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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绑架事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一、绑架事件
工人无权组织独立的工会，更不用说罢工了。这是朴正熙和全斗焕政府一直的政策。朝鲜战争后，工人的斗争史是地下的隐蔽斗争。斗争中，工人们反对管理部门的过度管理及其在公司“工会”中的勾结者，因此经常遭逮捕、折磨和判刑入狱。朴和全政府下的警察残酷无比，任何工人反抗的迹象稍有显露，他们便决心粉碎它，而且也正是这样做的。现代集团从郑周永到最底层的管理人员集中体现了这种态度。即使按南韩人的标准，它也是镇压性的。郑在内心里认为工厂工人应象建筑工地的工人一样无知觉地盲目服从。该行业里，工人只要胆敢回嘴，在工地就会被解雇，更不用说发牢骚了。
工人们直到卢泰愚政府的五年民主之时，才能实际上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示威，类似于多年来每到春天汉城和其他城市里激进学生进行的示威行动。在卢执政期间，几个因素激发了劳工公开动乱——受约束的自由、南韩工业的新兴发展，以及工人们知道了公司的主人正是靠他们而暴富起来。工人长期受压迫。这期间，现代集团的对峙是最明显、最猛烈的。对郑周永而言，对付暴力的合适办法是以暴制暴。郑的这种反应在“财阀”董事成员中并不独见。其他公司的态度也很强硬——特别是中小规模公司，它们既能够孤立地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又不会被频繁曝光。现代集团的蓝领工人要比其他机构多而且还集中，因此，它看起来更容易受到大运动的冲击。
无疑，对工人的压迫并不总是一件贪婪和残酷的事。它还在于韩国领导者和计划者笃信这一美德，即为了企业的利益必须坚持不懈地勤奋工作。企业与国外竞争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民族的胜利。现代集团和三星公司都决定扑灭持不同政见者工会的活动。尽管有罢工和静坐，三星公司以施加压力与奖励刺激交相呼应的方法制止工会成立，结果胜利了。而现代集团因其战略性错误和如此众多的公司和工人集中在一个社区而失败了。在前民主时期，现代集团尽其所能地铲除工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并在现代重工业公司组建了民兵。民兵的主要成员是忠实的工人、雇佣的打手和安全保卫人员组成的“拯救公司小队”。公司走两个极端，今天殴打持不同政见者，第二天又对他们行贿。
现代集团和其他公司相信法律站在他们一边，所以做这一切都肆无忌惮。韩国工会联盟是由许多公司工会组成的保护其利益的伞式集团，它与政府联系密切。只要有名义上代表工人的另一工会正式注册，工人们就不能合法地组织起来，也就没有有效的手段来商谈解决争端。只要政府愿意，便可拿国家安全法律来对付工人，就像对付学生一样。在1979年10月，朴被刺几星期后，现代重工业公司的一名工人因借给朋友一本有关美国劳工运动崛起的书而遭逮捕。法庭宣判其无罪，但现代重工业公司却强迫他辞职了。现代重工业公司第一位激进的组织者叫权永茂。他被称为“蔚山造船厂的瓦文萨”。按他的说法，这件事标志着“现代集团工会的开始”。
像现代重工业公司当时那样对其工人权利的侵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1990年以后的韩国也不会发生。权企图在现代重工业公司组建工会，结果入狱四年。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记叙了事件的一些发展过程。他写道：1986年，现代电子工程公司决定不论工人实际工作多久，它只能获得每周工作50小时的工资。提出异议的人被调至汉城。那时，当公司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工人能得到月工资500％的年红利而其他人则只能得150％时，持不同政见者就会贴出告示，要求郑周永下台。郑周永却还梦想着将这种政策作为一项奖励刺激计划呢！权说：“我们没有任何成功，但我们向工人同事们显示了统一行动的巨大作用。”
工人们意识到，现代集团在韩国不平衡的繁荣时期内获取了巨大利润。这促成了工人们的联合。“现代集团的年增长率是30％，而我们的工资增长率却总是3％或4％左右。”据权所说，“我们得出结论，我们要求工资增加15％。”现代电子工程公司经理们则申辩说：“现代集团似乎在赢利，但实际上却总是入不敷出。”工人们没有成功。于是，连续两天在中午足球赛时，他们唱激进的歌曲，然后每次都迟到30分钟回工作岗位。活动家们认为时机到了，要成立工会，要正式提出申请，从污染特别津贴到夏日假期工资。权写道：“因为郑周永的政策不允许有工会，所以我们认为罢工和示威是我们唯一的解决办法。”
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的上台带来了民主改革。它结束了汉城和其他大城市轰轰烈烈的示威运动。组织者们认为他们有了更好的机会被公司认可。几天后，在蔚山闹市区的一个结婚礼堂，100多名工人聚会，并在蔚山市政厅举行仪式，散发传单。在工人们举行了一系列集会后，现代电子工程公司终于于7月14日接受了工会，从此蔚山的工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现代集团其他较大公司的经理们，却不准备就这么轻易地接受工会。他们企图阻碍尾浦造船厂工会的登记。他们偷走了书面文件，并在最终集会发生前阻挠集会。
权的下一个目标是在现代重工业公司成立一个拥有20000多名工人的大工会。现代重工业公司的战斗实际上于7月28日开始。当时权领着持不同政见的工人们进入厂区大院，高喊：“要民主工会，不要公司工会。”罢工四天后，资方作出了许多让步，并同意在8月14日进行新的工会主席选举。激进派候选人李亨昆轻松当选。权说：“对经理们所称的‘未受过教育的粗鲁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全面的胜利。”如果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经理们从未公开使用过这类字眼，那么该引文便揭示了公司如何向工人中灌输自卑感——反映了严重的阶级差别和悬殊的收入不平等。该引文和激发工人革命热情的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个刺激因素。
权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大院的行动从现代电子工程公司开始，并与现代汽车公司类似的运动遥相呼应。当时现代汽车公司有大约和现代重工业公司一样多的工人参加。“我们一听说现代工程公司成立了工会，我们便坚信我们也能成立自己的工会。”李尚范写道。他于7月24日成立了现代汽车公司工会。资方却已经先成立了其自己的公司工会。当这一消息传开后，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群情激愤。李说：“大约有20000名工人在午饭前聚集。我们决定停工，并告诉他们现代汽车公司是如何成立公司工会的。”现代汽车公司的经理们被李质问时，想借用“法律程序”来搪塞。“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没有任何可信的回答，”他说，“聚集的工人们变得更加愤怒，并开始砸附近的窗户和汽车。”
然而，经过紧张的12小时后，现代汽车公司的经理们明智地作出让步。他们让安插的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的傀儡领导辞职，并允许进行选举。新的工会领导很快就让资方同意了一些次要的条件——提供假期工资，取消强制加班，流水线按适当速度运行，不能为增加生产而加速。甚至同意工人不必像经理们所要求的蓄部队士兵式的短发。李没有被要求增加工资的示威失败所吓倒。他写道：“我们显示了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为胜利而战”。
在毗邻的现代精工厂区大院，当经理未能出来与新的工会代表谈判时，一场大混乱爆发了。“愤怒的工人占领街道，设置路障。国民警察开始施发放催泪弹。”权写道，“许多工人受伤，后来有三人被捕”。“鉴于现代精工工作条件最差”以及“那里的工人不得不拿着最低的工资处理有污染的物质"，权认为这场暴力是“合情合理的”。就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和郑周永妹夫的高丽合纤公司的对面，在钻石酒店和现代百货公司的业主——金刚开发产业公司，工人们几乎同时成立了工会。
1987年夏天，尽管蔚山的工人们基本上无阻碍地设法成立了自己的工会，但现代集团仍不打算接受现实。当工人组织工会联盟来抗衡现代集团的威力时，真正的麻烦出现了。这些工人预先品尝了之后几年的艰辛。经理们拒绝会见新的联盟代表，于是六家现代集团关门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大院外游行示威，大门被混凝土阻隔，1000吨的船身也被起重机吊起来。第二天，示威规模扩大到40000人。他们向体育馆进发，在那里工人们举行了集会。会上工会领导与劳动部副部长达成协议，共同商议于9月1日前进行谈判。不肯让步的郑周永最后承认了联盟，并同意在同一天与示威者在汉城的现代集团总部进行谈判。
8月19日，在现代重工业公司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此协议时，这位老人显示了他对家庭和现代集团的支配权。他的第六个儿子郑梦准在前排与工会领导李亨昆并肩而坐，而他的父亲则在第二排看着。因为梦准几天前才刚刚研究生毕业，回家就接受了新给予的现代重工业公司董事长一职，所以他回答问题时略显犹豫。权说，不论何时只要他不能回答，他父亲便说话，以显示其“仍然是现代集团的最高领导者”。老郑的回答并没有激发信心。不知为什么，该协议“种下了对工会领导极为不信任的祸根”——因而“对在9月份举行的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罢工有重大影响”。
谈到1987年夏天的示威游行，权的文章中充溢着兴奋的气氛。“尽管后来我们意识到书面的妥协是多么没有价值”，但成立真正的工会以及让现代集团重新承认工会联盟“在那时却是我们的胜利”。它“不是几位联盟成员，而是所有劳动者的努力及他们家庭的支持所取得的”胜利。陶醉在胜利的回忆中，他写道：“他们不怕牺牲自己”。他深情地回忆起从现代重工业公司延伸到体育馆“长达16公里的工人队伍。”这场面证明了“只要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团结如一人。我们已经赢得了工人们第一场有代表性的战斗”。
光荣的日子是短暂的。一次又一次的谈判要么中止，要么达成的协议结果大多数工人不予接受。当郑周永任命李铉泰代表现代重工业公司进行通宵谈判时，这场谈判注定要失败，因为李铉泰是汉城最冷酷无情的金融家。在资方拒绝从3月份开始增加工资后，战斗爆发了。现代重工业公司被怀疑在集会期间雇佣打手在体育馆打碎玻璃，破坏设施。“他们煽动人们使用暴力。”权说，“当工人们怀疑时，便抓了其中的五个，发现他们并非现代集团的工人。审问后，他们被送交警察，结果马上就被释放了”——这显然是当局和业主之间相互勾结的老一套故事。
局势很快恶化了。“到此时，问题不再是增加工资，而是释放所有被捕工人。”权说。这次，现代重工业公司不但关闭工厂，而且还切断水电，关闭食堂。“家庭成员在精神和物质上给工人以帮助，每户不同的家庭还帮助其他陷入困境的家庭”，这使权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令他欣慰的是，他看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家庭不仅是在参与，而且还引导了生存斗争。”当时警察冲进入群，逮捕了许多示威者，他们被审讯了五天五夜，既没吃也没睡。权说：“他们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声明是他们点火烧的汽车，但工人们拒绝了这一切。”情况变得更糟。“只要有人言辞激烈就会遭到警察逮捕”，还“出现了被警察追捕的工人自杀的情况”——但有人怀疑是警察杀了他们。
对权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来了。在权正准备发表新的号召时，他便于1988年4月被捕。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大门内进行一场混战后，警察在搜捕工会领导人时抓住了他。法庭判他四年监禁。“他是一名非常老实的人，”汉城的一名劳工运动组织者斐钟善说，“所以他得到现代集团工人的广泛支持。”对现代集团的老板们来说，工人们提出的每一个挑战，每一项要求无疑都是对抗。他们大多数针对工会的斗争都是私下里进行的，通过掩盖和贿赂手段进行，但一旦暴露后公司尴尬万分。这解释了工人们为什么一如既往地竭力战斗。其中最发人深省的事件之一发生在汉城，而不是蔚山，发生在现代集团汉城总部的一名白领工人组织者身上，而不是一名蓝领工人身上。他的故事公开后，标志着现代集团与其雇员关系的转折点。
时间，1988年5月6日晚10点30分，一个气候温和的夜晚。地点，汉城江南区。相对而言，这是较新的一个区，位于汉江以南，到处是时新的百货商场和办公大楼，夜总会和饭店——离市厅广场几英里远，古老的宫殿，市中心旅馆，高耸的建筑群及现代集团大楼，都在江的南面拥挤不堪。徐廷威是在现代集团工作10年的老雇员，釜山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他现在被贬到现代集团总部大楼当办事员。此刻，他正站在一家酒吧的外面。“我上司暗示我同他们一起喝点什么。”徐说。
对一名雇员来说，这是不能拒绝的请求。这表明今晚不仅有公款报销的美酒佳肴，而且还是消除一些“误会”的机会。因为徐是现代工程和建设公司工人工会的创始人和主席。这是现代集团第一个由办公室工作人员而不是工厂和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组成的工会。“我讨厌命令式的管理。”徐后来告诉我，“我们的雇主都是工头监工。我们公司董事长李明博是管理方面的专家，但他却不遵从劳动的一般原则。我讨厌这样。”自然地，“当我试图建立工会时，公司便企图让我打消这个念头”。
预料到将有幕后平静的交涉，所以，当徐到达约定地点看见6个他不认识的人时，他没有丝毫怀疑。他们看起来更像城里另一个地方的打手。猜想他的“上司”会马上就来，所以当打手们用手推他的背部和肘部叫他上一辆等着的豪华轿车——现代集团同大宇公司竞争而生产的一辆黑色皇家沙龙轿车时，他就更奇怪了。“他们把我按倒在地板上，用脚踏在我身上。现在我身上还有块伤疤”——露出左腿上的一块青紫的瘀伤，他解释说是“座位摩擦相撞”所致。连续五个小时，他都保持着那种姿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向西南的港口城市木浦。巧合的是，木浦是激进反对党领袖金大中的出生地。
当徐到达木浦时，他发现自己“在一幢私宅的小房间里”。在那里，“他们起先蒙住我的眼睛让我吃东西”。当他拒绝进食时，“他们拿去遮眼布，我吃了一丁点儿，大概只有两匙就再没吃了”。他吃东西时，抓他的人缄默不语。之后，其中一人说，“要用刀杀死我”。徐被扣留了四天。这四天当中，“他们催我向公司写辞职信。我不得不写了这样一封信，因为他们威胁要杀死我。”
接下来，“我被推进一只大手提箱”。徐继续说道，“我拒绝进去，但其中一人说他们不会把手提箱锁上，所以我同意了。”然后，他们的头目走出去要找一个更大更好的手提箱——显然想用一个隐秘的方法来运送徐而不引人注意——，把他和其他人留在了屋里。“没了头儿，其他人都一声不吭。”他说，“我感觉到要被杀死的威胁”。这完全可以理解，“我还感觉到恐怖”。最后，头儿回来了，没拿手提箱，却带来令人更高兴的主意，喝一些烧酒。一种传统的朝鲜酒。
“喝醉以后，他说他们会在很远的地方放了我，”徐说，“我跟他们讲述了我的生活。”他还为了劳工运动和工会做了一些策反工作。他说，他不是第一个被绑架的工会成员。事实上，他比一些遭毒打、家庭受到威胁或完全“消失”的人要幸运。“我劝说其中的一个流氓向头儿请求，别再干绑架的事了。”徐说。同时，他还为劳工运动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并相信他使这些流氓及他们在工厂工作的朋友们信服了劳工运动的价值。
徐慢慢地说：“我告诉他们工会帮助工人。没有工会，工人就会受苦。”绑架他的人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把他带到一种男人旅行时住的旅馆里。显然他们意识到是放弃任务的时候了——管它究竟是什么。是不是起初雇佣他们的人在指挥他们的每一步行动？可能是吧，但徐简直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5月11日，我很早就醒了，但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时，徐便离开了旅馆。他没有向地方当局打电话或联系，而是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回到了汉城。“我直接回到家里，”他说。他一到家就明白了绑架者让他走的原因。“警察在我家门前。看到他们在那儿我很奇怪。他们正在找我。他们说在绑架期间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小分队找我。”当徐重获自由时，警察要围捕绑架者吗？难道他们的调查只会如此简单，只在他的住所进行监视，在现代集团进行常规询问？
和许多发生在其他地方的问题一样，这一问题引出了警察和当局间关系的更深层问题。徐廷威的故事如此令人难以置信，这并不在于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身份——一名白领工人，经常用白色衬衣、条纹领带、灰色便裤和花呢茄克打扮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典型的朝鲜“拿薪水”阶层打扮。徐认为郑周永的左右手李明博“指挥了这次针对他的行动”。他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呢？
现代工程和建设公司董事会成员崔在东和公司常务主管姜明九，他俩因下令绑架并支付给六个流氓价值27000美元的钱财而遭逮捕。这是徐确切知道的。后来两人都被判刑入狱一年。至于那些流氓，他们却令人惊奇地逃脱了处罚。作为受雇佣的人，没有对受绑架者进行任何身体伤害，所以被判缓刑。半退休状况的老人崔在东提前出狱，只剩下姜在狱中。有报道说姜威胁如果他们不帮他，他就要打破把他与现代集团束缚在一起的像黑手党一样的永远忠诚，让他的高层老板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曝光。不久，姜也因医疗原因而获得释放。
“所以公司不得不设法释放了姜。”徐说，哪怕郑周永“宣布把他解雇了。”然而，这件事还没结束。李明博董事长和他的人事部长全永燮因压制徐的工会而被控犯有不正当的劳工行为——一种除了处罚低得让人可笑外，听起来却相当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全被罚款200万韩元，约2850美元的同时，李董事长也被迫支付500万韩元，约7100美元的罚款。这点数额还比不上“董事会成员们在汉江以南一家豪华奢侈的舞女俱乐部一夜的消费。”
徐认为他的经历给了现代集团一些高层人物一些教训。他回顾起这些教训时很自豪。“资方企图不接受工会，但这次事件后，他们的态度改变了许多。”像现代集团总部的许多职员一样，当他回忆事件的影响时，对现代集团的自负充满了怨恨。“我指望劳动政策会有许多改观。自从绑架后，他们改变了对工会的看法。”他承认曾告诉过他的老板他“对管理部门印象极差”，但现在他说他“不会再针对他们说三道四”。什么改变了徐？显然现代集团的高层认为，只有对他表示理解，或是悔悟，才能阻止他成为一名英雄——阻止他在各阶层传播不满。
现代集团发言人使用“令人尴尬”来描述整个事件。这位发言人依然坚持说：“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是现代集团的家庭成员”，并把这次错综复杂的事件称为“一场悲剧”。现代集团通过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布了现代建设总裁郑勋沐，而不是在法律上“有罪”的董事长李明博的个人“道歉”，在国人面前掩饰事件的真相。发言人用哲学家的口吻说：“工会的存在从长远观点看对公司有利”。在政府放松对工会活动控制一年后，对一个有着尽其所能阻止工会有效发挥功能记录的公司而言，这种评论如果是真诚的，便代表着惊奇的内在变化。
徐相信，“在发现了事实后，郑周永试图解决一切”——这一决定意味着他个人的考验“成了一个转折点。“在公司对劳工运动的态度还没有“一个全部的改变”时，他承认，“一大部分已经改变了”。他表示，在与管理人员就新合同进行谈判时，他已经感觉到一些变化。他遭绑架一年半后，公司增加了满足其白领追随者的要求，“加上一些新的福利，我们的工资也增加了20％”。其中包括：“工人的一些教育费用”和“在董事会享有席位的权利”。
徐试图告诉郑周永和李明博，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工人和管理人员，他将“重组工会”。然而，郑却根本不想与他打交道，因为这位办公人员爱惹麻烦，曾让郑和郑的手下丢尽脸面并带来如此众多的尴尬。“我无法找机会见到郑先生，”徐说，“我告诉了他的秘书。”所有的宣传、法庭申诉和交涉的一个回报是：1989年6月，在现代集团总部大楼，“我们得到了一间工会办公室”。
所有这些只是表面的变化。现代集团的观点依然是，工人和经理、业主及其孩子和继承人一样都应该愿意并准备每周至少工作50个小时，在节假日上班，并且为了公司的利益乐意接受任何指派。郑世永逐渐发展了这一理论。“当国家富裕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一天工作10小时，但当国家发达的时候，他们便说每天8小时，每周有两天休息。”然而，南韩的经理们认为他们的国家既没有到“富裕”的水平，也没有到“发达”的水平。郑世永说“我们不处在这一阶段”时，他是在政府和行业的高层为他的同僚们说话。此时，他还认为一周工作50小时以上且没有假期完全是必要的。
显然，郑世永缺乏对工人的压力和需求的理解。他们忙碌于单调的工作，却不能全面分享使韩国社会整整一个阶层富起来的“经济奇迹”。甚至可以说郑家的全部成员也没有享受过。工人们“一年可以法定休息20天，即使这可怜的几天也未能得到执行”。世永说，在现代集团，“他们有法定的节假日，如果他们在那20天工作，将得到双份的工资。”当他用他在美国学习三年所获得的有点蹩脚的英语描述时，他意识到“管理部门和工会没有很好地实行”。他仍然高兴地说：“我哥哥很开明，并不独断专行。”并建议现代公司的总裁们要让工会有“更多的说话权利”，比现行政策所赋于他们的权利要多。
绑架雇员事件也许并没有改变根本的态度，但它却的确使一些经理更加明白，在与总部办公室雇员打交道时，公然违反法律是危险的。现实是现代集团仍然相信以暴制暴的策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经理们确信为抵制工人们的要求和满足业主们的需求，他们必须这样做时，他们还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种策略。类似于徐的故事很普遍——在民主改革席卷韩国之前，新闻检查机构却阻止它们见诸于报端。在“财阀”崛起成为巨人的这段时间里，工人被殴打和绑架事件可谓家常便饭。如果现代集团学会注意自己在汉城的言行，那么该集团依然会在其帮助建设的城市——蔚山雄霸一方。工厂和生产设施成了工人和老板之间主要战斗的场所。
当检察官在汉城对徐的绑架者进行审讯时，3000多名工人便在蔚山现代精工公司的两座工厂进行罢工。1988年5月27日，工人们占领了其中的一个工厂。此时该公司董事长，郑周永的二儿子郑梦九，这位在集团中权势仅次于郑周永的人物，还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在工人们因受到厂区外警察进攻的威胁而变得软弱下来之前，梦九和其他10名高层老板已被扣留了整整5天。在现代汽车公司隔壁，有20000多名工人于5月30日罢工，要求增加48％的工资。现代集团为了瓦解罢工封闭了工厂，把所有人都拒之工厂大门之外，包括那些想报到上班的人。当郑（周永）被由经理组成的方阵硬挤着拥入办公大楼时，他遭到了工人们的谩骂。看来，郑本人也陷入危险。并且，工人们具有一个战略优势——他们知道，临近9月份的奥运会是他们的有利条件。政府在为劳工争端而烦恼时，公司还需要满足美国市场。
22天后，当现代汽车公司打开大门时，工人们又在现代汽车和现代精工那儿出现了。现代汽车公司工会主席李勇福实际上在为罢工致歉。“对在谈判过程中造成的不便和经济损失，我深感惋惜。“他说道，并承诺要“尽可能全面努力解决争端”。然而，工人们却没有道歉的心境。在工会要求增加28％的工资和支付26天罢工期间的工资的方案得到同意之前，罢工又持续了3天。“这种解决方案并非百分之百的令人满意。”李说，“但我确信，大多数工人会知道我们得到了什么。”现代集团因罢工使汽车销售减少了近70000辆，其中40000辆用于出口，价值高达49000万美元。
在围绕奥运会给国家带来的荣耀中，问题的解决避免了给公司和国家招致更多的难堪。然而，激进分子走出了由工会领导召开的集会——这是将来发生更糟糕事情的不祥之兆。1988年春天的罢工，像徐廷威案件一样结束了，但事情依然在发展。罢工和绑架浓缩了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但资方仍然不能摆脱惩罚肇事者便能解决问题的陈旧思想。由于奥运会，业主、经理和工人们压抑着彼此的敌意，共同溶入爱国主义的建设中，但之后便升级为更多的冲突——对这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未来起决定作用的冲突。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卡·马克思因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因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书
1861年4月6日于柏林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男爵骑士先生
阁下：
昨天收到您3月30日的来信，我很荣幸地对您作答。我在1845年放弃普鲁士国籍，阁下认为仍属有效，想必阁下对与此有关的种种事实，尚欠明察，否则，阁下决不会跟着做出3月30日的决定。
下面的事实和法律根据将会使阁下相信，目前不应拒绝给我普鲁士国籍。
1、1844年我寓居巴黎时，莱茵省王室总督因我任编辑的“德法年鉴”[383]出版一事发出逮捕我的命令，并把此项命令转达边防警察当局，一当我进入普鲁士国土时，即予执行。因而从这时起，我便处于政治流亡者的地位了。
但普鲁士王国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它在1845年1月设法使基佐政府把我逐出法国。
我来到比利时。但普鲁士王国政府又在那里对我继续迫害。普鲁士政府要求驱逐我出境，其借口仍不外乎是，我是普鲁士臣民，因而它有权通过自己的驻外使节提出对我作何种处理的要求。
由于逮捕令阻碍我返回祖国，所以，属于普鲁士籍对我来说只意味着处于被迫害者的地位；这也意味着，由于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我在其他国家也遭到了迫害和驱逐。
这使我不得不设法使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不能对我继续迫害，因此，便在1845年递交了退出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
但即使在那时，我也根本不想放弃普鲁士籍。这可以在手续上得到证明。凡是想放弃自己国籍的人，总是因为想取得另一种国籍。我从来没有这样做。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入籍，而且，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还建议我入籍，但是被我拒绝。
可见，1845年的退出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并不像阁下信中所错误地断定的那样，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这一申请仅仅是在残酷迫害下被迫提出的口实，好使自己摆脱那个经常被用来进行这种迫害的口实。这是一种借口，其目的是反对另一种借口，决不是真想放弃我的普鲁士国籍。由此可见，阁下不应引用1845年所发生的事。
引用这件事就意味着为那个迫害德国著作家的万恶专制制度的时代作辩护，意味着使这些迫害继续为虐并从中取利。这意味着，为了剥夺我的普鲁士籍，可以根据那个时候的政治压迫，可以根据：我曾经为了避免经常的迫害而利用了逼着我采取的手段，虽然我从来没有真心地想放弃自己的普鲁士籍。
最后，谈到阁下所提及的1849年我被驱逐一事，我必须特别指出，在1848年3月以后我立即返回普鲁士并定居科伦，当时科伦市政府无条件地同意接受我为该市的公民。诚然，曼托伊费尔的内务部曾于1849年下令驱逐我，说我是外国人。但是这种做法纯系该内务部的极端违法的强暴举动，因此完全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有效的先例来引用。即使在那时，如果不是一系列报刊政治案件本来就迫使我流亡国外（这与这次驱逐完全无关），那我是不会服从这一命令的。
在这些说明之后，我认为，阁下不应援引这些事实，同样，客观上也不可能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于我不利的结论。
2、根据王室大赦令，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大赦令保障所有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因而也保障在这一时期内依法丧失了普鲁士国籍的人不受阻碍地返回，无论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丧失了这一国籍——是由于流寓10年而依法自行丧失的，还是由于另外还附带作了退出普鲁士国籍口头声明的。大赦在这两种普鲁士国籍丧失的方式之间没有做出区别。它在1848—1849年的流亡者和较早时期的流亡者之间也没有做出任何区别；它在因1848年冲突和因前些年的政治冲突而丧失公民权的人之间没有做出区别。
所有政治流亡者，不管他们的政治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公民权的丧失发生在哪个时期，都应得到“不受阻碍地返回”的保障；他们过去的公民权都应根据指令予以恢复。
既然王室在因几年流寓依法丧失国籍和因另外还附有个人声明而丧失国籍之间没有做出区别，所以企图通过解释把王室大赦中从未规定的限制和区分加进去，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对大赦决不容许作有限制的解释，这一不可动摇的原则，阁下当然是知道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国家的法学都空前一致地阐明了这一原则。如果这一原则是所有负责执行和解释大赦令的司法机关不可违反的原则，那末，在那些由行政当局负责解释的地区，同样也应该奉行这一原则。任何限制性的解释都意味着事后删削大赦令和部分地取消大赦令。
阁下是极少可能有这种意图的。如果说，我适可而止地引用我所掌握着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材料，那是因为，我感到只要提醒阁下注意对王室大赦的任何其他与我相异的解释都意味着对大赦的限制就够了。阁下从上述可以看出：实际上，正如我在最近的声明［注：见本卷第668—671页。——编者注］中所指出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就是王室大赦是否恢复由于10年擅离而依法失去这一国籍的流亡者的普鲁士国籍。如果同意的话（其实阁下本人在3月30日来信中已承认了这一点），那末，除了依法的国籍丧失（它应由大赦撤消）之外，是否还附有某人过去所作的某种声明，就完全无关紧要了，要是对此强加区分，那就是不可容许的对大赦的限制。
3、情况就是这样，这不仅由于大赦的条文和由于解释大赦时经常所应有的宽厚的精神，而且也由于上述情况的法律实质。实际上，公民权的丧失（现应予恢复，这一点阁下也没有什么异议），究竟是依法自行丧失，还是另外因附有某人的声明而丧失，对于王室大赦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正如流亡者个人声明不管法律如何他不愿失去普鲁士国籍不能阻止依法丧失国籍的情况一样，这种声明同样也不能取消或加重国籍的丧失。某人声明了一件本来依法就会发生的事情，即声明退出普鲁士国家，是déclarationsurérogatoire〔分外的声明〕，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多余的声明，这种声明无固无碍，有亦无妨。
看来阁下是认为，我是“自愿地”放弃普鲁士国籍的，而其他的流亡者是非出本愿地由于10年流寓而丧失的，因此有所不同。但是，这也不对。流亡者的10年流寓也是在手续上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人阻碍任何流亡者在这一期限届满的时候回国和到普鲁士法院受审。流亡者不这样做，也就是他自愿丧失普鲁士国籍。因此，擅居国外10年的最后一天完全等于向普鲁士政府提出了愿意退出普鲁士国籍的书面声明。由于寓居国外10年像向政府递交书面声明一样是自由意志的表示，所以寓居国外10年的最后一天，从每一个流亡者方面来说就意味着他voluntastacita〔默认〕递交了像我曾经递交过的声明（我的声明已于1845年归档并掌握在你手中）。可见，从手续上说，所有流亡者也像我一样有过自愿放弃公民权的举动。
当然，这些流亡者如果不愿遭到逮捕和刑事迫害，他们实际上是不能回来的，因此，实际上是被迫留在国外。但正如阁下从前述第一点中想必看到的，我的情况也是同样的实际被迫。我也是实际上被种种侦讯令阻止回国，我也是被迫放弃了普鲁士国籍，和其他在10年流寓最后一天放弃普鲁士国籍的流亡者的情况一样，何况使我被迫表面上放弃普鲁士国籍的种种迫害还推行到普鲁士范围之外呢。
总之，阁下无论是从手续方面考虑问题，还是从实际情况考虑问题，我的情况都同所有其他流亡者完全一样。所以如果像阁下所不否认的那样，流亡者因10年流寓而失去的公民权应因大赦而恢复，那末也应该不管我曾被迫作过退出普鲁士国籍的声明而恢复我的公民权，因为这一声明与依法丧失普鲁士国籍的情况完全相同。
我曾经书面声明放弃本来依法就该失去的普鲁士国籍，但这种情况，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项声明由于普鲁士国籍已legeipsa〔依法自行〕丧失而不具有任何效力。在我和其他流亡者之间若要找出区别，即使是没有道理的区别，顶多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我在其他某处取得了新国籍的情况下，才能办到。只有这一情况才能认为是自愿的举动。放弃普鲁士国籍这件事本身是被迫的，这件事本来也会legeipsa发生。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入籍。有许多流亡者实际上是这样做了。如果对于这些流亡者来说，一旦他们愿意回籍，王室大赦就应该被理解为给他们回籍的必然权利，那末，对于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国家入籍的我来说，更应该承认恢复公民权是实施大赦的必然结果。
4、我在上面已向阁下说明了：即使我在1845年失去了普鲁士国籍，而由于王室大赦，我无论如何［注：在原稿中，该处显然是被策德利茨划了一杠，而在页边上写着：“无论如何都不是”。——编者注］已取回了国籍。但是，我的申请应获批准还有一个具有同样决定意义的论据，这就是：我已由于联邦议会1848年3月30日的决议重新取得了普鲁士国籍。
根据这一决议，凡愿意回到德国并声明愿意恢复自己公民权的政治流亡者，一律有选举权和被选入德国国民议会的权利。因而，根据普鲁士政府参与制定同时普鲁士也必需遵守的这一决议，凡过去是某邦公民或现在愿意在某地居住的政治流亡者，都恢复其公民权。
由于这一决议，我立即从巴黎回到科伦，在那里恢复了自己的普鲁士公民权，并且同样毫无阻难地得到科伦市政府同意居住该市。由此可见，无论如何我从这时起又有了法律根据行使普鲁士公民权，而曼托伊费尔的内务部对我强行驱逐，这种违法的、违反联邦议会决定的企图不能使这种情况有任何改变。
这一法律事实是如此具有决定意义，补充一个字都是多余的。
阁下一定会像我一样深信这一点，也一定会像我一样地认为，强迫我向联邦议会控诉普鲁士政府违反它的决议，并不是为普鲁士政府着想。如果普鲁士一方面仍然承认重新行使职权的联邦议会，另方面又拒绝承认先前的原有的联邦议会本着人民利益和爱好自由的精神所通过的为数不多的决定，这个矛盾就太大了。
这样的行为方式，无论在法律上或是在政治上，都非同小可和过分离奇，是万万试不得的。
正如阁下所看到的，我甚至不需要引用不以联邦议会决议为转移的、事实上也是得到普鲁士政府承认的预备议会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甚至这一时期已在其他国家入籍的德国流亡者，也能重新恢复自己以往的公民权利。
因此，如果说我在1845年失去了普鲁士公民权，那末依照联邦议会1848年3月30日的决定，以及我随后迁居科伦，还有我于1848年8月22日向普鲁士政府递交的已在阁下那里存档的声明[384]，我从1848年起已重新享有普鲁士公民权。
由此可见，我现在还具有这种国籍，因为，正如阁下本人所不否认的，由于从那时起流寓10年而导致的国籍丧失，应由现行的大赦取消。
我在上面论证了我已经享有普鲁士公民权，它必须得到承认。不管这种论证是多么明显和确凿，但我所追求的实际目的是回到祖国，而不是想进行毫无成果的法学理论上的争论。
如果阁下在审理本案时，认为我应当先要求重新入籍，那末，这样的处理办法，只有在阁下声明同意我入籍的条件下，我才能接受，而根据1842年12月31日法案第五条，您又是此事的主管当局。只有阁下肯无阻难地给我重新入籍的权利，那时我才能放弃自己已有的法定权利，两者的关系只能是这样。在此之前，我必须保留这种权利，因此，请求阁下同时也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这样的保留条件之下，把本信件作为一种可能的重新入籍的申请加以审处。
谨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阁下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83]“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是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户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第672页。
[384]见“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51—454页）。——第67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卡·马克思就恢复其普鲁士国籍问题所作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就恢复其普鲁士国籍问题所作的声明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男爵先生
阁下：
我很荣幸地答复您本月21日的来信，并对您认为我3月19日的信不十分清楚一事，表示惊讶。
我的请求原话如下：
“根据王室大赦令和1842年12月31日法案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
正是这一请求，阁下感到不十分清楚，并认为其中有矛盾，因为我同时还援引下述论据：按1842年12月31日法案第五条，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属于阁下的职权范围。对于非由军事法庭判决的所有政治流亡者，王室大赦令准许“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我属于这样的流亡者，并且按出生说是普鲁士人（兹将我的出生证——特利尔城户籍簿的抄本（1818年5月7日）——作为正式文件附上备查）；而且，我离开祖国是1849年，而在此之前我在科伦任“新莱茵报”[382]编辑，并且根本未受过军事法庭审讯，仅曾作为该报编辑，招来几起报刊案件，被普通地方法院审讯。因此，很清楚，上述大赦也适用于我。
以上所述，同时也回答了阁下在信中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但是，看来还可能产生另一个问题。王室大赦不仅宣布已依法判决的人免予处分，并保障尚未宣判的人的自由，同时还准许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这除了意味着免予刑事处分外，是否也意味着恢复流亡者因寓居国外10年以上而丧失的普鲁士国籍呢？
按照我的解释，按照所有法学家的解释，按照舆论和整个报界的一致结论，无疑是有这个意思。有两个论据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一，大赦令不仅保证流亡者不受处分，而且还明确地保证“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第二，如其不然，大赦就成了完全虚幻的，只是一纸空文。因为，所有流亡者都是从1848和1849年起侨居国外的，即已侨外12年，他们全都丧失了普鲁士国籍，如果大赦不予恢复，那末，所谓准许“不受阻碍地返回”实际上就是谁都不准返回。
总之，毫无疑问，虽然普鲁士公民权利因流寓10年而丧失，但这些权利应由王室大赦予以恢复。
尽管我的解释和法学家的解释是这样，但实际上的权威和能采取实际步骤的可靠基础还只是当局的解释。
王室当局意欲如何解释王室大赦呢？
当局是否会对大赦作这样的解释：大赦是大赦，而不受阻碍地返回是不受阻碍地返回呢？或者对它作这样的解释：准许不受阻碍地返回就是阻止返回，不管大赦令如何而流亡者仍应没有祖国呢？阁下只要公正地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就会承认，这样的怀疑未必是毫无道理的。
近12年来，法令如此之多，随之而来的出乎意外的解释也如此之多，以致到后来任何解释都不完全可靠，任何解释都不会绝对不可能。
因此，完全可靠的根据，可据以采取实际步骤的根据，只是当局本身对某个个人所作的解释。
总之，阁下是否承认：虽然根据法律我应失去普鲁士国籍，但根据王室大赦我应重新得到它呢？
这就是我想而且一定得向阁下提出的非常简单而明了的问题。
我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还由于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我就不能把妻儿从伦敦迁来。情况很明显：我不能先携带全部家当和家口贸然迁居，然后才开始斗争。相反地，如果一般需要进行斗争的话，这个斗争必需在我携带妻儿花很多钱搬回祖国之前结束。
我提的这个十分自然而简单的问题之所以合理，还由于阁下本人在本月21日来信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根据什么要求“不管10年流寓而保留”普鲁士国籍。
从以上所说，阁下可以看到，我是根据什么这样做的。我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有我所提到的1842年12月31日法案第五条作根据。因为，根据这一条，阁下既然是批准入籍的主管当局，那末，阁下也afortiori〔更加〕是interpretando〔经过解释〕而后宣布是否能由于大赦恢复我失去了的普鲁士国籍的主管当局了。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援引了上述法案第五条。最后，我所以应该找阁下解决这个问题，还由于我正是想在柏林住下，而承认我是普鲁士臣民又是批准住在这一城市的法律前提。阁下是本市的警察局长，因而居住权的批准也取决于作为当局的您对上述问题的意见。
当然，阁下决不会希望（而且对我也不能这样要求），让我既得不到消息，又不能采取相应的实际步骤，空等三四个月或更长时间，一直到最后决定迁居问题时才让我知道您怎样解释王室大赦以及您是否愿意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如果这样，几个月都得不到消息，我将在所有安排上、事务上和经济上遭到莫大的损失。自然，我也有权知道，主管当局愿意或不愿意承认我的国籍，而这个主管当局却不能认为自己对我拒不答复或拖延答复是合理的和尽职的。
因此，我直接、坦率、诚恳地向阁下提出问题：
根据王室大赦，您承认不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
并盼望您对我的问题作同样直接、坦率、诚恳的答复。我非常希望尽快得到答复，然后，我才能在问题得不到顺利解决——当然，这是不会的——时，赶上在本届会议期间向议院提出这个问题。顺便说明，本届会议还将讨论一个关于大赦的法案，这项法案是因为对大赦令的解释不明确而提出的。另一方面，我非常希望尽快得到答复是因为目前我能呆在这里的时间很短，家庭情况要求我速返伦敦。总之，恳请阁下于最近期间给我坦率的和明确的答复，然后，我才能按规定的方式提出居住本城的申请书。
谨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阁下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1861年3月25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82]“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的革命的重要问题的立场的那些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来执笔的。
“新莱茵报”的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揭露，——这一切使得报纸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特别是在普鲁士1848年11—12月的反革命政变之后，这种攻击和迫害更加厉害了。
尽管有这些迫害和警察局的百般刁难，“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取得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成了报纸停刊的原因。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刷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莱茵报”。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66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卡·马克思关于恢复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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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恢复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381]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男爵先生
阁下：
敬启者，从1849年起我作为政治流亡者寓居伦敦，因王室大赦，我由伦敦重返普鲁士，暂住柏林。
恳请阁下：
（1）根据王室大赦令和1842年12月31日法案（法令汇编第15—18页）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按上述法案第五条，此事属于阁下职权范围；并请
（2）签发按1842年12月31日法案第八条即关于接收重新迁入者条（法令汇编第5页）所规定的证明书，证明我已向本地王室警察局申请迁入。为此，我特报告，我有完全独立的生活来源；如果需要，当即呈上我作为在纽约出版的“纽约论坛报”的编辑之一与该报签订的合同，也可通过其他办法作证。
我暂住贝尔维街13号我的朋友斐·拉萨尔先生处，恳请将我所申请的两项证明寄往该处。
谨致崇高的敬礼
忠于阁下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1861年3月19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81]附录中所发表的马克思请求恢复普鲁士国籍的几篇呈文是斐·拉萨尔于1861年春在马克思逗留柏林时应他的请求写的，并由马克思本人签名。马克思的申请被柏林警察总监拒绝，后来在同年11月，被普鲁士的内务大臣拒绝。——第66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军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英国军队[373]
“军事总汇报”不久前详细地分析了皮特里和詹姆斯的一本小册子[374]，对英国军队的编制作了论述，之后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英国军队在英国国家中的地位。尚待考察的只是英国军队近70年来的历史发展，它的现状、人员、内务规定、战术训练以及独特的战斗样式。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
英国军队引起军事观察家特别大的兴趣。这是世界上唯一仍然坚持采取旧的线式战术的军队，直到现在，在步兵的火力战斗的情况下，完全不采用纵队（隘口战斗例外）。它不仅以横队进行射击，而且也只以横队进行刺刀冲锋。尽管如此，或者可以说正因为如此，它无疑是一支失败次数最少的军队。无论如何应该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支军队的作战方法，尤其是现在，当英国以战争威胁我们德国人从不可能成为可能而使全世界震惊的时候。
一
我们自然是先从步兵开始。Roburpeditum〔精锐步兵〕是英国军队的主力和骄傲。从威廉·纳皮尔时代以来，在全英国就有这样一个信条：英军横队的密集火力比任何其他部队的火力都优越，英国的刺刀是抵挡不住的；的确，英国人——其实，别国人也一样，——胜利的得来首先应该归功于步兵。
英国步兵有3个近卫团包括7个营，109个基干团，其中前25个团每团各有2个营，第六十团（猎兵团）有4个营，其余的每团只有1个营。此外还有1个由4个营组成的猎兵旅；总共是141个营。基干团里营的数目——1个或2个——完全视需要而定；一旦情况许可，则前25个团的第二营就又得解散。军官晋级也是在团内进行，因此常常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例如现在的第十三团，它的第一营在牙买加，而第二营却在新西兰。
精锐的预备部队首先要算近卫军和8个苏格兰步兵团，它们总是光荣地不负这一盛名。9个所谓“轻”步兵团和5个“火枪”团算是轻步兵，但它们同基干部队的区别不大，只有8个猎兵营才真正是轻步兵。番号从101到109的各团原来是东印度公司的欧洲团，只在印度服役。
除了这141个英国步兵营以外，在本国内地还有各种部队（这些部队我们以后再谈），以及各殖民地的部队：
在北美——英国部队1个营和2个连…………………1350人
在西印度——4个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组成的营……3700人
在圣海伦岛——1个英国步兵营………………………560人
在马尔他岛——土著要塞炮兵…………………………640人
在好望角——猎骑兵，其中5/6是霍屯督人，1/6是欧洲
人，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和瑞士人…………………………900人
在锡兰岛——3个土著猎兵营…………………………1460人
──────────────────────────
总计………………………………………………………8610人
最后，在印度——土著军队；151个营，总计11万人。这些部队除少数外都由英国军官指挥，其整个组织很像英国的基干部队。不过印度军队早在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日就保持着某种特点；例如，那里没有实行官职出售制度[375]，至少没有正式实行，虽然非正式地也搞这些事情。
截至今年2月5日，英国步兵在印度有58个营，在中国有3个营，在毛里求斯岛（弗朗斯岛）有2个营，在好望角有4个营，在加拿大及其他北美属地有12个营，在百慕大群岛有1个营，在西印度有2个营，在新西兰（由于同土著居民的战争[376]）有10个营，在直布罗陀有5个营，在伊奥尼亚群岛有4个营，在马尔他岛有5个营，在英国本土和归国途中有42个营。这42个中6个在伦敦，9个在阿尔德肖特兵营[377]，10个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杜弗，1个在泽稷岛，2个在英国内地，2个在苏格兰，10个在爱尔兰，2个在归国途中。在这里舰队对军队的巨大支援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舰队的保护，没有舰队提供的快速运输工具，这些力量薄弱的警备部队是远远不够的。但在舰队只能给予不太大的支援的地方，例如在印度和加拿大，警备部队则很强；在地中海的各战略阵地也是如此，因为在那里必须预防同欧洲军队发生冲突。
以前的通例是只有在战争的情况下才派近卫军到国外去，但现在却有2个近卫营驻在加拿大。
作战步兵总数目前已达133500人，平均每营884人；1营分10连，每连有1个上尉、1个中尉和1个少尉（ensign）。此外，每个营——近卫军除外——还有2个后备连，以训练新兵；由6—8个这样的后备连组成后备营，共有23个，总计约18000人。所有这些后备部队都驻扎在英国本土，主要驻扎在沿海或近海地区。这样，英国步兵总数为15万人稍多。
二
军官都是从国内一切有教养的阶级当中征来的。对应征者并不要求有很好的理论修养：规定的考试所提出的要求会使普鲁士的少尉发笑。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桑德赫尔斯特军事学校[378]里仍然被尽量地吸引到军队中来，特别是让那些考得最好的人不用买就获得少尉的职位。语言知识要求不高，而且应征者在某几种欧洲语和印度语之间有很大的选择自由；数学的要求极低；但对于根据实用性的题目用通顺、明白的文笔写英文作文这一点，却比德国军队更加注意得多，在德国军队里，差不多每个军队都用自己独特的德文书写，并不是始终都使用正常头脑都能理解的德文。不问政治信仰如何，在这个国家里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贵族阶级中，两个主要政党的代表几乎是相等的；英国最有名的军人世家纳皮尔家族过去和现在就差不多都是毫无掩饰的激进派。总的说来，所注意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性格的勇敢；既然英国军官肯定可以指望被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并迅速地参加战斗，那就可以清楚地想像到，英国军队并不像某些其他军队那样，是一个差不多完全缺乏兵士的一切体质上精神上的素质的人们的收容机关。而正是这些素质才是好的军官队伍的主要保证；因为，尽管有上述这些好规章，像英国军队中的那种徇私情、拉亲族关系的现象还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没有权势关系，谁也不可能进入军官队伍，而没有钱谁也不可能晋升上去，除非是幸运地碰到紧挨着自己的那个资格较老的军官阵亡。诚然，这里也同样常有光荣的例外；去年逝世的克莱德勋爵，在他再度征服丧失了的印度以后当了元帅，他就是格拉斯哥一个鞋匠的儿子；但是，就是这位贫穷的科林·坎伯尔，早在1807年远征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就已经是军官了，在1854年被派往克里木时才不过是一个上校，而且，如果他没有一个远亲当团长的话，恐怕他一辈子也当不上军官。
英国军官，特别是在英国本土，形成了一个十分密闭的团体。他们像普鲁士军官一样，甚至也有自己的行话，或者说腔调；他们同他们的警备部队驻在地的城市的居民很少联系。独身军官住在营房里（即住在营房院内的各厢房里），而且要在军官公共食堂里吃饭，这更促成了这种密闭性。在军队犯了不具有严格军事性质的一切罪过都要受民事法庭审理的国家里，这样一起住营房是必要的。年轻的军官如果在城里犯了足以引起同民政当局的冲突的狂暴罪行，就要严加惩治，但是在营房里却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可以随意接近任何女人，可以大吃大喝大赌，年轻人还可以用最粗野的方式互相恶作剧。谁要是在那里假装正经，那他就要更加倒霉了。几年以前，在某些团里，这些practicaljokes〔恶作剧〕达到了极点，以致弄到军事法庭上大出其丑，所以从此以后颁布了一些严格的命令，加以禁止；但实际上大家往往还是很喜欢观看这样的玩笑，只是留心不弄成公开的丑事而已。政府每年给军官食堂的津贴是每连25英镑；军官食堂必须节省，但也得像个样，好让钱少的军官们不致于入不敷出。尽管如此，花钱的理由还是很多，在这里也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高利贷者用期票和借据使许多年轻的军官都陷入困境。
这种生活方式给英国军官的行为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们在非军人面前——尽管他们自己不执行职务时差不多总是穿便服——保持着贵族的矜持态度；只有在朴次茅斯这样的设防城市，或者在军官成堆或军官左右一切的步兵学校里，这种对平民的高傲自大态度才少见一点。总之，军官必须表现出他是个“军官和绅士”；他随时都可能“因行为不合军官和绅士的身分”而被军事法庭传讯，被革职，甚至被降级；只要某个军官当众丢丑，他又不先呈请辞职，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受到这种处罚。大家知道，公开的丑事在德国常常被掩饰起来，在英国是不行的，而这对提高士气只能有好处。
军官不执行职务时可以穿便服，这对我们德国人来说不管多么不习惯，毕竟是有其非常可取之处的，而且英国的例子也完全证明这样做决不会影响军官们的军人精神。不过，应该指出，在主要的警备部队中，如查塔姆、朴次茅斯等地的警备部队，军官们的勤务很忙，他们不常穿便服出现。
决斗在英国军队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军官之间最后一次决斗是20年以前在一个少校和一个中尉之间发生的，两个人还是姻兄姻弟，少校被打死了，中尉被陪审员宣判无罪，因为他是遭到了前所未闻的挑拨。在威灵顿本人的热心参加下所确立的英国军官们的荣誉观的原则是：谁无缘无故侮辱了别人，谁就使自己失掉了荣誉，而不是使被侮辱者失掉荣誉；谁只有尽自己的力量来改正自己的不正当行为，谁才能恢复自己的荣誉。因此，谁要是首先侮辱了同事，而又不纠正自己的过错，或者这种侮辱已经无法洗清，那末他就要得到行为不合绅士身分的罪名；军事法庭很快就会加以妥善处理。这些观点在某些人看来，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看来，会觉得相当奇怪，但其中所包含的理性无疑要比某些把决斗狂热地誉之为pointd’honneur〔荣誉攸关的事〕的人所估计的要多。这里完全保持了军人的荣誉感，能够在这方面经得起任何比较的英国军官就证明了这一点。
官级的提升在团里到处都是根据资格加上职位购买。就是说，只要一出缺，下一级的校官就可以选择他是否买这个职位；如果他不买，——只有在缺钱的情况下他才不买——，那就再轮到下一级，等等。这种职位出售无疑是英国军队的一项最坏的制度，是别国军队的军官从来不会容忍的。英国人往往提出种种轻松的理由为这种制度辩护，说什么这种制度可以使年轻的军官更快地升上去，这种制度是传统的制度，很难废除，等等，但是即使估计到这一切，这种制度仍然是荒谬的，可恶的。英国军队不能取消这种制度，这是英国军队的耻辱，而有才能的军官由于他们只有薪饷没有资本就只能屈居于很低的官级上，这无疑会大大伤害军官们的情绪。
一张基干步兵少尉的军衔证书的价格是450英镑（3000塔勒）；如果少尉要想得到中尉军衔，他必须再付出250英镑（1700塔勒）；要得到一张上尉的军衔证书，还得再付1100英镑（7030塔勒）；一张少校的军衔证书，再加1400英镑（9030塔勒）；一张中校的军衔证书，再加1300英镑（8700塔勒）。因此，这张军衔证书总共要值4500英镑，也就是3万多塔勒，而这笔钱，军衔证书的持有人在得到上校军衔以后，再从自己的继任者那里收回。在近卫军和骑兵中价格还要高；在炮兵和工兵中没有出售职位的现象。如果一个军官死了，全部投资也就丢掉了，他的下一级军官就可以不用买而接替他的位置。从上校开始，出售职位就已经不实行了；每一个当了三年中校的军官可以依法升为上校。禁止用高于规定的价格购买军官职位，违者免职，但实际上这种事情仍然层出不穷。
因为考少尉时所提出的要求一般不包括任何军事知识，所以在晋级中尉和上尉以前还要举行专门考试，如实际勤务、勤务条令、军事法规及队列教练等方面的知识。不要求战术理论知识。
近卫军军官的军衔较高：近卫军的少尉相当于基干部队的中尉，中尉相当于上尉，上尉相当于中校。这在基干部队里引起了很大的不满。
军士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升为军官。每个营里的主要日常工作由副官、军需官和财务官这三个军官来做。因此这些职位常常是挑选老的、可靠的军士来担任，此后，这些军士就永远也升不到免费取得的中尉以上了。一般说来，升军官的机会是极少的，除非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英国军队实行招募，这决定了它是一个由下流的粗野的分子组成的大杂烩。英国军队的这个性质、由此而来的部队风气，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必需的纪律形式，就必然造成军官的社会阶级高于兵士这样一种情况。因此，官兵的距离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大。所以在这里下级军官顺着职务的阶梯往上升是很困难的，而且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出售职位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招募制度，则这样的事情就只能是罕见的例外。有教养的年轻人作为志愿入伍者加入军队，以便服务到一定期限而取得军衔，这在普鲁士和法国是常有的事，在英国却不可能；部队的性质如此，大家就会以为年轻人当兵完全是出于另外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因此，英国军官差不多都是由一些被培养成绅士的人组成的，而兵士们也就更加尊敬军官，军官显然是他们的“天然尊长”，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
因此，官兵之间说话的声调也是冷冰冰的，干巴巴的。两个等级只是用命令和服从的关系联系着。从来不表示亲热，不开玩笑，也不发火。军官很少直接称赞或斥责兵士，有称赞或斥责时总是用那种平淡干巴的声调。这当然只是就队列教练等等勤务上的相互关系而言；有时英国军官也会骂得很凶，这样的事他们的勤务兵可以说个不完。
英国军队所独有的特点之一，就是军官可以有两个军衔：在自己的团里有一个较低的军衔，在全军中又有一个较高的军衔。第二个军衔如果是永久授予的，不带任何限制条件的，则是“名誉军衔”［Brevet-Rang］。这样，上尉在全军中可能是“名誉少校”，或者是“名誉中校”；甚至常常有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印度非正规部队的指挥官）：在自己的团里他们只是中尉，但在全军中却是少校。这样的上尉兼“名誉少校”在自己的团里执行上尉职务，但在执行警备勤务或兵营勤务时就算是参谋军官。这个较高的军衔可能也有薪俸，但只在一定的时期内，或者在一定的部队里，或者在一定的战场上。例如，在最近10年来，某些上校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或者无论如何在他们驻在近东期间，是被授予了“准将”或“少将”军衔；在印度也是这样。这种制度是不依资格限制而鼓励某些优秀的或特别有用的人的手段，但是很明显，它会引起许多烦恼和误解。英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向在克里木的法国人讲清楚，为什么同一人而能兼任上尉和少校。
晋级时有这样一条规定：少尉和中尉现役不满2年者不能升上尉，军官不满6年者不能升少校。
非桑德赫尔斯特学校学员的军官的军事训练，是在排连教练中进行的，完全像兵士的训练一样；只有通过营长提出的考试后，他们才可以免除队列教练，担任军官的职务。营的全部中少尉军官每年在营的春季训练开始前要编成队，由一个参谋军官来训练；就这样，他们要手拿着枪，全部学完各个教练和排连教练的课程。但这通常只是极其表面地做一下而已。
三
大家知道，军士和兵士的补充是靠招募来实现的，而且仅限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只有第一○○团是在加拿大进行招募的。招募工作归军的主任副官管辖，用两个办法进行。第一，各独立团和各后备营可以在它们的驻地招募。第二，此外，设招募处在全国有组织地招募。为此目的，把全国划分为9个招募区（英格兰4个，苏格兰2个，爱尔兰3个）。每个区都由一个督察参谋军官（通常是“名誉上校”）经管；必要时，区还可以划小，由中尉或上尉主持。招募处共有：8个参谋军官，9个副官，9个财务官，9个医生，11个招募中少尉军官（半薪），8个司务长，48个军士和相应数量的兵士。此外，近卫军可以例外自行招募。每个新兵有权选择他愿意在里面服役的部队。每个部队应该尽可能在它冠名的郡里进行补充，这种说法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外国人只有得到特许才能被录用，所以他们常常冒充“苏格兰人”混过去。
战时，民军主要是充当训练基干部队的学校；根据民军转为基干部队每次规定的一定人数，有关民军团的军官取得基干部队的军衔证书。1857年印度起义时，甚至每一个曾经招募过1000名新兵的参谋军官，即使退了役，也被授予中校的军衔证书。
每个新兵或超期服役兵都可以免费得到全套服装和一份服役金，多少根据新兵的需要而变，但决不低于1英镑，超过10英镑（67塔勒）的情况也很少。不同兵种的服役金往往也不同；工兵发的最多，因为这里所用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材。服役金有时在宣誓以前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到达团里以后和在团长接收了新兵以后才发。所谓宣誓，就是新兵在他被招募的24小时以后到治安法官那里宣读誓词，说他参军是自愿的，他服兵役没有任何法律障碍。
骑兵、骑乘炮兵、工兵、辎重兵，以及驻扎在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圣海伦岛的步兵部队招收新兵，年龄规定从18岁到25岁，其余炮兵和步兵部队则从17岁到25岁。身高规定如下：
骑兵：
近卫胸甲骑兵……………从5英尺10英寸至6英尺
重龙骑兵团………………从5英尺8英寸至5英尺11英寸
中龙骑兵和枪骑兵………从5英尺7英寸至5英尺9英寸
骠骑兵……………………从5英尺6英寸至5英尺8英寸
炮兵：
炮手——最低限度………5英尺7英寸；如果小于18岁，则为
5英尺6英寸
驭手………………………从5英尺4英寸至5英尺6英寸
射手——最低限度………5英尺6英寸
步兵——最低限度：
近卫军……………………5英尺8+(1/2)英寸
基干部队…………………5英尺6英寸
但是这个最低限度是变化无常的；每次严重的战争威胁都会迫使政府立即降低这个限度；由于把服役期限从12年缩减为10年，不久将有大批兵士复员，这个情况就足以使政府在几个星期以前把步兵身高的最低限度降低到5英尺5英寸了。总的看来，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标准越来越降低，尽管实行募兵制所招募的兵士的身材总是平均比实行普遍兵役制或征兵制所征募的兵士高。在英国也是如此，从上面所引数字就可看出，这个数字很容易折算为莱茵的尺寸：只要从5英尺至5英尺6英寸这个规定标准减去2+(1/4)英寸，从5英尺7英寸至6英尺这个标准中减去2+(1/2)英寸，——这是相当确切的。
除了身高，还规定了起码的胸围：身高5英尺6英寸至5英尺8英寸者，胸围33英寸；身高5英尺8英寸至5英尺10英寸者，胸围34英寸；超过5英尺10英寸者，胸围35英寸。驭手、辎重兵和射手的胸围不得小于34英寸。不过，有的驭手虽然不能完全达到这个条件，但只要他们有养马的经验，也可以被录用。
不小于14岁的男孩，如果父母同意，可以招募来当鼓手和号兵。他们不领任何服役金。
步兵的服役期限为10年，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兵的服役期限为12年；服役期满后，如果仍被认为可用，可以超期服役，步兵再服役11年，其他兵种再服役9年。再度期满后，可以在服役期满的通知下达后继续服役3个月。如果服役期满时该部队驻在国外，则警备部队的指挥官有权把这一期限延长2年。
每个兵士只要操行良好，通常都可以准许赎免服役。赎金数目视已服役的时间和尚余的时间以及操行等等而定，骑兵最多不超过30镑，步兵——20镑，殖民地部队的有色兵士——12镑。
21年的服役期满后，每个兵士都可以得到养老金。金额视服役长短、操行好坏和服役期间身体损失轻重而定；兵士和军士每天不少于8辨士（6银格罗申8分尼），也不多于3先令6辨士（1塔勒5银格罗申）。根据情况，虽然服役期较短，也可领取养老金。
那些招兵的军士及他们的随从兵士多半在大城市最差的街区逗留，主要留心那些小饭馆。他们也常常沿街游行，戴着有带子的军帽，跟有几个鼓手和吹长笛的，这样来招徕人群，然后设法在他们当中猎取自己的对象。如果追求的猎物找到了，就赶快设法把它诱进小饭馆里，在那里施展全部诡计怂恿它接受一个签订合同的象征性先令。如果功名心追求者已经拿了这个先令，那末，他要想再不受约束，就只有向治安法官交纳1镑“赎役金”（smartmoney）。不错，法律规定，未来的英雄必须至少在他被招募的24小时以后向法官声明，说他参军是自愿的，自己的决定不变。同时法律还完全正确地认为，被招募者在他拿那个先令时往往是喝醉了酒，并且给他提供先清醒过来的机会。但是，除非招兵的军士不中用，否则他是不会轻易地把自己的猎物放走的。招兵的军士和他的那帮人死盯住新兵不放，而且在新兵去找法官以前，烧酒和啤酒已经又发生足够的作用了。最有趣的是，酒钱大部分往往是由新兵自己付，即军士慷慨地代他垫付而记在他的服役金的账上。在这种情况下，明确规定招募勤务只用单身汉兵士和鼓手去做，万不得已时才用已婚军士去做，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身强力壮，这虽然是可笑的，但是正确的。不能喝酒的人是不适于执行这个勤务的。
当你看到这种招募办法的时候，就会真的像回到了十八世纪。尽管法律用种种形式上的障碍来限制这种做法，但是经过调查，在“完全由自愿者组成的英国军队”中，大多数人在加入这个机构时都是极不自愿的；至于归根到底是不是为了自身的幸福，一般说来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样到军队中来的都是哪些居民阶层，是相当明显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军队像我国以前的雇佣军一样，仍然是refugiumpeccatorum〔罪犯避难所〕，里面集合了人民当中大部分最有资格的冒险分子，用一种沉重的机械训练和非常严格的纪律使他们在这里就范。因此，英国军队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比那些采用征兵制（甚至准许代役）或完全采用普遍兵役制（不许代役）而组成的军队要低下得多。只有法国的外籍军团[379]和法国的那些主要是由朱阿夫兵之类的代役兵组成的部队才可以说同英国军队水平一样，不过不能否认，整个法国军队由于给予职业兵士的特权越来越多，所以按其性质来说已经越来越接近英国军队。但是，甚至法国的remplaçant〔代役兵〕从社会的、外部的教养来说，也比英国兵营中起主导作用的、从大城市的败类中收罗来的粗野放荡的小伙子好得多。在法国，仍然会有有教养的年轻人作为志愿入伍者加入军队，以便服务到一定期限而升上军官，而且做列兵的考验期对他说来也不是完全不能熬过；在英国，要迈出这样的一步，就非得发疯不可。英国人以自己的整个军队而自豪，而对每一个列兵却很鄙视；甚至在下层居民中，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被招募或者有当兵的亲属是不体面的。不过，近10年来应募者的成分无疑大有改善。有关方面力图尽可能得到新兵最充分的历史材料，不让坏透顶的人混入军队。克里木战争和印度起义所引起的大招兵，很快就把军队通常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用以补充自己的道德堕落的居民吸收完了。于是不仅需要降低身高的最低标准（有一次甚至把步兵的身高最低标准降到5英尺3英寸），而且要使兵士生活比较能有一些吸引力，改善兵营环境，才能从工人阶级中招募一些比较可靠的人。还有就是缺少适当的人去担任许多新的军士职务（克里木战争期间，营的数目几乎增加了1倍）。此外，已很明显，像威灵顿在西班牙曾经采用的战法，即一定要洗劫所有攻占的要塞，现在看来，对欧洲是不再适用了。兵士受到报刊的注意，对部队行善之风在高级军官中不久也成为时髦了。人们竭力使兵士的生活变得愉快一些，筹款给他们闲暇时在兵营或营地开展文娱活动，好把他们同小饭馆隔远一点。这样，特别是最近7年来，主要是靠私人捐款建立了图书馆、阅览室、游艺室、兵士俱乐部等等。在法国式的营地上，尽可能给兵士们留一块小园地，还试图演戏和开演讲会，有时也举办兵士们自己做的各种小玩艺的展览。这些事情虽然还在初办阶段，但是已越来越流行了。这无疑是必要的。克里木战局和印度战局时期入伍的新兵，水平无疑比过去高得多，因为这两次战争是深得人心的。他们使军队的作风大为改善。在克里木同法国兵士的接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就是要保持这种精神，以便在漫长的和平时期也能招募到这样好的新兵，不再专门依靠一些在平时总是首先自请效劳的无业游民。
尽管如此，军队的大部分仍然是由这些无业游民组成的，一切内务规定也都得适应着他们。有厢房和院落的英国兵营，四面用高墙围起来，通常只有一个大门。军官宿舍是在一个单独的楼里，兵士们则住在另外一座或几座楼里。楼里兵士住处的窗户朝街的那一面，在建筑新的建筑物时通常都是用一道深沟隔开，并且在沟的外沿安上一道牢固的铁栅栏。在有军械库的大城市的兵营中，特别是民军的兵营中（民军1年只集训4周），大楼的整个临街的立面往往是用枪眼代替窗户，而拐角上则筑有小塔楼，好用步枪火力进行侧防，——这证明当局不再认为工人的起义是那么不可能了。兵士们就在这个大的监狱式的兵营中过着他们的全部生活，只有闲暇时候例外。非军人的接近受到严密监视，整个大楼尽量弄得与外人的视线隔开，使兵士尽可能地处在监视之下并且同非军人隔绝。在德国是很平常的那种城市居民与兵士之间的亲热关系、每个人进入兵营的那种方便，在这里是完全没有的，而为了使任何长久的联系都建立不起来，警备部队通常是一年一换。
根据军队的性质，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出来哪些违法乱纪行为最普遍。这就是酗酒，晚点名号以后擅自外出，偷伙伴的东西，打架，不服从和用行动侮辱长官。比较轻微的过失不经法庭审理而由营长给予处分。他有惩处的特殊权利，但也可以授权连长给予营内禁闭3天的处分。他本人有权给予以下处分：（1）监禁7天，单独监禁或不单独监禁，罚工或不罚工。受此处分的兵士有权通过营长向军事法庭上诉；（2）关黑洞（black-hole）48小时；（3）营内禁闭1个月，被拘禁的人除担负全部勤务外，还要执行营长交给他的特别任务。此外，每种营内禁闭都附有14天惩罚性的全付武装的队列教练。这种惩罚性的教练不得无间歇地超过1小时，但可以在一天内反复进行4次。在（2）和（3）的情况下，营长可以准许向军事法庭上诉。单独监禁或黑洞监禁应尽可能用来处理酗酒、打架和侮辱长官的情况，情况严重时还可以加上营内禁闭的处分，整个禁闭期不超过1个月。
我们看到，英国军队中的营长掌握着在他那些蛮横的小伙子们当中维持秩序的足够的手段。如果这些手段不够用，军事法庭就发生作用了，在这个终审法庭上反叛者就有尝“九尾皮鞭”的可能。这是现存的最野蛮的刑具之一：一条系有9根又长又硬又有结子的皮绳子的短把鞭子。受罚者剥去上身，绑在一个三角框上接受死命的鞭打。第一鞭抽下去就抽出血来了。抽几鞭后再换一条鞭子和一个抽打的人，不让罪犯缓一口气。医生这时当然总是在场的。这样的50鞭，通常会招致长期住院的后果。但往往有人在挨了这50鞭后仍然不哼一声，因为喊痛被认为比挨打还要可耻。
12年以前，使用鞭子是常事，而且可以打到150鞭。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当时甚至团长就可以不经法庭审理而决定打多少鞭。后来才以50鞭为限，而且只有军事法庭有权决定鞭数。最后，在克里木战争以后，主要是由于阿尔伯特亲王的主张，开始把兵士按普鲁士方式分为两等[380]，并规定：只有那些由于从前的过失降为二等，并且在一年时间内表现不好不能转到一等的兵士，才可以因新的过失而受到体罚。但在战场上这种区别就没有了；在这里，每个列兵又要受到鞭子的支配。1862年，军队中就有过126起体罚事例，有114人挨了最高限额的50鞭。
总的看来，使用鞭子的需要和意愿都大大减少了。同时，既然同样一些原因继续在军队中起着作用，那就可以预料，以后还会如此，而且“九尾皮鞭”也越来越被看做是一种非常的、特殊的恐吓手段，只准备在战斗情况下对付严重事故。现在已很明显，诉诸兵士的荣誉感比给予丧失名誉的惩罚更有帮助，而且整个英国军队一致认为，兵士被鞭笞以后已经一钱不值了。然而，英国最近一个时期还不会完全废除“九尾皮鞭”。我们都知道，在体罚方面成见有多么深，甚至在社会成分比英国军队好得多的军队里，这种成见现在也还是相当深的；在靠招募组成的军队里，这种极端的恐吓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得过去。不过，英国人认为，既然必须实行体罚，那就应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非常严肃地加以采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在某些军队里，很遗憾，也在德国军队里，永远是形式上比较轻的打棍子；而这种只能减少对惩罚的恐惧的办法……［注：手稿的结尾缺。——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64年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12卷第2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73]弗·恩格斯“英国军队”一文手稿也和上文手稿一样，我们收集的不全，缺手稿的末尾。文章上附有通讯员的记号“弗·恩·”，这证明该文也是为“军事总汇报”写的。——第644页。
[374]指马·皮特里“大不列颠军队的人数，编制和组织”1863年伦敦版（M．Petrie．《Strength，CompositionandOrganizationoftheArmyofGreatBritain》．London，1863）一书。——第644页。
[375]军官官衔证书的出售制度在英国产生于十七世纪末，随后得到国王批准。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1871年，它保障了英国贵族在军队中的垄断地位。——第648页。
[376]指1843年开始的英国殖民者对新西兰土著居民毛利人的战争。在战争期间毛利人使英国殖民军队吃了许多败仗。直到1872年，英国人把大部分土著居民消灭以后，才把毛利人赶到荒岛上饿死。——第648页。
[377]阿尔德肖特兵营是距离伦敦75公里的一个常设军营，是1855年为克里木战争训练英军兵士设立的。——第648页。
[378]桑德赫尔斯特学校是距离伦敦78公里的桑德赫尔斯特的一所军事学校，创办于1802年，为步兵和骑兵培养军官。——第649页。
[379]法国的外籍军团是为进行殖民战争和镇压宗主国的革命运动而于1831年建立的一支雇佣军队。外籍军团主要是由侨居在法国的外国人中的游民和刑事犯组成的，但其军官职务只能由法国人担任。外籍军团曾参加过在阿尔及利亚和克里木的军事行动；1871年曾被凡尔赛军用来反对巴黎公社。——第660页。
[380]按照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军事制度，军队中的兵分作几等。兵士如果违犯纪律，就要从一等降到二等，对二等可以采用体罚。——第66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364]
金累克论克里木战争一书[365]在英国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是应该的。这本书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新材料；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作者手头有英军司令部的文件，有英国高级军官写的许多札记，还有不少专为他写的俄军将领的回忆录[366]。尽管如此，这本书从它对战争事件的叙述来说，不像是一部历史著作，倒像是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英军总司令腊格伦勋爵，而其最终目的就是夸赞英国军队，以致达到荒谬的程度。
金累克的书很可能在德国发生很大的影响。这本书把法国人在阿尔马河胜利[367]中的作用贬到了极点，对俄国人抱着表面上可敬的无偏私的态度；它引用的是来自所有三个参战国已经广为人知的材料，而且也没有梯也尔及其同伙所特有的那种又讨厌又可笑的法国式的吹嘘。但是我们的英国朋友也并不反对吹嘘；尽管他们吹嘘得比法国人更妙，但过分渲染的程度在这里仍然不下于法国人。仅仅从这一点来说，把那层小说文学的外衣从这部至今已出两卷的书中的唯一战争事件——阿尔马河会战的描述上剥下来，把真正新的历史材料同金累克先生著作中连篇累牍的渲染、夸大和捏造分开，就是很有趣味的事。
但是，除此而外，从战术的角度来看，阿尔马河会战还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的，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应有的评价。在这次战役中，两种不同的战术队形在滑铁卢之役以后第一次重新相遇，其中一种基本上为所有的欧洲军队所采用，而另一种则为他们所摈弃，只有英国军队例外。在阿尔马河上，英军以横队对付俄军的纵队，没有特别费劲就把它们打垮了。不管怎样，这证明旧的横队还没有完全过时，像大陆上一些战术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所以，无论如何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比较详细地加以探讨的。
一
金累克所引用的关于双方兵力的数字材料极不确切。关于英军，他手头有官方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确定投入战斗的步兵和炮兵共25404名，骑兵1000名稍多，还有60门火炮。这些数字可以说是可靠的。法军的人数，他概算为3万人，有68门火炮；还应该加上7000名土军。按整数算，联军共63000人，128门火炮，这大体上看来是相当正确的。但在计算俄军的时候，金累克先生却发生了困难。诚然，阿尼奇科夫的“克里木远征”一书（德译本1857年柏林米特勒出版社版第1册）[368]现在是把团、营、骑兵连和炮兵连的名称和番号都罗列出来了，其根据显然是官方资料，其中任何一个重要之点直到目前都没有被否定过。按照这个统计，俄军在阿尔马河上有42个营，16个骑兵连，11个哥萨克百人队和10个半炮兵连的96门火炮，总计35000人。但这并不能使金累克先生满意。他进行了专门的统计，并且经常把阿尼奇科夫的书当做自己的资料来源，而所得出的结果却完全不同，但是又不认为必须有凭有据地论证他的那些与资料来源有出入的数字。一般说来，全书有这样一个特点：总是在谈到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地方引用目击者的证词，而不是在提出新的大胆的论断的时候引用这样的证词。
就步兵来说，两个统计相差无几。据阿尼奇科夫统计，共有40个基干营，1个猎兵营和半个海军陆战营。金累克把后面这半个营变成2个营，并且引证了霍达谢维奇（塔鲁提诺步兵团少校）这个似乎看到过这2个营的人的材料[369]。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金累克自己也承认，俄军认为这些部队无足轻重。此外，他还把阿尼奇科夫提到的2个工兵连变成了整整1个营，并到处把他们当做步兵来算。
但是在骑兵方面，金累克的夸大就突出得多了。在谈到整个战役的时候，一遇到适当的机会，他就强调指出，俄军在战场上有“3400杆长矛［注：指哥萨克骑兵。——译者注］”，而在每个会战计划中俄军右翼后面都有一个大纵队，并且注明在这里有俄军骑兵3000人。书中时时提醒我们想到这3000人惊人地无所作为，想到他们在近旁对于只有1000多名骑兵的英军是危险的。金累克百般提防我们去注意这支骑兵中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哥萨克，而这些哥萨克，人人都知道，他们是不适于以密集队形同正规骑兵作战的。由于全书暴露出对整个军事情况完全不了解，这个大错误应当说是出于无知，不便说是出于恶意。
至于炮兵，在这里金累克是经不起任何批判的。上面已经指出，照阿尼奇科夫统计，火炮共有96门，分别属于10个被详细记述的轻重野炮连，外加4门系驾舰炮。他还确切地指出其中每个炮兵连作战时的位置。金累克也提到了这些炮兵连（个别在番号上稍有出入），但除此之外，他还另加了3个炮兵连。阿尼奇科夫所提到的第十七旅第五炮兵连，在金累克的最初阵地上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左翼（第231页），紧接着又在总预备队中再一次出现（第235页）！同样地，据阿尼奇科夫记述，第十七旅第三炮兵连那里根本没有，但在金累克的书中又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左翼，第二次是在中央作为“阵地炮兵连”！大家都知道，照克里木战争时期俄军炮兵的编制来看（参看哈克斯特豪森“俄国概论”[370]），每个炮兵旅只有1个由12门火炮组成的重炮连，后来炮兵连由8门火炮组成时，旅里看来也只能有第一和第二重炮连，决不会有第三重炮连，——而我们的历史学家却根本不去管它。他只顾把英军在阿尔马河上的英勇功绩写得尽量更不平凡一些，为此他就必须有尽量更多的俄军的火炮。所以，只要他在俄国人的报告（除阿尼奇科夫的以外，这些报告对于了解这些细节都不太适用）里找到任何一个阿尼奇科夫没有提到的炮兵连，他就认为是阿尼奇科夫忘记提到这个炮兵连了，于是就不慌不忙地把这个炮兵连同阿尼奇科夫提到的炮兵连加在一起。如果同一个炮兵连他是在不同的资料里两个不同的战场上找到的，他就满不在乎地算它两次，万不得已时就说一次是指轻炮连，另一次是指重炮连。
金累克耍了所有这些戏法之后，才不过弄到13个半炮兵连，每连按8门火炮计算，总共108门，而且由于他忽略了阿尼奇科夫所说的第十六旅的3个炮兵连仍然是旧编制——12门火炮（由此可见金累克的工作是多么表面），所以同阿尼奇科夫的统计相比，总共只多了12门火炮。总之，金累克不得不特别卖力，以便使阿尔马河上的高地布满俄军的火炮。在这方面，被英国人过甚其辞地叫做“大多面堡”的一个野战工事帮了他的忙。阿尼奇科夫所说的只是：
“道路右方的有利阵地由那个旅（第十六旅）的第一炮兵连驻守，以横墙作掩护。”
金累克虽然也十分正确地记述了这个不太重要的工事，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它的后面都是一些普通的十二磅炮，所以他断言这是一些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重炮。不错，霍达谢维奇也断言那里有第十六旅第二炮兵连的火炮（他把第一炮兵连和第二炮兵连弄混了），但是那些至今尚保存在乌里治的加农炮和榴弹炮的口径证明，这些火炮并不是正规的野炮（第233页）。金累克并未就此罢休。在第229页上他十分明确地说：
“这是些三十二磅炮和二十四磅榴弹炮。”
1849年普法尔茨起义时，起义者的某些首领总是把他们的部队节节败退的原因归之于他们受到“二十四磅实心燃烧弹”的射击。说这种话的人当然决不会料到用来发射这种可怕的实心弹的榴弹炮会被金累克先生在阿尔马河上缴获。这些二十四磅实心弹对于……意味着什么……［注：手稿下缺两页。——编者注］
二
……火炮距离康罗贝尔（他的师受到俄军火炮的牵制）有1500步，而康罗贝尔自己的炮兵至少要迂回半德里［注：1德里（地理里）＝7．420公里。——编者注］才能到达那里；最后，拿破仑亲王被阻在离康罗贝尔1200步远的河谷，拖延了渡河。他的部队这样分散在宽6000步的正面上，特别是博斯凯的处境危险，终于引起了圣阿尔诺元帅的很大恐惧，以致他决定采取拚命的手段——把自己的全部预备队调上去。鲁尔梅耳旅继布阿之后被调了上去，而德·奥雷耳旅则不得不去加强拿破仑亲王。圣阿尔诺把他的2支预备队派往2个早已挤满了部队的隘口，这样他就把自己的兵力最后完全分散了。如果这一切不是出自法国官方报告（“东方战争历史图集”[371]），几乎令人不能置信。
这一切在俄军的眼中是怎样的呢，是什么把法军从这种危险处境中救出来的呢？
俄军左翼由基尔亚科夫指挥。他是这样对付康罗贝尔和拿破仑亲王的：第一线是4个预备营（属布列斯特团和别洛斯托克团）——部队质量中等，第二线是塔鲁提诺团的4个营，预备队是莫斯科团的4个营和明斯克团的第二营，后者配备了4门火炮（第十七炮兵旅第四炮兵连）进一步向左方移动，以监视海岸地区。博罗迪诺团的4个营也归他指挥，这4个营更靠近东边，紧挨着通往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他们的任务决不是仅仅限于参加散兵战，他们差不多是专门打英军的。所以，对付法军的总共是13个营8门火炮。
当博斯凯的迂回纵队开始出现在阿尔马河以南的台地上时，缅施科夫公爵本人就转向左翼，并带走总预备队中明斯克步兵团的其余3个营，1个步炮连和2个骑炮连，还有6个骠骑兵连。在此以前，战斗只限于散兵战和炮战；俄军大部分稍向后退，法军——拿破仑和康罗贝尔——甚至还未出现在台地上，或者说离得很远（博斯凯、布阿、鲁尔梅耳），暂时还不能投入战斗。因为拿破仑亲王的部队深深陷在隘口尚未走出，所以，除了隐蔽在台地后面的康罗贝尔师以外，俄军就没有任何别的进攻点了。为了对付康罗贝尔师，缅施科夫用明斯克团和莫斯科团的8个营编成一个庞大纵队——正面2个营，纵深4个营，全部成进攻纵队在中央取齐。他被召回到自己的中心地点以后，就把这支孤立无援的一大群人交给基尔亚科夫指挥，并下令立即进攻。当这个纵队接近了法军，到步骑枪射击距离时，法军“再也不能支持住巨大步兵纵队逼近时施加于大陆兵士的心脏的压力了”（第400页）。
他们沿斜坡进一步往下撤退。但这时越过了起伏地走到稍偏右方的康罗贝尔的2个炮兵连和博斯凯的炮兵连一同走来了；他们迅速把火炮拉入阵地，并对这一大群俄军的左翼展开了有效的射击，俄军急忙逃匿。法军步兵没有追击。
基尔亚科夫的4个预备营，照霍达谢维奇的说法，在散兵射击和火炮射击下“消失了”；塔鲁提诺团的4个营损失也很大；庞大纵队的8个营肯定已不能立即恢复攻击。德·奥雷耳和康罗贝尔的法国步兵在炮兵的掩护下现在已在台地展开，博斯凯也接近了炮兵；最后，拿破仑亲王（原由他指挥的朱阿夫兵第二团余部已并入康罗贝尔的部队）的部队也开始攀登高地。力量的优势已经不可比了；集中在电报局高地上的俄军几个营，在法军炮兵的交叉火力下消失了；最后，俄军右翼，如基尔亚科夫自己所说，“开始了十分明确的后移”。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没有受到敌人追击的”撤退（基尔亚科夫的回忆录手稿）。
据法国作者们的记述，法军这时接着进行的总攻击是以对电报局塔楼的一次不存在的强攻结束的，据说还进行了白刃格斗，这样一来，全部战斗就具有一个很漂亮的传奇性的结局了。俄军是根本不知道这次战斗的，所以基尔亚科夫完全否认发生过这次战斗。那时，这个塔楼可能是由射手占领着，应当强攻，此外，它的周围还可能有其他俄军散兵必须逐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必强攻，更不必整个师赛跑；这段经过在“历史图集”中无论如何是大大夸大了。
会战至此结束，腊格伦要求追击被圣阿尔诺拒绝，“因为部队把他们的背包都留在河的对岸了”（第492页）。
会战以后圣阿尔诺和后来巴赞库尔向我们讲的那些英勇功绩[372]，经过这样一写就大为减色了。全部法军，包括37000土军和68门火炮在内，有……［注：手稿下缺一页。——编者注］
三
英军从联军的左翼进攻。他们的第一线由伊文思师和布朗的轻步兵师组成；他们的第二线是英格兰和剑桥公爵的2个师。抽出了1个营的卡瑟克特师和1个骑兵旅作为左方预备队在暴露的左翼后面运动。每个师由编成2个旅的6个营组成。英军的进攻正面在布尔留克村附近同拿破仑亲王的左翼紧挨着，宽约3600步，第一线的12个营每个合300步。
纵队一走上斜向阿尔马河的缓坡，就遭到对面俄军炮兵连的射击，根据英国人习惯，第一线立即展开。但是由于正面太窄，轻步兵师的右翼被伊文思师的左翼遮住了；这样一来，整个1个营（第七团的）被挤出战线。炮兵在正面前占领阵地。在第二线剑桥公爵师也展开了，由于这个师的各营（近卫军和苏格兰兵）人数较多，所以单是这一个师就差不多组成了整个第二线；英格兰师成纵队留在火炮射程以外，完全像是预备队。俄军是在一点半钟开火的。当法军展开进攻时，英军为了减轻炮火带来的损失，都躺在地上。在河谷的丛林和葡萄园中作战的射手慢慢地迫使俄军退却；俄军在退却时放火烧了布尔留克村，这样就更加压缩了英军的进攻正面。
英军面对俄军的整个其余的部队，即25个半（按阿尼奇科夫统计）或27个（按金累克统计）营和64门火炮。英军用29个营和60门火炮进攻；他们的营在人数上比俄军多。俄军在第一线有2个苏兹达尔团（在最右翼）和1个喀山团（或称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大公团，在右中），与其邻接的是博罗迪诺团。在第二线是弗拉基米尔团，作为特别预备队的是乌格利奇团，留作总预备队的是沃伦团，每个团4个营，此外，还有1个猎兵营和一些海军陆战队。
在三点钟以前，法军的进攻就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博斯凯和康罗贝尔的纵队登上了台地，拿破仑亲王的纵队进入了谷地；预备队显然也已经出动了。这时腊格伦下令英军进攻。第一线起立并像过去一样成横队向谷地推进。由于有葡萄园和丛林，部队队形很快就被打乱了，甚至在那些根据英国条令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以排为单位分成复纵队的地方，也是如此。伊文思师派出2个营和1个炮兵连向右迂回起火的村子，其余的部队在村子左边沿着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运动。在这里英军很快就遭到掩护道路的2个俄军炮兵连的近距离射击；这2个炮兵连成功地阻止了伊文思师前进，尽管英军有18门火炮在对它们射击。与伊文思师对峙的俄军步兵由博罗迪诺团的4个营及第六猎兵营组成；关于他们的行动我们一无所知。
轻步兵师继续向左移动。与之对峙的是喀山团的4个营，这4个营位于横墙后面的第十六炮兵旅第一炮兵连的左右两侧；在第二线与之对峙的是弗拉基米尔团的4个营，这4个营全排成纵队，据金累克说，甚至排成由2个营组成的纵队。英军在可能的限度内顺利地从许多浅滩上渡过了河，在南岸发现了一条被高8—10英尺的峭壁掩护着的15步宽的天然护道；在这个掩体的掩护下，他们重新整顿了队伍。在峭壁的对面，地形开阔，朝着约300步远的炮兵连的方向上微微高起。英军在这里只有几个地方遇到了射手的抵抗；他们自己的人数不多的散兵远远走向左方去了，暴露了整个正面。但是他们既没有把自己的射手派向前去，也没有重新整队；布朗本人不侦察就下令前进，“他指靠部队的英勇”（第315页）。左翼的旅留下了2个营反击俄军骑兵可能的侧击，而其余4个营则会同伊文思师的1个营（属第九十五团）向炮兵连前进，一半成横队，一半是散乱的。
他们刚刚顺着斜坡往上爬，喀山团的2个纵队就向他们迎面冲来。我们的作者就是在这里开始对不列颠军队的无比素养大加赞赏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兵士在差不多40年和平时期以后的现在，仍然具有无可估价的素养，致使他们不像外国军队那样感到步兵纵队的压力……他们开始用自己英国的方式，半开心半生气地向一大堆密集的趾高气扬地向他们逼近的人群射击。纵队没有表现出惊慌的迹象，但看来是一支指挥不当或很差的训练得过于机械的部队。无论如何，它的指挥官不可能给那群开心地迎头痛击他们的英国青年（ｌａｄｓ）留下他们有威力的印象。很快纵队停住了，退后了，并且在起伏地隐蔽下来了。”（第325页）
我们不再多谈这些吹嘘了，只指出一点：金累克津津乐道的这些“青年”和这些“年轻的部队”（这些部队我们见得够多了，参加这次战斗的第三十三团就是前不久才开赴克里木的），从英国现行的12年服役期和经常把这个期限延长9年的情况来看，那时的平均年龄最少是27岁；我们还要指出，从克里木战争和东印度起义时这些了不起的团被消灭以来，每个英国军官力图再度率领这样一些老“青年”都是白费力气的。不过还是打住吧！这个纵队（东边的，在俄军右翼）在作了刺刀冲锋的无力尝试以后，看来甚至不得不在不规则横队的火力面前撤退。另一个纵队向第七团进攻，很快就转入立射战，并且继续了很久没有散开，自然，损失很大。
英军中央3个营向炮兵连进攻，炮兵连的火力看来很弱，阻挡不住进攻。当他们已经很接近，足以向火炮冲锋时，炮兵连进行了一阵齐射，就把火炮挂上前车，疾驶而去。在土质工事里发现一门七磅榴弹炮，另一门只由3匹马拉着的三十二磅榴弹炮被第二十三团的上尉贝尔截获。英军占据了横墙的外胸墙，并且在左右两翼集结起来。弗拉基米尔团现在更加接近了，但它不是用刺刀冲向那些溃乱的人群，反而受诱射击，并且站住了。在英军宽广得多的正面的火力下，密集的纵队可能要遭到喀山团的同样命运，但英军却在这时一连两次发出退却信号，在正面的全线上重复了两次；部队开始撤退，起初是个别点，然后是全面，有些地方沉着，有些地方十分混乱。参加战斗的4个营共损失46名军官和819名列兵。
第二线（剑桥公爵的）跟第一线跟得非常缓慢，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它先是过河，然后是在上面提到的护道中隐蔽下来。现在它才开始向前移动。右翼旅的中间一个由苏格兰步兵和近卫步兵组成的营首先发起进攻，但它的左翼被轻步兵师退却逃跑的人所冲乱，而右翼又吃不消弗拉基米尔团的火力；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援助，这个营也在混乱中后退了。这正是在法军的进攻开始缓慢下来，8个营组成纵队对付康罗贝尔的时候发生的。
联军到处碰壁的这个时候正好成了金累克先生向我们讲述奇迹的大好机会，这个奇迹不亚于“一千零一夜”里的奇迹，并且使腊格伦勋爵得到了意外的荣誉。如果这一情况对会战进程确实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一情况不是由于金累克在这里作为一个目击者（诚然，是一个不了解情况的目击者）说话而具有某种意义，那我们就不会谈它了。
当英军开始准备渡河时，腊格伦连同他的司令部骑马从英法两军战线接连的地方急速地越过阿尔马河，到对岸后开始沿着狭谷往上爬，除了遇到一些散兵射击以外，几乎没有遇到其他任何抵抗。很快就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圆的山顶，他爬了上去，在这里可以从翼侧观察俄军针对英军的整个部署情况，甚至可以发现他们的预备队。说进攻军队的将军不要任何掩护部队就出现在敌人翼侧的小山岗上，听起来不管多么奇怪，但既然有许多目击者，这一点就可以不用怀疑了。可是金累克并不满足于把他的主人公直接安置在敌人翼侧之前或其延长线上，他还把所说的那个小山岗移到敌人正面之后，把它摆在这个正面和俄军预备队之间，并说腊格伦勋爵一个人在那里一出现就使全部俄军失掉活动能力。书中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就其戏剧性来说，丝毫不亚于会战计划上对它们的描绘，——在这个计划上，红星标出腊格伦勋爵的位置距英军右翼1200步，在绿色的俄军纵队中间。这些俄军纵队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而他则像“雷神宙斯”一样指挥会战。
要我们准确指出这个小山岗位于何处是办不到了，但无论如何它不是在金累克所放的地方，尽管如此，这个小山岗仍然给炮兵提供了良好的阵地，所以腊格伦立即派人去拉火炮，还派人去调步兵。过了些时候，差不多是与英军拿下炮台同时，2门火炮调来了。其中一门好像打散了俄军预备队（据金累克说，俄军预备队仅在1100步以外！），另一门则以侧射拿下了掩护通往塞瓦斯托波尔道路上的一座桥梁的炮台。这个早就遭到比它占优势的炮队（18门火炮）从正面射击的炮兵连，发射了若干发之后就撤走了，这样一来，伊文思师前进的道路就被打通了。伊文思师慢慢地迫使这里大部分分散战斗的俄军步兵退却，并会同英格兰师（它的炮队已并入伊文思师的炮队）把自己的火炮布置在上面那个小山岗的顶上。
这时剑桥公爵师正在从左方远处进行着决定性的战斗。该师右翼3个近卫营里中间的近卫营（苏格兰步兵）过早地发起了冲击，乱成了一团。现在近卫掷弹兵成横队从右方开始进攻，左方科耳斯特里姆近卫营进攻再度被弗拉基米尔团占据的横墙；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营正面的间隙地，这个间隙地本应由苏格兰步兵来填充，而现在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由重新集结在更后面的该营和轻步兵师余部来掩护。但是在科耳斯特里姆营的左方有科林·坎伯尔的4个苏格兰营在行进，也是成横队，从右翼开始呈梯队，秩序井然。
近卫掷弹兵的对面是喀山团的2个已被第七团击退的左翼营，以及弗拉基米尔团的2个左翼营，这2个营现在在掷弹兵和科耳斯特里姆营之间的接合部向左翼进攻；掷弹兵坚持住了，把左翼稍向后撤，并以火力迫使这个纵队立即站住。自然，过了很短的时间纵队就在横队的射击下动摇起来，甚至指挥俄军右翼的哥尔查科夫公爵也不能再使它转入刺刀冲锋了。由于英军掷弹兵的正面稍有改变，纵队遭到了他们全线的射击；它支持不住了，所以一当英军向前推进，它便撤退了。这时，弗拉基米尔团的另外2个营同科耳斯特里姆营正进行着对射，直到苏格兰旅终于登上那个高地为止。俄军极右翼苏兹达尔团的4个营现在调到更接近于有决定性的战斗地点即炮兵连的胸墙附近，但在这次侧敌行军时突然遭到苏格兰横队的射击，没有认真抵抗就撤退了。
由于哥尔查科夫公爵从被打死的坐骑上摔下来而离开队列，第十六师师长克维秦斯基将军现在指挥俄军右翼。英军横队对他来说是如此的新奇，以致他根本无法判断敌人的兵力。他自己在金累克所提到的他的回忆录中说道：他看见英军成3个互相掩护的横队（显然，这是3个苏格兰梯队），在这种优势面前他必须撤退，何况弗拉基米尔团的4个营的进攻已经被打退。乌格利奇团的4个营只向前推进到能够止住逃跑的人的地方。炮兵和骑兵根本没有再用，俄军就开始撤退了，英军没有追击，因为他们想保存自己的骑兵。剑桥公爵师损失近500人。
总之，在决定性时刻这里进行战斗的是剑桥公爵师的6个营，支援它们的是轻步兵师的余部，总共11个营（轻步兵师的2个左翼营后来也未转入进攻）对付俄军喀山团、弗拉基米尔团和苏兹达尔团的12个营，如果再加上乌格利奇团的4个营，——尽管它们是否积极参加了战斗还大成问题——则是对付俄军16个营，而且经过很短时的战斗就把他们完全击退了。
作者甚至断言，步兵列队进行的全部战斗为时不过35分钟；无论如何，会战的结局在4点钟以前就已经完全定下来了。对防御阵地坚固、人数至少相等甚至也可能超过的步兵部队这样迅速地取得了胜利，原因究竟何在呢？
英军在指挥上显然是不无缺点的。伊文思根本就没有试图攻击敌人的左翼，而只限于进行消极的正面战斗，除此而外，很明显，第二线的司令官剑桥公爵也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当第一线向炮兵连的胸墙强攻时，第二线不是在那里进行支援；它只是在第一线已被打退以后才来，这就必须从新开始行动。但是一个英国指挥官一旦接近了敌人而又没有接到任何明确的反命令，他就力求尽可能协同友邻部队向敌人进攻，这也就使两次主攻具有果断性，从而保证了胜利。
俄军方面在指挥上表现了很大的犹豫不决。诚然，缅施科夫不幸在很短的决定性关头远离主要的会战地点，但无论是哥尔查科夫还是克维秦斯基，据他们自己承认，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更加有力地抗击攻击。第一次进攻是喀山团的4个营对英军的5个营，被打退了；第二次进攻也是4个营（弗拉基米尔团的），也被打退了。乌格利奇团的4个营是否作过严重的进攻，我们没有任何资料，而苏兹达尔团的4个营在侧敌行军时却被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作为总预备队的沃伦团，看来完全没有用上。炮兵很快就沉寂下来，而骑兵根本没有动。或许是怕负责，或许是有命令不让拿军队去冒险，总之，俄军在英军的侧翼活动时也没有那种唯一能保证较弱一方获胜的毅力与积极性。
当然，促使英军获胜还有其他原因。俄军是以长的密集纵队作战的，英军则以横队作战。俄军由于敌军炮兵的射击而损失惨重；而英军即使受到霰弹的射击，损失也很小。当步兵群接近时，纵队只有进行最猛烈的、势不可当的刺刀冲锋，才可以免遭敌军横队的猛烈射击，但是我们到处看到的却是进攻中止，变成了射击战。后来怎样呢？如果在敌军的射击下展开，谁也不能说这会导致什么后果，而如果还要保持纵队，以1枝步枪对敌人的4枝，纵队就必被歼灭。正是这种情况在阿尔马河上的每一个场合都发生过。而且，纵队哪怕只有一次遭到射击，也是永远不能重新转入坚决进攻的；进行射击的横队则随时都可以转入进攻。
大家知道，敌对双方——俄军也好，英军也好——散开战斗都很差；因此会战纯粹是由兵群解决的；如果我们不想同意金累克所说的英军好像是半神人，我们就应该承认，在比较开阔的地形上无论进攻还是防御，横队要大大优越于纵队。
英国人的整个现代军事史……［注：手稿在此中断。——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63年6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12卷第2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64]本文手稿我们收集的不全，缺第一部分的末尾和第二部分的开头（手稿的第5、6两页），及第二部分的末尾（手稿第9页）。德国的“军事总汇报”上刊登的恩格斯的文章都附有通讯员的记号“弗·恩·”，这证明“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一文是恩格斯为在该报发表而写的。但文章手稿未完，也未寄送编辑部。——第627页。
[365]指亚·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入侵的开始以及以后直到腊格伦勋爵逝世时的发展”一书的头两卷。1863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A．W．Kinglake．《TheInvasionoftheCrimea；itsOrigin，andanAccountofitsProgressdowntotheDeathofLordRaglan》．EdinburgandLondon，1863）。全书共出八卷。——第627页。
[366]从金累克为他的书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参加阿尔马河会战的俄军将领们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以前在俄国报刊上发表过，后由一个俄国军官译成英文手稿送给金累克。金累克在他的书里利用了以下的回忆录：
奥·克维秦斯基“又一新的阿尔马河会战纪详。给‘俄国残废者’编辑的信”——1856年4月12日“俄国残废者”第84号；
彼·哥尔查科夫“评‘俄国残废者’第84号上刊载的‘又一新的阿尔马河会战纪详’一文”——1856年5月8日“俄国残废者”第101号；
瓦·基尔亚科夫“新的阿尔马河会战纪详”——1856年6月21日“俄国残废者”第136号。——第627页。
[367]1854年9月20日（8日）在阿尔马河上发生了俄军和英法联军之间的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第一次大会战，会战联军获胜，因为他们除了人数上的优势外，还有许多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虽然俄军指挥犯了错误，但俄军的反击使联军在这次会战中遭到很大损失。——第627页。
[368]Anitschkof．《DerFeldzuginderKrim》．ErsterTheil，Berlin，1857（译自俄文版：阿尼奇科夫“克里木远征军事历史文集”1856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第628页。
[369]指Ｒ．霍达谢维奇“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呼声”（R．Hodasevich［Chodasiewicz］．《AVoicefromwithintheWallsofSebastopol》）一书，该书于1856年在伦敦出版。——第629页。
[370]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52年柏林版第3册第255—292页（A．Haxthausen．《StudienüberdieinnernZustände
，dasVolkslebenundinsbesonderedieländlichenEinrichtungen
Rußlands》．DritterTheil，Berlin，1852，Ｓ．255—292）。——第630页。
[371]“1854、1855和1856年东方战争的历史和地形图集”1859年［巴黎版］（《Atlashistoriqueettopographiquedelaguerred’Orient，en1854，1855et1856》．［Paris］，1859）。——第632页。
[372]指克里木法军总司令圣阿尔诺元帅于1854年9月21和22两日向拿破仑第三和陆军大臣所作的报告，报告发表于1854年10月7和8两日的“总汇通报”。
巴赞库尔“塞瓦所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Bazancourt．《L’expéditiondeCriméejusqu’àlaprisedeSébastopol》）。第一版于1856年出版，共两卷。——第63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的反德兵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英国的反德兵力
1864年6月27日于曼彻斯特
发生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英国用战争威胁着德国[363]。据“联合勤务报”报道，已经下令品利科（伦敦）军用仓库和乌里治军械库准备3万人所需的服装和装备，以应急用；而过不几天，我们可以指望，将听到拉芒什海峡舰队开赴松德海峡或贝耳特海峡［注：大贝耳特海峡和小贝耳特海峡。——编者注］（？）的消息。
关于英国现有的武装力量，“陆海军报”已向我们作了报道。在该报6月25日的那一号上说道：
“准备就绪和我们可以立即下令起锚的海军力量如下：
马力炮数吨数人数
‘埃德加号’，木制战舰…………600713094810
‘勇士号’，装甲舰………………1250406109705
‘黑亲王号’，装甲舰……………1250416109705
‘皇夫号’，装甲舰………………1000354045605
‘赫克脱号’，装甲舰……………800284089530
‘卫国号’，装甲舰………………600163720457
‘曙光号’，木制巡航舰…………400352558515
‘加拉蒂亚号’，木制巡航舰……800263227515
马力炮数吨数人数
‘狼貛号’，木制轻巡航舰………………400211703275
‘探索号’，装甲舰………………………20041253135
‘兴业号’，装甲舰………………………1604993121
‘喷泉号’，木制明轮式蒸汽舰…………28061054175
‘保险号’，木制战舰……………………200468190
‘萨拉密斯号’，木制明轮式蒸汽舰……2502？65
‘屈林鸠罗号’，木制炮舰………………60226824
另外，为了在波罗的海和丹麦沿海水浅而狭窄的航道上有吃水量较小的特种舰船，海军部已下令以下战舰准备出海：
马力炮数吨数人数
‘科第丽霞号’，木制轻巡航舰……15011579130
‘小鹿号’，木制轻巡航舰…………10017751175
‘赛跑者号’，木制轻巡航舰………15011579130
此外，以下的新制战舰即将造好：
马力炮数吨数人数
‘阿基里斯号’，装甲舰…………1250306121705
‘英王号’，炮塔装甲舰…………80053963500
‘凯利多尼亚号’，装甲舰………1000354125605
‘大洋号’，装甲舰………………1000354047605
这里还应该加上许多后备蒸汽舰，最后，还有一些岸防船舰，其中包括15艘60马力、装有2门重炮的炮舰。”
在“陆海军报”看来，这15艘炮舰将像牛虻一般骚扰敌人，它们是怎么也摆脱不开的。（好像普鲁士人在波罗的海没有22只同样的牛虻似的！）
这就是“陆海军报”关于舰队所说的一切。去年我们曾到装甲舰队的几艘战舰上去看了看，另外，也很注意地观看了它们的试航。原来这些装甲舰没有一艘能在暴风雨的大海里支持得住。“皇夫号”去年冬天在爱尔兰海航行时遇到风暴差一点沉没，而这种风暴任何一只木制战舰也是容易经受住的。可见这些战舰只能用于个别的、事先策划好的行动（进行海战或袭击岸防工事），这种行动一完成，就得返回港口。它们不适于进行封锁之类的行动。这些战舰的装甲大部分是1/2英寸的，用各种轧制铁制成，用各种方法镶上，但不管怎样总是镶在2英尺厚的木垫上，连完全用铁制成的战舰也不例外。但没有一块装甲能经得住惠特沃思七十磅平头钢质弹，大多数甚至经不住状似炮弹的惠特沃思七十磅钢质爆炸弹。在普鲁士现在正在铸造这种口径的线膛炮，以及旧式的四十八磅炮，这种炮的口径与上述惠特沃思炮的口径大致相同。用这种炮发射的筒式平头（无尖）钢质弹能够穿透这种装甲，即使这种炮弹的后半部是空的，并装有炸药。惠特沃思的试验证明，向铁甲射击时这种爆炸弹不需要任何传爆装置；在穿甲时产生高温，使炮弹自热化，其中的火药就会燃烧。
装甲舰的装备通常由六十八磅滑膛舷炮（8英寸口径）和用基轴安装在舰首和舰尾的阿姆斯特朗式一一○磅炮（7英寸口径）组成。其中有些还装有阿姆斯特朗式四十磅和七十磅舷炮，但不知道是否能用六十八磅炮代替。旧式的六十八磅炮是一种很可观，很安全，口径也很合适的炮，它在2000步以内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无疑是英国舰队最好的一种炮。相反，后装的阿姆斯特朗式炮却很不安全，因为炮膛内的膛线由于炮弹的铅皮包得不好而很快就蒙上一层铅，特别是因为炮门毫不中用。炮门是由从上面快嵌到炮口底壁的一块用螺丝从后面拧紧的长方形铁板构成的。炮的口径7英寸，炮弹就要重110磅，而炮门总共不过135磅，所以很自然，发射几下以后，由于火药灰的关系，炮门就不能嵌得很紧了，因此一当火药气体从下面罩住炮门，炮门就要蹦出来，高高地飞到空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所以舰队都不大喜欢用阿姆斯特朗式炮，尽管这种炮打得很准。
在“英王号”上，有4座圆顶或炮塔将装上5门很重的炮，这些炮的性能还不清楚。它的装甲不是嵌在木垫上。这艘舰在大海上能有多大作用，将来就会看到。
较小的，而且一般是木制战舰主要装有三十二磅滑膛舷炮，炮身长9英尺6英寸或10英尺。这是一种与六十八磅炮不同的很好的炮，它能很好地承受重量达实心弹1/3的装药，就它的口径来说，它能很准确地击中目标。但在大型舰船的船舷也装有几门口径8英寸的轻掷弹炮。基轴上的炮有的是8英寸滑膛炮，轻型或较重型，有的则是可以发射40、70或110磅重的椭圆形炮弹的阿姆斯特朗式炮。
大型装甲舰的吃水量至少是25英尺，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把它们与战列舰和最重型巡航舰等同看待。因此它们不适用于狭小的和水浅的地区，航道很深的狭湾和河口例外，在这里它们可以用来轰击岸防炮台和要塞。在这里，如果防御方面的炮过轻，而炮弹又不是钢制的，则它们是有危险性的。普鲁士的二十四磅线膛炮的钢弹是否能穿透它们的装甲，这还是个问题。但对于四十八磅线膛炮说来，这无论如何是可以做到的，只要炮弹由钢制成而且弹头削平，只要炮能够承受炮弹重量的1/6到1/4的装药，而且射程在600—800步以内。我们用克虏伯铸钢就能很容易地制成7英寸或8英寸线膛炮，如果把这些炮安在适当的地点，即使数量不多，也会很快使英国的重型装甲舰无伤于我国海岸。不过炮弹必须是钢制的，呈圆筒状，不要有任何尖头或圆头，这样，即使炮弹在成倾斜角度射击时也能用它那锋利的边沿刮住铁甲。惠特沃思甚至从50度以上的入射角也能用这种炮弹穿透铁甲。同样，这样重的炮最好是完全不要进行后装药的试验，因为当火炮的口径大于一定口径时这样做无疑是危险的；但要进行长期的试验又没有时间。
这就是舰队的情况；现在我们听听“陆海军报”关于现有陆军的报道：
“骑兵。第四、五、六近卫龙骑兵团，第一、二（龙骑兵）团，第三、四、八（骠骑兵）团，第九（枪骑兵）团，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骠骑兵）团。每团650人，包括军官在内，共10700人。
炮兵。10个骑炮连（每连6门炮），26个野炮连（行军的），每连也是6门炮，还有25个要塞炮兵连。总共216门野炮，13700人。
工兵。20个连和2个辎重连，共2700人。
步兵。第二、三、五、六、八、十、十一、十三、十四、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五十三、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四、六十九、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各团的第一营，第一、十二和六十团的第二营。另外，还有第二十一、三十九和六十二团的第一营正在从美国归国途中，总共39个营。把后备连除外，每个营在出征时约有780人，或者说大致有3万训练好的人。此外还要加上整个陆军的后备部队，共18000人，作为第一次补充，最后，还有近卫部队（1300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
总计：骑兵12000人，炮兵13700人，工兵2700人，步兵54000人，共82000人。但是要想确定有多少力量可以立即出征，就必须首先把作为后备的18000人除外，然后还要扣除25％的非战斗人员和国内所不可缺少的部队。这样一来，训练得很好而且有战斗经验的仍有48000人左右，他们已准备好到任何地方去做任何事情，只要辅助机关和管理机关给予他们应有的支援。这个数目差不多有一半是由新兵组成的轮值后备队。我们不知道刚刚结束今年集训的民军有多少人，但看来要比1863年多，当时参加检阅的民军就有102000人。最后，志愿兵约有160000人。”
这就是“陆海军报”所报道的。今天，看来这个统计大概足够了，因为我们除此而外还想向诸位读者提供有关英国陆军的确切材料。但愿我们德国军队确信一点：一旦他们同英国人发生冲突，他们的对手是会与那些勇敢有余而训练不足的迟钝的丹麦人完全不同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4年6月27日
载于1864年7月6日“军事总汇报”第2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军事总汇报”
注释：
[363]指帕麦斯顿1863年7月23日在下院的声明。丹麦与德意志联邦为了德国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当时受丹麦国王的最高权力管辖）的问题而加剧了冲突，帕麦斯顿对此作了声明。声明说，如果德国做了破坏丹麦的不可侵犯性的任何尝试，则它的对手就不仅仅是一个丹麦。帕麦斯顿的发言，目的只不过是想稳定一下英国的舆论，舆论要求英国政府根据1852年5月8日关于丹麦君主国的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167）履行自己的义务。——第61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什列斯维希的军队人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什列斯维希的军队人数
致“曼彻斯特卫报”编辑
阁下：
关于丹麦战争[362]中作战军队的比较人数，目前正流传着十分荒唐的谣言。一般都认为，德国部队对丹麦部队的人数优势至少是三比一。为了指明这不大符合实际情况，我想详细报道一下每支军队的人数，至少是步兵的人数，因为现在很难得到有关骑兵和炮兵的确切材料。
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驻扎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部队如下：
第一师（师长格尔拉赫中将）：营：
第一旅——第二和第二十二步兵团………………………4
第二旅——第三和第十八步兵团…………………………4
第三旅——第十七和第十九步兵团………………………4
第二师（杜普拉特少将）：
第四旅——第四和第六步兵团……………………………4
第五旅——第七和第十二步兵团…………………………4
第六旅——第五和第十步兵团……………………………4
第三师（施泰因曼少将）：
第七旅——第一和第十一步兵团…………………………4
第八旅——第九和第二十步兵团…………………………4
第九旅——第十六和第二十一步兵团……………………4
──────────────────────────
共计（营）…………………………………………………36
或者，每营800人（满员是870名兵士和军官）……约28800人
骑兵，4+(1/2)团，每团560人……………………………2500人
炮兵，约……………………………………………………3000人
─────────────────────────────
总共（丹麦部队）…………………………………………34300人
这个材料不包括2月份头几天派到什列斯维希的那几个基干营和预备营，但是已经不可能查明它们的任何详细情况。
奥地利人派赴战场的是第六军，该军由以下部队组成：
贡德雷库尔特将军的旅：营：
普鲁士国王步兵团……………………………………………3
马提尼男爵步兵团……………………………………………3
第十八猎兵营…………………………………………………1
诺斯提茨将军的旅：
比利时国王步兵团……………………………………………3
黑森大公步兵团………………………………………………3
第九猎兵营……………………………………………………1
托马斯将军的旅：
科罗尼尼伯爵步兵团…………………………………………3
霍尔施坦亲王步兵团…………………………………………3
猎兵营（番号不详）…………………………………………1
多尔木斯将军的旅：
2个步兵团和1个猎兵营（番号和名称不详）……………7
──────────────────────────
共计（营）……………………………………………………28
或者，每营800人（奥军目前编制中的相当大的数字）…22400人
骑兵，约………………………………………………………2000人
炮兵，约………………………………………………………2600人
─────────────────────────────
共计约…………………………………………………………27000人
普鲁士人派出的部队如下：
1、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联合军：
第六师：营：
第十一旅，第二十和第六十团………………………………6
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和第六十四团…………………………6
此外，第三十五轻步兵团……………………………………3
第十三师：营：
第二十五旅，第十三和第五十三团…………………………6
第二十六旅，第十五和第五十五团…………………………6
第七猎兵营……………………………………………………1
2、米耳贝将军的近卫师：
第一旅，第三和第四近卫步兵团……………………………6
第二旅，第三和第四近卫掷弹兵团…………………………6
近卫猎兵………………………………………………………1
───────────────────────────
共计……………………………………………………………41
或者，每营800人…………………………………………32800人
骑兵……………………………………………………………3000人
炮兵……………………………………………………………3000人
──────────────────────────────
38800人
奥军……………………………………………………………27000人
──────────────────────────────
联军总数………………………………………………………65800人
由此可见，丹麦兵士和联军兵士的比例是一比二弱。如果注意到丹麦在丹涅维尔克、杜佩尔和弗雷德里西亚的工事的防御能力，那末现有的人数优势只不过是保证胜利所必需的。现在的力量对比，同1815年决定了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对拿破仑的优势的那种力量对比，差不多是一样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4年2月上半月
载于1864年2月16日“曼彻斯特卫报”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曼彻斯特卫报”
注释：
[362]指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次战争是以丹麦的失败而告终的。根据1864年10
月30
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和约，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宣布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共同领地。——第616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357]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波兰国民政府[358]代表的同意下，授权以下诸人组成的委员会在英国、德国、瑞士和美国的德意志工人中为波兰组织募捐。即使这样做只能给波兰人带来很少的物质援助，但对他们仍将是很大的道义上的支持。
波兰问题就是德国问题。没有独立的波兰，就不可能有独立统一的德国，就不可能使德国摆脱从第一次瓜分波兰[359]时开始造成的对俄国的从属地位。德国贵族阶级早就承认沙皇是幕后的最高的国家统治者。德国资产阶级一声不响，消极冷淡地坐视英勇的人民遭到屠杀，而只有人民仍在俄国人的侵犯面前保卫着德国。一部分资产阶级了解到眼前的危险，但他们却甘愿牺牲全德的利益而保全单个的德意志各邦的利益，而这些邦的继续存在是同德国的四分五裂、同俄国霸权的继续保留有不解之缘的。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认为专制制度在东方，就像波拿巴制度在西方一样，是秩序的必要支柱。最后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则是那样专注于发财致富的大事，以致完全丧失了理解伟大历史事件和看出它们的相互联系的能力。在1831年和1832年，德国资产阶级至少还通过喧嚷一时的声援波兰的示威[360]强迫联邦议会采取坚决行动。现在，波兰的最疯狂的敌人——因而也是俄国的最好的工具，就是所谓民族联盟[361]的自由派的名公。任何人都能自己作出结论，这个自由主义的亲俄派和普鲁士上层有着怎样的联系。
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德国工人阶级对波兰、对国外的职责——也是它本身荣誉的要求——就是大声疾呼，抗议德国对波兰同时也是对德国和对欧洲的背叛。恢复波兰，这就是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从自己的旗帜上勾掉这一光荣口号之后应该大书特书在德国工人阶级旗帜上的口号。英国工人阶级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次地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尽管美国内战继续下去对成百万英国工人来说意味着最大的痛苦和贫困。
虽然警察制度不许可工人阶级在德国组织这样的群众发动声援波兰，但它决不能强使工人阶级由于旁观和沉默而在全世界面前背上参予背叛的恶名。
由以下诸人组成的委员会请求将捐款寄给协会的房主博勒特先生，地址是：伦敦索荷区拿骚街2号。经费在协会监督下开支。一当这次募捐的目的许可，报告即行公布。
博勒特贝格尔埃卡留斯
克吕格尔列斯纳利姆堡
林登马茨腊特塔奇基
图普斯沃尔弗
卡·马克思写于1863年10月底
1863年11月以传单形式在伦敦印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注释：
[357]支援波兰的呼吁书是马克思受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之托而写的，协会组织了一个募捐委员会，帮助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成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与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访问过这个协会。——第614页。
[358]指中央民族委员会，1863年1月它领导了沙皇俄国所属的波兰地区的解放起义。1863—1864年的起义是由于波兰王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目标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由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贵族阶级分子组成的民族委员会在起义之初，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土地问题和民主问题的要求。1863年5月委员会采用了国民政府（《rzadnarodowy》）这个名称。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的农民群众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到1863年秋天，起义基本上被沙皇政府镇压了下去。个别起义队伍的斗争继续到1864年底。——第614页。
[359]瓜分波兰，见注41。——第614页。
[360]1831年和1832年，在德意志联邦的几乎所有各邦中，反对情绪都由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和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影响而增涨了。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汉巴赫城堡附近，举行了由德国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组织的巨大的政治示威。除了提出宪制改革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要求之外，示威的参加者还悬挂波兰国旗表示声援正在进行斗争的波兰人民。——第614页。
[361]民族联盟，见注76。——第61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信
贵报第83号上所谈的1861年我在柏林期间的一件趣事[356]，只有“一个毛病”：纯属臆造。特据实更正如上。
卡尔·马克思
1863年4月13日于伦敦
载于1863年4月17日“柏林改革报”第8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手稿已与“柏林改革报”核对
注释：
[356]马克思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声明是由于下述原因而写的：1863年4月10日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歪曲地叙述了马克思1861年春在柏林期间同拉萨尔进行的关于合办一个报纸的谈判。
“柏林改革报”（《BerlinerReform》）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柏林出版。——第61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面包的制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面包的制作
加里波第、美国内战、希腊革命、棉纺织业的危机和威亚尔的破产[346]——所有这一切如今在伦敦都退到次要地位，而让位于……面包问题，一个地地道道的面包问题了。以“钢铁和蒸汽领域中的思想”自豪的英国人忽然发现，他们是在用古代法兰克人的方法制作《staffoflife》（“生命支持物”），像诺曼人入侵时期那样。唯一的一项重要进展是借现代化学之助制作掺假的食品。英国有句古语说，每个人，甚至最好的人，一生都得吃《apeckofdirt》（一斗脏东西）。但是，这句话是在转义上被理解的［注：转义是：受辱、吃亏。——译者注］。约翰牛想不到，在最直接的物理意义上，他天天都在吞食一种不可思议的由面粉、明矾、蜘蛛网、蟑螂和人的汗水做成的mixtumcompositum〔混合物〕。他熟读圣经，当然知道人是汗流满面才取得面包的；但是，人的汗水必须当做一种不可缺少的调料加在和好的面团里，这对他来说还是一件大大的新闻。
大工业占领各种存在着手工劳动、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厂的生产部门的次序，乍看起来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培植小麦是农村的事情，而烤制面包是城市的事情。工业生产将首先占领城市的行业，然后才占领农村的行业，这不是人们本来所预料的事情吗？然而，实际的发展进程却正好相反。不管我们往哪里看，我们到处都能见到：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迄今为止差不多没有受到大工业的影响，人们的日常需要是通过古老的、极度笨拙的手工操作来满足的。不是英国，而是北美第一次而且是现在才把这个传统打开一个缺口。美国人首先在裁缝、制靴这一类生产部门里开始采用机器，甚至把机器从工厂转到私人家庭里去。但是，上述的那个现象是很容易说明的。工业要求大批生产，即大规模生产，是为了商业而不是为了个人消费而生产，所以实质上原料和半成品是工业所要征服的第一个部门，而用于直接消费的成品则是最后的部门。
但是现在在英国，看来面包房师傅的丧钟已经响了，面包厂主的时代到来了。不过，如果仅仅是特里门希尔先生揭发“面包秘密”[347]而引起了恶心和恐惧，如果被美国危机大规模地从它早就独占的各部门中排挤出来的资本不是这样贪婪地为自己寻找新的投资场所，那是不足以造成这种革命的。
伦敦面包房的帮工们向议会申诉他们极其困苦的状况，申诉书淹没了议会。内务大臣委派特里门希尔先生做关于这些申诉书问题的报告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调查员。特里门希尔先生的报告也就成了风暴的信号。
这个报告主要分为两章。第一章叙述面包房工人的极端困苦，第二章揭发烤制面包过程中各种令人恶心的秘密。
报告的第一部分把面包房工人描述为“文明制度下的白种奴隶”。他们的平常工作日从晚间11点钟一直延续到次日下午3—4点钟。周末工作日更长。大多数的伦敦面包房在周末都是从星期五晚间10点钟开始，中间不休息，一直延续到星期六晚上。工人多半死于肺结核，平均寿命是42岁。
至于烤制面包工作本身，它通常是在窄小的、通风不良或者干脆不通风的地下室里进行的。除不通风以外，破脏水管子还不断冒出臭气，而“面包在发酵时就吸收着它周围的各种有害的气体”。蜘蛛网、蟑螂、大老鼠和小老鼠全都“混在和好的面里”。
“不管我多么恶心”，——特里门希尔先生说，——“我不得不得出结论：面团里差不多总是含有汗水，而且常常含有和面工人的更有害的排泄物。”
即使最好的面包房也都免不了这种令人恶心的丑事。但是这种丑事达到不可思议程度的地方，则是那些给贫民做面包，同时特别风行在面粉里掺入明矾和骨粉的偏僻角落。
特里门希尔先生建议颁布惩办面包掺假的更严厉的法律。其次，他建议把面包房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限制“年轻人”（即年龄未满18岁的人）的工作日为从早5点到晚9点，等等。但是他也很有头脑，他认为，他所揭发的弊端是用老办法制作面包的直接后果，这种弊端议会消除不了，只有大工业才能消除它。
的确，有些地方已经采用斯蒂文的机器来和面了。在工业展览会上也有另一种这样的机器。但是，在烤制面包过程中，这两种机器还给手工劳动留下很多的地盘。所以道格利希博士便使整个的面包生产制度革命化。从面粉运出仓库起一直到面包入炉，人的手一次也不碰。道格利希博士完全不用酵母，而是用碳酸发酵。他把整个面包制作过程的时间（包括烘烤）从8小时缩短到30分钟。完全用不着夜里干活。碳酸气的采用排除了食品掺假的任何可能性。新的发酵方法可以达到很大的节约，特别是在使用道格利希博士发明的机器的时候再结合采用美国发明的去谷物硬皮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像目前这样，把硬皮破坏四分之三（硬皮含有麦胶，据法国化学家梅日-穆尔埃斯的意见，这是谷物最有营养的部分）。道格利希博士算出，他的制作面包的新方法能使英国每年在面粉上节约800万英镑。此外，还能节约用煤。煤的费用（包括蒸汽机用煤）每炉可以从1先令降到3辨士。用上等硫酸制造的碳酸气的成本费按每袋面粉计算大约为9辨士，而面包房主目前的酵母费按每袋面粉计算则需要1先令以上。
前些时候，在伦敦的一个区——多克海德（百蒙得锡），就已经开设了一家按照现在大大改善的道格利希博士的方法工作的面包房，但由于当地条件不利，很快又停业了。据说，这种类型的面包房，在朴次茅斯、都柏林、里子、巴特和考文垂等地非常成功。在伊斯林顿（伦敦市郊），一家着重在训练工人而不是出售面包的特别的面包房，在道格利希博士的亲自指导下不久前开工了。巴黎市的面包房正在大规模地进行机器生产的筹备工作。
道格利希博士的方法的普遍推广，将把现有的大多数面包房师傅变成几家大面包厂主的普通代理人。他们将只做零售生意，与制作面包毫无关系了，不过，这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说来，将不是一个太痛苦的改变，因为他们现在实际上就已经是较大的面粉工厂的普通代理人。用机器生产面包的胜利将是大工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大工业将这样征服中世纪手工业生产的被牢靠地保护到现在的偏僻角落。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0月底
载于1862年10月30日“新闻报”第29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46]指希腊1862年2月开始的革命事件。运动的发生，是由于1854—1857年英法占领希腊，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经济状况。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了反对外国人在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霸权的斗争。1862年10月22日，雅典的城防军举行起义，全体居民都起来响应。当即成立临时政府，宣布推翻国王巴伐利亚的奥托。但是，后来英国政府利用希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重新强加给希腊人民一个英国傀儡——号称乔治一世的丹麦亲王威廉。
威亚尔的破产——威亚尔是与伦敦世界工业展览会（见注337）组织委员会有联系的法国企业主。1862年9月间，在展览会闭幕前不久，传出了威亚尔破产的消息，在报上轰动一时。——第588页。
[347]指蓝皮书“就面包房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ReportaddressedtoHerMajesty’sprincipalSecretaryofStatefortheHomeDepartment，relativetotheGrievancescomplainedofbytheJourneymenBakers》．London，1862），休·西·特里门希尔拟定。--第58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纺织工人的贫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纺织工人的贫困
1862年9月30日于伦敦
继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报道的加里波第派在新堡举行的大会［注：见本卷第574—576页。——编者注］之后，在散德兰、丹第、北明翰、伦敦和其他城市也举行了这样的大会。这些大会的性质各地一样，最后一句话也都是：“法国人必须撤离罗马”。现在，伦敦各区正在筹划选举代表，派他们enmasse〔一齐〕去会见约翰·罗素勋爵，迫使他出来反对法国军队长期占领着罗马。《Pressurefromwithout》（外界压力）乃是英国人同他们的政府进行斗争的ultimaratio〔极端手段〕。
与此同时，土伊勒里内阁对英国的这些人民示威是既不满意，又不淡漠的，这从“新堡报”[338]的下面一段话中可以看出：
“法国人的皇帝曾提起英国政府注意加里波第派最近在新堡举行的大会的语调。曾强调指出：有两个发言人，包括会议主席市参议员牛顿在内，暗示地提到谋害皇帝的阴谋，并且非常明确地以死来威胁他，叫他放弃对意大利采取的政策。因此政府认为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声明：对于同奥尔西尼、贝尔纳博士等等人的密谋相类似的一切密谋，无论从预防或从惩罚来说，英国法律都将毫不宽假，尤其是，在上述大会上已经完全公开表示要重复奥尔西尼的谋刺行为。政府提出这种警告的根据，就是最近在马志尼主义者小组里有人发表言论，进行威胁，暗示要采取行动，其情况都与奥尔西尼的密谋发生以前相似。最后，我们可以告诉读者：司法当局已就新堡的大会采取了最初步骤。”
这就是“新堡报”的报道。凡是多少了解一点英国的情况和此间情绪的人都知道，现内阁对人民示威进行任何干涉，都只能像过去发生奥尔西尼谋刺事件的时候一样，以它本身的垮台而告终[339]。
由于严冬将至，工厂区的情况日益危急。“晨星报”今天警告说，如果现在所采取的“官方救济”的办法不加改变，到冬天就会发生比1842—1843年的激烈场面[340]厉害得多的风潮。作这种珈桑德拉预言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各报刊登的一个以前在机织厂（棉纺织厂）做工而现在被抛到街头的曼彻斯特工人的一份声明。要想了解这份声明，——声明的内容我将在下面扼要叙述——就必须知道什么是labourtest（“劳动试验”）。英国1834年的济贫法试图通过把赤贫作为可耻的犯罪行为加以惩罚的办法来根除赤贫现象，它要求申请补助的人在获准补助以前先要证明自己确有“劳动愿望”。为此他必须去砸石子或者《picksoakum》（搓开旧船缆等等），——这些无聊的工作乃是用来惩罚英国监狱里那些被判处苦役的囚犯的。经过这种“劳动试验”以后，贫困者全家每人每周才能得1先令，而且半先令是付现钱，半先令以面包支付。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英国织工的“声明”。他一家共有6口人。先前他挣的钱不少。但后来有18个星期他的工时减少了一半或四分之三。在这段时间里，全家每周收入几乎不到8先令。最近一个星期，他工作的那个工厂完全停工了。他每周要付房租2先令3辨士。他抵押和变卖了一切可以从家里拿出来的东西，后来口袋里连一文钱也没有了；他和他的全家都有饿死的危险。于是他不得不向济贫所求助。上星期一的清早，他就去求见《guardians》〔“济贫所监督”〕。
经过“严厉讯问”以后，他们打发他去见他那个区掌管补助事宜的官。整整等了一个钟头，这个官才放他进来参见大人。之后这个官对他进行了第二次讯问并且……拒绝给他补助，理由是他上星期挣过3先令，尽管“请求者”向他报了如何花掉这笔“财产”的细账。这样一来，这个工人和他的全家就要挨饿到下星期三。到了星期三，他又跑到《guardians》的事务所去。到那里他才知道，要想得到补助，他必须先经受“劳动试验”。要到workhouse〔习艺所〕（穷人的巴士底狱）去，在那里同其他300个工人挤在一块约30码长的狭窄地方，空着肚子搓开缆索，干到下午五点半。就在这热得难以忍受的地方，在窒闷的空气和灰尘之中，互相挤坐在板凳上的“受劳动试验的蒙难者”——这些熟练工人，英国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不得不干着人只有被强迫才能去做的那种最屈辱的工作。这大概同要求一个钟表匠去打马蹄铁，或者要求一个风琴手用嘴去吹风琴的风箱相似。做完这种工作以后，我们的这位“织工”得了整整5先令——一半是现钱，一半是面包。付了房租以后，他就只剩下不到2辨士（约合普鲁士的2个银格罗申），作6口人每天糊口之用。而下星期三他还得再经受通常每周一次的“神的试验”。但是这个“织工”现在公开声明，他宁肯同他的全家一起饿死，也不愿再蒙受这样的耻辱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9月30日
载于1862年10月4日“新闻报”第27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38]“新堡报”（《NewcastleJournal》）是“新堡日报”（《NewcastleDailyJournal》）的简称。该报于1832年创刊，从1861年至1920年用此名称出版。——第581页。
[339]指1858年2月帕麦斯顿内阁由于下院否决他所提出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见注279）而辞职一事。提出这项法案的借口，是意大利革命者奥尔西尼于1858年1月14日谋刺拿破仑第三，而奥尔西尼在此以前往在伦敦。——第582页。
[340]指1842年夏秋宪章运动由于1842年春英国经济危机加剧而普遍高涨。1842年8月初，在斯泰里布雷芝（曼彻斯特附近）爆发了罢工，很快就席卷了全国各主要工业区。罢工最初提出经济要求，但很快就转变为政治性的罢工，在争取宪章的口号下进行。统治阶级借助于正规军才把罢工者镇压下去。斯泰里布雷芝的罢工失败后，政府采取了种种镇压手段，宪章运动暂时低落了下去。1843年在工业中开始的某种复苏现象也促成了这一点。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曾对这些事件作了详细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8—523页）。——第58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工人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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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工人的贫困
此间报刊上的论战已经进行两个月了，这方面的资料，对于未来的研究英国社会的历史学家来说，恐怕要比世界展览会[337]的带说明和不带说明的所有目录都有价值。
我们记得：在议会闭会前不久，在大工业家们的压力之下，两院以十分匆促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增加捐税以救济郎卡郡和约克郡的穷人的法案。这项本身意义很小的措施，主要是触犯工厂区的小资产阶级，几乎碰不到landlords（大地主）和cottonlords（棉纺大王）。在讨论法案时，帕麦斯顿攻击了棉纺大王们，说他们让工人们饿死街头，而自己却做棉花投机生意大发横财。他还用“投机的”动机来解释他们在危机时期的《masterlyinaction》（巧妙的停工）。得比勋爵早在会议开幕的时候就说，棉花不足对厂主们来说业已成了一种deusexmachina［注：直译是：“从活动装置里出来的神”（在古代希腊罗马的剧院里，扮神的演员借特殊的机械装置之助出台）；转义是：突然出现的解救急难的人物或情况。——编者注］，因为，即使不是美国内战突然打断了原料的运输，惊人的市场膨胀现象反正也是要引起最可怕的危机的。科布顿以工业家代表的身分作答复，他发表了三天演说狠狠地攻击了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
议会会议闭幕以后，斗争在报刊上继续进行。要求英国公众援助贫苦工人的呼吁书，以及各工厂区中不断增长的贫困，每天都为继续斗争提供越来越多的理由。“晨星报”和其他的工业家机关刊物告诉人们：得比伯爵和整个贵族集团从工厂区的地产中每年得到30多万英镑的地租，那里的本来没有任何价值的地产像魔术一样达到了现在的价格，这一切仅仅归功于他们本身并不参加的工业活动。“晨星报”甚至确定了得比和别的大地主应该捐助多少救济费。例如，它规定得比的救济费为3万英镑。议会散后不久，得比勋爵果然就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一个捐募救济费的大会。他本人施舍了1000英镑；别的大地主也认捐了相应的数目。结果并不怎样，但是土地贵族总做了那么一点事情。它拍着胸膛大喊：《Salvavianimammeam！》〔“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但是，棉纺织工业的巨头们却顽固地保持“斯多葛派”的姿态。在任何地方也无法找到他们——无论在地方上为了周济穷人而建立的委员会里，或者在伦敦的委员会里。伦敦一家报纸写道：《Theyareneitherherenorthere，buttheyareontheLiverpoolmarket》（“他们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是在利物浦的市场上”）。托利派各报和“泰晤士报”现在天天都在大肆攻击棉纺织业的暴君们，说他们从“工人的血肉中”榨取了数百万，而现在竟拒绝捐助一文钱来维持“他们财富的来源”。“泰晤士报”派记者去工厂区：记者们的非常详细的报道是根本不会有利于《cottonlords》的威信的。所以工业家的报纸——“晨星报”、“经济学家”、“曼彻斯特卫报”等等——都指责“泰晤士报”挑起阶级斗争以掩饰政府的罪过，掩饰政府在印度的专权，等等。而且，“泰晤士报”还被指责有“共产主义倾向”。“泰晤士报”显然很高兴有这个恢复自己名声的机会，它用辛辣的讽刺语调回答说：《cottonlords》利用目前棉花不足的情况进行投机，从经济观点来说很有头脑，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是头号的共产主义者，而且是“最劣等的共产主义者”。这些有钱的先生们很希望英国承担一切费用，为他们维持他们资本中的最宝贵部分，而自己却不破费分文。要知道，他们的资本不单单是工厂、机器和银行存款构成的，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是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有良好训练的工人大军构成的。这些先生关闭自己的工厂，以五倍利润出售原料，同时仍然要求由英国人民来养活这支被他们溃散的大军。
在土地贵族与工业贵族之间的这次不寻常的吵闹——争论他们当中谁较多地榨取了工人阶级的血汗，谁应该最少地援助贫困的工人——期间，在最穷困的工人那里发生了一些大陆上的《greatexhibition》〔“大展览会”〕崇拜者们根本不能理解的事件。下面我要叙述的这个事件，是曾经官方证实的。
离帕德蒙登（约克郡西区）不远，在哥克斯霍尔姆的一间小屋里，住着一位老大爷和两个女儿；老大爷已经年迈，而且身体很弱，女儿靠在哈利韦耳先生的棉纺织厂做工谋生。他们住在底楼的一间可怜的小屋里，离脏水沟只有几步；他们窗户上面是个楼梯，供楼上的人行走。这个楼梯夺去了他们这间可怜小屋的阳光。在最好的时候，他们也只能挣到“仅得不死”的工资，但是在最近的15个星期里，唯一的工资来源也没有了。工厂关闭了；全家生活费用完全断绝。贫困一步一步地把他们拉进它的深渊。时间每小时都在逼他们走进坟墓。一点微薄的积蓄很快花光了。接着就把破烂的家具、衣服和衬衣——一切可以卖掉或当掉的东西，全都换了面包。别人都知道，他们在14个星期内没有挣到一法寻，但一次也没有找教区求过帮助。
祸不单行，老大爷又病了已经一个月，不能起床。乌哥利诺和他儿子们的悲剧在帕德蒙登的小屋里又重演了，只不过是没有吃人的场面罢了。8天以前（12日），两个姑娘中身体比较好些的一个在极端绝望中最后决定去找济贫所监督，向他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而这位先生竟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回答说，他在下星期三以前为这家人什么也不能做。三个不幸的受难者在这个有力的刽子手最后开恩给予帮助以前，还得忍受5天。全家只好等待，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盼望很久的星期三终于到了，官方救济机关应该给挨饿的一家人扔下一点面包渣了；这时，村里的居民就被一个消息震动：一个姑娘已经饿死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得到了证实。饿死的姑娘的尸体直僵僵地躺在一张破板床上，周围是一片可怕贫困的象征，她的虚弱无力的老父在自己床上痛哭；那个还活着的姑娘几乎没有力气讲述他们的苦难。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个在现代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可怕事件将怎样结束。将进行一次验尸。Coroner（验尸官）将大谈英国济贫法的慈善精神，将再次称述执行机关的完美，举出primafacie〔初步〕证据说明法律对这个悲惨事件决不能负责。济贫所监督也能找出理由为自己辩护；就算法庭不对他说一堆恭维话，至少他也将很欣慰地听到人说他没有丝毫罪过。最后，陪审官们将用这样一句庄严的判决词来结束这出法庭喜剧：《DiedbythevisitationofGod》（遵上帝旨意而死）。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9月20日左右
载于1862年9月27日“新闻报”第26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37]指1862年5月到11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工业展览会。——第57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援救加里波第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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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援救加里波第大会
目前在伦敦正筹备召开援救加里波第的大会[336]；这样的大会昨天已经在格茨黑德召开了一个，还有一个确定在北明翰举行。这一系列的人民示威，是星期二由新堡开始的。简短地报道一下新堡的大会，就足以表明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特有的情绪。这一类的大会总是引人注目的。这次大会在新堡市政厅大厦举行。牛顿先生（市参议员）宣布开会并致词，他说：
“当意大利不自由的时候，在欧洲就不可能有任何自由。当法国在欧洲中心保持着大量军队的时候，甚至我们现在引以为骄傲的那些自由也没有保证。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加里波第遭受挫折的真正原因，不应该在意大利寻找，而应该在巴黎寻找。法国统治者，——这就是使加里波第遭到挫折的真正罪魁。（热烈鼓掌）正是这个政权完全不许报刊和论坛说话，正是这个政权窒息了、束缚了、褫夺了法国的勇气。我深信，报应的日子，复政变之仇的日子即将到来，天命将要求清算这次政变的一切罪恶和罪行！需要最大的克制，才能平静地谈论法国对意大利的行为。从查理八世时起，法国就一贯致力于掠夺意大利，用它做借口破坏欧洲和平……我在某一本书上看到，古罗马人不敢在卡皮托里山前审判曼利乌斯。在意大利能找到一小块审判加里波第的地方吗？……”
约瑟夫·考恩建议向罗素勋爵递交备忘录，要求英国政府促使法国皇帝撤离罗马。
他说：“罗马是意大利古老的、光荣的首都……这一古老的文明中心怎么会被外国统治者的军队占领了呢？难道法国军队对罗马比对那不勒斯、都灵和伦敦有更多的权利吗？（热烈鼓掌）教皇逃走了，拒绝返回，使罗马三个月没有政府。因此，罗马人便自己选举了一个政府。可是，当他们还忙于组织政府的时候，那些在一年前为他们作了一个榜样的法国人便向他们大举进攻。
把这样的行为称做自相矛盾是不够的。这是卑鄙的行为（暴风雨般的掌声），历史将谴责每一个参加这种丑恶勾当的法国人。除瓜分波兰以外，民族独立和国际法的一切原则恐怕从来还没有受到像法国御用匪军扼杀罗马共和国时那样无耻的蹂躏！1849年6月罗马陷落，被路易·波拿巴一直控制到今日，已整整13年了！……他的大臣们在法国国民议会宣布，远征是罗马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他们撒谎！（Hear，hear！〔对，对！〕）他的军官在土伦向拒绝反对兄弟共和国的士兵宣布，不跟罗马作战，而是跟奥地利作战，他们撒谎。军队在契维塔未克基亚登陆后，他们又撒谎，他们装成人民之友，而不是人民之敌，并且虚伪地把法国旗帜同意大利旗帜交插在一起。法国的特派员和他的爪牙撒谎，他们以进行谈判为借口要求与执政官会晤，实际上是为了了解城防情况。乌迪诺将军撒谎，他曾答应6月4日以前一定不攻城，实际上2日就进攻了，因而使罗马人措手不及。法国人在进行这种丑恶勾当时的所作所为从头到尾都是蓄谋已久的、口是心非的欺骗。（掌声如雷）
从路易·波拿巴起，到他的最后的一个爪牙止，全都是对罗马、法国人民和欧洲进行欺骗。路易·波拿巴从来也不希望意大利成为自由的国家。他所希望的是：在北部是撒丁王国，在南部是缪拉特当国王的王国，在意大利中部是他的堂弟普隆-普隆的王国。（掌声和笑声）这三个小君主国和波拿巴王朝连上亲属关系，并从土伊勒里宫得到鼓励，就可以保证路易·波拿巴在欧洲的势力显著加强。计划是不坏的，它的实现会使波拿巴的伎俩获得称赞，但是它被加里波第撕毁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现在加里波第却被解除了武装。这就使英国人民负起了更大的义务——制止法国专制王朝的横行霸道，对篡位者的御用匪帮锁上罗马的大门……波拿巴主义是欧洲一切災难的源泉。但是，它耀武扬威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死硬的意志，几十万的士兵，很多的杀伤武器，挤满了奴颜婢膝的肥缺钻营者的参议院，由宪兵和行政官鸣鼓召集的众议院，——可是，在另一方面，是捍卫着自己永恒权利的人类本性！”（暴风雨般的掌声）
接着考恩先生说明和宣读了致罗素勋爵的备忘录，备忘录被一致通过。某个鲁耳先生要“维护拉芒什海峡彼岸的我们的高贵同盟者”的试图失败了，被淹没在一片刺耳的嘘声、口哨声、不满的喊声和笑声之中。
然后腊瑟弗德先生（牧师）提出第二个决议案：
“大会邀请加里波第将军定居英国，并请他确信英国人民始终不渝和日益增加的景仰。”
腊瑟弗德先生在说明自己的动议时指出：
“如果教皇在罗马感到热不可耐，他也可以在英国找到安身之地。我们甚至欢迎他——但不是把他作为世俗的君主，而是把他作为最大教会的首脑。”
动议一致通过。主席宣布大会结束时又对“巴黎的暴君”作了尖锐的暗示。
“让他回忆一下古意大利以及它的布鲁土斯和卡西乌斯；让他回忆一下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涅墨西斯；让他像麦克佩斯那样地想一想：持刀的手和戴盔的头可能会突然从地下冒出；让他牢记，并不是所有的奥尔西尼都被砍了头。”
这话是市参议员牛顿先生说的。
目前英国报纸和群众大会的语言，使人想起coupd’état〔政变〕后的最初时期的情况，而和以后对“社会救主”的歌颂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9月11日
载于1862年9月17日“新闻报”第25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36]指加里波第在1862年7—8月为从教皇和法国侵略者统治下解放罗马而进军之后发生的事情。8月29日在阿斯普罗蒙特山地与王国军队交锋时，加里波第重伤被俘，并遭到长期拘禁。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对意大利人民英雄的可耻迫害，在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引起了广泛的抗议的浪潮。——第57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的志愿兵检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英国的志愿兵检阅
自从你们给我机会在贵报发表关于1860年8月志愿兵在牛顿检阅的报道［注：见本卷第149—156页。——编者注］以来，已经有两年了。隔了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再来听我谈谈英国民兵的状况和战术训练，这对贵报读者来说或许不无兴趣。
关于志愿兵的人数和目前编制，我可能不久另找机会来谈；现在我只报道一个消息，即据官方统计，志愿兵部队的现有人数为162800人，这就是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部队的战斗训练情况。
8月2日，全国志愿兵总监麦克默多上校在离曼彻斯特1小时路程的希顿公园检阅了该市派出的全部志愿兵。部队由曼彻斯特第一、第二和第三“团”（郎卡郡第六、第二十八和第四十营）及阿德威克利索尔福两郊区派出的“团”（郎卡郡第三十三和第五十六营）组成。但这些所谓的“团”只有3个（曼彻斯特第一和第三“团”及阿德威克“团”）是按营的编制组成的，其余的2个加在一起才顶1个营。在这些营里，连的队列数为18—21不等［注：指二列的队形。——编者注］；每8个连组成1个营，平均人数，包括军官在内，为400人。此外，还有1个志愿兵马队（32人）和1个炮队（从惠特沃思先生那里借的2门一磅炮，约150名步兵作掩护），也是来自曼彻斯特。大多数本来是可以多派100—150名以上的人来的，但是看来是指挥官们把那些训练不够的志愿兵留在家里了。
举行检阅的那一块地方（威尔顿伯爵的公园的南部，以前在这里赛过马），是一个由西向东倾斜的小山坡；左右两边都是凹地，在小山东麓连成一片，形成一块平坦的草地，面积约有800平方步。一条小溪顺着小山的北麓流过，山后面地形又高起来了，这条小溪就从这一面把这块地方围起来；其余几面顺着公园的墙长满了小树，地形本来很开阔，只是由于小灌木林这儿一堆，那儿一团，再加上几棵大树，数处沼泽，地形的开阔性就被破坏了。
麦克默多上校的检阅与大多数通常的志愿兵检阅不同，从来不给部队预先规定和宣布检阅计划，因此志愿兵事先根本不知道他们将要做些什么。但是在他的指挥下所作的运动，往往只是真正面临敌人才加以采用，而且不许有任何战术上的自作聪明。麦克默多是信德的征服者查理·纳皮尔爵士的女婿，也是他在印度的参谋长。他决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军人，而且他在志愿兵部队中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完全称职的。
受检阅的部队像通常那样，列成横队迎接了总监。敬礼仪式过后，他就命令排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英国部队在敌人火力圈以外运动时通常都排成这种纵队），向中央靠拢，然后向右转改变纵队的正面，这样一来，上面提到的那块草地和公园东墙的小树林就出现在正面之前。在快而不乱地进行这些队形变换时，马队成散兵线，从小树林驰过，并向假想敌人射击，但很快就转回来了。之后，右翼1个营（郎卡郡第六营）被调上前去，同时该营的4个连布成了散兵线，另外4个连留在原地作为支援队；另外2营（第二十八混成营和郎卡郡第五十六营及郎卡郡第三十三营）也展开了，而左翼1个营（郎卡郡第四十营）仍然保持纵队队形，并同马队一起在200步距离处殿后，作为预备队。2门火炮设在小山边上，即散兵线的右翼。在下达命令以前，散兵、支援连及展开横队的各营都俯卧在地上。这样，受检阅的部队就显得非常神气，这种场面在通常的志愿兵演习时是不常见的；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在指挥。
散兵线前进并射击的信号发出了。以散开队形进行的战斗并不十分成功。志愿兵习惯于在自己的练兵场的开阔平坦的地形上老一套地布成散兵线，过分计较于保持队列整齐而忽略了隐蔽。天然地线和灌木丛都是他们初次遇到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无法通过的密密层层的灌木丛更把他们弄糊涂了；有一个连在狭窄的凹地中的这种灌木丛前停住了，竟然向灌木丛射击起来，而散兵线上其余的人早已绕过了灌木丛，走到灌木丛的后面了。另外，散兵线整个地向左翼逐渐转移，因此马队所扑向的那个小树林受到的攻击就大为减弱，而已经展开的各个营的正面就越来越明显了。既然完成机动的整个计划和过程根本不要求作这样的运动，所以我认为这是由于粗枝大叶而造成的。炮队同步兵右翼一起向前移动，一直在射击，而且往往没有隐蔽。如果我的望远镜没有使我看错的话，火炮的轮子往往是歪斜着放在山坡上的。
后来，猎兵又有一段时间得到成散兵线的支援连的加强，之后他们就被调回来了；展开的各营随即向前移动并进行速射。右翼的火力，特别是郎卡郡第二十八营方面的火力，是很猛的，但看来有些性急；在中央，在郎卡郡第三十三营的右翼，对射进行得有气无力，而且间歇很长；左翼的射击相当紊乱。正面的一部分在这里直接处在一个差不多有两人高的山脊的后面，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志愿兵灵活地朝着正前方射击。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后备队的郎卡郡第四十营被拉到离战线200步远的地方集结并且展开；它的右方是重新集合起来的郎卡郡第六营。在2个营中，连的左翼排向后转，以便给现在开始以连为单位成复列撤退的第一梯队让路。老实说，我完全不能同意操典针对这个情况所规定的这种变换队形；这一次这样做我尤其不欣赏。操典要求退却的第一梯队向后转，并成横队向第二梯队（也以连横队的长度为距离展开）靠拢，然后以连为单位散开，并通过用上述方法构成的间隔。如果第一梯队退却只是由于弹药不足，它的队伍也没有溃乱，也不必担心敌人立即攻击，那末这种机动看来是可以用跑步来完成的；但是，对采取攻势的敌人来说，这是把自己的主力调上前去的最好时机。在这里，这一切甚至不是按照操典来完成的。第一梯队马上以连为单位散开了，并且排着这样的队形，而且还是马马虎虎排好的队形，向后整整撤了200步，毫无猎兵掩护。
现在轮到郎卡郡第六营和第四十营进行速射，这次射击比前面2个营更稳更密。每人约打了4—5发子弹（炮队一直从每个第一梯队的右翼进行射击）以后，停止射击的信号发出了，演习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在此之前，麦克默多上校是把这支检阅部队看做是同假想敌人独立进行战斗的独立兵团的；部队的部署和机动都是针对着敌人在前面占据的地形而安排的。在此之后，他就把所有4个营排成一个横队，作为一个上级的部队的第一梯队进行活动。空间的限制不允许他顾到他前面的地形的特点，而且，为了把志愿兵集中在一起进行整个部队的机动，他也没有去考虑散兵线整个更远的射击。
第一梯队先向左转改变了正面，这样它就出现在我们说过的那个北面凹地的延长线上。其余各营在它的左方成横队，整个横队进行了速射。然后，整个横队开始越来越向左伸展，为此右翼各营先后以连为单位分开，从正面的后面向左翼行进，并在那里重新整队。左翼这样快伸展到公园西墙的小树林以后，战线从右翼开始向后拉，并且以左翼为旋转轴心划了一个四分之一圆圈。跟平常一样，这个运动是通过把各营（左翼的1个营除外）编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来完成的，随即转到新的方向展开，而且又快又好，尽管是在陡坡上进行的。正当各营重新展开的时候，我恰好经过郎卡郡第四十营的正面，看到各连是怎样出动到战线上去的，我应该说，我们大陆上最好的基干部队完成这一切或许会更漂亮更“神气”，但决不会这样又稳又快。在变换队形的时候，麦克默多上校好几次向这个营大声表示衷心赞赏。郎卡郡第六营展开得也很快很好；我曾经看到过，法国的基干部队完成这个机动要马虎得多。
几次齐射以后，受检阅的部队从左面成梯队向前运动，营与营之间的距离为100步，然后停下，以跑步编成方队队形。有些地方做得不太齐，因为通过灌木丛时队伍就有点乱了。各营重新展开，向左翼营的所占一线推进，每营进行了一次齐射，大体上很整齐，然后整个受检阅的部队排成一个横队向前运动。我很希望德国的许多认为年轻的部队不能完成成横队运动的军官们有人能看到这个由640个复列组成的横队的正面行进。地形是极不平坦的。正面横穿三面相当陡峭的山坡而过；地面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和土堆；另外还有许多分散的树木。然而志愿兵走了好几百步还是很有秩序，非常整齐，靠得很紧，没有偏离，特别是中央的2个营（第六营和第四十营）是这样，所以麦克默多上校在现场和后来同参谋军官们谈话时都对这次运动表示完全满意。最后他下令吹冲锋号，所有的人以纯粹志愿兵的劲头顺着斜坡往下向开阔地很快地跑了约100步；这与其说像冲锋，不如说像赛跑。停止号一响，郎卡郡第四十营便停了下来，虽然不很整齐，但还是保持了完整的密集队形，而第六营就稍微要差一些。可是在翼侧，特别是在左翼，秩序大乱；你挤我我挤你很多人跌倒了，第一列的一个志愿兵甚至伤了小腿肚，因为第二列的一部人的枪刺在这里是向前倾斜的。演习到此结束，部队排成分列式，一队队隆重地走过，然后解散各自回家。
我觉得，这样的实例比任何空谈都更能让“军事总汇报”[335]的读者清楚得多地了解到这些志愿兵的训练的性质和水平。虽然在目前情况下集中检阅的部队人数不多，但正是这样才能进行一系列实际采用的运动，而在这里集中更多的志愿兵就不行了；在英国，进行这些运动的场地从来不够。况且，参加检阅的营已经使我们很好地了解到整个英国志愿兵部队的情况；我们看到，2个营在训练方面大大超过另外2个，它们是大城市中组织得很坚强的营；而另外2个在训练方面较差的营，从成分比较杂这一点来看，就表明这是在乡村和小城市组成的。大体上可以说，志愿兵已经相当熟悉了营的主要队形变换；他们排成纵队，或者以纵队和横队展开或行进，都相当稳定，有时甚至十分稳定。但是，如果能使他们摆脱英国操典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操典还明文规定的那些矫揉造作的展开和反转行进，那是一件不坏的事。散兵战始终是英国人的弱点，对于这样的战斗，志愿兵所知道的也只限于他们在练兵场上所能学到的，但就是在这里，不同的营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次检阅中所出的差错，同天天都可以在我们大陆基干军队作业时见到的差错毫无区别，尽管这些军队有这样的优点，即指挥它们的军官都是练兵场上的老手。但是仍然不能否认，英国志愿兵部队的军官毕竟还是整个组织中薄弱的环节，尽管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些对分列式感到满意的人会发现，志愿兵在这门技艺中做出的成绩比预期的要大得多。最后，谈到他们在射击场上取得的成就，那他们绝对可以同欧洲任何一支常备军较量，而且无疑每个营的优秀射手平均要比大多数基干部队的多。总之，现在，经过3年以后，可以认为实验是完全成功了。在英国，国家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花费就为国防建立了一支163000人的有组织的军队，这支军队已经有相当的素养了，只要再进行3—6周的兵营训练（视各营的训练程度的不同而定），就能成为一支完全有战斗力的野战军了。即使在外国人企图入侵的最坏情况下，英国人也还是有这么多的时间供自己支配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2年8月
载于1862年11月1日和8日“军事总汇报”第44号和第4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军事总汇报”
注释：
[335]“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Militär-Zeitung》）是一家有关军事问题的德国报纸，德国军官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从1826年至1902年在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1860—1864年恩格斯为该报撰稿。恩格斯这段时期在“军事总汇报”发表的文章有“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英国的志愿兵检阅”和“英国的反德兵力’。编辑部在发表恩格斯的文章时通常都附有通讯员的记号“弗·恩·”。——第57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一场丑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一场丑剧
现在伦敦正在演一场丑剧，一场只有在旧式贵族传统长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度里才能发生的典型丑剧。Corpusdelicti〔犯罪构成、物证〕是议会委员会的蓝皮书，和其中的一份报告，——关于修筑太晤士河堤岸，并在市中心沿河岸修一条新马路把韦斯明斯特桥同黑袍僧桥接通的报告[325]。这项计划开支很大，但一举可以解决好几项任务：美化伦敦市容，浚清太晤士河，改善卫生条件，造成一条漂亮的人行道，和一条新的交通干线。这可以解决滨河街、小河街和其他几条与太晤士河平行的街道车马过多等问题——这种车马拥挤的现象已越来越危险，使人想起尤维纳利斯的一篇讽刺诗，写一个罗马人出门先立遗嘱，因为他很可能被车轧死，或者被什么东西砸死［注：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三篇。——编者注］。可是，就在这个要作这种变化的地方——太晤士河北岸、韦斯明斯特以东和白厅的尽头——有几家大贵族的市内府邸，包括一些宫殿和一直伸展到太晤士河的花园。这些老爷们总的来说当然欢迎这项计划，因为这项计划靠国家的钱实现之后，可以改善他们的mansions》〔“别墅”〕附近的环境，因而也就提高这些“别墅”的价值。但只有一件事使他们担心。他们要求，在新建街道预定要紧靠着他们的地产走过从而使他们同《miseracontribuensplebs》〔“纳税的可怜虫”〕相接触的地方，原定的建筑工程必须中断一下。这些《frugesconsumerenati》〔“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注：贺雷西“书信集”。——编者注］的超凡绝俗的奥林帕斯仙境，决不能被忙于俗务的小民的目光、喧声以及呼出来的浊气所污染。在这些养尊处优的贵人们当中，为首的乃是一位最有钱、最有势、因而在提出“小小的”要求时比谁都厉害的巴克鲁公爵。结果怎样呢？议会委员会竟按照巴克鲁公爵的要求拟定了报告！新的建筑工程必须在那些可能打扰巴克鲁公爵的地方中断一下。下院的这个委员会里面有公爵的亲戚罗伯特·蒙台居勋爵，还有伦敦韦斯明斯特区的议员约翰·雪莱爵士。后者现在就该设法做一套铠甲，好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保护自己，防备那些专为他准备的、用烂苹果和臭鸡蛋制成的阿姆斯特朗式炸弹的袭击。
就连“泰晤士报”也这样评论委员会的报告：
“这本蓝皮书是一座迷宫。报告本身只占8行。其余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各种证人和鉴定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都毫无意义和偏颇。既没有索引，又没有分析，也没有论据。废话连篇，没有一个经得起核对的事实，没有一条信得过的判断。有时你好像就要听到真正权威的意见了，但委员会却突然插进来，拒绝听取任何与巴克鲁公爵的愿望不符的意见。这是一本篇幅很大、沉甸甸的suppressioveri〔掩盖真相〕的书。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显然是要把事情弄乱，使议会根本无法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一问题。为此甚至抽掉了所有施工图纸，只答应postfestum〔事后〕才予以公布——大概是等议会辩论结束以后才公布吧。”
这件丑事使伦敦居民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这位巴克鲁公爵，这位以个人怪癖同300万人的利益对立的大人物是什么人呢？这个独自一人要同整个伦敦决斗的巨人是什么人呢？回想任何一次议会斗争都不会想起这个人的名字。他高踞在上院，但很少参预上院的事务，像塞拉尔宫［注：土耳其苏丹的后宫。——译者注］里的太监不参预宫闱的欢乐一样。他给委员会的回答，证明他大脑特别缺磷。那末，《thatmanBuccleuch》〔“那个巴克鲁”〕究竟是什么人呢？——伦敦居民这样放肆地发问。回答是：《merrymonarch》（快乐的君主）查理二世同他最无耻最下流的情妇之一露西·帕森斯的私生子的后人。这就是《thatmanBuccleuch》！伦敦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位巴克鲁公爵是怎样弄到这座太晤士河上的“别墅”呢？因为伦敦人记得这所“别墅”占用的土地乃是国王的财产，早在八年以前就归皇家landsandwoods〔土地森林〕管理局所管。
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得到回答。这里的报刊碰到这种情况是不会客气的。为了不仅说明事情本身，而且说明英国报刊是用的什么语气来讨论这样微妙的问题，我把上星期六“雷诺新闻”上的两段话逐字逐句地摘录如下：
“巴克鲁公爵得到阻挠伦敦城市美化的特权，只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1854年，公爵租下了蒙台居在白厅的住宅，而所采取的手法却很不正当，如果是一个穷人，那一定要成为旧堡［注：见本卷注155。——译者注］被告席上的被告。但公爵大人的年收入为30万英镑，另外，他还有这样的功劳，即他是‘快乐的君主’的无耻的宠姬露西·帕森斯的后人。蒙台居的住宅是国王的财产，所以在1854年的时候就很清楚，这所住宅座落的那块地方是预定用来修建公用建筑物的。因此当时的财务大臣迪斯累里先生拒绝签署公爵的那份租赁契约。然而，d’unemanièreoud’uneautre〔通过某种方式〕契约还是签署了。迪斯累里先生很是愤怒，在下院直截了当地说，他的继任者格莱斯顿为了公爵的私人利益而牺牲社会利益。格莱斯顿先生用他特有的半讽刺半谄媚的口吻回答说，签署这个契约的确是不应当。然而，看来是有一些理由必须这样做。议会进行调查，——啊，糟糕！原来签署契约的不是别人，正是迪斯累里先生自己。
但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接触到上面提到的那个手法，即露西·帕森斯的高贵后人的有刑事罪味道的、甚至应当在旧堡受审判的手法问题！迪斯累里先生说，他根本不记得契约是他签署的。但同时他承认这个签字的确是他的手笔。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诚实，任何人都不会有怀疑的。这个闷葫芦究竟怎样才能打开呢？原来，露西·帕森斯的高贵后人托一个代理人或朋友把租赁蒙台居住宅的契约偷偷地夹在一堆由大臣不阅读就签署的文件之中。这样迪斯累里先生就签署了这份文件，而对它的内容却一点也不了解！露西·帕森斯的后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弄到用个人怪癖对抗300万伦敦人的利益的特权的。议会委员会为他的厚颜无耻充当了百依百顺的工具。如果挡在路上的不是一个巴克鲁用欺骗方法所弄到的别墅，而是1000个工人的住房，这些住房马上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拆除，它们的主人就会被赶到街上去，连一文钱的补偿也得不到。”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7月初
载于1862年7月11日“新闻报”第18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25]指“关于修建太晤士河堤岸的工程，以及便利车马行人或改善白厅和桥街之间的交通的方案文件汇编”1862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relatingtotheWorksundertheThamesEmbankmentBill，andtoPlansforfacilitatingthePassageandTrafficoropeningbetterCommunicationbetweenWhitehallandBridgeStreet》．London，1862）。——第54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中国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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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中国记事
在桌子开始跳舞[324]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注：指太平天国革命。——译者注］。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为了描写这些“灾星”，我们把夏福礼先生（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信摘录如下［注：夏福礼此信发表在1862年6月17日“泰晤士报”上，信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译者注］。
夏福礼先生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传说太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国传教士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10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
夏福礼先生继续写道：不错，太平军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比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但他们的优点仅限于此。
太平军如何供养自己的军队呢？他们的兵士没有饷，靠战利品生活。如果太平军夺得的城市富，兵士们就吃饱喝足；如果穷，他们就表现出模范的忍耐态度。夏福礼先生问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平军兵士，问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那个兵士回答说：“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什么，我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砍头的样子。这的确不是空话。在太平军看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贵。
革命军的核心是由正规军——服务多年并且久经战斗的党羽们构成的。其余的部分则是一些年轻的新兵或出掠时抓来的农民。在某个被征服的省份里征集的军队，统领们总是把他们派赴其他遥远的省份。例如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传到了遥远地区。在每个地区，所有的地痞无赖和流氓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太平军禁止结婚和吸鸦片，违者处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结婚。作为补偿，太平军在拿下一个城市的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及时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女的carteblanche〔行动自由〕。三天以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强迫离开城市。
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他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这种妙计的效用。他们吓人的方法，首先是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出现大批人马。他们先派探子秘密探路，散布惊人的谣言，到处放火。这些探子如果被清朝官吏抓住处死，那末马上就由别人来代替，直到清朝官吏同城市的居民一起逃出城市；或者像占领宁波时有过的情况一样，直到已经发生的惊惶现象能帮助叛乱者获得胜利。
主要的吓人方法，是太平军穿着五色相杂的丑角服装。这种服装只能引起欧洲人的大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一种奇效。因此，这种丑角服装在作战的时候给予叛乱者们的好处，是线膛炮也比不上的。此外，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一双凶狠的眼睛，他们发出惨叫，装出凶恶发狂的样子——这就足以把规矩的、温顺的、拘谨的中国老百姓吓死。
在探子散布了惊惶消息之后，便出现了故意从乡下赶出来的难民，他们也夸大就要到来的军队的人数、实力和凶猛。当城里起火，城市守军在这种可怕的场面下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些吓人的五色相杂的怪物，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到了适当的时机，成千成万的太平军就拿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狂叫着向吓得半死的敌军冲去，只要不遇到抵抗就一路上扫荡个干干净净，像不久前在上海发生过的情形那样。
夏福礼先生最后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nothingness）的大怪物。”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6月下半月—7月初
载于1862年7月7日“新闻报”第18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24]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欧洲、特别是德国，广泛迷信降神术。——第54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墨西哥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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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墨西哥的混乱
1862年2月15日于伦敦
刚刚公布的关于干涉墨西哥一事的蓝皮书[286]，罪证确凿地暴露了现代的英国外交，这种外交十分伪善，对弱者残酷无情，对强者小心侍奉，对国际法完全蔑视。关于唐宁街和不列颠驻墨西哥的代表之间的往来书信，我不得不留在下一篇文章中进行详细分析，借以确定无疑地证明，现今的混乱是英国制造的，是英国首先发起干涉，并且还找了一些十分虚假和自相矛盾的借口，因此根本掩盖不了它的做法的真正的、只不过被矢口否认的动机。用这样可耻的手段发动对墨西哥的干涉，只有这一点可以超过，这就是：英国政府用一种老糊涂的态度，对它自己一手策划的丑恶阴谋的执行假装惊讶，竭力回避。我现在所想要谈的，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
1861年12月13日，西班牙驻伦敦公使伊斯土里斯先生向约翰·罗素送去了一份照会，其中附有西班牙的古巴镇守司令给墨西哥远征军各指挥官的指令。约翰·罗素把这份照会搁置起来，保持沉默。12月23日，伊斯土里斯先生又给他送去一份照会，试图解释西班牙的远征部队在英法军队到来之前离开古巴岛的原因。约翰·罗素把这份照会又搁置起来，继续顽强地保持沉默。伊斯土里斯先生想弄清楚，培德福德家族的这个喜欢噜囌的后代为什么一反往常，这样长时间不开口，是否预兆着什么坏事情，于是就坚持要当面会一会。这次会晤得到了同意，遂于1月7日举行。
这时，关于西班牙对墨西哥的单方面军事行动，约翰·罗素已完全得知一个多月了。从伊斯土里斯先生把这件事正式通知他的时候起，也差不多已有一个月。尽管如此，在同西班牙公使会晤时，约翰·罗素对于“塞拉诺将军所采取的为时过早的步骤”仍然没有流露一句哪怕稍微表示不满或惊异的话，而且他的话也根本没有使伊斯土里斯先生产生丝毫怀疑，而是使他深信，一切都很顺利，西班牙的行动不列颠政府完全赞同。伊斯土里斯先生充满着加斯梯里亚人的骄傲，当然一点也不会想到西班牙是它强大盟国手中的玩物和盲目的工具。
但议会开会日期接近了，约翰·罗素必须编写一整套专供议会使用而不是供国际谈判使用的公文。因此，他于1月16日拟出了一份公文，用怒气冲冲的语调对西班牙擅自采取单方面行动提出质问。在他心中安然沉睡一个多月，甚至在1月7日同伊斯土里斯先生会晤时也没有表现出来的疑虑和动摇，突然打破了那位自信的、诚实的和毫无疑人之心的政治家的平静的幻梦。伊斯土里斯先生像被雷震似的吃了一惊，于是便在1月18日的复信中稍带讽刺地提醒勋爵阁下，说勋爵错过了机会表达他那过时的愤懑。他实际上是对勋爵阁下也照样来了一手，他在为西班牙擅自行动进行辩护时，也装出约翰·罗素要求解释时所装的那一副天真无知的样子。
伊斯土里斯先生说：“古巴镇守司令到得太早，因为他怕到委拉克路斯晚了。”下面他又嘲弄了约翰勋爵一下：“此外，远征早已在各方面做好准备了”，只是镇守司令在12月中之前并“不知道条约的细节，也不知道约定的舰队会合地点”。
而条约在11月20日以前并没有签订。因此，如果说，镇守司令“在12月中以前已经在各方面准备好”他的远征，那就是说，从欧洲送达给他的远征出发令是在条约签订以前发出的。换句话说，三国之间的最初协议以及为实现这个协议而拟定的措施早在条约签订前就已经执行了，而协议的“细节”则与条约的各项规定不同，因为条约从最初时起就不是一个行动纲领，它不过是一个用以使舆论容忍丑恶计划的体面款式而已。
1月23日，约翰·罗素给伊斯土里斯先生一份不太客气的复照，复照指出：“不列颠政府对所提出的解释不完全满意”，不过它并不怀疑西班牙有不顾英法而行动的轻率意图。整整一个月昏昏沉沉一动不动的约翰·罗素勋爵，随着议会会期的临近，开始表现出旺盛的活力和最大的警觉来了。一分钟也不能放过。1月17日，他同法国驻伦敦大使弗拉奥伯爵举行会晤。弗拉奥告诉他一个不祥的消息说，法皇认为必须“向墨西哥增兵”，认为西班牙轻举妄动已把整个事情弄糟。
“联军现在应该进入墨西哥腹地，不仅预定的兵力现在不够调度，而且远征本身也有了不同的性质，因此路易·波拿巴不能同意让法国兵力弱于西班牙，或者让法军冒丧失声誉的危险。”
弗拉奥的论据是根本说不通的。如果说西班牙擅自越出协议的范围，那末只要从圣詹姆斯宫或土伊勒里宫发出一份照会到马德里，就足以使它放弃它那些可笑的奢望，使它仍旧充当条约给它规定的小角色。但是并没有这样做。鉴于西班牙已违反条约，——这种违反纯粹是形式上的违反，算不了什么，因为西班牙军队提早到达委拉克路斯丝毫也没有改变远征的官方目的和使命，——鉴于西班牙敢于当英法军队未到场的时候在委拉克路斯下锚，所以法国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学步西班牙，违反协议，不仅增派远征部队，而且改变军事行动的整个性质了。当然，这些同盟国本来不需要什么托词，就可以把真货色端出来，在远征之初就一古脑儿抛掉那些曾经提出来为这次远征辩解的官方的借口和目的。
据此，约翰·罗素虽然对法国所采取的“步骤”也表示了“遗憾”，但仍然予以赞同，他对弗拉奥伯爵说：“他代表女王陛下的政府，对法国的理由有充分根据这点没有任何异议。”在1月20日的公文中，他把这次同弗拉奥伯爵谈话的内容通知了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伯爵。在此前一天，即1月19日，他给英国驻马德里公使费·克兰普顿爵士一封公文，这封公文是一种奇异的混合物，里面既有预定讲给不列颠议会听的伪善的废话，同时又巧妙地向马德里宫廷暗示了他这样大量使用的自由主义词句的真实价值。他说：“塞拉诺元帅的行动，意在引起某种不安”，这样说的根据不仅在于西班牙远征军过早地从哈瓦那出发，而且还在于“西班牙政府所公布的文告的语调”。
但与此同时，我们的bonhomme〔好心人〕却给马德里宫廷悄悄提示一个漂亮的论据来辩护它公然违反条约的行为。他坚信马德里宫廷没有什么恶意；只是那些远离欧洲的将领们有时表现“轻率”，须要“非常仔细地加以监督”。这样，好心人罗素就自请效劳，把责任从马德里宫廷的身上转移到西班牙那些“远离欧洲的”、就连好心人罗素的说教也鞭长莫及的不谨慎的将领们身上去了。他的公文的另一部分也很奇异。联军不应当剥夺墨西哥人“选举自己政府”的权利，这就是暗示在墨西哥“不存在政府”，墨西哥人在结盟的征服者的庇护下不仅必须选举新的总督，而且必须确立“新的政体”。“由他们来建立新的政府将使”不列颠政府“感到高兴”；不过，征服者的军队当然不得影响全民投票的过程，他们只是向墨西哥人推荐用全民投票的办法建立新的政府。自然，入侵军队的统帅自己可以判断什么样的新政体“是墨西哥人可以接受的或者是不可以接受的”。
不管怎么说，好心人罗素是在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企图卸脱责任。他把外国的龙骑兵派往墨西哥，去强迫墨西哥人民“选举”新政府；但是他却期待龙骑兵会彬彬有礼地这样做，会细心地考察他们所征服的国家的政治情绪。这种明显的鬼把戏值得一看吗？不必谈好心人罗素的公文的内容，只要读一读10月间即11月30日的伪善的条约签订前6个星期内的“泰晤士报”和“晨邮报”，大家就会看出，英国的政府报纸早就把罗素似乎在1月底才知道的一切未能如意的事情全部预言过了，并且早就拿某些远离欧洲的西班牙代表的“轻率”来解释这些事情了。
罗素所玩弄的把戏的第二部，就是把英法的宠儿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弄上台来，作为墨西哥王位的要求者。
1月24日，即在议会开幕前10天左右，考莱勋爵写信给罗素勋爵说，不仅巴黎的饶舌婆娘们都在谈论大公，而且连那些率领增援部队去墨西哥的军官们也说他们远征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立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国王。考莱认为必须向图温奈尔询问这个微妙的问题。图温奈尔回答他说，就这一点同奥地利政府进行的谈判，并不是由法国政府倡议举行的，倡议者乃是“为此目的前来并已启程去维也纳”的墨西哥特使。
大家会以为，这位毫无疑人之心的约翰·罗素，既然在5天以前还在致马德里的公文中大谈协议上面的规定，甚至后来在2月6日的国王演辞中还宣布实行干涉的唯一原因和目的是“要求赔偿”欧洲侨民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大概终于要勃然大怒，大发脾气，痛责别人用前所未闻的欺骗来报答他那好心的轻信吧？根本没有这回事。好心人罗素研究了考莱于1月26日告诉他的那些流言，第二天就赶紧坐下来拟了一份公文，表示愿意协助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王位的候选人。
他通知他派驻墨西哥的代表查·魏克爵士：法国和西班牙的部队“马上”就要向墨西哥首都进发；还说，“据传”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是墨西哥人民所崇拜的人，如果真是这样，“则协议中就不包含任何足以妨碍他登上墨西哥王位的东西”。
在这些外交界的启示录中，有两件事情最为突出：第一，西班牙被愚弄了，第二，罗素脑子里连想都没有想，他对墨西哥是不能不宣而战的，他只有根据一切有关方面都必须遵守的一定的条约才能同外国结成同盟来进行这次战争。两个月以来使人腻烦地、伪善地说什么严格的国际法规神圣不可侵犯和自己尊重这些法规的人们就是这个样子！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2月15日
载于1862年3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53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286]指“墨西哥问题信件汇编”1862年伦敦版，共三册（《CorrespondencerelativetotheAffairsofMexico》．3Parts，London，1862）。——第49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记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英国记事
大陆上人们习惯地认为，岛民约翰牛是有“独特性”或“个人特性”的。一般说来，这种看法是把早先的英国人和现代的英国人混为一谈了。其实相反，明显的阶级差别、过分细致的分工以及报界的婆罗门制造的所谓“舆论”，已经把人们的性格弄成了千篇一律，连莎士比亚恐怕都认不出自己的同胞。有差别的已不是单个人，而是他们的“职业”和阶级。如果不看职业而只看日常生活，那末一位“体面的”英国人同另一位就十分相像，连莱布尼茨也未必能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differentiaspecifica〔特种差别〕。那种大受赞扬的个人特性被排除于政治范围和社会范围之外以后，便在私人生活的怪癖和胡闹中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以便不时在这些地方sansgêne〔无拘束地〕再来表现一下自己，而人们这时却意识不到他们已陷入了怎样可笑的境地。因此英国人仍旧以一个suigeneris〔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的姿态出现，这主要是在法庭上，这里是个人的怪癖互相尖锐冲突的公开场所。
说完了这几句前言，可以谈一谈几天以前在高等控诉院上演的一出有趣的诉讼戏。Personaedramatis〔剧中人〕的一方是英国当代最大的画家爱得文·兰西尔爵士，另一方是伦敦第一流裁缝能手海登兄弟；爱得文爵士是被告，海登兄弟是原告。Corpusdelicti〔犯罪构成，物证〕是画家拒不付款的、价值12英镑的一件大衣和一件燕尾服。巴兰坦先生做兰西尔的辩护人，格里菲思先生做海登兄弟的辩护人。
海登供述：爱得文·兰西尔爵士定做了两件衣服。这两件衣服做好后送给他试穿，但定做人嫌领子太高。领子改做以后，定做人埋怨说，他还是不能穿，穿起来很热，很不舒服，而且领子磨他的头发。按照被告的愿望，做了种种修改。最后，原告说，如果不另外加钱的话，就不再修改了，于是兰西尔就打发他的仆人把这两件衣服退给成衣店，而原告则给他写去如下一封信作答：
“兹随信奉上两件照您的最后吩咐重新改做的衣服。您说多次改做都不合适，这全怪您自己。在第一次试穿时，大衣和燕尾服都很合身；但是，如果定做人弯起身子，做出很怪的姿势，那末任何手艺也无法使他满意。（笑声）我们极不愿意照您的要求改做这许多次，认为这些改做是多余的，而且是不符合我们这门手艺的规章的。现在我们认为不能再让步了。您已根本不能要求我们收回这两件衣服。所以我们特将账单附上，请您马上付款。”
辩护人巴兰坦：您是否想说，大衣和燕尾服现在也很合身呢？海登：对，我所肯定的正是这一点。
巴兰坦：没有改做以前是不是更合身呢？海登：是的。——巴：做大衣和燕尾服并不是你们的专长，对吗？你们是以做裤子出名的，是不是这样？——海：据说是这样！我们的裤子专家的名声比较大些。——巴：但做燕尾服专家的名声不大，对吗？那位带领爱得文·兰西尔爵士到贵处的阿尔弗勒德·蒙哥马利先生事先曾提醒他当心在贵处做燕尾服，是不是这样？——海：是的，这样说过。——巴：您或者您的弟弟是否对爱得文爵士说过，宁肯白给他做燕尾服，也不能什么也不给他做？——海：我们根本没说过这样的话。——巴：你们对“修削”领子是怎么理解的？——海：爱得文爵士抱怨说领子磨他的脖子。因此我们修削了领子，就是说，把领子的高度稍微降低了一些。——巴：照你们看，这值多少钱？——海：两三英镑。
辩护人巴兰坦：爱得文·兰西尔爵士认为必须对海登的侮辱性的信提起控诉。蒙哥马利先生把海登商号推荐给爱得文爵士，是让他去做下身穿的衣服，而不是去做上身穿的衣服。虽然爱得文爵士是一个大画家，但他在这些事情上是一个小孩子，所以他才敢于去冒险；结果如何，法庭已经很清楚了。陪审员们方才在证人席上看到的原告也是一个大行家。难道大行家竟要改做他的作品吗？他既然确信他的手艺已经十分高明，那他就应该誓死维护自己的作品。
但海登并没有捍卫他的作品。他同意在符合他本人原则的范围内改做。而这之后他竟然为这种没有用处的工作而索取两三英镑！我很荣幸地在这里向法庭讲话，你们也是穿燕尾服的；我要问：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坚硬异常的领子箍着脖子更痛苦呢？我听说，爱得文爵士在试穿这样一件燕尾服时，他的脖子就被夹住了，以致英国险些丧失一位最大的画家。爱得文爵士愿意在这里当着法庭穿一穿那件燕尾服和那件大衣！这样，陪审员先生们就能根据亲身的观察而做出结论。现在我请爱得文爵士出来作证，让他向诸位说一说做这两件衣服的前前后后。
爱得文·兰西尔爵士：……我一穿上燕尾服和大衣，领子就这样竖着。（这时爱得文爵士扭摆了一下身子，在在场人的大笑声中背朝陪审员，做出一种好像突然中风的样子）……我请求找一位最好的裁缝做仲裁人；但无论如何每个顾客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燕尾服是否合身，或者皮鞋什么地方夹脚。
格里菲思先生：蒙哥马利先生在向您推荐海登时说了些什么？——他对我说：“爱得文爵士，您的裤子往往不如大衣和燕尾服做得好”。
格里菲思：您能否在这里试穿一下燕尾服和大衣？——为什么不能？（他把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好了，请看吧！（笑声）
马丁（法官）：这里陪审员中有一位裁缝。可否劳他的驾仔细看一看corpusdelicti〔物证〕？
被提到的那位裁缝从陪审员席上站起来，走到爱得文爵士跟前，请他把燕尾服和大衣穿好，很在行地看了一下，摇了摇头。
格里菲思：爱得文爵士，您是否觉得燕尾服很紧？——是的！（笑声）——我想再问一下：是不是窄了？——哼，如果我穿着这件衣服去参加宴会，那我非把它脱下来进餐不可。
巴兰坦：既然如此，爱得文爵士，您不用再继续穿着它了。请您脱下它来吧。——非常感谢您。（脱去那两件衣服）
在双方的辩护人发表了动人的演说之后，法官做出了有趣的结论，强调指出不能牺牲英国民族的舒适来迁就海登商号的创作标准，接着，法庭便做出了爱得文·兰西尔爵士胜诉的判决。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2月3日左右
载于1862年2月9日“新闻报”第3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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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十五卷——铁路统计资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铁路统计资料
英国铁路与30岁的人一样年纪。除国债外，没有一个国民经济部门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获得过这样巨大的发展。据不久以前公布的蓝皮书统计，截至1860年止，投入铁路的资本为348130127英镑；其中190791067英镑来自普通股，67873840英镑来自优先股，7576878英镑靠借债，81888546英镑则靠活期贷款。全部资本约为国债总额的一半，比大不列颠所有不动产的年收入多4倍。这种暴发户式的财富，现代工业的巨大产物，雌雄同体的经济怪物（它的脚像树根一样地扎在土地里面，而头却靠交易所养活），乃是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劲敌，资产阶级的又一支辅助部队。
1860年铁路全长为22000英里，包括复线及会让站在内。也就是说，在过去30年内，每年平均敷设铁路733英里。但在这一工业部门里，平均数字与实际发展过程之间的距离比所有其他部门都大。在那些铁路热年份里，如1844年和1845年，整个本土都像突击一样在敷设铁路。以后几年，则是逐渐充实的过程，联结干线，敷设支线，所以铁路网就扩展得比较慢。在这几年，铁路建设的规模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在铺轨以前需要完成巨大工程。早在1854年，据罗伯特·斯蒂芬逊的统计，铁路隧道全长约为70英里，铁路桥有25000座，还有许多高架桥，伦敦附近的一座就长达11英里。土路基每1英里按7万立方码计，可填满55000万立方码的一个空间。如果把这些土倒在一起堆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底部直径就有半英里，高度就有1英里半——俨然是一座土山，相形之下，圣保罗教堂就会像是小人国的建筑。而自从罗伯特·斯蒂芬逊做了这个统计以后，铁路网又扩展了三分之一。
英国人给铁路起了个“不朽之路”的绰号，但它绝不是不朽的。它需要不断“新陈代谢”。由于磨损、氧化等等，铁逐渐失去它的特性，因此需要不断更换新的。据计算，机车每跑60英里就要磨去2．2磅钢，每辆空车皮要磨去4．5盎斯，每1吨货载要磨去1．5盎斯，像伦敦西北铁路那样的铁路线只能使用20年左右。铁的总耗损量每年每码为半磅；整个铁路网在其现有的长度下每年需要铁24000吨来补偿磨损，24万吨供使用。然而作为铁路基础的钢轨远不如钢轨下面的枕木换得那样频繁。为了给铁路铺枕木，每年需要运来树木30万棵，而种植这些树木则需要6000英亩的土地。
铁路敷设好以后，为了使用铁路还需要机车、煤、水、铁路车辆以及工作人手。1860年机车的总数为5801台，即每2英里铁路有1台多机车。同大多数机器初期的情况一样，机车最初也不怎么好看，走起来很不可靠，还有点像被机车取代的旧式交通工具，造价因而也比较便宜。英国第一台机车是四轮的，重量几乎不到6吨，造价550英镑。这种机车逐渐为造价3000英镑的蒸汽机车所取代，后者能带每辆重5．5吨的客车30辆，时速30英里，或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运货500吨。像它们的先辈——马一样，有些机车也有自己的名字，这些名字就代表着它们的或大或小的名声。
西北铁路上的“利物浦号”机车，最大功率为1140匹马力。这个大怪物每天要吞食1吨煤和1000—1500加仑水。这样的铁马构造非常精巧，零件不下5416个，互相配合，其精密程度不次于钟表。每小时走50英里的铁路机车车辆，其速度相当于炮弹速度的六分之一。如果每台机车的平均造价为2200英镑，则制造5801台机车的花费就是1270多万英镑。一年当中，每分钟就有20000—25000升水用4—5吨煤烧成蒸汽。斯蒂芬逊指出，这样变成蒸汽的水足够利物浦全体居民每日之需。同时，燃料的消耗量也几乎达到4年前不列颠煤的总输出量，或超过了伦敦总消费量的一半。
5801台机车共带15076辆客车和180574辆货车，这些车辆的总值为2000万英镑。所有这些机车和车辆连成一列，就能把从布莱顿到阿贝丁的一条长达600多英里的线路完全占满。
列车每天要开出7000多次，一昼夜之间每分钟就要开出7次。去年一年运送的乘客和货物的总行程在1亿英里以上，超过地球周长4000倍。一年当中，每秒钟就有3英里以上的铁路线被列车驶过。用铁路运输的牛、羊和猪达1200万头，货物和矿物达9000万吨。而矿物的运输量则超过其他货物运输量的1倍。
总收入达2800万英镑。生产费用，不包括铁道路基的损耗，在中央各郡铁路公司为收入总额的41％，在约克郡—郎卡郡铁路为42％，在西部—中部铁路为46％，在北方大铁路为55—56％；所有铁路的平均费用为13187368英镑，或总收入的47％。
按长度来说，伦敦西北铁路占第一位。它起初只限于伦敦—北明翰线、联合大铁路及曼彻斯特—利物浦线。现在，它连同各条支线，在东面已从伦敦伸展到卡赖尔，从彼得波罗伸展到里子，在西面一直伸展到霍利赫德。这个铁路总局管理着1000多英里的铁路线，统率着一支约2万人的产业军。建筑这条铁路共花费3600多万英镑。铁路的总收入一昼夜之间每1小时为500英镑，而营业费每周为1000英镑。这条铁路以及大多数其他铁路的纯利润随着铁路网逐渐扩展，伸向人烟不太稠密和工业不太发达的地区而不断下降。100英镑的股票的价值从240英镑逐渐跌到92—93英镑，股息则从10％跌到3．75％。同时由于这条铁路的营业范围大大扩大（其他铁路也是如此），股东的监督削弱了，总局几乎独揽全权，管理方面就开始出现滥用职权的现象。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月中
载于1862年1月23日“新闻报”第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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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一件诽谤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一件诽谤案
1861年12月19日于伦敦
大家知道，古埃及人曾经达到高度分工，虽然这只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而不是就个别作坊而言。在他们那里，身体上几乎每一部分都有专门医生来管，医生的业务照法律规定只限于这一个方面。偷窃是一种由官方承认的人来统率的特殊职业。然而，同现代英国的分工比较起来，古埃及的分工是多么不足道呵！伦敦某些行业的奇怪性质和这些行业的等级组织一样，都使我们感到惊讶。
这种奇怪的行业之一就是密探。密探首先分为两大部门——民事密探和政治密探。这里我们把后者完全抛开不谈。至于民事密探，它本身又分成两大类——官方密探和私人密探。
官方密探有的是由detectives（侦探）担任，由国家或市政当局付酬，有的是由自寻方便进行刺探活动的commoninformers（普通密告者）担任，由警察局付给jobwork（计件）报酬。
私人密探则五花八门，但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的对象是非商业性质的私人关系，另一类则是商业性质的私人关系。在第一类中，最多的是跟踪侦察姘居关系；在这一类中享有全欧盛名的是菲尔德先生的研究所。关于商业密探的职能，可以从下述事件中得到一个比较近似的概念。
本星期二，CourtofExchequer[260]审理了一件诽谤案，被告是当地的一家周刊“劳埃德氏新闻周刊”[261]，原告是斯塔布斯公司。事情是这样的：斯塔布斯公司出版一个名叫“斯塔布斯氏报”的周报，是斯塔布斯主持的“商业保护协会”的机关报。这个报纸是秘密分别送到订户手里的，订户每年缴3个基尼；它不在stationers〔书商〕的书摊上、街头和铁路上等等地方零售，这是与其他报纸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它是一份宣告哪些债务人业已破产（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层）的罪犯名单。斯塔布斯所主持的“商业保护协会”侦察出已无支付能力的人，然后“斯塔布斯氏报”就白纸黑字把他们的姓名登记下来。报纸的订户已达两万户。
“劳埃德氏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说：“每个正直的人都有责任除掉这个可耻的密探机关”。于是斯塔布斯就要求法院对这种诽谤予以惩处。
在原告律师施博士以他那爱尔兰人的辩才讲了一大套话以后，原告斯塔布斯就不得不经受“劳埃德氏周刊”的辩护人巴兰坦博士的crossexamination（这实际上是证人在被反问时受到的交叉火力）。于是出现了如下一段幽默的对话。
巴兰坦：您是否要求您的订户提供情报？
斯塔布斯：我请订户把他们认为是骗子的那些人的名字告诉我。然后我们就调查这些事情。我自己并不去调查。我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都有代理人。在伦敦我有十来个拿年薪的代理人。
巴兰坦：这些先生们弄情报的收入有多少？
斯塔布斯：150到200英镑。
巴兰坦：此外是否还给做新衣服？如果这些报酬优厚的先生们有人抓住骗子，那就怎么样？——我们就公布他的名字。
巴兰坦：是否只有当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的时候才这样做？——是的。——但如果他并不完全是一个骗子呢？——那我们就把他列入我们的登记簿。——这是在他完全表明自己是个骗子以前，在此之后你们就要公布他的名字吧？——是的。——您是否公布骗子们的自署？——是的。——这样一来，您为了商业的利益花费更多了。您是否公布骗子们的像片？——是的。——您没有出钱雇用一个秘密的警察局吗？您同菲尔德先生有联系吗？——我很高兴我能够说：没有！——那末，您同他的区别究竟何在呢？——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您所说的“合法代理人”是指什么人而说的？——这同索债有关。我所说的这些人指的是sollicitors（这是一种地位介乎辩护律师和法警之间的人），他们按规定条件办理订户们的事务。——那末，您是否也是一个索债人呢？——我是通过700个sollicitors索债的。——天啊，您竟然出钱养活700个sollicitors，那还得了！但请您说说，是您养活sollicitors呢，还是sollicitors养活您呢？——他们自己养活自己。——您是否曾经提出过其他诉讼？——是的，约有六七次。——您曾否使这些诉讼得到判决？——是的。——曾否做出有利于您的刊决？——只有一次。——贵报有一个“住址征询”栏，下面附有一大张人名单，是什么意思？——这是躲避起来的债务人，他们的住址无论我们还是订户都不能发现。——您的事业是怎样组织的？——我们的中央事务局设在伦敦，而分支机构则分别设在北明翰、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都柏林。这个事业是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最初在曼彻斯特从事这个事业。
接着，辩护律师巴兰坦在发言中无情地攻击了斯塔布斯，“这个人在作口供时那种可笑的、自鸣得意的态度至少证明他像一个粪中的蜣螂，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事是怎样肮脏”。英国商业既然需要这样一些保护者，那就难怪它要大大衰落。这种卑鄙的密探活动使斯塔布斯掌握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去进行金钱勒索等等勾当。
负责审理这一案件的LordChiefBaron〔高等控诉院院长〕在他的结论中是站在辩护人一方。他用以下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陪审员在很多方面仰仗报刊自由，但陪审员并不是因为报刊自由才享有独立性，相反，是因为陪审员享有独立性报刊才有自由。大家应该衡量一下，被指控的那篇文章是否越出正当批评的界限。斯塔布斯是有社会职务的人，因此应当受到批评。如果大家认为‘劳埃德氏周刊’越出了正当批评的界限，那大家就应该判给原告适度的赔偿！”
陪审员们离庭到自己的议事室。经过15分钟的讨论以后，他们又出现在法庭上，并做出判决：原告斯塔布斯有理，他名誉受到侮辱，应判给他1法寻的赔偿费。法寻是英国最小的货币单位，相当于法国的生丁和德国的分尼。斯塔布斯在许多听众的震耳大笑声中和他的几个崇拜者的护送之下离开了伦敦市政厅，听众们硬围住他欢呼，最后只有逃跑才使他那小小的身子脱难。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19日
载于1861年12月24日“新闻报”第35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60]CourtofExchequer（高等控诉院）是英国最老的法庭之一，起初主要担负财政职能，在十九世纪实际上是英国最高司法机关之一。——第448页。
[261]“劳埃德氏新闻周刊”（《Lloyd’sWeeklyNews》）是英国自由派报纸“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WeeklyLondonNewspaper》）的简称，1843—1918年用此名称出版。——第44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志愿兵军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志愿兵军官
“某某中尉被革职；某某少尉被除名；某某上尉被解除美国陆军军职”——这就是我们从美国收到的大量军事新闻中的几个例子。
最近8个月以来，美国已经编成一支很大的志愿兵野战军队；它不吝惜力量和金钱来使这支军队有战斗力；而且这支军队还占着一个便宜，即差不多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它都处在一支从不敢向它发动总攻击或者在它败后进行追击的敌军的步哨面前。这些有利的情况，应该在极大的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在组织志愿兵时的缺陷：组成志愿兵核心的很小的正规军给他们的援助很少，缺乏有经验的副官和教官。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在美国本来就有许多既合适而又愿意帮助组织志愿兵的人，一部分是受过正规训练并且在1848—1849年各次战争中参加过战斗的德国军官和兵士，一部分是最近10年来移民中的英国兵士。
因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正常地整肃军官的队伍，这并不说明志愿兵制度本身有什么弱点，而是说明：由志愿兵自己不加甄别地从他们内部选拔志愿兵军官的制度，是有一些弱点的。美国政府只是在面对敌人的8个月的战争之后，才下决心让志愿兵军官在某种程度上自我鉴定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在获得军官称号以后所应完成的任务；于是看吧，结果是多少人自愿或被迫地递了辞职书，多少人不怎么光彩地被免除了职务。毫无疑问，如果美国军队在波托马克河附近碰到的是一支以相当数量的职业兵士为核心而紧密结成的部队，它早就溃散了，不管它的兵士个人怎样勇敢。
这些事实也可以作为英国志愿兵的很好的教训。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从“志愿兵杂志”创办之初就说过［注：见本卷第154—15６页。——编者注］，军官是志愿兵制度的薄弱环节，并且主张在一定时期之后对军官进行考试，要他们证明自己至少是有条件将来能胜任他们的职务。当时，大多数担负了指挥职务并且训练兵士（尽管自己也同兵士一样，对训练科目一窍不通）的绅士们，都对这种想法采取轻视态度。这正是对政府的任何帮助和干预同样采取轻视态度的时候。但从那时起，要求这些绅士们掏腰包的压力很大，迫使他们去请求政府出钱援助；于是，依照同政府打交道的惯例，这也就是意味着要求政府干预。另外，两年的经验也十分明显地揭示了现行的任用志愿兵军官的制度的缺陷。现在伦敦的一个显然是权威人士的军官告诉我们说，志愿兵军官即将应召接受考试委员会的考核，以判明他们是否适合带兵。
我们衷心希望能够这样做。事实是，英国志愿兵军官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进行一次整肃。请看一看正在进行队列教练的基干营，并把它同志愿兵的营比较一下。志愿兵要用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的事情，基干部队的兵士们不要半小时就完成了。我们多次看见过英国志愿兵的某些优秀的营所做的方队队形，我们应该说，如果一队骑兵在它们的翼侧做好射击准备以前打不垮它们，那就是根本不中用的骑兵。这不是兵士们的过错。兵士们对于自己的任务看来正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了解得很清楚，而且有时甚至像大家在基干营看到的那样机械地完成这些任务。但兵士却不得不等候连的军官，因为这些军官似乎对于究竟应该发什么口令，什么时候发，都迟疑不决。这样一来，队形变换也就迟疑甚至混乱了，而变换队形的最重要的要求恰恰是指挥和执行都必须迅速，这是只有靠长期实地训练才能达到的。所以，如果经过两年实地训练还有这种情况，那不正好证明许多志愿兵军官都不胜任他们所担当的重要职位吗？
然而，营长们不久以前却受到了有资格的高级权威人士的最大夸奖。据说，营长们看来是胜任的，而连的军官并不总是这样。从以上所说的可以看出，我们是完全不想反驳这后一种说法的，但我们必须说，假如这位高级权威看到中校和少校不是在大检阅的时候，而是在进行平常的营教练的时候，那末这种看法可能会多少有所不同。在大检阅的时候，任何一个校官，即营长，如果他完全不胜任自己的工作，他是不会采取由自己作主的行动的。他有一个副官做提示人，这个提示人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他依据副官的提示办事，顺利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而倒霉的上尉却只好在没有任何提示人的情况下勉强地执行自己的职务。但是看一看同一个校官在进行营教练时的情况吧。在这里没有将官的敏锐眼睛盯着他；在这里他就是最高权力；在这里，在没有找副官讨主意或没有乱成一团以前，副官往往必须站在陛下的规章给他安排的位置上，有主意也不能提。正是在这里才能看到志愿兵校官的本来面目。他在这里是应该指导兵士进行营教练的，但是既然他本人对这门学科的修养差得很，所以他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来教教自己。正像古语说的：docendodiscimus〔吾人以教为学〕。但是，如果教者本人在他所要教的那门技艺上不行，那就可能造成，而且不幸确实常常造成差错和混乱。这既不能使志愿兵的营教练取得成绩，也不能使他们信任他们的指挥官，因为兵士们发现他们的营教练无非是使指挥他们的校官借此机会自己受一次训练，但是却把他们甚至毫无目的地赶来赶去，并且指望他们以自己知识上的优胜来纠正校官的差错。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志愿兵的指挥官们没有付出一些力量来学习自己的职务；我们的意思是说，既然连的军官都不能像列兵那样容易从普通人中造就出来，造就校官就更困难了。仅仅根据营教练的经验，我们就应当作出结论：只有职业军人适于担任营的指挥。如果我们认为营教练只不过是校官的职责的一部分，营长可能被派去执行自己负责的独立任务，因此需要有更高级战术的知识，那末我们还应该说，眼看６00名或1000名兵士的生命将交由这样的普通人（现在大多数营长都是由这些人担任）来支配，是会令人感到很可悲的。
可以相信，英国志愿兵一旦面对敌人，它的条件决不会像现在美国政府得以整肃志愿兵军官队伍里最无能的人那样良好。英国志愿兵一旦被征召，他们要打的就不是同他们一样的志愿兵军队，而是欧洲最有纪律最有主动性的军队。最先进行的一些战斗将是决定性的；因此可以相信，如果由于上校指挥不当，或者由于上尉不可靠而造成迟疑或混乱，这一下子就会被利用的。在敌人面前是没有时间进行整肃的，因此我们希望在还有时间的时候进行这项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18６1年11月中
载于18６1年11月22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６4期
署名：弗·恩·卡·马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法国的财政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法国的财政状况
“泰晤士报”起初是温和地夸奖皇帝的coupd’éclat〔英勇的功绩〕，后来就将他捧上天去，今天又来了个急转弯，变颂扬为批评了。这样的机动表现出英国报界的利维坦的特征：
“皇帝承认自己是一个平常的而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无疑只是用宝剑统治国家，而不企求靠神权来统治。关于这些，我们让别人去赞美。而我们必须问问皇帝统治10年来财政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比形容它们的空话重要得多……行政当局随心所欲行事；大臣们只对皇帝负责；财政状况对公众和议院严守秘密。每年表决预算的程序不是障碍，而是面具，不是保护，而是欺骗。总之，法国人民在把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财产交给一个孤家寡人掌握以后，究竟得到些什么呢？……富尔德先生自己承认，1851—1861年的特殊信贷已达28亿法郎，今年的赤字不少于10亿法郎……
我们不知道，这些钱是用什么方式弄到的，但无论如何不是通过征税得来的。听说，法兰西银行为恢复自己的特权而付出的400万已经耗尽；从军队补贴基金中借用了550万；还发行了形形色色的信用券。至于说到目前的事态，我们驻巴黎的记者肯定说，似乎国库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下月份就要到期的半年股息。在皇帝光辉灿烂地、成绩卓著地统治了10年之后，法国的财政落到如此可悲和可耻的地步。只有现在，法国政府在不能履行自己当前的义务时，才稍微表现出对国民的信赖，才稍微向他们透露了一点点过去包藏在经常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财政繁荣的华丽幻象之中的实际情况。不但如此，正是这个时候，‘两大陆评论’因刊登了有关法国财政状况的某些资料受到法院审讯，而这些资料的缺点，只不过是仍然使用过分美妙的调子。”
“泰晤士报”接着就探索这种失败的原因。帝国存在的10年间，法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了一倍多。农业同工业一起发展起来，同时，铁路网也建立起来了，1848年前还只是走了第一步的信用制度得到了蓬勃的和全面的发展。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因为皇帝的命令，而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发现后在世界市场上引起的大变动。但究竟是为什么发生了大破产呢？
“泰晤士报”提到陆海军的特别费用，这项费用是路易·波拿巴极力想在欧洲扮演拿破仑角色的自然结果；该报提到战争，最后提到公共工程的庞大费用，兴建这些工程本是为了企业主和无产者的生计和维持他们的良好情绪的。
“泰晤士报”继续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解释有史以来最大的和如此惊人的赤字……除了陆海军中侵略性的装备、公共工程和意外的战争以外，还有可耻的和普遍的掠夺制度——黄金如雨点般地倾入帝国及其拥护者的腰包。用某种神秘的方式突然攫取来的巨大财富，经常引起物议和惊讶，直到这种现象重复发生和屡见不鲜，物议才开始平息，惊讶才逐渐消除。现代的法国使我们能够理解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中的一些章节，那里认为悖人之财是反人民的罪行。人人都在谈论那些在coupd’éclat〔政变〕前还饿肚子的人的富丽住宅、豪华马车和挥霍无度。宫廷预算的奢侈性几乎使人难以置信。像魔杖一挥那样出现了新的宫殿，ancienrégime〔旧制度〕黯然失色。除了国家金库和国家信用所拥有的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限制疯狂的挥霍。然而国家金库已不复存在，国家信用也消耗完了。这就是皇帝统治10年来给法国带来的一切。”
对欧洲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无疑就是：帝国的财政制度能否变成宪制的财政制度，像路易·波拿巴和富尔德在通信中对此提供了所谓希望那样？在目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个别人的念头一转，而在于复辟的帝国的经济生存条件。欺诈性的财政制度要变成通常的财政制度，只有消灭作为普遍管理手段的营私舞弊，把陆军和海军人数削减到和平时期的水平，从而使现时的政府放弃模仿拿破仑，最后，还必须完全放弃一直实行到今天的那种开展大规模国家建设及其他公共工程以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依附于现政府的计划。但是，难道这些条件的实现不是意味着《Etproptervitamvivendiperderecausas》〔为了生活而毁掉生活的根基”〕［注：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编者注］吗！事实上，难道在拿破仑公司的商标下能够恢复普通的路易－菲力浦制度吗？这正像在drapeaublanc[214]的复盖之下建立七月王朝一样，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把11月14日的coupd’éclat〔英勇的功绩〕称之为喜剧［注：见本卷第394—396页。——编者注］，并且从来不曾怀疑过，这出喜剧所追求的只有两个目的：对付现时的困难和平安地熬过冬天。如果这两个目的达到，那末，春天一到，就擂起战鼓，并且将设法使战争本身这一回能捞回一切有关的费用。人们没有忘记，到今天为止，十二月政变的法国是靠法国国家的腰包来购买自己的全部荣誉的，这也是仅仅玩弄拿破仑主义的必然后果。
英国报刊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对11月14日许下的诺言的严肃性和实现这些诺言的可能性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例如，今天的“泰晤士报”在上面引用的社论中说：
“皇帝拒绝享用特殊信贷，这种自我牺牲的美德的表现，往往发生在法国新公债之前，但很少比新公债持久。”
在该报金融专栏中说：
“由于财政危机而突然出现的财政上的圣洁的表现，是否能在国库重新得到充实以及新公债得到保证之后长久存在，是非常成问题的……据说，舆论将迫使皇帝违背自己的本意而实现富尔德的纲领。但是，下面这种说法是不是要更正确些呢？每个人都甘心陶醉于这种自我欺骗之中，而陆军和海军的供应者和投机者则毫不动摇地期待，到春天，在克服现时的危险之后，‘通报’将找到充分有力的根据——诸如：‘欧洲局势已经改变’，需要有所更正，法国荣誉在某处受到威胁，天主教的利益，人类自由和文明的利益——来恢复过去的财政制度。一般说来，在一个实行军事独裁和不存在公认的、不可违反的宪法权利的国家里，长时期放弃这种财政制度是办不到的。”
“经济学家”的言论大意也是如此。它是用下面的话结束自己的议论的：
“尽管有法令，但对于一个丝毫不怀疑小小的失算就能彻底毁掉他的王朝的人来说，政治冒险将永远是指导原则。”
到现在为止，路易·波拿巴使欧洲只是遭到危险，因为他本人在法国经常遭到危险。能否设想，他给欧洲制造的危险将随着他本人在法国遭到的危险的增加而减少呢？这只有当国内危险到了爆发的时刻才会发生。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18日
载于1861年11月23日“新闻报”第3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14]Drapeaublanc（白色旗）是波旁王朝时期以及复辟时期法国的国旗。当资产阶级七月王朝确立，奥尔良王朝执政的时候，又恢复了三色旗（蓝、白、红），这是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的法国国旗。——第39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富尔德先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富尔德先生[209]
1861年11月16日于巴黎
对于“高级政治”喜剧的鉴赏家来说，11月14日的法国“通报”是一个真正享受的源泉。正如在旧古典戏剧里一样，一个捉摸不到的万能的命运纠缠着主人公，而这一次命运的形象是数达十亿法郎的赤字。正如在旧戏剧里一样，对话只在两个人物之间进行：奥狄浦斯—波拿巴和铁列西阿斯—富尔德。但是悲剧变成了喜剧，因为铁列西阿斯所说的话都是奥狄浦斯预先悄悄告诉过他的。
一次又一次地使旧的、已经演完了戏的personaedramatis〔剧中人〕作为崭新的主角重新粉墨登场，这套本领是波拿巴喜剧最典型的特技。起初是比约代替培尔西尼，然后是培尔西尼代替比约！波拿巴报界也是如此。格朗基奥、卡桑尼亚克、利美腊克无休止地调来遣去，一会儿在“立宪主义者报”，一会儿在“国家报”，一会儿在“祖国报”。代替维隆先生这位《bourgeoisdeParis》[210]主持“立宪主义者报”的是塞桑纳，代替塞桑纳的是居歇瓦尔，代替居歇瓦尔的是卡桑尼亚克，代替卡桑尼亚克的是勒奈，代替勒奈的是格朗基奥，而过了6年之后，维隆又作为一个崭新的人物复登原位。
同样，在宪制时期，基佐刚刚辞职，梯也尔成了新人物，而梯也尔刚刚辞职，摩莱就成了新人物，此后就这样循环不已。但是，这些不同的活动家代表着不同的党派和意向。如果说他们互相排挤是为了互相追随，互相追随是为了再互相排挤，那末这种旋转木马式的把戏，是反映了组成路易－菲力浦时期的payslégal〔选举权享有者集团〕的不同的党派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的。但是，比约换了培尔西尼，瓦列夫斯基换了图温奈尔，拉罗凯特换了富尔德，格朗基奥换了利美腊克呢？结果总是英国人所谓的《adistinctionwithoutadifference》（没有差异的区别）。所有这些人都代表同一个东西，即coupd’état〔政变〕。他们并不代表人民内部的不同的利益和党派。他们所代表的只是皇帝的不同脸谱。他们只不过是戴在同一个面孔上的不同的假面具而已。
“泰晤士报”酷爱比较，它把路易·波拿巴比做路易十六，而把富尔德比做杜尔哥。富尔德和杜尔哥！把他们相比，就同把瓦扬先生同卡诺相比差不多，根据只是他们都曾在陆军部高踞要职。杜尔哥是十八世纪新经济学派，即重农学派[211]的首领。他是一个推翻旧政权的才智之士，路易十六则是这种旧政权的化身。而富尔德是什么人呢？富尔德作为路易－菲力浦时期王朝反对派[212]的一员，每当王朝反对派有机会提出财政大臣时，尽管他孜孜以求，但总是被根本否定。富尔德以《financierdangereux》〔“不祥的财政家”〕著称，而他的一系列失败的财政活动也证明这个诨名是相称的。只要他为某个提案辩护，就足以使议院否决这个提案。后来临时政府当政，富尔德来不及等政府宣告成立，就投奔赖德律－洛兰自请效劳，愿任财政部长，并且……建议宣布国家破产。他的追求失败了，于是被遗弃的情人为报复起见写了一篇抨击文《Pasd’assignats！》[213]。最后，富尔德找到了路易·波拿巴，此人糊里糊涂地把法国国库委托给了富尔德先生。
富尔德积极参预了在1848年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中为使“侄子”［注：路易·波拿巴。——编者注］获胜而玩弄的种种手腕。富尔德是个非常活跃的朋友，他在财政方面准备了政变。1851年12月2日不仅是路易·波拿巴的胜利，也是富尔德的胜利。富尔德成了万能的人。富尔德当上了国务大臣。富尔德甚至有可能把个人的menusplaisirs〔小乐趣〕提升为国家事务。他除了在财政方面建立专政，对剧院也建立了专政。像hautefinance〔金融贵族〕界其他臭名远扬的人物一样，富尔德把对金钱的热恋和对幕中女角的热恋结合了起来。富尔德成了幕中的苏丹。富尔德和贝列拉同是帝国财政制度的发明家。他对十分之九的当前赤字负有直接的责任。最后，在1860年，伟大的富尔德辞卸了国务，以便在1861年以《anewman》（“一个新人物”）重新出现在帝国财政喜剧的舞台上。富尔德又以杜尔哥的角色登台了，富尔德扮演着波扎侯爵！Applaudite，amici！〔朋友们，鼓掌吧！〕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15日
载于1861年11月19日“新闻报”第31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09]本文标有“于巴黎”的字样，实则是马克思在伦敦写的。在有些取材于欧洲大陆某些国家的文章上，马克思有时则相应地注明写于巴黎、柏林或维也纳，同时用一个或早或晚的日期代替真实的写作日期。——第394页。
[210]马克思称维隆为《bourgeoisdeParis》（“巴黎小市民”），系指他的书“巴黎小市民回忆录”（《Mémoiresd’unbourgeoisdeParis》）而言，该书于1853—1855年在巴黎以六卷本出版。——第394页。
[211]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产生于法国。重农学派坚决拥护大资本主义农业，主张取消等级特权和保护关税政策。重农学派懂得取消封建秩序的必要性，但希望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来进行，以免损害统治阶级和专制制度。按照他们的哲学观点来说，重农学派接近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他们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见诸实现。——第395页。
[212]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集团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利益。王朝反对派的代表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保持奥尔良王朝执政和避免革命的方法。——第395页。
[213]阿·富尔德“打倒阿西涅币！”1848年巴黎版（A．Fould．《Pasd’assignats！》．Paris，1848）。——第39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不列颠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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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贸易
1861年11月2日于伦敦
英国贸易部关于截至1861年9月30日为止的9个月的报告指出，出口大为减少，进口日益增加。把近3年来的输出作一比较，得出一般的结果如下：
截至9月30日为止的9个月出口值
年份英镑
1859…………………………………98037311
1860…………………………………101724346
1861…………………………………93795332
可见，今年的出口与1860年同期相比，一共减少了7929014英镑，而且，这笔减少的数额的绝大部分（相当于5671730英镑）是由于对美贸易突然减少而引起的。这个原因引起的出口普遍下降反映在英国贸易的某些部门中，其数额可以从下表中看出：
截至9月30日为止的9个月内向美国的出口值
1859年1860年1861年
（单位：英镑）
啤酒和麦酒………………………780607684325642
煤和无烟煤………………………144556156665200244
棉布………………………………275378227764721130973
（续）
陶瓷器…………………………448661518778191606
装饰品和时新货品……………12040851083438542312
亚麻织品………………………14862761337778493654
小五金及刀类…………………865066776772446095
金属——铁、生铁……………20594716505279086
枕木、螺钉、金属条…………642822546493148587
各种钢轨………………………744505665619168657
铸件……………………………16489170569239
各种锻铁………………………357162378842125752
未加工的钢……………………372465457490216246
铜片和钉子……………………994224497110005
铅锭……………………………53451660151451
薄钢板…………………………935692833644274488
油料种子………………………122570729151680
盐………………………………638768481859809
丝绸料子、丝巾和丝带………19760510239388360
其他丝织品……………………1295579322722984
苏打……………………………439584399153142311
酒精饮料（英国的）…………531735642312430
各种毛料………………………586701535130250023
各种料子、法兰绒、被褥等…17322241612284652399
精梳毛织品……………………1052053840507377597
─────────────────────────────
共计……………………………14785784136987785671630
除了因对美贸易疲弱而引起的减少外，出口总值还降低了2257284英镑。这次下降大部分是在9月，当时高昂的棉价以及棉织品和棉纱价格的相应上涨，开始对英属北美［注：即加拿大。——译者注］、东印度和澳大利亚市场产生严重的影响。截至1861年9月为止总共9个月的期间，土耳其和德国，是继美国之后对英国商品需求量减少最多的国家。向法国的出口没有多大增长，只有一项农产品，即绵羊毛和羔羊毛的出口大大增加。1860年的前9个月，英国向法国输出羊毛4735150磅，价值354047英镑。今年同期出口的羊毛达8716083磅，价值642468英镑。在出口报告所援引的其他数字中，相当有趣的仅仅是与意大利有关的部分。英国向新王国的输出显著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什么英国对意大利自由表示同情。譬如，向撒丁、托斯卡纳、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出口的英国棉布，从1860年756892英镑增加到1861年的1204287英镑；棉纱的出口从1860年的348158英镑增加到1861年的538373英镑；铁制品的出口从1860年的120867英镑增加到1861年的160912英镑。
进口统计表只包括今年的前8个月。下列数字表明进口的一般数额。
进口的实际价值
年份英镑
1859……………………………………………88993762
1860……………………………………………106894278
1861……………………………………………114588107
进口增加主要是由于外国小麦的采购量大大增加——从1860年前8个月的6796131英镑增加到1861年同期的13431487英镑。至于原棉，在同一时期，它的输入量减少不多，而价格猛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前9个月输入的棉花数
年份重量价值
（单位：担）英镑
1859………………802308224039197
1860………………1061634728940676
1861………………961608730809279
目前，在英国不存在一般的政治性问题，一切的一切都被工业问题和美国危机吸引住。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提请诸位注意利物浦棉花市场的狂热状态［注：见本卷第331—334页。——编者注］。的确，近两个星期以来，这里显露出1845年铁路热的一切征兆。外科医生、牙科医生、医生、律师、厨师、工人、办事员和勋爵、演员和牧师、兵士和海员、新闻记者和女教师，男男女女，全都做棉花投机生意。一批一批的棉花买进、卖出、再转卖，其实只有一包、两包、三包或四包。更大数量的棉花仍搁在原来的堆栈里，虽然物主已经换了20次。10点钟买进棉花，到11点卖出，每磅就赚到半个辨士的利润。许多批的棉花就这样在12个小时中转手好几次。但是，本星期的价格稍有下跌，这只是因为，1先令是一个整数，合12辨士，大多数人决定，一当价格涨到每磅1先令时，就卖出自己的棉花，所以棉花的供应量突然大增，因而价格下降。但这种现象可能只是暂时的。
当英国人的理智习惯于每磅棉花能值15辨士这种想法时，投机的暂时障碍就会消除，投机狂就将加倍激烈起来。这种动向，从一方面来说，对美国是有利的，因为这同主张突破封锁的一派敌对。报刊上已经刊登了投机者的抗议书，抗议书不无根据地说，英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性质的行动，对于商人来说，就是完全不公道的举动，因为这些商人信赖英国政府会忠于它所公开承认的不干涉原则，并以此为根据来打自己的算盘，在国内投机，向国外发定货单，购买棉花；棉花的价格都是考虑到自然的、可能发生的和可以预见的事件的影响而确定的。
今天的“经济学家”刊登了一篇极为荒谬的文章。作者根据美国的居民和面积的统计资料，得出一个结论，说那里至少能容纳7个大帝国，因此联邦派应该放弃“完全统治的幻想”。“经济学家”从它自己的统计报道中本来是能够做出一个唯一合理的结论的，这就是：北方人，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也不能简单地放弃自己的要求，而不把“奴隶制还在其中苟延残喘，但已不能使自己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的幅员广大的州和领地牺牲给奴隶制度，——这个唯一合理的结论，作者竟然满有办法地极力加以回避。
除了自己商业上的困难外，使英国不安的还有法国财政的危急状况。法兰西银行想从路特希尔德和其他大公司得到通融票据来制止贵金属流入英国，这种手段，不出所料，只不过暂时减少了法国的困难。现在它挨次向柏林、汉堡和彼得堡的银行求助；但所有这些尝试都缓和不了现状，只不过证明处境没有希望罢了。法国政府在近两个星期中所采取的两个措施，可以说明它现在所遭到的困难。为了保持国库期票的流通，不得不把期票的利息提高到7+(1/2)，而维克多－艾曼努尔则接到命令，要他部分地延缓推销应该发行的意大利新公债，因为法国资本家要在意大利新公债中投入一笔巨款。当然，维克多－艾曼努尔向自己保护人的要求让了步。
土伊勒里宫现在有两个对立的派别，它们要用两种对立的临时医治财政痼疾的药剂。真正的波拿巴分子，培尔西尼和Crédit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正在酝酿一个方案，即把法兰西银行置于政府的直接和完全监督之下，使之变成国库的纯粹附属品，并利用这样得到的权力无限制地发行不能兑换黄金的国家纸币。以富尔德和旧制度的其他变节者为代表的另一派，提出发行新公债，其数额有不同说法：最保守的估计是1600万英镑，较大胆的估计是3000万英镑。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2日
载于1861年11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4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
1861年10月5日于伦敦
“英国人民靠阅读‘泰晤士报’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这是一位出名的英国作者［注：罗·娄。——编者注］就所谓英国的自治制度发表的意见。这一意见只有在涉及王国的对外政策时才是正确的。至于国内改革，就从来没有在“泰晤士报”的支持下实现过；相反，“泰晤士报”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们的。天主教徒的解放，议会改革法案，谷物法、印花税和纸张税的废除[163]，都可以作为例子。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并且能想出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就不是指导舆论，而是生硬地，勉强地，在试图挽回人民运动的狂澜久而无功之后，屈服于舆论。因此，这家报纸对舆论的真正影响只限于对外政策的范围。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广大公众，特别是资产阶级，都不像在英国那样，对本国的对外政策问题表现得那样无知。这种无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从1688年光荣革命[164]时期起，在指导英国对外政策方面总是由贵族一手垄断。另一方面，日益发展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阉割了资产者的一般智力，使他们的全部精力和智力局限在商业利益、工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狭小圈子里。结果，在对外或国际政策方面，贵族为资产阶级动手，而报界则为它用脑；并且很快地这两个方面——贵族和报刊——就理解到，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应当联合起来。只要翻开“科贝特氏政治纪事报”[165]，就可看到，从本世纪初起，伦敦各大报就一贯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高贵掌权人充当辩护律师。虽然如此，但还是经过了一些过渡时期，才形成了现时的局面。一手垄断对外政策的贵族，起初缩小成寡头集团，以一个名为内阁的秘密会议为代表，然后，内阁又被一个人挤掉，这就是帕麦斯顿勋爵，他在近30年来篡夺了管理不列颠帝国国家资源和决定其对外政策方针的绝对权力。
与这种篡夺行为同时，由于集中规律在报业起着比在纺织业中更快的作用，伦敦“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在其他国家面前成了所谓英国舆论的代表。如果说，在执掌国家对外政策方面，垄断权从贵族转给了寡头会议，又从寡头会议转给了一个人即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那末，在为国家考虑和判断其对外政策并代表舆论方面，垄断权则从整个报界转给了一家报纸即“泰晤士报”。帕麦斯顿勋爵掌管不列颠帝国的对外政策于密室，不仅广大公众或议会，甚至他自己的同僚都不知道他的真正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设法抓住这家篡夺了以英国人民名义广泛议论他的秘密勾当的权利的唯一报纸，那他就太笨了。至于在自己字典里从来没有“美德”一词的“泰晤士报”，则必须表现出超乎斯巴达刻苦精神的美德，才不致与实际独掌帝国国家资源的统治者结为一伙。因此，从法国coupd’état〔政变〕时起，由于英国的一个集团的政府已被几个集团的政府所代替，因而帕麦斯顿的篡夺已不再受到任何敌手的威胁，“泰晤士报”就完完全全变成了他的奴隶。帕麦斯顿设法把“泰晤士报”的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拉到内阁中来担任次要的职位，并且把另一些人接纳到自己的社交圈子里，予以安慰。从这个时候起，“泰晤士报”在不列颠帝国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就完全是为了制造符合于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的舆论。“泰晤士报”必须为帕麦斯顿勋爵想做的事准备舆论，并且强使舆论赞同他已经做的事。
这种奴隶劳动需要付出怎样的辛苦，在最近的议会会议期间暴露得最为清楚。这次会议对帕麦斯顿勋爵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某些无党派的下院议员，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起来反对他所篡夺的独裁权力，并且揭露他以往所做的坏事，想让国民了解到，这样的无限权力保持在他手中是多么危险。邓洛普先生开始了攻击，提出关于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帕麦斯顿于1839年向议院提供的阿富汗文件的议案，并且证明，帕麦斯顿确实伪造了文件[166]。“泰晤士报”在发表议会报告时，略去了邓洛普先生发言中所有在该报看来可能大大损害它的主子的地方。稍后，蒙台居勋爵提议公布有关1852年丹麦条约的全部文件，谴责帕麦斯顿，说他在为了某一个外国的利益而修改丹麦的王位继承制的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167]，并且谴责他提供明明是假的材料欺骗下院。但是，帕麦斯顿却找到机会同迪斯累里先生达成了一个协议，用法定人数不足而中断会议的办法搁置了蒙台居勋爵的议案，这样一来，果然就把问题蒙混过去了。尽管如此，蒙台居勋爵的发言，在会议因法定人数不足而中断之前，还是延续了一个半小时。“泰晤士报”已事先得到帕麦斯顿关于会议将中断的通知，因此，专门负责歪曲和假造议会报告的编辑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休息日，结果，蒙台居勋爵的发言未经歪曲就在报纸上出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出了差错，便写了一篇社论，告诉约翰牛：因法定人数不足而闭会是打断无聊的发言的妙法；蒙台居勋爵无聊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不是用最不客气的方式摆脱无聊的议会发言，国家事务是无法管理的。在最近的会议上，帕麦斯顿又被追究责任，这次是亨尼西先生提出关于向议会提供外交部在1831年波兰革命期间的往来信件的议案。“泰晤士报”又像对邓洛普先生的议案那样使用了干脆隐瞒不提的办法。该报关于亨尼西先生发言的报道是inusumdelphini[168]的现行版。如果注意到，要付出多么大的辛劳，才能在冗长的议会报告从下院送到编辑部的当天夜里读完这些报告，并且在当天夜里把它们歪曲、修改、伪造得丝毫无损于帕麦斯顿的政绩，那末，应该承认，不管“泰晤士报”能从它对高贵子爵的效劳中得到多少利益和好处，它的这个差使决不是很轻松愉快的。
因此，如果说，对于在英国下院中头一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泰晤士报”还能够用造谣和隐瞒的办法这样来迷惑舆论，那末，对于远在国外所发生的事件，例如美国的战争事件，它运用造谣和隐瞒的艺术就真正是神通无限了。在讨论美国问题时，该报竭尽全力使英国人和美国人互相反对。不过，它这样做既不是由于同情英国的棉纺织业巨头，也不是由于关心英国的任何现实利益或可能的利益。它直截了当地是执行自己主子的命令。因此，伦敦“泰晤士报”在最近一星期改变调子，就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帕麦斯顿勋爵想放弃他迄今对合众国所采取的极端敌对的立场。几个月来“泰晤士报”一直吹捧脱离派的进攻力量，大谈合众国无力对付脱离派，而今天却在一篇社论里表示完全相信北部的军事优势。对于这次改变腔调是由主人指使这一点，下述情况作了充分有力的证明，这就是：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人知道是与帕麦斯顿有关系的报刊，都同样地转变了方向。这些报刊之一的“经济学家”，相当明显地向舆论的投机者暗示：已经到了“详细检查”自己的所谓“对合众国的感情”的时候。现在让我引用“经济学家”上有关的一段话，我认为必须引它来证明帕麦斯顿的报人接到了新指示。这段话如下：
“我们老实承认：北方人一方有理由鸣不平，我们一方也必须更克制一些——可能要比过去通常所表现的态度更克制一些。我们的起领导作用的报纸太爱引证一些向来名声不好、影响微弱的报纸，并且认为它们代表合众国的观点和立场；现在大家差不多已经肯定地知道：它们骨子里都持着脱离派的观点，用别人的旗号掩饰自己；它们假装拥护北部的极端观点，同时却为南部说话，大概还拿南部的钱。例如‘纽约先驱报’，在英国未必有人会真心认为它表达共和国北部的性格或观点。让我们重复一下：我们必须非常克制，否则，我们对联邦派的正确的批判态度就可能无形中变成对脱离派的承认和保护。一般人通常都很容易有所偏袒。不过，我们无论怎样激烈地批评北部的言行，决不应当忘记：南部脱离时所持的出发点，它开始脱离时所采取的行动，都是我们这方面深深厌恶的。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联邦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是难堪的愚昧的狂妄行为。当然，我们同情南部实行低额关税和自由贸易的意图。当然，我们希望，出产那么多原料、需要那么多工业品的一些州的繁荣局面，不被中途打断或完全毁灭。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实行脱离的真正目的和主要动机不是维护在自己的领土上的蓄奴权利（北方人在这方面的让步并不小于南方人的要求），而是把奴隶制推广到迄今根本没有这种该死的东西、但种植场主幻想在将来开拓的广阔而无限制的土地上去。这一目的，我们一向都认为是不明智的、不正当的和令人厌恶的。对于奴隶制在南部各州所建立的社会秩序，英国人是越看越厌恶，越看越骂得厉害的。所以我们必须告诉南方人，在扩大开发种植场主的州以及他们所觊觎的新领地的荒地方面，无论我国可能得到多少金钱上或商业上的好处，都永远不能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丝毫改变，不能阻碍我们表达我们的观点，不能使我们将来不去采取必要的或适当的行动。据推测，他们（脱离派）还醉心于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用美洲完全停止供应的方法使法国和英国遭受损失和困难，这样把国家弄到枯竭的地步，然后，迫使这两国的政府为他们讲话和强迫合众国停止封锁……绝对没有任何希望使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有一会儿感到自己有权作出这种露骨的和不能容许的敌对合众国的行动……我们对南部的依赖小于南部对我们的依赖，这一点南方人很快就会懂得的。因此，我们希望他们懂得：只要还存在着奴隶制度，我们之间就会隔着相当高的道德壁障；无论是默然的鼓励，或者是大胆的公开干涉，都是我们根本不能想像的。郎卡郡并不是英国，同时，为了照顾我们工业区居民的荣誉和勇敢，应该说，即使两者的情绪可以等同，归根到底棉花也成不了国王。”
我想加以证明的，仅仅是帕麦斯顿以及按照他的命令行事的伦敦报刊正在放弃对合众国的敌对立场这一点。至于发生这种法国人所说的revirement〔大转弯〕的原因，我想在我以后的通讯中再来说明。最后再补充一点。福斯特先生，布莱得弗德的议员，于上星期二在布莱得弗德机械学院礼堂作了题为“美国内战”的讲演，深入分析了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和性质，并且成功地驳斥了帕麦斯顿的报刊的谰言。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0月5日
载于1861年10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1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63]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1829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4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
议会改革法案于1831年由英国下院通过并于1832年6月经上院最后批准。改革的目的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这次改革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开辟了道路。争取改革斗争中的主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得到选举权。
谷物法的废除，见注14。
印花税是1712年英国实施的一种对报纸的征税，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以及与反对派报刊作斗争。印花税使报纸成本猛涨，限制了报纸的传播，使得广大群众读不起报。1836年议会被迫降低印花税，1855年废除了它。
纸张税是1694年英国实施的税收，主要目的是阻止英国报刊减价，亦即阻止它民主化。该项税收每年给国家带来收入约140万英镑，它全部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英国反对纸张税的广泛运动持续几年之久，结果到1861年该项税收被废除。——第335页。
[164]“光荣革命”一词是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著作对1688年政变的叫法。这次政变之后，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第335页。
[165]指“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WeeklyPoliticalRegister》），它是从1802年至1835年在伦敦的出版激进派周报。——第336页。
[166]1839年英国议会发表了一本蓝皮书，内载关于英国—波斯和英国—阿富汗的关系的外交文件，其中包括英国在喀布尔的代表亚·白恩士的有关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9）的信件。这些信件是被外交部别有用心地挑选和伪造过的，目的是掩盖英国在发动战争方面所起的挑拨作用。白恩士在死前不久把它的信件的副本寄往伦敦，一部分未收入蓝皮书的信件被他的家属发表。这样，英国政府的伪造行为就被揭穿了。——第337页。
[167]丹麦条约即1852年5月8日由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的代表会同丹麦的代表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该条约是以1850年8月2日伦敦会议的上述参加国（普鲁士除外）所通过的确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的议定书为基础的。伦敦议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者之一；这些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权利让给被宣布作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的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后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断的情况下觊觎丹麦王位造成了先例。沙皇俄国签署伦敦议定书是想阻止普鲁士把什列斯维希以及霍尔施坦从丹麦分割出去和占领基尔湾。因此，在围绕着丹麦王国完整问题的斗争后面，隐藏着欧洲各国在波罗的海上争夺霸权的斗争。——第337页。
[168]Inusumdelphini——直译是：“供皇太子用”，转义是：经过删削、篡改。1668年，为法国王位继承者（皇太子）出版了一批经过大事篡改的古代经典作家的作品。此后，这一用语便流传起来。——第33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牛顿检阅的军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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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牛顿检阅的军事评论
去年在牛顿举行的检阅很成功。由于有种种困难妨碍这次检阅，成功就尤其突出了。这是把郎卡郡的志愿兵合成一个整体的第一次尝试；铁路运输全不是它应有的样子；地面坏极了；天气恶劣。尽管如此，检阅还是进行得非常好；我们的志愿兵回家时都湿透了，又饿又渴，但是他们自豪地意识到，他们完成检阅任务时的镇静、稳定和军容已博得了所有的人的钦佩。
今年的检阅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呢？恐怕不可以。铁路运输很出色，地面好极了；天气晴朗；志愿兵已经经过了第二年的训练；但是我们仍然确信，他们大多数回家时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和成绩是会有不如去年之感的。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部队来到检阅的地方时，标明各旅地点的小旗子已经插好，而且各营的位标一般说来也都立刻安好了。但是有许多营，特别是那些最先到的营，在进入他们的指定地点以前，却长时间地前后移动，停了又动，动了又停。结果，那些在检阅前半小时或一小时到的部队，架枪和给兵士们哪怕是几分钟吃点东西的时间都没有了。这当然不是营长的过错。
在敬礼仪式以后开始了变换队形。但这里未必是什么变换队形。第一旅展开了，进行了几次射击——从中央到翼侧以连为单位的一次点射，以营为单位的一次齐射，三次横队射击。这时第二旅展开了，在射击结束后接替了第一线。这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将两线都变为四列横队，然后第二线的四列横队由第一线的四列横队的间隔中间穿过。在条令上，这种变换队形是只用于检阅的目的，从来不在战斗环境中采用的（第113页）。然后第二旅也同样进行了射击，这时第三旅展开组成第二线，而第一旅则以纵队队形退到后方。我们看出，第一旅完成这些动作很慢，在第二旅射击快结束时才退到一边。后来第三旅走了过来，后面是第四旅，两旅依次进行了射击，然后所有部队排成密集纵队，进行了分列式。
由此可见，受检阅的志愿兵显然不是通过变换队形，而是仅仅通过射击和进行分列式这两个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本领。我们反对把空弹射击作一个标准，据此评判像集合在牛顿的志愿兵这样的部队。有些部队曾经打过大量空弹，因而早就在整齐划一的齐射方面获得了不小的成绩。也有一些部队在连教练、营教练以及打靶教练方面取得了同样好的成绩，甚至更大的成绩，但是以前未必进行过空弹射击。而且那里还有大量为检阅才编成营的零星地方部队，这些部队从来没有可能以营的编成进行齐射，原因很简单，即在此以前它们甚至无法进行营教练。齐射是只凭声音不凭效果来判断的，所以它是兵士们所有任务中最容易的任务；在其他方面有把握的营，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学会齐射。如果受检阅的营绝大多数确实齐射很差，我们倒应该说，我们对这种情况很满意，因为这表明，这些营并没有把时间白白浪费在一个星期以内随时都能学会的很像做游戏或装门面的技巧上。
检阅计划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它给所有参加检阅的步兵提供了一个随便做些什么的机会。除此以外内容的确十分贫乏。散兵战是没有的，变换队形也几乎没有，所定的评价标准不仅不足为凭，而且对大多数参加检阅的部队一点也不公平。至于演习的最后一项，即勇猛的骑兵冲锋，那就最好不谈。大家都把它当做一个大笑料。
在进行分列式时，我们又看出了志愿兵的老毛病——完全忽视距离。只有一个部队通过时保持了比较正规的距离，而且这还不是那个齐射也同样出色的部队。我们认为，保持正规的距离，这在现行志愿兵训练制度中比整齐的齐射更困难更重要。总的说来，分列式的进行表明，同去年相比，改进并不像我们有理由预期的那样，但我们必须说，人数较少的地方部队在这方面的成绩最大。他们应该大受赞扬，因为这些不大的部队要克服极大的困难，它们大多数都没有副官的帮助，除了教练军士以外没有更高的军官来训练它们。
很遗憾，在郎卡郡的志愿兵中，红色短上衣甚至熊皮帽的数量增加了；这大概是很想摆一摆排场，这对运动不会有任何好处。但这个题目会使我们离开牛顿太远，因此我们将另找机会来谈。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8月初
载于1861年8月10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49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瓦德西论法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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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瓦德西论法国军队
不久前在柏林出版了“法国军队在练兵场和战场”[139]一书，它引起了很大轰动，短期内出了好几版。虽然作者只自称“一个老军官”，但是该书出自前普鲁士陆军大臣瓦德西伯爵将军的手笔，毕竟不是什么秘密了。他是一个在普鲁士军队里占有很高地位的人，使他在那里特别突出的是，他从根本上摧毁了旧的、学究式的训练兵士散兵战、侦察、警戒、以及执行一般轻步兵勤务的制度。他的新方法（我们可能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再来谈它），现在已在这个军队里实行。这个方法的出色之处在于完全摆脱了一切形式方面的学究气，专门激发兵士的智力来执行只有通过许多人的聪明的谐调的协同动作才能很好完成的勤务。十分自然，一个这样重视每个单独兵士的智育的军官，总是非常注意法国军队的，因为法国军队是一支在军事方面以自己兵士的个人智力而最出名的军队；因此，如果我们看到，他把这支军队作为自己研究的特殊对象，在这支军队的队伍中他有许多朋友和熟人，从他们那里他能够得到宝贵的情报资料，这是用不着奇怪的。法军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对欧洲的一支最优秀最勇敢的军队赢得了胜利之后，全欧洲都在研究是什么情况使法军总是取得这样不寻常的胜利。瓦德西将军在上面提到的书里所叙述的，据他看来，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下面是一段从他关于法国军队的一般特点的概述中摘录的文字：
“法军有法兰西性格的一切优点，但也有其一切缺点和短处。它受到真正尚武精神的鼓舞，充满了战斗热情，渴望行动和荣誉，勇敢而大胆，它一向证明着这一点，不久前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和意大利各战场也作出了证明。无论是军官或兵士，特别是精锐部队的军官和兵士，到处都表现出惊人的大胆行动，所以法国兵士在这些战局中的行动一般都值得给予最大的注意。
法国兵士身体和头脑都非常灵活，这虽然往往变成好吵好动，但是无论是打仗还是干任何重活，他们都是不知疲倦和顽强的。
每个个别兵士非常自负，充满雄心，爱好虚荣，他所希望的只有一点——向敌人进攻。他不知道任何困难；他的行动准则是一句古老的法国谚语：‘可能的，等于做成的；不可能的，总是做得成的。’他不多加思索地——的确，往往是不小心地——前进，确信没有任何他不能克服的困难。这样，他总是以他的民族所固有的那种猛劲和热劲力图进行攻击，他的主要力量就在于此。此外，法国兵士聪明、灵巧，特别适合于单人战斗，并且习惯于独立行动。他在困难情况下有办法，灵活；他有特殊的技能，能够给自己安排一个舒服的露营场所，在火线上修复桥梁等物，立刻使房屋和村庄适合进行防御战，然后以最大的顽强性保卫它们。
战争是军队的最如意的环境。法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为战争对于军队来说是正常状态，所以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以真正作战时期的严格性对待军队。团尽可能经常集合在兵营里，此外，还要它们经常改换宿营地，不让在它们中间产生和平时期的习惯。同样，兵士的训练也专门使之适应于战争目的，不做任何为了阅兵目的和事情。从来不根据分列式的表现来评判任何一个部队；所以外国军官们颇为惊奇地看到，当法国营走分列式时，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是步伐随便，横队摇摆，兵士们步子杂乱。扛着枪懒懒散散地行进。
但是这种图景除它的光明面外，也有它的阴暗面。所有这些促使法国兵士猛烈进攻的好的军事素质，只有在你们允许他进攻的时候，才产生自己的辉煌效果。作为他的一切进攻能力的源泉的个人感，也有很大的缺点。一个兵士如果主要是考虑自己，那就只有在全体顺利进攻时才跟全体一道前进；但是如果全体在压力之下或者突然地被迫退却，那末它的团结即每个个人同自己伙伴的联系，就会很快破坏，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部队战术训练马虎（下面将谈到），就使一切坚定性成为不可能，并且导致混乱和彻底瓦解。
此外，法国人生来爱忌妒，并且容易在紧急关头以他们民族所固有的那种轻率性猜疑别人。法国兵士非常热情地乐意跟在自己的军官后面进入战斗，但是只有在这些军官走在他的前面，名副其实地带着他们的时候。兵士所希望的就是这个，所以当他们在火线上前进时，他们便高喊：‘肩章带穗的，往前走！’来表达这种希望。这就使校官和将军通常必须走在自己的军队前面进入攻击——当然，这是一个将军的最合适的位置，——法军的军官队伍损失特别大的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当退却不可避免的时候，对军官的信任就很快消失了，甚至公然不服从。由于这些原因，法国军队在重压之下的被迫退却，对它说来，过去总是而且将来也总是带有毁灭性的。”
瓦德西将军本来还可以补充许多东西来描述法国兵士怎样容易在不利情况下丧失对自己军官的信任。兵士对自己的直接长官是否信任（甚至在不止一次的失败以后），是有无纪律的最好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军并不比毫无纪律的新兵强多少。对他们来说，无疑的事实是，他们从来是不可能被打败的，除非是由于“背叛”；所以每当他们吃了败仗，被迫退却不过几百码，或者出乎意料地遭到敌人的突然推进的时候，他们总是高喊：“我们被出卖了！”这与他们的民族性格是如此不可分，以致拿破仑在自己的回忆录（事变以后很久写于圣海伦岛上）[140]中，也不公正地指责他的很大一部分将军有某种背叛行为，而法国的史学家——军事史学家和其他史学家——也更加夸大这种指责，甚至变成了最惊人的捏造。民族怎样看待将军，兵士也就怎样看待自己的团和连的军官。几个有力的打击，纪律就全完了；正因为如此，与所有其他军队比起来，法军所作的退却是最带有毁灭性的。
关于兵士和军官的补充制度，瓦德西作了如下的叙述：
“法国兵士是用抽签办法从全国青年中间招募的；但是每人有权缴纳政府规定的一笔钱找人代役。这笔钱收进政府支配的基金里，代役者从基金中领取一小笔款子作为应募奖金，而其余的钱则在服役期满时领取，利息在整个服役期间向他交付。但是他应得的那笔钱可能因犯了罪或行为不端而被部分或全部没收。这样，政府就把挑选代役者的事情完全抓在自己手里，并且通常尽量只录用那些服完一期7年兵役、表现可靠、品行良好的人当兵。所以军队总是能够有很多老兵，大多数军士就是从他们中间选拔出来的。服役期限是7年，但是，在这个期限中，大部分兵士实际上只在军队服役四五年，其余时间都在休假中度过。
军士选拔是非常仔细的，他们都受到长官密切的考察，大部分人不但本身品行好，熟悉业务的一切细节，而且机警，有独立精神，有优美的军人姿态，有一定的尊严，特别是在对待兵士方面，他们熟悉应当怎样利用条令给予他们的权力来对待兵士。既然每个军士都能够被提升为军官，他们就竭力与兵士保持一个距离，另方面也尽一切努力表现自己，给自己的部下做出好的榜样。
目前大多数军士都是代役者。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在自己第一次服役期间成了下士和中士，这多半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而由于应考者太多进不了军事学校的青年，他们为了取得军官军衔自愿参军。这些青年很快晋升为军士，在他们能够成为少尉之前，要通过军士的实际业务考试，服役2—4年以后就常常取得军官军衔。
大多数由列兵提升的军官，取得军官军衔要在服役9—12年、甚至常常在15—20年以后。从随便选出的170名这样的军官来看，16名是在服役2—4年以后取得军官军衔的，62名是在服役5—8年以后，62名是在9—12年以后，30名是在13—20年以后。前16名属于受过教育的青年一类；服役5—8年以后取得军官军衔的62名，是作为战功卓越者提升的。由此看来，平时由列兵提升军官甚至在法国也是很慢的。
军官补充，一部分来自列兵（如上所述），一部分来自军事学校（主要在平时），在军事学校，青年必须学满两年，然后经过严格考试，马上就取得军官军衔。这两类军官彼此间有很大距离；军事学校的学员和兵士出身而受过教育的人，是用轻视的眼光看那些因服役多年而取得带穗肩章的上了年纪的少尉和中尉的；甚至在一个营里，军官们也远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核心，像在差不多任何别的军队里那样。不过，那些从文化程度较低的列兵中提升的人（在克里木和意大利严重损失以后，他们现在构成中尉和少尉的大部分），在自己的岗位上仍然是非常有用的。虽然他们常常显然很无知，有时很粗鲁，而且举止或风度未必比军士强，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一般是灵活的，非常称职的，他们耿直，严格，准确；他们很好地知道怎样对待兵士，怎样关心兵士，怎样在执行警备勤务时和在火线上用自己的榜样来鼓舞兵士。此外，他们现在多半都是有野营生活、行军和战斗的丰富经验的。
总的说来，法国军官是机灵的，勇敢的；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知道——特别是在火线上——怎样独立自主地行动，怎样用自己个人的勇敢的榜样去鼓舞兵士。如果加上大多数军官都有丰富的行军经验和战斗经验，那末我们应该说，他们具有使自己在本行中处于很高地位的素质。
升级不是根据军龄就是根据长官的选拔。在平时，按军龄提升和按选拔提升的比例是二比一；战时与此相反。但是选拔一般仅限于有文化的军官，而从列兵提升的多数军官只是按军龄升级，所以当他们升到上尉军衔时，年纪就相当大了。这个军衔差不多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级，如果能够带着上尉军衔退休的话，那他们通常是完全满意的。
所以你们在法国军队里可以看到很多30—40岁的中尉和少尉和很多年近50的上尉。而在校官和将军中间却有很多比较年轻的人。无疑，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非洲、克里木和意大利的接连不断的战争，大大加快了职务的提升，把更多的青年提升到了高级指挥职位上。
为了说明从上述两类军官提升到更高军衔的比例，不妨介绍一下下面一个在意大利的死伤军官或占居高级指挥职位的军官的统计资料：从军事学校提升的——将军34名，指挥团的上校25名，其他的校官28名，上尉24名，中尉和少尉33名；从列兵提升的——将军3名，指挥团的上校一名没有，校官8名，上尉66名，中尉和少尉95名。
将军们多半是从校官的基本队伍中提升的，而从司令部和教导部队或精锐部队的校官中晋升的将军则较少。所以他们大都缺少更高级的军事教育；其中只有少数人有lesvueslarges〔远大眼光〕。他们在战略上很差，很不善于指挥大兵团，因此很需要上级的命令或内行的帮助，以致在战场上就像在练兵场上一样，常常给他们订好进入战斗必须完成的运动计划。但是他们头脑健全，善于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们知道自己职务的实际方面，他们热情，有雄心，忠于职务。他们的独立作战习惯使他们在火线上得到必要的毅力。他们不怕任何困难；他们能够在紧急关头立即行动，不等待命令，也不去要求下命令；他们不怕负责，而且像所有的法国人那样勇敢，他们总是亲自率领着自己的部队。
他们大部分都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和意大利作过战，所以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作过战的将军当中，有28名老‘非洲人’，其中18名也在克里木作过战。只有一名将军（帕尔土诺）是在意大利完成他的初次出征。
由于这些接连不断的战役，法国军队比任何别的军队有了更年轻的将军。为了平时也保持这种状况，中将65岁、少将60岁退休，领半薪。
简言之，应该认为，法国将军比较年轻，活泼，有学识，有热情，有战争经验，有适应战争的本领，虽然直到现在，才能非凡和深谙重大兵团指挥艺术的人还不多，而且无论克里木战争或意大利战争都还没有提供出一个杰出的军事天才。”
谈到法军的队列教练实践的时候，我们的作者说道：
“一个看上去又粗野又笨拙的新兵，当他来到自己的团的时候，往往不到两个星期，有时甚至没有领到他的全部军服，就很尊严地带着一副老兵的威风样子站岗，并且由于他受到缜密的各个教练而很快具有应有的姿态。虽然连、营队列教练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是对于每个单个兵士却是很用心地训练他们学习体操和刺杀、轻剑击剑术和长跑……在练兵场上步兵通常表现得不稳定，漫不经心，所以总有些慢吞吞；但是在行军中却异常敏捷，而且习惯于这种大部分是用跑步进行的长途行军；这种步子在战斗中是常常采取，而且卓有成效的。在法国，人们正是根据这种条件来评价部队的训练质量的；评定一个部队从来不根据它的队列训练得怎样，尤其不是只根据分列式进行得如何。法军实际上也不能够以应有的队形进行分列式，因为他们缺少任何一个好部队归根到底所必需的那种细致的队列教练。”
我们的作者在谈到队列教练的时候，叙述了拿破仑第一的一个趣闻：
“拿破仑清楚地知道这种马马虎虎的队列教练制度的缺点，并且想竭尽全力予以纠正。在他的严格指导下，教练的精确性曾经保持在法国人所能达到的程度，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队列教官。1809年在雪恩布龙，有一回他想亲自训练自己的近卫营，使它像法国人所说的，fairelathéorie〔学点理论〕。他抽出了剑，下了口令；但是做了几个队形变换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兵士完全弄乱了，于是他把剑入鞘，大叫道：‘你们的……理论见鬼啦！快把这个乱队伍重新整好！’（《Quelediableemportevotre…théorie！Redressezcettecochonnerie！》）”
关于“土尔科兵”即阿尔及利亚土著部队，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段出色的叙述：
“根据从法国军官那里得到的资料，土尔科兵最不喜欢同奥地利猎兵接触。土尔科兵每逢遇到他们时，不但拒绝前进，而且往地上躺，正像沙漠里的骆驼一样，威吓也好，殴打也好，都不能迫使他们站起来进行攻击。”
作者关于步兵团的队列教练说道：
“新兵训练进行得非常学究气，同时又非常肤浅；对单个兵士的姿态注意得不够，所以条令执行得相当马虎（在连和营教练中）。很少注意让兵士们好好地立正，好好地看齐，横队紧紧地密集，甚至不注意让兵士们走整齐。看来，兵士们在场并且这样或那样一同走来，就被认为够了。一支习惯于这种马马虎虎的训练制度的军队，在它继续进行进攻行动的时候，当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这种训练制度所产生的缺点。但是这种制度势必对纪律和战斗队形发生不良影响；每当在敌人火力之下退却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所以试图用应有的队形退却，对法军说来，常常是危险的，所以一支坚强而有很好训练的军队迫使他们接受的退却，对他们说来总是带有毁灭性的。”
瓦德西将军在分析队列教练问题以后，扼要地谈了一下毕若元帅的作战原则（我们已经将这些原则的很大一部分译出，发表在前几期的“志愿兵杂志”上，标题是“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注：见本卷第262—270页。——编者注］）。他完全同意这些原则，同时试图证明（也有一些成功之处），其中大部分是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规程中早已有之的旧的实用规则。我们不来谈这一点，也不谈占有相当多篇幅的他从战略观点对1859年意大利战局的评论（评论揭露出居莱将军不下18个明显的大错误），以便考察法军在这个战局中的作战方法。
这个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则是：
1、一有可能就采取攻势行动。
2、不看重长时间的射击并且尽快以跑步转入刺刀冲锋。
这些原则一经知悉，那末结论多半是：法军随时随地都完全不顾一切战术样式而直冲奥军，并且总是不用特别费力而很快就把他们击退或者赶走。
但是战局的经过证明，事情远非如此。相反，它表明：
1、法军在大多数场合（不是永远如此）确实曾经快速跑步攻击自己的敌人，然而他们第一次突击就打败敌人的事情却未必有过。通常他们在这方面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多半是在几次反复攻击后被击败，受到损失，所以在战斗期间，他们差不多常常退却，就像他们常常进攻一样。
2、他们往往攻击而不开火，但一旦他们的攻击被击退，他们就不得不继续进行一个时间的火力战斗，虽然在这个火力战斗中也曾反复进行过刺刀冲击。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附近，这样的火力战斗曾持续了几个钟头。
然后，作者根据从法国军官和奥地利军官那里得到的资料，对法军在意大利战局中采用的战术布势作了评论，我们将从评论中摘录几段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的作者在描述了法国军队的一般特点和战斗原则之后，评论了1859年意大利战局时期法军采用的战术布势。
“法国的基干师是由2个旅组成的，第一旅包括1个猎兵营和2个基干团（每团有3个营），而第二旅只有2个基干团（或者6个营）。每营有6个连。
战斗队形是第一旅组成第一线，同时各营排成半个距离的纵队，纵队之间留有充分的展开间隔，并且由散兵线掩护。第二旅站在第二线，距第一线250码，各营也排成半个距离的纵队，但是纵队间只有半个展开间隔；它们通常位于第一线的一个翼侧的后边。
法国人把意大利战争中通常采用的那种纵队队形叫作营纵队——成纵队的2个连叫作营。6个连是这样排成队的：2个在前边，2个保持半个距离的连在它们后边，第二对连后边又有2个保持半个距离的连。这个纵队可以排在2个中心连后边，也可以排在一个翼侧的2个边上连后边。全部由精干兵士组成的近卫军的纵队，总是列于2个中心连后边，因此（像英国排在2个中心分队后边的复纵队一样），纵队的排队时间和展开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基干部队的纵队通常是排在2个右翼连后边。这种队形的意义在于，在这种部署情况下，‘掷弹兵’连（第一连）配置在纵队前边，而轻装或‘轻骑步兵’连（第六连）列于后边。这样一来，由精干兵士组成的这2个连可以说组成了一个框架，框架里面放了4个不那么可靠的‘中心连’；此外，如果位于后连的2个连受命展开成散兵线，那末其中的1个就是轻装连，而在第一线的那个掷弹兵连则不动，直到全营必须展开为止。
对于一支主要不是用横队而是用散兵和纵队联合作战的军队说来，这种队形是有很多长处的。三分之一的兵士（2个前方连）随时能够动用自己的火器，同时纵队又能够简易迅速地展开。纵队的各组成部分间的大距离（连距离的一半，或约40码），有助于大大减轻炮兵对于比较密集的纵队的破坏作用；如果注意到通常都是2个连散开成散兵线，从而整个纵队由第一线的2个连和位于它们后边40码地方的2个连组成，那末很明显，这种队形是最最接近横队队形的；在后边的2个连是作为2个前方连的预备队或第二线，而不是作为实际的支援队即不是像欧洲大陆军队的进攻纵队通常所部署的那样，在第一线后边的部队应当给第一线提供实际支援。此外，虽然在意大利战争中时常展开成横队，但是像在伦巴第这样的地形上采用横队作战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些小块田野上，绿篱、壕沟和石墙纵横交错，庄稼和缠着葡萄蔓的桑树密布丛生，穿过高墙之间的道路窄仄得连两辆马车都难以错开，——在这种地形的条件下，部队刚一推进，去直接与敌人接触，任何一种正规的队形就常常失效。唯一必需的是，在正面拥有大量散兵并且用密集的兵群向最重要的据点快速推进。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不可能有比法国人选择的那种队形更好的了。当三分之一的营在散兵线上的时候——没有任何支援部队，因为纵队在100码之后是一个足够的支援队，——全营很快地向前推进，并且，当散兵距敌人相当近了的时候，他们就腾出营正面的地方并列于它的两翼；第一线齐射并进入冲锋；第二线距第一线40码，作为预备队跟随前进并根据地形情况尽量保持队形。我们应该承认，这个方法看来最适合这种地形的一切进攻任务，并且能尽量把兵士控制在一起受军官监督。
凡是在地形相当开阔，允许正常运动的地方，进攻都是按照下面办法进行的。在纵队接到进攻命令以前，散兵与敌人进行战斗；支援部队——如果有的话——排列在散兵线的两翼，并且在两翼的横队中展开，以便包围进攻的敌人和向他们进行交叉射击；当纵队走到散兵线的时候，后者填满营与营之间的间隙，与纵队的先头成一横队向前推进；离敌人20码，纵队的先头进行齐射并进入冲锋。如果地形非常起伏，那末营甚至有3个或4个连展开成散兵线；也有消息说（土尔科兵在马振塔附近），整营整营地展开成散兵线。
对付奥军的刺刀冲击时，有时采用了类似英国巷战条令（第六十二条，营教练）所规定的那种方法。纵队的先头连进行齐射，向两翼方面转弯并成二路纵队退到后方再重新整队；跟随它们的连也作同样动作，最后，在最后的连齐射并肃清正面地域以后，全营攻击敌人。
在决定性时刻，命令兵士把自己的背包放在地上，仅仅带上少许面包和背包里面的全部弹药，他们把弹药塞在可以塞的地方。由此就谣传说‘朱阿夫兵通常把自己的子弹带在大裤子口袋里面’。
在马振塔附近，朱阿夫兵和近卫第一掷弹团曾经展开一个时候并进行了单发射击和横队射击。在索尔费里诺附近，近卫轻骑步兵师（12个营）在战斗开始以前也展开成一横队，但是当各营真正投入战斗的时候，它们好像是组成了一个普通的纵队。既然在这两次事件中，展开是在路易－拿破仑直接亲临指挥之下进行的，那大概就用不着怎样怀疑，他下这样的命令是由于回想起了英国的横队演习；但是在两次事件中，大概当决战时机一到，法国军官对本民族的作战方法的爱好和地形的特点就占了上风。
攻击村庄是由几个纵队开始的。密集的散兵线在它们前面推进；指定从正面攻击阵地的比较弱的纵队列于最后边，而比较强的纵队则从翼侧迂回村庄。攻下了村庄的部队立刻占领它并加以巩固，而由预备队追击敌人。在保卫村庄时，法军主要指靠的是在村庄后面或在它翼侧的预备队，而不是在这些房屋里的强大警备部队。”
上面是关于1859年法国军队在意大利的战术布势一章的摘录，我们用它来结束对瓦德西伯爵著作的考察。虽然英国的地形远不像伦巴第那样起伏，但是，由于这里有无数的篱栅、壕沟、树林和森林地段，再加上地形的起伏和深深横断英国的森林沟壑，所以它是一个比法国北部、比利时和德国的一望无边的平原要起伏得多的战场。如果法国军队有一天企图在英国土地上登陆，那末没有多大疑问，它的步兵队形会很像在意大利采用的那种队形；所以我们认为这种队形对于英国志愿兵不是没有意义的。
瓦德西著作的按语是弗·恩格斯于1861年6月写的
载于1861年6月22日、7月6日和20日、11月8日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42、44、46和第62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注释：
[139]《DiefranzösischeArmeeaufdemExercirplatzeundimFelde》．Berlin．1861．——第307页。
[140]指“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同作俘虏的将军们编于圣海伦岛，根据完全由拿破仑亲手校订的原稿刊印”1823年巴黎版（《Mémoirespourserviràl’histoiredeFrance，sousNapoléon，écritsàSaninte-Hélène，parlesgénérauxquiontpartagésacaptivité，etpubliéssurlesmanuscritsentièrementcorrigésdelamaindeNapoléon》．Paris，1823）。——第30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阿尔德肖特和志愿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阿尔德肖特和志愿兵
［注：见本卷注377。——译者注］
剑桥公爵在伦敦步枪旅宴会上的一篇演说中说，他很希望能在阿尔德肖特看到志愿兵。在他看来，唯一的困难是如何把他们吸引到那里。现在我们试提几点关于如何克服这种困难的建议。
无疑，根本谈不上把整队的志愿兵部队派到阿尔德肖特或任何别的兵营的问题。组成志愿兵的人员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没有一个连（营更谈不到）的大多数人员能为此目的同时腾出即使是两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既然不能把整队的志愿兵吸引到阿尔德肖特，是否能够单个地派他们到那里去，而且仍然能学到许多东西呢？我们认为，如果给志愿兵提供一切有利条件来利用这种机会，这是能够做到的。
我们相信，志愿兵的绝大部分人，经常都能够在一年内从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腾出两个星期。他们许多人定期有这样的休假，甚至更长的休假。他们中间一定有很多人不会拒绝，相反，甚至会乐意至少有一次在阿尔德肖特花掉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只要那里要他们。因此，从5月到9月底，阿尔德肖特可以毫无困难地保持住人数每次至少相当于一个完整营的志愿兵轮换人员。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轮换人员吸引到兵营的话，怎样才能使这一点得到利用呢？
我们建议拨出一批约600名志愿兵用的板房或帐篷，并任命一名基干部队的上尉或者更好是一名少校为这个志愿兵兵营的营长，再给一名副官和一名班长协助他。譬如说，一有足够人数的志愿兵报名，兵营在5月间就应当开始；如果兵营人满，那末下一批申请者只有在有了他们的地方，而且所有这些志愿兵都编成了营的情况下才能入营。为了使他们服装一律，他们应当在衣服外面罩上一件规定样式和颜色的外衣。军官人数一定是过多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让这些军官临时充当军士甚至列兵。我们绝不认为这是个缺点，相反，我们将认为这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志愿兵军官都不是认真地亲自受过队列教练的，因此暂时回到队列只会给他带来好处；他应当想起，每个基干部队军官年年都要扛一个时期的步枪。营里临时军官的职务的分配是不难安排的，可以先从参加的上尉中资格较老的开始，其余的以后轮流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妨委托给营长一些自决的权力来指派这些职务，以便保证在参加的军官中间开展活跃的竞赛。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细节问题，只要非常认真地加以考虑，它们的解决是不会遇到大困难的。
这样拥有轮换人员的营，任何时候也不能达到很高的战斗训练水平，而且营长和他的助手的任务也是不轻的。但是无论如何会达到一个目的，即：一般在志愿兵中，特别是在军官和军士中，会形成一个由哪怕是当了两个星期真正的兵士的人组成的核心。两个星期可以说是一个短得可怜的期限，但是我们并不怀疑，每个人在离开兵营时都会感觉到，他在到阿尔德肖特以前是个什么样，现在又是个什么样，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之大。一个星期里在整天忙于各种事务之后进行一两次训练，比起在兵营里早晨、白天和晚上训练即使是两个星期，这之间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在这两个星期内，每个住在兵营的志愿兵除了军事训练外将没有别的事务；他将能把自己的队列教练提高到目前的志愿兵队列教练不管持续多久都达不到的程度；此外，他将得到更多的军事勤务，这比他在自己的部队中所能希望看到的要多得多，除非他所在的部队专门派往兵营。每个人在离开阿尔德肖特时都会认为，他在这两个星期里所得到的东西，至少可以同他前此在志愿兵部队整个服役期间所得到的东西相比。经过一定期限，一个人或几个人没有去过阿尔德肖特的志愿兵连队就差不多不会有一个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各部队用这种方法注入一些受过较多训练的分子，是会怎样大大增进部队的稳定和军人作风。
我们估计每个志愿兵的训练期限应为两星期，这只是因为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办法抽出这样短的时间。但是丝毫也不妨碍那些有条件的志愿兵留在兵营里整整一个月。
不言而喻，志愿兵住在兵营里应该自费。政府则应该提供帐篷和兵营用具，还可以安排口粮的供应，由志愿兵出钱。这样一来，国家差不多可以不要花一个钱，对志愿兵自己也很便宜，而一切事情都按真正的兵营规章安排了。
我们不怀疑，如果这种尝试哪怕只做一次，它也会得到志愿兵的热烈响应；营会经常满员，而且，也许很快就有必要在别的兵营或阿尔德肖特这里再集合一些这样的营。如果剩余的军官人数太多，可以在某个兵营里建立一个特别的“军官营”，留住期限更长一些，而且我们认为，这样的营至少要一个季度才是有成效的。
但是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使兵营或基干部队给志愿兵军官带来好处；这就是把这些军官临时派遣到正规军的营里工作。不使军官们离家太远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这段派遣期间（譬如说一个月），志愿兵军官应该像他真正属于该团那样工作。无疑，可以找到办法至少一次派一名志愿兵军官到一个营里工作，同时丝毫不妨碍那些对待志愿兵一贯极好的现役军官的工作习惯和地位。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我们认为最好不要派那些没有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能够从这里取得好处的志愿兵军官去基干部队，因为把志愿兵军官派到那里不是为了去学起码的知识，而是为了巩固和提高他们已经取得的知识，为了学习他们在自己的部队里学不到的东西。
我们的两点建议——在兵营里编成输换营和允许派遣适当的志愿兵军官到基干部队一个月——主要以训练军官为目的。我们一再重申，志愿兵部队的弱点是军官；我们还要再补充一点：现在所有的人应该都看得很清楚，靠现行的志愿兵训练制度不可能建立一支有训练的军官队伍，所以必须寻求新的训练方式，才能使志愿兵部队的情况不但不会日益恶化，反而会日益改进。
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只是为了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我们并不想向读者推荐一个拟好了一切细节，规定了一切可能的事项，并且准备立即付诸实现的最终计划。这应该由别人来做，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认真对待的话。但是，我们要说，整个志愿兵运动是一个尝试，如果不准备把这个尝试更进一步试验下去，以便找到一条改进新的军队的可靠途径（这是这个尝试的成果），那末运动最后一定是要走进死胡同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5月初
载于1861年5月11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36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陆军部和志愿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陆军部和志愿兵
我们认为，在全大不列颠的志愿兵当中，任何地方都不像郎卡郡和曼彻斯特等城市那样，非常乐意服从陆军部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对正规军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根据军事当局的要求指导志愿兵运动。要求自备武器库的指示刚一下达就被完成了，虽然在大城市里这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无论下达什么命令，都立刻得到无条件的服从。在我们的大批志愿兵大量集结时，他们就预料到了剑桥公爵的意图，请求区的军事当局负责指挥，并把他们编成旅。我们郎卡郡的志愿兵由于希望取得成效，是对政府的一切干涉都作善意估价的；他们知道，统一的形式和正规的编制都是最必需的，所以他们把陆军部的每个通令都看作实现这些必需要求的步骤。“志愿兵杂志”从第一期起就不断劝说要情愿和乐意服从陆军部的命令，并且阐明志愿兵和军事当局（无论地方或中央）之间的完全一致会带来许多好处。当其他地方，特别是伦敦神秘地盛传着总司令部起了有害影响，当局企图由小及大逐渐得手等等的时候，我们连一分钟也没有被这样的看法动摇过。我们完全相信总司令、陆军大臣以及他们的所有部下所说的他们乐意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方法支持志愿兵运动的话是真诚的。
但是，我们不能闭眼不看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两件不大的事情，因为这些事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正是当权的人们对志愿兵运动的看法有了某种改变，特别是从格雷和里彭勋爵不再当陆军副大臣时起。几个星期以前——大概是在降灵节星期一——兰尼勒勋爵在瑞琴特公园检阅了他请来的伦敦志愿兵。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严厉谴责过兰尼勒勋爵当将军的企图［注：见本卷第274—279页和第280—286页。——编者注］。他本来应该请求志愿兵总监麦克默多上校检阅他的志愿兵，或者为此另派一名有资格的军官。但是不管是否适宜，他毕竟和他的志愿兵一同到公园去了。检阅是公开宣布了的，人人都知道，因此招来了一大堆观众。在这堆人当中，有些人行为极端卑鄙；他们团团围住志愿兵，打乱他们的横列，使他们无法变换队形，并且投掷石子，据说有些人甚至还企图用尖东西刺伤军官的马匹。这种行动刚一开始，指挥志愿兵的军官们自然就去找警察了，但是，据说组成理查·梅恩爵士大军的6000人之中，在那里的连一个也没有！结果，由于这堆人的干扰，兰尼勒勋爵的检阅遭到完全失败。很可能，如果让这种事件任意发展下去，那末整个事业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就像兰尼勒勋爵以前的一切企图必定遭到失败一样。由于整个事件的结果，兰尼勒勋爵成了受难者，得到全体志愿兵的热烈同情。
勿庸置疑，在公开宣布过的检阅中完全没有警察，这不完全是偶然的。报纸曾经指出，警察一定是接到了躲开的指示，我们知道，在伦敦志愿兵中间，也盛传总司令部曾经插手此事，总司令部里有人想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破坏志愿兵运动。因此，伦敦掀起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愤怒情绪；应该承认，上述情况（据我们所知，这些事一直没有人试图为之辩护或解说）是非常容易造成这种情绪的。
本周还发生过另一件事，它绝不说明当局像它答应的那样，打算尽力支援志愿兵。不久前曾宣布，我们曼彻斯特的一个部队打算加入兵营受短期训练。我们相信，这种宣布只是在证实了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之后才做出的。人们都说，曾经口头请求当局发给帐篷等等，也已得到了同意；甚至条件都确定了。我们相信，达成这一协议顶多是两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据此，又达成了所有其他协议——关于兵营营地、关于营内小卖部、军官食堂以及其他种种问题的协议，——可是当一切准备就绪，正式请求发放帐篷的时候，政府一下子就变卦了，宣布任何帐篷也不能供给！
这当然就破坏了整个计划，部队的全部花费和操劳就算白费了；我们都知道，志愿兵部队是有一切理由小心使用自己存在银行里的一点积蓄的，如果它们有这种积蓄的话。有人告诉我们说，请求政府供给帐篷的志愿兵部队太多，政府不能弄到供所有部队用的帐篷，所以任何部队一个帐篷也不供给。不管这是否属实，政府应该知道，契约总是契约，后来的事件是不能解除政府已经承担的义务的。但是据曼彻斯特和伦敦现在正在开始散布开来的传闻，说这只是一种不值一提的借口而已，政府根本不希望让志愿兵受兵营训练；即使有关的部队要自己出钱自己想办法来为自己弄到帐篷或板房，上面也仍然是不赞成兵营训练的。
这些事情，当然不能促进当局和志愿兵之间的和睦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使运动进一步取得成就所必需的。运动是十分强大有力的，任何政府都止不住它；但是，志愿兵对当局缺少信任和当局暗中反对，却会很快引起不小的混乱，把运动的发展阻碍一个时期。这是不应当容许的。议会中有很多志愿兵军官。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设法使政府做出解释，以便立即扭转情况并向志愿兵表明：他们将能够得到诚意的支持，不再有暗中的敌视。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6月初
载于1861年6月8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40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步枪和步枪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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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步枪和步枪射击
朗卡斯特式步枪和恩菲耳德式步枪
华林格中尉和工兵部队的军士们前不久的比赛（关于这次比赛我们在本刊4月6日和13日两期上已有报道），又引起了公众对特别作为军用武器的朗卡斯特式步枪的性能的注意。在查塔姆比赛时，军士们用来进行射击的是工兵部队装备的价值约4英镑的朗卡斯特577式椭圆形枪膛的普通军用马枪。用这种武器同制造精良，价值约25英镑的惠特沃思式步枪比赛，显然是不公平的。把朗卡斯特式马枪和普通恩菲耳德式步枪加以比较，这更合理一些，因为这两种武器的差价不大，而且朗卡斯特式步枪的价格可能会等于恩菲耳德式步枪的价格，如果政府工厂大批生产朗卡斯特式步枪的话。那末，朗卡斯特式步枪是不是更好的呢？这仍然是一个问题。“伦敦评论”[138]发表的一篇短评的作者，从一般原则出发，并且根据真实的经验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来研读一下他谈这个问题的文章的下述摘录：
“决定着步枪射击精度的法则很简单。必要的只是定出弹丸的长度和直径之间的一定比例，并使弹丸围绕它的纵轴适当地旋转运动，从而达到无误的射击精度，不管这种旋转运动或螺旋运动是以何种方式授予弹丸的。这就是说，枪膛可以有任何数量任何形状的膛线或者干脆没有膛线，但是，如果保持住规定的比例，而且弹丸得到正确的旋转运动，射击精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一样的。然而在选择适合于兵士的武器的时候，必须首先遵守一点：武器的重量和长度不得超过一定限度，它应易于装弹和易于擦拭。由此可见，为使武器易于装弹起见，装弹时的摩擦面要尽量小些，膛线形状的选择要尽可能完全避免有角。我们不知道有比椭圆形螺旋更好地满足这些要求的别的形状，因为这种形状的枪膛装弹时只有两个摩擦面，而且用兵士在战斗环境里采取的那种简陋办法擦拭时，任何别的形状也提供不出这种方便。看来，这种看法已被印度战局的成果和马尔他、直布罗陀以及英国国外其他各地的考验所证实。据说在印度，恩菲耳德式步枪在战局的许多紧要时期完全‘失灵’。报纸、私人书信和官方报告都充满类似的怨言；但是工兵部队用椭圆形枪膛的步枪在同样的情况下使用同样的弹药，却从来没有误过事，使军官和兵士都很满意。
恩菲耳德式步枪如果缩小口径并且使用较长的弹丸，也可以提供出像惠特沃思式步枪一样的良好效果；至于现有的军用恩菲耳德式步枪，仍然必须视之为一种满足做不到的要求的尝试。并没有允许负责设计这种武器的军官把它的口径缩小到低于规定的限度。因此采用了0．577英寸的标准口径。由于枪膛直径太大，发生了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困难，即：当弹丸受火药爆炸作用沿枪膛运动时，弹丸难于完全地绝对密封地贴住膛壁。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恩菲耳德式步枪表现出来的这些不完善条件的实际效果。弹丸重量定为530喱。火药装药量——70喱，口径如上所说是0．577英寸。70喱火药爆炸产生的、作用于弹丸横断面的大面积上的压力，不会而且也确实没有使弹丸在一切情况下都扩张到所要求的程度，使之填满膛线。精密进行的试验表明，均匀地充分地向周围扩张的弹丸甚至不到百分之十。有时在弹丸上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条膛线的痕迹，有时有两条，只有总数十分之一的发射后的弹丸完全扩张了；因此，口径0．577英寸的军用步枪的射击就不够准确。
带有任何形状膛线的步枪的精确射击的最好条件是：口径应为0．5英寸，弹丸长度1．12英寸，膛线缠距或螺距1比18英寸，弹丸重量530喱：火药装药量90—100喱（6号）。在这些条件下，对弹丸横断面产生压力的这个力量就可以增大，所以弹丸必定牢靠地贴住膛壁，这是因为：枪膛的直径缩小了，可以增大弹丸的长度，而弹丸上使金属部分扩张的木塞就不需要了。因此弹丸就是一个长度约等于三条直径的同质的实体。爆炸时火药气体的扩张力起初作用于弹丸底，即它的后部（ａ），而动力的传动，虽然差不多是在一瞬间进行的，但仍然遇到构成弹丸的金属物质的visinertiae〔惯力〕，——这种惯力作用于弹丸全身（从a到b），并且被枪膛的空气正面阻力加强。
一看就明白，这种阻力应该出现在弹丸的中部或最大的阻力面（c）上，因而弹丸会在这里完全自然地变粗，会稍微缩短，譬如说大约缩短0.1英寸，而它的中部直径将充分增大，足以准确地适合枪膛的形状，不管这种形状怎样。
如果这些比较完善的条件具备了，那末500次里就不会有一次扩张不足的现象，弹丸总是适合枪膛形状的，结果就能达到最好的射击精度。
这些意见对任何型式的一切步枪都适用。
这些有利条件究竟给步枪提供了什么？为什么它们能提高射击精度？我们指明弹丸是怎样准确地适合枪膛形状之后，再进一步看看它的效果。步枪设计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取得‘低伸弹道’；这就是说，弹丸在飞行时走的曲线应该尽可能地接近直线，因此就必然绝对需要高速，这种高速能把使弹道弯曲的重力作用减小到最低限度。缩小口径可以达到第一个目的，而最高速度和最大射击精度是靠增大作用于缩小的弹丸横断面的火药装药量取得的。
关于膛线构造方式，从我们所谈的可以看出：既然弹丸从枪管飞出时得到必要的‘旋转’，那末这种旋转是怎样授给弹丸的，实际上就完全无关紧要了，像惠特沃思式步枪那样，用六角形枪膛也好，像朗卡斯特式步枪那样，用椭圆形枪膛也好，像恩菲耳德式步枪那样，用三条膛线也好。如果一条膛线就足够使弹丸旋转运动，也就没有必要用几条膛线，因为需要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但是，仍然很容易证明，某些膛线方式是有缺点的。如果膛线成角，那就有一部分力量浪费在弹丸扩张时填充这些角上面了，更不用说推进的气体在这些地方可能逸走。此外，每个角都是枪管的缺点；这种毛病在任何数量膛线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并且和膛线的深度成正比例。所以，理论上最好的形状是朗卡斯特式步枪的椭圆形螺旋，因为这种步枪的形状可以使弹丸即使在很小很小扩张的情况下也最容易适合。
下述事实可以看出朗卡斯特式步枪有很大优点，即在恩菲耳德式步枪中选以前，当时同它竞争的朗卡斯特式步枪曾经被4个完全不同的委员会看中，得到推荐。它被提交总司令同意，并且被后者送到海特作最后决定。当地步兵学校的军官们的第一个报告是极好的，但是在第二个报告中他们赞成用恩菲耳德式步枪。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弹丸‘同膛线脱离’。但是，据说后来弄清了以下情况。用来进行初次试验的第一批1万发普里契特式子弹是规定的标准口径。用这种子弹效果很好。再次试验时使用了另一种弹药；第一批子弹是1853年制造的，而第二批是1854年；在海特进行试射的军官们不知道这两种弹药的差别，因为没有通知他们，1854年制造的子弹的直径比1853年制造的子弹的直径小0．007英寸。
在最后决定采用恩菲耳德式步枪以后过了一年半，当菲茨罗伊·索美塞特上校（当时是上尉）试验工兵部队带有椭圆形枪膛的马枪样品时才发现这个情况。不难理解，既然缩小的普里契特式子弹的直径比规定的标准小，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铅的硬度偏高的情况下，它必然会得不到旋转运动而飞出枪口，也就是说，它扩张得不足以填满朗卡斯特式步枪或任何别种步枪的枪管的整个内部。
我们认为，未必有人怀疑，惠特沃思式步枪用于军队太贵，并且要求在战斗情况下做不到的那种细心保养；所以应该试验朗卡斯特式步枪和恩菲耳德式步枪或其他适合于战时条件下繁重勤务的步枪。但是这种试验不应该采用射击比赛的形式，而应该用同等火药装药量、同重同型的子弹从固定架上射击，这样做，一切条件相同，试验效果就仅仅取决于武器本身的性能了。”
上述评论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1）任何步枪射击用的椭圆形弹丸的直径和长度之间的比率怎样最好？（2）朗卡斯特式步枪或带有椭圆形枪膛的步枪有什么优点？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们决不同意作者所说的必须承认他所提出的优等弹丸的尺寸最合适。到目前为止效果最好的步枪是瑞士步枪和惠特沃思式步枪，这两者的口径不到0．5英寸，弹丸长度较大。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就这个一般性问题进行讨论。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看不出作者举出了肯定的证据来证明朗卡斯特式步枪对恩菲耳德式步枪有任何优越性。工兵部队的马枪不像步兵的恩菲耳德式步枪那样常常“失灵”，这是容易解释的，因为在任何军队中，步兵的人数都要比工兵多一百倍；基干部队使用自己的步枪一百次，工兵部队也未必有一次使用自己的马枪，这是由于工兵部队负有完全不同于步兵的任务。
惠特沃思式步枪的例子可以为证：在全装药的情况下，可以使长的、很难扩张的、后部带有相当深的凹部的弹丸差不多适合任何形状的枪膛；这里要求有很大的扩张，但弹丸的后部仍然适合六角形枪膛。所以，无疑能够做出一种弹丸，它扩张得足以填满椭圆形枪膛的横断面，如果这两个直径的差别不太大的话。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根据这点就可以认为工兵马枪比恩菲耳德式步枪好。我们作者的那种理想弹丸与这种马枪毫无关系——它不会适合马枪；如果甚至在缩小口径的情况下，作者还认为，要使弹丸适合椭圆形枪膛，必须把火药装药量增大到90—100喱，那末，我们认为，这无异于默认，现在采用的70喱装药量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椭圆形的工兵马枪枪膛里的弹丸能充分扩张。我们的作者不谈在增加装药量的情况下后座力的增大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是我们知道，重达80—90喱的装药量，在惠特沃思式步枪中，引起了相当讨厌的后座力，以致在快射时很快地影响到瞄准的稳定性。
在查塔姆比赛中工兵马枪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某些私人用朗卡斯特式步枪也进行了出色的射击，报刊上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最好是再试验一下用椭圆形枪膛和扩张的弹丸的步枪的性能和它是否适于作军用武器。从我们方面来看，我们认为，这种步枪也不会没有缺点，膛线构造原则是军用步枪方面极其次要的问题。为什么用这样一些小节来挑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毛病，而不马上探讨问题的本质和指出它最大最重要的缺点是大口径呢？改变一下口径，你们就会看到，一切其他的改进都只不过是些细节了。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4月底
载于1861年5月4日“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35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注释：
[138]“伦敦评论”（《TheLondonReview》）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60—1869年出版。——第29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连队列教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连队列教练
在本刊的上一期里，我们曾经提起志愿兵特别注意麦克默多上校关于连队列教练的意见［注：见本卷第285—286页。——编者注］。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国内每个步枪手都应该认识到连队列教练的重要性的时候。
我们最近曾经有机会参观了一个志愿兵部队的营队列教练。这个部队在战士的比例方面，在良好的教练出勤率方面，在军官的勤勉任职方面，因而在整个战斗力方面，总的来说无疑都在我区部队的一般水平之上。使我们非常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同大约6个月以前我们在这个部队中所看到的情况比起来，进步是很小的。营队形训练进行得比上个季度末的情况好些，但是操枪动作和排队形训练进行得很马虎。甚至在做“托枪”动作时，每个志愿兵都好像根本意识不到他应该同他左、右、后的400人一致动作。在做预备和瞄准的动作时，每枝步枪都各具姿势，不顾两旁，好像以此为骄傲似的。总之，按口令的每一个字动作，应当数“一、二！”或“一、二、三！”的时候，都毫不在意地数着，好像已经习以为常。
在进行连队列教练的兵营院里的一角，我们偶然看到一个基干团的一个班在一个军士指挥下排好队形进行队列教练。我们以为，这是营里面的一个较笨拙的班在进行补充训练。但是，有多么不同呵！兵士像雕像一样站着，在口令下达以前一动都不动，只有执行口令的时候应该动的地方才动，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完全不动。口令一发，每支枪都同时动作，按口令做的各个动作区分得清清楚楚，并且是大家同时做这个动作。整个班实际上像一个人似的。那些喜欢吹嘘志愿兵能够像基干部队一样完成一切任务的绅士们，不妨来看看，稍微了解一下基干部队。那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在最好的志愿兵和训练最坏的基干团之间仍然是有极大的差别的。
但是，可能有人问，要求队列教练这样完善，对志愿兵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志愿兵不是专为这个而建立的，也不能期待他们达到这一步，他们也不需要这样。无疑，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仅仅是企图使志愿兵同基干部队在队列教练的完善方面媲美，也会使这个运动瓦解。但是，志愿兵应该有队列教练，应该训练到使他们的普通的同时动作成为非常机械而又非常自然的程度，并且使他们的各种运动和动作都稳定而一致，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军容。在这几点上，基干部队始终是志愿兵应该仿效的榜样，而连队列教练则应该是借以达到这些要求的唯一的方法。
就谈谈操枪动作训练和排队形训练吧。一个营的所有步枪都必须切合口令的每一个字，并按照规则同时动作，这一点可不仅仅是一个外貌问题。应该认为，志愿兵各部队现在已经能够做好这个科目，兵士们彼此不碰撞，也不碰枪。但是，即使不管这一点做得如何，仅仅是完成各种动作的马虎态度，就无疑会对受训的营产生很大的精神影响。这些兵士中的任何一个，如果看到左右的伙伴都做错了，而且别的步枪在他已经执行口令以后好久还在上下乱动，那末为什么应当是他必须特别注意口令呢？如果左边的一个兵士，不知道右边的伙伴们是否将同他一道按照口令装子弹、预备和瞄准，不知道在自己做好准备的时候他的伙伴们是否也准备好和他同时开枪或冲锋，那末他在敌人面前对伙伴们还能有什么信心呢？而且，每个有经验的兵士都可以告诉你：这种同时动作的习惯——相信军官的口令必有两三个宏亮清楚的字音应和，表示每个兵士正和自己的伙伴们一起同时动作——对于一个营是有很大精神影响的。这使兵士们意识到，他们确实像一个人，他们完全被指挥官把握着，这个指挥官能够毫不迟延地、最有成效地运用他们的力量。
还可以谈一下大部队或小部队的动作。只有每个兵士都对自己的队列教练有了把握，达到了几乎可以机械地按照下达口令完成任何一个要求动作的程度，一个营才能够稳定从容地运动。如果一个兵士还得绞一绞脑汁，呕一呕心血，才能弄清楚下达的口令要求他做什么，这样的兵士在一个营里是有害而无益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常常是这样的兵士，他由于习惯或某种别的原因，总以为在某些动作以后接着必然是另外一些动作；他时常会听到不是他所期待的口令，而是完全另外一种口令，这样他就很可能做错。这些缺点，只有不断进行连队列教练才能消除。在教练时，指挥官可以使一个小分队在15分钟内完全听从自己的命令做许许多多不同的动作和队形变换，并且可以把队形变换的命令多样化，以致使兵士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动作，那时他们就很快学会注意听口令并且非常机械地反应口令了。做好一个营的各种动作必然慢得多，所以一般来说对兵士不如对军官益处大；但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连队列教练已经完善的兵士，在优秀军官的指挥下，在很短时期就能很好地学会营队形变换。兵士在有学识而又机灵的教官的领导下，对连队形变换练习得越多，他们以后在营内行动也就越沉着。没有必要指明营行动的十分稳定沉着是多么重要；齐射可以乱到一定程度，而且仍然能获得成果；但是，一个营在做方队、展开、纵队转弯以及其他动作时如果混乱不堪，那末，到面对一支活跃而又有经验的敌军的时候，是随时都会惊慌失措，无法自救的。
还有一个关于距离的重要问题。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任何一个志愿兵的军官或兵士也没有目测距离的技能。每次营队列教练都表明，在营成散开队形或密集纵队行进时，在展开时，军官对保持正确距离是感到多么的困难。由方队变成纵队时，位于中央各班的兵士差不多总是保持不好自己的距离，他们朝后退得不是太多就是太少，结果使向后转也做得很不正确。军官只有在营里才能学会保持距离，尽管连里面以排、班为单位的队形对他们也会有所帮助；但是，兵士要想学会变方队为纵队（这种队形变换在面对敌人时是极其重要的），就必须在连里来练习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谈谈，这就是兵士的军容问题。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每个单独的兵士精神振作，有神气，毫不拘束，而且还指那种连、营队形变换时的快速同时动作；这种快速同时动作，无论对于做动作的部队，或是对于一个做原地操枪动作的营，同样都是必要的。看来，志愿兵如果能大致在要求时间内（通常包括几秒喘息时间）勉强达到指定地点，他们就十分满意了。无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志愿兵部队存在的第一年做到这一点，每个人大概都会完全满足了。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有条令所要求的、固定的方式，这种方式被看做是能够在尽可能短时间内达到指定目标，同时对每个出场的人都最方便，因而也最有秩序的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规定方式的任何违反，都必然会使秩序受到一些破坏，不够整齐，不够正常，这不但给参观者一种马虎从事的印象，而且也意味着浪费了一定的时间，同时还使志愿兵以为条令上的各条规定不过是瞎扯。试让一个兵士看一下志愿兵部队如何从中间和正面成四路纵队行进，如何按连站队或进行某种别的队形变换，他立刻就会看到我们养成了何等马虎从事的习惯。这些缺点在老基干团里是可以容许的，因为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踏实训练的基础，并且可以重新进行这样的训练，摆脱自己的缓慢操法；但是在志愿兵部队里，这些缺点就危险得多，因为那里必然缺乏这种坚实的细致训练的基础。他们那种马虎从事的习惯起初是不得不容忍的，因为兵士必须很快地练完全部基本训练课目；但是这种习惯必须用正规的、勤奋的、严格的连队列教练加以纠正，否则就会滋长和扩大。彻底消除这种习惯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习惯无论如何是可以而且必须加以限制，不使它进一步发展的。至于兵士的个人姿态，我们认为它会逐渐好起来，虽然我们非常怀疑，志愿兵在原地踏步时摇摆不定的队形（这种情形在志愿兵的任何教练中都可以看到）是否有一天会完全消失。我们说的是一种在原地踏步时上身动弹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迄今所看到的志愿兵身上大概都有。右脚刚一抬起，右肩也抬起，左肩就落下；左肩也和左脚一同向上抬。这样，整个正面就前后摆动起来，就像在暴风袭击下的一片成熟了的庄稼一样，而不大像一队准备迎敌的坚强兵士。
以上所说的这些，我们相信已经足以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了。凡是关切操练动作的志愿兵，一定都会同意我们所说的进行正规而勤勉的连队列教练的必要性；让我们再提一下：对志愿兵部队的基本训练肯定是一直忽视的，所以，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补救这个缺点，就需要多加注意，多做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4月中
载于1861年4月20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33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布莱顿和温伯耳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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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布莱顿和温伯耳登
伦敦及其郊区的志愿兵部队在复活节星期一的行动，看来完全证实了我们在“志愿兵将军”［注：见本卷第274—279页。——编者注］一文里的预言。兰尼勒勋爵想试图在他亲自指挥下把自己区的所有志愿兵集合一天，一下子就引起了各部队间的分裂。有一位柏立勋爵出来竞争总司令的候选人；他用温伯耳登的野外演习日来同布莱顿的作战演习对立。在各部队中间发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结果是：有些部队去布莱顿受兰尼勒勋爵的指挥，有些部队去温伯耳登受柏立勋爵的指挥，有些部队去的也是同一个地方，但是独立行动；也有些部队去里士满，有些部队去旺斯特德。这种分散本身不会带来任何损害。每个部队是完全不依附于别的部队的，有权随便利用自己的节日。但是，早在这次分裂以前就发生的，大概还要继续一个时期的这些激烈争论、个人争吵和仇视表现，必定带来而且已经带来很大损害。军官们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边；他们的兵士也同样这样做，但并不总是和自己的指挥官在一起，于是大多数的伦敦志愿兵就分裂成两大派——兰尼勒集团和柏立集团。接到开往温伯耳登的命令的部队当中的许多兵士出现在布莱顿，没有携带武器，但是穿着军服，以表示抗议自己的直接长官的决定和命令；而对这种同情的表示感到特别满意的兰尼勒勋爵，甚至把他们编成了一个临时步兵营，而且表现出一种在任何一个军队里至今还没有遇到的细致的军人趣味，让他们同自己的兵士一道在他面前用分列式通过。至少“每日电讯”[137]是这样报道的。
现在，我们要问，兰尼勒勋爵或柏立勋爵有什么权利把自己提出来作志愿兵将军的候补者，从而在一向协同一致行动的部队之间引起纠纷呢？这两位军官都在正规军服务过；如果他们原来有当将军的大志，那末在他们面前，像在所有别人面前一样，达到这种地位的通常门径是敞开着的；就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他们达到这种目的的机会要比他们的绝大多数同行多10倍。他们在加入志愿兵部队的时候明明知道：这支部队的最高军衔是中校军衔；志愿兵一旦被征召服现役，他们将同基干部队、民军部队一道被编成旅，并且交给基干部队的旅长指挥；英国军事编制的性质本身，不允许从任何别的兵种任命将军，只能从基干部队任命。他们追求志愿兵临时将军的地位，是为了猎取无论是他们或任何别的志愿兵军官都永远不会被任命的职位，而且，由于他们缺乏指挥大量部队的经验，也没有能力担任这种职位。但是，如果他们只是由于想当一天的将军，就破坏自己区的各部队间的团结一致，并且胆敢给运动带来严重的损害；那末，他们就更应该受坚决的、严厉的谴责了。
直到现在，在志愿兵所有大的集训中，总司令的职务和任命旅长、师长的权利，通常都是授与区的司令的。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说过［注：见本卷第277—279页。——编者注］，我们完全赞同这个制度，因为它符合军礼和隶属关系并且保证任用通晓本身业务的指挥官。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制度是有更大意义的。如果复活节集训的指挥权委托给有关军事当局，那就不会发生分裂，并且能够避免所有这一切争吵。但是，看来伦敦的指挥官们向自己的兵士灌输了一种极端荒谬的害怕总司令部的心理。他们叫嚷：“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叫总司令部管事！”我们在北方没有表现出这种狭隘性。我们总是同我们天然的军事长官们友好相处，并且确信这样做的好处；我们也希望老制度仍然继续实行下去，使我们避免现在正在使伦敦部队陷于分裂的这些可笑的争吵。
伦敦人对总司令部不信任到什么程度，从斯卡利特将军来到布莱顿（他是由总司令部委派回报演习进程的）一事而引起的吵嚷中可以看出。各部队里的聪明人都大摇其头。派这位将军到这里来是总司令部的由小及大的第一步。如果把这种情况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放过，那就预示着最可怕的后果。志愿兵是应该表示反对的；的确，也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斯卡利特将军无权接受只有郡的总督才能接受的敬礼。问题最终是这样解决的：他们两人同时出现，一起接受敬礼。但是这样的问题居然能够成为辩论的对象，这个事实表明，有些志愿兵对自己的地位认识得多么不正确。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无论是在部队的纪律方面，无论是在隶属关系或者哪怕是在尊重高级军官方面，这次复活节集训都没有给伦敦志愿兵带来好处。
在谈到某些野外演习日之前，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只能根据在军事方面极不充分而又含糊的伦敦报刊的报道；因此，如果我们事实有错误，这就不能归咎于我们了。
兰尼勒勋爵的5个旅走了分列式以后，就占据了布莱顿以东的阵地，面对着该城。这些旅很小，每旅有3个营，平均每营400人；需要用这些兵力占领一排山岗，而这排山岗太宽，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7000人接战，那就是估计敌人在数量上的优势不很大，否则，部队就会退到预备队那里去。因而，指挥官就会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部队分为第一线、第二线和预备队，尽量保证自己的翼侧，责成自己的预备队和主力（假设它们配置在后方）击退敌人的任何迂回运动。但是，差不多可以从所有的报道中看出，兰尼勒勋爵竟把自己的全部7000兵士拉成了一条线！他的计划是按照超出部队数目两倍的人数制定的；既然只来了7000人，而不是两万人，所以他就用这支不大的兵力占领了给两万人大部队用的整个地段。如果真是这样做的，那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兰尼勒勋爵追求志愿兵或任何别的将军职位的问题了。我们是最不愿意相信他采取了这样荒谬的行动的，但是我们从未见过通常自相矛盾的报刊差不多是一致这样报道的，所以应该相信，事情原来就是这样。我们甚至获悉，曾经有一支由几个连组成的小预备队，但是其中三分之二一下子就被调到第一线了，这样一来，在战场上就连第二线或预备队的影子都未必有了。
这个具有自己的假想第二线和假想预备队的第一线被假想敌人攻击了，假想敌人遇到前面散兵的射击，然后就被右翼各连的横队射击所击退。为什么训练志愿兵在作战演习中进行横队射击，我们可说不上来。我们相信，所有参加过战斗的兵士都会同意我们说的：在横队正步前进时期一度采用的横队射击，现在完全过时了；它永远也不能在处于敌人的正面的情况下带来任何好处；在散兵射击与齐射之间是没有什么适用的中间环节的。
假想敌人击退了防御部队的第一线。第二线和预备队（像应该假设的那样，它们归根到底应该支援第一线）的行动是怎样描述的，我们是莫名其妙的。各营要假定自己不仅是被击退了，而且还要假定得到了援助。然后，位于后方高地的第二线被占领，又被放弃；但是在第三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化：假想援兵到来，敌人被击溃了，但是又没有遭到认真的追击。
“泰晤士报”告诉我们，所完成的运动都是最简单的运动。“电讯”记者从一个军官那里得到一个简报，是关于他的那个营的运动的报告：
“横队成四行队形到达之后，在第一连的正面之前组成一个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纵队开始向左走并面对第一连重新展开，成横队（受第一连掩护）前进，再站住，然后发出集合信号，散兵开始行动；从各连右方射击；横队退却，成4行从各连的最右翼退到后方；正面改成纵队；在第一连后边组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纵队以排为单位围绕中央走过；为了绕到后方远处，纵队再次展开；向左前进，展开成横队，并且齐射；从右边沿后方成连纵队推进；对第一连排成横队；在第一连前面组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对第二连展开成正面；然后，第一连推向战线，其余部分向右前进，在第一连后面组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在左侧成4行，这样退出丘岗。”
关于这些运动是怎样完成的，我们只知道，像志愿兵通常的情况一样，距离常常被破坏，各连在编成横队时是零零散散的。
在温伯耳登，格娄弗诺勋爵一清早带着自己的营进行了演习，当柏立勋爵的两个旅（不到4000人）到达的时候，他已经走开了。这两个旅进行的演习是很简单的，但是它们非常有助于兵士们了解在真正的战争中会发生的动作和队形变换。所有这一切在麦克默多上校的演说里都讲得很好，我们只须补充一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横队射击，它是用来充实散兵退却之后与齐射开始之前的一段间隙时间的——这种做法，我们最坚决地认为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在这样的时机，威灵顿公爵会宁愿让他的兵士就地躺倒，也不会让他们上去遭受炮兵火力，并用软弱的、没有效果的、使他们本身泄气的横队射击来还击炮兵火力。
在所有其他方面，我们完全赞同麦克默多上校在他那篇值得赞扬的演说中所阐述的意见，我们就以他的演说来结束这篇文章吧。我们希望全体志愿兵注意他所谈的连队列教练，并且牢记在心。虽然志愿兵的基本训练必然不如正规部队兵士的训练那样完善，但是对于使营具有稳定性来说，连队列教练是有极大意义的。只有特别注意连队列教练，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个不可避免的缺点。
麦克默多上校说：
“志愿兵们！没有必要对内行的人们来详细地讲解你们今天的行动，但是我认为有必要让你们注意一下你们在进行野外运动时所占领的那两个阵地的性质。你们占领的第一个阵地无疑是一个很坚固的阵地，敌人即使用上三分之二兵力也无能为力。敌人的骑兵是不能顺利行动的，他的炮兵也不能给你们带来损害，除非用曲射火力。假定说，敌人发现阵地非常坚固以后，企图沿着通往温伯耳登方向的一条山谷，迂回你们的翼侧，到达现在我们所在的高原上。这样一来，你们必须用向左调换正面的办法来放弃你们原先控制的那个坚固阵地。敌人抱有双重目的。他想到一个平坦的地方去，以便能够使自己的炮兵和骑兵进入战斗并且也用上步兵；他也想迂回你们的左翼到达温伯耳登大道，沿这条大道可以通过你们的正面向伦敦推进。我想给你们指出你们控制的两个阵地之间的差别。当你们沿着这条通往山谷的、骑兵和炮兵都无法接近的难以克服的高地棱线配置时，情况就完全不同。在那里你们挡住了敌人，而且在那里随便多少个勇敢的兵士也是会挡住敌人的；但是，在这里你们就好像被放在一张台球桌上一样，你们可能遭到欧洲最优秀的部队的打击。我发现，这里有些营在编成横队时有点不稳定。这我并不责备它们，因为直到现在它们的实践还很少。不过它们仍然是不稳定的；如果说今天它们在编成横队时是不稳定的，那末，假如这个平原被敌人炮兵火力扫射，假如你们快渴死了，假如你们的伙伴在你们身旁纷纷倒下，假如你们突然在烟尘滚滚中感到你们脚下的土地由于敌人骑兵的强大攻击而震动，情况又会怎样呢？你们想一想吧，年轻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不稳定的。怎样才能克服这一切呢？靠纪律，只有靠纪律。我用‘纪律’这个词，并不是指纠正不良行为说的；我说的纪律，是指成了习惯的团结一致，即旨在实现一定目的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使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使一个连、一个营或一个旅的行动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只有用连队列教练才能达到这一点；只有多注意各个教练才能达到这一点，因为我把连看成是军队的一种单位，如果单个战士训练得很好，很稳定，那末一个连将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整个军队将是稳定的。如果不深刻通晓连队列教练，你们在射击时学到的一切东西，你们的一切热情，你们的一切爱国精神，在战斗的日子里都将毫无用处。连队列教练，而且只有连队列教练才能有所帮助，所以我请你们考虑一下，射击优秀——这还不是一切，如果你们不具备在敌人的火力下队列的绝对稳定性，那什么也帮助不了你们。先生们，今天你们在潮湿的地上做了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不想再多耽搁你们了，你们可以解散，各自回到你们能够这样成功地保卫的家里。”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4月4日左右
载于1861年4月6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31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注释：
[137]“每日电讯”（《DailyTelegraph》）是英国的自由派的日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英国的保守派的日报；1855—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从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TelegraphandMorningPost》）出版。——第28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志愿兵将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志愿兵将军
志愿兵运动缺少一样东西：内行的局外人公平合理的、同时又坦率而真诚的批评。志愿兵成了公众和报界的宠儿，以致做出这样的批评是完全不可能的。谁也不会听取这样的批评，谁都会说它是不公正的，不高尚的，不合时宜的。志愿兵在执行自己的任务中的缺点，差不多总是被默默地放过去了，可是每个部队如果完成任务比较令人满意，那就会被捧到天上。人们用温和的口气提出的任何不偏不倚的意见，都遭到猛烈的谴责。在任何地方，人们只要一谈到有关志愿兵的问题，如果不准备热烈地大吹大捧一通，他们就总是要落一个自视过高的势利小人之名。志愿兵能够同世界上任何军队作战，人们就是常常用这样的大话来挖苦志愿兵的！任何一个基干师的演习，都不会比他们在海德公园、爱丁堡、牛顿或诺乌斯利的演习更好，人们就是常常这样告诉志愿兵的！
且不谈这些在任何时候都十分可笑的无聊奉承吧，我们完全愿意承认：志愿兵本来应当先给以相当的考验，然后才能对他们的能力得出公正的意见。但是这样做的时期早过去了。如果志愿兵运动在存在快两年以后仍然经不起批评，那它就永远经不起了。我们认为，去年夏季举行的大检阅是这个运动从童年阶段到青年阶段的过渡时期。由于这些检阅，志愿兵实际上已自己招来了批评，不过这种批评没有由那些本来应该这样做的人公开说出来（只有一两个例外）。
缺乏坦率而真诚的批评和这样大肆吹捧的后果，现在已相当清楚了。未必找得出哪怕是一个存在了18个月的志愿兵部队，它不暗自相信它的训练已达到应有的水平了。志愿兵兵士仅仅经过各种最简单的营的队形变换、平坦地上散兵战教练的规定课目以及少许步枪射击练习，他们就过快地准备声明，他们能够成功地对付这一切，就像基干部队一样了。军官们对自己的看法如何，已被差不多每个部队里都有的追求晋升上尉、少校和中校的情况所表明。谁都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他所能获得的任何军官军衔；无疑，既然人员的提拔多半不是按照功绩，那就难怪他们常常根本不称职了。十分赏识志愿兵的报界和公众把他们的教练说成是完美无缺的，军官和兵士们也坚信这一点，以致他们把军事勤务看成是一种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他们本身速成的成绩居然还没有使他们认为：在一个依照志愿兵原则可以容易得多地造就精兵的国度里，拥有受过长期训练的军官和兵士的常备军是完全多余的，这总算是一件怪事。
志愿兵运动的报界朋友们使它受到损害的第一个明证，就是去年夏季在伦敦举行的作战演习。志愿兵的某些雄心勃勃的上校决定，是让自己的兵士们体会体会战斗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了。当然，正规军当中的聪明人都摇头，但这是没有意义的。要知道，这些正规军人是仇视志愿兵运动的；他们嫉妒志愿兵；海德公园检阅的成功差点儿使他们发了疯；他们害怕志愿兵的作战演习超过基干部队以往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等等。难道志愿兵没有进行过操枪动作、排教练、营教练和散兵战演习吗？他们的军官固然不久以前还是普通的非军人，难道现在他们不是有经验的上尉、少校和上校了吗？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指挥一个营那样成功地指挥一个旅或一个师呢？他们军衔不高就那样成功，为什么不能当一当将军呢？
作战演习就这样进行完了，根据所有的报告来看，它只不过是一次演戏。战斗进行时，极端轻视所有地褶，根本不问射击效果，真正滑稽可笑地夸大任何作战演习所固有的一切假设。兵士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他们带走的是与实际截然相反的战斗概念、空着的肚皮和疲乏的双腿。后两者或许可以认为是使这些未成熟的战士得到某种好处的唯一成果。
这种儿戏在这个运动发展的童年阶段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我们对于现在再搞这类尝试将说些什么呢？我们伦敦的那些不知疲劳的自封的志愿兵将军们又干起来了。去年夏天的荣誉使他们不能安静下来。一般规模的普通作战演习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虚荣心。这一次应该进行一场大决战了。一支拥有两万志愿兵的军队将从伦敦调到南海岸，击退入侵并于当晚返回伦敦，以便次晨照常工作。正像“泰晤士报”完全正当地指出的，所有这一切是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既没有司令部，也没有军需部门、陆运工具、团辎重队，甚至没有背包和基干部队兵士带在背包中的一切必需的行军用品！但是，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仅仅表明了我们的志愿兵将军荣幸地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自负这一个惊人的特点。“泰晤士报”没有提出怎样取得普通的战术知识和掌握军队的指挥艺术这个问题。要知道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志愿兵的训练直到现在还只是在平坦地上进行的；但是战场通常绝不是平坦地和非起伏地，而恰恰是对起伏地和丘陵地的利用组成全部实用战术即部署战斗部队的整个艺术的基础。现在要问，志愿兵的将军、上校和上尉怎样才能掌握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必须学习的艺术呢？在什么地方教过他们这种艺术呢？对这个实用战术基础注意得太少了，以致我们找不到一个部队是受过起伏地的战斗教练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作战演习的所有这些尝试都只会变成一种戏剧演出，这种演出也许会满足外行的观众，但是对那些被迫参加作战演习的人们是绝对没有益处的，而且只能促使志愿兵运动在目击这个场面的军人的心目中具有一副滑稽相。
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看到，甚至在讲求实际的曼彻斯特也在进行尝试来造就志愿兵将军。我们无疑不像我们的伦敦朋友们走得那样远；我们将不搞作战演习，而只在曼彻斯特全部志愿兵的参加下搞一个野外演习日，有点像牛顿的检阅那样，而且这些演习将在比较平坦的地形上举行。我们在这里想说明一下，我们远不是要指责组织野外演习的这些尝试，相反，我们认为，每年进行6次这样的作业，会对曼彻斯特的志愿兵大有好处。我们只想补充一点：我们认为最好是让这种野外演习在比较有点起伏的地形上进行，以便使机动（针对假想敌人）更加多样一些，并且逐渐使军官和兵士养成在起伏地上机动的习惯。这种演习会给副官们提供大好机会，使他们以后能在军官训练中联系这些机动来讲授利用地形的方法的实习课。因此，我们不但赞同这个计划，而且甚至希望看到这个计划的扩大和条理化。但是，我们从当地报纸星期六发表的一则简讯中获悉，在这次演习中，志愿兵将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一切事情。换句话说，他们的总司令将是志愿兵，旅长也将是志愿兵，司令部也由志愿兵组成。由此看来，我们这里在尝试着把伦敦造就志愿兵将军的制度输送到曼彻斯特来，这样做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完全尊重指挥驻曼彻斯特各团的军官，但是我们要说，在他们成为完全有素养的营长以前，他们还应当学会许多东西——这里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例外。如果他们的水平还同他们已经担任的职责不相适应，就力图担任一天更高级的指挥，那末可以断言，他们会因此而给志愿兵运动带来莫大的损失，他们不过是在玩兵形游戏而已，并且会把这个运动下降到最低级。如果领导自己的营，他们就会适得其所，就能照顾好自己的兵士，而且自己也会学到东西。当假牌将军，他们对于自己的兵士和自己本人，都不会有实际好处。荣誉和光荣属于我们曼彻斯特各团的副官们，因为他们的团能够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功劳大半属于他们；但是他们的位置应该是在自己的团里，因为团里目前没有他们是不行的，而如果他们哪怕是有一天拿副官、将军或副旅长当儿戏，那他们是不会给这些团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的，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一定不会感到特别满意。
我们在曼彻斯特有一个陆军北方师司令部，拥有很多有能力的司令部人员，而且有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驻防，的确没有任何必要做这种浮夸的事。我们认为，集中这样多的人，并且武装起来以后，只有把领导权和自由任命师、旅的参谋军官、队列军官的权利一并交给区的司令，才会更加符合军事隶属关系和志愿兵本身的利益。无疑的，志愿兵将像以往那样，受到友好的对待。那时，当他们师长和旅长的人，都精通业务，善于指出志愿兵可能犯的错误，而且志愿兵也会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原来的编制。无疑的，这时会排除上校当将军、少校当上校、上尉当少校的事情；这会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在曼彻斯特不会进行假牌将军的制造了，而伦敦现在正是因此而获得虚荣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3月上半月
载于1861年3月16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8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思弗·恩格斯
“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序言[136]
下面的文章起初是为“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写的，现在，根据该杂志主人的愿望以它们现在的形式重印，据他们说，一个多少有点地方性的期刊所能提供的范围有限，而这些文章是值得在志愿兵中推广的。这种看法是否公允，让读者评定吧。
想必无须附带说明，在论步枪和论法国轻步兵等篇文章中所谈的事实并不是新鲜的，独有的；相反，这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别的史料（没有必要一一列举）编写而成的。这些文章中唯一可以算做独创的部分，是作者的结论和作者表述的见解。
弗·恩·
1861年3月9日于曼彻斯特
载于“志愿兵读物”1861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
注释：
[136]恩格斯“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包括1860年至1861年初发表在“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上的下列文章：“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法国轻步兵”、“志愿兵炮兵”、“步枪史”和“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恩格斯对编入单行本的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单行本于1861年3月问世。——第27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
下文译自毕若为自己的军官写的指示[135]。毕若当时是第五十六法国团团长。这是毕若元帅的最好著作之一，没有哪一点例外。这个指示表述了步兵作战的原则，它的表述比任何国家的军事书籍都有力、肯定，其明确性也只有长时期的军事经验才能提供。这些原则法国人甚至现在还遵循不渝，他们一直是靠着这些原则，战胜了那些固守平时长期形成的旧习、看来相信巧妙的战术胜于相信旺盛的士气的军队。这些原则不是新的，而且也决不单单是法国的，但是在这部著作中，这些原则成功地综合了起来，用通顺精辟的语言加以叙述。它们丝毫没有取代战术学，然而却是对战术学的十分必要的补充；此外，其中大多数原则都非常清楚，不要很多军事知识就可以理解，因此大部分志愿兵完全能够看懂。
先生们！部队打仗的艺术对战斗行动的成败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这种艺术，正确的战斗部署可获胜利，而在部署不好的情况下，也可防止最坏的后果。士气高、指挥强、用正确的作战原则教育出来的部队与像大多数欧洲军队那样组织和训练的部队之间的差别，就像成人与小孩之间的差别。我根据20个会战的经验，确信这种情况是真的。我希望你们也确信这一点，并且用你们所有的一切办法来帮助我提高第五十六团的精神状态和战斗训练，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使世界上任何帝国或王国的近卫军在对双方同样有利的地形条件下都不能抵抗我们哪怕是5分钟。
先生们，你们大多数都看到了步兵战斗，这些战斗仅仅是彼此平行配置的部队远距离的胆怯对射而已。
双方在期待胜利时，看来都指望了偶然事件，或者指望了它们的子弹能够引起对方的恐惧心理。双方消耗了千百万发子弹，但是，唯一的结果是双方死伤了一些人，这样一直到出现了某种多半与作战部队无关的情况，迫使这些横队中的一个横队退却为止。以这种方式耗尽了自己的弹药，队伍又大大稀疏了的部队，是很少愿意采取新的努力的，所以一支根据更正确的原则行动的生力军，就很容易使他们溃逃。
训练良好的步兵应该按另一种方式进行战斗。现在我们试图确定一下应该使我们大大优越于欧洲各国步兵的那些原则。
先生们，这些原则绝不是关在书房里空想出来的结果；它们是我根据1808年西班牙战争以来的经验而制定的，它们一直使我在同西班牙人、英国人［注：毕若元帅曾以少校或中校军衔在卡塔卢尼亚指挥了苏舍元帅军队的一个营。大家都知道，在西班牙的这支法军部队得到了最大的成功，阵地守得最久。］和奥地利人的斗争中得到成功。我希望你们也用它们做指导，因为它们同你们在你们参加的战斗中的亲身观察是相符合的；你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把它们传授给自己的部下；一旦这些原则深入到了从鼓手到团长的全团的意识，第五十六团就可以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那时只有同时对它采取行动的几个兵种的联合力量才能把它打败，而光靠步兵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即使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它也不行。
战斗有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我认为前者最为重要；但我们先从后者讲起吧。
进行远距离射击是坏步兵的特点；好步兵是爱惜弹药的。正因为射击是步兵最主要的力量，它就不应该白费弹药，而必须教它把瞄准练到最精确的程度。如果还不是进行射击的时候，那就要把自己的部队控制在敌人的射程以外，或者隐蔽在掩体内。射击的时候一到，那就要坚决而沉着地冲向敌人，这可以使你们完成任何任务。如果敌人意外地坚守阵地，并且让你们非常接近了也不开火，你们就应该首先齐射，并且注意到你们的兵士每次射击总要装两发子弹。由于采用两发子弹射击，我不止一次地取得了成功。在激战中，我也会忘掉了下相应的命令，但是你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我认为这有重大意义。由于沉着、果断和两发子弹射击，你们很少有必要再来一次齐射，不管你们攻击敌人的阵地也好，反击敌人的攻击也好。
凡是对作战的问题稍微有一点点研究的人，都会同意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拿着装好子弹的武器走近敌人，而敌人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弹药，敌人怎么能够抵抗你们呢？敌人的精神状态被瓦解了，因为他在不可能不具有杀伤力的近距离齐射面前感到了恐惧，于是就会退却。那时就齐射吧，冲进敌人的队伍和捕捉俘虏——这比打死要好。在你们用刺刀杀死1个人的时候，你们本来是可以俘获6个人的。这样的战斗使胜利者付出的代价很小；你们在进攻时要损失几个人，但是你们一接近敌人并击败了他，你们就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先生们，这种战术会保证你们胜利，而且如果全军掌握了它，那末不管战斗部署怎样不好，它都会取得胜利。后者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但是如果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我们应该在那里进行打击的地点，我们就应该做到击溃我们面前的任何敌人。杜盖－特鲁安的战术就是如此，而且他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是由于这种作战方法，而不是由于他的所有其他才能。他接近敌人的军舰，而且他的大炮是装好炮弹的，而乘员却躺在甲板上；当他的军舰刚一接触敌船，他的乘员就一跃而起并向敌船的甲板进行了最猛烈的射击，然后接舷战就已经没有困难了。
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我们还应该利用别的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尽可能多的优势。巧妙地利用散兵将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他们的行动，无论在进攻或防御中，始终应该在密集队形的兵士的行动之前。在进攻中，他们将找到远距离观察所无法发现的地褶，并且将对敌人队伍进行疾风射。这将扰乱敌人并妨碍他准确地瞄准不进行射击而成展开队形进攻的步兵。应当尽可能派他们到那些不发生决定性搏斗的地点去。但是，如果情况要求他们在进攻横队的前边行动，那末最后他们应该退到它的翼侧，以免妨碍它的行动，然后再试图走到敌人的冀侧，以便从精神上瓦解敌人并捕捉俘虏，或者他们应该通过营与营之间的间隔退却，或者平卧在地上让步兵横队走到前面去。
散兵像成展开队形的步兵一样，不应该白费弹药。问题不在于，不应当简单地子弹交流，——这些子弹应该有助于取得成功。为此，应当在步兵成横队进行攻击之前的那个时刻，给散兵指出他们在开火之前必须占领的阵地；他们刚一开火，步兵横队就进入攻击。你们明白，如果让散兵紧靠敌军孤立地呆上一会儿，他们就会被击退，他们的任务也会完不成；你们则势必给他们增援，以击退迫使他们退却的敌人散兵，不过这样就非常不利了。所以只有àpropos〔及时地〕把散兵投入战斗，这是极为重要的；最适宜的时机差不多总是攻击时机。如果敌人在这个时机以前就开始以自己的散兵扰乱我们，我们就以突然的、短促的、但是坚决的攻击打退他们。你们一定能迫使他们退却，不过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派出同他们平行的散兵线，而是从翼侧迂回他们，或者以一个连的兵力打断他们的战线（这个连要以集中的兵群涌上去）。这是精神作用的结果，让我来说明如下。
散兵是不可能有精神的力量和团结的感情的，因为这些东西是集体精神和统一指挥的结果。每个散兵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自己的指挥员，他所考虑到的只是本人的力量。他看到大的兵群跑步向他挺进；他太弱了，以致于坚持不住；他退下来。他的左右邻也是一样，并且又影响到自己的左右邻，后者无意识地仿效他们，或者害怕被截断，逃了起来；他们跑到更远的后方聚在一起，重新射击。
我们的攻击连将不回击这种射击；它或者再次退却，或者在某一地褶隐蔽起来。没有比这些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散兵的连续性小战斗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你们浪费弹药，使自己的人精疲力竭，却没有改善情况，于是往往在决定性时机你们会感到东西不够用，因为你们把这些东西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我特别强调这个时机，是因为白费弹药是我国步兵，也是其他一切国家的步兵的一个最大缺点。在许多情况下，在半小时的射击以后和在取得某种成功以前，你们会听到四处都在大声埋怨，说子弹完了；为了求得子弹补充，兵士们便离开战斗队形，而这常常导致失败。一次最大的会战，一个兵士60发子弹就应该够用了。1815年，毕若上校指挥的第十四基干团在阿尔卑斯山进行了8小时的战斗，节省了三分之一的子弹。在这8小时内，敌人不断地射击，而第十四团只还击了几个齐射，而且还只是在奥军转入攻击，迫近它的阵地的时候。该团总是在齐射后立即转入白刃冲击，于是，不用继续散兵射击和乱射，就决定了敌人攻击的结局。双方回到了自己的相隔很近的最初阵地；奥军继续进行射击，而第十四团则不作射击，一直到敌人重新发动攻击。
这个例子的目的也在于帮助你们领会和珍视防御战的正确原则，即：自己永远在最后的决定性时机进行攻击；但是在防御中，以及在进攻中，还有一个异常有效的制胜方法，这就是尽可能避免在部队平行配置的情况下作战，因为在这种配置下，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相等的，而且，只有依靠精神优势和更有效的两发子弹射击才能使其结局有利于我。所以在决定性时机，我们将力求包围敌人的冀侧。在防御的条件下，在起伏地上，这一点是相当容易实现的。当敌人已经完全展开了攻击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一部分预备队成纵队派到阵地的翼侧，这些分队在决定性时机出现，向前推进和展开，以便从翼侧攻击敌人；我们派散兵到敌人后方，当每个营或者向敌人冀侧推进的分队刚一展开，他们就立即攻击，不给敌人以挫败攻击的时间。敌人受到正面和翼侧同时的攻击，一定很快就被击溃。
这种方法在我们进攻时也是可以利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大的纵队在展开的横队的两翼后边推进，在相当接近敌人之后，也改变成横队，延长自己部队的正面，组成一个包围敌军横队的半圆形；如果这样做我们的兵力不足，进攻的横队的翼侧营在行进中改变成纵深疏开纵队，走到敌人翼侧，重新组成横队并攻击，而由散兵占据它们中间的间隔。我认为这个机动对达到目的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营长很善于测定距离，使这个机动开始得不太早不太晚的话。当然，在夜间或起伏地可以使你们潜入敌人翼侧的时候，首先应该利用这一点。
退却时应该特别节省弹药。当你们用射击来防御时，你们会使自己的处境恶化，因为你们一点也不会离自己的指定地点更近一些。有时你们甚至必须跑步才能走到敌人的射程以外。这常常成为避免被消灭的唯一办法。由于采用了被错误地称之为系统退却的方法，进行缓慢的逐渐的退却，有许多部队都被消灭了！唯一合理的方法在于用任何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退却时这个目的就是迅速地走到敌人的射程以外，因为情况不允许你们继续战斗；你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该由于错误地理解了荣誉感而给自己提出投入战斗的目的，这种战斗对你们说来只能是毁灭性的，而且正如你们确信的那样，要再摆脱这种战斗，常常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迅速退却，在方法上才是正确的。从我们当代一位伟大的统帅的一生中，就可以举出这种退却的例子。
在马森纳元帅从葡萄牙退却的时候，奈元帅接到命令要用后卫部队阻挡英军前进，以便辎重队有时间通过隘路。他以他所特有的毅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因为英军援军源源而来，要继续保持住占领的地区就不可能了。他放弃这个地区之后，不得不往下退到一个狭谷，再登上河谷后面的另一丘岗的斜坡；在这段时间内，他的部队可能受到敌人的射击，因为敌人当然不会放过机会马上占领放弃了的阵地。元帅认为，如果缓慢退却，他就会遭到巨大损失；所以他命令各营旗手、司令部通信兵和其他的人在高地后方标出一道新的战线，战线的经始应由参谋军官制定。这事刚一完成，各营就根据他的命令跑过山谷并占据了这道战线，战线就这样好像魔杖一挥地出现了。没有这个出色的预防措施，我们会损失许多人，而且事情可能会以我们的被击溃而告终。同时很明显，当骑兵威胁着你们的时候，这种机动是不适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尽量更快地退却，同时保持自己队伍的适当队形。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些冒充战术专家的人说，应该以慢步进行退却；我一向都觉得这个原则是有毛病的。无疑，有时候一部分部队应该挡住敌人，保证其余部队的退却时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必慢步行动，你们应该战斗，而且常常应该向前推进和攻击，以便重新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和破坏敌人的士气。但是，当这支部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当目的达到了，当敌人部队越来越集中而使这支部队不可能继续战斗的时候，它就应该尽快退却，越快越好。
因此，我们要学会迅速地、方法正确地退却，尽管不保持队形；应当学会立刻恢复自己的队伍，在敌人的一个翼侧以展开队形或普通队形跑步改成横队，并且始终最精确地瞄准。
我始终认为士气比体力重要。你们要树立士气，就要使兵士养成高尚的精神，使他们爱光荣，有团的荣誉感，首先是发扬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爱国的种子。只要你们能够取得兵士们的信任，你们这样来教育他们，就能够容易完成大事业。为了取得信任，你们应该履行你们对他们的一切义务，同他们交朋友，常常跟他们谈战争，谈作战方法，使他们相信你们有办法很好地领导他们。在火线上，你们应该给他们做出高度勇敢和十分沉着的榜样。
你们应该特别注意能够有助于提高你们兵士的勇气和削弱敌军勇气的一切。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第五十六团从来就不让敌人攻击它；在决定性时机它总是把战斗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攻击敌人。在防御中，它配置在它预定进行战斗的战线后面，以便在决定性时机向这个战线推进。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因素的有力影响是明显的：配置在自然条件有利、防御设备很好的阵地上的部队，拥有一切物质上的优势；而布置在这里的部队如果它们只限于在原地作战，也仍然差不多一定要被赶出这个阵地的。可以说，精神方面也好，物质方面也好，良好的防御始终应该用进攻来实现。在敌人的翼侧和后方的进攻行动差不多总是有效果的；即使进攻行动只是由一小群兵士进行的，也对敌人的精神状态发生特殊的影响。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最好的机动就是在攻击横队的翼侧后边组成密集纵队，这些纵队在你们同敌人刚一进入直接接触的时候就展开并包围敌人。既然这种机动是极其有效的，你们就必须警告自己的兵士，叫他们预防他们自己也可能受到这样的攻击，并且给他们指出，怎样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攻击。还必须预先告诉他们后方可能有人惊叫“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截断了！”，等等；应该告诉他们：后方的殿后兵和精兵分队有严格的命令用刺刀杀死或者枪毙敌人的所有奸细或我们自己的散布恐慌的坏兵；一切敢于威胁我们翼侧和后方的敌人部队，将被我们的预备队迅速消灭，我们的兵士这时应该考虑的只是如何击溃我们面前的敌人。
其次，你们在改善自己部队的精神状态时，要注意不使你们的队伍由于兵士借口护送伤员而渐渐稀疏。战斗过后，如果我们不是离得很远，我们对伤员会给以应有的照顾；但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夺取胜利。胜利了的军队的伤员任何时候也不会被丢下不管的；而失败了的军队的伤员就不得不遭受无数苦难了。所以，在战斗时期，看护伤员是一种假怜悯，而且往往简直是对胆小怕死的一种伪装。在这种情况下，军官们应该再做出忠于事业的榜样，受伤时拒绝那些应该进行战斗的兵士们的任何援助。
在奥斯特尔利茨战役期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伤员把那些要送他们去医务所的伙伴们打发回营了。
保持兵士的勇气的最好办法之一，是军官在战斗的各个阶段的出色行为。如果团在炮兵的火力之下被阻呢？那时他们应该在自己兵士们的前边自豪地走来走去，并且用愉快的交谈和鼓气的话语来保持他们的情绪。如果猛攻敌人的时间到了呢？那时他们应该准备自己的兵士去猛攻，再一次告诉他们上述的射击原则，并且建议他们在白刃战中尽可能地彼此靠近些，一听信号就迅速集合。
有个防止你们兵士过早开火的好办法；这就是军官们在进攻横队的前面骑马前进。团长可以说：“兵士们，你们可不要射击自己的军官呀！我在开火的时候到来之前将走在你们前边。”这样投入战斗的兵士，总是很勇敢的，而且很少遇到失败，因为他们很少会遭到具有这种坚强精神和遵循着这种作战原则的敌人。
如果出现骑兵，就必须提醒兵士们，我们的方队有力量使他们成为攻不破的。至于我，我可以向你们表示，我真希望在我们将要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我们受到骑兵的攻击——我深信这会给第五十六团带来光荣。
对士气的最严厉的考验是退却。有人常说，法军不太适合这种战斗，这等于说，法军是坏兵。这是胡说。最近40年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法军在好的指挥员的领导下是能够完成出色的退却的。人们常常认为民族性格是失败的原因，其实应该归罪于那些指挥不当或不能提高部队士气的将军们。
古语说：“你要做绵羊，别人就要剪你的毛。”在退却期间你们应该做狮子；你们给予跟踪追击你们的敌人三四次有力的打击之后，别人就会尊敬你们。甚至只有不多的战斗经验，也能够容易在后卫战中获得某种成功，而这就大大有助于提高退却的军队的士气，使追击部队十分犹豫起来。你们在退却时总是有可能选择战斗地点的；在那里你们集结和布置自己的部队，要便于包围在追击时大大伸长的敌人纵队的头部。每个人的任务应该事先准确地规定好，战斗应该又快又猛。决不能表现出任何的犹豫或动摇；敌人纵队的先头部队必须打掉，然后你们快退，避免跟即将源源赶到的援军战斗。
先生们，我说的已经够使你们了解和珍视士气的威力了。当军官们知道如何鼓舞自己的部下，这一点有了把握的时候，士气就高涨起来；巧妙的、合理的和勇敢的行动有助于士气的巩固。你们应该努力在和平环境里使自己的兵士们明确地认识到你们在战争条件下能做到什么。这一点你们是做得到的，如果你们不只限于训示、检阅和枯燥的操练的话；无疑，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益的东西，但是它们并不影响兵士的精神状态。你们应该同自己的兵士谈我们过去的战争，给他们讲我们的勇敢军队的功勋，引起他们超过这些功勋的愿望，——一句话，要想方设法使他们爱光荣。
篇首按语是弗·恩格斯于1861年2月初写的
载于1861年2月9、16日和3月2日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3、24和26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35]指“步兵战斗中的体力因素和精神因素”（《Principesphisiquesetmorauxducombatdel’infanterie》），这是毕若“略论作战的几个问题”（《Aperçussurquelquesdétailsdelaguerre》）一书的一章。该书第一版于1832年在巴黎出版。——第26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法国的武装力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法国的武装力量[132]
根据“哥达年鉴”[133]（它是在这个问题上所能找到的最大权威）的资料，1860—1861年法国军队的战时编制如下：
1、步兵：近卫军——12个掷弹兵营，16个轻骑步兵营，2个朱阿夫营，1个猎兵营，共计31个营。基干部队——103个团，每团4个营，共计412个营；3个朱阿夫团，外籍军团2个团，3个土尔科（或土著阿尔及利亚猎兵）团，每团3个营，共计24个营；猎兵——20个营；3个捷菲尔或非洲（惩戒）轻步兵营，巴黎市pompiers（消防队）——1个营。
共计491个营，或在战时……………………………………………………515037人
2、骑兵：近卫军——6个团，或37个骑兵连；
基干部队——58个团，或358个骑兵连，共计395
个骑兵连………………………………………………………………………100221人
3、炮兵：22个团——227个炮兵连（其中146个
6门火炮的炮兵连——876门火炮——组成野战炮兵）……………………66007人
4、工兵……………………………………………………………………15443人
5、后方勤务：卫生部队和军需部门……………………………………24561人
6、宪兵队…………………………………………………………………24172人
7、司令部、残废兵、军事学校及其他…………………………………17324人
───────────────────────────────────
共计…………………………………………………………………………762765人
战时编制就是这样。平时编制如下：
步兵………………………………………………………255248人
骑兵………………………………………………………61023人
炮兵………………………………………………………39023人
工兵………………………………………………………7467人
后方勤务等等……………………………………………11489人
宪兵、残废兵等等………………………………………41496人
────────────────────────────
共计………………………………………………………415746人
1859年1月，在意大利战争爆发前不久，在“立宪主义者报”上曾公布了法国军队正式条例，根据这个条例，战时编制为568000人，平时编制为433000人。试问，在两年当中，在平时编制实际缩减的情况下，把战时编制增加了20万人，这是怎样才办到的呢？
军队每年能有的适合服兵役的青年总数，像以前一样，约16万人。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从他们当中实际上征召了4—6万人；要使军队人数保持以前的水平，当时认为这已够用了，尽管在阿尔及利亚有伤亡。后来就征召8万人，甚至征召10万人和10万人以上。意味着和平的帝国[134]，比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所需要的炮灰却要多一倍。服役期限定为7年，但是即使假定在最近时期每年征召10万人（这超过平均数），7年内也只有70万人。如果从这里除去由于各次远征和其他原因而造成的损失，所剩就未必有60万人了。下余163000人从何而来呢？
法国皇帝最近的指令中有对这两个问题的答复。在意大利战争爆发前，原来由3个营（每营8个连）编成的各团，开始用4个营（每营6个连）编成。这样，在团的内部用简单的重新分配24个连的办法就把3个营变成了4个营。营的人数有自己的最高限额。如果营超过1000人，它的人数就太多了，一个人的口令指挥不了，而且也太笨重了，不能迅速地机动。而连的人数则可以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改变：连可以有100人，也可以有250人，——这取决于选择，而不决定于必要。用上述方法以同样数目的军官和军士建立第四营，一旦有了人就能把团从3000人扩大到4000人。在战争时期，各团是以3个战斗营编成的，第四营组成后备部队——补充队。因此，100个基干团的这些第四营，可以再编10万人到军队里来，即骨干人员人数不变而服役者多出10万人。战后，第四营曾经解散，但是不久以前它们又重新恢复了。另外还编成了3个步兵团（第一○一、第一○二和第一○三），这就有可能再编17000人到军队里来。这些新编部队是112000人，所差的51000人可能是军队在1859年1月间由于过去的损失而较战时满额编制所减少的数字。这表明，现在单单法国步兵所拥有的骨干，就足够把我们上面谈的那么多的人组织起来，不必再新编部队。但是从哪里找人来使这些骨干人员都有兵可带呢？
最近7年来军队虽然定期征兵，也还有55—60万人是没有应征的。每年属于征召范围的实际总人数约16万人。每年征召的名额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比这个数字少5万人，而在必要时，还有一批最近6年期间由于征兵时抽到免役号码而得以完全免服兵役的年轻人可用。他们可能至少约有30万人，但是由于这些人长期以来习惯于认为自己永远免服兵役了，由于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结了婚，一部分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因此很难找到他们，他们应征入伍，不会得到居民的赞同，而且也是难以实现的。
路易－拿破仑究竟从哪里补充他的这个人员差额呢？用实行变相的普鲁士预备兵制度的办法。从每年能够征召的16万人当中，一部分，譬如说一半，用来补充常备军的空额。其余的编入预备兵的名册里，编成部队，第一年训练两个月，第二年和第三年各训练一个月。他们仍然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在7年内是可以被征召的，像在基干部队中服过役的人一样。其次，我们有根据推测，如果军医检查身体不太严格（战时他们常常是很宽很宽的），那末每年适合服兵役的16万人总数，稍加一把劲儿就会达到20万人；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如果每年总数等于16万，那末在7年期间军队就有1112000人，扣除一个整数的损失，还有100万兵士。这样，我们看到，由于不久以前实行的新的预备兵制度，路易－拿破仑的部队几年以后将超过现有部队准备接收的兵士数目。而这种情况也已被预料到了。将来团的所有4个营都应该成为战斗营；现在正以教导营的名称编着第五营，借口是要训练被编入预备兵的兵士。这个新的编制保证有可能再编入103000人，因而就把能够有成效地用于现有部队或由常备骨干组成的新编部队中的战士增加到863000人。
法国政府并不满足于此，它还预定再编成1个近卫团和17个基干步兵团。这18个团将有90个新的步兵营或9万人。
由此可见，甚至根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判断，我们相信，到今年年底，法军在自己的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里将能够绰有余裕地容纳不少于953000人。至于将要用来补充这些新编部队的人员，我们看到，甚至在本年内就可以得到约70万人，而不用征召前些年被免役的人。但是，一旦实行不在野战部队服役就在预备兵中服役的普遍兵役制，对最近6年内免服兵役的人采用同一原则就相当容易了（拿破仑当年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毫无疑问，那时候953000人很快将被征齐。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个无意中引起了志愿兵运动的人，对志愿兵运动作出了反应，他安静地、不声不响地组织百万大军，同时建造20艘装甲巡航舰——可能是要把这支军队的一部分护送过拉芒什。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1月底
载于1861年2月2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2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注释：
[132]本文起初是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后经修改寄给了“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57页。
[133]“哥达年鉴”（《AlmanchdeGotha》）是一个外交和统计年刊，从1764年至1929年在哥达（德国）用法文出版。——第257页。
[134]见注7。——第25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德国的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思弗·恩格斯
德国的运动
看来，随1861年而来的震荡还是不够的。我们看到美国发生脱离派叛乱[127]，中国发生起义［注：指太平天国革命。——译者注］，俄国向东亚和中亚细亚推进；我们碰到东方问题及其自然产物——法国占领叙利亚和苏伊士运河；我们眼看着奥地利在崩溃，匈牙利处于公开起义的前夕，加埃塔被围，并且听到了加里波第要在3月1日解放威尼斯的诺言；最后然而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是，有人正企图使麦克马洪元帅在爱尔兰复登其祖先的王位[128]。不过，所有这一切还是不够的。目前我们看到，除此之外，即将发生第四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
1851年丹麦国王［注：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在什列斯维希问题上曾自愿地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承担某些义务[129]。他答应，公国将不被合并于丹麦；它的议会将与丹麦的议会分立；两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和丹麦民族将在什列斯维希享受同等权利。此外，对霍尔施坦议会的权利作了专门的保证。在这样一些条件之下，占领霍尔施坦的联军撤了回去。
丹麦政府千方百计地规避履行自己的诺言。在什列斯维希南半部，一切纯粹是德意志的；在北半部，所有城市都是德意志的，但农村居民讲的则是已经面目全非的丹麦方言；自远古以来德语几乎到处是标准语。在居民的赞同之下发生了德意志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因此，除了极北的边界地区的居民之外，甚至那一部分讲丹麦方言的农民（这种丹麦方言与标准丹麦语如此不同，以致南部的德意志居民都很容易听懂），也都认为德意志南部的标准语比丹麦的标准语更容易懂。1851年以后，政府把这一块边区划分为丹麦区、德意志区和混合区。在德意志区，德语被宣布为政府机关、法庭、教会和学校的唯一的官方语言，在丹麦区则是丹麦语。在混合区承认两种语言具有同等的权利。表面上看来这很公正，但实际上，在设立丹麦区时，丹麦标准语是强加给居民的，绝大多数居民甚至听不懂，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行政、诉讼、教育、洗礼和嫁娶都用德语。但是，政府为了根除区内德意志化的所有痕迹，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十字军征讨，甚至禁止家庭中采用任何其他语言进行私人教学，只能采用丹麦语；同时，它又采取间接的办法，力求在混合区内使丹麦语占优先地位。这些措施所引起的反抗非常强烈，因而曾经试图借助一系列烦琐苛刻的政令加以镇压。例如，在埃克恩弗尔德这个不大的城市中，凡向议会非法递交呈文即作犯罪论，立即处以4000塔勒以上的罚金；所有被罚款者作为罪犯被剥夺选举权。但是，居民和议会过去和现在一直进行着反抗。
在霍尔施坦，由于丹麦政府不作政治性质的或民族性质的让步，所以就无法使议会核准任何捐税。政府是不愿意让步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意使自己失去公国的收入。因此，为了制造一些多少合法的根据向公国的居民征税，政府就召集了一个王国会议——这个会议没有任何代议制的性质，但却被派作代表丹麦本土、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的用场。这个会议，尽管霍尔施坦人拒绝参加，还是来核准通行于整个王国的税收，而且，政府还根据这个会议的决定，规定了霍尔施坦的税率。这样一来，本应成为独立自主的公国的霍尔施坦，就丧失了任何政治独立，从属于丹麦人所把持的会议了。
根据这些事实，德国报刊在近五、六年间不断呼吁德国各邦政府对丹麦采取强制性措施。事实本身确实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德国报刊——在1849年后的反动时期内被准许存在的报刊——只是利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的确，如果那些在自己家中力求在施行烦琐的苛政方面超过丹麦的德国各邦政府允许的话，一场反对丹麦人的义愤是很容易激发起来的。当克里木战争爆发时，对丹麦作战曾经成为流行的口号。当路易－拿破仑进入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时，对丹麦作战的要求又重新提出。现在，看来终于要完全达到这个目的了。普鲁士“新纪元”[130]的代表者，以前听到自由派报刊的呼吁时是那么羞涩不答，这时也同后者完全一致了。新即位的普鲁士国王向全世界宣布，他一定要解决这个老争端；老朽的法兰克福议会也开动起自己的全部笨重机器，要来拯救德意志民族。而自由派报刊怎样了呢？欢庆胜利吗？完全不是！在此决定性时刻到来的时候，自由派的报刊却一反前言，大叫：当心！它发现，德国没有舰队可以用来反抗一个海上强国的舰队；特别是在普鲁士，它作出种种胆怯的表示。几个月之前被说成是刻不容缓的爱国职责的东西，现在突然被描绘为奥地利的阴谋，普鲁士不要参加进去。
德国各邦政府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所表现的出乎意料的热情，是极不真诚的，这一点当然用不着怀疑。正如丹麦的“日报”[131]所说的：
“我们都知道，德国各帮政府的老办法之一就是：每当它们感到需要一些名声时，就搬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并激发反丹麦的狂热以掩盖本身的种种罪恶。”
毫无疑问，萨克森正是这样，普鲁士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不过在普鲁士，这个问题的突然提出显然还意味着与奥地利联盟。普鲁士政府看到，奥地利从内部瓦解着，而与意大利的战争则从外部威胁着它。当然，眼看着奥地利被消灭，是不符合普鲁士政府的利益的。同时意大利战争，路易－拿破仑不会长久地袖手旁观，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不见得不会触动德意志联邦的领土，因此，普鲁士是一定要干涉的。这样，就一定会既同法国在莱茵河上作战，又同丹麦在埃德尔河上作战；既然普鲁士政府受不了让奥地利被击败，那末又何必要等到奥地利再吃一次败仗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去干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冲突，从而使不会为保卫威尼斯而战的整个北德意志都来关心战争呢？如果普鲁士政府的思想的程序是这样，那就相当合乎逻辑了，不过，在1859年，即还在奥地利被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之败以及内部震荡削弱之前，这样想也是同样合乎逻辑的。究竟为什么那时的普鲁士不按照这样的想法去行动呢？
这次大战是否将在今年春天发生，还说不一定。但是，这次战争如果发生（虽然哪一方都不值得同情），结果一定要发生革命，不管哪一方失败都一样。如果路易－拿破仑被战胜，他的王位必然垮掉；如果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败北，他们就不得不在德国革命面前退却。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1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1861年2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17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27]指1860年底南部各蓄奴州掀起叛乱并脱离北美联邦，从而开始了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详见本卷第346—366页。——第253页。
[128]文中所指的大概是下述事实：1860年7月在反英运动正炽的法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麦克马洪，爱尔兰国王”。小册子号召爱尔兰人推翻英国的统治，推举爱尔兰侨民的后裔法国元帅麦克马洪登爱尔兰王位。——第253页。
[129]1851年丹麦国王对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所承担的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等公国的国家制度方面的义务，规定在1852年1月28日的宣言中。——第253页。
[130]指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的。资产阶级所期望的自由主义改革，一项也没有实行。“新纪元”实际上为1862年9月俾斯麦执政时起开始的容克地主的公开专政做好了准备。——第255页。
[131]“日报”（《Dagbladet》）是一家丹麦资产阶级的报纸，从1851年起在哥本哈根出版。——第25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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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
志愿兵部队拥有相当数量的步兵和炮兵，已经有一个时候了，它也已经拥有编制不大的骑兵；现在，正逐渐建立最后一个兵种——工兵。关于志愿兵工兵的问题，目前正在非常广泛地讨论着，这个问题是完全值得这样注意的。皇家工兵在宗主国和殖民地担负了许许多多任务，它的力量已经不够用了。一旦发生战争或预计中的入侵，又将怎么办呢？那时，目前正在修建的许多工事（即各港口周围修建的大规模的筑垒兵营），将需要相当数量的工兵官兵来驻防；而作战部队由于补充了志愿兵，比现有数额增加一两倍，也将需要补充某些工兵，才能取得对敌的行动自由。如果不大大增加皇家工兵的人数，那末这一兵种的任务就一定完成得不好，不然的话，那就要由事先训练好的志愿兵来完成了。
战时应当配属给作战部队的工兵数量，归根到底并不很大；每个由两个师（16—24个具有相应数量的骑兵和炮兵的步兵营）组成的军，配属3个或4个工兵连，就完全够用了。假定，陆军在战时拥有4万基干部队、2万民军和10万志愿兵，总共16万人，或200个营，共合8—10个军，那末，这就需要约30个工兵连。假定皇家工兵提供10个工兵连，那末还有20个连就得由志愿兵提供。在防卫港口工事方面，也需要大致同样数目的志愿兵工兵来协助皇家部队；由此可见，在现有人数的志愿兵步兵和炮兵之外，再建立约有40个志愿兵工兵连就够了。如果志愿兵人数增长到战时可提供10万人以上（扣除警备部队之后），那末每100名额外猎兵增加1名工兵就够了，即每个由2万人组成的军将配备200名工兵（或3个连）。
所以，现在建立一支最高限额为40个连或约3000人的工兵部队，是合适的。但是，为了使他们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工兵，还要作很多努力。我们现在就已看到，志愿兵炮兵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用到连、营手持马枪的队列教练上了，虽然所有这些训练都仅仅是为了检阅，并且不会对他们的作战勤务带来任何好处，无论是在掌握野炮方面，或是防守工事方面。我们也担心工兵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他们首先应该记住：除了培养他们的军人姿态，教会他们迅速准确地服从命令，并且使他们的分列式走得很好所必需的时间以外，花在连队列训练上的每一个钟头都是一种浪费；他们应该学习完全另外一种东西，他们的战斗力正是取决于此，而不是取决于走得稳妥的分列式。他们——兵士也好，军官也好——必须熟悉野战筑城和永备筑城的原理；他们应该实习修建堑壕和炮台，筑路和修路。如果物质条件具备，他们应该建筑军用桥梁，甚至挖掘地道。在这些科目中，有一些恐怕只能学点理论，因为在英国，要塞和浮桥都极少，而且决不能设想每个志愿兵都可以到朴次茅斯或查塔姆去学习筑城或参加架设浮桥。但是，也有些工程学科目是每个连队都能够实习的。如果在曼彻斯特这里编成一个工兵连，我们就能够给这些工兵指出许多条战时行军纵队必须通过的很坏的乡村道路，而且，与这些小路有关的人们只能非常乐意让工兵在这里实习筑路。这些工兵要找一块地段来建筑少数野战工事、挖掘堑壕和修建炮台，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特别是因为，这样的地段将使志愿兵炮兵和步兵有可能来实习那些不实习就无法学习的军事勤务。他们甚至可以找到地方，随时架设一座不大的支柱桥来穿过我们地区的某条高岸河流，而每条这样的河流的河底都是水底硬地，这就给架设这样的桥梁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这样的作业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作业，应该成为工兵实习的主要内容；连的队列教练应该在开头就迅速完成，只有在部队相当熟悉了工兵的真正业务以后才再搞队列教练；这时，在第二个冬季，就可以很好地利用晚间进行队列教练。但是，如果工兵一开始就抱定目的要同步兵比步法操练和营的队形变换，从而削弱自己的专业训练，如果让工兵军官去较多地注意完成步兵军官的任务而较少注意专业训练，那末，志愿兵工兵就会认为，在战争时期，他们将被用作步兵，而被用作工兵的场合要少得多了。
找有资格的军官并不难，如果从唯一适于做这种工作的人当中即非军人工程师当中挑选的话。学习几个月的理论，去查塔姆、朴次茅斯或阿尔德肖特旅行几次，很快就会使他们熟悉军事工程学的大多数科目，他们的连队的军事教育也将继续使他们得到训练。他们从教别人当中去学习。他们的本行迫使他们去了解军事工程学的一切原理；既然他们一定是非常容易领会问题和有知识的人，那末，要他们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军事问题上就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在“陆海军报”上读过一篇文章，文章谈到一种极大的军事工程组织，这个组织应该包括国家的全部铁路线，并且一旦敌人入侵，应该带来巨大的成果。计划要点曾在上周的“志愿兵杂志”上转载。这个计划是以一种非常含糊的形式公诸舆论的；暂时我们还看不到这个计划的极大的好处，所以只是觉得，它把两个迥然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了。无疑，研究王国每一条铁路线的战略意义，以及研究整个铁路网的战略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十分重要，所以如果这一点不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做到，如果在总司令部的档案库里和各区司令官的档案库里现在不是存放着大批体现了这项研究成果的文献，那末，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大漏洞了。但这是司令部的任务，而不是工兵的任务。至于把每条铁路线上的司机、司炉、铺轨工和挖土工组成工兵部队，我们看不出这有多大好处。这些人可以说已经有了军事组织，他们的纪律比全国任何一支志愿兵部队更严。希望他们作为志愿兵工兵去做的事，以他们现在的能力也完全能够完成。既然在战争时期比现在更有必要把他们留在他们现在所呆的地方，教他们军事工程学的专门科目就毫无益处了。
这些意见是针对计划已经公布过的部分提出的，如果将来在计划中还有一些别的内容，我们当然有权利再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我们仍然要再指出一个优越条件，这个条件是国内有许多有素养的工程师而产生的。大多数部队，除拥有工兵和地道爆破兵的军官以外，还拥有一批不属连队编制而担任专门职务的工兵军官。为什么不使英国的非军人工程师有可能自修这种勤务呢？非军人工程师学校可以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要开几门军事工程学的课，和一门同工兵连一齐进行的短期实习课，就可以达到全部要求了；考试严格限于军事科目，而且只考绝对必需的东西，可以用这样的考试作为主要的考查，以决定接收不在部队编制的志愿兵工程师加入军官队伍；当然，政府应该有权取消不适合的应试者的资格。这样的军官可以作很多事情，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恰恰都取决于军官的学识；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指挥若干志愿兵步兵或炮兵，可以更好地执行某些工兵的任务，比带有一两个基干步兵班专为完成同样任务的正规军工兵军官们执行得更有成效。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11月底
载于1860年11月24日和12月1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第12期和第13期及“志愿兵读物”1861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校对过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奥地利革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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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弗·恩格斯
奥地利革命的发展
1860年12月24日于伦敦
奥地利的革命正在急剧发展。总共只两个月之前，弗兰茨－约瑟夫在其10月20日的恩诏[125]中承认，他的帝国处于革命状态；为了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他许诺打打折扣恢复匈牙利古宪法［注：见本卷注120。——译者注］，企图以此来收买匈牙利。虽然恩诏也是对革命运动的让步，但是就其意图来说，则是背信政策的圆滑手段之一，这样的手段正是奥地利外交的特色。用以收买匈牙利的让步，从外表看来，特别是同对德意志各省和斯拉夫各省的微不足道的施舍、同恩诏中所拟定的成立帝国议会的丑剧比较起来，显得非常巨大。但是，只要更仔细地阅读一下这个文件，它的背信性质就显得十分清楚，巧妙的手法就变成了透顶的荒唐，变成政府对革命运动无计可施和无力应付的证据。问题不仅在于，要剥夺匈牙利议会对拨款和军队定额的决定权，并把它们交给中央议会，甚至部分地交给皇帝本人，——仿佛这个在最近十年中不得不忍受接二连三的政治打击的政府，还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些权利从实际夺得者那里再夺来之后，保持在自己手里似的，——而且，对照一下给予帝国其他部分和中央代议机关的那些权利，看看这些权利是如何微不足道和不明确，整个意图的虚伪性便立刻暴露无遗。而当为施梯里亚、克伦地亚、萨尔茨堡和提罗耳等省制定的宪法——这些宪法把代议机关中的绝大部分席位轮予了贵族和僧侣并保留了旧等级差别——公布出来的时候，当旧内阁仍然掌握着政权的时候，这一切策划的目的何在，已再无任何疑问。这是打算安抚匈牙利，然后把它变为帮助专制的奥地利摆脱困境的工具；而匈牙利在奥地利重新强大以后将遭到怎样的命运，它根据经验，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无限制和无条件地承认匈牙利语是匈牙利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一事实本身，也完全是用来鼓动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反对马扎尔民族的。因此，同皇帝做了这笔交易的匈牙利的旧保守派（vulgo〔换言之〕贵族）就失去了自己家中的一切支柱；他们已决定用议会的两个最重要的权利来换取这些。实际上，皇帝的恩诏没有骗住任何人。各德意志省的舆论立即迫使旧的市议会（革命后皇帝所任命的）为目前人民投票选举的新人敞开了自己的大门，而匈牙利人则开始恢复自己的旧的各州官员和1849年之前代表国内所有地方政权的州议会[126]。不管怎样，反对党立即掌握地方的和城镇的管理机关，而不限于要求暂时换一换内阁，并且不放弃占领那些在较小的活动范围中间向他们开放的重要阵地，这些都是良好的预兆。在匈牙利，1848年改组过的古老的地方管理机关立即把民政权力交到了人民手中，并且要维也纳政府作二者之一的选择：要末让步，要末马上诉诸武力。因此，这里的运动就自然发展得特别迅速。现在全国都纷纷要求完全恢复1848年修改过的宪法，恢复那时议会和国王达成了协议的所有法律。此外，还要求立即废除烟草垄断（1848年后非法实行的）和所有其他未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法律。在议会尚未核准以前所征收的捐税被公开宣布为非法；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应纳捐税没有交付。劝说应召服役的青年反抗或逃避征兵；扯掉帝国的鹰徽；最糟的则是，在这一过渡时期，政府已无力与掀起的风潮作斗争。凡是召开了州议会的地方，州议会都一致支持这些要求；而在匈牙利大主教主持下于赫兰召开的、目的是向政府提出议会选举基本原则的匈牙利名士代表大会，几乎未经讨论就一致同意宣布1848年的民主选举法仍然有效。
这是旧保守派与皇帝妥协时所没有料到的。他们完全被《débordés》〔“冲倒”〕。他们有被革命浪潮淹死的危险。政府也了解到必须想个办法才好。但是，维也纳内阁能有什么办法呢？
收买匈牙利的试图已处于完全破产的前夕。如果内阁现在另作尝试去收买德意志人怎么样呢？德意志人从来没有享受过匈牙利人那样的权利，用较少的东西可能就会使他们满足。为了生存，奥地利皇朝是必须挨次地挑拨它统治下的各民族相互反对的。斯拉夫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发动，因为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把他们同俄国联系得太紧密了。总之，就是说，应当利用德意志人。果鲁霍夫斯基伯爵，这个万民痛恨的波兰贵族（背叛波兰事业而投效奥地利的叛徒）作了牺牲品，骑士冯·施梅林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是1848年昙花一现的德意志帝国的大臣，后来是奥地利大臣；1849年的宪法被彻底废除时，他离开了这个职位。他被公认为立宪主义者。但这一次又是在表现了大大的动摇和犹豫之后，最终才邀他来担任这一职位的，以致又丧失了效果。人们问，如果所有其他的大臣仍然高踞原位，施梅林能有什么作为呢？还在他得到最终的任命之前，所有希望就已开始消逝了，所以，对他的任命并不是真诚的让步，而只是无力应付的一个新证明而已。但是，当各德意志省的反对派满足于获得地方政权，并且怀着公然的不信任和不满意的态度对待政府的每一个步骤的时候，匈牙利的运动却继续发展着。还在任命施梅林之前，被扶上台的以塞钦和瓦伊为首的匈牙利旧保守派就已承认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于是帝国政府不得不十分忍气吞声地去邀请1848年的两位匈牙利大臣——在1848年秋天以前，他们是被枪决的鲍蒂扬尼以及科苏特和瑟美列的同事，——即邀请德亚克和埃特韦什，来参加那个曾经借俄国之助镇压了匈牙利的人所领导的政府。他们还没有被任命；犹豫动摇和争吵小事的气氛仍然十分的浓厚，不过，只要他们接受邀请，最终一定会被任命的。
由此可见，弗兰茨－约瑟夫已被迫接连做出了让步，如果两个议会在1月间能够召开——一个是在佩斯为匈牙利及其各区召开的议会，一个是在维也纳为帝国其他各省召开的议会，那末，还将从皇帝那里夺得新的让步。但是每个新的让步不仅不能安抚皇帝的臣民，反而会由于它那无法掩盖的虚伪性而愈来愈使他们愤怒。如果这里再加上回忆往事，——这是靠路易－拿破仑津贴为生的匈牙利流亡者的手法，——再加上奥地利的对外政策将永远是反动的，这种对外政策马上便会成为王室和议会冲突的源泉，因之不可能出现一个自由主义的奥地利，而路易－拿破仑又利用这一点进行投机，那就十分可能，1861年将是奥地利帝国瓦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的一年。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12月24日
载于1861年1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15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25]见注118。——第249页。
[126]州议会是匈牙利大行政区单位（州）的等级会议，它是国内的民族自治机关。1848年匈牙利革命改革的后果之一是：国内全体居民的代表参加了州议会，没有等级之分。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州议会被解散，国家分为州的制度也被取消。——第25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
1860年11月10日于伦敦
老早就预言过的金块外流和贴现率随之上涨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昨天，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4％提高到4．5％。在1859年同月，银行的贴现率没有超过3％，虽说那时曾有价值13234305英镑的大量白银运往东方。银行的明显目的，是阻止黄金从自己的地下室外流；截至9月26日为止，黄金储备总数是16255951英镑，现在缩减到13897085英镑（昨天从银行提出的43000英镑不算）。从9月26日起，外流量就不断增加，本星期已增加到将近30万英镑。粮食的大量进口，当然迟早要使贵金属输出，但因偿付粮食的期票还未到期，所以目前的外流还不能用这一点来说明，而且，除此以外，它正发生在伦敦的贴现率高于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汉堡的时候，与此同时，作为交易所业务的黄金输出，并不提供任何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究竟流入哪里？流入法兰西银行的地下室。法兰西银行的贴现率现在还只是3％，虽然从8月底起，这个企业已损失了400万英镑左右，然而它的贴现业务在8、9两月几乎增加了300万英镑。任何一个普通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提高贴现率，但路易·波拿巴由于害怕引起金融市场明显的混乱，就命令银行亏本购储黄金，并且毫无疑问将来还会迫使它继续这种在商业上不合算的业务。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证明了，它不能够用提高利率的方法制止现在正在发生的外流。例如在昨天，从银行的发行部中完全没有提出金块，可是银行部却被抽走大量的金镑。1844年和1845年公布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臭名远扬的银行法[124]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商界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贵金属输出的实际数量，因为银行部不公布任何关于从它的柜子里提走的金镑的报告。
英格兰银行的官方贴现率的上涨（特别是，如果继续上涨的话），当然会迫使法兰西银行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样一来，就会阻止路易·波拿巴像过去那样为了使金融市场的紊乱不明显化，命令银行经理亏本购储黄金。但是，这种被迫的措施将不能制止黄金从英国外流，因为粮款期票将按时到期，这是要用现金支付的。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11月10日
载于1860年11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11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24]1844年英国政府由于力求防止银行券兑换黄金方面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倡议通过一项英格兰银行改革法，将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固定的银行券黄金保证率。没有黄金作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限定为1400万英镑。——第24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普鲁士备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普鲁士备战
1860年10月23日于柏林
我们的自由派对摄政王参加华沙会议一事的愤怒和恐惧，像真正的普鲁士自由派的任何不满情绪一样，通过对奥地利和它的新出炉的宪法[118]的无情诽谤而发泄了出来。首先，弗兰茨－约瑟夫永远不会被饶恕的是，他使这些先生们失去了他们的主要慰借，也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的永恒主题，这就是把“宪制的”普鲁士与“专制的”奥地利作对比。当然，奥地利的恩诏不仅提供了挑剔的借口，而且也引起种种严重的不安。赏赐这件礼物的当时情况和奉献它的双手，使它具有与其说是真诚让步不如说是巧施诡计的性质。早在1849年3月4日，弗兰茨－约瑟夫就曾公布了宪法总则，其结果不过是在第二年武运亨通之后再把它废除[119]。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君主们不遭到外界的强大压力而限制自己的特权和向人民的要求让步的例子，同样，也没有君主们每当可以不受制裁地违背自己的誓约和诺言的时候而仍然信守前言的例子。匈牙利古宪法[120]并没有全部恢复，因为佩斯议会的两个最重要的权利——国家收入表决权和征兵权——被取消了，并且被转交给维也纳中央帝国议会；后者将变成全帝国的国会，所以它被赋予种种特性，这些特性看来将成为它同各个民族议会或省议会之间冲突的永久根源。既然各德意志省和斯拉夫省的宪法只有一些最一般最不明确的原则，那就可以对它们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了。马扎尔人认为，恩诏的最大缺点，是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同匈牙利分开，并允许这些省有特别议会；但是，如果回忆一下1848—1849年的事件，我们就有根据怀疑，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是否会附和马扎尔人的这种怨言，支持这种怨言。看来，维也纳的国家活动家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巧妙地玩弄了一下民族原则，使它对自己有利。
但是，谈到全帝国的共同的议会——帝国议会（它设于维也纳，由加里西亚、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威尼斯和各德意志省的各个议会的议员组成），既然它不受德意志联邦议会的管辖，难道不是要破坏德意志奥地利与德意志联邦之间一向存在的关系吗？这就是普鲁士官方自由主义的代表们现在无休止地议论的大问题，他们举出种种新的论据来论证他们那个心爱的理想——把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排除出德意志联邦。但是他们的所有议论全是出于误解，因为他们对弗兰茨－约瑟夫的恩诏信以为真了。应该把弗兰茨－约瑟夫的恩诏看成是奥地利王朝的一种花招，但是，它仍然给哈布斯堡王朝压迫下的各族人民提供了自己安排自己命运和开辟革命新纪元的大好机会。现时，奥地利宪法就会带来很大好处，因为它将克制普鲁士假自由派的骄傲，使霍亨索伦王朝失去它可以用来向自己对手吹嘘的唯一优越性：它是在比较体面的宪制形式掩盖下经营着它的官僚加大兵的老行业。
为了使诸君清楚地了解这个被夸耀为“中兴的”普鲁士的真实情况，有必要提一提不久以前在普鲁士军队编制方面发生的变动。大家记得，普鲁士的议院既没有勇气公开批准政府关于军队改编的提案而得罪舆论，也没有勇气坚决反对摄政王的大兵脾气，于是就诉诸弱者所常用的巧计，选择了非驴非马的中间道路。议院拒绝了批准政府的军队改编计划，但是投票赞成了拨款950万塔勒供重整军队击退外来威胁之用。换句话说，普鲁士的议员们投票赞成了拨给政府为完成它的计划所必需的经费，不过他们这样做是用了一个虚伪的借口罢了。普鲁士议会刚一休会，政府就公然违背它取得拨款的条件，不再有什么客气，着手把摄政王所希望和所谓的代表们所拒绝的那种军队编制方面的改变实行了。在议会会议休会期间，常备军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且它的团的数目由40个增到72个基干团和9个近卫团。这样一来，便显然违背着人民的意志，而且违背着他们的伪代表们的投票表决，根据摄政王的最高意志，把军事预算中每年的固定支出增加了100％。但是请不要以为，霍亨索伦亲王或者他的某一同僚有遭到斯特腊弗德的命运[121]的危险。全部问题将只不过是在仍然坚决担保自己忠于王朝和无限信任内阁的同时悄悄嘀咕一下而已。如果注意到，主要靠农业人口而存在的旧的军队编制都已经成了无法忍受的财政负担，成了逐渐走上工业发展道路的人民进行生产活动的障碍，那末就可以容易地了解到，现在人数增加了一倍的军队是会怎样压制人民群众最宝贵的精力，吞噬国民财富的来源了。普鲁士军队现在可以夸耀的是，从人口和国家资源方面来看，它是欧洲最大的军队。
诸君知道，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君自称Kriegsherr，即“军事主宰”，大臣和官员们也这样称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普鲁士的国王们和摄政王们有能力支配战争的命运。他们保持和平的明显的愿望，他们爱打败仗的众所周知的脾气，都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霍亨索伦国君们所酷爱的“军事主宰”这个封号是意味着，他们的王权的真正支柱不应该在人民中去找，只应该在人民的一部分中去找，这一部分脱离了群众，被置于与群众对立的地位，用臂章与群众区别开来，灌输以消极服从的精神，通过刻板训练把它变成了王朝的单纯的工具，王朝把它看做自己的财产，可以随意胡乱使用。所以普鲁士国王宁愿放弃王位，也不让自己的军队宣誓效忠宪法。可见，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君只有当他是“军事主宰”，换句话说，是军队的所有者时，他才能做自己人民的国王，所以他首先就得热爱自己的军队，爱护它，捧它，并且用从国民财富中捞取的越来越多的油水喂肥它。这个伟大的目的，通过新的军队编制而达到了。军官的数目增加了一倍；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所特有的官衔快速晋升，以前是普鲁士军官所艳羡的，现在也有了保证，并且完全无须让自己的宝贵生命受到哪怕一点点危险。所以，在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中间，而不是在兵士中间，现在便洋溢着一片对摄政王和他的“自由派”大臣们的巨大热情。同时，对新政府的自由主义空谈暗怀不满的贵族猎狐者[122]，由于他们又有可能用人民的脂膏养自己的幼子，就完全同新政府和解了。所有这一切，甚至从王朝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个坏处。现在普鲁士把它拥有的全部兵力都集中到常备军中了。如果这支军队被击溃，那末它就没有任何能够动用的预备兵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10月23日
载于1860年1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9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18]指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60年10月20日颁布的十月恩诏，恩诏准许帝国的各民族区享有某种自治权。恩诏压一压集权派即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利益，对联邦制的拥护者特别是对匈牙利人作了让步。但是，这个让步并没有满足匈牙利人进一步发展1848年以前的匈牙利宪法的要求。翌年初，十月恩诏由于1861年2月26日颁布特许诏而被取消，后者重新提出了奥地利帝国的集权制原则。——第205页。
[119]1849年3月4日，奥地利的权臣背着年轻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举行了政变，在全国强力推行新的反民主宪法；在克罗梅尔日伊希开会的国会被解散了。三月四日宪法规定了上院占优势的两院制，实行了选民的高度财产资格和年龄资格限制，皇帝被授予有对议院决议的否决权等等。但是，三月四日宪法仍然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所以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以后就被废除了。——第205页。
[120]指欧洲最古老的匈牙利不成文宪法，它是根据旧的传统和王国的法令而形成的；这些旧传统和法令保障了议会的独立，以利于匈牙利贵族，也保障了议会有权决定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包括信贷和征兵的问题。——第205页。
[121]英国的斯特腊弗德勋爵，国王查理一世的宠臣和专制政体的狂热卫士，被判叛国罪，并于1641年根据伦敦及其郊区的人民群众所支持的议会的要求处死。——第207页。
[122]马克思这样称呼普鲁士的地主，是把他们比做常以猎狐取乐的英国地主。——第20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步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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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步枪史
一
步枪是德国人远在十五世纪末发明的。最初制造步枪显然只是为了便于装填与膛壁几乎紧密贴合的弹丸。为此膛线被刻成直线的，没有任何回旋，其唯一的目的是减少弹丸在枪膛内的摩擦。弹丸本身包着一层浸油的毛织物或麻布（浸油丸衣），这样就能不太困难地塞入枪膛。这种步枪虽然简陋，但是比起当时使用直径比枪的口径小得多的弹丸的滑膛枪来，它的射击效果要好得多。
后来，由于采用螺旋膛线，步枪的性能起了根本变化；枪膛就像一只螺母。弹丸借助于紧贴膛壁的浸油丸衣顺膛线旋转前进，因而围绕着它的飞行轴线保持旋转运动。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使弹丸作旋转运动的方法，能大大增大射程和提高射击精度，因此螺旋膛线很快就代替了直线膛线。
这就是二百多年来通用的那种步枪。这种武器除了经过改进的发火机和制作得更精致的瞄准具外，直到1828年为止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它在射击精度方面大大超过了滑膛枪，但是在射程方面却远不了多少；在300—500码以外，它就射不准了。同时，它装弹比较困难；塞入弹丸是一套很麻烦的动作；火药和裹着浸油丸衣的弹丸要分别装进枪管；而且每分钟最多只能发射一次。步枪的这些缺点，使它不适于在军队中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当时一切战斗的胜负都是由展开的横队的速射决定的。由于采取这种战术，旧的滑膛枪尽管有各种明显的缺点，却仍然是人们更乐于使用的武器。所以我们看到，步枪仍然是猎取鹿和羚羊的猎人们所喜用的工具；只是在某些军队的少数优秀射手营里面它才被作为特殊的军用武器使用，而这种营是那些能够从居民中征召足够数量的老练猎手的军队才能组织的。
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战争[123]使战术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那时起，在每次战斗中都采用散开队形；散兵线和横队或纵队相结合，成了现代战斗的特点。在一次战斗的大部分时间内，主力都留在后面；他们组成预备队，或者进行机动，以便集中打击敌人的弱点；他们只在决定性时刻才投入战斗，而散兵线和它的直接支援队则不间断地作战。大部分的弹药都是由他们耗费的，而他们的射击目标则很少超过一个连的正面；在大多数场合，他们不得不对隐蔽良好的单个兵士进行射击。尽管这样，他们的火力仍然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冲锋做准备，又最先抵抗敌人的冲锋；他们的任务就是削弱占领着庄园或村庄的敌人的抵抗，以及挫折敌人的横队冲锋的锐气。这时如果使用老式的“褐色的拜斯”，这些任务就一个也不能圆满地完成。和装备滑膛枪的散兵作过战的人，没有不极端藐视滑膛枪在中距离上的射击效果的。然而旧式步枪仍然不适于大量装备散兵。为了能够方便地塞入弹丸，旧式步枪必须做得很短，以致不适于安装刺刀。因此，步枪手只是在受不到刺刀冲锋和骑兵冲锋威胁的阵地上才使用上。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提出了如下的任务：发明一种把步枪的射程和射击精度同滑膛枪装弹灵便迅速和枪管长的优点结合起来的武器，使它既是步枪又是冲锋兵器，适于每个步兵使用。
由此可见，自从在现代战术中采用散兵战以来，就有了一种改良武器的需要。在十九世纪，只要出现某种需要，而发展的情况又证明确实有这种需要，它就一定能得到满足。这一次的需要就得到了满足。从1828年以来，小型武器的一切改进，几乎都是为了满足上述需要的。
在旧的塞入式装弹方法废止以后，线膛火器由于经过改进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是在试图说明这些改进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在旧的装弹方法还保持不变的时候，对步枪曾作过哪些改进的尝试。
像英国有名的朗卡斯特式步枪这样的椭圆形枪膛的步枪在欧洲大陆曾使用了四十多年。我们发现一本1818年出版的德文军事书提到了这种步枪。在不伦瑞克，贝尔奈上校改进了这种步枪，并且在1832年用它装备了公国的全体步兵。枪膛的椭圆度不大，椭圆形弹丸用旧法塞入。但是这种椭圆形弹丸仅仅在散兵单独射击时使用。兵士进行齐射时则使用口径较小的、能够像一切火枪弹丸一样容易顺着枪膛滑下去的球形弹丸。这种枪的不足之处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仅仅是，这是第一次试用线膛枪装备一支军队的全体步兵。
瑞士的一位工程师、步兵军官维尔德先生大大改进了步枪。他发明的弹丸与枪膛的比例比通常的小，只有靠浸油丸衣才能嵌入膛线；探条上的圆卡子可以防止探条进入枪膛太深，以免弹丸紧压在装药上把火药压碎；膛线的缠角减小了，装药量则增大了。维尔德式步枪在超过500码的距离上射击时，弹道极低，效果很好，能够发射100次以上而不致使枪膛产生污垢。瑞士、维尔腾堡和巴登都采用过这种步枪，但是现在它当然已经过时而不用了。
根据塞入式装弹原理设计的最现代化和最好的步枪，是瑞士优秀射手所装备的新式步枪。这种武器像美国的武器一样，口径很小——不超过10．50毫米，即0．42英寸；枪管长28英寸，有8条浅膛线（每一转长34英寸）；探条上有维尔德式的圆卡子；弹丸是圆柱尖头形的，很长，利用浸油丸衣塞入；装药量较大，使用粗粒火药。这种武器取得了惊人的射击效果；在荷兰政府不久以前所作的各种步枪的试验中，这种武器的射程、射击精度和弹道低伸度都被认为是最好的。的确，当射程为６00码时，它的弹道最高点仅8英尺６英寸，所以全部射程都是骑兵的危险界，而弹道的最后100码甚至还是步兵的危险界；换句话说，在射程为６00码时，判断目标距离有100码的误差，对杀伤６英尺高的目标一般也不会有影响。这种射击效果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线膛枪的射击效果；它们中间最好的一种在６00码距离射击时所必须取的射角，使弹道最高点提高为13—20英尺，因而使危险界缩小为６0到25码。瑞士新式步枪的弹道所以特别低伸，是由于枪的口径小，可以使用长的尖头形弹丸和较大的装药。枪的口径小，枪就可以做得非常坚固而不笨重，弹丸可以长而不重，装药也可以大些而不产生过大的后座力。显然，这种武器的良好的射击效果绝对不是由于塞入式装弹法；事实上这种装弹法是这种枪的唯一缺点，使它不能成为步兵通用的武器。所以，瑞士人只限于用这种枪装备优秀射手连，这种枪在他们手中无疑会取得最良好的效果。
下面我们将说明步枪怎样改进而成为适于每个步兵使用的武器。
二
法国军官德尔文第一个试图使步枪成为适于步兵普遍使用的武器。他清楚地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弹丸必须像滑膛枪弹丸一样或几乎一样顺畅地滑入枪管，然后必须改变形状，以便嵌入膛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早在1828年就设计了一种枪尾部带药室的步枪，也就是使装填火药的枪管末端的直径大大小于枪管的其余部分。药室是仿照榴弹炮和臼炮上经常采用的药室制成的，但是榴弹炮和臼炮上的药室只是为了稳固地放置小量装药，而德尔文式步枪上的药室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用途。火药装入药室后，直径小于枪的口径的弹丸就被装入枪管；但是弹丸一到达药室的边缘，就被药室顶住而不能继续前进；这时用探条猛力冲打几下，就足以使弹丸的软铅嵌入膛线并且使它的直径扩大而紧贴膛壁。
这种枪的最大的短处，就是弹丸失去了圆球的形状，变得有些扁平，结果容易失去膛线赋予它的旋转运动，使射击精度受到很大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德尔文发明了长弹丸（圆柱锥形），这种弹丸最初在法国试用虽然不很顺利，但是在比利时、奥地利和撒丁却十分令人满意；在这三个国家中，德尔文式步枪经过各种改进以后，被用来装备猎兵营以代替旧式的步枪。尽管这种步枪现在几乎到处都不再使用了，但是德尔文所作的改进却包含着为后来一切发明家都不能不遵循的两个重要的原理。第一，前装步枪的弹丸顺枪管下滑时，必须有一定的空隙，以便于装填，而经过冲打以后则必须改变形状，以便嵌入膛线；第二，长弹丸是现代步枪唯一适用的弹丸。由此可见，德尔文一下子就把问题提到了正确的基础上面，完全不愧为现代步枪之父。
长弹丸比球形弹丸优越的地方很多，因为前者能够作旋转运动（围绕纵轴线）；几乎所有的现代步枪在这方面都令人满意。同重量相对而言，长弹丸的断面比球形弹丸的断面小得多，因此它所遇到的空气阻力也就比球形弹丸小。它的头部可以做成尖形的，以使这种阻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它像梭镖或箭矢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空气的支持。结果是，这种弹丸由于空气的阻力而失去的初速比直径相同的任何球形弹丸都少得多，因而在既定的距离上弹道也低伸得多（也就是说弹丸的飞行路线对于敌人要危险得多）。
长弹丸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同膛壁的接触面比球形弹丸大得多。因此，长弹丸能更好地嵌入膛线，而这也就可以减小缠角和减小膛线的深度。这两点有利于武器的擦拭，同时又使步枪能利用全装药而不致增加枪的后座力。
最后，由于长弹丸比球形弹丸重得多，所以枪的口径即枪膛的直径就可以大大缩小，而仍然能够发射和原来球形弹丸同样重的弹丸。而且，如果以旧式滑膛枪的重量和它的弹丸的重量作为标准来衡量，那末发射同样重的长弹丸的步枪就可以比旧式火枪做得更加坚固（坚固的程度与枪膛的直径缩小量成正比），而重量却不超过旧式火枪。枪愈坚固，它就能愈好地承受装药的作用，后座力就愈小，因而口径缩小后能够使用较大的装药，这样就使弹丸具有较大的初速并从而保证获得较低伸的弹道。
另一位法国军官图温南上校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他发现，当弹丸被冲打而压入膛线时，它的边缘抵在药室的圆形边缘上，这是一个缺点。因此他把药室的边缘去掉，使整个枪管像过去那样前后直径一致。他在枪膛底部螺帽的中央安上一根短的坚固的钢心杆或支撑杆，钢心杆伸入枪膛，在它的周围装填火药。弹丸则抵在钢心杆的钝头上面，而探条的冲打就把它压入膛线。这种装置的优点很大。弹丸在探条的冲打下向周围产生的扩张，比在德尔文式步枪里面要规则得多。这种武器能使弹丸和膛壁间留有较大的空隙，从而便于装填。这种改进所获得的效果极其令人满意，所以早在184６年法国的chasseursàpied〔猎步兵〕便装备了图温南式步枪；随后朱阿夫兵和其他的非洲轻步兵也这样做了。当人们知道花钱不多就可以把旧式滑膛枪改成图温南式步枪时，法国步炮兵的马枪就一律进行了改装。普鲁士猎兵于1847年装备了图温南式步枪；巴伐利亚猎兵于1848年装备了这种步枪；不久北德意志诸小邦大部分也都仿效了这种做法，在某些场合甚至还用这种精良的武器装备了一部分基干部队。所有这些国家的步枪，虽然在口径等等方面有种种差别，但是显然有一定的统一的趋势；膛线的数目减少了（大都减少到4条），而且一般在枪管全长内旋转四分之三转到一转。
但是图温南式步枪还是有缺点的。为了反复冲打铅质弹丸使之扩张而嵌入膛线，就要费很大的力气，而这一点同基干步兵的普通火枪作为有效的白刃格斗兵器所必须具有的那种枪管的长度，是不相容的。此外，散兵在卧射或跪射时这样用力装弹就十分困难。被压入膛线而紧靠在装药上面的弹丸对爆炸力产生阻力，这就使后座力增大，因而不得不使用较小的装药。最后，支撑杆毕竟使武器结构不必要地复杂化；在它的周围很难擦拭，并且它又容易折断。
由此可见，根据用探条冲打而使弹丸压入膛线的原理，德尔文式步枪当时获得了很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图温南式步枪又获得了更好的效果。但是，作为全体步兵通用的武器来说，还不能断定这类步枪比旧式滑膛枪优越。因此，必须根据另外的原理来制造适于每个兵士使用的步枪，在下一节里，我们就要谈谈这些原理。
三
德尔文（在前一节里我们叙述过他的步枪）发现，为了使长弹丸的重量减低到旧式球形弹丸的重量，必须把它的底部掏空。虽然他很快就发现使用这种底部掏空的弹丸同机械冲打弹丸使其扩张的方法是不相容的，但是他的试验却充分证明，爆炸时形成的气体进入弹丸的掏空部分，能使这个部分向周围扩张，因而使弹丸紧贴膛壁，嵌入膛线。
米涅上尉1849年所利用的就是这个发现。他完全取消了膛底的支撑杆或钢心杆，使步枪恢复了德尔文和图温南以前的那种简单的构造，而仅仅利用火药气体对于弹丸的掏空部分的扩张作用。他发明的弹丸是圆柱尖头形的，围绕圆柱部分有两道环形凹槽［注：这种凹槽（cannelures）是另一位法国军官塔米济埃发明的。它除了可以减轻弹丸的重量和减少弹丸在膛壁内的摩擦以外，还能像箭羽一样使弹丸在空中保持稳定，并从而使弹道更加低伸。］，底部掏空成圆锥形，用一个中空的碗状铁塞（culot）堵上，火药爆炸的力量把铁塞压入掏空部分，因而有效地使铅弹扩张。弹丸同膛壁之间有足够的空隙，即使裹着浸油的纸筒也能顺利地装入枪膛。
这样，我们终于有了能用来装备每个步兵的步枪和弹丸。这种新式武器像滑膛枪一样容易装填，它的射击效果比旧式步枪好得多，射击精度和旧式步枪相同，但是射程超过旧式步枪。不论是供普遍使用还是供优秀射手使用，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都无可争辩地是所有前装枪中最好的一种。正因为这样，它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被各国的军队采用，而且人们又做了许多尝试来改进这种步枪的弹丸或膛线的形状。米涅式弹丸由于是空心的，它就能够做得比口径相同的旧式球形弹丸略微重一点。这种弹丸是轻轻地压在火药上面的，而且只是当它通过枪膛时才逐渐扩张，因此后座力比旧式步枪或德尔文式和图温南式步枪的后座力小得多（后几种步枪的弹丸都是紧塞在枪膛里面，需要利用火药爆炸的全力才能推动前进）；结果米涅式步枪就能够使用较大的装药。它的膛线做得很浅，这样枪膛便容易擦拭。膛线旋转一整圈的轴线的长度相当大，因而弹丸旋转的次数以及它和空气的摩擦（任何旋转运动都要产生摩擦）都减少了，这样就能更好地保持初速。弹丸底部掏空便使重心大大前移。所有这一切使这种武器获得了比较低伸的弹道。
事实上，米涅式步枪的普遍使用是由另一种情况造成的，那就是所有的旧式滑膛枪只要经过极简单的改装就能成为发射米涅式弹丸的步枪。在普鲁士，当克里木战争要求马上给全体步兵装备线膛枪，而针发枪的数量又不够的时候，就有30万枝旧式火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刻上膛线，成为适于发射米涅式弹丸的步枪。
法国政府第一个用米涅式步枪装备了几个营，但是采用了渐增式的膛线，也就是说，枪尾部的膛线比枪口部的深，因而弹丸嵌入枪尾部的膛线以后，在沿枪膛前进时还要再受到越来越浅的膛线的压缩，而同时火药气体从内部使弹丸扩张的力量还在继续起作用。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摩擦，以致常常使坚实的弹头脱离弹丸的其余部分飞出枪口，而中心掏空的底部则牢牢地留在膛线里面。这个缺点和其他的缺点使政府不得不放弃了进一步采用米涅式步枪的任何企图。
英国在1851年就制造了28000枝和法国的步枪相类似的步枪；英国的弹丸略呈圆锥形，尖头，带有一个圆形空心塞，没有凹槽，因为预计弹丸会受到一定的压缩。这种步枪的效果极其不能令人满意，主要是因为弹丸形状不合适。直到1852年才进行了新的试验，结果出现了恩菲耳德式步枪和弹丸，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恩菲耳德式步枪不过是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从1854年起，它最后代替了不列颠军队中所有的滑膛枪。
在比利时，米涅式步枪稍经改变后，从1854年起被用来装备猎兵，后来也用来装备基干部队。
在西班牙，米涅式步枪在1853年被用来装备猎兵，后来又装备了基干部队。
在普鲁士，如前所述，常备军在1855—185６年临时使用过米涅式步枪，但是后来就完全换成了针发枪。
在德意志诸小邦，都采用了米涅式步枪，只有极少数的例外。
在瑞士，用来装备全体步兵（优秀射手除外）的普雷拉式步枪，不过是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
最后，在俄国，政府正忙于用一种很好的米涅式步枪代替旧式滑膛枪。
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步枪的膛线的数量、深度和缠度以及弹丸的形状，都有细微的差别。在下一节里，我们就要谈到其中最重要的差别。
四
我们扼要地重述一下米涅式步枪的原理。这种枪刻有浅膛线，使用长弹丸，弹丸的直径比枪膛的直径小得多，因此能顺畅地下滑。这种弹丸的底部即贴近火药的一端被掏空。发射时，因爆炸而突然产生的火药气体进入这个掏空部分，压迫掏空部分较薄的壁层，使铅弹扩张，因而使它紧贴膛壁和嵌入膛线，这样，弹丸就沿着这些旋转的膛线前进，保持了任何线膛枪弹丸都具有的那种旋转运动。这是各种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主要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至于在细部方面，则不同的发明家作了许多不同的改变。
米涅本人采用了塞子。这种塞子是一小块碗状圆铁片，堵在弹丸掏空部分的口上。它应当被火药爆炸的力量更深地推入掏空部分，从而帮助弹丸扩张，使这种扩张更可靠。但是不久就证实这种碗状塞子有很大的缺点：它在弹丸射出枪口时常常脱离弹丸并且乱飞，有时使侧前方不远的自己方面的兵士受到轻伤。此外，它有时还翻转过来塞入弹丸，造成弹丸不规则的扩张，因而使它在飞行时离开瞄准线。当人们知道根本不用任何塞子也能使弹丸扩张时，就进行试验来探索不用塞子的扩张式弹丸的最好形状。首创这种弹丸的，可能是普鲁士上尉奈恩多夫（在1852年）。这种弹丸的掏空部分是圆柱形的，但是在靠近弹丸的底部的地方变宽，成漏斗形。这种弹丸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不久就发现，塞子除了使弹丸扩张外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它可以防止在运输时和在使用不注意时损坏空心弹丸的薄壁；而奈恩多夫式弹丸在运输中变了形，所以射击效果非常差。因此，在德意志诸邦的大部分军队中保留了空心铁塞，不过它呈又长又尖的圆锥形，因而能够充分发挥效用，从来不翻转，而且几乎从来没有脱离过铅弹。恩菲耳德式弹丸，如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装有坚硬的木塞。
然而有些国家继续进行了不带塞子的弹丸的试验，并且军队采用了这种弹丸。在比利时、法国、瑞士和巴伐利亚就是这样。所有这些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弹丸空心部分确定一种形状，使它既能防止弹丸损坏，又不妨碍弹丸扩张。所以，这个空心部分有的是钟形（比利时的提梅尔汉斯所发明），有的是三角棱柱形（法国的奈斯勒所发明），并具有十字形截面（达姆斯塔德的普伦尼斯所发明）等等。但是任何不带塞子的扩张式弹丸要把这两个要素——坚固性和扩张性——结合起来，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具有简单的圆柱形空心部分和很牢固的壁层的新式巴伐利亚弹丸（波德维耳斯少校所发明），目前大概是最符合这种要求的。
在那些把旧式滑膛枪刻上膛线用来发射米涅式弹丸的国家中，旧式火枪的口径当然只能是很大的。但是在那些装备着完全新式步枪的军队中，根据我们在前一部分中提到的那些理由，枪的口径大大缩小了。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为14．６8毫米，南德意志诸邦（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的步枪的口径为13．90毫米。只有法国人给他们的近卫军装备的步枪保留了从前的滑膛枪的口径（17．80毫米）。
恩菲耳德式步枪是一个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良好榜样。它的口径很小，因而能够采用长度为直径的两倍而且还不比旧式球形弹丸重的弹丸。它的制作十分精良，几乎比欧洲大陆各国军队所装备的一切步枪都优越。它的弹丸很合比例。虽然有人反对使用木塞，认为木塞可能由于膨胀而使弹丸的直径扩大，或者由于收缩而脱落，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木塞膨胀会使弹丸不便使用，那是在早先就可以发现的；而当木塞收缩时，弹筒能防止它脱落。总的说来，恩菲耳德式步枪取得的效果，是和大陆上最好的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效果大致相等的。对于这种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恩菲耳德式步枪的意见是：它的口径还可以再小些，这样就能采用更长一些的重量相同的弹丸和更坚固一些的重量相同的枪管；事实证明5条膛线比3条膛线更好；它的长枪管，至少在枪口部分太不牢固，因此不能作刺刀柄用；弹丸由于没有环形凹槽，在膛内受到的摩擦过大，所以就有使坚实的弹头飞开而环形的空心部分则牢牢地留在膛线内的危险。
改变口径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而不这样做就很难使枪管的枪口部分更加坚固。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意见。而所有其他的意见都是无关紧要的。膛线的数目和弹丸的形状在任何时候都不难改变；而且即使像现在这样，恩菲耳德式步枪仍然表明自己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武器。
到此为止，我们仅仅把恩菲耳德式步枪和使用扩张式弹丸的各种步枪作了比较。下次当我们考察目前使用的其他各种枪的构造时，再把它同根据其他原理制造的步枪作比较。
五
1852年英国军械师威金逊先生和奥地利炮兵军官罗伦兹上尉同时但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另一种方法，即利用火药爆炸的力量使自由装进的长弹丸的直径加大，从而使它紧贴膛壁和沿膛线前进。这种方法就是利用火药的爆炸力沿纵方向压缩弹丸，而不是使弹丸扩张。
试拿一个有弹性的软球，把它放在桌上，用手猛力往一旁击球，以使球滚动。打击力在使球滚动以前，其第一个效果就是使球变形。不管球的重量怎样小，它都能产生一种抗力，足以使受到打击的一面变为扁平；球体在一个方向上受到压缩，在另一方向上就一定会膨胀；当你把球完全压紧时，球体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形。火药的爆炸力对于罗伦兹和威金逊发明的压缩式弹丸的作用，就如同打击力对于弹性球的作用一样。弹丸的重量和visinertiae〔惯力〕，由于对火药爆炸力产生抗力，使弹丸沿纵方向受到压缩，而沿横方向发生膨胀；发射后的弹丸总是比发射前的弹丸短而粗。
坚实的铅质长弹丸要产生足够的抗力并因而受到足够的压缩以便嵌入膛线，就必须是很重的，也就是说必须是十分细长的。这种弹丸即使是小口径的，在战时也还是显得太重，因为兵士携带通常数量的弹药就会负担过重。为了弥补这个缺点，人们就在弹丸的圆柱体上刻了两道很深的环形凹槽。试拿一个恩菲耳德式弹丸，把它的塞子去掉，用熔化的铅灌满掏空部分，待铅冷却后，在圆柱体上靠近平直的末端的地方刻上相邻的两道凹槽，而凹槽截成的三个部分照旧固定在同一个坚实的铅轴上。这样，弹丸就由两个头部朝前的很平的截头锥体和一个又重又坚实的弹头组成；它们紧紧连在一起。这种弹丸就是压缩式弹丸。沉重的前部，即弹头，对火药的爆炸力产生抗力；受爆炸力推动的后一个截头锥体的前端嵌进前一个截头锥体的底部，前一个截头锥体的前端又嵌进弹头的底部，这样一来，在纵方向上被压缩和变短了的弹丸就将变粗，从而紧贴膛壁和嵌入膛线。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坚实的弹头是压缩式弹丸最主要的部分。它愈长愈重，它产生的抗力就愈大，因而火药爆炸力的压缩作用就愈可靠。当步枪的口径很小，比方说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还小得多的时候，压缩式弹丸可以不比扩张式弹丸重。但是随着口径增大，弹丸底部的表面，换句话说，直接承受火药爆炸力的作用的表面也会增大；这就是为什么枪的口径很大时，压缩式弹丸就必然太重以致根本无法使用的原因；如果弹丸不那样重，那末当它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压缩时，火药爆炸力就会克服它的抗力而把它抛出枪膛。因此，大口径滑膛枪能够改成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改成发射压缩式弹丸的步枪。
如果枪的口径小，膛线浅，压缩式弹丸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弹丸重心在前部，是取得低伸弹道的十分有利的条件。在装填灵便迅速和后座力小这些方面，压缩式弹丸比扩张式弹丸绝对优越。这种弹丸很坚固，搬运时不易损坏，而且耐用；它的形状使它能够冲压而成，而不需要铸造。唯一的缺点是，它要求空隙极小，不超过0．01英寸，并且要求枪管的口径和弹丸的大小都非常准确，因为压缩作用显然不能像扩张作用那样，使弹丸向横方向膨胀得那么多。因此，空隙过大或使用旧式枪管时，弹丸能否受到足够的压缩而嵌入膛线是值得怀疑的。但是空隙小并不是一个大障碍，因为很多使用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空隙都不大（例如恩菲耳德式步枪的空隙仅为0．01英寸），而且现在制造尺寸很准确的枪管和弹丸都不是什么难事。
奥地利军队的全体步兵都使用压缩式弹丸。它的口径小，为13．90毫米，即0．54６英寸（比恩菲耳德式弹丸小0．031英寸）；膛内有4条很浅的膛线（偶数膛线虽然对于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来说极不合适，但是对于发射压缩式弹丸的步枪来说却比奇数膛线好），膛线每一转长约６英尺６英寸（和恩菲耳德式步枪几乎相同）。弹丸重约480喱（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弹丸轻50喱），装药量为弹丸重量的六分之一（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装药量约为弹丸重量的八分之一）。这种步枪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受到了考验，大量的法国兵，特别是军官，都死于它的火力之下，这证明了它的优良性能。它的弹道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弹道低伸得多，这是由于它使用较大的装药，具有能发射长弹丸的较小的口径，还可能是由于它的弹丸有两道环形凹槽。
萨克森、汉诺威和其他一两个德意志小邦的轻步兵，也采用了发射罗伦兹压缩式弹丸的步枪。
在瑞士，除了我们谈到过的优秀射手使用的步枪以外，还采用了同样口径（10．51毫米，即0．413英寸，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小0．1６4英寸）的使用压缩式弹丸的步枪，这种步枪用来装备各步兵营中的轻装连。弹丸是罗伦兹式的。在弹道低伸度、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这种步枪的效果仅次于我们谈到过的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它用旧式塞入法装弹，弹道比我们知道的所有的步枪的弹道都要低伸）。这种步枪使用瑞士压缩式弹丸在500码距离上射击时，危险界［注：危险界是指弹丸飞行高度不超过人的身高（即６英尺）的那一段距离。例如，在500码的距离上，瞄准６英尺高的目标的下端射击时，位于瞄准线上370码到500码之间的任何６英尺高的物体都能受到弹丸的杀伤。换句话说，判断500码的距离时可以容许130码的误差，但只要瞄准正确，仍然能够命中目标。］竟为130码！
目前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压缩式弹丸比扩张式弹丸具有更好的效果，因为它的弹道到目前为止肯定是最低伸的。但是还有一点同样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弹道所以能够特别低伸并不是由于压缩原理本身优越，而是由于另外的一些原因，其中主要的是口径小。如果枪的口径同样小，扩张式弹丸也一定能取得像它的优胜的竞赛对手目前所取得的那样低伸的弹道。这一点不久就会清楚的。西南德意志4个邦（巴伐利亚等）的步枪，同奥地利步枪的口径相同，因此必要时可以使用奥地利弹丸，反之，奥地利步枪也可以使用它们的弹丸。但是这几个邦在采用同样口径的枪管时，都采用了扩张式弹丸。两种弹丸实际射击结果的登记表对于二者的优劣将是最好的说明。如果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扩张式弹丸的射击效果和它的竞赛对手同样良好，那末它就是更值得采用的一种弹丸，因为：第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更可靠地嵌入膛线；第二，枪管口径相同时它可以做得比压缩式弹丸轻些；第三，一切使用过一定时期的枪管都要发生的扩大，对它的影响小些。
六
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谈的步枪都是前装枪。然而，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许多种后装火器。后装火炮比前装火炮出现得早。在最古老的军械库中有二三百年前的带活动枪尾部的长枪和手枪，它们的装药从枪尾部填放，而不用探条从枪口装填。一个很大的困难总是怎样连接活动的枪尾部和枪管，使它既便于开关，又连结得很牢固，能承受火药爆炸的压力。在技术不够发达的当时，这两个要求不可能兼顾——或者是连结枪尾部和枪管的装置不够坚固耐用，或者是开关的过程非常慢——这是毫不奇怪的。于是后装武器被弃置不用（因为前装的动作要迅速得多），探条占着统治地位，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到了现代，军人和军械师都想设计一种火器，它既能像旧式火枪那样灵便而迅速地装弹，又具有步枪那样的射程和射击精度；这时后装方法自然又受到了重视。只要枪尾部有合适的连结装置，一切困难就都能克服了。直径略大于枪膛直径的弹丸，就可以和装药一起放置在枪尾部，被爆炸力推动前进，在经过枪膛时受到压缩，多余的一层铅挤满膛线，因而不可能有任何空隙。唯一的困难是枪尾部和枪膛的连结方法问题。但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做不到的事情，却不能认为今天也是不能指望的。
假定这个困难被克服了，后装的巨大优越性是很明显的。装弹所需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用不着把探条拔出、转动、再塞回。第一个动作，打开枪尾部；第二个动作，装子弹；第三个动作，关闭枪尾部。这样一来，在许多决定性场合具有重大意义的散兵速射或者快速连续齐射就有了很大把握，而这是任何前装枪都做不到的。
当兵士在散兵战中在某种遮蔽物后面进行跪射或卧射时，一切前装枪的装弹就困难了。如果他要保持隐蔽，就不能把枪竖直，结果大部分装药在沿枪膛下滑时便会粘在膛壁上；而如果他把枪竖直，那就会暴露自己。他使用后装枪时却可以采取任何姿势装弹，甚至在装弹时可以继续观察敌人，因为他不看着枪便能装弹。在散兵线内，他可以在行进间装弹；在前进中不断进行齐射，而且在接近敌人时，枪经常还是装好子弹的。弹丸可以制造得非常简单，特别坚固，绝不会像压缩式弹丸和扩张式弹丸那样发生不嵌入膛线的现象或者其他的故障。枪的擦拭非常方便。通常最容易发生污垢的部分——药室，即装填火药和弹丸的地方，是完全敞开的；枪管即枪膛两端都是敞开的，很容易察看和擦拭干净。靠近枪尾部的部分必须做得比较重，不然就不能承受火药爆炸的压力，这就使步枪的重心靠近肩部，因而便于稳定地瞄准。
我们看到，唯一的困难是怎样牢固地连结枪尾部。没有疑问，这个困难现在已经完全克服了。近20年来出现的后装枪非常多，其中至少有一些，不论在后装设备的效能和牢固程度方面，或是在枪尾部开关的迅速和灵便方面，都满足了一切合理的期望。但是，现在作为军用武器使用的只有三种。
第一种是瑞典和挪威步兵目前使用的枪，它的后装设备相当灵便和坚固。装药利用火帽起燃，机尾和击针都在药室的底部。关于这种枪的实际使用情况，我们没有能够获得任何详细的材料。
第二种是转轮枪。转轮枪和步枪一样，是德国人很早以前发明的。数百年前，有过一种带几个枪管的手枪，枪上有一个转动设备，可以在每次发射之后使下一个枪管对准击发机。美国科耳特上校重新利用了这种办法。他把药室和枪管分开，使所有可以转动的药室共同使用一个枪管，这样就使这种武器成了后装枪。我们的读者大都使用过科耳特式手枪，所以没有必要加以描述；此外，在没有图表的情况下要详细解释复杂的机件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武器的装药利用火帽起燃，比枪膛略粗的球形弹丸在被压入枪膛时嵌入膛线。科耳特的发明传开以后，人们又发明了许多种带有转轮设备的小型武器，但是只有迪恩和亚当斯才真正简化和改进了作为军用武器的转轮枪。然而这种枪还是非常复杂的，在军事上只适宜作手枪使用。但是经过一些改进以后，这种转轮枪将会成为全体骑兵和进行接舷战的水兵的必不可少的武器，同时，它对于炮兵来说也将比任何马枪都有用得多。事实上在白刃战中它的作用是惊人的；而且不仅美国骑兵装备了转轮枪，不列颠、美国、法国、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军也都采用了转轮枪。
瑞典枪以及转轮枪的装药都是利用普通的火帽从外部起燃的。第三种后装枪，即轰动一时的普鲁士针发枪，完全取消了这种火帽；它的装药是从内部起燃的。
针发枪是普鲁士泽默达的一位非军人德雷泽先生发明的。他在首先发明用撞针突然撞击弹壳内的起爆药而使装药起燃的方法以后，在1835年就设计了带有这种撞针装置的后装枪，从而完成了他的这项发明。普鲁士政府立即收买了这项发明，一直保守秘密，直到1848年这项发明才被大家知道。在这个期间，普鲁士政府决定一旦爆发战争就用这种武器来装备本国全体步兵，并且开始大批生产针发枪。现在常备军的全体步兵和大部分的后备军都装备了这种武器，而全体轻骑兵目前正在装备针发后装马枪。
关于后装机件，我们只能说，它似乎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后装设备中最简单、最方便和最坚固的一种。它已经受过多年的考验，能够发现的唯一缺点是它比较容易磨损，不能像前装枪的固定枪尾那样经受多次的发射。然而，看来这是一切后装设备不可避免的缺点；虽然它需要比旧式武器更频繁一点地更换枪尾部某些零件，但是这决不能有损于它的巨大优越性。
子弹包括弹丸、火药和起爆药，整个地装进略宽于线膛部分的药室。用手的简单动作关闭枪尾部，同时使枪成待发状态。但是机尾不露在外面。装药的后面，有一个铁管装着坚固的尖顶的钢针，它依靠螺旋弹簧的力量击发。使枪成待发状态，不过就是使这个弹簧拉向后面，受到压缩，并且保持紧缩状态。扣扳机时，弹簧伸开，立刻推动钢针前进，穿进弹壳，使起爆药立刻爆炸，从而引燃装药。可见，这种枪的装弹和发射只有5个动作：打开枪尾部，装子弹，关闭枪尾部，瞄准和击发。使用这种枪在一分钟内可以进行5次准确射击，这是毫不奇怪的。
针发枪最初使用的弹丸的形状很不合适，所以弹道很高。不久前这个缺点被成功地克服了。现在的弹丸长得多，形状像去了壳斗的橡实。它的直径比枪膛的直径小得多；它的底部附有一个软金属制成的碗状物，以便使它具有必要的粗度。在枪膛内这个碗状物附在弹丸上面，嵌入膛线，从而使弹丸旋转运动，同时又大大减少了弹丸在枪膛内的摩擦，并且完全消灭了空隙。因此这种枪的射击效果有了很大提高，过去６00步（500码）射击时用的表尺，现在可以用来进行900步（750码）的射击；这无疑说明弹道大大降低了。
没有什么比认为针发枪构造非常复杂的这种观点更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了。后装设备和针发机的零件比起普通击发机的零件来，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坚固得多，但是仍然没有人认为在战争或紧急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普通击发机是过于复杂的。此外，分解普通击发机要花很长的时间并且要有各种工具，而针发机的分解结合却只要非常短的时间，并且除了兵士的十个指头以外不需要其他任何工具。唯一的容易折断的零件，就是撞针本身。但是每个兵士都带有一支备用的撞针，可以在不分解击发机的情况下，甚至在战斗中，把它立刻装上。我们还听说德雷泽先生改进了击发机，使撞针在装药起燃后立刻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这样，撞针折断的现象就很少了。
这种现代的普鲁士针发枪的弹道差不多和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弹道相同；它的口径略大于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如果把它的口径缩小到奥地利步枪的口径那样大，或者更进一步，缩小到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的口径那样大，那末没有疑问，除了原有各种显著优点之外，它在射程、射击精度和弹道低伸度方面都可以同这两种武器中的任何一种媲美。后装设备甚至还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加坚固，而枪的重心还可以更加靠近进行瞄准的兵士的肩部。
用射速这样快的武器来装备军队，自然要引起关于这种武器将使战术发生什么变化的许多推论，对于爱好推论的北德意志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关于针发枪可能引起的所谓战术革命，人们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普鲁士的大多数军界人士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对于使用针发枪进行快速连续齐射的营进行任何冲锋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刺刀也就完全没有用了。如果这种愚蠢的意见占了上风，那末针发枪就会给普鲁士人带来许多惨痛的失败。幸而意大利战争告诉了一切有头脑的人：现代步枪的火力对于勇猛冲锋的营来说并不是那样非常可怕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便利用这次机会告诫他的同僚：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军界的舆论改变了；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到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如果说新式枪将使战术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那末这只是重新更多地采用展开横队（只要地形允许），甚至是采用自从弗里德里希大帝用以赢得了大多数会战之后几乎被普鲁士步兵完全忘却了的那种横队冲锋。
七
我们概述了欧洲各国军队目前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步枪，在结束本题目之前，还必须对另一种步枪谈上几句，这种步枪虽然没有被任何军队采用，但是因为它在远距离上具有惊人的射击精度而享有完全应得的声誉。我们指的当然是惠特沃思式步枪。
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惠特沃思先生力求在他的火器的构造上采用两条新颖的原理——六角形枪膛和弹丸对膛壁的机械贴合。枪膛不是圆形的，而是从上到下都是六角形的，并且正像从六角形弹丸的表面所看到的那样，膛线的缠角很大。弹丸是硬金属制成的，尽可能紧紧与膛壁贴合，而且不因为火药爆炸的压力而改变形状，因为六个角使它十分准确地沿着旋转的膛线前进。为了防止空隙和使枪膛光滑起见，在火药和弹丸之间放有浸油的圆形布片；当布片随着弹丸向枪口前进时，上面的油被火药爆炸产生的热所溶化。
尽管惠特沃思先生用他的步枪取得了无可否认的优良成绩，我们仍然认为，这个原理比起扩张或压缩弹丸的原理或者后装比枪膛的直径粗的弹丸的原理来，还是逊色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如果发射扩张式弹丸或压缩式弹丸的步枪或者根据普鲁士针发枪的原理设计的步枪制作得和惠特沃思式步枪同样精致，具有同样小的口径，而且其他条件也都相同，那末它们就都会比惠特沃思式步枪优越。惠特沃思先生的弹丸的机械贴合不管怎样准确，总不可能像弹丸在火药爆炸时和爆炸后改变形状而与膛壁贴合得那么紧。他的使用硬金属弹丸的步枪，有着步枪应当绝对避免的缺点，那就是弹丸和膛壁之间留有空隙和因此而产生漏气现象；甚至溶化的油也不能完全弥合这个空隙，那些经过长期使用后枪管稍微扩大的步枪就更是这样。像这样的机械贴合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度，换句话说，贴合不宜太紧，以便使弹丸能迅速灵便地装进枪膛，甚至在发射几十次以后也能这样。结果六角形弹丸只是轻轻地贴合。尽管关于空隙的大小我们了解得不准确，但是根据不涂油的和包着纸的弹丸能够很容易地装进枪膛这个事实来看，这个空隙可能比恩菲耳德式弹丸的空隙（0．01英寸）小不了多少（如果小一些的话）。惠特沃思先生在发明这种步枪时，看来有两点主导思想：第一，消除膛线淤塞的一切可能；第二，用预先使弹丸和枪膛的形状相吻合的方法，消除可能妨碍圆柱形弹丸沿着膛线运动的各种意外情况（因为它们妨碍弹丸的扩张或压缩）。铅弹的碎屑淤塞膛线的现象，是所有发射软铅弹的步枪都可能发生的；妨碍弹丸正确地沿膛线前进的意外情况，则是发射压缩式弹丸和扩张式弹丸的枪都可能发生的，但是普鲁士式后装枪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然而这些障碍都没有严重到不可克服的地步，都没有严重到为了避免它们就必须放弃弹丸应当不留任何空隙地通过膛线这条制造步枪的基本原则。
我们这样说，是有一位大权威作后盾的，这就是惠特沃思先生本人。我们知道，惠特沃思先生在他的步枪上面已经放弃了机械贴合的原理，目前大多数人用他的步枪发射的不是硬的坚实的六角形弹丸，而是软的铅质圆柱形弹丸。这种弹丸像恩菲耳德式弹丸一样，底部是掏空的，但是没有塞子；它很长（有一种重480喱，长度为直径的3倍，另有一种重530喱，长度为直径的3．5倍），利用火药的爆炸力嵌入膛线。这样，我们看到，惠特沃思先生的弹丸机械贴合原理完全被扩张原理代替了，而惠特沃思式步枪也完全像恩菲耳德式步枪一样成了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还剩下一个六角形枪膛，但是它对于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究竟适用到什么程度呢？
六角形枪膛当然有六条膛线，而我们知道，对于扩张式弹丸说来偶数膛线不如奇数膛线合乎要求，因为最好不要使两条膛线正对着。大部分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膛线都很浅，例如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膛线刚刚能够看得见；而六角形枪膛的里圈（即枪膛本身）直径和外圈（通过六个角构成的圈）直径的差数约为里圈直径的十三分之二，即六分之一弱，换句话说，铅弹必须扩张到将近本身直径的六分之一的程度，才能塞满六角形枪膛的各个角。由此可见，六角形枪膛对于机械贴合的原理说来虽然非常巧妙，但是看来不符合扩张式弹丸的要求。
然而几乎每枝惠特沃思式步枪的试验结果都表明，六角形枪膛还是符合这种弹丸的要求的。既然惠特沃思先生放弃了他的原理中的实质部分而现在采用了另一条不适于他的步枪的原理，那末为什么还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首先，这是由于他的步枪制作精致。我们都很清楚，在制造小的甚至极小的精密零件方面，惠特沃思先生是没有对手的。不论是他的工具还是他的步枪，就它们的零件的结构来说都是极好的。看看他的步枪上的准星，并且同其他步枪上的准星比一比吧！没有能比得上它的，而对于射程为1000码的步枪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有利条件。
其次，也是主要的一点：惠特沃思式步枪的枪膛最小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里圈）的口径是0．451英寸，而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是0．577英寸，我们几次提到过的弹道最低伸的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的口径则是0．413英寸。现在来看一看弹丸形状的差别。重530喱的惠特沃思扩张式弹丸，大约比同样重的恩菲耳德式弹丸长八分之三英寸；而前者的长度约为本身直径的3．5倍，后者的长度刚刚为本身直径的2倍。显然，在重量相同和装药量相同时，细长一些的弹丸比粗短一些的弹丸更容易克服空气的阻力，即取得更低伸的弹道。此外，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装药量为６8喱，而惠特沃思式步枪的装药量为６0、70和80喱，但是使用惠特沃思式步枪的优秀射手告诉我们，要使弹丸扩张到足够程度和在远距离上取得良好的射击效果，就需要用80喱的装药。可见，惠特沃思式步枪使用的装药比恩菲耳德式步枪使用的装药要多六分之一，而且惠特沃思式步枪的装药的效力应当更大（即使装药量相同），因为它是在较小的空间爆炸，并且是对小得多的弹丸底部面积发生作用的。
因此，我们从这里又找到了一个例子，说明能够发射细长的尖头弹丸的小口径枪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不论哪一位读者，只要注意过我们对各种步枪的优点的考察，早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弹丸的形状比枪或弹丸本身的构造原理重要得多；为了有形状最合适的、便于兵士携带的弹丸，就必须采用小口径的枪膛。这就是惠特沃思式步枪使我们重温的教训。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用小的口径时，弹丸的又长又重的尖头能够产生足够的抗力，使弹丸的空心底部不需要塞子的帮助就扩张到应有的程度。惠特沃思式弹丸的底部仅有一个浅浅的凹部，并没有塞子。它应当扩张的幅度，至少是其他扩张式弹丸扩张幅度的3倍；但是如果装有重80喱的火药（这种枪能承受这一装药而不致产生很大的后座力），它仍然能够完全按着要求嵌入膛线。
惠特沃思式步枪是否会成为军用武器，我们非常怀疑；的确，我们认为六角形枪膛很快会完全停止使用。如果志愿兵从实践中相信惠特沃思式步枪的射击性能比目前的恩菲耳德式步枪优越，因而建议装备惠特沃思式步枪，那末他们无疑走向了一个极端。我们认为，这两种武器是根本不能比较的。惠特沃思式步枪是一种奢侈的武器，造价至少比恩菲耳德式步枪贵一倍。就它目前的情况来说，它是一种非常精致的武器，不宜发给每个兵士；比方说，只要去掉它的精致的瞄准器而换上一个粗糙的瞄准器，它在远距离射击时的精度就会大大降低。如果用惠特沃思式步枪装备军队和志愿兵，那就必须采取两项措施中的一项：或者是使目前装备的小型武器保持现在的口径，那末与恩菲耳德式步枪口径相同的惠特沃思式步枪的效果就会比现在的惠特沃思式步枪的效果差很多；或者是把口径缩小，譬如说缩小到和现在的惠特沃思式步枪的口径一样大，那时口径缩小后的恩菲耳德式步枪，假定造价和惠特沃思式步枪造价相同，那末就很可能收到一样好甚至更好的效果。
八
最后，我们扼要地列举一下目前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步枪以及这种武器的可以说是已经确立了的各种原理。
步枪的类型如下：
1、塞入式，就是用探条猛力冲打，使紧贴膛壁的、包着浸油丸衣的弹丸塞入枪膛。这是使弹丸嵌入膛线的最老的一种方法。现在几乎到处都不把它作为军用武器来用了。主要的和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外，是瑞士优秀射手的新式步枪，它的口径很小，使用尖头长弹丸，它的弹道是目前所有步枪中最低伸的。这种武器不是用来装备大量步兵，而只是用来装备精选的部队，同时需要细心装填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正是它不同于所有各种枪的地方。
2、压扁式，就是使顺畅地滑进枪膛的弹丸抵在枪尾底部的某一机件（德尔文式步枪是狭窄的药室的边缘，图温南式步枪则是药室中央的钢心杆）上面，用压扁的方法使它嵌入膛线。这种方法曾一度普遍使用，现在正在或多或少地被其他方法代替。同时还要指出，采用这种方法时枪的口径必须相当大，否则药室就会太窄。
3、扩张式，就是使底部掏空的长弹丸顺畅地装进枪膛，装药爆炸时产生的气体进入弹丸的掏空部分，使它扩张，从而使弹丸紧贴膛壁和嵌入膛线。这种方法目前得到了普遍使用，而且还可以作很大的改进，例如不久前惠特沃思先生把扩张的原理应用到他的枪上以后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4、压缩式，与扩张式的作用相同，就是在弹丸上刻几道很深的环形凹槽，使火药爆炸的力量能够在沉重的弹丸头部的抗力下，向纵方向压缩弹丸，从而使弹丸的直径得到应有的增大。这种方法虽然不如扩张的方法可靠，但是由于口径小而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例如在奥地利和瑞士）。然而用上面提到的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发射压缩式弹丸，并不能取得同它发射紧塞枪膛的包着浸油丸衣的弹丸时一样好的效果。
5、后装式，这种装弹和发射方法本身就比其他各种步枪优越，同时又能够最有把握地使弹丸嵌入膛线，因为药室和弹丸都比枪膛其余部分略粗一些，这样，弹丸不被压入膛线，就不可能进入枪膛。看来这种枪一定会逐渐代替所有其他类型的枪。
我们没有把惠特沃思先生的弹丸的机械贴合方法包括进来，因为这种方法至少在小型武器中不再使用了。因此，我们只准备谈上述几种枪。如果根据各种枪的优劣分类，那末我们应当说，后装的针发枪是最好的；其次是使用扩张式弹丸的枪；再其次是使用压缩式弹丸的枪。而头两种枪可以说是已不再使用了；因为即使是塞入式装弹法目前在瑞士在口径相同的情况下比压缩式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我们仍然完全不想在未作十分周密的研究以前把这点归功于装弹法本身，何况瑞士步枪的包着浸油丸衣的弹丸被公认为是不适于步兵普遍使用的。
同时我们看到，自从出现长弹丸以来，枪或弹丸的构造本身对于保证远射程、低伸弹道和射击精度来说，只是次要的问题。当弹丸还是球形的时候，膛线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那时所有的弹丸遇到的空气阻力几乎相同，膛线的缠角较大、膛线较深或较多等情况所发生的影响比现在大得多。但是出现长弹丸以后就产生了新的因素。弹丸可以做得较长一些或者较短一些，而且长短相差很大，于是全部问题就在于，什么形状的弹丸最有利。从理论上来考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以相同的初速发射重量相同的两粒铅弹，细长的弹丸比粗短的弹丸更能保持这个速度，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枪膛使弹丸旋转以防止弹丸在飞行时翻滚。空气的阻力是一种阻滞的力量，它使火药爆炸力所赋予弹丸的初速逐渐降低，从而使它产生愈来愈大的重力，也就是对它起更大的阻滞作用。初速取决于装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武器的构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不变的；重力也是固定的，而且是一个已知数；这样只有弹丸的形状可以改变，可以使弹丸更适于飞行而只遇到最小的空气阻力；而为了减少空气的阻力，我们说过，细长的弹丸比重量相同的粗短的弹丸要合适得多。
最后，军用弹丸的最大重量也是一个已知数。兵士除了武器和装具外至少应当能携带６0发子弹。因此要在这种一定重量（例如530喱）的条件下制造形状最合适的铅弹，就必须使它变长变细，换句话说，必须缩小步枪的口径。在一定程度上，这对于一切枪都是适用的。请看重530喱的恩菲耳德式弹丸和同样重的惠特沃思式弹丸；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惠特沃思式弹丸具有低伸得多的弹道（也就是更好得多地保持初速），并且因而容易命中1000码距离上的目标，而恩菲耳德式弹丸在这样的距离上却是不可靠的。但是这两种弹丸都是扩张式的，而惠特沃思式弹丸的构造肯定并不是扩张式弹丸中最好的一种。或者请看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它的口径比惠特沃思式步枪的口径还小，而且不管它的弹丸是包着浸油丸衣并靠着探条塞入枪膛的也好，还是非常顺畅地进入枪膛并受到火药爆炸力的压缩的也好，都取得了更好的射击效果和更低伸的弹道。或者拿一支普鲁士针发枪，使它的弹丸变细变长，利用碗状托底或垫塞装进宽大的枪膛，用原来射击６00码的表尺，现在可以射到900码。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肯定一个事实：不管步枪的构造原理怎样，它们的射击效果一般地说是同它们的口径成反比的。口径愈小，步枪就愈好，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们就用这些意见结束这个对于我们许多读者来说可能是相当枯燥无味的课题。但是这是很重要的课题。每一个自觉的兵士都应当知道自己的武器的构造原理和性能。我们试图在这里阐明的一切，想必是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的军士都懂得的；当然，大多数的志愿兵，作为“国家的智慧”来说，也应当通晓自己的火器。
弗·恩格斯写于18６0年10月底—18６1年1月上半月
载于18６0年11月3日和17日，12月8、15和29日，1861年1月5、12和19日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9、11、14、15、17、18、19和20期及
“志愿兵读物”1861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校对过
注释：
[123]指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1775—1783）。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的原因，是新形成的美国资产阶级民族力图争取独立和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起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由于北美的胜利，成立了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革命战争指经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为反对欧洲列强——英普奥俄等国的反革命同盟于1792年发动的战争。——第21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志愿兵炮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志愿兵炮兵
志愿兵的炮兵问题十分重要，应该广泛加以讨论——尤其是因为志愿兵炮兵在国防上应该起什么作用，看来目前仍然不十分明确。
显然，必须加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志愿兵炮兵适合于何种活动范围。不解决这个问题，各部队的训练制度就永远不会一致。炮兵学包括各种各样的科目，让全体志愿兵——军官和兵士——来学这些科目的理论和实践的确是很困难的；所以各部队在接到战斗任务前来时，对于应该完成的任务的训练就会极不一致；而一执行一个特定的任务就会发现许多连队没有什么训练。
在下述的意见中，我们决不是想妄说志愿兵炮兵应该是个什么样或不应该是个什么样；我们只是想指出志愿兵炮兵以及别的任何炮兵在编成时都应该考虑到的几个条件，从而给我们想要引起的辩论开个头，从这一点出发，最后弄清楚志愿兵炮兵部队的活动范围。
整个炮兵分为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或要塞炮兵。前者应该在战场协同步兵和骑兵活动，配备着马拉火炮；后者用重炮在固定的或有掩蔽的炮台中攻击或防御筑垒要点。如果说在正规军中，兵士的长期服役和军官的专业教育可以训练全体成员在上述两种炮兵中都能执行勤务，至少在必要时可以使每个连完成其中的任何一个任务，那末对志愿兵的军官和兵士来说，事情就不同了，因为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一部分时间用在军务上。在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野战炮兵是同要塞炮兵或攻城炮兵完全分立的。如果在正规的常备军中如此，那末这样做无疑应该是有某些理由的，而这些理由在志愿兵中将更强烈得多地发生作用。
情况是这样：掌握野炮本身与掌握炮台重炮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大得志愿兵连队的兵士不容易学会两者。但是军官任务的性质在这两种情况下却大不相同，只有在专门教育和长期实践中才能训练他们同样很好地完成这两种任务。一个野战炮兵军官的主要品质是：善于迅速判断军情，正确判断地形和测定距离；完全熟悉自己的火炮效能（这使他能够顶住攻击到最后一分钟，不损失一门火炮）；根据长期经验，知道马匹能够完成什么工作，在战斗中应该怎样使用马匹；最后，十分勇猛而又谨慎。对要塞炮兵或攻城炮兵的军官的要求是：科学知识，炮术各方面的理论知识，筑城学、数学和工程学的知识，运用这一切的本领；耐心地、严格地注意土质工事的建筑和修整，注意集中火力的后果；最后是持久的勇敢而不是勇猛。让任何一个九磅炮连的连长去指挥棱堡，甚至其中最好的也要经过好多训练以后，才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安排一名专门搞攻城炮搞了好几年的军官作骑炮连的首长，也需要花很长时间他才能摆脱自己工作方法上的迟缓性，获得新的武器所要求的那种猛劲。至于没有像他们长官那样受过科学训练的军士们，在这里困难就更大了。
看来，两种炮兵之中，要塞炮兵人员最容易训练。非军人的工程师具有这一事业所需要的一切初步科学知识，并且很快就能学会把他们已经很熟悉的那些科学原则运用到炮兵里来。他们很容易学会掌握重炮移动时采用的各种机械、炮台的建筑和筑城的规则。所以主要应该从他们当中挑选志愿兵炮兵军官，而且他们特别适合于要塞炮兵勤务。对于军士和炮手也可以这样说。一切长期同机器打交道的人，如工程师、技师、铁匠，是炮兵的好材料，因此各大工业中心应当提供优秀部队。重炮的射击训练不能在内地进行，但是海洋距我们的郎卡郡和约克郡这样的内地城市并不远，因此有时候可以为了这个目的组织海岸旅行；此外，在重炮连每次射击时可以看到弹着情况，所以炮手们自己能够校正射击，实弹目标射击并不是头等重要的问题。
另有一种情况妨碍组成志愿兵野战炮兵，这就是高价的火炮和马匹。的确，几个连合起来或许能够支付夏季几月的几门马拉火炮的费用，轮流学习使用，但是这样一来，无论是兵士或军官都不能被培养成熟练的野战炮兵人员。一个6门炮的野战炮兵连的装备费用一般约等于组成一个完整步兵营的费用；任何一个志愿兵炮兵的连都负担不起这样的开支；而且，如果注意到战场上损失火炮是一种耻辱，那就使人十分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政府，当敌人入侵时，愿意把带有马匹和驭手的野炮在志愿兵猎兵使用小型武器的条件下委托给志愿兵炮兵部队。
根据这些理由以及许多其他理由，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适合志愿兵炮兵的活动范围，是为固定的海岸炮台补充人员。在内地的各个城市里，必然会有人试图训练志愿兵野战炮兵，以便在志愿兵运动中保持对这一事业的兴趣。无疑，如果要他们尽可能学习掌握马拉轻炮，那末，对于军官和兵士都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根据我们在这一兵种服役的亲身经验，我们非常怀疑，志愿兵最后能不能熟谙野战勤务。不过志愿兵仍然会学到许多对他们使用重炮同样有益的东西，当他们要同重炮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很快会成为使用重炮的内行。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谈一谈。炮兵实质上是一个比步兵和骑兵需要多得多的科学知识的兵种，所以它的功效主要取决于军官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我们不怀疑，格里菲思少校的“炮兵教范”[117]很快会传到每个志愿兵炮兵军官的手里。这本书的内容表明：一个炮兵军官甚至一个军士，在他能够自称对他的武器有所认识以前，应该熟悉多么多的科目；但是这本书仍不过是一个熟练炮兵人员应该知道的东西的纲要而已。除正规连、营的队列教练对步兵和炮兵是共同的以外，还需要知道许多不同口径的火炮，知道炮架和炮床、装弹、测定仰角和不同的射程；需要知道炮台是怎样建筑的，知道攻城术、永备工事和野战工事；需要熟悉弹药和烟火器材的制造；最后，需要掌握火炮射击学，这门科学目前由于使用线膛炮更加显著地充实起来。所有这些科目都应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学好，而且它们都同样重要，因为，如果志愿兵炮兵不注意炮兵科学的所有这些学科，一旦应召服现役，就会碰壁。在所有志愿兵部队当中，炮兵这个兵种的军官的素养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取得实际经验和理论知识，否则他们在考验的日子里就会显得不中用了。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10月上半月
载于1860年10月18日“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6期及“志愿兵读物”1861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根据“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校对过
注释：
[117]弗·奥·格里菲思“炮兵教范和英国兵士简明指南”（F．A．Griffiths．《TheArtillerist’sManual，andBritishSoldier’sCompendium》）。1840年第一版。——第20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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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
［注：标题的第二部分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1860年9月27日于柏林
正如我已经向贵报读者报道过的，摄政王从取得最高权力时起，尽管宣扬普鲁士美丽幻梦的宣传官们在他身上装饰了自由主义的花朵，但在灵魂深处他已成了顽固的、彻头彻尾的正统主义者，——这位摄政王，近日得到机会公开宣泄了他那抑制已久的感情。不管多么奇怪，但这是事实：普鲁士的摄政王现在竟不许加里波第的军队进入墨西拿的主堡，而为自己最亲密的兄弟、那不勒斯的炮弹国王［注：这里是指弗兰契斯科二世。——译者注］保全这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普鲁士驻那不勒斯公使冯·佩庞舍伯爵——此人和普鲁士驻罗马公使冯·卡尼茨男爵一起，像他们的大多数同行一样，都以顽固的正统主义而知名——把炮弹国王伴送到加埃塔，那里停泊着一艘保护德国臣民的普鲁士轻巡航战船“罗累莱号”。9月15日墨西拿的主堡准备投降。军官们宣布拥护维克多－艾曼努尔并派代表团到加埃塔，向国王报告要塞不能再守下去。次日，这个代表团即奉令乘轻巡航战船“罗累莱号”折回墨西拿，船上载有普鲁士政府的全权代表。该船到达之后，这位全权代表立即前往主堡，同那不勒斯军队的司令作了一次长谈。普鲁士代表除了他本人的雄辩以外，还拿出了整整一叠国王的急诏，急诏号召这位将军继续抵抗，坚决反对即使是在最合算的条件下投降的一切建议，因为堡垒所需的一切还够用几个月。普鲁士全权代表在墨西拿逗留的时候，主堡中大喊《EvvivailRe！》〔“国王万岁！”〕，他走了以后，本来已经开始的关于确定投降条件的谈判便马上中断了。卡富尔伯爵获得了这些消息，在柏林急忙表示不满，说这是“滥用普鲁士的旗帜”和违背在意大利革命战争中完全中立的诺言。尽管这种不满是正当的，但是卡富尔伯爵作这样的声明是最没有资格的。冯·施莱尼茨先生——在1859年战争期间他的公文曾以甜蜜缠绵的风格、模棱两可的议论、串连词句不顾论点的无比艺术而获得一些名气——贪婪地抓住了这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取得摄政王信任的机会。这一次，他把他那谦恭温顺的低语换成了尖锐而傲慢的高腔。他给了卡富尔伯爵一个严厉的驳斥，毫不客气地向卡富尔声明：西西里现在还没有成为撒丁的省份，都灵的宫廷每天都在违反条约上的条件；如果卡富尔想抗议外国干涉意大利，应该把抗议书送到土伊勒里宫去。
从都灵召回法国公使，这里认为是一个露骨的诡计，因为大家知道，紧接着路易·波拿巴和法里尼先生、查耳迪尼先生于莎姆伯里会晤之后，查耳迪尼先生就受命率领皮蒙特军队入侵教皇国。这次入侵，是在莎姆伯里拟定的，目的在于从加里波第手中夺取主动权，把它转交给卡富尔——法国皇帝的最机灵的奴仆。大家知道，意大利南部的革命战争，在土伊勒里宫看来，不是偶然滚下来的一次雪崩，而是一个独立的意大利政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这个政党从路易－拿破仑走上viasacra[112]时起，就经常宣称，南部的起义是摆脱受法国庇护的恶梦的唯一手段。的确，马志尼在1859年5月16日对意大利人民的宣言中曾公开地宣称：
“在一定条件下，北部可以统一在维克多－艾曼努尔的旗帜下，不管奥地利人在哪里——在意大利领土上或是在邻近，南部的起义必须采取另一种更为独立的方针。起义，联合起义，建立临时政府，武装起来，选择一个战略要地，据以固守自己的阵地，吸引北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志愿兵，——这样做还能拯救意大利的事业并且建立自己的以民族阵营为代表的政权。由于有了这样的阵营和北部的志愿兵，意大利在战争结束后还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管战争的首倡者的意愿如何……人民意向的这种表现还会排除重新瓜分意大利的任何可能性，排除以外力扶植新王朝的任何企图，阿迪杰河或明乔河上的任何和约，意大利领土的任何割让。但是罗马的名字和意大利的名字是分不开的。那个神圣的城市是我们民族统一的担保。罗马的职责不是用一群乌合的志愿兵去增强撒丁军队，而是向皇帝的法国证明：谁成为罗马教皇专制的支柱，他永远不会被认为是意大利独立的维护者……如果罗马忘记自己的职责，我们就必须代替罗马人来干。罗马是祖国统一的象征。西西里、那不勒斯和北部的志愿兵必须组成罗马的军队。”
这就是马志尼在1859年5月所说的话。加里波第重述了这些话，当时，他作为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所建的人民军队的首脑，答应将在克维里纳尔山之颠宣布意大利的统一[113]。
读者还记得：卡富尔从最初的时候起就竭尽全力为加里波第的远征制造困难；在这位人民英雄获得初步成就时，他又把拉法里纳连同两个波拿巴密探派往巴勒摩，阴谋剥夺加里波第的独裁者的权力；接着，加里波第的每一个军事措施都受到卡富尔从外交上、而后又从军事上的阻挠［注：见本卷第100—104页。——编者注］。在巴勒摩陷落和向墨西拿进军后，加里波第在巴黎居民和军队中间声名大振，以致路易－拿破仑认为采取奉承手段是明智的。当图尔将军——他那时已被解除现役职务——到达巴黎时，受到了皇帝的恩遇。他不仅是罗亚尔宫[114]的贵宾，甚至还受到土伊勒里宫的接待，在接待时，皇帝对自己的“被兼并过来的”臣子、来自尼斯的英雄，表示无限钦佩，并且向他敬赠礼物，如线膛炮等等。同时，皇帝的这样一个信念也被传授给了图尔：加里波第在掌握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舰队后，最好是跟匈牙利流亡者一起采取步骤在阜姆登陆，以便在那里升起匈牙利革命的旗帜。但是路易－拿破仑大错而特错了，他错误地认为图尔是能够影响加里波第行动方向的人，或者认为图尔自己也自以为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图尔这个人我认识，他是一个勇敢的兵士，精明的军官，但在军事活动范围之外就根本算不了数，还不如一个中等水平的普通人；他不仅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发展不足，而且还缺少天赋的敏感和嗅觉来代替教养、教育和经验。总之，这是一个心地善良、无忧无虑、非常轻信的可爱的小伙子，当然不能从政治上指导任何人，何况是加里波第这样的人，既具有一颗火热的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意大利天才。因此，押在图尔身上的赌注便失败了；至少在土伊勒里宫的圈子里是这样说的。于是，就试图利用科苏特，把他派到了加里波第那里去，影响加里波第为皇帝的计划效劳，使之离开通往罗马的光明大道。加里波第则利用科苏特做激发革命热情的工具，因此，就让他尝了一尝人民欢呼的甜头，但同时却英明地把他的代表人民事业的名字跟他的包藏着波拿巴骗局的使命区别开来。科苏特十分沮丧地回到了巴黎；但是，正如“民论报”[115]这家普隆－普隆的Moniteur〔机关报〕所报道的，他为了证明自己对皇帝的利益的忠诚，写了一封信给加里波第，要加里波第同卡富尔和解，放弃对罗马的任何侵犯，免得自绝于法国这个被压迫民族的真正希望，甚至要加里波第不要过问匈牙利，因为这个国家尚未成熟到起义的程度。
无须再谈，在柏林这里，内阁自由主义的行市已由于即将召开的华沙会议而大大下落；在这个会议上，不仅受命于天的君主们将握手言欢，而且他们的外交大臣们——哥尔查科夫公爵、莱希堡伯爵和敝国的冯·施莱尼茨先生——也将在金碧辉煌的前厅里找个舒适角落聚会，给未来的人类历史规划一个正确的方向。
普鲁士和奥地利就1853年2月19日条约中拟定的、关税同盟和奥地利之间的新通商条约一事所进行的谈判[116]，现在可算是中断了，因为普鲁士内阁已经肯定地声明，谈不上什么关税平等，甚至接近也不行。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9月27日
载于1860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7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12]Viasacra（神圣之路）是指古罗马获胜而归的军队凯歌行进的道路；《viasacra》这一术语的转义是胜利的战局或胜利的进军。——第197页。
[113]指加里波第1860年9月10日的告巴勒摩居民书。
克维里纳尔山是罗马位于其上的七座小山之一。——第198页。
[114]罗亚尔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在五十—六十年代是约瑟夫·波拿巴（普隆－普隆）亲王的官邸。——第199页。
[115]“民论报”（《L’Opinionnationale》）是从1859年至1874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第199页。
[116]指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853年2月19日在柏林签订的通商条约。这一条约消除了大部分有碍两国发展贸易的关税壁垒。
关税同盟，见注34。——第20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
1860年9月17日于柏林
目前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德国提供了一幅最奇异、最紊乱、最悲惨的图景。只须对比一下这样两个事实，即德意志民族联盟不久前在科堡举行会议和主要的德意志邦君即将在华沙举行会晤[109]，就可以最清楚不过地了解德意志的真实情况。民族联盟力求祖国的统一，对德意志的奥地利拒而不纳，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而普鲁士摄政王本人则把他的反抗法国侵略的计划跟重建一个在俄国庇护下的神圣同盟联系起来。如所周知，俄国的对外政策是丝毫也不考虑通常意义上的原则的。它既不是正统主义的，又不是革命的，但它却同样灵活地利用一切领土扩张的机会，不管这种扩张是附和起义的人民而达到，或是附和角逐的君主而达到。时而附和这一边，时而附和那一边，成了俄国对德国的确定不移的政策。最初它和法国达成协议，以便摧毁奥地利对其东方计划的反抗，随后又站到德国这一边，以便削弱法国和取得德国酬谢的期票，然后在维斯拉河或多瑙河上兑现。在欧洲纠纷发展的进程中，俄国始终会认为联合德意志各邦君主比联合法国暴发户好。原因很简单，它的真正力量在于外交优势，而不在于物质实力。如果因为同法国结盟而同自己的紧邻德国发生战争，就可能暴露出北方巨人的外强中干；而在对法战争中，俄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总是应当担任后备队的角色，而迫使德国承受战争的实际重担，为自己储存胜利果实。结盟的国家在这方面与各个军团相像。先头部队和本队得顶住主要的打击，而决定会战的结局和取得胜利的则是后备队。德国的幻想家们希望，俄国在国内的与解放运动联系着的社会斗争的强烈影响下，这一次将放弃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关于俄国对外政策永远不变的信条，就让他们以这种虚幻的希望自慰吧。
有人推测，被阶级斗争弄得四分五裂，被财政危机弄得精疲力竭的大帝国，将非常乐意地不再过问欧洲；但这样的推测只说明对俄国内部所发生的运动的真正本质了解得很差。不管慈悲的沙皇的真正意图如何，对他来说，消灭农奴制和保存自己的专制政权两者是不可能调和的，就像1848年对慈悲的教皇［注：庇护九世。——编者注］来说意大利统一和教皇宫廷的切身利益不可能调和一样。“俄国解放农奴”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它后面却隐藏着各种极不相同的意义和各种极为矛盾的意向。在运动之初，这些矛盾意向被某种共同的热情掩盖了起来，而一旦采取从空论到行动的步骤，这种掩盖物就一定会被打破。按照沙皇的理解，解放农奴就等于排除那些仍然限制着皇帝专制的最后障碍。一方面，应当取消贵族的以专横统治大多数俄国人民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应当用政府的消灭“共产主义”原则的计划，来取消以共同占有被奴役土地为基础的农奴的村社自治。这就是中央政府所理解的农奴解放。至于俄国贵族阶级中有势力的那一部分贵族，他们由于没有希望保持昔日的状况，于是就决定在两个条件下让农奴解放。第一个条件是要补偿金，使农民由农奴变为契约债务人，这样一来，从物质利益这方面来说，至少在两三个世代之内，除了农奴依附的形式可能由宗法式的变为新的、文明的形式外，就什么也不会改变。除了应由农奴付出的这种补偿之外，贵族还要求由国家再付给一笔补偿。贵族表示准备放弃自己在地方上对农奴的统治权，但它要求从中央政府手中取得政治权力来代替这种统治权，实质上，就是要取得宪法权利参加帝国的一般治理。
最后，农奴对解放问题则宁愿作最简单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解放，就是去掉他们的旧主人之后的旧制度。在这种相互的斗争中，政府虽然进行了威胁和阿谀，仍然大遭贵族和农民的反对，贵族阶级则大遭政府和他们的牛马即农奴的反对，而农民则大遭他们的最高主人和地方主人的联合的反对。在这种斗争中，一如既往，掌权者总是牺牲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而相互妥协。政府和贵族阶级已经商妥，把解放农民问题暂搁一下，在对外冒险上再碰碰运气。1859年与路易·波拿巴的秘密协定[110]和1860年有德意志邦君们参加的正式的华沙会议，都是由此而来的。意大利战争削弱了奥地利的自信，已经可以使它这块绊脚石变为俄国执行对外政策计划的工具；而普鲁士由于在战争的进程中既追求虚荣，背信弃义，又毫无举动，以致弄得狼狈不堪，现在受到法国在它的莱茵省边界上的威胁，已不得不步奥地利的后尘。哥达党[111]的一个大错误，就是幻想奥地利大概会在法国的打击之下，瓦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如果摆脱了把它同意大利、波兰、匈牙利拴在一起的绳索，也就可以很容易地成为统一的大德意志帝国的成员。长期的历史经验表明，奥地利跟法国或俄国进行任何战争都不会使德意志摆脱奥地利的影响，只能使它服从法国或俄国的计划。即使这些强国有力量给奥地利一个沉重的打击，把它打碎成各个组成部分，对它们来说也是一种下策；但是削弱奥地利，利用其残余影响为自己利益服务，却曾经是并且永远是它们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只有以维也纳为一个中心，以柏林为另一个中心的德国革命，才能把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打碎，而不使德国的完整遭到危险，不使它的非德意志地区受法国或俄国控制。
即将举行的华沙会议是会使路易·波拿巴在法国的地位大大巩固起来的，如果不是在意大利，真正的民族派和法国派冲突的前景使他丧失了这种机会的话。不过，应当预期，华沙会议最后将使德国睁开眼睛，并教育它懂得，要抵御外来的入侵或在国内实现统一和自由，它必须清除自己家里的王朝老爷们。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9月17日
载于1860年10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7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09]民族联盟，见注76。
华沙会议是指俄国皇帝、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摄政王于1860年10月在华沙举行的会晤。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由于要阻挠意大利的统一，对抗为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撑腰的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策，企图互相拉拢。——第192页。
[110]1859年3月3日（2月19日）俄国和法国在巴黎签订秘密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一旦发生法国、撒丁为一方，奥地利为另一方的战争，俄国必须对法国采取善意的中立立场。法国则允诺提出修改1856年巴黎和约的条文问题，这些条文限制了俄国在黑海的主权并从它那里割走了贝萨拉比亚的一部分。俄国履行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而拿破仑第三虽从条约中得到了各种好处，但却违反了自己的诺言，而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冷淡起来。——第194页。
[111]哥达党是1849年6月在哥达（绍林吉亚）举行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右翼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19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法国轻步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法国轻步兵
如果在什么时候我们的志愿兵不得不同敌人交锋的话，那末谁都知道，这个敌人将是法国步兵。而法国步兵的典型——beauidéal〔模范〕——就是轻步兵，特别是chasseur〔猎兵〕。
法国猎兵不仅是本国军队的榜样；在轻步兵勤务方面，法军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各国军队的榜样；因此，法国猎兵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欧洲所有轻步兵的榜样。
法国猎兵既是可能的敌人，又是轻步兵迄今为止的最好榜样，他们的这两个特点，引起了英国志愿兵的巨大兴趣。所以我们志愿兵对他们了解得愈早愈好。
一
直到1838年为止，法军没有使用过步枪。旧式步枪使用那种需要塞入枪膛的、紧贴膛壁的弹丸，使装弹动作又困难又慢，因此它对于法军不是合适的武器。拿破仑有一次在德国步枪营中观看燧发枪时曾感叹地说：“这的确是能发到兵士手中的最倒霉的武器了。”旧式步枪确实不适于大量步兵使用。在德国和瑞士，有几个精兵营一直是装备着这种步枪的，但这些营的兵士是专门用作优秀射手，来消灭军官和射击正在修建桥梁的工兵等；而且当局很注意用猎场守护人的子弟和其他在入伍前早就学会使用步枪的青年来编成这种部队。阿尔卑斯山区猎羚羊者以及产鹿的北德意志大森林的守护人，为这些营提供了最好的人材，他们也是英国基干部队的步枪手的榜样。
法国人以前通称为轻步兵的那些部队，其武器装备和训练同基干团完全相同；因此，在1854年，路易－拿破仑下令取消这25个团的轻步兵团称号，把它们编为基干部队，它们现在的番号是从第七十六团到第一百团。
每个步兵营中的确还有一个轻骑步兵连，由优秀的、最机智的和身材矮小的兵士组成；而身材较高的aélite〔精兵〕则编入掷弹兵连。当需要进行散兵战时，他们即首先展开；但是在其他各方面，他们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同本营其余各连是一样的。
当法军在1830年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他们遇到了装备着在大多数东方民族中广泛使用的长火枪的敌人。法国滑膛枪在射程方面不如这种长火枪。行军中的法军纵队在平原遇到骑马的贝都英人的四面包围，而在山区则遇到卡拜尔散兵的四面包围；敌人的弹丸可以射到法军纵队，而敌人本身却处在法军的有效射程之外。在平原上散兵不能远离自己的纵队，因为害怕遭到行动迅速的阿拉伯骑兵的突然袭击和被他们消灭。
当英军进入阿富汗的时候，他们也领教了这种长火枪。阿富汗射手虽然只有明火枪，却从可怜的老式“褐色的拜斯”根本达不到的距离上，给了在喀布尔兵营内的以及经山区退却的英军部队以惨重的杀伤。这个教训是沉痛的；同英属印度西北边境上的各部落还可能发生持久的战斗；然而在给派往这个边境的英国兵士装备在射程上能够同东方明火枪相比的武器这方面，却仍然什么也没有做。
法国人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缺点刚一发现，马上就采取了克服缺点的步骤。路易－菲力浦的儿子奥尔良公爵1836年在德国作结婚旅行的时候，趁机研究了普鲁士近卫军的两个步枪营的组织。他立刻发现，这正是一个起点，从这点出发，他就能够建立一支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需要的那种军队。他马上亲自动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法国人对线膛枪的成见使他遇到许多障碍。幸而在他本国，德尔文和庞沙腊的发明帮助了他；他们设计了一种步枪，它几乎可以同滑膛枪一样迅速灵便地装弹，而在射程和精度方面则大大超过滑膛枪。在1838年，公爵被允许按照他的意图组成一个连；在同一年里，这个连扩大到一个整营；1840年，该营被派往阿尔及利亚，以检验它在实战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如此出色地通过了考验，以致在同一年里又另组成了9个猎兵营。最后，在1853年又组成了10个猎兵营，因此法军目前共有20个猎兵营。
贝都英人和卡拜尔人无疑是最好的轻骑兵和猎步兵，他们那种独特的军事素质很快就促使法国人试图招募土著居民到法军中服务，并用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的办法去征服阿尔及利亚。这个思想就是建立朱阿夫兵部队的起因之一。朱阿夫兵部队早在1830年就主要由土著居民组成了，而且到1839年以前一直是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部队；当1839年阿布德－艾尔－喀德刚刚举起圣战的旗帜[105]时，这些朱阿夫兵就大量地跑到他那边去了。结果除配属给每营的两个纯粹由法籍兵士组成的连以外，每个连只剩了基干人员和12名法籍兵士。缺额不得不由法国人来补充，从此以后朱阿夫兵便成了完全由法籍兵士组成的部队，长期驻留非洲担任警备勤务。但是原先的那一批法籍朱阿夫兵骨干已经带有如此浓厚的土著色彩，以致使所有朱阿夫兵部队就其整个气质和习惯来说，从那时起始终仍是一支特别的阿尔及利亚部队，它有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完全不同于法军其他的部队。他们大部分是由代役者[106]中招募来的，所以大部分都是终身的职业兵。他们实质上是属于轻步兵的，因此早已装备了步枪。目前在非洲朱阿夫兵有3个团（9个营），还有1个近卫朱阿夫团（2个营）。
从1841年开始，重新尝试招募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组成地方部队。组成了3个营，但在1852年以前他们一直是薄弱的和人员不齐的。1852年开始对应募土著居民给予重赏，这取得了很大成就，以致在1855年得以组成3个团，即9个营。这就是我们在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时期如此经常听到的那种土尔科兵或tirailleursindigènes〔土著猎兵〕。
这样，除了外籍军团（现在已经解散，但从一切迹象来看又在重新组织）和3个惩戒营以外，法军专门组织和训练了38个担任轻步兵勤务的营。在这些部队中，猎兵、朱阿夫兵和土尔科兵各有显著的特点。后两种部队的地方色彩太重，因而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大部分法军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他们猛烈的冲锋——意大利战争的情况说明，他们在冲锋时完全听从指挥，甚至凭着他们固有的军人的机智还能预先料到指挥官的命令，——对于其他部队永远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法国人在散兵战的具体动作和利用地形的方法上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轻步兵中间，始终是道地的法国人部队并因而如上所述已成为军队模范的，则是猎兵。我们在下一节里将更详细地介绍他们。
二
1831年法军操典第一页就表明，法军是由身材多么矮小的兵士组成的。
慢步：每步为65厘米（25英寸），每分钟76步。
快步：步幅同上，每分钟100步。
冲锋步（pasdecharge）：步幅同上，每分钟130步。
与任何其他国家军队在战场运动时所采取的步幅和速度相比，25英寸一步无疑是最小的步幅，而每分钟100步也无疑是最慢的速度。法国营每分钟前进208英尺，英国营、普鲁士营或奥地利营却能前进270英尺，就是说比法国营多百分之三十。我们的30英寸的大步幅对腿短的法国兵来说是太大了。冲锋时的情形也是如此：法国兵每分钟前进271英尺，也就是相当于英国兵用普通的快步就能走完的距离；而英国兵用每步36英寸和每分钟150步的跑步可以前进450英尺，就是说比法国兵多百分之六十。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说明了，兵士的标准高度不能低于一定的限度，否则就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运动性。腿这样短、步子这样小、步伐这样慢的兵士，是无法组成轻步兵的。当最初组织猎兵部队时，从一开始就采取措施，在国内选拔最优秀的步兵兵士；他们都是些体格健壮、肩膀宽阔而且很灵活的人，身高5英尺4英寸到5英尺8英寸，大部分是从山区选拔来的。根据猎兵操典（1845年出版）的规定：快步的步幅和以前一样，但步速增加到每分钟110步；跑步（pasgymnastique）的步幅规定为33英寸（83厘米），每分钟165步，但在展开、排成方队或其他需要迅速行动的情况下，步速应增加到每分钟180步。即使用这样的步速，猎兵每分钟前进的距离也不过比英国兵跑步时多45英尺。但是猎兵的特殊成就与其说是由于运动特别迅速，不如说是由于他们能在长时间内保持这种高速度的运动；此外，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在集合时或其他时候，他们还按口令以最大的速度快跑。
跑步是法国猎兵营训练的最主要内容。最初训练兵士用每分钟165—180步的速度原地踏步，这时兵士呼喊：“一！”，“二！”或者“右！”，“左！”，这是为了调节肺的活动，防止发生肺炎。然后，兵士就要用同样的速度前进，而且距离逐渐增大，直到他们能够在27分钟内跑完1法里格（4000米或2+(1/2)英里）为止。如果发现某些新兵的腿或肺太弱，经受不住这样的练习，就把他们送回基干步兵部队。下一步是练习跳跃和快跑，快跑时要求在短距离上达到最高的速度；不论pasgymnastique或快跑，起初都是在平坦的练兵场或道路上练习，然后越野练习，同时练习跳越栅栏和沟渠。只有经过这种训练以后，兵士才能领到武器，这时兵士又将跑步、快跑和跳跃这一整套练习重复一次，但须持枪和携带全副行军装具；背囊和子弹盒的重量与战斗情况下相同。他们必须这样连续pasgymnastique整整一个小时，在这一时间内至少要跑完5英里。有一次，一个外国军官穿便服企图同这样一个携带全副行军装具的猎兵营一同前进，但是他由于没有经过锻炼，只能勉强跟着跑一个小时；而猎兵继续前进，交替采取快步和pasgymnastique，在那一天共走了22英里以上的路程。
战场上的一切运动和队形变换都应当以跑步完成；兵士在以跑步成横队前进、排成纵队或方队、变换方向、展开以及做其他动作的时候，都应当和采取普通快步时一样确有把握地保持自己的位置。在进行一切队形变换时的步速为每分钟165步，只有在展开和变换方向时，步速增加到180步。
下面是一位普鲁士校官关于法国猎兵的意见：
“在马尔斯校场上，我见到了跟一个基干团一起操练的几个猎兵连。他们运动的灵活，他们的动作的整个风度同这个团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你一眼就可看出，这是由林区和山区的优秀人员组成的一支精锐部队。他们全都是些结实、粗壮、有劲而又惊人地灵敏的人。当他们用惊人的速度灵活地运动时，你会感觉到他们的那种进取心以及他们的勇猛大胆、机智灵活、不知疲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虽然你一定也会看到他们非常自负并且有法国人的那种虚荣心。不论你在哪里看见他们，在斯特拉斯堡、巴黎还是其他任何驻地，他们总是给你造成同样的印象，他们看来好像是用一个模子铸造的。我见到指挥他们的全是青年军官；只有几个上尉看来有35岁，但大部分都比他们年轻，甚至校官也不大于这个年纪。他们动作迅速灵活，一点不显得紧张或吃力；看来经常的锻炼已经使这种灵活性成为他们的第二本性，这些队伍就是这样轻松自如地完成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血液似乎比别人流得平缓些，他们的呼吸也均匀一些。单个的传令兵在街上行走，很快就超过所有在前面走的人，而整个队伍也用同样快的步伐在愉快的号声中成纵队在街上通过。不论你在什么时候见到他们，在练兵场上，在行军中或是在室内，他们从来都没有露过倦容。在这方面，自负心可能和习惯同时起着作用。
如果说迅速的动作和准确的瞄准看来是互不相容的，那末猎兵大概已经克服了这种似乎存在的矛盾。我自己没有见过他们的实弹射击，但据有经验的军官说，他们在这方面的技能是决不能低估的。即使他们瞄准的准确性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对战场上的射击效果，影响一定是很小的。在非洲，由于在战斗前时常进行这样的跑步行军，猎兵总知道怎样射杀他们的敌人；这就证明，他们所受的这一套专门训练可使体力得到适当的增强，而且不损害瞄准的准确性。对于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部队来说，情形当然就大不相同了。
这种训练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的步兵能够比现在运动得更块，这在战争中的许多场合可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例如在先敌占领重要阵地时，在迅速到达制高点时，在支援遭受敌人优势兵力攻击的部队时，以及在派小队伍在敌人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向上突然袭击敌人时，都是如此。”
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法国军事当局看到，经过这样长跑训练的步兵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从1853年起，就讨论是否应当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全军的问题。鲁尔梅耳将军（1854年11月5日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阵亡）曾专门提请路易－拿破仑注意这件事。克里木战争以后不久，pasgymnastique就在法国所有步兵团内实行了，虽然步速比猎兵慢些，步幅也小些，而且，基干部队长跑的时间也比猎兵的要短得多。这是必要的；由于基干部队兵士的体力和身材不同，因此就要以较弱和较矮的兵士的能力作为整个部队训练时的依据。但在一个紧急关头，仍然是可以克服过去那种运动缓慢的情形的；兵士有时能跑1英里或将近1英里，特别是能够以跑步变换队形，所以他们就能跑步冲锋600—800码，去年法军就这样做过，在几分钟内跑步通过了受优良的奥地利步枪的火力威胁最大的那段距离。pasgymnastique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帕勒斯特罗、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等地的会战[107]取得胜利。跑步本身能够激发兵士高昂的士气；一个营以快步冲锋时可能表现出犹豫不决，但是，同一个能够不气喘地跑到目的地的营，如果跑步冲锋，那末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将大胆无畏地前进，以较小的损失到达目的地，并一定能给停止在原地的敌人以更大的精神震撼。
猎兵在跑步方面所达到的这样极完善的地步，只有他们这种专门部队才能做到，但是对于大量的基干步兵来说，这既是做不到的，又是无益的。尽管如此，兵员质量较好的英国基干部队，在这方面是不难训练得远远超过法国基干部队的，同时，这将和一切有益健康的锻炼一样，对兵士的身心会大有好处，不能交替地跑1英里再走1英里、连续运动几小时的步兵，不久就将被认为是运动迟缓的步兵。至于志愿兵，由于在年龄和体力方面参差不齐，连这种结果也是很难达到的，但是无疑地，在半英里到1英里的距离上逐渐练习跑步，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而且能大大提高他们的战斗力。
三
法国想尽一切办法来发展每一个新兵，特别是每一个猎兵的体力、智力和精神力量，以便使他们成为尽可能完善的兵士。它采用一切办法使兵士成为强壮、灵活而机智的人；使他们学会迅速判断有利地形或在困难情况下迅速定下决心；竭力提高他们对自己、对伙伴以及对武器的信心。因此，队列教练在法国只占兵士勤务中的很小一部分；据我们所知，一个法国营对于练兵场上的步法、转法和持枪动作都是极其随便的。但是这看来只是民族性格的表现，而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在英国和德国军队中则似乎宁愿要一套比较严格的队列教练制度；他们执行口令比较敏捷，同时，经过一定时期的队列教练以后，他们在做一切动作时都将表现出法国兵从未有过的那样高的准确性。至于其他方面，练兵场上的一套战术动作在法国和英国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战场上极不相同。
法国兵的主要训练内容之一，就是体育。在巴黎有一所为全军培养教员的中央军事体育学校。各团抽调15到20名军官，此外每个基干团或猎兵营还各调1名军士，到那里学习6个月，然后调换另一批人去学习。这个学校的课程和其他国家的同类学校的课程并没有很大区别；大概只有一样独特的练习，就是爬城，即利用炮弹在墙上造成的弹坑，或利用靠在墙上的杆子或投到墙上的带有钩子的绳索，爬上城墙。这种练习无疑具有实用的价值，并且大大有助于使兵士学会运用手脚。在这个学校里还训练刺杀，但仅限于各种突刺和防护动作的练习，而从来不让兵士真正作相互防刺或防骑兵的动作。
在法国，每个驻地都拥有必要的体育设备。首先，到处都辟有能进行普通体育练习的、设备齐全的操场。所有兵士都依次到这里受训；学完所规定的体育课程，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这种训练实行还不久，并且完全是从猎兵那里学来的。猎兵是第一个实行体育训练的，而当这种训练对于猎兵有了很大益处以后，就被推广到全军。
此外，在每个兵营中都有击剑房和舞蹈室。在击剑房学习使用轻剑和阔剑，在舞蹈室则学习舞蹈和拳斗，即法国人所谓的《laboxe》〔“拳术”〕。每个兵士可以在这些练习中进行选择，但必须学习其中的一种。一般都愿意学舞蹈和使用轻剑。有时，还进行棍棒格斗的练习。
所有这些练习和单纯的体操一样，之所以需要进行并不是因为这些练习本身是必要的，而是因为它们能增进兵士的体力和灵巧，使他们产生更大的自信心。击剑房和舞蹈室决不是履行枯燥的职责的地方，相反，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所在，它可以使兵士甚至在闲暇时间内还留在兵营里面；兵士到那里去是为了娱乐；如果说他在队列中不过是一架机器，那末在这里当他手握长剑来和同伴比赛个人技巧的时候，他就是个无拘无束的人了；而他在这里获得的对自身的敏捷和灵巧的全部信心，对他担任警戒和进行散兵战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他或多或少都不得不指靠个人的力量。
猎兵采取的一套新的散兵战的方法，不仅在后来推广到了法军全军，而且为欧洲许多军队所仿效，英军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及战后所采取的战法就是由法国猎兵的战法改进而来的。因此我们只谈谈这种战法的几个主要的特点，特别是因为法军在战斗中的行动常常是完全不相同的，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根据总的命令行动（例如1859年在意大利）；部分地是由于军官完全有按情况采取行动的自由；部分地也是由于在战斗中一般必然要对操典上的所有的规则作相当大的更动。散兵以4人一组行动，每组展开成一线，兵士互相间隔5步。各组间隔最少5步（这样就构成了每5步一人的绵亘的横队），最多40步。军士位于本班后面10步的地方；每个军官有4名兵士和1名司号兵跟随，位于散兵线后面20—30步的地方。如果展开的只是连的一部分兵力，那末连长的位置就在散兵线和支援部队之间。利用地形隐蔽自己，是主要的要求；队形的齐整和间隔的保持都服从于这一要求。整个散兵线仅仅用号角指挥，信号共有22种；此外，每个猎兵营及其所属每个连都有自己的特别信号，这种信号应当在指挥信号之前发出。军官带有一个哨子，但只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哨子可发出5种信号：“注意！”，“前进！”，“立定！”，“后退！”和“集合！”。某些志愿兵步枪手的哨子即来源于此，他们把哨子当做自己装具中不可少的东西，因而使军官无法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哨子。在受到成散开队形的骑兵的攻击的情况下，散兵以4人一组集合，或以班或半连为单位集合成不规则的密集队形；或者同支援部队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连的方队；或者同全营集合在一起（当全营必须成横队行动，或组成方队时）。这些不同的集合方法，法军练习得很多，而且掌握得很好；方法的繁多并不会造成任何混乱，因为兵士都学会了在危急情况下以任何可能采取的方法集合，然后利用有效的运动方法，同信号所指示的更大的单位会合。方队有时排成两列，有时排成四列。
这套新方法同各国军队在法国猎兵出现以前几乎都采用的那套旧方法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不应当忘记，归根到底这一切并不是别的，而只是一套练兵场的队列规则。这里没有每个兵士个人表现智慧的余地，如果是在平地上来作这些动作，那末这就会和最苛求的老军人也能感到满意的那种拘泥细节的做法差不多。各列都按规定的间隔排列，它们的前进、后退、变换正面和变换方向，都同基干部队的任何一个营是一样的，兵士们按号音运动，就像许多木偶被一根铁丝牵动一样。对于散兵说来，真正的练兵场是在敌人面前，而在这方面法国人就把阿尔及利亚做了自己轻步兵的最好的学校；那里的地形起伏不平，防守这些地方的又是迄今世界上最勇敢、最顽强而且最细心的散兵卡拜尔人。正是在这里，法军把他们从1792年以来在每次战争中都表现过的那种以散开队形进行战斗的能力和利用地形的能力发展到了最高度；在这里朱阿夫兵特别利用了从土著兵士那里得到的对自己最有益的教训，而成为全军的榜样。一般都认为，散兵线是以一种近似展开横队的队形前进，在有良好掩蔽物的地方可能集中在一起，在需要通过开阔地时则又分散开；与敌人散兵从正面进行战斗，仅仅偶尔利用栅栏或某种类似的东西向翼侧射击一阵，这样做，除了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外，不指望甚至也不打算达到更多的目的。朱阿夫兵却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散开队形就是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总的目的来独立行动；有利条件一出现即加以利用；突然地接近敌人的主力并以准确的火力袭扰他们；完全不必集中成更大的单位来解决小的战斗。在他们看来，突然袭击和伏击就是散兵战的实质。他们利用掩蔽物并不只是为了从比较隐蔽的位置进行射击，而主要是为了悄悄地匍匐到敌人散兵跟前，突然跳起，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他们利用掩蔽物为的是接近敌人的两翼，并突然密集成群地在那里出现，分割敌人的一部分兵力，或者设伏，如果敌人散兵过急地追逐假退却的朱阿夫兵，就会中计而遭到伏击。在决定性的行动中，这样的诡计可以在决定战斗胜负的较大战斗之间多次施行；然而在小战斗中，在为了搜集敌情或为了保障本军休息而派出的小部队和步哨的战斗中，朱阿夫兵的这些特性就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从下面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朱阿夫兵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一切军队中都有这样一个规则，即担任警戒，特别是担任夜间警戒的哨兵，不应当坐下，更不应当躺下，并且只要一发现敌人就鸣枪向小哨报警。现在请看奥马尔公爵关于朱阿夫兵营的一段描写吧（1855年3月15日的“两大陆评论”[108]）：
“夜间，即使在那边的小山顶上监视前面地形的单个的朱阿夫兵，也都隐蔽起来。你看不见步哨，但是等到军官过来查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和朱阿夫兵谈话，这个朱阿夫兵俯卧在山顶后面，注视着一切。你看到那边有一丛灌木。但是如果你再仔细观察，发现那里隐藏着几个朱阿夫兵，那是丝毫不会使我感到惊奇的；当一个贝都英人钻进这些树丛想观察一下兵营里面的动静的时候，这些朱阿夫兵不开枪，而是不声不响地用刺刀把他杀死，免得暴露设伏地点。”
有些兵士只在和平时期在驻地学过警戒勤务，他们不站着或者不走动就难保不睡觉；如果拿他们同那些在对贝都英人、卡拜尔人进行的充满着各种巧诈和诡计的战争中训练出来的兵士比较一下，他们又算得是什么样的兵士呢？朱阿夫兵虽然经常违背规定的制度，仅只有一次遭到他们机警的敌人的突然袭击。
英国在印度西北边境上占有的领地中有一个地区，从军事观点来看很像阿尔及利亚。气候和地形特点几乎是一样的，边境的居民也几乎是相同的。那里经常发生掠夺和各种敌对性的冲突；不列颠军中一部分最好的兵士就是在这个地区锻炼出来的。但是这种长时间的、极其富有教育意义的冲突竟没有对不列颠军轻步兵执行各种勤务的方法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尽管同阿富汗人和俾路支人打了20多年仗，这部分军队还是这样地不完备，以致必须赶快学习法军的榜样，才能使步兵在这方面成为有效的战斗力量；这种情形的确是叫人感到奇怪的。
法国猎兵使法军采用了：（1）新式服装和装具——紧身制服，轻便的圆筒军帽，代替交叉式皮带的腰带；（2）步枪及其使用法，即现代的一套射击学知识；（3）长时间的跑步及其在变换队形时的运用；（4）刺杀教练；（5）体育；（6）同朱阿夫兵一起倡导的一套现代的散兵战的方法。说句真心话，不列颠军既然采用了这当中的很多东西，难道不应当归功于法国人吗？
然而还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改进，为什么不列颠军方面不去作这些改进呢？为什么在印度的西北边境甚至今天不能使那里的作战部队对英军作出像法国猎兵和朱阿夫兵对法军所作出的那样的贡献呢？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9月中—10月中
载于1860年9月21日、10月5日和20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3、5、7期及“志愿兵读物”1861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校对过
注释：
[105]圣战是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布德－艾尔－喀德领导下反对法国占领者的解放斗争，从1832年开始继续到1847年为止。阿布德－艾尔－喀德依靠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广大阶层，并把单个的阿拉伯部落团结在他的领导下，于1834年迫使法国承认西阿尔及利亚（除几个沿海城市外）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在1839—1844年间，阿布德－艾尔－喀德的国家经过顽强斗争之后被法国殖民者征服，他本人也不得不逃往摩洛哥。但此后反对殖民者的起义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的东部还是西部都没有停止。——第179页。
[106]法军中盛行的代役制是有产阶级的特权之一。每个应服兵役的有钱人，都可缴付一定数量的钱来雇人代服兵役。代役金归入“军队补贴”特别基金。法国的代役制于1872年被废止。——第180页。
[107]指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的几次会战。在1859年5月30日和31日的帕勒斯特罗会战中，法国和撒丁军队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关于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见注18。——第184页。
[108]“两大陆评论”（《RevuedesdeuxMondes》）是一家资产阶级的文艺和政论性的双周刊，从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9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不列颠的贸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贸易
1860年9月8日于伦敦
“论坛报”是第一个引起读者注意英国对东印度出口锐减的报纸。出口锐减的情况在基本出口项目即棉织品和棉纱方面特别显著。郎卡郡和约克郡开始感到出口减少的后果的时候，正是在国内市场由于收获比去年延误了整整5星期而开始萎缩的时候，虽然收获的前景从8月30日（星期四）起有了好转，但无论如何将低于中等年景。因此，不列颠商会大为恐慌，并纷纷向中央政府抗议新的印度关税条例。按此条例，从大不列颠来的基本进口项目的关税由5％增加到10％，换句话说，就是增加了一倍。原先对此审慎不语的英国报界，这样一来，也终于被迫打破缄默。伦敦的“经济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印度的商业”和“印度商业萧条的原因”的文章。“经济学家”的关于印度的文章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除了因为这家杂志在这类问题上被认为是英国的主要权威之外，还因为它的文章同目前的财政部印度财务大臣威尔逊先生的大笔有关。文章的第一部分企图为最近的印度关税立法推卸它对印度市场缩小应负的任何责任，可是，事实对此作了最好的回答：印度总督不得不在加尔各答召开由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税务局和商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重新审查和修改不久前实施的税率。正如我第一次向读者诸君介绍这个问题［注：见本卷第83—85页。——编者注］时所指的那样，这一税率决不是印度商业危机的原因，但它加速了危机的产生，因为它是正当印度的贸易已经发展到超过市场的自然容量时突然实施的。“经济学家”公开承认，印度市场上的英国商品过剩，英国市场上的印度商品过剩。
它写道：“在我们看来，谁也不会否认，由于在去年的一定时期内，对印贸易取得了巨大利润，结果使这个国家市场的进口商品突然大增，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国内的需要，并且还引起印度资本家大搞投机买卖，他们指望用海外的商品供应遥远的内地市场。例如，向英属印度出口的棉织品价值，1859年是12043000英镑，1858年是9299000英镑，1857年是5714000英镑；纱的出口价值——1859年是2546000英镑，1858年是1969000英镑，1857年是1147000英镑。在一个长时期内，商品一到，便一售而空，同时，由于价格继续上涨，就有不少的高利贷投机分子，收购商品转运到内地去；所以，无疑的是，正如我们根据最可靠的消息能判断的那样，在西北部各市场上已积存了大量的商品储备，关于这一点，米尔扎普尔、阿拉哈巴德、勒克瑙、阿格拉、德里、阿姆里察和拉合尔等地的资料是一致的。”
接着，“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一定意义上促使印度市场的积压变成一种经常现象的某些情况。基本原因——英国不停的大量的供应——则一字不提。首先，由于到处干旱，在整个北印度，1859年的秋收无论是质量或数量都大大低于中等年景，因此，冬季和春季粮价高昂，后来由于饥馑的威胁，又涨得更高了；而且，与农产品缺乏和价格昂贵的同时，瘟疫也猖獗起来。
“在整个西北部，霍乱流行病如此严重地威胁着人口稠密的城市，以致日常生活在许多情况下都停止了，居民像躲避入侵的敌人一样，四处逃生。”
但最坏的是——
“在发出最近一班邮件之前一个月或6个星期，上印度已处于可怕災难的威胁之下。唯一能决定秋收的雨，通常是在6月中，最迟也在6月底下，但今年，到7月中一滴雨也未下。从西北边境到下孟加拉，从开伯尔山口到贝拿勒斯，包括萨特里日河、朱木拿河和恒河的广大流域，被太阳晒成一片颗粒无收的硬土，只有个别地区，得到巨大灌溉系统的河流或蓄水池、朱木拿河和恒河的水渠的滋润，能生长一些农作物。到处人心惶惶，觉得像1837年和1838年那样的饥荒又要来了。粮价涨得更高了，牲畜大量死亡或被赶上山，不用来耕地，而人民则处于饿死的边缘。”
然而，据加尔各答收到和发表的电讯说，在7月27日发出最近一班邮件前一星期，对最坏情况的担忧已经消除，终于下了透雨，而且下得及时，即使不能保证好收成，也可防止饥荒。
“经济学家”杂志转述的详情足以表明，1860年上半年比1859年上半年已经缩减约200万英镑的印度贸易，最近没有丝毫复苏的希望。澳大利亚市场，由于商品过剩，也出现了种种收缩的迹象。原来预料，会因英法商约而很快地达到巨大数额的对法贸易，却缩减了100多万英镑，这一点有下列资料证明：
截至6月30日为止的半年内
1859年1860年
（英镑）（英镑）
从法国进口……………………96150658523983
向法国出口……………………23589122324665
──────────────────────
共计……………………………1197397710848648
英国从法国的输入锐减，应该归因于今年法国的食品价格高，而在1859年，谷物和面粉却是法国向英国出口的基本项目。人们这样认为，合众国不断增加购买英国的工业品作为目前向联合王国大量出口食品的交换，这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虽然国家的出口与进口总会有一个比例，而以1859年和1860年的上半年英美贸易的变动来判断，这种结论就显得有些轻率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1859年1860年
（英镑）（英镑）
不列颠向合众国出口…………116259209366647
不列颠从合众国进口…………1730179025618472
可见，不列颠从合众国的进口额增加800多万英镑，而向合众国的出口额却下降了200多万英镑。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只表现在英土、英中和英德的贸易上。目前，土耳其由于俄法两国的干涉而动荡不定，中国由于英国人自己的干涉而动荡不定，而德国，许多地区因歉收遭災，正处于深刻的内部政治震荡和严重的对外冲突的前夕。至于英中贸易，我还是要强调指出：英中贸易在某种程度上的增加，无疑是由战争的需要决定的；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是纯粹由于从印度市场上提出了大量商品，以试验的方式转向中国市场而造成的；最后，从中国进口仍比向中国出口有大得多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看到：
截至6月30日为止的半年内
1859年1860年
（英镑）（英镑）
从中国（包括香港）进口………50706915526054
向中国（不包括香港）出口……10017091622525
向香港出口………………………9767031236262
──────────────────────
共计………………………………70491038384841
同时，大多数贸易行业中的突然破产，正继续滋长普遍不信任的情绪。本文末尾援引的、破产的各皮革贸易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核实的负债和资产综合报道证明，资产在每英镑负债中平均只有5先令6辨士，这对破产公司的期票持有人来说，意味着亏损1471589英镑。
负债
公司：（英镑）
已破产的………………………………………………………91530991
正在清理中的或已同债权人签订了协定的…………………15499806
详情未公布的…………………………………………………10－
─────────────────────────────────
共计……………………………………………………………342030797
资产
金额每英镑赤字
（英镑）（英镑）
已破产的…………………………………………93426524先令6辨士1188339
正在清理中的或已同债权人签订了协定的……152165568先令8辨士283250
详情未公布的……………………………………10－－－
─────────────────────────────────────
共计………………………………………………345592085先令6辨士1471589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9月8日
载于1860年9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6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
现在我们有了关于加里波第占领南卡拉布里亚和该地的那不勒斯守军已经完全瓦解的详细材料。加里波第在他辉煌事业的这一阶段，表现出他不仅是勇敢的领袖和卓越的战略家，而且还是足智多谋的统帅。以主力对连绵的海岸堡垒线进攻，这一行动不仅需要有军事天才，而且需要有军事知识。因此，可以满意地指出，虽然我们的英雄一生中没有经过一次军事考试，而且恐怕从来也没有在正规军队中服务过，但在这个战场上却同在其他任何战场上一样行动自如。
意大利长靴的尖端是绵亘的阿斯普罗蒙特山脉形成的，山脉的终点是高约4300英尺的蒙塔尔托峰。山洪从峰顶沿着许多深深狭谷流向海边，这些狭谷好像是以蒙塔尔托峰为圆心的一个半圆形的许多半径，分头延伸下来，而半圆周就是海岸线。狭谷和山洪的水道（在当前的季节里是干涸的）合在一起，叫做fiumare〔时令河〕，形成了许多对退却的军队有利的阵地。虽然这些阵地可以从蒙塔尔托峰迂回过去，特别是在阿斯普罗蒙特的每一条支脉的山脊和主脉上都有驮载道和徒步道，但是由于这一山区完全没有水，因此大部队在夏季进行这样的机动是相当困难的。山的支脉往下伸向海岸，再下伸向大海，都是乱石陡岩。警卫雷焦和希拉之间的海峡的堡垒有一部分就构筑在海岸上，但往往都构筑在岸边低低的而且向前突出的山岩上。因此，从附近较高的、处于瞰制地位的山岩上可以观察到全部堡垒。虽然火炮不能运到这些制高点上去，而且大部分制高点是老式的“褐色的拜斯”[104]的火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以致当初在修筑堡垒时，对这些制高点丝毫未加注意，可是在现代步枪出现了以后，它们却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制高点大部分都在步枪火力范围以内，因此它们现在真正瞰制着堡垒。在这种情况下，不拘泥于正规围攻的各种原则而对这些堡垒采取坚决的进攻是完全恰当的。显然，加里波第准备采取下述作法：派一个纵队顺着那条沿海岸并暴露在堡垒火力下的大路前进，装作要从正面进攻那不勒斯军队的样子，而率领另一纵队翻越山冈沿fiumare而上，根据地形特点或那不勒斯军队防御阵地的正面长度，攀登到必要的高处，以便包围那不勒斯军队和堡垒，并在任何战斗中都占据瞰制的地位。
按照这一计划，加里波第在8月21日派遣比克西奥率领部分兵力沿海岸向雷焦方向前进，他本人则率领一支小部队和已与他会合的米索里的部队翻越山岭。那不勒斯军队8个连，约1200人，在雷焦近旁的fiumare占领阵地。应当首先开始攻击的比克西奥向极左翼派出了一个纵队，沿沙岸前进，他本人则沿大路前进。那不勒斯军队很快就撤退了，但他们配置在山岗上的左翼却抵挡着加里波第先头部队的一小部分兵力，直到米索里的部队到达才将他们击退。于是他们退向城市中部的堡垒和海岸上的一个小炮台。这个炮台遭到比克西奥的3个连猛烈攻击，被他们从炮眼突入而攻占了。比克西奥缴获了这个炮台内的那不勒斯军队的两门重炮和炮弹，便开始轰击主要的堡垒。但是，如果不是加里波第的熟练的射手们占领了制高点，从那里发现并射击炮台里的炮手，那末只靠这两门炮也不能迫使堡垒投降。射手们的行动发生了效力：炮手离开了炮座，逃入穹窖；堡垒投降了，一部分兵士归附了加里波第，但大部分解散回家了。正当雷焦发生这些事件，那不勒斯的蒸汽舰的注意力被这次会战以及搁浅的“托利诺号”蒸汽舰被毁和梅迪契的部队在墨西拿佯作上船等情况吸引住的时候，科散兹就乘机用60只小船将1500人由法罗角运到希拉和巴尼亚腊之间的西北海岸上登陆了。
8月23日，在雷焦过去不远的萨利切附近发生了小战斗。50个加里波第的战士，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德弗洛特上校的指挥下击溃了人数比他们多三倍的那不勒斯部队。德弗洛特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同一天，在南卡拉布里亚指挥一个旅（属于维亚勒的部队）的布里冈蒂将军与加里波第举行会谈，商谈投向意大利人方面的条件。而这次会见的唯一结果，就是暴露了那不勒斯军队的士气已经完全涣散。从这时起，他们根本谈不到会有什么胜利，只是投降的问题了。布里冈蒂和梅兰德兹（南卡拉布里亚地区第二机动旅的旅长）占领的阵地在圣卓万尼镇和希拉之间，离海岸不远，左翼一直配置到菲尤马腊－迪－穆罗附近的山岗；其军队总数可能近3600人。
加里波第与在这支敌军后方登陆的科散兹取得联系以后，便从四面包围了他们，然后静待他们投降，果然在24日傍晚达到了目的。他解除了敌军的武装，并根据兵士的自愿允许他们解散回家，于是大部分兵士都回家了。佩佐角堡垒也投降了，阿拉－菲尤马勒、卡瓦洛塔堡和希拉等地的守军都相继投降，因为他们处于制高点的步枪火力下，以及在所有其他堡垒投降和野战部队中临阵脱逃现象的影响下，已经完全军心涣散。这样，不仅海峡两岸被完全控制，而且整个南卡拉布里亚都被攻占了。于是，派来守卫该地的军队不到5天就全部被俘和解散回家了。
这一连串的失败粉碎了那不勒斯军队继续进行抵抗的一切能力。维亚勒属下的、守卫蒙特列奥涅的其余各营的军官决定在自己的阵地上防守一个小时保一保面子，然后便放下了武器。其他各省的起义迅速扩展起来，整团整团的军队拒绝同起义者作战，甚至在保卫那不勒斯城的部队中也有整个部队同时逃跑的现象。就这样，在这位意大利的英雄面前，终于打开了通往那不勒斯的道路。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9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5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04]“褐色的拜斯”（《BrownBess》）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军队对于明火枪的叫法，这种枪的枪身呈褐色。——第169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加里波第的进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加里波第的进军
随着事变的发展，我们已开始了解加里波第制订的解放意大利南部的计划。我们对这个计划了解得越深刻，就越是赞叹它的宏伟。只有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够设想出这样的计划或是企图实现它，因为在这里民族派组织得这样出色，而且完全处于一个为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事业而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人的控制之下。
这个计划不只限于解放那不勒斯王国；它同时还规定要开始进攻教皇国，这样，不仅给炮弹国王［注：这里是指弗兰契斯科二世。——译者注］的军队派下工作，而且给拉摩里西尔的军队和驻在罗马的法军[103]都派下工作。计划预定，已经由热那亚陆续渡海到阿佩耳辛湾（阿朗契湾）——撒丁岛的东北海岸——的6000名志愿军，将在8月15日左右调往教皇国的沿海地区；这时，那不勒斯王国的大陆各省就开始起义，而加里波第则将渡过墨西拿海峡在卡拉布里亚登陆。我们所听到的加里波第关于那不勒斯军队胆小畏战的某些评论，以及最近一艘轮船所带来的关于加里波第已经进入那不勒斯并受到居民热烈欢迎的消息，都谈到，在这个由于国王逃跑而成为多余的城市的街道上举行起义，可能也是计划规定的。
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在教皇国登陆一举没有实行，这一方面是由于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坚持，另一方面而且主要是因为加里波第本人认为志愿军没有作好独立作战的准备。因此他把志愿军调到了西西里，其中一部分留在巴勒摩，其余的则搭乘两艘轮船环岛而行，开赴塔奥尔米纳，他们不久就到达该地。同时，正如预先所决定的那样，在那不勒斯王国各省的城市中开始了暴动，这些暴动表明，革命派组织得多么好，全国各地起义的条件是多么成熟。8月17日在阿普利亚省的弗贾爆发了起义。城市警备部队中的龙骑兵投向人民一边。担任该地区司令官的弗洛雷斯将军派出了第十三团的两个连，但这两个连到达当地后就仿效了龙骑兵的榜样。于是弗洛雷斯将军率领着他的司令部人员亲临弗贾，但他也毫无办法而被迫离去。他的行动方式清楚地表明，他本人也不打算认真抵抗革命派。如果他打算认真抵抗，他就不会只派出两个连，而会派出两个营；当他亲临弗贾时，就不会只带几个副官和传令兵，而会带一支尽可能强大的部队。事实上，单是起义者让他再离开该城这一事实，就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和起义者之间至少有某种默契。
另一次起义在巴齐利卡塔省爆发。这里，起义者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科尔勒托－佩蒂卡拉——拉尼河畔的一个小村子里（大概就是电讯中称作科尔勒托的那个地方）。他们从这个遥远的山区向该省的主要城市波坦察前进，8月17日有6000人到达该城。只有大约400名宪兵进行了抵抗。这些宪兵经过短时间的战斗即被击溃，以后便相继投降了。以加里波第的名义成立了省政府并且指定了临时的独裁者。据报道，这一职位是由国王的一个行政长官（省长）充任的，这又一次表明，即使是波旁王朝自己的官员也认为王朝的事业是完全没有希望了。从萨累诺派出了第六基干团的4个连去镇压这次起义，然而兵士们到达距波坦察约23英里的奥列塔之后，便拒绝继续前进，并且高呼：《VivaGaribaldi！》〔“加里波第万岁！”〕。这是我们了解到某些详情的仅有的两次暴动。此外还有消息说，其他城市，如距那不勒斯不到30英里的阿韦利诺、莫利泽省（在亚得利亚海沿岸）的康波巴索和阿普利亚省的切兰察（可能就是电讯中称作切兰塔的那个城市，它差不多是在康波巴索和弗贾两地的正中间），也都举行了起义。现在，连那不勒斯城也属于起义城市之列了。
当那不勒斯王国各省的城市这样执行他们在共同事业中所担负的任务的时候，加里波第并没有坐着不动。他视察撒丁岛归来以后，立即完成了登上大陆的准备。他的军队现在包括由图尔、科散兹和梅迪契指挥的3个师。集中在墨西拿和法罗附近的科散兹师和梅迪契师已开往西西里北部海岸米拉措和法罗之间的地方，以便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们将在那里上船，并在卡拉布里亚海岸墨西拿湾以北距帕耳米或尼科特拉不远的某一地方登陆。至于图尔师，则其中一个旅（阿贝尔旅）在墨西拿附近扎营，另一个旅（比克西奥旅）则深入该岛的布朗特去平定某些骚乱。这两个旅都奉命立即向塔奥尔米纳出动，8月18日傍晚，比克西奥旅在该地与来自撒丁岛的志愿兵一起，登上了“托利诺号”和“富兰克林号”两艘轮船和几艘拖带的运输船。
在这以前10天内，米索里少校率领一支300人的部队渡过墨西拿海峡，顺利地通过那不勒斯军队的驻区，进入多山的、地形起伏的阿斯普罗蒙特地区。陆续渡过海峡而来的其他小部队以及卡拉布里亚的起义者都在这里同米索里会合，因此到8月18日，他已掌握有一支为数约2000人的部队。当这支小部队刚刚登陆时，那不勒斯军队曾派出约1800名兵士追击他们，但是这1800名英雄却采取了使自己永远碰不到加里波第军队的行动。
8月19日拂晓，加里波第的远征部队（他本人也随船前来）在卡拉布里亚的最南端，即梅利托和斯帕提万托角之间登陆。
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那不勒斯军队被那些有在海峡北面登陆之势的调动所迷惑，以致完全忽视了海峡以南的地区。这样一来，除米索里聚集的2000人以外，又有9000人登上了大陆。
在这些部队与米索里的部队会合以后，加里波第立即向雷焦前进，那里驻有4个基干连和4个猎兵连。但是，这支警备部队大概得到了一些援兵，因为据报道，8月21日在雷焦或雷焦附近曾发生极为激烈的战斗。加里波第以强攻夺取了几个前沿堡垒以后，雷焦堡垒的炮兵停止了射击，维亚勒将军也投降了。德弗洛特上校（1851年法国立法议会的巴黎市共和派议员）在这次战斗中阵亡。
停泊在海峡的那不勒斯舰队等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加里波第登陆后，海军司令官即向雷焦拍出电报，说他的军舰不能进行任何抵抗，因为加里波第掌握有8艘大军舰和7只运输船！当科散兹将军的师大约于20或21日在海峡最窄的地方，希拉和圣卓万尼镇之间，即在那不勒斯的舰船和军队集中最多的地方渡海时，这支舰队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科散兹的登陆异常顺利。梅兰德兹和布里冈蒂两个旅（那不勒斯人把旅叫做营）和佩佐堡垒（不是某些电讯中所指的皮佐；皮佐是北面很远的一个小地方，在蒙特列奥涅以北）看来一枪未放就向他投降了。据报道，这是21日的事；在同一天，经过短时间的小战斗后，圣卓万尼镇即被占领。
这样，加里波第在三天内就攻占了海峡沿岸的全部地区，包括一些筑垒要点在内；仍然在那不勒斯军队手中的几个堡垒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了。
在这以后的两天中，看来是调遣其余的部队和装备，至少，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继续作战的消息，这样一直到24日，据报道，那一天在电讯称作皮亚勒的地方（在地图上没有标出这个地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个地名可能是某一条山溪的名字，它所形成的狭谷成了那不勒斯军队的防御阵地。据报道，这次战斗没有决定性的结果。过了一些时间，加里波第军队提出停战的建议，那不勒斯军队的司令官将这一建议转呈蒙特列奥涅的总司令。但是在得到答复以前，看来那不勒斯的兵士已得出结论：他们为国王效劳已经足够了，于是便离开自己的炮台而走散了。
博斯科指挥的那不勒斯部队的主力，在整个这一时期看来是留在距海峡约30英里的蒙特列奥涅未曾行动。大概，这个部队没有同攻入的部队作战的特殊愿望，因而博斯科将军便前往那不勒斯，以便从那里弄来6个猎兵营，它们是除近卫军和外籍部队以外最可靠的部队。现在还不知道，这6个营是否也已军心涣散和受到了在那不勒斯军队中到处蔓延的颓丧情绪的感染。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就是不论这些部队或其他某些部队，至今都未能阻挡住加里波第向那不勒斯的百战百胜而且可能是毫无阻碍的进军。加里波第到那不勒斯就会发现，王室已经逃跑；这个城市会向他敞开大门，给他举行一个隆重的入城式。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9月1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9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5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03]由于法国的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复灭，从这时起，法军就留驻罗马，直到1870年。——第16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
1860年8月25日于伦敦
由于本周天气未见好转，所以昨天马克街的市产面粉价格每袋上涨6先令，并且立即向外国各港口发去订货单，订购粮食100万夸特左右。差不多所有的进口商都同意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注：见本卷第147页。——编者注］里阐述的看法，即认为粮食市场上的价格必将继续上涨。法国不久前在粮食贸易方面采取的措施，使它成了不列颠粮食批发商的直接竞争者。大家知道，法国是实行调节制来调整谷物进出口税的，而且这个调节制在全国按照粮食贸易划分的8个不同地区里都有所不同。8月23日在“通报”上公布的一条法令，暂时全部废除了这个调节制。法令规定，从陆路或者由法国船或外国船从水路进口的谷物和面粉，不管从哪里运来，一直到1861年9月30日一律只征收1832年4月15日的法律所规定的最低限额的关税；它还规定，装载谷物和面粉的船只，免纳船舶税；最后，在上述日期即1861年9月30日以前从任何一个外国港口出发的装有这种货物的船只，只缴纳上述最低限额的关税，并且免纳船舶税。这里所说的最低限额，是每百升（约2
3/4蒲式耳）25分。这样一来，在1858年和1859年向英国运进小麦和面粉比任何一国都多的法国（小麦2014923夸特，面粉4326435英担［注：1英担约等于50公斤。——编者注］），如今在从外国市场上采购粮食方面，将同英国作剧烈竞争；而法国的调节制的暂时废除，也给这种竞争造成有利条件。
英国和法国现在都不得不只限于两个主要的出口市场，即美国和南俄。关于俄国的收成，有关的消息是非常矛盾的。有些人说收成很好；有些人则说，大雨和水災损害了帝国全境的收成，南部各省的粮田受到蝗虫的很大毁坏，——这是第一次在贝萨拉比亚出现蝗災，当局为了把它的破坏作用限制在一定地区，用2万人的大军包围了这个地方，结果徒劳无功。蝗災的实际受害面积当然还不能具体确定，但是不管怎样，它总是要加快粮价上涨的过程的。伦敦某些报纸推测，与谷物突然大量进口有直接关系的黄金外流对金融市场通常发生的影响，可以用来自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入来平衡。这种推测是最荒谬不过的。我们都亲眼看到过，在1857年危机时期，黄金储备减少到比开发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以前的任何危机时期更小的数量。早些时候，我曾经根据确凿的事实和数字证明，1851年以后英国异常大量的黄金输入，远没有抵销其异常大量的黄金输出。此外，还应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1857年以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不但没有超过平均数额，而且还不断减少。在1858年8月，黄金储备达到17654506英镑，但1859年8月就减少到16877255英镑，而1860年8月则减少到15680840英镑。如果说，黄金外流还没有开始，那末，这种现象可以用下述情况来解释，即歉收前景只是现在才开始发生影响，而伦敦的利率迄今为止还高于欧洲大陆的其他主要交易所即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汉堡和巴黎等处的利率。
大陆欧洲现在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场面。大家知道，法国正遭到严重的财政困难，但是它仍然以极其巨大的规模和不知疲累的精力武装着自己，就像得了一盏阿拉丁的神灯似的。奥地利处于破产的边缘，然而却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资金，以使巨大的军队得以维持，使自己的四角形堡垒［注：指曼都亚、培斯克拉、维罗那、列尼亚哥四个地方。——译者注］得到线膛炮的供应。而在俄国，虽然政府的一切财政措施都告失败，虽然人们都认为国家可能破产，军队也由于不发饷而怨声不绝，连皇帝近卫军的忠诚都由于最近5个月不发饷给近卫兵而大成问题，——虽然如此，俄国仍然派出了大量部队去黑海，并且在尼古拉也夫准备好200艘军舰运送部队去土耳其。看来，俄国政府由于它不能解决农奴制问题、财政问题，再加上波兰问题的再度紧张，正促使它去进行战争，作为安抚国民的最后一着。所以，根据政府的命令，对于帝国全境的各个地方和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响起的怨言，一律都用狂叫为土耳其境内不幸受难的基督徒复仇的声音压制着。在俄国报刊上，每天都充满着必须对土耳其进行干涉的实例和证据。下面从“残废者”摘录下来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02]：
“这个问题还将长久地为全欧洲的报纸所谈论。不能不谈论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引起全欧洲注意的只有这个问题。只有对全人类漠不关心的读者才会感到厌烦。至于我们，不但有责任每天把这个问题的详情介绍给读者，而且也有责任既说明过去的事件，也说明未来的意外事件，以便让公众看到正在采取以及应该采取哪些办法来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这种状况已经成为我们时代和文明的耻辱了。
但是，在看到土耳其人的野蛮行为和野兽般的狂热性的时候，我们至少应当根据历史的公道来补充一点：欧洲本身对此有罪，它应该把这些屠杀事件的原因和后果写到自己账上去。现在我们要坦率地来谈谈。欧洲在1853—1854年对俄国进行了非正义的战争是为了什么呢？它公开宣布了一个双重目的：既想遏止俄国的本不存在的贪心和优势，又想制止土耳其人对基督徒的任何压迫。所以，欧洲是认识到这些压迫和苦难的，但是，它却企图用共同调停制止这些现象之后，仍然完全保持土耳其的完整，不受任何侵犯，说什么这对于保持欧洲的均势是必需的。战争结束以后，外交家们就着手研究达到这两个目的和管理土耳其的办法。首先他们约定吸收土耳其到欧洲国家的大家庭里，使它不致受到任何单独的调停。这一点很容易做到，所以两个目的有一个已经达到了。但是第二个目的呢？它达到了吗？为了拯救基督徒免于难以忍受的奴役和压迫，采取保证措施了吗？抱歉得很！欧洲在这方面相信了空话和纸上文章，没有任何保障。早在1854年8月8日的第一批照会中，当开始考虑停战，并且拟定了著名的四点保证的时候，就决定要求土耳其政府维护所有基督徒的宗教权利。在1854年12月28日给圣彼得堡当局的记事录中也这样谈过。最后，1856年2月1日在维也纳写成并且附在巴黎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上的初步草案第四条说：‘莱雅的权利将得到维护，同时不侵犯苏丹的独立和尊严。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和土耳其政府彼此同意保证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政治权利和宗教权利，并在缔结和约时也邀请俄国参加这个协定。’
巴黎会议从它的第二次会议起就长久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一点从2月28日和3月24、25日的记录上看得很清楚。他们打算把两个不可能协调的东西，即苏丹的最高权利和他的臣民的权利，协调起来，把这两者同样都置于全欧洲的共同保护和共同调停之下。会议忘记了，它想要加以维护的莱雅的权利，在以前同土耳其政府缔结的条约中就已批准了，这些条约是迫使它接受的，并且已经侵犯了他们现在同样要予以维护的苏丹最高权力所拥有的权利。为了把这不调和的两点调和起来，他们制造了那个著名的苏丹诏书，说什么它是苏丹出于自己的意志写成公布的。在这个文件中，答应维护和改善基督教臣民的一切权利，而为了保证这个诺言的履行，还在和约中提到这个苏丹诏书。为了使这一点得到履行，会议在条约的第九条中放弃了对土耳其内政的任何干预。
会议究竟做到了什么呢？它是否保证了苏丹诏书中的诺言的履行呢？这些诺言是否对苏丹有约束力呢？根本没有。在条约上是提到苏丹诏书了，也盛赞这些诺言的英明，但是却没有预见到这个文件将是一纸具文（这是全欧洲早就知道并谈论的）。而现在，在已经四年多都没有实现它之后，在叙利亚发生了最可怕的屠杀的时候，欧洲根据条约有没有调停权呢？没有！欧洲应该意识到：一方面，它是过于宽大了，过于轻信了，另一方面，它也太不公正。不久前俄国还提起各国内阁注意：穆斯林的宗教狂丝毫没有减弱，没有减退，正准备来一个新的爆发，而且以前的压迫和暴行仍在继续着；但是欧洲却满足于土耳其政府答应进行审讯和惩治罪犯的诺言。得让暴徒们杀死了几千名无辜的受害者，才能说服欧洲。只是现在，才着手进行调停，即使这样，也出现种种困难，种种保留，并且迟缓不堪，好像是为了提供逍遥法外的机会似的。大家都注意从字面上尊重1856年3月30日的条约，正如在1859年意大利事件中一样，忘掉了人民的状况而只思索维也纳条约的文字。人道、信仰和文明，这就是欧洲同土耳其的一般性条约。如果土耳其违反了它，自己就招致调停及其后果。
在1856年以前，欧洲列强同土耳其政府曾签订过条约，根据这些条约，它们随时都可以要土耳其政府注意基督徒的遭遇。请问，现在这个权利是否被1856年3月30日的条约取消了？欧洲是否放弃了保护自己教友的权利？如果欧洲认为2月18日的苏丹诏书能够实现，如果相信了应允的改革能够付诸实施，那末，它就是放弃了这种权利；如果欧洲认为，风俗、习惯、嗜好和可兰经的成规能够自己改变，那末，它就是放弃了这种权利。但这样想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根据。欧洲由于醉心于自己的政治思想，认为土耳其为保持均势所必需，所以才想起把土耳其吸收到欧洲国家的大家庭里来，但是，它这样做当然有如下的意图，即土耳其应成为一个完全欧洲式的国家，抛掉那古老的伊斯兰教的思想；利剑不再是可兰经与受可兰经统治的民族之间的唯一的法律；战败者不再是奴隶即一件属于胜利者的物品；他的生命、财产和家庭不再由主人支配。这就是1856年欧洲的主要意图。虽说欧洲对俄国抱有由于非正义的流血战争而引起的敌视态度，但它却没有解除土耳其政府先前的一切义务，相反的，它要求更多地、更诚意地、更有保证地改善基督徒的处境。欧洲实行共同保护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此。只是以此为代价，它才保障土耳其的完整和不受侵犯。不然的话，无论战争或者和平都是没有理由的；不然的话，把土耳其吸收到基督教大家庭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保证它将来的政治安全又是为了什么呢？两个条件彼此是这样密切地、不可分地联系着，以致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没有这一个就不可能有那一个。
的确，条件的形式是有一些缺点的。从字面上看，欧洲根据巴黎条约的第九条表面上放弃了对土耳其政府内政的干预，但是这一条本身却提到，这是根据2月18日的苏丹诏书制定的，而苏丹诏书承认基督徒在权利上和穆斯林平等。健全的逻辑说明，如果这一点没有履行，那末第九条也就没有意义了。
现在土耳其这样狂热地反对在叙利亚进行调停是不应该的。基督徒的状况没有改变，甚至恶化，所以调停是必然的。英国反对这种调停也是不应该的。英国反对调停可能有它政治上和贸易上的动机，这种动机的重要性和正义性我们不来讨论，但是它也不应该引用巴黎条约第九条。第九条遭到破坏不是由于进行调停，而是由于苏丹诏书没有履行。欧洲如果决定进行必然的调停，它现在也不应该又采取这样的有缺点的外交形式，这种形式的缺点是它从巴黎条约可以看到的。而现在有人又在说，调停要根据土耳其政府的愿望进行……要求调停的结果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即使它暂时被撤销，将来也要成为必然。依利翁城没有相信珈桑德拉的预言，结果就灭亡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8月25日
载于1860年9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4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02]“残废者”（《Инßалu∂》）是沙俄陆军部的机关报即“俄国残废者”（《Pycckuǔｕнßалu∂》）的简称，该报在1813—1917年于圣彼得堡出版，从1816年起每日出版。
马克思所引用的是发表在1860年7月31日和8月2日“俄国残废者”第164号和第165号的“东方问题”一文。——第159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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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99]
英国像德国一样，正在武装起来准备反击波拿巴主义威胁着它的进攻。英国志愿兵猎兵的出现，其原因也同普鲁士把自己的基干营数增加一倍的原因一样。所以，对德国军人说来，获得有关英国志愿兵的现状和战斗力的一些详细情报，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支军队就它的起源和思想基础来说，是波拿巴主义的敌人，是德国的盟友。
少数几个营除外，这支志愿兵是从去年（1859）下半年开始建立的；大部分志愿兵穿上军服和受训还不到一年。目前它的人数名义上是12万人；但是如果我们从某些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就可以说，真正有战斗力而又受过训练的人不超过8万；其余的都没有什么兴趣，最好除名。
志愿兵的组织很简单。凡是有60—100名志愿兵（炮兵是50—80名）的地方，他们就组成一个连，这一点要经本郡总督同意。志愿兵选出军官候选人（上尉、中尉和少尉各一名），多半由总督任命给他们各自的连队；但是选出的候选人也有被否决的时候。几个连可以组成一个营，由总督任命少校和中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军官的志愿来任命，或者是根据上尉的军龄来任命。这样，就组成了一支有1个到8个连或更多的连的部队，并根据这些连在各自的郡编成的顺序给予番号；但是只有由8个连组成的完整营才有一名中校。所有军官都可以从志愿兵当中任命，不必经任何考试。但是副官[100]必须是常备军或民军的军官，并且只有他一人领取固定的薪水［注：除政府发给的薪水180英镑外，大多数营自己还增加相当一笔钱；我知道正规军的中尉副官拿300英镑或2000以上塔勒薪水。——恩格斯在“军事总汇报”上加的注］。志愿兵自备服装等物，而政府则根据他们的请求借给他们步枪和刺刀。制服的颜色和式样由各部队自行决定，但须经总督批准。一般说来，各部队还必须自己安排练兵场、教练场、弹药、教官和军乐队。
各种步兵部队或猎兵部队的制服多半是深绿色、深灰色、浅灰色或褐色的。式样介乎法国式与英国式之间；他们多半头戴法国式军帽或法国军官和英国军官的制帽。炮兵身穿深蓝色制服。他们照顾到外貌，采用了相当不方便和笨重的皮帽或骑炮兵的高筒军帽。还有少数骑猎兵，他们的服装式样是模仿英国骑兵服装，但是这个部队仅仅是一种奢侈品而已。
当最初一开始鼓动组成这种猎兵部队时，整个想法很像我们自己的国民或市民自卫团[101]；从许多方面来看很像玩兵形游戏；造就军官的办法［注：“造就军官的办法”一语在“军事总汇报”改作：“选举军官时的朋党关系〔Klüngel〕”，接着是编辑部加的注：“《Klüngel》一词对于我们的许多读者来说不是十分明白的，尽管我们驻曼彻斯特的记者没有忘记它。这个词起源于古科伦，指最大的贵族同城市部队的联系。”——编者注］，以及某些军官在执行勤务时表现出来的姿态和无能，都是相当可笑的。完全可以想像，志愿兵所选出的并不总是最有能力的人，甚至不是最同情志愿兵运动的那些人。在头6个月期间，从参观者所得的印象来说，差不多所有的营和连都同我们自己的已不存在的1848年的市民自卫团一样。
这就是交给军士教官设法变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野战部队的兵员。操枪动作训练和排教练每周两次或三次，多半是每晚7—9点钟点着煤气灯在室内进行。如果可能，每逢星期六下午整个部队就做短途行军，并且进行全连的运动。法律和习惯都禁止在星期天进行训练。教官是基干部队或民军部队的中士和下士，或领优抚金的兵士；他们还必须把军官训练得像个样子。但是英国的军士是一种出色人材。在执行勤务时，英国军队里的骂人话和粗野话比在任何别的军队里都少；可是使用惩罚的时候却多得多。军士是模仿军官的，所以就其作风来说大大超过我们德国的军士。其次，他服役不是为了将来在文职方面获得某种小的职务，像在我们德国的情况那样；他是自愿服役12年的，他在职务上一直提升到班长，每个阶段都对他有相当大的新的好处；在每个营里，副官和财务官这一两个军官职务多半由老军士担任；而在执行作战部队的勤务时，每个军士可以往自己的衣领上戴上一颗小金星，在对敌行动中区别自己。属于这一类人的教官，总的说来，为志愿兵做了他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们不但把他们训练得能够稳稳当当地完成连的运动，而且使军官们也成了个样子。
同时，各独立连，至少是各大城市里的，已经编成营，并且从正规部队得到副官。英国的尉官像奥地利的尉官一样，比北德意志尉官的理论训练少得多；但是也像奥地利人一样，如果他爱自己的职业，他对自己的职务就十分熟悉。在从基干部队转到志愿兵部队的副官中间，有些人充当教官不是没有缺点；但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自己的营里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惊人的。但是，直到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志愿兵编成固定的营，当然，这些部队跟还没有编成营的大多数连比起来要好得多。
8月11日，郎卡郡和柴郡的志愿兵，在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半路上的牛顿组织了一次检阅，负责指挥的是区司令乔治·韦瑟罗耳爵士将军。在这里集合的志愿兵是曼彻斯特附近各工业区的志愿兵；利物浦或柴郡各邻近农业区的居民在出场的志愿兵当中不很多。如果根据我们德国的招兵经验来判断，这些部队在体格方面应该是低于中等水平。但是不应该忘记，来自工人阶级的志愿兵只占极小的一部分。
牛顿赛马场的土质本来就又湿又软，由于老是下雨，软得就更厉害，并且很不平，很泥泞。赛马场的一边是一条小河，两岸有些地方灌木丛生。这个地方正好适合于年轻的志愿兵进行阅兵；他们大多数人足踝站在水里泥里，而军官的马在粘泥里一陷就陷到马的脚踝以上。
同意参加检阅的57个部队分成4个旅：第一旅有4个营，其余的各有3个营，每营8个连。各旅由基干部队的中校指挥；营长由志愿兵军官充任。第一旅展开3个营，第四营成纵队列于中央后边。其余的3个旅列于第二线，9个营从右到左排成密集间隔的连纵队，连与连成四分之一距离。
向将军敬礼后，应该向左边调换正面，由第一线后面列成纵队的一个营掩护。为完成这点，在它的正面展开的那个营的两个中心连向两翼转弯，然后，纵队通过由此而形成的通路，并且沿小河展开，同时4个连组成散兵线，另外4个连组成支援队。场地和灌木丛太湿了，不可能指望志愿兵正确利用地形；此外，大多数志愿兵营正在训练基本的散开队形和警戒勤务，因此，在这里用太高的标准对待它们是不公正的。这时，展开横队以中心为轴变换了正面；中间营的两个中心连各转90度：一个连向前，另一个连向后，然后，其余各连按照新排列看齐。第一线的两个翼侧营排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注：在“军事总汇报”上接着是一句带括弧的话：“正是英国人所熟悉的密集纵队”。——编者注］，走入这个排列，然后重新展开。可以想见，这个又复杂又相当笨的运动占用了多少时间。同时，纵队横队的一个右翼营一直前进到第一线的新组成的右翼后边为止；其余各营向右转，成复列（在右侧成4行）跟随前进，而且每个营刚一到达最初被这个右翼营所占领的地方，它就转向正面，并且跟着右翼营移动。当最后一个纵队以同样方法走到新排列时，每个纵队各自向左转，这样就恢复了纵队横队的正面。
然后第三旅从这个横队的中央开始向前移动；走到离第一线或展开横队约200步之处，3个营疏开成展开队形所必需的距离并且依次展开。由于这时散兵线大大向前推进了，两个展开横队也就向前推进数百步，然后第二线替换了第一线。这一点是这样做的：第一线在右侧把队形变成4行，每个连的头部分离出去并向右转弯，第二线的队伍让开路，这就给第一线的通过腾出了地方，然后各连组成正面并且以旋转列成横队。这一种练兵场上的队形变换，在可以做得到的地方是完全不需要的，而在需要的地方又是做不到的。然后，全部4个旅重新列成一个大纵队，于是部队就以连为单位（正面是25—35行）在将军面前走过分列式。
我们将不评论这一套队形变换［注：“这一套队形变换”一语在“军事总汇报”上改作“这一种最基本的战术”。——编者注］，无疑我们的读者会感到它是相当陈旧的。显然，不管它对具有12年服役期限的常备军如何珍贵，但是对于一个星期只能用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来搞军事训练的志愿兵来说，的确是最不适合的。在这种场合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志愿兵怎样做完了这些队形变换；而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说，虽然某些地方有过一些拖拉，但整个说来，这些变换是做得稳妥的，没有发生慌乱。最差的是纵队旋转和展开，而且后者做得还很慢；从这两种变换中可以看出，军官训练得还不够，还没有熟悉自己的职务。但是另一方面，横队前进——这是英国战术的一个主要的基本的运动——做得出乎意料的好；的确，英国人似乎有做这种运动的特殊才能，并且学得特别快。分列式一般进行得也很好，但是最有趣的是，它是冒着倾盆大雨进行的。犯了几个违反英国军事成规的错误，此外，由于军官的过失，距离保持得不好。
除了某些过分狂热的志愿兵指挥官在伦敦组织的一次相当乱的作战演习以外，大队志愿兵进行一个比最后分列式要多一些东西的演习，这还是第一次。如果我们注意到，到牛顿来的很多只有一两个连或者最多三个连的部队还没有编成固定的营，没有正规军的军官，只受过军士教官的训练，而且只是偶尔集合为一个营，那末就应该承认，志愿兵做了能够做的一切，而且他们已经不再同我们的市民自卫团处于同一水平了。不言而喻，那些已经编成固定的营并且由基干部队的副官（因为副官暂时是实际的营长）指导的部队，在检阅时队形变换是做得最稳的。
兵士总的看来都很好。当然，有些连是由法国人那样的瘦小身材的人组成的，然而其余的全超过了目前英国基干部队兵士的中等身材。但是，大多数兵士的身材很不一样，胸围也不同。城市居民固有的那种苍白脸色，使大多数兵士带有一种相当难看的不像军人的样子，但是过一个星期的兵营生活就会很快变好的。有些兵士的服装有点装饰过分，但总的说来给人的印象很好。
第一年训练使志愿兵在掌握基本运动方面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转入散开队形训练和射击教练了。在这两方面，他们将远比英国的基干部队来得灵巧，所以到1861年夏天，志愿兵是可能组成一支十分有用的军队的，如果他们的军官更好地熟悉本身业务的话。
整个部队的弱点有如下述。军官是不能以训练兵士的同样期限和同样方式来造就的。迄今为止所证明的是，如果需要把每个人都训练成兵士，是可以依靠群众的善良愿望和热情的。但是对军官来说，这是不够的。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甚至在进行营的简单运动、纵队旋转、展开和保持距离（在英国队形变换中，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里常用纵深纵队疏开）时，军官的训练都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在执行警戒勤务和处于散开队形的情况下，地形判断就是一切，而且还必须考虑许多别的复杂情况，那时他们会怎样呢？怎么能委托这样的军官来保证军队的行军安全呢？政府已责成志愿兵的每个军官都去海特学习，至少3个星期。暂时这是好的，但是这既教不会他们领导侦察群的活动，也教不会他们指挥尖兵。要知道，志愿兵应该主要用来执行轻步兵的勤务——需要用最能干最可靠的军官去执行的那种勤务。
如果希望志愿兵运动能有某种成果，这就是政府应该过问的事。应该强迫现在还是一个连或者两三个连组成的所有的独立连队联合起来，组成固定的营，从正规军中给它们配备副官。必须责成这些副官向自己营的全体军官教授有关基本战术、各种轻步兵勤务和营的内务条令的正规的训练课程。除了在海特受训以外，应当责成这些军官到基干团或民军部队中在兵营里至少服役3个星期，最后，经过一个时期，要让他们都通过考试，证明自己是不是至少掌握了最必要的业务。这就是军官的训练和考试的课程。然后，应当对兵士进行身体检查，以便淘汰掉身体不适于在作战军队服役的人（这样的人不少），并且每年核查连队名册，以便把不上操、只作兵形游戏、不学习业务的兵士除名；如果这一点做到了，那末现在纸上存在的12万人这个数字就会大大缩小，但是，这样一支军队，将能顶得过三支现在纸上有数的12万人的军队。
然而，据报道，军事当局却忙于讨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是一有可能就让全体志愿兵猎兵穿上如此向往的基干部队的砖色军服。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8月24日左右
载于1860年9月8日“军事总汇报”第36号，1860年9月14日“郎卡郡
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期及“志愿兵读物”1861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根据“军事总汇报”和“郎卡郡和柴郡
志愿兵杂志”校对过
注释：
[99]“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一文最初发表于“军事总汇报”，此后该报登载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略加改动后发表于“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和“志愿兵读物”。恩格斯从这篇著作开始，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志愿兵的文章。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TheVolunteerJournal，forLancashireandCheshire》是英国的一家军事周刊，1860—1862年在曼彻斯特出版。恩格斯从1860年8月至1862年3月为这个杂志撰稿。——第149页。
[100]志愿兵部队的副官是军训教官，他是正规军的军官，由总司令部根据区司令的推荐任命。——第150页。
[101]市民自卫团是1848年三月革命后在普鲁士建立的，由居民中各资产阶级阶层的居民组成。市民自卫团首先应该担任维持秩序的任务，没有明确的组织和军事素养，在1848年11月德国反革命力量进攻时期被解散。——第15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欧洲的收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欧洲的收成
1860年8月21日于伦敦
夏天愈朝后过，收成的前景就愈暗淡，天气可能好转的希望就愈渺茫。今年夏天，不仅联合王国天气完全反常，而且整个北欧、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莱茵河各省都是这样。至于英国，下面就是对它的天气的真实描写：
“在寒冷的、迟到的春天之后，六月雨水又这样多，竟使许多地区无法播种芜菁，无法除去饲用甜菜中的杂草，也无法完成通常的季节性农活。后来，在十来天的好天之后，天气又变化无常了，连着两天不下雨就有点使人奇怪。除了水分过多外，今年夏天，或者可以说，已经过去的夏天的特点是缺少晴天，气温特别低，即使没有下雨，气温也多半是如此。”
每年降雨量平均约20英寸，而今年五月和六月的降雨量已达11．17英寸；由此可见，这两个月的雨量已超过全年的一半。上星期开始时似乎天气有好转的预兆，结果比任何时候都变化无常，而且风雨大作；本月16日和18日下暴雨时还有雷和一阵阵的西南暴风。因此马克街[93]的小麦价格，昨天比上星期一［注：8月13日。——编者注］的市场价格每夸特［注：1夸特等于12．7公斤。——编者注］上涨约2先令。
干草的收割已经严重受阻，并且由于连续刮风、下雨和寒冷而延迟了。草已经倒下，一直在沤着，使人担心它的很大一部分养料会因受潮而丧失，因而大部分草将不适于作饲料，而只能作铺垫。这会引起很严重的损失，因为会使对春播谷类作物的消费大大增加。很多干草尚未收割，而很多已无可补救地损失了。
星期六的“园艺纪事”[94]说：“几乎用不着怀疑，小麦的收成一般是受到严重的损害了。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通讯员那里接到的140篇报告中至少有91篇说，收成低于中等年景；从小麦的主要产区来看，也有相当多的报告说明情况不妙。例如，林肯郡的6篇报告中的5篇，诺福克和萨福克的5篇报告中的3篇，牛津、格罗斯特郡、威尔特郡、汉茨和肯特的全部报告，都是一些表明情况不好的消息。”
很大一部分小麦在麦粒成熟以前就从根上烂掉了，许多地区麦粒遭到病害和霉烂。在小麦遭到这种病害，而且在许多地区受害面积都很大的时候，那种从1845年开始、猖獗了4年之久、至1850年后才逐渐平息的马铃薯病，现在不仅在爱尔兰，而且在英国的许多地区及大陆北部更严重地复发了。
下面是“自由人报”[95]对爱尔兰收成的一般情况所作的总结：
“燕麦的收成一般认为差不多是垮了。除几个不大的地区外，燕麦尚未成熟，全是青的，就因天气极坏而倒下了。看来，小麦也要遭受到威胁着所有谷类作物的那种災害。迄今为止，只有少许小麦收割了；小麦的收成，仅在几个星期前还引起人们最好的希望，而现在却使农场主感到十分担忧了。至于马铃薯的收成，一般认为，如果目前的天气再保持一个月，也必然要完蛋。”
据“威克斯弗德独立报”[96]称，
“马铃薯病正在逐渐加剧，在某些地区，所有的马铃薯，不管它的大小、品种和栽种时间，已有整整三分之一受到传染。”
因此，看来十分肯定，普遍收获将比通常时期大大推迟，因而现有的储存将不够用。部分干草毁坏，再加上马铃薯病，将使谷类作物的消费空前增长；同时各种谷物的收成，特别是小麦的收成，将大大低于中等年景。迄今为止，国外的输入量没有超过1858年和1859年的输入量，恰恰相反，还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尽管现在粮食的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高26％，但仍然没有继续提高，原因是：据说美洲和俄国南部的收成好，同时人们对天气的好转抱有希望，另外，由于不久前皮革贸易衰落，人们对所有金融交易都极端谨慎。把现在的价格与1815年以来同期的价格相比，我得出结论：现在1夸特相当于58先令至59先令的小麦的平均价格，将来一定会提高到（至少在英国）65—70先令。粮价如果这样上涨，如果正值国内出口贸易日益衰落之际，后果将尤其悲惨。不列颠的出口额到1859年6月30日为止的6个月内是63003159英镑，而至1860年同期则减少到62019989英镑；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讯［注：见本卷第83—85页。——编者注］中所指出的，这种缩减主要是由于亚洲和澳大利亚市场上棉布和棉纱过剩、需求减少而引起的。出口是这样减少了，可是进口却比1859年同期大大增加。的确，我们看到，截至1859年5月31日为止的，5个月内的输入总值是44968863英镑，而1860年是57097638英镑。
这种输入超过输出的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加速黄金外流，从而使金融市场更加不稳定，这是所有歉收和大量购买外国粮食时期的特征。如果说英国不可避免的财政困难的影响不见得会远远超出经济的范围，那末，大陆上的情况就将完全不同了，在那里，既然财政危机同歉收和大增税捐同时发生，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出严重的政治乱子。最严重的担忧已经使巴黎波动起来，城市当局现在正忙于收购整批整批的旧房屋，然后再拆除，从而使《ouvriers》〔“工人”〕有工作可做。巴黎上等小麦价格现在像伦敦一样高（假如还没有超过的话），即从60先令6辨士至61先令。路易·波拿巴企图用以转移舆论视线的最后花招——远征叙利亚，把西班牙提升为“大国”[97]，同普鲁士谈判，企图阻止加里波第成功，——所有这一切都完全失败了，他马上就得面对这样的局面：就在他的政治“威信”明显地变得不值钱的时候，正好又碰上因天气恶劣、财政困难和国库空虚而产生的危险。如果说，上面这种说法需要什么证明，那末波拿巴给《MoncherPersigny》〔“亲爱的培尔西尼”〕的信[98]不就是这样的证明吗？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8月21日
载于1860年9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4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93]马克街即伦敦粮食交易所。——第145页。
[94]“园艺纪事”（《Gardeners’Chronicle》）是英国农业“园艺纪事和农报”（《TheGardeners’ChronicleandAgriculturalGazette》）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46页。
[95]“自由人报”（《TheFreeman’sJournal》是爱尔兰日报，于1763—1924年在都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支持取消同英国合并的要求，维护爱尔兰佃农的权利。——第146页。
[96]指“独立报”（《Independent》），该报是爱尔兰的一家报纸，从1830年起用此名称在威克斯弗德出版，每周出版两次。——第146页。
[97]指1860年法国提出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西班牙应被准许进入大国之列。由于英国的反对，该方案被拒绝。——第148页。
[98]拿破仑第三给培尔西尼的信，见注83。——第14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奥地利病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奥地利病夫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之所以活着，看来只是为了证明一句古拉丁名言的正确性：“上帝要想叫谁灭亡，首先是使他疯狂。”从1859年初起，他别的事情不做，总是故意放弃摆在他面前的一切拯救自己和奥地利帝国的机会。只用部分军队突然进攻皮蒙特，由皇帝及其党徒代替海斯元帅统率军队，因犹豫不决而导致了索尔费里诺会战，正当法国人来到他的最强大的阵地前面而突然签订和约，在为时不太晚的时候顽固地拒绝在帝国内部组织上作任何让步，——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无与伦比的一系列由一个人在那么短的时期内所犯下的荒谬的错误。
但是，命运垂青，又给弗兰茨－约瑟夫一个机会。路易－拿破仑的无耻的两面手法，使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盟成为必要，这一联盟，最初由于奥地利以往的屈辱和与日俱增的内忧外患，就已经有了可能了。巴登会晤和特普利策会晤[92]巩固了这一联盟。普鲁士第一次以全德代表的身分出现，答应在奥地利遭到意大利乃至法国进攻时予以援助；奥地利方面则答应向舆论让步并改变自己的对内政策。在弗兰茨－约瑟夫面前，的确出现了希望。即使匈牙利发生骚动，他也可以不害怕与意大利单独较量了，因为他的新政策定会确保帝国这一部分的安全。匈牙利获得以1849年废除的旧宪法为基础的特殊宪法，可能就心满意足；一个自由主义的全帝国宪法，可能符合君主国的德意志核心的当前愿望，并且还可能在颇大程度上抵销斯拉夫省份的分立趋向。财政交由社会监督，将会恢复国家信用，这样，目前这个软弱、贫困、一蹶不振、衰竭不堪、被内部纠纷弄得分崩离析的奥地利，将会在70万准备保护它的德意志军队的守卫之下迅速恢复自己的实力。为了实现这一切，只要求奥地利做到两个条件：坚决地、无条件地在国内实行真正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威尼斯保持防御策略，而让意大利其他部分自行其是。
但是，弗兰茨－约瑟夫看来是做不到这两个条件的，或者说，他不想这样做。他既舍不得放弃他那日益衰微的专制君主的权力，又不能忘情于他已经丧失的意大利小君主的保护人的地位。缺乏真诚、软弱无力但又顽固不化的弗兰茨－约瑟夫看来正力求通过对外的侵略战争来逃避国内的困难，看来，他不想用放弃正在从他手中溜走的权力的办法使自己的帝国凝合起来，而是重新投入了他的密友的怀抱并准备进行一场可能导致奥地利君主制崩溃的、向意大利的征讨。
不管维也纳是否向都灵发出关于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登陆一事的照会或其他正式通知，有一点是非常可信的，即弗兰茨－约瑟夫决定把这一事件做借口而实行干涉，帮助那不勒斯国王。事实上是否如此，不久的将来定见分晓。但是奥地利政策如此急剧地转变，原因何在呢？是不是不久前与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结盟冲昏了弗兰茨－约瑟夫的头脑呢？未必如此，因为，归根到底，特普利策的这次结盟只是对普鲁士来说是一大胜利，而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屈辱。是不是弗兰茨－约瑟夫想趁加里波第还没有把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的军队打得七零八落，并把其中的意大利人并入自己的队伍的时候，把这些军队集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呢？这也不成其为理由。虽然奥地利一旦采取那种荒唐的侵略行动以后，会对任何帮助都来者不拒，但这些军队在任何战争中都不会有什么帮助的。奥地利制定这些计划的唯一的原因，只能是由于它的内部政治状况。在这方面，要想找到解释是不难的。帝国议会虽然补充了一些来自各省的极端的保守分子和贵族分子，并且被赋予在和平时期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但它不久即将讨论人民代议机关以及帝国宪法和帝国内各省的宪法问题。匈牙利议员所提的议案已在委员会中得到了压倒的多数，这些议案也将在议会中不管政府如何而同样胜利地通过。一句话，第二次奥地利革命看来正在开始。帝国议会这一个按照法国名士会议造出的很差劲的仿制品，正在准确地模仿后者，宣布自己力不胜任，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奥地利政府面对着同路易十六一样的财政困难，又由于帝国内的各个民族的离心趋势而更加衰弱，已经无力抗拒。在强迫政府作出让步以后，一定还会要求它作出新的让步。三级会议很快就会宣布自己是国民议会。弗兰茨－约瑟夫感到他脚下的大地在动摇；为了避免危险的地震，他可能投入战争的深渊。
如果弗兰茨－约瑟夫真正实现他的威胁，为维护那不勒斯和教皇国的正统而开始十字军征讨，结果将会如何呢？在欧洲，无论大小国家，都是丝毫也不需要去支持波旁王朝的，如果弗兰茨－约瑟夫为了它而干涉进来，全部后果将落在他身上。路易－拿破仑一定会以维护不干涉原则的名义跨越阿尔卑斯山，而奥地利由于遭到整个欧洲舆论的坚决反对，财政紊乱不堪，面临着匈牙利的起义，军队虽骁勇善战但人数却少得多，终不免要遭到惨败。可能，这对它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也谈不到德意志会给它一臂之助。德国人将十分坚决拒绝为那不勒斯国王和教皇而战。他们将只希望德意志联邦领土的不可侵犯性能得到承认（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将乐意赞同这一愿望），而匈牙利如果起义，他们也将袖手旁观。而且，帝国的德意志各省看来也很可能会像1848年那样支持匈牙利人的要求，它们自己也将要求自己的宪法。不管政府怎样限制奥地利帝国出版界的自由，但出版界仍然表现出对加里波第同情的明显迹象，这种同情甚至在奥地利也很普遍。舆论的倾向从去年起就已改变，威尼斯现在被看做十分不合算的领地，而维也纳居民则赞许意大利人争取独立的斗争，因为它是在没有法国援助的情况下进行的。弗兰茨－约瑟夫将很难迫使甚至是自己的德意志臣民为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教皇和爱米利亚小公侯的利益去拚命。正在走上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道路的人民，未必会捍卫自己的统治者的王朝利益。维也纳人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十分可能，奥地利军队渡过波河，将成为维也纳和匈牙利领导运动的党派采取更坚决斗争的信号。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8月16日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9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3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92]在巴登－巴登和特普利策的会晤，见注52和77。——第14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
1860年8月14日于伦敦
600万英镑的新的撒丁公债的发行工作结束了，据说，公债的认购数字超过所要求的数字的一倍。可见，市场上新意大利王国的债券价格是提高了；与此同时，奥地利却无法应付债务，其债台之高，已不能用国家的财源来衡量，而是要用它的政府的虚弱来衡量了；至于俄国，强大的俄国，由于被赶出欧洲信用市场，已不得不再去求助于印刷机。然而，即使对撒丁来说，新公债也提醒我们一个可恶的事实：在我们这个时代，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刚迈出第一步，就好像有一种恶鬼般的宿命力量把他们推向新的奴役。难道任何国债不是压在整个国民经济身上的抵押，不是阉割人民的自由吗？难道它不是产生新型的名叫国家债权人的无形暴君吗？无论如何，如果说法国人为了继续做奴隶而在不到10年之内把自己的国债增加了一倍，那末，意大利人为了获得自由，大概要担负起同样的债务了。
本来意义上的皮蒙特，即不算一些不久之前合并过来的省份[90]，在1847年共缴纳税款3813452英镑，而今年它必须缴纳6829000英镑。在英国报刊上，例如在“经济学家”上曾经指出，由于关税制度实行了自由主义的改革，皮蒙特的商业也已大大发展，并且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了下述数字：
（英镑）
1854年输入仅为………………………………12497160
1857年输入为…………………………………19123040
1854年输出为…………………………………8595280
1857年输出增加到……………………………14050040
但是，请允许我指出，这种增加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撒丁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丝、丝织品、细绳、酒类和植物油；而正如已经普遍都知道的，在1857年前三个季度中，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都大涨特涨，因而撒丁的商业收入总额就增加得特别多。此外，王国的官方统计所说的只是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数量，因此，1857年的数字一般说来可能是一个例外。在1858—1860年期间，至今没有印发过任何官方报告，所以，国家的工业发展曾否因1858年的商业危机和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而停顿，还不得而知。下面引用的撒丁本土本年度（1860年）官方收支统计表证明，新公债的一部分将用于弥补赤字，而另一部分则规定供准备新战争之用。
1860年撒丁的收入
（英镑）
关税………………………………………………2411824
土地税，房捐，印花税等………………………2940284
铁路和电报………………………………………699400
邮政………………………………………………242000
外交部的进款……………………………………12400
内务部的进款……………………………………21136
某些国民教育部门的收入…………………………580
造币厂的收入……………………………………6876
其他收入…………………………………………193888
特殊收入…………………………………………301440
────────────────────────
共计………………………………………………6829738
1860年撒丁的支出
（英镑）
财政部……………………………………………4331676
司法部……………………………………………243816
外交部……………………………………………70028
国民教育…………………………………………117744
内务部……………………………………………407152
公共工程…………………………………………854080
陆军费……………………………………………2229464
海军费……………………………………………310360
特殊开支…………………………………………1453268
────────────────────────
共计………………………………………………10017588
把数达10017588英镑的开支同为数6829738英镑的收入比较一下，就可看到，赤字是3187850英镑。另一方面，新获得的省份据统计应提供年收入3435552英镑，而它们的年支出则将为1855984英镑，这样约净余160万英镑。根据这一统计，包括新获得的省份在内的整个撒丁王国的赤字，就将减少到1608282英镑。当然，让伦巴第和诸公国支付皮蒙特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所负担的部分费用，是公平合理的，不过，单是为了缓和旧省份的财政状况而向新省份征收几乎两倍于它们的行政费的捐税，这到后来可能是万分危险的。
熟悉巴黎金融市场内幕的人一直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举办新的法国公债。只要有一个适当的理由就可举办公债。如所周知，empruntdelapaix〔和平公债〕结果是失败了。《PartantpourlaSyrie》[91]的排演规模到现在仍然太小，无法对grandenation〔伟大民族〕的热情发出新的召唤。因此，据推测，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而粮价继续上升，那末，就将以防止可能的饥荒为借口而举办公债。联系着法国财政状况，可以指出一件有趣的事实：曾在CorpsLégislatif〔立法团〕大胆预言过帝国财政必将破产的茹尔·法夫尔先生，被选为巴黎律师公会的batonnier〔会长〕。诸位都知道，从旧君主制度时代起，法国律师就保存了某些古老的封建宪法的残余。他们仍然组成一个特殊的公会组织，叫做barreau，它的会长即batonnier每年选一次，代表公会与法庭和政府打交道，同时维持会内的内部纪律。在复辟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者国王［注：路易－菲力浦。——编者注］统治的时代，巴黎batonnier的选举往往被认为是一件政治大事，是一次对当前的政府表示拥护或反对的行动。我认为，茹尔·法夫尔先生的当选应该认为是巴黎律师公会组织第一次反波拿巴主义的示威，因此，这是当前大事记上值得一提的事件。
在昨天勉强达到法定人数的下院会议上，查理·伍德爵士，这真正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辉格党钻营家设法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授权他以印度财政部的名义举办300万英镑的新公债。根据他的报告，1858—1859年度（印度的财政年度的起迄向来都是4月）印度的赤字为14187000英镑，1859—1860年度为9981000英镑，而1860—1861年度预计为740万英镑。这项赤字的一部分他答应用威尔逊先生刚刚制定的税收来弥补，——顺便指出，这是非常成问题的，——另一部分赤字则用300万新公债来消灭。1856—1857年度即起义前一年为数59442000英镑的国债，目前已增加到97851000英镑。债务的利息增加得更快，从1856—1857年度的2525000英镑增加到1859—1860年度的4461000英镑。虽然实行新税收而使收入强行增加，但是收入仍旧赶不上开支。甚至用查理·伍德先生本人的话来说，所有部门，除了公共工程部门以外，开支都增加了。为了弥补今年和明年用于建筑设防兵营的300万英镑开支，“公共工程和民用的公共建筑几乎完全暂停”。看来，查理爵士认为这种“全面暂停”是整个办法的最好的一着。1856—1857年驻在印度的欧洲兵士为4万名，现在那里有8万名，那时土著军队不到20万人，而现在却超过30万人。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8月14日
载于1860年8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3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90]指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24）签订后法国转让给皮蒙特的伦巴第，以及通过1860年3月的全民投票而合并于皮蒙特的罗曼尼亚和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各公国。——第136页。
[91]《PartantpourlaSyries》（“向叙利亚出发”）是第二帝国时期在拿破仑第三的庆祝会上演唱的正式歌曲。这里指的是远征叙利亚。——第13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加里波第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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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加里波第的运动
1860年8月8日于伦敦
意大利南部的危机就要到来。如果法国和撒丁的报纸可信的话，那末1500名加里波第的军队已经在卡拉布里亚海岸登陆，并且随时都可望加里波第本人到来。即使这个消息为时过早，8月中加里波第就可以把战场转移到意大利半岛却是毫无疑问的。
要想弄清楚那不勒斯军队的调动情形，必须注意到在它的队伍中有两个互相敌对的派别：一派是执政的温和自由派，以政府为代表；另一派是专制主义的权臣集团，军队的大多数将领都同它有联系。政府的命令往往被宫廷的密令和将军们的阴谋所破坏。军队调动的矛盾以及新闻报道的矛盾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今天我们听说全部王国军队都要撤离西西里岛，明天我们却发现王国军队在米拉措附近准备新的作战基地。这种情形是所有不彻底的革命所特有的；1848年在欧洲到处都出现过类似的局面。
当那不勒斯政府主张撤离西西里岛时，博斯科——看来他是这一群佩带那不勒斯将官肩章的老懦夫中唯一坚定的人物——却安然地着手把该岛的东北部变为希望能够从这里去收复全岛的筑垒基地。为了这个目的，他率领了一支在墨西拿所能选出的精锐部队开往米拉措。在那里他碰上了梅迪契指挥的加里波第军队的一个旅，可是却没有敢对他们进行任何认真的攻击。就在那时，加里波第本人得到了报告，率领援军来到了，于是，这位起义者的领袖便向王国军队发起了攻击，经过12小时以上的激战，完全击溃了王国军队。双方参战的兵力大致相等，但那不勒斯军队占领的是非常坚固的阵地。然而，无论阵地或兵士都没有能抵挡住起义者勇猛的攻击，他们把那不勒斯军队一直赶过城市，退入主堡。于是那不勒斯军队只得投降。加里波第准许他们登船离去，但不得携带武器。在这次胜利以后，加里波第立即向墨西拿进发，当地的那不勒斯的将军同意以不触犯他的主堡为条件交出该城的外围堡垒。容纳不了几千人的墨西拿主堡，永远也不会成为加里波第进攻行动的严重障碍。因此，他做得完全正确，使该城避免了一场炮击，而这本来是任何强攻所不能避免的后果。总之，这一连串的投降——在巴勒摩、米拉措和墨西拿——比次数多一倍的战败更能摧毁王国军队的自信心和对指挥官的信任。那不勒斯军队向加里波第投降已经成为常见的事情。
从这时起，这位西西里的独裁者就可以考虑在大陆登陆了。可是，要保证在更往北面、距离那不勒斯6—8日行程的地方登陆，即使是在波利卡斯特罗湾登陆，他现有的轮船大概也还是不够的。因此，看来他决定在最狭窄的地方，即在该岛的东北端、墨西拿以北的地方渡过海峡。据报道，他在这个地方集中了将近1000只船，其中大概多半是一些这一带常见的近海捕鱼的小帆船，所以，假如关于萨基指挥的1500人登陆的消息属实的话，那末他们就是加里波第的先头部队。从这里向那不勒斯进军并不是最适宜的地点，因为这个地点在半岛上距离首都最远。但是，如果加里波第的轮船不能一次载运1万人，那末他就用不着选择其他地点了，而在这个地点他却至少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卡拉布里亚人会立即和他联合起来。然而，假如加里波第的轮船能载运约1万人，并能指靠王国舰队的中立（看来王国舰队并没有决心对意大利人作战），那末，大概一支不大的部队在卡拉布里亚登陆就仅仅是一种佯动，而他本人是想率主力开往波利卡斯特罗湾，甚至萨累诺湾。
加里波第现有的兵力为5个正规步兵旅（每旅4个营）、10个Cacciatoridell’Etna〔埃特纳猎兵〕营、2个CacciatoridelleAlpi〔阿尔卑斯猎兵〕营（这是他的精锐部队）、1个由英国人邓恩上校指挥的外籍营（现为意大利营）、1个工兵营、1个骑兵团和1个骑兵连及4个野炮营，共34个营、4个骑兵连和32门火炮，总人数约达25000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北意大利人，其余的是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人。几乎所有这些兵力都可以用来进攻那不勒斯，因为目前正在编组的新的部队不久就足以监视墨西拿的主堡和保卫巴勒摩及其他城市。但是，同那不勒斯政府名义上拥有的军队比起来，这支军队的人数还是很少的。
那不勒斯军队按平时编制包括3个近卫团、15个基干团、4个外籍团，每团2个营，计44个营；还有13个猎兵营、9个骑兵团和2个炮兵团，共计57个步兵营和45个骑兵连。如果再加上也完全按照军队原则编组的宪兵9000人，这支军队按平时编制共有9万人。但是近两年来，这支军队已按战时编制补充满员；各团增编了第三营，后备骑兵连已转为现役，警备部队也已补充足额，因此，目前这支军队名义上已超过15万人。
但是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呵！表面上，在书呆子看来，它是十分中看的，然而这支军队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爱国热忱，也没有忠心。它没有民族的战斗传统。这样的那不勒斯军队一向总是吃败仗；只有在追随拿破仑时它才始终是胜利的分享者。这不是民族的军队，这纯粹是国王的军队。征集和组织这支军队仅仅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使人民俯首听命。可是，甚至在这一方面，它显然也是无用的；军队中有着大批反君主主义分子，目前他们已到处显露头角。特别是中士和下士，几乎全都是自由派。整团的人高呼：《VivaGaribaldi！》〔“加里波第万岁！”〕。这支军队从卡拉塔菲米到巴勒摩所遭到的这样的失败，是任何一支军队从未遭到过的。如果说外籍部队和某些那不勒斯部队在米拉措曾经打得不坏，那末不应当忘记，这些精锐部队只是那不勒斯军队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
因此，几乎无疑问的是：如果加里波第率领足以保证在大陆上取得几次胜利的兵力登陆，那末那不勒斯军队无论集中有多大的兵力也不能成功地抵挡他；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可能就要听到加里波第率领15000人对付比他多十倍的敌人，从希拉向那不勒斯继续胜利进军。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8月8日
载于1860年8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3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纸张税。——皇帝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纸张税。——皇帝的信
1860年8月7日于伦敦
昨晚下院在大多数议员出席的情况下爆发的本届议会的党派大战，虽然从内阁的角度来看是一次胜利，但从舞台效果的角度来看却是一次失败。格莱斯顿先生提出的把纸张关税降至消费税的水平——另增少许的关税附加税以弥补消费税可能发生的不妥——的决议，以33票的多数通过。但是下院完全以自己的风格做了这件事。这里有舞台，有斗士及其侍卫，但没有稍微值得一提的观众。还在战斗开始之前，它的结局就已经知道，公报亦已发表。因此，公众是漠不关心的。谁都知道，联合起来组成所谓“大自由党”[84]的党派控制着议会的多数，因此，只有多数人队伍发生分裂，内阁才会失败。但这一点已由帕麦斯顿勋爵事先把形形色色的自由派议员召到他官邸中而得到调解。决议本身出自内阁中的曼彻斯特派，而帕麦斯顿勋爵也只是保证把格莱斯顿先生的决议提升为内阁的决议才得以保住了格莱斯顿先生和米尔纳·基卜生先生的支持。他曾经在通过关于取消纸张税的法案时使用手段，骗过他们。这一次，他们强迫他遵循一定的行动路线。正统的辉格党人是多数派中唯一被怀疑有背叛阴谋的派别；但他们主子的严厉声音和议会再度解散对他们的威胁，已足以使他们回到严格纪律的约束之下了。总之，在演出开始前许多小时，整个伦敦就已确切地知道党派裁判的结果了，因此，除了观众席上的常客外，谁也不想出席观看圣斯蒂凡教堂[85]的虚有其表的大战。的确，这是相当无聊的场面，只有格莱斯顿先生的引人入胜的口才以及休·凯尔恩斯爵士精心准备的辩护词才引起少许的活跃。格莱斯顿先生极力把对其法案的反对立场描绘为保护关税派企图对自由贸易派的最后一次绝望反抗。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掌声淹没了他最后几句话，这似乎是在向他这位自由党的真正领袖致敬，而帕麦斯顿勋爵在这个党里则远不是受人敬爱的独裁者。代表保守党人发言的休·凯尔恩斯爵士用严密的逻辑论据和深刻的分析，证明将纸张税降至消费税的水平与对法商约绝对无关。他的对手首席检察官理查·贝瑟耳爵士（自由党人）做得很笨，对自己劲敌的成功怒不可遏，并嘲笑休爵士的“律师辞令”；因此，这位可怜的人招来了保守党人一连串不赞同的喊声，不时地打断他的发言。
这样，本届议会的一场党派大战就结束了，现在，极可尊敬的议员们肯定即将成批地离开下院，因此帕麦斯顿勋爵可能现在干脆用纠缠的办法争取通过任何合他心意的小法案，例如，关于地方欧籍军队同不列颠军队合并的可恶的印度法案[86]。如果要求对英国议会制的深刻恶化提供什么令人信服的新证明，那末，这个印度法案和下院对它的态度就可以做这样的证明。任何一个对印度事务稍有权威和略知一二的下院议员都反对过这个法案。下院的多数派不仅自己承认没有得到任何材料，而且对法案作者的内心打算也表示过疑虑。多数派曾经不得不承认：法案是以欺骗的方式偷运进议院的；正确估计情况所必需的最重要文件被狡诈地藏了起来；印度事务大臣［注：查·伍德。——编者注］不顾印度事务参事会全体成员的不同意就提出了法案——关于此事，他显然违反1858年赐与印度的新宪法[87]而认为没有必要向议院报告；最后，内阁甚至没有试图引用任何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在下院会议快结束时——在一切比较重要一点的问题被从议程中取消之后——用那种极不光彩的匆忙方式通过法案，而这个法案实际上将根本改变不列颠宪法，因为它将大大加强王室的权力，将建立一支实际上在各方面都不受议会拨款约束的军队。但法案仍然可能在现在通过，因为两派的头目看来已同宫廷有了秘密协定了。
路易－拿破仑写给他所钟爱的培尔西尼的信，仍然是英国和拉芒什海峡彼岸注意的中心。首先，土耳其政府对法国和俄国最初所筹划的那种叙利亚远征[88]的抗议，看来得到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烈支持，而帕麦斯顿勋爵既在不久前即辩论防务时选定了路易－拿破仑作为不列颠所疑惧的主要对象，于是就不能不把自己的权威地位抛在天平盘上加重土耳其和德意志各邦这一边了。其次，十二月英雄看来不仅被俄国的唯我独尊的口气弄得有些不知所措，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被《ancienspartis》〔“旧党”〕在沙龙里的反复嘲弄以及从巴黎郊区传来的对《alliancecosacque》〔“与哥萨克同盟”〕的低声怨言弄得惊慌起来。
要使巴黎能接受这个同盟，需要把情况大大复杂化一下。路易－拿破仑在如此可悲的情况和显然心慌意乱的状态下，写了那封信，信中某些地方是极为可笑的。
英国人在读到下面一句说给帕麦斯顿勋爵听的话时，大概会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们都是老实人，让我们像老实人那样，而不要像尔虞我诈的骗子手那样达成真诚的协议吧”；但是，只有法国人的听觉才能鉴别这一段粗俗不堪而又可笑之极的法文原文：《Entendonsnousloyalementcommed’honnêtesgens，quenoussommes，etnoncommedeslarrons，quiveulentsedupermu-tuellement》。任何一个法国人，在读到这一段话时，都不能不想起名剧“罗伯尔·马凯尔”[89]中类似的话。
附录几份有关法国和英国国家支出的比较资料。根据临时的或草拟的预算，法国1860年的总收入估计为182500万法郎或7300万英镑，其收入来源如下：
（英镑）
一、直接税、土地、房屋、私人营业执照………18800000
二、注册收入（印花税和地产）…………………14300000
三、林场、森林和渔业……………………………1500000
四、关税和盐税……………………………………9100000
五、间接税（消费税等）…………………………19500000
六、邮政……………………………………………2300000
七、其他收入………………………………………7500000
英国1859年的收入（1860年的财政报告尚未公布）如下，并且同法国的报告一样，取其整数：
（英镑）
一、税收（包括所得税）…………………………10000000
二、印花税…………………………………………8250000
三、皇室土地………………………………………420000
四、关税……………………………………………24380000
五、消费税…………………………………………18500000
六、邮政……………………………………………3200000
七、其他收入………………………………………2100000
两国国家支出比较如下：
法国英国
（单位：英镑）
国债利息…………………2240000028500000
陆军和海军………………1860000022500000
皇室费……………………1000000400000
进款征集费………………80000004500000
其他支出…………………230000009000000
───────────────────────
共计………………………730000006500000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波拿巴法国的国债利息正在迅速达到英国的水平；大陆上的集权君主国对陆军和海军的支出少于岛上的寡头政体国；某个名叫路易－拿破仑的个人开支比英国君主多一倍半，最后，在法国这样一个官僚国家里，进款征集费正在以同进款本身不相称的比例增长着。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8月7日
载于1860年8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3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84]自由党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上半叶在英国形成的，它的成员包括辉格党人、曼彻斯特派（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和皮尔分子（温和的托利党人）。自由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与自由党对立的是同时期形成的、接替了托利党的保守党。——第127页。
[85]伦敦圣斯蒂凡教堂是韦斯明斯特宫的一部分，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下院的会议就在此举行。——第128页。
[86]指1860年8月成为法律的一个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原由东印度公司管辖的印度军队中的欧籍兵员变成替英国皇家服役的军队。英国兵士在印度军队中的数目激增。这个在1857—1859年印度起义（见注62）被镇压后通过的法律是英国政府为改组印度的管理、以求巩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第128页。
[87]见注80。——第129页。
[88]指法国政府于1860年准备武装干涉叙利亚，以便在这个国家巩固自己的地位。法国政府利用1860年春夏的叙利亚事件（见注72）为借口，得到俄国和英国的同意，派军队到叙利亚，军队在那里一直留驻到1861年6月。——第129页。
[89]“罗伯尔·马凯尔”是法国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同剧作家安基耶和圣阿芒合写的社会喜剧。喜剧的主角罗伯尔·马凯尔是个狡猾投机的骗子手，他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金融贵族的讽刺。——第13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俄法同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俄法同盟
1860年8月3日于伦敦
我在上一篇通讯［注：见本卷第110—112页。——编者注］中认为叙利亚的屠杀和俄法同盟之间有秘密联系的看法，在拉芒什海峡彼岸得到意外的证实，这就是丹屠先生于上星期二出版的据说是艾德门·阿布先生写的小册子“叙利亚和对俄同盟”[82]。你们知道，丹屠先生是法国政府的出版商，出版所有半官方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不时把土伊勒里宫正在努力“研究的题目”透露给欧洲。上述的小册子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它是紧接十二月英雄向培尔西尼发出的一封甜蜜的书信[83]之后问世的，这封书信的目的是麻痹约翰牛，而约翰·罗素勋爵则把它的副本送往伦敦的“泰晤士报”，同时却拒绝提交给议会。下面的摘录是“叙利亚和对俄同盟”这本小册子中最重要的内容。
“基督教欧洲，正像十字军远征时期一样，被可怖的罪行震动了，不久以前的叙利亚就成了这种犯罪的场所。70万基督徒被200万伊斯兰教徒的残酷的宗教狂热任意摆布，而土耳其政府那种无从解释的不闻不问态度、看来暴露出它是参与了这件事的。当然，如果法国不立即担负起光荣的任务去保护那些在遥远的过去就是隐士彼得和非力浦-奥古斯特的战士的人的生命财产，那末，它就是背弃自己的所有传统……因此，已经是考虑怎样摆脱这种境况的时候了，因为，如果这种境况拖延下去，必然会引起一场大災难——土耳其政府治下的基督教臣民全被屠杀。土耳其政府侈谈的远征完全不足以恢复秩序。在叙利亚有教友并且公正地为他们的安全而担忧的大国，应该准备物质上的干涉。如果它们拖延，要保护这些牺牲者就晚了；它们唯一的义务就将是为蒙难者复仇了。
特别关心保护这遥远海岸上的十字架的有两个国家：法国和俄国。它们武装同盟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和这一同盟将怎样影响到欧洲的今后组织？我们打算探讨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吸引和结合的规律的作用之下，人民组成先前所没有的政治联合。我们‘正亲身处在’人类生活的这种紧要关头中的一个关头。叙利亚问题只是极其复杂的局势的一个纽结。整个欧洲都处在期待和不安的状态；它期待问题的通盘解决，以便为欧洲和东方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使我们大陆的组织同那些正在与奴役进行斗争的现代各民族的愿望和要求相符合。敌对的宗教意向，各异的气质，完全不同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在某些欧洲国家中促成了不安的情绪，这种情绪有碍于信任的恢复和文明的进步。和平是各国政府所渴求的最终目的，这个目的，只有在我们刚才指出的骚动的经常原因消失时，才能得到可靠的保证。因此，我们想作出两点结论：
1、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应该促成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国家的使命，是把具有共同的思想和意向的居民吸收和集中到一个强大的统一体里；
2、应该贯彻和支持这个原则，而不诉诸武力。
对法国和俄国一眼就可看出：它们实现了君主国的理想。这两个国家彼此相隔整整400里约［注：法国旧长度单位，1里约大致等于4．5公里。——译者注］，但它们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达到了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才能建立巩固的国家，而不是变化无常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边界因战争的偶然情况每天都可以改变）……在近一百三十五年来，历代沙皇在彼得大帝遗嘱上动脑筋的时候，从未转移其对欧洲土耳其的贪婪目光……法国是否必须像过去那样抗议沙皇对衰老的苏丹帝国的野心？我们认为不必。如果俄国在恢复我国莱茵边界的问题上帮助我们，那末，在我们看来，拿任何一个国家来酬答这个同盟都不是太高的代价。由于这种联合，法国可能恢复自己十八个世纪以前地理学家斯特拉本所划定的实际边界。”
（接着引述斯特拉本所列举的高卢作为一个强国领土的种种好处。）
“很容易理解，法国应该力求重建这个神的创作〈显然，是指高卢边界〉［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这在如此多的世纪内一直由于人心狡诈而受到阻碍，并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在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要扩张领土时，德国就周期性地表现不安并以贝克尔的爱国歌曲［注：指尼古劳斯·贝克尔的“德国的莱茵”（1840），开头是：《Siesollenihnnichthaben，denfreiendeutschenRhein》（“他们休想获得德国的自由莱茵”）。——译者注］向我们挑战……我们知道，不单是我们想要扩大自己的边界。如果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打算同我们对莱茵的打算一样，那末，难道就不能从这些类似的要求中求得一些好处吗？难道就不能迫使欧洲接受这样一种联合，通过这种联合，可以把土耳其交给俄国，把拿破仑第一在1814年视为自己作为君主而存在的sinequanon〔必需〕条件即莱茵边界交给法国吗？
欧洲只有200万土耳其人，而把沙皇作为自己精神主宰的希腊人却有1300万……曾持续9年之久的希腊起义只是运动的前奏，叙利亚的屠杀可能就是运动发生的信号。希腊的基督徒只待自己的彼得堡主宰或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的命令一发，就要起义反抗异教徒；有远见的政治家总会预见到，东方问题是要在对俄国有利的意义上，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的。因此，假若受到斯塔列扎诺夫预言鼓舞的俄国人，应他们教友的呼唤准备随时越过普鲁特河，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看一下我们的边界，那末我们的意图所根据的理由，就会同俄国所遵循的理由一样雄辩有力。我们且撇开一切历史上的回忆，一切地理上的道理，挨次地考察一下同莱茵毗连的各个地区，探讨一下要求把它们合并过来的原因吧。
首先是比利时。惊人的相似使一些历史学家有理由称比利时人为北方的法兰西人，凭良心说，这是很难争议的。的确，在这个国家里有教养的阶级只用法语，而懂佛来米方言的只是某些地区的下等居民阶级。除此而外，整个比利时都信奉天主教；比利时的独立正应该归功于法国，即按起源、语言和宗教来说是它的姐妹国的法国。我们且不说，1795年被我们的武力征服了的比利时，在1814年以前是法国的9个省。不过，我国对它的压制看来并不怎样沉重，因为在1831年，当比利时未能取得各大国的允许合并给法国的时候，曾根据两院的决定，愿把比利时王位交给法王之子奈穆尔公爵。由于后者拒绝，两院才不得不把王位交给了萨克森—科堡公爵，即现在的列奥波特一世。但我们引证的前例极为重要；这使我们有根据设想，如果要问及比利时的意见，它的豁达不会在萨瓦之下，它会再一次证明，法国的伟大引起它多么大的同情和尊敬。上等阶级某些代表的反对立场很快就会被人民的鼓掌声压下去。
莱茵河分三条支流入海，其中两条——注入须德海的艾塞耳河和麦士河的支流伐耳河——几乎直向北流。假如法国重新划定自己的边界，它不能选择莱茵河本线代替伐耳河或艾塞耳河线，以便从荷兰南部割一块尽可能小的地方吗？当然，它正是会这样做。此外，必须以莱茵河线为基础修改我们的边界，这绝不意味着一定要牺牲荷兰的利益。我们需要扩张，舆论也早就大声疾呼地要求我们扩张，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具有现在边界的比利时就足够了，何况，些耳德河线就是根据1801年的吕内维尔条约应该划归法国的边界。”
接着是一小段，用同样的一些论据证明兼并“在帝国时期是DépartementdesForêts〔森林省〕的卢森堡大公国的必要性。此后，小册子的作者就转而证明合并莱茵普鲁士的必要性：
“比利时和卢森堡归属我国以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了改善我们的边境，我们必须合并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莱茵普鲁士、整个莱茵巴伐利亚和大约三分之一的黑森大公国。所有这些土地，在帝国时期是鲁尔、莱茵和摩塞尔、萨尔、蒙顿奈等省以及贝尔格大公国。1815年这些土地被瓜分，为的是使这些省份再回到我们的手中变得困难。曾经并入法兰西君主国的这些省虽然同我们直接联系的年代不多，但是，我们暂时的逗留却在那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一件卓越的事情。在这些地区人们是以怎样的好感对待法国旅行者，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近45年来，没有一个法国兵士在莱茵河沿岸的城市驻防，但是真教人惊奇：这里的人对待我们穿军服的人却如此令人感动。像我们一样，他们是天主教徒；像我们一样，他们是法国人。难道我们的皇帝查理大帝的宫廷不是在亚琛吗？……与法国毗连的莱茵各省在政治上应该像在天然条件上一样依附法国。”
然后，作者又谈到俄国，并指出，克里木战争不是法俄同盟的障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达成谅解。接着他便这样来陈述法国应当得到俄国感谢的一个理由：
“应该记得，法国没有支持英国在波罗的海上的计划。我们不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向喀琅施塔得袭击能否成功；我们有根据认为，幸亏法国反对，才没有进行袭击。”
在回顾了一下意大利战争之后，作者表示相信普鲁士最终会加入法俄同盟：
“但是，要使柏林内阁同意我们的政策，就应该使它摆脱英国的影响。这怎样才能做到呢？使普鲁士不再是我们在莱茵河的邻国，并答应支持它在德国占领导地位的合法要求。这些莱茵省的割让将迫使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从奥地利那里寻求补报。与英国同盟能给普鲁士的只是statusquo〔现状〕，而与法国同盟却可以在它面前开辟无限广阔的天地！
法、俄、普三国一旦缔结真诚的同盟，——而我们也有理由期望它将会缔结，——从中产生的后果将是很自然的……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一千八百年以前斯特拉本就认为是无可争辩的，——莱茵河是法国北部的天然边界。普鲁士因这种领土扩张而吃亏最大。近45年来它看守莱茵河就像巨龙看守赫斯贝里德姊妹的圣园一样。消除这个法普之间敌对的原因吧；让莱茵河左岸重新成为法国的领土；作为奖赏，普鲁士将从奥地利那里得到补报，——奥地利这个国家将因背信弃义和迟钝呆笨而受到惩罚。为了持久和平，什么事都得做。
应当符合居民的愿望，以便不发生强力兼并的事情。如果俄国占了君士坦丁堡，法国占了莱茵，如果奥地利缩小了自己的范围，普鲁士取得了在德国的领导地位，那末欧洲还会发生骚乱或革命吗？英国一国敢反对俄国、普鲁士和法国吗？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但是，假如这种事情发生了，假如大不列颠敢于如此轻举妄动，那末，它会得到严重的教训；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伊奥尼亚群岛是使它保持冷静的保证；是它铠甲上的脆弱之处。尽管它能够在自己的岛上徒劳无功地焦躁不安，并且始终不得不消极观看大陆上发生的一切，但由于它将派往叙利亚五六千人，它仍然会被允许说出自己的意见的。
已经到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明确确定的时候了。正是在叙利亚，法国应当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莱茵边界，巩固同俄国的同盟。但我们应该注意不让俄国无止境地扩张。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北各省就应该使它的要求满足了。小亚细亚仍应是中立区。如果能够用富有理想和实际的眼光观察实际问题，那末我们就说，选择已经由我们做好了，正好，提出了这样一个人，他是我们希望在叙利亚实现的那种思想的化身。这就是阿布德-艾尔-喀德。他是一位相当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足以博得伊斯兰教居民的信赖；他相当文明，足以对一切人一视同仁；感恩的纽带把他同法国联在一起，他将保卫基督徒并迫使那些一直要破坏小亚细亚平静的狂暴部落就范。如果任命阿布德-艾尔-喀德为叙利亚的艾米尔，我们的这位俘虏的劳绩就得到应有的奖赏了。”
对阿布的小册子的评论是卡·马克思于1860年8月3日写的
载于1860年8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2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82]《LaSyrieetl’alliancerusse》．Paris，1860．——第121页。
[83]指1860年7月25日拿破仑第三写给法国驻伦敦大使培尔西尼的信，此信曾在法国各报公布。拿破仑第三在信中否认自己对英国的敌对立场，企图消除当时英国普遍存在的对其对外政策的戒心和不信任。——第12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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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
不久以前在伦敦公布的不列颠国防委员会的报告说，如果法国人的皇帝想要派敌军到英国，那末“皇家舰队的所有战船”都不能阻挠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长达2147英里的海岸线的任何一段上登陆，更不用说爱尔兰的海岸线了。既然在茹安维尔的有名的小册子[81]发表前后人们也不止一次地承认过，只要指挥有方，就可能使10万人以上的法军在不列颠群岛上实现登陆，那末，唯一重要的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大不列颠拥有什么手段来抵抗这种入侵了。
根据下院的决定，本年5月间公布了不列颠陆军人数的资料。这个资料如下：部队的整个人员编成等于144148；截至5月1日为止各级队列军人——133962；民军新编军队的人数——19333。这个资料一发表，三个王国四面八方都发出了差不多一致的抗议声，反对花费数达7500万美元的军事预算的方式，因为检查一下144148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基干部队的实际人数，“暴露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在任何一个地点，都未必能够集合3万名步兵用于进攻或防御”。
悉尼·赫伯特先生和他总司令部的同僚们立刻举行了一个会议，而伦敦的“泰晤士报”则努力来消除居民的恐慌。报纸写道：
“我们有可能研究了充实这个资料的数字，而且相当详细地弄清了实际情况。”
“泰晤士报”企图
“表明，如果‘部队’一词只指基干步兵，那末情况就反映得相当准确，但是实际上，驻在国内的军队也包括其他兵种的重大兵团，这样，它们的总人数就决不像看上去那样少。”
由于公众的这种神经过敏和总司令部会议的结果，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统计表，把宗主国的大不列颠的武装力量的人数定为323259，即比根据两个月以前所引用的资料多179111人。这个出入是不难解释的。公布第一个数字的目的是指明在有利的情况下和得到及时的通知后能够立即入营服役的人数；第二个数字的用途是指出列入领饷表的、也就是从上述7500万美元当中得到一份的男人和青年的总数，以及志愿兵和民军227179人（其中20万实际上不是作为兵士而存在的）。此外，还把33302名属于“新编部队训练站”的人算了进去。为了别人不致怪我们对这些“新编部队训练站”有偏见，我们可以引用伦敦“泰晤士报”这家权威报纸的话：
“新编部队训练站的部队实际上不是准备在国内服务，而是准备在国外服务的。它们的编制属于驻在国外的各营，所以它们不适于在国内服务，这是毫不奇怪的。”
简言之，这只不过是些不中用的部队，其中一类是服役不到3个月的新兵，这些新兵集结后每3个月或者不到3个月就被派到驻国外的部队里去，另一类是由于无法使用而留在国内的老弱，“因此，这支由年老体衰和未受训练的人组成的部队，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正规军的营同等看待”。
我们不谈新编部队训练站，谈谈志愿兵和民军吧。再指出一下目前至少有20万人只在纸上存在也就够了。马瓜伊尔先生不久以前在议会证实，几乎每个民军团，按照总司令部的名册计算，都比任何时候能够集合到队列里来的人数多出200—300人。悉尼·赫伯特先生也这样承认过。在爱尔兰的民军里，虽然兵士们由于穷苦，在集结方面不得不比他们的英格兰的同伴们更守规则些，但是有许多官方以800人计算的团，——例如，瓦特福德团——只不过有400人。把英国的民军和志愿兵部队的人数定为138560人，这个统计大概是接近实际的，对于一个公正的统计家所作的统计来说，这是可能的。
根据陆军部不久以前的报道，宗主国的正规军人数是68778人。这里面包括近卫骑兵（1317人），工兵（2089人），由老弱组成的卫生队，军用辎重队和其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打仗的部队。为了避免争论，假设所有68000人都是合格的。如果假定，整个民军和志愿兵都处于集合状态，正在服役，那末总数就将是206560人。甚至还可以把爱尔兰警察也加到这个名册里，这大约可以使它增加到将近237000人。正规军以及民军新编部队的正常人数刚刚定为10万人，大约比实际数字多16000，但是我们将把这个数字算作可靠的。假设有15000志愿兵能够在法军登陆后3天以内到指定地点集合，英国仍然会有115000人的军队可用。但是要记住，其中有不下25000人是使用武器的新手。其次，所有海军造船厂、军械库和国家重要设施都要加强守军，因为在各海军港口从来也没有8000人以上的海军陆战队。爱尔兰也得派军队去，不管“国民请愿书”在开导爱尔兰人友好对待麦克马洪的兵士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全部志愿兵和民军对于维持绿岛的秩序，特别是由于面临着会战是会不够用的。女王陛下的政府将势必为这个国家至少拨出1万正规军和25000非正规军，警察除外。合在一起，这方面要55000人左右，于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剩下8万兵士来保卫军械库、兵工厂和海军造船厂了。假定，新编部队训练站的不适用的或无经验的兵士能够自己保卫自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要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两万来名适用的部队就够了，那也是没有根据的。可见，对付拿破仑的由法国人、朱阿夫兵等组成的10万军队的将是6万红色制服军队（其中可能有45000多基干部队）。这两支互相对抗的军队的冲突，结果如何，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可能有人反对这一点，认为法国不能在一切严守秘密的情况下装备10万人并把他们运过拉芒什。这也是可能的；但是英国不会知道袭击从哪里来，所以它自然是会耽心自己的地中海沿岸领地的命运的，并且会设法加强自己在那里的守军，以防袭击伦敦的威胁掩盖袭击马尔他岛和直布罗陀这个最终目的。英国会用自己拉芒什舰队的若干船舰向这些据点派2—3万兵士，当然不是“志愿兵”，这样，它会把国内的对敌斗争的整个担子都加在后者身上。某些知名的作者肯定地说，甚至洗劫伦敦归根到底给英国带来的损害，也会比把英国从马尔他岛和直布罗陀赶走要小。
然而关于这点，人们会对我们说，只要一宣布国家处于危急状态，在全国，从切维厄特丘陵到康瓦尔，就能够把所有不列颠人都动员起来，把入侵的敌人打退到海里去。这有些道理。但是，经验教导我们，不管群众的爱国力量如何，由于居民通常没有武器，即使有也不会用，他们的战斗情绪在战争的情况下就没有多少价值。木棍和铁叉在“七日规”［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工人区。——编者注］或内地能够成为置人于死地的武器，但是，认为它们在同朱阿夫兵斗争中将成为抵挡不住的，那就荒谬了。要使差不多完全包下志愿兵部队的资产阶级在法军占领他们的家乡岛国的关头，愿意像志愿兵部队出席检阅，接受女王陛下的祝贺一样，响应号召，也是非常成问题的。无论如何，承认可能有15万人的军队入侵，并不比认为志愿兵能够派出12万人更为荒谬一些，因为，到12个月征召的终期白金汉宫发出的诚心邀请还不能够使集合来的人数超过18300人。
关于实际参加了海德公园检阅的部队的人数，有人表示了某些怀疑，因此让我们从“曼彻斯特卫报”摘录一段谈阅兵第二天情况的文章。这里提到的“特派记者”，是麦克默多上校的知己汤姆·泰勒先生：
“大概，我们的读者记得，我们的特派记者根据麦克默多上校的官方资料曾经声明，他们的人数是18300人，即比约翰·伯戈因爵士所确定的那个数字略小。但是，看来约翰爵士更感兴趣的是志愿兵的军容，而不是他们的人数。”
在估计可能集结起来抗击入侵的部队人数时，我们有意依照最有利于大不列颠的统计。我们关于常备军的统计，承认花名册中有名的每个兵士都合格，不管有病没病。我们把民军和志愿兵的人数定为115000人——对这个数字，熟悉情况的人是可能认为大大超过实际人数的。此外，还完全没有考虑有关这个问题的下面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法军指挥军官的公认的才能，法国军纪的优势，法国战术的总优势，另一方面，英军许多高级军官的不容置疑的迟钝，正规军和志愿兵的管理不善（在通知下达5个星期以后；一个民军团在本年5月间出席了检阅，有135人光着脚）。最后，整个不列颠军队的战斗素质同法国军队相差悬殊。
考虑到这些因素，下面的情况就应该被认为是无疑的，即拿破仑若以15万人或者甚至10万人的军队在一个选择得当的英国港口明天登陆，那末他是有可能“洗劫伦敦”的，而不像一家伦敦报纸不久以前曾经断言的那样，“如果他怀着敌意踏上萨克森土地”，他的必然命运就是“被消灭”。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7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8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81]指1844年出版的茹安维尔亲王的小册子“论法国海军的现状”（《Del’étatdesforcesnavalesdelaFrance》）。——第11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不列颠的贸易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不列颠的贸易状况
1860年7月28日于伦敦
因为关于叙利亚骚乱的蓝皮书刚刚发表和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定于下星期二提出关于叙利亚局势的质询[72]，所以我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评论搁一搁，只想预先提醒一下读者，不要听信波拿巴派报刊的伤感语调，不要陷在对野蛮部落的残酷暴行的恐怖情绪和对受难者的自然同情里。但是总还有些情况需要仔细谈谈。首先应该指出，俄罗斯帝国由于农奴解放运动和财政紊乱而发生的内部矛盾，正处于困境，现时的政府要摆脱这种困境，除了发动大战外，找不到别的出路。政府认为，战争是防止发生多尔哥鲁科夫公爵在其小册子“俄国的真相”[73]里那样带有机密性地预言过的革命的唯一手段。自从哥尔查科夫公爵发出关于土耳其基督徒的控诉的周知照会，试图重新把东方问题提出讨论以来，到现在已经快三个月了，但他的呼吁，只得到土伊勒里宫孤单的声音的响应，对欧洲舆论没有发生预期的影响。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俄国代理人和法国代理人开始蠢动起来，他们力求制造一次政治宗教殴斗，——前者在达尔马戚亚，后者在叙利亚沿海一带，——而且，在门的内哥罗和黑塞哥维那的骚动迫使土耳其政府撤出驻留在叙利亚的几乎全部土军，从而为黎巴嫩野蛮部落间特别尖锐的斗争留下了毫无阻碍的场所之后，这两个运动就遥相呼应起来。法国人的皇帝，像信奉正教的沙皇那样，不得不寻找某种新的、能轰动一时的十字军征讨，以便重新用战争的幻觉把自己的帝国投入忘河［注：据希腊神话，喝了“忘河”的水，就忘掉一切。——译者注］。意大利的运动由于挣脱了他的驾御并采取了同他所希望的相反的方针，已使巴黎舆论厌倦，这一点“立宪主义者报”已委婉地暗示过。他想以强迫“德意志统一”的办法来引诱普鲁士摄政王，借此使法国得到莱茵河各省作为“道义上的补偿”，这种企图以全盘失败而告终，甚至使这位投民族解放运动之机的entrepreneur〔事业家〕成为一个笑柄。路易-拿破仑被牵连在内的与教皇的冲突[74]，损害了他在农民中的威信的支柱——法国天主教僧侣。
帝国国库已有若干时候处于枯竭状态，而现在还处在这种状态。虽然曾试图通过散布可以举办empruntdelapaix〔和平公债〕的暗示来改善状况，但结果是徒劳的。甚至对波拿巴法国来说，这样做都未免太说不过去。除了以战争为借口的公债以外，再来一个以和平为借口的公债，这是一个连巴黎交易所经纪人也不能接受的方案。被阉割了的巴黎报刊用有些犹豫忐忑的语调斗胆暗示：第二帝国的恩赐既伟大又珍贵，因为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国债增加50％。为数5亿法郎的和平公债计划因此被放弃了——这一退却，给了法夫尔先生勇气，使他在CorpsLégislatif〔立法团〕作了关于“财政破产”堪虞的长篇演说，把帝国编制预算的能手给国库蒙上的华丽面纱撕成了碎片。法夫尔先生和奥利维耶先生在CorpsLégislatif这个假代议机关的《chienssavants》（“有特殊训练的狗”）面前对十二月制度的特点大胆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及巴黎的官方和半官方准官方报纸上满目皆是的对“旧党”[75]阴谋的疯狂攻击，同时证明了这一个无情的事实的存在：叛乱的高卢精神又在死灰复燃，篡位者的继续统治又将有赖于组织一场大的军事演出，就像coupd’état〔政变〕后两年和克里木事件结束后又两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很明显，法国的专制君主和俄国的专制君主都迫于同样的擂起战鼓的迫切需要，正在互相谅解地一致行动。半官方的波拿巴派的抨击文章向普鲁士摄政王提议，建立一个使法国得到“道义上的补偿”的“德意志联邦”，而皇帝亚历山大则向自己的舅舅公开建议把直至海岸的整个北德意志并入普鲁士，其条件是莱茵河各省交给法国，对俄国向多瑙河的推进保持沉默，这一建议不久前已在德国“民族联盟”[76]的刊物上得到公开的认可，柏林政府刊物也没有驳斥。正是这个情况——两位专制君主同时的声明——引起奥地利皇帝同普鲁士摄政王在特普利策会晤[77]。但是，彼得堡和巴黎的阴谋家为了防备他们对普鲁士的引诱不能得手，便把令人震惊的叙利亚屠杀事件储藏起来；这一事件准能成为法国干涉的借口，而法国的干涉则会给全欧战争在大门走不通的情况下打开后门。至于英国，我只补充一下，1841年帕麦斯顿勋爵供给德鲁兹人武器，至今他们还掌握着这些武器；1846年通过同沙皇尼古拉的协议，他事实上消灭了控制黎巴嫩野蛮部落的土耳其统治，并且为它们搞到一个假独立[78]，这种假独立在外国阴谋家的巧妙指导下，随着岁月的消逝只能结出血腥的果实。
诸位知道，这一次议会会议使政府遭到了空前的接二连三的失败。除了格莱斯顿先生在保护关税方面的毫无成效的措施外，一项重要的措施也没有通过。但政府一方面把法案一一收回，同时却施展诡计，以走私的办法在二读时巧妙地夹带了一个不大的、总共只有一个小条款的动议，假如这个动议被议会通过，那就会引起最大的、从1689年以来英国未曾有过的宪制改革[79]。这个动议不是别的，恰好是提出取消印度的地方英军，把它并入不列颠军队，从而把它的最高统帅部从加尔各答的总督手中转交给伦敦的总司令部，换句话说，就是转交给剑桥公爵。这个改革会使一部分军队不受议会的管制，会在极大程度上加强王室权力，至于其他的严重后果就更不用说了。看来是，曾一致反对政府方案、但由于1858年的印度法案[80]而不能成为下院议员的一些印度事务参事会的委员们，把某些议员鼓动了起来支持他们的抗议；于是，当政府认为自己的巧计已经得手时，突然发生了霍斯曼先生领导的议会émeute〔暴动〕，恰好及时粉碎了政府阴谋。内阁完全出乎意料地陷入困难，因自己十分无知陷入了圈套的下院则一片混乱，这一出戏确实滑稽。
业已公布的上个月的出口值反映着不列颠的贸易萎缩的过程。同我在上一篇通讯［注：见本卷第83—87页。——编者注］中所说的一致，1860年6月的出口与1859年6月的输出相比，减少将近150万英镑。
近三年的6月份的报告提供了如下的数字：
（英镑）
1858年1859年1860年
10241433106658919236454
截至1860年6月30日为止的半年内，公布的出口值比1859年同期减少100万：
（英镑）
1858年1859年1860年
534678046300315962019989
6月份出口减少的商品有棉布、棉纱、麻布、小五金、刀类、铁、精梳毛织物。甚至在贸易额一向（本月份除外）不断增加的工厂毛织物的出口中，“毛纱和精梳毛纱”项下的出口也减少了。6个月内向英属印度出口的棉织品从1859年上半年的6094430英镑减至1860年上半年的4738440英镑，即减少了将近136万英镑。
至于进口情况，最突出的就是购进了大量的棉花。1860年6月收进2102048担，而1859年6月为1655306担，1858年6月只有1339108担。6个月内供应量增加了不下300万担，或者说增加了60％以上。1860年5月份输入的棉花值比1859年5月输入的棉花值多180万英镑。1860年头5个月购买的原棉比1859年同期至少多650万英镑。
棉织品和棉纱的出口迅速减少，而棉花的输入却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假如我们把这两种情况加以比较，问题就很明显：棉纺织工业的危机日益迫近，尤其是因为，新购进的原棉同多得异乎寻常的棉花储存已经发生冲突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7月28日
载于1860年8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72]“1858—1860年文件汇编：关于叙利亚过去的或面临的骚乱”第4集（《Papers1858-1860，respectingpastorapprehendedDisturbancesinSyria》．4parts）。
1860年叙利亚发生了屠杀基督教马龙派教徒的事件，从5月底至7月初，叙利亚的穆斯林——德鲁兹人得到土耳其军队的支持，烧毁了不少马龙派教徒居住的城市和乡村，杀害了数千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屠杀是法国密使和土耳其政府挑拨起来的。法国政府利用这些事件，占领了叙利亚，但于1861年被迫从这个国家撤出军队。——第110页。
[73]P．Dolgoroukow．《LavéritésurlaRussie》．Paris，1860．——第110页。
[74]1859年12月底，法国出版了在拿破仑第三示意下写成的拉·格隆尼埃尔的小册子”教皇和代表大会”。该书被教权派解释为皇帝想限制庇护九世的世俗权力。庇护九世于翌年初在他的教皇通论里公开谴责这本小册子，法国的高级天主教僧侣随之发动了一个反对法皇的运动。——第111页。
[75]“旧党”是法国对正统派保皇党和奥尔良派保皇党的称呼，这些党派形成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正统派联合了大地主，主张在法国恢复波旁王朝；在七月王朝时期统治过的奥尔良派联合了大金融资本和大工业资本的代表，主张恢复波旁王朝的幼系奥尔良王朝。——第112页。
[76]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全德，奥地利除外。联盟于1867年11月解散。——第112页。
[77]1860年7月26日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和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于特普利策会晤。奥皇企图预先得到普鲁士的支持，以便准备同法国和撒丁进行新的战争。结果达成了关于在拿破仑第三侵略瑞典、比利时、荷兰或德意志各邦时共同还击的口头协议。——第112页。
[78]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法国和英国从土耳其那里争得了对黎巴嫩行政管理的改组，黎巴嫩被分割为两个管区，分别由代表地方封建贵族利益的德鲁兹族和马龙派的省长治理。黎巴嫩在土耳其帝国范围内只获得在司法、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某些自治权。欧洲列强为了争夺黎巴嫩市场而挑起了马龙派教徒和德鲁兹人之间的宗教仇恨，英国依靠德鲁兹族封建主，法国则依靠马龙派封建主。——第112页。
[79]英国于1688年政变后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它是建立在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的。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和其他法令进一步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这样就对议会更有利了。——第113页。
[80]指1858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的“改进印度的行政管理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印度转归国王统治，而东印度公司则予撤销。法令规定印度事务部下面设立印度事务参事会作为谘询机关。印度总督改称副王，其实只是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的意志的执行者。——第11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不列颠的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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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不列颠的国防
刚刚提交议会审查的英国的国防计划[69]，建议把全部经费用于巩固港口和某些次等工事，只要能保卫国家最大的港湾不受敌人不大的分舰队的袭击即可，还用于在杜弗和波特兰建立大的坚固的堡垒，保证区舰队和单艘船只有设防的停泊场所。预定把全部经费用在保卫国家边缘，即易于受敌舰袭击的海岸线上；而既然不可能加强全部海岸线，为此便选择了几处重要的据点，主要是海军兵工厂和港口。国家的内地则完全听天由命。
这样一来，既然英国现在承认，它的军舰已经再也保卫不住它了，它必须采用筑城工事作为国防手段了，那就不言而喻，它首先应该使自己的海军兵工厂即它的舰队的摇篮不受袭击。谁也不会怀疑，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彭布鲁克、席尔涅斯和乌里治（或任何别的选来代替它的地点）应该充分巩固起来，能够击退任何海上的袭击和在一定时期内经得住陆上的正规围攻。不过，把对付这种危险的预防措施叫做国防计划是完全荒谬的。实际上，为了使这个计划名副其实，看来有必要使它大大复杂一些，并且拨出比单单保卫各港口所需要的多得多的经费来实现它。
一个国家，如果像法国或西班牙那样，容易受到来自自己陆地边界方面的入侵，也同样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袭击和陆战队在它的沿海地区登陆，那是不得不把自己的海军基地变成头等要塞的。土伦，卡塔黑纳，热那亚，甚至瑟堡，都可能成为像消灭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军械库和港埠设备的那种联合攻击的目标[70]。因此，这些地方应该有非常坚固的陆地防线，并且筑一些使港埠设施不致遭到轰击的堡垒。但这对英国是不适用的。即使假定它的舰队的失败暂时使英国的海上优势成了问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入侵的军队在不列颠的领土登陆之后，也永远不能指望自己有自由的交通线，因而将不得不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这支入侵军队将不可能采取正规的围攻；即使它能够采取围攻，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也不会估计侵略者会安然呆在朴次茅斯面前，把它的武力消耗在长期围攻上，而不趁着自己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优势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直取伦敦，力求解决主要任务。假如有朝一日敌人能够无阻碍地使足够进攻伦敦之用的部队在英国登陆并运去足够进攻伦敦之用的武器装备，同时包围朴次茅斯，那末英国就要处于灭亡的边缘，这时朴次茅斯周围的任何岸防炮台也不能拯救它了。其他的海军兵工厂也同朴次茅斯的情况一样。海上防线可以尽量加以巩固，但是陆地防线的一切设施，凡不包括在制敌于相当远的距离之外，使港口不受轰击并使之不受两个星期正规围攻这个任务之内的，都是完全多余的。但是，根据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拟议中的朴次茅斯防御工事的预算和某些计划来看，所谈的却是砖和石灰的大量消耗，壕沟和胸墙建筑，财源以及战时兵源的消耗。看来，军事工程师们是完全陶醉于这些编制筑垒计划的大好机会了。这些计划对他们说来很久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奢侈品。英国将有置身于堡垒群和炮台群的危险，这些东西会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出现，会像热带林里的蔓生植物一样茂盛起来。看来，政府是坚决主张实现这些计划来证明开支的正当；然而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工事的主要成果只不过是好看罢了。
在各港口不能保证能够防备coupdemain〔突然袭击〕之前，是有可能受到专为破坏其中某个港口，破坏后马上退却的入侵的。可见，各港口可以说是伦敦的安全阀。但是，既然各港口将有准备反击主力的攻击，甚至能够经得住两个星期的正规围攻，——这种准备看来被认为是必要的，——那末入侵的目标除开伦敦外就没有别的了。既然所有较小的据点都设了防，局部的入侵已经不起作用，入侵就势必进行冒险——要末消灭英国，要末自己被消灭。由此可见，巩固港口的事实本身便是削弱伦敦。这个事实迫使入侵的强国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力图一下子占领伦敦。帕麦斯顿勋爵说，伦敦应该从陆上加以保卫。假定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末在这种情况下，陆军越强大，伦敦也就越安全。但是哪里会有这样一支强大的陆军呢，如果朴次茅斯、普利茅斯、查塔姆、席尔涅斯或者彭布鲁克，都变成瑟堡、热那亚、科布伦茨或科伦这种类型的头等要塞，要保卫它们不是需要15000—20000人的守军吗？可见，越大力巩固港口，也就越削弱伦敦和别的地方。而人们居然把这叫做国防！
无论如何，一次失败的会战会决定伦敦的命运，而如果考虑到国家商业的大集中，考虑到敌人占领伦敦会使英国的整个工商业机器完全停顿下来，那就用不着怀疑，一次会战会决定整个王国的命运。可见，虽然预定在港口防御上花1200万，国家的心脏本身仍然可能是没有防卫的，而它的命运势必取决于一次会战的结局！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可以用最合理的办法来巩固各港口——要做到这一点，花不到预定用在这上面的过大款项的一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希望建立国防，那就立刻着手巩固伦敦吧。跟在帕麦斯顿后面说这样做不可能，是没有用处的。这种说法在巴黎需要巩固的时候曾经流行过。巴黎周围的一圈绵亘的筑垒工事所包括的面积略小于伦敦的面积，巴黎周围的堡垒线全长27英里，而伦敦周围距切林-克罗斯6英里的防线长达37英里。这条防线提供了关于各堡垒同中心的平均距离的正确概念；如果相应的铁路联络系统在半径范围和圆周范围方面都便利于迅速调动预备兵员，这条防线延长10英里也不会使它显得过长。不言而喻，伦敦决不能马马虎虎地来巩固，像“康希耳杂志”[71]所建议的那样，认为6个大型堡垒就够了；堡垒至少得有整整20个，但是，另一方面，伦敦没有必要像巴黎那样用学究式的作法来巩固，因为伦敦是决不会需要经得住围攻的。全部要求就是保卫伦敦不受coupdemain，对付入侵的军队在它登陆后的两个星期内能够用来进攻伦敦的武力。没有绵亘的筑垒工事也行；如果防御计划事先有了妥善的安排，那末这种防线可以卓有成效地用巩固村庄和市郊住宅组的办法来代替。
如果伦敦这样来巩固，而各港口从海上来加强，并且防备陆上猛烈的、非正规的进攻，甚至短时期的围攻，那末英国就可能不必担心遭到任何入侵，而且做到所有这一切，大概用1500万英镑就够了。各港口总共需要不到7万正规部队和15000志愿兵；同时其余的基干部队、民军和志愿兵——假定基干部队和民军部队8万，志愿兵10万——将保卫伦敦附近的野战工事，或者在伦敦前面迎战；而且，伦敦以北的全部地区将有充分自由来组织志愿兵的新队伍，建立基干部队和民军部队的基地。在任何情况下，敌人都将是被迫行动的；在伦敦的巨大筑垒地域的吸引力面前，即使他想站也不可能站住，他没有别的选择，要末向它攻击，从而遭到失败，要末等待，从而一天天增加自己处境的困难。
与此不同，政府的国防计划会造成这种局面：英国的军力假定是90000基干部队和民军部队以及115000名志愿兵，在这种情况下，守军至少用掉25000正规部队和35000志愿兵，剩下65000名正规部队和80000名志愿兵作为保卫伦敦的野战军，其中，一打起来显然就会迫切需要的35000人还十分安全地呆在谁也不打算攻击的石墙后面。但是这支军队的削弱还不只是在这35000人身上，它还会失去筑垒阵地，而把它从这些阵地里赶走只有正规围攻才能办到；它将不得不派出自己的指挥不善、经验缺乏的80000志愿兵在开阔的地方作战，这样一来，它就将被迫在不利得多的条件下行动，比不上以上说过的那样配置的军队了。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7月24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8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2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69]“调查联合王国防御工事的特派员的报告；附证词记录和附录”1860年伦敦版（《ReportoftheCommissionersappointedtoconsidertheDefencesoftheUnitedKingdom；togetherwiththeMinutesofEvidenceandAppendix》，London1860）。——第105页。
[70]在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期间，塞瓦斯托波尔遭到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军队的围攻。1854—1855年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继续了349天。该城在战斗进程中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第106页。
[71]“康希耳杂志”（《TheCornhillMagazine》，是文学月刊，从1860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0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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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
1860年7月23日于伦敦
据今天巴勒摩来电称，由于梅迪契上校准备向米拉措进攻，那不勒斯国王已不得不命令那不勒斯军队全部撤出西西里，退入他的大陆领地。虽然电报尚待证实，但加里波第的事业正在向前进展，却是无可争辩的，尽管他的军队受着疾病的折磨，他的政府受着种种外交阴谋的扰乱。
坏透了的阴谋家拉法里纳，以及按原籍来说是科西嘉人、按职业来说是波拿巴警探的格里舍利先生和托蒂先生被逐出西西里，表明加里波第已和卡富尔派公开决裂；这个公开的决裂，在欧洲报刊上引起了莫衷一是的评论。加里波第有一封私人信给一位伦敦朋友[65]，内容已有人介绍给我看过，并且允许我在“论坛报”上报道它的基本论点，这封信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真实情况。虽然加里波第的信还是在本月7日发布驱逐上述三位阴谋家出岛的命令之前写成的，但是它已全面地阐明了将军和大臣、众望所归的独裁者和王朝首相之间，简言之，即加里波第和卡富尔之间的争论的实质。加里波第用这样的话《cethommefaux》（“这个坏家伙”）痛斥路易·波拿巴，并且预言，“他总有一天要”跟路易·波拿巴“交锋”；而卡富尔则和路易·波拿巴签订了密约，并断然决定一块一块地兼并可能由加里波第的宝剑夺取过来或由人民起义使其摆脱长期附属地位的意大利领土。与这种把领土逐渐合并于皮蒙特的过程同时，也将有一个“补偿”第二帝国的过程。就像为了伦巴第和诸公国曾经必须付出萨瓦和尼斯一样，兼并西西里也势必用撒丁岛和热那亚来作补偿；每进行一次片面的兼并行动，都得和皮蒙特的监护人［注：指路易·波拿巴。——译者注］做一笔片面的外交买卖。如果意大利为了法国的利益再度遭到瓜分，除了意味着意大利的完整和独立受到侵犯之外，还将立时扼杀那不勒斯和罗马的爱国运动。那种正在散播的信念，即认为意大利为了在皮蒙特的权力之下统一就必须逐渐缩小，会使波拿巴有可能在那不勒斯和罗马保持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依附法国的特殊政府。因此，加里波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排除法国外交干涉的一切借口，但是，正如他所知道的，只有运动保持纯粹人民的性质，并且不与纯粹王朝的扩张计划发生任何联系，才能做到这一点。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罗马一旦解放，如果维克多-艾曼努尔担起责任来治理它们，并且保护它们既不受前方的敌人奥地利的侵犯，也不受后方的敌人法国的侵犯，那时，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合并于维克多-艾曼努尔王国了。大概，加里波第太信赖英国政府的善心，太相信路易·波拿巴的处境困难，他指望，在他把任何领土合并于皮蒙特之前，在他只倚靠意大利的武器来进行解放事业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是不敢干涉，不敢公然违反他过去在开始向意大利进行十字军征讨时所持的口实的。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靠的，即不管加里波第的计划是否顺利实现，在当前情况下只有他的计划，才不仅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意大利摆脱历来的暴君和内部纠纷，而且也能使意大利逃脱新的法国保护人的魔爪。卡富尔正是为了阻挠这一计划的实现，才把拉法里纳在两个科西嘉人伙伴的陪同下派往西西里。
拉法里纳是西西里人，1848年在西西里的革命者中间露出头角，但这决不是由于他有真正热情或卓越功绩，而是由于他仇视共和党，由于他跟皮蒙特的空论家大搞阴谋。西西里革命失败后，拉法里纳住在都灵，发表了一本大部头的意大利历史[66]，尽力吹捧萨瓦王朝，诋毁马志尼。彻头彻尾效忠于卡富尔的他，把波拿巴主义的精神传给了“争取意大利统一民族协会”[67]；在他成为这一组织的主席之后，便利用它来阻挠而不是促进独立的民族发动的任何尝试。和他过去的活动完全相符，当加里波第打算远征西西里的传闻初起时，拉法里纳就嘲笑和辱骂进行这种远征的主张。而当准备这次壮举的直接措施终于已经采取的时候，拉法里纳就利用“民族协会”的一切可能加以阻挠。到了他的阴谋已不能削弱将军及其士兵的决心，远征已经出发时，拉法里纳就以厚颜无耻的冷嘲态度大发悲观论调，而且大胆地预言此举将迅速和全面破产。可是，一当加里波第拿下巴勒摩并宣布自己是独裁者，拉法里纳便急忙附和他，并且从维克多-艾曼努尔那里，更正确地说，从卡富尔那里，获得了在居民赞同该岛合并于皮蒙特以后立即代表国王治理该岛的大权。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加里波第最初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没有计较他那不祥的过去，于是他便马上开始扮演起主人的角色，暗算克里斯比政府，和法国警探策划阴谋，把那些希望通过投票片面地把该岛合并于皮蒙特而结束革命的自由派贵族纠合在自己周围，不去准备必要的措施把那不勒斯人逐出西西里，反而去安排种种办法撤销马志尼的拥护者以及其他一些为他的主子卡富尔所不能信赖的人的公职。
克里斯比（拉法里纳的阴谋首先就是针对他的政府）曾长期在伦敦流亡，他在伦敦是马志尼的朋友，他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就是解放西西里。1859年春，他冒着很大的危险，用瓦拉几亚人的名字，带着瓦拉几亚的证件，来到西西里，走遍西西里各大城市，制订了起义计划，定于10月间开始起义。秋天爆发的事件[68]，使起义不得不推迟到11月以前，后来又推迟到今年。同时，克里斯比曾求助于加里波第，加里波第拒绝参加起义的组织工作，但他答应在起义开始并充分巩固从而表现出西西里人的真正情绪后予以援助。在远征期间，克里斯比带着自己的妻子——远征中的唯一女性——伴随着加里波第，参加了各次战斗，他的妻子还领导了救助伤病员的工作。拉法里纳先生首先要撇开的正是这个人，当然，暗中还希望继克里斯比之后把独裁者本人也摆脱掉。加里波第为了尊重维克多-艾曼努尔，并且在自由派贵族的强大压力之下，违反着自己的意志，同意了建立新政府和免除克里斯比的职务，把他作为私人顾问和朋友留在身边。可是一当加里波第作了这种牺牲，他就看到了，那帮人坚持克里斯比政府辞职，只不过是为了强加给他一个名义上是加里波第的政府、而实质上却掌握在拉法里纳或卡富尔手中的内阁。这个内阁在拉法里纳的鼓励之下，并且依靠卡富尔庇护，将很快使他的全部解放计划化为乌有，并利用自己在国内的全部影响去反对他们已经叫起来的所谓尼斯的暴发户，即加里波第。正是在这个关头，加里波第不仅拯救了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拯救了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事业：他驱逐了拉法里纳和两位科西嘉伙伴，接受了阁员们——拉法里纳的走卒——的辞呈，并任命了一个爱国政府，我们可以提一下，马里奥先生是这个政府的成员之一。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7月23日
载于1860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1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65]加里波第于1860年夏给马克思的一个熟人——英国人格林的信证明：加里波第力图使意大利人民争取国家的民族统一和国家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不依赖于拿破仑第三的政策而独立地进行。——第100页。
[66]指朱·拉法里纳的著作“1815—1850年的意大利史”1851——1852年都灵版第1—4卷（《Storiad’Italiadal1815al1850》．Vol．I-VI，Torino1851－1852）。——第102页。
[67]指“民族协会”，它是自由保皇派的政治组织，1856年由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朱·帕拉维契诺和卡富尔的代理人拉法里纳创立于都灵及其他城市，其目的是宣传在萨瓦王朝统治下统一意大利的主张并利用国内民族力量达到这一目的。加里波第也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他代表了这一组织中革命的一翼，但在“民族协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卡富尔的走卒。——第102页。
[68]1859年秋，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和罗曼尼亚居民争取合并于皮蒙特的运动达到颇大的规模。在这些邦中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军队由加里波第统一领导。面临着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王国进攻的威胁，加里波第在10月5日向全意大利居民发出号召，组织全民捐献，购买武器，并宣布自己打算向双西西里王国进行解放战争。——第10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
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一
1860年7月10日于伦敦
刚发表的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63]总共有三个报告。不久前还由莱昂纳德·霍纳先生视察的地区，如今一部分并入约翰·金凯德爵士的视察区（苏格兰），一部分并入现有3075个工厂和印花企业的雷德格雷夫先生的视察区；罗伯特·贝克先生的视察区（爱尔兰和英国的某些地方）仍保持原来的范围。下列资料所表明的，是已呈报给三位视察员的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内的不幸事故总数。
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
损伤性质
成年工
未成年工
童工
合计
总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死亡…………………………
截断右手或右臂………………
截断左手或左臂………………
截断右手的一部分……………
截断左手的一部分……………
截断腿或脚骨的一部分………
四肢和身体骨折………………
手或脚骨折……………………
头部和面部受伤………………
擦伤、碰伤和上列伤亡以外的其他创伤
14
5
4
23
16
5
30
39
20
268
3
6
1
24
17
-
11
43
17
255
7
3
7
29
21
1
43
30
23
315
2
1
3
22
18
-
11
37
29
352
2
1
1
15
8
-
11
20
11
128
2
-
-
7
7
-
4
15
4
66
23
9
12
67
45
6
84
89
54
711
7
7
4
53
42
-
26
95
40
673
30
16
16
120
87
6
110
184
94
1384
合计……………………
424
337
479
465
197
105
1100
947
2047
非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
合计……………………
83
30
59
26
21
10
163
66
229
这些报告一致证明，近半年来工业活动异常活跃。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以致某些工业部门工人不足。在因机器的改进使工厂主可以不用手工劳动的毛织厂，这个困难小些，而在那些由于缺少工人，特别是缺少青年工人，大部分机器停工的纺纱厂和精梳毛纺织厂则大些。为了消除这种人手暂时不足的现象，过去往往采用一些不道德的办法。当工厂制度发展之初，工厂主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便直接求助于某远方教区的管理人，这些人招来一定数量的学徒即幼年儿童，把他们固定给工厂主做工，并规定一定的年限。一当孩子们被送去学徒，主管济贫所的官员就祝贺教区摆脱了吃闲饭的人，而工厂主就马上从这笔交易中牟取最大的好处，他们尽可能少地开销学徒的生活费，尽可能多地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因此，1802年，即乔治三世在位的第四十二年通过的一系列工厂法令中的第一个法令（第七十三章），就得名为“棉纺棉织等工厂企业的学徒和其他雇工的健康和道德保护法令”；这个法律的目的只不过是减轻学徒制的罪恶。但是，随着机器的改进，就需要有另一种劳动力了，这时，生意兴隆，邻近地区的居民已不能充分给工厂提供所需数量的人手。工厂主就派遣代理人去爱尔兰，把爱尔兰的家庭引诱到英国来；然而爱尔兰已不再是能按英国的需要找到工人的市场了，所以工厂主现在不得不把他们的视线转到英国的南部和西部各郡及威尔士，在那里寻找能够被北方各郡现行的工资额引诱到新的工业场所来生活的家庭。代理人被派到全国各地，描述将家庭移居工业区的种种好处，他们还受托把这些家庭迁移到北方来。据报道，这些代理人已经运送了许多家庭。但是成年的男人带着妻子和全家移居工业城市，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不利，那儿最感需要的是最年轻的家庭成员，因为他们能很快受教并在较短时期内成为有用的工人，而不熟悉工厂劳动的成年男人及其妻子，暂时还不需要。这促使某些工厂主在某种意义上恢复旧的学徒制，同监护院签订关于雇佣无以为生的贫民儿童的有期契约。工厂主供给儿童住房、穿衣、吃饭，但不付给任何定期的工薪。随着这种制度的恢复，显然，对滥用这种制度的抱怨也就产生了。但是必须注意到，只是在不可能找到任何其他工人的时候，才使用这种劳动力，因为这种劳动力价钱很贵。一个13岁童工的通常工资是每周约4先令；再供给50或100个这样的童工住房、穿衣、吃饭、医疗和应有的监督，还要发给他们一些金钱奖励，平均每人每星期4先令都不够开销。
对比一下工厂工人1839年和1859年的工资水平，就可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这就是：在一些工时限制在每周60小时的工厂中，工资（至少是名义工资）提高了；而在童工、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工时未加限制，有时每天工作14—15小时的印花、漂白和染色的企业中，实际工资却降低了，只有少数例外。关于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棉纺织工业，有下列资料：
周工资
1839年1859年
每周工时数………………………………………6960
工种
蒸汽机工…………………………………………24先令30先令
仓库童工…………………………………………7先令8先令
仓库工人…………………………………………18先令22先令
梳棉间——
清棉女工（青年妇女和少女）……………7先令8先令
搬运工（青年男工）………………………11先令14先令
监工…………………………………………25先令28先令
粗梳机工（14—18岁的未成年工）………6先令7先令
并条机女工（青年妇女）…………………6先令6辨士8先令
细纱间——
走锭精纺机细纱工…………………………16—18先令20—22先令
拈接工（女工和青年男工）………………8先令10先令
监工…………………………………………20先令20先令
拈线间——
拈线工（女工）……………………………7先令9先令
筒子工（少女）……………………………4先令5先令
监工…………………………………………24先令28先令
短工（青年男工）…………………………10先令13先令
在摇纱间、烧毛间和机织布间，工资也稍有提高。有些人曾警告工厂工人说，他们会因工时缩短而吃大亏，这样一来，他们的预言完全被驳倒了。另一方面，请比较一下工时未被法律限制的那些工业部门的工资变动情况：
印花、染色和漂白企业——每周60小时
周工资
（先令）
1839年1859年
混合染色工………………………3532
印花机工…………………………4038
工长………………………………4040
雕刻工……………………………3525
印花工……………………………4028
染色工……………………………1816
清洁工和杂工……………………16—1516—15
绒布染色企业——每周61小时
梳理工……………………………1822
漂白工……………………………2118
染色工……………………………2116
上浆工……………………………2122
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先生和约翰·金凯德爵士的报告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是关于工厂建造与管理合作社在郎卡郡和部分在约克郡的发展和扩大。这些合作社在实施股份有限公司法之后大大增加了，通常是由工厂工人组成。每个合作社拥有资本1万英镑或多一些，资本分为5或10英镑的股票。它有权按照与股份资本的一定比例借入资金，而这些借入资金都是工厂工人和这一类人的小额存款。例如，在柏立，为使已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合作工厂开工，需要30多万英镑。在棉纺厂中，纺纱工和其他工人往往是这些企业的股东，他们除领取工资外，还领取股息。在棉织企业中，合作社的参加者常常租借织布机来干活。这种方法吸引着工人，因为不需要很大费用，就可在他们企业里把机器开动起来。他们购买织布机用的成品纱，然后织布，这就完成了工厂的操作过程；或者是他们从某个与他们有来往的工厂主那里领纱，还给他成品布。这种合作社的制度不只限于纺纱织布业，而且还扩大到其他许多消费品的商业方面去了，如面粉、食品杂货、布匹和其他商品。
下面是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的一位助手帕特里克先生所编写的报告，其中有一些关于这种新的工厂占有制发展情况的有价值的资料。我担心，在下一次工业危机时期这种制度将遭到残酷的考验。
“在罗契得尔，有一个名为‘贝凯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的合作社已存在约12年。它按照股份公司法注册，是一个股份无限公司。它在罗契得尔附近的瓦德耳的克拉夫-浩斯工厂开始营业，有权用每张为12英镑10先令的股票集资10万英镑，其中已交付2万英镑。后来所集总额达到3万英镑，于是合作社就约在5年前，作为对克拉夫-浩斯工厂的补充，在斯塔克斯太德附近建造了一个有100匹马力的法尔-霍耳姆大蒸汽厂。在去年10月以前的半年内，公司支付实付资本股息的44％（6月11日帕特里克先生说：“贝凯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以“法尔-霍耳姆工厂（贝凯普）”的名义刚刚宣布再支付实付资本股息的48％），而现在合作社的资本已增加到6万英镑，并大大扩充了位于斯塔克斯太德附近的法尔-霍耳姆工厂，为此就需要两台每台为40匹马力的机器，这两台机器很快就要安装。大部分股东都是在工厂作工的产业工人，但他们作为工人领取工资，在管理工厂方面，只是每年参加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今天上午我访问了法尔-霍耳姆工厂，我可以告诉大家，在遵守工厂法方面，它同我区的任何工厂一样，做得很好。虽然我没有询问这方面的情况，但我猜想，合作社已得到利率为5％的借款。
在贝凯普附近，有另外一个已存在了6年的合作社，名叫‘罗塞戴尔工业联合会’。
这个合作社修建了一个工厂，但听说，不怎么兴旺，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它也是按照合作社的制度组织起来的。现在公司易名为‘罗塞戴尔工业公司’，并根据股份有限公司法注册，有权集资20万英镑。4万英镑是出售每张为10英镑的股票聚集起来的，此外还借款4000英镑左右。这4000英镑是分别从小资本家那儿借来的，数额从150英镑至10英镑不等，这笔借款不要用任何抵押作保证。当这个合作公司刚刚开业的时候，每个股东都是工人。现在，作为对威尔工厂（这个工厂，据报道，是由“罗塞戴尔工业联合会”修建的）的补充，该公司向Ｂ．穆姆和Ｔ．穆姆两先生买了贝凯普的艾尔威尔工厂，并经营这两个厂。
‘贝凯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的兴旺和成就，看来成了一批新公司兴起的动力，这批公司目前正在我的邻近地区出现，并为大工厂提供装备来经营业务。其中有一家公司——‘新切尔奇棉纺织业公司’——根据股份有限公司法注册，有权通过出售每张为10英镑的股票集资10万英镑。其中已交付4万英镑，另外，公司还借到5000英镑抵押借款，利率为5％，这家公司已经营业，买到一个有40匹马力的不开工的工厂——新切尔奇的魏尔工厂，目前正在兴建‘维多利亚’工厂，该厂需要一台100匹马力的机器，到明年2月竣工后，公司打算用450人作工。
另一个类似的公司是‘罗坦斯塔尔花纱布公司’，也是有限公司，法定资本为5万英镑，每股5英镑，有权借款1万英镑。约2万英镑已经交付。现在公司正在黑尔霍耳姆修建工厂，这儿需要一台70匹马力的机器，据报道，这两家公司十分之九的股东都属于工厂工人阶级。
还有一个近6个月成立的合作公司——‘克拉夫棉织业老公司’，它从Ｂ．穆姆和Ｔ．穆姆两先生处买了两个名叫艾尔威尔-斯普林格斯的旧工厂。它们的经营原则也同别厂一样，因为我今天未能前去，所以不可能谈它们的一切详情，但有人告诉我说，那儿有一台13匹马力的机器在工作，工人有76人，我想，全体股东都属于工厂工人阶级。
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人合租部分厂房，根据情况，租用一间或两间房子，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一间房子的一部分。这样，承租人就是这部分厂房的业主，虽然他们和自己的工人一样地作工。他们像任何其他企业主一样，雇佣工人，付给工资，但在他们那儿作工的工人是不过问企业的。过去，在贝凯普这样的企业比现在多得多。有些人完全放弃了这种经营，而另一些却取得了成就，或购买了自己的工厂，或租了大厂房。在罗契得尔，这样的企业比我区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
1860年5月16日”
二
1860年7月14日于伦敦
我在上一封信里概述了约翰·金凯德爵士和雷德格雷夫先生的工厂报告，现在要谈谈罗伯特·贝克先生的报告，他是爱尔兰以及柴郡部分地区、郎卡郡、格罗斯特郡、约克郡、斯泰福郡、莱斯特郡、赫勒弗德郡、希罗普郡、伍斯特郡和瓦瑞克郡等地的工厂视察员。贝克先生视察区发生的不幸事故总数为601起，其中童工事故只占9％，而18岁以上的占33％。对这些不幸事故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就可看出：首先，不幸事故在总作工人数中的比重，以那些机器不受法律监督的工业部门为最大；其次，使用同样机器的纺织厂，不幸事故多半是发生在那些最大的企业里。关于贝克先生视察区的198565个工厂工人的情况，他援引了下半年的如下数字：
作工人数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数
棉纺织厂……………107106每261人中有1起
毛织厂………………14982每348人中有1起
亚麻织厂……………33918每389人中有1起
丝织厂………………33874每2251人中有1起
精梳毛纺织厂………2896每424人中有1起
其他各厂……………5789──────
在所有这些纺织厂里，机器都有防护，也就是为操作机器的工人的安全装置了设备，这些设备都是工厂法保护条例所规定的。如果我们看一看例如诺定昂的情况——那儿有大批人，特别是童工，都是在没有依法装置安全设备的机器旁工作，——我们可以看到，1859年中心医院的记事簿里记人的不幸事故有1500起，而防治所的记事簿里有794起，这样，不幸事故总数共2294起，然而作工人数却不超过62583人，可见，诺定昂市的不幸事故在每27人中就有1起——已实施保护法的纺织厂的不幸事故与此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其次，在北明翰，有许多利用和不利用机械力的各种企业，只有两个不大的纺织厂，青年工人所使用的机器根本没有必不可少的安全设备，企业里作工人数与不幸事故数的比例是34∶1。假如我们把已呈报工厂视察员的1845年10月31日以前和1846年4月30日以前两个半年的不幸事故总数，同1858年和1859年的10月和4月以前两个半年的不幸事故数比较一下，同样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从工厂法保护条例及其比较广泛的强制实行中所产生的巨大利益。在后面这一时期内，不幸事故总数降低了29％；虽然工人数按最低统计还增加了20％。
至于不幸事故在大小企业中的分布情况，我认为，贝克先生所说的下列数字具有决定的意义。在他的视察区有758个棉纺织厂，作工人数为107000人，近半年来，所有的不幸事故都是在约有40000人作工的167个厂发生的。可见，在有67000人作工的591个厂中没有发生过一起不幸事故。同样，387个小企业的所有不幸事故都发生在28个企业内；153个麻纺厂的所有不幸事故都发生在45个厂内，而774个丝织厂的所有不幸事故都发生在14个厂内。由此可见，在每个工业部门，大多数工厂没有发生过一起与机器有关的不幸事故；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大部分不幸事故发生在最大的工厂。对后面这一现象，贝克先生试图用两点原因来说明：第一，在最大的工厂里，从没有装置安全设备的旧机器到新机器的过渡非常缓慢，一步一步地做；第二，在这些大企业里，人手集中于一地的速度增加，而对这些企业道德上的监督则减弱了。
贝克先生说：“这两个原因对不幸事故的发生起着最明显的作用。关于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保留下来的旧机器从来没有装过安全设备，许多不安全的轮子仍然存在，尤其有害的是，工人们由于同安全的新机器打交道，就忘记了使用旧机器的危险。关于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由于在有时达1000匹马力的不变机械力所开动的机器上工作，由于经常力求珍惜每一分钟，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危险的后果。在这样的工厂里，一瞬的时间都是利润的因素，所以要求每个人每一秒钟都要集中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李比希的话来说，在这里可以觉察到生命与无机力量之间的不断搏斗，这时智力必须起主导作用，而体力的运动则必须与锭子的转动相适应。工人们不能落后，尽管因过度的兴奋和过度的炎热而紧张万分；不能停止一秒钟的工作，把注意力转移到周围所发生的各种动态，因为慢上一点都要带来亏损。因此，当工人的注意力没有投向需要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常常把手指放到那由于位置或由于转动缓慢而被认为是安全的轮子上。由于工人忙于在一定的时候要生产出一定磅数的纱，他们就往往忘记注意自己的机器下面的‘小拈接工’，因此，许多不幸事故都是由于所谓自己不小心而发生的。”
近半年来，除丝织厂外，所有的纺织企业，无论是在爱尔兰，或者是在贝克先生视察的英国地区，都异常兴盛。唯一的一个看来使个别工业部门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的障碍是愈来愈缺乏原料。在棉纺织工业中，从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新工厂建设，这样的新的扩大生产的制度和这样对人手的需求。最突出的现象是在寻找原料方面采取的新措施。例如，在拜尔法斯特，仿效郎卡郡棉花供应联合会而成立了亚麻供应联合会。截至1853年为止的5年内，亚麻的平均输入量连同爱尔兰收获的亚麻在内，每年为113409吨，而截至1858年为止的近5年内相应的数额只有101672吨，也就是每年减少了12000吨，虽然每年的出口值增加了100万英镑。羊毛的价格在最近工厂报告所说的时期本来就已高于一般水平，以后又不断上涨。羊毛价格这样上涨的经常因素，可以说是毛线厂的迅速扩大以及大不列颠和各殖民地对羊肉需求的增加；至于使羊毛的经常供应量减少的偶然因素，应该认为是本季度的特殊条件，因为在冬季，由于饲养不好或不当，死了不少母绵羊，而春天，由于寒冷，饲料不足和一种能使牲畜在几小时内死去的疾病，又死了许多羊羔。
由于签订英法商约[64]和担心外国竞争，近6个月来情况严重恶化的唯一工业部门，就是丝纺织工业。这些情况的影响是逐渐表现出来的；当写这篇通讯稿时，仅在考文垂一地，就有13000织工因全部机器停工而失业。正如我在关于1859年的工厂报告的通讯中所指出的，这个危机尤其应该感到遗憾的是：在考文垂组织了许多家庭丝织厂，作工的是工人及其家庭，只是偶而使用雇佣劳动。从1860年初起，这样的工厂数大大增加。实质上，这些工厂是回复到过去的家庭工业，区别只是在于，这样的工厂采用蒸汽机，但它们又完全不同于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新的合作社制度。这里房主就是业主，而织工就是发动机的承租人；有时，织工除自己的家庭以外，还利用外边工人的劳动。织工自己的两台机床，或者全部购买，或者赊购，每星期交付一定的款项，或者，譬如向他的既是建设者又是投机者的房主租用。此外，他还租用必需的发动机。据说，现在用织工的机床工作和用业主的机床工作之间的差别就同法国丝带和英国丝带的差别一样。但是，有人忧虑，——看来，罗伯特·贝克先生在他的报告里也有这些忧虑——，这样使用机械力的家庭劳动，将不能顶住商业上的动荡。可能，英国的厂主为了对付法国的劲敌，将被迫使用大宗资本，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毁灭在他自己的家门口同他竞争的家庭丝织厂。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7月10日和14日
载于1860年8月6日和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16号和第603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63]“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关于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报告书”1860年伦敦版（《ReportsoftheInspectorsofFactoriestoHerMajesty’sPrincipalSecretaryofStatefortheHomeDepartment，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l1860》．London，1860）。——第88页。
[64]英法商约，见注8。——第9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的志愿兵部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英国的志愿兵部队
几个星期以前在伦敦举行的志愿兵大检阅，引起人们对大不列颠国民军的注意。志愿兵不应该同民军混为一谈，民军是陛下的另一种军队。据政府统计，截至4月1日民军有5万人。其中在编制之内的有23735人，即：在英格兰有13580人，在爱尔兰有7471人，在苏格兰有2684人。民军代表各下层阶级，而志愿兵代表资产阶级。伦敦“泰晤士报”[59]断言，6月22日参加检阅的部队“代表所有阶级”，这不过是企图把这次检阅加上一个人民事业的幌子罢了。大约3个月以前，体面的机械工人代表团谒见当局，想领取武器，以便在受到侵犯时“保卫自己的祖国”。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允许参加志愿兵部队的只有这样的工人，他们的装备和费用由他们的厂主担负，当然，他们必须永远听从这班厂主的支配。
英国志愿兵部队的总人数并未达到9万人，虽然最近许多统计表上的数字较大。诚然，麦克默多上校在不久以前为圣乔治步枪部队举行的午宴上曾声称，名列志愿兵的已达124000人。但是当人们请他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以后，才知道他把一半民军计算在内。报纸所依据的是各团的定员，即每团为800—1000人，其实曾经以超过500—600的人数参加检阅的团是不多的。在伦敦大检阅前一两天，悉尼·赫伯特先生（他在总司令部的地位使他成为这一问题的权威）在议会确认：“在纸面上这些部队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但是与事实不符，因为实有人数从来也没有得到确证。”
包含这种意见的整个演说，就刊登在大谈全国志愿兵检阅的“辉煌成就”的同一号“泰晤士报”上。在海德公园阅兵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伦敦报界是以如何夸张的手法来叙述这些事情的。20日的“泰晤士报”曾预言：“在陛下面前将出现不下35000人。”汤姆·泰勒在21日发自伦敦的刊登在“曼彻斯特卫报”[60]上的一篇通讯中写道，在首都已有46000多名志愿兵。实际上，根据未必愿意过低估计志愿兵人数的麦克默多上校的材料来看，在女王面前一共走过了18300兵士。这支军队的人数，当然达不到可以令人欣喜若狂的程度。在1803年10月，就约有13000名身穿志愿兵服装的伦敦当地人参加了检阅。为了把不列颠人当年的从戎豪迈感同他们现在的从戎豪迈感加以比较，我们列出一个截至1804年1月的志愿兵部队人数简表：
全部列兵…………………………………………341687
校官………………………………………………1246
上尉………………………………………………4472
中尉和少尉………………………………………9918
参谋军官…………………………………………1100
军士………………………………………………14787
鼓手………………………………………………6733
───────────────────────
总计………………………………………………379943
甚至英国所期望达到的现在志愿兵人数的数字——124000，若同这个表相比，就显得不大了。如果从现在大不列颠的所有适合服兵役的男人之中抽出十分之一，那就有50万人。这些事实绝不表明英国人现在比已往任何时候更充满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的雄心壮志，不管伦敦报纸如何作相反的证明。根据发表在“陆海军报”[61]上的一篇文章的作者的精细统计，英国的民军共有50160人，志愿兵部队88400人，总共为138560人。“陆海军报”上文章的作者肯定地说，这个数目当中至少要有2万人会因各种原因不能在必要时入伍，所以英国的民军和志愿兵部队的总人数是118560人。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6月25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9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59]“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从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80页。
[60]“曼彻斯特卫报”（《TheManchesterGuardian》）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从1821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第81页。
[61]“陆海军报”（《TheArmyandNavyGazette》）是英国的一家周报，陆军部的半官方刊物，从1860年至1921年用这个名字在伦敦出版。——第82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普鲁士新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普鲁士新闻
1860年6月13日于柏林
摄政王今晚赴巴登-巴登，那里将于本月16日和17日举行一个特殊的会议，即有路易-拿破仑参加的德意志王冠人物的会议[52]。摄政王的随从人员将包括：军事办公厅长官冯·曼托伊费尔将军，冯·阿尔文斯累本将军，冯·席梅尔曼中校，chefd’escadron〔骑兵连长〕冯·洛埃，宫内大臣冯·皮克列尔伯爵，枢密顾问冯·伊莱尔，摄政王秘书博克曼先生，内阁首相和王室成员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读者还记得摄政王给英国女王丈夫的私人信在伦敦被截走，并且由伦敦告诉了路易·波拿巴一事［注：见本卷第64—66页。——编者注］，由于这封信，路易·波拿巴曾坚持与摄政王会晤，认为这样的会晤是使法国和普鲁士之间消除似已发生的误会的最好办法。此后不久，在摄政王访问与法国毗邻的城市萨尔布吕肯和特利尔时，路易-拿破仑又一次表示，他不反对利用这个机会与摄政王会见。但是这一建议被拒绝了。同时传言纷纷，说摄政王准备在巴登-巴登逗留一个月；于是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编者注］就想起建议摄政王在水上同力求与普鲁士修好的南德各邦举行一个会议，并且在这个大会上显示一下反法的统一战线。摄政王马上抓住了这一方案，巴登大公、维尔腾堡国王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也接受了这一方案，可是，法国驻柏林大使有一天却向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提出正式通知：他的至尊的国王为了消除似乎是法国无缘无故遭到的不信任，认为在巴登-巴登与当今的普鲁士国家元首作友好的会晤，无论对于德国或是对于法国，都将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普鲁士的大臣回答说，普鲁士也遭到不公正的怀疑，不过这样的会晤未必能消释这些怀疑，此外，德意志诸侯们的秘密会议已在巴登-巴登召开。当时法国大使又一次向巴黎请示后答复说，路易-拿破仑如能与尽可能多的德意志诸侯们晤面，将不胜愉快。此外，他还想亲自作一个重要的、不容继续拖延的报告。霍亨索伦的抗拒就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了。接着，柏林就收到维也纳的信件，奥地利在信件中对行将举行的会晤表示不满，但是，其他德意志邦的宫廷则被普鲁士外交大臣的周知照会或多或少地安抚了下来。由于这一照会，汉诺威国王今天上午突然来到柏林，并亲自表示准备伴随摄政王赴巴登-巴登，这时，摄政王便电召萨克森国王，要他也来参加会议。用不着说，科堡—哥达和拿骚的大公也会跟着别人走的。
这样一来，原来是想对法国示威的德意志诸侯们的会议，便变成了路易·波拿巴在德国领土上举行的招待会，德意志联邦的国王们、大公们和其他小诸侯小领主们成群结队前来参加。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摄政王由于自己怀疑法国篡位者有侵略计划而表示痛悔，而每一个小公国则是准备采取预防措施，以便不让它们的大confrère〔伙伴〕把它们出卖给共同的敌人。众所周知，王冠人物对法国革命的加西莫多如此卑躬屈节，维多利亚女王和撒丁国王已作出了榜样[53]。1857年沙皇在斯图加特与十二月英雄的私人会晤[54]，曾经只能使咖啡店座上的政客们惊讶，这些人任凭自己被彼得堡宫廷故意卖弄正统主义教条的手法所迷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之后，哈布斯堡在维拉弗兰卡与自己的战胜者的会晤是事务性的，而不是一种客气的举动。摄政王和环聚在他四周的小星宿，既没有必要像维多利亚和维克多-艾曼努尔那样去要求联盟，也没有必要像亚历山大二世那样去搞阴谋，更没有必要像弗兰茨-约瑟夫那样去弥补自己的失败；但是摄政王却可以把行动的理由撇在一边，而援引更高的人物们所开创的一般先例。不管怎样，他接受了路易·波拿巴的建议，就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虚名，更有甚者，在此之前总共不过几个星期，波拿巴还无礼地在他的外交大臣德·图温奈尔先生的信件中向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和巴登大公暗示，今后他们给法国皇帝写信必须签署这样的下款：《Votrefrèreetserviteur》〔“您的兄弟和仆人”〕。实际上这就是拿破仑第一为德意志诸侯们、莱茵联邦的参加者拟定的公式，他是莱茵联邦的保护人，而巴登、黑森—达姆斯塔德则与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和其他德意志邦一样，同是该联邦的参加者[55]。为了不让路易·波拿巴迫使深受侮辱的巴登君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君主跟德·图温奈尔先生交往，摄政王和他的戴王冠的伙伴们一致同意不用外交大臣作随从人员，不过，难道这些老爷们真的认为，给了他们侮辱的乃是仆人，而不是主子吗？
至于荷兰的社会救主准备向德意志的王冠人物做的“重要报告”，那末，可以有充分根据地断定，路易-拿破仑将效法梅特涅在维也纳、亚琛、特劳波、莱巴赫和维罗那的各次会议期间所举行的招待会[56]，尽其所能使摄政王相信：革命者有一个大规模的阴谋，他们正尽一切努力引起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冲突，以便在巴黎建立红色共和国的统治，在德意志建立中央集权共和国的统治。在瑞士、比利时和德意志的所有波拿巴派的报刊，早在两个星期之前就已登满了包含着这种阴郁暗示的文章，而波拿巴在日内瓦的秘密代理人——一位人人闻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注：福格特。——编者注］——已经洋洋得意地宣布，德国报刊对波拿巴的猖狂进攻将于最短期间被各地当局制止。
当此摄政王和他的德意志diiminorumgentium［注：直译是：“小神”；转义是：“二流人物”。——编者注］尚待说服，才能深信必须结合在头号的社会救主周围的时候，阿布先生的一本新的小册子“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57]却从另一方面提出了说服普鲁士人民这个目的。虽然这本小册子至今还未在德国流行，但也有几本偶尔传到柏林，同时，我在另一篇通讯中，已经向诸君报道了这一最新的土伊勒里宫宣言中最有趣的地方[58]。这位宣谕官在塞纳河岸上说，普鲁士人民应当在奥地利的封建制度和法兰西帝国的民主原则之间进行选择。只有借助于这一原则，德国人民——当然，是在给予自己的强邻以某些物质保证的条件之下——才能指望实现他们强烈追求的统一。小册子的作者十分肤浅地叙述了当前普鲁士政府的缺点之后，便开始教育普鲁士人，叫他们了解法兰西第二帝国所特有的“民主原则”的真正实质；简言之，这一原则就是现代的高卢通常所说的“普遍投票”选举帝国首脑。诚然，连阿布先生也未必敢于否认，法国的所有自由都为了荷兰的冒险家的利益而被充公了，不过要知道，这是根据普遍投票才充公的。德意志正是应该通过这样的道路，在法国的帮助之下，采取同样的民主原则，建立一个在霍亨索伦统治下的条顿帝国。整个办法非常简单。普鲁士只须把一部分自己的“合法”领地让给法国，与此同时，再用全民投票的办法侵入小邦的领土，这样，普鲁士就会马上由封建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应该承认，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食客们所发现的这个新的“民主原则”，决不是什么新东西；相反，在近二百年来，它在神圣的俄罗斯就已非常盛行。罗曼诺夫王朝是通过普遍投票登上皇位的。此后，从尼门河到阿穆尔河便由民主统治了。或许，新“民主原则”的先知们会反驳说：罗曼诺夫王朝是自由选出的；在诉诸人民之前没有coupd’état〔政变〕；罗曼诺夫家族登基时的普遍戒严并没有能把投票箱控制在民主原则的适当范围以内。不管怎样，既然路易·波拿巴无法成为“正统”国君，所以对于他来说，最好是能做到，把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国君兄弟们按照小帝国的模型变成“民主”国君。罗马的皇帝自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君，因为现代的进步，要求世袭君主制的原则与“普遍投票”的原则相结合，这样，无论哪一个好汉在某个时候用某种方法篡位成功，并且用一出普遍选举的喜剧装饰一下，大概就可以认为，他的王朝一定永远是人民的普遍意志（卢梭的volontégénérale）的生动体现了。
我打算在另一篇通讯中评述一下现阶段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巴登-巴登的会议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里只提一下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注：查理十五和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于6月10日在克朗博尔格城堡的会晤。会晤前两星期，瑞典外交大臣向丹麦外交大臣发出了一个照会，照会暗示在丹麦国王随从人员中最好没有那些瑞典国王陛下不乐意见面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建议丹麦国王在自己的随从人员中不要带自己的妻子丹纳尔女伯爵，即ci-devant〔过去的〕腊斯马森小姐。因此，丹麦国王认为把自己的情妇留在家里是合适的。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6月13日
载于1860年6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8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52]1860年6月16日和17日，德意志的诸侯们和普鲁士的威廉摄政王为一方，拿破仑第三为另一方，在巴登-巴登举行了会晤。会晤并没有满足拿破仑第三的愿望，他力图侵占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的领土，千方百计靠牺牲德意志小邦的办法去勾结普鲁士；同时，由于这次会晤，普鲁士开始在德意志的对外政策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第74页。
[53]指英国政府和撒丁王国政府所奉行的向拿破仑第三献媚的政策。英国和撒丁都力求和法国结成排他的同盟。——第76页。
[54]1857年9月拿破仑第三和亚历山大二世在斯图加特举行会晤的目的，是在外交方面建立俄国和法国的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早在1856年巴黎会议上就已显示出来了。在这次会晤中，讨论了达达尼尔海峡问题、多瑙河各公国问题、意大利的命运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拿破仑第三曾企图提出波兰问题，但没有成功。斯图加特会晤的结果并没有缔结什么外交协定，但却暴露了俄国和法国想进行双边合作的意图。——第76页。
[55]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得以建立了这个联邦。有16个邦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1813年拿破仑的军队在德国遭到失败以后，莱茵联邦便瓦解了。——第76页。
[56]荷兰的社会救主是马克思对拿破仑第三的称呼，因为拿破仑第三是拿破仑第一之弟路易·波拿巴的儿子。路易·波拿巴于1806—1810年僭居荷兰王位。
维也纳会议，见注42。
神圣同盟（反动的欧洲君主联盟，1815年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所创）的几次会议于1818年在亚琛、1820—1821年在特劳波（奥帕瓦）和莱巴赫（柳布梁纳）、1822年在维罗那分别召开。所有这些会议都力图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莱巴赫会议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通过了关于派遣奥国军队到意大利的决议，而维罗那会议则通过了法国对西班牙进行干涉的决议。——第76页。
[57]指艾·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1860年巴黎版（Ed．About．《LaPrusseen1860》．Paris，1860）。——第77页。
[58]这里指的是通讯“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这篇通讯是马克思对阿布的抨击文所作的摘要，马克思没有加任何评论或意见，所以没有收入本卷。——第7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不列颠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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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贸易
伦敦刚发表的贸易部关于截至1860年5月31日为止的5个月的报告书，反映出不列颠的出口水平同1859年头5个月比较，仅有一些不大的变化。
出口额从1859年的52337268英镑增加到1860年的52783535英镑，而且这个不大的增长，整个都是由于今年5月份出口额的增加而引起的。
对比一下1860年和1859年头5个月相应的出口数额，使人注目的首先就是不列颠对东印度的输出大大减少。下列资料可以证明：
截至5月31日为止的5个月内运往东印度的最重要的不列颠商品
数量价值（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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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1860年1859年18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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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和麦酒（桶）…………168355166461507308491609
棉布（码）………………36902273331116376548849823977289
棉纱（磅）………………17411542150448121002439903516
扁铁、螺丝钉、铁条（吨）…168511219412767890954
生铁（吨）…………………12138410813294642912
熟铁（吨）…………………1182310554188126195659
铁板和铁钉………………3158279117169072437170
陶瓷………………………－－3453024039
装饰品和时新货品………－－8383242126
皮革制品和马具…………－－1678015600
蒸汽机……………………－－73087100846
其他机器…………………－－165899196928
马口铁片…………………－－19127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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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74058086529089
出口额减少………………………………………………………………97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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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东印度输出的主要项目总共减少约100万英镑，基本项目（棉布和棉纱）减少得最多，唯一例外的是同修建铁路直接有关的一些商品。此外，必须注意到：与最近从大陆来的邮件同时收到的有关贸易资料，表明情况极为不利和市场过分膨胀，因而英国宣布的、根据大大超过一般水平的价格而确定的出口值，无论如何在印度不能兑现。现在已毫无疑问，印度的贸易是人为地胀大的。印度起义[62]时政府人为地使需求扩大，商业活动由于革命动乱沉寂而复苏，以及1857—1858年的普遍危机使大部分其他世界市场缩小，——所有这些情况，促使印度的贸易额增加，超过了它的自然可能的限度。但是，根据过去的所有经验，新出现的市场繁荣，如果没有不列颠政府的英明干涉，本来也许还能在很多年内经得住棉织品的轰炸。看起来，威尔逊先生被派往加尔各答，好像是专门为了瓦解英印贸易似的，他双管齐下，对内采取笨拙的充裕国库的措施，对进口商品征收繁重关税。像联合王国这样，正当它向法国皇帝讨好并以法国关税的假降低为借口而容忍皇帝的篡位政策的时候，反而让它的政府采取专横措施，自己来瓦解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殖民地市场，这种情况在贸易史上见到过吗？
对澳大利亚市场的输出，虽然在棉布方面有所减少，但总的说来，无论是数量或总值都增加了。但是，为了正确地评价澳大利亚殖民地市场的现状，我们必须从贸易部的报告书转向新近在这里得到的商业情报。来自阿得雷德的4月26日的通报，对于英国商品无休止地过量地输入，对于投机、欺诈和滞销日益严重，表示担忧。人们指出，整整一系列无支付能力的公司不可避免地要倒闭。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已经发生几起破产，其中有一起是9家商行的破产，负债总数为40万英镑。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归根到底将有四分之三的债务总数无法清偿，而且这笔亏损将由银行和英国债权人担负。从刚得到的澳大利亚近17年来的破产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破产的数目1858年比1857年多一倍，1859年又增加50％，而今年，至4月中旬止再次增加了约7％。1822—1859年期间破产的公司债务总数为5981026英镑，清单上指出这些公司的资产为3735613英镑，但其中兑现的还没有50％。
输往美国的大部分不列颠商品，无论就其价值或数量来说，都大大减少了，下列资料可作说明：
截至5月31日为止的5个月内对美国出口的主要项目
数量价值（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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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1860年1859年18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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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吨）…………………………680201069256778566196
棉布（码）……………………884411128420859815629181491721
亚麻布（码）…………………2547644420974699776780643676
生铁（吨）………………………375102149710647662919
扁铁、螺丝钉、铁条（吨）……4806337824394426293294
熟铁（吨）………………………1602416488200576189854
铁板和铁钉（吨）………………1210746226172124559
植物油（加仑）…………………7958085116029515457230
丝织品（磅）……………………1197195883612813368866
毛织品和半毛织品（码）……2269761918250639892026733000
陶瓷………………………………——234492281532
装饰品和时新货品………………——719754637035
马口铁片…………………………——524615464630
无疑，法国是一个能填补东印度、澳大利亚殖民地和美国缩小了的市场的国家。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可发现，英国对法国的出口贸易仍旧保持着通常的不大的数额。至于棉布和棉纱，看来贸易大臣米尔纳·基卜生先生害怕丢脸，因此，认为在报告书中以完全不包括这些商品为宜。亚麻布、亚麻纱和丝织品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对比一下1859年和1860年同期的出口值就可发现，今年的出口值减少了：拈丝由130260英镑降到88441英镑；丝线和纱线由50520英镑降到29643英镑；机器由98551英镑降到64107英镑；煤由253008英镑降到206317英镑；同时也可看到，铁、铜、羊毛、毛织品和精梳毛纱的输出有某些增加。
法国葡萄酒的输入量提高了，但还没有所有其他酒类输入量增加的比例大。最后还应指出，主要市场的萧条迹象，前景堪忧的收成，英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向金融市场要求大宗借款和欧洲的动荡政局，这些都显现出1860年秋天的前景是很不美妙的。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6月底—7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7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9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62]指1857—1859年印度为反对英国统治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人民起义。起义是1857年春季在隶属孟加拉军、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所谓西帕依部队中爆发的，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起义的基本动力是农民和城市贫穷手工业者。在当地封建主领导下的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宗教和种姓的差别以及殖民主义者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而遭受失败。——第8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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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关于加里波第从马尔萨拉向巴勒摩这次令人惊奇的进军的详细情况，我们在听到许多极其矛盾的消息以后，终于获得了看来相当可靠的报道。的确，这是本世纪最惊人的战绩之一；如果不是这位革命将领在这次胜利进军以前就卓有声誉，这样的战绩几乎是无法解释的。加里波第的胜利证明，那不勒斯王国军队仍然对这个曾经在法军、那不勒斯军和奥军面前一直高举意大利革命旗帜的人感到恐惧，而西西里人民对于他以及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则没有丧失信心。
5月6日，两艘轮船载着约1400名武装的兵士离开了热那亚海岸；他们组成7个连，显然，这里的每一个连都要成为在起义者中间召集的一个营的核心。8日，他们在托斯卡纳海岸的塔拉莫涅登陆，用各种理由说服该地的要塞司令向他们供应了煤、弹药和4门野炮。10日，他们进入了西西里最西端的马尔萨拉港，携带了所有的武器装备在该地登陆，尽管当时有两艘那不勒斯军舰开到，但在紧要关头却无力阻挠他们登陆。关于英国人曾进行干涉协助起义者的说法已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现在连那不勒斯人自己也抛弃了这种说法。5月12日，这支小部队开始向距海岸18英里、位于去巴勒摩的路上的萨累米进军。大概就在这里，革命党的领袖们会见了加里波第同他进行了讨论，并且集结了约4000名起义者组成的援军。在援军进行编组的时候，几个星期以前遭到失败但未被完全镇压下去的起义，在西西里西部所有山区更加激烈地爆发了，而且，正如16日所得知的，起义的发展还是顺利的。5月15日，加里波第率领他的1400名有组织的志愿军和4000名武装农民翻山越岭向北推进到卡拉塔菲米；从马尔萨拉来的土路与从特腊帕尼通往马尔萨拉的大道就在这里会合。横穿雄伟的切腊腊山（即所谓皮扬托-罗马诺山）的支脉而通向卡拉塔菲米的狭谷有朗迪将军指挥的王国军队3个营包括骑兵和炮兵把守。加里波第立即对这一阵地发起攻击，开始时该阵地的防守是顽强的；但是，尽管加里波第只能用他的志愿军和很小一部分西西里起义者来攻击3000—3500名那不勒斯军队，王国军队仍然被连续逐出5道坚固的阵地，并且损失了1门山炮，还有大量伤亡。加里波第部队的损失，据他们自己宣布，是18人阵亡，128人受伤。那不勒斯人硬说，他们在这次小战斗中缴获了一面加里波第的旗子；但是由于他们曾经在马尔萨拉的一艘弃而不用的轮船上找到一面忘记带走的旗子，所以完全可能，他们在那不勒斯展览、用来证明他们似乎曾经取得的胜利的，就是这面旗子。然而，卡拉塔菲米的失败并没有使王国军队在当天晚上退出该城。他们直到次日早晨才从那里撤走，此后一直到巴勒摩，大概都没有对加里波第进行过任何抵抗。他们到达了巴勒摩，但已陷入完全涣散和混乱的状态。王国军队竟被一股“海盗和武装匪徒”击溃这一事实，立刻使他们回想起当年的加里波第的可怕形象，正是这个加里波第在抵抗法军保卫罗马[51]的时候却能选择时机进攻韦累特里并击退整个那不勒斯军队的前卫，以后又在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比那不勒斯军队骁勇得多的敌军。由于仓促退却，加之毫无继续抵抗的企图，就更加助长了在这以前便已经在王国军队中出现的绝望情绪和逃跑倾向；而当他们突然处于萨累米会议所计划的起义的中心并且受到起义者的频繁袭击时，他们之间的一切团结精神便完全消失了；朗迪的这一旅人惊慌失措地乱成一团，人数减少了很多，一小队一小队地陆续逃回巴勒摩。
加里波第就在朗迪放弃卡拉塔菲米的当天即16日进入该城；17日进到阿耳卡莫（前进10英里），18日进到帕蒂尼科（前进10英里）并继续向巴勒廉方向前进。19日，不停的大雨使部队无法继续运动。
这时加里波第获悉，那不勒斯军队正在巴勒摩周围构筑堑壕，并加固面对帕蒂尼科大道方向的半已坍毁的旧城墙。他们至少还有22000人，这就远远超过了加里波第所能用来对他们作战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是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了，许多人开始打算投到起义者方面来；同时他们的将领庸碌无能，而这一点，无论他们自己的兵士或他们的敌人都是知道的。他们中间只有两个外籍营是可靠的。在这种情况下，加里波第不能下立即从正面强攻城市的决心，但是那不勒斯军队也不能对他采取稍许坚决的行动，即使他们的军队有这种能力也不行，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城内经常保持一支强大的警备部队，并且任何时候也不能离城太远。如果处在加里波第的地位的是一位平凡的将领，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进行许多无计划的和不坚决的小战斗；在这些小战斗中，他可以使自己一部分新兵学会作战，不过，王国军队也会很快地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已失去的对于本身力量和纪律的信心，因为在某些小战斗中他们必然会成为胜利者。但是这种作战方法无论是对于起义或是对于加里波第来说，都是不适合的。这时，大胆进攻是革命所允许的唯一的战术；起义者只要一接近巴勒摩，就必须取得像解放该城那样惊人的胜利。
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加里波第表现出是一位不仅能够进行游击战，而且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战斗的杰出将领。
20日及以后几天中，加里波第攻击了那不勒斯的警戒部队和配置在蒙雷阿勒（位于从特腊帕尼到巴勒摩的路上）和帕尔科（位于从科尔累奥内到巴勒摩的路上）附近的阵地，因而使敌人认为加里波第的进攻主要将指向城市的西南部，并认为他的主力也正是集中在这个方向。加里波第把进攻和假退却巧妙地结合起来，诱使那不勒斯军队的将领把愈来愈多的部队从城里派到这个方向上来，因此到24日就有1万名左右的那不勒斯军队开到城外，配置在通往帕尔科的道路上。这正是加里波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立即迫使敌军同他的一部分军队作战，并缓慢地后退，诱使敌人离城愈来愈远，而当敌人被引到皮亚纳，越过了横贯西西里并把孔卡-多罗（“金色的贝壳”——巴勒摩的一个谷地）同科尔累奥内谷地隔开的主脉以后，他便出其不意地把主力从这个主脉的另一些山道调到巴勒摩附近濒海的米集耳美里谷地。25日，他把大本营移到了距首府8英里的米集耳美里。我们不知道后来他对于那1万名陷在唯一的一条穿过山脉的恶劣道路上的那不勒斯军队还采取了什么行动，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用一次又一次的诈败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一直到确有把握地知道他们不致很快返回巴勒摩为止。他用这种办法使守城部队减少了几乎一半，并且把进攻路线从特腊帕尼道路改到卡塔尼亚道路，这样他就能够发起总攻了。关于城内的起义是在加里波第进行强攻以前发生的还是因为他出现在城门旁才引起的这个问题，由于报道的互相矛盾而无法得出答案。但是，确凿无疑的是：27日早晨巴勒摩的全体居民都拿起了武器；加里波第出乎所有那不勒斯人的意料之外，强攻了该城东南部的特尔米尼港。其他情况大家都已经知道：除炮台、主堡和王宫外，全城的敌人都被逐渐肃清，接着是炮击、停战和投降。所有这些事件的确实的详细情况暂时还不知道，但主要事实已经很明显了。
现在我们应当说，加里波第为了准备强攻巴勒摩而采取的机动，立刻表明他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将领。在这以前，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同时也很走运的游击队领袖；即使在罗马被围期间，他的那种用不断出击来保卫城市的战术也差不多没有使他得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超出这个水平。但是，这一次他所解决的纯粹是战略任务，经过这次考验以后，他已是一位公认的军事专家了。他赖以成功地欺骗了那不勒斯军队总司令、使后者犯下大错而让一半军队远离城市的那种方法，他的迅速的侧敌行军和在巴勒摩城下最出人意料的方向上的重新出现，以及他利用守军被削弱的时机所采取的坚决的强攻，——所有这些，要比1859年意大利战争期间所作的一切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军事天才。西西里起义得到了一位第一流的军事领袖；我们希望，不久将作为政治家而登上舞台的加里波第，将不会玷污他作为军事家的荣誉。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6月7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6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7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51]指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罗马共和国在1849年4—7月实际上是加里波第领导的。在几个月当中，共和国的军队胜利地击退了前来镇压革命的法军、奥军和那不勒斯军的进攻。由于反革命势力占优势和法军将领乌迪诺背信弃义地撕毁停火协定并占领了罗马城，在人民起义中诞生的罗马共和国遂于1849年7月3日灭亡。——第7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
［注：标题的第一部分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1860年5月28日于柏林
不言而喻，加里波第在西西里的战绩是这里的主要话题，像在整个欧洲一样。诸君知道，无耻地滥用电报，像目前在那不勒斯和热那亚或都灵所做的那样，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侵袭欧洲的蝗虫，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满天飞的电报“鸭”［注：原文用法文canards一词，有“鸭”和“谣言”两个意思。——译者注］那样多。因此，简要地叙述一下此间最有权威的军界人士对西西里事态的看法，是合乎时宜的。首先，尽人皆知，在加里波第到达以前起义已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但是，尽管这一事实十分重要，对它的估计，像巴黎的“立宪主义者报”[47]所做的那样，可能是过高了。在朗扎将军率领援军到达西西里之前，那里的那不勒斯军队未必有2万人，其绝大部分都不得不集中在巴勒摩和墨西拿的要塞中，因此抽出来追踪起义者的游动队可以夸耀在几次小战斗中的战绩，可以驱散个别据点上的敌人，也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骚扰敌人，但是它表明自己是完全没有力量把起义最终镇压下去的。目前巴勒摩大概集结了那不勒斯军3万人，其中三分之二驻在要塞，三分之一安营在要塞的四周。据悉，墨西拿有15000那不勒斯兵。至于谈到加里波第，根据最近的消息，他还没有越过蒙雷阿勒。诚然，这一城市位于山丘之上，从陆上控制着巴勒摩，但是要利用这一阵地的优越地势，加里波第却缺少一个主要条件——攻城炮兵。因此，在最近期间，加里波第（他的军队约有12000人）的成败将取决于两种主要的情况：起义向全岛扩展的速度和巴勒摩的那不勒斯兵士的态度。如果后者发生动摇，并且与他们队伍中的外国雇佣军发生冲突，那末，朗扎的防御手段就会在他自己的手里毁掉。如果起义扩展到很大的规模，那末加里波第的军队将壮大到更具有威胁力量的程度。加里波第如果拿下了巴勒摩，他就会横扫自己道路上除墨西拿以外的一切地方，因为在墨西拿他会再一次面临一个困难的任务。请回忆一下，在1848—1849年，那不勒斯人失掉了一切地方，只剩下了墨西拿作为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之间的某种tête-de-pont〔桥头堡〕；但是，由于当时守住了墨西拿，结果就把全岛夺了回来。不过，这一次由于政治情况改变，巴勒摩陷落和爱国者占领除墨西拿以外的全岛，定会取得比1848—1849年更有决定意义的成果。如果加里波第占领了巴勒摩，“意大利国王”就会给他正式的支持。加里波第如果失败，他的进军就将被宣布为个人的冒险。在加里波第的话中带有一种讽刺意味的感慨，他对维克多-艾曼努尔说，他行将为国王再夺到一个省，但希望国王不要像出卖尼斯——加里波第的故乡那样出卖它。
在普鲁士的政治生活中，社会的注意力很自然地主要集中在普鲁士摄政王给英国女王的丈夫的一封私人信件[48]上。这封信的副本被路易·波拿巴的驻柏林宫廷的大使拉图尔·多韦尔尼侯爵转给了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先生。这位大使不以这样的越礼行为为限，竟然还冒昧地要求对信中某些地方进行解释，因为那里牵涉到伟大的巴黎saltimbanque〔丑角〕的声誉和计划。这件事令人想起1833年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和约[49]批准前不久所发生的一个类似的事件。土耳其总理大臣曾经把奥尔洛夫伯爵所拟定的密约送了一个副本给驻君士坦丁堡的不列颠大使馆，但是，使他惊讶之余颇不愉快的是，第二天奥尔洛夫伯爵就把同一副本还给了他，并且恼怒地希望他以后挑选可靠的人办事，这件事弄得他十分尴尬。在柏林大家都深信，摄政王这封通过奥斯坦德而不是通过加来邮出的信，是在英国邮政总局被拆的，那里有许多人员明目张胆地检查可疑的信件。这种做法竟至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在联合内阁时期阿伯丁伯雷自己承认，他不敢冒险把自己给首都朋友的信托付给邮局。据推测，帕麦斯顿勋爵通过这种办法获得摄政王的信件副本后，由于敌视阿尔伯特亲王和为了英法俄同盟的利益，就把它交给了法国驻伦敦大使处理。不管怎样，英普同盟的前景虽然议论得如此热烈，但决不是美妙的。
几个月之前，当约翰·罗素勋爵某一天忽然声称英国必须寻求新盟友的时候，而且柏林官方又以孩子般的热情从而响应之后，在英国的议会报告中却突然发表了布卢姆菲耳德勋爵拍给唐宁街[50]外交部的报告，报告申述了他在不久以前的意大利战争期间同冯·施莱尼茨先生的一次私人谈话，使普鲁士对外政策的真诚意图的名誉大受打击。这时约翰勋爵承认，他做了一件最莫名其妙的蠢事，而新同盟则遭到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摄政王的信送错了地方。
诸君想必知道，摄政王在他的议会开幕词中曾经非常强调地谈到条约义务的牢靠，谈到德国将用统一战线来对付任何侵犯共同的祖国的独立和完整的企图。这种直截了当的威胁在巴黎交易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被俄国的“北方报”缓和了，该报用一种挖苦式的表示宽容的bonhomie〔善意〕语调使摄政王的开幕词没有了一点认真的意味，并且提醒人们记起他在意大利战争时期所说的类似的词句，而最后则把开幕词的整个这一部分评为不过是一种迎合人民情绪的愿望而已。至于摄政王开幕词的其余部分，从实质上说，只不过是一张立法方面种种失败的清单。曾经在两院讨论过的少数重要法律草案——婚姻法草案、市政法草案、田赋改革法草案（在王国大部分地区，贵族仍然免交田赋）——都成了死胎。此外，摄政王对于他本人所建议的有关军队改革的措施至今未获法律效力一事，表示不满。
即使在这一届有相当多数都拥护政府的众议院中，政府也没有能够通过它所建议的军队改革，但是，它却终于争到了一笔950万塔勒的补充拨款作为军费。而与此同时，据我从各省的来信得知，在军队组织方面所策划的改革，却正在不声不响然而实实在在地贯彻下去，以便使两院重新开会时面对着已成为faitaccompli〔既成事实〕的东西无计可施，只好批准。关于所策划的军事改革的实质，俄国的德文月刊“波罗的海月刊”曾经作了说明。这家报纸在里加出版，它是经俄国的里夫兰、爱斯兰和库尔兰总督批准印行的。
这家杂志写道：“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后立即提出的普鲁士军队改革，看来只有一个目的——使政府今后不必再直接请求全体国民支持，因为在旧的军事制度下，每当政府认为需要用军事示威来加强它的政策时，是必须请求全体国民支持的。在欧洲当前的政治局面下，一个像普鲁士那样的力求被完全承认为大国的国家，既不能一有必要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就破坏国内的和平生活，也不能每次都向居民保证，它的拿起武器的号召果真就与开始打仗有关。在后备军制度中，包含着某种对抗君主制原则的民主因素。1850年和1859年前后相隔不长接连两次动员，两次动员的结局都不是战争而是复员，看来，这已经破坏了很大一部分普鲁士居民的信任心，使他们甚至不再信任国家的军政方针了。两次动员时所发生的情况本身，显然已使人民得出结论：政府在每次宣布总动员以前，必须先征得公众的同意。甚至普鲁士的说明自己在意大利战争时期的立场的官方声明，也都承认动员后备军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这家俄国的德文杂志由此作出结论说，普鲁士应当摆脱现在这种形式的后备军制度，但它同时又带着嘲弄语气暗示说，“正当普鲁士政府强调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时候，这样改变一种最得人心的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这里必须指出，“波罗的海月刊”这一家在沙皇政府监护下在里加出版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波拿巴保护下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斯特拉斯堡记者报”的补充。两个刊物，一个从东方，一个从西方，在德意志边境上耀武扬威。前一刊物的作者可以说是文坛上的哥萨克兵，后一刊物的作者可以说是文坛上的朱阿夫兵。两个刊物都吹嘘自己热爱德意志，并且精心制造一些贤明的忠告，提给这一个它们不惜自降身分使用其语言的国家。两个刊物都努力训练德意志进行未来的伟大改革，并且都强烈地散发着恰好现在把巴黎的凯撒制度和彼得堡的沙皇制度联合起来的那种ententecordiale〔诚意协商〕的臭气。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斯特拉斯堡的报纸虽然充满着法兰西第二帝国所特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假高尚精神，但仍然有一个使用南德意志的通俗语言的特点。它努力表明自己是健全思维的拥护者，绝不妄求任何文雅。相反，里加的那个月刊则发扬着科尼斯堡大学的传统，故意炫耀大学者谆谆诲人的姿态和形而上学的深思神情。然而，对于德国报刊攻击“月刊”和“记者报”，特别是攻击“记者报”的时候所爆发的爱国义愤，我认为不过是孩子般的窘急之情的愚蠢表现而已。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5月28日
载于1860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7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7]“立宪主义者报”（《Le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主义的报纸。——第63页。
[48]指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于1860年2月发给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信。摄政王在自己的信中写道，他同意接受英国关于英奥普联盟的建议，并希望吸引俄国参加。英国提出这一建议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对莱茵河左岸德国土地的侵略野心加强，以及萨瓦和尼斯归并给法国。——第64页。
[49]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7月8日（6月26日）缔结的条约。条约具有防御同盟的性质。根据沙皇政府的要求，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须禁止任何外国军舰通过海峡，而俄国军舰除外。——第65页。
[50]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的所在地。——第65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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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
一
1860年5月1日于柏林
此间社会上所有各阶级中正盛行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路易·波拿巴正打算把德国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今天的“国民报”上，一位通讯记者甚至断言，据他从最可靠的来源得到的消息，巴登格（巴黎人对路易·波拿巴的戏称）[32]已经确定要在莱茵河上进行战争；还说，几个星期以前，约翰·罗素勋爵知道这个计划以后跳起来大骂法国皇帝，并且突然宣布英国现在要找新的盟友，因而使下院大吃一惊。法国半官方报刊的语调和情绪根本没有消除这种恐慌。请大家读一段大多数法国地方报刊从中汲取灵感的巴黎布耳埃通讯社[33]如下的一段通讯。
“我的一个朋友，一个爱开玩笑预言未来的人，最近曾对我说：‘等着瞧吧，皇帝一定去莱茵河向普鲁士国王建议结盟，顺便也把疆界稍微修改一下。’对此我引用了‘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这个小册子中的一句话来回答说：‘通过友好的办法解决领土改变问题，要比在胜利后第二天被迫这样做好些。’”
法国政府同英国订立了商约以后不久，曾向普鲁士驻巴黎公使作了这样一个暗示：如果提议法国和关税同盟[34]之间也订立一个类似的条约，想必会受到欢迎。但普鲁士政府回答说，关税同盟根本不想订立这样的条约。这就引起了惊异和不满，并且用很不礼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除此之外，普鲁士政府那时还得到充分的情报，知道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在此以前不久就已开始同巴伐利亚宫廷进行谈判，要求后者把兰道要塞让与法国，说这个地方曾根据1814年的条约留给了法国，但后来又根据1815年的条约3把它从法国手中很不公平地夺走了[35]。由此可见，在居民中流传的关于即将同法国决裂的消息，还有官方的猜疑表现来作证明。
目前普鲁士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很像奥地利在东方战争结束后的情况。当时，奥地利同其他强国比起来，所得的利益似乎最大。它得意洋洋地认为，除了把自己的军队动员了一下以外，没有给自己添任何麻烦，就杀下了它的危险的邻邦俄国的威风。由于奥地利扮演的是武装调停者的角色，而西方列强则不得不承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所以在和约签订以后，奥地利就自以为它已经假手于西方盟国的武装力量，把俄国自1849年匈牙利事件[36]以来对它所取得的优势摧毁了。的确，维也纳内阁当时也听到不少恭维它外交手段十分巧妙的话。但实际上却是，奥地利在东方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使它失去了同盟者，使路易·波拿巴得以把意大利战争局部化。在意大利战争的过程中，普鲁士也保全了自己的一切资源。它手里是拿起武器了，但是却不使用，只让它的政治谋士们挥洒那顺从的墨水去代替士兵们流血。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以后，看起来似乎是，普鲁士已经借法国胜利之助，把自己的竞争者哈布斯堡王朝削弱，为自己开辟了做德意志盟主的道路。然而，宣布在维拉弗兰卡议和的理由本身，就应该已打消了普鲁士的幻想。路易·波拿巴宣称，普鲁士的武装和进行干涉的威胁牵制了法国的力量，而奥地利则宣称，它的抵抗力量是被普鲁士的模棱两可的中立瓦解的。在整个战争期间，普鲁士一直都在表示与自己的行动有着可笑的矛盾贪求。它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各小邦面前说自己负有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义务；在英国和俄国面前说自己负有作为一个主要的德意志国家的义务，并且以这些虚伪的托词为理由，贪心地要求法国承认它是欧洲的武装调停者。由于贪图parexcellence〔主要〕德意志国家这一称号，它就让俄国在一项空前无礼的周知照会中恐吓德意志各小邦的宫廷[37]，并且让施莱尼茨先生作代表诚惶诚恐地恭听约翰·罗素勋爵关于“基本的”国际公法的冗长讲课。
普鲁士的行动进一步证实了它贪图充当欧洲大国的角色：它把德意志各小邦国君的要战的热情平息了下去，并且企图利用奥地利在军事上的失败来攫取它的这个对手原来在德意志联邦的机构中的位置。当法国军队的胜利终于迫使它采取某种要战的立场时，它便碰到了德意志各小邦冷淡的反对态度，这些小邦都已不大隐瞒它们对普鲁士宫廷的最终目的的不信任了。到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的时候，普鲁士已经不仅在欧洲完全孤立，而且在德意志也完全孤立；接踵而来的萨瓦被兼并则使法国的无防御的疆界大大缩短，于是法国在莱茵河上打胜仗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普鲁士现在力图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政治路线都同样是错误的。不管在普鲁士的报刊上和众议院里吹嘘得多么起劲，但在它的内政方面，除了它的官吏们所用的词句之外，没有丝毫变化。关于军队改革的提案根本没有预定要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实力以应付紧急情况，这些提案的目的只是不断扩大已经过度庞大的常备军，加重已经过度紧张的财政负担，并取消国家唯一的民主设施——后备军[38]。关于出版、结社权、市政、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官僚主义的监护、无所不在的警察等等的所有反动法律，都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甚至关于贵族与平民通婚的可耻条例至今也没有废除。关于恢复被coupd’état〔政变〕所推翻的宪法的主张，就像一种狂想一样遭到嘲笑。
让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普鲁士臣民现在所享有的公民自由吧。在最反动的时期，有一个莱茵普鲁士人［注：诺特荣克。——编者注］以所谓政治罪被不公正组成的陪审法庭判处7年徒刑，监禁在普鲁士的一个要塞里。自由主义的政府并没有给他减刑。他刑满后就去科伦，但科伦警察局立即把他驱逐。于是他就回到他出生的那个城市。但莫名其妙的是，当局却通知他说：由于他7年不在，所以他丧失了公民权，得寻找新的住所。他提出反驳说，他的不在并非出于自愿，可是这种反驳毫无结果。后来他到了柏林，但又被赶走，借口是他除了个人能够工作和运用自己的知识外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因为他的全部财产已在被监禁期间用光。最后他到了布勒斯劳，在这里，他的一个老朋友把他安置在自己那里作帮手；但是有一天早上他被警察局传去，警察局对他说，如果他不能取得布勒斯劳市的公民权，顶多只能允许他在这个城市里再住几个星期。他去找布勒斯劳市政当局，但却遭到百般刁难；后来由于热心的朋友们为他奔走设法，这些阻难才得以克服，他关于公民权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但是，与公民权一起，他却收到一张很大的收费单，上面列有许多项凡有幸被接受为布勒斯劳公民的平民所应缴纳的费用。假如不是他的朋友们共同筹集这笔款项的话，这个普鲁士小民就会像一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那样，在他光荣的祖国找不到安睡的地方。
二
1860年5月2日于柏林
普鲁士政府有好多个月一直陶醉于一种妄想，以为它将被承认为欧洲的武装调停者，以为它将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霍亨索伦王朝君临全国的大厦。但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后，看来它已经感到在它的前途上埋伏着巨大危险了。它那犹豫动摇而且背信弃义的政策使它失去了同盟者；就连冯·施莱尼茨——他那冗长的书信已成为外交界的一个说不完的笑柄——也未必能使自己无视这一事实：一旦法国内部状况再度驱使十二月英雄［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冲出法国国境，普鲁士必定会成为新的局部化战争的目标。
难道路易-拿破仑不是已经在故作坦率的时候透露出几句话，说他知道德意志需要统一，他就是可以使它统一的人，并且说用莱茵河各省换取这样珍贵的东西代价不算过高吗？和普鲁士过去的传统完全一致，摄政王及其仆从们首先便想到恳求俄国的慈悲。难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是曾经同彼得大帝一起，为反对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而签订了瓜分条约，因而获得了波美拉尼亚吗[39]？难道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七年战争中不是多亏俄国扔掉了盟国奥地利才取得了胜利，并且夺得了西里西亚吗[40]？难道不是由于柏林宫廷和彼得堡宫廷的策划，对波兰进行了几次瓜分[41]，才使小小的普鲁士君主国的疆界大大扩大吗？难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极端谄媚的立场——他在1814年正当英国、奥地利和法国表现出某些反对和抗拒迹象时支持亚历山大一世——不是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了奖赏，使萨克森和莱茵河各省并给了普鲁士吗[42]？总之，普鲁士在觊觎德意志的时候，一向都是仰仗俄国的庇护和支持的，当然，要履行一个特殊条件，即帮助俄国征服其邻国，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俄国的恭顺仆从的角色。1859年10月，摄政王和亚历山大二世在外交官、将军和廷臣的簇拥之下，在布勒斯劳为签订条约而会见了，条约的条文至今仍是一个无法揣测的秘密，但这对路易·波拿巴或帕麦斯顿勋爵并不是秘密，而对普鲁士臣民才是一个秘密，他们的自由主义代表者当然非常谦恭有礼，不敢就这个微妙的问题向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先生提出质问。然而可靠的是，波拿巴的报刊并没有因布勒斯劳会议而表现出惊慌；俄法之间的关系从那时起更加使人不安地亲近起来；这次会议并没有妨碍路易·波拿巴侵占萨瓦，威胁瑞士，暗示“莱茵河疆界”必不可免地要作一些“修改”；最后，普鲁士本身，虽然有重新蒙准为俄国作先锋的希望可以自慰，最近仍然贪婪地抓住同英国结盟这一块诱饵，而伦敦抛出这一块诱饵只不过是为了在一两个星期内使英国下院有所消遣而已。
然而，约翰·罗素勋爵一时疏忽，在蓝皮书[43]中透露了冯·施莱尼茨先生在不久以前的意大利战争期间如何勾搭土伊勒里宫，这便给了英普同盟一个致命的打击；普鲁士政府有一个时期曾认为这个同盟是一个真正现实的计划，但在伦敦，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无非是一句空话，借此玩弄议会把戏罢了。归根到底，尽管同亚历山大二世在布勒斯劳举行了会议，尽管约翰·罗素勋爵已经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普鲁士现在也像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后一样，在法国的自然疆界论[44]面前完全孤立了。
谁能相信，普鲁士政府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所想到的唯一办法，竟然是重新搬出建立以霍亨索伦王朝的一员为首的小德意志的计划，并且通过最无礼的挑衅行动，不仅把奥地利抛到敌对阵营中去，而且使整个南德意志离开自己呢？不管这看来是多么不足信——尤其是因为波拿巴的报刊也热心推荐这种政治路线——，然而实际情况却正是这样。危险愈是逼近，普鲁士就愈想显示自己重新分裂德国的意图。顺便说一下，在奥地利遭受打击以后，德意志很有可能是需要使普鲁士也受到一个这样的打击，以便摆脱“两个王朝”；但无论如何谁也料想不到摄政王及冯·施莱尼茨先生所奉行的是这样悲观的原则。自维拉弗兰卡条约签订以后，摄政王的政策的趋向通过报纸上关于意大利问题的一些小争论和议会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短暂的、偶然的辩论暴露出来，但到4月20日，在普鲁士下院辩论黑森问题时，秘密就完全暴露了。
关于这个黑森问题，我已经向贵报读者作过说明[45]，所以现在只把辩论所围绕的主要几点稍作解释。当1831年的黑森宪法被选帝侯在奥地利的赞助下于1849—1850年撕毁时，普鲁士有一个时候也曾假装要代表提出抗议的众议院宣战；但在1850年11月，当施瓦尔岑堡公爵同曼托伊费尔男爵在奥里缪茨会见时，普鲁士便完全向奥地利投降，承认恢复旧的德意志议会[46]，出卖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并放弃了自己对盟主权的一切贪求，与此同时，也就放弃了保护1831年黑森宪法的侠义行动。
1852年，选帝侯不顾黑森人民反对，恩赐了一个得到德意志议会保证的新宪法。意大利战争以后，在普鲁士秘密鼓动下，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讨论。黑森的上下两院再度表示赞成1831年宪法的合法性，法兰克福议会也开始收到新的请愿书，要求恢复这个宪法。这时普鲁士声明，1831年的宪法是唯一合法的宪法，但是它却很知趣地补充说，这个宪法应该使之符合议会的君主制原则。另一方面，奥地利则说，1852年的宪法是合法的，但应该根据自由主义的精神修改一下。这样一来，所争论的只是一些无关大体的小事，而且带有纯诡辩的性质。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这两个王朝在德意志联邦内部较量一下彼此的力量。议会终于以绝大多数作出决议，赞成1852年的宪法，也就是赞成奥地利，反对普鲁士。德意志各小邦的立场受到影响的原因是很明显的。这些小邦知道，奥地利正在忙于解决它在对外政策上的难题，而且它很吃不开，所以它除了竭力保持德意志的一般statusquo〔现状〕以外，别无更大的志愿，而另一方面，它们则怀疑普鲁士正在拟制沽名钓誉的新政计划。如果它们不承认德意志议会于1851年通过的这一决议合法，那就会使议会自1848年以来所作的一切其他决议的合法性都受到威胁。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喜欢普鲁士对德意志各小邦实行操纵并借口支持黑森人民对选帝侯的不满企图侵犯它们的主权这样的战略。因此普鲁士的提案就失败了。
这样，到4月20日，当这个问题成了柏林下院辩论的题目时，冯·施莱尼茨先生就代表普鲁士政府明确声明：普鲁士将不承认自己受德意志议会的决议的束缚；1850年制定普鲁士宪法时德意志议会已不存在，因为这个机构已被1848年的风暴扫除；由此得出结论，德意志议会的一切同普鲁士政府的计划相矛盾的决议都没有律效力；最后，德意志议会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尽管德意志联邦仍继续存在。还能够设想普鲁士政府会采取任何比这更荒唐的步骤吗？奥地利政府曾宣布，德意志帝国旧有的国家机构已不存在，这是在拿破仑第一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德意志帝国以后。哈布斯堡当时只是肯定一件事实。霍亨索伦则相反，它现在是正当国外战争威胁着德意志的时候宣布德意志联邦的宪法无效，这似乎是为了给十二月英雄同德意志各小邦单独结盟以合法的借口，因为议会的法律至今仍妨碍各小邦这样做。如果普鲁士所宣布的是1848年的革命合法，并宣布它自己以及德意志议会在1848年以后颁布的一切反革命法律无效，如果它把革命时代的制度和法律恢复起来，它本来是可以取得整个德意志——包括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在内——的同情的。
可是现在，它只是引起了德意志各邦君主间的分裂，而没有把德意志人民团结起来。实际上它是敞开了大门放朱阿夫兵进来。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5月初
载于1860年5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5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本文第二部分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32]“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日报，1848—1915年在柏林出版。该报在五十年代遵循着自由主义的方向。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他曾在1846年穿着一个名叫巴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监狱。——第53页。
[33]布耳埃通讯社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创办的一家巴黎新闻社，后来与哈瓦斯通讯社合并。——第53页。
[34]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由普鲁士主持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54页。
[35]指法国与战胜拿破仑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的主要参加国（俄、英、奥、普）于1814年和1815年签订的两个和约。依据1814年5月30日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法国除某些边境要塞及西萨瓦以外，失去了它在1792—1814年各次战争中夺取的所有土地。依据第二个巴黎条约，法国恢复了1790年的疆界，并且失去了东部边界上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包括兰道要塞在内。——第54页。
[36]指沙皇俄国向奥地利政府提供军事援助镇压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当时，欧洲的革命运动使尼古拉一世恐慌万分；根据他的命令，俄国军队于1849年5月开进了匈牙利，这就决定了匈牙利革命的命运，巩固了欧洲各国反革命的胜利，并加强了沙皇政府作为“欧洲宪兵”的作用。——第54页。
[37]马克思指的是亚·米·哥尔查科夫于1859年5月27日（15日）给俄国驻德意志各邦的外交代表的急电，电文载于“比利时独立报”，转载于1859年6月16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67号。——第55页。
[38]普鲁士的后备军是1813年在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后来，后备军由40岁以下服满3年现役和2年预备役的人组成。与常备基干部队不同，后备军是由在特别需要时才被征的预备役军人组成的。1860年普鲁士军事改革以后，后备军的作用降低了：规定后备军只用于警备勤务，预备役期限增加为4年，后备役军人的年龄减到32岁以下。——第56页。
[39]指俄国和普鲁士于1714年6月签订的同盟保证条约，条约保证普鲁士领有东波美拉尼亚，其中包括施特廷市（兹杰辛）。条约是在1700—1721年俄国与瑞典的北方战争时期签订的，当时俄国力图用瓜分德意志境内的瑞典领地的办法把普鲁士拉到自己方面来。——第58页。
[40]七年战争（1756—1763）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国家（普奥俄法）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法英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1756—175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1757—1760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俱为俄奥军队占领，普鲁士濒于失败。由于女皇伊丽莎白于1762年1月5日（1761年12月25日）逝世，彼得三世即位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突然改变，使普鲁士得以同奥地利签订胡贝尔茨堡和约（1763），从而为自己保存了西里西亚。——第58页。
[41]1772、1793和1795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波兰贵族共和国）进行了三次瓜分。俄国得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普鲁士得到了波兰本土（滨海、大波兰区、马索维亚的一部及华沙等），奥地利得到了乌克兰西部和小波兰区的一部分。由于这三次瓜分，波兰遂不复为独立国家。——第58页。
[42]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上，奥地利、英国和沙皇俄国，违反各国人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地图。维也纳会议不顾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抵抗，决定把莱茵河东西两岸的土地以及北萨克森划归普鲁士。——第59页。
[43]见“意大利问题书信汇编（自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签订起至会议召开止）”1860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respectingtheAffairsofItalyfromthesigningofPreliminariesofVillafrancatothePostponementoftheCongress》．London，1860）。书信汇编共两卷，所收的书信自1859年7月起至1860年4月止。——第59页。
[44]指拿破仑第三对莱茵河西岸的领土要求，从十七世纪起，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就把莱茵河西岸说成是法国东部“自然疆界”。详见弗·恩格斯的著作“波河与莱茵河”及“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47—299页和第633—680页）。——第60页。
[45]指卡·马克思“德国的动荡局势”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96—600页）。——第60页。
[46]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50年11月29日签订的奥里缪茨协议，是在尼古拉一世的调停和支持下订立的。这是奥地利的重大胜利，因为普鲁士被迫放弃了它对德意志领导地位的贪求，而且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及黑森等问题上向奥地利作了让步。
旧的德意志议会是指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见注19）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它由德国许多邦的代表所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没有实际的权力，只是德国各邦反动政策的工具。——第60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西西里和西西里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西西里和西西里人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任何其他人民像西西里和西西里人那样，受到过如此痛苦的奴役、征服和外来压迫，进行过如此不倦的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几乎从波利菲米斯在埃特纳火山附近游逛和赛丽斯向西库利人[29]传授耕作方法时起，一直到现在，西西里就是连续不断的入侵、混战和顽强抵抗的场所。西西里人是几乎所有北方种族和南方种族混合的产物：首先是土著的西卡尼人同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希腊人混合，以及同通过买卖或由于战争从世界各地运往该岛的奴隶混合，以后又同阿拉伯人、诺曼人、意大利人混合。虽然有这种种变化和变异，西西里人仍然为争取自由一直进行着战斗。
三千多年以前，西西里的土著居民曾经尽一切力量抵抗过武器较为完善和军事学术较为发达的迦太基和希腊的征服者。他们被迫纳贡，但无论是迦太基征服者，或者是希腊征服者，都没有能使他们完全屈服。西西里在长时期内成为希腊人和迦太基人角逐的场所；它的居民被弄得流离失所，一部分沦为奴隶；它的城市住满了迦太基人和希腊人，成了向该岛的整个腹地推行压迫和奴役的主要中心。但古代的这些西西里人从未放过一次机会为自由而斗争，至少是一有可能就向迦太基统治者和叙拉古人复仇。最后，罗马人把迦太基人和叙拉古人都征服了，把所有能卖的人都卖为奴隶。有一次竟有3万个巴诺摩（现在的巴勒摩）居民这样被卖了出去。罗马人利用人数无算的奴隶队伍在西西里耕种土地，以便用西西里的小麦养活不朽之都［注：即罗马城，罗马帝国的首都。——译者注］的贫穷无产者。为此他们不仅把岛上的居民变为奴隶，而且还从所有其他属地上把奴隶向岛上运。凡是稍许了解罗马历史或西塞罗演说艺术的人，都会知道罗马的总督、大法官和地方官的极端残暴。大概，罗马人的残忍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放纵过。自由的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交不出向他们勒索的苛重贡品，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儿女就被税吏无情地卖为奴隶。
虽然如此，无论在叙拉古的迪奥尼修斯时代，还是在罗马人统治时代，西西里都不时爆发惊人的奴隶起义，在起义中往往是当地人和被运到该岛的奴隶共同斗争。在罗马帝国衰落时代，许多征服者侵入了西西里。后来，又有一个时期西西里被摩尔人所侵占；但西西里人——首先是住在该岛腹地的土著居民——始终进行着有一定成效的反抗，一步步捍卫或争得各种细小的自由。当中世纪的暗夜中刚刚露出曙光的时候，西西里人就不仅已经争得了一系列的市镇自由，而且也建立了那时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的萌芽形式的立宪政体。西西里人早于任何其他欧洲民族采用表决方式来调整政府和君主的收入。可见，西西里的土地自古以来就不适于压迫者和征服者生存，而西西里晚祷[30]在历史上将永垂不朽。当阿腊贡王朝使西西里人附属于西班牙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自己的政治自由免遭侵犯；在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和波旁王朝时代，他们也都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把统治那不勒斯的暴虐王朝逐出那不勒斯时，西西里人在英国的种种诺言和保证的诱惑下接纳了逃亡者，并且和拿破仑作斗争，用鲜血来保护他们，拿金钱来支持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后来波旁王朝用什么样的背叛行为报答了他们，英国企图而且至今还企图用什么样的花招和丧尽良心的自我更正来掩饰它背信弃义地把西西里人民和他们的自由交给波旁王朝去宰割的行为。
目前，人民中的一切阶级都被政治的、行政的和财政的压迫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这些委屈就突出到首要地位上来了。但是，几乎所有的土地至今仍属为数不多的大地主或贵族所有。中世纪的土地制度至今还在西西里保存着，只不过耕者不是农奴罢了；他们是在十一世纪左右变成自由佃农时摆脱农奴依附的，但租佃条件大都极为苛刻，以至绝大多数耕者仅仅为税吏和贵族干活，产品除缴纳捐税和地租外几乎剩不下什么。他们自己则生活在赤贫中，至少是非常贫困。虽然他们种植驰名的西西里小麦，培育出色的水果，但是一年到头都仅以豆类充饥。
现在西西里又在流血，而英国则安闲地观望着卑劣的波旁及其同样卑劣的宗教扈从和世俗扈从——耶稣会教徒和近卫军的新的放纵行为[31]。忙碌的演说家们在不列颠的议会中用空洞的废话震动着空气，侈谈萨瓦和对瑞士的威胁，而对西西里各城市中的屠杀则一字不提。在整个欧洲听不到一点愤慨的呼声。没有一个君主，没有一个议会宣布嗜血成性的那不勒斯白痴不受法律保护。只有路易-拿破仑为了某种目的，或许会去制止这个人肉商所进行的屠杀，当然，这不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而是为了抬高他的王朝的地位，或是为了加强法国的影响。英国将大骂失信，大发雷霆抗议拿破仑背信弃义和追求虚荣，但是，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不管是得到缪拉特或是得到别的哪一个新君主，他们终究是要赢得好处的。无论怎样变都会好起来。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4月底—5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5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4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29]西库利人是西西里的古老部落之一，最初居于该岛东部。——第49页。
[30]西西里晚祷是1282年3月30日举行复活节晚祷时在巴勒摩发生的反对法国侵略者的人民起义。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兵士胡作非为。起义席卷了整个西西里，结果法国人被赶走，从1266年起统治西西里的昂茹王朝被推翻。——第50页。
[31]那不勒斯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及其走卒看到人民痛恨波旁王朝压迫的情绪日益增长，于1860年春在西西里各地挑起了流血冲突。为了回答这种行为，1860年4月西西里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是在统一意大利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巴勒摩和墨西拿，起义被残酷镇压。但是大部分起义者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很快就加入了加里波第的军队。——第51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柏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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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柏林的情绪
1860年4月10日于柏林
如果一个有理性的外国人，仅仅在两个月以前访问过柏林，现在又回到这个“理性之都”来，他就不能不感到吃惊：《meinerliebenBerliner》（“我亲爱的柏林市民们”）[23]的面貌、腔调和情绪都完全变了。然而，几个月以前，首都社会的各阶层中还传说纷纭。人们悄悄地彼此道贺，说是十年反动时期的梦魇终于不再折磨他们的头脑了，最坏的时光已经过去。这个愚蠢的话题被人们用各种调子说着，并且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一个事后显示聪明的结论：转机的发生不是由于普鲁士臣民的强有力的健全的努力，而是由于普鲁士国王脑子的病态；这个转变不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是自然过程的结果。这种不能令人宽慰的结论，甚至破坏了柏林各家日报的无聊透顶的文人们所郑重宣告的新时代的早年的欢乐。懦怯的情绪流行一时，以致为了不吓跑摄政王的时新的自由主义，对所有参加第二院普选的候选人都作了下面一个简单的考查：他们对摄政王所建立的霍亨索伦内阁表示了信任吗？从新内阁的温和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名字是否在某一方面不能被接受呢？以担当国家急难为己任的人是不要的，所要的是事先就准备投票支持内阁的走卒。至于新内阁实际上并没有触犯它的前辈制造出来的官僚制度和警察制度的枷锁，新内阁的信仰表白又表现出半心半意的骑墙态度，充满吞吞吐吐的保留和模棱两可的缄默，——对于这些事实，公众都视而不见，而且还把视而不见宣布为一种爱国义务。所有的反对派报纸，不管自称是立宪派的，还是自称民主派的，都公开变成了政府报纸。
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之后，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先生曾经公布了一个关于意大利战争的某种蓝皮书[24]。他的报告——一个低能儿的真正废话标本——暴露出，他不愧是那位在上个世纪缔结了巴塞尔和约而在这个世纪又造成耶拿大祸[25]的人［注：哈登堡。——编者注］的后继者。我们看到了，冯·施莱尼茨先生是怎样恭顺地聆听小约翰［注：约翰·罗素。——编者注］，不列颠的万事通所讲的基本法制课；我们看到了，他是怎样匍匐在哥尔查科夫公爵的脚下，怎样同十二月的英雄［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传递billetsdoux〔情书〕，怎样傲慢地向他的奥地利同行皱眉；我们还看到，最后他是怎样挨他的所有通信人的脚踢。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的报界和我们柏林的自由派仍然兴奋万状，颂扬这个不仅自己不行动，而且还设法阻碍了以德意志的名义采取任何行动的普鲁士政府表现了超凡的智慧。
此后不久，就在布勒斯劳举行了以俄国沙皇和哥尔查科夫为一方、摄政王和他的走卒大臣们为另一方的会谈[26]，老老实实地签订了普鲁士臣服听命于它的俄国邻人的新协定——这是维拉弗兰卡和约的第一个后果，也是必然的后果。即使在1844年，这样的事情也会引起遍及全国的反对浪潮。然而现在，这个协定却被捧之为眼光远大的治国安邦之才的证明。在我们的朋友柏林自由派以及各种色彩的普鲁士报纸看来（旧式权臣的专用机关报除外），摄政王的虚无主义的对外政策，再加上与官僚制度混合在一起的封建主义的反动旧制度原封不动（这种制度只不过名义上放弃而已），似乎就具备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宣布普鲁士王朝的代表有权取得小德意志（即把德意志奥地利除外的德意志）的皇位了。这样的盲目判断，在历史书上还很难找到先例；我们只记得，在奥斯特尔利茨会战[27]以后，普鲁士也曾经像公鸡在粪堆上那样快乐地大叫过几天，quasirebenegesta〔似乎一切都很美好〕。［注：据法国寓言长诗“列那狐的故事”中的情节，公鸡在粪堆上闭眼唱歌，自鸣得意，被狐狸捉走。——译者注］
意大利战争结束以后，以柏林报纸为首的普鲁士报界呈现出一片既可恶又可怜的景象；它们不敢对本国统治者的愚蠢的外交提出哪怕是微弱的批评，没有勇气去要求“自由主义的”内阁在它的对内政策中最后消除名义与实际之间的鸿沟，不去揭露曼托伊费尔的官僚（他们仍然优游自在地住在他们的旧时的主堡中）的军队一声不响地然而一直践踏公民自由的事实，这些事它们都不去做，反而大唱赞美诗歌颂革新的普鲁士伟大，把它们的钝箭射向已经受辱的奥地利，伸出它们无力的双手要求德意志的皇冠，而且，所作所为完全像一个生活在幻梦的疯子，使整个欧洲都十分惊奇。总之，我们的柏林朋友们面对着目前正在欧洲舞台上开演的伟大的国际戏剧似乎只是观众，他们应当从包厢里或者从池座上叫好或者发出嘘声，而不应当以剧中人的身分参加进去。
现在，这一切像随着魔杖的一挥那样变了。现时的柏林——恐怕巴勒摩和维也纳要除外——是欧洲最革命的城市。风潮遍及所有阶层的居民，而且看来比1848年三月的日子更强大有力。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而且还是这样突然呢？是各种事变的凑合；首先，一方面是路易·波拿巴最近的武功，另方面是自由主义的政府提出的新的军队改革［注：见本卷第20—25页。——编者注］。其次是，轻信和有意自欺的状态本来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除此之外，就是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迫使内阁黜退了警察厅长施梯伯这个卑鄙的罪犯，他曾经同他的主子，已故的辛凯尔迪一起，从1852年起在普鲁士握有最高权力；最后的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情况是，公布了洪堡同万哈根·冯·恩赛的通信[28]，——这才最后使大功告成。死者的气息驱散了幻梦。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4月10日
载于1860年4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3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3]暗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8年3月19日的告柏林市民书，这里开头的一句话是“我亲爱的柏林市民们”（《AnmeineliebenBerliner》）。——第45页。
[24]维拉弗兰卡和约是1859年奥意法战争后缔结的，和约规定建立一个由罗马教皇领导的意大利各邦的邦联，同时，仍属奥地利的匈牙利也加入这个邦联；伦巴第转归法国（后来又被法国转交给皮蒙特，用来交换萨瓦和尼斯两地）；在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各公国中恢复了被人民推翻的君主制度。这个条约完全符合拿破仑第三的计划，它并没有解决意大利民族统一这个课题，相反地却加深了国家的政治分裂，在它的某些地区保存了外国统治。
这里所说的蓝皮书是指普鲁士政府1859年7月在“新普鲁士报”上公布的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外交文件，稍后，在7月30—31日，这些文件又在奥格斯堡的“军事总汇报”上转载。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通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材料。——第46页。
[25]巴塞尔和约是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在1795年4月5日同法国单独缔结的。这一和约的缔结，不仅是法军胜利的结果，而且是反法同盟的成员国首先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分歧的结果。
耶拿大祸指耶拿会战，见注20。——第46页。
[26]指亚历山大二世和普鲁士摄政王威廉1859年10月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举行的会晤。虽然普鲁士和俄国两国官方都不指明这次会晤有任何政治目的，但是两国的报刊都指出，这次会见对于加强两国君主的联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第46页。
[27]奥斯特尔利茨会战，见注20。——第47页。
[28]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艾希霍夫1859年的文章中以及1860年的审判案中，揭露了施梯伯在1852年普鲁士政府制造科伦案件暗害共产党人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这个案件中担任主要证人，他用假证词来证实在他的参加下捏造的起诉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第一次揭露了施梯伯所起的这种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
洪堡同恩赛的通信指“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1860年莱比锡版（《BriefevonAlexandervonHumboldtanVarnhagenvonEnseausdenJahren1827bis1858》．Leipzig，1860）。——第4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论线膛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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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论线膛炮
一
用在炮膛内刻制螺旋膛线的方法使炮弹获得垂直于飞行线的旋转运动以增大火炮的射程和提高射击精度的最初试验，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慕尼黑有一门小型线膛炮，是1694年在纽伦堡制造的；它有8条膛线，炮膛的直径约为2英寸。在整个十八世纪，不论德国或英国都进行了线膛炮的试验，并且其中有些是后装火炮。虽然这些炮的口径不大，但其效能却很好。1776年，英国二磅炮在1300码距离上射击时，方向偏差只有2英尺；这样的精度是当时其他任何火炮根本无法达到的。就在同一年，这种线膛炮被第一次用来发射长炮弹。
可是，所有这些试验长时期内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结果。当时，军事界是完全反对线膛武器的。步枪本身在当时就是一种特别笨重的武器，它的装填的动作既缓慢又累人，而且需要高度的技巧。这种武器在那一时代不适于在战争中广泛使用，因为当时展开的横队、纵队的前列或散兵线内的兵士的速射是会战中的主要要求之一。拿破仑就不曾打算在他的军队里使用步枪；英国和德国只有少数几个营装备了步枪，仅仅在美国和瑞士，步枪才成了全国普遍采用的武器。
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人们重新注意到了步枪，改进了它的构造，这些改进仅仅是在整个火器方面的大革命的开始，这一革命直到现在还远没有结束。法军的滑膛枪无法与阿拉伯人的埃斯宾加德长枪相比！这种埃斯宾加德枪，枪管长，材料好，能使用较重的装药，因而卡拜尔人和贝都英人能够在法军制式火枪根本射不到的距离上对法军进行射击。奥尔良公爵看到普鲁士猎兵和奥地利猎兵后极为满意，于是也仿效他们建立了法国猎兵，这支猎兵在武器、装具和战术方面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好的一支猎兵。他们装备的步枪比旧式步枪优越得多，并且很快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这就使线膛枪终于在欧洲所有国家的步兵中得到了普遍的采用。
这样，当步枪的射程从300码增大到800码乃至1000码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在300码到1500码之间的任何距离上一直占优势的野炮，能够赛得过这种新式小型火器吗？实际上，一般野炮最有效的射程正是步枪现在与它们相竞争的射程：霰弹在超过600码或700码的距离上就几乎没有作用了；六磅或九磅炮的球形实心弹在超过1000码的距离上就得不到特别令人满意的结果；而要发挥榴霰弹（球形霰弹）的巨大杀伤作用，炮手就必须沉着并精确地计算距离，这在敌人进攻的情况下在战场上不是经常能做到的，至于用旧式榴弹炮对军队发射榴弹，则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口径最小的火炮为九磅炮的军队，例如英国军队，情况还比较好；可是法国的八磅炮，尤其是德国的六磅炮，就几乎成了废物。法国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大约在克里木战争初期采用了一项所谓路易-拿破仑的发明，也就是轻型十二磅炮，即canonobusier，它既可以使用重量为实心弹重量的四分之一的装药（代替以前的重量为炮弹的三分之一的装药）发射实心弹，也可以发射榴弹。这种火炮只不过是对英国已经弃而不用的轻型十二磅炮的一种仿造而已；用长管炮发射榴弹的方法，德国早就采用了，因此，这种所谓改进根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是，如果法国炮兵全部装备了十二磅炮，即使射程减小，也会使它获得对旧式六磅和八磅炮的决定性优势。为了对付这一点，普鲁士政府于1859年决定给自己所有的步炮连装备重型的十二磅炮。这是滑膛炮受人赏识的最后一次了；这表明，整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而滑膛炮的拥护者已经达到了adabsurdum〔荒唐的地步〕。整个军队的炮兵全部装备这种笨重的、旧式的普鲁士十二磅炮，的确是再荒唐不过的了，何况是在灵活、迅速的机动已经成了最重要的要求的时候。既然法国轻型十二磅炮只是比其他的火炮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根本不比新式小型火器优越，而普鲁士的重型十二磅炮又显然完全不适用，那末除了完全取消野战炮兵，或者改用线膛炮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
这时各国都不断地进行了线膛炮试验。在德国，一位巴伐利亚中校赖辛巴赫早在1816年就进行了小型线膛炮和一种圆柱锥形炮弹的试验。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试验结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但装填方面的困难和外界的环境使这一问题未能获得彻底解决。1846年，皮蒙特少校卡瓦利制成了一门后装线膛炮，它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他制成的第一门火炮是三十磅炮，使用5磅装药和重64磅的圆柱锥形空心弹；当射角为14．75度时，火炮的射程（根据第一次测量所得的结果）为3050米，即3400码。他的试验一直继续到不久以前（部分在瑞典，部分在皮蒙特进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即发现了线膛炮发射出去的一切炮弹都经常发生方向偏差，也就是由膛线的缠角所引起的、并且总是偏向炮弹旋转方向的一种偏差；当这种偏差被发现后，卡瓦利就又发明了一种叫做方向或水平正切分划尺来修正偏差。他的试验结果非常令人满意。1854年，他所设计的使用8磅装药和64磅炮弹的三十磅炮在都灵试验时所得的结果如下：
射角射程（米）方向偏差（米）
10°28062．81
15°37853．21
20°45113．72
25°51034．77
当射角为25度时，射程超过了3英里，而与瞄准线的方向偏差（用水平正切分划尺修正后所得的结果）竟不到16英尺！法国最大的野战榴弹炮，当射程达到2400米，即2650码的时候，方向偏差平均为47米，即155英尺，也就是说，当射程仅为线膛炮的一半时，方向偏差却是线膛炮的10倍。
在卡瓦利的最初试验以后不久，很快引起了人们注意的另一种线膛炮，是瑞典瓦廉多夫男爵发明的。他的火炮也是后装的，炮弹也是圆柱锥形的，但是在炮弹构造上有以下的差别：卡瓦利的炮弹用硬金属制成，其上有嵌入膛线的弹齿；而瓦廉多夫的炮弹则包有一层薄铅，因而炮弹的直径较炮身膛线部分的直径稍大一些。炮弹放进足够容纳它的药室后，被装药爆炸的力量推入炮身的膛线部分，这时由于铅层完全嵌入了膛线，彻底堵塞了炮弹和膛壁之间的空隙，因而爆炸时所产生的气体就丝毫不会外泄。这种火炮在瑞典和其他各地取得的结果十分令人满意，如果说卡瓦利的火炮在热那亚已被用来装备军队，那末现在瑞典瓦克斯霍耳姆的和英国朴次茅斯的穹窖形工事以及普鲁士的某些要塞里使用的，则都是瓦廉多夫式火炮。线膛炮就这样开始得到实际的使用了，虽然暂时还只是用于要塞。还需要再进一步，用线膛炮装备野战炮兵；法国已经走了这一步，而整个欧洲的炮兵现在也都正在走这一步。在下一部分，我们将介绍现在正在顺利制造的或可能制造出来的各种野战线膛炮。
二
我们在前一部分说过，最先在实际战斗中使用线膛炮的是法国人。在过去五六年间，两位军官——塔米济埃上校和特雷伊·德·博利约中校（现为上校）受政府的委托进行了线膛炮的试验，而成果相当令人满意，以致能作为法国炮兵在最近这次意大利战争前夕进行改组的基础。我们不谈这些试验的经过了，现在就来说一说法国炮兵目前采用的火炮。
由于法国人特别喜欢整齐划一，因而他们的野炮只有一种口径（法国旧式四磅炮的口径，即85．5毫米，也就是大约3．5英寸），攻城炮也只有一种口径（旧式十二磅炮的口径，即120毫米，也就是4．75英寸）。其他一切火炮，除臼炮外，必须一律取消。造炮的材料大部分是普通的造炮金属，但有时也用铸钢。炮弹是从炮口装填的，因为法国人进行的后装炮的试验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每门火炮有6条圆膛线，深5毫米，宽16毫米；看来，膛线的缠角不很大，不过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情况我们不了解。弹体与膛壁之间的空隙大约是半毫米到1毫米；ailettes即嵌入膛线的弹齿所形成的空隙，则稍小于1毫米。炮弹是空心的，呈圆柱尖头形；装满火药时重约12磅；炮弹共有6个ailettes，每条膛线1个，其中3个在弹头部；3个在弹尾部；它们都很短，长约15毫米。发火管孔从弹头部通向中心，当弹内装满火药时，孔内即装上发火管或带击发火帽的雷管，在不需要炮弹爆炸时，则用铁螺帽盖住；在后一种场合，炮弹要用木屑和沙子填满，以使其重量和装满火药时的重量相等。炮身的长度是1385毫米，即为炮膛直径的16倍。硬铜炮的总重量是237公斤（518磅）。为了根据炮弹向膛线旋转方向产生的方向偏差，也就是一切线膛炮发射的炮弹必然发生的一种偏差来修正瞄准线，在火炮右耳轴上有所谓水平正切分划尺。据说这种火炮及其炮架制作得非常精致，由于它尺寸小以及讲究装饰，与其说它像一门真的军用火炮，不如说它像一个模型。
用这种火炮装备起来的法国炮兵参加了意大利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他们真正使奥军吃惊的，当然不是火炮的射击精度，而是火炮的远射程。这种火炮射击时经常产生甚至可以说总是产生远弹，因而对敌人预备队造成了比对第一线部队更大的危险，换句话说，在它们比一般火炮更有效地发挥杀伤作用的地方，它们所杀伤的却根本不是它们所瞄准的那些人。这种优越性当然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十次就有九次意味着火炮不能命中所瞄准的目标。奥地利的炮兵虽然和欧洲其他各国的炮兵一样装备了笨重的火炮，但在对付法国火炮时却表现得很不错，他们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从前车上卸下了火炮，在很近的距离（500或600码）上与这个可怕的敌人对射。毫无疑问，不论法国新式火炮比旧式滑膛炮有多大的优越性，它却完全辜负了人们对它的期望。它实际的最大射程是4000米（4400码），关于这种火炮似乎可以在3300码的距离上轻而易举地击中单个骑兵的说法，毫无疑问不过是波拿巴分子无耻的夸大罢了。
在实际战斗中产生了如此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原因很简单。这种火炮的构造极不完善，如果法军坚持采用这种火炮的话，那末两三年以后，他们的火炮就会是全欧洲最差的火炮。线膛武器构造的基本原则是要在炮弹和膛壁之间没有空隙，否则，炮弹在炮膛和膛线内就会不规则地转动，这样就不能围绕本身的纵轴线旋转，而是围绕着一条捉摸不定的轴线成螺旋状旋转飞行，这条轴线的方向决定于炮弹飞出炮口时的偶然位置，而且螺旋状转动的圈子将随着飞行距离的增加而不断增大。而法国火炮有很大的空隙，而且没有这种空隙还不行，因为炮弹的发火管必须由装药爆炸时的火焰来引燃。这正是射击所以不够准确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装药爆炸时多少会有一些气体从空隙中泄出，因而推力就不平衡。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空隙，因此在装药量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加大射角；道理很明显，等量的装药，在炮膛与炮弹之间根本没有气体外泄的情况下，会比部分气体外泄时把炮弹推得更远。看来，法国的线膛炮不仅需要大量的装药（相当于炮弹重量的五分之一），而且还需要用相当大的射角。即使在装药较少的情况下，线膛炮的射程也比滑膛炮的射程远，这主要是由于线膛炮没有空隙，以及装药爆炸时产生的推力全部用于推送炮弹这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所致。法国人听任这种空隙存在，浪费了一部分推力，于是不得不增加一定量的装药来弥补这部分推力，而当装药无法继续增加时，则加大射角。然而在任何距离上，对射击精度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大射角了。当弹道的最高点超过目标的高度不多时，测定距离方面的误差不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远距离射击时，炮弹飞得很高，因此落角平均要比射角大一倍（这里所说的当然是限于射角不超过15度时的情况）。由此可见，射角愈大，炮弹落地的弧线就愈接近于垂直线；因此在测定距离时如果发生10码或20码以内的误差，就可能根本不会命中目标。而射击距离只要超过400或500码，这种误差是必不可免的，结果是靶场上根据已定的距离所进行的出色的射击情况与战场上极坏的射击情况就大不相同，因为在战场上，距离既不知道，目标又在运动，而且考虑的时间也很短。新式步枪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战场上它们在300码以外的距离上命中率很小，而在300码以内的距离上，由于弹道低，命中率很大；因此当冲锋的部队一接近这一距离，就只有刺刀冲锋是把敌人逐出阵地的最有效的方法了。假定某方军队使用的步枪，在400码距离上射击时所形成的弹道，并不高于他们敌人的步枪在300码距离上的弹道，那末这支军队就具有在比敌人远100码的距离上先开始有效射击的优越性，同时因为从400码的距离冲锋一共只需要三四分钟，所以这种优越性在战斗的决定性关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火炮的情况也是如此。10年前，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就认为能以最小的射角达到最远的射程的火炮是最好的火炮。这一点对于线膛炮更为重要，因为目测距离时产生误差的可能性，是随着射程的增加而增大的；而跳弹又只有在使用球形弹时才能利用。这是线膛炮的一个缺点；线膛炮要命中目标，就必须使炮弹在第一次触及地面时便击中目标，而球形弹在发生近弹时却能够跳起，继续飞行，几乎不改变最初的方向。由此可见，低弹道在这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射角每增加一度，直接命中目标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减少；因此法国火炮的高弹道是它最严重的缺点之一。
可是，还有一个能使这种火炮声誉扫地的缺陷，这个缺陷使得它的全部缺点更加严重了。制造这种火炮所用的工具和所依据的原则，完全和过去制造旧式滑膛炮的一样。这种旧式火炮在其炮弹和膛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隙，炮弹的重量和直径都不相同，因而在制造这种火炮的过程中，丝毫不差的精密程度仅是次要的问题。直到最近几年，火器的生产仍是现代工业中最落后的一个部门。在这个部门中，手工操作很普遍，而机械操作却很少。这对旧式滑膛武器来说还可以容许，可是当生产的火器必须在很大的距离上保持高度的射击精度时，这种情况就不能容忍了。要使所有的步枪在600、800和1000码的距离上以及火炮在2000、4000和6000码的距离上一样精确地射击，就必须使每道工序的每一部分工作都由最完善的自动机器来完成，使每件武器的各个部分都丝毫不差地互相吻合。在旧式火器中感觉不到的微小误差，现在却成了使武器完全变成废品的缺点。法国人对于自己那些旧机器没有作出什么显著的改进，因此他们的射击不准确。如果没有一门火炮同其他火炮是完全相同的，那末即使射角相同，其他一切条件也都一样，火炮又怎么能达到相同的射程呢？而且由于火炮制造上的不精确，在800码距离上会发生1码误差，在4000码距离上就会发生100码的误差。能指望这样的火炮在远距离上精确地射击吗？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法国的线膛炮不好，因为它们一定有空隙，因为它们必须使用比较大的射角，而且因为它们的生产完全不符合远射程线膛炮的要求。必须尽快地把它们换成其他火炮，否则，法国炮兵就会成为欧洲最差的炮兵。
我们有意识地对这些火炮考察得比较详细一些，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阐述线膛炮构造的主要原理。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探讨目前正在英国争夺首位的两种火炮。这两种火炮的基本特点是，炮弹由炮尾部装填，没有空隙，制造精良；我所指的是阿姆斯特朗火炮和惠特沃思火炮。
三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目前正在英国争夺首位的两种后装线膛炮；这两种线膛炮都不是军人发明的，但是它们的效能无疑都超过了造炮专家到目前为止所制出的一切产品；我说的就是阿姆斯特朗火炮和惠特沃思火炮。
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发明的火炮的优越条件，在于它是先发明的，并且已经博得了英国的整个报界和官方的赞赏。这种火炮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而且比法国线膛炮优越得多，但是能否超过惠特沃思火炮，还值得怀疑。
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制造火炮时，是在铸钢管外面用锻铁条按螺旋状缠绕成两层套筒，同时上层缠绕的方向与下层相反，像缠丝枪管的构造一样。这种结构的火炮虽然花钱很多，但却非常牢固。炮膛内刻有许多紧密相邻的细膛线，这些膛线按炮膛的长度环绕一周。圆柱尖头形的长炮弹由铸铁制成，但外面包有一层铅，这就使炮弹的直径稍大于炮膛的直径；这种炮弹连同装药由炮尾部一起装入足够容纳它的药室；装药爆炸的力量将炮弹推入狭窄的炮膛，软铅便嵌入膛线，这样就完全堵塞了一切空隙，同时使炮弹获得一种由膛线缠角决定的螺旋式的旋转运动。这种把炮弹压入膛线的方法以及为此而在炮弹外面包上一层必要的软金属的方法，就是阿姆斯特朗线膛炮的特点。读者如果回忆一下我们在前两部分阐述过的线膛炮的构造原理，那末一定会同意说，阿姆斯特朗的线膛炮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炮弹的直径较炮膛大，那末火炮必然是后装的，我们认为这也是一切线膛炮必须具有的一个特点。不过，火炮后装设备就其本身来说，与不同类型的线膛炮的原理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不同类型的线膛炮上的后装设备可以交换使用，因此我们完全不准备谈这个问题。
这种新式火炮的射程和射击精度是有些令人惊奇的。炮弹能够发射到将近8500码，即几乎5英里的距离，而且它在2000和3000码的距离上击中射靶的射击精度，远远超过了滑膛炮在这三分之一的距离上所能达到的射击精度。尽管英国报刊大力加以宣扬，可是所有这些试验中有关学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细节却仍然严守秘密。这种射程究竟是用多大的射角和多重的装药获得的，根本没有报道过，有关炮弹和火炮本身的重量的详细数字，有关方向偏差和距离偏差等的确切资料，也没有报道过。现在，在出现了惠特沃思火炮以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些细节，至少知道了一个阶段的试验的某些详细情况。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曾经在议会宣布说，十二磅炮重8担，用1磅8盎斯的装药，在射角为7度时，其炮弹的飞行距离为2460码，最大方向偏差为3码，最大距离偏差为65码；射角为8度时，炮弹飞行距离为2797码；射角为9度时，炮弹飞行距离则在3000码以上，而且两种偏差几乎和第一种情况完全一样。可是在滑膛野炮的实际射击中，采用7度到9度的射角却是一件没有听说过的事。例如在正式规定的射表中，射角最大只到4度，使用这种射角时，十二磅炮和九磅炮的射程可以达到1400码。任何继续增大野炮射角的做法都是无益的，因为这会使弹道过高，从而使命中率大大降低。可是我们掌握有关于重型滑膛舰炮用大射角进行射击的一些试验的资料（这些资料记载于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海军炮兵”[22]一书中）。1839年英国三十二磅长管炮在迪耳用7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是2231码到2318码；用9度的射角所达到的是2498码到2682码。1846年和1847年，法国三十六磅炮用7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是2270码，而用9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则是2636码。这说明，当射角相同时，线膛炮的射程并不比滑膛炮大很多。
惠特沃思火炮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阿姆斯特朗火炮相反。它的炮膛不是圆的，而是六角形的；它的膛线缠度几乎超过阿姆斯特朗火炮的一倍；炮弹是用极其坚硬的金属制成的，外面没有任何铅壳；炮弹是由炮尾部装填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有这种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便于操作和适应火炮的外形。这种炮是用不久前刚成为专利品的一种被称为“均质铁”的材料制成的，这种材料的强度、弹性和抗力都较大；炮弹与炮膛是丝毫不差地紧密贴合在一起的，因此，炮弹如果不加以润滑，就装不进炮膛。润滑炮弹用的是一种腊和油的混合剂，放在装药和炮弹之间，这种混合剂同时还用来减小炮弹和膛壁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空隙。这种火炮很牢固，能够容易地经受3000次发射，而炮膛不会有什么损坏。
惠特沃思火炮是今年2月在郎卡郡海滨的南港进行了许多次试验而公诸于世的。当时向大家介绍的共有三种火炮；即三磅炮、十二磅炮和八十磅炮；我们从这些试验的详细报告中仅选出十二磅炮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这种炮的长度是7英尺9英寸，重量是8英担；而一般使用球形弹的十二磅滑膛炮的长度却是6英尺6英寸，重量是18英担。惠特沃思火炮所达到的射程如下：在射角为2度、使用1．75磅的装药时，射程为1208码到1281码（旧式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所达到的射程为1000码）；射角为5度时，射程为2298码到2342码（三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所达到的射程为1940码）；射角为10度时，射程平均为4000码（旧式三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时射程为2800码）。在采用大射角时，则使用装药为8盎斯的三磅炮；当射角为20度时，其射程为6300码到6800码；而当射角为33度和35度时，射程则为9400码到9700码。而旧式五十六磅滑膛炮在射角为20度时，其射程为4381码；射角为32度时，射程则为5680码。惠特沃思火炮的射击精度很令人满意，而在减小方向偏差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至少不比阿姆斯特朗火炮差；至于距离偏差的情况，则根据试验还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3—4月
载于1860年4月7、21日和5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14、5926和593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22]霍·道格拉斯“海军炮兵论”（H．Douglas．《ATreatiseonNavalGunnery》）。指1851年伦敦第3版。——第43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的预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英国的预算
1860年2月11日于伦敦
昨晚的会议是议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格莱斯顿先生在长篇演说中把自己预算的秘密和商约的秘密同时泄露了，他极力将两个文件互相联系在一起，用预算的大胆来支持商约的懦弱。谈到现在全世界都知其详情的条约，诸位将看到，几星期前我对它所作的短评［注：见本卷第15—19页。——编者注］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我对当时所给予的总评介已没有什么可以补充了。因此，在这里我将把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只作为英国的财政业务来考察一下。这样来处理问题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即将进行的议会辩论，无疑还会在我们面前顺便揭穿那些隐藏在格莱斯顿先生所举的事实和数字后面的外交打算。
不管预算的细目怎样不合理，不管可以提出怎样的政治异议去反对，认为在赤字占总收入14％强和支出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完全废除许多现行的税收（其中一部分未必是人民群众负担的）是不慎重的，——单纯的公正心还是使得我要说，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是一种出色的和大胆的财政手腕。如果采取不列颠自由贸易论的观点，撇开同对法条约有关、同时也同不列颠每一任财政大臣对5万个大地主的地租问题一贯温情有关的某些明显的荒唐事，——那就得承认，这个预算是了不起的。格莱斯顿先生的处境因他自己所造成的困难而复杂化了。须知，正是他于1853年在自己的为期7年的所谓模范预算中，答应在1860—1861年度彻底废除所得税。其次，格莱斯顿在由于对俄战争而编制的追加预算中，曾答应不久的将来废除茶叶和糖的战时税。而现在当他的期票到期的时候，他却拟定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保留茶叶和糖的战时税，而所得税从每英镑征收9辨士提高到10辨士，即提高[11+(1/9)]％。但是，大家还记得，我在对格莱斯顿1853年预算的批评意见[21]中，曾努力表明，如果自由贸易的财政立法一般意味着什么的话，它首先是意味着用直接税来代替间接税。我当时指出，格莱斯顿先生答应继续废除关税和消费税，同时他又答应把所得税一项从税册中一笔勾销，这两种诺言是不相容的。尽管所得税不概括全部收入，尽管它不公平，甚至极为荒谬，然而所得税是英国财政立法的较好的一部分。格莱斯顿先生不认真地去课地产税，却保留茶叶和糖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战时税收，是一种胆怯的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由于他的眼光短浅，而是由于议会的贵族结构。要是他敢去动一动地租，前途相当不稳的内阁很快就会被更换。古语说：饿汉没有耳朵，但同样也应当说，地租没有良心。
在简评格莱斯顿先生拟定的变动以前，我先要请读者注意他在演说中某些脱口而出的意见。第一，这位财政大臣承认，关于英国的财政制度是自由贸易论的体现这种流行看法，完全是庸俗的。第二，他承认，英国对法国没有什么大宗贸易，恰恰相反，是法国对英国进行着大规模的而且日益增多的贸易。第三，他被迫承认，帕麦斯顿背着议会安排“友好远征”的政策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国库由于不列颠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加的收入化为乌有。最后，——虽然他把这丸苦药裹上糖衣，并像法国药商通常制造最低劣的药品那样，做得式样美观，——他不得不承认，正是大不列颠目前准备从自己收入中拿出将近200万来捐助的那位亲爱的盟友，是使不列颠1860—1861年度陆军和海军军费开支增加到3000万巨额数字的主要原因。应当提醒，24年前，铁公爵［注：威灵顿。——编者注］号召明智的英国人勉力承担的最高军事开支额是1800万。
在谈过这些前言之后，现在再来谈谈格莱斯顿先生拟定的变动。这些变动可分为两类：一类包括同对法条约有关的变动；另一类包括一些附带的变动，格莱斯顿先生实行这些变动是为了避免别人指责他的预算是被专制主义的外国逼出的一种让步，也是为了把预算打扮成一个对现行税率进行普遍改革的样子，使预算具有一个易于接受的外表。
同对法商约有关的变动如下：工业品一项立即从英国关税税则中全部取消，只有软木、手套和一种没有多大意思的商品在一定限期内例外。烧酒税从每加仑［注：液体和散粒干物体的单位；英制1加仑等于4．54公升。——编者注］15先令降到殖民地关税的水平——8先令。全部外国葡萄酒税将立即由每加仑5先令10辨士减到3先令。其次，英国答应从1861年4月1日起，酒税按照葡萄酒内酒精含量相应地下降。凡是英国也生产并且征收消费税的外国商品，一律把关税减少到国内消费税的水平。这就是所拟定的第一类变动的实况。
同对法条约无关的那些应使现在的预算具有不列颠财政立法普遍改革性质的变动如下：
立即和全部废除黄油、脂肪、干酪、桔子和柠檬、蛋类、豆蔻、胡椒、甘草和其他各种产品的税收，这些产品的总税额每年约为382000英镑。现行的建筑木材的税收从7先令和7先令6辨士降到殖民地税率的水平即1先令和1先令6辨士；无核小黑葡萄干的税收从15先令9辨士降到7先令；葡萄干和无花果干的税收从10先令降到7先令；啤酒花的税收从45先令降到15先令。最后，完全取消纸张消费税。
1860财政年度的预算是这样的：
支出（英镑）
长期和非长期公债……………………………26200000
统一公债的支出………………………………2000000
陆军和民军……………………………………15800000
海军和邮船……………………………………13900000
杂项和民政……………………………………7500000
税务局…………………………………………4700000
───────────────────────
共计……………………………………………70100000
收入（英镑）
关税……………………………………………22700000
消费税…………………………………………19170000
印花税…………………………………………8000000
其余税收………………………………………3250000
所得税…………………………………………2400000
邮政收入………………………………………3400000
皇室土地………………………………………280000
其他收入………………………………………1500000
───────────────────────
共计……………………………………………60700000
收支相较，明显的赤字几达1000万英镑，这个赤字正像我们说的那样，格莱斯顿先生指望通过将所得税从9先令提高到10先令并保留茶叶和糖的战时税的办法来弥补。格莱斯顿先生还指望用一些不太重要的变动从其他各种来源中得到点微薄收入，这些变动在这个对不列颠1860—1861年度预算的总评里就没有必要详谈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2月11日
载于1860年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7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21]指卡·马克思评述格莱斯顿的预算的文章：“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5—71、72—76、77—86、87—95页）。——第27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德国的军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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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德国的军事改革
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比克里木战争[16]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法国的军事组织为全欧之冠这个事实。除法国军队以外，奥地利军队无疑是欧洲军队中最好的；但是，在1859年的短暂的战局期间，全军一个战役也没有能够打赢，虽然它的兵士赢得了光荣。即使把将军的无能，指挥的不统一和皇帝的瞎干涉都估计在内，奥地利各团的军官和兵士仍然一致认为：这支军队未获胜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的组织不像他们敌人的组织那样适合于实际战争的需要。如果说，仅仅几年以前才彻底改组过的奥地利军队也不能令人满意，那末对其他在组织上还要老式的军队能有什么希望呢？
法国人在这方面是超群的，这一点毫不足怪。任何一个略有军事能力的国家以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大的规模进行了25年的小型战争[17]，都不会不因此而使自己军队的战斗素质得到高度发扬。当英国在印度和俄国在高加索主要是用专为这个目的而派出的军队进行战争的时候，大部分法国军队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经过锻炼了。法国的确从这次锻炼中吸取了最大的益处，这次锻炼花费了许多生命和金钱，但是从取得宝贵的战争经验的角度来看，它是非常有成效的。继之而来的克里木战争，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锻炼，使兵士有了更大的信心，因为这次战争向他们指明，他们在征讨游牧部落和非正规部队时所取得的经验，在对付正规部队时是同样有益和适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特殊军事能力的国家，本来就应该使自己的战斗组织达到完善程度，超过其邻邦的一切成就，这是一个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18]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的事实，但是，它仍然引起了惊讶，特别是在德国。这个国家的军事学究们是这样相信自己似乎优于轻浮的、无恒的、无纪律无道德的法国人，以致这一打击简直使他们目瞪口呆了。另一方面，奥地利和德国其他各邦军队的一些一贯反对学究气的比较年轻比较有教养的人马上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刚刚去过马振塔的奥地利军官们首先讲话，——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们说，法国人战斗中不背背包，他们既没有领带和竖领，也没有瘦上衣和瘦裤子；他们穿的是肥裤子和肥大的折领上衣，脖子和胸部非常自在，头上戴着法国式轻便军帽，子弹放在裤袋里。奥地利兵士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地走到一个地方，而法国人却生气勃勃，歌声不绝地来到那里，准备进行任何体力上的紧张活动了。奥地利军官们在自己的战地书信中报道过这种情况，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军官们紧接着也是这样说。一个可怕的事实摆到了眼前。兵士们真的大胆地不在身上带大量累人的东西就跟敌人干起来了，这些东西差不多全是为了阅兵式和装门面用的，它们加在一起对一个兵士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紧束衣。而且，尽管没有这种紧束衣，他们结果还是打一仗胜一仗。这个事实是这样严重，连德国各邦政府都不能闭眼不看了。
因此，军事改革在德国就成了一个使旧传统的所有信徒们大大恐慌的迫切口号。最革命的军事理论不但不受制裁地被提出来讨论，而且甚至为各邦政府所注意。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兵士的军服问题了，因为它造成了战场上两军间的最突出的差别。这个问题讨论之久，就像口味之多那样。种种发明才能在军服问题上都表现出来了。制帽，头盔、高筒军帽、棉帽、上衣、短上衣、大衣、衣领、袖口、裤子、护腿和靴子，——所有这一切都进行争论，激昂慷慨，雄辩滔滔，真好像仅仅是这些东西决定了索尔费里诺会战的命运似的。奥地利人的军服式样最为过火。他们从差不多完全模仿法国样式（颜色除外）开始，经过了所有的过渡阶段，一直弄到短上衣和软宽边帽为止。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呆板、保守、拘谨的奥地利帝国兵士穿上法国猎兵的俏皮服装，或者还要糟糕，穿上1848年革命的德国志愿兵的短上衣和戴上他们的细毡帽，是个什么样子！对于奥地利军事制度来说，再也想不出比每一个这样的极端都要加以认真考虑这个事实更好的讽刺。通常的情况是：争论到完全困乏而止，而不是最后作出什么决定；旧军事传统的信徒们收回了一部分失去了的阵地，整个说来，军服方面的改变至少在奥地利将是很小很小的，在德国其他各邦军队中也不见得会有什么改变，只有一点除外：普鲁士的头盔这个浪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心爱的发明，看来势必先于它的发明者进坟墓。
其次一个大问题是背包问题。法国人不带背包进入战斗是有些轻率的；只不过因为他们走运气，另外还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才能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这成了他们的习惯，那末在冷天或雨天的第一个失利就会使他们为此而大吃苦头。可不是吗，如果一般地采取这种做法，那末在每次战役中战败的军队不但会丢掉枪炮、军旗和备用品，而且会丢掉每个步兵个人的全部行装。如果在野营碰上几个雨天，将会使步兵的队伍完全紊乱，因为每个兵士所穿的只是他身上的那点东西。不过，问题的实质显然在于怎样才能把每个兵士的个人行装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只从行装是否适于行军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重要问题本来是能够容易地和令人满意地解决的；但是在德国，辩论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除军服问题和背包问题以外，军队的各种分队的编制也在详加讨论。应当多少人组成一个连，多少连组成一个营，多少营组成一个团，多少团组成一个旅，多少旅组成一个师，等等。这又是一个可以煞有介事地说出一大堆废话的题目。在任何军队里，基本战术体系把连和营的数目和定员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旅和师的定员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取决于各邻国军队的编制，以便在冲突时各个较大的战术兵团之间的差别不会太大。不从上述事实所决定的实际条件出发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企图规定基本原则，——这等于胡说，这或许对德国的哲学家们合适，而与实际工作者是不相称的。减少营的数目，把奥地利基干步兵团的数目从63个增加到80个，这不会比实行穿较肥的裤子和折领在更大程度上保证他们“未来的成功”。
但是当军服式样和关于旅的定员和编制的高明见解吸引着全部注意力的时候，德国军事制度的大缺点和症结却被忽视了。军官们对一条裤子或一条衣领的式样争论得不可开交，而对德意志联邦[19]军队中有20来种不同的野炮口径和差不多数不清的各种小型火器口径却安之若素，对于这样的军官们，老实说，我们应该作何感想呢？采用线膛枪是统一全德国的口径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是这不但搞得马虎得丢人，而且把事情弄糟了。有必要稍微谈谈口径的这种混乱情况。奥地利、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有一种口径——0．53英寸。它们用南德意志人在许多场合下表现出的实际的健全思想进行了这一极其重要的改革，为德意志联邦军队5个军规定了同一口径。普鲁士有两种口径，一种是所谓Zündnadelgewehr或针发枪［注：见本卷第229—232页。——编者注］的口径，约0．60英寸，另一种是不久以前按照米涅原理嵌上膛线的旧式滑膛枪的口径，约0．68英寸。前者应当尽快地代替后者。第九军有三种不同的步枪口径和两三种滑膛枪口径；第十军至少有十种口径，而在预备师中几乎有多少营就有多少口径。现在可以想见在积极战斗行动时这支五花八门的军队的情形了。能否设想，适用于每个部队的弹药总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摆在附近，如果这不可能，那末这个部队就毫无办法和毫无用处呢？除奥地利、南德意志各邦和普鲁士以外，仅仅由于这一情况，就没有一个部队的官兵在长时间的战斗中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炮兵也是一样。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巴伐利亚人，不直接去研究哪怕是适合于旧式六磅炮的一个共同口径，从而使它逐渐成为线膛野炮的共同口径，他们现在却彼此毫无联系地铸造线膛炮，这只能加剧目前的口径不统一的情况。有这许多重大缺点的军队，本来是可以做一些比争论衣领和裤子以及旅和营的定员更为重要的事情的。
在德国，只要上层人士不想打消建立军队是为了检阅而不是为了打仗这样的念头，在军事上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种学究气一度被奥斯特尔利茨、瓦格拉姆和耶拿[20]以及1813—1815年的人民热潮打下去，很快就又抬头了；它一直称霸到1848年，看来，在最近10年间还达到了顶点，至少是在普鲁士。假如普鲁士曾经参加了意大利战争，佩利西埃差不多一定会给它的军队布置一个新的耶拿，只有莱茵的要塞才可能拯救它。这支军队的现状就是如此，而这支军队就其兵士的素质而言，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支别的军队。一旦法国人和德国人未来发生冲突，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等待着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的特征的再现。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1月底—2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7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6]指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法国和撒丁王国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奥意法战争）。拿破仑第三在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口号的掩饰下，实际上进行了具有侵略目的的意大利战争。他害怕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不希望促成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国家，于是在7月11日背着撒丁同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
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东方战争），是俄国跟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它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第20页。
[17]小型战争是十八—十九世纪军事书籍中使用的一个术语，指正规军小股部队结合着游击队和民兵的行动而采取的军事行动。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指1830年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开始的掠夺性殖民战争。法国殖民者的行动遇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猛烈反抗。只是经过40年以后，他们才得以把阿尔及利亚变为法国殖民地。——第20页。
[18]指1859年奥意法战争期间进行的两次会战。在1859年6月4日马振塔会战中，法军打败了奥军。在1859年6月24日索尔费里诺会战中，奥军败于法意两军。——第21页。
[19]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它的成员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在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即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进行了接连不断的争夺霸权的斗争。——第23页。
[20]1805年12月2日在奥斯特尔利茨会战中，拿破仑第一战胜了奥俄联军。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会战中，拿破仑部队击溃了普鲁士部队，从而迫使普鲁士投降。1809年7月5—6日在瓦格拉姆附近，拿破仑打败了查理大公的奥地利军队。——第2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法英之间的新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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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英之间的新条约
1860年1月28日于伦敦
对法商约提交下院审查不会早于2月6日。可是，根据在关于答词辩论时的揭发，法国报纸的透露以及伦敦和巴黎的传闻，而不管格莱斯顿先生怎样郑重警告，现在就已经可以给这个“可爱的换来儿”[13]作一个总的评价了。1月23日，星期一，条约已以应有的方式在巴黎签字，它的法国教父是贸易大臣鲁艾和adinterim〔代理〕外交大臣巴罗什；英国方面扮演这种角色的是考莱勋爵和科布顿先生。以下的这一件新闻，即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曾为此事出了一臂之力，整个法国都惋惜路易-拿破仑处理不善，没有让这位名人（即舍伐利埃先生）有可能同他的“英国confrère〔伙伴〕”一同签名于条约，已经由“名人”自己慨然向伦敦作了报道，并且在各个自由贸易派机关报上登载了。但报界还不知道，法国方面的主角是前圣西门主义最高司祭安凡丹père〔天父〕。所有圣西门主义者，从安凡丹Père到伊萨克·贝列拉和米歇尔·舍伐利埃，都已变成了第二帝国经济上的主要支柱，这可不是使人惊奇吗？不过，还是让我们再来谈谈舍伐利埃先生的“英国confrère”吧。这位过去的郎卡郡厂主得到如此的荣誉，居然能亲笔签署国际条约，当然感到不胜荣幸。如果注意到，凡是根据相互原则签订的条约和一般商约（同野蛮人签订的条约除外），总要被以科布顿先生为首的英国自由贸易派痛斥为最坏的和最无信义的一种保护关税形式；如果再注意到，现在的条约，即使从相互原则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相当荒唐的协定；最后，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权衡一下用这个条约做掩护的政治目的和任务，那末，公众大概就会可怜理查·科布顿先生成了帕麦斯顿的一个诡计的无辜牺牲品了。但事情还有它另外的一面。大家都知道，科布顿先生因进行反谷物法运动[14]有功，曾得到感恩的厂主们约6万英镑的奖赏。这笔钱科布顿先生买了美国股票，由于1857年的危机，几乎全部损失。他启程去合众国旅行时还抱有的希望成了泡影。科布顿先生回到英国时已经是一个破了产的人了。为了安排一个国民捐献，就必须有一种国民性质的借口，必须有一桩可以吹嘘的事情，好再一次把科布顿先生描绘成联合王国的守护天使，“能保障千百万普通的家庭的富裕和安宁”。英法条约大概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而且，正像诸君从省报上获悉的那样，用来补偿自由贸易的伟大使徒在美国亏损的为数4万英镑的新捐献已在进行，并且得到很大的“同情”。毫无疑问，如果是迪斯累里向下院提出这样的条约，自由贸易派的首领科布顿先生就会建议对内阁表示不信任，说内阁企图使立法机关重犯过去不文明时代的最愚蠢的错误了。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1858年英国对法国商品征收的保护关税的数额：
商品关税
（英镑）
篮筐……………………………………………2061
黄油……………………………………………7159
瓷和瓷制品……………………………………1671
挂钟……………………………………………3928
咖啡……………………………………………4311
蛋类……………………………………………19934
刺绣品…………………………………………5572
纸花……………………………………………20412
水果……………………………………………7347
花边……………………………………………1858
皮靴、皮鞋及其他皮革制品…………………8883
手套……………………………………………48839
乐器……………………………………………4659
工业用油………………………………………2369
壁纸……………………………………………6713
编帽草等………………………………………11622
丝织品…………………………………………215455
白兰地及其他酒类……………………………824960
糖………………………………………………275702
茶叶……………………………………………14358
烟叶……………………………………………52696
手表……………………………………………14940
葡萄酒…………………………………………164855
这样征收的关税，多数是保护关税，如篮筐、挂钟、花边、鞋、手套、丝织品等的关税都是。其他如烧酒税等等，要高过英国国产酒类的消费税，因此也带有保护关税的性质。甚至如葡萄酒税这样通常的财政关税，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也会认为是保护关税，因为，如果不同时保护国内市场的同类商品以至同样的商品，是不可能对外国商品征税的。所以，对外国葡萄酒征收的财政关税，对当地啤酒等等来说，就可以看做是保护关税。由于新签订的条约，英国对法国商品的全部税收将很快取消，而烧酒税、葡萄酒税及其他商品税将同英国的消费税或同目前征收的从不列颠殖民地输入的同类商品（如葡萄酒）的关税拉平。另一方面，法国税率的改变，在1861年10月以前不会彻底实现，这以从法国省报的下列报道中看出：
1860年7月1日——废除棉花和羊毛进口税。
1860年7月1日——对英国煤和焦炭采用比利时税率。
1860年10月1日——将现行铁税改为每100公斤收税7法郎。
1860年12月31日——降低机器进口税。
1861年6月1日——废除对麻线和麻布输入的禁令，规定关税不超过30％。
1861年10月1日——废除其余一切有关输入的禁令，采用5年为期的advaloem〔从价税〕的保护关税制度，5年期满后不超过25％。
除英国煤税降低到了目前征收的比利时煤税的数额以外，法国所做的一切表面上的让步，显然是极端模棱两可的。例如一号生铁（威尔士的）每吨价格目前是3英镑10先令，而法国对它将征收近3英镑的关税。伦敦的“经济学家”[15]承认，对迄今禁止输入的物品征收的30％的advaloem〔从价税〕，实质上将带有保护关税的性质。由于降低英国商品税——不管真降低或假降低——要延搁到将来，所以英国政府实质上起一个保险公司的作用，保证在这个时期内维持住路易-拿破仑的权力。这个商约的真正秘密正是在于，“这完全不是商约”，而纯粹是一个骗局，是要迷惑约翰牛的商业头脑和掩盖不可告人的政治计划。这个秘密在关于答词的辩论时被迪斯累里先生巧妙地揭发出来了，他的揭发的要点如下：
“几年以前，法国皇帝作过声明，这个声明同不久前他写给国务大臣的那封信相似。在这个声明中，他建议完全取消禁制关税制度，采取类似他在不久以前的宣言中提到的那些措施。1856年，根据这个精神拟定的法案就提交给CorpsLégislatif〔立法团〕，但在通过以前，它曾提到法国86个省议会审查，除6个省议会外，都赞同这个法案，并都附带说明新制度应该再过一些时候施行。结果，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在一些公开文件上表明了他实行这个制度的决定。这项法律生效的日期预定在1861年7月。因此，法国根据所签订的条约答应在1861年7月实行的一切，是已经在法国用立法手续规定下来的。”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1月28日
载于1860年2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6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3]奥白朗仙王和他的妻子蒂妲妮亚（威·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的“可爱的换来儿”是奥白朗恶作剧的起因。马克思在此借指1860年的英法商约（见注8），该商约在两国关系中成为复杂的政治倾轧的根源。——第15页。
[14]1815年在英国，为了大地主的利益实行了谷物法，目的在于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为废除谷物法的斗争系由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这一斗争的结果，于1846年6月通过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标志着工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第16页。
[15]“经济学家”（《The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年于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1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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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的政治
1860年1月27日于伦敦
在关于议会答词的辩论中，最引人注意的题目是第三次对华战争［注：指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年7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占天津、北京；10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英法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特权。——译者注］、对法商约和意大利纠纷[8]。应当看到，中国问题不仅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牵涉到一个极端重要的宪法问题。按照帕麦斯顿勋爵的独断命令而进行的第二次对华战争［注：指1856—1858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6月在天津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1月，又在上海签订了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译者注］，曾经先招来议会对他的内阁投不信任票，接着就是他解散下院；新下院虽然是由他一手包办选举出来的，但是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撤销它的前任所通过的判决。一直到现在，帕麦斯顿勋爵的第二次对华战争，还受着一个议会裁决案的谴责。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
1859年9月16日，英国接到白河失败［注：指1859年6月英法侵略军在大沽之战中所遭受的失败。这月24日，英法派舰队到白河河口（即海河河口），进攻大沽炮台，被中国守军击沉军舰四艘，击伤六艘，英军舰队司令贺布受重伤，登陆部队被击退。敌人在美舰掩护下逃走。——译者注］的消息。帕麦斯顿勋爵不是召开议会，而是致书路易·波拿巴，同这个独裁者商谈派一支新的英法远征军打中国。在三个月中，正如格雷勋爵所说的，
“英国港口和军械库里一片喧哗，忙于准备；同时采取种种步骤向中国运送大炮、弹药和炮舰，并且除海军外，还加派了不下一万人的大军。”
一方面，由于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另一方面，由于事先不通知议会而作的一大笔支出，就已经把这个国家完全投入一次新的战争了，而议会复会后，却满不在乎地要求议会“感谢女王陛下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和远征中国的准备工作告诉了他们”。路易-拿破仑本人对他自己的CorpsLégislatif〔立法团〕说话的方式，或者皇帝亚历山大对他的参政院说话的方式，能与此有什么不同呢？
1857年下院在关于答词的辩论中，现任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先生谈到波斯战争时曾经愤慨地说：
“我不怕反对，我要说，不事先通过议会就开始战争的做法，是同我国的惯例完全相抵触的，这种做法危害宪法，为了使这样危险的先例完全不可能重演，绝对需要下院加以干涉。”
帕麦斯顿勋爵不仅重演了一回“这样危害宪法”的先例；他这一次不仅在伪善的格莱斯顿先生的协助下重演了一回，而且，好像是想试试内阁不负责任的程度似的，他利用议会的权力对付国王，利用国王的特权对付议会，利用二者的特权对付人民，居然肆无忌惮地在同样的行动范围内重演了一回危险的先例。他的一次对华战争曾经遭到议会的谴责，他不顾议会又进行了另一次对华战争。而在两院中，却只有一个人鼓起足够的勇气反对内阁的这种僭越行为；奇怪的是，这一个人并不是立法议会的民主派，而是贵族派。这个人是格雷勋爵。他对答复国王演辞的答词提出了修正案，主张在没有听取议会两院的意见以前，不应该开始远征。
执政党的代表和陛下反对派的领袖对待格雷勋爵的修正案的方式，清楚地标志着英国代议机关正在迅速走向政治危机。格雷勋爵承认，形式上国王享有宣战的特权，但是，既然大臣们事先不得到议会的批准不得在任何事情上花费一个法寻［注：法寻是英国的辅币名，等于四分之一辨士。——译者注］，所以在没有事先通知议会，没有提请议会预先设法支付这些可能的费用以前，国王的负责代表们根本不应当采取远征的战争行动，这就是宪法和惯例。因此，只要国民的参政院认为适当，它在一开始就可以制止大臣们所策划的任何不正当的或不明智的战争。为了说明过去是怎样严格遵守这些规章的，这位勋爵阁下举了几个例子：1790年，当几艘英国船在美国的西北海岸被西班牙人截走时，皮特曾向两院提出了国王的咨文，要求两院通过一笔款项来弥补可能的支出。另一次，在1826年12月，当西班牙斐迪南七世为了援助唐·米格尔而打算入侵葡萄牙，唐·彼得鲁的女儿［注：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编者注］向英国求援时，坎宁送致了同样的咨文，把问题的性质和费用的概数通知议会。最后，格雷勋爵明白地指出，政府已经敢于不经议会同意而向全国征税，因为已经承担的大量费用，总是必须设法支付的，而不挪用完全是准备作其他用途的款项，就不可能支付这笔钱。
格雷勋爵从内阁方面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呢？曾经带头反对帕麦斯顿第二次对华战争的合法性的纽卡斯尔公爵回答道：第一，近年来树立了“非常良好的惯例”，即“对答词决不提出任何修正案，除非是要达到某种重大的政党目的。”因此，如果格雷勋爵不是受任何派别性动机的驱使，如果他不是奢望把大臣们赶走而让自己挤进去，那末，纽卡斯尔公爵至死也想不通，他破坏这个“近年来非常良好的惯例”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以为议院在重大的政党目的以外还会为了别的什么事情而争吵，岂不是荒唐古怪吗？第二，皮特和坎宁如此热心遵守的宪法惯例曾经一再被帕麦斯顿勋爵改变，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吗？这位高贵的子爵不是曾经自作决定，于1831年在葡萄牙、1850年在希腊，以及像纽卡斯尔公爵还可能补充的，在波斯、阿富汗和其他许多国家进行过战争吗[9]？如果议会30年来一直让帕麦斯顿勋爵僭越宣战、媾和和征税的大权，那末议会为什么要突然违背自己悠久的俯首听命的传统呢？宪法可能在格雷勋爵方面，但是时效权无疑是在帕麦斯顿勋爵方面。既然以前他没有因这类“良好的”新花样而受过谴责，那末为什么现在一定要追究这位高贵的子爵呢？老实说，格雷勋爵企图破坏帕麦斯顿勋爵任意处理自己的财产（英国军队和财政）的时效权，而纽卡斯尔公爵没有责备他造反，看来已经够宽大了。
纽卡斯尔公爵力图用以证明远征白河的合法性的方式也是同样别出心裁的。根据1843年的中英条约，英国享有天朝给予最惠国的一切权利［注：指1843年10月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这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的补充，英国由此获得一些新的特权，主要有：领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凡其他国家从中国得到的侵略利益，英国都可“一体均沾”，等等。——译者注］。而俄国在最近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享有了白河的航行权[10]。因此，按照1843年的条约，英国也享有这样的航行权。纽卡斯尔公爵说，这一点他是能够坚持的，“不需要什么有力的专门的论据”。但是实际上他未必能够！一方面，这里有一个颇为尴尬的情况，即俄国的条约只是在白河惨败以后才批准，从而才生效的。当然这不过是一种无关宏旨的hysteronproteron［注：先（proteron）后（hysteron）倒置的错误。——编者注］。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在战争状态中，一切现行条约都停止生效。如果英国人在远征白河的时候已经同中国人处于战争状态，那末不言而喻，他们既不能援用1843年的条约，也不能援用其他任何条约。如果他们不处于战争状态，那就是帕麦斯顿内阁不经议会批准而发动了新的战争。为了回避两种可能的后一种，可怜的纽卡斯尔断定，自从炮击广州[11]以来，最近两年当中，“英国从来没有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因此，政府只是继续进行军事行动，而不是重新恢复军事行动，因此，纽卡斯尔也能够不用专门的论据，而诉诸只在和平时期才有效的条约。而内阁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为了使这种奇怪的辩术更加精彩，他与此同时在下院断言，这些年来，英国“和中国从来不处于战争状态”。两国现在也是这样。自然，发生过炮击广州、白河惨败以及英法远征等事件，但是没有发生过战争，因为根本没有宣战，因为一直到现在中国皇帝［注：咸丰。——编者注］还允许他们照常在上海做生意。在对中国的关系上，帕麦斯顿违背了有关交战的所有国际法准则；正是这个事实，却又被他用作理由，为自己在对英国议会的关系上不遵守宪法准则的行为辩护，而他在上院的代表格兰维耳伯爵则轻蔑地宣称：“至于中国问题”，“政府征求议会的意见”，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政府征求议会的意见，竟然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那末，英国议会和法国CorpsLégislatif究竟还有什么区别呢？在法国，至少是一个被假定为民族英雄后裔的人大胆地把自己当作国家，同时公开承担这样僭越大权的一切危险。而在英国，则是所谓内阁里的一个二流人物，一个声名狼籍的野心家，一个无名小卒，依靠议会精神的愚蠢，依靠无名报刊的迷惑人心的胡言乱语，一声不响地，毫无危险地，悄悄地窃取了无限权力。如果一方面拿苏拉[12]掀起的骚动，另一方面拿股份银行经理、慈善会秘书或教区牧师的招摇撞骗的生意经式的手法来比较一下，你就会了解法国皇帝的僭越大权和英国内阁的僭越大权的区别了！
得比勋爵充分认识到两派在保持内阁的无能与不负责任方面有同样的利害关系，他自然不能“同意高贵的伯爵（格雷）对政府的疏忽所作的严厉的指责”。他可以部分同意格雷勋爵的不满，即认为“政府应该召开议会，征询它对中国问题的意见”，但是，“如果格雷要求把他的修正案提付表决”，他“一定不会支持格雷”。
结果，修正案并没有提付表决，而两院在对华战争上的全部争论，也就失在两派对那位如此光荣地使英军葬身于污泥的舰队司令贺布的一片奇怪的问候声中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1月27日
载于1860年2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6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8]议会答词是上院和下院根据英国宪法，继每届议会开幕时的国王演辞之后所提出和讨论的答词。像国王演辞一样，议会答词提出施政纲领的基本问题。这里指的是讨论1860年1月24日的议会答词，在讨论进程中谈到了一系列对外政策问题。
英法商约是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它是两国自由贸易拥护者的胜利并符合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关于条约的详情，见本卷第15—19页）。
意大利纠纷：1859年奥意法战争后，意大利争取民族统一的运动加强了，这个运动遭到欧洲列强的反对。早在1859年春，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各公国以及罗曼尼亚的起义人民就已推翻了自己的统治者，消灭了暴君的统治并表示要合并于皮蒙特。后来，这些公国在1860年3月举行了全民投票，结果并入皮蒙特。——第9页。
[9]在葡萄牙的战争指英国干涉葡萄牙内战（1828—1834），这次内战是在葡萄牙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领导的专制派（封建教权派）和立宪派（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进行的。英国政府力图巩固自己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影响和摧毁专制派所支持的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阵地，便在1831年把舰队派往葡萄牙海岸，封锁了塔霍河和杜罗河的河口，因而促成了立宪派的胜利。
在希腊的战争指由于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而起的英希冲突。1847年帕西菲科在雅典的住宅被焚。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后来就以此为借口，把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1856—1857年英国波斯战争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亚洲实行侵略性的殖民政策的一个阶段。战争的借口是1856年10月波斯的统治者企图占领赫拉特公国。英国政府利用了这件事对阿富汗和波斯的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目的是奴役这些国家。英国政府向波斯宣战，派遣军队到赫拉特。但是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爆发了，迫使英国不得不赶紧和波斯缔结和约。1857年3月，根据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波斯放弃自己对赫拉特的要求。1863年赫拉特被并入阿富汗的艾米尔的领地。
在阿富汗的战争指1838年英国政府挑起的对阿富汗战争。英国没有能够把阿富汗变为自己政策的工具，便决定用武装干涉的方法使自己的傀儡舒扎沙赫登王位。英国军队侵入阿富汗，占领并蹂躏了国土，俘虏了沙赫；但是英国人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1841年11月人民起义，英军被击溃和歼灭。1842年英国人又一次试图征服阿富汗，结果也完全失败。——第12页。
[10]指1858年6月13日（1日）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特别规定：俄国使臣可以从白河口通过大沽进入北京。——第12页。
[11]1856年10月广州遭到英国人的野蛮炮击。借口是中国广州当局逮捕了悬挂着英国旗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的水手。炮击广州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第13页。
[12]指代表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罗马统帅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争夺古罗马政权反对平民派（奴隶主民主派的集团）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公元前82年建立了苏拉的独裁。马克思在文中提到的苏拉暗指拿破仑第三。——第1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法国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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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国的状况[1]
1860年1月17日于巴黎
路易-拿破仑皈依了自由贸易，并且准备宣布新的和平纪元到来。他差不多可以被接受入战栗教派[2]了，因而1860年将作为黄金时代的第一年载入欧洲史册。这些轰动整个伦敦报界的奇闻，来源应当归功于发表在1860年1月15日“通报”[3]上的路易-拿破仑致国务大臣富尔德先生的一封信。发表这封信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国家证券在巴黎跌价，在伦敦涨价。
首先，有必要详细研究一下corpusdelicti〔犯罪构成〕，也就是那封应该成为新纪元的整个大厦基石的皇帝的信。路易·波拿巴告诉富尔德先生说：“必须设法进一步发展国民财富的各个部门，这样的时机已经来到。”类似的声明在1852年1月份的“通报”上出现过，那时，coupd’état〔政变〕开创了CréditMobilier、CréditFoncier和其他的Créditsambulants[4]的纪元。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从这个多事的时代起，在法国暴君庇护下公布的每个年度财政报告，一直都用大量官方数字极力强调一个事实，即帝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在它的悉心治理之下，国民生产的各个部门已经取得大发展。
这样一来，我们便陷入了困境。要末是coupd’état〔政变〕时期所作的声明为时过早，而coupd’état之后发表的财政报告是捏造；要末是现在的声明纯粹是欺骗。
无论如何，根据新的皇帝宣言的自供，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法国社会从波拿巴制度的复活中所应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们且看一看，这些美妙的经济革新将借助于什么样的新发明来实现。
首先，路易·波拿巴告诉富尔德先生说：“我国的对外贸易应当通过产品交换来发展”——真是了不起的至理名言，富尔德大概也会因自己主子的这个大发现而有点吃惊了。既然对外贸易是以本国产品交换外国产品，所以为了发展法国的对外贸易，就必须扩大法国产品的交换，这是无法否认的。路易-拿破仑从他设想的法国对外贸易的新发展中所预期的主要结果，是“在工人阶级中普及福利”；工人阶级的状况，正如coupd’état的英雄所默认的和现代法国作家（例如，参看已故的科兰先生的著作[5]）所指出的那样，近10年来已明显地恶化。不幸得很，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使最肤浅的观察家也为之震惊。从1848年到1860年，法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1848年它达到87500万法郎，而1859年就增加了一倍多。在短短的10年间，贸易增长100％以上，这几乎是空前的现象。这种增长的原因，可以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合众国等等国家找到，当然在土伊勒里宫[6]的档案库里是找不到的。尽管法国的对外贸易近10年来急剧增长——其原因在于整个世界市场的根本变化，这远在法国警察的琐屑监督的范围之外——可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可见，有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使贸易增长的自然成果化为乌有。如果说，法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明第二帝国为什么能够那样轻松地恣意挥霍，那末，尽管出口增加一倍，而民生依然雕敝的事实就暴露了这种轻松的帝王生活是谁付出了代价。如果说，没有法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那末，反过来说，在帝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
奥地利皇帝用一道命令在本国消灭了赤字，为什么路易-拿破仑不用另一道命令实现增加法国的对外贸易呢？不过，他预感到在自己的道路上有障碍。
他说：“我们必须首先改善我国的农业，并且使我国的工业摆脱使之处于较低阶段的那些内部障碍。”
法国的农业状况极需改善，这是法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唠叨着的事情。但是路易-拿破仑打算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他将保证以不大的“利息”给农业贷款。大家知道，法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二强。路易-拿破仑会向其余三分之一的居民征税，以便给全国大部分人提供“利息不大”的贷款吗？这种想法确实太没有根据，不足置信。另一方面，他的CréditsFonciers〔土地信用公司〕公开声明的宗旨是把借贷资本送往农村。这个公司能达到的唯一结果，不是改善农业，而是使小农破产，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又是那个老牌的失效的万应灵丹——信用设施。谁都不会否认，第二帝国标志着法国信用事业发展的一个时代。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在这方面帝国走得太远了，它已经同自己的信用一起失去了鼓励信用的能力。看来，这里唯一的新事物就是：半官方的信用机构太臃肿了，已经不中用了，所以路易·波拿巴现在想把政府本身直接变成贷款事务所。由于每一个这样的企图总是带有巨大的危险，所以这一企图也必然要遭到失败，就像他囤积粮食以提高粮价的企图失败了一样。排水、灌溉和整地——这全是很好的措施，各有其好处，但它们所带来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增加农产品的数量，并不能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又何况根本没有提出过这种目的。即使路易·波拿巴奇迹一样地找到了在全国范围内这样来改善农业的办法，这些措施又如何才能消除近5年来法国农民一直苦于农产品不值钱的状况呢？所以路易-拿破仑要着手彻底改善交通工具。作这一建议时的冷硬心肠甚至超过了波拿巴的无耻。只要注意一下法国从1850年起的铁路发展就够了。这些“交通工具”的年度支出从1845年到1847年约17500万法郎，从1848年到1851年约12500万法郎；而从1852年到1854年几近25000万法郎（比1848—1851年的支出多一倍）；从1854年到1856年几近55000万法郎；从1857年到1859年约50000万法郎。在1857年爆发了普遍的贸易危机的时候，由于正在建筑的铁路仍然需要款项，再加上已经批准支出的款项，数目都大得异常，法国政府曾经大受震动。它禁止铁路公司用发行每年为数21250多万法郎的股票、证券等方式吸引新资本，禁止成立新公司并且对年工程量规定出了一定的限制。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路易·波拿巴说话的口气竟然像铁路、运河等等是现在才发明似的！他所暗示的强行降低运河航行税的办法，其结果无疑会破坏国家合同，吓跑这些企业的投资，而且，这个措施也根本不是要把新资本吸引到那些部门中去。最后，为了找到农产品市场，准备刺激工厂工业的发展。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工厂工业在第二帝国时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尽管如此，尽管输出空前增长，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大发展，信用系统在法国极度扩充，法国农业仍然处于衰落之中，法国农民仍然日益破产。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怎样解释呢？长期国家公债每年增加25500万法郎，这个事实就对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回答，更不用说为陆海军抽血税了。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吸血鬼，是一种比法国民族的生产力长得更快的重担。
路易·波拿巴给法国工业开的药方，如果撇开那些空话或作不到的计划不谈，归根到底只是取消羊毛和棉花的关税，逐步缩减糖和咖啡的关税。这些都很好，但是只有像英国自由贸易派那样十分轻信的人，才能把这类措施叫做贸易自由。每一个懂得政治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取消农产原料的关税乃是十八世纪重商主义者理论中的主要点。压在法国生产上面的这些“内部障碍”，同octrois〔日用品入市税〕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octrois把法国分成好些个独立区，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独立区，使国内交换瘫痪，福利不能建立，因为这种octrois是破坏国内消费的。但是在帝国的制度下这种octrois增长了，而且还要进一步增长起来。降低羊毛和棉花的关税，准备以取消减债基金来补偿，这样一来，增加国债的最后一个哪怕往往是有名无实的障碍就将消灭了。
另一方面，森林应砍伐，土丘须铲平，沼地要排水，其办法就是在三年之内拨出16000万法郎（据说相当于最近的战时公债中没有用掉的余额），每年平均不到5400万法郎。然而，皇帝的卡利奥斯特罗5年前郑重宣布的、从那时起人们已不再记起的卢瓦尔河岸的一项工程，用不了3个月就可以把这笔钱全部吃掉。在这种情况下，宣言里还剩下什么呢？“和平纪元到来”，——就好像以前没有在波尔多宣布过似的。《L’Empirec’estlapaix》[7]。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1月17日
载于1860年2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6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卡·马克思于1860年1月17日写的“法国的状况”一文，发表在同年2月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从这篇文章开始，写了一系列论述欧洲各国经济状况的文章。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在自己的某些文章上标有“于巴黎”或“于柏林”的字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建议马克思减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从1861年年中起，由于美国内战，美国读者对欧洲事务的兴趣大为减少。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停止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861年期间和1862年头两个月，马克思给该报的通讯显著地减少了，至1862年3月事实上已停止了撰稿。——第3页。
[2]战栗教派（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战栗教派反对官方教会和它的仪式，鼓吹和平主义思想。——第3页。
[3]“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Moniteuruniversel》）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官方的机关报。——第3页。
[4]SociétégénéraleduCrédit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是贝列拉兄弟在1852年创办的一家法国大股份银行。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它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倒闭。
CréditFoncier（土地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它是1852年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CréditFoncier发放以不动产作抵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五十年）。CréditFoncier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
马克思称波拿巴法国的银行企业为Créditsambulants（游荡银行），是强调这些银行企业的不稳固性。——第3页。
[5]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6—1857年巴黎版第1—3卷（Colins．《L’économiepolitique．Sourcedesrévolutionsetdesutopiesprétenduessocialistes》．Vol．Ⅰ—Ⅲ，Paris，1856—1857）。——第4页。
[6]土伊勒里宫是巴黎的一座皇宫，拿破仑第三的府邸。——第4页。
[7]《L’Empirec’estlapaix》（“帝国就是和平”）是1852年10月9日路易·波拿巴在波尔多发表的演说中的话。——第8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第十五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60年1月至1864年9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活跃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时期，它接替了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在欧洲持续已久的政治反动时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涨的迹象。在德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仍然没有解决，因而重新展开了民族统一运动；在俄国和美国，革命形势正在形成；在波拿巴法国，革命风潮也在不断加强。
随着政治形势的活跃，工人阶级的政治自觉普遍提高。无产阶级运动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走上了独立斗争的道路。1857—1858年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罢工斗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无产阶级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看到自由资产阶级背叛和小资产阶级无能领导革命运动，所以愈来愈坚决地力求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
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重新高涨起来；他们的群众性的斗争，特别是他们为抗议英法统治阶级企图保护奴隶主干涉美国内战而举行的大会，都证明这一点。法国无产阶级日益坚决地参加到政治斗争中来。德国工人的先进队伍力求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在1863年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不断在进步刊物上就国际生活的一切基本问题发表言论，不懈地宣传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教育了无产阶级去了解它的阶级利益，培养了它的国际团结精神。由于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增加和加强，终于在1864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在1860—186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注意的主要是民族解放斗争问题以及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任务。本卷中很多文章就是阐述这些问题的。论述美国内战这一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中心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策略，是由无产阶级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下述基本客观任务决定的：完成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为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创造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彻底实现民主改革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主张在德国和意大利实现革命的统一，主张尽快采用革命方法进行美国内战和尽力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和俄国的沙皇制度是欧洲各民族在民族解放斗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特别重视这两个国家中的革命运动。
工人运动的新高涨以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危机的成熟，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这一迫切的任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扩大和加强自己与许多国家的革命家的联系，而且还给予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以有效的实际援助。他们在进步刊物上进行反对干涉美国的积极斗争，把反对美国黑奴制度的斗争看做欧洲和美洲工人阶级的切身的事业。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即将到来的阶级搏斗中的阵地，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伦敦的各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且不疲倦地宣传自己的观点。为了继续维护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击统治阶级对他们的诽谤性攻击和恐怖手段，马克思于1861年在报刊上组织了一次争取释放杰出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广泛运动。186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许多步骤给波兰起义以实际援助，同时还开展广泛的运动抗议欧洲列强支持俄国沙皇政府镇压起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密切地注意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针对着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纲领和策略（拉萨尔为工人阶级规定的方向是，与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采取共同行动对付资产阶级，以期得到某些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同时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畏首畏尾的政策。
为了训练无产阶级进行新的阶级搏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年内非常重视进一步制订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继续致力于他所计划的经济学巨著，预计在这一著作中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问题的总和，详尽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1861年，马克思着手撰写巨大篇幅的经济学手稿，这是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初稿之一。“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
恩格斯在1860—1864年间继续深入地研究军事理论问题，特别是各种武器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对军事科学的研究，对于确定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阶级性质和目的，对于揭示武装斗争的规律性，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六十年代初的民主运动活跃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政论活动特别具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必须在这一时期更加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影响舆论，以利于无产阶级，为此他们利用一切能产生社会影响的手段，包括资产阶级报刊在内，来和反动势力作斗争。马克思除了继续为进步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之外，于1861年10月开始为维也纳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新闻报”写稿，这家报纸在当时是最为流行的德文报纸之一。在这几年中，恩格斯也为英国的“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和德国的“军事总汇报”写稿。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欧洲问题的政论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文章主要是阐述德国及意大利的民族统一、消灭这两国的封建关系残余和变意大利为独立国家这项任务的。进步力量争取在德国和意大利恢复统一的斗争，遭到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反动势力的反抗，也遭到支持它们的欧洲强国政府首先是沙皇俄国、波拿巴法国和英国的政府的反抗，这些国家的政府力图保持这两国的民族分裂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文章中坚持解决这一问题的革命民主道路，认为只有全民运动才能使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动派无能为力，才能使皮蒙特保皇势力的王朝阴谋破产。他们指出，只有把封建专制制度的残余消灭干净，才能为德国和意大利生产力的发展、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写道：“要抵御外来的入侵或在国内实现统一和自由，它（德国。——编者注）必须清除自己家里的王朝老爷们。”（见本卷第195页）
马克思在“普鲁士备战”和其他文章中揭露了普鲁士的腐朽透顶的反动统治、它的反民主的制度以及容克地主和军阀的横暴。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密切注意德国政治生活活跃的迹象和民主力量的积极化。1860年初，马克思在“柏林的情绪”一文中指出普鲁士的革命情绪大大加强。在这几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坚持统一德国的革命道路，反对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从上面”统一德国的计划，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判普鲁士自由派的政治纲领，因为自由派拥护在普鲁士王朝的领导下统一德国的道路。马克思嘲笑普鲁士自由派关于“新时代”随着威廉亲王的摄政而到来的幻想，并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懦怯的叛卖的政策以及它向容克地主和保皇派权臣投降，巩固了反动势力的阵地。
马克思认定波拿巴法国的政策是德国统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他揭露了第二帝国所采取的笼络手段，——第二帝国向德国北部各邦许愿，保证促成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国统一，用这种办法使莱茵河左岸归并于法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赞同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各邦对法作战，认为这一战争会加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发展。
本卷中有一系列文章考察了奥地利帝国由于内部矛盾而瓦解的过程以及奥地利帝国的各民族加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并且说明了奥地利政府为了巩固哈布斯堡王朝而不得不向匈牙利民族运动作出某些让步的政策。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非常注意意大利人民在六十年代反对内外敌人的英勇斗争。本卷中有不少文章论述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革命统一意大利。他们认为，从无产阶级和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样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领袖们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视着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的行动，所有意大利的真正爱国者都团结在他的周围。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地欢庆加里波第派志士们的每一个成就。恩格斯有几篇文章（“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加里波第的进军”等）就是专门阐述加里波第派志士们的英勇斗争的。恩格斯对加里波第的革命策略，对坚决维护意大利人民利益的加里波第派志士们的战斗精神、自我牺牲和勇敢无畏，作了高度的评价。恩格斯认为加里波第是天赋卓越的勇敢的领袖，是真正的人民统帅。
为了揭露意大利革命的内外敌人的阴谋，马克思在“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等文章中，痛斥背着加里波第与拿破仑第三勾结的卡富尔所奉行的反人民政策。他指出，卡富尔强加给意大利人民的、在萨瓦王朝领导下统一意大利的道路，只会使意大利人民陷入新的奴役，使意大利受制于波拿巴法国。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深入地研究了俄国的国内状况，认为俄国农民争取废除农奴制的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他们认为这一运动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是欧洲革命的强大后备军。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改革前的俄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在“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一文中阐明了俄国社会各阶级对当前废除俄国农奴制一事的态度，同时着重指出了沙皇政府想牺牲被压迫阶级——农民的利益而与地主协同一致的企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以真正科学地研究欧洲各国经济生活为基础的。马克思评述了法国的经济状况（“法国的状况”、“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法国的财政状况”以及其他文章），揭示出法国的农业和工业在第二帝国时期衰落的原因，并指出，与拿破仑第三政府关于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骗人诺言相反，波拿巴制度只导致了国家财政和经济的混乱。
马克思分析了英国的工业状况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揭示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及其子女的情景，描述了非人的劳动条件（“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他写道，在英国这个机器和蒸汽的国家里，还有些工业部门全部保存着手工劳动。这首先是那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工人干活是“通过古老的、极度笨拙的手工操作”（见本卷第58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非常关心民族解放运动而密切地注视着波兰人民的斗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认定用革命方法解决波兰问题是摧毁当时欧洲的反动堡垒沙皇制度的基本前提，也是通过民主道路统一德国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为1863—1864年波兰起义而写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揭示了波兰问题对德国命运的意义。马克思指出，德国工人阶级的职责就是努力促进波兰的复兴。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其全部活动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美洲大陆各国首先是美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本卷中有一大组论文就是用来论述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即1861—1865年内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这一战争的同时代人，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了与美国内战有关的问题，并且揭示了这次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论述这个题目的著作，大部分是马克思撰写刊登在1861—1862年的“新闻报”上。在“美国问题在英国”、“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等论文中，马克思根据对美国资料和文献的研究，全面地探讨了内战发生的原因，确定了已经展开的斗争的性质和动力。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马克思用大量的具体历史材料说明，美国内战是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这两种对抗力量长期斗争的合乎规律的后果；按马克思的说法，这一斗争是“美国半个世纪的历史的动力”（见本卷第32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出北部和南部战争的真正原因，认为这次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在北部各州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在美国南部占统治地位并阻碍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奴隶制度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政治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在自己的文章中阐明了美国种植场奴隶制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说明了它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保留着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和方法的情况下的紧密联系。马克思表明，尽管北部的金融资产阶级以及靠买卖棉花和买卖奴隶劳动的其他产品而发财致富的部分工业资产阶级希望保留奴隶制，但奴隶制的继续保存与北部各州的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不能相容。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奴隶制问题就是美国内战的实质：“所以十分明显，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2000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见本卷第356页）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确定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对美国内战的态度时，是从欧洲和美洲的革命运动的利益、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景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如十八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揭开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纪元一样，美国反对黑奴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纪元，因此，美国革命战争可以促进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涨，并成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美国问题的论文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思想——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要的思想原则之一，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黑奴制的斗争看做劳动者阶级的切身事业。他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南部各州的奴隶制的存在阻碍美国工人运动的顺利发展。他们指出，只要黑人的劳动还带着可耻的奴隶制烙印，白人的劳动也不可能自由，因为，让一部分劳动者和另一部分劳动者对立，就能使美国资产阶级瘫痪美国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又指出，在美国南部保存黑奴制，成了加强剥削北部“自由”工人的理由，而奴隶主如果在战争中获胜，如果他们对整个联邦建立了统治，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贬低到无权奴隶的地位。马克思在阐述奴隶主寡头集团极端仇视美国工人运动时指出，就在这一时期，奴隶制的思想家“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说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见本卷第363页）。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解决奴隶制问题同自由垦殖美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土地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用革命民主主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是由美国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美国工人运动的利益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定，团结一切希望彻底消灭奴隶制的进步力量，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无产阶级的领袖们用自己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上的言论，努力帮助北部革命民主力量为全面彻底地解决战争所提出的任务而斗争。
马克思指出了战争从北部方面来说所具有的进步的革命的性质，并且在头几篇论述美国内战的文章中就指出，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即北部各州必将胜利。同时，他无情地揭露了领导着反奴隶制的联合但迟迟不敢宣布废除奴隶制的北美资产阶级的懦弱政策。马克思在“弗里芒特的免职”、“评美国局势”等文章中尖锐地批评北方政府，因为它害怕使战争成为彻底的、真正革命的反奴隶制的斗争。马克思评述了北部的作战方法，他在1862年9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从如此长久地盛行着欺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只能期待到”这样的方式。马克思揭示出北部初战失利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力求在与奴隶主妥协的基础上作战，他指出只有革命的作战方法才能保证北部各州的胜利。
关于人民群众在争取消灭奴隶制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重视北部和西北部各州及其工人和农民——奴隶制的最坚决的敌人，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马克思认为，战争进程中发生必然的转折，是由于“为军队提供主要人力的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决心要强迫政府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在星条旗上写上‘废除奴隶制度’作为战斗口号”（见本卷第558页）。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极为重视被奴役的黑人群众的斗争，认定他们是北部在与南部奴隶主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早在186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已指出，美国的奴隶运动是世界上最大的事件之一。马克思特别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不让黑人有权加入北军与奴隶主作战。马克思在1862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仅仅一个黑人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恩格斯强调说，更坚决的作战方法还会使南部的白种贫民行动起来，这些人是破产的、备受压迫的劳动群众，他们仇视奴隶主寡头，但是还受着种族偏见的影响。
马克思在1862年写的许多文章中，指出了执政的共和党在主张立即消灭奴隶制的力量日益增强和团结的影响下逐渐分化的过程（“美国废奴派的示威”、“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第一次载入全集的文章“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明显地阐述了共和党内部的变化，该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在解放奴隶问题上采取较为坚决的立场。马克思根据对各州投票结果的分析，说明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失败首先是由于西北部农民对旧的作战方法不满。马克思在总结战争的第一阶段时写道：“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内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见本卷第558页）
马克思在也是第一次载入全集的“北美事件”一文中，热烈欢迎林肯关于解放属于参加叛乱的种植场主的黑奴的宣言。这一文件“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标志着向战争新阶段即用革命方法作战的过渡。这篇文章以鲜明的笔调评定了林肯这个来自人民、平民的人。马克思着重指出，在林肯的行动中没有任何姿态、漂亮的词句和虚假的激情。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林肯的某些法令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常常批判林肯的动摇和犹豫。尽管如此，马克思对林肯的活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强调说：“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见本卷第586页）
在论述美国内战的最后几篇文章（“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中，马克思根据对阶级力量的对比和交战双方的能力的深刻分析，指明各蓄奴州物质后备和人员后备不足，离心力量增涨，因而它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马克思认为北部的胜利有巨大的意义，同时着重指出美国资产阶级纲领的温和性，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对保存奴隶占有制残余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马克思在关于北部各州选举结果的文章中写道，纽约市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和南部种植场抵押券持有者的巢穴”，它“直到最后仍积极参加奴隶买卖”，正是这个城市在美国内战前夕和内战期间成为力求与奴隶主妥协的民主党的主要支柱，这决不是偶然的（见本卷第600页）。马克思的这一指示对于理解美国事件的此后的进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美国黑奴制虽然消灭，北部各州虽然取得胜利，但种族歧视、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却保存下来了。
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论美国内战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阐述战争进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美国内战”和“美国战场的形势”以及其他文章中，揭示了对于军事科学十分重要的关于战争性质影响作战方法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判北军总司令麦克累伦提出的军事战略计划（“大蛇”计划），认为这是一个与革命战争性质背道而驰、在军事方面漏洞百出的计划。与这一计划相反，无产阶级的领袖们提出自己的战略计划，这一计划是在考虑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基础上制定的。他们的计划是集中力量给敌人心脏以决定性的打击，并规定首先占领乔治亚州，这样南部同盟的领土将被切成两部分（见本卷第521—52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清除北部军队中同情南军的反动军官是一项首要的军事措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预见的正确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1年和1862年间指出的革命措施在内战第二阶段的实行，保证了战争进程的根本转变和北部的最后胜利。
本卷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论述美国内战对国际关系以及对欧美各国内部状况的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揭露资产阶级外交的阴谋，揭露统治阶级对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当美国军舰拦截英国“特伦特号”邮船事件使两国武装冲突很有爆发可能的时候，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英国执政寡头的对外政策，寡头们不顾英国自己宣布的中立，暗中支持南部叛乱分子，并准备武装干涉，以维护奴隶主。在马克思的“英美的冲突”、“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以及其他文章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英国统治集团及其欧洲大陆上的应声虫为煽起保护奴隶主的可耻战争而提出的论据，都是荒诞的，虚假的。关于英美冲突的文章，对于培养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巨大的意义，这些文章向无产阶级教授了在国际冲突中制定和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的本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积极影响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因此，他们高度评价了英国工人阶级反干涉斗争。在“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伦敦的工人大会”、“反干涉的情绪”等文章中，马克思表明，虽然英国工人阶级处在卖身投靠的帕麦斯顿报纸所散布的沙文主义的乌烟瘴气中，但它始终是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马克思强调指出，即使是由于南部各州被封锁而停止输送棉花，从而引起了英国工人阶级物质上的极大的困苦，也没有能摧毁英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精神。马克思在评述英国工人的国际主义立场时写道：“英国工人阶级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次地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尽管美国内战继续下去对成百万英国工人来说意味着最大的痛苦和贫困。”（见本卷第615页）
马克思在“英国工人的贫困”、“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纺织工人的贫困”两篇文章中，描绘了失业的郎卡郡织工的触目惊心的赤贫景象，他们由于棉纺织工业的许多工厂关门而流落街头。马克思指出，“棉荒”对英国工厂主有利，因为它帮助他们出清生产过剩时期积存起来的货物，同时，马克思揭露了统治阶级企图把英国劳动人民的贫困说成仅仅是受了美国内战影响，并且痛斥资产阶级的一套可怜的慈善设施，这种设施只能使工人及其家庭饥饿而死。马克思愤怒地写到土地贵族和工厂贵族之间的“不寻常的吵闹”，指出他们争执的原因是：“争论他们当中谁较多地榨取了工人阶级的血汗，谁应该最少地援助贫困的工人”（见本卷第57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从宪章运动低落时起就一直处在工联主义强烈影响之下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的觉醒。除了工人阶级在美国内战时期的反干涉斗争之外，马克思还非常重视英国人民声援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对外冒险的示威（“援救加里波第大会”等）。
还有一组关于英法西三国干涉墨西哥的文章（“对墨西哥的干涉”、“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等），论述了国际关系和欧洲列强殖民主义政策问题。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以各种各样虚伪借口为掩饰而合伙进行所谓“墨西哥远征”的国家的真正目的，从而揭穿了这一远征的殖民主义性质。马克思把对墨西哥的干涉称为“国际史上的最凶恶的勾当之一”（见本卷第386页）。马克思着重指出，干涉者的真正目的是帮助墨西哥反动派反抗当时已为全国承认的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马克思指出，以整顿秩序为借口的墨西哥远征只能产生这样的直接结果：削弱宪法政府，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刺刀支持下加强反人民的教权派，重新挑起已经平息的内战，而且情况必然如此。马克思的文章充满着对墨西哥人民及其解放斗争的深刻同情，他严厉地斥责干涉者背信弃义对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论述干涉墨西哥的各篇文章，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反对较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奴役经济落后的附属国而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态度。
马克思还向国际无产阶级指出英法西三国的干涉所造成的另一种危险。马克思认为，“欧洲的武装的最高法庭”对美洲国家内政的干涉，乃是帕麦斯顿和波拿巴为了挑起同美国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一种“下策”。在“墨西哥的混乱”、“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等文章中，马克思揭露英国统治集团想利用墨西哥的事件作为借口，利用墨西哥的领土作为英国和法国站在南部各蓄奴州方面干涉美国内战的进攻基地。
马克思联系着拿破仑第三参加墨西哥远征揭露了他的冒险阴谋，强调指出，对路易·波拿巴来说，对外冒险是保存第二帝国反动的波拿巴制度的手段，是在欧洲特别是在瑞士获取某些领土的方法。此外，马克思指出，策动拿破仑第三对墨西哥冒险，是第二帝国金融界的直接需要，冒险的目的就是建立法兰西殖民帝国（“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马克思特别指出武装干涉墨西哥的发起者英国的反动作用，揭下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外交的假面具，指出这种外交十分伪善，对弱者残酷无情，对强者小心侍奉，对国际法完全蔑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从英国统治集团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中看出，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英国很久以来在欧洲事务中所起的反动作用显然地加强了。英国到十九世纪中叶变成了“世界工厂”，它力求保持自己的工业垄断和殖民垄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英国统治阶级成为不仅是欧洲而且是全世界的所有反动运动的堡垒。
马克思在揭露欧洲列强——英国、俄国、法国——旨在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奴役他国人民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严厉抨击了帕麦斯顿政府在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及其他国家中所奉行的殖民主义政策。马克思用数字和事实表明：1860年英国和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同年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都是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背着本国人民干的，是掠夺性质的。
本卷中还有一系列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为总结美国内战的经验而写的。恩格斯发展关于战争的学说，指出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精神因素在军事行动中的意义。恩格斯密切注视军事技术的发展，认为美国内战在这方面创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着重指出军事技术和战术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指出军备的发展依赖于生产方式中的变化。
本卷中有一些恩格斯关于军事问题的著作，是他在1857—1860年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的重要补充，这些文章已载入本版第十四卷。在“步枪史”、“论线膛炮”、“法国轻步兵”等论文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考察了各种武器改进的过程，各个不同国家的战术发展过程。发表在英国“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上的一组文章，深刻分析并批评了英国志愿兵部队的军事训练的组织和制度。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恩格斯“英国的志愿兵部队”一文，专门论述了志愿兵部队阶级成分的问题。恩格斯的未完手稿“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戳破了英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所制造的关于英军无往不胜、英军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大建奇功的神话。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利用了许多俄国材料，对俄军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的英勇抵抗作了应有的评价。
本卷中恩格斯的军事历史著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军队和军事学术的学说的重要文献。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真正科学的军事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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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所包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有15篇在全集第一版中没有收入。其中，有一些已在苏联刊物上以俄译文发表。“法国的状况”、“柏林的情绪”、“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不列颠的贸易”、“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富尔德先生”、“美国近况”、“铁路统计资料”、“英国记事”、“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等文章，以及马克思的“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一文的第二部分和列入附录的一些文件，都是第一次以俄译文发表的。
本卷中大部分文章在发表时都没有署名。但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根据发表他们文章的某些报纸的编辑部的特殊记号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本卷绝大多数文章已经肯定出自何人手笔。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以及其他报纸显然印错了的人名、地名、数字、日期等等，都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过的原材料一一核对，并作了更正。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篇文章和通讯的篇名，都是依照当时报纸上的标题印的。原件没有篇名的文章，则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标题前以星号为记。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
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一封信（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7—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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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一封信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来源：《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
编者注：这篇文章是作者为了发表青年马克思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19页）而写的。
这封信是几个月前我的表姐卡罗琳·斯密夫人寄来的，是她从她母亲，卡尔·马克思的姐姐、这个家庭的长女索菲娅的信件中找到的。至于我的姑母索菲娅怎样得到这封信，我就不清楚了。可能她也是从她母亲的信件中发现的。1863年马克思本人在他母亲去世时也在特利尔，但是，他肯定不知道这封信当时还在，而且已经被他姐姐取走了。幸好这样，否则，毫无疑问他是会把这封信销毁的。
我非常不愿意把这封显然只是给他亲爱的父亲的信公之于世。实际上，我只是想把这封信作为我所希望尽快完稿的马克思传记的素材。但是，我把这封信给几个好朋友看了，他们认为，我有必要，甚至有责任发表这份特殊的人类的文献。考茨基在信中写道：“我完全理解你对发表这封信的顾虑。然而，我们并不是要公开摩尔的私人生活；别人早就这样做了……你父亲的品格和私人生活已经被公开讨论了，我们也只是对这一切感兴趣，即敌人的谎言并不是现有材料中唯一的材料。”于是我作了让步，把这封信发表在《新时代》上。
这封信没有注明年份，只写了11月10日，但是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断出是哪一年写的。这封信肯定写于1838年之前。因为马克思提到了当时在柏林的鲍威尔。而1838年鲍威尔已经在波恩了。看来这封信不是写于1836年就是写于1837年。我本来倾向于1836年，可是经过仔细查对日期，我还是认为1837年是对的。
很明显这封信是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订婚后不久写的。卡尔初次向燕妮求婚时只有十七岁。当然，忠贞爱情的道路并不平坦。卡尔的父母反对他这么年轻就“订立婚约”，这是不难理解的。这件事造成了相当激烈的场面，因此，马克思在信中表示他感到遗憾，同时他还竭力保证，尽管他们的意见有分歧，他还是爱他的父亲。我的父亲常常说，他那时真是成了疯狂的罗兰［注：罗兰是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编者注］，然而，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了，而且在他快满十八岁或刚过十八岁时便正式签订了“婚约”。卡尔为了他美丽的燕妮付出了整整七年时间，七年“对他来说如同几天，因为他爱她”。［注：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9章。——编者注］
1843年6月19日，他们结婚了。童年时代他们一起玩耍，青年时代他们订了婚，而现在他们勇敢地携起手来迎接生活的战斗。
那是什么样的战斗啊！那些含辛茹苦的岁月！那些充满了无情的猜忌，可耻的诽谤，遭受冷落的岁月！但是在这些日子里，无论是幸福和不幸的时刻，这对毕生相亲相爱的伴侣都患难相依，忠贞不渝，直到生命完结，甚至死后他俩也没有分离。
马克思一生奉献给他妻子的不只是一般的爱，而是热烈的爱。我这里有一封他的情书，字里行间燃烧着炽热的爱情的火焰，那简直就象出自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的手笔。然而，马克思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燕妮已经是有过六个孩子的母亲了。1863年，马克思因为母亲去世回到特利尔。他从那儿写信给燕妮说：“每天我都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
如果这封信是在订婚后五至六个月写的，那就如我开始设想的那样，应写于1836年11月。但马克思在信中谈到了“头三本诗册”，这三本诗册是他在这个时期以前写的。现在我手头有三本诗册，姑且认为这就是那三本吧。诗册上分别注明为“1836年秋末于柏林”，“1836年秋末于柏林”和“1836年于柏林”。这三本诗册相当厚，字体极为工整。前两本题名为：《爱之书，第一部、第二部》。第一本标上了“卡·亨·马克思”，第二本标上了“卡尔·马克思”。第三本题名为：《歌之书》，同样下边标上了“卡尔·马克思”。三本诗册都题上了“献给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这封信上注明的是11月10日。这三本诗册也可能在10月底或11月初写就并寄走，但是，情况也不像如此，而且从信中有关段落也看不出这一点来。如果我们把这封信的日期定为1837年11月，即马克思十九岁时所写，恐怕不会有什么错。
信中还有几句隐语要说明一下。“没有希望的爱”我已经作了解释。“笼罩着我们家庭的阴云”既是指某次丢失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经济困难（这些事我听父亲说过，我认为就是在那时发生的），也还指他的小弟弟爱德华病势严重和另外三个弟弟妹妹体弱多病（他们都很年轻就去世），加之马克思的父亲又开始生病，这病最后夺去了他的生命。
马克思非常眷恋他的父亲，常常不厌其烦地谈起他，而且总是把他那张老式银版照片带在身边。不过对不熟悉的人他是不轻易出示的。他说因为照片很不像本人。我觉得这张照片面孔很漂亮，眼睛和前额与他的儿子的一样，只是嘴和下颚周围的线条要柔和些，总的说来，是一种典型犹太人的、而且是俊美的犹太人的形象。马克思在他妻子死后作了一次漫长而凄苦的旅行来恢复他已经损坏了的健康，因为他想完成他的著作。旅途中他总是带着他父亲的这张照片以及一张装镜框的我母亲的旧照片和我姐姐燕妮的照片。我们发现，他死后这些照片还在他贴胸的口袋里，恩格斯把它们也放进了棺材。
这封在这里公开发表的信，出于一位十九岁青年的手笔，这无疑使人感到惊讶。这封信使我们看到了成长中的青年马克思，从早年看到一个人的一生。我们在这里就已经看到了他毕生具备的几乎是超人的工作精力和工作热情。他对任何工作都不会感到劳累，枯燥乏味。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丝毫草率从事的痕迹。我们看到了这个年轻人在几个月内完成了一般人不敢问津的工作；看到了他为了写作用去成叠的稿纸，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加以销毁，只是为了想完全做到“自己弄清问题”并充分领会和掌握研究的对象；我们还看到他以十分严格的态度评判自己和自己的著作（这对一个青年来说确是不平常的），态度是朴实的，实事求是的，但已具有非常锐利的观察力。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后来他那别具一格的独特的幽默的笔锋，这对他那种年纪来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我们还看到，同以后一样，他毫不偏废地博览群书。法学、哲学、历史、诗歌、艺术，所有的知识对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动力。而且他总是不干则已，一干到底。不过，这封信还告诉我们世人对马克思了解极少甚至根本不了解的另一方面，他对所有与他接近的人都和蔼可亲，他还具有爱和牺牲精神的品质。
把这颗心灵深处的东西和盘托出，我是感到痛苦的。但是，如果这样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从而更加热爱他，尊敬他，我就不会因此而感到遗憾。
载于《新时代》杂志1897—1898年第16年卷第1卷第4-6页
译自《新时代》杂志 |
伦敦的早年生活（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6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
伦敦的早年生活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来源：《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
编者注：这篇文章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1896年为编辑出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英文单行本而写的序言。《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的一组文章，1851—1852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署名是马克思，后来查明，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
以下这些文章是在四十五年以后第一次集中单独印刷成书的。这些文章可以说是马克思的那部论拿破仑第三政变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姐妹篇。二者都属于同一时代，都被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天才的著作，他在伟大历史事件正在开始或刚刚完成的过程中，就能明瞭该历史事件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的结果”。
这些文章写于1851年至1852年，当时马克思来英国已经有十八个月了。他和夫人，三个年幼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终身之友海伦·德穆特一同住在索荷区第恩街的两间房子里，就在皇家戏院的对面。他们已经过了将近十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1843年，普鲁士政府封闭马克思编辑的《莱茵报》，马克思就和他的新婚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一同到了巴黎。不久，普鲁士政府又要求将他驱逐出境，据说在这件事上亚历山大·冯洪堡是普鲁士的代理人，基佐先生当然只好答应这个要求。马克思被驱逐后就到了布鲁塞尔。普鲁士政府再一次要求驱逐他；比利时政府因为法国政府已有例在先，自然不便拒绝。马克思于是又接到了出境令。
但是就在这时，驱逐马克思的法国政府也象法国历届政府一样倒台了。新的临时政府通过斐迪南·弗洛孔邀请“正直忠诚的”马克思重返这个国家，“专制暴君虽把他从这里赶走，他在这里一定会象为神圣事业即为全体人民的兄弟情谊而斗争的人一样”受到欢迎。马克思接受了邀请，在巴黎住了好几个月。后来他为了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又回到了德国。《莱茵报》的撰稿人过的是惊险的日子。马克思两次被控告，因陪审官无法定罪，普鲁士政府干脆封闭了该报。
马克思全家又回到了仅仅几个月前才向他“敞开大门”的国家。天变了，政府也变了。在我找到的我母亲的一篇自传体的杂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得不到安宁。有一天，天气很好，一个面孔熟悉的警官带着命令又来到我们这里：‘卡尔和他的妻子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他们还好意地建议他到莫尔比昂的瓦讷去避难。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驱逐。我又收拾起自己简单的行李，想在伦敦找一个可靠的安静住所。卡尔比我们先到伦敦。”这里的“我们”是指我的母亲、海伦·德穆特和三个小孩子：燕妮（龙格夫人），劳拉（拉法格夫人）和埃德加尔，他在八岁时就死了。
这里的确是一块安全的避难之地，但是也有惊涛骇浪。当时在伦敦有数百名流亡者，他们几乎都是十分贫困的。接着又过了好几年十分贫穷、万般艰苦的日子，这种艰苦只有身居异乡又身无分文的异乡客才能深有体会。如果这些人没有信仰和坚强的HUMOR〔气质〕，这样的苦难简直是难以忍受的。我用这个德语词汇，因为我不知道英文中哪个词同样能表示既幽默又乐天，既有无畏的勇敢又有高尚的情操。
读者在读这些文章时可以想象马克思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的，这些文章和《雾月十八日》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准备他的第一部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的。我再引一段我母亲写的杂记。搬家后不久，第二个男孩诞生了，大约活了两岁就死了。后来第五个孩子，一个小女孩也出世了，一岁多时也因病死亡。我的母亲写道：“可怜的孩子与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小躯体停放在后面的小房间里，我们”（即我的父母，海伦·德穆特和三个大孩子）“都搬到前面房间，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哭。这个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生活上最穷困的时期死去了。我们的德国朋友们这时候无力帮助我们；恩格斯在伦敦找不到能维持生活的写作工作，动身到曼彻斯特去了，迫不得已只好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当了一名办事员。当时经常来我们家的厄内斯特·琼斯曾答应帮助我们，但连他也没有办法……当时我迷惘地跑到一个住在附近、常来拜访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求他接济我们。他立刻极友善而同情地给了我两英镑，这样才把我的可怜孩子现在安然躺睡的小棺材的钱付清。她出世时没有摇篮，死后也好久得不到安息的一席之地。”……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我（编者），“那是一段可怖的日子，但也真是一段光荣的日子。”
马克思就在第恩街的那个“前面房间”里工作，孩子们在他身边玩耍。我听说孩子们在他后面堆了一些椅子，作为马车，把他拴起来当做一匹马，即使在他伏案写作时，也要“用鞭子抽他”。
马克思被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介绍给《纽约论坛报》的总经理查·安·德纳先生［注：查·安·德纳先生当时还同情社会主义。布罗克农场派的影响尚未消失。——作者注］，他最初寄往美国的稿件就是在这本小册子里重行刊印的这一组关于德国的通讯。看来这些文章引起了轰动，这一组文章还没有写完，马克思就受聘为常驻伦敦的通讯员了。1852年3月12日德纳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也许你会高兴听到，许多人读了它们”（即关于“德国”的这些通讯）“都很满意，它们已经广泛转载了”。从此以后，除了一个短暂的间断，马克思不仅按时给这家纽约报纸写通讯，而且还为它写了大量的社论。在1853年，有这样一段编者按语：“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
在这些稿件中，论述帕麦斯顿勋爵和俄国政府的文章也是值得注意的。马克思说：“乌尔卡尔特关于俄国的著作，使我感到兴趣，但没有使我信服。为了取得对这个问题的确定看法，我仔细地分析了《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和1807—1850年的外交蓝皮书。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在这些文章中我……证明了帕麦斯顿与俄国政府有联系。此后不久，我把这些文章转载于由厄内斯特·琼斯编辑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同时，《格拉斯哥哨兵》也转载了这些文章中的一篇。一部分文章被伦敦的塔克尔先生印成小册子”［注：《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第59、185页。——作者注］。设菲尔德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感谢马克思，因为《纽约论坛报》和《人民报》发表了他的对“卡尔斯文件”的卓越叙述，说这是“对公众的一个巨大贡献”。另外，有关这个主题的许多论文也被马克思的老友查·多·科勒特转载在《自由新闻》上。我希望能重新出版这些文章以及另外一些文章。
至于《纽约论坛报》，它是当时一份备受赞扬的报纸，有许多知名人士，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为它撰稿［注：包括布鲁诺·鲍威尔、贝阿德·泰勒、里普利和布罗克农场派。编辑是霍拉斯·格里利。——作者注］，这家报纸积极反对奴隶制度，主张“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组织”，认为“我们的弊病”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下院尤其是约翰·布莱特，经常谈到这家报纸，特别是马克思的文章。
也许读者想知道马克思的这些文章得到什么样的报酬——许多文章比这里收集的通讯长得多。每一篇稿子他只得到一英镑，这真算不上什么优厚的稿酬。
附带说明，在第十九章中答应要写的第二十章并未发表。也许已经写了，但是肯定没有印出来。可能是由于稿件拥挤。德纳先生写道：“我不知道你的这组文章还要写多长时间，一般情况下，我倒是很愿意尽可能连续刊登。但目前我们正在准备总统竞选，这需要占我们报纸很大的篇幅……我建议你，假使可能的话，把你的述评压缩成六、七篇”（德纳已经收到十一篇了），“在结束以前，务必把目前在德国所进行的工作和未来的活动准备，作一番说明”。这段“说明”见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那篇文章，我已把它附在论“德国”这组文章中了。这次审判确实反映了面临着猖狂的反革命势力的德国全貌。
马克思从来没说过他的这组通讯还没有写完，尽管他偶尔也提到它们。如在关于科伦案件的通讯中，他曾提到这些文章，他在1853年写道：“读过我在大约两年前为《论坛报》写的关于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并且想对革命有一个具体的认识的读者们，不妨看一看现在陈列在纽约的哈森克维尔先生的绘画；这幅画描绘了1848年工人向杜塞尔多夫市政当局递交请愿书的情景。作家只能加以剖析的东西，杰出的艺术家以丰富的戏剧性和生命力再现出来了。”
最后，我想提醒英国读者们，这些文章都是马克思在英国十八个月中写出来的。他没有时间看校样。而我也觉得好像不需要再作什么改正了。所以，我只是修改了几处明显的印刷上的错误。
每一章开头的日期指的是《论坛报》发表这篇文章的日期，末尾的日期指的是写作的时间。我在这本小册子中只给每篇通讯增加了标题。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1896年4月于悉登楠
载于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于1896年在伦敦出版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英文单行本
译自《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伦敦安温图书出版公司1971年第V—IX页 |
卡尔·马克思（回忆片断）（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
卡尔·马克思
（回忆片断）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来源：《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
奥地利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篇回忆卡尔·马克思的文章，这真是给我出了一个最大的难题。但是，奥地利的工人们如此出色地在为卡尔·马克思毕生从事的事业而奋斗，使我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现在，我就零零碎碎地随便写一些吧。
关于马克思，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传说，有的说他有“几百万”（当然指的是英镑，绝不会是指小额辅币），有的说他在国际期间在柏林时常去找俾斯麦，从那里领取津贴。
有人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脾气暴躁、性情乖张、刚愎自用、难以接近的人，简直就像那个不苟言笑，凛然独坐在奥林帕斯山上的雷神丘必特。对熟悉马克思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种传说更可笑的了。把一个比任何人都更愉快活泼的人，一个幽默风趣、笑声里具有不可抗拒的感染力的人，一个在同伙中最和蔼可亲、最温文有礼的人描绘成那样，这无疑将使所有熟悉他的人感到荒唐和可笑。
他对家里的人，对朋友、熟人，都一样亲切友爱。有一次，一个巴黎公社的流亡者，一个非常讨厌的老头，东拉西扯地缠住马克思，整整占用了他的三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最后有人告诉他，马克思的时间很紧而且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他就回答说：“亲爱的马克思，我原谅你！”
就像对这个讨厌的人一样，马克思对待任何一个他认为诚实的人总是非常耐心的，无论手头有什么工作，都要停下来。往往有人也就利用这一点。他的本领很令人吃惊，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他都能和他们交谈，使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也都感兴趣。一些不同职业和不同身分的人常常表示惊讶，说马克思对他们甚至对他们的特殊爱好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当他认为你是真想学点什么东西时，他的耐心是无限的，这时他感到没有任何问题不值得回答，也没有任何论点是过分幼稚可笑的。
然而，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才显出马克思性格的最可贵的一面。孩子们再没有比他更好的游伴了。我记得，在我大约三岁的时候，摩尔（这个老绰号我总是脱口而出）把我扛在肩上，在格拉弗顿坊我们的小花园走来走去，还把牵牛花插在我棕色的卷发上。摩尔真是一匹出色的马。我听说，我的姐姐们，还有我的哥哥（他在我出生后不久就死了，这是我父母一生中最伤心的一件事）把他“套”在几把椅子上，自己坐在上面让他拉着走。事实上，就是他在索荷区第恩街写《雾月十八日》中的几章时，他也被三个孩子当作拉车的马，他们坐在他身后的椅子上，不停地用鞭子驱赶着他。而我自己，也许是因为没有年龄相近的姐妹，更喜欢把摩尔当马骑。我骑在他肩上，把手伸进他那略带斑白，但当时仍然乌黑浓密的“鬃毛”里，在我们的小花园里来回飞跑，在当时尚未兴建房屋的空地上奔驰。现在，再谈谈“摩尔”这个名字。我们一家人都有绰号。“摩尔”这个名字是常用的，几乎成了他的正式名字了。不仅我们这样叫他，所有亲密的友人也都这样叫他。大家知道他还叫“恰理”（大概是来源于查理，查理也就是卡尔）和“老尼克”（魔鬼）。我们总叫母亲“妈咪”，我们亲爱的老朋友海伦·德穆特原先有很多名字，后来叫“尼米”。丽娜·舍勒尔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她叫“老鼹鼠”。从1870年起，恩格斯成了我们的“将军”。我的大姐燕妮叫“中国皇帝奎奎”和“狄”，二姐劳拉叫“霍屯督人”和“白鹦鹉”。我叫“中国王子古古”和“矮子阿尔贝里希”（源出《尼贝龙根之歌》），后来叫“杜西”，这名字至今仍在用。
摩尔不仅是一匹出色的马，他还有更大的本领，他真是一个少有的讲故事的能手。我常听姑母们说，摩尔小的时候对姐妹们简直就像一个可怕的暴君，他把她们当作驾车的马，驱使她们从特里尔的马可山上飞奔下来。更糟糕的是，他用一双脏手把很脏的生面团做成“饼子”，一定要让她们吃下去。她们毫无怨言地一一照办，于是卡尔就给她们讲故事作为奖励。很多年以后，他又给自己的孩子们讲故事了。他一边散步一边给姐姐们讲故事，我当时年纪还小。这些故事不是以章节而是以里程来分段的。两个姑娘要求说：“再给我们讲一里吧！”摩尔给我讲的无数奇妙的故事片我都爱听，最喜欢听的是《汉斯·勒克勒》。这个故事一月一月地继续讲下去，因为很长很长，总也讲不完。汉斯·勒克勒是一个象霍夫曼笔下的魔术师一样的人物。他开了一个玩具铺，欠下不少债。他的铺子里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木头做的男人和女人，巨人和矮子，国王和王后，师傅和徒弟，飞禽和走兽（数量很多，就像在挪亚方舟里那样），桌子，椅子，车辆和大大小小的箱子。可是，尽管他是一个魔术师，他手头总是不富裕，所以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把他那些宝贝玩意儿一件一件地卖给魔鬼。经过许多奇遇和周折，这些东西又重新回到了汉斯·勒克勒的铺子里。其中有些场面就像霍夫曼的小说描绘的那样惊险恐怖，有些又非常滑稽可笑。整个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充满着离奇的幻想和幽默感。
摩尔还为孩子们朗读。像对我的姐姐那样，他也给我朗读完了荷马的全部作品，全部《尼贝龙根之歌》，《古德龙》，《唐·吉诃德》，《一千零一夜》。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我们全家的必读之书。我六岁的时候已经能背诵莎士比亚剧本中许多场的台词了。
在我过六岁生日那天，摩尔头一次送给我一部小说——一部不朽的名著《莽汉彼得》。后来他又送给我马利亚特全集和库伯的作品。我父亲和我一起读完了这些书，并和小女儿认真讨论这些书的内容。小姑娘为马利亚特的航海故事所激动，她说她也要当一名“舰长”，并且问她父亲，她能不能穿上“男孩子的衣服”，应征入伍到战舰上去，父亲告诉好说，这完全可以，不过在计划尚未完全成熟时，不要走漏风声。然而，还未等计划成熟，我又热中于阅读瓦尔特·司各脱的作品了，听说自己与可恨的坎伯尔家族有点亲戚关系而感到十分厌恶。这以后我们又计划搞苏格兰高地革命，重演“四五年事件”（1745年）。我应该再补充一点，马克思经常反复阅读瓦尔特·司各脱的作品，对这位作家赞叹不已。他熟悉司各脱就象熟悉巴尔扎克和菲尔丁一样。当马克思向他的小女儿谈论这些书籍并指点她哪些是精辟的地方时，他总是教她怎样思考和理解，但又不让她觉察是在教她。
这位“严厉”的人还用同样的方式和他的孩子们谈论政治和宗教。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曾经一度产生过宗教感。我们在罗马天主教教堂听过美妙的音乐，这音乐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当然我也告诉了摩尔。摩尔心平气和地给我讲解得非常清楚，使我此后再也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他还给我讲过富翁杀死木匠儿子的故事，这故事讲得浅显易懂，没有谁能讲得像他那么好！我常常听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完全能够原谅基督教，因为它使孩子们学会了爱。”
马克思常说：“让小家伙们上我这儿来吧！”因为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一些孩子围着他。无论他坐在汉普斯泰特荒阜（离我们旧宅不无，在伦敦以北的一片开阔地带），还是坐在某一个公园里，马上就有一群孩子围住这个长头发、大胡子、长着一双善良的褐色眼睛的大人。在街上常常有些素不相识的孩子走到他跟前，截住他的去路，好像这些小家伙对他十分信赖。记得有一次在梅特兰公园，一个完全陌生的十来岁的男孩毫不犹豫地挡住这位“国际领袖”，要同他swopknjves〔交换小刀〕，他向马克思解释说“swop”用小学生的话说，就是交换的意思，于是，双方都掏出小刀比一比。小孩的刀只有一面口，马克思的却有两面，但是非常钝。这笔生意经过讨价还价以后终于成交，双方交换了小刀；由于这位“厉害的国际领袖”的小刀太钝，他还要拿出一个便士作为补贴。
当美国战争的故事和蓝皮书一时排挤马利亚特和司各脱的作品时，摩尔总是那么耐心，那么温和地回答我提出的一切问题。我整天在琢磨英国的政府报告和美国地图。在摩尔埋头撰写他那部伟大著作的时候，我在他身边问这问那，肯定使他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但他从不抱怨我中断了他的工作，而且也从不让我感觉到我这样做会妨碍他。我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我坚信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如果没有我的建议就难以维持局面，于是我给他写了几封长信，这些信当然必须摩尔看后才能付邮。许多年以后，他把这些非常幼稚的信拿给我看，我一直保存了那么久，因为这些信使他太开心了。
在我童年和青年时代，摩尔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朋友。在家里我们都是很好的伙伴，而他始终是最慈祥最有趣的人。即使在痈病折磨他的那些日子里，甚至在临终前，始终都是如此。
我已经谈了关于马克思以及他同孩子们相处的情况。他对动物也同样喜爱，要是有时间和篇幅，我还能讲许多关于我们的梅特兰公园动物园里的猫、狗、鸟和乌龟的故事。
如果我不谈谈我的母亲，这些片断的回忆将会有所欠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就不会有今天的卡尔·马克思。他们两人志趣相投，互相取长补短。燕妮·冯·威斯特华伦长得非常美丽，海涅、海尔维格和拉萨尔也曾赞叹不已。出众的美貌，绝顶的聪慧和机敏，使她成为一个非凡的女人。
年幼时卡尔和燕妮一道游玩，年轻时（他十七岁，她二十一岁）就订了婚，正象雅各娶拉结一样，马克思娶燕妮之前，也耐心地“伺候”了她七年［注：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9章。——编者注］。在以后那段急风暴雨的日子里，在流亡、贫困、诽谤和斗争的岁月里，他们两人与他们忠实的朋友海伦·德穆特英勇顽强地同世界搏斗，永远坚守他们的职责岗位。他真的可以用白朗宁的诗句来描述她：
她永远是我的妻子，我的爱，
环境不能改变，时间难以磨灭……
有时我以为他们对工人事业的献身精神就象一条纽带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有饱满的乐观情绪，谁也不像他们那样爱开玩笑，爱说俏皮话。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在需要保持严肃气氛的时候，他们两人却笑出了眼泪，使那些本来为这种不拘礼节而皱眉的人，也不得不跟着他们一同大笑。我还常常看见，他们彼此不敢面对面地看一眼，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目光一接触，就会忍不住大笑起来。有时他俩竭力忍住笑，不看对方而看别的东西或人，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大笑。这些回忆是多么珍贵啊，就是给我“几百万”，我也不愿失去它！经过了各种痛苦和斗争，他们始终是快活的一对。“凶恶的雷神丘必特”，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臆想。在那些战斗的岁月里，他们经受了不少失望的痛苦，他们获得了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朋友。凡是知道马克思名字的地方，也都知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凡是熟悉马克思家庭情况的，也都还记得海伦·德穆特这个名字。
马克思既是一名战士，同时又是一位仁厚的人，这对于那些专门研究人类性格的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知道，正因为他有着深挚的爱，所以才有这样强烈的恨；他之所以能像但丁那样用犀利的笔把一个人永远送入地狱，也正因为他的忠诚和温厚；他的讽刺的幽默具有强酸一样的腐蚀力，但也正是这种幽默足以滋润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的心田。
我母亲在1881年12月去世。十五个月以后，那个同她终生不离的人也随着去世了。经受了生活中的重重忧患，他们与世长辞了。她是一位理想的女性，而他是：
一个男子汉，
总之，我再也见不到象他那样的人了。
载于《1895年奥地利工人历书》第51—54页
译自《摩尔和将军》1970年柏林狄茨出版社版269—279页 |
我的父亲（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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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来源：《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
在一位伟人刚刚去世时就来撰写他的传记，这也许是太仓促了，而让一个了解并热爱他的人来完成这项任务，这就更困难了。目前，我写不出更多的，只能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我父亲的生平。我将只陈述事实，根本不想解说他的那些伟大的理论和发现，那些奠定近代社会主义基础的理论和革新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发现。然而，我希望在将来某一期的《进步》杂志上，分析下我父亲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真理。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父母都是犹太人。他的父亲很有才干，是一位律师，思想上深受法国十八世纪关于宗教、科学和艺术等概念的影响；他的母亲是十七世纪定居荷兰的匈牙利犹太人的后裔。在他童年的友伴中，有燕妮（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和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卡尔·马克思从他们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他有一半苏格兰血统）那里，受到熏陶，很早就热爱“浪漫”派；当他的父亲给他念伏尔泰和拉辛的著作时，威斯特华伦却给他念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都一直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他的同学们非常喜欢他，但又害怕他——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是淘气，而害怕他则是因为他随手能写出一些讽刺诗来挖苦他的对头。卡尔·马克思经过按部就班的学习，然后升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为了取悦他的父亲，他在大学里一度学习法律，而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他攻读历史和哲学。1842年，他准备在波恩取得“大学讲师”的资格，但是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德国1840年的政治运动，使他投入了另一种生涯。莱茵省的自由主义者的领袖们——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在马克思的合作下，在科伦创办了《莱茵报》。他对省议会所做的精辟而大胆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而尽管年仅二十四岁，便被聘为该报的主笔。他接受了这一聘请，从而开始了他反对专制主义、特别是普鲁士专制主义的长期斗争。这家报纸出版时当然要经过一位书报检查官的审查，但这位无能的检查官却一筹莫展。《莱茵报》经常刊登重要文章，检查官也束手无策。后来又从柏林派来一个“特别”检查官，但是即使这种双重检查也无济于事，政府终于在1843年封闭了这家报纸。同年，1843年，马克思同他的旧友和游伴、已经订婚七年之久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后来偕同年轻的妻子前往巴黎。在巴黎，他和阿尔诺德·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在该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第二篇是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文。当《年鉴》停止出版时，马克思便给《前进报》撰稿，一般认为他曾经担任这家报纸的编辑。实际上，海涅、艾韦贝克、恩格斯等人也曾为该报撰稿，编辑职位好像是轮流担任的，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责任编辑。马克思接着发表了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这部著作是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黑格尔唯心主义学派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在这段时期，卡尔·马克思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还继续对普鲁士政府进行猛烈的抨击，结果，普鲁士政府要求基佐先生——据说通过当时正在巴黎的亚历山大·冯·洪堡先生所起的作用——把马克思逐出法国。基佐毅然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马克思不得不离开巴黎。他前往布鲁塞尔，并于1846年在那里用法文出版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当时蒲鲁东发表了《贫困的哲学》，并写信给马克思，说他等待马克思给以“严格的批评”，他没等待很久，因为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了《哲学的贫困》，批评的“严格”程度也许出乎蒲鲁东的意外。同样，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而且，更重要的是，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们一同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他把这个同盟的整个组织加以改造，使它从一个完全密谋性质的团体转变为一个宣传共产主义原理的组织，而且它只是在环境要求保密时才秘密活动。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也就有这个同盟，它是第一个国际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其成员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它是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1847年，同盟的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代表身分出席；随后他们即被委托起草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它正好在1848年大革命前不久首次发表，后来又被译成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这篇宣言一开始便回顾了当前社会情况，接着说明旧的封建的阶级划分已逐渐消失，近代社会只分为两个阶级——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资产阶级拥有财富和权力而不从事生产。资产阶级在利用无产阶级从事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后，又利用由此而获得的权力来奴役无产阶级。对于那种说共产主义的目的在于“消灭财产”的指责，宣言的回答是，共产党人的目的仅仅在于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十分之九的社会财产已经消灭了；对于那种说共产党人的目的在于“消灭婚姻和家庭”的指责，宣言的回答是，请问什么样的“家庭”和“婚姻”对工人们来说是可能的，这些字眼的真正意义，对他们来说都不存在了。至于说“消灭祖国和国籍”，这些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消灭了，而且，由于工业的发展，对资产阶级来说也消灭了。资产阶级曾经进行了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它曾使整个生产制度革命化。在它的经营下，我们时代的蒸汽机、自动牵引机、汽锤、铁路和远洋轮船都发展起来了。但是它最富有革命性的生产是产生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生存条件迫使它要推翻整个现存社会。《宣言》的结尾写道：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与此同时，马克思继续在《布鲁塞尔报》上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再次要求驱逐他，但没有得逞，直到二月革命在比利时工人中引起一场运动时，马克思才被比利时政府毫不犹豫地驱逐出境。然而，法国临时政府已经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在巴黎呆了一些时候，直到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返回科伦，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这是代表工人阶级和敢于声援巴黎六月起义者的唯一的一家报纸。各种各样的反动报纸和自由派报纸徒劳地诋毁《新莱茵报》，说它放肆到竟敢攻击一切神圣的东西和蔑视一切权威——而且是在普鲁士的一个堡垒里！当局用戒严作为借口，迫使这家报纸停刊六个星期。然而它却在警察的眼皮底下重新出版，它的声誉和发行量随着它所遭受的攻击而激增。在普鲁士的十一月“政变”后，《新莱茵报》在每一号的报头上都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付暴力。由于这一点以及某几篇文章，这家报纸两次遭到起诉，但均被宣告无罪。最后，在德累斯顿、莱茵省和德国南部举行的五月起义（1849年）以后，《新莱茵报》被强行封闭。最后一号，用红色油墨印刷——于1849年5月19日出版。
这时马克思重新回到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以后的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让他选择或者去布列塔尼隐居，或者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者，并前往伦敦，在那里一直住了三十多年。他曾试图以评论性杂志形式在汉堡重新出版《新莱茵报》，但没有成功。在拿破仑的“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即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于1858年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彻底揭穿普鲁士政府和警察的卑鄙阴谋。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伦被判罪以后，马克思一度脱离了积极的政治生活，专心致志地在英国博物馆从事经济学的研究，给《纽约论坛报》撰写社论和通讯，并写小册子和传单抨击帕麦斯顿“政权”，当时由戴维·乌尔卡尔特广为散发。
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的长期而勤奋研究的最初成果即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问世，他在这本书中首次阐述了他的价值理论。
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既反对伪装成十分同情被压迫民族的波拿巴主义，又反对以中立为幌子、企图混水摸鱼的普鲁士政策。这时，有必要抨击卡尔·福格特，此人受“午夜暗杀团”的雇佣，鼓动德国保守中立，不仅如此，甚至要求德国表示同情。在受到卡尔·福格特的卑鄙的、恶意的诽谤后，马克思写了《福格特先生》（1860年出版）一书来回击他和他那一伙的绅士们，并痛斥福格特受拿破仑收买。整整十年以后，在1870年，这一斥责的内容被证明确有其事。法国国防政府公布了一份波拿巴雇佣人员的名单，在字母“V”下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四万法郎”。1867年，马克思在汉堡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关于这部著作的内容，我将在下一期的《进步》杂志上再谈。
这时，工人运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进展，于是马克思就能考虑实现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在欧洲和美洲所有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4月举行了一次声援波兰的群众大会，大会使属于各种国籍的工人们共聚一堂，并决定建立国际。1864年9月28日，在圣詹姆斯堂［注：应为圣马丁堂。——编者注］举行的一次会议（由比斯利教授担任主席）上，国际成立了，并选出了临时总委员会；马克思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在这篇宣言中，他描绘了工人阶级在所谓商业繁荣年代里的惊人贫困的景象，号召各国工人联合起来，而且，正如十几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他在结尾写上了这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章程》说明创立这个国际的理由是：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要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一部协会的历史——虽然他始终不过是德国和俄国的通讯书记，却是历届总委员会的灵魂。所有的宣言，从成立宣言到最后一篇宣言《法兰西内战》，几乎毫不例外地都由他执笔。在最后这篇宣言中，马克思阐明公社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摸不透的怪物”。他用激烈的、绝妙的语言，谴责腐败的政府“把法国出卖给普鲁士的卖国勾当”，并痛斥同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府，例如伪证制造犯茹尔·法夫尔、高利贷者费里和臭名昭著的梯也尔这个“从政治上给帝国擦靴子的”“侏儒怪物”。马克思把凡尔赛政府制造的恐怖和巴黎工人英勇的献身精神（他们正是为了保护费里先生现在担任总理的这个共和国而牺牲的）做了对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已经永远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公社的失败使国际处境十分困难。看来必须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这是由马克思建议，经1873年［注：应为1872年。——编者注］的海牙代表大会决定的。从此以后，运动就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全世界无产者经常不断的联系——国际工人协会的成果之一——已经表明，不再需要一个有形的组织了。但是不论形式如何，工作仍在进行，而且只要目前的社会情况依然存在，工作必须继续进行。
从1873年以来，马克思几乎把全部力量投入他的著作，尽管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曾经耽搁了几年。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二卷手稿，将由他最老的、最可靠的和最亲密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加以编辑。另外一些手稿也可能出版。
我叙述的只是严格地限于这位伟人的历史和传记材料。至于他那光辉的人格，渊博的学识，他的智慧、幽默、一贯和蔼可亲和永远富于同情的态度，这些就用不着我来说了。总而言之：
“交织在他身上的
各种美德，
可以使造物主肃然起立，
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一个男子汉！’”
载于1893年5月伦敦《进步》月刊《Progress》
译自《当卡尔马克思逝世的时候》（《WhenKarlMarxdied》）1973年纽约国际出版社版第50-57页 |
论“贤妻良母”与母职（周恩来，1942年9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周恩来
论“贤妻良母”与母职
周恩来1942年9月25日
来源：《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608页
录入者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二次合作。中共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广泛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妇女团体。1939年起，国民党再次确立“反共”、“防共”政策，着手肃清军队和群众团体中的左倾分子和共产党员，对妇女运动也极力加以控制。1940年，国民党浙江执行委员会针对“某党非法妇运活动”，制订了《非法妇运防止办法》，接着推广到国统区各地。许多职业妇女被迫辞职。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妇女运动干部会议，主张“妇女回家”，“加入国民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并制定了“奖励生育”等四条要旨。
自此，30年代中期反动空气中“妇女应回到厨房去”“在家里做贤妻良母”的论调重又甚嚣尘上。国统区各大妇女刊物和主要报刊就“妇女回家”问题再次掀起论战。
这是当年周恩来作为中共党中央派驻重庆的领导人撰写此文的背景。
本文首次发表于1942年9月25日的《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第38期，又刊登在1942年11月20日的《解放日报》。
无论在任何社会，做母亲的当然要良，做妻子的当然要贤，这犹之做父亲的当然要良，做丈夫的当然要贤，一样成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易的真理。但“贤”与“良”的标准，当随着时代社会而有所不同，而有所变更。特别用在妇女身上，旧社会以三从四德为贤，以三K（教会、厨房和育儿）［注：教会，kirk，厨房，kitchen，育儿，kingdergarten。——录入者注］为贤，新社会则妇女解放了，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其“贤良”的标准亦平等了。母职妻职犹之父职夫职一样，可以成为区分贤良的标准，也可以成为男女的分工和各自的任务。所以我们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并不反对良母或者贤妻这两个独立的美称和赞意，而只问其所指的标准和含义如何。我们更不反对母职或妻职，而只问其所指的职务内容和有关方面的相互关系如何。
但是，“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其含义便不同了。它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在这一名词下，妇女的地位，便被规定得死死的，只能牢守在家庭做一个伺候丈夫的妻子，做一个养育儿女的母亲，而不能在社会上取得一般地位。所以凡是主张“贤妻良母”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其妇女在社会上一般的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而这些国家也永远保持着男权社会的浓厚传统。因此，我们对旧的贤妻良母主义是反对的。同时，我们也反对在“贤妻良母”的名称上边冠以一个新字。尽管你解释新的“贤妻良母”的定义，是完全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而要求妇女应尽母职和妻职。但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而只冠以新字，你便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而将妇女在社会上地位定型化了之后，再加以新的解释，这无论如何是不妥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我们只要设想一下，为什么没有“贤夫良父”这一名称，便知道。“贤妻良母”是有它一定含义，一定的社会性质了。如果将新的“贤妻良母”的任务，分为母职和妻职来讨论，那便很合理，并且也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父职夫职的问题。
并且，贤妻良母成为这样一个固定名词，主要的还在于强调夫权作用。一个已婚的女子，如果生了儿女，既要做贤妻，又要做良母，不仅不能两全，而且会妨碍其做良母。因为一般当丈夫的在“贤妻良母”这个要求上，总是自私的偏重于贤妻，而或多或少地妨碍着自己妻子成为良母。即使某些当丈夫的能让其妻子专心地成为良母，但这在这些人中，又有很多借口于家庭难得安慰而去外边做些使妻子难堪的事情的。反过来，还要妻子忍泣吞声，说这才合乎贤妻的榜样。这就是“贤妻良母”的真正要求，真正解释。这在现今青年一代中，我们也还看见这类典型。所以我们在谈母职妻职的时候，毋宁着重于母职，妻职较之母职来说，不仅应置于次要地位，而且也不应相提并论。
论到母职，这是生物社会绵延不绝的生命线，而人类社会，更应自觉地认识母性的伟大和母职的重要。我们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不应站在男性社会自私的观点上，而应站在人类社会共利的观点上。社会不管进步到什么程度，公共育儿制度就算尽善尽美的实现，母性固然不会消失，母职也还仍然需要。狭义说，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广义说代人哺婴，公共育儿，又何尝不是母职？！幼年教育，以女性担任为当，是母职的扩大。中国古礼中的长嫂如母，是代行了母职。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
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健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我们亟须尊重母职，提倡母职。尊重，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尊重，首先就要求家庭中尊重母性，尤其是当丈夫的更要尊重母职，帮助母职，而不应妨碍母职。能尽父职的人，必须懂得母职是百倍艰难于父职。谁无父母，生我能劳，唯母爱为最深刻！有人拿社会上尽多无母之儿，来做母职有亏的例子，是很不妥当的。我以为实际上无父之儿不知要超过无母之儿多少倍。苏联的法律，对私生子及离婚后的子女均规定做父亲的养育责任，并确定由其薪资所得中扣付。这是公正的，因为做母亲的既在那里尽着纯义务的母职，做父亲的便应出钱养育，共担责任。提倡，是要全社会来提倡，尤其要从政治上提倡。没有尽母职的良好环境，单靠妇女本身去尽母职是不够的，而且会困难重重的。一个男子没有足以赡养全家的薪资，一个女子没有社会职业的保障，尤其是结了婚的女子更有失业的危险，怀孕的无胎教可说，无休息可能，育儿的无社会津贴，无托儿场所；做工的连哺乳时间都不可得，做保姆教员的也未能得到生活安定，更说不上奖励优待。这些问题不解决，母职的提倡不仅是片面的，而且要妇女们普遍地尽母职，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要使妇女假能尽母职，必须以全社会的力量助其成，而不应仅仅责成妇女。现在有些国家，不论立场如何，都有托儿所的设置，都有对生育几个儿女以上的父母便给国家津贴的规定，亦是提倡母职的一种补助办法。同时，我们提倡母职，绝非视妇女于尽母职之外便无他职可尽。相反地，妇女是人，但凡人类可做的事情，妇女大都可做。不过，母职既是任何妇女所不可免的天职，妇女于尽母职的时侯，少做一点其他的事业，不仅是许可的，而是分工的必需。但我们反对借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便其陷于更大的困难，转致妨碍母职。我们更反对以同样借口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种想法的人，不过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罢了。
至于妻职问题，是应当与夫职同等看待和相提并论的，因非本文中心，留待后论。
我们非空口反对“贤妻良母”，而是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观念，来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的，这就是本文用意所在。 |
新的社会力量：农民和边缘人（智利革命〔阿连德时期〕文件，197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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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力量：农民和边缘人
智利革命（阿连德时期）文件1971年2月
译者：Kevin
说明：1971年二月，Rucalan庄园的农民们夺取财产，出版传单，再版于1971年2月16日的PuntoFinalNo.124
来源：《TheChileanRoadtoSocialism:ClassStructureandPolitics》
前言
近年来，在智利的社会低级阶层（草根阶层）中已经出现了两种新式的政治力量。一种是在分布广泛的乡村运动中团结联合的农业工人和有组织占领土地的农民与马普切印第安人（MapucheIndians）。另一种便是正在社会宣传鼓动中迅速成长的贫穷阶层（或又称他们为“边缘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讲，许许多多属于这个阶层的人被排除在主流社会的参与范围之外）和那些被置于智利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结构中为争取住宅和希望得到更多能改善自己生活条件（机会）的贫民窟居民们（虽然他们不都是穷人）。不过不管是阿连德政府还是人民阵线（PopularUnity）中的政党都没有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智利把农业工人和贫民窟居民的斗争和愿望（有机地）联合起来，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条理清晰的斗争策略。
这章的内容包含了农民行动与“边缘”人们和贫民窟居民在城市地区的斗争材料。部分是出自于从地主手中夺取的一块土地广阔且剥削严重的农场的一些南部智利农民印制传单的再版；另一些出自于一个右翼记者描述关于马普切印第安人夺取土地的农村行动。这些材料包括了那些试图向我们展现这场带有乡村特征的急速且引人关注的社会运动，特别是表述近年来在智利南部的情况。相比之下，“由圣地亚哥定居居民组成的居民互助委员会的政治意义”是一种关于社会边缘群体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分析，还有关于定居人口的阶层分化与城市定居人口有关的牵连各种势力的政治渗透活动。本文不仅包含了对世界范围内此种问题分析的贡献，而且也提供了一种对智利这样经济欠发达情况主要问题的理解途径。
农民对“干尸地主”阴谋诡计的声讨*
Rucalan工人告公众书：
Rucalan农场阿诺尔多·里奥营地（ArnoldoRiosCamp）的农业工人，鉴于由JuanLanderetche（胡安·兰德瑞奇）和ManuelValdes（曼纽尔·巴尔德斯）先前提出的声明，现通告如下：
1）Landeretche并不是像他的声明中所讲，他是靠“他自己的血汗”获得这块农场的，而是靠与除了拥有Rucalan农场外还拥有三座其他的农场的ManuelMaffiel（曼纽尔·玛菲尔）的女儿结婚而获得的。
2）我们接管农场正是因为我们每家仅靠着半公顷土地而发愁挨饿的同时，却不能在被遗弃的这里工作。我们在晚上只靠着少许棍棒和一把没有子弹的猎枪夺取了这里。Landeretche先生由于他的恐吓错把我们的棍棒当成了机关枪，这件事并不惊奇，奇怪的是，他是那么熟知枪的工艺与制造。我们一直在遭受贫穷的折磨，我们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哪里有钱来购置Landeretche想象中看见的武器呢？
3）大约在凌晨3点钟，我们来到农场与Landeretche还有他儿子一起对话。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早晨带走他们任何想带走的东西离开。大约上午7点钟，Landeretche带走了他所能带走的一切，并在离开时放话，他胡汉三会回来的。可是他没有。我们既没有闯进老板的住所，也没有消灭我们所指责的祸害。实际上，我们作为见证者，在接管农场期间见证了地方当局对我们的进攻。直到12月20日，房子没有被占领之前，任何人都能过来看看我们接管的果实。但自从官差MoritzMilies（莫里特斯·米林斯）先生来后，我们被驱赶到牲口棚和仓库度日，尽管那里是那么的寒冷与潮湿。
4）Landeretche声称他的农场曾处于不错的运营状态。这里有属于他在萨韦德拉港（智利北部港口，与秘鲁接壤）所拥有的埃斯佩兰萨农场（theEsperanzafarm）的200头奶牛。它们都是他所占有的一部分良种牲畜。其中，只有三头从12月初一直产奶。在他喋喋不休的言论中可以知道，有6桶30公升的牛奶被储藏在仓库的某个地方之中。在全部的作物中包括播种了40公顷的小麦，种植了25公顷的油菜，还有3公顷是草地。整个737公顷的农场上，荆棘、黑莓杂刺、杂草和蓟花在其中疯狂生长着。
5）我们工人在这变成了清洁工。现在，我们不得不去把在仓库、牲口棚、园子还有房子其他地方中疯长的垃圾清理干净。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多脏东西，我们耻于容忍这样的情况发生。
6）其他农民“先生”说Landeretche没有与他的工人们发生冲突。真相是有三名被他编入农场正式编制的拖拉机司机和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拖拉机司机跟我们站在一起是因为，即使他在这里干了25年的工作，依然和妻子及8个子女住在那不能称之为房子的“跳蚤窝”里。他每天不得不工作13到14个小时，甚至没有一个假期可供休息。他的社会保险从没增长过，Landeretche也从没支付给他应该得到的合法的公积金。他只是拿可怜的每月300°E（智利货币符号？）工资度日。Landeretche曾经为支付他的保险给过他一头奶牛，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又把奶牛牵走了。他也对另一名工人也干过同样的勾当，只不过那是头公牛罢了。在枪支和其他干尸地主的帮助下，Landeretche将农场又夺了回去。随着这件事的发生，拖拉机司机也被解雇了。
7）这位先生声称他和他的邻居们不存在任何对抗性的问题。他似乎忘记了他从马普切族同志们手里偷走了Huentemil原住民居留地。我们一把它夺回来就要废除农场上地主的财产所有权。
8）我们要让干尸Landeretche[1]和他的那些朋友们知道、要向他展示我们将如何在这片土地上与侵略者Milies进行斗争。我们要把农场经营下去，因为这都是靠我们自己艰苦奋斗、丰衣足食取得的。剥削已经终结！我们不想再看见不公的滋生，也不想在继续过猪狗不如的生活。哪怕再多人来反对我们，我们也要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全力支持政府的改革，因为它保卫了我们并与穷人们站在一起。
要面包、土地和社会主义！
农民革命运动（委员会）
[1]MummyLandowner此处译为“干尸地主”，此词为智利当时环境下特有的专有名词，意指地主阶级的无耻。——译注 |
乔治·何克谈1945年的“青年军”运动（[英]乔治·何克，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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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何克谈1945年的“青年军”运动
乔治·何克（1945年）
感谢杨威利录入
来源：路易·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又译《希望之果，乔治·艾尔文·何克的故事》）的第五章：《五、他的“国内战线”》，段津、高建译，北京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7页-134页）。全书除前言外，共7章。
乔治·何克(GeorgeHogg1915～1945)，出生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不久随其姑妈穆里尔·莱斯特（一位激进的和平主义者）旅行到中国上海，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记者。之后在汉口经史沫特莱帮助赴延安、晋察冀边区考察，并深受感染。1939年，何克经艾黎介绍到宝鸡“工合”西北办事处任职，经常到“工合”各厂、社考察、指导，并向国内外报导西北“工合”情况。1941年春被派到双石铺任培黎学校第九任校长，亲自讲授英语课，并领导新建了校舍和纺织、机械车间等。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打击“工合”进步力量。何克被定为亲共危险分子曾被警察局拘留。1945年7月22日，何克因破伤风逝世，年仅30岁。
据艾黎书中记述，本文是主人公乔治·何克病中写就的书稿第五章（的一部分），应在1945年。艾黎读后告诉何克，“该书如一旦发表，国民党就不会让他呆在山丹了。这样直截了当地宣传统一战线，肯定是不会受到蒋介石之流的赞成的”。何克的反应是：“乔治听后有些不快地说：‘我已把那章的调子降低了许多。要缓和语气是没有底的，你说呢？我说的还不及我心想要说的一半呢。我没有指名道姓。对（梁、赵铁夫）和其他人只用了他们的外号。’”最终，书稿寄去了重庆，但未获出版。
（四）
我从宝鸡回来后发现丁齐生已把他母亲打发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变卖了自己的书、鞋子、多余的衣服，小提琴，用所得的钱预付给了一家饭馆，买了十五只烧鸡，一天吃一只。
正要吃第七只鸡的时候，来了电话说他母亲又和父亲吵架，住在宝鸡，断粮了。但那时丁齐生已自愿报名参加了国民党的新“知识青年军”。报上的文章和三青团关于知识青年远征军的宣传，对具体状况讲得很含混。但后来渐渐看清楚，这支军队将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去进行装备，由美国教官训练机械化作战能力，最后从缅甸打回中国来。
丁齐生是双石铺头一个加入青年军的人。
“三青团的人从此不再说我思想不对头了。”他笑着说，“老梁在征兵动员报告里把我捧成了中国爱国青年的好榜样。”
没过多少天，老梁像往常那样由“铁嘴”陪着，亲自来到学校作动员报告。我们为他布置好一个房间，房间里挂着旗帜和标语。当时正值河南大撤退后，许多学生失去了家园，所以他的听众的心都是容易打动的。按宝鸡工合办事处的命令，我们所有年满十七岁的学生都在几周前自动入了三青团。但是在我们学校郑重其事地举行三青团仪式还是第一次。
梁说：“你们坐飞机到印度去受完训练后，可能只要服六个月左右的兵役就回家了。这是政府作了保证的。想想看，到那时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欢迎场面在等着你们啊。你们将会受到大家的尊敬，比任何人都受尊敬。要记住，你们将来不论干哪一行，军事训练都是一个好的开端。总司令不就是从黄埔军校开始发迹的吗？来吧，谁带头当个好汉？”
“来啊”，铁嘴在梁身旁站了起来，举起了双手，摆出了像是做祷告的姿势。“谁先来？”他用期望的眼光环视了房间四周，试探地拍了几下手，做做样子，借以鼓动。“别犹像了。不要怕，没什么可顾虑的。我们可不是来卖狗皮膏药的。这是国家大事。有专车来送你们去汉中，从那里乘飞机，一步路也不用走。”
康世俊猛地站了起来。他现在觉得有把握了，通过在军队里得到的荣誉，他一定可以去成美国，正如他到校头一天就确信自己一定会到美国去学习工程一样。他大步走上前去签名时，响起了一片掌声。
张志汉是第二个站起来的。他脸红到脖子根上，讲不出话来，就像个庄稼汉的样子。他在成都学得很快，但要学会读书人那一套还差一大截呢。两年半前，他还目不识丁，他父亲把他送出了家门，这样家里可以少一张嘴吃饭，他的二兄弟也不用服兵役了。现在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有知识的青年自愿应征也不错。
一个从老河口肥皂生产合作社来的麻脸学徒工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说：“我想当兵想了好些日子了。我就是身上有缺陷，不知道碍不碍事？"
“你是说你脸上的那个？”梁问道，“噢，没关系，那对你没妨碍。来签字报名吧。叫什么名字？”
其他人跟着报了名。有些人像康世俊，家庭早己从中产阶级破落了，现在满心想通过这个机会再取得自己失去的高人一等的地位。有些人，像张志汉那样的农民，则是向往坐飞机，穿军官服，感到当一名受过教育的志愿兵在众人眼里很光彩，不像他大哥那样和其他许多从农民中抓来的新兵一起被绳子系着，风尘仆仆地被拖着走来走去。
不久，丁齐生的母亲找来了。接连几天丁齐生脸色苍白，闷闷不乐，最后断定自己决意离开母亲是不孝的。梁很快从康世俊那里听到丁改变了主意，便派了手下人去找丁。已经有一些人打退堂鼓了。梁担心，要是丁不去，那么最初跟在他后面报名的那些人，也会像他那样临阵逃脱。
“请跟我们一块儿上粱先生那儿去一趟。”打头的手下人李某说，“对不住，麻烦你了。梁怎么说我们就得怎么办。这关系到我们的饭碗呐。”
在三青团团部，梁又重弹了一个半小时的老调：“你根本不用打仗，我可以保证给你找个搞音乐的工作，”等等。
“我十五岁就在军队里呆过，”丁回答说，“我上过手铐，戴过脚镣。我当过兵，我什么苦都能吃。但这一回我说什么也不去了。”
梁现在换了调：“这太好办了，”他说，“你要是不去，我只好打报告，说你的思想很危险，很复杂，听了叛党特务的指示，破坏总司令的命令。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丁笑了：“梁秘书过奖了。我这么一个小人物哪来这么大能耐干这些。”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就是在干着这些。再说，你要是不去就会影响许多别人。好了，放明白点，否则我只好写报告汇报你的思想了。怎么样？”
丁仍旧装着无所谓的样子，放声大笑。梁把他押送到警察所去。警察所长招待他饱餐了一顿，把梁和三青团痛骂了一番。
这时我由李胖子陪同到三青团总部去。“梁秘书今天很不高兴，”李说，“他说什么你最好照办，要不他会揍你的。”
我们路过双石铺最大的“商行”时，看到“商行”的女孩子们个个涂脂抹粉，围坐在门口，边晒着太阳，边展示着她们自己，为晚上接客作准备。“你喜欢哪一个？”李问道，“告诉我，我把她给您送到你的窑洞里去。哈哈！”
原来梁是想让我充当担保人，担保丁到时候参加青年远征军。我说这不关我的事。我们达成了一项折衷的协议，我担保丁某在十天之内不离开学校。在保证书上签字画押后就把丁某释放了。
现在丁某不管怎样，反正已帮不了他母亲多少忙了，心里倒感到好受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责任都不在他了。他把剩下的烧鸡吃了。到走的那天，梁让丁掌管一辆卡车，整个车队在一片欢呼声中出发了。丁的卡车开在最前头。沿街家家户户门前都放了桌子，桌上放着一盘盘桔子、瓜子和糕点，招待这些知识青年。吹起了号角，娼妓们欢呼着，空中响着爆竹声，雪花飘飘，真是好一番热闹景象。一队衣衫褴褛的四川新兵还穿着夏装，穿过对面的人群，没有停脚，径直向城那头走去了。
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到四五年一月整整三个月，西北公路上挤满了青年军的车队。几个星期里，成千上万的新兵从双十铺开过。我们从报上得知，总司令原计划征兵十万人，现已超出了一倍多。到一九四五年仲夏，又开始另招十万名新兵。
在兰州到汉中那段西北公路沿线的四个县官，由于没有好好欢迎路过的志愿兵，挨了打。许多饭馆因提供的饭菜不合这些受过教育的人的口胃而遭捣毁。一个哨兵为了叫他们当中一个人走远一点，不要在他门前撒尿，结果遭到一卡车青年军的袭击，被打得在地上翻滚。陇海铁路咸阳车站站长因为这些志愿兵乘坐的一节列车在加煤时多用了十分钟，也遭到一顿毒打。
西安的澡堂、戏馆、电影院、饭店和妓院在和这些候机飞往云南去的知识青年打了几个星期的交道后，都纷纷关了门，插上了门闩。这些青年志愿兵不管别人对他们怎么想法，是决意要成为一支贵族化的军队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历来是超然于战争混乱和内部冲突之上的。他们是舞文弄墨的执笔人，每一个动乱阶段冒出来的铁腕人物都要依靠他们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那种特殊的书写艺术，这些铁腕人物赖以维持统治的政府制度就不能运转。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不必像欧洲中世纪的学者那样靠教会来供养他们。多少年来，他们仗着对于一种为社会所需要的技巧的垄断得到供奉，并且在一个常常是四分五裂的国家里自成一体。他们煞费苦心地把这种技巧弄得复杂又复杂，难怪那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成了中国道德家们倍加称颂的美德。与此相反，农民中有着同样强烈的绿林好汉杀富济贫的传统，这是较少为人们所意识到的。唯有那些得以置身斗争之外的人，才有时间说古道今，著书立说。他们知道，只要考试及格就不愁无米为炊，只要他们的儿孙有空闲去研究深奥的书法艺术，他们全家就永远不愁没有饭吃。
那么今天有什么影响力竟强大到把这一历史作用明显地颠倒了过来，使大批人投笔从戎，参加了青年军呢？由于河南失守，重庆受困产生的纯粹参军杀敌的爱国主义愿望，确有相当的影响，但却不是主要的动力，因为这场参军运动是在艰苦抗战七年半后才开始的啊！
我以为这首先是因为群众普遍感到失望，是由于通货膨胀、家庭和社会解体、普遍营养不良、缺乏领导以及对本来可以制止的诈骗和勒索行为听之任之。这场远征运动正好提供了合适的解毒剂：对于失望的理想主义者们，它提供了艰苦复兴的保证；对精神上厌倦的人们，它可以被用以推卸责任；对其他各类人物，它又娓娓动听地强调，专业生涯一向是从出国旅行开始的。征兵宣传叫得最响的是职业前途，加上凡入伍者一律给予现金奖赏、没有实际作战的危险、不用走路等等附加的好处。这种宣传就好像某些好莱坞影片一样，表现了想把公众的智能估计得越低越好的可悲愿望。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很简单，就是受过教育的青年太多了。在一个苦于文盲太多的国家里，受过教育的青年竟会嫌多，就像人民挨饿而粮食和水果被倒进大海里一样，是自相矛盾的。能解释通这种矛盾现象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生产它们的社会。在旧中国，读书就是通往官场的途径。现在国家办的教育虽然已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教育为少数人专有的情况，受正规教育所需要的时间也已大大缩短，但是读书做官的思想却没有破除。政府开办免费学校的结果，毕业生的供应增加了上千倍，然而政府并没有同时采取任何措施来给他们寻找新的出路，而是培养出了更多当官的苗子，多得连它那臃肿的官僚机构也收容不了。青年远征军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些半瓶子醋的学生，他们登不上官位，但干其他事又觉得屈材。
第三个因素是由于最近得到开拓的广大内地地区正在呼吁全国重视年轻人。对于远达甘肃走廊，西至西藏边界以及北到蒙古的读过书的地主乡绅的子弟来说，远征运动第一次为他们提供了走向国家生活的心脏，同聚集在那里的华南、华中、华北和华东来的流亡学生进行较量的机会。他们沿着西北铁路源源而来，感到过去因路途遥远使自己无法过问民族的命运，现在终于成了其中一分子了。从城市到农村去的“时髦”口号对于他们就有了特别的号召力。
最后，也许是最普遍的感召力，乃是对西方主义的向住——可望由外国人担任教官，到印度或美国去。这些青年好像已经摸着了那根给他们打上“留洋归来的人”的印记的魔杖，永远升到高踞于四亿五千万人头上的地位了。要取得飞黄腾达的前途、个人名利和民族振兴的钥匙，已无需再坐上三个星期的轮船，而是凡愿签名者都可乘上飞机，唾手可得的。
虽然这许多新的因素使他们舍弃了文人雅士的传统活动范围，这些参加远征军的青年显然还远远不能放弃自己原有的特权。另一方面，他们很自然地感到自己正在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把他们的“神授权利”从民事延伸到军事方面去，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感觉，那只是他们还没有考虑这一问题罢了。
中国官方借助于美国教官和租借物资，可能马上就会拥有前所未有的财富——一支机械化军队。这支军队的士兵在家庭关系和教育程度上和军官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这些士兵是可以用鼓励而不是饥饿的办法来加以争取的。问题在于这种对知识青年可能有感召力的鼓励办法，是否能起到提高军队战斗精神的作用。
以下三种情况中，很可能有一种是青年远征军会碰到的：
（1）如果对这个腐败的社会的失望和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那么这许多青年为了个人撂挑子（卸责任）而参军就会造成“为纪律而纪律”或“一切听从上级”的思想状况。再加上士大夫们传统的继承人中普遍存在着特权思想，一个“第一流的军事体制”的主要成份就色色齐备[？？]了。万一这种倾向占了优势，国民党就有了一个国内国外都可利用的强有力的军事工具。
（2）中国学生过去曾以无畏的批判精神著称。如果这些志愿者早先的无赖行为更多地说明了这一精神而不是他们的自负，那么这种精神也可能包含着实现民主效率的理想，因而造就出一支良好的战斗部队。如果出现这一情况，往后在官僚和知识分子中的青年军部分之间就会发生磨擦。对于胜利者来说，仍然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怎样使外国的理想适合中国的实际。
（3）如果参加这支军队的大多数人最主要的动机是寻找职业，那么这支军队很可能瓦解成一个腐败的官商机构，就像河南的驻军一样，只不过规模更大些罢了。
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也可能全都不发生。应该时刻记住“中国什么事都会发生！”，这句话反映的并不是中国的事多半不可逆料，倒是反映了西方对中国事务没有寻根究底。我们只有老老实实，继续努力。 |
第四章社会主义的精神自由问题（——早期苏维埃政权文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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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会主义的精神自由问题
——早期苏维埃政权文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1．国家政权与精神自由
2．创作活动自由与“无产阶级文化”论
3．非共产主义作家的问题
4．精神活动的自由竞争
1．国家政权与精神自由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同克拉拉·蔡特金谈过话。据克拉拉·蔡特金说，列宁指出，革命把艺术家们从“各种俗不可耐的条件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同时，这样论述了苏维埃政权与创作活动的关系：
“每一个艺术家，所有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都享有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理想而不从属于任何人地创作的权利。当然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放任混乱现象存在。我们应该对创作过程进行充分的、有计划的指导，以培养出创作成果。”[1]
一方面，保证创作活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对艺术创作过程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列宁的这一思想清楚地表现了早期苏维埃政权对创作活动的基本政策。确实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革命带来了创作活动的空前繁荣。如从前文中了解到的那样，革命后，一些大大小小的文学团体自发地组织起来了，并拥有独立的机关刊物，各个文学团体多次地联合、分离，共同追求独立的创作活动。那么，对这种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式的艺术运动的开端进行的“有计划的指导”是什么？它又是什么形式实行的呢？在这里，准备通过这个问题来着重研究一下苏维埃政府的文艺政策。
苏联政府在革命后首先提出的文艺政策就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文学部”。1919年12月颁布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章程》规定，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文学部”，以这个部调整文艺活动与国家的一切关系[2]。这个“文学部”的任务是：第一，“利用现有文学力量，文学团体、文学社、俱乐部、文学小组对劳动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并为此目的对上述文学团体予以援助。”；第二，“发掘蕴藏在人民中的艺术才能，并促进它的世界革命精神的成长。”《章程》还进一步规定：为了讨论文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原则、理论问题，可以召开“文学会议”，这个“文学会议”要邀请“按照文学部的基本任务开展活动的各个文学流派和文学组织的代表”参加。对于“文学部”设置的三个部门的任务，《章程》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在组织上，“文学部”领导机关是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以教育部人民委员为常任主席（此外还有常任副主席）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反映了当时多种流派的色彩，是由各个文学团体推选出来的。当初的班子由以下一些人组成：卢那察尔斯基（教育人民委员、主席）、布留棱夫（副主席）、勃洛克、巴尔托夏伊齐斯、高尔基、维·伊凡诺夫、谢拉菲诺维奇、格拉西莫夫或基里诺夫（由无产阶级文化派推荐其中任何一人）[3]（原文如此。这样计算，则委员会应只有八名成员，但前文中指出有九人——翻译者注）。
从这个“文学部”的任务及人事安排可以窥见，苏维埃政府从对劳动人民进行文学启蒙的大局着眼，采取了力图同现有的各种文学运动合作，并给以帮助的方针。“文学部”在1920年创办的文艺刊物《艺术语言》的编辑方针和内容实际证明了这一点。
《艺术语言》杂志编辑部宣布了“向所有倾向和流派、为读者们所熟知的作家和创作上的后起之秀广泛提供版面”的宗旨。为这个杂志撰稿的人也确实是各具特色的。在这本杂志中留下名字的有：无产阶级诗人格拉西莫夫、象征派的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别列伊、新阿克梅派的阿达里斯、安托柯尔斯基、未来派的马雅可夫斯基、巴斯捷尔纳克、印象派的叶赛宁、库西希柯夫、新古典派的列奥尼多夫、不属于任何流派的阿舒金、伊里因等等[4]。
在此我们来看一看，作为教育人民委员而在出版事业、出版限制、教育指导、艺术活动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中处于最高负责人地位的卢那察尔斯基是如何认识言论自由的。1921年创办的国立出版社机关刊物《出版物与革命》在创刊号头条发表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书刊自由与革命》。如前所述，这篇论文主要是说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出版检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卢那察尔斯基同时也热情洋溢地谈到了创作自由是何等的重要。
革命政府在原则上必须保护创作个性的权利吗？——对于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答道：“我要毫无迟疑地说，正是如此。”当时他借用了考茨基的公式说，与“生产的最严格的秩序和计划性”相比，“艺术领域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但是，正如当时的卢那察尔斯基自己又立即加以说明的那样，这种“艺术领域的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不是没有秩序，而是“没有权力、即没有要对灵感加以种种限制的衙门存在。”[5]
接着，他这样说到：
真正的艺术、有天才或有才气的人是不能在鸟笼里歌唱的。鸟笼里驯养的才能使夜莺变成黄雀，使鹰变成母鸡……相反，只有自由的艺术家、自由的诗人才会成为真正的革命家。他们的创作当然只能同他们的自由意向一致[6]。
关于“没有要对灵感加以种种限制的衙门存在”这个“没有权力”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1920年发表的《革命与艺术》一文中也曾论述。他这样写道：
“不言而喻，国家不打算把革命思想和自己的爱好强加给艺术家。这种强加只能产生革命艺术的赝品。因为，真正艺术的首要资质就是艺术家的真挚。
然而，除强制外还有别的形式，这就是说服、鼓励和对新作家进行应有的教育。只有这一切方法才是必须运用于艺术的革命鼓动工作的方法。”[7]
同年，卢那察尔斯基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艺术革命（与科学革命一样）不能靠行政改革和政府命令来进行”[8]。在关于戏曲演出问题的党的会议上，他发言说：“艺术在任何时代都是自然开花的结果。……在土壤给我们花朵之前，在光秃秃的树木上绑纸花是自费力气。”[9]
但是，在此也会产生疑问：当艺术上出现了一些偏向、出现了党或政府不喜欢的倾向和现象时，党和政府将如何处理呢？对于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的回答是极其明快的。在《书刊与革命》一文中，他指出，国家“不可能不喜爱并保护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艺术家”，同时，他又说，国家“不要掐掉自己不喜欢、或者与自己的理想大不相同的花朵”。
“国家在艺术领域应该是高度自由的。不要说什么‘某某艺术形式过时了’，过了时的艺术形式也应听任其自然进步或死亡……国家也不要说什么‘某某艺术形式的方向出了偏差’，一旦搞清楚站在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不是……打算欺骗公众的骗子，而是真正的、诚实的艺术家团体以后，就仍应该把纠正这种偏向、完全消除这种偏向的任务交给生活本身。”[10]
卢那察尔斯基这样主张是有其根据的。这就是这样一种自我反省：国家与党有断定每个艺术现象正确与错误的权利吗？国家政权和党以及其领导者只要不是天生具有这种断定能力，那么就不能给他们这种断定权。而他们显然是不可能天生具备这种断定能力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断定权交给国家机关、党的机关或者这个机关的各个领导，那么这种权利是极有可能被违反初衷地滥用的。可以说，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都充分意识到这将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
克拉拉·蔡特金说，列宁是不赞成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等等艺术流派的作品的[11]。有很多记录能证实这点。列宁在一些信中严厉地批评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作品，甚至曾要求削减其发行量[12]。但是，记录也同时告诉我们，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是极其慎重的。例如，蔡特金写到：列宁曾说过，我们已是老人，只要站在革命第一线就足够了。不需要去追逐新艺术，只要随在后面慢慢走就行了。卢那察尔斯基也曾回忆说，当他向列宁征求对未来派作品的意见时，列宁回答说自己一点也不懂，要听听卢那察尔斯基的看法[13]。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14]，列宁的这些话说明，他不是从自己对艺术产生的共鸣或反感中制造指导思想的，换句话说，就是要避免把个人的嗜好绝对化。
人所周知，列宁对文化创作工作抱着极其慎重的态度。例如，他同克拉拉·蔡特金这样谈到创作过程中的“浪费”：创作文化，普及文化的决心在我国是十分强烈的。应当承认，在这个过程中要做许多实验。与严肃的作品并存的，还有许许多多孩子气的、不成熟的、需要花费力量和资金的作品。但是，与大自然一样，在社会中，创作生命的浪费也是不可少的。”[15]
在这方面，卢那察尔斯基甚至阐述了更为激进的意见。与列宁一样，他本人也是喜爱现实主义艺术的。但是他从未打算把这种个人立场变为国家政策。在1924年发表的《苏维埃国家的艺术政策》一文中，卢那察尔斯基写到，对于现实主义与未来派等各种艺术流派的斗争，国家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中立”。不仅如此，在这篇文章中，卢那察尔斯基还表示了非常引人注意的观点。他认为，在艺术问题上如果用“党的带有偶然性的多数表决方法”来确立“党的正确路线”，那将是一桩奇谈[16]。在《艺术与革命》一书中，他甚至写到：“在对像艺术那样需要极大自由的国家调整上掺进自己个人的好恶，不，不仅如此，甚至还掺进党的观念——没有比这种行为更有害的了。”[17]他还谈到，如果在教育人民委员变更时出现对于种种艺术倾向的责难，那就会发生对艺术的“大屠杀”。他说：“在存在着各种意见的情况下，不要把某个人民委员会的爱好奉为律令”[18]。
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些话使今日苏联的研究者们感到相当为难。他们总把这些话看做是反列宁主义的。他们引以为证的就是列宁的“党性”理论。然而，这样理解列宁的“党性”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前面已经谈过了。由于这个问题后面还将谈到，所以在这里只举出其他事实。这就是：第一，卢那察尔斯基是由列宁推荐就任人民教育委员的；第二，卢那察尔斯基通常在列宁领导下开展工作的[19]；第三，卢那察尔斯基说过，不存在所谓“卢那察尔斯基路线”，他所采取的政策是苏维埃政府的文化政策，因此批判他所采取的政策就意味着反对党的路线和苏维埃政府的文化政策[20]。可以说，这些事实表明，卢那察尔斯基的讲话总的来说体现了早期苏维埃政权（国家、党）的政策。
可见，早期苏维埃政府的文化领导人没有考虑过要运用权力自上而下地对创作活动加以若干限制，或压制独立的创作尝试等。自由开展艺术活动是党和政府有计划指导的基础。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苏维埃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建立检查制度，因此不得不用限制表现自由的形式对创作活动自由施加一定限制。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虽然建立了检查制度，可是对出版限制却采取了慎重、温和的态度，并保持自我警惕心理的背景。
2．创作活动自由与“无产阶级文化”论
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对创作活动进行了“指导”，其最初的积极表现是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指导。那么，这种指导同上一节提到的不干涉政策是什么关系呢？它是否侵犯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创作活动自由？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在1917年二月到十月，即十月革命前成立的文化、艺术和教育组织。1917-1920年其组织有一千三百八十一个，在全国拥有四十万成员，有八万人实际参加了画室和小组活动。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领导人有波格丹诺夫、列别捷夫——波里扬斯基、布列特涅夫、菲·卡里宁、凯尔任采夫等。这个组织发行了十五种杂志，在革命后的文化团体中规模最大[21]。
但是，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这个组织的活动有严重缺点。问题之一就是它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然而，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在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之前，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自己是如何认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
列宁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发明“无产阶级文化”的想法。他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1920年10月）的演说中这样说到：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22]。
列宁在病床上还表示了对急躁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强烈担忧。在《日记摘录》一文中，他指出，人民还远未战胜文盲状态，这是对那些“一直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想入非非的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和责难”[23]。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指出，首先要有足够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他这样警告道：
“……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信任和怀疑。我们对那些过分唠叨、过分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就不禁要抱这样的态度：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烂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好好记住这一点。”[24]
可见，列宁并没有打算开出想当然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药方，也不认为能够开出这样的药方。
和列宁的态度一样，卢那察尔斯基也不认为那种急于在头脑中杜撰“无产阶级文化”的倾向感到不安。他在《再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苏维埃的文化工作》（1919）一文中，批判了“热心得轻率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信奉者们”的这种观点：一方面要抹煞过去的文化，另一方面以为只要从上面涂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共产党纲领的油彩，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就造就出来了。卢那察尔斯基指出，如果这被作为国家方针，无产阶级就会变成野蛮人。他这样揭示了国家在文化方面的任务：
“国家的事业就是无产阶级把在与自己的斗争紧密相连的某些领域所获得的真正的、无可争辩的知识传播下去，并且像滔滔流水那样，用作为这种知识继承者所拥有的一切有丰富创造性的题材浇灌无产阶级的田地。……无产阶级决不把它的艺术和思想（除了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萌芽看作是成熟的果实，也不打算尝试用它来代替它以前的时代的文化财富。”[25]
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并不是没用对社会主义社会生长的文化艺术做过展望。但正如克拉拉·蔡特金所说，列宁重视的既不是自己的艺术观点也不是只供一部分知识分子享受的艺术。列宁最重视的是：为了使艺术为人民所有，即为了使艺术扎根在劳动人民中，为了人民所理解、所热爱；为了使艺术与群众的意志、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并使之得到提高；为了从群众中培养艺术家，特别是为了使艺术接近人民，人民接近艺术，首先要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换句话说，列宁把当时的重点放在了创造产生人民文化艺术的前提条件上。对照列宁当时的许多著作，这一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列宁似乎是预见到，只要创作出这种文化艺术的前提条件，共产主义艺术就会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26]。克拉拉对列宁的话作了如下叙述：
“他们（指工人和农民——引用者）获得了享有真正的伟大艺术的权利。因此我们把最广泛的人民教育和培养放在第一位。这是在开垦文化土壤……在这片土地上无疑会成长起真正的、崭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这种共产主义艺术将会产生与自己的内容相和谐的形式”[27]。
卢那察尔斯基在前一篇文章中也这样写到：
“伟大的无产阶级将会逐步的、从上而下地刷新文化。它将创作出表现在一切艺术领域的自己的伟大风格，表并赋予全新的灵魂。无产阶级同样将会使科学结构本身改变面貌”[28]。
可见，苏维埃政府的领袖们并不打算给文化艺术预先开些药方，而是期望在成为文化艺术主人的人民群众发挥其创造能力的过程中，自然地成长起人民的文化。
1920年10月，列宁亲自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案。在《论无产阶级文化》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任务。在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教育事业，无论是政治教育方面还是艺术活动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精神，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共产党和各种无产阶级团体最积极地参人民教育事业。
接着，列宁谈到了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依靠这一点形成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从而赢得了世界历史意义。只有受到无产阶级专政实际经验的鼓舞，在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基础上，向着这个方向继续未来的工作才能被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列宁认为，杜撰“自己的特殊的文化”，关在自己的与世隔绝的组织中，在工作上和组织上把人民教育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截然分开的制度是错误的，并对这种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29]。
然而，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批评即便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不是也仍然意味着对创作活动的行政干预吗？
在这一点上首先要注意这一事实：列宁的这篇文章采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大会决议案的形式。这就是说，它既不是人民委员会主席颁布的行政命令和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公告，也不是党给基层组织的指示。它是具有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即要由群众组织审议，由群众组织独立自主地决定其取舍。
其次要注意的是1920年11月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的决议。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草案》，在这个决定草案中再次确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科学教育和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应该并入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各省国民教育厅。同时，新加上“协会在艺术（音乐、戏剧、造型艺术、文学）方面的工作仍保持自治”，“经俄共特别审查过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机构，只是在对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方面保持领导作用”等内容[30]。大会通过了这个草案。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就这样被限定在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这个总的思想方面，而对于创作活动本身则明确规定应予以完全的自由。
党中央委员会在1920年前12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在这个决议的解说部分中对未来派分子、颓废派分子以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信徒们把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运动，声称只有自己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拒绝工人“真正自由的、无产阶级式创造”，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名企图将“小资产阶级的哲学‘体系’和主张”强加给先进工人的事实进行了严厉地批评。然而这完全是批评，并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创作活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者们说，党中央的上述决议是对工人创作活动的压制。对于这一批评，“决议”这样清楚地申明：
“中央委员会不仅不希望在艺术创作领域束缚劳动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相反，中央委员会还希望为他们创造更健全、更正常的环境，为他们提供在艺术创作事业的所有方面获得丰收的可能性。中央委员会清楚地知道，在战争正在结束的今天，工人队伍中对艺术创作和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关心在日益增强。先进工人对于发展自己的精神、使之更加富于个性，是最为重视的，中央委员会感到并重视这种意向。党将尽自己的全部可能使这一事业实际掌握在劳动知识分子手中，使工人国家向劳动知识分子提供为实现这一点所需的一切。”[31]
决议还反复强调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完全自治”，把在这一问题上的方针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向无产阶级文化学会保证，不对它进行“琐细的监护”。
3．非共产主义作家的问题
在此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企图剥夺某些特定作家或作家集团的创作活动自由。党的政治局在1922年7月设立了以雅各武莱夫为主席的“组织作家、诗人加入独立团体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组织无党派团体”的建议有以下一些人参加委员会，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这些人是：
一、革命初期入党的老作家（布留棱夫、戈洛捷茨基、高尔基等）；
二、无产阶级作家（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文化协会）；
三、未来派（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等）；
四、印象派诗人（叶赛宁等）；
五、“塞拉比翁兄弟”；
六、在政治上尚处于动摇状态的有才能的年轻作家（阿·托尔泰等）[32]。
然而，在当时的文学运动中，环绕着党的这种态度，特别是党对非共产主义文学活动的态度，正在产生一种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称为“在岗位上”（由《在岗位上》杂志得名）的文学流派提出来的。这个“在岗位上”派的立场最清楚地表现在1923年6月发表于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在岗位上》的文章《讨论资产阶级文学各中间团体的态度》一文上。
这篇文章认为，评价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的根本标准仅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因此，一方面，在今天有益的文学只能是面向无产阶级读者的心理和意识、面向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的最终任务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而另一方面，凡给读者带来与此不同影响的其他文学，都或多少地有助于复活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这篇文章进一步具体地指出，由于基比乌斯、蒲宁、阿赫玛托娃等作家的文学作品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小分队”，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承认他们”；而“塞拉比翁兄弟”等小资产阶级团体则是用哈哈镜来描写革命，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作家”只不过可以在意识形态方面起到解除敌人武装的作用，而这也只有在无产阶级文学在主要的文学机关和党的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33]。在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中居领导地位的文学团体“铁匠”在同年6月发表的《无产阶级作家宣言》中，给象征派、未来派、印象派、“塞拉比翁兄弟”等文学团体扣上了反无产阶级的帽子，对之采取敌视的态度，而反过来则把自己称作是“完全站在工人阶级革命先锋和俄共纲领一边的唯一团体”，是“部署在思想和艺术战线前沿的突击队”[34]。
1923年9月，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运动与未来派团体“左翼”达成协议，团结起来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协议》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各种资本主义关系复活的情况下，艺术家、文学家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处于最无防备的状态，不存在明确的、阶级的艺术政策，革命前资产阶级贵族文学的残余和无原则的小资产阶级文学还在党的出版机关拥有绝对优势。接着，《协议》提出了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通过口头发言和出版物，毫无留情地揭露资产阶级贵族和假同路人的各种文学团体，发展自己的阶级的艺术政策原则。”，“与出版企业和出版机关进行有组织地交涉，与这些机构中反动的、伪同路人的各团体的专横作斗争，以消除这些团体的压倒性影响，并以此作为自己加入出版企业和出版机关的条件。”[35]
属于这种倾向的文学团体着重攻击了沃伦斯基任总编辑的杂志《红色处女地》。这家杂志实际上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沃伦斯基提出要发行苏维埃最早的“厚”杂志之后，得到党的政治局同意而开始发行的。除了列宁给这家杂志寄去了“论粮食税”的文章外，伏龙芝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党政干部也与这个杂志进行了合作。这个杂志不问思想倾向，向新老作家广泛地开放版面[36]。正因为如此，它被“在岗位上”派视为眼中钉。沃伦斯基经常同他们论战。但是，正像前面所说过的那样，这是苏维埃政府自由的文艺政策的体现，“在岗位上”派的这种活动尽管打着无产阶级文学或革命之类的旗号，但它是企图迫使党和政府修改以往的文艺政策。
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当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是怎么处理的呢？党和政府并没有行政办法解决问题。
最近发表的卢那察尔斯基致沃伦斯基的信（1923年9月7日）谈到了有关这个问题饶有兴味的事实。在这封信中卢那察尔斯基建议：召集与文学有关的共产主义者，用讨论来解决问题。应该注意的是他在信中提出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这样写到：
“应该像下面这样提出问题。即：国家应该有艺术政策吗？党应该有艺术政策吗？怎样统一苏维埃领导机构内部和党内的不同意见？应该把在苏维埃和党的体系中充分坚定地推行这条路线的工作交给什么人？”[37]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卢那察尔斯基从根本上重新提出了问题。
1924年5月9日，由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召开了以“关于党对文学的政策”为题的会议。除了党的干部外，这个会议还邀请了当时所有比较重要的文学团体参加。雅各武莱夫任会议主席。会议首先由《红色处女地》杂志的沃伦斯基，接着由《在岗位上》的巴尔琴分别作了立场截然相反的报告，并围绕这两个报告开展了极其激烈的论战。沃伦斯基的报告主张，只有保障艺术活动的完全自由才是党的历来方针，这个方针在今天也是正确的[38]。与此相反，巴尔琴从文学正在变成资产阶级思想工具这种现状的认识出发，认为，容忍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偏向，在资产阶级神秘主义、反动的思想表现面前闭上眼睛就等于犯罪。应该把这种文学从国立出版所及其他党和苏维埃的出版社中驱逐出去，在另一方面，他主张，党只应当依靠在文学界起着布尔什维克党团作用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39]。
在讨论中，卢那察尔斯基发言，他联系党对非共产主义艺术家的态度问题谈了有关检查和批评的问题。他指出艺术上是天才的，但在政治上是令人不满意的作品为例，主张，当这种作品是属于“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性质的情况时，不能不“出于斗争的需要狠狠心”、“遗憾地”将其抛弃掉。但这种作品如果不属于反革命性质，而只是有不大令人愉快的偏向或者是非政治主义的问题时，那就应当让它发行。此外，卢那察尔斯基还指出，在无产阶级强大有力的情况下，艺术作品中即使有一点“与我们的倾向格格不入的因素”，认为它有毒从而惊慌失措也是没有根据的。他主张：“我们是能够通过有力的批评来指明与我们的政治倾向不一致的作品的问题的，决没有必要采取禁止的办法。”[40]
结果，会议通过了雅各武莱夫拟定的决议案。决议案再次肯定了以艺术活动自由、依靠批评来批判偏向为基本内容的党的历来方针的正确。决议明确指出，不能把“在岗位上”派的主张作为党的方针。[41]在做出这个决议后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关于出版物》的决议第十九条，几乎未加改动地采取了这个决议。
可以说，这个大会决议的第十九条是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第一次专门提出了文学上的问题。这项条款指出，党的文学领域的主要活动着眼于在全体人民文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正在成长成为作家的工人、农民的创作活动，必须重视把工人、农民通讯员作为未来作家的后备军，总之，必须加强培养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加强对他们的物质帮助。但是同时，条款也指出，在党、尤其是党的文学批评的帮助下，“认真地从艺术上和政治上自觉地提高自己”以及“摆脱狭义的小团体主义”，是工农作家成长的主要条件。
第二，决议第十九条提出了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条款中指出，需要继续向通过与共产主义者的合作而正在成长起来的最有才能的“同路人作家”提供系统的援助。同时，通过“党的始终一贯的批评”，一方面关心、帮助有才能的作家，另一方面指出他们的错误，促使他们克服资产阶级的偏见。
第三，这个大会决议谈到了党与各种各样文学倾向的关系，宣布：“文学上的任何倾向，流派，团体都不能、也不得以党的名义行动”[42]。这就拒绝了《在岗位上》在文学界提出的领导权要求。大会以党的最高机关的名义否定了《在岗位上》对文学创作提出的偏激、狭隘的政治限制路线。
1925年1月，苏维埃联盟的无产阶级作家会议开幕。这个会议是由臭名昭彰的“拉普”（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组织的。在处于《在岗位上》强烈影响下的这次作家会议上，卢那察尔斯基从批判《在岗位上》的立场出发，作了报告（《今日文学的道路》）。这个报告包括一些极其值得注意的内容：
第一、他极力强调了艺术作为形象认识的意义。
“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国家必须认识自己。这种认识虽然可以通过中央统计局、通过我们的调查和测验来进行，但得到的资料还是不完全的。靠文件、理论文章来表面地认识自己是不够的，还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我们说，感性认识比理性认识重要得多。当我们认为我们充分地认识了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头脑中感觉到它，而且是在用它来唤醒我们的全部神经。”[43]
第二，他说，即使作品揭示出来的东西是被认为使党不惬意的真实，也不该害怕，不该阻止。
“问题是，按照党的愿望塑造出我们所期盼的那种农民，是办不到的事。有这样的事情：小说家拿出来一些现实生活典型的临摹像，有人叫了起来，不，不像！什么地方不像呢？那个人不像事先画好的图式。在文学问题上的这种态度于文学有百弊而无一利。艺术家必须高度忠实于真实，自己所塑造的形象必须取自活生生的现实。用臆造的形象代替现实形象的作家都是骗子手，是党的叛徒。我再重复一遍：艺术家必须绝对地忠实于真实。”[44]
第三，关于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不是为了将这些作家拉到无产阶级一边而采取姑息政策，而是期望他们能够提供具有一定认识价值的作品——从这种观点出发，卢那察尔斯基说道：“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同路人作家的。很清楚，我们不能不理睬他们。不仅如此，有时我们甚至不能不理睬那种只教给我们一些讨厌事情的反动作家。为什么？因为甚至反动作家有时也能提供了不起的艺术素材，能够出色地反映群众。同路人作家就更是如此了。那么怎么办好呢？应该禁止吗？应该压制吗？当然不能！这样的作品也应该出版。但同时必须用我们的批评、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使得其有害的倾向没有市场”[45]。
第四，卢那察尔斯基指出了保障艺术家忠实于真实的创作自由的重要性。
“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领域必须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如果他是共产主义者，就尤其应当如此。即使有时让艺术家滥用自由也没有关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总比缺少自由要强。无产阶级作家如果犯了错误，我们就对他进行批评，他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成长”[46]。
但是，这个会议通过的决议《思想战线与文学》仍然贯穿着《在岗位上》的主张。引人注意的是，这个决议批判了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托洛茨基的文艺路线，并借机使用把沃伦斯基说成是托洛茨基文艺路线追随者而加以攻击的手段，攻击了同路人作家[47]。
4．精神活动的自由竞争
第十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后，党的领导感到有必要将文艺政策进一步具体化。1925年2月，政治局成立了制定新决议的委员会。根据特里弗诺夫的研究，卢那察尓斯基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并从六月起担任了受政治局委托拟定决议最后文稿的工作小组的负责人[48]。这个委员会于1925年7月发表了题为《关于党在文学领域的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决议（6月18日通过）。在此之前，在由谁负责制定这个这个决议的问题上曾有过各种意见，但没有得出决定性的结论。从布哈林在同年2月召开的文学会议上作的《无产阶级与艺术政策问题》的演说[49]、卢那察尔斯基留下的未写完的文章《俄国共产党在文学领域的政策纲领》[50]以及伏龙芝在会议上的发言等[51]事实中可以得知，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们希望让其中的一个人来扮演主要角色，但上面三个人发言内容同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内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重要的是，不管起草人是谁，决议都是党的领导集体讨论的结果，肯定体现了当时党的政治局的思想。
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不仅最概括性地阐明了共产党早期的文化政策，而且它与在它之后提出的任何方针——特别是与从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到今日的苏联的任何文化政策相比，在内容上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在这一意义上，这是一份极重要的文件。因此，准备在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决议的内容[52]。
全部决议有十六条。决议指出：
第一条，文化革命阶段的到来使得无产阶级和农民新文学的成长成为群众文化成长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条，在确认了第一点之后，决议谈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性质，指出，经济发展过程的复杂性、相互对立的经济形态的同时发展、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和知识分子倾向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出现等都不能不对文学产生影响；
第三条，因此，在文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停止；
第四条，决议在指出上述事实的同时指出，忽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政权的事实是错误的。阶级斗争本身虽然没有停止，但是它应该“改变形式”，从破坏旧社会过渡到进行“和平的、组织者的工作”，因此，应该提出与农民协商并对之进行改造、与资产阶级进行一定合作的同时又排斥它，把知识分子吸引到革命一边等新任务；
第五条，在另一方面，决议指出，尽管无产阶级必须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思想战线取得相应的地位，但是无产阶级还没有产生出自己的文学、自己的艺术形式、自己的风格。无产阶级虽然掌握了衡量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的价值标准，但是还不可能有回答所有有关艺术形式问题的明确答案；
第七条，根据上述判断，决议提出了下列方针：
第一，第九条，帮助无产阶级作家确立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无条件地援助农民作家，并使他们转移到无产阶级思想的轨道上来。
第二，关于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决议指出，必须考虑到同路人作家政治态度的不同，他们中许多人作为文学上有技巧有资格的“专家”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在这个作家阶层中存在着的种种动摇。因此总的方针是对他们采取有节制的、关怀备至的态度，即为了使他们尽可能快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一边来，而向他们提供一切必需的条件。“党虽然要摒弃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分子（在今天为数甚少），要与正在一部分属于‘路标转换派’的‘同路人作家’中形成的新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但是却要对属于中间态度的各种意识形态形式采取宽容的态度。应该充满耐心地多多给予帮助，以便使数量众多的这种思想形式逐渐趋于消灭。而这是在他们同共产主义文化力量进行同志式合作的过程中必然要达到的结果。”（第十条）。这也就是说，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是：一面同反革命的现象和资产阶级的现象进行斗争，一面在和平的、同志式的思想斗争过程中实际证明共产主义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优越性，借以把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作家吸引到革命方面来。
第三，批评了无产阶级作家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式的唯我独尊以及对建设无产阶级文学抱怀疑态度的托洛茨基的投降主义。
“党虽然要以一切形式来帮助他们的成长，用一切手段支援他们和他们的组织，但是也必须用一切手段来防止在他们中表现出来的最有害现象——共产党员的唯我独尊思想。正因为党把他们看作是未来的苏维埃文学的思想领袖，所以党就必须反对一切对古老的文化遗产和艺术语言专家采取浅薄、轻蔑态度的现象。同样，也应该谴责那种对争取无产阶级作家的思想领导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的态度。一方面反对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员的唯我独尊——这应该是党的口号。同样党也必须同温室里的‘无产阶级’文学实验进行斗争。不是关在一个工厂里的文学，不是一个工作单位的文学，而是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把握各种现象的文学，是率领千百万农民进行伟大斗争的阶级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应该如此。”（第十一条）
第四，决议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应该如何进行批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的批评应该坚持共产主义立场和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揭示各种文学作品的客观的阶级意义，与文学中存在的反革命现象作斗争。同时，决议在更大的程度上强调了批评的节制的重要性：
“关于作为党所拥有的主要教育手段之一的批评的任务，在上面已经作了总的规定。共产主义的批评应该是一刻也不离开共产主义立场，一步也不从无产阶级思想上后退，揭示各种文学作品的客观的阶级意义，揭露‘路标转移’派的自由主义等，与文学上的反革命表现进行无情的斗争。与此同时，要对能够以及将要同无产阶级一道前进的所有文学阶层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节制、慎重和宽容。共产主义的批评要摒弃自己在文坛上发号施令的作风。这种批评只有在依靠自己的思想上的优越性的情况下，才会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要坚决地从自己的队伍中赶走所有类型的傲慢的、半文盲的、自以为是的党员的唯我独尊思想。必须反击自己队伍中的一切蹩脚文学和自以为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对自己的提出的口号就是学习。”（第十二条）
第五，决议声明，党不把文学上的任何一个流派和团体定为“官方特许”的。
“全党虽然要正确地辨别文学上各流派的社会阶级内容，但却决不以推崇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倾向的做法来束缚自己。党在领导整个文学的时候，很难去支持某一个文学团体（以对风格和形式的看法的不同而区别）。这同党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无疑要、而且也必须领导建设新生活，但是很难靠决议来解决家庭形态问题一样。可以预见，所有事物几乎都会顺应时代创造出自己的风格，但这是靠别的方法创造的。在我国文化发展的现阶段，任何企图把党束缚在这一方面的尝试，都必须排除。”（第十三条）
第六，决议再次肯定了以往实行的文学各流派、各团体自由竞争的路线，拒绝了某些团体提出的垄断出版事业的要求。
“因此，党应该主张各种团体和流派在它们施展才干的领域里自由竞争，其他一切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会成为机关式、官僚式的假解决。同样，也不能承认哪个团体或文学组织依靠法令或党的决定合法地垄断文学出版事业。党虽然要给无产阶级文学、农民无产阶级文学以物质上、精神上的援助，要援助‘同路人作家’等，但是却不能承认哪个团体，即便是在思想内容上最无产阶级化的团体拥有垄断权。因为这样做意味着首先毁灭无产阶级文学。”（第十四条）
第七，决议禁止对文学问题进行行政干预。
“党必须运用一切手段来杜绝自己对文学问题进行任意的、无能的行政干预的尝试。为了保证党对我国文学真正正确的、有利有节的领导，必须设法安排适当的人选掌管与出版问题有关的机关。”（第十五条）
最后，决议阐明了党的态度，这就是：只有创建“真正群众性”的文学才是苏维埃文学的文化、历史使命。
“党必须强调，需要创造真正以群众性的读者、工人和农民的读者为对象的文学。需要更大胆、更坚决地同文学上的贵族老爷式的偏见一刀两断，需要利用古老技巧上的所有技术成就，创造出能为千百万人所理解的应有形式。
从解决了这个伟大任务的时候起，苏维埃文学才能够完成自己的文化、历史使命。”（第十六条）
这个决议显然是要尽可能地保证精神活动的自由（虽然在检查制度下这只是相对的东西）。
第一，可以肯定：所谓党的领导，既不是要强加给创作活动以具体的处方，也不是要钦定文学上的一些倾向、流派和形式。这一点同后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维埃社会的唯一的艺术方法，并由上面确定为其方针的情况相比是有显著不同的。
第二，可以肯定，党对文学的批评和要求不是依靠来自上面的行政管理方法，而是在精神活动的自由竞争、在藏原惟人所说的“思想并存”中，用行使批评权利的形式；用依靠批评本身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的方法提出的。换句话说，不是站在不允许思想和平共处的立场上，用强力来排斥某种思想，而是依靠在思想斗争中证实自己思想的优越性来争取思想斗争的胜利——这就是这个决议的基本方针。
但是，这个精神活动自由竞争的方针在今天的苏联并没有被正确理解。苏联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编写的《苏共党史》在叙述1925年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时避而不谈这个问题[53]。而谈到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也大多做了曲解。例如，对这个决议中明确阐述的文学上各流派、各团体自由竞争的方针，既有人把它看作是自由放任资产阶级文学，用谴责布哈林的办法含沙射影[54]；也有人认为决议提倡的自由竞争只关系到形式，根本不涉及思想内容[55]。然而读了决议的第十四条就可以一目了然，自由竞争并没有限制在形式方面。在决议第十二条中对批评这种思想斗争形式的重视，就是把着眼点放在了在精神活动的自由竞争中获取胜利上。必须看到，在拒绝各种思想和平共处的名义下，为了使今天正在进行着的对精神活动的限制名正言顺，这些解释竟然有意歪曲党的历史文件。
接受了1925年6月党中央的决议，1926年2月，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召开了临时大会，通过了《反对“左倾”清算主义》的决议，决定改变过去的路线[56]。但是，《在岗位上》的思想倾向还远未被全部清算。特别是在从实行新经济政策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阶级斗争逐渐激化，企图把阶级斗争直线条地引入思想领域的尝试又再次强烈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在曾一度清算了《在岗位上》观点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领导机关中，这种倾向愈益加强。
面对这种思想倾向，卢那察尔斯基继续顽强地阐述了过去的“和平方式的、组织者的活动”的路线的正确。
在1927年发表的《苏维埃艺术展望》一文中，卢那察尓斯基主张，艺术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性，指出了在文化领域建筑万里长城的错误。他说：“在我们看来，除磨练技巧以外别无其他目的的艺术也不能说是没有价值的，……当然，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任何应该表现的东西，他自己就会由于他自己的工作而不知所措。但是尽管如此，他也能表现他认为是有价值的语言和色彩”。所谓大众艺术也是如此：“不大有意义、不大有价值、但形式却极有魅力的艺术——这就是大众艺术。艺术家有时候会有意识地丢掉思想方面的所有分量，去创造形式富有魅力的娱乐，它使人有可能忘却世间的一切而沉浸在感觉的波涛中。作为有过紧张劳动和艰辛经历的人，我们如果要消灭所有这类作品，那会是很可笑的事。这将意味着我们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至上主义的道路。这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艺术，不仅要允许，而且还是绝对必要的。”
卢那察尓斯基也谈到了要吸收过去的、外国的、与自己相“敌对”的各阶级艺术的问题。
“我们有自己的过去，即有着我们国家过去的艺术和全人类过去的艺术。我们还有着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各敌对阶级的艺术。只承认自己的信仰，根本不愿参加‘不信教者的酒宴’，也不想与法利赛人有什么联系——我们若是自命为这种纯洁的以色列人而把一切都拒于门外，这合适吗？这是愚蠢透顶的观点。但是很遗憾，在对待技巧上有着巨大价值的过去的作品或外国作品的态度上，常常有人表现出这种愚蠢的观点。一些人在这些作品中寻找我们的敌人或中间派，这可以称作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四十度高烧，是十分荒谬的……
如果认为那些反映了历史和社会，但是却没有与我们所欣赏的艺术步调一致前进的艺术就不具有表现各个时代的社会意义，在技巧上也没有可借鉴之处，那就大错特错了。任何万里长城也生产不出什么东西来。在文化领域里，我们不能接受外贸政策。”[57]
他进一步谈到了，在艺术家受到歪曲现实的谴责时，政权机关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在艺术家认为自己是采取了完全客观的、艺术家式的客观态度时，有时他反而会受到歪曲现实等等责难。在险恶的社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要完全避免这些责难是不可能的……但是，领导机关，我们的政府本身却要以坚决的态度反对这种对艺术家诚实工作的干涉，要用一切形式保护艺术家……站在这种认识艺术道路上的艺术家如果受到某些怀疑，那么，他可以充满信心地期待：他的声音最终是会被人们听到的。”[58]
1928年五月到六月，党中央召开了“关于宣传、鼓动、文化建设问题的苏维埃联会议”。这次会议打算把各个文化领域思想斗争的方针加以具体化。因此，在大会决定中体现的方针尽管是在1925年、在党的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被开除的时候确定的，尽管整个决议强调了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进一步激化，号召需要进一步对阶级敌人采取决定性的攻势，但还是再次肯定了1925年中央委员会决议是有效的。决定指出，只能在作家、艺术家组织“加强党的影响”、“加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批评”的条件下实行党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主要任务，阐述了排除“领导上的命令因素”的必要性。[59]
1929年初，卢那察尔斯基写下了长篇论文《艺术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这篇文章在论述了艺术和阶级斗争的一般关系的同时，分析了迄当时为止的苏联阶级斗争的演变，再次肯定了1925年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有效性，对新的《在岗位上的》倾向的再度抬头进行了批判。在这篇文章中，卢那察尔斯基顽强地着重批判了以同敌对思想的斗争为名而进行的各种不正当的攻击。当然，他并不是主张敌对思想泛滥，而是认为，在同敌对思想作斗争时，也必须针对每种情况而分别使用检查或批判的方法，应该尽可能地选择思想斗争的方法——批判，而不是优先选择检查这种行政手段。他一面指出了依靠检查机关进行“消毒”的必要性，一面这样说到：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应该首先依靠的是我们的批评。批评必须是强有力的，批评要用自己的光辉照射敌对的或半敌对的作品，以培养免疫力，批评必须提供不会受病菌感染的正确思考。”[60]
卢那察尔斯基把这称为“真正的阶级路线”。
可以肯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党和政府的文化政策对创作自由是极其尊重的，而且是要在自由的思想斗争中建设适合劳动人民的文化。
但是，一进入三十年代，党的思想文化路线就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严重威胁精神自由的路线开始抬头。1929年卢那察尔斯基被解除教育人民委员职务，这是宣告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路线终结的不祥之兆。
[1]《列宁的文学艺术理论》第662-663页
[2]《苏维埃政府成立初期的出版事业》第68-69页
[3]同上，第202页
[4]《苏维埃俄国文学史》第一卷，196年版，第621-622页
[5]《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七卷，第238页
[6]同上，第294页
[7]同上，第239页
[8]特里弗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与苏维埃文学》第337页
[9]同上，第341-342页
[10]《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七卷，第239页
[11]《列宁的文学艺术理论》第663页
[12]同上，第493页
[13]《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七卷，第410页
[14]同上，第450页
[15]《列宁的文学艺术理论》第667页
[16]布加延柯《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与苏维埃文艺批评》萨拉托夫1972年版，第158-159页
[17]特里弗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与苏维埃文学》第339页
[18]布加延柯《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与苏维埃文艺批评》萨拉托夫1972年版，第123页
[19]特里弗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与苏维埃文学》第123页
[20]同上，第354-355页
[21]《文艺小百科全书》第六卷，莫斯科1971年版，第36-37页
[22]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254页
[23]列宁《日记摘录》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17页
[24]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1页
[25]《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七卷，第207-208页
[26]诺比阔夫《争取社会主义文化的斗争史》，参看《列宁的遗产和二十世纪的文学》莫斯科1969年，第342页
[27]《列宁的文学艺术理论》第665-666页，（《列宁的文化、文学艺术理论》下卷，第1197页）
[28]《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七卷，第207页
[29]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283页
[30]列宁《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草案》，列宁文稿中文版，第三卷，第318页
[31]《决议汇编》第二卷，198-199页
[32]《俄苏文学史》第一卷，第745页
[33]《文学宣言集》莫斯科1929年版，186-189页
[34]同上，159-167页
[35]同上，186-189页（《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资料》第一卷，第184页）
[36]《俄苏文学史》第一卷，632-633页
[37]《文献遗产》第八十二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70年版，243页
[38]《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56-57页
[39]同上，64-73页
[40]同上，114-115页
[41]同上，138-139页
[42]《决定集》第三卷，96页
[43]《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二卷，278页
[44]同上，279页（《艺术表现自由与革命》28-29页）
[45]同上，280页
[46]同上，280页
[47]《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问题》207-214页
[48]特里弗诺夫《安·瓦·卢那察尓斯基与苏维埃文学》第352-353页
[49]《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问题》140-152页
[50]《文献遗产》第七十四卷，1965年版，29-37页
[51]布朗《无产阶级俄罗斯文学轶事》纽约1971年版，第39-40页、第44页，伊巴诺夫《苏维埃文学的思想、美学原则》，莫斯科1971年版，第187-188页
[52]《苏联共产党与文化、科学、教育记录集》151-155页
[53]《苏共党史》第四卷，第一分册，1970年版，第389-391页
[54]伊巴诺夫《苏维埃文学的思想、没学原则》莫斯科1971年版，第50页
[55]《俄苏文学》莫斯科1963年版，第84页伊巴诺夫《苏维埃文学的思想、没学原则》莫斯科1971年版，第208页《苏联历史（从古代到现代）》第八卷，1967年版，第288页
[56]《文学宣言集》第210-213页
[57]《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七卷，第529-530页
[58]《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七卷，第523页
[59]《苏联共产党与文化、教育、科学》第181-182页
[60]《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八卷，第41页 |
伯恩斯坦《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为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而作）》（190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伯恩斯坦相关链接：拉萨尔
斐迪南·拉萨尔
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
（为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而作）
爱德华·伯恩斯坦（1904年）
三联书店，1964年版
感谢忘生录入及校对
出版者说明
第一版序
第二版序
一、拉萨尔的出身和青年时代
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案件
三、革命年代中的拉萨尔
四、反动年代和哈茨费尔特案件的结束
五、新纪元和意大利战争
六、《既得权利体系》
七、拉萨尔和柏林社会
八、拉萨尔在柏林的头三个讲演
九、拉萨尔的刑事案
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
十一、拉萨尔在联合会的初期活动和策略的改变
十二、“围攻”柏林和俾斯麦
十三、拉萨尔的主要经济著作
十四、在德国国土上的最后几个月
十五、拉萨尔争夺海伦·冯·敦尼盖斯的斗争。拉萨尔之死
十六、拉萨尔的生平业绩
第二版跋
—附录—
一、拉萨尔谈他的发展过程和对工人运动的态度的信
二、拉萨尔关于《公开复信》和检验工人成熟程度的信 |
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1905年俄国革命时期的传单（帕尔乌斯，1905年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帕尔乌斯
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
帕尔乌斯（1905年夏）
译者：biaogang（译自日译本）
【说明】这是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镇压请愿工人的“血腥星期日”事件之后，帕尔乌斯在国外写作并发表的政治传单。苏联20年代党争时期，以及后来的官方史书中，这份传单的口号被说成是托洛茨基的，以此指责他“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及“轻视农民”等等。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就此谈到：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我都没有写过、说过和提出过“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这样一句口号。……事实上，那份题为“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宣言传单是帕尔乌斯于1905年夏天在国外写成并发表的。当时我早已在彼得堡秘密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我同这张传单都毫无关系。我是很晚才从一些论战性的文章中知道这个口号的。我从未有时机或者机会来表达自己对它的看法。我从未见过这份传单，更末读过（其实，我的一些批评者们也同我一样）。……
事情还未就此了结。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帕尔乌斯在国外发表那份我所不知的“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传单的时候，我也在彼得堡写了一篇题目为“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者，而要人民”的声明，并秘密地出版了。这个题目作为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一个口号，不断地重复出现在传单的内容中，它的本意是用一种通俗的形式来反驳后来关于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的论点的。这份呼吁书已经收入我的《全集》（见第二卷上册，第256页）。我还有一些针对农民本身而发的声明，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公布，而按照斯大林的绝妙的说法是我“简直忘掉了”。
——见《不断革命论》第四章（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
工人们！
圣彼得堡的工人，怀着信任和期待来到沙皇的宫殿前。走在他们队伍最前的是那人民喜爱的、拿着十字架这一对基督的信仰以及爱的符号的格奥尔基·加邦神父。教会开除了加邦神父。开除加邦，只是因为他是人民苦难的预言家。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你，全俄罗斯的人民，格奥尔基·加邦得到了这个严厉的惩罚。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你，俄国的劳苦人民，也被那东正教的教会开除了！
但是，沙皇仍用屠杀回答你们。
不应从沙皇那里求得对老板的判决，不应从沙皇那里寻得自由——这就是沙皇和教会。沙皇只是因为人民的贫穷才富有，沙皇只是因为对人民的压迫才有力。教会和大主教搜刮国内，掌握着无数土地和教堂财宝。他们是一切人民的掠夺者，他们本是一窝，是专制的一伙。（1月9日，）人民犯了错误，几千个牺牲者换来的只是自己的错误。
现在大屠杀正在俄国全国进行着，沙皇政府正在压制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俄国人民必须得到自由。但人民只有通过与沙皇作战才能得到自由。让劳苦大众的急流冲击沙皇（制度）吧！工人们，打倒沙皇，扫除沙皇政府吧！
※※※
沙皇的权力正压迫着一切人，很多人向工人呼吁把我们从专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工人自己必须从沙皇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是，仅仅摆脱沙皇，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把自己头上的枷锁去掉，那锁住双脚的资本主义锁链并未摆脱。在推翻专制之后，工人阶级必须为自己经济上的解放而斗争。这一斗争只能是工人阶级来完成——那里没有“支持者”和“庇护人”，除了工人阶级自己，不应信任任何人。
现在很多人支持工人，因为是工人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进行着政治斗争。但是，如果工人取得了胜利，他们的事会被人们丢在脑后，人们会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许多人现在扯着脖子喊着“自由万岁！”不过，一旦权力刚到他们手中，他们就出卖自由。
那帮自由主义者，如果沙皇政府“招安”的话，他们会立刻和沙皇携手合作。到那时，维持沙皇的权力，扩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尽可能地限制工人阶级的权利——这些会由政府和地主、工厂主、商人的神圣同盟完成。
如果那样，人民在政治上的奴隶状态不会被清除，不过是被缓和。对国家的变革会半途而废。专制没有了，可是也没有人民的管理，有的只是自由主义，即有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只打倒沙皇，这是不够的，自由不会得到巩固。必须要有人民革命。［注：此处“人民革命”与民粹主义所说的“人民革命”不同。民粹主义的“人民革命”概念，把“人民”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内部并无阶级的分化和区别。此处“人民革命”同工人革命的含义相近。——译注］
工人，扫除了沙皇政府，付出了无比庞大的牺牲，如果再不巩固人民的各种权利，就是在背叛自己的利益。
※※※
工人的责任绝不仅是扫除帝制，还要自己掌握政权。
必须给所有人民以政治上的各种权利，但是，要由工人阶级来保护这些权利。
必须要有各种政治权利和工人政府。要有由颠覆了现存政治制度工人的革命大军任命的政府。
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府，会把巩固人民统治（民主）当作自己的任务。这个政府会毫不留情地肃清旧制度［注：日译文为“先生”，意义不明，揣度文意，似乎是“旧制度”之意，暂且这样翻译。——译注］的一切渣滓，为召集俄国议会和进行立法活动打下基础。（仅仅）赶跑了沙皇，旧官僚们仍会留下。这一伙——新政治秩序的基础——会把工人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法院、政府办公室、警察局这一切地方将被人民的敌人占据，军队也会在与工人为敌的阶级出身的人的掌握之下。仅仅写在纸面上的法律不可能保证自由。
资本家、地主、官僚和警察不可能让人民满意，他们只会满足资本家的利益，假如他们强迫人民投票选举的话，直接、平等、秘密的普选也只会沦为欺骗。
工人即使完成了推翻俄国现存政治制度的大业，也绝不能退出斗争。工人有自己的政治利益，也要继续保卫所有公民的政治利益，人民的真敌人和假朋友会用血腥肮脏的手控制国家。（工人）必须全力介入事变的发展。
工人阶级必须立刻着手解决这一任务。他们应当对此刻骨铭心，牢牢记住——即：要自己走自己的路，要比其他反专制的参加者走得更远，那些暂时的朋友以及来自其他政治阵营的人，会渐渐离开斗争，这些人会满足于半吊子的改革。想试图与工人阶级的敌对阶级组成联盟，就是把背转向工人阶级，并且如果这样照旧前进的话，工人阶级前进的路会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危险重重。事实就是这样。
工人们，组织起革命吧，为了革命组织起自己吧！革命之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你们的利益，就是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你们的利益之外，只有人民掠夺者的利益！
革命万岁！
工人政府万岁！ |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权力与货币
——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曼德尔，1992年孟捷、李民骐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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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导论
·第一章：官僚制与商品生产
1
劳动的社会分工、国家和物质匮乏
2物质匮乏与商品生产
3市场经济与官僚专制主义的混合体
4官僚集团的政策对社会现实的影响
5官僚制中工厂组织的矛盾
6国家—商品拜物教：官僚制意识形态的核心
·第二章：组织与对权力的篡夺
1工人官僚的起源
2组织拜物教
3官僚特权
4执政的工人官僚
5官僚集团的劳动理论
6官僚集团的权力及其对劳动的控制
7官僚集团的结构
8官僚集团的分裂的自我意识
9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吗？
·第三章：包办替代主义与现实政治：工人官僚的政治学
1包办替代主义的根源
2马克思主义对包办替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批判
3列宁是包办替代主义的根源吗？
41920-1921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
5其它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包办替代主义
6现实政治与包办替代主义
7包办替代主义的心理学方面
8包办替代主义与政策选择：布哈林和老布尔什维克的悲剧
9包办替代主义与政策选择：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命运（大陆版漏译本节）
·第四章：管理与利润的实现：资产阶级官僚的成长
1.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
2.准国家官僚的增长
3.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官僚的悲剧性错误判断
4.第三世界的官僚
5.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官僚
6.“世界的官僚化”？
7.直接配置资源与利润最大化的相悖逻辑
8.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理论
9.熊彼特对官僚化趋势的见解
10.权力与财富
·第五章：自治、丰裕和官僚的消亡
1．政治革命的现实性
2．国家消亡的政治前提
3．自治勃兴的社会条件
4．自治的经济条件
5．丰裕的制度条件
6．“自由企业”是官僚专制的有效解毒剂吗？
7．资本主义、计划和经济计算
8．经济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
9．通往自治之路的障碍
10．追求理想妨害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吗？
11．巴比奥与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
12．自治的新动力 |
我和恩格斯的初次会晤（格·亚·洛帕廷，188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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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恩格斯的初次会晤
格·亚·洛帕廷（1883年9月）
1883年9月于伦敦
……我不能不把我和恩格斯初次会晤的结果告诉您，因为我想他的一些意见会使您感到愉快的。
我们谈了很多俄国的事情，说了我们的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大致进程。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都常常说出了对方所想的和要说的话。恩格斯也认为（同马克思一样，也和我一样），目前俄国的革命党或行动党的任务并不是宣传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也不是通过有我们的同志参加的临时政府来实现这种尚未详尽阐述的思想，而是要竭尽全力：（1）迫使沙皇召开缙绅会议，（2）用威吓沙皇等办法来引起极端的混乱，使缙绅会议或类似的会议能按另一种方式召开。他和我都相信，这样的会议不仅必然导致根本的政治改革，而且必然导致根本的经济改革。他相信选举时期的重大意义，因为这比小册子的宣传或口头宣传更有成效。他认为，没有深刻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宪法，因此他不怕这种危险。他相信，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已经积累了足够材料，可以在新的基础上改建社会了。当然，他也认为共产主义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不会立即就实现，但是他相信人民生活和内心中已经成熟的东西。他相信人民一定会找到善于表达他们的需要和愿望的人。他坚信，这个改革或革命一旦开始，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的。因此，重要的是摧毁那种无所作为的势力，使民族和社会尽快摆脱因循守旧的状况，还要制造混乱，迫使政府和人民进行内部改革，唤起广大的民众，使全民都热情地注意整个的社会改革。这一定是会有结果的，这种结果是可能的，是合乎愿望的，也是目前能够实现的。
我写的这一切太简单扼要了，但我不能写得更详细些。也许你会不太满意，所以我马上就把他对俄国革命党的很高的评价逐字逐句地转告你。这些意见是：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彼得堡最近将发生的事情，欧洲一切有思想、有远见和观察敏锐的人们现在都注视着彼得堡。”
“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革的革命倡导权理当属于俄国……”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四），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8页 |
八十年代初期的人物和运动（厄·贝·巴克斯，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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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期的人物和运动
厄·贝·巴克斯（1918年）
编者注：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ErnestBelfortBax，1854-1926）是英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在八十年代初，他是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1883年起，他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
八十年代的前半期是英国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转折点。就在1881年的春天，海德门建立了民主联盟[128]，这一组织后来成了社会民主联盟[110]，再后来就成了英国社会党……
1882年，我加入了民主联盟；这是在它成立了一年多之后的事情……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开始钻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1881年底，我在现在已经停刊的《现代思想》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及其著作的小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就准确性而言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但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欢迎。当时马克思本人病得很重，不能提笔，由他的女儿爱琳娜代笔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向我表示感谢并给我的文章以很高的评价。在这之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伟大奠基人还生存了一年多，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治疗和旅行上。因此，我从未见到他。然而，在马克思于1883年3月逝世后不久，我由于上述文章接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邀请，从此我便认识了恩格斯，并一直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直到1895年他逝世时为止。
我认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知识渊博，对于现代一切科学部门都造诣极深。恩格斯所写或所讲的一切都是有根有据、值得人们注意的，即使在那些他掌握得比政治经济学较差的学科方面也是如此……
恩格斯在谈到某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或心理学问题时，总是把这种问题看做某种社会矛盾的反映，或者是某一社会阶级在其发展的某一特定时期的观点。这一阶级可能是正在瓦解的封建主阶级，也可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别的阶级……思想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被他从经济角度解释为不断变化的阶级要求和阶级矛盾的反映。
记得有一次在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上我同他发生了争执，我请他从2世纪罗马世界的经济条件出发来阐明诺斯替教派[129]当时在罗马帝国的出现和这些教派中许多人在地中海沿岸各大城市的居民中所赢得的暂时胜利。恩格斯说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他肯定地说，只要对问题加以深刻的研究，一定可以从经济上对这个他认为很有意思的次要的历史问题加以说明。这种倒溯的解释究竟指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因为我们的谈话由于客人的来访而中断了，并且再没有提起过。
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始终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最高法官。但也有一次，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和拉萨尔派谈判时，他们的观点被党在德国的实际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压倒了。但这确实是例外，我相信这是唯一的一次。一般，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党的政策问题的最后仲裁者。马克思逝世后，这一重担自然就落在恩格斯一人的肩上……
马克思的老伙计比他活得长一些，这位老伙计直到最后都坚信，社会革命的爆发不可能不通过暴力，尤其是在德国。他曾好几次对我说，只要党的领导者在每三个士兵中能够指靠一个，就是说能够指靠德国现役军队的三分之一，就应当开始革命行动。对于沙伊特曼、叙德库姆、诺斯克以及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占据党的大部分代表席位的当前的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当然不会承认，那不过是一种最坏的反动而已……
恩格斯由于住在曼彻斯特，从年轻时起就完全熟悉英国的生活、风俗习惯和思想。恩格斯讲过许多自己经历中的有趣事情，这些趣事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即照他的说法是沙拉油还没有出现在英国人的餐桌上的那个时期的英国社会生活。他对我说过，当时社会上认为吸烟多多少少是一种“恶习”。有一位请恩格斯吃午饭的主人很喜欢在饭后抽一袋烟，虽然这很使他的端庄有礼的女儿们感到难堪。为了安静地抽一会烟，他竟把恩格斯请到厨房里去！然而这人还是曼彻斯特一位很有钱的工业家，而且有一幢很好的房子。此外，他还记得，普通英国人只知道喝波尔多酒和雪利酒。《唐璜》中列保来罗饮酒歌的第一行译成英文时就成了：“Come,letusbemerrywithportandwithsherry!”[“来吧，让我们痛饮波尔多酒和雪利酒！”]这实在可笑。除了这两种酒，也许还除了昂贵的珍品香槟酒，那时的英国人就不知道还有什么酒可以痛饮一番了。
我还听到恩格斯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当他星期日早晨散步的时候，有时会碰见一个像他这样留着大胡子的人（留大胡子在当时被认为是性格极端古怪的标志，因为英国人很少这样做），这人会带着一种宗教的热情向他问候，接着他可能又碰上一个这样的大胡子。这些留胡子的怪物是声名狼藉的约翰娜·索思科特的残存的门徒。索思科特曾宣称，1814年10月19日，神仙赛洛将请他去，但她尚未去成就得水肿病死掉了。据说，她的门徒最初多达10万人，直到19世纪中叶尚未死绝。这些人把留胡子当作被神选中的标志。
为了说明上世纪40至50年代每个英国人都上教堂的情形，恩格斯谈起了他在曼彻斯特一个朋友家里的一段谈话，他是在星期日被请去进日中的正餐的（那时在资产阶级圈子里这还不叫做“午餐”）。谈话照例又转到做晨祷的传教士身上，而当问到恩格斯去哪里“做礼拜”的时候，他回答说，星期天早晨都是到郊外去散步，因为他认为这是消磨一个假日早晨的最好办法。听了这些话之后，主人向他说：“您大概抱有一种特殊的宗教观吧，恩格斯先生。我想，您有点像索齐努斯分子[130]！”当时，在可敬的中产阶级的心目中，宗教观念方面的异端不可能超越“有点像索齐努斯分子”，那更是十分可笑的……
摘译自厄·贝·巴克斯《对维多利亚时代中斯和后期的回忆与思考》1918年伦敦乔治·艾伦·安温出版公司版第38、45、47-51页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四），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2页 |
才智超群的非凡人物（格·维尔特，184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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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智超群的非凡人物
格·维尔特（1845年7月）
编者注：格奥尔格·维尔特（GeorgWeerth1822-1856）是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维尔特是在巴门认识恩格斯的。1843年12月，他在布拉德福德当店员，经常到曼彻斯特去拜访恩格斯，和恩格斯一起度过“许多愉快的星期日”。维尔特的母亲是一位宫廷教士的遗孀，时常规劝儿子奉公守法，1845年7月维尔特给母亲写了这封信。
亲爱的母亲：
我前天给你写了一封信，昨天下午从伦敦回来就收到你6月24日和7月5日的信，当然我非常高兴，尤其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在我尚未返回的时候你就有信来了……
我将来还可能做出很多类似的完全违背你的心愿和观点的事情。我还要向你作一次最后的请求，请你允许我走我自己的道路；不过你也可以相信，我的一切行为完全出自善良的动机。我已经属于那些一贫如洗的共产主义者了，他们受尽诬蔑，而他们的惟一罪行就是为穷人和被压迫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叫财主老爷们小心些吧，人民强有力的手在我们这一边，各族人民的优秀思想家也纷纷转向我们了。
例如，我最亲爱的朋友巴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了一本维护英国工人利益的书，尖刻地但是也很公正地斥责了那些工厂主。他本人的父亲在英国和德国都有工厂。
他现在已经和他的家庭彻底决裂，人们都把他看作无神论者和叛教徒，他那拥资巨万的父亲连一个分尼也不再给自己的儿子了。但是我知道，他真正是一个才智超群的非凡人物，他日日夜夜集中精力为劳动者阶级谋福利。这就使我常想起高贵的乌尔里希·冯·胡登曾经吟诵的诗句：
纵令慈母流尽了眼泪，
为了这样的事业，
我也将勇往直前，
决不后退……
当乌尔里希的母亲流泪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扭断了神父的脖子。他是伟大的路德的一个最好的骑士。
我写了这么多，因为我们应该郑重地谈一谈，我们的通信应该亲切而令人，这是最重要的。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格奥尔格
1845年7月19日于布鲁塞尔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四），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9页 |
回忆卡尔·马克思（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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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卡尔·马克思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
（1909年）
马克思被基佐政府赶出巴黎后，在布鲁塞尔住了一段时间。1848年三月事件[1]之后，他回到德国，出版《新莱茵报》[2]将近一年，曾经两次被传讯，但都宣判无罪，最后又被迫离开了德国。
马克思想在巴黎安顿下来的愿望没有实现，于是就在伦敦定居……
1848年的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逐渐得出一个结论：革命高潮已暂时过去了。马克思在评论谢努的关于密谋家一书时，对那些认为用密谋能成大事的人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称这些人为革命的炼金术士。他们醉心于发明创造奇迹的东西，不愿注意开展运动所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伦敦定居以后，马克思为了餬口，不得不替美国的一些报纸撰稿。12月，他的妻子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为了获得必不可少的面包，马克思白天为《纽约每日论坛报》[3]写通讯稿；晚上为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而专心攻读，也就是说，准备写《资本论》的第一卷。马克思夫人希望为这本书找到一个出版商。五年前马克思不是这样想的。从他1852年写的一封信中我们知道，当时在德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出版他的著作。惟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出钱刊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办不到的。即使到1857年，看来也没有把握能找到一个出版商，但是，马克思仍然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英国博物馆里做准备工作和校阅第一卷，因为他相信，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建立他所称为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工人政党更有益了。从他写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我们知道，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
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刊印了一份非常激烈的反对罗曼语区无政府主义青年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控诉，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巴枯宁；他和他的拥护者一起被开除出了国际……
对社会主义者阵营的一些作家例如杜林之流的攻击，马克思并不是没有反驳。恩格斯为反驳柏林的那位讲师“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而写的著作，毫无疑问是由于受到马克思的启发，并且也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
我和《资本论》作者的认识正好是在他与巴枯宁主义者和杜林论战方酣的时候。在第一次会面时，马克思送给我两本小册子，我又转给了季别尔教授。这两本小册子都被季别尔教授用上了，一部分用在《司法通报》的许多文章以及后来我在莫斯科出版的《批判评论》中，另一部分用在《祖国纪事》[4]中。
我和马克思的认识应当归功于挽救他女婿龙格（巴黎公社委员）性命的一个人。这位介绍人[5]曾和另一个作者合写过一本题为《三月十八日革命》的日志，描述了起义的整个过程。
我们最初主要是谈巴枯宁，马克思亲自介绍他加入伦敦的国际流亡者团体，他也曾打算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大家知道，这个任务后来是在格尔曼·洛帕廷的帮助下由尼古拉-逊完成的。
在伦敦的第一个冬天我到马克思那里只去过几次。他住在离瑞琴特公园不远的梅特兰公园月牙街；事实上梅特兰公园只是瑞琴特公园延伸的一部分。我还记得门牌是41号。马克思住了整所房子，底层是他的书房和客厅，他通常在这里接待他的朋友。当时他的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一个嫁给巴黎公社委员龙格，另一个嫁给当时著名的作家保尔·拉法格。在家里称做杜西的小女儿爱琳娜当时是一个戏迷，迷恋于欧文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演技，并且有一个时候她曾打算献身舞台。
夏天，在卡尔斯巴德的海滨我和马克思特别接近。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一起到山上散步。我们意气相投，在他当时的信中（这些信不久前发表在《往事》杂志上），也把我看做“学术上的朋友”。
当时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二卷，他打算用极大的篇幅来写两个比较新的国家（美国和俄国）中的资本积累的方式，因此他从纽约和莫斯科收到不少书。他称得上是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专家，他不但能流畅地说德语、英语、法语，而且能看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罗马尼亚文。他大量地阅读，并常常向我借书，其中有关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历史的两卷集论文以及我第一次到美国旅行时所带回的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这部名著给恩格斯那本引起热烈争论的小册子《家庭的起源》提供了材料。
认识了马克思，这就等于说是可以在星期日晚上到恩格斯家里去做客了。他在曼彻斯特有一家工厂，有一笔为数可观的财产，所以马克思的一家人以及那些不速之客，尤其是那些德国人，总能在他那里受到友好的接待。
马克思本人是有选择地接待外人的。许多著名的欧洲作家，其中包括拉夫莱，想和马克思结识，但都碰了壁。如果报纸和杂志的采访记者是他的思想敌人．他就避而不见，还怪他们太不明智。
他和英国实证论者集团的某些成员，特别是和当时参加《蜂房报》[6]这一民主主义报纸出版工作的比斯利教授关系很好，虽然还谈不上十分亲密。我在马克思那里也不止一次地碰到著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海德门，当时他还支持托利党并且非常同情迪斯累里。
不能说马克思当时在英国文化界已经很著名。他的《资本论》还没有译成英文，这本书也只是在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获得成功。《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现，促使当时彼得堡大学教授伊拉里昂·伊格纳切维奇·考夫曼在《欧洲通报》[7]上写了一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评论，总的说来表示同意其中的观点。后来俄国经济学家季别尔即《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一文的作者，也写了许多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文章。但是在俄国有关《资本论》的所有论文中，马克思最赏识的还是考夫曼写的那篇。
他对俄国的经济著作和历史著作很感兴趣。在他的著作中引证亚·伊·楚普罗夫的《铁路业务》。在他给我的信件中，有一封信谈到了卡列也夫的《18世纪法国农民问题》。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给我看了关于我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详细摘录。
马克思长期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研读，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习惯于阅读类似英国蓝皮书的官方报告，所以他也愿意收到从俄国寄来有关铁路业务和信贷业务等方面的官方出版物。尼古拉-逊和我尽量给他寄去，而他的妻子却非常关心全部《资本论》尽快完成，因此她开玩笑地吓唬我说，如果我寄去的东西影响她丈夫完成工作的话，她就不再请我吃羊肉饼（chop）。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修改了好几次。他打算用“经济学批判史”［指《剩余价值理论》。——编者注］来结束这部著作，但这一心愿没有实现。
马克思每天都在工作。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的时间并不多，其余的时间他在家里修改和校阅已经写好的著作。
他的那间有三扇窗户的藏书室，堆满了他的工作用书，这些书常常都是乱放在书桌上和沙发上。有时我到他那里去正好碰上他在工作。他工作时非常专心，以至不能立刻丢掉他正在深思的问题而转到别的话题。
星期日他喜欢和全家人去公园散步，然而即使在散步时，话题也往往和实际生活离得很远。
但这并不是是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一连几个钟头坐着看报，不仅看英国的报纸，而且看全世界的报纸。有一次我发现他在看《罗马尼亚人报》，这才相信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很少人能掌握的罗马尼亚文。
在我和他相处的整个时期内，他只离开过伦敦一次，到卡尔斯巴德去了几个星期。他被允许通过德国，但要遵守这样一个条件：在德国的耽搁不得超出过境所需要的时间。自从基佐执政以来就一直禁止他进入巴黎。在他为刚刚被凡尔赛政府血腥镇压的公社而辩护的《内战》发表以后，梯也尔和麦克马洪也未必愿意让他进入法国。
最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对一切政治问题都十分热心。这种态度是与冷静客观的方法难以相容的，而冷静客观的方法是他向自己的追随者推荐的，是应当用来研究各种现象的经济前提的。
如果我们提出有关波兰独立这样的问题，那毫不奇怪会受到马克思的有力支持。他完全不考虑那种流行的说法，说什么波兰问题是一个贵族、小贵族和外来的平民之间的社会不和问题。1848年的革命者把俄国只看做是所有反动势力的堡垒，所有民主派和自由派暴动得扼杀者，马克思对俄国的看法也与这种见解没有本质的差别，尽管俄国的青年对他的著作表现出热情，尽管在他生前，除了在德国，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我们这里获得这样大的成就。马克思自己也乐于承认，他对于在我的同胞中获得的好评，多少感到有些惊奇。在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贝林曾引用过。
马克思在1868年10月12日给他的友人的信中写道：“这是命运的捉弄：25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外国又是俄国。”
马克思继续写道：“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并接着对他在俄国取得的成果写了以下这一段话：
“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18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
新的马克思传记作家正确地指出，《资本论》的作者可能坚信，对他的思想表示同情和发生浓厚兴趣的绝不只是俄国社会的上层阶层。1867年，马克思收到一封寄自彼得堡的信，这是弗拉基米尔制革工厂一个叫约瑟夫·狄慈根的工人写的，信中写道：
“我前些时就用心研究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我认为没有一本书，不管它如何卷帙浩繁，能够比得上这本薄薄的作品，给我如此丰富、如此真实新鲜的知识和教益。”
《资本论》第一卷进一步唤起了狄慈根的热情。
他写道：“您揭示了这一趋势的实质，帮助我们理解到我们的生产是不自觉地进行的。尊敬的先生，这是您的不朽的功绩！时间将给您带来普遍的赞许。在您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体会到您的深邃的经济的前提是一种深邃的哲学。”
从尼古拉-逊的信上以及考夫曼和季别尔的论文中，马克思可以相信，年轻的俄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观点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准备像他那样去批判当时流行的经济学说。英国的经济学家们直到那时还不重视他的工作，对比之下，俄国越发使他感到欣慰。海德门当着我的面告诉马克思这样一件事：在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里维做了关于利益和谐”这个大受欢迎的演讲之后，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海德门对社会各阶级的利益的协调一致表示怀疑。他引证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证明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里维反驳说：“我还没有听说有这样一部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在它的作者逝世后才译成英文，而且英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很少注意它。我发现，在最有声望的马歇尔的著作中也没有提到《资本论》，相反地，那位一直对《资本论》的个别观点持批判态度的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家阿道夫·瓦格纳却提到了马克思。
在我参加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的马克思家庭星期日聚会或在恩格斯家里遇见马克思的那些年月里，《资本论》的作者完全专心致力于科学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的任务很广泛。他常常花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去读那些关于经济史、特别是关于土地占有制历史的著作，尽管这些著作同他的研究主题只有间接的关系。同时他又研究数学、微分和积分，以便自觉地对付当时政治经济学中刚出现的数学派。现在这个学派的领袖是埃奇沃斯，在马克思的时代是杰文斯。
《资本论》的作者在经济著作、特别是英国的经济著作方面是非常博学的，但这决不能与德国教授们尤其是他的bêtenoire〔最讨厌的人〕罗雪尔所“夸耀”的那种Belesenheit〔博学〕相提并论。马克思常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写着类似这样的话：“罗雪尔先生亟于用自己的威信支持所引述的陈词滥调。”马克思知道如何从老前辈那里寻找可以继续发展的活的原理。假如说目前经济学家们对于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的同时代人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以及其他著作感到兴趣，假如说我们不仅得到了他著作的新的汇集，同时还有他的一些传记，而且有文明世界所有各种文字的版本，那么这多半都应归功于马克思。
《资本论》的作者熟悉经济学说史，因此能够立即断定那些用自己的著作来引人注目的作家究竟有多少独创性。讲到这一点，我特别是指乔治，他在英国曾红极一时，就像18世纪卢梭本人及其学说红极一时一样。马克思几乎是第一个指出，《进步和贫困》的作者的学说不断重复重农学派的农业观点，认为农业是纯收入的惟一来源，认为只有农业税可以成为对国家有利的大部分租金。在马克思的文件中发现了一篇批评乔治的文章，证明乔治的推论是片面的和不能接受的，这篇文章[8]直到马克思逝世后才发表。
此人鼓吹阶级斗争，认为这是工人达到社会正义（socialjustice）的惟一手段。大多数人对他的心理的看法是错误的，马克思欣赏葛德文，这就使生于18世纪的英国人想起了这个人。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文化并不是单纯地反感和傲慢地一概否定。同海涅的密切来往使他得到一种尖刻讽刺的智能所带来的愉快。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因为他个人的生活环境是很美满的，在我一生中所遇到的人中，当然包括屠格涅夫，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权说自己的爱情是专一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遇见了一位上层社会的少女，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她，这是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才能有的爱情。威斯特华伦一家是苏格兰人，和阿盖尔伯爵有亲属关系。这个情况有一次差一点使马克思出丑。当他在巴黎不名一文的时候，他决定把妻子陪嫁的一套家传的银器送去典当[9]。人们在这套银器上发现了阿盖尔的盾形纹章，因此马克思被认为劫取他人财产而受到拘押。这段趣事是马克思亲口讲给我听的，他一边说，一边爽朗地放声大笑。
燕妮·威斯特华伦是卡尔幼年时代的游伴。她比他大四岁。这位健康、快活、美丽、“特里尔最美丽的姑娘”，在少女时代就已经是舞会上的皇后了。马克思还没有读完中学时便爱上了他童年的游伴。在动身去大学以前，他秘密地和她订了婚。马克思告诉我，老威斯特华伦醉心于圣西门的学说，他是第一个向《资本论》的未来作者谈起这个学说的人。命运使他的孩子们走上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反动普鲁士的政府大臣［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另一个是在反对美国南部各州的内战中为黑人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马克思的小女儿（我们都称她“杜西”）在一篇回忆她父亲的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马克思（他从柏林给他钟情的少女寄去三本厚厚的诗册）一生奉献给他妻子的不只是一般的爱，而是热烈的爱。”爱琳娜·马克思在1897年发表于《新时代》[10]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这里有一封他的情书，字里行间燃烧着炽热的爱情的火焰，那简直就像出自一个18岁的青年人的手笔。然而，马克思在1856年写这封信的时候，燕妮已经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了。”
布鲁诺·鲍威尔有一次写信给马克思，讲到马克思当时的未婚妻燕妮：“她能和你患难与共，然而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呢。”这句话是很有预见性的。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富裕过，经常很穷，但燕妮安详地、同时也是愉快地对待这种命运的突变，她惟一关心的是不让她的“亲爱的卡尔”在维持生计方面花过多的时间。
很少有人能像马克思夫人那样既俭朴而又殷勤地招待客人，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样在简单接待的情况下仍旧保持法国人称为unegranddame〔“一位高贵夫人”〕的举止和仪态。马克思到了须发斑白的时候也还喜欢和妻子或恩格斯的女友跳一支舞来迎接新年。有一次我亲自看到他带着女舞伴们非常娴熟地按着一首欢快的进行曲的音乐跳舞。
每当这些回忆在我脑海中出现时，我就坚决认为著名地理学家埃利泽·勒克律（他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朋友和学生）对我讲过的有关马克思的话是不符合事实的。勒克律在评论他的原则上的反对者时，缺乏必要的客观态度。用勒克律的话来说，马克思在接待国际工人协会[11]会员（其中包括勒克律本人）时，没有离开客厅，而是留在那个用以装饰客厅的奥林帕斯的宙斯胸像的附近，似乎以此表明他也应列入人类的伟大人物。一个如此妄自尊大的人，与一个深知自己的价值的人的看法是完全相抵触的，根据这种看法，没有必要通过外表来突出自己的意义。
我还记得马克思家里的一次午宴。他们招待从开普敦来的妹妹和她的两个儿子。她怎么也不能容忍她的哥哥是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并且当着我的面固执地说，她和她的哥哥都是特里尔的一位倍受尊敬的律师家庭的成员。马克思像年轻人一样开玩笑地大笑起来。马克思乐于接受吃午饭的邀请，这也是与所谓的马克思的高傲不一致的，但他在接受邀请时，常常提出一个条件，即不应该在邀请他的同时又邀请他那位非常健谈的女婿。马克思也喜欢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到剧院去看萨尔维尼扮演哈姆雷特或者看他最欣赏的欧文的演出。我还记得有一次和马克思在EgyptianHall〔埃及人大厅〕里欣赏招魂者表演的活灵活现的戏法，表演者宣称他和招魂者有过来往，现在他就是重复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但他并不是老实地告诉观众他是怎么做的，否则便不会有人再去看他的表演了。
马克思惦念他的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也惦念已经给他许多帮助的老友恩格斯，他一有空暇，就怀念他们。白天他严肃认真地把全部精力花在科学工作上，但是他还能抽时间热情地回答有关工人政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益的问题，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他最器重倍倍尔，其次是李卜克内西。他不止一次地抱怨说，后者被拉萨尔毁坏了．并且半开玩笑半生气地加上一句：要想把新鲜的思想灌入德国副教授（马克思指的是李卜克内西）的头脑中是困难的。
从下面这件事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上了岁数的时候也激烈地反对阻碍工人党的前进。当马克思得到诺比林谋杀老皇帝威廉未遂的消息的时候，我正在他的书房里。马克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咒骂恐怖分子，并且解释说，这样做只能促成这样一种后果，即对社会主义者的新的迫害。很遗憾，他的预言不久就证实了：俾斯麦颁布了一些阻碍德国社会民主党顺利发展的法律。
我去莫斯科大学当教授后，两年来几乎每个星期和《资本论》作者的交谈结束了。起初我们还间或通信，夏天我到伦敦去的时候，又恢复了我的拜访，时间通常是在星期日，每一次会面都再一次推动我去研究西欧的经济史和社会发展史。假如没有和马克思认识，我很可能既不会去研究土地占有制的历史，也不会去研究欧洲的经济发展，很可能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因为这类问题本来就是我所讲授的课目。
马克思熟悉我的著作，并且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停止出版我的第一部关于法国行政司法、特别是关于法国的赋税立法的巨著，部分原因是马克思对我的著作评价不高。他更主张我揭露过去，或者根据比较人种学和比较法学史来阐明远古以来的家族制度的发展。
他对于科学评论也很感兴趣，他是我一度出版的《批判评论》的热心读者，也可能是在英国的惟一读者。
我在意大利、西班牙以至后来在美国度过的那几年，是马克思的生命的最后几年。回欧洲时，我得知他受到双重打击：他的妻子和大女儿逝世了。我还听说他由于健康被损害，必须到阿尔及尔去度过整个冬天。在我差不多每星期去拜访的那些年月里他就嚷胸痛了。但是他的体格不像是一个患痨病的人，因此他的亲友们都说这是由于他多疑和神经过敏。然而，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图书室中的过度工作，看来损坏了他的健康。他在南方度过的那个冬天是一个多雨的冬天，他感冒了，回到伦敦的时候比以前病得更厉害。
恩格斯告诉我马克思最后几天的情形。他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在俄国人写的传记中所见到的差不多，因为那些叙述也是从恩格斯写给他的朋友左尔格的信中引用来的。马克思本以为加紧完成他的《资本论》就能忘却一切。他的健康愈来愈坏，他在妻子死后，不得不到南方去。回来的时候又病了，不久又接到女儿死亡的消息。他已经受不住这个新的打击。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他的办公桌前结束了65岁的生命。
恩格斯写道：“医术或许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12]，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的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13]
我这篇回忆谈的是马克思在出版最成熟和最完善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的那段时期。那时马克思已经是60开外的人了，但仍旧是那样乐观和精力充沛。
安年科夫认识马克思是在1848年革命前一年，那时马克思还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把我对马克思的印象，与我们这位著名作家在布鲁塞尔初次见到马克思的印象，比较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据安年科夫说，这位未来的《资本论》作者是一个有毅力、有意志、有坚定信念的人。“一头黑发浓密而蓬松，双手多毛，大衣上的钮扣歪扣着。然而，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个什么样子和做什么事情，他好像总是一个很有威严的人。他的动作并不灵巧，却豪迈自恃，他待人接物完全不顾人间的烦琐礼节，而且有些骄傲甚至有点轻视别人，他的声音非常洪亮，对人对事的判断斩钉截铁，异常坚决。当时他的语气非常严峻，比他的话更引人注意。这说明他有坚强的信念不愧是人们的首领，是制定准则、左右全局的人。这个人真像是一个民主的专制者，与不久前我离开俄国时所见到的那些人迥然不同。”
在我的的印象里，马克思并不那么严厉。在他的身上，煽动者、社会哲学家、坚信已经找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钥匙的哲人，交融在一起了。在我那个时代，对马克思来说，关于劳动的剩余价值，一种落在资本主义企业主手中的价值的学说，就是这把钥匙，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这两卷书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把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与由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理论融合起来了[14]，在这两卷书出版以后，他的拥护者们就开始更加强调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这样一个事实：根据生产技术中发生的、从而在社会的经济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中带来变革的那些变化，来说明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从与马克思的交谈中，人们不难确信，黑格尔的哲学奠定了他的经济学和历史学说的基础。
马克思曾强调地对我说过，只有按辩证的方法才能合乎逻辑地思维，即使按实证论的方法也不能合乎逻辑地思维。在我看来，马克思常常采取的并且用以证明他的自信的那种口吻，是由于他确信：他从黑格尔哲学中，从它的激进信徒（包括有名的费尔巴哈）对它的解释中所得到的思维方法是无可反驳的。
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所表现的那种令人讨厌的放肆和粗暴，其根源就在于这种自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见面时就差一点决裂。马克思是一个坚定的黑格尔分子，而恩格斯当时是一个正统的谢林的信徒。这两种体系是不能调和的，这两位后来由于崇拜黑格尔而终于相会的朋友，当时曾经作为敌人而分离。在与马克思交往中常有的这种法国人所谓的cassant〔粗暴的〕现象，在他与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信徒即俄国思想家齐切林交往时，就少一些了。这两个人也互鄙视，这是因为各人都认为对方信奉的是对辩证方法的错误观点，都认为对方所取得的成果是站不住脚的，是同那种错误观点有联系的。其实他们所以会有意见分歧是因为他们的主观偏爱各不相同，一个偏爱共产主义制度（我指的是马克思），而另一个偏爱显然带有国家组织色彩的个人主义制度。他们两人在生活和思想的核心问题上，都互不宽容（马克思比齐切林更甚），但在私人关系上又都是谦逊随和的。
在同《资本论》作者相当亲密的两年交往中，我记不得有任何近似前辈对后辈的那种轻视，在同齐切林以及列夫·托尔斯泰邂逅时我就受到过轻视。马克思在较大的程度上是欧洲人，虽然他很可能不太重视他的“学术上的朋友”（scientificfriends），而更看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同志，但是在他的行动中并没有流露出这种私人的偏袒。25年来我一直十分感激地怀念他，就像怀念一位亲爱的导师一样。同他的来往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我科学工作的方向。由此又产生了另一个印象：我从他身上很幸运地看到了一位人类的精神上的领袖，这样的领袖应该称做伟人，因为他们是反映当时社会上各种进步倾向的最伟大的人物。
载于圣彼得堡《欧洲通报》1909年7月号第5-22页
译自《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6年俄文版第306-316页和《摩尔和将军》1970年柏林狄茨出版社版第381-405页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48页
[1]指3月18日在柏林发生的街垒战，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当王宫前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被驱散时，军队突然开枪。普鲁士军事当局的这种挑衅行为遂成了全城进行武装街垒斗争的导火线，这场斗争以王室军队的失败而结束。在同军队进行的战斗中，柏林居民有400多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伤。起义者接管了王宫的警备事宜以后，于3月19日晨强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阳台向在街垒战中的牺牲者脱帽致礼。
[2]《新莱茵报》，全称《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郎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3]《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斯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Weekly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Semi-WeeklyTribune）。
[4]《祖国记事》（Омечесмвенныезаицскц）——俄国的一家文学政治杂志，1820-1884年在彼得堡出版，后被沙皇政府查封；该杂志把一批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
[5]指保尔·科里埃，他是1871年在巴黎出版的题名为《三月十八日的革命史》日志的作者之一。
[6]《蜂房报》（TheBee-HiveNewspaper）——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1861-1876年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面，但常被篡改和删节，对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该报断绝一切关系。
[7]《欧洲通报》（ВесмнцкЕвроиы）——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1866-1908年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在彼得堡创办并编辑出版，1909-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该杂志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经常刊登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
[8]指马克思1881年6月20日给左尔格的信。
[9]典当家传银器这件事发生在伦敦，而不是在巴黎。
[10]《新时代》（DieNeueZeit）——一家工人报纸，德国流亡者的刊物，1858年6月—1859年4月在伦敦出版。
[11]国际工人协会，后来简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由马克思参与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主义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
[12]唐达鲁士是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站在水中，头上悬着果子，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时，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
[13]恩格斯1883年3月15日写给左尔格的信。
[14]马克思多次指出，供求只能引起围绕价值或生产价格的波动，而不能决定价值本身。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
《美妙的十年》片断（巴维尔·安年科夫，18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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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十年》片断
巴维尔·安年科夫（1880年）
编者注：这是巴·安年科夫在他的1880年4月发表的《美妙的十年》中有关1846年3月30日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的片断。
1846年，我在赴欧途中收到了草原地主[1]给我的一封会见马克思的介绍信。看来，他和国际的未来首领十分亲密；他向马克思担保，他的整个身心都倾注于马克思的光辉的宣传工作和建立欧洲经济制度的事业，他打算回到俄国，把所有的田产卖掉，带着全部资本投身即将来临的革命。他的热情到此为止，但是我确信，这个大胆的地主在许下这些诺言时是诚恳的。他回到祖国后，先到自己的庄园，然后到莫斯科，根本就没有想起以前说过的那些使马克思吃惊的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不久前他在莫斯科寿终正寝，死时仍然是一个热情的单身汉。
……然而，我还是利用了这位热心的地主替我写的热情洋溢的介绍信，而且在布鲁塞尔受到了马克思非常友善的招待……马克思是一个有毅力、有坚定意志的人，在外表上很引人注目。一头黑发浓密而蓬松，双手多毛，大衣上的纽扣歪扣着。然而，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个什么样子和做什么事情，他好像总是一个很有威严的人。他的动作并不灵巧，却豪迈自恃，他待人接物完全不顾人间的烦琐礼节，而且有些骄傲甚至有点轻视别人，他的声音非常洪亮，对人和对事物的判断斩钉截铁，异常坚决。当时他的语气非常严峻，比他的话更引人注意。这说明他有坚强的信念，不愧是人们的首领，是制定准则、左右全局的人。这个人真像是一个民主的专制者，与不久前离开俄国时所见到的那些人迥然不同。
第一次会面，马克思就邀请我参加第二天晚上在他那儿和裁缝魏特林（此人在德国曾得到相当一批工人的支持）举行的一个会议[2]。会议的任务是在可能范围内确定工人运动领袖们的共同行动方式。我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
裁缝鼓动家魏特林长着金色的头发，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穿一身很讲究的大礼服，留着风流的小胡子，与其说他是一个严厉而易怒的工人（我曾以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跑腿的伙计。我们很快地互相作了介绍，看来，魏特林这个人是很有礼貌的。我们坐在一张绿色小桌旁边，马克思坐在桌子的一端，手里拿着铅笔，低着他那狮子般的头在看一张纸，同时他的不可分离的同伴、宣传工作上的助手恩格斯这位身材高大、气概轩昂、像英国人那样傲慢而严肃的人，宣布开会。他说，凡是献身于改造劳动的事业的人必须了解彼此的观点，并制定一种共同的理论，作为所有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来研究理论问题的后继人的旗帜。恩格斯还没有讲完，马克思就抬起头来，直接向魏特林提出问题：“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这一尖锐的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在小组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过据现在想来，讨论并没有继续多久。看来，魏特林是想使会议只停留在一般地清谈上。他带着一种严肃和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要创立新的经济理论，而是要采用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如像法国的经验所提供的那样，使工人们看清自己的可怕处境，识别执政者各种组织对他们的一切不公平的言论，不要轻信后者的任何诺言，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社团。他讲了很久，但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讲话与恩格斯的讲话完全不同，讲得既零乱，又粗俗，语无伦次，而且常常修正自己的话，好容易才作出结论，可是又离题太远。这时他的听众不是那些经常在他周围工作的人，也不是那些阅读他的报纸和他抨击现代经济制度的文章的人，他已经不能自由自在地思想和谈话了。要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愤怒地打断他的话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大概还会说得更长。魏特林的讽刺性演说无非是想激动民众，但又不给他们以任何可靠的、深思熟虑的行动根据，这完全是在欺骗他们。马克思接着指出，刚才所谈的这种激起人们虚幻的希望的做法，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们引向最终的毁灭，而不能拯救他们。特别是在德国，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一方面是一个慷慨激昂的预言家，另一方面只是一些张着嘴巴听他讲话的蠢材……人们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什么都做不成，事实上，除了喧嚣叫嚷、有害的感情冲动和使事业遭到失败，什么事也干不出来。魏特林的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辩驳说，一个为了正义、团结和兄弟般的互助而把几百个人集合在一面旗帜下的人，不可能是头脑空虚的无用之人；他魏特林为了摆脱今天的攻击，会用回忆过去从祖国各地寄来的几百封感谢信来安慰自己；他认为他的平凡的准备工作也许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马克思听到最后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他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桌上的灯都震得摇晃了，他跳起来说：“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我们也都跟着他站起身来。会议结束后，马克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简直是怒不可遏。我很快就同他和他的交谈者们告别回家，所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使我万分惊讶。
……我和马克思的联系，在我离开布鲁塞尔以后也没有间断。1848年，我又在巴黎见到了他和恩格斯，他们是在二月革命后就立刻到巴黎的……
在此以前，我就和马克思有书信来往，这对我是十分有意义的。1846年，马克思用法文给我写过一封长信[3]，谈到蒲鲁东的名著《贫困的哲学》，阐明了他对蒲鲁东理论的看法。这封信写得非常精彩，有两个特点超越了当时那个时代：一个是对蒲鲁东的原理的批判，而且还考虑到对批判可能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另一个是对国民经济史的意义提出了新的看法。马克思早就谈到，国家形式、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以及他们的道德、哲学、艺术和科学，只不过是人们的经济关系的直接产物，随着这些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甚至消灭。问题在于认识和确定那些使人们经济关系改变、造成巨大后果的规律。蒲鲁东自相矛盾，他把一些信手拈来的经济现象和另一些经济现象对比，而历史证明，后者绝不是从前者产生的，马克思从中看出作者打算使资产阶级安心，因为作者把现代经济制度的那些使资产阶级不愉快的事实归结为黑格尔式的不痛不痒的抽象，说成是万物本性所固有的规律。所以马克思才骂蒲鲁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神学家和彻头彻尾的小资产者。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42页
[1]指喀山的地主格里哥里·米哈伊洛维奇·托尔斯泰。
[2]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3月30日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魏特林发生了决裂。
[3]指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写给巴·安年科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38-450页）。 |
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莫泽斯·赫斯，184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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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莫泽斯·赫斯（1841年9月2日）
编者注：这是莫·赫斯在1841年9月2日写给他的朋友、德国作家贝尔托尔·德·奥尔巴赫的一封信的片断。
亲爱的奥尔巴赫：
……
这里有一个人，认识他，你会感到高兴的。这个人虽然住在波恩，但是他现在也是我们的朋友。不久他将在波恩讲课。如果布劳恩费尔斯已经向你讲过有关他的一些情况，那么，你丝毫不必重视，因为在这种场合，布劳恩费尔斯对人和志向的判断力，还不如一个孩子，这种事情远远超出了他的水平。
虽然我也在同一个领域从事工作，但是，这个现象却给我留下了动人的印象。总之，你将准备认识一位伟大的、也许是惟一现在还活着的真正的哲学家。不久，他将公开露面（不论在著作中，还是在讲台上），那时，他将引起德国的注意。不论就他的趋向来说，还是就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来说，他不仅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也超过了费尔巴哈，而超过后者，就说明很多问题！如果我能到波恩去，而他在讲授逻辑学的话，那我将是他最勤奋的听众。我一直希望能有这样一个人当自己的哲学教师。现在我才感觉到，我在真正的哲学方面是一个多么无能的人。不过，你等着吧！我现在也要学习一些东西了！
我所崇拜的马克思博士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大概不到24岁）。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把最机敏的才智与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结合起来。你想一想，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在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了（我说的是结合，不是混合，这就是你将得到的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
你的赫斯
1841年9月2日于科隆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40页 |
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伦理心理学探究（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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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forHimself
AnEnquiryintothePsychologyofEthics
（ErichFromm）
1947年
孙依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1月版
从多方面讲，本书都是《逃避自由》一书的续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我着力分析了现代人逃避自己和逃避自由的问题；而在本书中，我要讨论的是伦理学的问题，亦即讨论那些引导人实现其自我和潜能的规范和价值问题。
——埃里希·弗罗姆
原书副标题“伦理心理学探究”未译出，现予补入。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的苏娜、安定的译本，名为《追寻自我》。书前有几段语录，引用于下。
要以自己作为心中的明灯
要依靠自己
坚持自己心中的真理
使它成为唯一的明灯
——释迦牟尼（Buddha）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Lao-Tse）
热爱真理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
——柏拉图（Plato）
我的人民因缺乏知识而遭灭亡，
因为他们不接受知识，所以我也不能接受他们。
——荷赛（Hosea）
即使我所指出的方法似乎相当困难，但并不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很少被发现，所以才显得这样困难，假如救世之方轻易可得，不劳而获，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做到呢？凡是可贵的事情，都非常难得。
——斯宾诺莎（Spinoza）
为自己的人
——伦理心理学探究
埃里希·弗罗姆
序
第一章问题
第二章人道主义伦理学：生活艺术的应用科学
第一节人道主义伦理学和权威主义伦理学
第二节主观主义伦理学和客观主义伦理学
第三节人的科学
第四节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传统
第五节伦理学和心理分析学
第三章人性与性格
第一节人的情境
一、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
二、人在存在和历史上的二律背反
第二节人格
一、气质
二、性格
（一）动力性格概念
（二）性格类型：非生产性取向
（1）接受取向
（2）剥削取向
（3）囤积取向
（4）市场取向
（三）生产性取向
（1）一般特征
（2）生产性的爱和思维
（四）社会化过程中的取向
（五）各种取向的混合
第四章人道主义伦理学的问题
第一节自私、自爱及自身利益
第二节良心，人对自我的呼唤
一、权威主义良心
二、人道主义良心
第三节快乐和幸福
一、作为价值标准的快乐
二、快乐的种类
三、手段和目的问题
第四节作为性格特征的信仰
第五节人的道德力量
一、人类性善或性恶
二、压抑与生产性
三、性格和道德判断
第六节绝对的伦理和相对的伦理，普遍的伦理和社会内在的伦理
第五章当今的道德问题
附录术语 |
我第一次在伦敦逗留（考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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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伦敦逗留
考茨基
（1）在恩格斯身边
恩格斯给我的第一封信的最后一段话，很令人振奋[119]。可是，据李卜克内西说，两位老人对我印象不佳，这当然使我有些扫兴。我不清楚，这只是出于某种猜测，还是两位伦敦人的确对我有所议论。在我去伦敦时，我已经意识到他在向我转告时必定还有一部分对我不利的话没有讲出来，而我也没有显然转向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一想到恩格斯的邀请，我的情绪又高了。最近伯恩施坦就有这样的体会：凡是被我们两位大师看作是诚实的真理探索者和战士，都会受到他们亲切的接待，即使这个人以前因犯有个别错误而受过他们严厉的批判。1881年3月，我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满怀希望地踏上英国的国土，确切的日期我记不清了。3月13日我还在苏黎士，记得那天举行了三月纪念会[51]，会上我们听到俄国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心情很激动。我们以为渴望已久的俄国革命开始了，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也认为是这样。3月13日一过，我就取道巴黎去伦敦。3月18日，我在巴黎德国工人协会举办的另一个三月纪念会上发表了节日演说，这是非常违背我的意愿的，因为我从不擅长发表这样的演说。几天以后，我抵达布莱顿附近的纽黑文。
我是先去拜访恩格斯的。据我所知，恩格斯负责“马克思主义中心”与外界的政治交往，他要使患病的马克思尽可能得到休养，只接见最亲密的朋友。因此我的第一封信也就写给恩格斯，而没有写给马克思。
恩格斯盛情地接待了我，和我详细谈论了瑞士和奥地利的党内情况。第一次见面他就邀请我每个星期日晚上到他家去。在这些晚上，我在他那里常常遇见爱琳娜·马克思（她也叫杜西），和她的姐姐劳拉及其丈夫拉法格。遗憾的是我未能结识燕妮·龙格。龙格一家在我到达前不久就移居巴黎。恩格斯的妻子是在1878年去世的，后来她的侄女艾伦·白恩士就代替她担任了家庭主妇，她就是从小住在恩格斯家的彭普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有两位朋友：一位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化学教授卡尔·肖莱马，另一位是纺织厂厂主赛姆·穆尔。如果他们来伦敦停留，那么星期日晚上也经常是恩格斯家的座上客。这两个人对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原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浓厚的兴趣，在政治、经济、哲学方面和我们的两位大师观点相同，并且也同他们一样性格开朗。
除了上面这些人，有时也能见到语文教师欧根·奥斯渥特，这位老人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和1849年的巴登起义[13]，是在伦敦有崇高学术地位的侨民，他使我能勤奋地利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他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一个可靠的民主派，这样的人在资产阶级中从来为数不多，当时更加少见。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增加四个新人：除了我，还有已经提到过的卡尔·希尔施，列甫·加特曼以及左尔格的儿子阿道夫。在我们四个人中，希尔施可算得上是老将了。他生于1841年，与倍倍尔的年龄差不多，他曾经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1868年参加德国工人协会纽伦堡代表大会，并按照国际的精神在会上发了言。1870年他在克里米乔（萨克森）创办了第一份党的地方日报《公民和农民之友报》。同年年底，《人民国家报》的编辑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被捕[121]，希尔施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十年来他在运动中一直是我的老前辈。他参加运动的时间比伯恩施坦长，并且很有威望。但是在协商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心胸过于狭隘，出尔反尔，对我们苏黎世人易动肝火。因此我对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处得很好；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十分亲热。
我对俄国革命家列甫·加特曼的看法就完全两样。与这种人结识对我来说不再是什么新奇的事了。在苏黎世我已经认识了俄国的许多革命的大学生，也认识了一些经过斗争考验的侨民，其中最著名的是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他可以说是我的志同道合的忠实朋友。当时住在日内瓦的、声誉很高的维拉·查苏利奇也常到苏黎世来。我经常见到她。我从苏黎世经过巴黎到伦敦，在巴黎住了几天，认识了普列汉诺夫。他很快就引起我的注意，尽管我根本没有预料到他对马克思主义事业会起多大的作用。我们是在一个工人大会上相遇的，我在那次会上听了不久前幸遇大赦从流放地归来的路易丝·米歇尔的讲演。她和我们大家一样，也激动地期待着因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而到来的新时代……
……加特曼沉静、谦逊，而左尔格的儿子却精力充沛，充满自信，甚至有点夸夸其谈，在各方面都很“精明干练”，并且非常健谈，可是谈的大部分是非政治性的事情。总之，他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企业家。1881年他作了一次业务旅行，走遍了欧洲，在英国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情欢迎。他们对他的父亲也评价极高。他的父亲参加过1849年巴登起义，后来移居美国，对美国工人运动颇有贡献，1872年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纽约时，被选为总书记。他遵循马克思主义，恪尽职守。
左尔格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道地的美国人。遗憾的是，他在事业上只求冒险，不计成败，他的可怜的父亲也有所察。
我当然不能确定，在这一群人中我自己是处于什么地位，给别人的印象如何。我只知道，恩格斯有一次笑着告诉我，拉法格在我身上发现了“斯拉夫人的忧郁症”。
……在餐桌上，人们随便使用德语、英语、法语这三种世界语言。这也说明他们的国际性。
在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对国际运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感兴趣。不幸的“彭普斯”（玛丽·艾伦·白恩士）则不然，她对我们的事业，对社会或政治问题，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不感兴趣，她的视野只局限于家庭的小天地。其他的人既关心理论问题，又密切注意现实的社会问题。尽管如此，这些受过各种不同教育的人聚在一起经常讨论的还是现实的问题。
除了星期日晚上，我有几次单独和恩格斯在一起。在这几次会面时主要是讨论理论问题，首先是上古史和人种学，说来也巧，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像赫希柏格和我一样，都在钻研这些问题。
有时，恩格斯向我讲解军事学，把我引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知识领域，我以前一直轻视这个领域，经恩格斯稍加指点，我就完全被吸引住了。当时我对恩格斯早期发表的军事学著作一无所知。诚然，我从他的《反杜林论》中看到过有关军事和经济相互关系的论述。但是，直到他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才对战争及其条件（在我的历史著作中也写过这些）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虽然也是年轻的恩格斯起步在先，但被年长的朋友马克思所超过。在军事学方面，仍然没有人能和恩格斯相比。可惜他没有能够看到德尔布吕克论述军事和经济相互作用的著作，他的第一篇论文是1886年写的《波斯战争和勃艮第战争》，遗憾的是，直到恩格斯逝世后，他的《兵法史》第一卷在1900年出版时才引起普遍注意。
可以说，这是当时恩格斯为我开设的真正的“私人讲座”，在我第三次逗留伦敦期间，这种“讲座”就开得更加频繁了。当然讲授的内容事先并无准备，我们只是长时间地详细讨论在谈话中涉及的那些论点。恩格斯既不教训人，也不摆学者的架子，而是用亲切的语调回答一个求知好学的朋友提出问题。他从不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而是让对方也有机会讲话，使对话不致变成独白。
我认为恩格斯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在公开场合只听过他几次讲话，他的发言总是简短的几条，看不出他有什么演讲才能。但我断定他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演说家，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大庭广众发言的愿望（在这方面可以说我和他不相上下）。而那些善于用自己的言辞赢得群众的人，总是有当众演说的愿望的。
尽管如此，恩格斯仍不失为一位语言大师，不仅在笔头方面（这是公认的），而且在言谈方面。这一点从在他家里的争辩和讨论中就可以看出来。他谈吐流畅，简洁生动，根据话题时而热情奔放，时而“饶有风趣”，我不说他“才华横溢”，因为他讨厌这种说法，同时也讨厌“情操高尚”之类的说法。他的叙述方式总可以和内容媲美。他选用的那些恰如其分的词句，那些关键性的事实依据，真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他那非凡的记忆力蕴藏着多么丰富的事实！他好象无所不晓。但是，如果他对某件事不了解，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而这种场合实在是太少了，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格外深刻。
恩格斯对于那些未经他研究过内在联系的事实，根本不屑于了解。他用轻蔑的态度谈论百科全书。我在他家里就没有看到过一本。如果有人说他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那就是侮辱了他。要知道，一部百科全书只不过是把一些毫无联系的事实堆积在一起罢了。但是，不妨把恩格斯的知识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把他本人称为博学之士，在那个时代，除了马克思，几乎再也没有别人像他那样同时掌握经济、历史、自然科学和军事这么多知识。
我离开他家的时候，每次都感到满载而归。1880年，我脱离当时十分狭窄的维也纳党内生活的小圈子，投入了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广阔天地，真是大开眼界。而当我跨进恩格斯的家门，我的科学和政治视野又豁然开朗。如果说我从维也纳到侨居苏黎世这段时间的进步，可以比作从乡村到了大城市，那么，我在苏黎世的眼界与我在伦敦所打开的眼界相比，就好象从大城市到了全世界。
然而，恩格斯也并不总是为探索深奥的人类问题而冥思苦想，他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对每一个受苦的人都寄予无限的同情，对每一种卑鄙行为都深恶痛绝。他是一位伟大的救助者和战士，也是一位乐天的哲学家。就连战斗，他也喜欢为它加上明快的色调。他说过，嘲笑敌人的卑鄙可怜，更能表明自己的优越性。恩格斯满意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通讯员发自德国的不是悲戚的哀歌，而是对卑鄙无能的德国当局的嘲笑。这使他为德国无产者感到骄傲。
恩格斯也喜欢善意的大笑，他的朋友们爱笑的也不少。他愿意讲自己的过去，特别愿讲诙谐的一面。他也喜欢唱几句或者请别人唱一曲。恩格斯最喜爱的是一首叫做《布雷的牧师》的英国歌，他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翻译了这首歌。歌词风趣地鞭挞了政治上奴颜婢膝的英国国教会的教士们。恩格斯也很喜欢唱一些完全非政治性的歌曲，尤其喜欢唱具有欢快情调的饮酒歌曲。我常常听他唱过去大学生唱的那首烧酒歌。
除了他，还有一个爱唱欢乐歌曲的赛姆·穆尔，他唱的那些英国歌曲特别吸引我，因为我听来觉得很新奇。
后来，当我更进一步融合在这个家庭里的时候，为了助兴，我也不得不唱几句，献献丑，经常点唱的是那首《切希市长之歌》[124]。这当然是1885年我第三次逗留伦敦期间的事了。也直到那时我才领略了恩格斯家里的欢乐气氛。1881年，这种欢乐被马克思家里传来的不幸消息破坏了。
（2）马克思和恩格斯
我发现，马克思家里的气氛与恩格斯家迥然不同。
这多少也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当然，作为理论家和政治家，他们是同心同德的。这样两位思想深邃、具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这两位满怀激情的战士，从成年开始一直到死，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地结合在一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们的一致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感情上，他们大公无私，乐于助人，敢于蔑视一切压力，百折不挠，疾恶如仇，同时又都乐观豪放。
可是，虽然有这么多的一致性，差别也不少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外表就很不同：恩格斯身材颀长，而马克思的身材虽说不小，但与恩格斯相比则显得矮小粗壮些。这当然无关紧要。但是，这种外表上的不同也与不同的生活习惯有关。恩格斯一直到生命结束前还坚持在户外做操和运动。他常常劝我不要忽视体育锻炼，并且埋怨马克思，说他总是很难下决心离开书房。恩格斯比马克思虽然只小两岁，可是马克思看上去要比恩格斯老得多。
恩格斯还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他在德国不是这样，到了曼彻斯特，由于职业关系，他已经成了一个交易所的常客。他甚至养了一匹马，并且参加猎狐。他总是穿着讲究，颇有英国绅士的派头，他也注意把办公室整理得井井有条，活像一个地道的商人。而马克思看上去像一个威严的但又毫不计较小事的家长。他不讲究衣着，在书房的写字台上和椅子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籍和稿件。
从两个人的来往信件中我们还知道，恩格斯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一个精确的计算者，在私人经济学方面也是如此，而马克思在私人经济学方面则始终表现得漫不经心，就这方面而言就像一位豪放不羁的艺术家。
即使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恩格斯也有超过马克思的地方：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有亲身的实际。当然，在其他方面，马克思在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对每一篇重要经济文献的透彻了解方面，也超过了恩格斯，甚至超过了同时代所有的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或许阅读过更多的书籍，但他不过是囫囵吞枣而已。
马克思学识之渊博已经达到神乎其神的地步，而恩格斯却更加富于幻想，在精神方面的兴趣更加广泛。马克思对事物持批判态度，比较审慎；因此他工作起来就缓慢些，艰辛些，而恩格斯则轻率多了。恩格斯亲口告诉我，他过去最大的缺点是草率，在马克思的帮助下他克服了这个缺点；对于一种思想，马克思不经过全面缜密的考察和追根究底的研究，是不会放过的。
当恩格斯向我坦率地谈起这一点时，我扪心自问，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就是说，对于一种新发现，我往往未经深入研究就已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是恩格斯帮助我克服了这个缺点。
除了研究方面他们有差别，在政治实践上也有差别。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根据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比恩格斯更懂得待人接物的艺术，这种艺术对于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取得成就是非常重要的。
看来，这两个人都不善于识别人。例如：恩格斯长期没有看透杜西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这个终于堕落的坏家伙。在所有英国社会主义者中，恩格斯十几年以来最赏识的就是他，这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事业极为不利。而马克思在流亡期间也有一件事干得不太高明：1852年，马克思特别信任匈牙利革命者向他推荐的匈牙利新闻记者班迪亚，甚至交给他一份描写各种类型的“流亡中的大人物”的手稿。后来发现，这个班迪亚显然是为普鲁士政府效劳的密探，显然已把马克思的手稿偷偷交给了普鲁士政府。
当然，最善于识别人的灵魂的人也难免会信任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这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有正确对待自己的合作者的艺术。
一个学者可以离群索居，这样做往往是为了集中思想。他必须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毫无顾忌地得出自己全部的认识结论，果断地杜绝任何思想上的妥协、任何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
一个政治家就不同了。单枪匹马则势单力薄。有人说，单枪匹马的强者最有力，这只不过是诗人的想象，而且是人民群众毫无行动自由、专制制度盛行的德国诗人的想象。但是在有政治生活的地方，凡是长期参加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唤起民众，步调一致，向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可见，政治家的任务和学者的任务截然不同。如何对待与自己打交道的人，这对学者来说，无关紧要，而对政治家来说却起着决定作用。对于这种艺术，马克思显然比恩格斯懂得多。不过，我说不出亲身体验，因为我没有机会观察马克思和别人交往的情况。但是我听杜西说，马克思全家都认为马克思比恩格斯更善于跟同志们合作。科伦的《新莱茵报》编辑部，比如说，在1848年，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曾经工作得非常协调。有一次马克思到维也纳去几个星期，恩格斯代替他在编辑部工作。当马克思回来时，编辑部里一片混乱，编辑们纷纷起来反对恩格斯。很快马克思又使编辑部恢复了和睦的气氛。《新莱茵报》的前编辑们也当着恩格斯的面向威廉·李卜克内西讲过这件事（《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和回忆》1896年版第110页）。
在国际总委员会，马克思待人接物的艺术可以说表现得最为出色。在国际中，使各派工人运动和各派社会主义和衷共济，比使各个国家和衷共济更难。何况，在该组织里代表马克思这一派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些自行其是的分子维系在一起好些年。据担任国际书记多年的海尔曼·荣克说，自从1870年秋天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移居伦敦并进入总委员会以后，马克思过去所做的一切才失败了。是恩格斯影响了马克思，他主张驱散国际中的各式各样的分子。
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巴黎公社的起义促成了国际的瓦解。人民把这次起义归罪于国际，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被这次起义吓破了胆，怒气冲冲地把矛头指向这个伟大的工人组织。英国工联的自由派从这时起就再也不想与被放逐的革命者有任何联系了；另一方面，落后的罗曼语区国家中的巴枯宁分子则认为，公社开辟了武装起义的新时代，他们完全忽视马克思所推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
这就是使国际终结和必然瓦解的根本原因。然而荣克所讲的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公社失败后的艰难处境中，恩格斯的军人气质和易怒的性格可能比善于外交的马克思更加得罪了某些英国工联分子。除了英国工联分子，当时最难应付的还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中间巴枯宁分子占据优势。而在总委员会中又正是恩格斯负责同他们联系。
荣克在回忆中，把与英国工联分子、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的意见分歧归咎于恩格斯的落落寡合，这是不奇怪的，但并不公正。然而，恩格斯缺乏待人接物的艺术，有时很可能促使某些不可避免的事情提早发生。
对于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我从1881年起就亲自观察它的发展，可是有人抱怨恩格斯对这个运动的态度。马克思逝世后，世界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公认住在伦敦的恩格斯为理论上的领袖，他受到了普遍的尊敬。而在1881年以后，他同英国社会主义者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联系[126]，同他们中间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他们的领袖亨·迈·海德门，也没有联系。这位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住一个城市，把捍卫同一事业视为自己终生使命；尽管如此，他们却从未见过面。
在理论上恩格斯与马克思具有完全相同的信念，认为必须把所有参加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哲学合理论有多么不同，都团结在一个具有统一策略、共同目标的统一整体中。可是实际做起来，恩格斯往往感到比马克思困难。
马克思早就与海德门决裂了，这是我第一次逗留伦敦期间的事，起因是他那本著作《大家的英国》。这本书——正如所看到的那样——有些地方剽窃了《资本论》的思想。如果海德门干脆提一下他所复述的思想出自哪个作者，马克思或许还会高兴地赞同呢！海德门并没有想剽窃。他在序言里明确地说，“至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思想和大部分实际资料，我要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的著作。”他在一封信中请马克思原谅没提作者的名字，他解释说，他担心一旦指出名字，读者就知道他引用了那个令人憎恶的德国人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这将有损于他的著作的效果。
海德门这样做是否适当，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本人显然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怎么了不起。至少海德门讲过，在马克思逝世前不久，他们已经和解了（《冒险生涯纪实》1911年伦敦版第251页）。恩格斯正相反，一直不愿和解。只要读一读他写给左尔格的那些信就会看出，他是怎样一贯尖锐地批判海德门的行动和为人的。要知道，这本书信集的出版者在付印时删掉了对海德门以及在书信集出版期间还在运动中起作用的人物的最尖刻的词句。
由于恩格斯的拒绝和蔑视，海德门对恩格斯的憎恨越来越深，这种憎恨有时竟然十分荒唐怪诞。两个人的敌对态度是不可调和的。这使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早期传播受到很大的损失。
载于《弗·恩格斯和卡·考茨基通信集》
摘译自《弗·恩格斯和卡·考茨基通信集》1955年维也纳版第1卷第7-18、19-21、22-28页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四），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4页 |
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7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32-1969）
TheCrisisofpsychoanalysis：
EssaysonFreud,MarxandSocialPsychology
ErichFromm
精神分析的危机
——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
（本书收集了弗罗姆于1932年至1969年间所写的论文）
埃里希·弗罗姆
1970年
译者：许俊达、许俊农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2
前言
一、精神分析的危机
二、弗洛伊德的人的模式及其社会决定因素
三、马克思对人的认识的贡献
四、人道主义的计划
五、俄狄浦斯情结：评小汉斯病例
六、母权论在今天的意义
七、母权论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现实意义
八、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功能
九、精神分析性格论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实质作用
后记 |
弗洛姆：人心及其善恶本性（196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人心及其善恶本性（1964）
TheHeartofMan,
itsgeniusforgoodandevil
ErichFromm
人心及其善恶本性
埃里希·弗罗姆
1964年
原译本《人心》，未按原书名译出
译者：孙月长、张燕
商务印书馆1989年12月版
序
第一章人是狼还是羊
第二章各种类型的暴力行为
第三章对死和生的爱恋
第四章个人和社会的自恋
第五章乱伦关系
第六章自由、决定论、选择论
主要译名对照表
附录宗教丛书的意义和目的 |
索飒《切·格瓦拉：永远的怀念》（199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永远的怀念
索飒（《读书》1998）
刚刚与我们告别的一九九七年适逢拉丁美洲革命者切·格瓦拉牺牲三十周年。在这个所谓的“后冷战”时代，在这个被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宣布为“历史终结”的二十世纪末，多数中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世界目睹了一场纪念一位六十年代英雄的隆重场面。这绝不是世界几个地点的几次游击行动所能解释的现象，仅纪念活动的规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拉丁美洲纪念活动的中心分别在古巴、阿根廷和玻利维亚这三个与切·格瓦拉最有关的国家。十月八日——切·格瓦拉被俘的日子，一部由阿根廷人导演的传记片《直到最后胜利》在布宜诺斯埃利斯举行了首映式，四万人云集的首都足球场上，人们为来自各国著名歌手们的深情演唱不断欢呼；由现任总统个人倡议，阿根廷发行了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纪念邮票。在玻利维亚，两支由拉美青年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聚集在烈士遇难的伊格拉小山村，一支从古巴出发，一路汇集北部拉美国家的自愿参加者；一支由切的故乡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出发，一路接收南部国家的青年。在向烈士默哀的人群中，有玻利维亚一位前总统的两个儿子，有许多欧洲来访者，包括西方著名人权主义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遗孀。墨西哥萨帕塔运动命名了一个“反叛者切·格瓦拉镇”，葡萄牙离首都二十五公里的卡斯卡伊斯地方政府命名了一条“切·格瓦拉街”，伦敦加勒里学院挂出了展示切·格瓦拉一生的照片，西班牙大学校园里燃起了无数堆祭奠的篝火……无法一一尽数拉丁美洲、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种种纪念活动、出版物、音像制品。
由触机引发的历史场面一定有它的历史积蓄，就像火山的喷发与熔岩的运动，只是后者往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注意。三十年来，切·格瓦拉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世界。在每年十月八日这一天，总有青年学生和各种人物来到寂静的伊格拉村，为英雄点燃一支守夜的蜡烛，献上一束朴素的鲜花。直至九十年代，在先后爆发于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的上百万人的各种抗议游行中，切·格瓦拉的肖像仍被高高举起。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爱者一方的表达方式主要是沉默寡言的：一束花，一张肖像，一支心中反复吟唱的歌，一本翻旧了的《日记》。相反，恨者一方一直动用着他们强大的财力、势力：诋毁的文字不计其数，歪曲的影像接二连三，庸俗的商业网络也竭尽大众文化之消解能力。然而，竟然是无言战胜着喧嚣。切·格瓦拉像一个不朽的谜，这个谜的力量来自人们的感情和直觉。我发现，这种力量的强大甚至也打动了相当麻木的中国人。不久前，一般中国人对切·格瓦拉的知识大概仅仅是一本六七十年代被批判的“灰皮书”，即被界定为“游击中心主义”的《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以及两本七十年代初内部翻译的切·格瓦拉传记，其中美国人詹姆斯写的一本恰恰是最右翼的一本，甚至受到其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尽管如此，不少从事西班牙语工作的中国人在与拉丁美洲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心里渐渐滋生出一种对切·格瓦拉的敬仰，这只能说是受到了那股巨大的感情潜流的感染。
在传记问题上，也表现出这种爱的沉默和恨的宣泄。有关专家们在十年前做过一个统计，在本世纪，切·格瓦拉可能是死后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截止一九八八年，一共出现了二十六种切·格瓦拉传记，其中十六种出版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但正面评述切·格瓦拉的仅有一本，那是前苏联人写的，即我国七十年代翻译的两本传记中的一本。作者虽然对切充满了感情，但也不忘渲染苏联的功绩。
九十年代以来，这种一方的沉默似乎被打破了，切的生前战友们、美洲大陆上自豪地自命为“切·格瓦拉主义者”的人们开始大量发言，其中某些作品在巴黎的销量达到上万册。与此同时，另一类似曾相识的传记也不失时机地在“周年”出现。国内已有两篇书评以相当可观的篇幅介绍了一本美国人J·L·安德逊据说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切·格瓦拉：革命生涯》。我没有看过这部传记。但如果两篇书评的引用和综述可靠，这部传记不过是在重复三十年前的同一主调：格瓦拉是一个性格怪僻的病人，一个极端的职业革命家，一个为政治目标不惜牺牲普通人利益的战争狂人，一个冷战政治的牺牲品。
如果书评中的结论性语言所依据的就是这部传记的内容，那么看来这部传记有许多无视历史事实的地方。比如，在涉及古巴背景时，书评中写道：“美国因其财产被古巴国有化和古巴向外输出革命而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然而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古巴革命政府开始并不希望与美国关系紧张，还曾派人到美国去通报情况。为了加速社会改造，古巴政府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没收了许多与前独裁政权有关的资产。由于美国在古巴的资产很多是挂在古巴人名义下的，这一政策必然影响到美国财团的利益。革命政府答应付给美国投资商赔偿证券，美国政府坚持要古巴政府提高赔偿标准，古巴予以拒绝。于是，来自美国的各种颠覆活动包括空袭开始了。一九六○年，美国宣布停止购买古巴蔗糖，切断对古巴的原油供应，严重影响古巴国民经济，于是，古巴宣布没收全部美国资产，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一九六一年，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一千多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被歼灭。一九六二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这一历史过程不应被歪曲和简单化。还必须考虑一个深层因素：古巴在革命前对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附庸地位，也即美国在古资产的合“法”不合“理”问题。另外，美国在谴责别人“输出革命”的同时无法解释自己历史上无数次对别国的公开武装干涉和直接颠覆行为，而在古巴已从国外撤回了全部军援并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九十年代，美国不顾联合国大会连续六年通过的谴责决议，继续对古巴实行变本加厉的所谓制裁。
书评中有一个细节暴露了这部传记的粗糙和作者不负责任的态度。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刚成功的第一年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有一则他自己承认的笑话：卡斯特罗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问“谁是经济学家”，走神的切误听成“谁是共产主义者”，就举起了手。在西班牙语里，“经济学家”与“共产主义者”的发音很相近；而在书评里，后者变成了发音与前者风马牛不相及的“革命家”。当然，不知是传记的美国作者在把西班牙语译成英语时出的错，还是中国的评介者在念英文时弄错了。
一九九六年，墨西哥出版了该国作家帕科·伊格纳西奥·泰伯二世写的新传记——《也被称为“切”的埃内斯托·格瓦拉》。作者阐明自己的方法是充分叙述建立在大量调查基础上的事实，大量并完整地引述切·格瓦拉本人的论述和文字，让读者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结论。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与另一位意见不尽相同的墨西哥作家——他也发表了一部关于切·格瓦拉的新传记——的商讨、争论，并得出了以下结论：围绕切·格瓦拉的有价值的分歧在于对相同史实的不同认识。更引起我重视的是，这部传记附有一个详尽的分章资料来源，具体到有名有姓的被调查人，并把各种相左的材料、说法如实列出，然后谨慎地表明个人的基本看法。相对于上述美国人写的传记，这位态度严肃的墨西哥作家使我觉得更可信。下文中的部分内容引自这位墨西哥作家用西班牙文撰写的切·格瓦拉传记。
回到切·格瓦拉本人。围绕切有两个基本命题：人、革命。
我一再强调蕴藏在拉丁美洲人民心中的对切的怀念。如此感情是罕见的。当帝国主义者制造种种荒谬的谣言时，民众只是沉默地怀念；当理论家们冷漠地分析“格瓦拉现象”时，民众只是固执地怀念。这似乎不够理性。其实坚持常常暗含着没有被表述的真理。相反，仇恨也是一种教育。当某些人竭力把切·格瓦拉描写成病人、狂人、疯子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内心的虚弱，他们所害怕的往往是与他们所描写的截然相反的东西——人的爱和被爱的力量。“爱”大概是这个虚伪的世界上被言说得最多的词，而世道的扭曲又使“爱”成为极难被人相信的事。连切·格瓦拉都不得不这样说：“让我冒着让人嘲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导真正的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
在青年格瓦拉对拉美大陆进行的四次打工式长旅中，他学会了热爱美洲，热爱底层人民。他在水泥水管中与一个流浪的乞丐一起过夜时，后者听说了他的旅行计划，惊奇地问他：“您就这样白白地浪费力气吗？”这句淳朴的问话使他懂得了什么叫“穷人”。他在玻利维亚看见农民代表在拜见部长前，被门卫往身上喷洒滴滴涕。他在智利矿区一对矿工夫妇家过夜时，发现他们盖的被子根本无法御寒，就把自己随身带的被子给他们盖上，后来他回忆道：“那夜我虽然被冻得发抖，但我感到了自己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兄弟。”从医学院毕业后，切放弃了难得的从医机会，第四次踏上长旅之路，告别时，他突然从火车上向亲友喊道：“一个美洲的战士出发了！”从此后，他不断地“在爱的引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出发。
古巴革命成功伊始，担任各种要职的切天天惦记着给哈瓦那一个贫穷的居民区盖新房。从计划被批准到把钥匙交到每一个居民手中，切每天都在工地上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参加各种劳动，一向讨厌被拍照的切，那次被一位著名的摄影师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艰苦的建国岁月里，切常常每个季度义务劳动二百四十个小时。在这样忘我的工作中，切给自己留下的，几乎只有读书和睡觉的时间，一位有心的摄影者拍下了切来不及系好鞋带的一张照片。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切在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向经济专家学习请教；在出访外国时，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对方的建设经验；在担任工业部长时，坚决撤换所有没有按他的规定通过文化考试的各级干部；面对美国的封锁，切亲自带领人们设计、试验甘蔗收割机。尼加拉瓜神父E·卡德纳尔访古时，一路搜集了人们主动讲述的无数事例。难怪多少了解这些情况的中国人，在读到上述书评之一中“为什么格瓦拉偏偏不能理解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这句话时，都愤慨得按捺不住沉默。
切·格瓦拉不是一个孤立的神话，他是一种精神的杰出代表。在他辞去古巴党、政高级领导职务后于一九六六年再次赴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时，自愿与他同行的有十七位古巴革命者，其中有四名古共中央委员，这十七人中没有一个年满三十五岁，而且都有家室和子女，他们也都分别给亲人们留下了深情的告别信。十七人中有十四人英勇牺牲，其中一人在被俘后为了避免在昏迷中说出游击队的秘密，要求医生在给他做手术时不要使用麻药。游击战士在牺牲前如果来得及，都将自己的手表摘下，请切转交给他们的子女；一九六七年九月，即切·格瓦拉牺牲前一个月，有人记录下，在他的挎包里有四块手表。
在有名的《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中，某天的日记开头写着：“塞莉塔，4？”这是他在女儿的生日那天自问：“她今年是不是四岁了？”敌人在切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本手抄的诗集，其中有一首是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的诗，人们当时误传为是切写的诗。诗中写道：“基督，我爱你，并非因你自一颗明星降临，而是因为你向我揭示：人有热血，泪水，痛苦，钥匙，工具，去打开紧锁着的光明之门。是的：你指点我们说，人是上帝……”切·格瓦拉被杀害时，伊格拉村附近有一位多明我会神父，当他听说切被关在伊格拉村时，立即找了一匹马赶往那里，他想对切说：“上帝一直相信着您。”神父在半路上听说切已经被杀害，只得赶到被当成屠场的小学校教室现场，默默擦去地面上的烈士血迹。
在这个充满着非正义的世界上，没有恨的爱也是虚伪的。一位也姓格瓦拉的古巴同事曾问切他们之间是否有什么血缘联系，切在给她的回信里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亲戚，但是，如果你也像每个格瓦拉那样，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就气愤得发抖，那么我们也许是亲戚。切在出征玻利维亚前留给孩子们的信中也这样写道：“你们应当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关于切·格瓦拉是否在当年的导弹危机时说过“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导弹很可能就发出去了”的话，甚至用不着去查对，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在极端义愤时，都会有激烈的夸张表达。切的恨只是一种表达，他恨的是作为压迫者的敌人，而不是个人。在打退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战役后，一位欧洲女记者在一旁观察切如何温和地开导一个黑人俘虏兵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在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战斗中被俘后，切向敌军军官要求允许他为政府军方面的伤员医治伤口，而他第二天即被残酷地杀害……有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个人，切·格瓦拉是伟大的，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错误的。我认为，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不朽的，他从事的革命也是不朽的。在后来人采访切·格瓦拉战斗过的玻利维亚山区时，农民们转述了切对他们讲过的话：我们走后，政府可能会来给你们修路、盖学校、建医院，但这都是因为我们来过这里。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次采访这一地区的记者们发现，人民仍像当年一样贫穷，为了抵消游击队的影响曾有过的一点改善，又都衰败了。其实早在当年，当“切为了帮助穷人而牺牲”的消息一经传开，那些曾经因为害怕而告密的玻利维亚农民就已经开始变化，无论悬赏再高，残存的游击队员毕竟没有被告发，甚至受到了保护。
这些朴素的事实说明，革命的衰亡取决于非正义的社会的衰亡，只要非正义继续存在一天，革命在本质上的合理性就存在一天。今天的世界继续用事实这样教育着我们。至于用什么方式革命，那是人民的选择，但对道路的选择并不能否定人走路的权利。智利前总统阿连德在七十年代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进行社会变革，后来被美国支持的右翼政变军人杀害。在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切·格瓦拉和阿连德成为一对形像的兄弟，互补互证，都代表着正义的事业。一九六七年身为参议员的阿连德还曾亲自从智利首都赶到智、玻边境，准备营救被打散的切·格瓦拉游击队队员。
再有一种说法，认为切的人格是伟大的，革命是正义的，但切选择的革命战略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涉及人们议论得最多的问题：切为什么要离开古巴到玻利维亚再次打游击？
有人说切·格瓦拉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其实他的玻利维亚之举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见《环球》一九九八年第二期《格瓦拉离开古巴的前前后后》）。这一行动不是扑朔迷离的阴谋，而是光明磊落的阳谋。在一九六七年自玻利维亚丛林写给三大洲会议的《致世界人民的信》等文章和许多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切·格瓦拉详细说明了他的战略考虑：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代表，只有削弱它的力量，人民的事业才有希望；处于弱势的人民从技术上是无法与它抗衡的，但是可以把它拖出本国，开辟两个、三个乃至许多越南，在它所不熟悉的土地上到处打击它，在长期的战斗中削弱它的士气，同时期待美国本国人民的革命。回顾当年的世界形势，切·格瓦拉这种思想逻辑难道容不得我们一点理解吗？这与帝国主义为了扩张和奴役他人而干涉他国的行为能够同日而语吗？当今世界上霸权主义的强大阴影和它对弱小势力分而治之、逐一蚕食的策略，难道不能使我们从反面重新咀嚼一下当年切·格瓦拉式的忧虑吗？切勇敢地实践着自己的战略，以一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做好了长期战斗和牺牲的准备，这种必胜的信念和勇气，对于渴望正义的弱小者难道不是一种永世的鼓舞吗？至于切的这个行动是否含有难言的苦衷，可以留待时间去给以最终的澄清。但是，切的行为绝不是被迫的，而是对理想的实践。关于切的具体策略，每一个善良、严肃的人都在反思那些血的经验和教训。如果切活着，他是来得及自己去纠正错误的。
在切的玻利维亚之举中，有一个无可指责的美的行为，它是切一生的必然归宿，也是切一生的光辉升华。那就是他辞去了高官和权力，重新走向一个包含着艰苦和牺牲的开始。
青年格瓦拉于一九五二年结束第三次美洲之旅时，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将站在人民一边。”切经历了七八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也当了七八年的国家领导，七八年中他没有一刻背叛过自己的初衷：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官”，在他的身上没有“特权”的阴影。每一个热爱他的人都是因为这一点，中国人也许更应该理解这一点。他留下了一连串当官不像官的美丽传说。他参加劳动可不是铲一锹土、种一颗树，他砍甘蔗一砍就是一个月，于是被人照下了那张晒黑了脸、一副农民模样的照片。他像矿工一样赤着膊、穿着裤衩、光着脚在井下视察工作，体验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工作条件。他把裤脚从天天穿的靴子里拉出来参加“正规”的外事活动，他在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上签上人民送给他的绰号“切”……这一切都是他本能抵制“官僚化”的显露。他在给阿根廷亲人的信中曾用玩笑的口吻自我嘲讽道：“我已经成了一个大腹便便、习惯定居式生活的合格官僚，头上戴着对孩童时代向往的光环。”切不仅用自身的行动，也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表达他的思想：在革命逐步走向体制化的过程中，“我们手中最主要的制动器是一种担心：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使我们脱离群众，忽略具体的人，忘记革命的最高、最终理想是使人摆脱异化，走向自由。”使人震动的是，在一次对公安部门的讲话中，他要求各级警察“不要只是汇报可能存在的阴谋——因为我们有全体人民帮助我们监视着，而要经常汇报人民对某个部长以至整个政府工作的反映；了解这些不是为了记下谁的名字，惩罚提意见的人，而是为了纠正我们的工作……人民永远不会错，会犯错误的是我们。”
切·格瓦拉在《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这篇文章中（见复旦大学出版社《传奇式游击英雄切·格瓦拉》附录）相当充分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通过革命和革命后的革命使人战胜各种社会里的异化，走向彻底的自由。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反复思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仅是革命者的义务，而且是革命者的需要。”切可能本能地感到，只有用再次放弃安逸、走向牺牲的行为才能给蜕变者以鞭挞，只有血才能擦亮人们的眼睛。二十世纪的革命潮起潮落，敏锐的政治家先后预见到了革命之后权力的阴影。“新阶级”、“新思维”等理论所欲推动的变革都在社会本身的压力下发生严重的扭曲异化，而切·格瓦拉的献身行为却繁衍为永恒的精神。如果说对人民的赤子之爱使切·格瓦拉在拉美穷人中获得了一种尘世基督形像的话，那么，这种以个人牺牲实践革命理想的彻底行为，使当代伟大哲学家萨特称他为“完人”。欧、美进步青年三十年不变向往的，就是这种“完人”形像。在他的身上，革命精神是自由精神的体现，革命并没有悲惨地遭到异化，革命与人，两者已经没有矛盾。
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一个被人广为议论的话题：他的哮喘病和他战胜痛苦的超人意志，他的勇气和刻己精神，他的圣徒般的容貌和个人魅力。仇恨和害怕他的人千方百计把他丑化成一个扭曲的病人，但这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效力。许多人都提到切是一个美男子。所幸的是，切又是一个坚定地站在受苦民众一边的人。在这个被秩序统治的世界上，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例证，将美和正义写在了一起。
一九九八年初春，北京，于切·格瓦拉诞辰七十周年之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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