场黑人表演。这是个摩尔人（英文是Moor，德文是Mohr）；顺便说一下，在阿尔及利亚把一小部分离开了沙漠和他们的村社，在城市里和欧洲人住在一起的阿拉伯人称为摩尔人。他们身材高于一般的法国人，他们有椭圆形面孔，鹰勾鼻子，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乌黑的头发和胡须，但他们的皮肤有各种颜色，从近乎白色到深褐色。他们的服装——甚至是穷人的——都漂亮而雅致：穿短裤（或者长衫，不如说是用白色细毛料做的托加）或者带风帽的斗篷；他们用缠头或者一块作裤腰带用的白凡尔纱包着头（在气候不好，天气炎热等等的时候，风帽也作此用），他们平常光着脚，不穿鞋，只是有时穿黄色的或者红色的摩洛哥皮做的鞋子。
甚至最穷的摩尔人，在用斗篷“披身的艺术”方面，在走路或站立时所表现出的自然优雅和高贵气度方面，都胜过欧洲大演员（他们在骑骡子或驴子，偶尔也骑马的时候，一般不象欧洲人那样跨在它们身上，而是把两条腿放在一边，表现出懒散地沉入幻想的样子）。
上面说的在我们花园中站在黑人后面的那个摩尔人开始叫卖“橙子”和“公鸡”（也有母鸡），——这两种商品合在一起卖是令人奇怪的。在这个甚至现在还没有失去其庄严的摩尔人和正在跳舞的得意地微笑着的黑人之间，有一只鸟庄重地走动着，这是一只极为高傲的孔雀（我们这里一个房客的），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蓝脖子和一条非常漂亮的长尾巴。我是多么想听到我的琼尼看到这个三重奏时的响亮笑声啊！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饭后有一部分时间我当然是同费默交谈，他给我带来了你的信，而后回到阿尔及尔去了）。现在下雨；气温骤然下降，使人感到极不舒服。向杜尔朗医生致良好的祝愿！
1882年4月7日
雨下了一整夜；今天早晨天空多云，但没有雨；空气清爽，尽管水蒸气太多了。我散步了一小时（早晨九至十时），我担心会碰上雨，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下。由于斯蒂凡医生前天没来，昨天也没来，我今天早晨给他写了封信；无论如何今天就把这封信发出，不能等医生检查的结果了。斯蒂凡医生不会在下午五点钟以前来。你看，这是个好迹象，医生开始对我放松些了，——就是说，他不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不严格遵守出诊的时间间隔了。
如果我能回到我外孙们和他们好妈妈的身边，我该多么幸福啊！我根本不愿意在这里呆得比医生认为绝对必需的时间更长些。
多多地吻你。
你的老尼克
附去一份剪报，这是从恩格斯寄给我的一份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剪下来的。这是对最近的“德国奴才诗歌”的有趣的批判。我希望龙格尽力研究一下。
亲爱的孩子，我已经把这封信封上了，可是又不得不拆开它。斯蒂凡医生来得比我预料的要早些。经过新的检查，他断定——我很高兴，我能把这点告诉你，——在这段时间我的左侧恢复得几乎也象右侧那样好了。
注释：
[264]指卡·希尔施的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LeSocialismeenAlle-magne》），该文发表于1882年3—4月《新评论》杂志第15卷，署名为“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Unsocialisteallemand）。——第289、291页。
[266]指“铁的工资规律”。这是拉萨尔在他的小册子《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OffnesAntwortschreibenandasCentral-ComitézurBerufungeinesAllgemeinenDeutschenArbeitercongresseszuLeipzig》.Zürich，1863，S.15—16）上的提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规律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6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和杜尔哥关于最低工资规律的主张，是指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版于1817年在伦敦出版）第73—499页（Ricardo，D.《On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Thirdedition.London.1821.p.73—499）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建立和分配的探索（1766）》，载于《杜尔哥文集》，欧·德尔的新版本，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10页（Turgot.《Réflexionssurlaformationetladistributiondesrichesses（1766）》.In：OEuvresdeTurgot.Nou-velleéditionparE.Daire.TomePremier.Paris1844，p.10）。对李嘉图和杜尔哥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见《剩余价值理论》第1分册第2章第3节和第2分册第15章第2、3节）。——第291、35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6.恩格斯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8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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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恩格斯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
伦敦
[1882年3月31日左右于伦敦]
阁下：
感谢您给我寄来了小册子[265]。著名的老托姆·斯宾斯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使我很高兴。
我将很高兴地同您个人结识，只要您和我的朋友马克思搞好关系的话，——我看到，您认为目前值得引证马克思的著作了。
致敬意。
弗·恩·
注释：
[265]恩格斯指小册子《1755年和1882年的土地国有化。1775年托马斯·斯宾斯在太恩河畔新堡宣读的一篇讲稿。1882年重印出版，亨·迈·海德门作注和序》1882年伦敦、曼彻斯特版（《TheNationalizationoftheLandin1775and1882.BeingaLeckturedeliveredatNew-castle-on-Tyne，byThomasSpence，1775.Reprintedandedited，withnotesandintroduction，byH.M.Hyndman，1882》.London，Manchester，1882）。——第29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5.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2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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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3月27日星期一[于阿尔及尔]
我亲爱的孩子：
今天（3月27日）收到了你的信。你知道，当我每次得到你的音信的时候，我是多么幸福。我的信没有向你隐瞒过最坏的事情，因此，你也完全可以相信，我说自从我给你写了上一封信［注：见本卷第282—285页。——编者注］以来，我的健康状况不断好转，这完全是实话。失眠（原来这个病最糟糕）好了，食欲恢复了，咳嗽再没有大发作，相反地，已大大减轻。不言而喻，因为斑蝥膏有强烈的作用，每星期只能上一次，所以左侧胸膜（肺组织本身还根本没有伤及）的疗程还需要一些时间。当然，天气极不稳定，时常突然变化，有暴风、酷热、严寒和雨，实际上，好的时刻只是罕见的现象；要有稳定的，与季节相称的，暖和的和“干燥的”天气，那只是梦想。例如，昨天我们还以为决定性的转变来了，——天气非常好，我还去散了散步——但是今天天空晦暗阴沉（带有黑色），大雨倾盆，狂风怒号。这里的人们已经厌倦到了极点，因为很明显，这样的天气从十二月份（包括十二月在内）以来对于阿尔及尔来说就是完全不正常的。而问题就在于，本来应当预先弄清这种情况，而不应碰运气地作这样的旅行。
只在我们之间说说：虽然威特岛[18]的天气不好，可是我的健康状况却大为好转，以致当我回到伦敦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不已。况且在文特诺尔，我是安心的；而相反地在伦敦，恩格斯的担心（还有多嘴的拉法格也认为，我需要的只是“散步”、新鲜空气等等）实际上弄得我心绪不宁。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情况了；所以当时我那样着急地一定要离开伦敦！可见，最真实诚挚的爱可以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危险的东西呢！
亲爱的孩子，正象我已经告诉过你的［注：见本卷第284页。——编者注］，我很走运，我在这里所交往的都是些心地善良的、友好的、朴实的人们（瑞士籍的法国人和真正的法国人；在我的别墅式的旅馆中，既没有德国人，也没有英国人）。莫里斯·卡斯特拉兹先生自告奋勇在斯蒂凡医生的指导下来帮助我；甚至尼姆［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也不见得更能体贴入微。所以，我的孩子，你不要因为我好象无人照顾而感到苦恼。不论是男人或女人对我的照料都十分周到，另一方面，我享有“病人”的特权——当我想一个人呆着或者不想管周围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沉默不语，不闻不问等等。
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注意法国的、英国的和其他国家的日报，我只阅读电讯。我希望得到的，就是象龙格论罢工那样的文章（拉法格在给我的信中非常赞扬这些文章）。关于马萨尔的蠢事，到现在为止，除了你写信告诉我的以外，我一无所知。
请你写信给希尔施，让他把他在亚当夫人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264]寄给我。我多么盼望有朝一日飞毯能把琼尼送到我这里来。我可爱的孩子要是看到摩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土耳其人、黑人——总之，所有这些巴比伦人，以及掺杂有“文明的”法国人等等和迟钝的不列颠人的这个东方世界的服装（大部分是非常优美的），会感到多么惊奇。替我吻我的小哈利，高尚的狼和伟大的帕［注：指马克思的外孙、燕妮·龙格的儿子：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我亲爱的孩子，现在再见吧，并代我问候龙格。
你的老尼克
暂时还谈不上做什么工作，甚至不能为了再版而校订《资本论》［注：指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注释：
[18]1881年12月29日至1882年1月16日，马克思和他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在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在英国南部）养病。——第27、40、42、246、283、288、314页。
[264]指卡·希尔施的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LeSocialismeenAlle-magne》），该文发表于1882年3—4月《新评论》杂志第15卷，署名为“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Unsocialisteallemand）。——第289、29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4.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8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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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82年]3月20日星期一[于阿尔及尔]
我亲爱的保尔：
您3月16日的亲切来信我今天（20日）就接到了，可见，它在路上的时间显然比从伦敦来的一般信件要少得多。
首先，我的好样的加斯科尼人，“上穆斯塔法是什么意思？”穆斯塔法是一个人名，如同约翰一样。沿着以色列路走出阿尔及尔市，就能看到前面有一条长的街道。这条街道的一边，在小山的脚下，耸立着一幢幢四面是花园环绕的摩尔式别墅（“维多利亚”旅馆就是其中之一）；另一边——沿着大路——遍地是象阶梯一样层层下降的房屋。所有这些总称为上穆斯塔法；下穆斯塔法是从上穆斯塔法的斜坡起直到海边。两个穆斯塔法构成一个市镇（穆斯塔法），镇长（这个人用了一个不是阿拉伯的，也不是法国的，而是德国的名字）随时用官方海报向居民作各式各样的通知，——可见，制度是很软弱无力的。上穆斯塔法的街上正在不断地修建新的房屋，拆除旧的房屋等等，虽然从事这种工作的工人都是健壮的人，而且是本地居民，但是他们在做完头三天工作以后就害热病。因此，他们工资的一部分是企业主提供给他们每天服用的奎宁。这种习惯在南美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我亲爱的预言家。您的消息这样灵通，以致在信中说：“您一定在贪婪地阅读阿尔及尔出售的一切法国报纸”；其实，连“维多利亚”旅馆的其他旅客从巴黎收到的几种报纸我也不看；我的全部政治读物只限于《小庄园主报》（阿尔及利亚的小报，类似巴黎的《小报》、《小法兰西共和国报》等等）的电讯。这就是一切。
燕妮给我写信说，她把您也提到的龙格的文章寄来，但我一直没有收到。我从伦敦收到的唯一的报纸，就是《平等报》，但它根本就不能叫做报纸。
圣保罗，您这个怪人！您是怎么知道的，或者是谁告诉您说，我要“用碘酊涂擦皮肤”？您会要打断我说，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其中暴露出您的“物质的事实”的方法。根据爪子可以辨认狮子！实际上，我不是象您说的“用碘酊涂擦皮肤”，而是要让人用斑蝥火胶在背上刺画，以便排除液体。第一次，当我看到被这样刺画过的左侧（胸和背）时，我觉得它真象是种上了甜瓜的小菜园。从3月16日我给恩格斯写信的时候起，无论是背上还是胸上（胸上也刺画），都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可以再作这种手术了；这种手术在22日以前不能再作了。
您说：“附上一封准会使您发笑的邀请信。”有可能。但是这封“附上的”信还在您自己的手中，您怎能想叫我发笑呢？等以后有机会时，我要向费默先生提及他过去的同志——蒲鲁东主义者拉法格。现在，医生［注：斯蒂凡。——编者注］不让我出去，我就趁此不许任何人来经常访问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
雨照旧下个不停。气候竟如此反复无常；天气时时变化，经历着各种节气，或者由一个极端突然跳到另一个极端。尽管如此，还是看得出有逐渐好转的倾向，不过需要等待。而与此同时，从我刚离开马赛起到现在为止，尼斯和门顿的天气都一直非常好！但曾经有过一种固定的看法——对此我是没有责任的——这就是非洲的阳光和这里的有奇效的空气！
上星期六，我们把和我们同住在“维多利亚”旅馆的一位名叫阿尔芒·马尼亚德的旅客埋葬在上穆斯塔法；这是一个还很年青的人，是巴黎的医生打发到这里来的。他原在巴黎一家银行做事，在阿尔及尔期间，老板们继续付给他薪金。不过，为了使他的母亲满意，他们打了电报来叫把他的尸体挖出来送回巴黎，——而且这一切费用也由他们支付。这样慷慨的事，甚至在那些掌握着“他人钱财”的人那里也是少见的。
我的睡眠逐渐在恢复；没有得过失眠症的人，是不能体会到彻夜不眠的痛苦终于消除时的这种愉快心情的！
向我亲爱的白鹦鹉［注：劳拉·拉法格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和所有其他的人问好。
您的卡·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3.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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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3月16日于[阿尔及尔]“维多利亚”旅馆（同过去一样，来信通过费默。）
我亲爱的孩子：
通过费默收到了你的信以后，我派信差到“东方”旅馆去，也在那里查询一下，他给我取来了你2月24日的信。
现在简单地给你谈谈我的健康状况。
由于我咳嗽加重，痰多，失眠等等，我把斯蒂凡医生请来了（他还给我同旅馆中隔壁的旅客看病），于是从2月26日他第一次给我诊察以后，我一直由他治疗。这是一个非常果断而严格的人。他发现，由于自从我离开巴黎以来一直到现在为止的种种不利因素凑合在一起，我的左侧——因为患胸膜炎而变衰弱——机能不正常。治疗的主要药物是斑蝥膏（用斑蝥火胶在左背和左胸“文身”的办法来排除液体），它对我很有效，另一种是“镇静”药，治咳嗽的；最后，还有亚砷酸钠（无味，象水一样）——每次饭后服用。只要天气许可，让我继续在早晨进行短时间的散步。
遗憾的是（要是有良好的天气，厉害的咳嗽也许自然好了），3月6日开始咯血，而在3月8、9两日大量吐血以后，比较轻微的咯血一直继续到12日，13日咯血才彻底好了。这样，这件不愉快的事拖了一个星期；斯蒂凡医生努力进行了治疗：禁止任何活动（当然也包括散步），几乎也完全禁止谈话，规定进行热足浴等等，此外还开了效力很强的药剂。同时，继续用斑蝥膏、治咳嗽的镇静药等等给我进行治疗；这样一来，咳嗽的确是大大减轻了。天气也开始渐渐在变化，虽然它还不十分好。我们的别墅（“维多利亚”旅馆）座落在小山上，面前就是海湾，两旁是象罗马戏院座位那样一层层高起的别墅；这里空气非常好，甚至不需要在我住的和旁边的其他房间的前面的小走廊上，或者在作为下楼的通道的凉台上散步。医生［注：斯蒂凡。——编者注］要在给我的患病部位再作一次检查之后，才准许我散步。应当说，近来我不仅又有了食欲，而且终于又睡得着了。（实际上，从2月16日在巴黎旅馆的那一夜起，到上述的这个时候为止，一直连续不断地失眠。）
总之，结果是这样，正如我已向伦敦写信说过的［注：见本卷第40—43页。——编者注］，由于这一次愚蠢的、考虑不周的旅行，现在我的健康又处于我离开梅特兰公园［注：伦敦的一条街，马克思住在这里。——编者注］时的那种状况。不过，我应当说，许多来到这里的人都遭受了，而且现在仍然在遭受着同样的厄运。最近十年来，阿尔及尔从没有过这样糟糕的冬季。在有了威特岛[18]和其他地方的经验以后，当时我自己是犹豫不决的，但恩格斯和唐金彼此互相激发了对非洲的热情，而且他们两人都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情报，都没有考虑到今年的气候异乎寻常。我几次力图用暗示的方法告诉他们，最好还是先去门顿（或尼斯），因为拉甫罗夫从他的俄国朋友们那里得到了非常好的消息，可是我那好心的乐观的老弗雷德［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我重复一下，只在我们之间说说，他容易由于爱护人而害了人，——对于这类事情却丝毫听不进去。
我应当告诉你，两位女士，这家别墅式的旅馆的两位女主人，对我照顾得十分周到。至于作斑蝥膏的手术，年青的药剂师卡斯特拉兹先生（他从十二月份起就作为病人同他母亲一起住在这里）十分殷勤，他给我“文身”，然后把胀得鼓鼓的水泡挑破，接着把受到了一些刺激的皮肤缠上绷带等等。这一切他都做得极其小心谨慎，他非常客气地自愿给我帮忙。
对于我来说，再没有比阿尔及尔市，特别是它的郊区的夏天和春天更具有魔力的了，假使我身体健康而且我所有的亲人（尤其是几个外孙［注：让·龙格、昂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和马赛尔·龙格。——编者注］）都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感到自己如同在《一千零一夜》中一样。每当我从你那里得到关于可爱的孩子们的消息时，我总是非常地高兴。杜西也给我写信说，她惦记着孩子们，她很想再跟他们在一起。不过至少在一个月之内恐怕我不能离开这里，因为首先我得在斯蒂凡医生的指导下彻底做完一个疗程，实际上，只有到那时才能开始进行真正的空气治疗（当然，那时的天气要稳定下来才行）。
《正义报》（同《公民报》的论战）我没有看过，而且除了《平等报》以外，根本没有见过任何一家巴黎报纸。从你来信中知道杜西机敏地避免了灾祸[263]，我非常高兴。当利沙加勒出版自己的《战斗报》时，当然，你会把它的头几号寄给我。我不相信会搞出什么名堂；不过走着瞧吧。
在我来到这里的头几天（还住在“东方”旅馆的时候），好心的费默使我累极了，我是说，他使我翻山越岭地满城跑，此外过多的讲话也使我累极了。我让他知道我是一个残废人以后，很快就把这一切结束了。不过他是希望我好；现在他知道，安静、孤单和沉默是我的公民天职。
替我吻所有的孩子们。问候龙格。多多地吻你，亲爱的孩子。
你的老尼克
注释：
[18]1881年12月29日至1882年1月16日，马克思和他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在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在英国南部）养病。——第27、40、42、246、283、288、314页
[263]在1882年2月24日的信中，燕妮·龙格告诉马克思说，爱琳娜·马克思拒绝了普罗斯比尔·利沙加勒向她提出的求婚。——第28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2.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2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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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注：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阿尔让台
1882年2月23日[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孩子：
气候一直很好；我住在阿尔及尔城堡外小山上的一所非常舒适的别墅里。现在我需要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安静；但愿很快恢复健康。
吻所有的孩子们；问候龙格。
深深爱你的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法国）巴黎阿尔让台镇梯也尔林荫路11号沙尔·龙格夫人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1.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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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82年2月23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朋友：
《1882年财政改革年鉴》上有下列地址：
迪耳克，温·艾什顿，西南区海德公园门1号，
还有——查理先生，西南区斯隆街76号。
我从您那里回来，在家里发现了唐金医生（就是前些时候给加特曼看过病，也给马克思家看过病的那个人）的一封来信，他信中说：
“几天以前我收到了加特曼的一封信（上面的地址是：培德福德广场亨特利街14号），他在信中问我，他可不可以来看看我。我马上给他写了回信，给他两个日期让他选择，但此后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信。
假使我的信遗失了的话，请告诉我，您知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您见到他，劳驾向他转达，他可以在任何一天晚上十一到十二点之间到我这里来（西区北贝克莱街60号）。”
您可否劳驾把上述的信通知加特曼？既然唐金的信没有寄到，我想，大概是门牌号码写错了，对那个号码我也没有把握，因为我也只是从唐金那里知道的。因此，我不知道确切地址，无法直接同加特曼联系，所以请您作作中介，因为，您说过，他住的地方离您很近。
我给唐金写信说，我希望几天后能告诉他更确切的消息；如果可能的话，请设法在星期日下午告诉我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情况。
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0.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2月22、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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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2月22、25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立刻给您回信：（1）因为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了，（2）因为现在，在马克思走了[42]之后，我又要真正坐下来进行工作，今后再也没有时间来作如此详细的阐述了。
速记记录[242]今天寄还。十分感谢。其中大部分都有点平淡无力，不过，既然没有十足的无耻言论和背离原则之处，我就已经感到满意了。今后您如能随时寄速记记录来，我必将感激不尽。过去在萨克森邦议会中所犯的重大错误[180]已经得到纠正，这使我非常高兴。我想，《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于自己的行动[235]所取得的成果可能十分满意。签署声明对于布洛斯来说准是一剂难咽的苦药。[260]我非常高兴的是，尽管有警察和其他方面的阻挠，订户增加到了四千以上，而且报纸能在德国正常传播。对于一种被查禁的德国报纸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1848年以前出版的种种报纸，运进国内要容易得多，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和书商支持它们，不过报费总是收不回去。而这一次工人付款，这也证明，他们多么守纪律，他们和运动多么休戚与共。当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丝毫也不为我们德国的青年担心。他们定能出色地经受住任何考验。有庸俗习气的不是他们，而只是那些领袖先生们，后者一开始就不是率领群众，而仅仅是在群众的推动下才向前走。
既然您已经同情“被压迫的”南方的斯拉夫人，所以我的信并没有说服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原先——因为我们大家起初都是从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走过来的——我们从那里学会了这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我还记得，我花了多少时间和作了多少研究之后，才摆脱了这一套，——不过，已经彻底摆脱了。
但是，我要请您别把我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意见强加在我的头上。奥格斯堡《总汇报》已经使用了多年的一些奥地利的官方论据，同我毫不相干。其中正确的东西，已经过时，而没有过时的东西，又不正确。我决没有丝毫理由抱怨奥地利的离心运动。一旦俄国爆发了革命，也就是说，一旦那里召集了某种代表会议，“对付俄国的堤防”就会变成多余的东西。从那一天起，俄国就会忙于内部事务，泛斯拉夫主义就会彻底垮台，帝国的崩溃就会开始。泛斯拉夫主义只不过是“有教养的阶层”、城市和大学、军队和官吏的人为的产物；农村对它毫无所知，甚至领地贵族也如此窘困，以致于诅咒一切战争。从1815到1859年，奥地利尽管实行胆小而愚蠢的政策，的确曾经是一道对付俄国的堤防。可是现在，在俄国革命的前夜，重新让它充当“堤防”角色，那就意味着延续奥地利的存在，重新为它的存在提供历史的根据，推迟它无法避免的崩溃。这真正是历史的讽刺：奥地利容许斯拉夫人进行统治，就是自己承认，至今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对俄国的战争，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斯拉夫人在奥地利的统治。
您说，将来一旦各斯拉夫民族（又把波兰人除外！）再也没有根据把俄国看作是他们的唯一的解放者的时候，泛斯拉夫主义就完蛋了。这说起来容易，听起来也似乎有道理。但是，第一、泛斯拉夫主义的危险——既然存在这种危险——不在边远地区，而在中心地区，不在巴尔干，而在给沙皇制度提供兵员和金钱的八千万奴隶当中。由此可见，就是应该把杠杆摆到这里，要知道它已经摆好了。难道要用战争再把它搬开吗？
第二、各小斯拉夫民族把沙皇看作是他们唯一的解放者，这种情况怎么会产生，我不打算作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看法是这样，这就够了；我们无法改变这种看法，而且只要沙皇制度没有推翻，这种看法会一直保持下去；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小民族就会站在沙皇制度一边，即站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整个西方的敌人一边。只要情况是这样，我就不可能对它们的直接的、迅速的解放感兴趣，它们同它们的盟友和庇护者沙皇一样，仍将是我们的直接的敌人。
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亚尔萨斯人也受压迫，将来我们再次丢开他们的时候，我会感到高兴。如果在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夜，他们想要挑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再次煽动这两国人民去互相残杀，从而把革命推迟下去的话，那我就要说：“且慢！欧洲无产阶级可以忍耐多久，你们也可以忍耐多久。当他们得到解放的时候，你们自然也会得到自由，而到那个时候以前，我们不许你们阻挡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去路。”对斯拉夫人来说也是这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不是象沙皇能够给他们的那种虚假的和暂时的解放。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为欧洲和它的发展作任何事情、反而是这种发展的障碍的斯拉夫人，应该具有哪怕是同我们的无产者同样的耐性。为了几个黑塞哥维那人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夺去比黑塞哥维那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千倍的生命，依我看，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是这样的政策。
沙皇怎样去“解放”呢？请去问问乌克兰的农民，叶卡特林娜起先也曾把他们从“波兰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过（借口是宗教），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后来吞并他们。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全部欺骗实质上是什么呢？就是要侵占君士坦丁堡——仅此而已。只有实行这种侵占才能有力地影响俄国农民的宗教传统，鼓动他们去保卫神圣的沙皇格勒，延长沙皇制度的寿命。只要俄国人一占领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独立和自由就完了：这些兄弟们（bratanki）很快会感觉到，过去甚至在土耳其人统治下他们还要好过得多。这些兄弟们完全是因为幼稚透顶，才相信沙皇关心的是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本身的利益。
您说，大塞尔维亚也可以成为同奥地利一样的对付俄国的好堤防。我已经讲过，从革命运动已经在俄国强大起来的时候起，我就认为这种“堤防”的理论一文不值。我也说过，我怀着满意的心情期待着奥地利的崩溃。现在我们且来谈谈这些小民族的特质，因为当说到我们的同情心的时候，对这种特质也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经过两代到四代，在普遍的欧洲革命之后，建立大塞尔维亚无疑是可能的；而目前，在它的成员的现有文化水平的条件下，同样无疑，它是不可能的。
（1）按宗教信仰来说，塞尔维亚人分为三部分（数字引自沙法里克的《斯拉夫人通信集》，都是1849年的数字）：正教徒二百八十八万人；天主教徒，包括讲塞尔维亚语的所谓克罗地亚人在内，共二百六十六万四千人，不包括克罗地亚人在内，则为一百八十八万四千人；伊斯兰教徒五十五万人。而对这些人来说，现在宗教比民族性还更重要，并且每一种宗教信仰都想取得统治地位。在这里没有取得哪怕使信教自由成为可能的那种文化上的进步以前，建立大塞尔维亚只会导致内战。——请看附上的《旗帜报》。
（2）国内有三个政治中心：贝尔格莱德、门的内哥罗、阿格拉姆［注：克罗地亚称作：萨格勒布。——编者注］。不管是克罗地亚人或门的内哥罗人，都不愿意服从贝尔格莱德的统治。相反地，门的内哥罗人和他们的朋友，即克里沃什［注：塞尔维亚称作：克里沃希埃。——编者注］和黑塞哥维那的一些落后的小民族，都要保卫自己的“独立”，反对贝尔格莱德和任何其他的中央政府，不管它是不是塞尔维亚人的政府，他们都将象对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一样加以反对。这种独立的含义是，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对压迫者的仇恨，就从自己的“被压迫的”塞尔维亚同胞那里盗窃牲口和其他动产，如同他们在一千年以前所做的那样；谁要侵犯他们这种抢劫的权利，谁就是侵犯他们的独立。我可以满有把握地断言：在欧洲中部存在着这样一些落后的小民族，这是时代的错误。即使这些人具有瓦尔特·司各脱所歌颂的苏格兰高地居民——其实他们也是劫夺牲口的大盗——的那些优点，我们最多也只能谴责现代社会所采用的迫害他们的方法。如果我们执政，我们也应当结束这些好汉们积习已深的、象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和施因德汉斯一样进行抢劫的那种自古以来的传统。要是有一个大塞尔维亚政府的话，它也非这么办不可。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建立大塞尔维亚，意味着重新挑起现在黑塞哥维那人正在进行着的那种斗争，即挑起同门的内哥罗［注：塞尔维亚称作：科托尔。——编者注］、卡塔罗、黑塞哥维那的一切高地居民的内战。
因此，仔细分析一下，建立大塞尔维亚，决不象泛斯拉夫主义者和腊施之流的自由派企图向我们描绘的那样简单和不言而喻。
话又说回来，您要同情这些落后的小民族，尽可听您的便；何况他们本来就够有诗意的了，并且正在创作着完全是古塞尔维亚风韵的民歌（古塞尔维亚的诗歌是很优美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甚至可以把《旗帜报》上的一篇文章寄给您。但是，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沙皇制度的工具，而在政治中是不容许有诗意般的同情的。假使这些好汉们的起义会引起世界大战，从而破坏我们的整个革命形势，那末，为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利益，应当毫不惋惜地牺牲他们以及他们盗窃牲口的权利。
总之，如果产生一个大塞尔维亚，那它只会是一个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公国。塞尔维亚公国干了什么事情呢？它仿效奥地利的榜样，建立了一种由在西方——大部分是在维也纳——受过教育的贝尔格莱德人和出生于其他城市的人组成的开明的官僚制度；这些人对农民的公共所有制关系毫无所知，并且仿效奥地利的榜样，颁布沉重地打击这种关系的法律，从而，农民大批大批地遭受贫穷和剥夺，而他们在土耳其人统治时代却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富裕起来，纳的税也少得多。
保加利亚人在自己的民歌中作了自我描绘，不久前一个法国人把这些民歌编成集子在巴黎出版［注：奥古斯特·多宗《保加利亚民歌》。——编者注］。这些歌谣很多是写火灾的。房屋着了火，一个年青妇女被烧得奄奄一息，因为她的丈夫不救她却去救黑母马。在另一首歌谣中，一个年青妇女去抢救首饰，却因此而把自己的一个婴儿遗弃在烈火之中。如果例外地有什么崇高勇敢的行动，那总是土耳其人干的。您在世界上什么地方还可以找到这种蠢猪式的人吗？
而且，假使您看一下有关这个地区的一张象样的语言分布图（例如在上述沙法里克的那本书中，或看基佩尔特1867年的奥地利和多瑙河下游各国地图），那末您就会相信：关于解放巴尔干的这些斯拉夫人的事情决不那么简单，除了塞尔维亚地区以外，整个领土都布满了土耳其的移民区，而且同希腊的沿海地区犬牙交错，更不用说萨罗尼加是西班牙的犹太人的城市。的确，一些正直的保加利亚人目前正在迅速地清除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的土耳其人，把他们打死，赶走，烧掉他们的房屋。假如过去土耳其人也这样干，而不是扩大保加利亚人的自治权，不是把他们的税款减得比现在交纳的要少，那末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关于战争，我觉得您对待它过于轻率了。如果事态发展到爆发战争，那末俾斯麦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使俄国成为进攻的一方，因为他能等待，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不能等待。假如德国和奥地利要卷入东方的战争，那就只有很不了解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才预见不到马上就会掀起复仇的沙文主义叫嚣，而无疑是怀有和平情绪的多数法国人民在这种叫嚣面前则必然会保持沉默，这就会使得法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成为进攻的一方，那时将占统治地位的沙文主义很快就会提出对莱茵河左岸的要求。我觉得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德国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结果，爱国沙文主义也会重新在德国完全占上风。这样一来，种种前景总的说来都于我们不利。而如果战争真的爆发，那末，这样一场在1813—1815年以后的第一次欧洲战争的结局，是完全不可预料的，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战争爆发，那也没有办法。
现在再说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目前在德国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它正在越来越快地加速革命的到来，不久就必然会把我们党提到首位。我们自己甚至不需要为此作任何事情——只要让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就够了。况且，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纪元[257]，将有一个持自由主义态度的，极其优柔寡断、动摇不定的新皇帝［注：威廉二世。——编者注］，他简直是天生的路易十六的角色。我们所缺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适时的从外面来的推动。而俄国的形势会成为这种推动，在俄国爆发革命，现在只不过是几个月之内的问题了。在俄国，我们的同志简直使沙皇变成了俘虏[261]，使政府陷于混乱，使民族的传统动摇。即使不再遭到新的重大打击，崩溃也一定会在最近时期内到来，这种崩溃将延续若干年，正如1789—1794年间的情形一样；因此，它影响西方，特别是影响德国的时间会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运动将逐步地增长，而与1848年不同，那时到3月20日反动派就又在全欧洲甚嚣尘上了。总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的革命形势。能够破坏它的只有一件事：斯柯别列夫本人在巴黎说过，只有对外战争能够把俄国从它已经陷入的泥坑中拔出来。这场战争可以医好我们的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给沙皇制度所造成的一切创伤。这无论如何足以结束沙皇的俘虏般的处境，把全国人民的愤怒转移到社会革命者身上，使他们失去现在他们所得到的自由派的支持，——那时候，所作的一切牺牲就会白费，而不得不在更加不利的环境下一切从头开始；不过类似的把戏未必能够玩两次，并且，您可以相信，在德国，我们的人也要末跟爱国的叫嚣同流合污，要末会招致一场反对自己的狂暴行动，两次23刺杀事件[23]后出现的那种狂暴行动同它相比都等同儿戏；那时候，俾斯麦就不会象过去一样以反社会党人法[109]来对付最近的选举，而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手段了。
如果保持和平，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就会狼狈不堪，而必然很快就会实行退却。那时候，皇帝［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充其量也只能再作一次最后的尝试——依靠那些垮了台的、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的老官僚和将军。这种情况延续不了几个月的时间，此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召集自由派，即召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国民议会，而就我对俄国的了解来看，这就意味着1789年方式的革命。难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发生战争吗？绝对不希望，甚至即使有二百个高贵的强盗式的部落会因此而毁灭。
关于这点已经说够了，现在来谈谈毕尔克利。他的小册子［注：卡·毕尔克利《银行的民主改革》。——编者注］我没看就塞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我尽力在自己这里或者在马克思那里找找。因此现在我不能准确地谈出他所希望的是什么东西。
2月25日
我刚才把马克思的住宅翻遍了，但小册子还是没有找到。按照我们的分工，这类专门性的问题由马克思进行研究，因为他生病，我们未能讨论这件事情。
假设毕尔克利允许每一个苏黎世的土地所有者按照自己的领地得到相应的抵押，而且这种抵押券可以作为货币来流通。那末，这样一来，流通货币的总量就决定于上述地产的总值，而不是决定于足够供流通之用的、数目要小得多的总额。所以，现在问题就很明显：
（1）要末抵押券不能变换现金，这样，根据马克思表述的规律[262]它们就要贬值；
（2）要末它们可以变换现金，这样，它们的一部分，即对于流通来说是多余的一部分，就会回到银行去进行兑换，不再成为货币，并且银行自然要为此投入资本。
然而一种生息的、因而每天都在改变着本身价值的货币代用品，仅仅因为这一点就不适于作流通手段；不仅折合为现款的商品价格需要从头议定，而且这些证券本身的价格也需要从头议定。假使苏黎世人能够把抵押券变换现金，而不赶紧拿到银行去兑换，不照旧只是使用既方便又无息的老货币，那他们就是比我所认为的还要更糟糕的商人了。如果州银行把自己的资本和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存款都投入抵押，那就不知道它从何处去获得新的流动资本了。
假使抵押券不能变换现金，那它们很快就会不再成为货币。那时人们就将从外面——幸好世界比苏黎世州稍大一点——获得硬币和可靠的纸币，并且使用它们，因为绝对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这种可怜的抵押券当作货币接受，那时，这种抵押券，正如您正确地说的，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的不动产押据而已。如果政府一定要把它们当作货币强加给公众，那是它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只是私下说说，请您不要以我的名义去使用上述那些话，因为，再说一遍，小册子我没有看，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关于这个问题的古典经济学文献；而对类似这样的东西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加以批评的，也没有把握不会遭到反驳。不过，这种东西无论如何是胡说八道。
马克思已于星期一早晨到达阿尔及尔[42]，我和医生们一直劝他到那里去，可是他不太愿意。他在那里有一个熟识的民事法庭法官［注：费默。——编者注］，此人曾被波拿巴放逐过，对阿拉伯人的公共所有制关系很有研究，他提出要向马克思阐述这个问题。
衷心问候您和考茨基。
您的弗·恩·
注释：
[23]指1878年6月2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刺威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刺和在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1878年5月11日的行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口。——第29、164、206、277、335、444页。
[42]1882年2月初，马克思根据医生的建议赴阿尔及尔治病，在那里从1882年2月20日住到5月2日。在赴阿尔及尔途中，马克思顺便去看望了他在阿尔让台（巴黎城郊）的大女儿燕妮·龙格，在那里从2月9日住到2月16日。——第37、39、266、270、279、394页。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180]显然，恩格斯指的是李卜克内西的发言（见注164）。——第175、270页。
[235]1881年12月在帝国国会中讨论关于遵守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时，议员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在发言中实际上表示不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该报1881年12月15日第51号的社论中，提出了强烈抗议。该报直接针对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写道，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不应当悲叹和埋怨诉苦，而应当揭露和控诉……不应当谈判，而应当抗议”。该报的这个抗议得到了帝国国会外该党的大多数和帝国国会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支持。在专门会议（倍倍尔虽然不是帝国国会议员，也出席了会议）上，党团的成员们一致通过一项宣言，表示完全赞同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总方针。——第248、270页。
[242]《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1882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1卷]，自1881年11月17日会议开幕起到1882年1月30日闭幕止。1882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sReichstages.V.Legislaturperiode.Ⅰ.Session1881/82.》[Bd.Ⅰ].VonderEr?ffnungssitzungam17.November1881biszurSchluβ-sitzungam30.Januar1882.Berlin，1882）。——第257、270页。
[257]恩格斯所谈的将来在德国出现宪制的“新纪元”，是暗讽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当普鲁士国王）1858年10月登位摄政时所宣布的“自由主义方针”。1858年，摄政王勒令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并起用温和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得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名称“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新纪元”实际上为从1862年9月俾斯麦上台执政开始的容克公开军事独裁作了准备，从而“新纪元”也就结束了。——第263、276、361、414页。
[260]恩格斯暗指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就社会民主党议员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的言论所通过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于1882年1月1日报道了这一决议（见注235）。——第270页。
[261]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形成的局势，当时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秘密的“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而躲在加特契纳。——第277页。
[262]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第27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59.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82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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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注：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伦敦
1882年2月18日于[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非常遗憾，今天午饭后没有碰到您；不过我希望，假使您今天晚上能收到这张明信片的话，可否劳驾明天，即星期天下午七、八点之间到我这里来一下。您可以在我这里见到一些朋友。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和您见面。
您的弗·恩格斯
[恩格斯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西中央区托登楠大院路阿尔弗勒德街13号彼·拉甫罗夫先生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58.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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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2年2月10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病得这样厉害，我们只听说你面部有丹毒性炎症，这种病大都是很容易好的。假使我知道真实情况的话，尽管当时我自己手头很紧，而各方面又都纷纷要钱，那我也会马上给你寄一点现款去。不过，现在也还不晚，所以我给你邮汇了四英镑，即一百法郎八十生丁，大概你已经接到汇款通知单了；由于在这里手续上出了差错，我在今天以前未能把这件事情通知你。
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下面这件事可以认为几乎是一种幸运：马克思在他妻子［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生前的最后时日里，被自己的疾病折磨得很厉害，以致他不可能更多地去考虑即将到来的、而且果真临到了他头上的不幸。虽然半年多以来我们就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情况的严重程度，但这件事情本身仍然不能不是一个残酷的打击。昨天马克思到法国南部去了[42]；他从那里要往何处去——大概只有到巴黎时才会最后确定。无论如何现在不会去意大利，在病体初愈的时候，就连警察找麻烦的可能性，也应加以避免。
我们已经慎重考虑过你的建议[258]，我们认为实行这个建议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是，它是很快就会到来的。首先，一个新的经过正式改组的国际，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只能引起新的迫害，最后只能是二者择一：或者是放弃这一事业，或者是使这个组织成为秘密的。后一种做法是不幸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阴谋和暴动的欲望，同样不可避免地会让密探混进来。甚至在法国，也完全有可能重新利用那个还根本没有废除的反对国际的法律[259]。
其次，在目前《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争吵不休的情况下，对法国人根本不能有所指望，可是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但这样做也有它的坏处。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站在《平等报》方面的，但是我们仍然要避免现在就公开出面支持这些人，因为，尽管我们明确地向他们提出警告，他们还是一再犯策略上的错误。
第三，同英国人一起办事，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困难。在五个月当中，我一直力图通过《劳动旗帜报》（我为它写过社论[10]）从论述往日的宪章运动开始来传播我们的思想，看看这样是否能得到一些反应。但毫无结果，因为那位编辑［注：希普顿。——编者注］，一个好心的但是很软弱的人，最后对我在该报所写的大陆上的异端邪说也害怕起来了，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打算［注：见本卷第200—201页。——编者注］。
所以，只剩下这样一个国际，这个国际，除比利时以外，仅仅限于流亡者，因为除了日内瓦及其近郊，连瑞士人也不能指望，——请看一看《工人呼声》和毕尔克利。但是，花费力气去建立一个仅仅由流亡者组成的协会，未必是值得的。因为同荷兰人、葡萄牙人、丹麦人共事也是得不到什么成果的，而同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打交道越少越好。
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实际上是继续存在着的。各国革命工人之间的联系，就其能够实现而言，也还是保持着的。每一个社会主义的报刊都是一个国际的中心；从日内瓦、苏黎世、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米兰向四面八方伸展出许多线，互相交叉，而我实在看不出，在目前，让这样多的小中心聚结在一个大的主要中心的周围会给运动带来什么新的力量——恐怕这只能增加摩擦。但是，正因为如此，当需要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的时机已经到来的时候，这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并不需要长期的准备。每一个国家的先进战士的名字在其他一切国家中都是人所共知的，任何一个由大家签署并为大家拥护的公开行动都会发生巨大的影响，——这和大多是人们不知道的旧总委员会［注：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编者注］委员们的名字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在这种行动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之前，即当欧洲的事变会促使它诞生之前，应当暂不采取这种行动。否则就会损害它将来的效果，而且这只不过是一种徒劳无益之举。这样的事变正在俄国酝酿着，在那里，革命的先锋队就要出击了。照我们看来，应当等待这一事变以及在德国必然产生的反应，——到那时，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的时机就到来了，不过到那时，它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因此，我们坚决主张，这样一种优越的斗争手段，绝不应当在还比较安静的时期，即革命的前夜就使用它，损害它，从而削弱它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你再次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同意我们的意见。现在，我们俩都祝你早日痊愈，并且希望很快听到你又完全恢复健康的消息。
永远是你的老弗·恩·
注释：
[10]恩格斯于1881年5—8月曾为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报》撰稿。该报的主编是乔·希普顿。文章发表时不署名，几乎定期每星期一篇，作为社论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73—318页）。恩格斯总共写了十一篇文章。恩格斯的最后一篇文章《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刊载在1881年8月6日的《劳动旗帜报》上，此后，由于该报编辑部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越来越大，恩格斯就停止为该报撰稿。——第18、196、201、267页。
[42]1882年2月初，马克思根据医生的建议赴阿尔及尔治病，在那里从1882年2月20日住到5月2日。在赴阿尔及尔途中，马克思顺便去看望了他在阿尔让台（巴黎城郊）的大女儿燕妮·龙格，在那里从2月9日住到2月16日。——第37、39、266、270、279、394页。
[258]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1882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成立一个第一国际类型的新的国际工人组织。——第266页。
[259]指法国国民议会于1872年3月14日通过的法律；根据由司法部长杜弗尔提议、由法国国民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制订的这一法律，凡参加国际的都要判处徒刑。——第26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57.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2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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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2年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终于着手答复您11月8日的来信了。
1848年革命的实际任务之一（而一次革命的实际的、非幻想的任务总是可以通过这一革命而得到解决的），是恢复中欧那些被压迫、被分割的民族，因为一般说来当时它们是有生命力的，特别是已经成熟得可以独立了。对于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来说，这一任务由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波拿巴、卡富尔、俾斯麦根据当时的关系予以解决了。剩下的是爱尔兰和波兰。这里可以撇开爱尔兰不谈，它只是非常间接地影响大陆的事务。而波兰地处大陆中部，使波兰保留分割状态的，正是一再把神圣同盟[248]联结起来的那种联系，所以波兰使我们很感兴趣。
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859年以前，在意大利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甚至当时算是最有力的因素的共和主义者，也并不很多。共和主义者到1861年以后才多起来，以后，他们的最优秀的力量投入了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拉萨尔在幸运地被枪弹击中的时候，已经准备承认事业失败并准备放弃事业了。只是在1866年大普鲁士统一小德意志的问题实际解决了以后[249]，拉萨尔派也好，所谓爱森纳赫派[250]也好，才有了意义；只是从1870年波拿巴进行干涉的渴望彻底破灭以后，事业才具有很大的规模。假如在我们这里还保留着旧的联邦议会[251]，那我们的党会怎么样啊！匈牙利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从1860年起它才被卷入现代的运动：上层是欺诈，下层是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1830—1848年，贫乏的共和的国际主义寄希望于法国，认为它负有解放欧洲的使命，其后果是法国的沙文主义日益加强，以致法国解放世界的使命，以及与此相联的领导运动的长子权利，直到现在还在步步妨碍着我们（在布朗基主义者身上表现为讽刺的形式，而在譬如马隆及其同伙身上也表现得很强烈）。而在国际［注：指第一国际。——编者注］里，法国人也把这个观点当做天经地义的东西来坚持。只有事变才能说服（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说服）他们——以及许多别的人，使他们相信，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末不论是国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还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的真正的国际交往的发展，都不可能。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注：恩格斯在手稿中删去了由此到本段末的几句话。——编者注］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我比之为不愿意要求首先废除反社会党人法[109]，实行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要有斗争的可能，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关于在最近一次革命之前波兰是否能恢复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根本无意阻止波兰人去努力争取为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极其必需的条件，或者要他们相信，从国际观点来看，民族独立是很次要的事情，而事实上则相反，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此外，在1873年德国同俄国差一点打起仗来[252]，所以当时波兰完全可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恢复，成为以后的真正的波兰的萌芽。如果俄国的先生们不在最近停止自己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和在黑塞哥维那的挑唆[253]，他们就会招致一场他们自己、奥地利和俾斯麦都控制不了的战争。黑塞哥维那的事态严重，只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政党和沙皇感到有兴趣；波斯尼亚匪帮则同现在在那里活动的愚蠢的奥地利大臣和官僚一样，并不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因此，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甚至不经过起义，而仅仅由于欧洲的冲突就恢复独立的小波兰，正如资产阶级所发明的普鲁士小德意志的建立并不靠这个资产阶级所幻想的革命道路或议会道路，而是靠战争一样。
因此，我坚持这样的意见：欧洲有两个民族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先成为国家的民族：这就是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波兰人在一切危急关头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在革命战争的一切战场上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使他们失去恢复波兰的期望，或者使他们深信一个新波兰不久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他们就会对欧洲革命失去任何兴趣。
我们尤其没有丝毫理由在波兰人不可避免地渴望独立的时候去阻挡他们。第一，他们在1863年发明和运用了俄国人现在很有成效地在仿效的斗争方法（《柏林和彼得堡》附件二）[254]；第二，在巴黎公社中，他们是唯一可靠而有才干的统帅[255]。
然而，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意向的是那些人呢？第一，是欧洲的资产者，波兰人从1846年起义[256]以来，并且由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对他们失去了任何信任；第二，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和受他们影响的人，例如以赫尔岑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的蒲鲁东。要知道，在俄国人中间，甚至在他们的优秀人物中间，现在已摆脱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和回忆的人寥寥无几；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正象法国的天生的革命倡导权在法国人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一样。其实，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骗局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的，但目前还能给我们造成不少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正在准备着一场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作为拯救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最后一线希望；战争会不会发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只有一点是无疑的：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本身出色地进行着的向革命方向的发展，将完全被破坏，并且被推到现在还很难预言的其他道路上去。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因此失去三年到十年，那时情况很可能是：在德国，可能也在俄国，宪制的“新纪元”[257]的到来将有一个短时间的延期；在德国领导下实现小波兰；对法国进行报复战争；各民族互相进行新的挑拨离间；最后，产生新的神圣同盟。所以，泛斯拉夫主义虽然已经快进坟墓了，或者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甚地成为我们的死敌。卡特柯夫们、阿克萨柯夫们、伊格纳切夫们及其同伙都知道，只要沙皇制度一被推翻，俄国人民一登上舞台，他们的统治就永远结束了。因此，在国库空虚而又没有一个银行家肯借给俄国政府一文钱的时候，就产生了进行战争的这种热望。
一切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恨死了波兰人，因为他们是唯一的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斯拉夫人，即神圣的斯拉夫事业的叛徒，而这些人是必须用暴力包括在大斯拉夫沙皇帝国之内的，帝国未来的首都将是沙皇格勒，即君士坦丁堡。
您可能要问我，难道我对小的斯拉夫民族和被插进斯拉夫民族中去的三个楔子——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人——分割得支离破碎的那些民族不抱任何同情吗？的确是少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呼救道：“上帝呵，世界上竟没有人公正地对待斯拉夫人〈原文如此〉！”［注：扬·科勒《光荣的女儿》，第三篇《多瑙河》。——编者注］，彼得堡予以响应，于是捷克的整个民族运动都盼望沙皇“公正地对待”他们。其他的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加里西亚人，卢西人（至少是一部分）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维护这些目的。只有在沙皇制度崩溃以后，这些小民族的民族意向同想取得世界霸权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脱离了联系时，我们才能给予他们行动自由，而且我深信，对于多数奥地利—匈牙利的斯拉夫人来说，只要有六个月的独立，他们就会央求接受他们回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些小民族拥有他们现在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硬说自己拥有的那种权力，即阻止修筑通君士坦丁堡的欧洲铁路网的权力。
至于在瑞士的波兰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这是流亡者的争论[229]，很少有什么意义，而对于流亡的人来说意义最小，他们三年以后就要庆祝自己的一百周年纪念日，而且在全体流亡者想要进行什么活动，或者，哪怕是制定什么计划的时候，他们那里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方案，并用一种新的所谓理论代替另一种理论。我们之所以不赞成《平等》杂志的先生们的观点，其原因就是上面讲的那一切；我们在为庆祝1830年11月29日的五十周年而写的、在日内瓦的大会上宣读过的信［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编者注］中，把这一点通知了他们。您可以在报告（《报告文集》，《平等》杂志丛书第一辑，1881年日内瓦波兰文版第30页起）中找到这封信。日内瓦的俄国人的一些激进而响亮的词句，显然给《平等》杂志的先生们留下了印象，现在他们想表明，对民族沙文主义的指责与他们无关。这种错误想法之所以产生，仅仅是由于一些地方性的和暂时的原因，它是会消失的，不致于对波兰本身有特别的影响，所以不值得花工夫来详细地加以驳斥。
波兰人将通过什么方式同旧波兰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以及同德国人达成关于边界的协议，这个问题暂时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
然而，甚至在所谓“被压迫”国家内工人也很少受教授和资产者的泛斯拉夫主义欲望的毒害，这一点已由波希米亚［注：捷克。——编者注］的德国工人和捷克工人的出色的团结所证明。
就此搁笔。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
注释：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229]在库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见注145）上暴露了波兰各社会主义小组之间的严重的意见分歧。考茨基在1881年11月8日信中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恩格斯，就《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什么立场征求他的意见。恩格斯在1882年2月7日给考茨基的信（见本卷第260—265页）中作了答复。——第231、244、264页。
[248]神圣同盟是欧洲各君主国家的反革命联盟，是为在欧洲镇压革命运动和维持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到二十年代末业已瓦解。1830年和1848—1849年革命后曾多次企图复活这个同盟。——第260页。
[249]指1866年的普奥战争。战争的结果，于1867年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十九个德意志邦和三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南德意志各邦——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达姆斯塔德，于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
小德意志是一个由普鲁士领导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的统一德国的计划。——第260页。
[250]恩格斯所说的拉萨尔派就是指全德工人联合会，它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从成立时起，联合会就处于拉萨尔的有力影响之下，因为拉萨尔直接参加了建立该会的工作，而且是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局限于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和平的议会活动的斗争。拉萨尔派的联合会拒绝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主张建立由国家津贴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立场，从而支持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拉萨尔派的影响下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联合会的拉萨尔派的领导的机会主义活动作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德国的先进工人就退出了联合会。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召开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政党，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人所共知的爱森纳赫派的政党或爱森纳赫党）。党的纲领中虽然反映了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但它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制订的。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奠定了“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牢固的基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93页）。——第260、370页。
[251]联邦议会是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而是起反革命的作用的，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镇压各邦发生的革命运动。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邦一起不再存在了。——第261页。
[252]1873—1874年，俾斯麦政府力图挑起对法战争。在这一冲突中，俄国政府坚决站在法国一边。由于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对德国政府施加压力，俾斯麦的这一企图没有实现。——第262页。
[253]根据柏林会议（见注75）决议被奥地利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1882年1月爆发了起义。起义是因通过占领区兵役制实施法案而引起的，在1882年2月上半月达到了高潮。沙皇政府极力利用起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第262页。
[254]指1863年1月在沙皇俄国统治的波兰土地上爆发的1863—1864年民族解放起义。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
1863—1864年波兰起义是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得到了俄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的热烈的同情和支持。欧洲工人同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在为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创造先决条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匿名书《柏林和圣彼得堡。俄德关系史普鲁士论文集》1880年莱比锡版（《BerlinundSt.Petersburg.PreussischeBeitr?gezurGeschichtederRussisch-DeutschenBeziehungen》Leipzig，1880），出自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埃卡尔特的手笔。恩格斯在这儿所引证的第二个附件，是专谈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第263页。
[255]在巴黎公社时期，勇敢地同巴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的许多波兰革命流亡者中间，最著名的有符卢勃列夫斯基和东布罗夫斯基——他们都是有才能的、勇敢的和忠诚的统帅。符卢勃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将军，指挥公社的三个集团军之一。东布罗夫斯基将军，起先领导保卫极其重要的某正面地段的工作，后来统率公社的第一集团军，1871年5月初，被任命为公社全部武装部队总司令。——第263页。
[256]1846年2月，在波兰土地上准备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贵族分子的叛变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逮捕，总发动遭到破坏，只出现了零星的革命发动。只有在从1815年起就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于2月22日取得胜利，建立了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过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
在克拉科夫起义时由代表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利益的邓波夫斯基所拟订的纲领中，既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又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把土地分给无土地的人，通过建立国家手工工场或“社会”手工工场来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计划）。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签订了一项把克拉科夫归并于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263页。
[257]恩格斯所谈的将来在德国出现宪制的“新纪元”，是暗讽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当普鲁士国王）1858年10月登位摄政时所宣布的“自由主义方针”。1858年，摄政王勒令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并起用温和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得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名称“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新纪元”实际上为从1862年9月俾斯麦上台执政开始的容克公开军事独裁作了准备，从而“新纪元”也就结束了。——第263、276、361、41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56.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1月25、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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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月25、3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今天才着手答复您12日的来信。马克思同他最小的女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已从威特岛回来了，两人都觉得身体好多了。马克思很结实，昨天同我毫不停歇地散步了整整两个小时。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工作，另外，在吃午饭的时候（即在下午五点钟）拉法格夫妇经常来，而且有好的比尔森啤酒，所以我白天的时间大部分都白白地过去了，而从三年前我的左眼受了损害（患慢性结膜炎）时起，我就避免在灯光下写东西。
既然现在我恰好在马克思这里，就请您以他的名义衷心感谢赫希柏格提出的恳切建议；但马克思未必能采用它；关于他到南方去的问题，唯一能肯定的是，他不会到里符耶腊去，而且根本不会到意大利去，这完全是由于警察当局的缘故。对于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首要条件是避免警察找麻烦，当然，除俾斯麦帝国以外，意大利在这方面给我们的保障是最差的。
关于德国“领袖”中的情况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240]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一千人因此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件，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直接处于革命者的状况即没有被放逐到国外去，这是一种不幸。否则，许多现在垂头丧气的人都会转到莫斯特的阵营里去，或者无论如何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过于温和了。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处于相当反动的环境中，在社会上备受排斥，为了自己的生活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自己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影响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守，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把人弄得筋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这样，在这个“大幼儿园”[241]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而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因此，您能在真正的、没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叫。
这一次各种稀奇古怪的人被选入帝国国会，这是必然的。尤其遗憾的是，倍倍尔没有当选[222]。只有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政治的远见和充沛的精力，不致容许蠢事发生。
有我们的议员郑重参加辩论的速记记录[242]，您能否在用过以后寄给我们用一两个星期？记录由我负责归还。报纸的报道是完全不能信赖的，对此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实，我们无法使任何一个议员，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把应受谴责的发言寄给我们。
1月31日
这封信不得已又中断了。顺便说说，正逃往美国的小赫普纳曾经到过这里，他囊空如洗，精神空虚。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微不足道的人，他写了一本用心善良的小册子论述法庭判决词的强制执行、票据法、犹太人问题以及邮政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枯燥而又枯燥的东西；他十年以前原有的犹太人的机智[243]都见鬼去了；我几乎要劝他去受洗礼呢！不过，由于他的缘故，我便有机会了解新的帝国司法法规。这是一些极端乌七八糟的东西。普鲁士邦法的所有的全部肮脏东西同拿破仑法典[244]的一切卑鄙货色拼凑在一起，但却没有拿破仑法典的优点。法官拥有在一切方面自由决定之权，除了纪律条例之外，他们不受任何约束，所以在政治事务中他们的决定当然将取决于而且现在就是取决于他们的“自由裁断”。这样一来，在德国普遍存在的那种环境下，法官必然会成为行政当局的官吏和警察意志的传达者。此外，有人讲（这句俏皮话大概是文特霍尔斯特讲的），莱昂哈特在临死的时候说过：“现在我对普鲁士人实行了报复，我给他们制订了一个使他们必然毁灭的诉讼程序。”
毕尔克利的那种有息的和应起货币作用的抵押证券，比老年黑格尔分子波兰人采什科夫斯基的糊涂透顶的方案还要陈旧得多。[245]这类想要造福世界的计划，早在成立英格兰银行时期就编造过。因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根本没有谈信贷（简单的债务关系除外），所以在那里对信用货币最多只能从它们的最简单的形式（价值符号等）以及从它们最附属的货币职能的观点来加以研究，而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去研究有息的信用货币。因此，毕尔克利对施拉姆说：《资本论》中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接触到我的特殊纸币，这点他说得对，而施拉姆援引《资本论》证明说，毕尔克利对货币的性质和职能一窍不通[27]，这点他说得也对。不过这还没直接揭露毕尔克利关于货币的特殊方案的全部荒谬性；为此，除了一般地证明这种“货币”不能实现根本的货币职能之外，还要求对这类证券所真正能够实现的职能进行专门的研究。要知道只要毕尔克利一说：“我同马克思有什么关系？我是追随采什科夫斯基的”，则施拉姆反对他的全部论据一下子就不能成立了。——幸好《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干预整个这件事情。所有的这种鼓动大概会自行沉寂下去。
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关于这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讲了，在《新莱茵报评论》上也根据到1848年为止的资料指出过，而除此之外，还指出过，繁荣的恢复会破坏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246]在进行详细分析的时候，必须注意中间危机，它们有些是比较带地方性的、而有些是比较带特殊性的；这种局限于纯粹证券投机事业内的中间危机，现在我们正在经历；1847年以前，这些危机是有规则的中间环节，所以在我的《工人阶级状况》［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中周期还是确定为五年。
在法国，双方都犯了严重错误，但最后是马隆和布鲁斯迫不及待地把事情弄到危机的程度并把《平等报》赶出去（联合会联盟[247]没有任何权力这样做），他们这样胡作非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象马隆和布鲁斯这样一些老奸巨猾的阴谋家，竟然干出这样愚蠢的事来，如果不是他们再也不能等待的话，那是无法理解的。显然，《无产者报》已奄奄一息；如果该报停刊，他们就没有报纸了，而对手却有两家报纸［注：《平等报》和《公民报》。——编者注］。因此，当他们手中还有一家报纸传播他们的决定的时候，必须把问题解决。现在他们为了反对盖得和拉法格等人而广泛进行的种种卑鄙勾当和彻头彻尾的捏造，特别是若夫兰的那篇并不是由他本人而是由布鲁斯和马隆写的论战文章[33]，——这一切都纯粹是旧巴枯宁同盟[30]的作风，都唤起我们旧的回忆。《社会民主党人报》作得很对，在情况还不大清楚以前，绝不干预；我想，弄清情况并不需要很多时间。
我原来还想就波兰人问题写封信给考茨基，不过今天无法做到了。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
注释：
[27]卡·施拉姆的文章《卡尔·毕尔克利和卡尔·马克思》（《KarlBürkliundKarlMarx》）载于1881年12月24、31日的《工人呼声》第52和53号。
关于下面提到的那些在英格兰银行建立时代的信用货币发明者们，见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36章）。——第32、258页。
[30]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34、259、362、369、395、412页。
[33]指1882年1月7日《无产者报》第171号发表的若夫兰给《平等报》主编盖得的信，若夫兰在这封信里一方面维护他在巴黎蒙马特尔区选举时提出的竞选纲领，另一方面断言，违反党的纪律的不是他，而是盖得，因为似乎他的活动是取得了全国委员会的同意，而盖得反对全国委员会的决议。——第34、259页。
[222]恩格斯指的是1881年10月27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三十一万二千票和十二个议席（克雷克尔、凯泽尔、狄茨、里廷豪森、施托累、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福尔马尔、盖泽尔）。倍倍尔在被提为候选人的三个选区（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第四区）的任何一个选区中都没有当选，在美因兹区12月15日的复选中也没有当选。——第227、230、257、315、451页。
[240]暗指反社会党人法（见注109）。——第256页。
[241]套用亨·海涅《时代的诗》里的一首诗《安心》中的说法：“德意志是温驯的幼儿园，不是罗马的凶手窝”。——第256页。
[242]《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1882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1卷]，自1881年11月17日会议开幕起到1882年1月30日闭幕止。1882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sReichstages.V.Legislaturperiode.Ⅰ.Session1881/82.》[Bd.Ⅰ].VonderEr?ffnungssitzungam17.November1881biszurSchluβ-sitzungam30.Januar1882.Berlin，1882）。——第257、270页。
[243]显然，恩格斯是暗指阿·赫普纳的小册子《我同莱比锡警察三年半的斗争》1874年不伦瑞克版（Meine3+(1/2)-j?hrigeLeipzigerPolizeicam-pagne》.Braunschwein.1874）。——第257页。[245]暗指卡·毕尔克利同卡·施拉姆之间的论战（见注27）以及奥·采什科夫斯基的著作《论信贷和流通》1839年巴黎版（《Ducréditetdelacirculation》.Paris，1839）。——第258页。
[244]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拿破仑法典，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代表这个体系的是1804—1810年拿破仑执政时通过的五个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在被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的西部和西南部实施过，在莱茵省于1815年合并于普鲁士之后，这些法典仍继续在该省生效。——第257页。
[245]暗指卡·毕尔克利同卡·施拉姆之间的论战（见注27）以及奥·采什科夫斯基的著作《论信贷和流通》1839年巴黎版（《Ducréditetdelacirculation》.Paris，1839）。——第258页。
[24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1—472页）、《国际述评（三）。从5月到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4—514页）以及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同上，第111—114页）中都阐述了这些观点。——第259页。
[247]联合会联盟（全称：UnionfédérativeduCentre——中部联合会联盟）是组成法国工人党的六个联合会之一。中部联合会联盟于1880年4月前形成，是巴黎各党组织的联合体；其中有八十个工团和小组。联盟的领导权控制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首领布鲁斯、马隆和若夫兰等人（他们都参加了《无产者报》编辑部）手中。在1882年1月17日和24日中部联合会联盟会议上，《平等报》编辑部以及所有同盖得派意见一致的党小组，都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正式投票赞成这个建议的只有二十八个小组，即占参加联合会联盟的小组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联盟的八十个小组中只有四十八个小组参加了上述会议）。盖得派在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之后，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联合会，叫做中部的联合会（FederationduCentre）。——第259、384、40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55.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82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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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黎
1882年1月23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朋友：
随信附上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几句话［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编者注］；因为这是供俄文译本用的，所以在修辞上不象用原著文字德文发表所必须的那么考究。
我几天以前才回到伦敦。因为我患了胸膜炎和支气管炎之后，遗留下了慢性支气管卡他，我的医生［注：唐金。——编者注］希望把它治好，所以让我到文特诺尔（在威特岛）去，因为那个地方甚至在冬天也常常是暖和的。不过，这一次我在文特诺尔逗留的三个星期中，那里的天气潮湿而寒冷，天色阴沉，雾气弥漫，而在同一个时间里，伦敦却几乎是夏天的天气，可是这种天气在我回到伦敦时已结束了。
现在，他们想把我送到南方的某个地方去，也许是到阿尔及尔。无法进行选择，因为意大利我不能去（米兰有一个人曾被捕，因为他的姓同我的相似）；我甚至不能从这里乘轮船经过直布罗陀，因为我没有护照，而那里甚至英国人也要看护照。
如果这种该死的“英国”病不是如此影响脑子的话，不管医生和我的亲友们多么坚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干这种浪费大量时间的事。此外，如果旧病复发，即使在复发之后我能恢复健康，那也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虽然如此，我首先还是要在这里试着干点事。
寄给您一期《现代思想》，其中载有关于我的一篇文章[238]。作者所引用的传记资料是完全不真实的，这点不必向您多说。您的通信者，我的女儿爱琳娜向您问好，她已在寄给您的那一本上修改了英文译错了的摘自《资本论》的引文。但是，不管巴克斯先生译得多么糟糕，——我听说他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毫无疑义，他是第一个对现代社会主义真正感兴趣的英国评论家。他那如此真诚的语言和充满信心的语调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有个约翰·雷伊，——我觉得他好象是某英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师，——几个月以前在《现代评论》上就同样的题目发表过一篇文章[233]，这篇文章很肤浅（他虽然故作姿态，引用了我的一系列显然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著作），但却充满了真正的不列颠人由于他们特有的愚蠢而渗透全身的那种傲慢。他竟然宽宏大量地推断，我——在几乎四十年当中——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而是按照信念用错误的理论把工人阶级引入了歧途！一般说来，这里的人们开始力求对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有所了解。一方面有爱尔兰和美国，另一方面有农场主和大地主之间、农业工人和农场主之间、资本主义和大地主所有制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在产业工人阶级中有某些活跃的迹象，例如，不久以前下院补选时，有些地方的工人以鄙视态度否决了由公认的工联首领们提出的、由“人民的威廉”即格莱斯顿先生公开推荐的工人的官方候选人（特别是否决了国际的叛徒卑鄙的豪威耳[239]）；在伦敦示威性地建立了激进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主要由工人、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混合组成，它们坚决地反对“伟大的自由党”、官方的工联主义、“人民的威廉”等等，——所有这一切使不列颠的庸夫俗子恰好在目前产生了获得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知识的愿望。遗憾的是，评论、杂志、报纸等等利用这种“需求”，仅仅是为了向读者“提供”那些卖身投靠、不学无术、阿谀奉承的每行得一便士（即使是他们每行得到一先令）的下流文人所写的乌七八糟的东西。
这里在出版名为《激进报》的“周报”，该报充满善良的愿望，在使用语言方面是大胆的（这种大胆就是放肆，而不是有力量），并企图戳穿不列颠报刊编造的谎言，尽管如此，成效不大。该报缺乏的，就是精明的编辑。几个月以前，他们曾书面和我接洽。当时，我同我亲爱的妻子［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一起呆在伊斯特勃恩[1]，后来在巴黎[2]等地，所以直到现在他们还未能同我商谈。其实我认为这没有什么用处。我越读他们的报纸，就越是深信该报是不可救药的。
我的女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提醒我，早就该结束这封信了，因为还有几分钟邮局就要发寄邮件了。
祝好。
卡尔·马克思
注释：
[1]1881年6月底到7月20日左右，马克思和他有病的妻子曾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5、10、194、254页。
[2]1881年7月26日到8月16日马克思和妻子住在阿尔让台（巴黎附近）他们的女儿燕妮·龙格的家里。——第6、199、254页。
[233]约翰·雷伊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TheSocialismofKarlMarxandtheYoungHegelians》）一文发表于1881年10月《现代评论》杂志第40卷。——第239、253页。
[238]指厄·贝·巴克斯的文章《现代思想的领袖。第二十三——卡尔·马克思》（《LeadersofModernThought.ⅩⅩⅢ.-KarlMarx》）。这篇文章发表于1881年12月1日《现代思想》杂志第3卷第12期。——第253页。
[239]马克思暗指总委员会前英国委员改良主义者乔治·豪威耳发表诽谤性文章《国际协会史》一事。该文发表在1878年7月《十九世纪》杂志上，对第一国际的历史和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作用作了虚伪的论断。同年8月，马克思在《世俗记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TheSecularChronicle，AndRecordofFreethoughtProgress》）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63—169页）。
1881年豪威耳作为斯泰福市的下院候选人参加选举，但遭到了失败。——第25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54.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1882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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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
科伦
1882年1月12日于威特岛[文特诺尔]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我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
就是在我给您写信的那一天，我的女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在她从伦敦带来的文件中还发现了我的一张比较旧的照片。当时我立即把它装在现随信附上的信封里寄往科伦，但“帝国邮局”把它退还给我了。劳驾请通知我您的准确地址。
然后我再把这个罪证寄给您。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卡·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53.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1882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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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82年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艾米尔：
在各种干扰和障碍（其中也包括节日的吃吃喝喝）消除以后，我终于得到了充分的安宁，现在我可以最衷心地向你、小绿蒂［注：夏绿蒂·恩格斯。——编者注］、伊丽莎白［注：伊丽莎白·恩格斯。——编者注］和她的未［注：卡·亚·埃尔布斯勒。——编者注］婚夫祝贺他们订婚。1842年秋末，我同奥古斯特·埃尔布斯勒一起去曼彻斯特[237]的时候（从那以后，我同他只在巴门见过一、两次面），自然，我连想也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同我的侄女结婚。的确，当时谁都还没有想到这两个青年人。对于这件事可以作出种种适当和不适当的评语，不过我且不作了，因为这本来是每一个人都能很容易地想到的，况且这对青年人正忙于现在和将来的事情，他们根本抽不出时间去管对他们还没有出世的那个时代所做的完全不必要的议论。
不过，我倒希望订婚及其最近的和长远的后果在我们家庭里发生得稍许缓慢一些，当然，在象我们这样人口兴旺的大家庭里，在我们所经历的六十年当中，从起点一开始，这种事就是按平方比增长起来的，反对这种自然规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我觉得身体总的说来相当好，只是左耳几乎听不见了，而且每年冬天我都伤风；不过我对此早已习惯了。温和的冬天无论如何会帮助你摆脱肺炎的后遗症，或者哪怕使它有所减轻；今天这里虽然下毛毛雨，但又暖和得我上街都不用穿大衣了。
热情问候你们大家、小绿蒂、特别是未婚夫妇。
你的弗里德里希
能在这里见到艾米尔［注：艾米尔·恩格斯，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侄子。——编者注］，我将很高兴。
注释：
[237]1842年11月下半月，恩格斯第一次到英国，去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属的纺纱厂学习经商。这次恩格斯在英国居住到1844年8月26日。——第25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5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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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今天匆忙给您写信，为的是解释一下最近一号《平等报》上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奇怪说法。问题在于盖得好心好意邀请全“苏黎世的”著名死敌［注：卡尔·希尔施。——编者注］来主持报纸的德国部，而那个人当然没有忘记通过这种方法来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存在而《灯笼》不存在这点表示自己的不满。为了事业的利益，对此事请切勿介意。如果有任何类似的事情重演，我们就立即加以制止。但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直截了当地立即指责了议员先生们的胆怯，从而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定，而某些人在倍倍尔不在时大概是想回避这个决定的。[235]
不过，《平等报》的人们得到的幸运超过了他们实际上应当获得的。马隆和布鲁斯真丢尽了脸，他们趁若夫兰当候选人的机会，违反兰斯代表大会[236]决议，提出了一个温和的纲领，并且索性隐瞒了在兰斯讨论过的事项中他们感到不痛快的一项（巴黎出版的《平等报》第4号第7版）。这样，他们就使《平等报》有正当的理由声明，——在当时情况下，从策略上考虑，这是必要的，——追求独裁的真正的“权威主义者”不是盖得等人，而是马隆等人；既然现在斗争已经公开进行，当然我们完全同情盖得和他的朋友。此外，《平等报》同往常一样，在内容方面远远超过《无产者报》。马隆和布鲁斯又在象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那样重新活动起来：他们指责别人有独裁的欲望，而自己却不顾党的决议，想在维护“自治”的幌子下实行统治。
马克思在威特岛，在文特诺尔，但是他来信说［注：见本卷第27页。——编者注］，那里的天气非常恶劣，比我们这里还坏。不过，可望天气很快发生变化，不管怎样，旧病复发的危险现在已经几乎排除了。资产阶级报刊迫不及待地散布消息说，他最近必将死亡，这对他是有利的，他说：“现在我更应该长久地活下去，以刺激刺激这群恶狗。”
考茨基还必须再忍耐几天；现在肖莱马在这里，我最多只能研究点自然科学；此外有许多需要东奔西跑的事情要到下星期才能结束。那时，就象达姆斯塔德人肖莱马所说的，如果有时间，我一定给他写信谈谈波兰人问题［注：见本卷第260—265页。——编者注］。
衷心问候考茨基和您。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35]1881年12月在帝国国会中讨论关于遵守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时，议员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在发言中实际上表示不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该报1881年12月15日第51号的社论中，提出了强烈抗议。该报直接针对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写道，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不应当悲叹和埋怨诉苦，而应当揭露和控诉……不应当谈判，而应当抗议”。该报的这个抗议得到了帝国国会外该党的大多数和帝国国会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支持。在专门会议（倍倍尔虽然不是帝国国会议员，也出席了会议）上，党团的成员们一致通过一项宣言，表示完全赞同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总方针。——第248、270页。
[236]关于兰斯代表大会，见注227。——第24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51.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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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敦
1882年1月4日于文特诺尔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亲爱的小劳拉：
今天是文特诺尔第一个还不错的晴天。据说，在我们来到[18]以前天气非常好。从那以后，每天刮大风，彻夜狂风暴雨；每天早晨象在伦敦一样，总是乌云密布；气温比伦敦低得多，而且最令人厌烦的是时常下雨。（当然，空气比伦敦“清洁”。）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我的咳嗽，实际上是支气管卡他，与其说是减轻了，不如说是加重了。尽管这样，还是有进步，因为我不服鸦片剂等等夜里能自然地睡一段时间了。不过总的状况还没有达到可以进行工作的地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逗留的第一个星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似乎在开始好转。如果天气更暖和一些，对于象我这样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休养地。
我的同伴［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这只限我们之间谈谈）几乎什么也吃不下；神经性抽搐使她很痛苦；要是不去购买必需品或稍微散散步，她就整天读书写字；她很沉默寡言，事实上，她同我一起呆在这里似乎只是出于义务感，就象一个把自己作为牺牲品的蒙难者似的。
没有从燕妮［注：燕妮·龙格。——编者注］那里得到关于圣诞节礼物的新消息吗？这事使我不安。
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在这里，我直到现在遇到的只是消极的东西，因此不能告诉你任何积极的东西，只能告诉你一个很大的发现：在这里代表地方文坛的就有三家报纸，这里甚至有艺术学校和科学研究所，科学研究所在下星期一晚上要举行关于印度的种姓和“手工业”的大型讲演。
我今天收到了莱茵哈特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最诚挚地、怀着最深厚的同情谈到我们的巨大的不幸［注：指马克思夫人燕妮逝世。——编者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迫不及待地宣布，有的说我死了，有的说我在最近的将来必然要死亡，这使我很开心；为了它们，“这个与世界失去联系的人”也一定要重新成为有活动能力的人。
威拉德·布朗从纽约给杜西写了一封信；他委托在新奥尔良的一个很亲近而有资格的朋友照料你们家的事情。这位朋友写道，骤然看来这里发生过大骗局，不过首先他应该进行详细的调查，以便掌握确凿的证据。
随信寄去《泰晤士报》上（1881年12月29日的）金融论文的剪报，给保尔［注：拉法格。——编者注］做为笑料，这篇文章显然是萨伊先生和路特希尔德先生给登出来的。
（问候保尔和海伦［注：德穆特。——编者注］。）
再见，我亲爱的孩子。望快来信。
你的老尼克
注释：
[18]1881年12月29日至1882年1月16日，马克思和他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在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在英国南部）养病。——第27、40、42、246、283、288、31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50.恩格斯致列甫·尼古拉也维奇·加特曼1881年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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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恩格斯致列甫·尼古拉也维奇·加特曼
［注：这封信没有署名。——编者注］
伦敦
[草稿]
[1881年12月底于伦敦]
我这里有一封从美国寄给你的信，但是嘱咐我把这封信只交给你本人。你能来取信吗？
你的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49.恩格斯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881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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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恩格斯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牙
1881年12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我高兴地通知您，关于卡尔·马克思得了绝症的消息，纯属谎言和捏造。他的病（支气管炎和胸膜炎）现在已经好了，他根据医生们的建议今天到文特诺尔（在威特岛上）去了；医生们希望，那里温暖的气候和干燥的空气会很快使他完全恢复健康。您的信我一定转寄给他。
您的顺从的仆人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48.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1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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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1年1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于今天下午三点五十分收到了您和伯恩施坦的电报，现高兴地通知您，马克思的健康现在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可以把他——首先——送到英国的南海岸去了。他在本星期内到那里去；等他又能稍微习惯于户外活动，不用担心旧病复发时，他大概要继续往欧洲南部，并在那里住一些时候。
我未能用电报回答您，因为那样我就得去中央电报局，而彭普斯同她的丈夫［注：派尔希·罗舍。——编者注］以及赛姆·穆尔（他们大家都向您衷心问好）照例在我这里吃饭，再晚一点，如您所知道的，总还有其他人来。明天拍电报就未必有意义了，因为这封信大概会差不多同样快地寄到。
关于波兰人，日内写信[229]；最近这里事情极其杂乱。
《平等报》又重新出版了。第1号里面，几乎所有的文章开头都写得很好，但结尾都令人大失所望。[234]第2号我还没有看到。
衷心问候伯恩施坦。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29]在库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见注145）上暴露了波兰各社会主义小组之间的严重的意见分歧。考茨基在1881年11月8日信中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恩格斯，就《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什么立场征求他的意见。恩格斯在1882年2月7日给考茨基的信（见本卷第260—265页）中作了答复。——第231、244、264页。
[234]法国工人党的兰斯代表大会（见注227）没有解决关于党纲的问题，大会以后，盖得为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最后确定纲领而继续进行斗争。他采取了一切措施恢复出版《平等报》，该报第1号于1881年12月11日出版（第3种专刊）。在这一号里登载了下列文章：盖得的纲领性文章、拉法格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帝国国会选举中的胜利的文章、盖得的关于兰斯代表大会的文章、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等。——第24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47.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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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12月17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我亲爱的孩子：
刚才杜西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乘马车把给我们孩子们的一箱圣诞节礼物运往托运公司去了。海伦［注：德穆特。——编者注］请我特地指明她送的小短上衣一件是给哈利的，一件是给埃迪［注：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的，一顶小毛线帽子是给帕［注：马赛尔·龙格的绰号。——编者注］的；其次，劳拉送的一件“天蓝色小外衣”也是给那个帕的；我送的一套水兵服是给我亲爱的琼尼的。妈咪［注：马克思夫人燕妮。——编者注］在她生命最后几天里，有一天曾非常快乐地笑着对劳拉说起，我们同你带琼尼到巴黎，在那里给他挑了一套西服，他穿起来活象个小小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注：茹尔登，是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的人物。——编者注］。
我从各地和从各种民族、各种职业等等的人们那里收到的吊唁信，都赞扬妈咪，都充满了非常真诚的心情，非常深厚的同情，这是罕见的，而通常这只不过是奉行故事而已。我认为这是因为她一切都自然而真实，朴素而不做作；因此她给人的印象是富有朝气和乐观愉快。赫斯夫人甚至写道：
“由于她的逝世，自然界毁坏了它自己的杰作，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聪慧而慈爱的女人。”
李卜克内西写道，没有她，他也许已沉沦于贫困的流亡生活之中，以及其他等等。
尽管她外表柔弱，但她生来是多么异乎寻常地结实，由一点即可看出：尽管她卧床这么长时间，但她身上没有任何褥疮，这使医生深为惊讶。我最近一次患病时，只卧床两星期，就长了好些褥疮。
因为自从我恢复健康以来，天气一直很坏，所以直到现在我仍被软禁在家里。但是按照医生们的嘱咐，我下星期应该到文特诺尔（威特岛）去，然后从那里继续南行。杜西同我一起去。
你会收到（由同一个邮班同时寄出）刊登在《现代思想》月刊上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英国的评论如此热烈地为我们的事业辩护，这是第一次。妈咪还赶上了高兴地读到这篇文章。摘自德文“本文”的引文太坏（我是想说英文译得太坏），我已经请杜西把我们留给朋友们看的那几份加以修改。《生平》那一节里面的错误无关重要。
我亲爱的孩子，现在你能给我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好好地注意自己的身体！我希望同你一起再度过许多美好的日子并很好地尽自己当外祖父的义务。
千遍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忠诚的老尼克
关于维凡蒂等人我本来能写好多东西，不过大概杜西已把这方面的内容据为己有了。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46.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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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1年1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的儿子［注：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从这里亲自给你带去的消息，一定使你对于我亲爱的、永世难忘的终身伴侣［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逝世（12月2日）的消息有所准备。我自己的健康还没有怎么恢复，未能去对她表示最后的敬意。我实际上至今一直被软禁在家里，不过，下星期我打算去文特诺尔（在威特岛）。
最近这场病之后，我已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来专门恢复自己的健康。
需要出新的德文版《资本论》。[232]这对我来说很不是时候。
你们的亨利·乔治越来越暴露出他是个骗子。
我希望小左尔格平安到达；请代我问候他。
你的卡·马克思
英国人近来开始起劲地研究《资本论》等等。在最近的十月的（或十一月的，我记不清楚了）那一期《现代评论》上登载了约翰·雷伊写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233]（很不象样，错误连篇，但是正如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前天所说的那样，还“公正”）。为什么“公正”呢？因为约翰·雷伊没有断言，我四十年来宣传有害的理论，是出于“坏的”动机。“我必需称赞他的宽宏大量！”至少要对自己所批评的东西有足够了解的这样一种“公正”，看来是具有不列颠庸俗习气的下流文人所根本不懂的东西。
还在这以前，六月初，有个名叫海德门的人（以前他自己硬闯到我家里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大家的英国》。小册子是想阐述“民主联盟”[199]的纲领，——民主联盟是不久以前由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各种英格兰和苏格兰激进派团体组成的［注：见本卷第194—196页。——编者注］。关于劳动和资本的两章，不过是逐字逐句照抄或复述《资本论》而已，但是这个家伙既不提书名，也不提作者；为了使自己不被揭露，他在自己的序言的末尾说：
“至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思想和大部分实际资料，我要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的著作，等等，等等。”
这个家伙写了一些荒唐的辩白信给我本人，例如说什么“英国人不喜欢外国人教训他们”，“我的名字非常令人憎恨，等等”。尽管如此，他的小册子——就它剽窃《资本论》来说——做了很好的宣传，虽然这个人是一个“脆弱的”生灵，他甚至没有足够的耐心（而要想学点东西，这是首要条件）去踏实地研究问题。所有这些可爱的中产阶级作家——如果不说是专家的话——都满怀着一种非满足不可的愿望：立即利用顺风传到他们耳朵里的任何新思想来捞取金钱，或者捞取名誉，或者捞取政治资本。这个家伙好几个晚上来我这里剽窃，想捞取和用最省力的办法学到点东西。
最后，12月1日的最近一期《现代思想》月刊（我将寄一份给你）发表了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的一篇文章《现代思想的领袖。第二十三——卡尔·马克思》。
目前这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不过作者所提供的关于我的传记资料大部分是不真实的，等等。在对我的经济原理的阐述及其译文（即摘自《资本论》的引文）中，有许多错误和混乱的地方，虽然如此，用大号字印成的广告在伦敦西头［注：伦敦西区，那里住的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编者注］的墙上到处张贴，宣
传这篇文章的发表，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我最重要的是，还在11月30日我就收到了上述的一期《现代思想》，使我亲爱的妻子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得到了愉快。你知道，她是多么热情地关怀所有这类事情。
注释：
[199]指民主联盟，即1881年6月8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建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联盟的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共九条：成年人享有选举权，议会任期三年，各选区平等，取消作为立法机构的上院，爱尔兰在立法方面独立自主，土地国有化等等。
在民主联盟的成立会议上，向与会者散发了海德门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Englandforall》），海德门在其中两章（第二章《劳动》和第三章《资本》）里，把《资本论》第一卷的许多章节作为联盟的纲领条文来加以阐述，但既没有提到作者，也没有提及这一著作本身，并且作了许多歪曲。
民主联盟存在了三年，1884年它被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第194、239、308页。
[232]《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在马克思逝世后（1883年）才由恩格斯校订出版。这里马克思把自己著作的那一部分，即后来编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那一部分称为《资本论》第二卷。——第235、238、239、428、463页。
[233]约翰·雷伊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TheSocialismofKarlMarxandtheYoungHegelians》）一文发表于1881年10月《现代评论》杂志第40卷。——第239、25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45.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8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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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1年1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的妻子［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经过长期而痛苦的疾病之后于本月二日逝世了。为了照顾病人，我同她一起度过了秋天，开始是在英国海边的一个小地方（伊斯特勃恩），后来在阿尔让台（离巴黎大约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在阿尔让台，我们能够同我们的大女儿（龙格夫人）以及她的四个对外祖父和外祖母十分依恋的小男孩［注：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大的［注：让。——编者注］约五岁）生活在一起感到非常愉快。
这次在我亲爱的妻子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到巴黎去，从我这方面来说，是很冒险的。但是，我听从了我的好朋友唐金医生的意见，决定这样做，好让她得到这么一次最后的愉快！
偏不凑巧，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我自己的健康状况相当不稳定，在我们返回伦敦以后，我突然得了支气管炎，且并发了胸膜炎，因此在我妻子生命的最后六个星期中有三个星期我不能同她相见，虽然我们是住在两个相连的房间里。
到现在我还不能出门。当时我差点要“离开这个邪恶的世界”了。现在医生们想让我到法国南部，甚至到阿尔及尔去。
我所收到的从各地寄来的吊唁信，对我是个取得安慰的丰富泉源，因为所有这些信件（除了唯一的一封俄国人的以外）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以及对我亲爱的妻子的出色品质的真正的了解和赞扬。
我的德国出版者［注：奥托·迈斯纳。——编者注］通知我，要出《资本论》第三版。这个通知来得很不适时。第一，我首先应该恢复自己的健康，第二，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232]（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它）。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以献给我的妻子。
不过，无论如何，我要同我的出版者商妥，我对第三版只作尽量少的修改和补充；但是，另一方面，我将要求他这一次只印一千册，而不是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印三千册。将来作为第三版的这一千册售完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对该书作出目前如换一种情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
永远是您的忠实的朋友阿·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232]《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在马克思逝世后（1883年）才由恩格斯校订出版。这里马克思把自己著作的那一部分，即后来编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那一部分称为《资本论》第二卷。——第235、238、239、428、46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44.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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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注：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日内瓦
1881年1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你从报上大概已经知道我妻子［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逝世了（她是12月2日去世的）。你当然理解，在受到这个无可弥补的损失后的头几天，我根本不能写信。真的，除了她的弟弟即在柏林的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外，你是迄今为止由我亲自通知这件事情的唯一的人；其他的朋友或熟人都是我的小女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通知的。
我的妻子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然是你的忠实的朋友，她对于党没有帮助你这样一个坚定而英勇的老战士和你的忠实的终身伴侣［注：伊丽莎白·贝克尔。——编者注］为争取生存而斗争，表示了正当的不满。
我自己还有病，但健康渐趋恢复；胸膜炎加上支气管炎曾严重到这种程度，以致有一段时间，即有几天，医生们对我能否恢复健康都表示怀疑。再见，亲爱的朋友。问候你的夫人。
卡·马·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瑞士）日内瓦活水镇沃朗德路约·菲·贝克尔先生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43.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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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12月7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好小燕妮：
你当然了解，我现在顾不上写信。因此，我只能寄给你这几句话。因为我还根本不能走出自己的房门，所以医生绝对禁止我参加送殡。我之所以服从，还因为亲爱的亡人［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在她去世的前夕对护士说过轻视任何仪式的话：“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
肖莱马是自己从曼彻斯特来这里的。
我至今还不得不用碘酊在胸部、背部等处文身，由于定期重复这样做，使皮肤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很难受的灼痛。这种处置只是为了防止在恢复健康期间旧病复发（实际上我只是有点轻微的咳嗽了），这现在对我效力很大。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你想象一下吧，一方面是世界末日，而另一方面是牙疼得要命的人！
那一次我虽然有过各种犹豫，还是决定到巴黎去了，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就感到非常高兴！可贵的不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人同你和孩子们［注：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一起度过的那段时间本身，——那段时间由于某家庭暴君和厨房米拉波的形象而“有点儿”暗淡，——而且是她患病的最后时期对那段时间的回忆！无疑地，在这个时期怀念你们也许比你和孩子们在这里更使她感到高兴。
她的墓离可爱的“沙尔”［注：燕妮·龙格的儿子沙尔·龙格。——编者注］的墓不远。
她及时咽气，这对我是一个安慰。由于肿瘤的位置非常罕见（因此它是活动的，能改变位置），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产生特有的难以忍受的剧痛（但是注射吗啡后抑制住了，这是医生有意留到临终时才用的，因为在长期使用的情况下，连吗啡也不再起任何作用）。如唐金医生预先告诉我的，病势带有逐渐衰亡的性质，同年老衰竭一样。甚至在最后的几小时，也不用同死亡进行任何斗争，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
顺便说一说，向来忠实地和我站在一起的恩格斯，按照我的请求曾经给你寄去一期《爱尔兰世界》周刊，其中载有一个爱尔兰主教反对土地所有制（私有制）的声明。这是一个最新新闻，我告诉过你妈妈，她认为你也许会把这个新闻刊登在某家法国报纸上以便吓唬法国教权派。不管怎样，这说明这些先生们是善于唱各种调子的。
（有一个名叫瓦·让德尔［注：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尼基廷娜的笔名。——编者注］的人，在1881年12月2日的《正义报》上登了一篇题为《德国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企图证明自己的沙文主义是正确的，理由是他继拉弗勒之后真正相信我们的朋友鲁·迈耶尔（在他的《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一书中）的幻想的统计。而实际上，所谓的天主教社会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存在的整个时间内只有一次选了一个议员参加帝国国会，而且这个唯一的议员选举后就立即只以“中央党[38]党员的身分出现”。另一方面，至于天主教工人组织的数目，那末我们的鲁·迈耶尔使法国感到幸运的是，他认为法国的这种组织的数目比德国要多得多。）
刚才我收到了12月7日的《正义报》，我在其中的“新闻”栏内发现一篇悼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显然，她〈指你们的母亲〉同特利尔的律师［注：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的儿子卡尔·马克思结婚不是没有种种困难的。当时需要克服不少偏见，其中最大的当然是种族上的偏见。人所共知，这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是犹太血统。”
这种事是纯粹的臆造；当时用不着克服任何偏见。我认为，我把这些文艺的“夸张”算作沙·龙格先生的创作天才，是不会错的。就是这个作者，在谈论关于限制工作日和工厂法时，在另一号《正义报》上提到“拉萨尔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虽然前者关于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或者说过一个字。如果龙格在自己的文章中永远不再提我的名字，那就是给我的莫大恩惠了。
暗示你妈妈偶然写的一篇匿名通讯报道（实际上是为帮助厄尔文而写的）[230]，我认为是轻率的。当她给《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写稿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给被《正义报》称之为完全反动的和庸俗的《法兰克福报》写过稿），该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同社会主义政党还或多或少有友好的关系。
至于“冯·威斯特华伦家族”，那末他们不是莱茵人，而是不伦瑞克人。按父系说，你母亲的祖父［注：克利斯提安·亨利希·菲力浦·冯·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编者注］曾是著名的不伦瑞克公爵的秘书（七年战争时）。因此，他很受不列颠政府的宠信，并同阿盖尔家族的近亲［注：珍妮·威沙特（彼得罗的）。——编者注］结了婚。他论述战争和政治的著作曾由冯·威斯特华伦大臣发表。[231]另一方面，“按母系说”，你母亲的外祖父［注：霍伊贝耳是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编者注］是普鲁士的一个小官吏。实际上你母亲生于勃兰登堡的萨尔茨维德尔。所有这一切，不是非知道不可的，但是，不了解这些情况，就无法纠正别人写的“传记”。
我亲爱的孩子，现在给我寄一封详细叙述琼尼等人活动情况的信吧。当昂利很想来的时候，没让他到我们这里来，我总觉得遗憾。这是一个需要全家照料的孩子，要全家只照料他一个人才好。在需要你照顾的这么多孩子当中，他是一个重大的负担。
多多地吻你和你的“小家伙们”。
你的忠实的父亲卡·马·
我对迈斯纳关于需要出《资本论》第一卷新版即第三版的通知颇为不满。本来我想一俟我重新觉得自己有了精力，就以全部时间专门从事第二卷[232]的收尾工作。
请以我的名义写几句话给莱茵哈特。我找不到他的通讯处。他是你妈妈的熟人。［注：最后两段是马克思补写在信头上的。——编者注］
注释：
[38]教皇至上主义者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个派别反对各民族教会的独立性，捍卫罗马教皇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权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教皇至上主义的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1870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等等教条。
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教皇至上主义者是指所谓的中央党——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邦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帝国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61—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11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
分立主义者是在德国西南部的中小邦的统治阶级当中于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产生的对普鲁士政府持反对派立场的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些德意志邦的天主教上层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由于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而受到压制，抱有分立主义的情绪，不满俾斯麦的使德意志普鲁士化的政策，要求与中央政权分立，要求地方私法和特权不可侵犯等。居民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德国南部各邦的分立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支持中央党。
波兰人、丹麦人和亚尔萨斯人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一些单独的党团，也是支持天主教中央党的。在帝国国会中存在这些党团说明，在德意志帝国内存在这样的少数民族，它们不满强行将一系列领土归并德国和不满强迫它们德意志化的政策。这一政策，俾斯麦特别残酷地在1814—1815年归并德国的一些波兰省份和由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划归德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加以推行。帝国国会的丹麦人议员是1867年归并普鲁士和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前丹麦省份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的代表。在这些民族党团当中，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最为强大。除了所有这些党团共有的分立主义倾向之外，还有反对俾斯麦在“文化斗争”时期（见注37）的反教权主义政策的斗争，使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作为天主教徒的代表）团结起来。
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安于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第35、233页。
[230]燕妮·马克思关于英国演员厄尔文的文章登载在1875年的《法兰克福报和商报》上。她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英国报刊发动了一个反对厄尔文的运动。——第234页。
[231]克·亨·菲·冯·威斯特华伦的著作《不伦瑞克—律内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GeschichtederFeldzügedesHerzogsFerdinandvonBraunschweig-Lüneburg》）于1859年以两卷本出版，而在1871—1872年以六卷本出版。——第235页。
[232]《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在马克思逝世后（1883年）才由恩格斯校订出版。这里马克思把自己著作的那一部分，即后来编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那一部分称为《资本论》第二卷。——第235、238、239、428、46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4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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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1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如果说有某种外来的事件使马克思的健康又有所恢复的话，那末这就是选举了。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现得如此出色。在英国，1848年大失败[223]以后，工人消极起来，最终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仅仅保持了工联为提高工资的斗争。在法国，无产阶级在12月2日[224]以后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而在德国，三年当中迫害闻所未闻，压迫有加无已，根本不可能有公开的组织，甚至根本不可能自由交换意见，但是在这以后，我们的小伙子们不仅保存了自己原先的全部力量，而且还更加壮大起来了。并且恰恰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壮大起来了，即运动的重心由半乡村的萨克森地区转到了大工业城市。
在萨克森，我们的基本群众是手工纺织工人，他们注定要被蒸汽纺织机所淘汰，他们仅仅靠一点点微薄的工资和副业（种菜、雕刻木头玩具等等）来勉强维持生计。这些人的地位在经济上是反动的，他们代表着衰亡的生产阶段。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象大工业工人那样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天然代表。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是反动的（例如这里手工纺织工人的残余——“保守工人”的核心终于变成了的那样），不过，他们毕竟不太可靠，特别是由于他们处于极其贫困的状况，比城市工人的反抗能力小得多，同时由于他们的散漫性，比大城市居民更容易受政治上的奴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的那些事实[225]以后，这些不幸的人们还能英勇地保持这么大的数量，这种英勇精神实在令人惊叹。
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全国性的大运动的真正核心。贫困使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1865—1870年时期——比大城市居民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观点。但也正是这种贫困本身使他们较不可靠。溺水者抓稻草，他等不及打救他的船离岸。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稻草就是保护关税和国家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那里，在我们的一些老的区里，几乎只有保守派有过战胜我们的机会。如果说凯泽尔那时候能够在保护关税问题上这样胡说八道[226]，而其他的人又不敢给以适当的反驳，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象倍倍尔给我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岂不正是那些选民，尤其是选凯泽尔的那些选民！
现在这一切都起了变化。柏林、汉堡、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莱比锡、德勒斯顿、美因兹、欧芬巴赫、巴门、爱北斐特、佐林根、纽伦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瑙加上开姆尼斯［注：现在称作：卡尔·马克思城。——编者注］和厄尔士山地区——这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基地。按其经济地位来说是革命的阶级，成了运动的核心。并且运动已均衡地扩展到德国的一切工业区，正是现在它从局限于少数地方性中心的运动，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这是最使资产者感到害怕的。
对于候选人，我们愿寄于很大的希望，虽然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我觉得很难这样指望。但如果倍倍尔再次落选[222]，那就是真正的不幸。只有他能以其真正的机智驾驭住大批新的和确实怀有形形色色新打算的成员，并防止出丑。
至于法国人，那末最好目前不要去触动马隆和布鲁斯先生，看看他们能够干什么。但这点未必能做到。《平等报》日内即将出版；布鲁斯会照旧悄悄地进行诽谤，在《无产者报》上不指名地攻击，而对方沉不住气，会去上当，首先对他进行公开抨击，然后就会被宣布为捣乱分子、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和妄图实行独裁的人。这真是毫无办法。这些人怎么也等不及对手自己去碰一鼻子灰，而对手正需要用论战来延长其生存。马隆，尤其是布鲁斯，如果被置之不理，也许在半年之内就会自己把自己（也许是相互）毁掉。否则这就会延长时间。
兰斯代表大会[227]几乎象所有这种代表大会一样，堪受外界颂扬，但一经仔细分析，却是个骗局。大会所代表的许多“联合会”当中，只有中部、北部和东部三个“联合会”是实际存在的，其他的都只是纸上的东西。阿尔及利亚联合会选出了资产者昂利·马雷（一个激进派议员）做代表！！这就说明马隆的同盟者是些什么人。盖得要求在全国委员会里仅仅有实际组织的联合会才能有代表，但是被否决了。《无产者报》上的公报撒了谎，对此只字未提。可见，代表大会的半数代表和全国委员会的半数委员不代表任何人，最多不过是“未来的音乐”[228]。已经完全被马隆和布鲁斯抓到手的《无产者报》，之所以如此匆匆忙忙地被宣布为正式机关报，就是因为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事先同不久就要出版的《平等报》捣乱。关于组织问题的一切决定，照例都不是出于内在的合理的动机，而是根据派别的机会主义的考虑作出来的。
今春，拉法格在巴黎的时候，马隆请他设法给他的新版《社会主义史》搞到一篇马克思的序言，这件事情是很能说明马隆对马克思的恐惧病的。当然，拉法格讥笑了他，说他大概是对马克思很不了解，才会认为马克思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
乔·豪威耳，这个在斯泰福幸运地落选了的“工人候选人”，当然是这里会耍政客手腕的前工人中最坏的坏蛋。他不久以前是工联议会委员会的书记（当然是一个领薪水的职务），在此期间他亏空了公款，虽然这件事情勉强掩饰过去了，但他还是被赶走了。
关于波兰人的事情[229]，我近日一定写信告诉卡·考·冯·克兹堡［注：考茨基的绰号，克兹堡原文为K?sburg，K?se意为干酪，同Kautsky（考茨基）的发音近似。——译者注］。现在请向他转达衷心的问候。
马克思还很虚弱，目前不让他到室外去，不让他多干事，不过他毕竟明显地在恢复健康。他夫人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
注释：
[222]恩格斯指的是1881年10月27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三十一万二千票和十二个议席（克雷克尔、凯泽尔、狄茨、里廷豪森、施托累、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福尔马尔、盖泽尔）。倍倍尔在被提为候选人的三个选区（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第四区）的任何一个选区中都没有当选，在美因兹区12月15日的复选中也没有当选。——第227、230、257、315、451页。
[223]指1848年4月10日伦敦发生的事件。当时宪章派决定举行群众性的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本应前往议会大厦去呈递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第三封请愿书。政府禁止游行示威，为了防止举行游行示威，往伦敦集结了军队和警察。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取消游行示威，并说服示威者解散。游行示威的失败曾被反动势力利用来进攻工人和镇压宪章派。——第228页。
[224]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政变。——第228页。
[225]恩格斯指的是登载在1881年11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的报道，题目是《为什么我们在格洛高（萨克森）遭到了失败？》（《WarumsindwirinGlauchau（Sachsen）unterlegen？》）。——第229页。
[226]指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为政府的保护关税草案辩护的发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谴责了凯泽尔在帝国国会中为这个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有利的提案作辩护，同时也尖锐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待凯泽尔的错误立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78—182页）。——第229页。
[227]法国工人党兰斯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四十四名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马隆和布鲁斯机会主义集团的走卒。代表大会确认了由马隆和布鲁斯发起于1881年10月中旬建立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见注31）。
在兰斯代表大会上马隆和布鲁斯设法就“最低纲领”（见注32）通过了一个互相矛盾的决定。最低纲领被代表大会认为“不完全”符合“劳动人民的意向”，而且由于每一个选区的社会主义委员会都被赋予制订自己的纲领的权利，它实际上是被取消了。但是另一方面，代表大会决定，在通过新的纲领以前，这个纲领仍然有效。这个决定是用来反对团结在由茹尔·盖得领导的《平等报》周围的马克思派小组的。机会主义派的首领们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斗争，是想迫使盖得派首先公开反对他们，然后指责盖得派搞分裂活动，并把他们作为分裂分子开除出党。——第230页。
[228]“未来的音乐”一语是从1850年发表的理查·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而来的；反对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们赋予这个用语以讽刺的含义。——第231页。
[229]在库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见注145）上暴露了波兰各社会主义小组之间的严重的意见分歧。考茨基在1881年11月8日信中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恩格斯，就《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什么立场征求他的意见。恩格斯在1882年2月7日给考茨基的信（见本卷第260—265页）中作了答复。——第231、244、26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41.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1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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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1年11月4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老朋友：
收到你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明信片[221]太晚了，来不及及时给你写信。从那时起，我们这里发生了各种不幸的事情。马克思夫人病重，已卧床不起好几个月，而现在马克思又得了支气管炎，同时引起了各种并发症，按他的年龄和他的整个健康状况来看，这真是非同小可。幸亏最严重的情况已过去了，现在马克思并没有任何危险；但整天大部分时间他还得在床上躺着，他很虚弱。
现在由邮局汇上四英镑，即一百法郎八十生丁，这次我只能给你寄这一点。希望这点钱到得正是时候。虽然我很高兴地得悉，你已能至少是开始谋生了，但这只是开始而已，我很遗憾的是，自己近来相当拮据，因此未能早日给你以援助。
要是任何一个所谓的世界代表大会开得象这次一样没有公开大吵大闹，我总是感到高兴的。参加这种代表大会的往往有形形色色的人，其中一部分人所抱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去在大众面前摆一摆架子，正因为如此，他们任何蠢事都能做得出来。不过这一次还可以过得去。
我们在德国的同志在选举中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222]尽管这一次所有其他的政党都倾巢出动，他们在二十三还是二十七个区（准确数目我未能得悉）的复选当中还是被通过了。所有这一切是在非常法[109]和戒严的压制下，在没有报刊、不能集会、没有任何公开宣传工具，并且在确信党内成千人在生活上会为此又蒙受牺牲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了不起的事，它已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能得到多少席位，这并不重要。无论如何，能在帝国国会中去说出必须说的话，这就够了。我们在许多大城市里争得了立足点，而不是丧失它，这个事实就是非常好的，为我们德国的小伙子们欢呼吧！
你的老弗·恩·
注释：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221]指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1881年10月13日的明信片中告诉恩格斯关于库尔代表大会（见注145）的情况。贝克尔以瑞士的德国工人代表的资格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第227页。
[222]恩格斯指的是1881年10月27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三十一万二千票和十二个议席（克雷克尔、凯泽尔、狄茨、里廷豪森、施托累、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福尔马尔、盖泽尔）。倍倍尔在被提为候选人的三个选区（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第四区）的任何一个选区中都没有当选，在美因兹区12月15日的复选中也没有当选。——第227、230、257、315、45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40.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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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1年10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非常感谢您把《平等报》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我。[220]除了所谈的那个问题以外，这也使我有机会向您说明，马克思，其次还有我对法国运动是采取怎样的立场的。根据这一个例子，您就可以看出我们对同情我们，也引起我们同情的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运动采取的立场。
我很满意的是，您现在不能给《平等报》以经济援助。拉法格的信又是这样一种冒失行为，法国人，特别是波尔多—里昂以南各地出生的人，往往少不了这种冒失行为。他如此深信这一步骤的英明，同时又如此深信其必然破产，甚至对自己的妻子［注：劳拉·拉法格。——编者注］（她多次阻止他这样做）也只是在事后才说出这一点。我们这里都一致反对《平等报》第3号［注：指《平等报》第3种专刊。——编者注］，只有拉法格例外，他一直主张“总得做点事情”，而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事先就同他们讲过，他们的五千法郎（如果有那么多的话）只够出三十二号。如果盖得和拉法格硬要在巴黎得到个报纸的葬送者的名声，我们也没法阻止他们，但我们不再给以帮助。如果将来出乎意料，报纸的情况好转，并且确实是好，那末在困难的时刻人们终究还能设法帮助一下。但绝对必要的是让这些先生们最后学会好好使用自己的经费。
问题是，我们的这些准备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朋友们，全都毫无例外地在最近十二至十五个月内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盖得犯的，他出于荒谬的纯洁主义，阻止马隆应聘担任薪金一万二千法郎的《不妥协派报》工人专栏编辑的职位。整个吵闹就是从此开始的。接着对《解放报》也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马隆让里昂人（法国最坏的工人）的虚伪诺言骗了，而盖得则极力坚持不惜代价地出版日报。后来由于候选人问题[218]发生了无谓的争执，这里很可能是盖得犯了您所谴责他的那种形式方面的错误，但是在我看来，事情清清楚楚，是马隆寻找争吵借口。最后是声名狼藉的冒险主义者博博，即塞孔迪涅先生参加而后又退出《法兰西公民报》，——退出是没有任何政治理由的，因为这只是由于不支付稿费而引起的。后来，盖得与身分非常复杂的人们一起参加了最新的《公民报》，马隆和布鲁斯则参加了可怜的《无产者报》，而过去这两个人——至少是马隆——却一向背地里斥责该报是个平凡的大老粗的报纸。
《无产者报》是眼界极其狭隘的一伙爱耍笔杆的巴黎工人的报纸。它有个规定：只准许真正的手工工人参加会议和撰稿。对“有教养者”怀有极其愚蠢的魏特林式的憎恨，那是自然的事。因此，报纸的内容十分空洞，但是它却奢望成为巴黎无产阶级观点的真正表达者。所以，对于包括两种《平等报》在内的所有同时出版的报纸，虽然表面上显得十分友好，却一直怀有隐蔽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和阴谋。
如果马隆现在断言，法国工人党力求把《无产者报》变成自己的机关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家进行竞争的《平等报》干什么，那末，马隆本人比谁都更为清楚：（1）两种《平等报》最初也是同《无产者报》同时存在，（2）原因很简单，因为《无产者报》毫无用处——马隆对《无产者报》工作人员的了解一点也不比盖得差，（3）《无产者报》的几个笨蛋加上马隆和布鲁斯还远没有构成法国工人党。所以，马隆知道：这一切都是胡诌的托词，这是他想把《无产者报》变成自己的机关报，因为他在所有其他地方都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是，是什么东西把马隆和布鲁斯同这家浅薄小报联结在一起呢，这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共同的嫉妒。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的巴黎，现在忽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的现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非常可怕。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况且马克思，他的天才、他的几乎可以说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他的渊博得出奇的学问，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为此需要一个更进步的时代。如果说，这样一来，法国社会主义者（即他们的多数）不得不好歹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东西，那末也仍然免不了要有些嘟嘟囔囔的。《无产者报》的人们断言盖得和拉法格是马克思的传声筒，他们在同比较亲密的人的谈话中把这一点解释成企图将法国工人出卖给普鲁士人和俾斯麦。在马隆先生的所有著作中，这种嘟囔也表现得很明显，而且方式很不体面：马隆力图为马克思的发现另找一些始祖（拉萨尔，谢夫莱，甚至德·巴普！），或者把马克思的发现硬归之于他们。当然，对党员——不管他们是谁——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行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用这类办法去向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争夺完全是他个人的发现，这就是表现出大概只有排字工人才能有的狭隘性，排字工人的自以为是，您大约根据经验是相当了解的。我完全不理解，怎么能妒忌天才。天才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我们这些没有天才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我们所达不到的；只有十分渺小的人才妒忌天才。马隆采用的那种隐蔽的方法，也丝毫无济于事。他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个蠢人，处处显得缺乏知识和批判能力。如果将来有一天必须研究一下他的妙不可言的“从最早期起”（！！）的《社会主义史》和其他著作的内容，那时就可以使他很不愉快地感觉到这一点。
布鲁斯大概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平庸的糊涂虫。在无政府主义中他把无政府状态，即反对政治活动和反对选举抛弃掉了，但把所有其他的词句，特别是策略，都保留下来。现在，他在《无产者报》上的那些篇幅很长、矛头指向盖得（他没有点名）的文章中，自作聪明地谈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建立一个排除（盖得！！）独裁的可能性的组织。他在著述方面和理论方面是一个绝顶的庸材，却非常善于搞鬼，如果这种人又能起某种作用的话，那末这是拉法格、盖得和马隆的共同罪过。
最后谈谈盖得。他有极其清晰的头脑，在理论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巴黎人，他是少数完全不认为现代社会主义起源于德国有损他们体面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注：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正因为如此，《无产者报》的先生们就散布说他简直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而马隆和布鲁斯则带着悲伤的神色继续贩卖这种说法。除了这一伙人以外，谁也没有这个念头。由此得出什么结论，下边再谈。说他贪权，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就这个意义来说，都贪权。如果说盖得是企图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达到这种目的，而马隆则是用拐弯抹角的方法，那末这也只是说明盖得的性格和马隆更加谙于处世之道，特别是同这种不愿听从任何指挥、却甘愿上当的巴黎人打交道时，更是如此。而对于任何一个有些价值的人，我任何时候听人说他贪权，我也只能由此做出结论说，实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盖得有完全不同的缺点。第一，有巴黎的偏见，似乎必须经常反复地说“革命”这个词。第二，他非常急躁。他的神经有毛病，他认为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他想无论如何要身历某些重大事件。由此，以及由于他的病态的激昂情绪，就产生了他的过分的、往往是有害的活动欲望。
此外，如果您再考虑到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只会把分歧理解为个人之间的分歧，您就会明白，这些先生们是怎样刚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便断定已经达到了目的，熊还没打死，就来分熊皮，并因此争吵起来。
不过，盖得的小册子和文章是用法文发表的小册子和文章之中最好的，而且他是巴黎最好的演说家之一。所以我们一向认为他是一个爽直而可靠的人。
现在谈谈我们。我们，即马克思和我，同盖得根本没有保持通信联系。只是当有某种事务上的原因时，我们给他写过信。拉法格给盖得的信的内容我们只知道个大概，而盖得给拉法格的信我们也远没有全部看过。他们可能彼此交换过什么计划，但我们一无所知。马克思，我也是一样，不时通过拉法格向盖得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建议，但他未必有什么时候听从过。
但是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32]。导言［注：卡·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编者注］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向盖得口授的：工人只是在成了他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占有方式或集体占有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战胜，而且将日益被战胜；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是我少见的，说得这样简明扼要，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做了某些增减，但是很难说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这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盖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工资最低额的谬论放到纲领里去，因为对纲领负责的不是我们而是法国人，所以最后我们只得随他的便，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荒诞无稽的。
布鲁斯当时在伦敦，也许他是很乐意出席的。但是盖得的时间很有限，并且不是没有根据地预料到布鲁斯会引起一场关于他自己也不懂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无聊争论，所以他坚持不要布鲁斯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的事情。可是布鲁斯对盖得的这种做法耿耿于怀，从此他那反对盖得的集团便产生了。
法国人后来讨论了这个纲领，做了一些改动以后便通过了，其中马隆所作的改动决不能认为是什么改进。
后来，我还在《平等报》第2号［注：指《平等报》第2种专刊。——编者注］上写了两篇关于《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就我所知，这就是我们积极参加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过。
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马隆也曾想到这里来，但是他想通过拉法格得到马克思的特别邀请；他当然没有得到这种邀请。我们愿意同其他任何人，也愿意同他进行善意的商谈，但是要邀请他！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邀请过人呢？
马克思以及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
我还要指出两个事实：
（1）不是别人，正是盖得同拉法格在《平等报》给马隆树立了完全不应当有的声望，可以说是创造了神话，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盖得作为一个纯粹法国式的著作家确信他身边务必要有一个工人。
（2）我受通信者的委托通知您：曾担任会议（在这次会上马隆反对了坏蛋吕利埃）主席的利沙加勒写道：在会议正要开始之前，吕利埃要求马隆和他谈判几分钟。马隆走了出去就没有回来，最后，他的委员会去找他（利沙加勒是委员会和会议的主席），才发现他正在同那个曾被他（十分正确地）斥之为最坏的家伙的吕利埃极其友好地一起喝酒，并且几乎就要和平地达成协议了！如果马隆当时不是必需在九点钟去苏黎世参加代表大会[145]，恐怕就会和解了。这样的人还想要做个政治活动家！
梅萨的通讯处如下：巴黎巴克大街36号，霍·梅萨。
关于这封信，马克思一点也不知道。他因患支气管炎及各种并发症已经卧床十二天了；但从星期天起，已经没有——如果谨慎小心的话——任何危险了。我受了不少惊恐。现在情况好了。我希望我们明天即10月27日就向世界表明，我们还活在世上。衷心问候您和考茨基。
您的弗·恩·
关于《平等报》，我认为最好是起初不要创办任何新的报纸，待党内情况更加明朗一些再说。假使他们一定要这样去干，无论是我们或是其他的人都不会去阻止他们，只是我不能设想，这一次在《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之间怎么避免得了一场纠纷。这虽然不会成为世界灾难，但是看来毕竟是多余的幼稚病。
考茨基是怎么搞的？但愿他不要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尔萨斯主义者！
注释：
[32]指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法国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订纲领的实践部分（见本卷第223—224页）。纲领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在法国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作为“最低纲领”被通过。纲领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634—636页。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亚田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被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派）否决了，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罗昂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
恩格斯这里所指的盖得同马隆、布鲁斯信徒们的论战，是由于法国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引起的。论战中，盖得尖锐地批判了试图修正纲领的全国委员会成员茹尔·若夫兰。巴黎十八个选区的党的小组于1881年底推选出若夫兰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巴黎市参议会的选举，若夫兰在巴黎蒙马特尔区发表的他的竞选纲领草案中，完全不顾马克思起草的纲领的理论部分，并且在纲领的实践部分中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偷换了实践部分的一系列原则上很重要的具体条文（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和集体所有制等等）。1882年1月8日，马隆和布鲁斯集团利用自己在全国委员会中的优势坚持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决议中委员会同意把若夫兰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竞选纲领作为党推荐的纲领。——第34、224、400、443页。
[145]斐·多·纽文胡斯在1881年1月6日信中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一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由于苏黎世州委员会不允许在那里开代表大会，所以大会在库尔召开。
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发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2—12日在库尔（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二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是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各国社会党的形成时期还没有结束。代表大会决定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第154、226页。
[218]指代表法国工人党参加法国立法机关的候选人。1880年8月，马隆、盖得和布鲁斯开始在里昂出版《解放报》，并按布鲁斯的建议签订了一个拒绝参加选举的保证书。但是1880年11月《解放报》停刊了，编辑部的保证书也就失效了。于是盖得提自己作候选人参加1881年8月21日鲁贝城的法国众议院的选举，这就成了马隆和布鲁斯对他进行猛烈攻击的原因。——第216、220、390页。
[220]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其1881年10月14日信中（10月20日寄出）告诉恩格斯，说10月初保尔·拉法格请他在朋友中为新版《平等报》筹款。他问恩格斯，他应该如何对待这种请求，因为他无法正确判断法国工人运动中的发展情况。——第21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9.马克思致敏娜·考茨基188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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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马克思致敏娜·考茨基
巴黎
1881年10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夫人：
给您寄去一封写给我女儿［注：燕妮·龙格。——编者注］的短信。阿尔让台紧靠巴黎，从圣拉查尔车站乘车，大约只需要二十分钟。
要不是我妻子得了重病，恐怕是不治之症，使我们中断了同外界的交往，我本来是准备请您来伦敦到我家作客的。您的儿子［注：卡尔·考茨基。——编者注］大概已转告您，我们全家多么赞赏您的作品。
真诚地祝您身体健康。
最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8.马克思致卡尔·考茨基188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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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马克思致卡尔·考茨基[219]
苏黎世
1881年10月1日[于伦敦]
特急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附上给您母亲［注：敏娜·考茨基（见下一封信）。——编者注］的一封短信，以及给我女儿［注：燕妮·龙格。——编者注］的一封短信。要是您把您母亲在巴黎的住址告诉了我，就可以节省时间了。
我本想请您母亲来我家作几天客，同时带她游览一下伦敦。我的妻子［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得了不治之症，悲局日益临近，因而妨碍这样做。我现在成了护士。
我定期收到《工人呼声》。它使我感到开心，但并不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我对自己的瑞士人已有数十年的了解了。
至于麦圭尔先生，根据您的来信判断，他应在伦敦。我们的纽约的朋友们怎么谁也不给他写介绍信？我从一开始对美国社会主义者一直抱某种怀疑态度，特别是我知道，他们当中与希普顿有联系的一些人脾气特别古怪，而且爱好宗派主义。但尽管如此，麦圭尔先生可能是一个卓越的党的活动家。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我的妻子和女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问候您。
注释：
[219]这封信是马克思对考茨基1881年9月28日一信的答复。考茨基的母亲敏娜·考茨基于1881年秋到达巴黎，考茨基在信中请马克思把她介绍给住在巴黎附近阿尔让台的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龙格。——第21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7.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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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1年8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过一两天您就会从邮局收到：（1）登有您那篇引起了许多好笑事情的文章的《劳动旗帜报》；（2）8月18日出版的一期《自然界》杂志；（3）退还您的手稿。
我把蹩脚的译文稍加修改之后，便寄给希普顿作社论用。但是好样的希普顿看不懂那篇文章[11]，要求我修改［注：见本卷第202—203页。——编者注］，不过象往常一样已经太晚了。对于对工人有利的“国家干预”这个词，这位先生不知想了些什么，但想的恰恰不是其中的意思，他忘了这种国家干预在英国早已以工厂法的形式存在。更坏的是：他把“我们要求一个为了工人阶级的日内瓦公约[202]”这句话了解为您要求在日内瓦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来调整这件事！！对这种混蛋有什么办法呢？我借此机会实现了我要同《劳动旗帜报》断绝关系的决定，因为这家报纸不是变好，而是更坏了。
在《自然界》杂志上您会看到约翰·西蒙在这里的国际医学会议上的发言，这是医学科学对资产阶级的真正的起诉书。约翰·西蒙是枢密院[216]的卫生视察员，实际上是全不列颠卫生警察的首脑；他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此频繁地引证，如此赞扬的那个人，也许他是1840—1860年时代那些忠于自己的职责、态度认真的老官吏中的最后的一个，对他说来，资产阶级的利益往往是他履行自己职责时的主要障碍，他不得不经常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对资产阶级的本能的憎恨是很强烈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资产阶级在牧师的领导下，掀起反活体解剖运动，攻击他这位医生，干涉他的专业部门，但他不象微耳和那样，用软弱无力的说教来回答，而是把矛头对准敌手，向他们进攻：他把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做大规模的商业性实验与医生对动物做一些科学实验相对比，他这就第一次把问题说到点子上了。把这个发言摘录出来，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篇绝妙的小品文。[217]
话又说回来，会议已一致宣布活体解剖对科学是必要的。
您的传单［注：卡·考茨基《从美国来的表兄弟，对农民有教益的故事》。——编者注］证明，您继承了您母亲［注：敏娜·考茨基。——编者注］的小说家的才能。我对这张传单比对您从前的一切作品都更加喜欢。如果细心润色，还可以把某些语句加以修改。我劝您再版时最好这样做一下。用书面德语写太难懂，而诸如《Reaktion》［注：这个词有“反作用”、“反应”、“反动”等意思。——译者注］之类的学术性词汇，农民根本不懂，最好避免。这篇小东西值得您从这个角度把它认真地加以改写。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一张传单。
您在奥地利的那些莫斯特的拥护者，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就应当通过沉痛的教训学得聪明一些。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损失许多一般说来是优秀的分子；但如果优秀分子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却不顾一切地去搞秘密活动，那他们就无可救药。幸而无产阶级运动具有再生产的强大能力。
菲勒克和他的妻子［注：劳拉·菲勒克。——编者注］不走运，在苏格兰碰上了恶劣的天气；他们已坐船去哥本哈根，并且已经到达那里。他们将暂时留在那里；通讯处是：哥本哈根，留邮局待领。
我们的法国朋友们近两年来由于过分热心、有小组习气、喜欢夸夸其谈等等，干了许许多多蠢事，但他们还以为干得太少。《公民报》好象已被出卖给了波拿巴派，波拿巴派虽然还没有把我们的人赶出门外，但已不再给他们钱，总是虐待他们，很象是想迫使他们罢工，以便借此把他们摆脱掉。况且，正如在不顺利时常常发生的那样，我们的人互相争吵。最倒霉的一个是布鲁斯，他真是一个好样的人，但是糊涂透顶，竟然认为整个运动的首要任务只不过是要使他过去的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改变信仰而已。按照他的倡议，曾经通过了一个放弃提出候选人的荒唐决定[218]。但是，法国的合乎规律的和平发展进程，归根到底只会对我们有利。只有当外省卷入运动（如1871年以来发生的那样）并在国家中，即在正常的法律形式下作为独立力量出现（如越来越经常出现的那样），才能结束法国从巴黎历次革命开始的、而随后被外省反动势力往后拉了许多年的、迄今为止的撞击式的发展形式，而有利于我们的共同利益。如果到那个时候巴黎采取行动的时刻到了，那末外省就不会反对它而会支持它。
大家衷心问候您。
您的弗·恩·
注释：
[11]指卡·考茨基的文章《国际劳工法》，文章没有署名，发表在1881年8月13日《劳动旗帜报》第15号上。——第18、200、202、204、214页。
[202]红十字会1864年日内瓦公约——欧洲十六国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国际协定。日内瓦公约规定交战双方照顾伤病员并给予为伤员服务的医务人员以“中立”权。——第202、214页。
[216]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专门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所组成。最初成立于十三世纪。在长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它仅保留着接受和审理殖民、宗教和行政事务方面的申诉的权力。参加枢密院的有许多委员会，其中包括考察科学、工业、医学和农业方面情况的各种委员会。枢密院实际上根本不参与管理现今的英国。——第215页。
[217]第七次国际医学代表会议于1881年8月3—9日在伦敦举行。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曾提出活体解剖，即对动物的活体作手术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报刊在保护动物的幌子下发动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代表会议起来捍卫活体解剖。约翰·西蒙作了最明确的发言，揭露了运动的伪善性质。例如，他指出，提尔施教授为了获得治亚洲霍乱的药剂用老鼠做实验，总共只付出了几只老鼠的生命，而在1848—1849年和1853—1854年的霍乱流行期间，股份公司由于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润，继续用被污染的水供应伦敦南区的居民，结果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见《自然界》杂志第24卷第616期第370—375页）。按照恩格斯的指示，《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活体解剖》（《DieVivisektiondesProletariats》）的社论（1881年9月22日第39号），以捍卫活体解剖。——第215页。
[218]指代表法国工人党参加法国立法机关的候选人。1880年8月，马隆、盖得和布鲁斯开始在里昂出版《解放报》，并按布鲁斯的建议签订了一个拒绝参加选举的保证书。但是1880年11月《解放报》停刊了，编辑部的保证书也就失效了。于是盖得提自己作候选人参加1881年8月21日鲁贝城的法国众议院的选举，这就成了马隆和布鲁斯对他进行猛烈攻击的原因。——第216、220、39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6.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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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1年8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本想早一些答复你5月13日的来信，但在莱比锡实行“小戒严”[212]以后，我预料你也许会告诉我另外的秘密通讯处；既然没有等来新通讯处，现在就仍用旧的，信中还附上杜西·马克思给李卜克内西夫人的信，我们也没有她的通讯处。
伯恩施坦依然来信说他想离开《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且建议现在让克格尔参加，然后使之成为他的继任者。我认为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伯恩施坦出乎意料地如此称职（例如，他的论“知识分子”的文章[204]，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以外，写得很出色，而且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方针），以致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克格尔在这方面至少还没有经过考验，而情况又是这么摆着：应该避免任何试验。我已力请伯恩施坦留任，我认为最好由你们来说服他。在他主持之下，报纸愈办愈好，他本人也变得更好了。他具有真正的机智，能迅速领悟，这和考茨基截然不同；后者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但却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和我们大家在个人关系上是很喜欢他的，他在长篇评论文章中有时也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尽管他有最好的意愿，他还是斗不过自己的本性，这比他更强大。在报社内有这样一个学理主义者，是一种真正的不幸；甚至爱德［注：爱德华·伯恩施坦。——编者注］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中对他的一篇文章也不得不加上一段批评性的结尾。可是，他为奥地利写了一张农民传单［注：卡·考茨基《美国来的表兄弟，对农民有教益的故事》。——编者注］，这篇东西显示出某种象他母亲［注：敏娜·考茨基。——编者注］那样的小说家的才能；撇开某些学术用语不谈，这张传单写得很好，会起有益的作用。
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信谈了邦议会演说的问题，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说这是“策略”（但是我恰恰认为，这种“策略”是我们公开合作的障碍！），他说，不久在帝国国会中将发表另外的演说。诚然，你已经这样做了[183]，但是对李卜克内西的“帝国首相的诚实”[213]这种不妥当的和完全多余的说法，又如何解释呢？也许是他企图用这种字眼来进行讽刺，但记录中看不出这一点，而资产阶级报刊却怎样大肆利用了它啊！我再也没有答复他：反正无济于事。但是连考茨基也告诉我们说，李卜克内西向全世界，例如向奥地利，写信说，马克思和我完全同意他，赞同他的“策略”，而人们也都相信这一点。事情再不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了！《自由》也在大肆嘲笑哈特曼［注：格奥尔格·威廉·哈特曼。——编者注］在讨论伤亡事故保险法时发表的演说[214]，如果引用的那些话属实，那么这个演说真是叫化子式的。
在法国，工人候选人在巴黎获得两万张选票，在外省获得四万张选票[215]；如果领导人从建立集体主义工人党[17]以来不是接二连三地干了蠢事的话，情况还会更好。但是就是在那里，群众也比大多数领导人好。例如，在外省，个别的巴黎候选人之所以丧失了数以千计的选票，是因为他们在那里也使用了空洞的革命词句（这种词句也是巴黎所固有的，如同嘈杂声响为手工工场所固有一样），但是在那里，人们却严肃对待这种词句，他们说：没有武器和组织，如何进行革命？此外，法国的发展正在经历着它那种合乎规律的、正常的和十分必要的和平方式的过程，这在目前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未必能把外省真正吸引到运动中来。
我非常了解，你们感到手痒，因为在德国一切都在对我们如此有利地发展着，而你们却被束缚了手脚，不能利用仿佛自然而然地纷纷落到你们手中的一切成就。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在德国，有许多人（菲勒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不能进行合法宣传，他已经完全灰心丧气了）过分重视公开宣传，而轻视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力。只有经验才能纠正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不能加以利用的成就，对我们来说还远没有因此而丧失。只有事变本身才能唤醒冷淡消极的人民群众，如果说这些被唤起的群众在目前情况下思想依然有点混乱，那么当六十万张选票突然增加两倍，当不仅萨克森，而且所有大城市和工业区也都落入我们手中，农业工人也处于容易接受我们思想影响的状况的时候，那时解放的语言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加巨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影响就会更加强烈。这样通过冲击来争取群众，比利用公开宣传来逐渐吸引他们，更为重要，何况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公开宣传的可能性很快又会被夺走。容克、教士和资产者在目前的关系下是不会容许我们来摧毁他们的立足点的，因此最好是由他们自己去干这件事。重新刮起另一种风的时候将要来临。目前你们不得不自己去对付各种艰苦工作，忍受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卑鄙行径，而这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不要忘记对你们和我们的全体同志所采取的任何一个无耻行为。报仇的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利用。
你的弗·恩·
菲勒克在哥本哈根；通讯处如下：哥本哈根，留邮局待领［注：恩格斯写在信纸边上的话。——编者注］。
注释：
[17]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和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这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1879年工人党成立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结果于1882年引起了党的分裂（见注78）。——第25、212页。
[183]关于“戒严”，见注173。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于1881年3月31日和4月4日就1880年10月在柏林和汉堡—阿尔托纳实行“小戒严”和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所发表的两次发言。见《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652—661和744—756页（《Stenographische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s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Ⅳ.Session1881.》Bd.Ⅰ.Berlin，1881，S，652-661u.s.744—756）。倍倍尔的这两次发言还在1881年4月17日—5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22号上发表过。
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是俾斯麦实行的所谓“劳工法”的一部分。草案规定为工人伤亡事故保险建立一个专门的帝国银行。用于保险的开支，三分之二由工厂主负担，三分之一由工人负担，但一年所挣工资低于七百五十马克的工人除外（由帝国国库替他们支付）。假如伤病者丧失了劳动力，保险仅在第五个星期开始生效，而在此之前的开支由互助保险会负担。倍倍尔对法律草案进行了详尽尖锐的批评，要求工人伤亡事故保险的开支全部由工厂主负担。法律草案到1884年7月6日才由帝国国会通过。——第178、212、382、399页。
[204]恩格斯指爱·伯恩施坦用《我们缺少知识分子》（《EsfehltunsanIntelligenzen》）这一个标题发表的两篇文章。文章用利奥的笔名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1881年7月28日和8月11日第31和33号上。——第205、211页。
[212]1881年6月在莱比锡曾经实行“小戒严”（见注173），结果，许多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这个城市。1881年7月2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离开莱比锡，倍倍尔移居德勒斯顿，李卜克内西则移居莱比锡附近的勃斯多尔夫。——第211、366页。
[213]看来恩格斯是指李卜克内西1881年5月31日在帝国国会所作的关于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另见注183）的发言的这样一处：“历史发展进程的力量无限地超过最强大的统治者，俾斯麦公爵本人经历了一些惊人的变化，他诚实地承认……，他有个时期曾当自由贸易派的尾巴，接着又当保护关税运动的尾巴，现在则当社会主义的尾巴。”见《帝国国会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2卷第1455页（《Stenographische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s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Ⅳ.Session1881.》Bd.Ⅱ.Berlin，1881，S.1455）。——第212页。
[214]指格·威·哈特曼1881年6月15日在帝国国会就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所作的演说，关于这个演说，《自由》周报（1881年6月25日第26期）写道：“在讨论草案时，哈特曼匍匐在俾斯麦和帝国国会面前”。《自由》周报还摘录了《法兰克福报》发表的哈特曼的演说，其中有些摘录和正式速记发表的演说原文有出入，见《帝国国会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2卷第1757—1759页（《Stenographische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s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Ⅳ.Session1881.》Bd.Ⅱ.Berlin，1881，S.1757—1759）。但据速记记录，哈特曼曾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人……欢迎帝国首相提出的草案”，“人道志向”和“帮助穷人的道德感”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第212页。
[215]指1881年8月21日举行的法国众议院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第一次从法国工人党中提出了候选人。——第21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5.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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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8月18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可爱的孩子：
七点钟左右我回到了伦敦，即梅特兰公园。
小杜西脸色苍白，身体消瘦。她已经几个星期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毫无夸大）；她的神经系统处于极度衰弱的状态；因此经常失眠，双手颤抖，面部有神经痛的抽动等等。
我立即给唐金医生打了电报。他昨天上午十一点钟来了，对杜西进行了长时间的询问和检查。他说她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心脏正常，肺部正常，等等，而只是由于任性的生活方式，胃功能完全遭到破坏，神经系统极度衰弱。
他把杜西给吓唬住了，她已答应遵守他的嘱咐，你知道，她只要作了让步，答应了，就会照办。虽然如此，她的健康只可能很慢地恢复，而我回来得正是时候。再稍微晚一点，情况就可能变得很危险。
在我们动身以前，唐金就告诉我说，他打算日内离开伦敦到赫布里底群岛去。为了杜西，此外还想等候关于妈妈［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的消息，他在这里还要呆到周末。
写封信来告诉我关于妈妈的情况：她是否从你们那里动身了等等。龙格和哈拉怎么样？你自己以及其他的可爱的孩子们［注：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怎么样？
你的新女仆的情况怎么样？
顺便说一下，萨拉［注：派克。——编者注］（恩格斯的萨拉）现在每天帮助杜西料理几个钟头的家务，这个姑娘的性格非常好，什么事情都能做。杜西说，萨拉非常乐意到你那儿去，但彭普斯根本没有对她说，莉齐已不在你家里了，你正在找人代替。她和杜西说过，也和我说过，现在也愿意到你那里去，只是害怕一个人去法国。但这没什么。过些时候我或许能亲自带她去。
亲爱的孩子，再见吧！没有任何事情比和你以及亲爱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日子能使我更快乐的了。
问候最亲爱的杜尔朗医生。
千遍地吻孩子们。
你的老尼克
杜西向狼［注：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和你们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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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1年8月17日于约克郡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在海边已[4]经三个星期了；趁坏天气到来的机会，在我于星期一，即22日离开之前给您写一封短信。如果有时间，还要给考茨基写一封信［注：见本卷第214—217页。——编者注］，不管怎样，他很快就会收到答复以及他的登在《劳动旗帜报》上的那篇文章[11]的印样。
退还的那些反犹文章，您大概已经收到了；我把它们寄给了考茨基，因为您没有告诉我比较准确的地址。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拙劣而幼稚的东西。这个运动只具有在德国当资产阶级怯懦时由上面策动的任何运动所具有的那种意义：这是使保守派在选举中获胜的竞选手段。只要选举一过，或者运动在此之前就已超出了上面规定的限度（象目前在波美拉尼亚那样），它就会立即按照上面的命令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连痕迹也永远消失了”［注：歌德《渔夫》。——编者注］。对于这类运动应当嗤之以鼻，而我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正是这样做的。此外，卡尔·希尔施突然急于想去柏林一趟，并且真的去了，他从那里给我来信说：
“反犹太人运动完全是由上面布置并且几乎是由上面指挥的。我曾经到一些最简陋的酒馆里去过，没有一个人对我的鼻子感到厌恶；不论是在公共马车上，还是在铁路上——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反犹太人的话。推销反犹文章的半官方报纸只有很少的读者。德国人对犹太人怀有本能的敌意，但是我在工人和进步的小资产者和小市民中间所看到的对政府的仇恨更强烈得多。”
关于柏林警察局的一千零一个密探，他说，大家都认得他们，
“因此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非常愚蠢：老是坐在同一些啤酒馆里、同一些桌子跟前”[203]。
您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204]很好。您说，俾斯麦的国有化癖好是不值得我们为之辩护的东西，但它象正在发生的所有这类东西一样，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对我们有利；另外，您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如果有点价值，就会自己到我们这边来，如果还要我们去招募他们，那末，他们只会用旧酵母的残余损害我们；这些看法都很好。还有其他很多地方也很好，当然对一些个别提法总是可以提出一些异议的。一般说来，最近的一号［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又非常好：在谋杀事件[23]和颁布非常法[109]以后，被领袖们抛弃了的正确的、有朝气的并且是充满胜利信心的调子，现在又重新出现了，代替了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叫做“把裤子当喇叭”的那种调子。您对布莱德洛的痛骂好极了。[205]
对个别地方提几点意见：
（1）您完全不必这么夸奖瓦累斯。[206]这是一个可怜的，文学界的，或者不如说是耍笔杆说漂亮话的人，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人物，他由于没有天才而转向极端派方面，以便利用一种倾向，所谓的观点，并借此把自己的恶劣作品塞给公众。在公社时期，他只是说说漂亮话，如果说他也作过什么事情，那也无非是带来了危害。不要轻信巴黎伙伴们（马隆就很轻信他们）关于这个荒诞可笑的吹牛者的话。在格雷维当了总统以后，他给格雷维的信[207]说明他是什么样的政治家：他请求格雷维由上面发布命令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等等；这封信使大赦推迟了几个月。
（2）西班牙人绝非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德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核心（从前的“新马德里联合会”[208]），此外，有一些很好的人员，特别是在瓦伦西亚和卡塔卢尼亚的一些不大的工厂城市里；还有一些分散在各地的人员。最积极努力和最有远见的是我们的朋友霍赛·梅萨，他现在巴黎，是一个优秀青年，与盖得及其他巴黎人进行合作和保持着联系。如果您需要关于西班牙的消息，可用法文给他写信（马隆可以直接把信转给他，或者通过盖得也行，我这里没有他的地址）。您就说是我介绍的。
总之，我的意见是，象您这样的年青人，在自己的工作中成长得如此之快，而且又如此适合这一工作，当然应该继续做这个工作。克格尔是否也能干好，我很怀疑，况且他目前还在坐牢。他的理论观点我不了解；他是否有比办地方性和讽刺性报纸更大的能力，无论如何这还没有得到证实。英国人常说：letwellalone——一动不如一静。老实说，我对任何变动都是不信任和不满意的。
现在谈谈最最革命的代表大会[209]。拉法格弄到了一个意大利人，他是大会代表，但不知为什么被撵走了。此外，拉法格在一个卖葡萄酒和食品的法国商人——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那里遇见了这一帮里的各种各样的人。查明：
（1）代表大会代表有二十几个人，其中主要是持有其他地方的委托书的伦敦居民。还有几个法国人、意大利人和一个西班牙人。会议是公开举行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名记者，没有一条狗，也没有一只猫去参加。白白地等了三、四天听众，结果什么也没等着，于是他们通过了一个了不起的决议：宣布会议为秘密的！
（2）得到证实的第一点是：对于空空如也的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普遍存在着悲观失望情绪，这几个空谈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确实没有任何支持者。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和自己地区的这种情况，尽管每一个人都用关于运动在自己地区取得巨大成绩的弥天大谎去欺骗别人，但是每一个人还是相信别人的谎话。幻想破灭得如此厉害，代表们甚至当着外人的面也不能掩饰对其本身空空如也感到惊讶不已的心情。
（3）只有一次群众大会（当然他们邀请了记者参加），以及后来愚蠢的托利党人和更愚蠢的激进派在议会提出的荒谬的质询，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代表大会。在目前虚无主义流行的条件下，报刊想靠报道一个至多有七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来捞取资本，这是意料中的事。
所以，如果说《自由》谈到第63号代表[210]等等，那末，这是指委托书号码，委托书是由一个、两个或三个人发给的，空白的，或填有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住在伦敦的某一个人的名字的，或者是由一二十个人发给去伦敦的代表的。实际到会代表总数是二十多一点，不是近三十，实际到会的外地代表，确实不足十名。
请注意！使用这一切材料时应当谨慎小心，因为我的这些消息是第三手的。譬如，可以用疑问的口气：是否这么回事？要知道，这些先生们总是揪住任何一个不准确的词句不放。这已经是历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老传统了。请看一下《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这些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报告，或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关于分裂以后他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211]他们的无政府状态，首先表现在每个人都想当军官，没有一个人想当士兵。顺便说一说，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这样一个名字！）把担任任何一种国家职务都痛骂为对无政府主义的背叛，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当瑞士联邦军的中尉！
同时衷心问候考茨基，一遇雨天我就给他写信。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4]1881年7月28日至8月22日，恩格斯在布里德林顿码头（约克郡）休养。——第8、200、204页。
[11]指卡·考茨基的文章《国际劳工法》，文章没有署名，发表在1881年8月13日《劳动旗帜报》第15号上。——第18、200、202、204、214页。
[23]指1878年6月2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刺威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刺和在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1878年5月11日的行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口。——第29、164、206、277、335、444页。
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第35、233页。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203]恩格斯摘自希尔施1881年8月11日给他的信。——第205页。
[204]恩格斯指爱·伯恩施坦用《我们缺少知识分子》（《EsfehltunsanIntelligenzen》）这一个标题发表的两篇文章。文章用利奥的笔名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1881年7月28日和8月11日第31和33号上。——第205、211页。
[205]恩格斯指1881年8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关于布莱德洛的通讯，这篇通讯开头的话是“无神论者布莱德洛准备宣誓……”。——第206页。
[206]指《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对茹·瓦累斯的评语：“一个勇敢和非常重要的公社委员”（见1881年8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编辑部引用了瓦累斯发表的信件，他在信中拒绝了当法国众议院的候选人（巴黎有两个区推他为候选人），理由是他宁愿不从门口，而从起义人民的肩膀上进众议院。瓦累斯的信发表在1881年8月5日《巴黎公民报》（《LeCitoyendeParis》）上。——第206页。
[207]茹·瓦累斯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茹·格雷维的公开信发表在1879年2月初的《法国革命报》（《LaRévolutionFrancaise》）上。——第206页。
[208]新马德里联合会是1872年7月8日由被无政府主义的多数从马德里联合会开除出来的《解放报》编辑部成员建立的。他们被开除的原因是该报揭发了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保尔·拉法格积极参与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建立和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对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传播作了坚决的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曾经为它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第206页。
[209]指1881年7月14—19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恩格斯在这封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接下去写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消息，几乎没有改动地登载在1881年8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社会政治评论”栏里。——第207页。
[210]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故作神秘，他们在大会上发言不用姓名，而用号码。（见《自由》周报1881年7月30日、8月6日和13日第31、32和33期上发表的代表大会的报告）。——第208页。
[211]关于这个问题，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47—49、432—433页）。——第20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3.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8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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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黎
1881年8月16日[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明天要离开，所以这次没有机会再和您见面了。但是，既然我已经找到我来巴黎的路，以后我会随时来看看的。
就此搁笔，再见。
完全属于您的卡·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2.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1881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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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
伦敦
[草稿]
1881年8月15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尊敬的希普顿先生：
我不能理解，对考茨基先生的文章[11]您怎么能作这样奇怪的解释。对第一处您反对说，国家干预违背“许多著名工会活动家”的意愿。当然是这样，因为他们灵魂深处是曼彻斯特学派[201]的信徒，而要是听他们的意见，就不可能有任何工人阶级的报纸。但是，我对文章的这个地方所作的补充本来应当使您相信，这里指的是，而且指的仅仅是象在英国老早就通过工厂立法合法化了的那种国家干预，如此而已，——这是甚至您的“著名活动家”也不反对的东西。
至于第二处，考茨基先生的文章说：对竞争战争实行国际调整，如同对公开战争实行调整一样，都是必要的，——我们要求一个为了全世界工人的日内瓦公约[202]。“日内瓦公约”是各国政府为了战时保护伤员和野战医院而签订的条约。因此，考茨基先生所要求的东西，也就是各国政府之间的一个类似的协定，以保护不仅一个国家的，而且是所有国家的工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免除过度的劳动。我完全不能理解，您怎么能够把这点解释为号召全世界的工人在日内瓦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如果您懂得文章的意思，您就应当立即看出：文章中提出的措施具有直接实践性质，并且如此容易实现，现在的一个欧洲政府（瑞士政府）已决定着手实行这一措施；通过把工厂立法和劳工法变为各国国际协议的对象，使所有工业国的劳动时间相等的建议，对于工人有很大的直接利益。对于英国工人尤其是这样，除了瑞士以外，英国的工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好地受到免除过度劳动的保护，因此遭到劳动日长得多的比利时、法国、德国工人们的不公平的竞争”。——编者注］。
请您同意，您对问题作如此错误的理解，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促使我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至于论述希尔施的文章[9]，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埃卡留斯先生是我们事业的叛徒，我决不可能给为他提供版面的报纸写文章。
况且我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进步。《劳动旗帜报》和过去一样，仍然是传播关于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形形色色的和互相矛盾的观点的工具，在它刚办起来的时候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假使不列颠工人阶级中间存在着力图摆脱自由派资本家影响的流派，现在这种情况就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既然到目前为止这种流派还没有表现出来，那我就应当得出结论说，它并不存在。如果有确凿的迹象表明存在着这样的流派，那我就要尽一切力量帮助它。可是，我不认为，每星期写一栏文章，可以说是淹没在《劳动旗帜报》上提出的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观点之中，这对于它的建立会有多少帮助。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由于时间不够我已决定在工联代表大会[12]之后停止写稿；所以在此以前我是否还写几篇文章，没有任何意义。
最后，我等待和期望着更美好的时候。
仍然忠实于您的弗·恩·
注释：
[9]指约·埃卡留斯的文章《一个德国人对英国工联主义的看法》，这篇文章发表在1881年8月6日《劳动旗帜报》第14号上，未署名。埃卡留斯在文章中赞扬了由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于1868年创建的改良主义的德国工会（所谓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第17、18、201、203页。
[11]指卡·考茨基的文章《国际劳工法》，文章没有署名，发表在1881年8月13日《劳动旗帜报》第15号上。——第18、200、202、204、214页。
[12]不列颠工联第十四年度代表大会于1881年9月12—17日在伦敦举行。——第18、201、203页。
[201]恩格斯指一个叫作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思想流派，这个流派反映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202、316页。
[202]红十字会1864年日内瓦公约——欧洲十六国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国际协定。日内瓦公约规定交战双方照顾伤病员并给予为伤员服务的医务人员以“中立”权。——第202、21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1.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188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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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
伦敦
1881年8月10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4]
尊敬的希普顿先生：
寄还按照您的愿望修改过的校样[11]。我觉得，对第一处您理解得不正确，而第二个改动纯粹是形式上的。无论如何，我不理解，这种修改能有什么用处，因为星期二要求修改，星期三这里收到，而星期四，即在报纸［注：《劳动旗帜报》。——编者注］出版后才能寄回伦敦。
但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此。如果您对这些非常温和而不伤人的东西都开始感到过于激烈，那末，这就使我产生一个想法：您对我本人的往往激烈得多的文章更加会有同样的感觉。因此我不得不把您的意见看作是一种征兆，并得出结论：如果我停止为您寄社论，那对我们双方都会更好一些。这样做比继续到我们必将发生公开决裂的时刻，要好得多。此外，由于时间不够，今后我决不能定期写社论[10]；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早就得出了必须采取这一决定的结论，并考虑在工联代表大会[12]以后付诸实现。不过，我愈早停止为您写社论，也许，您在这次代表大会面前的处境会愈好。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在发表关于德国的麦克斯·希尔施工会的文章[9]之前，您应当把文章的清样或校样寄给我，因为在您的撰稿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对此问题有所了解并且可以提出必要的意见。无论如何，我不能继续担任报纸的撰稿人了，因为，它不同我商量，就颂扬这些工会，而这些工会只能与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相比。
再多余地补充一点，尽管如此，我还是祝愿《劳动旗帜报》在各方面获得成就，而且，如果方便的话，我将不时给您提供大陆方面的零星消息。
忠实于您的弗·恩·
注释：
[4]1881年7月28日至8月22日，恩格斯在布里德林顿码头（约克郡）休养。——第8、200、204页。
[9]指约·埃卡留斯的文章《一个德国人对英国工联主义的看法》，这篇文章发表在1881年8月6日《劳动旗帜报》第14号上，未署名。埃卡留斯在文章中赞扬了由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于1868年创建的改良主义的德国工会（所谓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第17、18、201、203页。
[10]恩格斯于1881年5—8月曾为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报》撰稿。该报的主编是乔·希普顿。文章发表时不署名，几乎定期每星期一篇，作为社论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73—318页）。恩格斯总共写了十一篇文章。恩格斯的最后一篇文章《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刊载在1881年8月6日的《劳动旗帜报》上，此后，由于该报编辑部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越来越大，恩格斯就停止为该报撰稿。——第18、196、201、267页。
[11]指卡·考茨基的文章《国际劳工法》，文章没有署名，发表在1881年8月13日《劳动旗帜报》第15号上。——第18、200、202、204、214页。
[12]不列颠工联第十四年度代表大会于1881年9月12—17日在伦敦举行。——第18、201、20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0.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81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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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敦
1881年8月9日[于阿尔让台][2]
亲爱的小劳拉：
我只能给你写几行字，因为邮件就要送走了。
妈妈［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越来越虚弱，情况令人担心。因此我本来想（因为我们现在只能作短途旅行）无论如何于本星期末动身，并且已把这一点告诉了我们的病人。但她打乱了我的计划，昨天把我们的衣物送出去洗了。这样一来，下星期初以前就别想动身了。
也许——这要看她的健康情况如何——我们在布伦停留几天。医生［注：唐金。——编者注］认为（如果各种情况都顺利）目前海洋空气可能有助于增进健康。
下次给你写详细一些（不过，为此你应当立即把你们的新地址告诉我）。衷心问候保尔［注：拉法格。——编者注］。
你的老尼克
注释：
[2]1881年7月26日到8月16日马克思和妻子住在阿尔让台（巴黎附近）他们的女儿燕妮·龙格的家里。——第6、199、2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29.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8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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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巴黎
1881年8月［注：手稿为：“7月”。——编者注］6日于阿尔让台镇梯也尔林荫路11号
亲爱的希尔施：
我在这里已经将近两个星期了；既没有去巴黎游览，也没有拜访任何熟人。我妻子的状况不允许这样做。
由于她日益虚弱，我也许得比原先的计划大大提前离去，所以我想（如果没有意外事情干扰的话）明天一早就同琳蘅和琼尼去巴黎。我将去看你，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还打算让你陪陪我们。
问候考布。
你的卡·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28.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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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7月22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燕妮：
医生［注：唐金。——编者注］刚刚来看过妈妈［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我们准备在本星期二或星期三动身，准确日期，我们将用电报通知你。
望立即回信，因为在你没有告诉妈妈要从这里给你带些什么以前，她是不会离开伦敦的。你知道，她喜欢张罗这类事。
附上五英镑，用作租赁卧具等等所必需的零星开支；其余的等我到达时再付给你。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才同意接受你提出的安排。
至于希尔施向你讲的关于拉法格的事情，那简直是撒谎。我从一开始就确信，拉法格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巴黎通信者写过任何类似的东西。
再见，亲爱的孩子。千遍地吻孩子们。
老尼克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27.恩格斯致《自由》编辑部188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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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恩格斯致《自由》编辑部
伦敦
[草稿]
1881年7月22日[于伦敦]
致《自由》编辑部
有人［注：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编者注］从美国给我介绍了一位诺里斯·阿·克洛斯先生，《纽约星报》驻爱尔兰记者，这位先生写信给我说：
“如果莫斯特先生愿意向纽约公众作某种声明，我很乐意为他提供这种机会。”
对此，我答复他说：
如果您想要和莫斯特先生建立联系，您可以按伦敦西区托登楠大院路252号的地址给《自由》编辑写信，他会告诉您在目前情况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特此奉告。
忠实于您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26.恩格斯致诺里斯·阿·克洛斯1881年7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
26.
恩格斯致诺里斯·阿·克洛斯
纽约
[草稿]
1881年7月22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致诺里斯·阿·克洛斯先生
阁下：
可惜时间不允许我写一篇使您感兴趣的评论［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为此必须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及其活动的历史，如果不是从采用蒸汽引起的产业革命开始的话，至少要从1824年开始，我没有功夫这样做”。——编者注］。但是，如果您本人愿意了解大不列颠工人运动的当前情况，您可以在周报《劳动旗帜报》上找到一切必要的材料，它的出版社的地址是：白衣僧街2号。到目前为止该报共出了十二期。大部分没有署名的社论是我写的[10]。
如果您想要和莫斯特先生建立联系，您可以按伦敦西区托登楠大院路252号的地址给《自由》编辑［注：卡·施奈特。——编者注］写信，他会告诉您在目前情况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如能在您来伦敦时看到您，我将很高兴。
仍然忠实于您的弗·恩·
注释：
[10]恩格斯于1881年5—8月曾为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报》撰稿。该报的主编是乔·希普顿。文章发表时不署名，几乎定期每星期一篇，作为社论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73—318页）。恩格斯总共写了十一篇文章。恩格斯的最后一篇文章《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刊载在1881年8月6日的《劳动旗帜报》上，此后，由于该报编辑部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越来越大，恩格斯就停止为该报撰稿。——第18、196、201、26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25.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8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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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
伦敦
[草稿]
1881年7月2日于伊斯特勃恩市[1]萨塞克斯区特米纳斯路43号
阁下：
马克思夫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危险，需要我经常照料她，所以对您6月5日的来信回答晚了。
老实说，当我发现您在伦敦逗留期间对您当时已经酝酿好并已实现的计划——把遭到《十九世纪》拒绝的文章经过某些修改，作为《大家的英国》的第二、三章，即您对联盟纲领的说明[199]加以发表——如此严守秘密时，我是感到有些吃惊的。
您的来信中根本没有提及为我准备的这个意外的东西，您写道：“您是否认为，我应当在引用您的书时提到您的名字，等等”。
我觉得，这个问题您应当在发表之前提出，而不应当在发表之后。
您任意使用《资本论》这一尚未译成英文的著作，却不提著作本身或它的作者，蒙您赐告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许多人〈英国人〉对社会主义和这个字眼感到恐惧。”您在第86页上招唤“社会主义恶魔”，难道是为了减少这种“恐惧”吗？您的第二个即最后一个理由是，“真正的英国人害怕外国人教训他们”！
无论是在“国际”时期，还是在宪章运动[200]时期，我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且不谈这点。如果“真正的”英国人的这种恐惧吓坏了您，那您为什么又在序言的第6页上告诉他们说，第二、三章的“思想”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东西，无论如何都打上了非国产品的印记呢？您要与之打交道的英国人，未必那样愚蠢，以致相信上述引文是出自英国作者的手笔。
尽管您的理由有些可笑，但我还是完全肯定，假如提到《资本论》和它的作者，那是个大错误。党的纲领应当避免对于个别作者或著作的明显的依赖性。我还想补充一点，对于您从《资本论》中借用来的那类新的科学发现，党的纲领也是个不合适的地方；把这些新发现放在一个明确宣布的目的与这些新发现毫无共同之处的纲领的说明中，是完全不妥当的。把它们写进为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的说明中，也许有某种意义。
蒙您厚意告知，您的小册子，“虽然上面标明‘价格半克朗’，并没有公开发行”，而“只是”为了“分发给民主联盟的成员等等。”我完全相信，您的意图正是这样，但是据我所知，您的出版者却持有另外的观点。我的一位朋友，在我的书房内看到了您的小册子，想得到一本，记下了它的名称和出版地点，6月13日通过自己的书商威廉斯和诺盖特去定购，接着就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小册子以及6月14日的发票。
所有这些都使我得出一个唯一实际的结论。万一报刊抓住您的小册子进行批评，那我可能就要被迫出来讲话，因为第二和第三章有一部分引文是直接从《资本论》中译来的，但没有加上引号同其余的文字分隔开，其余的文字很大一部分也不确切，甚至使人产生误解。
我给您写信完全是开诚布公的，我把这看作是友好往来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夫人和我向海德门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卡·马·
注释：
[1]1881年6月底到7月20日左右，马克思和他有病的妻子曾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5、10、194、254页。
[199]指民主联盟，即1881年6月8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建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联盟的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共九条：成年人享有选举权，议会任期三年，各选区平等，取消作为立法机构的上院，爱尔兰在立法方面独立自主，土地国有化等等。
在民主联盟的成立会议上，向与会者散发了海德门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Englandforall》），海德门在其中两章（第二章《劳动》和第三章《资本》）里，把《资本论》第一卷的许多章节作为联盟的纲领条文来加以阐述，但既没有提到作者，也没有提及这一著作本身，并且作了许多歪曲。
民主联盟存在了三年，1884年它被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第194、239、308页。
[200]宪章运动——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为实现要求英国国家制度民主化的人民宪章（people’scharter）而斗争。关于宪章运动的意义，列宁说过：“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76页）。——第19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2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1年6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
24.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1年6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今天中断了别的工作，终于打算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可是真见鬼，客人一个接着一个，因此我剩下的时间已经未必够在邮局关门前给你写封短信了。所以，只能简略地谈谈。
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你的儿子［注：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半年多来，咳嗽、感冒、咽喉痛和风湿病使我深居简出，回避社会交往，所以我和他大约每星期进行一次随便的短时间的谈话，我发现，他对我们观点的领会头际上比看起来的要好得多。总之他是一个有才能的、能干的青年，并且很有学识，性格可爱，而最主要的是精力充沛。
刚刚离开我的最后的客人是菲勒克和他的新婚妻子［注：劳拉·菲勒克。——编者注］——她娘家也姓菲勒克。这位先生从美国回来以后[165]，我没有见过他。前几天他让考茨基带着各种文据（其中一份是李卜克内西写的，他自己签了字并代表倍倍尔签了字）来要我签字。这些文据都涉及到通过菲勒克与《纽约人民报》等就林格瑙的遗产[193]问题所达成的某些协议。我拒绝签字，因为象我声明过的那样，我只能通过我们的全权总代表左尔格就这件事情进行谈判。同时，我向菲勒克声明，按照我的意见，首先应当从仍保留在纽约的在美国募集的全部捐款的剩余部分中给你拿出一百二十美元，以便付给圣路易斯的律师。菲勒克今天通知我说，他已立即向纽约方面发出了相应的指示，而在莱比锡人面前由我承担责任。他来得很适时，否则明天我就会向莱比锡发出正式抗议书，反对莱比锡党的领导人的行动方式，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至今的态度是好象他们有权单独决定一切似的。
事后菲勒克对我说，你要求补偿你所花费的八十美元。我对他说，我们这些遗嘱执行人认为，如果诉讼失败，在诉讼结束后给你补偿，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还在收到你寄来的那本亨利·乔治的书［注：亨·乔治《进步和贫困》。——编者注］以前，我已经得到了另外两本：一本是从斯温顿那里得到的，一本是从威拉德·布朗那里得到的；因此，我把一本给了恩格斯，另一本给了拉法格。今天我只能非常简单地谈一下我对该书的意见。
这个人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他根本不懂剩余价值的本质，因此，就按照英国人的榜样，在关于剩余价值的已经独立的部分的思辨中，即在关于利润、地租和利息等等的相互关系的思辨中兜圈子，而他思辨的水平甚至比英国人还要低。他的基本信条是：如果把地租付给国家，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到过渡措施[194]的地方，你也能找到这种要求）。这本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它最早（撇开十八世纪末提出的类似要求不谈）是由李嘉图的第一批激进的信徒在他刚去世以后提出来的。1847年，我在一篇反对蒲鲁东的著作里曾经谈到这一点：“穆勒（老穆勒，不是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后者仅仅是略微变换形式地加以重复）、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求地租由国家占有以代替捐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的一个无用的累赘。”[195]
如上所述，我们自己也把国家占有地租看做其他许许多多过渡措施中的一种。这些措施，如《宣言》也指出的，充满了内在的矛盾，这是必然的。
但是，第一个把激进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要求变为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并且宣称这种措施可以解决现代生产方式中所包含的种种对抗的人，是科兰。他生于比利时，当过拿破仑的骠骑兵军官，在基佐当权的后期和小拿破仑[196]执政的初期，他住在巴黎，写了一部多卷本的关于他的这个“发现”的专著［注：让·吉·塞·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编者注］以造福世界。他还有另一个发现，就是：虽然没有上帝，但是有“不灭的”人的灵魂，而且动物“没有感觉”。如果动物有感觉，即有灵魂，那末我们就是食人生番，在地球上就不可能建立正义的王国。他的少数残存的信徒，多半是比利时人，多年来每月在巴黎的《未来哲学》杂志上宣扬他的“反土地私有论”和有灵魂论等等。他们自称“有理性的集体主义者”，并且吹捧这个亨利·乔治。
普鲁士的银行家、曾做过彩票收集者的东普鲁士人萨姆特（这是一个大傻瓜），继他们之后独立地也拼凑了关于这种“社会主义”的一大本书［注：阿·萨姆特《社会学说》。——编者注］。
从科兰算起，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丝毫不触动雇佣劳动，也就是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想以此哄骗自己或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可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
亨利·乔治的论调显然也露出了这种狡猾的，同时也是愚蠢的用心。这对他来说是更加不能原谅的，因为他本来应当相反地提出问题：在美国，广大人民曾经相对地，即同文明的欧洲比起来，容易得到土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地）现在还是这样，那末怎样解释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工人阶级的奴役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得更迅速、更无耻呢？
另一方面，乔治的书以及它在你们那里引起的轰动，其意义在于，这是想从正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是不成功的尝试。
看来，亨·乔治根本不了解那些与其说是理论家不如说是实践家的早期美国抗租者[197]的历史。不过，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也是一个天才的美国式的广告家），例如他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论加利福尼亚的文章[198]就能证明这一点。他还有一种令人讨厌的傲慢无礼、自命不凡的态度，这是所有这些发明灵丹妙药的人的显著特点。
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不幸得很，我妻子［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的病是不治之症。过几天我同她到海滨的伊斯特勃恩去。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165]弗·弗里茨舍和路·菲勒克于1881年2—5月访问了美国，这是德国社会工人党根据1880年8月20—23日举行的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派他们去的。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募集党的经费。虽然他们在美国召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他们为党募集了一千三百马克，但恩格斯认为，他们在访问期间，把“党的立场降低到庸俗民主派的和道貌岸然的庸夫俗子的水平”，这是“不管用什么样的美国金钱”都无法补偿的，认为把他们派往美国是一种失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恩格斯1883年5月10—11日和1884年1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第164、190、442页。
[193]1876年3月18日，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林格瑙遗嘱把将近七千美元——自己的一半财产——交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他指定了奥·倍倍尔、约·菲·贝克尔、威·白拉克、奥·盖布、威·李卜克内西和卡·马克思为遗嘱执行人。林格瑙1877年8月4日在圣路易斯逝世之后，他的遗嘱执行人曾设法把他留下的这笔遗产转交给党来支配。但是俾斯麦通过外交压力终于阻止了把林格瑙遗产转交给社会民主党。——第190页。
[19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0页。——第191页。
[195]马克思援引自己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87页）。——第192页。
[196]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1851年法国立法议会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NapoléonlePetit》）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第192页。
[197]抗租者（anti-renters）是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纽约州那些拒绝向大土地占有者交租并要求把农场全部卖给他们的土地租佃者的称呼。租佃者对企图用暴力来收租的收租人进行了武装反抗。规模最大的租佃者的风潮发生在1836到1845年间。租佃者和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以妥协告终：1846年以后大土地占有者开始逐渐把自己的土地卖给租佃者。——第193页。
[198]马克思可能指的是发表在1880年8月的《大众科学月刊》（《ThePopularSeienceMonthly》）上的亨·乔治的文章《卡尼在加利福尼亚的宣传鼓动》（《TheKearneyagitationinCalifornia》）。——第19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23.恩格斯致燕妮·龙格1881年6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
23.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6月17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燕妮：
匆匆答复今天早晨刚收到的你15日的来信。我上次给你写信时，医生［注：唐金。——编者注］坚持让你妈妈［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到巴黎去，但她自己不愿去，说她感到自己还没有强健到可以去旅行的程度。几天以后，医生发现她确实更加虚弱了，因此他不能再建议她去巴黎了。她的确日见消瘦，并且今天她向我诉说自己日益虚弱，特别是穿衣服感到很困难。她现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当我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医生曾劝她起床和出去散步。现在医生对摩尔说，他俩最好是去伊斯特勃恩，并且要立即动身。我们曾试图说服她，她当然是竭力反对，说如果她必须到什么地方去的话，那就去巴黎，等等。当时我们对她说，在伊斯特勃恩呆两个星期，或许会使她的体力恢复到能够去巴黎的程度，等等，等等。说到这里，我就离开他们了。结果如何，大概过一、两天杜西会告诉你，因为当时她说很快就给你写信。
不管这是什么病，不断地日益消瘦并且软弱无力，显然是一种严重的症状，特别是这种症状，看来，并未停止发展。多数医生认为：只要不超越一定的限度，这本身并不是一种危险的症候；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事例，突然不再虚弱下去了，体力也恢复了。我希望，到海边休养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只要她肯去就好了！
对摩尔来说，变换一下环境也有好处。他也需要稍微休整一下。他夜间咳嗽已经不那么厉害了，睡眠也好了一些，这已经不错了。
丽娜·舍勒尔来得正好，现在住在你们家，她还是象往常那样活跃和厚道，但更聋了。她来了，使你妈妈很兴奋。我希望她会在这里住一个时期。
赛姆·穆尔上星期顺利地通过了最后的律师考试。
我从杜西处知道，你找到了一个新的女仆，看来她使你满意，因此你的家务负担也必然会减轻。
这封信就写到这里，因为我想早一点把它交给早晨的邮班寄出去，希望明天晚上它能到达你那里。帕涅尔小姐的信我过几天寄还给你。向龙格和琼尼致衷心的问候。
爱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22.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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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6月6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唐·吉诃德：
我直到现在才给你写信，这的确是我的过错，不过你知道，我在这方面总是怀着善良的愿望，但行动跟不上。其实没有一天我不想念你和可爱的孩子们［注：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忧：我曾患了一次严重的感冒，几乎象已故的塞格温的慢性鼻炎那样没完没了；不过现在快要好了。
关于妈咪［注：指马克思夫人燕妮。——编者注］，你知道——她患的那种病无法可治，她的确愈来愈虚弱。幸好疼痛不象在类似情况下通常产生的那样严重，直到现在她每星期去伦敦各剧院看几次戏，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她现在能惊人地支持住，但是去巴黎旅行是根本谈不上的。丽娜·舍勒尔昨天完全出乎意外地来了，我认为这很好，她将在这里住一个月左右。
琼尼收到我寄给他的《狐狸—莱涅克》［注：歌德《狐狸—莱涅克》。——编者注］了吗？这可怜的小家伙，有人读这本小书给他听吗？
今天（银行假日[190]）和昨天都下大雨，冷得要命，这是天父经常为他的伦敦平民教徒储备着的讨厌的东西之一。昨天他就用雨破坏了帕涅尔的支持者在海德公园的示威[191]。
加特曼上星期五去纽约了。我高兴的是，他现在没有危险了。但是他干了一件什么样的蠢事啊！——他在动身的前几天通过恩格斯向彭普斯求婚——而且是用书面的方式，同时他向恩格斯表示，他认为，他这样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换句话说，他（加特曼）相信彭普斯会同意他（加特曼）的求婚。彭普斯的确使劲向他卖弄过风情，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激发考茨基。我刚刚从杜西那儿知道，同一个加特曼在她动身去泽稷岛之前向她提出过求婚。但是最近一次最恶劣，因为那个为俄国运动捐躯的著名的彼洛夫斯卡娅同加特曼“自由”同居过。她不久以前刚刚死于绞刑架下[192]。从彼洛夫斯卡娅到彭普斯，这真是太岂有此理了，所以现在妈妈对这种行为，并且对所有的男人都非常厌恶！
龙格论述爱尔兰问题的文章很好。我们大家都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因为一些时候以来他的名字在《正义报》上越来越少见了。你看到或者听到过备受赞扬的希尔施的什么消息吗？今天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两份纽约的报纸。
只有一条值得提及的新闻。据说有一个美国人［注：杰弗里。——编者注］发明了一种割煤机，它能使采煤工人现在的大部分作业成为多余（也就是说不需要在掌子面和矿井中“割”煤了），留给采煤工人的任务只是把煤敲碎和装车。这一发明如果成功——完全有理由这样设想，它将有力地推动美国的发展，并且严重地动摇约翰牛的工业优势地位。
妈咪还让我告诉你，丽娜［注：舍勒尔。——编者注］到这儿来是参加马丁·塔波尔的一个成功的崇拜者的女儿莉沙·格林的婚礼的。
劳拉正在尽力使妈咪开心和愉快。
海伦［注：德穆特。——编者注］衷心问候你。
好了，现在你替我多多地吻琼尼、哈拉和高尚的狼［注：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对那个“伟大的陌生人”［注：马克思的外孙马赛尔·龙格于1881年4月出生，马克思还没有见过他。——编者注］，我不敢这样随便。
你的气喘病怎样？它还折磨你吗？我简直不能想象，有四个孩子，可只有一个有名无实的女仆，你怎么能有喘口气的时间。
再见，亲爱的孩子。
老尼克
注释：
[190]银行假日（bankholiday）——英国的银行和其他机关职员不办公的日子。一年放假四次，通常都在星期一。——第186页。
[191]指1881年6月5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表示抗议通过对爱尔兰的高压法（见注167）的大会。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民的艰难处境承担责任，要求不再把未付地租的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和强制迁出，释放被捕的土地同盟（见注178）活动家，要求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实行残酷镇压政策的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辞职。帕涅尔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说，痛斥福斯特在爱尔兰的活动。——第187页。
[192]索·彼洛夫斯卡娅装作加特曼的妻子，和他住在一所住宅里，从这里挖了一条通往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路基下面的地道，以爆炸沙皇的火车。对彼洛夫斯卡娅的处决见注175。——第18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21.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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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1年6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让持信人，我们的朋友列甫·加特曼到你那里去，他是莫斯科的知名人士。我认为没有必要对他特别加以介绍，来提请你关心他。他在美国逗留期间，如果你能给他某种帮助，这就是为共同事业服务，就是对马克思和我两人的情谊。
忠实于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20.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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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
霍布根
1881年6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热情地向你介绍持这张名片的人——我的朋友加特曼。
注释：
[189]这封信以及下面刊登的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曾被《纽约先驱报》在左尔格与该报记者谈话一文中引用过。《纽约先驱报》编辑部曾请求左尔格就俄国民意党人革命家列·尼·加特曼1881年6月从伦敦来纽约一事发表谈话。加特曼参加了1879年11月爆炸沙皇火车的准备工作，暗杀未遂，之后为了逃避警察局的迫害流亡到法国。由于俄国政府坚持要求把他引渡回国，他在法国被逮捕。在民主舆论抗议的影响下，在维·雨果于1880年2月27日发表致法国政府的公开信要求不把加特曼引渡回国之后，他被驱逐出法国，随后在英国住下。在这里又提出了把加特曼引渡回俄国的问题，于是1881年6月3日加特曼又移居美国。纽约各报，包括《纽约先驱报》在内，报道了加特曼到达的消息。彼得堡各报对加特曼由英赴美一事表示怀疑，于是1881年9月10日的《纽约先驱报》就发表了它的记者与左尔格的谈话，同时刊登了马克思写在自己的名片上的给加特曼的推荐信，以及译自德文的恩格斯的信。——第18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9.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188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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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
纽约
1881年6月2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斯温顿先生：
我未必需要向您介绍带这封信的人——我的亲密的朋友加特曼先生。托他给您带去一张我的相片。这张相片很不好，但这是我剩下来的唯一的一张。
至于亨利·乔治先生的书［注：亨利·乔治《进步和贫困》。——编者注］，我认为它是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的尝试。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是更早的一些李嘉图的追随者（激进派），早就设想可以通过由国家占有地租的办法使一切得到纠正。关于这种学说，我在《哲学的贫困》（发表于1847年，是反对蒲鲁东的）[188]中曾经提到过。
马克思夫人向您致良好的祝愿。不幸的是，她的病越来越危险了。
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菲勒克”到了美国的时候，变得如此糊涂，竟然把我的朋友恩格斯同我弄混了，他把我向您致意说成是恩格斯向您致意；对我的另一个美国朋友，他也是这样做的，从那位朋友的来信中，我才知道了这个误会。
注释：
[18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86—187页。——第18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8.恩格斯致燕妮·龙格188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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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5月3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燕妮：
非常感谢你亲切的来信。你能在百忙中坐下来给我们写信，真是太好了。让我马上来谈谈最主要的事情。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妈妈［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还是很快就会到你那里去的。星期天摩尔对我说过，医生［注：指唐金。——编者注］认为，她已经很强健，可以旅行了。她的健康状况往往变化很大，有时她整天都能支持住，甚至晚上还去看戏，有时却又深受剧痛的折磨，并且一连几天几乎不能起床。不过这种发作，看来只是发一下就过去了，并不引起显著的恶化。但是她还在继续消瘦下去，这似乎是唯一的经常的症状，这种症状如果不消除，就可能成为危险的症状。这是一种什么病我一点也不知道，并且我常常感到医生们也不知其所以然，不管怎样，他们在诊断方面意见很不一致。当杜西给你写信的时候，恰巧妈妈的病正在发作，所以对医生说的当时她暂且不能旅行这句话，我觉得，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解。医生本人很愿意她去，因为他期望环境的改变会产生好的效果。
现在谈谈摩尔所采用的土耳其浴。这你不必担心，他采用这种疗法只是由于他的一条腿患风湿性僵硬，妨碍他行走。至于他的感冒，天气已经暖和起来，很快就会完全复原，到海滨去旅行就能痊愈——这是我的看法。我刚才同他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走了一走，希望散步会对他有好处。妈妈也曾出去过，这就是说，她目前的情况并不太坏。
我高兴的是，尽管乡村生活有种种细小的不方便，但房屋、花园和周围的大自然还是使你感到愉快，这毕竟是最主要的；其它的东西，或者你会逐渐设法克服，或者你会对它们习惯起来。我特别羡慕的，当然是葡萄酒窖以及一般的酒窖，对它们我们在伦敦这里只能望洋兴叹。
自从你和龙格迫使克列孟梭在突尼斯问题上持唯一“正确的”观点[187]以后，你们的确受到了老科勒特的极大重视。我完全可以想象出这个老头子看到巴黎一家大日报［注：《正义报》。——编者注］在宣扬真正正统政策时的欢欣鼓舞的心情，你想想，这个老家伙毕生维护王权，而现在却在谈论救世的共和国。
我们在这里过得和往常一样，所不同的只是鲍利夫人正在我们这里；她把她丈夫前妻的长女带到曼彻斯特去，她要在那里鲍利的一个老朋友家住一个时期。她不象以前那样胖了，但还是那样活跃。上星期天，我们出乎意料地走运：得到了一些车叶草，并用一打摩塞尔酒酿造了三大钵五月葡萄酒，这些酒正好就被我们为数相当多的一伙人喝光了。我们共十四个人，都很愉快。琳蘅也在，她今天早晨告诉我说，她曾有点不舒服；“她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这样厉害的醉后的头痛”（请不要宣扬这件事情！）。鲍利夫人很惋惜这次未能在这里见到你，她要求代她衷心问候你。
加特曼昨天来告诉我们说，他要去美国，这对他很合适，他在乌里治的西门子发电厂中找到短期的工作以前，怎么也不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当的职业，但是，现在这短期工作也完了。他说，去几个月就回来。
彭普斯的感觉和往常一样，有时头痛。我唯一的病是左耳听力越来越差。我希望，也许夏天会痊愈。
衷心问候龙格。彭普斯和我都向你问好。
永远爱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187]激进派首领若·克列孟梭，就法国1881年3月进行的反对突尼斯的军事远征，抨击以茹·费里为首的政府。克列孟梭指责政府把资财白白耗费在只能削弱法国的军事冒险上。他加以抨击所持的又一个论据是，暴力征服“不开化”民族会减低法兰西民族道德上的威望。——第18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6.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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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1年4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已征询过一个内行人士（一个交易所经纪人）的意见，看看当事人应怎样做较好，——是继续付款给“大不列颠相互公司”（办事处设于奇普坡大街101号，这就是那个大不列颠相互保险公司吗？），还是停止付款。我得到的答复是：
“我们恐怕除了按照他们提出的要求继续付款以外，别无他法”（wefearthereisnoalternativebuttokeeponpayingthecallsastheyaremade）。
爱德［注：指爱德华·伯恩施坦。——编者注］已给我们寄来了帝国国会中辩论戒严和伤亡事故保险法的速记记录[183]。我们对你的两篇演说表示祝贺。我们尤其喜欢那篇关于保险法的演说。演说中使用了以讽刺占优势的正确的调子，这种讽刺是高尚的，又是以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为依据的。对法律草案已批判得淋漓尽致，无需乎作任何补充了。我应当坦白地告诉你，同时还以马克思的名义来说这样的话：这是我们读到过的你的演说中最好的一篇，辩论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整个帝国国会中旋工倍倍尔是唯一有教养的人。
在二读时你也许可以增添这样几句话：诸位先生，你们也许会问我们，良心怎么能允许我们投票赞成给这个政府拨款，即使这些款项是用于资助那些遭受不幸的工人？先生们，在普鲁士邦议会和你们自己为批准拨款作了安排之后，帝国国会在财政问题上的权力，即握紧钱袋迫使政府作出让步的可能性就等于零了。帝国国会和邦议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批准预算的权力，毫无代价地放弃了这一权力，所以这区区几百万根本算不了什么。——况且过去的一切拨款都是为了剥削者的利益（保护关税，以高于其价值30％的价格去购买铁路——莱茵河地区的股票原来的行市低于一百二十，由于政府提出收买铁路而上涨到了一百五十，现在到了一百六十！）；而这一次的款项至少是为工人们而拨付的！
总之，你提出的通过法律草案的条件，能使你完全无后顾之忧。
冯·普特卡默老兄[184]，这个粗野的容克和官僚是一个何等做慢而凶恶的蠢才！
你的弗·恩·
马克思向你衷心问好。
爱德写信说，他暂且留下［注：见本卷第175—176页。——编者注］。
注释：
[183]关于“戒严”，见注173。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于1881年3月31日和4月4日就1880年10月在柏林和汉堡—阿尔托纳实行“小戒严”和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所发表的两次发言。见《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652—661和744—756页（《Stenographische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s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Ⅳ.Session1881.》Bd.Ⅰ.Berlin，1881，S，652-661u.s.744—756）。倍倍尔的这两次发言还在1881年4月17日—5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22号上发表过。
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是俾斯麦实行的所谓“劳工法”的一部分。草案规定为工人伤亡事故保险建立一个专门的帝国银行。用于保险的开支，三分之二由工厂主负担，三分之一由工人负担，但一年所挣工资低于七百五十马克的工人除外（由帝国国库替他们支付）。假如伤病者丧失了劳动力，保险仅在第五个星期开始生效，而在此之前的开支由互助保险会负担。倍倍尔对法律草案进行了详尽尖锐的批评，要求工人伤亡事故保险的开支全部由工厂主负担。法律草案到1884年7月6日才由帝国国会通过。——第178、212、382、399页。
[184]暗指罗·普特卡默1881年3月30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他企图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在准备恐怖行动，并且引用了莫斯特的文章（见注172），这篇文章中多次使用了“弟兄”的称呼。——第17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7.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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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4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41号
亲爱的燕妮：
我祝贺你顺利分娩；至少，从你能亲自给我们写信来看，我认为一切都好。我们家的“女性那一半”都希望，“新来的人”［注：马赛尔·龙格。——编者注］增加人类“最美好的一半”；而我却宁愿在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出生的孩子们是“男”性。他们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
“新来的人”出生的日期几乎和你的、琼尼的和我的生日碰在一起了。他和我们一样偏爱欢乐的五月。我自然是受妈妈［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和杜西，尽管她自己或许会有时间写信）的委托，向你表示一切最良好的祝愿，不过我不知道这种“祝愿”有什么用处，也许只是为了掩饰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吧。
我希望，你能逐渐地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仆，使你的“家务”有条不紊。恰巧在现在这样一个紧要的时刻你如此操劳，真使我有些不安。
从你上次来信看来，琼尼的健康有好转。我有幸亲自见过的三个孩子［注：燕妮·龙格的孩子：让（琼尼）、昂利和埃德加尔。——编者注］中他的确是身体最弱的一个。你告诉他，昨天，当我在公园——我们的梅特兰公园——散步时，一个魁梧的人，公园的看守人，突然向我走来，打听琼尼的消息，最后告诉了我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并让位给一个更年青的“力量”。他走后，“南安普敦勋爵”酒馆[185]将失去一个常客。
在“我们的圈子”里——这是比斯利给起的绰号——没有多少新鲜事。彭普斯还在等待着博伊斯特的“信息”，同时又在顾盼着考茨基，但他至今尚未“表明态度”。她将永远感激希尔施，因为他不仅提出了正式的“求婚”，而且在他遭到拒绝以后，就在他去巴黎以前，又提出了“求婚”。这个希尔施越来越令人讨厌。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坏。
伦敦人最新的狂热是吹捧迪斯累里，这些约翰牛洋洋自得，陶醉于自己的宽宏大量。他们在死者临终前还敬之以烂苹果和臭鸡蛋，在他死后却对之顶礼膜拜，这难道不“高尚”吗？同时这教育了“下层阶级”：尽管他们的“天然首长”在争夺“肥缺”中相互倾轧，死亡却揭露了一个真理，“统治阶级”的领袖永远是“伟大而卓越的人物”。
正当由于从美国进口粮食和牲畜，爱尔兰（以及英国）的土地必定要跌价的时候，格莱斯顿要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花招——只有“愚蠢的政党”不了解这一点——，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他使国库为土地所有者服务，使他们能够按已非其所值的价格把这些土地卖给国库[186]！
爱尔兰土地问题的实际困难——决不光是爱尔兰有这些困难——非常之大，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让爱尔兰人实行地方自治，从而使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约翰牛十分愚蠢，不能理解这一点。
正巧恩格斯来了，他向你致以衷心的祝贺，因为已经是投邮的时候了，我不能不结束这封信，只好就此搁笔。
问候琼尼、哈利和可爱的“狼”［注：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他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并问候他们的爸爸龙格。
你的老尼克
注释：
[185]马克思和他的一家曾住在梅特兰公园附近的梅特兰路41号。梅特兰路与南安普敦路交叉，名叫“南安普敦勋爵”的小酒馆显然是在南安普敦路上。——第180页。
[186]指1881年爱尔兰土地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这个法案从1881年8月22日起成为法律（见注19）。——第18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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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1年4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单印本；但是根据多方面的考虑，我们希望通读这些演说的全文。考茨基可能已经请您把速记记录[179]寄来用几天。在帝国国会和邦议会里说了许多最好不说的话[180]，由于对问题不完全了解，所以我们不能对它加以评论。
您关于想要离开报纸［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的声明，使我们感到惊讶和很不愉快。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这样做，如果您能收回这个决定，我们将非常高兴。您一开始就很善于编辑报纸，采取了正确的调子，并且表现了应有的机智。对于编辑报纸来说学识渊博并不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而这一点您几乎经常都能做到。譬如考茨基就不能做到这一点，他总是有很多的次要观点，也许这对于杂志上的长文章是适用的，但是在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报纸上，就往往弄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在党的机关报上这是不行的。考茨基和您在一起也许完全合适，但是我担心，如果光他一个人，理论上的犹豫不决会经常妨碍他直接从坚决进攻的立场出发，而这种立场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必需的。我想不出，现在有谁能够代替您，现在李卜克内西正在坐牢[181]，不能到苏黎世去，况且除非万不得已，这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帝国国会里更需要他。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您非留下来不可。
如果说我们还没有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文章，那末您可以相信，这决不是因为您领导报纸的关系。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在德国发表的那些言论。虽然答应过我们，说这种事不会再重复了，说今后将明确地表达出并且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革命性质。不过我们想先看看实际行动，而且我们不大相信（不如说根本不相信）某些先生们的革命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非常希望看看我们所有的议员的发言速记记录。您用过以后，把它们寄来用几天，这对您当然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保证很快退回。这将有助于排除我们和德国党之间现在仍然存在的——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最后的障碍。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谈谈。
格莱斯顿大概在为莫斯特准备凯旋。未必能找到十二个一致同意给莫斯特判罪的陪审员，而哪怕有一个陪审员认为莫斯特无罪，整个审判就完蛋了；当然还可以组织另外一批陪审员再进行一次审判，但这几乎在任何时候也行不通。何况控告莫斯特所根据的1861年的法律[182]还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总的来说律师们的意见是，这个法律的条文不适用于这一案件。
阿盖尔以爱尔兰土地法案[168]把某些公有土地交给佃农为理由而退出政府，这成为这个法案在上院的命运的不祥之兆。同时帕涅尔顺利地在曼彻斯特开始了自己的周游英国的宣传旅行。大的自由派联盟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其实，尽管这里一切进展缓慢，但是更加扎实了。
总之，不要刚遇到些困难就屈服，不要灰心丧气，要象以前一样继续安心编辑报纸。在万不得已时，请写信到莱比锡去，叫他们派一个人来协助您；也许这是消除您必需克服的种种困难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一旦您找到新人的时候，您还来得及谈离开的问题。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68]1881年土地法案从1880年年底起就在议会中讨论，但直到1881年8月22日才成为法律（见注19）。——第165、174、177页。
[179]恩格斯指的是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其中刊登了奥艾尔和倍倍尔就柏林和汉堡的“小戒严”发表的演说，以及倍倍尔就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发表的演说（见注173和183）。——第175页。
[180]显然，恩格斯指的是李卜克内西的发言（见注164）。——第175、270页。
[181]李卜克内西因在开姆尼斯的会议上发表演说，于1880年11月中旬被判处半年徒刑，关在莱比锡监狱中。——第176页。
[182]显然是指英国议会于1861年通过的《侵犯人身法》（《OffencesagainstthePersonAct》）（关于给莫斯特判罪的情况见注172）。——第17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4.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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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4月11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小燕妮：
你们走了以后，这里就变得寂寞起来了——你不在了，琼尼、哈拉和“茶！”先生［注：马克思的外孙埃德加尔的绰号。——编者注］不在了！当我听到与我们的孩子们相似的声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在海峡的彼岸。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你们有一所好的、适合于孩子们的住房；其他方面看来比在伦敦稍微差些——不过气候除外，你会逐渐感到那里的气候对气喘病也有良好的作用。
我又给妈妈［注：指燕妮·马克思。——编者注］请来了由朗凯斯特教授推荐给我的一位新医生，就是唐金医生；看样子他是一个富有学识的聪明人，不过对妈妈的病来说，我看所有的医生实际上都一样好。但是，医疗顾问的变换可以使她宽心，最初一段时间——多半为时不久——，她对新的埃斯库拉普赞不绝口。龙格的单片眼镜在他走后马上就找到了，它确实放在你们的卧室里。我们决定让希尔施给捎去，不过这个好搬弄口舌的人，在有机会大肆搬弄口舌的时候，看来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伦敦的。仅仅一个“可怕的”莫斯特案件[172]，对于这只鹿［注：双关语：希尔施，原文Hirsch，是姓，也有牡鹿的意思。——译者注］来说，就是取之不尽的（尽管决非“水晶般清澈”的）源泉。现在他威胁说，要到4月18日才走。此外，他发现了他过去非常厌恶的考茨基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从这个K?utz［注：《Kautz》（其指小词是《Käutzchen》），怪人，和姓Kautsky（考茨基）发音相似。——编者注］显出酒量很大的时候起，恩格斯对他也宽容多了。当这个可爱的人第一次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是说这个Kautzchen［注：《Kautz》（其指小词是《Kautzchen》），怪人，和姓Kautsky（考茨基）发音相似。——编者注］，我脱口第一句就问他：您象不象您的母亲［注：敏娜·考茨基。——编者注］？他保证说一点也不象，我就暗暗为他母亲庆幸。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不过，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算个正派人；我尽可能地把他打发到我的朋友恩格斯那里去。
前天这里成了道勃雷［注：道勃雷是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一个人物。——编者注］俱乐部，而昨天除了梅特兰的两个姑娘以外（朗凯斯特和唐金医生也来了一会儿），海德门和夫人［注：玛蒂尔达·海德门。——编者注］突然来到我们这里，他俩爱好久坐。我喜欢她那种思考和言谈的爽快、毫无拘束而又果敢的风度，然而可笑的是，她以某种景慕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洋洋自得、喋喋不休的丈夫的一张嘴！妈妈（当时快到晚上十点半了）疲倦得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了。不过，那场哑剧还是使她开心了一阵子。事情是这样的，杜西在道勃雷们中间发现了一个新的神童——一个叫雷德福的人；这个青年已经是个律师，但是他鄙视法律学，他和瓦尔德霍恩干同一行工作。他的仪表很好，是厄尔文和已故的拉萨尔的混合体（但是同拉萨尔所固有的犹太侯爵的那种犬儒主义的、无耻地纠缠不休的举止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聪明的、还有点出息的青年。多莉·梅特兰拚命向他献殷勤，——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妈妈和杜西在吃晚饭的时候，一直互相使眼色。最后，梅特兰先生也来了，他头脑十分清醒，想起要同邻座的好教训人的海德门争辩关于格莱斯顿的问题，而招魂者梅特兰是信奉格莱斯顿的。当时我很不舒服，咽喉痛，所以当这伙人全走了的时候，我很高兴。真是怪事，没有社交根本不行，而当有社交的时候，又想竭力回避。
加特曼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分正在乌里治辛勤地劳动；不论用任何语言同他谈话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日内瓦的俄国流亡者要求他拒绝承认罗什弗尔[174]，而且要公开发表声明。他不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做，仅仅由于彼得堡委员会给罗什弗尔写过言过其实的信，而罗什弗尔已在《不妥协派报》上发表了这封信，他也不可能这样做。事实上日内瓦人长期以来力图使欧洲相信，实际上是他们在领导俄国的运动；现在，当他们自己散布的这个谎言被俾斯麦之流抓住了的时候，当这个谎言变得对他们有危害的时候，他们却作出相反的断言，妄想使全世界相信他们自己是无辜的。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空谈家、糊涂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他们在俄国“战争舞台”上的影响完全等于零。
你是否注意到了圣彼得堡对谋杀事件组织者的审判[175]？这真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彼得堡执行委员会[157]如此努力活动，而发表的宣言却非常“克制”。它的做法与莫斯特和其他一些孩子般的空谈家的幼稚做法截然不同，后者把刺杀帝王当作一种“理论”和“法宝”加以鼓吹（象迪斯累里、萨维奇·兰多尔、马考莱、马志尼的朋友斯坦斯菲尔德这样一些非常天真的英国人就是这样做的）；相反地，前者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象对待希沃斯的地震[176]一样。
由于这件事情，下院发生了一件大丑事。（你知道，这些可怜的格莱斯顿分子为了迎合俾斯麦和哥尔查科夫，拿倒霉的莫斯特作样子，想要扼杀英国的出版自由，——不过他们未必能够得逞。）丘吉尔勋爵（出身于马尔波罗氏族的一个厚颜无耻的年青的托利党人）就《自由》的津贴金问题向查理·迪耳克爵士和布拉西——内阁里的两个下等角色——提出了质询。他们对此断然否认，而丘吉尔不得不说出向他提供这些情况的人。于是他说出了回避不了的马耳特曼·巴里先生！我随信给你寄去《每周快讯》（迪耳克的报纸，由“伟大的迪耳克”的弟兄、“哲学激进派”艾什顿·迪耳克主编）上关于这件事的剪报以及马耳特曼·巴里发表在《每日新闻》上的声明。显然，迪耳克在胡说八道；这个自命为未来“英吉利共和国总统”的吹牛大王是多么卑贱，由于害怕失掉自己的职位，他竟然按照俾斯麦的指示来决定赏给或不赏给哪些报纸一英镑！加特曼一到伦敦，艾什顿·迪耳克就请他吃早饭，如果这件事也弄得尽人皆知，那又会怎么样呢？不过加特曼当时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展览”。
顺便谈一下孔德主义者－叛徒马克西。《正义报》给这位好汉的荣誉太多，对他过分客气。英国的自由派这个独特的集团和比他们更坏的变种——即所谓的激进派实际上认为《正义报》的作法是犯罪，即它不顾传统、不顾协议，对这些流氓和骗子所采取的态度不合常规，不支持自由主义的大陆报刊上所传播的关于他们的神话！仔细想一想，伦敦报刊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攻击是多么卑鄙无耻，而当有人认为需要进行反驳的时候，要在这些报刊上说一句话，登几行答辩又是多么困难，既然如此，就难于维持下列的原则了，按照这个原则，巴黎报刊既然批评了“伟大的”格莱斯顿这个头号伪善者和旧学派的诡辩家，就有义务给格莱斯顿提供整栏整栏的篇幅发表马克西先生的散文，使马克西能够殷勤地报答他预先给与的赏赐。
即使格莱斯顿关于爱尔兰的政策（高压法[167]和武器法[177]的政策）如此正确，正象它如此虚伪那样，难道这就能成为说这个人“慷慨大方”和“宽宏大量”的根据吗？好象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于这一点似的！还是应当让马克西明白，这种柏克司尼弗式的空话在伦敦有公民权，但是在巴黎没有！
让龙格读一读今天《泰晤士报》上帕涅尔在科克的演说；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对于格莱斯顿的新土地法案[168]所应当说的东西的实质；同时不应当忽视，格莱斯顿通过事先采取的种种卑鄙措施（包括剥夺下院议员的言论自由[166]），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现在爱尔兰发生大规模的逼迁，而法案只是一种纯粹欺骗，因为贵族已从格莱斯顿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再也不害怕土地同盟[178]了，他们无疑将把法案否决掉，或者把它阉割得使爱尔兰人自己最终也去投票反对它。
千遍地吻孩子们；问候龙格。亲爱的孩子，来信讲讲你的健康怎样。再见。
你的老尼克［注：卡·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亲爱的琼尼，你喜欢法国吗？［注：这几个字，马克思用大的印刷字体写在信头上。——编者注］
注释：
[157]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民意党”是由于革命的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发生分裂，于1879年8月产生的民粹派恐怖分子的一个秘密组织。——第159、173页。
[166]大概是指1881年2月3日下院根据格莱斯顿的提议所通过的一项在英国议会实行新的议事程序的决议。爱尔兰的反对派在下院里采取了妨碍议事的策略，使议会无法通过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见注167）法案，因此格莱斯顿就提出了议长有权随时打断发言者的发言并将其逐出会议厅的决议案。——第165、174页。
[167]英国议会在十九世纪曾经数次通过高压法（coercionbills）来镇压爱尔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在1881年初，下院通过了两个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的法案。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别的全权。——第165、174、308页。
[168]1881年土地法案从1880年年底起就在议会中讨论，但直到1881年8月22日才成为法律（见注19）。——第165、174、177页。
[172]指莫斯特为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而写的一篇题为《完蛋了！》（《Endlich！》）的文章，该文刊登在1881年3月19日《自由》周报第12期上。3月30日，莫斯特在伦敦被捕，5月2日被交付法庭，6月，以用外国语言写文章为政治谋杀进行辩护的罪名被判处一年半徒刑，实行强制劳动。——第167、169、171页。
[174]法国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昂·罗什弗尔在巴黎公社遭到镇压以后被驱逐出法国，于1874年来到日内瓦，在这里同俄国的政治流亡者建立了联系。“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寄给罗什弗尔一封信，请求他帮助委员会的代表列甫·加特曼组织反对沙皇政府的宣传工作。但是，1881年3月26日在《自由》周报上出现了一则消息，说日内瓦的俄国流亡者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发表声明，拒绝同罗什弗尔发生任何联系，并且说从来没有向他提供过情报。——第172页。
[175]指对参加了1881年3月13日（俄历1日）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的民意党人（见注157）安·伊·热里雅鲍夫、索·李·彼洛夫斯卡娅、尼·伊·雷萨科夫、提·米·米哈伊洛夫、尼·伊·基巴耳契奇和格·米·格耳夫曼的审判。审判于1881年4月7—10日（俄历3月26—29日）进行。1881年4月10日作出判决：除格耳夫曼以外，所有参加谋杀的人都被判处绞刑。1881年4月15日（俄历3日）执行判决。由于怀孕而缓期的格耳夫曼被判处服无期苦役，于1882年2月14日死去。——第173页。
[176]希沃斯岛的地震发生于1881年4月3—11日。由于地震有三千多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希沃斯城和附近的乡村差不多完全被毁。——第173页。
[177]武器法（ArmsAct）把一切未经许可携带武器的人看作是社会治安的破坏者，应依法惩办。1881年3月18日，英国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以对付爱尔兰，从4月6日起发布命令，规定一切没有特别许可证的人要在4月15日以前就近向警察分局交出武器，命令还列举了从4月7日起禁止自由出售武器的郡和城市。——第174页。
[178]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迈克尔·达维特于1879年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土地同盟联合了爱尔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广泛阶层并得到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中进步分子的支持，它在自己的土地要求中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发抗议。但是土地同盟的一部分领袖（帕涅尔和其他人）采取了不彻底的动摇的立场，力图把土地同盟的活动归结为争取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实行爱尔兰的有限自治，而下赞成革命民主派所坚持的消灭英国的大地主统治。土地同盟于1881年被英国政府查禁，但实际上它一直活动到八十年代末。——第175、33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3.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1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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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1年4月4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在邮局即将下班之前给你写这封信，因为刚刚给你汇去四英镑，即一百法郎八十生丁，但愿你能及时收到。我需要得到你的地址，因为这里邮局要求有地址，否则不接收汇款。李卜克内西没有实践他的诺言，我要责备他，他们应当为你做点事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恩格斯1880年12月24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编者注］。
不过，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同志们又重新鼓起了勇气；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多数同志吓破了胆；现在报纸［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也办得很不错了。头脑简单的莫斯特真是走运：他的《自由》本来已经奄奄一息，而英国政府忽然最出色地帮了它的忙[172]。令人莫解，怎么会做出这样难以置信的蠢事，不过我们这里自由派把持一切，而他们是任何愚蠢卑鄙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他们做得如此匆忙，以致直到现在甚至还不知道根据法律的哪一条来对莫斯特进行审判！但是俾斯麦曾需要使用这种手腕来在帝国国会中进行关于社会党人的辩论[173]，由于我们的格莱斯顿首相老是想着被刺死的亚历山大［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所以事情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现在他们草拟起诉书就很困难，而更加困难的是挑选给莫斯特判罪的陪审员。这样一来，莫斯特就会廉价地变成一个知名人物，虽然只不过是在一个短时间内，而俾斯麦即使现在有点得意，但他终究会再次落得名誉扫地。
马克思和我衷心问候你。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172]指莫斯特为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而写的一篇题为《完蛋了！》（《Endlich！》）的文章，该文刊登在1881年3月19日《自由》周报第12期上。3月30日，莫斯特在伦敦被捕，5月2日被交付法庭，6月，以用外国语言写文章为政治谋杀进行辩护的罪名被判处一年半徒刑，实行强制劳动。——第167、169、171页。
[173]指1881年3月30日和31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讨论汉堡参议院和普鲁士政府关于1880年10月在柏林和汉堡—阿尔托纳实行“小戒严”的报告。
所谓“戒严”或“小戒严”，就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09）第二十八条规定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就是联邦各邦政府可以在个别的专区和村镇实行为期一年的戒严。在戒严期间，只有得到警察局的允许才能举行集会，禁止在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把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驱逐出该地，禁止或限制拥有、携带、运进和出售武器。——第17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2.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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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1年3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菲勒克（附上他的明信片）想要我告诉您关于波士顿大会的情况；但是正象在一些复杂的事情当中常有的那样，这里也碰到了许多障碍：（1）哈尼的信写晚了一个星期，（2）他忘了附上报纸上的报道，这篇报道我昨天才收到。今天我把它交给了正在此地的考茨基，让他加工一下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用。[169]
波士顿大会虽然通知工作做得差，但开得很好；到会的有一千五百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德国人。第一个发言的是去年夏天访问过我们的美国共产主义者斯温顿（他是一家纽约大报纸［注：《太阳报》。——编者注］的所有者），接着是弗里茨舍，最后发言的是反对奴隶制的杰出人物温德耳·菲力浦斯，除了约翰·布朗以外，对于消灭奴隶制和胜利地进行国内战争，他比任何人贡献都大；这是美国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演说家。他向德国人表示感谢，因为1861年，所有大城市的德国体操协会的会员用生命掩护他免受美国的一些暴徒的袭击，并为联邦保存了圣路易斯城。[170]他讲得怎样，我只举一个例子：
“由于离战场很远，我不想冒昧地对斗争方式加以评论。我遥望着距离此地四千哩以外的俄国，看到深重的灾难正笼罩着它的人民。但是我希望总会有人把人民从这种灾难中解救出来。如果这只能靠匕首来实现，我就欢迎匕首！这里会有一个美国人对此加以责难吗？如果有的话，那就请他看一看〈指着挂在墙上的相片〉在邦克斯山附近牺牲了的约·沃伦吧。”
这话是在3月7日讲的，而在13日，一颗炸弹做到了匕首未能做到的事情[171]。
据今天的《旗帜报》报道，英国政府已就谋杀的文章对莫斯特起诉！[172]如果俄国大使馆和格莱斯顿一定要把小傻瓜汉斯［注：汉斯是约翰（莫斯特的名字）的小名；小傻瓜汉斯是德国民间童话里的一个著名人物。——编者注］变成一个大人物，那只好听他们的便。不过还很难知道，莫斯特是否会被判罪。一些大报就炸弹事件所表示的道义上的愤慨，多半只是一种礼节上的表态，这里的资产者为了保持体面，任何时候也不会拒绝这种表态。一些更加如实地反映情绪的幽默报纸，对此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而在诉讼结束以前，还可能发生许多变化；因此，要十二个陪审员作出定罪所必需的意见一致的判决，还完全没有保证。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可以说，温德耳·菲力浦斯的行动（一位年青的美国记者威拉德·布朗对此起了促进作用，他去年常到马克思这里来，并且总的说来在美国报纸上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为他们作了必要的宣传）具有重大的意义。效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证明说，在美国的德国人，甚至资产者，对俾斯麦的崇拜正在消失。但是□［注：指菲勒克；因为德文Viereck是四角形的意思。——编者注］同李卜克内西一起作第二次旅行的希望未必能够实现：因为不可能很快地再度到那里去。况且彼得堡的重大事件和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看来将使起码要在明年才能进行的这次旅行成为多余。亚历山大三世，不管愿意不愿意，势必采取某种坚决行动来掀起一场狂潮恶浪，在这之前可能发生短时期的残酷迫害，而瑞士大概很快就会实行大批的驱逐出境。同时老威廉［注：指威廉一世。——编者注］越来越糊涂，并且眼看就要一命呜呼；俾斯麦日益疯狂，看样子他想千方百计地扮演普鲁士的疯狂的罗兰这个角色；各资产阶级政党日益加剧地解体，政府的横征暴敛达到顶点。即使我们全都袖手旁观，事变也会迫使我们走上前台，并为我们准备好胜利。在总危机临近的时候，早已预言过的全世界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瞎眼的敌人在为我们工作；加速世界崩溃的发展规律，正在全面的慌乱中和通过这种慌乱发挥作用；——看到这一切真是令人高兴。
马克思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69]关于1881年3月7日在波士顿召开的大会的报道，刊登在1881年3月27日和4月1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和第16号上。——第166页。
[170]德国民主流亡者的代表，其中包括各德国体操协会的会员，积极地参加了1861—1865年的美国国内战争，站在北美联邦一方。1861年在圣路易斯城附近发生的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当时住在附近不远的很多德国侨民都加入了北方人的军队，并击溃了准备把圣路易斯交给南方奴隶主的州长杰克逊的军队。
德国体操协会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里都有，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德国民主主义的流亡组织，其中也包括工人的侨民组织的一种形式。1850年10月5日，在费拉得尔菲亚代表大会上，这些协会联合成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在其成立初期同在美国的德国工人运动有联系。——第167页。
[171]指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于1881年3月13日（俄历1日）刺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事。关于“民意党”见注157。——第167页。
[172]指莫斯特为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而写的一篇题为《完蛋了！》（《Endlich！》）的文章，该文刊登在1881年3月19日《自由》周报第12期上。3月30日，莫斯特在伦敦被捕，5月2日被交付法庭，6月，以用外国语言写文章为政治谋杀进行辩护的罪名被判处一年半徒刑，实行强制劳动。——第167、169、17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1.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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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1年3月28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老朋友：
我马上给你寄钱去，只要你使我有可能这样做，即把你的新地址告诉我的话。我寄时必须写明新地址，而我在《先驱者》上面找到的那些地址，我觉得未必适用，而且可能引起麻烦。只要我得到你的复信，你马上就会收到一百法郎和详细的答复。
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1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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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1年3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这里附上一些关于禁止通奸的材料[160]。您是否能用得上，我自然不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您应当考虑好，谈这一问题是否会弊多利少。无论如何，我愿意告诉您一种谈论这个戒律而又不陷于庸人劝善的办法；我所掌握的搜集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历史材料，对您总是会有用的。
此外，报纸［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总的说办得很不错。个别的几号很好。要是少登几篇象论国家社会主义那样的学理主义的文章[161]，是不会有害处的。怎么能把杜尔哥同奈克尔，尤其是同可怜的卡龙相提并论呢？杜尔哥是十八世纪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奈克尔是金融贵族的最实际代表，拉菲特们和贝列尔们的先驱，卡龙则是个典型的贵族，他的办法是收入多少就花多少：“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注：据说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讲的话。——译者注］。怎么能把这些人，特别是杜尔哥、甚至奈克尔，同俾斯麦相提并论呢？俾斯麦充其量也只是象卡龙那样，想不择手段地弄到钱；再说，难道可以丝毫不加考虑地把这个俾斯麦同施特克尔、而另一方面又同谢夫莱之流相提并论吗？他们也都各自具有完全不同的倾向。如果说资产者把所有这一切混为一谈，那末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也应当不加批判地这样做。学理主义的根源正是在于相信对手自私自利的和眼光狭小的论断，并且根据这些论断来建立体系，这种体系当然是以它们为基础，并且随着它们的破产而破产。对俾斯麦来说，第一是为了钱，第二是为了钱，第三还是为了钱，而他弄钱的借口纯粹依对外部情况的考虑而变换。如果在帝国国会是另外一些人占多数，他就会抛弃他现在的一切计划而制定相反的计划。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根据在理论上是那样无知、在实践上是那样变化无常的俾斯麦这个畜生所采取的任何步骤来作出关于现代社会破产的结论，正如不能根据象施特克尔那样的小丑的精神上的舞蹈病，或根据象谢夫莱这样一些“思想家”的废话来作出这样的结论一样。这些人根本不“想”宣告现代社会破产（这大约就是他们所“想”的全部东西）。恰巧相反，他们纯粹是靠想方设法去重新修补现代社会而活着。且看谢夫莱是一个怎样的思想家：在《精髓》一书中，这个愚蠢的士瓦本人承认，他对《资本论》中的一点（最简单的一点）思考了整整十年才理解，而他的理解却荒谬已极！[162]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163]、皇家陶瓷厂——都叫做“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捏造。对这种捏造我们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末，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此外，我认为您对报纸应当采取的方针的看法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我还感到高兴的是，近来，报纸不再象当初那样滥用“革命”一词了。在1880年的严重动摇[164]以后，起初这是很好的，但最好还是和莫斯特针锋相对，谨防夸夸其谈。不连篇累牍地用“革命”一词也可以表达革命的思想。其实，莫斯特这个可怜虫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他已经不知道往哪儿靠岸了，何况弗里茨舍和菲勒克在美洲的成就[165]使他最后的希望遭到破灭。
报纸现在能够真正激励和振奋我们在德国的人，而对这些人，至少对所谓的领袖们，这有时是非常需要的。我又收到了几封诉苦的信，已作了适当的回答。菲勒克起初也很灰心，但他去伦敦呼吸了几天自由的空气之后，又恢复了朝气。报纸应当把这种自由的空气带到德国去，为此首先必需蔑视和嘲笑敌人。只要人们又学会了嘲笑俾斯麦之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不应当忘记，人们，至少是大多数的人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尤其是一大批鼓动家和编辑很不舒服地从非常舒服的状态中被摇醒过来。因此，现在必需提高情绪，同时要不断地提醒人们，俾斯麦之流同他们在谋刺事件[23]之前一样，仍然是蠢驴，仍然是骗子和仍然是在历史进展面前无能为力的可怜的蠢人。因此，对这伙混蛋的任何朝弄都是有价值的。
关于爱尔兰，只说这么一点：爱尔兰人只有过分聪明，才会不知道起义对他们来说会是灭亡；只有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起义才有成功的希望。在此期间，爱尔兰人迫使格莱斯顿在议会中实行大陆式的会议规则[166]，从而破坏了整个英国议会制度。他们还进一步迫使格莱斯顿抛弃了自己的一切空话并且变得比最激烈的托利党人更象托利党人。高压法[167]通过了，土地法案[168]会被上院或者否决，或者阉割，那时就会开始争吵了，即各党派的秘密分化就会公开。从格莱斯顿上台时起，辉格党人和温和的托利党人，也就是全体大土地占有者正在悄悄地联合成一个土地占有者的大党。一旦这点完全成熟，家族的和个人的利益就会得到调整，或者，例如一旦土地法案使这个新党走上社会舞台，内阁和现在的多数马上就会垮台。那时新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会出来对抗新的保守派，但是除了工人和爱尔兰农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后盾。为了在这里不再发生愚弄和欺骗，在约瑟夫·考恩（新堡选出的议员）的领导下刚刚在组成一个无产阶级激进派。约瑟夫·考恩是一个老宪章主义者，即使不是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个半共产主义者，并且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爱尔兰在促成一切；爱尔兰是帝国内的推动因素。这些我是私下跟您谈谈。关于这个问题下次详谈。
祝好。
您的弗·恩·
请您代我向考茨基问候，因为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所以详细地答复他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您见到博伊斯特，请代为问候。
注释：
[23]指1878年6月2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刺威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刺和在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1878年5月11日的行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口。——第29、164、206、277、335、444页。
[160]指恩格斯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不要通奸》（《Dusollstnichtehebrechen》）；可能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两篇题名为《十戒》（《DiezehnGebote》）的文章，恩格斯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伯恩施坦。这篇文章未曾发表。——第162页。
[161]指卡·考茨基用辛马霍斯（Symmachos）这个笔名发表在1881年3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上的文章《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DerStaatssozialismusunddieSozialdemokratie》）。——第162页。
[162]下面恩格斯批判的是谢夫莱1875年在哥达匿名出版的《社会主义精髓》（《DieQuintessenzdesSocialismus》）一书中阐述的观点。——第163页。
[163]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金融部门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163页。
[164]暗指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09）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中间在策略问题上的摇摆。其中1879年3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里就在柏林及其郊区实行所谓“小戒严”问题发表的演说、以及1880年2月17日在萨克森邦议会中就开姆尼斯城第一选区的选举问题发表的演说，也反映了这种摇摆。1879年3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里的演说中声称，社会民主党将遵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因为它是一个改良党，而且是就这个字的严格意义上来说的，他否认“暴力”革命，认为那是荒谬行为。1880年2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邦议会的演说中说，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立法机构的选举，它就不是一个变革党。——第164页。
[165]弗·弗里茨舍和路·菲勒克于1881年2—5月访问了美国，这是德国社会工人党根据1880年8月20—23日举行的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派他们去的。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募集党的经费。虽然他们在美国召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他们为党募集了一千三百马克，但恩格斯认为，他们在访问期间，把“党的立场降低到庸俗民主派的和道貌岸然的庸夫俗子的水平”，这是“不管用什么样的美国金钱”都无法补偿的，认为把他们派往美国是一种失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恩格斯1883年5月10—11日和1884年1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第164、190、442页。
[166]大概是指1881年2月3日下院根据格莱斯顿的提议所通过的一项在英国议会实行新的议事程序的决议。爱尔兰的反对派在下院里采取了妨碍议事的策略，使议会无法通过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见注167）法案，因此格莱斯顿就提出了议长有权随时打断发言者的发言并将其逐出会议厅的决议案。——第165、174页。
[167]英国议会在十九世纪曾经数次通过高压法（coercionbills）来镇压爱尔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在1881年初，下院通过了两个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的法案。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别的全权。——第165、174、308页。
[168]1881年土地法案从1880年年底起就在议会中讨论，但直到1881年8月22日才成为法律（见注19）。——第165、174、17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9.恩格斯致斯·弗·考夫曼188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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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恩格斯致斯·弗·考夫曼
伦敦
[草稿]
1881年3月1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考夫曼先生：
在回答您本月9日的盛情来信的时候，遗憾的是，关于作保问题，我不能满足您的愿望。对于作保，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给自己定了一条永不变更的规则，如果能出钱，我宁肯立即拿出钱来，而不愿作保。但是我现在手头没有钱；即使我有钱，我又可以不用它，我认为把它交给德国的党是自己的首要义务，我们现在必须把多余的每一分钱交给德国的党。［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但是我还有另一种考虑。近十年来我经常看到，这里的一些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成员变换频繁，因此常常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未等我作的保证到期，协会[159]就奉行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方针了，归根到底，要我替莫斯特先生作保，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应该提出来的。”——编者注］
希望您能找到其他办法筹得不足的款项。
仍然忠实于您的
［注：这封信没有署名。——编者注］
注释：
[159]指1840年2月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1850年9月17日，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的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便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恩格斯又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最后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61、308、364、38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8.马克思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1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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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56]
日内瓦
1881年3月8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41号
亲爱的女公民：
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很遗憾，我对您赐问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几个月前，我已答应彼得堡委员会[157]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不过，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158]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注释：
[156]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维·伊·查苏利奇1881年2月16日来信的答复。查苏利奇代表较迟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
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个草稿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农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综合性概述。给查苏利奇的信的草稿（除最后一稿，即逐字逐句几乎完全与信相符的第四稿外）和原信都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8—269、430—452页）。——第159页。
[157]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民意党”是由于革命的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发生分裂，于1879年8月产生的民粹派恐怖分子的一个秘密组织。——第159、173页。
[158]这里和下面的引文见《资本论》第1卷第7篇第24章第1、7节。这些引文的文字和《资本论》第1卷的文字有差别，原因是马克思引用的《资本论》第1卷是1875年的法文版，而《资本论》第1卷中的译文是按1890年的德文第4版译出的。——第16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恩格斯致燕妮·龙格188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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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巴黎
1881年2月24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燕妮：
大名鼎鼎的雷尼亚尔把他的著作推荐给你，想取得你的“同情”。[146]这位雅各宾党人，正捍卫英国可敬的新教和英国的庸俗自由主义，而且使用的就是这种庸俗自由主义的历史体系，的确值得深表同情。不过，我们且看看他的“事实”。
（1）“1641年三万新教徒被屠杀”。——这里，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处境同巴黎公社一样。凡尔赛分子屠杀了三万名公社社员，却把这说成是公社的恐怖。在克伦威尔时期，英国的新教徒至少屠杀了三万爱尔兰人，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兽行，就捏造一个神话，说什么这是为了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杀戮三万新教徒实行的报复。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
因为奥尔斯脱是从占有它的爱尔兰人——在1600—1610年那个时期他们的土地是公有的——手中夺去，而被交给苏格兰的新教徒——军事殖民主义者的，所以在1640年以后的动荡时期，这些殖民者感到自己的占有不安全。英国政府在都柏林的清教徒的官方代表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苏格兰国民公约派[147]的军队准备在奥尔斯脱登陆，并且要杀绝所有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爱尔兰的两个最高法官之一威·帕森斯爵士宣称，一年以后爱尔兰将不再剩下一个天主教徒。正是在英国议会里一再重复的这些恐吓，激起奥尔斯脱的爱尔兰人于1641年10月23日举行起义。但是并没有发生任何屠杀。当时所有的历史文献都说爱尔兰人仅仅是打算实行大屠杀，甚至两个是新教徒的最高法官（1642年2月8日的告示）也宣告说，“他们的阴谋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大屠杀，未能得逞”。但是在1642年5月4日，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把爱尔兰妇女剥光衣服扔进河里（在纽里城），并且屠杀爱尔兰人（普兰德加斯特《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殖民》1865年版）。[148]
（2）“爱尔兰是英国的万第[149]”。——爱尔兰是天主教的，新教的英格兰是共和的，因此爱尔兰是英国的万第。但毕竟有一个小小的区别：法国革命要把土地交给人民，而英国的共和政治则要在爱尔兰把土地从人民手中夺走。
除雷尼亚尔以外，多数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清楚，如果抛开教义上的种种争吵和注解的话，全部新教改革是一个广泛筹谋好了的没收地产的计划。开始是夺取教会的土地。随后在那些新教掌权的地方，天主教徒被宣布为叛乱者，于是他们的土地就被没收。
但爱尔兰的情况特殊。
普兰德加斯特说：“看来，因为英格兰人认为上帝犯了一个错误，把爱尔兰这样一个好地方赐给了爱尔兰人；所以英格兰人力图纠正这个错误差不多已有七百年之久了。”
爱尔兰的全部土地问题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把爱尔兰的地产没收过来转交给英国殖民者的历史。这些殖民者在克尔特社会的魔力之下，经过不多的几代已变得比土著更爱尔兰化了。然后又进行新的没收和新的殖民；并这样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
在十七世纪，整个爱尔兰，除不久前已经苏格兰化了的北部以外，进行新的没收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不列颠（清教徒的）议会授权查理一世出兵去征服爱尔兰的时候，曾决定拿应当在爱尔兰没收的二百五十万英亩土地作抵押来筹集这笔军费！贷出这笔款项的“冒险家”[150]还有权任命这支军队的军官。这些冒险家瓜分土地的办法是这样的：即他们在奥尔斯脱得到每一千英亩土地须出贷款二百英镑，在康诺特须出三百英镑，在曼斯特须出四百五十英镑，在伦斯特须出六百英镑。如果居民起来反对如此乐善好施的计划，那他们就是万第派！也许雷尼亚尔会有机会在什么时候出席国民公会，那时候他大概会仿效长期国会[151]的例子，用同样的办法去同可能出现的万第作斗争。
“废除惩治法典[152]！”——不过，要知道，这些法律的大部分被废除的时间不是在1793年，而是在1778年，当时英国受到了起来反抗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威胁，第二次废除的时间是在1793年，当时出现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威胁，为了同它作战，英国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兵员！
“皮特给梅努特提供了津贴！”[153]——这种施舍很快就被托利党人取消了，只是在1845年才由罗·皮尔爵士重新恢复。但是只字未提这位大人物还给过爱尔兰另一件礼物（这是他第一次博得雅各宾党人的好感），即不仅是“数量可观的”、而且是真正慷慨的“津贴”——用来收买爱尔兰和英国合并[154]的三百万英镑。议会的一些文件表明，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衰败城镇”和名义上的选区所花费的一项开支，数目就不下于一百二十四万五千英镑（奥康奈尔《关于爱尔兰问题致女王的备忘录》）。
“得比勋爵建立了国民学校的制度”。[155]——确实不错，他是为什么他这样做呢？请看看菲茨吉本写的《一八六八年的爱尔兰》这本虔诚的新教徒和托利党人的著作，或1826年议会委员会委员关于爱尔兰教育的官方报告。由于英国政府不管教育，爱尔兰人才把教育子女的事情自己抓起来。当时，英国的父母们坚决主张把子女送进工厂去挣钱，而不是送到学校去学习，爱尔兰农民却踊跃地自己出钱办学。学校的教师是流动的，他在每个村子各呆几个月。人们给他找一间小房子，每个孩子每周交学费两个便士，冬天再交点泥炭。夏季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靠近篱笆的田地上进行教学，所以这种学校当时以“篱笆学校”[hedge-schools]著称。当时也有一些游学的学生，他们腋下挟着书本从一个学校到一个学校，可以毫无困难地从农民那里得到膳宿。1812年，爱尔兰有四千六百所这种“篱笆学校”，在议会委员会委员这一年的报告中说，这种教育
“祸多于福”，“人们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而接受这种教育，尽管我们认为有可能对它进行某些纠正，但是，看来要制止它的普及是不可能的：可以改善它，但决不能阻挠它”。
可见，这些真正的国民学校并不符合英国人的目的。为了消灭它们就创办一些假国民学校。在这些学校里世俗的东西少到什么程度，从下面的事实即可看出：课本中所编选的都是从天主教和新教的圣经里摘出来的片断，而且经过都柏林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大主教认可。请把那些直到今天仍然对义务上学叫嚷不已的英格兰人同这些爱尔兰的农民对照一下！……
注释：
[146]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阿·雷尼亚尔为他写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文章写信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龙格，是因为她在法国的《马赛曲报》上发表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70—700页）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爱尔兰的政策而享有名声。
恩格斯这封信的结尾没有保存下来。——第155页。
[147]苏格兰国民公约派是国民公约的拥护者，国民公约是在1637年反对查理一世专制政府的胜利起义之后，于1638年在苏格兰宣告成立的联盟。这个公约的参加者在捍卫长老会（加尔文教）的旗帜下行动，为争取苏格兰的民族自治、反对在国内实行专制制度而进行了斗争。苏格兰国民公约派同查理一世进行的战争，加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第156页。
[148]J.P.Prendergast.《TheCromwelliansettlementofIreland》.London，1865，p.7.——第156页。
[149]万第——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经济和政治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是反革命保皇叛乱的中心。——第156页。
[150]“冒险家”（《Adventurers》）是流传于十六至十七世纪间的英国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绰号，他们是一些殖民公司和商业公司的参加者，投机商，资助冒险的、但会大赚钱的殖民企业和其他企业的银行家。他们因一家英国商业公司“商人冒险家公司”（《MerchantAdventures》）而得名。——第157页。
[151]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长达十三年（1640—1653）而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第157页。
[152]惩治法典（PenalCode或PenalLaws）是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上半叶时英国殖民者以反对天主教阴谋和反对英国国教的敌人作借口，对爱尔兰颁布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是天主教徒的本地爱尔兰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法律限制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继承、接受和转让财产的权利，并且广泛采取因极小的一点过失就没收他们的财产的做法，因而成为剥夺还保有土地的爱尔兰所有者的工具。惩治法典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规定了苛刻的租佃条件，更便于英国的大地主和土地中间人奴役他们。这一法典也旨在消灭爱尔兰的民族传统：封闭爱尔兰的国民学校，对教师、爱尔兰天主教教士规定严厉的惩罚措施，等等。只是在十八世纪末，由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惩治法典的很大一部分才被废除。——第157页。
[153]指拨给1795年建立的梅努特市爱尔兰天主教专门学校的津贴。皮特政府力图通过建立一所专门学校，把天主教僧侣和爱尔兰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利用这一点作为分裂爱尔兰民族运动的一种手段。——第158页。
[154]指1801年1月1日起生效的英国和爱尔兰合并，合并使爱尔兰剩下的一点点议会自治也丧失了（爱尔兰议会被取消；爱尔兰议员到英国议会占一定数量的席位，但总是占少数）。这一合并巩固了英国对爱尔兰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第158、333页。
[155]指当时的爱尔兰大臣斯坦利（得比勋爵）于1831年在爱尔兰实行的学校体制。在爱尔兰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建立了一些统一的学校，而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分别讲授宗教课程。——第15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881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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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牙
1881年2月22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最尊敬的同志：
我长时间没有回信，是因为我想在答复您1月6日的信时附上一份修正表，这些修正您在再版《资本与劳动》[142]时也许是必须作的。由于家务事忙乱以及一些事先预料不到的工作和其它的干扰，这份表我还没有完成，因此暂且先寄给您这封短信，没有附表，因为如果我继续沉默会引起您的误会。我认为必须修改的地方都是一些细节；主要的东西，问题的实质，已经讲清楚了。
感谢您的友好的献辞；您用这一献辞亲自向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提出了挑战。
《伟人传》[143]的作者［注：阿·凯迪伊克。——编者注］是一个学校视察员之类的人，他写信请我把我的传记材料寄给他；此外，他还让他的出版者找我的妹夫尤塔，要尤塔说服我答应他的请求，因为我往常对这类请求都加以拒绝。这位先生——《伟人传》的作者——给我写信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承认这些观点的重要性，并对我表示尊敬等等。就是这个人后来厚颜无耻地把声名狼藉的普鲁士间谍施梯伯的诽谤谰言写入了他的小册子，即硬说——大概是在某一个波恩讲坛社会主义者[130]的怂恿下——我有意捏造引文；然而这位正人君子甚至没有花功夫去读读我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同极可尊敬的布伦坦诺进行夜战的文章[144]，如果他读了我的文章，他会看到布伦坦诺起先是在《协和》杂志（工厂主的刊物）上责备我“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进行了伪造”，后来又作狡辩，似乎他对此不是这样理解的等等。一家荷兰杂志愿意向我提供篇幅来驳斥那个“学校视察员”，不过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根本置之不理。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145]，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末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使凡尔赛分子的吹牛马上破产，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有相应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是一样明确的，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在十八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古代基督徒反对罗马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理解，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性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复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30]讲坛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44、153、416、445页。
[142]指斐·多·纽文胡斯的著作《卡尔·马克思。资本与劳动》（《KarlMarx.KapitaalenArbeid》）1881年海牙版，这是用荷兰文写的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所作的简明通俗的叙述。纽文胡斯的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于1889年出版。——第152页。
[143]《当代伟人传》（《Mannenvanbeteekenisinonzedagen》）是1870—1882年间在哈勒姆出版的一套丛书。由恩·巴尔森主编出版的丛书第十册中刊载了阿·凯迪伊克写的马克思传。——第153页。
[144]马克思同布伦坦诺的论战是由于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上登载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写的一篇诽谤性文章而引起的。布伦坦诺采用匿名的方式，企图破坏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的威信，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伪造所使用的材料。《人民国家报》于1872年6月1日发表了马克思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之后，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上刊登了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匿名文章，对此马克思也作了答复，发表在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上（同上，第118—127页）。马克思逝世以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继续进行布伦坦诺掀起的诽谤运动，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序言中，以及1891年在小册子《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7—213页）中，对泰勒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在这本小册子的《文件》部分，恩格斯刊载了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第153页。
[145]斐·多·纽文胡斯在1881年1月6日信中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一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由于苏黎世州委员会不允许在那里开代表大会，所以大会在库尔召开。
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发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2—12日在库尔（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二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是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各国社会党的形成时期还没有结束。代表大会决定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第154、22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5.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81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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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36]
彼得堡
1881年2月19日于伦敦
阁下：
现在匆忙地写几行字来答复您友好的来信。
从兰兹格特回来以后，总的来说，我的健康已经恢复了，但一连几个月的恶劣天气使我有幸得了影响睡眠等等的慢性鼻炎和咳嗽。而最坏的是我妻子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尽管我请了伦敦的一些最有名的医生。此外我还有一大堆琐琐碎碎的家务，谈起来都令人感到腻烦。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我一直不得不，而且现在仍然不得不费力地读完一大堆从各个国家，特别是从美国寄来的蓝皮书[137]，这样我的工作时间只勉强够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我的医生们多年来就严禁我在夜间做任何工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在通信方面就积欠了许多债。而且，我家里现在忙乱得不可开交，因为我大女儿龙格夫人和孩子们［注：让、昂利和埃德加尔。——编者注］要从伦敦迁居到巴黎去，她的丈夫［注：沙尔·龙格。——编者注］（这一时期他一直在伦敦皇家学院当教员）在大赦以后成了巴黎《正义报》的编辑之一（克列孟梭在马赛发表的半社会主义的演说就是他示意的[138]）。您可以理解，在我妻子目前的健康情况之下，这次分别是多么痛苦。我们的外孙——三个小男孩——对她来说，正如对我本人一样，是无穷尽的乐趣的源泉。
现在先谈一谈随信附上的手稿[139]。它的作者是拉法格先生，我第二个女儿［注：劳拉。——编者注］的丈夫，是我身边的学生之一。他请我向您询问一下，您是否能帮助他成为彼得堡杂志《祖国纪事》或《言语》的撰稿人（我认为，这是他能寄以希望的仅有的两种杂志）。如果有这种可能，他委托您修改和删节一切不合圣彼得堡气候的地方。至于他的“名字”，可以只用姓名开头的字母。无论如何，您会有兴趣读完这篇手稿。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您的文章[140]，这篇文章的确是极富于“独创性的”。因此，它才受到人们的抵制。只要冲破墨守成规的思想罗网，那末遇到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抵制”——这是墨守成规的人一碰到困惑不解的事物时所使用的唯一的自卫武器。我在德国已经受了多年的“抵制”，而在英国现在仍然在受到抵制，稍有不同的是，在这里人们对我的攻击往往是这样荒谬和愚蠢，以致要是作公开回答都会使我感到难以为情。您就继续这样干下去吧！照我的意见，您下一步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上层阶级在农业中的代表，地主们的债务的惊人增长，并且要指出，他们是怎样在“新的社会支柱”的监督下在社会蒸馏器里面“结晶”的。
我很想看到您和《言语》的论战。一当我的生活的航船开进比较平静的水域，我一定对您那本《概况》发表更加详细的意见。但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能不谈一谈。土壤日益贫瘠而且又得不到人造的、植物性的和动物性的肥料等等来补充它所必需的成分，但它仍然会依天气的变化莫测的影响，即依不取决于人的种种情况，继续提供数量非常不一的收成；但从整个时期，比如说从1870年到1880年来观察，农业生产停滞的性质就表现得极其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气候条件迅速地消耗土壤中还保有的矿物质肥料，从而就为荒年铺平道路；反之，一个荒年，尤其是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歉收年，使土壤中含有的矿物质重新积聚起来，并在有利的气候条件再出现的时候，有成效地发挥作用。这种过程当然到处都在发生，但是，在其他地方，它由于农业经营者的限制性的干预而受到调节。在人由于缺乏财力而不再成为一种“力量”的地方，这种过程便成为唯一起调节作用的因素。
例如，1870年你们的国家获得了一次极好的收成，但是，那一年是一个顶点，紧接着便是一个很坏的年头；大歉收的1871年可以看做一个新的小周期的起点，这个周期在1874年达到了新的顶点；随后紧接着便是1875年的荒年；然后又开始高涨，这次高涨以1880年这个更坏的荒年告终。如果把整个时期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平均年产量总是一样的，各个年份之间以及各个小周期之间的差别纯粹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我在前些时候曾经写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马克思1880年9月12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编者注］告诉您，如果说英国所经历的一次严重的工商业危机并没有在伦敦引起金融上的彻底破产，那末这种例外现象只能用法国货币大量流入来解释。现在，连英国那些墨守成规的人也看到并且承认这一点。例如《统计学家》杂志（1881年1月29日）写道：
“金融市场在过去一年之内所以如此安稳，完全出于偶然。法兰西银行在秋初让它的黄金储备量从三千万英镑减少到二千二百万英镑……去年秋天我们无疑地是费了好大劲才逃避了这场致命的危险。”（！）
英国的铁路系统和欧洲的国债制度一样，都在同一个斜面上滚动。各个铁路公司的董事中当权的巨头们不仅举借数额越来越大的新债，来扩大他们的铁路网，即扩大他们象君主专制一样进行统治的“领土”，而且扩大他们的铁路网，以便获得新的借口举借新债，从而有可能向债券、优先股票等等的持有者支付利息，以及间或以稍稍提高红利的形式给那些受骗的普通股票持有者一点小恩小惠。这种巧妙的办法迟早会导致一场可怕的灾祸。
在美国，铁路大王不仅象过去一样受到西部的农场主和其他工业“企业家”的攻击，而且还受到商业界最大的代表——纽约商会的攻击。铁路大王和金融骗子古耳德这个大吸血鬼曾经对纽约商业巨头们说：
“你们现在攻击铁路，是因为你们认为它们由于目前不受欢迎，最易受到损害；但是你们要当心啊！继铁路之后，会轮到各种公司〈在美国人的方言里意思是股份公司〉，然后轮到各种形式的合伙资本；最后就轮到任何形式的资本；这样，你们就在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共产主义的倾向在人民当中现在就已经愈来愈普遍了。”
古耳德先生真是“嗅觉灵敏”。
在印度，不列颠政府面临着的，即使不是一次总起义，也是严重的麻烦。英国人以租税、对印度人毫无用处的铁路的红利、文武官员的养老金、阿富汗战争及其他战争的支出等等形式，每年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他们不付任何代价地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不包括他们每年在印度境内攫为己有的在内——，即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的价值，超过六千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髓的过程！那里荒年一个接着一个，而饥荒的规模之大，是欧洲迄今为止所无法想象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组织的真正的谋反正在进行中；不列颠政府意识到有某种东西正在“酝酿”中，但是这些笨蛋（我指的是政府官员）被他们自己那套议会的言谈和思考方式所愚弄，甚至不愿意弄清事实真相，不想了解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严重到什么地步！欺骗别人结果也欺骗自己，这就是议会智慧的真谛。这倒更好！
您能否告诉我您的文章里引证过的朗凯斯特教授的著作《论退化》已经译成俄文没有？[141]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上月我们这里来了几个俄国客人，其中有季别尔教授（他目前住在苏黎世）和卡布鲁柯夫先生（由莫斯科来的）。他们曾经整天整天地在英国博物馆里进行研究。
没有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注：格·洛帕廷。——编者注］的消息吗？
顺便提一下：扬松最近的把俄国和欧洲作对比的统计学著作［注：尤·埃·扬松《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编者注］——已引起强烈的反应。我倒很想看一看。
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如果拉法格的文章在彼得堡找不到“安身之地”，请您把它寄还给我。
注释：
[136]这封信的信封上的地址是爱琳娜·马克思用法文写的：“俄国，圣彼得堡，喀山桥旁，列斯尼科夫住宅，互贷协会，尼·丹尼尔逊先生”。——第147页。
[137]指各国政府公布的正式材料，马克思把它们比作英国议会公布的东西，统称为蓝皮书（BlueBooks）。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148页。
[138]指克列孟梭1880年10月29日在马赛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出了实行个别的民主和社会改革的纲领，例如：用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代替各种间接税；取消工资计算簿；工人参加调整工厂内部规则；把工人储金会转交工人自己管理；禁止一定年龄以下的童工劳动；缩减工时等等。这个纲领中的一些项目是克列孟梭从法国工人党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34—636页）中抄来的。
克列孟梭的演说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想通过向工人献媚来积累政治资本的愿望。——第148页。
[139]马克思指保·拉法格《法国土地所有制的变动》（《Движениепоземльной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вофранции》）一文的手稿。该文被译成俄文发表在《基础》月刊1882年第3—4期和第6期上。——第148页。
[140]指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Очеркинашего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го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хоэяйства》）一文，该文用尼古拉—逊的笔名发表在《言语》杂志（1880年10月）上。
马克思下面谈到自己想读完丹尼尔逊和《言语》的论战时，指的是《言语》杂志的诺言：“在今后出版的一期杂志中将要继续讨论这篇文章中的问题”（《言语》杂志1880年10月号第142页上对丹尼尔逊文章的编者按）。但是以后的几期杂志上再也没有提到过丹尼尔逊的文章。——第149页。
[141]爱·雷·朗凯斯特的著作《论退化。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章》1880年伦敦版（《Degeneration.Achapterindarwinism.》London，1880）的俄译本，1883年在彼得堡以《论退化。进化论（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章》（（《ВырождениеГлаваиэтеориираэвития（дарвиниэма）》）的书名问世。——第15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1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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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1年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附上给考茨基的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请转寄给他。我不知道他给我的维也纳的地址是否还适用。
新年以后出版的五号《社会民主党人报》说明它有很大的进步。“击败者”的悲观失望的调子和傲慢骄矜的美德互为补充，小市民的温顺和莫斯特式的革命词句交相为用，还有，同莫斯特纠缠不休——所有这一切都停止了。调子变得流利而且坚定了，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报纸就会不是麻痹德国的群众，而是激励他们的勇气。既然您那里有《新莱茵报》，您可以不时翻阅一下。正由于我们对自己的敌人持鄙视和嘲笑的态度，在戒严前的六个月里我们获得了差不多六千个订户，虽然在11月我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133]，1849年5月我们又拥有原来的订户数目，而且甚至更多。《科伦日报》现在承认自己当时只有九千个订户。
既然您那里好象是缺乏小品文，那末您可以设法转载1848年第44号上的诗歌《今天早晨我到杜塞尔多夫去了》，——标题大体可用：《一八四八年吞食社会主义者的人（1848年7月14日《新莱茵报》上的小品文）》，作者署名：格奥尔格·维尔特（1856年死于哈瓦那）[134]。总之，继续这样干下去吧！
您的弗·恩·
《不要偷窃！》和为处死路易十六作的辩护[135]很好。
注释：
[133]指普鲁士当局于1848年9月26日在科伦实行的戒严，由于戒严《新莱茵报》停止出版至1848年10月12日。——第147页。
[134]格·维尔特的这首诗发表在1881年8月11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标题《一八四八年吞食社会主义者的人》（《EinsozialistenfresserausdemJahre1848》）
是仿照路·白尔尼的著名抨击性小册子《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1837年巴黎版（《MenzelderFranzosenfresser》.Paris，1837）。——第147页。
[135]恩格斯指以《十戒》（《DiezehnGebote》）为题的两篇文章中的头一篇；这篇文章登在1881年1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上，对盗窃人民财物的普鲁士国王们进行了揭露；还指爱·伯恩施坦用利奥这个笔名发表在1881年1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上的文章《纪念日》（《EinGedenktag》），该文是为路易十六被处死八十八周年而发表的。——第14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1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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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
1881年2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注：恩格斯从1870年9月到1894年10月初住在这里。——编者注］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耽搁了很久，终于动手给您写回信。
不过，既然您打算很快就到这里来，对您惠寄给我的那本书［注：卡·考茨基《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编者注］写详细的书面批评，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了，我将有机会和您面谈这一问题，所以这里只稍微谈点意见。
（1）第66页以及后面几页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剩余价值和资本赢利之间，除了对可变资本或全部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际差别。《反杜林论》第182页上引用了《资本论》中与此有关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129]
（2）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130]硬要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他们解答一个谜，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剩的威胁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那我也绝无义务去实现他们的愿望。为这些人解决他们由于自己的混乱的超智慧所产生的一切疑问，或者，譬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在他们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让他们首先学会阅读和抄写吧。
况且，我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当前刚刚在形成中的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和真正的大农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生活资料，使我们大有窒息的危险；当前是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除了其他后果之外，还应使地球上的人口得到增殖——您在第169—170页上所谈的，很肤浅地涉及到这个问题——，这种变革在欧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
欧勒的计算法[131]，其价值跟下面这种计算法一样，照这种计算法，一个克劳泽在公元第一年起按复利计算，则每隔十三年增加一倍，那末现在就应为大约1×2144/60盾，即体积超过地球的一大块银子。您在第169页上说美洲的社会关系和欧洲差别不大，这只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是对的，即假使您观察的都是一些沿海的大城市，或者只是这些关系的表面的法律形式。广大美洲居民无疑地生活在非常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移民源源而来，就能证明这一点。而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仍然需要三十年以上。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
其实，早在1844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德法年鉴》第109页）：“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132]
暂时到此结束——其余的问题等以后当面和您讨论。您要到这里来，这样做很好。您是年青一代中真正想学到点东西的少数人中的一个，而在无批判的气氛下，现在德国出的一切历史和经济书籍越来越糟，对您来说，摆脱这种气氛将是很有益处的。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29]恩格斯引用的是1878年莱比锡出版的《反杜林论》德文单行本第一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30—231页）。——第144页。
[130]讲坛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44、153、416、445页。
[131]卡尔·考茨基在他的书中（第169页）援引列奥纳特·欧勒的计算法，按照这种计算法，从纯粹理论上说，十二年多一点时间，人口会增加一倍。恩格斯在作复利计算时把一个克劳泽定为盾。——第145页。60
[132]恩格斯引自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20—621页）。——第14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2.马克思致某人1881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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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致某人[127]
伦敦
1881年1月31日于[伦敦]西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注：马克思及其一家从1875年3月到他逝世住在这里。——编者注］
阁下：
请把随函寄上的单子中所开列的报纸等寄给我。此外，如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工厂法简明手册，我将对您非常感激。
我这里有几份工厂法，但是一个法国众议院的议员求我替他搞到一本能从中找到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资料的手册。记得工厂视察员雷德帕思先生仿佛出版过这类东西。[128]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27]这封信可能是马克思写给伦敦书商乔治·里弗斯的。——第143页。
[128]大概指亚·雷德格雷夫的著作《工厂和工场法，1878年，附有序言、大量注释和详细索引》1879年伦敦第2版（《TheFactoryandworkshopact，1878，withintroduction，copiousnotes，andanelaborateindex》.Secondedition.London，1879）。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利用了雷德格雷夫的工厂报告。——第14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马克思致沙尔·龙格1881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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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致沙尔·龙格
巴黎
1881年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龙格：
我这里积攒了一大堆旧报纸，要找出登载着总委员会（包括它的委员-公社社员）同大名鼎鼎的布莱德洛进行论战[124]的那一号《东邮报》，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不过我想列斯纳手头有《邮报》。其实对您来说这完全不重要。布莱德洛诋毁公社社员；正如您当时在《邮报》上向他声明的那样，他重复《自由》和《夜晚报》这类报纸上的最卑鄙的诽谤；他疯狂地攻击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编者注］，等等，——所有这些都未必能够使他在巴黎资产阶级的眼里受到损害。但是这一点还是可以简单提一提，因为这能够说明一个人的为人。在1871年9月《东邮报》上发表的总委员会总书记（当时总书记是黑尔斯，但提他的名字就会给予他过多的荣誉）对布莱德洛的答复中，就曾写道：
“肆意破坏私人住宅（梯也尔的炮轰）是布莱德洛先生的朋友们所干的事情……在共和国时期，罗什弗尔曾因违反出版条例罪被判处终身流放。如果布莱德洛先生也因自己的演说被判处终身流放，那该怎么样啊！”
重要的是，总委员会（它的会议记录摘要曾登载在《东邮报》上）揭露了布莱德洛曾经是普隆－普隆（他当时在伦敦）所豢养的食客，并且在巴黎有可疑的交往关系。在1871年12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我提到过，不久以前，布莱德洛曾到过巴黎，在那里曾和戴特罗瓦和艾米尔·德·日拉丹来往（这件事是一个用阿扎马特或别的土耳其名字作笔名的法国人告诉我的，而他是从一位女士那里听说的，这位女士大概是布里蒙，她参加过我下面要讲的那次集会）。艾米尔·日拉丹设宴招待过他，出席宴会的有一些可疑的，即波拿巴派的女士，席间布莱德洛吹嘘自己在伦敦的所谓声望，使自己陷入了可笑的境地。
如果布莱德洛说，在他与布里蒙相识的那个时候，她是一个热心的爱国者，那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在色当战役[125]以前，所有的波拿巴派，就他们希望自己的皇帝［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胜利这一点来说，他们都是爱国者。在色当战役之后，他们仍然是爱国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路易·波拿巴复辟，即使是在俾斯麦的协助下复辟，才能拯救法国。
不言而喻，您不应当引用我的话。至于布莱德洛和布里蒙的友谊的详情细节，勃朗（老头子）可以提供。
布莱德洛同总委员会论战时曾经得到《夜晚报》（一家巴黎报纸）的支持。在1872年1月2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赛拉叶报告说：
“他读了《夜晚报》上一篇为布莱德洛辩护的文章。文章说，他〈布莱德洛〉［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给报纸〈《夜晚报》〉写稿，使报纸感到荣幸，他是政府的可靠拥护者，他与那些蛊惑阴谋毫无关系。”
当格莱斯顿解散议会（迪斯累里借此把他推翻了）时，布莱德洛讲演的大厅挂着巨幅标语：“别了，破坏圣像者，人民的救星！欢迎，圣斯蒂凡教堂的伟大勇士！”[126]但是他失算了。他没有当选为议员，尽管他写信给布莱特和“伟大的自由党”的其他领袖，公开央求支持（央求好评），但他们对他的回答非常冷淡。他吹嘘说自己曾和终身主教（英国国教教会的）共进午餐，这也未能帮助他。
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布莱德洛之所以比较走运是由于下面的原因。他是那些支持格莱斯顿的亲俄运动，反对迪斯累里，叫喊得最凶的蛊惑者之一，而且事实上是那个想要不惜任何代价再次捞到“官家的羹肴”的政党的最狂热的代理人之一。此外，在当时面临着的决定性的选举战中，决不会轻视任何一个选区。辉格党和激进党的那套假正经不得不抛到了九霄云外。
虽然北安普顿的很多鞋匠属于布莱德洛的“宗派”，但这还不能保证他在这个城市当选；上次所有这些鞋匠一致投了他的票，但他还是落选了。不过还有另一个自由党候选人也难以当选，因为他以搞“可疑的金融交易”出名，此外，他还因另一方面的丑事丢了脸（他被人打过耳光）。此人就是拉布谢尔。他是《每日新闻》的三个所有者之一，因此，也是那个自由党的大亨，虔诚派教徒资本家赛米尔·摩里的同伙。要让布莱德洛或拉布谢尔各自单独地当选是很难的，如果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成功。虔诚派教徒赛米尔·摩里对无神论者布莱德洛的公开推荐（在报上发表了一封信）保证了北安普顿信教的人投他的票，而布莱德洛则保证了该市不信教的鞋匠投拉布谢尔的票。这样一来，他们两人都由北安普顿选入了议会。
布莱德洛的无耻透顶，特别表现在他要尽手腕排挤掉其他一切有声望的无神论宣传家，因为他们象罗女士那样，不愿意成为他个人的忠实仆从（科学宣传家们正在转向其他社会阶层）。他用把党的全部基金占为己有的手段达到了这一目的。他甚至做到使伦敦全部讲演厅不对其他人开放，同时他用党的经费为自己修建了一个讲演厅。因此，罗女士及其他人只好局限于在外省讲演。如果您对此感兴趣（不过我觉得不值得去了解细节），您可以通过那些与此直接有关的人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情报。
祝好。
卡·马·
您能否告诉我关于爱·福尔坦这个人的某些情况，他给我写了几封信，对我用“我亲爱的老师”这个称呼。他的要求很“低”。他在研究《资本论》，提出要每月写摘要，并逐月惠寄给我；而我则应每月修改它，向他解释他所理解错了的地方。等他不慌不忙地写出最后一个月的提要，并且经我修改退还给他，他就会得到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这份手稿，按他的说法，“将以万丈光芒普照法兰西”。
仅仅由于时间不足，我也不同意他的建议，但无论如何应该回他一封信。可能他的愿望是非常好的。在给他写信之前，我想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目前他住在博韦市巴黎门街22号。
注释：
[124]总委员会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查·布莱德洛之间发生论战的原因，是布莱德洛在1871年12月11日发表公开演说时，以及他12月16日刊登在《东邮报》上的信件和1872年1月发表在他自己出版的《国民改革者》周报上的那些信件中，都有诬蔑马克思的言论。在1871年12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指出了布莱德洛的这些言论和统治集团及资产阶级新闻界诽谤国际的运动有密切的联系，在1871年6月《法兰西内战》宣言发表后，这种诽谤更是有增无已。马克思在《东邮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对布莱德洛进行揭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4—515、523—525页）。——第139页。
[125]1870年9月1日和2日在色当进行普法战争的决战，结果法军大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84—94页）。法国人在色当的溃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使法国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共和国。——第140页。
[126]1874年1月格莱斯顿解散了议会并确定在短期内举行新的选举，以期在下院取得自由党的稳固的多数。但是选举却使保守党取得稳固的多数。因此1874年2月17日格莱斯顿宣告他的内阁辞职，2月21日产生以迪斯累里为首的保守党内阁（恩格斯对1874年英国选举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41—547页）。
布莱德洛参加了反对派，并用“破坏圣像者”这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希望于1874年当选为下院议员。
从1547年起，下院的会议就在韦斯明斯特宫内的圣斯蒂凡教堂举行。——第14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3.马克思致恩格斯188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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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83年1月10日[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你立即把拉法格的信转寄给了我，这很好；它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尤其是今天我同时还收到了拉法格直接寄来的信，而从这封信来看，情况似乎已经好转。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无论如何现在不要让琼尼走。在燕妮痊愈以前，这根本谈不到。如果使女孩子的处境更加困难，那是不可饶恕的。今天我还要直接给龙格写封信。最好你自己给小燕妮写几句话，讲讲这个意思。你就讲，地方军［注：指在巴黎的亲属。——编者注］不会因此就失去琼尼。
奇怪的是，现在每当神经受刺激，我的咽喉就立即被卡住，就象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卡住自己的兄弟——粮食投机商[122]一样。我想说的是，几天以前我收到巴黎的坏消息后的最初时刻所受的惊吓，引起了咳嗽痉挛性地发作，险些把我憋死。可怜的小燕妮患气喘病时一定常常有这种极其痛苦的感觉。
至于“小赫普纳”，我的意见是和他打“商务性”的交道。应当通知他，他可以随意翻印我们为莱比锡版写的序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也通知他，俄国人去年出版了一种新译本［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编者注］。如果他认为没有我们专写的新序言就不值得翻印《宣言》，那末，他自己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怎么办最合适，就让他怎么办吧。“拿手枪顶着胸口”——这是“我们自己人”的气质和风度，因此，在和小赫普纳打交道时，对此只好象对某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勉强容忍了。
从可怜虫迈斯纳那里我收到了1881年的账目[123]；照他的话说，这是不景气的一年，但是这关系不大，因为，按照他本人的通知，在1882年书就将近售“完”；1881年卖掉的愈少，1882年卖掉的就必然愈多。我的长时间的沉默一定使他不安。穆罕默德终于向他降临了；可惜我还不能寄一包校样［注：指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校样。——编者注］去，这是他更想要的东西。由于长期软禁在家，解禁只是例外，特别是由于经常恶心，或者文雅地讲，用南德意志话讲，即用卡尔·布林德太太（原科亨太太）的说法，由于天天“呕吐”（这是咳嗽的结果），我至今不能尽快地进行校对。我想只要耐心和严以律己，还是会很快重新走上正轨的。
摩尔
注释：
[122]马克思显然是指1847年那些事件。1847年3月28日，在与德国民主主义侨民有联系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第25号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粮食投机的文章。文章显然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斐迪南·沃尔弗写的，他兄弟是个粮食投机商。斐迪南·沃尔弗对他兄弟的活动很愤懑，后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谈了他和兄弟争吵的情况。——第134页。
[123]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出书的销售情况，该书由奥·迈斯纳出版社于1872年在汉堡出版。——第134、42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2.恩格斯致马克思1883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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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诺尔
1883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匆匆随信寄给你：（1）拉法格的信，（2）倍倍尔的信，（3）赫普纳的信，其中的第二、第三两封信请寄还给我。
终于得到了关于燕妮健康状况的消息，从中可以看出实际的情况。在我看来，事情不是想象的那末坏；可怜的孩子由于过度紧张和害怕治疗而变得非常虚弱了，不过，毫无疑问，在劳拉的护理下会很快恢复的。我马上给劳拉寄去了十五英镑，五英镑的零头是为了使劳拉去看燕妮以及给她买东西时手头不致于太窘。在燕妮能重新料理家务之前，最好还是让琼尼继续留在这里。
倍倍尔关于德国工业的报道很有意思，但我看应该带点盐对待它［注：意思是说采取批判的态度。——编者注］。正在不断发展的，大部分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大概还有机织业，可是对纱线征收的关税不允许输出纺织品。自从合并亚尔萨斯以来，他们那里的纱锭供过于求，从1870年以来冶金工厂也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在真正的大工业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大量发展的呢？甜菜糖竟然使他产生这样大的好感，这也说明眼光短浅。国家向生产糖的容克支付利润一事，这已经在邦议会中讨论过了。
赫普纳。这个小犹太人（显然是在他的同伴约纳斯怂恿下这么做的）想拿手枪顶着我们的胸口来要求为《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写序言，对此你的看法如何？我认为，对于这种无赖的信件，或者根本用不着回答，或者最多让他去找莱比锡版的序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如果这个序言不能使他满意，那就让他干脆不要印《宣言》好了。
如果你要给左尔格写信谈加特曼的问题（假如你还没有做这件事的话），你最好能加几行关于小赫普纳的事。
邮局快关门了——我为了钱的事进了一趟城，接着又寄了钱，所以晚了。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71.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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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诺尔
1882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再来谈谈波多林斯基［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我要作一个修正：通过劳动积蓄能，实际上只有在农业中才行；在畜牧业中，一般说来，植物积蓄的能只是转移给动物；这里其所以谈得上积蓄能，那只是因为要是没有畜牧业，饲料植物就会无用地枯萎掉，而在畜牧业中则被利用了。相反地，在所有的工业部门中只消耗能。最多也只能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植物产品——木材、稻草、亚麻等等——和积蓄了植物能的动物产品，通过加工得到利用，也就是说，比听任它们自然腐烂，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因此，一切工业劳动者都要靠农业、畜牧业、狩猎业和渔业的产品维持生活这一早已尽人皆知的经济事实，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用物理学语言来表达，但这未必有多大的益处。
附上劳拉的信；燕妮的情况事实上并不很坏，只要她好好地作系统的治疗就行，这样做之所以必要，并不是由于有直接的危险，而是因为如果对这一切不在意的话，就可能产生最不愉快的后果。
加特曼放弃了他在这里搞的全部事业，明天又要启程到海外去。这最好不过了。他订的一些合同使自己在这里承担了这么多的法律上的责任（在某些场合下又没有履行这些责任），以致他本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有这些事，以后和你面谈，他要走了，我感到高兴。他曾经常向我借钱，现在弄清楚了，当时他每星期挣五至六英镑！
你认为伯恩施坦有时轻率从事，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过在这方面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试看拉法格在《牧师和商人》一文（12月20日的《平等报》）中的新发现，以及同一号上杰维尔所搞的毫无改进的魏特林主义的最新改版吧！
我很高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注：见本卷第122—123、124—125页。——编者注］，照实业界人士的说法，我们“达成协议”了。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这一事实甚至曾经使我和另一些人在中世纪农奴制问题上感到迷惑不解；人们很爱轻易地单纯用征服来说明它，这样解决问题又顺当又省事。顺便说一下，你可看看梯叶里的著作［注：奥·梯叶里《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编者注］。
在古代土耳其半封建制度的全盛时期，土耳其基督徒的地位也有某些与此相似之处。
彭普斯来吃饭了，已经五点了，我必须听从形势的支配。祝愿美好的天气会重新把你治好。
你的弗雷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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