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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二卷——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1895年11—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26]（1895年11—12月）内务大臣杜尔诺沃给圣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了一封信。写信日期是1895年3月18日，编号2603，信上注有“绝密”字样。就是说，大臣希望，该信要严加保密。可是有人不同意大臣先生认为俄国公民不应该知道政府意图的看法，因此这封信的手抄本现在就到处流传开来。杜尔诺沃先生给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究竟写了些什么呢？他写的是关于星期日学校的事情。信上说：“最近几年所获得的情报证明，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和一部分有某种倾向的青年学生，仿效60年代的先例，力图打入星期日学校担任教员、讲课人、图书馆员等职务。这种一贯的意图，甚至不是用谋求生计所能辩解的，因为在这种学校任职没有报酬。这就证明，上述现象是反政府分子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机会反对俄国现存国家秩序及社会制度的一种斗争手段。”大臣先生原来是这样判断的！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工人，希望学问不仅对他们自己有益，而且也对人民有益。于是大臣就立刻断定，这里一定有“反政府分子”，也就是说，这一定是些阴谋分子在煽动人们打入星期日学校。假如没有人煽动，难道某些受过教育的人就不会产生教育别人的愿望了吗？其实使大臣感到惶惑不安的，还是星期日学校的教员不拿薪俸这一点。他已经看惯了他手下的暗探和官吏只是为了钱才为他效劳。谁给的钱多，就给谁效劳。这里竟然有人工作、服务、教课，所有这一切……都不取分文。行迹可疑！大臣这样一想，就秘密派暗探去刺探情况。信上接着说道：“根据下列情报〈得自暗探，他们干活要拿薪俸，这证明他们的存在是正当的〉可以断定，不仅倾向不良分子混入了教员队伍，而且学校本身往往就处在某个不可靠分子集团的秘密控制之下。根本不是正式教职人员的该集团成员，常应其所安插的男女教员的邀请，夜晚去学校讲课、教课……这种准许外人讲课的制度，为真正革命分子渗入讲课人的行列提供了充分的自由。”总之，假如未经神父和特务批准与审查的“外人”要给工人教课，这就是革命！大臣把工人看成火药，把知识和教育看成火星；大臣确信，火星一旦落到火药上，被炸的首先就是政府。我们不能不高兴地指出，这一次我们难得完全和绝对同意大臣阁下的高见。接着大臣在信中提出了一些“证据”，证明自己的“情报”是正确的。这些证据真是妙极了！第一，是“某个星期日学校教员的一封信，该教员的姓名迄今尚未查明”。这封信是在搜查时抄获的。信上谈到了历史讲授大纲、等级奴役和等级解放的思想，提到了拉辛起义和普加乔夫起义。想必是后面这两个名字把善良的大臣吓坏了，他也许立刻联想到干草叉。第二个证据：“内务部通过秘密办法获得了莫斯科某星期日学校公开讲课大纲，其内容如下：‘社会起源。原始社会。社会组织的发展。国家和为什么需要国家。秩序。自由。正义。国家制度形式。专制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劳动——公共福利的基础。效用和财富。生产、交换和资本。财富是怎样分配的。个人利益的追求。私有财产及其必然性。农民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地租、利润、工资。工资及其形式是由什么决定的。节约。根据这个绝对不适用于国民学校的大纲讲课，讲课人完全可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理论逐步介绍给听众；教区主管当局委派出席的人员，也未必能够觉察出讲课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宣传成分。”大臣先生大概非常害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以他在一个连这种理论的影子都没有的大纲中竟发现了这种理论的“成分”。大臣在这个大纲中发现什么“不适用”的东西呢？可能是关于国家制度形式和宪制问题吧。大臣先生，请您翻一下任何一本地理教科书，您都会在里面发现这些问题！难道教给儿童的东西，成年工人就不该知道吗？但是，大臣先生对教区主管机关的人并不抱什么希望：“他们未必能听懂别人在讲些什么。”最后，该信列举了普罗霍罗夫纺织公司莫斯科纺织厂附设的教区星期日学校、叶列茨城的星期日学校和梯弗利斯城正在筹办的星期日学校中“不可靠”教员的姓名。杜尔诺沃先生建议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对准许去学校教课的人详加审查”。现在，当你看到这批教员的名单时，你就会大吃一惊：所有的人都是以前的大学生，还有女大学生。也许大臣先生希望这些教员都是以前的士官吧。大臣先生惊恐万分地说，叶列茨城的学校竟“设于索斯纳河南岸，该地居民多是平民〈啊，真可怕！〉和工匠，并且铁路工厂也设在该处”。应该让学校远远地离开“平民和工匠”。工人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臣们对知识和工人的结合真是怕得要死！你们应当向所有的人表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载于1924年1月27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2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75—80页注释：[26]《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是1895年11月至12月期间为《工人事业报》创刊号写的一篇文章。《工人事业报》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根据同民意社的协议筹办的报纸。列宁编辑了该报的创刊号。他为创刊号写的文章除这一篇外，还有《告俄国工人》（社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可能是根据本卷卷首的同名文章缩写成的）和《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的罢工》。创刊号还选用了彼得堡斗争协会其他会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阿·亚·瓦涅耶夫、彼·库·扎波罗热茨、尔·马尔托夫、米·亚·西尔文等人的文章。创刊号的全部稿件在报纸将要付排时被宪兵抄走，后来下落不明。1924年1月，在警察司关于斗争协会的案卷里只找到了《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一文的抄件。——65。 |
列宁全集第二卷——评经济浪漫主义（1896年8月—1897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38]（1896年8月—1897年3月）第一章浪漫主义的经济理论一国内市场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二西斯蒙第对国民收入和资本的看法三西斯蒙第从资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为两部分的错误学说中得出的结论四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说的错误何在？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六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七危机八资本主义地租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九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十保护关税政策十一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总的作用补遗第二章浪漫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性质一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二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三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四浪漫主义的实际愿望五浪漫主义的反动性六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论对英国谷物税问题的评论从本世纪初开始写作的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对解决俄国目前特别突出的一般经济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除此以外，西斯蒙第处于主要思潮之外，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大企业经济的维护者和思想家（正象现代俄国民粹派反对他们一样）。所以读者一定会懂得，我们为什么要把西斯蒙第学说的要点以及西斯蒙第同其他（当时的和以后的）经济学派的关系作一概述。研究西斯蒙第的兴趣恰好在现在更加浓厚，是由于我们在去年（1896年）的《俄国财富》杂志上发现了一篇也是专谈西斯蒙第学说的文章（波·艾弗鲁西《西斯蒙第的社会经济观点》，1896年《俄国财富》第7期和第8期）［注：艾弗鲁西死于1897年，讣告载于1897年《俄国财富》3月号。］。《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一开始就说，没有一个作家象西斯蒙第那样“得到如此不正确的评价”，人们“不公正地”时而说他是个反动分子，时而说他是个空想家。其实恰好相反。正是这样评价西斯蒙第才是完全正确的。《俄国财富》的这篇文章在详细而准确地转述西斯蒙第的学说时，对他的理论作了完全错误的评述［注：艾弗鲁西在文章开头重复利佩尔特的话，说西斯蒙第不是社会主义者（见《政治学辞典》第5卷第678页利佩尔特的“西斯蒙第”条），——这是十分正确的。］，把西斯蒙第学说中最接近民粹派的观点理想化，漠视并错误地解释西斯蒙第同以后的经济学派的关系。因此，我们叙述并分析西斯蒙第的学说，同时就是批判艾弗鲁西的文章。第一章浪漫主义的经济理论西斯蒙第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和人口的关系的学说，是他的理论的突出的特点。西斯蒙第的主要著作因此叫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版是在1819年出版的）。这个题目与俄国民粹派著作中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问题”几乎完全一样。西斯蒙第断言：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发展，使生产必然超过消费而面临寻找消费者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在国内不可能找到消费者，因为它把大量居民变成日工和普通工人，造成失业人口；而要寻找国外市场，则因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登上世界舞台而日益困难。读者可以看到，这完全是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研究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来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西斯蒙第的论证的某些要点和它的科学意义。一国内市场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古典经济学家在其学说中所指的是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把工人阶级的存在看作一种不言而喻的既成事实；与古典经济学家相反，西斯蒙第所强调的正是小生产者破产的过程，即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个矛盾是西斯蒙第的功绩，这是无可争辩的，但问题在于西斯蒙第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竟不能了解这个现象，并以“善良的愿望”来掩饰他在彻底分析方面的无能。在西斯蒙第看来，小生产者的破产证明国内市场的缩小。西斯蒙第在《卖者怎样扩大他的市场？》（第1卷第4篇第3章第342页及以下各页）［注：后面所有引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是引自《新原理》上述版本。］这一章中说道：“如果厂主卖得便宜些，他就能多卖一些，别人少卖一些。因此，厂主总是尽量节省劳动或原料，使他能够比同行卖得便宜些。原料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所以节省原料归根到底是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同样的产品。”“诚然，个别厂主竭力设法不减少工人而扩大生产。假定他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减低商品价格，把买主从竞争者手里夺过来。但是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国家后果’呢？”“其他的厂主也会采用他的生产方法。那时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自然会根据新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程度解雇一部分工人。假如消费量依然不变，假如同样数量的劳动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那么，工人阶级中这部分人的十分之九的收入就会被夺去，他们的各种消费也要减少那样多……可见，发明的结果（如果国家没有对外贸易，如果消费量依然不变）会使大家遭受损失，会使国民收入减少，从而使下一年的消费总量减少。”（第1卷第344页）“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西斯蒙第指的是工资〉，所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能不使国家更贫困。因此，靠发现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总是同对外贸易有关的。”（第1卷第345页）读者可以看到，这些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十分熟悉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内市场缩小”，因此需要国外市场。西斯蒙第经常重复这种思想，把它同自己的危机理论、人口“理论”联系起来，这是他的学说的要点，也是俄国民粹派学说的要点。自然，西斯蒙第没有忘记，在新的关系下，伴随着破产和失业而来的是“商业财富”的增加，因而一定要谈到大生产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深知这一点，因而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内市场缩小：“大家的享受和消费近于平等，或是极少数人一切都有剩余而大多数人仅有起码的必需品，这与公民的福利不无关系。同样，这两种收入分配法与商业财富［注：这里的黑体也和所有其他地方的黑体一样，如果没有说明情况不同，都是我们用的。］（richessecommerciale）的发展也不无关系。消费上的平等最终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场，不平等总是缩小市场（dele〈lemarché〉resserrertoujoursdavantage）。”（第1卷第357页）总之，西斯蒙第断言：国内市场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分配上的不平等而缩小，只有均衡的分配才能造成市场。但是，在商业财富（西斯蒙第不知不觉地转到这点，他也不能不这样，否则他就无法谈到市场）的条件下，这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一点他没有研究。他用什么来证明，在商业财富的条件下，即在各个生产者互相竞争的条件下，能够保持生产者的平等呢？他根本没有用任何东西来证明。他只是肯定地说：应该如此。他不去进一步分析他所正确指出的矛盾，却一味谈论最好根本没有矛盾。“由于大农业代替小农业，可能有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可能比过去有更多的财富分配给全体农民”……（也就是说，正是由商业财富的绝对量所决定的国内市场“可能”扩大？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扩大？）……“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富有的农场主的家庭加上50个贫穷的日工的家庭的消费，与都不富裕但又都能维持温饱的（unehonnêteaisance）50个农民家庭的消费是不相等的。”（第1卷第358页）换句话说，也许农场经济的发展也给资本主义造成国内市场。西斯蒙第是一个学识丰富而诚挚的经济学家，他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作者在这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直接用农民的“国家”来代替商业财富的“国家”。他避开驳倒他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不愉快事实，甚至忘记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即由于商业财富的发展，从“农民”中已经产生了“农场主”。西斯蒙第说：“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仍旧是农民……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雇农——des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构成一个农民阶级。”（第1卷第221页）这就是说，全部问题在于这些拥有宗法式雇农的宗法式农夫特别称作者的心意，所以他干脆不谈“商业财富”的增长在这种宗法关系中所引起的各种变化。但是西斯蒙第丝毫也不想承认这一点。他继续认为他是在研究商业财富的规律，他忘记了自己的保留意见，直截了当地肯定说：“总之，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私有者手里，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工业不得不更加向国外市场寻找销路，而在那里威胁着它的是巨大的震动（desgrandesrévolutions）。”（第1卷第361页）“总之，除非增进国民福利，就不能扩大国内市场。”（第1卷第362页）西斯蒙第指的是人民福利，因为他刚才承认农场能够增进“国民”福利。读者可以看到，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与此一模一样。西斯蒙第在他的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即在第7篇《论人口》的第7章《论机器的发明造成过剩人口》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大不列颠，农村中大农场制度的实行，使亲自劳作并能维持温饱的种地农民（fermierspaysans）阶级消失了；人口大大减少；而他们的消费量比人口减少得更多。做全部田间工作的日工只能获得最必需的东西，对城市工业的激励（encouragement）远不如以前的富裕农民。”（第2卷第327页）“在城市人口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小商人和小工业家消失了，他们一百个人被一个大企业主代替了；也许他们合起来还不如他富。但是，他们合起来却是比他更好的消费者。他的奢侈对工业的激励，要比他所代替的一百户的温饱对工业的激励小得多。”（同上）请问，西斯蒙第关于国内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的理论，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结果是：这一理论的作者刚要正视问题，就避而不去分析那些适合于资本主义（即“商业财富”加上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因为西斯蒙第不知道“资本主义”这个词。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因此使用这个词完全正确，我们在下面就只说“资本主义”）的条件，却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代替了这种分析。商业财富的发展因而也是竞争的发展应当使“维持温饱”的、与雇农保持宗法关系的不相上下的中等农民不受侵犯。显然，这种天真的愿望纯粹是西斯蒙第和“知识界”中其他浪漫主义者的东西，它日益剧烈地和现实发生冲突，因为现实发展了西斯蒙第还不能深刻认识的那些矛盾。显然，理论政治经济学在以后的发展中［注：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已接近于古典学派，它确切地肯定了正是西斯蒙第想否定的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农场经济的发展不是缩小国内市场而是造成国内市场。资本主义是同商品经济一道发展的，随着家庭生产让位于为出售而进行的生产，随着手工业者让位于工厂，为资本提供的市场也就逐渐形成。因“农民”变成“农场主”而从农业中被排挤出来的“日工”，供给资本以劳动力，而农场主则是工业品的购买者，不仅是消费品的购买者（消费品以前是农民在家里生产的或农村手工业者生产的），而且是生产工具的购买者（在大农业代替小农业的情况下，生产工具已经不可能象以前一样）。［注：因而，可变资本要素（“自由的”工人）和不变资本要素同时形成；后者包括小生产者所丧失的生产资料。］后一点值得强调，因为正是这一点被西斯蒙第特别忽略了，他在我们引证过的关于农民和农场主的“消费”那一段话中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只存在着个人消费（吃饭穿衣等等的消费），似乎买机器、添工具、盖房屋、修仓库、建工厂等等全都不是消费。其实这也是消费，不过是另一种消费，即生产消费，不是人的消费，而是资本的消费。还必须指出，正是西斯蒙第从亚当·斯密那里承袭下来的这个错误（我们马上就可看到）被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了［注：艾弗鲁西一点也没有谈到西斯蒙第学说中的这一部分，即国内市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我们还会多次看到，他所忽略的东西恰好最能清楚地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以及民粹主义和他的学说的关系。］。二西斯蒙第对国民收入和资本的看法西斯蒙第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发展的论据，并不仅限于此。他根据他的关于收入的学说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说，西斯蒙第完全抄袭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三种收入即地租、利润和工资的理论。他在某些地方甚至企图综合前两种收入，同第三种收入对立起来。例如，有时他把地租和利润合在一起，同工资对立起来（第1卷第104—105页）；他讲到地租和利润，有时甚至用了额外价值[39]（mieux-value）一词（第1卷第103页）。然而不应当象艾弗鲁西那样夸大这一用词的意义，说“西斯蒙第的理论接近于剩余价值理论”（《俄国财富》第8期第41页）。其实西斯蒙第并没有比亚当·斯密前进一步，因为亚当·斯密也说过，地租和利润是“劳动的扣除”，是工人加在产品上的那一部分价值。（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比比科夫的俄译本第1卷第8章《论工资》和第6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西斯蒙第也不过如此。但是，他企图把新创造的产品分为额外价值和工资这种做法，同社会收入和国内市场的理论、同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联系起来。这种企图，对于评价西斯蒙第在科学上的作用，对于说明他的学说和俄国民粹派的学说之间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对这种企图值得较详细地加以分析。西斯蒙第处处把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消费和人口的关系问题提到首位，他自然就应当对“收入”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加以分析。而我们也看到，在他的著作的一开头就有三章是专谈收入问题的（第1卷第2篇第4—6章）。第4章《收入怎样从资本中产生》是论述资本和收入的区别的。西斯蒙第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讲到这个问题同整个社会的关系。他说：“既然每个人都为大家工作，那么大家的生产也就应由大家来消费……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区别对于社会是很重要的。”（第1卷第83页）但是西斯蒙第感觉到，这一“很重要的”区别对于社会并不象对于个别企业主那样简单。他有保留地说：“我们接触到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抽象最困难的问题。在我们的概念中，资本的本性和收入的本性经常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同样一个东西一转手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名称”（第1卷第84页），就是说，时而叫作“资本”，时而叫作“收入”。西斯蒙第肯定地说：“但把它们混淆起来是错误的（leurconfusionestruineuse，第477页）。”“区别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愈困难，这一区别就愈重要。”（第1卷第84页）读者大概已经觉察到西斯蒙第所说的困难究竟是什么。既然对个别企业主来说，收入就是他用来购买某些消费品的利润［注：确切些说，是不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利润。］，对个别工人来说，收入就是他的工资，那么，能否把这两种收入合在一起而得到“社会收入”呢？如果能够的话，那些生产机器的资本家和工人该怎么办呢？他们的产品所采取的形态是不能用于消费（即个人消费）的。不能把这些产品当作消费品。它们只能用作资本。就是说，这些产品对其生产者来说是收入（就是补偿利润和工资的那一部分），对其购买者来说则成为资本。究竟怎样才能把这种妨碍人们确定社会收入这一概念的糊涂思想弄清楚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斯蒙第一接触到这个问题就立即回避，而仅限于指出“困难”。他直截了当地说：“通常认为收入有三种：地租、利润和工资。”（第1卷第85页）接着他转述了亚·斯密关于每一种收入的理论。对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即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始终没有予以回答。往后的叙述一直没有把社会收入和个人收入严格地区分开来。但是西斯蒙第又一次接触到他所抛开的问题。他说，与各种不同的收入一样，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财富”（第1卷第93页）：固定资本——机器、工具等等；流动资本——与前者不同的是消费得快，并且改变着自己的形态（种子、原料、工资）；最后是资本收入——它不用于再生产。在这里，西斯蒙第重复着斯密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学说中所犯的一切错误，把这些属于流通过程的范畴同产生于生产过程的范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混淆起来。这一情况对我们并不重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西斯蒙第关于收入的学说。关于这个问题，他根据刚才谈到的财富分为三种的观点，作出了如下的论断：“重要的是指出这三种财富都同样地用于消费；因为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只是由于能为人的需要服务，才对人具有价值，而这些需要只有用消费来满足。但是，固定资本是间接地（d’unemanièreindirecte）为此服务的；它消费得慢；它帮助人进行消费品的再生产”（第1卷第94—95页），而流动资本（西斯蒙第把它和可变资本混为一谈）则变为“工人的消费基金”（第1卷第95页）。由此可见，与个人消费相反，社会消费分为两种。这两种社会消费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当然，问题不在于固定资本消费得慢，而在于它在消费时并不为社会上任何一个阶级形成收入（消费基金），在于它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生产消费。但是，西斯蒙第看不到这一点，他感到在探求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中又迷失了道路［注：就是说，西斯蒙第现在才把资本和收入分开。前者用于生产，后者用于消费。但这里是指社会而言。而社会也“消费”固定资本。上述区别消失了，把“一个人的资本”变为“另一个人的收入”的社会经济过程依然没有阐明。］，因而一筹莫展地说：“财富的这种运动太抽象了，要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明确地抓住它（pourlebiensaisir），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第1卷第95页）举的例子的确是“最简单的”。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场主（unfermiersoliaire）收了100袋小麦；一部分自己消费，一部分用来播种，一部分供雇工消费。第二年他收到的已经是200袋小麦。谁来消费这些小麦呢？农场主的家庭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西斯蒙第以这个（极不恰当的）例子来表明固定资本（种子）、流动资本（工资）和农场主的消费基金之间的区别时说：“我们已经区分了单个家庭中的三种财富，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每一种财富同整个国家的关系，并分析一下从这种分配中如何能得出国民收入。”（第1卷第97页）但接着只谈到社会也必须再生产这三种财富：固定资本（并且西斯蒙第着重指出，生产固定资本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劳动；但他没有说明固定资本怎样去交换从事这种生产的资本家和工人所必需的消费品）；其次是原料（西斯蒙第在这里特别把它划分出来）；最后是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这就是第4章告诉我们的一切。显然，国民收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西斯蒙第不仅对收入的分配，甚至对收入这个概念也没有弄清楚。指出社会固定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性，在理论上是极端重要的这一点他立即忘记了，并在下一章中谈到“国民收入在各个公民阶级间的分配”（第5章）时，直接谈到三种收入，把地租和利润合在一起，说国民收入是由财富所生的利润（其实就是地租和利润）和工人的生活资料这两部分组成的（第1卷第104—105页）。不仅如此，他还说：“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的能力（lapuissancedetravailler），它等于它所交换的那部分财富或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总之，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费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费，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资本家消费，他们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换，从而把收入消耗掉。”（第1卷第105页）这样一来，西斯蒙第就干脆把那个他十分肯定地认为是极其重要极其困难的国民资本和国民收入的区分问题抛弃了，把他前几页谈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西斯蒙第竟没有觉察到，由于抛弃了这个问题，他就陷入了荒谬的境地，既然生产需要资本，确切些说，需要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那么，年生产怎么能够以收入形式全部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呢。应该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每年也在生产它们（这是西斯蒙第自己刚才也承认的）。现在忽然把全部生产工具和原料等等抛开不谈，而用年生产和国民收入相等这种十分荒唐的论断来解决资本和收入的区别这个“难”题。这个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是由两部分即工人部分（工资，或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可变资本）和资本家部分（额外价值）组成的理论，并不是西斯蒙第的特点。这不是他的财产。这个理论完全是他从亚当·斯密那里抄袭来的，甚至还有些退步。以后的所有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穆勒、蒲鲁东、洛贝尔图斯）都重复了这个错误，只有《资本论》的作者才在该书第2卷第3篇把它揭露了。我们将在下面叙述他的观点的根据［注：见本卷第121—124页。——编者注］。现在我们要指出，我国的民粹派经济学家们也在重复这个错误。把他们与西斯蒙第加以比较，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从这一错误的理论中得出了西斯蒙第直接得出的那些结论［注：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却明智地拒绝接受这些结论。］，这些结论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额外价值不能实现；社会财富不能发展；由于额外价值在国内不能实现，必须寻求国外市场；最后，似乎正是由于产品不能在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中实现，才引起危机。三西斯蒙第从资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为两部分的错误学说中得出的结论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西斯蒙第的整个学说，我们先叙述他从这一理论中得出的几个最主要的结论。然后谈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他的主要错误所作的纠正。首先，西斯蒙第从亚当·斯密的这一错误理论中得出结论说，生产应该适合消费，生产由收入决定。整个第6章《生产和消费、支出和收入的相互决定》就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一“真理”（这证明他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西斯蒙第把俭朴的农民的道德直接搬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来，并真以为这样就纠正了斯密的学说。他在自己著作的一开头，即在绪论部分（第1篇，科学史）谈到亚当·斯密时说，他以“消费是积累的唯一目的”这一原理“补充了”斯密的学说（第1卷第51页）。他说：“消费决定再生产”（第1卷第119—120页），“国民支出应该调节国民收入”（第1卷第113页）。诸如此类的论点充斥于他的整个著作。西斯蒙第学说中与此有直接联系的还有两个特征。第一，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懂得资本主义使生产力日益增长，否认这种增长的可能性，——这与俄国浪漫主义者“教导”人们说资本主义引起劳动的浪费等等是一模一样的。西斯蒙第说：“那些竭力鼓吹无限制的生产的人是错误的。”（第1卷第121页）生产超过收入引起生产过剩（第1卷第106页）。财富的增加，只有“当它逐渐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才是有利的（第1卷第409页）。善良的西斯蒙第认为“不均衡的”发展不是发展（我国民粹派也这样认为），认为这种不均衡并不是该社会经济制度及其运动的规律，而是立法者的“错误”等等，认为这是欧洲各国政府人为地摹仿走入歧途的英国的结果。［注：例如，见第2卷第456—457页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下面我们将举出它们的典型例子，那时读者就会看到，我国浪漫主义者尼·—逊先生之流的表达法甚至和西斯蒙第的表达法也毫无区别。］西斯蒙第根本否认古典学派所提出的并为马克思的理论所全部接受的一个原理，即资本主义发展着生产力。此外，他完全不能解释积累过程，认为任何积累都只能是“一点一滴地”实现的。这就是他的观点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他的关于积累的议论是极其可笑的：“归根到底，本年度的生产总额始终只能替换上年度的生产总额。”（第1卷第121页）在这里积累已被完全否定，这样一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俄国读者对于这一论点并不感到怎样惊奇，因为他们已经从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那里听到过同样的论调。但西斯蒙第毕竟是斯密的门生。他感到说得很不对头，因此想作一番修正，他继续说：“假如生产逐渐增长，那么每年的替换就只能使每年遭受轻微的损失（unepetiteperte），同时却能为将来改善条件（enmemetempsqu’ellebonifielaconditionfuture）。假如这种损失很轻微而又分担合适，那么每个人都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种损失……假如新的生产和过去的生产很不协调，那么资本就会枯竭（sontentamés），灾难就会临头，国家就会后退而不会前进。”（第1卷第121页）关于浪漫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看法，很难比这段议论说得更明显更直接的了。古典学派教导说，积累，即生产超过消费，进行得愈快，就愈好；他们虽然弄不清楚资本的社会生产过程，虽然不能摆脱斯密的错误（似乎社会产品由两部分组成），但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原理，即生产本身为自己造成市场，生产本身决定着消费。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理论也从古典学派那里接受了对积累的这种看法，承认财富的增加愈迅速，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就愈充分，工人的状况就愈好（就该社会经济体系所可能达到的程度而言）。浪漫主义者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论断，把自己的一切希望正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上，呼吁阻滞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由于不懂得生产为自己造成市场，于是产生了额外价值不能实现的学说。“收入是从再生产中来的，但生产本身还不是收入，因为生产只有在它实现之后，只有在每一件产品找到需要它或享用它的（quienavaitlebesoinouledésir）消费者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名称〈cenom！如此说来，生产即产品同收入之间仅仅有字面上的差别！〉，才能具有这种性质（ellen’opèrecommetel）。”（第1卷第121页）因此，由于把收入同“生产”（即所生产的一切东西）混为一谈，也就把实现同个人消费混为一谈。西斯蒙第已经忘记象铁、煤、机器之类的产品即生产资料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的，虽然他以前接触到了这一点。把实现同个人消费混为一谈，自然就会产生出资本家不能实现额外价值的学说，因为工人是用他的消费实现社会产品两部分中工资那一部分的。西斯蒙第也确实得出了这种结论（后来为蒲鲁东更详细地发挥，并为我国民粹派不断重复）。西斯蒙第在同麦克库洛赫论战时，正是指出后者（在阐明李嘉图的学说时）没有说明利润的实现。麦克库洛赫说，在社会分工的情况下，一种生产是另一种生产的市场：粮食生产者在衣服生产者的产品中实现自己的商品，反之亦然。［注：见《新原理》第2版第2卷的补论《对消费和生产的平衡的说明》，在那里，西斯蒙第翻译并驳斥了李嘉图的学生（麦克库洛赫）的一篇文章[40]，这篇文章载于《爱丁堡评论》[41]，题为《对社会的消费能力是否始终同生产能力一起增长的问题的研究》。］西斯蒙第说：“作者以没有利润的劳动（untravailsansbénéfice）、以只能补偿工人消费的再生产为前提”（第2卷第384页，黑体是西斯蒙第用的）……“他没有留一点给老板”……“我们要考察工人的生产超过其消费的剩余部分究竟变成什么”（同上）。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浪漫主义者的鼻祖已经完全肯定地指出，资本家不能实现额外价值。西斯蒙第从这一论断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从实现条件本身来看，国外市场对于资本主义是必需的（民粹派得出的也正是这个结论）。“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所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能不使国家更贫困。因此，靠发现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总是同对外贸易有关的。”（第1卷第345页）“第一个作出某种发现的国家，在长时期内，能够根据每项新的发明所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来扩大自己的市场。国家立刻利用他们来增加产品的产量，而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因国家的发明而比较便宜。但是，整个文明世界形成为一个市场而不可能在一个新的国家找到新的购买者的时代最终是会到来的。那时世界市场上的需求将是各工业国互相争夺的一个不变量（précise）。如果一个工业国提供较多的产品，这就会损害另一个工业国。除非增进公共福利或把从前富人独占的商品交给穷人消费，否则就不能增加销售总量。”（第2卷第316页）读者可以看到，西斯蒙第提出的学说正是我国浪漫主义者所精通的学说：似乎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一切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最后，从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等同这个学说中，产生了西斯蒙第的危机学说。作了上面种种叙述之后，我们恐怕没有必要从西斯蒙第著作中大量论述这一问题的地方再作什么摘录了。从他的生产必须适合收入的学说中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见解：危机也是这种协调被破坏的结果，是生产超过消费的结果。从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斯蒙第认为生产不适合消费才是产生危机的基本原因，同时他把人民群众和工人的消费不足提到首位。因此，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也是洛贝尔图斯所抄袭的）在经济学上是很有名的，它是把危机的产生归因于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这种理论的典型。四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说的错误何在？使西斯蒙第得出这一切结论的主要错误究竟在哪里呢？西斯蒙第关于国民收入及其分为两部分（工人部分和资本家部分）的学说，完全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抄袭来的。西斯蒙第不仅没有给亚当·斯密的原理增添任何东西，甚至还后退了一步，放弃了亚当·斯密想从理论上证明这一概念的意图（虽然是没有成功的意图）。西斯蒙第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个理论和生产学说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根据价值来自劳动的理论，各个产品的价值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补偿原料和劳动工具的部分（不变资本）、补偿工人的工资或生活费的部分（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西斯蒙第称为mieux-value）。由亚·斯密作出的和西斯蒙第加以重复的对单个产品价值的分析就是如此。试问，由单个产品的总和组成的社会产品究竟怎样只由后面两部分组成呢？第一部分即不变资本到哪里去了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斯蒙第只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兜圈子，而亚·斯密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答复。他断言这一部分只能在单个产品中独立存在。如果对社会总产品进行考察，那这一部分也分解为工资和额外价值，即生产这种不变资本的资本家的额外价值。然而亚·斯密在作这种回答时却没有解释：在这样分解不变资本（譬如说机器）的价值时，究竟根据什么又把不变资本（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制成机器的铁和造机器时所使用的工具等等）抛掉呢？如果每个产品的价值都包含着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而这是一切经济学家都承认的），那么，把它排除于任何一个社会生产领域之外，就完全是任意妄为了。“亚·斯密说劳动工具本身分解为工资和利润时，他忘记加上一句〈《资本论》的作者这样说〉：以及生产这些工具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亚·斯密只是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42]，由这个产品谈到那个产品，又从那个产品谈到另一个产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14页。——编者注］，他没有觉察到，这样推来推去丝毫没有使问题有所改变。斯密的这种回答（为后来的、马克思以前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所接受）不过是回避问题，逃避困难。而这里困难的确是有的。困难在于不能把资本和收入这两个概念从单个产品直接搬到社会产品上去。经济学家们都承认这一点，说从社会观点来看，“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收入”（见前面西斯蒙第的话）。然而这句话只是说出了困难，并没有解决困难。［注：我们只在这里谈一下解决了这个困难的那个新理论的实质，我们打算在别的地方再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个理论。见《资本论》第2卷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89—592页。——编者注）（更详细的叙述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章）[43]。］解决的办法在于：从社会观点来考察这一问题时，已不能泛泛地谈产品而不顾其物质形态。事实上，这里所谈的是社会收入，即用于消费的产品。但要知道，并非任何产品都可以用于个人消费，因为机器、煤、铁等物品不能用于个人消费，而只能用于生产消费。从个别企业主的观点来看，这种区别是多余的：如果我们说工人消费可变资本，那我们是设想，工人用货币在市场上换得消费品，这些货币是资本家靠工人生产的机器取得而又付给这些工人的。在这里，机器换粮食的现象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但从社会观点来看，这种交换简直不能设想，因为决不能说，生产机器、铁等等的整个资本家阶级销售它们，从而实现它们。这里的问题正在于如何实现，即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补偿的。因此，把社会产品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即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应该是谈论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也就是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出发点。前者只能用于生产消费，后者只能用于个人消费。前者只能充作资本，后者则应成为收入，即应在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中归于消灭。前者完全为资本家所得，后者则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一旦掌握了这个区分，一旦纠正了亚·斯密从社会产品中抛弃其不变部分（即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这一错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问题就很清楚了。显然，不能只是说工人的消费实现工资，资本家的消费实现额外价值。［注：而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正是这样议论的。我们在上面故意特别详细地谈论了西斯蒙第在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个问题上的谬误（亚·斯密比西斯蒙第更接近于把它们区别开来）。我们想对读者指出，持这个错误理论的一些古典作家已经感到了这个理论不能令人满意，看出了矛盾，并且试图摆脱这个矛盾。而我国“独特的”理论家们不仅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感觉出来，而且连他们那样热心谈论的问题的理论和历史也一无所知。］只有在产品由消费品构成时，即只是在社会生产的一个部类中，工人才能消费工资。资本家才能消费额外价值。他们不能“消费”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产品。必须把它换成消费品。但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消费品的哪一部分（就价值说）呢？显然只能交换不变部分（不变资本），因为其余两部分是生产消费品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这一交换实现着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的额外价值和工资，从而实现着制造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中的不变资本。事实上，例如在生产糖的资本家那里，应该用以补偿不变资本（即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建筑物等等）的那部分产品，是以糖的形式存在的。为了实现这部分产品，就必须得到相应的生产资料以取代这部分消费品。因而，这部分产品的实现就是以消费品去交换充作生产资料的产品。现在，只有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实现，即制造生产资料的部类中的不变资本的实现，还没有得到说明。在这部分社会产品中，一部分产品以自然形态重新投入生产来实现（例如煤炭企业开采的煤一部分重新用于采煤；农场主所收获的谷物一部分重新用于播种等等）；另一部分产品则通过这一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实现，例如生产铁需要煤，生产煤又需要铁。生产这两种产品的资本家就这样通过互相交换来实现补偿他们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产品。这一分析（再说一遍，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作了最扼要的叙述）解决了所有经济学家都意识到的困难，也就是他们用“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收入”这句话所表示出来的困难。这一分析表明，把社会生产只归结为个人消费完全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可以进而分析西斯蒙第（以及其他浪漫主义者）从自己的错误理论中所得出的那些结论。但是，我们首先要引证的，是作出上述分析的作者在极详细而全面地分析了亚·斯密的理论（西斯蒙第对于这个理论没有作出丝毫的补充，他只是放弃了斯密想为自己的矛盾辩护的企图）之后对西斯蒙第所作的评论：“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但事实上把对这种关系的特别说法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黑体是原作者用的〉科学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说明，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8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4页。——编者注］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从错误理论中得出的第一个错误结论是关于积累的问题。西斯蒙第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积累，所以在他同李嘉图就这个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中，真理事实上是在李嘉图那边。李嘉图断言，生产本身为自己造成市场，而西斯蒙第否认这一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危机论。诚然，李嘉图也未能纠正斯密的上述基本错误，因而未能解决社会资本同收入的关系以及产品实现的问题（李嘉图也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但是他本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本质，指出了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一完全不容争辩的事实。这一点从最新的分析来看也是如此。生产本身确实为自己造成市场：要生产就必须有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构成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这个部门占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提供特殊的产品，这些产品一部分在本部门内部实现，一部分通过与另一个部门即生产消费品的部门相交换来实现。积累确实是生产超过收入（消费品）的表现。为了扩大生产（绝对意义上的“积累”），必须首先生产生产资料［注：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西斯蒙第是怎样看这一点的，他把个别家庭的生产资料明确地划分出来，并且企图把这种划分也用于社会。老实说，这种“看法”是斯密的，而不是西斯蒙第的，他不以重述斯密的看法而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门，就必须把工人吸收到那一部门中去，这些工人也就对消费品提出需求。可见，“消费”是跟着“积累”或者跟着“生产”而发展的，——不管这看起来多么奇怪，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能不是这样。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两个部门的发展中，均衡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相反，不均衡倒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资本发展的规律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也就是说，新形成的资本愈来愈多地转入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部门。因此，这一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也就是说，正是发生了西斯蒙第认为是“不可能的”、“危险的”等等事情。因此，个人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总额中所占的地位日益缩小。这也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殊的社会结构的：前者正是在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为生产而生产）；后者则使居民群众不能利用生产力。现在我们可以充分评价西斯蒙第的积累观点了。他断言迅速的积累会导致灾难，这和他多次提出的生产不能超过消费，因为消费决定生产的声明和要求一样，完全是错误的，完全由于他不懂得积累。事实上正好相反，西斯蒙第只不过避开了具有特定的历史形式的现实，用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代替分析。西斯蒙第想用“科学”公式来掩饰这种道德的企图，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特别可笑的印象。他在《新原理》第2版序言中说道：“萨伊先生和李嘉图先生得出这样的学说……认为消费除了生产的限制以外没有其他的限制，其实，它受收入的限制……他们应该预先告诉生产者，叫生产者应该只指望有收入的消费者。”（第1卷第ⅩⅢ页）［注：大家知道，最新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生产本身是否为自己造成市场？）是完全赞同作肯定回答的古典学派，而反对作否定回答的浪漫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3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页。——编者注）］这种幼稚见解现在只能令人发笑。但是，在我国现代浪漫主义者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之流的著作中不是充斥着这类东西吗？“让银行家好好想一想”……能为商品找到市场吗？（第2卷第101—102页）“把财富的增长当作社会的目的，那总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第2卷第140页）“如果我们不靠劳动的需求来刺激〈即靠工人对产品的需求来刺激生产〉，而认为以前的生产会提供这种刺激，那我们就很象对待挂钟一样，如果不把带链条的轮子（larouequiportelachainette）向后旋转，而把另一个轮子向后旋转，这就会损坏挂钟，使整个机器停止转动。”（第2卷第454页）这是西斯蒙第说的。现在我们听听尼古拉·—逊先生是怎么说的。“我们忽略了这种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依靠什么进行的，我们连任何生产的目的也忘记了……这是极其致命的谬误……”（尼·—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第298页）这两位作家谈的都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两人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实质一无所知。但能够设想后者的著作是在前者70年之后写成的吗？西斯蒙第在第8章《为降低生产费用而斗争的结果》（第4篇《论商业财富》）中引用的一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他不懂得资本主义积累同他误把全部生产归结为消费品生产有什么样的关系。西斯蒙第说，假定一个工厂厂主拥有100000法郎的流动资本，因而获得了15000法郎，其中6000法郎是资本利息，归资本家，9000法郎是厂主的企业利润，假定厂主雇用了100个工人，他们的工资为30000法郎。其次，假定资本增加了，生产扩大（“积累”）了。资本已不是100000法郎，而是200000法郎的固定资本和200000法郎的流动资本，总共为400000法郎；利润加上利息等于32000法郎＋16000法郎，因为利息率由6％降为4％。工人人数增加1倍，但工资由300法郎降为200法郎，因而总共为40000法郎。这样生产就增加了3倍。［注：西斯蒙第说：“竞争的第一个结果是降低了工资，同时增加了工人人数。”（第1卷第403页）我们在这里不来谈论西斯蒙第计算方面的错误，例如，他认为利润是固定资本的8％和流动资本的8％，工人人数的增多和流动资本（他不能很好地把流动资本与可变资本分开）的增加成正比，固定资本全部进入产品价格之中。在这里，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在资本的总构成中，可变资本部分的减少是积累的必然结果。］于是西斯蒙第计算出这样的结果：“收入”或“消费”起初为45000法郎（工资30000法郎＋利息6000法郎＋利润9000法郎），现在则为88000法郎（工资40000法郎＋利息16000法郎＋利润32000法郎）。西斯蒙第说：“生产增加了3倍，而消费连1倍也没有增加到。用不着计算那些制造机照的工人的消费，他们的消费已包括在购买机器的200000法郎中；这种消费已经是情况相同的另一个工厂的收支的一部分。”（第1卷第405—406页）西斯蒙第的计算证明，只要生产增加，收入就会减少。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西斯蒙第没有觉察到，他自己举的例子推翻了他自己的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实现的理论。可笑的是，他认为“用不着计算”生产机器的工人的消费。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它包括在200000法郎中了。这就是说，资本转入了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这一点西斯蒙第没有觉察到。也就是说，西斯蒙第所说的“缩小”的“国内市场”并不以消费品为限，同时也包括生产资料。而这些生产资料是一种特殊产品，它不在个人消费中“实现”，并且积累愈快，不是为个人消费而是为生产消费提供产品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发展也愈迅速。第二，西斯蒙第说是因为这是情况相同（oùlesmêmesfaitspourrontsereprésenter）的另一个工厂的工人。可见，这不过是象斯密那样把读者“从本丢推给彼拉多”。但要知道，“另一个工厂”也使用着不变资本，而它的生产同样是为制造生产资料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部类提供市场！无论我们怎样把问题从这个资本家推到那个资本家，又从那个资本家推到另一个资本家，上述部类并不因此而消失，“国内市场”也不只限于消费品。所以，当西斯蒙第说“这个计算推翻了……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大家坚持的公理之一，即最自由的竞争决定着工业最有利的发展”（第1卷第407页）的时候，他没有觉察到“这个计算”也同样驳倒了他自己。采用机器，使工人受到排挤，使他们的状况恶化，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西斯蒙第是最早指出这种情况的人之一，他的功绩也是不容争辩的。尽管如此，他的积累和国内市场的理论仍然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计算恰好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西斯蒙第不仅加以否认，甚至把它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说什么积累和生产应该适合消费，不然就会发生危机。他的计算恰恰表明，积累和生产超过消费，而且非这样不可，因为积累主要靠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是不用于“消费”的。西斯蒙第认为，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种说法是李嘉图学说中的一个错误和矛盾；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实际，表明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种超过是任何积累所必需的，而一切积累在消费品市场并未相应扩大甚至还缩小的情况下也为生产资料开辟新的市场。［注：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不过要取决于新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按什么比倒包括旧的生产部门。］接着，西斯蒙第抛弃了关于自由竞争的优越性的学说，没有觉察到他在抛弃盲目的乐观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真理，即自由竞争发展着社会生产力，这从他的计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实，这只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特殊工业部类的建立及其特别迅速的发展这同一事实的另一种说法）。社会生产力发展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发展，这当然是一种矛盾，但这正是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本质中产生的，而决不是用感伤的词句所能抹杀的。浪漫主义者正是这样抹杀事实的。为了使读者不致怀疑我们在用西斯蒙第这位如此“陈旧的”作家的错误来诬赖现代的经济学家，现在，我们来援引“最新”作家尼·—逊先生的一个小小的例证。他在《论文集》第242页上谈到了俄国面粉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作者指出，大型蒸汽磨坊出现了，它们拥有完善的生产工具（从70年代起，改造这些磨坊用了近1亿卢布），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多。他把所描述的现象说成是：“面粉业并未发展，只是集中成一些大企业”；然后，他把这种说法推广于一切工业部门（第243页），并且得出结论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批工人都闲着找不到工作”（第243页），“资本主义生产是靠人民的消费来发展的”（第241页）。我们要问问读者，这种议论与我们刚才引用的西斯蒙第的议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位“最新”作家肯定了我们从西斯蒙第的例子中也看见的同样两个事实，并且用同样的感伤词句来抹杀这两个事实。第一，他的例子说明，资本主义正是依靠生产资料来发展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第二，他的例子说明，这一发展正是通过资本主义固有的充满矛盾的特殊道路来实现的；生产发展了（1亿卢布耗费在不是靠个人消费实现的产品的国内市场上），而消费没有相应发展（人民的营养日益恶化），也就是说，正是为生产而生产。尼·—逊先生以为，如果他象西斯蒙第老头儿一样天真，把这个矛盾看成只是学说上的矛盾，只是“致命的谬误”——“我们忘记了生产的目的”，那么这一矛盾在生活中就会消失！！还有比“并未发展，只是集中”这句话更典型的吗？大概尼·—逊先生知道一种可以不用集中的方法来发展的资本主义。遗憾得很，他没有让我们看看在他以前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所不知道的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六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从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收入和社会产品的错误理论中产生出来的西斯蒙第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关于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因而必须有国外市场的学说。说到产品的实现，上述分析表明，“不可能性”的产生只是由于把不变资本和生产资料错误地排除了出去。这个错误一经纠正，“不可能性”也就消失了。至于说到额外价值，情况也完全相同，因为这个分析也阐明了它的实现。就额外价值的实现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把额外价值从整个产品中分出去。西斯蒙第（以及我国民粹派）所以作出相反的论断，完全是由于根本不懂得实现的基本规律，不善于将产品按价值分为三部分（而不是两部分），按物质形态分为两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的论点，不过是庸俗地重复斯密对实现的糊涂看法。额外价值中只有一部分是消费品；另一部分则是生产资料（如铁厂厂主的额外价值）。这后一部分额外价值的“消费”是由它转入生产来完成的；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自己消费的不是额外价值，而是从其他资本家那里换来的不变资本。因此，民粹派在谈论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时，在逻辑上必定会承认不变资本也不可能实现，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极其顺利地返回到亚当那里去了……当然，这样返回到“政治经济学之父”那里，对于以“靠自己的聪明得出的”真理为幌子而向我们抬出旧错误的作家说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国外市场呢？我们是不是否认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呢？当然不是。然而，国外市场问题和实现问题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企图把两者联合成一个整体，只是说明浪漫主义者“阻滞”资本主义的愿望和浪漫主义者在逻辑上的无能。阐明实现问题的理论十分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浪漫主义者说，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因此必须把它销售到国外去。试问，资本家是不是把自己的产品白白送给外国人或者抛到大海里去呢？出售就是获得等价物，输出一种产品就意味着输入另一种产品。如果我们谈社会产品的实现，我们也就丢开了货币流通，只是以产品交换产品为前提，因为实现问题也就是分析社会产品的各部分如何按价值和物质形态补偿的问题。因此，开始时谈论实现而最后却说“出售产品换取货币”，这是可笑的，正象用“出售”来回答不变资本在消费品中的实现问题一样可笑。这简直是逻辑上的严重错误，这是离开整个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站到单个企业主的观点上去了，这些企业主除了“卖给外国人”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把对外贸易和输出同实现问题纠缠在一起，这就是逃避问题，把问题推到更广泛的范围，但丝毫也没有说明问题。［注：这一点十分清楚，甚至西斯蒙第也意识到，在分析实现问题时必须把对外贸易抽象掉。他在谈论生产与消费的适应时说：“为了更准确地考察这并计算并使问题简单化，我们一直是把对外贸易完全抽象掉的；我们假定只有一个孤立的国家；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孤立的国家，一切和这个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有关的东西，同样也和全人类有关。”（第1卷第115页）］如果我们不是拿一个国家的市场来看，而是拿若干个国家的市场来看，那实现问题仍然毫无进展。民粹派硬说，国外市场是“摆脱”资本主义在产品实现方面给自己造成的“困难的出路”［注：尼·—逊的书第205页。］，其实他们只是用这句话来掩饰这样一种可悲的情况：他们由于不懂理论而陷入困难境地，因此把“国外市场”看作“摆脱困难的出路”……不仅如此，把国外市场和整个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理论，不仅表明它对这种实现毫不了解，而且也说明它对这种实现所特有的矛盾的理解极其肤浅。“工人消费工资，而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请你们从国外市场的观点来仔细想想这个“理论”吧。我们从哪里知道“工人消费工资”呢？根据什么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用来供全国工人消费的产品在价值上真正与工人的工资相等，会补偿工资，因而这些产品不需要国外市场呢？这种想法毫无根据，事实上也完全不是这样。不但补偿额外价值的产品（或一部分产品），而且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不但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而且补偿不变资本的产品（不记得和亚当有……血缘关系的我国“经济学家”把不变资本忘记了）；不但以消费品形态存在的产品，而且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产品：所有这些产品都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的，这种竞争迫使每一个企业主竭力无限扩大生产，越过本国的疆界，到那些尚未卷入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国家去寻找新的市场。现在我们也就接触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这一问题。这完全不是因为产品根本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这是胡说。国外市场所以需要，是因为与一切受村社、世袭领地、部落、地域或国家的范围所限制的旧的生产方式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向。同时，在一切旧的经济制度下，每次生产更新的形式和规模都和从前一样，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一形式的更新是不可能的，无限扩大和不断前进成为生产的规律。［注：参看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年圣彼得堡版第466页脚注。］因此，对实现的两种不同理解（确切些说，一种是了解它，另一种是浪漫主义者完全不了解它）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国外市场的作用的看法。在一些人（浪漫主义者）看来，国外市场表明资本主义给社会发展造成了“困难”。相反，在另一些人看来，国外市场表明资本主义如何为社会发展消除历史上造成的种种困难，即村社的、部落的、地域的和民族的壁障。［注：参看下面要谈到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可见，区别仅仅在于“观点”不同……是的，“仅仅”！审判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法官不同于其他法官的地方，“仅仅”在于“观点”不同，“仅仅”在于一些人是从后面进行审判，另一些人是从前面进行审判；一些人是从资本主义正在破坏的那个制度的观点进行审判，另一些人是从资本主义正在创立的那个制度的观点进行审判。［注：我在这里只谈对资本主义的评价，而不谈对它的了解。在后面这一点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浪漫主义者并不比古典学派高明。］浪漫主义者对国外市场的错误理解，往往是与他们对该国资本主义的国际状况的“特点”、寻找市场的不可能性等等的说明分不开的；所有这些论据都是要资本家“放弃”寻找国外市场。我们在这里用“说明”一词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浪漫主义者并没有真正分析该国的对外贸易、它在新市场方面的进展以及它的殖民活动等等。浪漫主义者对研究和说明实际过程毫无兴趣，他们需要的只是反对这一过程的道德。为了使读者确信现代俄国浪漫主义者和法国这位浪漫主义者的道德完全一样，现在我们举出后者几个典型的论断。西斯蒙第怎样恐吓资本家，说他们找不到市场，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但他说过的不止这一点，他还说“世界市场的供应已很充足”（第2卷第328页），从而证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必须选择另外的道路……他要英国企业主相信，资本主义不可能使农业中被农场主经济解雇的所有工人都有工做（第1卷第255—256页）。“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是否能在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呢？要知道，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打击，要比失去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第1卷第256页）他要英国农场主相信，他们经不起贫穷的波兰农民的竞争，因为粮食对于波兰农民来说，几乎是一文不值的（第2卷第257页）；此外，他们还受到从黑海港口运去的俄国粮食的更加可怕的竞争。他高声叫道：“美国人遵循了一条新原则：只顾生产，不考虑市场问题（produiresanscal-culerlemarché），而且尽量多生产”，所以，“美国全国各地商业的特点是各种商品都超过消费的需要……经常的破产就是这种不能变成收入的商业资本过剩的结果”。（第1卷第455—456页）善良的西斯蒙第！关于现代美国，关于正是依靠浪漫主义者的理论认为一定要“缩小”的“国内市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美国，他该说些什么啊！七危机西斯蒙第从他所承袭的亚当·斯密的错误理论中得出的第三个错误结论是关于危机的学说。从西斯蒙第消费决定积累（生产的增长）的见解中，从他对社会总产品（就是工人和资本家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实现所作的错误解释中，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种用生产和消费的不适合来解释危机的学说。西斯蒙第完全坚持这种理论。洛贝尔图斯也承袭了这种理论，不过说法稍微不同，他认为危机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增长而工人所获得的产品份额却日益减少，并且他也象亚·斯密那样不正确地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工资和“租金”（按照他的术语，“租金”就是额外价值，即利润加地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注：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产品由两部分构成的学说中，产生了亚·斯密和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理解。他们认为利润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西斯蒙第重复了古典学派的这个错误。］和产品实现所作的科学分析，粉碎了上述理论的全部根据，并且指明工人的消费正是在危机发生以前的时期有所增加，消费不足（似乎这能解释危机）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而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这种理论认为危机所以发生，是由于另外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的即个人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看来，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极大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对它作更详细的论述，因为正是俄国的西斯蒙第的信徒们力图抹杀这种区别，搅乱问题。我们所谈到的两种危机理论，对危机的解释完全不同。第一种理论用生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由此可见，第一种理论认为现象的根源在生产之外（因而西斯蒙第总是攻击古典学派，说他们忽略消费，只研究生产）；第二种理论则认为生产条件正是现象的根源。简言之，第一种理论用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则用生产的混乱状态来解释危机。总之，这两种理论都用经济制度本身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然而在指明这一矛盾时却分道扬镳了。试问，第二种理论是不是否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呢？当然不否认。它完全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把它看成只和资本主义总生产一个部类有关的事实。它指出这个事实不能解释危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一些人实际上拥护第一种理论，同时又以第二种理论的代表确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作为借口来掩护自己，对这些人能说些什么呢？显然，这些人没有好好想想这两种理论的区别根子是什么，没有真正懂得第二种理论。例如，尼·—逊先生（更不用说瓦·沃·先生）就属于这一类人。在我国著作界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就已经指出他们是西斯蒙第的信徒（《工业危机》第477页。对尼·—逊先生则加了“看来”这个奇怪的限语）。但是尼·—逊先生在谈论“国内市场缩小”和“人民消费能力降低”（他的论点的中心）的时候，也提到第二种理论的代表确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显然，这种引证只不过表明这位作者具有善于作不恰当的引证的能力罢了。例如，凡是熟悉他的《论文集》的读者自然都会记得他的这段“引证”：“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论文集》第178页）读者也会记得，尼·—逊先生想由此得出“国内市场缩小”（同上，第203页及其他各页）和危机（第298页及其他各页）的结论。但是我们的作者在引用这段话（我们已经说明，这段话什么也没有证明）时，却把他引证的那个脚注的末尾一句略去了。这段引文是《资本论》第2卷第2篇手稿中的一个注。插入这个注是“准备以后更详细地加以阐述”，而手稿的出版者把它放到了脚注中。在上面那段话之后，这个注还写道：“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属于下一篇的范围”［注：《资本论》第2卷第30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2页。——编者注）。俄译本第232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即属于第3篇的范围。而第3篇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篇的内容正是批判亚·斯密关于社会总产品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同时对西斯蒙第作了上述评论），并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即分析产品的实现。总之，我们的作者的观点重复了西斯蒙第的学说，而他引来证实自己这些观点的那个注解，却“只是”属于驳斥西斯蒙第“那一篇”的范围，因为“那一篇”指出：资本家能够实现额外价值，在分析实现时扯到对外贸易是荒谬的……艾弗鲁西的文章的另一企图，是援引最新学说来抹杀两种理论的区别和捍卫陈旧的浪漫主义废物。艾弗鲁西在引用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时，指出了这个理论的错误（《俄国财富》第7期第162页）。他说得极其隐晦和矛盾。一方面他重述对立理论的论据，认为国民需求并不以直接消费品为限。另一方面他又断言，西斯蒙第对危机的解释“只指出了使国民生产的分配难以适合居民的需求和购买力的许多情况中的一种情况”。因而读者就会认为，危机只有用“分配”才能解释，而西斯蒙第的错误只在于没有完全指出阻碍这种分配的种种原因！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并未以上述解释为限。在《新原理》第1版中，我们就已看到大有教益的一章，标题是《关于市场的知识》。西斯蒙第在这一章中非常清楚地给我们揭示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遭到破坏的基本原因〈请注意这一点！〉，对这个问题只有很少几个经济学家能解释得如此清楚。”（同上）艾弗鲁西在引证厂主不能了解市场这几段引文时说，“恩格斯的话几乎和这完全一样。（第163页）——接着就是一段关于厂主不能知道需求的引文。然后艾弗鲁西还引证了几段关于“在建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方面的其他障碍”（第164页）的话，他硬说：“这就提供了一种日益成为权威性的对危机的解释！”艾弗鲁西甚至还认为：“在国民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斯蒙第看做是那些后来阐发得更彻底更明显的观点的创始人。”（第168页）但是这一切暴露出艾弗鲁西对问题一窍不通！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是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商品找不到需求，这就是说，厂主生产商品而不知道需求。试问，难道指出这个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就是解释危机吗？难道艾弗鲁西不懂得指出现象的可能性和解释现象的必然性是有区别的吗？西斯蒙第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可能有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即产品不可能实现）。恩格斯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这完全不是因为产品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因为产品是能够实现的。危机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发生了矛盾。现在居然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硬说恩格斯说的是“差不多同样的话”，西斯蒙第“对危机作了同样的解释”！艾弗鲁西写道：“因此，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竟忽略了西斯蒙第学说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第168页）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什么也没有忽略［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页和第1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章第6节。——编者注）中，我已经指出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那些不确切的和错误的地方，这些东西使他后来完全转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阵营中去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相反，他十分确切地指出了被新理论认为是症结所在的基本矛盾（第455页及其他各页），并且阐明了西斯蒙第的作用：西斯蒙第较早地指出了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但是未能正确地解释这个矛盾（第457页：西斯蒙第在恩格斯之前就指出危机是从现代经济组织中产生的；第491页：西斯蒙第叙述了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但是又说“并非任何可能性都会真正实现”）。艾弗鲁西根本没有弄清这一点，而是把一切搅做一团，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混乱感到“惊讶”！《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说：“诚然，我们从西斯蒙第那里找不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Planlosig-keit）这一类已经得到公认的术语，但是这些术语所包含的实质，西斯蒙第已经十分清楚地指出来了。”（第168页）这位最新的浪漫主义者多么轻而易举地就把旧日的那位浪漫主义者复活了啊！问题只在于字面上的差别！其实问题在于艾弗鲁西并不懂得他所重复的那些词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这些术语说的是什么呢？它们说的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我们请问读过上述经济著作的任何一个人：西斯蒙第或洛贝尔图斯承认这个矛盾吗？他们是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的吗？不是，他们没有引出也不可能引出，因为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根本不了解这个矛盾。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决不能以普遍幸福［注：参看上引西斯蒙第的书第1卷第8页。］或“自行流通”［注：洛贝尔图斯。我们顺便指出，伯恩施坦复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偏见，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硬说马克思的危机论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硬说马克思自相矛盾，因为他承认群众消费的有限是危机的近因。（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不正确性这些空话为根据，而必须以生产关系演进的性质为根据。然而这种思想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完全了解为什么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竭尽全力来抹杀上述两种危机理论的区别。这是因为对待资本主义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与上述两种理论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如果我们用产品实现的不可能性、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那我们就会否认现实，否认资本主义所走的那条道路是适当的，认为它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而要去寻找“另外的道路”。如果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我们就一定会认为，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矛盾也就愈困难。而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十分幼稚地说出的正是这种见解。他说，如果资本积累得慢，这还可以忍耐；如果资本积累得快，这就不能忍受了。相反，如果我们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我们就会承认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性和进步性，并指责寻找“另外的道路”是荒唐的浪漫主义。从而我们也就承认，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这个矛盾就愈容易，而出路正在于这种制度的发展。读者看到，我们在这里也碰到了两种“观点”的区别……我国浪漫主义者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这是十分自然的。为了寻找理论根据，他们拾起西欧早已抛弃了的陈旧的废物，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企图使这种废物重新发挥作用，时而公开替西欧浪漫主义者渲染，时而在不恰当的和歪曲的引证的掩饰下偷运浪漫主义，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种走私行为不会被揭发出来，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在结束对西斯蒙第的基本理论以及他从这一理论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理论结论的叙述时，应该作一个小小的补充，这个补充又是与艾弗鲁西有关的。他在另一篇论西斯蒙第（第1篇的继续）的文章中说：“西斯蒙第对各种收入的看法更有意思（与关于资本的收入的学说相比）。”（《俄国财富》第8期第42页）他说，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一样，也把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土地和生产工具占有者，另一部分归劳动者。”（同上）接着他又引证了西斯蒙第的一些话，在这些话里西斯蒙第不仅把国民收入而且把整个产品都作了这样的划分：“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等等（《新原理》第1卷第105页，转引自《俄国财富》第8期第43页）。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上引各处清楚地证明，西斯蒙第完全领会了〈！〉在最新经济学家那里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国民收入分类法，即国民收入分为以劳动为基础的收入和非劳动的收入（arbeitslosesEinkom-men）。虽然一般说来，西斯蒙第对收入问题的观点并不总是明确的，但是从他的观点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私人经济收入和国民经济收入之间的区别。”（第43页）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说：上引那一处清楚地证明，艾弗鲁西完全领会了德国教科书的高见，但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完全忽略了国民收入不同于个人收入这一问题的理论上的困难。艾弗鲁西说话是很不细心的。我们看到，他在文章的前半部分把某一学派的理论家叫作“最新经济学家”。读者一定会以为他这一次还是指的那些理论家。事实上作者在这里完全另有所指。现在充当最新经济学家的已经是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44]了。作者认为西斯蒙第的理论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这就是替西斯蒙第辩护。艾弗鲁西的这些“最新”权威人士的学说是什么呢？就是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其实这是亚当·斯密的学说，根本不是“最新经济学家”的学说！亚·斯密把收入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6章；第2篇第2章），使后二者正是作为非劳动的收入而与前者对立起来，称这二者为劳动的扣除（第1篇第8章），并且驳斥了认为利润也就是特种劳动的工资的意见（第1篇第6章）。无论是西斯蒙第、洛贝尔图斯或德国教科书的“最新”作者们，都不过是在重复斯密的这一学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亚·斯密意识到他没有完全能够把国民收入从国民产品中分出来；意识到他陷入了矛盾：他从国民产品中去掉了不变资本（按照现代术语来说），而在单个产品中又把它包括进去。“最新”经济学家们是在重复亚·斯密的错误，只不过使他的学说具有更加堂皇的形式（“国民收入分类法”），而没有意识到亚·斯密不能解决的矛盾。这也许是学者的方法，但决不是科学的方法。八资本主义地租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我们继续来评述西斯蒙第的理论观点。他的一切主要观点，也就是说明他不同于其他一切经济学家的那些观点，我们已经考察过了，下面一些观点，或者是在他的整个学说中不起那么重要的作用，或者是从上述观点中得出的结论。我们要指出，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完全一样，也是不赞同李嘉图的地租论的。他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而力图以极不高明的见解去动摇李嘉图的学说。他在这里表现出是一个纯粹的小农思想家；他与其说是驳斥李嘉图，不如说是根本反对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范畴搬到农业中来。在这两方面，他的观点很有浪漫主义者的特征。该书第3篇［注：就连叙述方式也是很典型的：第3篇论“领土财富”，土地财富，即农业。下一篇，即第4篇“论商业财富”，谈工业和商业。似乎农产品和土地本身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就不是商品！因此，这两篇也是相互不协调的。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西斯蒙第当时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而对农业的描述，则是五花八门地列举各种土地经营制度：宗法制、奴隶制、对分制、徭役制、代役制、农场制、永佃制（永久世袭地出租）等。其结果是一团糟：作者既未写出农业史，因为所有这些“制度”都是互不联系的，也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农业，尽管后者是他的著作的真正研究对象，尽管他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第13章是专谈“李嘉图先生的地租论”的。西斯蒙第一开始就说李嘉图的学说同他自己的理论完全矛盾，他反驳道：利润的一般水平（这是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永远不能确定，农业中没有资本的自由转移。在农业中应该考察产品的内在价值（lavaleurintrinsèque），这种价值不以市场波动为转移，它供给占有者以“纯产品”（produitnet）和“自然劳动”（第1卷第306页）。“自然劳动是其内在价值（intrinsèquement）受到我们研究的土地纯产品的力量和泉源。”（第1卷第310页）“我们把地租（lefermage），或确切些说，把纯产品看作是直接从土地中产生出来而归私有者所有的；它既丝毫不剥夺农场主，也丝毫不剥夺消费者。”（第1卷第312页）他在唱完这种陈旧的重农主义偏见的老调时还训诲说：“一般说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应该防止（sedéfier）绝对的假定，正如应该防止抽象一样！”（第1卷第312页）这种“理论”甚至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因为李嘉图的一个小小注解，就足以驳倒“自然劳动”了［注：《李嘉图全集》，季别尔的译本，第35页：“难道自然界在工场手工业方面丝毫没有替人做一点好事吗？难道使我们的机器转动、帮助船只在海上航行的风力和水力毫无意义吗？难道我们用来使最惊人的机器运转的大气压力和蒸汽动力不是自然界的恩赐吗？更不要说使金属软化和熔解的热能的作用了，更不要说空气参与染色过程和发酵过程了。在工场手工业的任何一个部门中，自然界都会给人以帮助，而且是无偿的和慷慨的帮助。”］。这只是放弃分析，并且比李嘉图倒退一大步。西斯蒙第的浪漫主义在这里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急于谴责该一过程，而害怕去分析这一过程。请注意，他并不否认下列事实：英国农业是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农民为农场主和日工所代替，大陆上的情况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不过是回避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他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必须加以考察的），而宁愿感伤主义地谈论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制度的优越性。我国民粹派也一模一样，他们之中谁也不打算否认商品经济正渗入农业、商品经济不能不引起农业的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的事实，但是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谁也不提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宁愿用“人民生产”的箴言来支吾搪塞。我们在这里还只是分析西斯蒙第的理论经济学，因此，我们把这种“宗法式的经营”留到以后再来作比较详细的介绍。西斯蒙第反复叙述的另一个论点就是人口论。我们现在来谈谈西斯蒙第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过剩人口的看法。艾弗鲁西断言，西斯蒙第只赞同马尔萨斯一个观点，这就是人口会异常迅速地增殖，成为灾难深重的根源。“往后，他们就完全相反了。西斯蒙第把整个人口问题置于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俄国财富》第7期第148页）。艾弗鲁西的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西斯蒙第特有的观点（即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他的浪漫主义。“把人口问题置于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分别研究每个历史经济制度的人口规律，研究它与该一制度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西斯蒙第研究了什么制度呢？资本主义制度。总之，《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认为，西斯蒙第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这种论断有一部分真理，但只是一部分而已。既然艾弗鲁西不想去分析西斯蒙第关于人口的议论的不足之处，既然艾弗鲁西断言“西斯蒙第在这方面是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的先驱”［注：不过，我们要附带说明一下，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艾弗鲁西在这里所说的“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究竟指的是谁，是与浪漫主义绝对格格不入的那个著名学派的代表呢，还是那本大部头书的作者？］（第148页），那他就是在美化这位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完全象我们在危机和国民收入的问题上所看见的情况一样。在这些问题上，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新理论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所固有的矛盾。这个相同的地方艾弗鲁西已经指出来了。西斯蒙第和新理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是他丝毫没有推进对这些矛盾的科学分析，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古典学派还后退了一步；第二，是他以国民收入必须适合支出、生产必须适合消费等等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掩盖他自己没有分析的能力（部分是掩饰他不愿意进行分析）。艾弗鲁西对两点区别中的任何一点都没有指出，从而完全不正确地叙述了西斯蒙第的真正作用及其同最新理论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情形也完全一样。在这里，西斯蒙第和最新理论相同的地方也只在于他指出了矛盾。其区别也在于他没有进行科学分析，而以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代替分析。现在我们来加以说明。从上世纪末叶开始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造成了过剩人口，于是在政治经济学面前便提出了解释这个现象的任务。大家知道，马尔萨斯企图用自然历史的原因来解释这个现象，根本否认它来源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事实，完全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所揭示出来的矛盾。西斯蒙第指出了这些矛盾，指出了机器排挤人的现象。指出这一点是他的无可争辩的功绩，因为在他写作的时代，指出这一点是一个新发现。但是，我们看一看他是怎样对待这个事实的。第7篇（《论人口》）第7章专门谈论“机器的发明造成过剩人口”。西斯蒙第确认“机器排挤人”（第2卷第7章第315页）这一事实，并立刻提出一个问题：机器的发明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呢？显然，要为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而不是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毫无内容的空谈：在“消费的需求超过居民所握有的生产资料（lesmoyensdeproduiredelapopulation）”（第2卷第317页）时就有利，“在生产能充分满足消费时”则有害。换句话说，在西斯蒙第那里，确认矛盾的存在只是议论某个抽象社会的借口，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没有任何矛盾，精打细算的农民的道德是和这个社会相适合的！西斯蒙第不打算分析这个矛盾，不打算考察它是怎样在该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它会引起什么结果，等等。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这个矛盾用作自己痛恨这种矛盾的材料。这一章后面的所有内容，在这个理论问题上，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只有一些怨言、牢骚和天真的愿望。被排挤的工人曾经是消费者……国内市场在缩小……至于国外市场，世界上已有足够的供应……农民的温饱能更好地保证销售……再没有比大陆国家所仿效的英国的例子更令人惊异、更骇人听闻的了，——这就是不去分析现象的西斯蒙第所说的一些箴言！他对问题的看法和我国民粹派的看法一模一样。民粹派也只限于确认人口过剩这个事实，也只是利用这个事实来埋怨和控诉资本主义（参看尼·—逊和瓦·沃·等人的著作）。西斯蒙第甚至不打算分析这种过剩人口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有什么关系，民粹派和他一样，也从未给自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对这一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说明这种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个分析证明，过剩人口毫无疑问是一个矛盾（还有过剩生产和过剩消费），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这部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注：大家都很清楚，对过剩人口的这种看法是恩格斯在1845年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第一次提出的。作者在描述了英国工业通常的工业循环之后说道：“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军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场最活跃的时候，农业区……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较少的工业部门暂时也能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同样属于后备军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们是属于这个后备军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9页。——编者注）在最后几句话中，指出暂时转向工业的那部分农业人口属于后备军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正是晚近的理论所谓的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见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页。——编者注））］大工业愈发展，对工人需求的波动就愈大，而波动的情况如何，则要看整个国民生产或其每个部门是处于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而定。这种波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如果没有随时都能给任何工业部门或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的过剩人口（也就是超过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平均需求的人口），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分析表明，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只要资本主义一渗入，过剩人口就会形成（农业中的情形和工业中的情形完全一样），过剩人口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主要的形式有三种［注：参看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年圣彼得堡版第552—553页。］：（1）流动的过剩人口。属于这一类的是工业中的失业工人。随着工业的发展，他们的人数必然增加。（2）潜在的过剩人口。属于这一类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丧失了自己的产业并找不到非农业工作的农业人口。这种人口随时都能给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3）停滞的过剩人口。他们的就业“极不规则”［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页。——编者注］，生活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在家里替厂主和商店干活的城乡居民。所有这些阶层的总和就构成了相对过剩人口或者后备军。后一术语清楚地表明，这里是指哪一种人口。这里是指工人，他们是资本主义尽量扩大企业所必需的，但是他们永远不能经常得到工作。这样看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一理论得出的结论也是和浪漫主义者的结论完全相反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过剩人口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错误”的。其实恰好相反，过剩人口是过剩生产的必然补充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附属品，没有它，资本主义经济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在这里，艾弗鲁西的说法也完全不正确，他闭口不谈最新理论的这一原理。只要把上述两种观点对比一下，就足以判明我国民粹派是赞成哪一种观点的了。上述西斯蒙第著作中的那一章，完全可以放在尼·—逊先生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中。民粹派虽然确认在改革后的俄国形成了过剩人口，但从未提出资本主义需要工人后备军的问题。如果经常的过剩人口没有形成，铁路能够建成吗？尽人皆知，对这种劳动的需求年年都有很剧烈的波动。没有这个条件，工业能够发展吗？（在兴旺时期，工业需要大批建筑工人去兴建工厂、房屋和仓库等等，需要各种辅助性的日工，这种日工在所谓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中占很大部分。）没有这个条件，我国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农业（它需要几十万几百万的日工，同时大家知道，对这种劳动的需求的波动又特别大）能够建立吗？没有形成过剩人口，木材业主能够非常迅速地伐下树木供给工厂的需要吗？（正如农村居民替企业主进行的其他形式的劳动一样，木材业工作也是一种工资最低、条件最坏的工作。）没有这个条件，商人、厂主、商店把工作分到城乡住户家里去做的制度（这在所谓手工业中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能够发展吗？这一切劳动部门（主要是在改革后发展起来的）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的波动非常大。要知道，这种需求的波动幅度决定着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过剩人口的多少。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明他们是知道这一规律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注：因此，我们在这里不谈那种极其独特的情形，即由于没有把所有这些为数众多的工人登记下来，民粹派经济学家就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西欧浪漫主义及其同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在这里，这种关系也和上述一切问题上的这种关系一样：民粹主义者在过剩人口的问题上完全持着与最新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浪漫主义观点。他们说，资本主义不能使被解雇的工人都有工可做。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等等。决不止“意味着”这些。矛盾不等于不可能（Widerspruch不等于Widersinn）。资本主义积累这个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也是一个矛盾。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存在，也不妨碍它成为一定的经济制度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矛盾也是这样。上述民粹派的议论，只“意味着”用空话来搪塞这一切矛盾的恶习已深深地腐蚀了俄国的知识分子。总之，西斯蒙第对于人口过剩的理论分析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但是，他究竟怎样看待人口过剩呢？他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心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奇特的结合。西斯蒙第说：“现代社会组织的一大缺陷，就是穷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他能指望什么样的劳动需求”（第2卷第261页），因此西斯蒙第对“农村鞋匠”和小农能够准确知道自己收入的那种时代感叹不已。“穷人愈是丧失各种财产，就愈会弄不准自己的收入，愈会增加下面这些人的数目（contribueràaccroitreunepopulation……），这些人与劳动的需求不相适应，因而找不到生活资料。”（第2卷第263—264页）请看，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仅想阻止整个社会的发展，以便维护半野蛮人的宗法关系，他还要不择手段地摧残人性，以便能保全小资产阶级。为了使大家对于后面一点不会有任何怀疑，现在再摘录几段于下：工厂每周跟半乞丐似的工人结账，这就使他们养成不去过问下星期六以后的事情的习惯，“这样就削弱了工人的道德品质和同情心”（第2卷第266页），这两者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夫妇间的理性”！……——“他的家庭给社会造成的负担愈大，他家里的人口就愈多；国家就会在与生活资料不相适应的（disproportion-née）人口的压迫下遭受痛苦（gémira）。”（第2卷第267页）即使以降低生活水平和歪曲人性为代价，也无论如何要保存小私有制，这就是西斯蒙第的口号。当西斯蒙第摆出一个国家要人的姿态来谈论什么时候人口的增加才“适宜”时，他专门用了一章来攻击宗教，说它没有谴责“不理智的”婚姻。问题只要一触及西斯蒙第的理想——小资产者，他就比马尔萨斯本人更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了。西斯蒙第教训宗教界人士说：“为贫困而生小孩，也就是为罪过而生小孩……对社会制度问题的无知，使得他们（宗教界的代表）把节欲从婚姻所固有的美德中去掉了，这种无知是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自然形成的平衡遭到破坏的经常起作用的原因之一。”（第2卷第294页）“宗教的道德应当教育人们，在建立家庭之后，他们同自己的妻子至少应该象光棍和姘妇那样节欲。”（第2卷第298页）西斯蒙第不仅以经济理论家自居，而且以精明能干的行政官自居，他在这里计算道，“建立家庭”，“一般说来平均”要“生三个小孩”，于是他劝告政府，“不要用成家立业的希望去欺骗人们，因为这种虚幻的建立（cetétablissementillusoire）会使他们受苦难、贫困和死亡的摆布”。（第2卷第299页）“当社会组织没有把劳动阶级和占有某些财产的阶级分开时，单是舆论就足以防止贫困的鞭挞（lefléau）。农民变卖他父辈的遗产，手工业者浪费自己的少量资本，总是一种可耻的事情……但在现代欧洲制度下……注定永远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对于沦为乞丐是不会感到任何羞耻的。”（第2卷第306—307页）很难比这些话更突出地表明小私有者的愚蠢和冷酷！西斯蒙第在这里由一个理论家变成了一个重实际的人，他所宣扬的道德，就是大家知道的法国农民遵守得很好的那种道德。这不仅仅是一个马尔萨斯，而且是一个有意按照小资产者的式样裁剪出来的马尔萨斯。读到西斯蒙第的这几章时，不由地会使你想起蒲鲁东那些愤怒的攻击，他证明马尔萨斯主义就是宣扬房事……和某种反常的恶行［注：见马尔萨斯《人口论》俄译本附录（比比科夫的译本，1868年圣彼得堡版）。蒲鲁东《论正义》一书中的一段话。］。九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与过剩人口问题有关的，是机器的作用问题。艾弗鲁西热心地谈论西斯蒙第关于机器的“真知灼见”，认为“把西斯蒙第当作技术革新的反对者是不公平的”（第7期第155页），认为“西斯蒙第并不敌视机器和发明”（第156页）。“西斯蒙第不止一次地强调这样一种思想：并非机器和发明本身对于工人阶级有害，它们所以有害，只是因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不增加工人阶级的消费，也不缩短工作时间。”（第155页）这些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对西斯蒙第的这种评价又一次十分清楚地证明，民粹主义者根本不了解浪漫主义者，不了解浪漫主义所固有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和科学理论观点的根本区别。民粹主义者也不可能了解这一点，因为民粹主义本身并不比浪漫主义更高明。但是，如果说西斯蒙第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矛盾性，在19世纪20年代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么，现在还只限于进行这类粗浅的批评而不了解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就完全不可原谅了。艾弗鲁西在这一方面（即在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最新理论的区别问题上）［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艾弗鲁西到处竭力援引西斯蒙第与现代理论的这个对比。］固执己见。他甚至不会提出问题。他指出西斯蒙第已经看到矛盾，就心满意足，以为历史上不曾有过各种各样批评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和方法。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认为机器有害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由于它在该一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作用。但是艾弗鲁西没有觉察到，就在这一议论中已经表现出多么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西斯蒙第的确议论过：机器有害还是无害呢？他用箴言“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当生产适合消费时，机器才是有利的（参看《俄国财富》第7期第156页的引文）。作了上面的一切叙述之后，我们在这里已没有必要来证明，这种“解决”不过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决不能因为西斯蒙第没有进行这种分析而责备他。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责难的不是西斯蒙第，也不是他的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而是《俄国财富》的那位经济学家，他迄今还不了解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注：在1898年和1908年的版本中，没有“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这些话。——编者注］，为了说明这种区别，应该提出的问题并非西斯蒙第是否敌视机器，而是西斯蒙第是否了解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是否了解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在这种制度下的作用。如果了解这一点，那《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就会注意到，西斯蒙第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观点出发，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新理论的不同处，就在于它提出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了解这一点，那艾弗鲁西就会懂得，西斯蒙第用机器“有利”和“有益”的条件问题来代替机器在该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作用问题，自然就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危险性”的学说，呼吁必须“阻止”、“节制”和“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变成了一个反动者。不了解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历史作用，这就是最新理论认为西斯蒙第的学说是反动学说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叙述最新学说（即马克思的学说）是怎样论述机器生产的。我们介绍读者去看一下尼·季别尔的上述著作的第10章《机器和大工业》，特别是第11章《机器生产理论的研讨》［注：季别尔在这一章的开头说道：“老实说，我们所叙述的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学说，是新思想和独创研究的取之不尽的泉源，谁想充分衡量这一学说的相对长处，他就必须就这一个问题写出整整一本书。”（第473页）］。我们只极简略地指出它的实质。它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历史分析，它确定了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其他发展阶段中的地位，确定了机器工业同以前这些阶段（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关系；第二是对机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分析，特别是对机器工业使居民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分析。在第一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阶段（即最高阶段），并表明它是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在第二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大进步，不仅因为它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使整个社会的劳动社会化［注：季别尔在比较村社中的“劳动结合”和拥有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结合”时说得十分正确：“村社的‘和’与拥有机器生产的社会的‘和’之间存在着类似10个单位和100个单位之间的区别。”（第495页）］，而且还因为它破坏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工人必须变换工作，彻底破坏了落后的宗法关系，特别是农村中的宗法关系［注：上述季别尔的著作第467页。］，并且由于上述原因和工业人口的集中，极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前进。这一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进步一样，也带来了矛盾的“进步”，即矛盾的尖锐化和扩大。也许读者要问，这样分析西斯蒙第对这个人所共知的问题的看法，这样概括地指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赞同”的新理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好吧，我们现在就拿自以为严格运用最新理论的最著名的民粹派经济学家尼·—逊先生为例来看看这种“赞同”吧。大家知道，尼·—逊先生在《论文集》中把研究俄国纺织工业的资本化当作自己的专门任务之一，而这种工业的特征恰好是使用机器最多。试问，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是什么观点呢？是西斯蒙第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资本主义的很多方面都赞同西斯蒙第的观点）还是最新理论的观点？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他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注：这里只是由于书报检查关系，才用“现实主义者”这个词而不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由于同样原因，也才没有引证《资本论》而引证了转述马克思《资本论》的季别尔的著作（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我们看到，最新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机器工业产生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事实作了历史分析。尼·—逊先生是否提出过俄国机器工业的产生问题呢？没有。固然，他曾经指出在机器工业之前有过为资本家进行的家庭劳动以及手工“工厂”［注：第108页。《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3编第32页上的一段话（统计学家们在这里叙述了科尔萨克的《论工业形式》）：“手工业组织本身从1822年以来发生着彻底的变化，农民不再是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而只是大工厂生产中某些工序的操作者，他们只能领取计件工资。”］，但是，他不仅没有解释机器工业和以前那个阶段之间的关系，甚至没有“觉察到”，按照科学术语不能把以前那个阶段（家庭手工生产或资本家作坊中的手工生产）称为工厂，只能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注：季别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普通术语（工厂等等）对于科学研究是不恰当的，必须把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分开。第474页。］。读者不要以为这个“疏漏”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尼·—逊先生就把资本主义和机器工业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科学理论的意义正在于它阐明了作为资本主义一个阶段的机器工业的真正地位。如果尼·—逊先生所持的是这个理论的观点，他还会把机器工业的发展和胜利说成是谁也不知道的“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形式”［注：尼·—逊的著作第322页。这与西斯蒙第把宗法式的农民经济理想化有丝毫区别吗？］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经济形式的斗争”吗？（第2、3、66、198页及其他各页）其实我们看见的是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斗争。关于这个斗争，尼·—逊先生只字不提，虽然根据他自己引证的话，在他专门从事研究的（第79页）纺织工业中，正好发生了资本主义两种形式的这种更替，但是，尼·—逊先生却把它歪曲为“资本主义”更替“人民生产”。事实上，他对机器工业的实际发展问题丝毫无兴趣，并且用“人民生产”的幌子来掩盖完全适合西斯蒙第口味的空想，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第二，如果尼·—逊先生提出了俄国机器工业的历史发展问题，他还会根据欧洲也有过的、政府给予支持和援助的事实，来谈论“培植资本主义”吗？（第331、283、323页及其他各页）试问，他是在仿效同样谈论过“培植”的西斯蒙第呢，还是在仿效研究过机器工业如何代替工场手工业的最新理论的代表呢？第三，如果尼·—逊先生提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形式（在纺织工业中）的历史发展问题，他还会忽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俄国“手工业”中的存在吗［注：在这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来证明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只要回忆一下如下一些手工业就够了：巴甫洛夫镇的五金业，博戈罗茨克的制革业，基姆雷镇的制鞋业，莫尔维季诺区的软帽业，图拉的手风琴业和茶炊业，克拉斯诺谢洛和渔村的首饰业，谢苗诺夫的制匙业，“乌斯季扬希纳”的角制品业，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的制毡业等等。我们是根据记忆列举的，如果看一下任何一份手工业研究材料，那这张清单是开列不完的。］？如果他真正信奉这个理论，并想对这种也是“人民生产”稍微作些科学分析，那他怎么会把俄国社会经济涂成一幅苏兹达利式的图画[45]呢，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人民生产”和脱离“人民生产”而仅仅拥有“一小群”工人的“资本主义”。（第326页及其他各页）概括起来说：从机器工业问题上的最新理论和浪漫主义理论的区别的第一点来看，尼·—逊先生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前一种理论的信徒，因为他甚至不了解提出机器工业这一资本主义特殊阶段的产生问题的必要性，同时又闭口不谈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一先于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存在。他以“人民生产”的空想代替了历史分析。第二点谈的是最新理论关于机器工业改造社会关系的学说。这一问题尼·—逊先生甚至不想去分析。他对资本主义满腹牢骚，因工厂而痛哭不已（完全象西斯蒙第因它而痛哭不已一样），但他对工厂［注：我们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术语的科学意义不同于日常用语中的意义。在科学上只把这一术语应用于大机器工业。］所完成的社会条件的改造连想也不想去研究。要知道，进行这种研究，正是需要把机器工业与尼·—逊先生认为不存在的以前那些阶段加以对比。新理论把机器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因素，这个观点对他也是格格不入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注：例如，阿·沃尔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见《沃龙佐夫（瓦·沃·）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他又是连提也没有提出，而且他也不可能提出，因为这一问题只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为另一种形式所代替的事实进行历史研究的结果，而尼·—逊先生却干脆以“人民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根据尼·—逊先生关于俄国纺织工业资本化的“研究”，提出尼·—逊先生怎样看待机器这个问题，那么，除了已经从西斯蒙第那里知道的东西以外，我们不可能得到别的回答。尼·—逊先生承认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一点还不承认！），这也是西斯蒙第所承认的。尼·—逊先生说，有害的不是机器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的使用，西斯蒙第也是这样说的。尼·—逊先生认为“我们”在使用机器时忽略了生产应该适合“人民消费能力”，西斯蒙第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此而已。尼·—逊先生再没有谈出更多的东西。关于最新理论所提出和解决的那些问题，尼·—逊先生根本不想知道，因为他既不想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式的历史更替（即使是用他所举的纺织工业的例子），也不想研究在该一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作用。总之，在机器问题这个理论经济学中最重大的问题上，尼·—逊先生也抱着西斯蒙第的观点。尼·—逊先生完全象浪漫主义者一样议论问题，当然，这丝毫不妨碍他反复引证。不仅纺织工业一个例子是这样，尼·—逊先生的全部议论也是这样。只要回忆一下上述面粉生产的例子就够了。指出使用机器，只是尼·—逊先生感伤主义地抱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适合“人民消费能力”的一种借口。对机器工业引起的社会制度中的那些改革（它确实在俄国引起了这样一些改革），他根本不想去分析。关于这些机器在该一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是进步的问题，他完全不了解。［注：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本文提出了批判尼·—逊先生的观点的任务，这些任务后来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完成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我们对尼·—逊先生所说的这些话，更适用于其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因为直到现在，民粹主义在机器问题上还抱着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观点，用感伤主义的愿望代替经济分析。十保护关税政策[46]在西斯蒙第的观点体系中，使我们感兴趣的最后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在《新原理》中有不少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偏重于分析实际方面，即英国的反对谷物法运动。这后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再来分析，因为它还包括其他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西斯蒙第对保护关税政策的看法。这个问题所以使人感兴趣，不在于西斯蒙第还有上文没有提到的什么新的经济概念，而在于他对“经济”和“上层建筑”的联系的了解。艾弗鲁西要《俄国财富》的读者们相信，西斯蒙第是“现代历史学派最有才华的先驱之一”，他“反对把经济现象同其他一切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西斯蒙第的著作中贯穿着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不应该把经济现象同其他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而应当把它们同社会政治性的事实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俄国财富》第8期第38—39页）现在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看看西斯蒙第是怎样理解经济现象同社会政治现象的联系的。西斯蒙第在《论关税》一章（第1卷第4篇第11章）中说：“禁止进口同禁止出口一样，也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发明禁止进口是为了使国家获得它还没有的工场手工业；决不能否认，禁止进口对于新兴的工业等于是给它一笔最大的奖金。这种工场手工业也许只能生产该国某种商品的全部消费量的1％。这样一来，100个买主一定会互相竞争，以便从唯一的卖主那里得到商品，而被卖主拒绝的99个买主就会被迫以走私的货物来满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损失将等于100，而利益只等于1。不管这种新的工场手工业给予国家什么利益，毫无疑问，都远不足以弥补这样巨大的牺牲。要使这种工场手工业发生作用，总是可以找到不太浪费的办法。”（第1卷第440—441页）请看，西斯蒙第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多么简单：保护关税政策是“不合理”的，因为“国家”遭到损失！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说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呢？他把该一社会政治事实同什么样的经济关系作比较呢？他没有拿任何特定的关系来考察，而是泛泛地谈论国家，即谈论他认为应当是什么样的那种国家。这种应当如何如何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建立在排除资本主义、让独立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但是要知道，把属于而且只属于某个经济制度的社会政治因素同某种虚构的制度加以对比，完全是荒谬的。保护关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因素”，但西斯蒙第不是把它同资本主义比较，而是把它同某种笼统的国家（或者是同独立小生产者的国家）比较。也许他还会把保护关税政策拿去同印度的公社比较，得出更加明显的“不合理”和“危险”，但“不合理”的正是他的比较，而不是保护关税政策。西斯蒙第用幼稚的计算来证明保护关税对群众的好处微乎其微。但这用不着证明，因为这从保护关税政策概念本身就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不管这是直接颁发奖金或是排除外国竞争者）。至于保护关税政策反映了社会矛盾，这是不容争辩的。难道在造成保护关税政策的那种制度的经济生活中就没有矛盾了吗？相反，它充满着矛盾，西斯蒙第本人在其全部叙述中也指出了这些矛盾。西斯蒙第不是从他自己也确认的经济制度的那些矛盾中划出这一矛盾，却把经济矛盾忽略了，从而把自己的论断变成毫无内容的“天真的愿望”。他不是把这种用他的话来说是服务于小集团利益的制度，同这个集团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这个集团的利益加以对比，而是把这种制度同关于“公共福利”的抽象原理加以对比。因而我们看到，与艾弗鲁西的论断相反，西斯蒙第正是把经济现象从其他现象中孤立出来（不是把保护关税政策同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根本不懂经济事实和社会政治事实之间的联系。我们上面引用的那一大段话，包括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对保护关税政策问题所能提供的全部东西，其余一切只是它的重复而已。“很值得怀疑，各国政府是否完全懂得它们为了取得这种利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付出的代价，以及它们加在消费者身上的那些可怕的牺牲。”（第1卷第442—443页）“欧洲各国政府都想压制天性（faireviolenceàlanature）。”压制什么样的天性呢？保护关税政策“压制”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天性吗？“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说是（enquelquesorte）错误的活动。”（第1卷第448页）“某些政府甚至贴补本国的商人，使他们有可能卖得便宜些；这一牺牲愈是令人惊异，愈是与最简单的计算相抵触，则愈会使人把它归咎于最高的政策……政府是靠牺牲本国百姓来贴补本国商人的”（第1卷第421页），如此等等。请看西斯蒙第用什么议论来款待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好象从这些议论中作结论似的，把资本主义称作“人为的”、“培植的”（第1卷第379页opulencefa-ctice）、“温室的”（第2卷第456页）等等。他起初用天真的愿望来代替对这些矛盾的分析，后来则直接歪曲现实以迎合这些愿望。结果是，大家如此热心“支持”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软弱的，没有根基的等等，它在国家经济中并不起主导作用，因而这种主导作用是属于小生产的等等。保护关税政策只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和该制度一定的矛盾造成的，它反映了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现实阶级的实际利益，——这个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事实通过几句感伤的话就变成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了，甚至变成与自己对立的东西了！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有关农业方面的保护关税政策——第1卷第265页，论谷物法的那一章）：“英国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大农场是改进农业技术即用更便宜的开支获得更丰富的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用更多的开支生产农产品……”这段话是极其典型的，它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民粹派所精通的浪漫主义的论断手法！农场经济的发展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这一事实，被描绘为蓄意实行的制度：英国人（即英国经济学家）把这种改善农业技术的制度说成是唯一的手段。西斯蒙第想说：除了农场经济以外，“可能”还有别的方法来提高农业技术，也就是说，又是在某个抽象的社会中有“可能”，而不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社会中，即不是在英国经济学家所谈论的、西斯蒙第也应该谈论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有“可能”。“改进农业技术就是使自己〈国家？〉获得更丰富的产品。”根本不是“就是”。改进农业技术和改善群众的饮食条件根本不是一回事；在西斯蒙第一心想逃避的那种经济制度中，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例如，马铃薯播种面积的扩大，可能意味着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种植块根植物）和额外价值的增大，但同时工人的饮食却每况愈下。这又是民粹主义者的……不，是浪漫主义者的那套手法：用空话避开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西斯蒙第继续说：“的确，这些农场主很富裕，很有学识，而且得到各种科学成就的大力支持（secondés），他们套车的马很漂亮，篱笆很结实，田地上的杂草除得很干净，但是他们经不起没有知识、遭受奴隶制压抑、只能在酗酒中寻找安慰、农业技术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可怜的波兰农民的竞争。波兰中部汇集的粮食，在付出数百里约的［注：里约是法国旧长度单位，约等于4．5公里。——编者注］水运、陆运、海运运费之后，在付出等于本身价值的30—40％的进口税之后，仍然要比英国最富庶的郡的粮食便宜。”（第1卷第265页）“这一对比使英国经济学家们惶惑不安。”他们拿捐税等等作借口。但问题不在这里。“经营制度本身是很坏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之上的……不久以前，所有作家都把这一制度说成是值得我们赞美的东西，但是相反，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它，以防去模仿它。”（第1卷第266页）这位浪漫主义者不是太天真了吗？他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说成是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不正确的制度，把闭眼不看农场经济的矛盾的经济学家们的“惶惑不安”看作是反对农场主的充分论据。他的了解多么肤浅！他不是在各个集团的利益中，而是在经济学家、作家和政府的谬误中去寻找对经济过程的解释。善良的西斯蒙第竟想使英国和大陆的农场主感到羞愧，使他们不去“模仿”这种“很坏的”制度！可是不要忘记这是70年以前写的东西，那时西斯蒙第所看到的是当时还十分新颖的现象的初步情况。他的幼稚还情有可原，因为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他的同时代人）也同样幼稚地认为这些新现象是人类永恒的天性的产物。但是我们要问，我国民粹派在反对俄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异议”中是否对西斯蒙第的论据增添了哪怕是一个独创的字眼呢？总之，西斯蒙第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议论表明，他根本没有历史观点。相反，他和18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是十分抽象地进行议论，不同的只是，他宣称，正常而自然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因此，他完全不了解保护关税政策与一定经济制度的联系，而用他在摆脱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时所用的“荒谬”、“危险”、错误、不合理等等感伤词句，来摆脱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这个矛盾。因此，他叙述问题极其肤浅，把保护关税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47]的问题说成是“错误的”道路和“正确的”道路的问题（用他的术语说，就是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最新理论彻底揭发了这些谬误，指出了保护关税政策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与这个制度中得到政府支持的主导阶级的利益的联系。最新理论指出，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自由的问题是企业主之间（有时是各国企业主之间，有时是该国各派企业主之间）的问题。我们把这两种对保护关税政策的看法同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政策的态度加以比较，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抱着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是把保护关税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是把它同某种抽象的国家、干脆同“消费者”比较，宣称保护关税政策是对“温室的”资本主义的“错误的”和“不合理的”支持等等。例如，在引起工业企业主和农业企业主冲突的免税输入农业机器的问题上，民粹派当然是全力拥护农业……企业主的。我们并不想说他们不对。但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是一个一定历史时期的问题，是关于哪一派企业主代表更普遍的资本主义发展利益的问题。如果民粹派是正确的，这当然不是因为课税意味着“人为地”“支持资本主义”，免税则是支持“自古以来”的人民手工业，而只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它需要机器）的发展加速了农村中世纪关系的消亡和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从而意味着资本主义更广阔、更自由、更迅速的发展。我们预料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种异议，反对把民粹主义者归入浪漫主义者之列。有人也许会说，这里必须把尼·—逊先生区分开来，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且不止说一次，甚至还作过“引证”……是的，是的，尼·—逊先生甚至还作过引证！但是如果有人要向我们引证尼·—逊先生《论文集》中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要引用另外一些地方，在那里，他宣称支持资本主义就是“培植”资本主义（而且还是在《总结和结论》中宣称的！第331、323页和第283页），把鼓励资本主义说成是“致命的谬误”，“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被弄糊涂了”等等（第298页。与西斯蒙第比较一下吧！）。怎样能使这一点与下述论断相容呢？这个论断就是：支持资本主义（用输出奖金）是“我国经济生活中麕集的许多矛盾之一［注：正如《论文集》中“麕集”着对“我们”的号召，“麕集”着忽视这些矛盾而空谈“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叫喊一样。］；和其余的矛盾一样，它的存在也应归因于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第286页）。请注意：整个生产！我们要问一问任何一位没有偏见的人，这位认为支持“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谬误”的作家所持的是什么观点呢？是西斯蒙第的观点还是科学理论的观点？尼·—逊先生的“引证”在这里（和在上面分析过的问题中一样）也是与本题无关的笨拙的插语，丝毫没有反映出认为这些“引证”可以应用于俄国现实的真正信念。尼·—逊先生的“引证”是用最新理论装饰起来的、只能把读者引入歧途的一块招牌。它是一个纯种的浪漫主义者借以藏身的一套不合身的“现实主义者”的服装。［注：我们怀疑尼·—逊先生是否把这些“引证”当作抵御任何批评的护身符？否则很难解释，尼·—逊先生从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里知道有人把他的学说与西斯蒙第的学说相提并论，为什么他还在《俄国财富》（1894年第6期第88页）的一篇文章中，“引证”了把西斯蒙第列为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者和空想家的新理论代表所作的评论[48]。大概，他深信用这类“引证”可以“驳倒”把他本人和西斯蒙第相提并论的做法吧。］十一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总的作用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西斯蒙第在理论经济学方面所有最主要的论点。总结起来，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处处都绝对忠于自己，他的观点始终是不变的。他在各方面不同于古典学派的，是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不能（而且也不想）在任何一点上把古典学派的分析推进一步，因此只限于从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感伤主义的批评。这种以感伤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见解是非常肤浅的。最新理论接受了资本主义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并对这些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在各方面都得出了和西斯蒙第根本不同的结论，因而得出了和他截然相反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ZurKritik》[49]，俄译本1896年莫斯科版）对西斯蒙第在科学史上的总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价：“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象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第3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作者是想说：正如布阿吉尔贝尔肤浅地把商品交换看作自然制度，反对货币，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同上，第30页）［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一样，西斯蒙第把小生产也看作自然制度，反对大资本，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布阿吉尔贝尔不懂得货币和商品交换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他是把“资产阶级劳动”（同上，第30—31页）［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的两种形式当作外来因素对立起来。西斯蒙第不懂得大资本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经济的两种形式。布阿吉尔贝尔“对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赞美”（同上）［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西斯蒙第反对大资本，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一种最发达的形式，陷入了空想，而把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另一种仅仅是萌芽状态的形式捧上了天。《批判》的作者接着说：“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第3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这样，《批判》的作者就把西斯蒙第的作用归结为：他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的问题，从而提出了进一步分析的任务。《批判》的作者认为，虽然西斯蒙第也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一切独立见解都是不科学的，肤浅的，反映了他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参看上述一些评论和下面一个同艾弗鲁西的“引文”有关的评论）。我们把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民粹主义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除了否认李嘉图的地租论和马尔萨斯对农民的教训以外）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有时甚至措词也一模一样。民粹派经济学家完全持着西斯蒙第的观点。下面，当我们从西斯蒙第的理论谈到他对实际问题的看法时，我们就会更加确信这一点。最后，至于说到艾弗鲁西，那么，他无论在哪一点上都没有给西斯蒙第作出正确的评价。艾弗鲁西指出，西斯蒙第强调并斥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他完全不了解西斯蒙第的理论和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论有很大的区别，不了解在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上浪漫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民粹主义者对浪漫主义者的同情，他们的令人感动的一致，妨碍了《俄国财富》文章的作者对这位经济学中的浪漫主义的古典作家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刚才已引证了对西斯蒙第的评论，说“他表现了”古典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但是，西斯蒙第并不想只起这种作用（这种作用使他在经济学界享有光荣的地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企图解决这些怀疑，但这种企图完全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责备古典学派及其科学，但不是责备这种科学没有分析矛盾，而是责备它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西斯蒙第在他那本书的第2版序言中说，“旧科学没有教导我们去了解和预防”新的灾难（第1卷第ⅩⅤ页），他解释这个事实时，不是说这种科学的分析不完全，不彻底，而是说它“陷入了抽象”（第1卷第55页：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sesontjetés）抽象，把“人”遗忘了），“走入了歧途”（第2卷第448页）。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责难（这种责难使他得出了上述结论）究竟是什么呢？“那些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太不注意消费和销售。”（第1卷第124页）从西斯蒙第的时代起，这种责难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他们认为应该把“消费”当作一个特殊的科学部门而同“生产”分开；他们说生产以自然规律为转移，而消费决定于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配，如此等等。大家知道，我国民粹派也坚持这种思想，把分配提到首位［注：不言而喻，艾弗鲁西也没有忘记因此而赞扬西斯蒙第。我们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56页上看到有这样的话：“在西斯蒙第的学说中，重要的不是他提出的个别专门措施，而是贯串于他的整个体系的一般精神。和古典学派相反，他特别着重提出的是分配的利益，而不是生产的利益。”尽管艾弗鲁西一再“引证”“最新”经济学家们的话，但是他根本不懂得他们的学说，仍然说些感伤主义的胡话，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很粗浅的。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在这里也想通过把西斯蒙第和“许多著名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加以比较来解救自己；原来，“西斯蒙第走得更远些”（同上），于是艾弗鲁西就心满意足了！比德国教授们“走得更远些”，——你们还要怎么样呢？象一切民粹主义者一样，艾弗鲁西力图把重心移到西斯蒙第批评了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对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既可以从感伤主义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也可以从科学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这位《俄国财富》的经济学家看来是不知道的。］。这种责难究竟说明什么呢？这种责难说明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了解是极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只有按前一种意思来了解“生产”，才会把“分配”从“生产”中单独划分出来，而在探讨生产的那一“篇”中所包含的，不是历史上特定的各种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是关于整个劳动过程的范畴，这种空洞的废话到后来通常只是被用来抹杀历史社会条件的（例如，资本的概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始终把“生产”看作是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么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如果生产中的关系弄清楚了，各个阶级所获得的产品份额也就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相反，如果生产关系没有弄清楚（例如，不了解整个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那么，关于消费和分配的任何议论都会变成废话，或者变成天真的浪漫主义的愿望。西斯蒙第是这种论调的创始人。洛贝尔图斯对“国民产品的分配”也谈得很多，艾弗鲁西的“最新”权威们甚至创造了一些特殊的“学派”，这种学派的原则之一就是特别注意分配。［注：英格拉姆极其正确地认为西斯蒙第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史》1891年莫斯科版第212页），他天真地说：“我们已经〈！！〉赞同西斯蒙第对国家的看法，认为国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应该关心……把社会团结和最新进步的福利尽量普及于社会各阶级。”（第215页）西斯蒙第的这种“看法”是多么深奥，我们从保护关税政策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分配”和“消费”的理论家们都不能解决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直陷在亚·斯密所未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注：例如，见《政治学辞典》中罗·迈耶尔的《收入》这一条目（俄译文载于《工业》文集），它叙述了“最新”德国教授们议论这个问题时的极其混乱现象。使人感到奇特的是，罗·迈耶尔直接依据亚当·斯密，同时在参考书目中又引用了《资本论》第2卷中完全是驳斥斯密的那几章，而他在条文中却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有一位经济学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来不把分配单独划分出来，他最坚决地反对对“分配”作“庸俗的”议论（参看彼·司徒卢威在《评述》一书中所引证的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意见，见第129页第4章的题词）[50]。不仅如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进行分析。作者既没有把消费也没有把分配当作特殊的问题来谈，但是当他对生产进行了彻底分析以后，无论是消费或分配就都十分清楚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Charaktere）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进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befangen〉批判。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没有任何社会帮助也必须进行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资本论》德文原版第3卷第2部分第415、419、42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997、999页。——编者注］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另一种攻击，在他的《新原理》中占的篇幅更多，这种攻击也同样糟糕。“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抽象，把人遗忘了……”（第1卷第55页）在李嘉图看来，“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331页）。“他们〈为贸易自由辩护的经济学家〉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实际利益”（第2卷第457页）等等。这种攻击是多么陈旧，又是多么新颖！我指的是民粹派所恢复的这种攻击，他们对公开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俄国真正的、实际的和不可避免的发展大吵大嚷。难道他们叫喊“为货币权力辩护”和“社会资产阶级性”[51]等等不就是用不同的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吗？对感伤主义地批评资本主义所作的下述评语，用之于他们，比用之于西斯蒙第，还要合适得多：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词句！［注：同上，第4卷第94页。——编者注］我们说“还要合适得多”，这是因为西欧浪漫主义者还没有看见过对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分析，他们第一次指出了这些矛盾，并抨击了没有看到这些矛盾的人（不过是用“抱怨的话”）。西斯蒙第攻击李嘉图，因为后者从观察和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坦率地得出了一切结论：他公开肯定，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劳动力变成了商品，人们把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看待；对“社会”来说，重要的只是纯收入，也就是说，只是利润量。［注：例如艾弗鲁西一本正经地重复着西斯蒙第的感伤主义论调，说什么企业主纯收入的增加对国民经济并无好处等等，只是责备他“还没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第8期第43页）。我们不妨把这种论调和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的结果比较一下：社会总收入（Roheinkommen）是工资＋利润＋地租。纯收入（Reinein-kommen）是额外价值。“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1页。——编者注））可见，作者十分赞同李嘉图和他的“社会”“纯收入”的定义，这个定义使西斯蒙第提出了“著名的异议”（《俄国财富》第8期第44页）：“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331页）在现代社会中当然是这样。］但是李嘉图说的完全是真理，事实上一切正是这样。如果西斯蒙第觉得这一真理是“卑微的真理”，那他就完全不应该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去寻求这种卑微的原因，完全不应该去抨击“抽象”；他对李嘉图的叫喊完全是属于“令人鼓舞的谎言”的范围。而我国现代的浪漫主义者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货币权力”的现实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这种权力不但在工业人口中，而且在农业人口中，不管在“村社”农村，还是在穷乡僻壤，都是万能的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这一事实和商品经济的必然联系呢？对此他们倒无意表示怀疑。他们只是力图不谈这些。他们害怕说出事实的真相。我们也完全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因为公开承认现实，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批评就会失去任何基础。他们这样感情冲动地投入战斗，甚至来不及擦净生锈的浪漫主义的武器，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不择手段，想把对感伤主义的批评的敌视说成是对一切批评的敌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要知道，他们是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西斯蒙第甚至企图把自己的感伤主义的批评吹嘘为社会科学的特殊方法。我们已经看到，他责备李嘉图不是因为后者的客观分析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矛盾（这种责备是有根据的），而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是客观的。西斯蒙第说，李嘉图“把人遗忘了”。我们在《新原理》第2版序言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必须反对那些往往是轻率的、错误的通常评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第1卷第ⅩⅥ页）俄国读者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社会科学要诉诸“良心”这种思想是多么熟悉啊！［注：“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n’estpasunesciencedecalcul），而是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们的情感、需要和热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第1卷第313页）西斯蒙第认为这些充满感情的词句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正如俄国主观学派的社会学家们认为自己的十分类似的叫喊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一样，其实，这些词句只是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批评还处于何等幼稚的原始状态。难道作为严格客观“计算”的对矛盾的科学分析没有正是为了解“情感、需要和热望”（不过不是一般“人”——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把特殊的小资产阶级内容塞进去的抽象——的热望，而是一定阶级的人的热望）提供坚固的基础吗？而问题在于西斯蒙第不能从理论上驳倒经济学家，因此只能说一些感伤的话。“空想的肤浅议论不得不向任何一个多少有些学问的维护资产阶级制度的人实行理论上的让步。这位空想家为了减轻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的感觉，他就安慰自己，责备自己的论敌具有客观性：说什么就算你比我更有学问，可是我比你更善良。”（别尔托夫的书第43页）］西斯蒙第在这里发表的这些思想，经过几十年后，在遥远的欧洲东部被“俄国的社会学派”“重新发现”了，并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加以运用……固然，西斯蒙第（我国的社会学家也是这样）呼吁“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注：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不也是要诉诸“良心”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一个小资产者的“良心”已经战胜了一个经济理论家的“理智”。补遗［注：补遗是为1908年版本写的。——编者注］这里就感伤的西斯蒙第对科学的“客观”的李嘉图的看法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这在1905年出版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的一段评论（《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304页及以下各页：《对所谓李嘉图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0页。下面两处引文见第124页和第126页。——编者注］）中完全得到了确认。马克思把可怜的剽窃者、被有产者收买的辩护士、无耻的诽谤者马尔萨斯和科学家李嘉图作了对比，他说：“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象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与那些掩盖这种对立、否认这种对立的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才是正确的。）”（第309页）李嘉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完全可以把无产者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机器和商品等同看待。“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Esistdiesesstoisch，objektiv，wissenschaftlich”）。”（第313页）显然，这种评价只适用于一定的时代即19世纪刚开始的时期。第二章浪漫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性质对西斯蒙第的“理智”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他的“良心”。我们打算把说明他的观点（我们至今只是把它当作与理论问题有关的因素来研究）、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对社会的同情、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任务的理解等等归纳在一起。一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西斯蒙第开始写作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交换（按现代术语来说即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国革命消灭了封建主义残余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斯蒙第毫不犹豫地指责交换的这种发展和加强，抨击“灾难性的竞争”，并吁请“政府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第1卷第7篇第8章）等等。“迅速的交换败坏着人民的美德。老是想多卖些钱，就一定会使卖者抬高价格，进行欺骗；靠经常交换为生的人的处境愈困难，他就愈会情不自禁地去进行欺骗。”（第1卷第169页）要象我国民粹派那样抨击货币经济，就需要这样的天真！“……商业财富在经济制度中只是次要的；首先必须增加提供生活资料的领土的（territoriale——土地的）财富。这个以商业为生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只有在土地产品存在的时候，才应该获得这种产品的一部分；它〈这个阶级〉只有在这种产品增多的条件下才应该增长。”（第1卷第322—323页）对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发展发出连篇累牍的怨言的尼·—逊先生，是否比这位宗法式的浪漫主义者前进一步呢？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这些怨言只是证明他们一点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能不能有工商业的发展不超过农业这种资本主义呢？其实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即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分工使原料加工业一个个脱离农业，而原料的采掘、加工和消费最初是结合在一个自然经济之内的。因此，资本主义随时随地都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比农业迅速，工商业人口增加较快，工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中的比重和作用较大［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农业随时随地落后于商业和工业，始终从属于它们并受它们剥削，始终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才被它们引上资本主义生产的途径。］。不可能不是这样。尼·—逊先生却在重复这一类怨言，从而一再证明他的经济观点并不比肤浅的感伤的浪漫主义高明。“在美国引起大量破产现象的这种不合理的企业经营精神（espritd’entreprise）和各种商业过剩之所以能够存在，毫无疑问是由于银行数量的增加和骗人的信贷极易取代实际财产（fort-uneréelle）”（第2卷第111页），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西斯蒙第究竟为什么攻击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呢？他用什么来反对货币经济呢？用独立的小生产，即农村中的农民自然经济和城市中的手工业。关于前者，他在《论宗法式农业》一章（第1卷第3篇第3章《论宗法式的土地经营》。第3篇是论述“领土”财富即土地财富的）中说道：“最初的土地所有者自己就是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孩子和仆人的劳动来进行一切田间工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注：请注意，西斯蒙第（正如我国民粹派一样）一下子就把独立的农民经济变为“社会组织”。这是明显的偷换。是什么把各地的农民联结在一起呢？正是代替了封建联系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这一下子表明，他把商品经济制度中的一个要素变为空想，而对其他要素则不了解。参看尼·—逊先生的书第322页：《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工业形式》。而农民占有生产工具，无论在历史上或在逻辑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这一点尼·—逊先生却并不怀疑！］能够保证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具有更多的美德，能够保证所有的人得到更大的满足（opulence），保证社会制度更加巩固……在农夫是私有者（oùlefermierestpropriétaire）和产品完全（sanspartage）归从事一切田间工作的人所有的国家中，就是说，在农业是我们称之为宗法式农业的国家中，我们到处都看到农夫热爱他所住的房屋和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迹象……劳动本身对他是一种欢乐……在农业是宗法式农业的幸福国家中，每一块土地的特性都受到研究，并且这些知识一代代传下去……比较富裕的人所管理的大农场主经济也许能摆脱偏见和守旧习气。但是这些知识〈l’intelligence，即农业知识〉不会传给劳动者本人，而且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应用……宗法式经济改善着担负一切农业工作的大部分国民的习俗和性格。私有制养成循规蹈矩、省吃俭用的习惯，经常的自足能铲除大吃（gourmandise）大喝的癖性……他〈农夫〉几乎只与自然进行交换，他比其他任何产业工人更少有理由不信任人们，更少有理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他们。”（第1卷第165—170页）“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大部分的农业工作；他们根据自己家庭的力量操办自己的事业……他们仍旧是农民：自己犁地（tiennenteux-mêmeslescornesdeleurcharrue）；自己在地里和马厩里照管牲畜；生活在新鲜空气中，习惯于经常的劳动和简单的饮食，这就造成了强壮的公民和勇敢的士兵。［注：请读者把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评述》第17页上引证的那位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52]的言论，同老祖母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比较一下吧。］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des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饮同样的酒，穿同样的衣服。这样，农夫及其仆人就构成一个农民阶级，他们为同样的感情所鼓舞，分享同样的欢乐，受到同样的影响，以同样的纽带与祖国联系着。”（第1卷第221页）你们看，这就是标榜一时的“人民生产”！不能说西斯蒙第不了解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见下面），“他也是（和傅立叶、欧文、汤普逊、梅隆一样）希望实现联合的”（第2卷第365页）。不能说他拥护的正是私有制，恰恰相反，他认为重心是小经济（参看第2卷第355页）而不是小私有制。显然，小农经济的这种理想化在另外的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正是把小农经济捧上了天，这是不容置疑的。西斯蒙第同样也把原始的手艺和行会理想化。“一个农村鞋匠同时又是商人、工厂主和工人，不接到订货，他是一双鞋子也不做的”（第2卷第262页），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不知道需求就会遭到破产。“毫无疑问，无论从理论或实际方面来看，行会（corpsdemétier）的建立阻碍了而且一定会阻碍过剩人口的形成。同样毫无疑问，这种人口在目前是存在的，它是现代制度的必然结果。”（第1卷第431页）这一类话可以摘引很多，但是我们把西斯蒙第的实际处方留到以后再来分析。为了深入研究西斯蒙第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只谈上面这些。上面的议论可以概括如下：（1）斥责货币经济破坏了小生产者的有保障的生活和他们的相互接近（不管是手艺人接近消费者，还是农夫接近与他一样的农夫）；（2）颂扬小生产保证生产者的独立性和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必须指出，这两种思想是民粹主义的重要财产［注：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讲了一大堆自相矛盾的话，从中可以随便挑出一些彼此毫无联系的论点来。然而，毫无疑问，他是用“人民生产”这个含混不清的术语把农民经济理想化了。含混不清是进行任何改头换面的特别有利的环境。］，我们打算深入考察它们的内容。浪漫派和民粹派对货币经济的批评可以归结为：认为货币经济产生了个人主义［注：参看尼·—逊的书第321页末尾及其他各页。］和对抗（竞争），使得生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社会经济不稳固［注：同上，第335页。第184页：资本主义“消灭了稳固性”。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先谈“个人主义”。他们通常把某一村社的农民的联合，或某一行业的手艺人（或手工业者）的联合，同破坏这些联系并以竞争代替这些联系的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这种议论重复着浪漫主义的典型错误：根据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得出否定资本主义是社会组织的高级形式的结论。难道破坏中世纪村社、行会和劳动组合等等的联系的资本主义没有用别的联系代替这些联系吗？难道商品经济不已经是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不已经是市场所建立的联系吗？［注：“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作家怎么能站得住脚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6页。——编者注））[53]作者极其尖锐地批评了对竞争的感伤主义的谴责，直接指出了竞争的进步方面，指出了它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联系具有对抗性，充满波动和矛盾，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我们知道，正是矛盾的发展日益清楚地显露出这种联系的力量，迫使社会的各个分子和各个阶级力求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已经不是一个村社或一个区域的狭隘范围内的联合，而是全国甚至各国某一阶级的一切代表的联合。只有浪漫主义者从自己的反动观点出发才会否认这些联系的存在及其比较深刻的意义，而这种联系是以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共同性为基础，而不是以地区、职业、宗教等等的利益为基础的。如果说，这种议论使那位在资本主义造成的这些新联系尚处于萌芽状态时期就著书立说的西斯蒙第得到了浪漫主义者的称号，那么，我国民粹派自然更应该得到这样的评价了，因为现在只有十足的瞎子才会否认这些联系的重大意义。所谓没有保障、不稳固等等，这又是我们谈到国外市场时评论过的陈词滥调。这种攻击也暴露出，这位浪漫主义者所胆怯地谴责的，正是科学理论认为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东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发展趋向，不可遏止的前进趋向，它不能停滞不前，或者说它不能用原有的规模来再生产经济过程。只有编造一些空幻的计划来把中世纪的联合（村社之类）扩大到整个社会去的空想家，才会漠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正是巨大的进步因素，它加速社会的发展，把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卷入社会生活的漩涡，迫使他们考虑社会生活制度，迫使他们自己“缔造自己的幸福”。尼·—逊先生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固”，交换不按比例的发展，工农业之间和生产消费之间均衡的破坏以及危机的反常性等等，无可争辩地证明他还完全持着浪漫主义的观点。因此，批评欧洲浪漫主义的每字每句也都能用来批评他的理论。下面就是证明。“我们且听听布阿吉尔贝尔老头是怎样说的。他说：‘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须永远是成比例的，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协调，才能使它们……时时刻刻能……重新生产……财富无非是人和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等的这种不断的交换，因此，如果不在因脱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交换的破坏中寻求贫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极大的谬误。’我们也听听一位现代［注：写于1847年。］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应当运用于生产的重要规律就是比例规律（thelawofpro-portion），只有它才能保持价值经常不变……等价物必须得到保证……一切国家在各个时代都企图用许多商业上的规定和限制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来实现这个比例规律。但是人性固有的利己心把这整个调节制度推翻了。比例生产（proportionaleproduc-tion）就是真正的社会经济科学的实现。’（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第170页和第195页）特洛伊城已不存在！[54]人们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musste）消失；根据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谁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同时又要保存现代的社会基础，谁就是反动者，因为要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必定要竭力恢复旧时工业的其他条件。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哲学的贫困》第46—4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编者注］后一句话是作者与蒲鲁东论战时针对后者说的，因而也就说明他自己的观点既不同于西斯蒙第的观点，也不同于蒲鲁东的观点。当然，尼·—逊先生在自己所有的看法上，既不接近于前者，也不接近于后者。［注：虽然这还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没有接近？是否只是由于这两位作家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制度及其在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便更广泛地提出了问题，而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一个仿佛可以为之编造一套特殊理论的国家。］但是，请探讨一下这段话的内容。上述引文的作者的基本论点，以及使他与前辈们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基本思想，究竟是什么呢？不容争辩，是他把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性（这一点是所有这三位作家都确认的）问题置于历史的基础上，并且认为这种不稳固性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换句话说，第一，他认为通过比例失调、危机等等而实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发展，他说，生产资料（机器）的性质本身就引起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向，并使供给经常先于需求。第二，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全社会范围内劳动的社会化、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和居民觉悟性的提高等等，是这一发展中的进步因素。这两点就是他同西斯蒙第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而在指出“不稳固性”及其所造成的矛盾方面，在真诚希望消灭这些矛盾方面，西斯蒙第和蒲鲁东是同他一致的。不了解这种“不稳固性”是任何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必然特征，使他们陷入了空想。不了解这种不稳固性本身具有的进步因素，使他们的理论成了反动的理论［注：这里是就哲学历史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它只是说明那些把过时的制度当作自己学说的标本的理论家犯了错误。它与这些理论家的个人品质和他们的纲领完全无关。任何人都知道，就通常意义而言，西斯蒙第和蒲鲁东都不是反动分子。我们所以要来解释这种起码的常识，是因为我们下面就会看见，民粹派先生们对此至今还未领会。］。现在我们请民粹派先生们回答如下问题：尼·—逊先生是否同意科学理论对上述两点的看法呢？他是否承认不稳固性是这一制度和这一发展的特性呢？他是否承认这种不稳固性是进步因素呢？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的，相反，尼·—逊先生宣称资本主义的这种“不稳固性”不过是一种反常现象，是一种偏差等等，并且认为这种不稳固性是一种没落和倒退（参看上面的“消灭稳固性”），他把经济停滞本身理想化（请回想“历代的基石”和“万古神圣的基础”等等），实际上，破坏这种停滞正是“不稳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因此，很明显，我们把他列为浪漫主义者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任何“引文”和“引证”都改变不了他本人的议论的这种性质。稍后我们在谈到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农业人口因工业人口增加而减少的现象所采取的敌视态度时，还要谈论这种“不稳固性”，现在我们要引证的，是《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一文中专门分析对货币经济的感伤主义的攻击的一段话。“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即卖者和买者的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从伊萨克·贝列拉先生的《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义》1832年巴黎版中摘出的下面一段话表明，甚至在买卖中表现得十分肤浅的对抗形式已经如何深深地损伤了高尚的灵魂。就是这个伊萨克，这个‘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人和经理，享有巴黎交易所之狼的臭名。这就表明这种对政治经济学的伤感的批评究竟有什么意义。贝列拉先生当时还是圣西门的信徒，他说：‘因为人们不论在劳动上或在消费上都是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所以他们要彼此交换他们各自的产品。由于必须进行交换，就必须决定物品的相对价值。因而价值和交换的观念是密切联系的，两者在实际形式中表现了个人主义和对抗性……产品价值之所以能够确定，只是因为存在着买卖，换句话说，存在着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抗性。只是在有买卖的地方，就是说，在每一个人被迫为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斗争的地方，人们才为价格和价值操心。’”（上述著作第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86页。——编者注］请问，贝列拉的感伤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仅仅讲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个人主义、对抗性和斗争，他所说的正是我国民粹派用不同方式说的，而且我国民粹派所说的似乎是真理，因为“个人主义、对抗性和斗争”确实是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必然属性。感伤主义表现在这里：这位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矛盾的圣西门主义者，只看见这些矛盾，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交换也表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它不仅使人们分开（这只对资本主义所破坏的中世纪联合来说才是正确的），而且使人们结合，使他们通过市场彼此发生关系。［注：在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用社会地位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代替了地方性的、等级制的联盟。］正是由于一味“痛骂”（从空想主义观点出发）资本主义而造成的这种肤浅的了解，使得引文作者有理由把贝列拉的批评称为伤感的批评。但是，早已被人遗忘的圣西门主义的早已被人遗忘的信徒贝列拉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把民粹主义的一位最新的“信徒”拿来谈谈不是更好吗？“生产……丧失了人民性而具有个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尼·—逊先生《论文集》第321—322页）请看，这位改头换面的浪漫主义者是怎样议论的：“人民生产已成为个人生产。”因为作者想把“人民生产”理解为村社[55]，所以他指出生产的社会性在减弱，生产的社会形式在缩小。果然是这样吗？“村社”仅仅使得（就假定使得；反正我们准备向作者作任何让步）同其他任何一个村社相隔绝的单个村社的生产有组织。生产的社会性只包括一个村社的成员。［注：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布拉戈维申斯基《汇编》），在22个省的123个县中，村社的平均规模是53户，有男女323人。］而资本主义则造成了一个国家生产的社会性。“个人主义”就是社会关系的破坏，但是破坏这种联系的是市场，它用不是由村社、等级、职业、狭隘的手工艺区等等联系起来的许多个体之间的联系代替了这种联系。资本主义造成的联系表现为矛盾和对抗，因此，我国这位浪漫主义者不愿看到这种联系（虽然村社作为一种生产组织，也始终具有旧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和对抗的形式）。空想主义的观点把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变成了伤感主义的批评。二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把小生产理想化，向我们表明了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批评的另一个特点，即这种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性。我们看到，法国和俄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同样把小生产当作一种“社会组织”，一种“生产形态”，并把它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我们也看到，这种对立只不过说明他们的了解极端肤浅，这是人为地不正确地把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大工业资本）分离出来加以斥责，而把同一商品经济的另一种形式（小生产）加以乌托邦式的理想化。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者，以及19世纪末的俄国浪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臆想出一种独立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外的抽象的小经济，而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这种小经济实际上是处于商品生产的环境中，——无论19世纪20年代欧洲大陆的小经济，或者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农民经济，都是这样。因此，被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捧上天的小生产者，实际上是小资产者，他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也处在同样的矛盾关系中，同样用斗争来捍卫自己，这种斗争一方面不断地分离出少数大资产者，另一方面则把大多数人赶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实际上，正如大家看见和知道的，不处于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小生产者是不存在的，这种中间地位必然决定了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即两重性、两面性，它倾向于斗争中幸运的少数，敌视“倒霉”的多数。商品经济愈向前发展，这些特质就表现得愈明显、愈突出，把小生产理想化只是反映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这一点就看得愈清楚。不要误解《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的作者加在西斯蒙第身上的那些术语的意思。那些术语决不是说西斯蒙第维护落后的小资产者。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维护他们：他想站在一切劳动阶级的立场上，他表示同情这些阶级的一切代表，例如他对工厂立法感到高兴，他攻击资本主义并指出它的矛盾。总之，他的观点和现代民粹派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请问，究竟根据什么把他评定为小资产者呢？就是根据他不了解小生产（他把它理想化）和大资本（他攻击它）之间的联系，就是根据他没有看见他所偏爱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实际上正在成为小资产者。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下面这个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的说明：“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译本第179—180页）[56]因此，民粹主义者极其可笑，他们以为指出小资产阶级性的目的只是想说些特别恶毒的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种论战手法。他们的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不了解他们的论敌的总的见解，主要是不了解他们都“同意”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原则本身，以及这种批评同伤感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批评的区别。他们极力回避关于后一种批评、关于这一种批评在西欧的存在以及它对科学批评的态度的问题，单是这种回避本身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为什么民粹派不想了解这种区别。［注：例如艾弗鲁西曾写了两篇关于西斯蒙第“怎样看资本主义的增长”的文章（《俄国财富》第7期第139页），但是，他仍然一点不了解西斯蒙第究竟是怎样看的。《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没有看出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既然艾弗鲁西确实熟悉西斯蒙第，既然他熟悉这样评述西斯蒙第的最新理论的代表（我们下面会看到），既然他也想“赞同”这位新理论的代表，那么他的不了解完全是真正的不了解。这位民粹主义者也不可能在这位浪漫主义者身上看出在他自己身上没有看出来的东西。］现在我们举例说明。1896年《俄国思想》[57]第5期的书评栏（第229页及以下各页）谈到，知识界中一个根本和绝对敌视民粹主义的“集团在最近出现了，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评论家先生极其扼要地指出了这种敌视的原因和性质，我们不能不以感激的心情指出，他同时十分准确地叙述了敌视民粹主义的那种观点的实质［注：当然，这听起来很奇怪：称赞一个人准确地传达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们叫我怎么办呢？对于在《俄国财富》和旧《新言论》[58]上经常论战的克里文柯先生和沃龙佐夫先生来说，这样的论战的确是一种特殊的例外。］。评论家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不了解，有了关于阶级利益的观念等等，我们就必须否定“人民的理想”（“只是人民的，而不是民粹主义的”；同上，第229页），据说这种理想就是农民即大多数居民的福利、自由和觉悟。”评论家先生说：“当然有人会象反对别人那样来反对我们，说一个农民作者的理想（这里指的是一个农民表述出来的愿望）是小资产阶级的，因而我国著作界至今还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其实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它除了能吓唬具有莫斯科河南岸的老板娘的世界观和心理的人以外，还能吓唬谁呢？……”话说得真厉害！不过我们还是听下去：“……无论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条件，还是有意采取的社会措施，它们的主要标准其实并不是经济范畴（何况这种范畴还是从不同于本国的、在另外情况下形成的条件中抄袭来的），而是大多数居民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幸福和福利。如果某种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和发展这种生活方式的某些措施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称它们为小资产阶级的也好，称它们为别的什么也好，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它们（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些措施）本质上仍将是进步的，因而也将是在当时的条件和当时的状况下社会能够达到的最高理想。”（同上，第229—230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难道评论家先生没有发觉他自己在论战方酣时已经跳过了问题吗？他声色俱厉地宣称，责备民粹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完全是危言耸听”，但他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断言，只是提出如下一个令人十分惊异的论点：“标准……不是经济范畴，而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其实这就等于说：气候的标准不是气象观测，而是大多数人的感觉！请问，这些“经济范畴”不是居民，并且不是一般“居民”，而是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特定居民集团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科学表述，又是什么呢？评论家先生把关于“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个极其抽象的论点同“经济范畴”对立起来，不过是把上世纪末叶以来社会科学的全部发展一笔勾销，而返回到忽视一定社会关系及其发展的幼稚的唯理论的思辨上去了。他大笔一挥就勾销了渴望了解社会现象的人类思想界找了上百年才取得的全部成果！评论家先生以这种方式摆脱了一切科学成就后，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确也直截了当地下结论说：“如果某种生活方式……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不管把它称为什么，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你看，怎么会这样呢！其实问题正在于这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作者自己也刚刚说过，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反对把农民经济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人民生产”或者随便别的什么），他们断言，这决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最平常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其他小生产的生活方式。从第一种见解中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生活方式”（“人民生产”）能“导致幸福”，而从第二种见解中也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生活方式”（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它把“大多数居民”赶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使少数人变为农业的（或者工业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先生朝天放了一枪，而在枪声的掩盖下，认为正是第二种见解（被毫不容情地宣称为“完全是危言耸听”）所否定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证实，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如果他想认真分析第二种见解，那他显然就应该证明下述二者之一：或者证明“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正确的科学范畴，没有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是可以设想的（民粹派先生们也是这样设想的，因此他们就完全回到西斯蒙第的观点上去了）；或者证明这个范畴不适用于俄国，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商品经济的统治，小生产者没有变成商品生产者，他们中间并未发生大多数人被赶出、少数人的“独立”得到巩固的上述过程。现在，我们看到，他把指出民粹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当作是想“欺负”民粹派先生们的一种无聊欲望，我们又读到上面“危言耸听”那句话，我们不禁想起一句有名的格言：“别那么想，基特·基特奇！谁能欺负您呢？只有您能欺负别人！”[59]三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现在我们回头来谈西斯蒙第。他不仅把小资产阶级理想化，不仅浪漫主义式地不懂得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下“农民”如何变为小资产阶级，他还对农业人口因工业人口增加而减少的现象有十分典型的看法。大家知道，这种现象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在一切文明国家中可以看到，在俄国也可以看到［注：在改革后的时代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增加了。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一人所共知的特征，虽然它远没有把现象完全反映出来，没有把俄国不同于西欧的重要特点包括进去。这里不是分析这些特点（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工业村和工厂村的存在，国内垦殖等等）的地方。］。西斯蒙第是当时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当然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他公开确认这一事实，但完全不懂得它与资本主义发展（更广泛些说，与社会分工、与这一现象引起的商品经济的增长）的必然联系。他单纯地斥责这种现象是“制度”的某种缺点。西斯蒙第指出英国农业的巨大进步后说：“但是，在颂扬这些精耕细作的田地时，还应该看到耕种这些田地的居民；他们比法国耕种同样大小田地的居民少一半。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是赢利；在我看来这是损失。”（第1卷第239页）很明显，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赢利（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评的观点也是如此），是因为他们以此表明了资产阶级的财富、商业和工业的增长。西斯蒙第急于斥责这种现象，却忘记想一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他说：“据估计，法国和意大利有五分之四的人口属于农民阶级，有五分之四的国民吃本国的粮食，不管国外粮食的价格如何。”（第1卷第264页）特洛伊城已不存在！这句话对此完全适用。现在，不完全依赖粮食价格即不完全依赖世界资本主义粮食生产的国家（即使是农业占最大比重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如果一个国家只能依靠每个人拿同样多的工资而进行更多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商业人口，那么它就一定会害怕自己的工业人口增加起来。”（第1卷第322页）读者可以看到，这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善意劝告，因为在这里，“国家”这个概念是建立在把组成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人为地抽象掉的基础上的。西斯蒙第和任何时候一样，只是用希望不存在矛盾的……天真愿望来回避这些矛盾。“英国从事农业的只有770199户，从事商业和工业的有959632户，属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有413316户。在总共2143147户或10150615人中，有这样大一部分居民靠商业财富为生，真是可怕（effrayante）。幸亏法国还远没有这样多的工人依赖远方市场上的得失。”（第1卷第434页）在这里，西斯蒙第甚至忘记了这种“幸运”完全是由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造成的。西斯蒙第在描述现代制度中他认为是“合乎心愿”的变化（这些变化下面再谈）时指出：“毫无疑问，结果〈按浪漫主义者的口味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不止一个单靠工业为生的国家势必要接连不断地关闭许多作坊，过分增加的城市人口就会迅速减少，而农村人口就会增加起来。”（第2卷第367页）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批评的软弱无力和小资产者的绝望惆怅，在这个例子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斯蒙第只悲叹［注：“这一思潮〈即以西斯蒙第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批评的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4页。——编者注）］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对农村居民宗法式的愚钝和闭塞的乐园的毁灭感到的悲哀是如此深重，以至我们这位经济学家连产生现象的原因也不去分析了。因此，他忽略了工业人口的增加同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有必然的密切的联系。商品经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而这种分工也就是工业部门和原料加工业一个个脱离农业而独立，从而造成工业人口。因此，议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而不注意工业人口相对增加的规律，就是根本不了解这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注：读者可以根据这点来判断尼·—逊先生的机智，他在《论文集》中明目张胆地把可变资本和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变为绝对减少，并由此得出国内市场“缩小”等等一大堆极其荒谬的结论。］；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注：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条件，所以我们说，俄国的国内垦殖使工业人口增加较快的规律表现复杂化了。只要记起人口早已稠密的俄国中心地带（那里工业人口的增加与其说是依靠城市，不如说是依靠工厂村镇）和改革以后人口才稠密起来的新罗西亚（那里城市增长的速度可以和美国相比）之间的区别就够了。我们打算在另外一个地方更详细地来分析这个问题。］，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在这一点上，最新理论的观点也是同怀着感伤的哀怨的浪漫主义截然相反的。了解现象的必然性，自然就会对它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就能估计到它的各个方面。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刻最一般的矛盾之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到处都有的旅伴）是“商业财富”（西斯蒙第的用语）比“土地财富”（农业财富）占优势的必然产物。因此，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只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出了大工业资本为这一矛盾带来的进步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diegeschich-tlicheBewegungskraftderGessllschaft）［注：参看对工业中心在居民智力发展方面的进步作用所作的同样非常清楚的评述——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5—507页。——编者注）。承认这种作用并不妨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深刻了解表现在城乡分离上的矛盾。他那部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证明了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4—322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试问，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抱什么观点呢？毫无疑问，是感伤的浪漫主义观点。他们不仅不懂得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下工业人口增加的必然性，甚至象一只把脑袋藏在羽翼下的鸟一样，竭力不去看现象本身。彼·司徒卢威指出：尼·—逊先生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议论中断定可变资本绝对减少，这是莫大的错误（《评述》第255页）；根据俄国工业人口百分数较小就把俄国与西方对立起来，而不注意这个百分数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这是荒谬绝伦的［注：请读者记住，西斯蒙第在谈论有80％的农业人口的法国的“幸福”时，正是犯了这种错误，他认为这是某种“人民生产”的特点等等，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表现。］（1893年《社会政治中央导报》[60]第1期）；他所指出的这些果然没有得到回答。民粹派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俄国的特点，但是连我们在上面简略指出过的俄国工业人口形成的真正特点问题也没有提出来［注：参看沃尔金《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215—216页。］。民粹派在理论上对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但是，事实上，民粹派在议论改革后农村中农民的状况时，并没有被理论上的怀疑所限制，他们也承认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农民迁往城市和工厂区。在这里，他们仅限于为现象悲痛，正象西斯蒙第为它悲痛一样。［注：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西斯蒙第看到了某些国家工业人口的增加，承认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在某些地方还说明他了解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反常状态”等等，而是居民生活条件的深刻变化，并且承认这种变化也有某些好处。他关于分工的害处的下述议论，至少表明他的见解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见解要深刻得多，后者不去分析分工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和各个发展时期中所具有的一定形式，而去捏造一个一般的“进步公式”。“虽然工厂工人的一切活动成为单调的操作，一定会妨害他们的发展（in-telligince），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根据优秀的法官（juges，专家）的观察，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在觉悟、教育和道德方面都胜过农业工人（ouvriersdeschamps）。”（第1卷第397页）西斯蒙第还指出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Vi-vantsanscesseensemble，moinsépuisésparlafatigue，etpouvantselivrerdavantageàlaconversation，lesidéesontcirculéplusrapi-demententreeux）（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不那么劳累，彼此交谈机会较多，在他们中间思想传播较快。——编者注）。但是，他郁郁不乐地指出，aucunattachementàI’ordreètabli（对于现行制度没有任何留恋。——编者注）。］改革后的俄国发生的居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深刻改造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次破坏了农民的定居生活和固定在一地的现象，造成了他们的流动，并使农业工作者和非农业工作者、农村工作者和城市工作者接近起来［注：这一过程的形式对于欧俄中央地带和对于边疆地区也有所不同。到边疆地区去的主要是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的农业工人和一部分工业省份的非农业工人，他们在纯农业人口中传布自己的“手工业”知识并“培植”工业。从工业地区出来的非农业工人，一部分奔向俄国各地，大部分则去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而且这一工业潮流（如果能这样说的话）是如此强大，以至从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到工业省份（莫斯科省，雅罗斯拉夫尔省等）去的农业工人都不够了。见谢·亚·柯罗连科《自由雇佣劳动》。］）。无论是它的经济意义，还是（也许是更重要的）它的道德意义和教育意义，都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仅仅成为感伤的浪漫主义抱怨的借口。四浪漫主义的实际愿望现在我们试把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的总的看法加以归纳（读者一定记得，艾弗鲁西也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任务），并考察一下浪漫主义的实际纲领。我们已经知道，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他是最先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人之一。但是，他在指出这些矛盾之后，不仅没有试图去分析它们，说明它们的起源、发展和趋势，甚至把它们看作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他幼稚地用格言、揭露、关于消除它们的规劝等等来反对这些“偏向”，似乎这些矛盾并不反映整个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现实居民集团的实际利益。这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把各种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经济制度本身）看作是学说、体系甚至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站在发展的矛盾以外并处于两个对立者之间的中间过渡地位的小资产者的狭小眼界，在这里是同幼稚的唯心主义（我们几乎想说是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唯心主义用人们（特别是执政者）的意见来解释社会制度而不是用社会制度来解释人们的意见。现在我们把西斯蒙第所有类似的见解列举如下。“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英国的例子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灾难只是产生于它遵循了错误的经济方针。”（第1卷第Ⅸ页）在西斯蒙第看来，英国只是对大陆起着恫吓的作用，我国浪漫主义者和他一模一样，不过他们以为自己拿出来的不是陈旧不堪的废物而是某种新的东西。“为了使我的读者注意英国，我想指出……如果我们继续按照它所遵循的原则行事，那我们自己未来的历史将会怎样。”（第1卷第ⅩⅥ页）“……大陆国家认为应该仿效英国发展工场手工业。”（第2卷第330页）“再没有比英国所呈现的情景更令人惊异、更令人可怕了。”（第2卷第332页）［注：为了清楚地表明欧洲的浪漫主义和俄国的浪漫主义的关系，我们准备在脚注中引用尼·—逊先生的话。“我们不希望利用西欧经济发展过程传授给我们的经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光芒曾使我们大为惊讶，而现在美国资本主义无比迅速的发展也同样使我们大为惊讶”等等。（第323页）可见，甚至尼·—逊先生的措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使他“惊讶”的东西，也就是本世纪初叶使西斯蒙第“惊讶”的东西。］“不应该忘记，财富只是代表着（n＇estquelareprésentation）使生活惬意和舒适的东西”（这里已经用一般财富代替了资产阶级的财富！），“而创造人为的财富必然使国家遭受一切实际的贫困和痛苦，这就是把事物的名称当作它的本质（prendrelemotpourlachose）”。（第1卷第379页）“……当国家还只是遵循自然界的指示（吩咐indications）并利用气候、土壤、位置和拥有的原料所提供的优越条件时，它没有使自己处于不自然状态（unepositionforcée），它没有去寻求那种对人民群众来说是真正贫困的表面财富（uneopulenceappa-rente）。”（第1卷第411页）资产阶级的财富不过是表面财富！！“关闭自己的对外贸易的大门对于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就会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说是（enquelquesorte）把它引向灭亡的错误的活动。”（第1卷第448页）［注：“……我们近30年所走的那条经济道路是不正确的”（第281页）……“我们过于长久地把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经济的利益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谬误……保护工业所取得的表面成果……使我们糊涂到这种程度，以至我们完全忽略了人民社会的方面……我们忽略了这种发展是依靠什么实现的，我们连一切生产的目的也忘记了”（第298页），——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对自己过去采取鄙弃的态度……培植资本主义……”（第283页）……“我们……使用了一切手段来培植资本主义……”（第323页）“……我们忽略了……”（同上）］“……工资中必须有一部分用来维持那些领取工资的人的生活、精力和健康……触动这一部分工资的政府是不幸的，它会牺牲一切（ilsacrifictoutensemble）——既牺牲人，又牺牲对未来财富的希望……这一区别使我们了解到，那些尽量降低工人阶级的工资来增加厂主、商人、私有者的纯收入的政府，实行了多么错误的政策。”（第2卷第169页）［注：“……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的，可是我们没有去阻止它的发展。”（第323页）］“最后该问：我们往何处去？”（oúI’onveutaller）（第2卷第328页）“他们〈即私有者阶级和劳动者〉的区分、他们的利益的对立，是我们加给人类社会的现代人为组织的后果……社会进步的自然程序决不是要把人和物分开，或者把财富和劳动分开；在农村，私有者可以仍然是农夫；在城市，资本家可以仍然是手工业者（arti-san）；劳动阶级和有闲阶级的分离决不是社会存在或生产所绝对必需的；我们实行这种分离是为了大家的最大利益，要真正获得这种利益，则有赖于（ilnousappartient）我们去调节这种分离。”（第2卷第348页）“这样就使生产者互相对立〈即老板同工人对立〉，迫使他们走上一条与社会利益截然相反的道路……但是，在这种降低工资的经常斗争中，每个人都有一份的社会利益却被大家忘记了。”（第2卷第359—360页）在此以前，他也回忆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些道路：“社会生活开始时，每个人都有资本，他们靠这些资本来运用自己的劳动，而且几乎一切手工业者都靠同样由利润和工资构成的收入为生。”（第2卷第359页）［注：“我们没有坚持我们历来的传统；没有发扬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没有用使生产资料集中在他们〈农民们〉手中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第322—323页）“我们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整个人民生产的发展……我们忽略了一种发展……只有依靠另一种发展才有可能。”（第32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看来，够了……可以相信，既不熟悉西斯蒙第也不熟悉尼·—逊先生的读者，很难说出这两个浪漫主义者中间哪一个的观点更粗浅、更幼稚，是脚注中的还是正文中的。西斯蒙第在他的《新原理》中用了很多篇幅来谈论的实际愿望，也与这一点完全符合。西斯蒙第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篇中说，我们与亚·斯密的区别在于“我们几乎始终呼吁政府进行干预，而亚·斯密则摈弃这种干预”（第1卷第52页）。“国家没有改善分配……”（第1卷第80页）“立法者能够使穷人得到某些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第1卷第81页）“生产应该适合社会收入，那些鼓励无限制的生产的人不注意去认识这种收入，想给国家开辟一条致富之路（lechemindesrichesses），结果却把国家推向灭亡。”（第1卷第82页）“当财富逐渐地（gradué）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也许政府的职责就是延缓（ralentir！！）这种运动，以便调节这种运动。”（第1卷第409—410页）关于正是通过矛盾和不均衡这一途径来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历史意义，西斯蒙第一窍不通！“如果政府对致富的欲望加以调节和节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无比仁慈的政府。”（第1卷第413页）“如果现在受舆论谴责的某些商业规定因鼓励工业而应该受到谴责，那么它们也许会因抑制工业而被证明是正确的。”（第1卷第415页）从西斯蒙第的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是惊人的无知，他根本不懂得，他所处的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在于摆脱中世纪的束缚。他并未感到，他的议论助长了当时那些为旧制度辩护的人的声势，那时这些人甚至在法国都还很有势力，更不必说他们统治下的西欧大陆的其他国家了。［注：艾弗鲁西认为西斯蒙第的这些惋惜和热望是“公民的勇敢”（第7期第139页）。吐露感伤主义的愿望竟需要公民的勇敢！！你只要看看任何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就会看到，19世纪最初25年的西欧国家的组织形式，按照国家法这门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警察国家。你也会看到，不仅本世纪最初25年，而且本世纪第二个25年的历史任务，正是反对这种国家。那时你会懂得，西斯蒙第的观点带有复辟时代法国小农的愚蠢无知的色彩，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感伤的浪漫主义和罕见的公民幼稚性结合的典型。］总之，西斯蒙第的实际愿望的出发点是保护、阻滞和限制。这种观点完全是自然而不可避免地从西斯蒙第的整个思想领域中产生的。他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刚刚开始发展，当时，在机器的影响下（请注意，正是在机器工业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注：英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不是在18世纪末，而是要早得多。］，全部社会关系开始受到急剧的改造，这种改造在经济学中通常称为产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最先估计到这个革命（它建立了现代欧洲社会来代替宗法式的半中世纪社会）的全部深刻意义的经济学家中，有一位对它是这样评述的：“近60年来〈写于1844年〉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是无与伦比的历史……60—80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和商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象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象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296页。——编者注）。］这就是以小生产为经济基础的一切根深蒂固的旧关系的最彻底的“破坏”。显然，西斯蒙第从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不能了解这种“破坏”的意义。显然，他首先和主要是希望、请求、呼吁和要求“停止破坏。”［注：我们大胆地希望，尼·—逊先生不要因为我们从他那里（第345页）借用了我们认为是非常中肯非常典型的说法而抱怨我们。］究竟怎样“停止破坏”呢？当然首先是支持人民的……不，是“宗法式的生产”，支持农民和小农业。西斯蒙第用了整整一章（第2卷第7篇第8章）来谈“政府应该怎样保护居民不受竞争的影响”。“政府在农业人口方面的总任务是保证工作者（àceuxquitravaillent）有一部分财产，或者是支持（favoriser）我们所说的无与伦比的宗法式农业。”（第2卷第340页）“伊丽莎白法令规定，除非分到4英亩土地，否则禁止在英国建造茅舍（cottage），但未被遵守。如果这项法律得到了贯彻，那么任何一个日工没有自己的cottage就不能结婚，因此，任何一个茅舍农民都不会弄到赤贫的地步。这已经前进了一步（c’estquel-quechose），但这还不够；按照英国的气候，一户农民即使有4英亩土地，还得过贫困的生活。现在英国的茅舍农民大都只有1．5—2英亩的土地，并且要付相当高的租金……应该用法律……责成地主在把自己的田地分给许多茅舍农民时，给每个人以足够的土地，使其能够生活。”（第2卷第342—343页）［注：“保持我们历来的传统；〈这不就是爱国主义吗？〉……发扬我们继承的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尼·—逊先生，第322页）“我们离开了许多世纪以来所走的道路；我们开始排斥以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紧密联系、农业和加工工业紧密联系为基础的生产，而把以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带来了现在西欧正在遭受的一切灾难）的发展原则当作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第281页）请读者把“西欧人”自己对于所“遭受的一切灾难”的上述看法和这种看法比较一下以及其他等等。“原则……把土地分给农民或者……把劳动工具给与生产者本人”（第2页）……“历代的人民基石”（第75页）……“因而，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即表明在现时经济条件下农村人口得到物质保证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数字）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要素之一，但也只是要素之一而已。”（第65页）可见，西欧浪漫主义者喜欢在“历来的传统”中寻求对人民生产的“核准”，并不在俄国浪漫主义者之下。］读者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愿望同民粹派的愿望和纲领是完全一样的，二者都同样忽略了实际的经济发展，并且荒谬地把恢复古代宗法式环境的条件移到充满疯狂竞争和利益斗争的大机器工业时代。五浪漫主义的反动性当然，西斯蒙第不能不意识到实际发展是怎样的。因此，他在要求“鼓励小农业”（第2卷第355页）时直截了当地说，应该“使农业发展的方向与现在英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完全相反”（第2卷第354—355页）。［注：参看瓦·沃·先生的“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的民粹派纲领。参看上引沃尔金的书第181页。］“幸亏英国有办法为自己的农村贫苦农民做很多事情，把自己大量的村社土地（sesimmensescommunaux）分给他们……假如英国的村社土地分为20—30英亩大小的一块块自由土地（enpropriétésfranches），他们〈英国人〉就会看到，独立而骄傲的农民阶级，即他们现时惋惜其几乎要全部消灭的自由民，将怎样复兴起来。”（第2卷第357—358页）浪漫主义的“计划”被描绘得很容易实现，因为浪漫主义的实质正在于忽视实际利益。“这种建议（把土地划成小块分给日工，使地主担负照顾日工的责任）想必会激怒现时英国唯一享有立法权的大地主；但它毕竟是公正的……只有大地主才需要日工；他们造成了日工，就让他们去养活日工好了。”（第2卷第357页）读到这些在本世纪初叶所写的幼稚的东西，你不会感到惊异，因为浪漫主义的“理论”是与造成这种十分原始的观点的资本主义原始状态相适合的。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在理论上对它的了解，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这一切在当时还是彼此适合的，而西斯蒙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严谨的作家。西斯蒙第说：“我们已经指出这一阶级〈即手工业者阶级〉以往在建立行会和公会（desjurandesetdesmaitrises）时得到怎样的庇护……这里并不是说要恢复他们奇怪的和压迫性的组织……但是立法者应该抱定目的提高工业劳动报酬，使雇佣工人摆脱他们所处的不稳定的（précaire）地位，最后使他们有可能容易地取得他们称之为地位［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unétat）的东西……现在工人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是工人，而以前工人的地位只是取得更高地位的准备和第一步。重要的是恢复这种升迁的可能性（cettefacultéprogressive）。应该做到使老板乐于把自己的工人提到更高的地位；使受雇于手工工场的人真正从获得普通雇佣工资的工作做起，但也让他任何时候都有好好工作就能获得一部分企业利润的希望。”（第2卷第344—345页）很难更清楚地表明小资产者的观点了！行会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他说他不愿意恢复行会，其意思显然只是：应该采用行会的原则和思想（正如民粹派想采用的是村社的原则和思想，而不是称为村社的现代纳税团体），而抛弃其中世纪的畸形丑态。西斯蒙第的计划的荒谬性，不在于他完全维护行会，想完全恢复行会，——他并未提出这个任务。其荒谬性在于，他把联合地方手工业者这种狭隘的原始的需要所产生的联盟当作典范，想把这种标准、这种典范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联合的社会化的因素是大机器工业，它摧毁中世纪的壁障，消除地区、地域和职业的区别。浪漫主义者意识到必须有某种形式的联盟和联合，于是把满足宗法式的停滞的社会中对联合的狭隘需要的联盟当作典范，并且希望把它应用于完全改造过的社会，这个社会有流动的人口，有劳动的社会化，而且这种社会化不限于某个村社或某个公会的范围，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甚至超出一国的范围。［注：民粹派对另一种联盟（村社）的看法也是同样错误的，这种联盟能够满足把地方农民（他们是由统一的地产、牧场等等联系起来的，而主要是由统一的地主和官吏的权力联系起来的）联合起来的狭隘需要，但是完全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它们破坏了一切地方性的、等级制的、有类别的障碍，并造成了村社内部深刻的经济利益的纠纷）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联盟和联合的需要不是减少了，反而无比地增加了。但是用旧的标准来满足新社会的这种需要是完全荒谬的。这个新社会要求：第一，这种联盟不应是地方性的、等级制的和有类别的；第二，这种联盟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和农民分化所造成的地位和利益的差别。把经济地位和利益差别很大的农民连在一起的地方性的、等级制的联想，现在由于它所承担的义务，对农民本身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浪漫主义者的这一错误使他获得了当之无愧的反动者称号，但说他是反动者，并不是说他想简单地恢复中世纪制度，而是说他企图以旧的宗法式的尺度来衡量新社会，想在完全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的旧秩序和旧传统中去寻找典范。艾弗鲁西根本不懂得这一点。他正是从粗鄙的庸俗的意义上来了解西斯蒙第的理论是反动的理论这一评语的。艾弗鲁西困惑起来了……他说：怎么会那样呢？西斯蒙第直截了当地声称他决不想恢复行会，他怎么会是反动者呢？于是艾弗鲁西断定，“责备”西斯蒙第“倒退”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西斯蒙第是“正确地”看待“行会组织”的，并且是“充分估计到它的历史意义的”（第7期第147页），他说，这已被某些教授关于行会组织的优点的历史研究阐明了。冒充有学问的作家往往具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惊人本领！西斯蒙第对行会的看法所以是典型的和重要的，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实际愿望与行会联系了起来。［注：见上面的引文，哪怕是看一下我们从中引证了关于行会的议论（艾弗鲁西也引用过，第147页）的那一章的标题。］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就被看成是反动的学说。而艾弗鲁西却牛头不对马嘴地谈论关于行会的最新历史著作！这些不恰当的和冒充有学问的议论的结果，就是艾弗鲁西正好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把西斯蒙第的学说说成是反动的学说是否公正？他所忽略的正是最主要的东西——西斯蒙第的观点。西斯蒙第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人们把我当作社会进步的敌人，当作野蛮的和强制性的制度的倡议者。这是不对的，我并不想要已经有过的东西，但是我想要一种比现时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我不能用别的方法来判断现在，只能把它和过去比较，当我用废墟来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时，我决不想恢复废墟。”（第2卷第433页）浪漫主义者的愿望是非常好的（民粹派的愿望也是如此）。由于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他们比那些否认这些矛盾的盲目乐观主义者高明。西斯蒙第被看作反动者，完全不是由于他想回到中世纪去，而是由于他在自己的实际愿望中把“现在和过去比较”而不把现在和将来比较，由于他不用最新发展的趋势而用“废墟”来“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注：他证明了这些需要的存在，我们再说一遍，这一点就使他比狭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明得多。］这就是艾弗鲁西不能理解的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这种观点使他与其他一些和他同时或在他以后也证明了“社会的永恒的需要”的作家截然不同。艾弗鲁西的这一错误说明，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学说这些术语的了解很狭隘，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讲到第一个术语时已经谈过。这些术语所指的决不是小店主的自私自利的欲望或阻止社会发展、向后倒退的愿望，它们只说明该作者观点的错误，他的理解和眼光的狭隘，因而他所选择的手段（为达到十分美好的目的）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只能使小生产者感到满足或为守旧主义者效劳。例如，西斯蒙第决不是小私有制的狂热拥护者。他对联合、联盟的必要性的了解，丝毫不亚于我国现代的民粹派。他希望把工业企业中的“一半利润”“分配给联合起来的工人”（第2卷第346页）。他公开赞成“联合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一切“生产成就都会有利于从事生产的人”（第2卷第438页）。西斯蒙第在谈到他的学说与当时著名的欧文、傅立叶、汤普逊、梅隆的学说的关系时说：“我也和他们一样，希望在那些共同生产一种产品的人们中间实现联合，而不想使他们彼此对立。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而提出的方法，能够使他们在某一天达到这个目的。”（第2卷第365页）西斯蒙第同这些作家的区别正在于观点。因此十分自然，不了解这种观点的艾弗鲁西，就十分错误地描述了西斯蒙第同这些作家的关系。我们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上看到：“如果西斯蒙第对同时代的人影响极其微弱，如果他所提出的社会改革未能实现，那么，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大大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他是在资产阶级欢度蜜月的时期著书立说的……显然，在那种条件下，一个要求实行社会改革的人的呼声势必成为旷野里的呼声。但是我们知道，后代人对他的态度也没有好多少。这也许因为如我们上面说过的，西斯蒙第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作家；虽然他希望实现巨大的变革，可是他不能完全抛弃旧的东西。因此，温和的人认为他太激进，激进的人又认为他太温和。”第一，说西斯蒙第因提出种种改革而“超越了时代”，是根本不懂得西斯蒙第学说的实质，西斯蒙第本人在谈到自己时也说，他是把现在同过去相比。只有眼光极其短浅（或一味偏袒浪漫主义）的人，才会因为西斯蒙第同情工厂立法［注：而且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斯蒙第也没有“超过”时代，因为他只是赞成英国已经实现的东西，而不能了解这种改革同大机器工业及其进步的历史意义的联系。］等等而忽视西斯蒙第理论的总的精神和总的意义。第二，艾弗鲁西因而认为，西斯蒙第与其他作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所提出的改革的坚决程度有所不同：其他作家走得远些，而西斯蒙第却没有完全抛弃旧的东西。问题不在这里。西斯蒙第与这些作家的区别要深刻得多，完全不在于一部分人走得远些，另一部分人畏缩不前［注：我们不想说上述作家在这方面没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能说明问题，不能正确地表明西斯蒙第与这些作家的关系。结果似乎他们的观点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结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而已。问题不在于西斯蒙第没有“走”那样远，而在于他往后“走”，上述作家却向前“走”。］，而在于他们从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来看改革的性质本身。西斯蒙第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这些作家也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西斯蒙第是空想家，把自己的愿望不是建筑在实际的利益上，而是建筑在抽象的思想上，——这些作家也是空想家，也是把自己的计划建筑在抽象的思想上。但是他们的计划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是从截然相反的观点来看待提出了“永恒的需要”问题的最新经济发展的。上述作家们预知未来，天才地推测出他们亲眼看到的旧日机器工业造成的那种“破坏”的趋势。他们注视着实际发展的趋向；他们确实超越了这一发展。西斯蒙第却背向这一发展；他的空想不是预知未来，而是复活过去；他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幻想“停止破坏”，即上述作家们从中获得自己空想的那种“破坏”［注：马克思说：“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的创始人，但是……他不象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化要素的作用（Tragweite）抱有任何幻想。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变革’的起点。”[6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编者注）］。正因为如此，西斯蒙第的空想被认为（而且十分公正）是反动的空想。我们再说一遍，这一评价的根据，仅在于西斯蒙第不了解从上世纪末叶起，大机器工业对西欧各国陈旧的、半中世纪的、宗法式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那种“破坏”，具有进步的意义。西斯蒙第的这种独特的观点，甚至在他泛论“联合”的议论中也显露出来。他说：“我所希望的是把手工工场的财产（lapropri-étédesmanufactures）分给为数众多的中等资本家，而不是把它集中在一个拥有亿万财富的人的手中……”（第2卷第365页）更突出地表明小资产者观点的是下面一段议论：“必须消灭的不是穷人阶级，而是日工阶级；应该使他们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第2卷第308页）“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西斯蒙第学说的全部实质就在这句话里！当然，西斯蒙第自己一定会感到他的善良愿望是不能实现的，感到这种愿望与现代利益的冲突是极不调和的。“要把参加同一生产的人（quiconcourrentàlamemeproduction）的利益重新结合起来……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困难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第2卷第450页）［注：“俄国社会所要解决的任务日趋复杂。资本主义占倾的阵地日益扩大……”（同上）］意识到自己的希望和愿望不符合现实条件及其发展，自然就力图证明现在“回去”“还不算晚”，等等。这位浪漫主义者企图依靠现代制度的矛盾的不发展，依靠国家的落后。“人民争得了我们已经进入的自由制度〈指的是封建制度的崩溃〉；但是，当他们摧毁了他们戴了很久的枷锁的时候，劳动阶级〈leshommesdepeine——劳动者〉并未失掉任何财产。在农村中，他们作为对分制佃农、世袭租地户（censitaires）、租地者而占有土地（ilssetrouvèrentassociésàlapropriétédusol）。在城市中，他们是为了互助而成立的公会、手工业者联合会（métiers）的成员，是独立的手工业者（ilssetrouvèrentassociésàlapropriétédeleurindustrie）。只是到我们这个时代，只是到最近时期（c’estdanscemomentmême），财富的增加和竞争才破坏了所有这些联合组织。但这种破坏（révolution）尚未完全结束。”（第2卷第437页）“诚然，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处于这种不自然状态；我们只在一个国家中看见这样一种经常的对照：一方面是表面的财富（riches-seapparente），一方面是靠社会慈善事业为生的十分之一的居民的惊人贫困。但是这个国家在别的方面如此值得模仿，甚至它的错误也眩人眼目，它用本身的例子诱惑了大陆上所有的国家要人。如果这些思虑已经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利益，那么，我想我至少要为人类和我的同胞效劳，指出这个国家所走的道路的危险性，并用它本身的经验来证明：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无限制竞争的原则上，就是要在一切个人欲望的冲击下牺牲掉人类的利益。”（第2卷第368页）［注：“俄国社会要解决一项非常困难的然而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伟大任务：通过不是由区区少数人而是由全体人民利用生产力的形式，来发展居民的生产力。”（尼·—逊，第343页）］西斯蒙第是用这样一些话结束他的《新原理》的。马克思在下面的评论中清楚地表述了西斯蒙第及其理论的总的意义，他首先概述了产生这一理论（而且正是在资本主义刚开始在西欧建立大机器工业的时代产生这一理论）的西欧经济生活条件，然后对这个理论作了评价。［注：参看《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的引文，以及《俄国财富》第6期第94页尼·—逊先生文章中的引文。］“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注：艾弗鲁西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上也引证了这一段话（从“这种社会主义”起）。］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注：参看上述文章，1894年《俄国财富》第6期第88页，尼·—逊先生的这一段译文中有两处不确切，一处遗漏。他把“小资产阶级的”和“小农的”译成“狭隘小市民的”和“狭隘农民的”。他把“工人的事业”译成“人民的事业”，虽然原文是derArbeiter（工人的。——编者注）。“必然被突破”（gesprengtwerdenmussten）这几个字他遗漏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3—494页。——编者注］我们在分析西斯蒙第学说的每个要素时，都力图表明这一评论的正确性。现在我们只指出艾弗鲁西在这里所使用的可笑手法，这种手法集他对浪漫主义的叙述、批判和评价中的一切错误的大成。读者一定记得，艾弗鲁西在文章（《俄国财富》第7期）的开头就说，把西斯蒙第列为反动者和空想家是“不公正的”和“不正确的”。（上引书，第138页）为了证明这个论点，第一，艾弗鲁西狡猾地绝口不谈最主要之点，即西斯蒙第的观点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阶级小生产者的地位和利益之间的联系；第二，在分析西斯蒙第理论的个别原理时，艾弗鲁西不是象我们指出过的那样把西斯蒙第与最新理论的关系表述得完全不正确，就是干脆把最新理论置之不顾，而靠引证“并未超过”西斯蒙第的德国学者的话为西斯蒙第辩护；第三，艾弗鲁西想这样概括对西斯蒙第的评价，他说：“我们可以〈！！〉用”一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话来概括我们〈！〉对西蒙德·德·西斯蒙第的作用的看法”（《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接着他引证了上面提到的那一段话，即只引那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评论的一部分，而丢掉了阐明西斯蒙第理论与最新社会的特殊阶级之间的联系的那一部分，以及在最后结论中指出西斯蒙第的反动性和空想主义的那一部分！不仅如此。艾弗鲁西不仅随便抽出评论的一部分使人无法了解整个评论，从而完全不正确地表述了这位经济学家与西斯蒙第的关系。他还想替西斯蒙第粉饰，似乎他只是转述那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而已。艾弗鲁西说道：“此外，我们还要补充说，西斯蒙第在某些理论观点方面是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注：类似阿道夫·瓦格纳吗？——克·土·注］的先驱：我们要记起他对资本收入和危机的看法，以及他的国民收入的分类等等。”（同上）由此可见，艾弗鲁西不是用德国经济学家对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及其空想的反动性的说明，来补充那位经济学家对西斯蒙第的功绩的说明，而正是用他的学说中被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是没有一个科学字眼的那些部分（例如“国民收入的分类”）来补充西斯蒙第的功绩。有人反对我们说：艾弗鲁西可能完全不同意应当到经济现实中去寻找对经济学说的解释这种意见；他也许深信阿·瓦格纳的“国民收入分类”理论是“最杰出的”理论。我们乐意相信这种说法。但是，他事实上根本不了解这种理论同西斯蒙第的关系，并用一切可能的（甚至不可能的）办法把这种关系表达得完全不正确；既然如此，他又有什么权利卖弄民粹派先生们十分乐意表示“同意”的那种理论呢？假如问题只牵涉到艾弗鲁西一个人（在民粹派的文献中差不多是初次碰见这位作家的名字），我们就不会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了。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艾弗鲁西个人，甚至不是他的见解，而是民粹派和他们似乎赞同的那位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关系。艾弗鲁西决不是一个例外。相反，他的例子是十分典型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处处把西斯蒙第的观点和理论同尼·—逊先生的观点和理论作了对比。［注：另一个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在上述最重要的问题上，是与尼·—逊先生完全一致的，只是观点更加粗浅。］这两位作家完全相似，他们的理论见解，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实际结论和愿望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既然尼·—逊先生的见解可以称为民粹主义的最后一言，所以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说，民粹派的经济学说不过是全欧洲浪漫主义的俄国变种。不言而喻，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历史特点和经济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无比落后，才产生了民粹主义的非常显著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无非是同类间的差别，因而并未改变民粹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同类性。也许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的差别，是民粹派经济学家力图掩饰自己的浪漫主义，其手法是声明“同意”最新理论，大量加以引证，虽然这种理论对浪漫主义采取坚决的否定态度，并且是在同小资产阶级学说的一切变种进行激烈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对西斯蒙第的理论进行分析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正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这种改头换面的通用手法的可能。我们知道，无论是浪漫主义，或者是最新理论，都指出了现代社会经济中的同一些矛盾。民粹派就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引证说，最新理论承认了危机、寻求国外市场、消费下降而生产增长、关税保护政策、机器工业的有害作用等等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民粹派是完全正确的，最新理论确实承认浪漫主义也承认的所有这些矛盾。但是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地分析这些矛盾，把这些矛盾归结为在该经济制度土壤上滋长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与只是为了善良的愿望而指出这些矛盾有什么不同？没有，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分析过这个问题，来说明最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区别。民粹派利用自己对矛盾的说明也同样只是为了善良的愿望。其次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辩证的批评有什么不同？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提出过这个问题，来说明最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必须把当前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当作衡量自己理论的标准（而科学批评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应用这一标准）。最后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下列两种观点有什么不同：浪漫主义把小生产理想化，并为“资本主义”“破坏”小生产的基石而痛哭，而最新理论则认为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是自己学说的出发点，并宣称这样“破坏基石”（我们使用了这个流行的民粹派术语，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在大机器工业影响下的社会关系改造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在俄国并且在各处都是以使社会思想界感到震惊的激烈方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进步现象。仍然没有。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试图把使人不得不承认西欧的“破坏”是一种进步现象的尺度用于俄国的“破坏”，他们都为基石而哭泣，劝人停止破坏，眼泪汪汪地要人们相信这就是“最新理论”……他们根据西欧科学和生活的最新成就，自以为他们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问题作出新的独立的解决，把他们的这种“理论”同西斯蒙第的理论相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思想发展多么原始的时期产生的。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种理论是陈旧的。不是有很多很陈旧的欧洲理论对于俄国仍是十分新颖的吗！问题的实质在于这种理论从出现之日起，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理论。六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论对英国谷物税问题的评论把浪漫主义关于现代经济学中主要问题的理论同最新理论加以比较后，现在我们再把二者对一个实际问题的判断加以比较。由于这个实际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原则问题之一，由于这两个敌对理论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进行这种对比就具有更大的意义。我们指的是英国谷物法[62]及其废除问题。这个问题在本世纪第二个25年中，不但使英国的经济学家而且使大陆的经济学家也深感兴趣，因为大家都懂得，这决不是关于关税政策的个别问题，而是关于贸易自由、竞争自由、“资本主义命运”的总问题。这里谈论的恰恰是要彻底实行竞争自由来建成资本主义大厦，为彻底完成英国大机器工业从上世纪末叶开始进行的那种“破坏”扫清道路，并清除农业中阻挠这种“破坏”的障碍。我们打算谈论的两位大陆经济学家正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西斯蒙第在他的《新原理》第2版中，特别加进了“论谷物贸易法”一章（第1卷第3篇第10章）。他首先确认了问题的迫切性：“现在有一半英国人要求废除谷物法，非常气忿地反对它的支持者；另一半英国人则要求保持谷物法，对那些想要废除它的人发出愤怒的叫喊。”（第1卷第251页）西斯蒙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英国农场主的利益要求对谷物课税，以保证他们的remuneratingprice（赚钱的或不亏本的价格）。手工工场主的利益则要求废除谷物法，因为手工工场没有国外市场就不能存在，而限制进口的法令却阻碍了英国出口的进一步扩大：“手工工场主说，他们在销售地区遇到的市场饱和状态，就是谷物法造成的，大陆的富人由于自己的谷物找不到销路，无法购买他们的商品。”（第1卷第254页）［注：尽管英国厂主的这种解释很片面，他们忽略了产生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和市场扩大不大时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其中包含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思想：用向国外销售的办法来实现产品，总的说来，是需要有相应的输入的。现在我们要把英国厂主的这种意见，推荐给那些用“向国外销售”这种高见来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实现问题的经济学家。］“对外国粮食开放市场，也许会使英国的地主破产，使地租空前跌落。毫无疑问，这是很大的灾祸，但这并非不公平的事情。”（第1卷第254页）西斯蒙第还极其天真地来证明，地主的收入应该适合他们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吗？）的贡献（原文如此！！）等等。西斯蒙第继续说：“农场主将从农业中抽出自己的资本（至少是一部分）。”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而他是满足于这种议论的）表明，浪漫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实际存在的经济发展过程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我们知道，西斯蒙第本人指出过英国农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增长。但是他急于谴责这一过程而不去研究它的原因。正是这种急躁性，这种想把自己的天真愿望强加于历史的行为，才使西斯蒙第忽略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和这一过程在谷物法废除后的必然加速，即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是他所预言的衰落。但西斯蒙第是忠于自己的。他一接触到这个资本主义过程的矛盾，就立刻天真地“驳斥”它，用尽一切办法证明“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日工将做什么呢？……工作会停顿，田地将变为牧场……没有工作的54万户将何以为生呢？［注：西斯蒙第为了“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合适的，马上作出一个大概的计算（例如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瓦·沃·先生就是非常喜爱这种计算的）。他说，从事农业的有60万户。若把田地变成牧场，则“需要”的户数不到该数的1/10……这位作家愈是发觉自己对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了解得少，就愈热心地去作孩子似的“目测”计算。］就假定他们宜于从事任何工业工作，但是现在有能够容纳他们的工业吗？……能够找到一个政府心甘情愿地让它管辖下的一半国民遭到这种危机吗？……那些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能够从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吗？要知道，这些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致命打击，要比关闭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第255—256页）名噪一时的“国内市场缩小”的论调出现了。“几乎占全国人口半数的英国农民阶级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几乎将完全失去地租收入的富人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第267页）这位浪漫主义者拚命向厂主证明，他们的生产和财富的发展所固有的矛盾，只是表明了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不会盘算而已。西斯蒙第为了使厂主“相信”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详尽地描绘了波兰粮食和俄国粮食竞争的威胁。（第257—261页）他拿出各种论据，甚至想影响英国人的自尊心。“俄国皇帝只要想从英国方面取得某种让步，就可以封锁波罗的海港口，使英国处于挨饿的境地，这样一来，英国的光荣将置于何地呢？”（第268页）读者一定记得，西斯蒙第是用买卖容易发生欺诈来证明“替货币权力辩护”是错误的……西斯蒙第想“驳倒”农场经济理论的阐释者，他指出富有的农场主经不起贫苦农民的竞争（见上面引文），并且终于得出了自己心爱的结论，看来，他深信他已证明了“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英国的例子告诉我们，这种实际〈即货币经济的发展，西斯蒙第用I’habi-tudedesefournirsoi-même“自食其力”和它对立起来〉并未免除危险。”（第263页）“经营制度〈即农场经济〉本身是不好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上的，应该设法加以改变。”（第266页）于是，一定经济制度中的一定利益的冲突所引起的具体问题，竟沉没在天真愿望的洪流中！但是有关双方把问题提得如此尖锐，以至局限于这种“解决”（浪漫主义对其他一切问题也局限于这种“解决”）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西斯蒙第绝望地问道：“但是，怎么办呢？是开放还是封锁英国港口呢？是使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饿死呢？问题的确是可怕的；英国内阁的处境是国家要人可能陷入的最尴尬的处境之一。”（第260页）西斯蒙第又转向所谓农场制度的“危险性”、“使整个农业从属于投机制度的危险性”这个“总结论”。但是，“当从事工场手工业的那一半国民苦于饥饿，而他们要求采取的措施又使从事农业的另一半国民遭到饥饿威胁时，英国怎样才能采取一些可能提高小农场作用（remettraientenhonneur）的认真而渐进的措施，我不知道。我认为必须大大修改谷物贸易法；但是我劝告那些要求完全废除谷物法的人去仔细研究下列问题”（第267页），——接着又是埋怨和担心农业的衰落、国内市场的缩小等等那一套。浪漫主义一碰到现实就一败涂地了。它被迫给自己开了一张思想贫乏的证明书，并且亲笔签收。你们一定会想起，浪漫主义是多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理论”上的一切问题！保护关税政策是不明智的，资本主义是致命的谬误，英国的道路是错误和危险的，生产应该同消费步调一致，工商业应该同农业步调一致，机器只有使工资提高或者工作日缩短时才是有利的，生产资料不应与生产者分离，交换不应超过生产，不应引起投机，如此等等。浪漫主义对每个矛盾都用相应的感伤主义的词句来搪塞，对每个问题都用相应的天真愿望来回答，并且把这些标签贴在日常生活的一切事实上，就宣称问题都“解决”了。这种解决如此轻而易举是不足为奇的：它们只是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即矛盾是由实际利益的冲突构成的。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使浪漫主义者面对着一场特别厉害的冲突，即谷物法废除之前英国各政党之间的斗争时，我们的浪漫主义者就张惶失措了。他深深感到自己飘浮在幻想和善良愿望的迷雾中，他如此巧妙地编造出适用于一般“社会”（但不适用于任何一个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制度）的箴言，可是一当他从自己的幻想世界堕入实际生活和利益斗争的漩涡时，他手中甚至连解决具体问题的标准都没有了。发表空论和抽象解决问题的习惯把问题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公式：应该使哪一种人口破产呢，是农业人口还是工场手工业人口呢？浪漫主义者当然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人都不应该破产，必须“改变道路”……但是现实的矛盾已经把他紧紧围住，不让他再钻到善良愿望的迷雾中去，于是他被迫作出回答。西斯蒙第甚至作了两个回答：第一是“我不知道”；第二是“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63]。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公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注：《Discourssurlelibreéchange》。我们用的是德译本：《RedeüberdieFragedesFreihandel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与声称“政治经济学不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的浪漫主义相反，他正是以单纯的、冷静的利益计算作为自己论述的出发点。演讲人不把谷物法问题看做国家所选择的“制度”问题，或者立法问题（西斯蒙第就是这样看的），而首先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厂主和地主之间的利益的冲突，并且指出英国的厂主企图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全民的事情，企图使工人相信厂主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人民谋福利。浪漫主义者把问题说成是实行改革时立法者一定会持有的见解，与他们相反，演讲人把问题归结为英国社会各阶级实际利益的冲突。他指出，降低厂主所需原材料价格的必要性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说明英国工人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把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厂主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64]在宫殿里也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邸，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注：同上，第449页。——编者注］由此可见，问题的提法本身就与西斯蒙第完全不同。这里提出的任务是：第一，说明英国社会各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待问题的态度；第二，阐明改革在英国社会经济总的演进中的意义。在后一点上，演讲人的看法和西斯蒙第的看法是一致的，演讲人也认为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关于“自由贸易”制度的总问题。“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19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页。——编者注）。这部著作是谷物法废除（1846年）前以完全相同的观点写成的，而正文中谈到的演说则是在谷物法废除后发表的。但是时间不同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要把西斯蒙第在1827年发表的上述议论与1848年的这个演说加以比较，就会看到这两位作者所论述的问题要点是完全相同的。把西斯蒙第与最近的这位德国经济学家加以比较的思想，是我们从《政治学辞典》第5卷第679页利佩尔特编写的《西斯蒙第》条那里借用来的。对比是很有趣的，它使得利佩尔特先生的叙述马上失去了死板性……不是，是“客观性”，而变得生动有趣，甚至充满了热情。］因而这一问题对于这两位作者来说，就是应该希望资本主义继续发展还是阻止它发展而寻找“另外的道路”等等的问题。我们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肯定回答，正是解决关于“资本主义命运”这个总的原则问题，而不是解决关于英国谷物法的个别问题，因为这里所确立的观点在很久以后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这两位作者在19世纪40年代曾用这种观点去看德国和美国［注：参看《新时代》[65]发表的马克思的几篇论文[66]，这些论文不久以前才被发现，原载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67]。］，宣称自由竞争对于美国是进步的；至于说到德国，他们中间的一位还在60年代就曾写道，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编者注］。我们再回头来谈上面的演说。我们已经指出演讲人的观点根本不同，他把问题归结为英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在他提出谷物法的废除对社会经济的意义这一纯理论问题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深刻的区别。在他看来，这并不是英国应该遵循什么制度、应该选择什么道路的抽象问题（西斯蒙第就是这样提问题的，他忘记了英国有它的过去和现在，这已经决定了这条道路）。他没有这样提问题，他一下子就把问题置于这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他问自己，谷物法废除后，这一制度发展的下一步究意会怎样。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确定谷物法的废除对农业的影响如何，因为对工业的影响如何大家已很清楚。为了证明谷物法的废除对农业也有好处，反谷物法同盟奖赏了三篇最好的文章，这三篇文章都论述了谷物法的取消对英国农业有良好的影响。演讲人把三位得奖者霍普、莫尔斯、格雷格的见解作了简略叙述后，立即把最后一位提出来，指出他的论文最科学最严格地贯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原则。格雷格本人是个大厂主，他主要是为大农场主而写的，他证明谷物法的废除会把小农场主逐出农业，使他们转向工业，但却使大农场主得到好处，他们有可能更长期地租用土地，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更多地使用机器，少花劳动，而劳动也会因粮食跌价而更便宜。地主则只好满足于较低的地租，因为经不起廉价进口粮食竞争的劣等土地已停止耕种。演讲人十分正确，他认为这个预言和对农业资本主义所作的公开辩护是最科学的。历史证实了这个预言。“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注：写于1867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2—743页。——编者注）。——至于谈到地租的增加，那么，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应该注意对级差地租的最新分析所确定的规律，即粮价降低时地租可能增高。“当英国谷物关税在1846年废除时，英国的工厂主们都以为，这样一来，他们会把土地贵族变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但实际不是这样，土地贵族反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非常简单。第一，从那以后，租地农场主必须按照契约每年对每英亩投资12镑，而不是8镑。第二，在下院也有很多代表的地主们，批给自己一笔巨大的国家补助金，用于土地的排水及其他永久性的改良。因为最坏土地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至多不过（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的）改为别的用途，所以，地租就与投资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了，土地贵族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5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7页。——编者注））］不过，演讲人当然不只是承认格雷格的论断是最正确的。格雷格的这种论断成了这位自由贸易派谈论整个英国农业的论据，他力图证明谷物法的废除对于国家有普遍的利益。我们叙述了上面这些以后，就可以知道演讲人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他解释说，自由贸易派如此赞美的粮食价格的下跌，意味着工资的必然减少，意味着“劳动”（确切些说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跌价；而粮价下跌对工人来说永远不会抵补工资的下降，第一，因为粮价下跌，工人更难于节省粮食以购买其他物品；第二，因为工业的进步使消费品更便宜，以伏特加酒代替啤酒，以马铃薯代替面包，以棉花代替毛、亚麻，从而降低工人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这样我们就看到，演讲人所确定的问题要点看来和西斯蒙第是一样的，他也承认小农场主的破产、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贫困是自由贸易的必然后果。擅长“引证”技巧的我国民粹派，在这种场合通常是谈论“摘录”，心满意足地声称他们完全“同意”。但这种手法只是表明：第一，他们不懂得在上述问题的提法上存在着巨大区别；第二，他们忽略了一种情况，即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在这里只是刚刚开始：浪漫主义者避开现实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而陷入幻想，现实主义者则以既成事实作为明确解决具体问题的标准。演讲人指出工人状况即将改善后，继续说道：“经济学家们会反对我们这一点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注：黑体是我们用的。］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1—452页。——编者注］演讲人利用英国经济学家的材料，详细地阐明了资本的积聚怎样扩大分工（由于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它使劳动力更为便宜），机器怎样排挤工人，大资本怎样使小企业主和小食利者破产，怎样加剧危机而造成更多失业人口。从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自由不外是资本发展的自由。总之，演讲人找到了一个标准来解决那个初看起来是西斯蒙第无法解决的难题：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阻碍自由贸易都同样使工人破产。这个标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把问题置于历史基础上的提法立即显示了它的作用：作者不是把资本主义与某种应该是怎样的抽象社会（实质上就是空想）加以比较，而是把它与社会经济的以前各阶段加以比较，把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各阶段加以比较，并肯定了社会生产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事实。作者在科学地批判自由贸易派的论据时，避免了否认这种论据具有任何意义从而“把小孩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这一浪漫主义者常犯的错误，取出了它合理的内核，即技术飞跃进步这一不容怀疑的事实。当然，我国民粹派也许会以其固有的机智得出结论说：这位如此公开地站在大资本一边来反对小生产者的作者是“货币权力的辩护士”，尤其是他还面向欧洲大陆说，他要把从英国生活中得出的结论也用于当时大机器工业刚刚迈出软弱的第一步的他的祖国。其实他们本可以从这个例子（正如西欧史中很多类似的例子一样）研究他们无法（也许是不愿意？）了解的那个现象，即承认大资本比小生产进步远远谈不上“辩护”。只要记起西斯蒙第的上述一章和这个演说，就会深信后者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反对任何“辩护”方面都代于前者。演讲人对于伴随着大资本的发展而来的矛盾的说明，比浪漫主义者所作的说明都确切、充分、直接、明白得多。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为这一发展而悲痛的感伤的话。他从来没有吐露过一个关于可能“改变道路”的字眼。他懂得，人们说这种话，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掉头不顾”生活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里所谓生活，就是当前的经济现实、当前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前的利益。上述完全科学的标准，使他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失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演讲人说：“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8页。——编者注］演讲人指出了在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下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具有的同一的基础，简短地指出了英国和大陆的资本主义对西欧各国旧的经济生活和旧的半宗法关系所进行的“破坏”过程，指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加速这一“破坏”［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还在谷物法废除以前，就已清楚地指出了废除谷物法的这种进步意义（上引书，第17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557页。——编者注）），并且特别强调它对生产者的觉醒的影响。］的社会事实。演讲人最后说：“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68]载于1897年4—7月《新言论》杂志第7—1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119—262页注释：[38]《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写于1896年8月—1897年3月，发表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刊物《新言论》杂志1897年4—7月第7—10期，署名克·土林。1898年编入列宁的《经济评论集》。1908年初又收入列宁的《土地问题》文集，这次再版删去了第2章第3节《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和第2章第5节《浪漫主义的反动性》的末尾部分，增添了第1章的《补遗》。在准备1897年和1898年两个版本时，列宁为应付书报检查，把“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最新理论”，把“马克思”写成“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者”写成“现实主义者”，把《资本论》写成“一篇论文”等等。在1908年的版本中，这些地方有相当大一部分已由列宁在正文中作了修改，或在脚注中作了说明。《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收载这个著作时，在正文中作了修改。——102。[39]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111。[40]这里说的是约·拉·麦克库洛赫的一篇论战性文章：《欧文先生关于减轻国民贫困的计划》。该文匿名发表于1819年《爱丁堡评论》第32卷。西·西斯蒙第在一篇题为《对社会的消费能力是否始终同生产能力一起增长的问题的研究》的文章中对它作了答复。西斯蒙第的这篇文章后来收进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的补论。——119。[41]《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TheEdinburghReview，orCriticalJournal》）是英国自由派的科学、文学和政治杂志，1802—1929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119。[42]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122。[43]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列宁在此处援引了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一书的第2篇。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删去了这段引文，而介绍读者参阅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出版）一书。——122。[44]讲坛社会主义者指德国政治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新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开始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适应资产阶级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他们指责资产阶级自由派忽视劳资问题的解决，资产阶级自由派反过来嘲讽他们那一套为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他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俾斯麦策划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专卖都叫作“社会主义”。他们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对工人的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以及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143。[45]意为粗糙的图画。苏兹达利是俄国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个县。该县所产圣像质量甚差，但售价低廉，因而大量行销于民间。——158。[46]保护关税政策是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免受外国竞争的经济措施体系。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对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规定进口限额，降低输出关税以鼓励本国商品出口，给个别资本家以津贴等。保护关税政策产生于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期也被广泛采用。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保护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保证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内市场上以高价销售商品，获取垄断超额利润。——160。[47]自由贸易政策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政策，要求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私人经济活动，18世纪末产生于英国；当时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依靠国外市场获得更多的廉价原料和推销商品。在法国、德国、俄国及其他国家的政策中，自由贸易政策的倾向也有所表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从理论上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165。[48]指《共产党宣言》中对西·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3—494页）。尼·弗·丹尼尔逊在《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一些情况》（载于1894年《俄国财富》杂志第6期）一文中曾加以引用。——167。[49]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77页）一书。《ZurKritik》是这本书的德文书名《ZurKritikderpolitischenOkonomie》的头两个字。《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是1896年出版的这本书的俄译本（彼·彼·鲁勉采夫译）书名。——168。[50]参看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页）。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没有直接援引马克思，而援引彼·伯·司徒卢威。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才直接提到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72。[51]指民粹派的两篇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性文章：尼·弗·丹尼尔逊的《为货币权力辩护是时代的特征》（用笔名尼古拉·—逊发表于1895年《俄国财富》杂志第1—2期）和瓦·巴·沃龙佐夫的《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主义》（用笔名瓦·沃·发表于1894年《星期周报》第47—49期）。——173。[52]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是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谢·尼·尤沙柯夫的讽刺性称呼。彼·伯·司徒卢威引用的是尤沙柯夫在1885年《俄国思想》杂志第3—4期上发表的《19世纪末的领导权问题》一文。——180。[53]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在引证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时，用“作家”一词代替了“社会主义者”（德文原文为“Sozialisten”）。——182。[54]“特洛伊城已不存在！”一语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后，该城阿波罗神庙祭司潘苏斯说：“末日已到，劫数难逃。特洛伊人的国土上将不会再有特洛伊人，特洛伊城已不存在。”后来，这句话常被用来比喻某种事物已经过时或不复存在。——184。[55]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农两个对抗阶级的。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188。[56]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2页。在《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和1898年版本中，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转引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段话，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直接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书，并根据1906年彼得堡出版的马克思的《历史著作集》引用了这段话。——190。[57]《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191。[58]《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Слово》）是俄国的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对《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1897年12月被查封。——191。[59]这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第2幕第5场中的一句台词。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剧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193。[60]《社会政治中央导报》（《SozialpolitischesCentralblat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刊物，1892—1895年在柏林出版，出版人是亨·布劳恩。该刊主张通过立法途径来改革社会。1895年3月，该刊出让给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98。[61]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把这段话中的“社会革命”（“derSozialenRevolution”）一词换成了“社会改造”。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把它译成“社会变革”。——212。[62]谷物法是英国1815年起施行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在英国本土谷物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则禁止进口谷物。1828年实行调节制：在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税，当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税。谷物法是英国议会在大地主影响下通过的，它使大地主得以提高国内市场上的粮价，获得高额地租。谷物法严重地影响贫民阶层的生活，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缩小国内市场的容量，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经过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的长期斗争，谷物法于1846年被废除。——220。[63]“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礼》。——224。[64]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曼彻斯特纺纱工厂主约翰·布莱特和理查·科布顿在1838年创立的。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确立贸易自由，其目的是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雇佣工人工资，并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即宣布解散，但它的一些分支机构仍继续存在，1852年还一度试图恢复活动。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对反谷物法运动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225。[65]《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26。[66]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这两篇著作最初发表于1846年7月和1847年8—9月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刊载的彼·伯·司徒卢威介绍这两篇著作的文章，摘引了其中一些段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2页和第3卷第608—612页）。——226。[6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DasWestphalixcheDampfboot》）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刊物（月刊），由奥托·吕宁编辑。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勒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博恩出版。——226。[6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9页。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把引自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个别字句作了修改，例如把“加速社会革命”译为“加速这一‘破坏’”，把“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译为“只有在这种意义上”。——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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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二卷——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1895年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18]（《俄国财富》[19]）（1895年11月25日〔12月7日〕以前）民粹派提出的、最近又由《俄国财富》极力推崇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问题的答案，早已尽人皆知了。民粹派既然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存在，也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发展，但是，他们认为我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俄国商品经济长期发展达到顶点的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而是一种没有稳固基础的偶然现象，只不过是偏离民族的整个历史生活所规定的道路而已。民粹派说：“我们应该为祖国选择另一条道路”，我们应该离开资本主义道路，而利用“整个”“社会”的现有力量来使生产“村社化”，因为据说这个社会已经开始确信资本主义是没有基础的。既然可能为祖国选择另一条道路，既然整个社会开始了解到必须这样做，可见生产“村社化”并不十分困难，不需要一定的历史上的准备时期。只要制定这种村社化的计划，说服那些应该说服的人，使他们相信这个计划可以实现，“祖国”也就会从错误的资本主义道路转到社会化的道路上去。谁都了解，这种预示无限美好远景的计划会多么令人神往，因此，俄国公众应当非常感激这位《俄国财富》的经常撰稿人尤沙柯夫先生，感激他承担了制定这种计划的工作。我们在《俄国财富》5月号上读到他写的一篇叫作《教育的空想》的文章，副标题是《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读者会问，这与生产“村社化”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最直接的关系，因为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很庞大。作者计划在每个乡里建立一所中学，招收达到学龄（8—20岁，最高也可以到25岁）的全体男女居民。这种中学必须是经营农业和进行道德教育的生产团体，它们不仅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中学里的人员（据尤沙柯夫先生看来，他们占全体居民的五分之一），此外还要供给全体儿童生活费。作者替一个典型乡中学（它就是“农场中学”、“农庄中学”或“农业中学”）详细计算了一下，说中学总共要养活当地全体居民的半数以上。假如我们注意到，要对每所这样的中学（计划在俄国建立男女中学各2万所，即2万所男校，2万所女校）供给土地和生产资料（指发行由政府保证的地方自治机关公债，利息4．5％，每年还本0．5％），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该是多么“庞大”。为整整一半的居民进行的生产可以实现社会化。这就是说，转眼之间就替祖国选出了另一条道路！而且“不需要政府、地方自治机关和人民任何费用〈原文如此！〉”就可以办到。这件事“只有骤然看来才是空想”，其实“比全民初等教育要切实可行得多”。尤沙柯夫先生证明说，为此所需的财务手续“并不是做不到的幻想和空想”；完成这个手续，不仅象我们已知道的那样不需要费用，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连“既定的教学计划”也用不着改变！！尤沙柯夫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如果不只是希望做做试验，而且想实现真正的全民教育，那么这一切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诚然，他说他“没有打算拟定行动计划”，可是，他在叙述中又估计了一所中学男女生的人数，又计算了养活中学全体人员所需的劳动力，又列举了各种教育人员和行政人员，既规定了满足中学人员的实物，也规定了付给教师、医生、技师和工匠的薪金。作者详细地计算出农业劳动所需的工作日、每所中学所需的土地数量以及开办时所需的经费。他一方面规定了少数民族和教派信徒的命运，认为他们不能享受全民中等教育的福利，另一方面又规定了由于品行恶劣而被开除学籍的人们的命运。作者的打算并不是只建立一所典型的中学。决不是的。他提出了建立男女中学各2万所的问题，并指出怎样获得建立中学所需的土地，以及如何保证配备“合格的教师、行政人员和领导人员”。不难了解，这类计划是多么引人入胜，它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显然，制定得如此具体的生产村社化计划，一定会使一切怀疑派彻底信服，而把一切否认这类计划可以实现的人彻底驳倒），而且有活生生的实践上的意义。如果最高政府不重视全民中等义务教育组织草案，那才奇怪呢，尤其是既然提议者已经十分肯定地说，这件事情“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能办成，而“所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财政和经济条件方面的，不如说是文化条件方面的”，而且这方面的困难也“不是不能克服的”。这样的草案不仅直接涉及国民教育部，同样也涉及内务部、财政部和农业部，我们在下面会看见，甚至涉及陆军部。计划中的“感化中学”大概应隶属司法部。毫无疑义，其他各部也会关心这个草案，用尤沙柯夫先生的话来说，这个草案“符合上述的一切要求（即教育和生活的要求），而且，还可能符合许多其他的要求”。因此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个妙不可言的草案，读者是不会责备我们的。尤沙柯夫先生的基本思想如下：夏季根本不上课，专门从事农业劳动。其次，学生毕业后要作为工人留在学校里工作一个时期；由他们从事冬季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因为手工业劳动可以补充农业劳动，使每所中学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全体学生、工人、教师和行政人员，并且抵偿教育费用。尤沙柯夫先生说得对，这种中学会成为大型的农业劳动组合。这句话使人已经丝毫不再怀疑我们有权把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当作民粹主义的生产“村社化”的第一步，当作俄国要避免资本主义波折所必须选择的那条新道路的一部分。尤沙柯夫先生断定：“现在中学毕业的年龄是18—20岁，有时要晚一两年。在受义务教育的情况下……晚毕业的现象就会更加普遍。如果25岁是不毕业也得退学的最高年龄，那么毕业还要晚一些，3班高年级学生的年龄将是16—25岁。如果再加上五年级超龄学生的数目，那么，可以大胆地估计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中学生已达到……做工年龄。”即使把这个比例降低到四分之一，象作者所计算的那样，中学8个班再加上2个小学预备班（招收不识字的8岁儿童），工人人数仍然很多，他们将在半劳力的帮助之下做好夏季工作。尤沙柯夫先生又有根有据地指出，“十年制的农场中学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冬季工人”。从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作者提出两个方法：第一，雇用工人（“其中某些有贡献的工人也许还可以分得一些收入”）。农庄中学一定会成为有盈余的单位，付得起这笔费用。可是作者“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方法”即第二种方法：中学毕业生必须以做工来抵偿他们在低年级时的学费和生活费。尤沙柯夫先生补充说，这是他们的“绝对义务”，自然，这只是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人们的义务。他们就是必要的冬季工人和补充的夏季工人。必然使五分之一的居民“村社化”成农业劳动组合的那个计划中的组织，其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此。我们从这里就可看出，为祖国所选择的另一条道路的性质将是怎样的。雇佣劳动现在是那些“缴不起学费”和生活费的人们的唯一生活来源，它将被无报酬的义务劳动所代替。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惶惑不安：不要忘记，居民换到了享受普及中等教育的幸福。我们再往下讲吧。作者迁就欧洲大陆盛行的那种反对男女合校的成见，计划把男女中学分开，其实男女合校是比较合理的。中学里“最标准的名额将是每班50名，即10班500名，亦即农庄中学共有1000名（男女生各500名）”。其中有“男女工人”各125名和相应数量的半劳力。尤沙柯夫说：“如果我指出，这么多工人在小俄罗斯能耕种2500俄亩熟地，那么大家就会知道，中学的劳动具有何等巨大的力量！……”而且，除了这些工人以外，还有以做工来“抵偿”教育费和生活费的“固定工人”。固定工人有多少呢？每年将有45名男女毕业生。三分之一的男生将去服3年兵役（现在服兵役的人数是四分之一。作者把这个数字扩大到三分之一，而把服役期限缩短成3年）。“如果使其余三分之二的男生也受到同样的待遇，即把他们留在中学里做工以抵偿自己的和入伍同学的教育费，这也没有什么不公正。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可以把全体女生留在学校里。”在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祖国里正在建立起来的新秩序的组织，已被叙述得愈来愈明确。现在，一切俄国臣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又因为适合应征年龄的人数超过了所需的军人人数，所以后者要用抽签的办法来挑选。在村社化的生产单位中，征募新兵也要用抽签来挑选，但是其余的人也要受“同样的待遇”，即必须服役3年，诚然，不是服兵役，而是在中学里做工。他们应该以做工来抵偿入伍同学的生活费。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做工还帐呢？不是，只有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人才要做工还帐。作者在上文中已经讲过这个附带条件，而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为那些能够缴纳学费的人，大体上计划建立一种保持旧形式的特别中学。试问，究竟为什么只要求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人以做工来抵偿入伍同学的生活费呢？为什么不要求缴得起学费的人这样做呢？原因很明显。既然中学生分为缴纳学费的和免缴学费的，那么可见，改革并没有触动现在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尤沙柯夫先生本人也知道得非常清楚。既然如此，可见国家总的开支（用在士兵身上的）将由没有生活资料的人来担负［注：否则就不能维持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正象他们现在以间接税等等的形式负担这种费用一样。那么新制度的特点在哪里呢？在于现在没有生活资料的人可以出卖劳动力，而在新制度下，他们必须无报酬地做工（即只得到生活费）。丝毫不容怀疑，这样一来俄国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波折。可能长“无产阶级脓疮”的自由雇佣劳动将被废除而代之以……无报酬的义务劳动。进行无报酬的义务劳动的人会受到与这种情形相适合的待遇，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请听吧，这位民粹主义者（“人民之友”）紧接着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同时，如果准许那些毕业后留校3年的青年人之间结婚，如果为成家的工人建筑单独的宿舍，如果中学的收入能够在他们离开学校时发给他们一点即使是很微薄的现金津贴和实物津贴，那么，留校3年会比服兵役轻松得多……”这种优惠的条件会使居民想方设法去上中学，这岂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你们自己想想吧：第一，准许结婚。诚然，根据现行民法，结婚根本不需要请求准许（领导者的准许）。不过请注意，他们是男女中学生，虽然他们已到25岁，但是毕竟还是中学生。如果不准许大学生结婚，难道会准许中学生结婚吗？而准许是由校方领导人决定的，因而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决定的，显然没有理由担心他们会故意刁难。这些毕业生虽然留在学校里当固定工人，但是他们已经不是中学生了。然而对他们，对这些21—27岁的人，还要谈准许结婚问题。不能不承认，祖国所选择的新道路会连带地稍稍缩小俄国公民的公民权能，但是也必须承认，没有牺牲就不能享受普及中等教育的幸福。第二，为成家的工人建筑的单独宿舍，一定不会比现在工厂工人所住的小笼子更坏些。第三，固定工人会得到“微薄的津贴”。毫无疑问，居民会酷爱这种在校方领导人保护下过平静生活的优越条件，而不愿遭受资本主义波澜的袭击，他们酷爱到这种程度，有些工人竟愿意永远留在中学里（大概是报答准许他们结婚吧）。“永远留在学校和依附于〈原文如此！！〉学校的少数固定工人，会充实农庄中学的这些劳动力。这就是我们农业中学可能得到而决非空想的劳动力。”请看！这里有什么“空想”呢？“依附”于准许他们结婚的校方当局的无报酬的固定工人，——请去问问任何一位老农吧，他会根据亲身的经验告诉你，这一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待续）［注：《萨马拉新闻》没有刊登这篇文章的续。——编者注］载于1895年11月25日《萨马拉新闻》第25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61—69页注释：[18]《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一文写于1895年秋，是为回答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谢·尼·尤沙柯夫在1895年《俄国财富》杂志第5期上发表的《教育的空想。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而作的。列宁在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尤沙柯夫提出的让交不起学费的贫苦学生服工役的反动计划，这一问题列宁在1897年底写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见本卷第450—479页）曾再次论及。文章用笔名克·土林发表于1895年11月25日（12月7日）的《萨马拉新闻》，这家日报于1883—1904年在俄国萨马拉（今古比雪夫市）出版，19世纪90年代刊登过若干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8。[19]《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Ъ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谢·亚·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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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二卷——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1895年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20]（1895年秋）一什么是罚款？二从前是怎样课处罚款的，新的罚款法是怎样产生的？三厂主可以根据什么理由课处罚款？四罚款的最大限额是多少？五课处罚款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六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七罚款法是否推行于全体工人？八结束语一什么是罚款？如果问一个工人知不知道什么是罚款，他也许会觉得问得奇怪。既然他经常要付罚款，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罚款呢？这有什么可问的呢？但是，这不过是一种感觉，似乎没有什么可问的了。其实大多数工人对罚款并没有正确的了解。人们通常认为，罚款就是工人因使厂主受到损失而付给厂主的钱。这是不对的。罚款和赔偿损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个工人使另一个工人受到某种损失，后者可以要求赔偿（例如要求赔偿弄坏的衣料），但是不能对那个工人罚款。同样，一个厂主使另一个厂主受到损失（例如没有按期交货），后者可以要求赔偿，但是不能对那个厂主罚款。对平等的人是要求赔偿损失，只有对下属才能处以罚款。因此赔偿损失要经过法院审判，罚款则不经法院而是由厂主规定的。有时还有这样的情形，厂主并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也规定了要罚款：例如吸烟罚款。罚款是一种处分，而不是赔偿损失。例如，有一个工人在吸烟时不小心烧毁了厂主的布匹，那厂主不仅要对他处以吸烟罚款，还要扣他一笔工钱来赔偿烧毁的布匹。从这个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罚款和赔偿损失的区别。罚款的目的不是为了赔偿损失，而是为了建立纪律，也就是使工人服从厂主，强迫工人执行厂主的命令，上工的时候听从厂主。罚款法就是这么说的：罚款是“工厂经理为维护制度而以私人权力所施加的现金处分”。因此罚款的多少不是由损失的大小，而是由工人工作草率的程度决定的：工作愈草率，对厂主愈是不服从，对厂主的要求违抗得愈厉害，罚款也就愈多。谁替厂主做工，他显然就成了不自由的人；他必须听从厂主，而厂主可以惩罚他。从前农奴给地主干活，受地主惩罚。现在工人替资本家做工，受资本家惩罚。全部差别只在于，不自由的人从前是挨棍子打，现在是挨卢布打。也许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他们会说：工厂里没有纪律，大量工人就不能进行共同的工作；必须有工作制度，必须遵守这种制度，惩罚违反这种制度的人。他们会说：因此，课处罚款并不是因为工人是不自由的人，而是因为共同的工作需要一种制度。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虽然初看起来它可能使人迷惑。只有那些不愿意让工人知道自己是处于不自由地位的人才会发表这样的意见。确实，进行任何共同的工作都需要一种制度。但是，难道工作的人服从厂主的专横，即服从那些自己不工作，只不过因为占有了全部机器、工具和原料才有势力的人的专横也是必要的吗？没有制度，不要求大家都服从这种制度，就不能进行共同的工作；但是不要求工人服从厂主，也可以进行共同工作。共同的工作确实要求监督大家都遵守制度，但是它决不要求把监督别人的权力永远交给那些自己不工作而依靠别人的劳动过活的人来掌握。由此可见，课处罚款并不是因为人们进行着共同的工作，而是因为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全体工人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机器、工具、原料、土地、粮食都掌握在富人手里。为了不致饿死，工人必须把自己出卖给他们。工人一旦出卖了自己，当然就必须服从他们，忍受他们的惩罚。每一个要想知道什么是罚款的工人，都必须了解这一点。必须知道这一点，才能驳倒一种常见的（并且是非常错误的）论调：罚款是必需的，因为没有罚款就不可能进行共同的工作。必须知道这一点，才能向每一个工人说明罚款和赔偿损失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罚款意味着工人不自由的地位，意味着工人服从资本家。二从前是怎样课处罚款的，新的罚款法是怎样产生的？罚款法是不久前颁布的，才颁布了9年。1886年以前，根本没有罚款法，厂主想罚就罚，想罚多少就罚多少。那时厂主勒取的罚款高得惊人，靠罚款获得了大量收入。规定罚款有时全凭“厂主定夺”，无须说明罚款的原因。罚款有时高达工资的一半，工人要从挣得的每一卢布中交给厂主50戈比作为罚款。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除了罚款还规定了违约罚金；例如，离开工厂要罚10户布。每当厂主的买卖不好的时候，他可以轻易地违反契约，降低工资。他命令工头更严格地勒取罚款，剔除废品，结果等于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工人长期忍受着所有这些压迫，但是随着大工厂，特别是纺织工厂的日益发展，随着它们对小作坊和手工织工的排挤，工人反对专横暴虐的怒火也日益强烈了。大约在10年以前，商人和厂主的买卖遇到了挫折即所谓危机：货物卖不出去；厂主受到了损失，便更加穷凶极恶地勒取罚款。工资本来就很少的工人已经不能再忍受新的压榨了，于是1885—1886年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三省开始了工人暴动。忍无可忍的工人停止了工作，向压迫者进行了狠狠的报复，他们破坏厂房和机器，有时还放火烧掉厂房和机器，殴打管理人员等等。在所有的罢工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季莫费·萨维奇·莫罗佐夫的著名的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上的奥列霍沃车站附近的尼科利斯科耶镇）的罢工。从1882年起，莫罗佐夫开始降低工资，到1884年已经降低过5次。同时罚款也愈来愈厉害了：在全厂，罚款几乎占工资的四分之一（一卢布工资要罚掉24戈比），个别工人的罚款有时达到工资的一半。为了掩盖这种高得不象话的罚款，厂方在发生暴乱的前一年曾经这样做过：强行解雇那些罚款数达工资一半的工人，然后，甚至就在同一天又让这些工人来上工，并发给他们一个新的工资簿。厂方用这种方法来销毁那些记载着巨额罚款的工资簿。旷工1天要扣3天的工资，抽一次烟要罚3个、4个和5个卢布。工人忍无可忍，就在1885年1月7日扔下工作，接连几天捣毁厂主开设的店铺、工头绍林的住宅和其他一些厂房。这次上万工人（人数达11000）的可怕暴动使政府大为震惊：军队、省长、弗拉基米尔的检察长、莫斯科的检察长都立即赶到奥列霍沃－祖耶沃。在和罢工者谈判的时候，工人群众交给这些官员一些“工人自己拟定的条件”。[21]工人在这些条件中，要求发还自1884年复活节起所扣的罚款，要求今后罚款不超过工资的5％，即在每一卢布的工资中不超过5戈比，要求旷工1天所扣的罚款不超过1卢布。此外，工人还要求恢复1881—1882年度的工资标准，要求厂主付给工人因厂主的过失而未上班的工资，完全解雇工人要在15天以前通知，验收货物要有工人在场作证等等。这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给予政府很深的印象，它看见当工人一致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当一致行动的工人群众直接提出自己要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厂主们也感觉到了工人的力量，因而比较谨慎些了。例如《新时报》[22]发自奥列霍沃－祖耶沃的消息中说：“去年的暴乱（即1885年1月莫罗佐夫工厂的暴乱）的意义，在于它立刻改变了奥列霍沃－祖耶沃各工厂和附近各工厂的旧制度。”这就是说，当工人一致要求取消这种丑恶的制度时，不仅莫罗佐夫工厂的厂主必须改变这种制度，甚至连邻近的厂主也让步了，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厂里也发生暴乱。该报又说道：“主要的是现在确立了对工人较为人道的态度，而在以前只有少数工厂管理人员才有这种态度。”甚至《莫斯科新闻》[23]（该报总是袒护厂主，把一切过错都推在工人身上）也了解到要保留旧制度是不可能的了，并且不得不承认任意罚款是“激起极其可恶的违法乱纪行为的祸根”，承认“厂主开设的店铺简直是进行抢劫”，因此必须制定关于罚款的法律和条例。这次罢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对工人的审判而更加扩大了。有33个工人因罢工期间采取暴力行为和袭击卫兵（一部分工人在罢工期间被捕后被关在一幢房子里，但是他们破门逃走了）而被交付法庭审判。审判于1886年5月在弗拉基米尔城进行。陪审员们宣告所有被告无罪，因为在法庭上，证人的证词——其中也包括厂主季·萨·莫罗佐夫、经理迪阿诺夫和很多织工的证词——说明工人遭受了种种非人的虐待。这次法院的判决不仅是直接对莫罗佐夫及其管理人员的谴责，也是直接对一切旧工厂制度的谴责。厂主的保护者大吃一惊，并且非常恼怒。同一家《莫斯科新闻》在暴乱发生后曾经承认旧制度太不象话，现在却完全改变了腔调，说什么“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是最好的工厂之一，工人和工厂之间没有丝毫农奴制的或强制性的关系，工人来到工厂是出于自愿，离开工厂也无人留难。至于罚款，那是工厂中所必需的，如果没有罚款就无法约束工人，工厂就只好关门”。说什么全部罪过在于工人自己“放荡、酗酒、工作马虎”。法院的判决只会“使人民群众堕落”［注：厂主及其保护者一向有这样的看法：如果工人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一致反抗老板的胡作非为和压榨，那么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堕落”而已。当然，工人不考虑自己的处境，不懂得自己的权利，那对老板是更有利的。］。接着《莫斯科新闻》感叹道：“但是同人民群众开玩笑是危险的。工人对于弗拉基米尔法院宣告无罪的判决会怎样想呢？这个判决转瞬间就传遍了整个工厂区。在法院刚宣布了判决就立刻离开弗拉基米尔城的本报记者，已经在所有车站上听到人们在纷纷议论这一判决了……”这样一来，厂主们就极力恐吓政府：说什么如果在一件事上向工人让步，那么他们明天又会在另一件事上提出要求。但是工人闹得更厉害了，因而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1886年6月公布了新的罚款法，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罚款，确定了罚款的最高限度，并且规定罚款不应当落入厂主的腰包，而应当用在工人本身的需要上。很多工人不知道这个新的罚款法，那些知道新的罚款法的工人也认为减轻罚款是政府的德政，为此应该感谢当局。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不管旧的工厂制度多么丑恶，只要工人还没有以暴动来反对它们，只要愤怒的工人还没有捣毁工厂和机器，还没有焚烧货物和原料，还没有殴打管理人员和厂主，当局是根本不会减轻工人负担的。只有工人采取上述行动之后，政府才感到害怕，才作了让步。对于减轻罚款的事情，工人应该感谢的不是当局，而是自己的同伴，因为是他们尽力争取而且争取到了取消那些非人的虐待的。1885年的暴乱的进程向我们表明，工人们团结一致的反抗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不过必须注意更自觉地去运用这种力量，不要让它白白地浪费在对个别厂主的报复上，浪费在捣毁某家可恨的工厂上，而要引导这种愤怒和仇恨的力量去反对全体厂主，去反对整个厂主阶级，去同他们进行不断的顽强的斗争。现在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我国的一些罚款法。要了解它们，就应该弄清楚下面几个问题：（1）法律准许在什么情况下，或者根据什么理由课处罚款？（2）法律规定多大的罚款数目？（3）法律规定什么样的课处罚款程序？——也就是说：根据法律谁能规定罚款？对罚款是否可以提出申诉？应该怎样预先向工人公布罚款表？应该怎样把罚款登记到工资簿里去？（4）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由谁保管？怎样把罚款用在工人的需要上，究竟用在哪些需要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5）罚款法是否适用于全体工人？我们一旦弄清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不仅知道罚款是什么，而且还会知道俄国各种罚款法的一切特别条例和详细规定。工人必须懂得这些，才能自觉地对付每一次不合理的罚款，才能向同伴们解释为什么存在着这种或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因为工厂当局违反了法律，还是因为法律本身就有这些不合理的条例，——才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斗争形式去反对压迫。三厂主可以根据什么理由课处罚款？法律规定，课处罚款的理由，也就是使厂主有权课处工人罚款的过失有下列几种：（1）工作草率；（2）旷工；（3）违反制度。法律中说：“不得借其他理由课处任何罚金。”［注：我们这里说到的法律是《工业法》，编在俄国《法典汇编》第11卷第2部分里。法律是分条叙述的，每条都有编号。讲到罚款的有第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条。］现在我们把这三个理由仔细地逐个研究一下。第一个理由是工作草率。法律中说：“工人由于工作马虎而制成劣质产品，或在工作中损坏材料、机器及其他生产工具时，均得认为工作草率。”这里应该记住“由于工作马虎”这几个字。这几个字非常重要。就是说，只有因为工作马虎才能课处罚款。如果产品的质量低劣并不是因为工人工作马虎，而是，譬如说，因为老板给的原料不好，那么厂主就没有权利课处罚款。必须使工人们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如果工人因工作草率而被课处罚款，但草率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工人的过失，不是由于工人工作马虎，那么工人就要提出抗议，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罚款完全是违法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工人在电灯旁边的车床上工作，飞起了一块铁片，正好碰在灯泡上，把灯泡打破了。老板就记下一笔“损坏器材”的罚款。他有权利这样做吗？不，没有，因为这不是工人工作马虎才打破了灯泡：工人没有过错，厂方并没有用什么东西保护灯泡，以免被工作时经常会飞起的铁片打破。［注：在彼得堡的港口（新军舰修造厂）就有这种情况。港口指挥维尔霍夫斯基是以压迫工人闻名的。工人罢工后，他把打碎灯泡的罚款，改为因打碎灯泡而对车间所有工人的扣款。显然，这些扣款和罚款一样，也是违法的。］现在试问，这一法律足以保护工人吗？它能保护工人不受老板的虐待和不公正的罚款吗？当然不能，因为老板可以随意确定产品质量的好坏；老板随时可以故意挑剔，随时可以加重对产品质量不好的罚款，并且通过罚款以同样的工资获得更多的劳动。这项法律使工人处于无保障的地位，使老板有迫害工人的可能。很清楚，这项法律是偏袒的，是为了厂主利益而制定的，是不公正的。应该怎样保护工人呢？工人早就指出来了。莫罗佐夫的尼科利斯科耶工厂的织工在1885年罢工时就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交货时确定质量好坏，遇有争执，须有在近旁工作的工人作证，并把所有这些情形记在收货簿上。”（这一要求写在“经工人一致同意”而拟定的请求书里，请求书在罢工时由工人群众交给了检察长。这个请求书曾在法庭上宣读过。）这个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在发生货品质量好坏的争执时，除非找来证人作证，就不可能有别的方法来防止老板的专横，并且做证人的一定要工人，因为工头或职员从来也不敢反对老板。课处罚款的第二个理由是旷工。在法律中把什么叫作旷工呢？法律中说：“旷工不同于迟到或擅自离开工作，缺勤时间在半个工作日以上才算旷工。”下面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按法律规定，迟到或擅自离开工作是“违反制度”，而这种罚款是较轻的。如果一个工人上工迟到了几小时，但总还是在午前到的，那就不能算旷工，只能算违反制度；如果他正午才上工，那就算旷工。同样，如果一个工人在午后没有得到允许而擅自离开工作，即缺勤了几小时，这算违反制度；如果他离开了整整半天，那就算旷工。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工人接连旷工3天以上或一个月里总共旷工6天以上，厂主就有权解雇他。试问，是不是缺勤半天或一整天都算旷工呢？不是的，只有没有正当理由的缺勤才算旷工。在法律中列举的缺勤的正当理由如下：（1）“工人失去自由”，就是说，例如工人被逮捕了（根据警察局的命令或治安法官的判决），那在结算工资时厂主就无权扣旷工罚款；（2）“遭受不幸事件而突然破产”；（3）“火灾”；（4）“河水泛滥”，例如在春季发大水的时候，工人不能渡河，厂主就无权罚他的款；（5）“病得无法离家”；（6）“父母、丈夫、妻子、子女死亡或患重病”。在这六种情况下缺勤，可以算是有正当理由的。工人只有取得证明，才能不出旷工罚款，因为口头上说他不上工有正当理由厂方是不相信的。必须取得医生的（例如患病）或警察局的（例如遇到火灾）证明。如果不能立刻弄到证明，即使迟一点也必须缴上证明，然后根据法律要求不受罚款处分，如果已经处分了，可以要求取消。谈到这些缺勤的正当理由的法律条例时必须指出，这些条例严酷得好象是对待军营中的士兵，而不是对待自由的人。这些条例是从关于不出庭的合法理由的条例上抄来的：如果一个人被控告犯了某种罪行，侦查人员就要传讯他，被告就必须出庭。准许他们不出庭的那些情况也正是准许工人缺勤的那些情况［注：“火灾”这一种情况除外。这一点在传讯被告的法律中没有提到。］。这就是说，法律对待工人象对待一切骗子、小偷等一样严厉。谁都懂得，为什么传讯条例要这样严厉，因为侦查犯罪行为关系到整个社会。但是工人上工完全与整个社会无关，只不过与一个厂主有关，而且，要使工作不致停顿，一个工人由另一个工人代替也是轻而易举的。这就是说，完全没有必要采用这种军规一样严厉的法律。然而资本家并不限于剥夺工人在厂里工作的全部时间，他们还想剥夺工人的任何意志，剥夺他们一切与工厂无关的兴趣和思想。他们对待工人象对待不自由的人一样，因此制定了这样军法式的、繁文缛节的苛刻条例。譬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法律承认“父母、丈夫、妻子、子女死亡或患重病”是缺勤的正当理由。在传讯条例中这样说，在工人上工规定中也这样说。这就是说，例如一个工人死掉了姊妹，而不是死掉了妻子，那他就不得缺勤，就不得花费时间去埋葬，因为时间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厂主的。埋葬的事警察局也可以做，还值得为这种事操心吗。按传讯条例，家庭的利益应服从社会的利益，对社会说来，侦查犯罪行为是必需的。按上工法，工人的家庭利益应服从厂主的利益，对厂主说来，获得利润是必需的。既然如此，那班制定、执行和保护这些法律的高贵的老爷们竟还敢责备工人不重视家庭生活！……我们来看看，旷工罚款法是否公正呢？工人一两天不去做工就被认为是旷工，就要受到处罚，而一连旷工3天以上还要被开除。但是，厂主停工（例如因为没有订货），或每星期不按规定开工6天而只开工5天，那会怎样呢？如果工人和厂主真是平等的话，那么对待厂主的法律也应当象对待工人的法律一样。工人停止工作，他就得不到工资而且要付出罚款。那么，厂主任意停工，第一，他就应当付给工人在工厂停工期间的全部工资；第二，他也应当付出罚款。但是这两点在法律中都没有规定。这个例子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前面关于罚款所说的那些话：罚款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意味着工人是一个下等的、不自由的阶级，注定终生替资本家工作，给他们创造财富，为此得到的几文钱，还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至于要厂主付出任意停工的罚款，那就更谈不上了。厂主甚至在不是由于工人的过失而停工时都不付给工人工资。这是极为令人愤慨的不公平现象。在法律中只有这样一条：“工厂因火灾、水灾、锅炉爆炸以及其他类似事件而停工7天以上时”，厂主和工人间的合同即告失效。工人应当力争制定厂主在停工期间照付工人工资的条例。这一要求，在1885年1月11日季·萨·莫罗佐夫工厂发生著名的罢工时，俄国工人就公开提出来了。［注：应当指出，当时（1884—1885年间）各工厂中常常发生不是因工人的过错而停工的事情，因为那时正发生工商业危机：厂主的货物卖不出去，他们就尽量缩减生产。例如1884年12月，沃兹涅先斯克大纺织厂（在莫斯科省，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铁路上的塔利齐车站附近）把每周开工的日子减为4天。计件工作的工人因此罢工，这次罢工在1885年1月初以厂主的让步而结束。］在工人的请求书中有这样的要求：“旷工扣款不能超过1卢布，同时因厂方的原因（如机器停车或改装机器）而停工时，老板应照付停工期间的工资，为此，每一个停工日也要记入工资簿。”工人的前一要求（旷工罚款不超过1卢布）已被采纳并写进了1886年的罚款法。后一要求（因厂方的原因而停工时，老板应照付停工期间的工资）没有被采纳，工人们还需要争取实现这一要求。要使争取实现这一要求的斗争能够取得胜利，就必须使所有的工人都清楚地懂得这一法律是不公正的，清楚地懂得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每当一个工厂停工而工人又没有得到工资时，工人就应当提出这种情况不公正的问题；应当坚决要求，在和厂主订立的合同没有取消之前，厂主必须每天照付工资；应当向视察员提出这方面的申诉，而视察员的解释将向工人证实，法律中确实没有规定这一点，这样就会引起工人对这一法律进行讨论。如果有可能，工人应当请求法院勒令厂主偿付计件工资，最后，再提出付给停工期间工资的共同要求。课处罚款的第三个理由是“违反制度”。法律认为下列八种情况是违反制度：（1）“迟到或擅自离开工作”（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一条和旷工不同的地方）；（2）“不遵守厂内防火规则，但工厂经理认为无须废除（根据第105条附注1）与工人签订之雇佣合同者”，这就是说，在工人违反防火规则时，法律赋予厂主以选择自由，或是对工人罚款，或是开除（即法律所说的“废除雇佣合同”）；（3）“不注意厂内的整齐清洁”；（4）“工作时喧闹、叫喊、口角、争吵或殴打而妨碍安静”；（5）“不服从”。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只有在工人不执行法定要求即合同规定的要求时，厂主才有权课处工人以“不服从”的罚款。如果任意提出一种不是工人和老板签订的合同规定的要求，那就不能课处“不服从”的罚款。例如，有一个工人正按照计件工作的条件在工作，工头却叫他丢下这件工作去做另一件工作，工人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要课处不服从的罚款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工人按照合同只做一件工作，因为他的工作是计件的，去做别的工作就等于白做；（6）“喝醉酒上工”；（7）“违禁聚赌（打牌，掷钱等）”；（8）“违反厂规”。厂规是各工厂的老板制定并经工厂视察员批准的。工资簿上都印有厂规摘要。工人应当读读这些规则并懂得它们，以便在他们因违反厂规而被罚款时，查对一下处分是否合理。必须把这些规则和法律区别开来。对所有的工厂法律只有一个；而厂规则每个工厂各不相同。法律由皇上批准或废除，厂规由工厂视察员批准或废除。所以，如果这些规则是压迫工人的，那就可以向视察员申诉，争取废除它们（如果遭到拒绝，可以到工厂事务会议去控告视察员）。为了说明区别法律和厂规的必要，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定说，一个工人被罚款是因为他没有依照工头的要求在假日或非规定时间来工作。这种罚款是否合理呢？要回答这点，就应当知道厂规。如果在厂规内一点也没有讲到工人有按照要求在非规定时间来工作的义务，那么罚款就是不合法的。但如果在厂规内讲到：工人必须按照上级要求在假日和非规定时间来工作，那么罚款是合法的。要达到废除这种义务的目的，工人应该做的不是抱怨罚款，而是要求修改厂规。全体工人必须协商一致，他们只要同心协力，就能废除这条规则。四罚款的最大限额是多少？我们已经知道，法律准许对工人罚款的一切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罚款数目法律是怎么说的？法律没有为一切工厂规定出同样的罚款数目。它只规定了一个罚款不得超过的限额。这个限额对三种罚款（工作草率、旷工和违反制度）分别作了规定。旷工罚款的限额如下：如果是计日工资，全月的罚款不得超过6天的工资，也就是说，一个月的旷工罚款不得多于6天的工资。［注：法律没有指出，如果是计日工资，旷工一天最多可以罚款多少。只说：“按工人的工资来决定。”下面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每一工厂的罚款表中都明确标明了各种罚款的数目。］如果是计件工资，则1天的旷工罚款以1卢布为限，一个月的罚款总数以3卢布为限。此外，旷工工人还要失去整个旷工期间的工资。其次，违反制度罚款每次以1卢布为限。最后，对于工作草率的罚款，法律上根本没有规定限额。法律还规定了各种罚款即旷工、违反制度、工作草率的罚款加在一起的总限额。所有这些罚款加在一起“不得超过工人在规定发薪期间实际应得工资的三分之一”。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工人应该拿到的譬如说是15卢布，那么，按照法律，扣他的违反制度、旷工、工作草率的罚款总数就不能超过5卢布。如果罚款加在一起超过了这个数目，厂主就应当减去。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法律又给了厂主另外一种权利：一个工人被处的罚款超过工资的三分之一，厂主就有权废除合同［注：工人如果认为取消合同不合理，他可以向法院起诉，但是起诉的期限规定得很短：一个月（自然是从解雇那天算起）。］。应该说，这些关于罚款限额的法律规定对工人说来是太严厉了，它只保护了厂主而损害了工人。第一，法律准许非常高的罚款，竟高达工资的三分之一。罚款高得太不象话了。我们把这个限额跟罚款特别高的有名例子作一比较。弗拉基米尔省工厂视察员米库林先生（他写过一本关于1886年新法律的书）谈到过，在这个法律颁布以前工厂中的罚款究竟高到什么程度。罚款最高的是在纺织部门，纺织工厂中最高的罚款占工人工资的10％，也就是工资的十分之一。弗拉基米尔省工厂视察员佩斯科夫先生在自己的报告书［注：即1885年的第一个报告书。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只刊印了第一批。政府马上中止了报告书的刊印工作。大概是因为工厂制度太妙了，所以他们不敢出版描写工厂制度的文章。］中举出了一些罚款特别高的例子，其中最高的罚款是工资32卢布31戈比中罚去5卢布31戈比，占工资的16.4％（每卢布16戈比），也就是说不到工资的六分之一。这样的罚款就叫高额罚款，并且说它高的不是工人而是视察员。而我们的法律居然准许征收比它再高一倍的罚款，高达工资的三分之一，每卢布扣331/3戈比！显然，在比较象话的工厂里，都没有过我们法律所准许的这么高的罚款。我们就拿季·萨·莫罗佐夫的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在1885年1月7日罢工前的罚款资料作为例子。据证人们说，这个工厂的罚款比周围的工厂要高。罚款高得太不象话，使11000名工人忍无可忍。我们把这个工厂当作罚款最厉害的典型工厂，大概是不会错的吧。这个工厂的罚款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呢？织工工头绍林在法庭上提供的证词说（与我们前面说到的一样），罚款最多达到工资的一半，一般是30—50％，即每卢布要罚去30—50戈比。但是这个证词，第一，没有经过确实的资料证实，第二，所涉及的不是个别情况，就是单个车间。在开庭审问罢工者的时候曾经宣读过一些关于罚款的资料。援引了17个人的工资（一个月的）和罚款作为例子：工资总数是179卢布6戈比，罚款是29卢布65戈比。这样算来，每卢布工资中罚款占16戈比。所有这17个例子中，罚款最高的是在12卢布40戈比的工资中罚去3卢布85戈比，即每卢布中罚去311/2戈比，这个数目也比我们的法律允许的低一些。但最好还是拿全厂的资料来谈。1884年的罚款比前几年都要高：每卢布中罚款占231/4戈比（这是最高的数目：罚款从20.75％到23.25％）。总之，在以罚款高得不象话而出名的工厂里，罚款居然比俄国法律准许的数目还要低！……这个法律对工人保护得多好，真是没有说的！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工人要求：“罚款不得超过每一卢布工资的5％，同时必须预先向工人提出工作不好的警告，一月中警告两次以上方得罚款。”只有某种高利贷利息才能和我们的法律所允许的罚款相比较。未必有哪一个厂主敢把罚款提得这么高；法律倒是允许了，可是工人不答应。［注：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前彼得堡专区工厂总视察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应当把这种法律叫作“使人对俄国帝国政府之关怀工人阶级不禁肃然起敬的真正人道〈博爱〉的改革”。（这个评论载在一本关于俄国工厂工业的书中，该书是俄国政府为参加1893年芝加哥世界展览会而编印的。）俄国政府的关怀原来如此！！！在罚款法颁布以前，在任何罚款法都没有的情况下，工厂主中还只有从工人的每卢布中掠取23戈比的强盗。而关怀工人的罚款法却规定，从每卢布中扣除的数目不得超过331/3戈比！现在，掠取33戈比（比上面的数目少1/3戈比）已经是合法的了。的确是“真正人道的改革”！］我国关于罚款数额的一些法律的特点是：不仅贪得无厌，而且极不公正。如果罚款过多（超过1/3），厂主可以废除合同，但是工人却没有这种权利，就是说，如果他被课处的罚款太多，超过了工资的1/3，他也无权离开工厂。显然，法律只关心厂主，好象课处罚款只是由于工人的过失。其实谁都知道，工人往往没有任何过失，厂主也要加紧勒索罚款，目的是为了强迫工人更紧张地工作。法律只保护厂主，防止工人工作草率；但是它不保护工人，不能使工人摆脱贪财厂主的盘剥。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从别人那里是得不到援助的。他们只能自己关心自己，考虑跟厂主作斗争。五课处罚款的程序是怎么样的？我们已经说过，根据法律，罚款是由工厂经理“以私人权力”课处的。关于对经理的处置提出申诉的问题，法律规定：“对工厂经理课处工人罚款之处置，不得提出申诉。但在工厂视察机关官员巡视工厂时，若从工人申述中发现课处工人的罚款有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形，应追究经理的责任。”显然，这种规定是非常含糊和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跟工人说，不得对课处罚款提出申诉；另一方面又说，工人可以向视察员“申述”罚款是“不符合法律”的。一个没有机会熟悉俄国法律的人也许会问：“对违法现象提出申述”和“对违法现象提出申诉”，这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没有的，不过法律咬文嚼字地规定这么一条，其目的倒也非常明显：是想限制工人对厂主无理的违法罚款提出申诉的权利。现在如果哪个工人向视察员申诉违法罚款的事件，视察员就可以对他说：“法律不许对罚款提出申诉。”未必会有多少工人熟悉这种狡猾的法律，能够回答说：“我不是申诉，我只是申述。”设置视察员，就是为了监督各工厂遵守种种有关工人和厂主之间关系的法律。视察员有责任接受一切对违法现象的申述。按照条例（见财政大臣批准的《致工厂视察机关官员之训令》[24]），视察员每周至少要有一天接待需要面谈的人，而且每一工厂都应公布接待日期。所以，如果工人都懂得法律，而且坚决不容许任何违法现象发生，那么刚才谈到的这个法律所玩弄的诡计就会落空，工人也就能争取到使人遵守法律。罚款罚错了，工人有没有权利把罚的钱要回来呢？按照常理判断，当然应当说有这个权利。决不能允许厂主错罚工人而又不把错罚的钱退回来。但是，国务会议在讨论这个法律的时候，决定故意不提这一点。国务会议的成员们认为，给予工人索回错罚的钱的权利，“就将在工人心目中损害工厂经理要在工人中维护制度所应有的尊严”。请看国家要人们竟这样看待工人！就是厂主错罚了工人的钱，也不应该给工人索回罚款的权利。到底为什么夺走工人的钱呢？因为申诉“会损害经理的尊严”！就是说，维持“经理的尊严”和“维护工厂制度”全靠工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即使工厂当局违反了法律，他们也“不敢”提出申诉！就是说国家要人们万分担心，生怕工人想监视罚款是否正确！工人应当感谢国务会议成员们的坦率，因为它向工人表明了政府会给他们些什么。工人应当表明，他们认为自己和厂主一样，也是人，不允许别人象对待不会说话的畜牲那样来对待他们。所以工人一定要对每次错误的罚款提出自己的申诉，一定要向视察员要求退回罚款，如果视察员拒绝，就向法院要求。即使工人从视察员和法院那里一无所获，那他们的努力也不会是白费的，因为这会擦亮工人的眼睛，使他们明白我们的法律是怎样对待工人权利的。总之，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罚款是由经理“以私人权力”课处的。但是每个工厂的罚款数目可能各不相同（因为法律只规定了一个罚款不得超过的限度），厂规也可能各不相同。所以法律要求，把违反什么规则要罚款、每次罚钱多少都预先在罚款表中标明。罚款表分别由每个厂主自行编制，再由工厂视察员批准。按照法律，每个车间里应该张贴一份罚款表。为了能够监视罚款是否正确和罚了多少，必须把一切罚款毫无例外地据实登记下来。法律要求，罚款应“自课罚时起3日内”登记在工人的工资簿上。登记时应当注明：第一，罚款原因（即为什么罚款，是因为工作草率，究竟哪件工作草率；还是因为旷工；或者是因为违反制度，到底违反了什么制度），第二，罚款数目。把罚款登记在工人的工资簿上是必要的，这样工人就能检查罚款是否合理，如果有什么违法现象，可以及时提出申诉。其次，一切罚款都要记在一本专门的活页账簿上，每个工厂都应该有这样一本账簿，以备视察机关审查。说到这里，再谈谈如何对厂主和视察员提出申诉，大概不是多余的，因为大部分工人不知道怎么申诉和向谁申诉。按照法律，对工厂中的一切违法现象，应当向工厂视察员申诉。工厂视察员有责任受理工人提出的书面申述或口头申述。如果工厂视察员不答应要求，可以再向视察长申述，视察长也应当有倾听申述的接待日。除此以外，视察长办公室每天都应当接待需要询问、解释及申述的人（见《致工厂视察机关官员之训令》第18条）。对视察员的决定不服，可以向省工厂事务会议［注：工厂事务会议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由省长、检察长、宪兵队长、工厂视察员和两个厂主组成。如果再加上典狱长和哥萨克指挥官，那就是实现“俄国帝国政府之关怀工人阶级”的全班人马了。］提出申诉。法律规定的申诉期限是一个月，从视察员宣布处置之日算起。其次，对工厂事务会议的决定不服，也可以在同样的期限内向财政大臣提出申诉。你们看，法律规定了很多可以受理申诉的人。而且无论厂主或工人都同样有申诉权。可惜的是这样的保障只是一纸空文。厂主有提出申诉的一切条件，他有空闲的时间，有请律师的钱等等，所以厂主真的常常对视察员提出申诉，一直申诉到大臣那里，而且已经取得了各种好处。而对工人说来这种申诉权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首先，他没有时间去拜访视察员，去跑衙门！他要做工，一“旷工”就要被罚款。他没有钱请律师。他不懂法律，所以也不能保卫自己的权利。而官老爷们不但不关心使工人了解法律，反而极力不让工人懂得法律。谁要不信这点，我们可以举出《致工厂视察机关官员之训令》（这个训令是财政大臣批准的，其中说明了工厂视察员的权限和职责）中的如下一条：“凡工厂视察员就违反法律及为发展法律而颁布法令事宜向厂主或工厂经理作说明时，均不得有工人在场。”［注：《训令》第26条附注。］原来如此。厂主违反了法律，视察员可不敢当着工人的面跟他讲，因为有大臣的禁令！不然的话，工人也许真的会懂得法律，并且想要求执行法律了！难怪《莫斯科新闻》说这不过是“堕落”而已！每个工人都知道，申诉，特别是对视察员的申诉，他们几乎是根本办不到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工人不应该提出申诉，相反，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一定要申诉，因为只有这样工人才会懂得自己的权利，才会了解工厂法是为谁的利益而制定的。我们只想说明一点，靠申诉不可能使工人的状况得到任何重大、普遍的改善。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一条路——工人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反对老板的暴虐行为，争得比较过得去的工资和比较短的工作日。六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来谈谈有关罚款的最后一个问题：罚款怎么用法？我们已经说过，在1886年以前，这笔钱都落入了厂主的腰包。但是，这种做法弊病太多，使工人十分愤怒，连老板自己也认识到必须取消这种制度了。在某些工厂里，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从罚款中拨发补助金给工人的惯例。例如，就在那个莫罗佐夫的工厂里，还在1885年罢工以前就已经规定，吸烟和带酒上工的罚款应当用作残废者的补助金，工作草率的罚款则归老板。1886年的新法律规定了一条总的规则：罚款不得落入老板的腰包。法律规定：“每一工厂的工人罚款应积成一笔由厂方经管之专用款。根据财政大臣与内务大臣商定而颁发之条例，该款由视察员批准，只能用于工人本身之需要。”总之，法律规定罚款只能用在工人本身的需要上。罚款是工人自己的钱，是从他们工资当中扣出来的。法律中讲到的那个罚款积金使用条例是在1890年（12月4日）即罚款法颁布后整整3年半才颁布的。条例规定，罚款主要用在工人的下列需要上：“（一）发给永远失去劳动能力或因病暂时无法劳动的工人以补助金。”现在，因工残废的工人往往无以为生。他们同厂主打官司，通常要由受理他们案件的律师负担生活费用，这些律师从判给工人的赔偿费中拿走一大部分，作为他们给予工人一点恩惠的补偿。如果打一场官司工人只能得到很少的赔偿费，那他甚至请不到律师。碰到这样的情形一定要利用罚款；工人靠从罚款积金中得到的补助金，就能勉强度过一些时候，就能请到律师和厂主打官司，不致因为贫困而由受老板盘剥变成受律师盘剥。因病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也应从自己的罚款积金中得到补助金［注：不言而喻，工人虽然从罚款积金中得到了补助金，但并不因此而失去要求厂主付给赔偿费（例如因工残废）的权利。］。在解释条例中的这第一点时，圣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规定，发给补助金要经医生证明，数目不能超过原工资的一半。附带说一句，圣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的这个规定是在1895年4月26日的会议上作出的。就是说，解释是在条例公布了4年半以后才公布的，而条例又是在法律颁布了3年半以后才公布的。可见，仅仅对法律作充分的解释就需要8年之久！！现在要使法律为大家所知道并且真正付诸实施，又需要多少年呢？第二，罚款积金用来“（二）发给进入怀孕后期并于产前2周停止工作的女工以补助金”。按照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的解释，只发给4个星期的补助金（产前2星期，产后2星期），数目不能超过原工资的一半。第三，“（三）发给因火灾或其他不幸事件致使财产遭受损失或破坏者”以补助金。按照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的解释，这种情况应由警察局的证明文件加以证明，补助金的数目不应超过半年工资的2/3（也就是说不超过4个月的工资）。最后，第四，发给“（四）丧葬”补助金。按照圣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的解释，对曾在各该工厂做工而已死亡的工人，或他的父母和子女，应该发给这种补助金。补助金数目自10卢布至20卢布。这就是条例指出的发给补助金的四种情况。但在其他情况下工人也有权领取补助金，因为条例指出，发给补助金的“主要”是这四种情况。工人有权因任何需要去领取补助金，而不限于上面讲的几种。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在自己对罚款条例的解释中（这个解释公布在各工厂中）也讲到：“在其他一切情况下发给补助金须经工厂视察机关的许可”；同时工厂事务会议还补充说，在任何情形下厂方都不得因有补助金而减少对各种附设机构（如学校、医院等）的开支及理应负担的费用（如修理工人宿舍，添置医药设备等）。这就是说，厂主不能把从罚款积金中付出的补助金当作他自己付出的开支；这不是他付出的，而是工人自己付出的开支。厂主的开支应该和以前一样。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还规定了下面这样一条：“所付长期补助金之总数不得超过全年罚款收入之半数。”这里把长期补助金（这是在一定时期内付给病人或残废者等的补助金）和一次补助金（这是因丧葬或火灾等而一次付给的补助金）区别开来了。为了把钱留下来作一次补助金用，长期补助金不应超过全部罚款的一半。怎样从罚款积金中领取补助金呢？照条例规定，工人应当向老板申请补助金，经视察机关批准后老板即可发给。如果遭到老板拒绝，可向视察员申请，视察员本人有权决定发给补助金。工厂事务会议可以允许可靠的厂主不经视察员的许可而自行发给小额补助金（15卢布以下）。罚款在100卢布以下，由老板保管。大量罚款则存入储金局。某个工厂倒闭了，罚款积金就转入全省的工人总积金。至于这笔“工人积金”（这种积金工人甚至一点都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做什么用，条例中并没有提到。只说这笔钱“在指定特殊用途之前”应该存在国家银行里。首都制定一套各工厂罚款积金使用条例尚且需要8年之久，编制一套“全省工人总积金”使用条例大概得等上几十年吧。罚款使用条例就是这样。可以看出，这个条例异常繁复紊乱，所以工人直到现在几乎完全不知道有这个条例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年（1895年）彼得堡各工厂都张贴了关于这个条例的布告。［注：可见，1886年的罚款法在彼得堡直到1895年才开始实行。而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位总视察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在1893年说，1886年的法律“现已全部施行”。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出，工厂总视察员在专门向美国人介绍俄国工厂制度的那本书中，撒了多么无耻的谎。］现在工人自己应该努力使大家都懂得这个条例，使工人们都学会正确地看待从罚款积金中支出的补助金：这不是厂主的赏赐，不是厂主的恩典，而是他们自己的钱，是从他们工资中扣下来的钱，这笔钱也只能用在他们的需要上。工人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把这些钱发给他们。在谈到这个条例的时候，第一，必须说一说条例实行得怎么样，实行时有什么不便之处和产生了怎样的弊病。第二，必须看一看条例订得是不是公正，是不是足以保护工人的利益。谈到条例实行情况，首先必须指出彼得堡工厂事务会议的这样一种解释：“在没有罚款的时候……工人不得向厂方提出任何要求。”但是，试问工人怎么会知道有没有罚款和有多少罚款呢？工厂事务会议这么说，就好象工人知道这些情况似的，其实工厂事务会议根本不肯想什么办法让工人知道罚款积金的情况，没有责成厂主公布关于罚款的情况。难道工厂事务会议以为工人只要到老板那里就可弄清罚款情况，因为没有罚款，老板是会把申请者赶走的。这就太岂有此理了，因为这样老板就会象对待叫化子似的来对待希望得到补助金的工人。工人必须争取使每个工厂按月公布罚款积金情况，说明现存若干，上月收入若干，“何种需要”用去若干。不然工人就无法知道他们能领到多少钱；就无法知道罚款积金能满足全部要求还是只能满足一部分要求，如果只能满足一部分要求，那就应该挑选最迫切的需要。有些办得较好的工厂已经公布了罚款情况：圣彼得堡的西门子—哈耳斯克工厂和官办的弹药厂好象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工人每次和视察员谈话的时候都非常重视这种情况，并不断说明公布罚款情况的必要，那么工人一定能争取到各地都这样做。其次，如果各工厂能印发一种申请从罚款积金中发给补助金的表格［注：这是一种印好的申请书，上面已经印好了申请，还留下一些空白用来填写工厂名称、申请补助金的理由、住址、签名等。］，那工人就会方便得多。例如在弗拉基米尔省就有这种表格。写一张申请书对工人说来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写也不能把应该写的东西都写出来，而表格里什么都印好了，他只要在空白处填上几个字就行。没有表格，许多工人就得请人代写申请书，这是要花钱的。当然，照条例规定，也可以口头申请发给补助金。但是，第一，工人总归是要按条例规定取得警察局或医生的书面证明的（有申请书表格，就可以在这份表格上写证明）；第二，对口头申请有些老板可能不答复，但对书面申请他是必须答复的。向厂方递交印好的申请书可使申请补助金不带乞讨的味道，而老板总是竭力想使它具有这种味道。有许多厂主，对法律规定罚款不许落入他们腰包，只许用在工人的需要上这一点，特别不满。因此，他们就想出了很多花招和诡计来欺骗工人和视察员，来规避法律。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一类的诡计，好使工人加以提防。有些厂主在把罚款登记到工资簿里去的时候，不是写成罚款，而是写成预付给工人的钱。他们罚了工人一个卢布，而工资簿上却写成预付给工人一个卢布。因此发工资时扣出来的一个卢布就落入老板的腰包。这已经不只是规避法律，简直就是欺骗、蒙混了。另一些厂主不登记旷工罚款，只少记工人的工作日，这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工人在一星期中旷工一天，那么厂主就不给他登记5个工作日，而是4个工作日：这一天的工资（它应作为旷工罚款归入罚款积金）就被老板拿去了。这又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行为。顺便说一句，工人是完全无法防止这种欺骗［注：不是别人，正是弗拉基米尔省工厂视察员米库林先生在他那本论述1886年新法律的书中谈到了施展这种骗术的情况。］的，因为厂主不向他们公布罚款积金的情况。只有每月详细公布罚款情况（分别载明每车间每周的罚款数目），工人才能加以监视，使罚款真正归入罚款积金。如果工人自己不去监视这些记录是否正确，那谁来监视呢？工厂视察员吗？可是视察员又怎么知道记在工资簿中的数字哪些是骗人的呢？工厂视察员米库林先生在谈到这种欺骗时指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如果没有工人的申诉来直接指出种种弊病，要发现这些弊病是异常困难的。”视察员自己也承认，如果工人不指出来，他是无法发现欺骗行为的。但是，如果不责成厂主公布罚款情况，那么工人也无法指出欺骗行为。第三种厂主想出一些便利得多的办法来欺骗工人和规避法律，对这些狡诈和诡谲的办法是不容易挑出毛病的。弗拉基米尔省许多棉织厂老板提请视察员批准的每一类棉织品工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甚至三种。在对工资的解释中说明，工人织出上好货品，可得最高工资；织出次等货品，可得二等工资；织出废品，则付给最低工资。［注：彼得堡各工厂的工资也常有这样的情形，例如规定生产一定数量的货品，工人可得20到50戈比。］想出这种鬼把戏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额都落进了老板的腰包，而事实上这种差额就是对工作草率的罚款，所以应当归入罚款积金中去。显然，这是粗暴地规避法律的行为，不仅规避了罚款法，而且还规避了确定工资的法律；确定工资就是要使老板不能任意改变工资，但如果工资不是一种，而是几种，那显然是让老板为所欲为。虽然工厂视察员也发觉这样的工资“显然是为了规避法律”（所有这些都是那位米库林先生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讲到的），但仍然“自认无权”拒绝可敬的厂主“先生们”。当然啦，拒绝厂主，谈何容易（这种鬼把戏不是一个厂主，而是好几个厂主同时想出来的！）。但是，如果企图规避法律的不是厂主“先生们”，而是工人呢？倒很想知道，在整个俄罗斯帝国是否能找到哪怕是一位工厂视察员，他会“自认无权”拒绝工人规避法律的企图呢？这样，这种分成两、三等的工资被工厂视察机关批准了，并且实行了。不过，关心工资问题的不仅有那些想出方法来规避法律的厂主先生，也不仅有那些自认无权制止厂主善良意图的视察员先生，此外还有……工人呢。工人对厂主先生的欺诈行为没有抱温和宽厚的态度，而且他们“自认有权”制止这些厂主欺骗工人。视察员米库林先生说：这几种工资“在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成了爆发必须动用武力来干涉的那种混乱骚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天下竟有这样的事！起先“认为无权”制止厂主先生破坏法律和欺骗工人，但是当那些被这种横蛮无理激怒了的工人起来闹事的时候，却又“必须”动用武力！为什么“必须”用武力来对付捍卫自己合法权利的工人，而不是来对付公然违反法律的厂主呢？但不管怎样，在工人闹事之后，“省长就下令取消这样的工资”。工人们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实施法律的不是工厂视察员先生，而是工人自己，他们证明了自己是不容许别人愚弄的，是会维护自己权利的。米库林先生说：“以后，工厂视察机关就拒绝批准这样的工资了。”可见是工人教会了视察员实施法律。但是受到这个教训的只是弗拉基米尔的一些厂主。可是厂主到处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弗拉基米尔的，莫斯科的，或是彼得堡的。弗拉基米尔的厂主们钻法律空子的企图是失败了，但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被彼得堡的一个天才厂主改进得更臻完善了。弗拉基米尔的厂主们的办法是怎样的呢？就是不用罚款这个词，而用别的词来代替。如果我说，工人因工作草率而少得一个卢布，这就是罚款，应当把它放到罚款积金中去。但如果我说，工人因工作草率而获得最低工资，这就不是罚款，这个卢布就落进了我的腰包。弗拉基米尔的厂主们就是这样说的，然而工人把他们驳倒了。还可以用稍微不同的说法。可以这样说：工人因为工作草率只能领到工资而拿不到奖金，那么这也不是罚款，一个卢布也落进了厂主的腰包。彼得堡的一个诡计多端的厂主，使用机器的工厂的老板雅柯夫列夫就想出了这样的说法。他说：你一天可以得到一个卢布，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过失，既没有旷工，也没有撒野，工作也不草率，那你一天可以再得到20戈比的“奖金”。如果有了过失，那么老板就扣下这枚20戈比的银币，当然是把它装进自己的腰包，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罚款，而是“奖金”。所有讲到犯了什么过失才可以处以罚款、罚多少、罚款应怎样用于工人的需要的那些法律，对雅柯夫列夫先生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法律谈的是“罚款”，而他谈的却是“奖金”。狡黠的厂主直到现在还在用他诡谲的伎俩欺骗工人。彼得堡的工厂视察员大概也“自认无权”制止厂主规避法律。我们希望彼得堡的工人不要落在弗拉基米尔的工人后面，要教会视察员和厂主老老实实地遵守法律。为了说明罚款积成了多么大的一笔款子，我们引用一下弗拉基米尔省罚款积金数目的材料。弗拉基米尔省是从1891年2月开始发放补助金的。到1891年9月底止，共发补助金25458卢布59戈比给3665人。到1891年9月底止，罚款积金共有470052卢布45戈比。应当顺便说一下罚款的另一项用途。有一个工厂共有罚款积金8242卢布46戈比。这个工厂倒闭了，工人们在冬天没有粮食，没有工作。于是就从这项积金中拨出5820卢布的补助金分发给将近800个工人。从1891年10月1日到1892年10月1日，共收罚款94055卢布47戈比，共发补助金45200卢布52戈比给6312人。这些补助金按类分配的情形如下：发给208名失去劳动力的人每月补助金共6198卢布20戈比，就是说，平均每人每年得30卢布。（规定的补助金低得可怜，但同时却有成千上万的罚款放在那里不用！）其次，发给1037名财产遭受损失的人共17827卢布12戈比，平均每人18卢布。发给2669个孕妇共10641卢布81戈比，平均每人4卢布（这是3个星期的补助金，产前1星期和产后2星期）。发给877名生病的工人共5380卢布68戈比，平均每人6卢布。发给1506名工人丧葬费共4620卢布（平均每人3卢布）。为其他原因发给15个人共532卢布71戈比。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熟悉了罚款条例和这些条例的实行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条例是否公正，是否足以保护工人的权利。我们知道，法律规定罚款不归老板所有，它只能用在工人的需要上。罚款使用条例必须经大臣批准。这些条例到底引起了什么结果呢？钱是从工人那里收集来的，也用在工人的需要上，但在条例中甚至没有讲到老板应当向工人公布罚款积金的情况。没有授权工人选出代表来监督款项是否按照规定归入罚款积金，来接受工人的申请和分配补助金。法律规定，发给补助金要“经视察员批准”，而依照大臣所颁布的条例却变成了应该向老板申请补助金。为什么应该向老板申请呢？这些钱不是老板的，是工人的，是从工人工资中扣出来的。老板自己没有权利动用这笔钱，如果他动用了，就等于动用了别人的钱，那就要负侵占和盗用公款的责任。显然，大臣们所以颁布这样的条例，是想为老板效劳。现在工人必须象恳求赏赐似地向老板恳求补助金。诚然，如果老板拒绝，视察员自己可以决定发给补助金。但是视察员自己是什么也不了解的，老板会对他说，这个工人如何如何坏，不应该得到补助金，视察员也会听信的。［注：在印好的补助金申请书（也就是我们讲过的弗拉基米尔工厂事务会议分发给各工厂，最便于工人运用“条例”的那种补助金申请书）上写道：“由厂方审查申请者的签字及申请内容，并填上厂方认为申请者应得若干补助金。”就是说，厂方随时可以写上“厂方认为”申请者不应得到补助金，甚至不说明理由。获得补助金的将不是那些需要的人，而是那些“厂主认为应得到补助金”的人。］而且哪里会有很多工人去向视察员申诉，浪费工作时间去拜访他和写申请书等等呢？事实上，大臣颁布条例的结果，只不过造成一种工人从属于老板的新形式而已。老板就有可能去压迫那些由于不愿意受欺侮而使他感到不满的工人：老板拒绝工人的请求，一定会使这个工人受到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烦，也许使他根本拿不到补助金。相反，对那些迎合老板，向老板献媚的工人，对那些向老板告发自己同伴的工人，老板会准许发给他们一笔特别优厚的补助，即使另一个工人的申请遭到拒绝。结果不但没有消灭工人在罚款问题上对老板的从属关系，反而产生了分化工人，培养奴颜婢膝、阿谀奉承这种新的从属关系。然后，请再看看条例为领取补助金所安排的那种不象话的官僚手续吧：每一次领取补助金，工人都要到医生或警察局那里去搞证件，在医生那里他多半会遭到粗暴对待，而在警察局如果不行贿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再说一遍，这些东西在法律里一点也没有提到，而是大臣颁布的条例中规定出来的，可见这种条例显然是为了讨好厂主而制定的，显然是要使工人除从属于老板外又从属于官员，是要使工人丝毫不得过问取自工人的罚款用于工人需要的情形，是要布下一个愚弄和腐蚀工人的毫无意义的官场形式主义罗网。［注：进行分化，培养奴颜婢膝的行为，助长恶劣的风气。］用罚款支付补助金，竟要听凭厂主决定，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公正。工人应当争取到使法律规定他们有权选出代表，去监督罚款归到罚款积金中去的情形，去接受和审查工人要求发给补助金的申请，并向工人报告罚款积金的收支情况。在现在有代表的那些工厂中，代表们应当重视罚款，要求厂方告诉他们有关罚款的全部材料，接受工人的申请并把这些申请转交当局。七罚款法是否推行于全体工人？罚款法和俄国其他大多数法律一样，并不推行于所有的工厂，并不推行于全体工人。俄国政府颁布法律时，总是担心这个法律会触怒厂主老爷，担心费尽心机搞出来的文牍式条例和官员的权利及义务会和另外一些文牍式的条例（我国有数不清的条例）、另外一些官员的权利及义务相抵触，因为如果有某个新官员闯进这些官员管辖的范围，他们就会大发雷霆，那就要耗费公家整桶整桶的墨水和整令整令的纸张来打“职权划分”的笔墨官司。因此，没有例外、不畏首畏尾地拖延、不允许大臣和其他官员违法办事而在全俄国立即实行的法律，在我国是很少的。所有这一切在罚款法上表现得特别严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法律引起了资本家老爷们极大的不满，它只是在可怕的工人闹事的压力下才得以实施的。第一，罚款法只推行于俄国一小部分地区［注：这个法律是所谓《关于劳资关系特别条例》的一部分。“特别条例”只推行于“工厂工业特别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我们将在下面指出。］。我们已经说过，罚款法是1886年6月3日颁布的，从1886年10月1日起只是在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3省实行。5年后，罚款法推行于华沙省和彼得库夫省（1891年6月11日）。又过了3年，根据1894年3月14日的法律，罚款法又推行于13个省份（即中部的特维尔省、科斯特罗马省、雅罗斯拉夫尔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梁赞省；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斯兰省、里夫兰省；西部的格罗德诺省和基辅省；南部的沃伦省、波多利斯克省、哈尔科夫省、赫尔松省）。1892年罚款条例推行于私人的矿厂和矿场。资本主义在俄国南部的迅速发展和矿业的巨大增长使该地集中了大批工人，迫使政府赶快采取行动。可见政府是很缓慢地放弃旧的工厂制度的。同时必须指出，政府只是在工人的压力下才放弃的：工人运动的加强和波兰的罢工促使罚款法在华沙省和彼得库夫省（罗兹城在彼得库夫省）得到推行。梁赞省叶戈里耶夫斯克县赫卢多夫纺织厂的大罢工[25]立刻促使罚款法在梁赞省得到推行。事情很明显，在工人自己没有干预的时候，政府也“自认无权”剥夺资本家老爷不受限制地（任意地）课处罚款的权利。第二，罚款法也象所有工厂监督条例一样，不推行于官办企业和政府机关企业，在官办工厂中有“关怀”工人的厂长，法律不愿意用罚款条例来麻烦他们。本来么，既然官办工厂的厂长本人就是官老爷，又何必对官办工厂加以监督呢？工人可以向他提出对他本人的申诉。难怪官办工厂的厂长中有象彼得堡港口指挥维尔霍夫斯基先生这样为非作歹的人。第三，罚款积金用于工人本身需要的这一条例不推行于铁路工厂的工人，因为那里有抚恤基金或储蓄补助基金，罚款就用作这些基金。所有这些例外似乎还嫌不够，所以法律中又规定，大臣（财政大臣和内务大臣）一方面“在确有必要时”有权“解除”这些条例对“非重要工厂”的“束缚”，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权把这些条例推行于“重要的”手工业作坊。这样，法律不仅委托大臣制定罚款条例，而且还授权大臣准许某些厂主不受法律约束！请看我们的法律对厂主老爷爱护到怎样的程度！在大臣的某一次解释中说，他只准许工厂事务会议“确信不会损害工人利益的厂主”不受法律约束。厂主和工厂视察员是说话彼此信得过的亲密至友。既然厂主“保证”不会损害工人利益，何必用条例来麻烦他呢？可是，如果工人要向视察员或者大臣“保证”他不会损害厂主的利益，请求准许他不受条例的约束，那又会怎样呢？人们也许会把这个工人当作疯子。这就是所谓工人和厂主之间的“平等”。至于谈到罚款条例推行于重要的手工业作坊的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据我们所知，这些条例只推行于（在1893年）把经线发给织工拿回家织布的那些分活站。大臣们并不急于推行罚款条例。大批在家里替老板、大商店等做工的工人，到现在为止处境仍旧和过去一样，完全由老板任意摆布。这些工人较难联合起来共同商讨切身的需要，较难进行反对老板压迫的共同斗争，因此他们也就不被人们注意。八结束语现在我们熟悉了我国的罚款法和罚款条例，熟悉了以枯燥的词句和冷冰冰的官腔来吓唬工人的这一整套极端复杂的制度。我们现在可以再来看一下在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即罚款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这里人分成了两个阶级，即土地、机器、工厂、原料、物资的所有者，和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而只得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并且替资本家做工的人。替老板做工的工人，工作稍有草率就要付给老板罚款，这种情况是不是一向如此呢？在小作坊中，例如在城市手工业者或者工人那里，就没有罚款。在那里工人和老板并不很疏远，他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做工。老板并不想实行罚款，因为他亲自监督工作，随时可以纠正他不满意的事情。但是这种小作坊和小生产正在逐渐消失。手工业者、手艺人和小农经不住使用精良工具和机器并把大批工人的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大工厂、大老板的竞争。因此，我们看到手工业者、手艺人和农民日益破产，他们跑到工厂去当工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在大工厂中，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象在小作坊中那样。老板在富裕程度上、在社会地位上都比工人高得多，以致在他们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他们往往彼此不认识，也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工人根本不可能当上老板：他们注定永远是替他们不认识的富人做工的无产者。过去是一个小老板有两三个工人，现在是来自各地并且经常更换的大批工人。过去是老板的一些单独命令，现在是全体工人都必须遵守的共同条例。过去那种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固定关系正在逐渐消失，现在是老板根本不重视工人，因为老板随时都很容易从任人雇用的失业人群中找到另外的工人。这样就加强了老板支配工人的权力，老板利用这种权力，用罚款强使工人受工厂工作的严格约束。工人只得忍受自己的权利和工资进一步遭到限制的局面，因为现在他们在老板面前是软弱无力的。总之，罚款在人世间出现并不太久；它是随着大工厂，随着巨大的资本主义，随着有钱的老板和贫穷的工人的彻底分裂而出现的。罚款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和工人充分受奴役的结果。但是大工厂的这种发展和老板压迫的加强还引起了另一些后果。在厂主面前显得十分软弱无力的工人开始懂得，如果他们再不联合起来，就要遭受极大的灾难和贫困。工人开始懂得，要摆脱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饿死和衰败的危险，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联合起来和厂主斗争，争取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生活条件。我们看到，80年代我国厂主对工人的压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不仅降低工人的工资，而且还把罚款作为降低工资的手段。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已经达到顶点了。但是这种压迫也引起了工人的反抗。工人起来反对压迫者并赢得了胜利。惊惶失措的政府对工人提出的要求让步了，并急忙颁布了取消罚款的法律。这是对工人的让步。政府以为，颁布关于罚款的法律和条例，用罚款发给补助金，立刻就会使工人满意，并使他们忘掉工人自己的共同事业，忘掉自己与厂主的斗争。但是伪装成工人保护者的政府的这些希望是不会实现的。我们看到，新法律对工人是多么不公平，对工人的让步，即使与莫罗佐夫工厂罢工者提出的要求相比也是多么微小；我们看到，到处都替企图破坏法律的厂主留下了后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制定了把官吏的横暴和老板的横暴结合起来的补助金条例。如果这样的法律和条例施行起来，如果工人熟悉了它们，并在和当局的冲突中认清了法律怎样压迫他们，工人就会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自由的地位。他们就会懂得，只是贫困才迫使他们去替富人做工，才迫使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繁重劳动的微薄代价。他们就会懂得，政府及其官员是袒护厂主的，而制定的法律也是便于老板压榨工人的。最后，工人将认识到，只要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关系还存在，法律就根本不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因为法律总是偏袒厂主资本家的，因为厂主总是会想出一些诡计来规避法律的。工人既懂得了这一点，也就会看到，他们只有一种自卫的方法，就是联合起来反对厂主，反对法律所规定的那些不合理的制度。1895年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15—60页注释：[20]《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这本小册子写于1895年秋，分析和批判了沙皇政府1886年6月3日颁布的工厂工人罚款法。小册子最初于1895年12月由民意社的彼得堡拉赫塔秘密印刷厂印了3000册。为了蒙蔽敌人，小册子伪装成合法出版物，注明由赫尔松瓦西里耶夫书局出版，苏博京印刷厂印刷，经赫尔松书报检查机关批准。1897年，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在日内瓦再版了这本小册子。——25。[21]指尼科利斯科耶莫罗佐夫纺织厂罢工的组织者瓦·谢·沃尔柯夫和彼·阿·莫伊谢延科于1885年1月9日（21日）起草的《工人的一致要求》，其中列举了复工的条件。——31。[22]《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一度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31。[23]《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31。[24]《致工厂视察机关官员之训令》是沙皇政府为工厂视察员规定的各项职责的细则。这项训令由财政大臣谢·尤·维特批准，于1894年6月公布。——44。[25]梁赞省叶戈里耶夫斯克县赫卢多夫纺织厂罢工发生于1893年5月25日—6月7日（6月6—19日）。罢工的起因是厂方专横暴戾，工人工资低、罚款多，工厂在规定的节日前夕开夜班。忍无可忍的工人捣毁了工厂的店铺和办公室，打碎了厂房的玻璃，破坏了机器。6月8日（20日），在厂方答应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后复工。由于工人的大部分要求未得到满足，10月间又爆发了罢工。参加罢工的约有5000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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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二卷——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1895年11月7日〔19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15]（1895年11月7日〔19日〕以后）托伦顿工厂的男女工人们！11月6日和7日应该成为我们大家的纪念日……织工们对厂主的压迫所给予的同心协力的反击，证明在艰难的时刻，我们中间也还有人能够捍卫我们工人的共同利益，证明我们善心的厂主还不能把我们完全变成替他们的无底钱袋服务的可怜奴隶。同志们，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的路线贯彻到底，我们要记住，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改善我们的处境。同志们，最重要的是不要落入托伦顿先生们精心设置的圈套。他们在打这样的算盘：“现在是货物滞销时期，如果工厂的工作条件不变，我们就得不到从前那么多的利润……可是少得利润，我们不干……因此，应该多榨一榨工人，让他们去代人受过，吃市价低落的苦头……不过这件小事可不能干得太马虎，要干得巧妙些，使那些头脑简单的工人摸不清我们为他们准备了什么点心……要是一下子就触动全体工人，他们马上就会闹起来，那就对他们毫无办法了，所以我们先得哄住那些穷织工，以后别的工人也跑不了……对付这些奴才，我们从来不会客气，又何必客气呢？我们用新扫帚可以扫得更干净……”总之，关心工人福利的厂主已经替织工安排下悲惨的前途，他们想悄悄地一步一步地替全厂各车间的工人也安排下同样的前途……因此，如果我们对织布车间的命运仍然无动于衷，那就是在亲手挖掘一个不久我们也要被推进去的深坑。近来织工平均半个月大约才挣3卢布50戈比，而他们想尽办法维持一个7口之家半个月的生活也得5个卢布，养活夫妇俩和一个孩子的家庭也得2个卢布。他们卖掉了最后一件破衣服，花光了做牛马挣来的最后几文钱，而托伦顿恩人们在这时却又增添了万贯家财。不仅如此，他们还亲眼看到厂主贪欲下的牺牲者一批一批地被赶出大门，而极端残酷的压迫依然有增无已……羊毛里毫无限制地掺杂了大量诺列斯和克诺普[16]，因此出货慢得要命，整经时间似乎在无意中拖得更长了，最后，还直接减少了工时；现在已经把一块毛料从9什米茨［注：什米茨是长度单位，约等于3．5公尺。——编者注］改成5什米茨，使织工忙于整经和上经的时间更长、次数也更多，大家知道，对这种工作是不付分文的。他们想折磨我们织工，某些织工的工资簿上已经写明，半个月只能拿到1卢布62戈比的工资，这可能很快就成为织布车间普遍的工资……同志们，你们也希望得到厂主的这种宠爱吗？如果你们不希望，如果你们对同你们一样的穷人所受的苦难还不是完全无动于衷，那就同心协力地团结在我们织工的周围，提出我们的共同要求，并且一有适当机会就向我们的压迫者争取较好的待遇。纺纱车间的工人们，你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以为你们的工资稳定而且有所提高……要知道，你们已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兄弟被工厂解雇，你们的较高工资是用你们那些被赶出厂门的纺纱工人的饥饿换来的。这仍然是厂主们的狡猾手腕，这种手腕也不难识破，只要算算整个走锭精纺车间以前挣多少钱和现在挣多少钱就行了。新染坊的工人们！你们每天要干14小时15分钟，浑身上下都被有毒的染料蒸气所浸透，可是现在一个月一共才挣12卢布！请注意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废除那种因工头技术不熟练而对你们实行的非法扣款。全厂的小工们和一切没有专门技能的工人们！有专门技能的织工一昼夜只能得20戈比，难道你们还希望保持住每天得60—80戈比吗？同志们，要认清形势，别落入厂主的圈套，要更紧密地互相支援，否则今年冬天我们大家的日子就不好过。我们大家应该密切注视我们的厂主在降低工资标准方面所耍的花招，并且全力反对这种置我们于死地的企图……不要理睬他们说生意不好的种种借口：在他们，这不过是使他们的资本少得一点利润；对我们，这就是要我们全家忍饥挨饿，失掉最后一块陈面包。难道两者能够相提并论吗？现在，他们首先压榨的是织工，因此我们应该力求做到以下几点：（1）把织工的工资标准提高到春季的水平，即大约每1什米茨6戈比；（2）法律规定，工作开始前应向工人宣布他做这个工作可以得到多少工资，对织工也应实行这个法律。不要让工厂视察员签署的工资表变成一纸空文，而要象法律要求的那样付诸实施。例如对织布工作，在规定现行工资标准时，应补充说明羊毛的质量及其中所含的诺列斯和克诺普的数量，并且应该把做准备工作的时间计算在内；（3）工作时间的分配应该使我们不会窝工；比如说，现在的安排是这样的，织工每织一匹毛料就要花一天的时间来整经，由于一匹料子的长度几乎缩短了一半，所以，不管工资表怎样，织工在这方面也会受到加倍的损失。厂主既然想用这种办法来掠夺我们的工钱，那就干脆一点吧，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想从我们这里骗取什么；（4）工厂视察员应该进行监视，不许人们在工资标准上玩弄欺骗行为，不许有两种工资标准。这就是说，例如生产同类商品，只是名称不同，在工资表上就不应该有两种不同的工钱。例如，我们织比别尔的得4卢布32戈比，而织乌拉尔[17]的只得4卢布14戈比，难道这不是一样的工作吗？还有更加无耻的欺诈行为，就是生产同一名称的商品给两种不同的工钱。托伦顿先生们往往用这种方法来规避罚款法。罚款法规定，只有因工人工作马虎而使工作受到损失时才能处以罚款，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处以罚款后三天内把扣款登记在工资簿的罚款栏里。各项罚款都应有精确的账目，款项不能落入厂主的腰包，而应该用在该厂工人的需要上。可是，看看我们的工资簿吧，罚款栏是一片空白，没有罚款，人们可能认为我们的厂主是所有的厂主中心肠最好的。其实，他们在利用我们的无知来规避法律，并且轻而易举地干开了自己的勾当……你们看见了吗，他们不是罚我们的款，而是扣我们的钱，按低标准付给我们工资。只要存在着高低两种工资标准，就怎么也挑不出他们的毛病，他们扣来扣去把款项都扣进了自己的腰包；（5）实行一种工资标准，同时还要把每次扣款登记在罚款栏里，并注明为什么扣款。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哪些罚款是错误的，我们白白劳动的情况就会少些，目前发生的那种胡作非为也会减少，例如在染坊里，工人由于工头技术不熟练而少挣了钱，按照法律，这不能成为劳动不付报酬的理由，因为这与工人工作马虎根本无关。可是我们大家无缘无故被扣钱的事难道还少吗？（6）我们要求，向我们征收的房租要同1891年以前一样，即每人每月1卢布，因为象我们这样的工资实在付不出2卢布，而且为什么要付2卢布呢？……是为了这种肮脏、恶臭、拥挤和有火灾危险的破房子吗？同志们，不要忘记，在彼得堡任何一个地方每月付1卢布就够了，只有我们这些关心工人的老板嫌不够，我们应该强迫他们也在这方面收敛一下他们的贪心。同志们，我们坚持这些要求决不是闹事，我们只要求把其他工厂的全体工人依法已经享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只要求把厂主指望我们不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从我们这里夺去的东西交给我们。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证明我们的“恩人”打错了算盘。用油印机印成传单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70—74页注释：[15]《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这份传单写于1895年11月7日（19日）以后。托伦顿工厂是彼得堡的一家制呢工厂。该厂工人为抗议厂方压迫和要求改善待遇于1895年11月6日（18日）发动罢工，参加罢工的织工约有500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了这次罢工。罢工开始以前，协会印发了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起草的说明织工要求的传单。过了几天，又印发了列宁写的这份传单。传单中揭露的有关该厂工人生活的事实是列宁亲自调查和收集的。1896年春，在日内瓦出版的《工作者》文集第1—2期合刊转载了这份传单。——13。[16]诺列斯是精梳羊毛时脱落下来的梳屑，没有羊毛好纺。克诺普是从呢绒上修剪下来的毛屑，不适于纺纱。——14。[17]“比别尔”和“乌拉尔”是呢绒的品名。——16。 |
列宁全集第二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注：见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纪念杜勃罗留波夫》。——编者注］1895年新历8月5日（7月2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经济制度在造成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目标就应该对准这种基础。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40年代参加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当时的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当时许多有才能的或无才能的人，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都醉心于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醉心于反对皇帝、警察和神父的专横暴戾的斗争，而看不见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工人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幻想家，有时甚至是一些天才人物，都以为只要说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和平和普遍福利。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脓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扩大。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本与我们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样都是以唤醒俄国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为目的的文集[2]中，应该简要地叙述一下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恩格斯1820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工厂主。1838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不得不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从事商业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科学和政治的研究。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他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身分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性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世界是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即认为同现状、同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同流行罪恶进行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一些制度不断被另一些制度所代替，那么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剥夺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现象，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去呢？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5页。——编者注）］，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面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将它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生产力的发展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发展本身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要了解，究竟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是在英国，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结识无产阶级的；1842年他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商号中供职。在这里，他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景。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究和观察的成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一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一再提到必须帮助无产阶级。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叙述这些思想的著作写得很动人，通篇都是描述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还没有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这么真实。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出版物上发表文章。1844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一本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编者注］。这本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践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还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思和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3]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编者注］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4]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注：同上，第4卷第461—504页。——编者注］。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1848年的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回国了。他们在莱茵普鲁士主编在科隆出版的民主派的《新莱茵报》[5]。这两位朋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大家知道，当时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新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因侨居国外时丧失普鲁士国籍而被驱逐出境，而恩格斯则参加了人民武装起义，在三次战斗中为自由而战，在起义者失败后经瑞士逃往伦敦。马克思也迁居伦敦。恩格斯不久又到他在40年代服务过的那家曼彻斯特商号去当办事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商号的股东。1870年以前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保持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精神生活。这种共同的精神生活的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从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注：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6]。可惜只有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那一小部分译成了俄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7]1892年日内瓦第2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译本1895年圣彼得堡第3版）［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203页。——编者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俄译本附有格·普列汉诺夫的注释，1892年日内瓦版）［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编者注］，一篇论俄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文章[8]（俄译文刊登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9]第1集和第2集上），几篇关于住宅问题的精彩文章[10]，以及两篇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维·伊·查苏利奇的俄译本，1894年日内瓦版）[11]。马克思还没有把他那部论述资本的巨著整理完毕就逝世了。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艰巨工作。1885年他出版了第2卷，1894年出版了第3卷（他没有来得及把第4卷[12]整理好）。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注：见1884年10月18日恩格斯给贝克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19页）。——编者注］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1848—1849年的运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并没有只限于从事科学工作。马克思在1864年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13]，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国际工人协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它的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就是在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的团结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精神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党人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增长的德国社会党人，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需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党人，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党人，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一直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情感、对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的深刻理论认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在政治方面异常敏感。因此，俄国少数革命者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斗争，总是得到这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最表同情的反响。相反，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可疑的，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14]，——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的。而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1870年的战争造成了德法之间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负担而松一口气，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载于1896年《工作者》文集第1—2集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1—14页注释：[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篇悼念文章写于1895年秋，1896年发表于《工作者》文集第1—2期合刊。——1。[2]指《工作者》文集。《工作者》文集（《Работник》）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由劳动解放社编辑，1896—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读者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员。列宁是出版这个文集的发起人。1895年5月，他在瑞士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商谈了出版这个文集的问题。1895年9月回国以后，他又多方设法为这个文集提供物质支援和组织稿件。到1895年12月被捕为止，他除为文集撰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外，还给文集编辑部寄去了别人写的几篇通讯。这个文集一共出了6期（3册）；另外，还出了附刊《〈工作者〉小报》10期。——5。[3]指《德法年鉴》杂志。《德法年鉴》杂志（《Deutsch-Franzosische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8。[4]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8。[5]《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9。[6]指《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351页。——9。[7]这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92年俄文版使用的书名。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9。[8]指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3—57页）。这篇文章是维·伊·查苏利奇以劳动解放社《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撰写的，刊载于1890年2月和8月出版的该评论集第1集和第2集。——10。[9]《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10。[10]指恩格斯1872—1873年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几篇文章后来以《论住宅问题》为标题出了单行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33—321页）。——10。[11]指恩格斯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623页和第22卷第494—510页）。——10。[12]指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这部著作称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写道：“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2卷和第3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0。[13]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11。[14]参看马克思的《协会临时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第17卷第475页和第22卷第68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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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二卷——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前言本卷收载列宁1895—1897年的著作，共15篇。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急剧增加，罢工运动不断扩大。社会民主党人原来只在少数先进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时则开始进行群众性的政治鼓动和实际革命工作了。1895年秋，列宁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斗争协会包括若干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了广泛联系。斗争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在它的影响下，俄国其他许多地方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当务之急是把各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有统一的中央和明确的纲领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要建立这样的党，还必须大力批判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仍然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总的说来，列宁在此期间的著述活动和实际革命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任务，即在俄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本卷的头一篇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列宁在1895年秋为悼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逝世而写的。该文扼要叙述了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对科学共产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建树的伟大功勋。列宁在文中对恩格斯的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指出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见本卷第1页）。本卷收载了列宁在早期革命活动中所写的一些宣传鼓动文献，如《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告沙皇政府》、《新工厂法》等。列宁十分重视宣传鼓动工作，认为这一工作对于启发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提高他们的斗争水平有很大作用。他把为工人群众写作看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些传单和小册子中，列宁从工人群众的生活实际和工厂的现实情况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述革命道理，深刻阐明了俄国无产阶级受资本家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陷于贫困和无权地位的原因，并向俄国无产阶级指出了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本卷收载了列宁阐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策略和组织任务的著作，如《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这一文献包括《党纲草案》和《党纲说明》两部分，分别于1895年12月和1896年6—7月在监狱写成，后来被合编在一起刊出。《党纲草案》是列宁所写的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党纲说明》是对党纲主要条文所作的解释和阐发。在这一文献中，列宁根据俄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论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和目标：推翻专制制度和争得政治自由，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列宁还提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要求——全国性的要求、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农民的要求，并对这三方面的要求一一作了论证。和《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属于同一内容的文献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1897年底在流放地写成的这个小册子是专门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和策略的。列宁在小册子中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开展两种斗争，即社会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和民主主义的斗争（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这两种斗争既有本质区别，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有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小册子批判了民意党人的密谋策略。在民意党人中间，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他们以为政治斗争不过是政治密谋。小册子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始终认为政治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来进行。列宁十分强调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第一次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见本卷第443页）的著名论点，这个论点后来在《怎么办？》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本卷中，批判民粹主义、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批判民粹主义的著作占据中心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一书。列宁之所以写这本学术性专著，来批判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的小资本阶级理论，完全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因为这一理论对当时的俄国革命危害甚大。早在1896年，列宁就开始酝酿并动笔撰写这一著作。这一著作，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表明的，是针对19世纪前期现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及其俄国追随者——民粹派分子瓦·沃·（瓦·巴·沃龙佐夫）、尼古拉·—逊（尼·弗·丹尼尔逊）等人的。列宁通过深入的分析、比较，揭露了前者和后者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以小资产阶级经济学（或称“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著称，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大企业经济的维护者和思想家。列宁在概述了西斯蒙第学说的要点以及西斯蒙第同其他的（当时的和以后的）经济派的关系后，指出西斯蒙第尽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小生产者的观点出发的。他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代替小生产的历史必然性，他美化小商品生产方式，希望返回小生产时代。这既是空想的，又是反动的。而西斯蒙第学说中的空想和反动方面，正接近于俄国民粹派的观点，因而不仅被俄国民粹派所接受，而且被理想化。例如，西斯蒙第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的理论，就曾被俄国民粹派所利用。俄国民粹派根据西斯蒙第的这一错误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能得到发展，俄国经济走的是“独特的”发展道路。他们美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和行会手工业。正如西斯蒙第一样，他们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因此，列宁得出结论说：“民粹派的经济学说不过是全欧洲浪漫主义的俄国变种。”（见本卷第218页）列宁1897年8、9月间在流放地写的一篇经济著作《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是就手工业问题批判民粹派观点的。当时俄国彼尔姆省的手工业在整个俄国的手工业中具有代表性。为此，彼尔姆省的民粹派通过调查写成了《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一书。在该书中，他们主观主义地对待调查材料，借助于平均数字来歪曲事实，以证明资本主义并未在手工业中得到发展、手工业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列宁批判了民粹派在手工业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指明了资本主义对手工业的渗透，以及由此引起的手工业者的阶级分化。这一著作中的材料后来为列宁使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列宁1895年11月发表的《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和1897年底写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是两篇在内容上有联系的文章，它们都是为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谢·尤沙柯夫的一个反动和空想的计划而写的。对这个既涉及教育问题、也涉及经济问题的计划，尤沙柯夫一再发表文章加以宣扬。他提出在农业中学实行穷学生通过服工役来代替缴纳学费的中等义务教育。尤沙柯夫认为这种中学会成为大型的农业劳动组合，他把这样的计划当作民粹主义的生产“村社化”的第一步，当作俄国要避免资本主义波折所必须选择的那条新道路的一部分。列宁认为，生产“村社化”的计划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而要通过这样的计划来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是不可能的。和上述两篇文章属同一类的，还有列宁于1897年9月写的《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列宁的这篇短文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尼·列维茨基提出的在全体农民中推行义务互助人寿保险的空想计划进行了批判。列宁1897年底在流放地写的《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也是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错误论调的。当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刊制造舆论，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优秀的传统，拒绝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遗产”。列宁驳斥说，讲到承受遗产时，一定不能把60年代启蒙派的遗产和民粹派的遗产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同起来。民粹派自认是60年代遗产的继承者，而实际上在一系列有关俄国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上都落后于60年代的启蒙派。列宁把俄国60年代启蒙派的观点同民粹派的观点以及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作了对比，接着指出，更彻底、更忠实的“遗产”保存者，不是民粹派，而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保存遗产，不象档案保管员保存故纸堆；保存遗产并不是局限于遗产，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遗产得到发扬。列宁的这篇文章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批判了俄国的自由主义民粹派，而且从正面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本国革命传统的问题。 |
列宁全集第四卷——工人政党和农民（1901年2月下半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工人政党和农民（1901年2月下半月）农民解放已经40年了。我国的社会人士以异常兴奋的心情来庆祝2月19日这一天，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一天是旧的农奴制俄国崩溃的日子，是预示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的时代的开端。但是不要忘记，在庆祝者的颂词中，除了对农奴制及其一切表现表示真正的仇恨外，还夹杂着许多谎话。在我国流行一种对“伟大的”改革的评价，说什么“国家的赎买办法帮助农民带着土地解放出来”，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其实这是一种农民失去土地的解放，因为数百年来农民占有的份地被割去了很大一部分，数十万农民完全失去了土地——被困在四分之一或极小的一块份地[118]上。农民实际上遭到了双重的掠夺，他们除了被割去土地，还被迫为留下的那块一向就属于他们的土地缴纳“赎金”，而且赎价规定得要比土地的实价高得多。在农民解放10年以后，地主自己也向调查农业情况的政府官吏承认，农民不但被迫出钱赎买自己的土地，而且还被迫赎买自己的自由。农民虽然为人身解放缴纳了赎金，但是他们仍然不是自由的人，他们还得当20年的暂时义务农[119]，他们仍然是（而且至今还是）下贱的等级，他们遭受鞭笞，缴纳特别捐税，不能自由退出半农奴式的村社，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也不能自由迁到国内其他地方去。我们的农民改革并不能证明政府的宽宏大量，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极大的历史例证，证明专制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多么肮脏。由于军事失败，财政困难不堪，农民怒火填膺，政府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沙皇自己也承认说，趁现在还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的解放的时候，应当来个自上而下的解放。可是，政府在进行解放的时候，为了满足“受委屈的”农奴主的贪欲，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它都做了；政府甚至不惜采取卑鄙手段，如暗中撤换负责改革的人，——虽然这些人也都是贵族出身的！第一批委派的调停人被解职了，换上了另一批不会阻碍农奴主在划分地界时去欺骗农民的人。如果不调动军队来镇压和枪杀拒绝接受规约[120]的农民，伟大的改革是不可能实行的。无怪乎当时的一些优秀人物虽然被书报检查封住了口，但是内心里还在诅咒这次伟大的改革……从徭役制下“解放出来的”农民，被改革者变成了被折磨、被掠夺、受卑视、被束缚在自己的份地上的人，他们除了“自愿”去服徭役以外，别无他路。农民又回去耕种老东家的土地，向他“租种”原先是自己的被割去的土地，为了借点粮食维持挨饿的家庭，冬天就定好了夏天的活。工役和盘剥，——这就是伪善的神父所拟就的宣言中叫农民去“祈祷”的那种“自由劳动”的实质。由于倡导和实现改革的官吏宽宏大量，保存了地主的压迫，又额外加上了资本的压迫。我们知道，法国农民从地主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不是通过可怜的不彻底的改良实现的，而是通过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实现的，可是就连他们也受到金钱权力的压迫。这种金钱权力现在重重地压在我国半农奴式的农民身上。缴纳恩赐的改革所加重的赋税需要钱，租佃土地需要钱，购买一点已经在排挤农民家庭手工业品的工业品需要钱，购买粮食需要钱，无处不需要钱，因此，无论如何要弄到钱。金钱的权力不仅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而且使农民发生分化：绝大部分农民陆续破产而变成无产者，小部分农民中又分出少数贪得无厌的富农和善于经营的农夫，他们把农民的家业和土地攫为己有而构成新兴的农村资产阶级分子的核心。改革后的整整40年，就是这种农民分化的过程，就是农民缓慢地痛苦地死亡的过程。农民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们和牲畜住在一起，穿的是破衣，吃的是野菜；他们只要找到栖身之所，就会离开自己的份地，甚至倒赎份地，付钱给愿意收下这块份地的人，因为经营份地是蚀本的。农民经常挨饿，由于连年歉收，成千上万的人不断死于饥饿和瘟疫。现在我们农村的情形也是这样。试问，出路究竟何在？用什么方法才能改善农民的景况呢？小农只有参加工人运动，帮助工人为争取社会主义制度、为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工厂、机器等）变为公有财产而斗争，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想用保护小经济和小私有制不受资本主义侵犯的办法来拯救农民，就是徒劳无益地阻碍社会的发展，就是用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安居乐业的幻想欺骗农民，就是分散劳动阶级的力量，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建立少数人的特权地位。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将永远反对荒谬而有害的措施，例如：规定农民份地不得转让，实行连环保，禁止自由退出农民村社和自由接收任何等级的人入社。但是我们看到，我国农民不仅受资本的压迫，而且还受地主和农奴制残余的压迫，受后一种压迫甚至更深。这些桎梏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极端恶化，束缚着农民的手脚，同这些桎梏作无情的斗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也是必要的，因为农民极端贫困、愚昧、无权和受卑视，使我国的一切制度都打上了亚洲式野蛮的标记。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全力支援这一斗争，那它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简单地说，这种支援应当是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我们看到，目前俄国农村并存着两种阶级对立：第一种是农村工人和农村企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第二种是全体农民和整个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第一种对立在日益增长和发展，第二种对立在逐渐减弱。第一种对立将愈来愈严重，第二种对立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过去。虽然如此，对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第二种对立才具有最本质和最重要的实际意义。至于说我们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来启发农业雇佣工人的阶级觉悟，因而应当注意城市工人（例如操纵蒸汽脱谷机的机械工人和其他工人）移居农村的问题和农业工人的雇佣市场问题，那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国的农村工人同农民的联系还非常密切，他们还遭受着一般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所以农村工人运动，无论现在或最近将来，决不会有全国性的意义。恰恰相反，扫除农奴制残余，消除俄国一切国家制度中等级不平等和成千万“平民”受鄙视的精神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一个想做争取自由的先进战士的政党，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现在几乎大家都承认（在某种程度上笼统地承认）农民遭受着苦难；1861年的改革“有缺点”，国家必须给予帮助，已经成了流行的说法。我们的职责，就是指出这种苦难的根源正是农民所受的阶级压迫，政府是压迫者阶级的忠实卫士，真正希望根本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人所应当争取的，不是政府的帮助，而是摆脱政府的压迫，获得政治自由。有人说赎金过高，政府应该采取减少赎金和延期付款的仁慈办法。我们说，一切赎金无非是地主和政府在合法形式和官方空洞许诺的掩盖下对农民的掠夺，无非是为解放奴隶而给农奴主的贡税。我们将要求立刻完全取消赎金和代役租，要求把多年来沙皇政府搜刮去满足农奴主的贪欲的数亿金钱归还给人民。有人说农民土地太少，国家必须帮助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我们说，正是由于国家的帮助（自然是对地主的帮助），农民才在很多场合下失去了他们所必不可少的土地。我们将要求把割地归还农民，因为这种土地仍然被利用来保持强迫的、奴役性的、徭役制的劳动，实际上还是农奴制的劳动。我们将要求成立农民委员会来纠正沙皇政权的贵族委员会对解放的奴隶所采取的那种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公平作法。我们将要求成立一种法庭，它有权降低地主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所榨取的过高地租，而农民也有权向它控告那些乘人之危而订立盘剥性契约的人的高利贷行为。我们将经常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向农民指出：谁要向他们说什么可以得到现在这个国家的保护或帮助，这种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或者是农民的死敌；农民首先需要的是摆脱官吏的虐待和压迫，首先需要的是承认他们在各方面同其他各等级完全绝对平等，承认他们有迁移和迁徙的完全自由，有支配土地的自由，有处理一切村社事务和村社收入的自由。俄国任何一个村庄生活中最寻常的事情，往往可以为我们提供成千上万的论据来为上述要求进行鼓动。这种鼓动应当从当地农民具体的、最迫切的需要出发，但是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些需要上，而应该不断扩大农民的眼界，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指出地主和农民在国家中所处的不同的特殊地位，指出农村要想摆脱所遭受的虐待和压迫，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推翻官吏的专横统治。有人断言，要求政治自由是工人意识不到的，这是胡说八道。不仅那些同厂主及警察进行过多年面对面的斗争，经常看到任意逮捕和迫害他们队伍中优秀分子的情形的工人，不仅这些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熏陶的工人，就是一切稍有见识的农民，只要稍微考虑一下他所见到的周围的情况，也会了解和领会工人的斗争是为了什么，也会领会使全国摆脱可恨的官吏的专横统治的国民代表会议的意义是什么。以农民最迫切的直接需求为中心的鼓动工作，只有当它能够结合一定的政治要求来揭露某种“经济”弊端时，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但是试问，社会民主工党能不能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上述种种要求呢？能不能担负农民中的鼓动工作呢？这不是会分散我们的力量而使本来就很单薄的革命力量离开主要的唯一可靠的运动轨道吗？这种反对意见是出于误解。是的，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使我国农村摆脱一切奴隶制残余的要求，提出足以使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即使不作独立的政治斗争，也会自觉地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要求。如果我们坚持足以阻碍社会发展的办法，足以人为地阻止小农向资本主义即向大生产发展的办法，我们就会犯错误；假如我们不善于利用工人运动，向农民宣传那些在1861年2月19日的改革中因地主和官吏的歪曲而没有得到实现的民主要求，我们就会犯更加不可挽回的错误。如果我们党想领导全国人民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它就必须把这些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注：我们已经拟就包括上述种种要求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希望在“劳动解放社”的协助下讨论和修改这个草案以后，于近期在本报予以公布。］但是，列入这些要求，决不是要我们把城市的积极革命力量调到农村。根本不是这样的。毫无疑义，党的一切战斗力量应当集中在城市和工业中心，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勇往直前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群众性斗争，只有这个无产阶级才能采取这样的斗争手段：组织公开的游行示威或创办正常出版和广泛发行的人民政治报纸。我们之所以要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农民的要求，并不是为了把信仰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从城市调到农村，把他们困在乡下，——不是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对那些只能在农村活动的力量给以行动上的指导，是为了利用同农村的联系来从事民主事业和进行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而这种联系由于种种情况还由许多忠于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保持着，这种联系随着运动的增长必然会不断扩大和发展。过去我们是一支很小的志愿队，那时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力量只是一些普遍“到工人中去的”青年的小组，这个阶段早已过去了。现在我们的运动已经拥有一支大军，为社会主义和自由而斗争的工人大军，一直参加运动而现在分布在俄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大军，以及对工人运动抱有信心和希望并且准备给它大力帮助的同情者大军。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伟大的任务：把所有这些队伍组织起来，要组织得使我们不仅能够实行闪电式的爆发，不仅能够给敌人以偶然的、分散的（因而是没有危险的）打击，而且能够全线出击，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斗争，凡是在专制政府播下了压迫种子和收获了仇恨果实的地方，都能够向它实行攻击。然而，不把阶级斗争和政治觉悟的种子散播到千百万农民群众中去，难道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请不要说散播这些种子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进行着，正在沿着尚未引起我们注意和不受我们影响的千万条渠道进行着。如果我们善于加强我们的影响，提出口号，并打出使俄国农民摆脱一切可耻的农奴制残余的旗帜，这种播种工作就会进行得非常深广而快速。进城的乡下人，现在已经好奇和关心地注视着他所不了解的工人斗争，并且把斗争的消息带到一切穷乡僻壤去。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使这些旁观者不是好奇，而是了解（即使不是完全了解，至少也要模糊地意识到）工人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使他们变得日益同情工人的斗争。到那时候，革命的工人政党战胜警察政府的日子就将到来，而且会快得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载于1901年4月《火星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429—437页注释：[118]四分之一或极小的一块份地，即所谓“赐地”。俄国1861年改革中，按照改革法令的规定，地主可以同农民达成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得到这种赐地的农民是土地最少的一类农民。——379。[119]暂时义务农指俄国农奴制废除后，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暂时负有一定义务（交纳代役租或服徭役）的前地主农民。农民同地主订立了赎买份地的契约后，即不再是暂时义务农，而归入私有农一类。1881年12月沙皇政府法令规定，从1883年1月1日起，暂时义务农必须赎得份地。——379。[120]规约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中规定农民与地主关系的一种文书。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与地主订立赎地契约以前，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这种暂时义务农的份地面积以及他们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负担的义务，都规定在规约中。规约上还记载其他用地的分配、宅地的迁移等情况。规约由地主草拟，通过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纠纷的调停官订立。规约如被农民拒绝，也可以在未经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得到批准。规约的订立，引起了农民的广泛抵抗。——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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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二卷——凡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列宁全集LIENINGQUANJI第二卷1895—1897年《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凡例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
列宁全集第四卷——时评（1901年1月底—2月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时评[112]（1901年1月底—2月初）一打吧，但不要打死二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三客观的统计一打吧，但不要打死1月23日，莫斯科高等法院组成的有等级代表参加的特别法庭在下诺夫哥罗德审理了农民季莫费·瓦西里耶维奇·沃兹杜霍夫被殴致死的案件。沃兹杜霍夫是被送到区警察局去“醒酒”的，但是在那里遭到舍列梅季耶夫、舒利平、希巴耶夫和奥尔霍文等4个警察和派出所代理巡官帕诺夫的一顿毒打，第二天就死在医院里了。这件普通案件的简单情节就是这样，它很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警察局平日的所作所为。根据报上极简单的报道看来，事情的全部经过是这样的。4月20日，沃兹杜霍夫坐马车到省长公署去。省长公署的侍卫走了出来。他后来在法庭作证说，沃兹杜霍夫没有戴帽子，喝了酒，但是没有醉，他来控诉某某轮船码头不卖给他船票（？）。侍卫就命令岗警舍列梅季耶夫把沃兹杜霍夫带到区警察局去。沃兹杜霍夫喝得很少，他还同舍列梅季耶夫心平气和地谈话，到区警察局以后还清清楚楚地对派出所巡官帕诺夫说出他的姓名和身分。尽管如此，舍列梅季耶夫（显然是得到刚刚审问过沃兹杜霍夫的帕诺夫的允许）不是把沃兹杜霍夫“推进”关着几个醉汉的拘留室，而是把他推进拘留室隔壁的“士兵室”。在推的时候，他的军刀碰在门钩上把手划破了，他以为是沃兹杜霍夫抓住军刀，扑过去就打，还大声喊叫，说他的手被人砍伤了。他使出了全身力气，打沃兹杜霍夫的脸，打他的胸部和肋部，直打得他仰面朝天，头碰到地上，连声求饶。据当时押在拘留室里的一位见证人（谢马欣）说，沃兹杜霍夫曾经说：“为什么打我？”“我又没有错。看在上帝的份上，饶了我吧！”据这位见证人说，沃兹杜霍夫并没有醉，醉的倒是舍列梅季耶夫。关于舍列梅季耶夫“教训”（这是起诉书上的话！）沃兹杜霍夫一事，他的同事舒利平和希巴耶夫都知道，这两个人从复活节的第一天起（4月20日是星期二，即复活节的第三天）就在警察局里喝酒。他们两个同从另一个区警察局来的奥尔霍文一起走进士兵室，对沃兹杜霍夫拳打脚踢。派出所巡官帕诺夫也进来了，用书打他的头，用拳头打他。一个被拘留的妇女说：“他们打得太狠了，太狠了，直吓得我的肚子发痛。”这顿“教训”结束后，派出所巡官很坦然地命令希巴耶夫把被打者脸上的血迹洗掉（这样毕竟体面些；千万别让上司看到！），把他拖进拘留室去。沃兹杜霍夫对其他被拘留的人说：“哥儿们！你们看到警察局是怎么打人的吗？请你们作证，我要去告！”但是他没有告成，第二天清早发现他完全失去了知觉，送到医院后8小时昏迷不醒就死了。解剖尸体时发现他的肋骨断了10根，浑身青紫，脑内淤血。法院判处舍列梅季耶夫、舒利平和希巴耶夫4年苦役，而奥尔霍文和帕诺夫只判了1个月的拘留，认为他们犯的只是“欺压”罪……我们就从这个判决开始把事情分析一下。苦役是按刑法典第346条和第1490条第2款判处的。第346条写道：官员在执行职务时造成伤残事故者，应“按所犯之罪”予以最重的刑罚。第1490条第2款规定：将人严刑拷打致死者，应判处8年到10年苦役。等级代表和皇室法官组成的法庭没有予以最重的刑罚，而是把它降低了两等（第6等：8—10年苦役；第7等：4—6年苦役），也就是说，法庭作出的是在情节可以从轻处理的情况下法律所允许的最低刑罚，而且还是最低一等中的最低的年限。总而言之，法庭竭力为被告减刑，甚至超过了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因为它规避了关于“最重的刑罚”的法律。当然，我们决不是想说，“最公正的裁判”应该是10年苦役而不是4年苦役；重要的是凶手被认为是凶手，而且被判了苦役。但是不能不指出皇室法官和等级代表组成的法庭的极其明显的倾向：他们在审判警察局的官员时，是蓄意尽量从宽处理的；而当他们在审判那些有触犯警察的行为的人时，那大家都知道是一贯从严的。［注：顺便再举一件事实，来说明我国法庭是根据什么尺度来惩罚不同罪行的。审判打死沃兹杜霍夫的凶手们以后没有几天，莫斯科军区法庭审判了一个在当地炮兵旅服役的士兵，他在军需库值勤的时候，从那里偷出50条裤子和一些靴用皮。结果被判4年苦役。一个被送交警察局的人，他的生命只值一个哨兵偷的50条裤子和一些靴用皮。在这个奇特的“等式”中，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反映出我们警察国家的整个制度。个人同政权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政权的纪律就是一切……但是，对不起，“一切”只是针对小人物而言的。小贼要处苦役，而大贼，那些侵吞大量公款的大亨、大臣、银行经理、铁路建筑师、工程师、承包人等等，顶多不过是被流放到边远的省份，在那里他们可以靠搜刮来的钱过舒舒服服的生活（如西伯利亚西部的银行盗贼），还可以很容易地从那里逃到国外去（如宪兵上校梅兰维尔·德·圣克莱尔）。］这是派出所巡官先生啊……那怎么能不从宽处理呢？他看到了这个被带来的沃兹杜霍夫以后，显然是吩咐不要带到拘留室，而是先带到士兵室去教训一顿；他也同他们一起用拳头和书（大概是用法典）来打他；他命令毁灭罪迹（洗掉血迹）；他在4月20日夜间向外出回来的区警察局局长穆哈诺夫报告，“在托付给他的区警察局里平安无事”（原话！），——但是他跟那些凶手根本不同，他的过错不过是有凌辱行为，不过是有应判拘留的普通欺压行为。所以这位没有犯杀人罪的绅士帕诺夫先生，现在仍在警察局里供职而且担任警察局巡官的职务，也就不足为奇了。帕诺夫先生不过是把他“教训”平民的那套有效办法从城市搬到了乡村。读者们，请你们凭良心说，巡官帕诺夫是不是可以把法院的判决理解为这样一种劝告：今后要把罪迹掩盖得好一些；要“教训”得不留一丝痕迹。你吩咐洗掉垂死者脸上的血迹，这很好，但是你让沃兹杜霍夫死掉了，老弟，这可太粗心了；以后应该多加小心，并且要牢牢记住俄国的杰尔席莫尔达[113]的最最重要的戒律：“打吧，但不要打死！”在一般人看来，法院对帕诺夫的判决简直是对司法的嘲笑；判决表明一种极其卑鄙的意图，那就是把全部罪名都推在下级警察的身上，庇护他们的顶头上司，而这种野蛮的拷打正是在他的授意和参与下进行的。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个判决是法官们惯用的诡辩的典型，而他们本身也跟派出所巡官差不了多少。外交家说，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法学家也可以说，定出法律就是为了曲解罪行和责任的概念。真的，为了把参与拷打改成有普通的欺压行为，法官需要多么微妙的艺术啊！也许，一个工匠在4月20日早晨把沃兹杜霍夫的帽子打掉了，那他犯的是过失，竟同帕诺夫一样，甚至更轻，不算过失，而是“违反规定的行为”。连参与普通的斗殴（而不是参与拷打无援的人）而造成某人死亡者，所受的惩罚都要比派出所巡官所受的重得多。善于舞文弄法的法官首先利用的一点，就是法律对于在执行职务时进行拷打的人规定了好几种惩罚，让法官可以在两个月监禁和流放西伯利亚之间酌情处理。法官不受正式规定的过分约束，而有一定的伸缩余地，——这当然是一种很合理的原则，所以我国刑法学教授们才不止一次地称颂俄国的法律制度，强调它的自由主义。只是他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要运用合理的法规，就需要有其地位不同于一般官吏的法官，就需要社会代表参加审判和舆论界参加案件的讨论。其次，副检察长也帮助了法庭，他拒绝对帕诺夫（和奥尔霍文）的拷打和残暴行为起诉，只请求法庭惩罚他们的欺压行为。副检察长引用了鉴定人的结论，鉴定人否认帕诺夫特别凶狠和连续不断地打人。可见，法律上的诡辩主义并不怎么奥妙难解：既然帕诺夫打得比别人少，那么就可以说，他打得并不特别凶狠；既然他打得并不特别凶狠，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说他的殴打不算“拷打和残暴行为”；既然不算拷打和残暴行为，那就是说这是普通的凌辱行为。这样处理，皆大欢喜，而帕诺夫先生则仍然是秩序和制度的维护者［注：我们这里有些人不是在法庭和社会面前全盘揭露那些丑恶现象，而是在庭审时掩饰案件真象，或者用充满了漂亮空洞辞藻的通告和命令来敷衍塞责。例如，奥廖尔的警察局长为了重申以前的决定，最近又下了一道命令要各警察局长本人以及他们的副手不懈地教育下级警官，绝对不许在街上拘捕醉汉和把他们扣留在区警察局醒酒时采取粗暴态度和任何暴力行为，要向下级警官说明，保护那些显然会发生危险而自己无法防止的醉汉，也是警察的职责，因此法律规定作为居民最亲近的保卫者和保护者的下级警官，在拘捕和押送醉汉到区警察局的时候，对他们不仅不应该有任何粗暴的和不人道的态度，而且应当想方设法来保护他们，直到酒醒为止。命令告诫下级警官说，只有这样自觉地和正当地对待自己的职责，才能得到居民的信任和尊敬，反之，警官如果对醉汉残酷虐待，或采取与警官的职责不相容的暴力行为（警官应该成为行为端正和作风良好的楷模），则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因此，犯有这种罪行的下级警官，要送交法庭严惩。——讽刺杂志可以画这样一幅画：被宣告无杀人之罪的派出所巡官正在读这道告诫他应该成为行为端正和作风良好的楷模的命令！］……我们刚才提到了社会代表参加审判和舆论界的作用问题。本案件已经大体上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首先，为什么不是由陪审法庭，而是由皇室法官和等级代表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这个案件呢？因为亚历山大三世的政府无情地反对社会上一切要求自由独立的倾向，很快就认为陪审法庭是危险的。反动报刊宣布陪审法庭是“市井小民的法庭”，并且公开对它攻击，顺便说一句，这种攻击直到现在还在进行。政府通过了一个反动的纲领：战胜70年代的革命运动以后，就肆无忌惮地向社会代表宣布，政府认为他们是“市井小民”，是贱民，他们既不能干预法律也不能管理国家，应该把他们从审讯和判决（按照帕诺夫先生们的办法）俄国平民的圣坛上赶走。1887年颁布过一个法律，规定凡是案件中犯法者或受害者为公职人员的时候，一律不由陪审法庭审理，而交由皇室法官和等级代表组成的法庭审理。大家知道，这些和法官同流合污的等级代表都是些没有话的配角，扮演一些可怜的角色，不过是给审讯部门的官老爷们任意决定的事情作作证、画画押而已。这只是贯串在俄国历史整个近代反动时期中的一系列法律中的一个，把这些法律串起来的是一个共同的意图，那就是恢复“牢固的统治”。19世纪下半叶，当局慑于局势，不得不同“市井小民”接触，但是市井小民的成分发生了急遽的变化，那些无知的平民变成了开始意识到自己权利的公民，他们中间甚至还出现了能够为权利而斗争的战士。当局感到了这种情况，于是就惊恐万状地撤退，手忙脚乱地赶紧筑起一道万里长城来保护自己，躲进一个堡垒，任何舆论界的自由意志也传不进去……我有些离题了。总之，由于颁布了这个反动的法律，市井小民不能再审判当权者了。官吏审判官吏。这不仅影响了判决，而且影响了预审和庭审的整个性质。市井小民的法庭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给我国那些浸透了文牍主义的政府机关带来了一股生气。市井小民所关心的不仅是某种行为应该被认为是欺压、是斗殴、还是拷打，应该受到哪一种哪一类的惩罚，而且更关心彻底揭示、公开说明罪行的一切社会政治原因及其意义，从审判当中得到社会道德和实际政策的教育。市井小民希望法庭不是“衙门”，在这里官老爷们根据刑法典的某条某款来处理案件，他们希望法庭是公开的机关，在这里可以揭露现行制度的脓疮，提供批判这个制度因而也是改造这个制度的材料。市井小民由于社会生活实践和政治觉悟提高的推动，亲身体验到一个真理，而我国官方教授们所研究的法学要达到这个真理，则要经历重重困难、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穿过烦琐哲学的各种障碍。这个真理就是：对防止犯罪来说，改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比采取某种刑罚，意义要大得多。正因为这个缘故，反动政论家和反动政府才仇恨、而且也不能不仇恨市井小民的法庭。正因为这个缘故，缩小陪审法庭的权限和限制公开审判，贯穿着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改革后”时期的反动性质在改革我国“审讯部门”的1864年法律生效后的第二天就暴露无遗。［注：赞成陪审法庭的自由派虽然在合法的报刊上反驳反动派，但是他们往往坚决否认陪审法庭的政治意义，竭力证明他们决不是从政治上考虑才赞成社会代表参与法庭的审判工作的。这自然多多少少也是由于法学家们虽然专门研究“国家”科学，他们在政治上却往往考虑欠周。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必须用伊索式的语言来讲话，不可能公开表示自己赞成宪法。］缺少“市井小民的法庭”，就特别明显地影响了这个案件的审理。在法庭上，谁会对这个案件的社会意义感兴趣，把这种意义尽量突出呢？是检察长吗？是跟警察局的关系最密切、对于拘留被捕者和如何对待他们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官吏（有时甚至就是警察局长）吗？我们知道，副检察长甚至拒绝对帕诺夫的拷打行为起诉。是原告人（如果被害者沃兹杜霍夫的妻子出庭为他作证，对凶手们提起民事诉讼）吗？但是，她这样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哪里会知道在刑事法庭中还能提起民事诉讼呢？即使知道这一点，但是请不请得起律师呢？即使请得起，那么能不能请到一位能够并且愿意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件杀害案所揭露的制度上的律师呢？即使找到了这样一位律师，但是象等级代表这样的社会“代表”能不能支持这位律师的“正义感”呢？这是一个乡长，——我想象的是一个地方法庭——他穿着一身乡下人的服装而感到局促不安，不知道把脚上穿的涂了臭焦油的靴子和一双庄稼汉的手放在哪儿好，时而胆怯地向同座的庭长大人瞟一两眼。这是一个市长，他是个大腹便便的商人，穿着一身没穿惯的制服，气喘吁吁，脖子上还佩带一条链子，拚命模仿坐在他旁边的那位穿着贵族礼服、油光满面、派头十足的贵族代表大人的气派。旁边还有一些久经官场、训练有素的法官，象衙门里白发苍苍的书记官[114]，他们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审判市井小民的法庭不配审判当权者。这个环境难道还不会使最雄辩的律师打消说话的念头吗？难道还不会使他想起“不可对……弹琴”这句古老的格言吗？原来他们快马加鞭是希望尽速使案件脱手［注：以前谁也不想赶紧开庭审理本案。尽管案情非常简单明了，1899年4月20日发生的事情直拖到1901年1月23日才开庭。审理真是又迅速，又公正，又宽大！］，害怕把全部丑事揭露出来：紧靠着茅厕居住，久而不闻其臭，一旦要清洗茅厕，不仅本宅住户，而且左邻右舍都会闻到臭气。请注意，有多少自然而然会产生的问题，却没有任何人想去弄清楚。为什么沃兹杜霍夫要去见省长呢？起诉书这个体现起诉机关揭发全部罪行的意图的文件，不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甚至公开抹杀这个问题，说什么沃兹杜霍夫“是在酩酊大醉之中在省长公署院里被巡警舍列梅季耶夫拘捕的”。这甚至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沃兹杜霍夫曾经无理取闹。在什么地方呢？在省长公署的院里！事实上，沃兹杜霍夫是坐马车来向省长控诉的，——这已经调查属实了。他要控诉什么呢？省长公署的侍卫普季岑说，沃兹杜霍夫控诉某某轮船码头不卖给他船票（？）。证人穆哈诺夫（曾任打过沃兹杜霍夫的那个区警察局的局长，现在弗拉基米尔市任省监狱的狱长）说，他听沃兹杜霍夫的妻子说，她和她丈夫在一块喝了酒，他们在下诺夫哥罗德的水上警察局和罗日杰斯特沃区警察局都挨过打，沃兹杜霍夫就是要向省长申诉这种情况的。虽然这些证人的证词里有明显的矛盾，但是法庭竟没有采取任何办法来加以澄清。不这样做，任何人都有充分权利下结论说法庭不想弄清这个问题。沃兹杜霍夫的妻子曾出庭作证，但是谁也没想到去问她，她和她丈夫是不是真的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好几个区警察局里都挨过打？是在什么情况下把他们拘留的？在什么地方打的？谁打的？她丈夫是不是真的要向省长控诉？她丈夫是否还跟别的什么人讲过他的打算？证人普季岑是省长办公室的一个官员，他很可能不愿意听这个并没有喝醉的——但是仍需要去醒酒的！——沃兹杜霍夫对警察局的控诉，就叫喝醉了的巡警舍列梅季耶夫把这个控诉人带到区警察局里去醒酒。对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证人却没有对质。送沃兹杜霍夫去见省长、然后又送他到区警察局的马车夫克赖诺夫，也没有受到讯问，沃兹杜霍夫是否同他讲过为什么要去见省长？他跟普季岑究竟讲了些什么？有没有别人听到他们的谈话？法庭只是宣读了没有出庭的克赖诺夫的简短证词（证明沃兹杜霍夫喝了酒，但是没有喝醉），而副检察长根本没有想到应该让这个重要的证人出庭。如果注意到沃兹杜霍夫是个预备役军士，也就是说是个久经世故、多少知道一点法律和规章的人，在挨了最后一顿致命的毒打之后甚至还向同伴们说：“我要去告”，那么可想而知，他来见省长正是要控诉警察局，证人普季岑则是撒谎，替警察局开脱，而法官和检察长这些奴仆又不想揭穿这一棘手的事件。其次，到底为什么要打沃兹杜霍夫呢？起诉书又是怎么说对被告更有利……就怎么说。居然把“拷打的起因”说成是舍列梅季耶夫往士兵室里推沃兹杜霍夫的时候划破了手。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把平心静气地同舍列梅季耶夫和帕诺夫谈话的沃兹杜霍夫先推进（就算必须把他推进去！）士兵室，而不是推进拘留室呢？把他带去是为了醒酒，——拘留室里已经有好几个醉汉——沃兹杜霍夫后来也来了，那么舍列梅季耶夫为什么在把他“交给”帕诺夫以后又把他推进士兵室里呢？显然正是为了要揍他。拘留室里人多，士兵室里就只有沃兹杜霍夫一个，而舍列梅季耶夫还有其他同事和那位现在“明令调管”第一区警察局的帕诺夫先生前来助威。可见，拷打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早有预谋的。可以推测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被带到区警察局来醒酒的人（即使是举止有礼、心平气和的人），都要先进士兵室去受一顿“教训”，或者是沃兹杜霍夫被弄去挨打正是因为他要向省长控告警察局。报纸上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太简略了，所以很难断定后一种推测是正确的（这种推测决不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预审和庭审当然能够彻底弄清这个问题。自然，法庭根本不会注意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说“自然”，是因为法官们对这个问题的冷漠态度不仅反映了官场上的形式主义，而且反映了俄国人的苟且偷安的观点。“这有什么奇怪！区警察局里打死个把喝醉酒的农夫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这里还有更严重的哩！”苟安的人还会对你说出几十桩令人更为气愤而罪犯却逍遥法外的事情。他们说的虽然完全是事实，但是看法全错了，只能暴露出他们苟且偷安、目光极其短浅。警察使用暴力这种令人极为气愤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难道不正是因为这是每个区警察局的家常便饭吗？我们对特殊案件的愤懑之所以软弱无力，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一贯以冷漠态度来对待“正常”案件吗？在区警察局里殴打一个喝醉酒（说是喝醉酒）的“农夫”，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竟激起这个（本应对此习以为常）农夫的抗议，拼着一条命斗胆去向省长大人提出小民的控诉，——甚至在这种时候还不能使我们的冷漠态度为之激动，这难道不正是一个原因吗？还有另一个原因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件最平常的事情。有人早就说过，刑罚的防范作用，决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有罪必究。重要的不是对犯罪行为处以重刑，而是要把每一桩罪行都揭发出来。从这方面来说，这个案件也是值得注意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俄罗斯帝国，警察局里野蛮地违法打人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注：写到这里，报纸上又登出一件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在俄国的另一端——与地方首府同级的敖德萨，治安法官宣告一个叫M·克林科夫的人无罪。根据派出所巡官萨杜科夫的指控，这个人在区警察局扣押期间骚扰生事。被告和他的4个证人在法庭上提供的情况如下：萨杜科夫把喝醉酒的M.克林科夫押解到区警察局。克林科夫酒醒后请求放他出去。为此，一个巡警竟抓住他的领子打他；接着又来了3个巡警，4个人一起动手，打他的脸、头、胸和肋部。克林科夫在拳打脚踢之下，鲜血淋漓，倒在地上，但是他们打得反而更凶了。克林科夫和他的证人们供称，巡警们是在萨杜科夫的指使下大打出手的。克林科夫被打得不省人事，苏醒后被赶出区警察局。克林科夫马上去找大夫验伤。治安法官建议克林科夫向检察长控告萨杜科夫和巡警们，克林科夫回答说他已经向检察长提出控告了，同时为他的遭毒打作证的有20个人。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见到，M·克林科夫要让法庭审判毒打他的巡警是不会成功的。打了，没有打死，——即使法庭出乎意料地要追究责任，那也不过是大事化小而已。］而能够提到法庭上审判的却寥寥无几。这毫不奇怪，因为犯罪的正是负责任在俄国揭露各种罪行的警察局本身。所以每当法庭不得不揭开掩盖着平常案件的帷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象平常那样，而是要格外多加注意。譬如说，可以注意一下警察是怎样打人的。他们五六个人，干起来凶得象野兽，很多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每个人都有一把军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用军刀打过遭难者。他们都是一些老手，都很知道打人应该怎样打法。用军刀打，就有了物证，而用拳头打，那你就休想证明是在警察局里打的。“他是斗殴时被打的，抓来时就打伤了”，——真是天衣无缝。甚至在这个案件上，也是由于偶然打死了人（“鬼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这个农夫身强力壮，谁能料到会死呢？”），起诉书才不得不根据证人的证词确认：“沃兹杜霍夫来到区警察局以前身体完全健康。”显然，凶手们一口咬定他们并没有打人，说他们把沃兹杜霍夫带到区警察局的时候他已经被打伤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证人是非常困难的。幸而从拘留室通士兵室的那扇小窗户并没有完全挡死：虽然窗玻璃换上了一块有钻孔的洋铁片，并且钻孔也从士兵室里用皮子挡上了，但是用手指一捅，皮子会翘起来，从拘留室里就可以看到士兵室里在干什么。幸亏这点，在庭审时才弄清楚当时“教训”的情况。但是象窗户没有挡死这类糟糕的事情，当然只在上一世纪才能发生；到20世纪，下诺夫哥罗德内城第一区警察局中从拘留室通士兵室的那扇小窗户，恐怕早已挡死了……既然没有证人，那么只要把人弄进士兵室就天下太平了！任何一国的法律也没有俄国的多。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有法律。关于监禁的内容也有专门条例，其中详细写道，只有受特殊监护的特殊处所的拘留才是合法的。看吧，他们是遵守法律规定的：警察局里设有特殊的“拘留室”。但是在送到拘留室以前“通常”都是先“推进”“士兵室”。虽然从整个审讯中可以看出，士兵室就是真正的刑讯室，这已经很明显，但是司法当局根本不想注意这种现象。其实，根本就不要指望检察长会揭露和反对我国警察专制制度的胡作非为！上面我们已经涉及这类案件的证人问题。证人顶多只能是警察局手里的人；外人只能在极个别的场合才能看到区警察局里“教训”人的情况。而警察局手里的证人，警察是可以施加压力的。在这个案件上就是这样。证人弗罗洛夫在他们行凶时被押在拘留室里，在预审时他最初供称，警察和派出所巡官都打了沃兹杜霍夫；后来他撤消了对派出所巡官帕诺夫的指控；在庭审时竟又声明说，警察局里任何人也没有打沃兹杜霍夫，他指控警察局是受谢马欣和巴里诺夫（也是两个被拘留者，是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的怂恿，警察局并没有怂恿他和教他怎么说。证人法捷耶夫和安东诺娃则称，士兵室里谁也没有对沃兹杜霍夫动过一根指头：大家都安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发生任何争吵。大家看到，这又是一种极其平常的现象。司法当局对这种现象还是漠然处之。有一条法律规定，在法庭上捏造证词要受相当严厉的制裁；追查这两个伪证人，就会更加揭露警察的暴戾。那些不幸落入警察魔掌的人（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经常不断地遭到这种不幸），对这种行径几乎是完全无力自卫的，但是法庭所考虑的仅仅是使用哪一条法律，根本不去考虑这种无力自卫的情况。审讯过程中的这一个细节也和所有其他细节一样，清楚地说明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牢固的罗网，这是一个多年的脓疮，要想除掉它就必须根除整个警察专制制度和人民毫无权利的现象。大约35年以前，俄国名作家费·米·列舍特尼科夫曾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在圣彼得堡时他有一次到贵族会议厅去，误以为那里开音乐会。巡警不让他进去，向他大喝道：“瞎闯什么？你是干什么的？”费·米·列舍特尼科夫很生气，愤然答道：“工匠！”这样回答的结果——格·乌斯宾斯基叙述说——是列舍特尼科夫在区警察局里过了一夜，挨了一顿打才出来，钱和戒指也都不见了。列舍特尼科夫在他给圣彼得堡警察总监的申诉书中写道：“谨将此事通知阁下，但绝不为所失之物。仅只不胜冒昧地麻烦您一件事，即饬令警察局长、派出所所长、他们的卫兵和巡警不要打人……人民已经不胜骚扰之苦矣。”［注：见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列舍特尼科夫（生平传记）》一文（《乌斯宾斯基全集》（十卷本）1957年第9卷第59页）。——编者注］俄国作家老早就向京都警察局长大胆表白过的这个小小的心愿，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而且在我国政治制度下永远也不会实现。但是现在，新的强大的人民运动已经引起一切看够了兽行和暴力的正直人们的注意，这个运动正集中力量，要把一切兽行从俄国土地上消灭干净，实现人类美好的理想。近几十年来，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憎恨增多和增强了无数倍。城市生活的发展，工业的高涨，文化的普及，——这一切也引起闭塞的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他们意识到人的尊严，然而警察仍是那样作威作福，蛮不讲理。不仅如此，他们还更加无孔不入地搜寻和迫害他们的新的最可怕的敌人，即一切让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相信自己的力量的东西。为这种意识和信念所鼓舞的人民要消除自己的仇恨，决不应用野蛮的报复，而要靠争取自由的斗争。二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奥廖尔省贵族会议通过了一项有趣的议案，讨论这项议案时展开的争论则更加有趣。事实主要是这样的。省贵族代表米·亚·斯塔霍维奇提出一个报告，建议同财政部门就委任奥廖尔贵族做征税官一事订立契约。在实行酒类专卖的同时，省内拟委任40名征税官，负责征收官营酒店的款子。征税官的报酬每年2180卢布（计薪俸900卢布，车马费600卢布，警卫的工资680卢布）。贵族们要是能弄到这个职位该多好，为此就必须组织协会，必须同国库订立契约。为了代替应缴的保证金（3000—5000卢布），建议每个征税官每年先扣300卢布，用以建立贵族基金，作为对酒类专卖局的保证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议案无疑是很讲实际的，它证明我国最高等级的人对于哪里能揩到公家的油是非常敏感的。但是这样讲实际在许多高贵的地主看来是过分了，太不象话了，是和贵族身分不相称的。于是，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争论非常明显地暴露了对问题的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是实际主义的观点。饭是要吃的，贵族等级入不敷出……这毕竟是一笔收入……难道不要帮助一下穷贵族吗？何况征税官还能有助于人们戒酒！第二种是浪漫主义者的观点。在酒类专卖部门服务，受那些“往往是出身低贱的”仓库管理员的管辖，这比酒店老板能高贵多少呢！？接着就是一连串关于贵族的崇高使命的演说。我们想谈一谈这些演说，但是先不妨指出第三种观点，即国务活动家的观点。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这样做有些可耻，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这是有利可图的。但是有一个办法既可以得到金钱，又可以保持清白。这个办法就是：管理消费税的官员可以任命征税官而不要保证金，那40个贵族则可以由省贵族代表从中活动而获得职位，——不必组织什么协会，订立任何契约，否则也许“内务大臣会把决议搁下以维护整个国家制度的正常状态”。倘若不是贵族代表作了两点非常重要的声明，这个聪明的意见就很可能占上风。这两点声明就是：第一，契约已经提交财政大臣办公会议，办公会议认为这个契约可行，而且原则上表示同意。第二，“单凭省贵族代表的申请不能获得这种职位”。结果报告被通过了。可怜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吃了败仗。可是他们的发言却是多么动听。“迄今为止，贵族总是领导者。报告却建议成立什么协会。这同贵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相称吗？在发现酒店掌柜盗用公款的时候，贵族应该按照征税官的法律去代他站柜台。死也不做这种事！”哟，天哪，人间竟有那么高尚的感情！死也不做酒买卖！可是做粮食买卖好啦，——这倒是高尚的职业，特别是碰上歉收的年头，可以在饥民身上大捞一把。还有一种更高尚的职业，那就是放粮食高利贷，冬天把粮食贷给挨饿的农民，到夏天农民用劳力来偿还，而这种劳力的报酬要比自由价格便宜三分之二。正是在包括奥廖尔省在内的中部黑土地带，我国地主过去和现在一直非常热中于这种高尚的高利贷。但是，为了把高尚的高利贷同不高尚的高利贷很好地区别开来，当然应该放声大叫，贵族去做酒店老板是有失身分的。“我们的使命就是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这已经在有名的沙皇宣言中明文规定，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自私自利的服务是跟这一点不相容的……”“一个等级的祖先曾经立过战功，曾经用自己的双肩担负起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伟大改革的重任，这个等级今后也肯定能够完成它对国家肩负的责任。”是啊，真是大公无私的服务！分封领地，赐予有人居住的庄园，即赏赐大量的土地和农奴，形成大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拥有数百、数千以至数万俄亩土地，而把千百万农民剥削得一无所有，——这就是所谓大公无私的表现。但是特别动听的是关于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就拿农民解放来说吧，——我国高尚的贵族们是怎样大公无私地把农民掠夺得精光的呢：强迫他们赎买自己的土地，强迫他们以高于实价两倍的价格赎买土地，用各种割地的形式把农民的土地攫为己有，用自己的沙地、谷地、荒地来换农民的好地，而现在竟恬不知耻地夸耀这些功绩！“卖酒这一行根本同爱国无关……”“我们的传统不是以卢布作基础，而是以为国效劳为基础。贵族不应该变成交易所的商人。”葡萄是酸的！[115]贵族“不应该”变成交易所的商人，因为在交易所里需要雄厚的资本，但是昨天的奴隶主诸公已经挥霍净尽了。他们大多数虽然没有变成交易所的商人，但是却受交易所的支配，受卢布的支配，这早就是既成事实了。在追逐卢布时，这个“最高等级”早就在搞这样一些高度爱国的事业，如酿造下等烧酒；建立糖厂及其他工厂；参加各种空头工商业企业；同高等的宫廷近臣、大公、大臣等类人物频繁交往，以便获得企业的特许权益和政府保障，以便为自己求得一些施舍，例如，对贵族银行的优惠、砂糖输出奖励金、巴什基尔的小块荒地（竟达数千俄亩！）、有利和舒适的“肥缺”等等。“贵族的伦理带有历史和社会地位的痕迹……”——而且还带有贵族在那里习以为常地欺压和愚弄农民的马厩的痕迹。长期的统治习惯，毕竟把贵族们培养得非常机灵了。他们善于用花言巧语掩饰自己剥削者的利益，愚弄无知的“庶民”。请听下去：“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就算这是一种偏见，但是旧传统不会允许我们促进这种变迁……”纳雷什金先生（坚持国家观点的国务活动家之一）的这段话，显然流露出一种真正的阶级情感。当然，害怕做征税官（或者甚至是酒店老板），这在目前来说是一种偏见，但是，难道不正是由于无知的农民群众的种种偏见，地主在我国农村才得以维持对农民的旷古未闻的无耻剥削吗？本来偏见是会自动消除的；何必要公开缩短贵族同酒店老板的距离而加速消除这种偏见呢？这样就会使农民通过这种对比更快地理解（本来他们也已经开始理解了）一个简单的真理——高尚的地主，同任何农村寄生虫一样，也是些高利贷者、掠夺者和强盗，只不过势力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握有土地，享有世代相传的特权，同沙皇政权关系密切，又精于统治之道，善于用浪漫主义和宽大为怀的成套说教来掩饰自己犹杜什卡[116]的心肠。是的，纳雷什金先生无疑是位国务活动家，他的话体现了治国的才智。我毫不奇怪奥廖尔的贵族“统帅”会用文雅得足以与英国勋爵媲美的措辞来回答他：“我反对的只是在这里听到的一些权威人士的意见，而不是他们的信念，如果我不是确信这一点，那么，反对他们对我来说就是胆大妄为了。”这是真话，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比那位确实是无意中说了实话的斯塔霍维奇先生所设想的还要真实。贵族老爷们——从实际主义者到浪漫主义者——的信念都是一样的。他们都确信他们有“神圣的权利”来占有祖先们所掠夺来的或者掠夺者所赐予的几百几千俄亩土地，确信他们有权利剥削农民并且在国家中做统治者，确信他们有权利大量（不得已时，小量也行）揩公家的油，即搂老百姓的钱。他们仅仅在某种办法是否合适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他们在讨论这些意见时发生的争执，也象剥削者营垒中的一切内部争吵一样，对无产阶级是有教益的。从这些争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整个资本家阶级或土地占有者阶级的共同利益同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利益间的区别；从这些争吵中，往往会泄露出一些一般讲来属于不可告人的秘密。此外，奥廖尔的事件还多少暴露了臭名昭著的酒类专卖的性质。我国官方和半官方报纸，曾希望它带来说不完的好处，既能增加国库收入，又能提高产品质量，还能减少酗酒现象！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收入没有增加，酒价反而涨了，预算也混乱了，整套作法的财政结果也不能精确地算出来了；产品质量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而且政府也未必能使公众特别赞赏不久前各报都刊登的关于新“官酒”“品评”成功的报道。酗酒现象没有减少，偷卖烧酒的地方反而增加了，警察从这些地方得来的收入增加了，居民反对开设的小酒店开设起来了［注：例如，不久以前报纸报道说，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某些村镇早在1899年就作出决定，反对在他们那里开设酒店。现在政府在那些地方实行了酒类专卖，当然，拒绝他们的要求显然还是为了使人民戒酒！］，街上酗酒的现象更加厉害了［注：农民村社因公家垄断而损失大量金钱，就更不在话下了。以前它们从酒店老板那里收费。现在国库剥夺了它们的这种收入来源，却不抵偿一文钱！帕尔乌斯在《饥饿的俄国》（卡·列曼和帕尔乌斯合著《饥饿的俄国。旅途印象、观感和调查》1900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这本颇有价值的书中，公正地称这种现象是对村社金库的掠夺。他说，根据萨马拉省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该省所有农民村社因实行酒类专卖而受到的损失3年（1895—1897年）共达315万卢布！］。而主要的是，建立拥有数百万资本的新的官营事业，建立新的官僚大军，给官吏们为非作歹、巧取豪夺大开了新的方便之门！那些逢迎拍马、勾心斗角、掠夺成性、浪费的墨水如汪洋大海、浪费的纸张如重重高山的官吏，象一大群蝗虫似的袭来了。奥廖尔省的议案是一种尝试，想把多少揩些公家的油这个意图合法化。这种意图已经遍及全省，并且在官吏专权和公众不敢说话的情况下，必然会使全国进一步遭受专横和掠夺之苦。现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去年秋天，报上透露了一则“酒类专卖方面的建筑奇闻”。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建造3座供应全省的酒库，并为此拨款1637000卢布。但结果“确定需要补充拨款250万之巨”［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见1900年9月1日《圣彼得堡新闻》第239号。］。显然，负责经管这项工程的官员们从中捞到的油水总要比50条裤子和几块靴用皮多一些吧！三客观的统计我国政府老爱指责它的反对者（不仅革命者，还有自由派）有倾向性。你们大概看到过官方报刊对自由派刊物（当然是合法刊物）的评论吧？财政部的机关刊物《财政通报》[117]，有时登一些报刊评论，每当作这种评论的官吏谈到我国某一个自由派杂志（厚厚的）对预算、饥荒或政府的某项措施的评价时，总是愤愤不平地指摘这些杂志具有“倾向性”，并说与此相反，应该不仅“客观地”指出“黑暗的方面”，而且也要指出“可喜的现象”。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却也勾画出政府的通常态度，政府通常以“客观”自诩的作法。让我们试着满足一下这些严格的和不偏不倚的评判者的要求。让我们试着作一次统计。我们所要统计的当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这些或那些事实，因为，大家知道，事实总是由一些有偏见的人记录的，而且综合这些事实的又是地方自治机关之类有时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机关。不，还是让我们来统计一下……法律吧。可以设想：任何一个最热心拥护政府的人也不敢断言，有什么统计能比法律的统计更客观、更公正，——因为这只是统计一下政府自己作出的决定，根本不涉及它言行是否一致，决定和执行是否脱节等等。好吧，言归正传。大家知道，执政参议院出版一种《政府法令汇编》，定期公告政府的每项措施。我们就用这些材料来看一看政府在哪些方面制定了法律，发出了指令。就看在哪些方面。我们不去批评当局的那些命令，——我们只来统计一下关于这方面或那方面的“命令”的数目。1月份的报纸，都转载了《政府法令汇编》去年第2905期到第2929期及今年第1期到第66期的内容。从1900年12月29日到1901年1月12日——正好是在两个世纪的交接点上，这期间总共颁布了91条法令和命令。就其性质来说，这91条法令对“统计”倒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其中没有任何特别突出的法律，没有任何足以把其他一切推到次要地位并且给现阶段内政打下特殊烙印的东西。所有这些法令都是不太紧要的，是为经常不断产生的当前需要而制定的。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的常态，而这一点能再一次地保证我们“统计”的客观性。91条法令中有34条，即三分之一以上，涉及的是同样一个问题，即延长各种工商业股份公司偿还或缴纳股金的期限问题。读一读这些法令可以使报纸的读者把我国工业生产部门的名称和各种商店的字号记得清楚一些。第二类法令的内容大同小异，即关于工商业公司章程修改问题。这一类有15条，涉及波波夫兄弟茶叶贸易公司，瑙曼厚纸-油毡生产公司，奥西波夫皮革制造及皮革、厚粗布、亚麻布制品贸易公司等等的章程修改问题。最后，还有11条法令也应该归入这一类，其中有6条是为了满足商业和工业的某些需要（建立社会银行和互贷会，规定作为官方承包工程保证金的有息证券的价格，公布私有车皮运转规章，公布博里索格列布斯克粮食交易所经纪人条例）而颁布的，其余5条是为了在4个工厂和1个矿山增设6个巡警和2个骑警而颁布的。总的来说，91条法令中有60条即三分之二是直接满足我国资本家的各种实际需要和（部分是）保护他们不受工人风潮的影响。无情的数字证明：就日常颁布的法令和命令的主要性质来看，我国政府是资本家的忠实奴仆，它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所起的作用，正象一个炼铁厂厂主会议常设办事处或者砂糖工厂主辛迪加事务所对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所起的作用。无关紧要地修改一下某公司的章程或者延长一下某公司股份偿还期限，这类事情成了特别法令的对象，当然完全是由于我国国家机构的臃肿所致；只要稍微“改善一下机构”就行了，所有这类事情就会转归地方机关处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机构的臃肿、权力过分集中、政府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所有这些都是我国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决不仅仅是工商业方面的现象。因此，比较一下这类或那类法令的数目，很可以大致说明我国政府想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什么，感兴趣的是什么。譬如，私人协会如果不是追求在道义上十分高尚、在政治上十分可靠的赚钱目的，我国政府的关怀就要差得远（如果不把阻挠、禁止、封闭等等意图看作是关怀的表现的话）。在“本统计所涉及的”期间内（本文作者是公务人员，因此希望读者原谅他的官腔），已经有2个协会（弗拉基高加索男子中学清寒学生援助协会和弗拉基高加索教育远足旅行协会）的章程被批准，有3个协会（柳季诺沃工厂员工、苏克列姆利工厂员工及马尔采夫铁路员工互助储金会、忽布种植业第一协会、妇女劳动奖励慈善协会）的章程需要修改也得到了恩准，另颁布有关工商业协会的法令55条，有关其他方面的法令5条。在有关工商业利益方面，“我们”总想不负众望，尽可能促使工商业者结合（是想，但不是做，因为机构的臃肿和无止境的拖拉，把警察国家中“可能办到的事”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在非商业团体方面，我们原则上是赞成以毒攻毒的。忽布种植业协会或妇女劳动奖励协会，——这还没有什么。可是，教育远足……天晓得他们在远足时要谈些什么？是不是会给监察院毫不松懈的监督造成困难？这可不行，要知道火是不能闹着玩的。谈到学校，学校是整整办了3所。是些什么学校啊！坐落在幸福村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殿下领地内的家畜饲养初等学校。所有大公的村庄都应该是幸福的，这一点我早就不怀疑了。现在我也不怀疑，甚至最大的大人物也能真心诚意地关怀和热中于下层群众的教育事业。其次，杰尔加切沃村手工业实习所和阿萨诺沃初等农业学校的章程也被批准了。可惜我们手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查考一下，这些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和……地主经济的幸福村是否也都属于某些大人物。但是，我想到这种调查并不包括在统计者的职责之内，于是也就心安理得了。以上就是表现“政府对人民的关怀”的全部法令。我显然是根据最有利的原则进行分类的。譬如说，为什么忽布种植业协会不算商业协会呢？难道仅仅是因为那里有时可能谈的不完全是商业问题吗？再拿家畜饲养学校来说，其实谁能够弄清这真是一所学校呢，或者仅仅是个设备较好的畜舍？最后一类是表明政府对其本身管理的法令。这类法令比以上两部分要多两倍（22条）。这里涉及的许多行政改革一个比一个激进，如：普拉通诺夫村改称尼古拉耶夫村；修改章程、编制、规则、名单、开会（某些县代表大会）日期等等；增加高加索军区部队属下的产婆的薪俸；确定哥萨克军马的打掌和医疗费用；修改莫斯科一所私立商业学校的章程，修改科兹洛夫商业中学七等文官达尼伊尔·萨穆伊洛维奇·波利亚科夫奖学金规则。我不知道我把最后这些法令分在一类对不对：它们是不是的的确确表明政府对其本身的管理，而不是对工商业的利益的关怀。这就要请读者原谅了，因为统计法令这还是初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试图把这方面的知识提高到严格的科学水平，——还没有人做过，就连俄国国家法教授也不例外。最后，有一条法令，无论是从内容来说，还是从这条法令是政府在新的世纪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来说，都应该列为独特的一类。这条法令就是：“关于扩充供发展及改善皇帝狩猎之用的林区。”这才是无愧于堂堂大国的伟大创举！现在应该作一个总结。统计没有这一步是不行的。为个别的工商业公司和企业颁布的法令和命令达半百之数；行政机关改名和改革的有20条；新成立的私人协会有2个，改组的有3个；为地主培养服务人员的学校有3个；附属于工厂的巡警有6个，骑警有2个。这样丰富多采的立法行政活动将保证我们祖国在20世纪得到迅速的、不断的进步，这难道还用怀疑吗？载于1901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97—428页注释：[112]这几篇时评都是根据报纸上的材料写成的。《打吧，但不要打死》一文取材于1901年1月24日和26日《俄罗斯新闻》第24号和第26号，这两号报纸登了警察在警察局打死农民一案的报道。列宁在本卷第356、364—365页脚注中提到的两个案子，分别见1901年1月31日《莫斯科新闻》第31号和1901年2月1日《俄罗斯新闻》第32号刊登的消息。在《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一文中，列宁利用了1900年10月17日《圣彼得堡新闻》第285号和1900年10月11日《奥廖尔通报》第273号的材料。列宁在《客观的统计》一文中提到的政府法令，引自1901年1月20—28日《莫斯科新闻》第20—28号。——352。[113]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列宁用这个形象来比喻俄国警察专制制度的横暴。——357。[114]衙门里白发苍苍的书记官一语出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剧中青年修道士格里戈里说，编年史家皮敏神父“象衙门里白发苍苍的书记官，安静地注视着义人和罪人，漠不关心地倾听着善与恶，不知道什么叫怜悯，也不知道什么叫愤怒”。——361。[115]“葡萄是酸的！”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狐狸想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没熟，全是酸的！”——371。[116]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372。[117]《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Финансов，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иТорговли》）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1883年11月—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85年1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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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1901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注：看到政府公告时，报纸已经拼版。］（1901年1月）1月11日，各报刊载了国民教育部关于送基辅大学183个大学生去当兵的政府公告，说这是因为他们“结伙闹风潮”。1899年7月29日的暂行条例（这是对大学生和社会人士的一种威胁），颁布后不到一年半就付诸实行了，政府急于要证明采取这种空前未有的惩办措施是正确的，就提出了一大篇起诉书，大肆渲染大学生的暴行。暴行一个比一个厉害。夏天，在敖德萨举行了全国大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纲领，要把全国大学生组织起来，用各种方式对学院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表示抗议。由于这些有罪的政治目的，全体大学生代表被逮捕，文件被没收。但是，风潮并没有平息，反而有所发展，许多高等学校接连不断地闹起了风潮。大学生想要自由地、独立自主地讨论和处理他们的共同问题。学校当局却以俄国官吏历来所特有的冷漠的形式主义态度来对付他们，吹毛求疵，引起他们的极端不满，很自然地促使那些还没有染上苟且偷安这种资产阶级肮脏思想的青年起来反对警察和官僚统治的整个制度。基辅大学学生要求解聘一个接任离校同事职务的教授。学校当局表示拒绝，结果弄到青年们起来“集会和游行示威”，于是才……作了让步。大学生举行集会，讨论怎么会发生两个纨袴子弟强奸一个少女这种丑事（传闻如此）。学校当局判处主要“滋事者”坐禁闭室。他们不服，就被开除了。人群示威似地把被开除的人送到车站。后来又举行了一次集会，大学生一直坚持到晚上，校长不露面，他们就不解散。副省长和宪兵局局长带着一队士兵来了，包围了学校，闯进讲堂，于是把校长请了出来。你们以为大学生是要求颁布宪法吗？不是的，他们要求撤销坐禁闭室的处分，恢复被开除者的学籍。参加集会的人被记下了姓名并打发回家。大学生的要求是温和的、毫无恶意的，政府却惊恐万状，好象斧头已经砍到它维持统治的支柱上了，请想一想这两种情况是多么不相称啊。这种惊恐万状的表现，最明显不过地露出了我国“万能”政府的马脚。这比任何“罪恶的宣言”都更清楚地表明（向一切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108]表明），政府已经感觉到自己是十分不稳固的，它相信只有用刺刀和皮鞭的力量才能压制人民的愤懑而保护自己。积累了数十年经验的政府，确信它的周围堆满了易燃物品，只须一个小小的火星，哪怕只是对禁闭处分的抗议，就足以引起一场大火。既然如此，那显然需要惩一警百：送它几百个大学生去当兵！“让军曹去代替伏尔泰！”[109]这个原则还丝毫没有过时，相反，这个原则注定要在20世纪真正实现。这个新的惩治办法（新就新在它企图复活老早就过时的旧东西），引起了很多的联想和对比。三代以前，在尼古拉时代，送去当兵是一种很自然的处分，它和俄国整个农奴社会制度是完全适应的。当时把贵族子弟送去当兵，是为了要他们服务并取得军官头衔，以改变贵族的自由放任的习气。把农民送去当兵，是要他们长期服苦役，在那里他们将遭到惨无人道的“绿街式的”拷打[110]以及种种折磨。我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已经有25年以上了，这个措施当时受到了赞扬，说它是一个伟大的民主改革。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空谈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无疑是一项民主改革，它打破了等级制，使公民一律平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送去当兵难道可以作为一种惩罚吗？政府把义务兵役制变成一种惩罚，不正表明我们实行的与其说是普遍义务兵役制，还不如说是强制兵役制吗？1899年的暂行条例，把我国酷似欧洲典章的那些规章制度的假面具撕破了，把它们亚洲式的野蛮实质暴露无遗了。其实，我国从来没有实行过普遍义务兵役制，因为出身显贵、有钱有势的人享有的特权，造成了许多例外。其实，我国在服兵役方面，从来没有过什么类似公民一律平等的东西。相反，兵营中充满着极其使人愤怒的无权现象。工农出身的士兵毫无保障，人格受侮辱，横遭勒索，总是被拳打脚踢。有钱有势的人却有种种优待和豁免。难怪送进这个专横暴虐的学校，就成了一种惩罚，甚至是一种近乎剥夺一切权利的非常严厉的惩罚。政府打算在这个学校中教训“暴徒们”安分守己。这个算盘打错了没有呢？俄国这所服兵役的学校会不会变成革命的军事学校呢？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能够读完这个学校的全部课程的。一部分人会被繁重的苦役搞垮，在同军事当局发生冲突中遭到牺牲，另一部分软弱无能和意志薄弱的人则会被兵营生活吓倒，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会在兵营生活中受到锻炼，扩大眼界，缜密地思考和检验一下他们的解放要求。这时，他们会亲身体验到专横和压迫的全部威力，因为他们的整个人格要听凭那些经常有意嘲弄“有知识的人”的军曹去摆布。他们会看到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处境。他们会因每天都亲眼看到凌辱和暴力而感到痛苦，他们会懂得，大学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无端指摘，同人民所受的压迫比起来只是沧海一粟。谁懂得了这一点，谁就会在退役时立下汉尼拔式的誓言[111]：决心和人民的先进阶级在一起，为把人民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而斗争。但是，新的惩罚手段对人的侮辱，同它的残酷性一样使人感到气愤。政府向所有正派的人进行挑战，说那些反对专横的大学生完全是无理取闹，正象它说被流放的罢工工人是品行不端一样。请看看政府的通告吧，其中堆满了不守秩序、骚乱、为非作歹、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这样一些字眼。一方面认定大学生有犯罪的政治目的和提出政治抗议的企图；另一方面却又污蔑大学生是一群无理取闹的分子，需要绳之以纪律。这是对俄国舆论界的一记耳光，因为政府很清楚，舆论界是同情大学生的。而大学生对此唯一恰当的回答应该是：把基辅大学生的威胁变成现实，即在各高等学校的全体学生中组织顽强持久的罢课，要求取消1899年7月29日的暂行条例。但是，应该反击政府的不只是大学生。政府自己使这次事件超出了纯粹大学生的范围。政府求助于舆论界，大肆吹嘘它惩治办法的果断，对一切解放的要求加以嘲弄。各阶层人民中一切有觉悟的分子，如果不想做忍气吞声、甘愿受辱的奴隶，也应该反击这一挑衅。而领导这些有觉悟的分子的，是先进的工人和同他们有紧密联系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阶级不断受到现在同大学生发生激烈冲突的警察专制统治的更大压迫和侮辱。工人阶级已经为自己的解放展开了斗争。工人阶级必须懂得，这个伟大的斗争使他们担负起了伟大的任务，如果他们不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他们就不能解放自己，他们必须首先大力响应一切政治性的抗议并且给以一切援助。在我国有教养阶级的优秀人物中，有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惨遭政府毒手，他们的鲜血证明他们能够跺掉也决心跺掉自己脚上资产阶级社会的灰尘，走到社会党人的行列里来。而一个工人，如果他眼看政府派军队去镇压青年学生而无动于衷，那他就不配称为社会党人。大学生帮助过工大，工人也必须帮助大学生。政府想愚弄人民，说什么提出政治抗议就是无理取闹。工人必须公开声明并且向广大群众说明：这是谎话，暴力的真正来源，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的真正来源，是俄国专制政府，是警察和官僚的专制统治。如何组织这一抗议活动，要由各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人小组来决定。散发和张贴传单，举行各种集会，尽可能邀请社会各阶级的人士参加，——这些都是最切实可行的抗议形式。但是，更理想的是，在那些有巩固的和坚强的组织的地方，能够通过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来组织更广泛更公开的抗议活动。去年12月1日在哈尔科夫《南方边疆区报》编辑部门前的游行示威，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榜样。这家攻击一切追求光明和自由的意向、颂扬我国政府一切暴行的卑鄙报纸，当时正在开庆祝创刊日大会。编辑部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兴高采烈地撕碎了《南方边疆区报》，把报纸系在马尾巴上，用报纸包着小狗，把石块和盛硫化氢的小瓶抛进窗口，并且高呼：“打倒卖身求荣的报纸！”这就是卖身求荣的报纸编辑部和所有国家机关真正应该得到的庆贺。长官赞赏的庆祝大会并不经常召开，但是显示人民制裁力量的庆祝大会倒是应该经常给他们开一开的。政府专横暴虐的任何表现，都是举行这种游行示威的正当理由。现在政府公开宣布惩办大学生，人民也就应该给它来一个公开的回答！载于1901年2月《火星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91—396页注释：[108]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一语出自圣经《新约全书》。耶稣在传道时多次对众人说，有眼可看的人都应当看，有耳可听的人都应当听。意思是说，对于善于观察，用心领会的人，无论什么隐蔽的事物，一听也就明白，一看也就清楚。这里是指明辨是非的人民大众。——347。[109]“让军曹去代替伏尔泰！”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斯卡洛祖勃上校所说的一句话，意即用横暴的军事专制手段去压制和扼杀自由思想和进步文化。——347。[110]“绿街式的”拷打是农奴制俄国军队中对士兵采取的一种残酷的体罚。所谓“绿街”就是让士兵相向而立，排成长长的两行，每人手执绿树枝或棍棒。被罚人上体裸露，双手捆绑在步枪枪托上，被人拖着从两行士兵中间通过，两旁的士兵挨个地抽打他，直到把“绿街”走完为止。这种刑罚在尼古拉一世时代（1825—1855年）特别盛行。——348。[111]汉尼拔（公元前247—183年）是古代迦太基的统帅。他自幼在神殿祭坛前立下誓言，要为击败罗马而献身。在迦太基和罗马争夺地中海霸权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他英勇善战，重创罗马，后战局逆转，自杀殉国。汉尼拔式的誓言就是下定决心、始终不渝的意思。——349。 |
列宁全集第四卷——关于同司徒卢威的协议草案（1901年1月中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关于同司徒卢威的协议草案[107]（1901年1月中旬）社会民主党《曙光》—《火星》社和民主反对派自由社的代表之间达成协议如下：（1）《曙光》社出版属于《曙光》杂志的特刊，名为《时评》，自由社参加该特刊的编辑工作。（2）编辑工作在如下基础上进行：每一方都有权否决另一方的材料和文章。（3）出版大纲：（a）有关政府、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等级机关等的活动的材料和文件［注：用小号字印出的部分是亚·尼·波特列索夫写的。——俄文版编者注］。（b）关于俄国国内社会生活、政府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的文章。（c）内政评论。（4）双方均有责任积极为《时评》提供材料。但是，《曙光》编辑部对自己拥有的上述第3条所列各类材料，当其性质更适合于自己的专门出版物时，可以在这些出版物上刊载。（5）《曙光》社负责《时评》的出版、运送和发行等一切事务。X社方面则支付与此有关的全部费用。（6）如果上述事业停办，《时评》所存的份数由双方平分。附注：《曙光》编辑部有权在《时评》的封面上刊登自己出版物的广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89—390页注释：[107]同司徒卢威的协议草案是在列宁、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同彼·伯·司徒卢威谈判时制订的。这次谈判于1900年12月16日（29日）—1901年2月中在慕尼黑举行，起因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即草案中提到的民主反对派自由社）的代表司徒卢威等人想在国外创办机关刊物《时评》，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并行出版，但与社会民主党不发生公开的关系；《火星报》编辑部也希望通过司徒卢威获得政治材料和通讯稿。在谈判中，《火星报》编辑部要求新刊物《时评》作为《曙光》杂志的附刊出版，期数不得多于《曙光》杂志，《时评》编辑部在平等基础上由《火星报》编辑部与司徒卢威和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组成。在谈判过程中发现，司徒卢威打算利用《火星报》编辑部为《时评》服务，企图把《时评》变成同《火星报》竞争的刊物。在拟定协议草案时，司徒卢威拒绝了《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第7条，即《火星报》编辑部有充分自由利用《时评》获得的一切政治材料。这次谈判以破裂告终。列宁对这次谈判的看法，参看他1901年1月30日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344。 |
列宁全集第四卷——1900年12月29日记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1990年12月29日记事1900年12月29日，星期六，深夜2时。我想把今天同“双生子”［注：指彼·伯·司徒卢威。——编者注］谈话的印象记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会议（阿尔先耶夫，维里卡，双生子＋妻子［注：指彼·伯·司徒卢威的妻子尼·亚·司徒卢威。——编者注］＋我），至少在我的一生中是一次历史性会议。这次会议即使没有总结我生活中整整一个时期，也总结了我生活的整整一页，并且决定了我以后长时期的行动和生活道路。阿尔先耶夫交出工作之初我以为双生子会靠拢我们，会从自己那一方面迈出几步。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产生这个奇怪的错误，大概是因为阿尔先耶夫非常想得到双生子用来“引诱”他的那些东西，即政治材料、通讯等等，“求之愈切，信之愈坚”，所以阿尔先耶夫相信双生子用来引诱他的东西是有可能得到的，他愿意相信双生子的诚意，相信可能很好地同他和睦共处。正是这次会议彻底而不可挽回地推翻了这种信念。双生子完全暴露了他的另一副面孔，暴露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即从最坏的意义上去理解的政治家，暴露了他是一个政客、滑头、奸商和无耻之徒。他是确信我们没有力量才来的，这是阿尔先耶夫本人对这次商谈结果所下的定论，这个定论完全正确。双生子来是因为相信我们没有力量，他来是为了向我们提出投降的条件，他提议的方式非常高明，没有用一个尖锐的字眼，然而却暴露出，最新的“批评派”这种温文尔雅的外衣遮盖着庸俗自由派的粗俗的商人本性。为什么他双生子不愿意干脆做撰稿人，对于我的这个质问（今晚事务性的谈话就是从这个质问开始的），他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他从心理上就不能够为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他的原话）的杂志工作，我们怎能设想，我们骂他，而他还会给我们“写政论性的文章”（原话！），只有在完全平等（显然是批评派和正统派之间的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够谈得上撰稿，在声明［注：见本卷第311—318页。——编者注］发表以后，他的一个同志和朋友[106]甚至不想去会见阿尔先耶夫，而他双生子的态度并不是由声明、甚至完全不是由声明决定的，决定他态度的是，过去他只想做一个“好心的帮手”，现在他不打算以此为限，而想当一个编辑（双生子几乎就是这样说的！！）。双生子的话并不是一下子和盘托出的，关于他撰稿的问题，谈判拖得很久（阿尔先耶夫和维里卡认为拖得太久了），但是从谈判中我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象，就是同这位绅士在一起是什么也搞不成的。后来，他开始坚持自己的提议：为什么不按平等权利创办第三种政治机关刊物，这既有利于他也有利于我们（我们可以从提供的资料中为报纸多少“搞到”一些材料）。他建议，在刊物的封面上不必写上什么社会民主党的字样，也用不着标出我们的名称，我们必须（不是形式上必须，而是道义上必须）向这个机关刊物提供自己所有的一般政治材料。问题已经很清楚，我也就直截了当地说，绝对谈不上创办第三种机关刊物，这里问题在于，应当由社会民主党来领导政治斗争呢，还是由自由派独立地和单独地来领导（我说得更明白更确切）。双生子听明白以后很生气，他说，在我把话说得清楚到值得感谢的程度（原话如此！）以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现在只要谈谈出版文集的问题，——文集也就是第三种杂志（我这样说）。于是双生子说，那就只出版一个现成的小册子好了。我问：哪个小册子？他的妻子用耍无赖的口吻说：问这个有什么用；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决定同意，那我们再谈，如果不同意，那就用不着问了。我问了一下印刷的条件，双生子说：某某出版就成了，不一定要提到你们的名称，除了出版社外，不一定要和你们的名称有联系。我对此也表示反对，开始争辩，要求标上我们的名称，这时，阿尔先耶夫也不同意我的意见，争论就此中断了。最后，——商妥暂时不作决定——阿尔先耶夫和维里卡对双生子还不肯放松，要求他作出解释，同他争论，但是我就再没有讲话，只是在笑（这是双生子看得很清楚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载于192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86—388页注释：[106]指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342。 |
列宁全集第四卷——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1900年11月下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104]（1900年11月下旬）今年春天，在瑞士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联合会分裂了。少数会员，以“劳动解放社”（该社创立了联合会，1898年秋以前负责编辑联合会的各种出版物）为首，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名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多数会员，包括机关刊物《工人事业》的编辑部在内，仍旧称为联合会。1898年春，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承认了联合会是我们党的国外代表。现在国外联合会分裂了，我们应该怎样考虑代表资格问题呢？我们不打算详细研究分裂的原因，而只想指出，目前到处都在严厉指责普列汉诺夫，说他霸占了联合会的印刷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印刷所的负责人只是拒绝把整个印刷所交给已分裂的联合会的某一方，于是双方很快就把印刷所分掉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实是：《工人事业》在争论的实质问题上错了，它错误地否认了“经济派”的存在，采取了错误的策略，不提这一派的极端表现，并且不同这种表现作公开的斗争。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拒绝承认已分裂的组织的某一方为我们党的国外代表，尽管我们丝毫不否定《工人事业》的功绩，它在出版刊物和组织运送书报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前，这个问题应当作为悬案。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国外代表，是国际常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今年秋天召开的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05]上成立的）的俄国委员。被选入委员会的俄国委员有两个：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克里切夫斯基（《工人事业》编辑之一）。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两个派别间还没有和解或达成协议以前，有关俄国代表机关的一切事务，我们打算同格·瓦·普列汉诺夫接洽。最后，我们应该表示意见，说明我们愿意让谁代表俄国在国际常务委员会中担任书记一职。现在，有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幌子下，竭力用资产阶级思想和屈从全副武装的敌人（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来腐蚀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特别需要一个能够顶住逆流、坚决反对思想动摇的人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根据这一原因和上述理由，我们拥护格·瓦·普列汉诺夫担任这个职务。载于1900年12月《火星报》创刊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84—385页注释：[104]格·瓦·普列汉诺夫看了列宁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一文之后，写信给《火星报》慕尼黑编辑部，要求对文章作某些修改，尤其是不要提《工人事业》杂志的功绩问题。列宁于1900年12月11日复信《火星报》日内瓦编辑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文章已按来信意见修改，只是不能删去有关《工人事业》的功绩的话。他认为这样做对他们的反对者是不公平的，这些人对于社会民主党并非只有过失可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339。[105]指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的代表791名。俄国代表团由24名代表组成，在大会上分裂为以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少数派。代表大会注意的中心问题，是与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的瓦尔德克-卢梭政府这一事件有关的“夺取公共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其中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俄国代表团多数派投票赞成考茨基的这个含糊其词的“橡皮”决议案，少数派则支持茹·盖得提出的谴责米勒兰主义的决议案。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建立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的社会党国际局和在布鲁塞尔设立国际局书记处的决议。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由各代表团选派的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须经本国的党组织批准，在批准以前是临时的。——340。 |
列宁全集第四卷——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初）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治任务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这一点在十五六年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声明过；两年半以前，1898年春，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成员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作过这一声明。虽然有过不止一次的声明，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问题，现在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运动中有许多人，对上述问题的解答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们说经济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缩小和限制这些任务，他们甚至声称，要在俄国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言论，只是人云亦云，工人只要进行经济斗争就行了，政治可以让知识分子联合自由派去搞。新信条（臭名远扬的《信条》）的这个最近的声明，竟公开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很幼稚，并且完全否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工人思想报》（特别是《增刊》）所谈的，实质上也是这个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处于动摇时期、怀疑时期，甚至到了自我否定的程度。一方面，工人运动正在脱离社会主义：有人在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但是有关整个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和政治任务，却根本不向工人解释，或解释得很不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在脱离工人运动：俄国社会党人又在纷纷议论，说反对政府的斗争应该由知识分子单独进行，因为工人只能进行经济斗争。我们认为，这些可悲的现象，是由三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活动初期，只进行一些小组宣传工作。等到我们转向群众鼓动工作的时候，有时不免陷入另一极端。第二，在活动初期，我们不得不经常同民意党人进行斗争，来保卫我们存在的权利。民意党人把“政治”理解为脱离工人运动的活动，把政治缩小到只进行密谋活动。而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这种政治的时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竟笼统地把政治推到了次要地位。第三，当社会民主党人分散在地方工人小组内进行活动的时候，没有很好地重视，必须组织革命政党来统一各地方小组的一切活动，并正确地安排革命工作。工作分散占优势的情况，自然同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情况是有关联的。上述的一切情况，使大家热中于运动的一个方面。“经济派”（如果可以说是一个“派”的话）企图把这种狭隘观点，提高为一种专门的理论，为此他们就企图利用那种打起新的旗帜传播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种企图的危险性就是削弱了俄国工人运动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之间的联系。而我们运动的最迫切任务，就是要巩固这种联系。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102]这一伟大遗训。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在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必要性，在理论上早就讲过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结合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形成。这个形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动摇和怀疑，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什么呢？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集中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上的。另一方面，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思想脱离劳动阶级先进人物的现象，在俄国要比其他国家厉害得多，因此俄国革命运动必然软弱无力。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场所会越来越广，工作的方面会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搞运动的人集中力量去解决宣传和鼓动的日常需要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局部任务。这种现象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现象迫使我们特别注意，要使局部的活动任务和个别的斗争手段不致成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要使准备工作不致成为主要的和唯一的工作。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谁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的地位，不使一切局部任务和个别斗争手段从属于这个任务，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并给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们号召革命者依靠某些脱离工人运动的密谋小组的力量，去同政府作斗争；第二种人，他们经常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内容和范围，他们认为只有在工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只有在庄严的场合，用“政治”来款待工人才是可能和适当的，他们过分注意把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化为要求专制制度作个别让步，而不太注意把这些要求变成革命工人政党反对专制制度的有计划的坚决的斗争。“组织起来！”《工人思想报》用各种调子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经济派”的一切拥护者也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我们当然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是一定要补充一句：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只靠一些储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使自己和全体俄国人民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奴隶地位。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表明它能够推举出这样的人物，最近五六年来俄国工人所广泛开展的斗争，表明工人阶级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它表明，追求社会主义、追求政治觉醒和政治斗争的工人，不仅没有因为政府的疯狂迫害而减少，而且还增加了。我们的同志在1898年召开的代表大会，正确地提出了任务，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只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憧憬……我们把党的纲领问题、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以后，就应该坚决着手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对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的看法，已经讲过了，详细阐述这些原则，不是本文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我们打算在最近几号报纸上写一些文章。这是我们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老一辈活动家；我们应该坦白承认这一缺点，应该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活动更加秘密，有系统地宣传活动准则以及蒙蔽宪兵和躲避警察耳目的方法。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的组织，大到可以使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严密的分工。至于策略问题，我们只能在这里谈这样一点：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政府的一次政治胜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个别地区的起义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我们应当记住，为满足个别要求，为取得个别让步而同政府展开的斗争，不过是和敌人的小小接触，不过是小小的前哨战，决战还在后面。我们面对着一座强大的敌人堡垒，从那里向我们发射出雨点般的炮弹和枪弹，夺去了我们的优秀战士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夺取这座堡垒。只要我们能够把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俄国革命者的一切力量联合成一个党，并能使俄国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倾向于这个党，我们就一定能够拿下这座堡垒。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实现俄国工人革命家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伟大预言：“等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就会被粉碎！”[103]载于1900年12月《火星报》创刊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71—377页注释：[102]见注88。——335。[103]工人革命家彼·阿·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句话出自他1877年3月10日（22日）在彼得堡沙皇法庭上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说于1877年第一次刊登在伦敦的《前进》杂志上，后来经许多秘密报刊转载，在俄国工人中广为流传，对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338。 |
列宁全集第四卷——《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1900年10月—11月上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1900年10月—11月上旬）这是一本叙述有名的1900年哈尔科夫五一游行示威的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根据工人自己的记叙编辑而成。这本小册子是当作通讯寄来的，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出版单行本，这不仅因为它的篇幅相当大，而且也为了使它更易于尽可能大量地、广泛地流传。再过半年，俄国工人就要庆祝新世纪第一年的五一节了，因此现在就要注意使下次的庆祝活动能够在尽可能多的城市里展开，能够更加振奋人心，使参加者不仅人数多，而且组织性强，自觉性高，同时还决心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俄国人民的政治解放，从而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发展和为社会主义公开斗争的自由天地。现在就要着手准备下一次的五一游行示威了，而最重要的准备措施之一，应当是介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分析我们整个运动，特别是五一游行示威还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我们怎样弥补这些不足之处，以争取更好的成绩。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表明，庆祝工人的节日，能够变成声势多么浩大的政治性游行示威，要使这种庆祝活动真正成为觉悟的无产阶级伟大的全国游行示威，我们还有哪些不足之处。是什么使哈尔科夫的五月成为著名的事件呢？就是大批工人参加罢工，大街上举行成千上万人的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大会宣布传单中提出的各种要求，这些要求都具有革命的内容，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和政治自由。说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程度，说他们的主要事情应该是纯经济斗争，顶多只能慢慢地、悄悄地加上一部分政治鼓动，目的也不是反对俄国的整个政治制度，而是争取某些政治改良。这种鬼话已经被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彻底驳倒了。但是，这里我们打算着重谈一下事情的另一方面。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俄国工人的政治才能，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对于充分发挥这种才能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哈尔科夫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准备五一游行示威，事前散发了小册子和传单；工人们还拟订了总游行示威和在马场演说的计划。可是为什么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呢？哈尔科夫的同志们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觉悟的工人社会党人“总部”的力量分配不平衡，这个工厂多，那个工厂少；其次，因为工人们的计划“被当局知道了”，当局自然就采取了一切措施来离间工人。结论很清楚：我们缺少一个组织。工人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并且准备跟着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走，但是“总部”还没有能够组织成一个坚强的核心，来合理部署觉悟工人的全部力量，保证工作进行得非常秘密，使事前拟订的行动计划不仅不让政府当局知道，而且也不让组织外的人知道。这个组织应当是革命的组织，它的成员应当非常明确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任务，决心同现行政治制度作百折不挠的斗争，它应当把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教训中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知识和革命经验同先进工人所特有的对工人群众的了解以及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和引导群众前进的本领结合起来。我们首先和主要应当关心的就是这种结合，而不是划分知识分子同工人之间的人为的界限，不是建立“纯工人的”组织。这里我们想起了格·普列汉诺夫下面的一段话：“团结已有的革命力量，是这种活动〈鼓动活动〉的必要条件。小组宣传可以由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彼此不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的人们来进行。当然，没有组织总是会影响宣传的，但是这还不致使宣传不可能进行。而在社会动荡的时代，政治空气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里或那里常常会由于各种各样未能预料的情况而发生越来越多的爆发，预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总之，不进行鼓动，就会落后，——在这样的时代只有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才能对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影响。单枪匹马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最高级的组织——革命组织，才能肩负起革命事业。”（格·普列汉诺夫《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第83页）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正是这样一个由于各种各样情况引起动荡和爆发的时代到来了，如果我们不想“落后”，就应当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善于领导一切个别爆发的全俄组织，从而使即将到来的风暴（哈尔科夫工人在小册子的结尾也谈到这个问题）不致成为自发的风暴，而成为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反对专制政府的自觉运动。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除具体表明我们的革命组织团结不够、准备不够外，还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有实际意义的证明。小册子里写道：“在五一节和游行示威之际，令人意想不到地提出了各种没有经过适当酝酿的实际要求，因此，总的说来，当然注定要失败。”例如，在铁路工厂工人的14项要求中，有11项是在现行政治制度下也完全可以达到的个别的小改善，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消除胡作非为的现象。除这些要求以外，还有三项同它们性质完全一样的要求，如（4）实行八小时工作制，（7）保证五月事件后工人人身不受侵犯，（10）由工人和厂部组成联合委员会来调解双方的种种纠纷。其中第一个要求（即第4项）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要求。显然，提出这项要求，说明先进的哈尔科夫工人懂得要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团结一致。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不应该把这种要求同工头态度要和蔼、工资要提高10％这样一些局部要求混在一起。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的要求，各行各业的工人可以向（而且应当向）他们的业主提出，这种要求是行业性的要求，是个别工种工人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个要求不应向个别业主提出，而是要向国家政权即整个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代表提出，向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一项声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声明。我们应当让工人们了解这种差别，使他们不要把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降低到象要求发给免票或开除守卫那样的水平。一年来，这里那里的工人们经常向业主提出各式各样的局部要求并为其实现而斗争，社会党人在支援这种斗争时，应当随时指出这种斗争要同各国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因此五一节应当成为庄严地宣布工人们意识到这种联系并坚决参加这种斗争的日子。拿成立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要求（第10项）来说，由工人和厂部分别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当然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选举完全自由和代表完全独立。假若那些反对选举厂方走狗、激烈抨击厂部、揭露厂部的一切迫害行为的工人会被开除，那这个委员会还能带来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工人不仅会被开除，而且还会被逮捕。这就是说，要让这个委员会给工人带来好处，第一，必须使代表不受厂方的左右；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成立工人的自由工会，即包括许多工厂、拥有自己的储金会并且能保卫自己的代表的工会。只有在本行业的许多工厂，最好是全部工厂都联合起来的时候，调解委员会才会有好处。第二，必须使工人的人身不受侵犯，也就是说，警察和宪兵不能任意逮捕工人。这项要求即保证工人人身不受侵犯（第7项）已经提出来了。试问，工人能向谁要求到保证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我们认为这是调解委员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呢？只有向国家政权要求，因为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有没有保证，取决于俄国国家的根本法律，甚至取决于俄国的国家管理形式。俄国的管理形式是无限君主制。沙皇专制独裁，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全部高级官员，人民和人民代表无权过问。在这种国家制度下，人身不可能不受侵犯，公民结社，特别是工人结社不可能自由。因此向专制政府要求保证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要求无异于为人民要求政治权利，而专制政府之所以叫作专制政府，正是由于它不给人民政治权利。只有当人民的代表能够参与颁布法律和管理整个国家的时候才有可能保证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现在没有人民代表机关，专制政府一只手给工人一点小小的让步，另一只手又总想把它夺回来。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再一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省长接受工人群众的要求，释放了被捕者，几天之后，彼得堡又下令把几十名工人重新抓起来！省和工厂当局“保证”代表不受侵犯，而宪兵队却把他们抓起来投入单人牢房或赶出城市！这种保证对人民能有什么好处？正因为如此，工人应当要求沙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国民代表会议。今年五一节前在哈尔科夫散发的传单中，曾经提出了这种要求，我们看到一部分先进工人完全了解它的意义。我们应当让所有的先进工人都清楚地了解这种要求的必要性，让他们不仅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宣传这种要求，而且在接近工人和很想知道社会党人和“城市”工人为什么而斗争的各阶层人民中广泛宣传这种要求。今年，在工厂视察员提出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的问题时，只有一个人高呼“要宪法”，由于这个喊声是孤零零的，一个记者多少带点嘲笑的口吻说：“一个无产者放了一炮。”另一个记者干脆说，“在这种场合”这个回答是“半可笑的”（见《工人事业》出版的《哈尔科夫的工人运动》，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总结报告。1900年9月日内瓦版第14页）。老实说，这个回答并没有什么可笑的，可笑的只是这个孤零零地提出的改变整个国家制度的要求同缩短工作日半小时和在工作时间发放工资的要求极不协调。但是这后两项要求同要求宪法之间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能使（我们一定能使）群众都了解这种联系，那么“要宪法！”的呼声就不会只是从一个人口中喊出来，而是从成千上万人的口中喊出来了，那时这个呼声就不是可笑的，而是可畏的了。据说，有人5月份路过哈尔科夫时问一个马车夫，工人要的是什么，马车夫回答说：“他们要求八小时工作和办自己的报纸。”这个马车夫已经懂得，工人是不会满足于一些小恩小惠的，工人希望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希望自由而公开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且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奋斗。但是从他的回答中还看不出他意识到工人是在为全国人民的自由、为他们取得参加管理国家的权利而斗争。当俄国一切工业城市和工人区的工人群众完全自觉和坚定不移地反复提出沙皇必须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的时候，当工人使全体城市居民和一切进城的农民都懂得社会党人的要求是什么，工人是为什么而斗争的时候，人民从警察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伟大日子就为期不远了！载于1901年1月《火星报》出版的小册子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63—370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卷——对华战争（1900年9—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对华战争（1900年9—10月）俄国正在结束对华战争。动员了许多军区，耗费了亿万卢布，派遣了数以万计的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不过，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英勇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的文化击败了中国的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者”在远东的新成就。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只是听不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觉悟工人的声音。但是，这次新的胜利征战的重负，都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从他们中间抽人到遥远的地方去，为了弥补庞大的开支，向他们征收了重税。那么，社会党人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次战争对谁有利呢？俄国政府的政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试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国政府首先想使人相信，它并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它只是在平定暴乱，制服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虽然没有宣战，但是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因为战争毕竟是在进行。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这种掠夺政策通常叫作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式生活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那里销售工业品，牟取重利。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地开到有损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费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迫使当地居民奋起反抗，或者使他们濒于饿死的境地。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印度土著的抗英起义[100]和印度的饥荒，以及现在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101]。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现在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无怪乎出现了瓜分中国的议论。如果按照真实情况，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象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基督教徒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竟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俄国专制政府在1900年8月12日致各国的照会中宣称：俄国军队占领牛庄并且开入满洲境内，是临时性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由于必须击退中国叛民的侵略行动”；“绝对不能说明帝国政府有任何背离自己政策的自私计划”。帝国政府多么可怜啊！它简直象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人们竟冤枉了它，简直太不公平了！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承包人、工程师和军官派到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修筑中东铁路，每天只付给中国工人10戈比的生活费，难道这就是俄国毫无私心的表现吗？但是，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疯狂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对谁有利呢？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承包人有利（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的工厂正在拼命地干，并且增雇成百上千的日工）。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有利。他们所以需要冒险政策，是因为借此可以飞黄腾达，建立“战功”而扬名于世。我国政府为了这一小撮资本家和狡猾的官吏的利益，竟然毫不犹豫地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沙皇专制政府这一次也和往常一样，表明自己是甘愿对资本家大亨和贵族卑躬屈膝的昏官政府。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华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好处。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不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它们就不敢登载任何东西，因此，在对华战争中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没有确切的材料，但是，这次战争的费用高达几亿卢布，这是没有疑问的。有消息说，政府按照一项没有公布的指令，一次就拨出军费15000万卢布，而目前的战费开支每三四天就要耗掉100万卢布。政府肆意挥霍钱财，但是给饥饿农民的救济金却一扣再扣，斤斤计较每一个戈比，不愿意把钱用在国民教育上，它和一切富农一样，从官办工厂的工人和邮政机关小职员等等的身上榨取血汗！财政大臣维特曾宣称，1900年1月1日以前，国库尚存闲置现款25000万卢布，但是现在这笔钱已经没有了，都投入了战争，政府正在发行公债，增加捐税，因财政拮据而缩减必要的开支，停止修筑铁路。沙皇政府面临破产的危险，但它仍然拚命实行侵略政策，这不但需要大量资金，而且有卷入更可怕的战争的危险。进攻中国的欧洲列强，已经在分赃问题上争吵起来了，谁也不能断定这次争吵会怎样收场。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竭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例如煽起对犹太人的仇恨，卑鄙的报纸中伤犹太人，说犹太工人似乎不象俄国工人那样受资本和警察政府的压迫。目前报刊上又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拚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也同样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苦难，他们遭受到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一切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压迫，遭受到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的压迫。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从人民群众所处的那种政治上的愚昧无知中挣脱出来。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煽起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使人民更加贫困，使人民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压迫。沙皇政府不仅把我国人民变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如1849年，俄国军队曾镇压匈牙利革命）。它不仅帮助俄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把工人的双手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团结自卫，而且还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别国人民。要想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迫使政府不要光照顾宫廷奸党的利益。载于1900年12月《火星报》创刊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78—383页注释：[100]指1857—1859年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1857年5月10日，德里东北密拉特城的西帕依部队首先举行起义，随即攻占了德里。不久，印度中部、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以及一部分封建主也参加了起义。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封建主的背叛，这次起义于1859年在英军镇压下遭到失败。但它仍迫使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政策方面作了若干让步。——320。[101]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1910年被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320。 |
列宁全集第四卷——《火星报》编辑部声明（1900年8月下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火星报》编辑部声明（1900年8月下旬）编辑部的话在政治报纸《火星报》出版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们的意图和我们对自己的任务的理解。我们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近几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知识界传播之快，是异常惊人的，而与这一社会思潮相呼应的却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独立产生的运动。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向往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地方性的鼓动小报广为流传，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报供不应求，政府变本加厉的迫害已阻挡不住这个运动了。监狱中拥挤不堪，流放地也有人满之患，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听到俄国各地有人被“抓获”、交通联络站被侦破、书报被没收、印刷所被封闭的消息，但是运动在继续发展，并且席卷了更加广大的地区，它日益深入工人阶级，愈来愈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俄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进程、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将保证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最终冲破重重障碍而向前发展。可是，另一方面，最近时期我们的运动特别明显的主要特点，就是运动的分散状态，即运动的所谓手工业性质：地方小组的产生和活动，相互之间并没有联系，甚至（这一点尤其严重）与一直在同一中心活动的小组也没有联系；没有树立传统，没有继承性，地方书报也完全反映出分散状态，反映出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树立的东西缺乏联系。这种分散状态是不符合波澜壮阔的运动的要求的，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使当前成了运动发展的紧要关头。运动本身迫切要求巩固，要求具有一定的形态和组织，然而这种向运动的高级形式过渡的必要性，远非各地做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所能认识的。相反，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存在着思想动摇的情况，倾心于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伯恩施坦主义”，散布所谓“经济派”的观点，这样就必然力图阻碍运动，使它停留在低级阶段，把建立领导全体人民进行斗争的革命政党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可以看到这一类思想动摇；狭隘的实际主义不从理论上来阐明整个运动，有把运动引上歧途的危险，这都是事实。凡是直接了解我们大部分组织的实际情况的人，对这一点是不会怀疑的。而且有些著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指出《信条》、《〈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或彼得堡“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99]的宣言就够了。《信条》已经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抗议，《〈工人思想报〉增刊》非常露骨地表现了贯串整个《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彼得堡“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的宣言也是本着这种“经济主义”的精神拟就的。《工人事业》断言，《信条》只不过代表极个别人的意见，《工人思想报》的倾向不过是反映了该报编辑部的思想混乱和不通情理，并不是俄国工人运动进程本身的特殊思潮，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与此同时，有一些著作家一直被读者不无根据地认为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在他们的作品中，向资产阶级辩护论的观点转变的迹象愈来愈明显了。这一切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因此，伯恩施坦这个原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个原社会党人才能历数自己的成就，才能在书刊上扬言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多是他的信徒而不受驳斥。我们不想夸大情况的危险性，但是闭眼不看这种危险性，其害处更大；因此我们衷心拥护“劳动解放社”的决定——恢复出版书报的活动，并着手进行有系统的斗争来反对歪曲社会民主主义和把它庸俗化的企图。由此得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斗争。这个任务早就由1898年的代表大会确定了，那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我们既然是这个党的党员，就完全赞同《宣言》的基本思想，而且认为《宣言》的重要意义在于公开宣布了我们党的目的。因此，对我们党员来说，关于当前迫切任务的问题是：为了把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通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必须重新选举中央机构并委托它恢复党的机关报。但是，在我们处于涣散状态的时期，这种简单的办法未必合适。建立和巩固党，也就是建立和巩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而由于上述原因，这种统一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办到的，不是只根据某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经过一番努力。首先，必须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恕我们直言，这种情况目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中还普遍存在；必须用党的纲领来巩固思想一致。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完整地和及时地传递有关运动的消息，正常地向俄国各地供应定期报刊。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组织，建立起俄国的社会主义邮递工作，党才能稳固地存在，党才能成为真正的事实，从而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我们决心要为实现这个任务的前一半，即创办坚持原则的、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的刊物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这是当前运动的迫切要求，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的准备步骤。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还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达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思想上的统一，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公开地全面讨论当前“经济派”、伯恩施坦派和“批评派”提出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基本问题。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不然，我们的统一就只能是一种假象，它会把现存的涣散状态掩盖起来，妨碍彻底清除这种涣散状态。因此很清楚，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大概也没有必要再补充说，我们主张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坚决反对爱德·伯恩施坦、彼·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人首先提出而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虽然在讨论一切问题时我们持有自己一定的观点，但是，我们决不反对同志之间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为了弄清目前各种意见分歧的深度，为了全面讨论争论的问题，为了同革命运动中不同观点的代表、甚至不同地区或不同“职业”的代表不可避免的走极端现象作斗争，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公开展开论战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我们不想一一列举已经列入我们机关报的工作规划的那些问题和题目，因为这个规划本身就是从目前形势下即将出版的政治报纸应该是怎样一种报纸这个总概念产生的。我们将尽量使全体俄国同志把我们的出版物看作自己的机关刊物，在这里，每个小组都来报道一切有关运动的消息，都来介绍自己的经验，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要求，作出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的评价，总之，每个小组都来谈谈它对运动的贡献和在运动中的收获。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可能建立真正是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只有这种机关报才能把运动引上政治斗争的康庄大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要扩大我们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范围，充实它们的内容。”这句话应当成为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近的将来活动的口号，因此我们就把这个口号列入我们机关报的工作规划。我们不仅向社会党人和有觉悟的工人发出号召。我们的号召也是向一切备受现行政治制度压迫和蹂躏的人们发出的，我们为他们提供版面去揭露俄国专制制度的一切丑恶现象。谁把社会民主党理解为一个只搞无产阶级自发斗争的组织，谁就会满足于只搞地方性的鼓动工作和“纯工人的”书报。我们不是这样理解社会民主党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反对专制制度、同工人运动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只有组织成这样一个政党的无产阶级，即现代俄国最革命的阶级，才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把全国一切民主分子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顽强的斗争，彻底战胜万恶的制度，完成历代先人的未竟之业。※※※每号报纸的篇幅约为1—2印张。鉴于报纸在俄国处于秘密状态，出版日期不能预定。我们有各方的支持，——外国的一些社会民主党的著名人士答应为我们撰稿，“劳动解放社”（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直接参加我们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若干组织以及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团体都答应支持我们。1900年作为《火星报》的专页出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54—360页注释：[99]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是经济派的一个小组织，1898年秋在彼得堡成立，只存在了几个月。说明该社宗旨的宣言，所署日期是1899年3月，同年7月刊载于在伦敦出版的民粹派刊物《前夕》杂志。该社还公布过它的章程，印发过几份给工人的传单。列宁在《怎么办？》第2章第3节批判了该社的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312。 |
列宁全集第四卷——“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1900年8月下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1900年8月下旬）我先到苏黎世，是一个人去的，事先没有见到阿尔先耶夫（波特列索夫）。在苏黎世，帕·波·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倾心交谈了两天。象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什么都谈，想到哪说到哪，完全不象谈工作那样。关于工作问题，帕·波·根本谈不出什么来；可以看出，他是倾向于格·瓦·的，因为他坚持杂志的印刷所要设在日内瓦。总的说来，帕·波·很会“阿谀”（恕我用这个词），他说，他们的一切都是和我们的事业联系着的，这使他们获得了新生，“我们”现在甚至有可能来反对格·瓦·的极端态度，——我特别感到，而且后来的全部“原委曲直”也表明，这后一句话特别精采。我到了日内瓦。阿尔先耶夫提醒我说，对格·瓦·必须特别谨慎，分裂[90]使他很激动，而且他很多疑。后来我同格·瓦·谈话时果然立刻就看出，他的确很多疑，神经过敏，而且永远认为自己是最正确不过的。我尽量小心，不去触及“痛”处，但是，时刻这样提心吊胆，情绪当然会十分压抑。有时也发生一些小“摩擦”，例如，格·瓦·一听到多少有助于平息（由于分裂而激起的）火气的一点点意见都要怒气冲冲地加以驳斥。在杂志的策略问题上也发生了一些“摩擦”：格·瓦·总是固执己见，不能够也不愿意好好地考虑别人的论据，而且态度不诚恳，确实不诚恳。我们声明，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宽容司徒卢威，因为他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过错的，我们自己，包括格·瓦·在内，在应当起来驳斥的时候（1895年、1897年）没有起来驳斥。格·瓦·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丝毫过错，只是用一些回避问题而不是说明问题的显然不知所云的论据来支吾搪塞。在未来的编委们之间进行同志般的交谈，使用这种……外交辞令使人感到非常不愉快，例如，为什么要欺骗自己，说什么在1895年他格·瓦·是“奉命〈？？〉不要开火”（向司徒卢威），而他又是习惯于遵命行事（真是这样吗？）。[91]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硬说什么在1897年（当时司徒卢威在《新言论》上说，他的目的是想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他格·瓦·没有起来反对，是因为他完全不理解（其实他永远也理解不了）撰稿人之间怎么能在同一个杂志上进行论战。[92]格·瓦·这种不诚恳的态度令人十分气愤，尤其是因为他竟在争论中竭力把事情说成似乎我们不想和司徒卢威进行无情的斗争，似乎我们想“调和一切”等等。对于在杂志上一般可以进行论战的问题也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格·瓦·表示反对而且不愿意听我们的论据。他对“联合会派”简直恨得不象话了（猜疑他们是奸细，指责他们是投机分子，是无耻之徒，声称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叛徒”“枪毙”等等）。只要稍微暗示一下他也走了极端（例如，我曾暗示公布私人信件[93]这件事，并且暗示这种做法是轻率的），都使格·瓦·暴跳如雷，怒不可遏。显然，他和我们彼此都更加不满了。他的不满表现在，我们拟订了一个阐述出版物的任务和纲领的编辑部声明草案（《编辑部的话》）［注：见本卷第282—291页。——编者注］，这个声明在格·瓦·看来是按“机会主义的”精神写成的，因为其中容许撰稿人之间进行论战，语气缓和，为和平结束同“经济派”的争论留了余地等等。在声明中强调了我们同属一个党并且愿意为党的统一而努力。格·瓦·同阿尔先耶夫和维·伊·一起（当时我还没有来）看了这个声明，他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对意见，只表示希望修改一下词句，把语气加强些，基本内容不变。为此，亚·尼·就把声明留在他那里了。我来了以后，格·瓦·根本没有提起这件事情，过了几天，我到他那里去，他把声明交给我，好象是说：喏，我当众把这个东西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没有遗失。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对声明作他所说的修改。他推托说：这以后也可以作，反正费不了多少时间，不值得现在作。我拿回了声明，自己把它（这只是在俄国起草的一份初稿）修改了一下，并第二次（当着维·伊·）给格·瓦·读了这个声明，这次我就直截了当地要求他拿去修改。他又推托，把这个工作推给坐在他旁边的维·伊·（这简直太奇怪了，因为我们并没有请维·伊·来做这个工作，再说，要她修改，“加强”语气，使声明具有宣言的性质，她也办不了）。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整个“劳动解放社”即格·瓦·、帕·波·和维·伊·以及我们两个人，我们还有一个人[94]缺席）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帕·波·来了，会议也就开始了。谈到我们对犹太人联盟（崩得）的态度问题时，格·瓦·表示深恶痛绝，他宣称这个联盟简直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只不过是一个剥削俄国人的剥削者的组织，他说，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崩得驱逐出党，犹太人全都是沙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俄国的政党就应该是俄国人的党，而不应受“坏种”的“迷惑”，等等。无论我们怎样反对这些不成体统的话，都毫无结果，格·瓦·还是一味固执己见，说我们对犹太人根本不了解，缺乏和犹太人打交道的生活经验。因此对这个问题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在会上大家一起读了《声明》，格·瓦·的态度很奇怪，默不作声，不提出任何修改意见，对声明容许论战这一点也没有表示反对，完全是在回避，真正是在回避，不想参加讨论，只是有时突然冒出一两句恶狠狠的话来，说什么要是他（要是他们，即由他专权的“劳动解放社”）呀，当然不会写出这种声明来。格·瓦·冒出的这些毫不相干的话，特别使我感到不愉快，感到吃惊，明明是编委们在举行会议，可是其中有一位（我们曾两次请他起草声明或对我们的声明提出修改方案）不提任何修改意见，而只是讥讽地指摘说，要是他呀，当然不会写出这种东西来（他是想说，不会写出这种怯弱的、温和的、机会主义的东西来）。事情已经很明显，他和我们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接着（会上比较次要的问题我就不谈了），提出了关于对待博博和米哈·伊万·的态度问题。我们主张有条件地邀请他们（格·瓦·的过激态度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想以此表明我们希望采取另一种态度。格·瓦·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过激态度，使人本能地要反对他，要为他的论敌辩护。维拉·伊万诺夫娜很敏锐地觉察到，格·瓦·的论战方式，常常会引起读者对他的论敌的同情）。格·瓦·冷冰冰地声明他绝对不同意，而且在我们和倾向于赞同我们的帕·波·和维·伊·的相当长的谈话中，他一直傲慢地保持沉默。整个上午气氛都非常沉闷，事情摆得很明白，格·瓦·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是他，要么就邀请这些“无耻之徒”。因此，我和阿尔先耶夫两个人决定让步，并在下午会议一开始就声明，“由于格·瓦·的坚持”，我们放弃自己的意见。这一声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好象我们让步是应该的！）。这种“最后通牒的气氛”（阿尔先耶夫后来这样说）使我们非常恼恨，而格·瓦·想实行绝对统治已是很明显了。以前，我们私下谈论博博时（一天晚上，格·瓦·、阿尔先耶夫、维·伊·和我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经过热烈争论以后，格·瓦·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诸位先生，我不提任何条件，以后我们在会议上再共同讨论这一切问题，一起作出决定吧。”当时这使我很感动。但是，会上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在会上格·瓦·回避同志般的讨论，怒气冲冲地一言不发，用自己的沉默明显地“提出了条件”。我觉得这清楚地表现出他的不真诚（虽然我不是立刻就产生如此明确的印象）。阿尔先耶夫直截了当地说：“我绝对忘不了这次对他的让步！”到了星期六，我记不清那天白天谈的是什么，晚上我们大家一起走路时又发生了新的冲突。格·瓦·说，应当约某人（这个人在报刊上还没有露过面，但是格·瓦·却把这个人看作哲学的天才。我不认识这个人，只知道她盲目崇拜格·瓦·）[95]写一篇哲学方面的文章，格·瓦·还这样说：我要建议她文章一开头就批评考茨基——考茨基这个家伙已经成了一个“批评派”了，他准许《新时代》[96]登载“批评派”的哲学论文，而不给“马克思主义者”（即普列汉诺夫）以充分的篇幅。阿尔先耶夫听到这种激烈反对考茨基（他已被聘请为杂志的撰稿人）的做法，非常气愤，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不恰当。格·瓦·绷着脸很不高兴，我同意阿尔先耶夫的意见。帕·波·和维·伊·默不作声。半小时后，格·瓦·走了（我们送他上船），在临别的时刻他还是脸色阴沉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他走后，我们大家立刻松了一口气，又“很融洽地”谈了一阵。第二天是星期日（今天是9月2日，星期日。就是说这不过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而我却觉得已经事隔如年了！距今已经很远很远了！），会议决定不在我们别墅举行，而在格·瓦·那里举行。我们到他那里去了，——阿尔先耶夫先到，我是后到的。格·瓦·派帕·波·和维·伊·对阿尔先耶夫说，他格·瓦·不参加编辑工作，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撰稿人。帕·波·走了，维·伊·十分慌张，不知如何是好，她对阿尔先耶夫嘟哝着说：“若尔日不满意了，他不想……”这时我来了。是格·瓦·给我开的门，他脸上露出一丝莫名其妙的微笑，和我握了握手就走开了。我走进维·伊·和阿尔先耶夫在的那个房间，他们的神色很奇怪。我就问：二位，怎么啦？这时，格·瓦·进来叫我们到他的房间里去。在那里他声明说，他最好还是做一个撰稿人，普通的撰稿人，否则老是要发生摩擦，他对问题的看法显然跟我们不同，他理解和尊重我们党的观点，但是他不能采取这个观点。最好我们做编辑，他做撰稿人。我们一听都楞了，真是楞了，表示不同意。这时格·瓦·就说：好吧，如果在一起，那么我们怎么表决呢？一共几个人？——六个人。——六个人不合适。维·伊·帮腔说，“那么就算格·瓦·两票，否则他总是孤立，策略问题上两票”。我们同意了。这样权柄就落入了格·瓦·手中，他立刻以编辑的口吻来分配杂志的各个专栏和文章，以不容反驳的口吻要在场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负责这一栏或那一栏。我们都很沮丧地坐着，无可奈何地一概同意，还来不及弄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觉得自己做了傻瓜，我们的意见愈来愈软弱无力，而格·瓦·则愈来愈轻易地和漫不经心地“丢开”这些意见（不是反驳，而是丢开），“新的制度”实际上完全等于格·瓦·的绝对统治，格·瓦·非常清楚这一点，老实不客气地统治起来，对我们也不大尊重了。我们已经意识到上了一个大当，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可是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刚刚下船回别墅去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发作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格·瓦·大骂了一通。但是，在叙述这些责骂的内容及其后果以前，我想先稍微离开一下本题，然后再回过来谈。普列汉诺夫想实行绝对统治（不管实行统治的形式如何）为什么使我们这样气愤呢？因为从前我们总是这样想：我们将担任编辑，而他们则是最直接的参加者。我主张一开始（还是在俄国）就这样正式提出这个问题，阿尔先耶夫主张不要正式提出，认为最好还是“好好商量”（结果会是一样的），——我同意了。但是，我们两个人都一致认为编辑必须由我们担任，因为“老头子们”太执拗，况且他们不可能认真细致地进行繁重的编辑工作。我们就是根据这些理由作出决定的；至于他们的思想领导，我们是完全愿意接受的。在日内瓦我同普列汉诺夫的亲密青年同志和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组员[97]，普列汉诺夫的老拥护者，为普列汉诺夫忠心耿耿地工作的人，不是工人，而是工作人员，普通的办事人员）谈过话以后，我（和阿尔先耶夫）确信事情正应当这样安排。这些拥护者自己对我们毫不隐讳地说，编辑部设在德国最合适，因为这可以使我们不受格·瓦·的牵制，如果让老头子们掌握实际编辑工作，就会造成可怕的拖延，弄不好还会使事业遭到失败。阿尔先耶夫也根据这些理由坚决主张设在德国。刚才我在叙述“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的时候，谈了新历8月26日（星期日）晚上我们回家时的情况。我们刚一下船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就大发了一通牢骚。我们真是怒不可遏，由沉闷转为大发雷霆。我们在村子里来回走着，一直到深夜，夜是漆黑的，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我们一边走一边发脾气。记得是阿尔先耶夫一开口就说，他认为他和普列汉诺夫的私人关系，从此破裂，而且永远也不会恢复。他说，公事上可以保持往来，但我和他的私人关系就到此为止。他这样侮辱人，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对我们有非常“卑鄙的”想法（即他已暗自把我们看作野心家）。他蔑视我们，等等。我完全支持这些指责，我对普列汉诺夫的“爱戴”全然消失了，我非常悔恨，非常伤心。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这样由衷地、深深地尊敬过一个人，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这样“顺从”过，因而也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而事实上我们恰恰是遭到了打击：他们象吓唬小孩子那样吓唬我们，说大人要把我们丢下不管，等我们害怕了（多么可耻啊！），就极其无礼地把我们推到一边。现在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普列汉诺夫上午不参加编辑工作的声明，不过是为幼稚的“毛孩子”设下的圈套，预先想好的一着棋，一个陷阱。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因为，假如普列汉诺夫真的怕参加编辑工作，怕妨害事业，怕在我们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摩擦，那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转眼就暴露出（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他所谓参加编辑完全等于他独自编辑。我们想同一个人密切地共事，同他亲密无间地交往，而这个人却用预先想好的一着棋来对待同志，这个人无疑不是好人，实在不是好人，他那种个人的渺小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很强烈，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这个新发现——这在我们看来真是一个新发现！——对我们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以前我们两个人都很爱戴普列汉诺夫，象对待自己爱戴的人那样处处原谅他，对他所有的缺点都不去注意，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些缺点是不存在的，都是一些琐屑小事，只有那些不重视原则的人才注意。而现在我们自己不得不深深相信，这些“琐屑的”缺点能够使最忠实的朋友疏远，而无论怎样相信他理论上正确都使人忘不了他那令人厌恶的品质。我们无比地愤怒：理想人物被打垮了，我们痛快地践踏这个被推倒的偶像，无所顾忌地进行最尖锐的申斥。我们决定不能这样下去！我们不愿意、不会、也不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一起工作。别了，杂志！我们要抛开一切回到俄国去，在那里再从头做起，只办一个报纸。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人手下当卒子；他不允许有同志关系，而且也不懂得同志关系。我们不敢自己担负编辑工作，而且现在我们也讨厌这样做，这样做就真好象我们纯粹是在追求编辑的美差，好象我们是野心家，好象我们也有这样的虚荣心，只不过在程度上差一些罢了……我们当天晚上的心情是很难确切描述的，我们的心情是多么复杂，多么沉重，多么混乱啊！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我们彻底放弃了一项我们象对待爱子一样倾注了多年心血的事业，一项同我们至关重要的全部工作密切相关的事业。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过去爱戴普列汉诺夫，假如我们不是那样爱戴他，而是比较清醒、比较冷静，对他的看法稍微客观一点，那我们对他就不会这样，我们也就不会遭到这种真正的破产，这种“精神上的洗劫”（这是阿尔先耶夫十分准确的说法）。这是一次最辛辣的人生的教训，是辛辣和沉重得令人痛心的教训。几位年轻的同志对一位年长的同志“献殷勤”是出于对他的深深的敬爱，可是他却突然把勾心斗角的气氛带进来，使他们感到自己不是小弟弟，而是让人愚弄的傻瓜，是任人摆布的卒子，甚至是必须大肆恐吓和压制一下的无能的野心家。于是满怀爱戴之情的年轻人从自己所爱戴的人那里取得了一个沉痛的教训：对一切人都“不可过于动感情”，必须胸怀戒心。在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好多好多这类伤心的话。当然突然的破产不免使人有所夸大，但基本上这些伤心之谈还是正确的。我们热中于爱戴他，实际上当了奴隶，当奴隶本来是不体面的事情，而正因为是“他”本人使我们亲身尝到了奴隶的滋味，我们就更加懊丧百倍……我们终于各回房间睡觉去了，并且下定决心明天就向普列汉诺夫表示我们的愤慨，决定放弃杂志，离开这里，只办一个报纸，把用于杂志的材料出版小册子，我们想，事业不会因此受到损失，而我们却可以避免和“这个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了。第二天我醒得比往常早，是帕·波·上楼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把我吵醒了。他敲阿尔先耶夫的房门，我听到阿尔先耶夫应了一声，开了门。当时我想，阿尔先耶夫有没有足够的勇气立刻把这一切都谈出来呢？最好是立刻谈出来，必须立刻谈出来，不要拖延。我洗漱完毕，穿好衣服，就到阿尔先耶夫的房间去了。他正在洗脸，阿克雪里罗得坐在安乐椅上，脸拉得长长的。阿尔先耶夫对我说：“某某，我已经对帕·波·说了，我们决定回国，我们认为事情这样办不行。”我当然完全同意和支持阿尔先耶夫的意见。对阿克雪里罗得，我们一点不客气，什么都说了，阿尔先耶夫连我们怀疑普列汉诺夫把我们看作野心家都说了。阿克雪里罗得有些同情我们，他无可奈何地摇着头，显出一副惶惑不安、不知所措的样子，但马上又断然提出异议，叫嚷说，这就不对了，普列汉诺夫有各种缺点，但是绝没有这个缺点，这样就不是他对我们不公道，而是我们对他不公道了。本来他打算对普列汉诺夫说，“你看，你是怎么搞的呀，你自己去对付吧，我可不管”，而现在他决定不说了，因为他发现我们也不公道。他这些话当然对我们没起多大影响。当可怜的帕·波·确信我们决心已定的时候，他的样子简直尴尬极了。我们一起出来，想去通知维·伊·。可以预料，她听到“分裂”（可是事态发展的结果正是分裂）的消息一定会特别难过的。阿尔先耶夫在头一天晚上对我说过，他甚至担心，非常担心她会自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三个人走出来时的心情：我想，“我们象是在送葬”。真的，我们象是在送葬，默默无言，眼睛看着下面，被荒谬的、毫无道理的和莫名其妙的损失搞得垂头丧气。真该死！经过长期的苦难和挫折之后，情况正在好转，突然刮来一阵旋风，又把一切都吹垮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就象一个亲近的人刚刚去世时不敢相信一样］，难道是我，普列汉诺夫的一个狂热的崇拜者，现在竟这样恶狠狠地议论他，冷冰冰地咬着牙准备去对他说出那些冷酷无情的话，几乎是向他宣布“绝交”。难道真会是这样吗？难道这不是一场噩梦，而竟是现实吗？就是在和维·伊·谈话的时候，这种感受也还没有消失。她并没有显出特别激动的样子，但是可以看出，她感到非常压抑，她一再请求，几乎是哀求说，我们能不能放弃自己的决定，我们再也不能试一下了吗？可能实际上没有这样可怕，在工作中关系可能会好起来，在工作中他那种令人厌恶的性格就不会如此明显了……听到这样一个人的由衷的请求，简直令人难过到极点，她对普列汉诺夫虽然唯命是从，但是她是一个绝对真诚的、对事业满腔热忱的人，是一个以“奴隶的英勇精神”（阿尔先耶夫的说法）戴着普列汉诺夫精神枷锁的人。这种气氛简直使我难过得险些落下泪来……在送葬时，谈起如何惋惜，如何绝望……的话来，最容易使人伤心落泪。我们离开了帕·波·和维·伊·。吃过午饭以后我们向德国发了信，说我们就要到那里去，把机器停下来，为了这件事甚至还发了电报（还是在和普列汉诺夫谈话以前！！），我们谁也没有怀疑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做。午饭后在约定时间我们又去看帕·波·和维·伊·，普列汉诺夫应该已经在他们那里了。我们到达时，他们三个人都走了出来。我们默默地打了招呼，——而普列汉诺夫竭力想说些不相干的话（我们请帕·波·和维·伊·预先通知了他，所以他全都知道了）——走进房里坐下来。阿尔先耶夫先开口，沉着地、冷冷地和简略地说我们觉得实在不可能在昨天确定的那种关系下进行工作，决定回国去同那里的同志们商量一下，因为我们不能擅自决定，杂志的事，只好暂时放弃。普列汉诺夫非常沉着，很有自持力，显然完全能控制自己，丝毫没有帕维尔·波里索维奇或维拉·伊万诺夫娜那种局促不安的表现。［这种尴尬的场面他才不在乎哩！我们看着他生气地这样想！］他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阿尔先耶夫说，“我们处在最后通牒的气氛中”，并且对这句话进一步作了一些说明。普列汉诺夫紧逼着问我们：“你们害怕什么呢？怎么？难道出了第1期以后，第2期我就会向你们举行罢工吗？”他以为我们不敢说这话。但是，我也冷冷地平静地回答说：“这和亚·尼·说的有什么不同呢？他和您说的就是一回事。”普列汉诺夫显然有些不自在了。他没有料到会有这种口吻，这样冷淡的态度和这样直率的指责。他说：“既然已经决定要走，那再谈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的处境很难，你们一切都是凭印象，此外什么也没有了，在你们的印象里我是一个坏人。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想转移这个“令人难堪的”话题，因而说道，我们的过错可能在于，没有探明深浅就蹚水过河。普列汉诺夫回答说：“不是的，坦白地讲，你们的过错在于，你们（也许阿尔先耶夫的神经过敏起了作用）把那种丝毫不值得注意的印象看得太严重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么暂时只出一些小册子吧。普列汉诺夫生气地说：“我没有想过搞小册子，现在也不想搞。别指望我了。你们既然要走，我也不会闲着不做事，在你们回来以前我可能去做别的事情了。”后来我想起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声明，对它进行了全面分析，我认为再没有比这个声明更使他在我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了。这是一种公然的威胁，一种很失策的恐吓，只能把普列汉诺夫“置于死地”，因为它暴露出他对待我们的“策略”是：对他们只要狠狠恫吓一下就行了……但是，我们对这种威胁毫不在意。我只是默不作声，心里想：好吧，你做绝了，那好，既然是交战，就按交战办事。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当初了，一夜工夫就已脱胎换骨了，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你就是个傻瓜。普列汉诺夫看到威胁不成，就又试用另外一种花招。除了花招还能叫什么呢，因为没过几分钟他马上就改口说，对他来说，和我们分裂无异于完全放弃政治活动，说他放弃政治活动后就去从事学术性的、纯学术性的写作，因为同我们都不能共事，那同别人就更难了……吓唬不成，吹捧也许管用！……但是恐吓以后，这只能令人厌恶……谈话很简短，事情并不顺利；普列汉诺夫看到这种情况，就转过话题谈俄国人在中国的暴行，但几乎是他一个人说话，不久我们就散了。普列汉诺夫走后，同帕·波·和维·伊·的谈话就索然无味和无关紧要了。帕·波·转弯抹角地说话，竭力向我们证明普列汉诺夫也很难过，如果现在我们就这样走了，我们会感到内疚的，等等。维·伊·在同阿尔先耶夫的促膝交谈中，承认“若尔日”总是这样的，承认她自己有“奴隶的英勇精神”，认为如果我们走的话，“这对于他是一个教训”。当晚余下的时间，我们过得很无聊，很沉闷。第二天，新历8月28日，星期二，我们应该去日内瓦并转赴德国。一向晚起的阿尔先耶夫清早就把我叫醒了。使我惊讶的是，他说，他没有睡好，他想出了最后一个可行的方案，至少可以勉强挽回僵局，不致因私人关系破裂而断送重要的党的事业。我们出版一个文集，好在材料已经有了，同印刷所也联系好了。在目前编辑关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暂时先出文集，以后再说，因为从文集转为杂志或小册子都是很容易的。如果普列汉诺夫还要犟下去，那就滚他的吧，反正我们自己知道，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去通知帕维尔·波里索维奇和维拉·伊万诺夫娜，路上碰到了他们，他们正好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地同意了，帕·波·自告奋勇去同普列汉诺夫商谈并且要促使他同意。我们到日内瓦同普列汉诺夫进行了最后的商谈。从他谈话的口气看，我们之间似乎只不过是由于急躁而发生了一点可悲的误会，他关心地问起阿尔先耶夫的健康，几乎要拥抱他，阿尔先耶夫差一点没有闪开。普列汉诺夫同意出版文集。我们说，关于编辑工作的组织问题可以有三种方案（1.我们是编辑，他是撰稿人；2.大家都是编辑；3.他是编辑，我们是撰稿人），我们要在俄国讨论这三个方案，拟出一个草案，带到这里来。普列汉诺夫声明，他坚决拒绝第三个方案，坚决主张完全取消这个方案，至于前两个方案他都同意。最后我们商定：在我们提出新的编辑制度的方案以前，暂时先保留旧的制度（即六个人都是编辑，其中普列汉诺夫占两票）。接着，普列汉诺夫表示希望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不满意。我提出，如果我们今后能多考虑一下将来而不要追究过去，那会更好些。但是普列汉诺夫坚持说，应搞清楚。于是几乎只是普列汉诺夫和我两个人的谈话就开始了——阿尔先耶夫和帕·波·没有说话。谈话是在相当心平气和的、甚至完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普列汉诺夫说，他觉得，阿尔先耶夫好象是因为他在司徒卢威问题上表示拒绝而生气了。我说明，相反，是他向我们提出了条件，违反了他以前在树林中所作的不提任何条件的声明。普列汉诺夫辩白说，当时他不发表意见并不是提条件，而是他认为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我谈到必须容许争论，在我们之间必须进行表决，普列汉诺夫同意后一点，但是他说：在枝节问题上当然可以进行表决，而在基本问题上不行。我反对说，恰好这两种问题往往很难分清，恰好在问题的划分上编辑之间必须进行表决。普列汉诺夫固执地说，这就是凭良心的事情了，基本问题和枝节问题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表决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即编辑之间在划分基本问题和枝节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进行表决的问题上，我们弄僵了，再没有前进一步。普列汉诺夫使出了他善于举例、比喻、逗笑和引证的全副本领，使人不禁发笑，但就是把问题压下了，不直截了当地说一个“不”字。我已有了明确的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能让步，不能放弃自己的“个人主义”和“最后通牒”，因为他在这种问题上不会跟你表决，而只会向你提最后通牒。当天晚上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任何“劳动解放社”的人。我们决定，除了最接近的几个人以外，不对任何人提起所发生的事情，决定保持外表上的体面，——以免敌人高兴。在表面上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整个机器还得象过去那样继续运转，而只是里面有一根弦断了，公事公办的干巴巴的关系开始代替友好的私人关系，并且时刻记住：欲求和平，先得备战。谈一谈那天晚上我和普列汉诺夫的一个挚友和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组员的谈话，是很有趣的。我一句也没有向他透露所发生的事情，我只说，杂志的事已筹划好了，文章也确定了，现在只剩干了。我和他谈到怎样具体安排工作。他郑重地表示，老头子们绝对不能搞编辑工作。我谈到“三个方案”，并且直率地问他：您认为其中哪一个最好？他直截了当地、毫不犹疑地回答说：第一个方案（我们是编辑，他们是撰稿人）最好，那样的话，大概杂志是普列汉诺夫的，报纸是你们的。我们离开所发生的事情愈久，对这件事情就愈心平气和，并且确信：撂挑子是毫无道理的，目前我们用不着害怕担负编辑工作（文集编辑工作），而这个工作正是必须由我们来担负，否则就绝对没有任何可能使机器正常运转，也没有任何可能使事业不至于因普列汉诺夫爱拆台的“品质”而断送掉。9月4日或5日我们到达某地[98]时，已经拟好了我们之间正式关系的草案（还是在路上，在火车上我就开始写这个草案了），按照这个草案，我们做编辑，他们是在一切编辑工作问题上都有表决权的撰稿人［注：参看《协议草案》一文（本卷第292页）。——编者注］。还决定先同叶戈尔（马尔托夫）一起讨论这个草案，然后再交给他们。火星开始有希望重新燃烧起来了。载于192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34—352页注释：[90]指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联合会的核心）同拥护经济主义的青年派之间发生的分裂。——293。[91]格·瓦·普列汉诺夫声称他1895年似乎是“奉命”不向彼·伯·司徒卢威“开火”，这是企图为他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修正主义言论采取调和态度辩护。实际上正是当1895年列宁在日内瓦和苏黎世期间，他同列宁在如何对待自由派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当时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坚持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支持俄国自由派的立场，而指责列宁对自由派的批评太严厉。普列汉诺夫对列宁说：“您背向自由派，而我们面向自由派。”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不仅不批评司徒卢威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观点，反而加以袒护，是不对的。——294。[92]看来是指彼·伯·司徒卢威在1897年《新言论》杂志第8期发表的《再论自由和必然性》一文中，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这件事。参看列宁1899年6月27日（7月9日）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294。[93]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1900年）中发表崩得分子采·莫·科佩尔宗和经济派分子叶·德·库斯柯娃的三封私人信件同其他文件一事。但列宁对《指南》的政治意义评价极高，认为它的全部实质是向“信条主义”和“库斯柯娃主义”的可耻原则宣战。——294。[94]指尔·马尔托夫（尤·奥·策杰尔包姆）。列宁和亚·尼·波特列索夫同劳动解放社谈判时，他在俄国南方。1901年3月他才出国。——297。[95]看来是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笔名正统派）。《曙光》杂志刊登了她反对修正主义者尼·亚·别尔嘉耶夫和彼·伯·司徒卢威的两篇文章。——299。[96]《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99。[97]指参加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一些人，他们在1900年4月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和联合会的机会主义多数断绝关系，同劳动解放社一起建立了名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301。[98]即纽伦堡。列宁参加《火星报》小组和劳动解放社举行的会议后，在从日内瓦赴慕尼黑的途中，曾经过这个城市。——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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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协议草案（1900年8月下半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协议草案（1900年8月下半月）1.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同俄国出版《曙光》文集和《火星报》的小组鉴于双方的基本观点相同、实际任务一致，决定缔结同盟。2.两个小组在以下两方面全力互相支援：第一，在出版书报方面。“劳动解放社”直接参加《曙光》文集和《火星报》的编辑工作［注：参加的条件由专门协议[89]另行规定。］；第二，在运送和发行书报、扩大和巩固革命联系以及筹集资金方面。3.“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和《火星报》特派员是《火星报》小组的国外代表。4.国外寄给《火星报》小组的邮件，可按“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地址投递。如国外有《火星报》小组的组员，则所有通讯稿都应寄给他。如果在国外没有任何《火星报》小组组员，则由“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和《火星报》特派员负责这一事务。载于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53页注释：[89]下面的文件可能就是这里谈到的专门协议：“1.《曙光》文集和《火星报》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出版和编辑，劳动解放社参加编辑工作。2.在编辑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编辑部应把一切原则性的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文章通报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3.劳动解放社成员参加一切编辑问题的表决。当他们在编辑部所在地时，就亲自表决；当把文章通报他们时，采用书面方式表决。4.编辑部同劳动解放社发生意见分歧时，必须全部刊登劳动解放社的或其每个成员的不同意见。5.本协议只应公布第1项。1900年10月6日”这个文件是打字稿，没有标题和签字。封套上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字：“早期文件。关于出版《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的合同。”文件存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292。 |
列宁全集第四卷——《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1900年3月底—4月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火星报》[83]和《曙光》[84]编辑部声明草案（1900年3月底—4月初）在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机关刊物——科学政治杂志和全俄工人报出版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们的纲领，我们的意图和我们对自己的任务的理解。我们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显然，一切情况都说明我们的运动已进入一个紧要阶段：运动蓬勃发展，俄国各地都长出了茁壮的幼苗，现在，运动迫切要求巩固起来，要求采取更高级的形式，要求具有一定的形态和组织。的确，近几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知识界传播之快，是异常惊人的，而与这一社会思潮相呼应的却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完全独立的自发运动。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他们如饥似渴地向往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出现了地方性的鼓动小报，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报供不应求，政府变本加厉的迫害已阻挡不住这个运动了。监狱中拥挤不堪，流放地也有人满之患，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听到俄国各地社会党人被“抓获”、交通联络站被侦破、鼓动员被逮捕、书报被没收、印刷所被封闭的消息，——但是运动并没有停止，而是在继续发展，并且席卷了更加广大的地区，它日益深入工人阶级，愈来愈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俄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进程、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将保证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冲破重重障碍而向前发展。最近时期我们的运动特别明显的主要特点，就是运动的分散状态，即运动的手工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性质：地方小组的产生和活动，与其他地方的小组，甚至（这一点尤其严重）与一直在同一中心同时活动的小组，几乎毫无联系；没有树立传统和继承性，地方书报也完全反映出这种分散状态，反映出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树立的东西缺乏联系。我们之所以认为目前时期是紧要关头，是因为运动的发展已超出这种手工业方式和分散状态，它坚决要求过渡到更高级的、更统一的、组织得更好和更完善的形式，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为建立这种形式而努力。自然，在运动的一定时期，即在运动的初期，这种分散状态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运动在长时期的革命沉寂以后极其迅速和普遍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继承性也是十分自然的。地方条件的多样性，各地区工人阶级状况的差别，以及各地活动家的看法的特点，无疑地是会永远存在的，而这种多样性恰巧证明运动是有生命力的，它的发展是健康的。这都是事实，但是分散和无组织的状态决不应该是这种多样性的必然结果。保持运动的继承性，使运动统一起来，绝不排斥多样性，相反，这样做甚至可以为多样性创造更广阔的舞台和更自由的活动场所。在运动的现阶段，分散状态简直已经开始暴露出有害的作用，而且有把运动引上狭隘的实际主义歧途的危险。狭隘的实际主义不从理论上来阐明整个运动，它只会破坏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运动的联系，只会破坏社会主义和自发的工人运动的联系。这种危险并不是虚构的，象《信条》以及《〈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这一类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信条》已经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抗议和谴责，《〈工人思想报〉增刊》最露骨地表现了贯串整个《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在这个《增刊》中，开始出现一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特殊思潮，这种思潮只会带来直接的危害，因而必须和它斗争。俄国的合法书报嘲弄了马克思主义，只能毒化社会意识，使这种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而出名的（因破产而出名的）伯恩施坦才能够利用书刊向全世界散布谎言，说大多数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都站在他的一边。要判断这一分歧有多深、形成特殊思潮的可能性有多大，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们绝不打算现在就把这些问题肯定下来，我们还决不放弃可能共同工作的希望），但是，闭眼不看情况的严重性，比夸大这一分歧要有害得多，因此，对于“劳动解放社”恢复出版书报的活动，并着手进行斗争来反对歪曲社会民主主义和把它庸俗化的企图，我们表示衷心拥护。[85]由此得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和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旗帜下进行斗争，要保持运动的继承性和经常维护它的组织性。这个结论并不是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两年前就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当时，俄国几个较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1898年春召开了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决定《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我们既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就完全赞同《宣言》的基本思想，而且认为《宣言》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公开宣布了我们党应当争取的目的。因此，对我们党员来说，关于当前迫切任务的问题是：为了把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有些同志（甚至有些小组和组织）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重新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和委托它恢复出版党的机关报。[86]。我们认为这个计划是错误的，至少也是冒险的。建立和巩固党，也就是建立和巩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而这种统一不是简单地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办到的，不是只根据某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经过一番努力。首先，必须出版一个共同的党的刊物，所谓共同并不是仅仅在于：它是为全俄国的运动服务，而不是为个别地区服务；它讨论的是整个运动的问题，并且帮助有觉悟的无产者进行斗争，而不只是讨论一些地方性的问题。所谓共同还在于它能够联合现有的一切写作力量，反映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不是彼此隔绝的工作人员，而是由共同的纲领和共同的斗争联合在一个组织中的同志）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完整地和及时地传递有关运动的消息，正常地向俄国各地供应定期报刊。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组织，建立起俄国的社会主义邮递工作，党才能稳固地存在，那时党才能成为真正的事实，从而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我们决心要为实现这个任务的前一半，即创办共同的刊物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这是当前运动的迫切要求，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的准备步骤。我们任务的这种性质自然就规定了我们出版的机关刊物必须遵循的纲领。在这些刊物上应当用很多篇幅来讨论理论问题，即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般理论以及怎样把这一理论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目前，无疑应当对这些问题立即展开广泛的讨论，这一点经过上述说明后，已经无须再谈了。自然，介绍西欧工人运动及其历史和目前的情况，也应当密切联系一般理论的问题。其次，我们的目的是要系统地讨论一切政治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必须回答实际生活各方面提出的一切问题，回答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问题，而且我们应当尽量使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和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对一切基本问题都有明确的认识，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广泛地和有计划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对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将结合党纲的制定来进行，而1898年的代表大会就已经认为必须制定党纲。我们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公布纲领草案，对这个草案展开全面的讨论必然将为下一届代表大会提供足够的材料，而下一届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通过纲领。[87]再其次，我们认为讨论组织问题和进行实际工作的方法问题，也是一个特别迫切的任务。上面谈到的缺乏继承性和分散状态，对党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技术的现状起着极其有害的影响。必须开诚布公地承认，在这方面，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落后于俄国革命运动老一辈的活动家，落后于在俄国活动的其他组织，所以必须竭尽全力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由于广泛地吸收了大批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运动，由于我们频频被破获，而政府迫害的办法又诡诈多变，所以宣传党的组织原则和方法，宣传纪律和秘密活动技术，就成为当务之急。这种宣传如果得到各个小组和所有比较有经验的同志的支持，那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从年轻的社会党人和工人中间培养出干练的革命运动领导者，他们能够克服专制的警察国家的压迫给我们工作造成的一切障碍，并且能够满足那些自发地追求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工人群众的要求。最后，结合上面谈到的问题，分析这种自发运动（无论是工人群众中的，或者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的），必须成为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我们应当弄清楚作为俄国90年代后半期标志的知识分子社会运动，这个运动使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性质不同的派别汇集起来了；我们应当仔细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工人阶级的状况，研究他们觉醒和初期斗争的形式和条件，从而使已经开始在俄国土壤上生根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工人运动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俄国的革命运动同人民群众的自发行动结合起来。只有实现了这样的结合，才能在俄国建立起社会民主工党，因为社会民主党不只是为自发的工人运动服务（我们的一些现代“实际主义者”有时是这样想的），社会民主工党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只有这样结合才能使俄国无产阶级完成它的第一个政治任务：把俄国从专制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至于杂志和报纸怎样就我们所提出的这些题目和问题进行分工，将完全根据两者篇幅和性质的不同而定：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但是，无论在杂志或报纸上都必须反映运动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们想特别强调我们反对工人报纸只发表一些和自发的工人运动直接有关的东西，而把一切有关社会主义理论，有关科学、政治、党的组织问题等等方面的东西统统交给“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机关报。相反，我们认为必须把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具体事例和表现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必须从理论上阐明每一个事件，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目前，在我们这里差不多还占着绝对优势的鼓动方式，也就是利用地方小报进行鼓动的方式，已经显得不够了，因为这种鼓动方式的范围狭小，只涉及到地方问题，而且主要是经济问题。必须设法建立一种更高级的鼓动方式，即通过报纸来进行鼓动，报纸定期报道工人的控诉、工人罢工的情况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其他形式以及全国一切政治压迫的表现，并且从每一件事实中作出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明确结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要扩大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范围，充实它的内容。”这句话应当成为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近的将来活动的口号，因此我们把这个口号列入我们机关刊物的工作规划。这里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准备出版的机关刊物的宗旨既然是要联合一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把他们团结在一个党内，那么机关刊物就必须反映出一切不同的观点，一切地区的特点，一切多种多样的实际做法。既要包括各种不同的观点，又要保持机关刊物编辑方面的严整性，这一点怎样才能办到呢？这些机关刊物应当成为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汇编呢，还是应当具有独立的、十分明确的方针？我们准备按第二种设想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期待这个方针明确的机关报，既能够完全适用于（我们在下面就要谈到）反映不同的观点，又完全适用于撰稿人之间进行同志式的论战。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这已经反映在《共产党宣言》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中），并且主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不断地发展这些思想，坚决反对伯恩施坦首先提出而且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机会主义的修正。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促进这一斗争，指出斗争的必然的最终目的，分析决定斗争方法的条件。“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88]但是，我们不应该把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分离开来，我们不应该忘记，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代表所有国家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决不应当盲目崇拜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方工人运动的某一个阶段。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有责任支持反对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坚决反对削弱或抹杀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的一切企图，社会民主党是实行社会革命的政党，它无情地敌视维护现代社会制度的一切阶级。我们认为，推翻专制制度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历史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成为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应当实现俄国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向它提出的、俄国革命运动的光荣的活动家给它留下的任务。只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日益深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扩大政治宣传和鼓动，社会民主党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根据上述观点（这个观点，“劳动解放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以及宣言《解说》，即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俄国的工人事业》（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论证），已经不止一次地作过详细的阐述和论证，这里只是最概括地谈了一下），来阐明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们将力求把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抗议的一切表现同上述思想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根据明确的方针来从事出版书报的工作，绝不想把自己的一切局部的观点当作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绝不打算否认现存的分歧，掩饰或抹杀这些分歧。相反，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极不相同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我们不但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相反，我们还打算用很多篇幅来展开论战。为了弄清目前各种分歧意见的深度，为了全面讨论争论的问题，为了同革命运动中不同观点的代表以及不同地区或不同“职业”的代表不可避免的走极端现象作斗争，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公开展开论战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此外，我们既然认为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争取民主、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就必须尽量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一般民主主义的机关刊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同意忘掉（哪怕是一分钟）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我们容许掩盖（哪怕是一点点）阶级斗争。不是的。这是说，我们将提出和讨论一切关于民主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将提出和讨论一切政治压迫事件和表现，指出工人运动同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的联系，争取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正直的人，不管他们持有什么观点，属于什么阶级，争取他们支持工人阶级这个唯一革命的、与专制制度势不两立的力量。因此，我们首先向俄国的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发出号召，但是并不以他们为限。我们还向一切备受俄国现行政治制度蹂躏和压迫的人，向一切有志于使俄国人民摆脱政治奴隶地位的人发出号召，号召他们支持致力于把工人运动组织成革命政党的出版物，让他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揭露俄国专制制度的一切丑恶现象和罪行。我们发出这个号召，相信俄国社会民主党高举着的政治斗争的旗帜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全民的旗帜。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极其广泛的，是包罗万象的，如果我们不是根据自身的全部经验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是整个运动的迫切任务，如果我们没有大家的帮助，即（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组织和在各个城市中活动的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小组、（2）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并一直领导党的理论家和著作家的“劳动解放社”、（3）许多不属于任何组织但同情并大力支持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人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情并答应全面地经常地支持我们，那我们是不敢承担这种任务的。我们要竭尽全力妥善完成我们所选定的这一部分共同的革命工作，我们要尽量使全体俄国同志把我们的出版物看作自己的机关刊物，在这里，每个小组都来报道一切有关运动的消息，都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要求，介绍自己的经验，作出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的评价，总之，每个小组都来谈谈它对运动的贡献和在运动中的收获。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可能建立真正是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那种由个别的组织和分散的小组各自进行工作的秘密状态，已经使俄国社会民主党难于开展活动了；现在它应当走上公开宣传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上公开进行政治斗争的道路，而建立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应该是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22—333页注释：[83]《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报》组织常设局。《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282。[84]《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1901—1902年由《火星报》编辑部在斯图加特公开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四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282。[85]指1900年初发表于《〈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的《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劳动解放社在1899年10月下旬收到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之后，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起草，格·瓦·普列汉诺夫定稿的。在这个声明中，劳动解放社表示完全赞同《抗议书》提出的对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284。[86]指聚集在《南方工人报》周围的社会民主党人、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这些组织曾打算1900年春在斯摩棱斯克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和成立党的正式机关报《工人报》编辑部。列宁在《怎么办？》第5章第1节中叙述了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285。[87]列宁于1899年底为准备复刊的《工人报》写了《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见本卷第186—208页）。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根据列宁的倡议，《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发表于1902年6月1日《火星报》第21号。1903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286。[88]列宁引用的是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基本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页）。——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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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论《宣言书》（1899年底或1900年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论《宣言书》[79]（1899年底或1900年初）基辅委员会起草的《宣言书》，虽然还只是一个草稿，而且基辅委员会说根本没有时间来详细研究和加工，但是它已经能够使人对基辅委员会的观点具有相当确切的了解。这些观点，毫无疑问会引起坚持社会民主党原有原则（这些原则“劳动解放社”在俄国宣布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物也一再阐述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也确认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基辅委员会的观点，显然表明是受了“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新派别的很大影响，这一派别发展到最后已经和伯恩施坦派同流合污，并且出了有名的《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和同样有名的《信条》这样的产物。现在虽然还不能说《宣言书》同这个机会主义的反动派别完全一致，但是《宣言书》已经向这方面跨出了严重的几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方面表现了很大的混乱，对革命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动摇，我们认为有责任告诫基辅同志，并且对他们偏离早已确立了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原则的行为作详细的分析。《宣言书》的第一句话，就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基辅委员会承认，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是俄国工人运动当前的总任务，但是它认为不可能在目前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就是目前不可能进行政治鼓动，因为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我们不谈这段话的措辞，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和在《宣言书》的其他地方重复了（请注意这一点）多次的思想，这些思想只能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竟是社会民主党人写的吗？”“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如果真是这样，那无异于宣判了整个社会民主党的死刑，因为这就是说，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其实，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不论过去或现在，不和政治斗争紧密相联的社会民主党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不进行政治斗争，那就等于干涸的江河，这真是一个莫大的矛盾，这不是倒退到我们那些忽视“政治”的老祖宗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倒退到无政府主义或者是倒退到工联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共产党宣言》，已经确立了一个从那时起就成了一种起码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才能成为阶级的运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1883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证实这个真理适用于俄国，说明俄国革命运动究竟怎样和究竟为什么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基辅委员会一方面持有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同时却认为“在目前号召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这实质上就是完全离开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而它想继续坚持这些原则，就陷入了一系列重大的矛盾。其实，既然认为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怎么还谈得上工人的“政治教育”呢？难道还需要向社会民主党人证明，离开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就谈不上任何政治教育吗？难道可以设想除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还能够用什么课程或书本等等来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吗？难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回到农奴主的观点上去，认为首先必须教育农民，然后才能解放农民吗？或者必须回到向政府献媚的那些文痞的观点上去，认为首先必须教育人民，然后再给人民政治权利吗？既然认为号召工人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既然认为进行政治鼓动是不可能的，那怎么能把促使工人认识到必须为政治权利而斗争“当作自己的任务”呢？要促使工人认识到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同时却不号召他们进行政治斗争？！这算什么话呢？这怎么行呢？这种混乱情况，决不是因为在草稿中讲得不太清楚或考虑得不太周到，这是贯串在基辅委员会全部观点中的两重性和不彻底性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它想继续保留早已确立了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它却迷恋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词句，如“必然性”、“渐进性”（基辅委员会《宣言书》第一部分结尾）、“运动的直接的经济性质”，说什么不可能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必须以实际需要作为牢固的基础（为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好象不是由实际需要引起的！），总之，是迷恋于那些用来编造出《信条》和《工人思想报》增刊这类时髦作品的时髦词句。现在我们想着重谈这样一个论点，这个论点是问题的焦点，它集中了我们所分析的《宣言书》的全部弱点，这个论点就是：“不可能在目前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就是目前不可能进行政治鼓动，因为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幸而上面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幸而”，是因为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它必然会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拖到工联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俗化的泥潭中去，而《信条》和《工人思想报》的作者以及他们在我国合法书刊中的许多喽罗们，正努力在这样做）。大多数俄国工人不仅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而且已经多次表现了自己的成熟，多次采取过政治斗争的行动，而且常常是自发地行动的。说实在的，难道大量散发斥责政府、抨击政府的传单不是政治斗争吗？难道大多数俄国工人没有用“自己的手段”惩办过作威作福的警察和士兵吗？难道他们没有用暴力营救过自己被捕的同志吗？难道他们没有在很多地方直接同军警进行过巷战吗？难道大多数俄国工人没有在20多年中把最优秀、最开展、最真诚、最勇敢的同志送进革命小组和革命组织的队伍吗？但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庸俗化的时髦学说，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就应该忘记这一切，应当认为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会反驳说，上述的许多事实，往往与其说是政治斗争，不如说是自发的活动。我们回答说，在社会党人的革命小组还没有进行广泛鼓动，没有号召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反对压迫者的自觉斗争以前，难道我们的罢工不只是一些自发的活动吗？在历史上有哪一个人民运动，有哪一个阶级运动不是从无组织的自发活动开始的，不是在本阶级知识分子的自觉参与下，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建立了政党的？如果工人阶级不可遏止地自发地追求政治斗争的行动，直到现在大半还只是表现为没有组织的活动，那么，只有《莫斯科新闻》[80]和《公民》[81]才会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大多数的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政治鼓动。社会党人却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时机早已成熟到必须进行政治鼓动，必须最广泛地号召工人群众从事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不发出这个号召，我们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实质上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资产阶级的狂热拥护者，随时随地都在鼓吹成立不进行政治斗争的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因此，象《工人思想报》那样一贯对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任务讳莫如深，只能被看作是犯罪，是可耻的。这种作法无异是腐蚀工人的政治意识。工人看到了并感到了政治压迫，自发地起来反对这种压迫，然而他们从自己的社会党人领导者那里得到的却是冷遇，或者甚至是一场反对政治斗争思想的争论。有人说我们应该把政治自由思想“逐渐地”灌输给群众，好象我们一直把这些思想向群众灌输得太快了，应该放慢一点，节制一点，这不能不说是态度冷淡和目光短浅！！有人说，要“从政治上说明工人阶级的地位”，只有“在每一具体场合都有这样做的理由时”才可以，好象工人生活中日常的大量普通事实，都不能成为政治鼓动的“理由”似的，这能不能说是态度冷淡和目光短浅呢？！想用在每一具体场合都有理由这一点来限制政治鼓动，这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只是表明他们要朝着《信条》和《工人思想报》后退一步，要缩小我们本来就已非常狭小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的范围。有人也许还要反对我们说，工人群众还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这种思想只有少数比较开展的工人才能理解。对于这种经常可以从“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听到的反对意见，我们的回答是：第一，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并且不能不是觉悟工人的代表，而不是不觉悟工人的代表；故意迎合工人的不开展状态，是最危险和最有罪的事情。如果把广大群众马上就能充分理解的东西作为活动的准绳，那就只能鼓吹反犹太主义，或者叫大家去向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求救了。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不是做没有政治权利的群众的尾巴。第二（这是主要的），说群众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连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也能理解，当然，这是要有条件的，就是要鼓动员或宣传员善于做他们的工作，能够把这种思想告诉他们，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在说明经济斗争的条件时，这样做也是必需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内，中下等水平的群众中文化水平低的工人也是掌握不了总的经济斗争思想的。能够掌握这种思想的，是少数有知识的工人，跟着他们走的，是受本能和目前切身利益支配的群众。在政治领域内也是如此。能够掌握总的政治斗争思想的，当然只是有知识的工人，群众会跟着他们走，因为群众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权利（正如基辅委员会在《宣言书》的某一处所承认的那样），而最切身的日常利益，经常使他们和各种政治压迫现象发生抵触。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一定阶级的群众或人民群众同该阶级或人民的少数知识分子代表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俄国工人运动也不能例外。因此，忽视工人的这个先进部分的利益和要求，企图把它降低到水平低的部分的认识水平（而不是经常去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这必定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并且为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侵蚀工人准备温床。现在来结束对基辅委员会政治斗争观点的分析。整个《宣言书》最奇怪和最突出的地方是，委员会认为在目前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认为最好是“根据广大群众能够理解的理由”来组织局部性的游行示威，其目的纯粹是为了进行鼓动（而不是为了对政府发生影响）。社会党人号召工人不要对政府发生影响！！！这真是妙透了……不好理解的只是，怎么可能有不对政府发生影响的游行示威呢？大概是叫工人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游行示威吧！或者是叫工人把拳头揣在兜里游行示威吧！这样大概就不会“对政府发生”有害而致命的“影响”了！什么叫“局部性的游行示威”？我们同样不能理解。是不是指职业性的游行示威，即只是为了职业性问题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再说一遍，这又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是为了局部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为了反对整个政治制度，反对整个专制制度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难道不是最纯粹的《信条》的和极端机会主义的思想吗？不是最纯粹的极端贬低和抹杀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和政治任务的思想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难道不是重复了京城中一位“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那句“至理名言”：“要使专制制度在工人中威信扫地，还不是时候”？《宣言书》的极端狭隘的观点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问题上。我们还看到这样一段话：“鼓动工作对群众的影响，目前首先只能表现在促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上；因此，委员会利用工人和业主的每一次冲突，或业主的每一个严重胡作非为的表现来唤起工人，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号召他们起来反抗，并在罢工中起领导作用，申述他们的要求，向他们指出实现这些要求的最好途径，用所有这些方式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就是这些，关于经济斗争再没有别的话了。这竟然叫作宣言书！再仔细读一读这些地方，就知道这又是《信条》的语言和《信条》的思想（这又一次证明《工人事业》[82]编辑部的极端错误，它执意要掩盖“青年经济派”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个别人的偏向）。对于社会党人来说，经济斗争是把工人组织到革命政党中去的基础，是团结工人和开展工人的阶级斗争来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把经济斗争当作某种独立的东西来看待，那它就毫无社会主义的气味，欧洲各国的经验也证明不仅存在着大批社会主义的工会，而且也存在着大批反社会主义的工会。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任务，是要“促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社会党人的任务，是要以经济斗争去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政党的胜利。社会党人的任务，是要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因此，基辅委员会《宣言书》的含糊说法，为伯恩施坦思想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对经济斗争的狭隘得不能容忍的看法合法化了。要使鼓动工作对群众发生影响，就应该根据压迫的种种事实和表现来广泛开展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我们应该利用鼓动吸收更多工人参加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鼓励各种政治斗争的表现，把自发的政治斗争形式组织成统一政党的斗争形式。因此，鼓动工作应该成为广泛传播政治性抗议和推行更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形式的手段。目前，我们鼓动工作的范围太窄，涉及的问题太少，所以我们的职责不是要使这种狭隘性合法化，而是要设法摆脱这种狭隘性，设法使我们的鼓动工作进行得深入和广泛。《宣言书》中的这种狭隘性，不但造成了上述理论错误，而且还缩小了实际任务。这种缩小表现在他们希望“把当前的迫切任务规定为用调查表和其他方法来调查各地工厂工人的生活状况”。当然，我们不能一律反对调查表，它是鼓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但是，从事调查就会浪费本来就感不足的革命力量。要知道，从我国合法的调查材料中就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当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扩大鼓动和宣传（特别是政治鼓动和宣传），而且，在我们工人中流行着一种把他们自己写的通讯寄给社会主义报纸的良好习惯，这又可以保证我们有充分的材料。把实际任务缩小得更厉害的情况表现在储金会问题上，他们认为只有“工会罢工”储金会是最理想的储金会，但是一句也没有谈到要这些储金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它们为政治斗争服务。要我们的秘密储金会只从事经济活动，这对《信条》的作者来说，是很自然的，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个委员会的《宣言书》来说，却是不可理解的。在关于合法团体的问题上，《宣言书》的观点同样是很狭隘的，同样表现了他们想向臭名昭著的伯恩施坦主义让步。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要帮助成立储金会，这又是在分散力量，混淆文化主义的活动和革命工作之间的区别。革命政党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合法团体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工作，把它们作为进行鼓动的基地，作为建立联系以及进行其他工作的方便的隐蔽所，但是，只能为了这些目的。用社会党人的力量去帮助成立合法团体，是非常不合算的；使这些合法团体具有独立性，是错误的；认为在合法团体中可以“完全摆脱业主的干预和压迫”，是很可笑的。最后，在基辅委员会的组织计划上，也反映了它观点的狭隘性和独特性。诚然，我们完全同意基辅委员会所说的，现在宣布恢复党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还不是时候，但是我们认为，“运动具有直接的经济性质”、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政治鼓动”等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等待“地方小组巩固起来，数目增加起来，和工人的联系加强起来”，这同样是错误的，这种巩固往往会使它们马上遭到破坏。不，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统一工作，先从统一刊物做起，就是要先创办一个全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应当从事恢复党的准备工作，成为整个俄国的机关刊物，收集全国各地小组的通讯和材料，开辟专栏讨论争论的问题，扩大我们宣传和鼓动的范围，特别注意组织问题、策略问题和活动的方法，满足最开展的工人的各种要求，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中水平较低的部分的觉悟（用工人通讯和其他东西来吸引他们），使他们愈来愈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治斗争。我们确信，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为党的统一和重建创造实际条件，只有进行直接和公开的论战，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施坦思想，才能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发展。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10—321页注释：[79]《论〈宣言书〉》一文提到了《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写的编后记（参见本卷第279页），所以可以确定写于1899年底或1900年初。鉴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公布经济派的《信条》和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中公布经济派的一系列文件，都因未经这些文件的作者同意而招致了一些责难，列宁曾打算在征得基辅委员会的同意后把《宣言书》连同他的批驳文章一起发表，但终因基辅委员会不赞成而未果。从弗·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概略》一书（1906年圣彼得堡版）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曾经和《宣言书》一起散发过，因为该书摘引了列宁这篇文章，并且说：《宣言书》是在其出现后一年半，即1900年底由经济派的反对者公布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批判。文章于1928年正式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272。[80]《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275。[81]《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1874年担任过它的编辑。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275。[82]《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П·Ф·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萨·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杂志的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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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书评谢·尼·普罗柯波维奇《西欧工人运动》（1899年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书评[76]谢·尼·普罗柯波维奇《西欧工人运动》（1899年底）“谈到社会科学及其所谓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由于内部日益发展的矛盾必趋灭亡的结论，我们可以在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找到必要的解释。”（第147页）在谈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摘引的那段话的内容以前，我们必须指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理论改造家所特有的一个怪癖。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在谈到“社会科学”时，为什么偏要在考茨基的一本通俗的书中去找“解释”呢？难道他认为全部“社会科学”都包括在这本书里了吗？他明明知道，考茨基是“马克思传统的忠实捍卫者”（第1卷第187页），因此应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去寻找“社会科学”这一学派对“结论”的阐述和论证，但是他的行动却表明他似乎连这一点也不知道。这位“研究者”只是狂妄地反对理论的“捍卫者”，却根本不敢在自己的书中公开地和直接地同这一理论交锋，对于这种“研究者”，我们应该作何感想呢？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摘引的那段话中，考茨基说的是，技术革命和资本积累的进展愈来愈迅速；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基本特性，生产必须扩大而且必须不断扩大，但是市场的扩大“在一段时间里却极为缓慢”；“看来，欧洲工业的市场不仅不再扩大甚至还会开始缩小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一事实正是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批评”这一“社会科学的结论”（即考茨基指出的马克思所发现的发展规律之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这个论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产不断扩大的趋势同市场的扩大愈来愈缓慢以致最终缩小’之间的对立。照考茨基的说法，这个矛盾一定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毁灭。但是，〈请听吧！〉生产扩大的先决条件是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生产消费’，也就是说首先要实现剩余价值，然后为了再生产把剩余价值用在机器、建筑物等等上面。换句话说，生产的扩大同现有商品的销售市场的存在有极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市场相对缩小的条件下，生产不断扩大是不可能的。”（第148页）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对于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文不对题的议论十分欣赏，因此在下一行就目空一切地大谈其信仰的“科学”（带引号的）论据等等。这种自以为是的批评如果不是非常可笑，那就是令人愤慨的。善良的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最近一个时期俄国著作界热烈地讨论了抽象的实现论，并且由于民粹派经济学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生产消费”的作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听到了这一理论，却没有认真弄懂这一理论，就以为它否定了（！）考茨基在这里指出的资本主义的那些基本矛盾。听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这种论断，一定会认为，“生产消费”的增长可以同个人消费完全无关（在个人消费中群众的消费起着主要作用），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马克思及其俄国的拥护者都明确地反对过这种歪曲［注：参看1899年8月《科学评论》上我的一篇文章，特别是第1572页（参看本卷第60—78页，特别是第70—71页。——编者注），以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页及以下各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36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根据“生产扩大的先决条件是生产消费”这一论断，不仅不能得出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所陷入的那种资产阶级辩护论，相反，只能够得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并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矛盾，即生产无限增长的趋势同消费有限之间的矛盾。谈到上面这一点的时候，还值得指出下面这一有趣的情况。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是伯恩施坦的狂热拥护者，他引证和翻译伯恩施坦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长达数页。伯恩施坦在他的名著《前提》［注：即《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编者注］中，甚至把他的俄国拥护者谢·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介绍给德国公众，但是他附带作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是一位比他本人更彻底的伯恩施坦派。最可笑的是伯恩施坦和他的俄国附和者都歪曲实现论，但是方向完全相反，因此就互相厮打起来。第一，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矛盾”在于，一面反对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一面又宣称“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编者注］。实际上，正如我在别处曾经指出的（《评论集》第30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6—138页。——编者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9页［注：同上，第3卷第40—42页。——编者注］），这里没有任何矛盾。第二，伯恩施坦的论断和我们的瓦·沃·先生完全一样，说什么剩余产品的大量增多，必定意味着有产者的增多（或工人福利的提高），因为资本家本人及其奴仆不可能（原文如此！）把全部剩余产品“消费掉”（《前提》第51—52页）。考茨基在他的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考茨基《反伯恩施坦论》第2章——关于“剩余价值的利用”这一节）中指出，这种天真的论断完全忽略了生产消费的作用。但是伯恩施坦介绍过的这位俄国伯恩施坦派所说的却恰恰相反，他在“生产消费”的作用问题上把考茨基教训了一顿，同时又把马克思的发现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似乎生产消费的增长可以和个人消费完全无关！似乎把剩余价值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实现剩余价值就能最终消除生产对消费的依赖，从而消除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读者根据这个例子就可以判断，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丢掉理论前提足足一半”，真的是由于“研究”的结果，还是由于某些其他原因。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作者用了三页的篇幅（第25—27页）“研究了”德国的农民协作社问题。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列举了各类协作社，引证了协作社（特别是牛奶协作社）迅速发展的统计材料，接着推断说：“手工业者在现代经济制度中几乎已经失掉了立足之地，而农民在这一制度中却仍然稳固地〈！〉站住了脚。”这还不简单吗？德国农民过着吃不饱的生活，被过重的劳动折磨得筋疲力尽，从农村大批逃往城市，这一切想必都是臆造的了。只要指出协作社（特别是使农民的子女喝不上牛奶，使农民更加依附资本家的牛奶协作社）的迅速发展，就足以证明农民的“稳固”了。“加工工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坑害了手工业者，却改善了农民的境况。它〈境况？〉阻碍着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渗透。”真是奇闻！大家一向认为，加工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产生和发展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但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同他德国的师表一样，竟煞有介事地低声说：nousavonschangétout?a，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77]先生们，真的是这样吗？你们真的改了一点什么吗？真的证明了被你们所“攻破”的那个理论的哪怕是一条基本原理是错误的吗？你们真的用更正确的原理来代替了它吗？你们没有回到旧的偏见上去吗？“……另一方面，加工工业的发展可以使农民得到外水……”瓦·沃·先生之流的农民外水论又复活了！这种“外水”在许多情况下说明农民已经变为雇佣工人，这一点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却认为用不着提。他宁愿用“农民阶级还没有失掉生命力”这句响亮动听的话来结束他的“研究”。是的，考茨基正是在谈到德国的时候指出，农业协作社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可是，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可怕的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怎样驳倒了考茨基！民粹派观点（而且是瓦·沃·先生那种色彩的民粹派观点）的复活，我们不仅在上述这段话中可以看到，而且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批判性研究”的其他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到。读者也许知道，瓦·沃·先生过分狭隘地解释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学说并且使之庸俗化，因而获得了怎样的名声（可悲的名声）。经过瓦·沃·先生一“改”，这一学说就不是把一切因素最终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容许忽略许多极其重要的（虽然归根到底是派生的）因素。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向我们作了完全相同的歪曲，他企图揭露考茨基，说他不懂得“物质力量”（第144页）的意义，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自己却漫不经心地把“经济组织”（第145页）和“经济力量”（第146页，特别是第149页）混淆起来。可惜我们不可能十分详细地分析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这个错误，只能让读者自己去看上面提到的考茨基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第3章第1节），那里对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所转述的原话作了详尽的分析。我们也希望，仔细阅读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著作的读者能够很容易地看出，把“经济”唯物主义的范围无端缩小，这根本不是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所抨击的理论（不过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这一点上也对理论创始人的观点保持谦逊的缄默，对这些观点不加分析，宁愿摘引这一理论的现代追随者的演说和文章）本身的过错（例如参看第2部分第74、90、92、100页上比利时有威望的活动家的声明）。必须指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引证常常是断章取义的，使读者对于俄国书刊尚未介绍过的观点和论据产生误解。因此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自以为是的批评给人的印象是极其恶劣的。在某些情况下，阅读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著作的人，参考一下不久前译成俄文的赫克纳教授的《西欧的工人劳动》一书（1899年圣彼得堡教育杂志社版），也是不无益处的。例如，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第24页（第1部分）脚注中写道，在1892年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赞同组织生产协作社的决议”，——接着是引文，这段引文，第一，并没有完全证实作者的话，第二，恰恰在说到必须“坚决破除一种迷信，似乎协作社能够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等等”的地方中断了。（赫克纳的书第XI—XII页脚注，第9章注6）在第56、150、156、198页及其他许多页上，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也象上面分析的那样得心应手地驳倒了考茨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硬说，李卜克内西在60年代曾一度放弃了和违背了自己的理想等等（第111、112页），这种谰言是完全不足道的。我们这位“研究者”（对他的有份量的论据我们已经有些了解）的恬不知耻和刚愎自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例如从下面这段话（又不是针对理论的创始人，而是针对理论的“捍卫者”）就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想从工人运动的概念是否与工人运动的实际发展进程相符合，即是否具有科学性〈黑体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用的〉这一点着眼来批评这一概念，那是毫无根据的。这一概念没有、也不可能有〈原文如此！〉丝毫科学的气息。”（第156页）这是一个多么果断的批评啊！整个马克思主义不值一批——一批就完。显然，站在我们面前的或者是一个注定在科学（德国流行的理论“丝毫”也“不可能有”这种科学的“气息”）中完成重大改革的人，或者……或者——怎么说得缓和一些呢？——或者是一个由于“丢掉理论前提足足一半”而人云亦云的家伙。普罗柯波维奇先生那样虔诚地向千百次说过这些话的最新偶像叩头膜拜，毫不怜惜自己的额头。请看，伯恩施坦有一个“理论观点上的缺点”（第198页），他似乎相信（能够设想吗？）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来决定活动家的目标。“批判的研究者”摆脱了这种奇怪的信念。普罗柯波维奇先生郑重其事地说：“只有当人们承认科学应该为党的目标服务，而不应该决定党的目标时，科学才是自由的。必须承认，科学不能为实践的政党提出目标。”（第197页）应该指出，伯恩施坦所不同意的正是自己信徒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教条主义的原则性纲领，只是党健康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理论原则在宣传中是有用处的，但是在纲领中就没有用处。”（第157页）“纲领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个人本身就是纲领，如果他很敏感，能敏锐地预测时代的需要的话……”读者也许以为我还在引证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研究论述吧？不，我现在是在引证《新时报》[78]，该报前不久登载了几篇引人注目的关于纲领的文章……当然不是关于党的纲领，而是关于新上任的内务大臣的纲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所鼓吹的无原则性的自由……即所谓“科学的自由”同我们大胆的批评家大胆加以评论的大多数西欧活动家所持的观点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一点从普罗柯波维奇先生那本书的下面一些话中可以看出来：“……当然，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第159页）“丝毫不破坏自己的独立性和对原则的恪守……”“只有在妥协使人放弃原则或者即使是回避原则……的情况下，我才否定妥协……”（第171页）“不带进无原则性……”（第174页）“当然，不出卖灵魂，在这里就是不出卖原则……”（第176页）“现在，原则已经牢固地确立了……”（第183页）“〈需要有〉指南针，以免摸索徘徊”，反对“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反对“漠视原则的态度……”（第195页）“原则的理论的部分是有重要意义的……”（第2部分第103页），等等。最后，再来两小段引文：“如果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表现，而不是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作用的、在现代社会中捍卫自己利益的无产阶级的表现，那么（既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除了这个追求理想目标的政党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党，即代表非理想主义的那一部分德国无产阶级的实际利益的工人政党……”“如果社会主义在这个运动中不只是作为区别一定组织的标志，如果它成为思想动力，成为要求党员承担某种专门义务的原则，那么社会主义政党就会同整个工人政党分离，渴望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很少考虑理想的未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就会组织起独立的工人政党。”读者也许又以为这两段引文是摘自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研究论述？不，这两段引文摘自瓦·沃·先生的《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248、249—250页）。“我们有名的”瓦·沃·先生早在5年前就已取得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最新的“批判性研究”的成果了……然而，够了。要不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大名已为整个欧洲所知晓，要不是现在有许多人把“丢掉理论前提足足一半”看作某种功绩，要不是随意凌辱“正统思想”和“教条”的风气已经传开，那么，对重弹“我们的时代不是广泛任务的时代”的老调，重复“小事情”和“可喜现象”的说教这类“研究”，我们当然就不会花这样多的时间了……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299—309页注释：[76]对谢·尼·普罗柯波维奇《西欧工人运动。批判性研究的尝试。第1卷。德国和比利时》（1899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的评论写于1899年底。手稿开头3页和结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由于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书被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扣留，列宁的书评当时没有发表。——261。[77]“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是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这句话后来就被用来讽刺对问题一窍不通而硬充内行的人那种强词夺理、护短遮丑的行为。——266。[78]《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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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谈谈罢工（1899年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谈谈罢工[72]（1899年底）近几年来，俄国工人罢工的次数明显增多。没有一个工业省份不发生多次罢工的。在大城市里，罢工根本就没有断过。所以，觉悟的工人和社会党人对于罢工的意义、领导罢工的方法和社会党人参加罢工的任务等问题，自然就谈得愈来愈多。我们想谈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第一部分，谈谈罢工在整个工人运动中的意义；在第二部分，谈谈俄国的一些反罢工法；在第三部分，谈谈俄国过去和现在的罢工情况以及觉悟工人对罢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一首先应当提出为什么会发生罢工、罢工为什么会这样普遍的问题。每一个人只要回想一下他亲身经历过的、或从别人那里听到和从报纸上看到的所有罢工事件，马上就会看出，发生罢工和罢工很普遍的地方，正是出现大工厂和大工厂增多的地方。大概每一个拥有几百（有时甚至几千）工人的大工厂，都发生过工人罢工。从前，俄国大工厂不多的时候，罢工也不多，但是自从大工厂在老工厂区和新的城镇迅速发展起来以后，罢工的次数就愈来愈多了。为什么大工厂生产总是引起罢工呢？因为资本主义一定会引起工人同厂主的斗争，生产一变成大生产，这种斗争就一定会变成罢工斗争。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道理。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工厂和工具等等都是少数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人民大众什么也没有或者差不多什么也没有，所以只好去受雇当工人。土地占有者和厂主雇用工人，强迫他们生产这种或那种产品，然后拿到市场上出卖。厂主付给工人的工资，只够工人全家勉强过日子，工人多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落入厂主的腰包，成了厂主的利润。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人民大众受他人雇用，不是给自己干活，而是为挣几个工钱替业主干活。业主当然总是想方设法降低工资，因为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愈少，得到的利润就愈多。工人则要想办法多拿些工资，好使全家吃得饱，吃得好，住上象样的房子，穿得和大家一样而不是象乞丐。这样一来，业主和工人就经常为工资而发生斗争。业主可以随便雇用哪一个工人，所以他总是雇工钱最低的工人。工人也可以随便挑选哪一个业主，所以他总是寻找给钱最多的业主。工人无论在乡下找工作还是在城里找工作，雇他的无论是地主、富农或承包人和厂主，他总是要同他们讨价还价，为工资而斗争的。但是工人能不能一个人进行这种斗争呢？工人愈来愈多，因为农民愈来愈穷，他们从乡下跑到城里来，跑进工厂。地主和厂主采用了机器，就挤掉了工人的工作。在城里，失业的人愈来愈多，在乡下，穷人愈来愈多；饥饿的人们使工资愈来愈低。工人一个人同厂主斗争已经不行了。工人想要拿高一点的工资或者不同意降低工资，厂主就会回答说：走你的吧，门外有的是挨饿的人，工资低他们也乐意干。人民已经非常穷苦，城里乡下经常有大批失业的人。厂主已经积起了大批钱财，小业主遭到百万富翁的排挤。这时候，要一个工人单独去对付资本家，是完全没有力量的。资本家可以压得工人喘不过气来，逼他们拼命干活，而且不只是逼他本人，还逼他的老婆孩子。的确如此，在工人还没有争得法律保护、还不能对资本家进行反抗的行业里，大家可以看到，工作日竟长达17—19小时，五六岁的儿童因拼命干活而损害了身体，可以看到，整个一代工人因经常吃不饱而逐渐饿死。譬如说，那些在自己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就是这样。每一个工人还可以想起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假如工人不起来反抗资本家，争不到限制厂主横行霸道的法律，资本家就会拼命压迫工人，压迫之深甚至在奴隶制和农奴制时期也未曾有过。工人为了不使自己落到这种极端困难的境地，就开始进行殊死斗争。工人们看到，单独一个人是完全没有力量的，而且在资本的压迫下随时都面临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反抗厂主。工人开始罢工了。起初，工人甚至往往不了解他们要争取什么，他们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只知道砸碎机器，捣毁工厂。他们只想让厂主知道知道工人的愤怒，只想试试联合起来的力量，摆脱忍无可忍的境况，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境况究竟为什么这样糟，他们究竟应当争取什么。在所有的国家里，工人的愤怒开始都表现为个别的反抗（也就是我国警察和厂主所说的造反）。在所有的国家里，这些个别的反抗一方面引起比较和平的罢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全面斗争。罢工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详细谈一谈罢工。我们知道，工人的工资是由厂主和工人之间的合同规定的，要阻止厂主降低工资，或者争得更高的工资，单个工人是完全没有力量的，所以很明显，工人一定要联合起来坚持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举行罢工。事实上，没有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工人罢工。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工人处处都感到单独行动没有力量，要反抗厂主，只有联合起来，或者举行罢工，或者以罢工相威胁。资本主义愈发展，大工厂发展愈快，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排挤愈厉害，工人就愈需要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因为失业现象愈来愈严重，资本家之间力求进行廉价生产（要廉价生产，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应当尽量压低）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工业波动和危机［注：关于工业危机和危机对工人的意义，以后有机会再详谈。现在只要指出，近年来俄国工业生产发展得很顺利，工业大为“繁荣”，但是现在（1899年底）却有许多迹象清楚地表明“繁荣”就要变成危机了，譬如商品滞销、厂主垮台、小业主破产、工人灾难重重（失业、工资降低等等）。］愈来愈厉害。在工业繁荣时期，厂主得到很多利润，却没有想到分一点给工人；但是到了危机时期，他们倒要把亏损转嫁给工人。在欧洲各国，大家都公认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必然现象，甚至连那里的法律也不禁止组织罢工，只有在俄国还有野蛮的反罢工法（关于这些法律及其实施情况，我们下次再谈）。罢工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造成的，但是它标志着工人阶级反对这个社会制度的斗争的开始。当一无所有的工人单个人反对富有的资本家时，这说明工人是彻底受奴役的。但是当一无所有的工人联合起来，情形就不同了。如果资本家找不到愿意把自己的劳动用在资本家的工具和材料上来生产新财富的工人，那么，任何财富也不会给资本家带来什么利益。在工人单独同厂主打交道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道地的奴隶，永远要为一小块面包来替别人工作，永远要做一名驯服的、不说话的奴仆。但是工人联合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拒绝服从腰包满满的大亨，这时工人就不再是奴隶，他们已经是人了，他们开始要求他们的劳动不专门用来使一小撮寄生虫发财，而要用来让工人过人的生活。奴隶要求做主人，要求按劳动者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按地主和资本家的愿望去工作和生活。所以，罢工总是使资本家胆战心惊，因为罢工开始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德国工人的一支歌曲赞颂工人阶级说：“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73]的确，工厂、地主的农场、机器、铁路等等，都正象一架大机器上的轮子；这架机器开采各种产品，加工各种产品，把它们送到应该送去的地方。开动这整架机器的是工人，他们耕地，开矿，在工厂里制造商品，建筑房屋、作坊和铁路。只要工人拒绝工作，整架机器就有停止转动的危险。每一次罢工都提醒资本家，真正的主人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愈来愈响亮地宣告自己的权利的工人。每一次罢工都提醒工人，他们的处境不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并不孤立。看一看吧，罢工对于罢工者和邻近工厂及同行业工厂的工人，有多么大的影响。在平常的和平时期，工人一声不响地干着重活，不同主人争吵，不议论自己的处境。到了罢工的时候，他们响亮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向厂主提出以前受过的种种迫害，宣告自己的权利，他想的已经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和他自己的一份工钱，他想的是所有同他一道停止工作、为了捍卫工人事业而不怕受迫害的伙伴。每一次罢工都会给工人带来大量的灾难，都使工人遭到如同战祸那样的大灾难，譬如全家挨饿，没有工资，常常被逮捕，从他居住和做工的城市流放到外地。虽然灾祸重重，但是工人对那些抛开所有伙伴去同厂主勾结的人是鄙视的。虽然罢工带来种种灾祸，邻厂工人只要看到他们的伙伴已经起来斗争，总是感到精神振奋。社会主义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罢工的时候说：“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3—514页。——编者注］往往只要一个工厂发生罢工，就立即会引起大批工厂一连串的罢工。罢工的精神影响多么深啊！那些哪怕是暂时摆脱了奴隶地位而同富人平起平坐的伙伴的榜样，对工人的感染多么强烈啊！每一次罢工都大大地推动工人想到社会主义，想到整个工人阶级为了使本阶级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需要进行的斗争。常常有这种情形：在大罢工以前，某个工厂、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城市的工人几乎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过社会主义，但是在罢工以后，工人小组和工人联合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工人成了社会党人。罢工使工人懂得，厂主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工人的力量在什么地方；罢工教育工人不要只想到本厂一个厂主和自己身边的几个伙伴，还要想到所有的厂主，想到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靠剥削几代工人的劳动而积起百万家财的厂主，连增加一点点工资都不肯，甚至还打算降低工资，而在工人起来反抗的时候竟把成千上万个饥饿的家庭抛上街头，在这个时候工人就清楚地看到，整个资本家阶级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工人只有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联合。常常有这种情形：厂主千方百计地欺骗工人，把自己打扮成工人的恩人，用微薄的施舍和骗人的诺言来掩盖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下子就揭穿这些骗局，使工人看到，他们的“恩人”是披着羊皮的狼。罢工不仅使工人认清了资本家，而且也认清了政府和法律。厂主总想冒充工人的恩人，当官的和他们的狗腿子也象厂主一样总想让工人相信，沙皇和沙皇政府对厂主和工人是一视同仁的。工人不懂法律，他们同当官的，特别是同大官没有打过交道，所以往往相信了这一切。但是罢工发生了。工厂里出现了检察官、工厂视察员、警察，往往还有军队。工人才发觉原来自己犯了法：法律允许厂主聚会和公开谈论怎样降低工人的工资，而工人要共同提出条件，却被宣布为犯法！于是工人被赶出住宅，警察封闭工人可以赊购食品的店铺，就是在工人安分守己地工作的时候，也往往要唆使士兵去迫害他们。士兵甚至受命向工人开枪，当他们向赤手空拳的工人开枪，打死逃跑的工人的时候，沙皇还会亲自向他们表示感谢（沙皇就曾这样感谢过1895年枪杀雅罗斯拉夫尔罢工工人的士兵）[74]。每一个工人都开始明白，沙皇政府是工人的死敌，它保护资本家，束缚工人的手脚。工人开始懂得，法律只是为富人的利益制定的，当官的也是保护富人的利益的，工人大众则不准随便讲话，不能说出自己的疾苦，工人阶级必须争取到罢工、出版工人报纸和参加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由这个代表机关颁布法律和监督法律的执行。政府也很清楚地知道，罢工会擦亮工人的眼睛，因此它非常害怕罢工，总是想方设法尽快地把罢工镇压下去。难怪一个因为尽力迫害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而特别有名的德国内政大臣，有一次向人民代表说：“每次罢工的背后，都隐隐约约地出现革命这条九头蛇〈妖怪〉。”[75]工人觉悟到，政府是他们的敌人，工人阶级为了争取人民的权利应当做好准备同政府作斗争。工人的这种觉悟，随着每次罢工愈来愈坚定和提高了。总之，罢工教会了工人要联合起来，罢工告诉他们，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罢工教会工人考虑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厂主阶级和反对专制警察政府的斗争。正因为这样，社会党人才把罢工叫作“战争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工人学习对敌人进行战争，争取把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从官吏和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是“战争的学校”还不是战争本身。随着罢工在工人中间的广泛开展，某些工人（以及某些社会党人）开始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只搞罢工，成立罢工储金会或罢工协会就够了，工人阶级只要通过罢工就能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甚至求得自身的解放。有些人由于看到工人的联合，甚至小规模的罢工都能显示巨大的力量，竟然设想工人只须在全国展开总罢工，就什么都可以从资本家和政府那里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工人，在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工人还很缺乏经验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看法。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罢工只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手段之一，决不是唯一的手段，工人如果不重视其他的斗争手段，就会延缓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胜利。的确，为了罢工的胜利，必须建立储金会来维持工人罢工期间的生活。在所有的国家里，工人（通常是某些行业、某些手工业或某些行会的工人）都建立了这种储金会，只有在我们俄国，这种事情才特别困难，因为警察到处搜寻储金会，没收现金，逮捕工人。当然，工人也很会躲避警察；当然，建立这种储金会是有好处的，我们并不打算劝阻工人这样做。但是不能指望，在法律严禁工人储金会的情况下，储金会能够吸收大量会员；而在会员很少的情况下，工人储金会的好处也不会很大。其次，甚至在那些工人联合会可以自由存在并且建有庞大的储金会的国家，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也决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举行罢工。一旦工业生产发生停顿（例如发生危机，目前在俄国危机也正在逼近），甚至连厂主也会故意挑起罢工，因为有的时候暂时停工对他们是有利的，搞垮工人储金会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工人无论如何不能仅仅满足于罢工和罢工协会。第二，只有工人已经有了足够的觉悟，善于选择罢工时机，善于提出要求，同社会党人保持联系从而得到传单和小册子，只有在这种地方，罢工才能顺利进行。在俄国，这样的工人还不多，必须集中全力增加这种工人的数量，让广大工人了解工人事业，让他们了解社会主义和工人斗争。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应当共同担负起这个任务，并且为此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第三，正如上面所看到的，罢工向工人表明，政府是工人的敌人，必须同政府进行斗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所有的国家里，罢工使工人阶级逐渐学会了为争取工人和全体人民的权利而同政府进行斗争。前面已经说过，能够领导这一斗争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因为它能够在工人中间传播关于政府和关于工人事业的正确概念。下一次，我们将专门谈一谈我们俄国的罢工情况以及觉悟工人应当如何利用罢工。这里我们只应当指出，罢工正象我们在上面说过的，是“战争的学校”，而不是战争本身，罢工只是斗争手段之一，只是工人运动的一种形式。工人们能够而且应当从个别的罢工转向整个工人阶级解放全体劳动者的斗争，实际上各国工人也正在这样过渡。只有一切觉悟工人都成为社会党人，成为解放事业的追求者，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到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教育工人掌握各种对敌斗争的方法，并且建立起为全体人民摆脱政府压迫和全体劳动者摆脱资本压迫而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只有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才能够真正加入世界各国工人的伟大运动，真正加入这个把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并且高举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红旗的伟大运动。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8—9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288—298页注释：[72]《谈谈罢工》一文是列宁在流放中为《工人报》写的。原计划写三部分：（一）罢工的意义；（二）反罢工法；（三）近年来几次罢工的概况。（见本卷第158—159页）这里刊载的是该文的第一部分。其余两部分是否写成未能确定。——251。[73]“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出自德国诗人格·赫尔维格的诗歌《祈祷！工作！》。这首诗是诗人应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斐·拉萨尔之约而写的该会会歌歌词。——255。[74]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工人的罢工发生于1895年4—5月。罢工的起因是厂方采用新的计件单价，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参加罢工的有4000多工人。罢工遭到特地调来的沙皇军队法纳戈里团的镇压，结果工人死1人，伤14人，11人被交付法庭审判。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呈交给他的关于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事件的报告上批道：“感谢法纳戈里团的好汉们在工厂闹风潮期间采取坚定果敢的行动。”——257。[75]列宁引用的是普鲁士内政大臣冯·普特卡默的话。他提到的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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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论工业法庭（1899年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论工业法庭（1899年底）工业法庭，就是由工人和业主（工业中的厂主）双方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法庭，审理的案件和纠纷涉及雇用条件、确定日常工资和加班费、无故解雇工人、赔偿损坏材料、罚款不合理等等。西欧大多数国家都有这种法庭，俄国还没有，因此，我们想探讨一下，工业法庭对工人有什么好处，为什么除了普通法庭以外，最好还要设立工业法庭（普通法庭由政府任命的或由有产阶级选出的一名法官审理案件，没有业主和工人选出的代表参加）。工业法庭的第一个好处是对工人十分方便。向普通法庭上诉，先得写诉状（为此往往非请律师不可），缴纳手续费，等待很久，出庭时还得丢下工作，证人也得丢下工作，如果当事人不服上诉，案件就要转上一级法院重审，那就还得等待。难怪工人很不愿意向普通法庭上诉！工业法庭由被选为审判员的业主和工人组成。工人向自己选出的伙伴提出口头控告，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工业法庭一般规定在假日或工人有空不致影响他们工作的时候开庭。工业法庭处理案件要快得多。工业法庭对工人的第二个好处是，审判员很了解工厂的事情，他们不是一些不相干的官吏，而是了解工人生活条件和当地生产条件的本地人，而且审判员中有一半是工人，他们对待工人总是公平的，不会把工人看作酒鬼、无赖和傻瓜（大多数出身于资产阶级和有产者阶级的法官都是这样看待工人的，他们几乎总是同资产阶级社会，同厂主、经理、工程师保持着联系，而和工人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法官最关心的是照章办案，只要把公文写好，别的什么都可以不管，他们整天想的是领取薪俸和讨好上司。因此，在官僚的法庭里，积压公文、拖延诉讼、故意刁难，简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他们乱写公文，该纪录的不纪录，不管案件有理无理，结果不了了之。如果审判员由厂主和工人双方选出，他们根本不必要埋在公文堆里，他们既然不为薪俸，也就不听命于寄生的官僚。他们关心的不是弄到一个肥缺，而是调解纠纷，免得厂主中断生产，免得工人工作不安心，老是害怕老板找碴儿和任意欺侮。其次，为了审理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纠纷，必须根据切身经验很好地了解工厂的生活。法官只是翻一翻工人手册，读一读规章，别的就什么也不想再听了。他们说：谁违反规章，谁就得负责，别的我什么也不管。而从业主和工人中选出的审判员，不单是看看公文就算完事，他们还要看看实际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有时候规章订得头头是道，实际上却大有出入。即使法官想了解案情的实质，想全神贯注地分析案情，往往也不能抓住要害，因为他们不了解惯例，不了解计算工资的方法，不了解工头往往不必违反规章和克扣工资也能想出方法欺压工人（例如，他们可以把工人调去做别的工作，发给较差的材料，如此等等）。选出来的审判员，自己从事劳动或管理工厂事务，他们马上就可以弄清楚这一切问题，他们很容易了解工人的真正要求，他们不光是照章办事，而是要把一切纠纷调解好，使别人不能钻规章的空子来压迫工人，使别人找不到借口来进行欺骗和胡作非为。不久以前，报上登过这样一个消息：有个业主控告他的制帽工人偷用了下脚料，他们差一点被判为偷窃；幸而遇到了几位正直的律师，他们收集了有关材料，证明这个行业里有这种惯例，工人不但不是小偷，甚至没有违反任何规章。但是，一个收入微薄的普通工人，几乎一辈子也找不到一位好律师，因此，工人了解，法官对于工人的案件总是作出最苛刻的判决。永远也不要指望法官会不偏不倚，我们已经说过，这些法官属于资产阶级，他们先入为主地偏听偏信厂主的一面之词，工人的话一句也不相信。法官光知道看法律，看雇佣合同（一个人为了钱而替别人做工或为别人服务）。厂主雇用的是工程师、医师、经理也好，是小工也好，对于法官反正是一样；他认为（由于他的文牍主义作风和资产阶级的愚蠢），小工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应该在合同上预先说明一切必要事项，就象经理、医师、工程师能够办到的一样。而在工业法庭，审判员有一半是工人选出的。他们非常了解，一个新工人或青年工人来到工厂或办事房里常常感到自己好象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连想也想不到他是在签订“自由合同”，合同可以“规定”对他有利的条件。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工人认为剔除废品不公正或罚款不当，那就休想向法官或工厂视察员这样的官员提出控告。这些官吏只会强调一点：法律规定，厂主有权向工人罚款和剔除他们的废品，至于工作好不好，工人有没有过错，这就要由厂主决定了。正因为如此，工人很少向法庭提出这类控告，对于一切不法行为，他们一忍再忍，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举行罢工。假如审判员中有工人选出的代表，在处理这种案件和工厂中的一些小纠纷和欺压事件时，工人就极容易伸张正义和受到保护。而有钱的法官对于这类小事情（如开水供应啦，多擦一次机器啦，等等）是不屑一顾的，可是对工人来说这决不是小事情；只有工人自己才知道，工厂中这些一眼看来无所谓的、无关紧要的规章制度，有时竟会造成大量的欺压虐待事件。工业法庭对工人的第三个好处是，工人们在工业法庭上和通过工业法庭能够学到法律知识。大多数工人通常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法律，可是，官吏们和法官们却要惩罚他们不懂法律。当官吏向工人指出某项法律时，工人如果说声不知道，官吏（或法官）不是讥笑，就是责骂说：“谁也没有权利拿不懂法律当挡箭牌。”——这就是俄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因此，任何一个官吏和法官总是假设每个工人都懂法律。但是，这种假设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是有产者和资本家为了对付穷人而捏造的，这同假设工人和业主订立的是“自由合同”一样。实际上，从小就进了工厂的工人，学会识字都很勉强（有许许多多人连字都不识！），更没有时间去了解法律，他们无从了解，看来也无须了解。因为，运用法律的既然是不问工人意见的资产阶级官吏，那法律又能给工人带来什么好处！资产阶级一味责难工人不懂法律，但是，对于怎样使工人能够获得这种知识，他们一件事也没有做过，因此，工人不懂法律与其说是工人的过错，不如说是他们的剥削者（掠夺者）的过错。这些剥削者掌握了全部财产，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只有他们才能受教育和研究科学。任何学校和任何书本都不会而且也不可能给工人提供法律知识，因为在受资本压迫的千百万劳动人民中间，只有为数极少的工人能够看懂这些书，由于同样的原因能够上学的工人也只是少数，即使上过学的人，多半也只会读写算；而这对理解象俄国法律这样复杂而困难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工人自己运用这些法律，听到和看到运用这些法律的审判，他们才能熟悉法律。例如，工人若被任命为陪审员（在陪审期间，他们的工资应由厂主照发），就可以很好地了解法律。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有产阶级出身的人（还有曾任“公职”，即当过下级警察而受过训练的农民）才能担任陪审员；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只能听候别人来审判，自己却没有审判权！设立工业法庭，工人就可以选自己的伙伴担任审判员，并且定期改选；这样一来，被选出来的工人就可以亲自运用法律，就有可能在实践中熟悉法律，也就是说，不仅能够读一读书本上的法律条文（这还远不能算熟悉法律），而且还能够在实践中判断，在哪些场合应该运用哪些法律，对工人有什么影响。其次，工业法庭设立后，除了选出来当审判员的工人外，其余的工人要熟悉法律也比较容易，因为工人同自己伙伴中间选出来的审判员交谈总是要容易些，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必要的知识。工业法庭与官僚法庭相比对工人更方便，所以工业法庭开庭时工人就会经常去旁听，听听他们亲友的案件是怎样审理的，这样也就熟悉了法律。对工人最重要的，不单是要从书本上获得法律知识，而是要在生活中熟悉法律，这样他们才会了解，这些法律是为谁制定的，那些运用法律的人是为谁服务的。任何一个工人一旦熟悉了法律，就会很清楚地看出，这些法律代表的是有产阶级、私有者、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在他们还没有争得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法律的制定和监督法律的执行以前，永远也不能可靠地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景况。其次（第四），工业法庭的好处是，它们使工人习惯于独立参与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因为法庭是国家机关，它的活动是国家活动的一部分），使工人习惯于选举更明智、更正直、更坚决捍卫工人事业的伙伴去担任这种职务，使整个工人阶级都可以看到这些工人的活动，而工人的代表也可以提出全体工人的需要和要求。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在于使工人处于愚昧无知和分散状态，就在于尽快解雇那些比较聪明的工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去帮助其余的工人获得更多的知识和学会共同捍卫工人事业，而不是去向工头、业主和警察阿谀奉承而背叛工人事业的工人。但是，为了使工人事业特别需要的这些先进工人能够为全体工人所了解、所信任，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全体工人都看到这些工人的活动，都了解他们是不是善于表达工人的真正需要和愿望，是不是善于捍卫工人的利益。所以，如果工人能够选举这些人去当审判员，工人就都会知道他们当中的优秀人物，就会更信任这些人，这对工人事业将有很大的好处。请看我国的地主、企业主和商人吧，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到省长或大臣那里去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还要设法选自己的代表参加法庭（有等级代表参加的法庭），并且直接参加管理（例如，由贵族选出的贵族代表、督学等；由商人选出的工厂事务会议成员、交易所委员会委员和市集管理委员会委员等）。俄国工人阶级则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被看作驮载重荷的牛马，应该为别人埋头干活，而不敢提出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假如他们能经常选出自己的伙伴参加工业法庭，他们就算有了某种可能参与一些社会事务，不仅提出彼得、西多尔或伊万等个别工人的意见，而且提出全体工人的意见和要求。那时工人对工业法庭就不会象对官僚法庭那样抱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他们会看到工业法庭里有捍卫他们利益的伙伴。再次（第五），工业法庭对工人的好处是，这种法庭可以使工厂中的事务和工厂生活中的一切事件更多地公之于世。现在，我们知道厂主和政府极力使社会上看不到工厂发生的事情，如禁止登载罢工的消息，不再发表工厂视察员关于工人状况的报告，对一切胡作非为的现象不予声张，而由官吏尽快“在密室中”处理了事，破坏一切工人集会。难怪工人群众往往很少了解其他工厂甚至本工厂的其他部门的情况。工业法庭设立后，工人可以经常向它提出控告，审理案件也可以在工人有空的时候公开进行，让工人大众参加旁听，因此工业法庭对工人有很多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能促使一切胡作非为的现象公之于世，使工人易于同工厂中的坏事进行斗争，使工人习惯于不只是考虑本工厂的规章制度，而且还考虑一切工厂的规章制度和全体工人的状况。［注：当然不应忘记，工业法庭只是使事情公之于世的一种手段和途径，还远非主要的途径。只有讨论一切国家大事的自由的工人报纸和自由的人民集会，才能够使工厂生活、工人状况和他们的斗争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同样，工人在工业法庭中的代表席位也只是行使代表权的一个方面，还远非主要的方面。只有颁布法律并且监督法律的执行的全民代表机关（议会），才能够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和需要。至于在俄国现行制度下有没有可能设立工业法庭，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最后，不能不谈到工业法庭还有一个好处：工业法庭可以使厂主、经理和工头等习惯于有礼貌地对待工人，使他们把工人看作平等的公民，而不是看作奴隶。每一个工人都知道，厂主和工头对待工人常常是蛮不讲理的，常常责骂工人等等。工人要对此提出控告很困难，只有在全体工人都已经相当开展并且善于支援伙伴的地方，才能进行反击。厂主和工头们说，我国工人都是无知和粗暴的，所以也只能以粗暴对待他们。我国工人阶级的确还保留着许多农奴制残余，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还很粗鲁，这也不必否认。但是，这主要是谁的过错呢？这正是厂主、工头、官吏们的过错，他们象贵族老爷对待农奴那样对待工人，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是和他们平等的人。工人提出请求或问题，态度很客气，但是，到处遇到的是粗暴、谩骂和威胁。如果厂主责备工人粗暴，那不明明是诿过于人吗？工业法庭会很快地使我国剥削者放弃粗暴的态度，因为在法庭上工人和厂主是平起平坐的审判员，他们一起讨论案件和进行表决。厂主审判员必须把工人审判员看作同自己平等的人，而不是看作仆从。在法庭上，当事人和证人既有厂主也有工人，因此厂主就会懂得应该同工人进行正常的谈判。这对工人非常重要，因为目前很少有可能进行这种谈判，厂主根本不希望工人选出自己的代表，工人要进行谈判就只有罢工这一条路可走，而这一条路是困难的，往往也是很痛苦的。其次，如果有工人担任审判员，工人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向法庭控诉自己受到的粗暴待遇。工人审判员会永远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厂主或工头由于粗暴要受到法庭的传讯，就不敢再耍无赖和傲慢不逊了。由此可见，由业主和工人双方选出人数相等的代表组成的工业法庭，对工人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工人有许多好处：这种法庭比普通法庭对工人更方便；工业法庭的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要少些；工业法庭的审判员了解工厂生活条件，作出的判决比较公正；工业法庭可以让工人熟悉法律，使他们习惯于选举自己的代表和参与国家事务；工业法庭可以使工厂生活和工人运动公之于世；工业法庭可以使厂主习惯于有礼貌地对待工人并以平等的身分同工人进行正常的谈判。正因为这样，所以欧洲各国工人都要求设立工业法庭，不仅要求为工厂工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已经有了这种法庭），而且为在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家庭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设立这种法庭。政府委任的一切官吏（法官也好，工厂视察员也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代替这种有工人亲自参加的机构。在我们作了上面的说明以后，这一点就不必再作解释了。何况每个工人根据切身经验也都知道，他们会从官吏那里得到什么；每个工人也都清楚地了解，说官吏会象从工人中选出的代表一样关心工人，那就是撒谎和欺骗。这种欺骗对政府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政府要工人永远充当资本家的无知、无权和不声不响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经常可以从袒护厂主和政府的官吏或著作家那里听到这种骗人的鬼话。工业法庭对于工人的必要性和好处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甚至俄国的官吏也老早就承认了。的确，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许多人都已经淡忘！事情发生在我国农民摆脱了农奴制的依附关系的时候（38年以前，即1861年）。大约在这个时候，俄国政府也决定废除关于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旧法律，颁布新法律。当时已很明显，随着农民的解放，继续施行关于工人的旧法律已经不行了，因为在制定旧法律的时候，许多工人还是农奴。政府于是指定几个官员组成一个委员会，责成他们研究德国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有关工厂工人的法律，拟订修改俄国关于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法律草案。委员会是由一些要员组成的。他们总算进行了这项工作，出版了整整5本书，介绍了外国的法律，拟订了俄国的新法律。在委员会提出的法律草案中，有厂主和工人双方选出数量相等的审判员组成工业法庭这一条。这个草案是34年前即1865年公布的。工人要问：当时究竟是怎样处理这个法律草案的呢？既然政府自己责成这些官员拟订必要的修改草案，那又为什么没有在俄国设立工业法庭呢？我国政府正象历来处理一切多少有利于人民和工人的草案一样，处理了委员会拟订的草案。官吏们为沙皇和祖国辛勤效劳而得到了政府的奖赏，他们戴上了勋章，升官晋级，得到了更大的肥缺。而他们拟订的草案却象官场中所说的那样被稳稳地“束之高阁”。这个草案就这样一直被束之高阁。关于授权工人选自己的伙伴参加工业法庭的事，政府连想也不想了。但是，决不能说，从那时起政府就一次也没有想到工人。诚然，它想到工人不是出于自愿，而完全是慑于声势浩大的工人骚动和罢工，但毕竟是想到了。政府颁布了工厂禁用童工、禁止某些生产部门女工上夜班、缩短工作日、委派工厂视察员等等法律。这些法律尽管写得拐弯抹角，尽管给厂主留下了破坏和逃避法律的许多漏洞，总还是带来了一些好处。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不愿设立工业法庭（虽然这项法律已经制定好了），而宁愿制定新的法律和委派新的官吏——工厂视察员呢？原因十分清楚。完全了解这个原因对工人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例子有助于了解俄国政府对待工人阶级的全部政策。政府所以委派新的官吏而不设立工业法庭，是因为工业法庭会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他们认识自己的权利，认识自己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应该有的尊严，并且会使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国家事务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习惯于选举比较开展的伙伴去担任工人代表，这样也就部分地限制了一小撮专横的官吏，使他们再不能独断独行。而这正是我们的政府所最害怕的。政府甚至准备施与工人一些小恩小惠（当然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恩小惠，而且一面在大庭广众面前用一只手郑重其事地递过去，并且自称善人，一面又用另一只手偷偷地一点一点捞回去！工人通过1897年6月2日颁布的工厂法的例子，已经识破这种诡计了！），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使官吏可以自由自在地独断独行，使工人不致觉醒，使工人不能发挥自己的独立性。政府委派新的官吏即唯政府之命是从的奴仆，就易于避免这种严重的危险。政府可以毫不费力地禁止官吏（例如工厂视察员）发表他们的报告书，禁止他们向工人谈论工人的权利和业主的胡作非为，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官吏变成工厂中的巡官，命令他们把工人的任何不满和风潮报告警察局。因此，只要俄国还保存着现行政治制度，即人民毫无权利，不对人民负责的官吏和警察横行霸道，工人就不可能指望设立对他们有利的工业法庭。政府明明知道，工业法庭会很快地促使工人提出更根本的要求。工人选出代表参加工业法庭，就会马上看出，这还不够，因为剥削工人的地主和厂主可以把他们的代表派到许多更高级的国家机关中去，工人就一定会提出设立全民代表机关的要求。工人把工厂事务和工人的需要在法庭上公之于世，就会马上看出，这还不够，因为现在只有报纸和人民集会才能使这些东西真正公开，于是工人就要提出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政府才把在俄国设立工业法庭的草案埋葬掉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妨假定一下，政府为了欺骗工人，现在可能故意设立工业法庭，但是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现行的政治制度。这对工人有没有好处呢？丝毫没有好处。连工人自己也不会选他们最有觉悟、最正直和最忠于工人事业的伙伴去参加这种法庭，因为他们知道，在俄国谁要是公开地说了一句老实话，只要警察局一道命令就可以把他逮捕起来，无需审判和侦查就可以把他投入监狱，或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由此可见，要求设立有工人选出的代表参加的工业法庭，只不过是更广泛、更根本的要求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这个更广泛更根本的要求就是：人民要有政治权利，也就是说，人民要有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有权不仅在报纸上、而且在人民集会上公开申述人民的需要。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8—9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274—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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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出版了《〈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希望“消除对《工人思想报》倾向的许多误解和模糊看法（例如说我们“否定”“政治”等）”（《编辑部的话》）。我们非常高兴，《工人思想报》终于公开地提出了它似乎一直不想涉及的纲领性问题。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就是俄国先进工人的倾向”的说法（如编辑部在《增刊》中所作的声明）。不，如果《工人思想报》编辑部想走上述《增刊》所规划（目前只是在规划）的道路，那就是说，它错误地理解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所制定的、全体在俄国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历来所遵循的纲领；那就是说，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达到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阶段比起来，它倒退了一步。《增刊》的社论《我国的实际情况》（署名：尔·姆·）表述了《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详细地分析一下这篇社论。社论一开头就表明，尔·姆·非常错误地描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我国的工人运动，暴露了他对工人运动的理解是极其狭隘的，暴露了他企图无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创造出来的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尔·姆·在社论的开头就这样说：其实，“我国工人运动具有各种各样组织形式的萌芽”，从罢工协会一直到合法的（法律许可的）团体。读者会困惑地问道：就是这些吗？难道尔·姆·在俄国再没有看到工人运动更高级、更先进的组织形式吗？显然，他是不愿意看到这些组织形式的，因为在下一页他更加肯定地重述了自己的论点，他说：“当前运动的任务，俄国工人的真正工人事业，就是要工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他所列举的方法，又只限于罢工组织和合法团体！这样一来，俄国工人运动似乎就只限于罢工和组织合法团体了！但是这绝对不符合事实！早在20年前，俄国工人运动就已经创立了广泛的组织，提出了较广泛的任务（现在我们就更详细地来谈这一点）。俄国工人运动创立了圣彼得堡“斗争协会”[66]、基辅“斗争协会”[67]、犹太工人联盟[68]这一类组织。但是尔·姆·说，犹太工人运动带有“独特的政治性”，是一个例外。这又不符合事实，假如犹太工人联盟是一个“独特的”组织，它就不会同俄国的一些组织联合起来，就不会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是俄国工人运动同俄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重大步骤。这一步骤清楚地表明，俄国工人运动并不限于罢工和组织合法团体。为什么给《工人思想报》撰文的俄国社会党人不愿意看到这一步骤，不愿意理解这一步骤的意义呢？这是因为尔·姆·既不了解俄国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也不了解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尔·姆·写道：“我国运动方向的最显著的标志，当然就是工人提出的要求。”我们要问，为什么不把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要求看作我国运动的标志呢？尔·姆·凭什么理由把工人的要求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分割开来呢？尔·姆·在整篇文章中采取的这种做法，同《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在每号报纸中所采取的做法是一样的。为了说明《工人思想报》的这个错误，我们必须说明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关系这个总问题。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最初都是互不相关的。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和建立工会，而社会主义者则站在工人运动之外，著书立说，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要求用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关，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指导。因此我们看到，欧洲各国已愈来愈趋向于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样结合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从有产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俄国，情况也完全一样。我国社会主义在长达数十年的时期内一直脱离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脱离工人的罢工等等。一方面，这是因为社会党人不了解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它不适用于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工人运动还完全处于萌芽状态。1875年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1878年成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这些工人组织没有受俄国社会党人思潮的影响；这些工人组织要求给人民政治权利，想为争取这些权利进行斗争，可是当时俄国社会党人错误地认为，进行政治斗争是违背社会主义的。但是，俄国社会党人并没有停留在自己不成熟的错误的理论上。他们前进了，他们领会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适用于俄国的工人社会主义理论，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注：我们有位同志写了一本小册子《红旗在俄国。俄国工人运动史纲》。在这本书中，他从历史上研究了俄国社会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这本小册子即将出版。[69]］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1883年）以后，每次广泛的俄国工人运动都是直接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关的，并且力求同他们结合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1898年春），是大踏步向这种结合迈进的标志。现在，俄国一切社会党人和一切觉悟工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这种结合，巩固和整顿“社会民主工党”。谁不愿意了解这种结合，谁企图在俄国把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为地分割开来，谁就会给俄国工人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事业带来害处，而不是带来好处。我们再往下看。尔·姆·写道：“至于广泛的要求，即政治要求，我们认为只有1897年彼得堡织工……的要求，是我国工人第一次不很自觉地提出的这类广泛的政治要求。”我们又要说，这是绝对错误的。《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刊登了这类言论，这表明：第一，它忘掉了俄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历史，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第二，它狭隘地理解工人事业，这也是不可原谅的。在1898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的五月传单中，在《圣彼得堡工人小报》和《工人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先进组织在1898年承认该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机关报）上，俄国工人都提出过广泛的政治要求。《工人思想报》忽视这些事实，向后倒退，这就完全证实了以下看法：《工人思想报》代表的不是先进工人，而是无产阶级中不开展的水平低的部分（尔·姆·本人在文章中也说到已经有人向《工人思想报》指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不知道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尔·姆·也不知道这个历史。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不懂得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尔·姆·也不懂得这种关系。为什么90年代的俄国工人没有象70年代的俄国工人那样建立自己的独立于社会党人的特殊组织呢？为什么他们没有独立于社会党人而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呢？尔·姆·显然是这样解释的：“俄国工人在这方面的修养还很差”（他的文章第5页），但是，这种解释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他只有权利代表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说话。工人中水平低的部分在90年代运动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运动的政治性质。虽然如此，但是大家都知道（尔·姆·自己也谈到这一点），90年代的工人运动具有广泛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先进工人随时随地使运动具有这种性质；工人群众是跟着他们走的，因为他们向工人群众证明自己有决心有能力为工人事业服务，取得了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而这些先进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其中许多人甚至还亲身参加过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表明俄国革命运动从农民和密谋家的社会主义转向工人的社会主义。由此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些先进工人现在没有脱离社会党人和革命者而建立特殊的组织。在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分离的时候，这种脱离是有意义的，是必要的。一旦先进工人看到了工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种脱离就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意义了。先进工人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结合是极其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即90年代俄国两个深刻的社会运动汇合的结果：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另一个是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的社会思想运动。从下面可以看出，《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理解是多么狭隘。尔·姆·在谈到广泛的政治要求时写道：“为了使工人能够完全自觉地、独立地进行这种政治斗争，必须由工人自己的组织来进行这种斗争，工人的这些政治要求必须建立在工人已经意识到的共同的政治要求和眼前利益上〈请注意这一点！〉，这些要求必须是工人组织〈行业组织〉自己的要求，必须真正是这些工人组织根据自己的愿望共同拟定共同提出的……”接着下面解释道，工人当前的共同政治要求暂时（！！）还是十小时工作制和恢复1897年6月2日法令所取消的节假日。尽管如此，《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听到别人指责它否定政治竟还感到诧异！把政治归结为行业工会争取局部改革的斗争，这难道不是否定政治吗？这难道不是抛弃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宗旨吗？按照这个宗旨，社会民主党人应该竭力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成为独立的工人政党，由这个党来争取民主，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我们一些歪曲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时髦的人物，竟极其轻率地抛弃了社会民主党人珍视的一切，抛弃了使人们有权把工人运动看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运动所凭借的一切。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欧洲民主主义运动长期积累的经验教导我们必须设法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他们对这无动于衷。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终于使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伟大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他们对这无动于衷。俄国先进工人已经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了基础，他们对这无动于衷。这一切都去他的吧！我们要丢掉过多的思想包袱，摆脱过重过苛的历史经验，仅仅让一些行业工会（除了合法团体以外，目前在俄国还无法证明建立行业工会是可能的）“暂时存在”就行了，让这些行业工会“根据自己的愿望”拟定要求——“眼前的”要求，微不足道的改良要求吧！！什么话？这简直是鼓吹倒退！这简直是宣传瓦解社会主义！请注意，《工人思想报》所谈的不仅仅是要地方组织自己拟定当地的斗争形式、局部性的鼓动内容和鼓动方法等等，——对这种想法谁也不会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历来都不打算在这方面限制工人的独立性。不，《工人思想报》是想完全抛开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任务，是想“暂时”“仅仅”争取“眼前的利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直的作法是根据每个眼前的要求进行鼓动，以便组织无产阶级同专制制度斗争，并且把这一点作为无产阶级的当前目标。《工人思想报》则想把无产阶级的斗争限制在为小要求作小斗争的范围内。尔·姆·明明知道，他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是相违背的，却对谴责《工人思想报》的人作如下的反驳。有人说，推翻沙皇制度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尔·姆·问道：指的是什么工人运动呢？“是罢工运动？是互助会？是工人小组？”（该文第5页）对此我们回答他说：你只能代表你自己说话，代表你的集团和它所代表的一个地方的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说话，你不能代表俄国先进工人说话！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分子往往不知道，只有革命政党才能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一点尔·姆·也不知道。但是俄国先进工人知道。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分子往往不知道，俄国工人运动不限于罢工斗争、互助会和工人小组，俄国工人运动早就希望建立一个革命政党，而事实上也实现了这个希望。这一点尔·姆·也不知道。但是俄国先进工人知道。尔·姆·竭力把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无知说成是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有特别的见解。我们现在来仔细地看一看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尔·姆·写道：“关于专制制度这个概念……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多谈，想必每个交谈者都是非常明确和清楚地了解这类名词的。”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尔·姆·本人对这类名词的了解就是最不明确最不清楚的，不过我们不妨先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工人算不算是尔·姆·的交谈者呢？当然是的。如果是的，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非常明确地了解专制制度这个概念呢？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非常广泛非常系统地宣传一般政治自由的思想，必须进行鼓动，把专制制度这个“明确的概念”（在工人头脑中的）同每一次警察的暴行、官吏的压迫联系起来。看来这是很清楚的。如果是的，用纯粹地方性的宣传鼓动来反对专制制度能见效吗？把全俄国的宣传鼓动组织成统一的有计划的活动即一个政党的活动，不是绝对必要的吗？尔·姆·为什么不把组织系统的反对专制制度的宣传鼓动这项任务作为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呢？这只能是因为他对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了解最不明确最不清楚。尔·姆·接着解释专制制度，说它代表着巨大的“人的力量”（按军事方式严格训练出来的官僚）和巨大的“经济力量”（财政资源）。我们不想谈他的解释的“不明确的”地方（“不明确的”地方是很多的），我们想直接谈谈最主要的地方：尔·姆·向着俄国社会民主党问道：“这样说来，岂不是现在就要建议俄国工人把推翻这种人的力量和夺取这种经济力量作为自己现在的（处于萌芽状态的）组织的当前首要任务吗？（更不用说那些认为先进工人小组应该承担这项任务的革命家了）”我们很惊讶，全神贯注地再三重读了这段奇文。难道我们弄错了吗？不，我们没有弄错。尔·姆·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作推翻专制制度。这真不可想象，但这是事实。在尔·姆·的糊涂思想暴露之后，还能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吗？尔·姆·把革命者夺取政权和革命者推翻专制制度这两者混淆起来了。俄国老一辈的革命者（民意党人）所争取的是由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他们认为，夺得政权，“党就能推翻”专制制度的“人的力量”（即任命自己的人代替官吏），“就能夺取经济力量”（即夺取国家的全部财政资源）并实行社会革命。如果按照尔·姆·的这些笨拙的话来说，老民意党人的确想“推翻”专制制度的“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这种革命理论。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和《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这两部著作中，无情地批判了这种理论，并且指出了俄国革命者的任务：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其当前目标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但是，什么叫作推翻专制制度呢？要对尔·姆·说清楚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专制政体，无限君主制）是一种最高权力完全地整个地（无限制地）由沙皇一人独占的管理形式。沙皇颁布法律，任命官吏，搜刮和挥霍人民的钱财，人民对立法和监督管理一概不得过问。因此，专制制度就是官吏和警察专权，而人民无权。俄国全体人民备受无权的痛苦，有产阶级（特别是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却可以任意左右官吏。工人阶级的痛苦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由于全国人民的无权；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受迫使政府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资本家的压迫。推翻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沙皇放弃无限权力，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来颁布法律，监督官吏的行为，监督国家资财的收支。这种由人民参与立法和管理的管理形式叫作立宪管理形式（宪法是人民代表参与立法和管理国家的法律）。总之，推翻专制制度就是用立宪管理形式来代替专制管理形式。由此可见，推翻专制制度根本不需要“推翻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而只需要迫使沙皇政府放弃自己的无限权力和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来制定宪法（“争取民主的〈人民的、有利于人民的〉宪法”，如“劳动解放社”1885年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上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呢？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建立巩固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整个工人阶级才能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真正是“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不把这种夺取政权看作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认为，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斗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建立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组织。但是，俄国工人阶级怎样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呢？《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甚至嘲笑了“劳动解放社”，因为“劳动解放社”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并且在自己的纲领中说：“那些即使目前还是未来俄国工人政党的萌芽的工人小组，也必须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工人思想报》（见该报第7号和我们分析的这篇文章）认为由工人小组来推翻专制制度是可笑的！我们回答《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你们嘲笑谁？嘲笑你们自己！《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埋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非同志式地同他们争论。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吧，究竟是哪一方在非同志式地争论：是俄国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呢，还是“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前者明确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后者则不指出自己的论敌是谁，躲在角落里时而刺一下“写了一本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德文书的人”（即普列汉诺夫，他们毫无根据地把他和一些合法的著作家混为一谈），时而刺一下“劳动解放社”，断章取义地歪曲它的纲领，而又不能相对地提出自己稍微明确一点的纲领。是的！我们承认有同志的义务，承认有支持一切同志的义务，有容纳同志意见的义务，但是在我们看来，对同志的义务从属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义务，而不是相反。我们承认对《工人思想报》负有同志的义务，这并不是因为该报的编辑们是我们的同志，而只是因为他们在俄国的（因而也是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工作，仅仅由于这一点，我们才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同志。因此，当我们确实看到“同志们”离开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后退，“同志们”缩小和歪曲工人运动的任务时，我们就认为自己有责任非常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我们刚刚说过，《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歪曲了“劳动解放社”的观点，这一点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尔·姆·写道：“我们不想理解有些同志为什么认为‘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只是回答了‘从哪儿取得同专制制度斗争的力量？’这一问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我们的革命者把工人运动看作推翻专制制度的最好的手段。”）打开1885年“劳动解放社”出版并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转载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这本小册子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纲领的基础是：从资本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劳动，使全部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尔·姆·歪曲这个纲领，不想理解这个纲领，这是很明显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的开头说，“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从哪儿取得同专制制度斗争的力量的问题，尔·姆·就死死抓住这句话。但是要知道，“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俄国革命者和俄国整个革命运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这是历史事实。“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这个问题，难道这就是说“劳动解放社”把工人运动仅仅当作一种手段吗？尔·姆·的这种“不理解”不过是证明他对众所周知的“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一无所知。其次，“推翻专制制度”怎么能是工人小组的任务。尔·姆·不理解这一点。请打开“劳动解放社”的纲领看一看，那里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鼓动，进一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广泛建立革命组织，是工人小组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这些联系密切、结成一个严密整体的组织，并不满足于同政府进行局部冲突，在适当时机，它们将毫不迟疑地一致向政府展开坚决的进攻。”1898年春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各地组织所遵循的正是这个策略。这些组织证明了自己是俄国的巨大政治力量。如果这些组织组成一个政党，广泛进行反对极权政府的鼓动，并且利用一切自由主义反对派分子，那么这个政党无疑地会实现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如果《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不想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想”奉劝他们：先生们，学习学习吧，这些道理本身并不是很难懂的。但是，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尔·姆·吧，在谈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时我们把他撇在一边了。至于尔·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更加清楚地说明了《工人思想报》新的倒退倾向。尔·姆·写道：“专制制度的末日可以看得很清楚。”“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一切生气勃勃的社会成员健康发展的条件之一。”读者也许以为，从这里总该得出工人阶级也必须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吧？不，别忙。尔·姆·有他自己的逻辑和术语。他在斗争这个词前面加上“社会”两个字，就把斗争完全理解成另外一种东西了。尔·姆·描述了俄国许多居民阶层对政府采取的合法的反对派立场，最后断定说：“争取地方和城市社会自治的斗争，争取社会教育的斗争，争取给饥民以社会救济的斗争等等，都是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一切觉悟和进步的居民阶层和集团都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同官僚专制制度作社会斗争。不仅如此，这种社会斗争由于某种令人莫解的原因，没有受到俄国许多革命著作家的关切，但是我们看到，俄国社会进行这种社会斗争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当前的问题在于，怎样使这些个别的社会阶层……能更有成效地进行这种〈请注意这一点！〉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尔·姆·的这些议论又充满了大量的糊涂思想和错误。第一，尔·姆·把合法的反对派立场同反对专制制度、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混为一谈。由于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一语不加解释，他制造了社会党人所不该有的这种混乱。这句话既可以了解为（有条件地）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也可以了解为在这个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反对专制制度个别措施的斗争。第二，尔·姆·把合法的反对派立场算作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并且说，我国工人应该进行“这种社会斗争”，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了要我国工人不同专制制度作革命斗争，而是对专制制度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也就是说，把社会民主主义弄得庸俗不堪，把它和俄国最庸俗最贫乏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第三，尔·姆·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著作家［诚然，尔·姆·宁愿采取“同志式的”不指名的责难。但是，如果他指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的话就白说了］似乎不肯注意到合法的反对派，这简直是胡说。恰恰相反，无论是“劳动解放社”或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无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阿克雪里罗得把它叫作《宣言》的解说），都不仅注意到了合法的反对派，而且还非常确切地说明了合法的反对派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现在来一一加以说明。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一般的自由派团体和自由派报刊是怎样“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呢？它们有没有进行反对专制制度、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它们从来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进行这种斗争的只是一些往往出自自由派的博得社会同情的革命者。但是，进行革命斗争决不等于同情革命者和支持革命者；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决不等于对专制制度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俄国自由派只是采取专制制度本身所许可的形式即专制制度认为对它没有危险的形式，来表示自己对专制制度的不满。自由主义反对派最突出的表现，也不过是自由派向沙皇政府请愿，请求吸收人民参加管理。自由派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了警察对这种请愿的粗暴的拒绝，忍受了宪兵政府甚至对他们合法申述自己意见所施加的非法的野蛮迫害。把采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干脆说成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这简直是歪曲事实，因为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组织革命政党来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虽然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能够筹集经费和取得国外的俄国自由派的支持。尔·姆·不仅歪曲事实，而且还把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牵连在内。尔·姆·写道：“在这个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是俄国社会的一切进步阶层，这些阶层捍卫自己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团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共同利益，‘从来不忘记〈尔·姆·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政府自己决定实行某项改革或者根据社会的正式要求实行某项改革，这两者的差别’有多么大。”如果象尔·姆·那样，以为这是对一切进行“社会斗争”的人们即对俄国整个自由派的评价，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向政府提出过正式的要求，正因为如此，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担任而且现在也不可能担任独立的革命角色。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者，不可能是“社会的一切进步阶层”，而只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所建立的革命政党。自由派一般只能作为而且应当作为革命工人政党的辅助力量的一个来源（这一点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上述小册子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正因为这样，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才无情地嘲笑了“俄国社会的进步阶层”，说它们不懂得必须向政府提出正式要求，眼看着它们中间的革命者在专制政府的打击下牺牲。尔·姆·在这里也象在《增刊》的第二篇文章中那样，毫无意义地摘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在那里他企图表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空想主义者，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充分评价这位“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作用。普列汉诺夫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本书（由《社会民主党人》[70]文集中的几篇文章编成，用德文出版的单行本）中，充分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用，并且阐明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态度。《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只是暴露了自己不能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的长处和短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实问题”决不在于自由派应该怎样进行“社会斗争”（我们知道，尔·姆·认为这种斗争就是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而在于应该怎样建立为推翻专制制度而斗争的革命工人政党，这个政党能够依靠俄国的一切反对派分子，能够利用反对派的一切活动来进行革命斗争。为此，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因为在俄国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争取民主的坚定不移的战士，因为没有这种政党的积极推动，自由派分子“就会依旧萎靡不振，沉睡不醒”（上引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23页）。尔·姆·说，我国“最进步的阶层”进行着“真正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尔·姆·的文章第12页），“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他的这种言论实质上是完全背离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只好郑重地劝告《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好好地想一下：他们想向何处去，他们实际上是站在什么地方，是站在把社会革命的旗帜带到劳动阶级中去，并且想把它们组织成一个革命政党的革命者中间，还是站在进行“社会斗争”（即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的自由派中间。所谓工人的“社会独立性”的理论，所谓“社会互助”和行业工会“暂时”只能争取十小时工作制的理论，所谓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团体等等同专制制度进行“社会斗争”的理论，根本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根本没有自由派所不承认的东西！要知道，《工人思想报》的全部纲领（如果可以说是纲领的话）实质上是要使俄国工人陷于不开展和分散的状态，使他们成为自由派的尾巴！尔·姆·有些话特别奇怪。尔·姆·一本正经地说道：“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政治警察之所以叫作政治警察，就是因为它迫害专制制度的敌人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正因为如此，目前还没有变成自由派的《工人思想报》，才象俄国全体革命者、社会党人和全体觉悟工人那样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政治警察残酷地迫害社会党人和工人，专制制度拥有“严密的机构”和“机灵能干的国务活动家”（尔·姆·的文章第7页），从这个事实只能得出两种结论：胆小怕事的可恶的自由派的结论是，我国人民，特别是工人，还缺少斗争的准备，必须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报刊等等的“斗争”上，因为这是“真正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不只是反对政治警察的斗争。社会党人和每个觉悟工人的结论是，工人政党也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建立“严密的机构”，从先进工人和社会党人中培养出“机灵能干的革命活动家”，从而使工人政党真正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并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吸引到工人政党方面来。《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站在斜坡上，并且将沿着斜坡一直滑向前一种结论！还有，尔·姆·写道：“这些纲领〈即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它们始终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视……工人参加”厂主立法会议、工厂事务会议和城市社会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第15页）如果不强调议会的好处，工人怎么能知道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呢？如果象《工人思想报》那样不谈这些问题，那不是支持工人中水平低的部分不问政治吗？至于谈到工人参加城市社会自治机关，那么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没有否定过工人社会主义者参加城市自治机关的好处和重要性，但是在俄国来谈这一点是可笑的，因为在俄国，社会主义还不可能进行任何公开的活动，在俄国诱导工人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实际上就是使先进工人脱离工人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走向自由主义。尔·姆·说道：“工人中的先进部分对待这种〈专制〉政府的态度……正如工人对待厂主的态度一样易于理解。”这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工人中的先进部分是觉悟程度并不低于知识分子出身的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工人思想报》想把这两者分开是荒谬的，有害的。这就是说，俄国工人阶级已经为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造就了和独立地提供了人才。但是《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根据工人中的先进部分具有政治觉悟这一点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把这些先进分子拖回来，使他们踏步不前！尔·姆·问道：“工人进行哪种斗争最合适呢？”他自己回答道：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工人“正在进行”的斗争！！！很难找出一句更加突出的话，来表达热中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所感染的这种毫无意义、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了！最合适的是可能的，而可能的就是现在有的！这正象一个人准备走上一条遥远而艰难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会遇见许多阻碍和许多敌人，这个人问道：我应向何处去呢？回答说：最好去可能去的地方，而可能去的地方就是你现在正在去的那个地方！这正是虚无主义，不过这不是革命的虚无主义，而是机会主义的虚无主义，表现出这种虚无主义的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尔·姆·“号召”俄国工人进行“局部的”、“政治的”斗争（在这里，政治斗争不是指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只是指“争取改善全体工人生活状况的斗争”），公然号召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后退一步，实质上就是号召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人从而抛弃欧洲和俄国所取得的一切经验！如果为了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如果仅仅为了进行这种斗争，工人就根本不需要社会党人。在一切国家里都有这样的工人，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但是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甚至还敌视社会主义。尔·姆·写道：“最后，简单谈谈我们对工人社会主义的理解。”读了以上的说明以后，读者不难想象这是怎样一种“理解”了。这简直是伯恩施坦那本“时髦的”书的翻版。我国“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不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提“工人自主的社会和政治的活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尔·姆·是怎样理解社会“斗争”和“政治”的，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直接回到俄国某些合法著作家的“公式”上去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实质）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社会的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尔·姆·没有确切地指出这个目的，却首先指出要发展行业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只是顺便谈了一下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全部生产资料完全社会化。但是他却用最显著的黑体字刊印了伯恩施坦的一句话：“社会主义只是现代社会进一步的高度发展”，这句话不仅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实质，反而把它们弄模糊了。一切自由派和一切资产者无疑是赞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所以他们都会因为尔·姆·的话而高兴。尽管如此，资产者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包含许多不同的方面，而人们在使用这一共同用语时也各有所指。也就是说，尔·姆·没有向工人说清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含糊不清、令人莫解的话。最后，尔·姆·没有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即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只是说把生产转归他们（工人）进行社会管理或由民主化的社会政权管理，而社会政权民主化的“方法是让他们〈工人〉积极参与工厂的一切事务会议，参加仲裁法庭，参加一切制定有关工人的法律的各种会议和委员会，参加社会自治机关，以及参加国家的总的代表机关”。由此可见，《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能够得到的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这种缩小社会主义和把它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做法，又是背弃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我们早就说过，只有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才能这样取得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率的行为，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正因为如此，“工人社会主义”的纲领只是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而不确定夺取政权的方法，因为选择哪一种方法取决于将来的情况，而将来情况如何我们还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为无产阶级唯一的活动方式，那么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把这一概念庸俗化。我们不想再详细分析《增刊》上的其他文章。关于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的那篇文章，我们已经谈过了。至于《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所宣扬的伯恩施坦主义，即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抓住不放，而绝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和德国觉悟工人坚决反对的伯恩施坦主义，这里不想细谈。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伯恩施坦主义是一种极端混乱的思想，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比较起来它倒退了一大步。至于德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最好让德国人来讲。我们只指出一点：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要比德国的差得多。伯恩施坦虽然有许多错误，虽然在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有明显的倒退倾向，但是他还有一定的头脑和一定的良心，他不自己另立新理论或新纲领，不要求修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且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声明接受倍倍尔的提案，这个提案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遵循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我们俄国的伯恩施坦派怎样呢？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及伯恩施坦的百分之一，他们甚至干脆不想知道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1898年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宣布《工人报》是党的机关报，他们不想知道这些出版物全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旧”纲领为依据的。我们的伯恩施坦派好象也没有意识到，既然他们屏弃这些旧见解而另立新见解，那么从道义上来讲，他们对于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曾经倾全力来筹备和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现在大部分被关进俄国监狱的社会党人和工人，就有责任直截了当地公开声明，究竟不同意谁，究竟不同意什么，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新见解和新纲领来代替旧见解和旧纲领，而不要一味躲在角落里笼统地刺“我们的革命家”。我们还要研究一个恐怕是最重要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里产生了这种倒退倾向，这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单单说这是由于《工人思想报》编辑们的个人品质，单单说这是由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是解释不通的。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历史特点造成的，这种特点使人们对工人社会主义产生了狭隘的理解，这在短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面对着两种人，一种是民意党人，他们责备社会民主党人逃避俄国革命运动传统的政治斗争，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坚持不懈地同他们进行论战；另一种是俄国自由派，他们也不满意革命运动从民意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同这两种人的论战，都是围绕着政治问题而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民意党人把政治狭隘地理解为密谋活动时，只能一般地反对政治，有时也的确这样反对过（因为当时这种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占优势）。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沙龙中，社会民主党人常常能够听到为革命者放弃恐怖手段感到惋惜的论调。那些贪生怕死、在紧要关头不支持打击专制制度的英雄的人们，假仁假义地指责社会民主党人不问政治，一心只想再有一个政党为他们火中取栗。自然，社会民主党人恨透了这种人和他们的言论，并到工厂无产阶级中去进行规模虽小却很重要的宣传工作。这个工作在开始时有狭隘性是不可避免的，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狭隘言论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狭隘性吓不住那些念念不忘俄国工人运动的远大历史目的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使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讲一些狭隘的话，那有什么要紧呢，他们的事业总是广阔的。他们不搞无益的密谋活动，不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巴拉莱金之流[71]来往，而到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中去，并促进这个阶级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逐步扩大，这种狭隘性是会自行消失的。事实上结果大体也正是这样。宣传已经开始转向广泛的鼓动。广泛的鼓动自然会使觉悟的先进工人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革命组织（圣彼得堡、基辅等地的“斗争协会”和犹太工人联盟）也相继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很自然地要求合并，而且终于如愿以偿，它们联合起来并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看来，旧日的狭隘性现在已经失去任何基础，它将被彻底消除。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鼓动工作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民主党人接触到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最不开展的部分；要把这部分人吸引过来，鼓动员必须善于适应最低的理解水平，习惯于把“眼前的要求和利益”提到首位，暂时不宣传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远大理想。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具有分散的手工业的性质，各个城市的小组和小组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外学识比较渊博、革命经验比较丰富、政治眼光比较远大的同志间的联系又非常差，这自然会使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这个（十分必要的）方面被过分夸大，使个别人忘掉其他方面，特别是每遭到一次失败，作战队伍的行列里就要减少一些最觉悟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牢固的革命传统和继承性也就无法建立。我们认为，有些人之所以可悲地背弃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想，其主要原因就是过分夸大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一方面。再加上对那本时髦的书的迷恋，对俄国革命运动史的无知，以及标新立异的幼稚妄想，——这就是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的全部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详细地谈谈无产阶级中先进部分与水平低的部分的关系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在这两部分人中进行工作的意义问题。各国工人运动史表明，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条件最好的那部分工人。从历次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主要来自这个部分，他们能够取得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他们完全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甚至独立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历次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象蒲鲁东和瓦扬、魏特林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领袖。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看来也不会在这方面落后于欧洲。正当有教养的社会对说真话的不合法书刊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却日益增长，工人中间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断出现，他们虽然生活环境极坏，在工厂中从事着使人变蠢的苦役劳动，但是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现在俄国已经有这种“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他们崇高的精神需求充分得到满足，从他们的队伍中间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物。因此，报纸如果想成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它就必须具有先进工人的水平；它不仅不应该人为地降低自己的水平，反而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注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中的一切策略问题、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只有这样，工人知识分子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他们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工人事业，从而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革命事业。继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之后有广大的中等水平的工人。这些工人也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社会主义，加入工人小组，阅读社会主义的书报，参加鼓动工作，他们和前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还不能独挡一面地领导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中等水平的工人可能会看不懂党的机关报上的某些文章，会不能完全弄清楚复杂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报纸应该降低到广大读者的水平。相反，报纸正应该提高他们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间培养出先进工人。一个工人只要致力于地方实际工作，极其关心工人运动的动态和当前鼓动中的问题，他一举一动就应该想到俄国整个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因此，拥有大量中等水平的工人读者的报纸，必须把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同每一个地方性的狭隘的问题联系起来。最后，中等水平的工人之外就是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广大群众。他们很可能完全看不懂或者几乎完全看不懂社会主义报纸（大家知道，在西欧投票选举社会民主党的人比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读者要多得多），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应该迁就工人的最低水平，那就荒谬了。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应该用别的宣传鼓动手段，如通俗小册子、口头鼓动、报道当地事件的小报（这是主要的），来影响这些人。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以此为限，很可能在启发水平低的工人的觉悟的时候，首先应该进行合法的教育工作。对于党来说，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正是要到最需要做教育工作的地方去做教育工作，要派合法的活动家去开荒，再让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去播种。对水平低的工人进行鼓动，当然应该充分发挥每个鼓动员的个人特长，全面照顾地区、职业及其他方面的特点。考茨基在反对伯恩施坦的书中说道：“不要把策略同鼓动混淆起来。鼓动的方法应该适应个人的和当地的条件。应该让每一个鼓动员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进行鼓动：有的鼓动员靠他鼓舞人心的本领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有的靠他辛辣的讽刺，有的靠他会举大量例子，等等。鼓动既应该照顾到鼓动员，也应该照顾到听众。鼓动员应该讲得使人能听懂，他应该从听众熟悉的事物出发。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也不只是适用于对农民的鼓动。对马车夫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水手讲话，对水手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排字工人讲话。鼓动应该因人而异，但是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政治活动则应该是一致的。”（第2—3页）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先进代表的这些话，对鼓动在党的总的活动中的作用作了绝好的评价。这些话表明，担心建立一个领导政治斗争的革命政党会妨碍鼓动工作，会把鼓动工作推到次要地位或者束缚鼓动员的自由，这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只有有组织的政党才能广泛地进行鼓动，才能在各种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为鼓动员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材料），才能通过每一个地方的成功的鼓动来教育俄国全体工人，才能把鼓动员派到他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和人群中去。有鼓动才能的人，只有在有组织的政党中，才能够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这个事业，——这无论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工作都有好处。由此可见，谁只注意经济斗争而忘记政治鼓动和宣传，忘记把工人运动组织成政党的斗争的必要性，谁就根本不可能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地把无产阶级中水平最低的部分吸引到工人事业方面来，别的就更谈不到了。但是，这种夸大活动的一个方面而损害其他方面甚至力图完全抛弃其他方面的做法，会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极为有害的后果。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如果听到有人诽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只是把工人当作推翻专制制度的工具，听到别人要他们提出恢复假日和行业工会的请求，而不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斗争的当前任务，他们就可能真的被腐蚀。这种工人常常可能落入（而且肯定会落入）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种种小恩小惠的圈套。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即很不开展的工人，在《工人思想报》的鼓吹影响之下，可能被资产阶级反动透顶的思想所迷惑，即工人除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恢复假日（“眼前的利益”）之外，不能够而且不应该关心别的东西；工人群众只能够而且只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主动精神”来从事工人事业，不必使工人事业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不必把工人事业变成全人类所迫切需要的先进事业。再说一遍，最不开展的工人可能被这种思想所腐蚀，但是我们深信，俄国先进工人，那些领导工人小组和社会民主党整个活动的工人，那些被关在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到东西伯利亚的监狱和流放地的工人，一定会愤怒地驳斥这类理论。把整个运动归结为争取眼前的利益，就是投不开展工人之机，就是投其所好。这就是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先进工人的明确的政治要求和群众的自发的抗议之间的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正因为如此，必须特别注意《工人思想报》提出另一种方针的企图，并且应该大力反对。显然，《工人思想报》为了迁就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而竭力回避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斗争，但是没有提出自己的方针，在这个时候，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摇头，指望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扩大，《工人思想报》集团的成员自己会容易地摆脱这种狭隘性。但是，当那些做过有益的预备阶段的工作的人，居然抓住机会主义的时髦理论，开始在全欧洲吵吵嚷嚷，扬言希望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长期（甚至永远）停留在预备阶段的时候——换一种说法，就是当那些一直为一桶蜜辛勤劳动的人，居然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焦油一勺勺倒入蜜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坚决起来反对这种倒退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论是它的创立者，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或者是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都始终承认下面两条基本原理：（1）社会民主党的实质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目的在于夺取政权，把全部生产资料交给全社会，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建立俄国工人的革命政党，它的当前目的在于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谁背弃这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都有确切的表述），谁就是背弃社会民主党。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8—9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240—273页注释：[66]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小组，成员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中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央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中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210。[67]指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1897年3月根据基辅代表会议的决议成立的，这个代表会议认为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都应以彼得堡组织为榜样称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基辅斗争协会联合了若干社会民主党小组，共有会员30多人。它同彼得堡斗争协会建立了联系。彼得堡斗争协会曾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的手稿寄给基辅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阅读。基辅斗争协会在工人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它的一个特别小组在1897年出版了两号全俄社会民主党报纸《工人报》。它的非法书刊在南俄各城市广为流传。基辅斗争协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1898年，在代表大会开过以后不久，协会被警察所破坏。未被逮捕的社会民主党小组成员很快恢复了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的地下组织。——210。[68]犹太工人联盟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简称崩得，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10。[69]小册子的作者是尔·马尔托夫。列宁所说从历史上研究了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见这本小册子的结尾部分，标题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社会民主工党的当前任务》。小册子于1900年10月在国外出版。——214。[70]《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列宁提到的普列汉诺夫的几篇文章（总标题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刊载在评论集第1—4集上。——226。[71]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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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书评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1899年11月下半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书评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1899年11月下半月）……考茨基在序言中就以下问题发表了非常宝贵和中肯的意见：如果进行批评的人不愿意拘泥于死板的学究气和书呆子气，不愿意忽略“理论理性”同“实践理性”（并且是处于特殊情况的居民群众的实践理性，而不是个别人的实践理性）之间所具有的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严肃诚恳的批评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考茨基说，当然，真理高于一切，伯恩施坦如果真的认识到他以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那么他就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出自己的认识。但糟糕的是，伯恩施坦缺乏的恰恰是这种坦率和明确的态度。他的小册子看来“包罗万象”（正如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一本法国杂志上所指出的），涉及到成串成堆的问题，但是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他的新观点。这位批评家仅仅提出了他的疑问，不作任何独立的探讨，就把刚刚触及的一些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抛开了。考茨基讽刺说，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伯恩施坦的信徒对他的这本书有多种多样的理解，而伯恩施坦的论敌对他的了解却是一致的。伯恩施坦反驳他的论敌的主要意见，就是说他们不了解他，也不愿意了解他。伯恩施坦在报章杂志上写了许多文章来反驳他的论敌，但是丝毫没有正面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考茨基的反批评是从方法问题上着手的。他研究了伯恩施坦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见，指出伯恩施坦把“决定论”的概念同“机械论”的概念混淆起来，把意志自由同行动自由混淆起来，并且毫无根据地把历史必然性和人们被迫所处的绝境混为一谈。伯恩施坦所重复的对宿命论的陈腐指责，已经为马克思历史理论最基本的前提所驳倒。伯恩施坦说，决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还应当“估计到”其他因素。考茨基回答说，讲得很对，但是要知道，这一点是任何研究者，不管他遵循哪一种历史观，都应该做到的。谁要我们放弃马克思的方法，放弃这个实际上已经光辉地证明了并且还会继续证明是正确的方法，谁就必须在下面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根本否定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思想，这样就会抛弃科学地论证社会学的一切尝试；或者应当说明怎样才能从其他因素（例如伦理观点）推论出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哪怕用远远不能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相比拟的分析来说明。伯恩施坦不但丝毫不想这样做，而且一味空洞地谈论要“估计到”其他因素，继续在自己的书中运用唯物主义的老方法，好象他根本没有说过这个方法有缺陷！考茨基指出，有好几个地方，伯恩施坦运用这个方法之草率和片面是令人难忍的！伯恩施坦还指责了辩证法，说辩证法会导致随意的编造等等。伯恩施坦重复着这些滥调（连俄国读者也听腻了），却根本不想指出辩证法不对在什么地方，黑格尔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曾犯过方法论上的错误（究竟是哪些）。伯恩施坦试图用来证实和坚持自己意见的唯一法宝，就是说《资本论》最后有一节（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832页。——编者注］存在着“倾向性”。这种责难已经陈旧不堪，德国的欧根•杜林、尤利乌斯•沃尔弗和其他许多人都提出过这种责难，容我们补充一句，70年代的尤•茹柯夫斯基先生和90年代的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是这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曾经揭露尤•茹柯夫斯基先生卖弄这种责难），也都提出过这种责难。那么伯恩施坦提出什么证据来证实这种陈腐的无稽之谈呢？只有下面这一点：说马克思是事先有了现成的结论，而着手进行“研究”的，因为《资本论》在1867年得出的结论，也正是马克思早在4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结论。考茨基回答说，这种“证明”等于偷天换日，因为马克思不是经过一次研究，而是经过两次研究才论证了自己的结论，马克思本人在《批判》（见俄译本《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注：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77页）。——编者注］的序言中也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次研究是在40年代马克思退出《莱茵报》[56]编辑部之后。马克思所以退出编辑部，是因为他要论证物质利益问题，但是又感到自己在这方面还准备不足。马克思这样说到自己：我从社会舞台回来扎进了书房。由此可见（考茨基影射伯恩施坦，强调地说），马克思既怀疑自己关于物质利益的见解是否正确，也怀疑当时在这问题上的流行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怀疑看得非常了不起，非要写成一整本书让人人都知道不可。不是的，马克思开始学习，以便从怀疑旧观点进而提出某种肯定的新观点。他开始研究法国社会理论和英国政治经济学。他同恩格斯接近，当时恩格斯正在详细地研究英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40年代末这两位著作家阐述得十分明确的著名结论，就是他们共同工作的成果，就是第一次研究的成果。[57]1850年，马克思迁居伦敦，那里有了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生活条件，促使他“再从头开始，批判地彻底研究新的材料”（《若干原理的批判》第1版第XI页。黑体是我们用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编者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和《资本论》（1867年）这两部著作就是进行了多年的第二次研究的成果。《资本论》作出的结论同40年代的结论是符合的，因为第二次研究证实了第一次研究的结果。马克思在1859年写道：“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同上，第XII页）［注：同上，第11页。——编者注］考茨基问道，难道这象是早在研究前就得出的结论吗？考茨基从辩证法问题转到价值问题。伯恩施坦说，马克思的理论还不完备，留下许多问题“根本没有充分阐明”。考茨基也不想否认这一点。他说，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科学的极限。历史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理论。如果伯恩施坦试图利用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来进一步发展理论，那大家都会感谢他。但是这一点伯恩施坦连想都没有想过，只是一味对马克思的学生进行无聊的攻击，并提出一些非常含糊的、纯粹是折中主义的意见，例如，说什么戈森-杰文斯-柏姆学派的边际效用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样正确。伯恩施坦说，这两种理论各有各的用处，因为柏姆-巴维克本来有权把商品由劳动创造这一属性抽象掉，正象马克思本来有权把商品效用这一属性抽象掉一样。考茨基指出，认为这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理论各有各的用处（何况伯恩施坦并没有说出这个或那个理论有什么用处）是非常荒谬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本来有权把商品的哪一属性抽象掉，而在于如何说明以产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现象，如何说明商品的价值、货币的职能等等。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对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说明，但是伯恩施坦的价值论却是一个根本没有说明的问题。伯恩施坦还引用了布赫提出的劳动“边际强度”这一概念，但是伯恩施坦既没有充分说明布赫的观点，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布赫呢，显然陷入了矛盾，他认为价值取决于工资，而工资又取决于价值。伯恩施坦感觉到自己关于价值的意见是折中主义的，于是就试图为折中主义辩护。他称这种主义是“清醒的理智对任何教条所固有的束缚思想的意图的叛逆”。考茨基对此回答说，伯恩施坦只要回忆一下思想史，他就会看到，反对束缚思想的伟大叛逆者从来不是折中主义者，他们的本色始终是力求观点的统一和完整。折中主义者则胆量太小，是不敢叛逆的。如果我恭维马克思，同时又恭维柏姆-巴维克，那根本说不上什么叛逆！考茨基说，让他们在思想的共和国里举出一个不愧为叛逆者的折中主义者吧！考茨基从方法问题转而探讨应用方法的效果问题，他谈到所谓Zusammenbruchstheorie（崩溃论），即西欧资本主义突然崩溃的理论，似乎马克思认为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把崩溃同严重的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考茨基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特殊的崩溃论，也从来没有把崩溃一定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这是论敌的歪曲，他们片面地阐述马克思的理论，毫无意义地抓住马克思个别著作的个别段落，以便胜利地驳斥这一理论的“片面性”和“粗糙性”。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西欧经济关系的改造取决于欧洲现代史上出现的阶级的成熟程度和力量。但是伯恩施坦硬说这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考茨基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和引伸。考茨基确切地摘引了马克思40年代和60年代的著作，同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使伯恩施坦无礼指责马克思的学生“存心袒护、故意刁难”的这种真正刁难伎俩完全败露。考茨基书中的这一段话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俄国某些著作家（如《开端》杂志的布尔加柯夫先生）也在急于重复伯恩施坦在“批评”幌子下对马克思理论的歪曲（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他的《西欧工人运动》（1899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也作了同样的歪曲）。伯恩施坦认为现代经济似乎不是朝着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为了驳斥伯恩施坦的这种意见，考茨基特别详尽地分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考茨基书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这一章以及其他几章，都从政治经济学方面作了分析，并收集了大量的数字材料，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一一细述，只能简略地谈一谈这几章的内容。考茨基强调说，这里谈的正是总的发展方向，决不是一些细节和表面现象，因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估计到这一切形形色色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有关各章中也提醒过读者注意这个简单的，但是常常被人遗忘的真理）。考茨基详细地分析了1882年和1895年的德国工业调查材料，他指出，这些材料光辉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并且完全肯定了资本的积聚过程和小生产被排挤的过程。就连伯恩施坦本人在1896年（考茨基讽刺说，当时伯恩施坦本人也是袒护者和刁难者行会中的一员）也十分肯定地承认过这件事实，但是现在却无限制地夸大小生产的力量和作用。例如，伯恩施坦断定20个工人以下的企业有几十万个，“显然，他在悲观的心情下多加了一个零”，因为这种企业在德国只有49000个。而且，在统计时把什么人都算作小企业主：马车夫、听差、掘墓工、卖水果的小贩以及在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女裁缝等等，等等！我们应该指出考茨基在理论方面一个极重要的意见，即小工商业企业（如上面所说的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往往只是相对人口过剩的一种形式：破产的小生产者和失业的工人变成了（有时是临时的）小商小贩和住房室隅的出租者（这些也是同其他各种企业一样被统计进去的“企业”！）等等。这些行业比比皆是，并不说明小生产富有生气，相反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在增长。可是，在伯恩施坦看来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如在大生产和小生产问题上），他就强调和夸大小“企业主”的作用，可是到了对他不利的时候（如在贫困增长问题上），他就默不作声了。伯恩施坦重复着俄国公众早已知道的议论，说股份公司“能够”使资本分散，使资本“不必要”积聚，并且还举出一些小额股票的数字（参看1899年《生活》第3期）。考茨基回答说，这些数字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各个公司的小额股票也都可能是大资本家的财产（这一点伯恩施坦也得承认）。伯恩施坦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证据来证实股份公司增加了有产者的人数，因为股份公司实际上是为大资本家和投机者服务的，让他们能够剥夺轻信别人而财产不多的公众。股票数量的增加，只能说明财产有转换成股票的趋势，却丝毫不能说明财产的分配。总的来说，伯恩施坦在有产者和私有者人数增加的问题上采取了惊人的轻率态度，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资产阶级拥护者对他著作的这一部分大加赞扬，吹嘘这一部分是根据“大量数字材料”写成的。考茨基讽刺说，伯恩施坦的手艺真高，用两页篇幅竟容纳了这样大量的材料！他把有产者和资本家混淆起来，虽然谁也不否认资本家的人数在增加。他采用的是所得税的材料，忽略了这些是属于国家税收方面的材料，财产收入同薪水收入等等已经混在一起了。他把不同时期用不同方法得来的因而是无法比较的材料（例如关于普鲁士的材料）拿来比较。他甚至从一张街头小报的杂文中抄下了关于英国有产者人数增加的数字（并且把这些数字用黑体字刊印出来，作为他的主要王牌！），这张小报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寿辰祝颂备至，而对统计则轻率到了极点！这些数字来处不明，从英国所得税的材料中本来也不能得出这些数字，因为根据这些材料不可能确定纳税人有多少，每个纳税人的全部收入有多少。考茨基引用了科尔布著作中1812—1847年英国所得税的材料，指出这些材料完全象伯恩施坦所引的杂文材料一样，（似乎）说明有产者人数有了增加，而且是在英国人民的贫困增长得骇人听闻的时期！考茨基详细地分析了伯恩施坦的材料之后，得出结论说：伯恩施坦并没有举出任何数字足以证明有产者的人数确实在增加。伯恩施坦也曾试图为这种现象作理论上的论证，他说，资本家本人不可能把大量增加的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换句话说，消费剩余价值的有产者人数增加了。考茨基不费多大气力就驳倒了这种完全忽视马克思的实现论（俄国书刊中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这个理论）的可笑论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不仅用理论的推断，而且用具体的材料驳倒了这种论断。这些材料证明：西欧各国的奢侈和挥霍现象在增长，日新月异的时尚对加快这一过程有很大影响，大批工人失业，剩余价值的“生产消费”大大增长，即对新企业的投资，特别是欧洲资本对俄国、亚洲、非洲的铁路以及其他企业的投资大大增长。伯恩施坦声称马克思的“贫困论”或“贫困化理论”已被大家抛弃了。考茨基指出，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理论，这又是马克思的论敌的恶意夸张。马克思谈的是贫困、屈辱等等的程度不断加深，同时也指出了与此相抗衡的趋势和唯一能形成这种趋势的实际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贫困增长的言论确已被现实完全证明：第一，我们确实看到，资本主义有产生和加剧贫困的趋势，如果不存在上述相抗衡的趋势，贫困是极可观的。第二，贫困的增长不是就物质意义，而是就社会意义来说，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不适应。伯恩施坦讽刺说，这种对“贫困”的理解是匹克威克式的[58]。考茨基回答这一点时指出，象拉萨尔、洛贝尔图斯、恩格斯这样一些人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必须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贫困，而不能单从物质意义上来理解贫困。他反驳伯恩施坦的讽刺说，看来“匹克威克”俱乐部聚集的那些人并不坏啊！最后，第三，马克思关于贫困增长的言论也完全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边疆”，边疆一词既有地理上的含义（资本主义刚刚开始渗入的国家，往往不仅产生物质上的贫困，还有居民群众挨饿的现象），也有政治经济学上的含义（手工业以及还保存着落后生产方式的国民经济部门）。《新兴的中间等级》这一章，对我们俄国人来说也极有意义，极有教益。考茨基说，如果伯恩施坦只是想说没落的小生产者被新兴的中间等级知识分子所代替，那就对了，并说他在几年前就指出过这种现象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在国民劳动各部门中使职员人数迅速增加，对知识分子的需要愈来愈大。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相比占有独特的地位，就他们的社会关系、观点等等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资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愈来愈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从属的雇佣者，使他们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使他们接近于雇佣工人。这一社会阶层的过渡的、不稳定的和矛盾的地位的反映，就是在他们中间特别流行种种不彻底的、折中主义的观点，种种对立原则和对立观点的大杂烩，种种夸夸其谈、玩弄辞藻并用空话掩盖历史上形成的各居民集团之间的冲突的倾向，这些东西，马克思在半个世纪以前曾用辛辣的讽刺作过无情的抨击。考茨基在危机论这一章中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出过工业危机十年一循环的“理论”，而只是指出了这一事实。恩格斯自己就说过，近来这个周期已经有了变化。有人说，企业主的卡特尔限制和调节生产，就能够抵挡住危机。但是请看美国这个卡特尔国家，它的生产不但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大大发展了。其次，卡特尔限制了为国内市场的生产，却扩大了为国外市场的生产，在国外市场出售商品赔钱，在国内则以垄断价格把商品售给消费者。只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就必然会采取这套办法，指望用自由贸易制来代替保护关税政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卡特尔使小工厂倒闭，集中和垄断了生产，实行了技术革新，使生产者的境况大大恶化。伯恩施坦以为，只要世界市场的条件能够从不确定变为确定而为人所知，那么产生危机的投机活动就会减少，但是他忘记了正是新兴国家的“不确定的”条件大大促进了旧有国家的投机活动。考茨基用统计材料说明恰恰近几年来投机活动在增多，预示危机即将到来的迹象也在日益增多。至于考茨基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只提出几点来谈。考茨基分析了有些人（如谢•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见上述著作）把某些集团的经济力量同他们的经济组织混为一谈的糊涂观念；指出了伯恩施坦把当前历史形势下纯粹是暂时性的情况引伸为一般规律（驳斥伯恩施坦对民主实质的不正确看法）；说明了伯恩施坦在统计上所犯的错误在于，他忘记了在德国不是所有工人都有选举权（只有年满25岁的男子才有），不是所有工人都参加选举这个细节，而把德国产业工人人数和选民人数拿来对比了。对于伯恩施坦这一著作的意义，对于这一著作引起的争论感到兴趣的读者，我们只能大力建议你们去看德文原著，千万不要相信俄国著作界中占优势的折中派的那些偏颇的片面的评论。我们听说，有人想把考茨基这本书摘译成俄文。[59]这很好，但是这不能代替阅读原著。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99—210页注释：[56]《莱茵报》（《RheinischeZeitung》）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是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怀有反对情绪的莱茵省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日报，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从1842年4月起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任该报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后，该报日益明显地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政府决定于1843年4月1日封闭《莱茵报》，而在此以前则对它实行特别严格的检查。鉴于该报股东企图使报纸改取温和态度，以取得政府的宽容，马克思于1843年3月17日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177。[57]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1—504页）。——177。[58]匹克威克是英国作家查·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的主人公。匹克威克同他的三位朋友组成了一个“匹克威克俱乐部”，其言论和主张不为外人所知。后来在英语中就出现了一些以匹克威克为词根的词，如“匹克威克意义上的”、“匹克威克式的”等，用以形容某一个词或某一观念具有不同于字面的意义或只为少数人所理解。——183。[59]卡·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是列宁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协助下翻译成俄文的，当时没有出版。1905年，李沃维奇出版社用《考茨基论文集》为书名，出版了它的部分章节，没有署译者的名字。1906年该书再版时标明为列宁译。——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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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年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我们党的纲领草案[60]（1899年底）看来，首先应当谈谈是否真正迫切需要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问题。我们听到在国内工作的同志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并不那么迫切需要制定纲领，迫切的问题是发展和巩固地方组织，更稳妥地组织鼓动工作和书报传送工作，制定纲领的工作最好等到运动有了比较牢固的根基时再进行，现在制定纲领可能没有基础。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是的，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页。——编者注］。但是，马克思也好，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其他理论家或实际活动家也好，都不否认纲领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好已经经历了同不愿意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派别的社会党人和非社会党人进行极其激烈论战的阶段，同时也经历了各个小规模的地方组织分散进行活动的运动初级阶段。生活本身要求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创办共同的刊物，出版俄国工人报纸。1898年春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曾经宣布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制定党的纲领，这就清楚地证明，正是运动本身要求我们制定纲领。目前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已经不是开展过去那种分散的“手工业方式的”工作，而是进行联合，进行组织。为此就需要纲领；纲领应该表述我们的基本观点，明确规定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提出一些最迫切的要求，以便确定鼓动工作的范围，使它步调一致，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争取实现零星小要求的局部性片断性鼓动提高到争取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要求的鼓动。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已经带动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因此迫切需要用纲领来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系，从而为他们今后更广泛的活动打下牢固的基础。最后，纲领之所以迫切需要，还因为俄国舆论常常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真正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发生极其严重的误解。这些误解部分是由于我国政治腐败而必然产生的，部分是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有意制造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必须重视这个事实。要想把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就必须建立政党，而政党要领导俄国社会的一切民主分子，就必须消除所有这些误解。有人会反对说，现在不适宜制定纲领，还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并开始争论。我觉得，恰恰相反，这正是说明必须制定纲领的又一个理由。一方面，既然开始了争论，那么可以预料，在讨论纲领草案的时候，一切观点和一切观点的细微差异都会提出来，纲领的讨论也就会更全面。争论表明，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普遍关心有关我们运动的目的、运动的当前任务及其策略等广泛的问题，这正是讨论纲领草案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为了使争论不致没有结果，不致变成个人的争吵，不致造成观点混乱和敌我不分，在这场争论中绝对必须加进纲领问题。只有弄清楚分歧究竟在哪里，分歧的程度有多深，是实质上的分歧还是枝节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是不是妨碍全党共同工作，争论才是有益的。而且只有在争论中加进纲领问题，只有争论双方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纲领性的看法，才能解答所有这些亟待解答的问题。制定党的共同的纲领，当然决不是要结束一切争论，但是这样就能够确定关于我们运动的性质、目的和任务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应该成为团结一致（尽管党员之间在枝节问题上有某些分歧）进行斗争的党的旗帜。现在言归正传。人们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自然而然地会把目光集中在“劳动解放社”成员身上，因为他们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为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我们老一辈的同志，对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反应是及时的。1898年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基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筹备就绪，差不多在同时，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98年3月），并在书中刊载了“劳动解放社”早在1885年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作为附录。现在我们就从这个草案讨论起。尽管这个草案公布快有15年了，但是我们认为，它大体上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且完全具备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水平。这个草案确切地指出了在俄国（其他国家也一样）能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独立战士的唯一阶级是工人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指出了这个阶级的奋斗目标应该是“把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变为公有财产”，“取消商品生产”，“代之以新的社会生产制度”，即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指出了“改造社会关系”的“必要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随着各国的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指出了俄国的特点是“劳动群众受着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正在衰亡的宗法式经济的双重压迫”；指出了俄国革命运动同“工业无产阶级这一更敏感、更活跃、更开展的新阶级的”形成（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过程的联系；指出了成立“革命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指出了党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指出了“政治斗争的手段”，提出了政治斗争的基本要求。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原理提出来以后，无论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或在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已经不断地得到了证实。因此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可以而且应该把“劳动解放社”的草案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基础，只要作局部的校订、修改和补充就行了。现在我们想指出我们觉得需要作局部修改的几个地方，希望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就此交换一下意见。首先当然应该稍微修改一下纲领的结构。在1885年，这个纲领是国外革命者一个团体的纲领，他们虽然正确地规定了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运动发展道路，但是他们当时还没有看到比较广泛的、独立的俄国工人运动。而1900年要谈的已经是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所建立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了。由于有这种区别，除了必须作一些校订以外（这是不言而喻的，不必多谈），还必须把造成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物质条件及精神条件的经济发展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组织这个斗争）提到首位，并且要着重强调。对俄国目前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的说明（参看“劳动解放社”纲领：“自从农奴制废除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自然经济的旧制度让位给商品生产……”）应该作为纲领的重点，接着就应该概述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人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编者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61]的第二段中也重述了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伯恩施坦周围的批评派近来大肆攻击的正是这一点，他们重复着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社会政治家反对“贫困化理论”的陈词滥调。在我们看来，就这个问题的论战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批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伯恩施坦自己也承认马克思这句话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趋势是正确的。如果无产阶级不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这种趋势，如果工人阶级不能争得工人保护法，这种趋势就会变成现实。目前在俄国，这种趋势在农民和工人中间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其次，考茨基指出，“贫困等等的程度不断加深”这句话，不仅可以用来说明上述趋势，而且可以用来说明“社会贫困”的增长，即无产阶级生活状况同资产阶级生活水平，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大大增长而不断提高的社会消费水平之间愈来愈不相适应。最后，这句话还可以用来说明在资本主义的“边疆”（即资本主义刚刚产生而资本主义前的制度仍然存在的国家和国民经济部门）贫困大大增长，那里不仅“社会”贫困大大增长，而且可怕的物质贫困也大大增长，甚至发生挨饿和饿死人的现象。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用于俄国要比用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确当十倍。我们认为必须把“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这句话加到纲领中去，理由是：第一，这句话十分中肯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的和重大的特性，说明了我们眼前发生的过程，也就是说明了产生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第二，它概括了工人群众最难忍受和最为愤慨的许多现象（失业、微薄的工资、吃不饱、挨饿、资本的严酷纪律、卖淫、奴仆的增加等等，等等），为鼓动工作提供了大量材料；第三，由于这样确切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极有害的后果以及工人愤慨的必然性，我们就能够同动摇不定的分子划清界限，这些人虽然“同情”无产阶级，要求实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改良”，但是力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专制政府和革命者之间采取“中庸之道”。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团结的、能坚定不移地为政治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政党，现在就非要同这班人划清界限不可。这里必须简单地谈一谈我们对爱尔福特纲领的态度。大家从上面已经可以看出，我们认为必须对“劳动解放社”的草案进行一些修改，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接近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我们决不怕说，我们是想仿效爱尔福特纲领，仿效好的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何况现在常常听到有人对这个纲领进行机会主义的和模棱两可的批评，我们就更有责任公开表示赞成这个纲领了。但是仿效决不应该是简单的抄袭。仿效和借鉴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在俄国也有同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过程，俄国社会党人和工人阶级也有同样的基本任务。但是，在仿效和借鉴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俄国的特点，这些特点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现在可以预先说明，第一，这些特点关系到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斗争手段；第二，这些特点也关系到反对资本主义前的宗法制度的一切残余的斗争，关系到这一斗争所引起的对农民问题的特殊提法。我们作了这番必要的声明，现在再往下谈。我们已经指出了“贫困的程度不断加深”，接着就应当说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指出这个斗争的目的（把一切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用社会主义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指出工人运动的国际性，指出阶级斗争的政治性及其当前的目的（争得政治自由）。承认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工人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务，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要说清楚这项任务，首先应该说明目前俄国专制制度的阶级性质，说明推翻这个制度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指出这一点在理论上也是必要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阶层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指出这一点在实践上也是必要的，这样就能说明社会民主党在宣传、鼓动和组织方面的各种活动的中心。我们觉得，除此以外还应该在纲领中专门写一段，说明社会民主工党还有这样一项任务，就是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反对专制政府腐蚀和模糊人民政治意识的一切企图。专制政府企图用官吏的监督和假仁假义的施舍，用我们德国同志称之为“PeitscheundZuckerbrot”（皮鞭和糖饼）的蛊惑政策来腐蚀和模糊人民的政治意识。所谓糖饼就是小恩小惠，施给那些为了物质生活局部的和某个方面的改善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要求去做蛮横警察的驯顺奴隶的人（给大学生的是宿舍等等，给工人的——只要回忆一下1896年和1897年圣彼得堡历次罢工时财政大臣维特所发表的公告[62]或内务部官员在颁布1897年6月2日法令的委员会上所发表的那些保护工人的演说就够了）。所谓皮鞭就是加紧迫害那些不愿领受小恩小惠，始终为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人（如送大学生去当兵[63]；1897年8月12日颁布关于放逐工人到西伯利亚的通令；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等等）。糖饼是用来引诱、收买和腐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的；皮鞭则用来恫吓为工人事业为人民事业而战的正直的和自觉的战士，要他们“不为非作歹”。只要专制制度还存在（现在我们应当使我们的纲领适应专制制度还存在这一情况，因为专制制度的垮台必然会引起政治条件的巨大变化，使工人政党根本改变对自己当前政治任务的提法），我们就应该预料到政府会千变万化地加紧采用这些蛊惑手段，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揭露警察讨好人民的虚伪性，说明政府的改良与工人斗争的联系，教导无产阶级利用每次改良来巩固自己的战斗阵地，使工人运动更加扩大，更加深入。在纲领中必须指出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这是因为同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紧密结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举起一般民主主义的旗帜，以便把一切能够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或者只能给以某种支持的阶层和个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对于我们纲领的原则部分应该写清楚的要求，对于纲领应该尽量确切尽量突出地加以说明的基本原理，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劳动解放社”纲领草案（原则部分）的下列几条应该取消：（1）对农民土地所有权形式的说明（农民问题我们下面就要谈到）；（2）对知识分子“不坚定”等等的原因的说明；（3）关于“废除现行政治代表制，代之以直接的人民立法”这一条；（4）关于“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一条。是的，我们并不认为最后一条有什么过时的或不正确的东西，相反地，我们认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正应当是“劳动解放社”指出的那些（进行鼓动——建立革命组织——“在适当时机”转入坚决的进攻，原则上甚至并不放弃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觉得，1885年国外革命团体的纲领必须说明进行活动的手段，而工人政党的纲领就不宜这样写了。纲领无须对手段问题作出规定，手段应该让进行斗争的党组织和规定党的策略的党代表大会去选择。纲领也不一定要谈策略问题（但是一些极其重要的和原则性的问题如对待反对专制制度的其他战士的态度等除外）。策略问题随时产生随时可以在党报上进行讨论，最后由党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我们认为恐怖手段问题也应该这样处理。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从原则方面，而是从策略方面），因为随着运动的发展，杀死奸细的事件会自发地增多，工人和社会党人看到愈来愈多的同志在单人牢房和流放地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定会激起更加强烈的愤怒。为了把话说清楚，我们还要声明一句：在我们看来，恐怖手段在目前是一种不适当的斗争手段，党（作为一个党）应该屏弃这种手段（在情况还没有改变，还不能变换策略之前应该如此），应该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巩固组织和正常递送书报。这里就不多谈这个问题了。至于直接的人民立法问题，我们觉得现在根本不应列入纲领。在原则上不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同直接的人民立法代替议会这一点联系起来。在我们看来，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讨论以及考茨基论述人民立法的著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考茨基根据历史和政治的分析认为人民立法在下列条件下有一定的好处：（1）没有城乡对立或城市占优势；（2）有成熟的政党；（3）“没有独立地同人民代表机关相对抗的过分集中的国家政权”。俄国的情况完全相反，因而我国的“人民立法”有蜕化成帝国主义的“全民投票”的严重危险。考茨基在1893年谈到德国和奥地利两国时曾经说：“对于我们东欧人，直接的人民立法是‘未来国家’的制度。”那么谈到俄国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认为，在专制制度还统治着俄国的今天，我们只能要求“民主立宪”，因此与其采用《爱尔福特纲领》实践部分的头两条，还不如采用“劳动解放社”纲领实践部分的头两条。现在来谈纲领的实践部分。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按其实质而不是按段落来说，可以分为三部分：（1）要求一般的民主改革；（2）要求采取保护工人的办法；（3）要求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措施。第一部分可以采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草案”所提出的要求，不必作重大的修改，这些要求就是：（1）普选权；（2）发给代表津贴；（3）实行普遍的、非宗教的、免费的义务教育，等等；（4）公民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5）信仰、言论、集会等等绝对自由（这里似乎应该特别加上罢工自由）；（6）迁移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这里似乎还应该加上“迁徙自由”和“完全废除身分证”]；（7）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等等；（8）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9）“修改我国全部民法和刑法，取消等级划分和有损人的尊严的刑罚”。还应该加上一条：“规定男女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一部分还应该提出关于财政改革的要求（“劳动解放社”纲领把这一条列为“工人政党根据上述基本政治权利所要提出的”要求之一），即“废除现行税制，实行累进所得税”。最后，这一部分里还应该提出下面这项要求：“官吏由人民选举产生；每个公民有权控告任何官吏，事先不必向上级申诉。”至于实际要求的第二部分，我们可以借鉴“劳动解放社”纲领提出的一项总的要求，就是“用法律调整工人（城乡工人）同企业主的关系，并且成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相应的视察机关”。我们觉得，工人政党应当更详尽更缜密地说明这方面的要求，应当提出：（1）实行八小时工作制；（2）禁止开夜工，禁止雇用14岁以下的童工；（3）每个工人每周至少要有36小时不间断的休息时间；（4）把工厂法和工厂视察制推行到一切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中去，推行到官办工厂、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者中去。由工人选举与视察员权力相等的助理视察员；（5）在一切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建立工业法庭和农业法庭，由厂主和工人双方选出数量相等的代表担任审判员；（6）任何地方都绝对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资；（7）用法律规定厂主应当对工业工人和农村工人的一切工伤事故负责；（8）用法律规定，凡要雇用工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每周至少支付工资一次；（9）废除一切违反雇主同雇工权利平等的法律（例如，工厂工人和农村工人旷工要受刑事处分的法律，雇主比雇工有更多的自由取消雇佣合同的法律，等等）。（当然，我们只是把我们所希望的要求提出来，并没有修饰成可以列入草案的最后方案。）纲领的这一部分应该（同上一部分联系起来）为鼓动工作规定基本的指导原则，这当然决不排斥个别地方、个别生产部门、个别工厂等等的鼓动员提出形式略有不同的、更具体更局部的要求。因此在制定纲领的这一部分时，我们应该力求避免两个极端：一方面不要漏掉任何一项对整个工人阶级有重大意义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不要陷于细枝末节，纲领中充塞一些细节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纲领应该完全排除“劳动解放社”纲领中提出的“国家援助生产合作社”的要求。无论根据别国的经验，无论从理论上来考虑，或者从俄国现实生活的特点来看（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警察政府惯于卖弄“劳动组合”和对“民办工业”的“保护”，等等），都不能提出这项要求。（当然，15年前的情况和现在有许多不同，那时社会民主党人把这种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是很自然的。）现在我们来谈纲领实践部分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三部分：有关农民问题的要求。“劳动解放社”纲领中有这样一项要求：“彻底改变我国的土地关系，即改变赎买土地和把土地分给农民村社的条件。只要农民认为合适，应当给予放弃份地和退出村社的权利，等等。”我觉得，这里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社会民主工党确实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相应的要求（我说“相应”，是因为我认为需要作一些修改）。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俄国农民问题和西欧农民问题有重大的差别，然而差别仅在于：在西欧所谈的农民几乎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农民，在俄国所谈的，主要是受资本主义前的制度和关系的压迫、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并不比受资本主义压迫轻（甚至更重）的农民。在西欧，农民作为阶级已经完成了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提供战士的使命，在俄国则还没有完成。在西欧，工业无产阶级早就同农村截然分离，而且这种分离已经由相应的法制固定下来。在俄国，“工业无产阶级按其成分和生活条件来说，还同农村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上引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11页）。诚然，在我国农民分化为小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的过程来势迅猛，但是还远没有结束，而且，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在旧农奴制范围内进行的，全体农民还套着一条连环保和纳税村社的沉重锁链。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即使坚决反对保护或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私有制或小经济（如笔者），也就是说，即使他（如笔者）在土地问题上同现在常被资产者和机会主义者骂作“教条主义者”和“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边，也可以而且应当主张（这样做丝毫不违背自己的信念，相反地，正是出于自己的信念）工人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支持农民（决不是把农民当作小私有者阶级或小有产者阶级），因为农民能够同农奴制残余、特别是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我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既然声明，只要大资产阶级能够同上述现象进行革命斗争，我们就支持，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不同样地支持人数众多的、逐渐同无产阶级溶合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呢？如果说，支持大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要求并不等于支持大资产阶级，那么支持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也决不等于支持小资产阶级。相反，正是政治自由为俄国开辟的发展道路，将大大促使小经济在资本的打击下趋于灭亡。我觉得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对这一点是不会有争论的。那么全部问题就在于：（1）怎样提出要求才不致支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小有产者？（2）我国农民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同农奴制残余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我们先谈第二个问题。俄国农民当中有革命分子，这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吧。农民就是在改革后也举行暴动反对地主，反对地主的管家，反对保护地主的官吏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土地而引起血案和骚动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农民（只要稍微给他们一点教育，就能唤起他们做人的尊严）对那帮带着地方官头衔、骑在他们头上的高等流氓的横行霸道愈来愈愤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千百万人民愈来愈经常处于挨饿状态，人民不能再对这种“粮食困难”置若罔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农民中的宗教派别和理教派别在滋长（在宗教掩护下表示政治抗议，这并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各国人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共有的现象），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此可见，农民中有革命分子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我们决不夸大这些分子的力量，我们没有忘记农民在政治上的不开展和闭塞，我们决不抹杀“俄国的毫无意义的残暴骚动”[64]同革命斗争之间的区别，也决不忘记政府在政治上欺骗和腐蚀农民的手段是层出不穷的。但是，从这一切中间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把农民当作革命运动的体现者是荒谬的；党如果认为自己运动的革命性取决于农民的革命情绪，那是愚蠢的。我们根本没有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去这样设想。我们仅仅是说：工人政党要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教诲，要不犯重大的政治错误，就不能忽视农民中的革命分子，就不能不支持这些分子。至于俄国农民中的革命分子能不能至少有西欧农民在推翻专制制度时的那种表现，这个问题，历史还没有作出回答。如果不能有这种表现，这也丝毫不会损害社会民主党的美名和它的运动，因为农民不响应（也许是无力响应）党的革命号召，这不是党的过错。不管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怎样背叛，工人运动现在和将来都会沿着自己的道路一往直前。如果能够有这种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却没有支持农民，那党就会永远丧失自己的美名，称不上是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谈到上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指出，“彻底改变土地关系”的要求是不明确的。在15年前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已经足够了，但是现在却未必能令人满意，因为现在我们既要给鼓动工作提供指导性的材料，又要同小经济的维护者划清界限，而这种人在目前俄国社会中为数极多，支持他们的有不少很“有威望的”人物，如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维特先生和内务部的许多官吏。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纲领实践部分第三部分的初步方案，供同志们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一切反对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并且宣布支持农民，因为农民是俄国人民中最没有权利和最受俄国社会中农奴制残余压迫的阶级，它能够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根据这一原则，提出下列要求：（1）取消赎金、代役租以及目前农民这个纳税等级所承担的一切义务。（2）把政府和地主用赎金方式从农民身上掠夺去的钱归还人民。（3）废除连环保和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一切法律。（4）消灭农民对地主的农奴制依赖关系的一切残余，不管这些残余的产生是由于特殊的法律和制度（例如乌拉尔矿区农民和工人的情况），是由于没有划定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地界（例如西部边疆区地役权残余[65]），还是由于地主割去了农民的土地，使农民实际上陷于以前徭役农民的绝境。（5）农民有权向法庭要求降低过高的地租，控告地主的高利贷行为以及任何人乘农民生活困难而与之订立盘剥性的契约。”我们应特别详细地论证这个方案，这并不是因为纲领的这一部分最重要，而是因为对它争论最多，它同一般公认的、为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的道理相差甚远。我们认为首先申明（有条件地）“支持”农民是很必要的，因为一般说来无产阶级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保护小有产者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是在这个阶级具有革命性的条件下才给以支持。既然现在正是专制制度体现着俄国的一切落后现象，体现着农奴制、无权地位和“宗法制”压迫的一切残余，那么就必须指出，工人政党支持农民，只是因为农民能够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这一论点看来好象是同“劳动解放社”草案的论点抵触的，该草案说：“专制制度最主要的支柱是农民不问政治和思想落后。”但是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生活本身的矛盾，因为农民（以及一切小有产者阶级）的特点就是具有两重性。我们不再列举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人所共知的论据，来证明农民具有的充满内在矛盾的地位，我们只想提一下马克思对50年代初法国农民的一段描写：“……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雾月十八日》第99页［注：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9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页）。——编者注］）可见，工人党必须支持的正是力求推翻“旧制度”的农民，在俄国则首先和主要是力求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始终认为必须从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倾向中汲取其革命的一面。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中，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上面所引的“彻底改变”等等的要求中，而且表现在下面这段话中：“但是，不言而喻，即使现在那些与农民有直接接触的人也能通过在农民中的活动而对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作出重要的贡献。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不该推开这些人，而且会尽一切努力在自己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上同他们取得一致的意见。”在15年前，革命的民粹主义的传统还保留着的时候，作这样的声明是足够了，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想使社会民主工党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我们就必须自己开始讨论在农民中“活动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提出的要求会不会使我们去支持农民的所有制，而不去支持农民本身？会不会使小经济巩固起来？这些要求是否和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进程相适应？下面就来研究一下这些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极其重要的问题。在第1项和第3项要求上，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大概不会有实质上的分歧。第2项要求可能会引起实质上的分歧。在我们看来，提出这项要求有以下几点理由：（1）赎金是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掠夺，缴纳赎金不仅是为了赎取农民的土地，而且是由于农奴制关系，政府从农民身上搜刮去的钱比它付给地主的要多，这都是事实；（2）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实已经了结，已经载入历史的档案，因为现在大叫当时“吃亏”的高贵的剥削者，并不是这样看待农民改革的；（3）现在，千百万农民经常挨饿，而政府却克扣饥民救济金，把大量金钱白白送给地主和资本家，白白消耗在冒险的对外政策上，因此，现在指出为特权阶级利益服务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使人民遭受了多少苦难，就更是适时和必要了；（4）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眼看农民挨饿、饿死而无动于衷。至于必须最广泛地救济饥民这一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从来没有不同的意见。未必有人敢断言，不采取革命措施也能大力救济饥民；（5）剥夺皇族的土地和大量征用贵族土地（即实现这项要求的结果）只会促进俄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反对这项要求的人也许会以“不可能实现”为主要理由。如果仅仅用反对“革命主义”和“空想主义”这类空话来证实这一点，那我们预先声明，这类机会主义的空话绝对吓不倒我们，我们认为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有人通过分析我们运动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来证实这一点，那我们完全承认，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也是有益的。我们只指出一点，即这项要求不是独立的，而是支持农民（在农民具有革命性的条件下）这一要求的一部分。至于农民中这些分子的表现究竟如何，力量究竟有多大，历史会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如果认为某些要求“可能实现”不是指这些要求总的来说符合社会发展的利益，而是指它们要符合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那么这种标准是完全错误的。罗莎·卢森堡曾经认为波兰独立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对波兰工人党来说），考茨基在反驳她的时候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考茨基（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用爱尔福特纲领关于官吏由人民选举产生这项要求作为例证。在今天的德国，这项要求是不是“可能实现”，很值得怀疑，但是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目前形势和目前条件下能够实现的狭小范围内。其次是第4项，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提出消灭农奴制依赖关系一切残余的要求，这一点在原则上大概谁也不会反对。问题也许仅仅在于这项要求如何表述以及范围多大，譬如是不是需要包括如下的要求：采取措施消除农民在1861年土地被割后实际上所处的徭役制的依赖状况。依我们看，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应该是肯定的。文献已经充分证明，实际存在的徭役（工役）经济残余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并且给社会发展（及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必由之路自然而然地”能够而且最后一定会消灭这些残余，但是，第一，这些残余根深蒂固，不能指望很快消灭；第二，也是主要的一点，“必由之路”无非意味着实际上（由于工役制等等）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受地主奴役的农民的死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在自己的纲领中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有人会问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项要求呢？我们认为，在纲领中用不着谈这一点。当然，实现这项要求（同实现这部分的几乎所有的要求一样，要靠农民中革命分子的力量）需要各地选出的农民委员会（同那些在60年代进行了“合法”掠夺的贵族委员会相对抗）对各地情况作全面的考察；纲领中的民主要求足以确定实现这项要求所必需的民主权利。这正是“劳动解放社”纲领所说的“彻底改变土地关系”。上面已经谈到，我们原则上同意“劳动解放社”草案的这一条，只是希望：（1）附带说明一下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为农民的阶级利益而斗争；（2）确定这种改变的性质是消灭农奴制依赖关系的残余；（3）更具体地表达这些要求。我们预料会有另一种反对意见：重新考虑割地等问题势必会使这些土地归还农民。这是显而易见的。难道这不是巩固小私有制即巩固小块土地私有制吗？难道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希望用小经济来代替可能是在被掠夺的农民土地上经营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吗？这岂不是反动的措施！我们的回答是：毫无疑问，用小经济代替大经济是反动的，我们不应该这样主张。但是要知道，这里所研究的要求是要达到“消灭农奴制依赖关系的残余”这一目的，因此不可能导致大经济的分裂；这项要求仅仅是针对着实质上是纯粹徭役制式的旧经济提出的，对旧经济来说，摆脱一切中世纪束缚（参看第3项）的农民经济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当然，要在这里划一道分界线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本来就没有认为我们纲领中的某项要求会“很容易地”实现。我们的职责是确定基本原则和基本任务，至于细节问题，那实际解决这些任务的人会考虑的。最后一项要求的目的同前一项一样，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一切残余（在俄国农村中这种残余非常多）。大家知道，俄国农民的地租往往掩盖着徭役关系的残余。最后这一项的思想我们是借鉴考茨基的；考茨基曾经指出，在爱尔兰，格莱斯顿自由党内阁在1881年通过了一项法院有权降低过高地租的法律，考茨基把“设立专门的司法机关来降低过高的地租”（Reduzierungüber-migerPachtzinsendurchdazueingesetzteGerichtshofe）这一条列入他所希望实现的要求。在俄国，这样做特别有利于消除徭役关系（当然，要以民主方式来设立这样的法庭）。我们认为，在这一项内还可以包括关于高利贷的法律适用于盘剥性契约这一要求，因为在俄国农村中这种盘剥非常严重，沉重地压迫着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大大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所以反对这种盘剥是非常必要的。法庭要确定契约是不是盘剥性契约，是不是高利贷契约，并不比确定地租是不是过高更困难。总的说来，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要求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目的：（1）消灭农村中一切资本主义前的、农奴制的制度和关系（纲领实践部分的第一部分是对这些要求的补充）；（2）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具有更公开更自觉的性质。我们认为，正是这些原则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指针；我们必须坚决地同我国的许许多多力图缓和农村阶级斗争的人划清界限。占优势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就具有这个特点，但是在坚决驳斥他们的同时[正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向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附录》中所做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忘记把民粹主义的革命内容划分出来。“既然民粹主义曾经是革命的，曾经反对过等级官僚主义国家和这个国家所支持的对人民群众的种种野蛮的剥削和压迫，那么作适当修改之后，它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组成部分。”（阿克雪里罗得《论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第7页）俄国农村中现在交错着两种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1）农民反对享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和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2）日益成长的农村无产阶级同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第二种斗争当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还必须支持第一种斗争，因为这同社会发展的利益并不矛盾。农民问题在俄国社会中和俄国革命运动中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一事实就反映了第一种斗争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最后，必须防止一种可能产生的误会。我们说社会民主党要向农民发出“革命号召”。这是不是分散力量，对于必须集中力量进行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工作是否有所妨碍呢？绝对不是。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承认集中力量是必要的，1885年的“劳动解放社”草案和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也都指出了这一点。因此，担心社会民主党人会分散力量是毫无根据的。纲领不是指令，纲领应该概括整个运动，而在实践中当然有时要把运动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提到首要地位。现在谁也不会反对纲领必须既谈工业工人，也谈农业工人，虽然还没有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想到在目前情况下号召同志们到农村去。但是，即使没有我们的努力，工人运动也必然会把民主主义思想传播到农村中去的。“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鼓动工作必然会使社会民主党小组直接接触到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农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上引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13页），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迫切需要“土地纲领”（从上述意义来看，严格说来这当然完全不是“土地纲领”）的原因。我们在进行宣传鼓动时，经常碰到所谓农民-工人，就是同农村保持着联系、在农村有亲戚和家属并且时常到农村去的工厂工人。关于赎金、连环保、地租等问题，连京都的工人也是经常关心的（更不用说乌拉尔的工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也已经开始深入到他们中间）。如果我们不注意正确指导到农村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那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其次，也不应该忘记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如国民学校教师。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处于受屈辱的地位，他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人民没有权利和受压迫的情形，所以他们普遍同情社会民主主义（在运动进一步开展的情况下）是毫无疑义的。总之，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组成部分应该是：（1）指出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2）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是贫困的增长和工人愤慨情绪的增长；（3）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我们运动的基础；（4）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指出这个运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努力夺取政权，指出运动的国际性；（5）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具有政治性；（6）指出保护剥削者、造成人民无权地位和受压迫地位的俄国专制制度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障碍，因此，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也必须争取政治自由，这是党的当前的政治任务；（7）指出党将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一切政党和居民阶层，将对我国政府蛊惑人心的诡计进行斗争；（8）列举各项基本的民主要求；然后（9）提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要求；（10）维护农民利益的要求，并且说明这些要求的一般性质。我们完全认识到，不和同志们多次商讨，要制定令人十分满意的纲领条文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认为必须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不能再拖了（根据上述原因），我们希望全党所有理论工作者（以“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为首），所有在国内做实际工作的社会党人（不仅仅限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很想听听其他派别的社会党人的意见，我们决不会拒绝刊登他们的评论），以及全体觉悟的工人，都来帮助我们。载于1924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211—239页注释：[60]《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是列宁在流放中写的。文中所以提到1900年，看来是因为准备发表该文的《工人报》拟于1900年复刊。这篇文章是列宁1895—1896年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69—93页）的续篇。——186。[61]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胜利。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重大缺点，主要是没有提出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任务，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草案曾提出过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可是他的一些重要意见在纲领定稿时没有被采纳。——190。[62]列宁指的是俄国政府在1896—1897年罢工期间散发的传单。如财政大臣谢·尤·维特在1896年6月15日的传单上就曾号召工人不要听信“煽动分子”（社会主义者）的话，而要等待政府改善生活和减轻工作，还说什么政府对于“工厂主的事情和工人的事情是同样重视的”。维特威胁说，要把擅自停工作为不法行为加以惩罚。——192。[63]指1899年7月29日（8月10日）俄国沙皇政府批准的《因聚众滋事而被开除的高等学校学生服兵役的暂行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凡参加集体行动反对高等学校的警察制度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并罚当兵1—3年。俄国所有高等学校的学生一致要求废除这个《暂行条例》（参看列宁《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见本卷第346—351页）。——192。[64]“俄国的毫无意义的残暴骚动”一语出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是小说主人公彼得·格利尼尧夫少尉站在贵族立场上对叶·伊·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污蔑。——198。[65]地役权是使用他人土地的有限物权，如步行或乘车马通过邻近地段的权利等，起源于罗马法。西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保留和发展了这种权利。这里说的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村中公共道路、割草场、牧场、池塘等等的使用权。由于这些地方被地主霸占，农民要为地主服额外劳役，才能取得这种使用权。——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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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不早于1899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为《工人报》写的文章[44]（不早于1899年10月）↘给编辑部的信↘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给编辑部的信亲爱的同志们：寄上应约为你们报纸写的三篇文章。我认为有必要就我的撰稿问题，特别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几句话。看了你们上次的通知，我以为你们是想创办一个出版社，并且要我来编纂一套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你们成立了编辑部，并且着手出版报纸和约我撰稿。这个建议我当然也愿意接受，但是同时必须说明，顺利的合作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1）编辑部和撰稿人之间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把有关一切来稿的处理情况（刊用，不刊用，修改）通知撰稿人，并且把你社的一切出版物告知撰稿人；（2）我的文章都用笔名（如果我写去的笔名遗失，就请代选一个）；（3）编辑部和撰稿人对理论问题、当前的具体任务和怎样编好报纸（或丛书）的基本看法要一致。我希望编辑部会同意这些条件，为了让我们尽快地达成协议，现在我谈一谈与第三个条件有关的问题。正如来信所说，你们认为“旧思潮很强大”，因此同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反映进行论战没有多大必要。我认为这种看法太乐观了。伯恩施坦曾经公开宣称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他的观点一致[45]；国外“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与“旧思潮”的奠基者、代表者和最忠实的捍卫者“劳动解放社”已经分裂[46]；《工人思想报》拼命宣扬一些时髦的言论，拼命反对“广泛的”政治任务，竭力赞美一些小事情和手工业方式，庸俗地讥笑“革命理论”（见该报第7号上《随笔》一文）；最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界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其中许多人明目张胆地要求采纳伯恩施坦主义的时髦“批评”，——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清楚地说明，复兴“旧思潮”、坚决捍卫“旧思潮”正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你们从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怎样看待报纸的任务和办报的计划，我很想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致到什么程度（文章是写了，可惜仓促了一点，总之，我极需知道最迟什么时候截稿）。我认为，同《工人思想报》必须直接展开论战，为此请寄给我第1—2号、第6号和第7号以后的《工人思想报》以及《无产阶级斗争》[47]。我需要这本文集还为了在报纸上发表对它的评论。你们来信说篇幅不受限制。我认为，既然有了报纸，最好登载一些报纸论文，这些论文甚至可以探讨一些专题，以备日后改编成小册子。我最近拟写作的问题如下：（1）即将寄上的纲领草案[48]；（2）下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49]将要讨论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3）关于工人和社会党人在行动自由时、在狱中或流放地行动准则的小册子。拟以波兰的《行动准则》这本小册子为蓝本（如有可能，请寄给我一本）；（4）谈谈罢工（一、罢工的意义；二、反罢工法；三、近年来几次罢工的概况）；（5）《妇女和工人事业》小册子，等等。我很想大体知道编辑部拥有哪些材料，以免重复和再谈已经“谈透的”问题。等待编辑部的回信，来信可通过原转送站。（除了这个途径，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无法同你们取得联系。）弗·普·我们的纲领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凡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打算出版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人，都应该以明确的态度对待这个不仅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它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它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无休止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党人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让步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评”作了无情的批判[50]，他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屏弃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51]。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会受到百般的责难，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端分子”。我们熟悉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也毫无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在俄国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纲领时，究竟会产生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的那些人大概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象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俄国，不但工人而且全体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即无限君主制的国家。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因此，看来好象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官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为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党人的帮助不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52]，那么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够通过顽强的斗争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他任何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毫无权利，强盗官吏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对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行为不能容忍的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投诉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是无力单独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上系统而全面地发挥这些观点。我们深信，这样做我们就能沿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我们的当前任务俄国工人运动现在处于过渡时期。西部边疆区、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其他城市工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结果是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春）。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迈出了这一大步以后，好象暂时用尽了全部力量，又重新回到过去各地方组织分散活动的状态。党并不是不存在了，它只是在致力于积聚力量，把团结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放在牢固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团结，为这种团结创造适当的形式，彻底摆脱狭隘的地方分散性，——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呢？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厂主，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呢？不是，这只是阶级斗争娇弱的萌芽。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同整个资本家阶级和维护这个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不是同个别厂主进行斗争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只有当个别的工人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厂主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5页。——编者注］，——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厂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一定的政党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单靠地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工作在我国已经有相当大的开展。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种子已经散播在俄国各地；从彼得堡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高加索到乌拉尔，全俄国的工人都已经熟悉了第一种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工人传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把所有这些地方工作汇合成一个政党的工作。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克服的主要缺点，就是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性。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许多表现都成了纯粹地方性的事件，大大失去了它们作为俄国整个社会民主运动的范例和作为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的阶段的意义。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工人不能充分意识到全俄国工人的利益的共同性，不能很好地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同志们对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不能在中央机关报上公开讨论，不能供我们在制定共同的党纲和策略时参考，而是消失在狭隘的小组习气中，或者使得偶然出现的地方特点过分夸大。我们已经尝够这种手工业方式的苦头了！我们已经足够成熟，完全有可能来共同工作，制定共同的党纲和一起讨论我们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批判各种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旧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它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批判和抽象议论上；它证明了它的纲领并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适应人民群众即工厂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自发运动的需要的；它现在需要采取下面这个特别艰巨的但也是特别重要的步骤：给这个运动制定一种适合于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社会民主党不能只是简单地为工人运动服务，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这里用的是卡·考茨基的定义，它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合乎现代科学水平的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同争取民主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有步骤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把这种自发运动同革命政党的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无处可寻的。一方面，俄国工人运动的条件与西欧工人运动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抱某种幻想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过去的一些革命政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固然必须向俄国老一辈的卓越革命家和秘密活动家学习（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对他们抱批判的态度，不能因此而不独立制定自己的组织形式。由于提出了这个任务，下面两个主要问题就特别重要。（1）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这两者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呢？社会民主党是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汲取全部力量的，这种运动在各个不同的工业中心的表现形式和发生的时间都不同；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活动是党的全部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这是一些孤立的“手工业者”的活动，那么严格说来，就不能把它叫作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因为这并不是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2）社会民主党力求成为一个以争取政治自由为主要目标的革命政党，同时又坚决不策划政治密谋，坚决不“号召工人修筑街垒”（按照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正确说法[53]），或强迫工人去接受某些革命者所拟定的某种袭击政府的“计划”，这两者又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呢？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有权利认为，它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再谈这些问题，就会重复《我们的纲领》一文说过的话了。现在应该谈的是怎样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实际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小组所能胜任的，只有整个社会民主党有组织地进行活动才能办到。我们认为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就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这个工作作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没有这样的机关报，地方工作仍然是狭隘的“手工业方式”的。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话。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把经济斗争联合起来，经济斗争就不可能成为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全党不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不指导各个斗争，那么政治斗争就不可能进行。不在中央机关报上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不集体确定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准则，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来确立每个党员对全党负责的原则，要想组织革命力量，进行纪律教育，提高革命技术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说必须集中党的一切力量——一切写作力量、一切组织才能、一切物资等等来创办和办好全党机关报，丝毫也没有想把其他活动，例如把地方性的鼓动、游行、抵制、追查奸细、攻击资产阶级和政府中个别的人、示威性的罢工等等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不通过全党机关报把它们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失去十分之九的意义，就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党的机关报不但不会同这些活动对立，反而会给这种活动的扩展、加强和系统化以极大的影响。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独特，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德、法等国的工人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如议会活动、竞选鼓动、人民的集会、参加地方社会团体（乡村的和市镇的）、公开领导手工业者联合会（工会、行业工会）等等，等等。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而且正是代替这一切。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我们不相信密谋手段，我们拒绝用个别的革命行动去摧毁政府；我们的实际行动口号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所说的：“Studieren，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即学习，宣传，组织，而能够并应当成为这些活动的中心的，只有党的机关报。但是，是否有可能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可能把这样的机关报办得正规，办得比较扎实呢？这一点我们下次再谈。迫切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我们还提出了这个目标是否可能达到和在什么条件下可能达到的问题。现在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首先，有人会反对我们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先开展地方小组的活动。我们认为这种相当普遍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必须立即着手把党的机关报，进而把党本身建立和巩固起来。采取这个步骤所必需的条件已经具备：地方工作在进行，而且显然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因为愈来愈频繁的暴行只能造成短时间的中断，战斗中牺牲的人很快就由新生力量补充。党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有出版经费和写作力量。可见问题在于，是应该继续按“手工业”方式进行已在进行的工作呢，还是应该把这种工作搞成一个党的工作，使它全部反映在一个共同的机关报上。这样我们就涉及到我们运动中一个迫切问题，即运动中的一个症结——组织问题。我们急需健全革命的组织和纪律，改进秘密活动的技术。应该坦白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于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因此必须全力以赴地赶上和超过它们。不健全组织，就不可能使我国工人运动有任何进展，尤其不可能建立一个能正常出版报纸的积极政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的现有机构（指机关、小组和报纸而言）必须更多地注意组织问题，并在这方面影响地方小组。手工业方式的地方工作，总要过于频繁地进行个人联系，总要养成一种小组习气。可是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不适合于小组活动了，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说，小组就显得太狭窄，而且会造成力量的严重浪费。只有联合成一个党，才能逐步贯彻分工和节省人力的原则。为了减少损失和建立一个比较巩固的堡垒来反抗专制政府的压迫和疯狂的迫害，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在我们面前，在俄国各地处于“地下”状态的社会党人小组面前，有极其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庞大机构，它竭尽一切力量来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我们深信，我们最后一定能摧毁这个警察国家，因为一切健康的和发展着的人民阶层是赞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但是为了有条不紊地进行反政府的斗争，我们必须使革命的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的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必须使每个党员或每个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专业化：有的翻印书报，有的从国外转运书报，有的把书报分送俄国各地，有的在各城市分送，有的安排秘密活动的处所，有的筹募经费，有的传送有关运动的通讯和一切消息，有的负责联络，如此等等。我们知道，这种专业化比起平常的小组工作来，要求我们更坚毅，更善于集中精力从事平凡的、细小的、打杂的工作，更加发挥真正的英雄气概。俄国社会党人和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作出英勇的事迹，因此，一般说来，抱怨我们缺乏人手是不对的。青年工人迫不及待地渴望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尽管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帮助工人的人却不断从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涌现出来。如果能向所有这些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的新兵广泛宣传必须使组织更加严密的思想，那么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报的计划就不再是一种幻想了。实现这个计划的条件之一，是要保证报纸正常地收到各地的通讯和材料。在我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各个时期，连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也完全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难道历史没有证明吗？如果在各地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把党报看成自己的报纸，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同它保持经常的联系，在党报上讨论自己的问题，在党报上反映本地整个运动的情况，那么即使采用的秘密活动方式并不特别巧妙，也完全能保证报纸收到关于运动的各方面消息。另一方面，即把报纸正常地送到俄国各地，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比俄国革命运动旧形式下的同样任务要艰巨得多，因为那时报纸的对象还不是现在这样广泛的人民群众。但是社会民主党办报的宗旨使报纸很容易散发。报纸应当正常而大量发行的主要地方，是工业中心、工业城镇和大城市的工厂区等等。这些中心地区的居民几乎全是工人；工人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居于主人地位，他们可以千方百计地瞒过机警的警察；这些地方同附近工业中心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代（从1878年到1890年）[54]，德国政治警察干得不比俄国警察差，甚至可能比他们还好，但是德国工人由于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强，终于使他们每周出版的秘密报纸正常地从国外运到国内，而且送到每个订阅者家里，连大臣们也不能不佩服社会民主党的邮政（“红色邮政”）。这种成绩我们当然不敢奢望，但是我们只要全力以赴，就完全能使我们的党报每年至少出12次，并且能正常地送到运动的各个主要中心的所有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工人手里。我们在回过来谈专业化问题的时候，还必须指出，专业化所以不够，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的“手工业方式”占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各地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平常关于组织问题谈得太少了。只有把全党机关报创办起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行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他是那根一定要勒死我国专制政府，即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死敌的链条上的一环。只有严格实行这种专业化，才能节省人力：不仅可以用更少的人来完成每一项革命工作，而且可以使目前活动的若干方面合法化（即为法律所许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前进报》[55]早就建议俄国社会党人使自己的活动合法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活动。骤然看来，这种建议使人感到惊讶，但是实际上很值得重视。差不多每一个在城市的地方小组中工作过的人都会很容易地回忆起来，在他所做的许多各种各样的工作中，有些本身就是合法的（如收集有关工人生活状况的材料，研究涉及许多问题的合法书刊，阅读某些外国书刊并作介绍，进行某种联络工作，帮助工人学文化，研究工厂法，以及其他许多工作）。把这类工作交给专门的人员去做，就会减少积极的、“在火线上”的革命大军的人数（但丝毫不会削弱它的“战斗力”）和增加替补“伤亡人员”的后备力量。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使战斗人员和后备人员在全党机关报上看到自己活动的反映，感觉到自己同党报的联系。当然，不管我们怎样彻底实行专业化，工人和地方小组的地方性会议总是需要的。但是人数众多的革命集会（这种集会受警察破坏的危险性特别大，因此与会议的效果相比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将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革命工作由专人负责就更有可能用合法的会议形式如娱乐会、合法社团的会议等等来掩护这种会议。既然拿破仑第三时代的法国工人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德国工人都能够千方百计地掩护他们的政治性会议和社会主义会议，那么俄国工人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其次，只有改善党的组织和创办全党机关报，才能使社会民主党宣传和鼓动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我们很需要做到这一点。地方工作几乎必然会夸大地方特点，会……［注：部分手稿遗失。——俄文版编者注］没有中央机关报（它同时也是先进的民主机关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的愿望才能实现。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制定明确的策略。社会民主党屏弃了“反动的一帮”[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页。——编者注］这一谬论。它认为利用各个进步阶级的合作来反对反动阶级，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如果各个组织和机关报仍然是地方性的，那么这项任务几乎不可能执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能同个别“自由派”取得联系和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合作”外，别的什么也谈不上。只有彻底贯彻政治斗争原则和高举民主旗帜的全党机关报，才能把一切战斗的民主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才能利用俄国一切进步力量来争取政治自由。只有到那时候，才能把工人对警察和当局的敢怒而不敢言的憎恨变成对专制政府的自觉的憎恨，变成为工人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权利而进行殊死斗争的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将成为现代俄国的一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在以后几号，我们将登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并且将开始更详细地讨论一些组织问题。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77—198页注释：[44]《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这三篇文章是列宁在流放中为《工人报》写的。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工人报》时，编辑部曾先后建议列宁参加编辑和撰稿。由于《工人报》复刊未成，这些文章当时也就没有发表。——157。[45]爱·伯恩施坦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附注中（第1版第169—170页）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大多数同意他的观点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于1898年7月在《新时代》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同年10月底—11月初又在《萨克森工人报》第253—255号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一文，批判伯恩施坦从1896年起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在《新时代》杂志发表的那一组修正主义文章。上述伯恩施坦的话意在反驳普列汉诺夫对他的批判，为自己辩解。——158。[46]指1898年11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分裂。——158。[47]《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第1期是俄国乌拉尔社会民主党小组在1898年冬出版的。文集的撰稿者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否认成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认为用总罢工的方法就能完成政治革命。列宁在《怎么办？》第4章第2节中，对文集的观点作了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158。[48]指《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见本卷第186—208页）。——158。[49]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倡议于1900年春在斯摩棱斯克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得到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支持。1900年2月，参加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代表伊·克·拉拉扬茨曾到莫斯科同列宁商谈由代表大会恢复《工人报》和由列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该报编辑部的问题。列宁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都认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时尚早（见本卷第284—285、315—316页），但是劳动解放社没有拒绝参加，而委托列宁代表它出席，还从国外把代表证书寄给了列宁。代表大会由于1900年4—5月间各社会民主党组织有许多人被捕而没有开成。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158。[50]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和《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两篇文章中对爱·伯恩施坦的批判。——161。[51]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于1899年10月9—14日举行。奥·倍倍尔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作了报告。代表大会议程所以列入这个问题，是因为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和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专门决议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开展起来。列宁对倍倍尔的报告给予很高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161。[52]指1895年特别是1896年以纺织工人为主的彼得堡工人罢工。1896年的罢工开始于5月底，起因是工厂主拒绝给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163。[53]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任何一个天真的读者也决不会认为，作者是建议人们去号召工人修筑街垒或者唆使工人搞密谋。……作者是要工人政党发展和壮大到自己感到足以同专制制度进行决战时再来解决‘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的手段问题……”——168。[54]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72。[55]《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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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28]（1899年8月）某地［注：《工人事业》杂志的单行本增加了“（俄国境内）”几个字。——俄文版编者注］17个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并决定把它公布，交全体同志讨论近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出现了一种离开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的倾向，即离开由党的创始人和先进战士们——“劳动解放社”[29]成员宣布过，又由90年代俄国工人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宣布过的原则的倾向。下面所引的《信条》，旨在表明某些（所谓的“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观点，它试图系统而明确地叙述“新观点”。这个《信条》的全文如下。西欧存在过行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全部历史，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资产阶级必须争得自由的形式和力求摆脱束缚生产的行会规章，所以它（资产阶级）就成了革命的因素；它在西欧各国都是从主张liberté，fraternité，égalité（自由、博爱、平等），从争取自由的政治形式开始活动的。但是，正如俾斯麦所说的，它争得了这种形式，却给了自己的对手即工人阶级一张将来必须兑现的期票。在西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争得过民主制度，而只是坐享其成。有人可能会反驳我们，说工人阶级参加过革命。但是从历史上加以考证就会推翻这种意见，因为正当1848年西欧确立宪法的时候，工人阶级还只是城市手工业者，还只是小市民民主派；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不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人，只会骚动，根本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1848年的宪法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是由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手艺匠争得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手艺匠与手工工场工人，印刷工，织工，钟表匠等等）从中世纪起，就习惯于参加各种组织，参加互助储金会、宗教团体等等。西欧熟练工人中间至今还保持着这种组织精神，这也就使他们同工厂无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要组织工厂无产阶级既很难又很慢，他们只能加入所谓loseOrganisation（临时组织），而不能参加订有规章的永久性组织。这些手工工场的熟练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比较容易和完全可能进行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把那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受到训练的工人吸收来有计划地组织这个斗争。在这种背景下，西欧就形成了理论的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它以议会政治斗争为出发点，其前途（只在表面上近似布朗基主义，成因的性质则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是Zusammenbruch（崩溃）。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在比利时、法国，特别是在德国，工人组织政治斗争非常容易，而组织经济斗争则感到困难重重，意见纷云。直到现在，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比较起来（除开英国不说），仍然异常薄弱，极不稳定，到处都laissentàdésirerquelquechose（尚嫌不足）。在政治斗争的精力尚未消耗殆尽之前，Zusammenbruch曾是一个必要的、起组织作用的Schlagwort（流行提法），它本应起巨大的历史作用。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能得出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在西欧，这样的路线就是政治活动，而《共产党宣言》表述出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运动当时所应采取的最合适不过的形式。但是，由于目前政治活动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政治运动已经搞得过于紧张，以至难以进展，甚至无法进展（近来选票数目增长得很慢，集会的群众情绪冷淡，书报上的论调低沉），另一方面，由于议会活动软弱无力，以及无组织的和几乎无法组织的工厂无产阶级愚昧群众走上舞台，所以，在西欧造成了现在称为伯恩施坦主义的东西，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工人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起到伯恩施坦主义出现时止的发展时期是一种最合事物逻辑的进程，把这全部进程加以细心研究，就能象天文学家那样准确地断定这个“危机”的结局。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伯恩施坦主义的成败问题，因为这并没有多大意义；这里说的是党内早已逐渐发生的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党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党将承认社会；党的狭隘小团体的、多半是宗派主义性的任务，将扩大为社会的任务，而它的夺取政权的意图，就会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政治”这一概念的内容，就会扩大得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而目前的一些实际要求就会具有更大的份量，就会引起比以前更大的注意。从上面关于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中，不难得出对于俄国的结论。我们这里阻力最小的路线，绝对不在政治活动方面。不堪忍受的政治压迫虽然使人们不得不时常谈到这种压迫，并专心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它却始终不会推动人们采取实际行动。在西欧，力量薄弱的那部分工人，一卷入政治活动就在其中成长壮大起来，我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力量薄弱的工人面对很沉重的政治压迫，不仅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来同这种压迫作斗争，从而求得本身的发展，而且还经常为这种政治压迫所窒息，甚至发不出纤弱的幼芽。更何况我国工人阶级又不象西欧战士那样具有组织精神的传统，所以我们这里的情景将会十分悲惨，连那些认为每增加一个工厂烟囱就是一件莫大幸事的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感到沮丧。进行经济斗争也很困难，极其困难，但它终究还是可能进行的，并且群众自己也已经在实际进行了。俄国工人既然能在经济斗争中学习如何组织，并能时时刻刻在这个斗争中触及政治制度问题，他们就终究会建立起称得上工人运动形式的一种东西，建立起某个或某些最适合俄国实际情况的组织。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俄国工人运动还处在原始状态中，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形式。罢工运动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因此还不能称为俄国运动的固定形式，至于不合法组织，单从数量来看，也是不值得注意的（更不必说这种组织在现时条件下有什么益处了）。情形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饥荒和农村破产现象助长着破坏罢工的行为，因而也就更难把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提到比较过得去的程度……试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能有什么办法呢？！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还处在一种可怜的状态。他们现在的实际任务还很渺小，而他们的理论知识——由于不是用作研究的工具，而是当作活动的公式，——甚至对执行这些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从他人手中接过来的这些公式，从实践的意义来说也是有害的。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西欧工人阶级是在已经打扫干净的政治活动场所行动的，因此也就过分藐视了其他一切非工人的社会阶层所进行的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只要有人对带有自由主义政治性质的社会现象稍表关注，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就会表示反对，他们忘记了，许多历史条件使我们不能成为西欧那种马克思主义者，而要求我们拿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一种适合俄国条件并且为俄国条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每个俄国公民都缺乏政治感觉和政治嗅觉，这一点显然不能靠对政治的高谈阔论或者向根本不存在的势力呼吁来求得弥补。政治嗅觉只能用教育来培养，就是说，只有参加俄国的现实生活（尽管它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性的）才能得到。在西欧，“否定”曾是（一时）适宜的，在我国就有害了，因为由一个有组织有实力的团体提出否定是一回事，而由没有组织起来的散漫的一群人提出否定，又是另一回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以“否定者”的身分出现了，这种否定削弱了他本应用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的那一份精力。这一切暂时还不可怕，可是，如果阶级公式妨碍俄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实际生活，并且使之远离各个反对派集团，结果就会使所有在争取法的形式时只好不同尚未提出政治任务的工人阶级携手合作的那些人受到重大损失。俄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那种以政治空谈来掩盖的政治上的天真，可能使他们上一个大当。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无疑总会有人赞成这种思想的。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告诫全体同志务必防止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既定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上面引录的《信条》，第一，是“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第二，是“对于俄国的结论”。首先，《信条》作者们对于以往西欧工人运动的看法就是完全不正确的。说西欧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和政治革命，这是不正确的。宪章运动[30]的历史，1848年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就是一种反证。“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这句话，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正当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31]等等）流行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立即出来反对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全副理论武装（《资本论》），并且组织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32]的时候，政治斗争也绝不是一种流行的实践（当时在英国有狭隘的工联主义，在罗曼语国家有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在德国，拉萨尔的伟大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工人阶级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变成了独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信条》作者们企图把这两种斗争形式分开，就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其次，《信条》作者们对于西欧工人运动的现状以及作为这个运动旗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持有完全不正确的见解。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33]，按照广大公众特别是《信条》作者们通常所了解的含义来说，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者的党，而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派别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遭到忠实地恪守革命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的党的谴责。我们深信，把机会主义观点搬到俄国来的一切企图，也会遭到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坚决的回击。与《信条》作者们所说的相反，也根本谈不到西欧工人政党有什么“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40年代就已经驳斥了否认经济斗争的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1—198页。——编者注］过了20年左右，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在1866年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工会和经济斗争的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党人和工人既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对这种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中间，有过这种表现）。决议认为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工会不仅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是必然的现象；认为工会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决议认为工会不应该仅仅注意“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不应该回避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工会不应该抱着“狭小的”目的，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工人大众普遍的解放。从那时起，各国工人政党已经不止一次提出，将来当然还会不止一次提出一个问题：在某个时候是否应该偏重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或者偏重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是总的或原则的问题，现在还是同马克思主义原先提出的一样。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则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其次，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工人政党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更谈不到有什么重大变化。就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对密谋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又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对社会进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修补（无政府主义，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34]，教授社会主义等等）。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作“反动的一帮”[35]，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成为一切被压制的宗教以及无权的女性等等的保护者。《信条》作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只是证明他们力图抹杀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用所谓空洞的“承认社会”来削弱这个斗争，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我们深信，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坚决屏弃这种曲解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的观点。由于《信条》作者们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前提不正确，他们得出的“对于俄国的结论”就更不正确了。硬说俄国工人阶级“尚未提出政治任务”，这只能证明他们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无知。1878年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36]和1875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37]，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要求。经过80年代的反动时期以后，工人阶级又在90年代不止一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断定“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这也只能证明他们完全不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任务。《信条》作者们自己提出的纲领，显然是想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去争取“法的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仅仅是这样一个纲领能够出现一事，就足以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位先进战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表示的忧虑是多么有根据。他在1897年底谈到有可能出现这种前途：“工人运动不越出工人和企业主间的纯经济冲突的狭小范围，它本身整个说来也就缺乏政治性质，而无产阶级先进部分在为政治自由斗争的时候，就会追随由所谓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小组和派别。”（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第19页）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信条》所表述的整个思想体系坚决宣战，因为这种思想会直接使上述的前途得以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极力设法实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下面所说的另一种前途：“另一种前途就是社会民主党把俄国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它在争取自由的时候一方面要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注：以下无手稿。——俄文版编者注］将来会有这种派别）并肩战斗并结成联盟，另一方面要把知识界中最热爱人民的最革命的分子直接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引导他们前进。”（同上，第20页）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这段话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声明清楚地表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固然，有一家彼得堡工人报纸，即《工人思想报》[38]，好象同意了《信条》作者们的思想，竟令人遗憾地在发刊词（1897年10月创刊号）中发表了一种根本错误的、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说“运动的经济基础”可能“由于力求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起来”。但是同时彼得堡另一家工人报纸，即《圣彼得堡工人小报》[39]（1897年9月第2号），却坚决主张，“只有组织坚强而且人数众多的工人政党，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工人“组成强有力的政党”，“就能使自己和整个俄国从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还有一家报纸，即《工人报》[40]，在第2号（1897年11月）的社论上写道：“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俄国工人运动要是成为具有共同名称和严密组织的统一而严密的整体，就会使自己的力量增加十倍……”“各个单独的工人小组应当组成一个共同的政党。”“俄国的工人政党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当时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赞同《工人报》的这种信念，下面的事实就是证明：1898年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41]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承认《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可见，《信条》作者们竟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达到了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上明文确定了的发展阶段大大倒退了一步。现在，俄国政府的残酷迫害使党的活动暂时削弱，使党的正式机关报停刊，因此，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竭力使党彻底巩固起来，制定党纲，恢复党的正式机关报。象上面分析过的《信条》那样的纲领竟能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现在存在着一种思想动摇，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宣言》中所阐述的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基本原则着重说明一下。第一，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自始至终都要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的座右铭，应当是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帮助工人进行政治斗争；不仅要针对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而且要针对一切政治压迫进行鼓动；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象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时髦”理论了）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现在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以赴地到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中去进行活动，同时不应该忘记，随着运动的扩大，一定会有家庭工人、手工业者、农村工人以及千百万破产的饥寒交迫的农民加入它所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队伍。第二，“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用自己健壮的肩膀承担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社会民主党既然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当前任务，它就应当做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而且仅仅为了这一点也必须从各方面援助俄国居民中所有的民主分子，吸引他们来做自己的同盟者。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其余一切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只有同这样一个政党结成同盟并且给它援助才能发挥积极作用。最后，第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派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继承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社会民主党把争取政治自由当作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党’[42]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传统，要求社会民主党现在集中全力来组织党，加强党内纪律并发展秘密活动的技术。如果说老“民意党”的活动家在俄国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当时拥护这些为数不多的英雄的社会阶层十分狭小，运动的旗帜也根本不是革命的理论，那么社会民主党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一定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以便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作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我们请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和一切工人小组都来讨论上面引用的《信条》和我们的决议，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便消除各种意见分歧，促进组织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事业。各团体和各小组的决议，可以报告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43]，该联合会按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决议第10条的规定，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并且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注：在《指南》中缺最后一段。——俄文版编者注］1899年12月在国外印成单行本附于《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63—176页注释：[28]《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是列宁在流放地接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一个经济派文件之后于1899年8月写的。列宁的姐姐称这个文件为“青年派的信条”，它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成员。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这个经济派文件和列宁起草的《抗议书》。与会的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他们是：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瓦·瓦·斯塔尔科夫、A.M.斯塔尔科娃、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涅夫佐罗娃、弗·威·林格尼克、叶·瓦·巴拉姆津、阿·亚·瓦涅耶夫、Д.B.瓦涅耶娃、米·亚·西尔文、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以及彼得堡工人奥·亚·恩格贝格、亚·西·沙波瓦洛夫、H.H.帕宁。赞同《抗议书》的还有未出席会议的伊·卢·普罗明斯基、M.Д.叶菲莫夫、切卡利斯基、柯瓦列夫斯基以及图鲁汉斯克的流放者（尔·马尔托夫等人）和维亚特卡省奥尔洛夫市社会民主党人流放者。列宁把《抗议书》寄到了国外。格·瓦·普列汉诺夫收到后立即将它发排，供《工人事业》杂志最近一期刊用。然而，参加该杂志编辑部的国外联合会青年派成员，没有通知普列汉诺夫，就于1899年12月将《抗议书》单另印出，并附一篇编后记，说《信条》只反映某些人的看法，这些人的立场对俄国工人运动并无危险，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内部不存在经济派，等等。1900年初，普列汉诺夫把《抗议书》收入他所编辑的批评经济派的文集《〈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收载的本文献，前一部分按手稿刊印，后一部分按《工人事业》杂志单行本刊印，并和《〈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一书核对过。——144。[29]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伊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144。[30]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给国会的争取普选权的请愿书。这个请愿书于1838年5月定名为《人民宪章》，并用法案形式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国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治·哈尼、厄内斯特·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50。[31]“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赫·克利盖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他们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些范畴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改造，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实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他们还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拒绝进行政治活动，从小市民的利益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在德国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性”等道德说教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150。[32]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150。[33]“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150。[34]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企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主要代表为约·卡·洛贝尔图斯和费·拉萨尔。洛贝尔图斯主张由普鲁士王朝制定工资标准，实施社会改革，以逐步实现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拉萨尔主张工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抹杀国家的阶级性，企图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讲坛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影响。——152。[35]指拉萨尔派的一个论点：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个论点写入了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哥达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个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25页）。——152。[36]“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俄国工人阶级最早的革命政治组织之一，1878年底在彼得堡成立。创建人是钳工维克多·奥布诺尔斯基和木工斯捷潘·哈尔图林。会员和同情者各约200人。协会只吸收工人参加，其活动是秘密的。协会的纲领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阶级，工人争得政治权利和自由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纲领号召俄国工人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道进行阶级斗争，并提出协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个纲领也还带有民粹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协会在彼得堡各工厂进行革命宣传，领导并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1880年2月15日，它出版了俄国最早的秘密工人报纸《工人曙光报》创刊号。此后不久，报纸的印刷厂被破坏，协会也由于主要成员被捕而停止活动。——153。[37]“南俄工人协会”是俄国第一个工人革命政治组织，1875年7月间由革命知识分子叶·奥·扎斯拉夫斯基在敖德萨创立。协会有会员60人，同情者150—200人。协会章程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到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指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工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承认，并且和70年代前半期一些民粹主义纲领截然不同，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但是这个章程总的说来还未摆脱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协会成员阅读和传播革命书刊，积极参加组织罢工，并试图在南俄其他工业城市开展协会的活动。协会于1875年底—1876年初被沙皇政府破坏。——153。[38]《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Мысл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机关报，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本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54。[39]《圣彼得堡工人小报》（《C.-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РабочийЛисток》）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2月（报上印的是1月）在俄国油印出版，共印300—400份；第2号于同年9月在日内瓦铅印出版。该报提出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广泛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并强调必须建立工人政党。——154。[40]《工人报》（《Рабочая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查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输出版。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8月出版；第2号于同年12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11月）。图查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189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3号没能出版。1899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154。[4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阿·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154。[42]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费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156。[43]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和列宁的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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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1899年5月下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1899年5月下旬）在《生活》第4期上，普·涅日丹诺夫先生对我和其他作者关于市场理论的文章[27]作了评论。我只想回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的一个论断，他说我发表在今年《科学评论》第1期上的那篇文章，“歪曲了自己反对第三者的理论的斗争”。至于普·涅日丹诺夫先生所提到的有关市场理论、特别是关于彼·伯·司徒卢威的观点等其他问题，我就不一一作答了，请看我答复司徒卢威的那篇文章（《再论实现论问题》；由于与作者无关的一些原因，该文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在《科学评论》上发表）即可。普·涅日丹诺夫先生断言，“资本主义的生产，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认为有这一矛盾，“马克思陷入了严重的自我矛盾”，而我又在重复马克思的错误。我认为普·涅日丹诺夫先生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或者是有很大误解的），我看不出马克思的观点有任何矛盾。普·涅日丹诺夫先生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令人感到惊异的，这只有用他赋予“矛盾”这个概念的极其特别的含义才能解释。正是普·涅日丹诺夫先生才认为，“如果生产和消费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经常产生过剩的产品”（第301页；并见结论，第316页）。这是一种完全随意的、并且在我看来是完全不正确的解释。普·涅日丹诺夫先生在批评我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这一论断时，应当（我认为）向读者说明我是怎样理解这一矛盾的，而不应当只说明他对这一矛盾的实质和意义的看法。问题（引起普·涅日丹诺夫先生同我展开论战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对所探讨的矛盾的理解，完全不象普·涅日丹诺夫先生所想要理解的那样。在任何地方我也没有说过，这个矛盾必然经常［注：我强调经常，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而有时生产出过剩的产品（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的消费状况是保持比例的要素之一。］产生过剩的产品；我不这样认为，而且从马克思的话中也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看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于生产的增长异常迅速，竞争使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向，而消费（个人消费）即使也在增长，却极其缓慢；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状况，使得个人消费不可能迅速增长。我觉得，凡是认真读过我的《评论集》第20页和第30页（普·涅日丹诺夫先生引用的关于西斯蒙第主义者那一篇文章）和《科学评论》（1899年第1期）第40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5—126、136—138页和本卷第43—44页。——编者注］的人，都会相信，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我一开始就只是这样理解的。而且严格遵循马克思的理论的人，对这个矛盾也不可能有别的理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就在于：在国民财富增长的时候，人民的贫困也在增长，在社会生产力增长的时候，人民的消费却没有相应增长，这些生产力没有被用来为劳动群众谋福利。从这个意义上来了解，这个矛盾就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为千百万人的日常经验所证实的事实，正是由于观察到这一事实，才使劳动者得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已经得到充分而科学的说明的那些观点。这个矛盾的必然结果，根本不是经常生产出过剩的产品（象涅日丹诺夫先生所愿意想的那样）。我们完全能够设想（当我们对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作纯理论性的探讨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部产品都得以实现，而没有任何过剩的产品，但是，我们不能设想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不适应现象的资本主义。这种不适应现象（正象马克思在他的公式中所明确指出的），表现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超过消费品的生产。因此，涅日丹诺夫先生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必然经常产生过剩的产品，这是完全错误的结论。由于这个错误，他竟不公正地责备马克思不彻底。恰恰相反，马克思是非常彻底的，他指出：（1）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能够实现的（当然是在各工业部门比例适当的前提下）；用对外贸易或“第三者”来说明这一实现是错误的；（2）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蒲鲁东）关于不可能实现额外价值的理论，是基于完全不了解一般的实现过程本身；（3）甚至在完全按比例地和极其顺利地实现的条件下，我们也不可能设想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其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矛盾，其生产的巨大发展不是同人民消费的极其缓慢的增长（或者甚至是停滞和恶化）相伴随的。在生产资料方面实现较多，在消费品方面实现较少，——从马克思的公式中显然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从这个结论中又必然可以得出结论说，“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马克思）［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3页。——编者注］。在《资本论》所有谈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地方［注：我在1899年《科学评论》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参看本卷第43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引用过这些地方，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章第18—19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40—42页。——编者注）也引用过。］，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的。普·涅日丹诺夫先生还认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也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的。是否真是这样，我不知道。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用了一个公式，证明在消费缩减的条件下生产也能够增长（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能的，也确实发生过）。这里虽然没有过剩的产品，但我们还是看到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难道可以否认吗？此外，普·涅日丹诺夫先生在责备马克思（和我）不彻底的时候，还忽略了一点：他要论证自己的观点，就必须说明，应该怎样理解生产资料的生产对消费品生产的“不依赖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个“不依赖性”仅仅在于某一部分（不断增长着的）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品，是靠该部类内部的交换，即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交换（或者是靠把获得的实物产品重新用于生产）来实现的；但是，归根到底生产资料的制造必然是和消费品的制造联系着的，因为生产资料的制造毕竟不是为了生产资料本身，而只是由于制造消费品的工业部门需要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注：《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我在《科学评论》第40页（参看本卷第44页。——编者注）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7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36页。——编者注）引用过。］因此，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的差别，不在于前者一般地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联系，而后者一般地否认这一联系（这该是荒唐的）。他们的差别，在于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种联系是直接的，认为生产是跟着消费走的。马克思则说明这一联系只是间接的，它只是归根到底才表现出来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是跟着生产走的。尽管联系是间接的，它毕竟还是存在的；消费归根到底必须跟着生产走，因此，既然生产力要求生产无限增长，而消费又由于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状况而缩减，那么这里就一定会产生矛盾。这一矛盾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不能存在［注：《评论集》第20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5—126页。——编者注）；《科学评论》第1期第41页（参看本卷第45页。——编者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9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40—42页。——编者注）。如果这一矛盾造成了“经常的过剩的产品”，那它正是意味着资本主义不能存在。］，但是它意味着必然要转变到更高级的形式：这一矛盾愈尖锐，这一转变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即劳动者意识到这一矛盾）就愈成熟。现在请问，涅日丹诺夫先生在关于生产资料对消费品的“不依赖性”的问题上能够采取什么态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他完全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的依赖关系，断言生产资料的实现可以同消费品毫无联系，甚至连“归根到底”的联系也没有，那么他必然会得出荒诞无稽的结论；或者他跟着马克思走，承认归根到底生产资料同消费品是联系着的，那么他必须承认我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是正确的。最后，我想举一个例子，用具体的材料来说明抽象的论断。大家知道，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极低的工资（＝人民群众极低的消费水平）往往妨碍机器的采用。此外，甚至有这样的情形，企业主购置的机器竟闲置不用，因为劳动力的价格降得很低，使用手工劳动反而对业主更加有利！［注：俄国资本主义农业中的这种现象，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5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4页。——编者注）曾举过一个例子。这类现象并不是少有的怪事，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特性所产生的通常的和必然的后果。］这种情况非常清楚地说明，在消费和生产之间，在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向和人民的无产阶级状况、贫困和失业现象对这一趋向的限制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样也很清楚，从这个矛盾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导致资本主义被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经济所代替。相反，如果从这个矛盾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必然经常产生过剩的产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一般不能实现产品，因而不能起任何进步的历史作用等等，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载于1899年12月《生活》杂志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57—162页注释：[27]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一文（见本卷第40—50页）。——138。 |
列宁全集第四卷——书评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1899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书评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译自英文1898年圣彼得堡波波娃出版社版定价1卢布50戈比（1899年4月）霍布森的这本书，其实并没有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它主要是根据英国的材料概述了现代工业的发展情况。因此，该书的标题未免大了一些，作者一点也没有谈到农业，就是对工业经济的考察也非常不全面。从思想倾向来看，霍布森同有名的著作家维伯夫妇一起，都是英国一个先进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对“现代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完全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必然要被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式所代替，并且用典型的英国改良派的实际精神来对待这个代替的问题。在英国现代工厂立法史、英国工人运动、英国市政机关活动等等的影响下，他多半凭经验深信改良的必要性。霍布森并没有足以用来作为他的改良主义纲领的基础和阐明具体的改良问题的一套严整的理论观点。因此，霍布森最擅长把最新的统计材料和经济材料分门别类并且加以叙述。相反，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时，就显得很差。俄国的读者甚至会觉得奇怪，一个学识如此渊博并且抱有完全值得同情的实践意图的著作家，竟会在“资本”是什么、“储蓄”有什么作用等等问题上无能为力地伤脑筋。霍布森的这个弱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看来，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约·斯·穆勒比马克思更有权威，虽然霍布森也引证过马克思的一两句话，但是他显然完全不懂得和不了解这些话。霍布森为了弄清楚资产阶级和教授们的政治经济学中的矛盾，耗费了大量无效劳动，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在最好的场合，霍布森作出接近于马克思早就得出的一些结论；在最坏的场合，他接受了同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态度针锋相对的错误观点。该书最不成功的一章是第7章《机器和工业萧条》。在这里霍布森想弄清楚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和收入、资本主义积累等理论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性质这些正确观念，被一大堆关于“储蓄”（霍布森把积累和“储蓄”混为一谈）的烦琐议论和各种鲁滨孙的故事（“假定说，一个用原始工具工作的人发明了新的工具……储藏自己的食物”等）等等吞没了。霍布森非常喜欢图表，他在大多数场合很成功地利用图表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但是，对于霍布森在第207页（第7章）的附图中所表明的关于“生产机制”的概念，凡是多少了解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读者，都只能付之一笑。霍布森在这里把生产同生产的社会制度混淆起来，说明他对什么叫资本、资本有哪些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分成哪些阶级等问题的了解是模糊不清的。霍布森在第8章中就居民的职业构成以及这一构成的变动情况，提供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材料，但是，他在从理论上考察“机器和对劳动的需求”时，却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他忽视了“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或后备军这一理论。在霍布森的这本书中写得成功的是考察妇女在现代工业中的地位和现代城市的那几章。霍布森举出妇女劳动增长的统计材料，描写了妇女劳动的极其恶劣的条件，正确地指出，要想改善这些条件，只有用工厂劳动来代替家庭劳动，工厂劳动可以使“社会关系更密切”，和便于“组织起来”。同样，在关于城市的意义的问题上，霍布森也接近于马克思的总的看法，承认城乡之间的对立同集体制的社会制度是相抵触的。如果霍布森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忽视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的结论会具有更大的说服力。那样，霍布森大概就会更明确地强调大城市的历史进步作用，以及在按集体制原则组织经济的条件下工农业联合的必然性。霍布森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文明和工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最精采的一章了。在这里作者用一系列有力的论据证明，必须从加强“社会监督”和“工业社会化”方面来改革现代的工业制度。在评价霍布森对实现这些“改革”的方式所持的某种程度上的乐观主义观点时，必须注意到英国历史和英国生活的特点：民主高度发展，不存在军国主义，有组织的工联力量巨大，英国国外投资的增长削弱了英国企业主和英国工人之间的对抗，等等。威·桑巴特教授在他的一本论述19世纪社会运动的著名的书中，曾经指出了“统一的倾向”（第6章的标题），即各国不同形式不同色彩的社会运动趋于一致的倾向；同时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倾向。关于英国，桑巴特认为这种倾向表现在英国工联日益放弃“纯粹曼彻斯特派的观点”。根据霍布森的这本书，我们可以说：英国的进步著作家在实际生活（它日益证实了马克思的“预测”）要求的压力下，开始感到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正在摆脱它的偏见，不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霍布森这本书的译文有重大的缺点。载于1899年5月《开端》杂志第5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53—156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卷——书评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1899年3月下半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书评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1899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1899年3月下半月）考茨基的这本书是《资本论》第3卷出版以后当前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一部系统地考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著作。现在考茨基用他的巨著（共450页）中的第一部分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第1—300页）填补了这个空白。考茨基在序言中完全正确地指出，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已经积累了“大量”统计资料和描述性的经济资料；迫切的要求在于揭示这个国民经济领域中经济演进的“基本趋向”，把农业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象作为“一个总〈完整〉过程的（einesGesamtprozesses）局部表现”来考察。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的形式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复杂，因此一个作者从任何研究著作中信手拈来一些根据和事实以“印证”自己的观点，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我国民粹派报刊上的大量议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它们企图证明小农经济的生命力，甚至证明它比农业中的大生产还要优越。所有这些议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抓住个别现象，援引个别事例，根本不想把它们同资本主义国家整个土地制度的全貌以及同资本主义农业最近整个演进的基本趋向联系起来。考茨基没有陷入这个常见的错误。他研究农业中的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20多年，拥有非常丰富的材料；而且，考茨基的研究还以英国、美国、法国（1892年）和德国（1895年）最近的农业调查材料为根据。但是他从来没有在错综复杂的事实面前茫然失措，从来没有忽略最细小的现象同整个资本主义农业制度以及同资本主义的整个演进的联系。考茨基考虑的不是某一个局部的问题，例如，关于农业中大生产和小生产的关系，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是说，资本是不是掌握了农业，资本是不是改变了农业的生产形式和所有制的形式，以及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考茨基确认资本主义前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形式在现代社会中有巨大作用，确认必须阐明这些形式同纯资本主义形式的关系，所以他的研究一开头就对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和封建时代的农业作了极其精确的说明。他在确定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以后，就转而来探讨“现代农业”。他首先从技术方面（轮作制、分工、机器、肥料、细菌学）来论述现代的农业，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在近几十年里使农业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革，把农业从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变成科学。进而他研究了“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对马克思关于利润和地租的学说作了简明通俗、然而非常确切、非常天才的叙述。考茨基表明，租佃制和抵押制只是马克思指出的农业企业主和土地占有者分离这一个过程的两种不同形式。接着他又考察了大生产和小生产的关系，发现了前者对后者在技术上的优越性是毫无疑义的。考茨基详尽地阐述了这一论点，并且详细地说明了这样一个情况：农业中小生产稳固，绝对不是由于它在技术上合理，而是由于小农拼命干比雇佣工人更多的活，而同时却把自己的需要水平降低到后者的需要水平和生活水平以下。考茨基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材料是使人心悦诚服的。考茨基分析了农业协作社问题，得出结论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并不是向村社生产前进，而是向资本主义前进；协作社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农业中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期待农民在现代社会里转向村社生产，那是荒谬的。常常有人引用一些并不证明小农业遭受大农业排挤的统计资料；其实，这些资料只是说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其过程要比工业中复杂得多。就是在工业中，发展的基本趋向也往往同资本主义的加工活扩大到家庭等等现象交错在一起。而在农业中排挤小生产者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土地面积有限；购买小块土地来联成大块土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在农业集约化的条件下，农户土地面积的缩小和所得产品的增加有时是相辅而行的（所以纯粹以农户土地面积作为依据的统计并不能证明什么）。生产集中是通过一个所有者购买许多地产而达成的；这样形成起来的大地产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一种高级形式的基础。最后，完全排挤小生产，对于大地产也是不利的，因为前者能向它提供劳动力！所以，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往往用法律来人为地扶持小农。小农业在不再是大农业的竞争者，而成为大农业劳动力的供应者的时候，是可以得到巩固的。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土地占有者的关系愈来愈近似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关系。考茨基专门写了一章来说明“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一章的材料很丰富，其中关于农民的“副业”即雇佣劳动的各种形式的问题，材料尤其丰富。考茨基在阐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基本特征以后，便开始论证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短暂性。资本主义愈向前发展，经营商业性（商品性）农业的困难也就愈大。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地租）、继承权、长子继承制[20]妨碍着农业的合理化。城市愈来愈重地剥削农村，从农村的业主那里夺走了最好的劳动力，愈来愈多地榨取农村居民生产出来的财富，使他们不能恢复地力。考茨基特别详细地分析了农村人力不足的问题，确认中农受劳动力缺乏的影响最小，但是他马上补充说：“善良的公民们”（我们也可以加一句：以及俄国的民粹派）由于这个事实而高兴，那是枉然的；他们以为这就是农民复兴的开始，足以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对农业毫不适用，那也是枉然。比起其他从事农业的阶级来，农民虽然较少苦于雇佣工人不足，却深深苦于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苦于自己经营不合理、地力衰竭、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不仅农村工人，还有农民的子弟……也涌入城市！这个事实明显地驳斥了那些乐观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是，欧洲的农业情况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是由于从美国、阿根廷、印度、俄国以及其他国家运入的廉价粮食引起了竞争而促成的。考茨基周详地考察了为自己寻找市场的工业发展所造成的这一事实的意义。他描述了欧洲谷物生产在这种竞争的影响下缩减的情况，地租下降的情况，他特别详细地分析了“农业的工业化”，指出这一方面表现于小农从事工业雇佣劳动，另一方面表现于农产品加工生产部门（酿酒业、制糖业等等）日益发展，甚至有某些农业部门被加工工业所排挤。考茨基说，乐观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农业的这些变化能够使它免于危机，那是估计错了，因为危机在日益扩大，只能以整个资本主义总危机而告终。当然，绝对不能以此为根据，说什么农业会毁灭，但是农业的保守性已经永远消失；它处在不断改造的状态中，处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点的状态中。“资本主义性质愈来愈发展的大农业生产占有大面积土地；租佃与抵押增加，农业的工业化，这就是为农业生产社会化准备基础的几个因素……”考茨基最后说，如果认为社会的一部分向一个方向发展，另一部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是一种荒诞的想法。实际上“社会发展方向在农业中和在工业中是一样的”。考茨基运用自己理论分析的成果来探讨土地政策问题，他当然要反对任何扶持和“拯救”农民经济的企图。考茨基说，村社过渡到大村社农业是根本谈不上的（第338页《农村共产主义》这一节；参看第339页）。“保护农民（DerBauernschutz）并不是意味着保护农民个人（这种保护当然谁也不会反对），而是保护农民所有制。而农民所有制则正是农民贫困和受压抑的主要原因。农业雇佣工人的处境现在往往比小农更好一些。保护农民并不是保护农民免受贫困，而是保护那些把农民锁在他的贫困上的枷锁。”（第320页）从根本上对整个农业实行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还刚刚开始，但是这个过程在迅速发展，把农民变成雇佣工人并且使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阻止这个过程的企图是反动的和有害的，在现代社会中无论这个过程的后果多么严重，然而阻止这个过程的后果就更严重，会使劳动人民陷入更加无望的绝境。在现代社会中，进步活动只能力求减弱资本主义进步给人民带来的有害作用，提高人民的觉悟和增强人民进行集体自卫的能力。所以考茨基竭力主张保证迁移等等自由，废除农业中的一切封建残余（例如规定地主和农奴相互关系的条例，它使农村工人处于人身依附的、半农奴的地位），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设立严格监督工人住宅的卫生警察等等，等等。我们希望，考茨基这本书也将有俄译本问世。载于1899年4月《开端》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88—94页注释：[20]长子继承制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保留的一种封建时代的继承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大地产由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排行最长者继承而不得分割。——82。 |
列宁全集第四卷——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4月4日〔16日〕和5月9日〔21日〕之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21]（1899年4月4日〔16日〕和5月9日〔21日〕之间）·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开端》第1—2期合刊（第2部分第1—21页）载有谢·布尔加柯夫先生批评考茨基的关于土地问题著作的文章，标题是《论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非常公正地指出，“考茨基这本书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大概是关于土地问题的第一部有系统的科学研究著作。这个问题在所有国家甚至在观点一致和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中间，也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并且今后还会继续争论。布尔加柯夫先生“只是作些否定的批评”，只对“考茨基这本书的个别论点”加以批评（他“简略地”向《开端》的读者介绍了这本书，下面我们将看到，他的介绍太简略了，而且极不确切）。布尔加柯夫先生准备“日后”“对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问题作一番系统的论述”，从而“也提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来同考茨基抗衡。我们毫不怀疑，考茨基这本书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会引起不少争论，在俄国也会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考茨基，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赞成考茨基。但是起码笔者坚决不同意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意见，坚决不同意他对考茨基这本书的评价。这个评价尖酸刻薄，在思想相近的著作家的论战中使用这种不寻常的口吻，实在令人惊异，尽管布尔加柯夫先生承认《土地问题》是“一本出色的著作”。下面就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这类用语的几个例子：“极端肤浅”……“既无真正的农艺学，也无真正的经济学”……“考茨基用空话来回避严肃的科学问题”（黑体是布尔加柯夫先生用的！！）等等，等等。那就让我们好好研讨一下这位严厉的批评家的这些评语，同时并借此向读者介绍一下考茨基的这本书。一布尔加柯夫先生在批考茨基之前，先捎了一下马克思。自然，布尔加柯夫先生着重指出了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丰功伟绩。但是他说，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部分”甚至是“被历史完全推翻了的……错误观念”。“例如，其中有这样一个观念：在农业中正象在加工工业中那样，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在减少，因此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这里是谁错了，是马克思，还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布尔加柯夫先生指的是，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经营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往往使耕种同一块土地所需的劳动量增多。这是毫无问题的，可是，据此还远远不能否定在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上可变资本相对减少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确定，V/C（v＝可变资本，ｃ＝不变资本）这个比值一般地说有下降的趋势，即使ｖ在单位面积上是在不断增加，但是如果在同一时期c增加得更快——这难道可以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中，总的说来ｖ在减少，c在增加。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农村人口和农村工人都日渐减少，可是农业中使用的机器却在增加。例如，在德国，从1882年到1895年，农村人口从1920万减少到1850万（农村雇佣工人从590万减少到560万），而农业中使用的机器却从458369台增加到913391台［注：各种机器都计算在内。凡是没有标明出处的数字都是从考茨基这本书中引来的。］；农业中使用的蒸汽机从2731台（1879年）增加到12856台（1897年）；蒸汽马力增加得更多。牛羊从1580万头增加到1750万头，猪从920万头增加到1220万头（1883年和1892年）。在法国，农村人口从1882年的690万（“独立农民”）减少到1892年的660万，而农业机器的数量增长情况是：1862年——132784；1882年——278896；1892年——355795。牛羊：1200万——1300万——1370万；马：291万——284万——279万（从1882年到1892年马匹的减少比农村人口的减少要少得多）。可见，就现代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总的来说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规律是适用于农业的，并没有被推翻。布尔加柯夫先生的错误在于没有深入研究农业中个别事实的意义，就急于把这些事实归结为总的经济规律。我们强调“总的”一词，是因为无论马克思还是他的学生，始终认为这个规律是资本主义总趋势的规律，而决不是一切个别情况的规律。就是在工业方面，马克思本人也曾指出：技术改革时期（这时V/C的比值下降）总是转化为在这种技术基础上进步的时期（这时V/C的比值不变，在个别情况下还可能增大）。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史上，有时候这一规律对于许多工业部门都不适用。例如，当大的资本主义作坊（有人不恰当地叫它工厂）瓦解而让位给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至于谈到农业，毫无疑问，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要复杂得多，并且形式也会多样化。我们现在来谈考茨基。考茨基这本书的开头对封建时期农业的概述，据说是“写得很肤浅，而且是多余的”。这个判断的动机是什么很难理解。我们相信，如果布尔加柯夫先生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系统地论述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问题，那么他必须描述一下资本主义前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否则就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以及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联系起来的那些过渡形式的性质。布尔加柯夫先生本人也承认，“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黑体是布尔加柯夫先生用的〉的那种形式”具有巨大的意义。而考茨基正是从欧洲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开始的。我们认为考茨基对封建农业的概述写得很精采：写得清晰、明确，善于抓住主流和本质，而不为枝节问题所干扰；这正是作者所固有的特色。考茨基首先在绪论中极其确切和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他非常肯定地说：“毫无疑问，——我们认为这是本来就证实了的——农业不是按照工业的模式发展的，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第5—6页）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资本是否掌握了农业，是怎样掌握的，怎样改造它，怎样使旧的生产形式和所有制形式不再适用，而使新的形式成为必然”（第6页）。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的发展”（考茨基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即理论部分的标题）作出令人满意的阐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农业掌握在通常是受封建的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的农民手中。于是考茨基首先说明农民经济的结构，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接着就谈到使小资产阶级和保守派著作家（如西斯蒙第）的天堂瓦解的因素，高利贷的作用，谈到“阶级对抗”逐渐“渗入农村，渗入农户内部，破坏了原来的协调一致和共同的利益”（13页）。这个过程早在中世纪就已开始，但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们着重指出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一下子就表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硬说考茨基甚至没有提出谁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现者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对的。考茨基十分肯定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作了阐明，凡是仔细读过他这本书的人都会理解这个往往为民粹派、农学家以及其他许多人所忘记的真理，即现代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现者是大小农村资产阶级，大的农村资产阶级（正如考茨基所指出）在这方面比小的农村资产阶级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二第3章叙述了封建农业的基本特征：最保守的耕作制度三圃制占统治地位；拥有大量领地的贵族压迫和剥夺农民；贵族建立封建－资本主义农场；17世纪和18世纪时农民成了挨饿的穷人（Hun-gerleider）；资产阶级农民（Grossbauern，他们非雇用雇农和日工不可）兴起，农村关系和土地所有制的旧形式对他们已不适用；在工业中和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力量破除了这些形式，为“资本主义的集约化农业”（第26页）扫清了道路，——考茨基在说明了这一切以后，就进而分析“现代（moderne）农业”（第4章）的特征。这一章对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进行的大革命作了非常确切、扼要、清楚的概括。资本主义把贫穷困苦、愚昧无知的农民的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变成科学地运用农艺学，打破了长期以来农业的停滞状态，推动了（并且继续推动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三圃制被轮作制代替了，牲畜的饲养与土地的耕种改进了，收成增加了，农业的专业化和农场间的分工大大发展了。资本主义前的单一形式因各农业部门技术进步而被日益发展的多样形式所代替。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和蒸汽已经开始，并且迅速地发展起来；电力也开始使用了，正如专家们指出的，在这个生产部门电力会比蒸汽起更大的作用。修建专用道路，改良土壤，按照植物生理学的资料使用人造肥料等等，都有了发展；细菌学已经开始应用于农业。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考茨基“没有同时对这些材料［注：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所有这些材料都可以从任何一本〈原文如此！〉农业经济学入门书中得到。”我们不能同意布尔加柯夫先生对“入门书”的这种天真看法。我们拿“任何”一本入门书来看看吧，譬如，就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蒸汽机运输》）和尼·卡布鲁柯夫先生（《讲义》，有一半转载在一本“新”书《论俄国农民经济发展的条件》里面）的俄文书来看看吧。无论在哪一本书中，读者都不会看到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引起变革的情况，因为这两位作者写作的目的都不是要介绍从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情况。］作经济分析”，这个意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考茨基确切地指出了这种变革与市场发展（特别是与城市发展）的联系，与农业服从于竞争的联系，这种竞争迫使农业实行改革和专业化。“这种由城市资本引起的变革，日益加强农户对于市场的依赖性，此外还不断地改变对于农户最为重要的市场条件。一个生产部门，当附近市场与世界市场仅仅靠公路联系的时候，是赚钱的，但是这个地方一旦通了铁路，就变得无利可图了，并且必然会被其他生产部门所代替。例如，要是铁路运来了较便宜的谷物，那么谷物的生产就无利可图，但是同时却为牛奶的销售创造了条件。商品流通的增长，使新的作物良种有可能引进国内”等等（第37—38页）。考茨基说：“在封建时代，除了小农业以外，再没有其他农业了，因为地主也是用和农民一样的农具来耕种自己的土地。资本主义首先使农业有可能实行在技术上比小生产更为合理的大生产。”在谈到农业机器时，考茨基（附带说一下，他确切地指出了农业在这方面的特点）阐明了使用农业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机器对工人的影响，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意义，以及限制使用农业机器的种种方案的“反动的空想性”。“农业机器将继续发挥它的改造作用：把农村工人赶入城市，这样，它就成了一种强大的工具，一方面使农村的工资提高，另一方面使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41页）这里再补充一句，考茨基还专门用几章详细地说明了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大生产同小生产的关系，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布尔加柯夫先生说，考茨基“没有提到为什么这些奇迹般的变化是必然的”。我们认为，这样说完全是错误的。在第5章（《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里，考茨基说明了马克思关于价值、利润和地租的理论。考茨基说：“没有货币，现代农业生产就不能进行，这也就是说，没有资本，现代农业生产就不能进行。事实上，在现代生产方式下，任何数量不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都可以转化为资本，即转化为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而且通常也确实是转化为资本。因此现代农业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第56页）顺便说一下，这一段话还使我们有可能评价布尔加柯夫先生下面的话：“我用这个术语（资本主义农业）是就一般的意义而言（考茨基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即指农业中的大经济。事实上〈原文如此！〉在整个国民经济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情况下，就不会有非资本主义农业，整个农业都取决于组织生产的一般条件，并且只能在生产范围方面来划分大的、企业性的农业和小农业。因此，为了清楚起见，这里需要用一个新的术语。”这样一来，岂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纠正了考茨基……“事实上”，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考茨基根本没有象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样，在“一般的”、不确切的意义上使用“资本主义农业”这个术语。考茨基很清楚地知道，并且非常明确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农业生产“通常”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个意见的根据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现代农业需要货币，而在现代社会中，不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都会成为资本。在我们看来，这比布尔加柯夫先生的“纠正”要稍微清楚些，而且考茨基还充分证明不用“新的术语”也行。考茨基在第5章里明确地说：在英国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租佃制，以及在欧洲大陆正在飞速发展的抵押制，实质上都体现了同一个过程，即农户与土地分离的过程［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了这个过程（没有分析它在不同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且说：“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第3卷第2部分第156—157页。俄译本第509—51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6、697页。——编者注））］。在资本主义的租佃制下，这种分离是非常明显的。在抵押制下，这种分离“不那样明显，也不那样简单，但本质上是一回事”（第86页）。实际上，土地的抵押显然是地租的抵押或出卖。因此，在抵押制下也同在租佃制下一样，地租的获得者（＝土地占有者）是同企业利润的获得者（＝农户、农村企业主）分离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清考茨基这个论断的意义”。“恐怕还不能认为，抵押制表明土地与农户分离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第一，不能证明抵押借款收回了全部地租，这只能是一种例外……”我们的回答如下：根本用不着证明抵押借款的利息是不是收回了全部地租，正如用不着证明实际租金同地租是不是相符合一样。只要证明抵押借款正以巨大的速度在增长，土地占有者竭力抵押自己的全部土地，出卖全部地租，这就够了。这种趋向（经济理论分析一般只涉及各种趋向）的存在是用不着怀疑的。因此，土地与农户的分离过程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地租的获得者同时又是企业利润的获得者，这种一身二任的现象“从历史观点来看是一个例外”（isthistorischeineAusnahme，第91页）……“第二，必须分析每个具体场合下抵押借款的原因和来源，才能了解借款的意义。”这大概不是刊误就是笔误。布尔加柯夫先生不能要求经济学家（并且是在探讨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的发展”时）必须研究，或者至少能研究“每个具体场合下”借款的原因。如果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想说必须分析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借款的原因，那我们不能同意。考茨基说得完全正确，关于土地问题的专著已经积累得太多了，现代理论的迫切任务决不是再增添新的专著，而是“研究整个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趋向”（序言第页）。以抵押借款增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土地与农户的分离，无疑也是这些基本趋向的一种。考茨基确切而清楚地说明了抵押的真正意义，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土地与农户的分离是农业社会化的一个条件。第88页），以及它在农业资本主义演进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注：抵押借款的增长，并不总是表示农业受到压榨……农业的进步与繁荣（正如它的衰落一样）同样“应该在抵押借款的增长中反映出来，因为，第一，农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第二，地租的增长使农业贷款有可能扩大”（第87页）。］。考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阐述，在理论上都有极大的价值，并且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来反对那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各种农业经济学入门书”中）关于借款的“灾难”和“补救方法”……等资产阶级空谈。布尔加柯夫先生最后说：“第三，出租的土地也可以抵押，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处于非出租土地的地位。”真是怪论！但愿布尔加柯夫先生能举出一种同其他经济现象不交叉在一起的经济现象，举出一种同其他经济范畴不交叉在一起的经济范畴。土地与农户分离的过程有租佃制与抵押借款这两种表现形式，租佃和抵押相结合的情况推翻不了，甚至削弱不了这个理论观点。布尔加柯夫先生还把考茨基关于“租佃制发达的国家也就是大土地所有权占优势的国家”（第88页）的论点说成是“更加出人意料”和“完全错误”的。考茨基在这里谈到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在租佃制下）和抵押的集中（在土地占有者自己经营的制度下）是消灭土地私有制的有利条件。考茨基继续说，在土地所有权集中的问题上，没有“能向我们提供几个地产合并于一人之手的”统计材料，但是“大体上可以认为”，租佃数量和租地面积的增长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是同时进行的。“租佃制发达的国家也就是大土地所有权占优势的国家。”显然，考茨基这段话只是就租佃制发达的国家而说的，而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提到东普鲁士，他“希望指出”那里租佃土地的增多是同大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同时进行的，并且想拿这种个别的例子来驳倒考茨基！可惜布尔加柯夫先生忘记告诉读者，考茨基本人已经指出易北河以东地区大地产的分散和农民租佃土地的增多，同时，我们在下面会看到，他还阐明了这些过程的真正意义。考茨基用抵押借款的国家中抵押机构的集中来证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一点不足以说明问题。在他看来：“资本的分散（通过股票）也很可能和信贷机构的集中同时发生。”行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不准备同布尔加柯夫先生争论了。三考茨基在分析了封建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基本特征以后，就进而探讨农业中“大生产和小生产”（第6章）的问题。这是考茨基这本书最出色的几章中的一章。在这一章中他首先探讨了“大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考茨基在肯定大生产的优越性时，他所提出的决不是那种忽视极其多样化的农业关系的抽象公式（布尔加柯夫先生毫无根据地认为考茨基提出的是这种抽象的公式），相反，他明确地指出，在实践中运用理论规律必须注意这种多样性。“当然”，只有“当其他条件相同时”（第100页。黑体是我用的），农业中的大生产才必然比小生产优越。这是第一。就是在工业中，大生产具有优越性的规律，也决不象人们有时所想象的那样绝对，那样简单；在工业中，也只有当“其他条件”相同时（这在现实生活中决不是常有的），才能保证这个规律完全适用。在关系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农业中，要使大生产具有优越性的规律完全适用，就要受到更加严格的条件的限制。例如，考茨基非常中肯地指出，在农民地产与小地主地产交接之处发生着“量转化为质的”过程：大的农民经济“即使不在技术上，至少也在经济上胜过”小地主经济。受过科学教育的管理人员（这是大生产的主要优点之一）的薪金是小地产负担不起的，而地主本人的管理往往只是“容克式的”，而决不是科学的。第二，农业大生产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具有优越性。考茨基在下面的论述中详细地探讨了这些限度。这些限度在各种农业部门中以及在各种社会经济条件下都各不相同，这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三，考茨基决没有忽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农业部门，如蔬菜业、葡萄种植业、商业性作物种植业等等，其中的小生产，专家们认为具有竞争能力（第115页）。但是同谷物生产和畜牧业等主要（entscheidenden）农业部门比起来，这些作物就只有次要的意义。此外，“就是在蔬菜业和葡萄种植业中，也已有成效相当显著的大生产了”（第115页）。因此“如果总的（imallgemoinen）来谈农业，那就无须考虑小生产比大生产优越的那些部门，并且完全可以说，大生产对小生产具有绝对的优越性”（第116页）。考茨基论证了农业大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我们将在下面分析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反对意见时再更加详细地介绍一下考茨基的论据）以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小生产能够用什么来同大生产的优越性抗衡呢？”他回答说：“那就是劳动者（与雇佣劳动者不同，他为自己而工作）的更加辛勤、更加操劳以及小独立农民的极低的消费水平（甚至低于农村工人的消费水平）”（第106页）。考茨基根据一系列关于法国、英国和德国农民生活状况的生动材料，指出了“小生产中的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最后，考茨基指出，农户组织协作社的愿望也反映了大生产的优越性，因为“协作社的生产是大生产”。大家知道，小市民阶层的思想家，特别是俄国的民粹派（我们只要再举出前面引用过的卡布鲁柯夫先生的那本书就行了）是怎样对待小农协作社的。因此，考茨基对协作社的作用的卓越分析就更有意义了。自然，小农协作社是经济进步的一个环节，但它是向资本主义前进（FortschrittzumKapitalismus），而决不是象人们经常想象和断言的那样是向集体主义前进。（第118页）协作社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农业中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Vorsprung），因为大农户有更大的可能建立协作社，利用这种可能的机会也比较多。不言而喻，考茨基十分坚定地认为，村社的、集体的大生产比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优越。他谈到欧文的信徒在英国进行的集体经营农业的试验［注：考茨基在第124—126页描述了勒拉欣（Ralahine）的农业公社，季奥涅奥先生在今年《俄国财富》[22]第2期上也向俄国读者介绍了这个公社。］，以及北美合众国的类似的村社。考茨基说：这一切试验都雄辩地证明，劳动者集体经营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使这个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条件”。小生产者（无论是手工业者或农民）难于转向集体生产，是由于他们的团结性和纪律性都很差，由于他们的分散性，由于“私有者的狂热”。这种狂热不仅在西欧农民中可以看到，并且（让我们补充一句）在俄国的“村社”农民中也可以看到（请回想一下亚·尼·恩格尔哈特和格·乌斯宾斯基的作品）。考茨基断然指出：“期望现代社会的农民转入村社生产是极其荒谬的。”（第129页）这就是考茨基这本书第6章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布尔加柯夫先生特别不满意这一章。据说，考茨基的“主要过错”就在于他混淆了不同的概念，“把技术上的优越性和经济上的优越性混为一谈”。考茨基“所根据的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仿佛一种在技术上较完善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在经济上较完善，即较有生命力的生产方式”。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这种武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认为，读者根据我们对考茨基的前后论述的介绍，定会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的。考茨基根本没有把技术和经济混为一谈［注：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唯一依据，是考茨基在第6章第1节所用的标题是：《（一）大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而在这一节里既谈到大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又谈到了它在经济上的优越性。难道这就证明考茨基把技术和经济混为一谈了吗？老实讲，考茨基这个标题确切不确切，还很难说。问题在于考茨基的目的是拿第6章的第1节的内容同第2节的内容加以对比。在第1节（一）里，谈到资本主义农业大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这里除了机器等问题以外还谈到了信贷这类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讽刺说：“这是很别致的技术上的优越性。”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只要看一看考茨基的书，你就会知道，他主要是指只有大农户才能取得的那种信贷技术（其次是商业技术）的进步。相反，第2节（二）谈到大生产和小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量和消费水平的比较，因此这一节是探讨小生产和大生产的纯经济差别。信贷经济和商业经济，对大生产和小生产都是一样的，但是信贷技术和商业技术对二者却不相同。］，他做得完全正确，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业大生产与小生产的相互关系问题。考茨基在第6章第1节的第一句话中，就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高度同大农业具有优越性这个规律的普遍适用程度之间的这种联系：“农业愈资本主义化，它使小生产和大生产在技术上的质的差别就愈大。”（第92页）在资本主义前的农业中，这种质的差别是不存在的。叫我们说什么呢，布尔加柯夫先生居然严厉地教训起考茨基来了，他说：“事实上，问题应该这样提出：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大生产形式和小生产形式的这些或那些特点在这两种生产的竞争中能有什么意义呢？”这同我们前面讲过的那种“纠正”完全属于同一性质。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怎样驳斥考茨基关于农业大生产在技术上具有优越性的论据的。考茨基说：“农业与工业的最重要的差别之一，就在于农业中原来意义上的生产（Wirtschaftsbetrieb，经济企业）通常是和家庭经济（Haushalt）联系的，而在工业中则不是这样。”在节省劳动和材料方面，较大的家庭经济比小的家庭经济优越，这大约是无须证明的……前者购买（请注意！——弗·伊·）“煤油、菊苣、人造黄油是批发的，后者则是零买，等等”（第93页）。布尔加柯夫先生“纠正”说：“考茨基想说的不是在技术上更有利，而是说花费更少！……”在这里（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布尔加柯夫先生“纠正”考茨基的尝试之不成体统，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位严厉的批评家继续说：“这个论据本身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些零散小屋的价值可以完全不包括在产品价值内，而一间合用的房屋的价值是包括进去的，并且还要算上利息。这也是以社会经济条件为转移的，对这些条件（不是那种臆造的大生产对小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应该加以研究……”第一，布尔加柯夫先生忘记了一个细节：考茨基首先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的大生产和小生产的意义加以比较，然后又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条件。由此可见，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想把各种不同的问题搅在一起。第二，在什么情况下农民房屋的价值才能不包括在产品价值内呢？只有当农民“不计算”他自己耗费在建造和修葺房屋上面的木料或劳动的价值时，才可能是这样的。由于农民还是从事自然经济，他当然可以“不计算”自己的劳动。考茨基在他的书的第165—167页（第8章《农民无产阶级化》）十分清楚和确切地指出了这一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忘记把这告诉读者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现在讲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不是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经济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计算”自己的劳动就是把自己的劳动白白地送人（给商人或其他资本家），就是在劳动力得不到充分报酬的条件下干活，就是把消费水平降低到标准以下。我们已经看到，考茨基完全承认并且正确地估计了小生产的这种特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考茨基时重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惯用的手法和常犯的错误。这些经济学家总是喋喋不休地赞美小农的“生命力”，说什么他们可以不计算自己的劳动，不追求利润和地租等等。不过这些善良的人忘记了，这种论调是把自然经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三者的“社会经济条件”混淆起来了。考茨基把社会经济关系的各种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出色地说明了这一切错误。他说：“如果小农的农业生产没有被卷入商品生产领域，如果它只构成家庭经济的一部分，那么它就仍然停留在现代生产方式集中趋势的范围以外。不管小块土地经营怎样不合理，怎样浪费劳力，农民总是紧紧地抓住它，正如他的妻子抓住她那简陋的家庭经济一样，这种家庭经济同样是在付出大量的劳动以后仅仅提供少得可怜的劳动成果的，但这种家庭经济是她唯一不受他人意志支配和不受剥削的领域。”（第165页）一旦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所代替，情况就改变了。农民必须出售产品，购买工具，购买土地。当农民还是简单商品生产者的时候，他们能够满足于雇佣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不需要利润和地租，他们能够比资本家企业主出更高的价钱购买土地。（第166页）但是简单商品生产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排挤。举个例说，如果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抵押出去，他也就必须获得出卖给债权人的地租。发展到这个阶段，农民只能在形式上算是简单商品生产者。实际上他经常同资本家——债权人、商人、工业企业主打交道，他不得不向资本家寻找“副业”，也就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他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再说一遍，考茨基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农业和小农业加以比较），“不计算自己的劳动”的可能性，对于农民来讲，就是拼命劳动和无限缩减自己的消费。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另外一些反对意见也是没有根据的。考茨基说：小生产使用机器的范围比较小；小农户获得贷款比较困难，付出的利息比较高。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些论据是错误的，并且举出……农民协作社来说明！他对我们前面所引证的考茨基评价协作社及其意义的论据，完全避而不谈。在机器问题上，布尔加柯夫先生又责备考茨基，说他没有提出“比较一般的经济问题，即总的来说，机器在农业中的经济作用是什么〈布尔加柯夫先生已经把考茨基的书的第4章忘记了！〉，以及机器在农业中是否象在加工工业中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工具”。考茨基清楚地指出了现代农业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第39、40页及以下各页），指出了给农业使用机器造成“技术困难和经济困难”的农业特点（第38页及以下各页），并且引证了关于机器的使用日益增多的材料（第40页），关于机器的技术意义的材料（第42页及以下各页），关于蒸汽和电力的作用的材料。考茨基指出，根据农艺学的材料，多大规模的农场才能充分利用各种机器（第94页），并且又指出，德国1895年的调查材料表明，使用机器的农场的百分比是由小农场到大农场有规律地迅速地增长的（2公顷以下的农场2％；2—5公顷的农场13．8％；5—20公顷的农场45．8％；20—100公顷的农场78．8％；100公顷和超过100公顷的农场94．2％）。布尔加柯夫先生是不愿意看这些材料的，他宁愿看到的是关于机器“不可战胜”或者可以战胜的“一般”议论！……布尔加柯夫先生说：“指出小生产中每公顷土地必须使用更多的耕畜……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对农场的耕畜集约化程度……还没有研究。”我们翻开考茨基的书，指出这一点的那一页上是这样写的：“……小农场之所以有很多乳牛〈以1000公顷土地为调查单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般农民比大农户更多经营畜牧业，更少经营谷物生产；但是不能以此来说明饲养马匹方面的差别。”（第96页，在这一页上引用了1860年萨克森的资料，1883年全德国的资料和1880年英国的资料）这里要提醒一句，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也表明了大农业比小农业优越的规律：大农场按单位面积需要的耕畜和农具比较少。［注：见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参看弗·伊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章第1节（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编者注）。］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农业中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论据，布尔加柯夫先生远没有完整地加以叙述。大农业的优越性不仅在于耕地的浪费比较少，节省耕畜和农具，农具的利用比较充分，机器的利用比较广泛，贷款比较容易，而且还在于大农场具有商业上的优越性，能够雇用受过科学教育的管理人员。（考茨基的书第104页）大农业可以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利用工人的合作和分工。考茨基认为受过农业科学教育的农场管理人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规模相当大的生产才能雇用受过充分科学教育的农场管理人员，这种规模的生产足以使一个人的劳动力全部用在管理和监督工作上。”（第98页：“这种农场的规模随着生产种类而改变”，可以从3公顷的葡萄种植园到500公顷的粗放农场。）考茨基同时又指出一个有趣的和很典型的事实：初级和中级农业学校的普及，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而是给大农户带来好处，为他们提供职员（在俄国也有同样的情形）。“完全合理化的生产所必需的高等教育，同农民目前的生活条件很难适应。自然，这并不是说高等教育不好，而是说农民的生活条件太坏。这只是说明农民生产之所以尚能与大生产并存，不是因为生产率更高，而是因为消费更低。”（第99页）大生产不仅要雇用农村劳动力，而且还要雇用消费水平高得多的城市劳动力。考茨基用来证明“小生产中的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的极其有意义和极其重要的资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把它说成是“一点儿〈！〉偶然性的〈？？〉材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准备”拿出同样多的“性质相反的材料”来。他只是忘记说，他是否准备提出用“性质相反的材料”证明了的相反的论断。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布尔加柯夫先生是不是准备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生产不同于农民生产的地方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过度和消费下降？布尔加柯夫先生是很谨慎的，他没有提出这种滑稽的论断。他认为只要指出“某些地方农民生活富裕，另一些地方农民生活贫困”，就可以回避农民劳动过度和消费下降的事实了！！一个经济学家，不去综合关于小生产和大生产的情况的资料，却去研究不同“地方”居民“富裕程度”的差异，对于他你能说些什么呢？一个经济学家，不去谈手工业者比工厂工人劳动更重、消费水平更低的事实，而只指出“某些地方手工业者生活富裕，另一些地方手工业者生活贫困”，对于他你能说些什么呢？现在顺便谈一谈手工业者。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显然，在考茨基的心目中是拿过度劳动没有技术上的限制的手工业〈象在农业中一样〉来进行对照，但是这种对照在这里是不适当的。”对此我们回答说：显然，布尔加柯夫先生对他所评论的书看得太不仔细了，因为考茨基不是“在心目中拿”手工业来对照，而是在专门论述过度劳动问题的那一节的第1页上直截了当地指出（第6章第2节第106页）：“正象在手工业（Haunsindustrie）中一样，小农经济中儿童在家里干活比给别人干活还要有害。”不管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怎样坚决地宣称这种对照在这里不适当，他的意见仍然是完全错误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议论说：在工业中过度劳动没有技术上的限制，然而对农民来说却“受到农业技术条件的限制”。试问，事实上究竟是谁把技术和经济混为一谈了呢？是考茨基还是布尔加柯夫先生？事实已经表明，不论在农业或工业中，小生产者都要驱使儿童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去劳动，小生产者每天劳动的时间很长，过得“很节俭”，并且把自己的消费水平削减到在文明国家里看来就同真正的“野蛮人”（马克思语）一样，——这种情况和农业或手工业中的技术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根据农业的许多特点（考茨基丝毫没有忘记这些特点）就能否认农业和工业中这类现象在经济上的共同性吗？布尔加柯夫先生说：“小农所付出的劳动，即使他愿意，也不会超出土地对他所要求的。”但是，小农能够而且实际上也是每天劳动14小时，而不是12小时，他们能够而且实际上也是非常紧张地劳动，这种紧张状态使他们的神经和肌肉比正常劳动时更快地陷于疲劳。其次，把农民的各种劳动归结为一种田间劳动，这是一种多么错误和夸张的抽象办法！在考茨基的著作里绝对看不到这类情况。考茨基非常清楚地知道，农民在家庭经济中也耗费劳动，如修建房屋、畜圈，制造和修理工具等等，他们是“不计算”这些额外劳动的，而大农场的雇佣工人对这种额外劳动则要求照常付给工资。农民（小农）过度劳动的范围比小手工业者（如果他只是手工业者）大得多，这在任何不带偏见的人看来，不是很明显吗？所有的资产阶级著作家都一致承认农民“勤劳”和“节俭”，指责工人“懒惰”和“浪费”，这就清楚地证明小农劳动过度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事实。一个调查过威斯特伐利亚农村居民生活状况的人（考茨基引用了他的材料）说，小农使自己的子女从事过分繁重的劳动，使他们的发育受到妨碍；雇佣劳动是没有这种坏的方面的。林肯郡的一个小农向研究英国农村生活状况（1897年）的国会委员会说：“我抚养了全家，但是繁重的劳动使他们累得半死。”另一个小农说：“我和孩子们有时一天劳动18小时，平均是10—12小时。”第三个说：“我们干的活比日工干的活重，我们象奴隶一样地劳动。”里德（Read）先生把以农业（就这个词的狭义讲）为主的地区里小农的生活状况向这个委员会作了如下的描述：“他们维持生活的唯一办法，是干两个日工的活，吃一个日工的饭。他们的子女比日工的子女干的活还要重，养育得还要差。”（《皇家农业委员会总结报告》第34、358页。考茨基的书第109页引用过）布尔加柯夫先生是否准备断言，日工同样也常常干两个农民的活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下面所举的一个事实：将巴登两个农户的收入加以比较，大农户亏欠了933马克，而另一个小一半的农户却盈余了191马克，——这个事实表明“农民的挨饿本领（Hungerkunst）可以造成小生产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这个大农户完全由雇佣工人干活，因此必须好好地供他们吃饭，每天在每个人身上几乎要花费1个马克（约合45戈比），可是在小农户干活的全是家庭成员（妻子和6个成年子女），他们的生活费要少一半还多，每天每人只花费48个分尼。如果这个小农家庭吃得象大农户的雇佣工人那样好，他就会亏欠1250马克！“他们有盈余不是由于谷满仓，而是由于肚子空。”如果在比较大小农户“收入”的同时，能考虑到农民和雇佣工人的消费水平和劳动量，那就不知道会发现多少这类的例子。［注：参看弗·伊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12、175、201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42—143、215、241—242页。——编者注）。］此外，这里还有一个材料，表明一个小农户（4．6公顷）的收入比一个大农户（26．5公顷）的收入多，这是一家专业性杂志计算出来的。考茨基问道，比较多的收入是怎样得到的呢？原来小农有子女的帮助，子女从开始学走路的时候起就帮助他，而大农在子女身上需要花钱（上小学和中学）。在小农户中，70开外的老人“还可以顶全劳力”。“普通的日工，特别是大生产中的日工，他们总是一面干活一面想：什么时候才收工呢；而小农，至少在最忙的时候，总是想：唉，要是一天能再多两小时就好了。”农业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又教导我们说：小生产者在最忙的时候能更好地利用时间，“他们起得更早，睡得更晚，活干得更快，而大农户的工人则不愿意比平时起得早睡得晚，不愿意比平时更紧张地劳动”。农民能够靠自己生活“简朴”而提高纯收入：他们住的主要是靠家庭劳动修建的土房子；妻子过门17年只穿坏一双皮鞋，平日她总是赤脚或穿木屐，她给全家缝补衣服。吃的是马铃薯、牛奶，偶尔有一点青鱼。丈夫只是在星期天才吸一袋烟。“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得特别简朴，没有对自己的状况表示不满……他们生活得这样简朴，所以差不多每年都能从自己的经营中得到一点点盈余。”四考茨基分析了资本主义农业中大生产和小生产的相互关系以后，接着就专门阐述“资本主义农业的界限”（第7章）。考茨基说，反对关于大农业优越的理论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纯粹自由贸易派和大地主这些人中间的“人类之友”（我们差一点没说成人民之友……）。最近一个时期，有很多经济学家说小农业好。他们常常引证一些统计资料表明小农场并没有被大农场排挤。考茨基却引用了以下的统计材料：在德国，从1882年到1895年，中等农场的土地面积增加得最多；在法国，从1882年到1892年，最小的农场和最大的农场的土地面积增加得最多，中等农场的土地面积减少了。在英国，从1885年到1895年，最小的农场和最大的农场的土地面积减少了，占地40—120公顷（100—300英亩）的农场的土地面积增加得最多，这类农场不能算作小农场。在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在减少：1850年平均面积为203英亩，1860年——199英亩，1870年——153英亩，1880年——134英亩，1890年——137英亩。考茨基对美国的统计材料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他的分析，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意见相反，具有重要的原则意义。农场平均土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黑人解放后南方大种植园的分散；南方各州农场的平均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凡是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从这些数字中看出小生产对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的胜利。”总的说来，对美国各个地区的统计材料的分析，表明了很多种不同的关系。在中北部，即在一些主要的“产麦州”，农场的平均面积从122英亩增加到133英亩。“只有在农业衰落的地方，或者在资本主义前的大生产同农民生产竞争的地方，小生产才占优势。”（第135页）考茨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为它指出，在使用统计材料的时候必须把资本主义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前的大生产区别开，否则就是滥用统计材料。对于在农业形式上和农业的历史发展条件上具有重要特点的不同地区，必须仔细研究。有人说“数字能证明一切”！但是必须分析，数字所证明的究竟是什么。数字只是证明它直接表明的东西。数字所直接表明的不是生产的规模，而是农场的面积。同时，有可能，而且实际上也常常是，“集约经营的小地产可以比粗放经营的大地产生产规模更大”。“统计材料只是告诉我们农场土地面积的大小，根本没有表明农场面积的减少是由于经营规模的真正缩小，还是由于经营的集约化。”（第146页）资本主义大农场最初的形态——林场和牧场可以有面积很大的地产。耕作业则要求较小的农场面积。各种不同的耕作制度在这方面也各不相同：掠夺性的粗放经营（直到现在在美国还占优势）可以有巨大的农场（达1万公顷，如达尔林普尔和格伦等富源农场[23]。在我国草原地带农民种的地，特别是商业性的地，也有达到这样规模的）。采用施肥等项措施以后，必然引起农场面积的缩小，例如，欧洲的农场就比美国的农场小些。从耕作制过渡到畜牧制，农场的面积也需要缩小：1880年英国畜牧农场的平均面积是52．3英亩，而耕种谷物的农场的平均面积则有74．2英亩。因此，英国正在进行的从农业向畜牧业的过渡必然产生一种缩小农场面积的趋势。“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生产衰落的结论，那就是非常肤浅的看法。”（第149页）易北河以东地区（布尔加柯夫先生希望通过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在将来驳倒考茨基）正是在向集约化经营过渡。考茨基引证捷林的话说，大农正在提高他们的土地的生产率，把地产离得远的部分出卖或出租给农民，因为这部分土地在集约化经营下很难利用。“因此，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大地产缩小了，小农场则随之产生，但这并不是因为小生产优于大生产，而是因为以前地产的规模只适应粗放经营的需要。”（第150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农场面积的缩小往往会使产品数量增加（按单位面积计算），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也就是实际上扩大了生产规模。由此可见，关于农场面积的笼统的农业统计材料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少，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应当多么小心。在工业统计中我们碰到的是生产规模的直接指标（商品数量、生产总额、工人人数），而且很容易区分不同的生产部门，这些必要的论证条件是农业统计很少能够提供的。其次，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限制着农业资本主义：在工业中，资本的增长是靠积累，靠额外价值转化为资本；集中，即几个小的资本合并为大资本，起的作用比较小。在农业中就不同了。全部土地都已占用（在各文明国家），只有把几块土地集中起来，并且把它们联成一整块地，才能扩大农场的土地面积。显然，靠购买周围的土地来扩大地产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因为小块土地一部分属于农业工人（大农户所必须雇用的），一部分属于有办法把消费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极低限度维持生活的小农。这些简单的、极其明显的事实，表明了农业资本主义的界限，不知道为什么在布尔加柯夫先生看来却是“空话”（？？！！），并且以此为借口，毫无根据地欢呼：“这样一来〈！〉，大生产的优越性一遇障碍就粉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起初是错误地理解了大生产具有优越性的规律，把它过分地抽象化了（考茨基决没有这样做），现在又以自己的不理解作为反对考茨基的根据！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意见是非常奇怪的，他以为举出爱尔兰（那里有大地产，但是没有大生产）就能驳倒考茨基。决不能因为大地产是大生产的一个条件，就认为有这个条件就足够了。考茨基在概括地论述农业资本主义的著作中，当然不能探讨爱尔兰或其他国家的特点的历史根源和其他根源。谁也不会想到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工业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时，必须阐明为什么法国小工业维持得那样久，为什么意大利工业发展缓慢等等。布尔加柯夫先生指出集中“本来可以”逐渐进行，这种说法同样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购买邻近的土地来扩大地产，远不象给工厂修建新厂房来安置增购的机床等那样简单。布尔加柯夫先生所说的通过逐渐集中或租佃来建立大农场的可能性，纯粹是虚构的，他很少注意到考茨基所指出的农业在集中过程中的真正特点。这是指大地产，几块地产集中在一人之手。统计通常只计算单个的地产，根本不说明各种地产集中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的过程。考茨基列举了德国和奥地利极其突出的土地集中的例子，这种集中正在向资本主义大农业特有的高级形式发展，就是几个大地产融合为一个经济整体，由一个中心机构来管理。这种巨大的农业企业能够把各种不同的农业部门联合起来，并能最大规模地利用大生产的有利条件。读者看到，考茨基对于他信守不渝的“马克思的理论”决没有作抽象的和死板的理解。为了防止这种死板的理解，他在这一章里甚至专门用一节来谈工业中小生产的衰亡。考茨基十分正确地指出，即使在工业中，大生产的胜利也不象那些高谈马克思理论不适用于农业的人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简单，那样划一。只要指出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业，只要回忆一下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种掩盖着工厂制度胜利的千变万化的过渡形式和混合形式，这就够了。在农业中情况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由于财富愈来愈多，生活愈来愈奢侈，就产生一种后果，例如，百万富翁购置大地产，把它改变成森林供自己游憩之用。从1869年起，奥地利萨尔茨堡的牛羊一直在减少。原因是阿尔卑斯山卖给了富有的狩猎爱好者。考茨基十分中肯地指出，如果笼统地、不加批判地使用农业统计资料，那就会很容易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把现代民族变成狩猎部落的趋势！最后，在限制资本主义农业的一些条件中，考茨基又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农村居民离开农村造成缺乏工人的现象，这就迫使大农户竭力把土地分给工人，制造小农，好给地主提供劳动力。一无所有的农村工人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在农业中严格意义上的农业经济是同家庭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农业雇佣工人都置有土地或者使用土地。在小生产受到排挤最厉害的时候，大农户就会用出卖或出租土地的办法来竭力巩固或恢复小生产。考茨基引用捷林的话说：“近来在欧洲各国可以看到一种运动……把土地分给农村工人使他们定居下来。”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农业中的小生产就不可能完全被排挤，因为农民的破产过于严重时，资本家和大地主自己就要设法去恢复小生产。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在《新莱茵报》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土地集中和分散的循环。[24]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考茨基这些论断“有部分真理，但更多的则是谬误”。正象布尔加柯夫先生其他的论断一样，他的这个论断也是极其缺乏根据，极其含混不清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考茨基“确定了无产阶级小生产的理论”，这个理论在一个很有限的地区内是正确的。我们的意见则不同。小农（也就是保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的农业雇佣劳动，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所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想要叙述农业资本主义的著作家，只要不违背真理，就不能掩盖这个现象。［注：参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章第12节第120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51—152页。——编者注）。据估计，在法国大约有75％的农村工人自己有土地。在那里还有其他的例子。］特别是在德国，无产阶级小生产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关于这一点考茨基在他这本书的第8章《农民无产阶级化》中已经详细地证了。布尔加柯夫先生说其他著作家（其中也包括卡布鲁柯夫先生）也谈到了“缺乏工人”，这种说法掩盖了最主要的东西，即掩盖了卡布鲁柯夫先生的理论同考茨基的理论的巨大原则差别。由于自己特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卡布鲁柯夫先生根据缺乏工人这一点就“断定”大生产站不住脚和小生产富有生命力。考茨基则确切地说明了事实，并且指出这些事实在现代阶级社会中的真正意义，是土地占有者的阶级利益迫使他们把土地分给工人。有份地的农业雇佣工人的阶级地位介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但是更接近于后者。换句话说，卡布鲁柯夫先生是把复杂过程的一个方面上升为大生产站不住脚的理论，而考茨基却分析了在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大生产的利益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种种特殊形态。五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考茨基这本书的下一章，这一章的标题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在这一章里考茨基探讨的是，第一，“土地分散的倾向”，第二，“农民副业的形式”。可见，在这一章里表述了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农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最重要的倾向。考茨基说：土地的分散使小农更加需要小块土地，他们购买土地付出的价格比大农户高。有些著作家引用这个事实来证实小农业代于大农业。考茨基拿土地价格同房屋价格相比较，从而对这一点作了非常中肯的答复：大家都知道，按单位容积（立方俄丈等）计算，廉价的小房屋比昂贵的大房屋的价格高。小块土地价格高，并不是由于小农业优越，而是由于农民所处的备受压迫的地位。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极小农户数量之多，从下面的数字就可以看出来：在德国（1895年），550万个农业企业中有425万个（超过34）的土地面积不到5公顷（58％不到2公顷）。在比利时，78％的农业企业（909000个中有709500个）土地面积不到2公顷。在英国（1895年），52万个农业企业中有118000个不到2公顷。在法国（1892年），570万个农业企业中有220万个不到1公顷，400万个不到5公顷。布尔加柯夫先生指出，土地“往往”（？？）是靠一把铲子“极其紧张地”耕种的，何况……“劳动力的使用又极不合理”，他以为这就能够驳倒考茨基关于这类小农户极不合理（缺乏耕畜、农具、现金、劳动力——劳动力被外水所吸引）的论断。显然，这种反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小农种地种得很好的个别例子，并不能驳倒考茨基对这类农户的一般分析，正象上面所引的小农户收入比较多的例子不能驳倒大生产优越的论点一样。考茨基把这类农户从整体上［注：我们强调“从整体上”，因为不能否认，在个别情况下，这些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户也能提供很多产品和收入（葡萄园、菜园等）。但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指出，莫斯科近郊的菜园主即使没有马匹有时也能合理耕作和有利可获，并用这个例子来驳斥俄国农民缺乏马匹的说法，那你对他能说些什么呢？］归入无产阶级是完全正确的，根据1895年德国的调查材料披露的事实，即许多小农户没有外水就不能生活，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靠农业独立维持生活的470万人中，有270万人即57％有外水。在每户占地不到2公顷的320万个农户中，只有40万个即13％没有外水！在全德国的550万个农户中，有150万是农业和工业的雇佣工人（＋704000手工业者）。虽然这样，布尔加柯夫先生还要硬说无产阶级小生产理论是考茨基“确定”的［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第15页脚注里说，考茨基重犯了一本论谷物价格的书[25]的作者们的错误，认为谷物税对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没有好处。对这种说法我们也不能同意。论谷物价格这本书的作者们的确犯了许多错误（在上述一书中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但是他们承认谷物价格高对于居民群众没有好处，这没有任何错误。他们的错误只是在于把群众的这种利益直接归结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公正地指出，评论谷物价格的准绳，应当看谷物价格是不是能使资本主义比较迅速地排除工役制，是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与司徒卢威不同。我认为，说农业资本主义由于价格低廉而发展缓慢，根本没有什么根据。相反，农业机器制造业异常迅速的发展和谷物价格降低所引起的农业的专业化，却表明低廉的价格推动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参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47页，第3章第5节脚注2）（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84页。——编者注）谷物价格的降低引起了农业其他一切方面的深刻变革。布尔加柯夫先生说：“提高谷物价格是耕作集约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彼·司·先生在《开端》杂志同一期第299页的《国内评论》上也是这样说的）这是不确切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6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3—917页。——编者注）中曾经指出，土地上追加投资的生产率可以降低，但是也可以提高；在谷物价格降低的情况下，地租可以下降，但是也可以增加。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集约化可以由完全不同的条件引起，与谷物价格的高低无关。］！考茨基非常仔细地探讨了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形式（农民副业的形式）（第174—193页）。可惜我们没有更多的篇幅来详细介绍对这些形式（农业雇佣劳动，手工业（Hausindustrie）——“最丑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工厂劳动和矿山劳动等等）的分析。我们现在只指出一点，考茨基对零工的评价和俄国学者的评价完全一致。零工没有城市工人开展，需求更低，他们往往使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受到不利的影响。“但是在他们的家乡（他们从那里来又回到那里去），他们却是进步的先锋……他们接受新的需要、新的思想”（第192页），他们唤起了穷乡僻壤的农民的自尊心，唤起了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考茨基的最后一个特别猛烈的攻击。考茨基说：从1882年到1895年德国最小的农场（就土地面积而言）和最大的农场增加得最多（也就是说中等农场的土地分散了）。实际上占地1公顷以下的农场增加了8．8％；占地5—2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7．8％，而占地超过100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11％（中间的各类农场几乎没有变动，农场总数增加了5．3％）。布尔加柯夫先生对于援引为数不多的（在上述年代里最大的农场由515个增加到572个）最大农场的百分数非常生气。布尔加柯夫先生生气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忘记了这些为数不多的企业是最大的企业，它们所占的土地，几乎同230—250万个小农场（占地1公顷以下的）所占的土地相等。假定说，国内工人在1000人和超过1000人的最大的工厂的数目增加了，从51个增加到57个，即增加11％，而工厂总数增加5．3％，那么，尽管最大的工厂的数目与工厂总数比起来还是很少的，但是，这难道不能表明大生产增长了吗？占地5—20公顷的农场土地面积增加得最多的事实（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第18页），考茨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并且在下一章里作了阐明。考茨基接着研究了1882年和1895年各类农场土地面积的变化。增加得最多的（＋563477公顷）是占地5—20公顷的农场，其次是占地超过1000公顷的一些最大的农场（＋94014公顷），而占地20—1000公顷的农场的土地则减少了86809公顷。占地1公顷以下的农场增加了32683公顷，占地1—5公顷的农场增加了45604公顷。考茨基的结论是：占地20—1000公顷的农场土地面积减少（减少的面积比占地1000公顷和超过1000公顷的农场增加的土地面积还是要少），不是由于大生产的衰落，而是由于大生产的集约化。我们看到，这种集约化在德国正在发展，并且往往要求缩小农场面积。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蒸汽机和大量增加农业职员（在德国只有大生产才雇用职员），可以看得出大生产是在集约化。1882—1895年地产管理员（视察员）、监工、会计等从47465人增加到76978人，即增加了62％；这些职员中妇女所占的百分比从12％增加到23．4％。“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从80年代初起，大农业生产已经更加集约化和更加资本主义化了。至于中等农场同时却大大增加土地面积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说明。”（第174页）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段话“同实际情况有惊人的矛盾”，但是这一次他的论据仍然证明不了这个坚决而大胆的论断是正确的，丝毫不能动摇考茨基的结论。“首先，经营的集约化即使已经进行，仍然不能说明耕地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原因，不能说明占地20—1000公顷这一类农场的比重减少的原因。耕地面积是可以和农场的数目同时增加的；农场数目应当只不过〈原文如此！〉增加得稍微快一些，这样每个农场的面积就会小一些。”［注：布尔加柯夫先生还引证了更详细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根本没有给考茨基的资料增添新的东西，表明的同样是这一类大土地占有者的农场数目在增加和土地面积在减少。］根据这一段话，布尔加柯夫先生推论道：说“在集约化程度增长的影响下，企业的规模就缩小，这纯粹是一种幻想”（原文如此！）。我们特地把这段话全部引了出来，因为它突出地表现了考茨基所恳切告诫过的那种滥用“统计资料”的错误。布尔加柯夫先生对农场土地面积的统计提出了严格得可笑的要求，给这种统计增添了它从来不可能有的意义。真的，耕地面积为什么会“稍稍”增加呢？为什么经营的集约化（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经营的集约化有时会促使把远离中心的地块出卖或出租给农民）不“应当”使一定数量的农场从比较高的一类转入比较低的一类呢？为什么经营的集约化不“应当”缩小占地20—1000公顷的农场的耕地面积呢？［注：这一类，从16986101公顷减少到16802115公顷，竟足足减少了……1．2％！这岂不足以确凿地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所看到的大生产的“奄奄一息”吗？］在工业统计中，最大的工厂生产总额的减少表明大生产的衰落。而大地产面积减少1．2％根本没有说明、也不可能说明生产的规模，生产的规模有时还随着农场面积缩小而增大。我们知道，欧洲的谷物农场一般说来受到畜牧农场的排挤，这种现象在英国表现得特别严重。我们知道，这种转变有时会要求减少农场土地面积，但是根据这一点就得出大生产衰落的结论，那不是很奇怪吗？因此，附带说明一下，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第20页上用来表明大农场和小农场在减少、有耕畜的中等农场（占地5—20公顷）在增加的“有说服力的统计表”，仍旧什么也没有证明。这也可能是由于经营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现象。德国农业大生产更加集约化和更加资本主义化，这一事实，第一，可以从农业蒸汽机数量的增长看出来：1879年到1897年农业蒸汽机增加了4倍。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时举出，小农场（占地20公顷以下）拥有的全部机器（不仅是蒸汽机）的绝对数比大农场大得多，并且举出美国的粗放经营也采用机器，这完全是枉费心机。现在谈的不是美国，而是没有富源农场的德国。下面是德国（1895年）拥有蒸汽犁和蒸汽脱粒机的农场的百分数：农场拥有蒸气犁的农场的百分比拥有蒸气脱粒机的农场的百分比占地2公顷以下0.001.08占地2—5公顷0.005.20占地5—20公顷0.0110.95占地20—100公顷0.1016.60占地100公顷和超过100公顷5.2961.22现在，德国农业中蒸汽机的总数既然增加了4倍，这难道不能证明大生产集约化程度的增长吗？农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总是与农场面积的增加一致的，这一点不应该忘记，而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第21页上恰巧又把这一点忘记了。第二，大生产更加资本主义化的事实，还可以从农业职员的增加看出来。布尔加柯夫先生枉费心机地把考茨基这个论据说成是“笑话”：“军官的数目在增加，军队却在减少”，即农业雇佣工人人数却在减少。我们又要说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了！［注：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职员数目的增加也许能证明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增长，但是决不能（！）证明大生产集约化程度的增长。实际上这种看法才是笑话。我们一直认为，农产品加工生产部门的发展（考茨基在第10章作了详细的叙述和评价）是集约化程度增长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考茨基不仅没有忘记农业工人减少了，并且详细指出了许多国家农业工人减少的情况；但是这个事实和这里所谈的根本无关，因为整个农村人口都在减少，而无产阶级化的小农人数却在增加。假定说，大地主从谷物生产转到甜菜生产以及甜菜制糖（德国1871—1872年度加工了220万吨甜菜；1881—1882年度630万吨；1891—1892年度950万吨；1896—1897年度1370万吨），大地主甚至可以把离得远的那些地产出卖或出租给小农，特别是在他需要小农的妻子儿女在甜菜种植园做日工的时候更是这样。假定说，大地主采用蒸汽犁使犁地的人受到排挤（在萨克森甜菜种植园——“集约化耕作的模范农场”［注：考茨基的书第45页引用的克格尔的话。］现在已经普遍采用蒸汽犁），雇佣工人肯定就要减少，高级职员（会计、管理员、技师等等）必然增加。布尔加柯夫先生是不是又要否认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大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和资本主义的增长呢？是不是硬要说德国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呢？为了结束对考茨基这本书第8章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叙述，必须引证他下面这段话（这一段话紧接着上面我们引证过、布尔加柯夫先生也引证过的那一段话）：“在这里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德国中等地产分散的倾向已经停止发展，但是德国农村居民的无产阶级化也象其他地方一样，正在向前发展。从1882年到1895年德国的农户总数增加了281000个，其中大部分是占地1公顷以下的无产阶级化的农户。这类农户增加了206000个。“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农业的运动很特殊，同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运动完全不同。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指出，在农业中农户集中的倾向并未导致小生产的彻底消灭。当这种倾向发展得太厉害时，它就会产生一种相反的倾向，因此集中倾向和分散倾向是相互交替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两种倾向也能同时发生作用。农户的数目增加了，而户主却以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的身分在商品市场上出现……这种把劳动力当商品出卖的小农户的根本利益同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占有一块地而站在同后者敌对的地位。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自己有一块地就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摆脱粮商的剥削，但是不能摆脱资本主义企业主（无论是工业企业主还是农业企业主都一样）的剥削。”（第174页）下一篇文章我们将论述考茨基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并且对这本书作一个总的评价，同时顺便涉及一下布尔加柯夫先生继续在文章里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第二篇文章一考茨基在该书第9章（《商业性农业日益增长的困难》）分析了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矛盾。根据布尔加柯夫先生针对这一章所提出的和我们在下面要谈到的一些反对意见，可以看出，这位批评家对这些“困难”的一般意义理解得并不完全正确。有一些“困难”既是合理化农业的充分发展的“障碍”，同时又在推动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例如，考茨基所指出的农村人力不足，就是“困难”之一。一些最好的、最有知识的劳动者迁出农村是合理化农业充分发展的一个“障碍”，这是无疑的，但是，农户为了克服这种障碍就发展技术如采用机器，这也是无疑的。考茨基研究了下面这些“困难”：（1）地租，（2）继承权，（3）继承权的限制，长子继承制（限定继承制，特定继承制[26]），（4）城市对农村的剥削，（5）农村人力不足。地租是扣除了投入农业的资本的平均利润以后剩下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使土地占有者有可能占有这一部分余额，同时地价（＝资本化了的地租）又把地租一经达到的高水平固定下来。显然，地租使农业的充分合理化“遇到困难”：在租佃制下，渴望改善等等的热情减退了，在抵押制下大部分资本不是投入生产，而是用来购买土地。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时指出：第一，抵押借款的增长“没有什么可怕”。他恰巧忘记了考茨基不是“在其他的意义上”，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即使在农业繁荣的情况下抵押也必然增长（见上面第一篇文章第2节）。现在考茨基提出的问题，决不是关于抵押借款增长是否“可怕”，而是关于哪些困难阻挠资本主义充分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二，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把地租的增长只看成是一种障碍未必正确……地租的增长，地租提高的可能性，是一种独立的刺激因素，促使农业在技术方面和其他各方面进步”（进步一词原文为过程，显系刊误）。人口的增长、竞争的加剧和工业的发展是促使资本主义农业进步的刺激因素，而地租则是土地占有者借社会发展和技术提高取得的贡税。因此，说地租的增长是促使进步的“独立的刺激因素”，是不正确的。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同土地不是私有而是国有完全可以相容（考茨基的书第207页），那时绝对地租就完全没有了，而级差地租则由国家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促使农艺进步的刺激因素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大大地加强。考茨基说：“认为抬高（indieHohetreiben）地价或人为地把地价维持在很高水平上对农业有利，这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样做只是对现有的（augenblicklichen）土地占有者有利，对抵押银行和地产投机者有利，而根本不利于农业，更不利于农业的将来和农民的下一代。”（第199页）土地价格是资本化了的地租。商业性农业的第二个困难在于商业性农业一定要求土地私有，这样，在继承的时候，土地不是被分散（有些地方这种土地的分散甚至引起技术退步），就是被抵押出去（土地继承人把土地抵押出去，获得的钱付给其他继承人）。布尔加柯夫先生指责考茨基，认为他“在阐述中忽略了”土地转移的“积极方面”。这种责难是绝对没有根据的，考茨基无论是在这本书的历史部分（特别是第1编第3章，这一章谈到封建农业及其被资本主义农业代替的原因）或实用部分［注：考茨基坚决反对土地转移的各种中世纪束缚，反对长子继承制（限定继承制和特定继承制），反对支持中世纪的农民村社（第332页）等等。］，都清楚地向读者表明了土地私有、农业服从竞争，因而也是土地转移的积极方面和历史必然性。至于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考茨基提出的另一个责难，说他没有探讨“各地区人口的增长程度不同”的问题，我们对此完全无法理解。难道布尔加柯夫先生希望在考茨基的书中看到人口统计学吗？关于长子继承制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因为上面作了说明之后，也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城市剥削农村的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硬说考茨基“没有把城市的积极方面，首先是城市作为农业市场的作用，同城市的消极方面加以比较”，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考茨基在探讨“现代农业”（第30页及以下各页）那一章的第一页上就十分肯定地指出了作为农业市场的城市的作用。考茨基认为，在农业改造和农业合理化等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正是“城市工业”（第292页）［注：还请参看第214页，考茨基在这里谈到城市资本在农业合理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开端》第3期第32页）怎么能够重复同样的思想来对考茨基进行所谓的反驳！这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说明了这位严厉的批评家把他所批评的书曲解得多么厉害。布尔加柯夫先生教训考茨基说：“不要忘记，一部分价值〈流入城市的〉会回到农村。”任何人都会以为考茨基忘记了这个起码的真理。实际上考茨基区分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无等价物的价值和有等价物的价值，而且区分得比布尔加柯夫先生清楚得多。考茨基首先探讨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无等价物（Gegenleistung）的商品的价值”（第210页）（在城市里消耗的地租、赋税、城市银行贷款的利息），并且完全正确地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城市对农村的经济剥削。接着，考茨基又提出了有等价物的价值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问题，即农产品与工业品交换的问题。考茨基说：“就价值规律来看，这样流入城市并不意味着对农业的剥削［注：请读者把本文所引用的考茨基的明确的说明和布尔加柯夫先生下面这个“批评”比较一下：“如果考茨基认为谷物的直接生产者把谷物交给非农业居民是一种剥削”等等。我们无法相信一个稍微仔细看过考茨基这本书的批评家能够写出“如果”这句话来！］，然而实际上除了上述事实以外，它还造成对农业的地力的（stofflichen）剥削，使土地缺乏养份而趋于贫瘠。”（第211页）关于城市对农村的地力剥削，考茨基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这方面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城乡的对立破坏了工农业间必要的适应和相互依存关系，因此随着资本主义转化为更高的形态，这种对立将会消失。［注：不言而喻，认为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中城乡对立必然消灭，与承认把农业人口吸收到工业中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一点也不矛盾的。我在其他地方曾谈到这个问题（《评论集》第81页脚注69（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97页脚注。——编者注））。］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考茨基关于城市对农村的地力剥削的意见是“奇怪的”，“无论如何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已经是幻想”（原文如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布尔加柯夫先生竟忽视了他这里所批判的考茨基的意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读者有理由这样想：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完全是幻想”。如果这位批评家的意见果真是这样，我们是决不能同意的，并且要赞成这种“幻想”（实际上并不是幻想，而是对资本主义更深刻的批判）。认为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是一种幻想，这决不是什么新看法。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的看法。某些看问题比较深刻的著作家也接受了这种看法。例如，杜林就认为城乡对抗“按其本质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布尔加柯夫先生由于考茨基指出农作物和牲畜日益增多的疫病是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的一个困难，而感到“惊异”（！）。布尔加柯夫先生责问道：“这与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有什么高级的社会组织能够取消牲畜品种改良的必要吗？”我们也感到惊异，布尔加柯夫先生竟不了解考茨基这个十分清楚的思想。自然选择所形成的农作物和牲畜的旧品种，被人工选择形成的“改良”品种所代替。农作物和牲畜变得更加娇弱，更加难于照料；疫病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而经营的方式却仍旧是个体的、分散的、往往是小规模的（农民的），因而缺乏知识和资金。为了发展农业技术，城市资本主义可以提供一切现代科学手段，但它却使生产者保留同以前一样的社会地位；城市资本主义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输入农村。任何高级的社会组织都取消不了改良牲畜品种的必要性（考茨基当然不会发表这种谬论），但是技术愈发达，家畜和农作物的品种愈娇弱［注：因此考茨基在该书的实用部分介绍了对牲畜和牲畜饲养条件的卫生检查。（第397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就愈会感到社会监督的缺乏，感到农民和工人的处境卑微。考茨基认为商业性农业的最后一个“困难”是“农村人力不足”，城市吞没了最好的、最强壮的和最有知识的劳动力。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目前城市人口增加而对比之下农村人口减少，决不是反映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规律”，而是表明工业国即输出国的农业人口在向海外殖民地迁移。我认为布尔加柯夫先生是错了。城市人口（一般地说是工业人口）增加而对比之下农村人口减少，这不仅是目前的现象，而且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规律的普遍现象。从理论上对这个规律的论证，正如我在另一个地方［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章第2节和第8章第2节（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编者注）。］已经指出的，第一，在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使愈来愈多的工业部门脱离了原来的农业［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指出这种情况时说：“农业人口在农业繁荣时期也可能相对〈黑体是布尔加柯夫用的〉减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仅是“可能”，而且必然会这样……布尔加柯夫先生作出结论说：“在这里相对减少〈农业人口〉仅仅〈原文如此！〉表明国民劳动新部门的增加。”这“仅仅”两字来得非常奇怪。新的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吸取“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劳动力”。因此根据这一个简单的道理就足以使我们承认考茨基的一般论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农村人口的相对减少完全能够证明这个一般论点（资本主义从农业中夺取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劳动力）是正确的。］，第二，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总的说来是减少了。（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俄译本第526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4页和第444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页和第514页。——编者注］上引用过。）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个别情况下和个别时期，可以看到耕种一定面积的土地所需要的可变资本在增长，但是这并不影响普遍规律的正确性。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转化为绝对减少，绝对减少的程度也取决于资本主义殖民地的扩大，这一点考茨基当然不会否认。考茨基在他的书的有关部分非常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殖民地的扩大使欧洲充斥着廉价谷物。（“农村居民的逃亡（Landflucht）不仅经常向城市，而且向殖民地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强壮的农村居民，使欧洲农村人力不足……”第242页）工业从农业中夺取最有力、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工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仅工业国如此，农业国也是如此，不仅西欧如此，美国和俄国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城市的文明和乡村的野蛮之间的矛盾，必然产生这种结果。“在人口总数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量粮食输入，农业人口的减少是不可想象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我认为这个道理不仅不清楚，而且是根本错误的。在人口总数增加（城市发展）的情况下，不输入粮食，农业人口的减少也完全可以想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有可能使比较少的工人生产象从前一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在农业人口减少和农产品减少（或不按比例增加）的情况下，人口总数增加也是可以想象的，“可以想象”是因为资本主义使人民吃得更差了。布尔加柯夫先生说德国1882—1895年中等农场增加的事实（这个事实是考茨基指出的，他举出这个事实是因为这类农场很少感到工人不足）“能够动摇”考茨基的“全部构思”。那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考茨基的论断吧。按照农业统计资料，从1882到1895年占地5—20公顷的农场土地面积增加得最多。1882年这类农场的面积占总面积的28．8％；1895年占29．9％。这些中等农场土地面积的增加同大农场（占地20—100公顷）土地面积的减少是同时发生的（1882年占31．1％，1895年占30．3％）。考茨基说：“这些数字使所有认为农民是现存制度最坚强的支柱的善良公民非常高兴。他们兴高采烈地喊道：农业并没有发生变动，马克思的教条对于农业是不适用的。”中等农场的发展被解释为农民的新繁荣的开始。考茨基回答这些善良的公民说：“但是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泥沼中的。”“繁荣不是由于农民的富裕，而是由于整个农业受到压迫。”（第230页）考茨基刚好就在前面说过：“尽管全部技术都在进步，但是有些地方〈黑体是考茨基用的〉的农业已经开始衰落，这已是无庸置疑的了。”（第228页）这种衰落会引起封建制度的复活，即试图把工人束缚在土地上，要他们服一定的劳役。如果落后的经济形式凭借这种“压迫”而复活，这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呢？农民一般说来与大生产的工人不同，他们的消费水平更低，他们更能忍饥挨饿，更会拼命地干活，他们在危机时期能支持得久一些，这又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呢？［注：考茨基在另一个地方说：“小农在绝境中能够支持得比较久。说这是小生产的优越性，我们完全有理由表示怀疑。”（第134页）我们可以顺便指出克尼希的充分证实了考茨基这个观点的一些材料，克尼希在自己的一本书（弗·克尼希博士《……英国农业状况……》1896年耶拿版）中，详细地叙述了英国一些最典型的郡里的农业状况。这本书里有大量的材料，指出小农劳动过重和消费不足的情况超过了雇佣工人，相反的材料却没有看到。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小农户要“非常（ｕｎｇｅｈｅｕｅｒ）勤俭”（第88页）才能有一点盈余；小农的房屋更坏（第107页）；小土地占有者（ｙｅｏｍａｎｆａｒｍｅｒ）比租地者的境况更差（第149页）；“小土地占有者的境况非常可怜（在林肯郡）；他们的住所比大农场的工人的住所更糟，有些甚至糟透了。他们的劳动比普通工人更重，时间更长，但是赚钱更少。他们的生活很苦，很少吃肉……他们的子女从事无报酬的劳动，穿戴也不好。”（第157页）“小农象奴隶一样地劳动，夏天往往从清早3点钟干到晚上9点钟。”（波士顿农业局的报道第158页）一个大农说：“毫无疑问，钱很少、靠家庭成员从事劳动的小户人家（derkleineMann）最容易缩减家庭开支，而大农则无论年成好坏都得好好安排雇农的吃喝。”（第218页）艾尔郡的小农“非常（ungeheuer）勤勉，他们的妻子儿女干的活并不比日工少，而且往往比他们多；据说两个人一天干的活就等于三个雇工一天干的活”（第231页）。“全家不得不从事劳动的小佃农的生活，纯粹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第253页）“总的说来……在应付危机方面小农显然比大农有办法，但这并不是说小农的收入比较多。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小户人家（derkleineMann）得到了无偿的家庭劳动的帮助……通常……小户人家全家都在自己的地里干活……子女只能得到饭吃，很少能得到固定的日工资”（第277—278页）等等。］“农业危机波及到农业中生产商品的各个阶级；它是不会把中农放过的。”（第231页）看来，考茨基这些论点已经清楚得很，不会使人不了解了。然而批评家却显然没有了解。布尔加柯夫先生没有说他对中等农场的增加是怎样解释的，可是他却说什么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会导致农业的毁灭”。于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就大发雷霆，说“考茨基关于农业遭到破坏的论断是错误的、武断的、没有证据的，是与最基本的事实相矛盾的”等等。我们要指出，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错误地转述了考茨基的思想。考茨基决没有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农业的毁灭，他的论断恰好相反。只有对考茨基这本书最不注意的人，才会把他关于农业受到压迫（＝危机）和有些地方（请注意）技术正在退步的话，引伸为农业“遭到破坏”，“遭到毁灭”。在专论海外竞争（即农业危机的主要条件）的第10章中，考茨基说：“即将来临的危机当然（naturlich）决不一定要（brauchtnicht）破坏它所波及的工业。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会这样。危机通常只不过是导致以资本主义方式去改造现存的所有制关系。”（第273—274页）考茨基就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危机所说的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危机意义的一般看法。在这一章里，考茨基对整个农业也重复了这种看法：“根据以上所述，还没有权利说这是农业的毁灭（ManbrauchtdeswegennochlangenichtvoneinemUntergangderLandwirtschaftzusprechen）。但是在现代生产方式已经站稳了脚跟的地方，农业的保守性就永远消失了。墨守成规（DasVerharrenbeimAlten）会使农户受到真正毁灭的威胁；农户不得不密切注意技术的发展，不得不随时使生产适应新的条件……在农村中，过去一直十分单调地沿着永恒不变的轨道运行的经济生活，已经处在不断革命化的状态中了，处在这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状态中了。”（第289页）布尔加柯夫先生“不理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和商业性农业困难增大的趋势是怎样结合的。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资本主义无论在农业或工业中，都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愈发展，就使资本主义的矛盾愈尖锐，就给资本主义造成新的“困难”。马克思曾经坚决地着重指出农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农业的合理化、土地与农户的分离、农村居民从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等等），但是，他同样坚决地指出了直接生产者的贫困化和遭受压迫，以及资本主义与合理化农业的要求的对立。考茨基发挥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使人非常奇怪的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虽然承认他的“总的社会－哲学世界观和考茨基相同”［注：讲到哲学世界观，我们不知道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话对不对。考茨基似乎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样的批判哲学的拥护者。］，但是他没有看出考茨基在这里是发挥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开端》的读者一定会不明白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怎样对待这些基本思想的，不明白具有同一世界观的人怎么会说出“原则用不着争论”这种话来！！？我们姑且不去相信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这句话；姑且认为，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之所以可能发生，正是因为这些“原则”是共同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谈到资本主义使农业合理化，谈到工业为农业提供技术等等，这只是重复了其中的一个“原则”。不过他又毫无道理地说了一层“完全相反”的意思。读者可能以为考茨基持的是另一种见解，其实考茨基在这本书中最坚决最明确地加以发挥的正是马克思的这些基本思想。考茨基说：“正是工业为新的合理化的农业创造了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正是工业用机器和人造肥料，用显微镜和化学实验室，使农业发生了革命，这样就使资本主义大生产在技术上胜过农民的小生产。”（第292页）因此考茨基就没有陷入我们在布尔加柯夫先生那里看到的那种矛盾：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即依靠雇佣劳动的生产，即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大生产，对吗？〉使农业合理化”，另一方面又认为“大生产在这里决不是技术进步的体现者”！二考茨基这本书第10章谈的是海外竞争和农业工业化的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以极端蔑视的态度批评这一章说，“除了一些多半为人们所熟悉的主要事实外，并没有什么新颖独到的见解”等等，而他自己并没有搞清楚怎样理解农业危机以及农业危机的实质和意义这一基本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提出的并且由考茨基详细发挥的关于农业演进的总的观点，必然产生关于农业危机的观点。考茨基认为农业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谷物成本极低的国家的竞争使欧洲农业不可能把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加于农业的重担转嫁给广大的消费者。从此以后欧洲的农业“就必须自己来承担这些重担，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危机”（第239页，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在这些重担中间，主要的就是地租。在欧洲由于过去历史的发展，地租都提得很高（无论是级差地租或绝对地租都是如此），并且通过地价固定下来了。［注：见帕尔乌斯《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这本书就地租的提高和固定的过程发表了中肯的意见。帕尔乌斯对于危机和整个土地问题的基本观点与考茨基是一致的］相反，我们看到，在美国、阿根廷等殖民地（只要这些地方还是殖民地）却有闲置的土地，新的移民可以完全无偿地占用，或者只要花极低的价钱，而且那里肥沃的处女地使生产费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过去欧洲的资本主义农业是把过高的地租（通过昂贵的谷物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地租的重担却落在农户和土地占有者自己身上，使他们破产。［注：上述帕尔乌斯的著作第141页。《开端》第3期第117页所引的对帕尔乌斯这本书的书评（见本卷第56页。——编者注）。我们要补充说，商业性农业在欧洲所遇到的其他“困难”，对于殖民地的压力要小得多。］这样，农业危机就破坏了并且继续破坏着资本主义土地占有者和资本主义农业原来的安宁。过去资本主义土地占有者靠社会的发展攫取愈来愈多的贡税，并且把这种高额的贡税固定在土地价格上。现在他只好放弃这种贡税了。［注：绝对地租是垄断的结果。“幸而绝对地租的增长是有限度的……直到最近，绝对地租象级差地租一样也在欧洲不断地增长。但是海外竞争使这种垄断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欧洲的级差地租因海外竞争而受到损失（除英国的某些郡以外）……但是绝对地租已经降低了，这首先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好处（zugutegekommen）。”（第80页并参看第328页）。］资本主义农业现在已陷入资本主义工业所特有的那种不稳定的状态，并且不得不设法适应新的市场条件。农业危机象其他的危机一样，使大批农户破产，使已经确立的所有制关系遭到巨大的破坏，在一些地方使技术退步，使中世纪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复活，但是总的说来，农业危机能够加速社会的演进，把宗法式的停滞状态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里排挤出去，促使农业进一步专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进步的基本因素之一）和进一步采用机器等。总的说来，正如考茨基在该书第4章根据某些国家的资料所指出的那样，在1880—1890年，我们甚至在西欧也没有看到农业停滞的现象，而是看到了技术的进步。我们说甚至在西欧，这是因为在美国这种进步更为明显。一句话，没有理由认为农业危机是阻挠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象。载于1900年1—2月《生活》杂志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95—152页注释：[21]《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一文原定在《开端》杂志上发表，后因该杂志被查封，改在《生活》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署名弗·伊林，《第二篇文章》署名弗拉·伊林。《生活》杂志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列宁的《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一文也是在该杂志发表的。——85。[22]《俄国财富》杂志（《Ρусское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谢·亚·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99。[23]富源农场，原文为bonanzafarms，指把粗放经营和采用最新机器技术结合起来的、主要生产小麦的北美资本主义大农场。——110。[24]指马思批评埃·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0—342页）。该文发表在1850年5月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4期上。——113。[25]指由亚·伊·丘普罗夫和亚·谢·波斯尼科夫教授主编的两卷文集《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1897年）。文集的作者是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和民粹主义者。列宁在流放中看了这部书，并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加以批判。——115。[26]限定继承制是一种大地产继承制。在这种制度下，地产由被继承人的长子使用，但他无权全部或部分地抵押、分割和转让（出卖）。特定继承制是通行于农民中间的一种限定继承制。这种制度允许土地占有者有稍多的自由来支配所继承的土地，但同样禁止分遗产。——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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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3月上半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3月上半月）《科学评论》杂志今年（1899年）1月号上，刊载了我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在我这篇文章后面是彼·伯·司徒卢威的文章《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问题（评布尔加柯夫的书和伊林的文章）》。司徒卢威“在很大程度上是驳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和伊林的理论”的（他的文章第63页），并且说明了他本人对马克思的实现论的看法。在我看来，司徒卢威同上述作者进行论战，与其说是由于实质性的意见分歧，不如说是由于司徒卢威错误地理解了他们所捍卫的理论的内容。第一，司徒卢威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同马克思的实现论混为一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因此生产和消费应当适应；而马克思则通过分析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怎样进行的，也就是说，产品是怎样实现的［注：见我的《评论集》第17页及其他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2—123页及其他各页。——编者注）。］。无论是马克思或者是司徒卢威与之进行论战的阐述马克思理论的作者，不仅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结论，相反，他们都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能不在资本主义的实现中表现出来。［注：同上，第20、27、24页及其他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5—126、133—134、129—131页及其他各页。——编者注）。］第二，司徒卢威把抽象实现论（他的论敌正是评述了这一理论）同某个国家某个时期资本主义产品实现的具体历史条件混为一谈。这和有的人把抽象的地租论同某个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条件混为一谈是一样的。从司徒卢威的这两个基本的谬误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为了弄清这些误解，必须对他的文章的某些论点加以分析。1．我认为在叙述实现论时，必须特别谈到亚当·斯密，司徒卢威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写道，如果追溯到亚当，那么应当谈的就不是斯密，而是重农学派[15]。不，这是不对的。亚当·斯密并不是只限于承认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真理（重农学派也知道这个真理），他还提出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产品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如何按价值［注：顺便提一下，在《科学评论》上我那篇文章中，“价值”（“стоимость”）这一术语都被改为“价值”（“ценность”）了。这不是我改的，而是编辑部改的。我觉得用这个术语或那个术语的问题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必须指出，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一直都是用“价值”（“стоимость”）这个术语。］得到补偿（得到实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虽然马克思完全承认在重农学派的学说（如魁奈的《经济表》）中，有些原理“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注：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第3版。马克思所写的一章第27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1页。——编者注）。］，承认亚当·斯密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重农学派倒退了一步（《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2页脚注32）［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8页脚注（32）。——编者注］，但是，他在概述实现问题的历史时，对于重农学派只用了那么一页半的篇幅（《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50—351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8—399页。——编者注］，而对于亚当·斯密却用了30多页的篇幅（同上，第351—383页）［注：同上，第399—434页。——编者注］，详细分析了后来整个政治经济学所承袭的亚当·斯密的基本错误。可见，之所以必须谈到亚当·斯密，正是为了要说明一切重复斯密错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实现论。2．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书中完全公正地说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商品流通混为一谈，而马克思则确定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司徒卢威认为布尔加柯夫先生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出于误解。我看恰恰相反，误解的并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而是司徒卢威。事实上，司徒卢威是怎样反驳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呢？驳得非常奇怪，他用重复布尔加柯夫的论点来反驳布尔加柯夫。司徒卢威说：不能认为马克思是关于产品可能在本社会内部实现的实现论的拥护者，因为马克思“严格区分了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第48页）。但是要知道，这正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说的啊！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说成是重复了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这一真理。因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正确，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的争论是“空洞的、经院式的辩论”，因为争论的双方都把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混为一谈，双方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3．司徒卢威毫无根据地把实现论叫作按比例分配的理论。这是不确切的，而且必然会引起误解。实现论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如何进行的抽象［注：见《科学评论》上我的那篇文章第37页（见本卷第40—41页。——编者注）。］理论。这个抽象理论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要把对外贸易即国外市场抽象出去。但是，实现论把对外贸易抽象出去，决不是说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存在过或者能够存在［注：同上，第38页（见本卷第41—42页。——编者注）。参看《评论集》第25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2页。——编者注）：“我们是不是否认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呢？当然不是。然而，国外市场问题和实现问题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第二，抽象的实现论假设而且应当假设，在资本主义的各生产部门之间，产品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实现论这样假设决不是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总是按比例分配或者能够按比例分配［注：“不但补偿额外价值的产品，而且补偿可变资本……而且……不变资本的产品……都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实现的。”（《评论集》第27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3页。——编者注））也许，司徒卢威会说，这段话这样说，另外几段话，例如第31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8页。——编者注）又说：“……资本家能够实现额外价值”，这不是矛盾吗？……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因为我们谈的是抽象的实现论（而民粹派搬出来的正是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抽象理论），所以必然得出实现是可能的这种结论。但是在叙述抽象理论时，必须指出实际的实现过程所固有的矛盾。我在文章中指出的就是这点。］。布尔加柯夫先生把实现论和价值论相比是完全正确的。价值论假设而且应当假设供求是平衡的，但是，价值论决没有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会出现或者可能出现这种平衡。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规律一样，实现规律“只能通过不起作用而起作用”（司徒卢威的文章第56页引用的布尔加柯夫的话）。平均利润率的理论，实质上也是假设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生产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司徒卢威并没有根据这一点就把这个理论叫作按比例分配的理论！4．我认为马克思指责李嘉图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是公正的，司徒卢威不同意我的意见。司徒卢威写道：“马克思错了。”但是马克思从李嘉图的著作中直接引证过一段话。（《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83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2页。——编者注］司徒卢威无视这段话。马克思在下一页上引证了拉姆赛（Ramsay）的意见，拉姆赛正好也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错误。我也指出了李嘉图著作中的另一段话，他在那里直截了当地说道：“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计件工资、利润和地租。”（这里错误地漏掉了不变资本。见《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第221页）司徒卢威对这段话也避而不谈。他只引证了李嘉图的一个脚注，这个脚注指出萨伊关于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说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9章阐明从实现论得出的结论时，所引证的正是李嘉图的这个脚注，并且就这个脚注写道：“此外，我们在以后”（显然是指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4卷[16]）“将会看到，李嘉图也从来没有反驳过亚当·斯密对商品价格的错误分析，即把商品价格分解为各种收入（Reve-nuen）的价值总和。李嘉图对这种分析的错误并不介意，并且在他自己进行分析时，认为只要把商品价值的不变部分‘抽象掉’，这种分析就是正确的。有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思想方法”（即斯密的思想方法。《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7页。俄译本第696页）［注：同上，第25卷第951页。——编者注］。请读者来评一评，究竟马克思对还是司徒卢威对：马克思说李嘉图重复了斯密的错误［注：李嘉图同意斯密关于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见解，从这件事也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马克思这种评价的正确性。李嘉图认为额外价值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见《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1—613页，第22章第2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5—648页。——编者注）。参看《评论集》第29页脚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6页。——编者注）。］，司徒卢威说李嘉图“透彻地〈？〉了解社会总产品不限于工资、利润和地租”，李嘉图“无意地〈！〉把构成生产费用的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抽象掉”。透彻地了解但同时又无意地抽象掉，这是可能的吗？5．司徒卢威不但没有驳倒马克思提出的李嘉图承袭了斯密的错误的这一论断，而且他本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也重复了这个错误。司徒卢威写道：“真奇怪……竟认为把社会产品这样或那样地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就能够对实现的一般了解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实现过程中，被实现的产品的各部分的确都采取收入（总收入）的形式，而古典学派也把它们看作了收入。”（第48页）问题正在于不是被实现的产品的各部分都采取收入（总收入）的形式；马克思所阐述的也正是斯密的这个错误，马克思指出，有一部分被实现的产品，从来不采取而且也不能采取收入的形式。这就是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这种不变资本是用来制造生产资料的（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例如，农业上需要的种子从来不采取收入的形式；采煤用的煤也从来不采取收入的形式，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不从总产品中把只能作为资本、永远不能采取收入形式的那一部分划分出来，就不可能了解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注：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0—951页。——编者注），论总产品和总收入的区别。］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部分社会产品必然比其他各部分社会产品增长得快些。只有用这条规律才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国民财富增长得异常迅速，而人民消费却增长（如果增长的话）得极其缓慢。6．司徒卢威“完全不理解”马克思划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为什么“对实现论是必要的”，以及我为什么“特别坚持”这种划分。司徒卢威之所以不理解，一方面是由于单纯的误解。第一，司徒卢威自己也承认这种划分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所包括的是全部产品，而不仅是各种收入。另一个优点是，它把对实现过程的分析和对单个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了。实现论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如何进行的。既然如此，可变资本的作用应当与不变资本的作用根本不同，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最后应当转换成工人的消费品，满足工人的日常消费。补偿不变资本的产品最后应当转换成生产资料，应当作为再进行生产的资本加以使用。因此，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区分开，对实现论是绝对必要的。第二，司徒卢威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他在这里也是完全任意地和错误地把实现论理解为产品按比例分配的理论了（着重参看第50—51页）。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再说一遍，这样去理解实现论的内容是不正确的。司徒卢威之所以不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必须把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学的”范畴和“经济学的”范畴区分开来，并且对这个理论作了一些一般性的批评。关于这一点，我应当说：第一，所有这一切与实现论问题毫不相干；第二，我认为司徒卢威的区分是不清楚的，也看不出这种区分有什么实际用处；第三，司徒卢威说：“毫无疑问，马克思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的理论的“社会学原理”同对市场现象的分析有什么“关系”，“《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所阐述的价值学说［注：价值学说原文为：учениеоценности。——编者注］无疑是有矛盾的”。［注：我准备把卡·考茨基对价值论的最新的阐述同司徒卢威上面的话作一个对照，考茨基说明并指出，平均利润率规律“没有消灭价值规律，而只是使它变了形”（《土地问题》第67—68页）。我们不妨提一下考茨基在他的这部名著的序言中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声明：“如果说我在这本书里面发挥了新的、有益的思想，那么我首先应当感谢我的两位伟大的导师；我之所以极想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近来甚至在我们自己人中间，也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我认为，这种怀疑论的形成，与其说是由于引起争议的学说的本质，不如说是由于怀疑论者本身的特点。我得出这种结论，不仅是根据对怀疑论者的反对意见进行分析的结果，而且也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我的……活动的初期，我完全不同情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是抱着批判的和不相信的态度，就象现在那些高傲的、瞧不起我那种教条主义狂热的人一样。只是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我才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无论是当时或者后来，每当我对某一原则性问题发生怀疑时，最后我总是确信：错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导师。由于对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使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每一次对问题作新的研究，每一次对自己的观点重新思考，都增强了我对这个学说的信念，巩固了我对这个学说的认识，而把传播和运用这个学说当作我毕生的任务。”］我认为他这种说法不仅是值得商榷的，甚至简直是错误的。司徒卢威的这些话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不是论证，而是命令。这是新康德主义者蓄意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批评［注：顺便谈一谈司徒卢威所如此迷恋的这个（未来的）“批评”。当然，任何思维健全的人一般地都不会反对批评。但是很明显，司徒卢威却重复着自己的心爱的思想，即用“批判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自然，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可能在这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问题，因此只能发表下述的意见。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至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用新康德主义[17]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给予新康德主义的否定评价。相反，那些不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而是回到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心主义那里去的学生，却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最新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产物。我只须举出俄文书刊中别尔托夫先生的著名著作和德文书刊中的《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年斯图加特版）就够了。[18]］的先期成果。这种批评将起什么作用，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的，但是目前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对实现论问题没有起什么作用。7．关于《资本论》第2卷第3篇马克思的公式的意义问题，司徒卢威说，通过各种最不相同的方法来划分社会产品，都可以很好地阐述抽象的实现论。这种令人吃惊的论断，完全是出于司徒卢威的基本误解，以为实现论可以用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老生常谈来“透彻地阐述”（？？！）。只是由于这种误解，司徒卢威才能写出这样的话来：“这些〈被实现的〉商品在生产、分配以及其他方面的作用如何，它们是不是资本〈原文如此！！〉，是什么资本，是不变资本还是可变资本，对于这个理论的实质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第51页）商品是不是资本，对于马克思以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为内容的实现论来说竟无关紧要！！这正如说，农村居民是不是分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对于地租论的实质来说无关紧要，因为这个理论归结起来只是指出不同地块的不同肥沃程度。只是由于同样的误解，司徒卢威才能断言：“可以使社会消费要素之间的实物的相互关系（物的社会交换）得到最清楚的说明”的，不是马克思对产品的划分，而是以下的划分：生产资料＋消费品＋剩余价值［注：剩余价值原文为：прибавочнаяценность。——编者注］（价值应为：стоимость，第50页）。——物的社会交换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表现在以生产资料交换消费品上。既然把剩余价值从生产资料和从消费品中单独抽出来，怎么能够表现这种交换呢？要知道剩余价值不是体现在生产资料中，就是体现在消费品中！这种不合逻辑的划分（因为它把按照产品实物形式的划分同按照价值要素的划分混淆起来了），使物的社会交换过程模糊起来，这难道不明显吗？［注：请读者注意：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按产品的实物形式分为两个部类：（I）生产资料；（II）消费品。然后又把这两个部类的产品各按价值要素分为三部分：（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8．司徒卢威说，我把萨伊和李嘉图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第52页），——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理论（第51页），即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从发展到最后灭亡的学说绝对矛盾的理论（第51—52页），强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因此，我对马克思在第2卷和第3卷所强调指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和人民群众的有限消费的矛盾所作的“十分公正的论断”，“就完全抛弃了”我“在其他场合所捍卫的那个……实现论”。司徒卢威的这个论断，同样是不对的，同样是由于上述误解造成的。司徒卢威认为，我不是把实现论理解为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而是把它理解为仅仅说明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理论、生产和消费相协调的理论，这是从何说起呢？司徒卢威根据对我的文章的分析，本不该说我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理解实现论的，因为我直截了当地说过，我正是在前一种意义上理解实现论的。在《评经济浪漫主义》这篇文章中，在说明斯密和西斯蒙第的错误那一节里有这样一段话：“问题正在于如何实现，即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补偿的。因此，把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应该是谈论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也就是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出发点。”（《评论集》第1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3页。——编者注］“实现问题也就是分析社会产品的各部分如何按价值和物质形态补偿的问题。”（同上，第26页）［注：同上，第132页。——编者注］司徒卢威说（好象是针对我的），那个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理论“表明了实现的内部结构……因为这种实现正在进行着”（《科学评论》第62页），这岂不是在重复同样的东西吗？我曾经说，实现“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在激烈的竞争中”（《评论集》第2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3页。——编者注］进行的。我曾经说，民粹派的理论“不仅表明它对这种实现毫不了解，而且也说明它对这种实现所特有的矛盾的理解极其肤浅”（第26—27页）［注：同上。——编者注］。我曾经说，产品的实现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这种实现“当然是一种矛盾，但这正是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本质中产生的”（第24页）［注：同上，第130页。——编者注］，它“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殊的社会结构的：前者”（即使命）“正是在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为生产而生产）；后者”（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则使居民群众不能利用生产力”（第20页）［注：同上，第126页。——编者注］，——我所说的这些话，难道同我所捍卫的那个实现论有矛盾吗？9．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问题，看来我们同司徒卢威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既然司徒卢威说，马克思的原理（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本身带有整个马克思体系的明显的论战性烙印。这个原理是有偏向的……”（第53页），那么我就要对这种说法的不恰当和欠公允说几句话。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归根到底也是与消费相联系并且以消费为转移这个事实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学说上的矛盾，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马克思的实现论之所以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正是因为它说明了这种矛盾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并且把这种矛盾摆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体系”所以带有“论战性”，并不是因为它“有偏向”［注：亚·斯克沃尔佐夫之流的先生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的理论有偏向这一典型例子，本应使人警惕，不该滥用这种词句。］，而是因为它的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因此，如果不领会“马克思体系”的“论战性”，那么现在和将来都不能领会“马克思体系”，因为这个体系的“论战性”正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论战性”的确切反映。10．司徒卢威问道：“实现论的实际意义何在呢？”他还引证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意见：尽管危机重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存在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全世界范围内增长着。”司徒卢威反驳说：“这种论证完全没有根据。问题在于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根本不是在布尔加柯夫所设想的那种理想的或孤立的而且能够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而是在极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互相冲突的世界经济舞台上进行的。”（第57页）因此，司徒卢威的反对意见可以归结为：实际上实现不是在孤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而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即通过向别的国家销售产品来进行的。不难看出，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是限于国内市场（“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而是根据国外市场，如果我们设想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几个国家，那么，实现问题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我们认为资本家不会把自己的商品抛入大海或者白送给外国人，如果我们撇开个别的、特殊的情况或时期，那么很明显，我们应当承认输出和输入是相当平衡的。如果某一个国家输出了某种产品，“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得到实现，那么它同时也要输入其他的产品。根据实现论的观点，必须承认：“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Artikel——商品〉”（《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页。——编者注］我在《科学评论》第38页上引用过［注：见本卷第42页。——编者注］）。我们就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实现过程的实质都不会有所改变。所以，司徒卢威在反驳布尔加柯夫先生时，是重复了民粹派原先的错误，就是把实现问题同国外市场问题联系起来了。［注：我在《评论集》第25—29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1—135页。——编者注）已经对民粹派的这个错误作了分析。］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毫无共同之点。实现问题是与资本主义的理论有关的抽象问题。我们无论就一个国家或就全世界的情况来看，马克思所揭示的实现的基本规律仍然不变。对外贸易问题或国外市场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时期发展的具体条件的问题。［注：同上。参看《科学评论》第1期第37页（参看本卷第40—41页。——编者注）。］11．我们再谈谈“早就吸引了”司徒卢威的一个问题：实现论有什么实际的科学价值？实现论和马克思的抽象理论的其他原理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司徒卢威感到困惑的是：“彻底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想，而决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那我们就要提醒他：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的其他规律同样也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理想，而决不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现实。马克思写道：“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现出来。”（“inihremidealenDurchschnitt”。《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67页；俄译本第68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9页。——编者注］资本的理论假定工人获得他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地租论假定全部农业人口完全分化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实现论假定生产是按比例分配的。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马克思的理论的科学价值，在于它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其次，马克思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即人民的消费没有随着生产的巨大增长而相应地增长这一矛盾是怎样发生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没有复活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象司徒卢威幻想的那样），相反，它却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去反对这种辩护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甚至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理想般地协调和按比例的情况下，生产的增长和消费的有限范围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何况实际上实现过程并不是在理想般的协调和比例中进行的，而只能是在“困难”、“波动”、“危机”等等中进行。其次，马克思的实现论所提供的最有力的武器，不仅反对辩护论，而且也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庸俗的反动批评。我国的民粹派用自己错误的实现论所竭力支持的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象马克思那样来理解实现就必然会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生产资料的发展，从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没有抹杀，反而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12．“关于理想的或孤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司徒卢威断言，在这种社会里，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从得到绝对必需的追加工人”。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司徒卢威的这种论断。司徒卢威没有证明而且也不可能证明，为什么不能从后备军中得到追加工人。司徒卢威反对可以从人口的自然增长中得到追加工人，他毫无根据地说：“以自然增长为基础的扩大再生产，从数学上看可能同简单再生产不相等，但从实际的资本主义来看，即从经济上看，二者却完全一样。”司徒卢威感到不能从理论上证明找不到追加工人，于是就以历史条件和实际条件作借口，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不认为马克思根据这种完全抽象的构思能够解决历史〈？！〉问题……”“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一道不可思议的界限……”“可以强加于工人的强化劳动，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不使强制劳动本身受到削弱……”显而易见，这些说法都是不合逻辑的！司徒卢威的论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这样荒唐的话：历史问题可以借助于抽象的构思来解决。但是现在司徒卢威自己所提出的根本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完全抽象的、纯理论性的“关于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第57页）的问题。他不过是回避了问题，这还不明显吗？当然，我根本不想否认存在着无数历史的和实际的条件（更不必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了），这些条件正在并且必定会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而不会把现代资本主义变成理想的资本主义。但是“关于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纯理论性的问题，我仍然保留我原来的意见，即没有任何理论根据足以否认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13．“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指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和障碍，而有人向他们指出马克思的公式并且说：资本是永远交换成资本的……”（上引司徒卢威的文章第62页）这段话说得很尖刻，只可惜完全说错了。凡是读过瓦·沃·先生的《理论经济学概论》和尼·—逊先生的《论文集》第2部分第15节的人都会看出，这两位作者所提出的正是关于实现的抽象理论问题，即关于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问题。这是事实。一些反对他们的作者，却“认为必须首先阐明市场理论的一些基本的、抽象理论的要点”（象我在《科学评论》发表的文章开头所说的），这也是事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论危机一书中有一章写到实现论，这一章的标题是《市场理论》。布尔加柯夫给自己的书定的标题是《理论述评》。试问，是谁把抽象的理论问题同具体的历史问题混为一谈呢？是司徒卢威的论敌还是司徒卢威自己？司徒卢威在他的文章的同一页上引证了我的意见，即国外市场之所以必需，不是由于实现的条件，而是由于历史条件。司徒卢威反驳说：“但是〈这个“但是”是很说明问题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和伊林只阐明了实现的一些抽象条件，而没有阐明历史条件。”（第62页）上述作者之所以没有谈到历史条件，是因为他们谈的是抽象理论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历史问题。在我那本现在（1899年3月）已经印好的《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关于大工业的国内市场及其在俄国的形成过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编者注］里面，我提出的并不是关于市场理论的问题，而是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问题。因此，理论的抽象真理在那里只是起着指导性原理的作用，只是起着分析具体材料的工具的作用。14．司徒卢威“完全坚持”他在《评述》中提出的对于“第三者”理论的“观点”。我也完全坚持我在《评述》出版时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19]司徒卢威在《评述》第251页上说，瓦·沃·先生的论断“所根据的，是一套独特的关于已经成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理论”。司徒卢威指出：“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肯定了下面的事实：剩余价值［注：剩余价值原文为：прибавочнаяценность。——编者注］〈价值应为：стоимость〉无论在资本家或工人的消费中都不能实现，它的实现是假定有第三者的消费。”司徒卢威所说的第三者“在俄国指的是俄国农民”（《科学评论》上的文章第61页）。这样，瓦·沃·先生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关于已经成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理论，而有人却向他谈起了俄国农民！这难道不是把关于实现的抽象理论问题同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问题混为一谈吗？其次，既然司徒卢威只承认瓦·沃·先生的理论是部分正确的，那么这就表明他放过了瓦·沃·先生在实现问题上基本的理论错误，放过了这样的错误观点：似乎资本主义实现的“困难”只限于剩余价值或者只与产品的这一部分价值有关；放过了把国外市场问题同实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错误观点。司徒卢威指出，俄国农民通过本身的分化而为我国资本主义创造市场，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我通过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的分析详细论证了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的理论根据与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论完全无关，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的理论有关。同时不能不指出，把农民称为“第三者”很不妥当，还可能引起误解。如果农民是资本主义工业的“第三者”，那么大小企业主、厂主和工人就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第三者”了。另一方面，农民（“第三者”）所以为资本主义创造市场，只是因为他们正在分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只是因为他们不再是“第三”者，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登场人物。15．司徒卢威说：“布尔加柯夫提出了一个精辟的意见，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要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确定任何原则性的区别都是不可能的。”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因为实际上关税界限或政治界限对于划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往往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根据上述理由，我不能同意司徒卢威所谓“由此推出了……必须有第三者的理论”。从这里只能直接提出以下的要求，即在分析关于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不要停留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传统划分上。这种划分在理论上严格地讲是不能成立的，而对于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则更不适用。可以用别种划分来代替它，譬如，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以下两方面：（1）资本主义关系在人烟稠密和已经占用的地区的形成和发展；（2）资本主义向其他地区（有些地区完全没有旧国家的移民移居和被他们占用，有些地区被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以外的部落所占用）的扩张。过程的第一方面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纵的发展，第二方面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横的发展。［注：不言而喻，过程的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紧密地结合着的，这只是一种抽象的划分，是研究复杂的过程的一种方法。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所谈的仅仅是过程的第一方面；参看该书第8章第5节。］这种划分必然包括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在旧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经过若干世纪，创立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各种形式，直到大机器工业；另一方面，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力图向其他地区扩张，移民开垦世界上新的地区，建立殖民地，把未开化的部落拉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在俄国，资本主义的这种意图在边疆地区一直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地区的殖民地化，在俄国历史上改革后的资本主义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欧俄南部和东南部、高加索、中亚细亚、西伯利亚都好象是俄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保证了俄国资本主义不仅在纵的方面，而且在横的方面都得到巨大的发展。最后，上述这种划分之所以恰当，是因为它明确地规定了实现论所包括的问题的范围。很清楚，这个理论只与过程的第一方面即资本主义的纵的发展有关。实现论（即阐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理论）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把资本主义向其他国家扩张的过程、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过程抽象掉，因为这个过程对于解决实现问题毫无作用，它只能把问题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几个国家。同样很清楚，抽象的实现论应当以发展得很完善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司徒卢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提出了下面的一般性意见：“正统的老调仍占优势，但是它阻挡不住新的批评的涓流，因为科学问题上的真正力量永远在批评方面，而不在信仰方面。”根据以上所述，我们不得不认为，“新的批评的涓流”保证不了重犯老错误。算了吧，还是让我们留“在正统思想的标志下面”吧！我们决不相信：正统思想容许把任何东西奉为信仰，正统思想排斥批判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正统思想容许用抽象公式掩盖历史问题。如果有正统派的学生犯了这种确实严重的错误，那么责任完全是在这些学生身上，而绝不能归罪于性质正好与此相反的正统思想。载于1899年8月《科学评论》杂志第8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67—87页注释：[15]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产生于18世纪50年代的法国，创始人是弗·魁奈。该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它把对财富和剩余劳动源泉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探讨社会总产品再生产和分配的规律。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表现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尝试。但是重农学派不理解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而提出所谓“纯产品”的学说，认为工业只能改变原有物质财富的形式，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多余产品（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并且认为“纯产品”乃是自然的恩赐。——61。[16]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称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写道：“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2卷和第3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64。[17]新康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德国，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6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对新康德主义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17、18卷）。——67。[18]别尔托夫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笔名。这里说的著名著作是指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1895年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里提到的《唯物主义史论丛》也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67。[19]列宁指的是他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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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书评《俄国工商业》（1899年2月下半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书评《俄国工商业》工商界参考书工商业司统计处处长安·安·布劳主编1899年圣彼得堡版定价10卢布（1899年2月下半月）出版者出版这本篇幅浩繁的书，目的是要“填补我国经济学著作中的一项空白”（第I页），也就是说，既要提供全俄工商企业的名称索引，又要提供“这个或那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如果索引资料和科学统计资料都能搜集得相当完全，那么把这两种资料编在一起原是无可厚非的。但遗憾的是，在这本书里，企业名称资料远远超过了统计资料，后者既不完备，也没有经过很好的整理。首先，这本书同以前出版的同类书籍比起来，有一个缺点：它没有提供表格中每家企业的统计资料。由于这一缺陷，多达2703栏的印得密密麻麻的企业一览表，就失去了任何科学价值。而在我国工商统计杂乱无章的情况下，关于每家企业的资料却正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官方统计机关从来没有对这些资料作过任何象样的整理，它们只会把比较可靠的和根本靠不住的资料混在一起，公布一些总计数字。现在我们要指出，这个评语对于我们评述的这本书也是适用的，不过我们还是先来谈一谈编者采取的下面这个独出心裁的方法。编者在编印各生产部门企业名称索引时，只列举了全俄企业的总数和总周转额，计算出各生产部门每一企业的平均周转额，特别标出周转额高于或低于平均周转额的企业。假如真的不可能分别印出各企业的资料，那么如果能定出几个适用于所有工商业部门的企业类别（按周转额、工人人数和发动机类型等等分类），再按这些类别来区分各个企业，那就合理得多了。这样，至少还可以判断各省和各生产部门的资料是否完全和是否能够进行比较。譬如谈到工厂统计，那么只要读一读该书第1页（脚注）所下的关于工厂这一概念的极其含混不清的定义，翻一翻某些生产部门的厂主名册，就足以断定该书所采用的统计资料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极其慎重地对待《俄国工商业》第1篇第1章（《俄国工商业的历史统计要览》）所列举的工厂统计总计数字资料。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在1896年（包括1895年的一部分），整个俄罗斯帝国共有工厂38401家，生产总额274500万卢布，工人1742181人，其中既包括不缴纳消费税的行业，也包括缴纳消费税的行业以及采矿业。我们认为，工厂的这个数字如果不仔细核对，就不可能同以前各年的工厂统计数字相比较。1896年，登记了许多以前（在1894—1895年度以前）不算“工厂”的行业，如面包坊、渔场、屠宰场、印刷厂和石印厂等等。帝国全部采矿厂和冶金厂的生产总额，竟用独特的方法算成61400万卢布。关于这种计算方法，我们就知道，生铁的价值显然在铁和钢的价值中算了两遍。与此相反，整个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工人人数，却显然被缩小了：1895—1896年度只算了505000人。这不是算错了，就是把许多采矿企业漏掉了。从散见全书的数字可以看出，这个部门里仅仅某几个行业的工人人数就达到了474000人，其中还不包括采煤工人（约53000人），采盐工人（约2万人），采石工人（约1万人）和某些其他采矿工人（约2万人）。在1890年，帝国的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工人超过了505000人，而且以后发展得最快的正好也是这些部门。例如，该书提供了历史统计资料的5种这类生产部门（铸铁业、金属丝制造业、机器制造业、金器制造业和铜器制造业），在1890年共有工厂908家，生产总额7700万卢布，工人69000人。而到1896年，工厂已增到1444家，生产总额22150万卢布，工人147000人。如果把散见全书的全部历史统计资料（可惜没有包括全部生产部门而只是包括某些生产部门，例如棉花加工业、化肥生产以及45种以上的其他生产部门）综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有关全帝国的如下统计数字：在1890年，共有工厂19639家，生产总额92900万卢布，工人721000人，而到1896年，工厂却只有19162家，生产总额170800万卢布，工人985000人；如果再加上两种缴纳消费税的生产部门即甜菜制糖业和酿酒业（1890一1891年度，两者共有工人116000人；1895—1896年度，共有工人123000人），那么工人人数分别为837000人和1108000人，也就是说，6年来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一。应当指出，工厂数目的减少，是由于磨坊的登记不同：1890年，在工厂总数中计入磨坊7003家（生产总额156000万卢布，工人29638人），而1896年，却只计入4379家（生产总额27200万卢布，工人37954人）。这些就是从这本书中所能获得的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使我们了解90年代俄国工业增长的一些情况。要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则尚待1896年的完整的统计资料的公布。载于1899年3月《开端》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63—66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卷——书评帕尔乌斯《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1899年2月上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书评帕尔乌斯《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经济论文集尔·亚·译自德文1898年圣彼得堡波波娃出版社版（《教育丛书》第2辑第2号）全书共142页定价40戈比（1899年2月上旬）以帕尔乌斯为笔名的德国天才政论家的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它论述了现代世界经济的某些现象，其中特别着重德国问题。帕尔乌斯以世界市场的发展为重点，首先描述了近来这一发展随着英国工业霸权的衰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作者提到老的工业国家作为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所起的作用，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例如，英国购买的德国工业产品愈来愈多，目前竟占德国输出总额的1/5到1/4。帕尔乌斯根据工商业统计资料，描述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奇特分工：一些国家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向殖民地销售，另一些国家则是为了向欧洲销售。在《城市和铁路》一章里，作者作了极有趣的尝试，来说明那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城市形式”和它们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意义。该书余下的更多篇幅（第33—142页），谈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矛盾和农业危机的问题。帕尔乌斯首先阐述了工业发展对粮价和地租等等的影响。接着，他叙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发挥的地租理论，并且根据这个理论说明了资本主义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帕尔乌斯又用许多有关德国的材料充实了对这一问题的纯理论性的分析，并且得出结论说：“农业危机的最终的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提高了地租，而地价也随着上涨。”帕尔乌斯说：“只要摆脱地价的上涨，欧洲的农业就依然能够同俄国和美国的农业竞争。”“它〈私有制〉克服农业危机的唯一手段，如果抛开世界市场偶然的有利因素不谈，那就是：拍卖全部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第141页）这样一来，帕尔乌斯所得出的结论，就同恩格斯的看法完全吻合了。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现代的农业危机，使欧洲土地所有者以前所征收的那种地租行不通了。［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6—818页。——编者注］我们极力向一切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推荐帕尔乌斯的这本书。这本书是对民粹派关于现代农业危机问题的流行论点的一个绝妙反证。这些论点在民粹派刊物上是屡见不鲜的，其根本性的缺点就是脱离世界资本主义的总的发展来考察危机这一事实，不从一定的社会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考察它，而仅仅是为了取得关于小农经济具有生命力的庸俗说教。帕尔乌斯这本书的译文，虽然还有个别用词不当和晦涩难懂的地方，但是总的说来是令人满意的。载于1899年3月《开端》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60—62页 |
列宁全集第四卷——书评罗·格沃兹杰夫《富农经济的高利贷及其社会经济意义》（1899年1月底—2月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书评[14]罗·格沃兹杰夫《富农经济的高利贷及其社会经济意义》1899年圣彼得堡加林出版社版（1899年1月底—2月初）格沃兹杰夫先生这本书，归纳了我国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富农经济的高利贷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的资料。作者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改革以前时期的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接着概述了谷物生产中有关高利贷的资料，又联系居民迁徙、手工业、零工以及捐税和贷款等方面概述了有关富农经济的资料。格沃兹杰夫先生十分公正地指出，民粹派经济学代表人物对富农经济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把富农经济看作“国民生产”机体上的一种“赘疣”，而不是看作同整个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民粹派没有看到富农经济同农民分化之间的联系，没有看到农村高利贷者“寄生虫”等等同“善于经营的农夫”——俄国农村小资产阶级人物的亲缘关系。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农民村社的等级局限性，农民对份地的依附，连环保，各等级不平等的捐税）沉重地压抑着我国农村，大大地阻碍了小资本投入生产，用于工农业生产。其必然后果就是资本的最低和最坏的形式——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极端盛行。人数不多的富裕农民，在人数众多的依靠自己小块份地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贫弱”农民当中，必然变成最坏的剥削者，用放债、冬季雇工等等办法来奴役贫苦农民。旧制度无论在农业或工业中都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缩小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就丝毫不能保证农民免受肆无忌惮的剥削，而使农民死于饥饿。格沃兹杰夫先生在书中约略计算出来的贫苦农民付给富农和高利贷者的钱数清楚地表明，通常把俄国占有份地的农民同西欧无产阶级对比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这许多农民的境况比西欧农村无产阶级要坏得多；事实上，我国的贫苦农民相当于赤贫，几乎年年都要采取特别措施来救济几百万饥饿农民。如果税收机关不是人为地把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列在一起，那么后者就必然会被正式划为赤贫，这样划分本来会更确切更真实地确定这些居民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格沃兹杰夫先生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汇集了“非无产阶级贫困化”［注：帕尔乌斯《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8页脚注。］过程的资料，并且公正地指出这个过程是农民分化的最低和最坏的形式。看来格沃兹杰夫先生很熟悉俄国的经济学著作，但是他如果能少引用一些杂志上的文章，而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对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上，那他这本书就会写得更成功。民粹派研究现有材料的时候，通常不去探讨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极其重要的一些方面。其次，格沃兹杰夫先生自己的见解常常极其笼统和一般。在涉及手工业的一章中，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这本书的文辞有些地方过于矫揉造作和含混不清。载于1899年3月《开端》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55—59页注释：[14]本篇和列宁对《世界市场和农业危机》与《俄国工商业》两书的评论（见本卷第55—56、57—59页）均载于1899年《开端》杂志第3期，署名弗·伊林。《开端》杂志是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于1899年1—6月在彼得堡出版的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由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编辑，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等。——51。 |
列宁全集第四卷——市场理论问题述评（1898年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11]（1898年底）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问题，在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的学说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对民粹派的理论持否定态度的经济学家认为必须注意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市场理论”的一些基本的、抽象的理论要点，就是十分自然的了。1894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他的《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一书第2部分第1章《市场理论》中，曾经试图作出这样的探索，去年，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1897年莫斯科版）一书中，探讨的也是这个问题。两位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的重点都是叙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中对“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卓越分析。两位作者一致认为，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特别是国内市场）理论是绝对错误的，原因在于不是忽略了马克思的分析，就是不懂得马克思的分析。两位作者都认为，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生产自己给自己创造市场，主要是依靠生产资料，而不是依靠消费品；产品的实现，特别是额外价值[12]的实现，即使不把国外市场考虑进去，也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决不是实现的条件（象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所认为的那样）造成的，而是历史条件和其他条件造成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是完全一致的，看来他们不会有什么争论了，可以同心协力地对民粹派的经济学进行更细致、更深入的批判了。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这两位作者却展开了论战（布尔加柯夫的上述著作第246—257页及其他各页；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评谢·布尔加柯夫这本书的文章《资本主义与市场》，载于1898年《世间》第6期）。我们认为，在这次论战中，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做得都有些过分，他们的意见都带有浓厚的个人意气。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他们之间是否有真正的分歧，如果有，那么谁的意见比较正确。首先，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责备布尔加柯夫先生，说他“缺少创见”，喜奉师言为金科玉律（《世间》第123页）。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宣称：“我就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这一问题所作的解答，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接受了，但是这一解答决不是因袭马克思的。”我们觉得这话说得不对，因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因袭来的，而布尔加柯夫先生无疑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应该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有无“创见”，而是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或那一原理，需要怎样阐述马克思的学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第2卷里根本没有提到国外市场的问题”（上引期）。这是不正确的。就在第2卷分析产品的实现那一篇（第3篇）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阐明了对外贸易同这个问题的关系，从而也就阐明了国外市场同这个问题的关系。请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假定正常的年再生产规模已定，那也就是假定，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Artikel——商品〉，而不影响价值关系，也就是不影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两个部类互相交换的价值关系，同样也不影响每一部类的产品价值所能分解成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因而，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因此，我们把它完全撇开……”（《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469页。黑体是我们用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529页。——编者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解答”是：“……每一个从国外输入商品的国家，都可能有剩余资本；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国外市场是绝对必需的”（《工业危机》第429页。《世间》，上引期第121页引用过），——这不过是马克思的原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马克思说，在分析实现这个问题时，不能把对外贸易也考虑进去，因为对外贸易只是用一种商品代替另一种商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分析同一个实现问题（《工业危机》第2部分第1章）时说：输入商品的国家也必须输出商品，也就是说，必须有国外市场。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解答”“决不是从马克思那里因袭来的”吗？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继续说道：“《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还只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草稿”，“因此，我们在第3卷里找不到从第2卷的卓越分析中应得出的结论”。（上引文章第123页）这个说法也不确切。“在第3卷里”，除了对社会再生产作了单独的分析（《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说明不变资本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消费而实现以外，“我们还看到”专门有一章（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论述了从第2卷的卓越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在这一章中，用分析的结果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收入的种类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最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里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完全不同”，说什么我们在第3卷里“甚至看到一些与这一分析大有径庭的论断”（上引文章第123页），这种说法同样是错误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自己的文章的第122页上，援引了马克思似乎同自己的基本学说相矛盾的两段论述。让我们仔细地看看这两段话吧。马克思在第3卷里写道：“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生产力〈社会的〉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26页。俄译本第189页）［注：同上，第272、273页。——编者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解释这几句话的：“单是国民生产分配的比例，还不能保证产品销售的可能性。即使生产的分配合乎比例，产品也可能找不到市场，——我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的意思显然就是这样。”不，这几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认为这几句话是对第2卷中的实现论的某种修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在这里只是证实他在《资本论》其他几处也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即无限扩大生产的意图和必然的有限消费（由于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状况）之间的矛盾。自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并不会否认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既然马克思这段话指的就是这个矛盾，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再在他的话里寻找什么别的意思。“社会消费力”和“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这决不是什么个别的、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条件。相反，一定的消费状况是比例的要素之一。实际上，对实现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产品的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比第II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二者毫无联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写道：“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2卷第3篇），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definitiv）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俄译本第24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由此可见，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但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一方面要求无限地扩大生产消费，无限地扩大积累和生产，而另一方面则使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化，把个人消费的扩大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很明显，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而在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话中，马克思所证实的也正是这个矛盾。［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引证的另一段话（第3卷第1部分第231页，参看第232页到该节末尾（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279页。——编者注））和下面关于危机的一段话，意思同这点也完全一样。关于危机的这段话是：“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1页。俄译本第39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编者注））马克思在下面脚注里所谈的也是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却竭力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2卷第30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1页。——编者注））尼·—逊先生对这段话的错误解释，我们在1897年5月的《新言论》[13]上已经谈过了。（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7—138页。——编者注）这几段话同第2卷第3篇对于实现的分析没有任何矛盾。］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相反，第2卷对实现的分析根本没有排斥这个矛盾，相反，这个分析指出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不言而喻，如果根据资本主义的这个矛盾（或者根据它的其他矛盾），就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它同以前的经济制度比较起来没有进步性（这是我国的民粹派所喜欢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在一系列的矛盾中进行，而指出这些矛盾，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看到它要求过渡到更高级形式的条件和原因。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国外市场作用问题的解答，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因袭来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在关于实现（和市场理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矛盾。我们再往下看。布尔加柯夫先生责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说他不正确地评价了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的市场学说。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则责备布尔加柯夫先生，说他把马克思的观点同产生这些观点的科学基础割裂开来，并把“马克思的观点”说成似乎“同他的先驱者的观点毫无联系”。后面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布尔加柯夫先生不仅没有发表过这种荒谬的意见，相反，他还引用了马克思以前各种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布尔加柯夫先生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叙述这个问题的历史的时候都毫无道理地忽视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而在专门叙述“市场理论”时，对于他的理论是必须作最详细的研究的。我们之所以说“必须”，是因为亚当·斯密是把社会产品分为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用亚当·斯密的术语来说，就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错误学说的鼻祖。在马克思以前，这个学说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关于实现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甚至不能正确地提出。布尔加柯夫先生很公正地说道：“在出发点错误而对问题本身的提法又不正确的情况下，这些争论〈在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市场理论的争论〉只能变成空洞的、经院式的争论”。（上述著作第21页脚注）但是作者只用了一页的篇幅来叙述亚当·斯密，省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19章（第2节第353—383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01—432页。——编者注］对亚当·斯密的理论所作的详尽而卓越的分析，而对于约·斯·穆勒和冯·基尔希曼这些毫无创见的二流理论家的学说倒讲得不少。至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他则完全没有提到亚·斯密，因而在叙述以后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时就放过了他们的主要错误（重复斯密的上述错误）。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的叙述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只举两个例子。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叙述了他用来说明简单再生产的第一号公式之后写道：“但是要知道，我们所假设的是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按照我们的假设，资本家消费掉自己的全部利润，因此显而易见，商品的供给不会超过需求。”（《工业危机》第409页）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以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决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连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还不会解释，也解释不了，他们不了解社会产品就价值来说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就实物形态来说则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这两大部类。因此，就是这种情况引起了亚·斯密的“怀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怀疑竟使亚·斯密迷惑不解。如果以后的经济学家重复了斯密的错误，而没有同斯密一样感到怀疑，那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倒退了一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说：“萨伊和李嘉图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假如它的论敌不嫌麻烦，用数字计算一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是如何分配的，那么他们就会很容易地理解到，否认这种学说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上引书第427页）这种说法同样是不正确的。萨伊和李嘉图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李嘉图重复了斯密的错误（见《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1882年圣彼得堡版第221页），而萨伊则把这个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他断言社会总产品和纯产品之间的区别完全是主观的。无论萨伊和李嘉图以及他们的论敌“用数字来计算”多少次，他们永远算不出什么结果来，因为问题决不在于数字，关于这一点，布尔加柯夫在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本书的另一个地方时，也完全公正地指出来了（上引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1页脚注）。现在我们来谈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所争论的另一个问题，即关于数字公式及其意义的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公式“由于离开了范本”（即离开了马克思的公式），“大大失去了说服力，而且也没有把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解释清楚”（上引书第248页），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则说，“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类公式的作用本身就认识不清”（1898年《世间》第6期第125页）。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真理完全在布尔加柯夫先生一边。“对公式的作用认识不清”的，倒不如说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自己，因为他认为公式是“证明结论”（同上）的。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于马克思的公式（远不如马克思的公式清楚），而对于应当用公式来表述的过程的要素，却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说明。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表明，社会产品不是只分为可变资本＋额外价值（就象亚·斯密、李嘉图、蒲鲁东和洛贝尔图斯等人所想的那样），而是分为不变资本＋上述两部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虽然在自己的公式中采用了这个原理，但是他完全没有加以说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本书的读者是无法理解这种新理论的基本原理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根本没有说明为什么必须把社会生产分为两个部类（I.生产资料和II.消费品），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正确地指出，“单是这种划分就比过去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争论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上引书第27页）。正因为如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对马克思的理论的叙述，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要清楚得多，正确得多。最后，在对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本书作更详细的分析时，我们应当指出下面这一点：他的书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不同的资本周转”和“工资基金”的问题。我们认为，用这两个题目作标题的两节写得最不成功。在前一节中，作者企图补充马克思的分析（见第63页脚注），并且钻到一些非常复杂的计算和公式中去，以说明在不同的资本周转的情况下实现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们认为，布尔加柯夫先生最后的结论（为了说明在不同的资本周转中的实现，必须假定两个部类的资本家都有储备，参看第85页）是从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一般规律中得出来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在第II部类和第I部类资本周转的关系中假设各种不同的情况，拟制一系列的图表。后一节也一样。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公正地指出，赫尔岑施坦先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了马克思学说中的矛盾，这是错误的。作者完全公正地指出：“如果一切资本的周转都以一年为期，那么在一年之初，资本家就不仅是去年一年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相当于这个价值的全部货币的所有者。”（第142—143页）但是，布尔加柯夫先生毫无理由地接受了（第92页及以下各页）以前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纯经院式的提法（工资是来源于目前的生产，还是来源于过去的劳动期间的生产？），并且自找麻烦地去“排斥”马克思的说法，说马克思“认为似乎”“工资不是来源于资本，而是来源于目前的生产”，“这同他自己的基本观点似乎是矛盾的”。（第135页）马克思根本没有这样提出过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所以要“排斥”马克思的说法，是因为他企图把一种同马克思完全背道而驰的对问题的提法运用到马克思的理论中来。既然已经说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如何依靠社会各阶级对产品的消费而进行的，已经说明资本家如何投入产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那么工资是来源于目前的生产还是来源于过去的生产这一问题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所以，《资本论》后两卷的编者恩格斯在第2卷序言中也说道，例如洛贝尔图斯关于“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的议论，“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并且已经在这个《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完全澄清了”（《资本论》第2卷序言第XXI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3页。——编者注］载于1899年1月《科学评论》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44—54页注释：[11]《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一文载于1899年《科学评论》杂志第1期，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该杂志同一期还刊载了彼·伯·司徒卢威的《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问题（评布尔加柯夫的书和伊林的文章）》。——40。[12]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40。[13]《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Сло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的《资本论》第3卷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等著作。1897年12月被查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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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书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1898年2月上半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书评（1898年2月上半月）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1897年莫斯科穆里诺娃书店版全书290页定价2卢布（1898年2月上半月）波格丹诺夫先生的这本书是我国经济学著作中出色的作品。它不仅“不是一本多余的”入门书（象作者在序言里所“希望”的那样），而且确实是这类书中最出色的一本。因此，我们想在本文中使读者能够注意到这本书的突出的优点，同时也指出几个小问题，希望再版时最好能修改一下。读者对经济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我们想这本有益的书不久就会再版。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主要优点，在于这本书论述的问题多而且广，但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作者一开始就给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发展中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第3页）。他在这本书中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观点。但是博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对这个观点却往往了解得很差，他们往往离开“社会生产关系”而去谈论一般的生产，把一大堆内容空洞、与社会科学毫无关系的陈词滥调和例证塞满了自己厚厚的教程。编教科书的人往往陷于烦琐，在下“定义”和分析每个定义的各个特点时精雕细刻，《教程》的作者却没有这个通病，这不但没有影响该书论述的清晰，反而使它显得非常得体，例如，读者从本书中可以明确地了解资本这一范畴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按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生产结构的科学，这个观点就是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在阐述这一科学时所采取的程序的基础。作者在开头简略地阐述了这门科学的“一般概念”（第1—19页），在结尾简略地阐述了“经济思想史”（第235—290页），在《（三）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一篇中，叙述了这门科学的内容。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那样），而是按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次叙述，也就是依次叙述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样一来，作者势必把同一理论问题（譬如货币）分在各个不同时期来叙述，因而难免重复。但是按历史时期叙述的主要优点，完全能弥补这个纯粹形式上的缺点。再说这能算一个缺点吗？重复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对初学者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会使初学者更牢固地掌握特别重要的原理。例如，把货币的各种不同职能放在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来叙述，就向学习的人清楚地说明，对这些职能的理论分析，不是根据抽象的思辨，而是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的精确研究。这样，对历史上特定的各个社会经济结构所得的概念，就比较完整。要知道，政治经济学入门书的全部任务，是要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每一种制度的根本特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要使领会这本初级入门书的人得到可靠的线索，以便进一步研究这门学科，是要使他懂得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同经济学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从而对这种研究发生兴趣。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书，正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它们的缺点，主要不在于通常只谈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而在于它们不会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上去；不会清楚地确定这个制度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个制度的产生过程（和条件）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会把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现象看成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看成是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的表现；不会给读者可靠的指导，因为它们的思想通常不能贯串始终；最后，它们不会启发学习的人的兴趣，因为它们非常狭隘和缺乏联系地去理解各个经济问题的意义，把经济、政治、道德等等“因素”“诗意般地混杂”在一起。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澄清这种混乱，才能广泛地、有条理地、精明地观察社会经济的特定结构，把它看作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特定结构的基础。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突出优点，正在于作者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说明某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的时候，通常总是结合该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来“叙述”政治制度、家庭关系和社会思想的主要派别。作者在阐明了某一经济制度怎样产生一定的社会阶级划分之后，就说明这些阶级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家庭、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表现，说明这些阶级的利益怎样反映在一定的经济学派中，例如主张自由竞争的学派就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庸俗经济学派（第284页），即辩护学派，则反映了晚期资产阶级的利益。作者十分公正地指出历史学派[1]（第284页）和讲坛改良主义学派（即“现实主义学派”或“历史伦理学派”）同一定的阶级地位之间的联系，而讲坛改良主义学派应该认为是“折中学派”（第287页），它空洞地和虚伪地认为法律政治制度等等的来源和作用是“超阶级的”（第288页）。作者也把西斯蒙第和蒲鲁东的学说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论据充足地把他们列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指出他们的思想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中间过渡地位”（第279页）的特定阶级的利益，毫不隐讳地认定这类思想有反动作用（第280—281页）。由于作者的观点一贯，并且善于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同相应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联系起来观察，因此，他正确地评价了工人分沾企业利润和生产合作社这类现象的意义，说明工人分沾企业利润是一种“对企业主很少会有利的工资形式”（第132—133页），而“在资本主义关系中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实质上只能扩大小资产阶级”（第187页）。我们知道，正是波格丹诺夫先生《教程》中的这些特点，会引起不少的非难。不言而喻，俄国“伦理社会学”学派[2]的代表人物和拥护者是一定会不满的。那些认为“经济史观问题纯粹是学院式的问题”［注：《俄国思想》[3]（1897年11月，书刊评介栏，第517页）的评论家就是这样想的。天下就有这样的小丑！］的人，以及许多别的人也一定要不满的……但是，除了这种可以说是由于党派原因造成的不满以外，大概还有人会指出说，提出的问题过于广泛，使《简明教程》过于简略，在290页的篇幅中，竟叙述了从氏族公社和原始人起到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止的所有经济发展时期，叙述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及经济思想史。的确，亚·波格丹诺夫先生的阐述是极为扼要的，他自己在序言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干脆把自己的书称为《大纲》。毫无疑问，作者某些提纲式的评论（大部分涉及历史事实，有的涉及比较具体的理论经济问题），对希望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是难于理解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不能责怪作者。我们不怕别人指责我们发表谬论，我们要说，书中有这类评论不是缺点，而是这本书的优点。的确，要是作者果真对每一个评论都加以详细叙述、阐明和论证，书的篇幅就会扩大到无边无际，这是和简明入门书的宗旨完全不相符的。而且，无论哪一种教程，甚至最厚的教程，要把现代科学关于所有经济发展时期的全部材料和从亚里士多德起到瓦格纳止的经济思想史的全部材料叙述出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作者舍去所有这些评论，那就缩小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意义，他这本书也就绝对算不上一本好书了。我们认为，现有的这些提纲式的评论，会使教这本大纲和学这本大纲的人都得到很大的益处。教的人得到的益处自不必说。学的人则可以从这些评论的总和中看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随随便便［注：正如考茨基在他有名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序言中所明确指出的。］，不能没有任何基础知识，不能不了解很多极重要的历史问题、统计学问题及其他问题。学的人可以看到，有些教科书和教程往往“叙述得”非常“浅显”，但是内容非常空洞，废话连篇，读了一本，甚至几本这样的书，也不能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学的人还可以看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最紧要的问题，都是同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着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所有入门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提供各该学科的基本概念，指出深入研究该学科的方向，说明这种研究为什么是重要的。现在谈谈我们的第二部分意见，指出波格丹诺夫先生的书中某些我们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的地方。我们希望可敬的作者不会因为这些意见琐碎甚至近乎挑剔而抱怨我们，因为大纲中的个别句子甚至个别字眼，比详细阐述中的重要得多。一般说来，波格丹诺夫先生使用的是他所属的那个经济学派的术语。但是，谈到价值形式时，他却用了“交换公式”（第39页及以下各页）这个说法。我们觉得这个说法不妥当。在简明入门书中使用“价值形式”这一术语的确不太恰当，似乎用交换形式或交换的发展阶段较好；否则，连“第二种交换公式的优势”（第43页）（？）这种说法也出现了。谈到资本时，作者毫无理由地忽略了资本总公式，而这个公式是能帮助学的人领会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共同性的。在说明资本主义时，作者略去了工商业人口比农业人口相对增加的问题和人口集中到大城市中的问题。使这个缺点更加显得突出的是，作者在谈到中世纪时，详细地叙述了城乡关系（第63—66页），而谈到现代城市问题时，对城市支配乡村的问题（第174页）却一笔带过。谈到工业史时，作者非常武断地把“家庭手工制资本主义生产”［注：第93、95、147、156页。我们认为作者恰当地用这一术语代替了由科尔萨克引用到我国书刊中来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一语。］放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之间”（第156页第6条）。我们觉得，这样简单化地处理这个问题是不完全妥当的。《资本论》的作者把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放在机器工业这一章中去叙述，直接把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归结为机器工业对旧劳动形式实行改造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家庭劳动形式，例如盛行于欧洲和俄国成衣业中的家庭劳动形式，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之间”。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家庭劳动形式的出现是在工场手工业以后，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应该谈一谈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时期［注：把资本主义严格地划分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和机器生产时期，是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一大优点。］这一章中的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没有专门一节来叙述后备军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问题，来说明人口过剩如何因机器工业的出现而产生，在工业的周期性运动中起什么作用和有什么主要表现形式。作者在第205页和第270页上对这些现象一笔带过，这无疑是很不够的。作者肯定地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利润的增长比地租快得多”（第179页），这样说是太大胆了。不仅李嘉图（波格丹诺夫先生的这个见解正是反对李嘉图的），而且马克思也确认，总的趋势是，在任何条件下地租的增长都是特别迅速的（甚至在粮价下跌的时候，地租也可能增长）。最近期间，在美洲、澳洲等地处女地的竞争下引起的粮价急剧下跌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地租下跌现象），只是从70年代才开始的，而恩格斯在地租这一篇中对现代农业危机作的注释（《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59—260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7—818页。——编者注］），说得慎重得多。恩格斯确认各文明国家中有地租增长“规律”，这说明“大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可惊的生命力”，接着他又指出，这种生命力“会逐渐枯竭”（allmählichsicherschöpft）。关于农业的那几节，也显得过于简略。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地租一节中，只用寥寥数语指出资本主义农业是地租存在的条件（“在资本主义时期，土地仍然是私有财产，起着资本的作用”（第127页），——只有这么一句！）。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起见，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农村资产阶级的产生、农业工人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与工厂工人状况的区别（需求和生活水平较低；还有农民受土地或各种规定地主和农奴相互关系的条例约束的残余等等）。作者没有涉及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问题，也很遗憾。他谈完了隶农[4]、依附农民和我国农民的租地以后，应该简略地讲一讲地租的总的发展进程，从工役地租（Arbeitsrente）到实物地租（Produktenrente），再到货币地租（Geldrente），最后到资本主义地租（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47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1—917页。——编者注］）。在谈到资本主义排挤农民的副业而使农民经济丧失了稳固性的时候，作者说：“农民经济总的来说变得愈益贫困，它所生产的价值总额日渐减少。”（第148页）这是很不确切的。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的过程，是农民本身产生的农村资产阶级排挤农民的过程。比如说，波格丹诺夫先生如果不涉及拥有整块（不分散的）土地的农民，恐怕未必能论述德国农民经济的衰落。上面作者谈的是全体农民，接着举了俄国生活中的例子，但是谈论“全体”俄国农民是很冒险的。作者就在这一页上写道：“农民或者只经营农业，或者到手工工场去做工”，就是说，（让我们补充一句）或者是变成农村资产者，或者是变成无产者（拥有一小块土地）。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都应该谈到。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该书总的缺点是缺乏俄国生活中的例子。在许许多多问题上（例如中世纪的生产组织、机器生产和铁路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长、危机和辛迪加、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区别等等问题），从我国经济学著作中举出这样的例子，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对初学的人来说，由于缺少他们所熟悉的例子，就很难领会这门学科。我们认为，弥补上述缺陷，仅仅会使该书的篇幅略有增加，而不会影响该书的广泛传播。从各方面说来，我们都十分希望该书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载于1898年4月《世间》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5—43页注释：[1]历史学派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代表人物是威·格·弗·罗雪尔、布·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克尼斯。这一学派是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的产物，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历史学派反对用抽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否认有普遍适用的一般的经济规律，而提出所谓历史方法，即搜集大量的经济历史资料，特别是各民族古代的历史材料，进行表面的描述，企图建立有民族和历史特点的国民经济学。它也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由国家干涉经济生活，实行保护贸易，使国家机器进一步服从于资产阶级利益。历史学派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演变为新历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约·布伦坦诺和威·桑巴特。新历史学派除了象旧历史学派一样主张所谓历史方法外，还特别强调心理因素、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因此又称历史伦理学派。新历史学派鼓吹可以通过社会改良政策消除劳资矛盾，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宣扬者多为大学教授，故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3。[2]指以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2—296页）一书中批判了这个“学派”的观点。——4。[3]《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4。[4]隶农（拉丁文colonus）指罗马奴隶制社会后期向大土地所有者租种小块土地的佃耕者。隶农最初出现于约公元前1世纪共和国末期，以后逐渐增多。公元3—4世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无利可图，大庄园主遂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佃农，包括原来的奴隶。早期隶农是自由佃农。从公元2世纪起，隶农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事实上已附着于土地，大土地所有者可以把他们连同土地一起出售或转让。他们要以收获物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交纳地租，并且服若干天的工役。到4—5世纪，罗马帝国进一步用法律形式把隶农固定在土地上，隶农在婚姻、继承、迁徙等方面的权利均受限制，并在行政上归土地所有者管辖。这种隶农已经不是奴隶，但也不是自由人，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先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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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1898年8月下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卡雷舍夫教授在统计学方面的新功绩）[5]（1898年8月下旬）俄国广大读者对我国工厂统计及从中得出的最主要结论都感到极大的兴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问题是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联系着的。可是，很遗憾，我国工厂统计的编制工作根本不能适应大家对这种资料的普遍需要。我国这一经济统计部门的现状，实在令人痛心；恐怕更令人痛心的是，编写经济统计的人对自己所整理的数字性质如何，这些数字对于作出某些结论是否可靠和是否有用，往往无知得惊人。对于卡雷舍夫先生的近作正好应该作这样的评论。卡雷舍夫先生这一著作先在《莫斯科农学院通报》（第4年卷第1册）上发表，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用了一个堂而皇之的书名：《俄国国民经济资料。（一）90年代中期的我国工厂工业》（1898年莫斯科版）。卡雷舍夫先生试图在他的著作中根据工商业司的最新出版物［注：《工厂索引。俄国工厂工业。财政部工商业司编》1897年圣彼得堡版。导言63页＋序言VI页＋正文1047页。］作出关于我国工厂工业的结论。我们打算详细分析一下卡雷舍夫先生的结论，特别是他所采用的方法。我们认为，这种分析的作用不仅在于确定某某教授先生是怎样整理材料的（谈这个问题，只要写几行评语就够了），而且在于确定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可靠程度，这些资料对于哪些结论有用，对于哪些结论没有用，我国工厂统计最主要的需要是什么，以及研究工厂统计的人的任务是什么。从这个书名可以看出，卡雷舍夫先生利用的资料来源有1894—1895年度的帝国工厂索引。出版所有工厂（即比较大的工业企业，至于哪些企业算大的，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的完整的表册，在我国著作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奥尔洛夫先生和布达戈夫先生从1881年起就在编制《工厂一览表》，该书最近一版（第3版）于1894年出版。更早以前，远在1869年《财政部年鉴》第1编工业统计公报的附注中就已经刊印了工厂一览表。所有这些书的材料来源，是各厂主依法每年应向财政部呈报的报表。工商业司的新书与这类旧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资料较多，但是也有旧书所没有的重大缺点，所以把它作为工厂统计材料来加以利用就极感困难。《索引》的序言恰巧指出了过去这种统计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从而明确指出这一本书的目的，不仅能当参考书用，而且能当统计材料用。但是作为一本统计书来讲，《索引》的缺陷却在于根本没有任何归纳的总计数字。但愿这本没有总计数字的统计书是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至于对一本参考书来说，由数字堆砌成的大量原始材料则是一堆赘物。《索引》的序言尖锐地批评了以前厂主向财政部呈报的报表，指出这些报表“年年重复那些混乱的材料，使人甚至不能明确地得出产品的数量。然而，有关生产的尽可能完整而可靠的资料却是迫切需要的”（第1页）。当然，我们决不会替已经完全过时的、在结构上和性质上纯属改革以前的我国工厂的旧统计制度辩护。但是，很遗憾，工厂统计状况至今几乎仍无任何改进。根据刚刚出版的这一大本《索引》，我们还不能说，这个一致公认的毫不中用的旧制度有了什么重大改变。报表“使人甚至不能明确地得出产品的数量……”的确，最新的《索引》也完全没有提供关于商品数量的任何材料，但是，奥尔洛夫先生的《一览表》却提供了许多工厂的这种材料，对于某些生产部门甚至提供了几乎全部工厂的这种材料，因此，在总计统计表中也就有了产品数量的材料（制革业、酿酒业、制砖业、碾米业、面粉业、制蜡业、油脂业、制麻业、啤酒业）。而《一览表》的材料恰巧是根据这些旧的报表编制的。《索引》中没有任何关于使用机器的统计材料，而《一览表》却提供了某些生产部门的这类材料。《序言》这样描述了我国工厂统计中所发生的变化：从前厂主“按照简单而不够明确的纲要”通过警察局呈报材料，而又不经任何人的审核。“材料是有了，但根据这些材料作不出任何比较确切的结论。”（第1页）现在，制定了详尽得多的新纲要，而工厂统计材料的收集和审核已由工厂视察员来负责了。初看起来现在我们一定会有真正象样的资料了，因为纲要正确，审核资料有保证，这两个搞好统计的最重要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直到现在仍然象以前一样混乱不堪。尽管从统计方法学来说要求把收集资料所遵循的纲要加以公布，然而在《索引》的《序言》中我们却看不到附有说明的详细纲要。从下面对于《索引》的材料所作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工厂统计的一些基本的纲要问题仍旧模糊不清。至于材料审核的问题，请看赫尔松省实际做审核工作的工厂视察长米库林先生的评论（他出过一本书，该书整理了按照新的制度收集的赫尔松省的材料）。“要把工业企业主所呈报的报表中的全部数字材料核实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和其他同类企业的材料，或者和视察企业时所得到的资料进行比较，发现答案显然不一致的时候，才会将这些报表退回订正。总之，每一企业登记在表册上的数字材料是否准确都由呈报人负责。”（《赫尔松省工厂工业和手工工业》1897年敖德萨版，序言。黑体是我们用的）由此可见，材料的准确性仍旧由厂主本人负责。工厂的视察人员不仅不可能审核全部材料，甚至保证不了材料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索引》及其材料的全部缺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列举出来。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完全没有总计数字（而私人编制的《一览表》却有总计数字，并且每出一版都有增补）。卡雷舍夫先生在另外两人的帮助下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心愿，希望哪怕是部分地弥补一下这个缺陷，根据《索引》计算出我国工厂工业的总计数字。这是一件很有益处的事情，假使……假使卡雷舍夫先生首先把他所算出的哪怕是某些总计数字全部列举出来，其次，假使他能毫不客气地以批判态度来对待资料，那大家就会感激他办到了这件好事。但是，卡雷舍夫先生对资料漫不经心，也没有在统计上加以比较“仔细的”整理［注：与《俄罗斯新闻》[6]（1898年第144号）评论家的意见相反。看来，这位评论家没有能力批评卡雷舍夫先生的结论，就象卡雷舍夫先生没有能力批评《索引》的数字一样。］，就匆忙地作了“结论”，从而很自然地犯了一系列极其可笑的错误。我们先从工业统计的第一个问题，即基本问题谈起：究竟哪些企业应该算作“工厂”？卡雷舍夫先生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想必以为“工厂”是一种早就明确的东西。他在谈到《索引》时，用一种勇敢得不得了的口吻断定，这本书与以前的书不同，它不只是登记大工厂，而是把所有的工厂都登记了。这种被作者重复了两次（第23页和第34页）的论断根本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恰恰相反，《索引》和过去工厂统计方面的书比起来，只是登记了一些比较大的企业。现在让我们来说明一下卡雷舍夫先生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不过不妨先举出一个史实。在80年代前半期，我国工厂统计根本没有任何定义和条例把工厂的概念限定为比较大的工业企业。“工厂”统计包括各种各样的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这自然在统计资料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因为靠当时的人力和方法（就是说没有正确的工业调查）把所有这些企业全部登记下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有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把成百成千最小的企业计算在内，而另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则只是把比较大的“工厂”计算在内。因此，很自然，60年代首批试图科学地整理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人员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且竭尽全力把多少具有可靠统计资料的生产部门同根本没有可靠统计资料的生产部门分开，把一些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统计资料的大企业同一些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统计资料的小企业分开。布申［注：《财政部年鉴》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1编。］、博克［注：《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72年圣彼得堡版第2部第6编。欧俄工厂工业统计材料，由伊·博克主编。］和季米里亚捷夫［注：《欧俄工厂工业主要部门统计图表（附厂名清册）》1869年、1870年和1873年圣彼得堡版。共3编。］曾经就所有这些问题作了非常宝贵的示范，如果编制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人员严格遵循这些示范，并且加以发展，我们现在也许会有很象样的统计资料。然而，实际上人们对于这些示范置若罔闻，工厂统计依然混乱如昔。从1889年起工商业司开始出版《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1885年和以后各年）。这本书前进了一小步，它没有把生产总额不足1000卢布的小企业计算在内。显然，这个标准还是太低，太不精确，因为要想通过警察局收集材料，把生产总额超过1000卢布的全部工业企业完全登记下来是可笑的。仍旧象从前一样，有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把生产总额在2000—5000卢布的大量小企业统计在内，而另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却把它们略去不计。我们在下面将举出这样的例子。最后，我国新的工厂统计制度采用了完全是另一种标志来确定“工厂”的概念。“拥有工人不少于15人或工人虽不足15人，但有蒸汽锅炉、蒸汽机或其他动力机械和机器，或者有工厂设施的”“所有工业企业”［注：科别利亚茨基1895年6月7日的通告（《工厂视察机关官员……手册》1897年圣彼得堡第4版第35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在《索引》的《序言》中并没有转载这个通告，卡雷舍夫先生在整理《索引》中的材料时并不想弄清楚《索引》对“工厂”这一名词的理解！！］（受工厂视察机关“管理”的企业）都应该登记。我们应该详细谈一谈这个定义（我们已经用黑体标出了这个定义中特别模糊的地方），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确定的“工厂”概念，在我国工厂统计中完全是一种新的提法，因为在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试图以一定数量的工人或者有蒸汽发动机等等设备的企业来确定“工厂”的概念。一般地讲，严格限定“工厂”这一概念是绝对必要的，但遗憾的是现在引用的这个定义非常不确切，非常模糊。这个定义指出了“工厂”统计应该予以登记的企业的下列标志：（1）企业受工厂视察机关的管辖。看来国家所属的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采矿厂等是不在此例的。但是《索引》把很多国家的和政府的工厂也都统计在内（见字母顺序表册第1—2页），我们不知道，是否所有省份的这些工厂都登记了，是否有关这些工厂的资料都经过工厂视察机关的审核等等。总之，必须指出，在我国工厂统计还没有摆脱管辖各种不同工业企业的各种不同“主管机关”的束缚以前，工厂统计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各主管机关的管辖范围不清，时常变动，即使各主管机关采取同一纲要，其做法也始终会各不相间。要把这件工作安排得合理，所有工业企业的全部资料必须由一个严格遵守用同一方法收集和整理材料的纯粹统计机关集中掌握。在还没有这样做以前，就必须非常慎重地对待包括或者不包括（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省份）“其他主管机关”所属企业在内的工厂统计材料。例如，我国工厂统计早就不把采矿厂包括在内了，而奥尔洛夫却在新出版的《一览表》中把不少采矿厂（几乎全部钢轨生产，维亚特卡省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等）计算在内，《索引》没有计算这些采矿厂，但是它把其他一些省份的“工厂”统计从前不计算在内的采矿厂（例如伊丽莎白波尔省的西门子炼铜厂，第330页）登记下来了。《索引》的《序言》在第8部分指出了制铁、熔铁、铸铁和铸铜等生产部门（第III页），但是根本没有指出怎样把采矿厂和工商业司“所辖的”工厂区分开来。（2）应该登记的只是工业企业。这个标志其实并不是一看就那么明显，因为要把手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分开，就要编制适合于每一生产部门的详尽的条例。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很多由于缺乏这种条例而引起混乱的例子。（3）企业中的工人应不少于15人。是只计算企业内的工人，还是连企业外的工人也计算在内，这一点不清楚；怎样区分这两种工人（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是否应计算辅助工人等等问题也没有讲清楚。米库林先生在上面提到的书中举出了由于没搞清楚这些问题而产生混乱的例子。《索引》举出了不少只有厂外工人的企业。显然，靠现行收集材料的制度，企图把所有这类企业（即所有分配活计的商店和所谓的手工业中的订货人等等）都包罗在内，只能使人发笑，而有关某些省份和某些生产部门的零星材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只会造成混乱。（4）凡是有蒸汽锅炉或蒸汽机的企业都算作“工厂”。这个标志最确切，选得也最恰当，因为蒸汽的运用的确是大机器工业发展的标志。（5）凡是有“其他的”（非蒸汽的）“动力机械”设备的企业都算作“工厂”。这个标志非常不确切，也太广泛，根据这个标志，凡是有水力、马力、风力、甚至脚踏动力设备的企业都可以算作工厂。既然根本办不到把所有这类企业全部登记下来，混乱也就势在难免，下面就有这方面的例子。（6）凡是有“工厂设施”的都算作“工厂”。最后这个绝对不确切而且模糊不清的标志，使前面那些标志失去意义，并使统计材料必然混乱和无法比较。在不同的省份对于这个定义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且这能称之为定义吗？凡是有工厂设施的企业都称为工厂……这就是我国新的工厂统计制度的最新发现。这种统计非常不能令人满意，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我们从《索引》的各个部分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个别省份和个别生产部门是怎样把那些会给工厂统计造成混乱的最小企业登记下来的，因为把所有这一类企业一一列举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来看看第1部分：“棉花加工”。在第10—11页上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省农村里有5个“工厂”靠替别人染棉纱和麻布挣钱（原文如此！）。这里没有生产总额，而只是指出了染费收入由10（？）—600卢布，工人人数是0（不知道这是指没有工人人数的资料呢，还是指没有雇佣工人）—3人。没有任何发动机。这是农民染坊，是最简陋的手工业企业，一个省偶然把这类企业登记了，其他省份显然把它们略去了。在第2部分（羊毛加工），我们在同一个弗拉基米尔省发现一些手工“工厂”，专门替别人弹羊毛，每年收入12—48卢布，有工人0—1名。在第3部分（第2517号）有一个农村手工丝织厂，有工人3名，生产额660卢布。在第4部分（亚麻加工）第141页上，又是那个弗拉基米尔省有一些农村手工染坊，有工人0—3名，麻布加工收入是150—550卢布。第5部分，在彼尔姆省有1个手工编席“工厂”，工人6名，生产额921卢布（第3936号）。在其他省份（例如科斯特罗马省），这类企业当然也不少，但是没有算作工厂。第6部分有1个印刷厂，工人1名，生产额300卢布（第4167号）；其他一些省份只统计了大印刷厂，还有一些省份则根本没有统计印刷厂。第7部分有1个锯木“工厂”，工人3名，木板加工收入100卢布（第6274号）。在第8部分有1个手工五金加工工厂，工人3名，生产额575卢布（第8962号）。在第9部分（矿产品加工）有很多极小的企业，特别是制砖厂，例如有的只有工人1名，生产额48—50卢布等等。在第10部分（畜产品加工）有一些小型制蜡、羊皮和制革等手工业企业，工人0—1—2名，生产额数百卢布（第489、507页及其他各页）。但是在第11部分（食品加工），在榨油业中，特别是面粉业中，纯手工业式的小企业最多。在面粉业中把“工厂”同小企业严格区别开来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做，我国所有的工厂统计方面的出版物都混乱不堪。各省统计委员会秘书第一次代表大会（1870年5月）［注：根据代表大会拟定的关于收集工业资料的条例草案，所有不足10盘磨、不出产上等面粉的磨坊都不算在工厂之内。《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第2部第6编序言第XIII页。］曾试图整顿面粉业工厂的统计，但是枉然，在这以后编制我国工厂统计的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所发表的统计材料毫不中用。例如《索引》把只有1名工人、收入0—52卢布（第587、589页及其他许多页）的风力磨坊和只有1架水车、1名工人、收入34—80卢布（第589页及其他许多页）的水力磨坊等等列为“工厂”。这种“统计”自然极其可笑，因为列举这一类磨坊还可以再加上1册，甚至再加上好几册，即使这样，也算不得一个无所不包的索引。甚至在化学工业这一部分（第12部分）也把小企业统计进去了，例如把有工人1—3名，生产额15—300卢布（第995页及其他各页）的农村树脂作坊也统计在内。使用这种方法，甚至会象有名的《军事统计汇编》在1860年发表的“统计”那样，统计出在欧俄有3086个树脂和焦油“工厂”，其中1450个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工人4202名，生产额156274卢布，即平均每个“工厂”的工人不到3人，生产额100卢布略多一点）。《索引》这一部分中偏偏好象故意漏掉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统计数字，大概是该省农民现在不炼制树脂和焦油了吧！必须指出，上面我们所举出的所有例子中，都登记了一些不符合1895年6月7日通告规定的企业。因此这些企业登记下来纯粹是偶然的：有一些省份（可能甚至有一些县份）把这些企业统计在内，而大多数省份把它们略去了。过去的统计（自1885年开始）都因为这类企业生产额不足1000卢布而没有统计在内。卡雷舍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清楚工厂统计中的这个基本问题，却不客气地根据自己计算的数字作出“结论”。第一个结论是俄国的工厂在减少。（第4页及其他各页）卡雷舍夫先生得出这个结论的办法很简单：从工商业司1885年统计资料的欧俄工厂数中（17014）减去《索引》的欧俄工厂数（14578）。工厂减少了14.3％，教授先生甚至连百分数也算出来了，却没有因为1885年的统计材料中没有包括缴纳消费税的工厂而感到不安；他仅仅指出，如果把缴纳消费税的企业加进去，工厂数目就会“减少”得更多。于是作者就着手探讨俄国哪一部分地区“企业减少的过程”（第5页）进行得“较快”。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减少的过程，俄国的工厂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卡雷舍夫先生杜撰的这个结论，是由于博学的教授把根本不能相比的材料作了比较。［注：1889年卡雷舍夫先生从省长大人们的奏折中选择了1885年的材料（《法学通报》[7]第9期），其中包括成千上万个极小的磨坊、油坊、制砖厂、陶器厂、制革厂、羊皮厂和其他手工业企业，并确定了欧俄的“工厂”有62801个！奇怪的是他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数字算出现在工厂“减少”的百分比。］这些材料不能比较并不是因为1885年没有关于缴纳消费税的工厂的统计材料。卡雷舍夫先生可以从我们已经引用过的《一览表》（这是奥尔洛夫根据工商业司的公报编制的）中得到那些包括缴纳消费税的工厂的数字材料，从而确定欧俄的“工厂”在1879年有27986个，在1884年有27235个，在1890年有21124个，到1894—1895年度“减少”得最厉害（14578个）。糟糕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不适于比较，因为第一，过去和现在的工厂统计方面的书中“工厂”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第二，在某些省份和某些年份，偶然地和杂乱地把一些极小的企业也凑合到“工厂”中去了。要想靠我国统计的现有手段把这些企业完全登记下来是可笑的。卡雷舍夫先生如果下一番功夫来研究《索引》对“工厂”所下的定义，他就会发现，如果要拿这一本书中的工厂数同其他书中的工厂数比较，那就只能选择15个工人和超过15个工人的企业，因为在《索引》中完整地、不受任何限制地按各个省份和各个生产部门登记下来的只有这一类企业。既然这一类企业是比较大的企业，所以在过去的书中登记得也最令人满意。这样保证了相互比较的统计材料标准一致以后，我们再按《一览表》计算一下1879年工人在16人［注：我们以16个工人而不是以15个工人为标准，一方面是因为1890年《一览表》（第3版第X页）就是按16个工人和超过16个工人计算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部的有关说明有时也采用这个标准。（见上引科别利亚茨基的书第14页）］和超过16人的欧俄工厂数，按《索引》计算一下1894—1895年度工人在16人和超过16人的欧俄工厂数，就会得到下面这个值得注意的数字材料：欧俄工厂数出处年份总数工人在16人和超过16人的工厂数工人不足16人的工厂数《一览表》第1版……1879年27986②455123435《一览表》第3版……1890年21124601315111《索引》……………1894－1895年度1457866597919不包括印刷厂6372［注：某些不足的材料大致已经补充了：见《一览表》第695页。］由此可见，这些被认为是标准大体一致、可以对照和比较完整的数字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俄国工厂的数量在增加，而且增加得相当快：在15—16年（1879年—1894/95年度）内从4500个工厂增加到6400个工厂，即增加了40％（1879年和1890年印刷厂都没有计算在工厂以内）。至于拿上述各个年份工人不足16人的企业数来比较，那是很荒谬的，因为所有这些书中“工厂”的定义各不相同，略去小企业的方法也不相同。1879年任何小企业都没有略去；因此在同农业和农民手工业有关的一些生产部门（面粉、榨油、制砖、制革、陶器等）中计入了后来一些书中所没有统计在内的大量小企业。1890年已经把某些小企业（生产总额不足1000卢布的）略去，因此小“工厂”就减少了。最后，1894—1895年度把不足15个工人的大量小企业略去了，结果小“工厂”的数目几乎一下子减少到1890年的一半。1879年和1890年的工厂数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比较，即把生产额不少于2000卢布的企业挑出来。问题在于我们前面引用的《一览表》的总计数字是关于全部已登记的企业的，而《一览表》列入工厂厂名清册中的只是生产额不少于2000卢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数字可以说大致上是适于比较的（尽管根据我国统计的现状，这一类企业永远不可能有完整的清单），然而面粉业是一个例外。这一行业在《一览表》和工商业司的《汇编》中，在不同省份、不同年份的登记都带有偶然性。有些省份只是把蒸汽磨坊算作“工厂”，另一些省份把最大的水力磨坊也归并到“工厂”中去，还有一些省份把数百个风力磨坊统计在内，最后还有一些省份甚至把马力或脚踏磨坊等也计算在内。用生产总额来划线，丝毫也消除不了面粉厂统计中的斋乱，因为在这里面粉的产量代替了生产总额，而一些很小的磨坊的面粉年产量也往往超过2000普特。因此列入工厂统计的磨坊数字由于登记的方法不一致，逐年发生巨大的变化。例如，据《汇编》的统计，1889年、1890年和1891年欧俄分别有5073、5605和5201个磨坊。沃罗涅日省在1889年有87个磨坊，由于偶然把风力磨坊计算在内，到了1890年一下子就增加到285个，1892年增加到483个。顿河州磨坊数从1887年的59个增加到1888年的545个，1890年又增加到976个，到1892年又减少到685个（因为风力磨坊有时计算有时不计算）等等。显然，这些统计材料是不能利用的。因此，我们只能拿蒸汽磨坊来计算，并把其他行业中生产总额在2000卢布以上的企业归并到这里面，结果得出欧俄的工厂数目1879年约有11500个，1890年约有15500个。［注：从《索引》的统计材料中得到有关的数字是不可能的，第一，因为《索引》把生产额在2000卢布和超过2000卢布但工人少于15人的大量小企业撇开没有统计；第二，因为《索引》计算了不纳消费税的生产总额（与过去的统计不同）；第三，因为《索引》有时计算的不是生产总额，而是原料加工费。］结果，我们又看到工厂数目在增加，而不是卡雷舍夫先生所杜撰的那样在减少。卡雷舍夫先生所谓的俄国工厂工业“企业减少的过程”的理论纯粹是无稽之谈，这是由于他对他所整理的资料一无所知。卡雷舍夫先生还在1889年（《法学通报》第9期）就谈到俄国工厂数目的问题，他拿发表在《1884—1885年俄国资料汇集》（1887年圣彼得堡版第39个统计表）上的省长奏折中的毫无用处的数字来同《军事统计汇编》（1871年圣彼得堡版第4卷）中的荒谬数字相比较，后者把几千个最小的手工业企业、几千个烟草种植园（原文如此！见《军事统计汇编》第345页和第414页关于比萨拉比亚省烟“厂”的统计）、几千个农村磨坊和油坊等等都算作了“工厂”。这样，按《军事统计汇编》计算，1866年欧俄共有7万多个“工厂”，这并不惊人。惊人的倒是有人对于刊载的一切数字漫不经心，不加批判就拿来作为计算的根据。［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工厂工人人数的问题上已经指出《军事统计汇编》的材料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见他的《俄国工厂令昔》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336页及以下各页和1898年《世间》[8]第4期），尼·—逊先生和卡雷舍夫先生对他的直接挑战报之以沉默。实际上他们也只能沉默。］这里有必要说几句题外的话。卡雷舍夫先生根据他的工厂减少的理论，推论出现在工业正在集中。不言而喻，我们反驳他的理论，但是决不否认这个结论，因为他只是错误地论证了这个结论罢了。为了证明存在着这种集中的过程，必须把最大的企业划分出来。就拿工人100人和超过100人的企业为例吧。我们拿这类企业的数量、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来同全部企业的统计材料比较一下，就会得出下面这个统计表：见脚注①1879年1890年1894－1895年度工厂数工人数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工厂数工人人数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工厂数工人人数生产总额（单位千卢布）全部“工厂”工人在100人和超过100人的企业279867631521148134211248757641500871145788855551345346123850964362992614316231468585881468655670955233在总数中占的百分数－66.8％54.8％－71.1％57.2％－74％70.8％［注：①同一出处。前面已经指出1879年的某些统计材料大致已经补充了。《一览表》和《索引》的一般统计材料是不能比较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是把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和在生产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数拿出来比较，这些统计材料中的总数比工厂总数的材料可靠得多（下面将会谈到）。大企业的计算是从《俄国资本主义》（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编者注）这一著作中引来的，笔者正准备把这一著作付印。］从上表可以看出，最大企业的数量增加了，它们的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也增加了，在正式登记的“工厂”的全体工人和全部生产总额中占了愈来愈大的比重。也许有人会向我们提出，既然工业集中了，那就是说大企业排挤小企业，小企业数量在减少，因此企业总数也随之减少。但是，第一，这后一个结论指的已经不是“工厂”，而是所有工业企业，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稍微可靠和完整的工业企业统计资料。第二，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讲，本来就不能说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企业的数量总是减少和必然减少，因为在工业集中的同时，农民也在逐渐脱离农业，由于农民半自然经济的解体等等，一个国家落后地区的小工业企业也就会逐渐增多。［注：例如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表明，农村中在改革以后的时期每10年建立的小工业企业愈来愈多。见《彼尔姆边疆区巡礼。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1896年彼尔姆版。[9]］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谈卡雷舍夫先生。他对一些最不可靠的资料（即关于“工厂”数量的资料）却几乎给予了最大的注意。他按照“工厂”的数量把省份加以分类，编制了分类统计图，编制了按各生产部门划分的拥有数量最多的“工厂”的省份的专门统计表（第16—17页）；算出了各省工厂数在工厂总数中所占的大量百分数（第12—15页）。可是卡雷舍夫先生忘记了一个细节，即忘记了提出一个问题：不同省份的工厂数字可以相比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而卡雷舍夫先生的大部分计算、对比和论述只能算是一种幼稚的统计练习。如果教授先生研究了1895年6月7日通告中“工厂”的定义，那他就会很容易地想到，这样不明确的定义在不同的省份是不可能同样地运用的，而如果他能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索引》本身，他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让我们举几个例子。卡雷舍夫先生在第11部分（食品加工；这一类工厂最多）中根据企业数量把沃罗涅日省、维亚特卡省和弗拉基米尔省划分出来（第12页）。但是这3个省所以有大量“工厂”，首先是因为这3个省纯属偶然地把其他省份没有计算的一些小企业都登记下来了。例如沃罗涅日省“工厂”多，只是因为在这里计算了小磨坊（124个磨坊中只有27个蒸汽磨坊；只有1—2—3个水车的水力磨坊也很多，这种磨坊其他省份是不计算的而且也不可能把这些磨坊都算全）和其他省份没有计算的小油坊（大部分用马力发动机）。维亚特卡省116个磨坊中只有3个是蒸汽磨坊，弗拉基米尔省10个风力磨坊和168个油坊，大部分使用风力或马力发动机，或者是使用手工。如果说其他省份企业较少，当然不等于说这些省份没有风力磨坊和小型水力磨坊等，只不过是没有计算罢了。有很多省份（比萨拉比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塔夫利达、赫尔松等省）几乎只计算了蒸汽磨坊，而按第11部分的统计，欧俄面粉业6233个企业中，有2308个是“工厂”。没有弄清统计材料的标准不同，而去谈各省所占的工厂数量，这是荒谬的。我们拿第9部分矿产品加工来看一看。例如，弗拉基米尔省有96个制砖厂，而顿河州只有31个，即相当于前者的三分之一弱。据《一览表》（1890年）的统计则恰巧相反：弗拉基米尔省有16个，而顿河州有61个。据《索引》的统计，弗拉基米尔省96个制砖厂中，只有5个厂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而顿河州31个制砖厂中26个厂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很明显，这不过是由于顿河州不象弗拉基米尔省那样随便把小制砖厂都算作“工厂”而已（弗拉基米尔省的小制砖厂都是一些手工工厂）。卡雷舍夫先生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第14页）。关于第10部分（畜产品加工），卡雷舍夫先生说，几乎所有省份这一类企业的数目都不多，但是“下诺夫哥罗德省有252个工厂，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外”（第14页）。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这个省把其他一些省没有计算的大量小手工业企业都计算在内了（有时把用马力和风力发动机的企业也计算在内）。例如，据《索引》的统计，在这一部分，莫吉廖夫省只有两个工厂；每一个工厂的工人都超过15人。莫吉廖夫省的畜产品加工小厂算起来也可以有几十个，正象1890年《一览表》统计的那样，该省有99个畜产品加工厂。试问，既然对工厂有这样不同的理解，卡雷舍夫先生关于各地“工厂”分布的百分比的计算还有什么意义？为了更清楚地表明各省对于“工厂”这个术语的不同理解，我们举出弗拉基米尔和科斯特罗马这两个毗邻的省份来看一看。根据《索引》的统计，前者有993个“工厂”，后者有165个“工厂”。在前一个省份中，所有生产部门中都有最小的企业，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大企业（只有324个企业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在后一个省份中，小企业就很少（在165个工厂中有112个工厂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当然谁都知道，这一省也尽可以把不少风力磨坊、油坊、小淀粉坊、制砖厂、树脂厂等等统计在内。［注：这里再举一个我国“最新的”工厂统计制度随便确定“工厂”数的例子。根据《索引》的统计，1894—1895年度在赫尔松省有471个工厂（上引卡雷舍夫先生的著作第5页），而在1896年米库林先生却突然算出了1249个“工厂企业”（上引著作第XIII页），其中773个工厂有动力机械，109个工厂没有动力机械，但是工人超过15人。如果“工厂”的概念不明确，这一类剧变永远避免不了。］卡雷舍夫先生不关心他所采用的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已经达到了顶点，他竟拿1894—1895年度各省的“工厂”数（根据《索引》）同1885年各省的工厂数（根据《汇编》）来比较。他煞有介事地议论说，维亚特卡省工厂增加了，彼尔姆省工厂“大大减少了”，弗拉基米尔省工厂有显著的增加等等（第6—7页）。我们这位作者一本正经地作出结论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上述工厂数目减少的过程涉及工业比较发达、发展较早的地区较少，而涉及一些新工业地区的较多。”（第7页）这个结论听起来很“有学问”，可惜完全是无稽之谈。卡雷舍夫先生所使用的完全是一些偶然性的数字。例如根据《汇编》的统计，1885—1890年彼尔姆省的“工厂”数目如下：1001、895、951、846、917和1002，到了1891年突然下降到585。这种剧变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算作“工厂”的磨坊一会儿是469个（1890年），一会儿是229个（1891年）。既然根据《索引》的统计，这个省只有362个工厂，就应该注意到在“工厂”数目中已包括全部66个磨坊。既然弗拉基米尔省的“工厂”数增加了，就应该考虑到《索引》把这个省的小企业也计算进去了。根据《汇编》的统计，维亚特卡省1887—1892年磨坊的数目是1—2—2—30—28—25，而《索引》的计算是116个。总之，卡雷舍夫先生所作的比较只能又一次证明，他完全不善于分析各种不同出处的数字。卡雷舍夫先生举出各个不同部分（各类生产部门）中的工厂数目，并且算出了在工厂总数中各占的百分数，但是仍然没有注意到，在各个不同部分中都计入了不同数量的小企业（例如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中的小企业最少，约占欧俄工厂数的1/3，而畜产品和食品加工工业中小企业占总数的2/3）。显然，他对比的是不同标准的数字，因而算出的这种百分数（第8页）就没有任何意义。总之，在“工厂”数目及其地区分布这个问题上，卡雷舍夫先生表现出完全不了解他所使用的这些材料的性质和可靠程度。我们在从工厂数量转而谈到工人人数的时候，首先应该指出，我国工厂统计中工人的数字要比工厂的数字可靠得多。当然，混乱、遗漏和缩小实际数字这样一些现象在这里也不少。但是在这里，没有统计标准不同的材料，小企业时而计算在工厂内，时而不计算在内的变化无常的现象对工人的总数影响也很小，原因很简单，因为最小的企业的百分数尽管很大，但是这些企业的工人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并不大。我们在上面看到，1894—1895年度在1468个工厂（占总数的10％）中集中了74％的工人。在14578个工厂中，工人人数不足16人的小工厂有7919个，占一半以上，而工人大约只占7％（就算每个工厂平均8人）。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1890年（根据《一览表》）和1894—1895年度相比，工厂的差数很大，而工人的差数并不大，1890年欧俄50个省份中共有875764名工人，而1894—1895年度有885555名工人（我们只计算了企业内的工人）。我们从前者减去《索引》所没有统计在内的24445名制轨工人和3704名制盐工人，从后者减去《一览表》所没有统计在内的16521名印刷工人，结果得出1890年有847615名工人，1894—1895年度有869034名工人，即多了2.5％。显然这个百分数并不能反映出工人人数实际增长的情况，因为1894—1895年度有很多小企业没有计算，但是这两个相差无几的数字表明，关于工人总数的一般统计材料是比较适用的，是比较可靠的。卡雷舍夫先生（我们所说的工人总数，是从他那里取来的）没有确切分析，同过去的统计书籍比较，1894—1895年度究竟计算了哪些生产部门，没有指出《索引》略去了过去算作工厂的许多企业。他一直选用《军事统计汇编》中的荒谬统计材料同过去的材料相比，并且一再重复早已遭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驳斥的似乎工人人数与人口相比正在减少的谬论。（见上面）工人人数的统计材料是比较可靠的，因此这些材料比工厂数目的统计材料理应得到更加仔细的研究。但是卡雷舍夫先生恰巧相反，他甚至没有按工人人数来把工厂加以分类，其实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索引》把工人人数当作工厂的重要标志了。从我们在上面举出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工人集中程度是很高的。卡雷舍夫先生没有按工人人数来进行工厂的分类，而是进行了一些比较简单的计算，即确定了每个工厂的平均工人人数。我们知道，工厂数目的统计材料是非常不可靠，非常偶然的，标准又不相同，所以所有这些计算也就错误百出。卡雷舍夫先生比较了1886年和1894—1895年度每一个工厂的工人平均数，于是推论说“工厂的平均规模在扩大”（第23页和第32—33页），可是他忘了1894—1895年度所计算的只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因此这样比较是不正确的。拿不同省份的每一个工厂的工人平均数来比较是非常可笑的（第26页）；例如，卡雷舍夫先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科斯特罗马省“企业的平均规模比其他省更大”，每个工厂平均有242名工人，而别的省，譬如弗拉基米尔省，每个工厂平均只有125名工人。前面已经说过，这纯粹是由于登记方法不同所造成的，而博学的教授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卡雷舍夫先生忽略了各个不同省份大小企业数量的差异，而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回避这个难题。也就是说，他拿整个欧俄的每个工厂（以及波兰和高加索的每个工厂）的平均工人人数乘每一省的工厂数，把求得的数目分类列入专门图表（第3表）。这原来是多么简单的事啊！既然我们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方法人为地使各个不同省份工厂的“平均”规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又何必按工人人数来进行工厂分类呢？又何必研究各个不同省份大小企业的比较数字呢？既然我们能够“简单地”拿整个欧俄工厂工人的平均数去乘每一省的工厂数，那又何必去研究列入弗拉基米尔省或者科斯特罗马省的工厂数目中的小企业和极小企业是多了还是少了呢？如果用这种方法把偶然被登记的千百个风力磨坊和油坊同大工厂等量齐观，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读者要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说不定就相信了教授先生所杜撰的“统计”！《索引》中除了有企业工人一栏，还有“企业外的”工人统计栏。在这一栏里不仅有接受工厂定货在家做工的工人（卡雷舍夫的书第20页），而且还有辅助工人等。决不能把《索引》中这一类工人的数字（全帝国有66460人）看作是“我国所谓工厂厂外部分迅速发展的标志”（卡雷舍夫的书第20页），因为在我国目前工厂统计制度下，根本谈不到能够多少完整地把这一类工人登记下来。卡雷舍夫先生轻率地说：“全俄国66500人和千百万家庭手工业者比起来数字并不算大。”（同上）这样写首先就要忘记一个事实：这“千百万家庭手工业者”，正象所有的资料所说的那样，即使不是一大半，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替包买主做工的所谓“厂外工人”。只要看一看《索引》中关于那些著名的“家庭”手工业区域的几页资料就可以确信，“厂外工人”的统计完全是偶然的和零星的。例如据《索引》的统计，在第2部分（羊毛加工）中，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城和城郊的维耶兹德纳亚镇的厂外工人只有28人（第89页），而我们从《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5编和第6编）中看出，这些地方有好几百名，甚至有上千名替业主干活的“家庭手工业者”。《索引》根本没有提到谢苗诺夫县的厂外工人人数，而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中却指出，当地制毡和制鞋垫的手工业中替业主干活的“家庭手工业者”有3000多人。根据《索引》统计，图拉省手风琴手工业中，只有1个“工厂”有17名厂外工人（第395页），而《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却统计出，早在1882年就有2000—3000名替手风琴厂主干活的家庭手工业者（第9编）。因此很明显，认为厂外工人有66500名的数字尚属可靠，并据以探讨这些人按省和生产部门的分布情况，就象卡雷舍夫先生所作的那样（他甚至还作了统计表），这简直是可笑的。这些数字的真正意义，根本不在于确定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规模（要确定就非得有完整的工业调查不可，即调查所有把活计分配给家庭劳动者的商店和其他企业或者个人），而在于把企业工人，即严格意义上的工厂工人，同厂外工人区分开来。到目前为止，在统计材料中这两类工人时常混在一起，甚至在1890年的《一览表》中也不止一次地看到这种例子。现在《索引》第一次试图消除这种现象。卡雷舍夫先生对《索引》中关于工厂年生产量的数字的研究，是最令人满意的，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终于在这里根据工厂的生产量进行工厂分类，而不是根据一般的“平均数”。诚然，作者还是不能彻底摆脱“平均数”（平均每一个工厂的生产量），甚至拿1894—1895年度的平均数同1885年的平均数来比较，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在这里指出，由于前述小企业的作用小这个原因，工厂年生产量的一般统计数字要比工厂数目的一般统计数字可靠得多。例如据《索引》的统计，欧俄生产额超过100万卢布的工厂一共有245个，占1.9％，但是这些工厂的产量占欧俄全部工厂年总产量的45.6％（卡雷舍夫的书第38页），而生产额不到5000卢布的工厂占全部工厂的30.8％，但是它们的产量只占总产量的0.6％，这个百分数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必须附带指出，卡雷舍夫先生在计算这些数字的时候，忽略了生产总额（＝产品价值）同原料加工费之间的区别。在我国工厂统计方面《索引》首次作出了这种相当重要的区分。［注：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保证足以肯定《索引》是严格而彻底地进行了这种区分的，即只有真正出售自己产品的工厂才呈报产品价值，而只有给别人的材料加工的工厂才呈报原料加工费。也可能有这种情况，例如在面粉业中（这一行业更经常会碰到上面所提到的不同情况），厂主有时呈报这种，有时呈报那种，完全是偶然的。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显然这两种不同的量是不能比较的，应该把它们区别开。卡雷舍夫先生并没有这样做，可以认为，小企业年生产量的百分数这样低，部分是由于把那些未指明产品价值，只指明产品加工费的企业包括在内了。我们在下面举出卡雷舍夫先生由于忽视了这种情况而犯的一个错误。由于《索引》区分了加工费同产品价值，由于它没有把消费税总额包括在生产价格内，就使得《索引》的数字不能同过去的统计书籍中的数字相比。根据《索引》的统计，欧俄全部工厂的生产额为134500万卢布，而根据《一览表》的统计，1890年的生产额为150100万卢布，如果从后一个数字中减去消费税总额（仅酿酒业就有将近25000万卢布），前一个数字就显得大得多了。《一览表》（第2和第3版）是根据工厂的年产量进行工厂分类的（没有指出每一类在总产量中占的比重），但是由于前述登记的方法和确定年产量的方法不同，工厂的这种划分是不能同《索引》的资料相比的。我们还必须研究卡雷舍夫先生的另一个错误论断。卡雷舍夫先生引证了各省工厂年生产总额的统计材料，情不自禁地马上拿它们同1885—1891年统计材料，即同《汇编》的统计材料比较。在后一类材料中没有关于缴纳消费税的行业的材料，因此卡雷舍夫先生就一心去找1894—1895年度产品总额少于以往各年的省份。这样的省份有8个（第39—40页），根据这一点，卡雷舍夫先生就断定“工业最落后的”省份中有“工业倒退现象”，断定这种情况“表明小企业在与大企业竞争时处境困难”等等。如果……如果卡雷舍夫先生的这些论断不是完全不可信的，那也许是非常深奥的。卡雷舍夫先生在这里没有注意到他所比较的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和标准不同的统计材料。我们现在就指出，卡雷舍夫先生提到的每一个省份的统计材料都是不能相比的。［注：我们在这里所引的不是《汇编》，而是《一览表》中1890年的统计材料，从中减去了缴纳消费税的行业。除去了这些行业，《一览表》的统计材料几乎同《汇编》的统计材料没有差别，因为它们都是根据工商业司的公报。要揭露卡雷舍夫先生的错误，我们不仅需要每个行业的详细统计材料，而且还需要每个工厂的详细统计材料。］1890年彼尔姆省的产品总额是2030万卢布（《一览表》），1894—1895年度的产品总额是1310万卢布；其中面粉业在1890年是1270万卢布（469个磨坊！），1894—1895年度是490万卢布（66个磨坊）。由此可见，表面上的“减少”纯粹是因为磨坊的数目偶然登记得不同而造成的。例如蒸汽磨坊在1890年和1891年有4个，而1894—1895年度增加到6个。这同样也说明了辛比尔斯克省产品“减少”的原因（1890年有230个磨坊，产品总额是480万卢布；1894—1895年度有27个磨坊，产品总额是170万卢布；蒸汽磨坊数各为10个和13个）。维亚特卡省产品总额在1890年是840万卢布，在1894—1895年度是670万卢布，即减少了170万卢布。然而1890年在这里计算了沃特金斯克采矿厂和伊热夫斯克采矿厂，这两个厂的生产额加在一起恰巧是170万卢布；1894—1895年度这两个厂因“直属”矿业司而没有统计在内。1890年阿斯特拉罕省的生产额为250万卢布，1894—1895年度为210万卢布。但是1890年的统计中包括盐业生产（346000卢布），而在1894—1895年度这一类工厂因归入“采矿厂”而没有统计。普斯科夫省1890年的生产总额是270万卢布，1894—1895年度是230万卢布；然而1890年算上了45个亚麻打麻企业，生产总额120万卢布，而1894—1895年度只统计了4个亚麻纺织企业，生产总额248000卢布。显然普斯科夫省的亚麻生产企业仍旧存在，只不过是没有列入表册而已（可能是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工人人数少于15人的手工业企业）。虽然比萨拉比亚省1890年和1894—1895年度面粉磨坊的数量相同，都是97个，但登记的方法却不同；据1890年的统计磨出面粉430万普特（＝430万卢布），而1894—1895年度大多数磨坊所报的都只是磨费，因而产品总额（180万卢布）是不能同1890年的统计数字相比的。下面两个例子正好说明了这种不同。列文宗的两个磨坊，1890年报的生产额是335000卢布（《一览表》第424页），而1894—1895年度磨费只是69000卢布（《索引》第14231—14232号）。相反，什瓦尔茨别尔格的一个磨坊，1890年报的产品价值是125000卢布（《一览表》第425页），而1894—1895年度是175000卢布（《索引》第14214号）；1894—1895年度面粉工业的生产总额中140万卢布是产品价值，40万卢布是磨费。维捷布斯克省也是一样：1890年有241个磨坊，生产总额是360万卢布；1894—1895年度有82个磨坊，生产总额是12万卢布，而且大多数磨坊报的只是磨费（蒸汽磨坊在1890年是37个，1891年51个，1894—1895年度64个），因此12万卢布中有一大半不是产品价值，而是磨费。最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卡雷舍夫先生发现的“工业倒退现象”纯粹是他计算中奇怪的错误造成的：实际上据《索引》的统计，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工厂生产总额不是象卡雷舍夫先生两次所指出的130万卢布（第40页和第39页；而1885—1891年是320万卢布），而是690万卢布，其中650万卢布是18个锯木工厂的。（《索引》第247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卡雷舍夫先生对他研究的材料是漫不经心的，而且缺乏批判，因此他就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至于卡雷舍夫先生和他的助手共同计算的《索引》的统计数字，应该说，由于卡雷舍夫先生没有把总计数字，即按各省和各生产部门分类的工厂、工人和生产总额的数字加以公布而大大失去了它的统计价值（虽然他想必是作了这些统计，但是如果把这些数字完全公布出来，那么一方面可供审核，另一方面则会给使用《索引》的人很大的方便）。由此可见，对资料的单纯计算非常片面，不完全，不系统，而卡雷舍夫先生匆匆忙忙作出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可以作为运用数字不当的例子。现在再转到上面提出的我国工厂统计的现状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说明，既然“迫切需要”“关于各个生产部门的完整而可靠的统计材料”（《索引》的《序言》中是这样写的，这一点不能不同意），那么，要获得这样的统计材料就必须要有正常的工业调查，把所有一切工业作坊、企业和工种都登记下来，并且要定期进行。假如1897年1月28日关于居民职业的第一次全民调查材料[10]是令人满意的，并且是经过仔细研究的，那么这些材料将大大有利于进行工业调查。只要这样的调查还没有进行，也就只能是登记一些大的工业企业。目前收集和研究这一类大企业（现在大家都把它叫作“工厂”）的统计材料的制度应该说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个缺点是各个“主管机关”把工厂统计分散了，没有一个专门的、纯粹做统计工作的机关来集中收集、审核和研究关于一切工厂的所有资料。要研究俄国目前的工厂统计材料，你会感到好象是处在各个“主管机关”（它们各有一套特殊的登记方法和手段）的交叉管辖范围以内。有时甚至会发生在一个工厂内部划分管辖范围的情况，以致工厂的某一部门（例如铸铁部门）属于矿业司管辖，而另一部门（例如铁制品生产部门）则属于工商业司管辖。显然，这种情况会给利用这些材料的人带来很大困难，会使那些不太注意这个复杂问题的研究人员犯错误（而且已经犯错误了）。特别是关于审核材料的问题，应该说，工厂视察机关当然永远不可能审核出所有厂主呈报的全部材料是否属实。在现行制度下（材料的收集，不是通过专门的机关来调查，而是通过向厂主发调查表），主要应该注意这样一点：中央统计机关应同所有的厂主保持直接联系，经常监督材料的一致性，注意材料的完整性和向所有多少有些作用的工业中心发调查表，以防止偶然地把标准不一致的材料列入统计，防止对纲要作不同的运用和解释。现行制度的第二个基本缺点在于根本没有制定收集材料的纲要。如果这个纲要是坐在办公室里搞出来的，没有经过专家评定，没有在报刊上展开全面的讨论（这一点特别重要），材料永远也不会那么完整和一致。譬如我们已经看到，现在甚至象什么是“工厂”这样一个基本的纲要问题也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在缺少工业调查的情况下，在从企业主本人手中收集资料的制度下（通过警察局和工厂视察机关等），“工厂”的概念必须要有绝对明确的规定，并且只应以大企业为限，以期各地一律无遗漏地予以登记。目前“工厂企业”这一概念的基本因素看来定得相当适宜：（1）企业中的工人不少于15人（还应该研究区别辅助工人同真正的工厂工人的问题和确定全年平均工人人数的问题等等），（2）有蒸汽发动机（哪怕工人人数较少也可）。遗憾的是除了这些以外，又加上了其他一些十分模糊的标志，然而要扩大这个定义是必须特别谨慎的。譬如，如果不要把有水力发动机的较大企业漏掉，那就应该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类企业哪些应该登记（以发动机不少于多少马力，或者工人不少于多少人为标准）。如果认为某些生产部门的较小企业必须加以统计，那就应该十分明确地把这些生产部门一一列举出来，并指出“工厂企业”这一概念的其他一些明显标志。应该特别注意“工厂”企业同“手工业”企业或“农业”企业（制毡、制砖、制革、面粉、榨油及其他等等）混合在一起的那些生产部门。我们认为刚才指出的“工厂”概念中的这两个标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加以扩大，因为在现行收集材料的制度下，甚至连这种比较大的企业也未必能够毫无遗漏地登记下来。这个制度的改革可以是局部的和非本质的改变，也可以是实施全面的工业调查。至于谈到材料的范围问题，即向企业主提出问题的数量的时候，还必须划清工业调查同现行统计的根本区别。只有进行工业调查才有可能也有必要争取材料的完整（关于企业的历史问题，企业同附近其他企业以及同附近居民的关系问题，商业方面的问题，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问题，产品的数量和品种问题，工资、工作日、换班、夜班和加班等等问题）。而作现行统计则必须非常慎重，因为比较可靠的、完整的和一致的材料即使少一些，也比大量片断的、可疑的和无法比较的材料要好一些。当然还必须增加使用机器的问题和产品数量的问题。我们说我国工厂统计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材料不值得注意和不值得研究。完全相反，我们详细研究了现行统计制度中的缺点，为的是着重指出对这些统计材料必须特别仔细地研究。研究的主要和基本的目的应该是分清莠草和小麦，分清哪些是比较有用的材料，哪些是无用的材料。我们已经看到，卡雷舍夫先生和其他许多人的主要错误，正是没有分清良莠。“工厂”的统计数字是最不可靠的，不事先加以仔细整理（把比较大的企业分出来等等），无论如何是不能用的。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的总计数字要可靠得多（然而必须严格区别，是哪些生产部门，是怎样统计的，是怎样确定生产总额的等等）。如果需要更加详尽的总计数字，那么就可能发现一些材料是无法比较的，使用它们就会导致错误。民粹派所热心散布的俄国工厂减少和工厂工人减少（与人口相比）的谬论之所以产生，也只能以忽视了所有这些情况来作解释。谈到材料的研究，那就绝对必须以每一工厂的材料，即卡片材料作研究的基础。这些卡片首先应该按地区单位来加以分类。以省为单位太大。工业分布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它要求按照城市、郊区、乡镇或形成工业中心或工业区的乡镇来分类。其次必须按生产部门分类。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我国最新的工厂统计制度带来了不适宜的变化，它断然抛弃了自60年代以来（和更早以前）就实施的旧的生产部门分类法。《索引》按照新制度把生产部门分为12部分；如果只是按照各部分收集材料，每一部分的范围就会过广而把一些性质不同的生产部门混在一起（如把呢绒和制毡，锯木和家具，造纸和印刷，铸铁和首饰，制砖和瓷器，制革和制蜡，榨油和炼糖，啤酒和烟草等等混在一起）。如果把所有这些部分详细地划分为各个生产部门，那么分类就会过细，数量将在300种以上（见上引米库林的著作）！按旧制度分为10个部分，约100个生产部门（按1890年《一览表》统计有91个），在我们看来，这种分类比较成功。其次，工厂必须按工人人数、发动机种类和生产量来分类。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为了研究工业的现状和发展，为了分清现有资料中比较有用的和无用的材料，这样分类也是特别需要的。目前我国工厂统计的出版物中最根本的缺点就在于没有这样分类（这在按地区分类和生产部门分类中是必要的），这些书只是确定了一些常常引起严重错误的完全虚构的“平均数”。最后，按照所有这些标志分类，不应该只是确定每一类（和每一小类）的企业数，而同时应该算出每一类中各企业的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既包括使用蒸汽机的企业，也包括手工业企业等等。换句话说，除了分类统计表，还必须有综合统计表。如果以为这种研究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劳动，那就错了。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局经费和人员都很少，却完成了每一个县的复杂得多的工作；它们整理了2万、3万或4万单张的卡片（全俄国比较大的“工厂”企业大概也不过15000—16000个）；而且每一张卡片的内容也极为广泛：在地方自治机关统计汇编中直栏就有好几百行，而在《索引》中还不到20行。尽管这样，出色的地方自治机关统计汇编不仅提供了按不同标志划分的分类统计表，而且提供了具有不同标志的综合统计表。这样研究统计材料，首先会给经济科学提供必要的资料。其次会彻底解决区分比较有用的材料和无用的材料的问题。用这种方法研究统计材料，一下子就会揭示出某些生产部门、省份以及纲要的某些方面的统计材料的偶然性。这样就可能得到比较完整、可靠和标准一致的材料。这样就可能得到今后怎样保证统计材料的质量的宝贵示范。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34页注释：[5]《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卡雷舍夫教授在统计学方面的新功绩）》一文写于1898年8月下旬，载于1898年10月出版的列宁的《经济评论集》。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充分使用了这篇文章的材料和结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7—412、417—428页）。——9。[6]《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2。[7]《法学通报》杂志（《ЮридическийВестник》）是俄国莫斯科法学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867—1892年在莫斯科出版。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和谢·安·穆罗姆采夫等。为杂志撰稿的主要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在政治上主张进行温和的改革。——19。[8]《世间》杂志（《МирБожий》）是俄国文学和科学普及刊物（月刊），189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是维·彼·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费·德·巴秋什科夫，实际领导人是安·伊·波格丹诺维奇，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帕·尼·米留可夫、马·高尔基等。90年代中期，曾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民粹主义作斗争，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1898年刊载过列宁对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评论。1906—1918年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22。[9]列宁对该书的详细评述，见《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35—332页）。——24。[10]1897年1月28日（2月9日）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材料于1897—1905年分编出版。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2版中利用了这些材料。——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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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四卷——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前言本卷收入列宁1898年初至1901年4月的著作33篇。这些著作反映了列宁在被流放期间和期满后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俄国和国际的修正主义、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不懈斗争。19世纪末，俄国工人运动继续蓬勃发展，但普遍存在着分散性和自发倾向。1898年春，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这次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但是，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这时，列宁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正遭流放，党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沙皇政府的镇压使党的组织受到很大打击，党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不久就被破坏，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大批被捕。地方党组织中小组习气浓厚，严重涣散。俄国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90年代中期出现的俄国经济派在党内一时占了优势。经济派推崇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满足于分散状态，醉心于经济斗争，忽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任务，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工人运动中的自发倾向助长了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思潮的发展又加剧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使党进入一个混乱、瓦解、动摇的危机时期。经济派已经成为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建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严重障碍。列宁在流放地十分关注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命运。他继续同民粹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清除他们的影响。同时，特别着重揭露和批判党内的经济主义倾向。本卷收入了一些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所阐述的经济理论问题有关的论战性文章。《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卡雷舍夫教授在统计学方面的新功绩）》一文有力地批驳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热中散布的所谓俄国工厂和工人正在减少的谬论。民粹主义者卡雷舍夫把一些不可比的工厂统计资料加以比较，得出俄国工厂减少的结论。列宁批评了他采取的错误方法，并利用同样的统计资料科学地证明：俄国的工业正在合乎规律地发展着，俄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也在随之增加。分别在《科学评论》和《生活》两杂志上发表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再论实现论问题》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等文章，是为驳斥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歪曲和“批评”而写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批评”马克思的实现论与马克思的基本经济学说相矛盾。司徒卢威把马克思的实现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混为一谈，把抽象的实现论同资本主义产品实现的具体历史条件混为一谈，毫无根据地把马克思的实现论说成产品按比例分配的理论，怀疑它的现实意义。列宁在这几篇文章中捍卫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指出，马克思的实现论的科学价值在于它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马克思根本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得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结论，相反，他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和人民群众的有限消费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的实现论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这不仅没有抹杀，反而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题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的两篇文章，是列宁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土地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的第一部著作。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借批评考茨基《土地问题》一书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原理。他否认农业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适用于农业。列宁在文中维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历史进步作用的思想，驳斥了布尔加柯夫关于小农经济富有生命力的错误观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小生产日益破产，群众贫困化和农业危机不可避免。1899年秋，列宁在流放地先后收到了系统而明确地阐述经济派新观点的《信条》、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和露骨宣扬经济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宣言书》。这些修正主义文献激起了列宁的极大愤慨。他旗帜鲜明地同经济主义这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变种展开了无情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是列宁撰写的以流放地17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声讨经济主义的檄文。《抗议书》批驳经济派的《信条》对西欧和俄国工人运动的错误分析以及由此提出的经济主义纲领，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信条》所表述的经济主义思想体系作坚决的斗争。列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原理，强调“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本卷第152页）。列宁指出，经济派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割裂开来，企图使俄国工人阶级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去进行政治斗争，这就是背弃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列宁阐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的基本原则，强调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俄国工人阶级最主要的任务是争取政治自由、推翻专制制度。《抗议书》在俄国国内和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广为流传，得到各地真正革命者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它不仅打击了俄国的经济派，也打击了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为争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团结起来同经济主义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是一篇批判经济派错误观点的重要文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已经是在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以《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为代表的经济派无视这一事实，反而要求工人运动倒退到工联主义道路上去。他们否认无产阶级推翻专制制度是首要的斗争任务，力图使工人陷于不开展和分散的状态，把工人变成自由派的尾巴。列宁指出，这就是公然号召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后退一步。在揭露经济派把社会主义的概念庸俗化时，列宁指出，经济派排除了革命的方法，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能够得到的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这又是背弃社会民主党人的正确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列宁分析了产生这种倒退倾向的社会根源，并阐明了无产阶级中先进部分和落后部分的关系问题，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这两部分人中进行工作的方针。《论〈宣言书〉》一文剖析了基辅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倾向，驳斥了他们所谓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错误论断。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指出党的任务是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组织并号召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建立一个统一的和巩固的党。在本卷所收的许多著作中，列宁着重论述了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其中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建党计划和步骤等重要方面。《我们的纲领》一文表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本观点。列宁在文中对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作了精辟的论述，阐明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他坚决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不完备和过时了的论调，明确宣布：“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本卷第160和161页）同时，驳斥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拥护者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的无理攻击，强调必须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应用是各不相同的。他写道：“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本卷第161页）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中，列宁对他在9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探讨的党纲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他详细地考察了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认为前者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基础，后者也可资借鉴。他同时指出，仿效和借鉴绝不应该是简单的抄袭，而应当使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在纲领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列宁具体阐述了应该写进党纲原则部分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实践部分必须包括的内容。文中特别阐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指出俄国的农民问题同西欧有重大差别。列宁在本文中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在《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两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了克服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性、把党建成集中统一的组织的任务和计划。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把党统一起来的途径持有各种不同见解。崩得的代表认为只须召开会议，增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并重新出版《工人报》。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南方工人社”的拥护者则主张立即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并重新宣布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列宁认为，只有在同经济主义坚决划清界限的基础上，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进行活动，才能实现党的统一。因此迫切的任务是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全俄政治报。列宁在这两篇文章中根据俄国的独特情况对创办党的机关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作了详细的论证，他指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将成为现代俄国的一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本卷第174页）1900年1月列宁流放期满回到普斯科夫，立即为创办党的机关报、实现他的建党计划积极进行活动。这期间，他撰写了《〈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为了出版秘密的全俄政治报纸，列宁于这年7月前往瑞士，同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商谈。《“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这篇文章反映了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就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问题进行谈判时发生的激烈冲突。只是由于列宁的坚定性和原则性，出版《火星报》的计划才得以实现。《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是列宁为《火星报》创刊号撰写的社论。文中再次阐明了党的任务。列宁总结了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教训，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火星报》第3号刊载的《工人政党和农民》一文专门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列宁预言，如果城市工人和革命农民的斗争汇合成一股洪流，将会极大地加速革命的发展。编入本卷的还有一些抨击沙皇政府的政论性文章，诸如：《打吧，但不要打死》、《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和《客观的统计》三篇《时评》，《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论工业法庭》，《〈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对华战争》，等等。列宁在这些文章中揭露了沙皇警察官僚专制统治的既残暴又虚弱的反动本质，指出沙皇政府是人民的死敌，它的法律是为保护富人的利益而制定的。列宁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人民的权利而斗争，担负起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伟大任务。这些揭露性的政论在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发表在《火星报》创刊号上的《对华战争》是列宁论述有关中国问题的最早一篇文章。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大举进犯，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滥杀中国的无辜老百姓。列宁满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痛斥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和血腥暴行，指出这场战争的实质是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伸向中国，开始瓜分中国。列宁号召一切有觉悟的俄国工人起来反对沙皇政府对中国的掠夺政策，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结束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 |
列宁全集第四卷——凡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列宁全集LIENINGQUANJI第四卷1898—1901年《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凡例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
第六章反军国主义在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第六章反军国主义在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和和国际社会主义一样，至少是和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夺取政权”，也就是说：废除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对无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关系而代之以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统治关系。这首先包括：消灭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政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最低纲领曾专门论及军国主义，并且规定了反对它的专门任务和专门目的，从而廓清了一切原则上反对进行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反对意见。它要求：“实施普通防卫的教育。以人民军代替常备军。和平与战争问题，通过议会决定。用忡裁方式调解一切国际争端。”因而这个纲领对现时和对最近的将来都十分明确地否定了空想主义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并不是反对军国主义，而是反对任何种类的备战活动，它不仅拒绝参加任何由资本主义，由政治上和民族上的反动势力所挑起的战争，而且在原则上拒绝参加任何种类的战争；它不仅和战争进行斗争，并且以一种幻想的方式企图否认战争的一切事实上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如同其它国家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甚至是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在思想上并不是反爱国主义的〈例如，爱尔威〉，也不是反民族的（克鲁泡特金），而按照其阶级斗争性质所得出的结论是：非爱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言而喻和不容争辩地是对内军国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针锋相对的敌人，在殊死斗争中你死我活的敌人，而彻底肃淸军国主义就是它的最重要的任务。迄今德国在执行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上作了些什么呢？在德国创立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努力曾一再遭到有势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世界上没有其它社会民主党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积极地进行反军国主义的斗争。这种说法也不无几分真理。从德意志帝国建成的时候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和在报刊上就曾不断对军国主义，对它的整个本质及其一切的有害影响作过无情的批判，它积累起用以谴责军国主义的庞大材料，并以巨大的顽强力量在一般鼓动工作的范围内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在这方面对于我们的党无需作任何辩护和赞美，事实的本身会说明一切。但对于已经完成的事情还须全面地加以补充。我们并不完全否认，迄今进行的反军国主义斗争是有成就的，这些斗争的形式也适合于它所追求的目的。我们也不争辩，这些斗争形式在将来仍是绝对必要的，极其有用和富有成效的。但文题并不就此完全解决。这里问题也和青年的教育问题有密切关系，因为反军国主义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青年教育问题的一部分。当然，我们的整个鼓动工作是要通过阐释使得人们思想明确，而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人，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本身就是优秀的、甚至最可靠的或者可以说是唯一可靠的反军国主义者。对于我们整个阐释工作的反军国主义方向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我们的整个鼓动工作要依靠谁呢？这在过去和现在，依靠成年的男女工人，是完全有根据和必要的。但我们希望不仅拥有成年的无产阶级，而且也拥有幼小的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青年，因为无产阶级青年的未来就是未来的无产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未来。“谁有了青年，谁就有了未来”。这里可能又有人提出这样的异议：谁有了父母，谁就有了这些父母的儿女，谁也就有了青年！不错，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能竭力将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灌输给他的儿女，教育他们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他就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但是，按照我们的意见，父母的影响，结合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影响，而无产阶级青年就是在这些影响中成长起来的，因为这些因素具有最重要同时又最显而易见的意义，因此党的工作从原则上不能漠视他们，不能不把他们看作有力的鼓动手段和宣传阐释手段。尽管反动势力和资本主义企图狡猾地俘虏这些天真的幼小心灵以便为他们利用，但以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在家庭中进行教育一定能够实现。不过这样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正如详细考査上述思想之后所证明的，我们迄今进行的鼓动工作其缺点正在这里。这种缺点正在扩大，因而迫切需要加以补救。“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教育自已的儿女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但这只能尽力而为。这里首先有一个重大缺憾。有很多人根本不会教育，即便他们有这样的时间和良好的愿望；也有很多社会民主党的无产者，他们即便有最良好的愿望也没有必需的时间；此外，有些人还缺乏进行这种教育的必要知识；而妇女及家庭中的其它成员往往由于在教育方面处于落后状态，全抵销了有阶级觉悟的父亲们的教育影响。如果党要完成它的全部义务，就应处处帮助家庭教育，竭力进行一般的青年教育工作，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进行鼓动，而这祌鼓动还必须具有必要的反军国主义的尖锐锋芒。此外，究竟有多少无产者是真正经过很好的思想教育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经过那样的思想教育以致自己能够向别人阐释社会民主党人对各种根本问题的批判认识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方针目的？有多少无产者在和平时期能够这样甘愿牺牲和孜孜不倦地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作这种顽强的、辛劳的和时刻不停的日常教育工作？不用说那些受到一部分或一半思想教导为数极大的群众，还有这样非常众多的无产者对于社会民主党是完全陌生的。在我们的面前，还有充满极好的无产阶级幼芽的广漠田野，一望无际，我们应该开始进行耕耘培植，决不能等待成年无产阶级的落后部分都已争取过来以后才办。自然，由那些受过思想教育的双亲对青年人进行教育培养工作是要比较容易的，但这绝不排除向无产阶级青年中比较困难的部分进行这种工作的可能性和义务。因此，向青年们进行鼓动的必要性是不容怀疑的。而这种青年鼓动工作按照它的目的在原则上应该使用另一种方法（适应于青年人的另一种生话条件，另一种理解程度，另一种爱好和另一种性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这种鼓动工作应该专门化，应在一般鼓动工作之外给予特殊的地位，而且理应最少在一定范围之内要由专门机构来掌握。我们的鼓动工作，随着它的范围的扩大和党的任务的不断增加，加上决定性战斗的时刻正在临近，已经达到这样广大与分散的程度，以致愈来愈有必要分工。这种分工有些相对的困难，但这是一些我们绝不应轻视的相对的困难。更之，在向青年进行鼓动工作的范围内，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起着一祌特殊的和独有的作用。它应该在那些平素和社会民主党的青年教育工作没有接触的阶层中进行。它应该扩大自已的范围，尽可能包括比一般教育工作更为宽广的范围，包括那些没有进工人教育学校，没有听教导课程和系统演汫，没有经常阅读一般青年读物的这样一部分无产阶级青年。它还必须求助于一些年岁较大的无产阶级青年，他们佳往由于自己年岁较大，对于一般教育比较容易接受。进行这种宣传的基本范围是年龄在17至21岁的这一部分人。这种宣传和一般的教育工作比较起来应具有更加明显的鼓动性质。它必须和这些教育工作在方式上有所不同，最低限度有一部分是如此。这种宣传由于它的十分特别时危险性，最好不要和一般教育工作接合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妨碍一般教育工作，并使其声誉不致遭受损害，另一方面，是为了使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由一些备有专门训练并且熟悉各种陷害诡计的人来领导，从而使这些鼓动工作避免遭到危险。最后，正是由于反军国主义的材料是如此的庞大和分散（人们可以想到例如虐待士兵和军法审判，等等），因而单纯为了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现有可用的材料，也应该进行分工或专门化；其实不但在材料的利用上要如此，而且在搜集、选择和加工整理上也应如此。正如最后这一论据所指出的，反军国主义的鼓动通过这种鼓动工作的专门化在成年人中间还可以获得多种的效果。因此，这是适当的工作时机，从事有益工作的大好时机。在德国，反军国主义的发展迄今所取得的成就是什么，迄今进行反军国主义鼓动的工作方法其情况又如何呢？的确，德国有很大一部分军队已经成为“红色”的了。关于这一点，只须看一下在德国人民当中各个政党的组合情况就够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曾迫使那位著名的帝国同盟的头子冯·李伯特中将去执笔从事写作，写了一本脍炙人口的有趣书籍：“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及其对德国军队队的影响”，这本书由于内容不堪入目，甚至还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叛徒麦撕·罗伦士的嘲笑（罗伦士现在为了获得很好的金钱报酬已抛弃了他过去所崇敬的东西）；这些事实也曾迫使冯·艾赫贺恩将军于1906年秋夭采取为士兵们指定讲授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授课时间的措施［注：参看1906年12月8日的“社会民主党通讯”。］。的确，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德国选民，即德国国民中属于25岁以上的男子，曾在1903年的国会选举中拥护社会民主党；而最少在目前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也是真确的：社会民主党在年青人当中比在年岁较大的人里有更多拥护它的人。不过对于年龄在20到22岁这一部分人，这种百分比的分配情况是否也存在，却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应该明确地了解：一般来说，这些年轻人并不全部是些具有坚定信仰的人；在他们当中的这几种人彼此还有重大区别：一种是在选举时投社会民主党票的人，一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一种是决心甘冒一切个人危险，在军队中进行反军国主义活动的人。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同盟者，在纪律败坏的情况下，受到前面所说过的“心理学”“催眠术”“血的逻辑”的影响，就不能这样说：在军队中约近三分之一的人真正具有这祥的精神和道德品质，以致人们不可能或难以将他们用于一种暴力的、违反宪法的和违反现行法律的、其目的是对付国内敌人、反对工人运动的活动。在动员后备军或预备队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也确实会发生不利于军国主义的事态。“前进报”的一个军界同事在1906年10月时曾经十分正确地指出过：在发生战争情况下征召入伍的后备军和预备队，其人数这时约占军队的五分之四，最少共计有一百万人，这些人从军国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可靠的。当然，在这里我们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同时不能无视于这种情况：军国主义的群众催眠术，或者群众心理学，以及来自军事当局的口令指示，可能使我们这位军事同事的估计要打一个大折扣。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工人运动内部一般宣传所作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专门宣传活动这一领域内，对于将要服兵役的人迄今几乎还没有专门作过什么工作。除了著名的“应服兵役者指南”和党的理事会于1906年夏天所出版的小册子以外，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同类的其它材料。而且这两个著作所载的完全是些适用于服兵役的人的有关法律规定。正确的是，发展是要通过我们的劳动去获得的，不能认为一切可以任其自生自灾。这也是正确的：属于这类的无为主义和宿命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点看来，都是重大的错误和一切鼓动工作的掘墓人。因此进行一般宣传是正确的，而进行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也是正确的。这样，就必须在德国迅速而强有力地展开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工作。值得称赞的是南德意志的“青年近卫军”，它已勇敢地着手进行实际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只是一种平凡的开始，但它将得到而且必须迅速得到鼓励和支持，尽管对于业已开始在德国萌芽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注：参看“自由工人”杂志按月出版的“反军国主义”增刊（这个增刊已刊行若干时日）。］也要设法加以消除。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再问一下：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的工人运动（它也乐于听到人们赞之为新国际的中坚和精说部队）是否应该表现得如此过分的谨慎或轻信，以致在这样的长时期内——直到在德国出现了十二个福美斯事件迫使他们履行这个任务以前，直到它在世界大战和对俄国进行于涉［注：对俄国是否进行干涉无疑是值得怀疑的，但这种可疑性在贝罗伯爵于1906年11月14日在德国国会作了声明之后已不再存在了。］（社会民主党对此应该担负起自已应负的一部分责任〉这些事实（它要竭尽—切力量和斗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紧张局势）的面前自己被判明是力量不足之前——还不执行这个任务呢？难道德国工人阶级在警察对工人的屠杀中，在反军国主义宣传的一定影响下，对此没有得到足够的刺激吗？不管怎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应继续在这种认识之前熟视无睹；（希求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句话也可用来对待军国主义。尽可能早地开始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为的是替无产阶级尽可能从一开始时就减少军国主乂的危险!当然，在德国进行这种宣传所遇到的特别困难并不能成为拖延的根据，反之倒应该成为刺激人们加速进行的原因。现时德国的无产阶级已十分成熟，而总的国内政治局势——德国无产阶级在其压迫下呻吟的政治局势——就更加成熟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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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必要性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第五章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必要性军国主义本身确实包含有许多自我毁灭的和促使其本身崩溃的萌芽；整个资本主义文化当中也确实包含有很多互相相矛盾和互相破坏的因索，例如有不少科学的、艺术的和伦理学的教育工作的倾向是有损于军国主义的。这些因素，例如“辛普洛斯主义”文学的破坏性作用，不能把它低估了。［注：冯·齐柏林少将于1906年12月23日的“十字报”上曾详细地论述过这种危险性。］不错，克伦威尔的历史，法国1789年的历史和德国1806年的历史都教育了我们，军事制度可能从内部霉烂、腐败和崩溃。的确，在一切人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流血冲突中，一种特别的流血心理学曾大显身手，并起到重大作用，这是一种暗示作用，一种血的催眠，或者按照安德烈的说法——一种血的逻辑，可能在一瞬间就使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变化。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触及宣传的必要性问题，而这种宣传本身是属于有机的瓦解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情况适用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其它生存表现，并且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切都应该从如何使鼓动工作获得成功机会来考虑。军国主义的特别危险性，我们已经说明过了。它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就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强盗，它所提出的最后通谍不是“要命就给钱，不给钱就送命”，而是“即要你的钱，又要你的命！”这比强盗的道德观更有过之。军国主义不仅是一种巨大的、潜在的危险，而且也是一种不断变为现实的危险，如果它没有带来直接打击的话。它不仅是经济生活中一个要以人为祭品的火神，文化进步中的吸血鬼，阶级划分的大骗子。它还是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在其中演变的那些方式的秘密或公开的最后调节者，是阶级斗争策略的最后调节者，这种阶级斗争策略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要随着军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暴力统治的主要支柱的变化而转侈。它削弱我们的活动；它是一种暴风雨，在它来临之前那种使人抑郁的酷热中，使我们党的生活一时陷于松解，并使议会政冶愈来愈陷于沉睡和衰萎。军国主义的削弱，意味着和平组织有了发展的可能性，或着最少是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受到限制；最为重要的是，这还进一步意味着政治生活、党的斗争变得健康和更为奋发。无情地和有组织地进行反军国主义斗争，其本身就是革命的播种孕育工作，并导致党的力量的增强，其本身就是年轻的革命精神的源泉。从这一切可以推断出，不仅有进行斗争的必要，而且有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专门斗争的必要。对于军国主义这样一个分布各处的和危险的事物，只能通过同等分布各处的、有力的，巨大的和勇敢的行动去对付，用这些行动向一切军国主义的隐匿地方深入地和不停地跟踪追击，并时刻保持警惕。反军国主义斗争的危险性也迫使在采取这样的专门活动时要比进行一般鼓动工作更加富有弹性和更适合于其具体环境。在德国过去有人极力反对过而且现在仍在反对这一观点，这就说明我们要在妇女和青年当中进行专门的宣传，我们不仅要向农业劳动者作详尽的鼓动工作，而且要在职工会中深入到个别行业进行宣传，最后并且在其它国家中进行有成效的反军国主义宣传，以便扫除这种想法和怀疑，驳倒这种反对意见。在曼海姆被否决的第114号建议［注：第114号建议系卡·李卜克内西向1906年举行的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建议“有系统地展开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并为此目的建立一个常务委员会。”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译者注］中所包含的某本思想必将得到普遍的赞同，这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而且预计这个时间很快就会到来。根据1900年国际代表大会上被一致通过的那个著名的决议进行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义务。要求进行这样一种专门的宣传，这和任何对军国主义所待的非历史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完全没有共同之处。我们对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所起的作用有着最明确的理解，自然絶不会队为它是处于资本主义之上，也绝不会把它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因为它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特别有害和危险的生存表现。而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整个鼓动工作正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表现，这些生存表现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具体化。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出反军国主义斗争领域是和总的政治斗争的领域同样并列的特殊领域，和职工会斗争的领域，或者就我个人看来和合作运动与教育的斗争领域同样并列的特殊领域。换句话说：我们是反军国主义者，同时也是反资本主义者。如果从历史上看来反军国主义在各处都是由一种一般比较带有理论性的东西演变为意义重大的具体的和实际的运动，并且这种演变是和在内战中利用军队去反对国内敌人这一情况相伴发生的，那么就可以这样说，在完全不会发生过、或者几乎没有发生过这种将军队用于反对国内敌人的情况，或者发生的时间是那么遥远，以致群众已不复记忆的那些国家中进行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自然是没有丝毫根据的。社会民主党一向引以自豪的是，当烈火烧身时，它绝不畏缩；但它无宁从历史、从社会知识和兄弟党的经验中学会高瞻运嘱，并且通过遇事防患于未然而得到好处。历史、社会知识和前面提及的那些经验对军国车义问题业已用真正明确的语言作了说明。时机也已成熟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四章反军国主义的策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第四章反军国主义的策略反军国主义单独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东西，正如军国主义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特有的东面。只须从过去历史中回忆一下，例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和1812年9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士兵教义问答派人物艾界尼斯·摩里茨·安特士就够了，后者曾公开号召士兵实行起义，去反对那些背叛祖国的王侯。最近，俄国革命对此也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不过在这里我们只谈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军国主义。1．反对对外军国主义的策略反军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除军国主义，也就是说，取消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军队，从而也必然使得军国主义的一切其它具特征性的现象一并消失，这些现象原不过是由于军队的存在而随之出现的后果。大衣掉了，公爵也一定退出舞台。无产阶级也只有在国际形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时，即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用军队的必要性已不存在，而且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民族利益已没有矛盾时，才能实现这个目的。从逻辑上推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由于消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或按平均比例实行国际裁军，军队存在的必要性也是能够悄除的。消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首先意味着废除扩张政策，这种政策（正如其他地方已经论述过的）的自然完成将有一天会把整个地球置于列强的托管之下；这也就是说，最后终于会要建立起一个全世界的国家联盟。但这件事情暂时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从各种可能情况看来，在无产阶级实现其最终目的并以自己的国际政策代替资本主义的国际政策以前，国际政治局面是达不到它的这种“稳定状态”的。说到国际裁军，事情就更不妙。国际裁军不仅意味着所有军国主义国家放弃军备竞赛，从而也就是放弃茯得胜利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正是这个或那个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对于实现这种裁军最大影响力的国家所已经茯得或者相信自己可以获得的（因此出现了关于一定分配比例裁减特定军队的折衷建议！）此外，这还不多不少地正是意味着要放弃那种能迫使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刺度为之不惜诉诸武力的国际利益，也就是说，放弃那种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是最重要的、甚至对它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利益，特别是放弃扩张政策。在国际政治没有达到耶种自然稳定状态之前，谁要是相信所有这一切可以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见诸实现，这就是真正的盲从和轻信。的确，无产阶级在国际政治方面实行反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政策和促进全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这种影响甚至在落后国家中也日益扩大，因而可能有助于减少战争的危险，和促进世界和平。但无产阶级影响的增强也增大了波拿巴主义那一类阴谋诡计的危险，因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总起来说是否会减少—些还是一个疑问，更不要说消除这种可能性了。要求按平均比例实行国际裁军的倾向，如果它的结果可以使侍现有的军队事实上失去战斗力或者最低限度削弱战斗力的话，也可以称得上是反军国主义。爱尔威要求（这是他的思想的核心）不惜任何代价致力于这种削弱。关于这种计划是否可以实现，有很多不无根据的反对意见，其中最认真的一种意见是（但这并不是针对将裁军与革命结合起来这―建议而发的）：―种彻底的在国际范围内实行的全面普遍裁军是做不到的——甚至最进步的国家在罢工中仍几乎经常不断地有许多破坏罢工者！；正是那些文明大国按照比例被削弱得厉害，因而会变成文化较低国家的实获我心的战利品。然而，也只有假定无产阶级不论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情况之下都与人民的防卫能力没有利害关系，爱尔威的思想才是在原则上可以接受的。围绕这一思想合乎逻辑地引起一个重要的争论，在争论中考茨基的“现实政冶”的观点（它不满意于仅仅表面地和误解地把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区别开来）比较那个浮跨的和不懂实际情况的云纳联盟的反军国主义来说，无疑还应该说是较好的。在社会民主党人所力求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状态未在国际范围内实现以前，在社会的阶级性质尚未消失以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会存在，这一点是社会民主党人，更正确地说，正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容漠视的。不言而喻，正如上文已经论述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常引起战争的原因具有如此的特点，无产阶级不但与它们无关，而且要和它们作坚决的斗争。当然，认为所有战争都是一种反对无产阶级的行动，这样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虽然从一种波拿巴主义的涵义上讲来，这种解释是可能的；而略带波拿巴主义性质的情况“也是处处都可能发生的”。但是国际政治中引起战争的原因，主要是世界列强各国的资产阶级彼此为了争夺战利品，为了争夺利润而进行斗争。自然，作为这种战争的一种结果以及在战争的进运中都有可能爆发起义和革命，从而使得毎一个交战国被迫不得不将枪口转向本国的无产阶级。这样一来，也就会出现这样―种情况：彼此交战的强国的统治阶级在利害关系上团结一致，去反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大多数情祝下，这也就是一种促使战争结束的倾向。同样自然的是，每一次由资本主义的动机引起并幸而以胜利结束的战争，不管愿意是否如此，也将造成波那巴主义的后果，而在战争遭到不顺利的结局时，不可避免的要在文化上受到损失，尽管相对的也会出现引起资产阶级反动派崩溃的机会。因此，这也就给了无产阶级以非常巨大的推动力去从事反对战争的活动。看来如果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过程中，即便没有击中这个目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同时也还是值得赞许的。在唤醒和鼓舞群众方面，爱尔威的观点有它有价值的地方，并且已经起到它的作用。我们必须首先将战争按照其不同特性加以区分。必须“分门别类!”然后按照这种区分，去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原则上应该争取实现裁军。自然，对战争在原则上采取什么态度这一问题具有极髙的实际意义，而决不是理论上凭空构想出来约。这个问题也并不是在每一具体情况下能由本身得到解决，恰恰相反这些具体情况所带来的激动状态，正好引起一种容易使人陷于迷惑而得不到明确观点的倾向。就德国的悄形来说，在德法战争开始时和在海勒芬起义期间在党内发生的那种事件，提醒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小心从事和及时作出原则性的阐明。更之，在毎一种个别情况下，除了必须阐明什么是在原则上值得想望的之外，同时还要考察一下什么是在实践上能够办到的。在这里，爱尔威就陷于一种危险的空想。对任何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战争，工人阶级都发动总罢工或罢战，这种作法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爱尔威曾这样呼吁说：热烈进行反军国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鼓动，我们就能移山倒海！在这里，他就显露出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我们必需指出：无产阶级当中大多数群众仍缺乏阶级觉悟，尚未得到社会民主党的启导，更不用说要求他们在最狂热的沙文主义浪潮的漩涡中从事毎一种反军国主义活动，必须既要审慎又要有自我牺牲的准备和保持冷静的态度。我们不能希望获得更大的成就；成就的程度，裁减军备的成就，是和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教育与修养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最落后的民族保有最大的防卫能力。只要遭受战争侵袭的国家的大部分无产阶级在教育和战争准备上几乎不是平均地达到最高限度，这样一种行动会是对文化的落后性的一种奖赏。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并对他们进行普遍的革命阐释工作，这是在一但发生战争情况下成功地实行总罢工和罢战先决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单纯依赖反军国主义宣传，那是空想。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无产阶级强大到能够采取这种行动的程度，这就意味着他们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因为就无产阶级发展其力量的条件来说，再没有比在爆发战争时通常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些条件更为不利的。就爱尔威的计划［注：列宁在论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反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时对爱尔威的思想曾作如下批判：“轰动了法国和欧洲的臭名远扬的爱尔威在这个问题上维护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天真地提出要以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发生，而且也曾经发生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不懂得，能不能“回答”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危机的性质。根据这些条件才能选择斗争手段，同时这个斗争的目的不应当（这是爱尔威思想的第三个误解和考虑欠周的地方）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好主意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单纯地防止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但是，在爱尔威思想的全部半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中，也包含了一个实际上正确的内容，即从下面的意义上来说，它推动了社会主义：不要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要努力是群众懂的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手段来对付战争必然引起的危机。最后，要努力使群众深切地懂得工人国际团结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见“列宁全集”中译本第13卷，第63—64页），译者注。］来说，将罢战和起义结合起来，和试图夺取政权以及和真正的武装革命结合起来，这样一种计划；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是那种对文化上的落后性的奖赏。但他给自已提出的应该仅仅是如何在民族范围内实现这个计划的问题（只要它一般说来是在进行社会革命当中实现的话），而不是像单纯的罢战和总罢工那样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个计划。然而在民族范围内得到实现的可能性，首先是与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与他们所生活其中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紧张程度有直按关系。但这种紧张状态的压力在另一方面也要看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和智力上-政治上的发展水平以及这种水平和紧张状态的相互关系，而产生促进性的或者抑制性的影响，因此在那些虽然无产阶级有髙度的发展水平、但紧张状态压力不大的国家里（例如英国）比之在那些紧张状态较为严重，但无产阶级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例如在德国那些农业的，以及天主教占优势的工业地区），不会获得更大的成功。这样，在法国、比利时，或瑞士实际上可能实现的，在德国就远没有可能实现。最后，单纯依靠反军国主义宣传并不足以弥补这个缺点，虽然这种宣传对于唤醒人们的阶级意识无疑是极其适合的。此外，还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反对意见：起义不能人为地制造出来。只要把这个问题冷静地想一想，就不能以为在一切战争中，或者仅仅是那些为无产阶级所谴责并使他们遭受损害的战争中，通过最活跃的鼓动工作就能立即把人民群众（甚至情绪最好的那些人民，更不用说那些受资本家剥削的全部人民）引导到革命的火热气氛中来；以为这种起义一定会获得成功。战争是这样的一种事实，它从来也不像和国内政治中的军国主义的冲突那样有规则，它一般说来是一种只有通过理论说明才能更迅速地为群众所认识到的危险。战争完全不是一种单纯的、群众可以一看就能识别的阶级斗争现象，并且它那种对外国行动的依赖性，使得人们对于是赞同它还是反对它，感到难以决定。爱尔威在这里低估了任何从事反对战争活动所必须运用的那种卓越的推动力量，如果要避免使得这种反战活动处于如同炸弹要在投掷者衣袋里爆炸那样一种可笑的同时又是危险的地位，就必须使用这种推动力量。应该再次指出，必须有区别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能不加分辨地一律看待。的确，有这样的战争，它解除革命力量的桎梏；在个别国家之内造成一种强烈的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紧张状态，并导致一种解决的方法：对俄国进行干涉就是这种战争，当然，这是一种在遥远将来的事。揭开这样一种战争的序幕，对于西欧人民来说就是爆发一场最无情的阶级斗争的讯号，就是对于这些不幸的、力争自由的人民一种强制催促，一种鞭打，去把人民发动起来反对国内的反动势力，反对暴力压迫的崇拜者，反对可耻的刽子手。实际上，华伦的“宁可起义，不要战争”的口号当时就应该在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中间得到热烈赞同的。在今天已经可以设想的，还有另一种情况，一种勇于牺牲的大团结精神已形成起来了，例如瑞典和挪威之间的战争就是如此。但这不是正常的正常情况，而我们在拟定自己的策略时，原则上却应该把基础放在正常发展情祝上，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法国和德国发生战争时也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很多事情将要决定于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通过革命阐释工作将会促使这种大团结的时机及早出现。自然，很多事情还要取决于战争原因，明显的是，例如，尽管在国际政治中议论纷纷，有关殖民地的战争原因，今天特别带有现实性，它们可能被和战争有利害关系的人所利用，不过多半成效不会很大罢了。如果我们暂时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把绝对裁军作为自己的目的，这并没有任何从原则上和实践上反对相对裁军的想法，仅仅相对裁军就足以减少军队发动侵略的能力。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全民武装，代之以民兵，同时实行卡斯顿·莫赫关于裁减军费和削弱一切其它军国主义毒害的建议——所有这些要求，完全合乎逻辑地可以由各地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面。因此，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其内容仅仅包括大多数兴起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土壤之上的那些组织的反军国主义的最低纲领，总起来，并没有超出关于“对外军国主义问题的范围”，那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个别国家的党的策略纲领对军国主义的这一方面几乎全都缺乏专门的规定；同时，反军国主义的斗争通常是在总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的，这些政党力图通过影响整个社会制度而不依靠于宣传工作的专门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也同样都是正当的。在里莫斯的法国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华伦决议将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作为建议提出来［注：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举行。会议上研究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问题。在会议中所讨论的一切主要问题上，德国代表团大多数人“是不坚定的，或者是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奥·倍倍尔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带有这样的重大缺点：它没有给工人阶级提出在反对军国主义斗争中的明确任务，因而使他们在帝国主义的屠杀中陷于消极等待。弗·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就这个问题作出类似这样的决议。他们对倍倍尔决议草案所提出的修正案经力争后获得通过。在这些修正中特别重要的是指出这一点：大会决议所有的党“都赞助这件事情：以各国人民都是兄弟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工人，并使他们受到阶级意识的陶冶”。由此产生的新决议案即具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严格性，“同时也向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4页）。1907年8月底再斯图加特也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的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青年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关于经济斗争及其他等问题。卡尔·李卜克内西出席大会，作了第三个问题（即关于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在这个不长的概括报告中，再一次论述了本书业已提出的基本原理。斯图加特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以及弗·伊·列宁的协同工作，丰富了李卜克内西的思想内容。他更为坚决地号召青年们组织起来向德国军国主义展开斗争，说服人们取考虑和模仿俄国工人阶级以革命回答沙皇制度所挑起的1904—1905年战争和毫不畏惧统治集团的镇压迫害的经验。——俄译本注。］，这个决议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好的和可用的。无政府主义者，其中特别是尼万希尔斯，对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这种立场的攻击是错误的。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也许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但他们绝不徒托空谈。空谈和幻想毋宁是这样一种态度：宣布某种难以实现的措施，企图借助于泛泛的谈论来解决这个迄今尚未能解决的策略问题。2．反对对内军国主义的策略更有前途的反对“对内军国主义”的斗争，比较简单得多，它的显而易见的目的就是裁减军备，也就是说，无条件和彻底裁减国家政权的军备。这个斗争的方法要以最大的灵活性去适应个别国家的国内政治情况，在方式上包括从缓慢的、平静的和深刻的启发教育工作开始一直到提出法国的“不要开枪”的口号。这个斗争及其专门论的必要性，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每天正在迫切地（特别是在那些使用军队去对付罢工工人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示威的地方）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世界各处，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和奥地利，都已充分证明：专门性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在军队对阶级斗争进行干涉的影响下已怎样取得自己的独特的形式和现实性。这种情况对法国来说是切合的，尽管那里有爱尔威主义，它在工团主义运动中的很多支持者只能够把—小部分成就归功于自已的反军国主义方针及其方式。根据李氏的证明，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在德国，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暂时还不受欢迎，这在不少程度上是由于：直到最近那里几乎还不曾发生过军队干涉罢工斗争的流血事件。但是，难道对进步的人民运动的不可逃避的命运，也要等到孩子堕井之后才赶紧把并口盖上吗？难道甚至社会民主党和它的具有远见、对未来充满乐观和有明确看法的纲领也会始终像卡山特拉的呼号那样被人置若罔闻吗？3．无政府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由经济-历史的理解推断出来的；它只从这种理解中得到辩明，因此它是和一切空想主义截然不同的。无政府主义的目的在理论上缺乏任何历史的基础，这一点标志出这两个运动正好彼此针锋相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是历史的和有机的，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却是随意的和机械的。的确，无政府主义也把人看成是他们所说的那种发展的承担者，并且认为人的意志是动力，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影响这种意志。而社会民主主义也认为影响工人阶级的意志是自已的任务。但这里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于无政府主义说来，影响意志是取得成功的唯一重要的前提。但对社会民主主义来说，这种影响和客观经济发展阶段比较起来仅占次要的地位，任何一个客现经济发展阶段都不是仅仅凭群众的或某些阶级的最大愿望就能超越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对意志的影响，只要作了应有的努力，永远是可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作为一种群众的或阶级的现象，这种影响只有在群众方面具备了由经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预备条件时才是可能的。关于这种预备条件的必要性，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彼此又有争论，而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大多是产生于这样的怀疑：就是，这种预备条件在指定情况下是否存在。自然，采取某种行动的经济条件是否成熟，这是一个难以决定的问题。关于意志必须受影响的程度，特别是为此必须的预备条件已经具备到什么程度，在个别情况下本来是难以确定的。个人的气质，乐观情绪或悲视情绪，在这里起到—种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这里正是社会民主党内部意见分歧的源泉，那些认为意志在广大程度上可以加以影响，但仅仅要求在微小程度上作好预备条件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接近于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无政府社会主义者。所以，尽管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互相对立——但不是互相矛盾——的地方，我们仍可找到这两种主义之间的过渡之处，像光谱中的颜色彼此过渡一样。意志可被影响的程度除了取决于预备条件的成熟程度以外，还取决于人民的或要受影响的那个阶级的精神平衡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动荡时期比之平静时期更大。因此它有时像鬼火那样使人迷乱，或简直是危险，但在多数情况下是—种非常有价值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动荡时期比在平静时期班容易获得。但是这种更大的可能性在平静时期到来时几乎总是要再度丧失的，最低限度也要丧失一部分，连带它所协助获取的丰富精力一同丧失：革命的历史对此是一种经常的证明。这两种基本现点之间的原则区别还在于：无政府主义认为借助于一小批有决心的人就能够达到一切目的，自然，在这当中它是要消极地或积极地役使群众的意志的。的确，社会主义者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准备得很好的、有决心的和具有明确目的的少数人，在决定性的时刻里能够引导群众前进，发挥重大的影响。区别在于：是像社会主义者所作的那样，仅是从这样的涵义下才力图发挥其影响并承认是可能的，即，这些少数人不过是群众意志的鼓舞者和执行者，而这种意志是群众在特定形势下发展成熟的，并且能够表明是自已本身的社会意志；还是像真正的开明专制主义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作的那样，是从这种涵义上去发挥这种影响：有决心的一小批突击手仅仅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而群众的意志不过是被利用为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无政府主义希望骑着一匹脱缰之马，跳过一切源出于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困难，或者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一种像把缰绳系于马尾巴上那样的奇怪措施。对于它来说，主旨是：“事业在先”。自然，在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无政府主义所建议的行动是正确和可行的时候。但无政府主义的缺点不是它所宣传的方法的绝对不适用，而是相对的不适用。这种相对的不适用是产生于对现存社会的力置对比有误解，而这种误解本身又是由于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缺乏理解，如果说在更往后的发展阶段中，无政府主义的建议将会是可实行的或正确的，那么也不能以此作为辩护的理由，而是相反，正足以判明无政府主义策略的错误，尽管如果公平地说来，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在激发群众方面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功绩。无政府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化的反军国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化的总罢工的孪生姊妹。这种孪生的性质由下面这一点从外表上就能加以证实：这种反军国主义，概括地说来，终于要归结到罢战。为了懂得这种反军国主义的实质，并了解它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差别，必须用下面这几点把两者区分开：反军国主义的动机，反军国主义宣传的方法，反军国主义为自己规定的最终目的和任务，以及力图为达到这些最终目的或任务所使用的方法。反军国主义运动的动机，对于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来说是相同的，因为二者都把军国主义看成是妨碍它们实现自己的社会计划的一种特殊的机械—暴力的障碍。除此以外，二者的差别在于彼此有着不同的世界观，无政府主义的世界现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视。无政府主义对于军国主义的有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并对之起作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理解得如何少，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论述。社会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之间一切主要分歧，其根源就在这个地方。这些分歧大体上可概括如下：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认识到并且运用着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把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职能的斗争来进行。无政府主义却宁可把军国主义看成是一种由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独立的、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因而像通常向资本主义进行斗争那样向之进行斗争；无政府主义从幻想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这种观点无视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只看到问题的表面，企图依靠激厉个人决心这种虚浮的做法，简言之，即企图用纯粹个人主义的方法去打到军国主义。它不仅在其社会目的上是个人主义的（当然，随着不同的无政府主义的变种而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在其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见解上，以及在方法上也是个人主义的。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来说，彼此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如果人们满足于用一句口号来加以说明的话，这就是：消灭军国主义，消灭对内军国主义和对外军国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按照自已对军国主义本质的理解，认为单纯地彻底消灭军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军国主义只能和资本主义这个最后的阶级社会制度一道陷于崩溃。当然，资本主义并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一种经常变化的事物。这个制度由于它那些固有的、为数甚多的与它敌对的倾向，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倾向，能使它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削弱。因此资本主义的生存表现，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军国主义的东西，不管它在个别国家中表现为何种不同的形式，其本身并不是不能加以削弱的，甚至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能松弛下来。［注：参看本书第182页。］这种情况对于资本主义的其他生存表现来说，都或多或少同样可以适用，但无论如何，它决不会改变军国主义的有机的——资本主义的［注：更正确地说应是：有机的、源出于阶级社会的本质的。］特质，决不会改变：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任务并不是孤立地进行反军国主义的斗争，它的最终目的也不是孤立地消灭军国主义，而是把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消灭；而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却认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就是孤立地消灭军国主义。当然，对下面这两件事情无需争论：在大多数情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者也进行——仅仅是与反军国主义平行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但也是按照无政府主义的非有机的概念去理解资本主义）；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那种迂回曲折的理论道路上，往往也闪出一丝对社会关系有比较深别见解的光芒。在斗争方法上，二者由于在历史考察方法上的根本不同而出现最强烈的分歧。这里应该把发动反军国主义运动的方法和利用这种运动去反对军国主义的方法区分开来。说到第一种方法，无政府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首先依赖于伦理上的热情，道义上的鞭策，人道和正义的论据，简言之，依靠各种各样可以影响人们意志的方法，依靠不认为反军国主义有其阶级性的那些方法，在这些方法中，反军国主义表现为抽象的普遍适用的绝对命令式的要求。因此无政府主义按照逻辑上的推论，是经常不仅求助于士兵，也求助于军官的［注：关于在俄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来军官们可以接近反军国主义一层，前文已有论述。］。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由于类似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伤感的高谈阔论，以及伯尔特·冯·赛德纳类型的“世界和平友人派”那种软弱无力的反对战争的符咒，因而十分有损于它自己的声望。反之，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宣传，因而它在原则上完全是求助于那个在阶级斗争中必然是军国主义敌人的阶级，虽然它自然也会善意地对待在分化过程中转侈到自己方面来的资产阶级中那些背叛本阶级的人。这种宣传，目的在于争取更多的人到自己的方面来，在从事这种阐释工作时，不是按照绝对命令、人道的观点、关于自由与正义的公理去进行，而是按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军国主义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所起和应起的作用去进行。它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出发，得出无产阶级在对待军国主义的关系上负有何种任务的结论。当然，它也利用伦理上的论据，絶对命令的全部热情，基本人权，以及优美的但不实用的市民阶级的道德原则（市民阶级在其旭日初升的新兴时期的道德原则）以及甚至宗教上的特别是基督教的思想和现念。所有这一切都仅仅起一种补助的作用。这一切都是用以使得那些尚未受过教导的无产阶级的闭塞眼界得以更迅速的打开，以便阶级觉悟的阳光可以透进他们的脑海，同时还进一步用于激发无产阶级，使之热情地行动起来。反军国主义所使用的方法，也即反军国主义思想在实践上所采取的方法，就无政府主义这方面来说，是更带有个人主义和幻想的性质。无政府主义特别重视个人单独拒绝执行军事勤务和拒绝使用武器，以及个人提出抗议。无政府主义的文献以欢庆凯旋的心情，十奋精密和确切地描述所有这一类的情况。当然，在它的心目中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上面已经提及过的反对军国主义的行动，一是促成反军国主义运动的特种式样的宣传。它的根据是：这一类英雄式的范例将激发人们去竞相模仿，唤醒人们去同情和歌颂这些“英雄”所献身的运动。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就不一样。当然，它明确地理解到，这一类的个别人的行动可能是群众运动的讯号和象征，但仅仅是讯号和象征而已。它们之所以成为讯号自然仅是因为所处是一种局面最为危急的时刻，而在这种局面之下，需要作的仅是把火药桶的导火钱点着火。社会民主主义所采取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手段是：经常不断地组织对军国主义精神进行瓦解和削弱的工作。至于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为这个目的服务，或其所起的作用上只占第二等或者甚至是第三等的地位。此外，正如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存在这个事实所证明的，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那种对个人行动采取批判态度的倾向，正在获得不断增长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在罢战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是一种空想的策略，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借助于良好的愿望和巨大的活动力，就可以凭空召来罢战；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对罢战的看法是，只有在作为“军国主义精神”被瓦解以后所带来的逻辑上和心理上的必然后果，才有可能利用军队去达到革命的目的，而这种瓦解也只有作为划淸阶级界限和进行阐释工作的一种结果或与之同时并举才能实现。能够很好地说明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特性的是杜美拉·尼万希尔斯所著“军国主义”［注：“新时代周刊出版物”，1901年巴黎版，第17号。］这本小册于。根据他的说法，世界的统治者并不是那些戴着皇冠的国王，而是银行家，金融家和资本家（不是作为一种有机的和必然的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对他来说，“战争完全是由银行家们自由决定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承队个人权威——从“罗马教皇直到卡尔·马克思”的权威——的政党都是反动的。尼万希尔斯没有对士兵的阶级地位进行过研究就整个地接受了腓特烈这种恶毒的说法：“如果士兵们开始思想，那他们就一个也不会留在军旗之下”。在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各种方法中，他首先接受拉维勒所著“欧洲战争的真实原因与仲裁”一书中所建议的方法：（1）废除一切对国际交往关系的限制；（2）降低运费、邮费和电报费；（3）实行一种国际上统一的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和统一的国际商业法规；（4）外国人与本国公民在法律上平等；（5）促进对外国语知识和一般外国文化的研究；（6）创作更多的文艺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培育人们对和平的热爱和对战争及其支持者的憎恨；（7）促进一切能够保证代议制度的力量和效力的事情，以使可以有助于削除行政权力机关对宣战媾和的决定权；（8）鼓励一切能够利用本国的剩余财富去发展别国自然财富的工业企业，以便使得资本世界主义化，其结果造成资本家们的利益在国际范围上的一致；（9）（这是希万尼尔斯提出异议的唯一的一点）应该以类似教友派那样憎恨战争的精神去教育教士们。希万尼尔斯在这些反军国主义方法上还增添了一些他认为更有效的其它方法，即：（10）促进工人们的国际利益；（11）废除作为社会制度的国王、总统、上议院和国会，因为他们是与和平为敌的；（12）废除公使及公使馆；（13）将历史课程改革为文化历史的科学课程；（14）废除常备军队；（15）通过仲裁解决国际争端；（16）把各个不同的欧洲国家组成联盟，按照美利坚合众国的样子，组成欧洲合众国；（17）在发生战争时实行罢战和总罢工；（18）消极抵抗和个别地拒绝执行军事勤务；（19）促进全体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福利。同时，尼万希尔斯提出这样一句富有特征性的话：“当人们在战争中有所损失时，，他们就和保卫和平有着利害关系。”这个说法好像意味着现在的无产阶级是和平的破坏者似的。甚至最慎重的批评家在这里［注：尼万希尔斯对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代表大会的宣言所提出的批评（见“觉醒报”第196页）是远为明确和深刻。］也能看出种种杂乱无章的情况；不同的对社会和历史的基本观观点混乱杂陈，不同的计划措施的混乱杂陈，各种对细节问题的看法混乱杂陈。由要的事情却没有论及。在所提到的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仅是附带地、几乎是偶然地被提及。而另一些完全是附带的、次要的和更次要的问题却被放到最首要的位置。此外一同被提出来的是些纯粹乌托邦的、幻想的方法。把为反军国主义进行宣传的方法与反军国主义的行动本身混为一谈。倾向于把一切事情都归结为个人的主动性和善意，基本观点的肤浅性明显地表现出来。尼万希尔斯这本小册子的结语，发自深处地表白了无政府主义的模糊不淸的世界观，他说：“勇敢，勇敢，一而再、再而三地勇敢，为了使胜利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必要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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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反军国主义的危险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第三章反军国主义的危险反动势力和资本主义在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上是特别敏感的；它们充分认识到：自己之得以保有那种最关重要的凌驾乎民主主义和工人阶级之上的统治地位，有赖于军国主义的保护，它们采取严密的阵势去对抗两种形式的反军国主义——一是针对反对对内军国主义的反军国主义，一是针对反对对外军国主义的反军国主义。自从反军国主义对反对无产阶级的势力来说已成为一种严重危险的时候起，那种由于流行的革命言辞的一时影响，从司法审判方面曾显示出犹疑不决而且往往宽厚地处理问题的黄金时代，就在比利时甚至在法国，都已一去不复返了。关于德国，可以回忆一下前陆军部考冯·格斯勒于1894年1月（公布于1897年8月6日的“帝国法令汇编”）颁布的“口罩”法令，即愚民法令；这个法令不仅禁止下级军官和兵士〈没有提及上级军官们，因为根据他们的社会出身和境况，这些人毕竟是可靠的〉从事任目何一种显然出自革命思想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目的活动，不仅禁止他们持有或散发革命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作品，甚至还为了消除一切围绕这一思想方向的活动和令人不能容忍的企图，规定未经上级预先批准，不得参加任何联盟、会议、庆祝仪式和储金会。此外，还命令凡在现役军中服役任职的人如在兵营或其它办公室内发现革命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作品时，应立即向指挥员告发。这一点特别能够显示出军国主义为了达到自已的目的，是何等肆无忌惮，而它对自己的“同胞”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又是何等的蔑视。这样德国军国主义就肆意地为自己设立了一种专门的刑法上的保护物，以防止社会民主主义的或一般反军国主义的毒素渗入现役军队，哪怕它本身是合法的，并且与煽动人们拒绝服从命令等完全无涉。这个防范方法甚至比瑞典的“口罩”法令还要优越。从各方面来说，告密是最卑鄙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成为一种在职守上必须服从的命令。不去告密的人就认为是不执行当局命令而被投入监狱！为了尽量扩大这个法令的范围，在这公告中还明确规定：这个命令和指示也适用于一切参加演习和征召集训的人。自然在这种情祝之下，事情是作得过火了。因为执行这些命令并加以检査，简直是不可能的，例如对于被征召去参加演习或者甚至征召集训的人来说，不可能通过演习或集训的期间切断他们与职工会或其它所谓革命组织的联系；也不可能在这些期间里使他们停止订阅工人报纸（这是技术上完全办不到的事情），或者在这一期间里，将一些被禁的革命书刊从他们的住所中扔出去，或者使他们不去阅读这些书刊。此外，本书作者知道，1905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波茨坦的军事法庭判决一个工人长期被剥夺自由，罪名是他在征召集训的那一天晚上，参加自己职工会的会议。反之，1904年在波茨坦刑事法庭向一个工人提出诉讼却是失败的，这个工人将社会民主党报纸寄给他相识的一个下级革官，而报纸之内又载有一些关于下级军官恶劣境况的报道，但结果被告宣告无罪。格斯勒法令运用于现役军人时是何等严酷，可以从下面这种情况中得到证明：当士兵在执行勒务的问讯中，或者甚至在法庭审讯中作证宣誓时，确认自己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信仰，而且郑重声言甚至参军以前还保留（在“平民”时期）这种信仰，军事法庭就会判决有罪——这种作法显然是完全违法和极不道德的。在这里须忆及哥特克上校事件，这是一个从多方面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哥特克上校系一退职军官，他被剥夺穿着军服的权利，只因他在讨论赛尔维亚国王被杀这一问题时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对于一个军官来说，在一定情况之下，他对祖国所承担的义务髙出于他对国君所承担的义务。1906年夏天，哥尼斯堡的学徒工和青年工人联盟遭受到刑事起拆和警察的干涉；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事件是：1906年10月初在报上发表的普鲁士陆军部长一项关于确定社会民主党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性质、方式及范围的秘密命令。的确，这一命令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统治阶级的惶恐和丧尽天良。此外，还有冯·埃赫贺恩将军的反社会民主党人的训令，也同样是属于这一性质的。自然，这种对反军国主义的敏感性，其本身也和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一样，带有国际性质；而对于反军国主义活动的反动，正如在其它地方业已指出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粗暴的和残酷的。1906年5月斯塔夫这个“半社会主义者”在瑞典实施的反对反军国主义鼓动的“口罩”法令对此提供了更详细的说明，该法令在第一议院未经任何辩论，而在第二议院却经过激烈辩论之后，终于以压倒多数被通过。这个法令，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原则上属于压制反军国主义者的未来的“法律”形式。这一法令特别加重了对于违反公共秩序的若干犯罪行为的处罚，例如在口头上和写作上进行煽动可以成为被判有罪的行为，该法令上将最高的刑罚从两年徒刑提髙到四年苦工监！这个法令还进一步规定，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美”犯罪行为和诱惑人们不服从法律或不服从司法当局，就应判罪；对于公然以破坏士兵责任心和服从心为其目的的作品，授予军事高级人员以没收并把它转交特定官署的权力。最后，这个法令还授权军队的指挥当局，对于任何假定在那里将会发表一些危害纪律的言论的集会，可以禁止士兵参加。关于这一法令的效果，我们在上文已有论述。莫斯勒说得对，反动势力到处宣称兵营是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可损害的，他们处处把反车国主义看成是大逆不道。当莫斯勒谈到法国时他曾说过：对反军国主义的最疯狂的攻击系来自崇拜金钱的神庙，来自交易所，来自国际资本的行列，这些国际资本伪善地唱着保卫“祖国”利益的高调，他的这种说法对于德国来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只有在这一点上稍有不同：我国的情况是由于它所特有的君主政体—官僚政治—农业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种产生出来的。有一个极有兴味的证据足以说明对反军国主义的敏感性，同时也能说明军国主义的反对国内敌人的职能比反对国外敌人的职能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两厢比较起来，前者处于更优先的地位，这个证据就是德皇于1906年对法国新闻记者加斯东英尼艾所发表的声明（他早在1895年1月26日和1901年3月22日的演说中就会号召过向社会主义者在青年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进行斗争）。德皇在这个声明中曾把反军国主义描述为一种“国际上的灾难”，这还是特别指法国的反军国主义来说的，而这一反军国主义据说当时还是意图削弱法国军队——我们的“世仇”——的活动能力和战斗能力！稍嫌不足的是还没有建立一个“反对反军国主义者”的国际同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二章德国以外的反军国主义，特别就青年组织的活动加以考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第二章德国以外的反军国主义，特别就青年组织的活动加以考察反军国主义运动在德国以外的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大体上是活跃的，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十分有力的。这种说法首先适用于罗曼语国家，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其次在同等程度上（虽然仅仅从最近开始才能这样说，同时在这些国家中具体条件也是基本上不同的）也适用于奥地利，瑞士，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最后甚至也适用于荷兰，虽然军国主义在这个国家中不过略有萌芽。比利时在比利时，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大约开始于1886年，正如上文所叙述过的，在这一年里军队曾被大规模地用于镇压罢工。在此以后首先出现一些传单，提醒士兵们不要忘记对自已的工人阶级弟兄所负的义务［注：我们知道有1886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安特卫普支部的—份传单，这份传单直截了当地号召拒绝服从开抢射杀人民的命令。］，随着两个反军国主义的报纸“新兵”报和“兵营”报也创刊了［注：关于它们的活动，参看“兵营报的审讯”（1905年日内瓦民众出版社版）。］，这两个报纸前一种是于1月份出版（在2月份抽签服役举行之前），后一种于9月份出版（在10月1日实行征兵之前），两者还分别用法文和法兰德斯文［注：法兰德斯语的“新兵报”和“兵营报”从1887年开始，出版法文的“兵营”报从1893年，“新兵”报从1899年起开始出版。］刊行。党在1896年将这两个报纸交给1894年成立的青年近卫军民族联盟［注：这两个法兰德斯语的机关报系由日内瓦的法兰德斯人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联盟负责主办。］出版，自然仍归党的领导机构控制，从1896—1897年起，青年近且军民族联盟也派遣自已的代表参加这个领导机抅。青年近卫军（其中个别的组织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产生于布鲁塞尔）首先是在1893—1894年成立的，为的是协助选举并担负进行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从1902年起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由于两次总罢工的失败使得人们头脑淸醒过来，促使更加小心和缓馒地进行工作对所有基层组织和宣传工作加强维护。青年组织的目的是扩大了，而提到首要地位的是要求建立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基础——要建立的无疑是最坚实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根本的基础。尽管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再深入探讨这个与反军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比利时青年组织的历史。［注：参看霍斯浩著文，见“新时代”（德文）第22期，1903—04年合订本，第2册第100页，及散发出去的代表大会报告书，当时存在有3个省级的联盟，法兰德斯联盟（约有盟员1000人），布拉班特联盟（约有盟员500人），和窝隆联盟（约有盟员8,000人），后一联盟创立于1905年9月。1905年的列特兹代表大会废除了全国委员会，1906年改为成立另一种机构（法兰德斯联盟及窝隆联盟各选出代表一人，全国代表大会选出3人〔全国总书记〕）。］在这里只须述及这几点：从1896年起在布鲁赛尔出版了一个带有反军国主义思想的“前卫”月刊，这是学生和青年近卫军的机关报；从1900年起也开始出版青年近卫军民族联盟的机关报“反军国主义者”月刊。从1903年起这个联盟又开始出版带图画说明的“社会主义青年”月刊。但从1907年1月起，联盟的机关报在更早的时期（从1906年1月）在沙里莱出版“青年即未来”月刊，这是在海诺和纳摩尔的窝隆民族联盟主持刊行的。这两种杂志都充满了反军国主义的鼓动材料。法兰德斯的“播种者”的情况也是如此，该杂志系一受安特卫普青年近卫军民族联盟的委托从1903年开始出版的带图画说明的月刊，从1906年起又与一般性的法兰德斯的党报“真理报”（从1902年起在日内瓦出版）合并，但合成这一报纸之后，内中还分出一部分专栏附上“播种者”的小标题刊行。“真理报”印数为3,000份。“青年即未来”月刊印数为5,000份。青年近卫军的个别地方组织，首先是安特卫普和根脱的“青年哨兵”也开展了活跃的文学活动和广泛的反军国主义宣传。最初例如1900年创刊的“血的法法律”报就在被征召入伍的士兵中进行鼓动（和“兵营报”的宗旨相同），此外，从1901年5月1日开始出版的"裁军”半月刊，以及最后从1905年起出版“自由报”，这些报刊全都热烈而熟练地从事于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另外还有以复印的方法刊出的通报。自然，青年近卫军的组织也竭力利用传单，并大量使用带图画说明的招贴有时向全体劳动青年呼吁，有时专斗向怔召入伍的新兵和军士们呼吁。丰富的宣传小册子也同时出现。带有反军国主义内容、大部并附有图画说明并且价格十分便宜的明信片，流通的数量很大。在比利时有一半以上应服兵役的青年免服兵役。每一年约有13,000人被征入伍。以法兰德斯语及窝隆语出版的“新兵”报和“兵营”报毎次印数通常为60,000份。它们一般是根据不难获知的地址寄送给各新入伍的士兵。同时也在一切熟悉的新兵之间进行个别的宣传。在1月和9月，经常为新兵举行各种各详的新兵节日、游行和示威。对已应征服役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失掉联系。在若干青年近卫军的组织中，成立了军人储金互助会，按照加入青年近卫军时间的长短和缴纳会费的多少、对被征入伍的青年近卫军成员给予在服役期间的补助金，但另一方面此等成员也负有这样的义务：经常报道自己在兵营中的重要经历和见闻。已入伍的青年近卫军成员也和近卫军组织保持个人的联系。如果有关近卫军成员服役地点和他所属的近卫军组织不在一个地方，则可以和他驻扎地点的另一个近卫军组织联系。关于这些情况，由于可以以理解的原因我们在此不再详述。兵营中的鼓动工作在比利时起到重要作用。现时存在约有15个士兵组织（士兵联盟），彼此互相有联系。自然，人们力图用尽各种方法去扑灭这个危险的火焰，但它们虽然受到暴力的压抑，却又重新从充满生命力的根茎中茁长，而且这些根茎种得这样深，是不能除尽的。现时在一个团队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士兵参加到这个组织中。这些联盟有一部分和社会民主党十分接近。大量的鼓动宣传文学作品送到兵营，同时也在大街上和一切公开地点散发给士兵们。举行士兵们的集会。广泛分发大量反军国主义的军人诗歌。自然，党的本身也不断进行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它得到成年或少年妇女的鼓动，特别是青年近卫军在兵营鼓动工作上的帮助，这些帮助都是活跃的和有成效的。值得注意的是在1896年就曾多次翻印的“新兵问答教科书”这一宣传小册子。这个册子内容上和法国的“士兵手册”十分类似；它也和后者一样遭受到凶恶的刑事起诉。对反军国主义宣传活动的起诉是粗暴的。人们只有从比利时在政治上普遍向前发展的情况出发，才能正确理解这些起诉的特点。安塞尔在1886年由于在“前进”报上发表一篇致母亲们的呼吁书，要求他们教育自已的儿子不要射击人民，就遭受到6个月的监禁。“新兵”报和“兵营”报不断受到起诉，它们创办以来，几乎毎年都遭受严厉处罚，从这两个机关报交由青年近且军出版开始，这种情况一直继续未变。对“新兵”报的起诉开始于1897年，诉讼的结果有两个同志被判处6个月的徒刑。1904年，青年近卫军民族联盟的书记高耐恩及另外五个人，由于出版―些向入伍新兵呼吁的招贴，在布拉班特被传至法庭受审。不久，髙耐恩为了他在“兵营”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又被控告，但被判无罪。。同时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九十年代中期因“新兵问答教科书”对托罗克列的判罪。在审判中通常被指控的主要罪名是：号召拒绝服从命令，侮辱军队（最低可判处六个月徒刑）以及最后是人所共知的所谓“否队法律的拘束力”，而且当五人以上合谋犯后一罪过时还要加倍处罚。每年平均被判的监禁时间一般为二年至三年。1903年，联盟的全国总书纪被判处三年徒刑。当然，这些控告也往柱在审判进行的中途就判处无罪释放。刑罚的执行是苛酷的，在政治犯和非政治犯之间并无原则上的差别。对待反对军国主义的士兵是残酷的（当然，这也是仅仅从比利时的标准来衡量）。用以威胁反对军国主义的异牧徒的惩罚为二年至五年的监禁，这即惩罚十分苛酷。犯有最微小的过失就判罚中古时代野蛮禁闭，被闪的人带上手铐铁镣，以面包和水维生，没有火。牢房建于水上，潮湿，在冬天会直接引起死亡。此外，还要遭受行使监狱看守人职权的下级众官（担负这项职务，对于这些军官来说也是一种惩罚）的最恶毒的虐待，这种虑待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将在另一个地方再说明在比利时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究有多大规模，这些宣传虽然受尽火与剑的迫害，却获得几乎完全的成功。在发生危机的1902年，全体居民对这些宣传是如此强烈地感到兴趣，以致当军官们力图阻止人们在街道上对士兵进行的公开鼓动时，自己反倒常常遭受肉体上的凌辱。不能不提及一下退伍士兵联合会，这些联合会从前以统一的全国性联盟的规模出现，而现在则以地方性组织的规模进行活动。它们出版报刊，并且主要是在后备军和预备队中间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同时也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联盟进行鼓动。现在我们再说一下关于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军国主义所采取的策略观点。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首先是关于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采取何种策略这一问题，意见并不一致。应该论及的有如下三个事实：1893年在根脱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曾向阿姆期特丹的“退伍士兵们”发出一封热烈地致意的电报，表示代表大会愿意接受荷兰社会党人的建议，赞同在战争爆发时实行罢战。1899年的卢温代表大会曾根据威那斯的建议，简要地阐明了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是反对扩军备战与建立世界和平的最好的手段。1905年沙里莱区的社会主义同盟曾作出决定，认为要防止战争就必须：（1）通过铁路工人的总罢工，使得军队的动员成为不可能；（2）组织煤矿总罢工，断绝交战国的燃料供应，因为这些燃料是它们的舰队和在军队运输上所必需的；（3）在船坞、兵工厂和军火工厂实行罢工。在这里，对青年近卫军的历史也应给予饶有兴味的考察。这个组织在1897年举行的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议中，曾指出有必要促使其它国家的社会党根据国际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原则，将这些国家的青年组织起来，使战争成为不可能。1903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意义也是重大的。当时存在有两种尖锐并且几乎是同等强有力的互相矛盾的观点：第一种观点由特·曼提出的，他根据爱尔威［注：古斯塔夫·爱尔威（1871—1944）——法国政治活动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法国社会主义政党中的“极左倾”派别的领袖、新闻记者，以其反军国主义活动驰名。爱尔威的观点体系（爱尔威主义）是反军国主义斗争的半无政府主义纲领。他在第—次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其后采取反对苏联和亲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俄译本注。］的论点热烈地为自己辩护，最后归结到关于在战争爆发情况下罢战（集体地拒绝执行勤务），实行总罢工和进行革命鼓动这样一个建议。另一种观点是托罗克列与费雪所提出的，他们赞同国际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托罗克列、费雪的决娥案以17票赞成，15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注：关于这一次辩论以及万德伟尔特曾加以决定性的干预的情况，参看1903年8月I5日的“社会主义者运动”，第594页，及1903年8月的“社会主义青年”。］。1906年1月在根脱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无政府主义策略问题发生尖锐的分歧，特别是否决了士兵应个别地拒绝服役的建议。―个由特·曼提出的建议指出：可以帮助我们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其权力工具（即常备军）的手段就是启发士兵们的无产阶级觉悟。特·曼的另一个建议曾描述了军队在对付国内敌人的作用上所具有的特点。为了有利于进行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应劝告士兵们尽可能检点自已的行为。这样就可以消除无政府主义的渣滓，并消除士兵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观念。法国反军国主义宣传在法国是历史悠久而且十分活跃的，但它没有像比利时那样的统一组织，同时也没有发生像比利时的那—类倾向。1894年，在治永举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PUSR）第12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反对两种形式的军国主义的决议。这个决议突出地指明军国主义的害处，以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普遍危险的性质。在决议的结论部分这样说：“在和平时期，常备军充当警察部队与射击机器。他们用流血方式镇压矿工和工厂工人为自己权利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士兵们在愚蠢的狂怒中冲击自己的罢工的兄弟。”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同时发展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以及特别是具有法国（当然后来这种现象也在意大利和瑞士得到反映）特征的反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从“新时代”周刊及其为数甚多而且往往十分巧妙的出版物中得到主要的支持，这些出版物，如同该周刊一样，大多数总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载有宝贵的材料，撰稿的除了像克鲁泡特金这样的人物以外还包括有工团主义者（特别是普·特拉萨）。此外还有“自由”杂志这份个人主义的刊物。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曾在1902年首先提出过关于成立国际反军国主义联盟的问题（关于这个联盟我们在下文还要论述）。而在早些时候他们创立了盟址设于巴黎的保卫士兵国际同盟，这个同盟（不久就停止活动）的领导人物为无政府主义者山维昂，马拉图，以及激进派的“曙光”报的编辑乔治·勒米特与乌尔班·哥伊尔。同盟的纲领最后归结到废除常备军，撤销军事法庭和改善士兵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它的活动却大大超出了这个纲领，在它刊行的那些带有有力说明的风景画片、传单和广告中，不断复述了“打倒军法制度！”的口号，以及号召“打倒战争！”“打倒军国主义!”“国际和平万岁！”。但是同盟的活动并没有越出法国境外。鼓动个别地或集体地拒絶执行职务和逃出军营在这个派别的宣传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自然彼此绝不是不可分离的）。根据克鲁泡特金的意见［注：1905年10月28日“新时代”周刊。］，在发生战争时组织罢战不应纯粹是消极的性质，而应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与保卫革命不受国外敌人损害同时并举，从而也就驳斥了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或者如“新时代”所称“反民族主义”的主要非难。这是人所共知的：恐怖的无政府主义者艾墨里·安里于1892年8月在卡莫所投掷的那个声名狼藉的炸弹，意图以此作为一种警告，去防止在当时的矿业工人罢工中重演一年以前在福美斯发生的屠杀工人事件［注：可参看“爱国主义”这一小册子，它是“自由”杂志的出版物（巴黎出版）。］。反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军国主义显露出种种无政府主义特怔［注：“新时代”周刊对之十分友善。］。它一方面在现时已经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内部得到了那个几乎纯粹是农业性质［注：“他们的祖国”第246页。因此它经常一在对爱尔威表示异议：爱尔威在云纳联盟中的追随者解释说这只是由于农民对服兵役的根深蒂固的厌恶。］的云纳［注：云纳系巴黎南面的一个行政区。——译者注。］联盟的支持，另一方面得到了反对议会政治的职工会内部一个有力的思潮的支持，在这一思潮中和反对“对内军国主义”（这是罢工工人的最凶恶和最强大的敌人）比较起来，反爱国主义已完全合乎逻辑地退居次要地位。从1901年起，法国的云纳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根据1900年通过的决定出版了“云纳表表”［注：“表表”一语系对新入伍士兵的一种流行的亲皤的绰号。］这个刊物，最初是每半年出刊一次，其后是每季一次，它在创刊号中就声明自己是为入伍新兵而出的。为了对付这个在一切部门中免费散发的“表表”杂志，所有“保卫国家”分子立刻从事于猛烈的追踪迫害。于是声势汹汹地向法庭提出控告，但尽管这个刊物曾以最尖锐的方式号召不去执行用武力对付罢工工人的命令，通常的结果却是宣判无罪［注：在陪审法庭面前的“表表杂志”，1904年奥赛勒出版。］。1905年在蒙诺列负责编辑下仍然继续出版的“表表”杂志曾受到爱尔威的有力影响。爱尔威和伊华托过去是现在仍是反爱国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领导人与组织者。爱尔威在他所著“他们的祖国”一书中曾对自己思想的根据和形成作了详尽而巧妙的说明。而1906年12月中旬起在巴黎创刊的“阶级斗争”周刊，有力地支待了反军国主义。对于战争，不管它的起因如何，他只知道这样一个口号：“宁可起义，不要战争。”他以最尖说的方式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待侵略战争的立场［注：关于爱尔威的反议会政治思想，创刊“社会主义生活”第97等页，法泽士在1905年6月1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第152页）把反爱国主义的战斗称之为实质上的反资本主义的战斗。］。他丝毫不主张建议士兵们个别地拒绝执行其职务。反对对内军国主义的斗争在他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我们将在另一处再详细分析爱尔威的观点，爱尔威曾以值得赞扬的顽强态度和准备牺牲的精神去进行斗争。关于爱尔威的宣传方式的特怔，可以举出1906年9月30日的事件来说明。在这一天，巴黎第三区的共和主义青年组织与法兰西教育同盟为了向应召入伍的青年表示庆贺，在“特罗卡泽罗”举行一个盛典。爱尔威和一群拥护他的人在现场出现，他们实行示威反对这种爱国主义-军国主义的典礼，因此与警察发生冲突并遭逮捕。关于职工会的反爱国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可以从劳动总会向1903年职工会书记在都柏林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传书中得到一个很好的概念。这个报告书和爱尔威的思想截然相反，它对“对外军国主义”的独立意义片面地估计不足。这个报告书中将反军国主义的教育方法划分为这样的几个部分：（―）团结工作：1．士兵小捐［注：士兵小捐——原文为给“士兵一个苏”（苏——法国铜币，等于法郎的二十分之―）。这种作法曾引起列宁的兴趣，列宁在一篇论文中曾为此作了如下注释：“法国人的所谓士兵小捐的组织特别有趣，工人毎星期交一个苏给自己的工会书记，这样凑成一笔钱拿去送给士兵，‘提醒他们：他们虽然穿着军装，也还是被剥削阶级中的人，他们在如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忘记这一点’。”（《列宁全集》中译本第15卷，第172页）。——译者注。］。2．在“工人之家”（职工会会员之家）好客地接待和供给士兵以食品。3．团结那些规避兵役或者因违反纪律而受迫害的同志。（二）宣传工作：举行公开的集会、联谊晚会、入伍士兵欢送会、游行、在墙上贴招贴、散发公告和小册子、传单，从1900年起每年出版带有图片说明的特大号的“人民之声”（这是法国职工会联盟的机关报），大量地和经常地邮寄给有服兵役义务的人。最后还出版“士兵手册”，这种手册在1903年就已分发出去100,000册，并招致了（在那个过去曾一度是社会党人的密尔朗的赞同下）行政当局和司法当局的疯狂起诉。“士兵手册”系根据1902年9月15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职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由工人之家联合会出版的。在1902年就已出版两次，而在1905年又第三次翻版。这个手册最后向应召入伍的人们呼吁，要求他们规避兵役或者在军营中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同时向现役军人呼吁，不要执行射杀“国内敌人”——他们的工人阶级弟兄——的命令。在这里还应提及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的早期机关报“阶级斗争”，这是由阿历兹与爱尔威编辑而由中央职工出版的机关报，一直刊行到1904年，负有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的任务。1905年，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共同散发［注：在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襄助下。］一种红色的招贴，它深深打动了士兵们的心，它要求士兵们不要用武器对付无产阶级，如果接到这样的命令，就宁可将枪口转向指挥官们而不对准自己的阶级同志。最后，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是法国青年组织的一项主要任务，直到1903前，在3个法国的党中，每一个党都有这样的专门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从1902年起，工团主义的青年组织受着革命的职工会的督促也合并到这些青年组织之内。这些组织目前正处于一种混乱状况。关于云纳的青年组织的活动，我们前已论及。“新兵”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青年集团的机关报从1900年起在巴黎出版，一直刊行到1906年；“士兵之页”报是作为工人党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机关报刊行的。两个报纸都号召所有穿上军装的无产阶级执行对其本阶级同志的义务。“士兵之页”报公开要求士兵们拒绝服从向工人们动用武器的命令，建议他们在总罢工宣布时参加罢工，“新兵”反对士兵们个别进行反抗，并特别强调指出，这种作法是徒劳无益的。1906年10月在阿美恩举行的法国职工会代表大会上，达勒沙尔曾不无根据地指出，较早以前的职工会代表大会曾经表示过赞同反军国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宣传，并通知说，委员会也曾一致通过了有关的决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虽然遭到为数可观的一些人所反对，在议事日程上还是列入了依华托关于加强反军国主义和反爱国主义鼓动工作的建议。表示反对的这些人，显然并不是反对反军国主义，也不是反对加强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仅是反对过分强调反爱国主义宣传。这种情况成了1906年11月法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在里莫兹的召开。由云纳联盟提出的爱尔威议案，按照反爱国主义观点的表述公式，要求党员同志在爆发战争时，不论战争由何方发动，对宣战的答复是实行罢战和起义。这个议案只有很少数的人投票赞成。由盖得提出的议案着重指出军国主义的有机的资本主义特征，认为唯一可以接受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是一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此外还要求缩短服兵役的时间，不支持军事借款，实行全民武装。这个议案虽然较前一个议案多获得两倍的票数，但也仅是少数人赞成，未获通过。被采枘的是由华兰提出的赛纳联盟的议案（这个议案表示赞同国际代表大会的原则观点，要求准备采取国际性行动去阻止任何战争，并建议根据情况需要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方式，从议会干预，公开鼓动，游行示威，直至总罢工和起义。1906年初，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华兰在“社会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了他那篇关于摩洛哥冲突事件的著名的反对战争的宣言，在该宣言中他高声吶喊：“宁可起义，不要战争”。关于军国主义在对付国内敌人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并没有作出甚么决议。但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的立场可以从其它公告中明显地看出来。他们在这方面的口号是：向士兵呼吁，请他们拒绝执行用武器对付罢工者、对付工人们的命令。在“士兵手册”中对士兵们作这样的号召：“如果有人想把你们变成杀人犯，那么你们的义务就是拒绝服从！如果有人派遣你们去镇压罢工工人，你们不要向工人们开枪！”，“不要开枪”这个著名的口号，麦斯勒同志于1905年12月对反军国主义者大审讯时在法庭面前曾再一次喊出来，它是法国全体有觉悟的工人（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工团主义者）的普遍呼声的一种共鸣。上文提到过的1905年由社会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共同向入伍士兵提出的这个号召：要求他们不要使用武器对付工人，不服从向罢工工人开枪的命令，转而把枪口对准那些下达这种命令的军官，是这个口号最尖锐和最勇敢的表达方式。会讨论这一呼吁时，桑巴以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声言：“有人问我，对于射杀军官的这种劝告有甚么意见。我答复说，处于当军官们下令射杀罢工工人的场合，这一劝告是公正的。”拉法格在“人道报”上曾直截了当再一次尖锐而明确地发挥了这一观点。进行宣传曾不止一次地使反军国主义者受到审讯，在法国，直到不久以前这种审讯通常是无罪获释。关于对“表表”杂志的审讯上文已经说过了。依华托经过十次被控又宣判无罪之后，于1904年由于发表一篇反军国主义演说，被低罗亚尔的刑事陪审法庭判处100法郞的罚金。其后，他还受到拘禁。1905年在艾克斯有两个无政府主义者被控告，其中一人由于在马赛的墙壁上张贴反军国主义的公告被判徒刑三个月。英里尔和菲利玛也曾被判徒刑；在布里斯特·阿曼底尔和里英兹也曾发生拘留监禁的情况。1906年春，在土伦和莱曼也有人被判罪。“人民之声”报为新入伍士兵而发行的专刊曾屡次被没收；1906年10月该报编辑维诺被逮捕。最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巴黎的对反军国主义者的大审讯，在这次审讯中，爱尔威及其它反军国主义者25人共被判36年徒刑和2，500法郎的罚金，但这些苛酷的处罚并没有全都执行。在法国有大量的小册子作品可供进行各种反军国主义宣传之用。专门从事出版这类小册子的除了“新时代”周刊社之外还有社会主义宣传出版局，出版者与书商新协会（乔治”俾赖期），社会党出版局和巴黎的斯托可出版社。反军国主义宣传在法国所取得的成就是重大的。我们不能对下面这个事实给予特别高的估价：有时个别的军官也采取反军国主义的立场，并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承担由此引起的―切后果［注：值得提及的是米尔莱恩事件，米尔莱恩在隆维发生罢工期间向他的狙击步兵直接发布这样的命令:甚至在罢工者向士兵们挑衅或伤害士兵时也不能对罢工者使用武力。］。属于这一类的一些个别事实，对于法国（和俄国相反）的反军国主义（我们应该把它看做是一种纯粹无产阶级现象）来说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的是这些事实：大量士兵逃出兵营，他们拒绝执行勤务，不服从命令，并参加反军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有时并因此遭受极其苛酷的处罚［注：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人们为了轻微的过失就可被判死刑！又可参看1906年12月11日“人道报”所载的比桑逊事件。］（从德国的情况看来，这种处罚还是令人讶异地轻微）。这样，于1906年10月在赛尔布尔的军事法庭上有两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分别被判处15天和60天的监禁，因为他们在一个烈士纪念碑前面说出这样的话：“打倒军队，打倒军官们，谁也不需要军队！”举几个事例来作说明：1905年5月3日，步兵第32团第10连有61个士兵因不满军营中的不良膳食和恶劣待遇，离开军营，逃往近郊。1906年9月坎班尼警备部队中有一个后备队员自杀，士兵们就举行示威，唱国际歌并责骂军官们。“闪电”报于1906年6月初刊载了陆军部长艾迪恩致军团司令官们的一个通告，说曾在圣马珊步兵学校毕业的下级军官们明目张胆地抱有反军国主义思想，并声言他们之所以要留在军中，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思想争取拥护者。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许多次罢工，例如登克珊，勒克拉索，隆维（米尔莱恩）、蒙苏矿山的罢工中，受命进行干涉的士兵却与罢工工人团结一致。无怪乎“鲁恩新闻记者报”将社会民主党人对军队的关系描述为“法兰西躯体上一个十分危险的创伤”，并说：“对此应不遗余力地加以抑制”。我们德国人感到姹异旳是：陆军部长艾迪恩在上述关于反军国主义者的危险性和如何压制他们的通告中所表现的克己谨慎态度，从我们的观念看来是何等奇怪。而关于法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对于反军国主义往往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发展条件这一点，是决不能否认的。关于法国对反军国主义者进行审讯的种种报道在我们这里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人们也可以忆及；在干年前，社会主义者佛昂尼尔还被容许在多种技术军官学校中讲授社会政策的课程。不久以前，德蒙兹上尉还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校的军官讲授课程中，任意地和非常激烈地攻击军国主义，并曾使我们狭隘而紧张的军国主义者感到不寒而傈。人们如果把下面情再联系起来看；在即将实现的关于对军法审判权限和“比里比”的限制，政府方面关于缩短后备军和国防军训练时间的立法提案（虽然已被否决〉，和关于通过一实行军官和下级军官“统一来源”以便在军官团队中实现民主化的皮卡计划，就会令人觉得法国好象是一个反军国主义的理想乐园。克莱蒙苏，这个以一两个“社会主义者”担任部长来装点门面的总统（过去曾是一切社会乐视主义者寄托其喜悦和爱慕的对象），在对付反军国主义所采取的声调上，正如上文已说过的，业已表明：在法国，问题不是改变军国主义的本质，而是改变它的形式，主要是为了反对教权主义。意大利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和法国的工人运动有很多类似之处。在这里，我们看到除了通常的政治党派活动以外，还有无政府主义的偏向，也有工团主义—反爱国主义的运动，后者是反对议会政治的，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反军国主义运动和它们是有差别的。在意大利，这一运动的历史并不短，但只是在最近期间党才着手在这方面进行有组织的工作。这里首先应该注意的是青年组织；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青年民族联盟，它是由一些省级的同盟联合组成的，盟址设于罗马。它出版由巴罗·奥兰诺负责编辑的“社会主义青年”杂志，并完全仿照比利时青年近卫军的先例，一开始即不遗余力地在反军国主义领域内进行活动。1905年成立了未来入伍者同盟，这是民族联盟的一个专门从事反军国主义的外围组织，并与后者有着密切联系。这两个组织都得到党的承认。1905年10月党的理事会在罗马举行的会议上作出（只有―票反对）下列的决议〈即费里决议案〉：“党的理事会抗议对社会主义者及其报刊所进行的警察式迫害，特别是抗议对最近举行的反军国主义示威大会的迫害。理事会满意地确认青年组织协助党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时所表现的热忱，并决定，全党应同心协力进行这个在理事会参与推动下的鼓动工作，这不仅是为了向舆论界说明军事当局对国家的金钱所作的异常惊人的浪费，而且最重要的是教育士兵们和应召入伍人员一方面不要忽视他们保卫国家的职责，同时却应拒绝参加杀害工人的勾当，这种经常发生并丧尽天良的勾当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耻辱”。此外，1906年10月在罗马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曾对意大利的反军国主义宣传作了一次总的考察，反军国主义在议事日程中被列为一项特别问题。提出的是两个动议。一个是工团主义者安其提出的：“意大利社会党第9次代表大会在讨论中研究了军国主义问题，对于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从事的反军国主义宣传活动和方式表示赞许。另一个是由“前进报”编辑隆木阿迪提出的：“党代表大会赞同党的反军国主义传统，并鉴于资产阶级一贯阻碍军队在劳资斗争中实行其必须遵守的真正中立；认为有必要展开防止用军队屠杀工人和破坏罢工的鼓动，鼓动目的是教育青年工人在这种冲突中不要使用武器也不要破坏罢工。同时大会认为有必要在工人当中进行宣传，目的是使他们不要用武力对待士兵，避免由此而引起士兵方面的可能反应，并表明在罢工工人和士兵之间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在讨论中，反爱国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者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者（就狭义而言）占了优势。只有个别的演说者表示反对在士兵中间进行反军国主义的鼓动，这些人所提出的正是190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不来梅代表大会上某些人所用的论据［注：1904年在不来梅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卡·李卜克内西提出关于为了执行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党要在青年工人中间开展广泛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建议，但由于修正主义者福尔马尔、萧接可等人的坚持，卡李卜克内西的建议被否决。他们的论据为：或者说，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原则上是不妥协的，仅仅是“浪费时间”，因为党可以不要它而仍然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军国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产物；或者说，这种宣传是危险的，因为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刻将新的反社会主义法律强加于党的头上。——俄译本注。］。青年组织的代表表示，这些组织的成员所从事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并不是按照爱尔威涵义的宣传，而是以减少军费开支为目的，以唤起士兵，工人的团结为目的的宣传。最后根据费里和图拉梯的建议，不作投票表决，而将问题提交党的理事会研究。特别有意义的是这样―种情况：在大会上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的所谓独立派的费里决审案，其中载有下面这样的一节：“党开展一种实际的行动，有鉴于当前局势以及教权势力在政府中不断财长，这种行动的目的是加强反对教权主义和反对君主制度的宣传，同样地也要开展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其目的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意大利的青年，并使统治阶级利用军队作为向无产阶级行凶工具的倾向受到抵消。”在意大利，由于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使得军队在用于镇压国内敌人时，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靠的武器。在意大利，也并不缺乏阶级性的司法审判，利用为数甚多的审判程序和严酷处罚去压制平民和军人中的反军国主义者。1905年的图林事件是人所共知的。瑞士在瑞士由于经常使用军队镇压罢工，反军国主义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1903年10月在奥尔顿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决议阐述了反对战争的通常观点，并提出对军队问题所采取的看法。在这种看法中“详细地确定国家和公民的权利于义务，声明不容许使用军事力量镇压罢工。由于对这个决议不够满意，导致了1904年在路赛恩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大量削减军费开支；费用超过一百万以上时必须通过民意表决，改善士兵在军队中和在经济方面的境况，废除军法审判，禁止使用军队镇压罢工。代表大会认为用一切手段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是党的义务，但它并没有具体规定应用什么手段。在拉苏特玛的罢工和里根的罢工中所实行的军事干涉，促成了更主动的声动和更明确的口号。也促成了一些热烈的会议。职工会的联盟委员会和党的理事会于1904年9月15日出版了一种小册子，其中载有这样的一节：“在一切情况下，我们的士兵应该承担这样的义务：不要枪杀他们的工人兄弟，不要用武器对付他们；遇有这样的情况不仅要拒绝服从这仲命令，而且要使用各种方法防止任何杀人勾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按照我们联盟盟章的精神行动的：穿上军服的军人，首先仍然是一个公民。”不久以后在苏黎世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社会民主党的士兵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在罢工期间遇有集合军队的情况，士兵们应该认识到要和罢工工人团结一致，不要让自己被利用去从事损害本阶级同志们的罢工权利和集会权利的行动。”在日内瓦党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党的理事会又为下一次代表大会？准备出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在这时，反军国主义的鼓动也有了明确的组织和制度。1905年成立了瑞士的反军国主义者同盟，同盟给自己规定这样的任务：1．向工人们说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军队是为阻止工人阶级获得解放而服务的。2．利用一切方式进行宣传，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使得在资本家手中成为暴力工具的军队不能为害。这个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10月举行，其后同盟成长扩大得很快，它向工人组织散发传单，为工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出版小册子，并展开积极的活动。在各种小册子当中，应该特别提及的是这本流行最广、并且几乎可以说是典范式的著述：“资本的看家狗”。根据1906年1月在路赛恩举行的代表大会所作决议建立了一个中央图书馆，并翻译爱尔威所著“他们的祖国”这一小册子。同盟还进一步出版了“前哨”杂志，这一杂志极其熟练地从事反军国主义的鼓动［注：该同盟还有一支十分雄壮的用“天佑汝获得胜利花冠”这一歌谱谱成的盟歌。］。关于“对外的军国主义"这―问题，它为这些曾经多次引起争论的观点辩护：只有在社会主义胜利之后，才能消灭战争；在这一胜利到来之前，必须采取一些方法去反对这种“按照有产者的命令进行的无产者和无产者的互相残杀”；在这方面唯一能作的是：“拒绝军事工作”，亦即罢战。关于“对内的军国主义”问题；同盟自然而然地使用“不要开枪”这个口号［注：参看“前哨”，“党委员会的建议”。］。不言而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第二个口号是比第一个口号更令人感到不快的瑞士的情况就是如此；而资产阶级所喜爱的马基弗里式的策略任然是力图利用“爱国主义”之风来推动其反宣传之磨，于是就使用“不爱祖国的”、“叛国的”倾向，竭力进行煽动［注：参看1906年1月30日“莱比锡人民报”，“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分裂”。］。1906年2月在阿拉乌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注：瑞士社会民主党这次代表大会在即将闭会期时因故改在奥尔顿继续举行，故亦称奥尔顿党代表大会。——译者注。］发生了一次十分有趣的关于反军国主义的辩论。当时显露出，在瑞士也有拥护主张在对抗外敌时实行罢战，特别是拒绝执行军事职务这种思想的人。会议作出如下的重要决议：1．瑞士社会民主党和外国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力求在各个文明民族之间消除一切战争可能性和废除一切战争工具。它要求通过仲裁解决国际争端。2．只要这种情况在欧洲中部各民族间尚未建立起来，它认为可以容许人民军队的存在，这种人民军队的唯一用途是防御来自外国的进攻。3．党抗议在罢工期间使用军队。签于去年曾发生这冲滥用武力的情况，它要求保证今后不发生同样事件。在未取得这种保证之前，它就向士兵们提出这样的劝告：设若有人下令他们向罢工工人进攻，或对这些工人动用武器，士兵们就不要执行这些命令。社会民主党将竭力减轻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个人或其家庭所带来的财政负担的后果，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与职工会保持联系。党认为要反对在罢工期间动用军队，最好的保证是在普选范围内和在国家中加强党的政治力量。4．党要求建立这样一种陆军制度：以人人普遍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一原则为基础，并符合于民主的组织规定，与宪法给公民们规定的在权利上的平等没有抵触。它要求削减军费开支，为反对支付不是国防所绝对必需的任何军费开支而斗争。根据这一决议，决定建立一个“对抗金库”。这个决议的第1、2及4项，基本上是和党委员会的建议相适应的［注：关于决定这个准备提出的建议时在党委员会内教学的斗争，参看1905年12月28日“莱比锡人民报”。］，在第3项代表大会已将党委员会建议中关于要求拒绝服从以武力干涉罢工的命令的那一节包括在内，党委员会这个建议也是和“前哨”的要求相适应的，并且在主要方面已使之变得更加尖锐和更为现实。如所周知，格鲁特里社会民主党人［注：格鲁特里社会民主党人——一般指的是格鲁特里联合会的会员，这个联合会于1838年作为一个手工工人的教育联合会建立的，系瑞士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组织。这个联合会反对阶级斗争；于1893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其后在瑞士的工人运动中推行机会主义的倾向。1925年，格鲁特里联合会终于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德文本译者注。］大部分对军国主义采取一种彻底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立场，例如他们甚至对投票否决预算案也加以非难！这就无怪乎他们对军国主义采取一种完全淡然处之的态度，甚至认为这个问题应作为一种不必要的糟粕从党内剔除出去。虽然有人预言在阿拉乌党代表大会上党将发生新的分裂，尽管这次党代表大会采取积极的反军国主义立场，倒是暂时避免了这种分裂。应该论及的还有圣依美亚工人团体所属研究小组的出版物，其中就有很有用处的“军队与罢工”这一小册子。青年组织起到一种人所共知的作用，虽然它们只在瑞士的法兰西语地区存在。从1903年起，这些组织中有一些组织在洛桑出版了“社会主义青年”杂志，但不久就失去其作为青年杂志的特质。还应提及的是在苏黎世由党员普弗列格创立和领导的“青年大学生联合会”。不言而喻，在瑞士，无政府主义也注意到反军国主义问题。在日内瓦，该处有无政府主义的日内瓦反军国主义支队，这个支队作为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在整个瑞士的一个分支机构而存在，至于协会本身，我们在下文还要论及。从1902年起在苏黎世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的“警报”把反军国主义的鼓动（自然，这是从无政府主义的涵义来说的）看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但不要误以为无政府主义在这里最少会带有一些无产阶级的色彩，或者更确切地说，“警报”的反军国主义论点大部分说来具有了无产阶级的性质。瑞士的反军国主义的成就，特别是在日内瓦和苏黎世大罢工中所表现的成就，我们上文已有论及；这里值得提一下的是有关的司法审判活动。还要补充的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民兵拒铯对罢工进行干涉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在拉苏特冯的砌砖工人罢工中，民兵拒绝开去镇压罢工工人。其中有六个人因此受到军法审判，尽管所谓“舆论”给予“同情”，仍然受到苛酷的处罚。奥地利要论述奥地利的专门的反军国主义运动，只能从专门的青年运动产生以后谈起。这些青年运动看来首先是产生于维也纳，时间是在1894年初，当时正式成立了青年帮工联合会。这个组织进行活动的矛头是指向民族主义青年团和天主教青年会。不久在别的地方也有仿效成立这种组织的作法，于是从1902年10月15日开始就出版了一个捍卫德意志青年工人利益的机关报：“青年工人”。这个刊物起初是半月刊，后来改为月刊，改为月刊后发行份额更多。到了1903年复活节以后，就成立了奥地利青年工人全国联合会，把所有地方联合会都包括在内。从1903年4月1日起，“青年工人就成为这个全国联合会的正式机关刊物，只要浏览一下这个生动活泼的杂志已出刊的那些全年合订本，就可看出：它是如何善于在青年人中间指导进行反军国主义的专门斗争。应该进一步指出是：1896年就已在维也纳出版并受到广泛欢迎的“愉快的士兵生活”这一鼓动性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用—种卓越的方式综述了特别具有奥地利色彩的军国主义的罪恶，并无情地掲发军国主义，使之原形毕露。类似的还有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光线”这本论文集，特别是“给新的的大炮两个亿？谁同意的？谁来缴纳?”和“杀人如麻的奥地利军国主义”这些小册子。属于这方面的作品还有以“打倒军国主义与二元论”这个标题出版的达辛斯基于1903年9月25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捷克人的反军国主义。青年运动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从1900年5目1日起出版了“青年文集”这一青年杂志。捷克的青年组织公开宣言进行反军国主义的鼓动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不错，1900年在布特怀斯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曾拒绝批准建立青年工人的专门组织。但这一决定本身只是为了反对在党之外另有组织，以便引导这些青年组织使之和党的总运动汇合，有计划地将青年们组织起来一事得到了重大进展。在很多地方建立了鼓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担在青年工人中间进行鼓动的任务。“青年文集”从年3月15日起，每月出版一次，从1905年1月1日起改为半月刊。1902年在布拉格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曾再一次表示支持在青年当中进行专门的鼓动，并同意了在党内有青年组织。1903年建立了工人体育协会联合会，这也是专门处理和青年工人有关问题的组织。1904年12月在布拉格成立了经常性的鼓动委员会，不久在其它城市也建立了同样的委员会。4月29日去布拉格召集了捷克社会民主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的有22个青年委员会的127名代表。举行了多次秘密和公开的鼓动集会。“青年文集”辟有专栏处理军国主义问题，这一专栏常常成为该杂志被没收的借口［注：参看“青年近卫军”，曼海姆出版，1906年6月1日。］。在布拉格成立了工人学院，参加的人很多。和军国主义发生民族冲突（语言问题和对个别士兵的暴行）促进了反军国主义的倾向。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南拉瓦事件：有一个士兵拒绝携带武器，因此受到惩罚。新入伍的士兵穿着丧服，奏着放置于红色车辆上的哀丧乐器，列队走过城市，这已是常见的现象。最近期间在进行有关选举权的斗争时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军队已不是统治阶级和反动派的完全可靠的支柱。匈牙利在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职工会是合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党仅以职工会的形式存在。青年运动在这里开始于1894当时在布达佩斯是以学徒工组织的自由支部的形式进行的，支部是在成年人的领导下，起初以进行教育为目的。但这一运动到1897年因社会主义者的猎犬班菲这个“资产阶级的救主”的可怕的迫害而消失了。1899年，班菲垮台之后，工人联合会设立了青年工人支部，也主要是在青年工人中间进行教育工作。但它们在1901—1902年冬遭到警察和法庭的残酷迫害。青年工人分散在总的工人教育联合会和职工会联合会中。1904年的经济大繁荣——在这期间工人们的职工会组织的数目增加了四倍（会员人数从10,000人增加到52,010人）——再一次把青年运动推向髙潮。这个至今仍在持续高涨的运动有其社会的和政治的特点。它的外部形式是教育联合会或自由组织（在省区内）或体育协会（在个别地区，例如在普拉斯堡）尽管有各种阴谋诡计、暴行、袭击、拘捕和没收财产，这些组织仍不断发展，并在成年工人的赞助之下，出版了“青年工人报”该报给这个在各方面都受党所督促推动的运动奠定了坚固的基础。现时每一版刊行约1，500份。1906年4月成立了“青年工人联盟”，这个组织现时（1906年12月）仍然徒劳无益地等候着政府方面的正式承认。这些组织公开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它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或者是否进行这种宣传，可惜我们还不能加以确定。荷兰在这里，迄今——如果不考虑1903年1月对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镇压——军国主义仍未显得十分猖獗。1900年建立、1903年暂时中止存在、而在1906年又重新组织起来的荷兰青年工人联盟把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放在第二位。但该联盟的“播种者”杂志（由罗兰·荷斯特出色地担任编辑，从1906年开始出版）常常把对军国主义的斗争置于重要的地位。1902—1903年冬天，这个荷兰的红冬季“播种者”召开了多次反军国主义的集会，特别是在罗兰·荷斯特的安排下在阿姆期特丹举行的集会。1906年4月8日在乌特里赫特举行的联盟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强调指出军国主义的阶级特性，并认为联盟有义务，通过举行集会，系统讲演会、特别是在征募军队的时日里还可以通过传单和公告，向青年工人阐明这种特性。决议队为通过这种宣传，有可能在行动上和社会民主党继续保持一致。“播种者”在毎年10月借招募军队的机会举行反对军国主义的集会。1906年10月初“播种者”在阿姆斯特丹举行集会，在曼德尔发表了他的演说之后，就竭力和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划分了严格的界限。党的代表大会，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一样，也曾对军国主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特别提出了在士兵中间进行宣传的任务［注：例如1903年的安赛特党代表大会及同年5月召开的职工会代表大会。］在荷兰很早就存在“青年联盟”，出贩（或者至少曾经出版过）由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威恩克担任编辑的“青年工人”杂志。它处于在无政府主义的决定性影响之下，但并不公开承认自己是属于无政府主义的。这个联盟的成员为数甚少，看来并且经常发生内部的组织危机。自然在荷兰也存在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它在尼万希尔斯本人身上找到了最鲜明的表现。更之，这里还存在“士兵和退伍军人联合会”，该会从1903年起出版“士兵”月刊，由社会党议员赛莱恩担任编辑。该会是一个政治上中立的职工会性质的组织，以向军事领域内的弊端进行斗争作为自己的纲领［注：参看1904年第8期“士兵”月刊所载的一篇纲领性文献。“第三次复习”是主要斗争目标之一。］。它的另一个对偶性组织是水兵职工会联合会，该会的机关报“锚”系由迈耶同志担任编辑，在海尔特出版。这个杂志在改善海军士兵的情况上取得不少成绩，并且不止一次地组织罢工运动。有时它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严厉压制——它的领导人被处罚，禁止在船上出售“锚”杂志。议院也经常研究它。瑞典在瑞典，社会民主青年运动开始于九十年代中期。一些社会主义青年俱乐部合并为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联盟出版的杂志名为“火焰”，盟址设于当斯克朗），但这个联盟遭到党的不友好的对待，逐渐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这从它对待国防问题和对外军国主义所采取的立场中特别显露出来。为了和它对抗，1903年在马尔墨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这一卓越组织。联盟从1906年1月1日起出版“前进”月刊，内容充实丰富，毎份定价仅10奥拉。但是它也几乎得不到党内的任何支持。在1903至1906年间，这个联盟从拥有7个倶乐部约450个成员发展到300至400个俱乐部，14,000至15,000成员。到了1906年底，拥有25,000个盟员；并建立了许多地方组织。“前进”出版35,000至40,0000份。社会主义联盟盟员约10,000人，“火焰”（篇幅和内容都比“前进”少得多）每次刊行10,000至12,000份。两个联盟按照自己的盟章都把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作为自己的任务；这种宣传工作专门通过出版物来进行。社会民主主义联盟通过马尔墨的社会民主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很多鼓动性的著作，其中包括有兹·海格隆著“放下武器!”和卡特·达斯特隆著“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据“前进”月刊称，从1906年3月起进行反对军费开支的斗争目的是把那些浪费无益的金钱抽回来更多地使用于“小型农场企业、人民教育事业和劳动保险”。当瑞〈瑞典〉挪（挪威〉合并发生危机期间，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在其1905年于斯特哥尔摩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卓越的方式讨论到军事问题时曾发出了“放下武器”这个著名的口号。这个口号要求无产阶级在与挪威人发生战争时拒绝执行军事勒务。兹·海格隆同志曾因这个口号被判徒刑9个月。以“半社会主义者”斯塔夫为首的自由主义内阁，完全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密尔朗内阁或新近的克里蒙苏—布瑞安—维椎安尼内阁一模一样，对这个口号有非常迅速的反应，这适足以说明他们承队了这个运动的意义。1908年5月，声名狼藉的“口罩”法令或“无政府主义者法令”生效，关于这个法令，我们在另一处还要提及。其后不久又作出了若干严厉的判决：1906年9月27日诺尔克平城市法院判处苏恩斯特朗一年徒刑（苦工监），因为他编写了一些向新入伍的青年士兵呼吁的内容审慎的传单。这个判决在两天之后引起了——同时士兵也举行了反军国主义示威——在诺尔克平的抗议大示威游行，游行被警察的暴力驱散。但事情却产生了极有趣的效果，正好证明了这句谚语的正确：“上帝夺去谁的职位，他往往返还这个人的理智”。斯塔夫总理阁下很快就如落叶般的垮下来了，“垮得真快”。不满之声像冬天里的寒风那样使他淸醒过来；他企图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以自己的律师的辩才去扑灭那种他作为总理时所竭力煽起的阶级审判迫害的火焰。1906年12月，他在燕克市髙等法院的上诉案中担任替苏恩斯特朗同志辩护，竭力证明该法令完全不能这样运用。实际上徒刑减轻为六个月。1906年夏天随之而来的是对奥尔逊同志的判罪，为了“告斯马兰特青年工人书”这本反军国主义小册子被燕克市法院判处六个月监禁。9月底，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海尔辛堡和倍尤夫，借正规军人解散为后备军的机会，举行了反军国主义示威游行，警察以亮堂堂的武器对付这次示威。10月底有许多参加9月29日海尔辛堡示威游行的人被当地市法院判处为期十三个月至三年的徒刑。的确这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开始！但这仅能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和效果上给予瑞典的反军国主义宣传以影响。1906年10月14日，两个联盟举行了令人感到兴趣的关于两个组织如何互相结合的谈判，其中特别谈及到反军国主义问题。挪威在挪威，地方性的青年组织已存在多年，例如在克里斯恩尼亚，特拉曼，拉尔威克和托隆特詹姆。克里斯恩尼亚的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于1901年6月开始出版反军国主义的有影响力的“梯文世纪”月刊，这个刊物后来改为季刊。挪威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址设于克里斯恩尼亚，系于1903年6月在特拉曼代表大会上产生的。它约有2,000个盟员，其中有很多是女性。它出版一个由舒尔保特担任编辑的“青年社会主义者”月刊。它促进一般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教育的发展，并特别以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作为自已的目的。它对军国主义所采取的立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于1905年在圣灵降临节时举行的联盟代表大会上曾否决了采用一切形式进行反军国主义斗争这一建议。关于联盟的反军国主义鼓动工作，在这方面可以提一下挪威少尉米哈依·普德和特所著“军国主义”这一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在警备部队中广泛流传。此外还应报道的是新近发生的下面这个事件：1906年10月10日，在克里斯恩尼亚举行了一个由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所召开的反军国主义集会。在集会的准备进程中，所有兵营都遍布写着这几个字的招贴：“全体上级军官和普通军事人员立即动员起来”。尽管军事当局加以禁止，参加会的人还是很多。在会上致辞的具有显著特征的知名人士除了苏恩斯特朗以外，还有普德和特少尉（“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他当时已提出辞职，同时还有该报的另一个编辑爱尔纳·李，他曾拒绝入伍，并因此受到刑事起诉。丹麦在丹麦，反军国主义宣传工作主要也是由青年组织来担任。青年组织在这个国家里是作为反动的青年联合会，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后者拥有更多的会员。这些组织当中有一些首先产生于1893或1894年，地点在朱特兰特，但只是到了九十年代末它才开始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期间，在朱特兰特的一些小地方，发展起很多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进步组织，它们彼此互相支持、紧密眹系。1900年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个青年联盟。1904年春，各地的地方组织在哥本哈根联合组成丹麦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联盟出版“新时代”月刊。起初它是作为整个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瑞典和挪威的组织保持联系。它在创立时包括有19个地方小组，把全国分为三个鼓动地区进行工作，并对反军国主义宣传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它们的呼吁书是在瑞典刊印的，因为在丹麦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其中有15个呼吁书曾先后被没收，但不久又发还。由于军国主义者方面想组织起军国主义青年的联盟，于是在1906年4月展开了广泛的反军国主义鼓动。除了举行反军国主义集会以外，在全国广泛发行“新时代”50,000份，特别是在请假返家的士兵中进行散发，这就自然不会遭到没收和扣留。社会主义联盟在这里逐渐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而且比瑞典的同类组织表现得更为显著。1905年4月20日至21日间举行的代表大会，出席的有7个俱乐部代表着约500个会员，他们采取了尖鋭地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但这种立场和个别俱乐部的情绪是并不适应的，这种情绪成为在哥本哈根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青年俱乐部的推动力量。这个俱乐部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培养和教育青年工人，并向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它与党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1906年复活节时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要求在全国建立同样的组织，并表示将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待［注：1906年4月号和6月号的“前进”月刊。］。美国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可以提供如下的悄况：在建立于1874年的北美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中，并没有特别提及军国主义的地方，当时军国主义在美国仍不易觉察出来。1879年，在上文提过的那次罢工被镇压之后，芝加哥和辛幸纳堤的社会主义者在巴枯宁思想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些军事式工人联盟，称为“教育与防卫联盟”，它在党内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在对待军队和民兵采取什么策略这个问题上，后来发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工会特别致力于与一切常备军和民兵队伍的成员保待很远的距离，因为这些军事组织经常参与破坏罢工。采取另一种见解的人却认为，通过和武装人员的密切接触，可以减少来自军人方面的危险［注：李氏著文，“社会主义生活”第18期，第80页。］。北美洲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教权主义一样，是工人运动的一种从属任务。它不仅把军国主义看成是不值得重视的问题，而且认为是一种次要的问题，因此力图防止党变为一种单纯的反军国主义组织。李氏指出，迄今以前，即在1905年以前，在美国向士兵和民兵很少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党应该开始进行这种鼓动。在1904年社会党的芝加哥纲领中包括有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要求，即最低纲领中的第5项要求：“防止利用军队去对付罢工工人”，同时还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大意义。［注：在本书另一处将要述及的1904年于索罗尔召开的荷兰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曾收到纽约的来函，同样也从加拿大的全国职工会及工人代表大会那里得到同情的致意。参看“觉醒报”年合订本第四册，1904年12月。］西班牙关于西班牙，这里可论述的情况也不多。看来在这个国家的青年组织和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土作中，都同样普遍存在着紊乱，分裂，迷惘以及——无政府主义，这和在党内相互关系上的紊乱情况是相称的。但此外也有一个被社会民主党承队的青年组织，这就是社会主义青年民族联盟”，其中央委员会设于工业城市比尔巴奥。按照其1906年公布的盟章，这个组织把自已的宗旨规定为：以社会主义的原则教育青年，并使经过这样教育的青年为党的利益服务。芬兰1906年春天，在赫尔星法斯成立了青年工人俱乐部，作为瑞典工人联盟在该地的一个支部，当时加入的有40人。1906年3月10日，这个俱乐部（会员已增至70人）讨论由“前进”月刊提出的关干与瑞典王国青年联盟合并的建议。这个建议虽然得到广泛的同情，但由于策略上的理由暂时被否决了［注：参看1906年4月号及5月号的“前进”月刊。］。俱乐部出版以“同志”为标题的鼓动性作品。它宣传要在国内建立更多的俱乐部和成立包括所有芬兰组织在内的联盟。1906年12月9日，在坦墨尔福斯举行了芬兰青年工人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作出决议：芬兰民族青年工人联盟合并在工人党之内，同时在盟章中规定“向一切形式的军国主义进行斗争"。俄国俄国是一个专门的题目，这里我们不能深入研究这个国家的情况。一些概括性评论在上文已经提过了。只须再次论及这—点：军官们对待俄国革命的立场完全不同于他们对待工人运动的立场，因此，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的第7期［注：在格·瓦·普列汉诺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7期里刊载了沙皇军队军官的一封倍，这封信抱怨军队中的反军国主义鼓动工作仅在士兵中间进行而置军官们于不颐，抱怨把所有军官们都看成是爪牙。普列汉诺夫答复该信的作者时号召军官公民们参加讨论一切有关在军队中进行宣传的问题，并认为较好的一部分军官可能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但普列汉诺夫没有只字提及军官中的阶级成份，为此，弗·伊·列宁曾对他作了尖说的批判（见“列宁全集”中译本第12卷第402—404页）——俄译本著。］上对在军官中间是否可以进行鼓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肯定的看法，其本身是首尾一贯的。反军国主义运动在俄国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成为大革命的无穷整体的一环。反军国主义旳国际组织在1902年有人发起（看来首先是出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召开一个以建立国际反军国主义联盟为目的的国际反军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动机首先是力图援助那些受无政府主义宣传影响并且为数相当巨大的逃避兵役者，他们越出国境，在国外建立基础巩固的组织。在主张召开这种代表大会的人当中，大多数是属于上文所提及的保卫士兵国际同盟的盟员，而这个同盟本身就是力图以一种狭隘的纲领为基础建立一个反军国主义国际组织的徒劳无益的尝试。这种想法据说在英国及一些其它国家中得到赞同。一个委员会成立了，一切看来都是在尼万希尔斯的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大会是在一个如此“涵义丰富”的口号下召集的：“不给军国主义以一个人和一分钱”。为原定于1903年3月或4月在伦敦召开的代表大会而进行的宣传，并没有取得多大效果，虽然委员会曾试图招引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但这自然是徒劳无益的）以及例如比利时的“青年近卫军”［注：尼万希尼斯曾向彼等保证，在同盟中仍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地位，只要它们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不论遇到任何情形都毫不萎缩，并承认上面所说的那个口号。1903年的青年近卫军代表大会没有经过审议就一致决定拒绝参加，因为它认为这些纲领基础不够明确和巩固，同时认为任何在社会主义国际之外的反军国主义国际组织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和站在宗教和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一切可能的反军国主义者参加这个大会。这个代表大会原拟于1903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其后又不得不无限期地推延下去。当时为了召集这个大会而进行鼓动，在巴黎曾出识一个专门性的机关刊物“人民之敌”［注：该刊名称是引自容卜生的剧名“人民之敌”。］其第一期于1903年出刊，这个刊物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山维浪按照最激烈的斯迪尼亚利安派的思想进行编辑的。最后，代表大会终于在1904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顺利召开，而且由于尼万希尔斯的辛勤工作，有相当大最的人参加。然而代表大会呈现为一个极其光怪陆离的大杂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荷兰、法国、比利时、波希米亚（一小部分矿工的代表〉的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职工会的一些代表，荷兰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福音教派的牧师萨迈洪恩以及其它来自荷兰其它各种各式宗教上的和人道主义的反军国主义者代表，最后还有一些英国的工团主义者［注：按照1904年8月号“觉醒报”第186页的说法，有来自都兰及诺顿伯兰特，代表着116,000名矿工的代表！据同一资料，上文提到的那个西班牙职工会代表系受西班牙职工会联盟的委托，并代表着“最低限度100,000个工人”。］。在代表大会上只有经过一番努力才防止这次会议变成为一个成立无政府主义同盟的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自然，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拒绝这样作的［注：他们反对任何一种决议，同时自然也不会遵守大会的决议，也不参加表决。］。代表大会的进程证明了参加大会的各种各式的分子不能结合起来作出一种统一的行动。除了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以外，其余的代表部通过表决作出以下一些决议：（1）根据荷兰代表团提议作出的决议：特别考虑到军国主义对罢工的干涉，指出职工会组织有责任向军国主义进行原则斗争，和士兵们进行友好的联系，尤其是要和那些应召入伍的职工会会员保持经常的接触；（2）基洛（法国）决议：建议职工会成立青年组织，目的是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3）瓦里齐加（波希米亚）决议：建议“全世界”的职工会采取法国职工会所用的战略［注：这一决议的执行有赖于牛津代表大会的督促实现。］；（4）荷兰的决议：宣布总罢工是防止战争的一种手段。（5）另一个荷兰的决议：建议用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们，特别通过对母亲们的影响去进行；最后是：（6）关于个别地拒绝执行军事任务的法国决议。这样看来，作出的决议并不算少。此外，还作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宣言，其唯心主义和模糊不淸的性质曾遭受尼万希尔斯本人的值得赞许的尖锐的批评。［注：参看前引“觉醒报”，第196及197页。］毕竞还是成立了一个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而且发出了这样一个卓越的口号：“不给军队以一个人和一分钱”。尼万希尔斯被选为书记，同时还决定于1905年在牛津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牛津会议终究未能召开，定于1906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同一会议的企图也同样没有成功。［注：参看苏黎世出版的1906年3月份“警报”上所载的公告。］在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就中第二项提出如下的问题：（―）为了防止战争，我们应做些甚么？（二）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应做些甚么？（三）在发生战争时，如果一国的工人拒绝拿起武器，而当他们敌国的兄弟对他们的国家实行武装入侵时，反军国主义者应做些甚么？（四）中立国家的工人在战争当中的立场。国际裁军问题和爱尔威主义问题也在这里按照它们的实际意义用一种值得想望的明确性提了出来。第三项载明：通过反军国主义、局部罢工和社会总罢工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爱尔威的影响下，于1904年在索罗尔召开了一个荷兰全国反军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尼万希尔斯在会上对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情况作了一个最乐观的报告，就中还通知大会说，除了马赛的“人民之敌”以外，还创立“反军国主义者行动报”这一报纸。代表大会还决定成立荷兰全国反军国主义者协会，作为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法国，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发展得十分迅速。1905年7月艾典尼举行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报告，有“很多小组”参加协会的工作，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并决议出版一个全国性的机关报，这个机关刊物名为“L.A.I.A”（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头几个字母），系协会的定期公报，从1906年10月1日起按月在巴黎出刊。大会还进一步决定在发生战争时实行：后备队罢工，士兵拒绝执行军事职务，和实行起义；在总罢工时给予斗争中的工人组织以有力的支援。逃避兵役并不包括在协会所主张的行动之内，至于对逃避兵役负担物质责任一点，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也将被拒绝。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决议：不固定按受任何党派的“学说”——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而要保持各党派之间的独立的革命特质；但在协会作出相应的决议的情况下，就承认起义的任务，同时——这里露出无政府主义的马脚——拒绝参加选举。巴黎的全国委员会除了那份定期公报之外还在巴黎出版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各种出版物［注：其中有：与沙皇制度进行斗争的报纸“大街”报，向母亲们散发的傅单“论军人的荣誉”，梅里著的小册子“致入伍军人的一封信”及乔治·维托著“产奶的牛”、“致圣西亚军官学校学生书”。］，其中包括有1906年出版的“关于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目的，方法和活动”这一小册子。在1905年12月1日遭到巴黎的陪审员们极其苛酷地处罚的“致入伍新兵书”这一著名传单，就是以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的署名发表的。根据公报来推断，有很大一个数目的地方小组（支部）由于财政状况恶劣，小组的成员并不多。上面提过的关于协会的目的、方法和活动的那本小册子曾对该会的特点作了这样简单的描述：“它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它要求自已的会员在一定情况下准备采取直接的、暴力的和起义性的行动。它的活动所唯一关心的事情和唯一的目标就是：培植实行起义去反对军国主义的意志和力量，这是一种只要有可能就把军国主义消灭掉的力量”。由此看来，不管怎样这里仍有无政府主义和肓动冒险起义思想。在关于对这个协会的指责”的一次独特的讨论中，也表示它本身是一个组织。［注：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公报”，第15—16页。］在瑞士也有若干“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支部。1900年在巴黎举行国际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以及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会议时，它们每一次都委托比利时的青年近卫军组织负责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但迄今仍未有成效。青年组织的国际联盟虽然经过一再努力，迄今还未建立起来。但看来这种想法的实现为期已不远。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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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旧国际和新国际的反军国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第二部分反军国主义第一章旧国际和新国际的反军国主义“共产党宣言”，这个世界文献中最有预见性的著述，并没有论及军国主义，因为当时这个问题还只有次要的意义。但“宣言”曾提到“有些地方，无产阶级斗争转变成为”起义［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井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页。］，从而在实质上也预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在对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上所起的作用。“宣言”此较详细地论述了国际上的——或者更正确地说，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问题，以及资本主义扩张政策（包括殖民政策）问题。后一问题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后果去加以考察的。它曾预言到：民族的孤立分离和相互对抗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已会愈来愈消失，而当无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来以后，还会更进一步消逝。在规定无产阶级专政下应采取的第一步措施的纲领中，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一点也没有提到军国主义，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在纲领中被认为业已完成政权的夺取，本身就包括了对军国主义的“夺取"，也就是说，已经把军国主义打倒了。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对军国主义问题曾迅即开始了专门的讨论。然而这种讨论也只限于“对外的军国主义”，即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在其议事日程上曾列有这一项：“1868年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大会在一个当时看来即非过于天真也并不可笑的假定，即这个和平会议会接受国际的纲领这样一个假定下，决定与和平会议合作。大会指出了战争是阶级斗争的延续。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即1868年的布鲁赛尔代表大会，―致通过了由朗格以一个委员会的名义提出的决议案，决议认为战争的主要和恒久的原因是经济失掉平衡，并着重指出，只有通过社会改革才能加以转变。决议同时授权工人组织向人民进行鼓动和宣传解释以制止战争的发生，这些组织要把不惓地进行以此为目的的工作看成是自己的义务。建议在发生战争时实行总罢工，同时代表大会还表示了自己的如下信念：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已达到充分强大的程度，人民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支援。现在我们来谈“新的国际”！1899年巴黎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值得给予最大的注意。这些决议论及常备军问题，称之为“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否定”，“君主政体或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制度的军国主义表现”，以及“反动政变和社会压迫的工具”。决议把常备军和侵略政策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机关），说它是侵略战争的后果与原因，产生国际冲突的经常威胁。决议对于常备军表示深痛恶绝，这不仅是从军事技术方面着眼，也是根据它那些直接破坏组织、败坏风纪、和与一切文化进步为敌的特质，最后还根据它是一种压在人民身上的难堪的物质负担。决议要求废除常备军队，实行全民武装，认为战争本身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个决议对于军国主义的特质比之过去任何一个决议都阐述得更为详尽。布鲁赛尔代表大会（1891）的讨论过程很有意义。会上所讨纶的单纯是战争问题，即国际上的军国主义问题。尼万希尔斯［注：尼万希尔斯，费迪南·杜曼拉（1846—1919）——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创立人，曾积极地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在九十年代开始滚到无政府主义方面去，他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译者注。］的决议案被否决了，这个议案把战争描述为资本主义制度谋求实现其国际目的的一种结果，是打击革命运动力量的一种工具，因而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是以总罢工回答任何战争。被通过的是华兰-李卜克内西［注：李卜克内西·威廉（1826—1900）——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译者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认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认为国际和平只有通过建立国际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决议号召工人们借助坚待不懈的鼓动工作去反对战争这种野蛮行为，抗议袒护这种野蛮行动的战争同盟，并通过发展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后面这一个斗争方法被宣布为唯一适用于预防世界大战这个大灾祸的斗争方法。1893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批准了布鲁塞尔的决议；并把如下的做法列为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手段：拒绝军事借款，不断提出抗议去反对常备军队，坚持不懈地为全面裁军进行鼓动，支援一切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联合会。1896年的伦敦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军国主义的两个方面。它指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于不同国家的统治阶级之间、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并迫使他们深陷其中的经济矛盾［注：不是阶级矛盾！问题的这一方面在这里初次特别地显示出来。］；大会认为战争是统治阶级牺牲工人们的利益以谋取自己的利益的行动；认为反对军事压迫的斗争是反剥削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一项义务；指出摆在面前的任务是：夺取政权，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达到这样的目的：从政府手中夺取资本家阶级的权力工具——维待现存制度的工具［注：后者其实并不是夺取政权的目的，而是这种夺取本身的实质；从组织上去保证这种被夺得的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当然是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根据代表大会的意见，常备军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性，并且是为对工人进行残酷压迫服务的。作为最迫切的要求，代表大会再次提出：废除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同时关于和平与战争的国际仲裁和决定要取决于人民。决议最后说，工人们只有当他们在制定法律方面获得决定性的影响，并和国际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他们的目的。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在一个详细的决议中曾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政策和建基其上的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作了阐述，然后通过一些特别明显的野蛮例子谴责了民族压迫的政策，并专门考察了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这个决议援引了1889、1891及1896年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在国际方面和民族方面的危险，号召无产阶级要倍增毅力去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世界政策的国际斗争。为此并提出如下的实际措施：国际抗议运动，拒绝一切陆军、海军及殖民开支，同时“教育和组织青年们达到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目的”。综合一下这些决议就足以表明：对于对外军国主义在实际政治方面的理解正在不断提髙，对于战争的原因及其危险性有了愈来愈深刻和愈专门的了解，对于“对内军国主义”的意义也是如此。至于说到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方法，1868年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以总罢工和以罢战作为一种通常的反对战争的方法这一思想，都被后来的所有代表大会认为是一种过早的想法而加以摒弃（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一切为代表大会所认可的斗争手段，只显出微小的进步。向无产阶级建议的拒绝军事开支的做法，是唯一的一种自明的、但在其直接效果上却是没有力量的、反对军国主义的直接显示自已政治力量的表现。所有其它的建议都是属于宣传活动范围内的，都是为了改变法律状况以及为了将来的行动。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其它地方也说到过）这一范围在目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唯一开放的范围；而拒艳军事借款通常也被人们看成为属于这一种类的宣传手段。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首先对德国来说）暂时在于决定反军国主义宣传的方法和形式。历届代表大会对此没有详细作出决议，其原因在于个别国家各有不同的国外和国内处境，因而，从这一观点看来，这样一种情况也许是适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但不要错误地认为在这些决议中表现了这样的倾向：赋于反平国主义的宣传以愈来愈多的攻要意义和使这些宣传专业化。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此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这个决议同时反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正在提高的阶级觉悟以及越来越增长的这样―种信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下由于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的形成，可以在反对对外和对内的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部分的成就。在结语中我们要记载一下1905年11月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一个通告，这个通告是根据国际的法国支部就摩洛哥冲突事件提出的倡议而发布的。这个通告本身在反对战争的行动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建议，而只不过提出这样一个自明的和最基本的措施：在有爆发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团结在国际执行局周围的各个党应立即集会讨论和决定适合于避免和防止战争的斗争手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三章军国主义的手段和效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第三章军国主义的手段和效果1．直接目的现在让我们对军国主义的手段和效果进行一次专门的考察，并以普鲁士—德意志的官僚—封建-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军国主义的最恶劣形式，这种国家之上的国家，作为典型来加以考察。说现代军国主义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表现，这话固然不错，但我们仍应该指出，它乃是一种近乎独立自主的表现，其本身几乎就是目的。军国主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将军队变成为一种便于使用的，驯服的和有效的工具。必须将其军事技术提高到尽可能完善的地步，同时在另一方面，正因为军队不是由机器而是由人这种活的机械所组成，因此必须向他们灌输以适当的“精神”。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归根到底是一个财政问题，对此我们留待下文再作论述，我们首先研究问题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军国主义认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力图在现役军队中创造和促进这种军事精神，其次是在一旦实行动员时给军队提供后备军和预备队的那些居民中创造和促进这冲精神，最后才及于一切其余的居民阶层，这些阶层对于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来说，作为生存的环境或繁殖的沃土具有重大意义。2．军事教育学士兵旳训练这种适当的“军事精神”，也就是所谓“爱国精神”（在普鲁士德国称为“对皇帝的忠心”），简单说来，指的就是随时准备遵照命令对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作战。最适合于产生这种精神的状况是一种完全愚昧无知的状态，或者最少是一种在智力上尽可能低下的状态，以致群众可以像一群牲畜一样，“现存秩序”的利益需要他们走向那里就被人驱向那里。普鲁士的陆军大臣冯·艾南（VonEinem）曾经说过，他喜欢一个尽管是劣等射击手但忠于普王的士兵，更甚于喜欢一个优等射击手但不那么忠心的士兵。这祌说法毫无疑问是发自这个德国军国主乂代表人物的深心。然而，军国主义正是在这个地方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今天的武器技术、战略和战术要求士兵必须具备较高的智力［注：参看卡比利维1891年2月27日在国会的发言，同样陆军部长冯·卡顿博恩一斯达庚在该处也说过：“由于新的武器装备，相应新的教练规程等等，对下级军官必需提出的要求愈来愈严格了”。］，并且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条件下，须使得智力愈高的士兵变得愈有效率［注：参看巴威略的冯·寿尔将军于1898年10月底在明兴的国民经济协会上所作的论述（见倍倍尔著“不是常备军队而是人民军”一书，1898年斯图加特版，第77页）］。仅仅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因，一群恩昧无知的人现时对军国主义来说已不能有所作为。更之，这样一群人对于资本主义说来也是毫无用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在完成其经济职能时是需要知识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进行剥削并保证获得最高的利润率——这是它一刻不能离开的生存任务——正受着一种悲剧式的命运所支配，不得不有系统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以这样的知识去教育它的奴隶们——这种知识，它自已也很知道，一旦教给他们之后其结果必将招致资本主义的死亡与毁灭。资本主义这只大船所面临的是荷马诗中所说的航道上左右均有妖怪的困境：左边的怪物西拉是：如果知识水平太低，则对实行剥削来说是一个过大的阵碍，而且会使得无产阶级甚至不适合于充当牛马。右边的怪物査理迪斯［注：西拉和查理迪靳——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得赛中居于一个狭窄海峡两边旳两个怪物。西拉为一个六头十三脚的海怪，遇有船只经过即捕去其水手，查理迪斯则每天吞吐海水三次造成惊涛骇浪，颠覆船只。——译者注。］是：如果给予教育，将使被剥削者得到革命化的影响，使他们能够全面地理解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因而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的毁灭。任何想狡猾地通过教会与学校的合作，巧妙地驾驶资本主义大船安全通过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的企图，其结果必然是悲惨的和绝望的。只有易北河以东的农庄劳动者（应该指出，他们至今仍像过去人们所说过的那样，可能是最愚昧的劳动者，而对容克们来说也是最好的劳动者）才能大量地供给军国主义以完全和奴隶一样的、可以像牲畜一般任意加以支配的人力原料。但他们由于对军国主义来说，知识水平过低，因此在军队中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并且要小心翼翼地加以使用。我们最好的士兵是社会民主党人，这句话是经常被人引用的。它说明了：要将适当的军事精神灌输到以普遍服兵役为基础的军队中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仅要求奴隶般和僵尸般的服从已经不够了，同时再也不能够办到了。因此军国主义必须用一种拐弯抹角的办法来支配其人力原料的意志，以便为它自己制造出一些会“自动放枪射击的机械人"。它必须设法使这些人心神上受感化，不然就得用暴力压服。必须诱之以饵，否则就得临之以威。这就是所谓“恩威并施”的方法。军国主义首先在对忖外敌方面所需要的适当“精神”是：极端侵略主义的狂妄性，心胸狭窄和骄傲自大。其次，在对付内部敌人方面所需要的“精神”是：对于任何进步的事物，任何危及（即便在遥运的将来才会危及）当前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事业和运动缺乏了解，或者甚至对之表示愤恨。有一些：他们的阶级利益使他们和极端侵略主义格格不入，并且唯一容易被他们了解的目标就是一些进步的活动——直到一推翻现社会制度为目的的活动，军国主义对于这样的一些士兵，就必须使用以糖衣面包为诱饵的恩施方法去改变他们的思想感情。我们并不否认：年届服兵役年龄的那些无产阶级，虽然在独立人格和政治见解方面一般说来远远超过同等年龄的资产阶级青年，但他们的阶级意识通常仍未十分稳固。这样一套从精神上和心理上去影响士兵的制度，确实是极其胆大妄为和极其狡猾的，它力图不依社会地位的阶级划分而以按年龄划分为不同社会集团的方法来建立―个年岁在20至22之间的无产阶级中的特殊阶级，使得这个特殊阶级思想感情和另一部分年齢较大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直接对立起来。第一，穿上军装的无产阶级必须严格她、无情地从地区上和他们的同阶级成员以及他们自己的家属隔离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将他们调离他们家乡的所属地区（这在德国执行得尤为彻底），首先是将他们关在营房里面［注：从卫生上看来，这是—种危险的方法，例如在法国这种办法引起肺病和梅毒的广泛传染，法国军队中患肺病的人比德国军队要多5倍至7倍，在法国有人警告说，如果不废除屯营制度，则数十年后法国人口将大为减少。］。人们几乎可以说，这样一种办法是仿效耶稣会的教育方式，是寺院制度的一种副本。其次，这种隔离必须在时间上使之尽可能的长。但当由于军事技术原因，长期训练早已丧失其必要性乏后，这种倾向又因财政上的困难情祝而受到阻遏。例如德国1893年实施两年兵役制就主要是由于这种困难［注：参看薛倍尔“社会民主党人的国会手册。德国国家立法的时间问题与争论问题的指南”，1902年柏林版，第929页。］。最后，对于用这样方法赢得的时间必须尽可能地巧为利用，以俘虏人们的灵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必须设法利用一切人类的嗜好和弱点，正如在教堂中所作的那样，使之为军事教育学服务。对野心和虚荣心受到激发，士兵的军装被宣布为一切服装中的最高尚的装束，军人的荣誉被称颂为一种特别卓越的荣誉，军人的身分被吹嘘为最重要和进优异的身分，而且在实际上这种身分也确实被授以很多特权［注：我们可以看一下警察们在不守秩序的士兵，特别是不守秩序的军官面前表现的因受指示限制而束手无策的情况。人们还可以注意到军队有以漫长的行列列队穿过城市的特权，这样一来就可以无缘无故地大肆扰乱市内交通，这自然是为了满足军容威武的需耍。这种蓄意培育出来的危害公共安全和荒谬可笑的傲慢行为所达到的顶点，可以从前几年在柏林发生的这件事情看出来：当时有一驾赴救火的救火车途中竟被一队在它面前横过的军队所阻截，因为这支军队不顾使它自已的美丽和威武的行列受到扰乱，当然，此事后来受到谴责。］。为了迎合人们对服饰的爱好，把军服变成为一种五光十色的虚饰和节日盛装（这和它的纯军事用途恰恰相反），以此满足那些要加以迷惑的下层阶级的低级趣味。各种各式的分级分等的闪闪发光的符号、勋章、精通射击的横条标志等等，也是用于满足同样一些低级的本能，满足人们的服怖癖和自大狂。很多士兵将自已的痛苦在艰乐队中寻求安慰。可以说，除了军装的闪耀虚饰和军队的夸大的堂皇外表之外，在儿童、傻子、女仆和流氓无产者中间，使我们的“庄严威武的军队”可以炫耀自已并受到公开欢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军乐队。任何人只要曾经见过人群蜂拥地围观阅兵，和当柏林禁卫军马队经过时后面跟着一大群人的情景，就一定能明白这一点。谁都十分懂得，军装在平民的某些阶层当中在实际上所造成的这种大受欢迎的情况，对于军队中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士兵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诱惑性因素。士兵们的智力水平愈低，社会地位愈低，所有这些方法的效果就愈大。因为这些人不仅由于鉴别能力较薄弱，而更易受到外表华丽和服饰所欺骗，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在从军以前的平民地位和从军以后的地位两者的差别也是十巨大和显著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朕想一下一个美国黑人或东普鲁士农奴一旦披上那件“极其高贵”的衣服以后的情景就可以了）。［注：参看1906年“柏林地方通讯报”第633号所载：“从军的美国黑人”一文。］这样就出现一种悲剧性的矛盾：这些方法对于它们所首先企图加以影响的有知识的工业无产阶级来说，比之用于影响上述这些人，效果是较低的，但后者至少在目前来说在这方面根本无须加以影响，因为即使不用这些方法，他们也能给军队提供十分驯服的材料。然而这些方法也对军国主义所认可的“精神”起到保存维护的作用。此外，团队节日、庆祝皇帝诞辰仪式等等同类办法，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当各种方法都已用过，把士兵们导入一种仿佛酩酊大醉的状态，麻醉他们的灵魂，煸动他们的感情和幻想之后，对他们的理解力也必须有系统地作一番工作。日常军事教育课程一开始就力图将那些幼稚的、歪曲的和为了达到军国主义目的而捏造出来的对于世界事物的看法，强行灌输到士兵们的脑子里去。这种课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委托给一些毫无教学能力和未受过教育的人去担任。因而对于那些更有知识的工业无产阶级自然是毫无效果的，这些工业无产阶级往往比他们的军官要聪明得多。这是用一种不适当的材料进行的试验，堪至是一支向射手反射回来的箭。对士兵进行反社会主义“教导”的不中用，最近“邮报”及麦克斯·罗伦兹在与李伯特将军的争沦中已用利润竞争所特有的敏锐加以证实。为了造成那种不可缺少的激志上的驯服性和易驾驭性，就要使用这些方法：严格呆板的服役，兵营的纪律，把军官［注：这些人真是一些罕见的圣者！读者可以回忆一下1903年11月的埤尔斯案件，想起无数福尔巴赫式的“小警备部队”，关于纸牌赌博于香槟酒的法令，军官们的决斗习惯（这种军官荣誉的“精华”），布鲁斯威兹的刺杀（1906年10月）和许珊尔的射击癖（“阿兰堡亲王与阿兰堡人”，柏林饭，1904年第13等页），布尔斯特拉特事件以及那些“无伤大雅”的事件，比劳所和邦尔莱恩绘绘声绘色地描述军官们生活的小说，史利斯（保狄斯伯爵）所著的"头等人物”，关于泽斯可·冯·普卡麦尔的丑闻，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属于于这一类事情的还有关于阿兰堡亲王的丑闻。法国的凡尔登“小警备部队”于1906年秋天曾引起很大骚动，自然，在崇拜军服的人的目光中，所有这一切最多不过被人为是这些被崇拜者的“有生活风趣的、富于刺激性的有兴味的弱点”，而这些被崇拜的人对于基督教义又是特别讲究注意。自然在这里我们也找到这些高贵的和最善良的人物在国际上的一致性。—个有趣的情况是1903年初被揭露出来的关于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军官们互相鞭打的习惯。（1903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和下级军官［注：下级军官被称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们的军服奉为神圣（这在很多方面看来确是超越法律的和神圣不可浸犯的），简言之，不论是否在值勤期间，都要通过纪律和管制，把士兵们一切思想行动像带上镣铐一样束缚起来。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被无情地任意压抑，任意拉扭，就是最强壮的脊背骨都有被压碎的危险，不是屈服就是被打断脊骨［注：士兵自杀人数的统计提供了最骇人的例证。士兵自杀也是一种国际性现象。根据官方的“统计”，1901年在德国每3,700个士兵中有一人自杀，在奥地利约920人中有一人自杀，奥地利的第十军团在1901年有80个士兵和12个军官自杀，有127人由于自断手足或受虑待而神径错乱或成为残疾。同一期间有400人开小差，725人被判罚苦工或严厉监禁。民族之间的冲突无疑在典地利曾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为了完成军事压迫和军事奴役工作所使用的另一种同类方法就是狂热地培养“教会”精神。在1892年2月向德国国会预算委员会提出的一个提案中曾公开要求把这种教会精神列为军事教育的一个特别的目的，但这个议案被否决了（没有成见地被否决了）。军事教导和宗教影响两者都是兼用糖饵和强迫的方法，但后者多半只有在采取一种慎密的隐蔽方式下才加以使用。为了建立和补充军队中常备的主要干部，卓有成效地被使用的最甜蜜的糖衣诱饵就是：给服役期满仍愿延长服役的人捉供这样一种远景：他们可以领取下级取官津贴［注：这一津贴（最高金额为1,000马克）制度系于1891年在整个徳国开始实行的。在此之前也曾在萨克森与瓦敦堡实行过，同时在帝国之内也有“一次付给的律贴”为其前曲。这种制度也存在于其它国冢，例如法面也有这种津贴，而且金额高的很多（达4,000法郎、不过运用起来没有多大成就，下级军官的学校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见瓦格尔·福斯斯坎斯坦于1891毕3月2日在国会的演说。］，并且一旦离开军队之后可以担任文官［注：卡比利维总理（俾斯来的継承人）于1891年2月27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对于一个美丽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者的灵魂来说是关于他自己的惶恐与忧虑，希望和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方法的一篇典型的自白书。这篇演说给这个灵魂打开一扇广阔的窗户，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灵魂的最秘密处。演说开始时即声音：“不再延长实施业期的反社会主义者法律，只是由于预想到要采取一切可能的实施去削弱社会民主党的根基或从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些措施（因而也是反社会主义者法律的代替品）之一就是发给下级军官以津贴并颁发有资格担任文官的证明书。卡比利维接着又说：“由于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下级军官的要求也提高了。一个上级人员只有当他感到确实优越于归他管辖的人时才能胜任他的职务。……”“维持纪律本身已愈来愈见困难，而当我们不得不向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时，就变得更加困难。这里我指的并不是用放抢和刺刀的斗争。我忆起1848年，当时的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那时这种思想还不是从多年的宣传中产生出来的，它是突然闹起来的，而旧的下级军官们对付那些人比之他们现时所要对付的社会民主党入其任务要容易的多。（不错！在右翼政党的议席上。）就最极端的情况来说，我们在巷战中对付社会民主党比之和敌人作战时需要更好的下级军官，当军队和敌人对垒时，可以通过爱国主义及其它高尚感情使士兵充满热情和甘愿牺牲，巷战及其一切有关情况并不能用以提高士兵们的自信，因为他们总是感觉到自己面对着的是他们的同胞……我们只有设法提高下级军官们的地位，才能使他们保持其优越性。联盟政府[这是当时德国联邦政府的正式名称。—译者〕希望把下级军官们的地位提到高的水平”，他接着又说，必须创立这样一个“阶层的人”，“他们的存在和国家息息相关”。同样这也是对于精锐部队心理学一种很好的描述。］，这是一种十分狡猾地策划出来的同时又是十分危险的制度，它还会使我们整个公共生活受到军国主义病毒的感染，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文将作说明。军国主义的鞭子，也即军国主义用以强迫人们服从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惩戒制度［注：禁闭并不给膳食、床铺和照明，加班上操，等等；奥地利的“手足并绑”及捆绑的办法。比利时的禁闭，在海军方面国标上普遍使用的九条鞭教打以及诸如此类的方法是人所共知的，比较不为人所忆及的也许是法国军纪部门使用的残酷刑具，它们甚至还用于对待"政治犯”：夹姆指刑具，手铐，卡拉普丁（参看由社会主义者赛尔自治同盟于1902华出版的“军事徒刑”这一小册子，布列饵在法国议会的演说，附有图片说明；乔治·遑著“比利比"〔系报北非的所有军事惩罚制度的综合名称），关于法国外籍军团中的惩戒支队，监狱，强迫劳动以及这些制度的牺牲者，可参看杜美格著“军国主义旳牺牲品”，目前正力图制止这种“比里比"，1906年12月8日及10日法国议会的辩论。至于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军官们所惯于以一种值得称赞的民主心情热烈地互相作惩戒式的鞭打，在这里只能作为一种怪事来讨论。］，残酷地威胁着对所谓军事精神的任何抗拒行为的军事刑法，以及审判程序有一半是中世纪式的军法审判，下级稍不服从上级，经常判处最不人道和最野蛮的刑法，而当上级对下级犯有过失时，则处罚较轻，并且几乎完全抹杀了士兵们对其长官所应存的自卫权利。没有什么东西比直接阅读一下士兵战时服务守则和军事刑法审判判例更能激起人们对军国主义的反感和更富于教育意义的了。本章内容还应包括对士兵的虐待，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另一处再作专门论述。的确，这种虐待在军国主义的一切强力惩戒方法中，虽然不是合法的，但在实际上也许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这样，他们企图像驯服野兽一样去驯服人。于是被征募人伍的人就被麻醉，就引起思想上的混乱，被吹捧、被贿赂、被压迫、被拘禁、被折磨以及被欧打，于是一粒一粒的泥土被混合，被揉捏起来，给庞大的军队大厦提供泥浆，于是一块一块的碑石按照计算好的方式建造成一个预妨革命力量的堤坝。［注：这些教育方法的军事结果将在其他地方描述。我们还需指出它们的道德上的结果，这些结果使得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军国主义的人感到激愤。“军队是教人犯罪的地方”（安纳图·法兰斯）；“酗酒、奸淫和伪善，这就是兵营生活所教给人们的东西”（李杰特教授）。“士兵手册”说：服兵役的期间就是“粗野和庸俗的学徒时期”，“一个荒淫放荡的学校”；它把人引向“精神上的懦弱、卑躬屈节和奴隶般的胆怯”。的确，人们很难想象出在那些军人庆祝典礼中没有发生酗酒（自然，这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国家”）的情况。关于退伍军人协会的“狂乱喧哗的宴饮，（这是赛沙牧师所用的词句），可参看1906年12月1日的“莱比锡人民报”。这些教育方法在卫生方面的结果同样不能令人欣慰；和法国军队有关的情况参看本书第44页注①；英国和美国这些“民主”国家的常备军的卫生情况简直是可怖的，死亡率在这些国家比德国还高。根据军医总监R.M.噢莱利于1906年提出的报告书，痢疾和酗酒在美国军队中流传情况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来的严重。］所有这些引诱、惩罚和胁迫士兵的方法都带有一种阶级斗争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可由一年志愿服役制度得到证明［注：当时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在德国，工人阶级的青年很少能受高等教育，这说明其经济性质）可以享有志愿服役一年（代替两年兵役）的特权。他们要负担自己的食宿服装等费用。——译者注。］。命定要成为后备军官的参加一年志愿服役的资产阶级子弟，一般不会被人疑为怀有反资本主义，反军国主义或其它任何种类的革命思想。因此他们不被调离其家乡地区，不必住宿于兵营，也不必听训导课或赴教堂，甚至可不必参加大部分的拘禁呆板的军事服役，如果他们不得不受纪律处分和军法制裁〈这种情况是非常少有的：），其结果也不会对他们有什么损害。那些习惯于压迫士兵的人，虽然对一切“受过教育的人”经常怀恨，却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敢于触犯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一论断，关于军官们的培养训练也提供了另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大群人的协同合作对于军队的纪律来锐，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个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在军队中，每一个人都像古代的划船奴隶一样用铁链彼此连结起来，要自由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军队中其它的千百万人组合起来的力量以压倒的优势阻止他个人去从事任何出于自己意志的最微小的行动。这个庞大有机体的各个部分，或者我这个庞大机器的各个部分，不仅受口令催促的影响，而且也受另外一种催眠术——群众心理暗示方法——所影响；不过，这种群众心理暗示方法对于一支由思想明确和坚决反对军国主义的人所组成的军队来说，却是无能为力的。从教育士兵的范围来看，很明显，军国主义的这两个任务并不是处处都彼此互相协调的，而是往往互相矛盾的。这不仅就训练来说是如此，就装备来说也是如此。战争的训练愈来愈不可避免地要求士兵们具有不断增加的主动精神。而一个士兵作为“资本的看门狗”却并不需要什么主动精神，他甚至还不准需具有这种精神，如果他实行自杀的权利还没有被取消的话。简言之，对付外敌的战争需要的是人，而对付内敌的战争宽要的是奴隶，机器。就装备和服饰而言，那些华丽的军装、闪耀的纽扣和钢盔、旗帜、阅兵式、骑兵的冲锋，以及其它一切废物，对于产生—种和内部敌人作战所必需的精神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就对外敌作战来说，这终东西注定要失败，它们简直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注：在对付内部敌人的斗争中，我们自然要把镇压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精神的斗争包括在内，这种精神是和“对外军国主义”相敌对的。］。这种悲剧性的矛盾（它所包括的许多方面这里不能一―细述）还没有为我们一些好心肠的军国主义批判者［注：参看“军队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改革德国军事服役制度以防御社会主义”，—个军官著，1901年耶拿的哥斯坦庙堡出版社出版，又倍倍尔著“不是常备军队而是人民武装”一书中（第46页）所载的其它材料以及“社会民主党选举人手册，国会，1848—1903年”1907年柏林出阪，第23霣，］所理解，因为他们天真地仅仅使用那些适用于战争的军事训练制度作为标准去看问题，他们仍然是些沙漠中的牧师［注：这一批评意见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并且是直接对奥古斯特·倍倍尔而发的。倍倍尔是德国民主社会党创立人和领导者之一，在其晚年曾犯了一些中派主义的错误。奥·倍倍尔在其所著的“不是常备军队而是人民武装”―书中论证了战争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区别，并对人民武装的必要性略加以理想化，在卡·李卜克内西所提及的地方，倍倍尔曾详细地论述了实行“军人服装的简化和取消花花绿绿的虚饰”将带来何等的节约，并称之为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俄译本注。］。这种军国主义本身的内部利益冲突，这种使它深受其苦的自我矛盾，正在带有一种愈发展愈尖锐的倾向。这两种互相对立的利益究竟那一种占优势，往往决走于国内政治紧张程度和对外政治紧张程度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军国主义的自我毁灭的萌芽。一旦爆发武装革命，向内部敌人进行的战争对军事技术提出这样高的要求，以致这些服饰漂亮的奴隶和机器不再能够压倒内部敌人时，少数人的暴力统治，资本主义的寡头政治的丧钟也同时敲响了。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上面所说的军事精神迷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将它引入歧途，军国主义除了在纯粹军事方面以外，还以这种精神从其它各个方面去感染我们整个公共生活来为资本主义服务。例如，军国主义企图造成并加深无产阶级在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剥削面前的驯服性，同时，尽可能的阻挠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斗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要再作谕述。普通公民中旳官方军事性组织和半军事性组织军国主义还力图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尽可能强有力地和尽可能持续地影响那些尚未属于或者已经不再属于现役军队的人。它首先试图取对这些人的尽可能大的专制统治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通过设立一套控制的办法，通过大大地扩大军法审判管辖范围以及有关军人荣誉案件的审判程序，甚至使之适用于后备军官，最后甚至将军事当局指挥权力扩及这些人。这个方法的特点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后备兵被征调集合时均被置于军法监督之下。军事当局说这种集合是一个整天，这显然是违法的。规定这样一种权力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在这方面应该再提一下青年义勇军和退伍军人协会以及它们的官方军事组织或半军事性的组织，它们对军队服饰，军队中的无聊行为和庆祝集会的处处仿效。在这种军事活动范围内起主要作用的是那种有害的后备军官制度，这种制度将军队中的等级精神带到普通公民的生活中去，并使这种精神在那里持续下来，此外，更严重的是，它把国家的高级官员，社会民政机关以及司法和教育组织的高级人员［注：有很多医务界人士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后者可参看例如1894年1月7日“前进报”上的记述。不仅后备军医的本身处于军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他们还在医师行业组织中和通过这些组织把这些压力转加于不是军医的医务员身上。］几乎毫无例外地置于军事纪律的支配下，受军国主义精神整套军国主义人生观所支配。这样一来，也就预先抑止可能来自这些官员方面的任何招致麻烦的反抗情绪；通过这些方法就可保证民官们的顺服听话。通过在公职录用上优先考虑过去在军队中服务过的人员这一办法，对于下级官吏们来说也达到这个目的。这样阶级司法审判和阶级教育制度就在军国主义的天空下横行霸道，而自治权却被巧妙地削减了［注：伏依特（一个机灵的皮鞋匠和惯犯）冒称哥本尼克“上尉”这一大胆的冒险行为，从这方面看对自由派来说正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关于禁止任何现役或非现役军官发表著作的命令。此外还有那个极富于教育意义的加德克案件［注：早已脱离现役职务的加德克上校，在“柏林日报”上批评了德国的陆军部长（“柏林日报”系激进派报纸，加德克当时该报的军事专家），这一批评涉及陆军部长在国会中发表的一篇辩护性演说，加德克不得不出庭受审，并失去军衔。随后他向帝国（联邦）法院上诉。——英译本著］，这是一种最明显的征兆，说明军国主义运在不顾一切地对它力所能及的一切事物进行精神上的奴役和集中监督，同时也说明军国主义具有一种不断扩充、的势力范围（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的倾向，企图使自已无限地扩张势力，贪得无厌地夺取权力。对普通公民给予军国主义影响的其它方法军国主义的扩张企图还带来了比有害的后备军官制度更为重要的另一个结果：军人递补国家公务员空缺的制度。这个制度除了符合上述的纯军事性的目的外，还在同等程度上为这样—个目的服务：将一帮对军国主义精神永远忠心耿耿和满腔热情的代理人和从事宣传煽动的奴仆派进国家行政机关或市政机关的各个分支机构中去。因而同时又企图达到这种目的：保证那些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官僚政治机抅的忠诚可靠和使之保待战斗准备［注：可以从这些字眼的直接字面涵义及其转借意义来理解！参看本书第78__79页。］，并在那些特别“需要受教育”的广大人民大众当中传播“正确的”、“维护国家秩序”的思想。关于颁发文官资格证明书制度所具有的这种“教育的”目的，卡比利维总理和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1891年2月关于发给下级军官以津贴的德国国会辩论发言中会十分明显地公开加以招认。这样，当军队中的班长不得不离开教室的讲坛之后，在我国国民教育中傅播那种维护国家秩序的思想的责任又通过一些曲折迂回的道路，重新落在下级军舍的身上［注：这里李卜克内西指的是让年老退职的士兵在学校担任教员的旧习惯。——英译本著。］。的确：在教育方面所得的结果并不大。那些退伍后谋求低微职位的可怜人，所得到的薪金是太少了。甚至一个德国的下级军官毕竟也不能无限期地领収这一小点儿的金钱，去保有为普鲁士国王陛下服务的荣誉［注：这些公务员在德国有这样一种组织：德国退伍军人申请担任公务员协会。］。这是企图收买革命时永远存在的一个问题！应该指出和这方面有关的事情是：在士兵中间用以激发和保持其军事精神的那些方法（例如各种各样的虚饰和喧哗宣传）同样也影响到军事人员以外的居民，也就是说，影响到其本身是军队的征慕来源的那些阶层，这些人是士兵的陪衬人物，他们担负着军队的费用开支，同时也有被国内敌人俘虏的“危险”。英国的陆军大臣哈尔登，当他于1900年秋天访同普鲁士以后，也证明他自己学到了不少东两。他表示“军国主义有一种”可贵的“副作用，通过使人们和军队以及备战活动有较密切的接触，它教给人们以慎重认真和忠于职守［注：参看1906年“地方通讯”第496号。］。”军国主义还拥有另一种方法去传播它的精神，但这是完全另外一个类别的方法：即作为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并通过它的这种地位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有大企业发挥影响来传播这种精神。有相当大的一群工厂主、工艺匠和商人及其雇员们是靠军队吃饭的。这些人担任为军队在装备，住宿和生活上所必需的一切商品，以及士兵们所需要的各种消费品的生产和运输。这些从军队中得到好处的人往往直接决定了某个地方（特刖是一些驻扎有军队的小城镇）的整个公共生活的性质，而且其中一些最有权势的人还像帝王那样统治着―些大公共团体，在自已的邦国和帝国中充当头号人物。他们的势力来自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以惊人的耐心任由他们榨取钱财，任其宰割，而他们为了报恩（彼此狼狈为奸）就成为军国主义的最热心的宣传家。当然，担任这样一种角色是由于他们作为资本家的利益所促使的。谁不知道克虏伯，史杜坶，艾尔哈德，吕伟，惠尔曼，替普斯克，诺贝尔，火药托拉斯等名字呢？谁没有听说过关于克虏伯对钢板所索的高利润价格，替普斯克的利润及其有关的贿赂金钱，惠尔曼的权其高昂的运费和船只过期停泊费，以及火药托拉斯以百万计地耗费德意志帝国国库而获取百分之一百和一百五十的纯利［注：参看伏斯特著“德国的火药托拉斯与军事—火药工业”一书（1896年哥平根出扳）第25及30页。］？在奥地利，军队的承包商所犯的欺诈行为特别骇人听闻［注：详情见“愉快的士兵生活”一书（1896尔维也纳出版）第51页。］。毎一次战役对于这—群寄生虫们（不仅在俄国）［注：在东亚战争中那里大批掠夺者的最后一个葛克·里特瓦，在1906年年底曾十分耸人听闻。］来说就是一次欺诈舞弊的大丰收。正如以前所说过的那样，这些有势力的绅士们像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那样去报答军国主义，因为军国主义让他们掠夺或者说让他们去掠夺人民。他们把军国主义的杨枝金露遍洒到“他们的”工人和—切依赖他们为生的人身上，而对革命的力量则进行残酤的战斗。当然，就工人与大多数的军队小承包商来说，他们和军队并没有真正的利害关系。没有常备军队的那些国家在一般福利和工商业的繁荣方面较之那些拥有常备军的国家并不见得差些；那些在军事生产部门被雇用的人，如果没有军队存在，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决不会更坏。但通常他们的目光是浅短的，而且十分容易屈服于强烈的军国主义的影响之下，以致相反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里遭到很大困难。军国主义，作为在大经济企业（如军用物资的库房，罐头工厂，物资补充供应坫，军火工厂，船坞等等）中的雇主，不仅将它的雇员（1904年10月31日，受雇于德国海陆军行政部门所属企业单位的人数共有54，723人）［注：海军行政部门：18，939；普鲁士的陆军行政部门（但军需部门除外）普鲁士的军需部门：16，825；巴戚略旳陆军行政部门：4，632；萨克逊陆军行政部门：2，754；瓦敦堡的陆军行政部门：374；（参看德国国会出版资料1905—1906年第144号）。］甘心情愿地和毫无例外地交给一切反动的爱国主义蛊惑家（例如帝国反社会主义联盟〉去任意支配，同时还企图系统地灌输他们以爱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精神，不顾一切地授给他们以各冲头衔和勋章作诱饵，通过退伍军人协会为他们安排各种喜庆节日，向他们许诺不可能办到的养老金，宣布工会为非法，并在其工厂内实施一种真正的兵营式纪律。［注：在1906年冬天波森的盗窃武器诉案中，被控的斯班刀“制造者”曾一再作证说，他必须服从那个行窃的普比中尉的命令，因为该中尉作为“军官”本身就“差不多是他的上级”，讯明结果确实如此。普比似乎并非在被告所属的企业内服务。他的真的军官外衣也如同哥本尼上尉的假军衣一样，通常使他们在平民中间更易于行使自己的伎俩。］在政府的工场中间，军事机关所属工场对于启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来说，形成一个最艰苦的战场。那些与工人运动为敌的力量能发挥的影响，自然是有一定限度的。军事当局在社会民主党人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帝国海军船坞工人当中所取得的成就面前，很难再存什么妄想了。说一旦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在工人当中增加就关闭那些军事工场（例如1903年大选中在斯班刀曾经作过的）这种十分幼稚的威胁，也正如任何其它威胁一样，并不能阻遏阶级觉悟的提高，只要当军国主义继续发给工人们以吝啬的无产者报酬而使他们投奔到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话。为了克服人们对这些工人所抱的悲观情绪，大家只须问忆一下皇家工厂中经常爆发的工资运动，这些工厂中的雇员工人和军事行政当局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所采取的生气勃勃的形式［注：斯班刀工厂的斗争每年在国会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斗争是人所共知的，关于柏林的军用被服厂，可参看1906年8月25日的“缝纫业时报”。关于布里斯、乐里昂、沙布、罗士福及士仑的法国海军兵工厂中的一些工厂，可参看1905年11月11日的“新时代”。现时（1906年12月）士仑兵工厂工人的一个生气勃勃的运动仍在进行中，其结果如何，尚难逆料。］就可以了。铁路、邮政和电报是战略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些事业机关，这不仅就对外战争来说是如此，而且就对付内部敌人的战争来说也是如此。罢工可以使这些不可缺少的战略因素变得对军国主义毫无用处，从而使得军事机构完全瘫痪。因此军国主义自然要竭力将自己的精神灌输到交逋通讯工业及其有关工厂（铁路工场，车辆制造厂等等）的职员和工人的思想中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肆无忌惮的方法，可以从上述军人递补公务员空缺制度得到证明，而且也可以由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证明：在好几个国家中这些职工被置于军法的管制之下。此外，也可以从他们的政治情况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在军国主义国家中，他们是通过行政手续（如在德国和法国［注：法国政府力图援引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委这些措施辩护。参看1905年11月11日的“新时代”。］）以及通过特殊立法（例如在意大利、荷兰以及俄国［注：1905年12月2日的法令，参看1906年12月14日的“莱比锡人民报”。］）被剥夺了集会结社的权力。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应错误地队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要设法防止这些交通通讯工业的职工受“国家敌人”所影响，除了军国主义的利益以外，还为了什么公共的利益。然而，这些努力日久终归必然是―无所获，不管它们会给工人运动带来多大的困难。它们所以失败，是由于工资报酬恶劣，由于交通通讯体系的职工所处的事实上的无产者的境况。作为马基雅弗里主义和作为政治调节器的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是这个样子出现的：首先是出现为军队本身，然后出现为一种超出军队本身、通过军国主义的和半军国主义的组织网而把整个社会包括进去的制度，（这个组织网包括有：管制制度，军人荣誉法庭，禁止从事写作的命令，后备军官制度，颁发有担任文官职务资格的证明书，整个文官机抅的军国主义化，{其中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有害的后备军官制度和递补公务员空缺的退伍军人制度}青年义勇军，退伍军人协会等等），再进一步出现为以军国主义精神渗透人民整个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制度。为了达到后一目的，教会、学校，一些受人贿买的宣传性文艺作品和报刊，一群卑鄙的可以被人收买的文人和社会知名人士——这些像灵光一样永运围绕着“我们庄严伟大的军队”的东西，他们以一种顽梗和狡猾的方式相互合作。和天主教会一样，军国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一种发展到最髙度的马基雅弗里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马基雅弗里现象中最富于马基雅弗里精神的现象。上文屡次提及的哥本尼克皮鞋匠冒充上尉这个事件，可以看成为整个这种军国主义教育方法及其结果的缩影，其最突出之处就是使得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对军官外衣具正奉为神圣。这个惯犯在一次历时六个钟头的测验中，考验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官僚政治机抅和普鲁士公民的忠心，而所有这些学生都以这样优异成绩通过这次测验，使得甚至他们那些教师们也对于自己教育方法的本质感到大吃一惊。没有任何一顶盖斯勒的帽子［注：盖茨勒系奥地利驻瑞士某地的一个残暴的总督，他曾下令驻地居民对于他那顶悬在杆上的帽子要像对他本人那样表示尊敬，违者可被剥夺自由和没收财产。——译者注。］能够像不朽的哥本尼克上尉的军帽那样得到人们甘心情愿的顺从和对之卑躬屈节；没有任何一件杜勒维的圣衣像他的军装那样虔诚地受人崇拜。这个经典式的讽刺诗的互大效果、在于它把军国主义本身的教育原则两荒谬暴露无遗。如果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它发现自己和军国主义的关系正像那个巫术师的门徒一样，处于召来了魔鬼而又无法摆脱它的地位）不是像需要日常的面包和空气那样需要军国主义的话，它就应该在全世界的耻笑之下把军国主义的丑恶揭露无遗。这又是同一个悲剧式的老冲突。资本主义和它的强大奴仆——军国主义——彼此并不是相亲相爱的，而是互相畏俱和互相仇视，这其中确有许多理由。他们彼此把对方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灾害——因为这个奴仆已经变得如此的独立自主，这其中也有不少理由。因此，这个哥本尼克的教训，资产阶级社会并不能把它转变成为对自己有利，却会继续成为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工具［注：“十字报”在这一进退维谷的窘境中大感为难，该报在异常狼狈中企图将矛头倒转过来，妄想使社会民主党入陷于极其困难旳绝境中。哥本尼克的行为使得它那个为对付发生革命情况的“计划”过早地暴露于全世界的面前，因而使得这个肚划成为泡影，特别恶劣的是在这种可笑的惊慌的空谈中所作的夸耀。好象这种计划在任何时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会被破坏，好像使那些“十字报”的骑士们着手实现这样一种绝望的企图。“谢天谢地，我们还能够信任我们的军人”这就是肖哥本尼克事件的突然出现时，我们的资产阶级庸人心中被迫发出的最后的但却是真诚的叹息。］，因为当军国主义愈将它的原则推至极端时，社会民主党所得的收获就会更好。哥本尼克上尉在实际欺诈行为这一领域中对军国主义所起的作用，和18世纪末那位宝贵的格斯泰夫图赫在论说方面对它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图赫在其“论一个扩大的德意志军事国家的社会意义”这一巨著中，设计了一个未来社会，他把军国主义描述为这个社会的温暧的、照耀一切和指导一切的中心太阳，是这个社会的心脏和灵魂，这个社会是唯一真正的“民族的和文明的社会主乂”，整个社会变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兵营，这些兵营是初级学校，也是高等学校，是产生爱国精神的工厂，而军队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破坏罢工者的组织。这种对军国主义黄金理想国所抱的使人狂喜的幻想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有系统的狂想，但正因为它是一种有系统的狂想，它脱离开一切实际障碍去幻想军国主界的目的和方法，并把它们引申到其最终结论，这就给予其本身以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注：参看卡·考茨基的文章，见“新时代”{德文}年合订本第五卷（1887年）第331页。］。今天，军国主义最少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内，已经成为由阶级立法、官僚政治、警察统治、阶级司法审判，和各种派别的教权主义组成的这样一个太阳系的太阳。关于这一点，在下文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对于一切阶级统治、一切阶级斗争策略来说，它是一种时而公开时而隐秘的最后调节器，这不仅对资本家阶级来说，而且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如此，同时不仅对于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来说，而且对于它的政治组织来说也是如此。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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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军国主义的一些主要罪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第四章军国主义的一些主要罪恶1．对士兵的虐待或军国主义作为一个已经忏悔但尚未改过自新的罪人两种进退两难旳局面军国主义先生们的头脑并不愚蠢。这可以从他们所实行的极端狡猾的教育制度中得到证明。他们以值得注意的熟练技巧利用了群众心理学。由雇佣兵和居民中的渣滓分子组成的腓特烈大帝的常备军队，曾不得不以严瑾呆板的操练和殴打使他们结合起来，并担负起自己的机械任务。但对于一支我们从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平都已有所提髙的全体居民中征集来的、以公民义务服役为基础组成的、并且对毎一个个人提出更多要求的军队，这些作法已不再适合。这一点已立刻为一些像香霍斯特和格耐斯瑙［注：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被拿破仑击溃后，这两个人曾对整个普鲁士军队进行了改组。——译者注。］这样的人所淸楚地觉察到，他们以宣布“后方的自由”来开始实行其军队改组［注：参看那个极有兴味、尽管是充满幻想的“有关军事惩罚的规定”。］。然而恶劣的待遇，野蛮的侮辱、殴打以及种种残酷的虐待，上文已经指出的，却仍是我们目前军事教育制度的惯用手段。军界人士对虐待士兵一事所采取的态度自然并非从伦理学、文明、人道、正义、基督教义和其它类似的美好事物的角度来考虑，而完全是出自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狡猾观点。这种虐待对于纪律和军队本身的“精神”本身来说，构成了一种潜伏的危险［注：在曼拖菲尔1885年4月14日的深谋远虑的命令中曾这样说：“凌辱会损害并且彻底破坏人们的荣誉感，一个凌辱其下级的军官就是破坏他自己的地位，因为那些容许自己被凌辱的人不论在忠诚和勇敢方面都是靠不住的。……简言之，上级（从将军到少尉）如何对待下级，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关于这一点甚至在今天仍没有为人们所普遍认识［注：逃兵和应服兵役而拒绝入伍的人其为数之多对此提供了另一个标准。仅仅在“美好的德意志帝国”存在的头三十年里，就有15,000德国逃兵牺牲于法国的殖民地军队中，而法德战争中维昂维里一役的大血战结果也不过伤亡16,000人。参看杜美格“军国主义的牺牲品”。］。老兵们对新兵和不听话的人的欺侮，粗野的兵营恶作剧和各种各样的下流话，以及经常的拳打脚踢，“抛髙”，肆意殴打侮辱等等这一类事情，都得到大多数下级军官甚至军官们毫不迟疑的衷心赞许，他们甚至还肯定地队为这是必要的。这些和人民疏远并且敌视人民的军官们已被训练得成为心胸最狭窄的执行暴力政策的小型代表人物。因此为反对这些暴行所进行的斗争，在开始时就遇到一种几乎是不可克服的消极抵抗：人们在非公开的场合下可以私下地天天听到上级官员这样说：希望按照人类的尊严去对待那些“伙针们”，这不过是迂腐的人道主义者的愚蠢想法。当兵是一件粗野的差事。然而即使当他们完全认识到这种惩戒性虐待行为的潜在危险，他们又会发现自己要陷于这种与自然发展背道而驰的暴力制度所必然逐步走到的几种进退维谷的处境之一，这几类处境，我们在上文已讲过几种了。因为这些虐待行为确实是外勒训练所不可缺少的补助工具（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作进一步说明）而这种外勤训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它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内在的自愿的纪律对它来说是一种不可达到的目标）。我们还须再一次指出：尽管有人对这种虐待行为怀有种种顾虑和惋惜，但是即使不是官方也是半官方仍认为这种行为是军事教育中一种虽不合法但却是不可缺少的手段。除了军事上的顾虑之外，我们的军国主义者还受良心的责备，因为他们的诡计已被当场揭穿，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对军队体制已展开无情的批判，而广大市民阶层也开始否定这种军事道德。军国主义虽然咬牙切齿地不得不承队：它并不是单纯由一些最上层的军阀们所策划和指挥的，而首先在物质上还要依赖于它所嘲笑鄙视的代议机抅，依赖于那个甚至包括“庶民”代表在内的国会；简言之，还要依赖于那些“暴民”；而这些人在享有国会议员不可侵犯权利的保护下，曾一再毫不留情地不断揭发它的缺点。军国主义虽然在恼羞成怒之下也队识到自己不得不好好地和这些庶民、“国会中的家伙们”以及那些被人鄙视和被人愚弄的“舆论”保持协调。问题是不要使资产阶级对军国主义所怀有的那种虔诚信仰受到过分严重的考验，这些资产阶级通常是随时准备答允一切可能提出的军费要求，但他们有时也会（特别是在财政困难时）不那么依顺的。此外还要尽可能使资产阶级和他们的选民们打交道时更好说话些，因为这些选民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大部分是属于反军国主义者的阶层，而且，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时往往就会皈依社会民主党。这些看来是最有力的武器必须留起来不给社会民主党宣传家使用，或者是必须从他们手中夺回来；因此军国主义就不得不采取隐秘和掩饰的战术。军事法庭的诉讼程序是秘密的，“没有―条光线透得过这一片黑暗世界”。如果有人真能透过去，这些事情就被全力加以否认，争辩和掩饰。但是社会民主党的火炬照耀得越来越远，它的光芒甚至照到兵营的围墙之内，透过军事监狱和要塞的铁窗。前一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在德国国会中进行的军事辩论是一场顽强的和热烈的战斗，一场使这个事实源到承认的战斗：兵营中的残暴行为对于军国主义说来并不是一种稀有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经常的十分常见的、有机的和固有的现象。在这场战斗中起到有力作用的是关于其他国家军事法庭诉讼程序的披露；它们证明了军队中的虐待是军国主义的一种惯常的属性，甚至在法国那种共和国式的军国主义中情况是如此，在比利时式的军国主义中是如此，甚至在瑞士的民兵军国主义中也程度逐渐加深地是如此。萨克森的乔治皇太子在1891年6月8日发布的法令（1892年初在“前进报”上刊载过）［注：这里说及的是：“高度的严重情况”、极度的虐待和“粗暴与野蛮的流露”，这些在前述材料被认为“几乎不可能”，并在严密的监视下“几乎不能实行”。“前进报”1895年2月8日发表了一个和这里有关的德皇于1890年2月6日发给陆军元帅的命令。香霍斯特及格耐斯瑙的命令（耶纳战役之后）及曼托菲尔的命令（1885年4月18日）是属于另外一个范畴，萨克森—迈宁根太子的命令也是如此。］，巴威略的陆军部长在1891年12月13日发布的命令，以及1892年2月15至17日间在国会进行的三天辩论所造成的印象，主要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给予批判所产生的效果。经过通常所谓“考虑”和战斗之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于1898年最后获得我们在军法审判方面的改革。不错，改革后的审判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允许法庭不对大众公开，因而使得军营中那些骇人的秘密得以用基督博爱的外衣去加以遮掩，但是它还是成功地（尽管有各种法令可以赋予人们以最严格的权力去据绝公众参加，尽管有卑尔斯案件中对法官的处分所引起的议纶纷纷的情况）将如此一大堆惊人的虐待案件放在公众的面前，以致一切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批抨意见，简直被扫荡一空，而军国主义将虐待士兵作为一种维护国家秩序的根深蒂固的制度而存在这一事实，尽管人们如何不愿意，已经几乎到处得到承认。当局曾或多或少诚心企图给予这个确实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挑拨”有很大好处的丑恶制度以打击，而且虽然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会有什么重大成果，却仍然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们也厌恶这个制度，并且愿意尽最大势力去废除这一制度。他们开始采取很多严厉的手段打击虐待士兵的罪行。然而军国主义终究在维恃纪律，在训练那些携带武器的人民在反对他们自己的国际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成为一种训服斗士这些事情上，比之在打击虑待士兵更大的利害关系。拿那些最卑鄙的折磨士兵们的人被处罚的情兄和几乎每天都发生的对士兵们的处罚情况（士兵们经常为了极其微小的触犯上级的行为以及在激动或醉后触犯上级的行为而被处罚）来比较一下是很有益处的，士兵对军国主义这个圣灵犯有任何一点最微小的罪过就被处以凶残苛酷的刑罚；而对其他的犯有罪过的人，则不管怎样也有一种比校宽厚的纵容和谅解。军事法庭在反对虑待士兵方面所进行的斗争，以及同时进行的无情地压制下级人员表现其自卫意识或平等意识的任何活动的斗争，自然得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整个问题可以从萨克森迈宁根皇太子的事件中着得明白，这个皇太子曾勇气十足地号召那些士兵本人协助进行反虐待的斗争，以便能够比之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有力地从根本上去打击这种罪恶。但由于他所采取的这冲大胆的步骤，很快就被迫离开军队。这一事件明显地说明了由官方去进行反对虐待兵士的斗争是毫无用处和完全没有希望的。我们的鲁道夫·卡拉夫特同志所写的“兵营的牺牲品”这本小书以其专门知识去整理那些只能“来自内幕”的宝贵材料。社会主义者的报刊经常地每隔一段时间就辑录下来的关于虐待士兵（或水兵）的审讯材料，对此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大批资料，可惜的是仍然没有编纂刊行。这是一个等待人们去作的重要而值得费心尽力的任务。根据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对军国主义絶不抱有任何幻想。贺斯在他的“军事惩罚有关法令”中写道：“经验教导我们，不通过鞭打的方法也能够教好入伍士兵们学会种种操练，认为这样作是不可能的那些军官不过是由于他本人缺乏必需的教练才能，或者是他对训练缺乏明确的观念。”贺斯在理论上当然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他是远远走在时间的前面了。虐待士兵系源出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的本质。有一大部分人在智力上——另外更大的一部分人在体质上是不适合于军事上的要求，特别不适合于阅兵式操练的要求。怀有敌视军国主义和对军国主义来说是危险的这样一种人生观的年青人，参加到军队中去的数目不断增加。问题是要从那些“士兵弟兄们”中把这种思想淸除出去，而代之以忠于国王的新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人。然而甚至最巧妙的教师也不可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至于可供军国主义调用的那种教师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在这方面军国主义比之在通常情况下更讲求节约［注：1891年2月27日卡比利维就虐待士兵问题作如下耽明：“对于我们来说，—个受过教育的下级军官比之未受过教育的下级军官更有价值，因为比较起来前者即便被激怒也很少任性行事。”但这些“受过教育的”下级军官如果不是设法窃取又能除此何处呢？］。军国主义的教师们只能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完全依赖于上级的好意，听从于上级的专横独断，如果他们不能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按照军国主义的典型去造就士兵的任务——就可以预期自已会随时被解联，这是一种使得整个上级军事人员（军官和下级军官）构成的机构在军事指挥当局手中变得极其柔顺的最好方法。不用说，这样一些上级官员用一种神经过敏和无所頋忌的方法训练他们的士兵，自然很快就会发展到使用这样的办法：“如果你不自动去做，我就使用权力”。旣然上级对那些要无条件服从他们的下属操有生杀之权，因而这种权力最后就会导致采取虐待的方法。这一切都是一种自然的，而且从人情上说也是一种必然的连锁关系。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也已迅速牵连到这种关系之内［注：参看例如1906年12月8日；“勃兰登堡时报”。］。这也使得军国主义陷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最后，造成这些虐待士兵的原因，在世界各地彼此并不完全—致。最重要的是国民教育的水平，它在这方面产生强有力的调整作用［注：德国在这方面并不存在什么划分区域的美因界钱。在虐待士兵这个领域内最少在德国已经实现统一和全国一致了。］。因而甚至法国的殖民军国主义在这方面比普鲁士德国的首创老牌军国主义来说还校好些，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注：参看杜美格著“军国主义牺牲品”，第370页］。正是这种用暴力实施惩成的方式，同时也正因为它具有从制度中产生的必然性，我们社会主义者可以找到一种从根本上去反对军国主义并且是最有成效去和军国主义斗争的最好武器，号召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它，并将阶级意识灌输到那些如果不是采用这个办法就很难提高觉悟（或者只有用远为困难的方法才能提高觉悟）的那些阶层中去。虐待士兵以及带有阶级性的军事司法审判，是资本主义的不文明行为中一种最招人愤恨的现象。它们不仅是破坏军事纪律的暗瞧，而且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最有力的武器。资本主义的这一个罪恶从两方面反过来打击资本主义本身。不管这个罪人如何傲悔，如何绝望地诚心悔改，或者以莱茵纳克·福斯［注：莱茵纳克·福斯——中世纪一部动物寓言中狐狸的别名。——译者注。］那种方式表示悔过自新，这些武器是不能从我们手中夺走的，因为这个罪犯不管他如何削发修行，也是不能改邪归正的了。2．军国主义的代价或痛苦另一个进退两难旳局面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发展的学说——是关于报应有其内在必然性的学说。任何阶级社会都注定要自己毁灭自己。任何阶级社会都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常常想作恶事却常常作出了善事，并且，即便它不愿作恶事，也定要作出恶事来；由于它的阶级性质所带来的原罪，它必然要遭到毁灭。不管它是否愿意，它必然生出那个杀死它自己本身的挨底巴斯［注：挨底巴斯系希腊神括中迪比斯国王，他误杀了自已的父亲。——译者注］，不过这个挨底巴斯和神话中的迪比斯人不同，他是完全有意识地杀死自己的父亲。无论如何，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就无产阶级来说，这种情况是真确的。当然：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阶级也很想在十分舒适和安全的情况下来享有它的利润。但由于这种舒适与安全既然与资本主义的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不相协调，也和那些由于它损人利己而被牺牲的那些人的趣味不相投合，因此资本主义就在利润这个圣殿的周围建立一个刀枪林立的暴力统治的残酷堡垒，来保护雇佣劳动奴隶制度。虽然军国主义对资本主义来说具有生死牧关的必要性，但后者自然也不喜欢军国主义的庞大开支，并在内心上认为这是一种极不愉快的负担。不过由于在今天不可能再仿效古代卡狄米的秘诀，将龙牙播种在地上就生出武装士兵来［注：卡狄米系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腓尼塞国王阿根诺之子，传说他曾将腓尼基人的字母传至希腊。在希腊创立迪比斯国，他击杀一条巨龙，将龙牙捅种于地，生出了很多战士。——译者注。］，因而除了忍受军国主义这个要以人作为祭品的火神并供奉它那无满足的欲望之外，别无其它办法。军国主义的这种特质给统治阶级带来何等痛苦，各国议会毎年对财政预算辩论就说明了。追求剰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金钱问题上最容易暴露出它固有的弱点。军国主义的费用浩大是唯一能够使它知道有任何限度的事物，最低限度当这些费用是由资产阶级本身来负担时是如此。然而唯利是图的道德观总是要设法找到一种出路，一种旣容易又卑鄙的出路，将军费负担的绝大部分或很大一部分转移到那些人民当中这样一些阶层的身上：这些阶层不仅是最弱的，而且建立军国主义主要是为了镇压和压迫他们。资本家阶级也正如其它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阶级一样，不仅利用他们的暴力统治（这种暴力统治首先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上）去使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锻造自己的锁链，而且要从他们尽可能多地负担这些锁链的费用。并不满足于使人民的儿女转变成为人民的刽子手，而且要从人民的血汗中榨取付给刽子手的酬金。虽然这种充满血腥的欺诈行为所带来的十分令人气愤的后果已到处被人们威觉到，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至死不悟地忠于它的信仰，忠于它的崇拜黄金的信仰。不错，将军费的负担转嫁到贫苦阶级身上，就会减少对这些阶级进行剥削的可能性。对此谁也不能加以诡辩，同时这也使得那个以剥削为乐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军国主义的以人为祭品的火神面前感到困扰。军国主义像一个沉重的铅锤一样，压在我们整个生活上面。它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一种铅锤，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在它下面呻吟的梦魔，是吮吸着我们经济生活的血液的吸血卑，因为它将人民的最好的精力从生产和文化工作中年复一年地不断抽调出来（现时在德国就有655；000个最强壮和最富有生产能力的，大多数年龄在20至22岁的男子经常在海陆军中服役），同时也由于它那些疯狂地耗费的直接费用。在德国，飞跃增长的海陆军费预算到1906~1907年度（包括殖民地的预算，但追加预算未计在内）已达1，300,000,000马克以上［注：每一个在德属西南非洲作战的士兵对1906年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就意昧着每年花费9，500马克！］，其它军国主义国家所化的费用相对说来也不见得少些［注：例如法国在1905年为1，101，260,000法耶！自从1870年以来，法国在军费方面（不包括殖民地）的开支约达400亿法耶。］，甚至是较为富有的国家，像美国，英国（该国在1904—1905年度的海陆军预算为1，321,000,000！）比利时和瑞士，其军事开支也庞大到在这些国家的预算中占据一种统治地位。到处都是无限制地增加军费的倾向，快要达到国家财政支付能力的极限。在“士兵手册”中载有如下为数十分可观的综合数字：“欧洲在1899年的军事预算为7，1849321,093法郞。它在军事方面服役的人员4，169，321人，这些人如果从事劳动（按照每人毎日3法郎计算）可以在一天之内生产12，507，963法郎。此外，欧洲在军事方面使用710，342匹马（按照每日2法郞计算）可以在一天之内生产1，420，684法郎。把这个数目加上12，507，963法郞，我们就得到13，928，647法郞的总值。这个数字乘以300，加上军事预算，等于损失了11，362，915313法郎的生产价值”。单是德国一个国家，它的军事预算从1899年的920,000,000增至1906—1907年度的1，300,000,000，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整个欧洲的军事“经常费用”现时已约达每年13,000,000,000马克，等于全世界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十三，日俄战争的费用还未计算在内。老实说，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破产的经济政策。在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省份中，对革命运动进行军事镇压一事，在很长时期以来是委诸于那些受这种运动所威胁的贵族们去执行的。同样，美国甚至在和平时期也陚予企业主们以无限的可能性去把维待资本主义制度的责任和风险自已担负起来。这样一来，私家侦探就完全变成一种阶级斗争的合法制度。无论如何，这个制度也和比利时的公民警卫队一样，具有这样的优点：减少若干甚至使资产阶级也感厌恶的军国主义的伴随现象（虚待士兵、费用开支、等等），并且可抑留一部分极其有效的鼓动材料，不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敌人加以利用。然而，正如上文所说过的，这种决不是无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解决困难的出路，在资本主义国家照例是行不通的，至于那种在经济上负担要少得多的民兵制度，这些国家不久也不能实行，这是由军队在国内政诒方面不能不担任的职能，即阶级斗争的职能决定的。这种职能甚至形成了一种赞同废除现存民兵的明显倾向。拿德意志帝国1906—1907年度的整个预算（数达2，397，324,000马克）和预算中用于海陆军这一部分的款项相比，我们可以看出：一切其它项目只是围绕这个庞大数宇的一群小卫星；一切税收制度，整个财政经济也是聚集在军事预算的周围——用诗人的说法，“有如群星之密集在太阳的周围—样。”因此，军国主义严重地妨碍文化方面的进步（这是些能使现存社会组织的利益得到发展的进步），并且往往使这种进步成为不可能。教育、艺术和科学，公共卫生，交通制度，这一切都遭到极不公平的对待，因为在喂饱那个狼吞虎咽的以人为祭品的火神之后，就再也剩不下什么东西用于文化事业了。政府宣称：发展文化事业并没有受影响，这一点最多只能取得易北河以东的容克们的赞同（他们的文化要求是很低的），但却不能从其它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中博得一个宽容的欢笑。数字提供了证明。只要此较一下这些数字就足够了：1906年德国军事预算达十三亿以上，而普鲁士的各种教育经费只有171,000,000；1900年奥匈帝国的军费开支为420,000,000，而用于初等教育的经费只有5，500,000。最近普鲁士的学校维待法令对教师薪金问题所采取的吝啬的决定，以及禁止提高城市教师的薪金的斯图特法令，就是最好的证明。德国有充分的财力去完成它在文化方面的任务，而且当这些任务执行得愈完全，它们的费用就越容易负担。但军国主义却是这条大道的障碍物。特别令人愤恨的是军国主义在德国——以及一些其它国家，例如法国——所采取的开支费用的方法。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军国主义是我国的带有压迫性而且不公平的间接税制的创始者和保护者。整个帝国的关税和税收制度，就是对群众（即我国人口中广大贫苦群众）的勒索榨取，同时也是造成下列情况的原因：例如1906年人民大众的生活费用比1900年至1904年这一期间的平均数字增加了不下于百分之十至十五。整个制度不仅对容克们（这个寄生阶级所以被供养得如此好，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军国主义的原因）有好处，而且它首先是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如果说我们的交通制度（交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对于一个耳目灵通和深知自已利益所在的资本主义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远远不足以适应交通和技米进步的要求，而只是作为一种向人民征收特种间接税的摇钱树，这也主要是军国主义的过错。最近提出的斯坦格尔帝国财政草案的历史，甚至可以使一个瞎子都能看出其中究竟，人们几乎可以分文不差地核算出：这个草案完全是由于有必要填补军国主义曾经一度在帝国国库中造成的200,000,000亏空而产生出来的。从法案中所依靠的税收种类来看（这些税收是沉重地压在人民大众的消费品，啤酒，烟叶等等上面，甚至压在资本主义所必不可缺的交通制度方面）就足以很好地表明上文所说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军国主义在很多方面对于资本主义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累赘，但是这种累赘牢牢地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背上，也正如压在辛伯德［注：这个比喻见“天方夜谭”，故事中有一位老人要求辛伯德背他过河，当辛伯德背上老人之后，老人压在他的双肩上不下来。——译者注。］双肩上的那个神秘的强壮老人一样！资本主义的需要军国主义正如战时需要间谍，而和平时期则需要刽子手及其肋手们一样。资本主义可能憎恨不国主义，但它却不能没有军国主义，正如文明的基督教徒可能嫌恶违反圣经的罪过，但却不能离开它们而生存。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原罪，这种罪过可能在此处或彼处减轻一些，但是只有社会主义的火焰才能把它彻底扫淸。军队作为在经济斗争中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引言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出，军国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所日益倾向于围绕它而旋转的轴心，同时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木偶戏中摆弄那些傀儡的牵线人。我们在上文也已看出：军国主义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它如何企图达到这些目的，以及在追求这种目的时它如何自然而然地必然产生致它死命的毒药。我们同时也已指出：作为一种保护国家制度的力量，作为一种将一定观点灌输给全国穿军服和平民服装的人的学校，它所扮演的是一种何等重要的角色——可惜收效不大。但军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甚至今天，在平静时期，它也在各个方面发挥它的保守影响，作为一种准备，一种预先练习，以便有朝一日当它在经过长期学徒阶段和担任一段工匠之后，可以大显身手，它正在等候人民勇敢无畏地起来反对其统治者的日子的到来，等候这个大变革的日子的到来。到了这个日子，（军国主义的卫士们认为这个日子在今天到来比之在明天到来会使他们更髙兴，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天来得愈早，毁灭社会民主党的大洪水就会更加肯定地泛滥起来）军国主义将用“以上帝的名义，为了国王和祖国”作口号，心满意足地进行大规模的开枪、发射葡萄弹和屠杀。1905年1月22日和1871年5月份的“血周”，将是一种理想和榜样。维也纳军团的指挥官苏恩伏尔特于1894年4月在一次欢宴资产阶级的宴会上许下一个动人的诺言，他说：“我也可以向你们保征，一旦社会的存在以及辛苦赚来的财产的享有权受到威胁时，我们将为你们的后盾。公民站在第一线，士兵们将飞驰前往援助”。就是这样，铁拳已经举起来，准备随时投下沉重的打击。他们伪善地谈论“维待法律与秩序”“保护工作的自由”，而实际上是指“维持压迫”“保护剥削”。一当无产阶级表示出对军国主义不利的生气勃勃的情况，显示出自已的力量时，军国主义就立刻企图用闪耀的军刀来吓退他们，这种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军国主义是国家暴力在反对工人力量时每一个行动的后盾，而且给于这种行动以最后的和就目前来说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保留在警察和宪兵这些前卫部队的背后，以便应付更严重的情况，并且作好经常的准备以便用于各种十分明确的目的，帮助执行日常工作和在持续的小战斗中去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柱。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的特征正是在于它的这种—刻不停地和被狡猾地利用的多种才能。士兵——作为自由工人旳竞争者作为资本主义的服役，军国主义充分了解到，它自己最大和最神圣的任务就是增加企业主们的利润。这样它认为自己有权甚至有义务通过官方或半官方的方式将士兵作为雇主们的牛马，让这些雇主随意使用；特别是让那些容克们利用士兵去补充由于对农场雇工的非人道剥削和野蛮虐待所造成的农业劳动者缺乏的情况。派遣士兵去协助收割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是违反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的，如同士兵服役制度［注：指军官用士兵作其家务或个人勤务兵的做法。——译者注。］一样，这种现象也显示出，在这些对鹅步操法和阅兵操练患有偏执狂的人们所持论据的背后，整个是有害的和愚蠢的欺骗，因为这些论据企图证明由于纯粹的军事上的原因，服役时问必须很长，这同时唤起人们关于耶拿之战以前的连队制度那种并不偷快的回忆。还分人忆及的是1906年颁发的经常被人提及总指挥部的命令，例如普鲁士第1［注：众所周知的是“哥尼斯堡人们报”的编辑曾于1906年秋天因批评收获休假命令便以诽谤罪被判巨额罚金。］、4、10［注：参看1906年11月3日“前进报”所载的该军团司令部的命令。］及17军团总司令部的命令。至于在交通极度繁忙时期邮政局和铁路管理局雇佣士兵临时帮忙这种频频出现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不过在这里也应提一下。军队与破坏罢工军国主义通过军事命令派遣士兵充当罢工破坏者，从而直接干涉工人们为解放自己所进行的斗争。我们仅须指出现任那个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诽谤的帝国联合会［注：指的是于1904—1914年间存在于德国的反社会民主主义者帝国联合会，当时德国工人阶级称之为“德国造谣联合会”。——译者注。］的指挥人冯·李伯特中将的不久以前还被人提及的案件，此人甚至在1896年担任中校时就认为罢工有如火灾与洪水，是一种灾难，当然，对于那些雇主们（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些人的精神上的保护人和执行吏）这确是一种灾难。就德国来说，特别声名狼藉的是：将被遣散的军人轻轻地放置到罢工破坏者的队伍中去，这种方法一直到1906年夏天纽伦堡的罢工期间还在使用。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在德国以外发生的这三个事件：1903年1月荷兰铁路工人总罢工时期所采取的大规模军事破坏罢工，并以导致颁布一项取消铁路工人集会结社权力的法律［注：罢工于1903年1月30日开始，1903年2月1日胜利结束；3月10日反罢工法令已在议会提出，4月6日爆发总罢工。4月9日法令投票表决，4月13日总罢工没有取得成效就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磨盘在“荷兰在危机中”时是工作的这样迅速。］为其发展的最高峰；1904年匈牙利铁路工人总罢工期间所采取的大规模军事破坏罢工，这一次军事当局变本加厉地不仅指挥现役军人破坏罢工，还非法地在超出服役时期以外仍然保待他们的番号加以调用，而且还无耻地动员属于第一后备军和第二后备队的铁路工人以及具有类似必要技术设备的其它现役军事人员，在军事纪律的控制下强迫他们参加破坏铁路罢工。最后，在1907年1月2日宣布的那次保加利亚铁路罢工期间，也曾大规模采用军事方式去破坏罢工。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1906年12月初在匈牙利由匈牙利农业部长和陆军部长勾结起来发动的反对农业工人的集会结社权利和镇压罢工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特别强调要利用经过预先训练的士兵在收获期间破坏罢工。在法国，利用军队去破坏罢工也是众所周知的。军事教育有系统地培养破坏罢工的倾向以及使得那些从现役军队中遣散出来的工人成为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危险人物（因为他们随时都准备好从背后去袭击本阶级的成员）这些事实，都必须看成是军国主义在国际上的成就。4．罢工中军刀和枪杆的统治引言各地军事当局早就深信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在毎一次罢工的后面，总暗伺着革命的九头蛇，因此，一且警察的拳头、短刀和手枪在所谓罢工骚动中不能立刻发生效力时，军队永远是随时准备用挥舞着军刀和射击着的长枪去驱散这些叛逆的属于企业主所有的奴隶。这种情况对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都是适用的。当然，这种情况在俄国更发展到最猖獗的程度，但俄国整个说来仍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由于它的特殊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不能作为一个典型来考虑。虽然意大利和奥地利在这些犯罪行为上名列前矛，但它们仍然比不上那些共和政体或半共和政体的国家。从历史上去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共和政体的功过时，指出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除了英国之外，再没有甚么国家，像比利时和法国这样的共和与半共和国家，它们的军人是如此甘心为了企业主们的利益去镇压罢工，以及在行动上是如此残暴嗜杀的。（对于它们，可以拿瑞士和美国这些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来加以比较。）当然，俄国在这方面，正如在一切残暴事情上面一样，是别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野蛮，甚至比野蛮更坏——野兽般的残暴，是它的统治阶级的整个文明的特征，同时也是它的军国主义的自然倾向。它的军国主义，从无产阶级发动第一次并不伤害他人的运动那时候起，手上就沾满了那些在极度贫困中呼号求助的和平的工人们的鲜血。我们在这里不宜引述一些个别的事件，因为这样作就等于从一条循环链当中任意零零星星地抽出个别的一环。其它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经济斗争中流了多少滴血，就有多少被沙皇专制制度杀害的（为了镇压工人运动的最初肇端就加以杀害）无产阶级的尸体。在殖民地的军队和警察对于那些不甘心受最卑鄙的剥削和贪婪所桎梏的殖民地土著实行镇压的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军事力量的使用具有类似的性质。不过我们不能对这个专题作更详细的论述。必须提一下的是：从这方面说来，在军队本身和宪兵与警察之间，往往不能作出严格的划分。他们彼此是密切合作的，彼此互相替代、互相补足，并且是属于同一类的东西。为了说明这一点，别的不谈，在这里只提一下和问题有关的他们那种狂暴的好战性质，甘心情愿和随时准备好坚决地和残忍地以刀剑砍杀人民，就够了。这些对于警察和宪兵来说，主要也是兵营的真正产物，是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的结果。意大利鄂太维真·迪那在两篇富有教育意义的论文中［注：发表于1906年5—6月份，8-9月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杂志，论文标题为“在意大利对工人阶级的屠杀”。］曾对工人阶级在意大利被屠杀的情况作了历史性的叙述。他不仅论述了和罢工直接有关的屠杀，并且也论述那些工人们在罢工以外的经济斗争中举行示威时被屠杀的情祝。论文淸楚地阐明了在意大利遇到这种场合时，军队是如何迅速出现，由于一种何等微小的原因，就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极端残暴的袭击，甚至向正在逃散中的群众开枪和乱斩乱杀也是何等司空见惯的事情。他总括这些情况时说：在意大利，“国王的子弹”每年约有五、六次甚至十次打碎了意大利工人的骨头。他栺出，这些屠杀的罪魁，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狭隘和最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这些资产阶级的心目中不是一种政治哲学，而是一种犯罪的情绪，犯罪的行为，而对公共秩序又是一种最危险的东西。他援引米兰报纸“自由思想报”在格兰密支里屠杀事件的第二天所写的这些话：“杀伤那些命该如此的人们——葡萄弹，这就是文明和秩序的最宝资的要素！”看过这些例子之后，当人们听到甚至像基奥列特那样一个所谓民主的政府，不但不去责备军队所犯下的残暴野蛮行为的过失，反而正式赞扬他们“执行了自己的职责”时，也就不必感到诧异了。这样的事情看来也就吏为自然了：社会党议会党组在“意大利议会提出的要求对于在集体冲突中动用军队一事作出限制的议案，终被否决。1898年5月的枪杀事件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澄淸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瞎眼的人和目光短浅的乐观主义者也把情况看清了。下面是近年流血事件的接近全部的记录：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贝尔拉1901年6月27日210柏达南诺1902年5月4日17卡山诺1902年8月5日13坎迪尔拉1902年9月8日511基亚拉丹拿1902年10月13日212加拉丁拿1903年4月20日21披尔利1903年5月21日31图拉·安奴西阿塔1903年8月31日710赛力诺拉1904年5月17日340布格捷拉1904年9月4日310卡斯特鲁素1904年9月11日112赛西特里.普南特1904年9月15日22霍支亚1905年4月18日720圣·艾尔披迪奥1905年5月15日42格兰密支里1905年8月16日1820斯卡兰诺1906年3月21日19莫罗1906年3月23日24托林诺1906年4月4日16卡里尼拉1906年4月30日23卡格里阿利1906年5月12日27尼比达1906年5月21日11桑纳沙1906年5月21日66班文达里1906年5月24日22总计在23次屠杀事件中共死78人，伤218人！真是一次打丰收。在意大利，动员军队去镇压实行罢工或为某种经济原因举行示威游行的工人和“农民"但没有发生流血的事件，就更是不胜其数了。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另一边，军队的这一种“演习”已成为毎日的新闻项目。这里我们还要提及一件十分明显的事情，根据爱尔威的证言，正和意大利的情况一样，在对罢工工人和农民的屠杀方面，那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赶上西班牙。西班牙这个国家，过去曾有一度在它的领土上面太阳是永不西沉的，而现在却像一个太阳总不升起的地方。奥匈帝国如众所周知，在这个二元君主国的黑黄旗下，情况并不见得好些。社会党议员达辛斯基于1903年9月25日在奥地利国会上曾正确地作过这样的声言：“在罢工和群众示威期间，以及在民族情感激昂爆发的期间，军队总是用刺刀指向人民，指向工人、指向农民”。他在深入谈到奥地利政治方面的情况时，也曾着重指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在和平期间，军队也是唯一能使各种在种类上如此不同的因素强制粘合起来的混凝土”。他指的是1897年在加拉兹发生的事件和加拉斯列茨的流血惨案。1897年11月当巴迪尼首相倒台时，曾在维也纳、加拉兹和布达佩斯使用军队，并带来死亡枕籍的结果。我们还可忆及在格里西亚对工人们的经常屠杀（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事件是1902年在布鲁威斯基和在卡尼姆克的柔比尼对农业劳动者的屠杀。）以及法根奴奥、纽尔珊和奥斯尔宇楼的流血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归功于宪兵这样一个特别用于维持内部秩序的队伍，这个队伍部分地服从罪事当局的命令，部分地服从民政当局的命令，但整个是置于纯粹军事纪律的控制之下。1902年2月在特里雅斯特的总罢工中也曾发生和军队的冲突，死伤十人。我们必须提及的是1902年在兰堡的砌砖工人大罢工及随罢工以后举行政治示威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当时出动了轻骑兵，向群众开枪射击，杀死5人。至于1905年在茵斯布勒克发生的纯粹属于民族主义性质的骚动，却不在我们论述范围之内。军事当局大规模镇压民众的暴行，近年来在匈牙利频频发生，而宪兵总是“完全而彻底地”执行了他们的“职责”；例如，在巴斯塔·泰马斯的骚动中，就曾毫无理由地向和平的农业劳动者开枪。应该记住最远的这一个事件：1906年9月2日在甸维特州当军队向彼得路西尼煤矿举行罢工的矿工乱冲乱打时曾发生了一次战斗，很多人受伤，受致命伤者两人，轻伤者一百五十人。在下文另一处，我们还要简单地提一下关于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二元君主国下，军队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所从事的其他小冲突与小战斗。达辛斯基在上文所提到的那次演说中曾要求“刺刀不应参与政治”。然而，谁都知道，就是从该时起，刺刀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热心和更加有力地投入政治活动中去。比利时在比利时，屠杀工人已有一个长久的历史。1867年和1868年的重大，仅仅由国际工人协会进行干预来看也就可知了。屠杀开始于1867年的所谓马赛因尼的饥饿起义，当时手无寸铁的工人示威队伍被一个连队旳士兵所袭击和斩杀。随后又有1868年3月的沙里莱的杀戮，1869年在赛莱恩和宝林那兹的无耻屠杀。沙里莱的屠杀系由军队和宪兵布置和执行的，以镇压那些由于限制采掘数量；和降低工资而陷于绝境的矿工，当时招致了国际工人协会在全比利时发起一个有力鼓动，并使国际协会的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结果也使得国际工人协会本身在组织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六十年代的这些景象，在1886年的所谓饥饿起义中又重复出现。在这次起义中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对普选权的要求虽然不太明确，但也起到一定作用。凡·特斯米逊将军（男爵）于1886年4月3日发表了他那篇声名狼藉的通告，在这篇甚至连众议院也加以谴责的通告中，他下令说：“武器可以无须预先警告就动用。”牺牲的人数是前所未闻的，仅在卢赫一地，一排步枪就杀死了16个工人。对于这一切，阶级性的司法裁判通过判处无数工人以重刑来表示它同意并强调这种作法。从1886年至1902年间在比利时几乎没有一次罢工是没有军队参预干渉的。在这一期间约有80人被杀。在1893年的总罢工中（在这里可以提一下：这次罢工带有政治性质），有很多人在战斗场地上牺牲。奥斯丹特、博格浩、蒙斯这些人的名字，对于有阶级觉悟的比利时工人阶级来说，好像用烧红的铁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在记录着比利时资本主义制度罪行的账本里，这正是沾满血污的几页。只有在1902年才是最后一次动员常备军队和后备队去镇压罢工，这一次是由总罢工引起的。当时关于士兵们的意向和情感对当局不利的报告送到了闪阁，并且不久又被这些事实所证实：士兵们相当公开地开始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意向，他们高唱马赛进行曲，发嘘声攻击他们的军官等等，干是引起将法兰德斯的士兵派到窝隆民族的地区，将窝隆士兵派到法兰德斯人的地区的作法，最后并招致了决定根本不使用常备军队。从1902年起，比利时的士兵就已抛弃了作为资本主义看家狗的这个光荣角色，不再充当“站在雇主们钱柜面前的流动哨兵”，而正如上文所说，这个角色已转交给宪兵和公民警卫队去负担，最少就对内的军国主义来说，其情况就是如此。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神圣的剥削特权，他们现在无论如何不得不亲自出马，并由自已来亲自冒险——如果在手无寸铁的群众面前，能够说得上有危险存在的话。在别的地方我们已经论述过这些公民警卫队在和国内敌人战斗时做了那些优异的工作。法国在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用奔流成河的鲜血写成的。我们无须引述这些事情：1830年7月份的三天战斗中的大屠杀，1848年6月23日至26日的巷战中牺牲于卡芬雅克这个刽子手手中的10,000人，“小拿玻仑”在1851年12月1日的屠杀，以及用28,000个英雄所造成的血海——在这里，法国的资产阶级，作为愤怒悲鸣中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与复仇者，通过大规模的谋杀，企图在1871年的红五月中淹没巴黎公社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奴隶起义；以及俾尔拉希斯墓地和联邦主义着的围墙，这些无比英勇的悲剧性的象征。上述这些都是具有最高度革命性质的斗争，军国主义在其中干出了骇人的勾当，但它们却不在我们的历史巡礼的范围内。、法国军国主义镇压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的英雄事迹，可以追湖到很早。1831年11月爆发里昂丝栋工人的所谓“暴动”（他们的旗枳写着“不在动中生存，就在战斗中死亡”这些著名的动人词句）系因军对向和平的示威队伍开枪所引起的。在为时两日的战斗中，愤怒的工人占有了这个城市，国民卫军与他们和好，但军队很快就不战而重占该城。马克马电、圣欧宾和迪卡斯雄尔这些地方由于在第二帝国时曾为军国主义初次建下了功劳而闻名。在当时，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曾经最激烈地反对派遣军队去罢工地区。一旦当他们上台执政，就立刻采取他们不久以前还加以抨击的那种波拿巴主义的方法：并且运用起来很快就超过原来的先例。只有当犯有这种罪过的人是一个教权主义者目或者君主主义者时，他们才受到责备，同时这也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愤恨。1891年5月1日在辐美斯，一颗莱页尔式步枪的子弹射杀了一个名为玛丽·布朗杜的少女，于是掀开了这个新政权实行血腥屠杀的序幕。这一天的战利品包括有：死10人伤35人，凶手是常备军第145团。但福美斯的屠夫们，康士坦及其助手萨比斯上尉，不久就找到了自已的伙伴。步辐美斯后尘的在1899年有沙隆，1900年有拉马丁尼克，其后又有朗威，军官们在后一个地方采用俄国的笞刑来批准和庆祝法俄同盟；最后，在1905年的五六月份又发生维里法兰的事件［注：参看1905年9月10日及15日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1905年4月17日发生骑兵冲击和枪杀人民的莫兹事件［注：参看“社会主义运动”第155和156期以及“社会主义生活”年合订本第一册第15—18期内所载的详细纶述。沙隆的国民议会（1905年10—11月）在社会党议会党组于议会质询期间提出的建议被否决后，曾研究就里莫兹和康士坦丁的有关报告书作出一个详细的决议。］。1905年12月上演了恭伯里的一出戏［注：1905年12月16日“新时代”。］，1907年1月20日，在巴黎大街上有一群要求以星期日为休假日的游行示威群众，被一大批军队所追击。我们也不能忘记邓克特、克鲁澳特和蒙特苏，根据法国劳工联合会向都柏林的国际会议提出的报告书的叙述，在这些地方士兵们宣告了自己和罢工工人团结一致。［注：几年前“Z”少尉所著“罢工中的军队”这一小册子曾轰动一时。］在最近的反军国主义大审判中，麦斯莱的这个声言是真实的：“自从小小的玛利·布朗杜在福美斯被杀害以来，法国的工人阶级已经度过一个漫长的和充满了殉难者壮烈牺牲的阶段。”没有什么事情比之下面这个事实更能证明那些信奉“新方法”的人们所说的和平发展的勾想是完全荒谬的：反教权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情楮和活动正在蓬勃增长（这一点人们可以从五年来法国的情况看出来〉，而法国的米勒兰主义［注：米勒兰主义系因法国右翼社会党人米勒兰而得名的一个机会生义流派。米勒兰于1899年加入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内阁担任部长。——译者注。］所带来的结果是，使用军队缜压罢工的“惩罚性讨伐”其次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最近有两个社会党人参加的克里粲苏的激进派民主政府件不会带来什么转变。拉法格在“人道报”［注：1906年10月9日“人道报”。］上曾指出：现代的军队，当他们不进行殖民地掠夺时，就完全是为保护资本家的财产而服务的。”就法国的情况来说，他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美国要证明所谓“权利平等的声调”，这种正在美国的社会生话和公共生活中普遍流行的声调，所意味着的是什么［注：参看桑巴特著“为何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1906年）第129页。］，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就用“大炮的轰鸣”，用步枪和军刀的厮杀声〈这是资本主义借以用来和美国无产阶级作斗争的一种手段）来十分有效地加强这种“声调”，都不是难事。为了说明军队的征募方法和军队的部署及训练对于使用军队去对忖“国内敌人”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下面这些事实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它们往住也带有一种独特的性质，这是由于工人阶级拥有良好的武器（这归因于美国的特殊情况）所引起的。在大西洋的彼岸，正如在比利时一样，屠杀工人的时期是和失业工人的运动一起开始的。1874年1月13日，一支强大的警察队伍无缘无故地袭击一群游行示威的失业工人。在纽豹的汤普金广场，几百个重伤的工人躺在战斗场地上。随后又出现了1877年7月铁路罢工的戏剧性事件。西弗吉尼亚州州长曾派出几连的州属民兵去镇压巴（巴迪摩）奥（奥亥俄）铁路的罢工工人，但结果证明这种兵力过于弱小。海耶总统派遣驰援的250名联邦军队也得不到较好的结果。在马里兰，民兵们枪杀了十人，抢伤的人更不计其数。在匹兹堡，州长征集了当地民兵，但他们拒绝行动。于是从本国其它地方调人的老伎俩被使用了。从菲勒特非亚派来的600名民兵和罢工者进行一次为时很短、但很剧烈的战斗之后被击败，第二天早就就逃走了。在宾夕伐尼亚州的胡列丁，曾调集民兵去镇压罢工工人，但这些民兵大多数与罢工工人友善起来，将自已的武器分给他们，并声言以武力对待一切有敌意的民兵队伍。有一个几乎全部由有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连队，在一个鲁莽军官的指挥下向群众开枪，杀死13人，伤22人，但这个连队并不能久享他们这种英雉功绩，他们在遭到痛击的情况下迅速撤退了。一度完全为罢工者所掌握的圣路易城，在经过动员了全部警察，再加上几连民兵为了“秩序”向执行委员会的司令部进行了认真的围攻之后，才终于重新占倾该城［注：参看希尔魁特著“美国的社会主义史”，这里关于北美洲的情况，大部分是引用该书的材料。］。1886年5月恐怖笼罩着芝加哥城，这是由于私家侦探和警察们的活动造成的。麦克美克收割机制造厂的麦克美克先生，放手让自已的300名武装私家侦探去攻击罢工工人（据说是为了保护那些"甘愿工作”的人），于是就开始了一个由警察们进行的、不管男子与妇孺一律用枪棒乱殴乱打的血淋淋袭击，杀死了6人，伤者不计其数。这件事情发生于5月3日。5月4日就发生了有名的炸弹事件，引起了一次激烈的巷战，工人死4人，受伤的约50人，而警察方面死7人，伤60人。全世界都知道1886年5月4日事件所引起的骇人听闻的审判，这次审判对美国的民主的阶级性司法审判的实质提供了极好的证明。从1892至1894年这二段时期里发生的事件值得作一比较详细的论述。首先是，1892年7月，在贺姆斯迪的卡尼兹珊钢铁工厂罢工期间，罢工工人与雇主们招来的武装私家侦探之间发生猛烈战斗，结果死12人，重伤20人，但私家侦探们被击败，最后由联邦军队占领该城，并借助于戒严令才压下罢工工人。几乎在同一期间，在爱达奥州的索达兰爆发了一个矿工罢工，该地的民兵只有100人，力量不足以干预破坏罢工者与罢工工人之间的战斗（罢工工人配备有良好武器）。只有在州长召来联邦军队之后，罢工工人才被击败。布法卢的铁路调度工人于1892年8月实行罢工，在罢工开始之后立即召来当地民兵，但他们看来无意于阻止罢工工人的纠察活动。最后蕾察局长要求州长派出军队，于是该州的全部民兵在48小时内开到现场，恢复了“和平与安宁”。同一个月，爆发了茵晏的铁矿工人奥利华泉与煤溪的煤矿工人罢工，当一部分民兵被罢工工人解除武装遗回之后，使得田纳西州长下令集中全州可供调用的民兵。这一次在镇压罢工之后，继之而来的又是残酷的阶级性司法审判行动。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及一下1894年的芝加哥的普尔曼铁路罢工，当时美国总统不顾伊连诺州州长阿基尔特先生［注：1899年6月26日对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特赦的就是这个阿基尔特。］的抗议，派遣联邦军队与州民兵一道破坏罢工，12人被杀。的确，在这里正如上述的其它事件一样，法庭与军国主义合作，并且通过发布著名的禁令，大规模监禁的办法在镇压工人方面起到这样重大的论用，以致罢工的领袖道拔斯指证说：“压下我们的旣不是铁路方面，也不是军队，而是美国法庭的力量。”［注：参看希尔魁特著“美国的社会主义史”第190页、209页、236页、306页。］这种情况仍然是真实的：虽然民兵们常常失败，虽然罢工者常常配备有武器，但是在上述各个事件中决定工人们所以遭受锉败的仍是军事力量；因此，在美国，罢工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当地的警察、州民兵和联邦军队镇压下去的”，当然，此外还有“政府和禁令”的帮助。桢据希尔魁特［注：见同上书，第314页。］（他看来在这方面是有点过于悲观）的说法，每一次罢工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失败结束。加拿大加拿大这块“自由土地”，1906年11月24日在汉密顿被工人们的鲜血染红了。在一次罢工铁路工人与民兵的冲突中，受伤的有50人，其中有些伤势严重。瑞士瑞士在这方面犯罪记录确实不少，早在1869年，日内瓦政府就曾动用警察与民兵去镇压罢工工人。同年，华特州政府将外出进行军事演习的一个营用电报召回，让他们荷枪实弹进入工人实行罢工的城市。在1869年这一年，当丝织女工为要求改善她们的贫困情况而实行罢工时，巴斯奥州长用军队作为警戒前哨去镇压工人；同年当苏特冯的制瓶工人和雕刻工人罢工时，新的资产阶级政府为自己准备了武器与弹药，以便在可能时动员民兵。在1875年发生了流血事件。柔利州政府动员民兵镇压2,000个被雇用来建筑圣哥达隧道的罢工工人。他们主要是为了反对可耻的实物工资，而实行武装反抗，据说与此有利害关系的雇主们曾将20,000法郞交给政府用于这次动员。实行狂暴进攻的结果，在这个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有数人死亡，约15人受伤，1901年瓦莱州政府派出两个连队去镇压先普逊隧道的罢工工人时也曾引起流血。在这一次，有些工人受重伤。同年在特西诺州有两连的民兵负责对付罢工的意大利砌砖工人。1902年10月在日内瓦发生一个著名的事件，在这次反对一伙美国剥削者的罢工中，根据日内瓦政府的命令，工人们被驱集起来加以袭击。当时拒绝充当执行吏的士兵被监犊起来，并被判丧失其公民权利。附带可以提及一下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甚至很多没有被召集出来的资产阶级也将自已武装起来去对付工人。约在同一期间，在巴斯奥又动员了民兵去镇压罢工。1904年苏特冯的建筑业的罢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挑拨，但罢工进行得极有秩序。雇主们虽不乐意，但也无法可施，于是只得要求政府给予军事上的协助去镇压罢工；结果骑兵和一营步兵立即开抵现场，对正在进行合法斗争的无产阶级实行恐吓，迫使他们再受到资本主义的奴役。在圣钟尔州的勒克根，也曾在1904年出动了军队去镇压罢工者，据说是为了保护当时的水果和蔬菜的收获（实际上这种收获并没有遭受危险）。圣哥尔也将自已的民兵派赴罗亚沙赫，起因是当时该地的一个属于法国资本家的铸造厂正发生工资纠纷，激动的群众打破了几块玻璃窗。1906年夏天，苏黎世发生了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由于斩有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大涨，该城爆发了几个为了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当时建筑行业的工人也由于同一原因宣布罢工。民兵毫无理由地进行干涉，并引起流血事件。他们以最野蛮的方式殴打和棒击罢工工人，还特别把外籍罢工工人曳至兵营，在军官的指挥下用马鞭抽打。此外，罢工纠察活动及各种示威均被禁止，关于这些无耻事件向总参议院提出的质询书起初被束之髙阁，最后被资产阶级的多数派一致压住，得不到任何讨论。更变本加厉的是；1906，8月24日有六个罢工领袖受审讯，锡格被控向民兵散发反军国主义传单，煽动民兵叛变，被判处8个月的徒刑，褫夺公民权一年，另外五人无罪稃放。人们不能向资产阶级共和国和民兵期望更多的东西。联系到前面提过的非现役军人的瑞士公民于1899年不准再保有自已的武器这个事实，上述这些情况就显出它们的特别意义。人们可以看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能够及时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企业主们就可以更方便地雇用民兵去为他们的利益服务。1906年12月21日，国民议会以65对55票的多数通过了关于重新调整军事组织的法律中，有一个条款是这样规定的：假设若经济性质的冲突“危害到或扰乱了国内的和平”致有“动用军队的必要”时，也只有为了“维待公共秩序”的目的才能动用军队。整个法律以105票对4票通过。无疑，上述这个条款除了在今后给出动军队提出一种行为的准则以外，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它是毫无价值的。从表示反对的人数是如此的少这一点，更可以看出它确实没有丝毫价值。挪威挪威这个自由的国家，于1905年夏天完成了一次世界历史上最和平的革命［注：1905年6月挪威自治议会宣布脱离瑞典而独立，废除1814年起存在的瑞挪合并。瑞典的反动集团企图阻止挪威分离出去，但没有成功。由于瑞典工人的反对避免了瑞挪战争。——译者注。］，然后纯粹出于自己的喜好，又在国家之上找一个君主为首领。这个国家尽管墨守他那种农民的浪漫作风，却完全是循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发展着。在这个农民的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动用军队去镇压罢工工人的情况也并不罕见。1903年5月1日的“梯文世纪”报载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们得知单单在1902年就发生了两起这类事件，一起发生在登达兰达伦，另一起发生在杜朗塞。德国剩下来的还有德国。在经济斗争中使用军队，这对于德国这个国家来说，并不普遍。军队积极进行干涉的情祝是很少的，只有两个例外。一次是1847年的纺织工人的骚动，当时普鲁士步兵杀死了11个和打伤了24个贫困的和饱受折磨的无产阶级。然后阶级性司法审判把很多人送进监狱来表示同意士兵们的作法。另一次是1889年的矿工罢工，当时省长冯·海格迈斯特于5月10日召来的军队在莫特克矿上杀死3人，打伤4人，在布森杀死2人，打伤5人［注：德皇于1889年5月19日向见德皇矿工代表表明：“如果我觉察运动中混杂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鼓动不合法的反抗，我就会严厉对付，并将动用我的全部力量——这是一个巨大力量。”根据“自由思想报”的说法，他还表示：如果对于行政当局有任何最微小的反抗，他就会下令开枪将所有人射杀。］。在I892年2月，柏林失业工人发生骚动期间，军队没有采収行动，但根据可靠的报导，当柏林军队一听到失业工人计划在柏林皇宫前面举行示威的谣传时，早在1894年1月18日就已作好了行动的准备。然而，军队的“温和”不能从德国执政者的性情特别温良公正这方面来找到解释。实际上恰恰相反！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警察和宪兵队伍，组织得很好，可以为资本家效劳。德国享有最卓越的警察国家这个声誉，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警察与宪兵都准备有杀人利器，全部担负起在其它国家中由军队承当的职能，在瞬息万变的各种情况的需要面前，它们证实了自己比那些较笨重与转动不灵的军事机器更为合适，使用起来也更为方便。在德国，罢工工人与警察或宪兵发生流血冲突的次数很不少，1900年的柏林电车工人大罢工和1906年的所谓布累斯劳暴动都不是例外。比窝特的被砍断的手是一种特别激人义愤的象征物，它说明了我国警察的盲目狂暴的蛮干行为，这种蛮干又是军事训练的结果。这只被砍断的手和那些被斩断的头颅，被割下的耳朵、鼻子、手指和身体的其它部分组成一个巨大的集合体，而且这些集合体的数字还在迅速堆加。在德国，罢工期间政府用武装力量制造流血事件的数字，总计起来决不会少于在其它国家发生的数目。固然，即便要约略作―估计也是办不到的，因为不幸在罢工中被警察伤害的人数并没有适当的记录，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若在德国这些牺牲者的人数较少于其它国家，这并不是由于雇主们的和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好意和人道。关于这一点可以由这个事实得到决定性的证明：在德国每逢大罢工的时候，几乎一律下令士兵驻于兵营，禁止外出，并采取集合军队待命出动的措施。1905年1月8日至2月10日期间西非瑞安矿工的大罢工在这个问题上捉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注：也可看一下1906年9月的兰杜欧—凯撒劳特恩的事件。］。这一次所以能够不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应该完全归功于德国工人阶级的清醒头脑，有节有度和严格的自制，锻炼有素和思想开明。我们也不应怀疑：例如普鲁士和萨克森政府，在经济斗争中借口适当理由决定以步枪，军刀，大炮以及其它军国主义的锣鼓旗号去援助雇主们时是绝不会有所踌躇的。5．退伍军人协会与罢工考虑到军国主义如此竭力利用退伍军人协会去使那些甚至已经退出现役的人们也继续保持军国主义的情绪，并散播这冲情绪，几乎不用解释人们就会朗白：这些退伍军人协会对罢工也是要进行干涉的。固然，它们不能在对工人经济斗争的暴力镇压中起积极的作用，但他们仍然可以称得上是注定要破坏罢工的组织。最低限度，它的一些会员很容易被人们利用去为这样的目的服务。妨碍退伍军人协会被完全利用于这个目的，是这样一些情况：尽管采取各种预防办法，这些俱乐部中仍然有一定比例的反对派人物，甚至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加以在劳资冲突中由于耳濡目染，较之在其它场合下会更容易激起那些像羔羊般地最柔顺的和对社会问题最缺乏认识的工人们的愤怒，并使他们更快地对阶级斗争和他们本阶级的阶级情况有所了解；而过分的反对工人的活动却不但不能达到目的，甚至还会激怒了那些天主教的和自由派的工人组织。不管怎样，1906年6月在奥斯咸举行的萨克森—威玛大公国退伍和现役军人协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是十分令人感到兴趣的。讨论是由代表大会要通过一项章程而展开的，根据这个章程，协会中任何一个会员都有义务去促使将那些证实属于敌视政府的党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会员逐出协会。结果代表大会认为：不是一切罢工，而是一切违反了会员们对“忠心于皇帝、君主和祖国”的义务的那些罢工才被认为是一些表现出敌视政府和怀有革命情绪的行动。因为究竟罢工在什么时间地点之下会使这种忠心成为疑问，是决定于那些在退伍军人协会中理所当然地要左右一切的显要人物，同时也因为这些人物，正如我们的警察与法庭一样，过分惯于认为罢工（罢工往往直接或间接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民主党的阴谋，所以人们可以指望退伍用人协会在这祌工作范国内从事有成效的活动。但是这对资本家们还没有对社会民主党那么有利，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没有甚么东西较之这种愚笨的举动更受欢迎，因为这只能使工人们启发工人们的认识，和削弱退伍军人协会。这些协会正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愈来愈有组织地不但把社会民主党人逐出会外，而且将所有受现代工人运动的精神所影响的职工会会员逐出会外。在较小的地方它们通过这些方法无疑会给职工会造成暂时的困难，因为它们吸收会员不仅使用通常的喧哗扰攘的游行宴会办法［注：关于退伍军人协会的“狂乱与喧哗的宴饮，（赛沙牧师语）见1906年12月8日的“社会民主党通讯”第21号。］，而且还以给予若干物质上的好处作为拉拢手段，这些好处往往只须缴纳一定会费就可以得到［注：参看1906年12月1日“莱比锡人民报”所载萨克森军人协会对射击会会员及猎人的招募文告。］。退伍军人协会的活动得到阶级司法审判机关和行政当局的有力支持，这些行政当局还居然敢于采取这些奇特立场：将这些到处都表现出自已有政治宣传性质的协会看成是非政治性的组织。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机关必然向军国主义所提供的帮凶式的援助，为了达到团结一致，以及为了彼此更大的共同日的的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捉供的援助。6．军队在政治斗争中作为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或大炮的统治正如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髙的和最集中的形式，军国主义在阶级斗争中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政治于涉就是军国主义（它的本身又是政治权力的最集中的表现）活动的最高和最集中的形式。在这方面军国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力量，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从事活动。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将被怀疑为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无情地一律驱除出兵工厂（例如在斯班刀就是如此），将受军国主义势力支配的工人置于反动党派，特别是反社会民主主义者帝国联合会，这些德意志的黑邦行会的絶对控制下；把这些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完全隔离，甚至最微小的接触也不容许；所有这些作法都证明了军国主义是如何透彻地理解它自己的主要工作——保护资本家——并如何以军事行动所特有的机敏性去执行这种任务。在这方面，克虏伯和斯杜姆也不能与军国主义匹敌，军国主义甚至超过那些其利益正受到军国主义以最大毅力保卫着的人，例如，在斯班刀的军火工厂中，反社会民主主义着帝国联合会的势力是如此猖獗，以致这个组织在皇家工厂中已确实成为每个工人的思想意识的监护人，—个工人的是否被解雁完全由这个组织来决定。对于上面这句话的另一个突出的证明就是1906年夏天解散军火工厂中一个对他们没有什么损害的非熟练工人的组织的委员会这个事件。军国主义采用对那些让即便略被怀疑为对社会民主党抱有同情的工人社团或协会使用其地方的酒吧主人实行抵制的办法，曾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现已迅速下降。这种抵制的办法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首先，它可以尽可能地防止士兵们与革命的毒素接触，其实这也是前面提及过的所谓军国主义教学法的一部分。其次，它使得工人们更难于找到集会的地方，因为这种政策往往有组织地加以推行，以致工人们无法租到礼堂。在柏林，这样一种抵制已证实是行不通，因而差不多已被抛弃不用了，但在一些小地方，我们的同志们依旧在受这种恶毒诡计所騒扰，这种诡计自然也用于对付在经济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注：属于这一类事情的还有以军人抵制为恫吓，迫使人们不去公布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的做法，例如1903年国会选举期间，斯班刀有一个旅店主人在其旅店中公布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副本以减少所受到的监视，他就受到这样的恫吓。（参看“德国国会备忘录”第618号；1905—1907年。）］。但这不过是军国主义各种伎俩中一些“小伎俩”而已。军国主义并不满足于以一种顽固粗鄙的方式叁与复杂的日常政冶小斗争，它还有更高的和没有止境的野心。它知道，在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和革命力量的一切大的和最大的冲突中，一切严重的和最严重的冲突中，自己是皇位与祭坛的最重要和最强大的支柱，而在过去的一切大革命运动中它也曾将自己的力量投放进去，以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里简单纶述一下就够了。上面已经提到过在1830年的7月，1848年的6月和1871年的5月，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在和巴黎无产阶级进行搏斗的战役中所蠃得的可怖的胜利。我们也提到过1852年12月2日“小拿破仑”所策划的煽起骚动的作法。而1839年在新港和伯麦威村对宪法运动者的屠杀（10人被杀，50人受伤）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这是发生在英国——“也有你吗，布鲁特斯，我的儿子”。［注：作者引用的是罗马统帅尤里·凯撒在被刺前的一句话，当他看到行刺凶手中有他的宠臣布鲁特斯时，他说出这句感叹语。——译者注。］两年以来，俄国曾一直处于不同严峻程度的戒严令下，但为了保护沙皇的基于鞭笞和残酤的野蛮统治，并残酷地镇压自由这动，这种办法已退而让位给野蛮的拳头、皮鞭、军刀、步枪和大炮。军人们将要把这个不幸的国家转变为一个陈尸遍地的大陵墓。只有那些正在增长的革命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军队的瓦解（这必然会和革命力量的增长齐头并进）才能肯定这样一个“基督教的”但同时也是自杀性的计划得不到实现。然而，正如上文所多次说过的，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时俄国的情况只能附在很大的保留条件来加以考虑。在比利时的第一次选举大斗争中，常备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在1902年的比利时第二次选举大斗争中公民警卫队这个资产阶级的特殊阶级斗争组织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奥地利，曾发生过1896年5月1日出动军队镇压在维也纳广场示威的工人的事件，布拉格、维也纳和格拉兹的事件（1897年），兰博格和特里雅斯特的事评〈1902年〉，这是我们上文已经纶述过的。此外，1905年的选举斗争中的政治行动，是军国主义的大规模政治行动的另一个有名的显著例子。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波希米亚正要转变成为爆发内战的战场［注：参看1905年12月的“青年工人”（关于枪杀I6岁的约翰·胡柏的情况）。］。1905年11月5日和28日，当选举示威正在举行的时候，布拉格城〈这时该城恰巧也发生矿工罢工）布满了军队，并被军队所包围，城郊高地为炮兵所占领，准备随时射击，约有80人确实为警察所伤。在这里应该占一席的那些意大利事件，已经在别处论述过了。现在让我们来谈一下德国，这个国家的最高军阀曾在一句举世知名的话里（这句话在世界各国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军械库中被认为是一个最有力的武器）给士兵们对第四诫提供的一种奇特的解释，他不仅在1895年色当战役周年纪念日的警卫军宴会上发表了反对“一群乌合之众"（他指的是社会主义者）的著名演说，而且还在1901年3月28日对他的阿历山大军团发出那个著名的号召。对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坚定的“宪法”的支柱来说，1848和1849年的德国的革命运动（有四分之三被市民阶级出卖，整个被他们置于危地）是被当时的战斗准备和华伦格尔将军的行动镇压下去，并被卑鄙剥夺了出生权利。我们再请读者们回忆一下1870年9月的布欧恩——洛査恩事件，以及斯曼和普特卡莫的充满血腥的狂语。当制定可耻的反社会主义法令的期间，这些“十九世纪的英雄们”曾在他们的狂语中预期和渴望能有机会迫使工人们发动革命，然后按照一种雄赳赳的、有技巧的像打猎似的军事姿态，用军刀排枪和散弹跑将这些劳动人民集体斩杀。“五一”示威和国会选举期间采取的军事行动直到今天还是人所共知的。和1896年强行剥夺萨克森人民的选举权―同发生的那些事件，以及军队在1905和1906年“绥靖镇压”萨克森民众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十分著名的。在1905年11月的汉堡选举大游行中，在“红色星期三”，由汉堡当地居民组成的军队还被置于幕后，仅仅警察们的军刀和手枪就已够用了。他们执行任务的结果是，用两具尸首来点缀这个自由汉撒同盟诚市的街道。1906年1月21日这一天显示了资本主义的堡垒的无比光荣。谁要是在这一天，这一安静的“神圣的”星期日里看到沿着柏林街道上大炮轰鸣的情景，就可以看见军国主义的五脏肺腑。这些大炮的轰鸣声音现今仍然索绕在我们的耳边，激厉着我们以百折不挠的坚毅精神，毫不姑息地向军国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1906年1月21日为反对无耻的普鲁士三级选举制度而举行的示威，招致了军队的干涉。我们知道，如果问题涉及为了反动派的利益，要通过政变手段推翻帝国宪法，我们的军国主义是随时准备动用刀枪的。最近浩恩劳与德戴布陆所发表出来的“回忆录”已证明了：俾斯麦在1890年时正要解散国会，废除国会选举，把无产阶级群众赶到大街上，赶到步枪和大炮的枪口之前，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大众，摧毁社会民主主义，以便用铁和血在被杀害的无产阶级的尸体之上建立起一个俾斯麦的和容克们的反动保垒，我们也听说，这个计划未能取得德皇的同意，因为德皇想首先“补救工人们的有因由的怨望，并且愿意看到最低限度能作好各种事情来满足他们的合法要求”。我们知道，关于什么是工人们的合法要求，工人们的看法和统治阶级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反对国会选举权的敌对行为（浩恩劳的“回忆录”曾透露说，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米格尔也属于反对国会选举权的最激烈反对者之列）正在不断扩大，最低限度在十分有势力的北德意志人士方面是如此，因此用手枪和大炮对社会问题进行“军事解决”的危险，今天比之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迫近。如果像最近的报导所说，总参谋长海尔末·冯·毛奇被任命为总理，那么这显然是意味着那个声名狼藉军法党已经获得胜利。在世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缺少过“散弹皇太子”，散弹容克和散弹将军，人们应该作好一切堆备，以防万一，不能让时间有一刻白白过去。7．政治斗争中的退伍军人协会谁都知道，退伍军人协会是密切参加政治活动的，但德国的正义女神由于有物蔽目，却看不见这一点。谁也都知道，它们在选举中是如何动员起来，如何强迫其会员退出反对方面的政治组织。必须提及的是：它们那种力图阻止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租用集会礼堂的所谓“忠于国王”活动。最近有两个事实应该特别提到：“杜依斯堡·贝克第16军团退伍军人协会”于1906年10月决定对杜依斯堡的“皇宫消店”实行抵制，因为这个酒店曾将它的礼堂租给矿工们开会；“另萨克森的退伍军人协会把那些租房间给工人组织的洒吧和餐厅主人驱逐出会。在一些小地方，这样的斗争方法获得不少的效果。但对于组织得很好的工人来说，这种方法是毫无用处的。属于这方面的材料可供进行有系统的综合，在小型斗争中加以利用。8．军国主义，和平的威胁各种民族主义的矛盾；由于人口增加而提出的扩张自己领土的要求；为了增加国家财富（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财富）并使本国在生产上尽可能地自给自足（这是一种由保护政策所产生的自然的补充性的倾向，对国际分工的日益广阔与日益活跃来说，只能具有极其微小的重要性）所提出的兼并那些有天然富源的领土的要求；为了改善国内的和对外的交通（例如取得可以航行的河流、海港等等。因为交通是经济躯体的新陈代谢，即贸易，所赖以进行的手段）而提出的要求；以及由于总的文化水平的差异，特别是政治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引起的互相敌视；——这一切，甚至在今天还能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然而正如上文所已说过的，现今能够引起国际间战争行动的最重要的政治紧张关系却是产生于不同国家在经济颁域上的竞争，产生于国际贸易，国际政治及其随之而来的一切纠纷，特别是殖民地政治纠纷。这些紧张关系的产生主要应归咎于工商业资本家中一些强有力的扩张主义者，他们可以说对于一个成功的战争有着利害关系。然而必须承认，常备军（归根到底这是军国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方式）的存在其本身就是国际和平的一种威胁，可以独自构成战争的危险。即便我们不考虑下面这个论据，上述论断仍是正确的：军费负担——这个“没有尽头的螺丝钉”——的不断增加，能够在一个国家中产生一种不让军事优势的有利时刻白白过去而不加以利用的倾向，或者是当相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进一步不利于自己的时刻到来之前，采取一种被队为无论如何也是必须采取的军事决定。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样一种倾向，在最近摩洛哥冲突事件期间的法国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但这种倾向对于战争爆发的时刻总是比对战争爆发的本身具有更大的决定性影响。常备军（正如民兵在较小范围内所作的一样）产生—种现代的武人阶层，一群可以说是自幼年开始就受训练准备参加战争的人所组织的阶层，也就是一个从战争中找寻冒险事业和晋升的征服者的特权阶层。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那些在战争中大饱私囊的集团：武器、弹药、战船、马匹、军用装备物资和军衣材料，粮食和交通工具的制造商和贸易商，简言之，即那些军用品承包商；当然，在那些拥有民兵的国家里，他们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规模较小而已。这两个对战争本身和制造战争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喜爱冒险的军官们和不管战争成功与否也对他们有利的军用品承包商们，都是由一些有势力的人物组成的。他们和国家的最高官史有关系，他们对于那些对和平与战争拥有正式决定权力的人物能够给予巨大的影响。他们不错过将这种影响（这种影响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利用军国主义才能获得）转变为钝粹的黄金的任何机会，以大量屠杀无产阶级作为牺牲品献给自已利润的祭坛。他们作为殖民教唆者就把“亲爱的祖国”推进一种危险和费用浩大的冒险生涯，而给自已带来极大的利润，随后又作为一些建设海军的热心人士，为的是要用一种再度给自己带来极大利润的方式去挽救同一个祖国。反对常备军和反对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精神的斗争是一场反对破坏国际和平的威胁的斗争。“需求和平就要战争”这句古代格言，对于被军国主义国家包围的一些个别国家来说，可能是对的。至于就全体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就是不正确的了。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宣传所针对的正是这些全体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样的保障和平方法会有更大的产生战争的危险性。的确，对于我们当代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来说，常备军就是准备战争的最合适的形式。正如保待国际和平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利益一样，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向军国主义这个民族仇恨的挑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扰乱妨碍和平的倾向的总和与精华进行斗争，简言之，就是向这个产生世界大战的严重威胁进行斗争，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引以自豪的，为人类文明而进行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无产阶级为了自已的切身利益而比须进行灼斗争，没有任何其它阶级能够感到如此休戚相关地进行这个斗争（个别的善意的现想家可以说是例外，但这种例外适足以证明这个法则的正确）。然而军国主义同时也扰乱国内的和平，这不仅由于它对人民产生堕落野蛮的影响，它强加于人民以沉重的经济负担，以及增加税收和关税所带来的压力；不仅由于随之而来的腐败情况（比较惠尔曼、费雪、冯替普斯克，普特比尔斯基及其同伙的情况不仅由于它把已被阶级划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民再分为两种阶级；不仅由于它虐待士兵的作法和军法审判制度，而更重要的是，它还是阻拦各种进步的巨大障碍，用强力关闭社会汽锅活门的一种精巧而有髙度效率的工具。相信人类必然走向进步的人们一定可以看出：军国主义的存在就是和平和这种不断进步的最大障碍，他们认为没有被粉碎的军国主义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血红的“恶神混战的世界末日”9．无产阶级革命的困难因此，消灭军国主义或者尽可能的削弱它，这是进行争取政治解放斗争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军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使政治解放斗争的方式和特性变坏了，因而使它们受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消灭军国主义，在今天更显得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由于军事技术，战略的高度发展，由于军队数量的庞大，由于不同阶级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利情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对比上无产阶级所处的特别不利的地位，今天军队凌驾于手无寸铁的人民之上、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那种优越地位；比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就因为这个原故，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比过去所发生过的一切革命都困难得多。我们常常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在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动力，即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狭义的革命开始爆发以前早已是一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当时资产阶级既然有一个在经济上依赖于它而在政治上又受其支配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它就可以利用这个阶级来为它火中取栗；资产阶级将封建主义这只破船打碎和抛在垃圾堆以前，可以先把它收买过来，反之，无产阶级却不得不忍着饥饿，用赤手空拳去将资产阶级能用金钱买到的一切东西夺取过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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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第二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引言军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东西。它毋宁是一切阶级社会（资本主义是这种社会的最后一个〉所特有和带有根本性的事物。不错，资本主义也正如所有其它阶级社会一样，发展了一种它自已所特有的军国主义［注：伯恩施坦曾在1905半6月5日的“社会主义生活”错误地说过：现代军事制度不过或多或少地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遗留物。］，因为军国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乃是达到一个或几个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些目的是随着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各异，它们须要根据这些社会制度的不同性质，通过不同的方法去达到。这一点不仅从军队的组织可以看出来，同时也可以从军国主义的其它实质中看出来，这些实质是军国主义完成其本身任务时显示出来的。最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军队是以人人普通服兵役为基础的军队。这虽然是一种由人民组成的军队，但却不是属于人民的军队，而是反人民的军队，或者正在愈来愈变成反人民的军队。这种军队有时以常备军的形式出现，有时又以民兵的形式出现。常备军虽然同样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却［注：只要看看俄国就行，但在那里是由不是发生于内部条件的完全特殊的环境所产生的结果。关于不以普遍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队，可以举雇佣军队为例。15世纪的意大利城市中，也有过民兵。（见前引布尔斯哈达书卷1第327页）。］，是作为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形式，甚至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正常的形式而出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加以阐明。1．“对外军国主义”，海军军国主义和殖民军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和裁军资本主义社会的军队，也和其它阶级社会的军队一样，有双重用处。首先，它是一种国家的组织，目的是用于进攻外国，或者保卫自己不受外来危险的侵袭。简言之，是准备供应付国际纠纷，或者以军事惯用语来表述，反对国外敌人之用的国家组织。军队的这种职能并没有由于晚近的发展而被废弃。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战争确实有如毛奇所说的那样，是“上帝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注：毛奇在其至布伦士里的著名信札中（1880年12月）写道：“永久和平是一个梦、并且还不是一个美梦，而战争是上帝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在战争中得到发展的是人类的最高贵的美德，勇敢，克己、忠于职责，以及甘冒生命危险的自我牺牲，如果没有战争，世界将沉沦在唯物主义。”然而在几个月之前毛奇却写道：“任何战争都是一种民族的灾难，“（见“毛奇全集柏林出版第5卷，第193及200页）而在1841年他甚至在一篇登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文章里写道：“我们公开承认，我们是赞成欧洲普遍和平这个被人大肆嘲弄的想法。”］。不错，欧洲本身存在着一种消灭若干战争根源的倾向，而且发生以欧洲本身为策源地这样一种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尽管有亚尔萨斯洛林问题，人们对克里蒙苏、皮桑、皮奈特这个三叶草［注：指的是棱沙·克里蒙苏内阁（1906年10月—1909年7月）皮桑在这个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比奈特将军担任陆军部长，三个人全是沙文主义者，渴望进行报复性战争。——俄译本注］的忧虑，尽管有东方问题，有泛伊斯兰教主义，尽管俄国正在发生大变革，情况仍是如此。然而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些新的并且十分危险的摩擦的根源，这些根源系作为所谓“文明国家”进行贸易扩张和政治扩张［注：据许布勒的统计表报所载，全世界的整个对外贸易总值已从1891年的75,224,000,000马克增到1905年的约达109,000,000,000马克。］的宿愿之一种后果而产生的，这是些要对东方问题和泛伊斯兰教主义负主要责任的宿愿。这些根源同时也是世界政策特别是殖民政策的一种后果。贝罗总理1906年11月14日在国会中就曾坦白供认［注：“使得我们的当前局势更加复杂并且使之更为棘手的是我们的海外事业和利益”。］，这种殖民政策包含着数不淸的冲突的可能性［注：毛奇在这方面的观点是十分古怪的。他队为由内阁决定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认为政党的领袖们是挑起战争的邪恶和危捡人物。这些政党领袖和——交易所！的确，他在某些地方对事物也有较深刻的看法。（“毛奇全集”第3卷，第1、126、135、138页）］，并且愈来愈有力地迫使军国主义的另外两种形式——海军军国主义和殖民军国主义——的出现，我们德国人对于这种发展当然是耳熟能道其详的！海军军国主义，即海上的军国主义，是陆上军国主义的天生兄弟，同时具有后者的一切可恶的和不道德的特征。而且比之陆上军国主义说来，目前它还在更大的程度上不仅是国际危机，世界大战的危机的一种后果，而且是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一些好心肠的人和骗子们想设法使我们相信，例如英德的紧张关系［注：其特征可以在称为“1910年的入侵“的那种英国极端接略主义的异想天开的幻想上表露无遗。］这种事情，不过是起因于某种误解，起因于存心不良的新闻记者们的鼓动，以及拙劣的外交家的浮夸。但我们却知道得更淸楚。我们知道，这种紧张关系乃是英德对世界市场的经济竞争愈来愈激烈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制度的放肆的发展和在国际上进行竞争的直接结果。美国与西班牙为争夺古巴而进行的战争，意大利的埃塞俄比亚战争，英国的南非战争，中日战争，列强在中国的冒险行径，日俄战争，所有这一切不管它们的起因有何差别，产生的环境如何各自不同，却全都表现出扩张性战争这样一个共有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英国与俄国因西藏、伊朗和阿富汗所引起的紧张关系，美国和日本在1906年冬天的争执，最后还有1906年12月的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冲突中共同合作的光荣记录，［注：法国因摩洛哥纠纷在1906年对东线的军事防御方面曾耗费了远比一亿为多的费用。］我们就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的殖民和扩张政策已将无数地雷埋藏在世界和平的大厦下面，这些地雷的导火线，又是掌握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可以十分容易和出其不意的引起爆炸［注：关于那个据说已提出但尚未得到充分阐释的，由代表汉堡船舶业的国会议员山投姆莱草拟的、按照詹类逊的方式去劫夺菲恩南社·波的计划，见1906半12月国会预算委员会的辩论。］。当然，人们也可以想象出将来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候，当世界的瓜分已经走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可以将全部可能成为殖民地的领土交托给由殖民强国统一掌管起来，这样就可能消除殖民地的竞争，正如私人资本家们通过康采恩和托拉斯，在某种程度上悄除彼此竞争一样。但这也是在遥远的将来的一种可能性，因为单是中国的经济和民族振兴就会把它拖延到无限遥远的将来。因此，一切所谓裁军计划暂时看来不过是一些愚行，是肥皂泡和骗人的勾当。沙皇是在海牙上演的那出喜剧［注：指1889年海牙和平会议及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1907年6月15日召开）的筹备工作。——俄译本注。］的主要发起人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所有这些计划的性质暴露无遗了。的确，现时英国提出的裁军肥皂泡又以一种可笑的方式破灭了；陆军大臣哈尔登——据说他是这些计划的倡议人——每次都以强烈的言词出而反对削减现役军队的人数，表明了他本人就是个真正的战争挑拨者［注：这一点幷不因为哈尔登一时声明他反对普遍服兵役而被否定。1906年11月29日的“十字报”对哈尔登的这种反对意见表示遗憾，据该报说，普遍服兵役将会教育英国人民更好的懂得战争的严酷！当然，在德国普遍服兵役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它可以按照“十字报”的骑士们的意志，强迫人民作出流血和物质的牺牲，而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却是那些受战争的严酷性影响最小的人。他们甚至还敬慕外国的民主！——关于在英国和美国所出现的普遍建立民兵的倾向，参看本书第37页。］；同时，英法的军事协定又已出现于地平线上［注：指1904年的英法协定（所谓“真诚的协约”）使英国和法国反对德国的同盟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是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标志之一。——俄译本注。］。更之，就在第二次“和平会议”正在进行准备的时刻里，瑞典扩充了它的舰队，美国［注：参看第37页和老罗斯福1906年12月4日的咨文。］和日本把它们的军事预算提得愈来愈髙，法国的克里蒙苏政府要求增加208,000,000的拨款［注：以摩洛哥纠纷为其主要借口。］，详论了建立一支强大海陆军的必要性；“汉堡消息报”把人们奉军事备战为唯一救世主的信仰描述为支配着德国统治阶级的情绪的基本要素，德国人民则受其政府要求增加军事开支的福［注：海军费用24，750,000’陆军费用51,000,000，利息费用7,000,000——共计比1906—1907年度的预算增加了约83,000,000马克。1906年12月21日“国会议员报”上刊载的一篇显然是受人指使而写的文章，对进一步放肆扩张海军军备表示美好的希望。此外还要增加的是殖民战争的庞大开支（侵略中国的远征454,000,000，镇压西南非洲起义已经开支了490,000,000，镇压东非洲起义的2,000,000，等等）；关于这些费用如何支付问题，曾于1906年12月13日在国会中引起一场冲突，并招致国会的解敢。］，而这些军事开支是连我们的自由派也贪婪地抓住不肯放的［注：见1906年10月27日的“柏林日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伯拉斯在1906年12月13日提出的臭名远播的决议案，以及1907年1月25日国会大选中自由派的政纲。］。通过这些事实，人们就可以来衡量法国参议员康斯坦（海牙法庭成员之一）在其论裁军军备的一篇文章［注：“评论报”，1906年10月1日。“评论报”编辑部所宣传的裁军运动所“获得的实际结果”，是他们严守的秘密，］中所表现的天真烂漫的想法了。其实，在这个政治梦想家的空想中，不仅看见那个谚语中的燕子就可以队为裁军的夏天已经到来，甚至凭一只麻雀也就可以下判断了［注：德谚有“一燕不能成夏”，意指不能单凭个别现象就推断一种更广泛重要的原则或事物已经存在。——译者注］。同时当我们看到下面这件诚实的粗鲁行为倒也令人感到心神爽快：在列强会议上人们拒绝接纳史迪德先生的建议，甚至还拒绝把裁军问题列入第二次会议的议程上去。对于资本主义在军事方面的第三个产物——即殖民军国主义，我们还要说几句话。殖民地军队，即所谓殖民地的常备军队，（这并不是指像为德属西南非洲所“设计”的那种殖民地民兵［注：见1906年11月29日杜恩堡在国会会议中的发言。］，更非在将要实行独立的英国殖民地中那些截然不同的民兵）对于英国来说，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而对于其它文明国家来说其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加。一方面对英国来说，这种军队不仅要完成压迫或者压制殖民地的“内部敌人”（即殖民地的土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种对付外部殖民敌人——例如俄国-的武器，而另一方面，对于其它殖民列强，特别是美国和德国［注：德国的殖民地开支绝大部分是军事性貭的，即便按照1906年10月杜恩堡的备忘录来说，尽管他作了种种假账，情况仍是如此。］来说，他们经常以防卫军或外籍军团［注：自从1900年12月31日以来，法国拥有一支最令它失望的真正的殖民地军队，参看1906年12月7日的第621期“汉堡通讯报”。在德国人们也在忙于建立一只殖民地军队，我们正以加快的步伐接近这个目标。］的名义进行活动，但起到的作用几乎只限于前述的第一种目的：将可怜的土著们赶入资本主义的牢狱中作奴隶，而一旦当他们企图保卫自已的国家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掠夺者时，就无情地枪杀、砍死和饿死他们。常常是由欧洲人口中的渣组成的殖民地军队［注：参看卑罗斯著“法国和日本在安南”，法宁著“殖民地军队”，罗尔克斯著“爱国主义与殖民”，杜米格著“军国主义的牺牲品”。载于“新时代”年合订本1899—1900年第18卷苐二册，第365页，关于非洲营的叙述，第369页。关于德国，参看国会议员卢尔兰在1906年12月3日国会辩论中的发言。］乃是为我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所使用的最残暴和最穷凶极恶的工具。几乎没有一种罪行不是殖民军国主义和这种军国主义培养出来的殖民狂暴行为【德国人称之为热带精神病】所促成的［注：在这里军事刑法也采取一种特别野蛮旳形式，关于法国的外籍军团和非洲营的情况，参看杜米格著“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关于废除“比里比”（biribi）一点，见本书第38、49页］。对于德国来说，替普斯克、惠尔曼、浦比尔斯基、莱斯特、惠兰、彼得斯及其同伙们［注：作为军需品供应商业组织的替普斯克公司，普鲁士农业部长普比尔斯基以及汉堡的船舶运输商行斯·惠尔曼公司于1906年被牵涉到一个大贿赂案中。替普斯克公司通过行贿，曾获得了对“防卫军”的全部军服及装备的长期供应专利合同，因而取得了千百万利润，冯·普比尔斯基是替普斯克公司的股东，他也分沾了这些利润。斯·惠尔曼公司通过肮脏的商务诡计，从殖民地运输业务中获取干百万的利润。莱斯特、惠兰、彼得斯、阿伦堡等名字要对很多最残暴殖民地犯罪行为负责。——德文本编者注。］都是证人和证据。他们是殖民政策的产物，可以通过他们认识到殖民政治的实质。这种假装着传播基督教文明［注：这种伪善的同时又是忸怩作态的烟雾，现时也厚颜无耻地技抛弃了，参看以G.B署名发表于“祖国殖民地”月刊1（906年10月号）上的一篇文章，以及斯维兰茨在泛德意志会议（丨1906年9月）上的发言，他在会议上说："在殖民地我们并不想把人们都转变为基督教徒，我们要的是让他们为我们工作，这种人道主义的软心肠简直是荒谬可笑。德国人的感伤气质，使我们缺乏一个像彼得斯这样的人"。此外，汉瑞斯·赫特曾在1906年12月21日“日报”上写道：“传教士们的职责就是……使自己适应既定的环境”，但他们所作的是“经常给商界人士添麻烦’’。德国的天主教中央党和政府之间，在殖民地政策方面的主要摩擦就是由于这个问题引起的，这也是1906年12月"商人”杜恩宝对天主教中央党的所谓助理政府发动愤慨的攻击的唯一原因，1906年9月29日的“十字报"告诫美国说：“把印第安人部落整个地直接加以灭绝，这是一件如此不人道和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行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无法加以辩解，特别是因为这对于美国人说来并不是一个生死存亡攸关的问题”。如果是一个这样攸关的问题，那么即便自认是博爱为怀的基督徒，按照殖民基督教的观点，也应“绝灭整个部落！”］或保卫民族荣誉的殖民政策，实际上是为了资本家们在殖民地的利益，假装虔诫地放高利贷和进行欺骗，谋杀和污辱手无寸铁的人，焚毁他们的财产，强劫和掠夺他们，这对基督敦和文明是一种嘲弄和侮辱［注：参看1906年11月28日和12月4日德国国会的令人难忘的辩论，这个辩论真是—针见血。］。在印度和东京（即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译者）、刚果，德属西南非洲和菲律宾，甚至像哥地和比萨罗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都相形见拙了，2．无产阶级和战争当我们在上文把军国主义的职能描述为一种用于对付外敌的国家职能时，这绝对不是说这种职能符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统治和被剥削的人民的利益、福利与愿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能期望从这种使得对外军国主义成为必然的政策得到任何好处；他们的利益和这些政策极其尖锐地互相对立的。这些政策是直接或间接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剥削利益服务的。这些政策或多或少是巧妙地为无政府状态的野蛮生产方式和疯狂残忍的资本主义竞争在全世界范围内铺平道路；在这个铺平道路的过程中，对文化较不发达民族应尽的一切义务都被抛在一边。结果除了招致世界性的战争纠纷，疯狂地使我们整个文明的继续存在陷于危险境地之外，什么也得不到。无产阶级对于我们当代的巨大经济发展也是欢迎的。但他们知道：只要各个贤明地倾导着的公团，本着国际谅解的精神、遵循文明的义务与利益去对待它，这种经济发展本来无需乎使用武力，无需乎军国主义和海军主义，无需乎手执海钟的三叉戟，无需乎殖民地经济制度的野蛮暴行，仍能够在和平中继续进行的。他们知道我们当代的世界政策大部分是由于企图以暴力粗暴地压下和粉饰统治阶级在国内所面临的种种社会困难和政治困难，简言之也就是企图推行一种波拿巴式的欺诈惑人的政策。他们知道工人阶级的敌人喜欢依赖狭隘的沙文主义来糊口，也知道俾斯麦所毫不犹豫地制造出来的那次1887年的战争恐惧，曾给最危险的反动力量帮了很大的忙。按照最近透露出来的［注：参看1906年11月30日的“汉堡消息报”。］—个由高级人物策划的恶毒的小计划，当时准备在“得胜军队凯旋返国之后”，就在激动的好战欢呼声中，从德国人民手中窃取国会的普选权。他们知道，这些政策从前述经济发展中所企图获取的好处，特别是我们的殖民政策的一切好处，都落入资本主义剥削阶级——无产阶级的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大钱袋里。他们知道，统治阶级为了达到其本身目的所从事的战争使无产阶级遭受到前所未闻的流血牺牲和财产损失［注：据估计1799至1904年间各次战争（不包括日俄战争）所牺牲的人数约达15,000,000人。］，而在事后他们所得到的款待却是：为数可怜的残废人员年金，退伍军人补助金，沿街卖唱和到处受人欺侮。他们知道，在毎次战争之后，一种像匈奴人蹂蹒欧洲那样的野蛮和卑鄙的喷泥火山，会将它的溶岩泥浆洒遍各个参战的国家，使文明重新向野蛮方面倒退若干年［注：参看本书第21页注②所引关于毛奇的话，及“毛奇全集”第2卷第288页。根据他的意见，战争被认为可以把人们的美德和聪明才干提到最髙限度，特别是可以促进道德力量。］。他们知道，自已为之作战的那个祖国并不是他们的祖国；对于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最重要的切身利益上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之前，一切民族利益都要退避三舍，剥削者和压迨者的国际联合必须用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国际联合去对抗。他们知到，如果无产阶级被利用于一个战争之中，他们就里被引向和自已的弟兄，和自已的阶级同志作战，因而是违反自己的利益的。因此，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不但对于军队的这种国际职务和整个资本主义的扩张政策表示完全冷淡憎恶，而且正在认真地和认淸目标地向它展开斗争。朝这方面反对军国主义，并且和它斗争到底，这样一个最重要任务已经落在无产阶级的身上，无产阶级也愈来愈意识到这个任务了。关于这一点，已从国际代表大会中得到证明，也从下述这些事情得到证明：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在1870年法德战争爆发时互相声明彼此团结—致，西班牙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古巴战争进发时、俄国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1904年东亚战争爆发时所作的团结声明；以及在1905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作出关于一旦瑞典挪威之间发生战争就实行总罢工的决议。此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1870年的战争借款和对摩洛哥冲突在国会中所采取的立场，以及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对待干涉俄国一事的态度［注：指德国工人阶级为反对德国皇家政府对“俄罗斯事件”的干涉（企图镇压1905年革命）所进行的斗争。——译者注、］，对此也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3．“对内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目的军国主义不仅用于抵御和进攻外部敌人，它还有第二个任务［注：保卫现存的国内制度这一任务，不仅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而且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是由军国主义担负的。］，这个任务随着阶级矛盾的愈来愈尖锐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日益成长而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使得军国主义的外部形式和它的内在本质也显示得愈加明确：也就是说，它的任务是保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当中充当资本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在这里它表明自己纯粹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它和警察、法庭、学校和教会结合在一起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阻碍阶级意识的发展，同时不惜任何代价，甚至违反大多数人民的明确意志，去维护少数人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维护他们任意剥削人民的自由。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着的军国主义。它所要作的事情等于缘木求鱼一样的不可能，它武装人民来反对人民本身，企图用一切办法将人们在按社会地位划分之上再人为地进行按年龄的划分，力图将工人变为自已的阶级弟兄、自己的朋友、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的压迫者、仇敌和谋杀犯，变为一个断送自已的过去与未来的人。它力图使自己成为是民主的同时又是专制的，是开明的同时又是机械的，是深得民心同时又是与人民为敌。但不应忘记：军国主义也能够将其锋芒用于对付国内的民族“敌人”，甚至国内的宗教“敌人"［注：见1906年12月的冲突中法国的政教之争。］（例如在德国用于对付波兰人［注：见1903年上西里西亚的选举期间的骚动。］，亚尔萨斯人及丹麦人、在非无产阶级之间彼此的冲突中［注：福斯廖尔村事件，］也加以使用。军国主义是一种形态多种和变化多端的现象［注：详见本书第37至38页及第181至182页。］，而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由于德国的特别的半专制主义和封建官僚主义的条件，已发展到一种特别繁盛的状态。这个普鲁——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当中任何一种形式所拥有的一切恶劣和危险的性质，因而拿它作为一个典型去说明目前发展阶段中的军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形式、手段和后果是最为恰当不过了。正因为任何人也不能模仿我们普鲁士军队中的尉官（这里我们借用了俾斯麦的说法），所以迄今仍没有人能够完全模仿我们的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不仅是国家之内的国家，而且简直是国家之上的国家。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其它一些国家的军队组织。当我们进行这种考察时，必须考虑的不仅是军队的本身，而且还要包括宪兵和警察，因为后二者经常表现为一种仅是日常用于对付内部敌人的特殊军事组织，同时由于它们的横暴和野蛮也显出其军事本源。4．一些其他国家的军队组织在像英国、美国、瑞士和比利时这些国家的军队组织中，我们看到一些独特的形式。大不列颠拥有一支雇佣军队（“常备军”），—支附有义勇骑兵的民兵，另外还有所谓志愿军——这是一支自愿应募的，大体说来不发兵饷的队伍，人数在1905年为245,000人。常备军，包括民兵（民兵中容许替代服役）在1905年共有444,000人，但其中只有约162,000人驻于英国。此外，在爱尔兰有一支按照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警察部队，为数约12,000入。常备军中有很大—部分是在英国本土以外使用的，特别是用于印度。印度军队中有三分之二的士兵，约230,000人［注：1905-1906年为229,820人，在土著各邦中，1903年有136,837名士兵。］是土著。殖民地通常有其自己的民兵和志愿部队。大不列颠的本国军国主义及其殖民军国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军事预算中看出来：例如，1897年，本土的军事预算约为360,000,000马克，而印度的军事预算约为510,000,000马克。此外，必须加上一支庞大―的舰队，其中水手和海军陆战队的人数约共200,000人。美国的军队组织是常备只和民兵的混合物。常备军通过招募组成［注：招募已愈来愈见困难，而且招募的外籍新兵所占百分此正在增加，这个事实已使美国政府感到忧虑。］，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其人数在和和平时期最多不得超过100,000人，常备军的数字根据1905年的应募人数为61,000人（1906年10月统计，包栝菲律宾的侦察兵则为67,253人），其中有军官3,800名，大多数是在西点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同年民兵的人数约为111,000人。民兵是在一种颇为民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和平时期，民兵由各州州长控制，它的装备和训练并没有达到现代的水平。此外警察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往往是按照军事体制组织起来的。还有一种独特的组织，如果从其形式上看来并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内，但鉴于它所具有的职能，在此不能不提一下：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看到一些为企业主们所雇用的“打手”。有的时候他们仅是一些由企业主们武装起来的破坏罢工的工贼。（例如在瑞士和法国，这并不是一种不常见的事情。至于德国的情况，我们请读者看一下1906年汉堡的造船工人的罢工及纽伦堡事件。）美国资本家不论在什么时候手下总有一帮按照武装私家侦探［注：“私家侦探”一语原文为“宾克顿”，源出于1850年美国芝加哥“亚伦-宾克顿私家侦探社”所雇用的私家侦探及打手。此后私家侦探均称“宾克顿”。——译者注］的形式组织起来的第一流打手。最后，考虑到1905年美国海军中还有30,000多人，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也一样拥有国家武装力量各种主要形式的精选代表。在瑞士，直至不久以前，还存在一种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全民的武装。每一个能够携带武器的瑞士公民，可以在家里经常保有枪械和弹药。这就是加斯顿·莫赫在他的名著中所论述的那种民主的军队。瑞士和比利时同样享受中立的国际保证，因此自然这个国家的“对外军国主义”只能采取和保待一种特别温和的性质，这也是一种由很多其它情况共同造成的结果。但是“对内军国主义”却随者阶级对立的不断加深而发生变化。那些要统治别人的资本家已愈来愈成觉到无产阶级拥有武装和弹药这一事实是他们行使剥削和压迫这种自由的障碍，甚至对他们本身的生存来说是一种威胁。于是在1899年9月，他们开始用拿走弹药的办法解除人民的武装，同时竭力按照军事强国体制的方向，以不断加快的步伐去发展现有的军国主义幼芽。此外，还企图运用这些军事强国所使用的一切方法，逐渐将军队中的现役部队转变为阶级统治的驯服工具。千是鼎鼎有名的瑞士民兵，就愈来愈具有使得常备军队成为文明耻辱的那些可恶特征。1906年12月21日国民会议在进行军事组织的立法当中，作出一项关于罢工期间动用军队的决议，但这没有使情况有任何改变。比利时由于自己的中立地位，所需要的常备军队人数相对于它可以作为军队原料的“存货是少得多（约为一半）。因此，它的普遍兵役制度受到抽签制度以及出钱找人顶替的替代兵役制度的补充修改，后者深刻地改变了军队的性质。当然只有富有的人才能找到替代兵，不用说这些人也一定会广泛地使用这个办法。起初这种替代兵制度（这在过去也是很普遍的）可能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意义，但在比利时它却导致了一种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十分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个国家拥有为数极多的无产阶级，而且在那些应服兵役和中签的人当中，工人占的百分比也很大。甚至那一部分已经彻底无产阶级化的比利时军队，纵使他们不是由一些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和有决心去采取任何行动的无产阶级所组成，也如此迅速地信从了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以致多年以来作为一种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用以对付国内敌人的武器，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因而也不再用于这个用途。但人们也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比利时早就有一种称为公民警卫队的组织。加入这支部队的是一些中签但已找人顶替而自己又买得起武器和军服的人，后一条件几乎使穷人完全不能参加。这种部队在早些时候是一支穿得五光十色的游行队伍，成员大多数是自由派，组织方式是民主的。公民警卫队的成员可以在家中藏武器，军官可以举行选举，等等。后来由于常备军愈来愈不可信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公民警卫队的管理和支配权从市政当局的手中转交给政府，民主制度被废除，武器从个人手中取出，锁在军事当局的军械库内。一种相当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度开始实施，训练公民警卫队的职务委诸过去常备军官中那些最不受人欢迎的人物来担任。年龄在20至30之间的男子每周至少有三个晚上，另加每两周至少有半个星期天要去受训。如果说从前的军事训练徒然使人忆起我们德国的“昔日的城市民兵”那种逍遥自在的样子，那么现时他们却是在严格管制之下受训，用处罚的办法强迫人们遵守规矩。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居民超过20,000人的行政区里公民警卫队才有这种编制，其它地方的公民警卫队仍然是一种可笑的虚饰。这个事实也说明公民警卫队是政府当局用于对付“国内敌人”的一种特殊卫队。如不包括宪兵在内，常备军的数目在1905年约为46,000人，而现役的公民警卫队人数为44,000人，两者数字几乎相等|这样，比利时就兼有一支对付外部敌人的军队和一支对付内部敌人的特种部队，这种最巧妙的安排现时正在给予，而且将来也会继续给予比利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良好的服务。关于—点，可以从最近在选举权斗争和罢工中动用公民警卫队这些事实得到明证。更之，比利时还有在战时以及在罢工和暴动期间执行军事任务的宪兵。他们的人数极多，散布全国，流动性很大，能够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集中、转移和动员。他们的流动纵队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德尔胡伦设有总兵营，在发生罢工及类似情况时，就像黄蜂一样成群飞赴全国各地。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过去军队中的下级军官，薪饷优厚，装备极好，简言之，是一种精锐部队。一方面，公民警卫队好像是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任务而创造出来的，因为它所代表的芷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些深知其本身利益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特别军事动员。另一方面，那些以宪兵形式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看家狗”，按照“吃谁的饭唱谁的歌”的作法，在目前也扮演着同等有用的角色。日本正处于一种和德国约略相同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阶段。它虽然和英国一样是一个岛国，但由于在对外关系上的紧张情况，最近甚至从军事观点看来也已经变成为一个德国的真正慕本，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军队正受着更为合乎战争用途的训拣。5．结论俄国由上述可以得出结论说:军队的规模及其组织上的特性，主要是取决于国际局势，取决于用作对付外敌时军队所应具有的功能。现今通常呈现十分紧张的国际局势正在驱使各国（甚至包括其本身尚未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但要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而且要保护自己不受资本主义国家侵犯的那些国家）去训练全体能够拥带武器的公民，采用最严格的军事组织形式，建立以全民普遍服兵役为基础的常备军。但这种紧张局势可以由干自然条件的原因，例如英国的以及美国（相对于其它大国来说）的岛国地位，也可以由于人为的政治原因，例如瑞士及尼德兰的宣告中立，而大大的缓和下来。反之，“对内军国主义”的职能，即用于对付内部敌人的职能，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却是一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必然同时产生的现象；甚至加斯顿·莫赫也队为“秩序的重新恢复”是“人民军队的合法职能”。对内的军国主义之所以表现为种种极不相同的形式，简单地是由于这种军国主义的目的迄今比较是民族的，实现这种目的并不那样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它是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达到的，所以能带有较多的民族特点。然而英国和美国（在美国，常备军由1836年的27,000人增至1903年的61,000人；同期海军人数增加了一倍，陆军部门的预算增加了两倍半，海军部门的预算增加了三倍以上，而塔虎脱先生还要求为1907年增拨的100,000,000的款子）愈来愈被迫走上欧洲大陆的军国主义道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无疑首先是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要求；其次显然是由于内部的紧张局面，即阶级斗争的加剧。英国陆军大臣哈尔登在1906年9月突患军国主义狂热病，很难说它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强有力地出现于政治舞台只有偶然一时的联系［注：罗特斯坦所报导的事实（载于"新时代”[德文]1906—1907年年合订本第25号，第1分册第121页）揭示了哈尔登的这种极其敌视工人政党的政治立场；至于1906年11至12月在上议员和下议员之间对学校法规所发生的争执是不是这种更趋尖锐的紧张关系的征兆，在将来便见分晓。这和最近报导关于由于哈尔登的反对普遍服兵役案被否决这一情况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要求实行像瑞士那样的普遍武装的倾向（在英国尽管赞成这种作法的人进行了大力鼓动，终于遭到了否决，美国的情况可以在老罗斯福先生1906年12月4日的咨文中找到意味深长的谈话），并不是一种进步的朕兆。尽管如此，它意味着军国主义和目前情况比较起来将会进一步强化，并直接导致常备军队的建立，瑞士的先例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教训。由于外部和内部防卫的特别需要在其范围和性质上是由有多种多样结合方式的各种因素来决定的，因此，军国主义毫无疑问要具有显著的多形性和多变性，这在军事制度上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不过这种多变性的活动，从任何方面来看都被局限于军国主义的根本目的——保卫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范围之内。固然，事情的发展可以暂时走着另一条道路。例如，当皮奈特执政下的法国正在热衷于大量缩短后备队和地方军队的训练时间［注：1906年12月在议会中暂被否决。］、改革“比里比”［注：“比里比”——这是法国人在北非用以惩戒殖民地军队士兵的各种残酤方法的总合名称，——译者注］以及废除军事特别法庭审判制度［注：参看副国务卿赛隆于1906年12月10日在议会辩论中的发言及1906年12月11日的“人道报”。参看本书第49页脚注①。］的时候，而德国中央军事法庭庭长冯-马索夫则于1906年秋天辞职，因为军事最高当局（普鲁士陆军部）依靠对法律的解释，正式直截了当地侵犯了军事法庭的独立性（1905年春天的公告），这种独立性的确曾因卑尔斯案件［注：卑尔斯案件——基布格尔少尉以卑尔斯的笔名写了一部揭露德国军官种肿堕落行为的小说，被法庭控告，1903年11月在麦茨对基布格尔进行军事审判。审判结果证明作者所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这次审判使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受到严厉的谴责。由于审判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进行的，军事法庭的法官受到处分。——译者注。］中对有关法官的处分而得到了一种奇特的注解。法国的让步几乎完全可以归因于当时的反教权主义；教权主义在军队中有其重要的支柱；政府在这一“文化斗争”中需要无产阶级的帮肋。这样一种结合自然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它也不是源出于一种根本的和持久的发展倾向。它是以一种暂时性的事态为基础的，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邢样，它完全可以和对反军国主义的疯狂迫害同时进行。从上述观点看来，俄国的情况是有趣的，这个国家由于它的紧张的对外关系，不得不采取普遍服兵役的办法。更之，作为一个亚细亚的专制国家，它又面临着一种非常严重的内部紧张局势。沙皇专制制度在国内的敌人不仅有无产阶级，而且还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和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一大部分的贵族，俄国士兵有百分之九十九，按其阶级地位而言，都是沙皇专制制度的死敌。教育上的低水平，民族上和宗教上的矛盾，以及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利益冲突，广泛分布各地的官僚主义机构的压迫，在地区上的不利的分布情况，道路交通的不发达，以及其它情况，大大地妨碍了阶级觉悟的养成。通过狡猾的精锐部队制度（例如宪兵，或者更重要的如哥萨克，哥萨克军队通过优厚薪饷和其它物质报酬以及广泛的政治特权，并通过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哥萨克社团，确实已经变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从而人为地和专制制度结合起来、沙皇制度企图为自已保证有一群数量够多的忠义去对付那些业已深入到军队行伍之间的骚动。除了这些“沙皇的看家狗”之外，还布契尔克斯克人［注：甚至斯维斯一罗莫所夫的区行政长官也在1906年12月4日（17日）的德维那时报谈到“嗜杀的契尔克斯克人”。］和居于这个鞭笞帝国的其它野蛮民族（例如在波罗的海沿海省份的反革命期间这些人就像狼群一样被放出来），以及为数众多的沙皇制度所圈养的一切其它武装喽罗、警察及其帮凶，以及俄国的暴徒、黑帮。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以普遏服兵役为基础的军队作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其本身包合着显著的和惊人的奇特的矛盾，那么在沙皇专制统治下，以普遍服兵役为基础的军队就必然日益成为一种带有毁灭性力量和用于摧毁沙皇专制制度的武器。但由此也必须引出这样的结论：从俄国的反第国主义发展中取得的经验只能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才可应用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阶级力图通过金钱收买使人民进行反对他们自己的斗争，而用于这种目的的金钱又是大部分取自人民，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俄国，我们已经亲眼看到，沙皇制度贿买俄国革命这一绝望的和可悲的企图如何使得俄国的财政状况遭到迅速和悲惨的崩溃，尽管肆无忌惮的国际交易所金融资本家给予了种种救助。当然，借款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从革命的发展速度来看更是如此。但是革命既不能人为地制造出来，也更不能收买，即便全世界的大资本运用他们一切资金给予援助也是不能收买的［注：甚至也不能像现时所设想的那样，用现代的方法将特权及自然资源向美国的托拉斯兜售或贴现——这从双重意义上说来是沙皇政府的“绝望呻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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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第一部分军国主义第一章概论1．军国主义的性质和意义军国主义！在我们的时代里，很少有其它口号使用得这样频繁。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口号表达出这样复杂、这样多方面、这样形态万千的事叙；表达出从其起源与性质、方法与效果来看是如此有兴味，如此有意义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如此深深地根于阶级社会的本质，但却可以在相同的社会制度之内，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所特有的自然、政治、社会和I经济条件，采取如此异常多种多样的形式。军国主义是大多数社会制度的最重要和最活跃有力的生活表现之一，因为它以最强烈、最集中和独一无二的方式表现出民族的、文化的和阶级的自卫本能，而自卫本能是一切本能中最基本的。军国主义的历史，如果最深刻地加以探讨，就将揭露出人类发展史的最内在的本质和它的原动力。而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进行解剖，就要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隐蔽的和最细致的发根。军国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以及一般文化上互相冲突的历史，而在个别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体之内，又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自然，在这里我们谈不到试图去写这样的一部历史。我们只想提出一些概括的观点。2．社会支配关系的起源及其基础归根到底，物质力量的优势［注：自然也包括精神力量（作为物质力量的调节者，并与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精神力量）的优势。只要这种精神力量能尽好地利用物质力量，同时还能役使属于别人的物质力量，并且通过这些如此被利用和获取的体力去发挥作用的括，在这一范围内，这样一种对物质力量的利用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出现的，即所谓按照大多数情况和一般规律，在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对抗的情况下出现的，社会支配关系的形态是和它们互相吻合，并且在本质上通常要决定于这些利益集团的经济地位，关于这一问题的若干重要方面，将在下文加以论述。］是社会支配关系的决定性支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物质力量在形式上并不表现为某些个人在躯体上比之别人具有更大的力量，倒毋宁假定，平均来看，每个人的体力是相等的，因而优势纯粹决定于在数量对比关系上谁占优势。这仲数量关系，并不一定和利益互相冲突的不同集团的人数相适应。只要当人们并不全都知道自已的真正利益，特别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时，只要当人们并不全都知道和承认自已的阶级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时，这种对比关系主要是取决于阶级意识在纵度和深度的发展。这种阶级意识的发展又决定于个别阶级在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发展阶段。这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发展阶段，却又是由不同利益集团（阶级）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而社会和政治状况毋宁是作为一种后果，——当然，这是带有强大的反作用的一种后果，——作为社会支配关系的一种表现而出现的。纯粹的经济上的优势，也直接助长这种数量对比关系的推移和纷乱，因为经济压力不仅影响智能和道德的发展水平，因而影响对阶级利益的认识，而且还对多少已被认识的阶级利益发生一种反作用。掌握在一个阶级手中的政治机器，还给予那个阶级以进一步“调整”数量对比关系、使之更有利于统治利益集团的手段。这一点，已由四个人所共知的组织——警察、法庭、学校和教会（教会也必须算入这些组织之内）——所证明了。这些组织是政治机器通过它的立法机构创造出来的，并将它们作为法律执行机抅和行政机构来加以利用。前两个组织主要是通过恐吓、威慑和暴力而起作用；学校的任务是尽可能有效地阻塞那些阶级觉悟可能借以深入人心的通道；教会则有一种最有效地给人蒙上眼罩的方法，挑起人们对天堂极乐世界的向往，同时充分利用他们对地狱里的油锅，刀山所怀的恐惧心理。然而，经过如此改变的数量对比关系还不能够看成为社会支配关系的决定因素。一个武装的人，会因他所持的武器而倍增自已的体力。至于究竟增加到多大，就决定于武器技术的发展，包括堡垒建筑和战略的发展，而它们的形式又主要是武器技术发展的结果。一个利益集团对于另一个集团所拥有的知识上和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统治阶级拥有武器或拥有较好武器的桔果，可以直接转化为体力上的优势，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有阶级意识的多数人完全被有阶级意识的少敉人所支配。如果说阶级的划分系由经济情况所决定，那么阶级之间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是首先决定于不同阶解的经济状况，其次才是决定于许多体力上、知识上和道德上的权力手段，而这些权力手段又都掌握在经济上占优势的统治阶级手里。所有这些权力手段不能影响阶级的继续存在，因为阶级的存在系由另外一种不依存于它们的客观情况所决定，这种情况以一种自然必然性迫使某些阶级（即便这些阶级在人数上是大多数）在经济上依赖于并继续依赖于其他阶级（这些阶级在人数上可能是少数），阶级斗争或任何政治斗争手段都不能把这种情况加以改变［注：“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间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两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340-341页）］。因此阶级斗争只能是一种激发阶级觉悟的斗争，包括促使本阶级的成员随时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并为本阶级的利益作出牺牲，同时也是一场为夺取那些对启发或压制阶级觉悟有着重要关系的权力手段、以及那些体力上或知识上的权力手段（拥有这些手段就意味着体力增加若干倍）而进行的斗争。从上述这一切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武器技术在社会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它决定：如果不存在或已经失棹了这样做的经济上的必要性，少数人能否通过军事行动（这一种"最集中的政治行动”）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对大多数人进行或继续进行统治（即便在短期内）。除了阶级的划分，支配关系的发展实际上到处是和武器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只要人人（甚至那些在经济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能够在实际上同等困难的情况下掌握实质上具有同等价值的武器，那么民主政治，即一切取决于大多数的原则，将是社会的通常的政治形式。即便在那些划分为不同经济阶级的社会里，只要具备这一个条件，应该也会是这样的。然而，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阶级的划分（这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结果）与武器技术（包括堡垒建筑术和战略）的发展是平行前进的，武器的制造因而愈来愈成为—种专业；更之，由于阶级统治通常就是由一个在经济上占优地位的阶级实行统治，而武器技术的进步又使得武器的生产愈来愈变得困难与昂贵［注：武器就其确切意义说来，还应附带有各式名样的军需品和防御工事器具，也包括照明设备，例如对炮台和军舰来说还要加上军用通讯工具（马匹、载重车、道路桥梁的建筑、内河航船、铁路、汽车，电报、无线电报、电话等等〉，同时也不应忘记了望远镜，飞船、摄影术和猎犬。］，武器的生产逐渐为在经济上占统治位的阶级所垄断，而民主政治的那个物质基础也就随之消失了，于是人们就开始这样说：占有了东西，你就是有理。甚至一个丧失了其经济优越地位阶级，只要它手上任然拥有政治的权力手段，它就至少暂时还能够保恃自己的政治统治。如此看来，不但政治统治关系的形式和性质要受武器技术所制约，而且阶级斗争的方式也在种种方面要受其制约，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无须详加叙述。然而为了保证民主政治的继续存在，仅仅让全体公民人人同样地武装起来，并保有武器也是不够的。因为武器的平均分配并不排斥正如瑞士的事件所业已表明的那样一种可能性：这种分配办法会被实际上正在变为少数的大多数人所废除，或者甚至被组织得更好和更有效的少数人所废除。全体居民均等地持有武器的作法，只有当人人普遍能够进行武器的生产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下来而不被废除。布威尔在他那本不大为人所知的著作“TheComingRace”（未来的人种、未来的社会〉这个奇特的乌托邦中，曾出色地描述了武器技术的发展在促进民主化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他想象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有一天使得每个公民都能设备一种小指挥棒，这种指挥棒蔵有像电力那样的神秘威力，可以在任何时间发射出破坏性极大的力量。的确，我们可以预期，人类借以轻易地驾御巨大自然力量的科学技术，在遥远的将来能够进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已不可能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战场上去杀人，因为这将意味着整个人类的自我毁灭。到了这个时候，科学技术进步的充分利用将再一次从某种富豪政治转变为一种民主的，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3．军国主义历史中的一些事实在文化发展的最低阶段里，人们还不知有所谓阶级划分，武器通常是作为劳动工具来使用。它们被用来获取食物（用于狩猎、挖掘植物根茎）也用于保卫自已不受野兽的袭击，防卸或者进攻敌对的部落。这些武器在性质上是这样的原始，以致每个人在任何时间内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它们（石头、木棒、带石尖的矛、弓，等等）。防御手段也是同样情况。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劳动分工——只有最原始的分工即男女之间的分工箅是例外，社会中各个成员根据他们的不同性别都履行着相同的社会职能。因此那时还不存在任何经济上的或政治上支配关系，而武器也不能成为这种社会内部的支配关系的支柱。即便有这种支配关系存在，武器也不能支持他们。当武器技术仍然处于原始的发展阶段时，只有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支配关系才是唯一可能的支配关系。在文化发展的这种最低阶段里，武器在社会内部最多只能用于解决个别的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但一旦有了阶级的划分，而武器技术也向前发展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在低级的农业民族和母权制度下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并不知有所谓阶级的社会支配关系，因而通常也不存在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一般说来，这时军国主义还不能发展。不错，外来的纠纷迫使这些民族进行备战。因而甚至会暂时产生军事的专制政体，而且这对于游牧民族说来还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因为他们通常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划分为阶级。问忆一下希腊军队和罗马军队的结构，人们可以从中看出—种按照阶级划分，并以阶级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纯军事的等级阶梯制度，军队中每一个阶层的士兵携带什么武器，要看这些士兵属于甚么阶级。读者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封建骑士们的军队，附随着这些骑士的是一些装备得更坏和防护得更差的随从，据巴特里斯·拉洛格说，这些随从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战斗员，不如说是战斗员的肋手。那个时候的统治者所以容许甚至实行把下层阶级武装起来，其原因远不在于国家要给那些它认为应该保护的个人利益提供一种程度甚为微小的一般安全保保障（反之，缺乏安全保障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倒使全民武装成为必要），而毋宁说是在于有必要尽可能地武装整个民族或国家，以使对外敌实行进攻和防卫。对社会上不同的阶级给予不同的武器装备，这不论在甚么时候都是为了保证武器技术尽可能用于维持或确立统治关系，罗马的奴隶战争十分显着地阐明了问题的这―方面。徳国的农民战争和德意志的城市战争也有力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造成德国农民战争那种不幸结局的各种主要的直接原因当中，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僧侣封建军队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然而，城市在14世纪对于同样这些军队进行战争却获得胜利。这不仅是由于武器技木，特别是制造火器的技术，在当时比较在1525年农民战争期间还处于一种十分落后的状态，而且是首先因为城市拥有巨大的挺经济力量。这些城市是在地域上把各种社会利益范围组织起来，把属于这些范围的成员集结在一处地方，而不让任何值得重视的在利益上互相冲突的分子渗杂其中；更之，由于城市本身的建筑，使得它们一开始时就占有一种像封建贵族们所拥有的那种重要的战术地位，正如教会和皇帝在他们的堡垒和要寨中所拥有的战术地位（堡垒建筑——这也是军事科学中的一个要素）；最后，城市本身是武器的主要生产者，它们的公民的确是那些能使骑士们的军队遭到歼灭的专门技术的优秀代表［注：15世纪在意大利的发展情况就这方面说来也十分引起人们的兴趣，并且吸引人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它自始至终证实了我们的基本概念。参看布尔斯哈达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DieCulturderRenaissanceinItrlien）第9版，第1卷，第103页，］。对于农民战争和城市战争进行研究后所得出的一个结论，我们应该予以特别的注意。这个结论就是：不同的社会阶级是在不同地方分开生活，还是在同一地点混合在一起生活，这一点很关重要。当阶级划分和他们在地区的分布一致时，阶级斗争就得到推动，这不仅是由于阶级意识会因此得到发展，而且也由于——从一种纯粹的技术观点来说——阶级成员的在军事上进行集中以及武器的生产与供应都比较来得容易。这种阶级在地区上集中的可喜现象，曾有利于所有资产阶级革命［注：这种情况也适用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能够说明这种特征的无数例子中，有—个是：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之异常坚强，其原因在于城市居民群众和战斗的革命者（顺便指出：这些革命者人数并不多）的合作。在莫斯科得到很好发展的城市游击战术，将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却几乎不存在［注：然而应该考虑到工人们在工厂中结集在一起工作等等，以及在“工人区”中的聚居。］。直到今天还存在的展佣军队，也和武器装备一样，说明了经济力量可以直接转化为体力，那就是按照靡非斯特的办法去做：“我假如出钱去买了六匹马儿，这马几们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我驾御着它们真是威武堂堂，真好像我有二十四只脚杆一样。”［注：见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第86页（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译者注。］并且还遵守“分而治之”（dvideetimpera）这条准则。这两条原则也适用于军队中所谓精锐部队的建立。另一方面，意大利的佣兵队长［注：意大利的佣兵队长——14－15世纪意大利雇佣兵部队的分队队长。当那些在意大利境内各自割据一方的小国家彼此进行封建战争时，这些人被雇用于进行掠夺和实施各种暴行。——俄译本注。］，也和古代的禁卫军［注：禁卫军系古罗马拥有特权的禁卫军士兵的称号，在古罗马的最后一百年期间，近卫军是帝国的支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巨大作用，参与所有宫廷政变，“禁卫军”一语已成为从事反对人民的雇佣兵的一种象征，——俄译本注。］一样，淸楚地告诉我们：通过武器的占有、军事操练和战略艺术，政治权力又能够发挥多大的力量。：雇佣兵曾大胆地夺取了诸侯的王冠，把它像皮球一样任意抛来抛去，并且很自然地成为谋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候补人物［注：参看前引布尔斯哈达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第1卷，第22页。］。当动荡和战争的时期，军事权力为个别的人所任意操纵，这种现象是经常出现的。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例如拿破仑及其将军们，还有——布朗泽尔［注：乔治·布郎泽尔（1837—1891）——法国将军，双手染满血污的刽子手师团长，1886—1887，任陡军部长，，主要的复仇主义者，他在其党羽——布朗泽尔旅的支持下实行政变，推翻共和国，在法国建立独裁统治，但于1889年不得不逃出法国。一的德文本编者注。］。关于外都政治局势如何影响军队制度和军国主义的发展，德国的“解放战争”［注：指德国人民反对法国入侵的战争（1807—1803）——译者注。］的历史对此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当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同盟战争遭到惨败之后，腓德烈二世的封建军队于1806年被法国的平民军队全部击溃，束手无策的德国政府面临者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向科西嘉的征服者［注：指拿破仑一世，他出生于科西嘉岛。——译者注。］无条件投降，就要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用一支武装全民的平民军队去击败他。这些政府受到自卫本能和人民的自发的激动情绪所驱使，选择了后一个作法。于是就开始了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由于外部压力而实行的民主化的伟大时期，在这时期里，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紧张状态得以暂时缓和下来。人们需要金钱和热心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人的价值增加了。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和税收的假定缴纳者的人之社会职能，以及作为蕴藏着力量、知识和热情的人之自然体质也茯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而使得人的价值上升了。这种情况每逢处于总危机的时期就更是如乂，这时阶级划分的影响也有所降低。有一个军事周刊说：“将鲁士人民在长期的外族支配下，学会了应该制止一切内部倾乱”。正如常有的情况一样，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起了一种革命性的作用。很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障碍被淸除了，在财政上占有首要地位的工业和商业，正在按照普鲁士德国的小型管撩政治的精神尽可能的得到扶植。甚至政治自由也得到实现，或者最少可以说已被许诺。于是人民起来了，风暴向前袭击。香霍斯特和格耐斯瑙的全民武装的军队，在这个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就将“世仇的敌人”追逐到莱茵河的彼岸，给这个破坏法国大革命的震搣世界的人物驱进可耻的下场，虽然这支军队甚至还不是香霍斯特和格耐斯瑙所想要创立的那样一种民主的组织。其后，德国的人民就像摩尔人［注：作者这里显然是指席勒名剧“裴哀斯柯”中的那个摩尔人。这个摩尔人为裴哀斯柯做了很多事，最后反被裴哀斯柯所杀。（参看“裴哀斯柯”中译本，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版：）——译者注。］一样，在尽了他们的义务之后，也适当地得到了“哈布斯堡族［注：哈布斯堡系1273至1806年间（当中有间断）所谓神圣罗马皇帝的皇朝，西班牙国王（1516—1700），奥地利皇帝（1804—1867）和奥匈帝国皇帝（1867—1918）的皇朝。这个扼杀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于1918年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被摧毁，——俄译本著。］的感谢”。在莱比锡战役［注：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最大战役之一。1813年10月16日—19日联军在莱比锡战胜拿破仑——俄译本注。］之后，跟着就是卡斯巴特的决义［注：卡斯巴特决议——是一个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反动措施之―，这是由哈布斯堡族及梅特涅所倡议并且是遵循他们的意旨于1819年德意志联邦在卡斯巴特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决议规定由政府对大学教授们实行管制，禁止学生结社，实施苛严的检查，设立特别的的中央审査委员会以镇压“蛊惑民心和革命的阴谋”，1848年的革命废除了卡斯巴特决议——俄译本注。］。当外部压力已经消除之后，所有国内的反动魔鬼又被放出来，而在梅特涅［注：梅特涅——奥地利政治家，德意志与欧拥反动派的头子，这个德意志的作恶多端的能人在1848年以前一直控制着德国的事务，1848年在维也纳的愤怒人民面前，惊惶地逃往伦敦。——英译本注］违背其誓约的种种罪恶活动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废除解放战争中的民主军队。德国其它有着高度文明的地区可能具备了接受这支军队的成熟条件，但这支军队却在易北河东岸的布鲁士［注：指普鲁士对德国的统治，普鲁士的基本领地位于易北河以东。普鲁士是这个国家最反动的军国主义力量的集中点（布鲁士系普鲁士的新拉丁语的称号），管制德国委员会于1947年2月25日通过关于取消普鲁士国家的一项法令。——俄译本。］的不文明统治的重压之下，连同几乎人民大起义所带来的全部美好事物突然崩溃了。粗略的看一下军队制度的发展历史，就足以表明军队的编制及其大小不仅密切地决定于社会的组织，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武器技术的发展。例如火器的文明在这方面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就是战争史上最突出的事实之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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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作者序言数周以前，外国报纸曾报道了俾斯麦与鄂图·凯末尔（博士）教授在1892年10月间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俾斯麦这个“一世之雄”以其特有的厚颜无耻，撕下了自己的立宪主义者假面具。就中他说过这样的话：“在罗马有过所谓被放逐（Aquaetigniinterdietus）［注：“Aquaetigniinterdietus”原义是“禁用水与火”，意即被放逐或被驱逐出境。——译者注］的人，他们置身于法律之外，在中世纪这些人就被称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人们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社会民主党，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和选举权。我就是这样作的。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是一个军事问题，现时人们对待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太疏忽大意了。社会民主党现今力图（并且有所成功）把下级军官争取过未。……在汉堡……现时已有很大一部分士兵是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因为该地居民有权在驻于该处之营队里服役的权利。一旦这些军队拒绝按照德皇的要求去射杀自己的父兄，又如何是好呢？那时，我们岂不是会要调动汉诺威和梅喀棱堡的团队去对付汉堡吗？于是那里就会发生类似巴黎公社的情形！德皇骇怕起来了。他对我说，他不希望像他祖父那样被人称为“霰弹皇太子”［注：“霰弹皇太子”指德皇威廉一世（1797—1888），1848年3月德国爆发革命期间他（当时还是普鲁士的皇太子）曾下令以霰弹射杀革命者，因此获得“霰弹皇太子”这一称号。——译者注。］，同时也不希望他的统治在一开始时就浑身沾满鲜血’。我向他说：‘陛下，如果您现在退却，将来定会更加深陷其中！’”“社会民主党问题是一个军事问题”。这句话说明了全部问题，比之马苏舍的：“我们所能有的唯一安慰就是我们士兵的刺刀和大炮”那个绝望的叫喊，其含义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社会民主党问题是一个军事问题”，这是一切阴谋家所唱曲调中的基昔。要是以前俾斯麦和普特卡莫［注：普特卡莫·罗泊特（1828—1900）——于1881—1888年间任普鲁士内政部长，极端反动人物。——译者注。］的轻率谈话，亚历山大军团的演说［注：指德皇威廉二世于1901年3月28日对亚历山近卫步兵军团发表的演说，演说要求军团士兵准备流血牺牲去保卫王室。——译者注。］，“汉堡消息报”（HamburgerNachrichten）和奥登堡一样奴寿的纯血统的容克们的言论，都没有使人相信这一点，那么当浩恩劳与戴布陆揭露的一些材料［注：指浩恩劳总理的回忆录和戴布陆的战负史，1905—1907年出版，这些材料叙述俾斯麦曾意图——当时社会民主党增强其活动时就动用武力。——译者注。］于去年年底已由库里曼髙等法院的法律顾问加以证实之后，当俾斯麦说出上面这些简单扼要的话之后，就无论如何应该把眼睛睁开了。“社会民主党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说，归根到底是一个军事问题”。这句话也应该经常作为一种警告悬置于社会民主党的眼前，并且把它当作头等重要的策略原则。内部敌人，也即社会民主党，“比之外部敌人更加危险，因为它毒化我国人民的灵魂，并且在我们拿起武器之前就把武器从我们的手中夺走”。1907年1月21日的“十字报”就是用这样的话在一次竞选活动中公然宣称要把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而这次竞选正是“在飘扬着的民族主义旗帜下”进行的！这次竞选举行于选举权和集会结社权利所受到的威胁正在变本加厉的情况中，举行于“波拿巴的剑"的标志下（这把剑，贝罗伯爵在他的除夕手札［注：指贝罗总理于1906年年底德国国会解散之后，在大除夕之在写给另一个反动人物冯·李伯特将军的一封信，该信威胁德国人不要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并说这个党要毁灭“财产所有权，宗教和祖国”。在结尾时直接威胁说，―旦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将以拿破仑·波拿巴的剑来对付，既要实行军事政变和建立军事独栽。——译者注］中曾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头上肆意舞弄，目的是要恐吓他们），同时也是举行于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达到沸点［注：在举行复选的当天（1907年2月5日）晚上，柏林警卫部队的官兵均受命荷枪实弹，准备随时出动。这也是人所共知的：1903年6月25日即前次举行复选的日子，在斯班刀（柏林的一个区——译者注），前卫部队已出现于申华特大街，以便使得那些受选举结果所激怒的工人“恢复理智”。］的时候。只有瞎子和聋子才能否队这些及其他许多标志正预示着暴风雨或者甚至是急旋风的来临。这样，向“对内的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就具有极其迫切的意义。但1907年初的选举还是在围绕民族的花言巧语，殖民的花言巧语，围绕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的。它说明了，这些可鄙的假装爱国的勾当是怎样无耻地不顾德国人民的一切反对而进行的。它教育人们，如果事情触及他们的“最神圣的财产”，政府、统治阶级以及“爱国主义”的一大帮喽罗帮凶们，能够展开何等巨大的蛊惑宣传。这次选举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最有教益的，这使他们能够提高自觉并进而熟悉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这次选举是一次教育，使他们从那种不幸的“常胜”心理中解放出来。这次选举是值得欢迎的，它迫使人们去深入一步地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并懂得群众对待民族行动的心理。当然，我们在这次竞选运动中的所谓失败——实际上并不是失败，它使胜利者比被战胜者更感惊愕的原因，是极其多种多样的。但毫无疑问正是受军国主义的病毒所感染或影响的而且的确在政府的恐怖手段威胁下得不到任何保障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例如国家企业的工人和下级官员，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扩大是―种特别顽固的障碍。这次选举也把反军国主义问题，青年运动问题，青年教育问题，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有力地提到首要的地位，唤起人们给予它们以更多的注意。本书是根据作者于1906年9月30日在曼海姆举行的德国青年工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一个报告改写的。本书并不准备提供任何在实质上是新的东西，而只是整理一下一些已知的、并且就作者个人来说是些早已经常使用的材料。它也没有要求就这个题目作详尽无遗的阐述。作者曾竭力对无数零散的，大多数是分载于报刊杂志，并且是来自一切重要国家的材料进行综合。本节至少已对主要国家的反军国主义和青年运动作一概述，能够作到这一点首先应该感谢我们的比利时同志——特·曼的帮助。假若本书有错误之处，这可能是由于整理材料上的困难，但也常常是由于资料来源的不准确，这些来源彼此不时存在互相矛盾的情况。在军国主义的范围内，许多事情在今天正是处于迅速变动的状态。有的事件，例如关于英国和法国的军事改革，其发展将迅速超过了本书所作的叙述。就反军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青年运动而言，更是这样。这些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新现象，正在到处迅速发展，虽然在令人髙兴的飞跃前进中也曾受到若干挫折。在本书忖印之后，又获悉芬兰的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于1906年12月9日和10日在坦墨福斯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芬兰青年工人联盟。这个联盟将与芬兰工人党结合起来，它在从事教育青年工人提高阶级觉悟的同时，还担负运用各种形式进行反军国主义斗争这一特别任务。有人可能责备本书在理论的创立方面作得过于简略，以及在历史方面深入研究的不足。对此我不得不指出本书的现实的政治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推动反军国主义的思想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有人却又可能对本书叙述了这样多的专门有关青年运动和反军国主义历史的个别事件，似乎过于琐细，因而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可能是对的。但作者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首先必须通过个别的事件才能对组织发展所经历的高潮和低潮、策略原则的形成和转变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概念，并获得我们希望得到的效果，因为就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和组织来说，其主要困难正在于详情细节方面。卡尔·李卜克内西博士1907年2月11日于柏林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俄译本序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俄译本序言本书作者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无畏的领袖，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关于他，列宁曾这样写道：“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各国工人都知道的名字。在任何地方……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领袖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无限忠诚，象征着真诚地不惜一切牺牲地去同资本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注：“列宁全集”中译本第28卷，第10页。］卡尔·李卜克内西从事政治活动的初年正值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反动势力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愈益猖镢的时代已经来临的时候。随着资本主义转变到帝国主义阶段，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斗争也更加尖锐了。修正主义——借口马克思主义好像不适合于新的条件而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阶级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注：同上书，第20卷，第322页。］。卡·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一起领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一派。“左派”是当时站出来保卫马克思主义、支援国内的日益增强的群众运动的唯一的力量，这支力量由于俄国的1905年革命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卡·李卜克内西对反军国主义斗争给予特别重大的注意，他认为军国主义不仅蹂躏人道和文化，而且对于劳动群众为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是一个主要障碍。卡·李卜克内西从年青时候起就和青年工人有着紧密联系，他规定自己的任务是，争取给青年们灌输国际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教育，以防止他们可能被统治集团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德国青年社会主义运动刚一兴起，李卜克内西就极其活跃地参与组织工作。他从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联盟的第一步起，就成为德国青年工人的导师和朋友。卡·李卜克内西把自己参加命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他的“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特别就国际青年工人运动加以考察”一书，是将他在1906年9月30日对在曼海姆举行的全德青年组织代表会议所作的一个报告改写而成的。书名的本身就已表明，卡·李卜克内西把青年看成是反对军国主义斗争的一支强大力量。卡·李卜克内西的著作论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书中阐述了工人阶级在向军国主义作斗争中应当采取的战略和战术，以及无产阶级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士所应起的世界历史作用。李卜克内西在这本著作中对与他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他把资本主义的特征描述为反动的、有害的、与人类为敌的力量。书中的这个结论有重大意义：“只有社会主义的火焰”才能使人类把军国主义的灾难彻底扫淸”。（第74页）卡·李卜克内西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考察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其最后的阶段，已达到它的最高限度的和对人类最危险的发展：“军国主义”，——卡·李卜克内西这样着重指出，——“已经成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所日益倾向于围绕它而旋转的轴心”。（第74页）军国主义按照它的两种职能——一是作为被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冲突中使用的军事力量，一是作为供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反抗活动的工具，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必要性”。卡·李卜克内西在本书中对军国主义的第二个职能给予了更大的注意。书中的第一部分——“军国主义”部分——几乎全部是用于揭露军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所起的作用。卡·李卜克内西密切地结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任务去考察军国主义问题，他引导读者到这样的结论：“消灭军国主义或者尽可能地削弱它，这是政治解放斗争中一个生死牧关的问题。”（第107页）然而军国主义在其对外职能上所包合的危险也并不见得少—些。卡·李卜克内西论及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战争时曾正确地指出：这些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结果，是统治阶级为了其本身的自私利益而进行的，而工人阶级却被迫为此作出空前未有的流血牺牲和物质损失。书中用很多篇幅去揭露军国主义所用以影响居民的方法，揭穿那些替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备战活动作辩护的民族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宣传。李卜克内西指出，统治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阶级目的，建立起整个的一套制度，借以将军国主义精神寖透人民的整个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此外，，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设施，而且还有教会，学校，报刊和艺术。他无畏地和尖锐地揭露沙文主义和用战争进行投机活动的真正祸首就是所有这一伙人物：克虏伯，史杜姆和其它更小的钢铁大王和大炮大王，以及寄食于他们的无数仆从。李卜克内西的全书处处洋溢着反军国主义的战斗热情。他说：军费负担的不断增大，是个“没有尽头的螺丝钉”，“其本身就是国际和平的一种威胁，可以独自抅成战争的危险。”（第104页）这个意见在今夭也还是异常动人心弦的书中第二部分一“反军国主义”部分一考察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反对军国主义斗争中的任务。弗·伊·列宁曾不只一次地指出过“关于反军国主义的策略的争论”在西方社会党人中间所引起的“动摇”和分歧［注：“列宁全集”中译本第15卷，第166页。］。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初也是从同两种极端斗争——即一方面同机会主义的倾向斗争，另一方面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斗争，——中展起来的。李卜克内西此书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机会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大贡献。他精辟地和使人信服地证明，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在策略上所犯的错误已预先决定于无政府主义的唯心主义原则，这种原则和对“军国主义的有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的理解是背道而驰的。卡·李卜克内西否定了无政府主义及其纯属实想的罢战之后，又批评了“有势力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指出由于他们的过失使该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反军国主义宣传的襁褓时期”。（第196页）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上的消极性和修正主义相对抗，卡·李卜克内西明确地阐述了工人阶级在反对军国主义斗争中的战斗任务。李卜克内西与伤感的和平主义及其仅在口头上指责军国主义而在实践上无所作为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是这样一种思想：为了同军国主义这一摆在“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障碍作斗争，必须武装无产阶级。作者的基本理论是：无产阶级对待一切战争的立场取决于这些战争的性质；由资本家发动的战争可以转变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而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将会促使战争尽快结束。所有这些都说明，卡·李卜克内西已十分接近于认为有可能和有必要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看法。卡·李卜克内西此书展示了摆在德国工人运动面前的革命远景。在这部著作的各章中都贯穿了这样的原则：必须在青年人中间进行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宣传，为的是使无产阶级青年认清，只有参与全体无产阶级的斗争才能从军阀武夫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一书的问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生命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第一，该书揭穿了军国主义的反人民的侵略性质，揭露了军备竞赛和战争危险不断增大的真正原因在于垄断组织的追逐利润，在于帝国主义的矛盾，特别是英国和德国矛盾的发展与尖锐化。本书同时是一部控诉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小册子，正如作者所一再着重指出的，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军国主义的最恶劣的形式”，它“不仅是一个国家之内的国家，而且简直是一个国家之上的国家。〈第31页）第二，书中制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革命的一翼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任务。正当机会主义者把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抛置脑后，并越来越露骨地否定阶级斗争的时候，李卜克内西竭力尽可能更具体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军队作为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工具，作为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引起了他的关注。正因为如此，他坚持对青年们进行反军国主义教育，以便在爆发革命的时刻不仅可以使军队中立化，而且可以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革命这方面来。李卜克内西用这样的话来结束他自己的著作：“谁有了青年，谁就有了军队。”最后，李卜克内西这部根据马克思主义立场阐明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的著作，乃是革命的德国左派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重大以献。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力图以沉默来抵制李卜克内西的这本书，决不是偶然的。李卜克内西的“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这一著作尽管有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在今天仍继续保有其重要意义。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这样一个伟大目的而服务的：动员工人阶级和青年们去进行反对军国主义这个劳动人民的死敌的斗争。他这本书曾就资本主义的“血红末日”会给人类带来何等灾祸预先向工人阶级提出过警告，再也没有比由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牺牲的数目字更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卡·李卜克内西此书在政治上的现实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宣战国家…………………………………………3361动员参加军队的人数（百万人）………………74110死亡人数（百万人）……………………………1032残疾人数（百万人）……………………………2035直接军费开支（十亿美元）……………………20893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当中，约有1,000万人是在希特勒的死亡营中被残杀和折磨至死的。卡·李卜克内西此书就是在我们今天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的一个严厉的控诉。德国皇家政府在李卜克内西此书问世之后，立即对作者进行迫害。在1907年10月的莱比锡审讯过程中，卡·李卜克内西被控叛国，并按此罪名被判一年半徒刑［注：1907牢10月9、10、12日三天，李卜克內西以叛国罪在萊比锡最高法院受审。他在法庭上声言自已对本书每一个字都负责任，英勇地辩护自己的正义立场。但由于统治集团的蓄意迫害（当时德皇还亲自指导审讯的进行），被判处一年半徒刑。10月24日李卜克內西被囚于格拉茨要塞监狱。在狱期间，1908年6月16日柏林劳动人民选他为普鲁士议员。1909年6月1日出狱。——译者注］；而他的书在审讯之前就以“危害”国家罪名被宣告不受法律保护，予以没收。不过当时该书所印出的册数已大部分销售出去中［注：李卜克內西的这本著作于1907年2月出版，4月17日普鲁士陆军部长冯·艾南函检察总长要求就此书对李卜克內西有所惩处。4月21日检查总长奥尔绍申建议没收此书。23日萊比锡法院下令没收此书。但截至同年11月通过各种检查方式共计只没收了68册。——译者注。］。对该书的禁令和对李卜克内西的控告只能引起德国广大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同军国主义作斗争这个问题的注意。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后来整个生活道路——为了劳动人民的幸福，为了青年人的光明的未来而向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道路，是一条充满了正确思想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他的第一部重大著作里已经得到了说明。卡·李卜克内西不倦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越来始猖獗的、并将全国青年运动的发展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1913年，卡·李卜克内西由于反对克虏伯——德国军国主义的化身——的诉讼案，他的名字已举世皆知。卡·李卜克内西揭露克虏伯和外国列强的联系：包括和法国（德皇治下的德国正准备和它作战）的联系，他把以大炮大王克虏伯为首的军事垄断组织称为“战争挑拨者”。1914年12月2日他在德国国会对帝国主义战争投出了“不同意”的—票［注：1914年8月德国相继向俄，法、英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2月2日李卜克内西单独一人在国会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他指斥笫一次世界大战是掠夺性的战爭。——译者注。］，对于一切在世界大战战场上被杀害的人和受折磨的人，对于一切在后方受饥挨饿的人，他的名字成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象征，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向这种对人类所犯的滔天大罪表示抗议的象征。李卜克内西跟随着弗·伊·列宁喊出了“敌人就在自己国内丨”的口号，并坚决地为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而斗争。在1918年11月的日子里，卡·李卜克内西领导着革命的群众力图推翻侵略的帝国主义政权。他热烈地庆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卡·李卜克内西早在他从事活动的初年就受到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仇恨。在1919年1月的革命的日子里，社会党右派匪帮艾伯尔特和赛依德曼组织了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杀。但卡·李卜克内西的遗训永远活着。令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正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实现这些遗训。在西德，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共产党正在奋不顾身地为防止一次新的比任何时候更大的民族灾难而进行斗争。所有进步人士通过自已对军国主义，对反动势力抱有势不两立的仇恨，通过自已对工人阶级力量怀有无穷无尽的信心来表达对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敬意。在今天，如50多年以前一样，垄断资本正威胁着全人类的生活，威胁着青年们的生活。今天，李卜克内西关于为维护国际和平而斗争的号召也和当年一样，得到人们热烈的响应。M·奥斯特列采娃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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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42.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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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3年3月25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附上迈耶尔一封寄到梅特兰公园［注：即马克思在伦敦的地址。——编者注］的信——杜西没看收信人姓名就把信拆开了，但当她看清是谁寄来的信时，就立即把它交给了尼姆［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尼姆又给了我。
今天尼姆在摩尔的手稿里找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资本论》第二卷[232]，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共有五百多页对开纸。由于我们还不知道手稿已为出版准备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我们能否找到别的什么东西，目前最好还是不要在报纸上透露这个好消息。
彭普斯正在日日夜夜等待着老二出生，假使它今天还没有出世的话——星期五以来没听到她的消息了。今天老大［注：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满一周岁。肖利迈向你问好。我们两人都向保尔［注：拉法格。——编者注］衷心问好。请告诉他，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只刊登了葬仪的报道［注：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编者注］——和《正义报》上的［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编者注］基本相同。
英国和德国报纸的消息不确切，不灵通，但总的来说还过得去。甚至连马隆也不那么坏。
最新消息。彭普斯和派尔希［注：罗舍。——编者注］来了！这样，整整十二个月愉快地过去了。
爱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232]《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在马克思逝世后（1883年）才由恩格斯校订出版。这里马克思把自己著作的那一部分，即后来编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那一部分称为《资本论》第二卷。——第235、238、239、428、46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41.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83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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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黎
1883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收到一封从莫斯科发来的长电报，请求我以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的名义向马克思墓献一个花圈。[383]他们由于不知道我的地址，把电报打到了《每日新闻》编辑部。现在他们请求我告诉他们花圈的价钱和我的地址。可是电报没有签名；署名是：莫斯科彼得罗夫学院学生。
答复谁呢？也许您能给我出个主意。因为电报是在葬礼以后来的，而为了安葬上星期二死去的龙格的小儿子［注：昂利·龙格。——编者注］，坟墓今天又重新打开了，所以我要到下星期才能去献花圈。但是我想通知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我已经收到了他们的电报，而且完成了委托给我的事情。
匆匆草此。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83]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的电报全文，恩格斯收在他发表在1883年5月3日和1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80—388页）。——第46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40.恩格斯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188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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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恩格斯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381]
纽约
[电报]
1883年3月16日于伦敦
卡尔·马克思于本月十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法国阿尔让台［注：关于马克思逝世于法国的错误消息，是《纽约人民报》编辑部加进这一电文的。——编者注］逝世。数星期以来马克思患支气管炎，又加上肺脓肿，最后由于内出血而逝世。他安然死去，毫无痛苦。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注释：
[381]恩格斯1883年3月14日给左尔格的电报，发表在《纽约人民报》上，该报未经恩格斯同意，把它作为似乎是恩格斯专门发给该报编辑部的电报加以刊载（并在电文中加上“下午”一词）。恩格斯在两天之后真正发给该报的电报（见本卷第461页），编辑部也作了歪曲。恩格斯在1883年4月18日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信中，对这种独断行为表示了抗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54、4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39.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8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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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敦
1883年3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列斯纳：
我们的老马克思于昨天下午三时平静而安详地长眠了。致死的原因首先大概是内出血。
葬礼将在星期六十二时举行，杜西请你务必参加。
匆匆草此。
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38.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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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3年3月15日晚11时45分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的电报已于今晚收到。衷心感谢！
当时要把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定期告诉你是不可能的，因为病情一直变化不定。现在简单地谈谈主要情况。
在他夫人［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逝世前不久，1881年10月，他得了胸膜炎。痊愈后，在1882年2月被送到阿尔及尔，由于路上碰到寒冷潮湿的天气，到那里又得了胸膜炎。那里天气一直很坏；他的病刚一治好，由于夏天的酷暑即将到来，他被送到蒙特卡罗（摩纳哥）去。到那里他又得了一次胸膜炎，但病势较轻。那里天气也很坏。最后，病治好了，他到了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住在他的女儿龙格夫人家里。在那里，他用附近的恩吉安的硫矿泉水医治他的慢性支气管炎。那里虽然天气仍旧不好，但治疗还是有效的。然后他又到斐维住了六个星期，九月间，他从那里回来时，看起来健康几乎完全恢复了。医生许可他到英国南部的海滨去过冬。而他自己对无所事事的漫游生活已感到很厌倦，所以，要是再一次把他流放到欧洲南部去，也许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而对他的精神却有害处。当伦敦雾季开始的时候，他被送到威特岛去。那里阴雨连绵；他又感冒了。新年时我和肖莱马想去看他，但是得到通知，要杜西马上到他那里去。紧接着燕妮［注：燕妮·龙格。——编者注］去世了；他回到这里的时候又得了支气管炎。由于过去的种种情况，加上他这么大的年纪，这是很危险的。此外还产生许多并发症，尤其是肺脓肿以及体力异常迅速的衰竭。虽然如此，病情总的是在好转；上星期五，给他治病的主要医生［注：唐金。——编者注］（伦敦最好的青年医生之一，是由雷伊·朗凯斯特专门推荐的）还给了我们莫大的希望。但只要在显微镜下观察过一次肺部组织的人都知道，肺部化脓的地方血管壁穿孔的危险是多么大。所以，六个星期以来，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拐角的地方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昨天下午两点半钟——这是白天探望他的最合适的时间——我到了他家里，看到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注：引自伊壁鸠鲁给美诺寇的信《论道德》第2章（此处系套用）。——编者注］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象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这要比那样好一千倍。
根据过去发生的、连医生也不如我了解得清楚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只有这一条出路。
尽管这样，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37.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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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3年3月15日于伦敦
老朋友：
去年秋天你还见到了马克思[382]，你应该感到高兴，今后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昨天下午二时四十五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我们发现他已在安乐椅上安详地长眠了。我们党的最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想，我生平所知道的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停止了跳动。可能是发生了内出血。
现在，我们两人差不多是1848年以前的老近卫军中最后的两个人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子弹呼啸着，朋友们倒下去，但这些对我们两人来说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被子弹打中，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要击中要害，别让我们长时间受折磨。
你的老战友弗·恩格斯
注释：
[382]马克思离开瑞士之前于1882年9月26日在日内瓦拜访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第45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36.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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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83年3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从我给倍倍尔夫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通讯处——的电报里，您大概已经知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党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损失。上星期五医生［注：唐金。——编者注］——伦敦最好的医生之一——还告诉我们，他完全有希望恢复健康，只要食物使他的体力得到恢复，他就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壮。而且正是从那时候起，他的胃口又开始好一些了。但是今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去的时候，看到全家都在掉泪：他的病情很坏；琳蘅说他处在半睡的状态，叫我上楼去看他，当我上了楼的时候——此时她离开房间不过两分钟光景——他已完全睡着，但是长眠不醒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想了。关于致死的直接原因，没有医生的意见我不好判断；整个情况是这样复杂，以致医生们要把它详细写出来，也要花费许多笔墨。然而，现在这毕竟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最近六个星期以来，我饱受了惊恐，而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我看来，起初他的夫人［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去世，接着，在他非常危急的关头燕妮［注：燕妮·龙格。——编者注］又去世，这些都起了作用，加速了他的逝世。
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3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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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3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我的电报想必您已经收到。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本来大有希望，但是今天早晨体力突然衰竭，接着就完全入睡了。在两分钟之内这个天才的头脑就停止了思想，而这正是发生在医生们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的时候。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
其余的下次再谈。现在已是午夜十二点钟了，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不得不写信并且为各种事情奔忙。
您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34.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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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81]
霍布根
[电报]
1883年3月14日于伦敦
马克思今日逝世。
恩格斯于伦敦
注释：
[381]恩格斯1883年3月14日给左尔格的电报，发表在《纽约人民报》上，该报未经恩格斯同意，把它作为似乎是恩格斯专门发给该报编辑部的电报加以刊载（并在电文中加上“下午”一词）。恩格斯在两天之后真正发给该报的电报（见本卷第461页），编辑部也作了歪曲。恩格斯在1883年4月18日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信中，对这种独断行为表示了抗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54、4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33.恩格斯致沙尔·龙格188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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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恩格斯致沙尔·龙格
阿尔让台
[电报]
[1883年]3月14日于伦敦
马克思今天下午三时突然逝世；请候信。
恩格斯于伦敦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32.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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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3年3月10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今天早晨还没收到保尔［注：拉法格。——编者注］的来信，我想在这冰天雪地又刮着东风的天气，你不会过于急着来伦敦。不过，如果你打定主意要来，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
昨天晚上，唐金去看摩尔了，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他对摩尔的健康的估计比两星期以前要好得多。他说，摩尔肯定不比那时差，而是比那时好；如果我们能够使他支持两个月，就大有恢复健康的希望。当然，由于吞咽有困难，他还在不断地衰弱下去，不过我们一定得强使他进饮食。这就是杜西昨晚在一张明信片中给我写的以及今天尼姆［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告诉我的一切；我今晚能见到杜西，如果得到更详细的消息，我再立即给你写信。唐金认为，肺脓肿目前正日趋好转。近四个（或五个）晚上，没有盗汗了，不过代之而起是白天有一点发烧，这当然也会使他虚弱。
他把《无产者报》和盖得委员会的回答，还有那一号“可恶的”《公民和战斗报》交给我替他保存。因此，可以把保尔寄的那份同其他的东西一起交给苏黎世［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使用。所以这回幸好可以处理事情的事务性的方面了，但鉴于摩尔目前的健康情况，如果只有他一人掌握全部的材料的话，这不是时时都靠得住的。
马隆和布鲁斯这些前巴枯宁主义者，是一伙肮脏透顶的家伙。这样赤裸裸的伪造，要是在巴黎以外的任何地方，满可以永远置他们于死地了。但因漂亮话对巴黎人有极大的影响，谁知道“手工业工人”［注：让·巴普提斯特·杜美。——编者注］不会搜集到多少千张选票呢？不管怎样，让我们期待最好的结果吧。
衷心问候保尔。
爱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31.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3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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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3年3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今天我不得不凭记忆给你回信，因为你的来信还在马克思那里，而我又想立刻写信祝贺你后天出狱。
你描述的关于德国工业迅速增长的情况，使我极为高兴。现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正在经历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所经历过的事情：交易所正在把所有完全闲置或半闲置的资本动员起来，把它们吸引过去，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通过这种办法提供给工业支配的这些资本，导致了工业的振兴（绝不应把这种振兴和商业繁荣混为一谈），既然事情动起来了，就会愈走愈快。俾斯麦时代和拿破仑第三时代只有两点区别：当时法国的繁荣是由于相对的自由贸易；而在我们这里，尽管实行了对德国来说恰巧是完全不适宜的保护关税制度，事情仍在向前发展。其次，俾斯麦时代使数量大得多的人失业。这部分地是由于我国同只生两个孩子的法国相比人口增殖得要多得多，部分地是由于波拿巴曾用他的巴黎建筑工程造成对劳动力的人为的需求，而我国在数十亿时代[7]之后，这种情况很快就停止了；显然，还有一些我所不了解的其他原因也起部分作用。不管怎样，市侩的德国终于开始变为一个现代国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迅速获得成就是完全必要的。
阅读德国的资产阶级报纸和议会发言，就仿佛生活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英国：同样都埋怨流浪的祸害，同样都叫喊强迫制止流浪，叫喊使用监狱和鞭笞。这最能证明，生产者和他们的生产工具的分离，小生产之被机器排挤，以及机器的改善，进行得多么迅速。但这些资产者企图用道德说教和刑罚手段去消除他们本身的行为所必然带来的后果，他们是多么荒谬可笑和卑鄙无耻啊！可惜你不在帝国国会[222]里，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题目。
你在萨克森邦议会心安理得地举行宣誓[379]的先例，已经有了仿效者。意大利人一致决议，宣誓不应成为障碍，而且科斯塔已毫无怨言地宣誓了[83]。正是这些人，尽管参加选举并且让别人选举他们，却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
我的小册子［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在苏黎世被拖延得简直不象话，但现在似乎已经印好了；我不知道在苏黎世这个小城市装订是否要拖这么久，无论如何，我还在等候给我的样本，而样本我迄今还未收到。论马尔克的文章［注：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将会使你弄明白毛勒著作中的许多东西；他写得极其缺乏条理，不过他的著作还是卓越的。他的一本书我读了五、六遍，下星期还要读一遍，然后把他所有其他著作[116]联系在一起再仔细研究一下。
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的是，那位满嘴仁义道德和笃信宗教的普特卡默起先在帝国国会里挨了格里伦贝格尔的痛骂，然后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挨了几次痛骂[365]。现在他该小心一些了吧！
小赫普纳在纽约把《我们的目的》[380]翻印了，据说作了修改，其中附有一幅小画像，画的本该是你，但实际上画出来的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因我只有该书的第一版，所以无法判断他是否越改越坏以及改坏了什么。如果你没有他的这一版本，我可以寄给你，你应看看，你在美国人的概念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现在该搁笔了，我要到马克思那里去；他的健康仍然不好。如果现在是两个月以后的季节，天气和空气就会起好作用，但现在我们这里刮东北风，风势和飓风差不多，而且风雪交加，——这怎么能把这根深蒂固的支气管炎治好！
问候李卜克内西。
你的弗·恩·
注释：
[7]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失败以后，根据和约付给德国的五十亿法郎的赔款。——第12、451页。
[83]1882年10月意大利大选中，意大利社会党人安得列阿·科斯塔由伊莫拉和腊万纳两个市（在爱米利亚罗曼尼亚地区）选为议员，成了意大利第一个社会党人议员。
从1882年10月19日至23日举行了挪威议会选举，共和派取得了巨大胜利。——第99、451页。
[116]格·路·毛勒用一个总题目联起来的一些著作，是研究中世纪德国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EinleitungzurGeschichtederMark-，Hof-，Dorf-undStadt-Verfassungundder?ffentlichenGewalt》.München，1854）；《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derMarkenverfassunginDeutschland》.Erlangen，1856；《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U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Fronh?fe，derBauernh?feundderHo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gen，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derDor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Ⅱ.Erlangen，1865-1866）；《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St?dte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gen，1869-1871）。——第121、122、412、452页。
[222]恩格斯指的是1881年10月27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三十一万二千票和十二个议席（克雷克尔、凯泽尔、狄茨、里廷豪森、施托累、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福尔马尔、盖泽尔）。倍倍尔在被提为候选人的三个选区（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第四区）的任何一个选区中都没有当选，在美因兹区12月15日的复选中也没有当选。——第227、230、257、315、451页。
[365]恩格斯指的是1883年初《社会民主党人报》就社会民主党议员卡尔·格里伦贝格尔在1882年12月14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发言反对内务大臣普特卡默一事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普特卡默论证说，必须根据反社会党人法在德国的许多省份实行戒严，因为社会民主党破坏家庭的神圣性和鼓吹恋爱自由）。这些文章是：《从格里伦贝格尔关于遵守反社会党人法的发言谈起》（《AusGrillenberger’sRedeüberdieHandha-bungdesSozialistengesetzes》）（1月1日和4日第1号和第2号）、《谈谈自由恋爱问题。供冯·普特卡默先生在帝国国会宣读之用》（《ZumKapitelvonderfreienLiebe.EtwasfürHerrnvonPutt-kamerzumVorlesenimReichstage》）（1月4日和2月8日第2号和第7号）、《普特卡默和家庭的“神圣性”》（《Puttkamerunddie《Heilig-keit》derFamilie》）（1月11日第3号）和《论特权的荣誉》（《VonderpatentirtenEhre》）（2月22日第9号）。——第425、452页。
[379]恩格斯指1879年11月威·李卜克内西和1881年7月奥·倍倍尔在萨克森邦议会的宣誓。——第451页。
[380]1883年赫普纳改用《工人运动的目的》（《DieZielederArbeiterbewe-gung》）
这个书名在纽约出版了奥·倍倍尔的小册子《我们的目的》（《UnsereZiele》），作为他拟定出版的“德美工人丛书”的第一册。赫普纳以倍倍尔的小册子的第六版为蓝本，但对它作了许多修改。——第45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30.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3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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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
1883年3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收到了您关于婚姻问题的第二篇文章[373]，既然其中包含有对我关于第一篇文章的批评意见［注：见本卷第432—433页。——编者注］的回答，那我就再讲一下；我现在恰好有一个钟头的空闲时间，明天我就抽不出空了。
首先我认为，您否定共妻是原始现象，又想硬把它说成是派生现象，这是绝对不容许的。凡有共有制的地方——不管是土地的、或者妻子的、或者任何东西的共有制——，共有制就必定是原始的、来源于动物界的。后来的全部发展就是这种原始共有制的逐渐消亡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例子能证明，共有制是作为派生现象从最初的个人占有发展来的。我认为这个论点是如此无可辩驳，如此有普遍意义，即使您能给我指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例外，不管这些例外乍看起来是多么振振有词，我也认为它们不能作为否定这一论点的证据，而只不过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而已。
其次，您在第一篇文章中硬说嫉妒起决定性作用，而在第二篇文章中又把它完全抛到一旁，这是不行的。在第一篇文章中，松弛的一夫一妻制主要是由嫉妒推论出来的，如我说过的，其他理由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嫉妒能战胜天然的性的共有制——而您毕竟间接地认为存在这种共有制：“在部落内盛行过充分的性交自由”——，如果嫉妒因此能够把这种天然的自由限制在暂时的一夫一妻制的范围内，那么嫉妒就更能够战胜较小的障碍了。部落共同占有战俘是小得多的障碍。妻子总是妻子，不管她是自由人还是女奴隶；但如果是女奴隶，而不是享有通奸权利的自由妇女，则丈夫的嫉妒确实可以更容易地使独占得到保证！不过一旦产生与战俘的婚姻，男子的嫉妒便会立刻消失，在原始状态中男子曾觉得如此厌恶的共有制，也变成可以接受的和愉快的了，甚至在实行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以后，甚至在实行后房制的闪语系各族中，丈夫也完全不反对让自己的妻子在一定期间内到寺庙或任何地方去委身于所遇见的任何男人。不，亲爱的，您不应那么轻率从事。您应当坚持到底，即使这样做对您不太方便。既然嫉妒使原始的性的共有制成为不可能，那末性的共有制从而就一下子永远地，一直到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被铲除了。或者是您的第二篇文章反驳第一篇文章，或者是相反。
再者，您说妇女自由在第一阶段促进了一夫一妻制，因为当时还谈不到压迫，我不同意这一点。性的共有制是以压迫为基础，这一论据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现代的歪曲，其前提是只讲男性和按照他们的意愿共有女性。这是同原始状态格格不入的。性的共有制是对两性而存在的。如果说您是要驳倒错误的见解，那这还驳不倒被曲解的确凿事实。
其次，您把一切性的共有制及其遗迹归结为劫夺异族妇女，硬说这种婚姻形式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曾极度风行，可是又举不出任何一点证据。
以下就湮没在假说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些假说中的有些东西对于一定时期和一定]［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地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总结您做得太急了，就象特别快车一样。我们无法这样迅速地弄清这些问题。虽然克尔特的Clan［注：氏族。——编者注］，罗马的gens［注：氏族。——编者注］，德意志的Geschlecht［注：氏族。——编者注］——都是一个部落的分支，但是它们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而且它们的起源肯定也是不同的。在各非克尔特民族中克兰的种类也各不相同。
我坚信，您如果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或者经过若干时间再来研究它，那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也许您会惋惜您在这个极其困难的领域竟采取了如此仓促的态度。您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但是结论做得太匆忙了，而且太看重了所谓人类学家的意见，这些人我看全都患有一种讲坛社会主义的斜眼症。即使您把巴霍芬使性的共有制神圣化和神秘化的说法［注：约·雅·巴霍芬《母权论》。——编者注］驳斥得体无完肤，而性的共有制仍然是事实。
好了，午饭铃响了；请不要见怪，我仍然是——
您的老弗·恩格斯
注释：
[373]指考茨基的文章专辑《婚姻和家庭的起源》（《DieEntstehungderEheundFamilie》）中的第一篇文章《杂婚》，这些文章发表在达尔文主义杂志《宇宙》斯图加特版第6年卷第12期（1882年10月至1883年3月）。第二篇文章题为《抢劫婚姻和母权制。克兰》，第三篇——《买卖婚姻》。1883年这些文章用专辑的总名称出版单行本。——第432、446、44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29.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2月27、28日，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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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2月27、28日，3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您的信昨天晚上收到了。《平等报》又垮台了；我请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就此事公布如下事实（见附页［注：附页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但愿这些人终于会变得聪明一些，不要根据类似的合同去出版日报。起诉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只会白白花钱，任何一个法国法庭都会以不受理社会党人的起诉和使他们打输官司为乐事，而报纸反正恢复不了。
顺便说说，盖得和拉法格被控告违反刑法典[377]第91条：进行密谋和煽动内战——死刑。多么无耻的把戏！
好在他们现在至少不能再公开声明自己同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团结一致了，因为那些人在坐牢，——那是一些玩火的孩子，当他们挨打的时候，就装作世上最无辜的小孩。布鲁塞尔有个笨蛋，炸弹在他自己的裤兜里爆炸了！炸药从此变成了纯粹的笑柄。
现在谈谈另外的问题。由于菲勒克竟敢在《南德意志邮报》上对肖莱马采取了一个卑鄙的行动，我同他断绝了关系。我寄给肖莱马的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中详细地谈了这件事，他如果同意这封信的内容，明天会直接从曼彻斯特把信寄给您（现附上此信——它已退回给我了，因为我忘了在信上签名）［注：括弧里的话恩格斯补写在信纸的下端。——编者注］。我无须乎向您说明，如果菲勒克和弗里茨舍不是作为党的正式代表到这里[165]，我们当时会很冷淡地对待他们。但由于上述情况，另外还因为马克思当时身体不好，我才不得已稍微履行一下接待的义务。此外菲勒克他现在的妻子［注：劳拉·菲勒克。——编者注］当时同我的侄女［注：玛丽·艾伦·罗舍。——编者注］很要好（她俩当时都秘密订了婚），等等，等等。我当时十分明确地向他表示了我对他的庸俗民主主义倾向的看法。总之，我同他有过瓜葛，现在必须加以断绝。
象菲勒克对肖莱马采取的这种行为，恐怕连擦皮鞋的都受不了。要知道，肖莱马无疑是整个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仅居马克思之下的最著名人物。我二十年前同他相识时，他已是共产主义者了。当时他是英国教授们手下的一个贫寒的私人助手。现在他是皇家学会（这里的科学院）会员，他在他的专业——单烃（石蜡及其派生品）化学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威。他的巨著化学教程，虽然是他和罗斯科合著的［注：亨·恩·罗斯科和卡·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编者注］，但几乎完全是他一个人写的（这是所有的化学家都知道的），此书被认为是英国和德国目前最好的一部著作。他的这种地位是在国外，在同那些最大限度地剥削他的人们进行斗争中取得的，——是完全靠真正科学的劳动取得的。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昧良心的事。同时他在任何地方也毫无顾虑地以社会主义者的身分出现，经常在大学讲师的餐桌上朗读《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俏皮话等等，但他正当地要求人们不要象菲勒克那样，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违反他的意愿，把他拖到公众面前去。明天再写吧；快半夜了，我已经打破了自己晚上不写东西的规矩了。
2月28日
请不要在报纸上总是称呼我为“同志”。第一，我讨厌任何称号，既然在所有值得重视的德国报刊中，如果不是攻击，都不加称号，只是称呼名字，那么我们也应该照此办理，除非指明“同志”是要确实告诉读者，此人是党员。在讲台上和在口头争论中适用的和惯用的东西，有时在报刊上则是根本不容许的。此外，我们在这里根本不是狭义的“同志”。我们属于德国党的程度，未必大于属于法国、美国或俄国党的程度，我们很少受德国的纲领的约束，正象我们很少受最低纲领的[32]约束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表的这种特殊地位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但是这种地位不容许我们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党，至少是在我们回到德国并直接参加那里的斗争以前。现在这不会有什么意义。
您说李卜克内西犯了吸收庸俗分子的过错，我们早就有这个意见。李卜克内西虽然有许多极好的品质，但有一个缺点，就是竭力把“有教养的”分子拉进党内，在他这个以前当教师的人看来，如果一个工人有一次在帝国国会里把mir和mich［注：mir是德语“我”字的第三格，mich是“我”字的第四格。——译者注］混淆起来，那就是最糟糕不过的事了。无论如何不应当提菲勒克这样的人当候选人，因为他在帝国国会里会比成百个用错了《Mir》的人使我们更加丢脸，顺便说一下，甚至霍亨索伦们和元帅们有时也用错过。如果“有教养者”和根本就是来自资产阶级的人不是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就只会有害。如果他们确实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会是非常有益的，应当欢迎他们。其次，李卜克内西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为了一时的成果而不加考虑地牺牲将来的更大成果。非常冒险地派菲勒克和弗里茨舍去美国，就是一例。目前一切还平安无事，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弗里茨舍今后在美国不会给我们丢脸呢？以后会有人说：这是正式派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美国的代表啊！奥本海默事件[378]证明，在推举候选人时，对于这类人，应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
又写不完了！
3月1日
我们一直在党内同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作最无情的斗争，因为这种习气从三十年战争[119]以来就在蔓延，现在已经沾染了德国的一切阶级，成了德国人的遗传病，成了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和德国人的一切传统的恶习的亲姊妹。就是这种习气使我们在国外受人嘲笑和轻视。它是我们当中一片委靡不振和意志薄弱的主要原因。它既经常笼罩着王位，也经常笼罩着鞋匠的小屋。只有在德国形成了现代无产阶级以后，才出现了一个几乎完全没有感染这种德国遗传病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斗争中显示出它目光远大，精力充沛，态度乐观，意志顽强。难道我们不应该反对又人为地使这个健康的而且在德国是唯一健康的阶级感染庸人的目光短浅和委靡不振这种旧遗传病毒的一切企图吗？但是，刺杀事件[23]刚一发生，反社会党人法[109]刚刚通过，领导者们就惊慌失措，恐惧万分，这只能证明他们自己在庸人中生活得太久，而且处于庸俗舆论的压力之下。党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完全成为庸人的党，但是的确象是那样的党。幸而这一切现在已经克服了，但是在反社会党人法通过以前不久吸收到党内来的那些庸俗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和多半是没有毕业的大学生，还仍然留在我们的队伍中，我们必须警觉地注意这些人。您在这方面帮助党，这使我们很高兴。您在那里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务。
不过您不要把《年鉴》中那篇不幸的文章[285]放在心上。文章替交易所经纪人辩解。但是一个人自己可以当一个不错的交易所经纪人，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并因此仇恨和蔑视交易所经纪人阶级。难道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要为我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进行辩解吗？要是有人想要在这方面责难我，那他就会遭到惨重的失败。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
您对追求敌人的赞扬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讲坛社会主义者[130]放一个小小的赞许的屁，《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也欣然记载下来，对此我们往往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米凯尔的叛变就是从他的如下命题开始的：“我们应当在各方面争取资产阶级的赞许”[350]。鲁道夫·迈耶尔可以尽情地奉承我们[363]——但他之所以也受到赞许只是因为那真正有价值的《政界的滥设企业者》［注：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编者注］。我们当然从未同他谈论过重大问题，而所谈的几乎仅仅是关于俾斯麦之类的事。迈耶尔至少是个也懂得威吓贵族老爷们的正派人，而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人，不象现在在意大利也是很盛行的一切讲坛社会主义者那样。他们的典型人物阿基尔·洛里亚不久前来过这里，但访问过两次之后就再也不来了。
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线输送到迄今连想也不敢想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末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以致于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管理愈来愈不能胜任。笨蛋菲勒克只是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特别喜爱的国有化的新论据：资产阶级所不能做的事，应当由俾斯麦来做。
舒马赫的事使我很难过。但愿这只是一时的；他总的说来还是个活跃、果断的人。可是，正如您所说的，这是德意志帝国的可恶的气氛！
由于许多缘故，我不打算出席代表大会[376]。目前大陆的情况使我宁愿留在这里。
考茨基把他论述婚姻的著作的第二部分[373]寄给了我，在这里面他又想偷偷地贩卖共妻是派生现象的主张。但这是行不通的。我还要给他写信讲这一点［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并把信也寄给您。考茨基的不幸在于，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次，一个人如果写这么多，那就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搞不出来。要是想得稿费，他可以写些通俗的东西，腾出些时间来深入地全面地研究科学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所成就。
《好男风的人》把我们笑死了，我已将它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它在那里会大受欢迎。
马克思还没有恢复工作能力，他经常不出房门（他是在他的女儿［注：燕妮·龙格。——编者注］逝世后立即回来的），在看法国小说。看来他的病情很复杂。我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比较好的季节。
您的弗·恩格斯
只是不要在报上［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登载关于马克思健康状况的任何消息。菲勒克在《南德意志邮报》上把我偶而告诉他妻子［注：劳拉·菲勒克。——编者注］（他本人几乎从未给我写过信！）的消息歪曲得面目全非，我当然是将此事瞒过了马克思，否则他会揪我的头发。这件事菲勒克也丝毫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就做了。
注释：
[23]指1878年6月2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刺威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刺和在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1878年5月11日的行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口。——第29、164、206、277、335、444页。
[32]指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法国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订纲领的实践部分（见本卷第223—224页）。纲领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在法国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作为“最低纲领”被通过。纲领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634—636页。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亚田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被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派）否决了，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罗昂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
恩格斯这里所指的盖得同马隆、布鲁斯信徒们的论战，是由于法国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引起的。论战中，盖得尖锐地批判了试图修正纲领的全国委员会成员茹尔·若夫兰。巴黎十八个选区的党的小组于1881年底推选出若夫兰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巴黎市参议会的选举，若夫兰在巴黎蒙马特尔区发表的他的竞选纲领草案中，完全不顾马克思起草的纲领的理论部分，并且在纲领的实践部分中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偷换了实践部分的一系列原则上很重要的具体条文（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和集体所有制等等）。1882年1月8日，马隆和布鲁斯集团利用自己在全国委员会中的优势坚持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决议中委员会同意把若夫兰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竞选纲领作为党推荐的纲领。——第34、224、400、443页。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119]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全欧洲的战争，它是欧洲国家的不同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采取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斗争的形式。战争是由于在捷克发生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度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进攻的起义而开始的。随后参战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两个阵营。罗马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的天主教公爵在天主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新教国家：捷克、丹麦、瑞典、荷兰共和国以及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各邦。新教国家曾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法国历代国王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战争于1648年以签订使德国在政治上的分散性固定下来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告终。——第125、444页。
[130]讲坛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44、153、416、445页。
[165]弗·弗里茨舍和路·菲勒克于1881年2—5月访问了美国，这是德国社会工人党根据1880年8月20—23日举行的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派他们去的。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募集党的经费。虽然他们在美国召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他们为党募集了一千三百马克，但恩格斯认为，他们在访问期间，把“党的立场降低到庸俗民主派的和道貌岸然的庸夫俗子的水平”，这是“不管用什么样的美国金钱”都无法补偿的，认为把他们派往美国是一种失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恩格斯1883年5月10—11日和1884年1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第164、190、442页。
[285]指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的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Rückblickeaufdiesozali-stischeBewegunginDeutschland》）的文章，该文发表在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1年卷上。这篇文章是1878年10月在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发表的纲领性的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第三节。《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82—190页），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细分析和致命的批判。——第328、329、338、445页。
[350]恩格斯暗讽早在五十年代反动时期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的约翰·米凯尔的机会主义立场。米凯尔原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后来成了民族自由党人和普鲁士的大臣。米凯尔早在1856年4月6日和8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已明显地表现出他已离开革命立场。米凯尔断言：德国革命“不是太近的事”，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不但应当同小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而在革命胜利以后，应当采取这样的策略，即不要把资产阶级吓跑，使之离开无产阶级。——第402、445页。
[363]指鲁道夫·迈耶尔发表的洛贝尔图斯的通信：《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1882年]柏林版第1—2卷（《BriefeundSocialpolitischeAufs?tze》.HerausgegebenvonDr.R.Meyer.Bd.Ⅰ-Ⅱ.Berlin，[1882]）。倍倍尔在1882年1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说：迈耶尔很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对于他们给予的“很好接待”（在1879—1880年他访问伦敦时）显然感到荣幸，不过，这种“荣誉”他们须“与给他同样荣幸的五个红衣主教分享”。——第416、445页。
[373]指考茨基的文章专辑《婚姻和家庭的起源》（《DieEntstehungderEheundFamilie》）中的第一篇文章《杂婚》，这些文章发表在达尔文主义杂志《宇宙》斯图加特版第6年卷第12期（1882年10月至1883年3月）。第二篇文章题为《抢劫婚姻和母权制。克兰》，第三篇——《买卖婚姻》。1883年这些文章用专辑的总名称出版单行本。——第432、446、447页。
[376]指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召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原拟在苏黎世召开。——第437、446页。
[377]关于盖得和拉法格受法院审讯，见注97。
Godepénal——法国的刑法典，于1810年通过，从1811年起在法国和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第441页。
[378]1883年2月德国社会党人莫泽斯·奥本海默被揭发秘密与资产阶级报刊合作并盗用党的经费。——第44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2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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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最近同菲勒克发生了小争执，使我同他断绝了关系。他可能要去苏黎世出席代表大会[376]并在那里的私人谈话中提到这件事，因此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只听他的一面之词。所以我委托您向菲勒克将要与之谈到这件事的每一个人宣读这封信，至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则不管情况如何，都要读给他俩听。
还在圣诞节之前，菲勒克，或者确切些说，他的妻子［注：劳拉·菲勒克。——编者注］，寄给我一张慕尼黑的工程师戴恩哈特的名片，上面写着三个化学－物理－工业方面的问题，要我如有可能的话给查询一下。我把名片寄给了在曼彻斯特的肖莱马，他根据所提的问题立即看清这是个钻营的和缠人的发明家，他在极其简单的答复后面还写了一句“箴言”。下面就是名片归还菲勒克时的样子：
“1.在英国的造纸厂里，臭氧是否已经同氯和氯化石灰一样用于漂白废布？——否！
2.同工业中采用的其他漂白剂相比，臭氧是否在技术或经济方面有重大的优越性？——否！
3.提取臭氧并使之应用于工业企业，是否遇到重大的困难？——是！
工程师克·戴恩哈特”（印在名片上）。
箴言：“发明家，别缠人！”
这就是名片归还时的样子。如果菲勒克不想让自己的戴恩哈特看这个箴言，他只须把问题和答复转抄在一张纸上或一张明信片上，这样，问题也就了结了。
可是我收到了《南德意志邮报》第7号（1月17日的）（它是菲勒克为交换《劳动旗帜报》寄给我的），并在“信箱”栏看到如下的一段话：
“本市戴恩哈特工程师先生：《电工技术革命》的作者给我们写信说，尽管曼彻斯特的肖莱马教授先生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仍然断定，臭氧可借助于发电机提取”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这种完全是私人的通信怎么到了报纸上而不是投进真正的信箱呢？菲勒克又怎么竟敢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刊登私人信件呢？这封私人信件肖莱马纯粹是出于对菲勒克的好意给戴恩哈特写的，据菲勒克本人证明，戴恩哈特是个极端缠人的家伙。要么菲勒克不明白他干的是什么事情，要么他是出于对“箴言”的报复而这样做的。
同时，在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和对它们的答复中，根本就没有讲到臭氧能否借助于发电机提取；根本就没有提到发电机。可见，菲勒克间接地硬说肖莱马否定臭氧一般可借助于发电机提取，是公然歪曲事实真相，硬把肖莱马从未有过的看法强加在他身上。但是，如果把这位名声超出欧洲的化学家在化学－物理学问题上从未发表过的看法强加给他，他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何况这是在学府集中的城市慕尼黑公开做的，要知道那里也有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可能从报纸上看到这一点。因此我把报纸寄给了肖莱马，认为这是自己的直接的责任。肖莱马给我寄来了如下的给菲勒克的信：
“如果有人〈我凭记忆引述〉未经许可发表私人信件，那是不体面的。如果同时还歪曲这个信件，那就太不正派了。”
肖莱马因此要求将名片全部内容：问题、答复和箴言都公布出来，以澄清事实。
为此菲勒克给我来了一封长信，说戴恩哈特就臭氧的问题一连给他写了三封信（可见“发明家，别缠人！”的说法是完全中肯的！）；他在收到肖莱马的信的同时也收到了我的信，我的信对他来说等于顶着胸口的手枪（这是撒谎，他可以把信给人看看；我只不过是要求他有礼貌地完全满足肖莱马的要求），但是据说，肖莱马信中提出的要求使他更为难堪。他说箴言他不能公布（肖莱马当然也没有当真这样要求），至于其他内容，只有肖莱马收回自己信中的侮辱性言词才能公布。他说，他现在还看不出他错在哪里，对于我们以“这种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方式”提出的要求，他应当拒绝答复。
“我并不知道，肖莱马教授先生看《南德意志邮报》，我怎么能设想您在这种情况下竟把那张报纸寄给了他？！您会成为我的密告者，这种可能性我本来认为……是不存在的，假如您能帮我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十分恼怒的教授平静下来，我只会感到高兴。”他说他的读者，11/12是党内同志……，希望不要要求他做“一个自尊的人不能做”的事，等等。
总之，这个人，根据其本人供认，盗用肖莱马的名字，歪曲他的话，而又希望他不知道此事。我把此事告诉肖莱马（我是唯一的一个让他卷入此事的人），我竟成为菲勒克的“密告者”。受害人竟不是肖莱马，而是菲勒克，尽管肖莱马还只是极其温和地批评了菲勒克的行为。关于歪曲肖莱马的话，根本没有提到。
我们的复信菲勒克可以向任何人宣读。我们给他寄去了一份不是给他而是给编辑部的声明，也就是说，我们打算把它发表，并且建议把问题和答复也一并刊登出来。菲勒克又是怎样做的呢？起初他在“信箱”栏客气地表示道歉：
“我们对此次令人遗憾的误会十分抱歉，并设法使之圆满解决。”
而后来呢？在2月9日出版的第17号上，我们读到：
“关于电工技术革命问题。曼彻斯特的肖莱马教授先生对向他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答复，现在我们刊登于此，以澄清一个〈！〉误会〈！〉”：（下面是问题和答复。）
澄清“误会”，结果是把事情弄得十分模糊；本来应当使肖莱马满意，结果反而企图嘲笑他，再次滥用他的名字。在这以后，我就把《南德意志邮报》原封不动地寄回去了。于是，菲勒克又寄来明信片，质问为什么他应该受到这种侮辱人的（对他来说一切都是侮辱！）拒绝方式，等等。对此我也是用明信片答复的，我的答复如果他愿意的话，让他自己读给您听好了。肖莱马写信告诉我，“必须同这类猪猡断绝任何关系”。我也这样做了。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76]指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召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原拟在苏黎世召开。——第437、44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27.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3年2月16—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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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3年2月16—17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我开始写这封信（下午四点钟），但什么时候才能写完我没有把握；我最近经常受到种种打扰，除了晚上，根本没有时间，而晚上我又不敢多写，因为这使眼睛疲劳。
你的《萨拉斯－伊－戈梅斯》［注：阿·夏米索《萨拉斯－伊－戈梅斯》。——编者注］，整个说来是一部杰作。语言与原作一样辛辣，这是我们品尝新的红葡萄美酒时喜欢的那种辛辣，一种健康的辛辣，它使夏米索的三韵句诗比其他任何诗人的更接近于但丁的三韵句诗。我逐行地全部同原作作了对照，表达原作的准确性使我感到惊异。但我希望你把某些地方改一改，使译文完美无瑕。正象你自己说的，结尾译得仓促了，事情也确实是这样。下面具体谈一谈。
序诗。第3三韵句：“它这样矗立着”——它不能“矗立”，因为只有从船桅顶上才能看到它。———“从柳里克”：这样不行，因为夏米索本人就在“柳里克”船上。
第5三韵句：我看要改译。《DenVersuchzuwagen》［注：“冒险尝试”。——编者注］，指的就是冒险驾船安然通过该纬度地区各岛屿周围的珊瑚暗礁所造成的激浪。
第7三韵句第3行：缺一个音节，《our》［注：“我们的”。——编者注］不能作双音节的词用。
第15三韵句：译文“虽然……这可能被擦掉”会引起误解。原作说得明白，所写的东西，已经被人们自己的脚擦掉了。
第31三韵句第1行：“这寒冷的岩石”根本不行，因为“它透过鞋底烫着他的双脚”。
第一篇。第1三韵句：《IchsahbereitsimGeiste》［注：“我脑海里已经浮现出”。——编者注］——不能在开头把这省略了。读者根据译文会以为那个人已经完全占有了这一切想象中的宝库，只是在末尾——第8三韵句——才说明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奇妙的幻想，而且由于开头的省略也还是说得不够明白。去寻找财富的勇敢水手的形象是整个这一部分的基础，因此，故事一开始就应当把他突出出来。
第4三韵句第1行：《andformyselftoowerecontentandgain》［注：“我自己也满意和得益了。”夏米索原作则是《Undselberhatt’ichRuhemirgewonnen》——“而我为自己获得了安宁”。——编者注］，不看原作就不明白。
第9三韵句第3行：《cabins》［注：“船舱”。——编者注］给这一行加了一个多余的音节，并且不准确。《DeruntreRaum》［注：“底舱”。——编者注］，按水手的说法是《hold》，而且这是个单音节的词。
第二篇。除一处外没有什么毛病，而且这也是个笔误。第16三韵句第1行：《Forthey（have）sightedme》［注：“坏得多”。——编者注］漏了《have》。
第三篇。第7三韵句：我认为《worserfar》［注：“因为他们看见了我”。——编者注］的说法较好，但庸俗的读者是否喜欢这种说法呢？你能变成一个竟用《worsebyfar》［注：“坏得多”。——编者注］这种说法的庸人吗？
第15—20三韵句：你自己的几种方案表明，你对自己的译法不十分满意。我完全相信，这里可以想出新的成功的处理办法。结尾部分很好。
开头和末尾通常是薄弱的环节，因为开头你工作还没入门，末尾你已经有点疲倦了，但是我想，你把这一切搁一些时间以后，一定能够重新精力充沛地来做这件工作，并作出你定能够作出的成果。
摩尔也想读完译文，但不是现在就读。最近他夜里睡眠很不好，使他不得不打消自己的精神嗜好，所以他不看小说而开始看出版书目了。但前天夜里睡得很好，所以昨天他看起来完全象另外一个人。还有一个好的迹象：他的双脚以前每晚都是冰凉的，只有用热芥末水洗了才暖和过来，最近两天晚上却十分暖和，根本不需要洗了。慢性喉炎和支气管炎在慢慢好转，但咽东西仍疼痛，嗓子很哑。等我去看望他以后今晚再继续把这方面的情况告诉你。他昨天的食欲很好；尼姆［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大显身手，发明了一些适合他的病情的新菜肴。
2月17日。我昨天从梅特兰公园［注：伦敦的一条街，马克思一家住在这里。——编者注］回来已经是夜里一点钟了，所以我未能写完这封信。摩尔感觉自己几乎和往常一样，但不看书目而又看起弗雷德里克·苏利埃的作品来了——无论如何这是个好征兆。你看，他现在每天都喝一品脱牛奶，可是他原来是个非常讨厌牛奶的人，甚至牛奶放在桌上都受不了！不管怎样这对他是有好处的。除罗木酒外，他有时（特别是在喝牛奶时）还喝白兰地，大约每四天喝一瓶。
最糟糕的是，他的病是这样复杂，以致在应当注意最紧急的方面——呼吸器官——以及有时应当用安眠药的时候，就顾不上其他方面，例如胃的状况；你知道，他的胃根本不是非常健全的消化器官。但他的食欲依然相当好，我们也尽量设法主要供给他量少营养多的食品。
我认为，我们的朋友过分急于出新的《平等报》。如果保尔［注：拉法格。——编者注］和盖得不得不根据木兰法庭的判决“服刑”[97]——这毕竟是完全可能的，那报纸怎么办呢？盖得那篇发刊词[375]，根本不符合要求。他关于普选制选出的法官所发表的议论，既完全适用于普选制本身，也完全适用于共和国和任何其他政治制度。如果法国先生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普选制，那对他们来说就更糟糕了。要是把选举法官的权利给我们在德国的人，他们在一切大城市里会在选举中获胜并使柏林变成老威廉和俾斯麦坐立不安的地方，除非他们实行政变。但是，因为我的对手说黑的，我就说白的——这纯粹是服从对手的规则，这是一种幼稚的政策。我担心盖得的无政府主义的好吹牛的旧习气又会出乎意料地和相当彻底地暴露出来，这样一来他就会走入绝境。
保尔的《两个倒霉的人》好极了。这正是他的拿手好戏［注：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注释：
[97]指盖得、拉法格及法国工人党的其他积极活动家由于在罗昂代表大会（见注78）以后在里昂、罗昂、蒙吕松、韦森、圣夏蒙以及其他城市发表的演说而受法庭审讯一事。法院侦查员爱德华·皮康传唤盖得和巴赞于11月14日，拉法格于11月21日到蒙吕松市初级法院出庭，罪名是煽动国内战争、凶杀、抢劫和纵火；但是被告公开宣布拒绝出庭。10月7日起住在巴黎的拉法格于12月12日被巴黎警察逮捕。1883年4月底，拉法格、盖得和多尔莫瓦被木兰市陪审法庭判决六个月徒刑和罚款。盖得和拉法格从1883年5月21日起在巴黎的圣珀拉惹监狱服刑。——第108、405、407、436页。
[375]指茹·盖得所写的社论，它刊登在1883年2月16日《平等报》第5种专刊第1号上。——第43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26.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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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
1883年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终于能够给您写回信，并对您寄来的一切表示感谢。您不能想象，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干扰使我不仅不能工作，而且连最紧迫的信也不能写。自从马克思生病以来，全部重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另外函询等等的数目也增加了一倍。况且我晚上不能写字，因为写字使眼睛感到疲乏并且引起失眠。因此，全部文字工作只能用白天的几个小时去搞，而冬天这里白天又很短；加之，此地路远，如果需要去城里跑一趟，几乎总是要花去整整一个工作日。最近我有多少事情要东奔西跑呀！
不谈这些了。《新时代》我还没有看到，但是今天我要给狄茨写信。为了邮寄订费，我需要知道街名和门牌号，——这是这里的规矩。
您的关于美洲食物生产的著作［注：卡·考茨基《大洋彼岸的食物竞争》。——编者注］很适时。迈耶尔先生大概感到很自豪，因为您大量地利用了他的报道。[372]他是否还在维也纳，您有时跟他见面吗？
世界历史的讽刺多妙呵！三四年前，您作为一个新出笼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宣传必须人为地限制人口的增长，否则，我们大家很快就会没有东西吃了。现在您却证明说：人口不多，甚至吃不完欧洲本身的产品以及美洲生产的过剩食物。埃林杜尔伯爵，请替我猜破这个自然之谜吧！［注：亚·缪尔纳《罪》第二幕第五场。——编者注］可见，现在必须收起来的不是面包篮子，而是那块尽人皆知的小海绵。不过，这绝不妨碍资产阶级家庭有效地采用这种或另外一种什么方法保持孩子数量和收入相协调，避免过密的生育损害妇女健康等等。但我的意见仍然是：这是丈夫和妻子，大概还有他们的家庭医生的私事（关于这种事，我本人推荐过一种被您叫做“腊契博尔斯基法”的方法），而我们的无产者今后将一如既往，生育无数的后代，保持自己的美名。
关于您的杂婚一文[373]，我还坚持我过去的看法：共妻（和对妇女来说共夫）是部落内部性交关系的起点，这大概不会使您感到奇怪。相反地，用嫉妒去作心理上的解释，就是硬把后来的看法扯进去，这种解释被成百的事实所驳倒（下面要谈到这点）。达尔文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权威，正如在经济学方面一样——他的马尔萨斯主义就是从经济学中弄来的。关于猴子，在这方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动物园里的观察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又难于对野猴群进行观察，即使是做了一些观察，也不可能是精确的、完全的，更不可能用来做结论。大猩猩和猩猩根本就不必考虑，因为它们不是群居的。您所引证的实行松弛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始部落，我认为是蜕变了的——班克罗夫特［注：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编者注］谈到的加利福尼亚半岛居民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原始状态的标志不是粗野，而是部落古老的血缘关系保留的程度。因此，从这个或那个部落的一些个别现象作出某些结论之前，首先必须确定每一个别场合下的这种关系。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半岛居民中，这种古老的关系大大削弱了，并且没有被什么另外的组织所代替；这是蜕变的令人信服的标志。而他们所提供的证据也是反对您的。在他们那里，妇女也定期回到共有状态。这就是主要的一点，可您却完全不提。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凡是在强制放牧[374]下土地定期重新回到共有状态的地方，原先都实行过完全的土地共有制，我认为，可以同样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凡是妇女定期回到——实际地或象征性地——共有状态的地方，原始时期都实行过共妻。这种情形不仅在您的加利福尼亚半岛居民那里发生，而且在许多其他印第安人部落，以及在腓尼基人、巴比伦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克尔特人那里也都——实际地或者象征性地——发生，可见这是远古就有的，而且是广泛盛行的，这完全驳倒了嫉妒这种心理论据。我很想看看您将来如何克服这个困难，因为您是回避不了它的。
恰好彭普斯偕丈夫孩子［注：派尔希·罗舍和女儿莉莲。——编者注］来了，就此搁笔。经常是这样。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
注释：
[372]考茨基在他所著《大洋彼岸的食物竞争》1881年莱比锡版（《Dieüber-seeischeLebensmittel-Konkurrenz》.Leipzig，1881）一书的第一部分引用了鲁道夫·迈耶尔在维也纳报纸《祖国》（《DasVaterland》）上发表的关于加拿大农业形式的许多资料。——第431页。
[373]指考茨基的文章专辑《婚姻和家庭的起源》（《DieEntstehungderEheundFamilie》）中的第一篇文章《杂婚》，这些文章发表在达尔文主义杂志《宇宙》斯图加特版第6年卷第12期（1882年10月至1883年3月）。第二篇文章题为《抢劫婚姻和母权制。克兰》，第三篇——《买卖婚姻》。1883年这些文章用专辑的总名称出版单行本。——第432、446、447页。
[374]强制放牧——是古代德意志部落马尔克制度中为公社全体社员规定的义务，在收获以后直至播种以前他们要把耕地上的篱笆拆去，使这些土地能供全体社员作牧场之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8—359页）。——第43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2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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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谨向您肯定敝函昨日已发［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现附上给考茨基的信［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他原先的地址可能已经不适用了。
再来谈谈交易所税，我们完全用不着去否定交易所的“不道德行为”和诈骗行为，我们甚至可以一针见血地把它如实地描绘成资本主义赢利的顶峰，在那里所有权完全直接变成了盗窃；不过还应当做出进一步的结论：摧毁现代经济的这个表现得最清楚的顶峰，绝对不利于无产阶级，而相反地应当让它充分地自由发展，以便使最蠢的人也开始明白，现代经济会造成什么后果。有些人尽管不是交易所的经纪人，却贪得无厌地搞证券投机，因此必然成为掠夺的牺牲品，我们让这些人去表示义愤吧。当交易所和“实力雄厚的实业界”互相角斗的时候，当那些也企图进行证券投机并由于这种投机而不可避免地被抢劫一空的地主，在剥削阶级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互相斗争中成为第三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将成为第四方：欢笑的一方。
还请您把准确地址——街名和门牌号码寄给我。否则我无法寄钱，而为了购买六本关于施米特的小册子［注：《德国秘密警察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编者注］我需要把钱寄上，我和肖莱马希望把小册子寄往德国，请您办一下。
我应该就此搁笔了。
您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2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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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1.相信您已收到12月20日由这里用挂号寄出的最后一部分手稿（《马尔克》）[338]。但是印刷厂拖拉得真不象话。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您可以重印扉页，在上面注明1884年。到底什么时候能出下一印张？
2.无论是伤亡事故保险法的最初草案，无论是倍倍尔对这个问题的演说，我均未收到。但是我觉得，采取专门行动来反对俾斯麦的社会主义，现在似乎为时已晚。菲勒克的小报［注：《南德意志邮报》。——编者注］对它已失去任何兴趣；辛格尔以前深深地迷上了国有化，近来已完全抛弃了，而且简直是革命的了，而帝国国会里的一帮懦夫——布洛斯、盖泽尔之流，看来即使不是丧失了希望，那至少也是丧失了勇气。在这种情况下，何必用大炮轰蚊子呢？我觉得，应当让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自己埋葬自己。就是说，剩下的事情就是批判拉萨尔的余毒了。但是，如果小册子［注：指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德文版。——编者注］印得还是这样慢，恐怕连这个攻势在其发动之前就过时了。
3.您对马隆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人不是那样愚蠢，或者确切些说，不是象他装的那样笨拙。这是个假装头脑简单的人，他从巴枯宁主义者那里学会了如何悄悄地逼迫人家还装出人家逼迫他的样子。您总有一天会相信我是对的。
4.交易所税。在英国这里，它老早就以简单的、最普通的印花税形式存在着，就是在转让时交纳占支付额的0.5％的印花税和五先令手续费（无记名股票这里很少，不用纳税）。结果只是在没有实际转让的差额交易中进行着真正的股票投机。所以课税只涉及所谓的“大宗投资”。因此根本不能做到使股票投机商无法逃税。
我反对这个，（1）因为我们一般只要求直接税而反对一切间接税，以便人民知道和感觉到，他们交纳多少和应当怎样向资本进攻；（2）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成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您把反对交易所的嚎叫称作小资产阶级的行为，这是很对的。交易所只改变着从工人中已经窃得的剩余价值的分配，而这种分配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点对于工人，作为工人而言，起初也许是根本无所谓的。但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本的积聚，因此这是象蒸汽机那样的革命的因素。
征收出自道德目的的课税，这也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想法——只有征收啤酒税和白酒税还勉强有理由可说。这种主张真是可笑之极和反动透顶。如果交易所不在美国造成巨大财富，在这个农民国家里怎能产生大工业和社会运动呢？
您如果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是很好的，但是要慎重。不要给施特克尔之流以可乘之隙。
5.《资本论》第三版[232]。看样子要拖延些时候，因为马克思还在生病。呆在经常下雨的文特诺尔，对他没起什么好作用。又加上女儿［注：燕妮·龙格。——编者注］死了。他三个星期前回来了，嗓子哑得只勉勉强强能说话；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要求很多（只是关于这一点切勿在报纸［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上透露）。
6.我们将非常感谢您寄来洛贝尔图斯和迈耶尔的书［注：约·卡·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该书系鲁·迈耶尔编辑并作序出版。——编者注］。这个人曾经接近于发现剩余价值，但他在波美拉尼亚的领地妨碍他做到这一点。
十分感谢所寄的照片。
考茨基把他论美洲粮食的小册子［注：卡·考茨基《大洋彼岸的食物竞争》。——编者注］寄给了我。真是绝妙的讽刺：三年前主张限制人口增长，因为否则人就会没有东西吃了，而现在却发现，人口还不够多，甚至光是美洲的产品也吃不完！[370]之所以发生这种怪事，是因为对所谓的“问题”是一个一个地、不加联系进行研究。这样，当然就成了那个违反杜林意愿的“在事物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的辩证法[371]的牺牲品。
我高兴地得知，霍亨索伦家族里又有一个专好男风的人。这还不足以说明全貌。卡尔亲王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也确实“迷恋”这种事，但也“迷恋”女色。顺便说一下：阿道夫·博伊斯特把米拉波的《柏林宫廷秘史》转给您了吗？这本书是我叫他带给您的。如果没有，您到他那里去取。书中有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极其珍贵的材料，重要的地方都折了页。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
注释：
[232]《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在马克思逝世后（1883年）才由恩格斯校订出版。这里马克思把自己著作的那一部分，即后来编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那一部分称为《资本论》第二卷。——第235、238、239、428、463页。
[338]恩格斯除了直接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德文本初版的正文作了补充和修改外，还专门为它写了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5—347页），并将论述德国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文章《马尔克》（同上，第351—369页）作为附录收入该书。——第382、416、426页。
[370]这里恩格斯是暗指1880年出版的考茨基所著《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DerEinflussderVolksvermehrungaufdenFortschrittderGesellschaft》）一书，考茨基在该书中维护马尔萨斯理论的“合理内核”。此书也受到了马克思的激烈批评。——第428页。
[371]恩格斯指的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矛盾客观存在于事物和过程之中的原理，杜林在自己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KritischeGe-schichtederNational?konomieunddesSocialismus》）一书中激烈地抨击了这一原理；1875年该书在柏林出了第二版；杜林在书中非难马克思，说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黑格尔主义的。恩格斯在自己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批判了杜林书中的这个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31—141页）。——第42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23.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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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先是节日，后是丧日［注：指燕妮·龙格逝世。——编者注］，一直受到干扰。您自己可以理解，我几乎连片刻的空闲时间也没有，马克思从文特诺尔回来之后，由于支气管炎（幸好目前还不严重）被软禁在家里，他不能多说话，而全部家务又需要料理。（只是此事切勿在报上透露，要是马克思看到好样的菲勒克在今天的《南德意志邮报》上轻率地，并且有些部分又是不真实地谈论这件事，他就会发火。）
尽管如此，我终于还是为您抽出了一个来钟头。至于随信奉还的龚贝尔的信，龚贝尔同海涅笔下的龚佩利诺［注：海涅《旅行札记》。——编者注］有共同特点，那就是也对证券感兴趣。一般说来，这是在国外的德国社会党人的极好的标本，因为他显然在巴黎住过。由于为这些人创造了一种他们本人完全没有出力的、往往只是理解得极其粗浅或者根本不愿意花力气去理解的理论，所以他们当中每一个孤陋寡闻的人都认为自己高于所有其他外国人。他从海尔布朗或是其他什么闭塞的角落来到伦敦或巴黎，却因为这里不重视他孤陋寡闻的见解而感到震惊。他不去扩大自己的眼界，不去学会一点东西，却偏要变得比以前还要目光短浅，因为这样更能显示他与冥顽不灵的外国人的不同之点，也就是他的臆想的优越性。可是这类人统治着德国侨民团体，如果他们现在使您吃苦头，那您不妨回想一下，是谁在颁布反社会党人法[109]以后力图通过集中之类的办法使这些团体起不应起的作用呢？假如您当时象现在这样清楚地了解这些人，就未必那么热心了。
“一批光明磊落的人”——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哈赛尔曼或弗里茨舍以及凡是被驱逐出国或自行来此的人都能说得出来的其他许多人光明磊落呢？
龚佩利诺谈起自己的证券时，就眉飞色舞。这位孤陋寡闻的
义侠骑士如此假仁假义地反对例行的做法——这些做法诚然令人很不愉快，但其对党的实际益处仍然远远超过可能的害处——，这肯定是有用意的。工人没有证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证券交易专栏。就是说，只有也想靠证券赚钱的小资产者才要求在自己的党报上设立一个好意的、正直的、道德的证券交易专栏。第一，指点如何最好地剥削工人（证券收入也是无酬劳动的利润），不是社会主义报纸所应干的事。第二，如果龚佩利诺仍然要求社会主义的报纸这样做，那么这决不利于说明他的社会主义，更不利于说明他的商业天才。我也有证券，有时买进卖出。但我总不至于天真到作买卖时要到社会主义的报刊里去找主意。谁干这个、倒了霉，那他活该。阿伯拉罕·龚佩利诺，去受洗礼吧！
格里伦贝格尔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普特卡默的伪善态度的回答[365]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样做是对的。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我们的策略从来就是这样，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已经相当成功地战胜了一切敌人。老弗里茨［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在给他的将军们的一个指令中说：“总之，我们士兵的天才就是善于进攻，仅仅这一点就很了不起”[366]；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德国工人。但是如果凯泽尔［注：麦克斯·凯泽尔。——编者注］在辩论非常法的时候——假定□［注：菲勒克；Viereck-—姓，《viereck》——“四角形”。——编者注］的简要记录是确实的——退缩和诉苦，说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匹克威克式的革命者[367]，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应当说：整个帝国国会和联邦会议[368]都只是靠革命建立起来的；老威廉在并吞三个王位和一个自由市[369]的时候也曾经是革命者；全部法制、全部所谓的法律基础都只不过是完全反对人民意志的和直接反对人民的无数革命的产物。德国人的这种思想上和意志上的该死的委靡状态（有人如此卖力地把它同“有教养者”一起带到党内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掉啊！
邮局要关门了。我也许遗漏了您来信中的个别事项，待一有机会，我立即答复。谢谢寄来的照片。您什么时候寄来校样［注：指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德文版。——编者注］呢？
祝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365]恩格斯指的是1883年初《社会民主党人报》就社会民主党议员卡尔·格里伦贝格尔在1882年12月14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发言反对内务大臣普特卡默一事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普特卡默论证说，必须根据反社会党人法在德国的许多省份实行戒严，因为社会民主党破坏家庭的神圣性和鼓吹恋爱自由）。这些文章是：《从格里伦贝格尔关于遵守反社会党人法的发言谈起》（《AusGrillenberger’sRedeüberdieHandha-bungdesSozialistengesetzes》）（1月1日和4日第1号和第2号）、《谈谈自由恋爱问题。供冯·普特卡默先生在帝国国会宣读之用》（《ZumKapitelvonderfreienLiebe.EtwasfürHerrnvonPutt-kamerzumVorlesenimReichstage》）（1月4日和2月8日第2号和第7号）、《普特卡默和家庭的“神圣性”》（《Puttkamerunddie《Heilig-keit》derFamilie》）（1月11日第3号）和《论特权的荣誉》（《VonderpatentirtenEhre》）（2月22日第9号）。——第425、452页。
[366]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于1748年8月14日给骑兵少将的指令中的话。——第425页。
[367]指1883年1月11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克斯·凯泽尔在帝国国会辩论反社会党人法问题时的发言。——第425页。
[368]根据1871年废除的北德意志联邦（见注249）宪法的规定，联邦会议由参加联邦的所有德国各邦的政府所任命的代表组成。会议的职能是批准法律。——第426页。
[369]暗指由于1866年普奥战争和德国统一，原先的独立邦——汉诺威、拿骚和选帝侯国黑森以及自由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归并普鲁士一事。——第42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22.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88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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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敦
1883年1月10日[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孩子：
附上的拉法格的信（望以后寄还给我），使我对小燕妮［注：燕妮·龙格。——编者注］感到很放心，虽然拉法格——可能是为了安慰我——把整个事情说得过分乐观；但是看样子直接的危险过去了。
他所写的有关狼、帕［注：燕妮·龙格的两个儿子埃德加尔和马赛尔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他现在崇拜狼）的情况等等很有意思。
在目前状况下，现在把琼尼送到阿尔让台去是根本不合时宜的（恩格斯也同意我这个意见）。在燕妮能重新亲自料理家务以前，他不能回去。只应注意主要的东西，而不必考虑次要的东西，过去没这样做，差点没把燕妮害了。多几个月或少几个月，这并不要紧，何况可怜的孩子一回去就会陷入一片紊乱之中。
小杜西，我希望你立即写封信给小燕妮，讲讲这个意思。我今天还要往《正义报》给龙格写几句，讲一下这件事。
你应当给小琼尼讲讲他的小兄弟的情况；当然你也要把拉法格信中的主要内容告诉琳蘅。
昨天天气很糟糕，今天也远不是“美好的”，很潮湿。可我今天还想自己的散步……［注：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21.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883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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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敦
1883年1月9日[于文特诺尔]
我亲爱的好孩子：
你这样经常和这样详细地给我写信，真是可爱，但我不愿意占用你仅有的那一点点可由你来支配的“空闲”时间。你的信是在我给你发了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从海滨散步回来后才收到的。巴黎方面暂时没有任何新消息。
今天，我正想不顾风声怒号出去“徒步旅行”，这时候我的医生［注：威廉森。——编者注］来了；他说我必须呆在家里，因为外面很冷。他又给我进行了听诊。一切还是老样子，即患慢性卡他（因此嗓子还一直是嘶哑的），但如果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我的健康状况好转了，因为令人担心的地方完全没有触及。但是几乎没有间断过的咳嗽，本来就非常讨厌，由于每天呕吐，变得简直无法忍受了。这常常使我不能工作，而医生却相信——他还相信，这就不错了！——能够使我摆脱这种折磨（靠刚刚给我开的药剂）。走着瞧吧。
顺便讲一下：在我的卧室或我的书桌里，在皮夹子或哪个小盒子内，应当还有几张我在阿尔及尔照的相片。要是你能找到，可以给我寄两张来。我已答应送一张给威廉森太太。
迈斯纳先生昨天给我寄来了他1881年的账目[123]；收入很少，但1882年必定会多一些，因为他同时还告诉我，余存的《资本论》很快就会售完。当然，他急着要校样［注：指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何况他很久很久没有听到我的任何消息了。现在他终于要得到我的详细答复了。
考恩关于埃及的演说，实质上还是过去海德门的英国政治的“未来的音乐”。[364]这些长吁短叹的资产者（而考恩在这方面也是资产者），这些可怜的英国资产者，在日益加重的对历史使命所负的“责任”的重荷之下呻吟，而又如此无法反抗这种历史使命！不过，就连考恩一想到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牢固的侵略基地加上从三角洲到开普兰的“不列颠非洲帝国”的这幅迷人妙景，也垂涎三尺。图景真不坏呀！事实上，还有比征服埃及——在一片和平景象中征服——更无耻、更虚伪、更伪善的“征服”吗！甚至这个考恩（而他无疑是英国议员中最好的一个）也衷心赞扬这类“英雄业绩”；“我国军事实力的光辉显示”。可怜的考恩！他是地地道道的不列颠“资产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以为作了一笔很大而且非常有利的交易；他看不出，既然“政治”在这个事件中起作用，英国“年迈的伟人”只不过是另外一些非不列颠人的狡猾之徒手中的工具而已，而戈申之流泰然自若地承担起了对于“内部”利益的“责任”。
考恩有时迷信到这种地步，以致认为达费林勋爵真正是超群绝伦的外交天才。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
代我吻吻我的外孙［注：让·龙格。——编者注］。
再见。
老尼克
注释：
[123]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出书的销售情况，该书由奥·迈斯纳出版社于1872年在汉堡出版。——第134、421页。
[364]自由派议员，前宪章主义者约瑟夫·考恩1883年1月8日在新堡发表演说，为英国占领埃及（见注60）辩解。所谓海德门的“未来的音乐”，马克思是暗指海德门领导的民主联盟（见注199），这个联盟的纲领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考恩是该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关于“未来的音乐”一语，见注228。——第42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20.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883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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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敦
1883年1月8日于文特诺尔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亲爱的小杜西：
星期六我收到了威廉森医生的短信，其中附有弗·贝肖医生给威廉森的信，贝肖的信上注有：1883年1月4日，滨海圣莱昂纳兹市勇士广场5号。信里提到：
“我们这里整整一个星期几乎连绵不断地下雨或者是潮湿的天气，但从2日起，相反地，天气干燥起来。从那时起，每天下午有阳光，尽管不多。我争取明天告诉您更多的情况。我认为，总的说来哈斯廷斯的气候比南岸大部分地方要干燥，虽然也许因此气温要低一点”，等等。
星期六（1月6日），这里天气挺好，但这只是中午；昨天天气也干燥，但是冷一些；跟往常一样，空地上阳光很充足。昨天和前天我都散步了；今天看样子也是好天。如果不是直接晒着太阳，总的说来还有点凉。但无论如何气温有希望逐渐增高。
如果这里天气捉弄人，可以转到哈斯廷斯去，至于到了变换地点本身就会有好处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离开文特诺尔到哈斯廷斯去是有些好处的，但是到同威特岛条件差不多的文特诺尔附近的南岸各地去，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我仍在同积痰进行艰苦的斗争；星期六早晨起床时，咳嗽痉挛性地发作，以致我想喘几秒钟气都不行。我想，这是神经受了刺激——替小燕妮［注：燕妮·龙格。——编者注］担心所致！这不必多讲了。我想立即到阿尔让台去，可是一个生病的客人，恐怕只会更加重孩子的负担！要知道谁也不能担保，走这一趟不会引起我至今幸免的旧病复发。但是，不能去看望孩子，心里总是很难受的。
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19.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88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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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注：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没有署名。——编者注］
伦敦
[1882年12月23日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孩子：
我从劳拉的信中（这封信是恩格斯为了沟通消息今天寄给我的［注：见本卷第130页。——编者注］）得悉，小燕妮［注：燕妮·龙格。——编者注］又患了这种严重的炎症。如果对它不加注意，我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我们还是应当考虑（并且在琳蘅动身到我这里来以前和她商量一下），我们是否应当至少把哈利从小燕妮那里带走，甚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他到这里来。小燕妮带着这些孩子哪能有时间去治病！但另一方面，如果另外的人取代了琼尼的位置，那我们的琼尼（在卫生方面）将会多么受忽视！
哈利特别加重了可怜的小燕妮的如此困难的处境。
你把兰卡（或者是兰克，记不清了）的《生理学》带给我；此外，把弗里曼那本不大好的书（《欧洲史》）也带给我，因为它可以供我作年表用；它放在我的卧室里，在放报纸和其他东西的书架上。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小姐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18.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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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2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希望后天会放你出来一昼夜[361]，这样，这封信你就不难收到了。
我上一封信［注：见本卷第378页。——编者注］中你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无非是这样的意思：我认为，非常法[109]的废除要么是直接通过具有革命性质的事件（例如在俄国进行新的打击或者召开国民议会，这会立刻对德国产生影响），要么是通过一些总归是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和替革命作准备的事件（在柏林的王位更替，俾斯麦死去或下台），——两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个“新纪元”[257]。
美国的危机——如同这里的危机以及还没有在各地消除的德国工业的困难一样——在我看来决不是真正的危机，而只不过是前次危机中生产过剩的余波。由于数十亿的投机热潮，上一次德国的经济崩溃是提前到来的；这里［注：英国。——编者注］和美国的经济崩溃却是按照正常的期限即在1877年来临的。但生产力在任何繁荣时期都从来还没有得到过象1871—1877年期间那样的增长；因此正象1837—1842年间那样，这里的和德国的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在棉织业和制铁业方面产生了长期的困难；市场至今还不能把全部产品消化掉。由于美国的工业迄今主要仍是为受关税保护的国内市场而生产，所以在那里，生产的迅速增长很容易引起地方性的中间危机，但这种危机归根结底只会缩短美国成为有输出能力并作为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而出现于世界市场的时间。因此，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也这样看［注：见本卷第117页。——编者注］——真正的危机会在通常爆发的期限以前很早就到来。
我认为，发生欧洲战争将是一种不幸；这一次的战争会具有非常严重的性质，战争会在长时期内到处煽起沙文主义，因为每个民族都会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已经处于胜利前夕的俄国革命者所进行的全部工作会变得徒劳无益，前功尽弃；我们的党在德国会立即被沙文主义洪流淹没和冲垮，在法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那时可能产生的唯一好结果，就是恢复小波兰，但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通过革命产生，而且是自然地产生。由于战争失利而出现的俄国宪法，比通过革命道路夺取的宪法，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宁可说是保守的意义。我认为，这种战争会把革命推迟十年，固然，以后革命会更为彻底。总而言之，又嗅到了战争的气味；俾斯麦拿出了和奥地利的同盟来示威，这和1867年他在卢森堡事件中拿出和南德意志的同盟[362]一样。春天是否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且等着瞧吧。
你说的关于德国工业的情况，特别是明确地证实制铁业生产者之间的卡特尔合同已被撕毁一事，使我们很感兴趣。这是不能持久的，至少对于那些不搞欺诈就活不下去的德国的工业家来说是如此。
迈耶尔的书[363]我们这里迄今尚未看到，因此你告诉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来说还是新闻。马克思会跟他的红衣主教并列在一起，这原是可以料想得到的；迈耶尔对于他能从曼宁红衣主教那里直接到马克思那里去，总是感到特别满意，他从不放过机会谈论这一点。
洛贝尔图斯在他的《社会问题书简》［注：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编者注］中几乎发现了剩余价值的踪迹，但是他没有再向前走，否则，他就得抛弃他一心要帮助那些困于债务的容克的全部幻想，而这是我们可爱的洛贝尔图斯所不愿意的。不过，正象你所说的，他比起德国所有的庸俗经济学家，包括那些本来只是靠我们所抛弃的垃圾过活的讲坛社会主义者[130]在内，要好得多。
卡尔［注：即卡尔·希尔施。——编者注］求婚的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闻。据目睹者告诉我说，这次婚礼仿佛进行得如此无精打采，以致一个参加这次不按宗教仪式举行的婚礼的人竟感叹地说：“这是第一流的葬礼！”
我昨天已把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手稿，即关于马尔克制度和一般德国农民简史的附录[338]寄往苏黎世。因为毛勒写得很不好，往往从一个论题跳到另一个论题，在初读之下难以抓住头绪。我一收到校样，就把全书寄给你，因为它不单是摘录毛勒的著作，而且也间接地予以批判，同时还包含有很多新东西。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把它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他“有教养者”。
该搁笔了，否则就来不及趁晚上的邮班把这封信用挂号寄出。普鲁士人看样子还不至于拆［注：双关语：《bestiebern》（拆）是由普鲁士政治警察头目的姓Stieber构成的，与《durchstöbern》（“搜查”，“挖掘”）发音相似。——编者注］挂号信，到目前为止，一切来信都正常，长期的经验使我学会了比较准确地辨别这种事情。
请将附上的圣诞节贺节片转交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并代我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130]讲坛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44、153、416、445页。
[257]恩格斯所谈的将来在德国出现宪制的“新纪元”，是暗讽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当普鲁士国王）1858年10月登位摄政时所宣布的“自由主义方针”。1858年，摄政王勒令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并起用温和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得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名称“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新纪元”实际上为从1862年9月俾斯麦上台执政开始的容克公开军事独裁作了准备，从而“新纪元”也就结束了。——第263、276、361、414页。
[338]恩格斯除了直接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德文本初版的正文作了补充和修改外，还专门为它写了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5—347页），并将论述德国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文章《马尔克》（同上，第351—369页）作为附录收入该书。——第382、416、426页。
[361]在这一时期，倍倍尔在莱比锡监狱坐了四个月的牢，但是，政治犯通常被放回家过圣诞节。——第414页。
[362]1866年奥普战争前夕，俾斯麦曾通过不明确的方式暗中向拿破仑第三保证，假使法国对于建立普鲁士—意大利联盟和消灭奥地利不加干涉的话，他将不妨碍法国占领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的部分地区来扩张自己的领土。1866年8月6日，法国政府要求俾斯麦履行对于法国在战争期间保守中立要给予报答的诺言，坚持要恢复1814年的边界，从卢森堡撤走普鲁士驻防军，并将卢森垦归并法国。但是俾斯麦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针对这些要求，他在1867年3月19日公布了早在1866年就签订了的普鲁士同南德意志邦巴登和巴伐利亚的秘密同盟条约。
这里恩格斯重提俾斯麦那些年代的行为，是让人们注意俾斯麦1882年11月19日同请求德国支持俄国东方政策的沙皇的外交大臣吉尔斯所进行的谈判。在进行了这些谈判之后，德国报刊上出现了评述早在1879年就签订了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正式同盟的官方性的评论和文章。——第415页。
[363]指鲁道夫·迈耶尔发表的洛贝尔图斯的通信：《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1882年]柏林版第1—2卷（《BriefeundSocialpolitischeAufs?tze》.HerausgegebenvonDr.R.Meyer.Bd.Ⅰ-Ⅱ.Berlin，[1882]）。倍倍尔在1882年1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说：迈耶尔很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对于他们给予的“很好接待”（在1879—1880年他访问伦敦时）显然感到荣幸，不过，这种“荣誉”他们须“与给他同样荣幸的五个红衣主教分享”。——第416、44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1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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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肖莱马埋怨说，他已很久没有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了；他的订阅期限已满，因此早在一个月以前他就给我寄来一张支票（我给忘了），现附上，他希望再订阅一年，而“余下的钱供党使用”。
关于马尔克［注：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这篇手稿，我不得不通篇重新改写了三次，为此，我又阅读了毛勒的十卷厚本著作[116]中的五、六卷，此外，还把它们同其他的史料作了比较。现在我已将手稿寄给马克思，他埋头钻研这些问题[359]比我时间长得多，深入得多，预期他在星期一把它退回。
马隆在愚弄福尔马尔。否则，他肯定会纠正福尔马尔的如下错误论断：《平等报》攻击“同盟分子”时，指的是巴枯宁的“同盟”[30]。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对可能派就是这样称呼的，因为现在已经分不清他们和社会主义同盟[360]的成员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同盟是大约在四年以前由原先的公社财政代表茹尔德在其他现在的和过去的蒲鲁东主义者（如龙格）的合作下建立起来的，它是《正义报》的社会主义后备力量。想必您看到过那里在选举期间曾谈起这个同盟。在最近众议院普选中，这个同盟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并且获得了——至少是在某些选区——和工人党大致相同的票数。如果说福尔马尔尽管在巴黎住了一年半还不知道这个情况，那就是马隆有意向他隐瞒了这一点，就象向他隐瞒了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轻率地同一帮人结交的时候，这种事是常有的。
福尔马尔真可笑，他吹捧马隆是守纪律的党员，而指责别人破坏纪律[96]。究竟是谁破坏纪律？是那些高举旧旗帜的人呢，还是那些直接为了背叛旧旗帜、代之以新旗帜而网罗支持者的人呢？如果马隆不是预先网罗了那些蓄意废除旧纲领并且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受网罗的人的话，他怎么会在圣亚田[78]获得了多数呢？
马隆和他的克洛维斯·雨盖之间为了路易·勃朗而发生的争吵，妙不可言。这也算作一个党！
你可以看出，北部联合会[349]已经公开表示支持罗昂。
拉法格在最近几号《平等报》上发表了几篇非常好的文章，例如关于候选人崩图的文章[358]就是其中之一。对这些文章来说俏皮话比学理主义的预言要合适得多。
劳驾把肖莱马没有收到的那几号补寄给他。
忠实于您的弗·恩·
注释：
[30]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34、259、362、369、395、412页。
[78]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亚田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昂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在1882年9月25日在圣亚田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聚会于罗昂，在这里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亚田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亚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了”（见本卷第369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
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罗昂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昂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第97、369、379、391、411、413页。
[96]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侨民格奥尔格·福尔马尔发表在1882年11月9、16、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47、49号上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题目是《论法国工人党的分裂》（《ZurSpaltungderfranzosischenArbeiterpartei》），署名福。——第104、109、400、413页。
[116]格·路·毛勒用一个总题目联起来的一些著作，是研究中世纪德国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Ein-leitungzurGeschichtederMark-，Hof-，Dorf-undStadt-Verfas-sungundder
ffentlichenGewalt》.München，1854）；《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derMarkenverfassunginDeutschland》Erlangen，1856；《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U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Fronh?fe，derBauernh?feundderHo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gen，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derDor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Ⅱ.Erlangen，1865-1866）；《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St?dte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gen，1869-1871）。——第121、122、412、452页。
[349]北部联合会产生于1880年春。法国工人党分裂（见注78）以前，在组织上分为六个联合会，北部联合会是其中之一。它联合了利尔和鲁贝的各个党组织。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以后，北部联合会仍然站在马克思派一边。——第401、413页。
[358]指拉法格发表在1882年12月9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47号上的文章，标题是《我们的一个候选人》（《Notrecandidat》）。——第408、413页。
[359]恩格斯指马克思为了专门研究地租和整个土地关系问题而对有关公社、公共所有制形式以及俄国农村公社的史料和著作所进行的多年研究工作。例如，在此以前不久，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1879年出版的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Об-щинноеэемлевлалениелрнчиныхожипоследствняегораэлож-ения》）一书，从这本书中马克思做了关于公社的性质、公社在各个不同时代和各个不同民族中的地位以及社会经济作用的详细摘记。——第412页。
[360]指1880年10月由被大赦的一批公社社员在巴黎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同盟。该同盟的组织者中间，有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著名的和有影响的活动家，其中很多人曾经是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总委员会的成员。同盟分子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根本反对任何学说，而鼓吹蒲鲁东主义－博爱主义思想，以此来博得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同情。尽管公社社员有很大的威望，茹尔·盖得还是尖锐地批评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第41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16.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2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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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2年12月16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早就盼望弄得一些钱，以便再给你寄五英镑，昨天我终于弄到了，当晚你的明信片也来了。因此，我立即给你邮汇了所说的五英镑即一百二十六法郎，但愿你能按时收到这笔钱。
我很高兴地得悉，你已经摆脱了所有州里的和市里的无谓事务——这种事情简直是白白浪费时间，从这当中，除了诽谤和无谓的烦恼而外，什么也得不到。顺便说一下，索拉里这头笨驴还是每次给我寄两份《先驱者》。那里的发行工作真不错啊！
无政府主义者每年都自杀，每年却又死灰复燃。只要没有开始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真正的迫害，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这的确是通过迫害可以消灭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宗派。无政府主义之所以经常复活，因为总是有一些好出风头的人追逐廉价声誉。无政府主义似乎就是专门为此而创造的。不过，使自己遭到危险——那可不行！因此法国现在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迫害，只有当这种迫害不是纯粹装样子，不是警察的欺骗时，才会使这帮人受到损害。但是不管怎样，总会有人成为牺牲品，这就是孟索的可怜矿工[329]。不过，我对无政府主义的小丑们已经如此习惯了，以致当这种小丑的模仿同真正的运动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只是在象奥地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里有危害性，而且也仅仅是暂时的。还有汝拉，那里有分散在各家的钟表制造业，也是这种荒唐行为的天然中心，在这里你的打击将是有益的。
医生允许马克思在英国南部海岸过冬，他住在威特岛已经将近一个半月了。到目前为止，他的两种主要疾病的情况很好：无论是胸膜炎还是支气管炎，都再也没有任何痕迹了。当然，要是天气和我们这里一样坏（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浓雾，好不容易算是过去了），对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患各种轻微的感冒，而在马克思的健康状况下，感冒会拖得很久，很伤脑筋。不过如果情况仅仅是这样，那还不要紧。很可能明年夏天还会让他到瑞士去，如果这样，你当然会见到他。
拉法格夫人的地址是：巴黎波尔－罗亚尔林荫路66号。她的丈夫不久以前被捕，不过现在又恢复自由了。问题涉及他在外省的一些演说，蒙吕松的法院侦查员［注：爱·皮康。——编者注］曾传唤他和盖得，他们不但没有服从，反而在《平等报》上无情地嘲笑了他一通。当然，随后就发出了逮捕令，虽然拉法格每天都到编辑部去，根本没有隐藏起来的打算，甚至还声明他要在一些会议上发表演说，并且发表了演说，但是出色的巴黎警察还是花费了三个星期才搜捕到他。拉法格，在他之前的还有盖得，在蒙吕松经第一次审问后即被放出来了。不过他们还有可能被关押几个月。
你知道，法国的工人党分裂了[78]。马隆和布鲁斯迫不及待地想当议员，因此他们必须尽快地弄到一群选民。于是建立了一个没有纲领的党（的的确确如此，因为在绪论的许多“鉴于”之后势必得出结论，每个地方组织都可以制订自己的纲领），他们乐于接纳各种败类，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他们就把那些只是以在代表大会上推翻旧纲领为条件而接受旧纲领的人搜罗到党内来。盖得、拉法格以及其他人由于多数票的反对而失败，那些仍然忠于纲领的人都转移到了罗昂。我们的人不会运用策略，并且犯了一些无法挽回的错误，但是他们会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派”的领导地位是不会长久的。我们的人拥有每天出版的《平等报》这个非常有力的杠杆，而且他们完全以事业的利益为重，这一点对于马隆和布鲁斯这种好闹纠纷的人是谈不上的。
祝你健康，老朋友，坚强些，我们还不会那么快就衰老，你知道，我们的路还长着呢！
你的弗·恩·
注释：
[78]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亚田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昂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在1882年9月25日在圣亚田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聚会于罗昂，在这里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亚田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亚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了”（见本卷第369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
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罗昂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昂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第97、369、379、391、411、413页。
[329]指1882年10月在孟索-累明（法国）发生的煤矿工人大罢工。罢工是由于使工人阶级状况急剧恶化的经济萧条引起的。罢工期间按照警察局长安德烈指示行事的奸细勃烈尼扎扮演了背叛的角色，安德烈曾给无政府主义报纸《社会革命报》（《LaRévolutionSociale》）提供经费，并通过他手下的奸细在这个地方干了一系列恐怖行动。——第376、41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15.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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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2年12月15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派尔希［注：罗舍。——编者注］在昨天晚上七点钟以后才把钱送来，所以在今天以前什么事也办不了；这里附上一张五英镑的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它的号码我已记下来了，现冒险把它立即全部寄出。
毫无疑问，在此以前，至少是现在，你对保尔［注：拉法格。——编者注］的命运[97]已经清楚了。我相信，现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了，即使还没有回到巴黎。不过我担心蒙吕松的波拿巴派和其他保守派法官会让他们［注：拉法格和盖得。——编者注］每人过几个月的“隐居生活”。很明显，政府打算在巴黎明目张胆地实行迫害以前，先在外省制造一些先例。因此，蒙吕松的检察机关已着手办案——既然已着手办案，那法官就一定会使之达到预期的结果——，其目的仅仅在于挽回审判官们的声誉。既然这一案件肯定会提交违警法庭审理，那末，就甚至不可能产生在由陪审法庭审理的条件下还可能产生的那一点点疑问。
短期监禁本身将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其实，我认为，它给保尔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不过，他们的期限大概正赶上《平等报》最需要保尔和盖得他们两人的时刻。而最近以来报纸大有改进。这也许是巴黎的生活同积极的撰稿活动相结合的结果，不管怎样自从保尔克服了学者先知的那种教条主义，并开始机智俏皮地写文章以来，最近他的文章写得好多了。关于候选人崩图的那篇文章[358]很吸引人；但是我觉得其中处处可以发现女性手笔的痕迹。关于中了魔的部（我忘了法文标题）那篇文章[107]，也给人以同样的印象，这篇文章摩尔也特别喜欢［注：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现在，假使保尔和盖得要坐牢，报纸就会失去灵魂。杰维尔只是偶尔显得机智有趣；一般说来他并不笨，但是呆板，有学究气；马萨尔是善良基督教徒的反面，因为他是一个肉体愿意而心灵（esprit）软弱的人。这样，我不得不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得出结论说，在报纸处于财政危机的情况下，保尔和盖得恰恰是最需要的两个人。因此，恰好现在，即在无政府主义者大肆吹牛的时候，在同他们的最最革命的姿态进行竞争的时候，如果保尔和盖得被置于这种困难境地，那将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无论那里情况如何，我希望你站在自己三十年的高度来沉着冷静地看待这些小小的痛苦，就象在波拿巴将军入侵时，金字塔站在自己四千年的高度沉着冷静地看待法国军队和波拿巴本人那样。
燕妮［注：燕妮·龙格。——编者注］的情况怎样？她好些吗？我在梅特兰公园［注：伦敦的一条街，马克思一家住在这里。——编者注］很少听到她的消息，连她们［注：爱琳娜·马克思和海伦·德穆特。——编者注］自己也知道得不多。
热爱你的弗·恩·
注释：
[97]指盖得、拉法格及法国工人党的其他积极活动家由于在罗昂代表大会（见注78）以后在里昂、罗昂、蒙吕松、韦森、圣夏蒙以及其他城市发表的演说而受法庭审讯一事。法院侦查员爱德华·皮康传唤盖得和巴赞于11月14日，拉法格于11月21日到蒙吕松市初级法院出庭，罪名是煽动国内战争、凶杀、抢劫和纵火；但是被告公开宣布拒绝出庭。10月7日起住在巴黎的拉法格于12月12日被巴黎警察逮捕。1883年4月底，拉法格、盖得和多尔莫瓦被木兰市陪审法庭判决六个月徒刑和罚款。盖得和拉法格从1883年5月21日起在巴黎的圣珀拉惹监狱服刑。——第108、405、407、436页。
[107]拉法格的文章《中了魔的部》（《LeMinistèreenchanté》）发表在1882年11月24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32号上，文章中对前财政部长莱昂·萨伊的活动进行了尖刻的批评。——第115、408页。
[358]指拉法格发表在1882年12月9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47号上的文章，标题是《我们的一个候选人》（《Notrecandidat》）。——第408、41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14.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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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2年12月14日于威特岛文特诺尔市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最亲爱的白鹦鹉：
你的信我全部按时收到了，我真是个大罪人！——只是到现在，从刚收到的将军来信［注：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122页）。——编者注］知道保尔［注：拉法格。——编者注］被捕以后，才给你写信。军已把保尔的信和你的信附在他自己的信里转给我，所以我已了解情况了。保尔大概过几天会重新获得自由。
为什么我不早些给你写信呢？因为我没有什么令人快慰的事值得告诉你，而你已经从将军的信里知道，我自己觉得身体不错，只是患了气管卡他被软禁了两个星期，但胸膜炎或支气管炎没有复发。这是令人极其快慰的事，因为大多数和我同时代的人——我指的是和我年岁相同的人——现在已纷纷入土。世上有的是壮驴，还要珍惜老驴的生命干什么呢？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保尔写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注：见本卷第115页和第408页。——编者注］，既幽默又泼辣，既扎实又生动，而在这以前往往出现一些极端革命的词句，使我看了生气，因为我始终把它们看作“夸夸其谈”。我们的人最好把这类专长让给那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实质上是现存秩序的支柱，而根本不会带来无秩序——他们生来就是蠢才，——混乱不是他们的过错。现时他们为“暗检室”[355]这一“社会灾祸”效了劳。他们最坏的是，甚至最客观的“法院侦查员”——假如世上有这种侦查员的话——也不得不公开宣布：他们是绝对“没有危险的”！假如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不是这样极其“无辜”，人们可以宽恕他们的一切！但他们决不因此就是“圣徒”。亨利七世（他战胜了理查三世）请求一个教皇［注：尤利乌斯二世。——编者注］把亨利六世列为圣徒，这个教皇说了句很恰当的俏皮话，他回答说：“无辜”（即“白痴”）还不足以尊为“圣徒”。[356]
我的孩子，无论如何你在这里会遇到比在其他多数地方——包括法国和意大利——更好的天气。我住在这里象个隐士一样，除了威廉森医生外，谁都见不着，同他见面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十分可贵。
总之，孩子，只要你的义务允许你（因为，用法国的雇佣文人的话来说，保尔同当局的光荣斗争引起人们的同情），就到我这里来住吧！
有几本在神圣的罗斯而不是在国外印刷的新出版的俄文著作[357]证明，我的理论正在那个国家迅速传播。不论在什么地方我所取得的成就都不会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
你的尼克
注释：
[355]“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许多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在欧洲从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406页。
[356]指红白蔷薇战争（1455—1485）结束后都铎王朝君主专制在英国形成时期的事件。战争的起因是以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即郎卡斯特族和约克族为中心的英国封建主集团之间的流血内哄（战争便由这两个族的纹章——郎卡斯特族的红蔷薇和约克族的白蔷薇而得名）。王朝的奠基者国王亨利七世都铎战胜属约克族的国王理查三世之后，千方百计想巩固王权，并确立他以同郎卡斯特族有血统关系为理由占取英国王位这一极有争议的权利，他试图给这个王朝戴上神圣光环。为了这个目的，他于1506年请求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将在红白蔷薇战争期间被约克族逐下英国王位的郎卡斯特族的代表之一国王亨利六世尊为圣徒和殉教圣徒。但尤利乌斯二世深知亨利六世是个有名的白痴，担心尊他为圣徒有损罗马教会的威望，便婉言谢绝了国王的请求。马克思在这里根据《innocent》一词具有“无辜，纯真”、“疯癫，白痴”等不同意义，用了这个双关语。——第406页。
[357]卡·马克思大概是根据他当时读了1882年圣彼得堡出版的瓦·沃·（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СудъбыкапиталиэмавРоссии》，С.-Петербург，1882）一书所得印象作出的这个结论。瓦·巴·沃龙佐夫是个有名的著作家和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民粹派领袖，他在该书序言中谈到，俄国的“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者”肯定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沃龙佐夫本人则力图证明俄国社会经济进化的非资本主义性质，提出关于俄国发展的独特道路、关于所谓人民生产在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反科学理论。他在该书的另一处把他所不同意的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称为“普遍接受的理论”。——第40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13.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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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2年12月14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我昨晚九点半收到你的来信，哪怕是写几个字赶今早的邮班寄给你也来不及了，因为这里九点以后投递的寄往外国的信件要到次日晚间才送走。
我家里几乎没钱了，我己交给派尔希［注：罗舍。——编者注］一张支票，要他今天在市内替我取钱。但他最早也得六点前才能回来，要赶五点半的邮班给你寄银行券也来不及了。不过，我一拿到这笔钱就给你寄去，帮你度过头几天。毫无疑问，保尔的遭遇会跟盖得和巴赞过去的情形一样，只要那场在严肃的皮康面前受审的喜剧一结束，如果不是今天，最迟明天就会获得自由。我已把保尔的和你的信转寄给摩尔，今天早晨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尼姆［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当我能给你实在的安慰时，再给你详细写信。
爱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1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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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首先十分感谢您送来关于国有化铁路的资料。这完全够用了。[346]我从倍倍尔那里得到了1882年伤亡事故和疾病保险法案，不过我还需要1881年的相应的法案的[183]最早文本，恰恰是在这一文本中俾斯麦对穷人的突如其来的同情表现得最为充分；在第二种文本中，资产阶级议员的投票已经大大地钳制了他，所以这已经不是完完整整的俾斯麦了。
《工人呼声》以前马克思收到过，但大概是没有续订，所以现在不再给寄报纸来了。
福尔马尔的文章[96]，除了几处次要的地方以外，纯粹是重弹马隆的旧调[347]。1871年以来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在这里完全被歪曲了，这本来是不应该轻易放过的。例如在第二篇文章中责备盖得没有参加一些小集团（后来由那些小集团发展成了《无产者报》或纯粹的合作社派，他当时恰恰是同那些小集团作斗争的）！似乎后来的《无产者报》派总的说还接纳了一个“非工人”！而主要的歪曲就是杰维尔在11月19日的《平等报》上（《创刊五年》——《平等报》的历史）所正确指出的那一点：在几次代表大会上为“集体主义派”纲领进行的斗争和在1879年马赛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的胜利[99]。关于这一点福尔马尔只字不提。我不能设想福尔马尔是有意进行这种捏造，但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他怎么能不知道这一点，而且他关于法国工人运动史的全部知识怎么能只限于马隆认为有必要告诉他的那些东西。
他只字不提马赛代表大会，是要隐讳一个重要的事实：法国工人党在三年以前承认了集体主义派纲领[32]，所以马隆背离这一纲领肯定是倒退了一步。既然必须使我们在德国的人对法国运动的历史不要了解成这个样子，即似乎它应当是按马隆的当前需要那样发展的，而是要了解它的实际进展情况，所以这一错误非纠正不可。据我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上述杰维尔的文章，这正是因为它毫无论战的性质。如果您那里已经没有这篇文章了，请用明信片通知我，我便立即把它寄给您。
不过，让马隆小心点吧。假使我们要象他通过福尔马尔描绘盖得的活动那样，对他的事业和功绩详细地，但更准确地加以描绘，那他就会狼狈不堪。我们还保存着他反对1871年3月18日起义的全部文件。他参加运动是在事后，是在事情的进展好得出乎他的预料的时候。
至于两个派别的力量，我已请拉法格写信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348]罗昂派在巴黎有十五个小组，在这些小组的帮助下，《平等报》维持了整整一个月，这无论如何是很能说明他们的情况的。在外省，据拉法格说，他们有很大的势力。北部联合会[349]实际上支持他们，它不愿意干预巴黎的纠纷，但忠于旧的集体主义派纲领，而且在自己的《苦役犯》的第1页上刊载了这个纲领。罗昂派最近将在鲁贝召开有北部的全体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而且与北部联合会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另一家外省的工人报纸《南特的被剥削者报》，也在第1页上连同导言一起刊载了旧的纲领，转载了《平等报》上的一些文章，杰维尔是该报的撰稿人。这样，外省仅有的两家工人机关报都站在罗昂派一边。在外省，如不把北部计算在内，凡有工人组织的地方——兰斯、厄皮纳、里昂、整个阿里埃煤矿区、波尔多、昂古列姆、罗什福尔——我们到处在打击可能派，他们只是在布列塔尼和马赛还有点势力。
马隆以他自己的没有纲领的绪论这一施给乞丐的稀汤吸引着许多人，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如果建立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个谁都可以参加的党，那末这就不成其为党了。受到马隆和福尔马尔如此青睐的老宗派主义者，多年来已证明自己毫无力量，最好是让他们安然死去。至于工团，那末，如果把每一个同英国工联一样，只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根本不关心运动的罢工协会，——如果把所有这些协会都列入工人政党，那末实际上会组成一个维护雇佣劳动，而不是消灭雇佣劳动的党。正如马克思告诉我的［注：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巴黎的这些工团多数甚至比英国工联更次。为了迎合这些人而放弃任何党纲，是不能带领他们前进的。真是闻所未闻：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个这样的党，根据它的含含糊糊的绪论（完全是按照也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在五百年以后实现的“共产主义者”米凯尔的精神制订的[350]）势必得出结论，每一个小组都可以制造它自己的纲领！
可是，工团对马隆有什么好处呢？它们不缴纳会费，它们不派遣代表参加联合会理事会，它们在分裂以前只是名义上属于联合会联盟[247]，而且现在也只是名义上还属于那个联盟；它们的作用，正象拉法格说的那样，纯粹是柏拉图式的。它们在这里只是充当配角。马隆的其他小组的情况如何，从下面拉法格的一段话可以看出：
“在第十七区，我们的朋友在代表大会以后组织一个小组，马上就有二十九人参加。为了同我们捣乱，可能派把他们的一个我听说总共只有二十个人的小组分成五个小小组，统一于地方的联合会委员会。手法颇妙，但这只能欺骗局外人和远离此地的人。”[351]
巴枯宁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据拉法格说，可能派只是在蒙马特尔才真正有些势力，并且在那里也组织得很好。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巴黎的组织数量不多（果真如此，我还不理解可能派为什么不敢出席罗昂派关于两个代表大会[352]的辩论会），这可以由于报刊的影响而一倍或两倍地得到弥补。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巴黎记者们怎能认为圣亚田派是“真正的工人政党”，我真是无法理解。首先，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就象此地的工人一样。但是他们在一开始就象此地的工人一样完全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把他们联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那些为激进派搜罗一批工人选民的工人领袖的行为，在我看来，是直接的背叛。
为了取笑，我还根据您的意见问了关于果达尔的事[353]。这位果达尔同他的老师马雷一样，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在土鲁斯的机会主义报纸上撰稿。按照任何惯例，而不仅是按照巴黎报界的惯例，拒绝刊登这样一个人的所谓反驳文章，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的朋友又干了一件最大的蠢事，在报纸［注：《平等报》。——编者注］的生存还没有保证的时候，就以自己的最最革命的吹牛给自己招来了迫害。您知道，盖得已经被捕，大概，随后就该拉法格了。假使这两个人都去坐牢，那就会失去最积极的——不仅是作家，而且是组织者。杰维尔懒惰，马萨尔当编辑部秘书倒不坏，但是要在困难的条件下保存报纸，这两个人恐怕不行。其他三个人我就不去说了。老公社社员布里萨克和布伊宁可说是个累赘，而皮卡尔是一个平庸的记者。
您根本不要相信，似乎盖得和拉法格想要使所有的组织“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这是全部巴枯宁的策略的一张惯用的王牌，在法国，当没有其他论据的时候，也总是经常把它抛出来。
《平等报》同国外的关系！您只要了解这个编辑部的混乱和它的德语水平就知道了！要是将来拉法格被释放了，您最好直接给他写信——他至少会去做需要做的一切。任何别的主意我出不了。
如果您想要利用小册子［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的内容摘要，这我完全同意。结尾的文章［注：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您现在很快就能收到。施米特事件好极了。[354]波拉基早就在伦敦设了一个私人警察所；在姓名地址簿上它被列在调查局（共有十八个）当中——波拉基，伊格纳齐乌斯·保罗，西区帕丁顿草坪13号（离我很近），《外国警察报》记者。
但愿我对印数［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印数。——编者注］将达七千份所表示的祝贺又迟了。不过今天可以祝贺我六十二岁生日。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
注释：
[32]指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法国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订纲领的实践部分（见本卷第223—224页）。纲领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在法国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作为“最低纲领”被通过。纲领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634—636页。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亚田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被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派）否决了，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罗昂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
恩格斯这里所指的盖得同马隆、布鲁斯信徒们的论战，是由于法国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引起的。论战中，盖得尖锐地批判了试图修正纲领的全国委员会成员茹尔·若夫兰。巴黎十八个选区的党的小组于1881年底推选出若夫兰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巴黎市参议会的选举，若夫兰在巴黎蒙马特尔区发表的他的竞选纲领草案中，完全不顾马克思起草的纲领的理论部分，并且在纲领的实践部分中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偷换了实践部分的一系列原则上很重要的具体条文（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和集体所有制等等）。1882年1月8日，马隆和布鲁斯集团利用自己在全国委员会中的优势坚持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决议中委员会同意把若夫兰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竞选纲领作为党推荐的纲领。——第34、224、400、443页。
[96]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侨民格奥尔格·福尔马尔发表在1882年11月9、16、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47、49号上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题目是《论法国工人党的分裂》（《ZurSpaltungderfranzosischenArbeiterpartei》），署名福。——第104、109、400、413页。
[99]马赛代表大会是法国工人第三次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和法国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879年10月20日至31日在马赛举行。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派（集体主义派）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蒲鲁东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展开了激烈而尖锐的斗争，结果以茹尔·盖得为首的马克思派占了上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决议：关于工业国有化和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工人夺取政权的决议、关于成立法国工人党（它的正式名称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联合会”，但实际上只称工人党）的决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章并提出了制定党纲的任务。马克思写道：“法国真正的工人党的第一个组织是从马赛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见本卷第111页）。——第109、111、114、400页。
[183]关于“戒严”，见注173。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于1881年3月31日和4月4日就1880年10月在柏林和汉堡—阿尔托纳实行“小戒严”和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所发表的两次发言。见《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652—661和744—756页（《Steno-graphische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sReichV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Ⅳ.Session1881.》Bd.Ⅰ.Berlin，1881，S，652-661u.s.744-756）。倍倍尔的这两次发言还在1881年4月17日—5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22号上发表过。
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是俾斯麦实行的所谓“劳工法”的一部分。草案规定为工人伤亡事故保险建立一个专门的帝国银行。用于保险的开支，三分之二由工厂主负担，三分之一由工人负担，但一年所挣工资低于七百五十马克的工人除外（由帝国国库替他们支付）。假如伤病者丧失了劳动力，保险仅在第五个星期开始生效，而在此之前的开支由互助保险会负担。倍倍尔对法律草案进行了详尽尖锐的批评，要求工人伤亡事故保险的开支全部由工厂主负担。法律草案到1884年7月6日才由帝国国会通过。——第178、212、382、399页。
[247]联合会联盟（全称：UnionfédérativeduCentre——中部联合会联盟）是组成法国工人党的六个联合会之一。中部联合会联盟于1880年4月前形成，是巴黎各党组织的联合体；其中有八十个工团和小组。联盟的领导权控制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首领布鲁斯、马隆和若夫兰等人（他们都参加了《无产者报》编辑部）手中。在1882年1月17日和24日中部联合会联盟会议上，《平等报》编辑部以及所有同盖得派意见一致的党小组，都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正式投票赞成这个建议的只有二十八个小组，即占参加联合会联盟的小组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联盟的八十个小组中只有四十八个小组参加了上述会议）。盖得派在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之后，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联合会，叫做中部的联合会（FederationduCentre）。——第259、384、402页。
[346]恩格斯曾打算利用这些材料写论述俾斯麦和拉萨尔的小册子（见本卷第355—356页）。恩格斯的这一想法没有实现。——第399页。
[347]显然是指贝·马隆所著《从大致产生时起到现代为止的社会主义史》1879年罗迦诺版（《Histoiredusocialismedepuissesoriginespro-bablesjusqu’ànosjours》.Lugano，1879）。——第400页。
[348]这封信中以下关于法国工人党分裂（见注78）以后可能派和盖得派的力量情况的材料和引文，是拉法格在1882年11月24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的。——第401页。
[349]北部联合会产生于1880年春。法国工人党分裂（见注78）以前，在组织上分为六个联合会，北部联合会是其中之一。它联合了利尔和鲁贝的各个党组织。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以后，北部联合会仍然站在马克思派一边。——第401、413页。
[350]恩格斯暗讽早在五十年代反动时期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的约翰·米凯尔的机会主义立场。米凯尔原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后来成了民族自由党人和普鲁士的大臣。米凯尔早在1856年4月6日和8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已明显地表现出他已离开革命立场。米凯尔断言：德国革命“不是太近的事”，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不但应当同小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而在革命胜利以后，应当采取这样的策略，即不要把资产阶级吓跑，使之离开无产阶级。——第402、445页。
[351]恩格斯引证的是拉法格1882年11月24日的信。——第402页。
[352]指圣亚田代表大会和罗昂代表大会（见注78）。——第402页。
[353]关于果达尔见注105。——第403页。
[354]恩格斯把揭露在苏黎世的德国奸细弗·施米特叫做施米特事件。《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出版了一本关于施米特和他的德国领导的行径的小册子《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德国秘密警察。文件和基于确凿材料的揭露》1882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deutscheGeheimpolizeiimKampfemitderSozialdemokratie.AktenstückeundEnthül-lungenaufGrundauthentischenMaterialsdargestellt》.Hottingen-Zürich，1882）。同年还在那里以同样的副标题出版了一本题为《德国警察的功勋》（《DeutschePolizeischuftereien》）的小册子。1883年3月，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第40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11.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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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
1882年1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今天下午三时收到您的电报，我当即回电说：“不可能”。因为当时我手头没有您的地址，我想，既然“回电费付讫”，发报处会知道把回电发往何处，所以我的电报只写：“维也纳，考茨基”。而刚才，即晚上九点半，我收到了附来的条子。要找出那封有住宅地址的信是不可能的；我能做到的一切，就是马上给您写信，以便不致错过早晨的邮班。
为了不再象我过去多年以来那样分散自己的精力，我应当把自己的撰稿活动局限在一个最狭小范围内——只限于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而且只有在实际上有必要的时候，或者在必须——象不久以前回答梅林的荒谬行动[62]时那样——表明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敌对情绪的时候，才给它撰稿。由于马克思患病和外出，同各国党的全部通信工作完全落在我的身上，这对我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如果我想要在晚年完成自己的比较巨大的著作[345]，我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参加您的杂志［注：《新时代》。——编者注］的工作，当然，我祝它获得各方面的成功。
我现在尤其不可能写一篇论述达尔文的文章。我曾写信对伯恩施坦说过，将来在我写作过程中接触到这个题目时，他是会收到这样一篇文章的；不过这还不是一个月能够做到的，这部分地是由于他的过错，因为他自己鼓励我写完全属另一个领域的著作，我自己也认为这更加必要［注：见本卷第355—357页。——编者注］。因此，在我把这件事做完，并且重新回到自然科学，搞起动物学来以前，写文章的事根本谈不到。如果我写一篇泛泛论述达尔文的文章来敷衍塞责，这不论是对您还是对我都没有好处。因为时间已经晚了，所以我只能感谢您告诉我关于当地情况的有趣的消息，最后，对您的订婚［注：同路易莎·施特腊塞尔订婚。——编者注］表示衷心的祝贺。
忠实于您的弗·恩·
注释：
[62]指梅林在卡尔·希尔施嗾使下，于1882年7月2日在资产阶级报纸《威塞尔报》（《Weser-Zeitung》）上发表的文章。当时梅林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者，在这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借口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编辑部有分歧，强调报纸“不近人情”，由于该报，照他的话说，德国工人遭到了接二连三的迫害，他并且声称社会改良主义者赫希柏格是报纸的实际的鼓舞者。梅林在他文章的结尾扬言要对报纸继续进行揭露。此外，他还说马克思的身体不好，并推测说马克思对《资本论》所进行的工作未必能够完成（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梅林这些攻击的态度见本卷第337—338页）。恩格斯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登一条他在报纸上撰稿的消息，以回答梅林的文章（见本卷第337—338页）。《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1882年7月27日该报第31号上发表的题为《关于私人的事情》（《IncigenerSache》）这一针对梅林的尖锐的简讯中，采用了恩格斯的这些指示。——第77、337、344、365、398页。
[345]恩格斯特别是指《自然辩证法》（见注106）。——第39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10.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882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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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敦
1882年11月［注：原稿为：“2月”。——编者注］10日于[文特诺尔]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我亲爱的小杜西：
总的来说，我绝不能抱怨文特诺尔。天气反复无常，狂风暴雨，时而多雨，时而干燥，时而晴朗，时而寒冷，等等，但尽管如此，很少有雾，有充足的新鲜空气，除了不多的几天以外，通常一天总有几小时适合长时间散步。昨天和今天的天气相当凉，但从十一点到两点，在海滨（孩子们常在这里玩耍，他们使我想起可怜的哈利）和在我们散步的悬崖下面，直到火车站，甚至到小山岗，都不缺阳光！
亲爱的孩子，你不应当忘记，我决不是在身体好的情况下到这里来的。相反地：几乎连续不断的痉挛性咳嗽，多痰，以及近两周以来夜间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决不是良好的自我感觉的征候。这不可能在一天内发生变化，但是必然会向好的方面变。
实际上，我还是很方便的，在我收到（今天）唐金医生从伦敦寄来的药方之前，我就去找威廉森医生看了风湿病。不过，风湿病的患处离胸膜炎复发的老病灶很近，以致威廉森医生只是经过仔细听诊和叩诊以后，才使我确信，自从唐金医生最近的一次检查以后，一切正常。咳嗽减轻了，但威廉森今天（第二次）来看我时劝我再服一种药；他说，这种药能使我更快地过渡到只须多吸新鲜空气和在户外作长时间的散步便可望完全恢复健康的阶段。
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工作，而是在做各种准备。
你那里有没有威廉·兰伦德的《庄稼汉皮尔斯的控诉》，如果没有，你能否替我到弗尼瓦尔那里去弄到一本，或者，书不贵的话，看能不能从“古籍”［注：指“英国古籍学会”。——编者注］发行的书中买到一本。
然后请看看，你能否在一套（旧的）《平等报》中（我指的是以前的《平等报》周报）——放在我床旁的桌上——把巴黎官方经济学家称赞对欧洲来说是廉价的华人劳动的那篇文章[344]，更确切些说是报道，给找出来？有一期以前的马隆的《评论》［注：《社会主义评论》。——编者注］（摆在沙发后面我的一个书架上）所讨论的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个关于华人劳动的问题。如果是，而又找不到《平等报》，你能否把这一期寄给我。
我的琼尼在做些什么呢？不再咳嗽了吗？问候他和琳蘅。你的身体怎样？
我终究要给可怜的小燕妮［注：燕妮·龙格。——编者注］写封信。我很难过；担心她承受不了这个重担［注：即面临的分娩。——编者注］。
祝好。
老尼克
注释：
[334]恩格斯指的是奥·倍倍尔的文章《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AufhebungdesSozialistengesetzes？》）。这篇文章发表在1882年10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上，旨在批驳《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见注312）。倍倍尔主要是对福尔马尔的第二篇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作者在那里号召采取暴动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策略。倍倍尔谴责了这一策略，认为这对党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和极为有害的。他在1882年10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象福尔马尔这样的文章所使用的不谨慎的腔调和语言，只会使党的队伍招致不必要的牺牲。——第378、38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9.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2年11月9、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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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2年11月9、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劳动旗帜报》我已订到12月3日，付了四先令五便士，并已通知希普顿把以后的全部收据寄给我。所以，如果你想停止订阅，那就快些告诉我。
马克思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身体好多了，现在他需要的只是呼吸新鲜空气和注意保重。他的一些次要的病已经好多了，明年夏天有把握治好。主要的是今冬不能让胸膜炎复发，因此他到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去了[80]，我刚才收到了他从那里寄来的短信［注：见本卷第100—103页。——编者注］。如果条件允许，他将在那里很好地从事第三版［注：指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的工作，并且可以指望，并不需要他花费太多的时间。总的说来，他精神很饱满，情绪也很好，如果到明年秋天以前一切都很顺利，他的健康将会比最近几年都好。
感谢你告诉我关于利林塔尔的消息。现在我对此人已经非常了解，就象从小学起就已同他相识一样。
我高兴地得知，你的阿道夫［注：小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情况很好；但愿他很快就会找到使他能迅速上进的道路。他的来信我都收到了，可惜，象许多其他信件一样，我还没有给以答复。
赫普纳——是个真正倒霉的人，他在进行抨击时，譬如他反对舍维奇时，尽抓些鸡毛蒜皮的事。谁会这样赞赏“德国文化”！他首先应当了解美国文化。而这正是典型的德国作风。这么一个从德国外省小市镇出来的人，立刻就想教训美国。不过美国将会“驯服”他，但因为他有才能，并且也还算机灵，所以可能还是很有用的人。
11月16日
瞧，这是怎么搞的。这封信一个星期以前我写了半截，到今天才继续写，但愿能够写完。
拉法格从春天起就在巴黎，他的妻子［注：劳拉·拉法格。——编者注］随后于夏天到了他那里。她和马克思一起到斐维[72]呆了一个月。事情是这样：马克思起先在阿尔及尔[42]，之后在蒙特卡罗（摩纳哥）[47]，在这两个地方，他的胸膜炎都复发了。以后他到阿尔让台[57]龙格那里住过，从那里去邻近的恩吉安用硫矿泉水浴治疗他的慢性支气管炎。后来他到了斐维，最后回到这里。
你知道，拉法格（在我的大力帮助下，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向他自己的妻子学习德文）用法文出版了我的《反杜林论》的三章（引论，和第三编《社会主义》的前两章），冠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题目。这本小册子在法国很受欢迎。多数人懒得读象《资本论》那样厚的书，因此薄本小册子的作用快得多。我现在要把这本小册子作一些解释性的补充用德文出版[302]，手稿已经在苏黎世，第一印张已经印好了。小册子一问世我就给你寄去。同时你们那里有一个inutraquelingua［注：直译是：用两种语言（即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这里是指用英语和德语。——编者注］给美国群众作启蒙工作的斯蒂贝林博士。这个人充满着美好的愿望，但没有理论的头脑，因而相当混乱。
《平等报》现有每天出一次的和每周出一次的。每天出一次的（它代替《公民报》，我们的人被用财政手腕从该报排挤出来了［注：见本卷第371—372页和第375—376页。——编者注］）能否维持下去，要看和一个有钱的先生的谈判成功与否。《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我们的人和马隆之间的分裂，反应过于软弱。但老奸巨滑的马隆（巴枯宁秘密“同盟”[30]十七个创始人之一）很善于谄媚逢迎，因而骗取了在巴黎的德国人的信任，再加上我们的人干了一些糟糕透顶的蠢事，结果现在巴黎人拚命对苏黎世施加压力。此外，连李卜克内西从这里路过巴黎回家时也和马隆来往。如果拉法格和盖得不再干太大的蠢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我还是能对付的。
问候阿道夫。
你的弗·恩·
注释：
[30]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34、259、362、369、395、412页。
[42]1882年2月初，马克思根据医生的建议赴阿尔及尔治病，在那里从1882年2月20日住到5月2日。在赴阿尔及尔途中，马克思顺便去看望了他在阿尔让台（巴黎城郊）的大女儿燕妮·龙格，在那里从2月9日住到2月16日。——第37、39、266、270、279、394页。
[47]按照医生的建议，马克思于1882年5月2日离开阿尔及尔，经过马赛和尼斯到达蒙特卡罗，马克思在这里住到6月3日，约住了一个月时间。——第57、309、394页。
[57]从6月6日到8月22日马克思住在阿尔让台他女儿燕妮·龙格那里。——第67、394页。
[72]马克思同女儿劳拉·拉法格从1882年8月27日至9月25日住在瑞士的斐维（窝州）。——第88、349、363、394页。
[80]马克思从1882年10月30日到1883年1月12日住在英国南部的文特诺尔（威特岛）。——第98、392、393页。
[302]指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法文本。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由拉法格译出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首先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同年这一著作出版了法文单行本。关于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1883年出版的这一著作的德文第一版，见注338。——第343、365、382、3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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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谨向您肯定敝函昨日已发，并荣幸地奉告，本月1日尊函已妥收无误，勿此作复。”您看，旧的公文格式尚未完全忘记。
立即给您写信，以便使您省去许多多余的麻烦。感谢您盛情地找到并寄给我们所有这些书籍，但“目前我们实在不能利用它们”。问题在于，在第三版［注：指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中，马克思只想修改和补充有关工厂立法现状的材料，为此他需要这些法律的准确的文本，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无关紧要的东西，诸如劳动保护条例、责任条例等等，对于这一目的没有任何意义。至于我写论述俾斯麦的著作[339]还需要的东西，我昨天已写信告诉您，这就是不久前国有化的六条铁路从1879年年初或年中以来的股票行情和俾斯麦的伤亡事故保险等法案的第一稿。如果我需要即将问世的扎林格的最新出版物［注：《1883—1884年扎林格氏交易所年鉴》。——编者注］（我很感谢您提醒我注意它），我在四、五天内能在这里搞到。
非常感谢您告知有关加尔西亚的情况；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还会遇见他。他对于某些工联领袖为在拉芒什海峡铺设隧道进行鼓动一事所发表的议论，是完全正确的。那全是一批始终甘愿卖身投靠（摩里手下的）激进资产阶级的人；——这一次，《劳动旗帜报》编辑乔·希普顿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隧道修筑公司犒赏这些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不会纯粹出于热情去花旅费等等。固然，这一切确实是无辜的，但希普顿现在毕竟尝到了资产阶级的金钱的滋味，而且由于他毫无骨气和沽名钓誉，这可以使他走得很远。童贞已失，那末其他老奸巨猾的“工人代表”可能很快就会使他完全俯首听命。
我愿意相信，巴黎方面正在纷纷给您寄去支持马隆和反对盖得的信件。但您援引的那个记者自己暴露了他在这件事上不是个内行，他声明他是受了当时对德国人的激烈攻讦的影响而写的，并指责您履行自己作为党机关报编辑的职责，即批判地和概括地“鸟瞰”全部问题，而不象他自己那样，为一时的和地方性的事件所支配。而如果这个人两个月过去了仍旧为那篇倒霉的文章［注：见本卷第384页。——编者注］纠缠不休，如果他仅仅根据这么一件事就给一个重要的工人派别下结论，难道党的机关报也应当那样狭隘吗？如果在巴黎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工人向可恨的德国人发泄自己的沙文主义，难道《公民报》应对此负责吗？无论如何它的责任不会大于在巴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下列事实所负的责任：在巴黎、伦敦、纽约和美国其他一切大城市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到紧要关头时，他们同意减少工资，从而使当地工人（在美国甚至有爱尔兰人！）的工资降低，因此给德国工人群众造成并不十分冤枉的坏名声。最后，如果他对那篇文章这样厌恶，为什么他不反对它呢？这篇文章已经被宣布不予赞同——诚然，是以相当缓和的形式，——但马克思告诉我说，依巴黎的记者们看，这是完全过得去的方式，当地任何一家报纸对待犯了过失的编辑，只要这家报纸没有受到压力，通常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而本来是可以施加这种压力的，并且很简单。只要写封抗议信，并由某人或某代表团把它交到报纸［注：《公民报》。——编者注］办事处，编辑部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了。假使值班编辑（可能就是皮卡尔本人）加以阻挠的话，那么只要威胁一下说，如果《公民报》明天不刊登这封信，这封信当天就要送到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去，这就足够了。也许您的记者的法文不够好，那可以去请教福尔马尔；福尔马尔不在时，希尔施是会乐意帮忙的。如果这些人这样做，就会受到尊敬并使《公民报》得到有益的教训，而我也会为此感到高兴。但起初象绵羊般驯服地忍受一切，而后却唉声叹气——这纯粹是德国的作法，并招来了对德国人理所当然的鄙视。如果我们竟然容忍来自法国人和英国人方面的这类东西，如果我们的人在德国也这样没有骨气，这会给我们造成什么结果呢？在巴黎的德国社会党人在要求党的机关报重视他们关于法国运动的意见之前，首先应当证明，第一，他们总的来说能够不抱成见地和毫不偏袒地进行批评，第二，他们在法国人面前能捍卫自己。过去在这里这两点都不具备。
您说在巴黎出版日报有害处，我不能同意。周刊在巴黎只能对狭小的范围发生影响；为了影响群众，应当有日报。我们也曾反对过出日报，因为那时没有任何机会弄到一家日报并且那时发生了把《解放报》迁往里昂[218]的幼稚做法。现在情况不同了。《公民报》使自己和自己的编辑在巴黎出了名，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报纸不得不同它进行论战并且都被击溃了，如果我们现在失去这家日报，便是一大失败。下面的事实同这一点丝毫没有矛盾：报纸不可能是理想的、十全十美的，它的由整个委员会进行编辑工作的虚假民主，常常造成事实上没有任何编辑部，就象刊登皮卡尔的文章时的那种情况。但是拉法格不久前给我寄来了约二十号谈到分裂问题[78]的报纸，除了早就受到斥责而且在周报上也可能出现的某几点之外，我根本没有发现报纸就那么糟糕。任何熟悉巴黎报刊情况的人事先都会说，每周出两次的报纸，是不可思议的，它将是个死胎。要么是周报，要么是日报。《公民报》迅速变成了日报《平等报》（它现在在巴黎的销售量已超过五千份），这表明，前《公民报》编辑部现在肯定有很大的把握出版日报。
现在谈谈克列孟梭的群众大会。用德国的尺度来衡量这件事以及巴黎其他事件，是根本不行的。当选民不让甘必大在他的选区讲话[13]时，所有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报刊都感到兴高采烈。现在在克列孟梭身上发生了同样的情况[343]。克列孟梭是个冷静的、谨慎的人，他完全愿意继续前进，如果他认为有这种必要的话；他甚至愿意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如果能够说服他这样做的话：“请说服我吧！”他的选区的工人便采取非常有效的说服办法，向他指出，他的议席非常不稳。这也许会促使他懒洋洋地去研究一下社会主义。
但是，干这种事的人究竟是谁呢？仅仅是盖得及其同伙吗？不，要知道会议的主席是若夫兰，他是马隆的朋友，克列孟梭在蒙马特尔的选举中的未来的对手！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象平时一样，举止那样彬彬有礼，竟投票选举马隆派的主席，并且同马隆的拥护者一致行动。如果工人的行为应当受到指责，那末这种指责在更大的程度上应当针对马隆的拥护者，而不是针对盖得的拥护者。
《公民报》上的话无非是说，这种反对克列孟梭的策略今后还应当保持下去。既然这种策略是成功的，为什么今后不继续采用它呢？我原来想看一看，《无产者报》能否在会上对《平等报》采取以牙还牙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可以使我作这种推测的任何理由。但即使现在发生这种事情，这也毫无意义并且未必会长期继续下去。
现在要赶快在邮班出发以前——否则这封信要到星期一早晨才能送走——对您筹划的修改纲领的运动说几句话。我认为这是非常不适时的。纲领不好，但谁也没有再谈这件事了，修改纲领应做得无懈可击。所以，当不能公开选举代表时，也就是说，当不能对任何代表资格证提出异议时，如果不是十分必要，最好不要触及纲领。修改纲领会使右翼有借口把自己装扮成真正捍卫党的原则、忠于经过考验的旧纲领等等的人。在把这个纠纷的苹果抛到被捆住了手脚的党里来以前，请好好考虑考虑。
一切政治侨民的最大危险就是渴望行动：该发生什么事吧，该干点什么事吧！于是就去干些他们并不明白其意义，后来他们自己才确信最好别干的事情。也许您和福尔马尔也有点渴望行动的毛病吧？此后对于这种事您可要当心啊！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
马克思在文特诺尔，即在威特岛[80]上，他感觉良好。
注释：
[13]1881年8月16日甘必大本来要在夏隆（巴黎的一个区），在他的选区的选民会上发表演说，但与会者不让他讲话。——第21、391页。
[78]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亚田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昂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在1882年9月25日在圣亚田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聚会于罗昂，在这里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亚田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亚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了”（见本卷第369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
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罗昂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昂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第97、369、379、391、411、413页。
[80]马克思从1882年10月30日到1883年1月12日住在英国南部的文特诺尔（威特岛）。——第98、392、393页。
[218]指代表法国工人党参加法国立法机关的候选人。1880年8月，马隆、盖得和布鲁斯开始在里昂出版《解放报》，并按布鲁斯的建议签订了一个拒绝参加选举的保证书。但是1880年11月《解放报》停刊了，编辑部的保证书也就失效了。于是盖得提自己作候选人参加1881年8月21日鲁贝城的法国众议院的选举，这就成了马隆和布鲁斯对他进行猛烈攻击的原因。——第216、220、390页。
[339]恩格斯指自己打算写关于俾斯麦和拉萨尔的小册子（见本卷第355—356页）。——第383、388页。
[343]在1882年10月29日在蒙马特尔第十八选区举行的巴黎群众大会上，工人选民不让曾是这个选区的议员克列孟梭讲话。——第39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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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仍未收到校样［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刚寄到，11月3日）。然而我收到了倍倍尔寄来的1882年伤亡事故和疾病保险法案，但不是纯粹俾斯麦社会主义的、未受帝国国会投票影响的最初的草案[183]。我很希望收到的正是这个草案以及另一个有关伤亡事故保险银行的草案；没有这个就什么都做不成[339]。
收到“波兹南侯爵”［注：“波兹南侯爵”（《Marquis-Posener》）是勃兰登堡—波兹南铁路公司（M?rkisch-PosenerEisenbahngesellschaft）在交易所的外号。——编者注］，十分感谢。关于其他铁路的详细情况我不需要。有1879年年初或年中（在铁路国有化的某些情况开始为人所知以前）以来的股票行情就足够了；那时和现时的行情的不同足以表明，国家是怎样收买资产阶级的。
从许多方面来说，拉萨尔都是一个好的法学家，并且对罗马继承法有足够的研究，能以自己的知识博得法学家的敬佩（这是他喜欢用的说法；在英国博物馆参观罗塞达碑的[340]时候，他对马克思说：“你看怎样，我是否值得花半年功夫博得埃及学家的敬佩？”）。在德国，如果某人从一定的理论观点出发对某一点有所发展，这就足够了，并且法学家现在忘记了，拉萨尔所发展的理论，是逐字逐句地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中剽窃来的，况且在运用于罗马继承法时这种理论还是不正确的；罗马继承法不象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意志”中发展而来的，而是从罗马的gens即氏族家庭公社的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氏族家庭公社，大部分法学家也都知道得不多。其实，我只是想说，我得破除那种说拉萨尔是有创见的思想家的神话［注：见本卷第361页。——编者注］，而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不知道《无产者报》上刊登的拉法格的信［注：见本卷第99—100页。——编者注］，我打算向巴黎方面去要报纸，但未必能从那里得到。如果报纸还在您那里，请给我寄来。我会还您的。总之，马隆应该当心点：拉法格那里有一堆他写的有损其名声的信。
皮卡尔的荒谬文章，当然，在《公民报》上被宣布不予赞同[337]，马克思本人看到过。不过，那个给您寄去文章，并用蓝铅笔在一些地方划了着重号的人并不懂法语；他把皮卡尔借甘必大领导的……爱国主义同盟的……资产阶级剥削者之口说出的话当作《公民报》沙文主义的表现而加了着重号！我把这段话用红铅笔打了着重号。皮卡尔喜欢做盖得的反对派，因此他塞进这篇文章，以捉弄盖得；如果那里是一个正正经经的编辑部，就不会刊登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
现在来说说“《公民报》编辑们在果达尔问题上极不体面的举动”[105]。我们偶然之中清楚地知道了这件事情；在巴黎，无论是当事人，或者完全是局外人，都不止一次地向马克思讲过这件事。在某次会议上发生了那个事件之后，果达尔来到《公民报》编辑部，盖得对自己过去的无政府主义伙伴仍有点私人感情，在那里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在心平气和的谈话之间，果达尔突然毫无理由地打了盖得一记很重的耳光。其他人都跑过来。果达尔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胆怯退缩到角落里：人们还不至于会虐待他这个俘虏吧！而幼稚的《公民报》工作人员，没有狠狠揍他一顿，却进行劝说并且决定，应当真的把他放走，因为他是俘虏！！可惜果达尔就这样没有尝尝棍棒的滋味，趁机马上跑掉了。但是第二天晚上，明知大多数编辑不在，十二个武装的（拿着粗棍子等等）无政府主义者闯入编辑部，并以种种威逼手段要求赔罪。然而马萨尔态度强硬，他们便只好什么也没捞到就走了。而中部的联合会[247]立刻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它好几个晚上都派了工人保卫编辑部，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现在我倒要请您告诉我，“极不体面”等等究竟在什么地方。
从您的信的整个内容我得出的结论是，您没有定期收到《公民报》，因此，您除《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以外，必然局限于在巴黎的同志的报道，而这些同志自己所采用的完全是马隆及其同伙的消息，并且看样子对他们表现了相当轻信的态度。但是，党的机关报主要是受身处异国首都的同志——他们又是常常变动的——的影响来判断另一国家的工人运动，依我看来，这无论如何是不应当容许的。在国外的德意志协会，无疑是关于国外运动的消息的最坏来源。它们往往不能了解运动的全貌；它们多半只局限于一些狭窄的固定联系，因而不能跟上周围运动的步伐，并且，即使它们的影响等于零，它们还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它们比起德国本国的群众来仍是了不起的。假如我们对此地协会[159]的不稳定的多数的意见哪怕是稍加考虑，难道我们能够自由地判断英国的运动或非运动吗？在纽约的德意志协会不就是那样不加批判地对待美国工人运动的吗？每个协会首先要求的是别人承认它的作用，因此，如果它没有一个很有魄力又很有理智的领导，就容易堕入外国那些玩弄诡计的人的罗网。
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如果《公民报》去年夏天的销售量为二万五千份，并取得了那样的地位，以致使利沙加勒为了夺取它［注：见本卷弟371—372页和第375—376页。——编者注］竟拿自己的名誉下赌注，那末，这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好象同流传的所谓威信扫地的情况相矛盾。但更加同这点相矛盾的是这个事实：威信扫地没有妨碍这些人享有这样的威望，即他们被驱逐出《公民报》以后，当天就创办了一家新的大型日报[326]，几乎完全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ouvriersetpetitsindus-triels，——拉法格语）的支持使该报整整两周免受旧《公民报》所有者［注：布龙默施坦。——编者注］的阴谋诡计的破坏，并已经找到一个资本家，他们明天就要同他就报纸［注：《平等报》（日报）。——编者注］问题最后达成协议——行还是不行。在这样雄辩的事实面前，马隆大概只好把自己的“威信扫地”留给自己。而马隆先生本人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当他请求罗什弗尔给他在《不妥协派报》上发表的文章增加稿费时，那人答复他说：“如果您写得少些，我会付给您多些”。让马隆试试口袋里一文不名能否在巴黎创办日报，以表明他享有怎样的威望！
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吧。我请拉法格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寄《平等报》作为交换［注：见本卷第381—382页。——编者注］，他今天写信给我说，他将这样做，因此请您也给《平等报》编辑部寄《社会民主党人报》。如果您将来没有按时收到《平等报》，您只要写几个字——发个明信片就行了，通讯处是：巴黎波尔—罗亚尔林荫路66号保·拉法格。
至于福尔马尔的文章[312]，第一篇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它把矛头指向那些叫嚷不惜任何代价废除反社会党人法[109]的人。第二篇文章我只是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我正准备出发并且身边有三、四个人在闲谈。否则，对于他在文章末尾要求党采用过分粗暴的语言，我不会象实际上所做的那样，掉以轻心。在这个问题上，倍倍尔是正确的[334]，但是我认为，他对于这一点看得太重了。第二篇文章的真正缺点（我虽然发现了这个缺点，但没有重视），在于幼稚地设想即将到来的革命应当从整个世界分为两军开始：“这里是韦耳夫派！这里是魏卜林派！”[341]；一方面是我们，另一方面是整个“都是反动的一帮”[335]。这就是说，革命应当从第五幕开始，而不是从第一幕开始，——第一幕是一切反对党共同反对政府及其弊端，从而取得胜利，在这以后，在胜利者当中，一些政党一个接一个地被淘汰，退出舞台，这就会最后使人民群众完全转到我们方面来，到那个时候，福尔马尔的有名的决战方能开展。但这一点在这里是次要的，文章的实质在于证明如果按照“右翼”先生们的愿望行事，当然我们可以摆脱反社会党人法，但党要接受比这个法律本身更坏的条件，不过这些先生们又可以出版象汉堡《审判报》之类的报纸，并把这些报纸冒充为党的机关报。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福尔马尔，这个看法我也写信告诉了倍倍尔［注：见本卷第378—380页。——编者注］。
昨天我邮汇给您（里斯巴赫旧公路137号）十二先令即十五法郎十生丁，交付我和马克思的订阅费。请告诉我下次付款的日期。
祝贺报纸印数接近七千份［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印数。——编者注］！
您的弗·恩·
经您修改之后，序言［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初版序言》。——编者注］中提到有关维登代表会议[342]的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因此我把它删去了。请寄给我两份校样［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已校好的我将在今天或明天寄出。
注释：
[105]关于法国工人党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后成立的两个党的力量对比，见恩格斯1882年11月28日给伯恩施坦的信（本卷第399—404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利用了1882年11月24日拉法格来信中的材料。
恩格斯提到的“马雷—果达尔事件”，是指无政府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果达尔和一批盖得的拥护者之间发生的两次事件。在巴提诺尔（巴黎的一个区）的一次会议上，果达尔起来捍卫激进派代表无政府主义者昂利·马雷，因为盖得派指责他卖身投靠法国煤气公司。果达尔无法推翻《战斗报》的编辑无政府主义者克里埃向盖得派证实的这一事实，便要求同克里埃决斗。同时，果达尔企图挑起同盖得派——《公民报》的编辑们搏斗。大概伯恩施坦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盖得派在果达尔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采取了否定态度。——第114、384页。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159]指1840年2月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1850年9月17日，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的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便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恩格斯又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最后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61、308、364、385页。
[183]关于“戒严”，见注173。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于1881年3月31日和4月4日就1880年10月在柏林和汉堡—阿尔托纳实行“小戒严”和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所发表的两次发言。见《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652—661和744—756页（《Steno-graphische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sReichV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Ⅳ.Session1881.》Bd.Ⅰ.Berlin，1881，S，652-661u.s.744-756）。倍倍尔的这两次发言还在1881年4月17日—5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22号上发表过。
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是俾斯麦实行的所谓“劳工法”的一部分。草案规定为工人伤亡事故保险建立一个专门的帝国银行。用于保险的开支，三分之二由工厂主负担，三分之一由工人负担，但一年所挣工资低于七百五十马克的工人除外（由帝国国库替他们支付）。假如伤病者丧失了劳动力，保险仅在第五个星期开始生效，而在此之前的开支由互助保险会负担。倍倍尔对法律草案进行了详尽尖锐的批评，要求工人伤亡事故保险的开支全部由工厂主负担。法律草案到1884年7月6日才由帝国国会通过。——第178、212、382、399页。
[247]联合会联盟（全称：UnionfédérativeduCentre——中部联合会联盟）是组成法国工人党的六个联合会之一。中部联合会联盟于1880年4月前形成，是巴黎各党组织的联合体；其中有八十个工团和小组。联盟的领导权控制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首领布鲁斯、马隆和若夫兰等人（他们都参加了《无产者报》编辑部）手中。在1882年1月17日和24日中部联合会联盟会议上，《平等报》编辑部以及所有同盖得派意见一致的党小组，都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正式投票赞成这个建议的只有二十八个小组，即占参加联合会联盟的小组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联盟的八十个小组中只有四十八个小组参加了上述会议）。盖得派在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之后，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联合会，叫做中部的联合会（FederationduCentre）。——第259、384、402页。
[312]指刊载在1882年8月17和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和35号上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未署名的文章，文章的标题都是：《废除非常法吗？》（《AufhebungdesAusnahmcgcsctzes？》）。这两篇文章同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标题是：《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略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AufhebungdesSozialistengesetzes？EinWortzurTaktik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署名苏尔土尔。——第356、365、378、381、386页。
[326]暗指利沙加勒为夺取《公民报》而搞的那些阴谋，结果把由盖得拥护者所组成的编辑部赶出了新改名为《公民和战斗报》的该报报社。但是，盖得派立即就用原来的名称《公民报》创办了一个大型日报，该报在未定名为《平等报》之前曾不止一次地改变名称（见本卷第371—372、375—376页）。——第372、386页。
[334]恩格斯指的是奥·倍倍尔的文章《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AufhebungdesSozialistengesetzes？》）。这篇文章发表在1882年10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上，旨在批驳《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见注312）。倍倍尔主要是对福尔马尔的第二篇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作者在那里号召采取暴动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策略。倍倍尔谴责了这一策略，认为这对党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和极为有害的。他在1882年10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象福尔马尔这样的文章所使用的不谨慎的腔调和语言，只会使党的队伍招致不必要的牺牲。——第378、386页。
[335]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被载入由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见注310）。纲领写道：“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对这一拉萨尔主义论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25页）。在本信中恩格斯使用了“都是（einzigen）反动的一帮”。——第378、387页。
[337]这里提到的莱昂·皮卡尔关于在巴黎的德国人的文章，以《圣马克街的黑幕》（《L’affairedelarueSaint-Marc》）为题发表在1882年9月3日的《公民报》上。这篇文章是用沙文主义精神写成的，该报编辑部宣布不同意这篇文章。从恩格斯1882年11月4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可以看出，文章引起了德国侨民对盖得派的不满（详见本卷第389—390页）。——第381、384页。
[339]恩格斯指自己打算写关于俾斯麦和拉萨尔的小册子（见本卷第355—356页）。——第383、388页。
[340]罗塞达碑是拿破仑远征军的一位军官于1799年8月在埃及罗塞达城附近发现的一块玄武岩石碑，碑上刻有三种古代文字的碑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俗体文和希腊文，后者为前两者的译文；这使法国学者商博良得以看懂了埃及象形文字。石碑现藏伦敦英国博物馆。——第383页。
[341]恩格斯在这里使用的是中世纪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派交战时的古老的呐喊——“这里是韦耳夫派！这里是魏卜林派！”（HieWelf，HieWaib-ling！》）——，其中一派支持韦耳夫王朝，另一派支持霍亨施陶芬王朝（或称魏卜林王朝，因其世袭城堡和城市称魏卜林）。据传，这最初是这两派的拥护者1140年在魏茵斯堡附近交战时喊的。后来在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相争时期，于十二至十五世纪在意大利发生了奎耳夫派和吉贝林派（即韦耳夫派和魏卜林派的意大利音）之间的斗争。——第387页。
[342]维登代表会议——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见注109）颁布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1800年8月20—23日在（瑞士）苏黎世州奥辛根附近的古城堡维登举行。——第38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6.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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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82年10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请你们定期把每日出版的《平等报》寄给瑞士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他们将寄给你们《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交换。这是不相等的交换——用周报换日报，但对你们方面还是有利的。这可以使《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随时了解巴黎发生的事情，而您自己也明白，一个多少是无产阶级的编辑部不可能订阅所有在巴黎出现和消失的报纸。
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党人报》获得巴黎消息的主要来源是福尔马尔，他是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以前当过军官，受伤后两腿瘫痪了。他是马隆的朋友，您可以想象，马隆是怎样唆使他反对你们的党。马隆不仅利用了大量的错误，——你们也竟然在这方面帮了他的忙（譬如九月号上发表的莱昂·皮卡尔关于在巴黎的德国人的荒唐文章[337]），而且按照自己惯用的手法向他说了好多谎话。
不过，福尔马尔是个好小伙子，他在德国出版了一本非可能主义的小册子[312]，其观点已使他今后不能再在法国当可能派了。不妨找个机会同他谈谈，并向他指出问题的另一面。我没有他在巴黎的地址，但不难找到。
我正在苏黎世出版经过大量补充的德文版《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338]。我得到书以后将立即给您寄几本去。它大约比您的译本[302]长一倍。是否有可能根据德文版出版新的法文版？
我再说一下，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提供消息对您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伯恩施坦的愿望非常好，但我们不可能从这里让他了解我们自己也常常不知道的事情。最好找个机会写信给他，请他提供点情况等等。这就是马隆用以博得人们好感的和你们总是忽视的无害的方法。我劝您随时想到，巴黎不再是世界的首都（再也没有这样的首都了），更不是整个世界。
衷心问候劳拉。
昨天马克思在我这里吃午饭，晚上我们都在他那里吃晚饭并喝罗木酒直至深夜一点，今天他到文特诺尔去了。
完全属于您的弗·恩·
注释：
[302]指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法文本。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由拉法格译出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首先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同年这一著作出版了法文单行本。关于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1883年出版的这一著作的德文第一版，见注338。——第343、365、382、394页。
[312]指刊载在1882年8月17和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和35号上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未署名的文章，文章的标题都是：《废除非常法吗？》（《AufhebungdesAusnahmcgcsctzes？》）。这两篇文章同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标题是：《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略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AufhebungdesSozialistengesetzes？EinWortzurTaktik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署名苏尔土尔。——第356、365、378、381、386页。
[337]这里提到的莱昂·皮卡尔关于在巴黎的德国人的文章，以《圣马克街的黑幕》（《L’affairedelarueSaint-Marc》）为题发表在1882年9月3日的《公民报》上。这篇文章是用沙文主义精神写成的，该报编辑部宣布不同意这篇文章。从恩格斯1882年11月4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可以看出，文章引起了德国侨民对盖得派的不满（详见本卷第389—390页）。——第381、384页。
[338]恩格斯除了直接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德文本初版的正文作了补充和修改外，还专门为它写了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5—347页），并将论述德国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文章《马尔克》（同上，第351—369页）作为附录收入该书。——第382、416、42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5.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2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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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2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终于着手给你写信了。马克思又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星期，他后天要去威特岛，因此我一直没法安静地做点事。
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我非常喜欢的是第一篇[312]，因为它给了“右翼”的抱怨派先生们以应有的回击，这些先生们甚至不惜接受那些对党来说要比反社会党人法[109]本身还要坏的条件，来争取废除反社会党人法，这无非是想借此重新筹办象《审判报》之类的报纸，从而又得以回到旧日的写作方面的“埃及的肉锅”[333]。我以为，针对这些先生们——文章就是针对他们的——指出下面的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即：接受使党的处境更加恶化的条件，自愿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是很容易实现的；应当强调指出，靠屈膝乞求的办法我们是很难摆脱反社会党人法的。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也是纯理论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法律将会被那些导致革命而且不久就会到来的事件一扫而光。
第二篇文章我相当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有两、三个人一直在旁边谈话，否则我就会从作者对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国的影响，同时大概也就认清了我们的福尔马尔。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334]“都是反动的一帮”[335]这种说法终于在长久期待之后被实现了。这里是所有的正式党派纠合在一起，那里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组成严整的队伍；一场大决战，一下子就会全线胜利。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刚刚相反，实际上，正如你也指出过的，革命是在绝大多数人民以及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被孤立了的政府、并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还能继续存在下来的正式党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个促使一个和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福尔马尔所谈的彻底分裂，与此同时，我们取得统治权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假如我们和福尔马尔一起立刻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那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
末尾论及新策略的那一段话，我当时没怎么重视，——无论如何，要是人们手头有刑法典，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使人坐牢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人偶尔向这方面偏了，这不是了不得的事，因为另一方面偏得也不少。如果说我把这一点看得太轻了，那末我以为你则看得太重了。根据菲勒克在《南德意志邮报》上兴高采烈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右翼在怎样想方设法利用你的反驳。[336]我不认为我们在德国的同志会由于福尔马尔的文章就真的立即接受他的说法。不过对他要求宣布“我们要秘密组织起来”这一点，应当断然拒绝。
我焦急地等待关于俾斯麦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两人［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编者注］正在坐牢[332]，大概，我只好再等一些时候。不过，如果我那时要埋头于另外的、也是我早该动手的长篇文章［注：恩格斯显然是指《自然辩证法》。——编者注］，那我就不能把它中途搁下，而不得不把俾斯麦往后推了［注：见本卷第355—356页。——编者注］。
在法国，期待了好久的分裂发生了。[78]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我希望这封信能在你入狱以前到达你手里。马克思和杜西衷心问候你。马克思的健康正在完全恢复，如果胸膜炎不再犯，明年秋天他的身体将会比近几年以来都好。如果你在《Käfigturm》［注：“塔笼”（监狱）。——编者注］（在伯尔尼的叫法）碰到李卜克内西，请代我们大家问候他。
你的弗·恩·
注释：
[78]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亚田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昂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在1882年9月25日在圣亚田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聚会于罗昂，在这里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亚田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亚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了”（见本卷第369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
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罗昂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昂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第97、369、379、391、411、413页。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312]指刊载在1882年8月17和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和35号上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未署名的文章，文章的标题都是：《废除非常法吗？》（《AufhebungdesAusnahmcgcsctzes？》）。这两篇文章同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标题是：《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略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AufhebungdesSozialistengesetzes？EinWortzurTaktik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署名苏尔土尔。——第356、365、378、381、386页。
[332]威·李卜克内西从1882年10月15日起入狱；倍倍尔从1882年11月1日起被判处徒刑，至1883年3月9日在莱比锡监狱服满刑期。——第377、379页。
[333]根据圣经故事，受奴役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有些畏难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受奴役的日子，因为那时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惋惜埃及的肉锅”成了谚语。——第378页。
[334]恩格斯指的是奥·倍倍尔的文章《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AufhebungdesSozialistengesetzes？》）。这篇文章发表在1882年10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上，旨在批驳《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见注312）。倍倍尔主要是对福尔马尔的第二篇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作者在那里号召采取暴动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策略。倍倍尔谴责了这一策略，认为这对党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和极为有害的。他在1882年10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象福尔马尔这样的文章所使用的不谨慎的腔调和语言，只会使党的队伍招致不必要的牺牲。——第378、386页。
[335]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被载入由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见注310）。纲领写道：“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对这一拉萨尔主义论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25页）。在本信中恩格斯使用了“都是（einzigen）反动的一帮”。——第378、387页。
[336]由于倍倍尔批驳了用苏尔土尔（Surtur）的笔名以小册子出版的福尔马尔的文章（见注312），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路·菲勒克在他出版的《南德意志邮报》上宣称，这本小册子与党的意见毫无共同之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于1882年10月26日第44号上对菲勒克的声明表示抗议，它强调指出载入小册子的文章是党的一个成员写的，而且最初是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的。——第37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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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0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急于把巴黎事件［注：见本卷第371—372页。——编者注］的结局通知您，因为我想巴黎人不会给您寄材料去——我们自己在这里也不得不向这伙人强行索取材料。
总之，《公民报》继续由旧编辑部出版，同时，利沙加勒在两个无政府主义者马耳斯和克里埃的帮助下编辑《公民和战斗报》。星期五晚上，《公民和战斗报》为了万达·克里洛夫的一篇小品文企图（通过警察）使《公民报》被没收，原先的《公民报》的所有者、荷兰金融家、现在利沙加勒的合伙人布龙默施坦还曾对该报提出所有权的要求。由于及时得到警告，小品文被撤销，前去没收的警官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星期日，《公民和战斗报》编辑部声明，如果再出现没收《公民报》的企图，它的全体成员（三人）就要辞职。就在那个星期日晚上，《公民报》按照律师建议改名为《两个世界的公民报》后以非法命名被没收，这又是按照布龙默施坦的要求进行的。星期一，更确切地说是星期二早上，该报又以《国际公民报》的名称出版，并且要求《公民和战斗报》编辑部遵守自己的诺言，实行辞职。后者不想这样做。马耳斯和克里埃私下宣称，他们以后无论如何要辞职，但是现在不这样做；克里埃以所谓参予孟索－累明事件[329]的罪名，被逮捕入狱。
当时《公民报》编辑部如果不把报纸改名，每天都要担心遭到没收，所以四天以前已改名为《平等报》，与此同时还要继续出版周报《平等报》。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们已经三个星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了。况且我们今天连《平等报》也没收到。而法国人卓越的组织天才在我们的朋友那里却恰巧表现为组织惊人的混乱，所以由此还得不出任何结论。
想借助于法官和警察来搞掉《公民报》的企图，撕下了利沙加勒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他是极端愚蠢和卑鄙下流的罕见的结合物。
马克思请您寄一本瑞士工厂法[87]给他。如果您能告诉我们德国现行的工厂法大约是在哪一年通过的，以及这是一个专门的法律还是帝国工商业条例[87]的一部分，我们将非常感激您。这样我们就能设法弄到它。马克思为了出第一卷第三版［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编者注］需要它，为此他答应有机会时给您寄点什么东西供《社会民主党人报》之用。过几天他就动身到威特岛去，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那里过冬（从这里乘车五六小时到达）。
您的那位加尔西亚先生是许多渺小的民主主义者之中的一个，[330]他们在伦敦这里到处闲逛，参加一切团体。他们的最新领袖，或者如施梯伯所说的主脑[331]，就是狂热民主派的钻营家、在最近的选举中遭到了失败的议会候选人海德门律师。谁也不跟这些小人物走，他们只是相互支持。他们分裂成各种各样的宗派和一帮非宗派的摇摆不定的一般民主派。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在大众面前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加尔西亚的通讯中之所以大量列举许多并不出名的名人，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管有多少善良愿望，但是也不乏充当主角的愿望。因此我劝您要非常小心地对待这个人的信件：硬要把一个小集团（它二十年来用过各种各样的名称，采取过许多不同的形式，但仍然如此微不足道）装扮成有影响的党，——他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就是如此。不过，我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存在，不是为了使这些十分卖力的阳萎病患者闻名大陆。附上这些小团体之一的一张入场券，加尔西亚是该团体的书记，不久前他曾请我到那里去作报告；当然，我拒绝了。
以最迫不及待的心情等着关于俾斯麦的材料。如果马克思现在就动身，我就要开始认真地工作，而如果我坐下来进行一项早就应当完成的巨大的工作［注：恩格斯显然是指《自然辩证法》。——编者注］，那我就不能那么快抽得开身，所以预先通知您，那时候您就只好等一等。假使材料已经在我这儿，我马上就能着手，并且在此以前就能搞完。倍倍尔答应了，但是什么也没有寄来，而现在他又即将坐牢，李卜克内西已经被关进去了[332]，从其余的人那里我更得不到什么了！
附上给考茨基的信。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
注释：
[87]指瑞士政府1877年3月23日通过、1878年3月1日起生效的瑞士第一个工厂法《联邦关于工厂劳动的法令》（《BundesgesetzbetreffenddieArbeitindenFabriken》），和1882年颁布的《在同业公会法基础上制定的最新德国工商业条例，以及在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和亚尔萨斯—洛林实施该条例的有关法令，经修改、补充和增加，附有1876年4月7日通过的关于注册的互助储金会法，以及联邦会议通过的各项实施决定》（《Gewerbeordnung，diedeutsche，inihrerdurchdasInnungsgesetzerlangtenneuestenGestalt，mitdenEinführungs-gesetuzenfürWürttemberg，Baden，BayernundElsaβ-Lothringen，denAb?nderungenundErg?nzungenderNovellenunddemGesetzüberdieeingeschriebenenHülfskassenvom7.April1876，nebstdenAusführungs-VerordnungendesBundesrathes》）。这些资料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所需要的。——第100、104、376页。
[329]指1882年10月在孟索-累明（法国）发生的煤矿工人大罢工。罢工是由于使工人阶级状况急剧恶化的经济萧条引起的。罢工期间按照警察局长安德烈指示行事的奸细勃烈尼扎扮演了背叛的角色，安德烈曾给无政府主义报纸《社会革命报》（《LaRévolutionSociale》）提供经费，并通过他手下的奸细在这个地方干了一系列恐怖行动。——第376、410页。
[330]查·约·加尔西亚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伦敦记者，伦敦美里利邦区的一个小民主团体的书记，该团体的名称是美里利邦中央民主协会（Me-ryleboneCentralDemocraticAssociation），会址是：西中央区格拉弗顿东街大学旅馆（GraftonStreetEast.W.C.，theUniversityHotel）。——第376页。
[331]“主脑”（《Haupt－Chef》）是普鲁士的一个警官施梯伯在1852年审判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对暗探奸细舍尔瓦尔的称呼，施梯伯为了达到挑衅的目的，力图说明舍尔瓦尔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并造成他和马克思以及被告等有联系的假象（见卡·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376页。
[332]威·李卜克内西从1882年10月15日起入狱；倍倍尔从1882年11月1日起被判处徒刑，至1883年3月9日在莱比锡监狱服满刑期。——第377、37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3.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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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2年10月21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前天我们收到了保尔［注：拉法格。——编者注］寄来的迁移后的《公民报》[326]的头两号。从《正义报》上我们已经知道，高贵的普罗斯比尔［注：利沙加勒。——编者注］试图给予工人党以什么样的日阿尔纳卡式的打击[327]；从上述两号《公民报》上我们看到，这一打击没有得逞，而根据《公民和战斗报》对“懦夫保·拉·”［注：保尔·拉法格。——编者注］所开的不高明的一枪，我们知道，普罗斯比尔是消息非常灵通的，他被迫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让人看看他实际上是个什么人——卡桑尼亚克式[328]的莽汉。自然，保尔不会这样愚蠢，竟落入这一圈套。
我们已经两天既没有收到《公民报》，也没有收到《公民和战斗报》了，而今天连《正义报》也没有来。因此我们完全摸不清头脑。是《公民报》因为缺乏经费出了两号以后就停刊了呢，还是应当完全归功于法国人的卓越的组织天才我们才没有收到它？你知道，象这样的紧要关头，必须经常供给我们一些在此地不能得到的消息。昨天我给伯恩施坦写了一封长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谈到马隆—布鲁斯，也谈到上面这件事；而在巴黎每天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重要的是马上将它们正确无误地通知伯恩施坦。我没有材料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难道巴黎的朋友们真的没有可能去做这种对于他们自身利益极关重要的事情吗？
今天我从摩尔处听说，你给他去了信，燕妮似乎好一些。摩尔觉得身体一般说来很好；唐金给他进行了诊察，由于发现他大有好转（除了最后两次胸膜炎留下的不可避免的痕迹之外）甚至感到惊异；唐金认为，摩尔可以到英国的南部海滨去过冬。他应当快点动身；我们这里天天都是极为潮湿的天气，不过还暖和，而且当别人那里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这里就开始有浓雾了。
但愿你能够在哪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突然到这里来，看看所发生的变化。摩尔晚上当然不能出来，因此我这里除了彭普斯一家和偶尔海伦［注：德穆特。——编者注］来之外，没有任何人来。“科利木”完全消失了。前几天伟大的洛里亚又顺便来了。情况是这样的，这天晚上肖利迈［注：肖利迈（Jollymeier）是肖莱马的谑称，由英文单词《jolly》（“快乐的”、“有醉意的”）和德国人的姓Meier（有“农夫”的意思）组成。——编者注］在这儿，因为我们都稍带醉意，可怜的洛里亚只好忍受了某些嘲笑；他问海伦，她是否也研究过政治经济学；而对我们说，他在柏林尝过摩塞尔酒，他说，这种酒的味道象糖水一样。你可以想象得出，引起了多强烈的哄堂大笑。我看，——可怜的书呆子饱尝了我们这伙“尖酸刻薄”的人一顿嘲笑。你想想看，他不愿相信你和杜西是姊妹，当他听到谁是你们的父亲时瞪大了眼睛。
今天亚历山大罗·奥尔德里尼先生来找摩尔，当时我也在那里，但是大家坚决——这使我很高兴——不接见他。如果摩尔见了他，天晓得，以后又会有多少这类扎纳德利来找他。
彭普斯一家过得很好，他们已在自己的新房子里住了两星期或将近两星期，但是因为现款不够，房子还没有完全陈设好家具。小家伙［注：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曾患胸脓肿，不过正在好转。查理［注：看来是勒兹根。——编者注］和贝万小姐已经结婚三星期了；从他们获得幸福结局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他们。
现在已经是邮局快关门的时候了，因为想让你明天早上收到这封信，我应当搁笔了。衷心问候保尔，如果你看见盖得和梅萨，也衷心问候他们。
爱你的弗·恩·
注释：
[326]暗指利沙加勒为夺取《公民报》而搞的那些阴谋，结果把由盖得拥护者所组成的编辑部赶出了新改名为《公民和战斗报》的该报报社。但是，盖得派立即就用原来的名称《公民报》创办了一个大型日报，该报在未定名为《平等报》之前曾不止一次地改变名称（见本卷第371—372、375—376页）。——第372、386页。
[327]日阿尔纳卡式的打击意即背信弃义的打击。1569年3月13日，在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之间的日阿尔纳卡（法国夏龙省的一个城市）战役中，胡格诺教徒的领袖，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孔代亲王受伤被俘并被枪杀。——第372页。
[328]指普罗斯比尔·利沙加勒要求和保尔·拉法格决斗一事；恩格斯把利沙加勒比作法国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暗讽卡桑尼亚克在报刊上搞的那些引起一系列决斗和司法追究的极其狂妄的行为。——第37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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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早就想写信告诉您法国的情况，但是一直到现在才动笔。这也好，我这样倒可以一举两得了。
（1）圣亚田。尽管有比利时人的好意劝告，不可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经分开了。[78]这是一件好事。起初，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为马隆和布鲁斯所迷惑。他们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30]的共谋者（他是十七个创始人之一）。但是，毕竟还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他们是否连同巴枯宁的理论一起放弃了巴枯宁的实践。事情的进程表明，他们接受了纲领（同时歪曲了它，马隆给它加进了许多坏的东西），不过暗中却想推翻纲领。在兰斯和巴黎开始的事情[322]，在圣亚田完成了。党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了。1880年的共产主义的导言[323]，已被1866年国际章程的导言所代替，而1866年的国际章程之所以不得不那么一般地表述，正是因为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非常落后，而又不能把他们摈除在外。纲领的正确要求都被取消了，因为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为了任何一种特殊目的随意制定自己的单独的纲领。这个所谓的圣亚田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这两个人能够对旧纲领提出的最严重的责难，就是这个纲领推出去的人比吸收进来的人还多。这一点现在已得到补救：蒲鲁东主义者和激进派[324]再也没有理由留在党外了，而如果事情照马隆这一帮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那末福尔马尔所抱怨的“革命稀粥”[325]就会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正式说法。
在所有的罗曼语国家中（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对待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证向来是很宽的。这些代表资格证很多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当这种事情还没有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当问题还只涉及次要事情的时候，其危害性还不那么大。但是巴枯宁主义者把这种做法变成了（最初是在汝拉）常规，他们一贯地伪造代表资格证，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夺取领导。现在在圣亚田就是这样。在筹备代表大会的时候，完全使用了巴枯宁的一整套旧策略，对这个策略说来，撒谎、诽谤、阴谋诡计，一切手段都是好的。布鲁斯只是在这方面才是能手。但是这些人忘记了，这在小的支部里和在汝拉这样小的地区是能够得到胜利的，而在一个大国的真正的工人党内就必然要使那些干这种事情和要这种手腕的人遭到毁灭。圣亚田的表面的胜利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而马隆和布鲁斯很快就会彻底完蛋。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250]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没落以后，团结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我们的人去谋取团结也是过于匆忙了。[310]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
此外，甚至罗昂派也很需要经常的尖锐的批评。他们常常醉心于革命的词句和毫无根据地渴望行动。
（2）《公民报》—《战斗报》。还在夏天，当《战斗报》处境困难，钱都耗费在广告和类似用途上，资本家扭头不顾，而利沙加勒又同马隆—布鲁斯决裂的时候，利沙加勒就向盖得建议把两家报纸合并起来，他们两人都是主编，每人都有权从另一家报纸编辑部撤销三个人。利沙加勒想用这样的手段排除他所怀恨的拉法格。《公民报》的编辑们一致拒绝了这一点。《战斗报》的处境每况愈下。于是利沙加勒背着《公民报》的编辑们同该报的所有者（一个荷兰金融家［注：布龙默施坦。——编者注］）达成了关于两家报纸实行合并的协议，指望用这种“政变”的办法迫使编辑们听命于他。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公民报》的编辑们一天也未停止过出版报纸，而且向法院控告所有者破坏合同。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利沙加勒的全部阴谋遭到了破产，利沙加勒大丢其丑，连他自己也承认这点，于是使出自己最后的手段，挑动“懦夫拉法格”（他在《战斗报》上这样称呼拉法格）进行决斗，应当相信拉法格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干这种事的。利沙加勒被这种波拿巴式的举动把自己永远毁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党为了反对圣亚田派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自己的报纸的时候，把该报的生存当赌注，以挽救自己个人的快要完蛋了的报纸，不惜任何代价（如果他的手段得逞的话）改变报纸的性质，并且与该报的所有者资本家结成联盟来反对党的代表，反对编辑，这是不能容忍的。
如果附上的材料用语太激烈，请把它缓和一下。小册子［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的印刷情况如何？马克思在这里（这要保密！），但愿他能到英国海滨去过冬。
您的弗·恩·
这封信将于10月20日傍晚五时寄出，您在明天晚上或星期日［注：原稿为：“星期六”。——编者注］早上可以收到。
注释：
[30]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34、259、362、369、395、412页。
[78]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亚田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昂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在1882年9月25日在圣亚田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聚会于罗昂，在这里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亚田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亚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了”（见本卷第369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
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罗昂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昂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第97、369、379、391、411、413页。
[250]恩格斯所说的拉萨尔派就是指全德工人联合会，它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从成立时起，联合会就处于拉萨尔的有力影响之下，因为拉萨尔直接参加了建立该会的工作，而且是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局限于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和平的议会活动的斗争。拉萨尔派的联合会拒绝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主张建立由国家津贴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立场，从而支持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拉萨尔派的影响下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联合会的拉萨尔派的领导的机会主义活动作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德国的先进工人就退出了联合会。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召开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政党，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人所共知的爱森纳赫派的政党或爱森纳赫党）。党的纲领中虽然反映了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但它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制订的。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奠定了“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牢固的基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93页）。——第260、370页。
[310]指两个德国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见注250）的合并，合并是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的合并代表大会上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抱肯定态度，但是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共同意见反映在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0页和13—14页）中，此外还反映在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中。尽管在这些文件中对未来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那个包含着一系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许多让步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这个草案仍然只是略加修改就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第355、371页。
[322]指兰斯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决议（见注227）和在巴黎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注289）。——第369页。
[323]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起草的、并由哈佛尔党代表大会（1880年11月）没有任何改动地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导言。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得和拉法格拟定的纲领的实践部分虽被代表大会通过，但接受了马隆提出的某些使纲领大为逊色的修正。——第369页。
[324]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性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70页。
[325]福尔马尔在其《废除非常法吗？》（见注312）的第二篇文章中谈到“反对派的和自由派的‘稀粥’”。——第37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1.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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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2年10月9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白鹦鹉：
这里的天气不坏，也就是说，有几个小时相当好，阳光灿烂；其它时间天空布满了云，有时下起毛毛雨。但是总的来说，天气不冷，只是早晚经常有雾。
肖莱马星期六到伦敦来了，但只作短暂的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他又要去曼彻斯特，因为明天他要在那里的讲台上“造孽”。他向你致良好的祝愿。
恩格斯很生气，因为已经好几个月不给他寄《平等报》了，我的那一份也不再寄到伦敦来了。订购《公民报》包括寄到伦敦的邮费需要多少钱？我离开巴黎时完全忽略了这件事，你回信后，我立即给你汇款。
昨天我们在恩格斯那里吃午饭。彭普斯和小家伙［注：女儿莉莲。——编者注］以及派尔希［注：罗舍。——编者注］当然也在那里。小家伙很活泼；无论如何比她妈妈唠叨得有意思得多。
昨天晚上唐金来看望我，但他只在本周内才会给我做医疗检查。他发现我的气色好了些。他认为，在英国即将到来的雾季中，威特岛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地方。
琼尼很快活，并且一般说来是“幸福”的，虽然常常令人感动地谈到自己的妈妈［注：燕妮·龙格。——编者注］和哈利。在杜西的指导下，他现在又习惯于每天早上用“冷水”从头到脚冲洗了。他的“健康”是再好不过的了。按时早睡（晚八点），这对他也是有益的。他的学识已达到这样的高度：已经能认“大写字母”以及钟表上的大罗马数字。
我非常焦急地等待从你那里知道燕妮的消息——她的健康状况和家事。龙格一家［注：沙尔·龙格和儿子：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回来了吗？
伟大的鼓动家圣保路斯［注：保尔·拉法格。——编者注］当然又在波尔—罗亚尔林荫路的宝塔里坐上了王位。来信给我讲讲他的奇闻趣事吧，但首先是讲讲你自己——你近况怎样，身体怎样。
咳嗽仍旧使我苦恼，这简直是一种警告，我必须彻底根除它，以便重新获得全部工作能力。
琳蘅和琼尼向你问好。
祝你健康，我亲爱的和忠实的旅伴白鹦鹉。
老尼克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100.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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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2年9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们因为你的缘故受了一场很大的虚惊。一周以前，本月15日［注：原稿为：“16日”。——编者注］，星期五晚上十点钟，协会[159]来了两个人找我，询问两号《公民报》刊登你已逝世的消息（并有讣告）是否真实。我回答说很不可靠，但说不出任何肯定的东西。由于一个很无聊的人坐在我这里，虽然我再也没同他多谈，但他还是不走，所以直到十一点钟以后我才跑到杜西·马克思那里；她还没有睡。她那里有一份《战斗报》，也载有讣告，对消息的来源没有任何说明，却作为确实无疑的新闻加以报道。这样一来，就引起普遍的惊慌。这个会给德国的党带来极大不幸的消息，至少很象是真的了。英国报纸由于沉浸在埃及事件[319]的喜悦之中，对此丝毫没有报道，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况且，我在星期六晚上没有接到《社会民主党人报》，虽然这倒是常有的情况。幸而，我在星期天早晨得悉，杜西已接到她那份《社会民主党人报》，从该报的内容判断，这个消息是很不足信的。到咖啡馆中查阅德国的报纸，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它们每天更换。我们就是这样不知究竟，万分痛苦，直到星期一晚上终于送来了《正义报》正式辟谣时为止。
马克思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在日内瓦湖畔的斐维，在反动的《日内瓦报》上读到了这段新闻，该报自然是作为确实消息报道的。他在心绪极度紊乱中当天就写信给我［注：见本卷第92页。——编者注］，他的信恰巧就在上面说的那个星期一晚上寄到，所以我还能利用早晨的邮班寄给他这个叫人高兴的消息［注：见本卷第94—95页。——编者注］，即一切全是捏造。
不，朋友，你没有权利这样年青就离开我们。你比我年青二十岁，我们还要共同坚持许多有趣的战斗，在此以后，当我与世长辞时，你还有义务留在火线上。既然被误传死去的人应比所有的人都更长寿，那么你也和马克思一样[320]，现在大概注定要成为一个十分长寿的人了。
真见鬼，是谁散布这种愚蠢的流言？又是那个爱撒谎的梅林在背后搞的吧？[62]
我在两、三个月前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即我就党内温良分子的问题答复你的那封信［注：见本卷第328—332页。——编者注］，你收到了吗？
在这个期间，大概你已不止一次地看到，你要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开撰稿的希望正在实现。就在昨天我还把《反杜林论》三章中的头两章在大加修订和通俗化之后，寄给了伯恩施坦，这三章应当按法文版本[302]的式样用德文出版［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其余的也弄好了，不过只要不妨碍出版，仍把它留在我这里，以便我可以把最困难的这一部分再好好地审阅一遍。有一篇论述古日耳曼的土地公共所有制的长文［注：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作为附录。当你入狱时，我建议你设法从某个图书馆弄到格·路·冯·毛勒著《德国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的历史概论》和他的《德国马尔克制度史》。在德国，有能够不抱成见和不抱“学者”偏见地看待这些事物的人，来熟悉一下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上面这些著作是主要的，阅读它们会使你在一切有关土地所有制问题和农业问题的辩论中有最坚实的根基。
根据福尔马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写的几篇文章（关于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可能性[312]）来看，此人有了很大进步。如果这一点在其他方面也得到证实，我将感到很高兴。我们极其需要能干的人。
马克思正在摆脱三次胸膜炎给他带来的后果而慢慢复元。为了医治那由支气管炎引起的、根深蒂固的、十分折磨人并且妨碍睡眠的咳嗽，他曾在阿尔让台利用过附近的恩吉安硫矿泉水，但由于恶劣的天气以及他的整个健康状况，医疗效果比几乎肯定可以预期达到的要差。随后他和拉法格夫人去斐维三个星期；前天他应当已从该处动身——先去日内瓦，然后去巴黎，如果天气容许，在十月份会到这里来住几个星期。他无论如何不应在伦敦过冬，至于是在英国南部或在其他什么地方，必须由医生决定。但我从他的信中看出，健康的恢复虽然因恶劣的夏季天气而受到阻碍，却仍不断取得进展。
朋友们，你们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似乎“小戒严”[212]使你们所有的人——正象疾病使马克思那样——变成真正飘泊的荷兰人［注：根据神话，一个荷兰的航海者被惩罚无休无止地在海上飘泊，永不靠岸。——译者注］了。
当你看到李卜克内西时，请代我向他衷心问好。
整个埃及事件是犹太人（路特希尔德、埃尔兰格尔，等等）对旧日在法老统治时期被逐出埃及的一种报复。[321]
你的弗·恩·
注释：
[62]指梅林在卡尔·希尔施嗾使下，于1882年7月2日在资产阶级报纸《威塞尔报》（《Weser-Zeitung》）上发表的文章。当时梅林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者，在这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借口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编辑部有分歧，强调报纸“不近人情”，由于该报，照他的话说，德国工人遭到了接二连三的迫害，他并且声称社会改良主义者赫希柏格是报纸的实际的鼓舞者。梅林在他文章的结尾扬言要对报纸继续进行揭露。此外，他还说马克思的身体不好，并推测说马克思对《资本论》所进行的工作未必能够完成（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梅林这些攻击的态度见本卷第337—338页）。恩格斯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登一条他在报纸上撰稿的消息，以回答梅林的文章（见本卷第337—338页）。《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1882年7月27日该报第31号上发表的题为《关于私人的事情》（《IncigenerSache》）这一针对梅林的尖锐的简讯中，采用了恩格斯的这些指示。——第77、337、344、365、398页。
[159]指1840年2月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1850年9月17日，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的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便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恩格斯又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最后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61、308、364、385页。
[212]1881年6月在莱比锡曾经实行“小戒严”（见注173），结果，许多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这个城市。1881年7月2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离开莱比锡，倍倍尔移居德勒斯顿，李卜克内西则移居莱比锡附近的勃斯多尔夫。——第211、366页。
[302]指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法文本。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由拉法格译出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首先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同年这一著作出版了法文单行本。关于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1883年出版的这一著作的德文第一版，见注338。——第343、365、382、394页。
[312]指刊载在1882年8月17和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和35号上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未署名的文章，文章的标题都是：《废除非常法吗？》（《AufhebungdesAusnahmcgcsctzes？》）。这两篇文章同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标题是：《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略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AufhebungdesSozialistengesetzes？EinWortzurTaktik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署名苏尔土尔。——第356、365、378、381、386页。
[319]指英国侵占埃及（见注60）。——第364页。
[320]暗指1881年底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上登载的关于马克思逝世的消息。——第365页。
[321]恩格斯暗引圣经上犹太人从埃及奴役中逃跑出来的故事，戏指英国和法国的路特希尔德银行（埃尔兰格尔是路特希尔德在埃及的代表），它们是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见注60）的鼓舞者。早在1875年，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在路特希尔德银行的帮助下为英国政府获得了属于埃及总督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第36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99.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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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9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寄上序言［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编者注］以及第一节和第二节［注：指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的章节。——编者注］。第三节以及结尾的文章都已完成，结尾的文章约七页，论述古日耳曼的土地公共所有制（《马尔克》）。但是，我想再认真审读一遍，因此要稍为在我这里搁一搁。
书开头的介绍我不能同意。当拉法格出版法文版的时候，马隆寄给他一个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类东西，所以马克思便同拉法格写了这个导言[314]，这个导言在那里也许还合适。但对于我个人出版的德文版来说，这就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了。顺便说说，当马克思回来的时候，我也许设法给您写一本关于1840年至1852年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小册子[315]。应当找个时候做这件事。但一大半资料在马克思那里，而他塞到哪里去了，只有天知道。
当然，两个伤亡事故保险法案，以及秋季提交帝国国会的有关社会问题的一切新法案我都需要。
坚决谴责间接税的要求，我们早在1849年和1850年就提出来了[316]，拉萨尔正是从这里抄袭了这种要求。您关于拉萨尔的其他意见，我注意到了。对于其中的某些意见，可以提出一些异议，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对拉萨尔个人完全不会涉及，但我毕竟不得不扫除一种幻想：似乎拉萨尔在经济学方面（以及在其他一切方面）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注：见本卷第355—356页。——编者注］。
我很高兴，文章的作者原来是福尔马尔［注：见本卷第356页。——编者注］；这证明他进步很大。您所说的有关反社会党人法[109]的一番话，我完全同意。只有在这项法律完全彻底废除的情况下，废除才会对我们有利。而只有当多少有点新的生气进入德国政治小铺的时候，当直接酝酿着革命的事件——新纪元[257]、俄国的宪法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出现的时候，这才能发生。到那时，毫无疑问，我们必将在现在我们只占极少数的一切地方获得多数，并且赢得除萨克森以外的一切大城市。
你们对法国人的抱怨，这是大家经常发出的抱怨。他们经常受个别人一时的情绪和影响的支配。《公民报》我不看，《平等报》收到得也很不按时，我甚至不知道，这家报纸是否还存在，因此怎么也不能断定，近来这些人在干什么。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同布鲁斯不能和好。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只承认可以参加选举的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他和马隆把其他人撵出了中部联合会[317]，使斗争尖锐到极点，布鲁斯还在斗争中采用了纯粹巴枯宁式的策略：诽谤、造谣和一切可能的卑劣手段。虽然另一方的策略有时是荒谬和幼稚的，虽然它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使我们外国人无法维护他们（我们在这里一贯拒绝维护他们），但主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能同布鲁斯搞任何合作。他的小集团想用“同盟”[30]的手法掌握整个运动，只要他没有得逞，他是不会甘休的。
话又说回来，“工人党”的两派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占巴黎工人群众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工人群众至今还追随克列孟梭这类人；盖得反对克列孟梭的论战也带有过多的个人性质，而且完全不是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的。其实，克列孟梭是一个很可以发展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比现在走得更远，特别是如果他懂得了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的话；当然，只有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才会懂得这一点。盖得固执己见，认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甘必大的“雅典共和国”比起克列孟梭的“斯巴达共和国”危险要小得多，因此想要预防后者，似乎我们——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可以阻止某个国家经历其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也没有考虑，在法国，我们不经过克列孟梭式的共和国，未必能够从甘必大式的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而如果不这样理解必然的历史联系，以及事变发展的大致进程，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党的政策。但是我已经对这些人不抱希望，随便他们怎么干算了。比利时人的劝告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给选举基金库寄钱的约·斯图·穆勒的侄女和养女名叫海伦娜·泰勒，因此，应当把她和艾伦·姆·泰勒区别开来；虽然两个名字都取“海伦”的意思，它们毕竟是有严格区别的。
关于加尔西亚，我毫无所知。俱乐部[318]有人偶尔来看我，因此，有机会时我一定向那里打听一下。
顺便说说。谁在《公民报》和《战斗报》上散布倍倍尔逝世的谣言？我们在这里和马克思在斐维[72]（他在那里度过了三周），当时都大吃一惊，而在《正义报》星期一晚上登出李卜克内西辟谣的电报以前又没有任何可能核实这个消息；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有无报道，我们都根本不能指靠，因为它早在星期四就出版了。
马克思现在大概已经在回阿尔让台的途中，也许他要在日内瓦停几天。他的身体好些了，但由于夏季的坏天气，疗效大受影响。
如收到手稿，请在来信中提一笔；并且把手稿和校样一起寄来，当然，按印刷品邮寄。其他的东西［注：见本卷第360页。——编者注］还可以在我这里搁多久而不致影响工作？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
注释：
[30]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34、259、362、369、395、412页。
[72]马克思同女儿劳拉·拉法格从1882年8月27日至9月25日住在瑞士斐维（窝州）。——第88、349、363、394页。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314]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的导言是马克思在1880年5月4—5日左右写的。在小册子中，导言是由恩格斯这一著作法文本译者拉法格署名的。手稿中有马克思给保·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导言是他在同恩格斯商量以后写的，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导言大大赞扬了恩格斯的生平。——第360页。
[315]恩格斯没有实现写这本小册子的计划。——第361页。
[316]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1849年就税收问题不止一次地在《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Zeitung》）上发表文章，例如，《打倒捐税！！！》、《呼吁书》、《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的发言》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6、39、286—306页）。1850年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等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288—299页）也涉及税收问题。——第361页。
[317]指中部联合会联盟（见注247和289）。——第362页。
[318]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59）。——第363页。
[257]恩格斯所谈的将来在德国出现宪制的“新纪元”，是暗讽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当普鲁士国王）1858年10月登位摄政时所宣布的“自由主义方针”。1858年，摄政王勒令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并起用温和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得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名称“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新纪元”实际上为从1862年9月俾斯麦上台执政开始的容克公开军事独裁作了准备，从而“新纪元”也就结束了。——第263、276、361、41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98.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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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斐维
1882年9月20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但愿摩尔已经收到我18日的短信［注：见本卷第94—95页。——编者注］。今天虽然有些困难，但我应履行我对你的诺言。工作了一整天，一直干到六点，然后才吃晚饭，现在整九点，所以我仍感到胃里有点儿负担，此外派尔希［注：罗舍。——编者注］正坐在房里，不过好在他已被《约瑟夫·安得鲁斯》［注：菲尔丁的一部长篇小说。——编者注］吸引住了。
我熟悉斐维吗？要知道，1849年9月我在那里驻扎过两星期左右[71]，我熟悉从维耳讷夫到日内瓦的瑞士沿湖一带的地方，熟悉米迪峰和勃朗峰等地。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们军官们就驻扎在你们住的岸边的旅馆里。当时维利希常在湖边树荫下的空地上训练他的两匹马。
只是很遗憾，你们一点儿也不能按我给你们指引的路线［注：见本卷第90页。——编者注］走。伯尔尼的南方高原地区在很多方面都胜过日内瓦湖。但如果摩尔想在十月来英国一游的话，你们不久就得离开阿尔卑斯山了。但愿他到这儿来不会有什么危险。否则这是愚蠢的。正如关于他过冬的地方一样，也让医生去决定吧。不过如果他打算来，就不要拖得太迟了。我们这里的气候一直不错，但相当冷，尤其是在晚上和早晨；昨天下了一整天雨，今天没雨了，但几乎一直是阴沉沉的。附带说一句，摩尔的气压统计数字［注：见本卷第92页。——编者注］和我们在雅默斯时的体验完全一致，只不过是我们在那里遇到的下大雨的一天正是气压计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当时杜西老是祷告，希望那个愚蠢的东西再降下来！
那种有星状泡沫的酒，是科塔伊酒的特质，据我所知，别的纽沙特尔酒没有这种特质，也没有这么好。
我很想知道是谁编造了那个关于倍倍尔的谣言［注：指报纸上关于倍倍尔已死的荒诞报道。——编者注］。直到上星期五（巴黎报纸是在这一天报道的），《科伦日报》对此毫无所知，起码是根本没有提到。看样子这是由梅林编造，由希尔施在巴黎捅出来的。我可能猜错了，但如果这是事实，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另外还有什么人能那么快就在《战斗报》和《公民报》上登出讣告，引用（起码是登在《战斗报》上）倍倍尔很久以前关于他完全主张合法手段的那次讲话呢？当时我们大吃一惊。星期五晚上，托登楠街工人协会[271]的两个成员来找我，问我那是不是事实？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同一天晚上，杜西得到了一份登载着上面提及的那篇文章的《战斗报》。《正义报》的沉默可能是因为龙格不在。当时想在咖啡馆里找德国报纸是徒劳的；有点什么消息的报纸，星期六再也不会留在餐桌上了。在星期六晚上，杜西终于收到了她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我没有收到），而那报上不但没提及这事，反而说倍倍尔身体很好，又可以出来走动了。假使失去倍倍尔，那是不可弥补的。不仅在德国，就是在别的地方，哪里还能找到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在年青的一代里，哪能找到一个在理论上那么明确，在实际工作中那么机敏，同时又是那么沉着果断的人？幸好，这并不是事实，当所有的疑虑都已消失时，我感到的宽慰是难以形容的。
我还特别感到高兴的是，燕妮已度过难关，终于实现了许多人长久以来所抱的期望［注：指燕妮·龙格生了女儿燕妮。——编者注］。我想她准是经受了一段很难熬的时刻。杜尔朗一定已找到人照顾她，梅特兰公园41号的人［注：爱琳娜·马克思和海伦·德穆特。——编者注］深信他已这样做了，在这种情况下，“创造者”［注：沙尔·龙格。——编者注］不在，也许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小彭普斯［注：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在生水痘，很不安静，变得爱哭了。这一切不要几天就会过去的，不会使她感到太烦躁的，只不过她的舌头上长了两个小泡，加上两只正在生长的乳牙，使她的嘴感到很痛。此外一切都很好。
大家都向你和摩尔问好。
爱你的弗·恩格斯
伯恩施坦说，《布雷的牧师》［注：恩格斯《布雷的牧师》。——编者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杜西自从回到这里来以后，到上个星期天为止，已经给燕妮写了三封信了！
注释：
[71]恩格斯在1848年10月下半月至1849年1月中旬和1849年7月12日至10月初住在瑞士（在日内瓦、洛桑、纽沙特尔和伯尔尼）；这一年，他访问了斐维（窝州），在这里从7月24日住到8月20日左右。——第87、357页。
[271]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59），它在八十年代设在伦敦西区托登楠街49号。——第296、35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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