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
|---|
第六章布哈林和列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六章布哈林和列宁
一布哈林
二列宁
三工人贵族
四超帝国主义
五共产国际
六小结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时，几乎所有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抛弃了它们的国际主义承诺并且支持它们各自国家的政府。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几乎是惟一继续反对这种分裂的有组织的政党。在遭流放和被谴责为消极的这种艰难情形下，布尔什维克的两位领导人写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提出了他们对战争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联系的分析。这两本着作，都以希法亭的作品为基础，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
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布哈林，1972a，以下简写为IWE）写于1915年，尽管手稿丢失了一段时间，但它只是在俄国革命成功以后才出版。列宁为它写了一篇赞美性的序言，它直到1927年才被重新发现和发表。其间，列宁自己也己写了论同样主题的著作。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1950，以下简写为《帝国主义论》）写于1916年初，换言之，是在1915年12月给布哈林的书写序后不久。列宁的小册子经历地下活动的冒险有了稍微更成功的通道，因而比布哈林的书早几个月出版。然而，列宁序言注明的日期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布哈林著作在列宁的著作之前产生。因此我将从布哈林开始，尽管应该注意的是，布哈林对列宁表示“深深的谢意”，尽管并不清楚这究竟为什么；从上下文看这也许仅仅是为提供了一篇序言。我指出这些方面并不是要贬低列宁，而是为布哈林重新赢得他该得的荣誉。布哈林以后的生涯是坎坷的，他以蒙受耻辱并在达到高潮的斯大林清洗运动中被处死而告终。（如今在苏联他己经被恢复名誉。）这种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他的著作后来被忽视的原因。
布哈林和列宁是以十分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帝国主义”这一术语的。布哈林把它界定为一种政策：
我们把帝国主义说成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然而，人们还可以把帝国主义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样，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自由贸易等），另一方面它表示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个人自由等）（IWE：110n）
然而，他坚持认为，如果征服政策是金融资本的政策，那么它只有当作帝国主义来考虑。他还认为，这一政策必然被金融资本所遵循。此外，从世界范围看，重要的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按照帝国主义政策行事这一事实，而是它们之间的竞争；这清楚地出现在他的章节标题中：“作为更大范围资本主义竞争再生产的帝国主义”。因此，他的论证就从作为一种政策和一种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转移到作为一个特殊发展阶段世界经济的一种特征的帝国主义。列宁通过把帝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更进了一步。其他作者曾经称之为是帝国主义的各种政策是这一阶段的部分特征，而包括垄断兴起的其他现象也是如此。一切都被归在帝国主义这一单一的标题之下。（有关进一步的讨论，参见阿里吉，1978）这个定义已经造成了某些混乱，因为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想更狭义地把帝国主义说成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还是第三种定义）并且这己经成为这一术语的最普通的用法。当然，我们所使用的词语本身并不重要。当它们是混乱的根源时，它们才变得重要。我将在所讨论的作者当时所指的意义上泛泛地使用“帝国主义”一词。
一布哈林
布哈林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的性质或重要性是难以表述的，因为他的独创性实质上并不在于提出了新的观念，而在于把现有的观念集中起来构造了一个连贯的和新颖的整体。他的理论的许多内容来自希法亭；上一章我对希法亭的观点的总结集中在其作品中那些有点混乱，布哈林随后连结成一幅连贯图画的部分。他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异是，在希法亭看到一个过程——资本的集中和集聚——起作用的地方，布哈林看到了两个过程：资本的“国际化”和“民族化”，一方面是世界经济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性，而另一方面是它分裂为各个国家集团。这两种相反趋势之间的矛盾促使体系陷入战争和崩溃。我将广泛地引用布哈林的论述，因为他的理论阐述是如此的简练，以至于它们常常不能加以任何更简短的概括。这本书（毕竟是一本小册子）的主要部分致力于提出事实证据来支持他的每一步论证。
“正如每一个个别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一样，这些‘国民经济’的每一个都被包括在世界经济系统之中。”（IWE：17）国际贸易建立了世界范围的社会生产关系。国际分工依赖于两种其重要性正在发生变化的因素：第一，依赖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第二，依赖于不同地区所达到的不同的发展水平。
也许像自然差异在生产条件中那样重要，它们越来越多地退回到与差异它们是不同国家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结果相比的背景之中。……以前仅仅限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们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裂以及“这种分裂的发展”，如今正在一个大大扩大的基础上被再生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全部的国家，即工业国，今天似乎是“城市”，而全部的农业区域似乎是“乡村”。（IWE：20—21；引文中加引号的短语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52页。）
因为运输的改进、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分工当时正在增长，这些因素不是偶然的并且将不会消失。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国际分工、自然和社会条件上的差异，是一种甚至世界大战都不能消除的经济前提。既然如此，对在国际交易中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而言，存在着明确的价值关系和作为它们结果的条件。不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是国际关系的增强……因此是未来发展的道路。（IWE：148）
世界资本市场伴随着商品市场而发展。在布哈林的论证中，资本输出是作为国际分工和资本国际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的。他的确附带地指出，资本将从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运动，因为前者存在着资本的“生产过剩”，而后者资本的有机构成较低（IWE：45—46）。这个论证两方面都是令人怀疑的；利润率下降的理论现在遭到普遍拒绝，并且它在国家之间——在不完全整合的世界体系中进行比较中的运用还需要彻底的设计。
资本集中和集聚的过程，朝向垄断的趋势，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继续着。这一点无需详述：在其主要的论证线索上，布哈林紧紧地跟随着希法亭。在探寻“组织过程”为什么应该在国家的基础上进行这一问题时，布哈林超越了希法亭一步。这一问题今天是非常中肯的，当有些作者鉴于资本的国际化而宣称与民族国家不相关时，布哈林回答说：
组织过程……有助于跨越“国家的”界限。但是它在这条道路上发现各种非常重大的障碍。首先，在“国家的”范围克服竞争要比在世界范围容易得多……；其次，经济结构，从而生产成本的现有差异形成了各种不利于先进的“国家”集团的协议；再者，与国家及其界限相统一的各种联系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保证超额利润的垄断。在后者的各种因素中，……［就有］关税政策。（IWE：74）
各种关税在保护国家垄断组织中的作用己经讨论过（第五章）。在布哈林的论证中，它们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它们不仅仅是保护的理由，而是成为既是保护，又是形成在国家基础之上的卡特尔的理由。金融资本与国家之间的连接不再是一个结论（就像在希法亭那里一样），而是成为论证的一个步骤。
要点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垄断组织釆取了卡特尔的形式（瓜分市场的各种协议）。这些协议是相当脆弱的，因为对任何个别的公司来说都存在着连续不断的打破卡特尔并且努力增加其市场份额的诱惑。如果它们的成员继续对市场划分的方法感到满意，而且不相信通过与卡特尔脱，关系和努力赢得以后竞争性斗争的胜利就能够提高它们的利润：那么卡特尔只能使它们聚在一起。如果其成员的竞争力非常不均匀，这样，最强的成员结果会想，脱离卡特尔要比呆在里面得到的更多；如果各成员的相对力量发生变化，这样，在开始时商定的市场划分就变得不恰当了，那么，一个卡特尔就特别易于解体。布哈林认为，两种因素在国际水平上都特别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因为在世界经济中不同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发展是特别显着的。
因为卡特尔化和垄断组织的形成既保证了超额利润，又保证了在世界市场上的巨大竞争优势，因此极大地激励着资本主义企业在国家的基础上联合在一起。布哈林因此提出了两种过程：资本的民族化和国际化。“与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一起，正在继续着一种资本的‘民族’交织过程，一种使资本‘民族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影响最大。”（IWE：80）结果是在世界经济的环境中诞生了国家资本集团：
不同领域的集中和组织过程彼此互相刺激，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趋势：使整个国民经济转变为一个在金融寡头和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庞大的联合企业，一个垄断了民族市场的企业……随之产生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体系，在我们的时代呈现出下面的情形：一方面是少数联合的、组织起来的经济实体（“伟大的文明列强”），另一方面是外围的具有半农业或农业体系的不发达国家。（IWE：73—74）
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描述，它包含了大量的真理，但它仍然必须加以修正。布哈林识别出了形成国家基础之上单一的“庞大联合企业”的趋势。然而，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常常把一种趋势当做一种既定的事实来论述，并且忽视了各种相反的趋势。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竞争都的确没有被抑制在国家的范围之内。这里我并不关心剩下的处于边缘的小企业，尽管它们不应该被忽视，而是关注不同的大企业和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对大公司而言，这一趋势是从它们的国家基础中扩散开来并在全世界竞争，而不是联合起来应对外国的竞争。例如，在世界汽车工业中，竞争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竞争。
此外，布哈林关于国家的论述过于简单。他，以及许多他同时代的人，似乎都曾经把国家的“相对自治”（relativeautonomy，一个现代短语）看做是资本家阶级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和许多相互竞争的资本的产物。随着金融资本产生的资本家阶级的统一，隔阂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寡头和国家之间的直接统一。
这种论证思路此后一直影响着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并且今天仍然能够被发现。然而，它已经受到广泛地批评，首先，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因为资本家阶级的统一从来就不是完满的；其次，是因为来自不同阶层的专业人员、国家雇员等的支持总是至关重要的，并且由于这些团体加入各种政治组织而普遍地被动员起来；最后，是因为包容和吸收工人阶级压力的需要，而并非简单地压制它。对所有这些原因来说，国家有比布哈林或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的要多得多的自主权。
在某种意义上，布哈林的世界景象表示要废除作为与“市民社会”截然不同的实体的国家。常常引起争议的是，需要用国家来包容经济生活无政府状态的、离心的压力。在布哈林的想象中，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完全被抑制在国家的水平上，仅仅以一种甚至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在世界水平上再次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国家在抑制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产生的各种对稳定的威胁。
要完善布哈林所论述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人们必须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在他的框架中，垄断的趋势并不代表竞争的平稳衰退。相反，它意味着竞争的加剧，因为为数不多的保留下来的公司为获得完全的垄断而决一雌雄，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垄断确实可以终止竞争，但布哈林不指望这个阶段能被达到：资本主义将首先灭亡。资本的集中和集聚因此并不会使竞争终结，而是改变了它的形式。以前，竞争主要发生在国家界限之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微弱的。现在，那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在每一个国家内部被消除，它是整个国家被其他国家所吞并，而不是小企业被大企业所接管。“帝国主义的兼并仅仅是朝向资本集中的资本主义普遍趋势的一种情况，是其集中化达到最大范围的一种情况，它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相对应。”（IWE：119—120）
二列宁
列宁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最著名的关于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惊奇地发现，它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少的贡献，或者说没有贡献。它的理论内容是微不足道的，且来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也许这用不着奇怪。该书是一本小册子（列宁在他的序言中是这样来形容它的），是那种“通俗的论述”，但它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具有值得尊敬的和重要的地位：在对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总结（尽管不是详细的理论论证）的同时，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实际的考察，打算为政治决策提供依据。因此，表明那部著作没有包含重要的理论创新并不是对列宁的责难，而是对把它变成圣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评。把任何著作当圣经一样对待是一种完全非科学的态度；把一件小作品（连同这本书所具有的缺陷）当圣经一样对待也是判断上的严重失误。因为《帝国主义论》己经被当作是一部理论作品，我将不得不照这样对它进行批评。与此相应，列宁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也是有点无足轻重的（例如，列宁，1964：第143—156页，第320—360页）。巴格奇（1986）认为，它们是重要的，因为它们确实有利于理解列宁政治策略的发展，但在我看来，它们没有为帝国主义理论增添多少东西。
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的主要目的是反驳考茨基和其他“前一马克思主义者”（他把希法亭包括在内）的宣传，在他看来，他们正在把四分五裂的第一国际引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著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那些直接反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部分和那些描述“工人贵族”产生的部分，列宁把他们看成是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获得支持的物质基础。
列宁的基本方法是，先陈列他写作时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倾向或趋势，然后用实际的证据一一加以证明。其中有一处写道：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巳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巳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帝国主义论》：第525页[1]）
这种方法的问题是，每一种趋势都被分别描述，而它们的相互联系只是顺便或在直接与考茨基论战的章节中才加以考察。在帝国主义理论中，正是这些相互联系是至关重要的；难道说这些发展同时产生只是一个或然性问题，或者说有没有本质的联系必然造成它们将要一起出现？列宁确实说过“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意思是其他都来自垄断的增长，但他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
目录中的前两个趋势——垄断和金融资本的出现——没有提出什么新的问题，因为列宁非常紧密地跟随着希法亭。他引用了各种材料是想证实生产已经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单位之中，正如马克思曾经预言的那样：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分析，证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论》：第448页[2]）
他还描述了银行业垄断的发展和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的统治。他甚至比希法亭更明显地强调了银行的统治，因而也是食利者的统治，即无所事事的货币资本所有者的统治，他们在生产中根本不起积极的作用。这预示了他对“寄生性”的讨论。
关于资本输出的那一节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资本输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变得特别重要，而且，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列宁认为：
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巳经建成或巳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巳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巳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论》：第495页[3]）
我们对此要作何解释？引文前半部分没有提出难题。正是引文的后半部分，资本主义的“成熟过度”，被普遍引用且非常难以解释。有些评论者把它当作对下降的利润率“规律”的一种证明。然而，这种解释不能够接受，因为“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根本不是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农业不发达应该降低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并因此提高利润率（除非，通过严格运用马克思的非常令人怀疑的绝对地租理论，我们才能认为低资本有机构成的好处被土地所有者作为地租而夺取了）。落后的农业可能由于提高了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并因此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降低了利润率，但是这应该被“群众贫困”所扺消。
如果对群众贫困和农业不发达的提出想要说明什么事情，它无疑必须提出一种消费不足论的分析，就像是必定是：“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一般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帝国主义论》：第495页[4]）由对消费品的低需求产生的市场不足阻碍了积累，这反过来又是群众贫困的结果。这当然是霍布森的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内部收入重新分配，就像上面引用的摘录所表示的那样）另一方面，列宁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特别针对民粹派的论点的，民粹派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因为由群众贫困而产生的“国内市场”的缺乏。两部著作相隔20年，也有可能在这期间列宁改变了他的思想，但人们需要的是比这些含义模糊的短语所提供的更清楚的思想转变的证据。
当然，除了资本主义的“成熟过渡”之外，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还有其他的原因，列宁简要地提及了它们：“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帝国主义论》：第496页[5]）列宁所提到的最强烈的动机是想要获得对原料的控制，或者至少阻止他人获得对它们的垄断控制。这些原因完全适用于解释资本输出，但它们并没有证明资本主义需要资本输出才能生存，像资本“过剩”之类的短语也许倒暗示了这一点。我的结论是，列宁关于资本输出原因的为数不多的评论并不等于是一种解释成是一种完整的理论，不能够有效地引用来支持关于资本输出对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性的论证（参看米夏勒，1976）。
资本输出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呢？在落后地区，其影响是加速了发展。这里，列宁再次沿袭了马克思以来，尤其是《共产党宣言》以来的路线。他没有强调这种发展所遇到的各种障碍，也没有按希法亭和更新近的作者们（例如，巴兰）已经釆用的方法，强调它的片面的和有限的影响。
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么这只会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论》：第498页[6]）
资本输出延缓了资本输出国的发展这一观念在讨论“寄生性和腐朽性”中得以更加充分的发展。这里，列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由于表明在不承认“寄生性是帝国主义的特征”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倒退了一步”，（《帝国主义论》：第536页[7]）从而认清了事实。这并不是说在列宁的论证中有任何内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认为，当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它就要灭亡。列宁基本上断定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阶段，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已经成为这样一种桎梏，一种发展的阻碍，尽管，如上面引文所表明的那样，他把帝国主义看做是整个世界发展的一种动力。“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性上面。”（《帝国主义论》：第564页[8]）
在他论述资本输出对资本输出国的影响时，他相当紧密地跟随着霍布森：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大量积聚干少数国家；……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帝国主义论》：第537页[9]）
看到资本家如何能被称作寄生的是容易的，但人们怎么能说整个国家是寄生的呢？可以合理地这样说的惟一环境是：在那里，工人增长的部分被吸收到非生产性的工作中去，如仆人，金融机构职员，等等。看来这就是列宁所记得的。他引用了霍布森的思考
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像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10]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职员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在运输业和成品精制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像贡品那样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引自《帝国主义论》：第540—541页[11]）
这的确是一种可能的结果，但这不是（已经）发生的。这恰恰是今天不发达国家对它们已经被排除在“所有主干工业”之外的抱怨，它是最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解释为什么主要工业的中心依然处于帝国主义旧的中心地带和为什么主要工业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矿日持久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事实上，资本输出主要加入了从不发达地区向先进国家制造中心的出口原料生产的发展，正如希法亭和布哈林所预言的那样。我强调这一点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它表明了列宁与近来的马克思主义作者甚至那些真诚地把他们自己看做是列宁信徒的那些人——之间的分歧有多么的大；第二，因为自列宁以后的传统长期误导了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处于腐朽和解体的最后的垂死挣扎之中，他们便完全不能够解释或回答其意料不到的不仅仅是生存，而且还有发展的能力。
在理论方面，列宁的小册子的致命缺陷是它没有充分地对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出理论说明。有几节的标题是：“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和“列强分割世界”，但它们之间没有建立起理论上的联系。这是列宁小册子方法论缺点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他描述了许多趋势而没有充分解释它们是如何联系的。
在讨论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中，列宁写道：
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以及“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张，“自然”就使得这些垄断同盟之间达成全世界的协定，形成国际卡特尔。（《帝国主义论》：第501页[12]）
接下来是对在电力工业、石油工业等工业中形成这种卡特尔的各种尝试的描写。后一节直接进入关于列强分割世界的主要是描述性的叙述。中心点是，世界实际上已经被瓜分完毕，任何改变都不得不通过重新瓜分，而这必然意味着冲突。这就是列宁提出来反对考茨基的根本点，而且在那种条件下，它是一个防守上的战术据点。
然而，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谁在瓜分世界？隐含的答案是：民族的金融资本集团。这引发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金融资本集团会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也许是因为布哈林已经论述过这一问题，也许是因为它与他直接关心的事情不相关，列宁没有试图作出回答。他自信地作出如下评论：“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分割国内市场，在不同程度上，把本国的生产完全霸占在自己手里。”（《帝国主义论》：第500页[13]）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国家”是一个相关单位？列宁没有回答。
这里值得提一下对布哈林——列宁分析的一种批评。常常引起争论的是，他们的论点被英国具有最大殖民帝国的国家相对较晚达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事实所驳倒。这种批评思路至少部分是由“帝国主义”这一术语不同的用法而造成的语义混乱的一个例子。尤其对列宁来说，帝国主义并非特指对殖民地的占有。他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较早阶段也包含殖民扩张，但那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帝国主义论》：第517页[14]）。然而，因为把英国当作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帝国中心具有寄生性和腐朽特征（他说过）的典型而批评列宁（不是布哈林），这应该是合理的。作为集团的英国公司具有对殖民地的垄断，但个别的（工业）公司却没有。无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明19世纪的不列颠帝国是不难的；马克思自己论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著作已被描述过。
总之，列宁在其论证中没有对关键性的联系提供充分的分析。垄断、资本输出和世界的分割之间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然时，他确实对大的竞争帝国对世界的分割进行了强有力的描述性论述。资本输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世界最远角落的伸延，而另一方面，权力集中到大的金融资本集团手中，财富流向寄生的食利者阶级。
三工人贵族
在他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列宁和布哈林尽力在解决他们的时代的最直接的政治问题。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主要交战国的大多数工人都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战争努力。欧洲工人阶级那时正在战场上彼此互相残杀。这种令人恐怖的事实完全与马克思的预言背道而驰：
工人没有祖国……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宣言》：第49页[15]）
帝国主义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统治阶级，“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或“垄断资本主义联合体”的受益者之间会存在着对立。还要解释的是无产阶级如何能被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所感染。
希法亭战前就进行写作，把帝国主义看做是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直接对立的，即使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他认为，国家和资本之间的紧密联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性质，致使无产阶级对国家和对帝国主义采取对立的态度。
到布哈林和列宁写作之时，这种过度乐观的估计已不能持久。他们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那部分工人阶级的确从他们的资本主义主人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垄断地位中获益，并且这就解释了支持帝国主义列强能够从工人阶级运动中获利这一观点的原因。他们还认为（尽管并不详细），有些工人的这种获益仅是自然增长，而且它仅仅是一种相对的获益：先进国家中受雇于垄断企业的工人比那些处于更弱地位国家的工人干得更好，但所有的工人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干得更好。然而，尤其是列宁所依赖的主要论据是，帝国主义必然引起战争，并且恐怖的战争完全消除了工人可能从垄断特权中获得的任何利益。我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一论据。布哈林是这样评述当时环境的：
战争的初期已经造成，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社会党”国际的崩溃。许多人试图只是从分析每个国家的内部关系开始解释这种现象，但这种现象或多或少是不能从这个角度得以满意的解释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崩溃是世界经济范围内不平等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状况的结果。（IWE：161）
他的论证非常简洁明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总是有一种工人与他们的雇主相一致的趋势，根据是：“店好我也好”。工会斗争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种对一个单独的企业和产业的依附，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到需要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雇主。然而同时，“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已经为国家水平上的阶级之间的闭结创造了基础，即“所谓的具有其保护‘民族工业’、‘民族工人’等政策的工人阶级保护主义。”（IWE：162—163）竞争的斗争己经被转化成国家垄断托拉斯之间在世界市场上的斗争。它们还通过剥削殖民地的本地工人获取超额利润。这些超额利润是支付增长的工资的基础。占统治地位国家的工人因此从“他们的”国家在竞争性斗争中的成功中获利。
列宁的论证遵循同样的思路，但有点更宽泛和更不明确（关于列宁的观点，参见斯齐曼斯基，1981年，第14章）。他更坚定地认为只是一部分工人获利，他还更强烈地强调对殖民地的占有，并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恩格斯早在1858年就讨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反动政治立场。尽管列宁没有揭示这样做的意义，但其重要性在于，恩格斯（和列宁）叙述了垄断兴起（在个别企业或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控制市场这一意义上）之前“工人贵族”的出现。这似乎与列宁自己的评论不一致：“为了在经济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收买，不管收买的形式如何，都必须有垄断高额利润。”（《帝国主义论》：第540页…[16]）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一个企业因为其对市场的垄断控制而获得高额利润的情形。与它没有受保护的垄断地位相比，这样的企业无疑有可能给它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然而，在其垄断地位中没有任何东西强迫它支付更高的工资。如果工人有效地组织起工会，他们能够努力堅持更高的工资，而雇主受保护的经济地位可以减少他们对这种压力的抵抗。要不然，一个公司也许为了防止工联主义，或者为了赢得其工人的忠诚而决定支付更高的工资。如果资方决定“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那么在这种情形中，利益极有可能跑到有特权的少数人手里。工人的收获也许是在更好的劳动条件方面，如更短的工时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不是更高的工资。要反对这种情况必须提出希法亭所强调的可能性，即，一个具有更大金融资源的更大公司可以处在更强大的抵制工资要求和抑制工会的地位上，尤其是如果它在这些冲突中能够请求国家支持。大垄断公司更强的经济地位因此可以导致工人更好或更坏的条件，视准确的力量平衡而定。尤其是，列宁再三地用“收买”一词来描述工人的收获，他似乎在暗示统治阶级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
困难在于：所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倾向于夸大垄断获胜的程度。事实上，对完全控制了一种产品的市场的个别公司或组织起来的卡特尔来说，它仍然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即使是在个别先进国家受保护的界限之内和整个世界市场之中，价格竞争完全不受抑制。这一难点被列宁坚决主张把“工人贵族”的历史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而弄得更加复杂，当时的确存在许多竞争的公司。
因此，我们必须考察这种情况：个别国家或者是在世界市场上，或者是在殖民地市场上占据某些商品生产的垄断地位，但是在所涉及的国家之内又有许多彼此竞争的小公司。关键是没有单独的公司能够支付得起更高的工资，除非它的竞争者这样做。事实上，产业中的各公司作为集团取得垄断与集团内部存在竞争没有多少区別。工人能够获利的惟一方法就是通过整个产业总工资的提高，而这只能通过某些在那个水平上起作用的力量来达到。产业工人的普遍缺乏是这样一个因素（这也许是它得以成功地控制市场的产物），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是另一个因素，第三个因素是国家干预。马克思讨论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与工资提高无关，而是与劳动时间的法定界限有关。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遵循着同样的思路，把工会行动当作动力（参见第九章）。在工业具有超过其海外竞争者的领先技术，并因而具有生产率上的优势的地方，同样的思考很多都是适用的。这也许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因素。
列宁还暗示（原文不是很清楚），来自国外投资的利润为收买工人阶级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这更加令人怀疑。一般而言，从国外获得利润的公司将不是那些雇佣被收买的本国工人的公司。来自英国海外投资的利润主要到了个别的食利者手中，很难看到任何似乎可能的机制，金钱由它而转移到“工人贵族”手中。食利者的确常常雇佣仆人，但是他们通常是工人阶级中收入最低的部分。男管家和女佣没有为修正主义的政治学创造一个非常似乎可能的基础。
的确有许多的相互联系我还没有讨论，它们为工人阶级支持帝国主义提供了某些根据。例如，受保护的市场可以使就业更有保障。生产奢侈品的工人至少在这类商品购买者众多时获得短期的利益，等等。按布哈林所用的方法，这些种类的联系为谈论“国家繁荣”和“民族利益”提供了基础，但是，充分地论述它们则要求一种详细的分析，无论布哈林还是列宁都没有提供这种分析。
布哈林和列宁两人都正确地把熟练工人看做工人阶级中境况较好的阶层，因此倾向于把他们看成是帝国主义的受益者。事实上，熟练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区分十分古老，而且不清楚的是，作为一个集团的熟练工人因为帝国主义就尤其情况良好。要进一步分析这一点，就需要分析世界分工。人们能够认为，非熟练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更容易被转移到殖民地的企业中去，那里能够雇用廉价劳动力，而熟练工人则更受保护以免受到这种竞争的伤害。
还应该指出的是，资本输出至少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内违背工人的利益，因为在国外创造的工作机会是以牺牲国内的工作机会为代价的，尽管在短期内它可以激励出口资本货物的生产并因而在相关产业维持就业。
总之，布哈林和列宁观察到，某些先进国家的某些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获得较大提高，并且他们不再是“只剩下锁链”。同时，正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也是那些在谋求世界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正名列前茅的国家。值得大大称赞的是我们的作者认识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民族利益”，工人阶级之中的地方和民族情感具有现实的物质基础。毋庸置疑，工人阶级的分层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后来的作者一般来讲并没有试图从殖民利润或垄断世界市场方面来解释它。
四超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理论争论和实际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卡尔·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逐渐地在考茨基周围形成，在那个时代，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尽管今天回忆这是困难的，但由于有事后认识的好处，我们倾向于关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而当时，各种各样俄国团体相对来说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具有很长的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他们把这与低价，尤其是低的食品价格联系起来。当希法亭围绕关税的作用开始对垄断兴起，以及保护和垄断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的时候，他是坚定地按照这种传统工作的，但当他认为金融资本的兴起已经把资本主义的阶级统一起来，金融资本已经确定无疑地取得了对国家的控制时，他则猛然与正统的方法决裂了，正统方法仍然根植于这样的观念：国家政策是代表了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利益冲突的结果。考茨基和他的学派认为帝国主义政策表达了金融资本和某些垄断集团的利益，但坚持认为某些部门的产业资本仍然在和平和自由贸易中维持了利益。社会民主党希望，通过把工人阶级的影响推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一边，事情就能够朝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
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超帝国主义理论中，考茨基就为和平前景的乐观主义想出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即这样一种观念：主要列强将联合一致地剥削世界，而不是为分割世界进行战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霍布森早就提出类似的论证思路，使用了“国际帝国主义”这一术语。在社会民主党中心的理论框架中，这种论证的重要性在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将从统治阶级的这部分人中获得支持：他们将在其他方面有兴趣支持帝国主义的政策，并且因此将增强对和平有作用的政治力量和削弱为战争冒险作准备的那些力量。这个观点有助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哄得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并因此促迸了第二国际在战争爆发时的崩溃。
当战争爆发时，考茨基把他对和平的希望转向了战后的时期。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也能够适用于帝国主义：垄断引起竞争和竞争性的垄断。大公司、大银行和大富豪的疯狂竞争迫使大的金融集团……想出了卡特尔的念头。同样，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世界大战的结果也许是最强国家的联盟，它们放弃它们的军备竞赛……因此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仍然可以度过又一个阶段（卡特尔化转变为对外政策）就不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超帝国主义阶段，我们当然必须像我们积极反对帝国主义那样与它作斗争，但是它们的危险在干另一个方向，而不在于军备竞赛的危险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考茨基，1970：第46页）
考茨基认为，由于列强面临着来自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和它们无产阶级的威胁，这种列强的联合的金融资本对世界“和平的”共同开发政策将是强加于他们的。顺便说一句，在把超帝国主义描写为“和平的”时，显然，考茨基不是说中心国的被剥削人民或无产阶级将受到温和的对待。他只是说主要资本主义列强的统治阶级彼此之间将不进行战争。
这一理论提出的有关方面的内容及其被左派攻击的情况，揭示了大量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这是争论的双方都共有的观点。考茨基认为，重点可能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转移到世界剥削系统的维护上来。确实是后面这种情况，殖民地人民受宗主国资产阶级世界范围的压迫，今天，这一般是通过“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来理解的，但是考茨基仔细地把它与当时所理解的帝国主义概念区分开来，并且给了它一个不同的名称。正是认为这种转变是可能的建议激起了左派的强烈敌意。双方都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导致战争这一点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提议的那样，帝国主义的概念过去和现在的含义己经发生了变化。
在思考超帝国主义理论中出现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可能的趋势，它在纯理论层次上有意义吗？第二，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趋势实际上是占主导地位的吗？或者换句话说，指望它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合理的吗？第三，在理解今天的世界中，这一理论提供了些什么？这里没办法充分论述这些问题中的第二个，因为这需要详细的历史和经验材料。当时那些批评考茨基的人当然只能够考虑这些问题的头两个。
左翼反对超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列宁和他的同盟者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实现，他们想证明，革命是战争和痛苦的惟一替代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下，人们对战后会带来持久和平的渴望是真题问题实质的转变。布哈林和（尤其是）列宁两人写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主要是向考茨基的观点挑战，弥补由于战争爆发时第二国际各政党的投降而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的伤害。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言，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和战争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他们反对在整个非常时期放弃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理论基础。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妥协的可能。
列宁猛烈地驳斥任何超帝国主义的观念：“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就好比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都是胡说。”（《帝国主义论》：第530页[17]）布哈林更温和：理论上讲一个世界托拉斯是可以想象的，但实际上它不会产生。为此他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任何协议必定会被不平衡的发展所破坏。强者无论如何不会接受协议，因为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份额。第二，如果无产阶级变得强大到足以制止侵略政策，就像考茨基希望他们能够那样，他们也将强大到足以建立社会主义。希法亭在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被提出来之前就写作，提出了同样的论证，但就市场是武力分割还是和平分割占优势没有形成任何结论，尽管他认为协议很可能是暂时的。
布哈林的论据的第一点依赖于这个假设：国家的资本集团——每一个都利用对本国经济区域的排他性的占有——必须依然是任何超帝国主义的和平得以在其间实现的基本单位。然而，除布哈林为以国家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而提出的理由之外，存在着一个相反的趋势，也是从他的分析所包括的各种因素中产生的。对布哈林而言，对希法亭也一样，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想从内部渗透到其他民族国家受保护的市场中去。经历一段长时间之后，这能够导致国家资本的相互渗透，伴随着同样的公司集团在各自国家经济区域内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所进行的扩大一个国家区域的斗争从经济上讲变得没有意义。举一个例子，当它们己经在欧洲工业中安全地建立起来时，福特公司或通用汽车公司试图通过倡议美国合并欧共体的部分国家来扩展它们的市场，这样做将亳无意义。在同样的方面，不同市场之间的关税壁垒成为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跨国公司曾经完全认可的好处。
至于第二个论据，即如果工人阶级强大到足以促进和平政策的采用，它也将强大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这似乎是一种极其公式化的论证，它没有充分公正地对待政治发展的复杂性。我们的所有作者都期待着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的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集团的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出现，它对世界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烕胁，迫使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防御，并且从政治上把工人阶级吸收到一个改造过的政治体制之中。对超帝国主义理论的正统的批驳显然不再具有同样的力量。我不认为考茨基的理论能够正确地适应我们自己的时代，只是认为，列宁和布哈林所提出来的反对他的各种论据从纯粹理论的层面看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强有力的关于竞争导致战争的确是那个时代主导趋势的证据，但是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在争论的压力下夸大其辞了。
五共产国际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建立之后，列宁、布哈林和其他共产党领袖面对着一种新的处境。在许多其他的问题中，如关于共产党在不发达地区的策略，苏联和殖民地的关系等，他们不得不釆取一种观点。没有什么理论内容产生（有太多的其他事情要做，以致不能在理论上花很多时间），但是列宁所持的立场，以及在他死后，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所持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共产国际讨论共产党对反殖民运动的态度，这几乎是第一次对这个问题的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列宁认为，共产党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形成暂时的同盟，但保持独立自主，他还有过这样的遐想：落后地区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迈向共产主义。到了1928年（列宁死后），共产国际完全改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认为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阻碍而不是加速了殖民地区的发展（参见斯齐曼斯基，1981：第44一51页；沃伦，1980：第84—109页：）。
沃伦（1980）认为这一时期是其关于帝国主义理论发展的论述的关键。毋庸置疑，在马克思把殖民扩张主要看做是进步的——虽然是残酷的——评价和二战后多数马克思主义作家对帝国主义完全否定的判断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沃伦因为观点上的这种转变而责备列宁，认为尽管列宁口头上说支持传统观点（沃伦支持这样做，参见第十一章），但他把帝国主义谴责为“寄生”的语调却在讲着一个不同的故事。至于《帝国主义论》所关心的内容，我不敢苟同。有些依附论者（参见第八章）的确把他们的观点归功于列宁，但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决心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文本中发现许多激励他们的东西。在上面第二节所引的摘录中，列宁认为，资本输出扩大和深化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倒能够让人同意。布哈林和希法亭比列宁更接近依附论者。
沃伦更稳妥地主张，列宁在20年代的政治策略和记载在共产国际决议中的观点的转变，标志着方向的根本改变。重要的是承认，以任何方式支持殖民地的民族独立都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相冲突。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把发展前进到一定阶段之前的现代独立国家的构建看做是不可能的，而从那时以后就既不可避免，又合乎需要。然而，一旦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这就命中注定要轻易地把经济落后归罪于外国人。1928年共产国际的决议是这样做的一个早期的例子，但它不被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分析所支持。
六小结
布哈林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分析（马克思，卢森堡）与希法亭对金融资本集团形成的分析结合起来，想要说明为什么这些集团是在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竞争的斗争在金融资本时代继续着，但是它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的形式。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更低的理论水平上继承了同样的思路，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描述性论述。两人都认为资本输出加速了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尽管布哈林在其预言中更加谨慎）两人都讨论了帝国主义中心国的工人如何从“他们的”国家的成功中获得某些（有限的）利益，因而解释了工人阶级民族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两人都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造成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注释：
[1]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页。
[2]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3页。
[3]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3—784页。
[4]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3页。
[5]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3页。
[6]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页。
[7]冲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7页。
[8]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2页。
[9]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页。
[10]Riviera，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假日游憩胜地。一译注
[11]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1页。
[12]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8页。
[13]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8页。
[14]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2页。
[15]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16]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1页。
[17]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3页。 |
第五章希法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五章希法亭
一金融资本
二保护主义和经济区域
三资本输出
四帝国主义
五小结
1900年至1920年间，帝国主义的概念被三位作者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接着，一种明确的帝国主义理论得以构建，这三位作者是：鲁道夫·希法亭[1]、尼古拉·布哈林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将把他们的理论称作“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因为我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术语指称从马克思到列宁和托洛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作家；马克思本人没有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把这二位作家的贡献区分开来是不容易的。希法亭最先开始，他的巨著《金融资本》几乎包括了其他人提出的每一个主要论点。由此能够证明，他真正值得称赞。然而，他却没有把他的论证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明确的帝国主义概念。布哈林在其《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中，把希法亭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展的描述改造为一种连贯的关于世界经济转变的理论。我将证明，列宁在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贡献主要是把希法亭和布哈林的理论通俗化，并且引入了取自霍布森的观念。这些判断只是根据已经发表的文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内―既在维也纳和柏林，希法亭在那里工作过，也在俄国流亡者中间空前的创造性爆发的时期之一。各种观念在传播，尤其是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但它们最初的起源是难以追溯的。
而曲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却是容易的，因为正是这一概念已经扩展并改变了它的意思。今天，“帝国主义”一词一般是指更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首先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体现在以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方式进行的争夺领土的冲突之中，并且最终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强国对弱国的控制当然隐含在这个概念之中，但焦点集中在为取得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上面，这是一种最强的国家之间的斗争，其中不发达国家主要是以被动的战场的身份，而不是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出场的。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被指责为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这种指责在相当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他们对最先进国家的关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现实。希法亭写作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步形成期间，布哈林和列宁的写作则是在战争己经开始之后。社会主义运动那时必须认真研究针对战争的政策。所有这三人都把先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是朝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路线和不发达地区发展的先决条件。
上述三位作者都认为自己正在把马克思现代化，思考自马克思时代以来所发生的进展（尽管马克思对此曾作过预言），即垄断的出现。“垄断”一词在主流经济学中用来指在特定的市场之内没有竞争者的单一的销售者。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垄断”更广义地被用来指称任何严重违背原子状竞争（atomisticcompetition的行为）[2]。哪里只有较少的生产者，我们就能够谈论垄断的增长，并没有把非常残酷的竞争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在相对自发的市场中，并不像它在竞争的资本主义中那样采取价格竞争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是能够采取非常多样的形式的直接竞争。
一金融资本
希法亭的主要著作《金融资本》（希法亭，1981，下面简写为FC）多半是1905年左右写于维也纳，但并没有完成，直到1910年才在德国出版。它主要涉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发展。我必须考察希法亭著作中的这个方面，因为这是他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以及后来的作者的许多作品的基础。但我不能深入到细节，因为它有点超出本书范围之外。
他是以一段冗长有趣，但十分离题的对货币的论述开始的，这里我将完全忽略这一主题，只是注意到，这本书开头部分的晦涩也许正好是为什么全书被人们敬而远之的原因。
他论述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作为资本主义公司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的出现。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按其股权比例分享利润并且控制公司的资本家们的联盟。尽管有一些观点同马克思关于这一主题的非常零散的评论（《资本论》第3卷，第27章，第427页等处）相同，但希法亭对股份公司的论述确实是对这一重要主题第一次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
股份公司（现代企业）的形成代表了资本家作用的调整。先前的组织形式个人的企业——在规模上受到其所有者财产的限制，并且只能够发展到个别资本家把利润省下来并把它们再进行投资的程度。股份公司能够从许多小股东那里把资本聚集起来，使许多资本得以合并成一体。同时，个人的财产所有权可能在经历各种股票上的欺诈和投机的机会后集中到为数不多的人手中，并且，控制了大宗股票的持有人才能够实施操纵。希法亭强调指出，大笔资本的所有者能够运用股份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取得对许多小股东的资本的控制。无论它对个人财产的集中的影响如何，股份公司的兴起既代表了经济权力一次大规模的集中，也代表了一次生产的集中。在当时左翼作者中间，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话题；当时毕竟是这样一个时代：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之类的巨头正在用实际的话语展示这些金融操纵的潜力。
背景条件是正处在资本的集聚和集中的过程中，其中大资本排挤小资本，产生了垄断的趋势。对马克思的工作以及事实上对所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来说，这个过程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德国和中欧，这一过程是十分明显的。股份公司的发展只是加速了已经进行的集中的趋势。希法亭相当详细地讨论了资本集中可能釆取的不同形式。
垄断在一个部门的兴起会对其他与之有贸易往来的部门造成影响，形成“相互的依赖和控制关系”。在一个竞争的系统内，每一家公司都有许多潜在的供货商和订货商，这对任何单一的公司的策略来说可能比较是无关紧要的。而在公司只有少数几个订货商或供货商的地方，这就不能够是无关紧要的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逐渐形成起来了。只要彼此有贸易往来的公司是独立的，就会有为取得支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冲突（例如，在它们交易的价格方面）。希法亭断言：“在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哪个企业将依赖于其他企业主要是由资本的数量决定的。”（FC:223）特别是在比较具有竞争性的产业与垄断集团或卡特尔进行贸易往来的地方，它将受到垄断集团的控制。竞争的公司将被迫处于单纯代理商的地位，除非它们通过形成它们自己的卡特尔或合并来进行自卫。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垄断化的经济部门将被有力地扩展开。因此，垄断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感染力的：它往往会超越某个阶段而非常迅速地蔓延。希法亭把垄断的迅速扩展，和由直接的相互依赖和控制关系而形成的不同经济部门彼此间的紧密联结（代替自发的市场联结）视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根本变革。
对希法亭来说，垄断发展中的主角是银行。从前面开始我就已经省略掉所有关于银行的谈论，是想表明，希法亭描述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主线并不依赖于他的关于银行作用的理论。希法亭对银行作用的强调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以德国为基础，在那里，银行的确扮演了主角。而在其他国家，基本上相同的结果却是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出现的。
银行的主要职能是集聚货币资本，即把闲散资金（资本家的储备金、折旧费等等，还有其他社会阶层的储蓄）收集起来。然后，根据“公积金”（pooledreserves）原则，大多数可以重新借贷出去用于生产（赢利），只有较小的部分作为储备金以现金的方式被保留。在德国，银行还执行着更广泛的职能（例如，代表它们的客户买卖股票，以及自己持有股票），这样，它们有效地控制了所有货币资本的来源，并因此作为一个集团具有巨大的潜力。只要银行业具有相对的竞争性，这就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一家银行拒绝贷款，就会转向其他银行。然而，银行处于垄断趋势的最前线，在德国，大银行的数量降至9个，然后降至6个。（参见布哈林，1972a：第71页；列宁，1950年，第210页等处。希法亭仅仅顺便指出了真实的细节：例如FC：121n18。）
假设银行的垄断发展迅速，并且伴随着对所有主要资金来源的集中控制，那么就容易看到银行是如何终于在希法亭所描述的紧密相连和等级制的资本主义系统中起支配作用的了。银行转过来对在它们的客户中促进组成卡特尔具有强烈的兴趣，因为这减少了银行已经借钱给它们的那些公司将要倒闭的风险，而且对促进合并也有强烈的兴趣，这样，较弱的公司就被较强的公司所兼并（保护银行的钱），而不是被竞争逼得走投无路。
希法亭用他的金融资本概念概括了这些转变，无疑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词汇最有名的贡献。马克思分析了划分为三个部分的资本：
产业资本（生产性企业，包括资本主义农业企业），银行资本（银行和同样经营货币资本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商业资本（商人资本；买卖商品，而不是生产商品）。希法亭认为，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分离，这是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己经不存在。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结合的产物。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不要把金融资本与银行资本混为一谈。
希法亭论证道，当银行存款增长，而且商业投资机会下降时（因为垄断集团直接控制着买卖），银行实际上是被迫直接投资于生产。
产业资本持续增长的部分并不属于使用它的实业家。他们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够处理资本，它们代表着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必须把它们的资本的持续增长的部分投资于产业，靠这种方法.它们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通过这种方法实际地转变为产业资本，称作金融资本。(FC：225，黑体为引者所加）
金融资本的概念，当希法亭提出它时，并不是完全明确的。在非常简单的水平上，它是总资本中通过银行，或更普遍地通过金融系统而由产业资本控制的那个部分的一个称号。然而，希法亭却常常用它表示一种控制单位：处于银行控制之下的那部分（资本主义）经济。也许，考察它的方法——它最好地包括了希法亭及其后继者使用这一术语的方法就是把“金融资本”理解为资本的那个部分：其中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功能被有效地合成一体；其中来自许多源头的资金的汇集由同样实际控制资金的生产性使用的企业来完成。
如果对概念的这种概括得以接受，那么，它就为把现今大的跨国公司视为金融资本的一部分打开了道路。这些公司当然不是处于银行的控制之下，但是它们的总机构在从许多渠道（包括小股东，通过股票发行）筹集金钱方面确实履行了许多银行资本的职能，而且还为资本从一个附属企业流向另一个附属企业开辟通道。希法亭承认股份公司和银行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能够从许多来源筹集资本。(FC：122）如果我们要论及金融资本统治的时代，那么就必须扩展这一概念并且使它摆脱其与银行统治的关联，在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找不到这种情况。
希法亭认识到，银行的作用在英国十分不同，在那里，银行仅仅为流通提供信贷，并不为长期资本投资提供资金。结果银行存款利率很低，并且通过证券交易所持有公开购买的股票。产业因此较少地依赖于银行。（FC：225）他也许正确地通过资本主义在德国更迟但更迅速的发展来解释德国银行系统更强大的统治。在英国，财富是经历长时间之后最终集中到产业资本家手中。德国实业家，为了迎头赶上，必须通过银行和通过建立股份公司吸收其他各阶层的储蓄。（FC：306）这种解释也许应该被当作前进了一步；英国更慢的发展速度，与商人资本统治期间金融机构各部分的发展一起，导致了更加多样的银行体系的出现，其中不同的银行职能由银行资本的不同部分（股票经纪人，商业银行，清算银行等等）履行。毫无疑问，集中和集聚的整个过程在英国是有点迟缓。这一点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列强中垄断化程度最低的英国具有最庞大的帝国），但是解释也许是太简单了。竞争性的斗争强化了资本的集中，并且使英国在工业上相对领先，在稍微欠发达的国家中，就更少感知竞争的压力。
本节最好用希法亭的话来概括：
金融资本意味着资本的统一。以前分离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领域，现在被置于高高在上的金融机构的指导之下，其中，产业和银行的主人建立了一种密切的个人联盟。这种联盟的基础就是通过大的垄断集团在个别资本家之间消除自由竞争。这同时自然涉及资本家阶级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改变。（FC：301）
二保护主义和经济区域
保护性关税——即对进入一个区域的商品所征收的各种税款，使其与本地产品相比处于小利的地位在希法亭的论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许看起来令人惊讶，因为关税常常被看做是相当琐碎和令人厌烦、最好留给专家去争论的的事情。我们自己必须记住，产业资本在英国的胜利是以谷物法[3]（保护农业的一种形式）的废除为标志的，在希法亭写作的年代，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争在所有先进国家都是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顺便插一句，值得注意的是，希法亭对自由贸易效率抱有几乎天真的信念。自由贸易“将保证尽可能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合理的国际分工。”（FC：311）今天，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这种对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上的效率所表示的典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信念。
和卢森堡一样，希法亭强调指出，竞争的压力使得资本主义尽最大可能地利用在世界不同部分发现的不同自然条件和资源，大规模经营的重要性在于降低成本。因此，资本家必定总是为了他们的经营而寻找向他们最大限度开放的领土。关税的重要性在于，它们界定了一个明确的国家版图。由于自由贸易，在大的，而不是小的国家领土内的经营优势将微乎其微，但是一旦保护性关税被建立起来，并且国际贸易的范围萎缩，那么，国家版图的大小就重要得多。小国家（他以比利时为例）通常赞同自由贸易。
那么，为什么应该征收关税呢？在竞争的工业资本时代，“幼年的工业”在对外竞争中寻求保护以便使它们自己得以起步。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国家，因为同样的原因不需要关税，而且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但当其他国家开始工业发展时，他们就感到对幼年工业来说需要关税。希法亭认为，这些幼年工业关税，如果成功的话，在竞争的资本主义中会自我消失。一旦工业达到开始出口的阶段，出口的商品必须按世界市场价格出售，而竞争保证了国内市场的价格与出口价格相称。如果国内市场价格高于出口价格，公司将把生产转向更有利可图的国内市场，直到差距被消除为止。一旦国内和国外价格相等，关税是不起作用的。
垄断的兴起改变了关税的作用。希法亭的论证主要依赖于这个观念：垄断某种特殊产品的国内市场要比垄断世界市场容易得多。他论证这一点的主要依据是：比已经达到的程度高得多的资本集中对世界范围可能的卡特尔化来说是必需的，以及“卡特尔不会如此稳固地建立在”一种国际的基础之上（但是为什么？）会存在对以外国为基础的卡特尔的抵抗。至少就希法亭对它们的论述而言，这些都不是非常有力的证据（FC：312），似乎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些论据对他整个的论证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他仅仅理所当然地认为，卡特尔必定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上形成，正是布哈林真正地看出这是一个问题，对他来说，硏究的目标是世界经济。布哈林和列宁都更加关注世界范围卡特尔化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想驳斥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这一主题我将在下一章中开始论述。
假设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是不可能的，那么关税保护对建立在国家基础上、从其垄断地位获取任何优势的托拉斯或卡特尔来说就是必要的。没有保护，进口货物将涌入，并且价格一旦被抬到世界市场水平之上就削价与垄断组织抢生意。关税直接决定着国家垄断能够把价格提高到世界市场价格之上的程度，如果市场是完全孤立的，将达到它们所设定的垄断价格水平。因此，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对提高保护水平有直接的兴趣。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即垄断兴起的时期，还能够看到保护主义变得更加广泛，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一段时期，那时，趋势是非常踌躇地朝向自由贸易。对关税的这种分析并不是希法亭的独创。恩格斯就暗示过这一点，在希法亭时代的经济文献中被广泛地讨论。希法亭的贡献是把它扩展到对金融资本的兴起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之中（参见布哈林，1972a：75n2中的参考书目：）。
希法亭关于垄断组织寻求关税保护的论断仅仅适用于特殊的部门。如果对所有的商品征收关税，并且如果它们的价格都相应地提高（进口商品价格提高，因为实际上缴纳了关税，出口商品国内巿场价格提高，因为垄断价格确定的范围由关税引起），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货币工资将不得不提高而使实际工资（劳动力的价值）保持不变。而在希法亭看来，垄断利润应该被视为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在损害依然竞争的部门的情况下提高垄断利润。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因为他把垄断价格描述为强加在全部消费者身上的“一种贡赋”，而不是“从其他非卡特尔化的产业利润中的一种扣除”。（FC：308）他还认为，重工业并不十分关心生活费用的提高，因为劳动成本在高的资本有机构成情况下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FC：309）。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工资的提高将影响重工业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它们的直接劳动的成本，不管怎样，保护也许会抬高生产资料的价格。另一方面，他的确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保护主义可能因为效率的降低——它产生于国际分工的缩减——而降低了总利润率。事实是，他没有一套完整的关于工资，或价格和利润的理论，而在一种经济体系中，价格既受垄断，又受由关税调整的对外价格的影响。这的确不能拿来作反对他的理由，因为我知道其他没有一个人具有这样一种理论。
我们己经看到，对出口（或潜在出口的）商品征收的关税在竞争的产业中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对垄断的产业来说，它们不是无效的，因为一个垄断组织能够在不同的市场以不同的价格进行销售。在存在许多公司的地方，它们将各自使供给转向高价市场，因为每个公司都认为它自己对价格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一个垄断组织能够在国内市场上故意抬高价格。价格不再由自发的市场力量所决定，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处于垄断组织的有意控制之下。为了在国内市场上维持价格，垄断组织必须限制销售数量，因为当价格提高时，消费者买得就少。只要价格足以弥补成本，剩余产品就能够在世界市场上以它将买得出的任何价格出售；如果成本随着产量的提高而下降，与此相应的是，价格应该足以承担生产额外产品的额外费用，它将比生产全部产品的平均成本低。（参见各种论述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以及差别垄断的经济学教材。）
因此，在世界市场上以低于平均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对垄断组织有利，并不是为了摆脱一时的剩余产品，而是作为一种常见的惯例。一个例子可以使这清楚一些。假设生产100件产品的成本是100美元，生产200件产品的成本是150美元。100件产品的平均成本是每件1美元，而200件产品的平均成本是每件0.75美元。现在考虑一下下面提出的销售方式：
国内市场销售：100件；价格：每件1.50美元；收入：150美元。
出口市场销售：100件；价格：每件0.60美元；收入：60美元。
总销售：200件；总收入：210美元。
单独在国内市场销售将带来50美元的利润(150美元的收入，成本100美元）。100件产品的出口已经获得额外收入60美元并且增加50美元成本，利润提髙到60美元(210美元〜150美元），尽管事实上100件出口产品是以低于生产所有200件产品的平均成本出售的(0.60美元与0.75美元的平均成本相比较）。在同样的例子中，考虑到企业没有受关税保护的国内市场，它不得不以世界市场价格出售其所有产品。如果它还有200件产品，那么它将是亏本经营：120美元的收入和150美元的成本，30美元的亏损。一个足够大的企业的确也许能够克服这种不利状况（比如说：产量600，成本300美元），但是，对受关税保护的国内市场具有垄断控制的企业显然在为取得世界市场中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占据优势。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所有国家都保护它们的市场，能到哪去找这种“世界市场”或“国外市场”呢？希法亭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似乎已经假设了一种发展不完全的保护，留下大块没有保护的世界。还能够指出的是，如果垄断集团充分利用关税抬高它们的价格，外国商品仍然能够渗透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继续上面给出的例子，如果世界市场价格是0.60美元，而每件产品的关税是0.90美元，那么，一个国内垄断者能够以1.50美元销售，但是一个外国供应商也能够以1.50美元销售，支付0.90美元的关税并且获得0.60美元的净收入，在没有保护的世界市场部分也同样如此。
请注意，希法亭认为，垄断组织剥削它们的保护区域内的所有消费者，无论他们生活在宗主国的地区或是殖民地；这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其附属地区的问题，而是垄组织剥削其他所有人的问题。保护，因为支持垄断组织，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尤其是统治阶级的特殊部分，金融资本。
希法亭因此认为，保护主义的功能己经完全被改变了。“它已经从防备外国产业对国内市场征服的手段成为国内产业征服外国市场的手段。”（FC：310）
正如我们巳经看到的那样，保护性关税为资本主义垄断集团在其国内市场的销售中带来了额外利润。经济区域越大，国内销售额越大……因而卡特尔的利润越大。这种利润越大，出口补贴就能越高，因而卡特尔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就越强大。（FC：313）
保护主义把世界划分为性质截然不同的国家经济区域，而垄断的兴起意味着保护主义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尽管希法亭提出了进一步的论据，我将在下一节对此进行讨论）。他的话说就是：
金融资本的政策有三个目标：(1）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区域；(2）通过保护性关税壁垒终止这一区域的外国竞争，从而(3）把它留作国家垄断联合体的剥削地区。（FC：326）
三资本输出
真正大规模的国际性资本运动大约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左右，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达到顶点。它从未再次达到这样的与总投资的规模相适应的水平，但是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够理解未来。资本输出因此就是他们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已经几乎成了老生常谈：“资本输出趋于取代商品输出”；有必要对此加以分析。
希法亭显然把资本从一个地区或产业部门向另一个地区或产业部门的运动看做是资本主义完全正常的方面。资本想获得最便宜的生产场所、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最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有一些区别希法亭没有划清，但对他的论证来说却是重要的。从他的“国家经济区域”（它也许比狭义界定的“国家”更大，因为它包括殖民地、势力范围等等）概念出发，我们能够区分资本输出的三种形式：第一，存在着资本向经济区域的不发达部分的运动。根据希法亭，为了获得这些投资领域，存在着扩展区域的动机。第二，存在着向世界的“无人认领的”，或独立但落后的地区的投资。这种投资可以作为把有关地区合并到国家版图（优惠的待遇也许是准予贷款的条件）的一种手段，或者为了保护投资它可能产生一种随后合并的动机。第三，存在着在别国区域的投资。这将有助于减轻世界市场分割为不同区域的重要性，而不是产生领上扩张的动机。
那么，资本输出的原因是什么呢？希法亭把资本寻求最大利润的持续不断的运动看做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些补充论证特别适用于资本输出。一个论证是人们想通过在其关税壁垒之内生产，利用本打算把你排除在外的关税，来克服其他国家的保护性关税。在关税是由弱国征收的情况下，这属于我说的第二种类型，并且可能是资本输入国纳入资本输出国的影响范围的前奏。然而，在资本输入国是个较重要的强国的情况下，它属于我说的第三种类型，并且有助于在为国家资本保留“国家领土”中削弱保护性关税的影响。
希法亭的确注意到“下降的利润率”。（FC：315）但他立刻正确地通过指出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不单单由最先进国家的条件所决定从而限定了论证；先进的和不发达的国家两者都不得不以单一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它们的商品。如果先进国家有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这是因为资本一集约的方法按现有价格更有利可图。运用不够先进的方法生产同样商品的不发达地区必定有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利润率（除非它们有诸如低工资等的其他优势，这本身就是对资本运动的充分说明）。
然而，希法亭却把利息（和利润率）的差异当作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动力。先进国家高度发达的金融系统导致更低的利息率和更大量的（货币）资本，因此它们是借款和筹资开办新企业的主要中枢。不发达国家也吸引投资，因为工资低，劳动的低素质被长的工作时间所弥补，还因为地租低。这些原因不需要讨论，因为它们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还讨论了通过资本输出而建立的资本货物市场[4]，但他把这些主要当作资本输出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来看待。资本输出刺激了资本货物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廉价的商品供给，并且提高了利润率。这因而导致了一个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吋期。
金融资本的兴起与资本输出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对希法亭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他希望证明，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发展与金融资本的兴起有关联。他的回答涉及制度上的变革，如联合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的采用和银行与产业公司的连结等。资本输出的机会曾经始终在那里，但却始终无人认领，因为没有适当的组织形式来利用它们。股份公司的形式使得子公司有可能在没有资本家移民的情况下在国外建立起来。银行和产业公司之间的连结有助于更容易地存取资金，常常通过银行的一个外国分支机构。一个大公司在新的位置从头开始设立一个新的设施方面仅仅因为它的规模就具有很大的优势。
金融资本的发展还改变了资本输出的形式。那些金融资本不十分发达的国家（英国、法国）通过有价证券投资，即准予贷款和购买外国企业的股票来输出资本。在金融资本比较发达的地方（德国、美国），资本输出往往采取对受控于资本输出国的生产企业直接投资的形式，以保证资本输出者具有更加紧密得多的控制力。用于国外投资的金融资本的更大效率是一种竞争优势，它加速了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变。
我已经略微谈到资本输出与“国家经济区域”的建立和扩张之间的某种关系。地域的扩张为投资开辟了新的机会，同时投资者可以呼吁“本国”政府创造一个适合于他们的活动的政治和法律环境。贸易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之间进行，但是资本投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在这些还没有彻底建立起来的地方，殖民控制也许是建立它们的一种方法。所有这一切与马克思、卢森堡和霍布森是一脉相承的。
希法亭的书的重点在于最先进的国家，即金融资本的中心，但是关于这些发展对较不发达地区的影响，他的确有话要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新的地区的建立尽管是通过武力获得的，但却是必然的。希法亭的评论已经能够直接从卢森堡那里获得(或者说反之亦然）；在关于资本主义扩张的方法上，他们并非不同，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在扩张的理由方面也是相当一致的。
暴力的方法是殖民政策的本质，没有这些方法，它将失去其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正像一般说来无产的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绝对必要的条件一样，它们正是资本主义必要的组成部分。执行殖民政策而不必诉诸于暴力方法的观念是一种幻想，就像消除无产阶级而同时保留现存的资本主义一样荒谬。（FC：319）
资本输出是这种由暴力引起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崩溃背后的主要动力。
资本输出，特别是因为它已经采取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形式，巳经极大地加速了所有旧的社会关系的灭亡，并且推动整个世界卷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独立地发生在每个个别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剥削关系是与资本一道从国外输入的，并且确实是在最先进国家巳经达到的水平上输入的。（FC：322）
资本输入对较不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具有有利的影响，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资本被引进来建造铁路和增强适合当地市场的产业的时候。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输入的缺点在于利润的外流，尽管足够大的领土也许能够“移植”外国资本（希法亭的例子是在德国对法国和比利时资本的吸收）。然而，资本输出日益指向出口原材料的生产。这导致了经济的和政治的依赖性（FC：330）。希法亭因此预见到了被后来的作者所发展了的主题，但是他很快厌恶了这些主题，转而讨论小国家变成大国间争斗的战场的方式，并且因此回到了他主要感兴趣的先进国家的主题上。
四帝国主义
金融资本的兴起造成阶级结构、国家的作用和意识形态领域等方面的根本变化。在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时代，资本被划分为三个截然不问的部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产业资本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既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或不干涉主义（laissez-faire），也是更激进的政治自由主义，其中个别资本家和商品生产者的独立要求被转变为独立的公民权利的学说。这种意识形态从未以一种纯粹的形式获得支配地位。希法亭在一方面是英国，另一方面是欧洲大陆之间作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在英国，在一个非常早的阶段就已赢得资本主义的胜利，即在自由主义获得其传统的政治形式之前，结果，英国的意识形态受狭隘的不干涉主义的经济学说的支配。政治自由主义从未扎根在其更牢固的形式之中。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完全表达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当时英国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国家并且对国际竞争没有任何畏惧。当竞争的意识形态变成过时的，随着金融资本在其他国家的兴起，竞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结果不容易摆脱。在欧洲大陆，产业资本从一开始就需要保护和国家援助，作为更晚出发的结果最初是更弱的。不干涉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未被如此牢固地把握住，传统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敌意非常弱。长期以来，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都是从事农业的人，因为北欧是粮食出口地区。在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从前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中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的斗争也产生出对国家的支持。因此，金融资本建立在相当多的中央经济统制论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之上。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未被完全消除，并且能够被融合进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之中。
金融资本的兴起使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结合为一体，而商业资本被降低到完全次要的地位。商业资本单独作用的主要理由曾经是需要把许多小公司的产品收集起来，从大规模贸易的经济实惠中获利。一旦生产被集中到大的单位，这种理由便不存在了，尤其在生产的一个部门与另一个部门之间的交易之中，在这里，大公司宁愿彼此之间直接交易。在商业资本完全存在的地方，它被降低到金融资本代理人的地位。
根据希法亭的观点，通过金融资本，通过“个人联合”的资本融合是牢固的。就这一点而言，他的意思是，不同部门的高层人员足可以互换的。银行的代表是产业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企业家是银行董事会的成员。家庭和社会的纽带也把统治阶级连结起来。更小的资本家事实上忍受着垄断兴起的痛苦，但希法亭并不希望他们起来反对金融资本，因为他们依赖于银行（为了贷款）并且依赖于垄断组织（为了订单和供给）。在整合地主、专业人员、国家雇员和食利者等非生产阶级中，股票所有权的扩散是非常重要的。当金融资本通过开办工厂加工农产品之类的东西而渗透到农村时，农村的势力也被合并。各“占有阶级”政治上形成一体，因为事实上他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工人阶级。
金融资本的兴起因此创造了一个在“金融寡头”领导之下、在政治事务上相对统一的统治阶级，与相对统一的和等级制的经济结构相对应（注意与霍布森的类似之处）。统治阶级结构上的这种变化自然涉及它与国家关系上的变化，这是一种变得更紧密和更直接得多的关系。希法亭没有他的后继者走得那样远，他倾向于把国家视为一小撮垄断组织或多或少的直接财产，但即使如此，他也可能己经走得太远。他正在描述的趋势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完全地展开，令人怀疑的是，资本家阶级的不同阶层和部分，以及它的同盟者是否像他提议的那样永远彻底地被整合了。
他还描述了由于公司扩大的规模和随之行政部门及日常文书工作的迅猛增加而产生的新的白领工人阶层的发展。他预见到这些团体的持续增加并且充分了解它们的重要性。尽管他把他们视为工人阶级潜在的同盟者，但他承认，他们当时是属于人口中最顽固的反动部分，而且他们的立场最多会是模棱两可的。金融资本的政治倾向因而是非常强烈的。
希法亭着重指出，金融资本需要国家的力量。首先，关税保护被用来获取垄断利益。假设有了保护，我们就己经理解为什么金融资本将迫切要求领土扩张，并且因而迫切要求一个强大的国家。
对扩张主义政策的需要使资产阶级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它不再是热爱和平和人道主义的。旧的自由的商人不仅相信自由贸易是最好的经济政策，而且是和平时代的开始。金融资本很早以前就放弃了这一信念。它对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没有信心，并且充分认识到，竞争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权力的斗争。和平的理想巳经失去其光彩，代替人道理念的是对国家的强大和力量的赞美……现在的理想是捍卫人们自己的国家对世界的统治。（FC：335）
希法亭没有一般地使用“帝国主义”一词，而是倾向于使用诸如“现代保护主义政策”、“现代殖民政策”和“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这样的短语。当他的确使用这一概念时，它是对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趋势的一个笼统的描述性术语，因此还有一些用语，如：“现代保护主义政策，它与帝国主义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和“资本除帝国主义政策之外没有其他能够执行的政策”。（FC：365,366）所有这些参考资料都出现在那本书的最后一章。帝国主义是一个与当时时代相关的单词，希法亭用它来为他的结论增加活力。
词的使用井不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重要的是缺乏任何清楚的帝国主义概念，希法亭用各种各样的短语来表示现象的不同方面就表明了这种缺乏。观念的主要因素都已经摆在那里，但它们从未被集中到一起：那个把它们集中起来的荣誉应当归布哈林。希法亭为什么没有构造一个帝国主义的概念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兴趣在主要的资本主义中心的内部发展上面，在金融资本的兴起上面。这是那本书的书名，它是他的概念，没人能够把它从他那里夺走。
把希法亭对最后被称为“帝国主义”的那种现象的分散的评论集中起来，将立即表明布哈林和列宁从他那里获得了多少东西。金融资本对潜在的国家经济区域范围的最大化有着直接的兴趣。此外，还为资本输出寻求各种独占的领域。两者毫不宽容地点明了扩张的政策，并且因而点明了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冲突。希法亭在讨论冲突的必然性时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德国金融资本的兴起，对相对狭窄的领土的控制，以及英国的相对衰退，特别是一个庞大帝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实力与领土规模之间的不均衡，形成了希法亭所总结的一种环境：“这是一种必定极大地加剧德国和英国及其它们各自卫星国之间冲突的状况，并且导致武力解决。”（FC：331）另一方面，他认为，英国和法国的金融资本发展的低水平导致经常向美国和德国企业的资本输出釆取贷款的形式，因此形成了国际资本利益的“某种一致”。他还把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引证为阻止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战争一个因素。关于这些趋势中的哪个将占主导地位，他宁可保持不可知论的态度，评论说这完全依赖于特定事件的环境，正像对个别公司来说，在进入卡特尔或通过降价与对手抢生意来试图取得优势之间进行选择。至于考茨基和列宁之间在这些主题上的冲突（下一章讨论），希法亭的立场和在许多同样事情的立场一样，介于两者之间。当然，对列宁来说，宣告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相对容易的，当时战争事实上己经爆发了。
五小结
竞争有助形成垄断，而垄断组织能够对它们与之进行交易的小公司实施控制。因此就存在着形成以等级制的方式组建的大的资本集团的趋势。银行的、产业的和商业的资本是连结在一起的，如金融资本，在这些金融集团中，希法亭把它看做是受银行支配的。因为垄断集团仍不能控制世界市场，它们需要关税的保护，并且因而试图尽可能远地扩展它们的受保护的市场，和寻求金融资本对扩张主义政策的支持。因为开始了这些论证，希法亭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真正创始人。
注释：
[1]希法亭(1877-1941），着有《金融资本》(1910)一书，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虽然作者在货币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注
[2]指无数小企业集合起来形成的竞争。——译注
[3]CornLaws，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1846年被废除。——译注
[4]capitalgoods，生产工业品所需的生产资料。——译注 |
第四章霍布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四章霍布森
一消费不足
二垄断和资本输出
三帝国主义的政治
四小结
J·A·霍布森[1]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作者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不能够被忽视。列宁吸收了霍布森的思想，而且有些作者甚至谈到“霍布森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尽管这夸大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巴兰和斯威齐跟随霍布森要比列宁紧得多，而他们的工作与霍布森的工作之间的相似处没有像往常那样被人关注。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在其《帝国主义》（霍布森，1938年；1902年第一版）中提出来的；它以之为基础的“消费不足理论”出现于他与A·F·莫迈利合写的第一本书中（莫迈利和霍布森，1889年），而且成为他终其一生持续研究的一个主题。他提出了一种论证，据此，普遍垄断的出现被说成导致了消费不足（或过度储蓄）、对外投资的增长和帝国主义扩张。简而言之：（1）垄断增加了利润额，并且把它集中到更少数的人手中；（2）大部分垄断利润被节省下来，因而储蓄趋于增加；（3）国内投资机会受限（对垄断减少投资这一点有时还有争论），因而储蓄趋于超过投资；（4）过量的储蓄导致长期的需求短缺，除非找到某些出路；（5）资本输出能够为过量的储蓄提供一个出口；（6）出现了领土兼并的压力，以保护现有的投资或为新的投资打开通道。相关的第二种论证把需求匮乏与寻求外国市场，因而与领土兼并联系起来。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大体上是一本论辩性质的著作。他把他反对帝国主义的论证建立在成本一效益分析基础之上，认为，如果成本高，而所谓的效益或者少，或者完全是幻觉。他说，帝国主义是坏事物，这是一种（至少）回到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证。他用其他的论证来为论辩作铺垫：帝国主义不利于民主（因为军国主义的副作用），不利于受外国统治奴役的人民（无论帝国主义者內称什么），不利于英国的名誉，等等。有关霍布森反对帝国主义的例证，参见阿莱特（1981年）和波特（1968年）。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是一个副产品，必须把它与反帝国主义的论争区别开来。关键的一章“帝国主义的经济主根”是作为对下述论点的答复而构思出来的，这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是必然的，至少是合乎需要的，它为剩佘资本或剩余产品提供一条出路。这个观点当时被普遍接受，被称作“资本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thecapitalisttheoryofcapitalistimperialism，埃思林顿，1984年）。它提出了一种特别难以应付的挑战，因为它与霍布森自己的观点具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
霍布森致力于消费不足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过多的储蓄异致了长期的需求短缺。对外投资能够为剩余储蓄提供一条出路这一观点是这种消费不足理论的一种自然扩展。如果没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法，帝国主义大概将是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阶级的利益，以达到避免萧条和失业的目的。霍布森的答复是，收入的重新分配（“社会改革”）将调动过多的储蓄并且消除在海外投资的需要。对消费不足及其原因的分析因而不仅在他反对帝国主义的论辩中，也在他的实证理论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他的支持社会改革的论辩显然远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辩，但这并没有阻止马克思主义者汲取他的理论观点。
霍布森实证理论的另一面是作为对下述问题的回答而出现的：如果帝国主义是一个“坏事物”，那么英国又是如何曾经被引导而采纳它的呢（霍布森，1938：46）?他的回答包含几个部分：第一，有许多一定会从帝国主义获得利益的利益集团。因为帝国主义不利于整个国家，它们是少数，但它们占据着各种有影响的地位。第二，许多人支持帝国主义是出于被误导的原因，相信需要它来提供各种市场，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希望传播所谓的“文明”的好处，等等。这些解释集中起来可以被认为是充分的，尽管即使这就是霍布森所说的全部，人们也几乎不把它看做是一种有特色的理论。然而，霍布森并没有到此为止。使他关于帝国主义政治学的论述形成一个整体的是他坚持认为，各种力量的这种混杂的集中是受一个相对小的金融家集团的指挥和引导的。
因此，霍布森的理论能够被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因为十分不同的原因而提出来的内容。第一，有一个用来解释各种高水平的对外投资的经济理论，并且表明，如果收入被重新分配，它将是不必要的。第二，有…个把对外投资与帝国主义政策联系起来的政治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要对霍布森理论的这两个方面眉毛胡了一把抓。情况也许是，霍布森关于对外投资的解释是正确的但错误地相信它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原因，或者是，他正确地把帝国主义与对外投资联系起来但对资本输出原因的解释是错误的。
一消费不足
霍布森坚决认为，过多的储蓄能够造成萧条。需要投资来提供（未来的）消费，因此，如果储蓄太高，而消费相应较低，储蓄可能超出了可利用的投资机会。
生产的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效用和便利”……资本的惟一用途就是帮助这些效用和便利的生产，使用的总量必然随……所消费的效用或便利的总量而变化。于是，储蓄，当它增加时……资本，同时减少了消费的效用和便利；因此，这种习惯的任何不适当的运用必然造成资本的积累超过使用所要求的资本。（莫迈利和霍布森，1889：第V页）
论证非常一般；无论是因为垄断而使储蓄居高不下，或是仅仅因为人们碰巧要存一大笔钱都无关紧要。
“消费不足”或“过度储蓄”的观念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投资构成了与消费需求相等的对商品（机器，等等）的需求。
一旦我们承认投资商品工业的重要性，（莫迈利和霍布森的）论据就不灵了。对投资商品的需求与消费者的支出无关，而是依赖于资本家的贏利期望。（布里尼，1976：第157页）
布里尼的批评，正如其所表明的，说得过火了。莫迈利和霍布森并没有忽视对投资商品的需求；他们只是坚持认为，它依赖于最近的将来对消费品的需求（例如，1889：第27—28页）。他们还承认，投资能够超过这个水平，但是他们认为投入过多的股本没有经济价值（1889：第35页）。闲置的资本不能无限期地被积聚起来。
批评的真正核心是，莫迈利和霍布森的论辩常常像是未来的消费是固定的，并且投资的可能性由它确定。例如，假定经济正在毫无问题地平衡增长并且储蓄增加了，根据莫迈利和霍布森的观点，过度的储蓄似乎将必然出现。与此相反，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增加了的储蓄将使得产量，因而收入和消费的增长率提高。任何储蓄率都能被适当的增长率所容纳。莫迈利和霍布森也能有理由答复说，增长是受到可资利用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的限制的。这的确是他们的假设（如，1889：第29页）。他们没有强调这一点，而且我不淸楚他们是否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它挽救了他们的论辩。如果可被使用的资本数量受劳动力，或其他必要投入供给的抑制，那么额外的储蓄就不会必然被加速的增长率所吸收，而过度储蓄问题依然存在。
消费不足论者的论证依然不是确定的。主流经济学家能够证明，投资资金的过度供给将压低利息率，并且消除难题。莫迈利和霍布森讨论了这一主题，但是并不十分具有说服力（1889：第130—131页），因为他们认为，需要增加消费来消除过度的储蓄。利息率的下降一定能通过减少储蓄消除投资資金的过度供给。证据显示，个人的储蓄对利息率的下降没有太多反应，尽管由此产生的收入偏离靠股息生活的人的变化可以减少总储蓄。对消费不足论者而言，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然而，更低的利息率也能够通过鼓励更多资本集约的生产方法的运用而有助于吸收额外的储蓄（因为资本相对而言更便宜），这样，一定的劳动力使用更多的资本。在资本一劳动比率高到足以使储蓄被吸收来维持新的、更高水平的资本强度之前，伴随下降的利息率，高储蓄能够导致资本一劳动比率逐渐提高。这种类型的增长和资本模式现在是平常的事：例如，参见所罗（1956年）。莫迈利和霍布森似乎已经如此相信资本和产出之间固定关系的观点（例如，1889：第23—28页），以至于他们从不考虑以资本替代劳动的可能性。
总之，如果劳动力受到限制，如果储蓄对利息率的变化没有反应，并且如果生产方法是固定的（或者替代的各种可能性是有限的），那么过多的储蓄就有可能引起萧条。前面两个条件似乎非常有理，第三个更令人怀疑。
二垄断和资本输出
在后来的工作中，霍布森把过多的储蓄归咎于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和垄断一起作为不平等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大概第一次与莫迈利一起，他论证道，过度储蓄可能是一个问题，但对髙储蓄的原因并没有多说什么。）
如果……根据需求……分配收入的趋向是起作用的，那么显然，消费将随着生产力的每一次提高而提高，因为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因而不会有储蓄的过度。但是，（当某些人具有）一种巨大的超过需求或可能利用的消费能力时，事情就完全不是这样。（霍布森，1938：第83页）
引文中言论的自相矛盾是霍布森相当随意风格的特征（如果需求是无限的，那么收入怎么能超过需求？）但意思是足够清楚的：当某些人具有高收入并且存了很多钱，过度储蓄也许会出现，而其他人想更多地花钱却没有任何收入可以花费。
垄断（托拉斯）似乎是一种非常次要的因素：任何不平等的原因也是如此。它们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们在19世纪后期代表了对不平等增长（尤其在美国）的一种似乎有理的解释（霍布森没有不平等的直接标准），并且也许因此有助于解释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出现。垄断可以提高价格，并因而增加利润和不平等，而且，它们还可以减少资本的损耗量，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并同时减少所需的资本数量（霍布森，1938：第75—76页）。随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利润的提高方面。用于生产一定量产品的资本的减少是托拉斯形成的可能的但并不是必然的结果。在某些市场结构中，公司也许从不经济的角度（垄断竞争）讲是小的，在其他市场结构中，它们也许有意掌握额外的生产能力，因而也握有额外的资本，以便能够通过价格战威胁竞争者。霍布森没有精确地理清他的想法。无论如何，结果都与利润提高相似，因此，我将关注那种情况。
当储蓄超出了国内投资所提供的空间，资本所有者便寻找国外投资的机会（霍布森，1938：第77—78页）。上面我己经表明，如果产出和投资都受有限的劳动供给的抑制，霍布森的论证才是有效的。如果他的论辩要有任何意义，它就因此必须用那些术语重新系统地阐述出来。问题因而就是：当垄断变得更广泛时，如果劳动匮乏阻碍了经济更快的增长，并且垄断利润的大部分被存储起来，将会发生什么？
首先考虑一下在缺乏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情况下增强了的垄断的影响。如果在一个单独的产业内垄断取代了竞争的公司，它将生产得更少，并且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它因此使用更少的劳动和更少的资本。如果向垄断的转变是普遍的，对劳动的需求会下降，因此工资会下降，并且对投资资金的需求会下降，从而降低了利息率。垄断利润占据了总收入的增加部分，而工资和利息的份额被减少。区别垄断利润和利息是重要的；霍布森没有作明确的区分。利润的份额（利息加垄断利润）开始提高，这样储蓄也提高（回想一下，假定来自利润的储蓄是很高的）。为完善起见，这里有一个小麻烦要处理一下。当更多的资本被积累起来，对劳动的需求就会上升，并且工资将升回到原来的水平。霍布森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这是对劳动是匮乏的（对他的论证来说，必定是这样）和工资受供求决定这一假设的必然逻辑推断。当工资上升，投资的利润下降，并且利息率将被迫进一步下降。因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垄断利润的负担必定（至少部分地）从工资转变为利息。就更多的资本一集约型技术被釆用以响应更低的利息和增长的工资而言，利息的下降将放缓，而且工资将保持它们在竞争系统中的水平之下。
到目前为止，主要的结论是，增强的垄断将有助于迫使利息率下降；作为增加了的储蓄的结果，这完全是对资本供给增长的反映，与对资本的需求有关。如果利息率是足够灵活的，一种封闭的经济也许能够不经受长期的萧条而承受各种影响，但对霍布森的垄断导致过度储蓄和萧条这一结论却是很容易加以证明的。
在帝国主义理论中，它是垄断在一个值得考虑的开放经济中的影响。请人们考虑一下没有资本输入和输出情况下的商品贸易。从定义上讲，贸易必须是平衡的（不平衡的贸易相应于资本的流入或流出），因此，出口并不能补偿每个不足的国内市场。这并不必然否定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受追求出口市场的驱动的主张，因为每一个企业会正确地认为，为其自身的产品而扩大了的出口市场将对它有利，而不考虑间接的影响。平衡的贸易可以有助于间接地减轻过度储蓄的影响，因为低利息率对资本集约型商品来说意味着相对较低的价格，而且，出口转向资本集约型产业就等于以资本代替劳动。还应该注意的是，在某些，而并非所有的产业中，增强的垄断将趋于改变贸易的模式，对诸如此类的结果人们一般不能够多说什么。
无论如何，正是资本输出对理论来说是重要的。如果因为储蓄增加使利息率下降，而对外投资（或贷款）的回报却没有下降，资本将流向国外相对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霍布森对这个要点所作的结论是有活力的。必须注意到，没有必要假设资本一劳动比率是固定的，从而得出垄断将刺激资本输出的结论，因为下降的利息率既能够造成资本一劳动在国内的置换，又能够造成资本的输出。确实，对外投资的范围也许最后自身就受到同样限制国内投资的各种因素的限制。然而，正如我所论证的那样，如果劳动的匮乏有重要性，那么，不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就能够派上用场。也许需要大量的投资来打开新的地区，而且，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能够用为控制有限机会的斗争来加以解释（参见阿莱特，1981：第145—146页）。
霍布森也许试图作太多的证明。他不需要论证说可以用过度储蓄来解释追求出口市场和国外投资机会。首先，资本的所有者的确总是愿意追求更好的投资机会，即使很有可能在国内获得不多的回报。其次，进一步讲，只要在竞争不完全的地方（即，几乎任何地方），公司发现，它们的销售受到其特殊产品市场范围的限制。它们永远渴望，通过出口或通过在国外组装产品，扩大它们的销售，而不管是否存在着任何总体的需求不足。即使更强有力的消费不足形式被否决，例如，即使额外的储蓄总是能够通过利息率的降低而被吸收，关于对外投资的解释还是有活力的。
然而，霍布森的理论也许遗漏了19世纪末资本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输出高潮的真正原因。考察一下英国。理论上认为过度储蓄是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把19世纪晚期资本输出的高速增长解释为过度储蓄的结果，正如霍布森所做的那样，这就要求那个时期发展的不平等。而现有的证据表明情况正相反；当时国民收入中工资和薪水的份额是增长的，尽管是缓慢的。有证据表明，英国的大量资本输出并不是高储蓄，而是非常低的国内投资率的结果（福雷曼-派克，1983：第130页）。无论如何，没有什么人会论证说垄断是那个年代英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也许试图通过论证英国扩张主义是对来自竞争强国——那里的垄断和不平等正在增强——不断增强的威胁的一种反应来挽救理论。这看来是霍布森的一条论证线索；他强调了美国参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霍布森，1938：第72—79页）。美国的确从一个纯粹的资本输入国变为接近平衡的状态，但主要的转变看来在1870年左右已经完成，早于霍布森所提出的年代，而且非常早地被描述为垄断的结果。从大约1880年至1910年，没有多少趋势是明显的（福雷曼-派克，1983：第129页，图表5.1）。
在把霍布森的理论运用到历史事实中去的主要问题是，它描述的是如果垄断增强，或者更一般地说，如果不平等加重将发生的事情，而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但情况并非如此。资本输出也许因为在利息率的下降和缺乏国内投资机会的促动下而增加，但它同样完全能够因为在获利机会改善或其他地方风险降低的拉动下而提高。即使首选促动解释（正如埃戴尔斯坦所做的那样，1982），促动也可以用霍布森理论之外的因素加以解释。
三帝国主义的政治
霍布森主要关心的事物是，随着英国的扩张，自1870年至世纪之交（他正在写作）那段时期的帝国。在此期间，所获得的大部分领土在热带非洲和亚洲，并且已经被充分地殖民；它们或许原来并不适合大规模的欧洲移民。他注意到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增强，他把这看做是危险的和较新的事物。美国已经非常突然地参与竞争，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他列举了各种财政上的代价，主要在军事支出方面，几乎全部的军事开支都归因于帝国主义，根据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是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他还证明，军国主义和类似的发展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都是有害的。难以用与附属领土的贸易利益来证明这些代价的合理性，因为与热带帝国的贸易是小规模的，增长缓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政治控制。
评估帝国主义的代价和利益，必然在思想中有某些选择。霍布森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因为他坚持认为，存在着一个长期的过度储蓄趋势。帝国可以提供投资机会并维持就业，有益于人口的大多数。如果这样，从国家的角度看，支持帝国主义就可能是合理的；这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霍布森通过为大多数人口提出一种更好的选择而避免了这一结论；如果收入被更平等地分配，储蓄将下降，而且投资机会的短缺将不再是一个问题。帝国主义的各种代价能够被避免。
如果帝国主义是一个坏事物，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呢？
惟一可能的答案是，国家整体的商业利益从属于那些具有某些局部重要性的商业利益……这……是一切形式的政府的最普通的弊病。（霍布森，1938：第46页）
他列出了所涉及的利益，包括军火贸易，出口和航运贸易，武装力量，以及那些在帝国机构谋职的人，等等。关于这并没有任何非常独创的东西；它直接延续了亚当·斯密把重商主义当作特殊利益的创造物加以抨击的路线。
使霍布森的题材与众不同的是他赋予金融家以中心地位，他们“构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
通过最强大的一系列组织的联合，总是与他人处于最密切的和最快捷的联系之中……他们处于惟一的搡纵国家政策的地位上……每一涉及新的资本流动，或现有投资巨大价值波动的重要政治法案，必须获得这个金融巨头小集团的批准和实际支持。（霍布森，1938：第56—57页，我巳经暗中把反犹太人的评论省略唓了；他较早的关于布尔战争的著作是恶意地反犹太人的。）
帝国主义的主要获利人是投资者。英国的政策“从根本上讲是一场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而进行的斗争”。（1938：第53页）而且“充满活力的帝国主义时期”也是来自对外投资的收入迅速增长的时期（1938：第52页）。投资者从减少了各种政治风险的吞并中持续获利，尤其是如果他们已经根据考虑各种风险的条款而进行了投资；当风险被排除时，投资的价值便增加。金融家也从任何原因的投资价值动荡中获利，因为他们作为知情者的地位使他们得以成功地进行投机买卖。这也许看起来是矛盾的（投资者企图消除风险，而金融家则靠风险而发迹\但是资本大概是在风险被降低时获利，其间正是价值的变化为知情者提供了美好的前景。
为了他们的前途，金融家们必须建立一种亲一帝国主义的（pro-imperialist）的合作。已经列出的利益都能得以补充。政治支持能够买到，通过对报纸等的压力，并且能够间接地施加影响。
控制和支配的动因……是财政和工业动机的压力，为小的、有能力的和组织良好的集团的直接的、近期的、物质的利益而发挥作用……。这些集团保护政治家的积极合作……部分通过让他们与他们的商业计划直接联系，部分通过求助于……占有阶级的……保守本能……。国家主体的……默认……通过发挥原始的竞争本能……受到保护。（霍布森，1938：第212页）
有人认为，霍布森有一个关于帝国主义的心理理论，因为他重视无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动机（米切尔，1965；另外参见塞梅尔，1970：第223页）。无理性的动机的确是霍布森所讨论的（许多）因素之一（“原始的竞争本能”），但他再三强调指出，它们受到金融家的引导和利用。尤其是，心理的动机在决定帝国扩张的方向、时机或性质中不起作用。它们也许是一种必要条件，但除此之外它们并不发挥解释性的作用。霍布森自己对它们的附属地位十分清楚：
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基本上不是政治家盲目竞争热情或愚蠢和野心混杂的产物。它比初看起来要有理性得多……的确，帝国主义的动力主要不是金融的：金融更确切地说是帝国发动机的调节器，控制着能量并决定它的运行。（霍布森，1938：第47、59页）
埃思林顿（1984：第70页）把书中关于金融家的部分描述为“与霍布森的其他经济学论证是如此的不相关，以至于人们对他为什么把它收在书中感到奇怪。”凯恩（1978：第568页）承认霍布森的确强调了金融家的作用，但把它看做是一种偶然的偏差，一种“向把金融家视为魔王的极端陈旧的偏见的回归”。他提出证据说，霍布森后来至少修改了某些他的观点；情况也许如此，但在一段长时间的间隔后，直到1938年他才再版了《帝国主义》。霍布森论证中的阴谋理论（theconspiracytheory）的成分让凯恩感到忧伤，对埃思林顿也一样；他们正确地认为，没有它理论也能够被重新阐释，但事实依旧是，正是金融家的阴谋使得霍布森的理论具有那么大的解释力。没有它们的指导性信息，理论便失去了其与众不同的特征，而仅仅成为一种亲一帝国主义力量的罗列；它就不能提供关于帝国主义进展的模式或时机的任何解释。（我将证明，就算金融家起特殊的作用，理论也不会更好多少。）
正如凯恩（1985）所论证的那样，一个相关的问题是，霍布森是否看到了工业和金融之间的利益冲突。他确实看到了金融家和英国人民（他们是社会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他是否看到工业资本家和金融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偶然因素除外）却是很值得怀疑的。有相当多的工业名列在帝国主义的受益者的名单上，但总体上资本家大概都对抵抗收入的重新分配感兴趣。在没有社会改革时，对工业资本家来说，海外投资要比根本没有投资更好；真正的问题是消费不足。顺便提一下，有一些证据表明，霍布森有一种“金融资本”的概念，与希法亭的概念相似（在下一章讨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而金融占控制地位。例如，在他对美国的讨论中（1938：第75—77页），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出现于金融家控制了国内主要工业之时：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什么冲突。
使主题得以集中，并且赋予其所具有的全部解释力的是，金融家的指导作用。不幸的是，霍布森根本没有明确地阐述金融家的利益。据说他们对控制现有的未来潜在投资目标感兴趣。因为目的之一就是减少风险，因此那些风险低的地区，或者说，那些不能实行征服的地区可能被分别对待；美国曾是英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英国并不谋求（再次）征服，指出这一点并没有驳倒理论。在19世纪晚期，曾经假设许多被吞并的领土能够产生回报（没有人声称金融家能够洞察未来），结果它们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证明这一点也没有驳倒理论。证明代价（对国家来说）超过回报，这并没有驳倒理论的实质。因为金融家被认为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始终对动乱感兴趣，任何冒险，无论多么狂热，都能够被解释。
问题并不是理论没有解释事实，而是它太容易地解释它们；它能够解释几乎所有的事情。一种令人满意的帝国主义理论必须对帝国扩张的模式和时机提供某些更加详尽的解释。霍布森的确提出了各种相关因素，这是有用的一步，但没有更多的用处。他的理论因此最终陷入困境。然而，这也不表明本书考察的任何其他的理论比他做得好得多，后来的作者，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广泛地汲取了他的思想。
四小结
消费不足在许多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值得把反对它的论证集中起来。基本的思想是，消费需求是特殊的，因为消费是经济活动的真正目标，而投资却从属于它，因为投资就在于为未来的消费作准备。而混乱由此产生。对个人（或计划经济）来说，消费也许是终极的目的。然而，一个市场系统却不是那种具有终极目的的事物；它不过是一种机制，而且，在产生利润方面，一种需求与另一种需求几乎一样。
据说，如果消费量太低，将有许多用于投资的储蓄，但缺少投资的机会〈因为低消费意味着低需求，因而也意味着低投资）。这一种非常天真的投资观念，它既忽视了经济增长的余地，也忽视了资本集约型的生产方法的余地。消费不足理论要想起作用，它就必须表明为什么这两种出路都不是可能的。卢森堡没打算这么做，而且她的消费不足的论证不严谨。霍布森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他的论证依然是非常特殊和非常没有说服力的。其他的看法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吋论。
各种消费不足理论的错误究竟有多大影响？如果目的仅是解释对外投资（这可能是帝国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它就无关紧要。不用强有力的消费不足形式也能解释对外投资。然而，任何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国外投资就能生存的主张也必须被放弃。
注释：
[1]霍布森（1858—1940），著有《帝国主义》一书，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这位作者所持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今天所站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一译注 |
第三章卢森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三章卢森堡
一剩余价值的实现
二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
三小结
马克思1883年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存在着某些空白，直到20世纪早期，一下子出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论述我称之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作品（由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所写）之前，我将首先论述罗莎泸森堡的著作。卢森堡比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作家更接近于马克思，她提出了一套崭新的思想。
她的主要著作是《资本积累》，发表于1913年（卢森堡，1951年，下面简写为《积累》）。它受到了猛烈的批评，1915年，她写了一个答复（卢森堡，1972年，下面简写为《反批评》），最终发表于1921年。与原来的著作相比，她的大量论点更加清楚地出现在《反批评》中，因此，我将大量地使用它。（《积累》的读者也许发现，把该书的第一、二节当作一种扩展开的序言，这样做是有帮助的，我引用的那个版本从第329页起才开始主要的论证。）我的一些论证来自布哈林（1972b）对这两本书所做的一种相当彻底的批评，尽管某些部分带有激烈的论战性质。
卢森堡提出了两个鲜明的论点。第一，她认为，她已经发觉马克思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有一个逻辑错误，这一错误使得在没有“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的情况下，就不可能通过（出售）商品而相应地实现那部分用来再投资的剩余价值。由此她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够以一种纯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和各种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并存。我将指出，在这一点上她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她跟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事实上被各种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所包围，竞外争的压力迫使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这些“外部的”组织进行贸易，并且最终摧毁了它们。《积累》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的，尽管她的第一个论点有不足之处，但这些内容还是中肯的，因为它由第二个论点所证实。
她坚持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即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例如，“外部的购买者”），“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别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内或之外。世界被划分为民族国家、殖民地等等，但也被划分为一个资本主义部分和一个非资本主义部分，与她的论题相关的是后一种划分。马克思也做了这种区分，但值得称赞的是卢森、在她的全部工作中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点。
在她的世界图景中，资本主义是伴随着其他生产方式而存在的，但却无情地扩张到其周围的非资本主义环境，并且最终将它们全部吞没。她一直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这种非资本主义环境才能存在，那么，资本主义的胜利，取代一切前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也是其崩溃的导火索：
资本主义是第一种具有宣传武器的经济方式，这种方式倾向于吞没整个世界并消灭所有其他的经济，不允许旁边有竞争对手。然而同时，它也是第一种不能够独自存在的经济方式，它需要其他经济制度作为中介和土壤。尽管它努力成为普遍的经济方式，但由于这种趋势它的确必定崩溃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形态。（《积累》：第467页）
一剩余价值的实现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要工人所生产的价值超过其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就会在生产中产生。所创造的价值体现在产品中，在资本家能够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便再次开始生产过程之前，产品必须被卖掉，以货币的形式实现价值。马克思分析了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产品的实现，以及整个制度的再生产，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仅仅包括工人和资本家，还有那些从资本家手中获得收入的食客（牧师、妓女等）。卢森堡认为在这种条件下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的。
我己经概述了马克思对再生产的分析，但为了了解卢森堡的错误，这里我将再叙述一次。为了使再生产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在一个生产周期结束时，全部的产品必须得以实现，即出卖给什么人。这需要两个条件：需求，花费的总价值必须与产品的价值相等；构成总产品的特殊商品必须满足购买者的需要。卢森堡主要关注第一个条件。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产品掌握在资本家手中，需求从何而来？有些需求来自资本家自身，他们必须更新消耗掉的生产资料，还要购买额外的生产资料（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他们还要购买供他们个人使用的商品。总需求的另一个部分来自工人，他们把工资花在购买消费品上。因为工资是资本家支付的，所以我们能够把工人对商品的需求看做是资本家的一种间接支付形式。最后，我们来看食客。他们的开支也是来自资本家收入的再分配，因此我们同样把这看做是资本家的间接开支。
这样，商品似乎是属于资本家，它们被买来，直接或间接地是因为资本家的支出。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奇怪的：资本家居然购买他们自己的产品，也许正是这个明显的难点使得卢森堡不愿意接受这个论点。然而，如果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从定义上讲）是由许多在市场上交换其产品的独立的单位所组成，这就根本不是问题。货币只是产品从其生产部门到其使用部门的一种再分配媒介。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就是它必须被消耗掉。资本家通过付给工人低于所创造的价值的工资而获得剩余价值，但是为了实现它，他们必须（集体地）消耗剩余产品（购买消费品，购买额外的生产资料，或者预付工资给追加的工人）。如果利润前景不好，资本家也许会不再投资而使情况恶化，那么上述状况就不一定会发生。
在《积累》中人们不会轻易地了解卢森堡的研究方法（尽管它在第25章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但在《反批评》中，这个问题被非常清楚地提了出来，通过从那部著作中摘录一些段落，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她的困境。
让我们设想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所有商品都被大量地储藏在某些地方，为整个社会所用。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大量的商品是如何按不同种类和目的被自然地划分为几个大的部分的。（《反批评》：第51页）
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加上生产资料的更换，解释了这个“总量”的各部分，也没有形成分析上的严重困难；它们以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再生产中所描述的方式被交换。但另外必然有
一部分商品包含着形成现有资本真正目的、价值无法衡量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打算用于资本化和积累的利润。它们是什么种类的商品，并且谁需要它们？（《反批评》：第55页）
正如卢森堡自己所说：“这里我们已经触及积累问题的核心，我们必须考察所有寻找答案的努力。”购买者不可能是工人（他们的支出已经被计算过了），也不可能是中间阶层（“如公务员、军人、牧师、学者和艺术家”），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转移了的利润或工资税，他们的开支应该被包括到已经考虑到的各种消费形式之中。购买者也不可能是作为消费者的资本家（因为这种支出以牺牲积累为代价，并不能带来积累）。
关键在于：“资本家们彼此之间也许是剩余商品的消费者——并不是无目的地使用它们，而是把它们用于扩大生产，用于积累。”（《反批评》：第56—57页）这与马克思，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现代经济学是一致的，但是她拒绝这种可能性：
然而，这样的答案只是把问题从这个过程推到下一个过程……增加的生产把甚至更多的商品投入来年的市场……数量一直增长的商品[会]年复一年地再次在资本家之间进行交换被用于扩大再生产之类的活动吗？那么我们便陷入在真空中围着自己打转的怪圈。也就是说不是资本主义的积累，即货币资本的聚集，而是它的反面：为生产商品而生产商品；从资本的角度看这绝对是荒谬的。（《反批评》：第57页）
由此她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一定存在着购买者。
我们怎么理解这种论证呢？第一，它隐含着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目的论的解释，这贯穿于卢森堡有关积累的论述中。生产必定有一个目的。我们不能为生产而生产。这一论证方法（与个别版本的消费不足论密切相关，例如霍布森的消费不足论）的确被误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在于它是一个分散的（或无政府的）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它没有，也不需要一种目的。个体的资本家、工人和各种类型的组织，也许有目的，但是整个制度却不会有。个体的资本家之所以积累（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是因为他们被竞争所迫。这是卢森堡在别的场合已经充分理解了的。
第二，她似乎己经想到，如果剩余产品在资本家之间为积累而被交换，这必定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持续增长会以某种方式与消费相脱节。而这是不对的！如果生产率、实际工资率和剩余价值积累率都保持不变，那么，工人和资本家两者的消费将与总产品一起增长。随着资本积累，更多的工人会就业，这样就有更多的开支花在用工资购买的商品上。同时，利润（剩余价值）总额增长，并且，如果资本家用于消费上的开支（或转移到仆人、慈善团体等等，浪费）的比例不变，资本家的开支就会与积累一起增长。整个制度也一起增长。
第三，为什么要积累货币资本呢？资本家的积累必须清楚地与守财奴的囤积区别开来。资本家只是暂时地积累货币资本，以便把它当作一种具有赢利功能的资本来运作。（正是这区别了货币资本与货币的闲置贮藏。）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是其转变为追加资本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中间阶段，但是这仅是一个暂时的阶段，而且不存在所有的资本家为什么都试图同时经过这个阶段的理由。假如有些资本家手头有资金，他们能够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并且预付给新雇员追加的工资，花在消费品工业的产品上，因而为另外一个资本家集团提供了花在新投资上的货币资本，如此等等。
她的困难似乎起因于混淆了抽象的各个层次，与她对生产“目的”的探寻相似。她坚持认为，实现的问题必须在总的社会资本的水平上加以考察，但她对待总资本就好像它是必须出售给，并且又必须从他人那里购买的个别资本一样。她似乎一直不愿意承认一种制度与一种制度内部的组成要素之间的区别。
她还问道：如果剩余价值能够在制度内实现，为什么会发生商品卖不出去的危机？答案确实显而易见：所能证明的是，剩余价值以这种方式实现是可能的(possible)，并不是说这必定将要（will）如此。如果新的投资被预料是有利可图的，它将被实施。如果情况相反，投资将不会产生，而且过程中断。再者，她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个别资本家必然不会为制度的利益而行动。琼·魯宾逊在其为《积累》所写的导言中曾经建议，能够按照可能缺乏总需求来理解卢森堡。卢森堡著作的大部分能够以这种方式加以解释，但是很显然，她主要的重点并不是在于资本家也许不选择购买彼此之间的产品并因而维持需求的可能性上，而是在于他们能够永远这样做的荒谬（在她看来）假设上。
最后，我们要问：在解决我己经表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时，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有什么用。一旦资本家己经把剩余价值转变为货币资本，他们就通过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和雇佣追加的工人而把它转换为生产性资本要素，工人转过来又把他们的工资花在生活资料上。他们从哪里获得这些商品呢？如果，根据卢森堡，我们说他们不能够通过制度内的交换得到它们，那么他们必须从非资本主义的来源购买。或者必须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的机床、集成电路、计算机等等的销售者，或者（根据布哈林讽刺性的意见）资本家必须首先把这些商品卖给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然后再把它们买回来。这显然是荒谬的。
话虽如此，但我并不否认事实上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中的非资本主义部分进行贸易。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贸易容易作为不同经济部门间产品的重新分配而被融入对交换的分析之中。只要存在对外贸易，产品就被输出，并通过进口获得与其价值等量的商品。例如，19世纪的英国生产了超过其国内消费的更多的棉纺织品，但是并不出产原棉。棉纺织品用来换原棉。贸易改变了产品“总量”（pile）中的商品比重（mix）（用卢森堡自己的隐喻），而不是其价值（对任何不平等交换进行抽象，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按相似的思路，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中）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不能够包括不断提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她得出结论：
将出现生产资料的短缺，因此就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供给者。与此相反，我们能够证明，问题的出现仅仅是因为马克思特别选择了他常常说明有机构成不变情况的数字。卢森堡的批评者立即举出了各种其中并不出现困难的例子，而她则由于不恰当地否认了她自己在《积累》中所依赖的那些数字或数学上的例子，实际上勉强承认了他们的观点(《反批评》：第48页）。由于坚持认为每个经济部门的剩余价值必须被再投资于同一个部类，卢森堡（和马克思本人一样）在构造扩大再生产的数字图式中遇到了某些困难。（在《反批评》中）对鲍尔有一段长的辛辣的攻击，因为他假设资本（她把它解释为一种“礼物”）从一个部类转移到另一个部类。然而，这是很明确的，即利润率的平均化需要资本在整个经济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关于产品中的商品比重，她确实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不仅产品的价值必须要与相应开支的价值相匹配，而且产品的构成（生产资料、消费品等的比例）也必须是正确的。只要各种比例开始是正确的，并且制度平稳地扩大，那么人们才能够证明，甚至(如上所述）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比例都将保持正确。当然，这并不解决实际问题。卢森堡正确地强调说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平稳地、像预计的那样扩大，而且事实是，如果我们坚持所有产品都被使用（例如，参见森岛，1973年，第十章），在某些情况下，相对小的初始失调能够扩大并且破坏再生产。这里，我们再一次超出再生产图式的有秩序的世界。资本主义企业通常持有股票并保留某些余力，因而提供了抽象的再生产图式所不考虑的一种灵活性。在现实世界，存在着周期性发生的危机，它们提供了重新构造生产的机会。无论如何，与非资本主义的部分进行的贸易也许有时有用（比如说，如果是原棉短缺），有时没用（如果是电子设备短缺）。
二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
虽然卢森堡错误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须要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但她的确正确地强调说资本主义事实上出现和成长于这样一种环境之中。
从历史上讲，资本主义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它开始是建立在其实际从中产生的封建环境之中……后来，在荡涤了封建制度之后，它主要存在于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环境之中……欧洲资本主义又进一步被横跨各种发展水平的非欧洲文明的广大地域所包围……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环境。（《积累》：第368页）
世界经济的两个部分，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不是肩并肩地生活在一种和平共处的状态中。卢森堡把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看做从本质上讲是静态的：平衡不是由那一方面来打破的。相比之下，资本主义被迫进入持续的扩张：
此外，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生产不会被限制在由资本主义方法所生产的那些生产资料上。廉价的不变资本要素对那些努力提高其利润率的个别资本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一开始，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和规律就致力于统括作为各种生产力储备的整个世界。资本——不得不把各种生产力用于剥削的目的——掠夺了整个世界，它从地球的每个角落、从各种程度的文明和从所有形态的社会中取得它的生产资料，如果必要，用武力夺取它们。（《积累》：第358页）
资本总是既注意掌握生产资料，无论它们是在哪里被发现的，也注意收罗廉价的劳动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通常受到传统生产组织的“严厉束缚”，它必须被“赋予自由”以成为对资本有用的东西（《积累》：第362页）。不幸的是，在《反批评》中，当她强有力地拒绝鲍尔把帝国主义解释为追求劳动力理由是资本主义必然在其本国产生劳动力的失业时，她则沿这条非常好的论证线索退了回去。
她还坚持认为，资本能够在殖民地做各种它在本国不能侥幸做成的事情，给予它一种灵活性和应付各种否则它不能控制的事件的能力。她的例子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在埃及创建的“巨大的”棉花种植园：
惟有具备自身技术资源的资本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这种神奇的变化一但惟有在前资本主义的更原始的社会条件的土壤上，它才能够产生取得这种奇迹所必需的优势。（《积累》：第358页）
这里明显地有一些积累所必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的观念，但对这些条件并没有系统地说清楚。
上面所表明的论点当然不完全是新的。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扩张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一个持久的主题，但是，因为分析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上的任务，某种程度上讲在《资本论》中它被推进了幕后。卢森堡把马克思思想的这个方面重新凸现了出来。她确实正确地坚持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是最重要的起作用的过程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
然而，她分析的概念框架却相当粗糙。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所做的那样，她论述了一个单纯的和无差别的“资本”概念，没有任何关于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关于各特殊部门可能的利益分歧，或关于政治机制（各种的“资本”利益由此被转变为特殊的民族国家的政策）的清楚阐释。在她对资本主义所渗入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中，同样缺乏个性，缺乏对这些社会内在作用方式的分析。她简单地把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都视为“自然经济”，即，地方性的自给自足制度，为直接使用而非商品交换的生产体系。我已经讨论了马克思对这些经济形式对通过商品贸易所进行的渗透所作的抵抗的分析。卢森堡提出了相似的论点：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所有社会组织中……经济组织实质上适应了内部的需求；因此，就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外国商品，而且，没有剩余生产，或者至少没有处理剩余产品的迫切需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任何自然经济中，正是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者都被束缚于这种或那种形式之中，生产才得以进行……自然经济因此总是面临资本主义各种要求的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始终并且到处展开一场消灭所有自然经济历史形态的斗争。（《积累》：第368—369页）
在本节及其他地方，她都直接把自然经济与前资本主义组织，与作为一个中间阶段的仅仅是简单的商品生产等同起来。每个事物都服从于她在永远扩张的资本领域与周围静态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在标志着边界的消亡过程中有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的“环境和土壤”之间进行划分的世界观念。这确实是太简单了。正如她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资本主义在其扩张中把其他组织形式（奴隶制度，不同形式的奴役）整合进它自己的世界经济范围，而同时，前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封建的徭役农庄，引用她自己的例子）已经在不同的阶段大规模地进行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交易（《积累》：第357页）。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些主题，这里只是要注意，在一定程度上，卢森堡自己对真正的历史过程的把握与她把它还原为一种单独的动力资本积累——的努力发生了冲突。
“与自然经济作斗争”是如何展开的呢？她列出了资本所追求的四个目的：
（1）直接掌握诸如土地、原始森林中的猎物、矿藏、宝石和金属矿石等各种生产力资源，以及橡胶等诸如此类的域外植物产品；（2）“解放”劳动力并且强迫他们工作；（3）引进商品经济；（4）分隔贸易和农业。（《积累》：第369页）
这四条分成两组。头两条描述了一种自然经济能够由此被迫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道路（参照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论述）。第二和第四条描述了一种更加迂回的路线，简单商品生产由此被设定，然后或者直接地，或者由于与资本主义工业廉价产品的竞争而遭破坏。
她始终强调武力、国家权力和欺诈的运用，就像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论述一样。她写道：
在原始积累时期，即在中世纪末……一直到19世纪，使农民失去土地……是最厉害的武器……即使今天，掌权的资本仍然执行着同样的任务，甚至是在更为重要的范围内——通过现代殖民政策……积累不再能够等待并满足于非资本主义形态自然而然的内部瓦解……正如它不能够等待就业人口的自然增加一样。武力是资本可以使用的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被视为一种历史过程的资本积累把武力不仅当作它的根源，而且当作一种永恒的武器来使用，几乎进一步延续到了今天。（《积累》：第369—371页）
这些主题通过事例而得以展开，我将非常简要地对其进行考察。她对印度的讨论在一些要点上是模糊不清的；历史似乎是这样的：英国首先开始把土地改造为私有财产，然后通过过重的赋税、对公共工程的疏忽等而使生产者破产，以便迫使他们负债并且接管他们的土地。这个过程在其他案例中再次提起，并且是前资本主义结构由此遭到破坏的一条主要途径。（顺便提一下，她似乎一直没注意马克思论印度的著述，它们呈现了一幅更加复杂的图景。）她的“商品经济导言”一章相当令人失望；惟一真实的例子是通过武力把鸦片贸易传入中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因为正是这种商品使人上瘾的性质，而不是武力，保证了它有一个市场，而武力是针对中国政府的，并不是针对中国村民的“自然经济”。
在“与农民经济作斗争”的标题下，她接着讨论了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对美国农业从早先的边疆开拓者的自给自足的农业中的演化给予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描述。“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一个经常发生的现象：一个接一个的工业部门被挑选出来，与农业相分离，并且集中到工厂中以便大规模生产。”（《积累》：第395页）然而，对这个过程的分析结果非常难以适合她的总体框架。问题是，如果一个农民家庭愿意保持自给自足，生产它自己消费的物品，那么实在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他们必定会被抛在一旁，或者他们必定会被全部驱逐。直接用法律强制只生产范围有限的专供销售的农作物，尽管它被用于某些殖民地，但在美国这个案例中却没有意义。
事实上，在仍然保留一个农业农民阶级的同时，造成农业與工业分离的是可获得廉价的工业产品，这得归功于农民的专业化，而且不是把专业化强加在农民身上。她通常是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物质上的优越性的，与马克思总是强调资本主义的两重性既野蛮，又进步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她的确描述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廉价产品，其工厂的庞大规模，以及它己经造成的巨大变革，但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以至于强调了其背后的野蛮性，而不是技术上的成就，马克思在这里总是两者都强调。她思想的这个特点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普遍主张，即资本主义正在完”结并己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自那时起生产的巨大发展表明，这是一种过分简单的观点。
她还讨论了货币税的使用迫使农民出售产品。这的确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但它迫使农民出售，而不是购买(购买者是税收收入的接受者），因而这并没有解释市场是如何在农民中间建立起来的。同时，她描述了过重的赋税、债务、抵押品赎回权的取消等被用来使美国农民和土地分离。当然，这个过程导致了资本主义农业，而不是工业与农民农业的分离。
卢森堡的分析集中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区别上，而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分歧或冲突。这使她的分析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征，并且构成了其重要性的主要内容。为了处理她那个时代（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问题，她显然必须把她的工作与民族国家制度联系起来。对此我将不作过多论述，因为其中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不多，而且其大多数内容依赖于我已经当作错误而不予考虑的有关剩余价值实现的论证。
国家干预的主要方法，除去己经描述的那些之外，还有就是国际信贷、保护性关税和军备支出。她的基本论据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对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必需的，并且正成为稀缺的，因此，为了确立势力范围并通过保护性关税使它们受“母国”的约束，以确保相关国家的资本家有充足的市场，各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着斗争。正如我所表明的那样，如果对外部市场的需要是错觉，那么这个论据就失去了其大部分的说服力。她的第二条论据仍可保留：争夺廉价劳力和原料的斗争能够解释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事实上，这是布哈林和列宁观点的一个组成部分（第6章）。她的分析仍然相当无力，因为竞争的资本和竞争的国家间的联系没有被解释清楚。
她坚持认为，国际借贷促使落后但名义上独立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处于奴役状态，尽管它们也有助于为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初始的发展筹措资金。它们能够为基础设施（铁路等等）这些是把新地区纳入资本主义范围，同时允许旧的资本主义中心参与对新地区的剥削所必需的提供资金。例如，从土耳其的前资本主义农业中获取的税收收入作为利润支付给了曾经贷款建造铁路的德国资本家。这种对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相互关系的强调是有价值的，并且已经被新近更多的作者所发展。
三小结
尽管有其分析上的缺陷，但罗莎·卢森堡的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创新性。当时存在着一种危险，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全神贯注于先进国家的先进工业部门，她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关注那些正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那些仍然残存其外的人民大众。在这方面，她的工作可与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帝国主义论》中）的工作相媲美，在许多方面列宁是她的反对者。
不管其分析上的缺陷如何，她真正的贡献是坚持认为，原始积累的机制，使用武力、欺诈和国家力量，都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往事一个令人遗憾的方面，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边缘处相遇，就贯穿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始终。这个边缘不是地理的，而是社会的，它存在于各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而且，虽然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已经在一些地方（例如英格兰）彻底取得了胜利，但力量不平衡的斗争仍在世界的广大地区继续着。 |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
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
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
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
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
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中文版序言
前言
书名缩写
第一章导论
一历史轮廓
二历史唯物主义
三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
第二章马克思
一资本主义
二资本主义动力学
三资本主义的起源
四资本主义的扩张
五殖民主义
六小结
第三章卢森堡
一剩余价值的实现
二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
三小结
第四章霍布森
一消费不足
二垄断和资本输出
三帝国主义的政治
四小结
第五章希法亭
一金融资本
二保护主义和经济区域
三资本输出
四帝国主义
五小结
第六章布哈林和列宁
一布哈林
二列宁
三工人贵族
四超帝国主义
五共产国际
六小结
chm电子书下载
马克思主义的
帝国主义理论
[英]布鲁厄
陆俊译
MarxistTheoriesofImperialism:ACriticalSurveyAnthony
Brewer
第七章巴兰
―垄断和停滞
二增长和剩余
三发达国家
四不发达的根源
五不发达的持续
六小结
第八章依附论
一弗兰克
二沃勒斯坦
三拉克劳的批评
四阿明
五依附论：资产负债表
六小结
第九章伊曼纽尔
―不平等交换
二工资
三需求和发展
四生产方法
五对伊曼纽尔理论的批评
六小结
附录
第十章第三世界中的阶级和政治
一生产方式
二印度的争论
三阿里吉
四雷伊
五莱伊斯
六加拉赫和鲁宾逊
七小结
第十一章帝国主义之后？
一跨国公司
二中心资本：统一还是对抗？
三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
四小结
参考书目
索引
后记 |
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工人阶级统一宪章（1945年6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工人阶级统一宪章
（1945年6月12日）
译者：红色左轮枪
序言
法西斯主义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和流血。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法国劳动人民不会不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分裂状态曾给了法西斯主义可乘之机，这种分裂状态是由工人阶级的敌人挑起并使之延续下来的。
法国工人曾站在解放祖国的战斗的最前列，他们只有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才能完成彻底解放祖国的使命。
已经实现了工会统一运动的法国工人阶级这样联合起来，就会成为全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能够把国内一切进步因素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朝着民主、进步以及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向前迈进一步。
从1920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这种分裂状态延续得太久了。现在，建立一个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的伟大的法国工人党的时机到来了。
法国工人党根植于我国的革命历史。
它继续法国大革命的解放斗争，那次革命宣布了人权和公民权。
它继承巴贝夫及其学生们的光荣传统，他们曾为社会正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它继承1830年巴黎起义者、里昂丝绸工人以及1848年革命者的斗争传统；继承巴黎公社的不朽战士和殉难者的光荣传统。
它是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等人的事业中一切持久东西的继承者。
它是奥古斯特·布朗基的革命斗志的继承者。它遵循保尔·拉法格（他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的政策、茹尔·盖得的不妥协的阶级政策，和以让·饶勒斯为象征的团结广大法国人民群众反对反动派的政策。
法国工人党是1905年统一前的法国工人党和1914年大战前的统一社会党的继承者。它学习本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明的道路开展争取解放的斗争。
法国工人党继承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的遗产，后者的唯物主义哲学对破坏封建社会的基础作出了贡献，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辨证唯物主义中得到了发展。它维护政教分离，而蒙昧主义和社会反动势力则竭力反对政教分离。
法国工人党捍卫和宣传列宁和斯大林所丰富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辨证唯物主义，它把辨证唯物主义用来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革命方法。
法国工人党因此反对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理论的和实践的机会主义。
它一方面反对抛弃工人阶级所寻求的目标的一切政策。它另一方面反对指手画脚和革命“空谈”，后者只会败坏革命在劳动群众中的声誉从而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效劳。
法国工人党确定自己的目标是实行生产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也就是说，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它宣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法国工人党力求达到消灭资本的专政，建立一个确保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以便在城乡的天然同盟者的帮助下，粉碎反动势力，为无阶级的到来作好准备，使每个人得到充分发展。
法国工人党不仅捍卫工人们当前的和未来的利益，而且捍卫农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职员以及其他一切受托拉斯剥削和压榨的牺牲者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它致力于把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展开反对资本家的共同斗争，争取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到来。
法国工人党的基本原则
一
法国工人党认为，要使人类从资本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摧毁资本的专政，必须大大扩展人民的民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每一位劳动群众的民主，限制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自由，用社会主义大师们传统的说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将导致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结束一切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使人的一切才能得到和谐的发展。
二
法国工人党反对一切种族偏见。它同世界各国人民，不仅同白种人，而且同各种肤色的人，保持友好关系。它捍卫各民族自由独立的原则。
三
法国工人党为了显示它宣布的原则的优越性，要使广大群众了解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的巨大胜利。
四
法国工人党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主义的。它是民族的，因为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捍卫法国的真正利益，它丝毫不打算把某一国的某一种经验机械地搬到法国来，它希望在符合我国的情况和民族智慧的特定条件下使社会主义在法国获得胜利。
它是国际主义的，因为它力图使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有益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与此同时，它希望能够用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来丰富自己。
因此，法国工人党同其他国家的和自己抱有同样宗旨的政党建立兄弟般的关系。
五
法国工人党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策，绝不接受任何外来的压力，不管这种压力来自何方。它对法国政府以及其他一切政府保持绝对的独立。
六
法国工人党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所有决议都在经过充分的自由讨论之后才作出，但是决议一旦经过全体一致或多数通过后，就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
纪律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违反党的法规，不管是党的议会活动家和积极分子，或是普通党员都同样如此。
要成为党员，不仅需要宣布赞同党的目标和手段，而且需要贯彻党的一切决议，按期缴纳党费。
七
法国工人党是建立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的，因为党拥有至高权力的代表大会按照民主方式通过决议后，任何人都无权不遵守这些决议。
各级领导机关由全体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定期向它们的选举者汇报自己的活动情况。
党的上级机关的决议对下级机关具有约束力。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党贯彻根据形势需要在党的政策范围内作出的、经过各次代表大会和全体党员通过的各项决议。
八
党的中央机关领导全党、议会党团和报刊，并且负有责任督促大家贯彻各项决议。思想上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党的战斗力的前提。党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演说家必须捍卫同样的政策、即党员们在全体大会和代表大会上以民主方式确定的党的政策。
九
法国工人党赞成一种使它们能够在凡是有人民群众的地方，不论是在企业里或者在地方上，领导它们的活动的组织原则。
十
法国工人党寻求在现有法律的范围内开展自己的活动，它反对人民的敌人对这些法律的任何反动的进攻，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使工人阶级失去继续开展自己解放斗争的可能性。
法国工人党提出要实施的纲领
法国工人党提出要实施的纲领首先是使法国摆脱犯有叛国罪行的托拉斯的统治，改组工业并使之现代化，改革农业，保障真正的民族复兴，并建立一个新的法国。
这就要求最终废除托拉斯，把大规模的生产和交换资料归还给国家，正如全国抵抗委员会所要求的那样。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组织生产，使国家繁荣昌盛起来。
在最终废除托拉斯和把大规模的生产和交换资料归还给国家之后，将由国家本身通过自己的各个主管机关来领导经济。
从那时起，就将可能按照计划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增加国家的福利。
增加国家的福利要求不断提高每个公民在国家劳动产品中的份额。为了使这个份额能够提高，必须使国家劳动经常生产更多的东西。因此，计划必须考虑到不断增加生产。
在托拉斯制度下，提高生产是通过提高对劳动者的剥削达到的。在摆脱了托拉斯的法国，提高生产的唯一途径是发展工农业，改进技术，建立一种能提高生产率和爱护劳动者的力量的劳动组织。
在受托拉斯控制的经济中，提高生产并不导致国家福利的增加。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被托拉斯所摄取了。正因为如此，人们看到，随着提高生产的可能性的增加，贫困也加剧了。
在这样的经济中，不可能出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阻止了生产的发展，引起失业和财富的大量毁坏，而千百万人却处于极端贫困之中。
在摆脱了托拉斯的经济中，生产的提高将导致福利的增加，国家福利的增加只取决于生产的提高。
在受托拉斯控制的经济中，生产的唯一目的是利润，首先是托拉斯的利润。
相反，在彻底摆脱托拉斯的经济中，生产的目的将是满足人的需要。从那时起，法国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满足法国人的需要。
这样，就会建立起一个摆脱了资本专政的新法国的基础，那时将不会存在人剥削人的现象。过去往往从消灭个人财产的角度来看待人剥削人的现象，这是不正确的。相反，作为广大公民的个人劳动或家庭劳动的果实的个人财产只有随着人剥削人的消灭，才会得到可靠的保障。
不仅如此，全面彻底地废除托拉斯和资本专政，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将带来最终确立法国的统一的结果。在这样的法国，将不再有阶级斗争，因为不再有阶级。全体公民都将是生产者，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再是另一个法国人的剥削者。
我们希望，这样的法国在目前正在形成的新世界中将发挥无愧于它的过去的作用。
在这样的法国，贫困、无知、偏见、战争威胁将会消失，而且由于科学的成就，人们的福利将会得到提高，文化将获得不可思议的发展。
为了朝着这样的法国迅速前进；
为了朝着在我国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随之实现建立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迅速前进；
为了朝着赢得自由和幸福迅速前进；
法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
法西斯主义的劳工政策（[意大利]亚尔白特，193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法西斯主义的劳工政策
[意大利]亚尔白特译者：任豁盦（1933年）
录入：姜晴信
来源：《法西斯主义》（1933年冬）；广州民智书局，1934年版
一、组合的国家（Corporativestate）
法西斯主义曾经向全世界宣言，在意大利已经组织了一个新的国家，他不仅为意大利人服务，而且为一般爱好意大利的大自然界而来意大利游历的外人服务，对于安全、纪律、秩序绝对有保障。这一点，是应该同意的。我们可以断言，秩序、纪律、安静，完全是极端的武力统治建筑起来的。现在，国家的权威已经恢复了。他们不再借武力的帮助去宣传法西斯主义，而主张以德服人。不过，法西斯的民警还是经常地准备着事变发生。凡是违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主义、自治、自由主义的刊物，工会和政党，在法西斯独裁的第一年就完全解决了。现在，意大利只有一个党，它享有政治上活动的特权。工人只能够加入法西斯的职工会。凡是对于法西斯的职工会表示不满意，而另图组织的人，法西斯政府决加以惩罚。
法西斯党所用以讨伐敌人的军事组织——军团和义勇军——到了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政府的常态的统治足够维持。国家完全法西斯化了，现时已无须用辅助的力量维持法西斯主义的政权。
司法大臣诺可（Rocco）在1928年的时候，曾经公开地宣言过，“法西斯主义再不愿作国家的警察”。它（法西斯主义）要以社会为基础。虽然，意大利的政府完全在法西斯党的势力之下，而它对于全国又握有绝对的支配权力。但是，诺可仍然声称：“没有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幻想到，使意大利成一个寡头政治的国家。实则相反，法西斯主义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在新的政权之下，政府经过各种群众组织，和广大的人民发生亲密的联系，这些组织可以帮助政府和人民接近，启发人民的知识，指导人民的精神和经济的发展。”法西斯主义者知道，要长久地维持自己的政权，仅依赖警察是不够的，需要得到社会和群众组织的拥护，因此，要深入群众。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法西斯党决定组织一种组合国家。组合的制度可以帮助政府与群众接近，同时，也是组织群众最好的方法。在意大利，组合制是唯一的得到政府允许的合法运动。但是，这种组织并不是由群众中产生出来的，如果群众自动地发起这种运动，也许会同政府站在完全相反的地位。法西斯的组合运动是由政府发起的，其活动的范围、章程，以及它的指挥者、职员，都是由政府规定的。组合是国家机关和附属品，直接受国家的指挥，并执行国家的命令。当决定组合隶属于国家的时候，它本身包含了工人、职员以及雇主。照法律的规定，在组合之内，可以找到劳资之间关于争论的问题的决定。在每一个组合之内，在法西斯的监督和指挥之下，工人和其他的组合的参加者有机会表现他的社会积极性。全国都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的机会的时候，组合可以吸收一部分积极的社会活动份子，如工人及其他的份子。
在这种情形之下，法西斯主义认为监督和指挥群众的最适当的机关，就是组合，因为组合具有广大的社会基础。
可是，在今日，组合制度的国家已经不是一种纸上的计划，而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具体的事实。
二、法西斯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
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保护得很周密，但是，对于工人阶级，从来不采取公开的仇视的态度。墨索里尼只要有接近工人的机会，决不轻易放过。1922年，法西斯党取得政权之后，墨索里尼特别发表了一篇告无产阶级的宣言。在这中间，说明法西斯主义并不将社会主义的罪恶加之于工人，而且，对于工人的合理要求，愿意给以友谊的帮助。这样的宣传，在法西斯主义的刊物中，随时都可以见到。墨索里尼为了要表示他不是资产阶级的附庸，当工人与雇主发生冲突的时候，常站在工人方面，强迫雇主作部分的让步。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虽然重视，但是，并不因此就变更了法西斯的性质。在工人阶级之中，墨索里尼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成绩。
法西斯党未取得政权以前，许多工人的组织就溃散了，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更遭到了空前的劫运。一部分工人被法西斯党吸收去了，并且加入了法西斯的职工会。到法西斯主义已经取得了政权之后，更利用自己的优势将法西斯的职工会扩大了。法西斯工团主义的思想，约有下列数点。①否认社会主义职工会的批评，承认私有财产制。②主张劳资合作。③崇尚民族主义。关于法西斯的工团主义，墨索里尼曾经做过下述的定义：
“法西斯的工团主义，与赤色社会主义之不同，在于前者不废除私有财产，而后者，除了为改良生活、提高工资与资本家进行直接的斗争外，且要达到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的最后目的。我们（法西斯主义）的工团主义只是要求改良法西斯主义旗帜之下的工人生活。没有最后的目的。无论生产达到任何阶段，法西斯主义总是主张和资方合作的。合作的第一个阶段，增加财富的生产；第二个阶段，使财富集中；第三个阶段，分配所获得的财富。”——1926年，在国会讨论劳动立法时的演讲
资本主义无论发达到任何阶段，关于生产和分配，法西斯的工团主义永远是和资本家合作的。法西斯主义认为，意大利的幸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面的，因此，决不加以损害。
在另一个地方，墨索里尼又说：
“法西斯的工团主义决不否认资本和资本家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和社会主义是完全相反的。社会主义认为，资本是一个可怕的吸血鬼。我们认为这是一派胡言。资本主义不但不会没落。且有远大的前途，我们要知道，资本主义虽有缺点，但是，也有它的长处，它的生命，也许还能够延长数百年。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是错误的。社会主义以少数资本家作代表，便认为资本主义是剥削无产阶级的。这是值得批评的。资本家是工业界的主人、最大的组织者，对于国家，有重大的责任，工人的幸福有赖于他们。”——墨索里尼在立法院的演讲
在对外方面，法西斯工团主义更主张扩充意大利的领土，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的色彩，关于这一点，墨索里尼曾经这样说：
“法西斯的工团主义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阶级，与国家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如果国家强盛，那么，工人阶级的地位也就高些，反之，如果国家衰弱，那么，工人的地位也会因而下降。”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意大利司法大臣诺可曾作过如下的补充：
“社会主义的一切观点，都是错误的，违反了历史和实际生活，他们（社会主义）否认民族主义，主张国际联合。而我们的主张，完全相反。譬如：他们主张阶级斗争、国际联合，我们则主张阶级合作、国际斗争。”——在下议院的演讲
对国际间的争斗，法西斯主义是时常准备着的。法西斯的工团主义希望意大利的工人参加这种争斗。
法西斯主义希望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意大利的国际间的敌人。这种思想是未来意大利与列强冲突的种子。在意大利的国会中，讨论劳动立法的时候，墨索里尼特别指出这一点：
“我再重复一次，在未来的五年，或十年之内，可以决定意大利人民的命运，因为他们有决定的作用。国际争斗是在逐渐的展开，我们参加国际舞台也许迟了，不及使用我们的力量。如果在前线上发生了争斗的时候，工厂里是不能发生纠纷的，我们要用仲裁的机关调解双方的争执，借助于我们的组织，使我们国家的生产力达到最高阶段。”
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所以赞助工团主义，是不无原因的。工团主义所给意大利的，是工业的发展，和工资之减低。
三、劳动纪律立法
在常态的条件之下，各国所发生的职工运动，自然，也发生于意大利。不过，它是表现在意大利式的工团主义的形势之下。而它所吸收的工人群众，只限于极少数富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工人。意大利，当法西斯主义取得政权之初，就有了工团主义运动，这种运动，虽有政府的援助，但是，仍属少数工人的运动。参加的工人，极为有限。
大多数的意大利的工人，还是保持着固有的职工会。但是，自政府完全法西斯化之后，法西斯主义首先就决定取消工人的自由组织。在1926年，自由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被消灭之后，法西斯的独裁对于工团主义，由口头的、文字的宣传，进而为立法的决定，无论在那种情形之下，劳资之间，必须遵守所规定的原则。直到现在，法西斯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初限于思想上的宣传，现时却在法律上规定，反民族思想是违法的。一切反对民族和主张阶级斗争的组织不得公开存在。
总之，法西斯主义认为，劳资关系的问题，不能成为有组织的活动的对象，亦不能脱离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法西斯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决定，第一，保证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和平，第二，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法西斯的国家应该统治和调剂国家的一切力量，没有例外，否则它不能指导政党，工人的组织和工业家。国家应该使这些组织帮助它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调剂社会关系。
法西斯主义宣布，一切混乱的斗争和各阶级的自卫，应该结束，从今后，各阶级之间的争论，要由法西斯国家的法律来裁判。国家不能坐视无情的阶级斗争去损害工业、交通和农村经济。一切的经济冲突，在发生的时候，由国家负责解决。工人阶级再不能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反对资本家。法西斯政府负责保护工人阶级的合理的要求，如果资方不满足工人阶级的实际要求的时候，用国家的威信去制裁他们。
法西斯政府所规定的“劳动纪律”，就是根据这些原则来的。关于劳资的关系，决定了下面几项：
（1）代表工人或资方利益的唯一代表，为法律所承认的组织，后者须在前者的范围之内，且受其指挥。代表工人或雇主的团体不得包含性质相同的大多数工人或雇主，经过国家所承认的团体，不问其会员之多少，为全体工人利益的代表者。除了法律所承认的团体之外，其他工人或雇主的代表机关，概不承认。工人的阶级组织及自由组合一概取消。
（2）劳资关系由法律所承认的工会与雇主公开所缔结的条约为基础，而调剂之。凡该企业中之工人或雇主，必须遵守，不问其为工团会员与否。
（3）工人与雇主之间，如果发生纠纷，所争论的问题，用普通法律手段解决。为了达到此种目的，成立一种特别法庭，专门解决劳资问题。审判者，由普通法官充任。这种劳动法庭判决争议时，“应该顾及劳资双方的利益，尤其注意民族工业的利益。”
（4）工人或雇主不得采取阶级斗争或自卫的行动，违者重罚。此条适用于罢工和关厂。
“雇主如无充分理由，希图改变劳动条约而停止工作者，处一万至十万里拉的罚金。工人或雇员，人数在三千人以上，以停止工作，要挟雇主改变现行劳动条约者，处一百至一千里拉的罚金。指挥者或组织者，处一年至两年的监禁。”
为了实行这种劳动纪律，必须具备几种先决条件，工会应具有民族和国家的思想，这是最主要的，工人的阶级利益尚在其次。法西斯的工会对于这些条件是完全执行了的，而且有法律为之保障。资产阶级对于国家的用心，也十分了解，盖国家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恰相吻合，故对于国家，竭力帮助，使所属的企业中的劳动者完全纪律化。要使国家能够维持这种纪律，须有充分的力量，因此，有法西斯的民警（Milicia）之组织。罢工与关厂，同受严厉的禁止。资产阶级为了他本身的利益，是不会关厂的，而工人因慑于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监禁，也不敢轻于罢工，故和平的阶级合作，得以维持。
法西斯主义对于“劳动纪律”的批评者，常常这样说，纪律之执行，不为某一阶级所操纵，而在国家的手中。
四、劳动纪律的实施
劳动纪律的唯一的任务，在防止工人群众的自由组织的发生。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自从新的劳动法实行之后，工人的组织，即使能够存在，也失去了它的基础。因为，只有法西斯的工会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只有它（工会）有代表各种工人的权力。无论雇主公团或工会，只要有雇主或工人总数百分之十的会员，即可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下一款又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工会、公团，可以代表所在地的国民经济中各企业的雇主和工人，不问其为会员与否。法律所承认的工会，有权征收一切工人的会费。雇主所纳会费，不得超过所付与职工一日的工资，工人所纳会费，不得超过一日所得的工资。
工会中占全体工人百分之十的会员，可以征收其余百分之九十的工人的会费。为法律所承认的百分之十的工人，有权与资方缔结集体条约，而全体工人有遵守之义务。即使其余百分之九十的工人不同意，而工会所签订的条约，同样发生效力。破坏者，以不履行义务论，国家当给以惩罚。
仅法律所承认的工会，国家予以介绍失业工人的权力，仅法西斯的工会在各种经济、合作社的组织中，有代表工人的权力。法西斯工会的垄断，消灭了工人的阶级组织。非党的群众，为了要明了严格的工厂纪律，不得不去找法西斯的工会，请其予以指示。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指定的上级机关，会费由他们征收，劳动条件由他们决定。法西斯的工人组织，就是这样形成的，它有权代表工人说话，指挥工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法西斯的工会组织，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采取独裁制，由少数法西斯党员指挥，而受特殊的报酬。
法西斯的工会，是国家借以统治社会的一种力量，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法西斯主义认为，工会的垄断，足以成为反法西斯的中心。这种危险，国家是常常顾及到的。照理，工会是国家在群众中的一个支部，不会发生反政府、反法西斯的组织，更不会发生阶级的革命精神。但是，法西斯党和政府对于工会特别注意，使工会完全在自己的监督之下，不使它有一点自动的精神。因此，国家对于工会的组织，有许多限制的条件。第一，工会的指挥者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和坚决的民族观念”。工会的书记和主席，须由立法部指定。劳动纪律规定了。地方组织应受该地长官的指挥，而全国的组织，应受社会工作大臣的指挥。各省工会必须将自己的工作计划工作人员的名单，各种重要问题的决议，呈报该省长管及省议会。有必要时，各省长官或社会部，得解散工会的组织。
五、法西斯的劳动宪章
法西斯党举行政府成立五周年大会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宣言，在这中间，说明了他们对于工人阶级的关系。法西斯主义虽然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它（法西斯主义）仍然努力于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各阶级的道德和物质的生活水平。法西斯主义对于这个宣言非常重视，他们称之为大宪章，而法西斯大评议会竟誉为“法西斯革命的基本文宪”。
生产力能够得到和谐，这是最有利的事。法西斯主义在宪章中所说的阶级调和，是阶级关系的主要原则。换而言之，宪章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经公布的纲领。其主要部分，分别说明于下：
宪章共分四篇：（一）组合国家，（二）集体条约，（三）雇佣劳动，（四）保险。
第一篇包含了下面的法西斯主义的几个原则：一，意大利的民族是有机构成的，有自己的目的：生活与活动的手段，超过个人及团体的利益。它（意大利）是道德、政治和经济的综合，完全表现在法西斯的国家中。
二，各种劳动，如体力、技术和手工，乃社会上的义务。只有这种劳动，可以得到国家的保障。生产过程于民族观念应互相符合。统一的客观的目的，在增进生产者的幸福和民族的力量的发展。
三，工会是自由的，但是，只限于法律所承认的，和受政府监督的。只有它有权代表全体工人的利益。只有法律所承认的工会对国家和其他的组织有代表工人的利益，缔结集体条约和征收会费。
四，在集体条约中，包含了生产之中各种元素的综合，调和劳资利益的方法，服从生产的最高利益等。
五，经过劳动的最高组织，国家可以调剂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监督现行条约之实施，并决定新的劳动条件。
六，法律所承认的工会可以实现劳资之间的平等，维持劳动于生产纪律，努力于生产之完成。组合制度构成了生产的唯一的组织，并完全代表其利益。因为生产的利益即国家的利益，故国家承认其为合法的组织。
七，组合国家应视为促进生产的最实际的工具，它有利于全民族。私有的生产机制，应符合国家的利益，企业的组织者，也应以发展生产为己任。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係起于生产力的合作。雇主、专家、工人，都是企业的积极参加者，而指导权，则属于雇主，他对整个的企业负责。
八，雇主组织应负责增加并完成生产，和减低生产成本费。
九，如私人企业发生缺点或危害国家利益时，政府有权干涉。干涉的形式或为警告，或监督，或收归国家直接管理。
劳动宪章的第二篇，说明集体条约，劳动雇佣及保险，并包含技术的规则。关于保险，说明了各种形式的保险费应由工人和雇主分担。不过，法西斯主义特别说明雇主应该多担任一部分。国家只限于调节，登记和联合双方的作用。
法西斯主义的劳动宪章，要昭示意大利和全世界，说明法西斯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的关系实现了最好的愿望。劳动宪章虽然涉及到工人阶级的各种问题，但是，没有提到八小时工作日，最低工资之规定，关于劳动保险，未涉及国家；失业问题，也没有提到。对于劳动宪章，在雇主方面，是认为非常满意的，因为宪章指明，雇主对于经济生活有指导的作用。
关于工人阶级方面，有法西斯的工会出而表示意见，大致也认为满意，但是，能否代表全体工人的意见，却无法断定。
六、组合国家的结构
法西斯主义统治意大利的第六年，声明，他们不愿意使寡头政治长久地继续下去，以后，要将它的独裁建筑在广大的人民之上。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法西斯主义认为与群众合作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工会（职工会）。但是，法西斯的独裁是不允许任何社会自由活动的组织存在的，除非在下列的两种条件之下：第一，一切活动适合于法西斯主义的目的，第二，社会组织的活动，完全受国家监督，而且要代表国家的权力。一切的社会工作的纲领，应以法西斯的国家为出发点。
根据这种理论，法西斯的工会应该成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媒介。
在组织关系上，法西斯主义联合意大利的生产人民（工人、雇员、雇主）于下列的十三种组织之中。
工人阶级共分六种，每种有其独立组织。
（一）产业职工联合会
（二）农业职工联合会
（三）商业职工联合会
（四）海、空运输职工联合会
（五）陆上、内河运输职工联合会
（六）银行职工联合会
雇主也有如上六种联合会。自由职业者和伶人组成了第十三种联合会。
六种工人联合会与六种雇主（联）合会，统属于劳动总联合会和雇主总联合会之下。
政府及所属各机关的职员系法西斯政府的思想的直接执行者，无权加入工会。每种职工或雇主联合会，得派遣代表共同协议本身的工作之进行。工人和雇主的组织所构成的联合代表机关，就变成了组合。组合虽为一种组织形式，但是在法西斯的国家中，并无大的意义。不过，既是由组合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法西斯国家的制度，有浓厚的组合色彩。
形式上，法西斯主义允许群众立于组合的国家之外。但是，因为法律所承认的工会虽仅百分之十的工人群众，却有代表全体工人的权力，于是，其余的工人就不得不和法西斯的工会发生关系，在工作的过程中，日常的困难推动他们去接近工会。在这种情形之下，法西斯党可以说，不仅是全体雇主，就是全国的工人，也都在组合之中。墨索里尼的同僚波太（Botai），当1928年3月15日，公布了下列的文件，说明法西斯工会会员的成分——
法西斯劳动联合会的会员，共2,809,641人，其中产业工人1,200,586人，农业工人990,797，商业中的工人占254,179人。陆上运输工人247,344，银行业工人40,137人，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70,480人，海上运输49,000人。
雇主联合会包括885,968人，其中6万经营工业，55万经营农业，17万经营商业，2.2万经营陆上运输，318人从业银行，8万手工业者。雇主与工人共37,400,809人。
自然，这个数目是否可靠，尚待考察，只就所公布的数字来讨论，显然地可以看出，法西斯在群众中的工作并无特殊成绩。
工会有许多附属机构深入到群众中去。经过了六年的独裁之后，他们知道，法西斯主义和代议机关虽不能共存，但是，政权不能不以法律所承认的工团作基础。为了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他们组织了组合代表议会，这是法西斯主义的特殊立法机关。
据选举法的规定，仅法律所承认的工会有选举代表的能力。组合议会共有四百个代表，但是职工联合会可以提出八百个候选人，文化团体可以提出一百个候选人。选举法规定，每一个联合会须依下列的比例提出候选人：一，地主联合会提出12%，二，农村工人联合会提出12%，三，工厂主联合会提出10%，四，产业联合会提出10%，五，商业家联合会提出6%，六，海、空运输业主联合会提出5%，八，海、空运输业工人联合会提出5%，九，陆上及内河运输业主联合会提出4%，十，陆上及内河运输业工人联合会提出4%，十一，银行业主联合会提出3%，十二，银行业职员联合会提出3%，十三，自由职业者和伶界联合会提出20%
在组合国家之中，哪种社会阶级占了统治地位，这是显然可以看出来的。雇主与工人的候选人是相等的。自由职业者的候选人两倍于产业工人。此外，选举代表的权力不属于全体工人，而属于工会的中央机关。但是，法西斯的工会只有派送的权力。选举及人数之多寡，由法西斯的大评议会决定。法西斯大评议会从各处送来的名单中，选出400个代表，然后提交人民通过，其形式于下：“你是否赞成法西斯大评议会所提出的名单？”回答或者说“是”，或者说“否”。如果得到选举人半数的赞成，那么，大评议会所提出的名单就算通过了。
那么哪些人有选举权呢？法律规定，在法西斯国家中，有权答应一声是或否，只有年龄在21岁以上，或18岁已婚的男子，其中又分四种，①付工会会费，②付直接税100里拉，或持有国家证券，而收益在500里拉以上者，③领有国家机关的津贴或薪水者，④天主教徒或其他经国家认可的宗教信仰者。
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意大利又恢复了从前的民主政治。因此，意大利司法大臣诺可对于这一点，特别加以声明：“我们对于新的组织的意义，不要陷于自欺，在告选民的宣言中，我们绝对没有表示尊重民主的原则：我们只是告诉选民，请他们对党的大评议会的政治方向表示一点意见。不是承认选民有无限的权力。不过，我们要借此维持他们和国家的关系。”
组合国家的系统是这样的：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法西斯党的大评议会；法西斯的国家吸收人民团体参加政府工作，不过，应受国家的监督。参加政府的工作，係管理机关的事务，会员只有赞成与否决的权力。但是，也可以不置可否。
组合国家有两重任务：它希望组成经常的阶级合作的组织，借以增加民族工业的生产。关于这一点，法西斯主义是公开宣传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经过了六年的独裁之后，还觉得单纯的独裁不足以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他们认为组合制度的国家可以巩固法西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但是，有时事实于愿望完全相反。组合国家的结构，其外形有各阶级的代表参加，但是，内部却因利益之冲突，而各行其是。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
译后记
本卷中有关1861—1865年美国内战的文章，凡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一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朱鸿恩译）的，都核对英文原文和德文原文，并参考其他版本和译本，对译文重新作了校订。“英国的政治”和“中国记事”两文，原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现根据英文原文和德文原文作了校订。其他文章，在译校过程中也都核对原文，并参考了其他版本和译本。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是徐若木、高叔眉、单志澄、韩文臣、刘功勋、谢惇；参加资料工作的是刘功勋、王锦文、冯如馥、陈家英、陈瑞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在德国国会上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1914年12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第211号文件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上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1914年12月2日）我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理由如下：目前的战争是任何一个参战国的人民都不想要的，它不是为了德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的利益而发动起来的。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一场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统治、为了从政治上控制运用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主要地区而引起的战争。如果从军备竞赛的观点来看，那么这场战争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好战集团在半专制制度日暮途穷、秘密外交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为了先发制人而挑动起来的。同时，这场战争还是一种企图分化和瓦解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拿破仑式的阴谋。尽管有人粗暴地歪曲事实，但是过去几个月的情况还是日益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德国提出的“反对沙皇制度”这个口号，跟现在英国和法国提出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口号一样，其目的在于利用人民的无比崇高的天性、革命的传统和理想，来煽起民族之间的仇恨。德国是沙皇制度的同谋犯，一直到今天还是政治落后的典型，它不配起各族人民的解放者的作用。俄国人民和德国人民的解放，应当是这两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场战争对于德国来说并不是什么防御战。这场战争的历史性质和截至目前为止的进程，都不能使人相信资本主义政府的这种说法，即诉诸武力是为了保卫祖国。目前要求迅速实现一种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不是屈辱的和平，也就是一种不通过征服而实现的和平。在这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欢迎的。只有当争取这样一种和平的力量同时在一切交战国内不断地壮大起来，这场血腥的屠杀才能够在这些国家弄得民穷财尽以前被制止。只有在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和各国人民自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和平，才可能是巩固的和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即使是在目前战争仍然进行的情况下，也必须从事争取和平这项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我本来可以同意按所要求的数额拨付紧急预算，在我看来这个数额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样地，我会同意为改善我们在战场上的弟兄以及伤病员的不幸遭遇所能做的一切，我对这些人的遭遇是无限同情的；这对于我来说，任何要求都不是过分的。但是，由于我反对战争、反对战争的元凶祸首、反对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政策、反对战争所追求的资本主义目的、反对破坏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反对军国主义独裁、反对政府和统治阶级至今仍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所表现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此，我反对所提出的军费预算。来源：《卡尔·李卜克内西讲演、书信、论文选集》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1860年1月—1864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60年1月—1864年9月）
1860
1月—2月初
马克思继续写研究资本诸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为此，他经常到英国博物馆去研究1855—1859年工厂视察员的工作报告，研究斯密、魁奈、杜尔哥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重新阅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2月
恩格斯研究军事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各种武器的创造和发展的历史。
1月11日—26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密切注视美国和俄国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指出，美国黑奴为争取消灭奴隶制的斗争和俄国废除农奴制的运动是当代最重大的事件。
1月17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法国的状况”一文，揭露路易·波拿巴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新手法；文章发表于2月7日该报。
1月27、28日和2月11日
马克思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英国的政治”、“法英之间的新条约”和”英国的预算”等文章中指出英国政府内外政策的反人民实质；这些文章发表于2月14日和25日该报。
1月30日左右
恩格斯写“萨瓦与尼斯”一文，揭露拿破仑第三对意大利这两个省份的强求是毫无根据的。该文作为社论发表于2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1月底—2月初
由于波拿巴的爪牙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控诉”出版，马克思开始收集文献材料撰写反击福格特的文章。为此，他翻阅了1848—1859年期间他所收藏的所有书信和报纸，并请求一些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如沙佩尔、威·沃尔弗、列列韦尔、波克罕、伊曼特等人，把有关揭露福格特的材料寄给他。
恩格斯写“德国的军事改革”一文，该文嘲笑了德国各邦军队中盛行的学究气和检阅式的练兵。该文作为社论发表于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2月上半月
马克思接到朋友和战友们对福格特的诽谤表示愤怒的许多来信，并收到他们寄来的一些揭露福格特的材料。
2月3日
恩格斯翻阅他所收藏的为揭露福格特所必需1850—1852年间的所有文件。
2月4—20日
恩格斯写作“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它是“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再次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意大利以及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上的立场。这本小册子于4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
2月6日
马克思应特别邀请（这项邀请是尊敬他在发展共产主义原则方面的功绩的表示），出席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周年庆祝会。在会上一致通过关于谴责福格特的诽谤的决议。
马克思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声明，宣布他将对柏林“国民报”起诉，因为该报在两篇社论中刊登了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的摘录并简述了它的内容。这篇声明刊载于“科伦日报”、柏林的“人民报”（《Volks-Zeitung》）和“政论家”（《Publicist》），汉堡的“改革报”和奥格斯堡的“总汇报”。
2月13日—3月27日
马克思就控告“国民报”事同法律顾问维贝尔通信，把控告“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材料以及这一案件所需的许多其他文献和材料寄给柏林的维贝尔。
2月16日—3月25日
马克思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同威·沃尔弗一起讨论在报刊上抨击福格特的计划，为此，马克思重新阅读了有关福格特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活动情况的信件和材料，并进行广泛的通信搜集材料。
3—4月
恩格斯撰写“论线膛炮”这一篇长文，该文发表于4月7、21日和5月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3月初
恩格斯请拉萨尔帮助给出狱不久的诺特荣克（他是在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罪的）安排工作。
3月23日—4月6日
由于父亲逝世，恩格斯住在巴门。
4月9日—7月24日
马克思接到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来信请求为“人民呼声”（《DieStimmedesVolks》）（该报将由“工人协会”在芝加哥出版）聘请欧洲通讯员，马克思致书英国、法国和瑞士的革命流亡者代表——李卜克内西、波克罕、约·菲·贝克尔、洛美尔以及德国的拉萨尔，请他们向该报投稿，并同魏德迈通信商谈报纸出版问题。
4月10日
马克思写“柏林的情绪”一文，指出德国各阶层人民中的革命风潮正在加强。该文发表于4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4月中—6月2日
马克思应匈牙利政治活动家瑟美列的请求，阅读了他的论述恢复匈牙利独立的道路的小册子“1848—1860年的匈牙利”；马克思在给瑟美列写信谈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尖锐地批评他为波拿巴和帕麦斯顿辩护。
4月18日—10月5日
以马克思的名义提出的控告“国民报”编辑察贝尔诽谤的诉讼，遭到柏林一级和二级检察机关、柏林市法院以及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拒绝。
4月底—5月初
由于巴勒摩起义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马克思撰文指出西西里居民在其整个历史时期中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压迫的不倦斗争。文章以“西西里和西西里人”为题作为社论发表于5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5—11月
为了撰写抨击福格特的文章，马克思研究十九世纪的政治史和外交史，从有关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策的书籍、报纸和议会报告书中做了札记。
5月初
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两篇论普鲁士国内状况的通讯，这两篇通讯以“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为题发表于5月19日该报。
5月10日
恩格斯函告马克思他在父亲逝世后在欧门—恩格斯公司今后的工作条件。
5月12日左右—25日
恩格斯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后，启程去巴门。在返回曼彻斯特的途中，到伦敦马克思处作了短时期的逗留。
5月中
马克思接到俄国作家尼·伊·萨宗诺夫的来信，信中对福格特的诽谤表示极大的愤怒。萨宗诺夫指出1859年出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莫斯科大学某教授在一次专题讲演中叙述了这本书的内容。
5月28日—6月7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注视着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在报刊上阐述这一运动的主要阶段，马克思论述加里波第部队远征的文章发表于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恩格斯的“加里波第在西西里”一文作为社论发表于6月22日该报。
6月2日
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在评述英国政治活动家戴·乌尔卡尔特的支持者的对外政策立场时，表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资产阶级阵营的临时盟友的某些策略原则。
6月13日
马克思写“普鲁士新闻”一文，论述即将召开的、有拿破仑第三参加的德国各邦君主会议。该文发表于6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6月19日左右
马克思拜访德国政论家波克罕，并建议他著文反驳波拿巴主义者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在随后的数月里，马克思对波克罕著作的内容提出许多建议，还阅读了校样。
6月25日左右
恩格斯写“英国的志愿兵部队”一文，评述志愿兵的阶级成分。该文作为社论发表于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6月底、7月10日和14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不列颠的贸易”一文和以“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作标题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在分析1860年上半年工厂视察员的报告的基础上，表明在英国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加强了。第一篇文章作为社论于7月16日在该报发表；其余两篇于8月6日和24日发表。
7月23日
马克思著文论述加里波第同卡富尔的决裂，该文发表于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标题是“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
7月24日左右和7月底
恩格斯联系着波拿巴法国的侵略计划写“不列颠的国防”和“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两文，文中分析了英国官方的国防计划。两文作为社论发表于8月10日和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7月28日—8月3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去一篇论叙利亚的骚动的文章和“俄法同盟”一文，强调指出，法国和俄国国内矛盾的尖锐化迫使两国统治集团在战争中寻找出路。两文于8月11日和16日发表。
8月7日
马克思写“纸张税。——皇帝的信”一文，分析英国议会中不民主的法案通过程序。该文发表于8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8月8日
恩格斯写“加里波第的运动”，文中对加里波第革命部队的战斗品质给予很高评价，此外还指明那不勒斯王室军队的反人民性。该文发表于8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8月11日
恩格斯观看在牛顿举行的志愿兵猎兵检阅并收到英国军事杂志“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的编辑诺德耳和霍尔的建议，请他写关于在牛顿举行的志愿兵猎兵检阅的文章。
8月14日—9月8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4篇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欧洲的收成”、“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和“不列颠的贸易”。这些文章发表于8月28日，9月6、10和29日该报。
8月16日
恩格斯写“奥地利病夫”一文，指出奥皇对内对外政策的反动性以及奥地利帝国中革命力量的增长。该文作为社论发表于9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8月24日左右
恩格斯写“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一文并将该文寄给达姆斯塔德“军事总汇报”的编辑部，于9月8日发表。恩格斯将该文的英译稿寄给“志愿兵杂志”，由编辑部加上按语并以“德国报纸报道在牛顿举行的检阅”为题于9月14日发表。
9月初
恩格斯写两篇论述革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的进展的文章：“加里波第的进军”和“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两文作为社论发表于9月21日和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9月中—10月中
恩格斯写“法国轻步兵”一文，发表于9月21日、10月5日和20日“志愿兵杂志”。
9月17日和27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分析法国和俄国的对外政策并对革命统一意大利和德国的前提作了详细叙述。“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和“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两文发表于10月10日和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10月上半月—11月底
恩格斯为“志愿兵杂志”写了两篇文章，论述志愿兵炮兵和工兵的组织问题，这两篇文章的标题是“志愿兵炮兵”和“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发表于10月13日、11月24日和12月1日该杂志。
10月15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军事总汇报”编辑部约请他给该报经常撰稿的建议。
10月23日
由于普鲁士军队改组，马克思写“普鲁士备战”一文，该文发表于1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1860年10底—1861年1月上半月
恩格斯写“步枪史”一文，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研究了这种主要的小型火器的发展。该文从1860年11月3日起至1861年1月19日分八章载于“志愿兵杂志”，其中有一章为1861年1月27日的英国“陆海军报”转载。
11月8日
马克思写完抨击文“福格特先生”。
11月10日
马克思著文论述英国财政状况，文章以“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为题发表于11月2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11月17日
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一文的序言。
11月19日—12月
燕妮·马克思患危险的天花，在她患病期间孩子们寄居威·李卜克内西家里，马克思服侍重病的妻子。
11月22日左右
恩格斯结束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海军”一文，该文于1861年载于百科全书第12卷。
11月24日
由于普鲁士各级法院均拒绝马克思对“国民报”的控诉，马克思将声明寄给许多德国报纸编辑部，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于12月1日发表该声明。
11月底—12月19日
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将此书描述为他的世界观的“自然历史的基础”。
12月1日
马克思的抨击文“福格特先生”出版，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反击了资产阶级的诽谤性的进攻。他根据确凿的材料无可辩驳地证实，福格特是领波拿巴津贴的走狗。
12月20日
恩格斯接到诺德耳通知，说“志愿兵杂志”编辑部打算将恩格斯发表在该杂志上的文章印成单行本，以“志愿兵读物”为书名出版。
1860年12月24日和1861年1月底
恩格斯写了两篇文章论述奥地利和德国革命危机的增强。“奥地利革命的发展”一文发表于1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德国的运动”一文作为该报社论于1861年2月12日发表。
1861
1月18—22日
由于在普鲁士宣布王室大赦，马克思请恩格斯写一篇文章批评这种大赦，因为它实质上并没有普及到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流亡者。马克思将恩格斯写的文章寄给“泰晤士报”和“旗帜报”，但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拒绝刊登。
1月28日
马克思接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的通知，说停止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登马克思的通讯六星期，此外，该报未发表的文章，出版人不付稿酬，因此，马克思全家在经济上遭到严重的困难。
1月底
恩格斯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但该报没有发表的文章“法国的武装力量”加以修改后寄给“志愿兵杂志”，该文2月2日发表于该杂志。
2月初
恩格斯阅读毕若元帅的著作“略论作战的几个问题”并对该书论述步兵战斗中的体力因素和精神因素这一章作了摘录，恩格斯对毕若这本书摘要的英译文连同自己加的按语，以“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为题发表于2月9、16日和3月2日“志愿兵杂志”。
2月下半月—5月底
马克思研究古代世界史；阅读阿庇安用希腊文写的“罗马史”一书中关于国内战争这一章；重读修昔的底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月28日—3月16日左右
马克思到扎耳特博默耳（荷兰）去舅父莱·菲力浦斯处。
3月16日左右
“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出版，该书包括1860年和1861年初“志愿兵杂志”上刊登的恩格斯的5篇军事论文。
3月17日—4月12日
马克思住在柏林。他同拉萨尔商谈关于在德国共同出版报纸的问题并根据大赦令为恢复普鲁士国籍问题采取步骤。马克思接到王室警察总监策德利茨对自己请求的否定答复后，又向所住地区警察局提出接受他重新加入普鲁士国籍的申请并委托拉萨尔行使在这方面采取必要步骤的权利。马克思坐在记者席上出席了普鲁士议会下院的一次会议。
4月16日左右—19日
马克思在爱北斐特和巴门作短时期逗留后来到科伦，会晤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辩护人卡·施奈德尔律师以及这个案件的前被告约·雅·克莱因；马克思还拜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领导人之一罗·丹尼尔斯的孀妇。
4月19—29日
马克思到特利尔母亲处住了两天，然后取道亚琛、扎耳特博默耳、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回到伦敦。
5月初—6月初
马克思同法国流亡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西·贝尔纳以及宪章派领袖厄·琼斯商定在伦敦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在巴黎逮捕布朗基和在监狱里虐待他；同时马克思采取措施，通过报刊报道布朗基在狱中受苦的情况。
5月7—1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德国出版报纸的问题通信交换意见，他们决定拒绝拉萨尔关于共同办报的建议，因为拉萨尔所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他要求编辑部由他领导）。
5月20日左右—23日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家作客。马克思将他去德国的结果详尽地告知恩格斯。
6月10日
马克思又接到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新闻报”编辑麦·弗里德兰德的约稿建议。他请求马克思先寄两篇论美国内战及英国状况的文章。马克思考虑到该报在德国读者中享有很大名声，以及该报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反波拿巴派的立场，便接受了撰稿的建议；但又因该报对奥地利施梅林的假立宪政府持同情的态度而没有立即寄稿。
1861年6月中—1862年11月
由于美国爆发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研究美国内战发生的原因。马克思在周密研究美国报刊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美国战争的基本内容是奴隶制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美国人民反对黑奴制的斗争具有很大意义，他们在文章及通信中强调指出北部各州所进行的战争的进步性。
6月18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柏林来的消息：市警察总监拒绝他加入普鲁士国籍的请求。
6月19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收到好友布朗基和法国政论家路·瓦托（德农维耳）的信，并且对他们又同法国的革命政党建立了直接联系一事表示满意。
1861年8月—1863年7月
马克思继续致力于他所计划的经济学巨著，预定在这部著作中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并且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研究结果和摘录分载在23本笔记中，构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8—12月
马克思在写作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过程中，详细地研究了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问题，并开始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
8月底—9月上半月
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从那里向“新闻报”编辑部函询该报对奥地利政府危机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并在9月4—11日“科学促进协会”年会期间出席经济科学和统计学小组的会议。
9月18日和21日
马克思重新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861年1月间曾停止撰稿），并为该报写“美国问题在英国”和“不列颠的棉花贸易”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0月11日和14日该报。
10月3日—10月底
恩格斯在德国亲人那里度假。
10月5日和12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文章，揭露帕麦斯顿报刊就美国事件所捏造的谎言。“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和“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两篇文章发表于10月21日和11月7日该报。
10月20日和10月底
马克思开始给“新闻报”撰稿，寄给编辑部两篇文章——“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他在这两篇文章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揭示了美国国内战争的前提、性质和动力。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0月25日和11月7日该报。
10月29日
马克思接到弗里德兰德的通知：从11月1日起马克思被聘为“新闻报”常驻伦敦的通讯员。
11月—12月初
恩格斯继续给“志愿兵杂志”撰稿，他的“志愿兵军官”和“美国战争的教训”两篇文章发表于11月22日和12月6日该报。
11月1日左右—18日
马克思写了5篇论英国经济的危机现象和论法国财政危机的文章。“英国的危机”、“经济短评”、“富尔德先生”、“法国的财政状况”等文章发表于11月6、9、19和23日“新闻报”；“不列颠的贸易”一文刊登在11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1月7日和8日
马克思写两篇论英法西武装干涉墨西哥的文章，揭露武装干涉的殖民性质，并指出英国的帕麦斯顿政府是武装干涉的真正组织者。这两篇文章以“对墨西哥的干涉”为题发表于11月12日“新闻报”和11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11月10日
马克思汇款给路·瓦托，这笔款项是为了出版有关布朗基案件的小册子而从德国流亡工人中间募集的。马克思在给瓦托的信中称布朗基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杰出活动家。
11月19日左右
由于废奴主义者弗里芒特将军被免除密苏里军总司令之职，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关于美国内部政治状况的文章。该文以“弗里芒特的免职”为题发表于11月26日该报。
11月26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拉萨尔的通知：关于他要求加入普鲁士国籍的申请被普鲁士内务大臣最终拒绝。
11月28日—12月31日
由于英国邮船“特伦特号”被美国军舰拦截，马克思写了一系列论述英美冲突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揭露了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执政寡头的立场，并表示相信英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特伦特号’事件”、“英美的冲突”、“‘特伦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和“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等文章发表于1861年12月2、3、8、11、25日和1862年1月4日“新闻报”。“‘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一文刊登在12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861年12月7日—1862年1月31日
由于“特伦特号”事件发生后英美关系的尖锐化，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指出英国反对战争情绪的增长。“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和“英国的舆论”两篇文章刊登在1861年12月25日和1862年2月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和“反干涉的情绪”等文章发表于1861年12月31日和1862年1月5日、2月4日“新闻报”。
12月10日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约·威·维贝尔请求马克思写文章批判地分析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维尔特的观点及其所办的“雇主报”（《DerArbeitgeber》）的立场，以便在德国的报刊上批判维尔特。
12月10日和13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奴隶制问题的危机”和“美国近况”两篇文章，指出北方要求消灭奴隶制的行动在发展。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2月14日和17日该报。
1862
1—2月
马克思着手写作“剩余价值学说史”；在这部著作中他批判地探讨了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在写“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过程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诸问题，批判地分析了所谓“斯密信条”，并表述了他自己关于再生产学说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后来在“资本论”第2卷里作了详尽的分析。
1月14日和17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西华德的公文被隐匿的经过”和“约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两篇文章，揭露帕麦斯顿政府对美国的武装干涉计划。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862年1月18日和21日该报。
1月中和2月初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铁路统计资料”和“关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两篇文章，分析英国政府和曼彻斯特商会的官方统计报告。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月23日和2月8日该报。
1月28日
马克思写“伦敦的工人大会”一文，对英国工人阶级在面临武装干涉美国的威胁时所采取的国际主义立场给予高度评价。该文发表于2月2日“新闻报”。
2—6月
马克思同德国的社会主义流亡者威·艾希霍夫进行频繁的通信，因为后者在伦敦周报“海尔曼”（《Hermann》）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金克尔开始论战。马克思寄资料给艾希霍夫和在德国的纽施塔特体操联合会会员威·维贝尔，帮助他们揭发那些加入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派民族联盟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2月7日
马克思写“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一文，指出英国执政寡头对外政策的反动性质。该文发表于2月12日“新闻报”。
2月15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墨西哥的混乱”一文，文中指出，波拿巴企图在墨西哥建立以他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帝国，这就使武装干涉墨西哥的参加者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该文发表于3月10日该报。这是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
2月26日左右
马克思写“美国近事”一文，文中尖锐地批评了以总司令麦克累伦为代表的北军军事领导，并分析了林肯巩固北方军队的措施。该文发表于3月3日“新闻报”。
马克思收到德国革命运动的老战士约·菲·贝克尔从瑞士写来的信，信中请求马克思帮助出版他的论德国统一问题的著作“怎样与何时？”。为此马克思采取了一系列援助贝克尔的措施。
2月底
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论述沙皇俄国在远东的侵略政策的文章。该文一直没有发表。
3月
恩格斯写关于美国的战争进程的文章，该文以“美国的战争”为题发表于3月14日“志愿兵杂志”。马克思把这篇文章译成德文，作了一些补充，并寄给“新闻报”，以“美国内战”为题发表于3月26日和27日该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发挥了自己的战略计划，这一计划能够保证北部在战争中取胜。
3月30日—4月25日左右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作客。他们同从利物浦到此作数日逗留的艾希霍夫一起，讨论关于反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金克尔的问题。
4月13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查·德纳的建议，要他停止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稿，因为该报在最近两个月一共只登载了马克思的两篇文章。德纳还说他自己打算退出该报的编辑部。
4月28日左右
马克思拒绝弗里德兰德要他为“新闻报”写一篇关于5月1日在伦敦开幕的工业展览会的专门报道的建议，因为到展览会采访一下要很多费用。马克思接受了关于以后每周给该报寄一篇文章的建议。
4月28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论述拿破仑第三在墨西哥冒险的文章。该文以“国际性的米勒斯案”为题在5月2日发表。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新闻报”写一篇关于科林斯附近会战的文章，并请他以后经常报道美国的国内战争的主要事件。
马克思寄信给拉萨尔，信中建议他为布罗克豪斯在德国出版的“我们的时代”（《UnsereZeit》）杂志写一篇关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评论。
5月5日
为了研究印度土著军队的组织，恩格斯请求马克思把有关这一问题的议会报告以及英国陆军部的资料寄给他。
恩格斯继续注视着北美的战争，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周详地描写了科林斯附近的会战和弗吉尼亚战斗。
5月16、18日和6月14日
由于北军部队占领新奥尔良——蓄奴州同盟的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马克思为“新闻报”写“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和“英国的人道与美国”等文章。他在文章中分析了美国国内战争和最终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前景。这三篇文章发表于5月20、22日和6月20日该报。
5月23—25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地分析了美国主要战场上的局势。马克思利用恩格斯的材料为“新闻报”写“美国战场的形势”一文，该文发表于5月30日该报。
6月
马克思重读洛贝尔图斯的著作“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和论证新的地租理论”。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判了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6—7月
马克思的家庭由于他停止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而遭到极大的物质贫困。燕妮·马克思试图卖掉丈夫的一部分藏书，但徒劳无补。在恩格斯的帮助下，马克思清偿了一部分债务。
6—8月
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过程中，发展了他关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理论。马克思在8月2日和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把自己研究的成果详细地告诉了他。
6月6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德国流亡者威·施特芬从波士顿寄来的消息，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因岑在“先驱者”（《DerPionier》）杂志上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因而要求把有关海因岑的过去政治活动的材料寄去，以便在报刊上予以还击。
6月中
为了在自己的经济著作中批判马尔萨斯的反动观点，马克思重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指出达尔文的理论是对马尔萨斯主义的驳斥。
6月底
恩格斯写“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一文，该文发表于7月3日“新闻报”。
7月5日左右
马克思访问曾在意大利加里波第部队里作过战的前奥军上尉施韦格尔特。马克思从施韦格尔特的谈话中了解那种为拉萨尔所赞同的、德国军官吕斯托夫制定的关于“解放”德国的计划，并尖锐地批判了这些计划的冒险性。
7月9日—8月4日
马克思时常访问来伦敦参观世界工业展览会的拉萨尔。拉萨尔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告诉马克思，他打算在德国的工人中间开始进行争取实现普选权的鼓动和借容克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国家之助组织生产协会，以期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尖锐地谴责拉萨尔的纲领和策略的改良主义实质，同时着重指出他们在政治上除开某些极其遥远的最终目的以外毫无共同之处。
7月16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作论述英国政府的反动对外政策的文章。该文以“关于墨西哥问题的辩论被压制和同法国的联盟”为题于7月20日发表。
7月30日—9月1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视着美国的事件，就美国国内战争的前景通信交换意见。尽管恩格斯由于北军在军事上严重失利而对战争前景的估价稍有怀疑，但马克思考虑到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的全部总和，坚决地相信北部的最后胜利。马克思在“评美国局势”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该文发表于8月9日“新闻报”。
8月2日
恩格斯出席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希顿公园里举行的英国志愿兵检阅。恩格斯在“英国的志愿兵检阅”一文中评价了志愿兵的训练状况。他把该文寄给“军事总汇报”，发表于11月1日和8日该报。
8月9日以后
马克思向在纽约出版的废奴主义报纸“晚邮报”的编辑部提出撰稿建议。
8月22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美国废奴派的示威”一文，指出争取立即消灭黑奴制的力量日益成长和团结。文章发表于8月30日该报。
8月27日
马克思以“新闻报”通讯员的资格取得参观伦敦世界工业展览会的长期出入证。
8月28日—9月7日左右
马克思为了安排财务，到扎耳特博默耳舅父莱·菲力浦斯和到特利尔母亲那里去了一趟。马克思在归途中于科伦会见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弗·卡普，他是从美国来的。卡普把德国革命流亡者站在北部各州的一边参加美国的国内战争的情况告诉了马克思。
9月
马克思在批判分析李嘉图的积累理论的过程中，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发展了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和经济危机的理论。
由于家庭的物质状况极端困难，马克思试图通过表兄奥·菲力浦斯的介绍到一家英国铁路营业所工作，但是没有被录用。
9月11日
艾希霍夫请求恩格斯帮助在德国流亡者中间推销为德国禁止的、威·维贝尔的小册子“我被纽施塔特体操联合会开除”，这本小册子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统一德国问题上的立场的。
9月11—30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了3篇文章，论述英国工人因棉纺织业危机而产生的困难状况和论述英国人民声援加里波第的群众大会。“援救加里波第大会”、“英国工人的贫困”和“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纺织工人的贫困”等文章发表于9月17、27日和10月4日该报。
9月12—29日
恩格斯取道比利时和卢森堡去德国休养。在沿摩塞尔河、莱茵河畔和在绍林吉亚旅行后，停留于巴门和恩格耳斯基尔亨亲人处。
1862年10月上半月—1864年9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从流亡中回到德国的威·李卜克内西保持经常通信，从他那里得到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现状的消息；马克思指导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工人中间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活动。
10月7日
马克思写“北美事件”一文，他在文章里欢迎美国总统林肯颁布解放黑奴宣言。该文发表于10月12日“新闻报”。
10月下半月
马克思访问从巴黎来的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维·席利。
10月底
马克思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写“面包的制作”一文，叙述了英国面包业工人的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该文发表于10月30日“新闻报”。
11月4—29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5篇文章，总结美国国内战争的第一阶段。“北美形势”、“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麦克累伦的免职”和“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等文章发表于11月10、14、23、29日和12月4日该报。马克思给“新闻报”撰稿就到这几篇文章为止。
11月18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军事总汇报”编辑部要他更多地寄稿的建议并打算把他的稿件刊登在“来自英国的军事书信”栏。编辑部还请求恩格斯向德国读者报道英国军事方面的技术成就。
12月
马克思撰写“资本和利润”章的初稿，这一章的内容相当于后来的“资本论”第3卷头三篇。
12月5日左右—13日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作客数日，并访问在利物浦的艾希霍夫。
12月28日
马克思在给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医生路·库格曼的信中说，他打算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下一分册作为单独的著作出版，用“资本论”做书名，并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做副标题。马克思同时要求库格曼谈谈德国的事态。从此以后，马克思和库格曼之间开始了经常的通信。
1863
1月
马克思结束了“剩余价值学说史”主要篇章的写作，他打算以后把这一著作作为“资本论”的结论部分、历史批判部分出版。同时他编写“资本论”第1和第3部分的提纲，这两部分成了后来“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的基础。马克思打算在第1篇里研究资本生产的过程，在第3篇里研究资本和利润的问题。
马克思在回头写作自己经济著作里的论机器的一章时，重新阅读他先前写成的技术史摘要笔记，并且在地质学院听讲工艺学实用课。
由于停止给“新闻报”撰稿，马克思的家庭遭到极大的物质贫困。恩格斯了解到马克思家境困难之后，给他相当大的金钱援助。
1月6日
恩格斯的妻子玛丽·白恩士逝世。
1月28日
马克思阅读了拉萨尔的“工人纲领”之后，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称它是“共产党宣言”的庸俗化。
2月上半月
马克思由于经常的过度疲劳患了眼炎。医生建议他暂停工作。
2月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热烈的同情欢迎了波兰开始起义的消息。他们认为用革命方法解决波兰问题的意义特别重大，于是决定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就波兰起义问题发表呼吁书。他们预定在小册子“德国和波兰。论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的军事政治性质”里更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马克思负责小册子的政治部分，恩格斯负责军事部分。马克思希望“熔岩这次将由东方向西方奔流”，并请求恩格斯注意俄国革命流亡者的机关报“钟声”对波兰起义的言论。
2月下半月—5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撰写论述波兰的小册子而搜集资料，从报纸上和从波兰、普鲁士和俄国的历史书籍中作了许多摘录。马克思根据这些资料，为小册子写了两篇预拟稿，在草稿中他详细地探讨了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的侵略政策，以及霍亨索伦王朝兴起的历史。但小册子没有写完。
3—7月
马克思长时期在英国博物馆写作。马克思联系着他的经济学著作——未来的“资本论”——中已经写成的部分，从有关政治经济学史的书籍中作补充摘录，这些摘录积成八本笔记。马克思利用这些资料写作单独的历史批判论文和短评，其中包括论配第的详尽论文，这些文章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主要篇章的补充。
3月26日
马克思出席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人数众多的工人群众大会，这是伦敦工联理事会为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声援美国北部各州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而组织的。
1863年4月初—1864年9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密切地注视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拉萨尔开始鼓动问题拟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拉萨尔的活动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拉萨尔的鼓动对德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进步派政党的影响有某种良好作用，决定暂时不公开地反对拉萨尔。他们努力通过自己的拥护者，首先是李卜克内西，来影响全德工人联合会，帮助加入该联合会的工人站到革命立场上来。
4月8日左右
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问题，阅读赖尔的“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考证”和赫胥黎的“论人类在有机界中的位置”。
4月13日
马克思写辟谣启事寄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因为该报对1861年春马克思同拉萨尔关于在德国共同办报的商谈作了不正确的报道。启事发表于4月17日该报。
5月
恩格斯重新研究塞尔维亚文，阅读武克·卡腊季奇出版的民歌集。
6月
恩格斯阅读金累克“入侵克里木”这一著作的已经出版的头两卷，并为“军事总汇报”写作题为“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的书评。手稿没有写完。
7月初
马克思多多地研究了数学，特别是微分学和积分学。
7月6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作了说明和图解。
1863年8月—1865年12月
马克思决定用更有系统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经济著作的理论部分，着手撰写新稿。他在工作过程中写成了“资本论”（共3卷）的新手稿。
8月21日
马克思会见波兰上校拉品斯基，他来伦敦是为了组织一支德国军队帮助正在战斗的波兰人。马克思协助拉品斯基在德国流亡者中间募捐，作为军队的经费。
9月底
恩格斯参观利物浦港，并为“军事总汇报”撰写文章，论述美国装甲舰队和炮兵在国内战争中的发展。该文一直没有发表。
10月中
恩格斯在德国他母亲那里休养。
10月底—11月
马克思受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写声援波兰的呼吁书，号召为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募捐。马克思在呼吁书中强调说：“没有独立的波兰，就不可能有独立的、统一的德国。”呼吁书由博勒特、列斯纳、威·沃尔弗、约·格·埃卡留斯和其他会员签名，以传单的形式印出，并分发给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代表。根据全德工人联合会书记瓦耳泰希的请求和马克思的委托，给在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寄去了50份呼吁书，以便在联合会的各组织中间散发。
11月
马克思患严重疖病。
12月3日
恩格斯通知马克思说，他打算写一本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小册子，并请马克思在德国为小册子找出版者。恩格斯的这一打算没有实现。
12月7日
马克思因母亲逝世去特利尔。
12月19日左右
马克思离开特利尔，顺便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亲戚那里去住了一天。
1863年12月21日—1864年2月19日
马克思因遗产事住在扎耳特博默耳舅父莱·菲力浦斯（母亲的遗嘱执行人）处，在那里疖病复发。恢复健康以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住了两天返回伦敦。
1864
1864年初
恩格斯为“军事总汇报”写“英国军队”一文。该文手稿没有写完。
2月上半月
由于爆发丹麦战争，恩格斯写“什列斯维希的军队人数”一文。该文发表于2月16日“曼彻斯特卫报”。
3月
马克思迁入新居，地址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3月12日
马克思去曼彻斯特小住数日，以便把他的德国和荷兰之行的结果告诉恩格斯。
4月21日
伦敦报纸“自由新闻”的出版者科勒特访问马克思，交谈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
5月3日
由于自己的忠实朋友和战友威·沃尔弗患重病，马克思前往曼彻斯特。马克思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会见了艾希霍夫、施特龙和德朗克等同志，并同厄·琼斯恢复了友谊。
5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同自己的朋友和战友一道参加沃尔弗的葬礼。在沃尔弗的墓前，马克思致诀别词。
5月19日
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返回伦敦。恩格斯在马克思处作客四天。
5月底—6月
马克思编写沃尔弗年谱，他打算写沃尔弗的详细传记。由于缺乏沃尔弗的早期活动材料，马克思请求“布勒斯劳晨报”（《BreslauerMorgen-Zeitung》）编辑埃尔斯纳寄给他所缺的资料。马克思的这一打算没有实现。
6月1日—16日左右
取道伦敦去美国的佐林根流亡工人——弗·莫尔和尤·梅耳希奥尔数度访问马克思。他们把莱茵省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告诉了马克思。马克思帮助他们筹集赴美国的用费，并交给他们一封致居住纽约的德国流亡者阿·雅科比的介绍信。
6月3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出对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是经济学的尤利安——资本和劳动”一书的批评意见，认为它是对自己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抄袭。
6月27日
恩格斯为“军事总汇报”写作“英国的反德兵力”一文，该文发表于7月6日该报。
6月底—7月初
马克思为“自由新闻”撰文论述俄国对1864年丹麦战争的立场，该文一直没有发表。
6月底—8月上半月
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阅读卡本特尔、洛尔德、克利克尔、施普尔茨海姆、施旺和施莱登的著作。
1864年下半年
马克思继续写“资本论”的新手稿，但因健康情况的恶化而几度中辍。
7月7日
恩格斯被选为曼彻斯特德国政治流亡者席勒协会理事会的委员。
7月20日左右—8月10日
马克思在兰兹格特休养。
9月8日—10月上半月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那里和在兰兹格特休养的母亲那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前往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了解国家的政治情况和奥地利—普鲁士军队的状况。
9月12日左右—14日
马克思收到李卜克内西的信。由于拉萨尔身死，李卜克内西根据全德工人联合会许多会员的请求，建议马克思担任联合会的领导，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回信中表示同意在一定条件下担任联合会主席的职务。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卡·马克思给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给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的信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先生阁下
阁下：
您4月10日的大札［注：见本卷第680—681页。——编者注］已于昨晚收到。
阁下在上次来信中持有这样的意见：虽然大赦应恢复因10年流寓而丧失的普鲁士国籍，但由于我1845年的申请，这种情况对我也没有意义，而现在，由于我最近提出的理由，阁下又持有相反的意见，即大赦只包括免刑，所以它不恢复任何时候因任何原因而丧失的普鲁士国籍。
诚然，为了我的权利不被损害，我不得不指出：从本人的法律意识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这封信是（1）部分地撤销了王室大赦，（2）不承认联邦议会及其决议，从而破坏了联邦条例[385]所规定的德国国法基础，（3）最后，同样肯定地否认了普鲁士的整个公权。
但是，鉴于我所追求的实际目的，我不想麻烦阁下再听我叙述这三个从法律观点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论点，我同意，在我上一次呈文的末尾已向阁下陈述的那种意义上，照阁下所说，并通过重新入籍的手续，接受我的和我必须维护的权利。
由于家庭情况，我必须速离此地，昨天上午我已就此事向我所在地区的警察局提出重新入籍的申请［注：在此处手稿的页边上有一个不知是谁的笔迹的批语：“马克思的此次请求已被拒绝”。——编者注］，inomnemeventum〔以备一用〕。
同时谨向阁下通知，由于我将离开此地，我特委托住在此地的斐·拉萨尔先生代收入籍证，代递各种必要的呈文，采取在这件事上所需要的一切步骤，并充分行使属于我的权利。
因此，恳请阁下将最后决定送交住在此地的斐·拉萨尔先生。
谨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阁下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1861年4月11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85]指德意志联邦条例，它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的；根据这个条例，为数众多的德国邦形式上联合成为所谓“德意志联邦”（见注19）。——第684页。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卡·马克思关于入籍和居住柏林的申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关于入籍和居住柏林的申请
第三十三警察分局的鉴定
1861年4月10日作于柏林
1861年3月1日卡尔·马克思博士来到此地［注：文件中所载显然不确。马克思到柏林是1861年3月17日。——编者注］。
他曾申请想居住此地，并想通过入籍取得普鲁士国籍，今天，他对自己个人的情况作了如下的陈述：
我于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信奉新教，根据我以前祖国的法律，具有权利能力。最近12年来，我住于英国，在那里靠写作的收入为生，没有享用过社会济贫基金的津贴。我曾经由于几起报刊政治案件受过数次侦讯，但我可以用附件证明我没有问题。我还没有向任何其他普鲁士机关申请入籍和定居，因而在这方面从未遭到拒绝。我也已被告知：如有隐匿我或我的亲属受过侦讯，不实报我的一般情况，或隐匿已向某某其他普鲁士机关申请入籍等情，将使申请书无效，入籍证明被收回；居住此地问题如何解决与市政府的声明和入境税的征收无关，仅仅取决于王室警察总局；因此，我应当在得到入籍和居住证明之前不作任何安排。
我在这里还没有赁下住宅，暂住贝尔维街13号拉萨尔博士处，并拟用写作所得维持自己和一家的生活。
我的收入为2000塔勒；我和我的妻子都没有财产。
至于我的兵役情况，我的年龄已使我不承担任何兵役义务。
我没有勋章。
请求：
发给我入籍证明和批准我住在此地。
经本人听取、同意和签名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卡·马克思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所得到的答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所得到的答复
急件，即日
送交柏林贝尔维街13号
马克思博士阁下
兹对您本年4月6日的呈文答复如下：这次呈文中所举的种种理由，也决驳不倒下述信念，即您应当算做外国人。
1842年12月31日法案第二十条即关于取得和丧失普鲁士国籍条中规定，退出国籍文件一经提出，该国籍即行丧失。因此，无论是您请求退出国籍的动机如何，或是没有在任何其他国家入籍，都于事无关。其次，无论是联邦议会1848年3月30日的决议，或是本年1月12日陛下的大赦，都不能恢复您的普鲁士国籍。对于德国国民议会选举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上述的决议，而是1848年4月11日的命令，这一命令毫不有利于您。本年1月12日陛下的大赦令是一种恩诏，因而只施用于免刑和减刑（宪法第四十九条）。普鲁士国籍的丧失从来不是法院判决的结果，因而也不能由恩诏取消。
因此警察总局只能把您看做外国人。如果您想请求取得普鲁士国籍，那末，根据1842年12月31日法案第七条各款，您享有按通常手续向所在地区警察局呈递申请书的权利，但您不可能予先得到有关您申请结果的任何保证。
王室警察总局
1861年4月10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
五、决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五、决战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骚乱的工人和警察之间的争斗不仅成了韩国各家报纸的头版新闻，也对韩国的工业生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被现代汽车公司美国分公司解雇了的美国人责怪说，是现代汽车公司及其子公司里所发生的罢工延误或者完全停止了汽车的交货。当1988年和1989年汽车销售骤跌时，按期交货是保持公司竞争力的关键。
格雷·沃纳毫不留情的批评工会：“工会是一个致命的组织。”这位现代汽车公司美国分公司的前任经理这一评论坦率极了。现代汽车公司里进行的多次罢工之所以破坏性极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深入地渗透进了公司的结构之中。美国人不理解，在这个看来好像非常守纪律的社会里，怎么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样的公开叛乱来反对地位似乎很稳固的当局。“不只是计时工们罢工，”沃纳说，“连研制人员和工程师也都参加了罢工。”在美国，尽管劳资之间僵持不下，“但在底特律还没有出现那样的问题。”总地说来，沃纳估计“他们每年都要失掉10％的工会会员，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四年了，而且从没有发生过改观”。
蔚山记者朴英珠撰文称：“环境会促使工人去使用暴力，——因为有这么多的工人，大众心理对人们也有煽动作用。”他预言，罢工最终会把现代公司耗垮，迫使其实行真正的变革。“如果罢工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现代公司肯定会遭受意想不到的损失，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采取暴力行动的原因。即使形势现在平静下来了，罢工也不会结束。工人们都很年轻，对暴力行为很敏感。”——也就是说当警察跟他们过不去时，罢工还会发生。此外，官员们的粗暴专横也会引起工人的反抗。
态度上的冲突在现代汽车公司的高墙内外早已是很明显的了，但是，从公司大多数重大事件来看，政府是能够将工会里持不同政见者镇压下去的。1987年6月29日，转折的时刻到来了。卢泰愚迫使其倔强的盟友全斗焕总统作出承诺，同意在1988年任期结束时下台，同时还接受了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在生产线上负责管理28个工人的领班李全愚说：“自从民主宣言发表以后，我们可以自由地谈论了。”说得更切题一点，从对工人有利的方面来看，就是他们有权罢工了——只要他们预先递交了正式的通知，经过了冷却期，并且履行了其他的手续。
迫使全斗焕政权屈从于卢泰愚劝告的催化剂是100多万的示威者。这些示威者每天都聚集在汉城中心市厅广场上，有时还搞些暴力活动，场面十分壮观。在眼下的巨大压力下，政府领导人在作出让步的同时才迟迟认识到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工人们在工资和利益方面远远落后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以致于韩国可能会不可思议地进入内战的恶梦，其结果可能是，1961年5月16日由青年将军朴正熙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军人政府被推翻。曾经有过类似的事件：1960年4月，成千上万的理想主义青年学生举行的示威导致了李承晚政权的倒台。
卢式的民主，仅仅是对压力的一种让步而不是对改革的承诺。但是，现代公司却感觉到了它的影响。卢和其前任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以前，一个像现代公司这样强大的组织可以对有害的宣传进行压制，——而且很可能会对其进行起诉。在朴正熙时代和全斗焕时代，负责监督新闻的审查官们，把看上去好像不适合印刷出版的东西都给简单地删掉了，违反官方政策的建议从来不会见诸报端。另一个区别是：在过去政权的统治下，一个工人是不可能梦想建立一个工会的，——或试图把一个现存的公司工会变成一个负责变革的机构。
然而，对新政策与旧政策到底有多大区别也不是人人都已看清楚的。放宽以前高度限制的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政府或财阀的观点真的与过去不一样了。“全政权和卢政权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一位从汉城大学来蔚山援助工人斗争的年轻组织者说，“在全斗焕政权时期，没有民主的工人工会，但现在，政府在行使权力时更加狡诈，他们创办工会而不再逮捕工会干部了。在全政权的统治下，几乎没有逮捕过人，因为那时没有工会或工会运动，只有偶然发生的小规模的自发的罢工，——而且从未出现过暴力罢工。工人和人民的力量非常弱，几乎不可能显示出工人的力量。”
1991年底到1992年初卢政权在工会政策上的矛盾态度在这一劳资之间最奇特的僵持时期再度暴露了出来。1989年和1990年现代重工公司和现代汽车公司发生暴乱之后，制造企业里的冲突一度发展得很慢，——如此之慢以致于郑世永董事长在1991年秋天声称：“我们正在看到一个好转的迹像。”就现代汽车公司而言，“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工会的纠纷，我们经历过生产的混乱。但是今年，我们设法避免了这样的问题”。现代汽车公司的资方作出决定，除了应该得到的6个月工资和奖金之外，不再发给工人“额外的”1个半月工资的年终奖金了。这引起了工会的抗议，骚乱于12月份再次上演。
现代汽车公司方面的态度是：由于赢利急剧下降，公司无力支付另外的奖金。即使在赢利特别好的年份——如1990年——现代汽车公司是将年终奖金作为礼物来赠送的，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工人们则不同意，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方不想接受工会。”朴祥辙说。他是两年前被公司装配线办公室解雇的，目前是现代汽车公司工会培训部的主任。“公司不是民主地管理公司，没有相互之间的信任，公司总是在违背诺言。”朴坚决地捍卫了工人的忠诚。“上次下大雨，一些轿车泡在了水里，”他说，“是工会会员们冲了出来，将车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公司表扬了我们，并答应给我们发奖金过中秋节。”秋天丰收以后，韩国人都要搞家庭聚会来祭奠祖先。“他们说这份奖金将在年底发给我们。”
朴在特殊的环境下和我谈了一次话。那是1992年1月18日，距离公司拒绝发放奖金已有6个星期。在公司总部大楼的一间经理会议室里，工人们头戴写有“继续斗争”口号的头带，举着铁管和竹棍在屋外走来走去。工人们已经接管了现代汽车公司的整个工厂，经理和主任们都不知躲到哪儿去了。院外的大街上并没有警察，可在通往大院的各条路上却布置了数千名警察，他们检查着过往行人的证件，在查明是“局外人”，没有参加里面工人的活动之后才予以放行。
1000多名工人聚集在总部和装配线之间的草坪上。风帽遮住了他们的脸，火堆在草地上劈啪作响地燃烧着，摇曳不定的火焰平添了几分恐怖气氛，大部分火堆烧的是汽车轮胎。有人正在发表演讲。工人们单调而有节奏地喊着口号，而且还放声高唱：“为自由而战”“为我们工会的工人而战”。有很多风帽遮面的工人，手持铁管和竹棒，守卫在大院的入门处，仔细检查着来访人员的证件和身份证，——就像工厂被占领之前现代汽车公司的保安人员做得那样。
朴愉快地一口口地抿着咖啡，坐在电话机旁打着电话。起初，他不愿意发给我与韩国记者一样的记者通行证。所有通行证的发放都要经过他的“许可”。他告诉我说，由于美国迫使韩国开放进口美国的产品，结果很多工人都有很强的反美情绪。他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攻击你。”不久，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些。我告诉他，我已经采访了现代汽车公司的经理们，但是我还想知道工人们的看法。他当时急切地想使我相信工人们是“负责的”，不是“破坏性的”，为了能与资方谈成条件恢复生产，他们正在保卫着厂院。“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不会炸一颗炸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炸呢？这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啊。”
大院内的景象给我的却是另外一种印象。现代汽车公司总部前的停车场内，到处散放着被弄坏了的小轿车。在大楼的二三层，工人们砸掉了十几部计算机，办公桌和办公室的地板上散落着计算机屏幕的玻璃碎片。很多电话机被拔掉了，家具也被毁坏了。但朴说的基本上是正确的，经理们的办公室清洁整齐，大部分的计算机都没有被动过，通往中心计算机房的门仍然被锁着，文件柜也是关着的。几天前，即1月16日，公司为了对工人怠工进行报复而关闭了工厂，他们将工人们挡在门外，不让进厂。随后，工人们占领了厂院。很显然，一些鲁莽的家伙搞了一些破坏活动。
朴对工人炸了许多贵重资产的报道很是生气。“有关爆炸的报道全是胡说八道，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将这样的说法归罪于资方的代理人。为了反驳这一说法，工人们带记者进了一间黑暗的组装车间。在几条汽车生产线上，一动不动地高悬着几辆组装了一半的小汽车。工人们这样做，是想借此证明：资方指责他们故意毁坏资产、破坏生产完全是在撒谎。
控诉与反控诉在现代汽车公司院内的工会领导人和外面的经理们之间来回地折腾着。经理们现在正聚集在沿路数英里外的现代汽车服务公司新的总部大楼里。该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负责销售、保养和修理那些目前在南韩道路上跑的几百万辆现代牌汽车。记者们顺利地从现代汽车公司的厂院来到了汽车服务公司的总部大楼。现代公司的公关人员面带微笑地用纸杯装的咖啡招待了他们，还给了他们一些宣传品并作了简要的情况介绍。不时地有一车车头戴钢盔身佩警棍并做好了准备的警察，在厂院周围进入了阵位。有报道说，他们计划要穿过船坞发动攻击。船坞里停泊着满载出口汽车的船只。有几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空嗡嗡作响，——其中包括一两架警方的，另外—架是现代公司的。市区的主要街道上空无一人，除了几家招待记者的小饭馆外，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
“大多数工人并不真心希望罢工，”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经理说，“如果他们罢工，对谁都没好处，工资没了，工作没了，机器和厂房可能还会遭到毁坏。”他说，在1月16日下午5点公司关闭工厂之前，工人们已经怠工一个月了。“有时他们一天也生产不了一辆汽车，生产率几乎是零。”工人们耍弄了经理，说他们的目的是要生产“一点毛病都没有的汽车，所以他们必须放慢速度”。可是，工厂在关闭后的当天就被他们占领了，这着实让经理们大吃了一惊。黄昏时分，工人们涌到了几个大门口，强迫保安人员离开，并从墙上蜂涌而入。“大部分工人想工作，”那位经理坚决认为，并坚信“下周会正常开工的”。
导致最近一次罢工的原因，不仅仅是现代公司在那些常见的困难方面没有满足工会的条件，前一两年公司的快速发展也是原因之一。公司在1990年开始生产两种新车型汽车——现代S双门运动赛车和现代伊兰特拉中型轿车。1991年，公司生产了767656辆汽车，并力争来年要将产量增加到100万辆。公司建造了一些新的车间并整修了拥挤在厂院里的旧车间，与此同时，工人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1989年的21000人增加到1992年的41000人。“新工人都是没有成家的青年人，”郑世永的一位助理说，他不愿告诉我姓名，“他们缺乏经验，这是个问题。”
现代汽车公司把它的很多新工人描绘成不安定、没有根基、难以控制的人。而工人们也有理有据地指责现代公司太贪婪。尽管扩大生产的昂贵成本和在美国的一些不可逾越的困难，现代汽车公司1990年的利润仍为4500万美元，1991年又增长了55％，——但在资方看来，这还不足以和工人们一起分享更多的财富。“我们还得在研究与开发方面增加投资，”世永的助理辩解说。他不知道现代汽车公司在应付这样一些问题的同时，如何才能加快达到它日产7500辆的目标，他说：“有些时候我们才日产2500辆。这离预期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一些韩国的观察家对此表示赞同。当我们在现代汽车公司总部等候来自工会的最新消息时，一位韩国记者问我：“韩国汽车怎样才能有竞争力？”工会领导人的抱怨和不满可能是有道理的，但现实是，工资在同一时期也翻了一番。现在，包括正常的奖金在内，工人平均每月能拿到大约相当于1400美元的工资。一这个统计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并且可能会因此强迫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提高它的汽车价格而降低产品的世界竞争力。公司1991年向美国仅出口了106729辆汽车——而且把美国市场减少的原因部分归咎于工人的工作效率太低。汽车的一些毛病是由于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但其他一些毛病则是组装线上的问题——资方说这更是工人不应该得到“额外奖金”的理由。
现代公司的经理们积极地油印出了自从12月2日工人们开始消极怠工以来所导致的损失摘要。摘要的第一栏是“生产损失”：57869辆，第二栏是12月份“出口损失”：20000辆，紧接着是1月份预计损失：23000辆。宣传材料的另一页列举了“一次长时间的罢工对全国经济的影响”。
这份材料把实际的影响上升到民族自尊心的高度。第一点：“我们的销售商们将要宣布破产。”第二点：“由于现代汽车公司是韩国关键性的工业公司，所以全国的经济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第三点：“现代汽车公司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韩国人民。”第四点：“由于罢工，韩国人民的公司正在艰难地挣扎着。”最后是第五点：“因为罢工，韩国的汽车工业将会出现倒退。”
长时间罢工所带来的影响确实令人担忧。现代汽车公司的罢工不仅使所有汽车公司关门，而且也使456家零件供应厂商和1500家二次承包商以及大约150000名领取他们工资的工人停了工。像浦项综合制铁公司和东部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不得不推迟铁和锌的装运，而现代电子公司的那些主要在集团公司内销售的产品也失去了主要的市场。由于无法将货物装运给国际上的买主，现代公司担心，随着客户纷纷转向其竞争对手，公司蒙受的损失将无法估量。政府官员们和现代公司的经理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认为，有必要对罢工进行无情的镇压，这样，一些公司才不致于破产，整个国家才能免受罢工之苦。劳动部长官崔丙律郑重宣布：“我们将严格地依法办事。”
还有一种担心，如果罢工不能尽快结束，必将蔓延到现代重工业公司。在船只销售激增，加班加点工作成为家常便饭的时候，汽车公司的罢工显然会成为工人们效仿的榜样。“我们很关心，但并不担心，”六儿子郑梦准和助手们共进午餐时这样说到。自从1989年初辞去公司总裁后，他一直是现代重工公司的“顾问”，专职从事政治活动。在公司对面的钻石饭店咖啡厅里，梦准正在向外眺望，他坚信院内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那天下午，当越来越多的警察在附近的路上修筑阵地时，梦准却在一个由现代公司出资修建的福利中心和工人们打篮球。正当梦准假装对这场暴风雨无动于衷的时候，他所在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曾经担任过现代重工公司总经理的朴丙基提出了一个常规的看法：“地下组织的政客们应对工会问题负责。”
1月21日上午，工人们正稀稀落落地守在现代汽车公司的院内。警察抓住时机开始了猛烈的进攻，而且看上去越来越猛烈。工会主席李宪乾走进现代汽车公司总部。他看上去闷闷不乐，但依然倔强。“几乎没有戏剧性解决的可能了，”他告诉我说，“公司方面只想让工会让步。”李是在5年前受雇到修理车间工作的，在此之前，他在大宇汽车公司工作了3年。他是个富有理性的人。“我们正试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次问题。今天在和资方会谈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机会，我们有意作出一个很大的让步，但是公司方面却想让我们彻底投降。”他没有透露“很大让步”的内容，——现在毫无疑问，公司坚持要所有“偷了”他们财产的工人全力退让，而他们自己则不愿意作出任何的妥协。
“预计早上5点警方会发起进攻。”工会培训部主任朴祥辙晚上和记者们交谈时这样猜测，“我们曾试图进行一些谈判，但公司方面不想和工会接触，所以直到现在也毫无进展。“他说话的时候显得很难过。“工会试图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和警察发生冲突，但是公司却不想谈判，所以冲突是在所难免了。”为了给我一个更深刻的印象，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妇女。这位妇女边嚷边比划地向我讲述了她儿子所要忍受的工作条件。朴从一个纸袋里掏出一叠文件给我看。这些文件表明，公司一直在暗中监视着工会的行动，并把工会会员列入了黑名单。“警方明天早上将要对这些和平的生产场所发起进攻，”他一边说着一边挑衅似地给手表上着发条，“不管他们来多少部队，工会都将战斗到底。”
在沿街往南的现代汽车服务公司里，记者们挤满了这里的记者室。令人激动的时刻就要到了，每个人都准备要熬一整夜，等着看进攻。没有人想在警察投放催泪瓦斯，登墙猛攻乱打时和工人们呆在一起，但谁也不想错过那个可以从外边了解全部过程的机会。晚上10点，到了报纸上午版的截稿时间了。记者们用电话向各自的报纸传送着最新消息、引文和详细的报道。这时，一个记者从街上回来了。“在大门口已看不到工人了，”他说，“看上去好像他们全都走了。”后来才渐渐知道，工人们在最后虚张声势了一下之后选择了隐遁。他们不愿在一场必败的垂死斗争中被打得脑袋开花遍体鳞伤，然后被拖上囚车扔进监狱。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了公司大院。门口无人把守，既没有资方的人也没有工会的人。相反，在压扁了的汽车前面，警察正排着长队悄然地进入停车场。现代公司的经理们也慢慢地回来了，他们面带不自然的微笑在黑暗中互相打着招呼，偶尔也和记者谈上几句话，查看被破坏了的东西。大门旁边到处扔的是工人们使用过的铁管和棍棒，里外墙上涂写着标语口号。警察看上去很紧张，但没有戴钢盔和防毒面具。装载催泪瓦斯用的黑色卡车就停在外面，不过已经用不着它了。人们一点也不知道工人们到底哪儿去了。有人早就注意到了，在最后的一两天，院内的人数一直在减少。很明显，在防暴警察开进之前，他们早已有计划地逐渐秘密撤离了作业场。到现在为止，警察已多达15000人。
第二天早上，即1月22日，现代公司的经理们返回了办公室。工会会员们前一天还在这里进行过一次演讲。董事长郑世永和他的部分随员从我身边大步向经理套间走去。当这儿被工人们占据的时候，我在里面溜达过好几次。郑世永的主要办公室是在汉城的现代公司总部，但他在这里的办公室也是很显眼的——一套带有私人厕所的套间，连厕所里也铺着地毯。当我祝贺他回来时，他一脸铁青地说：“有什么好祝贺的，那么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只有算命先生才知道，”他回答说。尽管88％的工会会员经投票否决了罢工，郑还是担心：“但还有极少数的人主张罢工。”还有什么要评述的吗？他只是想说：“很对不起人民和当局。”说着，他便和一些主要的职员开紧急会议去了。
现代公司的公关人员都在地下室里。一天前，工会领导人还在这里召开过记者招待会。1月23日，墙上所有的标语都被涂掉了，公司贴出了一份“最后报告”：“待售的汽车被毁1758辆，其中包括120辆出口汽车；公司业务用车被毁34辆；机箱、零件、镙栓、镙帽被毁损失7500万韩元（以1比750韩元计算合100万美元）；设施及汽车附件的损失43亿韩元（570万美元）；产销损失：3100亿韩元（41400万美元）；有关公司和现代公司的总损失：1万亿韩元（133000万美元）。”
一位公关部经理递给我一份油印的用朝鲜文写的报告，标题是：“现代汽车公司目前的形势”。报告里列出了一个星期的业务安排次序。第一天很简单：“打扫公司卫生”和“调查损失情况”，第二天：“小型部件生产线的负责人进行情况介绍”，“班组领导：焊接，切割，情况介绍，做劝说工作”，“对遭受损坏的设施进行修理以便恢复生产”。第三天：“公司预计会有15000名工人来报到上班”，“首当其冲的计划是进行劝说工作，以便恢复正常的生产”。第四天，在恢复正常的全面生产之前要做的最后一些事是：“召开一些小型的会议，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就恢复正常生产而达成一致；寻求正常化的氛围；解释公司为什么要在1月15日以一种合法的手段关闭工厂”。
公司把新创立的启发式的方法与过了时的简单粗暴的做法混在一起。这从一份备忘录里得到了证实。资方一方面选择了教育的途径，许诺要原谅那些完全理解了公司目的的人以及那些把他们领入歧途的人的过错，另一方面却一直期望着对那些首恶分子和愚蠢地追随他们的人进行严厉的惩罚。很显然是考虑到了潜在的威胁，备忘录在结束时列出了一些“公司所考虑到的问题”。其中首先是“警方应当尽快地将那些领导过工会的重要工人抓起来”，而且“团结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厂外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弱”，备忘录最后指出，“公司的形势将会更好”。
位于万套公寓大厦附近，离现代重工公司几个街区远的现代集团公司工会联盟办公室里，感到困惑不解的工会代表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罢工为什么草草结束了？正如他们所能告诉人们的那样，工会已决定战术性地撤退了。“我们离开了那个地方，”办公室雇员韩正华说。尽管他从来没为现代汽车公司工作过，也不是其工会的会员，更没有在罢工期间去过工厂，但为了支持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的领导者们，他用了“我们”这个称呼。“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了战斗，我们出来是为了到外面去战斗，根本没打算要回去工作，谁知道什么时候回去？公司命令停止罢工，工会的领导人都躲了起来，谁也找不到他们。”
警察搜查了办公室并就“正向其他公司蔓延的罢工提了很多的问题”。韩说：“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什么也干不成”。一位工人主动驾车将我送到了现代公司被解雇工人办公室。那里也没有人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怀疑骚乱是否结束了。“暂时，工人不会罢工了，”一个人说，但是，“将来会有更多的罢工。”这是一个保险的预言，因为，如果工会失败了的话，工会自己是不会承认的；如果资方获胜了的话，那也是通过暴力而不是靠谈判取得的，因此，愤恨会郁积下来并不断发展成为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对抗。
然而，目前工会会员们普遍持一种观望的情绪。全国民主联盟的创始人金根泰认为，在蔚山喧闹杂乱的力量显示中，工会运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1985年曾被判过刑，在监狱里呆了3年，受过电刑的折磨。由于他在汉城示威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1990年重新被捕入狱，又被监禁了2年。“我们的要求提得太过分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1992年8月出狱后告诉我说，“工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工人本身是摇摆不定的。“工会的性质变了。”李善源在现代公司工会联盟说，“很多人不喜欢暴力。曾有那么多的人遭逮捕，被解雇，这使他们感到害怕，很多人不想罢工。”
金在狱中和三位工会激进主义分子一起服过一段时间的刑，其中一位是现代汽车公司的。金认为，现代公司在用非常熟练的办法诽谤工会的同时，还有“一套复杂的渗透工会、瓦解工会力量的办法”。李富荣曾是一位极端分子，1989年在向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工人发表演讲后遭到监禁。但在汉城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为欢迎金归来而举办的招待会上，他已变得服服贴贴的了。“工会阵营正面临着严峻的困难”，李议员说，“工会运动完全被改变了，我们应该承认变化了的形势。”除此之外，“工人害怕失业，”金说，“劳资双方应该找到他们共同的利益，一起来保护公司不被政府所消灭”——这是对郑挑战的一种回应。同时，“现代公司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缓和下来”——在“现代市”的工人和企业所有人之间的冲突中，存在一种互不信任的气氛。
到目前为止，蔚山的工会骚动每年都发生一次，和汉城的学生运动极为相似。一度是统治集团仇敌的金泳三1993年初就任了总统，但现代公司的工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多少安抚。现代公司工会联盟成功地将蔚山现代公司各工厂的工人团结在了一起，成了罢工运动的先锋。1993年夏季的罢工是零零散散并断断续续的，有时候也挺激烈，不过大多数时候却显得不那么协调，但比其他任何纠纷都更具有潜在的危险。这时，韩国受到了经济衰退的打击，它的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和美国也因此深受其害，它几乎已经无法承受可能会毁灭其经济的旷日持久的罢工了。
现代公司工会联盟要求给工人增加14.5％到20.3％的工资，这大大超过了现代公司所建议的4.7％。然而，尽管金泳三强调要追究郑周永及其同党在竞选中的无礼和违法行为，政府看上去似乎还是站在公司一边的。在现代汽车公司，担忧最为严重，体现出这个国家作为制成品出口商在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地位。现代汽车公司的罢工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很可能会产生一个难以预测的连锁反应。1993年上半年，现代汽车公司的产量占了韩国汽车生产的48％——关闭工厂将会迫使2600家供应厂商和承包商减慢或者停止生产。一位能源资源部的官员在6月17日概述罢工将产生的影响时指出：“现代汽车公司如果发生罢工的话，那将会给我们目前正迅速发展的汽车出口亮出红灯，并且会进一步危害整个工业，因为现代公司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具有广泛的影响。”
两天之后的6月19日，金泳三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打算小心翼翼、不偏不倚地作出努力，使劳资双方都保持负责的态度。政府“将以合法的程序采取适当的措施”，他在青瓦台与一些公司领导人共进早餐时这样说。这些人是因为与工人建立了“模范的关系”才得到他的亲自关心的。他“既不会抨击任何一方，也不会对任何一方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金也试图公正地裁决责任究竟在谁，并再三表明决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指出：“尽管现代公司的工人比其他地方工人的工资要高，但那里每年都要发生劳资纠纷。”他怀疑“现代公司的资方是不是对工人缺乏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
与金的前任军政府所颁布的一些严厉的法令相比，这样的措辞肯定要婉转得多，但其作用却没有丝毫变化。青瓦台的一位职员后来暗示说，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一直在鼓励着工会的会员们，并且还给他们通风报信说“警察将要被派进来打散这些非法的罢工”。金是偏向资方一边而反对工人的，他说工人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他们极端的自私，那不仅将会损害他们的企业，而且还将会损害国家的经济，而最终受害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担心“现代公司工人们自私自利之心已经无法改变”——按照韩国的标准，这是对朴或金在派部队出击之前从未表现出的理智的一种大胆的猜测。
罢工之所以变得错综复杂，部分是由于其松散的性质所致。6月份，现代汽车公司，工人一天只工作3个小时。在现代电气工程公司，为了显示与资方的团结一致，当国际标准化组织正按计划进行定期检查时，工人们同意推迟进行罢工。现代精工公司的工人们进行了长达3周的罢工，然后在6月下旬突然又回来工作了，但他们计划每天静坐罢工一个小时，这样，就不会给资方一种工人们已向他们屈服了的错误印象”。随着罢工的继续激化，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现代精工公司工会、现代钢管公司工会和现代木材公司工会的领导们决定回去工作一天，以此作为一种姿态来博得经理们的真诚。高丽合纤公司的工人们宣布了一个“家庭节”来作为罢工一天的理由。该公司是由郑周永的姐夫金龙洙经营的，虽然使用了现代公司的标志，但并不是集团的一员。
7月5日，当政府正要公布一个使国家摆脱经济萧条的“五年经济计划”时，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现代电气工程公司工会和现代建筑设备公司工会下令进行总罢工。罢工给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令所有的人——从依靠现代公司福利生活的当地居民到汉城的官僚们——惊慌不已。7月的一天，大约有2万名市民进行集会，抗议罢工。蔚山小型工业协会的主席吴海爱评论说：“劳资双方的纠纷给企业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他领着1万名会员前来敦促现代公司的工人们结束罢工。当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休息”了3个小时，现代重工的工人们静坐罢工了2小时以后，汉城一位劳动部的官员预计，蔚山的摩擦已使国家在6月份的出口损失了2亿美元。第一个月的怠工使现代集团公司的销售损失了46430万美元，出口损失了12630万美元。现代汽车公司估计，其国内销售损失了36488万美元，出口损失了9150万美元，供应厂商损失了20500万美元。
进入7月份的第三周，随着各项损失的不断加剧，政府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在1万名防暴警察整装待命的同时，劳动部长官李仁济飞到蔚山。他警告说，在同工会领导人和郑世永会见之后政府就要出面干涉了。他建议郑世永也做出点牺牲。更确切地讲，他给了一个48小时之内回厂工作的最后期限，并援用了劳动纠纷调解法来对现代汽车公司的纠纷进行干涉。他说：“劳资双方都应严格地、真心实意地遵守这些原则”，并认为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根据紧急法，在试图调解期间，工会的工人必须停止罢工20天。“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必须返回生产岗位从事正常的生产，”李说。他估计截至那个时候，生产损失已达2300亿韩元了，相当于29亿多美元，出口损失达28400万美元。这令政府愤怒难忍。
第二天出现了一个在双方看来都富有戏剧性的场面。首先，防暴警察猛攻了现代精工公司的一个工厂。它不是蔚山现代汽车公司隔壁的那家工厂，而是在昌原生产铁路用车的那家，位于釜山的两边。上午9点刚过不久，大约1000名警察涌进了厂院，很快就平息了有400名工人参加的静坐罢工，停工1个多月以来的最后3个晚上，他们是在那儿度过的（但警察没抓住精工公司工会的5位领导人，他们在2天前就逃跑了）。大约有200名工人在工厂的铁门里面，他们将铁门紧锁着。警察威胁说要进行猛烈的攻击。2小时后，所有工人投降了。然而，这天的最大新闻则是劳资双方的谈判代表在蔚山经过一整夜的谈判之后，真的达成了类似妥协的一个协议。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必动用军队来支持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
谈判代表们“在午夜时分休息了一会儿”，一位记者报道说，“然后在早上4点10分又继续进行谈判，并在妥协的协议上签名盖章。这实际上结束了为期36天的矛盾冲突。”现代汽车公司工人的月工资早就达到1500美元了，这次又增长了4.73％，奖金增加到相当于月工资的650％（原为600％），另外还有住房基金以及每年7月31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休假。但纠纷还远远没有结束。首先，工人们是以不到1％的极少的票数之差才批准了这个协议，现代汽车公司的28300名工会会员中只是14175人支持妥协，在377票无效之后只取得24票的优势。一些同意妥协的工人谈了他们的看法，和前些时候的罢工结束时说的一样，他们告诉记者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协议，但又别无选择，不让步就得面对军队——失掉更多的工资。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就在现代汽车妥协的同时，包括现代重工业和现代精工在内的7家公司的工会领导人立即下令进行罢工，他们说罢工将要一直持续到迫使资方做出让步为止。然而，罢工的热情正在逐渐地消退。继现代汽车公司恢复生产之后，钢管公司的工人7月24日回厂上班，高丽法兰盘公司的工人7月28日回厂上班，尾浦造船厂的工人7月30日回厂上班。至此，只剩下4个公司的工人仍在坚持罢工。在怠工、静坐、罢工持续了一个月之后，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经理们威胁要关闭公司大院的所有大门。1800名现代电气工程公司工会会员中的65％和现代建筑设备公司工会会员中的64％，反对接受“最后”的提议。由于怕再在公司大院里引起一场激战，在8月初的一个炎热的星期六，现代重工业公司放弃了它的闭厂计划，而它的工人们决定再继续“休假”5天。
最明智的选择依然是避免武装冲突。在工人们从“未经批准的”暑期休假回来之后的日子里，反抗的意愿甚至在沸腾的现代重工业的大院里也忽隐忽现。由于一些公司对那些拒不让步的鲁莽家伙和空想家们的要求毫不妥协，工会不得不一个接着一个地表示同意回厂上班。首先是建筑设备公司的工人8月7日回厂，然后是电气工程公司的工人8月12日回厂，最后是木材公司的工人8月18日回厂。最大的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工人8月19日也都回厂工作了。6月份，正当工人们进行罢工时，一位高级经济官员便警告说：“今年如果经济的发展再被工会问题所淹没的话，那么一连几年都会难以摆脱这种影响。”当工人们刚一返回工厂开始全天工作的时候，现代汽车公司便决心要全速达到目标。他们为现代集团公司树立了一个榜样。1993年的罢工已载入了历史，但是，在一个冲突不断的社会里这是不祥的——北方和南方，政府和企业，激进派和保守派，以及劳资双方，好像永无休止地一直争吵不停，问题的真正解决遥遥无期。到1994年中期，现代重工业公司里又是一片混乱。在现代重工业院内的足球场召开的集会上，工人们严守纪律，他们跟着啦啦队长一起振臂高呼，高喊着他们的要求。6月24日开始的罢工起初只是局部的，但随着工人们要求在人事纪律委员会里拥有同资方一样多的席位，罢工的势头越来越猛。人事纪律委员会是一个被现代公司的老板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部门。在郑世永7月20日下令停工并关闭工厂后，数千工人涌过栅栏进入工厂。其中的数百人占领了一艘正处于最后建造阶段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并露宿在他们4年前就占领过的那台轨道式起重机和一台较小的在院墙上方隐约可见的起重机上。
一天上午，我朝大门口的门卫挥手打了个招呼就进去了。我一直走到罢工者搭起的一排排帐篷前，然后免费搭了一辆汽车去看那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所停泊的码头。工会的会旗垂挂在船的栏杆上，有好几百名罢工者正坐在码头上听一位罢工领导人作精力充沛的演讲，他们不时地齐声高喊口号。那天晚上，在露天体育场的集会上，一位身穿白色衬衣、系着白领带的罢工者，同一位强硬的保守派分子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当胜利的工人们随着革命音乐的旋律来回挥舞着一面写有“LNG（液化天然气）”字母的红旗时，这一场面才告结束。“现代公司的产品是在世界上最差的工作条件下制造出来的。”金明浩在现代公司工会联盟宣称。
1993年和1994年上半年，先后有16名工人在工作中受伤身亡。为此，现代重工业工会毫不留情地谴责了热情的现代重工业的老板们，——他们指责“郑家王朝”为了使其力量永久地长存而将不能胜任工作的密友安插在了最高的职位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每年都会有这样的罢工。”最近刚从现代公司办的蔚山大学毕业的金说，“我们想要结束这种罢工——这次将永远地结束了。”政府答应要对一些罢工的领导者进行起诉，但是，当现代重工业工会主席李甲龙宣布劳动部长官南再熙拒绝了现代重工业公司方面提出的派军警袭击公司大院的请求时，引起了一片欢呼，——这表明部长对现代重工在1992年总统竞选时为郑周永提供大部分资金一事仍然牢记在心。
郑世永于8月18日在强大的政府压力下不得不敞开了工厂大门。这时工会已分裂成主张采取强硬立场的激进派和想要回去工作的温和派。6天后，即在罢工的第61天，工会终于投降了，作出妥协并达成了协议。工人的工资大幅度地增加了11.3％，每年的奖金从6个半月的工资增加到7个月。然而，对他们罢工的那段时间，他们不得不同意“不工作就没工资”。反过来，现代重工业公司也同意不对49名工会干部进行刑事起诉。强硬派的处境岌岌可危，数千名工人退出了工会，不愿冒险再响应罢工的号召了。现代重工公司估计销售额损失了6亿美元，其中包括31900万美元的出口损失，另外，分包商们也损失了2亿美元。
显然，发生在蔚山的冲突是韩国大规模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它是现代公司与竞争者、承包商、用户、官僚、工程师、研究人员以及普通工人将要持续进行下去的一场大规模战争中的一次战役。工会斗争的强度可能会因工人们分享到了韩国工业革命的成果而减弱，但工会斗争仍在进行之中，它将伴随着韩国工业发展的每一个脚步。 |
四、隐秘的圈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四、隐秘的圈套
围绕1989年4月新的工会主席选举所达成的“协议”最终破裂了，这使现代重工公司产生了一种失败和失望感。朱尚民在现代重型工业公司工会主席的位置上干了8个月——前任工会主席所剩下的任期——骚乱便开始重新萌发了。新的工会主席李延宏在当选之后很快就被逮捕了，他的副手在第二次罢工真正开始的前几天也遭到了逮捕。他们被指控在1990年4月25日煽动非法罢工。这一指控表明，前一年双方在灾难性的128天罢工之后所作出的维持休战的保证是多么的软弱无力。
在蔚山东部的大街上，警察与工会一直冲突不断，争吵不休，没有人能肯定这是武装民事冲突之前的小规模冲突，还是劳资双方融洽相处之前，或者说是资方获胜之前的最后的暴力行为。然而，只要还有许多工会的干部被囚禁在监狱之中，就别指望一个和平的结局。要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现代重工公司内的气氛比沿路数英里外的现代汽车公司内的气氛更加紧张，其原因深深藏于公司的历史和它与工人的关系之中。现代汽车公司一直是现代集团公司中的一个朝气蓬勃的公司，而现代重工公司则总是受到造船工业盛衰的冲击，只能靠压低工资的办法来保持他们在同日本人的竞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由于现代重工公司的工人所挣的工资只相当于现代汽车公司工人的3/4，所以，和其他大型工业组织中的同胞们相比，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权利而进行更长时间和更加猛烈的斗争。这样，引发1990年罢工的火星便从现代重工公司燃开了。4月27日夜，有谣言说警察要袭击现代重工公司，以便驱散2天前开始的罢工。2天前正好是为期128天反对现代重工公司的大罢工一周年零10天的日子，那次罢工因遭到了警察的攻击而告结束。有谣传说，应现代公司方面的请求，1300名警察已在开进的途中。遵照国家安全企划部和青瓦台的命令，汉城的国家警察要负责在“五一”劳动节前阻止这次可能蔓延到所有韩国工业企业的罢工。在“五一”这个春天骚乱季节的高峰，数以百计的其他工会有可能会参加这场斗争，尤其在得到激进学生的支持后。
对于现代公司资方、警察和政府官员们来说，任务是清楚的：在疾病毁灭躯体之前就彻底地将其根除。而对于那些更激进的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来说，任务同样是清楚的：保护你的朋友。新近从三个月的监禁中获释的专职从事工会运动的激进主义分子张锡奎说：“他们认为，现代重工公司的罢工是公平合理的，所以，当警察朝那边行动时，他们封锁了道路。”挤在一家弹子房楼上的工会同盟办公室里，张和我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这家弹子房所座落的大街上开了不少饭馆、酒吧、发廊和弹子房，许多身着天蓝色工作服的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经常在此出没。对面是为美国市场生产现代奏鸣曲V8型汽车的地方。这间工会办公室里的气氛是紧张和令人不愉快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工会主席李尚峰正好也是这个同盟的领导人。
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感到被出卖了，变得局促不安，决意拒绝接受李所签订的协议。在此之前，街战已进行了一个月，警方不断地对工会领导人及他们的家属进行恐吓，并拘捕了一些人。激进的工人们“站在大门的前面，排成2公里长的游行队伍。他们从早上5点至下午6点封锁了道路”。张说，“警察无法接近他们。”这条路沿着一个三面是海的半岛向前伸延。半岛位于尾浦湾和大华河的入海口，其水深足以使船只直接驶入现代汽车公司的码头装载出口汽车，保证现代不会因铁路和卡车运输的不便而耽搁交货时间。警察必须闯过去，否则就等于是承认败在了现代重工公司和现代汽车公司工人的手中，并将面对可能出现的全国罢工浪潮或更糟的挑战。
很快就有好几千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加入了激进分子的示威行列。像其他类似的混战一样，这是一次典型的韩国式混战，示威者扔了许多石块和燃烧瓶。但形势并不是十分激烈，当一排排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身着带防弹衣的警察用辣味冲鼻的催泪瓦斯驱赶人群时，工人们放火烧了几辆警车和一辆消防车。大约有10000名警察被派往事发现场——实际上，示威开始之前一些警察已经快速地赶到那里——而另外10000名警察则暂时被阻断了下来。炎热的中午时分过去了，动乱的领导者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坚守了，于是便开始后退。第二天，当激进的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聚集闹事时，空气中再一次地充满了催泪瓦斯的气味。
当局谴责这次罢工是非法的，他们想利用这次墙外的暴乱事件来镇压仍处在工作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起初只有少量的工人在封锁道路，”六月的一天，卢尚珠，一位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年轻工人在回家的路上说，“我们正在工作，警察朝院子里扔了一些催泪弹，活干不成了。他们这样做是想驱散在大楼内静坐罢工的人们。当时我正在‘超优’汽车装配线上干活，嗅到了催泪瓦斯的气味，于是便走出工厂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警察的攻击非常猛烈，他们甚至从一架直升飞机上向下喷射催泪瓦斯。“连那些第二天来上班的人都中了催泪瓦斯的毒。“由于催泪瓦斯的毒气，我们无法继续工作。”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李尚辉说，“如果有一人不能工作的话，整个生产线将会停工。我参加了示威，又唱歌，又拍手。院子两头的街上挤满了人群，大约有200名警察被夹在中间。”
最高潮时，大约有10000名示威者在街上，但没有流血事件发生，双方都没想过要杀人或者伤人。“我们只是扔石头和瓦块，”另一位在装配线工作的工人朴尚民说。警察的盾牌和钢盔很容易地就将石块挡到了一边。朴记得他看见有直升飞机一直在空中盘旋，投放传单，恳求工人们停止罢工。虽然传单一点作用也没有，但当局的努力还是奏效了。当蜂拥的警察重新打通了道路以后，激进分子零星的战斗仅持续了一个星期。然而，在工人们看来，直到1990年5月27日，也就是激进分子为了保护现代重工的罢工群众首次走上街头一个月之后，罢工才告结束。工会主席李尚峰签署了新的协议，在协议中贬黜了自己。“我们怀疑李和公司之间有着某种阴谋，”工人卢尚珠说，“我们怀疑公司收买了他。”
尽管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做出了许多英雄创举，但现代重工公司的那些人还是把他们自己看作是韩国工人斗争最前线的先锋。和包括现代汽车公司在内的其他任何公司相比，他们同警察的战斗更加艰苦，更加持久，持续的可能性也更强。这样，尽管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在封锁道路时遭到了不小的打击，但面对警察的袭击，首当其冲的还是现代重工的工人们。当局担心的是，现代重工工人们的立场可能会唤起成千上万其他公司的不满工人。“当现代重工公司开始罢工时，有7家现代集团的公司也同时参加了罢工，”蔚山社会行动委员会主席朴廷熙说，“在现代重工公司罢工之前，我们的工人运动很是沉默了一段时间。但现代重工罢工一开始，就有170个工人组织声称他们也将开始罢工行动。”
发誓支持这次罢工运动的工人达到几十万人。与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剌之前一系列罢工运动中相比，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韩国的当权者都不会忘记，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在掏枪之前曾大声说过，朴一直无视罢工的现实。朴的遇刺造成了更大的动乱，而他的继任者全斗焕将军缺乏能力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镇压。与这些记忆相反的是，韩国领导人面临着蔚山再度爆发的骚乱，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种。“绝不能再重演了”，它概括出了一个铁腕人物在面临着建立秩序的挑战时的别无选择的心情。
数千名警察再次开进了现代重工公司的大院，将大约2000名在大门口设置路障的工会狂热分子赶了出来。警察的首要任务是围捕闹事者及其头目，并查缴在距通往干船坞去的中心大道的正门几百英尺远的地方堆存的燃烧瓶。从那以后的几天里，一辆烧焦了的运货车的残骸一直躺在院内总部大楼的前面。和一行行排列紧密的警察那种势不可挡的实力一交手，大多数工人都临战畏缩了。警察用竹棍和铁管打开了道路，抓捕了大批的嫌疑犯，拳打脚踢地将他们硬拉进了汽车，然后把他们卸到了各类旅馆和饭店里，甚至还有一家体育馆，以便对他们进行清查审讯。
警察对任何人都怒不可遏。一些旁观者和罢工者的家人正隔着大街，从现代重工公司院墙对面的万套公寓大厦那儿远远观望。一些人离得太近或是大着胆子奚落了旁边的警察几句，同样遭到了他们的拳打脚踢。人群中确实有同情者。“市民给工人们送饭吃送水喝，”社会行动委员会的朴说，“其他城市来的市民和工人还被请到家里住下，连中学生也帮着工人向警察扔石块。妇女们将砖块砸碎了递给工人，让他们扔向警察。”到一个星期之后混战结束时为止，除了罢工前就遭逮捕的其中包括现代重工公司工会领导人在内的25人外，至少又有40名现代重工公司的工人被逮捕，另外还有50人被迫暂时隐蔽起来。
警察对大部分的院子进行了清理——但不是全部。当警察哗啦啦地冲进正门时，大约有100多名工人撤到了一个干船坞上的轨道起重机旁。船坞中有一艘正在建造的船体。当警察逼近时，这些人冲上了82米高，能吊450吨重的起重机，开始了持续8天之久的绝食。“我们知道警察会来搜捕我们的。”金文培说，他和51名顽固分子在绝食结束后又在起重机上呆了一个星期。“正门离集会的地点很近，轨道起重机是我们能去的唯一地方了。我们向韩国所有的工人显示了我们正在尽着我们最大的努力。”
起重机上的静坐示威象征着工会与当局之间不平等的竞争。警方由于担心会发生流血事件而克制着没有去追捕起重机上的工人。这种轨道起重机横着有140米宽，但在顶部只有10几米宽。警察包围了底层。起重机上的静坐示威者想出了一个办法：轮流睡觉。他们靠公司每天送上去的一大瓶水和绝食前就带上去的一些食物维持着。很多人的家属带了许多食品来到门外，但现代公司方面不让他们进去，并拒绝在送水的时候将食品篮子一起送上去。
“在起重机上，最困难的事并不是食品的短缺，而在于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金说，他平常在现代重工公司的喷漆车间工作。“我们的小袖珍收音机的电池一个星期就没电了，而我们的三部对讲机却遭到了公司有意地干扰。此外，公司关闭了大院，所有的工人都不让进去。我们离大门口太远了，听不见他们在外面说些什么。我们完全处于孤立状态。”随后又出现了卫生方面的问题。金说：“起重机的顶部有一间厕所，但公司切断了电源，所以我们无法使用。”一切问题只好用塑料袋来解决。让倒霉的现代集团公司当局和警方大为愤慨的是，起重机上的示威者们欢快地将这些塑料袋都扔到了下面的水里。事实上，在高处也并不孤独寂寞。警方允许记者到起重机上面进行了好几次采访。每次记者都把照像机里的电池送给工人们，让他们的收音机能听上宝贵的几小时。在夜里，金说：“我们就用灯光发信号，表示我们很好。”14天后，当这些强硬的顽固分子爬下来时，金的体重掉了51磅，他用了4天的时间才恢复精神。但他相信，这场磨难也达到了一定的目的。“我们向韩国所有的工人显示了我们的反抗精神，这样做是值得的。”
现代重工公司的资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预先就看到了这场罢工和它最终的失败。现代重工公司的执行副总裁李中南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一位来访者喝咖啡聊天时说：“罢工问题的本身并不严重”。罢工的组织者们最先考虑的是请求现代重工公司撤回诉讼。诉讼指控工会的鲁莽分子用破坏的手段“扰乱了公司的生产”——即为了下一轮协议的谈判而煽动工人起来闹事。“这是主要的问题。他们威胁说，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们提出来的要求，他们就要罢工，随后，他们进行了一次非法的罢工，封锁了大门，所以警察来了，把他们赶了出去。”
李生气地说，最终还需要资方来教育这些工会粗暴的煽动分子们遵守法律。根据韩国法律，在合法地进行罢工之前要有一个冷却期。“在整个这一阶段，公司采取了一种坚定的立场。”他以一种彬彬有礼的语调谈着，不愧是一位汉城大学的工科毕业生。“资方原以为这次工会该接受教训了，可他们现在还认为违反法律算不了什么。他们应该改变这种错误观念。”此外，李确信，现代重工公司和政府当局已经记住了这一天。“现在我们恢复了正常，从今以后形势会好转的。”
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深深地磨蚀了劳资关系的结构。现代重工公司工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遭到了逮捕。李分析逮捕原因时说：“是因为他们煽动这次罢工并进行了一些非法的活动。”他喜欢把现代重工公司的立场同法律联系起来，严格地按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办事。“他们的案子是刑事案。”他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的起诉并不是逮捕他们的全部理由，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于民事诉讼，“我们没有撤诉，为的是让他们知道，如果工会会员再胡闹的话，公司会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起诉。”李详细说明了其理由。“与其对他们进行起诉，还不如报道一下他们的行动是如何使公司的生产受损失的，这样效果会更好。”
现代重工公司工会的办公室位于大院的中心，在正门和干船坞的中间。在办公室里，新上任的代理工会主席徐永泰发誓要“为工人争取到更好一些的结果”——首先要向公司和政府进行请愿，要求释放仍在关押之中的工人。“我希望尽快地将他们弄出来，我们将在法律的范围内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如果公司不依法办事的话，我们也将不。”他说，“公司正式承认工会时就非常地勉强，甚至连我们提的一些小的要求他们都加以拒绝。”但是，除了释放被警方关押的或者说是正在狱中服刑的人员外，工人们究竟还想要什么呢？他们基本的要求是什么？所谓的小要求又指什么？
列在首位的是一些对工作时间太长、工资太低的抱怨。“尽管公司方面说他们所付的工资挺高的，”徐说，“但一天工作8小时仍不够谋生的。”为了得到每月相当于1000美元的工资和全年相当于6个月工资的奖金，工人们平均一个星期要工作6天，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有时，我们不得不在星期日工作。按规定，星期六工作到下午3点就可以下班了，但我们通常要工作到下午5点。”公司的算法却不一样。根据现代重工公司的计算，工人的加班时间平均每天只有1.6至1.8个小时。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这里的福利比一些中小公司要好得多，”徐承认说，“但仍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抱怨最多的是“淋浴室太少，设施也不行，午餐也不十分好；他们应该供应优质食品”。另一个问题是住房。“公司正计划在1992年之前为工人们建造住房，但目前仍有7000名已婚工人没有住房而不得不分开居住。”徐无法确定“对建住房一事公司只是口头上赞成呢还是真的要建”。现代重工公司方面则表示，公司说到做到，它已经为工人提供了交通、服装和免费的午餐。
徐还抱怨公司在其他一些事上给工会的领导制造了麻烦。首先是现代重工公司应保留在工资表上的专职工会会员的人数。目前，分别工会办公室的工会会员有38人，并且已成为不必干活的专职会员。他说：“但是，其中17人每三个月就必须回公司去申办延期手续”，而且公司还拒绝受理非临时的工会办公室人员提出的长期申请。徐遣责公司的这种做法是尽力想“在公司与工会之间制造冲突”。而这些问题的根子在于政府与财阀的关系：“公司和政府是紧密相连的。”
要不然，公司和警方怎么会热衷于对一位在罢工前就被逮捕了的工会领导人提出指控呢？“他被指控的罪名是‘第三者扰乱’和‘妨碍工作’。我知道，他是妨碍了一些工作，但是，将同一公司的工人指控为‘第三者扰乱’未免也太过分了。”此外，徐不承认罢工者真的是要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没有攻击警察，而警察却想驱散人群。工人们扔石块和燃烧瓶只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徐越说越气。“当工人们举行集会时，如果工会帮助去组织，公司则称其为‘妨碍工作’。检查官永远是站在公司一边的，这是不变的真理。”
徐看到，为“保政权的安全”，政府和检察官之间有着某种交易。“检察官代表的是政府，而现代公司和政府的关系又十分密切，”他说，“为了生存，公司必须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可是，现代重工公司的首脑们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一些人甚至怀疑，为了使现代公司陷入困境并取得工人的支持，政府官员隐瞒了他们下令警察进行进攻的真相。“对普通工人来说，他们是高薪阶层，”一位经理说，“没有太多可抱怨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突然想到要撤回起诉。”参加过起重机上静坐示威的金“知道这是一次非法的罢工”，因为“我们没有经过一个冷却期”。但是，工会领导人徐甚至连非法这一点都不承认。
6月份，气愤和担心的程度仍在高涨，以至于平常热切希望向外国人展示工厂的现代汽车公司的礼宾司关闭了大多数的场地，并且将带记者参观的请求暂时搁置了起来。“董事长指示，不要向客人展示我们的工厂，”一位礼宾司的官员接电话的时候说。他不想听听要求参观的理由吗？“不，我没有兴趣。”他说。他能在办公室见见我吗？“不行，我没有时间。”名誉董事长郑周永和董事长郑世永局促不安，没有什么能比让外国人目击眼前发生的一切更为丢脸的了。
韩国政府、现代汽车公司、国家安全企划部和警方成功地靠逮捕或者惩罚的办法消灭了工会的领导层，导致了罢工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我们缺少领导人。看起来好像签定了这个协议就意味着罢工结束了。”张锡奎说，“但是，工人们仍然感到气愤，有很多的牢骚。”他们需要什么？“工人们想在安全的前提下过得好一点，他们希望能被当作人来对待。虽然没有太多的像切断手指之类的直接伤害，但由于工作条件不好，工人们患有多种由灰尘和油雾引起的疾病。”他们希望工资的增长能高于现代汽车公司方面目前所给的7.8％，达到18％。
一切都远远没有达到工人们的要求，劳资双方能否达成一个令人欣慰的协议也存在疑问。“可能会再次发生罢工。”在现代汽车公司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申七植说。每周正常工作44个小时，加班工作16个小时，工资每月不到1000美元，加上每年例行的相当于6个月工资的奖金，这样苛刻的条件让所有人都极端愤慨。申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说，他“对这些结果不完全满意”，但又不得不“听从工会主席的，因为他控制了所有的工人”。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指责工会主席同意工人在罢工期间不拿工资这样一个条件是对现代集团的屈服。“我不同意‘不工作就不拿钱’，任何解决的办法都应该使所有的工人满意。”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在1990年6月要达成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看来并不现实。 |
19世纪30年代大不列颠各郡位置示意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19世纪30年代大不列颠各郡位置示意图 |
附录三兰开斯特的审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附录三
兰开斯特的审判
经宣叛犯第四款、第五款罪状以及宣判无罪开释的被告名单
犯第四款者：
F．A．泰勒约翰·德拉姆
罗伯特·布鲁克詹姆斯·利奇
乔治·坎迪莱特詹姆斯·穆尼
詹姆斯·芬顿J．R．H．贝尔斯托
P．M．麦克道尔托马斯·库珀
伯纳德·麦卡特尼C．多伊尔
詹姆斯·阿瑟约翰·利奇
约翰·坎贝尔戴维·莫里森
犯第五款者：
威廉·艾特金塞缪尔·帕克斯
A．查林杰詹姆斯·斯基文顿
约翰·霍伊尔威廉·比斯利
理查德·奥特利威廉·希尔
罗伯特·拉姆斯登费格斯·奥康纳
约翰·阿伦托马斯·雷尔顿
G．J．哈尼威廉·伍德拉夫
约翰·诺曼
同意开释者：
约翰·阿特林森约翰·桑顿
威廉·斯科菲尔德乔治·约翰逊
托马斯·皮特约翰·怀尔德
詹姆斯·卡特利奇
宣告无罪者：
帕特里克·布罗普利威廉·布思
约翰·克罗斯利约翰·梅西
托马斯·马洪威廉·斯蒂芬森
托马斯·斯托拉约瑟夫·克拉克
詹姆斯·格拉斯比约翰·洛马克斯
詹姆斯·斯科菲尔德艾伯特·沃尔芬登
托马斯·布朗·史密斯约翰·弗莱彻
J．奇彭代尔理查德·皮林
托马斯·弗雷泽詹姆斯·泰勒
戴维·罗斯 |
附录二人民宪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附录二
人民宪章
作为规定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人民在议会下院中享有公平合理的代表权的法案，经1842年12月在伯明翰召开的人民协商会议修正通过。有鉴于为了保证在人类的远见和明智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使人民享有公正的政治，必须使有制定法律之权者对于那些在法律制定后有遵守义务者，承担健全而严格的责任；
有鉴于为了使这项责任得以充分实现，必须通过一个合法团体，这个团体直接产生于全体人民，直接受制于全体人民，并完全代表着人民的感情和利益；
有鉴于议会下院目前既以人民的名义，作为人民所想象的代表，行使着制定法律之权，而为了明智地、忠实地完成其承担的重大职责，必须忠实地、正确地代表人民的愿望、感情和利益；
兹规定：
自本条例获得通过时始，本国境内的每一男性居民在下列条件下享有选举议会议员之权：
（1）在英国境内出生的公民，或在英国居住两年以上并已取得英国国籍的外国人；
（2）年满二十一岁者；
（3）选民册修订时经证明精神健全者；
（4）经要求行使选举权时不因犯罪而正在服刑者；
（5）倘选民在行使选举权时犯有行贿、冒名顶替或伪造选民证等项情事，应根据本条例处罚条款的规定，停止普选举权。
选区
（1）兹规定，为了使人民在议会下院享有同等代表权，联合王国将划分为三百个选区；①
（2）各个选区拥有的居民人数应尽量使其接近于相等；
（3）居民人数应以上届人口普查为准，在下届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举行后，应尽快地使选区与人口相符合；
（4）各个选区应以各该区内主要城市或自治市命名；
（5）各个选区应选出一名代表担任下院议员；
（6）内政大臣应委派三名有能力者为特派员，以及必需的若干名副特派员，以便划定三百个选区中每一选区的界限，以后，每当举行十年一次的新人口普查时，随时重新予以划定；
（7）上述特派员、副特派员、办事员以及为执行职务而由他们雇用的其他人员所需的经费，均由国库支付。
选举的办事人员
兹规定，为了努力使选民登记能够精确，为了最后裁决一切关于对申请登记为选民者提出异议的案件，为了受理议会议员及负责选举的委员的提名并公布其当选，同时为了按照本条例的规定，主持并监督一切与登记、提名和选举有关的事项，应委派下列办事人员：
（1）每一选区应有选举委员若干人；
（2）每一选区应有副选举委员若干人；
（3）凡有相当数目居民的教区，或每两个或两个以上为实施本条例而合并的教区，应各有一名登记员。
选举委员及其职责
（1）兹规定，在本条例通过后的第一届大选时，全国每一选区应各推选一名选举委员，以后在每年年底同样推选一次；
（2）上述期限届满时，各区选举委员的提名应按照议会议员提名的同一方式，并应在选举议会议员的同时进行选举；连选得连任；
（3）选举委员在年度任期未届满前，倘因死亡、迁徙或辞职而出缺时，应按照关于议会议员出缺时的同样规定，递补足额；
（4）每一选举委员应在选举日委派一名副委员处理本区内各投票所的各项事务，并在一切情况下，负责使副委员公正地完成其职务；
（5）选举委员应在本区拥有相当数目居民的每一教区，或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为实施本条例而合并的教区内，委派一名登记员，并在一切情况下，负责使登记员公正地完成其职务；
（6）选举委员务必使每一教区（或任何数目合并的教区）提供适当的投票所和其他必需的房屋、并准备按本条例规定所制造的投票箱；
（7）选举委员应受理本区内各教区的选民册，并将经登记员或任何其他人提出异议的人名，在选民册上分别注明；
（8）选举委员应从每年4月1日至5月1日的一个月内，在本区经其认为必要的若干地点，公开举行裁判法庭，将开庭的时间和地点在本区每一教区正式公布，同时应邀请提出异议者和被提异议者一体参加。选举委员在听取双方陈述意见后，对选民的姓名是否应予登记，应作最后决定；
（9）选举委员然后应将本区内各教区的全部登记的选民姓名按照字母次序编造选民册；选民册经其签署证实后，应在本区各种选举中发生效力。选民册应以合理的低价售予公众；
（10）选举委员应受理本区议会议员和本区选举委员候选人的全部提名，按照本条例的规定预行公布；并应受理下院议长的指示，凡遇本区议会议员死亡或辞职时，另行举行选举，凡遇另一选区选举委员死亡或辞职时，主持并监督该区选举；
（11）选举委员应在选举日受理本区内各教区的选举结果报告，在选举的次日，根据本条例的指示，公布选举结果，并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属于其职责范围以内的各项工作；
（12）选举委员在执行职务时得支领薪俸，每年若干镑，将在下文中另行说明；
（13）倘遇某一选区为数至少一百名的合格选民向下院提出反对该区选举委员的请愿，告发该委员在行使职权时犯有贪污或溺职情事，此类告发应由下院组成七人委员会进行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经宣读后，出席的议员对该委员是否有罪，是否停职，应作出决定；
（14）为了便于主持本条例通过后的第一届选举，内政大臣应在各选区临时委派一名选举委员，执行本条例所规定的各项职务。新任选举委员一经选出，该临时委员应即辞职，其应支薪俸将在下文中另行说明。参阅处罚条款。
副选举委员及其职责
（1）兹规定，本区选举委员应委派一名副选举委员，在选举日主持各投票所的选举事宜，该副选举委员应服从本规定，对本规定负责，同时并按其权限行事，对其权限负责；
（2）副选举委员应安排若干有能力的人员（不超过……名），协助主持投票，并完成与此有关的其他必要事项；
（3）副选举委员务必提供适当的选民登记册，并保证投票准确地从上午6时开始，至当天下午6时结束；
（4）副选举委员应在举行投票前，当候选人的代理人的面，检查并封好投票箱；并应按照同样方式公布每一候选人所得票数，同时抄录副本，经本人签署后，一份送交本区选举委员，另一份送交该教区登记员；
（5）副选举委员在任职期间应支的薪俸，将在下文中另行说明。参阅处罚条款。
登记员及其职责
（1）兹规定，各区选举委员应在本区拥有……居民的每一教区、或每两个或两个以上为实施本条例而合并的教区内，委派一名登记员；登记员应对选举委员的权限和本条例的规定负责；
（2）为了使每一选区全部选民的登记正确起见，上述全国各教区的登记员应在每年2月1日当天或以前，对本教区每一住户、贫民院或联合济贫院印发下列格式的通知书：
约翰·琼斯先生：兹请在本通知发出后六天内，将贵户所有二十一岁和超过二十一岁的男性居民的姓名填入本表；注明各该居民的年龄及其居住年限；倘有漏报情事，则每漏报一名应罚款一镑，特此通知。
登记员某某（签署）
姓名住址年龄
居住年限
约翰·琼斯北上街六号
21岁3个月
注意——本表将在通知发出后六天期满时收回。
（3）登记员应在上述六天期满后，收回或派人收回上述表格，以此为根据，将所有年龄和居住年限符合本条例所规定的选民资格者，按字母次序编造选民册；
（4）登记员倘有正当理由，认为上述表格中所列的任何选民的姓名、年龄或居住年限有记载失实或与本条例的规定不符情事，不应拒绝登记入册，只应在各该选民的姓名左首加注“异议”字样；对其根据正当理由认为按本条例的规定不应享有被选举权者，处理方法与此相同；
（5）登记员应在每年3月8日当天或以前将上述按字母次序编造的选民名单，张贴在大小礼拜堂门口、市场、市政厅、法院、贫民院、联合济贫院及其认为适当的显著地点，自3月8日始，至22日止。并应以一份名单留在办公处，在一切合理的时间内，任人浏览，不收费用；此项名单的印本应以合理的低价售予公众；
（6）登记员应在3月25日当天或以前，将上述选民册副本送交或派人送交本区选举委员，该选民册应经其本人签署、并按其意见认为是一份公正无私的名册，予以提出，其中包含本教区内所有应享有被选举权者以及经其本人或他人提出异议者；
（7）登记员接到选举委员通知后，应出席裁判法庭，校正选民册，并应按本条例的规定，执行与其职责有关的各项工作；
（8）登记员在任职期间应支的薪俸，将在下文中另行说明。
登记手续
（1）兹规定，每一户主以及每一住宅、贫民院或联合济贫院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在接到登记员上述通知后，应在六天内，将该宅所有二十一岁或超过二十一岁的每一男性家属或住户的姓名、年龄和居住年限填入该通知，力求正确，并应慎重保存，直至登记员或由其委派的适当人员前往收取；
（2）选民名单经根据上述通知拟订、并在上述礼拜堂门口等处张贴公布后，倘有自认具有正式选民资格者发现其本人姓名未经列入，应向登记员提出下列格式的通知，申请补列：
申请人约翰·琼斯，居住……区……街，现年21岁，最近三个月住在上述地点，特此申请列入选民册，作为上述选区的正式选民；
（3）凡在某一选区享有选民资格者迁移至同一选区内另一教区居住，经向现时居住的教区的登记员提出选民证，证明此项资格，或提出以前居住的教区登记员所发的书面明证，则应列入上述选民册；
（4）本选区的任何一个教区内的选民，倘有正当理由，认为根据本条例的规定，不应享有选民资格者已被列入上述选区内的教区登记册，可在3月1日至20日这一期限内的任何适当时间提出下列通知，以一份送至登记员的住所，另一份送至被提异议者的住所；登记员如上所述，应按同一方式，将提出异议的理由通知经其提出异议者：
致登记员
申请人威廉·史密斯，系……选区……教区选民，对某某先生被列入选民登记册提出异议，认为资格不符，特此奉告。
致被提出异议者
某某先生（……教区）：提出异议者威廉·史密斯，系……选区……教区选民，根据下列理由，对大名列入选民登记册提出异议（此处说明理由），并将在本区选举委员面前，提供有关异议的证据。
提出异议者签署，年月日
（5）上述提出异议者倘不在选举委员开庭时出席，说明所提异议的理由，每次缺席应罚款十先令，并对其动产征税十先令，除非他的缺席是由于疾病或意外事故；遇有此类情事，提出异议者应向选举委员提供医生证明书或由十名选民签署的证明真相的文件，选举委员应据此裁决，所提要求是否准予列入登记册；
（6）被提出异议者倘不如期出席选举委员召开的裁判法庭，充分证实享有此项权利，其姓名应从登记册上删除，除非他的缺席是由于疾病或意外事故；遇有此类情事，应由其提供证明文件，选举委员应据此裁决，悉如上述；
（7）倘在公开裁判法庭上，经人向选举委员证实，有人故意作谑或捣乱，对另一人列入选民册提出异议，此类提异议者应罚款二十先令并负担一切开支，同时对其动产征税二十先令，偿付被提出异议者；（8）上述选民册经按照上述手续修正后，选举委员应尽早将副本送交本区内的每一登记员；
（9）各个教区的登记员应从上述选民册副本上，将本教区内（或若干教区内）每一合格选民的姓名、年龄和居住年限正确地誊入专用簿册，并在每一姓名左首注明号码。然后应在……天内，以下列格式的选民证送交或派人送交各该选民，证上编号应与上述簿册上注明的相符：
选民证第123号……证明……区詹姆斯·琼斯享有选举权，可从本证签发之日起一年以内，在……区议会议员选举中（并在选举委员选举中）投票一次。
登记员签署，年月日
（10）倘有人因火灾或任何其他意外事故，遗失选民证，在下届选民登记以前，不再另发给新证；但在举行任何一种选举的当天，倘经二人为其证明身分，并经登记员认可，确系登记册中所指的合格选民，应准予参加投票；
（11）为了便于执行本条例，而不是由于其他原因，特授权并责令选举委员将本区内若干小教区予以合并；并以相同方式将教区外的一切地方并入邻近教区。参阅处罚条款。
提名手续
（1）兹规定，为了防止轻率地提出过多的人选，同时为了使选民对被提名为议会议员及选举委员候选人的优点有充分审议的机会，所有提名均应按下列手续办理；
（2）有关选举议会议员的一切普选，应从每年5月1日至10日，由选区内至少一百名合格选民按下列格式签署申请书，送交各该区选举委员；此项申请书即作为各该区候选人的提名：
下列署名的……区选民特此推荐某某先生为下院中代表本区人民的适当人选，按照本条例的规定，上述某某先生具有选民资格。
签署，年月日
（3）各个选区的选举委员应在每年5月13日的当天或以前，将按照本办法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张贴在本区内大小礼拜堂门口、市场、市政厅、法院、贫民院、联合济贫院及其认为适当的显著地点；
（4）任何选区的议会议员倘因死亡、辞职或其他原由出缺时，该区选举委员应在接到下院议长的指示后三天内，按照发布通知的规定，对本区内所有教区发出有关通知，同时要求选民在接到其指示后十天内，按照上述办法，完成候选人的提名手续，该选举委员并应在接到上述下院议长指示后十八天内确定选举日期；
（5）任何选区不论由于任何原由，倘不能在5月10日当天或以前提出候选人，在此情况下，候选人的提名手续应按上述办法，在5月20日以前的任何日期办理完成，但不得在5月20日以后；
（6）在本条例通过后举行的第一届选举时以及每值年度届满时，选举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手续均应按议会议员候选人的提名同样办理，遇有出缺时，亦应参照办理；
（7）按照上述办法，倘有二人或二人以上被提名为某一选区的议会议员候选人，选举委员应在5月15日至31日之间的任何日期（星期日除外），指定经其认为对本区选民最便利的时间和地点（不超过……处），使候选人和他们见面，当场阐明政见，要求选民给他投同意票；
（8）选举委员务必使上述地点便于使用，并应尽量多造必要的建筑物；所有费用均由选举委员支付，记入其帐户，下文中将予以说明；
（9）为了维持秩序和公共礼节，选举委员应亲自主持此类选民大会，或委派副选举委员代理；
（10）倘在上述期限届满时，某一选区所提的议会议员候选人仅有一人，选举委员应按下列办法发出通知，宣布该候选人当选为该区的议会议员；倘所提的选举委员候选人仅有一人，亦应照此办理，宣布该候选人正式当选；
（11）按照本条例的规定，除选民的赞成与否外，候选人不受任何资格限制；但除内阁阁员外，凡在政府中占有职位、领受任何形式的薪金或退职金者，均不得当选为议会议员。
选举手续
（1）兹规定，议会议员的普选，应在每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联合王国各选区内同时举行；倘因死亡或其他原由而出缺时，应尽可能地在事件发生后十八天内补选足额；
（2）各区选举委员的普选，应在每届三年期满时，6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选举议会议员的同时，如期举行；倘有出缺情事，应在出缺后十八天内补选足额；
（3）凡按上述手续办理登记并取得选民证者，可在办理登记的选区内享有选举权，但以此选区为限；有权投票选举该区的议会议员和选举委员，但亦以选举上述人士为限；
（4）为了便于收集合格选民所投的选票，各选区内每一教区（或为实施本条例而合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教区）的办事员应提供适当的地点，俾可办理附表（甲）所述的各项手续，而采取的建筑物的格式（不论永久性者，或临时性但经其认为适当者）应考虑到便于尽快地收集选票，同时能保证选民在投票时不受旁人监视；
（5）各个选区的每一教区的办事员应提供足够数量的投票箱，其构造悉照附表（乙）所列格式（或按指定人员所设计的统一大小和重量），只有此类票箱经过正式证明，才准使用；
（6）在即将开始投票前，副选举委员应在每一候选人所指定的代理人面前，将票箱逐一打开（或视情况另行设法检查），然后由其会同各候选人的代理人严加封闭，从此在投票结束前不再启封，届时应由其通知当时在场的代理人，参加票箱的启封仪式，核实每一候选人所得票数；
（7）副选举委员应在票箱前主持投票，务必保证投票按严格公正无私的精神进行；各办事员、助理员以及教区警官应妥善地完成各该职务，各候选人的赞助者相互间以及办理选举事务的工作人员相互间都应严格遵守秩序和礼节；为此，授权副选举委员，倘遇有阻挠选举程序，蓄意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或不服从其合法权限者，得由其依法予以逮捕；
（8）当投票进行之际，每一候选人得委托二名代理人，面对票箱，直接站在副选举委员身后，以便监视选举公正地进行；此类代理人应由副选举委员发给入场证，并按其指定的入口处进出；
（9）凡奉派办理选民登记的每一教区登记员应在投票开始前，到达投票所，站在指定位置，严密注意，在选民证未经其检查、证实与登记册完全相符前，不准任何人进入投票所；
（10）派驻在投票所入口处的教区警官和工作人员应加注意，任何人倘不出示选民证，一概不准擅自入场，但办理选举的工作人员或经证明遗失选民证者除外；
（11）每届年底，或遇选举委员的选举和该区议会议员的选举同时举行时，投票所应划分为两部分，票箱和投票程序应妥为安排，保证候选人受到最严格的公正无私的待遇，防止选民为任何一类候选人投票两次；
（12）在选举日，投票应自上午6时开始，至同天下午6时止。
（13）投票人的选民证经登记员检查无讹后，应准其进至第二栏，由奉派担任此项工作者发给选票；该投票人应即进至票箱处，以适当速度将选票投入其所赞成的候选人的票箱中，然后从指定门口走出投票所，不准逗留。参阅附表（甲）、（乙）。
（14）投票一经结束，副选举委员应在所有候选人的代理人和其他有关人员面前，将票箱逐一启封，核实每一候选人所得票数；然后将得票结果抄录副本，在投票所门口公开揭晓；并立即以一份经其本人和在场的候选人代理人签署的副本，委托可靠的送信人送交本区选举委员；然后以同样一份发交登记员，慎为保存，以备必要时查核之用；
（15）为了核对选民证和照料投票事项而雇用的助理员得支领薪俸，下文将加以说明；
（16）上述登记、提名和选举等项工作所需的各项费用，以及正副选举委员、登记员、助理员、警官和其他必要人员的薪俸，连同投票所、票箱、竞选坛以及为实施本条例所需的其他必需平等项开支，均在一种公平合理的地方税项下支付；为此，特设地区委员会，由各该选区内每一教区或为实施本条例而合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教区各推代表一人组成，授权并责令该委员会向本选区内所有住户征收税款；
（17）为了实施本条例在各选区内所支出的各项必要费用，应由上述地区委员会或其会计人员核实偿付；为了实施本条例所雇用的全部办事员和助理员的薪俸，应由上述委员会按照各该地区的费用和税收情况，予以规定并支付；
（18）有关选举工作的各项收支应立专帐，由上述地区委员会指派查帐员审核；此类帐目应印成副本，以备该选区内各教区查核之用；（19）议会议员和选举委员竞选时的各种游说活动，特此宣布为非法，为上述游说目的而在选举日投票时间召开的公众集会，一并宣布为非法。参阅处罚条款。
议会议员任期
（1）兹规定，上述当选的下院议员应自每年6月第一个星期一起举行会议，嗣后，在认为方便的时间随时继续开会，直至下一年6月第一个星期一下届议会议员选出时止；议会议员连选得连任；
（2）在休会期间，遇有必要，得由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
（3）议会对各议员每日是否出席应予登记，会期结束时，应将其印成会议文件，以示各议员的出席情况。
议员支薪
（1）兹规定，会期结束时，下院每一议员有权向国库支领付款凭证一纸，作为其在为公众服务期间行使立法权的报酬，其薪额规定为每年……镑。①
处罚
（1）兹规定，凡在一个以上选区办理选民登记，并在一个以上选区参加投票者，经各该区治安官二人证明属实，如系初犯，判处三个月徒刑，再犯时，则判处十二个月徒刑；
（2）凡故意在适当期间内漏不填报通知，或在通知上漏报任何家属或住户姓名，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如系初犯，每漏报一人姓名，应判处罚款一镑，再犯时，则判处三个月徒刑，并褫夺选举权三年；
（3）凡在通知上伪造姓名、年龄或居住年限，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如系初犯，应判处三个月徒刑，再犯时，则判处三个月徒刑，并褫夺选举权三年；
（4）凡以任何方法取得另一人的选民证，以此伪证参加投票或企图投票，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如系初犯，应判处三个月徒刑，再犯时判处三个月徒刑，并褫夺选举权三年；
（5）凡伪造选民证或伪造任何选民证上任何姓名，以此伪证参加投票或企图投票，如上所述，其伪造情事经发现后，初犯者判处三个月徒刑，再犯者判处三个月徒刑，并褫夺选举权三年；
（6）凡在议会议员或选举委员提名申请书上伪造选民姓名或设法予以伪造，经证明属实，初犯者应判处三个月徒刑，再犯者判处三个月徒刑，并褫夺选举权三年；
（7）凡因强求当选犯有行贿情事，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初犯者应判处两年徒刑，再犯者判处两年徒刑，并褫夺选举权五年；
（8）任何候选人的任何代理人或任何其他人在举行任何选举时犯有行贿情事，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初犯者应判处十二个月徒刑，再犯者判处十二个月徒刑，并褫夺选举权五年；
（9）在上述提名后，凡挨户或逐地走访，不论采用何种方式，为任何议会议员或选举委员候选人进行拉票者，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初犯者应判处一个月徒刑，再犯者判处两个月徒刑；
（10）凡在选举日，不论在任何选区内纠集群众或使群众举行竞选集会，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初犯者应判处三个月徒刑，再犯者判处六个月徒刑；
（11）凡有阻挠投票或其他选举工作，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初犯者应判处三个月徒刑，再犯者判处六个月徒刑；
（12）任何送信人奉派将有关投票情况的报告或其他通知送达选举委员时，倘有故意拖延情事，或经其同意或由于其行动而造成延搁，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应判处六个月徒刑；
（13）任何选举委员由于疏忽而未指派本条例所规定的适当工作人员，不注意提供适当投票所和票箱，不发通知，不履行本条例对其所要求的各项职务，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应按每项溺职行为，科以罚款二十镑；
（14）任何选举委员倘经发现在执行本条例所指定的各项职务时，犯有行贿或贪污舞弊情事，应判处十二个月徒刑，并褫夺选举权五年；
（15）任何副选举委员由于疏忽而未履行本条例所指定的各项职务，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应按每项溺职行为，科以罚款三镑；
（16）任何副选举委员倘在执行其范围以内的各项职务时，犯有行贿或贪污舞弊情事，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应判处六个月徒刑，并褫夺选举权三年；
（17）任何登记员由于疏忽而不履行本条例所指定的各项职务，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应按每项溺职行为，科以罚款五镑；
（18）任何登记员倘在执行其范围以内的各项职务时，犯有行贿或贪污舞弊情事，如上所述，经证明属实，应判处六个月徒刑，并褫夺选举权三年；
（19）任何教区办事员倘有失职或拒不遵守本条例任何规定情事，应按每项溺职行为，科以罚款五十镑，倘无力缴付，改处十二个月徒刑；
（20）凡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所判罚款和刑事处分倘有不当，被害者得在发生违法行为的选区内的二名治安官面前，申请赔偿损失，违犯者倘无力赔偿，治安官得扣押其动产，倘有不足，应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改处徒刑。
所有其他有关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议会议员选举、议会年限及议员出席期限等条例及各该条例的部分规定均予废除，特此公告。 |
附录一赖德和库珀的来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附录一
威廉·赖德先生曾写信给我们，信中包括一些解释和否认。他说他并未在他当选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在会上致词的只有两名候选人——奥康纳和皮特基思利。集会结束时，他还只到达会场的外围，他虽是利兹激进协会的秘书，却从不热中于沽名钓誉；而且在散会前，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当选，甚至不知道曾被提名。他想了解我们在第107页中谈到有他本人、哈尼和马斯登参加的集会究竟是指哪一次。它就是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受到指责的那一次。据赖德先生说，第113页上所述在皮普草地举行的集会以前，他早已提请辞职，并未出席。我们特别仔细地查阅了我们的笔记，发现赖德先生的辞职书是在上述集会上宣读后才被接受的。关于暴力问题，他说：
“三十五年以来，我一直属于这一派，至今仍然相信，持有武器并学会使用是每个人应尽的职责；但是，我虽提倡这项原则，却始终不渝地反对局部的、不成熟的暴动，坚信如果缺乏团结一致的精神，就无法使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而由于个人崇拜、自封的领袖们的变节和倾轧以及冒险家们的空谈而不务实际，我们仍缺少这种团结。我重复说，我仍坚持同一原则，即每人都有必要武装自己并进行军事训练，以便能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我认为，你们的道义力量，你们的和平号角决不会把腐败政治的堡垒夷为平地。当我看到一个英勇团结的民族，
‘举起旗帜迎风招展，
决心为自由而流血牺牲，’
这时候，也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能希望国家获得拯救。我以属于这一值得珍爱的派别而感到荣幸，即使到了饥饿的边缘，也宁愿受暴力派的敌人的枪击，而不愿听道义派的抚慰。”
托马斯·库珀的来信
我们收到库珀先生的来信，高兴地把它披露如下：
斯托克·纽温顿草地
德文郡街十号
1855年2月26日
亲爱的R．G．甘米奇先生，
我想请你对尊著《》中有关我个人的部分叙述酌予更正。我并不怪你叙述失实。在我们这样一场战斗中，传说与事实有所出入，本在意料之中。你说，我在1842年以及在领导莱斯特宪章运动者时期得了“奥康纳狂”。我不想反驳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当时我们大家多少都有狂病。我只想说明，我是狂而不乱；我在莱斯特的举动和我一生的行为并无任何截然不同之处，以致被人认为完全是一个恶棍的举动：因为，事实上，如果对你的说法不加抗辩，那么，尊著的大多数读者必定会留下上述那样一个印象。
1841年初，我在离开《莱斯特信使报》的职务时，本想返回伦敦，当地的宪章运动者要我留下，为他们经营那份创办不久的小型刊物《中部各郡明灯》。我早已为他们撰稿，他们相信我真心同情他们。我同意留下；如果我对自己的内心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可以说，我的同意是完全出于对穷人和被压迫者十分纯洁、十分忠实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个小型刊物当时有停刊之虞，因为他们不再能筹措业务上所需的资金；但他们把它完全交给我经营，我就向人告贷来使它维持下去。我还开始在星期日晚间，以讲道的方式，在市场上发表演讲，宗教性的内容与政治性的内容各占一半，这些演讲的听众非常踊跃。1841年大选将届时，辉格党明知宪章派必将反对伊斯索普和埃利斯的当选，便对我们这份小型刊物的承印商进行恫吓，使该报不得不停刊。我在莱斯特又找不到另一家敢于承印的商人。最后找到一家，只有一小套粗劣的铅字；我并不甘心失败，创办了一份售价半便士的小型刊物——因为在上述《明灯》对比下，它只是一道黯淡的微光——我就称它为《宪章派微光》。这份刊物每星期出版一次，直到举行大选，我在竞选坛上被提名为“普选权候选人”的时候。正当我向群众发表讲话时，一个辉格党员执着一个装在竹竿上的巨型白铁灭火器走到我面前，企图把它搁在我头上——熄灭那道微光！辉格党员们大笑一阵，他们那个党派的人当选了；但现在，我已把那份半便士周刊的名称更改了，为了表示我不愿“被人熄灭”，便称它为《灭火器》。该刊在这种形式下维持到1841年底。
正当大选前夕，我经过一些周折，终于在相当适中地点找到一所带有店面的住宅，在这里发行我的小型刊物，代销《北极星报》和其他期刊，同时开咖啡馆，并开始出售面包。我仍继续在星期日晚间在市场上发表演讲，把莱斯特划成若干区，开始积极进行宪章会员的登记事宜；结果使我声望日增，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势力日增了。
你在尊著中谈到（第203页）莱斯特的另一派宪章运动者，由于才智甚高，而不肯向我的独裁作风低头。其实宪章运动团体中最有才智的人是在我这一边的：请看约翰·布拉姆威治和威廉·琼斯这两位诗人，他们直到去世前始终是我最敬爱、最忠实的朋友。我甚至不愿重提往日的争执，更不用说想再争执下去了。我同约翰·马卡姆（你在203页提到他的名字）早已言归于好；但是，如果我必须说明真相的话，那么，导致这一派宪章运动者崛起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的“才智”，而是由于他们和马卡姆的交情——他以前是他们的领袖，他们认为他是被我排挤走的。他们的人数本来有限，一直守着原来的集会地点——一个很小的房间，而我们一到冬季，当我不再能在市场上讲话时，就租赁一间附属于圆形剧院的宽敞房间，从很多年前初建时期，这个房间就一直被称为“莎士比亚室”。现在既已有了两个团体，而我又喜欢莎士比亚的名称（我相信这一点是情有可原的），我就提议称我们这个团体为“莱斯特宪章派莎士比亚旅”。因此，我们的团体是由我们集会的房间而得名的。“旅”是宪章运动者通常用来代替“团体”的名称；至于“将军”的头衔，这是对我景仰敬爱的工人弟兄们给我的尊号。我最初出于玩笑而采用了它，但后来就不容易甩掉了。
1841—42年仲冬时期，莱斯特开始出现极端严重的贫困景象。以前我曾见过悲惨生活；但这一次，失业者成千上万，而时间又延续数月之久，穷苦的惨状骇人听闻。你在书中（第202页）提到群众跟我上街，在店铺门口停留下来，接受店主们的布施。我老实对你说，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从未率领过一支乞丐队伍；但我免费分发面包，让许多永无偿付能力的人赊欠——最后使我亏欠面包商六十六镑。我这样做并不希求赞扬。这大概就是我“狂”的一部分表现吧。在我“慷慨解囊”以前，我就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了。我知道这一点；然而，那是我毕生感到最难实行的一课；我想，现在要我改变，也未免太晚了——除非我能另换一个性格。
在那年冬季令人沮丧的环境中，我壮着胆子为成年人和青年们试办一所安息日学校。许多人前来上学，我们的教材是《新旧约全书》、钱宁的《自我修养》和他的另外两三篇论文以及坎贝尔有关《谷物法》的著作等等。布拉姆威治、琼斯和我们成员中才高识广的其他几个人协助我管理校务。春季到来时，人们的不满情绪愈加普遍，该校就解散了；但是，如果我在莱斯特能再过一个冬天，我是打算恢复这个的。1842年春季的景象十分可怕。人们还在失业；有的悲观失望，有的骂天骂地。我继续征求宪章会员，有老有少，直到会员录上有了三千人的姓名。我还开始在平常的夜晚以及星期日的上下午和晚间，向群众发表演讲。逢到天气晴朗的夜晚，我们在街道上结队游行，一路唱歌，以显示我们人敌众多，同时也欺骗与我们对敌的中产阶级。但这决不是你所称的“日常功课”；而且一直没有造成损害，因为我们从未使用过暴力。当我读到尊著（第202页）中所述“当库珀不能率领这些队伍时，则由另一个穿军装的人代替”，我感到非常困惑而又惊讶；因为我从未见过或听到过这样一个人。但在莱斯特有一位朋友提醒我，1842年春季曾发生这样一回事：向你报告情况的一个人（不管他是谁）歪曲了真实情况，他说有一个面目可憎，骨瘦如柴的妖怪，“穿着一身军装，来代替我。”当时向救贫局申请救济的穷人越来越多，联合济贫院特设一家工厂，来测验一下他们要求工作的诚意。这家工厂的工作十分艰苦，穷人们觉得他们所以遭到屈辱，只因为他们的贫穷，因此，便组成一支队伍，领头的人有时戴着一顶破旧的军帽——一天卑贱的劳动完成以后（他们所得的报酬少得可怜），时常沿街求乞。但这并不是宪章运动范围以内的事：那些人和我们并无关系；而那个戴军帽的人从未“代替我”，况且他也不是一个宪章派。
我已说过，我那份称为《灭火器》的刊物维持到1841年底。有几个星期，我并未发行任何报刊，指望工作又会开始分配给穷人，贫苦的状况将会减轻。但我等得不耐烦了，不久就创办了《国民报》，这是一份售价三个半便士的周刊。它在短期内相当成功，但将近夏季时，被迫停刊。必须指出，这一系列的小型报刊对宪章主义与劳工事业来说，却是一个力量源泉——因为这些报刊给工人们提供了一个渠道来揭露他们在工资、停工等方面所受的损害。而且，该报常有一个“诗人园地”，布拉姆威治和琼斯经常投稿；他们所投的诗稿（经常用宪章赞美诗的格式）嗣后被编成《莎士比亚宪章赞美诗集》，在集会上演唱。
这使我想起请你更正尊著《宪章运动史》第203页中的另一节。你说，“当他的伟大偶像出狱时，库珀创作了一首歌曲，题名为《自由雄狮》云云，我没有创作过这首歌曲，一行也没有写过，也没有给它题过名。这支歌最初刊登在《北极星报》上，据说是威尔士的一个女宪章运动者的作品。莱斯特的一个工人（瓦伦丁·伍利）首先给它谱曲（说得更确切一点，将它谱成一种和声歌曲的一节）；我们采用了这个曲谱；我在集会上经常推荐它，这确实不假——不仅如此，我走到哪里，就把它推广到哪里，不论在莱斯特郡的乡村里，或在谢菲尔德、诺丁汉等城镇。
现在关于我依附奥康纳的问题，容许我再说一两句。这种依附是群众教给我的。但我并没有教他们这样做。我确信，他们对宪章运动不抱什么希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奥康纳通过他的书信，通过我在莱斯特居于领导地位时期他和我几次见面时的谈话，也博得了我的敬爱。后来，我有理由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但在我所指的这个时期内，我认为，团结是宪章派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因为群众依恋奥康纳，将他当作领袖，所以，我就仇视一切反对他的人，认为他们煽动不团结。因此，我反对奥布赖恩。遗憾的是，我的反对言论没有以最公正的态度表达出来。后来，我已向奥布赖恩道歉；并且已向莱斯特的群众公开表白，我认为我们对他犯了错误。关于奥布赖恩是否能原谅一个已经承认的错误，我就不敢断言了。请容许我更正你书中有关我对待奥布赖恩的一句话。你在第203页上说，“他已把他的士兵们训练成熟，使他们懂得他们的职责就是驯服地听从他的命令。”请你相信，如果我曾经想使群众“懂得”这类的事的话，他们一定会在街上向我扔石头。如果象你所说，我在莱斯特掌握着“一个国王的权力”，那么，你会相信，这一定是由于我教导并实行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原则。不，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即便在同奥布赖恩等人进行激烈斗争时，我也是群众的工具，而不是他们的导演。正因为如此，在一切时代里，在每个国家中，不管规模大小，一个具有声望的领导人才能保持他的领导地位：他的品质、品性和能力，通过敏感的同情心和坚强的意志，使他适宜于做群众的代言人和助手，姑且不论其目的是好是坏。
关于斯特奇先生，我想许多人已经知道，很久以前，我已表示遗憾，不该由于误解而说他坏话。我现在实际上已赢得他深厚的友谊；我确信他是一个最善良的人。对文森特，我始终没有道歉：我仍然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咎由自取。可惜得很，你竟让那个自称“威廉·迪安·泰勒”的人玷污了你的大作。“泰勒”不是他的真名：他冒用这个姓名，只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否则，他必将因所犯的罪行而受到惩罚。他是历来钻进宪章派队伍中的一个最卑鄙、最缺德的坏蛋。小菲尔普，我敢说，不妨称他为“孩子”；他的容貌那么娇嫩，因此，许多人称他为“女宪章派”。请你相信，我从未向这样一个顽童“几乎下跪”。当你提到他的“声调沉着大方”，这就使我联想到从前有人说过的“一个长舌妇的仪态”。
我这封信写得比原来打算写的长多了；虽然如此，我还希望你会在尊著的附录中给予发表的机会。我并没有提出什么特殊要求。我一生只见过你一次；但那次会见（在莱斯特，当时一切正处于骚乱状态），使我对你的才智和正直在心中留下了印象。后来通过别人有关你的报道，这个印象更加深了；我确信，你不仅愿意，而且一定渴望对你在编写大作《宪章运动史》的工作中所产生的一切无法避免的错误说法，予以更正。
托马斯·库珀敬启
库珀要求刊登上述信件，并且假定这个要求不会遭到拒绝，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保卫自己不受别人的攻击，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如果我们自己要求享有的权利，却拒绝给予别人，我们就应当受到鄙视；但是遗憾得很，我们很难从那些以民主外衣伪装自己的无情的诽谤者手里获得这种权利，而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公道，看来与俄罗斯皇帝或那不勒斯国王所理解的不相上下。我们极愿证实库珀和莱斯特的宪章运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公正无私的。至于他在该城镇居住时期所作的牺牲，除他本人提出的证明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材料足以证明。在他和宪章运动的关系中，我们从未把他看做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鼓动家；我们始终认为他是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人物。我们没有提到他所办的报刊和学校，这是一个遗漏，但也并非出于故意。关于那个时期莱斯特的游行队伍，看来我们把两个不同团体——宪章运动者和失业工人——混为一谈了，虽然在许多事例中，他们无疑地是同一批人。我们不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所知道的一切。1842年春季，我们恰巧在莱斯特，曾到库珀家去拜访，但他却把这件事忘掉了；实际上，我们和他一同步行去参加陆续举行的两次群众集会中的第一次，据预告，奥布赖恩将在这些集会上演讲，而且当晚同他一起坐在演说坛上。当时我们和奥布赖恩尚未相识；但在晚间，我们正想对库珀进行规劝的时候，比达姆却拦住我们，不太礼貌地对我们说：“别管他；他知道应当怎样做。”当天晚上，我们在库珀家里看到一大批半饥不饱的群众来到门口，然后各自散去。这天晚上，库珀显得非常忙碌。率领这个队伍的人戴着军帽，穿着红色外套。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套军服不是仿造的。但停留在店铺门口接受店主们布施的，就是这些队伍；从库珀的来信看来，他和这些队伍并无关系；然而，参加我们所见到的那个队伍中的大部分人却走进库珀的家里，包括上述乔装军人的领队在内。关于《自由雄狮》问题，一般印象认为这支歌是库珀创作的。这无疑地是由于库珀把它收入他的赞美诗集中而引起的；多数歌曲和赞美诗都注明作家的姓名，而这支歌却没有，于是就得出结论，认为他是作者，尤其因为在他所参加的集会上，这支歌唱的次数特别多。我们曾说，库珀已把他的士兵们训练成熟，使他们懂得他们的职责就是驯服地听从他的命令，但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真的对群众说过，他们必须在一切情况下听从他的命令；相反地，由于他态度威严，具有左右他们的力量，因而始终可以保证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无意用任何评论来损害库珀。我们决不会明知故犯地对任何人采取不公道的行动；如果我们有关某些人的言论显得严峻，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对别人采取了不公道的态度。我们对不公道行为怀有强烈的、永不消泯的愤恨，这就造成了我们表面上的严峻态度，却并非由于我们对某些个人怀有任何报复心理。一个民主人士对另一个民主人士的一切不公道行为，在我们看来，都是民主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我们一定要对这种不公道行为展开无休止的斗争，且不论将来会有什么结局。我们向库珀和读者们表示祝贺，因为他的来信广泛地体现出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足以向我们证实他具有宽厚的性格。 |
第十四章1852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协商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十四章1852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协商会议
1852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协商会议——R．G．甘米奇——新旧执行委员会——费格斯·奥康纳被送进疯人院——欧内斯特·琼斯在哈利法克斯竞选——琼斯和《人民报》的经营管理——琼斯和甘米奇的演讲旅行——劳工议会——欧内斯特·琼斯和甘米奇——琼斯反对甘米奇——1854年的宪章运动及其领袖人物——《人民报》——结束语
1852年5月17日，协商会议在曼彻斯特开会，商讨宪章运动团体的改组问题。出席者有曼彻斯特的威廉·格罗科特和E．克拉克·克罗珀，伦敦的欧内斯特·琼斯和詹姆斯·芬伦，奥德姆的罗伯特·贝尔，斯托克波特的查尔斯·西蒂，考文垂的威廉·霍西尔以及哈利法克斯的威廉·科克罗夫特。其他许多地方写来书面意见，未派代表。约有三十个地区宣布支持协商会议，声明反对的大概有四个地区。代表们举行了五天会议。他们通过协会会员自动捐助制度——同意任命一个付给薪金的三人执行委员会，规定他们的薪金为每周三十先令，演讲时另支旅费——执行委员会由协商会议临时任命，任期三个月，以后每隔六个月由会员们举行改选。欧内斯特·琼斯提议，威廉·科克罗夫特附议，推选R．G．甘米奇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克拉克·克罗珀证明甘米奇的政治和道德优点，于是，他就以全体一致同意当选了。西蒂动议，科克罗夫特附议，推选芬伦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琼斯在问明芬伦是否愿意以全部时间贡献给宪章运动后宣称，他和芬伦相当熟识，确知在宪章运动中没有比他更忠实的民主主义者，或者更有才干的人物了。他为罗致到这样一位鼓吹家而感到欣慰。芬伦在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以后，即经一致同意当选。芬伦提出罗伯特·克劳，经霍西尔附议。克劳因为在1848年发表一篇演说而坐了两年牢。芬伦证明了他的优点后，他也以全体一致同意当选。威尔斯登的亚伯拉罕·罗宾逊也被提名；此外，还有欧内斯特·琼斯，然而，他本人表示反对，理由是报刊编辑另有任务，因此，他认为他们不是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适当人选；但如果当选者有人不愿承担，以致不足三人名额，他愿暂时充数，但以三个月为期。琼斯在攻击上届执行委员会时，一贯反对编辑兼任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克劳和罗宾逊拒不就职，因此，琼斯就担任了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
R．G．甘米奇出生于北安普敦，十二岁丧父，在慈母的教养下长大成人。由于家境贫寒，其母抚育全家五个孩子，饱尝苦辛。他曾在一家马车修配厂学徒七年。他在老板的工厂里听到工人们的谈话后，才开始接受民主主义原则；十七岁时，他成为工人协会的会员。在反对报刊贴花运动中，他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主编的几份报刊的读者，由于阅读这些报刊，他很快地奠定了他的政治信念。因此，当宪章在全国提出时，他已有了接受宪章的充分准备了。后来由于营业关系，他曾在舍尔伯恩、多塞特郡、切姆斯福居住，后又回到北安普敦，此外，还在利兹和哈罗盖特住过一个短时期——他在上述各地努力传播有关民主主义的知识。然而，不久他就感到，在他所从事的特殊职业范围内，这项工作很不适合他的个人兴趣。1842年，在他访问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期间，当几乎所有的宪章派领导人都已被控时，由于形势的驱使他便毛遂自荐，出任演讲员，访问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约有两年之久。旅行结束后，他在北安普敦居住一年左右，顺利地为该镇宪章运动者建立了完善的组织；当地约有八十名纳费会员，他是该地区的秘书。一切情况都十分顺利，直到他对他一向多少尊敬的奥康纳感到有必要批判其行为时为止；但他对奥康纳的行为所进行的直率的批评，却招致不少敌意，虽然后来全体会员大会对他仍一致投票表示信任。他的朋友霍洛韦尔是这项信任案的动议者，奥康纳一派人不能直接反对；但其中一部分人希望把该案撤销，理由是，在他们看来，“对一个人的信任投票无异于对另一人的不信任投票。”然而，霍洛韦尔坚持原议，没有一人投票反对，除一人外，大家举手通过。此后，甘米奇迁往斯托尼·斯特拉特福，在那里当过短时间的小贩；后来又改行，从事卑贱的制鞋业，他宁愿制鞋，因为在这种所谓“轻巧的手艺”中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个人独立性，而不愿选择一个收入较丰但限制较严的行业。可是，在这个行业里，他发觉自己并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一切都很顺利，直到1848年，由于他积极参加宪章运动，在一再受到警告以后，终于失业赋闲，于是他迁往白金汉，在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鞋商霍兰手下工作，享受到他特别希望的那种行动自由。他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就在他居住在本地期间。协商会议向他征询是否愿意被选为该团体的成员，他表示同意，但条件是，不能指望他对中产阶级改革家的任何会议进行干预，除非这种会议按最精确的意义来说具有公众性质——换言之，除非中产阶级改革家的会议向公众发出呼吁，这时候，他认为就有正当理由来阐明宪章的要求了。应当知道，他虽不一贯同意欧内斯特·琼斯的政策，当时却相信琼斯是忠实致力于民主主义事业的。这位律师狡黠阴险的策略使他忽视了仆人的野心。琼斯所写的一切文章表面上十分率直，因此他和琼斯虽然只有很浅的交情，但他相信琼斯尽管有许多缺点，还不失为一个十分正直的人士。然而，他错了，正象在他以前的许多人一样。我们还必须记住，琼斯虽然仍然忠于宪章，而其他许多人虽仍自称拥护宪章的原则，却同中产阶级改革家缔结联盟，从而削弱了宪章运动团体的势力。因此，既然甘米奇对中产阶级不以人权为基础的一切改革方案持有与琼斯相同的意见，琼斯就几乎是他能够与之合作的唯一领袖人物。甘米奇是奥布赖恩所主持的全国改革联盟的会员，全心全意地拥护这个团体；但因联盟的活动范围大体上局限于首都，他很少有机会在地方各郡推行它的原则。欧内斯特·琼斯对这些原则也表赞同。甘米奇撰写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宣言，阐述了奥布赖恩有关土地和币制的原则，他的同事们，尤其是琼斯，称赞这个宣言写得十分出色。
新执行委员会发现它的前进道路并不是完全平坦的。萧和比泽尔在旧执行委员会中复职，呼吁全国协会支持他们。这个呼吁没有得到多大响应，只是募得了若干款项来清理债务。首都代表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发生了轩然大波。会上提出关于承认曼彻斯特协商会议政策的决议。惠勒、斯特拉顿、梅西、比泽尔、布里斯克、菲迪南多和斯纳格斯坚决反对。表决时，对支持协商会议的决议赞同者十六票，反对者十二票。下次会议时，出席的代表有四十八人——地区代表的产生十分简易，结果有些是实际存在的，另一些则有名无实。比泽尔等人又来参加，强烈反对新执行委员会。继这次会议之后，举行了首都宪章运动者的全体大会，参加者非常踊跃。哈格斯、卢姆斯、格兰特、奥斯本、伍德、摩根、比尔宾、朗萧、琼斯、芬伦和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先生支持一项拥护协商会议政策的决议。奥布赖恩认为，只要执行委员会信守他们宣言的精神，他们就应受到十分真挚的支持。查尔斯·默里反对协商会议有权选举执行委员会，根据他的观点，提出一项修正案，获得法拉和斯特拉顿的支持；但原决议终于在热烈的掌声中获得通过，只有极少数人提出异议。在布雷德福举行了一次西赖丁代表会议，商讨协商会议所通过的政策。乔治·怀特领导一大批人表示强烈反对，接着，会场呈现一片极度混乱的景象；反对者最后离去，当即通过决议，同意协商会议的政策。大部分地区——其中的多数按人数来说，当然是很小的——同意选出的新执行委员会，而反对它的决议看来极其有限。《自由明星报》力图使会议的全部活动成为笑柄，它对整个新执行委员会，同时个别地对其中二人进行攻击。琼斯不断地遭到谴责，芬伦被比作小剧场的演员。哈尼应当回想一下他自己从前的立场再写这些文章；因为，无可否认，在宪章运动的初期，他在舞台上的滑稽表演常被一些比较严肃的人民领袖引为笑柄：但一个堕落的浪子，在过度沉湎于淫乐以后，往往幽居独处，与世隔绝，哈尼的情况也是如此，凡是他指责最力的过错，也正是他从前耽迷最深的那些。而且为了对芬伦表示公道起见，也应当说明，即使承认哈尼将他比作仅是一个演员的说法符合实际，他也是一个始终怀着巨大的同情努力工作、热心于他所提倡的事业的演员。他的热情是事实，不是伪装——比我们认为政治舞台上的某些人物所能具有的热情要多。
奥康纳的神智现已陷入可悲的状态。春间，他曾因动武殴人而被粗暴地拘留七天，当时他的精神显然是不健全的。雷诺兹向承审法官说明原委，但他的声明并未对法官的裁决产生影响。后来奥康纳曾一度前往美洲，但又回到伦敦，在法庭上出庭辩护，发表狂妄而又诙谐的言论，妨害审判程序，致被勒令退庭。他在下院的举动同样离奇古怪。他同大部分议员攀谈搭话，逢人握手，使下院陷入一片混乱。最后他被交给下院警卫官看管，并经医生检查。由于确诊他已精神失常，就命令将他释放；几小时内，这个曾经烜赫一时，精力充沛的宪章运动领袖——这个似乎能够在逆境中承受一切沉重打击、抗拒最凶恶敌人袭击的人物，便进了疯人院。他的土地计划引起了纠纷，他毕生煞费苦心地建立起的声望，由于他以前的追随者如琼斯、哈尼、克拉克、多伊尔、狄克逊、麦格拉斯和利奇等所施展的阴谋而被彻底摧毁，凡此种种终于使他丧失了理智。唉！群众如果蒙昧无知，他们的看法是多么浅薄啊！今天，他们的欢呼响彻云霄，明天，如果发现他们的偶像不能尽如人意，这种欢呼就变为唏嘘叹息，或者漠然冷遇。今天称颂他是“和散那”；明天又要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奥康纳被送进图克医生的疯人院后不久，斯威特先生和诺丁汉的群众企图为他在全国发起募捐，他们为这位一败涂地的英雄所募得的捐款少得可怜，仅有三十二镑，而大部分款项还是诺丁汉一地捐助的。
新执行委员会开始工作。甘米奇几乎立即出发，前往英格兰西部和威尔士，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力图扩大组织。1852年举行大选时，他应邀充当埃克塞特选区的一名候选人；但是后来，他的朋友们放弃了这个计划。他到布里斯托尔、蒂弗顿、托尔奎、托特纳斯、阿什伯顿、普利茅斯、圣奥斯特尔、特鲁罗、雷德鲁思、彭赞斯以及英格兰西部其他许多城镇旅行演讲——此外，还访问了威尔士的默瑟尔提德维尔、拉尼德罗斯、新城和斯旺西。
芬伦向考文垂的选民和非选民发表一篇宣言，本来无疑地会在群众举手表决时获胜，但辉格党通知宪章派说，倘若宪章派在竞选坛上提出候选人，他们就应当负担一部分费用，因此芬伦退出竞选。他所作的努力并不局限于考文垂；他还到汉利、曼彻斯特、斯特利布里奇、哈利法克斯、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和其他许多地方去进行访问和演讲。欧内斯特·琼斯再一次参加哈利法克斯自治市的竞选。出席提名大会的群众有两万人。琼斯所发表的演说被擅长此道者评为历来人们所听到的最有力、最精采的一篇演说。他瞬息间使那些喧噪的群众平息无声，一片寂静仿佛坟墓一样；接着，他又激起一阵疯狂似的欢呼；然后，他又使集会群众对辉格党候选人查尔斯·伍德爵士发出可怕的倒采声。在这广大的群众中，大约只有五百人举手赞成查尔斯爵士，而另一方面，却有成千上万群众表示赞成琼斯；但投票的结果适得其反，因为琼斯仅得三十八票。这种代表制真是一出可叹的滑稽戏！
会员们选举新执行委员会的结果表明：甘米奇九百二十二票，芬伦八百三十九票，琼斯七百三十九票，布莱九十五票，麦克道尔五十一票，克罗珀二十票。执行委员会选举威廉·格罗科特为秘书，他是先经协商会议选出的。就在这次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甘米奇开始看出琼斯的真实意图。琼斯虽然一直强调选举报刊编辑为执行委员是不适当的——虽然一周复一周地撰写文章，评论这种不适当的做法，然而他却同意充当这个职位的候选人，尽管参加竞选者另有五人。甘米奇一看到他在提名之列，就立即写信给他，坚决劝他为了言行一致起见，不要同意竞选。琼斯对此信始终未复，却向格罗科特说，“甘米奇的论点完全正确，但他却是一个拙劣的将才”——所谓拙劣的将才，其原因就在于劝他坚持言行一致的路线。民主主义者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懂得言行一致是卓越的将才的真正基础呢？琼斯同意效劳，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时间由他自行支配，一是不受报酬。后一条件本无强调的必要——琼斯充分了解，为了维持《人民报》，宪章运动团体的经费已经十分拮据，因此不可能还有余钱付予报酬。第一季度所募得的宪章基金仅有二十七镑；其中十三镑支付秘书的薪金，而甘米奇三个月辛勤服务的报酬只不过相当于两星期的薪额。因此，琼斯尽可十分稳妥地强调服务不受报酬的条件。他在当选后向选民们说，他虽仍然记得他从前就选举报刊编辑担任执行委员的问题所作的忠告，但是如果他们不投票表示对他拥护，他一定会感到非常烦恼懊丧，因为他深信，这样一来，他为他们效劳的大部分才干就无法施展了。他希望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行更多的活动，而不愿守着办公桌为别人的活动充当记录器，他要做一个发言人，而不做应声虫——做一个实际活动家，而不做记录别人活动的抄写员。但他忘记说明，他为什么会在协商会议上被提名时表示异议，当时表示只愿在未有妥人以前任职一个短时期。简单的真相是，他的反对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罢了。时隔不久，《人民报》的十三名委员，包括首都一部分资格最老的民主主义者在内，便和欧内斯特·琼斯脱离关系，责备他乱花该报的资金。他召开公众集会，在一片混乱中宣读一份有关这个争端的财务报告；后来又发表答辩，经宪章运动团体中多数人认为满意。《人民报》的售价自第二十七期提高为四便士——它仍然是亏本的。上述退出该报委员会的十三名委员，在为听取执行委员讲话而在约翰街学院举行的公众集会上，乘机对琼斯进行攻击。他们和其他人联名发出传单，号召“真理的赞助者”前来参加。斯特雷特、帕克、鲁菲·里德利、阿索尔·伍德、杰拉尔德·梅西先生等都来参加；欧内斯特·琼斯到会时，受到不少呵斥嘲骂，虽然会上大多数人仍对他发出热烈的欢呼。查尔斯·默里被推为主席，首先介绍R．G．甘米奇，受到几乎全体一致的鼓掌。琼斯走上前来，又遭到一阵嘲骂和嘘声，但多数人却报以大声的欢呼。他的演说相当长。理查德·哈特提出一项决议：
“本会议认为，凡与欧内斯特·琼斯先生有关的任何民主运动，都不能令人相信它会获得成功。”
这位演说家转弯抹角地提出他的问题，发言一再遭到打断。最后他让位给奥布赖恩，因为听众高声要求他发言，于是他提出一项决议，内容大致如下：任何民主运动，如果其宗旨不是为了消灭地主阶级、高利贷制以及攫取暴利的手段，就不会获得成功——这只有通过土地和信用贷款的国有化、币制的健全化和商品交易的合理化，才能实现。欧内斯特·琼斯对奥布赖恩的决议表示赞同，这项决议就在沸腾的欢呼声中获得通过，只有一票反对。奥布赖恩在演说中声称，报刊委员会无权将琼斯和他们之间的争执强加于为了另一目的而召开的集会。在与会者对主席鼓掌致谢后，这次引起不少风波的集会就结束了。
甘米奇又一次出外旅行，足迹踏遍考文垂、北威尔士、曼彻斯特、哈利法克斯及其邻近地区以及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他在纽卡斯尔和欧内斯特·琼斯一起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琼斯曾到爱丁堡、格拉斯哥、敦提、阿伯丁和其他许多苏格兰城镇旅行，并在回程中的希尔兹、森德兰、巴恩斯利、罗奇代尔等地发表演讲。甘米奇继琼斯之后前往苏格兰，最远到达敦提和布莱尔高里。他在苏格兰逗留一个月，在此期间，几乎每天发表演讲。重新折回纽卡斯尔后，他在这个地区的各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达三星期之久，然后回到南方，沿途演讲，约在5月中旬到达伦敦。6月18日，他偕同欧内斯特·琼斯开始到各郡旅行。他们的行程主要限于北部和中部，但同时也访问了几个西部城镇。在他们出发前，执行委员会已将它向议会提出的宪章请愿书草案准备就绪，经他们所参加的各处群众集会同意通过。在这次旅程中，曾举行六次露天示威集会——在布莱克斯通边界；哈利法克斯的西山公园；纽卡斯尔的猎场；莱斯特郡的蒙特索雷尔；诺丁汉林场；肯宁顿公地。户内集会也曾在下列各地举行：曼彻斯特、斯特利布里奇、罗奇代尔、奥德姆、布雷德福、托德莫登、贝克普、纽卡斯尔、希尔兹、达林顿、莱斯特、巴恩斯利、北安普敦、考文垂、伯明翰、伍斯特、切尔特南、比尔斯顿、牛顿、拉尼德罗斯、汉利、朗顿和许多较小地方。好几处的集会是在市政厅举行的。在罗奇代尔，警察局长托马斯·利夫西担任集会主席——多少年来，他一直是宪章运动事业热心不懈的赞助者。这次旅行持续了六个星期。
琼斯和甘米奇在某些地方进行工作时，芬伦正在埃克塞特、托尔奎、切尔特南和西部其他地方传演讲旅行；他们回到伦敦后，甘米奇偕同他的兄弟托马斯前往埃克塞特和托尔奎，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拥护请愿书的讲话，结果，请愿书在这些地方都获得通过。全部请愿书由阿普斯利·佩拉特送交议会；但当时不论他或任何其他议员都不愿为这个问题提出动议。只有J．M．科员特保证，倘若有人提出动议，他愿附议。斯科菲尔德认为，几乎只有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才会对议会产生影响。
琼斯、芬伦和甘米奇先生在首都参加几次群众集会以后，甘米奇一人出发前往苏格兰，在好几个地方发表演讲，回程中并在纽卡斯尔和英格兰北部的其他城镇作演讲；此后他又费了六星期的时间向斯塔福德郡北部的矿工们演讲。将近冬季时，欧内斯特·琼斯出外旅行，先往东部各郡，然后访问中部，最后到北部旅行。当时，工业区的成千上万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而被关闭在厂外。琼斯到处参加盛极一时的群众集会，不厌其详地发表有关劳工问题的议论，提出他曾在《劳埃德新闻》上提倡的关于召开劳工议会的意见。甘米奇同意召开这个议会，另一执行委员会委员芬伦也是如此。但甘米奇以这个议会开会讨论有关政治与社会权利问题作为条件才作出这种表示，而琼斯曾向他保证这正是他的目的。因此，当琼斯提出有关土地与工业产品的合作计划，一反他和劳埃德·琼斯辩论时以及在其他几个场合所确定的观点，甘米奇既大失所望，又感到十分惊讶。琼斯以前一直认为人们关于在人民未获得政权以前也能改善社会地位的意见是荒唐可笑的；现在却仿效奥康纳提出土地计划时的做法，主张他的合作计划可以导致人们要求的政治权力。人民如果采纳这项计划，那么，“在人民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要求以前，他们就会毫不费力地实现了宪章。”他用一个唯利是图的律师惯用的十分特别的辩护方式来支持他的计划。琼斯虽然前后矛盾，但在曼彻斯特集会的大约四十名代表却通过了他的计划；上述劳工议会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由芬伦、乔治·哈里森、亚伯拉罕·罗宾逊、詹姆斯、威廉斯和霍格斯组成，并以欧内斯特·琼斯为名誉委员。然而，人民已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决不会轻信琼斯这样一个人的计划，因为他从前一向声称，只要人民尚未获得政权，这类计划是毫不足取的；很明显，他只是为了解决他本人某些问题，才“改弦易辙”的；因为这种突然的转变毕竟令人生疑。这项计划并未奏效。募得的捐款——据琼斯原来估计，每年可达五百万镑——支付执行委员们的薪金还不够，还连累他们倒找十八镑，后来全由其中一人负担了。琼斯发觉他的肥皂泡似的计划不再有多大吸引力，也就干脆打消了，他劝告群众，除捐足偿债的款项外，不必再捐赠了；他举他本人那个想把人民引向天堂的计划所遭到的失败，作为一个例子，证明他们的知识正在日益增长，因为他们比以前更加坚信夺取政权才是实现他们心目中伟大目标的唯一途径。真是无耻之尤！难道还有什么鬼把戏会比这更容易被人识破的吗？
现在甘米奇和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快要告终了。当他在纽卡斯尔时，宪章运动团体通过下列决议。当时的主席是约翰·罗布森。詹姆斯·沃森提出动议：
“本地区认为，为了使《人民报》成为一份赢利报刊，现在已经到了派一位才能卓越，深孚众望的编辑，按照相同的原则，与欧内斯特·琼斯通力合作的时候了。”
这项决议经抄送给《人民报》。安德鲁·福冈·贝恩另提一项决议，也获得通过，主要内容是，写信向奥布赖恩征询意见，看他是否愿意为《人民报》撰稿。这些决议的罪过（在欧内斯特·琼斯的心目中，这是一项大逆不道的罪过）立即被推在甘米奇身上。这时恰巧发生了一件事，有利于琼斯想要搞垮甘米奇的愿望。全国改革联盟秘书约翰·戴斯曾写信给一位朋友，信中顺便提到琼斯正保管着为了给奥布赖恩赠送纪念品而募得的几笔款项。上述友人把戴斯的信解释为对琼斯的攻击，怀疑他是否诚实，琼斯对这件事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可以借此否定纽卡斯尔的决议。《人民报》上刊出了一段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当时甘米奇正在罗奇代尔，琼斯的一个朋友向他指出了这段文章。他对琼斯的动机作了一番揣测后，表示不相信这种说法，并说明他之所以不信，自有其特殊理由，而知情人知道在没有充分证据以前最好不要信以为真。根据这些言论，有人将一份捏造的毁谤性文件从罗奇代尔寄给琼斯，他便乘机用来实现他自己的利益。这份文件由五人签署，而实际上在上述谈话时只有一人在场。字里行间流露出恶意诽谤。甘米奇写信给曾接到戴斯去信的那个人，说明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要求借阅戴斯的信；但他的愿望始终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一周复一周接连发表了琼斯的一系列文章，力图使读者相信，奥布赖恩、戴斯和甘米奇这个小集团正在阴谋败坏他的名声，借此夺取他所经营的报刊。戴斯的一封去信被删节得残缺不全，所披露的只限于适合这位“正直”编辑的意图的一些片断。甘米奇历次自作辩护的信件，有些在窜改原意后才予披露，有些被扣压下来，直到这位编辑先生的毒素有了传播的机会以后；与此同时，这位“正直”的琼斯先生却自命他对待一切敌人始终是光明磊落的。他对甘米奇的信所作的第一次评语是伪善是诡诈的大杂烩。据他说，他渴望彼此间的裂痕得到弥合；但只限于一个条件，就是，被害者必须在他手下做一个卑躬屈膝的卑鄙爪牙；当他发觉他的计划无法实现时，他的恶意中伤简直就漫无止境了。
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即将举行，因此必须竭尽全力使甘米奇不能当选为委员。为此目的，他那胆大妄为的敌人费尽了心机。当他发觉甘米奇在执行委员会供职，只会单独对他的选民们负责，而不愿接受象他那样败坏其名声的一个卑鄙阴谋家所给予的不光采的恩宠，这就别无他法，只有对他加以排斥；因此恣意诽谤，不一而足，不仅要他对别人诬赖他所说的话和所作的事负责，而且，还要他对琼斯信口雌黄地竭力诬指为奥布赖恩的一切言行负责。经琼斯的指使，决议从各地区纷至沓来，攻击其他编辑。琼斯不给他们任何选择的余地，因为他曾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同意这种办法，他就退出该报。他把其他一些人的姓名刊登在报上的显著位置使读者知道，并提议他们为执行委员候选人。他迟迟不发表执行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日期，直到他散布的毒素产生深刻影响以后。但是，尽管采取了上述种种作法，拥护甘米奇的选票依然纷至沓来，反而远远超出琼斯的预料。在投票预定截止时，据《人民报》的报道，甘米奇获得了超过萧十七票的多数。于是委员会违背协会章程有关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届满六个月举行一次的规定，把选举名册的截止期展延了一个星期；虽然甘米奇当然也是委员之一，却未向他征求同意。然而，这仍未奏效，因为下星期发现他得到五百零一票，而萧仅得四百五十六票。但正当结算选票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个名叫安蒂尔的伦敦鞋匠。“喂，”他说，“甘米奇失败了吗？”“没有，”琼斯说，表面上露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想他已获得了多数。”“他多得多少票？”安蒂尔接着问。“我想大约十九票，”琼斯回答说。“噢，那么，”安蒂尔说，“他失败了，因为我这里有女鞋匠的六十四票，都是反对他的。”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作为证明。此人是一个检票员。“好啦，我得承认我非常高兴，”琼斯说，“这就省去了以后的一切麻烦；因为如果他当选了，芬伦和我都会辞职的。”这六十四票看起来很象一套戏法。人们很久没听到女鞋匠和宪章运动有什么关系了。从上述情况看来，如果没有这些选票也能达到目的，那么，它们决不会被交来。琼斯自觉这些选票与体面有关，因此，在下一期的报刊上，未将它们披露；但在再下一期的报刊上，在检票员的决定公布了一星期以后，他才把这六十四票列入据说是迟到的选票册中予以公布；而事实上，对选举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这些票数。经检票员认可的其他票数，琼斯十分谨慎，不敢予以公布；但就已公布的票数来说，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被公布两次，目的是要使读者在检点票数时弄不清真相。公布的票数和检票员判定为真实票数之间的差数如下：
《人民报》公布的选票数检票员判定的的选票数选票数
差数
琼斯759942
183
芬伦637829
192
甘米奇435501
66
萧361520
159
威廉斯194195
1
罗伊尔2828
0
由此可以看出最大的出入在哪几方面。这些数字刊登在全国宪章协会索霍区分会所印发的通报中。这个地区所任命的检票员J．默里深信这是仆人的花招，因此，他动议：
“我们既被任命为计算执行委员所获选票的检票员，特此提出要求，凡执行委员所获的选票数尚未公布的，应在下星期的《人民报》上公布。”
这项直截了当的决议，竟无人附议，于是默里拒不签署检票员的报告；这一行动博得任命他的人们衷心的、一致的赞赏，他们拒不承认新执行委员会。切尔特南地区分会二十三人提出抗议，反对选举延期，声称他们不愿承认这个新执行委员会；同样的抗议来自里彭登地区分会的S．穆尔斯、H．霍兰、J．辛普森、C．萨克利夫和J．怀特利。甘米奇对选举的延期也曾提出抗议；但琼斯答复说，这是经两位执行委员作出的决定，他的抗议最好保留。然而这却是谎言，因为芬伦声明应由他个人负责——与琼斯毫不相干。在整个事件中，琼斯扮演了一个可耻的阴谋家的角色。他对两项送请他刊登的决议所持的态度正是他爱好公道的例证！报刊事件发生以后，在折衷主义学院举行了两次有关他的信件的公众集会，奥布赖恩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整个事件的讲话；下列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
“欧内斯特·琼斯先生的行为，如最近三星期以来《人民报》所表明的，无论对该报或他本人来说，都是一个耻辱；他对戴斯、甘米奇和奥布赖恩无中生有地进行责难和暗讽，完全是无缘无故的，而且毫无事实根据——这种责难的真正用意显然是要激起对他的报刊的同情，从而扩大销路。戴斯的通信被恶毒地加以歪曲——除了他盼望琼斯予以发表的信件以外，他从未给宪章分会的秘书们写过任何秘密信件，也从未用秘密信件或其他方式，说过琼斯什么坏话；琼斯假托有人对他的报刊进行阴谋所发表的全部言论，是一整套无耻的捏造和故意散布的谎言，伦敦的民主主义者对此洞若观火。尤有进者，本会议充分相信——不仅根据有关的报刊文章，而且根据琼斯的总的品格——整个事件纯粹是由于琼斯追求名利的动机而捏造出来的，旨在排挤他所忌惮的正直人士，以便按照他惯用的伎俩，以虚假的理由作为借口，向宪章派的公共报刊诈取更多的钱财。”
宪章协会索霍区分会的会员们通过下列决议：
“本分会以愤怒的心情在本星期的《人民报》上看到了琼斯对甘米奇和奥布赖恩先生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些说法和声明都毫无理由，而且没有根据；因为，我们在平心静气、公正无私地研究了当前的各种证据以后，坚决相信，甘米奇先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至于有关奥布赖恩先生的说法，为了对这位先生公道起见，我们不得不宣称它纯属子虚——因为由于本分会和折衷主义学院近在咫尺，事实上，每逢奥布赖恩先生演讲时，总有本分会的会员在场。因此，我们可以说，而且为了主持公道起见，又必须声明，在《人民报》上对奥布赖恩先生进行的公开污蔑都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和谎言；最后我们宣称，我们认为，琼斯先生理应本着惯常的公正原则，给予上述两位先生一切机会，使他们能公开地为他们受损害的人格进行辩护，而他在第二个星期以后就决心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撇开不谈，这种作法是不合时宜、不公道而又不明智的。”
上述第一项决议完全被扣压不予刊登，第二项决议仅披露其中四行。甘米奇应索霍区民主主义者和全国改革联盟会员的邀请，前往伦敦。在折衷主义学院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他在众多的听众面前，提出有关《人民报》、欧内斯特·琼斯和他本人的事件，听众中有些人是拥护琼斯的。
1854年夏季，琼斯又出外旅行，发表了不可宽恕的狂妄言论。他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作过两次演讲。听众最多不过三百零七人，他向他们说，宪章简直已唾手可得——无论什么情况也无法阻碍它在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内成为法律；演讲后，他又在朋友的集会上重述同样的看法。好一个恬不知耻的妄想者！民主主义者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这帮大言不惭的空谈家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信口雌黄的狂言和厚颜无耻的臆断把无数通情达理的人拒于千里之外！我们赞赏正直的热忱，却鄙视一个伪装的爱国者的无耻空谈。最近琼斯曾企图凭藉对外籍流亡者表示同情，设法使宪章运动恢复旧观，在伦敦酒馆召开的民众集会上确实成功地通过了一项拥护宪章的修正案。此外，在圣马丁会堂又举行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促进人民之间的同盟，俄国人赫尔岑和其他几个流亡者各自用本国的语言发表演说，他们的演说词后来译成英文。这次集会的主席是欧内斯特·琼斯，而芬伦和G．J．霍利约克是用英语发言的演讲者。
全国宪章协会已名存实亡，因为它已没有正式当选的领导人。琼斯、芬伦和萧经宣布当选为执行委员以后，萧只参加过两三次会议，这并非由于他本人的过错，而是因为无钱供他作演讲的经费；但是尽管缺少经费，伦敦的宪章运动者却振振有词地责备他没有履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应尽的职责，然后他们却也受到琼斯的责备，说他们没有提供鼓动工作所需的费用，这种责难来自琼斯方面，是相当恶毒的；因为为了维持他的报刊，该会的资金才永无止境地处于枯竭的状态，不可能再有余力供作其他用途。正如该报所揭示的，截至当时止，为了使该报得以维持，捐助的款项已不下八百镑，而琼斯美其名为贷款的一切捐赠尚未计算在内。其中的六十一镑十先令是纽卡斯尔的宪章运动者借给他的，他们好不容易才取得他承认债务的收据。该报是一个谜，甚至琼斯的一部分朋友也感到真相难明。举例来说，当该报的业务提出讨论时，琼斯提到沃森出价收购事，据称甘米奇可能知道，麦高恩承印该报，几乎按成本价格收费；而在麦高恩去世以后，该报两次易手，每次实行降低印刷费两镑；因此，麦高恩承印该报，如果照成本价格计算，以后的印刷费必然在成本价格以下。该报存在将近三年，大体上自始至终收支相抵。有一次，琼斯声称，实际上，它一直是可以维持的；但他仍然叫嚷，“必须有钱来偿付欠款；除非立刻筹到款项，否则销路将会再一次减少。”他最后这句话所说的情况倒是非常可能发生的。欧内斯特·琼斯不是领导一个伟大运动的人物；他有智慧和毅力，但他野心勃勃，唯利是图。他一定要指导运动，否则就把它彻底搞垮。他可能激起人们一点短暂的激情，却永远无法发动一个实际的运动。如果他偶然在短期内聚积一股力量，那也只会使他造成人们在奥康纳掌权时期所遭受的同样灾难，而他模仿奥康纳的一举一动已达到可笑的地步。人民被鼓动起热情，又遭到迫害、监禁和流放——然后重新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鼓动，当然应该致力于比这更实际的效果。芬伦正在全国各地作演讲，但在大城镇中，却没有得到任何重大的收获，在这些城镇的群众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麻木不仁的静止状态。他是唯一同琼斯积极合作的演讲员。
托马斯·库珀是在1853年初加入这个团体的，然而，由于对社会权利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分歧，在甘米奇以尊重的措词而琼斯以十分激烈的语气各自表达了意见后，他便脱离了协会。全国改革联盟在首都存在期间，奥布赖恩每星期在折衷主义学院作两次演讲。一个以树立政治和社会正义为宗旨的民主协会在纽卡斯尔成立，甘米奇是该会的秘书。朱利安·哈尼是同一城镇发起的共和联谊的秘书。这时候，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已不复存在了。
我们这项往往令人痛心的工作到此结束了。在本书的结尾，让我们把过去岁月里的一部分宪章运动领导人物的姓名扼要地列举一下，并就我们所知，说明他们的归宿。奥康纳1855年在疯人院内癫狂而死。约翰·柯林斯身体虚弱，智力衰退，据我们所知，在1850年与世长辞。阿特伍德在1839年的愚蠢行动以后，离开议会隐退了。威廉·洛维特成为霍尔本区国民会堂的所有人，于1877年去世。文森特担任有关公民自由、宗教自由和共和政体等问题的讲师。道格拉斯担任《伯明翰日报》的编辑，埃德蒙兹是伯明翰市政厅秘书。道布尔戴，《北方解放者报》的杰出作家，1870年死于纽卡斯尔，受到各阶级、各党派的景仰。威廉·希尔牧师在爱丁堡担任某一行业杂志的编辑。韦德医生在1854年以前去世。泰勒医生，前已提及，在爱尔兰去世。罗伯特·洛厄里从事于有关禁酒运动和教育事业的演讲。詹姆斯·威廉斯成为书报商，兼任森德兰市参议会议员。他那年轻、诚挚的朋友宾斯移居新西兰，死于肺病。赫瑟林顿死于霍乱症。莫伊尔在格拉斯哥经营茶叶生意，是当地市参议会议员。诗人埃比尼泽·埃利奥特死于1849年。亚伯拉罕·邓肯移居美洲。约翰·弗雷泽以其余年致力于音乐。J．R．斯蒂芬斯牧师在1854年仍是阿什顿附近地区的传教士；而那个托利党奥斯勒则住在诺伍德，虽已年迈，仍在经营一个题名为《家庭》的刊物，所奉行的箴言是“圣坛、王位和农舍”。弗莱彻博士在伯里开业做外科医师。R．J．理查森在曼彻斯特经营书报业。彼得·布西1839年移居美洲，从此就在那里定住下来。约翰·菲尔登1847年在奥德姆的选举中失败以后，不久就与世长辞。麦克道尔在1853年夏季移居澳洲，在那里去世。R．K．菲尔普住在伦敦，据我们所知，是几份报刊的所有人。贝尔斯托、坎贝尔和梅森移居美洲。詹姆斯·利奇在曼彻斯特经营印刷业。多伊尔，据我们所知，成为伯明翰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威廉·比斯利在阿克林顿经营拍卖业。利物浦的威廉·琼斯移居美洲，但又迁回国内，据我们所知，住在本乡。约翰·韦斯特，在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住在曼彻斯特。阿瑟·奥尼尔是伯明翰一座浸礼会礼拜堂的牧师。克拉克、麦格拉斯、惠勒和狄克逊，据我们所知，都与保险公司发生关系，除最后一人住在威根外，其余都住在伦敦。雷诺兹经营新闻事业，他的报纸每星期销路达五万份。比泽尔1852年移居澳洲。托马斯·库珀1892年与世长辞。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曾积极参加宪章运动的人士现在都已长眠地下了；另外一批人则移居国外。在前已指出的原因中，这种大量的移民无疑地使宪章运动丧失了许多领袖，从而削弱了宪章运动团体。我们认真考虑所有这些人士以往的行动而不能不深有感触，有时甚至感到痛心。但愿我们永不蹉跎岁月，以免耽误自己学习他们的美德；尤其重要的，愿他们的弱点成为我们的灯塔，警告我们驶离那些暗礁，以免像他们那样往往使自己，而且在短暂的时期内也曾使他们所赞助的崇高事业，触礁遇险。 |
第十三章宪章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十三章宪章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
宪章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欧内斯特·琼斯的卑鄙行为——琼斯以小说体裁攻击奥康纳——1851年协商会议在曼彻斯特召开——执行委员会及其对哈尼的攻击——1851年伦敦的全体代表大会——奥康纳精神失常——奥康纳土地公司的业务情况——雷诺兹退出执行委员会——科苏特莅临英国——宪章派和拿破仑三世——1852年执行委员会的内部纷争——新的领袖欧内斯特·琼斯——欧内斯特·琼斯和合作商店——琼斯和哈尼间的争执——《自由明星》和《人民报》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琼斯对奥康纳公开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的尊重态度；但支配他的行动的，完全是一个伪君子的精明。暗地里，他痛恨奥康纳，想用一切方法打倒他，如果这样做不会使他自己的声望遭受危险的话，但是，某种程度的克制仍然被认为是有必要的。如果他写文章痛斥曼彻斯特分会，则缺乏鉴别能力的奥康纳分子决不会把它看做是对他们党魁的攻击；然而，它却是一种攻击——一个懦夫的攻击，不敢正面打击，而是选用迂回的方式袭击他的对手。虽然琼斯不敢公然写出或说出他的真实意见，而且在他那封毫无保留地指责曼彻斯特分会的信中还声称谁也不如他对奥康纳尊敬，但他却暗中进行阴谋，企图把他推翻。执行委员会同克拉克及其一伙发生争执时，琼斯到朗兹大院奥布赖恩的寓所去拜访他。当时奥布赖恩的朋友，爱丁堡的莱斯利也在座。他们的谈话转到克拉克、麦格拉斯等一派同哈尼和琼斯一派之间的纠纷（因为克拉克及其一伙仍以全国宪章联盟的名义参加活动，而且正竭尽全力地促成曼彻斯特协商会议的实现）。琼斯在谈话中对奥康纳表示非常愤慨，说他对宪章运动实行专制权力，与民主精神绝不相容。他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推翻这种权力，否则，宪章就会被它推翻：然后，他使出他的全部说服能力——对意志薄弱的人们说来，这种说服力决不可轻视——继续说：
“你，奥布赖恩，是唯一有能力来推翻这种权力的人。你在宪章运动内部的力量对比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不论你把你的力量投到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占优势，而现在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争论的双方几乎是势均力敌的。因此，务必请你给《北极星报》写几篇文章——写几封致群众的公开信，我将负责予以刊登；在这些文章或通信中，你既可以揭穿克拉克集团企图使宪章运动者听命于曼彻斯特派的阴谋，同时也可以揭发奥康纳狡诈地支持克拉克的阴谋，而另一方面又对群众的正直的领袖们软硬兼施地进行威逼利诱。奥康纳凭借撒谎和恐吓，已建立起一种卑鄙的专制权力，而你，奥布赖恩，不论对自己或对宪章运动事业来说，都有责任协助我们来粉碎它。”
但是奥布赖恩的意志并非薄弱使他不能识破琼斯的自私自利的阴谋。他一向反对奥康纳——没有人比他反对得更厉害了。他明知琼斯谴责的真实性——痛苦的经验教训使他懂得了这种真实性；但他却鄙视琼斯不敢公开发表他对奥康纳的真正看法，而在自认对奥康纳极端尊敬的同时，竟会在暗中以懦夫的卑劣手段对他施展阴谋。他以这种心情答复琼斯说，奥康纳是一个失势者，他从不喜欢攻击一个势力衰落或地位摇摇欲坠的人；当奥康纳势力强盛时，他曾揭发他，反对他，结果使自己蒙受损害和苦恼；但现在战场上既有比奥康纳更险恶的敌人，那么，单独选出奥康纳，而将其余的人完全放过，则未免愚蠢。至于在其余诸人中，敌对的领袖究竟谁占优势，他都不介意，因为他对谁也不信任。“举个例子，”奥布赖恩说，“我能对你信任吗，琼斯？这个星期，我发现你对奥康纳这样写法（这时候，奥布赖恩指着《北极星报》上琼斯表示对奥康纳十分尊敬的一段文章），下个星期，你又要我通过他自己的报纸，协助你把他推翻——而你本人却在这份报纸上竭力吹捧他。”谈话时在座、后来在折衷主义学院把此事公开的莱斯利对琼斯微微一笑，盯着他看了一阵，直到琼斯感到局促不安，满脸涨得通红；但是，为了尽量摆脱他自作自受的尴尬局面，他还力图用更加可耻的强辩来为他的可耻行为进行辩解。“亲爱的老兄，”他对奥布赖恩说，“有时我们也得替魔鬼拿蜡烛照个亮嘛！”对啦，这位“崇高的”奥康纳，“民主主义者应当引以自豪的一个人物”，在他的自命不凡的弟子欧内斯特·琼斯的评价中，竟成了一个“魔鬼”——而这个富于侠义精神的琼斯，却没有“不可告人的隐私”，他的全部行为都可以“公诸于世”。当然，这一切，琼斯都会抵赖，因为只要合乎他的意图，没有什么是他不会抵赖的。但是却有一些旁证足以证实这个隐蔽的阴谋家欧内斯特·琼斯对奥康纳所抱的这种看法。
上述谈话后不久，他发行了一份名叫《人民备忘录》的周刊，刊登着一部匠心独具的传奇小说，题名为《民主运动史，取材于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日记、一个煽动家的自白和一个密探的记录》。这个煽动家的角色是由一个名叫西蒙·德·布拉西厄扮演的，他的形象大部分酷似奥康纳；对他的刻划如此逼真，只要人们一读以后，立刻就会辩认出这两人的相似之处。琼斯仍然不敢光明正大地攻击奥康纳，但他可以通过传奇小说引人发噱的字里行间，十分方便地对奥康纳进行旁敲侧击；因此，如果他感到合适，需要抵赖这个形象指的是奥康纳时，他就可以抵赖，因为谁也不能绝对断言这个艺术家所指的就是奥康纳。内心的揣测可能与事实完全相符；但当作家毫不害臊地进行抵赖时，能拿出什么证据呢？他把这位主人公引上政治舞台时，将他描写为一个源远流长、但未封爵的望族后裔。这个名门子弟被描写为具有“贵族的形象”，“凛凛威风，堂堂的仪表中流露出一种稳重、庄严、矜持的神态，挥手之处，鸦雀无声。”他向听众表白，“他原本是个浪荡公子，与一群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和玷污了人类美名的恶少混在一起”。他说，“工人弟兄们，凭你们劳动的特征，你们才是天生的贵族，今天我已作出了我的选择：我愿和你们同甘共苦。”接着，他把自己描绘成“有钱的人，但是那份财产现在已奉献给你们的事业了。不错，我曾养过猎狗猎马；现在还有两匹（说着，指了指他的马），全靠你们的忍饥挨饿才把它们养肥了。愿上帝饶恕我，我一想到养肥那些马的食物本来可以用来养育我所看到的正在母亲怀抱中挨饿的小娃娃时，我就向上帝请罪。”然后，他声明他打算把那些马卖给别人。凡是记得奥康纳如何惯于夸耀他的家产以及他的猎狗猎马，如何吹嘘他的毫无意义的生活已改换成为人民服务的更有价值的生活，以及如何出卖他的马群，抛弃他的各种享受，为了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凡是记得这一切的人们一定会立刻看出这位作家的用意何在。琼斯把他的主人公描写为一个出身高贵的穷汉，从小被培养从事律师业务，但业务非常清淡；他挥霍成性，由于无法维持自己的挥霍，依赖亲友为生，终于使他们因他告贷频繁而感到厌恶，于是他就同一个名叫布卢多尔的高利贷者——一个股票经纪人——一同策划阴谋。德·布拉西厄将把群众引到革命边缘；布卢多尔就利用时局的动荡在金融市场上造成的不景气，为德·布拉西厄收买股票和公债，等到后来股票和公债回升时，德·布拉西厄便出来制止他一手造成的运动，于是，这个煽动家就由于他所造成的祸患灾难而获致巨富。然后琼斯叙述1848年的宪章运动，当然增加了几分渲染。德·布拉西厄在一个象要把他淹没似的伟大运动中处在领导地位，由于害怕，或是由于没有把这个运动推向成功结局的原则，他便大声疾呼：“我必须制止这个运动，不让它断送我的声望，我必须改变它的特征和论调，因为对我德·布拉西厄来说，它变得过分民主了。”于是，他决定发动一系列的示威游行——即作者称之为“可笑的大检阅”；德·布拉西厄声称，“决不应当在塔拉、克朗塔夫、克萨尔猎场或肯宁顿公地上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除非它最后会变成某种直接行动。”接着，小说作者假想他的主人公正在想方设法要推翻那些同他争夺声望的对手，为此而召集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终于开会了。两百名代表——最精选、最高尚、最英勇、当然也许是最英明的民主人士——聚会一堂，德·布拉西厄在这班时髦人物的普遍掌声中，以人民议会主席的身分就座。代表们提出报告——有关公众情绪的一篇十分乐观的报告——于是，德·布拉西厄驳斥他们所作的声明，指出他们的力量很弱，终于使一部分人相信了这种看法。他在遭到反对时站起来说：
“诸位，一个可怕的阴谋正在酝酿中；这是政府策划的一个恶毒的诡计，就是要把我们消灭掉。他们渴望喝我们的鲜血。请看这个，”他扔下一封信，继续说，“这是我收到的一封警告信，是一名警察写的，警告说，只要我动一动，就会立刻被枪杀。所有的领袖都会一个个地被瞄准打死；我已得到一份名单。每支部队里都有一排精选的神枪手，他们将集中火力对准被指定的个人，而不是漫无目标地胡乱开枪。这是无法逃避的。警察局的一名密探将陪同他们，给他们指出那些献身于运动的人。我重说一遍，我有一份名单；诸位，我不愿把名字念出来；但现在环视一下座位，我的眼光就落在几个人的身上。”
这些话大部分是奥康纳曾经说过的，几乎一字不差。他时常提到从警察和其他方面收到的信，通知他将被枪杀；10日早晨，他曾告诉利奇，他们两人都已被确定为暗杀对象了；关于这点，他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我们参阅4月15日《北极星报》上刊载的奥康纳的演说，这里指的是谁，就不言而喻了。
“德·布拉西厄又站起来。‘我早已告诉你们，一个很大的阴谋正在策划中。迄今为止，我一直在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我防止一切暴力行为。我从来没有给政府一个把柄。我防止了一切流血——我将继续这样做。我要把运动从一些蠢材和叛徒手里挽救出来。我知道他们的底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人民最信任的领袖中，有些人是政府雇用的，有些人现在就坐在这个房间里。’为了反驳运动日益衰落以及工人阶级本身对运动缺乏同情的说法，代表们借助于全国各地热烈进行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以及代表大会在它开会的城镇所激起的兴奋情绪——不仅如此，还有会场的拥挤情况和听众欢腾的呼声。‘那是政府雇用的密探和叛徒，’德·布拉西厄高声喊道，‘大家不要上这欢腾的呼声的当。有人穿着工装被派到这个会场来，奉命为最激烈的发言鼓掌欢呼。他们都是密探。他们在注意你们，把每个鼓掌的人都记下来。你们这些傻瓜，他们为你们欢呼，就是要你们落入圈套。’”
在4月22日的《北极星报》上，奥康纳在叙述同一名爱尔兰警察会见的情况后说：
“宪章运动的老战士们，我不需要这项声明来使我相信，密探确实已被派到约翰街来了；由于这个情况，我凭着锐利的眼光和灵敏的听力，往往发现毫无价值的演说却博得了那些披着羊皮的豺狼的欢呼，而明智的工人却频频摇首，低下头去。”
作者又使德·布拉西厄对代表大会的部分成员的正直品质产生怀疑。奥康纳在4月29日《北极星报》上的一篇通讯中说：
“有人在代表大会上能说这样一套，而在会外却又说另一套，对这种人，我是绝对瞧不平的。如果一个代表发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说，使激奋的听众发出持久不息的欢呼以后，在回家途中却对另一位代表说——‘你可曾听到那些该死的傻瓜对我怎样欢呼吗？’这时，你们会对他说些什么呢？”作者接着说：
“派出代表的各个选区看到大会时间被浪费在争吵和十分可耻的勾心斗角中。德·布拉西厄大吹大擂地向大家宣称，代表大会中布满着政府雇用的密探和叛徒；他既是这个运动的唯一救星，于是就成为代表们策划的阴谋的牺牲者；公务时间被浪费于对他私人的攻击；他号召全国抗议这些自称为代表的人们所实行的自杀政策。其结果是不难设想的：给代表们维持生活的经费不再源源而来了。于是德·布拉西厄转过身来向他们说——‘我不是对你们这样说过吗？我说，公众并不对你们抱同情态度；如果不抱同情的话，钱从哪里来？这是测量任何一个运动的标记。谁是谁非，现在你们不难看出来了。’天哪！破坏人们信念的是德·布拉西厄——采取这种手段截断经济来源的是德·布拉西厄——抑制群众热情的是德·布拉西厄——分化瓦解运动的是德·布拉西厄——播下尔诈我虞的种子，使人们相互猜忌的是德·布拉西厄：而现在德·布拉西厄却倒果为因。他颠倒黑白，把他一手造成的灾祸说得象是那些正被他暗算的人们的无能、愚蠢、嫉妒和奸诈所造成的结果。他们抗议无效。他们无法接近群众。一切与群众沟通消息的渠道都被德·布拉西厄垄断了。他们一筹莫展。他们没有报纸来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没有钱能象他那样遍游全国，向指责他们的群众进行解释。不久，代表们开始欠债了。全国各地既无捐款接济，代表大会不得不忍辱解散，负债累累；代表们落魄城镇，到处流浪，甚至无法返回故乡。于是，德·布拉西厄挺身而出，慷慨解囊，拨款资助；燃眉之急迫使多数代表予以接受。这位煽动家异常审慎，有意大张旗鼓地把事实公布出来，代表们如果胆敢为自己的品德辩护，就被辱骂为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他们出于卑鄙狭隘的妒忌心理，企图破坏伟大的人民领袖的威信，而这位伟大领袖对那些居心叵测、企图中伤他的叛徒们，仍然伸出他那高贵的、无比慷慨的援助之手。”
我们必须记住，1848年奥康纳往往惯于在他的通信中宣称一些笨伯和无赖怎样破坏这个运动，而他是怎样成为把这个运动从他们愚蠢和无赖的行为中挽救出来的唯一救星，他又是怎样指责代表们对他进行个人攻击的。同时也应当记住，当时代表大会的景况正如琼斯所描写的，债台高筑；这就是代表大会中一切纠葛的由来，因为一部分代表由于经济上受人之惠而遭到另一部分代表的嘲讽；奥康纳确曾挺身而出，清偿债务。在4月22日的《北极星报》上，他是这样提到上述问题的：
“我对上届代表大会部分成员的轻举妄动和愚蠢行为予以容忍，从无怨言，而我的报酬却是为他们偿付一百五十镑的开支，为他们每一个轻率的行为在下院受尽侮辱、谩骂和责难。”
琼斯所绘的画像究竟是谁，这就颇为明确无疑了。但是作者继续写道：
“现在德·布拉西厄行色匆匆地赶到各乡镇去；驿车、火车、轮船——无一不被利用，他的足迹几乎踏遍英伦三岛。每到一处，他就尖声喊叫——‘密探和叛徒们！我已把运动从一群无赖手中挽救过来了。我已防止了大量流血。我已使你们逃脱了歹徒的魔掌。和平、法律和秩序！要不是因为这批密探和叛徒，我们会有多么辉煌的胜利！但我们已挫败了政府，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我已把你们挽救过来了——挽救过来了！’欢乐的泪水顺着他那笑容可掬的脸颊流下来了。”
奥康纳曾在10日上午的代表大会上说：
“倘若不是由于代表大会以外一部分人和会内少数人的愚蠢行为，决不会有人反对他们的示威游行，而这次游行示威将是英国空前未有的一次壮举。”
在下星期六的《北极星报》上，他致函“优秀的宪章运动者”说：
“当我们宣布打算在肯宁顿公地举行一次群众集会，在那里组成游行队伍，护送全国请愿书前往议会，这个声明好几个星期都未被政府注意；现在我们的道义力量既已获得胜利，我就不怕有人提出异议，而敢断言，如果不是由于自称属于我们队伍中的一部分人的愚蠢行为，一部分人的轻举妄动，一部分人的背信弃义，我们的意图决不会受到政府的干涉。”
摘自前一章的下列一段描述颇有研究的价值。读者倘把奥康纳1839年和1848年的举动连贯起来，再同这段叙述对比一下，立刻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何在了：
“他（德·布拉西厄）明明知道将会发生局部暴动和骚乱——将会发生流血事件——罪犯将被放逐国外——许多人将身败名裂——许多人将会因此而心碎；但这些与他有什么相干呢？他将得到双重利益。一方面，最热忱、最出名、最正直的人士将被终生流放国外。他将看到他的那么多对手——他正在开始畏惧的对手——从他的前进的道路上被清除出去，然后，他又可得到一份上好的政治资本，不是议论那些光荣的流亡者，便是辱骂另一些人的急躁愚蠢，后一类人只因为不听他的劝告，于是，便为他们的专横和虚荣付出了代价。”
作者进而描写德·布拉西厄的政策所造成的各种秘密阴谋，政府指令密探们听其发展下去，直到它们达到某种程度时止；这正是政府在1848年采取的政策，从密探戴维斯的证词中一看便知。事实上，作者在这部颇具匠心与文采的传奇小说中所述的情节和事件，几乎通篇与奥康纳长期有关的情节和事件完全相同。德·布拉西厄所用的言语的大部分，即使不是绝大部分，几乎可以一字不易地在奥康纳的演说和著作中找寻出来。琼斯充分估计到他的传奇小说预期将要产生的效果，因此在序言中就慎重其事地向读者预作声明，千万不要猜测这个故事影射任何私人；这种保证，后来在奥康纳的朋友们提出尖锐的质问时，他不得不予以重申，因为奥康纳的朋友们是决不会认不出这个形象的。
尽管执行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反对关于在曼彻斯特举行协商会议的提议，但它仍在1851年1月26日召开。奥康纳以前的影响虽然很大，然而，也只有四个地区派来代表。那个所谓全国宪章联盟（伦敦一个小团体）推选麦格拉斯、克拉克和安布罗斯·赫斯特为代表。除此以外，奥康纳和利奇代表曼彻斯特的宪章运动者，可是，其中一部分人已分化出去，成立了一个以反对新政策为宗旨的地方组织。劳森代表下沃利；诺思代表布雷德福；曼特尔代表沃林顿。赫斯特被选为主席。经过一番有关宪章运动形势的辩论以后，麦格拉斯提出一项决议，经克拉克附议，内容是将当前的形势归咎于大部分人民权利的提倡者的愚蠢和狂妄。曼特尔动议，“鉴于协商会议所代表的只有四个地区，本会议应予解散，由群众自行选择协商的时间和地点。”曼特尔和诺思赞同这项修正案，奥康纳、利奇、克拉克、麦格拉斯和劳森则赞同原动议。于是，克拉克动议，“本会议建议，嗣后宪章运动者参加其他政治团体的会议，即赞同扩大选举权或其他进步性改革的会议，其目的应当是为了给予协助和支持，”利奇表示附议。以前奥康纳虽然曾支持中产阶级的运动，现在却和他的新盟友闹翻，因此反对这项动议了。
“他要提醒他们中产阶级以前对人民所进行的欺诈。人民指望这个阶级给予公道，就象指望月球上的人会给予公道一样渺茫。人民必须完全依靠自己。财政改革家们将利用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参加会议是为了统一公众思想，他们这样做，不应当被看成是中产阶级手下的傀儡，但上述决议却证明这是事实。”
他又说：
“他要向他们说明，现在科布登和布赖特虽然可能投票赞成‘小宪章’，但是，如果真有希望把这个方案制成法律的话，他们仍会买通他们那一派的人来进行阻挠。这些人玩弄花招，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最后向他们说，除了工人阶级以外，不要对社会上任何阶级寄予信任。至于他本人，他决不会信任任何阶级，也不会与它合作。他已为他们的事业花费了不下十三万镑，他永远也不会背弃他们。”
克拉克证明，奥康纳为议会改革派所尽的力比宪章协会中任何人都多，并且宣读几篇摘录，证明他曾花费二十镑，跋涉将近六百英里，前往阿伯丁参加他们的群众集会；当委员会提议修改协会章程，主张以全民普选权来代替户主选举制的时候，奥康纳表示反对，不愿在中产阶级改革家的道路设置最小的障碍。他曾到诺里奇去给他们支持，又在《北极星报》上的通讯中表示给予支援，并劝别人采取同样做法，严厉地谴责一切反对意见。宣读这些摘录，对于人们所想象的奥康纳的行动一致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克拉克只重述他在上面所发表的意见，并增加了大意相同的一些话来表示支持。克拉克同意对他的决议作一些修正；但奥康纳仍然反对，他提出一项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本身虽很完美，其目的却在于企图以间接的方式取消这项动议。他的修正案是——“对于一切愿意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争取制定完整的人民宪章的任何党派，人民不应当反对。”克拉克及其同伴终于同意奥康纳的修正案，并一致予以通过。克拉克的决议同样也获得通过，奥康纳、诺思和曼特尔表示反对。于是会议作出决议，主张坚持完整的、全面的、唯一的宪章；但协商会议随即自食其言，建议成立合作商店，奥康纳最初表示反对，后来却表赞同，只有曼特尔一人坚持异议。但现在协商会议遭到了一个致命的打击，否则，它的成就必然是相当大的。曼特尔提出一项决议，主张选派代表去参加执行委员会不久将在伦敦召开的协商会议。克拉克、麦格拉斯、赫斯特和利奇的一贯表现好象把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这个团体看作不存在似的，因此，现在他们既不能认清他们的权利，于是便对这项动议表示反对。然而，奥康纳却给予支持，声称他保证这个协商会议不会成为执行委员会的工具。他声明说，即使他思考整整一个月，他也写不出那么完善、那么及时的决议。他还断言，不管政治掮客们可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决不放弃他的政治原则。这句话触动了麦格拉斯，他说，他认为奥康纳使用“政治掮客”这一名词时，应当说清指的是谁，以便群众可以对骗子加以提防。可是，奥康纳默不作声。动议提付表决时，奥康纳、曼特尔、诺思和劳森表示同意，克拉克、麦格拉斯和利奇表示反对；在表决以后，后三人连同主席一同退场，他们都感到非常难堪；他们声明说，最后通过的这项决议使整个议程全归于无效了。后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群众集会，承认了协商会议的全部议程，但最后一项决议除外。甚至奥康纳在协商会议上给它的支持，也不能促使集会对它表示同意。在协商会议的议事过程中曾发生一场争论，起因于奥康纳暗示，哈尼被《北极星报》解雇是由于他提倡私人暗杀。这个问题经提交执行委员会审议。奥康纳力图使它不予讨论，但未生效。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哈尼并无过错，后来，在约翰街学院举行的公众集会通过下列决议，承认该委员会的决定：
“本会议听取了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哈尼先生的解释后，特此决议，奥康纳先生在曼彻斯特协商会议上归之于哈尼的一切罪状和恶名，均不成立；哈尼先生在有关他退出《北极星报》这一行动的前后过程中所持的态度，始终是一个忠诚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值得人民的敬爱，而且与新闻记者往往特有的那种奴颜卑膝的表现迥然不同。更有进者，本会议研究了哈尼先生被其敌人据以指控他提倡私人暗杀的见解以后，特此否定这种恶意诽谤的指责，并宣布这些指责者为造谣中伤者和精神上的杀人犯，应受到所有正直人士的咒骂。”
霍利约克提出一项修正案，他的见解包含着更加严正持重的意见，博得许多人的支持。其内容如次：
“本会议听取了哈尼先生对指控他的罪状所作的答辩以后，特此表示满意，并向哈尼先生重提保证，表示对他信任。”
然而，原决议在沸腾的欢呼中以绝大多数获得通过。奥康纳先曾否认有关他在协商会议上指控哈尼的报道，但有人当场宣读一个记者给雷诺兹报纸的信，证实了这项报道的正确。欧内斯特·琼斯是这项决议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指责修正案“空洞无聊”，诬蔑某些张贴匿名告示反对哈尼的人为“胆小如鼠的恶棍”。奥康纳在参加协商会议期间，曾到许多工业城镇去进行访问，在斯托克波特、罗奇代尔、奥德姆、阿什顿、博尔顿等地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到处大受欢迎。
现在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奥康纳、哈尼、琼斯、雷诺兹、阿诺特、霍利约克、桑顿·亨特、格拉斯比和米尔恩，他们制定了执行委员会有关各项原则和计划的纲领，准备提交代表大会。就该委员会成员们先前所作的各项声明而言，这份纲领的内容十分贫乏。社会权利的各项重大的、基本的原则都被忽视；有关这一问题所注意的主要一点是修改合伙法，以便更有效地保护合作社社员的利益。奥布赖恩曾参加在约翰街举行的第一次群众集会，会议提请公众注意上述纲领，当时他指责这份文件的缺点，称它为十足谎言的大杂烩。会上大部分人对他的评论表示同感。霍利约克在下次公众集会上对奥布赖恩的言论提出批评，把他比作已故的威廉·科贝特，据说科贝特手里挥舞着打谷用的连枷，在没有敌人可打时，就用来打他的朋友。本尼和佩蒂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后者对奥布赖恩吹毛求疵地进行指责，他的话常常被群众的大声干扰所打断。D．奥康纳力图证明这样一种谬见，即假想工人们作为一个阶级，可以单凭合作化的办法使自己摆脱受奴役的社会地位，罗杰斯为奥布赖恩辩护，指出纲领中唯一有利于人民的要点是人民宪章。芬伦向集会发表讲话，表示相信，人民在争取社会权利以前必须取得政治权利。
1851年3月31日，星期一，代表大会在伦敦圣马丁巷的帕森尼姆公寓内召开。三十名代表来自下列各地：格林威治和肯特的雷诺兹；兰开夏北部的J．格雷；其次茅斯和爱丁堡的桑顿·亨特；威斯敏斯特和马里尔本的A．汉尼巴尔；兰姆贝思和南沃克的G．谢尔；塔村的J．萧；伦敦城区和芬斯伯里的J．芬伦；布雷德福区的A．罗宾逊；埃克塞特和蒂弗顿的T．M．惠勒；曼彻斯特的E．奥康纳和G．J．曼特尔；伍斯特郡和格罗斯特郡的G．J．哈尼；布里斯托尔的T．萨维奇；哈利法克斯区的E．琼斯；佩斯利区的A．邓肯森牧师；诺丁汉郡的威廉·费尔金；斯塔福德郡陶器产区的J．凯普韦尔；谢菲尔德和罗瑟勒姆的J．J．比泽尔；柴郡的W．本福尔德；考文垂和伯明翰的A．耶茨；北安普敦的约翰·巴克；莱斯特的G．雷伊；南希尔兹的D．W．拉菲；爱丁堡的W．普林格尔；哈德斯菲尔德区的T．赫斯特；敦提的J．格雷厄姆；德比区的J．莫斯；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J．沃森；达德利区的D．汤普森；格拉斯哥区的D．保罗。代表们提出报告以后，宪章运动团体的政策问题在大会上提出讨论。少数代表仍然赞成只为宪章进行鼓动工作，而不问其他。持这种意见的人之中有曼彻斯特、德比、陶器产区和北安普敦的代表；但绝大多数赞成既要为人民的政治解放，同时也要为人民的社会地位解放进行鼓动工作。大会又一致认为，宪章派虽不应当反对财政和议会改革派，但也不应和这一派缔结同盟。霍利约克和其他两三名代表对这项决议的后一部分提出相反意见，但决议大体上一致获得通过。然后，大会决定——只有六名代表表示异议——修改宪章，使罪犯只有在刑期未满时才被剥夺选举权。这项决议的获得通过，表明人们对其所参与的活动多么缺乏全面的考察，因为决议所包含的原则在大约九年以前的伯明翰协商会议上已经通过，而宪章的这一部分已按这个原则修改过了。大会还一致同意了下列各项决议：再为实现宪章呈递一次全国请愿书，经全国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通过后，由各该集会的主席签署证明；在即将来到的大选中提出宪章派候选人；鼓励宪章运动者设法在地方政权方面占有势力，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在各行业、农业区、煤矿工、开采工和铁路工人中，开展有关宪章的鼓动工作，并派特别宣传员前往爱尔兰。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份纲领对社会权利的基本原则虽未加以注意，现在却日复一日地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有关这些原则的建议。其中有一款经提出后获得通过，即主张通过设立一个农业委员会，使土地国有化；将瘠地、公地、教会属地和王室领地归还人民；授权国家逐渐收买其他土地，直到全部成为国有地产。另一款主张政教区分，将教会现有产业收归国有，但适当照顾既得利益。第三款规定实行全国性、非宗教性、强迫性的义务教育的原则。第四款坚持合作社享有注册和征募权，并认为，所有合作团体应合并为全国统一组织，所得利润纳入总的基金；国家应开放信用贷款，对希望为从事企业活动而结合的工人团体贷予资金。第五款主张贫民在失业期间享有充分救济的权利，在可能时，使他们在土地上就业；年老力衰的人应有权领受救济，或住在自己家里，或住在政府兴建的特定场所，由他们自行选择。第六款声称一切税款应以土地和累积财产为征收对象。第七款规定清偿国债，以所付利息作为还本的一部分。第八款指出常备军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并危害人民自由的；但暂时还有必要维持一支常备军，陆军必须进行改革，海军也是如此。第九款声称每个个人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并应给予军事训练的机会。代表大会又通过一款，反对极刑。全部建议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部分代表所说的话非常有力。而且，大体说来，代表们的讨论竭力避免尖刻激烈，几乎每个人发表的意见都是心平气和，持重得体。这一届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比以前历届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优越得多。其中大部分内容体现了代表们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在有关土地问题的讨论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两名代表——哈尼和芬伦——对执行委员会的条款提出异议，他们赞成土地国有化，但不同意对现有土地所有人给予补偿。然而，他们的反对并不十分坚决。代表大会虽然规定社会权利的原则，但同时由于通过有关信用贷款的条款，却造成严重的社会祸患。这一条款所以获得通过是由于在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中都占有优势的共产主义倾向。然而，它却受到强烈的反对。格雷厄姆的反对非常有力，他坚决认为，信用贷款既属国有，就不应当强使人民加入合作团体，以便享受它的利益；而应当让他们共享这些利益，即使他们愿意按照个体原则从事劳动，享受的利益也应当象他们加入合作计划时那么多。欧内斯特·琼斯是维护这一条款特别出力的辩护士：他肯定地说，人们通力合作，收效必大，又说，他们并不强求人们合作，尽可随意决定取舍。格雷厄姆回答说，“是的，他们尽可随意决定，正象群众给教会捐献一样。牧师们说，‘我们不强迫你们来做礼拜，但来与不来，你们都应当捐献。’琼斯先生以类似的口吻说，‘参加合作与否，悉听尊便，但是如果不参加合作社的话，你们就分不到全国基金的一份，虽然这项基金属于你们，如同属于合作社员一样。’”这个机智的苏格兰工人引用的巧妙例证使那个老于世故的律师感到惊讶，他在会场的一片笑声中频品摇头。其他代表出来圆场，这一款获得了通过；但是双方的票数几乎相等。
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汉尼巴尔提出一项决议，支持奥布赖恩所提倡的币制改革。好几个人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霍利约克说，他们最好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谁也说不定会有什么结果。雷诺兹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精采的演说。可是，大多数代表似乎并不理解这个问题的含义，最后，经惠勒动议，通过决议，责成执行委员会引导公众注意考虑这个问题。会上只有一件事在代表们中间多少引起了紧张情绪，这就是奥康纳在《北极星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信中表示赞同《泰晤士报》、林德赫斯特勋爵和斯图尔特·沃特利所作的声明，大意说，外国流亡者准备当万国博览会在伦敦开幕时发动暴力示威。代表大会当即通过决议，拒绝接受这项声明。奥康纳并不经常参加代表大会的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确也不象有多大势力。他出席时不大引人注意；许多代表似乎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待他。这种说法适用于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在他得势时对他百般奉承，但一旦发觉他的势力已在衰落，就背弃了他的事业。可是，他却没有忘记提醒他们，他曾为这个事业花费了十三万镑，而他却从未用过人民的钱去旅行一英里路，吃过一餐饭。奥康纳在这个时期的容貌表明他的体质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优秀宪章运动者”的这位伟大领袖以前所特有的活泼的精神面貌已不复存在了。在一个细心的观察家看来，这位一度精力充沛的鼓动家心理上显然已产生动摇。他的演说和通信都语无伦次，而他的眼光也不如惯常那么炯炯有神。一般看来，他精神恍惚，如在梦中。一周复一周，他在《北极星报》上发表通信，警告群众小心提防前来参观博览会的外籍人士，力劝他们绝对不要参加计划中的革命，这进一步证实他的胆怯怕事。然时候，哈尼和琼斯正在设法创办一份贴花报刊，名为《人民之友》，以便与《北极星报》相抗衡，为此发起筹募捐款，但认捐金额除去开支以外仅达二十二镑，于是，这个计划便放弃了。哈尼在奥康纳全盛时期曾经常地协助他打倒许多人，而现在却一反常态，以无情的敌意反对他的旧主子。第二十四期《人民之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名为“革命终于到来”。这篇文章提到土地公司的业务。奥康纳曾开设一家与该公司有关的银行，并曾储入好几千镑存款；银行经理发函通知存户，在议会对清理公司债务以便偿还奥康纳的垫款作出决定以前，所有存款暂停支付。经理的通信说明，这个决定是经土地公司全体董事同意后作出的。现在奥康纳发觉他那只即将沉没的孤舟已经支离破碎了。以前曾有一个时期，上述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任凭他以他们的名义发表讲话，从不要他征求他们的同意；但全盛的日子已成陈迹，惨痛的逆境就在眼前。克拉克、多伊尔、麦格拉斯和狄克逊通过《每日新闻》致函银行存户和土地公司会员，拒绝接受银行经理的通知，说明奥康纳在1848年开始拥有银行的全部所有权，从此，他们就不再过问它的业务经营；直到有关清理土地公司业务的法案提出以后，他们才发觉奥康纳企图用土地公司的财产偿付这项营业的一切损失，因此，他们对任何足以增加公司债务的行动提出抗议。奥康纳把这种抗议曲解为拒不偿付银行存户要求的依据。他们又表示异议说，奥康纳所称公司欠他的债务的数额是不确的。从1849年8月起，他在土地公司的财产项下动用过好几千镑，但他们和股东们都一无所知。他们还说明，土地公司欠奥康纳的款数不论多少，存户或他本人都不能动用，因为他已在1851年3月31日把公司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一个名叫做马歇尔·特纳的律师，他们举出一份有关法律文件作为佐证。他们否认对银行的倒闭和存款的停付有任何关联。奥康纳在发表这些声明的同一报刊上力图答辩。他说，过去几个月，他曾掏私囊支付董事们的薪金，他和公司的往来帐目如下：为公司付出一万一千九百二十六镑十四先令十一便士，收回四千九百二十一镑十先令八便士，收支相抵后，尚欠奥康纳七千零五镑四先令三便士。但奥康纳闭口不提董事们说他曾把公司欠他的债务转让给马歇尔·特纳的指责。哈尼对这些事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的文章最后说：
“现在，我们的揭发还只是刚刚开始。奥康纳自绝于一切正直人士的情谊，而让自己受到阿谀奉承的小人和政治掮客的包围，现在他正开始面临他应得的报应了。”
在下一期的同一刊物上，哈尼继续予以攻击，发表的文章题名为“一丘之貉”，后面附有《劳埃德伦敦新闻周刊》上登载的董事们来信的节录，信中对奥康纳的诚实正直进行了第二次攻击。这封信的对象也包括银行存户和土地公司会员。董事们证明，当下院委员会提出报告时，公司结存余额七千六百五十九镑十四先令二便士；嗣后奥康纳曾收进几笔款项，付出几笔开支，致使公司对他有了亏欠，数额是八百九十九镑十七先令一个半便士，而不是他本人所说的七千零五镑四先令三便士。为了要求更大的债权起见，奥康纳把他在自己的银行所亏损的三千六百零六镑，旅费二千镑以及据称他应得的四厘利息都记在帐上。他们责备奥康纳没有把从1849年8月起，他们付给他的四百零九镑十八先令四便士列入他的收益帐目，他们证明，据奥康纳本人在《每日新闻》上所发表的通信，他摊给公司负担他在自己的银行所亏损的三千六百零六镑，并非象他所说，掏自私囊，而是从出售属于公司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款项中拨出来的。他们进一步证明，他将属于公司的公款把持在手，其应得利息远远超过他本人所借出的数额。公司欠他的利息只有九十六镑，而他拥有的公款所欠公司的利息按同等利率计算，应为一百二十一镑二先令四便士，因此结算后的差额应属于公司。他们声明，奥康纳从1848年10月起，他所动用的五千三百三十一镑九先令中，只付出了两笔款项——一笔为二百十六镑十先令五便士，另一笔为一千镑，均用于经常开支，因此，他还必须说明四千一百十四镑十八先令七便士本息的用途，同时他们还要求他对拨给他自己的银行的三千六百零六镑偿付利息。他们表示有十分可靠的理由，相信奥康纳曾不惜重大牺牲，出卖公司财产，以便维持他自己的银行。他们又说，奥康纳村的地产曾以一千三百八十三镑十五先令七便士的代价抵押出去。承受抵押者是公司的法律顾问W．P．罗伯茨，关于此事，他们刚刚了解，这样一笔交易未经他们同意本不应当进行。他们对用于旅费的一项巨额开支表示异议，否认他们曾在过去十八个月中领过四分之一以上应得的薪金，而奥康纳却从出售公司财产中获得巨款，全部用于维持他自己的银行和另一摇摇欲坠的企业《北极星报》，倘若不从出售公司土地的价款中拨款支援，它们早已关门大吉了。这批长期以来对奥康纳阿谀奉承的人在声明中最后说：“奥康纳所奉行的原则是‘占有者在诉讼中总占上风’，既然公司的财产已全部用他本人的名义，因此付款与否都由他随心所欲；他既把一家信托公司变成一份私产，就把公司财产放进了私囊，否则，无庸说明，不论作何用途，他都不会从他私囊中掏钱。为了主持公道，我们必须揭穿奥康纳表面慷慨的假象，正告会员们，他所发表的有关我们的言论纯属造谣。”
然而，哈尼却不甘心让董事们冒充正直君子。他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评论说：
“他们不必以甜言蜜语来安慰自己的灵魂，以为只要毁掉奥康纳，就可以把自己洗刷干净了。相反地，他们污蔑他的品格越是成功，他们自身陷入不光彩的泥坑的程度也就越深。当金元滚滚而来的时候，他们和他伙同分肥；现在这些长期对他盲信的受骗者和受害者（他们终于有所觉醒）必将和他一样受到咒骂。”
克拉克在《每日新闻》和《劳埃德伦敦新闻周刊》上向奥康纳开火，犹嫌不足，而且还前往曼彻斯特召开公众集会，在会上，利奇、多诺万和他本人指责奥康纳和W．P．罗伯茨不诚实。奥康纳反驳说，克拉克霸占了土地公司办公室内的一座时钟。克拉克回答说，这座时钟是他出钱买的，他还保存着付款的发起。土地公司正在日渐衰败，许多接受分配者不承认奥康纳为他们的地产主人，也不缴付租金，其中有些人声称，他们的境况很困难，无力偿付。
执行委员会就他们有限的财力所及，继续工作。他们时常发出通报，宣扬民主主义原则。欧内斯特·琼斯在全国作了一次广泛的旅行，发表演讲。首都举行一次公众集会，由韦克利担任主席，要求对欧内斯特·琼斯在狱中所受待遇进行调查。霍利约克、奥布赖恩先生等在会上发表讲话，对上述目的表示赞同，于是一致通过一份请愿书。全国改革联盟分会在折衷主义学院召开集会，要求不仅对琼斯，而且对与他同时判决的罪犯所受的待遇，一并进行调查。会上由费格斯·奥康纳、布朗蒂尔·奥布赖恩、比泽尔、富塞尔、博伊森和格尼发表讲话，会议一致同意向议会提出请愿。
反对奥康纳的通信在各报上仍陆续刊登。他对它们作了答复，或者说，提到了它们；但他的文笔现在也不大犀利了。他那谩骂的本领好象已丧失殆尽，不论哪种文章，他都写得很少。尽管他受到上述指责，7月19日，奥康纳村还为他举行了示威集会，向他献词，表示同情和谢意。8月7日，解散土地公司的法案经女王批准成立。
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不久就不再有许多人来参加了。琼斯正在旅行中；哈尼在苏格兰访问，发表演讲，霍利约克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851年9月24日的会议上，秘书宣读雷诺兹的来信，称他由于体弱多病，不再能为执行委员会尽职。因此，他提请辞职，并把协会欠他的二十镑作为他的赠款。他以同样的理由谢绝参加布雷德福自治市的竞选，先前他曾答允担任这一区的候选人。执行委员会举行的下一次会议，阿诺特、格拉斯比、亨特、琼斯和米尔恩均出席参加，会议一致同意对雷诺兹为宪章运动事业所作的贡献致谢。现在，哈尼开始对霍和约克称颂曼彻斯特改革家一事表示不满，说他难以理解，霍利约克既然继续在执行委员会工作，这种作法如何能与他的身分相一致。勒布朗德被选为执行委员，以接替雷诺兹。
奥康纳的智力现在显然日益衰退。10月20日，匈牙利的伟大领袖科苏特在南安普敦登陆。当时举行了盛大的示威运动，欢迎他踏上我国国土，接着由市自治机关设宴招待。奥康纳也出席参加，出人意外地抢步上前，紧紧握住科苏特的手，连称不胜爱慕云云。他被市长劝阻；却以傲慢的神气质问，“这有什么关系？”然后，才坐下来。在伦敦工人为科苏特举行的示威集会上，委员会不让奥康纳进入汉诺威广场公寓。这件事主要是桑顿·亨特安排的，但雷诺兹的抗议使奥康纳终于入场。布朗蒂尔·奥布赖恩不会被排挤在会场之外，因为他是示威集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但他被拒绝与科苏特进行个人接触。欧内斯特·琼斯没有出席示威集会，因为会上的演说家都不会提到宪章。奥康纳所受的待遇使许多宪章运动地区作出决议，谴责筹备委员会的行为失检。委员会自作辩护，所持的理由是，他们希望保证示威集会能收实效而又秩序井然。但近来奥康纳的举止行动已表明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他们又称，科苏特表示，如果奥康纳参加活动，就不接受献词。
现在，由于宪章运动团体索然缺乏生气，对执行委员会的不满情绪，便开始产生。11月12日，在考珀街公寓举行一次公众集会，由卡登担任主席。发言攻击执行委员会的有迪克、罗杰斯、斯特拉顿、布赖森、奥斯本和斯威夫特——而为这个团体辩护的是斯洛科姆和法罗。奥布赖恩在会上讲话，但只是为了揭发《地球报》对他在招待科苏特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报道失实。他曾致函《地球报》，该报答应照登，但所发表的仅是信中无关重要的一段，同时却登载一篇冗长的答辩。集会最后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决议。11月15日的《北极星报》上刊登了欧内斯特·琼斯的通信，唤起人们注意即将来临的执行委员会选举。他对他的几个同事故意找碴儿，号召宪章运动者慎防宪章运动落入其他党派之手，如果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同情其他运动而不同情宪章运动的话。他主张废除义务任职的九人委员会，代以领取薪金的三人委员会。23日，在约翰街举行公众集会，研究宪章协会的组织问题，当经推定委员会负责研究。欧内斯特·琼斯动议恢复首都代表会议的编制，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参加讨论者有奥斯本、尼科尔斯、李、伦诺、卡登、惠勒、亨特、默里、勒布朗德、迪克、比泽尔、布莱先生等——这项动议终于获得通过，表示异议的仅有二人。
执行委员会日益丧失战斗力。霍利约克、亨特和勒布朗德先生同情中产阶级改革家，他们和部分同事间的分裂已不可避免。当时正在纽卡斯尔、希尔兹等地演讲的朱利安·哈尼写信给执行委员会秘书，表示不再争取重行当选。据称原因是事务繁重和体力衰弱。他对比较稳健的同事们挑剔备至，因为他们一面继续在执行委员会任职，另一面却又支持其他运动，他谴责琼斯未经代表大会核准，就提出关于设立领取薪金的执行委员会的计划。勒布朗德在12月13日的《北极星报》上发表一封致宪章运动者的公开信，反对琼斯的意见，为自己有关中产阶级的政策路线进行辩护。琼斯在下一期的《北极星报》上提出答辩。
法国路易·拿破仑的武装政变在我国首都引起了议论。在国民会堂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由G．J．霍利约克担任主席。J．佩蒂提出下列决议：
“本会议抗议法国的政变——抗议在实行政变时所采取的残酷无情的独裁手段，并认为它有责任为正在军事统治下深受苦难的友好的法国人民公开呼吁。同时也殷切地请求我国政府运用政治力量，使法国人民被有组织的专制政府不可容忍的侵犯行为所剥夺的各项自由权利得到恢复。”
G．霍珀附议，塔斯纳尔给予支持，此外还有牛津的伯奇、古德费洛和埃利斯；然后，奥布赖恩提出修正案，语气更加强烈：
“本会议以憎恨厌恶的心情注视路易·拿破仑成功地篡夺了政权——为完成这一篡权行为，犯下了欧洲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叛变、暴虐和有计划的屠杀。我们看到伟大的、富于博爱精神的法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获得的宪法权利与自由竟被用武力横加蹂躏，深表同情，我们同一切善良的人们一道，真诚地希望，欧洲不久将看到这个篡夺者的权力的终结，这是他的统治、他的罪行以及他对法国人民的忘恩负义行为应得的结果。”
奥布赖恩列举事实为他所提的决议的强烈语气提供根据，查尔斯·默里表示附议，这项决议交付表决时以绝大多数获得通过。
1852年1月3日，那份1837年年底以来一直由费格斯·奥康纳经营的《北极星报》更换了业主，由奥康纳转让给他的编辑和发行人弗莱明和麦高恩，他们以一百镑的代价收购了这个日益衰落亏蚀的产业。在转让前的一段时间，这份报纸好象完全归弗莱明一人经营，所有文章的写法似乎要把宪章运动团体拱手让予中产阶级改革家，而在各栏的篇幅中也没有多少宪章主义的气息。
与此同时，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正在进行中。尽管奥康纳已一再露出精神错乱的迹象，显然已丧失甚至处理自身事务的能力，但仍有六百人投票拥护他。当选的九人是：欧内斯特·琼斯、约翰·阿诺特、费格斯·奥康纳、T．M．惠勒、詹姆斯·格拉斯比、约翰·萧、W．J．林顿、J．J．比泽尔、G．J．霍利约克。第一名仅得九百票——正好是上届雷诺兹所获票数的一半——而最后一名只有三百三十六票。这些数字表明协会的力量已经削弱。但是，造成这种衰败状况的更重要原因是由于当选的执行委员不能协调一致。奥康纳不能工作。欧内斯特·琼斯辞去职务，声称他不能担任这样一个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要求宪章运动团体立即选举代表大会。惠勒也辞职了。他的几点理由是：执行委员会无力支付秘书薪金；他曾因酗酒受到霍利约克的反对；以及谁也不愿意义务效劳。W．J．林顿只能在某些条件下效劳。他认为宪章运动团体已无生气，老一套的政策不会使它复活。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两条道路才能实现宪章——一条是通过暴力，另一条则是通过与中产阶级的联合。关于第一条道路，他们不见得比1839年和1848年更有准备。因此，唯一出路是第二条；他力劝实行联合，目的在于实行普选权和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他才同意为宪章运动团体效劳，他是渴望效劳的。上述诸人的辞职促使其余成员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哈尼和琼斯在任职期间使执行委员会负债三十七镑，对此，他们应负一部分责任。
为了撙节开支以免将来负债，执行委员会把原有的办公室退租了。《北极星报》现在公然劝人们放弃宪章，建议为实现普选权和秘密投票而进行鼓动。它声称“宪章派”一词“不仅看了令人触目，而且听了腻味”。欧内斯特·琼斯参加代表会议召开的集会，看来这个团体与执行委员会处于敌对地位，正力图削弱它的势力。关于金钱问题，琼斯答复了执行委员会，说明他的辞职并没有使他推卸债务上的法律责任，他仍和以前一样承担责任。琼斯现在对《北极星报》的背弃宪章主义痛加斥责。该报编辑答复说，他的攻击出于报复心理，因为他曾想染指该报的所有权，但遭到了拒绝。在这个时期，琼斯每次提到奥康纳，必使奥康纳的崇拜者感到十分满意。他令人作呕地对奥康纳吹捧。这种举动的用意何在，十分明显。当他要求奥布赖恩与他勾结，阴谋搞垮奥康纳时，奥康纳正妨害他的领导地位。现在奥康纳不再妨害他了；而他要想自成一派，主要还得依靠奥康纳的党羽，因此，就必须捐弃前嫌，而且为了取得奥康纳派的谅解，必须对他们失势的魁首加以赞扬。琼斯责备《北极星报》的所有人把该报从奥康纳的手里强夺过去。不论《北极星报》本身在他们经营期间有多少缺点（它当然不再是一份宪章运动报刊），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当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在他们以一百镑购进该报以前，它早已成为一项亏本企业，所以，这笔交易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之处，而且无疑地已超出它的实际价值。一个作者在1月24日的《北极星报》上提到琼斯的攻击时，这样写道：
“他谈到有人从那个‘精疲力竭的战士’那里得到不适当的好处，但把他弄得精疲力竭的，最厉害的就是他自己。多少年来，他全赖奥康纳的恩赐为生。奥康纳不得不为这位精通法律的学者偿付辩护费以及执行麦克纳马拉案的讼费。在他监禁期间，为了使他免做填絮苦工以及其他原因，奥康纳曾为他付出大笔款项；而他从获释以来，却一直是奥康纳最恶毒的毁谤者和污蔑者。”
琼斯在《人民备忘录》上对此作出答复，他说他从未依赖奥康纳的恩赐为生，所领款项仅是作为《北极星报》和《工人报》的编辑应得的薪金，他曾当着奥康纳的面向辩护委员会声明，他愿意自作辩护，如果有一个小钱来自奥康纳的私囊，他宁可不聘请律师。欧内斯特·琼斯现在斥责各工人团体所采纳的合作制度，他和劳埃德·琼斯对这个问题举行了两次讨论，一次在帕迪厄姆，另一次在哈利法克斯。琼斯坚持这个主张——“合作事业决不能顺利实现，除非人民首先取得政治权利。”为了说明欧内斯特·琼斯对人民取得参政权前的一切合作计划所持的看法，我们最好引证他在讨论期间的一篇演说；我们只是假定，即使在目前，如果合作事业按照正当的原则予以经营的话，他并不反对；虽然，即便在当时，他也显然认为合作事业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他说：
“为使少数人开始经营，他们必需多数人实行合作。他们可能合作购买土地，但多数人所购的土地只能安置少数人；其他各种生产的情况也是如此。然后，他们就想到再生产原则。哪里去找这个原则呢？让他们看一看铁工业合股公司的例子，多数人投入合作的款项为少数人购进一项产业。认股者不会全部成为这项产业的经营者。在认购一万镑股本的一万两千人中，只有两三百人被安排工作。而且，资金的再生产必将因资本家的竞争而告停顿，因为对于这种竞争，必须调动合作事业的全部资源才能应付。这样，上述少数人的资金再生产就由于这个原因而遭到阻碍；他们不得不与资本家展开竞争，而资本家在与合作生产者竞争时就会降低价格。资本家强使他们的工资奴隶们少得工资，合作生产者不得不降低利润，以便与降低工资的垄断资本家展开竞争。因此，目前的合作者面临着两重无法克服的困难。一方面必须调动多数人的资金来给少数人安排工作，而少数人由于资源在富人与之竞争的情况下，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便不能再恢复这笔资金；另一方面，正由于这种竞争降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额，其余人便无法再作这种尝试。但是，倘若他们有了政权，情况会怎样呢；在尚未取得政权以前试办合作事业，是舍本求末，如同把车放在马前。如果这辆合作事业的车上装载的不是利润贩卖主义，而是博爱的合作精神，那该多好啊。如果车上堆满着食糖、茶叶和咖啡，那又多好啊；但他们将陷入竞争和紊乱的泥坑。他们的事业是那辆车，而政权则是把他们从泥沼中拯救出来的那匹马。有了政权，他们就可以获得长期以来被那些贪得无餍的主教和牧师所占有的贫瘠土地。他们可能永无尽期地积聚零星小钱，而仍不能从一个肠肥脑满的主教那里挣得一份牧师会的地产；但是依靠人民的议会，他们就可以在一小时内使它实现。”
在《备忘录》上发表的一系列通信中，欧内斯特·琼斯坚持同样的观点。
琼斯和哈尼之间的关系现在发生了决裂，截至最近以前，他们一直是最亲密的朋友和政治同僚。琼斯继续强调代表大会的重要性，许多地区通过决议，赞同他的观点。他还提出创办一份人民报刊的计划，由他亲自经营，到了每星期能赚两镑以后，这笔利润由编辑和宪章运动团体平分——这个团体当然应负责筹措资金；他保证接受宪章运动团体所能选派的任何人员以同等的地位和他一道编辑该报，如果他们认为有此必要的话。哈尼在杰拉尔德·梅西的协作下，出版另一份《人民之友》，售价三便士半——他从前的那个同名报刊早已停刊了。这份新的报刊共出版了十二期。在后几期中，哈尼对宪章运动大加奚落，强调它已濒于死亡，执行旧的政策，不再能使它复兴。他影射欧内斯特·琼斯企图为他自己建立新的独裁体制，严厉地谴责宪章运动以往的政策。《北极星报》招标拍卖，琼斯投标承购；但哈尼出价较高，取得该报的所有权。于是，琼斯勃然大怒，哈尼在答复时表现出他惯有的一切报复心理——对琼斯连珠炮似地进行斥责、嘲骂和辛辣的讥讽。琼斯以他独特的风格反唇相讥；这两位人民领袖，以前互相标榜为“侠义、无私和爱国的人士”，现在彼此控诉对方是出于唯利是图的动机。哈尼把琼斯比作加利福尼亚金矿公司、南海泡沫公司、铁路泡沫公司一类为了诈财行骗而虚设的泡沫公司的发起人；一言以蔽之，称他为一个十足的舞台骗子：琼斯反驳说，哈尼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曾企图侵吞《人民之友》订户认缴的款项，拨归己用，在发出通知，宣布放弃原定出版的报纸以后，立即另发通告，声称一份由他本人和梅西经营的报刊行将问世，吁请给予支持，其目的就是要把订阅现在已经放弃出版的报刊所缴的款项据为己有。严重的不满情绪的产生，似乎是由于哈尼从弗莱明和麦高恩手中弄到了《北极星报》，而琼斯断言他们二人是宪章运动前所未有的最大敌人。他指责哈尼一再哄抬标价，同他竞争。可是，麦高恩的来信证明，他曾两次向琼斯兜揽该报，给他充分时间予以考虑。麦高恩到了规定的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回音，才写信给哈尼，最后成交了这笔买卖。他否认他本人有过讨价还价、或者哈尼有过哄抬标价情事。然而，琼斯力图否定麦高恩的声明，为了支持他自己的立场，引用了麦高恩的历次通信，但不是全文，只是其中极不重要的片断。哈尼在这次论战中，夸耀自己在与运动有关的活动中，一贯坚决主张公道与正义。当他的言论自由遭到奥康纳的攻击时，他确实曾为自己谋求公道与正义；但在奥康纳势力强盛的时期，为了阻止公道原则施于别人，谁也不如他那么卖力。
执行委员会的人数继续减少。财政和议会改革家所召集的协商会议在圣马丁会堂举行。为了对会议所提的决议提出修正案并予以支持起见，琼斯、萧和比泽尔出席参加。这一次，霍利约克发言反对他的同僚们的政策，支持中产阶级的决议。当然他对这个团体寄予同情，人们一向是十分清楚的。他在1851年的代表大会上，也曾经表现同样的同情，而且，他在一再表示对他们同情以后，重行当选为执行委员；但我们不得不这样想：如果在会上提出两项决议——一项拥护宪章，另一项拥护范围较小的改革方案——那么，一个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就有责任为宪章进行呼吁并投票赞同，如果他不能做到这点的话，至少也该引咎辞职。在协商会议以后举行的公众集会上，霍利约克也否定萧和比泽尔的政策，结果使他们两人辞去职务；现在的执行委员会只剩下霍利约克、勒布朗德、亨特、阿诺特、林顿和格拉斯比，除了最后二人外，都赞成中产阶级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琼斯比以前更加坚决要求召开代表大会，因此，吁请曼彻斯特分会采取主动，予以召集。该会立即响应了这项邀请。
哈尼开始担任《自由明星》——他的报纸的新名——的编辑。他的工作得到梅西、基德、林顿和亚历山大·贝尔的协助。1852年5月1日，第一期出版了。在下一个星期，欧内斯特·琼斯所编的《人民报》在经过种种波折以后也问世了。 |
附录九戴高乐的下台和总统选举（南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附录九戴高乐的下台和总统选举
南灿
戴高乐的下台，恰似他居然能渡过1968年5月的危机一样，对于许多人都是意外的——这些人包括他的朋友和敌人，从戴高乐派到法国共产党，其中也有我们现在翻译的这本书的两位作者。
在这本书的结论里，作者认为1968年6月的国会选举本质上等于是一次全民表决，承认了国家元首的无限权力。有什么根据？选举胜利十日后，戴高乐就把这次选举的组织者蓬比杜总理免职了。然而，这种解释在几个月后就被无可争辩的事实驳倒：1969年4月真正举行全民表决时，戴高乐失败了。
其实，既然本书作者之一是读心理学的（因此书中常出现心理学术语；同样因为另一位作者是积极的左派天主教徒，所以借用天主教字眼的地方也很多），他本来应该知道：横暴的行为每每不是表现出坚强，而是反映出脆弱和害怕。戴高乐本人对1968年6月的选举并不感觉满意：这是他整个的党的胜利，而不是他个人的胜利；他个人的威望在五月事变中受到致命的损害，这次国会选举丝毫不能给他治疗。为了恢复他的威信，他又祭起那屡试屡验的法宝：全民表决。他所提付表决的问题本来是并无头等重要性的，但他要求全国公民利用这次投票表示是否信任他。他声明，如果得不到极大多数的赞成票，就要辞职，并且照例提出那个威胁：“你们或者选举我，或者选择混乱状态。”
但这次拿破仑第三传给他的法宝失灵了，他变成了真正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等到他看出风向不利，赶紧降低条件，改口说，除非是明显的多数票否决他的提案，他不打算辞职，那时已经太迟了。投票结果，真正是反对票占多数；百分之五十二点九。戴高乐辞职的消息一宣布出来，数分钟之内，就有数千学生和年轻工人不顾警察当局禁令，在拉丁区圣日尔曼大街上集合起来，重新唱出去年五月那首歌曲：“再见，戴高乐；再见，戴高乐；再见，再见，再见。”还有汽车的号角有节奏地配合着那口号：“这才是开始，继续斗争！”
读者如果注重本书中所报道的详细客观事实而不受作者某些主观判断影响的话，对于戴高乐下台，以及后来蓬比杜的继任总统就不会感觉意外。一千万人大罢工而且占领工厂，到处成立行动委员会，这明显不过地证明了下层民众对戴高乐统治的厌弃。只因为革命派小集团过份微小而且不一致，庞大的共产党却完全站在维持现状（“安定”、“秩序”）的立场上，所以革命才流产了。尽管是如此幸运，戴高乐在危机中的表现还是令统治阶级失望的——政府之渡过危机主要是靠蓬比杜的政策，他显然比戴高乐更稳定、冷静而会灵活运用手段。戴高乐把蓬比杜撤职，更促使统治阶级要在他两人之间作一番取舍。至于中等阶层，在从国会选举到全民表决这几个月期间，已经丧失对戴高乐实行改革的希望，而经济情况的恶化更增加他们的不满。于是，戴高乐个人权力的基础完全被挖空了。他想用全民表决来恢复威望，却恰好给统治阶级一个机会，轻而易举地把他当作榨干了的柠檬丢掉。革命刚失败不久，一切左翼政党正处于最分崩离析的状态中，这时来“换马”，正是安全不过，一切大大小小的独裁者，说到底，都不过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替社会的统治阶层执行某种任务的工具而已，并不真正是历史的主宰者。到了他丧失工具作用而变成障碍物的时候，就会有一天，他那一向仿佛不可动摇的个人权势好像纸牌砌成的房子一样，随风倒塌。
1969年6月的总统选举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新鲜现象，就是上一年五月革命中初露头角的青年革命派独立参加了竞选。
5月5日，刚成立了一个月的“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宣布提名27岁的前革共青书记克礼文竞选总统，那是在法国共产党提名72岁的老头子、斯大林的忠实信徒杜克洛（JacpuesDuclos）之后数小时。似乎很奇怪，这个“小集团”作此绝无成功希望的努力的消息，竟被世界报（它在法国地位相当于伦敦太晤士报或纽约时报）以显著地位登载在第一版上。次日，世界报又登载了倘译成中文约有一千字的克礼文小传，态度相当客观。
共产主义同盟（共盟LC）是由名为“赤色”的左派共产主义双周刊的支持者在四月初组成的，成员中包括上年6月被戴高乐解散的托派组织革共青和国际主义共产党的份子。
克礼文本人在1968年7月16日被捕，监禁了39天，罪名是为非法的革共青“秘密”举行记者招待会。释放后立即被征去服兵役。共盟宣布提名他竞选时，他还在凡尔登一个陆军兵营中。
法国选举法规定，凡要正式登记参加总统竞选的，必须至少有一百名民选官员（如市长、议员等）签名推荐才行。这是共盟最难办到的一个条件，因为它自己的党员固然没有一个占有那种地位，而一般民选官员的政治立场当然都是和它敌对的。法共立即抓住共盟这个弱点加以嘲笑和诬蔑。人道报说：“如果克礼文难以找到一百名赞助者，马西连（Marcellin）会提供给他。”马西连是掌握警察指挥权的内政部长，著名的反共份子。法共显然到了此时还不想放弃斯大林当年对付托派的那个老武器，就是诬蔑他们与反动派联合。
共盟的答复是：请法共用行动证明它愿意维护工人组织的民权，从它那一大批担任市长和议员的党员中派出一百名来赞助克礼文登记竞选。法共书记马歇（以攻击康边迪为“德国无政府派”出名的），在5月9日世界报的访问记中继续攻击克礼文，而拒绝支持他登记竞选。同日世界报另一消息说：共盟已经取得四十名有资格人士赞助了。
到5月13日，距离共盟宣布参加竞选才不过八天，必要的赞助人签名就已经足够了——不是仅仅一百个，而是231个，双倍都不止了。正式登记的其他一切条件也都满足，宪法评议会在5月15日认定克礼文已正式取得竞选资格。陆军当局本来不肯放克礼文出兵营的，此时也不得不给他一个月的特别假期出来作竞选活动了。在此之前，一切竞选活动他本人都不能参加。
法国军人角逐国家元首地位的先例很多，从拿破仑到戴高乐都是。但以一名小兵身份而参加竞选总统的，却以克礼文为第一人。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第一人吧！
共盟是怎样取得231名民选官员赞助的呢？他们发出呼吁，请求那些民选官员为了公民自由权的缘故而赞助克礼文登记竞选：他们尽可以不同意克礼文的政纲，将来不投他的票，但现在应帮助他取得竞选资格，让他能实行民主权利，在全国选民面前提出他的政纲。在五月革命及以后的运动中认识了托派的许多青年，都尽力帮助克礼文提名。他们说服有民选官位的父亲或其他长辈签名。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工作队有240个。一批著名的进步知识份子（包括萨特等），5月10日联名在世界报发表声明支持。巴黎地区许多行动委员会也发表同样的声明。雷诺汽车公司的布隆—比扬库工厂（五月大罢工的中心之一）的行动委员会也是支持者之一。
5月22日，土鲁斯的一个戴高乐派国会议员莫朗（Moron）宣布，他为了维护民主精神，曾寄信给克礼文的竞选总部，表示赞助他登记竞选。法共得知这件事，如获至宝，次日马上在人道报上说，现在可以知道是哪一类著名人士支持克礼文提名了。
对此，共盟采取两项行动。第一，发布新闻，承认接到莫朗自动提出的赞助，但同时说明：在查明莫朗的党派立场后，决定不用他的签名，在送交宪法评议会的231个签名中并不包括莫朗在内。第二，寄一封公开信给人道报，说：“我们没有把那保国同盟议员的签名交去，是因为那样做会给那些政治上的原始人造成挑拨离间的机会。不过，我们不怕说出来：如果有必要，如果为了能够继续进行我们的革命宣传，就是魔鬼的签名我们也会接受。你们忘记了吗？那像你们一样被革命吓倒了的孟什维克，曾攻击列宁受德皇收买，因为他坐密封火车经过德国（回俄国参加革命）。现在工人们越来越看清楚了；是因为你们在1945年参加戴高乐政府，又在1968年采取投降态度，所以现制度能够维持下来。而你们居然来攻击我们帮助戴高乐。”
共盟的竞选宣传是别开生面的。克礼文不像其他竞选者那样说什么：“如果我当选，就……”他根本没有打算当总统，他的竞选纲领题为：“选举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发展直接斗争。”他们要利用这次竞选运动来扩大革命宣传，向“议会白痴病”和“选举主义”斗争，同时也暴露这种白痴病的极左反面立场的错误，那反面立场反对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所提供的宣传机会。
法国的选举法规定，政府要为每一个正式获得竞选资格的候选人提供许多宣传便利，如代为印发若干宣传品，拨给播音和电视的时间等。按照这规定，政府替克礼文印发了三千万份竞选纲领，并且给他100分钟的电视时间及同样多的播音时间，让他用来揭发这次以及同类的选举根本是滑稽剧。他并不感谢资产阶级民主制或政府机关的慷慨，他认为这只是五月革命给他造成的机会。共盟的竞选活动成为整个竞选音乐剧里面一个刺耳的声音，他们以此为荣。
他们说：社会主义的左派决不能期望用选举方法取得政权及实施他们的纲领。当左派选举胜利而真正要实施资产阶级所不能赞同的纲领时，资产阶级就会违犯它自己的法制，用军事政变来解决问题。最近希腊和印尼就是这样的例子。以前西班牙也是这样。1968年5月的运动证明：工人用示威和占领工厂等行动能够达到一些目的，而等到他们放弃直接行动去从事选举竞争的时候，就只有失败，只有在蓬比杜和波尔之间来选择一个了。蓬比杜主张“带有进步性的承续性”，而波尔主张“带有承续性的进步性”。现在的民主制就是这样的把戏。所以，他们从事竞选活动并不期望这次选举能给工人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利用这机会提出五月运动的经验总结，号召工人群众跟着五月斗争的道路继续前进，用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所要争取的社会主义不是今天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不是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所代表的，却是戚•格瓦拉比较能代表得多的。今天的苏联只是社会主义的讽刺画。他们说：集中营不是社会主义；像苏联那样窒息一切工人民主，把敢于批评的知识份子监禁起来，不惜出兵侵占捷克以恢复其所谓法律与秩序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
统一社会党的洛卡也是以支持五月运动者的身份参加竞选的。共盟曾向统一社会党建议提出共同纲领联合竞选，后者拒绝了。洛卡主张在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实行渐进的改良而并不摧毁它，这样来达到社会主义。他要求改良派和革命派联合起来。
法共的候选人杜克洛继续主张左派政党大联合。他说不想做破坏者，而要做建设者。他以老成持重者的姿态出现，要求人家承认共产党是民主制度中不可缺少也不容忽视的势力。在5月20日一次集会中，他斥责克礼文“瞎说社会主义”。有人注意到他本人在竞选活动中从来没有提过共产主义这个字眼。5月22日，他在电台上答复听众的问题。克礼文也是听众之一，要求他答复一些问题，并提议在雷诺工人面前公开辩论。于是这位议会政治的老将光火了，他干脆拒绝答复问题，更拒绝和克礼文当面辩论，因为，他说：“我不想抬高你。”
克礼文提名竞选的消息一宣布，康边迪就从德国打电报来，说如果克礼文竞选胜利，他愿意担任国务总理。当时克礼文还在军营里不能出来活动，由他的代言人答复康边迪，说：如果共盟竞选胜利，要把国家机关改造，恐怕不会有总理的职位了。但他们觉得康边迪大概适合担任一个人民委员的职位。到5月20日克礼文在电台答复听众问题的时候，康边迪又从德国打长途电话来。他说克礼文是唯一有资格站在五月运动内部来谈论五月运动的人。但这次他记起了他的无政府主义原则，所以要求克礼文在最后一刻退出竞选，藉以证明选举主义的无用。克礼文答应继续反对选举主义，但他说革命运动不能把抵制选举当作原则。事实上，他这次竞选的目的之一，正是用事实证明可以利用竞选来帮助推进革命事业。
在投票之前，克礼文就已经能够宣布成功，因为他本来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共盟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宣传工作。他们散发了数以千万计的宣传品，克礼文和其他全国性发言人出席了八十次大会，另外还有许多由地方组织负责人主持的较小集会。最大的集会出席者有一万人，有些市镇集会出席的人数甚至比法共在同地举行的集会还多。他们上电台，上电视。甚至有同情者借了两架小飞机给他们使用。他们的刊物《赤色》，从双周刊变成了周刊，发行数字从三万提高到五万。
投票结果，克礼文得到了239,000余票，占总数1.05％。这虽然是很小的数目，但在一个革命小集团和27岁的青年来说，却是很大的收获了。
世界报和法国一般新闻界对他们寄予很大注意，并非偶然的。早在5月17日世界报一篇特写的结论就说：“这里至少有一个分裂小集团已经长大了。”关心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前途的人，将来会觉得这些材料有用。
蓬比杜的当选自是意中事。但右翼社会党的惨败却是惊人的。共产党得票之多也出乎意料之外，而它本身则高兴得简直像是胜利了。有人认为这次选举证明法国政治形势经过1968年五月运动后基本上没有改变：戴高乐虽然下台了，仍旧是戴高乐派的蓬比杜继位，工人阶级里面也仍旧是法共的天下；革命小集团想推翻这两个统治集团，结果他们不但不倒，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反而加强了。但革命派另有一套看法。他们认为公认的改良派右翼社会党的惨败，证明群众已唾弃改良主义。法共虽然实质上也是改良主义，但在广大群众眼中仍保持某种革命传统。群众离开右翼社会党走去支持法共，是革命化的第一步。同一理由也可解释左翼社会党（统一社会党）为何能得到令它自己兴奋的成绩（和右翼相差不远）。共盟的初露头角，更有重大象征意义。究竟哪种看法正确呢，且留待将来的事实判断吧。
附1969年总统选举得票百分比
第一次投票（6月1日）第二次投票（6月15日）
蓬比杜43.957.6
波尔23.442.4
杜克洛21.5
德费尔（右翼社会党）5.1
洛卡（统一社会党）3.7
克礼文（共盟）1.05
其他1.25 |
十、假如列宁还活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十、假如列宁还活着……
既然列宁的建议实际上对苏联后来的事件可以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有人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建议只不过是乌托邦，脱离现实而无效的。据我看来，它们却很值得注意并且应给予较高的评价。虽然列宁能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的政权下的一些问题，但实际上只有到了他的生命的最后时期才清楚地看出了某些倾向，而别人对此则还不大了解。尽管如此，但他的改革建议，不论就其明确的内容及其意味着的后果来看，都是对国家的政治现实的整个反映。
在这里对这些论点作出简略概述可能是有用的。
列宁没有充分认识到在等级阶梯最高层滥用职权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由此而导致一种不负责任的个人独裁。但他确也发现了国家生活的某个特殊方面的问题，即少数民族问题。不错，当他看到他所要建立的联盟正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那种结构而感到甚为惊异，他要求废除并从政治上消灭那种杰尔治摩尔达式的警察粗暴统治。[146]当我们想到情况的发展，在列宁逝世两年之后，且看三个居领导地位的杰尔治摩尔达，我们会对事件发展过程的后果与列宁所期望的方向之间的巨大鸿沟而感到震惊。他们不但没有被开除山党，而且奥尔忠尼启泽担任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的首脑、捷尔任斯基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则仍旧占居了党的要津地位。
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仅设想它是一个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工具，而且这个机构成立的本身就包括有改变领导机构和党内上层统治人物的性质。假如中央委员会得以扩大，那就意味着书记处和整个党的执行机构将要受制于—个较为广泛的、更有代表性的集体。一些新成员进入党组织的最高机关，那末将会使专家和科学家们起着一种新的作用，而列宁是要使其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作用。列宁最初想要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具有更大的权威，后来发展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工农检查院的设立，使它来指导中央委员们和帮助他们从事改革国家机关的工作。如果经过努力真正做到把“所有领导方面的最卓越力量”集中到中央委员会去，那末政权最高层的个人品质、其工作方法和内部关系就会得到改造。即使这种努力未获成功，那至少也是一种认真的尝试，借以对抗国家机关中的某些不良现象。此外，看来这些改变也特别适合于这个新时期的性质，按照列宁的说法，即由此而开始进入一个缓解的时期。在一九二Ｏ和一九二一年感到特别恐怖的饥荒的幽灵，由于一九二二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第一次大丰收而退隐了。国家现在能够过渡到着手建设和文化工作(就动态意义而言的文化运动)，而这是不能在一定有限时间内所完成的。这项工作切切实实显然是有必要的(尽管对此述说得不够清楚)，不仅仅因为它是在工作方法和政府管理形式上的改进，而且还是要用有文化的和有专长的行政人员和政治家来取代那些粗鲁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官吏型的人。这也意味着把中枢的重心从书记处转移到中央委员会。
列宁的计划实质上是一次苦迭打式的宫廷政变，因为它涉及到要撤换某些领导人和在整个专政机构中——在工作方法和用人方法上，以及在人材挑选的新标准上——施行新的方针。那是想要使用一种现在甚为通行的术语，即要用“专家政治革命”以反对早巳陈腐过时的官僚政治。
另方面，列宁试图在专政上层建立一种不同成分平衡的形势，一种相互牵制的体系，那就是有如在民主政体下实行分权那样的功能——这种对比只不过就其有某些类似而言。重要的中央委员会将提高到具有党的代表会议的地位，它将制定总的政策路线和监督全党机关，它本身又通过其集体和通过其各个成员的活动而参与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除了它原来在中央委员会体制内的工作之外，还要作为中央委员会本身及其各个派生的机关——政治局、书记处和组织局的一个监督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或连同从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工农检查院调来的专家们，在和其它机关的关系上将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独立性将通过同党代表大会直接联系加以保证，而不需要通过政治局及其所属机构或者通过中央委员会。这样看来，这些计划似乎甚为复杂但却不是高度周密筹划的。如果说这不过是一些初步设想，它们却承认这样一个原则问题；那就是怎样保证维持在一个“不成熟”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革命专政，而与此同时又能保证其原来纯洁性和忠于原则。列宁试图运用这种办法来使专政变成合理化，使其能够保护自己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和免遭专政权力所带来的那些危险。
列宁的“遗嘱”最明确的部分归纳起来可以包括在以下三项建议中：
1．反对民族主义、特别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这种大国沙文主义要使整个政府机器为它服务，极力向联盟的各族人民灌输国际主义精神。
2．反对各级机构，包括党的领导方面那种无知的，浪费的和潜在的暴虐的官僚制；力求创建一套有效的国家行政机构。
3．撤换斯大林。
在“遗嘱”中没有提到取缔派别组织这一点，同时事实上它也没有提到把恐怖手段作为进行政府计划的强制手段，因而显得前面一点更加重要得多了。在列宁的早期著作中，恐怖手段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他还总是主张应把它作为最后武器。《列宁全集》第五版的第四十五卷收进了一些过去未予公布的或者很少人知的著作，在这里面，列宁把恐怖手段作为—种方法来看。这是一种必须时时牢牢掌握的武器，列宁在他的文章中向读者说明，特别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带来的自由化会削弱国家的安全。在一九五九年才第一次公布的列宁写给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中，他宣称：“以为新经济政策已经使恐怖手段就此结束的想法是最大的错误。我们仍将采取恐怖手段，并将采取经济的恐怖手段。”[147]他向加米涅夫解释，必须找到一种手段来对付所有那些现在看来想要超出国家给予商人的限制范围的人，可以“委婉地和客气地暗示”那将要遭到这个最后武器的回击。
但是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列宁走得更远了，在那里对触犯条律的商人将要遭到的回击更加耸人听闻。在列宁起草的刑法典草案的订正稿中，他坚持对“反革命活动”的概念要给以最广泛解释的可能性。这个定义又同“国际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从法律观点看来这就使得这种罪行变得非常不明确，因而给各种各样的专断行径大开方便之门。除了其它规定之外，这个罪行还将包括“进行宣传、鼓动”和“参加或协助一种组织”，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有与资本主义国家享有平权和图谋采用暴力推翻它的—部分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148]这个定义本来就够广泛的了，但更糟的是，由于对这个罪行将处以极刑，因而可以加以类推。凡“客观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即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者)，以及凡在国内参加进行上述性质活动的组织或“协助那些进行上述性质活动”者，即帮助资产阶级者，“都应受到同样惩罚”。[149]这种情况说明列宁在当时急切要给使用恐怖手段或者威胁要使用这种手段留有余地(不是只通过肃反委员会而是通过法庭和正规的程序)，只要大资本主义国家还继续在威胁苏联。
这样看来，列宁决不是一个在遇有必要时表示软弱而不能采取果敢行动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也不象他的某些继承者那样，他憎恨恐怖手段；在他看来，只有当捍卫苏维埃政权免受严重威胁和作为对付触犯法令者才使用恐怖手段。
但是，我们再回来看看列宁的最后一个计划，对于强制的使用，更不用说对恐怖手段的使用，在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基础上显然是排除在外的。列宁的第二个“怎么办？”要求小心谨慎、有所抑制、温和和忍耐。列宁还没有放弃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而采用强制手段，但是对于建设工作说来过分性急的态度都是要不得的：“我们应当对任何冒进和吹嘘等采取有益的怀疑态度……”——这些话出自《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与其匆匆忙忙地培养而毫无得到优秀人材的希望，倒不如培养两年甚至三年好些。”[150]“没有第二次革命”——这是用“遗嘱”来解释为什么在五年之后布哈林又重新投向斯大林的缘故，而他是正确的。在夺取政权和恢复和平之后，列宁不再把暴力作为“一个新社会的助产妇”；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新的规律很明显的是逐渐发展的。这种规律是由违反俄国现实的整个压力而形成的，正如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它正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规律是难以奉行的，但是列宁事先就拒绝了自发倾向的论断：“我知道，相反的原则会从我们的无数孔隙中钻出来。我知道，须要给以力大无比的反抗，须要表现出无比坚忍的精神。这方面的工作至少在头几年内是极难收效的，然而我深信，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且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建成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以及其他等等。”[151]
据著者看来，我们很难把列宁的重大目标当作乌托邦。他对这个政权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许多目标业已达到。至于另外一个重大设想，即创立一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自己的专政机器的设想，在今天倒比较接近了。但却是经历了一次最初的惨败之后才达到的：苏维埃政权经历了漫长的“斯大林主义”时代，其基本性质却是和“遗嘱”的建议恰恰相反的。对于这个事实需要作出若干解释。
左翼专政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它的作用极为重要而其发展前景则远未就此完结。但是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专政形式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会蜕化为一种个人专断的不合理的独裁。从历史观点看来，关于列宁的实现一个合理的专政体制的目的基本上不能说有什么乌托邦的成分，在这个体制里居于首脑地位和有效的行政机关的正直的人，能够有意识地超出于不发达状况和独断。此外，在列宁当时那个时代，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苏维埃专政机器还能够用一种与后来所采取的那套方式大不相同的方式进行活动。而列宁的计划之所以未能实现，是由于国内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倾向只有通过大胆的改革才能加以对抗；又由于缺乏一个能干的和无可争议的领袖，这个计划才停留于只不过是主观“愿望”上而已。列宁所建立起来的这部机器本来是可以顺地利绕道而过，去实现他的最诚挚的“愿望”的；涂抹香料的遗体和对他身后的个人崇拜帮助了借口执行同他的计划格格不入的一种专制独裁。
在列宁的意图和实际历史之间发生的最巨大的差距是在方法方面。在今天看来，苏联业已进入一个内部发展的时期，在那里正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经济措施和教育方法已经逐渐取代了行政的强制手段。但是长期以来恐怖手段仍旧是在建立新结构中的主要工具。
在我们时代有许多人对于斯大林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研究这些方法究竟是否表面粗暴但却是唯一可能的正确选择，或者另外还有其他方案是斯大林个人所不能想象的。由于斯大林的方法被证明与社会主义的一般思想以及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如此相左。
谁也不会怀疑在俄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地位中所固有的各种强权势力，迫使在克服发展中的障碍时只有采用强力方法，这是在这个落后的、孤立的农业国家里完全可以容许的。谁也不会怀疑，不管这个国家的领袖和杰出人物的能力如何，苏俄都难免遭受危机和骚乱。一个平稳逐步上升而没有急剧偏差的发展曲线是难以想象的。列宁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幻想，而且也没有支持这种幻想。可是他所要的，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深思热虑的政策；他要求国家无论陷入什么冲突和困境之中应保持清醒。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必然会要没法解决“原始积累”的问题（为创办工业经济而筹集最初资本），不管他对这个概念抱有什么样的反感。当农民并不是出于任何有意识的政治上的敌对动因，只是由于工业品供应贫乏的缘故而拒绝出售谷粮并实际上威胁要让全国遭受饥荒的时候，列宁需要采取行动。他经常要应付在一个社会成分多种多样化的社会里只有一个政党的这种怪现象。他需要保持党内的团结及维持纪律和保持效率，而这又往往与批评自由发生矛盾的，但如果党要避免官僚主义蜕化则这种批评自由又是必要的。
事实上列宁是否成功地正确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呢？他对于这些事究竟做了些什么？(不管一个历史学家是否理所当然地抱有这样的前提，这个问题都会发生的。我相信，他可能认为他并没有超出一定的限界。如果他当真超出了这个限界，那末当然他的工作就变成毫无道理的投机了。)
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着手进行推断，而这种推断的出发点要从我们关于列宁的性格和关于他的最后计划的认识中去找。毫无疑问，列宁业已着手来实现他的改革；而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些改革被证明是不现实和不能实现的，因而需要修改。另外一些改革方案，甚至也许连他的整个政策，都会遭到来自党内的反对，和来自全国范围内遭到的实际困难。国内的反对可能来自官僚制，即由组织局委派的一些官吏。但是如果象列宁所企图的那样，要是能把斯大林集团拿开，这种反对可能至少暂时地削弱。在列宁的统治下，对于反对“行政方法”和官僚制的因循拖沓以及反对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有助于保持其活力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就不会放松下来。他需要不断地组织党内外的支持。他需要寻求国内的积极分子和精神上敏感分子的支持，即年轻工人和大学生、知识分子、农民中的优秀分子、革命的老近卫军中的某些分子，以及按照不同情况来找其他社会主义党派和其他集团的某些分子；布尔什维克老赤卫队员中比较年轻的力量，比较开明的行政人员，他们也都可能提供支援。那些机关人员、杰乐治摩尔达式警察人物和官吏型的人当然不会完全消失，但是他们会不断地受到攻击，使其士气低落和受到抑制。舞台的前缘将由斯大林所要消除的一些斗士来占领，还要由一些思想比较狭隘但往往又被斯大林体制所利用的忠实的斗士，以及各种各样在大清洗中会受到消灭的有价值的非党员来占领。不难想象，列宁本身很可能死在狱中而不会是为他的国家遭受神经错乱的溢血症的折磨。列宁与托洛茨基及其他人的联合可能保证合理地使用最优秀的干部，而不是把他们消灭掉。当然，这一大批个人不仅会帮助推行列宁的计划，他们还会成为一个反对派的苗床，他们时而从左的方面时而从右的方面试图干扰他。但是列宁肯定是不会采用斯大林的方法来反对他们的。另方面，如果要肯定说列宁无疑会取得成功的活，那也只不过是一种猜想而已。他很可能也象别人那样，作为一个“倾向分子”而被除掉或者屈服。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将竭尽一切可能同形成斯大林时代的那些过程进行斗争。
为了不致被打倒，列宁就需要显示出非常特异的才能和敢于作为—位政治上的干练行家和革新者。他是向来具有这方面成熟的气质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应该能够进行“百折不挠的坚决斗争”。看来他是很能够这样做的。人们有道理可以相信，如果列宁同托洛茨基及其他一些人保持协作，是会使苏维埃俄国通过—条较少悲剧并且比较合理、较少灾难的道路而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事实上，列宁需要托洛茨基来实现他的思想，那不仅仅是由于列宁的病患才使他寻求托洛茨基的协助。这两个人恰恰能够互为补益，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产生象列宁要求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皮达可夫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上所具有的共处关系。在他们之间，他们代表了十月革命的动力。
托洛茨基单独不能执行改组和团结、保存那些后来被清洗掉的人。伊萨克·多伊彻很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不能成为列宁的“继承人”：例如，当列宁最后因中风而夺去生命的时候，他却达成了列宁曾经提出警告要他反对的那种“糟糕的妥协”。托洛茨基劝慰加米涅夫不必担心，告诉后者尽管他本人在一些基本原则上同列宁达成协议，但他不同意“同斯大林决裂，或者驱逐奥尔忠尼启泽，并撤换捷尔任斯基的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他只是谴责斯大林说：“不应该再搞阴谋诡计，而要忠诚地合作。”[152]他想要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相信依靠在“遗嘱”中所显示的列宁的支持，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只是说明，他没有理解列宁基本建议的精神。
他又具有这样一些个人的弱点，那就是他过分傲慢，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过于理想主义，他不善于在领导人的小集团间搞政治上的阴谋诡计。由于他的过去和他的作风使他处于一种局外人的地位，这就阻碍了他——当时机到来的时刻，对他说来，那只有过一次——作出必要的决断。他屈从于对党的偶象崇拜和某种合法主义并有所顾忌，就使他麻痹了，不能象列宁所曾经做过的那样，当敌人反对他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作出反应。作为一个创业者，列宁却能不惜代价在必要时毁弃和再造他亲手所建立的一切。列宁能够果断地把周围遵循他的路线的人们组织起来，精心谋划，为他的事业的胜利去进行战斗，并牢牢地控制局势。
托洛茨基却不是这样一个人。列宁消失了，而斯大林便稳操胜券。
[146]杰尔治摩尔达（держиморда）是果戈里“钦差大臣”喜剧中的警察人物，后转为行为粗暴强迫命令作风的人（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31页）。——中译者
[147]《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246页。
[148]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20页：《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中译者
[14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21页。
[150]《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2、443页。
[15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4页。
[152]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86页。（参看华东师大出版社中译本，第536页） |
九、政府机构的改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九、政府机构的改革
在反对党和国家机器的一切不良倾向当中，列宁所找到的唯一出发点就是：改组共产党人上层结构，首先是改组党的领导。正是要先从最上层带头改变，从而为社会的其余部分树立榜样。在当时连各个大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情况都糟得很，因而列宁毫不吝惜给以严厉批评。然而更糟糕的是，他也对他自己所辖的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表示不安。这就说明为什么在一九二二年全年里，他花费了他所能支配的相当大部分时间来改组他的助手即副主席的工作，通过他们来改组整个中央政府的工作。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在人民委员会之下竟设立了一百二十个委员会之多，按照他的意思，只要有十六个委员会就完全足以承担同样的任务了。
另一方面，在他经过一个时期的病休之后重返工作的时候，列宁发现他不在的期间，党政两部机器无法协调地工作，它们的工作要不是彼此重复就是停滞不前。国家高级公务人员，即便是人民委员本身也都在推卸责任，他们或者是躲到一百二十个委员会后面去，或者是把每一个问题，不论其大小和重要程度，哪怕是极普通的日常问题，也都提交政治局批示。
列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提出的，那就是要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增加到一百名。列宁指望用这种办法来缓和敌对各派领袖之间的冲突，挽回中央委员会已经衰败的威信，并赋以一项新的任务：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改造整个国家机器。[139]
列宁没有说明为什么需要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但显而易见的是，只要看看这个委员会的其它二十名委员，政治局的七名委员，就能看出他们拥有多么大的权势。在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这七个人就是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大、加米涅夫、托姆斯基和李可夫。[140]列宁的改组计划的第二种形式就是，他建议除了扩大中央委员会之外，再建立一个包括七十五到一百名委员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新的大机构，其特殊任务就是负责改造国家机关。对于这些新委员人选的原来意思是要从工人当中遴选，但是这个想法终于被放弃了，因为他们所要承担的任务过于繁杂，不是单靠工厂工人所能应付得了的。
中央委员会和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将联合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它将是包括—百五十至二百名成员的一个大型会议，将事实上成为每六年召开一次党的会议。此外，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将参加政治局的工作，具有执行和监督的职能。这样就能保证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正常活动，检查一切文件，等等，而不顾个人情面，哪怕他是总书记本人。
这样一来，中央委员会不仅会得到加强，而且还会赋以更广泛的职责。剩下来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从何取得训练这样—个有效的人民公仆班子的专门知识和方法呢？列宁又回到他自己亲自建立的一个机构，但是后来却使他深为失望的工农检查院，这个机构的俄文字母简称是“Pкн”。它的职能是监督政府机关和其他行政部门的工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到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期间他充任这个部的人民委员——，这个机构变成了一个臃肿不堪、高度官僚主义化的单位，拥有大约一万二千名职员，其中只有很少数是工人。这些官僚很快地就接管了这个本来专为反对官僚主义而建立的机关。
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初就开始抨击工农检查院。在当时列宁还是袒护这个人民委员部的，因而也就是直接袒护它的首长。但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把它描述为蠢才的避风港、毫无希望的机关：它“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这些带刺的话是指向斯大林的——通过对他所负责的人民委员部点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二月十日就已写成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文，迟至三月四日才能在《真理报》上发表的缘故。[141]
这一团乌七八糟的局面必须尽快加以清理；该人民委员部应该通过对行政管理和工作方法作科学的审查保留三四百名最优秀的专家班子，这些人员应从工农检查院原来的成员或从别处征集。通过这种办法他们才能够在中央委员会的新成员当中起着示范作用。此外，为了加强政府行政管理机构，新的工农检查院应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以便能利用“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真正好的东西”来建立一种模范的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院的专家们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政治威望方面都享有特别优先的地位，因为他们将和国家最高政权部分地结合起来。
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时又将起着某种科学院或研究所的作用，它将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以部分的时间用于研究行政管理和机关工作合理化。这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依靠它的五百名专家和监察委员会成员，将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最有效率的机关，将成为一个把组织和监察工作统一起来的超级人民委员部，其任务在于要把正确的工作方法推广到各级行政机关里去。
要学习管理方法和指导行政机器也能这样做，要能赢得农民的信任并把“联盟”遭到破坏的可能性的危险降至最低限度，要防止党内发生“意外”分裂的危险，要协助国家更加自由灵活地处理国际舞台上的事务。列宁说，“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工农检查院的崇高任务。这就是我为工农检查院计划把最有威信的党的上层和‘普通的’人民委员部合并起来的原因。”[142]这些就是列宁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的结束语。
向来被称为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毫无疑问他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社会现象，他是在用阶级观点来对待国际问题，所以他在处理政府问题上更加象一位严格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首长。他并没有采用社会分析的方法于政府本身，而只是满足于单纯用组织方法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一九二三年初苏维埃政权的形势看来，结果正是这样的：全部政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实际上只是一切行动听从布尔什维克的指示。这个未曾预料的事实使掌握政权者大为不安，这是我们当代最突出特征之一的最早的表现：那就是政治因素第一，政府对经济和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列宁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的其它学派更加适合于解释这个真理，因为它的唯意志论想要强调政治意识以及从上面把政治意识灌输到社会势力中去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列宁的杰出人物统治沦，只不过是在具体条件下的运用，在这里杰出人物是政权的推动力量。他的问题也就是在这种方法下怎样发挥杰出人物的力量，使其能够在对全国进行社会改造的过程中起创导作用。但是在这方面列宁的思想有其一定的弱点，他没有看出那种不久就成为这个政权上层如此盛行的那种趋势的危险。
确实，在一九二一年年终时的那种基本情况下，列宁主要关怀的是怎样保持那个付出无限代价才取得的政权，而不会是去关怀怎样组织防止滥用权力和反对过分专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到了一九二二年他本来可以发现问题的，但是他“差不多完全”忽视了它，正如同在民族问题上那样，这是后来他自己承认的。列宁在被病魔缠身而失去自由的时候，他也被他自己的政府机器缚住手脚，他终于碰到了困难，也许是碰到了短期之内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保证这个专政在政治和精神上的健康。对于有效参与专政职能的社会势力竟无法依靠，因为首先它们的文化水平太低，需要受教育。特别是工人，“他们很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建立……他们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知识和文化。”[143]至于农民，他们应该自己防卫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强烈反对任何具有不论多么遥远的资产阶级民主气味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从进一步的想法中得到好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求助于民主措施的努力就必然马上会导致布尔什维克从政权中被驱逐山来。于是他又回到了他的要有—个杰出人物的思想，回到他的有关人的气质的思想，要一直等到全国能够获得适当的文化水来为止。
可见，如果说这整个结构是建筑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建筑在高级干部的质量上，而不是建筑在工人阶级的政权和意识上，那么不管这种态度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多么不相称和多么离奇，但它还是完全符合于列宁当时所面临的形势的。后来其他一些国家也面临了类似的结构问题，并且试图找同样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列宁的“遗嘱”所提出的政府干部政策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但是应该对政权现实的其他方面，对官僚制作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在所有实行高度集中化和国家占支配地位的体制下的发展中国家里，官僚主义更是—个主要问题。
列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者，但他所作的分析不够深入。他承认对这种现象还不够充分了解：这是一个“……以前无法研究的问题。”[144]作为—个规律，列宁总是想把这说成是从旧制度带来的继承物。这种解释虽然部分正确，但却很不够。此外，说官僚制如此牢牢地变成苏维埃社会的一部分以及如此深深浸入苏维埃制度，是由于它的组织成分和它的工作方法，但过去的一些成分不久就丧失其全部重要性了。所以必须从别的地方寻求解答。
由于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固有的各种因素容易结合，促进了行政公务人员数目的日益增多和他们对国家生活的掌握日益增强，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是沿着计划和集中路线发展其经济，则它真正需要新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另外的行政人员。但这意味着——列宁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官僚政治将变成政权的真正社会基础，并没有一个不具备任何社会基础的“纯粹”的政权。一个政体除了镇压机器本身之外必须要有某种其他社会基础。苏维埃政体所处的那种悬空的“空白”很快就被填补起来了，即使布尔什维克没有看到这—点，或者不愿看到它。因此，对于斯大林统治时期可以这样来解说，那就是用官僚制取代这个政体的原来社会基础即工人阶级、一部分贫农和某些知识分子阶层。
斯大林也象列宁那样是一个权术专家，但他却缺乏列宁的机智和精神境界以及“党的欧洲干部”的那种魄力，他深愿把所有列宁的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或社会主义性质的订正方案纳入他自己的计划里，他也知道有许多东西将会形同空谈，而正如他所承认的，现实将占上风。因此，所有在列宁如此重视的一些计划——扩大中央委员会、建立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监委会与工农检查院的结合——都可以接受并付诸实施，但由于它们不会象原来设想的那样认真奋力地被执行，所以也不过只是用来作为战胜列宁所要反对的一些倾向而已。
如果说列宁的政体终于要以他所厌恶的官僚制为基础，那只是由于一个新的政体要把它的发展计划强加于一个落后国家的结果，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社会势力或者很脆弱、不积极，或者是敌对的。列宁并没有预见到这种现象，因为他的社会分析只是以三个社会阶级——即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为基础的，而没有考虑到在一个主要经济成分业已国有化的国家里，国家机器也是一个明显的社会成分。一位大历史学家曾指责列宁不懂得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或者说在一个正在日益走向现代化的社会里，行政机器所起的作用。[145]这个谴责就下一意义来说是公正的，那就是列宁把官僚主义机器同沙皇时代类型的官僚制混淆起来了。但是他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当时他偏重于用行政方法来反对工人中间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在一九二三年，他的改组计划显示出他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次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谴责它。列宁继续把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来分析。但是在党的组织成分中工人只占居少数，甚至是起不了领导作用的少数，而这却使列宁人为不安。党的组成或多或少反映国家的社会各派势力的状况。在党的中心也正如在整个政权当中一样，总的趋向就是官僚主义化——这在以后就会逐渐增加其“单一”的性质。特别是在行政职能占优势的地方以及在这部机器的金字塔结构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这正是从一个政党转变成一个国家机器的过程。斯大林掌握了这种趋向，但他并不是象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控制它，而是接受它，把自己的政权置于这个基础上并加以发展。
列宁在他的晚年对所有这些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因为他的所有计划的意图明显地或者含蓄地是针对着这些趋势的，这些趋势出现在他的政体中并将在他死后获得胜利。他想要在他有生之日证明，他能够大大改变任何事物，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要克服在他的分析和论证中的某些弱点。他所说的这些现象在他的“遗嘱”中对他说来还不很清楚。
例如，我们看到他所建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工农检查院将要独立于政府机构最上层的其它组织之外。在理论上这是由它直接同党代表大会联系起来加以保证的，而且事实上它只对那个大会负责。但是对代表大会及其作用却只字未提。这是一个重要的空白。这可能是由于，直到当时为止，代表大会一直享有十分重要和崇高威信的地位。但是事与列宁的愿违，代表大会的权威自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宣布取缔派别以来而显见降低。这项禁令到了书记处手里就变成了一种重要的武器，它把一切不同意见都扣上派别活动的帽子，从而有效地压制了一切认真的讨论和批评。此外，由于书记处实际上有权任命党内所有负责人的职位，因而代表大会便陷入无能的地位。不久以后，就连代表大会本身的代表成员也完全听任书记处的摆布。
在这些情况下，真正制订政策所必需的自由再也看不到了。修改政策路线和更换负责人的这种机构遭到破坏，列宁对此只字未提。另外一个严重的漏洞就是未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工农检查院的成员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组织局任命的。于是这个改革的整个命运更要看这种挑选的标准和精神如何。可是，列宁无意识地认为似乎他仍将留在那里，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认识到政治局的一位成员即总书记握有的权力是别人所不及的，而他要想使监察者既能监督总书记的活动，也能监督政治局的活动。但是如果总书记仍旧保留他的特权——列宁并没有明确提出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而只是要求更换负责人——那末实际上要由他来挑选他自己的监察者。而这正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
另外一个不同的但却具有高度重要性的漏洞，就是列宁的整个计划，目的是要保持党内团结和避免分裂。但是他对派别活动的现象却只字未提，而这就变成了一种永久的借口，用以压制批评。在斯大林的时代，，中央监察委员会尽管显然是按照列宁的愿望组成的，但却几乎把压制批评当作它唯一的本能。很可能列宁再也不认为派别活动会象喀琅施塔特叛变时期那么危险了，因而愿意取消第十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秘密条款。这种推论肯定是符合“遗嘱”的整个要旨的，正如著者将在本书最末结论的—章里所说的那样。
[139]列宁在所著《怎么改组工农检查院》（以及《关于<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材料》，载于《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449—450页）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讲座了这些想法。
[140]另外还有四位副手；布哈林、古比雪夫、加里宁和莫洛托夫。
[141]按照多伊彻的：《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第88—90页的说法，政治局多数成员反对发表此文；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载有这篇有争议的文章的《真理报》送给列宁看。但托洛茨基坚决主张应该正式刊登出来，他的建议在加米涅夫或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下终于得以执行。
[142]《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55页。
[14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2页，关于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著作初稿说，工人代表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基本力量。刊载在《真理报》上的这篇文章所说的就打了折扣。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则对于工人应该在新的机构中占多数的思想便完会摒弃了。
[144]《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56页。
[145]E.H.卡尔：《一国的社会主义》，第二卷，第200页。 |
1951年德文版序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1951年德文版序言这本著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罗莎·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所作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讲演的讲义稿。罗莎·卢森堡在本讲演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点，作了一个通俗的说明。她用最大的技巧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简单明了的，但仍须在一定高度的理论与政治的水平上，进行讲解。著者揭发了当时广泛知名的资产阶级学者，如毕夏、施穆勒等人，其中包括桑巴特，他的理论后来为法西斯开辟了道路。她指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阶级性和党性，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证明那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无政府状态相伴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条件的性质。她又指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只有在马克思手里，才开始把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转变为无产阶级自求解放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她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所作出的最具体的分析，使每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进步读者深感兴趣。可惜的是，卢森堡这本“国民经济学入门”仍然是没有完成的著作。它仅仅处理一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基本问题：如研究对象，原始社会，商品生产，工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倾向。而有些重要问题：如价值与剩余价值，只简单地作了一些分析；其他重要问题，如平均利润率，则全付缺如。这显然是因为相当的那部分讲稿被白色凶手所销毁了。还有许多问题如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倾向和劳动工资，比之其他问题，说明得更不充分。个别的定义，还没有好好斟酌，许多资料还待核对，许多意见还得深入考虑。因为卢森堡这本著作并不是成品，所以希望读者了解这些情况，对上述不足之处予以原谅。但是，卢森堡这本著作，也包含了许多严重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缺点。读者定会感到：卢森堡在她的讲演中，很少深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至于列宁的著作，则根本没有提到。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天才论著，她可能还没有知道。这种情况，首先应该说是她的著作中所包含的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必须在这里简单地指出来。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分析经济发展的规律时，虽然经常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而卢森堡却一贯使用“国民经济学”这个术语。她这样作，显然是因为“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学”这个术语，在德国有一种偏爱，虽然她也详细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不能说什么“国民经济”。我们的导师指示过：在广义上，政治经济学是这样一种科学：“它研究人类各种社会中生产和交换所借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和形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品分配所借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和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页）。卢森堡并不了解这个指示，她不懂得用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又错误地认为政治经济学仅仅是“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的一种科学。当资本主义一旦被消灭了，政治经济学也就不存在了。她说：“一旦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经济，让位于由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有意识地组织和领导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时候，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就将失去它的作用了。于是，现代工人阶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即意味着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终结。”于是，卢森堡就坚持这样一种错误的见解：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达到了它的顶点，以后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了。她说：“国民经济学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完成了的东西，同时，也是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终结。今后继国民经济学而起的是什么呢？……那就只有把这个学说用之于行动……因此，……国民经济学的最后一章，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列宁和斯大林对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充分证明了卢森堡的绝大错误。许多有关商品生产的讨论，也显出了她不完全理解价值规律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基本运动规律。虽然，卢森堡曾经很详细地指出了私人生产者的社会关系，是通过社会劳动分工而相互结合起来，并通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彼此分离开来；但她却又认为把这些私人生产者相互结合起来的，不是劳动，而是交换。“交换就是这种相互分散、相互隔离的私人生产者之间，创造了新的联系”。靴匠作为一个私人来说，“他不是社会的成员；同样，作为一种私人劳动来说，他的劳动也不是社会的劳动”。作为一个靴匠，作为一个人，“他同社会并没有什么联系”，只有通过交换，他才发现“他同社会发生了联系”。交换并不能实现——按照著者的见解——使生产者通过劳动相互结合起来和通过私有相互分离开来的关系，而只是首先创造了这个关系，并使之成为“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唯一的经济联系环节”。她又认为：不是价值，而是交换这个东西，调节了商品生产。通过交换和通过价值，可以决定：“1.各个社会成员对社会劳动的份额……”“2.各个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的份额……”“3.社会劳动分工……的……调节……”这样一来，卢森堡就陷入到希法亭、雷纳等人非马克思主义的交换概念的谬误中去了。同时，她又没有指出，价值表现了一个确定的社会关系。关于货币的本质的作用，她也阐述得不完全和无系统。她只引证这几点：货币第一是最后的一般公认的交换手段；第二是贮藏手段；第三是一切价值和劳动的尺度；第四是财富的总和。对于剩余价值的增殖方法问题，她也只在处理劳动工资的时候，简略地说明了一下，而且说明得也非常不够确切。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剩余价值增殖的两个方法——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关联上，她的说明和马克思的不同：第二个剩余价值增殖的方法是把“劳动工资压低到”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价值以下，而不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劳动者这个商品的价值降低，以达增殖剩余价值的目的。其次，卢森堡的分析，如果只限于下述一点，那么，她就削弱了无产阶级绝对的和相对的贫困化的规律：“因此，与资本和财富的增大同时，纯粹失业者和无工资收入者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起来，从而流氓无产者阶层——官方承认的贫民——也将增多。所以马克思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而普遍的规律。”可是，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规律，不只是意味着失业者的增加，而且也意味着所有劳动者的贫困的加剧：“在一个极端上是财富的积累，因此同时，在另一个极端上则是贫困、劳动痛苦、奴役、愚昧、粗野和道德退化的积累”（“资本论”，第一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47年版，第680页）。还有，关于资本主义没落问题，她也处理得很不正确。在本书中，她又提出了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所发挥的错误见解，即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前进决定了它行将没落的命运：“资本主义发展得这样迅速，以致地球上人类所生产的一切东西都只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在这里，她把列宁在其经典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所否定的见解，重新表现出来了：如果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消失了，纯粹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而资本主义就得首先限于崩溃。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崩溃，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同盟的力量，才可以有力地摧毁它。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可以摧毁的，社会主义是可以建成的，不必一定要等到全世界都已资本主义化。而且又必须注意：关于俄国革命运动问题，本书也到处表现出她的解释是不确切的：如她认为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是一个“俄国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斯托雷平的“农村改革”，不是一种对富农有利，而是对整个农民阶级有利的改良政策，因为它表面上是“公开以加强小农私有制为其目的”。照她的看法，它并不是意味着掠夺公有地，有利于富农，而只是“零碎分割国有地、皇室领地和一部分大地主所有地”。我们还可以看到她不适当地赞誉了拉萨尔。这个人把机会主义带给了德国的工人运动，他灌输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神，他迎合了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权力。但是，尽管卢森堡在本书中所表述的理论有着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尽管德国左翼存在着不少缺点和表现得软弱无力，而这本书还是有用的。它显示了卢森堡的伟大革命精神，她是革命无产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她远远超过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理论家”，如希法亭、考茨基、雷纳等那些家伙。她是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她“在德国的‘环境’下，没有完全自由，即使社会民主党左翼，也是一样”（列宁语）。我们应该确信，如果卢森堡能够完成这本著作，而且认真研究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她也许会作为一个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者，改正本书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卢森堡在1918年出狱恢复自由以后，即忠实支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回目录下一篇 |
八、处在东西方之间的俄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八、处在东西方之间的俄国
在列宁的生命活动的最后八十天，他仍然能够形成和表达他的思想中，最为突出和引人注目的部分涉及到他对每个人的判断。但是这些判断从某种意义来说只是表面现象的。在列宁看来，这些判断总是同他的国家面临的一般问题分不开的。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涉及到世界政治形势。对这种形势的分析是正确评价所有其它问题必不可少的前提。舍此就不能理解历史各方面的发展，那末领导人对未来也就无所希望和无所担忧了。但是现在的世界形势发展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所期望的方式大不相同。在西欧没有发生革命。唯一接近爆发革命的德国，却又被同盟国击垮了。另方面，战胜的各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稳定，并且看来处于这样—种情况：这些国家能使它们的无产阶级获得足够的利益，使得西方的革命暂时退居后位。列宁认识到俄国在欧洲现正处于孤立的地位，于是开始在别处寻求支持，这样他就信心倍增地转向东方。
在亚洲，他看到了一个巨大潜在势力发展过程的开始。受到征服德国的同一势力压迫的亚洲群众，正步入资本主义时期。但与此同时，他们正进入一个具有反帝的民族主义性质的革命动乱的时期。从长远看来，列宁正是在这个方向预见到俄国孤立状况的终结，和全世界革命势力复兴的希望：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129]
尽管这个最终结局在今天还不肯定，但从现代历史动向的趋势看米这就相当精确了。列宁基于对现实的充分掌握，因而也就预见到革命过程的末来发展将采取更加特殊的形式，在过分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将比在俄国现成的形式更加令人激动的形式。正是在这个关键，列宁对俄国革命的特征提出疑问。对此他所作的解释是俄国所处的资本主义文化与亚细亚东方这个世界的地位，在这个时候东方问题研究的著作占居优势。关于斯大林主义现象的一种解释有时也每每归之于一种东方的遗风：这种解释颇具有列宁主义的观点，这里不妨让我们引证《论我国革命》中的一段话，这篇论文是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论点而写的。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批判是说它们没有考虑到，“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个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130]
列宁把这看作困难和弱点的来源。在他死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特征导致俄国进入这样一种体制，有些评论家称之为一种“亚细业生产方式”。但与此同时，从战略观点看来，它几乎又成为一种优点：俄国的西部过分虚弱不足以激起西方的革命，但是它的亚洲方面却有较好的机会可以成为东方亿万人的一个加速器和样板。列宁承认在这个方面行将取得最终胜利，但是他知道这将是在遥远的未来。政治家的问题在于发现某种手段，使俄国能够在有朝一日这些支持到来的时候加以运用。列宁并没有向他的同胞隐瞒——必须记住，他的声明是在报纸上公布的——，他们在取得胜利以前还有着很长一段路。俄国是否能够继续从西方和日本之间的冲突获得好处呢，在国内战争的时期它曾受益于这种冲突。列宁对此不想作出肯定的答复。对于整个历史经验教训他没有急于作出乐观的推断，他却小心谨慎地避不作出预测，因为这在不久的将来马上就会见出分晓。
人们可以注意到，列于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符合于他的继承人在“一国的社会主义”口号下的态度。恰恰相反，列宁称之为“坚持”(“Продолжать”)的问题，即坚持下去直到获得支持，与此同时，那就是并不能立即建成社会主义而是先建立一个过渡社会。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宣称：“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31]这篇文章的要意，这里面包括有他急于要在他生前留给人民的遗产的要旨，就是说人们的目的应该比较适当、比较现实和不要好高骛远，他们必须警惕落入夸大狂。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尚未能驱散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在其最忠诚的拥护者当中所产生的沉闷积郁。要说无产阶级政权就不能管理它所创建的事业，这看来如果不是说怪诞不经的话至少也是有些荒谬。尽管列宁主要关心的是保证革命在实践中的生存，但他也受到这种积郁情绪的影响，而他总是不断地尽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使这个革命合法化。由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比任何别人都更加精确地对历史发展的过程作出预测，因而他们便急于作出判断：在实际发生的一切当中，什么是不符合某些现成概念的。
不错，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一般通行的解释说法有许多难以吻合的地方，在俄国革命的反对者看来，它简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历史行动的舞台上被击败和受到谴责的孟什维克，主要是由于列宁的政治天才，现在正处于一种只是从理论方面伺机反扑的地位。在缺乏适当的基础结构条件下夺取政权、差不多是没有无产阶级而由一个无产阶级在其中占居少数的党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经过一场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重新接纳资本主义，把无限权力授予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器——所有这些无可否认的事实都明显地既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违反常识。现在列宁舍弃了文明的西方，而在东方的前资本主义群众中找到了他的希望。列宁躺在他的病榻上在研究这些批判材料。为一个理论家的答复比起政治家的行动在这里可谓同样符合正统精神：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更巧妙的是，列宁接着又从多少出人意外的来源里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s'engageotpuis……onvoit》”。[132]事实上，苏联，然后还有中国和古巴，业已证明有可能首先夺取政权然后达到别国的水平。虽然如此，但“Ons'engageetpuisonvoit”这句格言并不是不可以另作别的解释的。列宁的世界观和他对社会现实的理解都是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的，他相信必须依据对某些势力的力量估计来采取行动，对这些人说来任何冒险主义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因而这也就是说，尽管如此，但对于夺取政权的时间和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不能按照历史社会学理论分析来严格估计的。革命行动也象所有各种政治活动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艺术，在这里面现实主义和某种冒险意味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一个革命是完全符合于它以前的行之有效理论的。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对未来革命者的指示——虽然看来有些类似号召进行冒险——，首先是强调他们要能够摒弃过时的教条，不管这些教条在过去多么有效。从这个意义来讲，那也意味着提出警告，反对有人把列宁自己的理论当作教条。
所有这些在列宁并不是很轻易就弄清楚的，如果他感到他的政体的生存稳如泰山的话，那他就不会有这种古怪的需要来为他的胜利辩解了。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革命可能随时给打垮，而列宁不知道这样一来历史将怎样来评断它。
在苏维埃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危险当中不仅限于国际问题。新政权需要应付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因而它决定了究竟应该根据需要尽可能持久地执行什么样的计划和什么样的国内改革。
列宁肯定是关怀官僚主义这个肿瘤的，但是按照他的意见，最严重的威胁还不是在这方面。他相信，工农之间的分裂将意味着革命的终结。革命后俄国社会的分析一般是以存在有两个主要阶级为依据，现在由于施行新经济政策，又结合了一个资产阶级。未来的前景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昏暗。让它有一个可能的同盟者，那末就会增加农民开小差的机会。未来的前景，“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阶级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133]当前政权的存在所依靠的同盟是一个靠不住的同盟——列宁也并不隐瞒这个事实。确实，在这个时候革命中所产生的小农和最小农对苏维埃制度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们光靠这种信任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较为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134]要依靠农民的支持而他们还是太落后了，尤其是因为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削弱了国家经济。
这样一种社会基础危及到国家和党的稳定性——而党的稳定性本来已经受到领导人之间闹分裂的可能的威胁。在这里列宁又感到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为他的这种观点辩护，即他认为在历史发展中个人相互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著作中把这种重要性大大低估了。在这里再一次证明列宁是正确的。
列宁要面临双重的危险：一方面是工农的联盟，另一方面是党内可能发生的分裂。前者要求一定的长期措施，而后者要求立即改组政府机器的上层集团。在这个情况下，列宁的计划一定可以认作是紧急措施，即使其中有许多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显示后果的。此外，这两套补救办法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因为政府机器的这种可能付出极高代价的有效性将能赢得农民的支持。一定要把农民争取过来，但是不能用直接的共产主义宣传。列宁向党提出警告要反对这样一种承诺：
“决不能把这一句话了解为似乎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还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对于共产主义，这样作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危险的。”[135]
列宁所想的是要有一个具有主动积极性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城市的工人组织把它们的那种都市中的苏维埃影响散布到乡村，当然，——因为列宁了解他的世界——如果这些活动完全足出于自愿的，并且不至于象党的机器的其他部门那样变成官僚主义机体的话。
列宁的整套农民计划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口号，即“文化革命”。这个概念现在在一个自命为列宁主义的国家里是如此流行，而在列宁本人看来只能具有一种热情的现实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意义。列宁曾痛斥所有那些侈谈“无产阶级文化”而实际上却让群众生活在一种“半亚细亚愚昧无知状况”中的人。要是能试图获得某些文化，或者即使是比较平凡的文化，例如学着读和写，那也就好得多了。在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之前，有必要先要达到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36]虽然这个计划被称作一种“革命”，它却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实现。这是一个长期计划：“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在这种意义上看来，这正是全俄罗斯所需要的。“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别的聪明办法”。这是列宁在《论合作制》中所说的。
这个任务是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关怀的对象。充当人民教师的人必须使其具有新的威信和一定的物质优惠(在当时这就意味着面包的优先分配)。列宁计划的这一方面是他的全部大设想中较富于乌托邦色彩的，事实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乡村教师的地位仍旧是较差的。
列宁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计划，即他的“合作计划”显然是和“文化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才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但是这仍旧是一项长期计划。
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并且应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一种社会经济框架，是农民能够在其中活动的—种制度，农民能够懂得它并且它能符合农民本身的利益。在他去世之前，列宁才承认这个思想应该成为漫长的过渡时期的指导原则，“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137]。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思想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苏维埃政体的社会主义目的。列宁总是认为合作制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方式，因此人们不禁要问，新经济政策的资本主义倾向是否不至于增强农民合作运动的所谓资产阶级性质呢？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来了一个教义上的—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现在相信合作制是引导农民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结构的正确方法。他坚信合作制行将取代他迫不得已而放弃的、在实践中失败的国家资本主义所留下的空白地位。因为国家和主要生产资料现在都掌握在工人手里，合作社主要再也不会是它过去所有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商人的机构了。它将成为一种社会主义机构并将和社会主义齐步前进。这种合作制将能使每个农民运用他们所习惯的方法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正确的道路看来已经找到了：“实在说，我们需要作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的工作作好。‘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它特别聪明的办法。”他的意思就是，只有经过长时期必要的实现初步目标之后才能达成社会主义。列宁运用他的合作策略的新观点对社会主义重新作了概括的说明：“……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中译者按：这里以译作“合作社社员”较妥）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138]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时间发挥这种思想，虽然他的思想路数是十分清楚的。唯一比较稍显混乱的段落是在这样的地方，即他试图解释在什么意义上一个合作社（他并没有说明究竟是哪一种合作社——是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还是生产合作社）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而正由于社会主义合作社是一种国营企业，关于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是没有怀疑的。学说上的这个改变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又带来同样多的问题。例如，列宁并不谈论生产合作社，因为他认为生产合作社主要是商业性的。俄国农民和商人，“……现在是按亚洲方式作买卖，但是为了善于作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作买卖。”合作制能够使农民变成“文明商人”。列宁说，在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俄国才能够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这样看来，那末是否就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文明商人”的体制呢？这显然并不是列宁的意思。因为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言词是遥远未来的事，他并不急于要运用它们作为当前的动员力量和宣传价值，而不注意到科学上的准确性，因为它们毕竟只是归于中期的政治策略的反映。同一篇论文也提供了理解他对待这些概念比较简便的方式的关键。他在替自己摒弃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辩护时，反对某些共产党人的看法，他们显示山比他更加关怀学说的纯洁性，并且总是不断地批判滥用这个名词，列宁说：“他们没有注意到实践目的对我总是很重要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在这几篇文章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任务，因为他认为这就能使国家接近其最终目的。既然他现在相信合作制是国家所绝对需要的，所以他深愿使其有条件能够赢得党内上层集团的重视。他解释说，每—种社会秩序都是受到某个特殊阶级的支持才形成；向合作制提供资本和其他各种利益将是有益的支持。这就是他所建议的行动计划，但是他的继承人在这方面却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追随他。
[12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53—454页。《参看本书附录九。》
[130]《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32页。
[13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54页。——中译者
[132]《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33、434、435页。拿破仑的这句话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13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0页。
[134]《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51页。
[13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20页。
[13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1页。
[137]《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23页。
[138]《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26页。 |
七、“秘密事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七、“秘密事务”
一九二三年的头两个月，对列宁说来是思想活动紧张而身体健康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有时他的情绪极好，而他的医生们注意到他的一般情况有着显著进步。他心安理得地进行口授并同他周围的人开个小玩笑。于是他的医生们准许他多一些时间工作和阅读。后来，当他开始又能重新运用他的右手时，他甚至获准读报纸和接见客人。列宁有时感到如此轻松，所以有一天他甚至想到也许他的疾病从一开始起就只是神经性的。[107]但是这些好景不长，另外一些时候却又感到极端疲乏和丧失记忆力，讲话困难，精神不宁和周身发痛。围绕在他身旁的人们密切注视着他的病情的起伏，而政治局的委员们更是仔细地观察着这些变化。在这两个月期间，国家的前途及其领袖的命运是相互对峙的，一切都取决于列宁究竟能否恢复健康可以出席下次的党代表大会，如果他能出席的话，他将怎么说。
在整个一二月份，列宁在五篇论文里发挥了他的口授记录中的思想，他制订了准备提交给党代表大会的一个广泛的政治策略的纲领，这次代表大会将在几周之后召开。他不得不加快速度以求尽早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他担心自己将参加不了代表大会，并为行将进行的改革的迫切性质而感到不安。
在实际方面，有三个问题特别使他绞尽脑汁。
第一，他想要知道有关大城市苏维埃职员干部的人口调查的结果，这次调查是根据他的指示进行的。他对官僚主义最存疑虑，他曾一再要求审阅调查的结果。他的秘书终于不得不承认，要是不获得斯大林的批准便不能把这些文件送给他看。列宁对此毫无所知。按照福齐耶娃的回忆，[108]这件事在三天以后，即在一月十口激起了列宁的勃然火怒，而在一个月之后的二月十二日又引起了一件感情冲动的危机。他的一位医生，即准许让他看报和接见客人的福斯特，立即打断了他的希望，禁止把“政治方面的消息”告诉他。当列宁询问他这话是什么意义的时候，医生回答说；“就是指的这些事情，例如，您关心苏维埃职员调查问题……”这个答复使列宁大吃一惊，他的口唇颤动不已。医生们对他的这些细节都了如指掌并且能够辨清问题的性质，这个事实肯定了他最坏方面的猜想。福齐耶娃在《日志》中进行认真的观察：“除此之外，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得到这样的印象：不是医生们给中央委员会指示，而是中央委员会给医生们指令。”实际上，福齐耶娃看得出来，这已不是什么可能的问题而是确切无疑的事实。[109]
列宁所念念不忘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把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的计划。这是他的关于改组中央委员会和整个党的上层结构的更广泛的计划的基础。我们从《日志》中可以看到，他在不断听取他的副手瞿鲁巴副主席和各位人民委员们的意见，他在同这些人研究有关计划。他要求这些人采取行动，为国家的这些重要变革开辟道路。结果，他决定把这整个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但是占用他的时间最多的和最使他不安的是格鲁吉亚事件和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问题。列宁在十二月底他的口授记录中对有关个人的—些评断中业已表露他对原则问题的意见。既然要对一些负责的当权派展开非常措施，那他就要有所行动，并且迅速行动起来，以便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收集一些为支持他的主张所必需的详细证明材料。通过《日志》和《列宁全集》及俄文第五版散见各卷的其它一些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于列宁的“大阴谋”的相当清楚的想法。一月二十四日，在写完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一文并送往《真理报》之后，列宁召唤福齐耶娃前来，向她索阅关于捷尔任斯基调查格鲁吉亚事件委员会的文件。他并不知道这个问题正在提交政治局讨论。第二天他又询问斯大林或捷尔任斯基究竟已否把有关材料送给他。在这个时候，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的结论，再次谴责格鲁吉亚人，并替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洗刷。委员会建议把穆迪瓦尼、马哈拉泽、津查泽和其它几个人召回莫斯科。这个建议也获得批准，而据派普斯教授说，甚至在政治局开会之前这项指令就已发出。[110]
福齐耶娃对上层所发生的—切都一一著录在卷。此外，二月三日，她伺机把消息透露给列宁，并且装作好象是自己“疏忽失言”。当她再次索取有关文件准备送给列宁的时候，她碰到了强烈的抵制。捷尔任斯基让福齐耶娃去找斯大林，但是当时斯大林不在莫斯科。后来，斯大林告诉福齐耶姓，在获得政治局批准以前她不能把材料交给列宁。列宁的要求使斯大林感到不安。他问福齐耶娃是否可以不让列宁了解得太多，因为政治局的决定是所有涉及到当前情况的消息都不能让他知道。福齐耶娃否认了这一点，但她重复说了她所告诉列宁的话，对此，列宁尖刻地问道：“就是说，这就是当前的工作？”列宁如此严正坚决地要求，使得斯大林无法借口这些问题也包括在政治局禁止告诉他的范围之内而拒绝把材料送给他，因为，民族问题当然算不得当前的工作。根据福齐耶娃的资料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她报导了有关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交谈的情况：
加米涅夫说：“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坚持，我认为要是拒绝的话事情就会更糟。”
斯大林答：“我也不知怎么办好，那就听他的便吧。”
显然这并不是他所企求的，因为他正要求解除他对列宁的医护监督的责任。这个请求并未获得同意，而政治局同意让列宁阅读这些文件，但却不真正了解列宁坚持要这些文件的原由。[111]
列宁只是要给自己作出对某些事情的核实。为了这一目的，他组成了一个私人的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他在人民委员会的助理秘书，以及他的另外两位秘书，福齐耶娃和格利亚塞尔。该委员会所要澄清的第一批问题——其它问题将等有关文件资料的审阅而定——如下：
“(1)为什么指控格鲁吉亚共产党原中央委员会有倾向性？
(2)为什么指控它犯有破坏党纪的罪名？
(3)为什么指控南高加索边区党委压制格鲁吉亚产党中央委员会？
(4)肉体上的压制办法(“肉刑”)。
(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时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时俄共(布)，中央的路线。
(6)委员会在进行工作中同哪些人接触过？它是否只审查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指控，还是也审查对南高加索边区党委会的指控？它是否审查了肉刑事件？
(7)现状（选举运动、孟什维克派、压制、民族纠纷）。”[112]
受这些指示的支配并由于列宁的不断督促，三位秘书着手工作并指望在三周之内得出他们的结论。列宁还向福齐耶娃提出越来越多的细节问题，看来列宁所担心的情况不断增加，而个人应负的责任却越来越严重。二月十四日他又对委员会作了补充指示，这表明了列宁的许多想法和他要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的决心：
“三点：1.打人是不许可的。2．需要让步。3.不能把大国同小国相提并论。
“斯大林是否知道（这个意外事件）？为什么他对此没有反应？”
个人的过失已经变成了一桩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下面我们可以读到：“把倾向于沙文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人称为‘倾向分子’，证明这本身就是大国主义者的一种倾向。”列宁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词（“Большоеchauvinismнации”)来形容他所批判的人，这个词颇不好译。它指的是沙文主义、霸权自我中心和帝国主义的意思。列宁现在决心要清除党内的这种不正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立即采取了行动，因为他作了如下的指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向索尔茨（阿·亚·索尔茨是俄共(布)中央监委会主席团委员——编者注）示意，他（弗·伊·列宁——编者注)站在被欺侮者一边。让每个被欺侮者都知道，他站在他们一边。”[113]
这么一来，列宁已不再想把他的想法保密或者保持中立了，相反地，他正想向最有关的人提出警告。当索尔茨获悉此事之后，他无疑告诉了政治局的某些成员，可能还告诉了斯大林。格鲁吉亚人自己也必然会把这些消息告诉了他们的保护者之一。那末这个消息后来当然传开了，虽然起初只是在很局限的范围内，但却足以增强双方的警惕性。可是档案材料中的有关文件却莫名其妙地丢失了。福齐耶娃出乎意料之外地从索尔茨那里获悉，“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向他证明出于万般无奈地反对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共产党前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关于这个意外事件（奥尔忠尼启泽对卡巴尼泽的攻击)，中央监察委员会持有受害人的申诉书，但是这个文件丢失了。当我问到，‘那是怎么回事，丢失了？’索尔茨答称：‘正是丢失了。’但是那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李可夫的客观证词，他当时正在场。”[114]（不须加以细述，人们对李可夫的客观性不免表示怀疑。—九二二年十二月九日，当他向列宁提出报告时，他对这个意外事件未置一言。列宁只是在三天之后才从捷尔任斯基本人那里得知此事。）
列宁倾全力投入他的委员会的工作，他的健康处于朝不保夕的状况，但他还是不惜任何代价地送出写给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一什备忘录。新的消息必然会使调查工作加紧进行，也许还需要再派人到出事的现场去一趟，所有这些都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任何对这项工作的拖延，正如他在二月十四日告诉福齐耶娃的那样，都会使成功的希望毁于一旦，而这将会是对他的一个重大打击。从二月十四日到三月五日，《日志》上一无所记。此外，全集俄文第五版的编者对这三个星期也是无可奉告。在这个时期列宁可能什么都没有写，但无论如何秘书们是在为“秘密委员会”而忙个不休。[115]然而有一事是可得而知的，即三月三日委员会提出了它的结论。[116]但是这个文件一直未见公布。为什么马列主义研究院迄今不予公布呢？难道也象卡巴尼泽的申诉书那样“丢失了”吗？直到现在为止，对此仍毫无所知。无论如何，委员会的工作结果一定使列宁一生中最后的两个积极活动日具有—场重大斗争的性质。它们必然使得列宁感到倍加痛苦，对他的同僚感到无比激忿，并加强了他的这种信念，即令人遗憾的格鲁吉亚事件只不过是一种更严重得多的病症的症状而已。但是列宁日趋衰亡的健康不允许他在这样一种感情冲动和神经质的状况下活得很久了。他的病情急恶化起来，并且由于他的感情冲动状况同动脉硬化症不断增剧的相合并，他开始感到很不舒服。[117]
毫无疑问这就是迫使他毫不迟延地向他的对手打出了他早已筹划两月之久的几拳，虽然这可能还是为时过早。他的头三拳打击的目标都是集中于斯大林一身。列宁在作出这项决定时还想把他内心的深刻冲动不安之感对他的医生们掩盖起米，据福齐耶娃的报导，他告诉医生们他只是要口授几封事务性的信件。三月五日中午前后，他把沃洛迪切娃召来口授了两封信。
第一封是以极不寻常的亲切语词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绝密信，并且立即通过电话向托洛茨基宣读了。这里是该信的原文：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会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那我就放心了。要是您因为某种原因不同意，就请把全部案卷还给我。我认为那就表示您拒绝了。
致最诚挚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118]
要是没有联盟者，列宁什么事也不能做。托洛茨基正是这个唯一的可能联盟者，这也是他可以依靠者。凭借列宁在世的庇护，在一九二三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托洛茨基还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这封信的末尾的结束语是如此亲切，因而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被迫向中央委员会宣读这封信时——在这个时候他的地位已经不再受到严重威胁了——，宁可把它改为平常的“致以共产党人的敬礼”。[119]这封信代表托洛茨基的一大胜利，它意味着列宁早在十二月初就向他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同盟”（这也是他长久以来朝思暮想的），终于得以实现。[120]这也意味着他真正感到了在继承人问题上他得到了列宁的支持，这也使他确切地感到自从列宁患病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一场阴谋的最后结果。
列宁作出了他的政治决定，现在他可以继续进攻并同斯大林着手算私账。在等待托洛茨基对他头一封信的答复的时候，他开始就斯大林侮辱克鲁普斯卡娅一事给斯大林口授另一封信，但是他过于疲乏了，而且也许山于他对这封信的策略性是否明智还有所疑虑，因而拖拖拉拉直到第二天他才决定写出这封困难的信。列宁可能对于这种个人攻击是否有损于对原则的批判，或者这是否符合于他的整个行动计划的路线存有疑虑。但是在第二天，当他获得托洛茨基的回信之后，这封回信无疑是持肯定态度的，[121]于是他作完了这封信的口授，重读了全部来往通信，他要沃洛迪切娃把这封信当面交给斯大林并等候他的答复。下面是这封信的原文，显然这是要想尽量深深地刺痛斯大林：
“致斯大林同志
绝密、亲阅
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这件事还是由她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的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斟酌。
致敬
列宁”[122]
三月六日那一天好不容易拖过去，列宁的病体愈益沉重。但是他还是决心要加紧工作。在前一天，充当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联络员的福齐耶娃和格利亚塞尔（托洛茨基由于患腰部风湿痛而深居于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寓所里）告诉托洛茨基说，加米涅夫正准备前往高加索，如果有事相托他将可在那里代办。[123]我们不知道加米涅夫出巡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托洛茨基收到了十二月三十日的备忘录以及列宁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文件，他建议最好把这些材料送给加米涅夫—阅，以便他得以在那里着手采取某些措施。福齐耶娃跑去问列宁，给托洛茨基带回的是断然的否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把这些信拿给斯大林看，然后斯大林会搞—套讨厌的妥协以图蒙骗。”[124]这件事可能发生在清晨。在获得前一封复信不久之后，福齐耶娃又跑到托洛茨基那里去，带来列宁新的指示和另一封信的副本。列宁现在又建议把什么都透露给加米涅夫，甚至让他看到写给所谓格鲁吉亚倾向分子的一封短笺：
绝密
致穆迪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
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我全心关注着你们的事。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致敬
列宁
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125]
这和他于十月二十一日在盛怒之下写给格鲁吉亚人的复信极为不同。列宁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再也不隐瞒事实了，恰恰相反，现在他完全有理由出面维护格鲁吉亚人了。
托洛茨基对列宁的突然改变主意感到困惑不解，他要求作出解答。福齐耶娃说，她猜想“可能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精神每况愈下，因而急于要尽其可能作出最后努力”。完全有理山可以相信，托洛茨基说列宁的一位秘书，可能是格利亚塞尔告诉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准备向斯大林投掷一枚“炸弹”，这应该是对的。[126]
虽然列宁清楚地表示了，他希望这封信旨在谋求斯大林进行道歉，但克鲁普斯卡娅还是试图阻止发出此信。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即使在这个阶段，她还是很畏惧总书记。她要秘书们拖延发信。但是第二天沃洛迪切娃拒不再作迟延了：她有责任执行列宁的命令。克鲁普斯卡娅在下定决心之前要听取忠告，这次她象往常一样去找和蔼可亲的加米涅夫，这正是加米涅夫之所以能了解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策划“从政治上整垮斯大林”。[127]于是沃洛迪切娃把这封信送给斯大林，后者当面作出了表示道歉的答复。这是后来列宁的妹妹所揭露出来的。但是列宁对这种道歉一无所知。三月七日那一天他的中风再度严重发作。三月十日，他的半身复陷瘫痪。他从此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128]
列宁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这时才五十三岁。他于十一个月之后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他的钢铁意志使他直到生命的末日一直继续着无望的斗争。
[107]参看2月14日的《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我们不知道当时医生的诊断如何，也不知道列宁本人对此知道多少。据后来正式公布的材料，他死于动脉硬化症。
[108]《列宁生活片断》，中文版，第143页。
[109]《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三辑，第163—170页（2月1日和3日福齐耶娃的记事）。
[110]参看派普斯的《苏联的建立》，第282页；福齐耶娃的《列宁生活片断》，中文版，第145页。
[111]福齐耶娃；《列宁生活片断》，中文版，第154—155页。
[112]参看《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三辑，第176页。所谓“肉刑“事件指奥尔忠尼启泽殴打卡巴尼泽一事。
[113]《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三辑，第177页：《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德文。
[114]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75页。
[115]福齐耶娃在所著《回忆列宁》一书的1月10日（第70页）和2月16日（第75页）的记事中有所记载。但这些报道在《日志》上都不见了。
[116]《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5卷，第714页的年表。
[117]参看《日志》3月5日和6日的记事；托洛茨基的《斯大林集伪造学派》，第71页。
[118]《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3页。
[119]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1页。
[120]同上，第73页。
[121]参看本书附录八托洛茨基复信的注释。
[122]《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4页。
[123]《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4页。
[124]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1页。我们可以用《日志》以及我们的其他资料的一般记载来证实托洛茨基的说法。虽然有时在他的大事记的日期顺序上有一天的错误，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可靠的见证。
[125]《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5页。
[126]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5页。
[127]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第90页。
[128]参看附录十，关于3月10日列宁旧病复发以后的病况发展过程的报道。 |
六、列宁的“遗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六、列宁的“遗嘱”
列宁开始于十月二十三日口授的记录，正如第一行清楚地说明的那样，是要向下一次的党代表大会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的改变。”[95]然后他就极为简明地列举出促使他建议作出这些改变的原因。由于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变得更加尖锐起来，国家领导方面可能遭遇到—系列不幸事件。因此，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必须加强。只有这样才能够执行改组或者重建国家机器的紧急任务，与此同时防止党不致因迫在眉睫的危险而屈服：这个危险就是因分裂而导致各个集团和个人之间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这是威胁到党的巩固性的危险，因而必须认为是最紧迫的问题。
第一步就是要大大扩增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这样改组的结果将使党的稳定性“增强千倍”。列宁也建议“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内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96]只有在列宁的计划的整个范围内才能理解这些意思，但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怀的是这些记录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起着什么作用。
直到最近人们才知道，注明为十二月二十三日的第一号记录当即送给了斯大林，要他转给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斯大林可能没有给任何别的人看过。[97]这篇记录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足证明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和睦关系：它提请大家注意到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主题在一九二二年全年里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一个争端问题。下面的其他记录可能会使斯大林宽心，要是他看到的话。但是当时没有给任何人看，至少暂时是这样，用列宁白己的话说，它们都是“绝密”的。[98]
最严重的分歧和分裂所带来的后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正是寄希望于这种分裂上——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中之一应归之于这个政权的社会基础。整个体制建筑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如果这个联盟遭到破坏，“一般地来议论我们中央的稳定性，都是无益的。”但是这种情况可能是遥远的，也是难以置信的事。更加直接的危险是在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上。“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在列宁看来，很可能就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在叙述了这种推断的议论之后，列宁就给六位领导人作了素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在写这些记录的时候，列宁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心，这里表明他作了痛苦的努力，通过反复思考以阐明主要之点，避免使用轻率不当之词才不致有损于未来前景以及国家和党的稳定性。
提到两个最年轻的人布哈林和皮达可大夫时说，前者是一位最辉煌的理沦家，是全党最喜欢的人物；后者是有坚强意志和有才能的人。但是他们都有其缺点。布哈林的思想不完全算马克思主义的：“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至于皮达可夫则“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然而他们才不过是三十四岁和三十二岁的人，所以大有时间来纠正他们的错误。
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作了简单的描述，而这种解释提出了某些问题。这涉及到他们的“十月事件”，当时他们反对列宁的苦迭打（准备起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那末这里提到过去的用意何在呢？这是否要想提出警告？或是要为他们开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从列宁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描绘看来，这一点倒是比较易于回答的，因为他们的冲突性质可能立即引起党的意想不到的分裂：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投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于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99]
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并列为杰出的领袖，对斯大林的地位的这种安排、这个想法本身就使全国为之震惊，它也损伤了了托洛茨基并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意外地感到不快，因为在未来的三人执政当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好几年都相信他们是最强者。至于列宁，这可能是由于他认识到两种新因素：总书记职务的重要性，这一职位的存在才不过八个月，另一事实就是这个职位的占据者在这样短短的几个月里就能赢得了这么多的权力。这也能说明，在把这两位领袖相提并论的时候的措词含意并没有明显的优先区别。托洛茨基享有的盛誉用严重错误加以对抗。究竟他“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有多么严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列宁对于一个真正的领袖所要求的是什么样的品质，这在他谈沦国家计委问题的记录中可以找到答案。在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日的记录中，列宁特别强调地反复列举了。按照他的意见，适合于担任国家的某一大机关首长的品质——这也意味着适合于担任国家主要领袖的那些品质，担任这样职务的领导人应该有经济学或技术方面某一部门良好的科学训练；他必须能够掌握“全局情况”；他一定要拥有能够指导和监督他所主管工作的个人号召力。与此同时，他必须是—位有效的组织者和善于做行政工作者。但是，“兼有这两种品质的人实际上未必有，使一个人兼有这两种品质也未必需要。”[100]
在象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样的一个机关里，行政方面的品质就具有较次要的重要性。两个人品质的理想结合，那就是一位有科学素养的人同时又有作出迅速反应决断的权力，另外又具有能够同担任领导的人很好地配合的能力。列宁深信，他业已在这个方案中找到了一种能够指导全国的理想条件。如果说那只是怎样使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担任首长而使皮达可夫担任他的助手的问题，那他就不会把问题分析到这样的深度。但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并不能这样结合起来。他们在互相排斥而不是互为补益。
如果用国内战争时期适用的态度来指责托洛茨基，毫无疑问那是不公正的，在当时无论怎么说都说得过去，并且证明那完全是成功的。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托洛茨基在处理国家和革命问题上，比起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其他成员来，更能够运用科学态度解决问题。他完全能够了解“全局情况”，列宁认为这正是—个理想领袖所需要的。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究竟是否拥有足够的“个人号召力”，而无论如何列宁深知他缺乏作为一位严格意义的政治家的那种品质：同别人打交道的灵活性、策略性、随机应变的天才，以及能够在跌入专政的政治泥潭的污泥中而不染和不致肆无忌惮。后来的事件说明托洛茨基不能演出这个角色，更不用说取得胜利了。列宁很正确地怀疑他的政治能力，即使对他的批判并不是那么清楚明白。简言之，托洛茨基从“遗嘱”中的感受是觉得多少受到了贬抑，主要是因为没有把他置于斯大林之上，并且因为他原来又是非布尔什维主义者，即使这种指责不是针对他个人。尽管如此，但列宁还是提到了这一点。
虽然列宁显然并没有指出十分肯定的缺点用来指责斯大林，但有一件事列宁却交代得清楚：斯大林是否显示足够注意于不把广泛的权力集中于他自己的手中？但是不管对这种保留看法的直觉究竟是否正确，但在一九二三年初它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重要性，并且对斯大林的地位也没有任何危害。如果说这些记录仅止于此并于当时向党的代表大会宣读，那么在代表们看来它们主要不过涉及到要在领导方面维持某种平衡而避免分裂。实际上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出，这个文件中充分表现了毁誉参半的精神。列宁还不想递夺斯大林的权力，因为列宁并不是一位最高统治者。他还没有感到要授权给党立一个继承人，尽管早在他病前就考虑到继承人的问题。当他在等待有朝一日会“离开人间”的时候，他试图不要因过分强调个人的偏好而影响党的团结。而在他口授最初的记录时，他的心目中本来也还没有一个偏爱者。即使他的选择已经是偏向于托洛茨基一边，他也要有所隐讳，以便不致使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恶化起来。他不能忽视老布尔什维克伙伴们，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或斯大林以及党的各派斗土在内对托洛茨基的态度。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态度早已带来他和列宁之间的许多争执，而列宁不得不运用自己的威信以对抗之。因而列宁不可能想到把他作为继承者，特别是由于事实上他并不曾考虑到有挑选单一继承者的可能，直到他对斯大林有了一种新的看法才改变主意。
总之，在这个阶段列宁认为最杰出的两位领导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应该保持他们的突出地位，季诺维也大和加米涅夫应该保持第二位，而他们在重大考验中显示的弱点也并不是偶然的，因此还会重新出现；至于最年轻的两位，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应该居于第三位，因为他们当时还不太成熟。但是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而党必须密切注视其领导人，因为他们都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而且他们的争斗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对于如何不使斯大林滥用其权力也应加以适当注意。为了实行这种监督，必须加强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和信誉。列宁的观察锐敏是很清楚的，即使在这个阶段他也能注意到细节，那就是打破他所谋求的平衡的正是那种“无限的权力”，斯大林赖此才拥有远远胜过其余五人的地位。虽然此刻他并没有说明这种“细节”，但是后来在通过对基本问题的深远思考之后，他还是分析了其可能的后果，又回头谈论各人的个性问题。
事实上，由于这些日子列宁的健康状况仍旧无大变动，他在继续工作。在他口授了第一篇记录的十天之后——在这段期间他的注意力又转向其他问题上——，他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在他的“遗嘱”上又增补了最后的一节，在这里完全推翻了早先所述各节的微妙平衡，或者说宁可纠正他所意识到的真正不平衡。列宁建议剥夺斯大林作为总书记的权力：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101]
可能有人会想到这些话是由于某种令人气愤的事件所引起的突然反应——如果把十二月二十二日所发生的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攻击引证出来当然甚为引人入胜的。斯大林如果不是明知这头狮子业已受了致命伤的话，他也不会那样做；而列宁，正如他在两个月以后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所说，他不是那种对这样的行为会加以宽恕的人：“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102]实际上，克普普斯卡娅当时并没有把这个事件告诉列宁，为的是怕这会对他的健康引起严重后果。她写信给加米涅夫痈诉情由以输积愤（这封信作为附录五转载于本书末）。但是很可能过不多少日子，她把事件的经过告诉了她的丈夫，也许是主动自发说出的，也可能是由于列宁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差错向她逼问，出于不得已而讲出来的。在盛怒之下列宁可能口授了这段记录，在这里他只讲到斯大林性格上的缺点而没有对政治性质提出任何批判。《全集》俄文第五版的编者假定在三月初以前克鲁普斯卡娅并没有告诉列宁。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少可靠性。再则，对于列宁，我们深知其人，按照他的性格来讲，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对他说来政治因素较之所有其他考虑更为重要，因而他必然要对眼前的一切寻求解答的。“遗嘱”的第—部分表现得很清楚，列宁所最急于考虑的问题是什么，这可由其他—些事实加以证明。如果认为象他这样一个人因为自己妻子的缘故——我们不应忘记他认为在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上这种行为“是完全可以容忍的”——，就会迫使他采取一种政治行动来打破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权力平衡的话，那是没有道理的。他这样做是有着更多的重大理由的。他于十二月三十和三十一日口述的关于民族问题和“自治化”问题的记录可为明证。他按照自己的今后工作安排表工作，在记述了第一篇记录之后的一周之内他着手处理这些问题。
这段记录可能是整个“遗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最意味深长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看出列宁在当时所经历的危机的严重性，看出他多么忠于理智和政治上的勇气。看来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于他对政治问题的忧心如焚而加速了他的健康的衰退。
对民族问题的责难以一段自我批评开始：“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果断地来过问人家都知道的‘自治化’问题，就是大概正式称为维埃社会主义共合国联盟的问题。”[103]接下去是一长段个人辩护，主要是从自己生病说起，然后讲述了从捷尔任斯基的报告所产生的印象——奥尔忠尼启泽动气以致于竟动手打了一个反对他的共产党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列宁懂得，俄罗斯的官僚主义“是很难受苏维埃精神影响的，”他首先懂得所有“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下流货和暴徒，典型的俄罗斯官僚分子）”的性格是什么，他能够认识到他的政体对于维护少数民族不受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之流的暴徒的侵害做得很不够。但是这个批判还远不止于此：罪行不仅在于，象他过去所想的那样，只是在以前的压迫人的官僚机构分子当中；苏维埃政权本身，甚至最高地位的党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就其细节来讲，也具有真正帝国主义作风。列宁了解得很清楚，他也并不怕说出这种情况“完全违背自己的原则立场，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这个立场是由党所宣布的。在“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那么情况就更加严重了。这里勿须再补充说明，当考虑到列宁还在继续进行攻击其他不法行为时，那末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坚贞立场是最关紧要了。
在列宁看来，党的领导人甚至还不懂得他们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所要遵循的第一原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无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取得异族人的信任，他们总是对大民族不够信任，因为他们受过多次侵犯和一再受到不公正的行为。情况既是这样的，如果大民族只是简单地宣布形式上的平等，那末这种态度便可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态度。为了弥补过去造成的不利于小民族的错误，大民族必须接受一种不利于它自己的平等。必须实行一种不利于自己的区别对待，以补偿长期存在的损害小民族的不平等的事实。在同小民族打交道时必须多多作出让步，多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措施。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和捷尔任斯基的政策就不是这样的。列宁对他们的谴责如此严厉，那末这也就无疑暴露了他对他们深深的政治上的敌意。斯大林被指控为一个暴躁的莽汉，并指责他对所谓“社会民族主义者”随便发脾气。列宁揭露了捷尔任斯基在对待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所表现的典型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态度。委派他来主持调查委员会，他所表现的不可原宥的偏袒态度，因而对他所领导的委员会的工作应该认为无效。必须重新开始另行着手调查，“以便纠正那里无疑已有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平的推断。”列宁笼统地谴责了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的行为象大俄罗斯恶霸，他们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陷入帝国主义态度。他要求应该“严惩”奥尔忠尼启泽以儆效尤——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应包括开除出党，至少是暂时开除——，并正式谴责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使他们对这一事件负政治上的责任。此外，列宁还谴责了他们也都成了“倾向分子”。[104]他认识到任何自治化计划恐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他同意联盟是要维持的，但只是在必要时才保留这种统一过程，并且只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联盟才有效，“而在其他方面则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性”。换句话说，就是要回复到上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原来存在的那种关系上去。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相信，正如派普斯教授所说的，要不是列宁在三月里最后丧失活动能力的话，“苏联的最后结构可能和斯大林最终给予它的大有不同。”[105]
对于整个苏维埃政体的结构可以提出一个类似的假说。列宁口授的对自治化的这些指责，已如同代表大会对列宁这样郑重批判过的解决办法的批准一样，是很公开的。福齐耶娃肯定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列宁“对于民族问题能否正确解决表示越来越不安”。[106]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和对他处理格鲁吉亚事件的批判，足以说明他已改变了主意，和他终于决定必须把斯大林从他的岗位上调开。列宁业已下定决心。从现在起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决定他对方法的选择和出来维护他的新观点的适当时间。
[9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5页。
[9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5页。
[97]《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756页注文。
[98]这些记录共制成五份——一份留存秘密档案库、一份留在列宁身边、三份交克鲁普斯卡娅——均置于密封中。这些细节是由沃洛迪切娃在1929年揭露出来的。只有列宁本人才有权拆阅，而在他死后，克鲁普斯卡娅有权拆阅。但是沃洛迪切娃未敢在信封上写出“在他死后”的不祥字样。
[9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7页。
[100]《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23—624页。
[10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8页。
[102]《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4页。本书第七章（第101页）转引了这封信的全文。
[10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28页。
[104]参看本书下面第七章。
[105]派普斯：《苏联的建立》，第276页。
[106]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0页。 |
五、病患者和监护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五、病患者和监护人
当列宁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又恢复理事的时候，他的工作能力并没有恢复，而且也没有恢复过去的理解力。十一月二十日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讲话有些混乱而且带有显然勉强的成分。他提到他所最不安的问题，但是严加注意不想让人们感到惊恐，他试图用许诺的解决办法来安慰听众。虽然如此，但对将来却又缺乏任何明确的观点。新经济政策是需要的但却又是危险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有效地加以控制，而人们也还没有习惯于它：“但是这次换车不断给我们带来了某此困难，我要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而，“……在解决我们面临的任务……必须实行非常的措施……”[81]。确实我们的政体已经作了一种退却，但是现在必须认识到它的力量和恢复到进攻；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手段来做到这一点。一般形势是很惨痛的：“国家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完全脱离了常轨，经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现在不得不从极小极小的百分比，即战前的百分比来开始计算。”
外援的到来是很慢的。这篇演说可悲地显示出列宁内心的矛盾：一方面是想要保证所有成就乃至过去所有的希望——十月革命岁月的希望和国内战争时期的现实或幻梦的希望——，另方面是要实现进一步的必要退却而不致丧失希望和权力。要想使目的和手段协调起来是颇不容易的。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切都必须从头学起：“为了重新学习，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再一次坚决地互相约定：我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是向后转了，但我们向后转也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同时又给资本家一些好处，以便使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怎样敌视我们，也能和我们交易和来往。”
列宁懂得这很象是一部车子：共产党人还没有学会怎样管理公共事务，而宁愿自己来控制行政机器，而不要他们受制于这部机器。列宁所能有把握说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全面的口号”。[82]
但是对于这个新的方向还没有作出一个肯定的方案，什么肯定的成就也还没有。
在作了这次讲话的几天之后，当列宁开始对格鲁吉亚事件感到深重疑虑和不安的时候，他的医生坚持要他大大减少工作量。列宁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病人，他不喜欢闲着，但事实迫使他承认自己的体力在日益衰竭。末了，他才同意前往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休养，但是他仍旧通过书信和电话积极参与一部分政治生活。他焦虑地等待着李可夫和捷尔任斯基那里的消息，他们不久可望从高加索归来。但是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安排他在政府的副手的工作，现在有三位副主席：李可夫、加米涅夫和瞿鲁巴。他不断同他们保持接触，关怀他们集体计划以便重新划分人民委员会的活动范围。按照新的分工负责的原则改组人民委员会一事，显然是和他头脑里的继承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十二月初列宁召见托洛茨基，同他再度见面。在谈话过程中列宁建议要组织一个“反官僚主义同盟”，由托洛茨基参加一个特别委员会，其目的正是要领导这样一个斗争。列宁又建议托洛茨基应成为政府的副主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表现了他长期以来的自信——这可能就是他过去批评工农检查院的基础，而工农检查院这时是最使列宁感到激忿的一个单位——，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应该从消灭培育它的地方也就是党，特别是党领导的弊病开始。[83]列宁倍加警觉起来而较前更加没有信心，他立即采纳了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从中得出了若干结论。
李可夫终于从格鲁吉亚回来了，并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九日向列宁作了汇报。[84]《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上很少提到这次会晤，因而我们不知道李可夫说了些什么。三天之后，捷尔任斯基也回来了，列宁便从哥尔克前往莫斯科以便同他商谈。捷尔任斯基的调查，当然只是进一步证实书记处最初所提出的解释是正确的。奥尔忠尼启泽被洗刷清白了，而一切指责都再次集中危险的倾向分子身上。但是这次列宁对事态的进展比较警觉了，他怀疑在官方论点的绞刑架下面的假象。他对两个事实表示特别震惊，而这是捷尔任斯基所无法掩饰的。第一，委员会决定把前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重新召到莫斯科来，认为他们应当对一切负责。第二，奥尔忠尼启泽业已丧失了理智以至竟发展到动手打一个反对者，同时又是一名党员。福齐耶娃的记述和列宁本人都肯定，捷尔任斯基的所作所为“使他深深感到不安”。[85]《日志》也显示出这个意外事件在列宁的整个患病期间占有多么重大地位。
人们可能怀疑，这不是十分谎谬吗？为什么竟会有人以如此重要的事件去激怒一位党的领袖呢？而他正在克服一个刚刚从大规模流血牺牲和饥馑中摆脱出来的国家摆在他面前的执行政策的重重困难。毫无疑问，奥尔忠尼启泽的老战友和书记处里的一些伙伴们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列宁看来，一个共产党人统治者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里的所作所为竟象一位总督那样，这本身就是一个迹象，是打击整个政体的疾病的令人不安的症状，并且它仍能继续为害。格鲁吉亚事件的复杂性立即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他写道：“如果事情竟发展到……那末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同捷尔任斯基的会晤对列宁的病起了甚为有害的影响，可能促进了他的中风。他一定通宵不得安宁。十二月十三日，两次严重的发作迫使他完全放弃工作。
在重新回头处理大批档案材料的两天里，他忙个不停。他继续同他的副手们就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安排通信；他接见了少数几个人，依靠他们的帮助，他指望中央委员会作出给对外贸易问题翻案的决定。他同托洛茨基交换信件，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列宁在十二月十六日早晨病情再次严重发作。虽然如此，他还是在医生来到之前匆忙口授了一张便笺给他的副手。现在他已毫无希望参加下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他几周以来都在为这次会议做准备工作。他被局限在克里姆林宫他的一间小屋子里：因为他不能出门旅行，所以无法象原来所打算的那样把他送到哥尔克去。可是，事实上他逗留在克里姆林宫的日子，是在他生命中头脑清醒的最后八天，也就是这位病患者的活动相当重要的阶段。绝对禁止人们去看望他：只有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他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三四位秘书能够去看他，当然还有一批医务人员在内。他的陪伴人员受命不得同他谈论或者告诉他当前国家事务，以便“不使他有引起反应或不安的任何原因。”[86]这样一来，列宁就开始进行不懈的斗争去打听他所感到兴趣的事，去制订他的意见和去找他认为适当的人。这对于一个不怕死、继续照样工作、好象什么事了不曾发生的病人说来，也不是很简单的。相反地，列于知道他随时都可能死去而把国家和党置于—个极为困难的境地，没有一个清楚的行动纲领，甚至没有关于前进方向的任何积极指示。因此他感到他必须对比较紧急的问题的基本情况至少要说几句话，这里他作为国家的首脑、一个史无前例的革命领领袖责任应该这样做的。这个病人考虑到，他的国家的政治条件会越来越坏，但是对—个国家的首脑说来，要是他不能尽人事之可能努力完成他的任务，那种情况就更要糟些。
这种情势的两难之处由于另一事实而更见有增无已，那就是负责监护对医生的嘱咐是否认真执行的人不是别人而恰恰是斯大林。[87]医生作出的具体指示，要密切地同是中央委员会指派的监视人协商。斯大林正式指示，在列宁病榻旁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向他本人汇报。他对这项任务极为热心认真执行。于是在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大林之间发生的一个重大意外事件，使得列宁所谋求执行自己使命的方式暴露出来。
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知，克鲁普斯卡娅于前一天根据列宁的口授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是一张短笺，于是便打电话给她，按照克鲁普斯卡娅自己的说法，对她进行“无端辱骂和威胁”。[88]他甚至以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向她威胁，指控地没有听从医生的吩咐。这种粗鲁行径是在党的领导人和列宁的家属之间不曾有过的。显然没有理由怀疑克鲁普斯卡娅对病人的忠诚和她对护理病人的能力。斯大林的行为在原则上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克鲁普斯卡娅事前得到医生的允许才替她的丈夫写信的——斯大林很容易证实这一点。他简直忘记了一切谨慎和周到的考虑，因为他是在一味意气用事：克鲁普斯卡娅按照列宁的口授写的信是给托洛茨基的，向他祝贺在中央委员会讨论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时，“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斯大林完全看出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近来变得越来越密切了。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里，他本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两位领袖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而在当前问题上则不断发生龃龉。但这并没有阻止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应该成为他的副手，而托洛茨基却辞不受命。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获得了成功，他心中不无恶意地感到满意了，因为他促使政治局指责托洛茨基的失职。[89]只有以后在垄断问题上才达成谅解。
此外，正如我们在最近才得知的，列宁通知政治局，他批准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在同国际的关系上使用策略的建议。首先，在这个消息的第二部分，他对托洛茨基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论点表示了甚为过奖的意见——他甚至坚持主张要把他的提纲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90]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褒奖之词，因为托洛茨基的论点涉及到苏维埃政策中的一些最复杂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使列宁深为不安的问题。怪不得比任何人都更加关怀继承人问题的斯大林，在得知列宁对托洛茨基所作的称颂之词达到了这种新的高度之后会怒气冲天，特别是当他开始害怕这两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将会带来反对他本人的积极运动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要尽量运用他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对列宁的监视。
一个证明就是斯大林打电话给列宁的一位最亲密的合作者、他的主任秘书福齐耶娃。这次的交谈，语气是颇为客气的。福齐耶娃在一月三十日的《日志》栏内作了如下记述：“他问道，我对弗拉基米尔讲述什么多余的话没有，他怎么会知道现在的工作情况。例如，他的关于工农检查院的那篇论文，就是证明他熟悉某些情况。”[91]这是用来对斯大林进行个人攻击的另一主题，无疑是采用了比较隐晦的方式。但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斯大林本人，一切就已经很显然了。
列宁正是要在这种严密的监视和对他的行动如此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当然是采用了合法的外衣——进行斗争。十二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之夜，他的病再度严重发作，但是他还是能够睡着。虽然如此，第二天早晨他知道他的右手和右腿瘫痪了。这个新闻立即传到了政治局。尽管受到这次发病的骚扰，列宁的思想却还是念念不忘国家和党的未来。于是他要求允许他每天口授五分钟。他感到他随时都可能“离开人间”，如果他不进行口授的话，“一个问题打扰他，他就睡不着。”当获得允许以后，列宁召来他的一位秘书，在四分钟里面口授了大约三十行。他觉得很不舒服，因而便通知医生要他们不要离开，随召随到。第二天他获准继续口授他的所谓“日记”。医生们曾试图阻止他，但列宁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允许他每天口授几分钟，他就完全拒绝同医生合作。[92]于是召集了一次包括医生们和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在内的会议，他们承认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结果准许他这样做，但政治局的决定说明这些记录不能采取书信的形式，并且也不应当期望获得答复。[93]那末，他的“遗嘱”就是在这种方式下写出来的。前一部分是一些极为简短的记事，这是在经过无数努力才争得的每天几分钟的情况下所作的口授。但是列宁的倔强气质看来完成了一项奇迹。他的健康开始又有所好转，甚至又出现了可以治愈的希望。后来他每天可以作口授三刻钟，甚至还可以读书，并依靠他的可靠的待从——他的妻子、他的妹妹和他的秘书这些十分忠实于他的一批人而继续斗争。
这个“遗嘱”严格说来包括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三十一日之间口述的记录，另外有注明为一月四日的一条补充。在《列宁全集》里，这个文件叫做《给代表大会的信》。但是列宁的意图的真实表现，即名副其实意义上的遗嘱，在他这个时期的所有著作中都可找到。读者在这些文件中肯定可以看到有关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的连贯观点、一个计划和行动路线的重要成分，以及企图阐明内部发展的可能过程。除了这些记录之外，在一九二三年一至二月间所写的五篇论文里面也发挥了这些思想，虽然政治局里大多数人企图阻止或者延迟发表它们。[94]思考，口授（有时用两种不同腹稿本），订正，初读，文件的引用，细读历史、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土地问题等方面著作——所有他的这些活动都预先由一个工作计划来安排。一当他的健康稍有好转，列宁就口授了一份今后工作安排表，他最后差不多终于全都完成了。他的疾病并没有损害他的神志清醒，但是他的体力日益衰竭必然影响到工作进展速度，他的思路发展迟缓起来，有时他的写作的明确度受到影响，特别是首先都只是一些极为简单的口述。
[8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94——395页。
[82]《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00页。
[83]参看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第73—74页所转引的谈话内容；又多伊彻的《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第66、68、69页。托洛茨基再次拒绝出任列宁的副手（副主席），但是却没有过去那样自信。关于托洛茨基早先对工农检查院的国家计委问题的批判，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15—316页。
[84]派普斯：《苏联的建立》，第281页。
[85]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4页。又《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5卷，第596页注文。（中译者按：俄文五版：俄文五版编著注作了新的补充，这是第四版中文版所没有的。）
[86]《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5卷，第710页，年表12月24日记事。
[87]根据中央委员会1922年12月18日作出的决定（同上书，第709—710页年表）。
[88]《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610页。
[89]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第61页。
[90]参看《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293页：《致列·达·托洛茨基》的信。——中译
[91]福齐耶娃：《列宁生活片断》，中文版，第146页（据中文版和1959年俄文版，这段记事应在1月29日——中译者）
[92]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的述说见《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5卷，第591页新的注文。
[93]福齐耶娃：《列宁生平片段》，中文版第136—137页
[94]列宁的记录载于《列宁全集》第四版各种文版的第三十六卷，他的最后几篇论文则载于第三十三卷。他的今后工作安排表和最后一篇论文转载于本书附录七和附录九。这些记录和论文在俄文全集第五版载于第四十五卷，而一些过去未曾发表过的书信则载于第五十四卷 |
四、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四、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人
在一九二Ｏ——一九二一年间，六个民族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规定得很清楚的，而是由俄罗斯联邦与其它五个共和国之间所订立的双边协定来调节的。通过这些条约在经济、防御和对外政策方面建立合作关系。每一个共和国的政府都有一套与俄罗斯政府平行的结构。在实践中由每个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来保证国家的集中方向，各个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指导地方政府，但同时又通过党的内部纪律而服从于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团结和保证苏维埃政权安全的第二个因素是军队的中央化，尽管各共和国绝对有权持有单独的军事组织。
在这里我们所特别关心的三个高加索共和国直到一九二Ｏ年才成立苏维埃——在格鲁吉亚则直到一九二一年初才建立起来——在那时它们才由红军解放出来，这是靠着地方共产党人和在这些国家工业中心占优势的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才实现的。在国内战争时期，奥尔忠尼启泽是高加索前线的军政领袖。正是他代表苏维埃政权指挥了征服高加索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战后他留在那里代表莫斯科成为党在这个地区的高加索局的首脑。一九二一年，由于提高效率的缘故，列宁要求高加索局着手三个共和国的经济统一工作，特别是在交通、邮政和对外贸易方面，把它们组成一个泛高加索联盟；党的地区领导机关更名为南高加索委员会。奥尔忠尼启泽热诚地投身于这项事业，运用他在国内战争及其以后所获得的一切经验和学到的某些方法。尽管他本身是一位格鲁吉亚人，他还是出面抵制来自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方面的反对，后者虽然同意与俄国和苏维埃政体联结起来，但却关心要保持民族独立的特征。
格鲁吉亚共产党人急于要在高加索获得普遍支持，因为在那里民族感和民族主义感特别根深蒂固，并且由于最近以来在孟什维克政府领导下谋取独立的经验——这次独立刚刚被武力所粉碎——而重新唤醒起来。因而他们比党内其它任何民族集团更加强烈地强调在苏维埃体制的框架内独立的原则。此外，格鲁吉亚人反对奥尔忠尼启泽的情况由于他不尊重地方领袖的意见的那种总督作风而更见加剧起来。到一九二一年底，反对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列宁认为计划虽然还不成熟但首先必须在居民当中着手策划一个宣传运动。[57]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受到斯大林的极力支持，他自从出任总书记职务以来政治势力日扩增——和格鲁吉亚人中央委员之间的冲突加剧起来，因为后者也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即一位杰出的中央委员马哈拉泽，直到最近以来他都偏袒南高加索委员会。马哈拉泽以他的国际主义精神而著称，这使得他在过去反对列宁所特别热衷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人们不能随便责怪他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而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总是用以指责格鲁吉亚人。
格鲁吉亚人竭尽一切努力来破坏奥尔忠尼启泽所执行的对三个共和国实行经济统一的各项措施。他们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前缘布置军事边防，要求居留权等等。[58]在奥尔忠尼启泽一边正在准备重新进攻的时候，格鲁吉亚人通过了庄严的决议，首先是由他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然后由格鲁吉亚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坚持他们的民族独立不可侵犯，这些决议的反联邦政策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虽然如此，但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奥尔忠尼启泽无视格鲁吉亚人的反对意见并依靠比较驯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袖，宣而一个联邦宪法计划，在这里允许保证各共和国的主权而要建立一个联邦政府。以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为一方，以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为另一方，双方的紧张关系更见升级。莫斯科的代表们在他们的讲话中宣称，应该“使用烙铁”把格鲁吉亚中央委员的民族主义倾向烫平。[59]
整个一九二二年中，这种顽强的重大斗争持续不已，而其反响往往波及莫斯科。这是在共和国相互关系的艰巨体制建立以来所发生的最严重事件，但并不是唯一事件，而在这个时候苏维埃国家正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显示其地位。其结果是领导人需要出来澄清国家民族政策的整个体系。一九二二年八月十日，政治局出面会同组织局成立一个委员会，为下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制订一个计划，以调整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列宁正在生病并且越来越不能理事。一些领导人显然都有些迫不及待之势，也许他们对的要达在的结论，业已有了明显的想法，因为在政治局作出决定的第二天这个委员会就成立了。委员会的成员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中包括有：斯大林、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泽、拉柯夫斯基索、索柯里尼柯夫，也许还有莫洛托夫（有一次会议是由他主持的），他们作为俄国政府的代表；代表其他各共和国的有：阿加马利-奥格雷（阿塞拜疆）、米雅斯尼柯夫（亚美尼亚）、穆迪瓦尼（格鲁吉亚）、彼得罗夫斯基（乌克兰）和切尔维雅科夫（白俄罗斯）。[60]
委员会主席当然是斯大林，因为他身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还继续留任了大约一年。他站在总书记这个实力地位，现在是能够影响由政治局建立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事实上，人们可以看出，这个特别委员会里由他的政治同盟者占统治地位，而斯大林本人起草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独立的共利和国之间相互关系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这个被称为“自治化计划”的决议使得这些“独立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这个计划也促进了俄罗斯联邦政府，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人民委员会此后将要建立所有共和国全体的政府。[61]
斯大林的计划文本被送交各个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批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个计划，因为这两个委员会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但在别处却遭到拒绝。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答复说，他们宁愿选择以双边条约为基础的现在关系体制。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乌克兰没有表示确定的态度，但我们对其原因尚不清楚。[62]格鲁吉亚人的答复则是断然的：他们反对这个计划。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于九月十五日召集会议，决定说：“认为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建议的各独立共和国以自治形式进行联合为时过早。我们认为加强经济力量的联合和总政策的统一是必要的，但要保存独立的一切特征。”[63]这个决议以一票反对而通过，它激起了奥尔忠尼启泽和他的南高加索委员会的迅速反应，后者通过了批准斯大林计划的决议，而且更有其甚者，它还运用其党组织上下级关系的权势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必须服从斯大林的命令而不要同莫斯科公开搞分歧。[64]根据同一资料来源，他们再一次在格鲁吉亚人面前制造了一个“既成事实”，这已经不是第—次这样做了：当莫斯科决定侵入格鲁吉亚而把孟什维克政府撇在一边并不照会本地共产党人的时候，正是这种情况。现在，甚至可以说在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被提出讨论之前，斯大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发出一封电报给穆迪瓦尼，要求以后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级政府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各个共和国都必须执行。这样一种新搞法当然会使得格鲁吉亚人对整个计划更加无比坚决反对。
莫斯科一旦收集到各个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反映之后，这个委员会于九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重行召开。斯大林的计划差不多为全体一致通过采纳。只有一票弃权的，那就是格鲁吉亚代表穆迪瓦尼。在逐段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给轮流主持会议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多少麻烦。只有在讨论第二条的时候，这里规定俄罗斯联邦政府将成为所有各共和国的政府，这就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乌克兰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弃权，穆迪瓦尼投反对票。事实上这个成就比实际情况更为明确，在审议次要问题时代表们的真正感受变得更清楚了。因为可能是没有人想在一般原则性危险场合违背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代表。但是当彼得罗夫斯基建议这个计划还要提交各共和国党的地方委员会即各个省委再次讨沦的时候，他的修订意见在九票当中得到了四票，他的修订案不难看出其真实意图是要搁置起来也许还要推翻原计划。在赞成票中包括有一位莫斯科的“无条件追随者”阿加马利—奥格雷，现在他也站到穆迪瓦尼一边来了，另外还有彼得罗夫斯基和切尔维雅科夫。这说明各共和国对自治化的反对实际上是多么广泛。在六票当中至少有四票不同程度地反对它。在彼得罗夫斯基的意图被否决之后，他要求在会议记录上说明乌克兰对这个计划整个说来并没有明白表态。乌克兰人的策略是越来越清楚了：他们还不敢或者不愿正面攻击斯大林的草案文本。也许他们还想摸摸底，要想弄清楚列宁的立场以及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根据历史学家里查德·派普斯的说法，十月三日，即委员会召集会议的几天之后，他们的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仍旧维持现状，即维持根据伏龙芝委员会的建议规定的他们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处于恢复健康时期的列于，对这个问题表示异常关怀，他向斯大林听取有关委员会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他于九月二十五日收到了这个汇报，斯大林把全份卷宗都送给他。列宁毫不迟疑地作出反应。第二天他就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的助手加米涅夫写了一信，而不是直接写给斯大林，他提请加米涅夫注意事件的重要性，并要求他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列宁并不是对实际事件本身感到震惊，也不是对执行计划所使用的手段感到不满。格鲁吉亚事件并没有使他那么感到关切，虽然他经常会晤事件的所有主人公，他的印象主要还是倾向于相信从他的朋友奥尔忠尼启泽和从斯大林那里送来的消息。对此，在下一个月就出现了进一步的证据。在这封信里，列宁说穆迪瓦尼是“有搞‘独立活动’嫌疑”的分子，这就是—个具有贬意的民族主义分子，但是他并没有正式重复这种指责，而另—方面他认为“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65]因此，列宁是基于原则的理由而不是根据事实才拒绝自治化计划并建议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的。他说，“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为了保证这种平等，他从斯大林的计划中把有关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段文字删掉，并建议改成这样的提法：“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俄罗斯政府并不成为联盟的政府。列宁建议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联邦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新的联邦人民委员会，俄罗斯政府本身也将纳入这个组织的管辖范围之内。由此而制订出一个计划，不久就被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发出写给加米涅夫的信——这封信必然在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中间传阅过——后，列宁从他在哥尔克的乡间住所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九月二十九日他接见了奥尔忠尼启泽，第二天他又会晤了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成员奥库扎瓦、杜姆巴泽和米纳泽，他们是由格鲁亚人派来莫斯科以反对斯大林的。列宁可能使他们大失所望，但列宁至少还是仔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行为却象是一个十分迫不及待的人。由于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并决心要造成既成事实，他不待听取列宁的意见就同所有中央委员们就他的委员们的工作结果交换意见，把这作为定于十月六日召开的下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材料。列宁的信里包括有建立一个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计划。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老头子”对民族事务委员斯大林业已获得稳定声誉的职权范围进行干预的一个毫无价值的文件。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已经肯定事情正在毫无阻碍地顺利进展中，虽然有格鲁吉亚的捣乱分子进行的眼光短浅的活动。斯大林虽然感到激忿，但并未为列宁的干预而受窘，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可能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列宁的备忘录交换了两个简短的便条。
加米涅夫的便条是这样的：“伊里奇已经下定决心为维护独立而战斗。”
斯大林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坚决地对付列宁。”[66]
这是与斯大林过去的一贯谨慎作风有点不大相同的。在九月二十七日，他又把列宁的备忘录原文送给政治局委员会交换意见，并附有自己的一封信，毫不掩饰他的意见，并公开指责人民委员会首脑的“民族自由主义”和他鼓励分裂主义分子。下面是这封信的摘记，其中我们看到了这样几段话：
“第二条。列宁对这一条的修改意见，他建议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再建立—个联邦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据我看来，不能采纳这个意见。在莫斯科要有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之一显然代表“下院’，而另—个则代表‘上院’，这除了给我们带来冲突和争辩将一事无成……”
“第四条。据我看来，在第四条的主题上，列宁同志自己倒有点‘过急’了，他要求把财政、粮食供应、劳动和国民经济各人民委员部同联邦的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毫无疑问，这种‘性急’恐怕将会有损于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而给‘鼓吹独立者火上添油’。
“第五条。列宁同志对第五条的修订意见据我看来是多余的。”[67]
斯大林对列宁的论点逐条进行批驳，往往有些流入打笔墨官司和蛊惑宣传。对列宁温和地指责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的话现在马上又回敬到他头上，并且斯大林除了指责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之外还另外就一般原则问题对他展开攻击。但是他并不止于此，估计到列宁会进行反攻，他宣布列宁犯有轻率的集中主义的过失，而这却恰恰是同所谓“民族自由主义”相反的。在斯大林的这封信中包括了他的全部意思。人们可以看出他的论战方法，对他说来策略要比其他一切考虑因素更为重要。因此他并不考虑到有朝一日他还需要再为他曾经如此尖锐表达过的意见进行辩护。在认识到他自己在中央委员会将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他就会全线进行让步，并把他的自治化计划改为联盟计划以配合列宁的订正意见。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泽和米雅斯尼柯夫签署的新的条文分发给中央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而丝毫没有提到这次新草案同过去的计划有什么差别。《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四十五卷的编者说明对于这些差别也“闭口不谈”。新的计划草案的前言部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组织局的这个决议仅仅“在措词上作了某些变动，使它更为确切”，因而它“基本上是正确的，无疑是可以接受的”。[68]
我们不知道列宁究竟有没有看到过斯大林的那封信或者由总书记修订的这个计划的导言部分。他没有参加十月六日为批准新草案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但非常奇怪的是，在开会的那一天，完全出于我们弄不清的原因，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加米涅夫，经过十五年之后这个文件才公布出来。列宁用不能算是幽默的语调写道：
“加米涅夫同志！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在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要绝对坚持由
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69]
由于列宁的威信，这个观点被人家接受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一致采纳了这个计划，并指定由一个委员会担任起草更加详尽的草案全文以便提交下次会议。穆迪瓦尼并不反对这个草案，但是他要求格鲁吉亚也象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那样作为联盟的单独成员，而不是作为南高加索联盟的一部分，后面这个意见是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所主张的。事实上，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是在纠缠个人的恩怨私仇，这是他们自己纠缠不清的。在这两个格鲁吉亚人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而别的格鲁吉亚人是错误的，列宁对这一特殊之点保持缄默只能鼓励了他们。格鲁吉来人再一次向莫斯科抗议反对泛高加索联盟，结果只是得到斯大林的粗暴答复，指出中央委员会一致驳回他们的抗议。[70]这样一来掀起了新的更加强烈的抗议浪潮，有时是秘密的，有时在公开集会上出现。在这些场合，格鲁吉亚人不断地要求和重申他们的独立立场。
奥尔忠尼启泽现在开始采用更加强硬的方法。由于有莫斯科书记处的支持，他向来就是依靠这个靠山的。他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离开他们本土，并采取组织纪律措施召他们来莫斯科听候中央委员会处理。[71]当他们从首都回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仍旧用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应付事态的发展——格鲁吉亚共和国所选派的这三位代表提出他们的报告，说明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它决定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加入联盟。与此同时，马哈拉泽和秦查泽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布哈林和加米涅夫，指望通过这种方式避开斯大林的行动。他们不久才醒悟过来，原来布哈林利加米涅夫都支持书记处。他们又受到新的指责，说他们犯有民族主义的错误，并严责他们应当服从党的纪律。另外还有一桩更加令人失望的事在等待着格鲁吉亚人。当布哈林把他们的诉怨汇报给列宁时，列宁并未看出他的“联邦主义”原则中间存在的矛盾——即他决心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对待格鲁吉亚的政策实践之间的矛盾，而立即用一种冷酷甚至激怒的态度发出一封复电：
“1922年10月21日
梯弗利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秦查泽
和卡夫塔拉泽抄送中央委员奥尔忠尼启泽和南
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奥拉赫拉什维利
由秦查泽等人签发的直通电话记录不知为什么是布哈林，而不是中央某书记转给我的，电话的口气不礼貌，这使我感到惊奇。我本来就确信，在我的间接参加和穆迪瓦尼的直接参加下中央全会作出的几个决议已解决了所有分歧。因此我坚决谴责对奥尔忠尼启泽的谩骂，坚决主张把你们的冲突以礼貌的、正当的口气交俄共中央书记处解决，而且已经把你们的直通电话记录转给书记处了。
列宁”[72]
列宁肯定完全了解他对这个事件的指示所具有的价值，他把这桩对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的指控交到……斯大林的手中！
他们的耐心是有止境的，对不能从莫斯科获得公正处理而感失望以及对奥尔忠尼启泽所发布的“放逐令”感到激怒，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们作出了一个不平凡的表态：十月二十二日他们集体辞职。[73]这却无疑是奥尔忠尼启泽所指望的。他的南高加索委员会立即指派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一些不够格但却忠驯的青年人，他们会连眼皮也不眨地接受联邦计划。莫斯科的书记处匆匆忙忙接受了前中央委员们的辞职和批准了新的任命。但是这个脓肿并没有排干。老中央委员们并不就此停止斗争。领导人的更换只是使奥尔忠尼启泽在他的本土更加不得人心。这种情况大大激怒了奥尔忠尼启泽，特别在实施联邦计划的具体措施方面进展得不如他所愿望的那样快，因为格鲁吉亚独立的战士们对之实行怠工。针对着莫斯科的意外事件、阴谋和控诉纷至沓来。
有一次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奥尔尼启泽失掉理智动手打了另一位党员，一个穆迪瓦尼的支持者。这次意外事件发生在奥尔忠尼启泽办公处的私人会晤的场合。担任列宁的副职和政治局委员的李可夫当时在场。[74]这个暴躁的“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认为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这次对由马哈拉泽签署的要求重新进行调查的抗议书，莫斯科却再也无法置之不理。[75]《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的编者坚持说他们维护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执行的路线“原则上是正确的”，并攻击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根本错误的立场”，在编者注中把这些人称之为“穆迪瓦尼集团”。虽然如此，编者们还是列举了奥尔忠尼启泽所犯的错误：他“在执行民族政策上没有始终表现出应有的灵活性和谨慎，采取某些措施时犯了命令主义和急性病，没有始终尊重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和权利。此外他又显示出在对待穆迪瓦尼集团的关系上缺乏自制力。”[76]
在这个时候，列宁才开始对情况有些焦虑了。他接到一位老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委员奥库扎瓦的来信，指控奥尔忠尼启泽是在威胁格鲁吉亚共产党人时，这才立即警惕起来。[77]当政治局要他投票表决书记处派往格鲁吉亚负责调查党内争端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名单时，列宁宁可弃权，正如我们在《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上所读到的那样。[78]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想使用这种办法以表示对这个委员会的大公无私性的怀疑，因为名单中有三个人——捷尔任斯基、洛佐夫斯基和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是由斯大林提出的。但是至少已经清楚地看得出来，他对这批第一手汇报情况的人已有所怀疑，因此他想寻求其他汇报情况的来源，以便据此作出判断。可能由于列宁业已把李可夫派到格鲁吉亚去了或者由于别的什么原因，于是便指派了李可夫。无论如何，李可夫必然也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向列宁就此提出建议。列宁对等待调查委员会和李可夫的归来越来越迫不及待，《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忠实地记述了列宁不断询问他们的旅程。
在事件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一般说明。这里不仅仅显示出执行一项政策时在原则和目的方面以及在执行方法的方面两者之间的简单和不可避免的分歧，而整个说来，这些方法现在表现出在某些领导人的头脑里不自觉地发生的客观的变化：也就是说国家的集权主义被提到最高原则。奥尔叫尼启泽的所作所为俨然是一位总督，他藐视一切法律规章制度，使用粗暴的强力反对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事实上他的对待一切事物，包括在党内他的对手，而且往往连斯大林主义者本身，也莫名其妙地按照这个要不得的术语“命令主义”办事。这些搞法已经根深蒂固变成一种制度，其基本道理并不导源于十月革命的气质。列宁主张在处理困难的民族问题上首先应该谨慎小心，周到而灵活，只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采用专断独裁的手段。他不得不任命一批能够克服反对意见的领导人，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是他本人把奥尔忠尼启泽作为一个征服者派到高加索去的。在参与国内战争及紧接着在其后的斗争中的一些代表、政委、司令员和地区书记当中，一般由两种类型的人组成党的领导。其中一类是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理论要求较为敏感并深深依恋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大部分是通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之后才参加到党内来的，特别是在移居欧洲的长期过程中。另一方面，第二个集团主要是些实干家、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更加关怀日常现实问题；在能力和训练方面他们都算不上内行；他们一般都是以前地下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没有移民们的那种经验。
这两类人在革命、国内战争和在实现列宁的理想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为这些理论家们所未曾预料的比较悲剧性和痛苦的结果，不久便出现了实干家一类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他们当中包括奥尔忠尼启泽、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或斯大林，而压倒了象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谢烈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马哈拉泽和托洛茨基。俄国现实的可怕逻辑使一些人遭致悲惨的后果，而使另一些人长期实行统治——但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也在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间的大清洗中被消灭了。伊萨克·多伊彻对一些留恋于梦想的布尔什维克和那些热衷权势者中间作了区分。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深的窘境，而这两类人中间的分裂也变得越来越清楚了。[79]
列宁本人的个性恰恰是成功地把这两种性格综合在一起。他能够把一种理想主义者忠于学说的原则同实用主义联系起来，实用主义使他不至沦为乌托邦和对学说的顽固不化的保守态度。正是这一点既使他获得力量，也构成他的弱点。这也是他绞尽脑汁劳累不堪的缘故，使得他一方面与托洛茨基共事而同时又高度重用斯大林。斯大林的步步高升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和在列宁患病期间形成的。尽管有这种情况，但事实上国内大家还不大知道他——而托落茨基则享有盛誉——，斯大林已经变成列宁之下的第一位首领，列宁是这样看待他的。在九月二十六日列宁写给加米涅夫的《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信中，特别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在这封信里列宁自庆他在决议草案的某一条上从斯大林那里赢得了一个让步。仔细研究“遗嘱”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一九二二年一年间，列宁经常会见斯大林并在每一个场合都同他作长谈。他对斯大林的信任可从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在格鲁吉亚争端事件中，整整一年他都支持斯大林反对穆迪瓦尼集团，虽然他又亲自同他们的代表打交道。但是在两人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上显示出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斯大林采取的是一种简单的、急于求成的解决办法，这样就会带来和加强实权机构。实际上看来，难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不就是其他共和国的政府吗？确实，它将正式成为全联盟的政府。这是怎么回事呢？从斯大林的计划第六条可以找到答案：“本决定如经俄共中央赞同，不予公布，而作为通令转发给各民族的党中央，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召开前，先通过上述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按苏维埃程序予以贯彻，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80]
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用“通令”的形式，即通过一纸命令，把它的决定强加给民族中央委员会，要是后者不执行的话就要受到纪律措施的制裁，于是中央委员会的愿望后来就庄重地被宣布为各共和国的愿望，斯大林的计划的重要性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把一个事实的情况变成一种法律的情况。另一方面，列宁则不单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考虑行政效率，而是在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即运用他多年来阐发的一些原则。在他的这封信中，他说——对于他的真心诚意勿庸怀疑——，他不愿破坏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而要在宪法的体制内创立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联盟”。
当然，列宁也关怀效率，而使用的解决办法还必须巩固国家，但是在他看来少数民族的整个问题只能慢慢解决而不能强力压制。国际主义不能作为集权主义的牺牲品；同时还必须反对作为沙皇国家特征的强力压制的传统。由于不断在头脑中保持这种决心，列宁的联盟计划表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在这个计划里要考虑到联盟的联邦性质，这些原则就是保持各共和国的权利、独立和它们的各自民族感情。他所建议的体制是要保证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施展其侵犯的权力。为了在苏维埃条件下能够实现这个计划，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持有这种愿望、信念和权力，使其肯定不致让建议的体制和持证在事实上成为一纸空文，不管从相反的方面带来多大压力。同时有必要使各共和国首先是地方共产党人能够在党内从法律上和从体制上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不致承担风险立即受到进行“派别活动”或者“违反纪律”的攻击。如果列宁的建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末党的内部组织就要有所改变。下面我们将看列宁怎样面对这些改变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些改变。
在斯大林方面，他认真声明联盟计划的新版本只是在某些细节上同他自己的原计划有些出入，他说他的决议原案也“基本上是正确的，无疑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他承认，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国家的真正利益将占上风而联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起着他所期望的那种作用。在这些条件下，斯大林便认为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对列宁纯属在纸面上作出让步。无论如何在他看来，这个布尔什维克计划的原则和实践之间并没有什么离析。至于在列宁方面则变得越来越警惕到这样一种曲解，他认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负有部分责任，因此他必须防止事态的发展从他原来的意图走得太远。
[57]有关苏俄与各高加索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民族问题详情可参看里查德·派普斯的《苏联的成立：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917—1923》，美国哈佛大学山版社，1954年版，第5、6章。
[58]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4页。
[59]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4页。
[60]据《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所的编者注（《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522页注文）。
[61]斯大林的计划转载于本书附录一。
[62]《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522—523页注文。
[63]同上书，第523页。
[64]前引派普斯的《苏联的建立，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1917—1923》，第271—272页。
[65]列宁的这封信已载入本书附录二。
[66]波斯别列夫等编：《列宁传》，莫斯科，1966年，英文第二版，第525页。（中译者按：中文版及其所据的俄文1960年原版的这一章节，对于涉及到列宁与斯大林意见分歧的许多地方，作了大量删节。例如，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创立者”这一节，旧版只有不到四页的篇幅，而新版（俄文版、英文版）则约扩增了一倍。
[67]托洛茨基在所著《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第66—67页转引了这封信。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没有重新发表这封信，但承认有这么—封信并承认斯大林指责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中译者按：斯大林这封信的译文，载于人民出版社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3辑。)
[68]《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525页注文。最后决议本文转载于本书附录三。
[6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34页。
[70]派普斯：《苏联的建立》，第274页。
[71]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49页。
[72]《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273—274页。
[73]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3页。事实上在十一名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九人辞职。
[74]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75页。这个事件大概是发生在十一月底。
[75]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2页。
[76]《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597页。（末句系据英文版译出，与原文稍有出入。——中译者）
[77]派普斯：《苏联的建立》，第281页。
[78]《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三辑，第143页。——中译者。
[79]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第73页。
[80]《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524页注文 |
三、列宁的威望减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三、列宁的威望减色
从国内战争过程中一点一滴形成起来的难以对付的行政机器是布尔什维克胜利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可是不管列宁怎样经常地和怎样强烈地批判它，他还是要承认这部机器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他宣称，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间所取得的胜利，要是没有建立军事的国家机关则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还补充说，这“是一件伟大的崇高的事情”。[40]但是俄国那些日子的历史是迅速谱写下来的，并且接二连三地发生危机；一个有利的因素不久就成为一个祸因从而带来苦果。战争的后果也影响到党的领导方面的个人。不久以后就可以清楚看出，有些人已经上升到统治集团里，而有些特殊类型的领导人在他们中间又成了占支配地位的主要人物。他们当然懂得怎样才能成为严格的和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组织者，他们也懂得怎样显示出不需要过分拘束地就能够运用一种战时专政赋予他们的众多权力。因为对于他们所需要的正是不惜代价和不问情由或者毫不犹豫地赢得胜利的能力。
战争的结束并不使形势顿时松驰下来。只有在以后的两年间才意识到一个新的时期业已开始。新经济政策的建立是为了免遭灾难而出现的一种紧急措施。因此，十分自然地在相当时期里，政府机器仍要象过去一样运行。只是在国内战争之后才作出决定取缔派别活动，这个事实清清楚楚地说明，当前的一般心理是在为谋求生存而斗争。有一些人从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退了出来，转移了。他们当中包括有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烈布里亚科夫——这三人都是未来的左翼反对派成员和斯大林清洗的未来牺牲者。重要的是卡冈诺维奇、乌格拉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莫洛托夫都晋升到最高地位。他们都是未来的斯大林分子，他们全都属于现实主义的务实派一“帮”。[41]
除了党以外，国内战争给国家留下了另外一个虚弱不堪的国家行政机器。其它一切都需要加以改造和重新考虑。但是行政机器，而且现在还有党，较之过去更加朝向越来越坚决的专断方面发展。毫无疑问，起初的时候这种过程是符合列宁的愿望的。但是久而久之，出现了一些有时为他所不理解而有时又违背他的意愿的趋向，要反对这些趋向在他却又力所未及。因为经过三年战争、奋斗、操劳和忧虑的惊涛骇浪的岁月，列宁病倒了。
到了一九二一年底的时候，列宁身患重病因而不得不作几周的休养。在第二年的上半年，他的工作能力减退了并且情况不断恶化。然后突然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严重中风：他的右肢瘫痪了，他的口齿失灵，有时完全不能说话，他的恢复进展缓慢而且倦烦。列宁后来告诉托洛茨基说：“您知道，我甚至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我只好什么都从头学起。”[42]他的坚强气质再一次拯救了他，但是直到十月二日以前他并没有恢复工作，并且他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他所显示的疲劳和痛苦的病态，他经常不能出席会议，以及他最后一次中风的沉重打击，都不会逃过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员们的眼目。于是毫无疑问在领导人的狭小圈子里现在公开讨论继承人的问题。列宁的病后首次公开露面对他说来是经过很大努力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讲台上看到他的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对此说道：
“那些第一次看到列宁的人说，‘这还是那同一个列宁啊！’但是另外的人却可能没有这种想法。代替他们所熟悉的生龙活虎般的列宁，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受到瘫痪严重影响的一个病人，他坐在那里的姿势一动也不动，他的整个形象酷似一部机器。他的本来那种简明、流利和充满自信的演讲，现在变成吞吞吐吐、结结巴巴的台词。给他当帮手、协助他执行任务的问志也搞得很糟；拉狄克把他挪到一边，自己坐到他的位置上。”[43]
重新回到公开生活中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十二月十三日，列宁再次病倒，而这次不得不永远退出公开活动。因此显然他在一九二二年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是很有限的。重要的事实是，应该记住如何去了解在苏联历史中起着如此关键性作用的一个时期。由列宁创立的政府机器，与其说是由预谋策订的不如说是环境条件的产物，在没有他的参与下仍旧继续活动。他在政治局的同志们逐渐习惯于作出自己的决定，从而体现了独立的精神，也就是在没有“老头子”在场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仍旧以过去的经验和实践为基础。
一九二二年初，列宁接受了也许还是由他自己建议任命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职务。这个职务本来并不是象后来变成的那样重要，但是经过—年之后其重要性大增，也许使列宁本人都感到震惊，而列宁因病不能工作对要此负主要责任。由于列宁不断丧失工作能力，于是他就越来越不能指导事务了，斯大林便轻而易举地巩固地位，并且往往是违背列宁的。在斯大林的周围有一批他自己挑选的人，一个阴谋小集团，这是在国内战争中业已形成的。政治局的某些成员甚至还没有发觉这一点。但是所谓“对外贸易”事件的考验发生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变得很清楚了，而格鲁吉亚冲突事件则更加使问题复杂起来。在这两种情况下，列宁都要反对他的同事们以维护自己的立场，而它们都反映到当前政权的问题上，这时政权的最高首脑威望大减。
一九二一年年底，在里加谈判中苏维埃代表米柳亭答应将取消对外贸易垄断的时候，垄断问题变得特别尖锐起来。[44]不知道是谁指示米柳亭这样做，但是看来党内领导人大多主张按照新经济政策的一般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弗鲁姆金及其一些人怀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有效地处理国际经济交换的能力，并急于尽快进入这种交换领域，因而主张或者放松垄断或者完全予以废除。斯大林也赞成这些论点之一。但是列宁认为这是一桩重大错误，是对国家利益的不能容许的侵犯。按照列宁的意见，允许外国出口商同国内的私商即耐普曼直接接触不但是不明智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这样一来，“外国人就将以任何价钱把什么东西都收买过去运回家乡。”但是，最有力的争议涉及到俄国的真正社会基础也就是农民。走私犯毫无疑问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破坏贸易垄断，支持放松垄断的人坚持这一点。但是按照列宁的说法，他们只不过包括一小批专门走私的人，那却是另外一回事，“而保卫自己并同企图夺去他们‘私人’利益的政权作斗争的全体农民又是一回事。”[45]
列宁进行反复论证，以求劝说中央委员会相信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只有严格维持垄断才能医治国家的虚弱经济。人们应该考虑到外国人会出很特殊的价格，更不用说在国际市场上对于他经营俄国农产品是非常有利的。稍许打开防御大门就会导致破坏业已虚弱的本国工业，并将有助于使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和俄国商人为一方，与俄国农民群众一方结成同盟，联合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三月间，列宁的论点看来业已获胜并且已颁发一系列法令来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然而事实上这不过是暂时的休战而已。列宁不安地认识到政府人士和中央委员会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谋求解决办法，决定不断地制订新计划进行立法上的修改。这些翻来覆去、模棱两可的频繁搞法，大大损害了苏维埃贸易代表在他们同外国商人谈判中的立场。当时派驻柏林的克列斯廷斯基曾就此向列宁作了汇报。外国人以为对外贸易垄断就要废除了，因而宁愿稍稍等待，直到他们能同私商直接接触而不情愿同苏维埃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觉得对于后者有些情况是摸不透的。列宁感到深为烦扰并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重申对外贸易垄断的原则，并立即撤销一切具有相反性质的计划。[46]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才发现了总书记根本不同他站在一边，并越来越顽固地肯定他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在列宁写给他的信上加批了这样的话：“我不反对在现阶段‘正式禁止’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方面的步骤。但我仍然认为，放松将是不可避免的。”[47]政治局于五月二十二日采纳了列宁的论点，但是在他经历第一度中风瘫痪打击之后，长期不能参加工作，反对垄断派终于赢得了胜利。在列宁恢复工作之后的不多几天，在十月六日举行的一次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索柯里尼柯夫主张大大降低国家贸易垄断的论点由全会批准了。列宁在病中不能出席会议。他感到这个决定是对他个人的打击。他又象平常一样投身于翻转中央委员会这个决定的战斗，并开始为召开下次全会作出准备。
首先他要使中央委员会把这个问题列入下次的议程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分别写信给一些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一些政府高级干部。他会晤了斯大林和其它领导人，他向政府中比较重要的负责人进行活动，往往用十分审慎的方式以谋求支持。在他恢复工作以后，这些活动占去他最大部分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十月十一日列宁寻求托洛茨基同他站在一边，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两天以后，他向政治局发出一封紧急函件，以断然的语调要求推翻这个决定。政治局被迫作出让步：决定把列宁的要求提交中央委员会表决。斯大林再一次在列宁的信件上加附了一张便条：“列宁同志的信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即认为……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48]可是，最后他作了让步，正象其他大多数中央委员一样，同意对这个问题重新审议，“因为列宁同志坚持要进行修订”。于是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人同意接受列宁的“最诚挚的要求”，这使他得以在下次会议之前组织他的支持者，并对中央委员们“做工作”。但是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他知道自己不能参加下次全会。在获悉托洛茨基也维护垄断政策时，便于十二月十二日向他提出建议两人应该联合力量。托洛茨基立即答应了，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他的一个老意见，即特别是在调整对外贸易方面必须加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列宁情愿把这个次要问题放到一边，因而表示他准备作出让步。在达成了原则协议之后，列宁以越来越激忿的语调坚决要求，不管他们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题目上有什么分歧，托洛茨基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维护他们的论点：“不管怎样，请您务必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49]在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之间，他们两人相互交换长信，同时他们也与其它一些重新同意列宁论点的政府高级领导人通信（与此同时，必须记住，列宁正在计划摆脱他在政府中担任的各项职务）。他们已协商好，如果这项意图失败的话，他们将把这个问题提交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共产党的党团组织表决，随后再提交党代表大会表决。
十二月十五日列宁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同志：我认为，我们完全谈妥了。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在附言中他又补充说，他强烈反对任何旨在撤销和休会延期重新辩论的企图，借口他在患病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需待他本人能够与会时再行讨论。“……因为拖延不决就要使我们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的政策完全稳定不下来，这更会令我一万倍地感到焦虑。”[50]同一天，在写给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们的信，他宣布：“我已经就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同托洛茨基达成协议”[51]
在中央委员会和在政治局里，继承人的问题暗中吸引住了各个领导人。托洛茨基由于列宁的缘故而占优势，但却只能在列宁当初流放时的老伙伴和老的地下斗士当中引起更大的嫉恨。在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眼中，托洛茨基只是一个傲慢和难以忍受的外来者，在看到列宁的信之后靠拢得更紧。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未来胜利者的形象在这些日子里开始出现在他们面前，这只是由于他们都共同憎恨托洛茨基并决心把他排斥出权力范围之外。[52]事实上列宁在他的一封信的另一段附言中，就重申他讨厌任何休会延期讨论的意图，他肯定说：“托洛茨基将和我一样坚持我的观点。”[53]这样的说法必然会增强紧张气氛并在政治局里面散播互不信任和嫉妒。
中央委员会在十二月十八日举行的一次全体会义上宣布它原来的决定无效，这个决定曾经使得列宁如此焦虑不安。斯大林在这方面作出了让步。这已是他一贯采取的策略，当他感到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时便行退让。现在卧病在床的列宁为他取得的成功而高兴并向托洛茨基致以热烈的祝贺：“好象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54]这封引起斯大林丧魄失魄的信带来的后果随后就越发清楚起来。现在我们就只好就这场“垄断问题之战”作出简短结论。
首先是我们可以说，尽管列宁长期以来憧憬着实行新经济政策，可是他还是警觉到苏维埃政权面前所出现的危险。要是不对农民作出让步就不能达成工农联盟，但是另一方面，要是不维持一定的其它安全预防措施也就不能作出让步。因此在对外贸易方面就不能允许有自由。这种自由将使国家丧失对价格或者对农民生产者的控制手段。农民并不需要享有政治自由：“没有它（指资本主义——中译者)，农民就无法生活，无法耕作。但没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敢肯定说，俄国农民是可以活下去的”。[55]列宁在这方面既不想诱惑任何人也不想进行蛊惑：“……我们不许诺任何自由和民主。”[56]必须注意到这种否定提法清楚地显示出其暂时性质，那只是在战争威胁存在的时候和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完全保证不受外来攻击的情况下才能应用。
第二点就是有关对外贸易事件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关于列宁的领导性质。我们可以看得出米，列宁的意见和建议并不总是自动就被人采纳的，他往往必须维护这些意见来反对其他领导成员，虽说列宁本身拥有固有的盛誉而其它领导人在当时确实结成一伙；特别是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但也还有其他中央委员，他们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度并试图争取大多数人的通过。列宁也象别人一样，他也需要寻求支持、想方设法劝说别人接受他的建议，这样他才能保证使这些意见最后获胜。由于他享有崇高威信，他还具有谋士的才能以及游说的天才，因而在遇有带原则性的问题在关键性时刻，他确实往往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占优势。如果在必要时他甚至不惜把支持他的论点的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法如果有人敢于对他提出指责的话，那可以认作是在搞派别活动。可是，要是没有取缔派别活动的活，这些方法看来也是完全正常的。人们往往把列宁称作“俄国的主宰”。我们应该补充说，他并不是党内的一个独裁者，而是党的领袖。他的领导地位并不是无可争议的和没有竞争的，因而需要他在思想和组织方面进行不断的努力；他必须谨慎从事好象他每一天都能重新肯定和重新获得这种地位。
一年的生病当然并没有使他的威信完全丧失，但是这却使他对事务的真正支配力量有所削弱。反对列宁变成了肯定自己的一种手段，因而斯大林在上面分析的这一年间巧妙地利用了它。事实上他经常使用这种手段，远远比近来一些苏联文件发布以前人们所认识的更为频繁。当列宁发现自己在某一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而他认为这个问题具有基本的重要意义，于是他便寻求托洛茨基的支援以反对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他正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才转而去找托洛茨基的。我们所要进行探讨的第二种冲突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些现象。
[40]《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7页。
[41]可是乌格拉诺夫在最有成效地帮助斯大林击败左翼反对派之后，于1928年成为一个布哈林派。
[42]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纽约1930年版，第475页。（参看华东师大出版社中译本第524页）
[43]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列宁时代的莫斯科》，巴黎，PierreHoray,1953年，法文版，第231页。
[44]《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482页注文。（中译者按，“里加谈判”指1921年10月28—31日在里加举行的波罗的海经济会议。）
[45]1922年3月3日给加米涅夫的密函（《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245—249页）。又1922年10月13日写给斯大林的住（《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38页）。
[46]列宁给斯大林的这封信写于1922年5月15日，直到1959年才公布。（《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376页。）
[47]《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519页注文；又第十卷，第581页注文。
[48]引自神齐耶娃：《回忆列宁》（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4版），第28—29页，斯大林的信件见本书附录四。
[49]列宁就垄断问题给托洛茨基的信写于12月12日。同一天托洛茨基写了复信。第二天列宁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肯定他们在垄断问题上的协议，但表示对国家计委问题上持保留态度。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纽约1937年版）中发表了这些信(第58—63页)。在《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四十五卷和第五十四卷中收入了这些信，但还有一封在托洛茨基书中刊载的没有包括进去。
[50]《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0页。
[51]《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四十五卷，第338页（中译者按：俄文第四版和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16页删掉了这句话）。
[52]这里并不打算研究在列宁病中托洛茨基同政治局其他委员之间的关系。在伊萨克·多伊彻地《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卡尔的《1923—1924年的空位期》和R.V.丹尼尔斯的《革命的良心》（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版）的相应章节里，有详尽的探讨。
[53]《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5卷，第339页。（中文版，参看第33卷，第416页给斯大林转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信，第四版只收录了第一封信，第五版增补了同一天的另一封信。《列宁文稿》中文版未译出后一封信。——中译者）
[54]《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2页。
[5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77页。
[56]同上，第三十二卷，第482页。 |
答奥尔曼（詹姆斯·劳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答奥尔曼
詹姆斯·劳勒
为了证明马克思是站在他一边的，奥尔曼从我的文章“作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中引用的马克思的一大段话推断出这样一种主张，即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合作生产”必须“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管理国家的生产”。在对苏联经验的事后的认识中，把这段看作意指某种与苏联的中央计划相类似的东西是很自然的，这种中央计划是由计划者精心设计出对一个庞大的生产体系的要求而无须市场的任何决定。但仔细考察一下马克思的这段话就可发现，它与奥尔曼的解释有重大的不同。马克思认识到，在无产阶级政府夺取政权和根据共同计划的共产主义生产规则能够建立起来之间，工人阶级“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强调，自觉管理的生产的建立不是某种“由人们的法令”引出的乌托邦。这段话与我对《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的详细分析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强调，根据共同计划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劳动群众本身还没有能力这样做，而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受过教育的计划者。
因而，在那段更长的引文中，马克思并没有像奥尔曼的摘录所言的那样，说“合作生产”必须由共同的计划来管理。他说的是“合作的社会”本身将根据共同的计划管理生产。这一说法是我的论证的裉据，这一论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中央计划者决定生产的本质的社会，无论计划者是多么民主地得到信息，而是直接生产者本身决定生产的本质的社会。只有经过长期的转变，才会出现使这种由生产者本身直接自我管理他们自己相互依存的社会生产成为可能的物质的和心理的转变。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建立中央计划委员会去做这件事简化了包括市场在内的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只有这复杂的发展过程才能导致直接生产者本身合作地计划他们自己的生产。
马克思明显地强调了这一看法，即在根据共同计划的生产成为可能之前，一个“长的”转变时期是必要的——好像他实际上在担心“空想家们”会想要在短时间内“根据人们的法令”做这件事。我已论证过，正是在这一中间时期，社会主义的市场生产将是必要的。在我的论文中，我区分了这一转变时期的两个阶段，一个是资本主义生产继续存在的阶段，另一个是工人拥有的合作企业居支配地位的“纯粹的市场社会主义”的阶段。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出现在这一时期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创造一个中央计划的制度。它是过渡时期的政治形式。它不是共产主义的中央计划的建立，而是在资本主义企业继续与“社会主义”企业竞争期间，和在资本主义企业已不存在，可合作企业仍在像资本主义模式那样的东西中运行时(我在这里表明了这一过渡的第一阶段的结果）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当“共同的计划”在共产主义社会成为可能时，国家已基本上消亡。
奥尔曼对这一见解的反应是什么呢？一方面，他似乎是承认在社会主义政府掌握政权后继续存在市场生产的必要。另一方面，他以一种全然否定的方式看待这一时期。它“为异化所淹没”。他问我这样的市场生产如何可能为共产主义作准备。但我就没权利问他这同一问题吗？因为他也说在资本主义后应有市场。有助于澄淸马克思的根据共同计划生产的概念，我想第三次回到马克思对工厂法的分析。我们记得，十小时工作法令是“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即资本的法律，资本家的法律）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屈服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是如何规定后者的？它存在于“由社会预见控制的社会生产”。英国议会没有或没有直接的工人代表，然而，由它通过的这一法令却超出了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显示了为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对社会生产的自觉控制。这一法令，这一“游戏的规则”，被马克思视为社会控制的一个例证。我们没有必要等待遥远的共产主义的未来，因为一定程度的自觉的社会控制会使它出现。这种社会控制正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中迟缓而曲折地出现，它是由趋向产生其自我否定的资本本身的必然性引起的。
早在19世纪中期，资本的“漩涡”（引用奥尔曼在“答劳勒”一文中的用法）就在产生一股逆流，一种趋势绝对相反的漩涡。一种可称为社会的逻辑第一次压倒了资本的逻辑的东西。因而，去实现一个完全没有市场的社会是不必要的，因为会出现社会对其生产活动的某种重要的控制，出现社会对其异化了的力量的某种重要的重新占有。奥尔曼说我没有指出为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作准备的资本主义的“因素”。但这种认识的重要性不是奥尔曼要说的东西。它不是或者是市场生产或者是中央计划的问题，而是一个动态的混合物的问题，在这一混合物中，社会控制——那种社会的必然性——将在继续存在的市场生产的环境中成长。
社会主义者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是，是否提出一个没有市场的“中央计划”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立即实现的目标，或者说，社会主义的政府是否继续允许市场生产，同时提倡所有制形式的根本性的变革（例如，提供就业的社会性工作，促进合作社和各种形式的公有制）和新的“游戏规则”（减少每周工作的时间，增加失业救济金和扩大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等等)。遗憾的是，奧尔曼没有接受我提出的妥协，而我把这一妥协看做是基于我们的共同立场。让我们姑且满足于五十年左右的市场社会主义，并且充分利用它。但他也许会更为坚决地论争说，市场社会主义比起资本主义几乎没有任何改善。我猜想，他实际上认为它可能吏糟。他认为，只要工人继续为出售而生产商品，那就将同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仍然存在同样的生产的社会本质的盲目性，存在同样的对物的崇拜。与马克思相反，他也许还会说，十小时工作法只是资本的规定，因为它是市场生产的规定。
在这一问题上需要辩护的主要思想是有关“辩证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新的社会正在产生的思想。资本家们通常称赞这一新社会的人道主义因素。但这样做的并不仅是资本家。我不是说强加于资本的盲目发展的规则是社会逻辑的逆向的表现，而是说“虚无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进步的改革中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看到的只是资本的狡猾。一方面，尽管奥尔曼遵从马克思的辩证的方法，但他的资本的漩涡的逻辑的思想似乎又损害了这一遵从。另一方面，尽管他承认在社会主义的政府掌握政权后市场生产还应继续存在，但他对这一市场社会主义的阶段没有提供任何辩证的进步的理解，并想要尽可能快地摆脱它。
奥尔曼说我没有表明市场如何才能被制服以致构成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真正过渡。也许我一直说的还不足够淸楚。我先说的是十小时工作法，它限制了工作日的时间，限制或禁止了童工，等等。我接着说的是福利国家，它为劳动人民提供了健康、教育和福利，而不论他们的收入如何。如果我们能做这些事，我们就在制服市场，把它的活动从一个盲目的过程变为一个由社会逐渐控制的过程。这些成果在资本主义下已经取得。为什么市场社会主义不应描绘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呢？在奥尔曼看来，我对失业者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他们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再加之经济危机，肯定会继续存在。我在这里应遵从戴维·施威卡特.他已详细阐明了这些问题。一个由合作社构成的社会将不会出现像资本主义中那样的危机，或至少不会出现那样深刻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工人的工资将被减少以使最大的利润归于资本家，这将导致生产和有效需求之间存在系统的背离。但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利润基本返还于工人本身，即返还于大多数的消费者。至于失业者，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政府将必须对这一可能发生的事情建立“游戏的规则”。民主的政治将决定这些规则将是什么。它们同当前美同资本主义下的规则相比应宽厚的多，但也不应宽厚到使工人在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生产中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无关紧要的程度。只要劳动还不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只要大量工作的进行还是为了钱，即使是以“劳动券”这一弱化了的形式，对没能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某种惩罚就将是需要的。正如我在谈到严格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时提出的，.当更自觉的调节生产的手段发展起来时，失业问题，无论多么暂时，将最终成为一种过于严酷的或愚笨的惩罚。
奥尔曼问我如何预见向充分的共产主义的过渡。实际上，正如奥尔曼对我理解的那样，我没有论证“纯粹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向“充分的共产主义”的过渡。我遵循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主张，根据这一主张，紧接其纲领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被描述的过渡时期之后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因此，问题应该是我如何看待从“合作的社会主义”——即合作社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我在我的论文中提出的过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与资本集约的作用造成的不公平的市场报酬问题相连的。在资本主义中，大的企业赚取利润是基于它们的全部资本，尽管体现在机器和其他形式的“不变资本”中的“死劳动”是不产生剩余价值的，马克思已经论证过，只有现实的工人活劳动才产生剩余价值。然而，市场机制能使这种企业的资本家得到与他们的全部资本，而不是与投资于活劳动的可变资本成比例的利润率。在资本主义中，资本拜物教使得这种与全部资本成比例的间报似乎不仅是必要的（如果回报仅是基于剩余劳动，谁还愿意投资于资本集约的产业呢？），而且是公平的和公正的。
然而，在市场社会主义中，资本集约产业的利润会在相对少量的工人中分享，这种报酬方法的不公平很快就会显露出来。为什么一些工人仅是因为他们在资本集约的产业工作就应得到特别高的收入？一个民主选举的工人阶级的政府是不能容忍这种大的不平等的。这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在克服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道路上创造的进步这个方面的好例子。我在我的论文中提出，对于这一要处理的情况，一种“突然的”方式是国家通过所得税去重建一种更大程度的公平。在对这一中间的或间接的国家收入再分配制度做全面调整的时期之后，叫更直接的“按劳”付酬的方法的过渡似乎就既是正当的又是可行的。过早地强制实行这种社会化的劳动报酬，会有使劳动者丧失对劳动所有权的直接或具体的意识和对劳动成果的兴趣的风险。
合作社的成员极为关注他们的产品是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依靠。然而，在“社会主义的”纲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中，劳动者因他们的劳动是否产生了某种由需求决定的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而被付酬。如果报酬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劳动的成果，那劳动者要保持对劳动成果的关心就需要更高的或超出一般水平的对社会利益的适应。然而，合作制度的成功发展应产生一系列好的转折，这可能包括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或施威卡特所说的投资资金的社会化不同的报酬税收政策。我提出，这些好的转折和报酬的社会干预的影响将逐渐接近“根据劳动”的社会主义的财富分配。就某一点而言，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将似乎是对实质上取得的事实上已经生效的相同成果的一种更有效或更简单的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由全国性的民主政策促进的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的”意识，这时将已形成。但过早地强制实行按劳付酬的方法很可能会产生那种反映在苏联工人格言中的出名的僵局：我们装着去工作，他们装着给我们付酬。
我论证过，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将存在弱化了的市场生产，即使从这一概念的完整意义上讲不应被叫做市场生产。工人的收人将不直接取决于他们企业的利润，而取决于他们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然而，他们将仍然为了某种类似钱的东西去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本身去工作。无论怎样受限制和被人格化，劳动券或凭证仍具有首要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证明这一阶段的生产是被异化了的，尽管同以前相比要少的多。但这种被异化了的生产是克服异化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对工人而言，在有可能为工作本身而创造性地工作之前，他们必须先为钱而工作。
对共产主义下将存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最有力的反驳是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相连的，即在它的成熟的发展中，其内在本质是“自由劳动”的社会。无疑，对于社会将创造出满足“必然王国”很多基本需要的基本自动化的生产机器而言，最终必须存在那种专家的（或精英的）计划。但这种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将只是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的前提，自动化生产将解放这种构成“自由王国”要素的创造性的劳动，它将不听从任何人的计划而只听从工人本身的计划，工人们将自觉地相互合作而无需买和卖的中介。随着基本上是自动化生产的相互依存的综合企业和自由合作的经济、创造性劳动这两方面成分的增长，市场生产的范围将逐渐缩小。戴维.施威卡特不无道理地提出了一种中间形式的“共产主义市场生产”，在这一形式中，工人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但继续得到货币，货币不是作为工作的动机，而是作为工作的报酬——这非常像康德看待他的“至善”中的责任和幸福的关系。通过货币分配一定的商品继续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是必要的。但可以肯定，到了二十四世纪，与“星际旅行”中的吉纳·罗登贝里（GeneRoddenberry)的规划相一致，货币经济将彻底消亡。
在批判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所做的解释的准确性时，奥尔曼提到了在我的文章中引用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恩格斯说到了马克思的“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的策略。奥尔曼首先指出，恩格斯要求将一定的农业地产转交给“在社会监督下”的农民。这是意指苏联模式的“包罗万象的”中央计划吗？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由社会预见控制的社会生产”并不意指基于这种细节水平上的计划。它意指的是制定游戏的基本规则，例如，土地是否可以出卖，或能否存在雇工，而不是应饲养多少头猪。我论证的基本点是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策略的前提条件是市场生产的继续存在。
恩格斯1847年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他的冋答是毫不含糊的：“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1]恩格斯多年一贯坚持这一主张。在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它1891年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起草的纲领草案的评论中，恩格斯称赞了下面这段话：“社会民主党与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种把国家置于私人企业家的地位，并把双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枷锁强加于劳动者的财政国有化制度。"[2]恩格斯仅仅问道，是否有可能坚持纲领的其他要点，要求免费的法律和医疗服务，而无须某种政府的行动计划。
让我们现在回到关于资本主义“漩涡”的逻辑（其最为充分展开的论述是在奥尔曼的“答劳勒”一文）的争论。马克思论证说，资本主义有一种内在的扩张的趋势。但这不是说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扩张。在工人获得较高的工资时，这不是资本的扩张。在工人贏得周工作日的缩短时，这也不是资本的扩张。资本家对延长周工作日和减少工资感兴趣，以便去扩张他们的资本但在一个工人拥有他们自己企业的经济制度中，人们可以假设，这种拥有者将有一种强烈的刺激去增加他们的“工资”和减少他们的劳动时间。
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者论证道，这样一种制度将是极无效率的，因为工人自然的倾向是对自己宽容。但奥尔曼争论说，只要竞争的生产制度继续存在，资本的逻辑就将起作用，尽管在已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的地方。在工人成为他们自己的资本家的地方，奥尔曼似乎暗示，为生存的竞争将迫使工人为更少地赚钱而工作更长时间，同时把他们的收人再投资于工艺的提高，以便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为廉价地生产。在资本主义下，工人反抗这些所有者尽可能快地积累资本的倾向。但在工人作为自己的资本家的合作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奥尔曼也许在暗示，资本主义的“漩涡”可以将整个制度吞没到自己造成的禁欲和被迫工作的噩梦中，而没有抵销的力量，没有相反的“社会逻辑”去抵制这种向全然资本的逻辑的地狱的下降。
然而，以这种方式去说明问题就已经是要解决它。奥尔曼想知道市场社会主义如何克服商品生产拜物教。刚刚假定的方案，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市场社会主义对资本内在逻辑的不合砰的揭露，比能在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下的揭露，是如何更有效的绝好的例子。虽然工人和资本家与它的斗争超出了工资和工作时间，并满足于某种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道路，但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把非做不可的事说成出于好心才做的，声称这一中间道路是资本主义的仁慈与通情达理的证据。然而，当资本家已不存在，而工人作为自己的资本家时，纯粹的资本逻辑的非人道的荒谬性是公开的了。
当工人本身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所有者时，对他们将如何管理它的问题不应做抽象地一劳永逸地回答。跟随我勾画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我们应着眼三个问题：（1)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合作工厂在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通过斗争而产生；（2)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问题，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的政府积极地推进合作生产的出现，使其与资本主义企业同时存在;(3)过渡时期高级阶段的问题，在这一阶段，合作工厂居支配地位。
(1)工人所有的合作工厂的出现是由于社会的逻辑，即使它们作为一种正在出现的社会发展的形式，仍然受到而且必定受到旧的资本的逻辑的影响。工人控制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目的是最适宜地重新占有他们的产品，或最低限度地避免导致失业的社会原因。事实是，只要其他情况相同，他们在生产上可以比他们的资本主义竞争者更有效，这源于来工作是为了自己的更大的动力，来自他们共享合作劳动资源的更为明智的特性，来自减少了的用于纯粹纪律监督上的需求，等等。因此，合作工厂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常常可以进行有力的竞争，这表明，如同奥尔曼所承认的，生产并不需要一个特殊的资本家阶级。
但如果合作社的工人决定以比与其竞争的资本主义产业中的工人通常的工资更少的数额去工作怎么办？也许资本家的积累的狂热将传染他们，而他们将为资本主义部分中的工人树立一个坏榜样。工会也许为此而对合作社产生怀疑。为得到来自工会（和市政当局、进步的国家政府，等等）的对资本主义环境中合作社的至关费要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支持，合作社可能同意制定最低的工资水准，以及其他社会生活必需品的标准。
(2)社会主义政府通过民主选举而掌握政权，因为它提出了一个现实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社会主义的政党，一个或数就个，将取得成功，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能够表明作为一种替代物例证的现存的合作社，以及抵制了这样一种漩涡的所有制的现实形式，在这一漩涡中，国际公司加速转向別处，或转向其他相称的作为继续存在条件的敲诈集团。由于公众希望的推动，革命的纲领可能要求把这种公司交给他们的工人，并按照第五修正案的要求付给公平的价格，但要在多年的社会补助金和社会成本被扣除以后。此外，社会主义的政府可以提出一个使对现存经济的破坏降至最低限度的过渡性的纲领。在这一问题上，正如我已解释过的，马克思的理解比施威卡特提出的意见更具渐进性，后者提倡把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后立即建立的完整的制度。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意在提出一种实验，在这一实验中，沿着例如由施威卡特表明的那些东西的路线建构的合作社的部分，逐渐建立的并受到资本主义产业的检验，它就会更有吸引力。
奥尔曼提出，在市场社会主义下，由于资本对工人施了魔法，工人将为资本的逻辑所迫使去更为廉价地工作以相互竞争，什么都不愿付出，但什么都想得到。在这一点上，合作社的成功也许是与合作社的工人与资本主义产业中的工人之间的劳动者的团结相连的，或是与一地方城市中为维护地方产业而斗争的市民的团结相连的。当然，由于自觉控制社会生产的社会压力，一个工人的政府必须以管理合作社活动所依条款的法律来巩固这种团结，就如同资本主义下的政府以前做过的那样。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提出的方案中，资本漩涡的加剧是由政府部门来抵制的，后者支付高于平均工资的工资并同时吸收失业者。劳动力相对缺乏的市场关系有助于私人部门的工人将他们的工资提高到政府部门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设想，与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的市场社会主义”相一致，国家的产业部门相对说来也很小，控制资本积累的其他手段就必须以一种补充的方式起作用。其他方而首要的也许是，作为生产率效益的一种作用，逐步限制工作日的时间将是保证劳动成果实际上返还给劳动者的一个关键的措施。税收无疑构成另一措施，它对于逐步建立基于按需分配原则的社会和文化基础是必要的。此外，只要存在竞争的资本主义成分，奥尔曼的未缓和的资本的逻辑提出的问题也将不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因为在这种成分中的工人将会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等等而斗争。
（3）只有当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工人都从事合作的生产，那种恶梦般的纲领，按照这种纲领，市场社会主义看来也许比资本主义更糟，才成为可以相信的。对于吞噬社会的资本主义漩涡，人们必须假定，当工人最终获取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虽然是在仍旧混合的市场生产的关系中）和所有的资本家都已被埋葬时，他们那时将决定埋葬他们自己。市场社会主义那时将体现出极度的异化。为了取代这一但丁式的纲领，可以合理地假定，社会进化的逻辑将继续它的进程，并在成熟的合作的社会主义下找到取得进展的一种更为适合的场所。施威长特提出调整所得利润的比例以便投资于技术的发展，并强制工人获取那么多的工资收入。当然，限制劳动时间的问题仍是推进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对于这样的规定，管理着他们的政府的工人无疑会说：谢天谢地！让我们多有一些这样的规定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9页.
[2]KarlMarxFrederickEngelsCollectedWorks,Volume27,p.596,1awrence&Wishart,1990 |
答劳勒（伯特尔·奥尔曼）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答劳勒伯特尔·奥尔曼参加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际上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的严肃争论，如果说资本主义有未来的话，是一件愉快的事。这一争论的参加者都极度反感资本主义，并都同样强烈地为共产主义所吸引，但在需要哪种社会主义带来一个到另一个的转变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与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不同，我们都不认为共产主义将因社会主义革命而得以充分展现。对于它的出现，某种转变和一个无法预知多长时间的时期是需要的。还应当明确的是，我们都不认为，绘制后资本主义未来的详细蓝图是可能的，或幸运地生活在那时的我们的后代必须重视我们所有的看法。还有，后天的首要的基本原则大部分将在超出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中构成，要开始实现这些原则，那些在现状下遭受最大痛苦的人们就必须认识到存在另一种选择，这就是说，他们必须获得对现在、过去和未来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更好的理解。虽然我们的争论集中在未来，但主要的目的总是要影响现在，以便使共产主义的未来成为可能。詹姆斯·劳勒对我论文的主要批判是我对工人的合作社持一种过于消极的态度，和我低估了由合作社控制的“社会市场”可以解决与资本主义中的市场相联系的问题的程度。（他提到的其他一些“缺点”已在我批判他的文章中得到了答复。）至于我对工人的合作社的批判，它们几乎全是对准这样一种观点，即合作社是建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的经济形式。此外，我对资本主义中合作社的态度是非常混合的。在我的文章中，我乐于承认合作社可以增长，虽然工人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尊严感的增长不会太多。合作社还对这样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的论证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这一论证是，生产没有资本家也可以继续进行和工人具有用于管理他们自己的企业条件。由于合作社常常是在资本家破产或即将迁出共同体的时候开始的，合作社在为工人提供工作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否则，这些工人就不会要它们。然而，承认所有这些积极的作用，不应使我们看不到参与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合作社与任何私人所有的企业是同类的，这意味着，它们无论以什么必要的方式对待它们的消费者、它们的竞争者、寻求就业的人、环境，以及它们自己的在作为工人起作用的同时又是所有者的工人，都是要使它们的利润最大化。不错，正如劳勒正确指出的，合作社很难把他们手头的工厂搬到墨西哥，但当与它们同资本家所有的公司所有相似的方面相比时，这只是较小的不同。毋庸置疑，存在着例外的合作社，但它们很少，因为由市场确立的奖赏与惩罚的作用太大了以致根本不能忽视，对此我还可以补充说，它们的作用太容易发挥了以致根本不能合理化。通过许诺福利和以低生活水平甚至破产相威胁，市场强迫工人合作社以资本家的方式行事，同时使它们新的集体所有者社会化为不管什么样的它认为成为有效率的竞争者的人。通常会与工人力量的壮大相伴随的阶级意识的增长，成为因市场关系而产生的更为紧迫的动力的牺牲品。因此，使一些人感到奇怪的是，工人合作社中的工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还没有他们阶级中的其他成员更激进。如果工人合作社的这一存在支持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论证，即资本家不是必不可少的，那它们的实践和产生于它们成员中的大多数人的态度，就允许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声称工人管理的社会与现在的社会将没有错误的。尽管这种混合的证据，当新的合作社出现于我们的社会时，我通常是非常高兴的。然而，设想一种主要由合作社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即使是市场的运行只体现在完成的商品上，就像施威卡特模式中的情况一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我必须表达一下我对劳勒的诧异和失望，因为他没有正视我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批判，即人们在交换中的经历将产生在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同样的神秘化的意识，而没有对他们所处条件的清晰和准确的评解是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无法设想工人合作社在社会主义下将起助长产生这种神秘化的作用。资本家可以无视这一问题——实际上，他们必须这样做。市场社会主义者却不能这样做。社会关系的完全透明只有通过基于合理的、民主的、中央计划的生产才能实现，这将不仅促进这一新时代的工人管理的企业内部的合作，而且还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这与合作社的情况是不同的。关于市场，劳勒批评我的态度太固执。自马克思那个时候以来，市场毕竟经历了相当大的改革和调整。这表明它是可以改变的。已经出现的以工人的合作社取代资本的所有者的过程已经开始，这将是最大的改革，因为它摆脱了劳动力市场。劳勒将这一变化等同于废除资本主义本身，这表明他把资本主义理解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劳勒认为，随着资本家阶级的消除，将不存在任何阻止市场以新的形式服务于新统治阶级即工人的利益东西。但如果它不是资本家而是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资本，那又怎么办？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马克思不是把他主要著作的名字叫做“资本主义论”而是叫做“资本论”。遗憾的是，对英语读者而言，他们试图做出的区分被恩格斯对第一卷副标题的错误翻译冲淡了，他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的生产过程”误译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1]无论如何，从这一著作的正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阶级，他多次把后者称为资本的“化身”和“人格化”。虽然我在我原先的文章中涉及过这一问题，但它是值得展开论述的。资本是自我增殖的价值，它不简单是财富或生产财富的什么东西，而是用于创造更多财富的财富。它与用于满足需要的、敬神的，或扩大政治或军事权力的，或获得荣誉或地位的财富明显不同。因为是资本，财富就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只关心它自己的增加的东西。作为财富的一种特殊的功能，资本表现在社会关系中，这种关系要为它工作并在像资本家那样的代理人身上体现出来，这些代理人将在他们的实践中使这种功能具体化。市场是资本自我增殖过程中一个最早起作用的因素。它是内在于资本本身的，这部分地在于它是什么和它如何起作用，并在它概念的全部含义中都有体现。它是流通的一个因素，通过它,，资本产生的价值流动于一系列通过那种只能返回它最初时更大量财富的经济的交换中。买和卖是它运动的模式，而货币则作为每一交换行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增殖制度之间的媒介。马克思的《资本论》力图揭示这一全过程的特征，其方法是阐明它对一切进入其道路的事物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它像一个漩涡，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能从中完全逃脱。作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因素，市场（以及它的组成部分——价值、商品、货币）充分分享资本的权力以包围并转变它所包围的东西。在他为社会主义保留某种类型的市场的尝试中，劳勒要我们回想一下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市场。无疑，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商品交换，某些进行这种活动的地方被称作“市场”，但不是每一个生产剩余产品并进行某种交换的社会都能被说成拥有市场。例如，以物易物，无论是在个人之间还是在整个社会之间,都不构成市场，因为这种情况下的交换行为与被交换的商品得以产生的过程没有有机联系。它对生产没有影响，生产对它也没有任何影响。对一个社会而言，要拥有在经济中起作用的市场，仅仅生产出某些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是不够的。只有当一部分物品是为了销售的目的而生产它们的时候，才值得谈市场，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出现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裂缝中的资本的最初征兆。因为资本的年代比资本主义的年代久远得多，资本主义的名称我们是指那种其中资本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财富的形式的文明。然而，一旦资本以及与它相伴的市场的全部力量被释放出来，人类对资本导致的全部苦难的最理想的缓解，可能来自以生产人们所需东西的合理计划取代通过市场起作用的价值自我增殖而彻底消灭它。不这样的话，各种各样的部分的改革都将要冒被拉回到漩涡中的危险，因为现已发展到庞然大物的资本的逻辑，本身就再宣称要摧毁一切企图控制它的手段（今天的各种经济法规和福利国家），并把要使其改变方向的激进尝试转变为其本质功能的新的体现（明天的市场社会主义)。劳勒几乎没有谈到资本。然而，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资本的力量和它增殖的能力，而不管是谁在把握方向，是资本家阶级、是国家还是工人的合作社。一旦物品生产出来是为销售和赚钱，这将使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生产出来更多的商品去销售和赚更多的钱，一旦这种节律被确立起来，它本身就是应对大量资本主义相关的罪恶负有责任的节律，而不是对当今享受其好处的资本家阶级负有责任的节律。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可被更新，而资本却不可被更新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市场的反对是如此顽固的原因。[2]于是，我与劳勒在工人合作社和市场问题上的分歧，就展现了一种更为根本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分歧。劳勒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主要是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而我则把它理解为一个主要由资本支配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反对我们的统治者，而且反对那种统治者于其中，并通过它、为了它而进行统治的制度，在这一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已远离了其他类型的激进分子。由于那种制度产生了资本家的权力和他们的意图，并促进这二者的再生产，因而资本处于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主义”意指的最本质的部分。社会主义在劳勒看来主要是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但在我看来，它首先是一个资本的逻辑已被那种其压倒一切的目的的是为了社会需要的生产的逻辑所取代的时期。在这一新的逻辑充分起作用并成为公众意识和日常实践的一部分之前，它必须是计划的，新的规则和规定也必须到位。因此，在革命后社会的第一阶段需要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和民主的中央计划。在这篇答劳勒的文章的开头我说过，虽然我们的争论集中在未来，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影响现在以便使共产主义的未来成为可能。我们双方都期望的那种世界，将不是由今天的人们创造的,而是由那些在创立一个更好的明天的斗争中成长的人创造的。那么，我在政治上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意见，是它以为工人就是现在工人——并以这种方式丢下他们不管。就现在所谈的人而言，他们不会促进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看到的社会主义的萌芽成长到它们完美的状况，而只会把它们重新安置在同一环境中。教会工人如何成为他们自己的资本家已经取代了社会主义意识的提高。今天的工人对合作社的反应比对合理的经济计划思想的反应更好，这并不使人意外。由于大多数工人被他们在市场中的经历神秘化的太厉害了以致不觉可以有一种替代它的东西，他们会赞同改善他们竞争地位的改革。但这不像劳勒相信的那样是一种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证，而是要更进一步增加直指市场的批判火力的另一个理由。这不像劳勒暗示的那样，是为让公司们摆脱困境的一个托词，而是为了以把它们摧残人的行为与私有制和市场的逻辑联系起来的方式批判它们。因为只有在多数工人理解使他们遭受苦难的最大的问题来自资本的支配和市场的作用，而不仅仅来自资本家阶级的统治时，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提到政治日程的首位。当我们最有害的社会问题与市场的内在联系——正像那些合理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抉择——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各地都可能比以前更容易看出时，在这个时候，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却站出来把工人的注意力转向别处。提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本身就是对问题的一种看法，市场社会主义隐瞒了它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可以做的更好。即使我们失败了，历史也将不会忘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注释[1]IstvanMesaros,《超越资本主义》，MonthlyReviewPress,1996,第980页。[2]关于资本主义、资本家和资本之间的区分的精采论述，以及它们的区分对这一讨论的更完备的含义，参见上书。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答蒂克庭（戴维·施成卡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答蒂克庭戴维·施成卡特过多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长处和短处的争论是抽象地进行的，而与具体的模式无关。虽然蒂克庭和奥尔曼在他们的批判中已试图把问题说的更具体，但似乎他们二人都没有抓住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那些确定的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一模式是我希望在这里辩护的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1]例如，蒂克庭认为，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经理们在竞争的压力下将不得不强制工人接受低工资，否则就没有利润可言。至于奥尔曼，他认为，资本——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下将继续存在。不论是蒂克庭还是奥尔曼都没有理解，“工资”、“利润”和“资本”这些概念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所指的是与在资本主义中所指的极不相同的东西。严格说来，在工人自我管理的企业中不存在“工资”。所有的工人，包括管理者，得到的只是一份“利润”，而不是契约工资或薪水。对这些“利润”的计算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同于在资本主义中。在这两种社会中，利润都是销售收入和成本的差额，但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工人的收人不是成本。它是那种剩余，即在所需投入的物资被购置、折旧费用被留出和纳税以后的剩余。这样一来，经理也就不能强制工人接受低工资以增加企业的利润了。那些利润正是构成他们“工资”的东西。工人也不能坚持高工资以致消除了利润，说一遍，那些工资就是利润。[2]工人不通过更有效的工作或使用更多的生产技术而要提高他们收人的唯一方法，是使他们的经理提高产品的价格，——但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他们的竞爭的地位。[3]如果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工资”，那存在“资本”吗？奥尔曼遵从马克思，把资本说成是我增殖的价值。这在我看来是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的，即强大的激励机制，既包括积极的激励也包括消极的激励，迫使每一个别资本家把他们的大量利润用于再投资，从而使资本的价值趋于增长（经济危机时期除外)。但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这样的趋向扩张的无情的压力。因此，不存在“资本”，——不存在奥尔曼或马克思所讲的资本。无疑，存在标志着再投资的资金。但这些资金来源于对企业资产的税收。[4]这种税收的税率是民主制定的——不是由市场的力量制定的。这就是说，有关再投资的总体比率是在自觉控制下的，是服从民主讨论的。应当注意的是，双方总会提出各自的理由。提高投资的比率将使那些要求扩大的企业赚到更多的钱。但提高投资比率意味着提高税收的比率，这会降低每个人眼下的消费。这种权衡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是明确的，这是这一模式的一个长处。在资本主义中也存在对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权衡，因为投资比率的提高只能通过降低工资或提高价格（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但这种权衡是隐蔽的，是不可能服从民主裁决的。[5]与其继续说明奥尔曼和蒂克庭的具体的批判以及对他们指责的具体的反驳，不如我以一种不同的方法来结束它。为了看清我们分歧的真正所在，让我们设想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大的政治变革，那些掌权的人被大众委托实行激进的社会变革。让我们假设，人民希望社会主义。那该怎么办呢？有趣的是，蒂克庭、奥尔曼、劳勒和我都会给出极为相似的回答。我们也许只是还在是否应把这一新社会叫做“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我们都同意市场必须继续维持——至少在一定时期要维持。因而，新的经济将是某种市场经济的东西。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管理企业？我认为我们都同意是工人。企业中的工人将选举他们的经理（或选举一个委员会来任命经理)。另一种方法一一因为总要有人来负责——是由政府或执政党来任命经理，但我想奥尔曼或蒂克庭不会认为这一选择是合乎需要的。投资机制又怎样呢？用于新投资的资金从哪来？这些资金将如何分配？无论足奥尔曼还是蒂克庭都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充分考虑，但他们都坚持认为经济需要计划。但经济计划首先要包括投资计划，因为生产格局中的任何变化都必须通过新的投资才能实现。这样说来，奥尔曼和蒂克庭也许会同意我的投资需要“社会控制”的一般公式。由于这时已不存在可从他们那里吸引投资资金的资本家，这些资金看来只能通过税收（明的或暗的）产生。这些资金现在必须以注重紧迫的问题的方式输送回经济中。我认为奥尔曼和蒂克庭没有任何理山反对通过国家银行对这些资金进行分配。简而言之，我看奥尔曼和蒂克庭没有理由反对在刚刚革命后的时期建立那种我称之为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也许想要争论这一模式的种种技术上的特征，但他们原则上没有理由反对一种以企业由工人民主管理和投资由社会控制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他们也许不想把它称为社会主义，但他们将不得不承认，对于这样一个时期，即社会主义政府刚刚掌权、能够并愿意实行更符合他们的社会主义定义的激进变革的时期，他们是提不出其他东西的。类似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争论涉及的是下一步怎么办。让我先来谈谈蒂克庭的方案。蒂克庭认为，我们在资本主义下的大量的浪费——军费开支、广告、产品的重复生产、不必要的销售渠道——会被很快地消灭，这将导致几乎的人在消费上的明显的提高(当然，除了以前的资本家，可以预测，他们此时必须参加劳动才能生存）。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使一些重要的部门摆脱货币经济。医疗服务和教育可以立即实行免费，药品和公共交通很快也可这么办。在适当的时候，住房和公用事业设备也可作为免费商品提供。在这些发展进行的时候，生产部门将继续增加对机器的使用，使对繁重劳动的需求减到最低限度，从而使人们寻求真的有益的、创造性的工作。由于人们日益在劳动中享受到更多的快乐并减少了盲目消费的快乐，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我们自己处在“富裕”的状况中，即手头有足够的商品满足每个人现在的合理的需求。因而，我们将不再需要对什么东西收费。计划者，运用调查和公民投票的方法，就可以弄清人们需要什么。这些商品将及时生产出来并送到零售店。人们到这里来自己取用。不再有市场，不再有货币，不再有短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没发现这一方案像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案那样荒谬。我不认为这些需求是贪得无厌的以致短缺是永远不能克服的，也不认为我们总有一天能生活在大多数人实际上享受着他们劳动的乐趣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的。然而，对这一详细的方案我的确持严肃的保留态度——我必须承认，它与我本人若干年前提出的方案极为相似，那时我正在试图描述社会如何可能产生从工人自我管理的市场社会主义向充分的共产主义的过渡。我不再认为这种方案似乎是可能的——是合乎需要的。首先，它大大低估了摆脱我们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浪费的困难。例如，说消除武器生产，这很容易，但即使这是可行的（即整个世界突然成为一个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还存在对在那些与武器生产有关产业工作的数万工人怎么办的问题。他们是不能简单被解雇的。这样做不仅将是对社会主义所许诺的实现充分就业的一个背叛，而且这一做法还会极大地侵犯国内的需求，因为这样一来，所有依赖向这些工人出售产品的产业都会发现它们本身在衰退。而重新安置这些工人则是不容易的，对那些设计出来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生产设备也不容易找到其他的用处。将大量“资本”输入到那些帮助他们转变的领域是必要的，但资金不会奇迹般地来自对“浪费”的消灭，而必须通过税收才能产生，即来自其他工人的消费。蒂兑庭看來没有抓住关于当代经济的一个似非而是的事实。它要花费金钱——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花费劳动和资源——消灭浪费。在长时期内，这种经济及其中每—个人的境况可以是较好的，但在短时朗内，人民必须付出代价。比他低估减少浪费的困难和代价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蒂克庭低估了消火繁重劳动的困难。我觉得知识分子尤其易于犯这种错误，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享有例外的特权的。如果一个人是现职的教授，那他就有工作的保障、体面的收入、较长的假期甚至休假年，对其所教课程的内容通常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对其所在系的管理可经常发表重要意见，等等。他想要相信，我们劳动的这种条件可在几年内顺利地扩展到绝大多数其余的劳动大军。(实际上，我们中的多数人在抱怨我们的工作，因而，我们想要的是甚至比我们自己的条件更好的、为几乎每一个人迅速获得的条件。）但这只是近似幻想的表示愿望的想法。我不否认，如果工人对他们的设计有某种控制，那大多数工作将比它们现在更好；我也不否认，最终大多数繁重的劳动能被机械化、被重新设计或被轮换，以致从事它们的人能真正感到对他们工作的满足。但这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此外——在这里我们涉及到我与其他几位论战者的一个主要的分歧，当然是与蒂克庭和奥尔曼的分歧，也许甚至是与劳勒的分歧——我认为，我们将永远不会达到经济上的刺激可被完全取消的时候。我也许是错的。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将没人能知道，因为它将不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生。无论如何，我认为指望这种可能发生的事·甚至把它看得极其重要，是愚蠢的。下面我将转向这个问题。我认为，蒂克庭方案的第三个问题，是他急切提出尽可能多的尽快摆脱货币经济项目。我想这种要求是意识形态的驱使。因为一个人反对市场，纵然他被迫承认其暂时的必要性，想让这些项目摆脱市场，是在这样做并没有充分理由的时候。例如，蒂克庭想要免费提供住房。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想法。先保证每个人有地方居住，直到创造出有体面收人的工作再资助穷人的住房（他们在革命后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是一回事。说每个人的住房都应是免费的，则是另一回亊。这种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住房在质量上全都大体相同，人民在这方面的要求将是相当一致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合乎需要的住房就将还必须配给，但不是依靠价格而是依靠某种其他的机制。如果住房的配给依靠的是价格，那个人或家庭就能配置他们自己的房地产，就能决定它们的某些重要特征，决定他们愿付多少额外的钱用于更大的空间、庭院、车库、更好的风景、更方便的处所、更高质量的工艺、更美的外观，等等，等等。要注意，在缺少价格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通过调查或公民投票决定住房的需要的，因为一个人怎样知道如何回答这种调查呢？可以要求每一个人详细说明他或她梦想的住房，但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计划者需要知道各种特征有多重要，以及个人愿意做出什么样的权衡——如果不是富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每个人都可拥有他想要的住房，因为并不存在真正的价格上的差别，也不存在任何位置上的强制。（任何一个想要房子的人能在他穷困潦倒时有一栋房子吗？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我们就不让一个人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吗？我们举办住房抽彩给奖吗？）蒂克庭可能会以他足够的智谋提出另一种分配机制，这是可能的。但所要冋答的重要问题是：允许按价格分配住房有什么错？如果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收人买得起体面的住房，没有人能通过不动产的投机而暴富——这些是我们的新社会能够保证的条件——为什么我们要把住房从市场中拿出呢？除非这样做是来自对市场本身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感。让我提一个与蒂克庭的从资本主义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方案不同的方案。让我们再从我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开始，我论证过，它对我们两人来讲都是第一阶段。正如蒂克庭所坚持的，我们当然可以很快实现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制度。当然，我们说“免费”并不意味对社会是没有成本的，而是说所筹的全部费用来自税收收入。我们也许还想在养老金问题上也这样做。每个人退休后都应保证过上像样的生活。这可能是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在短时期内，但也许甚至是在长时期内，我们在免费商品方面想做的全部。也许还有一些东西应该免费提供给每一个人，但这些必须依据情况的基础来决定——而不能假定只是因为它们可以免费提供，它们就应免费提供。城市大众的公共交通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公共汽车和地铁可以免费提供。这不存在过分的、浪费的使用的危险。但它们是否应免费要取决于住房的格局和市民的抉择。“免费的”交通意味着要求非使用者为使用者出钱。如果一个共同体想要选择这样的制度，其依据是这将为那些要摆脱对私人机动车过分依赖的人提供刺激，那就这样做。但这一制度的实行应基于拥有过多汽车的有害影响，而不能基于究竟何时可能使一些部门脱离市场的内在需要。在革命后，最优先考虑的必须是引导对那些糟糕的城市和乡村的贫困地区进行重大的新投资，以便在那里重建住房和教疗设施，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多建一些新企业。其目的是为每个人提供一份像样的、生产性的工作。在盈利的、自我管理的企业能建立起来以前，政府本身必须作为主要的雇用者。我们不应自认为，这一任务将会简单、容易地筹措到来自通过消除资本主义的“浪费”带来的存款的资金。正如我在前边所论证的，消除这种浪费也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那种认为绝大多数公民将感受到他们消费水平的立即提高的见解是不正确的。情况很可能足，对很多人来说，消费也许会降低，或没有提高，因为必须努力筹措的这些资金只能来自税收。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讲，直接增加的将是工作的保障和参加其企业的管理的机会。这种改革是没有成本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将导致更大的内部效率。将立即增长的还有富有意义的参与共同体事务的机会。从形式上看，这种机会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已经存在了，但是现在，公民将首次获得有保证的流向他们共同体的投资资金，对这种资金的支配轮到他们了。这一新的机会可望加强地方政府。现在让我们快速进到今后五十年左右的将来。假定我们的内城已被重建，我们公民医疗和受教育的机会已实现了平等并得到提高，我们的共同体已经稳定。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期望我们的企业获得的新的投资将用于减少劳动时间（缩短工作,延长假期，雇员有休假年）和使工作更具创造性和兴趣，而不是用于增加收入。假设我们达到了这一点——革命后五十年我们可能会接近这一目标——那时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他们的收入足够使他们摆脱经济上的忧虑，允许他们过按他们的标准来看是好的生活。不会有很多人说他们已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权衡还是必须做的。一些人会存钱以购买更大的房子；另一些人则想到各处去旅游；一些人愿意沉湎于高价的业余消遣；另一些人则只是满足于“节约过苦日子”；一些人愿意举办大型宴会；另一些人则愿意为世界上尚在努力克服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遗产的地区广泛提供国际援助或帮助建立基金项目。让我们假定，广大群众不仅感到经济上的保障，而且绝大多数人还感到他们工作的主要动机是工作所提供的那种满足。这不说工作是游戏，或者说他们不喜欢更长的假期，全面说来是他们对其工作感到满意——即使他们挣的钱比现在少一些他们也愿意做这些工作。这就是说，工资的多少已不是主要的动机。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实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为什么我们还想进一步改组这种经济呢？姑且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企业仍然出售他们的商品，工人仍然获得收入。仍然存在着货币，甚至存在着竞争——尽管不是那种残酷无情的竞争。这种经济是可靠而稳定的它不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或灭亡的规则所驱使。人们可以享受他们的生活而无须更多地担忧经济问题。我认为这样一种社会值得称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一社会已脱离了“必然王国”而进入了“自由王国”。人们在极大程度上真正做到了工作“各尽所能”和消费“各取所需”。在这一点上，我们具有了马克思理想的合理内核。它的细节与马克思的设想也许不那么一致，但我不认为马克思会感到十分失望。不论怎样，只要这一社会得以实现——并确实对世界其他地方成为可实现的模式——我就会为这样的观点论证：马克思的充满希望的远见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注释[1]在我开篇的论文中，我还概略地叙述了罗默的模式，但由于蒂克庭和奥尔曼都没有直接谈到那种模式，在这里我只能把我的评论集中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上。[2]应当注意的是，在我提出的模式中，企业不允许将他们的“利润”重新投资。全部“利润”要返还给工人。用于新投资的所有资金来自由税收产生的投资基金。[3]企业不可能通过降低他们的价格，因而，实际上，通过降低他们的工资去竞争。是的，从理论上汫——这种“损人利己”的策略没有排除。然而，正如资本主义企业很少通过降低他们的利润幅度（相反，是降低他们的成本——其中之一是劳动）去竞争一样，这样的做法在工人中将会普遍采用似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行为的自我毁灭的性质太明显了。[4]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存在着“资本资产”，即由一个企业的工人控制的物质生产资料，但不存在作为一种具有内在扩张趋势的抽象实体的“资本”[5]投资和消费之间在资本主义下总存在一种权衡的问题是不真实的，尽管通常情况是这样。如果既存在闲置资源又存在失业人口，有时就有可能同时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下也会是这种情况。[6]参见我的《是资本主义还是工人控制？一个道德和经济的评价》一书，纽约，Praeger,1980,第219-220页。【不清楚这个脚注在译文中的相应位置——上传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答施威卡特（希勒尔·蒂克庭）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答施威卡特希勒尔·蒂克庭导言施威卡特对我文章的批判主要概括在他的注脚中。他争论说，我没有提出一个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经济方案。这是真的。我没这样做。我在別处这样做过，但在我的文章中以几页纸的篇幅专门对这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做全面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在我批判他的文章中我论证过，社会主义社会将具有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会使他的要求变得不那么重要。第一个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向着丰富的情况前进的社会。第二个特征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工人会越来越多地参与非等级制的创造性的社会劳动，这会导致他们与社会相一致并因而与计划者相一致，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计划者。不过，我可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合理的草案，这样做至少是试图回答施威卡特的问题。首先，人们可以假设，在这一社会中将存在被选举出来的各级计划组织。它们的任务是协调和制定适合在它们的特定层次起作用的重要决定。它们必须在使用民意测验和使用对特定问题的全民投票之间做出决定。因为计划者将定期选举并可以撤换，他们将很难反对公共的利益。社会主义经济这样一个社会将有三个至关重要的“经济”特征。一个是存在各种物品的大量库存。这意味着计划者总是可以凭借库存纠正他们的错误。错误被假定是正常的，因为除了定期的民意测验外，没有别的办法能确定成本或需求的程度。由于工人已不再是抽象的劳动者，价值巳不存在。因此，任何定价都是纯粹人为的。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在冯.米塞斯和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核算问题的著名争论中，前者反对后者是对的。如果我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讲，这意味若个人是在由他们的能力决定的不同报酬下工作，因而不存在产生价格的共同尺度的问题。存在的只是要求生产的产品项目的相对数量问题。随着社会越发接近相对丰富的情况，问题将会减少，尽管还总会存在要求实际生产所需东西的时间问题。应当注意的是，除非工人要服从机器和管理部门的控制，否则，要允许工人在他们自己的价格上工作，施威卡特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与上述情况相类似。在这一点上，他的那个社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如果不存在抽象劳动，价值核算就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就要背离价值并且是纯粹任意的东西。这种背景下的竞争大多成为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如果工人是在与其他地方工人类似的报酬下工作并且服从机器、管理机构、竞争等等的控制，那工人就会由于他们的劳动过程和不可避免地由于他们自己的产品而成为抽象的劳动者，并因而被异化。这样，工人就没有理由要选择这个社会而不选择资本主义。在向丰富情况的转变中，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协同因素，正如在投入-产出的分析中表明的，将成为人所共知的。这是社会主义第二个关键的“经济”特征。在摆脱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增长将很快，协同因素将迅速变化，但在这一时期后，它们将成为更加可以预言的东西。因此，计划者将能够制定出他们对基于历史的旧产品的要求，并通过参考协同因素制定出他们对新产品的要求。如果他们犯了错误，这会经常发生，他们可以消粍他们的库存并小心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在失误积累到一段时间后，计划者就会少犯错误，尽管他们还会继续犯错误。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三个“经济”特征是已经提到的分散的形式。在这方面，它意味着最基层的计划需要较少的协同因素和较多的调查。计划者通过直接向人们询问就能了解消费者要求的类别。在掌握政权后的最初阶段，货币和市场将继续存在，但随着生产的增长，社会的越来越多的方面会退出市场经济。这样，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提供很快就会成为完全免费的。此后很快就是药品。随着公共交通的发展，它也可以从市场中解放出来。下一步是引入免费的住房，然后是免费的公用事业。经济的所有这些部分，都已部分地摆脱了在各种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实行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市场:。当然，要害的问题是经济的这些部分在市场下的运行是趋向糟糕的。随着货币在其使用上受到限制，财政金融将逐渐消失。军事生产部门将被取消。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大部分生产将由极少的工人操作少量机器完成，这些机器或用来生产其他机器，或用来生产必要的消费品。最后，它们也不再是交换价值并因而也失去它们的价格。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分配将大大简化。绝大多数工人显然将从事新型的工作。将有大量的工人可以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不管是搞研究、教育、医疗保健还是搞各种体力劳动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最后都能调换新工作。教育本身将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当代教育通过灌输僵死的教条毁坏了儿章生来的好奇心。与此相反，在新的教育中，每一个人都将学会理解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允许他们比现在更快地掌握新思想和新训练，从而允许他们比当前更容易地转换工作。劳动力将不再是商品。工人将控制他自己的产品，他将控制他自己的劳动过程，他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相—致。这些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含义。技术性的问题然而，施威卡特提了一系列技术性的问题。谁将决定哪个工厂将缩小？哪个工厂将扩大？它们将在哪里发展？它们将生产什么？决定将怎样做出？当代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耗费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他们声称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的需要是无限的而资源却是匮乏的。如果我们拒绝这两个假定，即匮乏的假定和人的需要是无限的假定，情况就不同了。社会将向着相对丰富的情况运行，在那种情况下这些问题就变得相对不重要了。几乎没有人将在工厂工作。由于充分就业和每个人都从事创造性的劳动，没人因更换工作而被置于于不利地位。在必要的时候，而且只要经过同意，社会将使允许更换工作的环境逐步出现。因此，前边提到的那些要作出的决定就成为更不需要的了。当然，施威卡特是在含蓄地流露对以存在相对丰富的情况和人们的需要不是无限的想法的嘲笑。这是我曾经与亚历克.诺夫进行过的争论。他与我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同一个系里教书。我们的争论直到他拒绝对这一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为止。因为问题已变得很明显，一旦丰富的情况被承认，我提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其他一切事情都会随之而来。另一方面，如果匮乏是持久的，社会主义也就被取消了。托洛茨基曾非常生动地提到这一点，他以排队为例指出在短缺时会发生什么:不满意、警察、竞争、搏斗，等等。正如在我对施威卡特的批判中巳经论证过的，劳动价值论假定了丰富的情况的可能性，如果这一可能性被否认，那这一理论就必须被抛弃。那马克思主义也就完了。当然，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提供说明的理论，它也许是错的，但很不清楚的是为什么人们想要社会主义。对于人们想要的东西，发现它们是什么并不太难。有像前边详细说明过的某些基本的共同需要：住房、健康、教存，以及交通运输，它们是共同需要的并且将由政府提供。这些方面的主要问题将通过直接的调查来决定，不管是通过民意测验、公民投票还是公众大会。这没有假定我们任何时候谈的都是上千、上百万或上亿人的问题。很多问题毕竟是可以在地方讨论和由地方处理的。其他问题将需要在地区、国家或国际上讨论。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问题是重要的，可以举行公民投票，或进行民意测验。如果所提问题是错误的，或结果出来与人民真正想要的东西相反，那根据大众的要求进行第二次公民投票或民意测验也并不困难。至于其他那些更属于个人需要的物品，当大的公司基本决定什么是人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人们将比现在有更多的选择。施威卡特做出的假定，即如果不存在富人或穷人，市场就可以像民主的希尔顿饭店一样向所有的人开放，是异想天开的。他承认做出决定的不同层次的论证，但认为它们应当做出像投资决定那样的市场类型的决定。实际上，假如投资是较少以价格而较多以总量来表示，我们就没有不一致。我们真正不一致的地方是在他对企业成功和失败的论述。我们被告知，如果消费者不喜欢它们的产品，企业就将失败。可以推测，如果它们的成本过高，如果它们的竞争者通过采取过两年才显露的虚假的节约生产出更便宜的商品，如果工人要求过高的工资，或如果经理不称职，它们也将失败。消费者将如何决定他们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呢？现在的做法是通过广告，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此外还有教育。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将迅速改变人们的需要并提出满足需要的更具社会性的方式。总体的重构是需要的。关键的问题是竞争的企业与选择无关。同时，只有当劳动力被出卖和工人丧失对其产品的控制时，市场才存意义。然而施威卡特想要他的工人选举他们的经理。我们要问，什么东西将阻止工人要求最高可能的工资呢?所给的回应是市场将制止他们，即与其他企业的竞争将制止他们。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在那里，正像他所坚持的，不存在资本家阶级，但工人仍然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给企业，如果他们没有赚到足够的利润，企业就要破产。在破产过程中，企业的工人将被解雇并被迫加入到劳动后备大军中。在这里，劳动力仍是商品，并被资本家通常采用的失业手段和商品拜物教所控制。然而，如果失业被拒绝和工人不丢掉他们的工作，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将阻止工人要求他们的全部产品，而这将消除任何利润。但施威卡特暗示，工人将把社会利益放在他们自身的直接利益之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问，为了首先使这样一个社会运行，我们为什么要容忍竞争的浪费呢？在那里工人已经有了这种程度的自觉意识，谅必我们可以不需要市场。市场和计划的问题施威卡特说，在现实世界市场和计划之间不存在对立。施威卡特把自觉的组织称作“计划”。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它意味着任何时候一些人决定关于经济的某事，无论这种经济是处在什么层面，他们都是在计划。当然，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被自觉控制。然而，这种定义的问题是它没有考察所涉及的真正的过程。对供应某一工厂的商品量的控制、对一个工厂部门之间的关系或一个公司的不同工厂之间关系的控制、对经济中的货币量的控制、对利率的控制、对军事工业的总投资的控制，等等，这些全是施威卡特所说的计划的例子，但我则把它们称为组织和市场的相交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原始的计划，它有计划的成分，但实际上不是计划。他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原始计划的普遍存在，但我们必须说明这一过程的实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部分是自觉的，部分是不自觉的，它是基于某些但不充足的信息或知识,决定只是有时履行并且常常是部分地履行。一个简单的提高利率的决定比提高一个经理工资的决定并不多什么计划。计划要求自觉地管理生产者的活动，这就是除非直接生产者本身参与否则它不可能成功的原因。这在我看来是现实的世界。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直接生产者与那些由在市场运行中起决定作用的人做出的决定存在冲突，市场是在增加“组织化”，但不是被计划。施威卡特反对以上对计划的定义。任何社会主义者都应考虑到每一经济范畴都是一种社会关系。正统的经济学家回避这一点，并通过无视其范畴的人的成分而力图使它们明显地价值中立。资本看起来是一种物，计划也是如此。何它们本身都不是物。它们是社会关系。接下来是计划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我在前边描述过的东西。它必须既包括计划者也包括工人。那么，问题就在于，所谓的计划者的职责是控制工人，但工人不愿意被控制可又不得不被迫照办。强迫服从只有两种形式：市场和强制。如果强制被用于现代工业化的经济，它会完全失灵，因为工人会不好好工作，这然后会反馈到整个制度中。正如我一直论证的，这就是发生在苏联的情况，这是它失败的原因。无疑，我们不能如此宽泛地使用一个概念以致使它适用于法老们计划金字塔和灌溉，适用于封建地主计划他们的庄园，适用于资本家计划他们的工厂，甚至适用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计划资本主义，因为他建议运用货币统计决定经济过程。确实，组织的形式有史以来就被采用，而且这也是波格丹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门教科书的基础。这本书曾被布尔什维克广泛使用。原始形式的市场也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只是到资本出现后市场才真正起作用。过去中总有未来的因素，但极为重要的是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人不是类人猿，虽然我们的脱氧核糖核酸实际上与类人猿的相同。我们只有根据是什么进化为人才能了解类人猿.更明确地讲，我已经论证过，自觉地做出决定及相关的组织形式是与市场相冲突的。资本更喜欢不受限制，当受到管理时它就会失灵。这是施威卡特和我的主要分歧之所在。当然，这一分歧在20年代布哈林和普列奥勃拉任斯基的争论中已被详述，尽管二人都认为社会主义下已不存在市场。当哈耶克、弗里德曼、撒切尔、里根等人想要使政府倒退的时候，他们当然是有目的的。他们妄图建立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摆脱所有像所得税、环保限制、劳动法等等的控制。严格说来，资本要起作用就需要大量失业人员，因为失业造就服从的工人，这样的工人会准确执行命令，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资本已接受了对其活动的限制这一事实不表明它是计划的，而只表明它是为了存在而接受限制。它的企业内的“计划”甚至构成了一种不断的刺激，因为这意味着为了成功它必须使用非市场的准则，这种准则必然是不确定的，因为它容许工人提高他们的形象。结论我是从施威卡特的注释谈起的，我还想从那里结束，因为他注释中的一个反驳提供了一个对我的论证的合适的概括。关于施威卡特的第一个注释。我拒绝了这样的观点，即我的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与建设性的定义相对立的规范性的定义，或者说，价值中立的定义是可能的。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剥削和拜物教相对立的，因此必须根据它的新的社会关系来定义。这些新的社会关系必须包括对刚刚说到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特征的否定。这必定意味着对抽象劳动的取消以及与此相随的对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取消。然而，市场的全部特征就在于它使用抽象劳动，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然而，如果劳动力不是商品，那就不存在对劳动的控制，而且资本也不存在了。也不存在保证核算的任何根据了。换句话说，不存在市场了。我也反对施威卡特的第二个注释，因为很难证明，由于工人花钱买商品资本主义就给了工人某种对经济的控制。不错，在战后这些年里，发达国家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消费者，但这是资产阶级做出的对社会民主的让步的结果，这种让步被他们当作避免注定的命运的一种手段。在更早的时期，情况还达不到这种程度。无论如何，工人的要求大多是由大公司而不是由工人自己确定的。我们被告知，工人在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将得到与其他人同样的收入。因此，决定消费的是他们。然而，如果匮乏还存在，那除非是实行定量供应，否则某些人得到的就比其他人多。斯大林主义制度下及其他地方战时的限制货币的历史表明，在匮乏的条件下，除非存在价格的极度变化，定量供应是不可避免的。假定每个人都得到了基本的必需品，那必然还存在每个人都想要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其他物品。这些物品可能要么是定量供应，要么是给那些相对说来境况较好的人。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市场必然有利于不平等。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公平的市场或在市场中拥有公平的工资。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物品只是在能向绝大多数人提供时才生产，但是，由于一般性的匮乏将成为往事，这不再是担忧的根源。第三个注释问我是否考察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我很想对此做出冋答，在亚历克·诺夫当我的系主任的时候，我曾被迫这样做过，但这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我谈到了市场社会主义下的资本家和工人，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资本家的作用将继续存在虽然不是我们知道的资本家，还因为我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换句话说，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具有很多施威卡特正确提到的“计划”的形式，但在我看来，这只能导致一个正在失灵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被我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发现的极为相同的冲突所削弱。我不把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矛盾。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矛盾，但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计划和市场之间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存在从劳动和资本转变为一种计划经济的替代问题，但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却只存在激烈的、凶险的和大规模的冲突，这些冲突有时是隐蔽的，有时则采取可笑的、暂时的、调和的形式，但最后总是采取直接冲突的形式。这种冲突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如果我们要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就必须理解它。资本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它经历了产生、成熟和衰落，我们正生活在它的衰落期，这一时期正是由那种冲突标志的。马克思谈到，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价值的消灭，取代它的，首先是原始的计划或有组织的形式，然后，在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最终是这样一种形式，即人们以直接、自觉的方式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施威卡特是以试图找出某种共同的基础来非常友好地结束他的文章的。当然，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对现存世界及未来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社会主义的定义允许他把斯大林主义的国家看作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我则认为这些国家离社会主义，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离社会主义一样远，甚至更远。在我肴来，对它们的垮台有充分的理由持乐观主义态度。我现在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衰落，这明显地表现在价值形式的衰落，这可作为旧的社会制度最终灭亡的明显的指示器。虽然施威卡特和我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我希望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我们将站在一边。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对劳勒的批判（伯特尔·奥尔曼）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对劳勒的批判伯特尔·奥尔曼市场的辩护者可分成四种主要类型：站在资本主义一边的有，那些把市场看做是具有道德美德的人，和那些虽不这样看，但认为它是经济生活的一个必要的部分，也许甚至是一个自然的部分的人。而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有，那些也认为市场是必要的人，尽管他们很可能说市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不说市场是自然的,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人性化的改革；再有就是那些认为它是必要的，但只是作为叫共产主义的过渡，尽管是一个很长的过渡的人。詹姆斯·劳勒属于这最后一类，这也意味着他和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共同的想法。详细说明这些想法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将使我能更明确地表明我们的分歧。劳勒和我都同意，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吸引人的目标，而且也是一个可能的目标；共产主义的根基可以在资本主义发现；理解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是把它理解为一个时期，即当已经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因素在革命后出现的新的条件下“获得自由”发展的时候；就在革命后，很多私人企业，包括合作企业，以及实际存在的市场将继续存在；向着完全的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相继的阶段都是由先前的发展使其成为可能；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将出现的政治形式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那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它们是：（1）劳勒认为，在他的走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多阶段发展的任何时候，广泛的中央计划都不能作为一种可行的选择。（2）他认为，一旦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和经济由工人合作社所支配，市场就可以被制服。（3）他认为，一种由工人合作社支配的经济将提供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有效率的过渡。（4）他把市场社会主义说成是一种必然的发展，声称这一发展遵循的是社会的逻辑。（5）他论证说，马克思同意他的上述每一观点，简而言之，马克思是个市场社会主义者。中央计划在社会主义中能行的通吗？劳勒非常坚定地说“不能”。他的确考虑到少量的中央计划以建立“新的游戏规则”，但那些规则都是市场的规则，尽管它们是有利于工人合作社的。他反对更广泛的计划的主要理由是它在苏联运行的非常糟。这在他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例证中是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致他的论文就是以此开始的。苏联的中央计划在劳勒那里，就像它实际上在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那里一样，是用作一间等着幼稚到拒绝市场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的人的恐怖小屋。不管怎样，在对基于工人合作社的经济的可行性的论证中，劳勒用了大量篇幅去展示它在资本主义中的前提条件。然而，在论述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可能性时，对资本主义中已为它开创道路的那些发展却又只字不提。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对出现于极为不同历史条件中的中央计划的低效率和不民主的长篇激烈的指责。抛开劳勒明显夸大它们的低效率不谈（记得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吧？），他也不能忽左忽右。如果社会主义中的工人合作社只能根据它们真实的历史来理解和正确评价，那同样的作法也必须应用于民主的中央计划，它们的前提条件也是在资本主义发现的，而苏联的经验则完全是不相关的，那里实际上不存在这些前提条件。正如我在我的论文中论证的，从占上风的苏联的失败的论点看社会主义，是不管哪里的反社会主义者都更喜欢的策略。为有利于他对中央计划的论述，劳勒采用了他们的方法，这就为企图怀疑社会主义的所有积极思想，包括他自己的思想而滥用历史提供了合法性。劳勒对中央计划的另一个批判涉及到计划者的特征。他称他们为“技术精英”，还在别处把他们称为“经济的专家统治者”，这意味着他们会远离他们为之计划的群众并且不对其负责。再说—遍，这无疑是苏联的情况，但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中，在一个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中，和在使工人产生管理他们自己事务的要求并在他们中帮助发展这样做的能力的大众革命后，情况也是这样吗？我倒盼望，在这样的社会中，选举会围绕计划优先考虑的事情和计划者中的哪些小组将落实它们的问题来思考。此外，随着这时经济和技术教育的普及，可作为计划者工作的人数将迅速增加，不需要任何人以这种职位供职终生将使得计划者更少可能成为脱离人民的少数精英。我对劳勒的第二个主要批判，是他对工人国家制服市场但不是消灭市场的能力过于乐观。在他看来，一旦社会主义的政府通过建立工人合作社制度消灭了劳动力市场，“市场所留下的已不再是以自然强加的必然性表现出的无情的残忍去规范生产。为那些为自己而工作的工人而继续存留的市场，是日益服从人的自觉意识的市场。它是被自觉用于人类福利的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要求，而且人们将会以一种辩护的方式期望更多的东西。我想起了马克·吐温对一个人的问题的回答，这个人问是否有什么方法能制服潜水艇，它是那个时候最厉害的武器。马克.吐温答道，如果我们把世界海洋中的水全部烧干，潜水艇就无法开动了。但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个人接着问。吐温答道，瞧，你问我要做什么，但没要求我告诉你如何去做。劳勒也是如此，我想其他的布场社会主义者也一样。他们给了我们解决办法——“我们将制服市场”——但从未充分地表明他们将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将行的通。劳勒没有仔细考虑一个“社会的市场”，即使是消灭了劳动力的市场（人们还可以补充，如在施威卡特的模式中，也不存在资本的市场），在社会主义下将如何运行。工人的合作社将继续生产商品，但毕竟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为了出售它们并靠它们赚钱。因此，它们对待竞争的企业和消费者，就像力图谋取最大利润的商号经常所做的一样，并将保留所有使这种行为有效的特征。如同在资本主义下一样，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没能赶到前边就意味着落到了后边，其必然结果是赚的钱少了，必须更努力地工作，甚至可能走向破产。在这样的威胁下，对劳勒所说的“人的自觉意识”将会发生什么？很多其他与市场相关的问题也可能存在于劳勒描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同企业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对金钱的贪婪及与此相伴的腐败，消费者至上主义，以及我在我的论文中强调的缺少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透明度。劳勒对这些问题中的任何问题都没予以认真的考虑，因此，也不能告诉我们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它们将会消失或者会变小。我对劳勒的第三个主要批判是，他错误地相信，他提倡的市场社会主义，或他认为应当出现的市场社会主义，会发展成为或能够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显然，这一观点只涉及那些像劳勒和我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人认为，当阶级、国家、私有制和异化全都消亡时，到了那时，完全的共产主义就是真正可能的。这种极其巨大的发展不会容易地或很快地到来。它的尚未存在的前提条件必须创造和精心地培育。那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继续使市场关系及与其相伴随的危机、竞争、不平等、贪婪、不安全感和神秘化存在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人口构成适当的准备吗？我认为不构成。相反，与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相伴随的民主的中央计划要去建构规则的支架，有了这一支架，共产主义的大厦才能建立起来。那么，在物质条件已足以成熟和这些最重要的规则已完全被人民接受并成为他们内在的东西以后，体现这些规则的种种制度就可以逐渐被废除。只有在共产主义大厦能够立的时候，帮助建立它的支架才能拆除。而在劳勒看来，共产主义大厦似乎是自己建立起来的，是与应当忙于建立其前提条件的人民格格不入的。他的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根本不是过渡，而且在他更明确地详细说明处于竞争的市场经济、他的工人合作的社会心理和完全的共产主义的自我-自觉地社会安排之间的是什么之前，也不可能是过渡。我对劳勒的第四个主要批判是，他滥用马克思主义中的逻辑的观念以得出他认为有一定程度必然性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结论，而这种必然性是那种观念中所没有的。对马克思而言，“逻辑”指的是出现于一个有机整体内的组成部分间不断发展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它是一组规定，这一整体似乎就是遵循这些规定再生产自己。这种规定对与其有关的一切事物产生很大的压力以求以与它们相适合的方式发展。从它的影响的着眼点来看，“逻辑”在马克思主义中也可现解为一个有结构的整体，一个全体，给它的部分带来变化的方式。实际上，对劳勒的社会主义幻想来讲，表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后革命社会的发展和工人合作社的扩展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将是一个强有力的论证，尽管他要求这种联系，但他却没有表明它。劳勒的确表明合作社的兴起是由资本主义的逻辑引起的（主要是通过消除对资本家监工的需要和信用制度的兴起这种技术性变化的调解），但他没有仔细思考这一相同的逻辑（表现在利润最大化的规定中）如何严重限制了合作社能产生社会主义本质的东两，无论是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资本主义在其正常发展中引起工人合作社出现这一事实，没有消除合作社具有的最大特性，即任何企业都是从事为了市场的商品生产，它也没有指明合作社在推翻资本主义的策略中所具有的关键作用，也没有指明合作社为后革命社会提供了理想的经济形式。在表明根据社会逻辑的发展他更喜爱社会主义中的合作形式时——没有明确解释这种逻辑是什么和它从哪儿产生——劳勒只是借用马克思的语言为他对未来的明显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信任。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劳勒明显认为在马克思的旗帜下提出他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劳勒整个论文的最明显的特征，正如它的标题所指明的，是他尽力使马克思服从他的目标。这是我与劳勒的第五个主要分歧。如果马克思真是市场社会主义者，那恐怕很多对这一见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包括我本人的批判，都得重新考虑。劳勒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奇谈怪论的人。劳勒引证的斯坦利.穆尔早在十二年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至少是对“早年的”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劳勒的论证一般说来更可信，但因而也更需要反驳。由于在我开头的论文中已表明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观点，这里我将把己限定在对劳勒提出的支持其见解的新证据的考察上。第一，劳勒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恩格斯说，革命后立即将大家族的地产转交给它们的工人，这些工人用它们来组织合作社，加之这样的限定，即“在共同体的监督下，它们将分配给他们使用和受益”。（黑体字是我强调的）在做解释时，劳勒把这种监督变为“企业屮的工人”。这明显是把没有监督的所有制留给共同体。通过这种改动，恩格斯被弄得好象是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合作经济的支持者，并通过延伸，好象是一个社会市场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如果共同体要实行监督，人们就会期望共同体的计划，而且，因为共同体是相互影响的，一个共同体的计划与其他共同体计划的协调是以某种形式的中央计划进行的。第二，劳勒以为，马克思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新社会的最初的萌芽”的合作工厂淸楚地指明了那种他所赞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在劳勒看来，这种解释得到了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论断的支持，即工人们“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然而，问题就在于这些因素是什么？以及解放它们意味着什么?劳勒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它是马克思心目中的工人的合作工厂，解放它们意味着允许已经存在的市场能动地运转一在来自工人国家的少量的帮助下——把合作工厂扩展到整个经济。但资本主义是充满了表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因素的，这或者是通过类似于社会主义的形式（这存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作组织、国有化的工业、公共教育，以及政治民主中），或者是通过解放社会主义关系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存在于技术先进的国家、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以及有文化的、经过高级训练的和努力工作的劳动人口中）。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这些和类似的“因素”的分析，才能在现在中抓住未来的闪光。然而，“解放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一个对它们的现状和它们如何起作用的根本性转变，这远远超出以工人管理的国家取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正如劳勒所承认的，这些因素全都被资本主义的环境严重扭曲。没有例证表明社会主义只是或主要是对现已处于适当地位的东两的扩展问题。质变必须发生。“萌芽”毕竟不是树，甚至连小树也不是，“怀孕”也不同于怀里抱着小孩。出于劳勒指的是比马克思意指的共产主义生成过程屮的阶段更后的阶段，他误解了马克思的比喻。其结果是使任何“因素”都将必须经历的变成适合于“新社会”的巨大转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事，这也使劳勒很容易无视对帮助带来这些变化的中央计划的需要。第三，劳勒以为，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赞扬证明他也接受了他们全部的经济纲领。马克思表明存在时间不长的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典范，而且公社并没有取消市场。相反，它采取的是目的在于改变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与他们的雇主在权力上的均势和鼓励创立合作工厂的措施。这表明马克思轻视中央计划在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吗？很难这样讲。马克思对公社的赞同必须主要涉及的是公社采取的政治形式和它将民主与工人阶级的统治结合起来的方式，他对公社的评论中讲的最多的是这个方面，而不是公社采取的所有政策。例如，他无疑不赞成公社的军事政策，这种政策使公社面对反动力量足如此软弱以致最终毁了它。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建议工人政府在革命后立即采取的步骤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触动市场，这种情况——正在进行的内战使它变得更为困难——正是公社的纲领所希塑的。何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专政的公社要使其存在下就要较快地实施社会主义步骤中的其他主要因素，包括广泛的计划。第四，劳勒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中“劳动凭证”的论述指的是一种货币，这再次使得他可以声称马克思认可市场的继续存在。马克思谈到过在社会主义中工人将得到“劳动凭证”，这种凭证足以他们劳动时间为依据的，他们可以以此来换取供个人消费的物品。马克思说这些凭证“不再是货币而像一张戏票”。为什么它不是一种凭证货币？因为它是不流通的。因此，它不起决定生产什么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生产什么是由计划决定的。像戏票一样，劳动凭证在它能换取的东西方而也是受到限制的：与货币不同，劳动凭证在它能购买生产资料、社会消费品、地位、影响或朋友，因为它们是按照人们自己劳动的比例给予他们的，因为没有人能从他人的劳动获得它们，正如劳勒正确指明的，劳动凭证是“个人化的”。它们允许一个人，他或她自己，从公共的储存中（在满足投资和福利的需要以后）领得一定数量的与他们的投人相称的东西。劳动凭证不像货币一样是分配权力的一种方式，它们只是酬劳的一种手段。由于劳动凭证在功能上受到这样的限制，把它称为货币是错误的，因此，把它们于其中进行的交换看作是市场也同样是误入歧途的。劳勒似乎还忽略了这一事实：如果是人们工作的时数决定他们得到多数劳动凭证，那这就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即收入是由一个企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的。工人的合作工厂这时已不存在。第五，劳勒的最后一个错误是，虽然他承认马克思不时谈到社会主义下的计划，但他从未仔细思考马克思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他会相信广泛的计划是必要的。劳勒本人还引用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论述：“如果合作工厂……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说，它必须“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黑体字是我强调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结束无吋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的唯一方式。劳勒在这里只注重谈及“合作生产”和“合作的社会”’但没有人怀疑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将会有更多的合作(合作与工人的合作工厂不是一间事）。但问题仍然是，在马克思看来，现在由市场做出的更为重要的经济方面的决定在革命后将较快地由计划来做出。前边提到的“无政府状态”和“动荡”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缺乏一致的结果。因为生产遵循的是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而消费遵循的是有效需求（个人购买他们负担得起的他们想要的东西）的逻辑，因而每样东西要么就过多要么就过少，从不存在正合适的情况。一些生产要素的浪费和一些没人要的商品的继续生产，就像未得到满足的对生产主要部门的要求，和这一矛盾的周期性的增大一样，将引起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将造成普遍的破坏和各种各样的损失。正像马克思所表明的，这些问题是那些为了在市场销售而生产的东西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结果。因此，这种“无政府状态”和这些“动荡”无论变得怎样小（尽管这是不确定的），在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赞同的新的条件下还会继续存在。然时，马克思寻求的“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结束”这种恐怖的事物。这样一种计划将使生产与消费一致起来，以保证充分利用可获得的生产力去满足人们的需要。尽管劳勒被迫承认，当偶然出现某种东西生产的过多或过少的情况时就要求有某种调节，承认这将要求“新的调节机制”。但在市场社会主义下，总会出现某种东西过多或过少的情况，而“调节机制”则意味着计划。在要求计划的地方，由于它将是全国并且最终将是全世界范围的，这就意味着中央计划，但这仍是劳勒坚定反对的思想。在结尾中，我想表达一下我对劳勒的结论的诧异。他是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他的论文的：“共产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类从自身的自我异化获得自身自由的斗争，并把这一异化用作其自由的手段的不断前进过程中的成熟。”由于是以这样一段话来结尾，人们会认为在这篇论文的前边会有对异化的更多的讨论。例如，自我异化是如何自我表现的？它采取的是什么形式？以及它们是如何参与解放过程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将市场与异化的种种表现，如竞争、贪婪、消费者至上主义、拜物教、神秘化等等联系在一起。市场社会主义会在多大程度上从资本主义继承了这种异化？“社会的市场”将如何废除它？劳勒要证明一个指出了异化的消失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他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是因为他无法回答。市场社会主义正在异化中被冲击，任何像劳勒这样希望帮助建构共产主义未来的人，都将必须或早或晚地抛弃全部市场。抛弃的越早越好。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一章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一章导论
一历史轮廓
二历史唯物主义
三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
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出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使世界得以改变的进展。第一，生产和生产率所达到的水平在以前似乎既不可能也不可思议，工业及许多商品生产的整体性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前几代人怎么能够设想从月球上实况传送的彩色电视画面、直达千家万户的广播节目，以及大量的飞机每年把北欧人送到地中海的度假胜地呢？
第二，世界不同地区间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也已经同样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人和欧洲人住在舒适的房子里，看着有关非洲饥荒的电视报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我们都习以为常，并且忽视了它们已经到了决定现代世界整体特征的程度。这些事实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伴随着历史过程持续了数个世纪，也只有考察历史过程我们才能理解和分析它们。
第三种进展也是这一时期的标志，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升至统治地位，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生产是由众多不同的私有企业来承担的，它们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和雇用工资劳动者，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以前的组织形式（农民经营的农业、封建庄园、奴隶种植园）。在不发达国家，农民经营的农业依然维持着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但这些地区已经被纳入世界市场和全球专业化体系，这种体系已经完全摧毁了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欧洲列强开辟了多个殖民帝国，形成了欧洲和美国对世界进行军事和政治统治的完整体系，这一切在20世纪早期达到高潮，对此，也只有在这种不平衡发展过程的背景下才能加以理解。军事霸权的基础是经济。先进的技术意味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把武装人员输送到世界各个角落的能力。而优越的经济体制有可能为日常的军费开支提供财政支出，并且运用这些军事力量达到威慑性的效果。帝国扩张的动机主要也是经济上的。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试图否认这一点，但是，东印度雇员、西班牙征服者[1]，南非矿山的投资者，以及从事奴隶贸易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他们要发财。作为廉价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作为垄断化的市场，殖民帝国遭到了野蛮的剥削。浪漫的帝国景象（诸如旗帜高高飘扬在遥远的边寨上空等等）也许是吸引人的，但是，严肃的研究必须关注更为基本的经济问题。
我并不认为殖民帝国历史上的每一事件都能够用直接的经济方法得到解释。经济利益渗透在政治过程中，各种政策是由复杂的国家机器加以贯彻执行的，整个系统产生了其自身的动量。例如，大英帝国的许多历史都围绕着保护通往印度的航线的安全的需要而转移，也就是说，英国的地中海政策不应该仅从在该地区获得经济收益这方面来解释，而且要从维护整个帝国的角度来解释。帝国扩张的动因必须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发展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因素。
同样，正式帝国的建立（在单一的旗帜和单一的政治权利之下）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正式的政治独立（有一面国旗、一条航线和一个联合国席位）并不能保证真正的平等，尽管对真正的独立和发展而言，它也许是一种必要条件。有些国家从未被正式吞并，而且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正式独立了一个半世纪，但是，它们已经被深深拖入到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控制的体系之中，就像它们曾经遭受到直接的殖民统治一样。不发达国家仍然以非常不平等的地位来参与世界贸易和投资体系。
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已经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论述。我不讨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除非它们与主题相关）、前资本主义帝国或苏联扩张主义。这并不是否认这些问题（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主要是想围绕明确相关的主题梳理一条线索。我并不想眼下就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定义；而且，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提出一个最终的定义。不同的作者对这一概念的用法不一样，讨论中我根据的是坐着的用法。本书所讨论的有些作者根本就没用“帝国主义”一词。前文提出的一系列主题——资本主义的出现，它在全世界的传播，不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控制——都纠缠在一起，不管我们所选择的那些部分是否带有“帝国主义”的标签。
我一直认为，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背景下考察帝国主义（按照这个词的几个不同含义的任何一种）。与此相适应，只有从总体上看，任何帝国主义理论才有意义。这就决定了本书的结构。每一位主要作者的著作都必须从总体上考察，因为整个系统的“视界”决定了如何处理它的特殊方面。本书的主要部分因此将（大致）按年代顺序考察重要理论家们的一系列著作。
一历史轮廓
作为背景，我开始对历史过程作一个非常简略的、有选择性的，并且难免不充分的概述。15世纪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起点。当时，与印度或中国相比，欧洲并不是特别的富裕或具有技术的先进性，阿拉伯城市在长途贸易上占优势地位，控制着欧洲和亚洲间的贸易联系和印度洋的主要航线。然而，欧洲某些地区却在武器和造船方面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并且具有运用这些优势的能力和动力。这就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帝国急剧扩张的基础。
“重商”时期（大约从1500年至1800年）第一阶段，西班牙和葡萄牙处于支配地位。西班牙帝国建立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稀有金属的开采基础之上，并通过巴拿马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西班牙，沿途在拉丁美洲大陆[2]一带受到海盗夹击。采矿业和为它们提供食物的农业都是由强制的劳工来从事的。在香料，后来在非洲奴隶运输方面，葡萄牙帝国更是控制着一连串的贸易商埠，但是没有相应地触及社会制度和生产体系。同时，西欧正在扩张的贸易城市开始依赖普鲁士和波兰种植园农奴劳动生产的、从波罗的海各港口运输的谷物。
在17世纪，重点转向了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的努力种植园的蔗糖生产，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却日益失去了对海洋及其帝国关键部分的控制，先是让位于荷兰人，后来又让位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食糖产区劳动力缺乏，于是“大西洋三角”（Atalantictriangle）应运而生：各种制成品（尤其是枪械）运往非洲，奴隶运往美洲，而食糖则运回欧洲。18世纪以来，英国、法国和荷兰在亚洲的贸易口岸被扩大为领地，在欧洲出现了一些更深刻变化的征兆，并在下一个世纪得到了发展。
于是，在重商时期，欧洲的商业开始控制了世界的许多地区，尽管洲际贸易的商品交换仍然主要是奢侈品（食糖、香料和烟草），以及奴隶和稀有金属。在中南美洲，随着全部土著人口的被灭绝和被取代，社会和生产的组织被完全彻底和强制性地改变了，而在非洲和亚洲，欧洲的影响总的说来要么是表面的，要么完全是破坏性的（奴隶贸易，对印度的掠夺）。应该如何叙述这种贸易和生产模式是有争论的。弗兰克和沃勒斯坦（见下面第八章）坚持认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其他人，如巴纳吉、布伦纳和雷伊（见第十章）则把它描述为一种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系，是一种通过交换而与欧洲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中心相连接的体系。这种分歧是更大范围内有关资本主义定义争论的一部分。
到18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特征是，在为满足市场要求而生产的私有企业中使用自由的雇佣工资劳动力——在英格兰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而在西北欧的其他地方则是程度较差地建立了起来。生产率正在相当迅速地提高（尽管不像后来那么迅速），并且已经大大超过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水平。在这种普遍的技术进步中，有一种因素就是“科学革命”，它与军事和贸易的需要密切相关。天文学和时间测量对航海而言至关重要，它们是牛顿物理学的核心，因此也是一种全新的自然观的核心。
1800年前后的数十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使重商时期与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时代区别开来。在政治领域，美国和法国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观念。英国取代法国而成为一个主要的殖民强国并有效地控制了印度，这对大英帝国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以英国为中心的工业革命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这是一件持久的事件，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大多数人的短期影响也许是负面的，但却有可能设想通过机械化生产来消除贫困和苦工劳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建立在工业化所创造的潜力基础之上的。
工业革命发生的地点和时间是因为各种外在和内在因素（何种因素更重要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英国，生产组织这时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它建立在公司（firms）的基础之上，这些公司比较大（按以前的标准），但数量较多、较为灵活、被残酷的相互竞争所驱动。它们能够从大量的城市无产阶段中招募具有必要技术的工人，当市场条件变化或节省劳力的革新使他们变得过剩时，它们又能够同样迅速地解雇他们。英国控制着世界市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优势，因为最重要的原材料——棉花——必须进口，而产品的大部分又必须出口。帝国的利润提供了准备用来投资的资金。这时一种新型的社会，世界的其他部分惊诧地注视着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工业革命在19世纪的多数时间内继续发展着，在各主要的资本主义中心，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各种新的工业生产方法被引入到一个接一个产业中，并且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地区和北美。这就是马克思写作时的时代背景。到19世纪末，德国和美国已经作为英国的主要工业竞争者出现了，而日本也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
日本的案例是重要的，因为它仍然几乎是欧洲以及欧洲殖民区域之外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例子。那些认为被欧洲支配造成了其他地方发展失败的人可能认为。日本是为数不多的维持在欧洲控制之外的区域之一：而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或失败主要依赖于内部社会结构的人能够指出，日本的发展开始于一种在许多方面与欧洲封建制度相同的社会结构。
实际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区域在整个19世纪得以扩展。拉丁美洲的大部分获得了正式的独立，但处于英国的非正式控制之下。亚洲，这一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向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英国确立了对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有效控制，并在武力威胁下迫使中国容许输入鸦片。法国得到了印度支那，而荷兰已经控制了东印度群岛。俄国正稳步地向后推进其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边界。非洲的有些部分已经被殖民化了，这为世纪末对世界剩余部分的争夺确立了场景。北美和澳大利西亚[3]的门户被打开了。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杯明确地划分为各种“发达的”和“不发达的”区域，形成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一种新的贸易模式出现了，取代了重商时期的奢侈品交易；各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出口制成品并进口食物和原材料。货物贸易的数量巨大膨胀，而运输也已经伴随其他产业而有所改变，能够应付运量膨胀问题。
19世纪末标志着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列宁所称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开始。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效仿列宁用“帝国主义”一词来描述20世纪，而其他概念描述更早时期的扩张主义。我将沿用以下所讨论的各位作者的用法。这时，各种公司的规模有了迅速的增长，以卡特尔、托拉斯等为形式的垄断也得以扩展。20世纪常被说成是“垄断资本”的时期。资本输出在初期的确增长了，但只是增长并没有取代货物贸易，开始是以向政府和公用事业贷款的形式，但逐渐采用向生产企业“直接”投资的形式。20世纪早期，投资主要用于以资源为基本的产业及其相关基础设施上。全球的自然资源得以开发利用。
同时，为控制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区域，尤其在非洲，出现了一场混战。拉丁美洲渐渐地从英国落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一旦世界被瓜分完毕，任何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必然以损害相互竞争的殖民帝国为代价。主要列强间紧张状态急剧增长，尤其在德国（正在上升的强国）和英国（拥有最大的帝国）之间，这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垄断的兴起、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对抗的爆发，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地认同这一点，尽管这种联系的确切本质有待更多的探讨。这就是霍布森、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当时所提出的各种帝国主义理论的主题（见第四至第六章）。
20世纪已经出现了许多进展。第一，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控制的区域已经缩小，先是在俄国消失，接着在中国、古巴以及东南亚等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毫无例外地都是通过战争或国内暴力斗争而得以解脱的。关于这些国家中所建立的各种制度的性质，这里将不作讨论，但是，它们事实上的存在已经对世界力量的平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国际贸易比生产总量有了更为迅速的增长，同时，大公司的国际投资甚至增长得更快，使它们转变成世界范围基础上的“多国”运作。流动货币资本市场已经国际化了。尽管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取得了正式的独立，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比以前更加紧密得多地整合在一起。因此，孤立地考察那些特殊的民族国家是不能理解这一体系的。第三，资本主义世界十分明显的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其区别不仅在于收入水平，而且在于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其他几乎所有的方面。像在以前所有的时代一样，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所涉及的世界人口的比例实在是太小了。对几乎所有的国家而言，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国家归到这个或那个集团。这种分裂显然是20世纪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结构特征，尽管当世界末临近时它也许被打破了。
发达国家（欧洲、北美、日本和澳大利西亚）在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中遭受了挫折，但却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长期繁荣”。总的说来，生产率水平已经在整个世纪中得以极大的提高，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已经几乎完全替代了其他形式。发达的“中心”之内的贸易和投资流量已经非常迅速地增长，因此，与不发达“外围”的贸易限制是总量的一个相对小的部分。就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而言，它具有一个相对庞大的工业部门和一个甚至更大的按现代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服务部门。农业雇用一小部分劳动力，采用现代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有些情况下，农民靠补贴生存。）人口的大多数都是挣工资的劳动者，各种工会组织，即使它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至少已经保证工人阶级分享到增长的生产率所带来的利益。具有自由选举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制度已完全建立起来。发达国家拥有主要跨国公司的总部，并且是技术发展的主要中心。它们生产和出口种类繁多的制成品和触及成品。它们从不发达地区进口一些初级产品和数量不断增加的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
再来看看不发达国家，“三大洲”（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在拉丁美洲，本土社会数世纪前就几乎被完全摧毁了，具有欧洲文化的白人或克里奥耳人[4]统治阶级已经产生，几乎与欧洲同时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非洲和亚洲的那些大国，但同样远远低于那些欧洲国家。同时，它们具有不发达的一切结构特征。在亚洲，各种主要的前资本主义文明更加缓慢地，并且更晚地被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较大的亚洲国家具有完全确定的本地统治阶级、客观的技术能力和绝对量十分庞大的工业部门，尽管相对于人口而言还比较少。然而，平均收入却非常低，拥有众多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和工人。另一方面，一些更小的、较为工业化的亚洲国家已经经历了非常迅速的经济发展，而日本当然完全另当别论。非洲在数个世纪中遭受到奴隶贸易的毁灭性的影响，但是，直到“帝国主义”阶段，欧洲人才实际侵入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比对亚洲或拉丁美洲的侵入要晚得多。总体上讲，这是一片最不发达的大陆，只有极少的工业部分和低的收入水平，而且，仍然遭受饥荒和疾病的蹂躏。
尽管有这些差异，人们仍然可以说，在20世纪中叶，一个“典型的”不发达国家是：现代工业雇佣了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被低生产率的农业和服务业所雇用。工资和收入是低的（一小部分精英除外）。除了为出口而生产的种植园外，农业主要由小农经济所组成。这些农民的农场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维持生存”的经济形式，而是被整合进了市场体系。对外贸易通常占国民总收入的一个相当大的比例，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来偿还资本货物[5]、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出口的收益还必须用来支持红利、利息和专利权税。不发达国家通常是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而不是不发达国家彼此之间进行贸易。这种模式显然十分不同于“未受影响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是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结果。到世纪的最后25年，一些不打法国家迅速地工业化，并且向典型的发达国家的结构迈进，而另一些国家则停滞不前。
20世纪中期，不发达国家的阶级结构明显地既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发达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它正非常迅速地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变。小规模的工业及其被具有节省劳动的生产方法的外国公司控制，意味着工业无产阶级和地方工业资本——先进国家中的重要力量——是弱小的。由于他们的缺位，整个体系被跨国公司的地方代表和分支机构所控制，被商界和地主控制。人数最多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和失业或半就业工人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
然而，先进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都是同一个非常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相互补充的两个部分，是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其形成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地区，它采取了各种十分不同的形式。一种完整的帝国主义理论必须对这一切加以说明。
二历史唯物主义
本书所考察的各位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设想。他们都认为经济制度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都同意必须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解释帝国主义。当然，这种研究方法起源于马克思。在本节中，我将简要地概述一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些原理。
马克思注意到，生产总是社会的：鲁滨逊的故事是一种神话。从技术的、自然的观点（生产力）看，或从实际的工作活动（劳动过程）方面看，生产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然而，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它还包括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即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支配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产品的使用。这些关系并不是有意识地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欧洲今天的生产组织不是有意识地作出决断的结果：即断定资本主义工厂的雇佣劳动是一种比中世纪的农奴制或古代奴隶制更好的制度。它是长期的历史演变的产物。马克思认为，对历史的分析必须从社会关系的结构开始，而不是开始于个人的选择或动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1976:3[6]）
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最终决定“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论断是其著作中最引起争议的部分之一。在我看来，在一般的层次上来讨论它似乎无关紧要，关键是它能否被对特例的详细分析所证明。我打算把它当作一种为例证而采纳的工作假设（aworkinghypothesis）来对待。
马克思坚决主张需要抽象法。因为社会是太复杂了，以至于不能一下子作为总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来把握。相反，我们必须分理出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然而逐步建立起关于它们如何发挥作用并且如何相互适应的描述。用这种方法产生的概念才能够用来构建对现实的（或“具体的”）世界的分析。然而，故意的一套抽象概念并不能分析一切社会。（18世纪后期、19世纪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斯密和李嘉图）因为认识到需要抽象法而受到马克思的称赞，但他也批评了他们把适用于分析他们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运用到一切历史时期，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发展的不同阶段以特殊的、不同的结构为特征，独立的抽象过程对每一阶段都是需要的。抽象地说，一种生产方式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简要的和基本的结构，社会关系是分析特定历史阶段的出发点。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而言，唯有这些有限的基本形式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种生产方式（除最简单的、原始的公社方式和最高级的未来共产主义方式之外）都明确划分了一对对立的阶级，即生产者阶级和剥削他们的非生产者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确定生产方式的特征中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抽象的层次上，首先不应该把阶级理解为人们的各种集团，而应该理解为在一种社会关系结构之内的相互对应的地位。尤其是，不能孤立地来设想一个阶级，因为它的形成正是由于它与另一个阶级的关系；没有受雇者就没有雇佣者，没有奴隶就没有奴隶主，如此等等。
马克思原来的观念是简单明了的。不同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自身的结构并且能自我“再生产”，也就是说，它既能够维护生产力（通过取代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等等），又能够维护生产关系（通过使一个阶级永久地屈服于另一个阶级）。当然，再生产的极致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是不同的。而且，每一种方式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每一种都引起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在进程中，带来其自身功能的改变，最终导致现存结构的崩溃并且被顺序中的下一种生产方式所取代。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1976:3-4[7]）
在这种解释中，社会从（相当模糊不清的）原始公社阶段进化而来，经过古代和封建时期，进入马克思（和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依次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古代的生产方式是由奴隶与占有奴隶的自由民之间的对立来界定的，而封建的方式，就其典型形式而言，涉及到由不自由的农民或农奴从事的为了当地使用而进行的生产，他们支配着他们自己的维持生存的小块土地，由于超-经济的强制，而被迫供养着封建地主阶级。
最为经常研究的生产方式，也是马克思唯一具体分析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方式，其特征是：（1）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即由许多互不协调的生产单位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与此相关，（2）贫富分化，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与一个自由但物产的工人阶级相对立。除非遵守所有人认可的条款，否则，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就会把非所有者（工人）排除在生产之外。工人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的工作能力）来换取工资，他们以此来支付生活必需品的费用。第二章将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作更详尽的讨论。
马克思认识到，非—欧洲的历史不能够符合这种带有“欧洲中心”色彩的阶级次序，他引入亚细亚方式（第二章作进一步讨论）来处理这个问题。亚细亚方式的要点是：它不会以通往更高阶段的方式发展，但会趋于持续地存在下去，除非从外部被打断。他还承认，各阶段的次序能够被外部的影响，尤其被征服所中断。
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马克思，1976:27[8]）
无论如何，一个现实的社会不能简化为一种单一的、抽象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论证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1976:39[9]）具有几中生产方式特征的生产关系可以在一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结合在一种“社会形态”中。这种观念近来再次流行起来（参见第十章）。这种观念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是，它为“小商品”生产方式（由拥有其自身生产资料的独立生产者为市场所进行的生产）谋得了一席之地。“小商品”的生产方式从未占据支配地位，因此没能出现在各阶段的序列表中。
一旦我们把生产方式看做是基本的组织形式，它们能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以不同的方法加以结合和合成，那么，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将几乎是无限的。有限的方式能够（从概念上）分别加以仔细地分析，这样，才能够在分析丰富多样的现实形势中构建复杂的事物。这是科学的方法，是用简单观念阐释复杂问题的探索。
总之，马克思留下的不是对历史的一种完满的解释，而是对欧洲历史的一种不连续的框架，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也是如何扩展其分析的一些引人入胜的简要指示。把马克思的著作奉若神明将是愚蠢的。在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中心问题是分析起源各不相同的、具有不同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各社会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为数不多的关于印度和爱尔兰的论著（下面第二章讨论）并不是特别的有用，但正如我想表明的那样，他的方法已被证明是非常卓有成效的。
在分析帝国主义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担负着保卫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利益的职能，这差不多是马克思理论的一条原理。虽然马克思没提出多少详细的分析来为此提供证据，但其著作中有许多大意相同的陈述。国家是他想研究和写作的（许多）主题之一，但却没有完成。
至于国家为什么应当担负起保护现有社会制度主体构架的职能，这是显而易见的。统治阶级通常是充分地组织起来保护其利益，国家的高层人员（政治家、官僚和军官，等等）在保护现有的国家机构方面有着明显一致的利害关系，这些国家机构几乎不能够指望在社会秩序的全面变革中幸免残存。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不能满足占统治地位生产方式的根本需要又没有可取的选择来替代，就只能导致混乱和经济倒退。支持现存秩序并不意味着就是毫无主见的保守主义。相反，这需要不断地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并且也许意味着反对统治阶级的特殊阶层的利益。下面两种情况不会一齐发生，或者国家将完成这一任务；或者环境可以使其垫付。在此，愚昧和错误的历史作用不应该被低估。
还有许多可以选择的、与维护这个系统相一致的政策。国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尽职，这一论断不是不证自明的，也许甚至没有意义。实际上，在资本主义阶级内部，总是存在着利益的分裂，因此，阶级整体的利益不是非常明确的。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似乎相信天佑，它确保国家的政策总是与“扩大再生产的客观要求”，或诸如类似的事物相一致。这是荒谬的。在一种特定的政治和思想结构中，政策是阶级之内和阶级之间局部利益相冲突的结果。人们常说，国家具有某种“相对的自主性”。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理论的总体构建还处于相当初试的阶段，在帝国主义理论中留下了一些空白。在下面所讨论的大部分理论中，主题集中在经济分析上，这是通过揭示政策是为资本主义阶级的（主要阶层的）利益服务的来“解释”政策。我将按照文献的大体顺序，集中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学。至少，经济问题是历史的重要部分。
三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分为两种：一些人关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中的进步作用；另一些人则把资本主义当做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剥削系统，因此，一些地方的发展是以世界大多数地方“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的。根据第一种研究，资本主义既为更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无知前提，还创造了使这个社会的一产生的阶级力量；第二种研究研究则提出，正式因为资本主义不能引发经济发展，所以才必须革命。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这两种对立的立场都有正确的地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也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地域差异。
大体说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到列宁及其同时代的人——持有第一种观点。近年来它又得以强劲地复兴。根据这种理论，每个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起内部的结构，尤其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中，自由的雇佣工人受雇于相互竞争的企业，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其他的方式却不能（至少在同样的规模上）。外部的力量主要是通过改变生产组织来发挥其作用的。竞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中心议题。具有最新资本设备的、最大的和最有效率的企业是最有利可图的，并能够增强其领先地位，而较弱的企业则落后，最弱的企业则由于破产或被接管而灭亡。失败的威胁迫使每个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把利润重新投资于扩展，并且寻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市场和新的供应来源。相比之下，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剥削阶级首先必须维护他们对生产者施加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结果，前资本主义的体系是相对稳定的，受习惯的支配，（潜在的可供投资的）盈余转向非生产的渠道。
资本主义的扩张不断扩大着对自然资源（矿物、土地等）的需求，这是资本主义领土扩张背后的一种动机。与稳定的需要相适应，运输的发展和对更廉价货源的追求将有助于把新的地区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寻求廉价劳动也是领土扩张的另一个动机。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在是过于简单化了的叙述中，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一些中心地区，带来了那里的资本积累和发展，并且开创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先地位，而且没必要从那里取得任何东西（虽然资本总是会获得它能够得到的东西）。资本主义传播开来，在其他地区开始了同样的过程。世界不同的部分成为同一场竞赛的赛跑者，在这场比赛中，有些地区开始就领先于其他地区。任何损害他人而获得的优势都是偶然的。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针对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明显失败，一种替代的观念已经发展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和沃勒斯坦。这种观念认为，分析的单元必须是整个世界体系，不同的地域或民族国家仅仅是组成部分。资本主义不是用阶级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来界定，而是通过在一个世界交换体系中为获取利润的生产，通过某些地区被其他地区的剥削来界定。“宗主国”或“核心国”是通过直接榨取利益或贡赋（tribute），通过不平等的交换，通过对贸易的垄断控制来剥削“卫星国”或“外围”的。在外围，统治阶级把他们的地位归功于他们在剥削系统中所起的中间人的作用，因此，他们愿意保护它并且保护相应的生产模式。不发达并不是一种原本就有的落后状态，而是强迫外围接受一种特殊的专业化和剥削模式的结果。在世界体系之内，可以采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强制性劳动，雇佣劳动，奴隶制等等。不同国家的阶级结构以及生产中特殊的剥削方式，仅仅是各有关地区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结果，并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像它们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那样）。
在这种研究中，也是过于简单化了，资本积累不是被看作生产水平和方法的真正的、质的进步的一个前提，而是被看做确定量的一种再分配，即由受剥削的外围向中心的一种资源转移。一些地区的发展和另一些地区“不发达的发展”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这两种观点涉及到对历史的十分不同的解读。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中，资本主义从少数几个地方开始，从那时起，在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已经在地理上扩散开来，伴随着工业革命中几个关键资本（而不是商品）输出。相比之下，弗兰克和沃勒斯坦则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是从16世纪开始的，而且从那时起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动态的方法来看待资本主义，而他们的反对者则把它看做是一种基本上是静态的剥削体系。
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种种矛盾不应被过分强调，尽管它们的确存在。世界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正体，其中，生产和剥削的各种关系既存在于国家之内，也存在于国家之间。也许问题并不在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否把不发达说成是外部影响（它们也决定着特定的阶级结构和生产组织）的产物，或是把不发达说成是由特定的阶级结构和生产组织（它们或多或少也是外部影响的结果）所造成。当我们作进一步详细的分析时，可以发现有许多理论贯穿于这种简单分类之中。然而，这却是整理材料的一种有用的初始方法。
“不发达”一词的定义依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而有所不同。在经典的观念中，不发达与落后同义，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一个意思。另一方面，弗兰克及其追随者认为，孤立的国家不能够被称为是不发达的，因为不发达是通过以从属地位融入世界体系来界定的，无论采纳哪一个定义，对这个范畴适用于任何一个特殊的国家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样，很可能不存在太多的混乱。我将描述性地使用这一概念，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即是这样一个国家，它表现出上述第一章、第一节中所描述的不发达的一般的结构特征。
马克思（第二章）在其主要理论著作中全神贯注于封闭的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以一种多少有点不正规的方式，分析了单一民族国家内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扩张。他对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建立了一种其他作者以此为基础的基本分析框架。他关于印度那些文章清楚地表明，他把英国的统治——无论多么的残酷——最终视为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卢森堡（第三章）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扩张的描写扩展到其周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她为这种扩展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是说，资本主义经济遭受着长期的“实现”问题，即，它是出卖为销售而生产的产品，因此必须寻找国外市场。这种观念在帝国主义历史中一再以各种形式出现，我将它作为“消费不足论”（under-consumpitonism）提出来（尽管卢森堡思想的各种变体与这一概念并不是完全相符的）。我将证明，消费不足论是错误的。第二种是说，竞争的压力导致了扩张，以便寻求原材料和廉价劳动，这一点我认为她是对的。这两种情况中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前资本主义的“自然”（非市场）经济都不可能被简单的市场竞争所触动，因为缺少参与竞争的市场，因此，必须由武力打开。
霍布森（第四章）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值得一提，因为他的著作以及影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作者。（在卢森堡之前）他就提出了一种对帝国主义最有条理的说明。他的有关消费不足的看法是众多版本的原型，他是最早把对非洲的掠夺和19世纪末加剧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垄断的发展联系起来的第一批人之一，这成为马克思主义有关帝国主义论述的重要主题。
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第五章和第六章），我将称他们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作家（因为马克思本身没有像他们那样讨论过帝国主义），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就直接地从事写作。在经济生活中，自马克思时代以来的主要转变就是垄断的发展，这就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竞争的过程，随着其不断地消除更弱小的企业，将产生垄断的趋势。然而，这种发展的结果却有待分析。同时，存在着对殖民地的掠夺，并且在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间出现了激烈的对抗。所有这三位作家都强调基于民族基础上的垄断的形成，以及世界范围内民族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增强。同时，他们预言了世界落后地区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
希法亭的主要贡献（第五章）是提出了“金融资本”概念，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成巨大的连锁集团。这些集团彼此间并不是通过削价来竞争：它们谋取国家的支持，利用金融的和政治的方法得到对整个工业的控制。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理论的大多数原理都是由希法亭提出的，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面。
布哈林（第六章）通过把希法亭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背景中而改造了它，其中有两种趋势在起作用。垄断的和金融的资本集团的形成是一种趋势，另一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在地域上的加速蔓延及其整合为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它们与民族国家的联系，金融资本集团是在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竞争因此就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在竞争的斗争中采取吞并和战争等手段。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也在第六章讨论）在大多数方面追随布哈林，而回避了主要的理论的问题，并且增加了取自霍布森的原理。列宁坚持认为，应该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策或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方面。这一术语能够造成某些混乱，因为其他作家（按照日常用法）用这一语词专指国际的统治和剥削关系。资本输出的原因能够用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的理论，或各种消费不足论的理论来解释，而列宁对此所作的相当含混的论述也造成了混乱。总而言之，列宁的小册子徒有其名。
在关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上，巴兰的工作（第七章）代表了一个转折点。从马克思到列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预料资本主义（到一定的时候）在整个世界的全面发展。巴兰争辩道，不发达国家的命运明显不同于那些在更早的年代已经发展的地区的命运。他认为，垄断限制了产量和投入，并且因而导致低增长（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在先进国家，产量是高的，而高的垄断利润抑制了工人的消费，因此存在着长期的需求短缺（这与霍布森的论证几乎完全相同）。在不发达国家，“剩余”部分地被统治阶级奢侈品花费所吸收，而大量的剩余却被转移到先进国家（作为利润），它有助于那里解决吸收不断增长的剩余问题。因此，无论是在先进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垄断把资本主义从一种发展的力量改变为一种停滞的原因。然而，在不发达国家，由于没有竞争阶段，因此，生产和收入“冻结”在一个低水平上。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被这样一种观念支配着：即，资本主义阻碍了第三世界的发展，因为“外围”国依赖于“中心”国，这就是以依附论（第八章）未名的论证路线。弗兰克是随之产生的争论中的中心人物。我将指出，他的理论具有种种致命的缺点。我们已经描述过弗兰克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垄断的交换和剥削系统这一观点。对这种研究的主要批评是，它忽视了生产关系在决定系统的动力和阶级结构中的作用。阿明把对国际交换的形式分析结合到对世界范围积累的论述之中。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对欠发达的（lessdeveloped）或前资本主义的地区的影响强加了一种限制未来发展的专业化模式。通过详细地论述“不平等的专业化”，他的依附论观点比前辈作了更好的改进。但还存在着种种重大的错误。不同地区生产率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不甚明了，和其他人一样，他的依附论观念具有消费不足论的成份，而这在我看来是错误的。
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第九章）已经开辟了一条它所独有的新思路。他也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经由交换而形成的世界剥削体系，但在他的模式中，盈余能够在没有垄断的情况下通过竞争性的市场加以转移。马克思关于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建立单一的平均利润率以及一套相应的“生产价格”。直到伊曼纽尔提出世界经济中的生产价格决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才在生产分析和交换分析之间建立了相应的联系。其主要观点是，资本是在国际上流动的，而劳动则不然。对他的分析的主要批评是，某些关键性的变量（专业化模式、生产率、工资）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他对世界经济理论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所要求的也太多了。
还有许多争论是关于种种更具体的问题的，通常是围绕弗兰克-沃勒斯坦立场与新近复兴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区别。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及它对当代不发达国家的适用性（第十章）。这里，中心问题是：不发达国家的内部结构是否能够根据存留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以概念化，如果如此，这是它们落后的原因还是结果？争论的第二个方面集中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地位的趋势（第十一章）。在战后的时代中，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假定，美国将维持或增强其作为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统治地位，而不发达国家，只要它们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不是绝对贫困的话，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的相对贫困和更彻底地处于从属地位。资本主义被看做是一种稳定的、自我增强的全球不平等体系。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经验所推翻：美国的霸权已经瓦解，在不发达国家的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快速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我看来，把这些作者集合在一起，本书所考察的著作提供了一种连贯的、有关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大多数素材，尽量这样一种理论还必须详细地加以研究。下面是我推测这一理论也许采取的形式。这只是一个尝试性的框架，进一步的研究将超出本书范围之外。
“重商”时代的特征是非常松散的世界经济整体，因此，世界不同部分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各个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时，运输费用很高，长距离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资本和技术是相对稳定的。欧洲的进步是因为欧洲正在成长为资本主义。在别的地方，欧洲军事力量主要通过转变生产方式——或者从外部设置（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如在拉丁美洲），或者为未来资本主义发展开辟基础（如在北美）——而发挥了作用。
19世纪是一个过渡时期。正在兴盛的世界经济仍然是相当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内部条件成熟的地方，仍然有可能出现新的中心，并且坚定的国家支持正在到来。同时，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发展正在打破贸易垄断，降低了运输费用，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整合起来，发达的工业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因为生产率水平提高了，而工资却仍然相对较低。结果，它们在所有主要的工业生产行业中具有决定性的成本优势，而相对落后的地区被限制在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活动中。更发达地区的优势不能轻易被改变，因为技术主要在工人手中，而资本趋于流向技术集中的地方。对专门的服务和供给网络的需要也有同样的效应。这些“外向经济”（externaleconomies）在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尤其重要，今天依然如此。
然而，垄断资本却通过接管国外供应商，通过使技术规范化和程式化，而倾向于使外向经济“内向化”。现代跨国公司能够用比较低的追加成本而把技术转移到新的场所。同时，先进国家的工资水平已经提高了。现有的工业中心的成本优势在这两方面都被削弱。现在有一个明显的趋势，生产被转移到不发达国家的低工资地区，尽管这一趋势遍及整个工业部门还将有一段相当长的过程。
由此并不能推论，整个第三世界能够期待完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因为新的发展地区的出现将使竞争加剧，并且淘汰较弱的竞争者。同样，新的工业化国家的众多人口也许长时间得不到什么。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法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造成的失业压低了工资。前景之一就是不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伴随着工人阶级的贫困——许多方面正如马克思一个世纪以前所语言的那样。
注释：
[1]Conquistador，尤指16世纪侵占墨西哥、秘鲁等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译注
[2]thespanishMain，拉丁美洲大陆，尤指南美的北海岸一带；有时指加勒比海或其南部。——译注
[3]Australasia，一个不明确的地里名次，有时指马来群岛和大洋洲，有时专制马来群岛和澳大利亚，一般仅指马来群岛。——译注
[4]creole，克里奥耳人，常指下面几种人：生于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早期法国或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上述两种人与黑人或印第安人所生的黑人后裔。——译注
[5]capitalgoods，资本货物、生产工业品所需的生产资料。——译注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0页。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
第二章马克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二章马克思
一资本主义
二资本主义动力学
三资本主义的起源
四资本主义的扩张
五殖民主义
六小结
马克思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一词，在他的著作中，也根本没有任何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所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相当的东西。当然，他的确有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理论，即使相当零散，但他的著作广泛地设计到资本主义对欧洲以外社会的影响。和其他许多继承者不同，马克思把欧洲以外世界的相对落后以及他们对欧洲统治者的屈服，看做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作家已经在他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引出了马克斯理论的不同原理。一般来说，他们还没有把马克思论述殖民地的著作作为他们分析帝国主义的基础。
我想首先十分简要地陈述一下马克思关于纯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即使不用扩张到周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原则上讲资本主义也能够自我存在和发展。然而事实上，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因此，接下来就将考察马克思的有关资本主义起源、有关资本主义以牺牲其他生产方式为代价进行扩张的理论。最后，我将考察马克思关于殖民地的论述，尤其是关于印度的那些著名文章。这样，开头两节从理论上论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章剩余的部分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非纯粹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慎入。
术语上预先作一点说明：马克思并没有用一个全称词语（genericterm）来描述更先进的民族国家对更落后地区的统治。我已经使用殖民主义一词，因为它已经后来得以广泛采用。当马克思自己使用这一术语时，它通常是指欧洲人在土著居民已经被驱逐出去的地区（如澳洲和美洲）的拓居。
一资本主义
马克思毕生事业的核心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体现在三卷《资本论》中（马克思，1961年，1963年，下面的引用标明标题和卷号）。其中心内容是关于封闭的、同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劳动力具有单一价格，受劳动力价值的支配，而当生产价格被引入时（在第3卷中），则出现了单一的平均利润率作为一种归于所有资本的增量。当然，这是一种抽象，在全部三卷中，马克思用了各种例子把抽象的理论与复杂得多的现实联系起来。可是在理论内部，却没有给不同国家间经济条件上的任何差异留下空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与弗兰克那样的依附论者的概念截然相反，对他们来说，中心-外围关系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
本节中，我将非常简要地概述一下基本理论，把重点放在以后的作家所使用的那些主要概念上。这里并不是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对那些想阅读更多东西的读者来说，有大量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例如，布鲁厄，1984；弗利，1986；霍华德和金，1985）。
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方式，即生产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只要哪里有许多独立的生产者，他们生产产品是为了出售而不是供他们自己使用，那么，哪里就存在着这种经济形式。马克思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使用或消费商品中得到实现）和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中能够获得的东西）。使用价值的生产对任何社会的生存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商品生产体系中，这却被生产者仅仅关心产品的交换价值这一事实所掩盖。
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是由（劳动）价值加以说明和决定的，这里，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直接或间接的为再生产这一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小时为尺度）。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大量讨论的主题（例如，森岛，1973，1974,1976；斯蒂德曼，1975,1977；希姆尔怀特和莫亨，1978；赖特，1979）。运用劳动价值的困难在于，事实上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交换不是根据它们的价值，它们的交换是根据围绕生产价格波动的市场价格（参见下面的论述）。在联合生产的情况下，在最简单的涉及到固定资本的情况下，价值是难以令人满意地确定的，并且容易成为负数，或者不能恰当地累加（斯蒂德曼，1975,1976,1977）。几乎没有什么帝国主义理论主要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因此，劳动价值仅仅能够被视为论述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权宜之计。可以从其他价格理论的角度重新阐述这些主题，但是，我将运用劳动价值论，因为马克思正式这么做的。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论述并没有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马克思当时问道：作为一种增量归于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简言之，利润）的来源是什么？他在联结雇佣工人与资本家顾主的特定社会关系中找到了答案。他说，工人出卖其劳动力，即他的工作能力，而不是他的劳动。劳动力与劳动之间的区别对劳动价值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劳动的劳动价值是无稽之谈），而且它还反映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实际的工作过程，即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工作本身，是在劳动力新的所有者，其购买者资本家的控制之下实现的。资本家还购买工人工作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原料，设备等）。
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比如说）一天中工作小时数（在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但是资本家所支付的工资只相当于劳动力价值，即再生产一天的劳动力所需的劳动，这反过来说又是工人（及其家庭因为工人也必须再生产出来）维持生活所需商品的价值。如果一天中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一天的劳动力价值，那么，就会有剩余价值，当资本家出售商品后就够能把它塞入腰包。从全体工人和全部资本家间的关系来看，这就是说，当工人的生产比他们的所得更多时，就会存在着利润（或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等于剩余商品。然而，对个别资本家而言，利润（或剩余价值）依赖于价格（或价值），因为个别工人所得到的商品不同于他们所生产的那些商品；只要商品生产和消费不是同一的，我们就不能取此舍彼，除非它们能够被归并到一个共同的单位。就开放的经济而言，当工人生产出口商品并部分地消费进口商品时，同一的问题也会存在。
马克思的工资（或劳动力价值）理论也有些难点。他说，工人需要的商品并不取决于纯粹的生理需要，尽管这些需要确立了一个最低限度，但还是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他的气体著作中，尤其是《工资、价格和利润》这本小册子中，存在着交易能力决定工资的理论成分。显而易见，如果工资上涨到使利润减少到低于某种最低水平的程度，则将出现生产的停滞和危机。这就确定了一个工资上限，它保证了利润的存在。
在这种理论框架中，资本是一个“处于过程中的价值”（valueinprocess），货币或商品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个别资本家的财富首先以货币形式出现，然后采取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形式，接着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形式，通过产品的销售，最后又具有货币的形式，准备开始又一轮的循环。（事实上，这些阶段相互重叠。）资本是由整个循环来规定的。在计量所涉及到的资本时，我们把货币、进行的劳动、生产资料和最终商品等的价值都算在内。这就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所使用的资本定义有两方面的区别：首先，后者更为狭窄，因为只包括生产资料；但其次，又更加宽泛，因为包括的是不考虑社会条件的生产资料。对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财富如果被资本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才是资本。我将自始至终地使用这个定义。从另一方面讲，传统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生产的一种技术条件，而马克思则把它视为说明特定生产方式的一种生产关系。
这里，我们应该暂且考虑一下生产和流通（交换）这两个“领域”的情况。两者都是资本循环——即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循环——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经济由许多独立的企业所组成，每个都受控于一个资本家所有者，并通过市场交换而联结在一起，市场则不受控于任何人；资本主义生产是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并且受盲目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的作用所支配。不同资本的循环彼此缠绕；每个资本都是从其他资本那里购买生产资料，而工人则是用另一个资本所支付的工资从一个资本那里购买生活资料。资本主义生产从总体上讲包括许多独立的生产过程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交换过程。两者都是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生产的组成部分。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试图证明，（狭义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首要的组成部分，而流通则是次要的。从上面的讨论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有可能的是，部分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进行，而部分生产在前资本主义关系下进行，两者通过交换而联结起来，就像工业革命时代美洲奴隶种植园与兰开夏[1]棉纺业之间的关系。有些作者把这说成是纯粹资本主义的生产（在种植园中带有一种非正统的劳动训练形式），而另一些人则把它说成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看来问题至少部分是语义上的。重要的是，有一种既包括资本主义，也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过程，在商品生产的各种系统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重要的可能性。然而，这结论下得有点匆忙，我目前关注的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在讨论制度的再生产时，最清楚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为简明起见，他采用了简单再生产的思路，在简单再生产中，在每一轮生产之后和继续扩大规模的再生产（也称作扩大再生产，渐进地增加规模的再生产，等等）之前，制度都会像以前那样被精确地重新构造。这里，部分利润被积累起来作为新的资本，制度同时也发展了。还要注意简单的“生产周期”这一观念，“生产周期”开始于生产资料、工人消费的工资商品等等，结束于它们已经被耗尽并且被新生产的商品替代之时，这是另一个分析假设，它在不影响有关原则的情况下使事情得以简化。
首先考虑一下工人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周期开始时，工人没有财产，“除他们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卖”，因此，除了找一份工作，此外别无选择。他们自己不能够生产，因为他们付不起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资本家支付给他们一份工资，足以满足他们的（由社会决定的）需要。在生产周期结束时，工人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工资，又回到了他们的出发点，被迫再次地寻找一份工作。马克思始终认为，存在着一支产业后备军，一个失业工人的蓄水池，他们为工作而竞争，使工资处在一个低水平上。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吸纳了所有的失业工人，失业的威胁不再能压低工资和维持劳动纪律，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危机：缩减生产，增加节省劳动力的投资，并且重新组成后备军。另一方面，资本家则一开始就具有足够的支付工资（可变资本）和购买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购买力（货币资本）。在过程结束时，他们获得足够的收益来弥补支持，增加了一个剩余额（利润），它能够被全部用于他们自己的消费（简单再生产），或部分用于新的投资（扩大再生产）。因此，开始的情况是商品所有者（资本家）与没有资产的工人相对立，生产周期结束时，同样是这两个阶级对抗的再生产，为再次开始的周期做好了准备。至于资本主义首先从哪里起源，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后面会论述。
为了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资本家应该得到剩余价值还是不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生产，因此生产是由许多独立的资本家在没有中央协作计划的条件下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使用价值（生产资料，生活必需品等）必须被生产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的最后的章节中，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交换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第二部类生产消费品。他通过运用各种数字样本或再生产图式，从而表明，与简单再生产相适应的两大部类——取决于消费率——的产品之间则存在着另一种联系。这种分析如何能够被更具体地运用来确定每个部类内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必要比例，这是容易理解的。
马克思对再生产的分析与帝国主义理论十分相关，并且已经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其中的一个方面是市场问题。那么，资本家何以能够指望把他们生产的所有商品销售出去呢？有一个论据被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采用，我将其称之为“消费不足论”（参见布里尼，1976；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尤其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八章中讨论消费不足论的若干变体。）其最简单的表达形式就是：如果工人不能支付购买全部产品的费用，资本家能够把它卖给谁呢？在简单再生产中，马克思的回答是，资本家自己消费剩余产品。这需要相互出售，因为各自都专门从事特定产品的生产，都希望消费其他产品。在增长的经济中，资本家仍然是在他们自己中间交换剩余产品，只不过不是购买消费资料，而是购买用于新的投资的生产资料，第一、第二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必定会相应地有所不同。工资是预付的这一设想使论据变得有点麻烦；有些新的投资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了追加的工人，他们把钱花在了消费品上。用来实现交易的货币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它在从一人之手转到他人之手的流通中并没有被耗尽。在每一周期的重点，它已经回到了其出发点，准备再次地循环。
消费不足论的核心观念是，消费需求在某种意义上比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更重要，后者只是在给前者做准备。常常引起争论的观点是（霍布森，1938，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如果消费（即便说）是静态的，因为工资是不变的，那么，将不会刺激投资。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能够被引向生产投资货物（生产资料）的产业以及消费品产业。消费需求在资本主义结构中没有特殊的地位；这种需求的大部分来自工人，他们只有产生利润才被雇用，因此，消费和投资两者都主要起源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决定。如果资本家积蓄金钱并且用于投资，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工人，工人的总消费也会增长。
如果利润前景不好，投资将有可能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削减投资和工作岗位，需求减少并引起连锁反应。另一方面，当有望得到高额利润时，连锁反应的作用正好相反。马克思曾经设想，资本主义经过连续的繁荣（它保证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萧条，或“周期性的危机”而得以发展。扩大再生产的图式表明，从原则上讲，扩大需求以便与攻击相一致是可能的，不过资本主义制度经受住危机（就像实际情况一样）也同样是可能的。必须在获取利润的各种决定性因素中，而不是在任何本来就有的需求问题中寻找对危机的解释。我将随着他们产生的先后而讨论消费不足论的各种特殊的变体，尤其是卢森堡、霍布森和斯威齐的理论。消费不足论的论证在帝国主义理论中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够解释对国外市场的寻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
二资本主义动力学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价值（即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马克思把工作日中与工人用他的工资购买的商品价值相等的那一部分成为必要劳动；工作日的其余部分为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能够通过延长工作日而得以增加，这被称为绝对剩余价值。它还能够通过提高消费品工业（或用于消费品工业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率而得以增加，从而在没有减少工人实际所得商品的情况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在劳动时间相等的情况下）。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换言之，或者通过迫使工人工作更长的时间来增加工人生产的剩余产品（绝对剩余价值），或者通过改进生产方法从而在同样的时间内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有一个由生理界限设置的限度，而相对剩余价值则不同。绝对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和在殖民地是重要的，在殖民地，工作时间被迫增加到最大限度而工资则降到最低限度，而在发达资本主义中相对剩余价值居支配地位。
竞争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推动力，它迫使资本家不断地努力削减成本。在平均价格水平被迫降低之前，任何减少成本的新的生产方法（一项技术上的改进，或一种劳动纪律上的“改进”）都将给那些迅速采用它的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一旦新的生产方法被普遍采用，竞争就会迫使价格降到与成本相一致，淘汰掉所有成本居高不下的生产者。马克思设想（一般来说这是正确的），大规模的生产比小规模的生产更有效率。因此，竞争迫使资本家尽可能地积累和再投资，以便扩大生产规模。马克思称通过利润再投资而获得的增长为资本积聚（concentrationofcapital）。更大的公司将会更好地生存下来，尤其在萧条时，并且能够兼并更小的公司。由资本合并而形成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被称为资本集中（centralizationofcapital）。
尽管这些过程使效率不断提高，但马克思断言，仍然存在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提出，帝国主义是对下降的利润率的一种反应。下面是马克思的论证：设c代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v代表劳动力的价值，且s代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那么s/v则被称作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除以必要劳动。然而，利润率则等于s/(c+v)，因为资本家把利润与预付总资本（即用于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力的资本）联系在一起。于是，利润率s／(c+v)等于＜s／v)/＜c／v)+1)，用v去除上下两部分。这个公式的分母中出现的分数c／v被称为资本价值构成。
马克思把资本技术构成界定为生产资料的数量（实物量）同雇佣劳动量之间的比率。资本价值构成是它们的价值之间的比率。马克思说：“我把资本那样一种由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着技术构成变化的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论》第1卷，第612页[2]）然而，他似乎常常把“有机构成”一词与“价值构成”交替使用。
他认为，c/v（资本价值构成）将随着资本积累而提高，超过所有s/v（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作为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这样，利润率将趋于下降。这就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他还介绍了若干相反的趋势：s/v也许提高，工资也许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等等。最重要的事实是，如果生产率提高，一定量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将下降，因为生产生产资料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因为这个原因，即使数量（实物量）在增加，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并不一定增加，因此，c/v也不一定在价值上提高。“利润率下降”利润本质上讲依赖于消费品工业中迅速的技术进步，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在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却没有相应的技术进步。另一个相反的趋势就是对外贸易（《资本论》第3卷，第232页）。马克思认为，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可以创造高额利润，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本国可能更先进，因此就像第一个运用新方法的公司那样获取超额利润；本国的劳动可能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不用支付更高的报酬（与伊曼纽尔的论据正相反，后面再讨论），并且在殖民地具有高的剥削率。这些就是各种不具备什么理论根据的杂七杂八的理由；在缺少适当的世界经济理论的情况下，它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不管怎样，这种理论论证在分析一种封闭的、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关键的，而这些因素在其中不用考虑。
决定性的论点是上面所讨论的关于降低生产资料价格的问题，因为这种降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固有的。对资本价值构成的或升或降，不能指望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解释。总之，能够说明的是，资本家唯有采用新技术，他们才能在现有工资水平上提高利润率。任何减少成本的技术创新，一旦它被普遍运用，还将提高普遍的利润水平（大雄作了出色的证明，1961,1963；另参见希姆尔怀特，1974,；霍奇森，1974；鲍尔斯，1981；罗默尔，1981；以及谢克，1982）。尽管上面所引用的论据在我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但反对利润率下降这一点仍然是有争议的。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具有巨大的启示，因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曾经预言由于下降的利润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所谓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还被用来解释资本输出，并因此用来解释帝国主义，有时被当作是针对下降的利润率而“调动各种反趋势”过程的一部分。对这些论点而言，下降的利润率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它们无非是说，资本家追求脸颊劳动力和高额利润，这种解释本身就足够了。
竞争的另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就是形成了生产价格（在第九章中将更详细地说明）。其基本观点是：为寻求更高的利润，相互竞争的资本会从一种产业转移到另一种产业。哪里的利润高，资本的流入就会通过增加供给和压低价格而使利润降低。那么，相对价格必定偏离价值，因为如果价格与价值相称，资本价值构成低的产业将有高的利润率，反之亦然。资本的流动性导致单一的平均利润率的形成。
这种分析使得马克思能够处理商业资本（或商人资本）问题，这是资本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它从产业资本那里接管了购买和销售的智能。根据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在生产中产生，而不是产生于交换，因此，商业资本不产生剩余价值。然而，它却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商品的购买和销售是资本循环中的必要环节，因此应当（从买卖差价中）得到与平均利润率相当的利润。与马克思所分析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想必，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起源中所起的作用要重要得多。
资本的另一个起着作用的部分是银行资本，事实上，它集性质相当不同的功能于一身：一切与货币（相对于商品）经营有关的功能，以及它们所允许的货币资本集中的功能。工商业常常发现它们自己掌握着闲散资金的平衡。如果一家银行能够把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它就能够把实际持有的货币节省下来，并且通过把剩余的部分借给其他暂时缺钱的资本家而使其得到利用。个人（歇业的资本家、非资产阶级的成员，等等）的存款也能够被集中起来加以使用。
这些不同部分的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重要性在于：它们界定了资本家阶级中也许具有不同利益的不同阶层。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还有其他的划分，例如，大小企业之间的划分以及不同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等等）中资本之间的划分。政治活动和国家的职能之一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利益之间进行调解。
综上所述，马克思从雇用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之间关系的角度界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论证了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能够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产自身的。竞争导致资本积累，提高了生产率，并使资本积累为越来越大的单元。下一步是要分析资本主义在先前的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出现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还包含其他方式的种种社会形态中的作用。
三资本主义的起源
资本主义一旦存在，就有一种能够被抽象理论所把握的逻辑，但是，资本主义的起源是一种不再重复的过程，它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加以解释。在马克思看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无产的自由工人的阶级，另一个是生产资料私有者的阶级，问题的实质在于解释这两个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欧洲。它被移植到（部分被培育在）欧洲人拓居的殖民地（美洲、澳洲等地），而在日本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资本主义来自外部，是一种常常在枪口威胁下引入的异己的产物。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地理格局看做是偶然的。他论证道，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关键在于先前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在世界的不同部分是不同的。欧洲（和日本；《资本论）第1卷，第27章，第718页）占支配地位的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受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所支配。
封建生产方式的衰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而亚细亚方式却做不到，因为封建制度包含着一种土地（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的主要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形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土地的村社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伯尼埃尔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的一切现象的基本形式就在于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开启东方天堂的真正钥匙。”（马克思，1969:45[3]）因为马克思思想的这一方面是有争议的，我这里引用《资本论》的一些语录，以说明马克思关于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在决定资本主义发展前景中的重要性的观点。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内所以所有革命的作用，仅仅因为它会破坏这些所有制的形式，并使它们解体，而政治结构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在相同形式上的不断在生产上。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上，高利贷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没有在经济衰落和政治腐败之外引起什么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事后，高利贷才表现为新生产方式的形成手段之一；那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的破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劳动条件的集中成为资本。（《资本论》第3卷，第36章，第583-583页[4]）
［商业］对旧的生产方式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解体的作用，首先要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质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会用何种新的生产方式来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并非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资本主义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曾经是一个多大的障碍，人们尽可以在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得到一个适切的例证。……［在印度］这种解体工作也不过极其缓慢的进行着。在中国，这种解体作用就进行得更慢，因为在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利加进来加强它的作用。（《资本论》第3卷，第20章，第325页，第328页[5]）
从它们纯粹的形式上来讲，亚细亚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两者都包含农民家庭为本地使用而进行的生产，为其自身生存而生产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并且还要供养一个通过超经济强制榨取剩余产品的统治阶级。在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各种主要的社会关系把个人（或家庭，权利和义务的继承通常是世袭的）联结起来；单个的封建领主（lord）持有某快领地权，并且能够通过榨取地租（以劳役、实物或货币的形式）剥削那块领地的农民。与此相应，单个的农民被束缚在特定的小块土地上，有权耕种那块土地，同时承担相应的为地主贡献剩余劳动的义务。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联结关系存在于国家（代表统治阶级）和村社之间，村社占有土地，按照习惯的规则分配给其成员，并且受“税租”（tax-rent）的剥削。与这两种生产方式相应的的政治体制反映了它们经济体制上的差异：封建制度的特征是“分化的”主权（parcellizedsovereignty，这一短语来自安德森，1974），主权被许多半独立的封建领主所瓜分，而亚细亚社会是“专制的”（有关亚细亚方式这一概念的讨论，参见克拉德，1975；安德森，1974）。
这两个概念都存在着难点。适用于欧洲的封建方式的概念已经很好地确立起来了，但是，对它的定义存在着疑义，问题主要出在用它来分析西欧之外的各种社会。（例如，拉丁美洲的种植园是封建的吗？）亚细亚的概念更没有很好地确立起来；安德森（1974）坚决拒绝它。部分的问题是，封建的和亚细亚的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清晰，因为有都躲中间的土地占有形式。总之，资本主义渗透之前亚洲经济组织诸种形式的真正历史既是复杂的，而且很少为人们所了解，因此，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差异有待说明。
当封建制度在欧洲土崩瓦解时，它分化为一种通常向地主缴租的、独立的农民生产者的社会。生产是生活消费品的农民生产、为满足当地需求而进行的手工业生产以及为市场而进行的小规模生产的混合体。然而，封建地主以地租形式对土地享有某些权利，并对公共土地拥有某些不确定的权利。关键的阶段是对土地的这些（私人拥有的）封建权利转变为完全的私有权，包括驱逐占用者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典型的封建社会制度中通常是不存在的。
资本主义被界定为无产的、自由的工人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把农民驱逐出土地，生产资料被集中在到地主手中，而同时，被驱逐的农民变成了无产阶级，通过把以前在自给自足单位内所进行的活动分裂开而创造了各种市场。马克思接着描述了这一过程的逻辑（《资本论》第1卷，第Ⅷ部分，尤其是在第30章）。列宁在其对民粹派（Narodniks）的辩驳中也作了一种自始至终非常相似的分析（列宁，1974）。
事情要从小农（peasantfarmers）说起，他们主要生产他们自己的生活消费品（包括农村手工业产品），仅在市场上交换剩余产品。他们于城市手工业部门进行小规模的贸易，而地主则把其地租花在购买小农的产品以及城市手工业品上，还花在供养佣人上，等等。在农民被驱逐之后，由数量更少的、忍受更低生活水平的农业工人在同样的土地上生产数量相同的粮食：剩余农产品因而增加了。大部分被逐的农民作为雇佣工人被受雇于城市或农村的工业，从农业剩余产品中获取食物。他们的产品能够（通过他们的雇主）被出售，因为前资本主义的农村手工业大部分已被摧毁，留下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者能够进入的空地。
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从原则上讲，这一过程能够在生产力没有任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行：同样多的商品继续被生产出来，以同样的方法，用同样的土地和同样的生产资料。所不同的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完全被改组。以前，产品大部分是为了直接的用途。现在，工业和农业、城市的生产和农村的生产已经分离开来，产品大部分是为了出售。以前，生产者拥有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现在，他们是无产的以工资为生的人。马克思把这个过程称作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出现了以前并不存在的生产资料这个意义上讲，这不是积累。从整个社会的观点看这也根本不是积累。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因为以前不是资本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变成了资本。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我们知道，属于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劳动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资本论》第1卷，第33章，第767页[6]）当然，这一过程实际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生产方法正在更新，而且其他各种力量在摧毁前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中起了作用。上面所作的论述是一种抽象。
转变中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解释的方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的起源。英国具有代表性，在那里，地主并不亲自经营他们全部的土地，而是把它出租给雇佣着农业工人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这里，马克思的叙述的确不清楚（历史事实也是这样），但是，他似乎发现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主要起源于经济境况较好的农民，他们在圈公地的斗争中与地主结成联盟，这个阶级后来用俄语称呼叫做富农（kulaks）。马克思的描述主要适用于英国这个第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在法国，1789年革命建立了一个拥有自己土地的自由浓的体制，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缓慢。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的环境。
马克思描述了其他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变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尽管总是强调无产阶级的产生）：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掠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世界市场的建立，商人财富的大量增长，等等。这些外部因素的确切作用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假设财富的流入使得后来的资本家更容易地开始经营并壮大起来，那么，这促使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实际成员同收买没落的负债的封建权贵的全部产权的暴发户之间的地位颠倒了过来。对仍然非常缓慢的、不可抗拒的资本主义进步而言，所有这一切必定起到了一种润滑剂的作用。最近许多作者已经把马克思的观点颠倒过来了，把财富流入欧洲看做是资本主义起源（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发展失败）的主要因素。马克思当然讨论了原始积累中的各种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上面的解释只是一种可能的看法。我想，这既符合马克思所讲的情况的逻辑，也与他所强调的论据相一致。对外部因素的强调与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分裂为中心和外围的情况是一直的，但马克思并不是这样看的。
最后，马克思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原始积累过程中国家的主要作用（除了为驱逐农民提供法律上的支持之外）就是镇压新近形成的工人阶级，并且压低他们的工资）。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一旦这种生产方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它的机制就会粉碎一切反抗；……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压力执行着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专制。固然有时还求助于强制，还在使用暴力，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资本论》第1卷，第28章，第737页[7]）。
四资本主义的扩张
一旦资本主义建立了起来，资本家便在竞争的驱使下寻求新的能够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生产方法。相比之下，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节省劳动力的变革通常产生不了收益（因为过剩的生产者不能够被淘汰），只有当增加的产品能够被统治阶级所消费，或者用来供养非生产性的雇员、士兵之类的人时，它才是有用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竞争引起了积累性的发展。每一次进步将很快被模仿，落后者就会破产，而领先者的优势只能够通过不断的扩张和创新来维持。
早在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1950年，下面简称《宣言》）中，马克思坚决主张，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就是发展生产力：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宣言》：第36、37页[8]）
同时，资本主义在扩张，并且把所有其他的社会纳入其轨道。马克思认为，在有些地方，这种向外扩张出于对市场的需求。例如，在《宣言》中：“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9]我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消费不足论者，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国外市场；而这段引文（和其他类似的话）对我来说也并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同步的；当一种工业（如工业革命中的棉纺业）的发展领先于其他工业，相对于巨大增长的供给而言，它就会发现自己受到需求不足的阻碍。竞争迫使资本主义企业找寻能够为其产品获得最好价格的市场，并为其购买的商品寻找最廉价的供给渠道。对廉价原材料的追求尤为重要，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的可获得性依赖于自然条件（如气候和矿藏），这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去寻找。此外，尽管并不存在必然的需求不足，但同样也不能保证需求总是充分的。资本主义经济经过不断的繁荣和萧条而向前发展，因此，总是存在着饱和期，这时，卖方就会不顾一切地寻找市场。
另一个推动资本主义部门以牺牲前资本主义生产为代价进行扩张的因素是需要补充新的劳动力。的确，由于生产率的进步而造成的过剩的工人不断地补充进劳动力后备军，但是马克思一直假定，一种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总是倾向于比生产率自身所允许的发展更为迅速地扩张，这将周期性地导致劳动力短缺。在缺少任何外部劳动力资源的情况下，这将引起工资上涨（因为劳动力市场需求超过供给），而这又将促进节省劳动力的创新并引发危机，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了躲避危机，任何外部的劳动力资源都将被急切地动员起来。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被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尤其是小规模的个体生产者所包围，那么竞争的过程就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需求：对市场的需求和对劳动力的需求。由竞争所逼迫的技术进步使资本主义企业得以用低价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者抗衡，侵吞他们的市场并同时摧毁这些生产者，迫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于正在衰败的封建社会之中，商品生产已经在其中充分建立，各种条件都有利于它进行扩张并制约着西欧的经济生活（尽管这花费了很长时间）。
当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第一批资本主义帝国建立起来时，主要的资本形式是商人资本，而所采用的生产方法基本上仍然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那些生产方法。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有一段很长的、这两个特征尤其突出的初始期，马克思的主题是关于这段时间之前的历史的，而在这段时期中，工业资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且生产方法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主要的资本主义中心英国，现代工业诞生于18世纪晚期，但直到进入19世纪许久以后才处于支配地位。
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产生足够规模的交换，商人资本就能够发展。在前资本主义世界，只有超出再生产需要的剩余产品才被出售，而且在那里，这种剩余产品被统治阶级以实物地租的方式，或是作为强制劳动的产物而集中起来，其“生产成本”的确定并不清楚，不同地区间的价格能够存在巨大差异并存在着许多垄断利润的机会。此外，自然条件也影响着不同地区间生产成本的巨大差异。随着贸易量增大到相当程度，价格差异将被消除，但因为长途贸易成本十分昂贵且风险极高，仍然还有高额贸易利润，以及从垄断贸易中获取的数额巨大的利润的余地。“所以，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资本论》第3卷，第20章，第322页[10]）
同时，商品交换和大规模贸易的出现构成了银行资本产生的基础。在其有关印度的著作中，马克思特别关注过渡时期“财阀”（moneyocracy）的政治权力，这是一种主要通过腐败而获得的权力。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及资本主义的各早期发展阶段因此以商人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巨大繁荣为标记，后来随着工业资本的兴起而缩减。16世纪至18世纪各商业帝国的主要动机就是试图垄断贸易（尽管赤裸裸的掠夺欲望——这个动机和具有掠夺价值的社会的起源一样古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某些情况想（如西印度群岛的糖料种植园），只要本土的货源确实不足，这些必要的商业活动就延伸到生产组织之中。一般而言，所建立的各种生产体系不是资本主义的，理由很简单，在有关地区并不存在无产阶级。
不论正确与否，马克思非常明确地看到，参与到由商人资本控制的世界经济之中并不会必然地使生产方式成为资本主义的。
独立的商人财产，当作支配的资本形式，表示着流通过程和它的诸极——即进行交换的生产者自己——的独立分离。这诸极仍然不以流通为转移，像流通过程不以它的诸极为转移一样。……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在那些组织十分不同，按其内容结构说仍然主要是面向使用价值生产的生产部门之间作为媒介。（《资本论》第3卷，第20章，第322页[11]）
这段引文出自“关于商人资本的史实的考察”这一章，在理解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产生的观点中，整个一章都非常重要。
然而，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先决条件，商人资本就会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典型的方式是商人对小规模独立生产者的控制，这能够发展成为“厂外工作”（outwork），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工人利用商人提供的材料和其他生产资料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工作。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次要方面：
风间生产方式沿着两条道路进行过渡。或者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这是现实的革命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后一条道路虽然在历史曾经在很大程度上起过过渡的作用……但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革命，不过保存它，把它当作前提予以维持。（《资本论》第3卷，第20章，第329页[12]）
因此，商人资本的统治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摧毁封建的生产方式，但同时也阻碍了工业资本以及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这一点不仅仅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这一发展阶段甚至在今天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持续着，最近一些作者已经强调指出，商人资本的统治是延误不发达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开始时仍然建立在更陈旧的生产技术的基础之上，只要与后来的时期相比，尤其在考虑到高额运输成本和中间商所要求的高额利润差之后，资本主义生产的成本优势必然是非常小的。因此，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降低其价格而遭损害的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原始积累的各种机制仍然发挥作用，并且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情况发生了改变，在现代工业中，工具脱离开工人之手而直接地由机器开动和操纵。因为机器不受人体生理的限制，生产率得以显著地提高。由于成本的大量节省，真正的规模生产出现了。商人资本的统治，依赖于对贸易的垄断性限制，必定被扫到一旁，加速了前资本主义生产的毁灭，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者具有决定性的成本优势。因此，现代工业的出现才是资本主义历史以及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中的真正转折点。
现代工业并不是在生产的所有部门同时产生的。当工业的一个部门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它对与其相关的各部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并且因此产生进一步创新的巨大压力。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那样：
一个工业领域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工业领域类似的变革。……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工农业的革命，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才能生产其他机器。……但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生产出来。（《资本论》第1卷，第15章，第383-384页[13]）
现代工业方法引入的这种不平衡特别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就难以看到工业地区与非工业地区间大规模贸易的任何证据。尤其是，因为棉纺品是用工业方法生产的第一种主要产品，并且因为英国是这种工业革命的中心，英国便产生了对扩展棉制品市场以及对原棉供应来源的迫切需要。由此对印度产生的后果将在下节讨论。现代工业是马克思所探讨过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它是他那个时代所达到的最高阶段。他讨论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并且预见到垄断的发展是竞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而留给其继任者的问题是指明垄断资本（或金融资本）是现代工业之后的一个阶段。
因此，资本主义在经历了长期缓慢的开端之后（这期间它主要是通过商人资本的中介而接触外面世界的），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而获得活力，它逐渐甩开了商业资本，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全面而重大的变革。然而当时，世界的大部分仍然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且关于它们的内部结构而与市场力量的作用相抵触。这就是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著作的背景。
五殖民主义
马克思没有笼统地讨论殖民主义，他的观点必须从其主要著作中分散的相关材料中，从关于各种特殊情况，尤其是关于爱尔兰、关于在印度的大英帝国以及（肤浅得多的）关于西方，尤其是英国对待中国的那些文章中推断出来。
马克思写了相当多的有关爱尔兰的作品（马克思和恩格斯，1971年），主要的方式是演讲、通信中顺便提起，诸如此类。他认为，与最主要的资本主义中心英格兰的情况相比，爱尔兰的贫困和不幸主要不是由先前生产方式中任何一种内部差距造成的，而是由外部的（英国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在（英国）土地贵族的庇护下（并从中受益），对农民的驱逐和资本主义农场的建立基本上像在英国一样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尽管它的实现采取了甚至更加野蛮的手段，但是，“每当爱尔兰将在工业方面得到发展时，她都被压垮，重新沦为纯粹的农业国，……目前人民面临的选择是：或者按照任何地租租种土地，或者挨饿。”（马克思和恩格斯，1971:132[14]）资本主义在爱尔兰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保护性的灌水，爱尔兰的工业没能在与英国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在这方面，除了没有剥削上的种种政治压迫之外，英国各农村地区的命运看来与爱尔兰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完全的不同。就像来自英国农村地区的工人那样，爱尔兰人被迫向外迁移，到英国的工业城市找工作。差别是存在着革命的（尽管不是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
马克思尤其关注爱尔兰反对贵族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因为这将摧毁他们在英国的统治，减少英国的爱尔兰工人与英格兰工人之间的分裂，并且由此促进英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1971:294[15]）。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认为爱尔兰的革命能够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论辩道，爱尔兰人想要土地，想成为独立的农民，“尔后那里就会出现抵押，他们会再次破产”。然而，应该鼓励他们“从半封建的状况向资本主义的状况发展”（第343页[16]）。这种认为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造成了负面影响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英国统治在印度的影响的观点形成了反差。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文章（马克思，196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日期）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写的。主要的系列文章在1853年期间发表，既包括对时事问题的评论，也包括马克思在其中陈述了他成熟的关于印度观点的若干文章；这些为数不多的“按固定形式写作的”文章是主要的资料。1853年，《共产党宣言》写作之后5年，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他思想的成熟状态，但在《资本论》中才完全成熟的经济分析尚未具体地制订出来。但不管怎样，只要他再次论述《资本论》中的相同主题时，他思想中就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马克思对印度有多少了解？从他的文章和所编辑的《印度史笔记》看，事实上他显然读过他能够得到的有关印度的所有资料，并且非常精通次大陆的政治和军事历史。然而，有许多东西他并不了解，也许也因为那个时代（或者可能以前）就没人了解它。因此，在1858年6月7日的一篇文章（马克思，1969:313）中，他讨论了当时英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印度土地使用权的真正兴致的争论，最终并没有明确地支持任何一种解释。在1858年7月23日的一篇文章（马克思，1969:330）中，他讨论了当时有关印度赋税负担的争论，没能解决印度耕种者是否“赋税过重”的问题，所谓“赋税过重”是指赋税威胁到再生产所需的资源。这两个问题（土地使用权或生产关系，剥削的程度和潜在的剩余产品的规模）也许应该是马克思分析印度社会的关键，但资料却几乎无法得到。
马克思考察了东印度公司的起源和发展，论证道，从早期起，它就有两个目的：发展贸易，并且还“使领土税收成为［其］收入的来源之一”。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正是马克思写作的年代，随着公司版图的扩张，它越来越多地处于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形成了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的一种奇特的混合，这是那个年代寡头政治的英国国家的特征。
随着19世纪早期工业资本的出现，英国与印度关系的总体特征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印度的纺织品是向英国出口的产品之一，英国则向印度输入贵金属来抵偿。1813年，与印度的贸易取消了竞争的限制，贸易平衡很快逆转，英国纺织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印度。到19世纪中期，作为英国原来进入印度的基础的各利益集团的联合被打破了。
金融寡头把印度变成自己的世袭领地，寡头政治用武力征服印度，工业巨头使自己的商品充斥于印度，他们的利益在此之前是一致的。但是，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英国厂主们就愈是感到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销售某些产品，那是不行的。……厂主们意识到自己在英国的诠释不断加强，现在政权要求消灭在印度的这些敌对势力，铲除在印度的全部旧的管理机构，彻底消灭东印度公司。（马克思，1969:107[17]）
这里是马克思论据的关键。当商人资本及其同盟者在不进行改革的情况下进行剥削和破坏时，工业资本也进行破坏，但同时进行了改革。
那么英国在印度的动机是什么呢？谁是帝国的受益人？一旦东印度公司成为拥有领土的权力机构，当赋税被占领当局的行政和军事开支耗尽时，它就不再有利可图了；需要财政支持是把东印度公司推到英国政府手下的极其重要的动力。另一方面，私人，主要是公司的雇员，拥有高薪和许多个人腐败的机会，他们还非常巧妙地进行掠夺和获得这样那样的额外收入。这就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特征，在这一时期中，国家以及它所授予的特权是“财阀”和“寡头政治”得以维护的主要根源。
其他的主要受益者是工业资产阶级。我已经论述了马克思在对市场需求的讨论中出现的歧义性。显而易见，需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而是棉纺织品市场。“棉纺织业愈来愈成为大不列颠整个社会制度的命脉，东印度也随之愈来愈成为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脉。”（马克思，1969,:107[18]）这就和上面所引的论述联系了起来：“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销售某些产品，那是不行的。”
马克思抽象地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理论，但他知道，真正的世界完全不识能够被还原为纯粹的经济学抽象的游戏。他并不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必须要有殖民地，而是认为，只要历史发生了那样的转折，就没退路可言。印度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需的，而是当它事实上已经发展时才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英国队印度有贸易顺差（是棉花出口的结果），这是印度在其与中国的（鸦片贸易）盈余中获得的资金，而中国反过来既向英国，又向澳大利亚和美国出口茶叶和其他产品，这样在与英国的贸易中就有了盈余，从而结束了循环。马克思分析了这种情形，其中，鸦片贸易是这个系统的关键，因此不得不（通过武力）来加以保护和扩展，而同时，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削弱了中国从西方进口其他商品的能力，马克思作品中理论与历史特殊性之间这种具有启发性的张力是其伟大性的表现之一。
除英国纺织产业扩大，因而雇佣了更多的工人之外，没有迹象表明英国的工人从殖民地获得了利益，这是以牺牲印度纺织品生产为代价的。工人既没有更多的工作保障，他们最后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工资：
至于工人阶级，那就大有问题：他们的状况是不是因所谓的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得到改善还是疑问。……也许经济学家们所谈的改善是指那些为了使同行的150万英国工人在十年中得到三年繁荣而不得不卖命于东印度群岛的几百万工人吧？（《马克思：《哲学的困惑》(1847)，摘自马克思，1969:35[19]）
恩格斯（并非马克思）的那些语录——列宁过去常常把关于工人贵族的观念与对殖民地的占有联系在一起（列宁，1950:545）——大多是后来写的，而且含义非常模糊，涉及到一些英国工人的资产阶级观念，并非是指对他们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
马克思不是泛泛地讨论为什么贸易增长竟然会卷入军事征服和对前资本主义地区的直接管理。在各种特殊的情况中形成了两种动机：第一，排挤其他国家并且保证征服国自己的商品毫无阻碍地进入；第二，因为仅仅依靠贸易渗透遭到亚细亚社会的强烈抵抗，因此需要直接利用国家力量。马克思还强调了从更早的发展阶段起既对殖民领土，又对既得利益集团（如庞大富裕的东印度公司雇员阶层）的继承。
那么，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后果是什么呢？马克思在两篇著名的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1969年，第88页等，第132页等）。
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社会建立在乡村经济的基础之上，以乡村内农业和手工业的联合为特征，这是一种传统的、世袭的劳动分工，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头两个特征使人联想起资本主义由此产生的封建结构。封建制度的崩溃主要是因为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向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的转变，以及农民被驱逐出土地。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制，这种转变形式在印度受到阻碍。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剩余产品不是被个别的地主所榨取，而是被国家——村社土地所有制的最高代表，以征税的形式所榨取。马克思引用更早时的作者的话说道：当国家和帝国凌驾于其上时，乡村结构却维持不变。在第一种情况中，即东印度公司在占领印度期间，已经完全取代了这些先前的国家。
马克思论证道，这是一种对大规模公共工程（灌溉工程，等等）的需要与“低的文明程度”之间的结合，前者是因为气候和地理的原因，后者产生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干预”。纯粹技术的需要不会产生亚西亚式的专制：弗兰德[20]和意大利也需要大规模的工程，但是在欧洲，在一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在一引人注目（并且被大量引用）的段落中，马克思写道：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军事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马克思，1969:90；论据和用于来自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一封信，同上，第451-2页[21]）
他补充道：“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22]事实上，对公共工程的忽略似乎是莫卧儿[23]帝国在英国政府之前崩溃的一个结果，公共工程大约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个年代复兴起来，大概是因为工业资本有兴趣扩大市场。英国队印度侵入所带来的真正灾难是，由于来自兰开夏机械化纺织工业的竞争，印度手工业纺织品生产的毁灭。
马克思讨论了为什么亚细亚生产如此抗拒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因，尤其涉及中国（马克思，1969:393等）。织布生产与农业劳动融为一体，并且当农闲时，可以从事手工业，这样，布的实际生产成本几乎不存在。生产者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不会因为削价而活不下去。只是靠着国家权力的直接支持才摧毁了印度的纺织业，即便这样，它进行得也相当缓慢。在中国，不存在欧洲的直接统治，兰开夏纺织品的影响甚至更小：马克思认为，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主要原因。英国纺织品征服印度市场的的确切机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相当不清楚。
由于忽略公共工程和纺织工业崩溃共同作用的结果，英国的统治在印度造成了普遍的不幸。然而，这确实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在马克思看来，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感兴趣。首先，铁路的修建，马克思认为这意味着开始了进一步的工业发展，并且打破了印度农村生活的封闭状态。他列举了一系列英国统治所造成的具有现代化和一体化意义的影响：
英国人用宝剑实现的这种［政治］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造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结出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马克思，1969:133[24]）
总之，英国的统治正在摧毁稳定的亚洲社会，并且既为工业资本主义，又为一个现代的印度民族国家的产生创造了先决条件，但并非自然而然或没有痛苦：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贫穷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马克思，1969:137[25]）
那么，可以把马克思的论述总结一下：英国在印度的统治（a）造成了巨大的苦难；（b）为大规模的进步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且（c）在享受到利益之前必须被推翻。这种论述常常被认为是出人意外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用“资本主义”来取代“英国统治”，那么这正好是《共产党宣言》的论点。甚至连语调和风格都是相同的：把对物质成就极高的称赞，与通常深切感受到的、相伴的人类苦难的令人震惊的画面巧妙地并列在一起。文章毕竟只是在《宣言》之后五年写的。
我想，马克思的论点为什么被认为是他的一个令人为难的失误，原因有两个：第一，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正确地）站在基础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边，并且出于宣传的需要想把所有的社会弊病归于外国压迫者，把受压迫民族看做具有内在的进步性和道德上的优越性。掩盖过去和自身社会结构的弊病，这是否明智则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并不是这样想的。第二，马克思的预言看来是失败了。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工业国。这里，评价必须以马克思为其预言的发展而要求的时代标准为依据：他的文章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其他段落所表明的是，农村经济继续存在并且非常抗拒变革。被马克思当作英国留给未来独立的印度的遗产而列出的那些因素（统一、本国的军队、新闻自由，以及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等），确切地说正是哪些以及赋予现代印度以鲜明特色的因素。这里，我不想继续考察这些论点，因为自从马克斯时代以来第三世界发展缓慢的原因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马克思对印度的分析与他关于爱尔兰的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吗？既然马克思关于爱尔兰的著作一般来说时间较晚（尽管早在1848年他就写作支持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那么，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观点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呢？我认为没有。马克思是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写1857年的印度人的反抗的，没有对造反者表示支持，并且记下了双方的暴行。原因是清楚的：他认为那个时期印度独立是做不到的，因为其物质和社会基础尚不存在。在他对中国太平天国起义的描述中这甚至更加清楚：
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1969:442,444[26]）
相比之下，在爱尔兰，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存在，因为爱尔兰具有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并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的政治分析历来建立在对具体情况的分析的基础之上。
六小结
马克思从自由的雇佣劳动者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界定资本主义。竞争促使了积累与技术进步。资本主义并不需要一个从属的落后地区或外围，尽管它会利用已经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并且从中获利。直到工业革命时，资本主义的对外关系是以商人资本为中介的，并没有必然地改变对引入世界市场的其他社会。一旦工业资本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征服就能够通过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起到一种进步的（尽管是野蛮的）作用。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迅速发展，以及它在亚洲的缓慢渗透，是这些地区先前生产方式存在差异的结果；欧洲的统治是这种差异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一个初始的原因。
注释：
[1]Lancashire，兰开夏，英国郡名。——译注
[2]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下），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2版，第673页。
[3]中译本摘自仇启华等译《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10月版（内部发行），第43页。——译注
[4]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下），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699-670页。
[5]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371-372页，第373-374页。
[6]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0页。
[7]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6页。
[8]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6页。
[9]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10]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367页。
[11]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367页。
[12]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374-375页。
[13]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387页。
[14]恩格斯：《论爱尔兰》（OnIreland），London:Lawrence&Wishhart；collection，variousdates，中译本摘自仇启华等译《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10月版（内部发行），第56页。——译注
[15]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0页。
[16]恩格斯：《论爱尔兰》（OnIreland），London:Lawrence&Wishhart；collection，variousdates，中译本摘自仇启华等译《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10月版（内部发行），第57页。——译注
[17]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175页。
[18]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页。
[19]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
[20]Flanders，弗兰德，欧洲中世纪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弗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译注
[21]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第64-65页。
[22]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23]Mogul，莫卧儿人，印度的穆斯林，尤指16世纪初期征服印度半岛的蒙古人等及其后裔。——译注
[24]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25]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26]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8页。 |
书名缩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书名缩写下面列出的是文中有些被反复引用的书的标题的缩写形式，详情请见参考书目。Accumulation卢森堡(1951)，《资本积累》(TheAccumulationofCapital)Alliances雷伊(1973)，《阶级联盟》(Lesalliancesdeclasses)Anti-Critique卢森堡(1972)，《资本积累——反批评》(TheAccumulationofCapital——anAnti-Critique)AWS阿明(1974)，《世界范围内的积累》（AccumulationonaWorldScale》Capital马克思(1961,1957,1962)，《资本论》第1-3卷(volsⅠ-Ⅲ)Colonialisme雷伊(1971)，《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Colonialisme,neo-colonialismeettransitionaucapitalism)CULA弗兰克(1969a)，《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CWE沃勒斯坦(1979)，《资本主义世界经济》(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DAU弗兰克(1978)，《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DependentAccumulationandUnerdevelopment)EPEA阿里吉和索尔(1973)，《非洲政治经济论文集》(EssaysonthePoliticalEconomyofAfrica)FC希法亭(1970)，《金融资本》(FinanceCapital)Imperialism列宁(1950)，《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theHighestStageofCapitalism)IUD阿明(1977)，《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ImperialismandUnequalDevelopment)IWE布哈林(1972a)，《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ImperialismandWorldEconomy）LAUR弗兰克(1969b)，《拉丁美洲：不发达还是革命》(LatinAmerican:UnderdevelopmentofRevolution)LL弗兰克(1972)，《流氓资产阶级：流氓发展》(Lumpenbourgeoisie:Lumpendevelopment)Manifesto马克思和恩格斯(1950)，《共产党宣言》(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MWS沃勒斯坦(1974a)，《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PEG巴兰(1973)，《发展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UD阿明(1976)，《不平等的发展》(UnequalDevelopment)UE伊曼纽尔(1972)，《不平等交换》(UnequalExchange)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前言
本书旨在概述马克思主义者种种关于帝国主义，更广义地说，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著作。我尽量持一种既赞同又批判的态度。批判，是因为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未经详尽的研究和建设性的批评，就要么被全盘接受，要么被全盘否定；赞同，是因为我认为能够从这些理论中学到许多东西。
在本书第二版的修订过程中，我没有发现有什么重要的新观点可以融入其中；最近10年是巩固和再确定的10年。10年前，各种依附论依然有活力，但现在，我和其他人所作的批评已经被广泛接受，因此，我把依附论的兴衰史集成一个（长长的）章节。我还增加了一章论述霍布森，事后看来，当初就应该如此。
我从他人的建设性批评中受益匪浅。当我写第一版时，罗杰·伯利、马丁·布朗宁、艾登·福斯特-卡特和安德鲁·弗里德曼都曾给予我有益的建议，但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责任在我。凯伦·斯罗丁在翻译上给予了帮助。基利安·贝克、帕特·肖和玛乔里·路恩特为第一版打字。而为感兴趣的人们出的这个新版则是用微软Word文字处理系统写作和进行版面设计的，生成了PostScript程序语言文件，有效地利用排字机生成用作摄影的拷贝，它就像一台附在我微型计算机上的打印机。我特别感谢埃玛·瓦洪严格而又友好的编辑。感谢艾兰·嘉维斯、大卫·麦卡锡和Routledge出版社的其他人，他们始终给予我指导。最后，我要感谢詹莱特·布鲁尔自始至终所给予的非常宝贵的支持。
第四章根据的是1987年9月递交给在西西里的卡塔尼亚召开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研讨会的一篇论文，收录在由E·塞拉教授编的会议文集《帝国主义时代的意大利和英国》（ItaliaeInghilterranellEtadell'Imperialismo）中。 |
中文版序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文版序言本书回顾了从马克思本人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的思想的发展。自那时起，世界体系中已经有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当然，它们不可能改变以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也许会问，它们是否改变了我们理解思想史的方式和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苏联体系的突然崩溃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因为没有人曾经预言它，也没有人能够声称它是其理论的证明。它使得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世界体系中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就像它在20世纪那样。资本主义持续的生命力是苏联崩溃之前就已经出现的主题之一。中国朝全面参与世界经济的运动，以及已经在中国发生的非常迅速的向市场方面的发展，进一步证实了另一个在本书中出现的主题。完全不真实的是（依附理论家曾经所认为的）：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始终在加大。相反，新的增长点不断出现。因此，在19世纪后期，美国和德国赶上了英国，在20世纪，日本（第二次雄居强国的地位，中国显然将是21世纪的主要经济强国之一。那“全球化”又会怎么样呢？归根到底，对全球化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要讲——它完全是至少从19世纪起就一直进行的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新名称。国际化的过程在着整个期间的确不是平衡发展的。在19世纪后期国际化（或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之后，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战争和两次战争之间的萧条而出现过倒退。1945年以后，尽管帝国的崩溃已经混淆了各种影响，但贸易的重新开放成为了主流，虽然缓慢。一些新的国家能够从与殖民大国独有的联系中摆脱出来，并且拓宽了它们的贸易关系，但其他国家则选择了对贸易进行限制。覆盖近三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建立使各个重要地区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替代的模式。20世纪最后10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国际化的这些障碍已经被断然削弱或被消除了。结果是世界经济的加速发展，但不是前两个世纪中占世界经济主导趋势的方向的改变，焦点持续地从地方经济转移到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21世纪的世界与以往不同，但它仍然被深深地打上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烙印。我们要想理解它，就需要理解那段历史。回目录下一篇 |
对奥尔曼的批判（詹姆斯·劳勒）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对奥尔曼的批判詹姆斯·劳勒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曾经说过，她对马克思的主要抱怨是他对资本主义过分热情。[1]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把人类从人和各种人的存在的神秘化之间的传统依赖关系，这些神秘化是由这些传统关系所引起的，解放出来的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市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写道，“一切等级的和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也使人异化和神秘化，但同时它又迫使人们使这种异化异化，使这种神秘化非神秘化。正是由于货币权力的真正发展——我们终于开始看到这种权力实际上是人类劳动异化于其中的权力，货币的神秘的根源，即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所说的“有形的神明”[3]，最终被揭露了。当然，这里存在商品拜物教，但也存在某种会导致其神秘根源暴露和被识破的有关商品生产发展东西。资本主义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使得我们对货币的迷惑力越来越感到厌倦，并在人类劳动中淸楚地认识到它的真正根源。当代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1）生产者的联合劳动生产出作为半神的或半民主的力量的资本，这种力量统治着他们的生活；（2）受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无情力量的驱使，劳动者发展了真正的实践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自己能够摆脱对他们自身的异化劳动的统治，以便直接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些能力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刺激而发展起来的。不过，出于仍在继续产生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对利润的争夺，它们不断受到阻挠——比受阻挠更甚，因为大景的生活被浪费和破坏。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如果“批判”这个词暗示的是某种纯粹否定的东两，那这个间会使人产生误解。辩证的批判寻求的是内在的批判，即一个过程产生它自己、它的否定性是它的肯定特征的结果这样一种批判。遵循《资本论》逐步展开的辩证法的逻辑，马克思最终在第三卷屮提出了“新社会的最初的萌芽”[4]的出现，这些是由工人拥有的合作工厂，它们已在旧社会的框架内得以存在。马克思偏偏是在论“信用”的那一章第一次考察了这种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形式。通过信用的效力，货币能以一种允许工人冲破剥削的循环的形式回到生产它的工人手里。在奥尔曼第一次谈到马克思有关合作工厂的论述时，他就低佔了这一发展的意义，他写道，马克思把他那时的合作工厂说成是“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这一被缩短的引文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对合作工厂全然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但是，这种解释没能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即合作工厂也被描述为从旧社会破土而出的新社会的萌芽。奥尔曼的解释没能反映就出现在这同一句话中的观点，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无疑，这样扬弃是受限制的或者说是有限的。新社会第一次出现在有着旧社会特征的形式中。它首先是以资本主义的模式出现的，以一种当新社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发展了它自己的潜力时就必须被拋弃的形式出现的。奥尔曼在他论文的第八节对这一问题的更多论述也没有引的萌芽，在合作工厂中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被扬弃了。这与奥尔曼的解释以及被摘录的那句话本身所说的合作工厂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有很大的不同。奥尔曼声称，马克思不是在提出一个明确的政治策略，而只是在断言资本主义若干可能发展中的一种可能。他将所谓的马克思的推测，即对在资本主义下发展起来的工人合作社的可能的发展趋势的推测——被想象为马克思所担心的一种趋势，与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案对立起来。然而，马克思论证说，合作工厂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在资本主义中很可能是一件不成的事，因为“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将利用他们的政权来反对这一发展。马克思是在尽力论证合作的方法在全国范围的扩展，这样其缓和工人苦难的潜能就能够实现，但这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才是可能的。“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界全国的财力。”[5]奥尔曼引用了这段话，但他没有认识到，它是对需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论证，而不是对资本主义中的一种可能的趋势的推测。对这段至关重要的话需要做更为充分的引证：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黑体字是我标的）.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穷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赞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持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所以，夺取政权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我强调的一点是合作社在“原则上”以及在实际上都是优越的。这不是在论证它们是资本的唯一的另一种形式，是与垄断的合作同等的。阻止合作社充分实现它们的潜力的东西，是它们在资本主义市场框架中的孤立。这段引文出自马克思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在那里，他谈到了工人阶级运动在“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大争论”中的胜利。在这点上，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的主要对立面有两个：一是货币的不受限制的准则，另一是人的自由的准则。我们如何从一个走向另一个？是通过排除第一个，取缔它或埋葬它，以便让被创造出的第二个取代它吗？这种方法具有我所说的反“辩证的社会主义”的“虚无的社会主义”的特征。“辩证的社会主义”则试图看到新社会在旧社会的逐渐形成，它说明的是从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即连接这两个对立面的中间环节。在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大争论中，马克思看到了反对盲目供求规律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十小时工作法中的首次重大胜利，这一法规将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日限制到十小时。马克思在描述这一法规的意义时唤出了拜物教理论：“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当代资本主义中的货币之神更为贪婪，它每天都要吞食大量穷人的儿童。因而我们也就看到了十小时工作日法的世界历史意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6]奥尔曼说，当今社会主义者面对的主要任务不是攻击大公司和它们对社会的统治，而是发动“向市场及其所有的弊病发起正面的、无保留的进攻”，所有关于好的市场与坏的市场的谈论都是混乱的，都是政治上的退却。无论市场生产在哪里出现，在国有企业中、在工人合作社中、在显而易见的街头杂货店中，以及跨国公司中，我们都应当予以攻击。他写道，“只有形成对所有市场关系的拒绝，人们才能转向社会主义。”这显然不是马克思在上述论述，或在《资本论》中的观点，在这里他又重复了这一见解。这里存在不受限制的自由的市场，它是真正的“绞肉机”。这表达的是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市场，是当今的资本家正在试图倒退回去的市场，后一情况是由于缺少对正在出现的全球市场的政治上的控制。另外还有一种社会控制的市场，即服从社会自觉意志的市场——如同“罐头起子”的市场。十小时工作日法由绞肉机的市场转向罐头起子的市场的東要一步。正如今天一切都太显而易见了那样，这一过程仍可由于资本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继续统治而倒退，无疑，这里所说的资本家的统治不是指个别人的统治，而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制度的统治，后者是多国公司、国际金融资本等等的全球权力的结果。阶级斗争的动力要求进一步前进以巩固过去的动力。因而,马克思指出了工人阶级的比十小时工作日法更伟大的胜利。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別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实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社会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要注意，马克思说这些合作工厂是由工人本身独立创办起来的，在他反对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论战中，马克思没有攻击合作工厂本身，而只是攻击了由国家创办的合作工厂。[7]合作工厂不只是资本本身体现的一种新形式。作为合作工厂本质的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劳动市场（工人和资本家的）被取消了。这是超出了诸如十小时工作日法（以及最后的福利法规)这类步骤的下一重要步骤，而前者还是在旧社会的参数内发生的。有了他们的合作工厂，工人就采取了超出资本主义的重要步骤，尽管这是以工人成为他们自己的资本家的形式，即以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进行的。资本主义本身最初是以封建的形式出现的。这也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辩证法。变化的发生通常不是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根本对立的状况，而不经过中间阶段。一个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这种过渡阶段是“历史的终结”，是非异化的存在的定论。但一个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坚持认为在新制度被全部创立之前不存在任何积极的变化。不能认为奥尔曼也持有后一种见解，虽然他也承认在资本主义和充分发展了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系列的阶段。伹这一见解暗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还存在，而且必定存在。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存在异化劳动——马克思说它是由“资产阶级权利”[8]决定的一因为工人必须继续为货币（以弱化了的、社会控制的劳动券的形式存在的）工作。说在市场本身被消灭以前不存在永久的、持续的或可靠的进步，是一回事，说不存在任何进步，拜物教和异化还完全地或抽象地继续存在等等，则是另一回事。我觉得，奥尔曼想说的是后者，虽然勉强承认前者。在他的论文将近结尾的地方，他承认即使资本主义的市场也为人类做了积极的事情，这也许会使人们对他前边的论证感到惊奇。但他不能承认，在劳动市场，以及与其相关的资本主义本身被消灭以前，存在任何超出受限制的商品市场能做的事。这是因为他想强调市场的消极的特性，尽管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市场也有积极的特征。在工人政府指导下，在全国范围组织起来的工人合作社也完全是相互竞争以积聚资本并相互剥削的“集体的资本家”吗？人们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的产业不得不通过增加对劳动的剥削以获取最大的利润。资本是不依赖特殊企业独立存在，并且会迅速转向那些获利最多的地方。资本家本人并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服从增加产量并降低工资的其他人。说在合作工厂中工人会更有效地剥削他们自己是意指什么？一个工人拥有的企业为了积聚更多的资本会决定迁移到墨西哥吗？会为相当于先前工资十分之一的工资而工作吗？工人拥有的企业是对当前在全球资本的狂乱中日益受到鼓励的资木的抽逃的自然反应。在被资本主义企业因利润不足而放弃的地方，工人拥有的企业却可以继续存在，这恰恰是因为这种合作工厂像国有的企业一样，不需要赚取任何“利润”。面对失业和贫困的前景，那些得以成功地控制其企业的工人将恰好是因为过上体面的生活而非常快乐。如果这些企业是成功的，并且不是为了讨好外部的股东，它们就可决定获得以更多的自由时间形式出现的追加收人。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行的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为资本主义所支配的世界中，没有或几乎没有来自工会运动或持支持态度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支持，孤立的合作工厂可能会倾向最大可能地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去行为，以至发展到一个有产工人集团雇佣另一雇佣工人集团的程度。但这时，根据定义，这种企业已不再是合作工厂。战胜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措施不是消灭一般意义上的交换，而是消灭劳动力与工资的交换。这是马克思试图通过市场拜物教发现利润制度的内幕——发现在生产过程发生的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的寓意所在。正如奥尔曼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利润不是劳动与商品交换的结果，从根本上讲，只是工资与劳动力交换的结果。这一事实被商品交换所掩盖，而剩余价值的实现则是在商品交换中发生的。资本和货币市场肯定会随着资本家的消灭而同时被社会再吸收。但逛，如果成品和服务与货币的交换已先于资本主义数千年，我们就不应指望它们一下子就消失。能把市场当做物神崇拜的方式有两种——把它作为慈善的神，和把它作为恶魔，即作为一切罪恶的根源。为了反对对市场的神化，奥尔曼有把它恶魔化的危险。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克服市场拜物教。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奥尔曼的这一想法，即大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见解的高明之处是对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见解，不是对资本主义本身内在矛盾的见解，而后者是它应当具有的。这些矛盾表明市场本身是主要矛盾吗？或者说，表明由强大的金融和工业的权力主导的市场是无惠于人的和为它们自己贪得无厌的利润需求所驱使的吗？为了唤起公众的社会主义感情，我们还应指向街头杂货店的老板，或被围困的工人合作社，或某些也许必须保留的国有企业，说这些恰恰都是坏的，这些也必须消失吗？奥尔曼说，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将导致人民理解市场总的说来是必须消失的。但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有某一现在为之斗争的目标，一个现在的人们将其理解为既是合乎需要的又是可实行的目标。否则的话，无论情况变得多么糟，人们仍然是消极的。这一提出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尽快消灭市场和以中央计划经济来取代它吗？我们要提出的目标是基于奥尔曼承认的人民现在的情形，还是我们应把我们的目标基于我们设计的人民在投身于斗争中将会喜欢的那些东西？为了首先能投身于斗争，社会主义者没有必要从现实的人民出发，提出对观在的人民有意义的目标，尽管同时也促进了为进一步变化的长期前景的意识吗？尽管奥尔曼似乎在他的论文中以很大篇幅论证了市场的内在力量对社会主义的暗中破坏，把二者说成是水火不相容，他还是同意马克思的革命后的渐进主义，提出了一个叫十年或五十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市场生产，甚至资本主义的市场生产将继续存在。但在假定的这一时期市场的贪婪的逻辑又将如何呢？奥尔曼争辩说，其他倾向可以有效地反对它。这样说来，市场就毕竟不是十分强大的。有可能存在市场但又不为它们所淹没。它们可以是罐头起子而不是绞肉机。我在我的论文中论证说，马克思一方面区别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另一方面又区别了社会主义本身，把它理解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正是在过渡时期中，人们应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确定某种接近通常被认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东西。这种制度应被设想为多长时间？基于马克思的论述，奥尔曼接受了在工人阶级革命后混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市场要持续四十年或五十年的想法。问题于是出现了：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革命的经历促进了阶级意识和阶级团结，无产阶级的政府为什么不尽快简单地取缔资本主义呢？如果这只是一个政治力量的问题，那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还残存四十年或五十年就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去追求一种对市场本身加以谴责的政治策略，然后不仅允许市场在反市场的革命后继续存在，而且允许资本主义企业继续经营，这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正如我已论证的，这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必然性的问题，包括发达的市场生产本身的必然性，即应当支配过渡时期的必然性。我不认为一种严厉的继承法本身就将摆脱资本主义。其他因素，如对合作社所有制的要求和这种所有制在经济上的效率，以及国家的充分就业政策，这些都可大大缩短资本主义的转变。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过渡经济概念的全部。在资本主义企业不再起重要的经济作用以后，已占优势的合作企业可以继续存在一个重要的时期并以“资本主义的模式”起作用。即财富将继续以各个企业的利润为基础进行分配。那些由于在技术生产力的（资本的有机构成的）不同造成的不公平的差别可以通过税收制度予以补偿。通过政府的这些行为，经济体制成为合作制的。在一个更直接的合作制度的发展成为可接受的之前，劳动群众也许要求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超越他们特殊的企业所有制的意识将会流行。在政治斗争中的全国性的团结不能自动转变为适合于日常劳动工作的心理态度，劳动并非内在地令人感兴趣，从事劳动不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是为了赚钱。在革命胜利的兴奋之后，在一个紧张的革命（理想的非暴力的）斗争时期之后，为什么工人不应放松一下，并从对他们没有过多要求的家长式的工人国家获得胜利的报酬呢？在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可能之前，这种态度将通过“市场的纪律”而被克服，包括明确的基于市场的刺激。我所说的过渡时期的更高阶段，是通过作为由工人国家的行为表示出来的社会合作意愿的间接合作。它之后是直接合作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的补偿活动将大大地减少。虽然从产品将不再以刺激和实施纪律者的形式支配工人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但还存在一种类似市场的东西，一种起罐头起子作用的市场，这种市场仍要求个人拥有货币，虽然他们拥有的数量是基于他们的劳动，而不是基于他们的企业的利润。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证说，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工人得到的是基于他们劳动的劳动券，以证明某某人工作了一定的时间。他没有解释这种制度如何证明劳动的质量。也许这部分地是因为，严格说来的“社会主义”是以一个漫长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即过渡时期为前提的，在这一时期中，通过基于市场的报酬与惩罚，认真为自己工作的习惯在工人中已根深蒂固。我们应当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过渡社会的高级阶段，产品“支配生产者”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讲的。社会已在很长一段时间自觉调节市场的活动。我们现在已远离了儿童在工厂长时间工作的时代，远离了失业使很多人依赖社会救济过活的时代，远离了资本家靠别人的劳动使自己发财的时代。一旦不受限制的市场只对为自己获得生产的全部利益的工人起刺激和管理劳动的作用，它就逐渐被置于社会的自觉控制之下。这一市场社会主义时期也许不是一个“阶段”，但它是一个反应了一个明确的社会-经济逻辑的重要时期。它是必须作为社会主义直接目标提出的处于革命后情况下的社会的具体形态。奥尔曼含蓄地暗示了与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妥协。让我们同意，在社会主义政治上胜利后的四十或五十年，我们将拥有某种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让我们为今天的人民提出这样一种革命的目标。为反对那些认为市场是永恒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奥尔曼和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将有力地论证，市场，即使是过渡社会的由社会调节的市场，也将最终消失。但这是那些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生产是必要的甚至原则上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者中的论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隐蔽的资本家之间的论争。在最近的星际旅行电影“第一次接触”中，来自24世纪的时间-旅行者，不得不耐心地向20世纪后期有科学创造能力但在社交方面是愚昧的代表解释，在将来人们将不为钱而工作，而是为创造性的目的而工作。伯特尔.奥尔曼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并且是对事物的全然的人道主义的观点，这当然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为保护这一长远的、全然人道主义的前景而斗争，因为它在每一步向未来社会的充分发展的转变中都具有实际的操作意义。但作为仍是20世纪末之前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满足于某个时刻的一步。注释[1]“我无法分享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极大热情。只要你读一下《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页，你就会看到你所见过的对资本主义的最高的赞扬。”载于MdvinHm主编的《汉娜.阿伦特：找回公共的世界》，纽约St.Martin’sPress，1979，第334-335页。[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肢社，1995,第275页。[3]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中有详细的摘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51-152页。[4]“新社会的最初的萌芽”是《资本论》第三卷英译本（ProgressPublisher,Moscow,1966)中的表述，这一表述在中译本中是“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参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97-498页。[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6页。[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5页。恩格斯在1850年三月以前，在一家法院刚刚宣布某个违犯了这一法案的制造商无罪之后，就对这一法案做过分析。在总结了这一时的挫折以后，恩格斯论证说，只要革命没有推翻资本主义本身，就不可能有对资本主义的重大胜利。他把十小时工作法的这次受挫看作是资本主义改革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在这种退步之后对这一法案的支持得到了加强，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这里引用的重要的结论。[7]参见HalDraper的《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纽约，MmithlyReviewPress,1990),第四卷“对其他社会主义的批判”，第三章“国家社会主义：拉萨尔的模式”，第70页，“马克思把他本人对合作社的赞成的态度（顺便说一下，这种态度在《资本论》中看的很清楚）与以下的拉萨尔式的政纲条目……区分开来。”[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4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对施威卡特的批判（希勒尔·蒂克庭）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对施威卡特的批判希勒尔·蒂克庭导言这一批判将谈到施威卡特论文中的三个主要错误。首先，他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第二，他论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第三，他似乎要论证，中央计划永远不能以任何成功的，或像他所说的，最理想的形式存在，因为它必然是无效率的。他对市场社会主义过于自信的概括已在我的论文中含蓄地论述过，也没有必要重复那里的详细论证，即任何市场都必定包含个人对抽象劳动的服从以及在工人的控制与这种服从之间存在的一种自发的冲突。我完全同一奥尔曼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观点，而且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冲突使它成为乌托邦。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国有化本身决不是社会主义。从原则上讲，一个国家可使全部生产资料实行完全的国有化但仍实行资本主义。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是不会很稳定的，然而它会在企业中积累资本，因为工人在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第二，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分开不是马克思的作法而是斯大林的作法。列宁和其他人的确做过这样的区分，但他们是以注重实际的方式这样做的，并且常常加上引号。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在那时，他们也淸楚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是以市场的逐渐消灭为特征的。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在他的《新经济》一书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明确的理论阐述。[1]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把苏联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坚决认为市场和计划之间存在尖锐的斗争。由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将杜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分开，即市场社会主义成为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市场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和非对抗性的角色,因而不存在值得尊重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除非有一种说明市场是在逐渐灭亡的论证，否则这种区分是讲不通的。缺少这种论证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如何能使这一运动通向共产主义，如果市场正在死亡，那肯定存在其死亡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却没有给出。施威卡特对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证明和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截然区分紧密相联的。对于马克思和像我本人这样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是内在地不可能的。(人们可以很轻易地举例证明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也是内在地不可能的。）理由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劳动分工已发展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所有国家都被并入了世界经济。对任何要想成功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而言，它必须征服世界经济的至关重要的中心地带。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实际上掌握权力外，它还必须具有比旧制度更高的生产能力。否则，它就无法维持。因此，为其工业设置保护墙的落后国家只能在它自己的落后中烦恼，既定的事实是，它不能参加劳动的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如果它试图开放它的经济，它将必然被来自更发达经济的资本所控制，这既是因为后者的规模，也是因为后者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能够成功以前革命必将发生在先进的国家的设想，允许人们去探究它的真正本质。这样的胜利将很快成为全球的胜利，即使零星国家会作为古怪的资本主义孤岛留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要通过它的更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就能证明它本身。最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在于它通过极髙水平的生产能力消除了匮乏。劳动价值论和丰富的情况这可能听起来完全像乌托邦，尽管它显然是全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作为它的一个假设，劳动价值论组含有丰富的情况，因为它认为，基本的变量,或所有其他变量能被归结为的那种变量，是劳动时间。因此，在机器生产机器的地方，我们达到丰富的情况。原料可被人工材料或被大大加强的遗传工程改变了结构的材料所取代。换句话说，在劳动投入是零或接近零的地方，成本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对价格、专门的信号等等的使用，便成为多余。显然，在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最初的阶段，这种丰富的情况是不会存在的，但军事生产、由竞争导致资源的成倍使用、和其他巨大的浪费形式如大量失业的消除，会允许除资本家阶级以外的全体人民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第三世界也不会构成一个无法越过的障碍，即使它的生活水平低，因为发达国家可以毫不费力地抽出一部分以前用于它们军亊生产的资源为这些国家投资。由相对消极的劳动形式导致的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巨大浪费，会足以保证世界经济可在有限的时间内开始它向丰富情况的转变，当然，这是以资本主义在其试图残存的绝境中还没有放弃世界性的浪费为条件的。价值趋向于零这一洞见，也被纳人资本主义中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实际上，任何市场经济都因此会服从同样的自行灭亡的趋势。人们可以争论说，人的需要是贪得无厌的和世界将耗尽资源，但这是资本主义下对人的本质的观点，在那里一些人把拥有很多最高档的汽车、电脑和喷气式飞机作为自己的目标。然而，对一个有理性的人而言，这些目标是愚蠢的，因为在某一时刻一个人可只用一辆汽车，等等，如果还有这样古怪的人，他们在需要一辆特殊的汽车时总可以租用它。他们不需要拥有它和亲自把它开回车库。实际上，公共交通可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对绝大多数人来讲使用它比使用私人交通工具要无比方便，尽管也许不是就所有的目的而言。没有必要生产大量质量差的低裆商品，不管它们是汽车、衣服，还是消费耐用品，在市场中买这样的东两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谴责。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集全力于它的生产能达到的最高质量。选择不是大多数人在市场内的选择，如果选择买低质景的便宜的商品，他们还买得起，但如果选高质量的昂贵的商品，他们就买不起。也许还存在中档商品这一事实并不改变这一论点。中央计划第三，施威卡特的反对中央计划的论证在我的论文中无疑已被反驳。他认为，无所不包的中央计划权力没有任何可能成功地全面计划一切事物，这是对的。当存在计算机的限制的时候，没有计算机能够解决苏联计算其经济内的全部两亿五千万个人的商品和它们的关系的问题。这就是说，它不能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得出必要的结果。就是在目前它也要花费多年时间。我们最终可以期望计算机在几分钟内得出那种结果，但这将未必消除这一问题。添加项目和不同的关系到总数中总是可能的，而且当我们开始考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类的种种需求时，看起来计算机也必须经常指出假定要它做的事情出了差错。因此，至少对不久的将来而言，他在这个层而上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我们需要神一样的计划者呢？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是存在高度的非集中化，这不是因为计算机的缺乏，而是因为工人的控制意味着每一个人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要对决定的作出提出意见。在前苏联中央计划行不通的原因是那里的工人被异化了，他们反对那些作为中央计划者的精英。中央的命令必然被曲解、被无视，并非是基于故意被歪曲的信息。任何社会，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只要存在这种鸿沟，就无法计划。社会主义必须以直接的生产者参与计划本身并因而支持中央计划者的指示为前提。没有这样的支持就不能有计划，不管是不是中央的计划。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中央计划必定要失败这一问题值得详细研究。在一个层而上可以做这样的论证,即前苏联在其中央计划上的失败是因为中央没能把它的控制强加于地方单位。地方单位有一切可能的刺激去谎报它的潜力，因此，它给中央的报告与工厂或公共机构的实际不一致。反过来，中央没有办法仔细检查每个企业的报告并进而使它们适应一个一贯的模式。在这一问题上，计算机也是不起作用的。最后,中央认为适于强加于企业的指示在地方单位的利益中必然被回避。在这些情况下，从较少理论意义上的组织生产来讲，斯大林主义的体制从来不可能计划。斯大林主义的中央起的是消防队和革新者的作用。它可直接投资特殊的领域，虽然经济越发展，困难必然会越多，这是因为非隶属的资源数量的下降。这一对所谓的计划的概述的要害，是要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至今还没有任何经济被成功地计划过。在苏联，经济是沿着一条特殊的道路被组织、指引和强制的。但这与计划不是一回事。即使不考虑我对计划的社会性的定义，实际存在的计划也有着上述三个方面的冲突：获取信息、使报告真实，和使决定得以贯彻执行。即使在非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中，同样的冲突也存在。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工人和经理或资本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工人的利益是夸大他的工作和尽可能差地做事，而经理或资本家的利益则相反。同样的利益的不一致可在西方国有化产业中工人和经理之间发现。因此，他们的产品常常以次充好，他们的服务是差的，他们的价格是髙的。这样的产品与“计划者”的意图是不一致的。因此，国有化失去了支持是不足为怪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这-问题上已被公开示众，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讲，却没有任何理由为国有化辩护，不管是资本主义下的国有化还是斯大林主义下的国有化。只有工人不再被异化，才能期望他们与他们的工厂、管理部门和中央计划人员相一致。而只有当工人直接或通过委托控制了社会生产，他们才不是被异化的。不过，这又回到了同样的关于计划的社会本质的问题。现在我转到有关真正的中央计划必然是低效率的论争。我巳在另一篇文窣中详细谈过这一问题[2]，不过，我将试图提供一幅高效率的中央计划制度的草图。成功的计划的条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首要原则是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这也是由劳动价值论而来的。每一个人根据他们能力的限度工作，因为这是他们的本质。这只有在劳动是创造性的社会劳动时才是可能的。第二个条件是所从事的劳动不能服从劳动分工的等级制。换句话说，每个人在他一生中必须尽可能经常地在一定时间参加管理工作，不管是以什么可能的形式。同时，每个人将必然在劳动分工中变换工作。虽然一个音乐家未经相当长时间的训练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反过来也是如此，但每个人都可成为其他行业的好手。无论如何，有很多其他的技能可以更容易地获得，这将允许人们改变他们的职业，只要他们想这样做的。例如，一个医生或一个音乐家可以学习当一个好木匠、计划者或化学家。摆脱了一生被束缚于一种单一的职业后，人们就不会再形成与社会其他人相对立的利益集团。这些是关键的问题，因为除非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把这一社会看作是代表他们自己利益行动的，这个社会是不能运转的。如果他们投身到社会中去，那所有主要的经济问题就都成为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通常是从相对价格、要生产的数量，以及这些数量与需求的关系这些方面讨论的。然而，我已经论证过，社会主义社会将是高效率的，因为每个人都对使它高效率感兴趣，而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必然低效率就在于大多数人的异化。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并没有克服这种异化，因为工人不能容易地成为管理人员，而管理人员也不能容易地成为工人，或者说，不能给他们低于工人的工资，或不能受到罢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原则上或许是根据这些条件建构的，如施威卡特所做的那样，但它不可能起作用。纵然资本家在名义上被消灭，为利润而竞争仍是市场的一个必然特征。因此，在市场社会主义中，经理的作用可能是强迫工人以更低的工资更努力地工作，以便同市场中的其他企业竞争。另一方面，工人的利益则是得到最高的工资而干最少的活。易受罢免而工资又低于工人的经理将不会有权威，为此，他们将实施那种要求更低成本的管理。在资本主义下，或者是工人消灭竞争和利润，或者是经理确立那种独裁的管理标准。如果不存在失业，那经理超过一定时间必将失败，市场将被取消。市场社会主义必然失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完全不是乌托邦，相反，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才是乌托邦。我已经以前苏联为例防守性地论证了这一问题，但我还可以指出西欧的前社会民主党中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现在支持完全的市场。它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这一事实，即无论是工人还精英集团都不想要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精英集团觉得它行不通，而工人觉得他们从中得不到任何东西。施威卡特是一个与很多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不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常常被列入市场社会主义者行列的亚历克·诺夫使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他的父母都是孟什维克。诺夫没有时间究马克思主义或异化、抽象劳动这样的概念。施威卡特则不同。因此，越发使人难理解的是他怎么能谈论市场社会主义呢？正如有人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这样的用语就像油炸冰激凌。我们怎么能把社会主义，以及它的合作、创造性劳动、以使用价值为目的取代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范畴，同竞争、管理的等级形式和利润的最大化放在一起呢？注释：[1]普列奥勃拉任斯基：《新经济》，CUO，伦敦，1996[2]蒂克庭《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什么样？》，《批判》杂志第25期，1993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对蒂克庭的批判（戴维·施威卡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对蒂克庭的批判戴维·施威卡特蒂克庭发现，“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如果像他那样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个完全实行计划的社会，如果像他那样抱有市场是计划的对立物的想法，那他的那种结论就会随之而来。实际上，这一结论是如此直截了当，以致人们没有必要再费脑筋分析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任何方案，没有必要再为他们对中央计划的批判而自我烦恼，也没有必要再提出任何有关什么样的具体的经济制度可以构成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建议。人们不得不佩服这一论证的“效率”。然而，蒂克庭的概念的结构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如果以“一个社会实行计划的程度”定义社会主义，那似乎就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当斯大林结束在俄国对市场的实验时，他就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蒂克庭想拒绝这一结论。他是通过重新定义“计划”来这样做的。“计划”意味着某种东西，但不是废除市场和试图“计划”一种经济。计划被定义为“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本身对社会的自觉管理”。妙哉。我想，一个人是可以随意定义概念的。但如果计划（真正的）将是依据谁来计划而定义，那就应谈谈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尤其是因为在这一情况中“计划者”可能有上千万或上亿人。显而易见，这里有一些问题需要做出回答。几百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本身”将如何精确地制定这种计划？在有如此众多的人自觉参与的情况下,“他们”的需求将如何精确地确定？（每个人都需求同样的东西吗？每个人都能使他们的全部需求得到满足吗？使他们想要的全部东西得到满足？我们如何裁定不同的意见并做出权衡？）如何决定将怎样生产他们想要的东两?（当存在各种可应用的技术，要求不同数量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并包含不同的工作条件时怎么办？）如何确定谁将生产什么？（现存的哪些企业将扩大生产？哪些企业应缩小？要建立新企业吗?老企业将被关闭吗？新的工人将来自哪里？被取代的工人将到哪儿去？）如何保证每一个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做那些假定他或她应做的、为自觉制定的计划所要求的事情？（对不遵从的人将怎样处罚？谁来做监督的工作？）蒂克庭丝毫不谈这些问题。他向我们保证，在社会主义下将不会有任何的官僚主义，不会有“由森严的规定统治的等级制的社会机构'他告诉我们说，在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下存在官僚主义，但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下将不存在。那上述问题包含的所有的复杂的决定又将怎样做出呢？蒂克庭说，这非常简单。我们将选举代表去做这些决定，只允许他们一年的任期，如果他们没有做我们要求的事情，就立即罢免他们。让我们看看我是否有这种权利。我们（我们全部一千万、一亿或十亿人，这要看国家的大小）将选举一些代表，责成他们决定下一年期间的消费（当然，要考虑我们的要求）、决定适当的技术，并告诉我们，我们中的哪些企业应扩大，哪些企业应缩小，以及哪些应当关闭或重构，一如果出现什么错误，那好,我们就罢免这些代表并选举一批新代表。我明白了。没有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做出最低限度的说明不是蒂克庭分析中的唯一问题。他坚决地把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中是一种极为普通的作法，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甚至在持最极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有很多计划。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做计划。对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如何销售产品，都必须做出决定。必须考虑未来的形势。必须估价新技术。必须筹集资本。所有这些活动都包含自觉的计划。一旦我们走出新古典经济学对由的市场的幻想，我们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下甚至有更多的计划在进行。货币供应必须加以控制。规则必须到位以解决市场的外部环境问题。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失业问题，并使经济循环不能失控。在更为成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资助研究和参与长期的经济计划，并常常对哪些产业要予以支持、哪些产业要予以削减做出决定。在现实世界中，市场与计划之间无疑不存在对立。在资本主义中既存在市场关系也存在计划关系。我坚决认为，在社会主义中也应既存在市场也存在计划，——如果我们希求的是一种既是可行的又是吸引人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它至少应是这样。从根本上讲，市场社会主义者和非市场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不简单是定义的问题。我反对把社会主义定义为计划的、非市场的经济，但我不反对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个直接生产者控制经济的社会。对这一定义，蒂克庭和我可能都同意。[1]但根据这一定义，很多（虽然也许不是全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就都是社会主义的。至少对此可做这样的论证，例如，在我的模式中，直接生产者可以通过种种机制进行控制。首先，由于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市场经济，劳动者，他们也是消费者，通过其购买活动对这一经济的产品起重要的控制作用。如果企业使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它们就盈利，如果没有使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它们就不盈利。[2]其次，工人对其所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也起控制作用，因为他们对企业本身拥有一人一票的最终权力。如果经理不能胜任，他们可以被“罢免”。最后，工人作为公民，对投资基金的规模和构成都拥有民主的权利，因而对总的经济发展方向拥有民主的权利。这一民主权利是在很多层面行使的，一在国家层面，因为是立法机关制定资本财产税；在州或地方层面上，因为被选出的机关必须提出投资的重点。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直接生产者对经济的控制不仅比在资本主义中更多，而且也不存在“特权”阶级，即不存在一个由拥有比选出官员的联合权力更大权力的人构成的稳定的阶级，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资本家，也不存在任何一批非经选举的拥有像资本主义中资本家阶级的权力那样的官员。[3]无疑，每一个生产者的控制都不是整体意义上的控制。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将不可能与任何一个生产者的自觉意志相一致，更不用说与每一个人的意志相一致了。我不认为这一事实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像现实的世界经济这样复杂的人类制度是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控制水平的，——无论革命会对“人的本质”带来多么引人注目的变化。如果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者持不同意见，如果他们确信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的某种形式至少可以接近这一水平，那我就要请他们详细讲明他们的方案，让我们也有个了解。我理解的社会主义不是那种可以全然无需信念的运动，但是它不应仅仅基于信念。以更为和缓的口气来结尾，我应讲淸楚，我并不怀疑市场是一种危险的制度这一论点。就那些试图将市场改革引入它们先前的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近期的经验而言，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淸楚地看到由这些改革释放出的力量能有多大，及其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潜在破坏有多大。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者强调这些危险并没有错。我们这些急切驳倒那些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关系必要性的人并且不耐烦他们的空洞言词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辩护者，常常把市场说的比其实际情况更好，有时没能区分开适当的市场改革与不适当的市场改革。让我们用一句老生常谈作为结束语：“主张市场的人”与“不主张市场的人”都应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双方也许都能学到些东西。注释：[1]我在我的著作中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经济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价值中立的定义允许人们区分合乎要求的社会主义形式与不合乎要求的社会主义形式，并避免了我们必须对苏联（中国或古巴或其他任何国家）是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表态。在我看来，可以存在好的社会主义和糟的社会主义，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好或更糟。很多社会主义者，包括蒂克庭在内，更喜欢给社会主义下一个标准的定义，我原则上不反对这一作法，只要这一定义不被这样限定而成为乌托邦的。[2]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反对承认市场给予工人某种对经济的控制，因为他们正确地看到市场反应的是货币的要求，并因此使生产偏向了富人的方向。但是，如果市场社会主义下不存在资本主义下的过分的收入差别，如果相反，收入分配是合理公平的，那上面的反对意见就大大失去其说服力。[3]蒂克庭似乎没有认识到，在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几乎或根本就不存在资本家。他论证说，“市场社会主义无法存在，因为它包含着对市场激励制度的限制，……因此，资本家将没有任何刺激去投资，劳动者将没有任何刺激去工作。”人们不能不惊讶蒂克庭是否研究过任何一个他确信行不通的模式。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神秘化（伯特尔·奥尔曼）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神秘化伯特尔·奥尔曼一、缺少透明度在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标志的所有骚动与狂喜中，一位东德工人听到有人说：“关于政府，最让我们反感的是他们把我们像白痴一样对待。”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当然首先被变为白痴，因而当他们被这样对待时几乎没有人理会。二者的差别是透明度的问题。于是，中央计划的社会，甚至那些不民主的社会，那些运行的不太好的社会，它们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很容易看出谁对失误负有责任。是那些制定计划的人。市场经济就不能这样讲，因为它们具有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迷惑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判断力。如果要人们把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失业、闲置的机器和工厂、生态环境的破坏、普遍的腐败和过分的贪婪这些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感到的沮丧和气愤发泄到不该发泄的地方，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但人们在一定程度就是这样做的，因而只有批判市场的神秘化才能使我们把责任归于该归罪的地方，这就是归罪于资本主义市场本身和统治它的阶级，以使人民看到需要创造—种新的组织生产和分配社会财富的方式。关于市场的争论大多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特别集中在以这种方式组织交换的长处和短处上（这要看谁在谈论这个问题）。相对说来，人们不太注意出现于市场交换中的思想和情感，和它们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的问题中以及在限制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不想对前边的经济问题争论的重要性佔计过低，但它要谈的是在后面那个问题上的空白。不管怎样，虽然把市场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十足完整的有机整体的主观的方面，我还是希望从总体上对市场的本质提出更清楚的认识。当然，有许多机构、环境和习惯起着“意识形态工厂”的作用。这当中最忙碌的是国家、宣传媒介、军队、家庭、教会、学校和工作场所，以及进行运动、娱乐和赌博的地方。资本主义利用所有这些使反常的事物看上去正常，不公平的事情看上去公平，不可接受的事物看上去是自然的甚至是合乎需要的。诚然，并非所有产生于这些其他场所的思想、价值等等的东两都是与市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相一致的。但很少有人允许他们感到的矛盾的压力一例如，出自宗教的压力——干预他们的买卖行为，或干预他们如何使买卖合理化。随着用户第一主义的急剧膨胀——在买卖活动中，以及准备这些活动（包括对它们的担心）和再从这些活动恢复原状所花费的时间、心思、情感的数量上的膨胀——市场对人们如何在全部其他生活中行动和思想即使构不成决定性因素，也已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影响。除了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其他场所以外，可能生产本身也除外，市场依赖更多的是实际的经历而不是产生其影响的言辞说教。我们是通过我们所见、所闻、所感受的东西，特別是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别人对我们做的事情，即通过我们的经历来学习的。这是因为，经历通常是将人的活动与感受结合起来，它不只是伴随他们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会产生更强烈的情感。除此之外，产生于我们买卖行为的观念看来每一次都在私下里得到巩固——这种情况一天可有好几次——这样的行为使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与此同时，每一个人似乎都以同一方式行事的事实对他们的实际情况提供了某种公开的认同。为什么他们不以这些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行事呢？他们还能怎样行事呢？在参加社会活动时我们很少有的这些想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种经历的支撑。于是，与市场相联系的神秘化主要是由人们很小时候的买卖行为的经历（以及目睹别人的买卖行为）造成的，包括成千上万的广告，它们使我们每年都受到如同儿童记下最初的基本原则一样的影响。由被有些人称为“意识行业”的部门提供的谎言、遗漏和歪曲，只是进一步肯定了由个人与市场的牵连而形成的世界观和更为具体的信念，并赋予它们以完美的形式。二、市场经历造成市场意识形态这些市场经历是由什么组成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所谓的“市场”实际是指四个相互联系的市场，即成品或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和各种金融证券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所有这四个市场中，每个人都与其他人竞争，以便在他们必须卖出的东西上挣到尽可能多的钱，在他们希望买入的东西上付尽可能少的钱。此外，在人们如何参与这些市场的问题上显然存在重大的阶级差别。例如，只有资本家买卖资本和货币，而劳动力则只是由工人出售并主要由资本家来购买。虽然每个人都购买成品（当然，买的不是同样的东西，价钱也不一样），但大多数销售的事是由资本家做的，当然，包括小资本家。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不同阶级的人在市场的经历上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包括：（1）买是所经历的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唯一合法的方式，而卖——无论是劳动力、资本、货币还是商品——是所经历的获得买东西所需之钱的主要方式。（2）每个人在市场中都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的成员行事的（尽管公司作为法人可能是例外，但它们的股票持有人却不行）。（3）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决定要买什么和卖什么。（4）选择的作出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感到的需要。（5）每个人都可以买某种东西,只要他付得起钱，每个人都可以卖某种东西，只要他拥有它。（6）没人主动限制另一个人作出或实现他或她的选择。（7）因此，在市场中最引人注意的人性问题就是选择的行为，无论它被怎样淡化，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合理的算计。（8）被出售的每一物品都被承认不仅为某人所有的，而且是可与他分离的(如果它不为他所拥有，他就不能出售它;如果它对他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他就不能与之分离）。（9）可以发观，每一物品，以及事实上每个人（且不说他们身边的每一物品），都是可以出售的，他们都是有价的事实就是证明。（10）因为对一个人必须出售的商品，而且必须以他想要卖出的价格（也许是任何一种价格）出售的商品并非总有足够的需求，因为一个人想购买的，而且是以他想出的价格购买的商品并非总是充足的，他就要被迫与其他人在买卖任何商品上展开竞争。（11）要进行这种竞争，且不管这其中的效率问题，人们就不能考虑他们的竞争者的需求——否则，了解到另一个人在食品、工作和房屋，或在降价出售的商品方面的需要比自己的还大，就会抑制自己的竞争能力。（12）工人、资本、地产和货币全被认为是可以赚钱的，它们赚到的钱分別叫作“工资”、“利润”、“地租”和“利息”。（13）作为通过它才能付款和购物的媒介，货币成为每个人首要需求的东西和任何出售的商品直接要求的对象。（14）因为每样东西都有价格，极不相同的东西可以基于它们的相对成本进行比较。（15）人们力图积累尽可能多的钱，这不仅为了想买他们想要的东西（无论是现在想要的还是将来想要的），而且还为了享受货币带来的权力、安全感和地位。（16）在我们每个人一般没有足够的钱和我们面临这样一种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在市场中努力的绝大部分结果都是极不确定的（人们从来不能确信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无论他们是多么急迫地需要它）；其结果是根深蒂固的担忧，这种担忧从来不会完全消失。（17）然时，尽管所有的竞争和个人在买卖中的选择，出人意外的平衡却总能达到，因此市场不仅看上去是公正的——因为没有人干涉我们的选择——它看上去也是行得通的。虽然上边列举的情况不是对每个人市场经历的总计，但我认为它们包括了在资本、劳动力、货币，特別是商品买卖中发生的典型情况。这些经历早在大多数人有了他们的第一份工作之前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它们产生出非常独特的世界观。由于市场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这样一种核心的为止，因而人们在市场中如何行为被误认为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是不足为怪的，同样的对归纳法的误用决定了大多数人如何理解所有那些不是他们在市场遇到的东西的本质，或者说重要的本质。这样，人被认为是原子式的、高度理性的和自私自利的生物，其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选择（实际上是挑选）；因为人们是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选择他们想要的（实际上是更喜欢的）东西的，因而他们被认为应对他们拥有（和不拥有的）东两负有责任；人与人的主要关系被看作是竞争和可能的效用，每一个人都试图把他人当作手段以达到其目的；世界被认为是由可以用钱买的东西构成的，以致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它们值多少钱来看待的；资本、地产和货币赚更多的钱的能力被认为是这些经济形式各自的自然特性，同样明显的是“钱生利”这句话被理解为钱是没有它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权力，以致对钱的贪婪成了天经地义的；一旦你有了某些作为自由的范例的东西（市场把自由神秘化了，它让人相信一个人能做他不能做的事，并且，当一个人做他能做的事情时，它使他相信他已经做了他还没做过的事），在你需要一些钱和想要购买你想要的东西时，你就可以为了钱而做任何事情；平等就是其他人可以做同样的事；那些放弃市场的人，因而这些自由和平等的看法对他们是不能适用的人，被认为是缺少人性的；市场虽然是神秘的，但却被混淆成这种神奇的具有自己的生命力的机制，对它损害的越小，它的作用发挥的越好。在这一对市场思考的简短概述中没有明确谈及的，是没有任何发生在市场以外的社会或社会过去的历史的事情被用来说明上述任何一种现象但社会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结构和功能构成的。它是一个系统，像任何其他系统一样，它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是相互依赖的。因此，至少说来，交换必须在它与其他经济和社会过程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以发现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同样，作为这些过程总和的社会也有一个历史过程，社会并非总是它现在的这个样子，了解它是怎样以及什么时候获得了它现在的特征，可以揭示有关它的很多东西。至于市场的意识形态问题，这应包括了解是什么使它与它之前的意识形态有如此的不同，以及是什么使它实际上与一切宗教和伦理制度提倡的信念和价值观有如此的不同。现在这一切在我看来是太显而易见的了。它们只需加以重申，因为，不把它们弄淸楚，由人们的市场经历提出的对市场现象的解释就会否认存在某些基本的真相。欢迎到市场的神秘化的世界来。三、使生产神秘化所谓“神秘化”，我指的是那种由隐瞒、歪曲、误传和混淆事实，以及偶然简直就是撒谎的结合造成的广泛流行的错觉。所有这些过程在市场的运行中都可以发现。虽然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我们在市场中的经历的彩响，但有些东西要比其他东西蒙受更多的神秘化的影响。前边提到的人性、社会关系、货币和自由的神秘化已被广泛承认，尽管还没有被充分理解。人们更少充分理解的是在整个生产领域弥漫的神秘化，就其广泛和持续的影响来看，它也许是最有害的神秘化。关于生产，市场神秘化的出现部分地出于对整个生产领域的掩盖，以致交换好像是出它自己在一个世界中进行的。我们刚刚看到，市场是如何产生它自己内部的对人们在那里的经历的解释。诚然每个人都知道无论交换的是什么都必须要生产出来。然而，以大多数人采用的方式去思考这一问题——以我们狭窄的眼光去看——市场好像独立的。产品被看成是已经“上架”的东西（生产显然在进行，但似乎是在隔壁的房间里进行，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是关闭的。因此，不需要，而且怎么也觉不出来需要用生产发生的事情来帮助解释市场的任何特征。而且，虽然同一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但他作为生产者的生活看上去与他作为消费者的生活是不相干的，以致宣传媒介常常避谈论消费者，仿佛他们不是在生产部门和政府机关工作的同一些人。生产的神秘化并不仅是忽视它的存在和贬低，虽然不是完全忽略，它对市场中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每当生产不能被完全忽视的时候，选定有利于市场的角度去观察生产，把生产者装扮成消费者，具有同样的神秘化作用。这样一来，工作就成了我们只是为了挣钱消费才干的亊。正像雇佣我们的资本家主要被看作是给我们机会挣钱消费的人一样。工作也许具有与创造力及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需要相连的价值，但这从不被考虑，因为在市场的关系内它们都显露不出来。只从有利于市场的角度观察生产，才使得整个生产的目标看来就是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使得生产完全依赖于市场（于是就有了消费者主权的理论）。这还使我们的社会形态好像只应自然而然地根据市场来命名，如“自由市场社会”，而不是根据生产方式来命名，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学本身成了一种操纵那些影响市场、银行和股票的因素，而不是操纵生产线的手段，成为经济的主要象征。市场将生产神秘化的第三种方式，是把基于市场关系的模式强加于生产，以使人们认为后者是在一个只适合于前者的结构中。人们在市场中是作为个人而相互面对的吗？那同样的问题也必须适用于生产。个人在市场中是像他们想的那样自由买卖吗?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必须适用他们在生产领域里的行为。以这种市场模式运行，每个工人好像可以自由接受或拒绝任何特定的工作，就像每个资本家好像可以自由雇用或不雇用他一样。一旦生产已经开始，同样的自由仍继续下去。工人可以辞职，资本家也可以解雇他。在这里重要的是个人的选择权，即拥有选择的机会，和在行使这一权利时不受物质或法律上的限制。然而，如果我们直接考察生产，而不是把市场作为一种模式或一种有利的角度，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在一起合作工作，把原料变成有用的物品，和共同体验他们的大多数的成功与失败。于是，共享生产于其中进行的条件就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马克思非常强调这一点，“如果从生产出发，那末就应当考虑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如果从消费出发，那么可以……丝毫不去考虑人们的现实的生活关系和他们的活动。”[1]从生产出发，我们还看到复杂的劳动分工，它保证了人们从事都对共同产品作出贡献的种类繁多的工作。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似乎并非每个人都在工作。有些人，如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只是发号施令，而且是从远远的地方发号施令。在我们从属的所有主要社会集团中，阶级是唯一个不是直接显现并因此不是显而易见的集团，这就是为什么它常常与基于收人、地位、文化或意识（所有这些都受到阶级的重大影响，虽然不是唯一的影响）的划分相混淆的原因。阶级实质上起源于一个集团在一种生产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和它所起的作用，一旦这种生产制度被采用，它是唯一值得注意的集团，而且只能用意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去说明它的掩蔽的概念。于是，当我们直接探讨生产时，突出的问题便是：（1）人类生活的社会性（它是我们共享的境况和特性，而不是被关注的我们个人的差别和选择权）；（2）它所要求并坚持的劳动的社会分工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合作；（3）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之间的社会的阶级划分，和前者对后者的统治。相比之下，如果只是从有利于市场的角度或基于市场关系的模式内来看，所有这些就显得非常模糊。当然，生产也有其神秘化的特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也不能不是这样。例如，寻找工作和做好工作的竞争促成了原子式的我的观点，就像按小时出卖一个人的劳动力，在缺少正确评价它的创造潜力的价值的情况下，有助于促成平等交换的错觉，并因而促成经济关系中的“公平”错觉一样。然而，同市场相比，生产是重要的经济真理中的一个绿洲，但走上通过市场的道路无疑会全部错过它们。直接探讨对生产的研究，就不难看出，工人和资本家由于他们的集团关系的结构而被紧密联系在特定的行为方式中，这种结构为考察个人发生的任何变化提供了基本的联系。因此，虽然每个工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为某一个资本家工作，但全体工人是不能自由决定是否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工作的，因为资本家是控制着绝大部份工作岗位的人。对于资本家情况也足这样：虽然个别资本家可以决定是否录用某一个工人，但全体资本家却不能自由决定是否雇用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这是因为，需要有拥有劳动力的工人来开动他们的机器。因此，马克思坚持认为，工人不是为个別资本家所雇用，而是被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阶级所雇用。他关心的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之见的关系。[2]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市场这个歪曲物体的透镜，而是径直考察在生产中展现的这两个阶级的关系，给我们立即留的印象将是工人实际上是多么的不自由，以及他们是如何被资本家所统治的。虽然没有人主动限制个别工人做他们想做的事，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主要条件却提供了他们必须于其中作出的抉择，并施加最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选定他们作出的抉择。而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东西适用于整个阶级。因此，马克思可以说，“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即市场的统治下（本文作者加的注）]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3]在这些条件的影响程度和范围还未被承认时，这通常是资本主义下的情况，它们的影响会更大——因此，这种“统治”的影响就会更大。四、对剥削和异化的掩盖只是到现在，我们才能领会马克思在剥削和异化的重合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被统治的论述。无须赘述——不过对我们的意图而言已足够了，剥削可以说论述的是工人丧失了他们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而异化理论论述的是发生于剥削进行的过程并通过这一过程工人丧失了自我。这两个理论关注的都是工人的共同的境况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共同具有的东西，对于资本家情况也是如此。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是他们把自然界的东西变成人们需要的物品。在资本主义中，工人得到一份工资，这份工资可以使他们在市场上买回他们生产的财富的一部分。剩下的部分，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则留在资本家那里，并成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资本家关心的是使剩余价值最大化，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让工人为广更少的工资而更努力、更迅速和更长时间地工作，因为总是工人生产的财富的数额和作为工资返回给他们的数额之间的差额决定资本家所得财富的份额。在我们生活的今天，“剥削”通常用来谴责那些付给工人过低工资或极为苛刻地对待工人的雇主，这种谴责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如果他们节制一些他们的做法就可以接受了。马克思的批判直接对准的是整个资本家阶级，更多涉及的是他们如何获得财富的剥削本质，这种本质使得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能被接受，而不是对他们行为的偶尔失误的谴责。个别的工人和个別的资本家只是作为他们各自阶级的成员置身于这种情况的，由于这个原因，说某一个资本家没有剥削他的工人只能意味着他从他们那里没有获得任何剩余价值，并且标志着他作为资本家的生涯的结朿，闪此，即使仁慈的资本家也是剥削者，如果他们要想继续做资本家就必须如此。这样，即使薪水高的工人也是被剥削的，只要他们被资本家雇佣就必然如此，——后者必须从他们那里榨取剩余价值才能成为资本家。作为一种揭示生产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的方法，马克思的剥削的理论提供了一个与市场提供的模式相反的模式，和一个观察和思考社会其余方面的另一有利的角度。从只关注交换重要性的市场出发，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根本看不到的，以致从这一角度看到的剥削只能被视为某些资本家在与他们的工人打交道时不公平地占工人的便宜。因为什么是“公平”在很大程度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包含在这种“剥削”用法中的评判就很容易被偏斜。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只是在“隐蔽的生产场所”剥削才会发生。[4]遗憾的是，从市场出发的方法掩盖了作为建构马克思剥削理论大厦的这些真正的生产中的因素，使人们无法看到马克思所讲的东西，更不用说理解了。剥削理论着重于工人与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而异化理论关注的则是这同一过程中的工人，以及他们的人性出了什么问题。马克思的人性概念不仅指我们的生物体的特性，而且还包括一组我们与我们的生产活动、这一活动的产品，以及这些活动和产品使我们与之纠缠在一起的人们的独特的关系。作为表达和逐步显现作为人的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是做什么的（因为把我们划分为一种动物的东西也在发肢）必要的手段，这些关系都是马克思主要的人性概念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情况，是标志着我们作为人的那些特性，要是这些关系，发生了减少我们的人性的转变。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关键部分之间被插进一个楔子，以致这些部分好像是独立存在和起作用的。这样，就不是工人控制他的生产活动、相反，工人存在的至关重要的方面是被別人控制，是别人告诉他做什么，如何做，做多快，甚至让他做还是不让他做（雇佣他还是解雇他）。不是工人在他需要的时候使用他的产品一一无论这种需要迖多么迫切——工人生产的一切，都是由那些利用工人来只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的人控制的。因此，工人与控制着其及产品的资本家的关系，以及与那些他被迫与之竞争稀缺工作岗位的人的关系，都不能表现出我们人类能具有的那种相互关心。由于工人以这种方式同生产活动、产品和其他人相分离，他们也就结束了为沿着远离我们的动物起源的道路继续进一步发展而与我们人类潜在的和固有的东西（因而也是人性的一部分）的决裂。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工人那里窃取的不仅是他们是什么的一部分，而且还窃取了他们作为人必须成为什么的一部分。那么，异化就是非人形式的统治。它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尤为严重的非人形式的统治。由于与剥削相伴随，它是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成员的处境，而不是不幸的少数人的特殊情况，这说明就剥削而言，工人丧失了剩余价值，就异化而言，工人丧失了自我。正如马克思在其剥削理论中所指出的，通过把生产过程神秘化，市场掩盖了建构异化理论的阶级关系。随着它对个人意识的强调，市场意识形态就替代它提供一种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孤独和寂寞的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被人们称为“异化“。把这种感觉与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根源分开，一方面，导致了把这种根源看作一种神秘的东西，另一方面，导致了在当今作为社会科学流行的东西中量化这些感觉的巨大努力。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对我们的条件的主观反映冠之以马克思为他对它的解释而起的名称，包含在后者中的评判就被完全淡化了。[5]如果说市场化的世界观把异化、剥削和阶级本身完全神秘化了，那我们就不要指望阶级利益会有更好的命运，马克思主义一下子就丧失了从批判的分析到革命的政治的主要桥梁。由于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造成了人性上的削弱和物质上的丧失，因而他们具有消灭这些条件的客观利益，很多社会主义政治活动采取的就是帮助工人提高这方面意识的形式。然而，这种努力要成功，工人至少必须能够把他们自己看做正是由这些条件构成的一个阶级。不然的话，所说的具有这些客观利益的主体不是消失不见了，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形式（阶级被理解为一个收人的或文化的范畴），即引导工人的注意力远离他们的客观利益所在的那些条件。在这一问题上，资本家的胜利不是通过论证取得的。如果是从市场模式开始行动，那导致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政治运动的一系列步骤都会从视野中消失。五、对整个社会，它的真实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的歪曲生产并非是被市场经历和与其伴随的意识形态神秘化的唯一的经济过程。分配和消费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分配是每个人获得其社会财富份额的过程。这样，它不仅决定每个人带到市场出售的东西，而且还决定每个人必须买的满足紧迫需要和兴趣的东西。现行的财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在生产中从属的阶级的一个功能，他从属的阶级可能是挣工资的阶级，也可能足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然而，随着生产安全地远离视野，分配好像取决于一个人在市场上的成功，成了主要应归于努力、技能和运气的个人的事。成为富人好像是在资本、劳动力或商品的交易中做出了一系列好的选择的结果，成为穷人则恰好相反。消费处在经济链条的末端。它出现在对已生产出来、并被分配和交换过的东两进进行最终使用的时候。从有利于市场而不是生产的角度看待消费，消费就具有了被异化了的“用户第一主义”的形式，在那里创造需求比满足需要更具优先权，使用被视为交换的手段而不是交换的目的。市场的思维还试图把交换和消费合二而一，并发展到把“交换者”，即从事买卖的人，称为“消费者”的程度。但交换总要包含货币，而被消费的东西却从来不是货币。忽略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区別，使许多人看不到不断增多的交换的发生是为了积累货币而不是为了消费任何东西这一事实。此外，一个人消费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在分配中获得财富的多少决定的，而这一点主要是由他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然而，由于生产被掩盖起来，分配就被视为市场的副产品，消费也好像取决于个人在交换过程中的成功（或失败）。在分配、消费，特别是生产之后，国家和政治大概是遭受没被普遍承认的市场神秘化影响最大的领域。人们对他们相对了解较少的领域的很多思考是通过与他们了解较多的领域做类比。市场被很多人以这种方式用来思考政治。以与市场的类比进行思考——确信他们在市场中的经历，以及市场给予他们的清楚的直觉和强烈的感情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可被运用于任何地方的基本真理——人们倾向强调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某些特征，而歪曲或根本无视其他的特征。每个人在选举中起的作用（选择一个候选人，就如同在市场中挑选一种商品一样）；对一个以上的供选择的候选人的需要，即使他们是不同形式的同类人物（就像市场中常常见到的标有不同商标的同种商品）；自由选举，这被理解为能在不受公开限制的情况下投票，即使在选举中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得到决定。（就像一个人形式上有权在市场中购买东两，即使他买不起他想要的东两）——这些都被看作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学术界中最受尊敬的声音只能是对这种流行常识的重复。例如，时下走红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就坚持认为，“选民和消费者本质是相同的人。史密斯先生买东西和投票；在超级市场的他和在投票站的他是同一个人。”[6]当然，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是看得见的，即使只是模糊的，但它的权力——就如同在市场中一样一被认为既是不可避免的，又不是那种要求对我们的民主条文做基本的改动。当前的政治教条，如自由贸易和取消控制，也是基于消除对个人的选择和积极性的限制的市场模式的理解，而很少注意那些已预先规定了大多数结果的权力和财富上的不平等。在这种对政治的论述中，因为在任何源于市场的模式中都看不到而没有提及的无功受禄的东西，是构成我们政治实践基础的阶级关系，和我们的大多数法律（包括宪法）、司法判决和法律的实施是如何全力服务于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我们没有了解国家是如何受益于剥削和异化并同时促进再生产它们，而只不过上了一堂一人一选票的公民课。在马克思看来，“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7]由于掩盖了生产，市场也就隐藏了生产中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和这一关系展示的至关重要“秘密”——尽管所有的招牌和保证恰好相反，这种游戏完全是被操纵的。对国家的有效运作而言，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这样一种假象，即它平等地属于它的所有公民和它是一个中立的正义仲裁人。通过鼓励每一公民把自己看作是与其他人没有必然联系的独特的个人、把自由理解为没有公开限制的选择的实行、从实行这种自由的形式上的权利出发来思考平等，尤其是忽略产生于生产的阶级和阶级差別，市场思维在产生这种假象并使其合理化的地方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政治进程和它们在现实世界的结果好像都是人们自由选择的东西，而不是阶级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有倾向的结果，那些可能存在的法律给我们提供了我们靠其生活的游戏的片面规则，这些规则甚至比它们同样的有倾向的实施还多。正是这些范围有限的法律使得我们的杜会成了——为了它的全部民主要求——一个阶级的专政，即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在政治中，如同在经济中一样，真正的限制是由基于实际抉择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制定的，我们被迫在这些抉择之间做出的选择是永远不能被考察的，因为它们存在于其中的阶级关系本身就是看不见的。再说一遍，资本主义的缺少透明性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实际上不可能看到是谁和是什么对他们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负有责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对发生在生产中的事情的隐瞒和歪曲，市场妨碍我们把握人的社会性、劳动分工和阶级构成的能力。这又转过来使我们既无法理解剥削也无法理解异化（以及工人的客观利益在于消除这两者），更不必说分配、消费和政治了。但那些关于剥削和异化的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对某些由人们在市场中的经历引起的更神秘的观念的最好解释，因此，在把生产神秘化的过程中市场将以把自己神秘化而告终。例如，那种由某些东西在市场中显示的类似人的力量，像资本产生利润和货币生出利息，及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的现象，也被认为是在异化的生产中先由工人创造后又从工人那里拿走的财富。体现为利润和利息的新财富会来自其他什么地方呢？当货币被认为将生出利息时，马克思说，“再生产过程的总结果表现为物身具有的属性。”[8]通过隐瞒生产中发生的情况，这就使得这些新财富看上去好像是来自那种对它被如何分配负有责任的社会形式之中。即使那种可在市场中购买人们各种活动和产品的神秘的货币的力量,也是把工人与他们自己的部分人性分离开来的异化生产活动的一种作用。马克思称货币为“人类的外化的能力”。[9]他不仅是交换的手段，它的力量反映的是工人在异化生产条件下改造自然中丧失了的能力。虽然工人丧失了这些能力，但这些能力并没有消失。相反，它们变成了他们产品的社会属性，即产品的价格，和另一种物质客体——货币的同样的社会属性，即它支付那种价格的能力。作为过去活劳动的幽灵般的形态，被推到抽象的极限并且现在掌握在其他人手里的货币，可以做工人不再能做的事，即可以获得所有工人已失去控制的东西。货币的力量是随着异化关系的扩展而增长的，由于运往市场的因而也是与其生产者相分离的产品数量的增多，货币的力量随之产生了拥有货币最多的那个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和以前的阶级社会不同，在资本主义中，将生产者束缚在生产资料上的锁链是看不见的。当然，今天绝大多数工人认为他们是自由的。但关于货币的问题除外。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锁链看得很清楚，但它们来源于哪儿和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却仍是神秘的。如果说市场常常给我们呈现出那些好像在独自跳舞的东西，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指出它们在与谁跳舞，以便使我们能把责任归到它属于的地方。市场造成的神秘化还没有列举完。因为如果说剥削和异化说明了市场的最令人困惑的特征，那市场的起源则要在这两种情况的历史之中去发现。只有在剥削和异化的发展中，马克思通常把它们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必要的因素，我们才能发现市场自身的过去。但如果使剥削和异化看不出来，那市场就好像从不存在起源的问题，它没有历史，就像一种自然现象一样被冻结在历史的时间中。另一种方法，是把市场从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中抽象出来，这会导致去研究它的最初特征的历史，即交易活动的历史。如果把所有出现过任何种类或程度的交易活动的人类社会都包括在内，市场的历史就得大大往后延伸了。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的早期著作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最近又把以这种方式理解的市场社会追溯到5000年以前。[10]但由于强调各种社会中的市场之间的一般的共同之处，资本主义市场的独特性质就被冲淡了而且没有加以说明。正像我们看到的，在资本主义，绝大部分商品不仅是在市场出售，而且就是以这一目的生产出来的；巨大的市场也是为劳动力、货币和资本而存在的；在全部四个市场中的买者和买者的竞争是人们典型的相互联系的方式；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权力。我们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这些独特性质的根源在一般市场的历史中是找不到的。市场是如何获得它的资本主义特殊形式的，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为此，我们必须超越交换来考察发生于被追溯地称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中的发展变化。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我们的社会称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那些把我们的社会称为“市场社会”，或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并以此作法贬低生产的重要性的人，会阻止我们获得一种准确理解的原因。但是，过去不仅包包含着现在的根源，而且还包含着未来的根源。因而，市场神秘化还在于：通过掩盖生产，这有效地掩盖了剥削和异化，并转过来又歪曲了我们对市场本身的独特性质和它们在过去的起源的理解——通过掩盖和歪曲所有这些——市场还掩盖了它自己成为某种不同于它的东西的潜在的可能性。任何在历史上有其开端的东西，在产生它的条件不能继续被再生产出来时，都注定要灭亡。这适用于社会制度，也适用于人（而且我们正非常惊恐地了解到，这也适用于自然系统）。通过考察导致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以及再生产这些历史条件正变得多么困难，马克思预见到，正在恶化的问题将最终引起——特別是在它们与旧的解决办法的消失结合在一起时——当前制度的灭亡。与此同时，他想把注意力引向各种新的条件，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展现新的选择，这些新条件已作为同一发展的部分而形成，它们可以成为将随后出现的制度的基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诞生的预测无论多么有说服力，都来自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这一生产方式是围绕一组交错的矛盾，或相互支持和相互破坏的趋势组织起来的，这些矛盾或趋势从这一制度的一开始就存在。如果马克思选择了另一题目、另一易于考察它的角度、另一与他的发现有关的道路，或者更短的时间跨度——就像许多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所做的那样——那留给他的只能是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然而，马克思却没有那样做。通过追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逐渐展开的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有时也称为生产逻辑和消费逻辑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可以预期那些其他社会主义者只能希求的东西，尽管他的预期是有节制的。马克思对他揭示的矛盾向哪里发展的推测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他的现在被大大延伸到过去，以便能包括现在的运动具有的趋势和方式以及已发生的变化的速度。然而，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市场就失去了过去，这样一来，目前的矛盾虽然看来是紧张的或暂时不协调的，但不会突破市场的范围。它们既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它们就是这个样子，没有理由期望它们改变。如果静止地、离开它与生产的必然联系看问题，那市场似乎就没有未来，总之，与它的现在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以这种方式想问题，无论我们是往前看还是往后看，市场好像是永恒的，社会主义则成为不可能的。最后，通过对市场可能的未来，以及它现在的特征和它真实的过去的神秘化，市场把那种被要求有效解决它自身的最糟糕的问题的政治也神秘化了，这些问题包括：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失业、生产过剩（相对于人们买得起的东西而言）、腐败、污染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如果以一种无历史的、本身与生产领域中的发展无关的市场概念来理解，这些问题以及它们由以产生的制度之间似乎都是独立存在的。资本主义最缺少的透明正是在我们最迫切需要透明度的地方。除了继续维持每一问题自身显示的形式外，所提倡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包括让那些握有权力的人改变他们的某些习惯作法，尤其是作为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买者或卖者的作法——以增加对贫困社区的投资、雇用更多的工人、少向政府官员行贿、少在质量和价格上作假，等等。黑人、妇女、残疾人、美洲土著人、移民、贫民和工人是上述社会问题的主要受害者这一事实，已使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步人士力争更多地改变市场的运作方式，诸如最低工资法、就业保障、社会参与投资决策、鼓励少数民族和妇女就业等等，这为那些人提供了特別的保护或利益。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摆脱市场，因为这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改革市场，让它为所有的人服务，其言外之意是这种理想的状态是可以实现的。由于这些措施的着眼点是收入——而且苦难是太难度量了——因而在一个受侵害集团的要求超出其他集团的要求时，没有一种明显的方式可以让前者的要求得到优惠，当然，除了你碰巧属于其中的一个集团以外。阶级的划分虽然是提到了，但这主要是根据人们得到什么而不是根据人们做什么来理解的，结果工人被简单地看作是其他群体中的一个群体，一个得到的少于其应得的群体。由于许多工人，特別加入了工会的工人，其经济状况比其他受压迫群体中的很多人要好，因此没有理由给工人任何特殊的优先考虑。从政治上讲，这导致了那种“社会运动策略”，它试图创立一个所有被压迫群体的联盟，以保证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能更公正地分得一份馅饼。马克思则不这样看问题。他从生产出发，直接专注的是阶级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市场活动的影响，包括产生相伴随的不公正的所有相互联系的问题。同样的分析使他能看到隐约出现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和消除不公正的非市场的抉择的萌生。因此，彻底地和持久地改变与市场相联系的不公正需要推翻生产中工人对资本家的从属关系。别的办法不能做到这一点，或只能改变一点儿，而且很快又会倒退回去（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由这一方法导出的政治策略优先考虑工人阶级一一不是因为它受的苦难多于其他受害的集闭——而是因为它受压迫的特殊形式（剥削和异化）既给了工人一种要求，又通过他们在生产中地位，给了他们根除一切当前与资本主义相连的压迫的力量。消灭构成他们自己被剥削和异化的基础的条件需要工人消除所有形式的压迫。把每一个人都视为同等的人是工人本身能被视为同等的人的唯一方法，没有它彻底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在这一问题上，工人不帮助其他人也就不能帮助他们自己。于是，这成了阶级斗争的政治。那么，我们对市场的最终的不满，是它把阶级斗争的政治神秘化了，既把这种政治的中心地位和它的潜能神秘化了，又把所需要的使工人（我们这一边）更有效地进行它的东西神秘化了。在草拟这一反对市场神秘化的分列项目的起诉书中，我也许已使市场听起来比它的实际情况还更像一个无缝的整体。在狭义理解的市场的运作中毕竟存在重大的矛盾，例如，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来没有足够的钱买他想要的东西的限制之间的矛盾。或想出卖他的劳动力但找不到愿买它的人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使得许多人怀疑市场的可靠性。同样，正如我在前边提到的，人们在其生活的领域的经历，特别是在生产中的经历——虽然因为其中发生的异化关系总为市场意识形态提供某种东西——也在确立对立的模式和另一种游戏规则。这些模式和游戏规则常常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并且与市场日常的思想方法相抵触。当然，对市场的批判，一旦突破了我们的统治阶级设置的各种形式的复杂的审查制度，也可帮助消解我们作为买者和卖者而学到的东西。如果所有这些“抵消力都不存在，资本主义也就不需要这样一种明显的意识形态产业来加强因我们陷人市场而作为一个过程出现的神秘化。然而，总的来说，由于市场关系蔓延到所有的职业，以及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不断增多的苦与乐的重要性的增大，市场已成为铸造人性中大部分最不完美的东西的主要模具,就如同与市场相连的神秘化已成为对现状的主要的意识形态辩护士一样。六、市场社会主义会消除市场神秘化吗？由于市场对那么多的神秘化负有责任，这些神秘化反过来又促成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最严重的问题，那社会主义者似乎应是齐心协力想要尽快消灭它们的人。但实际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相反，现时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思潮要让市场在任何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起实质性的作用。我对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神秘化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这一思潮的倡导者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东西呢？市场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形式。使它们成为市场社会的，是无论怎样限制，商品、劳动力，在一些形式中甚至资本的买卖活动将继续进行。货币继续是人们和他们想要的东西之间的媒介，就如同在资本主义下一样。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是资本家阶级已不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在更为流行的形式中，工人拥有并控制他们的企业，或控制他们的企业，并且集体或通过他们选举的经理做出现在由资本家或他的经理做出的决策。资本家作为一个独特的阶级或者被消灭了，或者，在假使还保留少量私人成分的地方，使他们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11]作为他们企业的共同所有者，工人像任何资本家一样也将购买原材料、雇用劳动力，并出售制成品。除了经理以外，这些活动不会占用很多时间，但它们提供给工人的经历却是全新的。另—方面，出卖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和购买商品将继续占用大量时间并将为他们提供很多现今工人有过的相同的经历。此外，当工人第一次申请工作并被所申请工作的合作企业当作外人对待时，他感到的害怕与不安也与现在是完全同样的。这种合作企业毕竟只雇用那些它认为他们的劳动将增加其利润，或者保证或增加其市场份额（最终可推断为利润的）的新工人。由于这种态度，合作企业不可能表现出比资本主义下的商业对人的需要，包括失业者找工作的需要和社区中其他需要的更多关心。即使在工作时，单个工人的利益与集体企业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他可能希望缩短工时和降低工作速度，而合作企业却可能强迫他延长工时和加快工作速度以便能跟上竞争的步伐，这种竞争将仍被视为一种超出人的控制的非人的力量。而且，如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将居支配地位。同市场逻辑推动下的集体企业的利润这一最大的利益相比，工人要求承认他的工作是为了他的作为一个工人的利益，将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力的实际经历将与现在的经历没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他是购买其劳动力的集体企业的一员（无论用什么安慰性的标签来掩盖这一交换的真相）。政治科学家罗伯特·莱恩（RobertLane)研究了很多资本主义社会中为工人拥有的企业，他发现，虽然在那里工人拥有的权利有所增多和总体上的士气有所提高，但这一变化没有对工人生活的质量或他们普遍的满意产生预期的影响。结果，工人在工作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他们发挥其首创性的能力和他们自己的判断,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生产过程，这些比在不允许工作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环境中简单获得了作为共有者的新地位对他们的的满意程度有大得多的影响。莱恩的结论是：“马克思是对的”。“市场经济对工人的优先[把工人的需要放到第一位]是不利的……因为在经济的竞争的部分中，任何用于改善工作生活的费用都将使企业容易减少销售额和利润，因为这违犯了效率的准则。”[12]没有理由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中的情况，即企业是由工人所有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是工人民主控制的，但市场关系继续起作用，会产生很不相同的结果。在我看到的所有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商品市场的变化最小，但正是这一市场，对我在前边草拟的长长的项目清单中的神秘化最负责任。新的所有制关系并不影响这样一个事实，即是个人将决定要买什么，并——像现在一样——将根据它们的价格来比较商品，以及同他人竞争以做成最好的交易。他们将不断地期望获得更多的货币，以便他们能买到更多的东西，或拥有某人可以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同现在一样，他们将把货币作为给予他们这一权力的东西来崇拜。而且，为了在商品和货币的竞争中更有效率，他们将产生一种对他们竞争对手的人的需要的冷漠。因此，他们将把拥有大量商品和货币视为成功，像现在一样——从不认为拥有的已足够了；货币仍然保留着它的神秘性，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所表现出贪婪和冷漠将继续被当作人性来误解。甚至导致了资本主义下的一系列神秘化的对生产的神秘化，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也将有它的类似物。从有利于市场的角度出发，或以基于市场的模式来思考，生产将仍然表现为作为个人的工人和他的企业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由于工人的附加的共有者的角色，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因此，把握一个人作为社会范围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特征，将继续是一种为了大多数工人的艰难的斗争。在今天，如果市场对生产（因而也对阶级）的掩盖和歪曲使人们事实上不可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的充分理解，不能产生需要推翻它的基于阶级的政治斗争，那在市场社会主义下，相同的原因也将使把工人的阶级意识，特别是他们的阶级团结的意识，提髙到要求社会主义在社会任何地方都要行的通的水平变得极其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兄弟的看护人，这也许是社会主义中的最古老的观念。然而，对那些据此而行事的人而言，他们必须真的把其他人看作他们的兄弟（和姐妹），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同一阶级的成员，他们的共同利益使他们成为兄弟（和姐妹）。把一个工人的自我意识扩展到把其他人包括在他的企业，是一种领悟一个人在整个阶级中的身分的糟糕的代用品，特别是在根据标志这种结合的企业间的（因而工人群体间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来领悟的时候。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围绕货币的神秘化也没有消失的迹象。我们应该记得，货币才有购买商品的权力是因为生产它们的工人丧失了同它们的全部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出商品不表明有权使用它，无论有多大的需要；工人对谁可以使用它也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工人失去对他们的劳动已将其转变的无论什么样的产品的控制权这一环境，被市场中最终产品表面的独立性和货币获得控制它的权力掩盖了。所有这些都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即使可以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剥削已不复存在，因为工人作为他们的企业的共有者属于保留了剩余价值的那个集体的实体（另一种说法是集体剥削了个别的工人），但显而易见，异化的劳动关系实际上将原封不动地保留，与它们相伴随的货币的神秘化和神化也是如此。人们期望的来自工人选举他们自己的经理的那种正在变化的影响，被为市场而生产的制度及其无情的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而更多地抵消了。正像我已经讲过的，市场社会主义中的新东西，就是工人具有的作为他们企业的共有者的经历，就他们与他们作为合作工人的关系是合作的和民主的而言，这些经历可以很起作用。然而，作为企业的共同所冇者，他们与外人的关系是一种集体的资本家与外人的关系，不管外人是那些来申请工作的人、那些代表他们与之竞争的其他企业的人，还是他们产品的最终消费者。马克思把他那个时代的合作工厂说成是，“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13]作为集体的资本家的工人，由于其因的是利润的最大化，他们的行为很可能非常像现今资本家的行为，即生产卖得出去的产品，为那些有钱买其产品的人生产而无视那些没有钱的人的衙要，只要他们能不被发现，在产品质量和安全上能省事就省事，创造对他们产品的需求——或对更多产品的需求，或对他们的品牌的产品的需求——在它们还不存在的地方，以法律允许的任何方式（而且常常是以法律不允许的方式）全力竞争。就工人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这些活动而言，他们将分享到大大超过典型地由资本家阶级占有的利润。由于使工人成为集体的资本家，市场社会主义就在他们作为工人的异化上又加上了资本家的异化，而只不过是把工人的异化减轻了些。现在，他们也可以体验到那种不平衡的感觉和被扭曲的感情，即来自与其他资本家竞争的烦恼和担忧；他们也可以操纵消费者以及作为工人的他们自身以追求最大可能的利润；他们也可以产生对使所有人的意图抽象化的货币的贪婪；他们也会对别人的人的需要熟视无睹。马克思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恰当地描绘为“贪婪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14]同样的描述也将适用于市场社会主义中作为集体资本家的工人之间的竞争。诚然，为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东西与我们自己的市场资本主义之间存在一些重大的不同。任何市场社会主义社会都很可能根据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企业的利润来分配很多物品，例如分配给教育和医疗保健事业的物品，也许甚至会分配些资本用于投资。同样，人们也可期望“更公平地”对待那些通常受到歧视的群体，更多地照顾那些在市场中失败的人。然而，人们具有的出卖劳动力和购买商品的经历，加之他们具有的作为他们企业的共有者的新经历，很可能会产生出与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思想方法和情感极为相似东西。另外，如同发生在今天的情况一样，这种神秘化还会涌到生活的其他领域，涌到家庭、政治、文化和教育。试图对这时的人们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结果，因为交换中的日常经历教育人们的是另一些东西。由于对货币、竞争、人性和市场本身，以及对市场的真实过去和改变它的可能的混淆，人们将既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也不能始终如一地按照它的准则来生活。假定一定数量的资本主义的神秘化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将继续存在，这一安排的辩护者会论证说，赞成社会主义特性和反对社会主义特性的平衡还是可以达到，最终的结果至少有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要判断这一假定，我们需要了解这里提出的是什么样的混合，它是怎样易变的。毕竟存在一些可以混合得很好的东西，就像盐和胡椒，但也存在其他一些根本混合不了的东西，像火和水。作为一种混合相互对立的特性的尝试，市场社会主义是更像盐和胡椒呢，还是更像火和水呢？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向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他们也赞成混合经济，即某种在市场规则下运行的私有制经济和某种在国家计划下运行的公有制经济。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的鼓吹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形态和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或多或少的持久共存是可能的。然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没有充分考虑市场的逻辑和可以称作“认识不协调的动力”的东西。正如我已经力图表明的，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场所或一种实践，而且也是一组体现这一实践的游戏的规则。作为规则，它要规定目标、规定达到目标的方式和一系列使游戏者遵守秩序的奖励和处罚。获胜需要积累金钱，对此人们只能通过投资、出卖劳动力和商品来实现。与其他人的竞争变得就像是逆水行舟，因而那些拥有资本的人试图扩大它，一旦可能就移到新的领域。这不仅对增加他们的利润是必要的，而且面对不断加强的竞争，对维持他们的利润也是必要的。同时，每个人都在寻求扩大他们产品的销路,，不这样做就会因物品的丧失、失业和破产而受到严厉的惩罚。更糟糕的是，这样做没有意义。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市场的扩展和市场规则进入了越来越多的以前被宣布不许涉足的领域，包括混合经济中的曾被认为是公有制范围的领域。市场是在人们能够出售和能够买得起的东西的基础上运行的，而公有成分则依赖于对社会需要的某种估计。然而，在一个混合的经济中，不用很长时间，维护私有成分的正常运行就被看成是更重要的社会需要。只要市场在社会中被给予特权的地位和角色，只要指望基于市场标准运行的企业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和大量的商品，国家就别无选择而只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使市场履行其职责。所以，在所有混合经济中，国家承担了商业活动的很多费用（通过补助金、税收减免、低息货款、公费培训和研究项目，即各种类型“共同福利”），把它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常常是通过公有成分为投资、购买和出售活动提供最有利可图的机会，并且保障或者说保护这些机会），并且力图保持对利润构成潜在威胁的因素的控制（通过反劳工法和行政管理，以及反对来自国外竞争的对外政策）。私人公司，不管是为资本家所有的还是为它们自己的工人所有的，都总是要求这类帮助，而且通常都从社会民主党政府，从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政府那里得到了它，因为需要强大的私营成分已不再被怀疑。最近以来，随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大幅度增长，以及由此导致投资和商品销售的增长，先前的足够的帮助现已证明是不够的，实行混合经济国家的政府已忙着重新调整混合的比例，以便进一步扩大私营成分的规模和优势。这种调整采取的主要形式是逐渐取消福利国家、减少控制和将很多以前是公有的企业私有化。虽然政治领域中的所有党派斗争都有胜有负，这一发展实质上已在进行，这是因为市场的作用，因为它的逻辑，以及同样的论证市场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任何未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能享有长期稳定的逻辑。我们由市场产生的思想模式与实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思想方法、感情和评价相容吗？最简明地说就是，人们能在产生有效合作所需要的互相关心的同时，又维持使他们成为成功的竞争者的相互冷漠和对私利的贪求吗？尽管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这样大不相同的特性，但这种混合是极不稳定的。留出用来考虑“市场意图”的时间将延伸到除睡觉以外的全部时间，这不仅因为这些意图指向的问题是永远不能全部解决的，而且因为与这些问题相伴随的感觉——特别是那种贪婪、那种恐惧和那种担忧——是不能随意摆脱的。信念、价值观和感觉是很难划分开的，一旦它们与其对立面相遇，一场争夺优势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认识上的不协调于是就发展起来，而且至少在这—竞争中的胜利者身上是不用怀疑的。政治理论家罗伯特·古丁(RobertGoodin)令人信服地论证道，人们响应道德激励的能力（那种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能力）是随着物质刺激、金钱这样的东两的增加而减少的。他的结论是：“卑鄙的动机会赶走高尚的动机”。[15]只要市场的思想方法和情感通过人们交换的经历天天得到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以及由此而来的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如果市场社会主义不能导致社会主义，那我们应当怎样评价那些倡导它的人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弄淸，这就是，自称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可沿着三条路线做进—步的划分：（1）它的最终目的，即市场社会主义，是只包含工人所有的企业呢，还是包含各种企业，即一些工人所有的企业，一些私人所有的企业，一些国有化的企业，等等；（2）市场社会主义是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因而可以朝着合作的方向不断发展下去；（3）市场社会主义能否现在就开始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或者说，它是否需要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的政府才能开始（尽管今天已存在一些社会主义的经验）那些把市场社会主义理解为工人和私人所有的企业的混合，认为它就是人类可以达到的一切，并相信我们当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可开始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人，充其量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改良。把他们的目标叫作“经济民主”，把他们称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要更确切。[16]另一方面，那些想要建立工人所有的企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那些把市场社会主义看作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和那些认为这样重大的变革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的政府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显然是某种社会主义者。[17]但如果他们所说的解决办法是行不通的，那他们充其量只能被视为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目标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变种。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个主要代表、哲学家戴维·施威卡特否认市场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这部分地是因为“它承认在我们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完美地实现。”[18]然而，我们的指责与一个人的看法是多么偏颇（激动人心的变革发生在社会如同发生在自然界一样）没有任何关系，而在于它是否能够实现。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法的温和不能改变它不能实现的命运，因此，它还是乌托邦。七、市场社会主义者自诩的解决办法的来源仍要继续说明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如何达到赞成一种既过度温和又不能实现的解决办法的地步的。我认为，这两方面的错误都来自他们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后社会主义的社会）、对社会主义（作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对作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桥梁的社会主义革命缺少充分的分析。关于资本主义，我已力图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恰恰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有多少东西，包括它的作法、思想方法和情感，以及它的问题，被包含在它的市场关系中，因此，也恰恰没有认识到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保留一种市场，任何一种市场，将会妨碍社会主义的建设。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分析中的根本性错误是把资本等同于资本家，即现时的资本的化身，而没有看到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也可以体现在国家中（如体现在国家资本主义中），甚至体现在工人合作社中(如体现在市场社会主义中）。资本是自我增殖的财富，不是用来满足需求的而是用来产生更多财富的财富，满足需求只是在它产生更多财富的地方，发展新的、人为的需求则是在它没产生更多财富的地方。决定性的问题是它的目的，而不是谁拥有它。正是资本在追求这一目标中的运行方式，使我们的社会具有了它的大部分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和问题。资本主义更重要的特征是市场而不是私有制，通过市场，新创造出的财富循环以让最初采取商品形式的东西以资本的形式回到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因此，所有权可以转移到国家（就像在许多国家已出现的国有化的产业那样）或工人的合作社，但如果市场基本保持不变的话，与资本主义相关的绝大多数问题还将继续存在。正如我们看到的，市场思维产生于人们在市场中的经历，它与谁拥有被交换的价值无关。关于共产主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乌托邦市场社会主义者都没充分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要为完备的共产主义的非凡成就打下基础，作为一种过渡形式的它必须与资本主义有多少不同。然而，要说明这一情况，人们就得对共产主义的未来做更为详细的概述，而这样做在这里是不适宜的，而且，由于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共产主义是可能的，与这一问题相关的争论也不可能有什么大作用。[19]然而，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仍是以市场社会主义名义提出温和改良的重要原因。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者像大多数非社会主义者一样，通常也把这个吋期的计划与曾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中存在过的中央计划混为一谈。出现在资本主义之后、作为社会主义成功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的社会主义计划，拥有先进的工业上的和组织上的发展优势、卨技术的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相对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普遍存在的民主决策的传统——虽然被金钱的权力和那些掌握大部分金钱的人所歪曲和滥用。与存在于苏联的情况不同，这里有充裕的消费品和物质资料供应、科学技术和需要更多造就的技术工人。因此，大多数计划的决定，很可能具有修正市场遗留的被歪曲的优先考虑的事情的性质（即髙楼大厦太多，而公共住房不足），至少在开始是这样。不存在压倒一切的白手起家建设一个产业的需要。来自合作的公众的意见，计算机和其他先进的通讯技术，当然，还有反复的实验、错误和对错误的纠正，这些将允许一旦需要就迅速调整。因此，几乎不存在造成重大估算错误的可能，或在造成错误时也几乎不存在遭受巨大物质损失的可能。我还预期，社会主义计划会在不同层次上——国家、地区、城市、企业和世界范围——存在，以致过去很多在苏联由中央计划者采取的决定，将被移交给处于与计划的成功所要求的行为更协调的层次的计划者。同样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性质，因为它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经济。由于工人要作为新的统治阶级来行使职责，由政府为了他们利益的来行事就不够了。他们还必须参与重大政治决策的制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选举经济的计划者和确定计划优先考虑的事情。我预期，随着工人认识到他们的作为社会和社区的人的力量而克服了他们的异化，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将是社会主义下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这个问题上，很多读者可能在想——“但工人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不想卷入这么多事情，或者说，如果他们真的卷入这么多事情，那结果就将是混乱。”但工人参加的是革命——一场成功的革命，因为我们现在讨论是资本主义以后会出现什么。市场社会主义者似乎没有认识到，参加一场成功的革命将是一种多么非凡的受教育和得到改造的经历，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将想做而且也能够做今天大多数工人不想做和不能做的事。像大多数人一样，市场社会主义者是简单地把他们从日常生活熟知的同一的人格设想为未来社会中的人格。然而，新的条件和新的经历会使人们产生新的品质。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也许没有再比这更明显的一个道理,然而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常常被忽略。马克思认为，参加革命是思想和感情发展的最重要经历，它在这些领域的极大影响对后来出现的事物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20]在资本家阶级握有巨大权力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要成功，大多数工人就必须成为具有阶级意识的人，这种阶级意识包括，在其他事物中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发扬更大的互相关心、变得更加合作，以及对政治事物有更强烈的兴趣和对他们如何参与政治事物有更强的个人责任感。但这些也是革命后使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建立民主的中央计划成为可能的同一的品质。自然，在这一时期社会的透明度越大，这是马克思所坚持的一个特征，人们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职责就越容易。[21]而作为继续存在的市场交换的结果的神秘化的社会关系，只能搞乱或破坏他们的努力。一旦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计划进行中的有利条件和将参与它的工人的改变了的特征，我们就能发现那种常常做出的与苏联计划的比较是多么荒谬。在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会为计划者提供他们所需的准确信息吗？那时的工人会表示需要对那些处境更糟的人提供帮助的相互关心吗?他们会有足够的灵活性和觉悟在他们自己中达成妥协吗？工人那时会尽他们的最大努力确保他们自己参与制定的计划的成功吗？亚历克·诺夫在他颇有影响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做了否定的回答。[22]但是他的答案全都是从苏联的经验引出的，而在苏联，工人对于计划或选举计划者没有发言权，而且也从来没有感到他们自己是社会整体的完全联合起来的部分。然而，如果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计划而言，从苏联的在极度匮乏、工人日益持怀疑和不合作态度的环境中起作用的不民主的中央计划的命运那里，是学不到什么的，因为这些条件都将不适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情况。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分析几乎没有例外地共同具有的东西，是实质上脱离其他时期而孤立地看待每一时期。然时，这些时期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历史发展中的阶段，这不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把它们互相割裂开来和把它们与其在资本主义中的起源割裂开来，就不能把它们作为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加以充分理解。这无论是从每一阶段到产生它的阶段往后看，还是从毎一阶段到跟在它后面的阶段往前看，即把后面的阶段理解为已在先前的形式中显露的一种潜在的可能（诚然不仅是一种可能）的实现，都是对的。每一阶段从先前阶段汲取的东西和它包含的其后阶段的潜在的可能，都和它的更直接看得出的特征一样，是它现在的一个部分。实际上，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制约我们的方方面面中是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结的，以致不是严重的歪曲是不能把它们完全相互割裂开来的。因此，不去力图充分了解资本主义或它以后的阶段就会放弃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对所有这些阶段的考察。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演进中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阶段，那更可选的着手分析社会主义或它的任何重要特性的有利的切入点就是资本主义，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它对社会主义造成的问题以及它为解决这些问题确立的物质前提。从分析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入手的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使人立即专注市场与资本积累、剥削、异化和阶级斗争的有机联系。如果确信资本主义关系与市场关系基本是同一的，那就无法想象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市场作为中性的手段来执行社会的政策。同样的方法还可淸楚地显示并因而可以分析出市场对我们社会很多严重的问题负有责任，如经济危机、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破坏、过分的贪婪和腐败，等等，而且直到找到分配我们的社会财富的另一种手段之前这些问题将仍然存在并继续恶化。然而，马克思与其他所有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实质上的不同就在于，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不但使社会主义具有必然性，而且使其具有可能性。因此，从资本主义一边入手考察社会主义还有另外的优越性，它能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和它的衰退对未来形态的影响予以应有的重视。在市场领域内，这些最重要的成就包括先进的分配和通讯网络，以及使它们起作用所需的技术、已确立起来的资源分配的模式、私人公司和公共机构中广泛存在的计划机制、所有参与计划的人的组织才能，当然，还有已在商品供应线中数量巨大的财富和生产更多财富所需的物质要素。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的可能性离开了它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就不能被充分理解，更不要说评价它了。这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就如同这样的计划要在手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样，是一种来自先于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遗产。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都是对任何一个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中的起源的切入点开始分析社会主义的人的超越。市场社会主义者却不同，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从有利于苏联式的社会制度失败的切人点入手研究社会主义中的市场问题。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恰好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变得如此流行不是巧合。他们从分析苏联所出的问题出发（尽管对当时分析的要点没有做更多的说明），然后直接转向经济改革，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将会避免那里造成最有害的错误。如果计划似乎是在一直出毛病，那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就只能是用市场取代计划。尽管也可能提到了（通常是在讨论的最后）资本主义中与市场相关问题，但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不是针对这些问题，或者说，只在有限的程度针对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些根据苏联情况制定的改革措施应适合我们自己的极为不同的现实呢？只有基于所有问题都被看作是具有相同的普遍特性的问题这一假设，这才说得过去。为了使这一假设出现，市场社会主义对有缺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就要适用于我们的情况，苏联式社会制度的历史特征被抽象掉了，留下的是一种到处可见的全无社会特征的景象。由于这种方法论上把戏，于是，一般意义上的分配问题被认为需要同样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而无须考虑每一社会制度不同的需要和可能。我们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力图建设社会主义中会拥有的全部有利条件完全被忽视了，因为从有利于市场社会主义者开始他们考察的切人点看，这些有利条件都不见了。与市场社会主义者相反的主张是，不是一个有缺陷的社会主义需要被一个良好运行的社会主义所取代，而是资本主义需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而且找到这后一替代能意味什么的唯一地方就在资本主义本身。但恰恰是这些暂存的联系与那些存在于社会每一阶段的更具整体性的联系一起，被市场导致的思维方式掩盖和、或歪曲了。通过对构成我们社会整体的那些基本联系的掩藏、篡改或琐碎化，市场神秘化——无论资本主义的市场神秘化还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变体——都注定了个人将误解我们的社会整体现在是怎样、过去是怎样和可能会怎样。可以看出，市场社会主义者就是这种市场思维的受害者，是他们在市场中的经历，无疑，还加上一些学究的臭架子，形成了他们的市场思维。他们要使这种思维在未来永恒化。他们已屈从于资本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上的辩护，这是由于他们一直过于成功地无视它而付出的代价。上边这些论述不应理解为它们意味着资本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惧怕要稍稍少于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惧怕。资本的所有者并不区別不同的“盗贼”。他们不在乎要拿走他们财富的人说将怎样使用这些财富。如果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有时指的是别的方面，这是因为，以人们就是想保持他们拥有的东西的论证来为他们拥有的东西做辩护是很难的。然而，市场社会主义常常被描述为，似乎保留市场和把人们看成和现在一样，会减少资本家的反感并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更为容易。尽管组织几个工人合作社，特别是在以前的破产企业里组织几个合作社是可以接受的，但取代现在的资本家阶级却是不行的。因此，市场社会主义将遇到像资本家经常地反对社会主义那样的同样坚决的反抗。由此可以得出，只有消除资本家政治权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利用民主的过程），才能带来市场社会主义者希望的那种变革。然而，在革命中人们要经历戏剧性的变化，而且，如果革命要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功，人们将必须像我论证过的那样产生很多同样的用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品质。因此，那种也许今天看来是合理的、基于人们仍像现在这样“好”的改革，到那时看上去就不那么合理了。市场社会主义者按今天的尺寸制作的衣服将不会再合适。知道如何合作而且想要这样做的一代新人将使成熟的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同样的发展还使得它比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选择要无限地好，后者给这时人们的印象只能是一种与过去的笨拙的妥协。所以，如果说市场社会主义在今天仅仅是不可能的，那在明天（或后天）它还是不必要的。遗憾的是，这些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东西对人们的思想，因而对阶级斗争不是没有影响的。当前，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是找到足够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和为迅速增长的被生产出来的价值量找到新市场，这个问题已达到危机的程度。这已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传统的镇压和适合社会需要的领域，而且也在资本积累和实现价值这样的经济领域扩大其为资本服务的功能——以致达到布什总统可以专程到日本推销美国汽车的程度。然而，由于使国家与资本家阶级的必然联系更为明朗化了，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实际上是整个制度对有效的合理性的需要。但证明资本主义是合理的东西，却没有证明由我们在市场的日常活动中产生的神秘化关系是合理的东西那样多和那样有效。在这一背景中，提倡市场社会主义，指出市场有好坏之分，只能使人们更感到迷惑，并破坏了他们从市场与生产、剥削、异化和政治的内在联系去领悟它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是他们将能把握我们问题的全部性质、它的起源和解决它的可能的办法的唯一方式。向市场及其所有的弊病，现在还包括向重新市场化的社会的可怕经历发起正面的、无保留的进攻，是发展社会主义意识的一种绝对必不可少的手段。只有形成了对所有市场关系的拒绝，人们才能转向社会主义人人都有在市场中的痛苦经历，这样的经历今后还会更多、更坏，但大多数人仍没有淸楚地理解市场在它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关系中的责任。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像市场社会主义的建议提出的模糊市场的界线和作用，而是提出一种对市场的分析，帮助人们看到那些必然会加入到有效的阶级斗争中的联系。由于市场社会主义没有触动大多数的市场神秘化，它不能被视为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甚至不能视为一种向资本主义的妥协。它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投降，只不过因为历史原因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而已。不管个别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内心的意图是多么好，市场的神秘化是我们力图解决的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问题，而且必须对其进行这样的批判。这里简单谈几句我的批判对那些已在力图建构它们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我对市场的所有批判——尽管其中仍有少量我的赞语（由于这些评论都是针对市场社会主义更民主的特征的）——全都适用这些国家。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国家并不拥有我们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拥有的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前提条件。一些社会主义的政治领导人的意图无论多么令人钦佩，都不能替代那种历史賦予的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实践。因此，对于这些社会而言，真正的选择似乎是在这样二者之间，一是装扮成社会主义的原始资本主义的专政形式，二是装扮成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平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专政，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不是政治上的专政太严厉的话，我喜欢后一种选择，即使只是因为在这样的政权下社会的和物质的利益得到更平等的分享、其他的与市场相关的社会问题或者没有或者极小，以及这些政权通常遵循的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为世界范围的资本的统治造成了困难。然而，只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创造出使那些其政权已宣布赞同社会主义的不发达国家向着这一方向取得实质性进步的条件。八、马克思论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合作社可以看出，在陈述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由时，我只不过是在对马克思已提出的主张作详细说明，但即使这个问题现在也有争议。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论证似乎已经升级：他们一开始声称，市场比中央计划更有效率；后又根据苏联垮台的后果声称，除市场外别的都行不通；此后又因假定的计划和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而声称，市场更是社会主义的；直到最近又声称，马克思本人就是市场社会主义者。[23]当然，对那些怀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人来讲，这最后一种说法可能没什么意思，但我们这些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包括对它走向社会主义的广泛分析的人，则不能漠然置之。认为马克思本人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似乎主要是由于对两个问题的混淆：一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的工人合作社通常的赞成的反应，二是他认为受到限制的市场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一个不长的时期还会继续起作用。就工人合作给了工人对自己工作生活的更大权力，并加强了同一企业工人间的团结一致的关系(并以这种方式减少了一些他们的异化）而言，工人合作社显然是一件好事。在资本主义中，是那些拥有企业的人决定生产什么、收费多少、雇用谁、付他们多少工资，等等，无论谁是企业的拥有者都是这样。正如我们可以看出的，市场在这里是被接受的。如果人们试图为社会主义下每一企业的工人保留这些权力，那市场就要保留，这样就几乎没有了大规模的经济计划的余地。这是马克思想象的社会主义社会吗？马克思的确说过：“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24]但他也说过，合作工厂“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25]就在这段话之前，在同一著作中，他特別指出，工人的合作组织“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26]这听起来不像马克思在谈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吗？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后期可能产生一种广泛的工人合作社的合作网。信用制度的出现和工人合作社的更高的效率（工人作为集体的资本家剥削作为工人的自己是很有效率的）这两者使这一情况成为可能。[27]就工人合作社的建立而言，它们也会提供这样重要的证据，即工人能够靠他们自己管理经济，作为所有者阶级的资本家对于生产过程不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没有他们工业生产仍可进行，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家就不应获得以做了他们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做的事为由的现在到了他们手里的财富和权力。以这种方式，工人的合作社有助于加强大意为社会主义既是可能的又是“公正的”的论证，但是，撇开让工人更多地参加经济决策之外，它们没有表明社会主义实际上会是什么样。我们在马克思对工人合作社的评论中所看到的，是与他通常对后资本主义提出的方案不同的另一种方案。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已发展到足以使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程度，这一革命如果不是发生在他生前，那也会在他去世后不久，正是这种可能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极大重视，这种重视既包括学术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如果说革命没有在对他而言的不久的将来内发生，那他预见的很多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却都已充分实现。一种是垄断资本的趋势，另一种是联合的资本的趋势，再一种是管理的资本的趋势，还有一种是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趋势，最后是工人合作社的趋势，以致于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这些发展都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剥削、异化、经济上的不平等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总体上讲这些问题更恶化了，对需要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如此。尽管工人在成为合作社成员时获得的新地位没有改变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但它可严重抑制他们投身这一革命的愿望。马克思意识到这一点，他严厉谴责了他的社会主义的对手斐迪南.拉萨尔提出的让国家出资发展工人合作社的计划。[28]当德国宰相俾斯麦表示他也许支持拉萨尔的想法时，马克思批驳了它,说它“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29]恩格斯后来指出，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合作社的计划来自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毕舍（Buchez)，后者在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第一次提出了这种计划，他是把它作为一种削弱社会主义运动的方法提出来的。[30]马克思担心的是，由于把工人置于同资本家一样的与资本的关系中，工人合作社就为工人提供了很多与资本家同样的经历，从而也提供了很多与资本家同样的想法和感情，不管他们作为工人的其他经历和兴趣会使这些东西有多少改变。这样产生的混合物——也许除了当他们作为集体的资本家一起破产和作为工人一起失业的时刻以外——是不会有助于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我们关于过去100年工人合作社中工人政治活动的全部经验，表明马克思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马克思在工人合作社中看到了进步的特性，尽管这种经济的安排为某些重要的社会主义的沦证提供了支持，但马克思认为它既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模式，也没有提供一种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实行的有用的策略。除了曲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工人合作社的有限定的赞扬，那种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正如我指出的，还是基于对他有关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的论述的误解。在这一问题上，那些声称马克思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是把对三个不同问题的回答全混在一起了，这三个问题是：（1）在工人政府掌权后市场要立即被彻底取消吗？（2）如果某种类型的市场在社会主义开始时还继续存在，它将受到怎样的对待和将持续多长时间？（3）作为配置资源和交换商品的社会形式，市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将继续存在吗？实际上，所发生的问题就在于，马克思对前两个问题的回答被错误地看作是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而第三个问题指的市场与社会主义的长期（和不那么长的时期）共存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很显然，马克思预见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刚刚结束后，大部分的市场将继续起作用。例如，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政府应立即实行社会化的东西是出人意外地有限——只有银行、交通运输工具和未使用过的土地。[31]这使大部分经济仍在私人手里，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但那些私有经济的所有者对一切问题的决定将受到经济计划（它是同时建立起来的）、新的国有化的银行、有关工资、劳动条件、污染等问题的新法律，以及那时的基于工人利益、并通过它们自己的工人对这些法律的实施和调整的强烈影响。[32]马克思提倡的唯一的强行剥夺——的确，这是他唯一一次明确提到在这一时期使用的暴力——是对“叛乱分子”（那些拿起武器对抗政府的人）和“流亡分子”（那些离开本国的人）的强行剥夺。[33]显然，在这一时期的这一时刻，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甚至资本市场都仍在继续起作用，尽管已受到控制并有所改变。接下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府将如何对待这种私有成分？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他更喜欢以这样的方式谈论社会主义，“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34]我们会记得，正是工人通过民主计划帮助决定这些扣除将包括什么和如何使用它们。这一设想与市场社会主义下的利润分配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劳动的时间与所挣工资的多少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因而在那里，在不同的企业投入同样时间的工人可以挣到大不一样的工资。由于以同样的劳动时间得到同样的报酬作为经济目标，因而所作的每一种努力都是让人们发展多方面的能力和充分利用他们具有的能力。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社会主义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将仍然允许一些人根据他们的财产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劳动获得来自社会的产品，还将允许他们不以他们的全部能力参加生产。支配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原则的这一主要例外，可能要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社会以不破坏生产过程的方式将他们的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制。为达到这一目的，社会主义政府将建立公有企业以与继续存在的私有企业竞争（而不像资本主义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去帮助补贴它们），并通过有指标的银行货款、高税收，以及严格的法律给后者施加压力。[35]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很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就迫使大多数资本家破产或将他们的公司卖给公家。马克思认为，革命后将立即实行的一个主要改革是取消产生财产权的财产继承权。[36]因此，当现存的这一代私人所有者死后，他们的公司就会归还给社会。作为这一措施和前边提到的其他策略的结果，至多在40到50年内，整个经济都将为社会所有。如果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由私有经济成分中的工人造成的对他们的企业实行社会化的压力，会加速这个过程。从以上简要的叙述可以看出，革命后大部分私人经济成分将会继续存在一段不长的时间，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换还会通过某种形式的市场来进行。像所有的市场一样，由于与它相伴而生的神秘化的领域，这时的市场也会造成一种市场的思维方式，人们在市场中的活动将是仍然存在的任何形式的异化的主要根源。幸运的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其他领域里的经历将产生很多相反的思想和感情，而且，随着社会化的经济成分的不断扩展，这些经历将取得支配的地位。在那些残存于新时代开始的不稳定的混合的感觉、思想和感情中，能够保证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模式的最终优势的，是各种各样的公有的和合作的经历的增多，此外还有，在教育中以人道的价值观取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那些遍及社会的使社会主义的目标更为实际，因而更容易展望的非凡的发展，和在向着这些目标前进的运动中保持的稳定势头。只有在全部生产资料都被置于整个工人阶级的控制之下，社会主义才能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来组织。我们离能够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时代还有很长一段路。[37]简言之，只是在这时，社会主义，马克思经常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才真正开始。如果社会主义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那些使其逐步展现的条件，即社会主义革命后最初的几十年，最好能被理解为叫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作为一个过渡，它既包含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包含资本主义的东西，但它太短了，而且它变化的太快，以致不能把它视为一个独立的阶段。这一时期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刚刚开始的一个独特的“时刻”，一个社会主义的最终前提条件正在到位（基于成功的工人阶级革命造成的条件）的时刻，或者也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一种继续，一种运用与国家现掌握在工人手里这一事实相一致的策略对最后的资本主义力量和特权残余的扫荡。将阶级斗争坚持到社会主义的这一最初时刻，而且是在每一个国家和世界各地，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不断革命”。[38]那么，马克思认为某种形式的市场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存在吗？显然不认为。认为我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是反映马克思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读者尽可放心。他们的第一印象是对的。九、结束语在这篇论文的前半部分，我通过与所有其他文明的比较，论证了资本主义异常缺少透明性。奴隶、农奴，甚至苏联式的命令经济中的工人，都可毫无困难地看出i隹在对他们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但对那些生产资本主义财富的人却不能讲同样的在这一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作用，即它发展出一套信念和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尽管是在交换行为中非常起作用的——还成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其余的大部分东西神秘化了，特別需要强调的它把自由的感觉神秘化了，这一感觉更多地掩盖了它暴露的东西。最严重的影响是在生产领域中感觉到的，因为在这里，社会的阶级特征最为突出，最严重的影响在剥削和异化中也感觉得到，后者构成了当前市场的运行、它的真正的历史和未来变化的潜在可能的基础。我力图表明，通过歪曲和掩盖这一整体范围上的现象，市场神秘化作为主要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机制服务的。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批判地考察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是否有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继续保留作为分配商品的主要手段的市场。概括起来说，我对市场社会主义作了十个方面的批判，这里所说的市场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资本主义中的理论的和政治的纲领，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看法。（1）市场社会主义者毫无道理地并且十分有害地把市场与社会的其他领域，特别是生产领域割裂开来，把社会主义和紧挨着它的前一时期和后一时期割裂开来。（2）通过在社会主义中继续保留一种市场的变体，把资本主义环境特有的缺少透明性的问题带进了社会主义，而对来自人们在市场中的经历的神秘化却只字未提。没有对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清楚理解，工人将不能建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3）市场社会主义也不能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形式运行，因为它保留了市场，因而也就继续保留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保证了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弊病的继续存在，包括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这些弊病一起存在的，是一个受到太多蒙蔽以致无法对付它们的工人阶级。（4）即使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运行，或在它可能的程度上可以运行，也不会对当前的情况有很大的改进，因为异化将继续存在，工人作为他们企业的共同所有者获得了某些资本家的异化形式，同时还要加上他们已经具有的其他的程度冉所减轻的异化形式。（5）即使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运行，或在它可能的程度上可以运行，但由于实行用货币分配商品，它会继续保留现存制度的很多不平等。（6）不幸或有幸的是，市场社会主义不可能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妥协，因为资本家在这样一种改革中将会失败，因而会以反对真正社会主义的同样的顽强来反对市场社会主义。（7）如果说市场社会主义在现存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那它在社会主义革命后也是不必要的，因为那时这些条件和绝大多数工人的特征都将发生显著的变化。（8）就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认识到，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央计划的批判几乎完全基于苏联的不太相关的经验（通常是对它的一种讽刺），和基于革命成功后的工人与现在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这一不现实的假定。（9）就其在当前时期的政治作用而言，由于市场社会主义使人们对市场的极坏作用感到迷惑，这就损害了对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斗争所需要的激烈的批判。（10）最后，对那些对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感兴趣的人来讲，马克思显然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由于被他们自己在市场中的经历所蒙蔽、对很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视为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的苏联的垮台感到失望、忘记了他们或许曾经有过的对复杂体系中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和为了一种迅速而又容易的定位而深入到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市场社会主义者开始把市场看成了一件可以随意改变并能产生所期望的效果的工具。[39]但纵然我们把市场看作是一台机器或一件工具，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它是更像罐头起子还是更像绞肉机？一个是拿在我们手里，我们控制它；另一个是我们身在其中，它控制我们，甚至更糟。那么，我的结论听起来就有些刺耳了，这就是，市场社会主义者错认为市场是罐头起子，而它真正的作用却更像是绞肉机。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614页。[2]《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643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I960，第86页。[4]《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99页。[5]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充分的论述，参见我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概念》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6]Tullock,Gordon,《投票动机》，InstituteforEconomicAffairs,伦敦，第5页。[7]《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91-892页。[8]《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41页。[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53页。[10]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世界体系：500或5000年》，Routledge，1993。[11]关于这一主张的最有力的陈述，参见戴维·施威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另一种引起广泛注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提倡把大公司的股票分配给全体人民，并使工人与股东和国有化银行的代表一起讨论他们企业的问題。参见约翰·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关于其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参见约翰·罗默和P.巴德汉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当前的论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12]罗伯特·莱恩，《市场经验》，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333页。[13]《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98页[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90页[15]罗伯特·古丁，《让道德激励付钱》，栽于《政策科学》，第12卷，1980，第139页。[16]与这一态度相联系的代表人物有约翰·罗默，其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还有戴维·米勒，其代表作是《市场、国家和社区》，Clarendcn，Oxford,1990。[17]市场社会主义者中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戴维·施威卡特和詹姆斯·劳勒。他们的观点在本书中做了最清楚的陈述。[18]戴维.施威卡特，“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本书的第一篇论文。[19]我在一篇题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论文中已试图提供这方面的细节，这篇论文被重印后收入到我的《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一书，SouthEndPress，1978,还被收入到我的即将出版的《共产主义：我们的，不是他们的》一书中。[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78页。[21]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97、96页。[22]亚历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AllenUnwin，伦敦，1983，特别是第二部分。[23]参见詹姆斯.劳勒的“作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本书的第二篇论文。[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6页。[25]《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98页。[26]同上[27]同上[2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5页。[29]《马克思恩格斯选篥》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50页。[3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篥》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22页。[3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294页。[32]奥尔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载于《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SouthEndPress,1978,第55页。[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页。[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4页。[3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294页。[36]同上，第293页。[3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5-306页。[3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62页。[39]戴维·施威卡特认为，市场只是“一件为实现某些特定社会目标的有用的工具。它有一定的力量，但也有内在的缺陷。关键在于适当地使用这一工具。”戴维.施威卡特，“经济民主：一种真正可行的有价值的社会主义”，《科学与社会》，第56期，1992年春，第21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问题在于市场社会主义（希勒尔·蒂克庭）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问题在于市场社会主义TheProblemisMarketSocialism希勒尔·蒂克庭（H.Ticktin）导言到1996年，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几乎已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它最初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是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的形式而在另一个名称下出现的，在那时，它得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支持。在30年代，它得到更为严格的系统阐述，然后，它在战后时期得到社会民主党的赞同，并在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时期受到斯大林主义者的信奉。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可被认为是清楚地表明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然而，资本主义的表面上的胜利致使很多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定市场是所有类型经济的不可避免的特征。[1]因此，这一学说又继续存在，即使是在得不到什么支持的环境里。这篇文章所要论证的是：市场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和不需要的，而且当然也与社会主义无关。历史由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被广泛而不严格地使用了近二百年，因此不难证明，在社会主义下还有市场的思想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提出了。无政府主义者、卡尔·马克思的老对手蒲鲁东（Proudhon）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一种社会概念，这也许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的首次详细的说明。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写了大量的名著反对蒲鲁东的观点。[2]从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到写于1857年的《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对蒲鲁东进行了反驳。当马克思谈论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制度的雇佣劳动制度时，[3]他显然是在要求废除劳动市场以及与其相联系的资本本身。与此同时，他还嘲笑了蒲鲁东试图在保留市场的同时消除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想法。可以认为，马克思的基本贡献是表明了交换价值是如何与人的需要相矛盾的，以及它将如何必然被取代。直到有两件事情发生之前，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围内无论如何都是正统的观念。第一件事情是出现了一股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运转的思潮，这一思潮在1914年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潮。社会民主党这一术语指的是那些相信逐渐改良资本主义的人。它可以仅仅指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市场的成分将不得不共处一段时间，尽管不是永远共处。当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曾任财政大臣的威廉姆·哈考特爵士（SirWilliarnHarcourt）在19世纪末宣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无疑讲的是某种可以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东西。换句话说，从19世纪末以来，这一逐渐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概念和福利国家主义的概念，对人口中那部分较少持反对立场的阶层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后来，这些人和那些以前曾是马充思主义者的人之间出现了合并。然而，虽然我们可以这种方式追溯到市场社会主义的先辈，但直到斯大林主义出现之前，它并没有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的或政治的事业。第二个事件是苏联的出现。在那里，所有各方都承认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还需要市场存在一个时期。真正激烈争论的问题是，这种市场是否必然与社会主义力量相敌对，并因而与计划相敌对。以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左派论证说市场与计划是相互敌对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冲突。从1923年以后，布哈林和斯大林看到了计划和市场以某种共生形式而共同存在，当然，斯大林与布哈林于1929年决裂，然后就对市场宣战。但即使是布哈林，也反对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将存在市场的观点，对此他讲的很清楚。就像那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布哈林和普列奥勃拉任斯基都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下价值规律将不复存在。在共产主义研究院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在这一问题上看法都是一致的。[4]他们大多有力地反驳了斯切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波克罗夫斯基、波格丹诺夫及其他人的实在是混乱的观点，后面这些人似乎要论证某种形式的市场将永远继续下去。然而，由于布哈林坚决捍卫市场与计划的共存，以及他错误地反对那些认为市场与计划必然冲突的左派反对者的观点，他享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地位。以上列举的苏联社会主义者对市场持有的更为调和的观点预示着，在斯大林主义者转向市场以及布哈林和斯大林对这种转向理论上的含混不清的条件下，一种有着更深根源的市场社会主义倾向的发展。正是这一倾向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得到再现。这时戈尔巴乔夫恢复了布哈林的名誉，把后者称为自己的先驱。但这一倾向的高潮期被它自身的矛盾无情地截短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详细的经济方面的理论是在30年代中期兰格—勒纳的讨论中提出来的。在这场讨论中，特别是奥斯卡·兰格，论证了米塞斯的一个错误观点，即社会主义不能搞核算，而没有核算其计划也不能存在。他的论证仍然停留在正统的经济学的水平上，因而无论在他对概念的使用中还是在他的实际模式中都承认市场的永恒性。他论证了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运用货币和价格形式。由此，他确立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一讨论的参加者能够讨论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苏联以及大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存在。这次争论与那时苏联的实践毫不相关，但它的确表明了社会民主党的争论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当东欧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开始破裂时，那里的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新变体。从实质上讲，它是对尚存的斯大林体制的一种改革，这一改革是通过引入货币、盈亏会计学，以及对经济中非物资生产的部门实行非国有化而进行的。投资将由一个中心来管理，政府将对劳动市场加以限制。在这一制度下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旧时的精英将受到保护，因此，它相当于精英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妥协。提出这一妥协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亚历克·诺夫。[5]在苏联开始瓦解后的时期里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很多把苏联看作某种模式的人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幻想破灭了。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社会主义无法实现，因此，市场必须保留。东欧那些以前曾支持市场社会主义的大部分人断定，市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唯有真正的资本主义才是可能的。就苏联本身而言，其情况是混乱的。很多经济学家赞同市场，不过其中也有少数人要求社会主义的市场。在莫斯科曾举行过一次讨论与这篇论文的一个早些时候的姊妹篇有关问题的会议，正如会议的一个参加者所言：社会主义下的市场概念就像“油炸冰激凌”。[6]这样，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就存在着两条清楚的思想路线。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市场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与市场妥协的路线。然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接受市场。一些人已经进而创立新的思想流派，这样的流派在很多人看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就像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一样，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和非人性的。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定义我们先从定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开始，然后再来确定市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马克思主义反对市场是基于这样一种见解，即资本主义正处于下坡路，与其相关，价值，还有市场，也是如此。此外，在当前这一时期，官僚主义的出现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力量，而是由于市场本身。简而言之，我的论点是，官僚是在旧的东西正在死亡而新的形式本身还未能确立这样一个时期出现的。官僚主义的确切本质取决于转变时期的特殊性。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官僚主义是由市场类型的管理准则的强加而形成的，否则，管理就是以需要为基础的。市场被那些赞同市场的正统的经济学家定义为买者和卖者于其中竞争的经济环境。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不能以这种方式定义市场。他必须把它定义为价值规律起作用的领域，或价值得以实现的地方。因此，这里立即出现了分歧或误解。例如，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除非价值被卷入，否则交换本身并不是市场。这样，对那些只能使用代用券交换特殊东西的人来讲，代用券的问题就与市场无关。市场的存在必须有货币、交换价值和价值。物物交换的制度，如工厂以它们的产品交换集体农场的食品，也不是市场的制度。然而，在正统的经济学家看来，关键的问题却是买者和卖者的存在，而不管所涉及的交换的本质。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存在一个类似的分歧。对正统的经济学家而言，社会主义通常是根据国有化来定义的。在这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斯大林主义者是一致的。对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是根据社会的计划的程度来定义的。计划在这里被理解为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本身对社会的自觉控制。换句话说，对剩余产品的控制取决于通过坚决的民主过程的大多数人。然而，对斯大林主义者或正统的经济学家而言，计划只是一种更重要的协调生产者目的的形式。它只是一种技术关系，而不是一种社会关系。前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决定性的不同在于劳动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劳动在社会主义将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而不是人类的负担。劳动力的出卖已被消除，劳动必然成为创造性的活动。劳动分工已从两种意义上被克服。每一个人都从事一种以上的职业，每一个人都参与对他们的机构以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管理。没有人统治别人。显然，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市场社会主义意指的是极为不同的东西。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以大规模的国有化和企业间的市场为特征的经济，这种经济的运行是以盈利和亏损为基础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意指消除了劳动力的出卖，因而劳动者既控制经济也控制企业。这意味着市场不再控制劳动，不可能存在资本市场。价值和货币已不复存在。简言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定义上的胡言。有人争论说，市场存在于资本主义以前，因而它在资本主义以后将继续存在。在这种解释中，市场可与一种基于积累和利润的经济相分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资本主义以前确实存在市场，但只是以不成熟的形式存在。这些形式只是在资本主义下才发展成熟。在资本主义以前，市场是受到极大限制的。那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把市场作为经济的从属性的特征。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市场不是那时经济的从属性的特征，而是这一经济的主要运行方式。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存在不同种类的零售和批发市场，但不存在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买和卖还是偶然的事情。因而，很显然，虽然存在交换价值，但总的说来，还不存在价值。这只不过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是不能与它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相分离的。基于庄园或家庭的生产以及对帝王纳贡的制度是不可能有适合大规模生产的市场形式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如此先进的劳动分工，以致市场关系可以被克服。这样，前资本主义的市场形式就没有提供任何先例。当前，在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俄国出现的市场形式表明了当一个本质上是乌托邦的市场被强加于一个无视其社会关系的社会时将会发生什么。它必然只能在金融领域和经济的其他领域以官僚的和犯罪的形式运行。市场只能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并不超出这一水平时才能运行。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分歧分歧集中在两个基本观点上。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必然包含消灭抽象劳动，消灭个别工人降为机器的或生产过程的附属物的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工人必须是生产过程的主人。在这里，工人工作是因为他觉得对现存社会制度、对企业和对个人的单位负有责任，是因为他的工作越来越具有个性和创造性。他的工作成为他实现其人性的手段。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收入和控制方面是平等的，在社会关系上是人道的。在市场的社会制度下，工人要服从积累和利润率的统治。他不得不被迫与他的同伴为一份工作、为更高生活水平、为在工作环境中得到升迁而竞争。在市场中的买卖人眼里，工人首先是通过市场而实现更高生活水平的消费者。竞争和对利润的追求保证效率。企业的经理或所有者得到高收入以报偿他们的职责。就市场社会主义把劳动者降低到竞争的机器的水平而言，它是反平等的和反人道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会争论说，以上是对他的观点的歪曲。他说，市场社会主义将通过免费的普及教育和免费的医疗服务保证所有人的充分就业和平等的机会。提高技术水平以适合生产的要求将允许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事高报酬的工作。不同工作之间的流动将为能人提供机会。这一社会将是有效率的，并将提供满意的工作。市场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在当代条件下，他的解决方案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任何其他方案都被当作乌托邦而遭到拒绝。他警告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作为它的乌托邦主义的结果，将为通向斯大林主义或更糟的情况开辟道路。我们被告知，官僚主义、杰出人物统治论、无效率和持久的冲突是任何取消市场的社会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市场社会主义无法存在，因为它包含着对市场激励制度的限制，这种限制是通过提供最低工资、高水平的失业保险、减少劳动储备大军的规模、对利润征税和对财富征税而实现的。因此，资本家将没有任何刺激去投资，劳动者将没有任何刺激去工作。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运转是因为它是一种经济力量起作用的制度。在市场社会主义中，这种力量不足以提供一种使这一制度运行的刺激。同时，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改变。工人仍受起作用的资本家的控制，必须根据机器的速度去工作。更为根本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经济是根据直接满足人的需要的原则运行的。“需要”这一概念必须做广义的解释，它包括人所需求的从休闲到创造的所有方面，它当然不能限于简单消费的满足。交换价值、价值以及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在市场中其本身就是目的。在资本的积累或金钱的数额与人的福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落后的情况下，金钱的刺激和财富的积累导致了工业和技术的大幅度的增长。这己经意味着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的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增加。对非富有的人而言，利益就只有通过拼命的奋斗才能得到。因此，把赚钱作为目标就如同毁坏社会的人道一样将极大歪曲人的价值。对这一论证可做更为具体的说明。赚钱，就其要求资本家或经理下命令而言，是与直接民主相对立的。竞争迫使这些人竞相使自己服从赚钱的目的，以反对使用更多人力劳动的过程或生产更好的产品。竞争以某种方式导致消费者的满意这一论证是可疑的。在市场的条件下，以赚钱为目的只能意味着价格将尽可能地高。正统经济学家的完美的竞争从来就不存在而且决不可能存在。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商将形成自己的市场。他只销售那些使他获利的产品，然后将这些产品加以区分，以使富人得到高质量的商品，使一般劳动者得到质量次的商品。就社会是无计划的而言，其目标是以无政府的方式实现的。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赚钱以及资本的积累才会导致社会本身——而不是该社会的统治集团——的改善[上传者注1]。众所周知，亚当·斯密设想一只看不见的手带来了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是否看到，这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的，那就是发财致富导致了庞大的军事部门、人为的大量失业，以及在上百万人挨饿的同时销毁所谓过剩食品？[上传者注2]市场社会主义者或福利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市场必须以社会责任来调整。于是，按照推测，社会的目标将会实现。这里的问题是，亚当·斯密时代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一致在当代条件下是否会重演。说赚钱和个人的贪婪会自动导致对所有的人的好处，这无疑是一种奇谈怪论。显然，它要成为真实的就必须有特殊的条件存在。资本的积累与贪婪不同，它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为什么理智的人类应使他们自己从属于增加资本的集聚以反对生产知识或直接有用的物品呢？大量的办公区或协和式飞机并不必然为人类真正的财富增添任何东西。事实上，由于对环境的破坏，它们对我们真正的财富的影响实际上可能是消极的。这没有回答斯大林主义的更糟的问题：斯大林主义也许一直是这样糟，但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上，资本的积累是服务于世界工业化的目的的。它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但它达到了目的，在这一阶段上，这一目的是无法以别的方式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财富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是通过交换价值而增加的。在其他情况下，我们真正的财富也许会因同样的过程而减少。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或赚钱和人的需要之间的直接对立还可做进一步的论证。这种对立真实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资源的分配必然既不平衡，也与大多数人的需要相对立。它也许投更多的钱去生产伪造的画像而不是生产更多的食物，从而造成食品短缺。如果收入是两极分化的，这种情况将会经常发生。这样，富人可以出大价钱买伪造的画像，而穷人却不能出更多钱去购买他们的食物。2、赚钱本身就浪费资源。它的机构占用了大量的资源，这通过金融中介占用的奢华的建筑物就可看出。交换价值的扩张导致了生产那些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3、扩张资本的目的在当代只能通过发展那些全然无用的商品才能实现，虽然那些商品具有抽象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实际上从大众利益的观点来看是有害的。军火就是这种类型的商品。毒品则是另一类。资本主义下的使用价值是由资本本身来重新规定的，但人的需要却是继续存在的。其结果是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和人的实际需要之间存在不断增长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苏联类型的生产下形成了相同的情况，在那里，产品质量的低下反映了产品的形式上的性质和其实际上的性质之间的矛盾。4、竞争也许比垄断或官僚主义强一些，但它仍是一种资源的双倍使用。说一个资本家要比另一个资本家多赚钱，在生产高质量的使用价值时就只能是有效率的，这看上去是一种离奇的论证。依靠一种合理的方式对使用价值进行计划似乎是更容易的，这将生产出更便宜和质量更高的产品，因为这里不存在双倍使用资源的问题。在市场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一个地区、一个工厂或一个国家等等可因细微的原因而赚到大钱，例如这些实体与市场关系密切或拥有可观的原料资源这样的事实：在与回报相比较之前，这似乎是合理的。富裕地区资本家将收到高回报，而贫穷地区资本家的回报就低。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的是同样的产品，而且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的时间。但结果却是生意和货币流向一个地区而不是另一个地区，即使所谓的贫穷地区在环境或其他方面更适合生产这种特殊的产品。以上表明，看来在我们不同的理论观点之间仿佛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因为它们缺少共同的基础。的确，当问题涉及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时，这时就没有了共同的基础。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当代的条件下，市场不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外，除非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和短暂的时期内，就像今天的中国。市场不是一种技术或手段，而是劳动和资本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因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方案是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只有两种可行的制度是可能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当然，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许会存在很多不可行的制度。因而，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它的控制工人的形式只能产生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社会。最后，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是一个本质论者。换句话说，他必须论证社会主义有它自己的必然的特征，其中计划是最根本的。市场是计划的对立面，它不容许劳动者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它依赖的是自发的和无政府的行为，在这样的行为中，那些控制资本的人起最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真正的争论就变成有关资本主义自身本质的争论。什么是资本主义？如果一个人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偶然的特征的堆积，那关于市场的某些特征是否可以从资本主义移走并移植到社会主义中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另一个市场商人也许认为资本主义是由基本要素构成的，但不知道这些要素可被改变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改善资本主义的合理的方案就是试图限制它的坏的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已成长起来，已经成熟并开始衰落的矛盾的制度，那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于是，问题就要根据价值规律的衰落以及市场本身的衰落来提出。从这种观点来看，市场正在衰落、灭亡，没有任何前途。社会主义是不能与一种垂死的形式相结合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说明有关衰落的全部问题。[7]过渡时期无论怎样，争论双方在一个问题是可以论战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尚未探索的领域。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定不可避免地具有过去和未来两方面的特征。这难道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吗？在过渡时期，市场会从以前的时期继续存在，尽管大多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将逐渐地消亡。那些赞同市场社会主义的人与反对它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始于这一点。在本世纪20年代，布哈林与普列奥勃拉任斯基之间的争论，或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第一次明确表达了这些不同观点所基于的理论。[8]在1925年共产主义研究院的一次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布哈林、波格丹诺夫、斯切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波克罗夫斯基都参加的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社会主义下不能存在市场。[9]然而，他们在市场的作用的问题上却存在明显的分歧。布哈林不认为市场必然与计划相对抗，或与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相对抗。而当时没有参加会议的托洛茨基则把市场视为“我们同资本主义斗争的场所”。[10]这也是普列奥勃拉任斯基所持的观点[11]。这不是一个制度结构史的问题，而是在现实的过渡时期所涉及的潜在的力量的问题。首先，托洛茨基并不否认市场的解决办法是可能的。他明确同意它可以成功，但他争论说它是与社会主义相对抗的。农民资本的增长会导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孤立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农民资本需要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会与国际资本进行贸易。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必然处于支配的地位。[12]同样的论证稍加修改就可用于城镇。这一点就无须细说了。市场必然增大资本，而资本是有国际性的。就资本统治着世界市场而言，它也将统治将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此外，即使整个世界都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的成分也将力图创立其他的市场的成分。它必须找到供应的厂商和消费者，这些人将在竞争的条件下为了赚钱而提供或购买它的商品。市场下的企业在市场中可以破产或失去其地位，而国有企业将继续存在，因为后者由国家提供资金。为此，社会民主国家限制它们的国有成分以允许私人成分去竞争。这两种成分各自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每种成分都是国际性的。因而每种成分都必须尽力建立其自己的网络体系。然而，这种情况更为复杂，因为每种成分都必须将其他成分驱逐出去。一旦这两种成分在一起运行，其结果是双方的情况都会更糟。国有成分开始腐败，因为它们是以受贿为基础来签定合同的，私人成分则是基于有保障的收入来运行，因而缺乏竞争。公有和私有成分之间相互关系上的腐败不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问题。但此前它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以观察到这两种成分共存的长期的影响。然而，从20世纪起，所谓公有成分腐败的“丑闻”已成为流行病。在公有成分的收入受到限制和私有成分的收入几乎不受限制的地方，公有成分的雇员必然会从他们的私营承包商那里得到“好处”。在美国，出荒唐的高价给私有的军火生产部门去生产类似螺丝钉的东西己成为全国的笑话。从意大利到日本，政治家们为某些承包商与国家签约帮忙而接受钱财的事已被曝光。大量的金钱被用于政治家自己的政党这一事实只不过表明了总体上的政治腐败的程度。普通的和必然要发生的例子是建筑方面的例子，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不可避免地会使他们自己陷入阴谋和偏袒的腐败之网。理论上的关键问题是，在官僚必须做出能给他人带来巨大利润的决定的条件下，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试图创立集体决定的形式和公有成分的警察当局以控制这种腐败，但近70年的历史表明了这些措施的局限性。措施的实施者本身就被行贿，而委员会通常是由他们的主席，或至少是由他们的少数成员来控制的。也没有办法防止私有成分根据公务员的退休对公司委员会的有利可图的地位给他们以报酬。由于这种含蓄的未来的报酬，私有公司直到那一官员退休前都会受到优待，然后，在他加入到董事会后，它们还能利用他对内部情况的了解和关系继续得到优待。市场导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增长已经意味着这些形式的腐败在私有成分中也成为流行病。普通的行政官员做出关于合同的决定常常不是涉及几十亿也要涉及几百万美元。对投标人来讲，提供能保证他投标成功的礼物和好处并不困难。这不非得是直接的行贿。他可在一段体面的时间过去后，为一个不幸的官员在他的公司或另一公司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官僚主义的增长在私有成分中如同在公有成分中一样造成了极为相同的条件。市场社会主义者只能回答说，官僚主义必须通过竞争来限制，腐败必须通过警察当局来限制。这是一个与国王克努特告诉波涛退去的同样顺序的论证。20世纪的历史是一个由公有成分中的腐败丑闻而得到加强的官僚生义不断增长的历史。无论哪里存在官僚和私有企业，前者都将因为金钱的权力，更严格说来，由于资本的权力而服从后者。即使在工厂分解时，拥有它们的公司也在变大。福特、通用汽车、杜邦、ICI、GLAXO和IBM都是巨型公司的例子，尽管他们个人的工厂可以变得越来越小。竞争既破坏了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也破坏了这一生产的“有计划”的组织。研究的费用、长远生产运行的性质、长期投资的影响，和长时期的酝酿使得小的竞争的企业成为不经济的和浪费的。大量小企业在市场中相互竞争，没有一个会对市场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除了众所周知的小农经济的例子以外，这样的市场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自从那些巨大的、历史久远的企业，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德国的奔驰、日本的三菱，以及那些大银行，如德国的德意志银行、美国的城市银行出现以来，竞争就是一种限于每一产业中的少数公司的形式。IBM和通用汽车现在正在衰落这一事实只是表明新的市场领袖将再次出现。现在存在更为国际化的公司，这是事实，但这看来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世界经济中当前情况的发展逻辑正使我们走向全球的垄断而不是更多的竞争。例如，少数航空公司和少数汽车公司将支配它们各自的产业。在这样的环境下，那种认为竞争将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想法似乎是太离奇了。市场商人的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下或在过渡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论证，看上去就像适用于非市场的社会主义一样也适用于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批评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如果它是正确的，那它就给了社会主义概念本身以致命的一击。把权力下放到地方单位并最终下放到个人是控制官僚主义的唯一的方式，如果这不可能，那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赞同在过渡时期消灭官僚主义的最著名的论证是以苏维埃或委员会的思想为基础的。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的1917年二月到十月之间的沙皇俄国，工农代表的苏维埃成为一种替代的权力来源。从那时起，每一次大众的革命，都产生了同样的工人委员会。如果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存在抽象劳动的社会，在那里工人不再被迫在公共的统治方式下为他人工作，那工人就必须掌管他自己的工作。如果存在工人控制他们企业的管理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法，那这就是唯一的可能。每五年一次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是不会有成果的。对中央民主机构以及所有管理他人的职务进行更为经常的选举是必要的。只有那时官僚主义才能被消除。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还需做进一步的探讨。官僚主义、杰出人物统治论和民主什么是官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回答将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出现在罗马帝国时期或更早的古埃及时期的历史久远的现象，一种只要有政府存在它就存在的现象。没有人怀疑它的古代的起源，但这本身并没有提供答案。为什么政府、大公司，特别是中央政府会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定义，如果它被简单地定义为由森严的规定统治的等级制的社会机构，那市场社会主义者可以发现它无处不在。然而，这没有详尽无遗地论述这一现象。官僚主义的关键特征是一种独立的权力的存在，这一权力显然不是名义上的控制，它有权在它特定的权限范围内做出决定。它出现在剩余产品无法以其他方式控制的地方和时期。在当代，选举出的政府被假定能控制它自己的官僚机构，但这种官僚机构通常已经获得了这样的权力以致政府控制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其原因就是，这种官僚主义己经以一种甚至比政府本身更为直接的方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延伸。换句话说，行政机构发布命令的部门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另一方面，并以此而享有某些当选政府之外的独立性。我要论证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剩余产品的管理人员取代那些应该控制它的人，官僚主义就会出现。这发生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例如，在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时期，控制剩余产品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在这些情况下，对剩余产品的管理常常在取得新形式前就失去了它的旧形式。这使得那些从事管理的人成为相对独立的。在当代，我们正在目睹资本主义的衰落以及价值的衰落。其结果是剩余产品不再简单地通过价值来控制。必须采取管理的手段以保证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占用。征税、集中的和国有化的货币形式、国有化的工业和控制劳动和劳动力的惩罚形式，都是在这些条件下必要的保证榨取剩余价值的管理形式。同时，在公司内部，会计、计算机分析、劳资关系部门等等，都成了维持对利润的控制的必不可少的管理部门的组成部分。企业还会从它们榨取利润的微观目的转向一些特殊名目下的目标，例如销售量，以安排一种总体上将使股票持有者满意的结果。贯穿这一切的，是资本家的作用正在稳步地下降。在苏联的情况下，行政人员成了统治集团，这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集团处于可取得政权的地位。行政机关在那里成为唯一独立于那些假定控制着剩余产品的人的机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多有发生。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整个生产方式对控制其剩余产品具有一种不确定的形式。就直接生产者拥有他的土地而言，他可以控制其剩余产品。但这种土地的法律上的所有者，东方的专制暴君，对土地的拥有者征税，以便得到部分、甚至全部剩余产品。反过来，专制暴君必须付钱给负责公共工作的祭司和行政人员，这些人对于生产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税收榨取剩余产品并将其用于公共工作，官僚机构利用它的地位从所有的阶级那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即使东方专制暴君对它们的控制也是薄弱的，因为他只有在它们的帮助下才能得到剩余产品。这一对官僚主义的讨论的结论是复杂的。一方面，其结论是，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官僚主义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控制官僚主义的需要同样是紧迫的。只有通过在全社会起作用的直接民主的形式官僚主义才能避免。过渡时期必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从旧形式向新形式的运动过程。因此，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充分的、直接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价值的取消将使得有关剩余产品的决定要通过自觉的调控形式来做出。如果这些形式不是民主的，那它们必然无疑是官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全部本质就是价值的逐渐消除以利于计划的发展。在这一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说他从两个方面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可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直接的民主只适用于像以色列的集体农庄那样的小的组织，而不适用于大的、复杂的国家，当然也不适用于整个世界。对此，我的回答是，我现在谈的不是整个决定的做出，我现在感兴趣的只是我们有责任予以说明的对做决定者的控制。这种控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进行。选举可以是经常性的。每四年或五年举行一次选举给当选的政党以相当大的权力，但如果它们只能当选一年，它们就必须实现它们的许诺，否则就会落选。年度的议会是历史上的要求，这种要求首次做出是在150年以前。其次，所有当选的代表可由他们的选举人予以撤销。第三，所有负有责任的职务都可轮流担任。这样，从原则上讲，每一个人都可担任一定的职务。第四，每个人都可受到高等教育，并能从中受益。这最后一点对于对付那种认为普通老百姓不能从事管理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技能的论证是至关重要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必然主张杰出人物统治论，因为在这一点上，他必定要论证某些官僚的技能，如经济学家的技能，太深奥以至普通老百姓无法掌握。然而，为了理解经济中正在发生的情况，人们并不需要学会经济学家的技能。拥有实际上的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也趋向于更保守和赞同统治集团，而较少的不平等则给了我们这些更主张平等主义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技能是否就那样深奥，这也是值得怀疑的。作为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市场社会主义者很难为这种精英统治的情况做辩护，但他仍可指出在这种直接民主和高水平教育之前将会继续存在的非常现实的困难。低生活水平的国家将不得不维持定量配给的形式，这将要求某种法律的认可。高生活水平的国家也许有足够的消费品以避免定量配给，但它也许还没有取代循规蹈矩的工作所需的机构。因此，只要匮乏继续存在和工作继续保持其异化的方面，法令和官僚主义的机构就不得不继续存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没有什么东西在这里能站住脚，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机构可以驱使人们去工作，并建立一种不平等的货币定量配给形式。这样的市场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但为了使生产力的整体水平提高到可以消灭市场的程度，它在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也许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阶段是否不会将新生儿扼杀。随着俄国革命的最后失败，这一问题已被提出重新争论：有人声称，布尔什维克扼杀了自己的婴儿，是因为没有引入会限制和消灭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的民主形式。列宁和托洛茨墓有意地为包括泰勒制在内的提高生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做辩护。在1920年前，民主的控制形式几乎还不存在，那些残存的东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受到压制。也许列宁和托洛茨基可以不受指责，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一国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一个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根据这一观点，他们只不过是把一个地区置于警察的监督之上，以帮助他们认为即将在德国爆发的更现实的革命。然而，从事后的认识来看，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他们来讲，以一种民主的社会形态而不是以一种被官僚机构淹没的形态走下去，是否不会更好。在这一点上，市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是清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官僚主义产生于市场本身。它是一个管理者的社会集团，这些管理者是作为一种独立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使自己确立的。官僚主义从市场的管理获得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它是旧社会的一部分，在新社会没有它的位置。因此，没能消除官僚主义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方案是致命的。这里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二难推理。为了克服旧社会及它自身出现的官僚主义，新的政权需要采用强有力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又将权力交给了官僚主义者。在一个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同一条路行进的发达国家中，强有力的措施只须是直接夺取政权和自我保卫。民主可被直接采用。这种情况是最好的可能。然而，在落后国家，或在被敌对的邻国包围和入侵的发达国家，或处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民主只能受到限制。因而，苏联的失败很可能会重演。换句话说，过渡时期必须是一个官僚主义被击败的时期，准确地讲，这是因为它代表着旧社会而不是新社会。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必然冲突我己经论证过，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两个部分的冲突。市场的部分将通过失业和金钱的刺激来控制工人，而计划的部分将逐步消除那些刺激的形式以有利于创造性的劳动、工作的轮换和所有的人都参加管理。原则上讲，这意味着市场的部分在最初会更有效率，但后来会更无效率。那时的工人将会选择这个或另一个。无论如何，新政权必然会努力消灭失业，公有的部分会尽最大努力去实现这一目的。同时，新政权要保证所有工人得到最低工资，失业保险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工厂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控制将是严格的，工资上的差距将通过为实现一个平等的社会而起作用的税收制度而大大缩小，妇女的地位将通过托儿所、幼儿园、产前和产后的假期、以及保证两性间更大平等的优先提升等广泛的制度而得到保障。其结果是市场的部分必然在国际上成为非竞争性的。它的实际支付水平是高的。同时，工人不能被失业或缺钱而驱使去工作。不可避免的是，市场部分的工人将要求与公有部分的工人同样的权利，即选举他们的经理和决定政策的权利。此外，一个不成功的过渡时期的政权也许会发现，国有部分的生产水平低，而市场部分的生产水平高，因为国有部分的工人没有激励机制去工作，而市场部分则有金钱的激励机制。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的分歧现在已可能看得很清楚。一个过渡时期的政权只要实行平等主义就可能是成功的，因为它会得到作为整体的人民的支持——即只要它维持最大限度的民主和尽量提高整体的生活水平——尽管它在某些方面是不成功的。它会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基于可以被罢免的原则被民主选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关注国家的问题。只有那时，政府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生产。这些措施一开始就意味着以上述条件对有限的市场形式的更多限制。[上传者注3]反之，如果这一政权得不到大众的支持，情况就只能变坏。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法只能是一种扩大市场并因而扩大非选举经理的控制的方法。管理部门除非得到比工人更好的报酬，否则就不去管理，因而，这种方法等于不平等的扩大和民主的减少。这种政策在短时期内提高生产方面也许会成功，但它会失去被迫为更低的报酬而更努力工作的大多数人的支持。效率和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争论中的要点问题。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社会主义看上去仿佛必然是无效率的，但它保证了充分就业、社会服务、福利待遇、教育和最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市场看上去仿佛是有效率的并在一定时期可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市场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联姻看来会提供这两者的最好的东西：实际上，如同许多婚姻一样，这种联姻也是基于一系列错觉。首先，这里断言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它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而且更严格地讲，它是人们所说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直接生产者管理的社会，在所有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中，存在着精英对剩余产品的控制或部分控制，这表明这种社会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与这种社会制度过去的成功相联系的那些现在看上去仍是积极的方面，是有严重缺陷的。医疗服务是根据包括私有部分在内的社会集团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是低水平的服务。教育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存在失业只是因为这一社会制度的无效率。此外，可以强调指出，是大众对这一社会制度的压力保证了这些利益的落实和维持。它不是斯大林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特征，而是作为存在手段而维持的某种东西。当然，就业比失业要强。然而，这样一种选择，只是将自身置于斯大林主义和市场之间，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对后者而言，社会劳动的充分就业是一个必然的目标，它只能在充分就业是通过所有人的创造性的就业而取得的时候才能完全实现。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通过无效率而取得的充分就业是一种虚假的充分就业。[13]因为斯大林主义下没有真正的货币，（因而，从最终意义上讲，也没有价值以及其背后的抽象劳动。）核算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极端困难的：其结果是，所有经济上的决定都是根据非常有限的信息做出的，因此，有人设想，社会主义将是类似的，因而，同样是无效率的。相比之下，据说市场通过货币和供求规律提供了合理的核算方法，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决定和满足需要的制度。然而，市场社会主义并不能带来效率。除了以上提供的论据以外，市场社会主义还遇到来自市场本身的问题。在发达的经济中市场必然会带来资本家和工人、雇佣者和受雇者之间的冲突的问题。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金钱的刺激会减弱，特别是在工作本身是非创造性的甚至是有害心理和生理健康的时候。这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情况，而不是仅仅符合假设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情况。结果，工人将尽可能少地做他能侥幸做成的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不生产那种消费者需要的高质量的批量生产的商品。便宜的商品是质量差的商品。更贵的商品或者有意想不到的缺陷，或者具有内在陈旧性。即使是用于消费的食品也有因维持利润的需要而导致的严重问题。英国最近因疯牛病导致的食品灾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人们认为，它起因于不按规章行事的结果。英国政府允许从事加工的公司降低温度和去掉起阻止毒素进入人的食物链的作用的溶剂。这样，病毒就传给了牛，它们又把这一灾难传染给人。政府还进一步减少了在屠宰场和农场工作的检察员的数量，以减少其开支和不再受农民的打扰。减少成本、增加销售，以及提高利润的需要必然引起消费者的利益与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没有一个政府能成功地解决这种冲突。英国的灾难只不过是到处发生的灾难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使用有害的激素、杀虫剂、化肥和饲料是市场中已工业化了的农业的组成部分。如果政府真的要通过安排大量能干的、善于发现问题的检察员，和坚持要求审批所有的农用添加剂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那利润就会减少，农民就不干了。以需要为依据建立标准的和计划的农业将是更有效率的。如果把选择权置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前，那他们就可以决定他们更倾向于什么。虽然这一点或许可以得到承认，但人们可以争论说，市场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适当的信号，这可以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有很多理由表明这不是真的。市场只能提供对货币作出反应的信号。因此，那些没有钱的人就不能给出他们需要或需求的信号。那些非常有钱的人愿意将钱花费在他们要求的东西上。这样，价格就会被向上扭曲。市场总是要为富人生产，因为这是赚钱和获大利的最好方式。整个经济结构被扭曲是为了满足富人的愿望。于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使用广告向富人销售更多的产品。它们还要求政府在它们遇到麻烦时维持其生产，因为它们雇用了大量的工人。协和式飞机（Concorde）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它是由工党政府维持其制造商去生产的。从它诞生以来，它就专为富人服务。大量资源实际上被浪费在富人身上。[上传者注4]市场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形式的浪费。在任何效率的层次上都必须有起作用的失业。在失业人口和闲置机器增多时，必定要发生周期性的萧条。竞争使人们的努力和资源的利用不必要地成倍增长。它反对更合理的劳动分工。国家间的竞争必然导致大的军事机构和周期性的战争。它还浪费并毁灭了那些被雇佣的人的才能。为伪市场的论证经济学家迈克尔·阿伯特和罗宾·哈内尔论证说，一系列非货币的价格或成本可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过渡形态的社会中取得和运用。他们还论证说，同等地位的人的压力，而不是竞争，可被用来在人民中生产出最好的东西。他们把竞争看做是破坏性的，把团结看做是应当鼓励的绝对的好事。[14]然而，由于成本的取得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人指责他们重新采用市场是不足为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他们将他们所说的成本基于市场类型的技术而言，这也正是他们所做的。显然，他们的假定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假定是极为不同的。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对团结予以特殊价值。当然，它是反对竞争的，但不是从团结或集体的角度反对竞争。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劳动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善，而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竞争必然会因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而逐步消亡。马克思主义还从这样一个命题出发，即相对的丰富是可能的，因此，成本核算可以逐渐抛弃。当机器生产机器和技术可以保证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的丰富时，成本就会降至为零。在这些情况下，竞争就成为没有意义的事了。那种认为人类必然会浪费资源所以必须有同侪的压力[上传者注5]的论证听起来就像奥威尔的小说。它凭幻想画出这样一幅图画，即被原子化的工人被同等地位的人暗中监视，或者是，每一个人都担心冒犯其他人，以防这样做会对他们本身产生有害的影响。阿伯特和哈内尔是从道德上的集体主义观点出发的，这也许会令人钦佩，也许不会。问题在于社会的大多数人也许与他们不一致。人们也许更喜欢不具人格的货币的权力和市场。对充分而有效的合作的论证必须有比道德说教更为有力的理由。竞争能作为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吗？合作的理由在于，合作和计划对实现每个人的目标来讲都是必要的。那竞争对特定个人关注的目标就似乎是不合理的、浪费的和灾难性的，但这不是因为阿伯特和哈内尔所表明的理由。根据这一观点，竞争看起来已如此过时，以致使用它就相当于使用庄园制度或奴隶劳动。它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和无效率的。在斯大林主义出现以前，竞争在大多数人而不是在功能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是一种非理性的形式，不同的资本家靠它来保证他们得到一部分他们产业生产的利润。经济学家把这说成是保持降低价格因而也降低成本的手段。然而，竞争转为不同形式的垄断的逻辑发展，不能为国家所接受的。其原因就在于小资本家的破产对资本主义本身构成了威胁。一战以后，尤其是在二战以后，资本家阶级所选择的策略是增大竞争的资本主义的部分或为其服务。如果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的发展如同二战前一样慢，竞争的部分无论如何都灭亡了。为资本向垄断的发展趋势所推动，战后时期在德国、日本和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集中。为了制止这一趋势，增进竞争的产业成了一种自觉的目标，这包括对小农场主及中小实业家的保留。换句话说，今天的竞争是人为地维持的，超过一定的时期它必定会灭亡。由此可以认为，如果当代的竞争是人为地维持的，那它就不是真正的竞争。在保留下来的农业和零售的部门里，曾广泛存在的竞争现在已被限制在像街头小店或专卖店的特殊范围。虽然那些赞同弱肉强食道德的人的伦理学当然肯定会受到质疑，但这是第二等的问题。当代经济学以全然学究式的方式专注于垄断和竞争的本质。它已经看到了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它己经将图形和方程式引入了那种已变得如此精细以致失去了其主旨的分析。它提出了荒谬的“完美竞争”的概念，这是一种从未存在过而且永远不能存在的东西。然后，它将这种理想的竞争与现实做比较，并得出结论说，现实缺少这种东西。当代经济学没有分析这种现实以发现我们的制度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实际上，它不能这样做。一方面是“佣金”和腐败交易的现实世界，另一方在是与利润动机相结合的官僚主义的作用，它们应包含着还未准备好做出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一种变了形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斯大林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论证的力量通常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同斯大林主义相比，它是一种更自由、公平和成功的社会主义形式。几乎没有人看到斯大林主义的隐蔽的性质，并思考它的起因是否不在于一种失败的市场社会主义。从历史上看，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是随着先前对农民和耐普曼做出让步的斯大林主义－布哈林主义的政策而产生的。斯大林本质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有效地接管了与他的政策相宜的市场的方面。精英统治、用卢布支付、大的收入差别、等级制、竞争或所谓的竞赛，所有这些都是来自市场。在斯大林时期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但这不全是由于他。他更愿意使工人为了工作和报酬的高低而竞争。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是工人阶级抵制的结果。在斯大林主义下，市场的形式仍然是与计划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那里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非市场的市场形式。在一个国家建设（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斯大林主义的本质。这种思想始终是乌托邦的。然而荒谬的是，指责那些拒绝迎合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空想家的正是斯大林主义者。社会主义只能是世界性的制度，它不能靠一步步地生长而成为现实，正如一个婴儿的出生不能是今天一条腿，明天一条胳膊一样。新社会的诞生是困难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必须接受的、其他的低级形式。衰落的资本主义和转向市场的不可能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能回到市场吗？[15]衰落中的资本主义能在已失去商品拜物教的国家恢复吗？我在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缺少成熟的资本主义形式时已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基础。竞争受到限制，政府在管理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需要为基础的部分很大并且规模还在增长，预备的劳动大军或者很少或者已不存在，货币已国有化而且为政府所控制，甚至存在的只是名义上独立的银行。因而，问题需要从斯大林主义向衰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方面重新提出。与后者相应的模式只能是当代美国，因为它是其余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那里军事部门绝对是经济得以维持的中心。经济的关键部门，如电脑业和汽车业，是由少数公司经营的。竞争是受到限制的。绝大多数股票由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掌握，最大的公司和银行是由官僚经营的。从存在于前苏联的经济向这样的经济的转变要包括维持军事部门和现存的其他大企业。唯一真正的不同来自数百万工人，他们作为多余的人要被解雇。这种极高的失业率和实在的劳动后备军将使俄国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由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在7％左右。实际上，美国只能通过以主要城市的被控制和警戒的地区将劳动人员分割成种族集团，才能维持它的失业率。这种条件在前苏联并不存在。因此，在那里引入这样的失业率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此外，这种行动将要冒摧毁精英集团自身的大部分部门和可能破坏俄国独立的危险。准确地讲，向市场的转变必然是对俄国工人阶级的伤害，因为市场的理想在当代世界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会说，直到市场在社会主义下消亡以前，它必须予以保留。但这样的市场只有在它的对立面也存在的情况下才有运行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工人必须建立起对社会和精英集团的控制，消除一切形式的特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假如一个受到限制的市场是在逐渐消亡，那它就可以起作用。对真正资本主义的抉择必然导致与工人阶级的对抗。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宣称需要市场，但不首先讨论消除精英集团和各种形式的特权以及制定一种任何人都不应得到比熟练工人更多收入的规定的纲领，都既是一种乌托邦的资本主义，也是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计划和价值是不相容的。就它们通过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样做了而言，这种混合持续了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两种制度有着不同的混合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它们共同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它们都没有任何前途。市场是乌托邦的，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例如DianeElson的“市场社会主义或市场的社会主义化”一文，《新左派评论》第172期，1988，第3－44页。DianeElson还试图发展一种运用价格的社会主义模型。显然，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受到控制市场和雇佣劳动一起运行的社会。[2]J.P．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一般观念》，1989。尤其要看一看RobertGraham为这本书写的导言；在xxxiii页，他写道，“市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蒲鲁东所辩护的思想，它的出现既是适时的，也是引起争论的。”就在这本书中，他为市场的辩护显然达到了支持一种纯粹的竞争形式的程度。他说：“压制竞争就是压翻自由本身。”第50页。[3]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络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288页．“……财富只有靠直接的强制劳动即奴隶制，或者靠间接的强制劳动即雇佣劳动才能存在。”[4]“政治经济学问题争论”，（共产主义研究院通报），第11期，莫斯科，1925。[5]亚历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AllenUnwin，伦敦，1983。诺夫曾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他在20世纪20年代随他的孟什维克的父母未到西方，那时他才8岁。他虽然是在西方长大的．但同东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往密切。[6]这篇论文的一个早些时候的姊妹篇被译成俄文，并在印刷时附上了M.Voyeikov的答复，它是为1995年12月在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围绕这篇论文和M.Voyeikov的答复召开的研讨会准备的材料。[上传者注1]Themakingofmoneyandsotheaccumulationofcapitalcanonlyleadtoabettermentofsocietyitself,asopposedtotherulinggroupinthatsociety,underveryspecificconditions.原译：“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赚钱以及资本的积累作为对这一社会统治集团的反抗，只能导致社会本身的改善。”[上传者注2]原译：亚当·斯密看到了这只同样看不见的手是在赚钱导致了庞大的军事部门、人为的大量失业，以及在上百万人挨饿的同时销毁所谓过剩食品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吗？[7]参见我的关于衰落的文章，载于《批判》杂志，第26期。[8]参见普列奥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9]参见《共产主义研究院通报》，第2卷．1925．第357页以后。[10]DvenadtsatyiS’ezdPKP/b，StenografischesküOtchet,Izd.PoliticheskayaLiteratura,莫斯科，1968，第313页。托洛茨基在12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关于剪刀差的危机时，是这样描述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是我们对我们与私人资本之间斗争的场所的法律秩序的认可。”在此之前他宣称，市场对于所有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又透彻地表明，市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和体例”的运用，一旦新的社会主义的计划、集中和会计的方法得以应用，市场就会很快被淘汰、（第310页）对托洛茨基当时及后来的观点的说明，参见蒂克庭和考克斯的《列·托洛茨基的思想》，HumanitiesPress，1995。[11]参见普列奥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杜，1995。[12]托洛茨基，“在12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托洛茨基论证说，俄国的亚洲国家的特征对确立商业资本的重要性是至关重要的，在新经济政策下，存在着商业资本将提供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基础的现时的危险。[上传者注3]Thesemeasureswouldinitiallymeantheextensionoflimitedformsofthemarketqualifiedbytheconditionsenunciatedabove.原译：这些措施最初意味着为上述条件所限定的受到限制的市场形式的扩大。[13]托洛茨基，“在12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我们将面临那种解雇男工和女工的需要……毋庸置疑，隐蔽的失业代表着至少是现实的最糟糕的和成本最大的社会保障形式。”（我的译文）[上传者注4]TheConcordeissuchanexample.ItwasmaintainedinproductionbyaLabourgovernmenttokeepthemanufacturergoing.Sinceitscompletion,ithasservedtherichexclusively.Importantresourceswereeffectivelywastedontherich.原译：康科德（Concorde）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它是由工党政府维持其生产的，为的是使其制造商存在和发展。由于它的完善，它专为富人服务。用在富人身上重要的资源实际上被浪费了。[14]迈克尔·阿伯特和罗宾·哈尼尔，《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分享经济》，第66-74页。[上传者注5]...mankindwillnecessarilywasteresourcessothatpeerpressurewillbeneeded...原译：人类将必然要浪费资源以致同等地位的人的权力是需要的。[15]有关苏联的市场以及斯大林主义之后的转变的更为详细讨论，参看蒂克庭的《苏联危机的起源：分裂的政治经济》；”通往国际混乱之路”，载于《批判》杂志，第23期，1991年6月，第9-32页；以及“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批判》杂志，第25期，1993年5月，第119-132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作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詹姆斯·劳勒，）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作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詹姆斯·劳勒复杂的现代经济足是不能靠一个单一的命令中心而有效运行的。这已成为对苏联经济制度的众所周知的经济学上的批判。它也是提出重构方案的前苏联改革者的主要思想。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看来证实了这一批判。因而人们论证说：一种以中央计划的专家决定取代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的经济制度，是与复杂的现代经济的要求相冲突的。这种经济的集中制也许在更简单的经济条件下是可行的，但高级的经济则要求一种分散的决策制度，而这种分散则意味着市场经济。尽管有些人认为，上述见解中的真理性认识暗示着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的终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但左翼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在他们的反应中却出现了分歧。一些人争论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从根本上讲可以由计划制度中技术上的不完善，以及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所造成的压力来解释，而不能由这一制度本身来解释。其他人则以缺少真正的民主，包括计划机制中缺少民主的输入、反馈和控制，来说明20世纪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缺陷。从另一方面看，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央计划的想法，认为社会主义是与市场关系的继续存在相适合的。他们论证道，标志苏联绝大部分历史特征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如果它真的应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应同与多元的民主制度相联的、分散的市场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与大多数传统的解释相反，本篇论文的论点是，怡恰是后面那种主张，最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新出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的观点。事实上，正如苏联的改革者在80年代后期所论证的，列宁也曾为20世纪20年代期间在苏联建立的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做过辩护。[1]根据这一看法，那种由斯大林在1929年首先开创的思想，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本质体现在集中命令的制度上，是一种透过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主流的棱镜对马克思思想的回顾性解释。共产党宣言：最初的步骤在《共产党宣言》中无疑有一些明显的似乎预示着斯大林主义制度的段落。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道：[2]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乍看上去，这段宣布将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的话，似乎全然是结论性的。然而，仔细研究一下人们就会注意到，他们所设想的这一过程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它是“一步一步地”实现的。这意味着，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一段特定时期将只能存在还不完善的集中，而这意味着市场经济的继续存在。革命后社会的这一过程性的特征在接下来的这段话中得到了强调：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般适合“最发达国家”而提出来的这一共产主义的纲领，只是一个复杂的、也许还是长期的进程的开始，其过程的发展应是渐进式的。这里有几个互相联系的措施：（1）强制的，即国家手段的干涉，只是“在初期”是必要的，（2）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纲领将在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上实行，而且（3）这些开始的措施结果证明“在经济上是不够充分的”。值得注意的是，“对所有权的强制性干涉”以及“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继续存在，这二者都被视为革命后的社会的特征。而这二者都被说成是“经济上的不够充分”。这样，那些在初期将是必要的强制性手段，就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生产，而是对它加以限制，并同时以革命纲领中列举的方式创立非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或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无论如何，最初通过对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强制性干涉创立的共产主义条件，并没有完全取代前者，因此“资产阶级条件”还继续存留。革命最初时期的政治手段在经济上是不充分的。那接下来的发展过程就应根据经济准则来决定。革命后的时期将不再主要关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间的政治关系，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社会的经济条件上。如果说全部的资产阶级财产在初期没有被没收，那不是因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策略，例如在无产阶级国家强大到足以吞没全部资产阶级财产所有者之前，利用他们中的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在运用了强制力量的最初时期之后，可以设想，决定性的政治权力已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时已不存在政治权力的问题，但存在应当做出决定的逐步转变（不是彻底取代）旧社会制度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问题。对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逐渐集中的财产而言，首要的评判标准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因此，一个革命后的、主要以发展市场社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纲领也就是上面所提出的那些东西。于是，从某种一般意义上讲，共产主义纲领开创了很多人会认为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或至少是一种“混合的社会”，这种混合的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并能动地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方面。由于国家所有制是无产阶级财产的主要形式，由共产主义革命开创的这一经济制度可被称为“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由于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的细节没有给出，因此，这就为以发展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市场经济的继续存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留下了一个需要填补的历史空白。《宣言》没有包含未来厨房的食谱。它提出的纲领，是一个以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即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存要求为基础的纲领。在这一纲领实现后，哪些措施将是必要的是无法在细节上预见的。然而，这一过程发展方向的一般特征，及某些一般性的原则是可以预先阐明的。这一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减少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增加无产阶级的财产。将全部生产资料逐渐集中到国家手中，仅仅意味着无产阶级国家的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减少。这不意味着以“中央计划”取代市场的生产。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不仅使斯坦利·穆尔（StanleyMoore)正确地论证了《宣言》提倡的是一种革命后的市场经济，而且甚至促使他错误地相信它会无限期地继续存在，这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3]这一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政治上的条件：无产阶级必须上升为统治阶级；它必须“争得民主”。这是“革命的第一步”。[4]但接下来的措施必须更多地由经济上的考虑而不是由政治上的考虑来指导。在无产阶级国家羽翼的保护下，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开始了，这是一种无产阶级国家的企业与资产阶级企业在市场关系中共存的制度。暴力的作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在列举了革命后时期的无产阶级纲领的主要措施之后，《宣言》跳过了一步步发展的中间时期而直接设想了这一过程的结果。[5]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革命的、否定资本主义的语言，这些话可为后斯大林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提供论据。在这段话中，对资产阶级财产“强制性干涉”的政治手段不仅表现为最初的措施或一种必要条件，而且表现为革命变革的唯一方法。现在暴力似乎就是一切，而更早提示过的经济的方法则完全看不见了。难怪这种解释支持了国家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的看法。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个矛盾，这就是，仔细阅读一下前边那段话会发现，在那段话中，“强制性的干涉”被限制在最初的措施，而这段作为《宣言》的纲领性的第二部分结尾的话是用戏剧性的、虚无主义的语言写成的，在似乎是对这段话的正常埋解中，强制性的、政治的方法被说成是消灭资产阶级条件。但这样一种理解显然会使一种对革命后进程的最初措施的考虑和一种对最终目的的阐述无法成立。政治权力可被看作处于两个层次。存在一个直接干涉经济的最初时期，这种干涉在革命的获得无产阶级政权的时期是居支配地位的，还存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对后来的事情的间接的调节。在谈到以暴力消灭资产阶级条件时，《宣言》省略了对暴力的直接和间接的使用。当然，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权是革命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家必须由社会的大多数人来控制——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方式。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被认为只是这些政党中的一个，一个显然是最关注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长远前途的政党。但是，这种政治权力虽然是必要的，但它对于确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混合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是不能完全胜任的。经济关系的逻辑必须予以重视并遵循，并且要以革命后的经验为依据。从这种一以贯之的逻辑不会得出资产阶级将拥有政治权力的结论，所以，只是从整个进程是与资产阶级的意愿相矛盾的意义上讲，这一进程可被正确地说成一个暴力的问题，但是，在已对资产阶级财产实行了某些所需的强制性干涉之后的时期行使的暴力是间接的暴力，而不是直接的暴力。它是保证经济关系的稳定的暴力，其发展的逻辑是最终消灭资产阶级财产的决定件的条件。共产主义原理：革命后社会的动力如果说《宣言》描述的是革命后进程的起点和终点，那更需要弄清楚的大概就是中间这一时期。让我们考虑一下接下来的问题。如果最初只是某些资本主义的财产通过强制的办法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那无产阶级国家应如何获取那些仍在私人手里的其余的经济呢？在《共产党宣言》前几个月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是一本极具启发性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恩格斯更为详细地描述了上述的某些思想。在一封写给马克思的信[6]中，恩格斯说他的《原理》中没有任何与他们的观点相冲突的东两。然而，恩格斯提出，由于《宣言》没采取《原理》写作的问答的形式，其形式更适合他们的意图，特別是适合对他们的历史观的阐述。因此，《原理》可以看作是《宣言》的最初的、未完成的草稿。《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立场的一般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但《共产主义原理》，正如它所表现出的，对革命后社会本质的本质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在提出“作为现存条件必然结果”的无产阶级纲领的十二项主要措施后，恩格斯写道：[7]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后来在《宣言》中详尽阐述的观点。在这一进程的一开始是“最初的猛烈的进攻”或“强制性的干涉”。然后是逐渐的发展，在发展中生产工具将集中到国家手中。这一生产工具的集中过程是与不断增长的经济的生产力即经济条件的改变结合在一起的。最终的结果是“民族”将明显地取代“国家”。可以设想，在已无必要使用货币之前，市场关系还会继续存在。货币不能靠法令取消，而只能像国家一样逐渐消亡。在这中间的进程中关键的因素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人，即直接生产者本身特征的改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对共产主义纲领中一些措施的不同表述。显然，最重要的不同表述是“限制私有制”，而不是“消灭私有制”，后者被更具战斗性语言的《宣言》说成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概括。[8]限制私有财产的方法是“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9]《宣言》则更严厉地提出“废除继承权”。[10]《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这些措施显然暗示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也许要经历几代人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财产将逐渐转移到无产阶级国家手里。但这些措施本身并没有导致资产阶级财产的消灭。[11]比尔·盖茨并没有继承微软。无疑，资本家的儿子和女儿将继续享受特权的条件，虽然比以前享受的少了。通过共产主义纲领中的那些措施，私人财产将只能更多地向能人转让，而较少地向富人转让。这只不过是使资产阶级实践他们自己的自我致富的理想和神话。作为对我们的问题的一个回答，更重要的东西是第二项措施的提出：“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12]取得财产的另一种方法在这里已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国家将买下一些资本家的企业。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带来一个强行没收资产阶级财产的政权。它将采用累进税制度，并通过遗产税来消灭“不劳而获”的财富。它将用由此而来的资金购买并创建企业。因而，市场关系是预料中的。经济的逻辑，即对市场生产的尊重，将得到遵守，而且也许会得到改进。革命后社会的更重要的本质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无产阶级将通过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来取得财产。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财产将比资本主义的财产更有效，而且会在一个公平的有结构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在这一著作中，唯一提到的无偿的强行没收出现在第三条：“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这也是在《宣言》中唯一专门提到的将如何运用这种强制的方法。“对所有权实行强制性干涉”和“向私有制发起猛烈的进攻”被限制在革命的最初时期，可以断定，那时一些财产的所有者将进行武装叛乱，以反抗第一个代表社会民主的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除了没收这些叛乱分子的财产以外，还要没收流亡分子的财产。虽然《宣言》的某些段落建议消除对财产的没收，但联系《原理》仔细读一下就会发现一种严格区分财产权的更为精细的想法。银行和运输业国有化的纲领可能会置于对财产的有偿获得这一标题之下。对我们的意图而言，主要的论点是非常清楚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立即废除市场。它开创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尽管是“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国家必须获得一定数量的财产。但国家的企业要继续根据市场原则运行，并与非国有的、私人的企业竞争。用市场反对资本主义如果共产主义纲领不只是那种在二十世纪可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创造物中的限制资产阶级财产权的问题，那就应当有纲领性的见解以表明它同资本主义在性质上的决裂。这一实质的改变包含在《原理》的第四项措施中。[13]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这样，无产阶级政府的最切近的目标就不是消除竞争本身。它消除的是工人间对他们的劳动力价格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工人间就业者与失业者的竞争，马克思后来把这称之为“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14]因而，尽管在以销售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中市场关系还没有结束，但劳动力市场，即人的时间、精力和技能的市场却结束了，或者说，正处在结束的过程中。由于成为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工人不再把他们的工作能力作为商品来出售，不再服从市场力量的压力，特别是不再服从那种产生于与其他工人竞争的压力。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在于影响和指导市场，而不是废除市场。由于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为失业工人提供工作，无产阶级的国家消灭了失业，并因而消灭了工人之间由于工作缺乏而造成的竞争。通过他们在国家中的代表，工人成了国有化生产的主人，因而，从国有部门开始，他们不再为了利润而受剥削。他们不再生产剩余价值。他们的报酬提高到他们生产的价值所容许的水平——在扣除了再投资和各种社会计划的需要以后，这些扣除还会或者通过今后经济上的收益，或者通过他们受益的社会计划返回给他们。在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的情况下，对工人的这种较高的补偿将迫使作为资本家的雇用者付同样的工资。所以，这种由无产阶级国家开创的市场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讲的资本主义市场。由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自觉管理，市场开始起反对资产阶级和维护无产阶级的作用，它不再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在这种自然力中，孤立的生产者的相互作用的发生仿佛是一种外在的自然力在起作用。合理的或自觉的因素——计划，改变了市场的生产，而不是简单取代了它。显然，这里仍存在成为中心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一席之地。但这不是对企业活动的宏观管理问题，而主要是指定和实施新的游戏规则的问题，这些规则表达的是工人的利益而不是私有者的利益。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的”市场开始存在，它或多或少迅速改变了工人出卖他们的劳动的条件，以致将第一次真正实现“做一天诚实的作，得一天诚实的工资”。生产的共同经营的条件但为什么财产应转到无产阶级国家手中，而不直接让一个个企业的工人控制？恩格斯论证说，工人发展出支配他们自己事务的能力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是几代人的时间。他写道:[15]当上个世纪的农民和工场手工业工人被卷入大工业的时候，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同样、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共同经营生产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黑体字是劳勒的强调），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偏废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黑体字是劳勒的强调）。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黑体字是劳勒的强调），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将完全消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这段陈述很值得注意，因为它包含着有关我们论题的内容。恩格斯明确地说道，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对生产的共同经营”将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没有剥夺资产阶级全部财产的权力，也不是它没有制定生产的中央计划的技术干部。原因非常简单，这就是劳动人民本身，即直接的生产者，不具备这一共产主义社会组织所要求的受教育的水平和技能。同时，这里也没有提出这种事情可由技术精英，例如聚集在国家中央计划部的技术精英来完成。“共同经营”只意味着，经营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不是由一个特殊的从事“中央计划”的专家机构来进行。这里明确了五个问题：（1）在无产阶级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对生产的“共同经营”将是不可能的。因此，市场生产还将继续存在，虽然财产关系在逐渐地变化。（2）然而这种市场生产的自觉性或计划性在增长，这有利于劳动人民。（3）—旦“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成为可能，这是由于对人民的教育，它将成为共同的经营，而不是由主张经济专家治国论的精英构成的中央计划机构来经营。（4）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也朝这一方向发展，因为机器生产使劳动的严格分工和资本主义组织的管理的等级制特征已经过时。（5）这意味着，后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包括资本主义企业在内的市场关系将继续存在，尽管财产将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并随着社会主义企业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功的竞争，而逐渐转到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第二个阶段，对经济的共同的经营将通过劳动人民本身来实现。用恩格斯的话来讲，货币-市场关系只是在后一个阶段才停止起重要的经济作用。国家和市场二者都要消亡。但无论怎样都不会存在与存在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那些东西相类似的中央计划体制。《资本论》和社会对自由市场的第一次自觉的反作用这一有关革命后社会的本质的论证，得到了一种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解释的支持。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存在于从最一般或最抽象的层次到不断具体的层次对资本主义的范畴或结构的一步步的考察中。这种逻辑分析不仅包含一种结构上的考察，而且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考察。在这一考察中，最初的、相对抽象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历史持征，是与资本主义的原始阶段、甚至是与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一致的。向更复杂、更具体的范畴的过渡趋向反映资本主义更为发展的阶段。此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有时是超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的理解的。这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对作为一个内在的矛质体系的资本主义完全否定的“批驳”。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对资本主义不是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把视为某种全然罪恶的、将由一个根本不同的实体来摧毁或简单取代的事物。在马克思的“辩证的社会主义”中，新社会被视为在旧社会中并通过旧社会而产生的。[16]对辨别资本主义胎胞中的将取代它的新社会的发展而言，《资本论》是一种理论上的超声波。因此，存在一种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发展，这既表现在资本家在工厂的范围内组织生产的方式，也表现在相应的资本主义企业间关系的组织方式上。市场本身也有一种发展、这种发展是与进行生产的方式的变化相联系的。只要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生产和相互联系的市场关系的发展逻辑，我们就能具体地了解资本主义产生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关系的方式。首先，我们应当了解，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只是与市场相关的生产史中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生产。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市场生产。马克思论证说，在理解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前，必须理解简单的、非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市场关系先于资本主义存在，因而可以想象，它们在资本主义之后，还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要理解资本主义，必须理解简单商品生产的市场关系。但资本主义是一个独特的市场社会。对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制度的出现而言，一种特殊的商品和一种特殊类型的市场必须出现。这就是人的劳动力的商品化或市场化，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发展是与以简单的、数量上的、绝对的形式榨取剩余价值的趋势这一历史特征相一致的。对工作条件恶化的反抗导致了工会斗争的兴起和对劳动者人性丧失的人道主义的抗议。其结果是出现了固定工作日时间和限制童工范围的工厂法。马克思称英国的工厂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17]工厂法代表了作为整体的社会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一种自觉的限制。由于法律控制并规范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劳动群众使他们自己摆脱了迫使他们及他们的子女长时间工作、折磨他们到生理疲劳的极限的原始的、完全没有规范的或者说“自由的”市场的暴政。同时，这一法规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是一个内在的要素。它“像棉纱、走锭精纺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18]对市场生产无约束运行的限制同时也是市场生产的一种发展，它包含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大。资本主义的经营不在是逼迫他们的工人到身体疲劳的极限，而日益转向作为提高生产能力手段的技术革新。这样，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驳斥了那种认为“自由市场”是对经济的最好刺激的意见。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这一自觉规范市场的第一步已带来了从反托拉斯法到建立福利国家等其他措施。随着当前市场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似乎又回到十九世纪初期不受限制的市场生产的条件，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它压倒了很多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国家主义的改革。已经规范了出卖劳动力的国家的立法需要由国际法来加强。这种国际法应保护在所有国家出卖劳动力的条件，无论是在富国还是穷国。还存在这样一种增强的意识，即由自发的市场力量所导致的生态的破坏必须由国家的和国际的立法来纠正，这种立法要考虑到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生产的“外部性”，即那些没有（到目前为止？）表现在“价格的晴雨表式波动”中的隐含成本。合作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全部东西暗示着在市场的发展中存在一个更远的阶段，这就把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改良者与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区別开来。这一阶段就是在阵痛中把市场全部消灭。马克思的《资本论》表明，这一阶段不是空想家的任意的虚构，它本身是出现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现实。在他对资本主义演变的研究中，马克思对早期的工场手工业制度与后来的工厂制度作了区分。工场手工业制度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工人被局限于生产过程的一个局部，使用相对简单的手工工具完成他们的特殊任务。随着严格说来的机器生产的发展，马克思论证说——遵循恩格斯在《原理》中的思想——“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19]将工人局限于狭窄工作范围的技术基础，以及同时存在的由特別熟悉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过程的经营来管理劳动的技术需要，也随着机器的发展而被克服了。由于机器替代了从前由很多局部的手工工人联合劳动来完成的工作，对劳动的专制主义的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上的理由也被消除了。于是，在工厂内出现了一种不同的组织的可能性，一是废除专制的资本主义关系，另一是允许工人管理他们自己的劳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回到了先前社会的自己指挥自己劳动的形式。自动化的发展推进了这方面的可能性。当然，对工厂的等级制的专制的组织制度而言，它在采用机器后仍然继续存在的是由于非技术的原因，即由于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对劳动过程的统治。当前给予直接生产者更大积极性的“管理革命”，是这一趋势加强的表现。这种改革不断遇到由最高管理层独断做出决定的权力所设置的障碍。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以经验的发展为基础，对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做了非常具体的研究，并发现了这种辩证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对信用制度的分析中写道：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最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20]马克思表明了社会主义组织的一个策略，这种组织趁机利用了由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自我转变的逻辑促成的那种趋势。在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坚决支持合作工厂的增长。不过，他警吿了那种认为这一趋势本身将阻止“垄断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想法。尽管合作社在经济上有优越性[21]，但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22]因此，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必须与夺取政治权力的斗争相结合。“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在1848到1864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下述方面修改了他们有关无产阶级国家经济策略的思想：他们不再提倡把国家财产作为由旧社会向新社会转变的主要形式，而是把合作运动的出现视为社会主义财产最有前途的形式，视为新社会的出发点。工厂制度的出现，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不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强凋，以及对旧的、不受约束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应的规范，这些与能使工人购买他们自己的工厂的信用制度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就确立了工人自己的合作产业出现的阶段。共产主义不应被虚无主义地视为对罪恶的资本主义的否定和以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取代它。依据他们理解社会现实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观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观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3]因此，共产主义是一种巳经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发展。后来，在论述巴黎公社时，马克思论证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4]这些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看到的需要解放的因素，就是工人的合作企业。它们是在旧的社会形态中生长出的“新社会的最初的萌芽”。但这一萌芽生长的土壤必须是准备好的。使自由的或原来的市场服从以生产和交换的新规则形式出现的自觉控制的一般条件，已为这种新社会的萌芽的出现准备好了土壤，无产阶级的国家将使这种萌芽得以自由发展以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并考虑到合作社在一国范围及国际范围的普遍发展。但他们1848年主张的主线依然存在。关键的第一步，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府，否则，合作社运动就必定会受挫。在无产阶级政府的政治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企业在市场环境的竞争中可以更加充分地表现出它们比资本主义企业的优越性。对于工人将共同控制他们生产活动的社会的充分发展而言，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是过渡性的。但它已是这种社会的开始，因为随着具有创造性的人类对市场的逐步消除，市场所留下的已不再是以自然强加的必然性表现出的无情的残忍去规范生产。为那些为自己工作的工人而继续存留的市场，是日益服从人的自觉意识的市场，它是被自觉用于人类福利的市场。穆尔对马克思在《马克思对市场》[25]一书中，斯坦利·穆尔论证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但后来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放弃这一思想并提出了一种非市场的社会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穆尔正确地指出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革命后的制度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市场社会的证据是如此坚实以致穆尔相信，《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放弃了革命进程的非市场的结果的思想。在抛弃了其早期著作中的哲学-伦理学的原则后，马克思可以发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没有有效的经验的论证可以支持他早期的资本主义必须让位于一个不存在任何商品交换的社会的结论。然而，穆尔认为，在后来的论著中，如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本人又改变了。在武断地重申了他青年时代的反对交换的结论而不是它们的道德前提后，马克思抛弃了被认为与这种结论相矛盾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但是，根据我们所说过的看法，在至少是蕴含于《共产党宣言》（与《原理》一起来理解）中的主张与后来论著的主张之间不存在不一致。革命后社会的长远目标是不存在市场的共产主义。但这不排除作为中间阶段的一个长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是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开端。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讲是以这一时期来捍卫基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的最终目标。但提出了更为综合的关于结束商品生产的论证的《资本论》和后來的论著，却继续支持了一个处于中间的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存在。前边引用的有关合作工厂的那将论述就含有这样的思想。合作工厂被描述为新社会的最初萌芽。显然，它们是在市场社会中得以存在和运行的。新社会的最初萌芽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而出现于资本主义中的是那些可被称为“合作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企业。虽然马克思注意到这些企业的局限性，不过他仍把它们看作新社会的开端。他没有因为它们的“资产阶级的”缺陷而拒绝它们。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是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革命的发展提出的否定，并提供“培养”它们充分发展的政治条件。尽管从长远的前景来看，市场生产也许会完全停止，但革命后的社会直接面对的却是这样一种情况，其中市场的合作工厂为社会的繁荣提供了一种机会。马克思显然没有对只是“做买卖”的合作工厂表示否定的态度，后来列宁在他“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曾为这种合作工厂感到惋惜。[26]我们有恩格斯的证据表明，马克思在晚年继续支持革命后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他的“法德农民问题”（1894)—文中，恩格斯追述了他在《原理》中的看法：[27]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谈论这点。我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经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在这里已经万事具备了，并且一夜之间就可以马上完成，比方说，在克虏伯先生或冯·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就是这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说服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而且也许还有某些大农相信大规模合作企业的优越性。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市场生产是要消失的，但直接的革命后的社会却包含继续存在的市场生产。这里提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国家-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因为大地产转交给农业工人，他们将以合作社的形式经营它们，而土地的法律的所有权则掌握在社会手里。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社会的”的企业并不取决于创造一个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只取决于将法律上的所有权转变为共同体的所有权和把直接的控制转交给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工人。恩格斯在这里为革命后的社会提出了种种财产形式。虽然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财产将被消除，但仍然有与合作社一起存在的小资本主义企业、雇工的富农、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和散工。小农应通过经济的必要性和范例了解自愿联合为合作社的好处。合作社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便宜的产品；合作社的工人将挣到更多的钱和在更好的条件下工作。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榜样的力量还不充分，市场的竞争将迫使个体农民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鼓励和帮助下建立公社。恩格斯把对大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实行赎买的想法归功于马克思。他必须特别指出这一点，是鉴于这一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没有明确提及，这也许是因为在1848年，和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还看不出。但我们知道，这是他本人在《原理》中提出的思想。《哥达纲领批判》：生产者不交换他们的产品认为马克思因为对革命后社会的根本不同的观点而拒绝《共产党宣言》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似乎在很大程度是不可能的。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徳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28]穆尔所说的马克思1848年的观点与后来那些观点的那种重大不同，当然是就“一般原理”而言，而不是就细节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说了共产主义纲领的某些实践上的措施已经过时，而且应当结合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对它们进行修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要根据前些年的巴黎公社的经验来修改。但他们补充说，这种想法是《宣言》本身所阐述的一个原理。斯坦利·穆尔认为马克思后来拒绝了他早先的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其最有说服力的根据是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这一著作已成为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的思想的经典文献，尽管它是由马克思称之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纲领的“旁注”构成的，是匆忙写成的，而不是为了发表。马克思明确地、而且是以似乎不留任何疑问的方式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存在商品生产，不存在市场：[29]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看。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根据到现在为止所讲的一切，人们会争论说，消除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不适用于直接的革命后的社会，而适用于这一社会的最终目标，即在“共同经营”将成为可能的时候。如果说到现在为止的论证反映了马克思的一贯的见解，那这段论述所适用的应是我说过的革命后社会的第二阶段，而不是第一阶段。如果是这样，它与先前存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阶段就没有矛盾。这种解释似乎是由最后一句话喑示的，在这句话中，马克思将“劳动所得”这一用语“现在”可能是有意义的与它在未来“集体的社会”中是没有意义的情况作了对比。使以上解释受到损害的似乎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紧跟着上面那段话，马克思又对他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情况做了这样的论述：[30]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逐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段论述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思想。新社会是由旧社会而来，“在各个方面”都带有它的起源的痕迹。然而，这段话是紧接着前面那段话讲的，在那段话中，马克思宣布“生产者不交换他们的产品”。这种不交换的情况如何能从资本主义直接产生？根据这段文字，人们也许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有关革命后社会的观点存在一个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似乎与他另外坚持的研究“出现”的辩证方法是毫不相容的。这段话暗示，革命的工人政府实际上应当一下子就夺取全部生产工具，并在不依赖市场交换的情况下指挥生产的进行。但这种解释忽略了《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另一段著名的话:[31]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用语会如此使读者入迷以至这整段话的意义很容易被忽略。这段话提出了下列观点：（1)在前边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明显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2)这一转变时期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方面来看，二是从政治的或国家的权力与之“相适应”的非政治的，即社会-经济的过程来看。这段话实际上描述的是《原理》和《宣言》提出的纲领所属的历史时期。穆尔的主要错误是混淆了这一“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32]马克思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这一想法，即非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不会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就一下子出现，而只能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以后才能出现。马克思准确地强调，这一转变时期需要无产阶级的“专政"或国家权力。如果政治权力不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已在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社会的萌芽就不会发挥出它们的全部潜力。但这意味着，这一过渡时期还有其政治特征以外的其他特征。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框架中，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不是去创造一个新社会，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着的新社会因素。”巴黎公社的纲领在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中，有一段更为充分的论述值得注意：[33]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高级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不是夺取政权后的革命法令将创造出一个理想的，即共产主义的社会。马克思在这里写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府的任务，基本上是在重复《宣言》的思想，重复在《原理》中得到更为充分阐述的思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开创一个过渡时期——经济条件和人的过渡时期。这是几年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简短提到的那个革命的过渡时期。公社的实践证实了马克思早些时候在《资本论》中的分析。这些过程的社会-经济的出发点是那些在旧社会中已得到发展的新社会的萌芽，即工人的合作生产。它们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合作社。合作生产，在摆脱资本主义国家对它的强制，并在公社的政府采取的措施的鼓励下，会发展的更快。公社没有取消市场，甚至没有取消资本主义生产。它通过规范并进一步取消劳动市场，使市场生产向着服从人的需要的方向发展。马克思提到了一些措施。面包行业帮工的夜工被取消了。雇主们失去了对工人罚款的独裁的权力。被资本家关闭的作坊和工厂——无论是因为他们逃跑了还是因为从事资本的罢市——都交给工人协作社并像合作社那样运转。农民将被免除沉的赋税和债务，而且，由于公社委员挣的是基于工人的工资，这将给他们提供一个他们特别喜爱的传统上要求的“廉价的政府”。公社的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措施是“引人注目的明智而温和的”。[34]马克思印象尤深的是公社进行的政治改革。公社通过限制公社委员的报酬和引入罢免的权利使国家更接近人民。马克思在这里强凋，公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宣言》的纲领。但构成《宣言》经济纲领基础的一般原则没有变。首先采取的步骤是使社会转向新的方向。整个后来的一系列发展必须以逐步的方式完成，因为这些变化要求另外的变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设计的东西相比，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工人自我经营的程度更大了。革命变化的方向就在于促进那些已在旧社会发展的新社会的萌芽。这里不再是《宣言》提出的“国家市场社会主义”，而是“合作的市场社会主义”，后者审慎地限制了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国家权力。不是为了管理经济的目的而将权力基本上转到国家手里，就像后来苏联时期的“国家命令的社会主义”一样，而是将权力更完全地交给工人，以使他们既能防止其雇主的专横的命令，又能使他们在一个规范的市场关系中经营他们的自己的经济联合体。对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从实质上加以改造，以便能对那些其工作是在经济领域内推进工人经营的合作社发展的政党的代表有更大的控制。这同斯大林在1929年开创的国家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但正如其他一些人巳指出的，它也不是民主的中央计划的制度。[35]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在《原理》和《宣言》中，革命后经历的两个“时期”（stages）是可以区分开来的，第一个时期一般是要过渡到第二个时期的，这是革命后的过渡的目标。我使用“时期”（stages）这一表述，为的是不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phases）完全重合。马克思在他对革命后社会的预言中实际上讲了三个阶段（phases）：革命转变时期，以及在这一转变后出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只是在第一个时期是必要的，那时明显的资本主义成分继续与社会主义的成分并存和竞争。在最初时期的可能的暴力冲突以后，这种竞争应是和平的经济上的竞争。《原理》和《宣言》的两个“时期”（stages)与马克思后来预言的三个阶段（phases）如何联系起来？看起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还不是《宣言》的第一个时期，在后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标志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特征的情况是，工作仍然是一种强加于劳动者谋生的必要手段。它还没有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人生的第一需要”。用《资本论》的话来讲，它涉及的还是“必然王国”：[36]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因此，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看来是在《宣言》提出的革命后社会的第一个时期之内，但也许在《原理》描述的过渡时期之外，后者是以对生产的共同经营来结束的。在革命后的社会，有两个过程将一起发生。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在数量上将减少，而社会主义企业的数量将增加。与此同时，一种不同的动力将起作用。工人将提高他们的技能和教育水平，这对他们了解和指导复杂的现代社会是必须的。第三个因素应被分解到这两个过程。技术的发展将促进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从单调乏味的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使自由劳动成为可能。我们可以进而指出，技术的发展还将有助于创造日益增多相互联系的生产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会取代以技术上相互独立的实体进行的生产。阶级转变的速度未必与技术和社会-心理发展的速度完全一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区分假定，阶级的划分将在生产水平发展到使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得以流行之前就被克服。而在这一时期，“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能够“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包含《原理》所讲的“对社会的共同管理”，即我们视为比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目标还低一些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遵照恩格斯的论证，那这种共同的管理还要取决于工人管理他们事务的能力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的发展。这种共同管理社会的技术上的和主观的条件可能不是与阶级划分的结束相对应的。因而，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存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可能存在于重大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被消失之后，但却存在于对生产的共同经营已经发展到取代重要的市场生产之前。在紧随革命出现的“混合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这样—个“纯粹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是与革命后发展的辩证法的逻辑相一致的。因而，“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时期本身可以有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资本主义企业仍是重要的，在后一个阶段合作社则居支配地位，但还具有值得注意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市场生产。共产主义发展的六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方法的核心是历史变化和发展的观念。马克思并没有详细阐述一个固定的共产主义概念以求同资本主义形成对照。他是在动态的对立中把握这两个对立面的。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着中间的联系。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论述实际上已确定了马克思著作中共产主义发展的五个阶段——以及可能的第六个阶段，即在一个地方插入的纯粹的市场社会主义阶段。让我们列举一下共产主义发展单一进程的这些阶段。（1）工厂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这些法规和类似的规范市场交换的形式可以说是在播撒新社会的种子。（2）这一社会的“最初的萌芽”是合作企业，包括工厂和农场，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人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雇主，并证明他们可以在市场的框架中成功地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3）第三个阶段是革命后将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新社会迅速成长的时期，它在与旧社会的竞争中获得了力量，这种竞争是在由无产阶级国家强行实施的新规定下进行的。这一竞争不仅是政治上的斗争，而也是社会-经济上的竞争。从狭义上讲，这一阶段结束于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消除。（4）随着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终消除，第四阶段就有了可能。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存在，但商品生产仍继续起重要作用，因为更为直接地自觉组织生产的方式还没有出现。人本身也许还不具备指导他们自己事务的能力，或技术发展的条件还没要求直接的社会范围的合作。[37]（5）共产主义社会现在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合作生产已发展到国家的，也许是国际的水平。但这一社会仍然还有很多“资产阶级的”缺陷（如同列宁后来所强调的)。[38]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在“各方面”还带有其资本主义起源的烙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和不成熟阶段的特征，使人们想起了马克思对新社会萌芽类似的表示反对的特征的论述，因为它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全部缺陷”。我们应停下来对这一阶段做更仔细地考察。共产主义的市场把仍然作为新社会标志的“资产阶级的”特征视为过去的全然消极的残余，就像“胎记”这个词会使人联想的东西，是一个错误。马克思关注的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期间作为正义标准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他用“资产阶级权利”这一表述,是意指工人应按照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得到报酬。这一“资产阶级”的特征对新社会的发展来讲是积极的重要的特征。正如资本主义社会在能以适合自己本质的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以前，在其发展的初期利用过封建制度一样，共产主义社会在能以更为充分反映其本质特征的组织方法取代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制度之前，也要继续利用这些制度。为什么共产主义在其初期不应利用市场呢？“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劳动者是不交换其产品的……”。马克思显然是根本不考虑市场生产的，即使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然而马克思实际上继续描述了一个事实上的交换制度。劳动者基于他们的劳动得到“凭证”，并用这些凭证在某种市场上购买物品。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39]然而，即使从这一概念的十足意义上讲它不是货币，但它仍在履行真正的货币的某些职能。同样，即使不存在十足意义上的市场，在共产主义社会笫一阶段仍然存在一种有限的或者说受到限制的市场。马克思解释说，由于我们论述的是一个合作的社会，个人的劳动不是通过市场的相对自主的“决定”而间接生效的。这意味着什么？在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中，生产者的活动是相互独立地进行的，只有当他们出售他们的商品时，即通过销售他们的产品这一事实，他们才能知道他们的产品是否对社会有用。那合作社会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个人的劳动不在（再）依赖商品的销售，而是在工厂就直接生效。劳动者得到表明他们已挣到相当多少劳动小时等价物的凭证。他们得到的“货币”也许不像是戏票或标记购买某些商品的定量供应簿。它更像是功劳证书，说明某一个人通过劳动挣到了多少价值单位的等价物，这种价值单位，由于旧时代的缘故，可以称为美元。在这里，个人从他人的劳动去积累货币已是非法的。因此，货币是“个人化”的。一个人只能消费他通过其劳动挣到的东西。于是，这种凭证或计算机化的购物卡的持有者，将花费这种受到限制的“货币”形式以满足他或她的需要。假设，虽然已经尽全力去预测可能发生的事，但还是生产出了一些供过于求的东两，或被证明是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在一个严格意义的商品生产的社会里，这样的结果可以是灾难性的。在严格意义讲的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用在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不具有真正的社会价值。这种劳动事后被证明是无价值的。小商品生产者将一无所得，没有朋友或亲戚的帮助，也许就会饿死。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会面临破产，但在此之前，工人至少是要被解雇的。被解雇的工人承担着这一同消费完全一致的生产失误的全部后果。相反，在合作的社会中，个人的劳动被直接看做是总的社会劳动的部分。某些这种劳动将是无用的这一事实，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讲是一种预期的成本。这种或多或少的不可避免的成本，不是全都由那些直接相关的不幸的个人来承担，而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承担。因此，对那些生产了不合需要的或经济上不合算的商品的人来讲，就不存在灾难的问题。他们的劳动仍然是“有效”的。当然，对生产的调节必须根据来自这个“市场”的这种信号而做出，这样一来，这种社会的无用劳动的数量就会被减少到最小限度，—些新的机制将必然会取代那些曾经像“自然的盲目力量”起作用的机制。新的调节机制是需要的，以便使人与自然的交换在以“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40]因而，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虽然不存在完全意义的货币，并且，按照马克思严格意义的定义，也不存在商品交换，但仍然存在受到限制的货币形式和受到限制的交换形式。同样，即使完全意义的国家已不存在，因为阶级已经消灭，但仍然存在“类似的国家的”职能，例如，保证必要的工作的完成以及报酬的按劳分配。货币和国家这两个旧社会的残余在新生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继续起积极的作用。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社会的自由发展的基础时，我们将最终达到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发展的第六阶段。在这里,我们也许很想停止我们的探讨，去查看一下市场生产在后资本主义中的痕迹。自由劳动的交换形式，已不再受必然性的强制，它与华尔街的异化了的调解无任何共同之处。不过，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马克思的辩证的方法，我们将认识到，这一阶段并不仅仅跟在其他阶段之后，而是渗透到整个过程。共产主义是“消除事物现存状态的真正的运动”。共产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一个未来的乌托邦。它是人类从自身的自我异化获得自身自由的斗争,并把这一异化用作它的自由的手段的不断前进过程中的成熟。使完全意义的国家已不存在，因为阶级已经消灭，但仍然存在“类似的国家的”职能，例如，保证必要的工作的完成以及报酬的按劳分配。货币和国家这两个旧社会的残余在新生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继续起积极的作用。（6）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社会的自由发展的基础时，我们将最终达到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发展的第六阶段。在这里,我们也许很想停止我们的探讨，去查看一下市场生产在后资本主义中的痕迹。自由劳动的交换形式，已不再受必然性的强制，它与华尔街的异化了的调解无任何共同之处。不过，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马克思的辩证的方法，我们将认识到，这一阶段并不仅仅跟在其他阶段之后，而是渗透到整个过程。共产主义是“消除事物现存状态的真正的运动”。共产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一个未来的乌托邦。它是人类从自身的自我异化获得自身自由的斗争,并把这一异化用作它的自由的手段的不断前进过程中的成熟。注释[1]詹姆斯·劳勒，“列宁和辩证的社会主义概念”，载于《社会主义的未来》，伦教，1995年4月，第11-19页。[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页。[3]斯坦利·穆尔，《马克思对市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参见66-67页。[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页。[5]同上，第294页。[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23页。[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0-241页。[8]《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6页，“从这种意义上讲，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短语在前一段话中做了限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渴望参与现存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他们对这一运动做了解释.但他们的解释实际上可能是与其他那些自以为是领导人的解释相矛盾。参看詹姆斯·劳勒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沦：虚无主义的和辩证的”，载于LouisPastouras主编的《对马克思的争论》.EdwardMellenPress,194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0页。[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页。[11]正如斯坦利·穆尔所论证的，《马克思对市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第7页。[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0页。[13]同上[14]《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708页。[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2-243页。[16]对于我对虚无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辩证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分，参见詹姆斯·劳勒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虚无主义的和辩证的”，载于IxniisPastouras主编的《对马克思的争论》，txlwardMcllenPress,1994。[17]《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527页。[18]同上[19]同上，笫407页。[20]《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97-498页[21]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引用了合作工厂的更高的利润水平的资料。参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36-437页。[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6页[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7页[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页。[25]斯坦利·穆尔，《马克思对市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26]为了支持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列宁写道：有可能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列宁选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68页。[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03-504页[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8页。[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3-304页[30]同上，第304页。[31]同上，笫314页。[32]通过与《宣言》中的主张相对照，穆尔争论说，“根据《哥达纲领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后的一个直接的任务，就是消灭商品交換(《马克思对市场》,第8页。）他写道，列宁后来在术语上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就“模糊了《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的无阶级的过渡经济与《宣言》中提出的经济的区别。后者像资本主义一样，是一种商品交换的经济。而前者则像其他那些被说成是摆脱了拜物教的经济一样，不是商品交换的经济。”（同上，第40页）穆尔的结论是，马克思改变了他对过渡经济的本质的想法。但这一结论忽略了马克思指明的过渡经济先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出现”的情况。是穆尔而不是马克思把这一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叫作过渡经济。如果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可被视为过渡阶段，那它就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不同的过渡。然而，表明马克思著作的一以贯之并没有回答穆尔的主要论点，即马克思没有证明非商品生产社会的必然性。对这一论点的回答在我们的叙述中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严格定义并没有排除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交换形式的存在，在这样的形式中，商品拜物教被克服了，然而，就像穆尔所说的那样（例如，他在30页上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以中央计划来表明其特征的。[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9-60页。[34]同上，第64页。[35]例如，DamwSchecter的《葛兰西和工业民主理论》，GowerPIiblish-ingCo.1991,第17-18页。参见詹姆斯·劳勒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虚无主义的和辩证的”，第174-179页。DamwSchecter根据工厂委员会制度详细论述了民主与所谓的中央计划之间的矛盾，他错误地假定这一矛盾是由公社造成的，并且是由马克思所提出的。[36]《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926-927页。[37]斯坦利·穆尔在他对《宣言》中预测的发展的论述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第四个阶段。他看到了一个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共存的时期，以及一个无阶级的“将市场与计划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马克思对市场》，第67页。）无论在他本人的重构中还是在我的重构中，这都是一种推测。尽管是一种对被我认为是《宣言》的文本留下的一个尚未讲清的空白时期的合理的推测。但我们有必要在这推测的第四阶段与《哥达纲领批判》中不存在商品的社会之间做一比较。在《宣言》的论述中，这一第四阶段逻辑上的可能的结果仍然是虽接近《宣言》的目标但还没有达到其目标，即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而在《哥达纲领批判》的论述中，穆尔确定的两个阶段都可以处于先于严格意义上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出现的过渡时期。[38]参见詹姆斯·劳勒的“列宁和辩证的社会主义概念”[39]《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12页。[40]同穆尔的解释相比，我自己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解释与对市场经济的解释相类似，但这种市场经济不是那种马克思确定的意义上的商品生产的市场，在那里商品生产是以分离的或孤立的生产单位为前提的。这一解释可以使人想到将我的“纯粹市场社会主义"的第四个阶段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集中在一起。然而，我认为，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上看，对多少近似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来讲都存在很大的空间。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必须解决资本有机构成在收入分配上的影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将为它们的工人所有者赚到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所有者更多的收入。这一问题可由国家通过税收间接地加以纠正，也可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通过劳动凭证直接地加以纠正。在前一种方式中，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合作工人与其他工人之间存在一种发育不全的资本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必须由国家来纠正。马克思提出的方式更为先进，它更充分地反映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合作本质，并较少反映“国家干涉主义”。但在经历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更为“初级”的合作形式之前，它是无法实行的，因为在更为“初级”的合作形式中，很多工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他们自己公司的私有者，而且也许还要对这种所有制可能破产的结果负有责任。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戴维·施威卡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戴维·施威卡特DavidSchweickart如今，为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作辩护已不再时髦。那些权威人士已停止重复社会主义已经死了和自由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的祷告。这都不是新闻了。它是一个已为人们认可的“事实”。社会主义死了。这一死亡证书的签署不仅是对经典的命令的社会主义（classiccommandsocialism），而且也是对所有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socialism），无论它们是否由工人自我管理。曾是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Komai）现在自信地断言：经典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从另一方面看，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尝试产生了一种不一以贯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因素：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与市场的运行无法和谐共存。[1]至于自我管理，“它是改革过程的一个死胡同。”[2]至少有两个充足的理由，一个是理论上的，另一个是实践上的，反对科尔内的这种流行的说法。首先，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涉及代替资本主义的市场选择的理论论著，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3]其次，现今世界中最其活力的、包括十二亿人民在内的经济，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如果说现今为社会主义辩护已不流行，那为中国辩护就更不流行了。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国走上的道路，或同20世纪60年代很多左派认为的中国所走的道路，或同越南、尼加拉瓜或古巴一直坚持走的道路相比，中国现在并不令人鼓舞。人们希望中国社会的缺陷不要如此突出。[4]在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方案中乌托邦式的描述是有作用的。我们需要激动人心的理想。我们需要能够想象现在还“不存在”的东西。然而，在评价实际历史实验的成败上也需要现实主义。由于几乎没有比正在中国显露的东西更为重要的实验，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从中国的实验我们能推断出什么东西和不能推断出什么东西。如果我们以“社会主义”来意指一种主要生产资料不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现代经济，那中国现在显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不仅中国的确把自己说成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而这种自我描述是以充分的经验为根据的。在1990年，中国GNP中只有5.1%是由“私人的”部分生产的。[5]尽管相当数量的外资流入这个国家，中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的部分只有13%（在1993年），仅仅雇佣了非农业劳动力的4%，约五、六百万工人。相比之下，在1991年，中国约240万个集体企业雇佣了3600万工人，而另外一亿工人则受雇于国有企业。这种“不一以贯之”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在过去15年甩，年增长率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10%。在这期间，实际的人均消费翻了一番，居住面积增加了一倍，婴儿死亡率减少了50%。医生的数量增加了50%，估计寿命从67岁增至70岁。除了所有这些以外，不平等的情况，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实际上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别的降低。[6]即使像罗伯特·韦尔（他曾于1993年在长春吉林科技大学教书）这种持相当怀疑态度的旁观者也承认：长春大学的学生来自更为贫穷的农村，他们谈到，随着对现代农机具和新的消费品的投资，他们的村子都发生了变化。对生活在城市的劳动人民而言，直到一两年前，他们在冬天还只能吃到大白菜和土豆、萝卜，几乎买不到在温室内才能见到的蔬菜和水果。现在，香蕉、橘子、草莓、青菜和各种肉类在一年四季开门的室内市场都可买到，这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饮食。自1980年以来，整个国家人均肉类消费增长了约两倍半。在“改革”期间（引号是韦尔加的），成百万的劳动者得到了新房子，这些房子是他们的企业建的。以前是两三家共用一个单元，现在是毎家都有自己的房子。在最近几个月内，国有企业的周工作日由48小时减少到40小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得到普遍欢迎的改善。[7]经验的证据没有表明中国是乌托邦。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异的。如果社会主义是关注改善人民实际物质条件的解放事业，而不是一种全然的乌托邦，那具有良好意愿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我们中那些经常享用香蕉、草莓、靑菜和肉类的人）就不应当太性急以致无视这些成就。此外，中国的发展轨迹还不清楚。中国社会主义的矛盾将加剧以至引发社会危机，这是可能的。中国有一天将加入到资本主义的行列，这也是可能的。然而，在我看来，那些坚持认为以上一种或两种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人关注的只是现象。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实验结果将会是怎样。中国也许能仍然掌握它释放出的生产能量，也许能走向自身的民主化并解决它在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这也是可能的。无论如何，面对如此有力的相反的证据而坚持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难以实行的这一做法，无疑是成问题的。那些如此自信地做出这些断言的和那些如此全心全意地着手他们自己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的市场化的东欧经济学家，应对由他们的改革导致的失败与市场社会主义带来的成果认真地做一比较。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中国证明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是与广泛扩大其物质利益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相适合的。然而，对人们要得出很多可靠的结论而言，中国的现象又太复杂了，它太多地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偶然性的影响，太多变化。为了超出仅仅是可能性的断言，在更理论化的层而上展开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会更富有成效。我想为一个由两部分构成的理论做辩护：（a）市场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广泛持有的标准来衡量，至少它的某些形式，是大大优于资本主义的可行的经济体制。（b）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它既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形式，也是唯一合乎需要的社会主义形式。非市场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或者从标准上看是不合需要的，而且常常同时是两者。让我们更为准确地看看“市场社会主义”的含义。资本主义有三个限定的制度。它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说，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交易是由看不见的供求之手来掌握的；社会的绝大部分生产资财或直接属于作为私人的个人，或通过对私人公司股份的所有而属于作为私人的个人；绝大多数人工作是为了得到由他们为之工作的私人企业的所有者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工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取消了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以某种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或工人的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它仍然保留了作为协调绝大多数经济的机制的市场，尽管通常存在超出了资本主义下那些典型的对市场的限制。它也许以工厂的民主取代或不取代雇佣劳动，但工人的所得不是契约工资，而是一个企业纯收入的特定份额。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制度就是“工人自我管理的”（worker-self-managed）市场社会主义。近些年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但所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都同意这样四个观点：1、市场不应被等同于资本主义。2、中央计划作为一种经济机制有极大的缺陷。3、不存在任何可以替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的、合乎要求的社会主义形式；这就是说，在短缺的情况下，市场是组织一种可行的经济的必不可少的（尽管不是完美的）机制。4、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形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并且远比资本主义更可取。让我们逐一研究一下这些论点。对“市场＝资本主义”的辨别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是保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辩护者和大多数市场改革的左翼反对者的致命错误。如果看看资本主义的主要辩护士的著作，如米尔顿·弗利德曼（MiltonFriedman）的著作，或F.A.哈耶克（Hayek）的著作，人们就可发现，他们的辩护总是集中在市场的长处和中央计划的缺陷上。[8]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因为为市场辩护要比为资本主义另外两个限定的制度辩护更容易。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很清楚地知道，将注意力直接集中在市场上而远离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是更好的办法。左派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看上去与保守派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很相象。其注意力仍然是市场，但是市场的罪恶和不合理。实际上，攻击抽象的市场同为抽象的市场辩护是一样容易的，因为市场既有长处也有缺陷。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他们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经济”）关注的是市场的长处，认为市场的反面只能是中央计划，因而无视任何批评。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者关注的则是市场的缺陷，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类似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无视任何辩护。这种策略是方便的，因为它们排除了仔细研究当市场被移植到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财产关系体系中会如何运行的需要。这样做方便是方便，但过分轻率了。对中央计划的批判必须承认，对于直到不久前还盛行的社会主义的范例，即非市场的中央计划的经济，保守的批评家已被证明是正确大于错误。他们在无视中央计划取得的积极成果方而和低估市场的消极后果方面是不诚实的，但在辨别中央计划制度的主要缺点方面没有错，在论证“民主化”制度本身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也没有错。对中央计划的批评是人所共知的，但批评的要点还是值得重复一下。中央计划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一个中央计划机关决定这一经济应生产什么，进而再指令企业去生产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这样的商品。这样的经济面临四个明显的问题：信息的问题，激励机制的问题，集权化向的问题和企业创新的问题。[9]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现代工业经济简直太复杂了以致无法在细节上加以计划。如果我们不是让消费者“用他们的钱来选择”，那就很难确定人们需要什么、需要的程度，以及所需东西的数量和质量。此外，即使计划者能够克服决定生产什么的困难，那他们还必须决定如何生产它，而且要一项一项地决定。生产包括投入和产出，由于对一个企业的投入来自其他很多企业的产出，这些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也必须加以计划。然而，由于在技术确定之前投入是无法决定的，因而技术也必须加以确定。要制定一个最具连贯性的计划，计划中心必须把所有这些决定因素统统考虑进去。由于这些因素是相互依赖的，这种计算即使对最高级的计算机技术而言也还是太复杂。与它相比，星球大战不过是儿戏。这种批评多少有些夸大。实际上，计划者是能计划一种完整的经济的。在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地方，计划者就这样做了几十年。通过把特定产品的生产集中到相对少数的（常常是大型的）企业，并以合计的形式颁布生产指标，允许企业经理在非合计形式上的机动性，产品和服务就生产出来了，而且常常以充足的数量造成使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现在有很多人说事实证明米塞斯（LudwigvonMises）和哈耶克是正确的，即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仅以苏联的情况为例：面临严酷的国际敌视和德国的入侵而持续了四分之三世纪，并设法在一个巨大的半封建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解决了其公民的衣、食、住及教育的问题，而任还创造了世界级的科学机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不应说是“不可能的”。然而，“不可能的”反面并不是“最理想的”。苏联的经济以及以苏联经济为模式的经济总是遇到效率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生产数量相对说来还不多的商品的时候，当数量更重于质量的时候，信息问题还容易解决，当要求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的时候，信息问题就变得不好解决了。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就不得不被迫引入市场的改革，这不是没有理由的。[10]从理论上讲，非市场的社会主义能够解决它的信息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市场是可以模仿的。计划者可以追踪商品的销售，调整价格，就好像供求在支配它们一样，并把这一信息传给生产者，指导他们好像是在相互竞争中取得最大利润那样去行动。但市场模仿和中央计划一般会在第二组问题上出事，它们涉及的是激励机制的问题。中央计划中存在很多固有的激励机制问题。其中理论上可以预见并通常也可以观察到的有：·如果产品的定额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那企业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去消费资源或努力确定并提供那些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如果投入和产出都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企业就会倾向于低报他们的能力而高报他们的需求，以便更容易地完成他们的部分计划。它们还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游说计划部门以得到较低的生产定额和充足的原材料供应。·如果就业是有保证的，而且收入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那工人就没有动力去工作。·如果计划部门是对整个经济负责的，那它就没有任何动力去关闭无效率的单位，因为这样做或者要增加失业或者必须为失业的工人寻找新的工作。与中央计划相关的还有政治方面的问题。计划者握有大权。有关生产定额（或价格）的决定对企业有重大的影响，这样，腐败的危险就很大。一种精心安排的可使定额减少或价格提高的贿赂，可使一个企业得到比认真关心产品质量，或开发新的生产线，或引进新的生产程序更多的直接的好处。此外，即使计划者是谨慎而诚实的，他们也可将生产集中到更大的单位，即使这时过大的规模是低效的，因为对计划者而言，只与少数单位打交道会更容易。他们还会在他们与生产者或消费者之间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计划一种大型的经济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当计划被授权的公民不断批评、修改甚至拒绝的时候，会产生无数的困难。要想有效，计划就必须一以贯之，这样，对计划的一个部分的修改就要求必须调整其他部分。使愤怒的选民中的一个集团感到满意的调整会对其他集团产生相反的影响，会导致他们为了修改而吵闹。无论计划者发表什么声明支持参与民主制，实际上是不能期望他们喜欢它的。这个问题是任何民主制度中都固有的问题，它在选择和变通的范围受到限制时是容易控制的。但是，在经济中的每一问题一每种价格、每种产品、每种技术都要服从政治上的争论时，那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或者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对民主要求的精巧的或不那么精巧的禁止。最后是企业创新问题。无论人们想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成就给予多么大的信任（比今天人们通常的信任还应更多的信任），人们还是不能相信它们具有高度的经济上的创新精神。几乎没有什么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技术能在这些经济中发现。结构上的原因并不难确定。如果企业不去竞争，它们也就没有必要革新。它们也就不必担心是否没有跟上新技术的步伐，是否它们的对手将占领它们的市场，这样，消极的失败的威胁也就不存在。积极的鼓励方式也不多。有革新想法的个人是无法建立一个企业的，因为她的将会使人大大受益的伟大想法是要冒风险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她可尽力说服她的上级一种新产品或一种新技术是值得花费时间的，成就与风险是并存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经理和计划者倾向于“保守”，这并不使人奇怪。错误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涯的威胁比革新的成功要更容易看清。风险一般是要避免的，除非冒险的主意来自于高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糟糕的想法人们也不愿意去批判，因为如果方案失败，他们是没有责任的。非市场的、分散化的经济为什么不行？在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者似乎认为市场的唯一的替代物是中央计划时，很多反对市场的社会主义者倾向反对这一观点。为什么计划应是唯一的替代物呢？为什么不能提倡一种非市场的、民主的、分散化的经济并为之奋斗呢？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这样的经济既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合需要的。无疑，如果一种经济被分散为小的、半农业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那可以认为，一种民主的、非市场的经济也许是可能的。然而，现代的消费者（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可以合理地从他们的经济中期望一定的当代科技的复杂产品和一定范围的商品，这样一来，小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的梦想就成了一种没人支持的，一种全然的乌托邦的幻想。[11]如果人们想要的不是分散化的自给自足，而是那种会导致大工业经济的统一计划的分散化的、分享制的自下而上的计划，那它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可以想象，最好的证明就是请读者仔细看看迈克尔·阿伯特（MichaelAlbert）和罗宾·哈尼尔（RobinHahnel）最近为这样一种经济提出的详细的设想，这种经济是一种分享制的经济，它利用的是个人的电脑、众多资料的银行以及大量的邻里、地区和国家的委员会。它是绝对无法运行的。此外，即使它能运行，它也是不合需要的。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脑上。要开太多的会议。[12]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到此为比，我的论证一直是反面的。我论证了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和不合需要的。因此，我还必须进而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可行的和合乎需要的选择。实际上，在现在的讨论中有很多不同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两个：约翰·罗默（JohnRoemer）的方案和我本人的方案。[13]从本质上看，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看上去很像当代资本主义，但有五个基本的不同：1、国家的所有公司的全部股票都被重新分配，以便从一开始就给每一公民一份按人口计算的股份。每一公民从一出生就得到一份服票的有价证券，因而有权获得一份其持有股票的公司的红利。当她去世后，股票退还给国家。这些股票一旦被获得，可以与其他股票进行交易，但它们不能出售以换取现金。（因此，富人不可能购买穷人的股票并获得对这一经济的股权的控制。）2、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化的。这些银行从私人储蓄者那里聚集资金，并向企业发放贷款，它们实际上运用的是与资本主义银行相同的准则。3、公司的经理由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后者由公司得以获得其资金的主要商业银行的代表构成，他们既是企业工人的代表，也是股票持有者的代表。4、政府安排有重大意义的投资计划，并运用不同的利率去鼓励或阻止某些特殊的投资。5、允许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即使是由一个企业家创办的企业。但一个企业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或一旦企业的创办者去世，它就得实行国有化（予以赔偿的），它的那些股份要被重新分配给一般大众。罗默有力地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基本矛盾被缓和了。这一经济中的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相互竞争（包括国内外企业的竞争），这样一来，信息和激励机制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模式也不存在集权主义的倾向，因为企业是独立于政治进程之外的，此外，还因为不存在所有企业都依赖其好处的中央计划机构。企业创新的问题是从两个方面解决的。首先，竞争迫使公有的企业注意开发和填补新产品和新技术。其次，经济中有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一席之地，尽管这一席之地还没有大到使他们占统治地位的程度。这一模式还涉及到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投资的不合理。由于明显减少了资本家收入的基本来源，即来自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收入，经济上的不平等被明显地缩小了（尽管还没有消除）。全体公民大体上平等地分享社会的集体财产，因而大体上平等地分享来自生产的剩余产品。由公民交易其股票产生的财产拥有上的不平等不允许超出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所以，它们不能像资本主义下那样积累和集中。[14]投资的不合理也涉及到了。罗默的模式明确承认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但很少公开谈论的问题，即市场在做出使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投资决定方面不是一种有效的机制。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必须用来补充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看不见的手。事实上，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颂扬日本、德国、南韩和台湾的奇迹，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知道要对投资过程予以指导。然而经验表明，对看得见的手不能过分重视，因而，罗默依赖的是对利率的控制。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我本人的、被称为经济民主的（EconomicDemocaracy）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同于罗默的模式，我的模式把工人的自我管理置于这一制度的核心，以反对平均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如同在罗默的模式中一样，所有的企业都竞争。如同在罗默的模式中一样，新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银行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机构。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不存在股票市场，因为不存在股票。国家的基本的财产被视为集体的财产，但它们是由利用它们的劳动者来控制的。这就是说，每一个企业都是民主管理的，工人合法地拥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企业经理的权利。对经济民主下的企业而言，这一模式是政治的共同体，而不是私人财产。一个企业不是由它的工人所有的物，而是由他们控制的联合体。最终的权力属于企业的工人，尽管除小型企业以外，在所有企业中工人将选举代表以组成工人委员会，再由委员会选举和监督企业的经理。工人的自我管理是经济民主模式的第一个明确的特征。使其与资本主义（以及与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的第二个特征，是产生和分配新的投资资金的机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都依赖私人储蓄作为投资资金的来源。经济民主的模式依赖的则是税收。每一企业都必须根据它所掌握的资本财产纳税。（这种税可被认为是付给社会的用于增加社会集体财产的租金。）从经济上讲，这一税收起的是基于资本的利率的作用——这样就避免了向私人储蓄者支付利息的必要。通过向企业收税而不是通过“诱使”个人储蓄来产生投资资金，不仅消除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即向作为私人的个人支付利息，而且使经济摆脱了它对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生气”的依赖。资本财产税的收入构成了社会投资的资金，这些资金全都反过来再投资于经济。这里讲的再投资的机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下的再投资机制。市场并不支配投资的流向。在经济民主的模式下，投资资金要返回以每个人为基础的共同体（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这样资本也就流向了人民所在的地方。人民不是被迫追随资本的流向。一旦投资资金到了共同体，那时它们就要被“贷”给共同体的企业，或“贷”给想要开办新企业的集体，这种贷款是通过公共银行网进行的，并要根据两个原则：规划的效益和职业的提供。市场的原则只是在这一阶段上起作用，而且，即使在这一阶段上，它们也不是唯一的原则。[15]总之，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可被视为有着三个基本结构的经济制度，这三个基本结构是：企业的工人自我管理、投资的社会控制、商品和服务的市场。这些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确定的组成部分：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我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详细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基本的作法有这些：在企业的层面上，企业合作的本质保证了一个有效率的内部組织。（大量的经验证明，合作企业几乎总是同类似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有效率，而且常常是更有效率。）在企业与其他企业及消费者的相互作用的层面上，经济的竞争的本质保证了与中央计划相联系的信息问题和激励机制的问题不会出现。在经济长期发展的层面上，投资机制考虑到了那种与市场相一致的计划，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计划是优于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的。企业创新问题的解决也提到了，它非常类似在蒙德拉贡（Mondragon）的情况，即通过让地方银行建立企业家的分部以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并为对发展新企业感兴趣的私人集团提供技术帮助和起动资本。竞争的压力将迫使现存企业与其领域内的技术发展同步前进。工人在一个企业内挣到更多的钱、或使劳动时间缩短、或得到更好的劳动条件的可能性为革新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激励机制。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我还详细论证了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方方面面都优于资本主义。它更平等，因为它消除了财产的收入。它更民主，因为它把民主向下延伸到工厂，向上延伸到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它还勇敢地正视了那种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唯一的最具毁灭性的特征：资本的过度的流动性。随着最近技术和政治的发展，资本现在拥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大的能力和更多的行动自由，可以迅速涌向世界任何可望得到最高回报的地方。这使得工作的不安全感、共同体的毁灭和大量的移民现在到处可见。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将根本改变这一格局。工人管理的企业不会投票搬迁到本国或世界的低工资的地区。来自公众的资本不会跨越国界去寻求更高的回报；置于法律管理下的由税收而来的投资资金要返还于共同体。因而，共同体不需要为资本而竞争（通过提供低工资或更少的环境保护的限制）。此外，共同体可以保证获得定期的新的投资资本，因此比资本主义下的共同体更能掌握它们自己的经济命运。但它是社会主义吗？蒂克庭写道，“对一个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要根据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计划来定义。”[16]根据这一定义，无论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是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确，按照这一定义，“市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用语上的矛盾，因为它明确指出社会经济活动的大部分要靠市场而不是靠自觉的社会范围的计划。但我（也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这种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更大范围的社会计划的定义。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规范概念的问题需要谈及。对于社会主义的纲领，人们能够控制经济力量而不是为经济力量所控制当然是一个中心问题。但控制既有积极的意思又有消极的意思。在我训练我的狗耍把戏和服从我的指令时，我控制我的狗。在我教它不要咬邻居或不要在地毯上撒尿时，我也控制我的狗。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是从积极意义上使它服从我的意志。在第二种情况下，我是试图防止不愉快的意外。我坚决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的更应是消极的控制而不是积极的控制，如果已达到一个适当的发展高度就更应如此。我们不需要一种允许我们为所欲为的经济。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经济，这一经济能使我们的生活有所前进，而无须过多担心经济方面的问题。诚然，在工厂，我们也许想要力图发展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共同体中，我们也许想要尝试组织我们集体福利的新方式。偶尔我们也许想要扩大视野，关注一下对整个国家有影响的重要规划，但总的说来，我们更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地方事物上。但这意指的是地方的计划，在工厂和共同体层面上的计划，而不是国家的计划。当然，有些问题必须在全国和国际层面上提出，例如，环境的破坏或在许多地方存在的极度的贫困。但要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要求国家和世界关注的大问题，我们就需要这样一种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绝大部分活动的进行是相对自动的。实际上，即使集中全力于地方的大问题，我们也需要一种经济环境，在这种经济环境中，作为公民的我们不需要考虑绝大部分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事情。长期以来，市场一直受到资本的辩护士的吹捧，他们把资本当作使我们摆脱不必要的复杂事物的管理者。遗憾的是，正如我们现在已看得很清楚的那样，一旦市场超出商品和服务而伸向资本和劳动，它就开始咬邻居，在地毯上撒尿，甚至更糟。而且它就是这样自动起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要在这些消极的后果中起支配作用，而又不使经济服从无所不包的计划所包含的大量清规戒律。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叫？这里毕竟还存在竞争，还存在不公平，还存在广告，还存在潜在的失业。这里援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区分是很重要的。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母体脱胎而来，带有其由以产生的旧社会的痕迹。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它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保留了资本主义取得的最好的成就，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最坏的弊病。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常常发觉他们自己被没有左派背景的人所激励，后者发现，前者想法的说服力不在于它们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主张，因为据说“社会主义”就包含这种消极的内涵。我从未被这种说法所诱惑。问题的真相是，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无论反对市场的左派是否这样叫它，每一个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都会这样叫它，而不关心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因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洞察，即在当代世界，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其作用已经过时。现在已不需要资本家去筹集资本、管理工业、创造新产品或开发新技术。实现这些功能已有了其他的更好的方式。市场社会主义不但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而且还体现了社会主义传统的最美好的理想和价值，对于生产者控制经济而不是经济控制生产者的理想而言，它是可信的。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它承认至少在我们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价值不会完美地实现，承认确实存在不得不做出权衡的问题。但这完全是可靠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注释[1]科尔内，《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第500页。[2]科尔内，同上，第469页。我忍不住要指出，科尔内这本冗长的、学究气十足的并且糟透了的书，正如他在序言中承认的，得到了斯隆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麦克唐纳基金会和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这本书的抅思大部分是在哈佛大学完成的，他在那里与另外一些人一起定期讲授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对象是那些"天真的‘新左派’成员，他们根本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的荒谬行为”（xxvi[3]我的那本书《反对资本主义》大量引用了这类论著，并包括一个广泛的参考书目。还可参见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4]对很多人来讲，更吸引人的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蒙德拉贡的合怍社实验的成功，那里有一个约有一百个合作社参加的合作网，雇用了25000个工人。这一由工人拥有的合作社构成的合作网在巴斯克地区扮演着最主要的经济角色，1993年的销售收入有8亿类元。它的成员的企业常常是资本密集型的，并应用了可以得到的最先进的技术，而且其中一些技术是它自己的国际知名的研究中心开发出来的。（对更多细节的了解，参见威廉·怀特和凯思琳，金·赖特合著的《创建蒙德拉贡：工人合作的综合企业的成长与活力》（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和罗伊·莫里森的《我们为自己的行程筑路》（费城：新社会出版公司，1991）我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大量吸取了蒙德拉贡的东西，因而我不想贬低它的意义。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实验必须被认为是更重要的。[5]这一数字和后来的数据来自彼得·诺兰的“中国的难题"，（载于〈挑战》1994年1-2月刊）和罗伯特·韦尔的“处在边缘的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第一部分”，（载于《每月评论〉1994年12月刊）第10-35页。[6]参看诺兰的文章，以及M·J·戈登的“中国走向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载于（挑战》，1994年1-2月刊），第53-56页。[7]罗伯特·韦尔的“处在边緣的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第一部分”（载于《每月评论》1994年12月刊），第22-23页。[8]参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米尔顿·弗里德受和罗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1980）、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2）和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1960）。[9]这后一个问題基本上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題，但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值得加以单独论述。[10]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对这样一种观点感到惊奇，即当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与生产关系发生沖突时，就要求对后者进行根本的调整。[11]这不是说，共同体不能成为更自足的，因而不能比它们现在更能掌握它们自己的命运，实际上，我提倡的市场社会主义摸式的一个结抅上的后果，就是共同体拥有的经济自主权比它们在资本主义下拥有的要大得多。[12]参见迈克尔·阿伯特和罗宾·哈尼尔的《分享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以及他们那本较少专业性的姐妹篇《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分享经济》（SouthEndPress，1991）。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的329-334页，我对迈克尔·阿伯特和罗宾·哈尼尔的观点做了一个扩充的批判。[13]关干七种不同的模型，参见约翰·罗默和P·巴德汉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当前的论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还可参见詹姆斯·扬克的《被修正和被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实化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例证》（Praeger，1992）以及利兰·施陶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新纲领》（FourWillowsPress，1987）在下面的论述中，我将只提供一个对罗默的模式和我自己的模式的概要的说明，以便使读者对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相容的结构的范围有一个了解。我所说的“罗默模式”，利用的是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与我的模式有关的细节问题，参见我的《反对资本主义》。[14]弗兰克，汤普森为1994年5月13-15日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召开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罗默的社会主义会使来自剩余价值的收入均等吗？”论证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实际上的不平等可以依然发展，因为罗默的投资资金依赖的是私人储蓄，而对私人储蓄是要付给由市场决定的利息的。这一批判在我看来似乎是正确的。然而，罗默可以这样回答，这类不平等相对说来是无害的，因为它不能被转变为对企业的控制，还因为一种充公的遗产税可以使它不能一代代地积累。[15]在这一阶段，不同的税率也可像在罗默的模式中那样使用，以鼓励或阻拦某些类型的生产，这样就给了社会对其发展轨迹的更多的直接控制。[16]蒂克庭的“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題”，一篇没有发表过的稿子，1993年，第2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导言（伯特尔.奥尔曼，）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导言伯特尔.奥尔曼“柴郡猫咪，（爱丽斯问）请你告诉我，从哪条路走我能离开这里？”“这要看你想去什么地方。”猫儿说。“去什么地方我都不在乎。”爱丽斯说。“那么你随便走哪条路都无所谓。”猫儿说。——刘易斯·卡洛尔，《爱丽斯漫游奇境记》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今天的资本主义占据着一块处于不必要和不可能之间的日益缩小的狭长地带，来内这两边的大浪正在淹没它。但在被围困的人们寻找安全的高地之前，必须说服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已经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仅正在恶化，而且的确存在一块他们可以逃到那里的高地。“不存在任何选择”，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这句话正在遍及世界的百万人中流传。相信她的话的人能忍受几乎任何程度的苦难。为什么要费神争取那种不可能发生的变化呢？苏联的解体似乎加强了这一观点，说来也奇怪，甚至在很多从未把苏联看做一种什么模式的左派中也存在这种观点。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当中那些相信一种更优越替代方案是可能的人，必须优先考虑说明并描绘这一替代方案是什么，以便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选择通向这种未来而不是另一种未来的道路。仅仅展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然是不够的，尽管过去这样做还可以。如今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社会主义。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有很多社会主义者已开始对这一信心的危机作出反应，即在他们对当前问题的描述中给予未来的可能性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已这样做的社会主义者中，一群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系统和更为执着地进行这一工作的人是那些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人，因而，市场社会主义现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左派争论的一个主题。本书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它将怎样运行？它将解决我们现存的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没有触及？它将如何实现？它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它怎样与更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相比较？马克思对它是否有明确态度？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发现它缺少什么？他们提出以什么来替代它？在这本书中，一直非常关注这场争论的四个社会主义学者——两人赞同，两人反对——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他们的回答。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四人都淸楚地知道，这个世界的被压迫者不是在问“我们如何组织社会以便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样，对他们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合作社或一个更合理的经济计划吗?”也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他们想知道的只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社会主义下会是多么的好。他们会有更令人感兴趣、更安全、更高收入和更有保障的工作吗？他们还将担心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他们想要的东西吗？他们能得到他们家庭所需的教育和医疗帮助？还会有老板、地主、无赖，以及警察这些在那么多方面威胁着他们的生活并使他们担惊受怕的人吗？其余的大多数问题都是“技术性”的，它们无疑是重要的，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它们只有在上述基本问题被谈及以后才能被考虑。然而，每一个目标都是通过与其相适合的方法实现的。在不忽视那些基本问题的前提下，这本书的作者始终主要关心的，是解释那些能带来所需要的变化的结构性改革。当然，将我们学术交流中有价值的东西转变成对人们实际提出问题的直接回答，仍是一项不断发展着的需要。1995年4月，在纽约举行的社会主义学者讨论会上，戴维·施威卡特、詹姆斯·劳勒、希勒尔·蒂克庭和我都参加了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举行的各种会议上，我们都一直关注着我们之间以及与其他学者之间的类似的争论，我们都写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施威卡特还写了两本书。在当前的这本书中，我们力图表达的不仅是我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见解，而且还有来自置身于这种争论中的那种思想上的兴奋。因而，除了简要地阐明我们的观点以外，我们每人还都批判了处于对立面的一个人，然后又对对方提出的批判做出了答复。本书的内容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部分——施威卡特和劳勒为市场社会主义辩护的文章；第二部分——蒂克庭和我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文章（我的文章之所以长了些是因为它有一半的篇幅论述的是资本主义中的市场，这样就提供了一个可能于其中思考整个争论的背景）；第三部分——施威卡特批判蒂克庭、蒂克庭批判施威卡特、劳勒批判我和我批判劳勒的四篇短文；第四部分——还是四篇短文，即我们每个人对对方批判的答复。读者最终无论站在哪一方，我们都希望他或她能够以的确存在一种选择的新的信念反击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同她一样的怀疑论者。另外，与爱丽斯不同，也许知道我们想要去哪儿，我们就能立即向着正确的方向出发。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争论的参加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争论的参加者戴维·施威卡特美国芝加哥罗耀拉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在肯塔基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是《是资本主义还是工人控制？一个道德和经济的评价》和《反对资本主义》两本书的作者，并发表了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有关的论题的文章。詹姆斯·劳勒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主席。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智力测验、遗传特征和种族主义》两本书的作者。《我们告诉孩子们多少真理？——儿童文学的政治学》一书的主编。他还发表了很多关于马克思、黑格尔、萨特的思想，以及教育理论的不同方面的文章。希勒尔·蒂克庭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俄国和东欧研究所副教授，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是《批判：社会主义理论杂志》的主编。他是《苏联危机的起源：分裂的政治经济》、《南非种族歧视的政治学》两本书的作者，《列·托洛茨基的思想》一书的合著者。他还发表了80多篇与上述题目相关的各种论题的论文。伯特尔·奥尔曼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他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著作有：《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和《辩证的调查》。他还与人合编了《社会主义教育学研究》、《左派学院：美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三卷本）和《美国宪法：200年的批判》。他还是游戏棋《阶级斗争》的发明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中译本前言（靳辉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中译本前言靳辉明《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是由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伯特尔·奥尔曼博士编辑并撰写导言的系统地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专著。这本书对于我们深入了解80年代以来市场社会主义在西方的新发展,研究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无疑具有启迪作用。伯特尔·奥尔曼教授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于1963年获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67年获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长期执教于美国纽约大学，并先后被聘为马里兰大学、牛津大学、牙买加西印度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兼职教授。此外，他还担任过纽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做过纽约WBAI电台“访问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访谈节目主持人和《新政治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等多家杂志的编辑。（一）伯特尔·奥尔曼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的研究。他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一直比较关注，曾发表过不少有关的学术论文，如“在市场神话风靡以前：走向自我管理的政治策略”、“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神话与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的优缺点”等。奥尔曼教授长期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环境中，切身感受到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严重问题，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深恶痛绝，在资本主义世界大声疾呼资本主义行将灭亡，代替它的必然是社会主义。正如他在本书前言中所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占据着一块处于不必要和不可能之间的日益缩小的狭长地带，来自这两边的大浪正在淹没它。但在被围困的人们寻找安全的高地之前，必须说服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呼吁，我们仅仅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然是不够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社会主义”。这位长着像卡尔·马克思一样大胡须的学者，辛勤耕耘，著书立说，不辞辛劳地向世人传播真理的声音，这实在令人钦佩！虽然我们生活在东西方两个不同世界里，但这种正义的声音也会引起东方人民共鸣的。（二）《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主要反映了市场社会主义的两位赞同者和两位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和各自的观点。参与争论的这四位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均反对市场资本主义，提倡建立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市场经济是否应当成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奥尔曼所指出的：“这一争论的参加者都极度反感资本主义，并都同样强烈地为共产主义所吸引，但在需要哪种社会主义带来一个到另一个的转变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围绕这一分歧，四位学者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由12篇文章组成。第一部分包括两篇文章，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两位赞同者，即戴维·施威卡特和詹姆斯·劳勒对自己主张的介绍。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中央计划经济机制的缺陷和弊端、市场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论证了市场社会主义在哪些方面优越于市场资本主义，驳斥了把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施威卡特作为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在其“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一文中结合自己所提出的“经济民主的”或“工人自我管理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对市场社会主义从内容到本质都做了全面介绍，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市场社会主义做了彻底的辩护，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市场社会主义不但坚决反对资本主义，两且它还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最美好的理想和价值，对于生产者控制经济而不是经济控制生产者的理想而言，它是可信的。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劳勒则是从《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存在寻求理论依据，他结合马、恩的著作，论证了“社会主义是与市场关系的继续存在相适合的”观点，并进而得出了马克思本人就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结论，用以驳斥那些认为马克思反对市场的观点。第二部分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希勒尔·蒂克庭和奥尔曼对自己观点的论述。他们二人从市场自身的弊端、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等方面，论证了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不可行性。蒂克庭从分析社会主义发展史入手，通过对市场和社会主义定义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分歧的分析，得出了“就市场社会主义把劳动者降低到竞争的机器的水平而言，它是反平等和反人道的”、“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已经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市场是乌托邦的，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等结论。通过直接考察市场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弊端，以及对市场导致了生产的神秘性、市场掩盖了剥削和异化等的分析，奥尔曼指出：“市场已成为铸造人性中大部分最不完美的东西的主要模具”。此外，奥尔曼还论证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消除市场的神秘化及其造成的弊端，并由此得出了他对市场社会主义十个方面的批判。第三部分是争论双方，即市场社会主义赞同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相互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赞同者对反对者的批判，大都集中在反对者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界定以及对市场的不加分析的攻击方面。譬如，施威卡特在批判蒂克庭的观点时，就对蒂克庭关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并对蒂克庭坚决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劳勒对奥尔曼的批判，也主要是围绕后者对市场的态度方面，他重点论证了奥尔曼关于“只有形成对所有市场关系的拒绝，人们才能转向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的论述和原意。市场社会主义反对者对赞同者的批驳，主要是从后者对计划的批判以及对市场社会主义过于乐观等方面展开的。他们着重对市场社会主义能否把社会主义及其合作范畴同市场的竞争、利润最大化有机结合起来，以及市场社会主义能否如其倡导者所说的可发展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责难，并依然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结论。第四部分是参与争论的四位作者分别对其批判者所作的答复。在答复中，每个人都针对其所受到的批判，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譬如针对施威卡特的批判，蒂克庭专门讨论了自己所提出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经济方案，以答复施威卡特批判他没有讨论自己所提出的模式。施威卡特也针对蒂克庭等人对他的批驳，在答文中更加详细地论证了其“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将如何运作以避免市场自身的种种弊端。（三）通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该书有着不同于同类著作的两个显著特点：其一，书中并没有对其研究对象，即市场社会主义作出一个明确的定论。该书涉及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并未对这些观点作出任何结论性的说明，而仅把参加争论者的不同观点、主张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尽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其二，书中涉及到的经济学理论较少。尽管该书是一部主要论述经济模式的著作，但其中所运用的经济学知识并不多，争论者更多地是从制度、伦理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样就使得该书的阅读对象更为广泛。《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一书尽管只涉及到了四位学者的观点，但每一观点都代表着一批人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该书是一部较为全面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著述。书中对“市场社会主义是什么”、“市场社会主义如何运行”、“市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市场的优长和弊端表现在哪里”等一系列市场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尤其是通过对争论双方相互之间的批驳，把上述问题的讨论引向了纵深。书中有许多观点，都是我们在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遇到问题时应加以借鉴的。市场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当代社会主义者面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难题。西方学者从发达资本主义的实际出发进行了大量研究，对两者的关系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回答。同样，我国学者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出发也进行了认真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国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质也在于解决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就要求我们，探讨和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特殊的运动规律。如果我们搞的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那就谈不上是“伟大的创举”，就不能称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本书对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讨论，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他们的观点，对于我们从理论上搞清问题，深化我们对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解，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規律，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相信这本书会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另外，还需提及的是这本书采用讨论和争论的方式，也颇具特色。书中两种对立的观点，相互争论，不仅批评对方，而且也回答对方的批评。是论敌，也是朋友。其理越辩越明。通过争论，达到弄清问题的目的，即使达不到共识，也深化了自己对问题的认识。这样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也是值得我国学者学习的。我们的“双百”方针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贯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正确地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和学术批评，因而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空气和学术繁荣。所以，从这本书的表达方式，我们也应受到一些启迪。回目录下一篇 |
二、新经济政策之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二、新经济政策之谜
在国内战争行将终结的条件下，苏维埃领导人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在欧洲和亚洲酝酿新的革命之前的先期，他们怎样才能避免同西方列强发生对抗呢？他们应该怎样防止国家的蜕化，或者说，他们怎样才能保持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的纯洁性呢？对于包含着如此众多未知因素的问题，本来就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由于施行当初未曾预料的“新经济政策”这个经济体系而使情况更见复杂起来。这个政策本来是为了适应当前医治整个国家停滞，特别是农业停滞的紧急需要的，而这种紧急需要已经没有了。在经过两年的施行之后证明其有效性，但对布尔什维克们说来这却是一桩糟糕的事。
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拯救国家免受灾难的一种措施，通过这种措施对农民作出必要的让步，以鼓励他们恢复生产来供养全国；这些让步应该看作是注射一付资本主义药剂：“……这就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予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为广大农民所需要，为必须作买卖来满足农民要求的私人资本所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周转能够照常进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人民就不能生活。其余一切东西对于他们这些人，并不是绝对必需的，其余一切东西，他们是可以迁就的。”[26]
列宁所做的一切是历史上罕见的。他给农民开出了资本主义这付强心药剂，以换取“其余一切东西”，那就是换取把政权交到布尔什维克手中。这肯定是一桩有利的买卖，但这却是一桩危险的交易。许多斗土担心这样一付药剂虽然对病人有效，而对医生说来则很可能要命。这个决定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多猜疑，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指望通过重新让资本主义回头，新经济政策将会使布尔什维主义告终。起初，党内各个方面的意见都认为这不过是可能试行的解决办法之—，但是不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背叛，是违反自然的同盟。不论怎么说，党都甚为忧虑，而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现在“战时共产主义”所制造出的一些幻想都破灭了：农民市场和私人企业重新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精神不停地渗透到苏维埃生活的每一部门，并且成为一种腐败和瓦解、影响国家甚至影响到党的因素。许多人都赞同罗莎·卢森堡在—九一八年所发表的观点：“列宁主义的土地改革在乡村制造出一个新的强大阶层的社会主义共同敌人，抵御这种敌人将比对抗贵族大地主更为危险而棘手。”[27]
我们将会看到，对施行改革的需要表示毫无疑问的列宁对农民讲过十分类似的话。俄国农民对社会主义试验不感兴趣，他们大都是文盲，而且生产率限低，他们形成千百万人民的群体，他们当中往往积郁着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某种精神，这是经常使沙皇感到不安的一种精神。新经济政策促进了建立贸易自由，但是看来它增加了对由土地改革引起的施行土地分配在政治上的不便。因为受到它的影响，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对农民越来越有吸引力，而把他们同党的集体化原则赶得更远了。
但是还有比这更坏的情况。新经济政策使得新老资本家阶级、商人小贩和工业家得以重新苏生。因而这个革命不仅继续使无产阶级感到失望，[28]而且它还使得农民有了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集聚点，一旦发生了有违于农民利益同国家发生冲突的事件，还给他们提供了叛乱所需要的领袖。谁也不会忘记农民倒向耐普曼即新兴资产阶级和传统资产阶级干部一边的危险，后者仍旧仇视苏维埃政权，而且可能还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新经济政策好象放置在新政权尚不牢固的结构下面的一颗地雷。[29]不管列宁在公开场合对此表示认可还是拒绝，他对这种危险的前景也象其它斗士一样表示关怀。新经济政策是一场未卜胜负的赌博。人们也象列宁那样在询问自己：“谁战胜谁？”——但这次是发生在国内方面。
与此同时，在指望终于能达到和平建设的时期方面，布尔什维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起，直到次年展露出农业丰收的希望的这段时期，农民感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于是急于寻求找到行政管理的新方法和寻求弥补过去的失误的方法。但这又是在斗士们中间巨大的理沦混乱的时期。有许多过去拿不出来的好主意和学说，受到事实的压力现在拿了出来。对于十月革命本身的性质这个主要问题也有必要加以重新考察。列宁也不免有这种混乱情景；当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成为其牺牲品了。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列宁写道，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九一八年一月五日（立宪会议）之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而从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之时起才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类似—九—八年秋所采用的另一种年表对这个主题是这样说的：从贫农委员会在乡村反对富农的斗争运动获得胜利之时起才算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不要忘记，贫农委员会在一九一八年底就已经撤销了。[30]在这篇文章写作的两个月之后，即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年表。这一次却说，革命的资产阶段民主阶段只是在一九二一年才告完结。但是过不了多久之后，我们又可以看到稍许不同的另一种说法，即十月革命完全是一次无产阶段革命，而资产阶段民主革命的事业只是“顺便”完成的。[31]
对于这种前后不一的说法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奇怪的；只有从十月革命的长期结果才能断定其真正性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从理论观点公正地评价新经济政策，怎样给它作出战略性定义？针对前一个时期来说，这是一种“退却”吗？在那种情况下，党既不抛弃“战时共产主义”的目的，也不抛弃其方法，“战时共产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早产儿。或者相反地，党又回到一九一八年春天所实行的更正确的路线吗？在后面一种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后来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32]列宁对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但是从他最后的一次讲话看来，他又重新捡起了“退却”的理论。[33]
所有这些并不能提供对新经济政策以一个适当的解释。在漫长的过渡时期里，肯定说需要有一个战略性的初步退却，以便为大踏步向前作出准备。列宁试图把所有这种混乱情况稍稍加以治理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他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发表的小册子《论粮食税》中制订了这个理论。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抛弃了“社会主义阶段开始”的理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早在二月革命以后就使用了，而在一九一八年初又重新提了出来，这是受到德国战时经济由国家广泛和严格管制的经验影响而制订的。可是在苏维埃经济整体里面却有着一个重大差异：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国家直接占据重要的经济地位。
列宁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因为他打算要同俄国资本主义合作，甚至还要同外国大资本家利益合作；他认为俄国需要长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以便吸收组织方法和技术专长，并获得资本和知识技能，而这是工人国家尚不具备的。显然，国家必须经常保持警惕并创造一些必要的监督和管制的方法。所以列宁寄希望于假手“外国人”来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如果真正值得接收他们的援助的话，他将不会予以拒绝。这个理论的另一特点也有助于它被包括普列奥布拉任斯丛、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内的其它领导人所接受，尽管他们稍有批判或有所保留。按照列宁的说法，国家的主要敌人已经不再是大资本，而是难以驾驭的、分散的小资产阶级部分，因为他们总是逃避所有国家计划和管制。唯独大资本才具有有益于进步的性质：大资本的大规模组织才能，它的计划倾向性和严守纪律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国家应该同它结盟以便同业已风吹草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有害影响进行斗争。列宁说：“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抗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34]同年早些时候，他又引用了早在一九一八年表露过的一种意见：“……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35]
当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所谓小资产阶级只不过是指农民。那末这怎么又会变成一种策略上的必要，并且还被认作是基本的必要因而在口号中总是一再重复工农联盟呢？在历史的过程中，斯大林才运用了最符合列宁要求的办法解决了这个深远的矛盾。列宁提出了其它一些办法，但他本人并不能运用这些办法。
在不久的将来，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模糊的理论就碰到了古怪的命运。它被认为应该同时完成好几种职能：首先是要消灭苏维埃社会的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任何幻想；其次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表明俄国所经历的过渡时期的性质，并阐明过渡时期是怎样把俄国引入社会主义的，在这里社会主义的各种条件尚不具备。作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由于事实上这又是指在社会主义之前紧接着的一个阶段，应该能够执行这些解释说明的职能，即据说这个理论是在俄国的特殊条件下经过检验的。但是两年以后，事与愿违，这个概念又被抛弃了。由于未能获得大资本的合作，于是列宁又着手争取农民的合作。对于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还将论及；现在让我们稍许说明一下新经济政策证明对国家经济生活是有好处的。这个和平建设时期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确知究竟要搞多久。列宁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特别加以强调，看来他承认，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共和国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36]
要先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进行改组，首先是要以现实的方式进行改组。在这样一种完全新的条件下，着手执行计划所必需的经验、参考结构以及整个科学基础都还没有。首先需要对付的弊病并且是最经常受到指责的，乃是官僚主义的弊病。列宁承认：对此“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做。”[37]有一个时期他相信官僚主义弊病首先出在地方上。在他看来，在行政上较小的单位比较容易进行试验和学习好的管理方法，因为“官僚主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但是面对事实，列宁不久就改变了他的观点，他不懈地谴责莫斯科是腐朽的官僚主义因循苟且的大本营，他强烈地批评违法乱纪和腐化的地方影响以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38]因而这就又有必要依靠比较先进的工人和无产阶级杰出人物，或者说要依靠党。依靠党里面有一部分工人和贫农的支持——利用了一般农民群众通过新经济政策得到好处从而保持中立——，于是便能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尝试。这些杰出人物有着明确的思想理论基础和肩负着广泛的行政职责。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要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把暴力组织起来”[39]这是他在一九一七年提出的一个老方案。
在当时，杰出人物的第一号武器即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还不存在。列宁在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讲话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进行改组？”而他答道：“我还不知道”。另外一种人们常用的武器，在和平建设及市场经济中现在也要加以采用了。列宁开始改组肃反委员会，并缩小其权力。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怎样才能使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杰出人物保持其纯洁性呢？怎样才能找到防止其可能蜕化变质的保证呢？
[2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45页。
[27]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美国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第46页。
[28]列宁于1921年公开肯定说，是农民而不是工人从革命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尽管工人承担了最沉重的负担（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卷475—476页）。在第二年就更能证明这的确是真实的。
[29]参看E.H.卡尔的《一国的社会主义》。第一卷，第103—104页。
[30]1921年8月所写的这篇文章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1—10页。在1918年11月6日，列宁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宣称：“……对农村来说，城市的十月革命只是到1918年夏天和秋天才成为真正的十月革命。”（同上书，第二十八卷，第124页。）
[31]同上书，第三十三卷，第2页，第32—33，35页。
[32]参看E.H.卡尔的《1917—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52年版第二卷第273—278页。
[3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95页。
[34]《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8—9页
[3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320页。
[3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442页。可是在另一些地方，他却特有比较乐观的态度。
[37]《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346页。
[38]《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27—328页。
[3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317页。 |
一、一种悬空的专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一、一种悬空的专政
在十月革命的发动者的眼中看来，这个革命要是撇开在国际上起催化剂和雷管的作用，那它就失去意义而且也没有前途：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第一个火花导向建立社会主义政体的国家，一定不会象俄国那样，而是经济基础结构和文化基础都很发达的国家。要是它不能起着这种职能，那末苏维埃政权甚至能否生存都成问题。列宁往往强调这种信念，甚至在经过好几年之后，对他的期望毫无任何肯定的迹象，他还是坚持这种解释。他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宣称，社会主义共和国可以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生存下来，但是，“当然不是长期的”。[3]一九二二年二月，他还是和过去一样非常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4]
俄国单独走上革命的道路因而从开始起就是相当孤立的，但有两种因素阻止了人们对这种形势的真正认识：其一是领导人头脑里的国际主义思想，其二是一个时期以来在欧洲存在的社会骚动。甚至在国内战争时期，俄国为求生存不得不面对一种资本主义国际的情况下，苏维埃领导人也没有认清他们国家所处的孤立状况。只有到了战争结尾时期，他们中间比较现实和国际主义情绪较少的人，这种幻念才开始消失。终于他们才全都承认了这个明显的事实。列宁在他生平所作最后所作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中宣称：
“‘单干吧’，我们对自己这样说。‘单干吧’，同我们作过某种买卖、缔结过某种条约或者进行过某种谈判的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都对我们这样说。特殊的困难也就在这里。”[5]
但是这种单干的事实及其难以估计的长期后果，也会引起一定的前所未料的情况和对某些原则的修订。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广泛的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第一个成功的革命的行政管理方法，应该在一个工人阶级构成人口中大多数的国家里建立。这样，工人阶级就是对微不足道的少数实行专政。在俄国却没有这种可能，但布尔什维克事实上比起孟什维克来则不难承认这一点。布尔什维克承认马克思的这种解释，认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落后的德国有可能在“由一场农民战争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获得社会主义的成功。没有什么理由对俄国革命的基础结构表示担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容易展开一场革命，而它很快就会扩展到其它国家，并把运动的趋向转移到其他更加适合的兄弟党。
但是尽管第二种说法证明靠不住，那末第一种则可以用新的眼光来看其结果。工人毫无疑问在布尔什维克取政权中起着主要作用。在整个国内战争中，继续从工人当中向苏军和行政机关提供最干练的干部。但是这场战争带来了生命和设施的不可估量的损失。许多工厂遭到破坏，生产陷入停滞。在各个活动方面带头进行斗争的工人所遭损失最为惨重，许多幸存者流散各地并在乡间寻求庇护。与此同时，他们中间最干练和最有天才的则受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关动员参加工作。行政机关使工人阶级的队伍人数显见减少，特别是在那些将其最优秀的干部征调出去的那些部门，即冶金工人、铁路工人和矿工部门。行政机关对工人的调用可能是俄国无产阶级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原有差不多三百万产业工人。列宁自已说过，首先由于国家机器的建立使得无产阶级的力量削弱了，他又补充说，工人阶级失掉了阶级性，那就是说他们脱出了自己的阶级轨道。[6]不论是深受斗争锻炼的工人被行政机关所吸收，或者是由于物资匮乏从事黑市活动以求生存而致道德败坏，[7]在每种情况下结果都是很悲惨的。代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这个革命事实上也基本上是这样的——在国内战争终了时，由于战争的结果无产阶级先锋队大多已被消灭掉，因而出现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局面。十月革命的两年之后，苏维埃已经丧失了对政权的直接掌握。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间，列宁深深感到懊恼地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又极其坦率地承认，那是由于群众的教育水平低得可怜：“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8]
不久在事实上就得承认无产阶级业已消失，因而专政就必然丧失了其原来所赋有的各种特性。专政的权力便只能由“先进工人中一个狭隘的阶层”来掌握，在这种基础上的专政本身是不能维持多久的。于是党取代了无产阶级，而在党里面工人为数并不是很多的；党变成了革命国家的刀枪武器。列宁说道：“资产阶级正确地估计到，‘工人阶级’的实际‘力量’，现在是由这个阶级的强大先锋队（俄国共产党……）……组成的。”[9]
在另—种情况下他写道：党是专政的最强大的根子——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组织良好、领导有方和纪律严明的地方小组和队部，向各条战线上进行了斗争和向各个行政机构及经济事业方面提供了领导干部和执行者。一位算不得是共产主义同情者的美国历史学家写道：“(白军)……要同这样一种敌人作斗争，这个敌人里面虽然存在着背叛变节、腐化变质和破坏秩序种种困难，但它在全国仍保有采取共产党的形式组织来的一支训练有素和受纪律约束的队伍。”[10]这确是对由列宁所锻造起来的强大工具的颂扬，这个工具现在可能正以一种他所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在发展。党掌握了实权，并在负责执行这种权力。实际上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甚至在国内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发生之前，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动阶级已经单独不能管理国家，甚至无能管理他们所在的工厂。工厂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工人监督这些东西都是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完全合法化的，它们是在紧接着夺取政权之后由于自由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情绪的结果的那种革命热情而真正自发地形成的，但是它们的特点则是有某种程度的混乱和效率不高，能使全国生产机构瘫痪。因而有必要抛弃这种方法而采取另外一种；许多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但是列宁却竭尽全力坚持他的要求，要求维护纪律，而一长制和行政力方面的优势将能保证这一点。即使在国内战争大规模屠杀工人之前，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业已显出了巨大的裂痕。于是其它问题跟踪而来。
在前面的一段引文中我们看到列宁在写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时使用了引号。党的先锋队再也得不到它的队伍中群众的支持；它的社会基础现在是处于引号当中。党内比较清醒的人士业已认识到，他们正处于某种意义的悬空之中，但是一些理论家们还抱有一种幻想，相信这种情况可以维持相当长久。这种社会空白不久就会由前所未料的不同力量所填补。
在工业管理制度开始出现的时候，——尽管工业还十分薄弱，还是感到在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关中出现了为数庞大的官吏。按照列宁的说法，他们就是原沙皇政府的官僚分子，他们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按照列宁的另一种说法，要是没有这样一套行政机构，现政权也肯定维持不下去，但这套机构并不是苏维埃；那只是一种可耻的变体。这些沙皇政府的官史——俄语称之为“чиновники”，其性质带有意味深长的特殊意义——在开始的时候抵制新政权，但后来则决定同它合作。列宁说：“于是他们都回来了，这就是我们的不幸。”[11]我们不知道，假如他们不回来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情况却是这样的：“在上面我们有多少自己的人，我不知道，可是我想总共不过儿千人，最多也不过几万人。但是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社会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反对我们，一部分是自觉的，一部分是不自觉的。”[12]面对着这样的结构，苏维埃势力简直毫无办法，列宁感到束手无策和被夺去武器。此外，他的分析也不见得完全正确，因为这部机器违反了其本身的各种职能，变成了对国家的真正社会支持；它或多或少是有效地在执行国家所指定给它的任务，由于事实上它至少包括有忠于新政体的某些分子，不管怎么说，它同国家还是联结在一起的。托洛茨基对这个主题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意见：
“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对官僚制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胜利的指挥员们在地方苏维埃、在经济和教育方面都占居了领导岗位，他们坚决地到处都把在国内战争中取胜的一套制度加以推行。因此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把群众撇在一边，使其无法实际参与国家的领导。”[13]
这些前红军干部所占据的位置，远远比列宁所提到的在行政机关上层的几万共产党员的数目大得多，因为他们在各级机关里都同大批旧官吏混杂在一起。
实际上列宁对这种行政方式深为关怀并且很不喜欢，整个说来这个政权就是这样行使的，而且在对待其日常事务上不管本身成分如何也都是这样照办的。他经常批判那些无能搞好和平时期工作的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们，只有他是唯一的能这样做而不遭殃的政治领袖。即使在数以万计的最优秀共产党员干部集中的莫斯科，他也发现并要求消除那些官样文章和因循苟且。[14]共产党员竟容许自己被一帮异己分子所扼杀而不能够有效地来办事。
“究竟还缺少什么呢？缺什么，很明显：作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的四千七百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和这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在领导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人物，我是很怀疑的。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15]
所有这些现象对政权机构起着深远的影响：在实践中，现在由党掌握着绝对权力，而它是超出任何社会势力之控制的。由于劳动阶级日益衰弱，而党员人数又有所扩增。这些新党员中当然有些是工人，但也还有相当大数目的农民和其它成分，首先是知识分子和政治背景极不相同的一些机关人员。同那些开创者意识形态的联系松弛下来了，有时一些庸俗的野心家受到执政党所拥有的特权的吸引而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来，那就可能完全抛弃这些联系。在短短几年里，党的政治和文化方面整个说显见沉沦。“……在这样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迅速觉悟、独立参与阶级政治的情况下，为了真正实现无产阶级领导，一般说来（如果从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说来），我党在政治教育上还是比较差的。”[16]
事实上，即使在党内工人的数目占居多数，还是没有多大差别。他们还是无法阻止党的小资产阶级偏向。列宁懂得这一点，[17]他所最担心的是党可能受到最强大的俄国小资产阶级巨大浪潮的淹没。另方面，他对来自完全不同方向所出现的一种危险则很少警觉。
党还要管理那些留在党外的工人，党对这些工人采取和那些业已入党的工人一视同仁的态度，在对待业已被接纳的其他社会阶级的成员的情况下，这种统治就更为明显。许多工人，甚至连那些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工人，以及那些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国家最坚强柱石的工人，对于有效地参与政治决定或者管理政府也都完全无知。这种论断当然是指作为一个集团的工人来说的，而从个人来讲则他们业已占据党的最高岗位。在这方面，党还是信守它的原则而从劳动阶级当中吸收党的干部，甚至有时超出范围几乎找不到适当的申请人。正是这样一些内部杰出人物才能够承担指导各种事务以及党员的教育，不管其出身于工人或者其它社会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外界环境的压力而变成一个社会成分不同的少数分子的专政，不久就变成了党的专政。但是在这个阶段权力核心变得越来越狭，这种过程尚未终结。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宁在写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们的一封信中作了进一步陈述。他说“……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决定于党员成分，而是决定于可以称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小部分党员所拥有的巨大无比的威信。”[18]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就止于此。把国家推向越来越集权于非常少的个人手中的这种奇怪的动力在继续发挥作用。乍看起来，苏维埃政权似乎不幸而陷于这个地步，但是应该更精确地追寻这种发展是在什么样的特殊困难条件下综合起来而形成的原因。国内战争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并对这个政权带来持久的影响，远较一般所相信的更为深远。这个政权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在当它尚处于其组织和方法一切都不稳定的阶段，它只好集中全力于单一的目标，那就是谋取本身的生存。因而不能过分强调在现在进行讨论的这个时期，这个政权是由国内战争造成的，并且是受战争所塑造的，正如同它取决于党的各项学说，或者取决于党的某一学说，即许多历史学家把这认作是列宁的“原罪”的那种学说。
面对着受几个西方国家支持的、装备精良的庞大的“白”军，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和专制主义是有绝对必要的。但即使在这个时期，党内的争议并未停止；只是出于团结起来反对敌人的需要才能使争议受到约束。只有到了战后才禁止各种派别和对基本问题的任何争论。国家经常处于紧急状况和受到威胁的非常形势下，需要不断调动干部，把他们从一条战线调到另一条，或从一项军事任务抽调到经济战线，或者相反。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民主程序可循，而只有采用权威手段，即用命令、指派或者解职的办法才有可能。这些方法无论是从理论上或者从法令方而来讲都是不能认可的，然而在三年来的实践中，在党内生活里成为一种现实。从上级指派—个党组织的书记变成自然而合理的事。地方组织本身缺乏干练的干部有时就向上级申请，给他们选派领导干部。差不多全国所有重要的党外岗位都是由党的领导来选派。恢复和平以后，这些习惯做法并未放弃，而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分配工作的“分配登记部”根据国家的需要仍旧在这样干。这种办法还是行之有效的，但却引起各方的抗议。因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很容易把一个政治上很难对付的人——也许只是某一特殊方面或者为某个领导人所反对的——从一个岗位上调到另一岗位，或者调到较次要或较遥远的岗位上。由于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抗议之声频起，人们反对这种不民主的程序，认为这违反了党章所规定的选举原则，这些抗议仍旧无济于事。这种局面使中央组织局在党内拥有大权。要想结束这种局面就必须彻底改组整个体制，也就是要对革命的最关键部门之一进行改组。[19]但是由于施行新经济政策，在饥荒和农民暴动的时候，在背后还有喀琅施塔特背叛的幽灵存在的时候，还不宜于放松控制。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情势有些恶化起来，担心党将发生瘫痪危险的列宁——只有党是他所能支配的可以充分信赖的力量——倡议禁止派别活动，并使中央委员会有权把搞分裂派别活动的党员开除出党。不管这个决定是对某种紧急状况的急速反应，或者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措施，[20]或者甚至是一种错误判断和缺乏洞察能力的结果，但它对党和国家的未来都起了重大影响。它把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的作用更加增强了。而中央委员会本身的地位相形之下有所削弱。每件事都越来越多地要通过政治局，高级行政领导和人民委员们凡是自己不愿作主的问题都提到这个最高当局来。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曾激忿地诉说了这种事实。
由于列宁身在人民委员会，便把这种情况至少是部分地掩盖起来了，只要他继续留在他的岗位上，那末政治局就更多地致力于制订有关国家政策的大政方针和解决一些原则性问题。但是列宁本人却在政治局里讨论许多实际上属于人民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日常问题，而当他病重的时期，政治局便成为国家的关键性机构。负责处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日常事务和行政工作的书记处便成为一个仅仅是次要的机构了，但是由于党内逐渐形成的一套新的实践，特别是在国内战争时期，清楚地可以看出许多权力是可以由其首长自己扩张的。
一九二二年四月，斯大林受命担任总书记，即党的总书记。与此同时，他还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有一个时期又兼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这样高度的职权集于一身，只有慧敏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才能认真地加以顶撞。在这个阶段我们差不多看到了托洛茨基早在一九Ｏ三——一九Ｏ四年就预见到的那种情况，他对列宁有关党的组织问题的观点曾给以批判。他认为：“党的组织取代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又取代了党组织；最后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21]托洛茨基的唯一错误是把列宁的集中主义看作是“自我中心主义”：列宁的观点并不能掩盖其对个人权力的欲望，而实际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致力建立的党的机器却调转过来反对他们两人。
为了更加充分地了解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的政治思想，我们现在还应该转过来看看集权现象的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们是深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由党来取代无产阶级这样一个明显的断然事实，被毫不含糊地纳入理论中去。但这本来是当作一种暂时现象，一旦当大工业中的工人组织起来了，而工业也以其未来的成就加强起来的时候，这个现象就会消失。实际上，由于它在全国的工厂中倡行一套管理制度，于是官僚制便大展宏图了。列宁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说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这种假说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他看来欧洲的革命大有前途，可是后来发生的障碍却证明是悲剧性的。
列宁说过，尽管俄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体制，但它却未能成功地创立一套国家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基础的这种明显空白几乎意味着没有什么肯定的成就：“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指‘权力’——中译者）夺回去”。[22]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又由它的最忠诚的信徒给颠倒过来了。实现国家官方目的所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基础却偏偏没有。新的国家处于一种“双重悬空状态”中，首先这是指没有无产阶级，其次是说缺乏经济基础结构。正如E.H.卡尔所说的，这个专政只能说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实际的“存在”。[23]这同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表露的那种乐观的、简单化的乌托邦构想相去甚远，在那里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遵循巴黎公社的先例而加以解决。一些斗士们往往从他们在混乱情况下所看到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中推断出政治结论，在这里缺乏任何社会基础的杰出统治人物体现了一种“纯政权”，而把他的愿望强加于一个社会身上，而这个社会的自发的动力在新经济政策之下所追寻的目的和党所追寻的目的适得其反。
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学说需要使自己适应于这种新的情况。有两件事情有助于其实现这一点：政治意识应起的作用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并不是自发的；党所承担的唤醒这种意识的任务的某种概念。在列宁主义的策略中，党所处于的中心地位以及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某种唯意志论的解释，不应该使我们得出象有一些人所做的那样，把造成政权逐渐退缩而终于最后形成一种专制独裁局面的现象的所有责任归之于它。列宁主义学说最初并没有设想一个单一的国家，甚至也没有想到严格单一的党；而党取代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也决不是列宁原计划的一部分，这只是由于一系列没有预料到的情势全然意想不到地掺合在一起的结果。尽管托洛茨基预先警觉地有所发现，但是如果把斯大林时代权力集中到最高峰看作是一九Ｏ三——一九Ｏ四年党内不同观点和分裂的结果，那是不对的。在后期的历史中，在十月革命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和它们影响理论的方式中，可以找到其根源。不论是“战时共产主义”理论，或是新经济政策所依据的恰恰相反的一些思想，同革命前的一些偏见和理论都没有任何关联。一旦国内战争取得胜利重建和平的时候，列宁就着手来巩固政权，他通过建立一种经济基础结构并提高干部和人民的文化水平，即着手解决文盲问题，以达到上述目的。列宁懂得在他的政体所处的情势下，政治优先于经济，但是这种优势可能会一成不变的想法并不能使他放心。他仍旧长久不变地采用这种手段，即单独运用政治权力，而在我们这个时期许多人认为这是最强大的和最有决定性的力量。[24]
在这一点上，这些斗士们在从他们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幻想中摆脱出来的时候还要面临另外一种假象。需要建立起社会大厦所缺乏的基础，排出了任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更不用说过渡到共产主义了。列宁在安抚这种迫不及待的情绪时，反复强调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开始，在这种时候他将同意延长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期。但是他对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可怕危险看得很清楚，即外部威胁和内部的不稳(特别是在农民中间)，他也看见共产党员本身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压力下蜕化变质可能性的危险。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陈述他的关于共产党员不再是领导人而是在被领导这个观点时说：
“这真象我们小时候听人讲的历史故事。据说：一个民族攻打另一个民族，攻打人家的民族成为征服者，而挨打的则成为被征服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得。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问题就不简单了。如果出征的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的民族，出征的民族就强迫被征服的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形呢？四千七百个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制于别人的文化呢？不错，这里可以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25]
这篇演讲说明列宁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政权所面临的危险。即使说后来的历史发展与他所预料的大有不同，但还是必须承认列宁是这样—种人，他能够事先分析形势然后把他所看到的平凡的真实情况告诉党和全国。
[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442页。
[4]《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177页。
[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96页，《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
[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4页。
[7]同上书，第1—4页。
[8]《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156页。
[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7页。
[10]D.W.特雷德戈尔德《二十世纪的俄国》，芝加哥，RandMcNally公司，1959年版，第181页。
[1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87页。
[12]同上。
[13]列·托洛茨基：《被出卖了的革命》，纽约1937年，英译本，第89—90页。
[14]论粮食税》，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346—347页。
[1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54页。
[1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25页。
[17]同上。
[18]《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26页[中译者按，这段引文里的“党员成分”（coctaB），更确切地译法是“党员群众”或“全体党员”（英译为：rankandfile）]。
[19]参看E.H.卡尔：《一国的社会主义，1924—1926年》，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58—59年版，第二卷，第19页，特别是第20l—204页论干部任命制度一节。
[20]参看E.H.卡尔的《1923—24年的空位期》，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4年版，附录，托洛茨基的《被出卖了的革命》，第96页：“禁止派别活动再次被当作一当形势大见改善的时候就要放弃的一种非常措施。”
[21]E.D.沃尔夫：《掀起一声革命的三个人》，波士顿，BoaconPress,1955年版，第253页。
[22]《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176页。
[23]《一国的社会主义》，第一卷，第103-104页。
[24]政治优先于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肯定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点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1—435页）中讲得很清楚（另参看本书附录九）。再请参看E.H.卡尔的《一国的社会主义》，第一卷，第130—131页。
[2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54页。 |
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大事年表
1918年初夏—1920年12月国内战争（或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1921年
3月宣布新经济政策（以征税取代粮食征集制，最初征收实物税，后改为货币税)。
12月列宁患病。
1922年
1月至2月列宁获得政治局批准给予六周的补充病假。
3月3日第—次致函加米涅夫，反对任何削弱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企图。
3月27日—4月2日由于健康不良获得新的长假。
3月27日—4月2日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
4月23日列宁住院动手术，取出1918年8月社会革命党人范雅·卡普兰向他行刺开枪留在体内的两颗子弹之一
5月15日写信给斯大林，建议由政治局作出决议，重申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原则不容更改。斯大林予以抗拒。
5月22日政治局采纳了列宁提出的有关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的要求。
5月25日列宁半身瘫痪并丧失说话能力。
6月中旬列宁的健康状况好转。
8月10日决定召集一次研究处理苏维埃各共和国关系的委员会。
8月11日委员会研究并采纳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
8月21日列宁就工农检查院问题同斯大林谈话，次日写信给工农检查院领导人批评这个机构的工作。
9月15日斯大林的计划遭到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断然否决。
9月22日列宁要求斯大林就有关各共和国之间关系问题的决定情况随时向他汇报。
9月24—25日斯大林的委员会重新召集并采纳了斯大林的比较明确的“自治化”计划.
9月25日斯大林把共和国关系委员会工作的档案材料交给列宁。
9月26日列宁约请斯大林就各共和国统一问题面谈。列宁写信给加米涅夫提出他自己的方案：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
9月27日列宁接见穆迪瓦尼就统一计划进行会谈。斯大林在写给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指责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
9月28—30日列宁分别约见奥尔忠尼启泽、格鲁吉亚吉央委员会的三位委员以及阿塞拜疆的米雅斯尼柯夫，讨论统一问题。
10月2日列宁从哥尔克村回到城里在克里姆林宫工作。
10月6日政治局会议（列宁缺席）决定限制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范围，列宁的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计划被采纳；列宁写信给加米涅夫表明他将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斗争。
10月11日列宁会见托洛茨基。他们讨论对外贸易垄断以及为共同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
10月13日列宁写信给斯大林就有关对外贸易问题的决定提出批评意见，并要求予以订正。
10月21日列宁指责格鲁吉亚人拒绝接受泛高加索联联盟计划。
10月22日格鲁吉亚中央委员集体辞职。
11月上半月莫斯科收到从格鲁吉亚纷纷寄来的对奥尔忠尼启泽的控诉书。
列宁收到柯·马·秦查泽的来信，并引起对格鲁吉亚出现的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路线的猜疑。
11月5日—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11月13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11月20日列宁发表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会议上)。
11月24日列宁出于猜疑对格鲁吉亚事件调查委员会的组成名单拒绝表态。
11月25日政治局批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这个委员会名单；委员会出发前往第比利斯。
11月底“意外事件”：奥尔忠尼启泽殴打穆迪瓦尼的支持者卡巴尼泽。
12月7日—12日列宁在高尔克村休假。
12月9日李可夫从格鲁吉亚归来，会见列宁。
12月12日建议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上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维护他们的共同意见。
12月12—15日列宁和托洛茨基就列宁的建议及托洛茨基的主张交换信件。
12月13日列宁经受两次严重中风。
12月15日列宁写信给斯大林告知他“已经作了必要安排，可以离去了”，[2]并已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同托洛茨基达成协议，后者将维护他们的共同立场。
12月18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撤销以前的决定并重申采纳列宁-托洛茨基有关对外贸易问题的主张；中央委员会指定斯大林负责监护列宁的医疗工作。
12月21日列宁在一份短信中祝贺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胜利。
12月22日斯大林指责克鲁普斯卡娅接受列宁的口授写了一封信。
12月22—23日之夜列宁再度瘫痪半身不遂。
12月23日列宁要求医生准许他口授某些札记。
12月24日列宁宣称如不允许他口授他的“日记，他将拒绝接受医生对他的治疗。政治局给予批准。
12月23—31日列宁口授他的记录，即被称为他的“遗嘱”。十二月三十至三十一日口授有关民族问题和格鲁吉亚问题的备忘录是这些记录的最后一件，后面附有关于斯大林的补充意见。
12月30日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1923年
1月至2月列宁口授五篇文章，《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1月4日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增列撤换斯大林的建议。
1月24日列宁要求调阅捷尔任斯基委员会调查结果的档案。政治局感到难以处理。
1月25日政治局同意捷尔任斯基主持的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结论，这个结论左袒奥尔忠尼启泽而指责穆迪瓦尼和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
2月1日政治局对列宁的要求作出让步，并把委员会的文件送交给他。列宁要他的秘书把这些材料念给他听并指示处理办法。
3月3日列宁的私人调查团把格鲁吉亚专案调查结果送交给他。
3月5日致书托洛茨基，要求他用两人的名义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维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于同日复函。列宁开始口授一信给斯大林。
3月6日列宁授完写给斯大林的信，要求斯大林就他粗暴对待克鲁普斯卡娅一事表示道歉。又致书格鲁吉亚人穆迪瓦尼和他的朋友们，声明列宁站在他们一边反对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
加米涅夫从克鲁普斯卡娅处获悉，列宁要在政治上整垮斯大林。列宁的健康急剧恶化。
3月10日列宁又一次中风半身瘫痪使他完全丧失说话能力。列宁的政治活动从此完结。
1924年
1月21日列宁辞世。
[2]列宁写给斯大林的这封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16页。系据俄文第四版译出，有删节。这句话系从这里的引文转译出来的，按中文版的译文原为：“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完毕，可以安心起程了。”——中译者 |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前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大量左翼专政政体，这类国家的唯一先驱就是苏联，它现在正在庆祝其五十周年纪念。对于那些不厌其烦地想要彻底了解这五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及其对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变迁所产生影响的新国家来说，毫无疑问这五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是很有教益的。因此，苏联在一九二九——一九三Ｏ年期间所创办的“农工联合企业”的失败，预示着人民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失败。而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0年试图开展他的农业城计划时，他是同一种浮夸狂的牺牲者。可是，除了少数苏联著作者之外，主要是讲英语国家的专家们指出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多么单纯地富于经济和社会教训，而他们却很少从这些认识获得教益。关于苏联历史上许多其他时期和其他方面，或多或少模糊不清，只有少数学者的专著中偶而涉及。看来苏联统治阶层的杰出人物也并不象是很了解本国的历史——除去那些曾经亲身参与其事的少数人以外——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来说，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总想把它们的历史当作一种国家机密。这些领袖们似乎相信，有关过去层出不穷的失败悲剧的知识对于那些担负建设未来职责者说来，是一种消极的因素。然而实际上对历史一无所知比起把历史事实公诸于世并加以分析来说，肯定会更加不利于向前看的态度。但是，既然历史只有经过官方允许才能予以公布，那么它当然就会仍然模糊不清，因为看来科学信条被国家垄断所沾污了。
对列宁和他在最后一年的思想的这种研究，当然并不是什么完全新鲜事。从二十年代托洛茨基所披露的材料，以及由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布列宁的“遗嘱”而引起的反响，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已经领会了许多东西。但是，最近苏联公布的材料，使我们能够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弄清楚列宁卧病期间党内最高级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分析列宁的“遗嘱”，也就是他最后时期的政治思想，并进而对其作出一番新的解释。
在我们引用的文件资料来源中，有三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最新版的《列宁全集》即俄文第五版，不仅比以前各版更加全备，并且附有大量重要的注释，第二，列宁的私人秘书之一的福齐耶娃的回忆录；第三，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期间的“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于一九六三年第一次由一个苏联历史杂志予以公布。[1]这些笔记不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格式而论，都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一本包括四栏格式的笔记本，载明日期、秘书姓名、列宁所作指示以及对这些指示的执行情况，最后一栏还包括有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办公室和人民委员会当天发生的事件的记载。这个记录上逐日记载了列宁所作的约会、他的通信，甚至还有他最轻微的动作和姿态。这个报导说明了列宁的工作方法，但开始它并没有提供什么特殊惊人的揭示。可是，不久就越来越清楚了，列宁的工作进度越来越慢下来，他再也不经常来到他的办公室，而只是宁可把—位秘书召到他的私寓进行口授。他的健康状况不断垮下来，他的医生让他尽少工作并多在乡间休息，不要出席人民委员会或者政治局的一些会议。1922年12月13日在和捷尔任斯基作了—次重要会唔之后，列宁的病又曾两度严重发作，因而终于不得不听从他的医生的嘱咐放下工作，卧床休息。在这个关头，“日志”开始变得十分精彩。当列宁把秘书叫来以便作出指示和口授时，他们细心谨慎地观察他，把他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动作都记录在“日志”上。列宁被限制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寓所的一间小屋子的卧床上，他的右手和右腿瘫痪了，所以几乎同外界完全隔离开来，不过问一切政治活动。医生们对这一点的嘱咐是很严格的，由于政治局的决定更加强了对医嘱的执行。
可是不管“日志”的记载多么零散片段，还是可以说明列宁虽然瘫痪了，并且毫无疑问确知自己的末日为期不远，不仅在同肉体的衰亡作斗争，而且．还在同他的党内领导作斗争。他竭力试图对国家的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制订出一套行动计划，并力图劝说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接受这个计划。这个并不是根据政治局成员们的要求所作的计划包括有对政府工作方法、在人事方面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目的任务方面的重大变革。政治局的多数人对此不感兴趣。
依靠少数几位妇女——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她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尼奇娜和三、四位秘书，主要是福齐耶娃和沃洛迪切娃，列宁坚持不懈地要弄到他所需要的档案材料。他告诉一些有影响的成员，向他们建议采取特殊行动方式；他在寻求同盟者，并向各方领袖吐露他的意见，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用间接办法转弯抹角来进行；他草拟下—次党代表大会的长篇报告和准备发布的文件，因为他终于从医生和政治局方面获得允许，继续自己的某些活动。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是在秘密进行的。依靠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的帮助，列宁可以说在进行一场密谋，以保证他终身事业的未来成就。用列宁自己的话说，这个“密谋”的中心包括一项秘密组成的特别使团调查格鲁吉亚的某些事件，因为有党内的几位领导人物牵连在内。“日志”对这个事件的记载使我们能够详细地把它串连起来，这些细节揭示出或者得以判定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三位领袖之间的个人和政治关系的实况。这些记录也使我们得以了解象列宁那样的重病患者所作出的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努力；它们也能帮忙我们感觉到列宁的存在、他的各种感受的锐敏、他的个性的坚强和他那笑容的可掬。
但是，在这里我们却感到有些事是传记仲裁记事所难以表达的。有些历史学家们往往提到由于一种“理智的危机”，因而列宁可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在尝试着手策划—场“苦迭打”式的宫廷政变，进行一场维护他自己的事业成果的变革，那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悲剧。因为他认为他可能看到自己关于解放群众的理想将在眼前毁于—旦，他感到自己业已丧失对事件的全部控制力，这是由于在他的肉体生命中的一件意外和难以挽回的政治现实不幸地偶合在一起。在本书的相应比方我们将有机会重新探讨这些假设。
在列宁患病期间苏联政权所处的情况和列宁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里所面临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是有教益的。因而我们将要碰到一些超出—本传记范围的争论问题。列宁试图使他曾经致力建立的政权具有一个适当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制订出既能适合于这个结构也能适应革命的最终目的的一套管理方法，其结果就是新经济政策。他试图搞出一种新的模式，对于专政机器富有生机和效率的模式。他的所作所为提出了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专政领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问题。在苏维埃类型政体和在发展一个落后国家所建立的专政的最初阶段，这三个基本问题总是互相依存的。
列宁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为推动经济所必需的两种势力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也就是各种自发势力即农民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商人，与国有的集中化和或多或少计划化的部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而后者是作为一种总方向的整体经济所必需的，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这就是“市场”和“计划”两难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尽管农民小私有者和资本主义类型的中等阶级业已消失了，但在苏联领袖们的头脑中这还是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发现这两种概念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只要它们能够以和谐的方式同时加以调剂的话，它们还是能互为补充的。
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专政国家的职能问题，将需要我们予以更多的重视。在起初的时候，建立专政的目的是完成发展国家的使命，并建立更大程度的社会正义，而这正是革命所要争取的原则。但是专政国家却由于其本身的规律和利益而总是会变成一种僵化的机体；它也可能变成有背于其原来宗旨的歪曲物，它也可能溢出其创建者的控制范围，而至少在一个很长时间里使得群众的期望归于破灭。这个工具本身就会变成目的。本来旨在促进自由而建立起来的强制体系可能会变成一部镇压的机器，而不是成为在国家机器之外提供权力份额日益强大的社会力量。每一个试图以有效的方式执行往往为群众不乐于接受的艰巨任务的国家，这就必然会产生出一个享有特权的干部整体，他们享有一定的优惠以及物质和政治的特权。如果这些特权不受社会和经济现实的严格限制，那么不久它们就会变成极为危险并有碍于发展。
权力和优惠总是有使人们堕落腐化的危险的。从革命中产生的国家的领导人和行政者，尽管他们往往是勇敢有识、富于理想和献身革命事业的杰出人物，但他们总不免更加重视谋取他们的特权，而不是重视公正对待这些特权的职能，尤其是如果他们处于大批新的行政者当中——这些人既没有创始人那样的水平也没有那样的价值观念——被孤立起来的时候，就更加如此。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堕落和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呢？这是不容易回答的。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杰出人物的道德水平和政治觉悟程度，以及某些制度上的保证才是积极的因素。在这些条件下最好是重新提及列宁对共产党人提出的戒律，要他们保持“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并且总是准备“从头开始”（见本书扉页内题词——译者)；他们必须永不丧失其批评精神，如果有必要的时候，还必须志愿重新再建所有的或者大部分他们原来所追求的目标。
对于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含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之后，我们在下面分析“列宁的最后斗争”的篇幅中只是想尽可能客观地提供进行这样探讨所必需的材料。
[1]《历史问题》杂志，一九六三年，第2期。《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1958—1965年版)，第四十五卷，第455—486页也重刊了这个“日志”（中文版载于《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杜，第三辑，第140—177页)。 |
译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译者的话
英国伯明翰大学苏联和东欧研究中心历史学专家莫希·莱文博士是法籍苏联人，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波兰的威尔诺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曾在苏联国内工作并曾参加苏联红军。他在移居西方之后，曾在法国、以色列、英国和美国一些学术机关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是当代颇有影响的苏联问题专家。他的主要著作有：《俄国农民与苏维埃政权：集体化研究》、《二十年代俄国的大论战》、《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等。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他的法文和英文本《列宁的最后斗争》出版以来，引起各国学术界和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们的广泛重视。七十年代以后，许多研究俄国革命及列宁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的专著都纷纷引用莱文的这部著作。英国专家马塞尔·利布曼在所著《列宁自己的列宁主义》一书中说，一位政治历史学家要想弄清楚列宁生命的最后岁月的“悲剧性遭遇”，可以进行富有意义的探讨，这就是为什么莫希·莱文的《列宁的最后斗争》一书具有如此高度价值的缘故。日本的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菊地昌典不久前在访问我国期间曾经提到，《列宁的最后斗争》一书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由此在日本学者中也开始注意到列宁晚年同斯大林的对立。美国学者鲁塞尔·布洛克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一书中多次提到了莱文的这本著作，他对这个主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评述。他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挑选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汇编在一起。意在用第一手原始材料说明列宁晚年的斗争。
莱文的这著作是以传记体裁撰写的，是一本研究列宁政治生命最后一年的思想与活动的专著。他在谈到写作本书的动机时写道：“对列宁和他在最后一年的思想的这种研究，当然并不是什么完全新鲜事。从二十年代托洛茨基所披露的材料，以及由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布列宁的‘遗嘱’而引起的反响，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已经领会了许多东西。但是，最近苏联公布的材料（指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一九六三年第2期刊登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列宁的的值班秘书的日志”——译者)，使我们能够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弄清楚列宁卧病期间党内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分析列宁的‘遗嘱’，也就是他最后时期的政治思想，并进而对其作出一番新的解释。”
的确，读者从莱文的书里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个主题的研究确有许多独到之处。读了这部著作，人们不能不感到，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提出的挑战是相当尖锐的。历史的真相究竟怎样？列宁的事业是否当真象这些学者所认定的那样，是一场所谓“伟大的革命悲剧”呢？列宁在他生命的晚期究竟发现俄国革命事业中存在着哪些重大矛盾？列宁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的异同何在，斯大林思想的产生以及斯大林晚期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否应追溯到列宁的“原罪”？列宁最后所作的斗争和谋划的种种改革，其实质和目的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人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他们对当时问题的原则性分歧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究竟是怎样的？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我们理论界和共运史研究界的重要课题。
苏联历史学界和理论界对这些问题长时期来一直不作正面深入分析的。斯大林逝世以后，情况才有了变化。苏共党史和有关历史文献以及党的领导人的传记都一再地改写。而《列宁全集》五十五卷本俄文第五版的问世，又发表了过去从未公布过的大量新资料。从这些文献资料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在他的晚年确实非带敏锐地察觉到，在苏维埃俄国的革命事业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矛盾和现实问题。因此，他在和疾病作坚强斗争的同时，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着艰苦复杂的斗争。这些材料在国外引起的反映是非常强烈的。对于这一点，苏联理论界当然不会不注意的，但是至今还没有看到他们作直接答辩。一九七五年苏联出版了一本题为《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关于反对民族主义斗争的文件资料集》，一九八Ｏ年又出版了《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关于监察工作与执行情况的检查的文件资料集》(两卷本)，另外还出版了其它一系列有关当时历史背景的文件资料汇编专集，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提出的《列宁的最后斗争》问题的间接答复吧。因为前面这两个主题正是莱文和布洛克等人所提出的列宁晚期实行改革和进行斗争的两个重要方面。
按照莱文的分析，列宁晚年问斯大林等人之间的斗争，主要围绕着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官僚制与民主问题及苏维埃国家与民族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的。莱文根据他所掌握的原始材料，对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作了具体叙述，以他个人的观点作出了评论。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到次年的三月之间，因为在此之后，列宁第三次中风并从此结束了他的实际政治活动。
“列宁的最后斗争”，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莱文的这个主题原是引用列宁自己在他最后一次出席的党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着重提出过的一个口号：“我们的确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许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将进行‘最后的斗争’，这里没有什么政治的或其它的道路可绕。”（《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43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可是在莱文那里，这个斗争含义就很不相同了。其实质也可以说是列宁晚年为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和向妨碍俄国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展的一切有害现象而进行的斗争。
莱文的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他比以前其它有关的著作更加明确、更加尖锐地提出了问题。至于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否符合于历史，他的结论究竟有多少道理，我们相信，我国读者在充分研究了足够的原始材料和有关的评论文献之后，一定会作出公正的评价。当然，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莱文的分析是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他是从“病理学家”的立场出发的，他所关心的只是这个历史课题本身，而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作者着重对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作了评介，而对那些表面现象的内在原因和实质性的问题则剖析得不够，容易使读者得出不确切的结论。对此，我们既不应该对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提出过高的要求，也不应该有什么误解。
本书全文共分十章，另外还附有简明大事年表和附录文件十种，其叫，有的对于我国读者说来可能还是新译出的资料。此外，鲁塞尔·布洛克的《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可算是本专著的补篇。后者偏重于原始资料的汇集，作者只用较小篇幅对他的文件汇编加上一篇导论和各章节的简短引言。为了使我国读者研究这个问题时得到更多的线索，我们把布洛克书中的目录、导论和各章的引言作为“补编”增列于本书附录之后。布洛克的导论的译者是张京问志，重新发表时曾作了校订。
叶林
1982年2月9日 |
附录八“小集团”的作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附录八“小集团”的作用
本书正文很清楚地描写了那些革命青年小集团和整个学生运动如何引发了五月革命，而小集团之中最有势力的是革共青。下面节译的一篇访问记，让我们知道那些小集团的领导人自己怎样了解他们所起的作用。接受访问的是国际主义共产党书记弗朗和革共青书记克礼文，访问者是三个来自纽约、伦敦和罗马的记者，时间在1968年6月底。
问：在五月事件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一定的程度内是被绕过了。他们没有号召总罢工。他们没有组织那些引致总罢工的示威行动。另外一些势力走到前头去了。
这情况特别有意思的一面是：那些小集团似乎起了“信管”的作用，这一点引起全世界许多学生和青年想到一些可能性。他们对这“信管”作用很感兴趣，有些人开始就这一点作出理论的结论了。
你们能否向我们解释，五月事件在这方面的确实情形是怎样呢？
弗朗：如果我没有了解错误，氢弹的爆炸是靠一个小型原子弹来当作信管的。我认为法国的局面就是类似这样发展起来的。群众是有很大的不满，但需要某种东西来引发爆炸。这由学生造反来实现了。很明显，每一次革命里都可以看见类似的情形。社会的紧张情况越来越甚，于是某一个环节突然破裂了。
问：托派的青年是否在五月间有计划要引发一个一千万工人的总罢工呢？
弗朗：没有，那是谈不到的。没有人以为我们能够像物理科学上那样准确地做到这个。事情是发生了；但不是按计划做出来的。
问：你们认为这能否重演呢？譬如，学生能否能否一个确定的日期实行某一行动，而由此引起一次总罢工呢？
弗朗：当然不能。学生也许能从事大规模的行动。但这并不表示工人就会来响应。在五月间工人响应了。那是因为当时具备适当条件。
问：在别的国家学生之中有一种倾向，要根据这经验发展出一种理论——认为只要像法国学生一样地行动起来，他们就也能够引发庞大的运动——你们认为怎样？
弗朗：这当作一种理论，我觉得是错的。如果有适当条件存在，那会成功；如果没有适当条件，就不会成功。
问（向克礼文）：你同意这点吗？
克礼文：我同意。不过，我觉得那理论有双重的危险性。一种危险是把学生斗争的经验过份一般化了，根据这些经验制造出马尔枯塞式的理论（注），但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危险，就是回避了问题而这样说：“这一次，学生起了信管的作用，但这是偶然的，明天，火花可能在一家工厂或其他某处发生。”
我们必须看出：最近期间法国有过一些造反运动表明工人中有巨大的不满，而工人阶级组织对此已不再起反应。例如，在卡昂、勒芒、缪侯斯、以及一连串的城市的风潮中都是如此，我们特别看见未参加工会的年轻人发动了很猛烈的运动。但这些造反行动都没有扩展开。
可是当我们拿五月的情形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我现在不是制造一种理论，我不过描写实际情形——学生起了两重的作用。首先，他们起了那著名的信管作用。但后来他们还起了一种激进化助力的作用。
这就是说，学生一旦触发了运动，一旦工人运动已经加入了斗争并达到一定的政治觉悟后，学生【继续】组织示威行动，以此作为一种促进政治上激进化的力量，并再度帮助整个工人运动上升到更高的阶段。经过沙雷蒂运动场大会之后——那次大会约有五万人参加，其中二万是工人——法共就迫得要号召一次口号和从前不同的示威了——现在是政治性口号，“人民政府！”
我们没有人预见到学生运动会引起一千万工人起义性的罢工。不过，我们见过“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和意大利学生运动的经验。我们看出，第一，学生运动能把那些对政治领袖和工会领袖不满的年轻工人吸引来参加他们的斗争；第二，他们能够造成政治危机，我不说整个制度的危机，但至少是政府的危机。这就是说，我们认为学生运动能实行一些可以作为斗争模范的行动，吸引不满现状的年轻工人来参加战斗。我们唯一低估了的，是我们所能够达到的规模。
法国所发生过了而在欧洲将会发生的事情，可以作如下的解释：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因受官僚化的工人组织势力阻碍而找不到全国范围上的出路。在正常情形下，只有这些组织才能够令造反运动成为广泛性的。但是，我们看见，在法国，尤其是在反对削减社会保险金的斗争中，这些组织并不打算这样做。所以，只有全国性的先锋组织才能够把运动扩大。然而，法国尚未有这样的组织存在。
另一方面，学生运动本身，只要有了基地和充份的数量，就能够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势力，并且提供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榜样。这样，在某个时期它就能够代替所欠缺的先锋队。
我们已经指出过，令多数来参加斗争的年轻工人感动的，不是学生运动所提出来的要求。例如，警察占领索尔邦对工人一点也不重要。他们从学生那里学来的，是学生那种新的斗争方式——直接行动。而他们得到的教训是：政府对这种新斗争方式让步。一旦工人明白了这个，学生运动就能起作用了。
所以，我并不是说学生运动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够起触发革命形势的作用。那是傻瓜而且极其危险的见解。我所说的是，既然事实上工人阶级政党是那样的性质，同时不满现状的年轻工人又越来越对工会和政党的领导疏远，那么，学生运动就能够起部份的信管作用。而且也许在全国范围上起作用。而且我还要说，学生运动能够成为一个政治激进化的磁极，当作榜样来表明在实际上能够做到些什么，而不仅是在理论上证明。
问：当然，革共青得到大多数资产阶级报刊承认是在五月的学生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革共青是否在人数和真正的组织力量方面得到相当的增长呢？
克礼文：由于五月的动员，革共青在人数和对青年的影响上都有重大的收获。这些收获与我们得到国际新闻界的宣传无关，因为革共青的团员并不看那些报刊。我们的收获主要是由于我们参与运动的方式与其他先锋集团不同。
一开始，革共青就和运动完全结合起来，尽管我们知道当时学生运动所采取的形式是极端临时性的。我们明白：那些形式，即反对领导，崇拜自发性，有时是无政府主义的样子，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否则一定要令学生斗争陷于停滞。但我们认为：由于学生渐渐获得经验，又由于我们把政治问题提出来而且说明政治组织的需要性，运动会发展下去的。最后的情形正是这样。
反过来，这样的发展又解释了为什么一切无政府主义的派别都衰落下去。超初，这一切派别都和学生运动结合得非常完善。这主要是因为，学生运动的初期实际情况似乎与他们关于不需要组织的理论指示相符合。然而，不久运动就前进步到超过他们，而正因为这个理由，某些同志——例如耶斯玛尔或康边迪——的政治立场的影响下降了。
更具体地谈谈我们的收获。例如，在巴黎，革共青的人数在五六月的动员期间增大到双倍；许多外省的城市里情形也是一样。
但除了这高度集中的团员人数发展之外，还有对我们更重要得多的收获，就是我们得到在数以千计万计的青年面前的发言权。这表示，到将来复课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在各中学和各大学里最强的左派政治组织，甚至比共产党的学生组织还要强。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五六月的动员让革共青能够开始在一些工厂里树立根基，而且征收到比过去更多的工人战士。
同时，五月运动还让我们对成年人发生影响，包括成年工人和中等阶层。我们要找出一些组织的形式来利用这种新的影响。
最后，还有一点。一直到现在，革共青都以在青年组织中干部最富于经验著称，在政治教育水平和实际经验两方面都如此。因为，这些干部是从法共内部一次派别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经历有助于他们的政治教育，教会他们怎样做群众领袖，以及进行某种程度的群众活动。显然，革共青经过五月动员之后，比过去更老练多了。所以，尽管革共青受到禁止活动，却有机会在未来数月中把团员人数增加到两三倍。
问：我想知道革共青过去是怎样活动的，所以它在【五月】运动爆发前夕达到那样的地位，让它能够利用那形式。
克礼文：有两件事情是互相关连的，即我们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和我们提出的政治解释。我刚才说过，【五月】运动的发生对我们并非意外。我们预料到它，甚至根据这个前途展望来对其他政治集团斗争。
例如，去年十二月学联会组织的一次示威运动，参加的数千学生表现出来的战斗性，是多年来在学界中没有见过的。当时，警察阻止学生进入索尔邦。我们决定要进去，发动打斗来达到这目的。我们向学生解释：我们是处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时期中，因为工人正因削减社会保险金而发生激动。我们解释说：在拉丁区举行强烈的示威会有重大意义的，可能引起某种全国性的事件。
我们当时把这见解用白纸黑字写在《青年先锋》的一篇文章里，明显地用来反驳蓝伯尔派的立场。在这次示威中，他们把他们的风纪员安插在我们和警察之间，目的在于避免冲突，理由是学生决不可单独对警察作战。他们说，学生没有工人的帮助，便有被压碎的危险。
第二个极其富于启发性的例子发生于今年复活节的星期日【4月14日】，在假期中间。在【西德学生领袖】路迪·杜赤克（RudiDutschke）遇刺后两天，我们组织了一次示威，在西德大使馆门前和拉丁区举行，拉丁区有一千学生参加——而这是在假期中！同时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和警察冲突。法国学生从来不和警察打架。法国学生总是不屑做实体性行动，不屑以实体方式与警察对抗的。虽然这次打斗只有一刻钟的时间——仅仅一刻钟的时间——学生却使用了他们所能拿到的一切实体的东西——垃圾桶，椅子，瓶子。这在学界中是前所未见的。
令我们能够在学生中，同时也在成年人中发展一个基地的原因，是我们在五月动员前已经为人们所认识。我们在全国越南委员会里所起的优势作用，现在显出效果来了。是在我们参与全越委活动之后，我们才在学生中得到群众支持的。斯大林派【包括共学联和亲华的共青联（马列）】和蓝伯尔派关于越南战争都没有做任何工作——绝对没有。
我们建立许多全越委，而且用全越委名义组织示威，有时在拉丁区动员起六七千学生。
这种有关越南的活动令我们在成人世界中得到发言权。街坊的全越委是一月间巴黎各街坊的行动委员会的核心。
我们通过全越委所接触的战士，多过通过任何其他群众活动所接触的，包括工会活动及其他方面的活动。我认为，这项工作是我们成功的原因。
问：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情形怎样呢——它参加活动的情形怎样？
弗朗：起初是学生造反，然后发生总罢工。工会在其中的作用大于政党。这是斯大林派政策造成的。但为什么政治问题只有到了某一特殊时刻才占中心地位，还有其他原因。
国际主义共产党主要由年轻人组成，其中许多同时也属于革共青。党本身很活动。这可由每日出版的公报和传单看出来。我不觉得我们在政治路线和每日的战术问题上犯了任何错误。当然，我们的活动受到力量的限制。我们日夜不停地工作。复印机日夜转动。可是在面对着工厂里有一千万工人罢工的时候，我们所能做到的工作就显得不很多了。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而现在自然和其他“小集团”一同被指责要为这运动负责。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很值得骄傲了，因为，如果负责的是我们，运动的结局就会不同了。
（译自伊文思编，前书。） |
附录七克礼文答覆戴高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附录七克礼文答覆戴高乐
1968年6月12日戴高乐下令解散各革命组织，革共青的书记克礼文立即发表下面的声明。这简短的声明可以让我们认识革命派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见解。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被解散了。部长会议认为它有权引用1936年1月10日所通过的对付“战斗小组和私人民兵”的法律。
什么战斗小组“在街上挑起武装示威”呢？是有这样的小组——保安队，流动警卫队，且不说那些“私人”性的对等部份，如“公民行动委员会”和“保国委员会”。
“私人民兵”，例如在梭朔地方替褒齐渥家族来攻击工人的[1]，是什么人呢？那是法西斯右派。我们要求解散这些武装队伍。部长会议发言了，但它用谁的名义呢？这个政府并不代表真实的权力。真实的权力已经在工厂里，在街道上，用一千万罢工者的行动表现了自己。戴高乐政府也不是用国会的名义发言，因为国会已被承认为无权而且解散了。
将军，是谁让你当总统的？1958年的时候你征求过谁的意见？1968年5月在巴登—巴登你又征求了谁的意见[2]？我们要求解散这个“武装队伍”的政府。部长们和总统都提议我们“参加”［管理］。我们并没有被征求关于参加的意见；所以我们不理会参加。
资产阶级向工人提出选举。他们认为人人都能够表示自己的意见，或者差不多人人都能够。艾特瓦尔区［资产阶级地区］能宽容那个肯接受它的哥苏区［法共和总工会总部所在地区］，但不能宽容埃蒙—罗斯堂区［拉丁区的学生中心］，因为它令前两者都害怕。
如果法共和总工会不保卫这些首蒙镇压之害的组织，那么，谁会勇敢地对抗戴高乐政府以后的行动呢？明天，选举能够保护一切工人组织，一切代表民主权利和人民自由的组织吗？
不是在戴高乐和米特朗之间选择一个，而是在资产阶级选举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选择一个。工人的权力是在街道上，不是在选票箱中。政府完全明白这点。
我们过去因为拒绝支持米特朗竞选而被逐出共学联，因而组成革共青。今天，因为曾在街上对抗戴高乐的武装队伍，因为曾参加现仍继续着的总罢工，革共青又被政府解散了。
但革命运动是不能解散的，社会主义革命仍旧在议事日程上。行动的需要已经引起组织行动委员会。这只是开始——斗争继续着。
（译自《法国的造反运动：1968年5月至6月，现代史料》，伊文思（Evans）编，纽约价值出版社（MeritPublishers）出版）
[1]本书正文第十六章内提到这件事。——译注
[2]戴高乐是乘着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殖民军叛变所造成的机会取得政权的，关于他的巴登—巴登之行，本书正文第十四章内有所叙述。——译注 |
附录六弗朗：禁闭十日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附录六弗朗：禁闭十日记
以下是1968年6月30日巴黎的世界报上所发表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书记弗朗的一封信的节译。关于弗朗，本书正文第二章内有所介绍。
我以六月十二日政府令所解散的一个革命组织的书记身份，根据警察厅长申请发出的逮捕令被禁闭了十天。逮捕令是有关初步侦查一项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
这样的决定可由警察厅长作出，即由政府的一句行政官员作出。根据这决定，一个保持充分*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可被“禁闭”两天，随后可延长五天，最后再可延长三天，由国家保安法庭的检查官——即另外一名政府行政官员——决定。
在这些日子里，那被禁闭者对社会来说是完全消失掉了。他无权和家人相见或跟律师商谈。根本上，这是和“密诏”制度[1]一样的制度。在这“禁闭”期间，那人既没有被控告，没有被起诉，甚至也没有正式“被捕”。但他被交给了警方去把他“查问”（不是审问——要注意这个区别）。并没有对他提出明确的罪名。他不知道他对问题的回答会引起什么结果。他也得不到律师来提供意见。他连用一张纸来记录下那些问答也不可以。
十天，这仿佛是相当短的时间。但是当一个人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就决不算是短的。我没有受到任何肉体上的暴力对待，但我受到了难以忍受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迫。我提出抗议的时候，司法警察作大意如下的回答：“我们并没有像法西斯那样地对待你；在别的国家，禁闭的时间还要长。”多么奇怪的比较啊！我没有受到法西斯式的对待；但把我抓起来的那种“司法”制度，没有多大困难就能够变成法西斯——我猜想，只需要几道政令就够了。
起初48小时内我拒绝答覆问题，后来我决定跟着他们走，看看有关我的档案里到底有些什么材料。在第二阶段（即五天那个阶段）之末，大约经过十小时的讯问之后，他们的问题令我明白了一切。我的档案根本是个空白。他们再继续扣留我三天，并非因为他们有什么材料对我不利的，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材料。我没有办法，只好拒绝答覆问题，并且实行绝食。
在最后那三天里，连“查问”都没有了。到了合法的“禁闭”期限届满之前十分钟，我接到通知说可以自由了。我离开格拉维尔堡垒时，没有任何一种官方的释放文件。我没有被起诉，也不是做“证人”。但事实上是把我从社会上排除了十天。目前有没有别人也处于同样境地呢？我疑心还有别人禁闭在格拉维尔其他房子里，不过我不能确定。
关于那十天里我的生活条件没有多少话可说的。看管我的人拿相当好的食物和过得去的居住地方供给了我十天。不过，我不能不提到：超初那一晚我是被关在监狱里；那是一个不卫生的地方，就是用来关罪犯也是不合理的。
现在我想再说几句关于我这件事情的政治背景。我的党被解散了，据说是因为它成立了“战斗小组和私人民兵”（至今尚未有人看见过）。我是在上述的环境中被审问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罪行。但，在整个审问过程中，尽管我一再要求，却连一个有关这些所谓“战斗小组和私人民兵”的问题都没有问过。为什么呢？我猜想是：警方不愿陷入那样的处境，以致他们可能不得不暴露共和国总统、国务总理、和内政部长所签发的文件所说的话是没有根据的。
所问我的问题，都是关于我将近四十年来所拥护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关于我出国的旅行——这方面我向来不加隐瞒——关于我在索尔邦那一次演讲，我的“学生”之一的行动，关于我在巴黎街道上行走所得的印象等等。没有一件是和明确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有关的。这样问法不可能是一种错误或疏忽，因为向我提问的警员并不隐瞒如下事实：他们每晚向上级提出报告，并取得次日要问我的新题目。
最后有一点我认为有些趣味的。6月21日我接到通知：我要再多受禁闭三天。那时我已经很厌倦于听他们说那些道理：想要用武力推翻一个根据普选权产生的政府是多么有罪。所以，我就写出如下的一个书面要求：“我的禁闭并不剥夺我的政治权利。因此，我要求作好准备让我能够在6月23日星期日行使用权的投票权。”用不着说这个请示有什么效果。不消说，这毫无结果。
就个人而论，我毫不怀疑警方的特权高于一个公民的投票权。不过，能够证明了投票并不等于民主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民主方式，这在我并非不快乐的。我们那些在共和国第一年[2]时代的伟大祖先们，还有美利坚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当时的美国还不是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厦的共和国），都曾在著名的文件中教导我们：只要民主方式通行的时候，就有时适宜举行投票，有时适宜掘起铺路石头，适宜实行民众造反和起义。[3]
我连一个纪念某次选举的国家纪念日都想不起来。另方面，法国的7月14日，美国的7月4日，比利时的7月21日，苏联的11月7日，还有古巴的7月26日……却一概是相当猛烈的的反对极权政府的民主示威行动的周年纪念日。这个教训某个晚上在给品萨克街上让人们想起来，实在是一件好事，尽管结果令我遭受十天的禁闭。
[1]“密诏”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种由国王发出的密令，将人无限期地秘密禁闭起来，并不提出正式控告，也不交付法庭审判。这是当时人民极端痛恨的一种制度。——译注
[2]指1793年，当时法国大革命发展到顶点，并施行革命历法。——译注
[3]例如，1793年宪法前面的《*宣言》内有一条说：“当政府违犯人民的权利时，对于人民及一部份人民而言，起义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又，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内有如下的话：“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译注 |
曼德尔：从反对资产阶级大学走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从反对资产阶级大学走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曼德尔南灿译【1968年5月9日晚上（即街垒之夜前一天），革共青米地阿里德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曼德尔在会上演说，提出革命派学生运动的战略路线。以下是他的演说词全文，转译自英译文（原载纽约《五洲新闻》）】凡是分析大学生的造反运动，必须从一个基本的考虑事项开始，即大学爆炸。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出现了，其根源在于新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在于新资本主义认为是它最主要成就的一切：较高的生活程度，技术和舆情媒介方面的进步，还有自动化的需要。现在美国有六百万大学生，西欧有二百五十万，日本也超过一百万。事实证明：不可能把这个集团和目前西欧、美国、或日本那样的新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学生们在大学里没有得到学业所必要的物质设备。他们没有得到所希望的那种教育。尤其重要的是，当他们毕业离校的时候，越来越难以找到适当的职业——如他们进入大学时所正当地希望的那种。现在我要答复某个自称代表社会党青年团的人的见解。这人前几天在世界报《自由论坛》上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们的”社会是“富裕的社会”，在这社会中现在“人人”都有保障充分就业，而且生活程度不断提高。他阅读西欧失业统计的时候没有戴上眼镜。他没有看见：在最近的两个冬季里西欧有三百万人失业。这大批失业者里面年轻人所占的巨大数目——更不必说这些统计资料所没有计入的更大的数字了。他没有看见：在美国黑人区中，青年失业的比率超过了百分之二十——这足以说明许多事情。简单说来，他和无数新资本主义的信徒一样，所看不见的是：这个制度远远未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连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那些基本的弊病都未能补救，一面却增加了一连串越来越显得无法解决的新矛盾。这个新资本主义使青年学生面对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不但是在大学里，而且是在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里，这个社会正处于永久性的危机中。有些人谈到大学的不够，而且像善良的改良主义者那样，要求大学改良。因此，当学生掉头不顾这种资产阶级大学的改良的时候，他们就责备学生拒绝对话。其实，造反的学生所拒绝的，是在预先确立了而且假定为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在西欧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府范围内的对话。学生们听说：“财政预算不够保证你们全体都得到你们所要求立即得到的大学校舍、教授和助教、食堂、宿舍、尤其是质量优良的教育。你们不得不满足于渐进地改变现状——现状令人不满意，这点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学生听见这些话，有一千倍的理由回答：“不要再说这些关于公共机关的教育预算和财源的废话。拿社会所有的经济资源来谈吧。应该承认：虽然没有足够的金钱拨给大学，却有超过足够的金钱用来做广告和那些多余的小玩意。应该承认：你们无法弄到那若干亿法郎来建立一个适合二十世纪的大学制度，是因为你们浪费了若干亿法郎于建立你们的‘核武器打击力量’。应该承认：你们把巨大的生产、技术、文化和智慧的力量在萌芽时期扼杀了，因为你们宁可建立毁灭的力量。”学生造反在远为广大的社会和历史范围上所代表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书中所预见的那种生产力的庞大改造：脑力劳动重新归入生产劳动，人的智慧能力变成社会上最主要的生产力。这改造尚在萌芽阶段，而且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可能实现，但已露出强有力的预兆了。在谈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谈到科学革命的时候，许多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马克思派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预感到这个改造。不过他们关于脑力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一定得出明显的社会性的结论罢了。有些伪马克思主义者以藐视的口吻说大学生是“资产阶级青年”和“未来的资产者”，我们看出这是三重的错误。首先，他们没有了解大学爆炸——它致令“资产阶级青年”成为大学生世界中小小的少数（同样地，在今天，工人子女也还是个微小的少数）。其次，他们不了解：由于知识份子职业上的深刻改变的结果，多数的大学毕业生不会成为主管，或自由职业者，或甚至专门负监督责任的主管直接代理人，而要成为国家或产业的白领雇员，因而成为受薪工人广大群众的一部份。最后，他们不懂得大学生社会圈的特殊性质：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层，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常被它同化，与家庭环境的联系破裂了，但并不归入他们未来职业的社会环境中。这三重错误的根源，是他们不愿意了解或不愿接受一个基本事实——人的主要生产力将是他创造性的智慧力量。这个智慧力量在今天只有潜在的生产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情地压制它，摧毁它，恰像压制体力工人的个性和创造欲一样。所以，在大学生造反的根底处，有一种新的高度自觉，这是新资本主义附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一切以买卖为基础的社会所造成的古典式的劳动疏远化（即异化）上面去的。我们可以说，这个脑力劳动力在今天是双重革命性和生产性的。这是因为它意识到它可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财富，这样巨大的财富可以使我们迅速达到没有阶级的社会，达到富足。这是因为它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不公平、以及野蛮性，又因为它如此觉悟的结果是富于深刻革命性的。这种觉悟首先在大学生之中发生，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工人运动的传统组织是根深蒂固地官僚主义化了，而且早已被增选到资产阶级社会里去了。工人运动不竖起多重障碍物来阻挡资产阶级意识透入工人阶级的时候，多数的工人，至少是在“正常”情况下，就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屈服——马克思和列宁一向都这样说的。然而，在大学生的社会圈里，正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智力地位比工人优越，所以就有较多的少数人能够靠自己的思想把自己解放出来，不受那替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庞大塑造舆论工具的不断操纵和心理调节。毫无疑问，反对在越南进行的帝国主义肮脏战争的造反运动是由美国学生和青年开始的。是这些美国学生和年轻人发动了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这个战争，最后把成年的黑种工人群众吸引进去，而现在又开始对白种工人发生影响了。基本上同样的过程也在西欧和日本发生。从这些学生和青年之中出现了最强有力的反越战群众动员，这行动一开始就超过了“争取越南和平”或“争取谈判”那种绝对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运动阶段。我们看见了数以万计的青年革命者，在巴黎、柏林、伦敦、哥本哈根、罗马、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走上街头，喊出那唯一有效的口号——完全无保留地支持越南人民的口号，争取越南革命胜利的口号。在反对资产阶级大学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中，学生先锋已经开始觉悟到必须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在他们正在从他们的反资本主义觉悟的发展中抽出革命社会主义的逻辑结论：他们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因为，不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推翻，在西欧是如此，在帝国主义世界的任何地方也是如此。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到另外一点。“革命”这个概念，根据无产阶级亦即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定包含着另外一点意思，即“国际主义”。在这时代，身为阿根廷人的戚•格瓦拉为了古巴革命的胜利而走上最前线作战，然后又为了玻利维亚革命的胜利而死，在这时代，连专家政治主义者都在谈论着欧洲统一的需要，这时有个法国共产党的书记，竟敢把我们的朋友康边迪说成一个“德国的无政府派”，那么我就要说，代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是康边迪，而作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化身的是那个法共书记。边赛同志对我们说了三二二运动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他的描写应该令在这里的同志们想起一个显然类似的例子，即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怎样在古巴开始组织武装斗争。他们一样在开始的时候这样说：“我们打算把革命运动内部各派之间战术性的分歧放在一边。只要我们同意了那主要的东西，同意了所要发动的行动，同意了怎样去打破传统运动的停滞性和落后性，同意了走武装道路去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古巴寡头统治的斗争，我们就会一点一滴地开创一个过程，这过程会逐渐由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加速推进，它会让我们能够根据经验把不同的派别分类并且再分类。”这种态度，在一切想摆脱那为害甚大的空谈主义的人们看起来，是完全健康的。在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只有经过行动，运动才能有进展，而没有行动就会使它陷于毫无成就和不断分裂。在我之前发言的所有同志都已说过，有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就是把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重新结合起来。不错，工人运动必须把学生运动争取回来，最主要是因为学生也是工人。但这个对学生的重新获得不能经过传统工人组织的硬化了而且官僚主义化了的机构来实现。只有在工人阶级内部，当工人阶级起来自发地进行反资本主义制度斗争，建立它自己新的领导、它自己的委员会的时候，这个重新获得才会实现。这要经过行动并且是在行动之中，这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最高利益。根据今天正在兴起的宏伟的新青年革命先锋的精神看起来，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重新结合不会在传统组织之内实现。我们争取这个重新统一，我们争取这个联盟，争取学生造反运动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汇合，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学生既不能靠他们的人数，也不能靠他们今天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来单独地推翻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他们能够起一种信管的作用，也必须起这个作用。他们在工人阶级之内起这个作用，尤其是通过年轻工人的媒介来起这作用，就能解放工人阶级自己的巨大力量，向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挑战。今天我们看见全世界范围上反帝国主义并反资本主义的势力的兴起，这是真正的世界革命运动新的向上发展。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古巴革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勇敢的游击战士的斗争，以及美国黑人群众争取种族解放的斗争，在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斗争。而这个斗争——这个最受压迫的群众、第三世界各国的群众、以及美国黑人群众的斗争，今天正开始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得到意义深长的反响。这就是这些国家里反对肮脏的越南战争的群众动员；这就是学生运动的群众动员；这就是年轻工人在很吃力的罢工和示威中的群众动员——在勒芒、卡昂、都灵，以及在不来梅和埃森的反斯普灵格的运动中。这个斗争还有一个构成部分，就是东欧和苏联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学生和知识份子先锋的斗争。我们要特别亲切地向这个斗争先锋中的学生和工人致敬。因为，等于我们站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方面，支持它们同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任何对抗一样，我们也站在库伦（Kuron）和莫则列夫斯基（Modzelewski）方面，站在华沙和波兰英勇的工人和学生先锋份子方面，支持他们反对官僚统治而争取真正苏维埃民主制的斗争，这种民主制只能够是委员会的民主制，是以工人、学生、和贫农委员会为基础的民主制，恰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等到这个已经在进展中的世界性的斗争可能把成年的工人吸引进来，反对（限制）收入（的）政策，反对“节约协议”（工会与政府所订限制工资的协议），反对失业现象的复活，反对职业的不安定，反对工会与资产阶级国家的结合，反对在西欧各国都越来越显着的趋向极权化“坚强国家”的发展，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大西洋公约，争取工人运动的复兴，并转变成为工人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挑战的斗争，那时我们就能够把今天的先锋队变成为强大的革命党，领导群众前进了。于是，同时，我们就成为不可征服的了。于是，同时，我们就会完成五十年前由十月革命开始的伟大工作，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
附录四康边迪：学生与社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附录四康边迪：学生与社会
［在法国］，我们［大学生］有60万人；有时给人当小孩子看待，有时当成年人。我们工作，但没什么东西生产出来。我们时常没有钱，但没有几个人真正的穷。虽然我们多数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行为却不一定像他们一样。我们之中的女孩子外表像男孩子，却难说她们是否真正想做男孩子。我们看待我们的教授，有点像父亲，有点像老板，又有点像教师，不能十分肯定到底是什么。我们有些人命中注定要掌握国家大权，另外一些则要当低薪的脑力劳工——但不管怎样，我们人人都算是个特权份子。我们有60万人——所谓“大学生”，或就学于圣西尔军校，或受业于那些艺术家或假冒的艺术家，或受业于政治学院（国立行政专科学院）的专家政治主义者，或受业于索尔邦、南泰尔以及别处的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我们之中有人道报和其他“战斗性”报纸的拥护者，有世界报的热心读者，有体育报或电影报迷，有“疲得你”，有读死书的，有娇生惯养、永远读不到毕业的有钱子弟，有的女生入学第一年就结了婚，但还在读法律、语文、甚至心理学，有蠢才，有废物，有未来的数学家和医生。那么，怎样去“了解”现代的大学生呢？只有设法了解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现代大学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作用。首先，大学要制造出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专门人才。这个制度需要越来越多的工程师、技术员、科学家、教师、行政人员、以及社会学家，来组织生产，实行产业“合理化”，管理庞大的国家机关，“调整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并保持他们的精神健全，甚至“组织”工余活动。由于资产阶级本身不能供给充足的学生材料，所以越来越多的聪明孩子要从中等阶级的下层，甚至从无产阶级和农民里招来。“思想健全”的左派集中炮火攻击法国高等教育的阶级结构，但他们着重于指出只有百分之六的大学生是工人子弟，其实他们应该攻击的是大学的社会功用，即制造经理级的社会精英。如果有一天资产阶级突然发生一种自我毁灭的心理，以致它单纯从体力工人的子弹中招收大学生，那么，大学也不过是在成份方面变成比较民主罢了。新式工业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减少非熟练劳动的需要，所以，招收工人阶级子女到大学里去，因而使大学发生虚伪的民主化的过程就一定日益加甚。过去，因为工人阶级和下层中等阶级的经济地位低下，要送一个孩子（更不用说送几个孩子）去读大学，经济上负担不了；但现在由于工资提高和有政府津贴，这渐渐变成可能的了。一切改良派——不论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左翼戴高乐派——要求大学“民主化”的真实意义，就是加速这个过程。
但不管怎样，这一点是明显的：资本主义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就不但是上等的猪肉，连马肉、羊肉、甚至鸡肉都要越来越多地塞进制香肠机去。现制度的矛盾恰恰就在这里。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最大数量的毕业生，就必须大学和工业的接触越来越密切，必须教育越来越适应于工业上的专门需要。但同时，大学又被人当作是“文化”、人类理性和无私的研究的最高守护者，是纯正真理和客观性的最高守护者。总而言之，大学被人当作是社会的精神价值的庙堂和永久贮藏所。如果我们把“精神价值”了解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和价值”，那么，我们就是被赋予自从中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学所担任过的那种任务。我们可以说，在这段时期，大学的“社会”任务和“文化”任务是大体一致的。社会需要比较少数的律师、医生、哲学家、和教授，而纯粹从统治阶级子弟中挑选出来。这些人享受人文主义并且是通才的教育，能够容忍最彰明昭著的社会矛盾，而同时自我安慰地认为资产阶级是自由、民主、普遍教育等等的拥护者。后来有点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开始渗入大学了，但限于纯粹理论的范围：社会危机还没有真正引起学院的注意。
今天，大学的作用以经济的作用而非理论的作用为主。这说明了为什么大学分成一组高等技术学校，其中有那许多成为主要产业部门的附属物。但这制度是缺乏内部一致性的——它只有设法压制它自己的逻辑才能维持。大学的“文化”功用不断受到破坏，但又不得不一再地重新加以肯定。不管怎样，即使是疏远化（即“异化”，[1]）了的社会，到底也不能听任自己疏远化到精神病的地步。那怕是极权的社会，决心要使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受统治的阶级、或集团、或政党任意支配，也不能长期地压制科学的客观性，如果没有了它，社会就要毁灭。纯粹为了实用上的理由，现代社会也需要有基础性而“无私”的研究工作——因为实用技术的进展要依赖这些。这点，美国资产阶级越来越清楚体会到了。
因此，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它一方面不能完全忽视原来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因为毕竟要制造出科学家和研究工作者，但只有把知识细分才能供应所需要的那些难分个人面目的经理和技术人员。
我们已经知道，大学生是一个很不一致的社会集团。他们同时是个过渡性的集团，而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期望更增加他们的不一致性。一个大学生，看他所学是什么科目，同时看他的家族势力有多大，他可能最后得到三万法郎月薪的职位，而不少学生所希望的不过如此而已。
他们要在大学里学习三年至七年。因此，虽然比较年轻的学生还是没有责任心的青年，那些老同学已经是有专门职业的成年人了。这两极端的份子也时常欠缺互相了解。
然而，正是这些大学生，这个最不一致的社会集团，竟能集合起来实行集体的政治行动，例如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有1968年五月事变。事实上，学生运动是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唯一的“强硬”反响，包括激烈的示威行动，和在战争后期几年中不断的宣传运动。人们常说，“只有少数”参加这些学生抗议行动，但这个少数至少占法国大学生总数25%。至于国民其他部份，他们的抗议主要是口头上的。在大学之外欠缺有组织性的抗议，很公平地说，责任在于共产党——他既不愿又不能有效地组织反对战争运动和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者的运动。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共产党才觉得适宜举行几次示威，包括在巴黎沙隆地下火车站的那一次，那次警察屠杀了八个人。
学生反对派这个不平常的现象，是有好几方面的原因的，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许多人讥消之为“现代青年的造反”的那个。谈到这个造反，它在全世界涉及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年轻人，切莫和过去那种“两辈代的冲突”混为一谈。后者，就我们所知，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原先形式，反映年轻人急于继承老一代的地位。这种焦急性时常表现为攻击老一代的顽固思想，有时结晶成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或改良主义的观点。在当前的青年造反运动中，却有更根本得多的东西受到怀疑——所厌恶的是现存制度本身。现代青年对于他们父母那种无生气而空虚的生活，是厌恶多过羡慕。这种感觉起初发生在资产阶级子女中，但现已普遍于各层社会。丹尼尔·莫迭（DanielMothè）（在《社会主义抑或野蛮》第33期中）已经很清楚地指出，年轻工人是怎样既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给他们的“价值”，又反对工人阶级的价值和传统组织形式（政党和工会）。厂内工作、工会“战斗性”、长篇大论的政党纲领、以及年长者那种沉闷而毫无光彩的生活，一概只能引起他们的讥刺和轻蔑。
许多学生正是因为怀有同类的藐视心理，所以采取激进的立场，而且支持青年工人反对社会压迫的斗争。
学生造反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自己在现制度中所占的地位，以及他们在这地位上看出来的种种特殊问题。
少数学生像小孩子那样深信不疑地接受人家给他们的那种培养，以及人家舀给他们的那些知识。他们完全被那种神话蒙骗住，相信我们上面所说的现代大学的第二种任务，即作为价值准则的庙堂。他们规规矩矩地去上讲堂，尤其尽力拿教授的思想冒充作自己的思想；他们最大的志向不过是获得那令人垂涎的学位，或者，如果够得上的话，将来自己也当教授。不过，这样看法的学生数目正在迅速减少中——其原因留等后面再谈。另外一部份学生看透了现制度，但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挣钱的机会：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只关心他们的职业前途。他们明知人家教他们的许多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或至少是不妥当的，他们对所受教育的纯粹实用性质并无幻想，明知他们要被训练得能够保持“好”职位，他们愿意接受那些官方准许的种种特权的贿赂，例如汽车，国外渡假，金钱，乡间别墅。
这种人随时可以发动起来保卫现制度。不过，在更多的场合，他们只是静静坐在那里看着比较富于战斗精神的同伴去争取全体学生都有份的利益：例如争取减少校内的拥挤程度，争取较好的设备，等等。
但在第三个亦即日渐扩大的集团看起来，大学生活本身有许多值得研究的根本问题。而他们一旦着手分析他们本身的问题，所得结论的逻辑就驱使他们继续前进，最后达到否定整个现代社会。这是因为，大学既然是现存社会制度的一个必要部份，就必然也含有这社会本身所特有的一切矛盾、冲突和似乎荒谬的现象。
我们说过，大学被人当作是学术和理智探讨的场所。但，举例说，现在那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能够认真相信当代经济景象，不论是带计划性与否，是合理的呢？在他们的教师之中，也只有很少的死硬份子仍然假装想念这制度还能够实行合理的改良。一个经济学家，眼见一方面是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富裕，另方面是第三世界的贫困——这样彰明昭著的矛盾现象，他怎能认真谈论什么商品的合理分配呢？一个年轻的工业心理学家，当他明白了他这门学科的目标，是“使工人适应他的工作”，而那工作本身却是令人无法忍受而且完全无用的，那时他怎能避免发生自我怀疑呢？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怎能忽视那动摇现代物理学的根基以及它作为精密科学的一切权利的理论危机；又，在这制造了氢弹的时代，他怎能对自己说他的研究工作是有益于人类的呢？连最伟大的原子科学家都开始怀疑科学的功用以及它在社会上的作用了，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真能避免寻思他个人的责任吗？
社会心理系的学生怎能装作不知道他们的职业作用是：替神圣的牟利事业服务，训练更多的工人忍受输送带上的工作，或者推销另一种无用的成品到市场上去？
如果研究起这些对自己学业价值的怀疑，不可避免地，那设立这种学业的那个制度也要受到怀疑。课程科目简直是抓阄决定的；全部课程根本没有逻辑关连，只是要研究工作像奴隶般地服从工业的需要，或者也许是配合教授出版下一本书的需要。
这些讲课把学生变成仅仅是听众；他的任务是在那里笔记，记忆，到考试时复述讲授者陈旧的论据、见解，连文体都要模仿。一个学生越会投机，就越尽力一字不易地模仿教师，因为他知道这样到大考时他的分数一定会高。不过，许多学生越来越感觉憎恶和厌倦了，不但是对这种教学制度，而且对那产生并助长它的文化本身。
关于大学生的地位最后还有一点要说到的：这点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比较容易卷入政治活动，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卷入每每是肤浅的。
大学生，至少是在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中，仍然保存相当多的个人自由，只要他愿意行使这种自由权就行。他不必自己谋生，他的学业不致占去他全部的时间，而且没有管工在背后监督着他。他大概是没有妻子儿女要养活的。他如果喜欢，大可以采取极端的政治立场而不致有个人危险；按普遍情形，他不致受到正式的制裁，甚至谴责都不会有。但是，这些有利因素本身之内带有一种抑制机构：常常使学生之参与政治活动欠缺一贯性和不够力量，这种情形太多了。
不过，如果有少数学生自觉地利用他们的自由来攻击现存秩序，那时他们就能够成为一种催化剂，使较大部份的学生活动起来。到了这个阶段，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斗争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大学当局也觉得非叫警察来不可了。
后来的斗争对当局富于威胁性，因为大学生总数一直跃进地增长着。这增长总是超过官方的估计（第四个教育计划预计到1971年有50万人，但1968年已经超过60万了）。压力不断增大：工作时间测量员已经拿出了停表，计算教授相对论需要多少时间。多数学生结果将成为经理和管理人员，和千百万其他工人一同一直做着他们那一份小小的工作，毫无机会决定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他们的工作，总而言之，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些所谓“自由”职业，将变得越来越不自由，因为那些职业表面上所根据的价值准则越来越遭受国家败坏。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仅仅抗议我们的教育和未来需要无关，也不是埋怨缺少职业机会，我们完全否定整个制度。我们的抗议只有化为激烈的行动，因为社会结构不能靠说话或投票来打破。梦想把大学变成一个“孤岛”，在其中人人能够独立而和平地做他的工作，这无论如何只是一个空想而已，因为未来的“脑力工人”不能接受这个梦想势将造成的那种破碎而疏远化的生活。
结果，学生运动变成革命运动，而不仅是大学内的抗议运动了。它并不认为改良是绝无可能（它的行动事实上促成改良），但尽力超越直接的目标而制订一种根本改变整个社会的战略。这战略将带着学生运动经过成功与失败，经过公开冲突和表面消沉的种种阶段，但一年又一年，教育制度越来越显露出它意识形态上的忠贞性以及它的压迫性，学生将变成和最低工资者一样地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疏远。
（摘译自《过时的共产主义：左翼的另一条道路》ObsoleteCommunism:TheLeft-WingAlternative加勃里尔Gabriel和丹尼尔Daniel康边迪兄弟合著，企鹅丛书。后一著者即1968年五月革命中鼎鼎大名的南泰尔学生，“三二二运动”的发言人，“红丹迪”康边迪。前者是他的哥哥。）
[1]疏远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上的一个观念。当劳动者不能支配他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品的时候，他的劳动就和他“疏远”了，变成了疏远化的劳动，带有强迫劳动的性质。奴隶和商品生产者（不论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或无产的工人）的劳动都属于疏远化的劳动。在劳动疏远化了的情况下，劳动者觉得劳动是一件苦事，是一种牺牲，是他自己生活以外的活动——是维持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满足，不是生活的目的，不是生活本身。劳动的疏远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到最高程度。劳动生产物和劳动者疏远了，变成和他对立而支配着他的势力（资本）。劳动者憎恶劳动，憎恶他的社会地位，也憎恶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此外，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抗争，无所不包的商业化，人性的饱受压抑或丧失——这些也是疏远化现象的一部份，以劳动的疏远化为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最疏远化的社会。Alienation这字还有另一（派生的）意义，即精神错乱。所以，康边迪这句话带有一点双关的意味。——译注 |
附录三“捣乱份子”——法国革命青年团体（——《1968革命》（南灿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附录三“捣乱份子”——法国革命青年团体
——《1968革命》（南灿译）
巴黎出版的著名自由主义周刊《新观察家》1968年6月19日号，登载了女记者郭浦（KatiaD.Kaupp）所写，题为《捣乱份子》的一篇报道，其中对那些促成五六月间震动全法国的深刻的社会危机的青年团体，作了一番饶有趣味的概观。
她说：戴高乐政府把这些青年团体称为“分裂小集团”，但这并无妨于警察方面特别要对他们加以严密监视，也无妨于戴高乐本人要在六月选举前夕签署命令把他们解散。
资产阶级报界用他们认为最富于贬义的一个字眼称呼他们：“无政府派！”共产党的大头子也讥诮他们为“左派！”
可是索尔邦的学生们对他们的看法却好得多。事实上，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令法国学生的世界发生了一往不复的变化。这意思并非说学生对这些革命的青年团体毫无批评——其实他们有时甚至提出很严厉的批评——不过，学生对这些“捣乱份子”的观感，与政府、报界以及共产党的态度截然不同。
公然自认的无政府派团体，在学生中的声望很高。原因之一，是“三二二运动”对触发一连串事变的发展——引起街垒战斗以及最后一千万人的大罢工——所起的作用。“三二二运动”虽然并非无政府派所支配的，它却受无政府派影响，并且表达出他们某些观念。
无政府派是很和蔼可亲的——郭浦写道。“他们欢迎你去参加讨论，并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他们说话时毫无拘束，令你觉得很随便。还有一个优点：他们很有教养，虽然他们百分之六十的人是纯正的工人……”
在许多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派别之中，郭浦提到了无政府主义联盟，这联盟的成员之一，有那出版《自由世界》的“革命无政府主义组织”。他们有些团体是特别擅长于某种斗争方式的。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是街垒战斗中的优秀战士，但他们把自己的斗争目标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目标区别得很清楚。
“当心！”他们说道。“本联盟认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复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普通无产者的鸦片！”
但他们相信革命。“我们要实行革命！……但不要社会主义国家——要社会主义。”
在索尔邦，他们称为黑旗派。不过，根据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见解，他们自己对那旗帜并不怎样尊敬。“在我们看来，那不过是绑在杆子上的一块破布，用来召集我们而已。”
他们有些口号真是一针见血，例如：“我们认为国界不值一文钱！”“我们通通是德国犹太人！”“打倒警察国家！”
郭浦写道：毛泽东派的青年对三二二运动采取疏远的态度，认为它是“百分之一百资产阶级性的”。在一次三二二运动主办的集会中，他们中途退席，但后来到底重新回来，参加唱国际歌，举起拳头作传统共产党式的敬礼。他们一个发言人宣布：“巴黎的共青联（马列）决定退出南泰尔，不再参加防卫校舍。”
就在那天，称为“西方团”的法西斯团体扬言要进攻“南泰尔的过激派”，并且通知警方准备来救护“行将横陈在圣米歇尔大街两旁的伤者”。
毛派青年的撤退和法西斯份子的威胁这两件事情的巧合，在索尔邦并非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但在共青联（马列）看来，”郭浦说，“重要的不是发生在索尔邦的事情，而是发生在工厂和工厂门前的事情。‘学生只是小资产阶级份子——斗争的大旗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共青联的战士确实常到各工厂门前——例如沙维尔，在布隆—比扬库，在弗凉。在弗凉淹死的那个中学生——上星期六有一万名青年为他举行盛大的沉默的葬礼（沉默的控诉）——就是属于共青联（马列）的。”
“起初，共青联（马列）每晚一次在索尔邦小礼拜堂台阶上举行集会，参加者人人佩戴毛像章。所有的发言都很激烈。但，不久之后，他们在索尔邦‘内部’的工作就限于在摊位上售卖他们的报纸了——卖《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大多数的‘中国派’都在工厂工作。他们指责总工会那些‘背叛的’领袖，而且鼓励在总工会内部进行斗争。他们拒绝接受民主总工会。他们也指责沙雷蒂运动场的群众大会。”
郭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描写那些自称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团体。大多数学生已经会区别两个主要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郭浦指出了法国学生根据什么来判别这两派。
“谈到革学联——革命学生联合会——你遇见的是相反的感情（和对无政府派那种同情相反——译按）。对他们，恰像对其他政治组织一样，人们觉得应该要求撤消禁止活动的命令，他们被捕的成员应该释放。但除此之外，他们在学生运动中的声望就不高了。
“这些人是蓝伯尔派的托派，直接隶属于国际共产团。该团是由于蓝伯尔和弗朗之间意见冲突，在1952年从第四国际分裂出来的。为了利用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弗朗主张运用‘加入’群众团体的策略——蓝伯尔派反对。
“后来，其他方面的政治歧见又嫁接到这个分歧上面，尤其是关于‘殖民地革命’的问题。关于古巴，蓝伯尔派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者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所建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关于越南民族解放阵线，他们认为它是越南小资产阶级的创造物。他们拒绝签名支持‘捐助十亿法郎给越南’。
“在第一个街垒之夜，革学联就脱离了运动。五月十日星期五晚上十一时半，他们离开米地阿里德大会堂，排起队（大约有一千人），沿着圣米歇尔大街向拉丁区进发。走到半路，他们停了下来，喊道：‘同志们，听着，你们就要遭遇一场屠杀；这是冒险主义！’没有人听他们的话，反倒是他们遭人指责脱离运动。
“自那夜之后，每一次革学联的会员想在索尔邦站在扩音器前面发言的时候，总有声音喊出一个问题，永远是那个问题：‘街垒之夜你们在哪里？’
“革学联的口号是：‘动员五十万工人走上街头！’‘动员一百万工人向艾丽榭宫进军！’‘六月份内吸收三千五百青年到米地阿里德！’还有最重要的是‘统一阵线！’
“‘这是空谈的升级！提出口号是好的，有革命价值。但要这些口号被群众接受才行！至于他们，他们提出口号好像放轻气球那样。过了三个月，那些口号依然挂在嘴上；于是他们责备那些“背叛的领导”不接受他们的主张：这倒很简单！’许多不信服他们的学生这样评论他们。
“游行示威的时候，革学联排成密集队伍，它的会员拼命大声唱歌，它还有一批著名最得力的风纪员。不过，在索尔邦，我要到处去找才找到他们。他们在三楼，从第三号楼梯上去。占领索尔邦之后不多几天，就不见他们在院子里了。不过，晚上他们还在那里，全体动员来叫卖他们的报纸：‘成立中央罢工委员会，实行全面罢工；请看《造反者》报！’
“除此之外，‘他们来参加别人的会议是为了和人家吵架。’事实上，康边迪从德国回来那天晚上，他们真打算把会场接收。‘群众把他们扫除了出去。’还有一晚，大讲堂里全体听众站起来，一连五分钟地念着：‘革学联是法西斯！革学联是法西斯！’
乍听起来，你会觉得惊奇。你不明白；你奇怪为什么他们那么令人讨厌……一部份原因是他们的政治见解，但还有他们的作风和语气。他们的神气像军人，爱用武力，嘴里时常吐出侮辱和恐吓性的话，故意学着说工人和工人区里那种粗话——这一切都引起拉丁区的反感。人们说：‘流氓作风适合西方团的暴徒，却不适合左派。’”
郭浦相当详细谈到在五月事变中出名得最厉害的那个托派团体，即革共青。以下是她所写关于革共青的话。
“最后，要谈到革共青——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在托派内部多年斗争中革学联的‘敌手’。它的团员大多数是1965年因为拒绝支持米特朗竞选总统而被共学联——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开除出来的青年。他们的报纸是《青年先锋》。和他们相处，就像和无政府派相处一样，你可以自由呼吸。他们是和善而面带笑容的人，‘很文明’。
“他们说：‘你想看看我们吗？好的，随时都可以。我们每晚在基佐讲堂开会。’
“他们要开会了——在所有的走廊上，在一切地方，都有标贴把这消息告诉大家。人人一致认为：‘革共青在索尔邦的工作真做得美妙非凡。’
“基佐讲堂每晚都挤满了人。革共青在那里开了一个历史或时事的‘课程’，相当符合学生们所希望在学校里得到的教育。每次上课之后都有讨论——参加者的热情互相传染。
“克礼文、韦伯尔、和边赛轮流主讲。克礼文是读历史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的嗓音圆润，头发黑色而浓密，带眼镜，穿蓝色衣服。他的外貌一半像个先知，一半像中欧的知识份子。韦伯尔正在写作他的社会学硕士论文。他是蓝眼睛，黑头发。边赛已经得到哲学方面的文学士学位，现在正写作一篇论文讨论一个很合时的题目：《列宁关于革命危机的观念》！他有金色的眸子，眼色调皮，是三人中神态最轻松的一个。
“他们三人都非常擅长无准备的临时演说——跟我们常在播音电视中听见看见的竞选者那种预先制备的‘演讲术’多么不同啊！他们的政治知识也是非常完善无瑕的。
“革共青在‘大讲堂’举行公开会议的时候，开会前先由台上的团员把《沼泽曲》（一首反法西斯歌曲——译按）哼一遍，然后台下全体到会者齐唱国际歌的头两首歌词。这样，给人的印象已经比‘联合’游行更强烈了。
“但革共青的会议最主要是工作的会议。那是严肃而有充分文件的讨论工作，没有废话。但它同时也是表演智慧才华的场合。那又是：公开的会议。人人都可以发表演说，提出不同意见，以及进行争论。尊重持有不同见解的权利的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只有他们和三二二运动这两个团体的会议能把大讲堂装满。从过道一直到顶楼，所有的空间都有人占据。有人坐在地板上，每一寸地方都有人站着。仿佛是来听萨特演讲！
“自从他们被共学联开除，在1966年4月成立革共青的时候起，他们就一直全力支持越南（尤其是支持全越委），以及支持古巴——这个不属于两大集团的革命国家，同时是最鲜明地摒弃‘国家主义’政治的国家。他们和‘传统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以及许多革命团体一同在列日参加反越战示威（1966年10月）。他们也出席政治立场比那些老组织更左的青年团体所发起的布鲁塞尔国际会议（1967年2月）。
“在布鲁塞尔会议中，大家看到三种明显的基本需要：支持越南；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和帝国主义；在各团体之间建立政治上和实际工作的协调。
“一点不错，他们是革命者。他们一向承认是的。他们从来都公开宣布：今日世界上日渐高涨的革命浪潮，提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他们从未好像一个帮会或者一个秘密团体那样暗中准备毁掉资本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已：法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谈谈社会主义就足以令它发抖了。有些思想比枪炮更可怕。” |
附录二雪铁龙汽车厂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附录二雪铁龙汽车厂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下面是一个关于雪铁龙汽车厂行动委员会活动的报道的节译。原报道由行动委员会份子于1968年（6月？）24日提供，载于纽约《五洲新闻》周刊。】
雪铁龙汽车公司各工厂在巴黎地区共有工人约四万名。其中一千五百名参加工会。在厂内，厂主利用种种工具镇压工人：有厂方特务、私人警察、以及“自由工会“。工人中约有百分之六十是外国人，担任比较吃力的装配线上的工作。
五月十七日星期五，有许多厂发生停工事件。这种事件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发生过了。当天有几名工人说，如果能够有罢工纠察队而且把消息传给各厂工人的话，工人准备在下星期一实行罢工。桑西耶的学生和雪铁龙工人共同印制了一种传单，准备次日在雪铁龙各厂中散发。
次日，总工会发了一种传单，号召在星期一举行罢工，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为每月六百新法郎（约一百二十美元）。当时法国各地有许多工厂已经罢工了。在雪铁龙厂内总工会的会员很少，所以有人怀疑：总工会主动发起罢工，是否目的在于把一个至今未能控制住的运动控制起来呢？
自从五月十三日以来，就有若干个工人学生联合行动委员在桑西耶分校活动。经过雪铁龙工人与学生交换意见后，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这个雪铁龙行动委员会印制了两种传单，准备五月二十日散发，一种对雪铁龙各厂全体工人说话，另一种专门对外籍工人说话。行动委员会的用意是让工人认识那向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一切等级制度挑战的学生运动。传单并没有反对工会，也没有反对工会提出的要求。相反，传单认为工会的要求和学生运动一样，是向资本主义制度挑战的。传单表示认识到工人和学生的共同敌人，除非生产力归工人掌握，这个敌人无法消灭。它说，占领工厂是建立工人权力的第一步。
第二种传单用四国文字印刷。它指责资本家利用外籍工人的不利地位，对他们施行特别残酷的剥削，并且使他们孤立于法国工人之外，彼此不了解。“外籍工人用他们的劳动参加创造法国社会的财富。他们应该享有和别人同等的权利。因此，革命的工人和学生有责任使外籍工人得到和他们完全一样的政治权利和工会权利。这是国际主义具体的起点。外籍工人也是法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将和法国同志一起，大批参加激烈的斗争，摧毁资本主义，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
五月二十日，雪铁龙委员会的学生和工人在雪铁龙公司各工厂门口散发传单，并且和工人谈话。起初和总工会的代表接头，没有结果。总工会代表想阻止发传单。他们的藉口是：散发不同种类的传单，会破坏工人的团结，引起混乱。他们说：“如果厂外人士离开这里，那就更好，因为他们在场使厂方有藉口来挑衅。”
可是，在厂里帮助总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总工会职员，有不少是厂外人士，即并非任何一个雪铁龙工厂的工人。总工会职员发出的传单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为一千新法郎（二百美元），比前两天他们所要求的几乎提高到两倍。
在街上，工会代表用喇叭对工人说话。雪铁龙委员会的学生却毫无拘束地同法国工人以及外籍工人混在一起。因为外籍工人没有接受工会命令去占领工厂，工会职员决定要利用学生。他们决定不把这些青年“鼓动者”赶走，反而鼓励这些行动委员会的战士继续和外籍工人接触。经过两小时的直接交谈后，多数的外籍工人都进入工厂，积极参加占领行动了。
五月二十一日，即占领工厂的第二天，行动委员会的战士却在工厂门口尝到了闭门羹，工会代表守住大门不让“奸细”混进去。于是青年战士与工人在占领工厂前原有的联系切断了。在厂内，年轻工人强烈抗议那些针对“厂外分子”的恐吓性的言语。总工会变成了新的老板。工会极力防止工人明白占领工厂是没收财产的第一步。行动委员会为了向这出乎意料的新势力斗争，发出一个新的传单对工人这样说：
“你们已经占领了工厂。你们再不受国家或过去的厂主控制了。
“不要让新的主人来控制你们。
“你们全体和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
“不要让喇叭代替你们说话。
“如果那些拿着喇叭的人提出一个动议，全体的工人，不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也应该有同样的权利提出其他动议。
“权力是你们，全体工人的。你们有权决定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你们，全体工人，要控制工厂。不要让别人夺去你们的控制权。
“如果有人限制你们和外界的接触，如果有人不让你们知道全法国正在进行中的深刻的民主化运动，那么这些人就不是想代表你们，而是想控制你们的。
“占领后的工厂应对一切同志开放，不论是工人同志还是学生同志，好让大家共同决定问题。
“工人和学生的目标是一致的。不管政府怎样阻挠，大学已经对一切人士开放了。
“如果喇叭代替你们作出决定，如果喇叭广播说‘我们’已经决定如何如何，那么，拿着喇叭说话的人就不是和你们共同工作的，而是操纵你们的。”
另外一种由好几个行动委员会共同编印的传单也发了出去。这传单号召成立全体工人的大会，这大会可以越过工会，防止任何小集团假借工人名义说话，以及假借工人阶级名义去谈判。传单说：“那些政党和工会的负责人不是罢工的发起者。一切是罢工者自己所决定的，以后也应该继续由罢工者自己决定，不论他们是否参加工会。”
雪铁龙委员会为了击败总工会的阻挠而继续进行联系和传递消息的工作，他们发动三项新的工作：发动外籍工人在贫民区和宿舍中行动起来；在工厂大门口联系罢工工人；把雪铁龙各厂中有政治觉悟的工人联系起来。
在巴拉和南泰尔两地的工厂里，每天举行工人和行动委员会的会议。议题是基本的政治讨论，研究学生运动的性质及其与罢工的关系。工厂工人逐渐明白，罢工越来越转变成为传统式的工会罢工了。他们不满意把纠察队遣散以及使他们脱离政治，在这样做的时候有许多人脱离了队伍。例如，在巴拉厂里，夜间只有少数青年工友担任驻守。青年工人打算组织起来的一切企图，都受到工会官僚破坏，不是直接反对，就是装作把问题忘记了。
没有参加工会的青年工人想打破他们的孤立状态。他们去和民主总工会的战士接触，那些战士似乎是赞成学生和工人接近的。但民主总工会的目标是政治性和非革命性的；这个少数派的工会想吸收新会员，而学生运动在工人中得人心，所以它觉得此时适宜支持学生运动。其次，青年工人企图和那些要在工会中把下层分子组织起来反对工会官僚的战士接触。第三，青年工人和桑西耶的雪铁龙行动委员会接触，在五月最后一周之后，他们与行动委员会的合作日渐密切。到了五月底，青年工人对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能保持信心，而且觉得没有把握获得厂内工友支持了。警察已经采取镇压行动对付其他部门的罢工工人，所以这些青年工人感觉孤立而要寻求外界的支援。
雪铁龙委员会为了满足这种组织下层工人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当时农民经常把粮食从乡村送到索尔邦和桑西耶，农民、行动委员会和工人之间已有联系。雪铁龙委员会告诉工人，有可能得到粮食，叫他们直接和农民接头。问题是运输工具，就是，至少要有一辆雪铁龙货车送工人和学生到乡村去。工人赞成这个提议，而且很明了这行动在组织方面可能发生的作用。不过，工人不愿意自己负担动用厂主的货车的责任，所以他们想取得工会支持。工会代表叫工人去找巴拉地方的工会中央委员会商谈。中央委员会愿意和农民联系，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整个行动要集中化，完全由工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这条件足以破坏建立下层群众组织的一切企图。
雪铁龙委员会所提议的第二种行动方式，是在不同企业的工人之间建立联系。不过，这种联系不能在厂内实行，因为工厂已经变成工会官僚防守着的无法攻破的堡垒，而这些工会官僚是反对任何下层工人互相联系的。所以，问题是争取言论自由和争取工人交流的可能性。
行动委员会所提议的第三种行动方式，是到宿舍去和外籍工人联系。这种联系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使外籍工友加入罢工纠察队因而使斗争激进化，同时可以免除精疲力竭地向破坏罢工者斗争——这些破坏者普通都是受厂方利用的外籍工人。外籍工人之所以会受厂方利用，是因为他们一般都没有政治认识，而且不知道消息；有好几次厂方召集他们来表决复工。
厂主利用外籍工人宿舍对这些工人实行双重的剥削，白天剥削一次，晚上再剥削一次。宿舍由雪铁龙的代理人管理，不许任何人进去，连工人家属都不许。例如，在距离巴黎三十哩的维耶勒贝尔地方，工人住在四十八个居住单位里，每单位有两三个房间，住十四个人。工人住哪一个单位，由管理方面随意指定。结果南斯拉夫工人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工人住在一起。工人之间极少能够互相交谈。而且他们在工作上也不属于同一班或同一车间。工人所付房租是每月150新法郎（30美元）。光是这一座宿舍，厂方每月就净赚五万新法郎（一万美元）。
雪铁龙行动委员会里面会说工人那种外国语的分子，和宿舍里的工人联系起来，把行动委员会的情况告诉那些外籍工人，同时建立起罢工工人和外籍工人之间的联系。委员会的目标，是让外籍工人成立自己的行动委员会来应付他们特有的种种问题，例如：上班的交通问题，粮食问题，反抗厂内的压迫，以及接近法国工友。有几个地区，工人成立了自己的行动委员会之后，在附近被学生占领了的大学或地方文化中心里找到课堂，开办了法语班。在贫民区和外籍工人聚居区，有农民供应的粮食由各行动委员会分送给贫苦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随时随地向外籍工人说明雇主怎样采取各种方法利用外籍工人来破坏罢工。许多外籍工人都和罢工工人联系起来，积极参加了占领工厂。
这一切行动的目标都是促成并鼓励建立起下层工人的组织。
孤立地据守在工厂里的少数工人，提出了如何防守工厂抵御一切进攻的问题。工会已经有命令：遇到进攻时，应该“保持着尊严”放弃工厂；所根据的理由是“力量对比”的悬殊。雪铁龙行动委员会派了许多“纠察队员”驻守在厂外，有一次这些“纠察队员”打退厂主雇来的企图把占领工厂的罢工工人赶走的工贼和暴徒，保卫了工厂。
越来越多的工人去到桑西耶中心同各行动委员会联系起来，这些工人又改变了雪铁龙委员会的性质，造成了在工厂内由工人自己组织并行动起来的可能前途。雪铁龙委员会同厂际联络委员会以及隆·布朗化学工厂工人之间的接触，又造成更多的可能性。
隆·布朗工人向别厂工人介绍成立下层委员会的经验，这在他们自己厂内是非常成功的。这立刻就引起响应。雪铁龙工人看出：下层工人组织——在其中，工人自己保持着有关罢工问题的决策权力——可以解决他们在罢工当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不过，到了雪铁龙工人熟悉隆·布朗下层委员会经验的时候，形势已经不允许在雪铁龙厂内发起同类的组织了，因为那时雪铁龙厂已经成为少数尚在继续罢工的工厂之一了，而且因为罢工已经变成传统式的工会罢工了。
隆·布朗工人除了号召别厂工人效法他们的榜样之外，还指出：只有下层工人组织伸展到资本主义各国之后，真正的工人权力才能实现。当雪铁龙工人正在学习化学工人的经验时，雪铁龙委员会一部分成员去了意大利都灵市，和“工人学生联盟”建立起联系——这联系是以欧洲最大企业快意（Fiat，即菲亚特）公司的工人为中心的。在都灵，彼此交流各方面的消息和经验：关于意大利的工人斗争，两国工会所起的同样的障碍作用，以及行动委员会的意义。组织下层委员会和实行工人监督生产的问题，使都灵的同志们看到了远大的前途。为了促进未来的联系，双方决定经常交换情报（传单，刊物和书信），交换斗争要求，并且实行工人和学生的直接联系。意大利的同志从米兰来到巴黎，以便同样地和雪铁龙委员会直接联系。雪铁龙委员会里有些外籍分子也回到他们本国（例如英国和美国），扩大国际的联系。
6月22日星期六，在总工会和雪铁龙厂方达成协议之后，雪铁龙委员会里面反对复工的工人分子设法联系其他有组织的工人，以便在下星期一采取行动。工人印制了一种传单，说明：从工会所提的物质要求看起来，工人毫无收获。“虽然总工会满意于它自己和厂方达成的协议，大多数工人却觉得那些微小的收获配不起他们五个星期的斗争，也配不起那以总罢工方式开始的罢工，因此准备继续斗争下去。”
星期一早晨，有三种内容不同但一致反对复工的传单发了出来。总工会职员没办法找到工人愿意散发他们的传单。工会会员转变到反对派立场去了；工会代表和职员在大会举行表决前受到群众唾骂。工人以实力表达他们的立场，让反对复工的工人发表演说。在会议中，有个工会代表在群众叫骂声中无法发言，他根据民主原则要求让他讲话，然后在讲话中指责那些对他叫骂的工人，说他们“要用工人阶级的红旗压倒总工会”。
由于在物质要求方面不满意，又对工会幻灭，于是工人们深入地分析了雪铁龙委员会原先曾涉及过的一个问题，即：究竟战斗性的行动应该在工会之内进行还是在工会之外呢？许多未参加工会的工人想集中力量成立新式的组织。关于工会的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了，雪铁龙委员会就能够根据它的经验展开并扩大行动的远景。
在雪铁龙工人看起来，雪铁龙行动委员会是一个联络和传播消息的机关。在这委员会之内，工人把他们在工厂各车间成立下层委员会的努力协调起来。在每周同另一个行动委员会，即厂际联络委员会会商的时候，雪铁龙工人知道了其他企业的工人也在做同样的努力；通过与国外的接触，他们又知道别国的汽车工人的努力。工人们知道：下层委员会的革命意义，要在另一个危机时期才能表现出来。下层委员会是大规模占领工厂的基础，同时促成工人方面明了他们是厂内唯一的正当权力（就是说，任何特殊的集团都不能代替工人群众来发言或谈判）。大规模占领工厂，加以工人觉悟到他们的阶级力量，是工人开始占用生产工具——作为公开表现他们的权力的方式——的条件。工人一旦公开占用生产资料，必须同时组织武装保卫工厂的力量，因为资本家阶级会利用警察和军队的残余设法夺回工厂。到了这时，为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又为了避免被外国军队压碎，工人必须把他们的斗争伸展到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各主要中心。只有到了那时候，工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完全控制才能实现，那时，建立一个没有商品、没有交换、也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事业，才能够开始。 |
附录一工人眼中的五月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附录一工人眼中的五月运动
【以下是美国记者窝斯特（Mary-AliceWaters）访问法国雷诺汽车厂工人后，在1968年5月29日所写的通讯报导。原载纽约《米立屯报》。】
当总工会主席弗拉生和共产党其他领袖诬蔑那些左派学生，暗示他们为企图渗入工人阶级的反动派奸细的时候，在下层工人之中发生着另一个演变过程。这正是弗拉生等人所以要那么猛烈攻击那些革命青年的一个重大原因。
数日前，我和巴黎郊外布隆—比扬库地方的雷诺大汽车厂的两位青年工人边吃晚餐边讨论上述的发展。他们二人的背景和过去四星期内所经历的变化，既可以代表许多年轻人，又是富有重大意义的。
他们告诉我：五月初学生示威运动刚开始时候，他们二人以及雷诺厂大多数工友的态度都是敌视的。他们讲许多笑话，嘲笑那些学生是有钱子弟玩革命的游戏。
“但在5月10日至11日的夜间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他们这样说。“到了那些学生守着街垒而且和警察作战的时候，我们看出他们是认真的了。有一千多人受伤，而且警察是那么凶残。这令我们对学生同情起来。”
第二个重大转折点是5月13日，就是举行总罢工支援学生的那天。他们说，在平常时候，如果一个月之内因罢工而减少了工作时间超过九小时，所有工人在以后三个月内的工资都要扣减。而且从来罢工的时间都没有工资的。可是5月13日他们照常领到全日的工资，因此他们明白现在情形有点不同了。
两天之后，南方飞机公司的工人把工厂占领了，而且把厂长关在他的办公室里，藉此表示他们的斗争决心。
再过48小时，雷诺厂也罢工了。占领工厂的行动从一个车间开始，那些工人号召其他车间响应。雷诺厂有三万五千工人，属于全国工人中待遇最高的一类，他们同时也是法国工人阶级传统的前进中心。雷诺厂的工人一占领工厂，全国工人很快就跟着来，于是总罢工开始了。
“学生把火车开动，我们感谢他们这样做。我们一看见火车已经开行了，我们也爬上去。”
伯纳和雅克——和我谈话的这两位工人——说，他们初次直接接触到学生运动，尤其是接触到革共青，是在一个学生代表团从索尔邦步行八哩路来向雷诺厂罢工工人表示团结一致的时候。
学生来到的时候，工厂大门关了起来。总工会的负责人接待他们，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就请他们回去，不要造成任何纷乱，以免给“警察干涉”制造藉口。有人散播谣言，说有一小群学生打算把停放在厂门口的一部份汽车烧毁。
墙上贴出了警告，特别注重警告比较年轻的工人：“这个警告，对于本厂大多数过去见过那些挑拨者活动的工友来说，当然是没有必要的。不过，我们要提醒那些比较年轻的工友，这些挑拨份子是为厂方服务的……每逢左派势力加强团结而威胁到他们的特权时，就来活动。”
尽管工会方面采取这种种预防措施，想阻止学生和年轻工人接触，下层工人还是不接受工会官僚的立场。
工人接受了学生带来的红旗，把它挂在工厂上，并表示感谢。“你们挂起成千成万的红旗，占领了索尔邦。现在我们也同样占领了工厂。”学生从窗户抛香烟给那些香烟吃完了的工人，许多工人，例如伯纳和雅克，走出厂外和学生谈话，答应到索尔邦去回拜他们。后来他们许多人到索尔邦去过好几次，为了明了那边的情况。
我们谈到罢工和工人反应的一些情况。他们二人首先着重指出年轻工人和较老的工人在战斗性上巨大的差别。“一直都是年轻工人起着推动和带头的作用。不过罢工始终是绝对团结一致的，斗志和决心很高昂。”
“昨天开会表决是否接受政府和雇主对我们要求的答复。工会领袖要我们接受解决方案，恢复工作。但是塞古伊说到我们只能领到罢工期间的一半工资时，受到了叫骂和喝倒彩。如果罢工期间工资不十足发给，我们决不复工。投票结果是绝大多数主张继续罢工。
“不过现在只有很少工人继续占领着工厂了。总工会叫他们回家，因为害怕这些工人继续团聚在厂里商量讨论。如果工人回家去陪着妻子儿女，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他们还谈到雷诺厂的工资情况。在装配线上工作的普通工人每月不到二百美元——这是达到生产定额的工资。如果达不到定额，就要扣减不少的工资。举一个例，如果他只生产了定额的百分之九十，工资就只能得到百分之七十一。他们还特别指出一点：熟练工人大约每月可得二百二十美元，但防暴警察有四百美元（另外每驻守街垒一夜有五十美元津贴）。厂内安全保障很差，例如管理大熔炉的工人，只有千分之二能够做到退休年龄。
我们最后谈到总工会雷诺支部刚刚号召工人和学生举行联合示威这件事情。我觉得奇怪：既然工会领袖对学生的态度像他们所说那样不友好，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号召呢？
“那是因为年轻工人坚决要求，而且我们得到多数支持。我们举行了一次总工会雷诺支部的会议，要求发起一次工人和学生的联合示威。我们对工会领袖说，如果他们不是反对学生的——他们当然说不是——就要发起联合示威作为证明。我们的要求通过了。
“但总工会不愿意开创一个雷诺工人和学生联合示威的先例，所以现在整个巴黎的总工会分会要出面号召联合示威了。”
谈到这里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多，我们要走了，我最后问伯纳是什么政治立场。他答道，他是雷诺厂一个共产党支部的书记。 |
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结论
戴高乐的复辟胜利留下两个问题尚待解答：五月革命是否可能再次发生？这种热病是否有传染性？只有明了法国事件的真象之后，我们才能着手解答这两个难题。我们所企图描写的现象是很复杂的，我们不敢自信已经把隐藏在诗歌、性问题、以及胡闹行为的杂乱外表下的种种元素，那怕只是最重要的元素，辨认清楚。也许一个初步和最简单的说法是：这次革命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危机。一直到最后阶段——而且简直是偶然地——才有夺取政权的企图。
令人迷惑的是，这次革命由许多成份交织而成，每一成份有它独特的性质，但又很难与其他成份分离。例如，革共青和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引发这次爆炸的两个主要信管）都是公开承认的革命团体，代表法国政治上崇拜超议会直接行动的潮流的复活。他们以及同类的“小集团”，都从暴力哲学家那里得到精神启发，尤其有重大影响的是托洛茨基，他死了二十几年后，现在重新出现为一个活着的势力。他的信徒相信，西欧的产业工人阶级，经过在消费者社会里被物欲长期催眠之后，现在已重新准备负起革命任务了。因此托派非常愤恨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责备他们阻碍工人履行这个使命。
但这些革命派的目标和心理，与千千万万热烈参加抗议运动的法国知识分子根本不同。那些知识分子的心理，是痛苦地感觉到有组织的社会迫使人们要放弃许多东西。他们起来反对法国文化生活中的欺骗，反对官僚主义的浮夸，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压迫。他们要丢弃一切，完全从头想过一套。他们渴望解脱那种种无意义的拘束，这思想由那些崇高的宣言表达出来，又实际表现在那众多的行动委员会身上，这些委员会唯一共通的哲学就是：现存社会不可忍受，必须加以改造。风潮蔓延到专门职业阶级，于此再一次改变性质，因为它变成反对大多数曾受高等教育者的工作环境中那些僵硬、过时、和过份集权的制度了。以这种形态表现出来，革命就是反对官僚统治，反对行政机关和反对专业机构的造反运动。这表现为一种自治的坚决要求——要反对办公室和实验室里、医院和大学里那些小皇帝的统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风潮的这一方面是特别带有法国色彩的——因为法国的专门职业生活比多数其他国家都更多清规戒律——但也正是这一方面令人觉得：五月事件是西方国家里对现代工业生活那种反人性的讲究效率风气的初次大规模反对。这可与当初反对早期产业革命的那种空想的叛乱行为相比。
这次革命最为人熟悉的面貌（因为合乎传统），是罢工。但，尽管有引人注目的占领工厂，和禁闭经理的行动；尽管民主总工会提议董事会应该像市议会一样由全厂人员投票选举和罢免；尽管那些难驾驭的年轻工人渴望摆脱工会的谨慎领导——这次大罢工到底还是一次为了争取较多工资和较短工时的老式罢工。那些守在厂内梦想着暑假的罢工工人，和革共青的革命理论家没有丝毫共通的地方，除了彼此都是一串骚乱事件的环节以外。
在青年革命派、无纪律的学生、造反的专业人员、以及愠怒的罢工工人等群起攻击之下，政府动摇起来了。那时正式的左翼反对党才登台举行那身为反对党应该举行的仪式。靠着已经在开的门，自然难免跌进去。这就是危机转入“政治性”阶段，几乎推翻戴高乐的情形。但这个惊人转变不过是五月革命偶然的副产品而已，决不是某种阴谋的结果。如果还需要证据的话，只须指出：社会党对这次危机是不幸地毫无准备，而共产党眼见有使人跃跃欲动的夺取政权机会，竟掉头不顾。而且，即使戴高乐下了台，让米特朗根据宪法程序继任，这也不过是重演那一套老政治把戏，又一次的政权易手而已，这决不是革命——至少不是真正的造反者肯承认的那种革命。
戴高乐渡过了这道难关，是因为在最后一刻以前，一直没有人真正认为他会倒台。既然没有人相信做得到，所以没有人下决心动手去推翻他。在这问题上，共产党比多数其他人都头脑清醒。要推翻高度组织化、彻底中央集权的国家的主人，不是易事。那些主人手中握有大大而且集中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戴高乐遭遇罢工工人公然反抗，就飞去德国，仿佛提醒大家，最后的军事力量仍在他手中；于是他的敌手就退让了。因此这次危机使人们更了解戴高乐思想中的蛮横元素，也更了解他所属的那种现实主义的政治传统。他的凯撒主义[1]、他对群众极端的轻视、他对权力的英雄式但也是悲剧式的崇拜，再没有像在5月30日演说中表现得那么鲜明了。法国议会民主制的虚伪性，也由蓬比杜在选举胜利次日被撤职这件事得到鲜明不过的证明。因此这次选举泄露出真正的性质，这等于是全民表决承认国家元首的无限权力。
这次危机同样鲜明地显出反对党的性质。共产党没有企图夺取政权，因为革命已经不合它的本性了。它装腔作势地呼喊阶级斗争口号，其实已经不想念这一套。时移势转，它已经变成一个稳重的工人政党，受汽车和电视机催眠，性质相当于英国工党了。1968年5月在众目睽睽之下揭露出来：法共的解脱斯大林主义化，虽然因为领导人物继续在位而且中央委员会传统地保守秘密而隐晦不显，其实已经发生[2]。不过，这个党仍然是强大的：它掌握着许多报纸、市政府、商行，还有许多文化、体育和青年的团体。成千成万的人靠党生活。但它已经不是战斗性的党。为了适应于现代化、日渐消除阶级分野而且富裕起来的社会，它的革命历史对它是害多利少的。
至于人们指责共产党通过它的工会分支，即总工会，扼制着法国经济的命脉，这种指责也为这次危机证明错误。真象是：一经考验，就证明那工会的组织是太弱，而非太强。5月27日星期一，尽管格朗涅尔协议已经总工会领袖接受，却被下层拒绝，因而把共产党拖入一次短暂的政治冒险行动，这种行动本来是它极力避免的，而其结果恰似它所担心的那样，造成它在竞选中的大败。
那些革命派又怎样呢？在整个危机过程中，许多小宗派都想要在一个新成立的革命阵线组织之内联合起来，所根据的理由是：五月事件证明到处都有引火物，应该把它搜集起来将来使用。但所提议的阵线组织，经不起个人对立和主义对立的压迫而崩溃了。这是许多错误的发动之一。也许是因为他们敲出来的火花所引起的一声爆炸太响亮了，所以他们误认大好时机已经来临。但那些感觉呼吸不自由的知识分子，心怀不满的专业人士，在学校里过度拥挤的学生，以及罢工的工人，大多数都怀抱着另外一种、完全属于改良主义的野心。正因为如此，革命派指责共产党出卖“革命”，就好像聋子彼此说话一样。现代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让世上的康边迪之辈攻陷的，街垒之夜的戏剧化性质也许令人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事实上，街道上每一个火头，等于是在随后的选举中投给右派一票。
戴高乐主义的国家也许是坚强的，但它也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并不真正了解它的前途，也不了解明日的人九将如何组织起来。法国人已有十年或者更长久得多的时间，没有去考虑关于社会的性质的种种基本问题了。他们任由那为了促进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了提高竞争能力而进行的混乱斗争来塑造他们的社会，这个过程时常是很不人道的。戴高乐在危机当中说了几句关于要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找寻一条中间路线的陈言滥调，立刻就被人当作是深刻而发人深省的——这恰好表明以前大家太少想到这个问题。
不过五月革命仍有较有希望的一面。这次革命引起一股批评精神的激流，一时之间迫令官僚作风畏缩起来，同时揭露每一个皇帝的丑态。这里面含有希望的萌芽：如果让这种智慧、这种精神、和这种想像力自由发挥起来，就真正能够改变世界。
[1]凯撒主义——由古罗马独裁者凯撒（）得名。凯撒政权的特征是个人独裁，直接以军队而非议会为权力基础，表面上超乎贵族与平民两个等级之上。调节两者之间的冲突，藉此维持既存社会制度。凯撒主义的近代变种，普通称为拿破仑主义。——译注
[2]本书作者认为法共在采取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时代是革命的，解脱斯大林主义之后就丧失革命性了。但法国多数的革命派，如革共青和康边迪等，有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斯大林主义根本就是反革命的，而赫鲁晓夫、多列士、洛歇之辈虽然在某方面批评斯大林，其实并未根本与斯大林主义绝缘。因此康边迪在5月13日大示威的时候骂法共领袖为“斯大林主义的脏东西”。——译注 |
第十五章意志的胜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十五章意志的胜利
戴高乐将军在什么时候决定反击的？他是独自一个作出这决定的——也许是在5月28至29即星期二至星期三的夜间。是什么原因促使77高龄的他，这样惊人地振作起他的才智？他的政府在星期二晚上完全陷于混乱，到处都是敌人。他的命运从来没有这样低沉。他考虑退休，而他的国务总理显然并没有怎样劝阻他。然则为什么他在星期三破晓的时候秘密召来直升机和座驾机把他载去德国呢？我们相信，他去巴登—巴登的时候，已经决心战斗了，不用等那些将领们鼓起他的勇气。他去那里，主要为的是布置一个必要时进军巴黎的计划。他身为军人政治家，决不会忘记，坦克车说的话比国会议员更有力量。
法国的极右派，误解戴高乐反对美国和拉拢俄国的政策，时常指责他过份纵容共产主义。其实恰好相反：他一方面追求法国的崇高和独立地位，同时是比任何人都无逊色的共产党的凶猛反对者。一切证据都表明：他是在星期二夜间共产党摊牌的时候决心反攻的。共产党明说他们决意取得应有的一部份政权；他们再不肯被拒于政府门外，而显然无论米特朗或孟戴斯—弗朗斯都不能压制他们。因此法国有落到共产党手中的危险。这就是迫令戴高乐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形势。退休是不能考虑的。他必须留任来挽救法国，像他过去屡次所做的那样。他的分析无疑就是这样。他一定也想到：洛歇放胆说出他们的立场，正好供给了他所需要的武器，就是在法国仍然很普遍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根据这样的解释，是因为米特朗拉拢孟戴斯而对共产党冷淡，才刺激共产党说出它的野心，因而引起戴高乐的反应，结果整个左派都受害。戴高乐的巴登—巴登之行，固然是他反攻计划里必要的一步，同时可能也恰好满足他的戏剧趣味：他想到全世界紧张地等着看他的行动，可能不无快乐之感。
戴高乐星期三晚回到科隆比，在书房里独自起草简短的演说词，预备次日发表后便恢复办公。他还打了几个电话，没人知道打给谁，只知有些主要的戴高乐派人物最近本来陷于绝望之境的，一夜之间就变得大为不同了。星期四上午有一个暗示，当时仍在自我陶醉中的左派简直完全没有注意，就是戴高乐党秘书长罗伯尔·普雅德（RobertPoujade）发表的声明，其语调之充满自信，在当时情势中显得很奇怪。他说：“政府不会向颠覆行动屈服，篡位的梦想行将破灭。”普雅德是一个年轻学者出身的政客（和五十年代初期那个小店主运动的领袖普雅德没有关系），在四十岁的年纪就成为现政权一个主要人物。靠蓬比杜的势力，他在党机关里充当了专任的头子。
蓬比杜也知道戴高乐要在星期四上午带着战斗精神回到巴黎来，不过他无法知道戴高乐有什么秘密的战术计划。巴登—巴登之行，事先没有通知他；他也不知道戴高乐是否已经明白全民表决的计划不可行，只有宣布举行大选才能平息舆论的不满；尤其是，他没有气氛觉得自己的职业是稳定的。
除了一二忠实的戴高乐派之外，谁都完全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发生。连戴斯田（VasleryGiscardd’Estaing）这样接近政权中心的人物，他是独立共和党领袖，该党在政府中有两个部长，星期四那天上午都一无所知。他在一个公开声明中说，他拥护戴高乐继续担任国家元首，但要求蓬比杜解职，并重新选举。那天上午在法国政界中流传的话是：“两个乔治都失败了”——一个乔治是乔治·塞古伊，被下层迫使转向的总工会领袖，另一个乔治是乔治·蓬比杜，他非常艰苦的努力并未能把脱缰的局势控制住。
将近中午的时候，戴高乐回到首都了。全国都在屏营彷徨中等待他的决定。国民议会一片焦急。在餐厅里，议员们一边吃午餐一边耳朵贴着半导体收音机。两点半，戴高乐单独接见蓬比杜。（谣传蓬比杜因戴高乐不让他知道他的打算而愤怒欲狂，对戴高乐说：“这真不能忍受！我要辞职！”总统心平气和地回答：“得了吧，好朋友！咱们谈正经的。像你一向要求那样……举行选举好吗？”）半小时之后，他们两辆黑色鲸鱼一般的雪铁龙汽车慢慢开进艾丽榭宫的庭院，戴高乐政府的27名部长都来开内阁会议，其中有些是最后一次了。当他们还在前来集会的时候，已经有一队队响着号角的汽车，插满三色旗，开过艾丽榭宫前面的圣东诺雷区，向两旁撒传单，号召民众当天下午在孔阔德广场举行拥护戴高乐的示威。普雅德的工作干得不错。
然后，下午4点31分，戴高乐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短短的四分半钟之内，他凶残地粉碎了左派政党立即获得政权的梦想。他要战斗。他把话吼叫出来，仿佛是在阅兵场上。他在过去24小时内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过了，现在已经下定决心。“在目前形势中，我不会退让。我负有全国人民委托的责任。我要履行它。”他不撤换国务总理，但内阁要改组。国民议会立即解散，举行大选。以前提出的全民表决要延期。国家受到共产党独裁的威胁——他这样说。这个“极权的企业”，希望法国听任一个利用国民绝望情绪来夺位的政权支配。“哦！不行！”法兰西共和国不会让位。要“立即在各地”发动公民卫国行动，协助巴黎的中央政府和各省的省长——就在此刻把省长改为名为“共和国专员”，使人想起在“解放”初期所使用的名称，当时这些官员有很广泛的权力。如果实力的较量继续下去，他准备采用“其他手段”。这话暗示到军队，是武力的威胁，是马絮将军的影子。
戴高乐的秘密武器，即善于说话的本领，这次仍旧保持着，这是他的拥护者大感欣慰的。他们觉得脱离了深渊。但演说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罢工工人的正当要求，或是青年人的愿望；纯粹表现出他的对全国同胞咄咄逼人的轻视态度，以及只有冷战初期才有的那种死硬的反共立场。不过，这是多么惊人的复辟行动啊！“经过24小时的神秘莫测和无比紧张之后，那悲剧的英雄人物突然带着满口挑战的话从地板门跳出来，那些企图夺位者还以为他一掉下去就永远不能再上来了呢。”[1]
他高呼“法兰西万岁！”的声音刚响完，戴高乐派群众就涌到街上向孔阔德广场集合。戴高乐定出了音调，“恐惧党”（纠合起来的保守派群众）跟着唱起来。政府在寻求支持的时候，取消了一切限制。在危急的时刻，它不管动员到街上来的是老贝当派，是萨朗将军的拥护者，是莫拉派的民族主义者[2]，或是维琪政府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后继者。对共产主义的一致恐惧，使戴高乐主义里面从极右到左派的一切意见都互相接近起来。在这大恐慌的时刻，政府改变了性质，或者至少改变了形象。一车车拥护者从外省火速载来巴黎，扩充游行队伍，长途汽车摆在横街里一直等到游行完毕。
人流经过孔阔德广场的漏斗口入香榭丽舍大街，然后走去艾特瓦尔的不熄火焰，那个象征不配的民族主义的地方。示威人数比前一天共产党所发动的多出一倍，压倒了总工会的大牌。多数示威者的衣领都是洁白的，有的挂着勋章，许多妇女戴着手套，年龄大得可以记得“解放”时戴高乐本人在这条漂亮大街上的凯旋游行。他们喊着“不许共产党通过！”也喊着“康边迪到大浩去！”[3]和“法国属于法国人！”这类攻击性的口号。长期沉默的右派，终于走出街头，借用了左派的做法。他们不是举起拳头，而是竖起手指作V字胜利象征。他们不唱国际歌，而不停地唱马赛进行曲。三色旗战胜了红旗和黑旗。整个兴奋的场面都渲染上红白蓝三色。
当天下午戴高乐亲笔写信通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两位议长，沙邦·迭尔马（JacquesChaban-Delmas）和蒙奈维，说两院已经解散了。这引起激动的场面，反对党起立高唱马赛进行曲。首先起来评论戴高乐演说的是米特朗。他说：“这是独裁。这等于号召内战。”但戴高乐派的部长和议员戴起国会议员肩带，举着三色旗，排队走去参加孔阔德广场的示威。政府在忠贞的暖潮包围之中觉得安全了。
戴高乐的意志像燃料一样注入整个政府机构，使它开动起来。国家实行反攻，以夺回过去三周间丧失掉的权威。内政部长富歇亲自打电话给每一省区的长官，勉励他们坚持立场。这是他次日被免职之前所做的最后几件工作之一。反革命一开始，全国的心理转变得闪电般快。戴高乐派的游行群众大骂米特朗为社会公敌。那天晚上，有一队戴高乐派的暴徒在圣日尔曼大街上追逐他，他逃入一个门道，得到一批学生同情者搭救，护送他回家。
巴黎四周都有军队调动的消息，乡村道路上可以看见坦克车。政府宣布要征集有技术的后备军人入伍，用来维持主要的公用事业。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半军事性的公民行动委员会，有一两处地方，他们为了庆祝他们的暴徒行为合法化而向工会或共产党机关开几枪。5月31日星期五破晓前，武装警察占领了卢昂的邮政总局，把工人纠察队赶出去。这是头一个破坏罢工的行动，从邮政工人这个较弱的部门开始。
政府所赞助的秘密投票，使零星的复工变成一个逐渐扩大的运动。消息传来，一厂接着一厂的罢工工人开始和雇主谈判。经过一个时期的自由之后，国家广播电台的论调这时仿佛很巧妙地改变了，评论员顺风转舵。但要作出最痛苦的转变的，还是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庞大的总工会。在这场巨大的扑克牌赌博中，戴高乐提高了赌注。共产党如果要抗辩他的行动的合法性，就不免要采取他们一向极力避免的起义路线。于是他们不声不响地把星期三所提出的“人民政府”政治口号收起来了。到星期五，全国各工会都说愿意和政府谈判他们的经济要求，无须任何先决条件。一夜之间，罢工的政治性就剥掉了。
左派，社会党和共产党都一样，被戴高乐的猛烈攻势冲击得立脚不稳。他们因被他不公平地攻击为阴谋革命而无法动弹。其实革命正是共产党所极力避免的。至于米特朗，他也许太莽撞，却从来没有存心作乱。戴高乐为了挽救自己，不惜污蔑他们阴谋作乱，把他们摒诸共和国之外，号召普通公民武装起来把他们打倒。他这样的做法，把自己的拥护者团结起来了，却把全国分裂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左派从露骨的实力较量退缩下来，致力于戴高乐被迫接受的竞选运动。但他们从头起就是吃亏的，因为他们要向那因上月的暴力行为而在心理上受到创伤并且感觉迷惑的社会人士辩白戴高乐对他们的攻击。新阶段开始了，但左派一直居于下风。“我们没有改变，世事改变了。”共产党在实行一百八十度转变的时候对党内战士这样说。
[1]1968年6月1日世界报上Sirius（即编者HubertBeuve-Mery）的话。
[2]莫拉派的民族主义者——由其领袖莫拉（CharlesMaurras）得名，是一个极右的派别。该派主张恢复王政和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反对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维琪傀儡政府合作。——译注
[3]大浩（Dacjai）是德国南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市镇，纳粹党一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所在地，营中主要拘禁政治犯和犹太人，约有24万死难者在营中焚尸炉焚化。——译注 |
第十六章反革命在选举中的胜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十六章反革命在选举中的胜利
五月革命不但没有推翻戴高乐将军，反而使他的政权得到强有力的新生命。5月29日那天他看来是完结了；但刚刚一个月之后，经过6月23日和30日的选举，他又重握大权，所占国会议席的多数，为共和时代法国前所未有。在危机过后这几个月里，人们计算着损失，悲观地衡量着法国工业、法郎价值、法国国际地位、以及总统威望所受的损害。但，反过来，也大有理由说这次爆炸是一次有益的震动，使血管硬化的法国社会重新血脉流通。造反运动比什么政府调查都彻底，把损害法国的种种毛病检查出来，并且，使戴高乐由于选举胜利，有办法来把这种种毛病纠正。没有几个政治家这样幸运。
现在没有什么人还记得：在危机爆发前仅仅一个月，全国是在一种停滞的、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有一位著名的新闻评论家，世界报的比耶尔·维扬松—蓬德（PierreViansson-Ponte），说她真觉得厌烦。在内政方面，政府已失掉推动力和领导性；经过十年的统治，它是自满多于创造了。戴高乐显出地可否认的老态，日甚一日地把权力付托给他的储君蓬比杜；在巴黎政界中最多谈论的话题是“戴高乐过后的政制”。经过1968年6月选举之后，谁都不能再诉说厌烦了。返老还童的戴高乐正准备着手他惊人事业的新阶段，包括对法国社会关系和工业关系实行深入的改造。所以，这是五月革命的离奇现象之一：它没有了结戴高乐的统治，反而处长了它，并赋予新的任务。
这个时刻真有层出不穷的怪事：一个本质上是超议会性的危机，公然反对或忽视传统政治形式而在街道上展开的，竟由一次典型的国会选举来把它解决了；共产党正在不遗余力地压制它左边的那些阴谋捣乱分子的时候，反而遭人指责它有阴谋；戴高乐得到右派广大选民支持而复得政权，但他的竞选政纲却是左派改良主义的——至少明摆出来的是如此；蓬比杜本是这次胜利的主要设计者，却在事后简直立刻就被戴高乐总统免职。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按下不表。
戴高乐派的胜利是两个大潮流所造成的：一个直接起源于五月危机，另一个不过是法国政治模式的继续。即使不发生这次危机，如果在1968年6月举行选举，戴高乐派也毫无疑问会胜利——但胜利不那么大。政府方面战略家的技巧，在于把这次革命变成单纯对他们一方面有利。尽管这次事变暴露出戴高乐派十年统治的种种失败之处，也暴露出政府在危机时刻的无能，但单纯靠反复地拿暴力行动和共产党阴谋这两个鬼怪来吓人，政府就把革命这笔负债变成了一笔巨大的竞选资产。这个战略赢得选票，但以真理为代价。它歪曲革命的真象，用最可怕的色彩把它描写成共产党策动起来夺取政权的运动（其实根本不是，连意外地变成这样都不是），而不理会那促成这次爆炸的对自由和对职业上的自治的渴望。
虽然罢工者数以百万计，这次革命却是少数知识分子精华，即学生和专业人员的事业，他们全都明白：法国在无数方面都需要解除僵硬的官僚控制和琐细的规条。这是造反运动的深刻意义，但只有少数积极分子领会这一点。工人参加这个运动，是为了争取他们自己的性质完全不同而主要是物质性的要求。工会的下层有些青年工人受到革命精神感动，同时，上文已经说过，有些工会，例如民主总工会，争取在工业管理制度方面实行一些极为激烈的改革。但这些思想对整个工人阶级并没有多少影响，它的绝大多数是一心只想在现实社会结构内部追求较多的物质福利的。大多数法国人还不了解那种促使知识分子起来造反的在文化上呼吸不自由的感觉。多数人起初对首都的风潮大惑不解，不久之后就变成大起恐慌。他们的恐惧，听到戴高乐将军5月30日的善恶分明的分析之后，只有加深。听见他说及共产党的颠覆行动，他们以前带着恐惧和迷惑的心情在电视上看见的暴力行为突然变得意义明显了。全国人民中没有几个能够区别共产党和那些革命“小集团”，所以把他们混为一谈，当作同一的威胁，而不知道他们是誓不两立的。每一座街垒使反对党损失数千选票。
竞选运动的时间很短，而且异常地缺乏教育性。没有一个候选人提出详细的纲领，而一味地对敌手大肆造谣诋毁。蓬比杜给这次竞选运动决定步调，而且指定角斗场所。他在投票前夕的广播演讲中说：“如果（去年）左派联盟胜利了，米特朗先生就会坐在艾丽榭宫里；共产党也参加了政府，那么，共产党就会像在别的国家里做过而且做得很成功那样，逐渐但毫不放松地伸张他们的控制权，一直到实行独裁为止。那时米特朗先生或是屈服，我相信他多半会这样；或是设法反对，那么就会像以前在布拉格发生过的那样，他被人家从窗户推出去[1]。那么今天就会有红旗飘扬在艾丽榭宫，在马提雍大厦（总理官邸所在——译按），在全国各市政厅……”为了使这个论点更深入人心，戴高乐派或组成“保卫共和国同盟”（UDR，保国同盟）来参加这次竞选——这个新名义让人家觉得只有他们是共和自由的保卫者，只有他们高举三色旗压倒反对党那些邪恶的黑旗与红旗。戴高乐派靠这种唤起莫大恐惧的手段，取得了选举胜利。
左派遭受这样的攻击，只有采取守势。蓬比杜巧妙地把攻势指向敌方最弱的两点，就是共社两党联盟，和米特朗的民社左联的内部关系。他痛骂共产党为不可接触者，藉此使两党的联盟关系陷于紧张，同时令民社左联一些分子，急于撇清与共产党贱民的关系而趋向中间派。在这方面，五月危机不过是把已存在的紧张关系（我们在第十三章里已经描写过）弄得更显著而已。民社左联的不幸，是在它正缓慢慢地进行着改造和统一化的时候遭逢这次危机。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它是毫无准备的，所以在这次竞选中不免要吃亏。洛歇对于传统的共产党选民自信有把握，只进行一个迟钝而平淡的竞选运动，要使选民明白共产党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米特朗的任务比较艰难：他很热烈、祈求、雄辩——但没有效果。他要假装他的左联是统一的，但激进社会党的领袖盖拉（FelixGaillard）和社会党温和派的马赛市长德费尔以及许多别人，都表示得非常清楚，他们怀疑与共产党联盟的政策——这本是米特朗的长期战略，但在这次危机中他自己又那么悲惨地损害了它。左派的烦恼还不止此。在它侧翼的统一社会党，像那分成无数小派别的学生游击战士一样，对共产党和社会党两党都作狠毒的攻击，这引起戴高乐派的快慰。近十年来，左派从来没有分裂得这样厉害的。所以，戴高乐的大胜有以下几种原因：恐惧，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左派的分崩离析。左派在危机的影响下发生分裂，右派反而因此加紧团结。在举行选举前一个多星期，秘密军首领得到释放并赦免，这件事情使1958年拥护戴高乐上台的各派势力十年来第一次互相妥协起来——这是学生革命派始料不及的痛苦结果。
一切条件都有利于戴高乐派，连选举的静止背景都是如此。二十年来左派一直在丧失选票，而右派和中派则增加。“解放”的次日，法国公民有百分之六十五投左派的票；1968年6月不过百分之四十二点六。戴高乐派向来是组织松懈的，个人崇拜的性质超过组织性，在1968年刚刚开始成为纪律严明、组织紧密的党。这一点对于竞选也有影响。在越来越向两极分化的政治光谱中，戴高乐的右派是训练精良集中指挥的，服从蓬比杜和普雅德的竞选战略宛若一个人，但对手方面则仿佛是十几个小族长分别指挥的部落军队。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法国选民也许是绵羊，据说戴高乐说过这话，但并非绝对无辨别力。这个六月间有一个情形是很明显的，现有的统治集团人物，蓬比杜，顾夫·德姆维尔，德勃雷（MiehelDebre），梅斯麦尔，等等，以戴高乐本人为首，看来比反对党那些选手胜任可靠得多——反对党那些人物要不是从信用破产的第四共和国出来的幽灵，就是少不更事的。选民们很可能这样想：如果必要实行激烈的改良，戴高乐经过这次危机惊醒与惩诫之后，也比那些反对党人物更有可能把它实现。
从5月30日戴高乐解散国会到6月23日第一次投票这23天里，没有一件事情足以使反对党欣慰的。造反运动并未随戴高乐发表战斗性演说而立即熄灭，工人也未立即复工。零零星星有些工厂自动复工了，但全国大多数工厂在进入六月份不少日子后仍在停工及占领状态，而罢工的要塞雷诺工厂，一直到6月18日才屈服，那时距离5月14日南特市发生最早的野猫罢工差不多有五个星期之久了。全国工业都在以格朗涅尔协议为基础，谈判更高的增加工资率——雷诺厂增加百分之十到十四，该厂工人本来已是全国待遇最高的；但民主总工会关于承认厂内“工*力”的试验性要求，却没有一处被接受。1968年5月的大罢工使人人的工资都增加，有许多人还得到缩短工作时间，但并没有认真改变厂方与工人之间的关系。
罢工崩溃的时候发生一些暴力行动。6月10日星期一，就是竞选运动开始的日子，有个17岁名叫吉尔·陀田（GillesTautin）的中学生，是亲华的共青联（马列）的会员，因逃避警察追击而淹死在弗凉附近的塞因河里。他是去鼓励雷诺厂罢工工人抵抗厂方召来的警察围攻的。他的死亡引起在巴黎一整夜的零散冲突。照例地挖起铺路石块，锯倒洋梧桐树，筑起许多街垒来，也照例有许多人受伤和被捕。新鲜的景象是：示威者爬上屋顶，用瓦片和莫洛托夫鸡尾酒投向警察。有五处警察分局受攻打，群众喊着：“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同志！”星期二破晓时，在法国东部索朔地方的褒齐渥汽车厂，有个年轻工人被子弹射穿胸膛毙命。这里也是厂方召来了警察防暴队。没有人知道是谁开的枪，但只有警察才有枪。在索朔还有一个工人在逃避警察攻击的纷乱中被打破头颅，次日死亡。在巴黎，星期四晚上由学联冒险发起举行抗议示威，同警察玩一场全市范围的狂暴的捉迷藏游戏。最近一个月内几乎每晚都有骚乱，但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一夜的冲突范围这样大，遍及塞因河两岸，也没有时间这样长的。这一夜，消防队出动了三百次。有75辆自用汽车和10辆警车被毁。25棵美丽的老树被砍倒。示威者筑起72座街垒，分布在相隔数哩的街道上，超初防守着，终于在武器优胜的敌人面前急步逃走。千千万万的巴黎居民整夜不能入睡，隆隆的爆炸声响仿佛是炮轰。这是学生造反的临死挣扎，他们公然反抗戴高乐政府的最后的激烈表示，但也不啻给左派政党的选举胜利的希望钉上棺材盖。
6月12日星期三，政府已经有把握获得社会人士拥护，于是宣布全国禁止示威直到选举为止，同时把十二个极端派组织宣布为非法，加以解散，其中最重要的，有托派的革共青，革学联，“工人之声”派，国际共产党，国际共产团，亲华的共青联（马列）和马列法共，以及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2]。革共青也许是这些组织之中最强大而且最有准备转入秘密活动的，比警察早一步赶到银行把存款提了出去；革学联和共青联（马列）却没有那么幸运。革共青领袖克礼文转入地下活动，但一个月后即7月16日在巴黎被捕。蓬比杜说：“我们的政策是忍耐和强硬——而一天比一天更强硬。”政府逐步把革命派控制的国家产业夺回，红旗扯了下来。把几十个令法国政府讨厌的外国人很不客气地驱逐了出境，在涉及西德公民方面，引起波昂政府的抗议。
政府的竞选运动，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特点，就是鼓励“公民行动委员会”在外省的活动。这些委员会每每是武装的流氓，在奥尔良、卢昂、和罗舍尔都曾开枪捣乱。在摩勒的选区阿拉斯，6月29日，即第二次投票的前夕，有个18岁的共产党竞选工作者被政府派开枪打死。
2840万选民要从2267名候选人之中选出487名议员。戴高乐派在6月23日的一次投票中已经占了上风，6月30日在第二次投票中获得彻底胜利，而左派政党则失利继以溃败。保国同盟不用同盟者帮助，单独自己就赢得295席（上届国会中197席），比绝对多数还超过51席。戴斯田的独立共和党——也属于戴高乐派，但不是“无条件”的——也赢得64席（上届43），成为国民议会中第二大党。在上届国会中，蓬比杜需要取得戴斯田勉强的支持才能凑够多数，现在用不着依赖他了。民社左联仅仅得到57席（上届118），共产党只得到34席（上届73）。统一社会党原有的三席完全失掉。至于杜阿梅的现代民主进步党，中间派立场，到底凑集了30席（原42席），恰好够资格组成一个国会党团。米特朗说这次选举的结果是“政治和心理学的欺骗行动”，洛歇说这是“走向法西斯的重大步骤”。他的副手马协补充道：“这完全是康边迪的罪过。”
无论是罗亚尔河南北，在法国每一个角落，戴高乐派都增加了议席，每每是在他们从来未曾突入过的反对党的坚强据点得胜。在首都，他们囊括了全部议席，只有一席例外。孟戴斯—弗朗斯一个月之前看来是那么接近于执掌政权的，现在在格勒诺波选区以132票之差被击败。米特朗派的人是悲惨的失败者（以议席计，倘非以票数计）。他十六名“副将”（“共和政团大会”的成员），1967年才进入国会的，这次全体淘汰了。社会党和共产党总共丧失一百席——议会左派史无前例的大失败。米特朗本来希望向选民提供一条代替戴高乐的可靠的左倾道路，现在对着这个彻底失败沉思。现在，当他自己的立场受人攻击的时候，他必须实际上从头开始重建他的民社左联，把它锻造成为统一的政党，再不是若干个带有轻微敌对性的“政治家族”的松懈联合。他要考虑：他那和共产党成立竞选联盟的战略路线——已经遭那么多选民明显反对的——将来是否有效。共产党想在法国经过议会手段得到政权的希望，比过去更渺茫了。以国会政党的身份来说，他们退回到最近五年来极力设法脱离的那个隔离地区去了。
五月危机的可惊现象之一，是有那么多的年轻人相信了街头直接行动比议会行动更有效果的见解。如果戴高乐派支配的国会表现出比上届国会更像是仅仅一颗橡皮图章而已，那么上述危险的倾向就会更加强。在1968年6月的选举中，拉丁区（学生的根据地）的弃权百分比（35.6%）为全国最高，这是偶然的吗？选民之中有三分之一是超过55岁的，这难道没有重大意义吗？戴高乐派议员的广大队伍（他们本身就足够成为一个小型国会，而不仅是多数派——有位评论家这样说）掩蔽革命遗留下来的仇恨和国民之间深刻的分裂。
不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六月选举及其结果对于法国的前途是无关重要的。在戴高乐制度之下，总统独揽大权。无论是这将近的三百名的新任国会议员，还是政府里那些忠贞的巨头，离开了他本人就没有任何真实的政治意义。把这个真象表现得再明显不过的，是戴高乐在1968年7月10日突然把他的国务总理蓬比杜免职。蓬比杜是他正式承认的储群，这一点似乎是政治上最确定不过的事实。5月30日，当危机发展到最高点的时候，戴高乐宣布：“我决不撤换我的国务总理”，接着还加上一些对蓬比杜个人热烈赞扬的话。次日蓬比杜改组内阁，排除了一些在危机中受到攻击的部长（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执行戴高乐的指示）。顾夫·德姆维尔（外交部长）和德勃雷（财政部长），政府里这两个忠实份子互调职位。这一班新的人选似乎是用来长期执行任务的。但六个星期后蓬比杜本人也失宠了，恰在他大有理由居功的竞选大胜之后十天。这是奥托曼帝国朝廷式的政治砍头行为。
蓬比杜担任了六年总理之后，是除了戴高乐之外法国唯一披着所谓政治权威这件有魔力的罩袍的人。他设在马提雍大厦的官邸成为很大的权势和恩宠的源泉。他那会客厅里的富丽气派，有时令艾丽榭宫显得有点偏僻冷落。蓬比杜安插了他的亲信在许多重要职位上，他的见解也开始对重大决策发生影响。但他犯了一项重大罪恶，就是得人心——这是从下面来的拥戴，而不是上头的恩赐。因此，戴高乐红笔一勾，就把他毁了。顾夫·德姆维尔，如果不算政治家，总是一个忠实的侍臣，代替了他的位置。他不会抢走总统的光辉。
很粗略地说，1958年至1962年，是戴高乐总统把法国提高到一流强国地位的艰巨事业的“阿尔及利亚阶段”。那时他的工具是那烈性如火、忠诚不渝、非常勤勉的德勃雷。第二阶段，从1962到1968，称为“法制的阶段”，在此时期第五共和国在历次选举中巩固并合法化起来，其中六月的选举最有决定意义。这是蓬比杜的成就。现在第三个亦即“社会的阶段”，可能在顾夫·德姆维尔这个出色的技术专家统治者领导下开始。看来戴高乐已经决心引导法国走上一条独创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之间的折衷道路，避免两方面的弊病，它的有魔力的口号是“参加”。
情形大概是这样：老年而狡猾的戴高乐，正在计划向左派的思想和哲学再作一次有利的偷袭。他在获得大量保守派选票而加强了权力之后，可能正要把法国社会作一番激烈的改造，其程度大可引起溃败了的法国社会主义领袖们的妒忌。这在一个77岁的人说来，真是政治上了不起的老当益壮的表现。
[1]这里所指是1948年捷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斯大林主义者谋杀。——译注
[2]本书第二章内有关于这些组织的详细描述。 |
第十四章情势危急的一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十四章情势危急的一周
统治法国已逢十年、并且自从1940年起就是历史创造者的戴高乐总统，在1968年5月29日差一点就被推翻。巴黎大学郊外的一所分校里一小撮吵吵闹闹的学生，发动起一个全国性的造反运动，不到一月的时间，就把那本来好像是欧洲最坚强最稳定的政府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五月底那几天，法国是在未知命运的边缘。
等到危机过去以后，许多人因为旧秩序已经恢复便自满起来，竟否认脚下的土地曾经震动过。有人说，5月29日戴高乐逃出巴黎不过是假装的行动：这是戏剧化的巧计，用来造成敌人的过份自信，同时准备他自己的凯旋。连继任政府的主要竞争者之一的共产党，后来都根据难以索解的辩证法说，从来没有发生过权力真空状态，要党去争取政权的意见是荒谬的。历史就这样被神话掩盖住了。
真象是这样：差不多有四天的时间，从5月27日到30日，国家的瓦解暴露出中心的空虚。人们瞥见了产生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社会组织的可能性。这种对于即近前途根本感觉无把握，产生一种宛若身在战场的恐惧。这促使家庭主妇囤积粮食，而远处乡村里的农民则关紧窗户，把枪枝擦亮。
好像历史伟厅剧的最后一幕那样，在这最后四天，全体演员都挤上戏台，解开剧情中的疑团，最后说明每个人的生活和政策。孟戴斯—弗朗斯从偏裨走到舞台中心，演完他那悲惨虚度了的政治生涯的最后几小时，候命组织政府——他和戴高乐一样地完全有资格——但结果等不到。马絮（JacquesMassu）之辈的将领次，自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就被人忘记了的，突然成为幕后的主要力量。康边迪这个小丑兼魔王，本来已经禁止回到被他闹得天翻地枯木逢春的法国，却在某天半夜回到索尔邦，对那摇摇欲坠的成年人世界表示轻蔑。米特朗这个被诸神诅咒的热情敏感的英雄，极力替社会民主主义吹嘘，但在这左右两派强大兵力支配着的战场上，社会民主主义是绝无希望的事业。蓬比杜这个比较幸运一点的英雄，好像一个人眼见他的财产在交易所中化为乌有，仅仅因为接到消息，说一位叔父遗赠给他一百万镑，才避免了彻底破产。戴高乐将军本人，因为可能很不体面地被群众街头行动推翻而感觉苦恼，简直看见了地狱。他要为保卫艾丽榭宫宝座，以及为保证尚未完成的回忆录有个大团圆结局而奋战。在这五月最后一周中，人们的声望好像吹气玩具那样容易膨胀和收缩。
配合这些主要演员的，还有数量可与中国比拟的群众场面，在豪斯曼替巴黎开辟出来的广大户外空地上演出。这些群众示威在这个星期里一再发生，用令人目为之眩的象征，表示出各敌对势力的此消彼长。这是用宽银幕放映而且把音响提高的政治影戏。这不是法国人所说那种茶杯里的革命，不是第四共和国那种议会席数的戏法，这是几乎推倒第五共和国开创第六共和国的剧变。这不仅是一个月纷乱的结局，而是法国政治上整个时代的结局，是对戴高乐统治十年最后的不客气的批评。
从1968年5月27日星期一开始的那一周，是戴高乐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之一。他的信心丧失得厉害，以致两天之后他不禁想到了退休——这是他自己承认的。他拿这绝望的时刻比拟[1]于他一生中其他命运蹇滞的时刻。第一次是1940年9月，刚刚在他6月18日向德军占领下的法国发表那光荣的演说之后三个月，那时英国和自由法国的海军企图从维琪政府手中夺取达喀尔失败：这是戴高乐生平第一次看见法国人打法国人。第二次在1942年3月，在他认为是英国人在自由法国阵营中阴谋反对他之后。第三次在1946年1月，当时他因为厌恶法国政党的虚伪性而辞职，退隐于科1954年，他把自己在1947年手创而这时失败了的法兰西人民联盟解散。第五次是1965年12月米特朗在总统选举第一回合中削弱了他的多数。
1968年5月是第六次，戴高乐这个彻头彻尾是社会性的人物，觉得那宛如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鲜血一般的民众喝采在衰退中了。在那个星期一，他的政府政策的每一个成份都崩溃了。上个星期五即5月24日他所提议的全民表决，受到暴风雨般猛烈的反对，引起街头的暴力行动，并且招致国家评议会宣布为违反宪法。最令他感觉耻辱的，是他的演说被人家当作老年人的糊涂话。所有的政治家都明白，全民表决的提议完全不能打开出路。戴高乐未能阻止造反的发展。总理蓬比杜也一样没有办法，他那对学生实行安抚同时和工会进行谈判的忍耐而稳定的政策，同样彻底崩溃。学生越来越落到极端派领袖掌握中，公开表现出起义的倾向，号召推翻政府，而拒绝和它作任何交易。蓬比杜拿教育部长佩列菲特当替罪羊，接受他的辞职，自己兼任他留下的空缺，这样做并不能令学生满意。但他所受最大的打击，还是罢工工人蛮横地拒绝格朗涅尔协议，这是他千辛万苦才和劳资双方谈判出来的。
5月27日黎明，蓬比杜从会议室出来，虽然筋疲力尽，却带着得意之色，他亲自把协议内容向全国宣读出来。工会首领们——总工会的塞古伊，民主总工会的迭斯康，工人力量总工会的贝热隆（AndreBergeron）——临走去把消息向会员报告时，都面露笑容，竖起大姆指示胜利。但上午刚渡过一半的时候，他们的笑容就收敛了。愤怒的工厂代表从全国各地打电话给工会，高声提出抗议。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下层会员否决了协议，并且表示不信任那些领袖，使他们陷于岌岌可危的处境，而且很难堪地显得仿佛是同雇主以及政府串通。更令人吃惊的是：那些准备战斗的罢工工人，目标超过了纯粹经济利益，提出“人民政府”的口号。很明显而且惊人地，由学生极端分子所敲打出来的革命火花，已经跳到工厂里的引火物上面去了。突然间，仿佛人人都谈论起革命来了，有的害怕，有的希望。从这时起，殷实的公民、精明的政治家、以及学生自己，都明白了：这个运动虽然开始时是一种空想，现在已经造成真实的政治影响了。
有些评论家认为：总工会的总书记塞古伊和老资格的主席弗拉生，在走出会议厅时早已知道格朗涅尔协议是注定失败的了。意思是说：他们有意要让下层否决它，以便促使危机升级，乘机推翻政府。这见解的根据很薄弱。一个根据是：塞古伊在谈判中软弱得令人惊奇，比迭斯康还容易向蓬比杜让步。另一证据是：在谈判中，塞古伊不断地打电话，因此他理应很清楚工会下层的态度。总工会是清一色的体制，是在严格中央集权控制下的细胞网。绝对不容许反对意见。任何人只要有半步行差踏错，就休想担任工会职位，连在厂内收会费这样低微的职位都不行。既然它的组织如此严密，很难想像塞古伊竟会把工会的意向估计错误。还有第三个证据：塞古伊和弗拉生还不曾知道格朗涅协议草案的最后内容之前，就已准备了会后一直坐车到布隆—比扬库地方的雷诺厂去，那里有25000名工人在巨大的车库里等着他们。
那么，这些工会领袖是否在谈判中只是演戏，实际上准备着起义呢？强有力的证据令人觉得上述解释是错误的。总工会领袖以及共产党政治局里的同僚，像政府一样急于结束罢工，使工人免受极端思想的病毒传染。他们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已经尽力把罢工严格限于经济要求的限度。共产党纲领里根本没有革命，至少自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就如此。这是塞古伊和党的总书记洛歇从多列士手上继承的衣钵。多列士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他的基本的思想是这样：只要俄国的生活水平还比西欧低，共产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在法国实现。一旦苏联的生活水平赶上西欧了，欧洲就自然会向着某种形式的改良式的共产主义滑溜下去。在此时以前，党的任务是保持对法国工人阶级的控制，同时避免遭其他党派从左翼包抄。
我们在第十二章里已经说过，那个周末所商订的格朗涅尔协议草案，是法国社会史上一道里程碑，与1936年的马提雍协议以及“解放”后的社会立法属于同一等级。塞古伊和弗拉生一定觉得他们已经率领他们的工会平安通过学生所打破的缺口，并且替工人阶级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希望同时也把那些急躁的年轻工人的反对声音压下去了——那些年轻工人在托派积极怂恿之下，起来反对工会的领导。
可是星期一早晨在雷诺厂里，塞古伊的演说竟遭遇叫嚣唾骂。自从嘘声一起，塞古伊立刻就全面撤退。尽管他在谈判中不断接到工会的报告，他到底是低估了少数积极分子努力使这次罢工变成政治性罢工的成功程度。他面临了那样一个形势，可与5月14至15日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兼占领”运动开始时的形势相比，但更严重得多。上一次，他被迫为了控制那运动而抓住它的领导权。现在他同样不得不赞成罢工工人要求成立人民政府。但必须指出，而且要一再指出，总工会和它的领导党法共一样，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起义。在终身参加共产党并由多列士传统教育出来的塞古伊和洛歇这样的人心目中，起义是魔鬼的诱惑，只能够败坏工人阶级的信誉，并招致凶狠的镇压。因此，塞古伊责骂那些“左派，无政府派、托派、亲华派、以及其他一切我们绝对必须打败的捣乱分子”[2]，只有比洛歇来得更加猛烈。
法共和总工会被戴高乐总统及其政府部长指责怀有革命野心。如上所述，这是不公道的。不过，他们的立场有一个不明确的基础，这使他们容易受到上述的攻击。他们要戴高乐倒台，赞成“人民政府”的口号，但他们不愿采取暴力和非法的手段，以免招来众人非难。他们想从正门光荣地达到他们的王国，而不想冲进去。这种正统派的而且非常端正体面的野心，在危机时代是很难实现的。谁要是承认想得到政权，就难免遭人指责图谋夺取它。
5月27日星期一下午，法国政府在戴高乐总统主持下开会的时候，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令人气馁的形势：全民表决的提议所引起的反应，只有讥笑和反对；格朗涅尔协议草案被工人断然拒绝了；罢工变成了政治性的，而且仿佛得到总工会的支持。巴黎——其实全国都一样——笼罩在暴力、不安和恐慌的阴影下。这一定是极严谨的戴高乐政府一次最痛苦的内阁会议。部长们表现出非常的正心诚意，审查并通过了关于全民表决的提议和格朗涅尔协议的原文，两项都是胎死腹中的。足智多谋的蓬比杜仍然相信，只要罢工中止就能挽救大局，他公开吁请工会领袖使全体会员秘密投票决定是否复工。后来，到了罢工已开始崩溃的时候，这种秘密投票的办法证明是孤立极端派的有力武器。但此时危机尚在趋向于最高潮的时候。
在首都的斗争是三角形的。第一方面是政府，它有军队、警察、文官，这一切属于国家政权的仪仗，但已因危机而丧失了实质。第二方面是正式的反对党派，其代表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总工会），米特朗领导的社会党，还有孟戴斯—弗朗斯——他是一个孤独但很有势力的人物，他的星宿似乎正在升起。最后一方面是那一批混杂的革命派，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这方面，因为星期一是他们的日子。
法全学联的领袖索瓦约，公然蔑视政府禁止示威的命令，号召当晚在巴黎南部的沙雷蒂运动场举行群众大会。出乎意料地，有大批群众来参加，数达35000之多。这个民众支持青年极端派的表示，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表示，经过有个时期仿佛主动权转移到成年人手上之后，学生革命分子又重新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了。学生领袖最难得的成就，是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年轻工人来参加，他们不满工会领导那种小心翼翼趑趄不前的政策。他们呼喊：“塞古伊辞职！”所有学生革命分子都渴望着的工人与学生的结合，现在似乎已经实现了。这是“新左派”封神的时刻。用政治术语来说，这是学生运动的高潮，是一切革命流派似乎最密切地联合起来的时刻。然而，在学生方面，有一种令人惋惜的头脑简单性和无决断性。他们已被运动的冲力送上这样高的地位，但不知应该怎样使用他们所创造的力量。梭瓦约对大会说：“我们要找出一个战略，一个政治路线：欢迎每一个人自由发表意见。”
沙雷蒂会议使革命派得到新的勇气，不过他们的希望根据于一种幻想，同时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很混乱。他们叫嚷着要推翻戴高乐，但他们主要的目标不是他，而是过去培育他们现在成为他们造反对象的共产党。他们自以为是在全国范围上行动，其实是宗派主义得不可救药，在法国左派政治的琐细理论争吵中打滚。他们把最凶猛的箭，射向被他们讥笑为戴高乐国家“新的同盟者”的总工会。在沙雷蒂得到他们最大喝彩的是刚刚脱离了总工会的巴若涅，他本是总工会的最高经济顾问，现在指责总工会的领袖不肯承认法国正处于革命形势中；但“今天革命是可能实现的！”他在青年们热烈喝彩中这样吼叫道。他是他们最大的收获。同时在台上的还有上周末因“反党态度”而被共产党开除的维希耶尔。他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在政治上很急躁，勇气胜于判断力。他变成积极的左派政论家，担任罗素战犯法庭的秘书长，同时是全国越南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出席大会的另一个“革命人物”是耶斯玛尔，他在当天决定了辞去高等学校教师工会的职务，专心作政治活动。他和维希耶尔一样，也是一个物理学家而经不起极端派政治活动诱惑的。在群众中飘荡着民主总工会的旗帜，这个过去属于天主教的工会和总工会不同，正在和革命派眉来眼去。它认为革命派关于“两重政权”的梦想，接近于它本身所要求的提高工人对工厂管理的监督权。
只有一个正统的政党支持这个反议会并且超议会的集会，就是统一社会党，这是一个左派社会党的分裂小集团，处在民社左联和共产党的夹缝之中很不自在，也不为两党所喜。统一社会党受米歇尔•洛卡（MichelRocard）和玛•贺贡（MarcHeurgon）领导，是1961年一批左派天主教徒和一些脱离共产党或第二国际法国支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合并起来组成的。他们的立场带有一贯的固执性。梭瓦约和耶斯玛尔都曾经是统一社会党的党员，这情形促使统一社会党认为自己可能抓住强大的学生抗议运动的领导权而加以利用。但这是一种投机政策，一部分青年革命分子大为不满，他们觉得一切既成的政党，包括统一社会党在内，都是可鄙的。
革命运动虽然是新货色——诞生才不过三个星期——但已经有一点过时：在本周里，政治斗争要由戴高乐和“成年人的左派”演出结局了。那些引发这场危机的年轻人自以为仍然起着主要作用，是受欺骗了。还有，尽管他们通通是革命派，彼此之间却绝非一致的。托派的革共青（它的纠察队负责引导这大批群众进入运动场——在一个“小集团”来说，这是兴奋欲狂的时刻）对耶斯玛尔或统一社会党都没什么好感。那些高举黑旗并且把女朋友扛在肩膀上奔入会场的无政府派，对任何人都无好感。其实，沙雷蒂集会本来可能仅仅成为极端派政治活动的一个动人的例子而已，它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意义，是因为当晚台上有那样一个人物：孟戴斯—弗朗斯。
他是左派的“天命所归者”，代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良心。他在名义上是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但并不愿意受任何一党拘束，却准备着随时接受国民的召唤。在所有既成的左翼党派的领袖中，只有他一个人迅速看出学生造反运动的重要性，企图引导它脱离怨恨和虚无主义，而走上建设性的道路。他出席沙雷蒂集会所表示的，就是这种同情态度，但他怀着特有的矛盾心情，拒绝在会上发言。毫无疑问，他认为可以从那里取得一些政治资本，但他不想同那演说台上发出来的激烈言词发生太密切的关系。
然而他出席那次革命集会这个行动，被法国舆论界认为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开始。一个独立的投稿人阿弗烈•法伯—鲁斯（AlfredFabre-Luce）投稿给世界报，在给他一顿肉麻的大事捧场之后，喊出口号：“孟戴斯进入艾丽榭宫”[3]。人们认为孟戴斯—弗朗斯正在招兵买马，打算接收政权。这是惹人注目的重返政治舞台的举动，难免惊动“成人左派”的其他成份，即米特朗和共产党。尤其对于米特朗，孟戴斯—弗朗斯经过长期政治冬眠之后重新出山，一定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恐怕凶多吉少。
我们在第十三章里已经说过，这次危机爆发时米特朗的民社左联毫无准备：它的内部团结并不稳固，在社共两党联盟中也处于较弱地位。米特朗已经把他的左联和法共缔结了婚约，但有一个默契：至少等到左联自己的地位巩固起来以后才完婚。它距离这个目标尚远，但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米特朗四顾设法逃脱共产党那令他窒息的拥抱，结果看见了孟戴斯—弗朗斯。他们二人十年来都坚决反对戴高乐政权。他们二人现在都用几乎同样的话要求戴高乐下台。不过他们并非在一切方面都意见一致。孟戴斯—弗朗斯这位元老政治家，不会心甘情愿在米特朗之下担任第二提琴手——米特朗1954至55年间曾在他的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因此，在涉及米特朗的总统野心时，他们二人的关系有点难于处理；不过，这还不是他们合作的主要障碍。更大的问题是：米特朗越接近孟戴斯，共产党就越不高兴，法共厌恶孟戴斯的反共历史；他又是共产党所讨厌的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他和共产党所深恶痛绝的青年革命派亲近；他曾在沙雷蒂出现；他自认为“天命所归者”，出来代替另一个“天命所归者”戴高乐。在共产党看起来，孟戴斯代替戴高乐，等于戴高乐代替贝录（Petain）[4]，这和他们所争取的“民主势力联盟的人民政府”完全不同。
共产党眼见米特朗从他们的掌握中溜走，星期一那天恳求他立刻去和他们会谈，起草一个共同的政府刚强纲领的基础。但尽管洛歇的恳求是那么急迫，米特朗却诸多推诿：他要到第二天即5月28日星期二下午，等他上午招待记者之后，才肯和洛歇及他的政治局同僚们见面。
这就是米特朗宣布准备掌握政权的复杂背景。五百名新闻记者群集大陆饭店听他宣布现政制（把戴高乐当作“一个我今天除了说他再不能创造历史之外不想再提的人”）；详细说明继掌政权的计划；还有不少理想主义——法国要把社会主义和自由按照一种新方式结合起来，给今年春天在布拉格提出来的问题（指捷克的改革运动——译按）找出一个答案。
米特朗理论的大前提，是全国人民将在6月16日的全民表决中给戴高乐一个否定的答覆。他甚至预料戴高乐可能更早就下台。跟着“自然是”国务总理和整个政府也下台。为了填补真空，米特朗提议立刻组织临时政府，使国家重新稳定起来，并且筹备总统选举。临时政府由十个人组成，人选方面“没有排斥性，也没有往日的偏见”。这句措词含糊但是非常重要的话，大意是：组成临时政府的时候，不特别排斥任何人，也不受往日的政治偏见影响。政府首脑，他提议由他自己或孟戴斯—弗朗斯担任；至于总统，他还是提名他自己。
这个方案没有多少值得共产党安慰的地方，倒有不少地方令他们不安。利用这次记者招待会，那本来因为拿不出兵马来参战所以在这次危机中简直不起作用的米特朗，现在走到舞台中心去了。这是一次政治幻觉艺术的出色运用。一时之间，那坐在前排听着他谈话的他的影子内阁成员都欢容满面，仿佛政权已经在他们手边了。但米特朗犯了两点错误，这不久就成为对他不利的因素。他所提议的“临时”政府，带有一点不合法的气味。他没有充分说明，参议院议长蒙奈维（GastonMonnerville）——根据宪法，戴高乐辞职时应由他担任代理总统要采取怎样的宪法步骤去任命新的国务总理。简言之，米特朗犯了图谋政变的嫌疑。他第二个错误，是仿佛对他和共产党的联盟表示怀疑，而这联盟恰是唯一可能代替戴高乐派来组织政府的。他提名孟戴斯—弗朗斯将来担任总理，但除了几个非常含糊的字眼之外，根本没有提到他的共产党同盟者。“没有往日的偏见”这几个古怪的毫无疑问是暗示：长期被拒于政府之外的共产党，现在应该有份来参加；他还吁请新兴的势力不要忽视“那两个曾在艰苦时代领导斗争的强大民众组织”——显然是指共产党和他自己的左联。但仅此而已。
米特朗喜欢那迷人的幻影孟戴斯—弗朗斯，胜过那过于坚固有实质的共产党——这在共产党看起来，等于中途换马。共产党那由来已久的顾虑，恐怕米特朗会在决定关头背信弃义，抛弃他们长久的约束，改和别人联合，现在似乎成真了。
洛歇在星期二下午发表一个愤怒的声明。他单刀直入地说：“没有共产党的积极合作，就谈不到左派的社会进步政策……我们不允许用那样一个政府来代替现存政府……退回往日那种可恨的状态：政府自称是左派的，实际上却实行右派政策，而且不让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参加管理国家大事。”他还说，共产党已经准备负起政府的责任，而且“知道这是工人所希望的。”
共产党就这样用毫不含糊、甚至带有威胁性的话，来表明他们对米特朗—孟戴斯联盟的不满，并且要求在政权中占有相当大的一份，不惜以此孤注一掷。米特朗的逃避责任态度，刺激他们提出这个大胆急躁的要求。他们过去那样驯良谨慎，长期间极力争取体面，现在摊牌了。这是这次危机一个主要的转折点，有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因此造成的。
戴高乐总统及其政府在星期二晚上分析时局的时候，无法避免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一切正式的反对党派势力（米特朗，孟戴斯—弗朗斯，以及共产党）现在都动手推翻政府了；第二，在这一批势力当中，共产党是占绝对优势最强大的一个。共产党在他们所参加的任何政府中，都会占支配地位。谣传那天晚上戴高乐和他的国务总理蓬比杜争吵得很厉害。现政府已经到了最没有希望的时刻。无论它朝向哪一方面都看不见出路。在巴黎没有人喊过“戴高乐万岁！”人们的意见是这样：由蓬比杜对戴高乐说，为了挽救戴高乐主义，戴高乐本人必须退位。蓬比杜要继续战斗，而认为在目前阶段戴高乐已成为一个负累。
在当代法国历史上没有一天比得上5月29日星期三那样充满强烈的痛苦和纷扰。最富于怀疑精神的人，也相信现政府没希望了。这漫长而紧张的一天，一早就出了一件新闻：每周内阁会议，向来是像时钟一样准时在星期三早上举行的，今天取消了。部长们在艾丽榭宫门口遭遇挡驾。戴高乐那天早上一位阁员也不见，连蓬比杜在内。十一点过一点，总统和夫人坐车离宫。他们的去向据说是科隆比，总统别墅所在。大家认为他去那里独自考虑一个重大的决定。关于他离开巴黎的消息引起政府人员的震惊。许多戴高乐派吓得差不多连魂魄都要丢掉了，至少也丢掉了党立场。人们相信戴高乐在艾丽榭宫的保险箱内锁住一张政治遗嘱——是和他的继承人谈论法国前途的。据说，在星期三离宫之前，他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了。有人看见搬了大批行李出宫。这位大人物是否终于决定下台了呢？
等到时间一点钟一点钟地过去，而戴高乐并没有到达科隆比的时候，震惊变成了恐慌——但不免带有一点难以压制的幽默感。他失踪了。他干脆在地面上消失了。“戴高乐将军不见了！”新闻播音员仿佛带着一阵嘻嘻的傻笑承认这个消息。后来真象逐渐泄露出来。他和太太坐车到伊西的直升飞机场，跟着有三架直升机起飞，一架载警务人员，第二架载总统夫妇和一个副官，第三架载卫士。当时戴高乐的心情如何，不得而知。只有人听见他说过一句话，是在登机时对他夫人说的：“快点，夫人，我求你。”
那天戴高乐确实的行程至今仍未完全清楚。他没有说出来，他的亲信也没有说出来。已经确实知道的是，那三架直升机没有飞去科隆比，而是在圣狄西耶的军用飞机场降落，该地在巴黎之东125哩，是从巴黎去莱因河的中点。总统座驾机从罢了工的奥里飞机场飞来接他们。（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报道说，他先到塔汾尼，法国核武器部队地下指挥部，和一些司令官谈秘密通讯网的事情。还有一个谣传，说他和他的女婿阿琳•德勃瓦西尔（AlaindeBoissieu）将军，是一个陆军师长，相会合。）然后座驾机向东飞去巴登—巴登军用机场降落，那里是七万法国驻德部队的司令部所在。戴高乐飞机着陆时，法国大使把消息通知西德总理基辛格。没有西德政府代表到场欢迎，不过这并不违反外交礼节，因为，按照传统，外国元首可以去视察他们派驻德国的军队而无须通知德国政府。
戴高乐没有离开飞机场，只是召唤军事长官来见他，其中有法国驻德部队总司令马絮将军，和麦次的军管总督波瓦列将军（Beauvallet）。在这次非常的作战会议上究竟作出什么决定，无人确实知道，不过猜测很多。最可靠的方面说，讨论问题分两种，第一是全面和政治性的问题，第二是军事和战术性的问题。戴高乐还在巴黎的时候，他一再询问陆军部长梅斯麦尔，每天都要查明军队的心理。军队是否忠实可靠呢？相信曾任陆军部长十年之久而且是现政府台柱的梅斯麦尔是这样回答：兵士是可靠的，但如果命令他们向平民开火，则是不聪明的。在巴登—巴登，马絮将军的矢忠则直截了当，军队准备执行总统指派的任何任务。戴高乐显然把驻德部队当作可能利用的干涉力量，必要时用来粉碎首都的共产党起义。要起草一个作战计划，把最忠实的部队（约有二万人）调到麦次准备行动，要在凡尔登设立作战指挥部。
在五月危机过后几个星期中所发生的事情，令人普遍相信：在巴登—巴登会议中，那些将领们向戴高乐提出了萨朗将军（RaoulSalan）从1962年起一直被拘禁着这个问题——萨朗是“秘密军组织”的首领，该暗杀军事组织企图使阿尔及利亚继续为法国属地。戴高乐是否答应洗清秘密军组织的纪录，藉以换取马絮将军的支持呢？是否成立了一个君子协定？谁都不能确实知道，不过，大约半个月后，在6月15日，萨朗和秘密军的其他领袖一概释放了。
5月29日星期三下午六点一刻，直升机把戴高乐和他夫人载到科隆比。但在首都，他不在场的时候，事变继续急速发展。正统左派为了对抗星期一青年革命派的沙雷蒂集会，发动他们自己的队伍在星期三下午游行示威，举着总工会的红黄两色大旗。共有五十万工人，分成一个个产业部门，许多人穿着工作服，从共和主义的堡垒巴士底游行到巴黎市中心。沿途完全没有发生冲突。这是纪律严明的工人力量的动人示威。游行者使街道上充满行将胜利者的畅快心情。左派政客乘着这个巨大人潮，伸手去攫取国家权力这个竞争目标。注意点集中于孟戴斯—弗朗斯，这位眼色忧郁的元老，由于十年来独力奋斗，不妥协地反对戴高乐，因而获得无可比拟的崇高道德力量。人们成立了一个“支持孟戴斯”委员会。法国第二强大的工联会“民主总工会”的领袖迭斯康，公开出来支持他。列康奴埃（JeanLecanuet），过去的总统候选人，中间派有势力的政客，号召成立一个“公安政府”，似乎是支持孟戴斯—弗朗斯担任这政府的领袖。
当天下午6点35分，孟戴斯—弗朗斯会见米特朗，筹划他们夺取政权的步骤。摩勒，比雷尔（ReneBilleres），和德费尔（GastonDefferre）都在场，社会党的高级领袖们变成替新秩序接生的助产士。（整整十年前同一日，1958年5月29日，摩勒去科隆比请戴高乐复任。）天黑之前，孟戴斯—弗朗斯在国民议会走廊公开宣布，他愿意接受左派政党共同付托给他的任何任务。戴高乐主义似乎完结了，继任的政府已经半登台了。
[1]当6月7日MichelDroit向他作电视访问时。
[2]见1968年6月13日塞古伊对总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
[3]世界报，1968年5月29日。
[4]贝当是纳粹占领时期的维琪政府首脑。——译注 |
第十三章成人的左派与政治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十三章成人的左派与政治危机
在1968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中，有一个压倒其他一切的问题，就是：戴高乐维持得下去吗？政权问题是这样正面地提出来了：是现存统治集团继续掌握国家权力，还是权力落到别人手里去呢？即使五月危机所有其他方面都引起众说纷纭，关于这个问题却人人——不论是戴高乐派还是反戴高乐派，革命派还是民主派——都确实一致认为是悬而未决的。
如果现存统治集团倒台了，谁能继位呢？没有人以为那引发这次危机的微烛的革命少数派能够觊觎大位。他们是在社会边缘上作战的游击队，不是继任政府的竞争者。他们要毁灭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继承它。康边迪不打算在艾丽榭宫二楼的内阁会议室里当主席。唯一可能的继位者，是正式的左派反对党派。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某种联合政府，是戴高乐派政府唯一可能的代替者——但这可能性并不像乍看那么大。所以，这危机对于成年人的左派，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恰似对统治集团一样。自从五月初危机一爆发，左派就成为各种批评的靶子。它们被指责为盲目和胆怯，但也被指责有狂妄的野心；既被指责为背叛革命，也被指责为阴谋革命；既被指责为跑得太远，也被指责为做得不够。这些指责，起源于对法国左派政党性质的一些误解。，也出于误解五月时期全国所面临的政治危机的确实性质。
危机来临的时候，左派是在分裂而无准备的状态中：分裂，是既因为共产党和社会党虽然在调情，却距离结婚尚远，又因为社会党本身是那样的一个家庭，其中妻子藐视丈夫，而子女又对双亲绝望；无准备是因为，直截了当地说，共社两党都没有真正预料继任政府的问题会发生在1971至72年之前。那年份才是他们预定优哉悠哉地航行到岸的日期。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连裤子都还没有穿上；他们一向是太慢吞吞了。
戴高乐政府已经上台了七年之后，米特朗，这位社会党的律师和第四共和国的政客，才同共产党领袖洛歇联合起来，企图打败它。他们所利用的机会，是1965年12月的总统选举，在这选举中，米特朗担任整个左派“唯一的候选人”[1]。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多年的死敌，这次结成战术性的联盟结果很成功，米特朗迫使戴高乐要很不光彩地举行第二次决胜投票。在第二回合中，戴高乐才得到百分之54.5%的绝对多数，米特朗得45.4%，而其他候选人已退出。他们差一点就把戴高乐推翻，这件事情对新近联合起来的左派有无限好处。这在左派每一个阵营里都有影响。例如，这让洛歇能够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面那些原先反对和社会民主党联盟的老死硬派就范。这又使米特朗能够继续进行工作，把那许多非共产党的左派“家族”联合成为一个密切的联盟。那联盟（指“民社左联”——译按）主要成份有：第一，激进社会党，这是法国历史最长久的政党，但自从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达到顶峰之后，就一直在衰落下去；第二，共和政团大会，法国最新的政治团体之一，包括全国各地总数约60个社团；最后是摩勒领导的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这是1920年法国社会党多数党员在都尔代表大会上转变成为共产党之后，由雷翁·勃伦（LeonBlum）重建的社会民主党。米特朗想靠谈判和巧妙的压力来把这三个集团合而为一。他的主要支持者是政团大会内的“青年土耳其派”，他们是一批富于活力和进步理想的年轻人。主要的障碍则是摩勒党内顽固的政治机关，它不大愿意把自己的身份和权力转让给一个比较广大的集团。
左派大联盟在1965年12月总统选举中相对的成功，鼓励了法共和民社左联更进一步互相接近。在1967年3月的大选中，他们协议成立一种实用而非教条的战术联盟。这限于法国人所说的desistement（互让办法）——这是在国会选举的第一回合与第二回合之间的一种办法。根据这种办法，一个竞选人退出竞选去支持一个比自己有利的次要政敌，以便打败一个共同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法共和民社左联的协议是这样：他们要互相退让，以打败戴高乐派。结果，法共和社会党同盟者共得194席，削减了戴高乐派的多数，它的议席由233降至200（或者说，由268降至244，如果把戴斯田的独立共和党也算在戴高乐派之内的话）。这次的成绩是这样好，看起来左派大联盟在下次选举中大有彻底胜利的机会。这促使合伙双方超过纯粹战术性协约的限度，进一步去试探有无拟定共同纲领的可能。他们明白，选民会希望知道他们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是否充分一致，达到能够组织联合政府的程度。经过多方面的讨论之后，他们在1968年2月23日公布了一个共同的政纲，其中坦白说明在哪方面意见一致，哪方面不一致。这还够不上一个政府的共同纲领，但是朝向它前进了一步。
尽管这个文件是很坦白的，但它还是没有把两党之间的真实关系完全反映出来，他们距离消除彼此之间根深蒂固的怀疑还很远。问题的症结在于：共产党恐怕米特朗会利用他们的选票走进艾丽榭宫，然后回头来反对他们，而和中间党派合作组织政府。民社左联方面则恐怕，如果和共产党联合组织政府，它会被共产党按照1948年捷克的方式吞掉。事实上，米特朗战略暗中定下一个中心原则，就是：除非他的民社左联强大到足以在联盟中占支配地位，否则决不考虑和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他知道，他的力量距离这个目标尚远。在1967年的选举中，民社左联得到420万票，而共产党得500万票（不过，产生国会代表的条件，使民社左联得到121议席，共产党只73席）。人人都知道，共产党力量较强。况且，洛歇的中央委员会还控制着总工会，那是法国最强大的工会联合会。
因此，从那时起，米特朗一贯地避免给共产党确切的保证，说如果将来他们联合竞选胜利，一定让共产党参加他的政府。这就是他的立场的暧昧性：他尽力向社会人士推荐一个可依赖的反戴高乐的左派反对派，但他自己却不敢确定地和共产党联结起来，因为恐怕把那些知道民社左联不够力量约束共产党的非共选民吓跑。
在五月危机前夕，共产党和社会党互相亲善所达到的程度就是如此，情形并不美满。他们走向联合的里程碑，是1965年12月的总统选举，1967年的国会大选，以及1968年2月的共同政纲。不过，这次危机将证明，距离联合的目标还在过去三年中，法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一直是想脱离它自1947年以来一直在其中憔悴呻吟的政治荒野，而成为可被接受参加政府的党。尽管它握有巨量的工人阶级选票，该党却知道，要希望独立地取得压倒多数，那是不现实的。因此，它想在议会制度内走上政权，唯一办法只有和非共的左派政党联盟。所以它实行同米特朗的民社左联亲善。
法国共产党曾饱受诽谤。戴高乐可以靠拿共产主义革命幽灵恐吓选民来取得选举胜利，但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产党就已不是革命组织。一部份原因是，自从1920年诞生之日起，它就是群众党，而非像欧洲其他共产党那样的先锋小团体。在1920年12月的都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的五分之四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只有五分之一跟随雷翁·勃伦。因此共产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直接继续人，有广大的组织基础。它用不着从头建立新的组织。它忠于苏联的要求，但在20年代和30年代之初是真正的革命党，它在1936年支持勃伦的人民阵线政府，只是暂时的策略。[2]
1939年8月的纳粹苏联协定，使法共退回秘密状态，但到了1941年6月苏联参战时，它又参加对纳粹的抵抗运动，而成功地恢复爱国的声誉。这是它的黄金时代：它的战士在行动中表现出勇于牺牲的精神，也证明党的细胞式组织的效能。在“解放”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报答，赢得1945年10月选举中26%的选票，并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四个重要部长职位。但一年零七个月之后，即1947年5月的时候，拉马迪（PaulRamadier）总理免除他们的政府职位，他们终于被排斥于政府之外了，此后就再没有尝过政权滋味。在二十一年前那段短促的时期里，法共变成了统治机构的一部分，后来一直深深地怀念着那过往的日子。这不是革命的本能。而且，那庞大的共产党选民集团，他们是因为1936年和1945至46年的重大社会改良而信任该党的，本身也是根深蒂固的改良派，而非革命派。该党事实上已经按照其党员的形像改造过，那些党员已经牢牢地与社会融合起来，而非与社会合不来的倒霉鬼了。
这就是法共在五月危机前夕的情况：渴望受人尊敬；委身于联合民社左联，以些作为取得渴望中的政权的唯一道路；依靠着一个大多数只要求消费品而不要求革命的产业工人阶级。党的领导层已经不算年轻了，其中没有一个是政治上雄才大略的人物，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该党一贯所臣服的苏联，已经坚决选定和平共处的道路。克里姆林宫所最不希望的，就是法国发生革命，因为这将使它丧失戴高乐在外交政策上给它的重大支持。
我们这样把历史草草回顾一番，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明为什么左派在五月危机中的行为会是那样。要记得这一点：共产党和社会党两者，不论分开还是联合在一起，都拘束于上面概述过的那些既定的政策路线。对左派在危机中的表现提出批评的人，时常忽略这个重要的背景。共产党在1968年5月所苦恼的问题是：究竟是否已经发生那么新鲜的一种局势，以致它应当把那由历史和它的本性所决定下来的政策抛弃掉呢？该党在政治局里秘密考虑这个问题，结果认定不是。
★★★
那么共产党怎样应付那危机呢？首先要说明的是，它大感意外——像别人一样。学生和工人有所不满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人人都看得见，但没有人预料到五月的危机爆发。也没有人有所准备。不过，尽管有些人，尤其是政府，表现得手忙脚乱——一时这样，一时那样，中途转辙，仓惶失措——共产党的反应至少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符合危机爆发前的路线。政治局每天开会，在事变发展的每一个转折点都考虑我们上面指出的问题：我们的政策仍然适用吗？每一次——除了我们以后会提到的那些重大的例外场合——共产党领袖们都坚定不移。暴风雨过后，1968年7月8日，洛歇向中央委员提出报告的时候说：“我们没有丧失头脑。”这话是有几分理由的。
共产党在危机时期的苦恼之一，是它要两线作战，不但对戴高乐政府，而且对左翼的政治游击队——托洛茨基派，毛泽东派，格瓦拉派，以及无政府派。自从中苏争执以来，法国共产党和全世界拥护苏联的共产党一样，猛烈打击（而且开除）着亲华分子。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指出，法国情况特殊之处，在于整代思想激烈的年轻人摆脱了共产党的控制，变成反对它，不但接受毛派的立场，更特别接受托派的立场。这个转变反映在青年组织身上，就是正统共产党的共学联（共产主义学生联盟）日渐萎缩，而托派的革共青和亲华的共青联（马列）势力不断膨胀。这是共产党自从1966年起就在打着的仗。无怪乎康边迪那个倔强的红脑袋在南泰尔一抬起来，共产党就想砍掉它了。
这种敌意在5月3日表现得最为明显，那天共产党第二号领袖马协（GeorgesMarchais）在人道报上猛烈攻击“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康边迪”，他说：“这种假革命者必须大力加以暴露，因为他们客观上替戴高乐政权和资本主义大垄断企业的利益服务。”在这危机的初期，法共误认为南泰尔的风潮是中国制造出来破坏行将在巴黎举行的越战和谈的。当时共产党对共青联（马列）正愤恨到极点，因为上星期有个共产党的国会议员余江，在南泰尔被一队亲华分子赶出讲堂。
危机加深以后，共产党一方面支持学生反抗警察镇压，但另方面敌视极端派学生领袖，企图在两者之间走钢丝。5月9日，共产党支配下驯服的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人物，诗人路易·阿拉贡（LouisAragon），在圣米歇尔大街的露天大会上遭学生群众唾骂。当时康边迪以其得天独厚的刺伤敌人的本领，请这位文学家向会场群众解释，为什么人道报要攻击三二二运动，为什么，“如果你们是支持学生的，你们却不参加他们的街头行动”。街垒之夜迫使共产党领导下的总工会暂时与学生会联盟，支持5月13日的总罢工和大示威——就在这次示威中，康边迪说出那句现在出了名的话，骂那些跟在游行队伍末尾的共产党领袖为“斯大林主义的脏东西”。
到此为止，法共和左派“小集团”之间的互相侮辱不过是日常的散兵战，是过去两年不断战斗的继续。可是5月14日大罢工运动开始以后，学生极端分子对共产党的威胁突然突然严重起来了。有些共产党领导分子，例如罗兰·列勒瓦（RolandLeroy），本来反对马协对待康边迪及其同伴那种粗暴态度的，现在也转过来支持强硬政策了。现在全力对“左倾冒险分子”作战。共产党恐怕极端分子会煽动工厂里急躁的青年工人把罢工推动到超过那条危险的分界线，从和平“占领”发展到建立某种形式的“工人权力”；又怕由于延长罢工而破坏了工会与雇主之间已经达成的协议。正因为罢工是自发起来的，而且大有摆脱他们控制之势，所以法共和总工会的领导层恐慌不已。他们知道，只要青年革命分子得到任何成就，都会使整个工人运动沾染上起义的色彩，而他们认为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致命的损害。因此，总工会要建立“铁幕”来保护罢工的工厂，严令禁止学生入内。一直到5月18日之后，总工会才觉得有相当把握抓稳了罢工运动，因而塞古伊能够带有一点自满的口气说他的工会是“巨大的安定力量”。
共产党和“小集团”之间的争论（这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到底1968年5月在法国形成了革命形势没有呢？学生领袖们因为确信托洛茨基的理论眼前就要实现了，不禁陶醉起来，他们肯定革命已经近在咫尺。共产党则同样肯定地说这见解是极大而且危险的错误。这不是学院式的争论。这是关系重大，甚至也许关系到无数工人的生命整个法国工人运动的前途，还有共产党本身的命运。很难说共产党上肯转向支持起义是错误的。现在不是1789年，或者1917年的俄国，甚至1918年越战败后的德国。大多数法国工农是要求更多资产阶级式的享受，而非要求新的社会制度；法国整个说起来，是繁荣的；陆军的装备精良而忠于政府；统治阶级并未准备投降。政权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伸手去拿它——用非法手段——就要冒流血内战的危险，而工人对此并不热心，也无准备。这是共产党的分析。这见解招致它左边的敌人指责，说它是戴高乐政制的堡垒——简直是和戴高乐串通。
正因为这个争论关系那么重大，所以共产党对“左派分子”深恶痛绝——洛歇在7月8日的报告中，说他们是“最紧急的危险”；因为同样的理由，坚决反对利用罢工做革命武器的总工会，说嫌恶民主总工会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同样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猛烈抨击左派社会党小组织，即统一社会党，因为它对革命学生表示亲善。还有，这也是在五月底孟戴斯—弗朗斯被提名为左派政党集团领袖的时候（下文将叙述此事），共产党不大热心与他合作的一部份原因。他不是和学生革命分子友好吗？
共产党倒霉的事情之一是：它一方面固然在左翼上受到游击队骚扰，同时和右翼方面的合作者，即米特朗的民社左联的关系也不愉快。当危机临近结局的时候，共产党一天比一天更着急地催促左联和它订立一个共同的政府纲领。人道报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请求。但米特朗不愿意受约束：他的左联是太弱了，以致他不愿意冒险，在受到共产党诸多拘束的情况下和社会人士见面。这次危机把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暴露得很明显，共产党能够经过所控制的工会向全国提出要挟，米特朗却是个无兵司令。5月23日的战斗中，有一批米特朗的“青年土耳其派”赶到拉丁区，大喊着：“你们的影子内阁来了！”——结果在讥笑声中被撵走。但米特朗不会忽视那强有力的左派势力存在于学生中，在工人阶级运动的下层，在全巴黎数百个行动委员会里——这些委员会产生在共产党之外而且反对它的。孟戴斯—弗朗斯寄望于这方面。他为什么不同样做呢？所以，危机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久已计议的共社联盟并未实现，亦即没有出现任何能够代替戴高乐派的政府。不过这话属于下一章的范围了。
共产党的路线是很明确的。它坚决反对起义，二十年来它一直梦想着脱离政治贱民等级的隔离区。在劳工阵线上，它愿意支持罢工，只赞成提出经济性要求。在政治阵线上，它的目标是与非共左派联盟，夺取戴高乐的政府地位——但严格地“在国家的法制范围之内”行动。该党在五月实行这种谨慎、温和、非常有理性的政策，实在很吃力。就好像在市场上有鸡蛋糕的时候贩卖陈旧面包一样。它挨骂；它遭受重大的脱党损失，例如安德烈·巴若涅（AmdreBarkpmet），他是总工会的经济社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指责法共背叛1968年革命，脱党去参加统一社会党。同时，它也开除了一些急躁的革命分子，例如维希耶尔，他是古巴的同情者，也是全国越南委员会的领袖之一。每一个支部和每一家工厂里都有人询问，党是否放过了终身难再逢的机会。但洛歇、塞古伊以及他们的伙伴不为所动。事后这位总书记宣称，这是“党及其领导最大的成就”。
为了了解左派在危机中的态度，还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共产党、左联、它们那些勉强的合作者，以及在最后阶段参加这场政治角逐的孟戴斯—弗朗斯，通通都反对起义和暴力革命。十年来他们一直攻击戴高乐政权，说它是靠政变产生的。他们不屑采取同样不正当的手段。不过，用革命推翻一个政府，和仅仅迫使一个已经显然分崩离析的政府下台是不同的。左派没有犯前一种罪恶，但他们确实企图做后一种事情。戴高乐说国家受到了共产党阴谋的威胁，这种巧妙但恶意而不公平的攻击有一点薄弱的根据，就在这里。这种攻击，使戴高乐在1968年6月的选举中获胜，但使他终于丧失了继续自命为代表整个法兰西发言的资格。不过，关于这个戏怎样结局，留待下章再说。
[1]在这次联盟之前。已先有1965年1月5日在塞因省各市选举中共产党和摩勒领导的社会党（SFIO）的协议。译者按：本书所说法国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普通是指米特朗领导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民社左联），其中包括摩勒派的社会党（正式名称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亦即第二国际法国支部），本书首卷的“一些简称和登场人物”表，可供参考。
[2]法国的革命“小集团”对此问题的看法与本书作者不同。他们认为法国共产党反对1968年革命，是1936年“人民阵线”政策的继续，换言之，他们认为法共早在30年代已经丧失革命性质了。——译注 |
第十二章流产的协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十二章流产的协议
五月危机所造成的巨大牺牲之一，是戴高乐总统和蓬比杜之间亲密信任的关系；蓬比杜这个狡猾而和蔼的奥汾涅人[1]，在戴高乐手下当国务总理已有六年之久了。在第五共和国所有人物中，蓬比杜是唯一凭他自己的本领出头露角，成为政治领袖的，他的手腕和人望仅次于戴高乐本人。两人之间冲突的起源，可能是在那富于爆炸性的二十天期间，即由5月10日至11日之间的街垒之夜起，到5月30日戴高乐发表演说止——这是第五共和国的生命危若累卵的三个星期。蓬比杜对最后的胜利的贡献，是平稳、有力、始终不懈的；戴高乐的贡献则是断续、不平衡、惊人的。他们二人显出来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作风。总理经过这场危机，得到的荣誉更大。自5月30日起，他被撤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艾丽榭宫的档案公开之前（或者总统府那位难以了解的秘书长特里科写出加快录之前），无法知道在这段痛苦时期两人之间发生过一些什么。但也许已经可以肯定：这时期蓬比杜最头痛的问题，是怎样把他深信为正确的政策，和戴高乐那种容易动怒的、高压性的政治本能调和起来。这段时期，清清楚楚地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蓬比杜在街垒之夜翌日回到法国起，到5月25日至27日他同工会和雇主的周末马拉松会谈，结果造成流产的格朗涅尔协议为止；第二阶段比较短，但更热烈，更富于戏剧性，从5月27日到30日。没有多少亲密的关系经得起这样的风暴。
1962年，蓬比杜从他在洛希尔银行里一帆风顺但是没没无闻的事业中，被戴高乐召唤出来。在他掌权的六年过程中，形成了像他老板一般坚决的政治意志。但他对五月危机的估量，比较精细，比较脚踏实地、现实主义，不受自认为法兰西化身这个担子牵累。我们已经说过：他的政策是安抚学生而把革命领袖孤立起来，使共产党继续站在起义的右边，拉拢工会来参加会谈以便达成一个重大协议——这协议将使蓬比杜成为时局的救星，同时为一种急进的“新政”的设计人。到5月22日星期三为止，这政策仿佛进行得很顺利。康边迪已经不许入境，共产党谴责过他，而各工会也接受了会谈的邀请。但那时戴高乐插手来破坏这套政策了——至少蓬比杜的想法一定是如此。戴高乐首先宣布，要在5月24日星期五向全国发表演说，拒绝改变这个硬性的计划来配合事变的发展。全国上下都紧张地等着他要说什么话。因此白白浪费两天宝贵的光阴，到星期六才能够开始和工会方面商谈。在这期间所爆发的激烈行动，毫无疑问是致令谈判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戴高乐第二步干涉行动，当然就是那演说本身。
人们那样焦急等待的演说，竟是平凡得十分可怜的一番话。无论戴高乐这个人，还是他的演说词，都够不上时势的要求。他所要应付的这个造反运动，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表示法国人的头脑猛然间从官方控制之下解放了。但戴高乐所能够想到的，只有要求人民重新授给他原有的广泛权力。他提议举行全民表决，决定是否“延长授权”。他也提及他关于“参加”的观念，但只作一种毫无意义的笼统的说明，比方“使我国的经济适应于……本国和国际的需要”，诸如此类。他的演说在街上广播出来，游行示威的青年报以惊异而嘲笑的叫嚣。突然之间，他在众人的眼里，变成一个疲乏而破产了的政客。
巴黎政治圈第一次要认真设想没有戴高乐的世界了。“戴高乐后的制度”，变成最令人发生兴趣的问题。连最忠实的戴高乐派都开始失望了。很明显，而且带有悲剧性，戴高乐竟没有了解到全国各界人士对于协商和对话的渴望。没有人愿意给他无限制的权力。仿佛是，法国所需要的激进性质的改革是太多了，已经达到77岁高年的戴高乐，不适合担当这个任务了。他想在预定6月17日举行的全民表决中得到多数赞成，成功的机会很小。
谁能说蓬比杜不是和多数人意见一致，认为戴高乐犯了一生之中最大的错误呢？大家相信，他曾努力说服戴高乐，不要举行全民表决——那带有拿破仑主义的气味——改为举行选举，像全国人民要求的那样。可是戴高乐坚持不变。
戴高乐关于全民表决的演说，在全国造成一种惶恐不安的空气。不久就证明，这种空气破坏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格朗涅协议成功的机会。如果艾丽榭宫都快要出缺了，对于最低工资率这种日常问题的谈判，谁还会认真呢？自从前两天宣布禁止康边迪入境后，拉丁区又重新爆发了暴力行动。提议全民表决——这在反对派看来，是完全不适当的——所产生更直接的后果，是给暴力行动火上加油。星期三，一群学生列队前往警卫森严的国民议会，喊着“我们通通是外国人”的口号，连那些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青年，都喊“我们通通是德国犹太人！”[2]结果当晚酿成学生和警察的零星冲突，星期四晚发展成为更严重的战斗，照例造成许多人受伤，并有数百人被捕。从街垒之夜到如今，已经有两个星期之久了，街道游击队员已有充分时间包扎好他们的伤口。他们的战术现在变得更精细，更机巧。造反者队伍里面出现了专门的投石手，他们还利用无人汽车去冲击警察的密集队伍。也许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那个星期在拉丁区里没有青年人利用康边迪是外籍人这一点来反对他。戴高乐那种哲学——认为国际政治唯一有意义的尺度，就是民族国家——遭青年们唾弃了，他们举着红旗和黑旗，表示渴望另一种更带有世界性的价值标准。
蓬比杜咬牙切齿，愤恨不已，但破坏已成事实。他召集工会和雇主来参加的圆桌会议，在5月25日星期六开会，那时的条件坏得不能再坏。当天早上，蓬比杜不得不下令警察“尽最大力量”把任何再次举行的示威游行驱散。星期五晚，巴黎、里昂和其它城市都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是那么凶猛，以致蓬比杜本人都说，那“显然是要引起内战爆发”。在里昂，一个52岁的警察督察，被起义者放去冲击警方障碍物的货车辗死了。在拉丁区，一个26岁的青年被一块破片打死。这是三十年代后期以来，巴黎发生最严重的人民骚动的一夜，甚至比街垒之夜还要严重。有800人被拘捕。大约有1500人受伤，索尔邦的大院变成战地医院。有一个讲堂标着“外科”字样，另一间标着“毒气损害”。救伤车在疮痍满目的街道上往返悲鸣，一直到星期六天色大明之后，那时塞因河左岸地区的居民醒来，看见一片可怕的荒凉景象。砍倒的树木横拦街道，到处是烧毁汽车的残骸，和腐烂冒烟的垃圾。
零星冲突在通往里昂去的火车站周围首先爆发，当时有两万左右的示威者（是法全学联、高教会、和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联合发动的）决定向巴黎市政厅进军。那天（星期五）早先由总工会发起的示威，则和平地解散了，但有许多年轻工人继续去参加学生的示威，他们满怀愤激。大批群众在街头听见戴高乐的演说，更增加愤怒。差不多立刻就和警察冲突起来了，然后，示威者又根据领导人的命令，分成许多小队，迫使警察也要分散。这样有一队学生能够简直不受阻碍地跑去进攻巴黎证券交易所，放火焚烧，高呼口号：“烧掉资本主义的庙堂！”然后，其它分队奋战回头，过河回到拉丁区，在街上点起火堆，筑起街垒，并投掷各种物件去打击警察。一间警察局和一家电影院遭到洗劫，几十辆汽车被毁。警察滥放催泪弹，并且使用强力水龙头，但并不能显占上风。半夜三点锺，在战斗暂时平静的一刻间，内政部长富歇发表一个公报，其中呼吁市民把那些犯罪的秘密帮会分子“呕吐”出来——他把这场战斗归咎于帮会，即法文的lapégre。“我们通通是帮会分子”——学生们这样喊。那夜里，没有多少政治家逗留在街上。孟戴斯—弗朗斯是一个例外，他想亲眼看看拉丁区的情况。他在索尔邦一个大讲堂里讲了一阵话，然后巡视街垒，最后访问法全学联的会址。他说：“我来当一个见证人。”
这第三个流血的星期五——以前两个是5月3日和10日——令工人阶级的心情变硬了，这对于蓬比杜主持的谈判，是一个大不幸的时刻。示威游行的青年工人旗帜上写道：“权力归工人！”“权力决定在街道上！”“不要屈服，塞古伊！”“再见，戴高乐！”在一个星期之间，示威的音调改变了。现在的示威是更公开带着起义性了。学生和青年工人明白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政府，就是为了这个事业而战斗终宵。他们想证明暴力行动能够成为改造社会的快捷方式。但各工会的目标不是这样：它们的直接目标是改善会员的经济地位。它们并不想推翻蓬比杜，反而去和他谈判。不过，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受到左派游击战士的强大压力，不得不从它原来小心翼翼的中间路线一步步左倾。这是学生胜利的表征：他们已经把整个法国政治光谱向左移动了，并且叫人们尝到议会以外直接行动的滋味。可怕的妖怪已经从瓶里放了出来，需要吹很妙美的笛子，才能够使他钻回去。蓬比杜勇敢地吹着。他似乎是政府里剩下的惟一支柱。他一个人就是整个内阁：自己担任自己的劳工部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新闻部长；他好几天不睡觉，而且还要上电视；每天抽四五十支香烟，声音依然保持着深沉和清朗。似乎他在治理，戴高乐在看着。
蓬比杜召集工会和雇主[3]来参加的圆桌会议，5月25至27日那个周末在格朗涅尔街的沙特列大厦，即社会部里举行，这场令人精疲力尽的谈判，进行了25小时之久，到星期一早上7点半锺结束，然后蓬比杜在早餐时间发表广播谈话，向全国报告谈判结果。整整两天，数百万游逗留在工厂里但不做工的工人，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着讨价还价的过程。几十名记者长驻在社会部里，抓住一言一笑来描画会议厅里的辩论进程。从头起，蓬比杜就是会议的主宰。他的方法是：在致开会词之后，就分别把每一个工会领袖带到一间侧室里，问他实在的要求是什么。这样，总工会的敌意就消除了，因为蓬比杜差不多不用讨论，就同意了立刻把最低工资率提高三分之一以上，使它达到每小时三法郎——足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农业的最低工资提高百分之五十六。有些女店员过去的薪水还要低于最低工资率的，现在得百分之七十二的巨幅增加。民主总工会要求工会在厂里享有广泛的权力，这方面不那么容易解决。在一次休息时间，民主总工会的领袖迭斯康——就是他使这个工联会脱离天主教会，发展成为总工会的劲敌——在走廊里表示：“这里的墙很厚，工厂和街道上的叫嚷好像没有透入会议室里。”被记者拍照和访问很多的一个代表弗拉生（BenoitFrachon），现年73岁的总工会主席，他是32年前在1936年的马提雍协定上签字者之一。
所有参加这场大谈判的人，都很明白非达成协议不可——即使他们的动机各有不同。在蓬比杜来说，似乎他的宦海前途就决定在这次谈判的成败上。这谈判是他从阿富汗回来以后，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所采取的，那种带有坚定意味的安抚与妥协政策的逻辑结论。在工会领袖方面，他们希望在会议桌上争取到巨大的让步，使他们能够破坏左派捣乱分子的立足地。双方都明白：在目前的暴力气氛中，谈判失败会使法国从全国危机状态演变到革命状态，其结局是任何人难以预料的。
终于定出了一个协议草案，给予工人的利益仿佛是前所未有的，涉及工资，每周工作时间，退休年龄，家属津贴，养老金，工会权利，等等——是自从“解放”以来，工人阶级所得到的最大的利益。罢工者在罢工期间可得到正常工资的一半。星期一早上，那些虽然疲倦但是心满意足的工会领袖们，带着笑容从沙特列大厦一队队走出来。还要等“下层”——守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群众——表示同意，不过，这些疲倦的谈判代表们当时觉得，最大的难关已经渡过了。但他们估计错了。真正的危机刚刚开始。
[1]奥汾涅（Auvergne）是过去法国南部的一个省区。——译注
[2]当时法国共产党公然攻击康边迪为德国人，同时极右派利用古老的反犹传统，大事宣扬康边迪是犹太人。——译注
[3]工会方面派代表出席的有总工会，民主总工会，工人力量总工会，天主教劳工联盟，职员总工会，和全国教育会。雇主方面，有全国雇主联合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陪同国务总理出席的有社会部长让南尼（J-MJeanneney）和劳工国务秘书希拉（J.Chirac）。全国性的农业团体，派一个观察员列席。 |
第十一章小型革命实验：一九六八年的南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十一章小型革命实验：一九六八年的南特
“我们什么也不要求。
我们什么也不讨取。
我们要去拿。
我们要占领。”
——索尔邦墙头诗句
在很不平常的六天里，从1968年5月26日到31日，位于布列塔尼半岛南部罗亚尔河口的南特市，简直成为一个自治的苏维埃的所在地。有个罢工中央委员会——代表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团体——在市政厅里成立起来，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地方政府。代表巴黎中央政府的驻在该市的省长，除了一个守门人之外，什么僚属都没有了，另外还有一支不大的警察队，但他不敢使用。
这个“工人权力”的实验，尽管为时甚短而且很混乱，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南特的罢工工人超越抗议的界线，达到了革命。在那里出现了新机构的萌芽，代替那些被罢工弄得瘫痪了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机构。这正是革命派所渴望的两重政权的一个榜样。可是没有人仿效它，而在南特本身，到了5月30日戴高乐发表强硬演说之后，它也不过维持几小时而已。我们在上一章说过，总工会极力反对这样的起义，同时全国大多数工人也完全不需要这个。无论如何，究竟工业社会能否容忍这种直接民主的无政府状态，是很值得怀疑的。但这在南特真正发生了——并不是幻想。这运动没有蔓延开来，令学生领袖非常失望，他们是一“占领”了索尔邦就号召工人起来和他们一同革命的。
在五月危机当中有些非常的时机，看起来学生和工人的联合好像要实现了，例如5月13日大示威的时候，以及5月27日沙雷蒂运动场群众大会的时候（关于这事件我们将在第十四章里报道）。青年人手足之情洋溢，把阶级和民族的藩篱都打破。一群群学生开到工厂来支持罢工者。在索尔邦（后来在塞特街的心理学院也有）成立了一个“学生工人联络委员会”，注意学生与工人之间到处自然发生的接触。巴黎地区各厂的工人，时常自动来到这个委员会要求学生帮助——尤其是六月间，当罢工受到很大压力而有崩溃危险的时候。男女学生，革共青团员，带着完全像传教士那种献身事业和谦虚的精神，三三两两地去到工厂，设法展开讨论，散发传单，传播那种福音，说总工会是替资产阶级国家服务的、硬化了的官僚机关，必须在工场里创立新的革命领导。更热心的，是亲华的共青联（马列）的战士，他们根据”为人民服务“的哲学，放弃了学业，去工厂里当小工，更便利于传播他们的革命思想。这些年轻人，不论托派还是毛派，好像在敌人地区里活动的游击队，受到强大的总工会机关追击。他们的精神值得敬佩，不过成就甚少。法国的工会和英美工会不同，不能夸耀有大批交足会费的会员。它们往往只得到类似政党那样的支持：工人心中有数，要支持哪一个工会，但并不一定加入。它们的会员虽少，然而并不因此而缺乏效能。它们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要在一家工厂里向总工会挑战，可不是玩耍的事情。
学生革命分子所希望的，是工人超越“罢工和占领“的阶段，真正去侵犯经理的权力。他们想要工人在工厂一级成立工人管理的机关，作为工人国家的先驱。这种野心在五月里没有实现：在工厂里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东西，但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在漫长而无所事事的罢工的日子里，爆发了热烈的谈论，也许是工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全国各地的罢工委员会建立了纠察队、了望塔和伙食供应，还主办星期日工人家属的康乐活动。在许多工厂，把经理禁闭在他铺着地毯的办公室里。有少数工厂，工人委员会开会起草民主管理的方案[1]。不过并没有对“头子”的权力作全面性的侵犯。如果有的话，统治阶级的反应就很可能更强烈了。
★★★
1968年5月14日下午3点，在南特附近布关奈地方南方飞机公司的工厂里，工会的代表决定把经理禁闭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有他手下一部分管理人员也同样被关进去。罢工工人派一个人在门口守卫。在室外安了一个喇叭，播放革命歌曲，“好让经理不用在思想上费力气就学会国际歌”[2]。（播音是那么震耳欲聋，以致守卫者诉起苦来，因此到底关掉了。）环绕工厂的围墙，建筑了了望塔，由工人守望，他们晚上睡在货物箱里。这家工厂有2800名工人，是全国头一家被工人“占领”的工厂。这行动引起迅速蔓延全国的“占领”运动。
南特市本来有凶悍好斗的传统，劳资关系很恶劣。它和它的孪生市镇，圣纳塞尔，经过战争摧毁之后，依靠一个渐趋衰落的工业——造船业——而重建起来。当地工人运动中有一批死硬的共产党分子，随时能够发动罢工。这情形当然令新的工业不愿意搬来这个地区。例如，当雷诺公司计划开设新厂时，不选择罗亚尔河口，而选择塞因河流域的弗凉。南方飞机公司很勉强才在那里开设了工厂，后来一直是除了麻烦什么好处也得不到。1957年有一次关厂，工厂由警察驻守，后来在1960和1962年，又发生关厂。1968年5月初，总工会（在南方飞机厂有八百会员）、民主总工会（七百会员）和“工人力量”总工会（三百会员），因为厂方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减少每周工作时间而不减工资，共同决定罢工。这就是5月14日把经理杜弗舍（Duvochel）禁闭起来的背景。罢工工人很快就组织起来。他们搭棚居住，作各种游戏来娱乐，又由志愿人员办一个食堂。
像南泰尔的情形一样，学生在南特对于煽动起革命情绪也起重大的作用。五月七日，学生和教师联合罢课，声援当时已遍及全国的大学抗议运动。到了5月14日南方飞机厂的野猫罢工[3]爆发时，学生赶紧把钱和从大学宿舍取出来的毯子送去支持工人。他们补充罢工纠察队的力量。中学生也参加这运动，在5月11日参加冲击南特火车站。工会方面，起初对于这些援助的提议反应冷淡，后来慢慢对学生友好起来，最后肯让法全学联和全教会（全国教育会）参加罢工中央委员会了，这委员会在5月26日成为市内主要的权力机关。其中委员会包括三大工会，两个农民协会（农垦总会和青农会[4]）和大学师生团体的代表。
罢工中央委员会首先担任的工作，是管制进出该市的交通。早在5月24日，罢了工的交通工人，已经在进出南特的四条主要道路上设立路障，由他们在学生帮助下驻守。罢工中央委员会在5月26日成立后，开始发出汽油配给票，也发出通行证给那些货车司机，载运必要的货物供应罢工工人或供应郊区农场。（制度相当混乱；南特最大的工厂主之一申请通行证，也得到了。）地方警察不敢分散力量去进攻那些路障，而该地区的各镇公所也对这些新规例诈作不见。因此，有好几天该市和外间隔离了，受工人管制。
还有一个同样带革命性的事件同时在该市发生，尤其是在勒巴梯约工人区里面。那就是，从5月24日起，勒巴梯约区罢工工人的妻子们，决定管制运给当地商店的食物。他们成立了街坊委员会，其他工人区的居民也来效法他们。这些街坊委员会和罢工中央委员会接头，中央委员会5月29日利用学校校址，开设了六家货物零售处。同时，那些农民协会号召会员合作，把粮食供应罢工工人。一队队工人和学生出城去帮助农民挖刚成熟的马铃薯。由于废除了中间商人，革命新政府做到了减低零售价格：每一公斤牛奶从80生丁降至50生丁；一公斤马铃薯从70生丁降至12生丁，红萝卜从80生丁降至50生丁。大规模的食品杂货店被迫令关门。有些小店还许可开门，但工会职员每天早晨来检查物价。工会分发粮票，援助比较困难的罢工家庭，三岁以下儿童给一法郎的牛奶，三岁以上的有半公斤面包和一法郎的其他食物。教员设立托儿所，照管罢工工人的儿女。
工人和农民过去时常是不和的，现在开始合作了。电力工人保证挤奶机器用电不致中断；运送给农场的饲料和汽油都维持正常。农民来到南特，和工人学生并肩游行。三十二年前，1936年，有五万农民，大部分是受雇于大农场的，曾在南特示威，反对人民阵线。这地方过去是“树昂运动”的地区——就是十八世纪末页，保王党农民大规模反抗共和政府的现场。但时代不同了。今年五月，“王室广场”改名为“人民广场”。
这样，有几天，南特尝试了人民政府的开端。这实验未能持久，除了作为罢工工人心中热烈的记忆。到5月31日，警察来进攻的威胁越发令人担心了。圣灵降临节的周末，使战斗性松懈下来。6月1日，罢工委员会决定取消汽油配给制，因为这不受驾驶人欢迎。6月1日到2日的夜里，路障也拆除了，因为恐怕巴黎会派武装车运队冲进来。紧急状态撤消了，生活恢复正常，省长也恢复他的权力。但南特已经干过一次宝贵的小型革命。
[1]絮列斯尼地方的南方飞机厂的管工们，起草了一个野心很大的方案，要在全国飞机和太空工业中实行“民主管理“。参考世界报1968年6月26日JoséeDoyere的报导。
[2]关于南特罢工的详情，可参阅《五月记事》第一号，1968年6月15日。
[3]“野猫罢工”（WildcatStrike）一词中的“野猫”的一般意义本是冒险，不实际，但“野猫罢工”整个名词，习惯上指未经工会批准的自发性罢工，所以有人译为“非正式罢工”。作者此处将南方飞机厂的罢工称为“野猫罢工”，但上文又说罢工是三大工会决定的，似乎自相矛盾。唯有直译备考。——译注
[4]两会全名为“全国农垦业总会”及“全国青年农业家协会”。 |
第十章大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十章大罢工
1968年5月中到6月中这段期间，整个法国在大罢工束缚之下，完全不能动弹。这是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人造反行动，可是，结果工人却遭受政治上的彻底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呢？将来历史家要为这个离奇现象争论不已：差不多有一千万工人参加这运动，而且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决心比向来都更高，怎么结果让戴高乐派在选举中得到压倒的胜利呢？这次革命是由于错误而失败，还是被人出卖了呢？它根本是一个幻想，还是先进的西方世界仅仅间不容发地避免了遭遇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起义呢？
到此为止，我们在这本小书里主要是谈到大学生、中学生、和自由职业者。现在，像法国人可能要说的那样，是“认真”起来的时候了。假如工人没有参加这个全国性的抗议运动，那么五月事变比起柏林、罗马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生风潮，不会有更大——也不会更小——的意义。法国和其他国家情形不同之处，是法国学生的榜样立刻而且大规模地被其他民众模仿了，因此危机的严重性提高了。全国各地主要工业部门中的男女工人，纷纷把他们的工作场所占据，并且关起大门。这是晚近历史上第一次，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似乎向着革命并肩前进了。然而，戴高乐总统的政权毕竟没有倒下来。虽然是占领了工厂，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越过那条命运攸关的分界线，没有从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提早退休——这一切传统的要求，进一步走到用罢工来改造整个社会。有个别工厂里的运动发展到更高水平。有些罢工委员会的组织十分良好，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新形式的工人权力。罢工工人领袖和学生领袖一样，也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有，有的根据工资和工会权利来考虑问题，有的对工人国家抱着一种神秘的想像。但不管年轻的革命者怎样说，也写不出关于1968年法国工人阶级中“革命的实验”的一整章书。我们现在是带有一些事后聪明来写这本书的，而在那些政治家、工会工作者、青年领袖们看起来（他们是在五月非常时期里从事着斗争、策划和梦想的），事情的结局并不那么容易预测。似乎一切都有可能：戴高乐倒台；内战；成立人民政府。我们要在这章书里，把那故事简要地重编出来，说明在五月十日至十一日阴沉的街垒之夜以后，法国的危机怎样进入一个新阶段，电火花一般地从学生身上跳到工人身上，又跳回来，引起风潮爆发的连锁反应，一个促成一个。
大罢工究竟怎样开始的，谁也不能完全肯定。很不容易解释，为什么那些工人会忿激到极点，突然放下工具，好像战争行动一样。读者会记得，第四章里说过，蓬比杜5月11日晚上从阿富汗回来，单人匹马把政府处理学生造反的政策彻底扭转过来。镇压变成了安抚。武力政策（最后的办法），已经在他出国时使用过而失败了。蓬比杜看出，他所能够采取的办法，没有其他，只有保持体面的退让。他想利用惰性来取得警棍和催泪弹所未能带来的东西。他决定让学生们去自寻死路。可是，执行这种政策要有很大的胆量：要作出软弱姿态，放任那些造反分子，把拉丁区任由他们支配，而希望他们的暴力行动和无政府的过火行为不久会驱使相当数量的社会人士回头来支持政府，让政府有条件把他们打败。蓬比杜有充足的胆量和权威迫使戴高乐接受他这个政策，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这就是他在5月14日星期二向国民议会巧妙地提出来的政策。他向学生们伸出手来。他带着几分令人消除敌意的悔恨神情宣布：“一切都要重新考虑。”世界报带着讽刺意味评论道：“听见政府中的强硬人物吹嘘交换意见和参加的好处，是值得高兴的。”
在同一个星期二，戴高乐出国访问罗马尼亚去了，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他信任蓬比杜（他的监国太子）不久会把危机缓和下来，达到能够加以控制的程度。总统是否认为风潮可以限制在大学的范围内？一年前，他曾被迫把预定的访问罗马尼亚改期。他不希望再改期。不过，事后回想起来，他在这样的时候决定离开巴黎，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在他出国前夕，已经有80万工人和学生在巴黎游行了，这是多年来法国首都最大规模的示威。对于没有看见过“解放”（指1944年驱逐德国占领军——译注），更没有看见过1936年的大动荡[1]的一代人来说，5月13日星期一是一道巨大的里程碑，表示反对戴高乐国家的革命联盟形成了。就在那天晚上，索尔邦被学生占领了，学生苏维埃在工人以及别处的学生注视之下，开始了它如痴如狂的行程。严密的间隔已经打破了。
戴高乐到达布加勒斯特几小时之后，在南特市郊，一家小规模飞机工厂的工人实行罢工和占领工厂，并且把经理拘禁在他的办公室里。
也是那个星期二，卢昂附近克雷昂地方，一家制造齿轮箱的雷诺工厂，有些车间独立地停止了工作。星期三，约有二百名年轻的罢工者想叫夜班工人参加罢工，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在厂内把大门堵起来。等到星期四（5月16日）早上五点钟，早班工人来到的时候，发现门户闩住了，工厂已被“占领”，而经理也被关起来。立刻有两大车的罢工工人开去塞因河流域的弗凉地方的雷诺工厂，叫那里的工人也罢工——下午两点钟扯起了红旗——然后继续前进，到巴黎市郊布隆—比扬库地方的大雷诺工厂，这是整个国营汽车工业的发源地和领袖。同时，自从在南特首先自发地爆发起令人不安的罢工行动以来，两个全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共产党领导的法国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法国民主总工会——的巴黎总部里，就不断响着电话的铃声。工会的首领们，完全没有提防发生这种非常富于战斗性的现象。下层到底在搞什么呢？为了防止再有出其不意的行动，总工会总部赶紧采取行动。星期三晚上，它派出一队忠实分子，去把比扬库厂的工作停掉，并且占领工厂，那里的二万五千名工人，有百分之六十是总工会的忠实会员。有四千人当晚就住在厂里，睡具是从急救站偷来的担架床，或是一捆捆的破布，或是吹气的浮囊，那是去年夏季在海边渡假留下来的，现在由他们的妻子和一包包的三明治、一瓶瓶的酒一同送到厂里来。在48小时之内，这个罢工兼占领的运动就飞快地蔓延开，使全国工业都停顿了。这是总动员起来的各工会的一致行动吗？还是半自发的过程，由于十年来工人在心里积压了种种不满，现在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一方面受学生行动所感召，另方面受警察镇压所刺激，而爆发起来的呢？
刚开始罢工的头几天，全国没有人能肯定前途究竟会怎样。大家的注意，完全集中在更引人注目的学生方面——索尔邦以及随后在全国各学院演出的自由放任的实验。工会上层分子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样了解当时局势，在那个星期内，很不安地开了许多次会议，研究前途会变成怎样。总工会和民主总工会看见政府对学生的暴力行动表示退让，尤其是看见学生能够那样迫使政府释放他们被监禁的同志，都不免得到很深的印象。政府对5月13日的24小时罢工也容忍了，虽然这次罢工并没有遵照法律规定，提前5天通知。这些都是显然可以利用的政府软弱表现。从这里开始，两大工联会分道扬镳了。总工会的共产党头子，念念不忘侧面所受的威胁，这是托派革共青和亲华的共青联（马列）之类积极分子“小集团”所构成的。这些分子都是主义上的敌人，一点也不能放松他们。他们企图从党的左翼迂回过去，削弱党对工人阶级的掌握。总工会在罢工头一个星期里的态度，就是根据这些考虑来决定的。它尽量设法使工人和学生隔开，发出命令给支部的职员，说他们所掌握的工厂一个学生也不能放进来。它要限制这个罢工，因为不喜欢这罢工的性质以及它自发性的起源，然而它不得不出面领导，为的是不让领导权落到不受控制的“左派分子”手里。所以，总工会的策略，是故意冷落革命学生，而代表工人提出纯粹经济性的要求。它要替它的会员在资本主义的鸡蛋糕之中争取较大的一块，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打算改变或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民主总工会正好相反，连忙宣布同情学生运动。有几个民主总工会的领袖，在索尔邦被占领之后不久，就跑去旁听那些激烈辩论，思索它们的意义。民主总工会发表意见说：“学生所关心的，不仅是物质方面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向这个他们不能负责的社会那种僵硬而令人窒息的阶级结构挑战。学生争取大学民主化的斗争，和工人争取工厂民主化的斗争属于同一性质。”
所以，这两大工会的主要差别是：总工会把整个危机当作纯粹是“左派假冒分子”制造出来的；而民主总工会，因为免除了共产党的教条拘束，则看得比较深刻。它看出，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觉得法国现在这样的社会不能忍受。民主总工会最能干的领袖之一，阿尔伯·德特拉斯（AlbertDetraz）这样说：“现在，在示威游行中，黑旗不让红旗独占领导地位，那并非偶然的。这表示自由理想的复活。这对某些政治家和工会领袖，是一个合时的提醒：一个社会，要是没有真正的民主，就变成了营房。”
5月16日星期四，对蓬比杜来说，是愈益加深的危机中一个转折点，在这紧张的时辰里，一定有一阵，他对安抚学生的政策是否聪明，发生过怀疑。政府在那一天里，遭遇到两个巨大的危险：第一个是，学生的暴乱队伍在星期三做到了侵占欧德翁戏院之后，可能去进一步夺取政府产业。传说他们要进攻无线电台。第二个危险是，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总工会，可能消除对学生领袖的怀疑，而拿出它巨大的势力来支持他们。内政部里发生令人震惊的事件。部长富歇召集下属，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学生去进攻的话，要用武力去防守哪些政府房屋。雷卡米耶戏院是否属于要防守的一类？还有法国学士院呢？谁都没有很确定的意见，不过，一致认为，如果法兰西戏院被占领了的话，国外舆论会震动得很。要有一次革命，才能够证明一国的古迹是无关重要的。
蓬比杜召开一次作战会议——他在那个星期内和负责公安和政治方面的僚属开了好几次会——决定星期四晚上向全国人民演说。他觉得，要紧的是，把那一小撮革命学生领袖，和跟着他们走的大批群众分裂开，而更要紧的是，把工人和学生隔开。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社会人士看清楚那些革命派到底是怎样的。因此，当晚八点半钟——总理发表演说前一小时——让康边迪、梭瓦约和耶斯玛尔在电视上和三个有经验的记者对垒。可是蓬比杜的把戏失败了：这三个年轻人把三个显得有几分困倦的政论家驳斥得体无完肤，此时学生运动还在继续上升，三个政论家不愿意表现出太过敌对。等到蓬比杜演说时候，他用最低沉的语调提出保证，说政府要保卫国家。他恳求道：“学生们，不要跟那些煽动者走……要听理性的呼声……公民们，你们有责任来表明你们拒绝接受无政府状态。政府要尽它的责任，现在请求你们帮忙。”那天晚上，他看来像个非常孤独的人。巴黎流行着一个笑话，说戴高乐在罗马尼亚领导一个流亡政府。不过，撇开笑话不提，真实的、也许还是流血的革命的阴沉鬼影，确实笼罩着法国。
广播演说之后，总理和总统在巴黎和布加勒斯特之间用电话长谈。戴高乐决定把他在罗马尼亚的访问缩短大半天，定5月18日星期六回巴黎。发出了命令召集后备宪兵入伍。可是，当戴高乐和蓬比杜还在谈话的时候，政府的第一个危险关头已经渡过了。法国共产党在星期四晚上发表一个声明，指责计议中的向广播电台进军的行动为“挑拨行为”。到半夜，学生感觉孤立了，于是把这个行动取消。同一天晚上，一批学生，约有一千人，经索尔邦开往下午已经罢了工的塞因河上布隆—比扬库地方的大雷诺工厂。他们的大旗上写着：“斗争的旗帜要从我们柔弱的手上转交给工人。”工人很客气地向他们表示感谢，但不让他们进厂，于是学生绕着工厂，边走边唱国际歌。有些学生和工人在街上围成一小堆一小堆地谈话，一直谈到深夜。有个学生后来说：“起初我们使用简单的字眼而且慢慢地说，好像跟外国人说话。可是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是和我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共产党的工会首领，不愿意有这样的联欢行动。“康边迪是谁？”总工会的总书记塞古伊说这话时那种看不起人的假装不知道的神气，就好像某一个高等法院推事询问伊莉莎白·泰莱小姐（ElizabethTaylor）的身份一样。工人和学生之间命运攸关的结合还没有形成，国家制度暂时还相当安全。
★★★
5月14日有两百人罢工；5月19日，两百万；5月22日，九百多万。瘫痪以难以相信的速度和自发性蔓延开来。各工联会的巴黎总部，从来没有发出总罢工的命令，可是全国各地掀起沉静而无法抵挡的工人阶级权力的浪潮，把法国经济上一切制高点都淹没。在数以千计的工厂里，工人不但罢了工，而且据守在厂里，把工厂变成了营垒。
革命学生不能自认为这个广泛而坚决的停工是他们的成就，不过他们无疑是有相当关系。它和学生的“占领”行动相似之处，是太明显了。在学生抗议运动里面，充满工人斗争的词汇，和与工人结成兄弟的理想。从5月3日起，学生领袖始终不懈地号召工人造反。仿佛他们是努力在无产阶级里面恢复遗忘了的战斗性的传统。谁知道他们唤醒了怎样的情绪呢？记得过去斗争的老工人，可能被这些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战斗鼓舞起来；至于年轻工人，还不甘心接受那种认为生活等于工资袋的观点，可能对索尔邦发出的呼声起共鸣。全国之内，凡是有大学的城市，工人和学生都在街上聚会联欢。这些事情没办法确实证明，不过，很难相信年轻人这种休戚相关的感觉不起作用，或者认为工人看见学生使用“直接行动”的武器如此有效，而不得到深刻的印象。如果工人没有看见政府在街垒冲突之后踉跄后退，大罢工还会不会发生呢？如果5月13日的大示威没有令罢工者想起他们是多么强大，大罢工还会不会发生呢？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总工会那运转灵活的庞大工会机关，以及势力略逊一筹的民主总工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都尽了最大努力去疏导和控制罢工运动，而不是火上加油。
问题是：什么原因酿成大罢工呢？如果工人阶级里面没有许多苦闷不满，学生的战斗榜样就引不起反响。头一样不满的，是这种显著的情况：法国的最低工资低得简直可耻，而且在戴高乐统治的十年期间，工人收入和经理阶级收入之间的差距更扩大了。经济繁荣（工人对此获益甚少）已经再也不能向工人隐瞒了，电视不断向他们显示出来，还有那吹嘘消费者社会的“美妙生活”的越来越无孔不入的广告活动。在五六月间签订新的工资协定之前，法国靠工资收入的人，有四分之一每月所得不到550法郎（约46英磅），有三分之一不到720法郎（六十磅）；大约150万工资最低的人——工业中非熟练工人和农业工人——每月不过挣400法郎（约33磅）。许多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每小时的工资比共同市场其他会员国（除意大利外）要低许多，许多工人要靠大量的加班工作才能够过活。这些可怜的数字，只不过代表图画的一部分。法国失业数字在1968年5月增加到超过50万，不但影响到不景气地区，像其他正在进行工业改造的国家那样，而且特别影响到青年工人。例如在勃艮第，这是社会党领袖米特朗的家乡，2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百分之二十九失业。
这就是造成法国工人阶级难以忍耐的巨大不满的原因，这些不满，在五月危机之前，早已酿成一些零星的工人激烈行动。1967年秋天，防暴警察曾和青年工人在卡昂和勒芒两地发生猛烈冲突；同年，罗迪阿西塔的合成纤维工业中心，发生一次长期难以解决的罢工。这些都是下层要起来造反的先兆，但是工会、雇主和政府，都没有诊断出来。越来越多的工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工人，他们是五月工人行动的发动机——对工会为工人所做的事情强烈不满。他们对那种卑躬屈膝的传统谈判方式，整个地发生怀疑，同时也怀疑到那种毫无意义的表示工人团结的方式，例如那次从巴士底到共和国广场的游行，那像是一次旅行，而不像表现无产阶级的战斗性。越来越多工人相信，如果想把雇主叫到谈判会上来，一定要作有力的行动。“占领”工厂并每每把经理禁闭起来的深刻意义，就在这里：这是工厂方面的直接行动，是用枪指着老板的脑袋，是赤裸裸地诉诸武力。在工厂的院子里，时常有写着“资本主义”名字的稻草人吊在临时搭成的绞刑架上，这种可怕景象就是武力行动的象征。
法国工厂内部情况和英美比起来，真是中古式的。像米歇梁那样的公司，常常自夸他们在30年内只和罢工工人谈判过三次。褒齐渥公司去年6月叫防暴警察来把工人驱逐出厂，在冲突中杀死了两个人。雪铁龙公司也是法国一家著名的汽车厂，工人都知道它的厂规像是监牢，而不像工厂。工会在它那里简直一点权利也没有。它时常把不同国籍的工人——阿尔及利亚人，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安排在一起工作，让他们不能谈话。雪铁龙的巴黎工厂内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住在公司宿舍里的外籍工人。另外还有成千成万的这种外国工人——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法国的大机械工厂里做工。实在可以这样说：十年来外国工人的流入，造成雇主的有利地位，大大限制了工会的战斗性。工人“占领”雪铁龙公司各厂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欢喜和解放的感觉，真是无可比拟的。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像雪铁龙那样专制，不过多数公司传统上都是严守业务秘密，并且富于家长作风的。他们公布的会计报告，实际上毫无意义。工人很少得知厂方的计划，生产目标，以及缩短开工时间的可能性。这种保密作风，一直到下级管理机构都是如此，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大部分熟练工人和管工都热烈支持五月至六月的罢工。
这种19世纪式的情况在法国保存下来，一部分是因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工会就没有作过多大的斗争。原因是复杂的，这和下述情况有关，共产党所领导的总工会，怕做任何可能看来好像背叛工人阶级，去和资本主义敌人合作的事情。总工会专门注意工资高低，不屑参加公司的事务，保证每周开工时间，规定每月最低工资——更不必谈组织工厂委员会了。如果对这些表示有兴趣，会被人家当作承认要保存私人资本主义。总工会这种态度，适合许多还同土地保持联系的老工人。他们对法国工业资本主义，除了从中汲取金钱之外，不愿意发生任何关系。
可是新的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他们觉得这样看待工会作用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工人代表应该参加单位的决策；他们很关心工会权利要得到承认，并要求把业务情报从经理室传播下来。这种思想的拥护者，是民主总工会，这工会虽然现在已经和天主教会脱离关系了，但仍然充满法国左派天主教的激进思想。左派天主教至少是五月间常常在工人中听到的一种见解的源泉之一，那见解认为工作不仅是为赚钱，认为人类尊严性也是工会的正当要求，和增加工资一样。
如果把一个复杂而经常变动的问题总结起来，可以这样说：总工会是面向工资的，而民主总工会则要在工厂里实行深刻的改革，让工人直接参加管理。五月危机有一个惊人的现象，是法国工人运动舞台上出现了第三个派别，它既反对总工会，也同样反对民主总工会。这个派别坦白自认是革命的：它有推翻资本主义的野心，因此它首先要破坏共产党领导总工会的铁统江山，它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国家不自觉的支柱。
五月间，这种种压力都压迫着塞古伊——那个41岁，丰姿优美而颇为丰满的总书记。他是个头脑总代表的组织人材，终身的共产党员，自从27岁起就是党的中央委员。今年五月间，有几天似乎是他手里掌握着法国的命运。他的工联会下层有一个革命的少数派，受到学生方面的感召和鼓舞，想驱使他突然转向起义行动。他心里充满种种恐惧，恐怕让极左派绕到前头去，恐怕被他的下层群众抛在后头，恐怕错过取得全国政权的机会——也许是终身难再的机会。革命派用尖棍去戳那走路慢吞吞的总工会大象的屁股；可是那畜牲不为所动。法国共产党不接受那种认为真正革命形势已经存在的见解——于是戴高乐总统仍然坐在宝座上。
★★★
戴高乐在5月18日星期六从罗马尼亚回到法国，看见全国都停了工，而反对党呼喝着要政府辞职。在他出国那五天里，大罢工已蔓延到意想不到的程度，并仍在继续蔓延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都放下了工具。全部航空和铁路交通都停顿了。邮件也不送。巴黎、尼斯、马赛以及一连串的外省城市，都没有了公共交通工具，银行现金逐渐枯竭，不得不限制存户提款。学生方面的威胁，比起现在反对政府的各种力量，反而显得不大了。但是总统的心情是要战斗。他在星期日早上，即回来的次日，第一个召见的部长，是陆军部长梅斯麦尔。谣传戴高乐本能地觉得要发表强硬演说，并且恢复全国的秩序。他觉得：当法国本身陷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自己出国去向罗马尼亚人宣讲他的民族独立的福音，那是很丢脸的。
但是那富有耐性、磐石一般的蓬比杜说服了他：最好的政策是沉默。原先本已决定，总统要在5月24日星期五，即回国一星期后，向全国人民演说。为了维持尊严，这个预定计划必须遵守。从艾丽榭宫透露出一句尖酸讥消话：“改革，可以。一塌糊涂，不行！”这是戴高乐将军对敌方阵势的估计。在那些只看到事情表面的人眼中，戴高乐这个说法似乎既危险又富于挑拨性。不过，政府的战略家并没有丧胆。他们知道，政府会平安渡过反对党所提出而定于5月22日星期三表决的谴责案。他们很欣慰地看到共产党和革命学生之间日益疏远，很明显，洛歇、他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总工会，不会那么容易受影响而突然转过去支持起义。同样地，人人都看得出来，共产党和米特朗的社会党的结合——唯一可信的能够代替蓬比杜政府的政党联盟——也距离成功尚远。共产党要迫使米特朗同意一个共同的政府纲领——那就是，签订合同，保证如果左派上台，共产党要有一部分权力。但米特朗和他的社会主义联盟很狡猾：他们只要求现政府辞职和举行大选。在这急速发展的局势中，米特朗不愿意受任何拘束。最后，总工会和民主总工会想协调他们共同的的罢工行动并提出一致的要求，碰到许多困难。在这方面，政府也希望加以分化，以便继续统治。孟戴斯—弗朗斯，这位法国政治上孤独的先知，对左派这种混乱状态很关心，开始踏入竞技场的时候，发表一个简短的谴责性的声明。他说：“现在政府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它可以退让……”
戴高乐和他的总理，现在判断争取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的计划是双管齐下。第一，用一种姿态，表示承认当时令全国瘫痪的那个罢工的惊人和非常的性质，提议仿照1936年马提雍协定的方式，采取一种同样是非常的解决方法。按照马提雍协定的方式，由政府、雇主和工会举行圆桌会议，结果让工人阶级取得前所未有的许多利益。由于法国工业的老板们一向是坚持在最下级，即工厂一级，分别谈判的，所以这个1968年马提雍协定的提议，就显得更有动人的效果了。在法国从来都很少有大厂商同意举行全公司性的工资谈判，更不用说全国性的工资谈判了。人们觉得：提议举行最高级、全国性的商谈，会消除工会的斗志，同时也令那同样讨厌的雇主集团就范。戴高乐虽然是专横而且充满保守的传统精神，他对顽固不化的法国资本主义倒并无好感。
政府反攻的第二条战线，是“参加”这个字眼所构成的有魔力的武器，戴高乐要在星期五演说时把它向社会人士发射。他将请求全国人民，用全民表决的方式对他的计划作判决。不但因为全民表决是屡试屡验的方策——它已经有四次使政府达到目的——而且，人们认为，“参加”这个提议，正因为它是含糊而没有确定含义，会满足千百万人之渴望对于管理自己的事情得到较大发言权，这种渴望正是罢工的真正意义。“参加”这个字眼，含有种种暗示，分享利润，共同管理，一向严厉傲慢的上司对下属让步——人人都有一份。
在5月22日星期三以前，这些计划顺利地逐渐策划成熟。在形式化的谴责案辩论中，政府轻易地取得胜利，比必要的多数还多出十一票，不过，有两名戴高乐派议员的行动，造成一点戏剧风味——恰好足以让人家觉得这场斗争是有真实意义的。这两人都是全国著名的人物，属于党内的左派，两人都脱离了戴高乐派队伍。卡必丹（ReneCapitant）放弃他的国会代表权，以避免要投票反对政府。比桑尼则投反对票，然后辞职。卡必丹的做法，被人们认为是更光荣的做法。他是戴高乐的朋友和热烈崇拜者，所以他的行动引起一些不安。但整个结果是明确无疑的，而政府——至少据它本身估计——经过这次考验，显得更坚强了。
同一天，三二二运动的领袖康边迪，被宣布为“不受法国欢迎”。内政部宣布，康边迪（当时在柏林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将被拒于法国任何边境检查站。大批防暴警察开到拉丁区的心脏——才隔了三天不见，现在又在索尔邦对面的广场显著的位置上站起岗来。这一切都表明，政府的自信心正在提高起来，虽然这信心也许是出于错误的估计。
★★★
在这普遍寂静无声的环境中，这些巧妙的政治计谋实在有几分不大真实。全国的工业噪音都沉寂下去，仿佛一切都要退回到自然的状态。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互相牵连的网状组织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宛若无数游离的原子在那里跳荡着的样子。大家都只能靠自己，退到家里或者工作地点去。这像是额外的假期，像一次很愉快地延长了的休息日，用不着感觉良心不安或者受到太太唠叨。事实上，在星期日妻子和孩子们还来和罢工者相聚，把工厂的院子变成快乐的市集场地。那情形仿佛是工人阶级放弃了政治斗争。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起来，这种偶然的闲散，工人们这样好像主要一般无所事事地呆在厂里，正是革命的本质表现。工人们从来没有谈论得这样多，解答了这许多难以明了的问题，互相之间了解得这么清楚，或者跑到那些一向是经理们用来指挥管理的很干净、铺着地毯的房间里仔细勘探一番。没有一间秘密的门不敞开。罢工在5月22日达到了最高峰，全国各地无不波及。里昂市的大规模商用车辆制造厂贝利耶厂（Berliet）的工人，来一次大规模的涂鸦游戏，把工厂正面墙上的字母次序调换成为“自由”（Liberte）。法国雇主联合会的巴黎总会——这是一切大老板社团之中最富于大老板气味的一个——被一队造反的工程师“占领”了两小时。全部商船停航，殡仪馆也停工，巴黎一些大旅馆也一样。百货公司华丽的橱窗都上了窗板，数以百计的市政厅也都关起大门。连庄严的法兰西银行和财政部，以及马库尔地方的原子能工厂，都不能幸免。预测天气的人员也罢了工。真是寂静非常，而且可喜。汽油快用完了，可是人们并不怎么恐慌；一部份担心的主妇把附近杂货店里的货物买光，可是这种做法并不普遍。巴黎弄得很肮脏，满地都是垃圾和政治传单。但一般人的心情并不是恐慌，而是高兴和解放。公共交通工具停顿了，大家重新学会走路。在长途步行当中，产生了许多友谊。什么害羞、拘谨和势利眼，通通一扫而光，因为大家都变成搭便车的人了。整个气氛像是战时放假的日子，无拘无束，令人快乐，而春天的空气是令人陶醉的。好哇，同志！
[1]1934至1936年间，法国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共产党与社会党、激进党等结成“人民阵线”的竞选联盟。1936年5月，人民阵线在选举中大胜，社会党领袖雷翁·勃伦就任总理。工人认为这是急剧变革的进军号，一百五十万产业工人立即自发地实行罢工，并且占领工厂。店员及其他雇员随即响应，农业工人也开始包围农场。参加直接行动的人约共六百万，造成革命形势。但社共两党都坚决反对革命路线，只实行部份的改良政策，制订马提雍协议，给工人若干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不久便在通货膨胀及物价上升中化为乌有。勃伦政府日益右倾，甚至开枪对付示威工人。社共两党的关系也日渐恶化。人民阵线政府终于在两年后倒台。——译注 |
第九章革命的实验(4)自由职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九章革命的实验(4)自由职业
“足球归足球员管理”
如果需要证明五月事变够得上称为革命，可以拿当时自由职业界里面发生的剧变来做证据。这不是一小撮狂人派的运动，在这里，不可能怀疑和外国的阴谋有关。这方面的造反者是医生，、法律界人士，教士，新闻记者和制片人；艺术家，音乐家，画家，和作家；社会科学家和统计学家，图书管理员，和天文学家；原子科学家以及博物馆负责人。他们是全国知识分子的骨干，可是他们数以千计地起来反对他们工作上所属的“机构”。他们起来选择反对过度中央集权，反对大权独揽，反对官僚大老爷和“大头子”，这些人在五月之前一直统治着法国自由职业界。当然，最受影响的是那些与大学有密切关系的职业，不过，病毒很快就蔓延到更远得多的地方。看来，自吹自捧的戴高乐秩序下面，实在隐藏着巨大而普遍的混乱。
医生
革命爆发前数星期，法国第一次施行了心脏移植手术，这件事情让人们非常鲜明地看出法国医学界的权力机构是多么不合时代。这次手术是在巴黎同仁医院的心脏手术科施行的，主持人为卡勃洛（Cabrol）教授。可是，当有关的新闻差不多每小时一次在电视上向社会人士公布的时候，主要发言人却是梅卡迪耶（Mercadier）教授。据法国的讽刺报纸《锁住的鸭子》首先透露出来，施行这次手术时，梅卡迪耶根本不在巴黎，而且他根本不是心脏手术专家，而是消化系统的手术专家。不过，他是同仁医院的“大头子”。于是，那古老而荒谬的制度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梅卡迪耶教授是医院的首长，他就要单独为那医院里所进行的一切事情负起道义、行政、以及法律上的责任。如果由于疏忽或者犯罪行为，致使全院１４０张病床上有一个病人遭受损害，罪过就要由他承担。反过来，该院任何医学上的成就，功劳也都归他。在他手下的人，好像卡勃洛教授这样的分科主任，不论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绝对无权独立决策。超过一百年的“机构”，一直没有根据现代医学的分科专业化而加以改变。
所以，怪不得五月间在医学界里那么容易发生革命。每一处的帝国都开始崩溃，而实习医院尤其如此。主要的呼声是要求分权化，集体领导，升级根据才能，而不是根据年龄。我们不能在这里记述1968年5月下半月整个医学界都卷入的那场激烈争论，它一定要引起教学方法和责任分配上的彻底改变。不过，有一个很突出的事件也许值得一提，即使仅仅为了证明不但普通医生里面有许多革命分子，连上层也一样有。5月20日，巴黎大学医学院院长布鲁埃（Brouet）要求全体教员批准他的计划：（一）承认实习医院里面的“学生权力”；（二）实习医院自治；（三）医学生在医院担任工作应有报酬；（四）废除教授讲座制度，改行集体领导的分科制度。
有些开业的医生却不那么显著的例子是在医务大厦里面领导全国医务委员会的官僚们。他们受到猛烈攻击，他们的机关也被行动委员会“占领”了，最后靠警察帮助才把行动委员会撵走。不过，医生职业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尊严和道貌岸然了。
教会
1968年6月初，戴高乐将军刚刚把革命潮流阻挡住不久，法国南部有个年轻的助理神父碰到一个难堪的场面。在布罗温斯的艾克斯市内一个中等阶级聚居的圣让德马尔特教区，沙尔斯—古伊•德开里梅神父正在作星期讲道的时候，听众里突然发出怪声叫嚣。大约有四十人起来走出教堂。他究竟说了什么话这样反感呢？原来他说：全国工人罢工也许是为了维护人类尊严；革命失败之后人们表示欣慰，实在“有点不大对的地方”。许多天主教徒都认为——而且公开说出来——教会应该从2从革命得到一些教训，这个神父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教会里也有硬化了的制度，有官僚大老爷，有些障碍物不但妨碍神职人员和民众之间自由而有益的沟通，而且妨碍神职人员内部的沟通。这种毛病为新任巴黎大主教马尔梯（）阁下所承认，他是一位谦虚而仁慈的教士。在学生与警察冲突时，他曾到拉丁区视察，后来在一封主教通函中，表现出他同情造反派之唾弃那消费品充斥市场而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他写道：“上帝代表正义；他不是保守派。有些被延误的改革现在是刻不容缓了。基督徒也要反对那种忽视人类深刻愿望的社会。”这态度打动年轻人的心，鼓励他们更猛烈地批评其他教士在礼拜天给他们那种无味的食物。在巴黎大学神父办事处，曾举行一次马拉松讨论会，会上有人要求实行“基督教革命”。有个神学院学生逃出来参加这个讨论会，他说：“我觉得来这里作证，重要过继续过去整个星期所做的，拿创世纪第一章和赞美诗第104章互相比较。”
左派天主教在法国成为进步和激烈思想的源泉，已有一世代之久。它促成许多政治的和知识的团体，但每每并不经过教会本身。不过，有一个教区今年春天几乎逃不过革命的感染，那就是位于拉丁区中心的圣塞佛良教区。六月初，圣灵降临节那天，十点钟的弥撒刚要开始之前几分钟，该区的教堂被一批举着旗帜的年轻天主教徒侵入。他们喊道：“我们要改造教会！”他们无法说服那神父把弥撒改为讨论会，只好在门外等待那些教友出来，然后拦住他们，在走廊上讨论了很长时间，连午餐都耽误了。
有几十个年轻的犹太人闯入犹太教法庭，发表一个声明，反对他们的公众机关那种古老而不民主的机构。
基督教的神学生革命得更加厉害，他们在巴黎和蒙佩里耶实行罢课，并且宣布：教会是“脱离民众，只求保存自己的社团。我们在街垒战斗中知道了是这样！”这些造反者在他们的公报上罢免为：“（所谓）自由基督教神学院学生。”
艺术界
五月革命在艺术界里引起忿怒的激动，这情况要写一本书才能说清楚。我们这里的篇幅只容许略述一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说明这激动不是局部的现象，而是影响到音乐家、画家、制片家、演员、作家、以及无数其他人们的现象；这不是少数极端分子的造反行动，而是今日法国最优秀的年青艺术工作者的行动。在五月危机最高点的时候，有三十个外省戏院和文化馆（这是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Malraux）所设立的综合文艺活动中心）的负责人开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会议，讨论法国将来的文化政策应当怎样。这些人大体上都有点左倾而非戴高乐派，这一点要归功于马尔劳。但是他们的联合声明，却严厉指摘这位部长把文艺活动分配到外省去的得意之作。他们全体一致要求采取比政府那种高级知识分子文化殖民政策更激进得多的纲领。他们宣言：“我们要接触那些‘非读者观众’的人，把他们从隔离区域里拉出来。”他们努力使艺术有社会意义——文化活动应当让人得到机会发现他们被不合理社会制度压抑住的人性。
有些画家、艺术批评家和画廊主持人组成一个“造型艺术行动委员会”。五月某日，他们一部分人决定向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进军，要把它关闭，表示抗议它只起一种“保存而非积极对抗”的作用。他们到达那里，看见大门锁上了，于是给它黏上一张标贴说：“因无用而关闭。”艺术家和工会人员商量怎样在工厂里展览作品。他们感情激动地想到要在一间工场里，在那些车床和汽锤之间，建立文化馆，于是把图画送去巴黎附近的北方航空公司工厂悬挂。有一个阿诺德•韦斯克（ArnoldWesker）的戏，在格勒诺波市一家罢工的工厂里演出：这是那些虽然不大有效，但是很勇敢的尝试之一，企图把社会优秀分子和工人沟通起来。
五月革命的背景音乐，是录音的流行音乐，每半小时中断一次，那时卢森堡电台和欧洲第一电台播送从街垒上传来的新闻简报。革命的牺牲者之一，是严肃音乐。法国国家电台整天的古典音乐节目“法兰西音乐”没有了；所有主要的管弦乐队都罢工了。不但是乐器演奏者实行同情罢工，支持拉丁区的造反学生，连作曲家、乐曲改编家、以及管弦乐谱作家，、都一致行动。可是他们几乎一罢了工，立刻就集中注意到他们音乐界自己的种种不满上面，例如拨给年轻作曲家的广播时间太少，或者歌剧演唱关于演唱节目的发言权太小之类。在这狭小、混乱、分裂的法国音乐界里，人人都认为应当要求国家采取比较自由的文化政策，不过多数人都看出，问题的根本，是法国那种令人不满的传授音乐（其实各种艺术都一样）的方法。起草艺术教学改革方案的委员会，召集了一个马拉松讨论会，从五月中一直开到六月很迟的日子，学生、教师、以及各方面的艺术家都来参加。他们的提议，居然是设立一所艺术大学，这等于——他们也认为如此——把现有的艺术学校彻底改造，如果不是干脆废除的话。他们抱怨把艺术分割成互相隔绝的部门，以及艺术教学局限在与当代艺术绝缘的陈旧轨道里蹒跚着。他们要求规定艺术教育为普通教的必要部分。他们充分发挥了想像力，甚至谈到要有一个音乐部，担任保卫全国音乐方面的利益。政府当局能够长久不理会这样整个行业的造反行动吗？
康城电影节的停止举行，是更引人注目的事件，显示出五月间在艺术界里掀起的自我分析的浪潮。电影界的行动比较不那么公开，也比较有建设性。约有1300人组成所谓“法国电影业各等级代表会议”[1]，从5月17日起，在巴黎定期地差不多开了一个月的会议。他们分成工作组，起草报告和整个产业的革新“宪章”。这个野心很大的计划的根源是：他们觉得法国电影脱离社会和政治的现实。有些年轻的导演责备制片人和投资人过份小心；另外有人责备政府的检查制度，或责备政府以禁映威胁那些太过直接涉及官方政策的影片；还有人责备自己，以及严密的阶级结构使他们不能认识工人阶级的生活。人人都责备“制度”。不过那“宪章”却是个太富于空想而站不住的文件：它和电影业的实际经济情况相冲突。于是各等级代表会议另外批准一套改良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如下：成立单一的全国性影片发行机构；设立一些自治而避免受谋利动机压迫的制片集团；废除检查制度；把电视和电影制片合并起来。这是希望的表达，而不是实际的期待。不过，有一场战斗已经展开了，就是不经检查，也不理会政府禁令，公开放映许多由五月非常时期所促成的短片。
5月21日，一个“文学袭击队”——包括小说家米歇尔•布托（MichelButor）和纳塔里•萨罗特（NathalieSarraute），还有另外十二个作家——侵入并“占领”了那尊严的文学家协会的巴黎总部，以此——他们这样宣称——给那“腐朽而没有代表性的机关”一个象征性的打击。他们又宣布成立一个作家联合会，“所有相信文学活动和目前的革命过程不可分离地连系着的人，都可以加入。”很快就有另外五十个作家，包括萨特，波瓦尔，和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宣布支持他们。起初，这个新的革命联合会与文学家协会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旧的协会甚至给那些新来者一个小房间。可是新组织的队伍很快就因为从索尔邦来了一批活跃的学生而扩大起来，随后还来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一批会员们，他们令人担心会宣布“永久”占领。不久就分成了三个或者四个互相对抗的“占领”派别，而学生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爆发了争论。文学家协会被驱逐了。
新成立的那个联合会通过这场考验而维持了下来，一个星期后，还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参加者有文学家，翻译家，学生和外国人，共约二百人。会上经过三小时的讨论，并没有得出什么明显的结论，比起过去一星期内热烈争论的那些问题，例如关于马克思，列宁，以及关于文学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等等，情形好不了多少。全体大会最后决定，这个联合会的目标是“确定文学家的性质，藉以确定本会的性质”。凡是要反对现存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参加建设一个生产手段公有而实行民主管理的新社会的人，都可以参加这个联合会。一直到七月底，经过长期而且很伤脑筋的交涉之后，文学家协会才把这座属于国有的会所收回来。
其他抗议者
法国的律师，传统上是深入地参与政治的——而且不限于参加国会（律师是国会中最大的一个职业集团，一直到1968年6月选举都是如此）。律师在左右派两边都是杰出的人物：右派方面有麻衣特•狄克西尔—维扬古那样的激烈人物，左派则有一整队“有立场的”法律专家，他们随时准备着起来保卫国内受到警察压迫的人，或是国外受到殖民主义压迫的人（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以，一点也不奇怪，这两派律师之间的关系，在五月里紧张到仅次于武装冲突的程度，尤其是5月22日那天，巴黎法院里盛传学生即将前来冲击的时候。右派分子在凶悍的狄克西尔—维扬古领导下集合起来，准备和革命分子打一场。但事实上，这一整天之中所发生最凶险的事情，无非是双方发表公报互相骂战而已。不过，另外有些更严重的事情正在这个行业中进行。许多司法机关集会检讨司法情况——它们要“抗争”那种时常出错的司法程序，而且要发表宣言，宣言的主旨是要求彻底改革，给法官真正不受行政机关干涉的独立性。为了争取这个要求，有一百五十名年轻的裁判官在6月8日开会以，成立一个职业工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法国司法史上一个革命性的行动。
反对现状者数之不尽。在属于研究院一级的国立行政专科学院（这是很严格的高级官僚养成所，它的毕业生在法国文官中位居要津，形成有力的派系），1967至69年级学生由多数通过，采取“若累斯（JeanJaures）级”的名称——若累斯是过去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人道报[2]的创办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刺客枪杀。这是那班学生一种谨慎的表示立场方法。（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少数派，主张称为“各族人民的春天级”。）
谬东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检讨他们那个研究所的“机构”，结果认为不合水准。二百个博物馆长从全国各地跑来开会，讨论博物馆在社会上的作用，而他们属下的工作人员，则“赞同目前遍及全国的大革新运动”，要求把那陈旧、无效果、过分集权的博物馆管理制度来一次全盘检查。当时的内政部长富歇，他是革命分子忿怒的主要对象之一，本身也被“占领”的浪潮波及。他凑巧住在一所和人类博物馆毗邻的阔大的国有的两层楼房里，可以从博物馆房顶上眺望巴黎景色，这博物馆是法国人种学的研究中心，可是嫌地方不够用。5月25日那天，有七个人种学家和分科主任，攀过博物馆和富歇房子的地坛之间的栏杆，对富歇夫人说，他们是代表博物馆来接收这房子的。她打电话告诉她的丈夫。一刻钟之后，警察来到，把这七个科学带去温森附近的拘留所，讯问过后到晚上释放了。（相信这位后来在危机中丢官的部长保证搬出这所房子。）
建筑工程师，统计学家，新闻记者，以及图书管理员，也都传染上这种造反热。连足球员都不免受这种时代精神感动。大约有一百名足球员5月22日占领了狄埃纳大街的法国足球总会，把秘书长和全国总教练关起来，并且在房子正在挂上一面旗帜，写着：“足球归足球员管理！”
“电视台里面有警察，就是你家里有警察”[3]
今年五月间争取播音和电视的自由权和客观立场而未能成功的斗争，很可以人微言轻一个象征，说明革命到底为的是什么。它是那样的一种造反行动：它反对政治大头子，反对过度集权，反对琐细规条，反对高高在上但每每是无知的官僚并不征求最密切有关人士意见就来作决定。对于节目和新闻的幕后操纵，是戴高乐总统在统治方式的一个主要成份。在今年春天一切罢工的部门当中，最令政府暴跳如雷的一个，同时也是政府最急于恢复权力的一个部门，就是“法国播音与电视局”。
像许多其他文化活动部门一样，这个部门的罢工，并不是为了工资、工作条件、或者工会权利之类问题。这罢工是为了彻底检查1964年的播音与电视局章程，改订新的章程，保证电台内部自治，免除政府的干涉，使新闻报告不偏不倚，让反对党政治家也能比较自由地利用播音和电视。播音与电视局有14000名工作人员，除了两千人之外，全体都一致行动。促成他们这样团结的原因，借用他们之中一位的话来说，就是“羞耻心”——当拉丁区里爆发战斗的时候，国营电视在政府压力下，居然根本不予报道，这令他们感觉羞耻。这种压力，对于播音与电视局来说，并非新鲜，不过以前没有这样显明。政府的干涉，经常是由一个委员会来施行，叫做“部际新闻联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天开会的时候，电视台长向政府各部代表提出预定的新闻和特辑节目大纲，各部代表提议如何修改，增添，或删节。这联络委员会是播音与电视局在罢工前夕首先鼓动反对的对象之一。
很奇怪，政府对播音台的控制，从来不像对电视台那样严格，而“法兰西国内电台”——日夜不停的国内播音——在风潮中恢复了名誉，它的关于拉丁区情况的报道，和两个商业电台（即卢森堡电台和欧洲第一电台）的前线报道比起来不相上下。内阁的一个阁员，甚至说“法兰西国内电台”简直是“北京电台”，因为它报道学生选择消息是那么公正而且充满同情。不过，这自由的时期很短促，新闻播音室不久就跟着电视实行长期罢工了。播音与电视局的罢工，是因为一套关于学生骚动的电视影片应否播映发生争论而促成的，这套影片原定在5月10日播映，是每月播影三次、称为“回转画”的节目中的主要影片。“回转画”完全由播音与电视局工作人员自己摄制，不像另外三种受观众欢迎的纪录片——“远近镜头”，“第三摄影机”，和“五栏合一”——那样，由外间摄制。政府命令“回转画”停止播映，但准许“远近镜头”继续播映几天，其中包括访问康边迪和其他学生领袖的纪录。“远近镜头”节目的工作人员声明，如果禁止他们的影片，他们就无限期停止摄制。播音与电视局的工作人员抗议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它好像对内外工作人员施用两种不同的法律。后来有一套“回转画”影片，播映时被篡改了，把一些已经陈旧过时的访问纪录片加进去，他们更忿怒不已。这时电视记者已经快要罢工了，不过，因为政府让他们到国民议会去拍摄5月21至22日谴责政府提案的辩论情形，他们暂时忍住了。这次播映国民议会辩论的情形，让法国人民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自由的电视有什么用处。
等到五月危机快要达到顶点，而戴高乐将军在5月24日星期五上电视宣布要举行全民投票的时候，电视记者与政府雇主之间的休战结束了。在戴高乐演说的前夕，电视记者自己主动邀请戴高乐派和反对派双方的政治家来广播室看总统演说，并准备随后立即发表评论。星期五下午，电视总监比阿西尼（EmileBiasini）听到这个计划，气得“简直要在椅上炸开来”——一个电视记者这样说。可是那时来宾已经在路上了，头一位来到的是加斯东•德费尔（GastonDefferre），左翼联盟的领导人，马赛市的社会党市长，同时是地中海沿岸最大报纸之一的老板。播音室里一片混乱。比阿西尼对齐集的来宾说，他们的评论当晚不能播出，因为节目已经排满了：改明晚播出。这个新闻，星期六的日报登了出来。可是等到预定广播前一小时，根据播音与电视局局长杜邦（Jacques-BernardDupont）的命令，这节目又取消了。一个半钟头之后，电视记者就实行罢工了。“法兰西国内电台”的新闻室，迟一个星期才跟着罢工。在这一星期中，他们继续同政府作散漫的谈判，这些谈判，据电台新闻记者之一形容，是“漫无目标的修词练习。双方所用的波长根本不同。”
5月31日，蓬比杜改组内阁，在危机中原任新闻部长的倒霉的戈尔斯免职，由比较年轻、原任邮电部长的居埃纳（YvesGuena）继任。居埃纳把播音与电视当作和邮政一样的另一个普通的公用事业。他把工作人员的代表叫来，告诉他们政府的态度：1964年章程不改——要国会才有权改，而现在国民议会已经解散了；委任高级工作人员的方式也照旧；不设立“贤达委员会”——这是记者们要求设立的一个独立的三人委员会，遇有指责播音与电视局对新闻处理偏袒不公的情形，就由这委员会来判断。不过，他说政府将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记者们的要求。他要属员在当天半夜之前提出答复。“这是典型戴高乐式的‘不接受就走’的政策，”一个记者这样说，“怪不得过去邮政局里时常有纠纷。”
当晚七点钟，居埃纳的提议由“法兰西国内电台”广播出来。新闻报告员很富于戏剧感，他一放下部长的公报，就拿起他自己的公报，宣布：“播音联合工会听取部长声明之后，决定实行罢工。”于是播音与电视局因罢工而完全停顿了。
警察已经在甘乃迪总统路的无线电大厦四周布防，还有大批保安队驻在横街，准备增援。在罢工者看来，这些武力的意义，是威胁多过保护。民众里有很大部分，并不明白电台罢工究竟为的是什么，因此，他们的反应是反对这个令他们看不到心爱节目的运动。第二电视台没有广播了，第一台则勉强每晚播映一次新闻节目，由一些没有经验的人，或是重新征召来的工作的退休老职员笨拙地拼凑出来的。播音节目是无味的录音音乐，每隔一小时播一次新闻公报。罢工者为了争取社会人士同情，既然不能继续使用原有的工具，便转移到舞台上去。他们在三十个外省市镇和十个巴黎市内和市郊的戏院演出。著名的演员组成旅行剧团，在全国巡回演出。民众对这些电视明星的兴趣，似乎比不上对表演之后的讨论问题那样高，这一点足以表明全国人民的心理。他们要少一点独白，多一点对话。有个电视记者报道：在一个外省市镇，“有两位年纪相当大而显然有身份的先生，走到我们面前，两人都戴着荣誉军团的饰带，对我们说，‘你们是共产党捣乱分子，我们要在大厅里这样说出来！’可是，结果他们并没有去说。反而一直和我们谈话，谈到半夜两点钟，而且等到戏院到底关门的时候，带我们去该市最好的餐馆，敲开门，请我们吃一顿。”
在巴黎，罢工委员会组织罢工的广播人员。每天围绕无线电大厦游行一周，称为“耶利哥行动”[4]。
广播记者们一直坚持说他们的罢工并不是政治行动：他们反对一切政府对广播事业的压力，而不仅反对戴高乐政府的压力。像记者之一所说那样，“戴高乐将军现在必须让法国这个最后的殖民地独立”。由于害怕政府对罢工者采取报复行动，渐渐有人去复工。广播人员的罢工，是今年春天一切罢工中行为最高贵，也最长期的一个。但它失败了。最后还是部长说了算。他说：“我们不得不把这个客观态度问题里的戏剧化成份消除一部分”。
[1]此外“各等级代表会议”的原文是StatesGeneral，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的议会“三级会议”相同。原文并没有指明等级的数目是三个，不过事实上在旧制度下是分成三个社会等级，故中文习惯上译作“三级会议”。现在电影界人士大概是有意借用这个历史名称，而实际含义是电影业中各种地位的从业人员的代表会议，当然不是分成三个等级，故译作“各等级代表会议”。——译注。
[2]人道报现为法国共产党机关报。法共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社会党转化而成。——译注另：若累斯，大陆译为饶勒斯。
[3]这是一张革命标语上的话。本节部分资料由葛雷翰•拉维尔（GrahamLovell）供给，谨此致谢。
[4]耶利哥是古代约旦西部的一个城，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动脉后，把它攻陷毁灭。据《旧约全书》，以色列人遵照上帝指示，每天绕城一次，到第七天则一天绕七次，城墙便在以色人的号角和呼喊声中自动崩塌。——译注 |
第八章革命的实验(3)少年队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八章革命的实验(3)少年队伍[1]
“好中学是教人杀父的中学”
——一个中学生
五月革命最为惊人的景象之一，是成千成万的中学生在游行中喊着这个口号：“政权决定在街道上，不是在议会里！”这是一种令任何西方政府都要发抖的现象：这恰恰表示，年轻一代的精华分子，抛弃了他们父母那种政治制度和价值标准。激进思想正在横扫法国的中学，其速度为成年人政治现象中前所未有，改变了法国中学生活的风气、师生之间的关系、甚至课程的内容。那营房一般可怕的校舍还是老样子，可是这些校舍已经被少年造反者从内部夺取了。
这种造反行动，不像大学生造反那样受人注意，可是它也一样彻底，而且也许对于将来的影响更大。还有，中学生的革命组织性，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哥哥姐姐：组织工具是中学生行动委员会（中行委）。
少年人这种战斗性的根源，是越南战争，以及法国人民反越战的抗议运动——这一点也不奇怪。越战像以前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一样，而且更有力地，引起青年人关心政治。从1966年12月起，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一连串的“中学越南委员会”（中越委）。这些委员会多半是三十人以下的小组（而每所学校的学生总数最多有三千人），参加者是对法共的中学组织“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不满的人，因为他们觉得法共对越南战争的政策过分软弱。中越委是基础，中行委就建立在它上面，然后超过抗议越南战争的限度，进一步为了法国本身某些特殊问题而行动起来。
这个阶段开始于1967年12月。当时法国各主要工会和法全学联，都号召在12月13日举行罢工罢课，抗议政府削减社会保险金的决定。人人都惊奇的是，居然有六所在巴黎的中学也实行同情罢课——这是法国初次发生的这类罢课行动。中越委的战斗还组成罢课纠察队，他们发动同学起来罢课的口号，通通是关于学校本身问题的：这些领导人很明白，如果号召支持工人，不会得到同学支持的。不消说，当局为此震惊起来，要来镇压那些领导人。19686年1月，负责组织康多塞中学纠察队的16岁的学生洛曼·古比（RomainGoupil）被开除了，罪名是煽动同学旷课。可是真正令校长生气的，是他的政治活动。古比是革共青团员，在校内散发托派宣传品，发起讨论会，从各方面看起来，都是革命思想的一个源泉。各校的中越委领袖们，立即在电话上商量怎样对付。他们决定号召同学游行示威——这又是中学生破天荒第一遭的行动。有几百人参加游行，他们的口号是“中学之内言论自由”——领袖们正确地相信这条路线容易被人了解。中行委就此诞生了。第二次考验发生在2月26日，那天全国中学教师罢课，争取改善待遇。各校的中行委立即组织罢课纠察队支持教师，同时也提出学生自己的要求。当天晚上，有六百名中学生开会，讨论他们这个刚刚萌芽的组织将来要负担什么任务。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上，人们初次把中学的校内斗争和左派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了。会议的领袖们提出一个报告，说教育是经济制度的奴仆。“资本家”、“社会主义者”之类的字眼都用到了。人们提议，中行委的任务，是攻击现行教育制度为社会淘汰的工具。这样做的目标，是通过向学校挑战而向社会挑战。到1968年4月为止，他们只能做到这里——那时他们还是一个微小的运动，只影响到少数的中学里面大约五百名学生。
警察侵入索尔邦所引起的5月3日巷战，对于少年们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许多中学立刻发生罢课。许多功课都因为学生要讨论时局而中途停止。很多人赶去参加游行，其中有些受了伤。5月10日，中行季号召全巴黎学校罢课一天，并有八九千少年学生列队去和大学生一同参加那次结果演变为街垒战斗的大示威。靠宣传方法一年时间还做不到的，在三个钟头之内就由行动做到了。中学生长期消极的传统打破了。中行委这样教导群众：家庭、学校和警察的压迫，是同一压迫的不同方面。当晚在街垒上，这个教导就使人信服了，那些少年们在半夜时面临抉择，究竟是回去妈妈身边，还是整夜留下来战斗呢？很多人决定留下来。自此而后，第一道战线上永远都少不了中学生。
实行占领索尔邦之后，各校中行委于5月19日利用圆形大讲堂举行全体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采取有决定意义的下一步骤，实行总罢课，并且占领各中学。第二天，各校广泛响应这个运动，有些教师也来参加，并且在校内过夜。成立了许多委员会来讨论中学和大学的种种问题，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例如欧洲学生斗争，大学在社会上的作用，学生和工人的联系，等等。在这里，和法国社会其他部分一样，革命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谈论。成千成万从来没有政治思想的年轻人，都被吸引来参加讨论，做父母的跑来看，觉得很奇怪。教师也和学生一同讨论，那种兴趣是课堂里从来没有的。工人被邀请来看苏联电影。一般的态度非常严肃，超过大学生。没有索尔邦那种放荡的无政府状态。相反，那些委员会很认真地开会，开到很晚，起草种种报告，大部分是关于学校改革的。在五月下半月里，至少作出了三百份报告。
中行委在革命中成为法国国家教育工作上一个有势力的集团。当局征求（非正式地）它们关于中学毕业会考的意见——今年的会考，由于事变影响，只限于简单的口试。另外一件显出它们力量的事情是：再没有人反对他们有权在校内张贴政治宣传品了。大批中学生发生了政治觉悟。不过，中行委的未来作用仍未确定，在本书写作时，这还是热烈争论中的问题。它们究竟应该成为一个极左的革命压力集团，还是成为一种中学学生会，代表全体学生的利益呢？目前的领导整个都反对第二条路线，不过它也不希望中行委给人家当作一个极端的政派。他们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政治组织，而是当作领导全国少年达到政治觉悟的先锋队。他们信仰行动来教育的方法，而不是用宣传来教育。这一点是他们从五月事变中吸取的主要教训。
这些中行委有这么大的成就，所以共产党和戴高乐派两方面都想在中学里成立和它们对抗的青年组织。共产党设法选出大批代表去参加六月中举行的僵中行委代表会议，取得了这次会议的控制权，设立了他们自己领导的“中学行动委员会全国联合会”。戴高乐派则成立一个“法国中等学校联合会”。这两个组织都希望靠它们的非政治性和“改良主义”来限制各校中行委的影响。
可是各校的中行委有一套准备等十月开学就实行的计划，要使各中学继续站在政治的前线。它们要从两方面进攻：第一是短期而有关学校制度的；第二是长期而更根本的。短期方面，它们的目标是参加学校内部问题的决策。法国公立中学是由校务委员会管理的，其中包括校长，他是教育部的代表，学监（教务方面的负责人），和教员。但只有校长有决定权，其他人员都是顾问而已。中行委要参加校务委员会，而且要联同教员获得真实的权力。比较长期方面，它们希望把中学变成整个地区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中心：它们要使学校从目前那种知识分子的隔离环境走出来，要把学校开放给工人开讨论会，和进行种种文化活动。学生们不希望对教员斗争，而希望争取他们同意学生的见解。
不论到十月开学的时候情形怎样，总之不会倒退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1]本章部分资料由米歇尔·列卡拿蒂供给，谨此致谢。列氏现年17岁，是雅克·德固尔中学的学生。 |
第七章革命的实验(2)行动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七章革命的实验(2)行动委员会[1]
“行动委员会是斗争工具”
——里昂·托洛茨基
上文中我们谈到，在革命领导的最前列有一个政派，是革共青；一个学生会，是法全学联；一个自发性的压力集团，是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可是另外还有一批人，比这些人更有头脑，他们看出需要另外一种群众组织——更有弹性，网撒得更宽，可是全心全意致力于革命行动。这种新的“斗争工具怎样出现的呢？在五月革命之前，曾有一连串错误的起步。例如，我们在第一章里说过，在南泰尔的鼓动，至少一年前已经开始了。没有办法预先知道那些引火物可时着火，革命形势何时成熟。当它一旦成熟的时候，人人都感觉意外，连学生领袖也一样。他们并不比政府有能力预测和控制事变的急速发展。
在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中，有一个小集团是研究院学生和研究员，他们曾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随后的学生政治活动。我们已经谈过他们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政治养成所，即法全学联在索尔邦学院的支部，称为文学院学生团体联合会（文学团联）[2]。早在职963年，文学团联的会员已经对大学提出根本性的批评，不是攻击大学管理的不善，而是攻击大学替一个既不人道、又对各社会集团不公平的社会担任建筑工程师的任务。正是这些见解，后来在柏林、哥伦比亚、罗马等世界各地学生中引起响应。文学团联起初的批评，没有立刻产生效果，当时的时机还不利。可是，1968年初，动荡越来越猛烈，文学团联的老将就首先看出即将开始一个战斗行动的新阶段了。他们在三月初组成“大学行动运动“[3]。
5月4日，即索尔邦发生了震动人心的事件的次日，大行运集合其他思想相同的知识份子（既不属于法全学联，又不属于革共青之类政派的左倾分子），改组为“大学行动委员会”。再过几天，到5月8日，把更多的人网罗进去之后，又变成了“五三运动”。这组织后来对事变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在5月11日星期六，即街垒之夜以后那个早上，进军桑西耶街的文学院分院，把它占领。这是巴黎地区第一个占领校会的行动，也是统治了拉丁区一个月时间的学生苏维埃的第一次出现。
这样纷繁地把名称改变，反映出什么意义呢？这表示人们看出这急速演变的局势具有革命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努力找寻“革命工具”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他们觉得马克思主义已经不仅是一些词句，现在可以化为有血有肉的实际存在了。他们站在大学的立场上，明白这横扫全国的造反运动，不是在正统意义上那种对政府权力的争夺；也不是经济恐慌所引起的绝望的起义。这是各阶层人士对自由的渴望，坚决要求把硬化了的各种机构里面那些碍事的陈言滥调和偏狭的专制作风摆脱掉。这是法国人所说的“结构性危机”——是一种很新的东西，也许是针对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头一次叛乱。这些知识份子，在法国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和文化模式的破旧框子里感觉窒息。他们要打破这个模式，架起一道和工人互相沟通的桥梁，重新发现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共同基础。尽管这里所说是怎样没有条理，而且不充分，上述的思想就是五月革命和种子思想。那些战士们说要把索尔邦变成“批判的大学”和“人民的大学”，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不过，如果想叫造反所解放出来的能力不致浪费掉，就要加以锤炼，调节，并且导向一定的政治目标。因此就需要新的机构。怎样去把这种机构想出来、建立起、并且控制住，始终都是那些年轻领导人所要应付的重大问题。
行动委员会是革命领导用来发动群众支持它达到目标的工具。我们在第五章里已经提到，行动委员会是过去已经有的思想，是多数革命中都出现过的“代表会议”之一，是基层自治单位，和那头重脚轻的现代国家官僚机关正正相反。5月11日“占领”桑西耶学院，是这个运动的开始。五三运动的核心战士很快就得到许多方面运动，如革共青，全越委的积极分子，甚至是亲华的共青联（马列）——它其实已经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成立了许多“反压迫自卫委员会”。它们大家合力，鼓励在整个巴黎普遍设立行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以难以令人相信的速度出现在中学、大学、政府机关、专门职业团体、以及商号里，同时也自发地在住宅区按时街坊单位成立起来。这些委员会，有不少仅仅是一群积极的市民，普通有十个到五十人，多半不属于任何特殊的政治运动。在那动荡狂热的五月间，当戴高乐式的国家好像要烟消云散的时候，这些委员会之间共同的东西，是这样一种想法，认为革命就是照自己的意思做事，而不把事情交给别人去管。这些委员会体现出要在议会之外直接行动的那种决心。他们宣布，要“从自发的暴力行动过渡到准备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这是5月19日在米歇列街的艺术与考古学院举行的行动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口号之一，出席这次大会的，至少有250个行动委员会的代表。这种关于暴力的话，出诸那些出席会议的仁慈而富于智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大学教师、以及家庭主妇之口，当然带有一点不真实和浪漫的气味。可是，他们热烈关心法国社会的前途，是毫无疑问的。
这运动是在五月最后一个星期达到了最高峰，当时仅仅巴黎范围内，就至少有450个行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加在一起，形成革命领袖们手中一个很有弹性而且有效的工具，那些领袖们通过一个调配委会来对这些散布广阔的细胞加以一些控制。在索尔邦“占领”后头两个星期，调配委员会是在那里开会的，后来搬去塞邦特街的心理学院，一直到本书写作时，它还继续在那里。
那些行动委员会有很大的自治权，而各自从事大不相同的工作。有些喜欢脚踏实地的实际工作，好像筹款援助罢工者的家人，或者扫除在事变时期堆积在街头的垃圾，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停顿时，用汽车载送市民，诸如此类。它们做这些事，好像是新的市政机关——这是在危机时期所出现的“两重政权”的典型例子。另外有些行动委员会，则比较像是政治运动的细胞，它们编写传单拿去散发，印制宣传画贴到墙上，拦截过路人组织街头会议，放映关于警察暴行的影片，以及展览那些图片。它们日常工作的目标，是发动越来越多的人民参加反戴高乐政权的革命斗争。因此，行动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是在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这两极端之间。每一个委员会强烈的地方偏见，再加上它们在观念和作用上的不同，使得整个行动委员会运动很难控制。
造成混乱的另一个因素是：那些政党看见行动委员会的成就，也想同样地干。共产党发起组织了若干“争取人民政府与民主同盟行动委员会”，而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内极左的一个小党派）则成立若干“人民行动委员会”。不过，这些都比不上本来的行动委员会运动那样的规模。
到了戴高乐在6月23日和30日的选举中恢复声望并取得胜利的时候，行动委员会自然有点泄气了。革命已经不像是近在眼前了。有些组织根本就瓦解掉，那些参加者，对他们以前一时之间干的傻事摇头叹气。不过，有许多委员会至今还在活动。他们相信：如果在五月底的时候，法国有一个能够担当大任的政治运动，戴高乐就可能已经推翻了。他们想避免重犯五月的错误，为下一回合的斗争作好准备。用无情的政治语言来说，这种见解也许是空想的傻话，不过，这反映出那令人不安的事实，许多法国人已经不相信他们的社会毛病能够用和平的议会方法医治了。他们说，政权决定在街道上。
[1]我们要感谢让·法富列（JeanneFavret）和玛·克拉维次提供本章的一部分资料。
[2]见本书第二章，44页，及第三章，63页。
[3]大行运的领导人是：玛·克拉维次，让—路易·佩尼努，布里斯·拉朗德（BriceLalande），塞日·波斯克（SergeBosc），和让—马塞·布格楼（Jean-MarcelBouguereau）。（布格楼曾负责法全学联对外联系，以此身份与德国学生建立初步接触。 |
第五章革命的背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五章革命的背景
经历一次革命，是一种令人兴奋欲狂的经验。看见权威被人藐视，然后被摧毁，是有点害怕的，但也觉得高兴。法国在街垒之夜以后的两三个星期里面，是处于革命中。这就是说，现存的权力机构——不但是政治权力，而且各种权力都一样——受到了挑战，在有些地方根本被推翻了，而且人们企图（不管这企图是多么混乱无秩序）用新的权力机构来代替它。学生、工人、积极的公民，自发地联合起来，在整个巴黎以及各省，组成数百个起义委员会。一方面有这种非常广泛的、反对旧形式既成权威的造反行动，同时还有一种剧烈而十分愉快的解放的感觉。各种各样的人，在各行各业里，都感觉到这点。一阵疾劲的清风，吹入铺满尘埃的头脑和办事处以及官僚机构。这种摆脱压制，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是真正革命的标记，证明这些正在实行中的转变，真正达到了革命的规模。
突然之间，在一些难得的日子里，平日在生活中受到许多琐细规条诸多限制的法国人，享受到了原始的无政府社会的种种乐趣。这是一个没有警察的社会，人人自己当交通警察。尽管当时有种种生活上的烦恼，有罢工引起的不便，汽油用光也没处买，人们过后回想到这个时期，还是会觉得愉快，而且会把它当作快乐的日子记住。
这些日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到处有人在聚谈——不但是偶然交谈几句，而且有许多完全不认识的人，聚集在街头巷尾，在咖啡座，当然也在索尔邦，热烈地长谈着。人们突然大谈特谈起来，好像是许多年来把要说的话储蓄着，留到现在才说。令人惊叹的是，大家都那么有耐心地听别人说话，仿佛这些无了无休的交谈，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治疗。许多法国人都忽然发觉，过去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太死板而多猜疑，太不友好了。仿佛整个制度都不对：孩子不能对父母坦白说话，雇员要向老板举手致敬，全体国民要在戴高乐将军和他的法兰西幻影面前立正敬礼。
戴高乐十年的统治，无疑是引起五月爆炸的主要原因之一。他那家长式的作风，对新闻事业的控制，他的统治方式的伪善与浮华性质，通通都使青年人激怒，而不是得到好印象。这一切都和目前时代那种不敬尊长、怀疑一切、破坏偶像的精神相冲突。不过，戴高乐并非唯一该受责备的人。这个爆炸是对法国统治方式的反应，而这种统治方式并非自戴高乐开始，乃是自拿破仑开始的——而且上上下下都是如此。
法国那种中央集权、等级森严的政府官僚制度的重压，超过多数其他国家，更显然超过英、美或西德。一切决策，甚至很琐细的，都要由巴黎决定。各省只有着急，生气，寄备忘录去给老远的部里。每一个部门都有小官僚坐在那里，把公文转呈给上一级，按照规章小心翼翼地行使他自己那份有限的权力。“拿破仑到底死了，法国历史上最长的时代完了”，世界报的一个评论员希贝尔·塞斯伯龙（GibertCesbron），在五月事件之后这样写道。（注：世界报，1968年6月26日）
可是政府机关的那种顽固性，在法国的专门职业界里面也同样表现出来。多数专门行业的头顶上，都坐着一个大老爷——法国人有时称之为“大头子”——他的行为好像是一个王侯，无论是权威还是外快都不许别人分沾。这描写也许带有一点漫画风味，不过整个说来确实如此：在五月大震动之前，许多行业里，晋升之阶都被官僚作风、陈腐的传统、以及一辈子恋栈不去的人阻挡着。革命所开放出来的焦躁和违抗的洪流，就是反对在大学、工厂、工会、以及专门行业那里那一切官僚统治的。任何权威都逃不过。在日常生活的任何一方面，只要有人发出命令而要求人家服从的，都有人起来反抗这种制度。
所以，这造反是针对法国社会体制的。在这个限度之内，它是法国特有的现象，但是，也可能结果证明，它是反对西方先进国家现代化暴政的初次爆发。如果真是这样，它就有更一般化的意义了。在过去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法国想加入最高级的国际竞争。过去几个世纪法国都依赖着保护贸易政策，现在却争先恐后地实行现代化，于是把生活方式都打乱了，其影响恰似那开始涌入法国市场的大量消费品一样。所有的工人，都想得到更多的消费品，想分到更大的一杯羹；可是有些人却讨厌流水作业方式的那种严格而令人厌烦的纪律，惋惜从前那种工匠的独立性不复存在了；另外有些人觉得这个忙碌而竞争激烈、靠广告歌曲推销货物的浮华世界，很不合脾胃。法国工业中的劳资关系，和英美比起来显得很落后。熟练工人、办事员、低级管理人员，都想对他们工作单位的业务情况多些了解，他们想参与种种同他们直接有关的决策，他们想有更坚强更积极的工会领导。这一切不满，还有无数其他的不满，都是造成五月爆炸的原因。
这次革命最新鲜而富于创造性的阶段，是五月末尾那三个星期，从街垒之夜起，到5月30日戴高乐令人惊异地恢复信心为止。是在这时期，产生了新的政治词汇，把群众吸引来参加行动，成为青年革命领袖的同盟者。是在这时期，出现了那些起义委员会，体现人们对分权化的渴望，以及对自治的坚决要求，这些渴望和要求正是造反的根源。抗议运动一开始，革命者就宣传“直接行动”，反对谈判。现在的口号则是“直接民主”，反对议会制度那种正统的委派代表行使权力的方法。直接行动和直接民主，都含有“不断抗争”的意思——这就是说，要使资产阶级国家和它一切的机关，都不断受到骚扰和怀疑。任何事情都不认为是理所当然。“抗争”的形式，也可以是围困一个教授，“占领”一个学院，在街上示威以表示蔑视国家政权，或者把一个工厂经理关在办公室里。
法国全国各地都自发地在基层上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这，一方面是决策的场所，同时也是讨论的场所。这是直接行动和直接民主这两个孪生的观念的实际（其实每每是不切实际的）表现。这些行动委员会，要担任革命变革的实行者。它们要成为一种新型社会的先驱，在这新社会里，人人都有发言权，也有权参与决策。这些委员会——其中最少有450个是在五月这三个星期内成立的，各自的作用和人数则不大相同——最足以表示出这次革命的特性。它们证实了那种说法：独创一格的新“权力机构”，亦即革命性的权威新途径，正在出现。热情激动的革命者，使用了“平行机构”和“两重政权”之类的名词。
许多人觉得，这些观念，以及它们的实际形态，简直新奇得有点疯狂。其实并非如此。五月革命中有许多现象，都是过去革命的模仿，例如俄国革命，1918年德国革命，西班牙和古巴革命（据说真有一些天真而热情的人，打长途电话去莫斯科和哈瓦那，请教怎样干）。启发这些革命者的，最主要还是下列几种因素：法国的历史，巴黎的精神和建筑式样，那存在于法国人潜意识之中、但是在最接近表面地方的、关于激烈变革的记忆。例如，在巴黎的二十个专区（arrondissements）里所成立的行动委员会，就是1790年管理巴黎四十八区（Sections）的那些无套裤汉的委员会的直接继承者。无论当年或现在，这些都是由积极战斗的公民所组成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也是教育群众认识革命的目标和词语的地方。在1789年，酒馆是另外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途径。那些“细民”（menupeuple）就是在这种地方谈天说地，以及交换新闻。在1968年，担任这个任务的，是行人路上的聚谈，和拉丁区露天咖啡座，这些都是造反者的巢穴。许多咖啡馆为此付出了代价。例如圣米歇尔大街一家出名的卢森堡咖啡馆，在一个混乱的晚上，遭到警察猛烈攻打。到了关门的时间，那经理摊开双手，泰然自若地说：“诸位，今晚本店不关门；因为已经没有门了！”
1789年，那些小册子作者和革命新闻记者，惯于每夜聚集来听取指示运动路线的口号。同样地，今年那些革命领袖，也每夜发出指示，指导那些对群众意见有重大影响的小册子，传单，标贴，和革命报纸。好像康边迪，梭瓦约，耶斯玛尔这样的人，当然是发动示威运动的重要力量，可是那些好像波涛一样冲过巴黎街道、担任守卫街垒的群众，也决不是被动工具：他们有很高度的政治认识。差不多他们任何一个，只要你问他，都能够用“正确”的术语说明造反是为了什么。他们把那些发动骚乱的“先锋”政派的口号和思想，吸收过来使用。这情形恰似1789年的革命群众一样，当时的群众被“自由”和“人权”的新思想唤醒起来，都懂得他们的目标是改变政府制度，并且能够把这点说明到某种程度。还有，也像1789年一样，只要一个消息，甚至只是一个谣言，就能够使一个本来是心平气和、并无多大恶意的示威行动，转变成为暴动程度的骚乱。例如，在1789年夏天，本来是趁着星期日安安静静地在罗亚尔宫花园里散步的群众，一听见内克尔（Necker）被免职的消息，立刻就激发起革命的活力[1]。同样，今年六月在巴黎，一个中学生被警察追捕而淹死在塞因河内的消息，引起了蔓延全市的暴力行动。有什么能比1968年5月份的三个流血星期五，更像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的“革命日”，即“无套裤汉”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日子呢？许多字眼，简直像是有意从历史上抄来的。康边迪和他的同志自称为“狂人派”，为了纪念1793年那个极端派，它的领袖是雅克·鲁，特奥菲尔·勒克雷克（TheophileLeclerc），和让·瓦尔列（JeanVarlet），它曾对无套裤汉有重大影响。几乎巴黎每一家报纸，在今年五月都把索尔邦称为学生“公社”的总部——公社本是攻陷巴士底狱后所成立的巴黎地方政府的称号。还有，内政部曾多少次攻击那一小撮“为首者”，干脆把他们当作大革命时代的捣乱首领分子呢？
[1]见乔治·鲁德（GeorgeRude）著：《法国革命中的群众》，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0页。译者按：此书有中译本，何新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上述参考点见译本226页。内克尔是1789年法国革命开始时的宰相，当时被认为是开明派。 |
第六章革命的实验(1)学生苏维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六章革命的实验(1)学生苏维埃
“政府已经不能自由运用它的机能”
——《锁着的鸭子》[1]
从1968年5月13日到6月16日，恰好一个月多一点，索尔邦是学生苏维埃的中心堡垒。到它被攻陷的时候，这个乌托邦的信心就被摧毁了。当它坚持着的时候，它鼓舞整个拉丁区兴高采烈地起来暴动，成为戴高乐帝国里面的一个自由邦。在学生管理下的索尔邦，也许是五月革命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象征。他既是一个政治实验室，学生在其中试验他们的直接民主的理论，又是一个激发工人的榜样，即使不能叫工人像他们一样做，至少也叫工人实行罢工和占领工厂。
很难把索尔邦在这些希奇古怪的日子里的情形，有条有理地描写出来，因为那情况本身就是那么没有条理，那么混乱，那样一个各种矛盾的大爆炸。索尔邦的建筑物是个大长方形，长度超过250码，从圣米歇尔大街转进去不远，可是它给人的印象，和大街行人路上咖啡座那些条纹布篷和极端无拘束的气氛大不相同。一穿过索尔邦那狭窄的横门，就进入了一个笨重而相当古典主义世界，有雨果（VictorHugo）和巴斯德（Pasteur）坐着深思的石像俯瞰着那院子。走廊通到建筑物的主体，楼梯蜿蜒向上，讲堂的顶部是一幅布维·德沙万（PuvisdeChavannes）所绘制的巨大而非常呆板的壁画，描绘出诗歌、哲学、几何学以及其他各知识部门，围绕着一个坐着的人像，代表索尔邦本身。就是在这个显得前途并不光明的背景之前，发生了那个兴高彩烈、不敬尊长的狂流，在五月间横扫全国大学。
这座建筑物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纳六千人。试想一下这样的情况：两万人——或者简直有三万人——把那挂着旗帜的院子塞满到简直要破裂的程度，在壅塞的过道上你推我挤地走过去，爬上别人肩膀去看那些挤满人的大讲堂里不断的辩论，讲堂里面的人们把各种混乱、冗长、激烈的意见投入扩音器。每一处地方，每一层楼，都有快步急走的人流；有些拿着文件的，显然是职员，另外一些则戴着纠察队的红臂章。每个房间里都有人。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在这个蚁冢里，哪些东西是学生苏维埃的中枢，哪些是外围呢？真相是这样：被学生占领的索尔邦，是学生运动本身的一面镜子，既清醒也疯狂，既有预谋也出于自发。有一个革命“先锋队”，多多少少明了正在进行的事情，并且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在它的周围，生长着满园的杂草和野花，迅速繁殖而无须栽培。
索尔邦一被学生占领，几小时之内，墙上就布满了乱哄哄喜洋洋的字画。那本来是整齐而瓣院子，挂上红旗、黑旗，还有毛泽东、列宁和马克思、托洛茨基、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相片，变成了贩卖革命思想的市场。一个男孩子在一架大钢琴上大声弹出爵士音乐。几十个年轻人干脆就在这庄严之地躺下来，互相拥抱着，弹着吉他，挤在那小教堂的台阶上。这样公然表示蔑视成年人的世界——它会叫他们笔直站起来，梳好他们的头发。他们已经玩过游击战的游戏了，现在要快乐一下，自觉而不寄送地亲自研究一下生活中所包含的娱乐和性爱。“我越努力干革命，就越喜欢做爱”，他们在墙上这样写着。青年造反运动所有这种戏剧化的一面，都真正是这个实验的一部分，甚至是必要的一部分。这引起有些成年人的惊奇或者带有醋意的责备，另有些人则看出，这是出自本能的、和那总代表计划的一面成双配对的另一面。这个夸大喜剧，一方面受革命领袖们欢迎，同时也令他们讨厌，因为这很难控制，而且到底是丢脸的。索尔邦上主要的标语之一，不是说“不许禁止”吗？有六个领导人每天碰头，决定下一步该怎样办，要发出什么口号和批示怎样把这一片混乱情况组织起来。他们要使索尔邦和它所储藏的知识对一切人都免费开放，他们要让人人都有发言权，他们要使每一个学生对自己的思想立场有责任感。这毕竟是废弃从前那种不合时代、诸多束缚、把大学生当作小孩子看待的制度的要点所在。
经过尝试与错误，在非常热烈的讨论之后，渐渐形成了一个试验性的指挥机构，如果把这机构简单描写出来，就不免忽略掉它在那一个月狂热的日子里所经历的数不尽的改变、增添和争吵。这个机构的基础，在理论上也就是一切权力的源泉，是全体大会，也就是每晚挤满那圆形大讲堂的庞大而无定形的群众。这就是实际行动中的直接民主，是毫无禁忌的谈话馆。第一次全体大会在5月13日最先通过的法令之一，是宣布索尔邦为自治的人民大学，不分日夜对一切工人开放。原则上，凡是在此校舍内所作的一切决定，都要提交大会批准。每晚由大会选出15人组成“占领委员会”，这就是执行权力之所在。它的任期只有一天一夜，因为人们相信那种理论：权力是会令人腐化的，而且，凡是选出的代表都要经常向选举人负责。不能让官僚层有充分时间去凝固起来。（可惜这个制度只在最初实行了几天。不久之后，全巴黎的人都跑来索尔邦瞧瞧——许多时髦的宴会，最后一项节目都是跑到索尔邦去和那些如醉如痴的青年人在一块挤一阵子——于是大会堕落成为毫无秩序的“事件”，占领委员会的权威差不多不容置疑了。）
占领委员会设立或者促使成立了二十个小组委员会，负责管理伙食、报界联络、宿舍、纠察队、医疗所、“银行”（在院子里和咖啡座附近所募集到的钱都交去那里）等等。要买纸张油墨来印传单，买食物给夜间工作者。要交一百法郎给某人去买药物和绷带，给躲藏在市区另一头朋友家里的一个受伤战士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委员会是管理房间的，把房间拨给那些自发成立起来、需要地方开会和办事的团体。常常可以看见一群嘁嘁喳喳的热心青年男女，找到一间空的办公室，破门而入，在门口标明他们的团体名称和宗旨，然后派人去房间委员会，正式要求把这地方拨给他们使用。他们时常是选出主席和秘书，开会讨论一番，起草一个提议，然后挤下楼去到大讲堂，把提议向群众提出来。每一系有一个委员会，教师和学生合在一起——历史系委员会在这个房间，地理系委员会在那一间，英国语文学系的人在第三间。可是也有房间里面是些非洲学生在用完美的法语讨论着第三世界的种种问题，有的房间里探讨着那惹人急诊的性欲压抑问题，还有一些房间，到晚上人们就在里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有一个“文化鼓动委员会”，差不多不停地开着会，表演和讨论交替着进行。在这个委员会上，有人提议把德沙万的壁画涂掉，说它是“在古物面前展露出来的古希腊”，这个提议差一点没通过。忧心世道的青年们，皱着眉头，手指给香烟染得黄黄的，无了无休地讨论着种种问题，例如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充满“新发明小玩意”的那种文化的破坏能力，或者人类配偶所包含那些永远无从估量的因素。有一个“证据委员会”，在成年人协助之下，把有关警察暴行的报告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后来由色衣（Seuil）出版社汇编成一本“黑皮书”发表，这是对于一个号称为文明的社会惊人的控诉。女孩子们，她们的持久力和热心常常超过男孩子，担任打字，刻蜡纸，烹饪，在托儿所里照顾小孩，在临时公共宿舍里铺床。对于参加这个运动的成千成万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狂热而永难忘记的经验，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对他们人格的形成最有影响的一次经验，如果说五月革命是有几分重要性的事件，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大批闹轰轰的自发起来管理自己种种事务的学生委员会和全体大会。
有一个问题，自始就造成学生之中的分歧，而始终没有得到美满的解决。这就是“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是那一种人，他们把学生造反当作一种手段，压迫政府把全国各大学在全新的基础上来改造。他们梦想着自治而分权化的学校，推翻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把大学的大门向工人阶级敞开。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认为大学改良是讨厌的枝节问题的人。街垒战斗唤起了他们对革命行动的希望。他们想高举着红旗，从大学的瓦砾上向着社会本身进军——尤其是向着戴高乐的政权进军。借用摩良（EdgarMorin）的话（他是最能了解这次法国危机的评论家之一），他们想把索尔邦的院子变成革命飞弹的发射台。
学生领导以托派分子为骨干，自然是拥护革命路线。为了超越而且战胜“改良派”，它向前奔驰，根据不断革命的法则，使它的部队行动起来——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一切方式行动起来。这每每发展成为不利的结果。学生们屡次从索尔邦这个不可侵犯的圣堂冲出来，掘毁马路，打破窗户，焚烧汽车，就在警察分局附近这样干。遇到警察追捕的时候，就逃回不可侵犯的校舍里去。可这种越来越没有意义的激烈行为，使这种运动的力量消耗掉，终于被摧毁。
“改良派”的目标比较温和适度，可能获得更持久的成就。现在法国大学要重建，实际上要从头做起。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五月事变的遗产可能有三方面：师生关系与过去不同而比较健全；各学院和各省大学都获得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权；在计划和进行学习方面，学生的作用比过去要大得多。国家在计划这些改革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到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学生和教师所草拟的那些详细提议——有的写成几百页长的文件。
索尔邦是学生占领的学校之中最引人瞩目的一处地方，可是差不多巴黎和外省的每一个学院，都有大致相同的情况。到处都同样爆发起热烈的谈论和嬉戏，都同样有墙头诗句，同样渴望着文化解放，同样敌视现政权。运动蔓延到法兰西学院和国家那样尊严的机构。那些传统上属于右派的学院，例如医学院，法律学院，政治学院等，也被这运动侵入。连神学生都在他们的神学院里面“战斗”起来了，综合科技学校那些受到过度教养的青年人也一样。在这场浪费青年精力的大发泄之中，无论什么地方，人们的情绪都开放了，理智的堤防都崩溃了。
对一般社会人士来说，影响最大的造反行动，也许是波拿巴特街的国立美术专科学校的行动，这学校自从5月14日由学生“占领”后，就变成了半秘密的革命宣传画工厂。美专里面最积极的青年画家，变成革命的造像者，把富有野性和活力的漫画贴满巴黎的墙头。美专和法国多数学校一样，是单调、顽固、等级森严的。这里也一样有“大头子”，用他们的声望窒息了美术工作。五月事变完全改变了这局面。过去只有几十人来画室里工作的，“占领”后至少有一千人，分成每班大约二百人，日夜不停地工作。产量是惊人巨大的，至少根据三百五十种新图样，印制了十万份宣传画。这些画很快就变成收藏家的对象。这个学校里也实行一种直接民主制。凡是设计出来的新图样，都提交全体师生大会投票表决。该校的占领者最后在6月27日被警察清除了，可是，有了五月的经验之后，很难设想在未来任何改革当中，学生会不起积极的作用。
并非所有学生的倡议都那么有理性，或者有积极作用。5月15日，也就是占领索尔邦之后两天，当时自我陶醉正达到极点，有一队学生，约数百人，进军到奥迭翁的法兰西剧院去占领它，当美国的保罗·泰勒（PaulTaylor）芭蕾舞团表演完毕、观众正走出剧院的时候，冲了进去。剧院负责人让—路易·巴洛（Jean-LouisBarrault）屈服于这个无法避免的命运，说道：“巴洛完蛋了！”这次“侵入”行动，似乎含有重大的革命意义：这是学生造反第一次超出学校境界的行动。这同时预告了以后对国家财产进一步的进攻。谣传这个行动不过是对无线电大厦（这个象征戴高乐严厉统制新闻的堡垒）实行进攻的一次彩排而已。在现代利用无线电通讯的社会里，无线电台是真实的政权机关之一，把它夺取到手，等于宣告革命胜利。总理办公处和内政部都真正感觉到惊慌，预感到要发生真正的、甚至是流血的革命。如果学生作乱队伍真正实行夺取巴黎，如何是好呢？又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全国最大的人民力量）支持他们，如何是好呢？结果是这两个危险都没有成真：进军电台延期了，后来根本取消掉；工会方面，我们在第十章里要谈到，顽固地抗拒学生的驱策。占领奥迭翁，是一个奇怪而未经深思熟虑的举动，是革命边缘上的一个花样，并不属于主流。这是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根据他的自发性战略所策动的，并没有跟领导层里面那些头脑更总冷静的集团商量过。
在被占领的一个月期间，“前法兰西剧院”日夜开放，成为一种革命讨论会，同时也是俱乐部和下等客栈。没有演出戏剧，却举行了无数次滔滔不绝的讨论。这个实验受到法国赏工会以及法全学联的指责。在这些日子里，一群群非法住客来来往往，还从衣柜里盗取戏服，因此令警察在街头零星战斗中遭遇到一支临时演员的部队。有个流浪汉跑到这个直接民主的大殿住下来，不时从楼上的座位上站起来参加讨论。有一晚，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哦，真不错！我已经在这里五夜了，我承认是很快乐。每天早上我出去买升红酒，然后铺床睡觉。哦，真不错！我要承认是很快乐。”（喝彩）最后大约有一百人成为基本住客，吃、睡、过日子都在剧场里，还跑到屋顶上晒太阳，打扮成罗马百夫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到处走，更像是一群暂时离开他们经常所在的街头的空地走来这里的阿飞。等到6月14日警察来了的时候，他们全体都乖乖地走了，让清洁队来打扫和喷射杀虫水。
学生苏维埃最后阶段的惨淡景象，和最初阶段的壮烈景象成为鲜明对比。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或者是为了比较安全，核心领导分子离开了索尔邦，让索尔邦只担任一种展览会的任务。一群“国际环境主义者”（一种后起的超现实主义的化身），曾一度夺取了校内广播系统，发出许多过火的指令。更糟糕的是，那些厅堂和走廊都因为成千成万的人来人往而弄得很脏。而且，像法兰西剧院一样，有流浪汉跑来住了，同时还有“疲得你”[2]，以及各种无家可归的人。老鼠也从阴沟里钻出来；警方暗探则从大门进来。有些年轻人吸食大麻叶，每天都要料理。医疗所变成了可耻的地方。约有三十名暴徒、小贼、前外籍兵团分子、和逃兵——他们自称为“卡丹加派”[3]——住到索尔邦的地下室里去，引起周围的恐怖不安。他们也有他们那种对现社会的怨恨，所以跑来帮助学生造反，可是他们带来了不名誉。他们有两枝小口径的猎枪，一些像是凶器的刀子，几根棍棒，一些铁链，还有一两个涂脂抹粉的女人。六月中有天晚上发生一场打架，这批人被占领委员会所召来的学生纠察队撵出去了。
占领委员会也征集拖把、水、和消毒剂，用来给这座大建筑物一次春季大扫除。可是这个工作没有完成。6月16日星期日上午两点，有个受了伤的年轻人被丢来医疗所。学生们马上把他转送去医院；可是警察跟着就进行调查了。政府抓住这个藉口，派来一队警察，他们没有遭遇多大抵抗。最后剩下的师生，唱着国际歌被驱逐出去。大街上有零星战斗，扔了几块石头，放了几颗催泪弹。不过学生的反击是无力的。悬挂在索尔邦的红黑旗帜扯了下来，换上三色旗。一个多姿多彩的学生行动阶段结束了。学生夺取政权不成功，又转念到大战期间的抵抗运动。于是运动转入地下了。
政治学院的情况
布朗加•刚布鲁比（BlancaCamprubi），年21岁，政治学院三年级学生，提出下面的报道：
五月初，预备最后一年的学年考试的温习工作正在最紧张地进行。再继续努力一下，然后这一年的努力就要有收获了。每天花十二小时来温习功课，当然再没有什么时间去想到外面发生着什么事情。不管怎样，在政治学院里，政治从来都不是热烈争论的问题，也许这是因为课程里面有它。我们讨论全世界重大的政治问题——用最文雅的语言讨论——可是谁都不曾想到把政治活动带到学校里来。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属于资产阶级家庭，是高级官员、大使、著名的政治难民……的儿子，他们自己将来无疑也要当高级官员、当大使，甚至要当政治难民。人人都拼命用功，只想着怎样考及格，拿文凭。
我们的学习条件比其余的学院优越许多。其中一点是，我们只有三千五百人，因此我们的师生关系比在索尔邦密切。我们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图书馆，和引起全巴黎大学羡慕的期刊室。我们有些讲师，例如阿弗烈•格罗塞先生（AlfredBrosser），和安德烈•阿玛尔先生（AndreAmar），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不过我们大部分的学习，是在十五人的小组——所谓“讨论班”里面进行的，在那班上，最主要是学习怎样在不多不少的十分钟时间，用最清楚和最漂亮的话，说明一种见解。这是因为我们学年考试的关键部分是口试：每个学生按照全部课程中任意抽出来的一个问题，有一点时间去预备一个十分钟的讲演。讲完之后，再受盘问十分钟。所以，全年的学业成绩，就在不多不少的二十分钟零十秒的时间里决定。人人都在为这口试担忧中过日子。还要担心将来的出路。举一个例，我们的学院是培养学生毕业后升学国立行政专科学院的，而该校是晋身高级文官之路。可是，每年有五百人投考，只录取一百人。
不过，政治学院一般人都有自满的心理。学生们自认是最聪明、最优秀、最漂亮的。这就是需要改革的东西：那个自命不凡、自满自足、勤谨学习、衣饰讲究的小集团的心理。
5月3日，当第一颗催泪弹爆发的时候，我们正在努力用功。我们注意着这场战斗，直到半夜一点钟——不过只是在收音机上注意着。有人喊道：“别人在为主义而战斗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继续读书，这是多么美妙啊！”在这头一个星期里，根本谈不到我们参加示威的问题。
5月11日星期六，是我们大家久已准备应付的日子，我们规定在这一天上午八点开始学年考试。不过，在从家里出来去上学之前，我们听过无线电，知道昨夜拉丁区的暴行达到了顶点，也知道人们号召罢课，要求重开索尔邦和释放被捕学生。我们大家都聚集在巴息咖啡馆（就在学校街口的那家政治学院学生最喜欢的咖啡馆），赶着在考试前喝一杯咖啡。从咖啡馆出来，看见学校门口有一小群人。我们知道有事情发生了。有些昨夜参加街垒战斗的同学，也许还有些是从索尔邦来的学生，要求我们实行同情罢课。大家迟疑、沉默了一阵。这到底是我们的毕业考试呀。一个女生看了一个男生一眼；停顿一下；然后突然爆发这个叫喊：“释放我们的同志！”人人都笑起来。问题决定了。
我们的院长，那神秘而庄严的雅克•沙普萨（JacquesChapsal），出来了。为了使他的声音在这一片乱哄哄中给大家听见，他不得不采取比平日民主的办法，爬到椅子上去。他宣布：当天的考试延期，不过以后的还是严格依照预定时间举行。老板巴息很惊奇地站在他的咖啡馆门口，看着一群学生蜂拥而过，去参加考试。在十分钟之内，他们就转变成即使不是“狂热的革命派”，至少也是“热烈的改良派”了。
暴烈行动传遍了拉丁区，连我们学院里最迟钝的人，也明白我们再不能袖手旁观了。我们必须决定，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学生运动。对这问题的考验，是某天晚上在校内表决对考试的态度。一群群教授守在街头，拦住我们来游说。这些“院外游说集团”，令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投票前，先举行讨论，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素所敬仰的格罗塞教授，发言的头一句话竟是：“我要感谢全体大会允许我说话。”
表决是在非常兴奋但是庄重的气氛中，用秘密投票方式进行。“反对派”集结起来，和“造反派”对抗。前者提议在目前的罢课结束后十天，照原定方式举行考试；后者要根本取消考试。造反派主张，根据过去一学生的功课成绩发给文凭，而现在要给学生时间来拟订改革计划。经过热烈辩论之后，我们散到街上去等候计算投票结果。天渐渐黑了。突然间，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高声大胆说话，只要我们高兴就可以唱歌或者叫喊！这一次的投票，把我们一年的学业毁掉了；有人甚至连出路都毁坏了。可是我们感受到一种比得到学位好得多的快乐。造反派胜利了。当晚又决定了永久占领学校。考试不管了，改革的道路已经开放。
我们用新皈依者的那种热情献身革命。一夜之间，巴黎大学政治学院变成了列宁学院；校内有戚•格瓦拉大厅，毛泽东图书馆，还有卢森堡大讲堂。红旗和黑旗悬挂在门口。一切体力劳动都由学生自己担任，衣帽间里的衣服比从来都挂得更整齐，盥洗室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一尘不染。我们的性格，和索尔邦那些没有秩序的兄弟们不一样。我们在“组织、调配与联络委员会”领导之下，内部一切都布置得有条不紊，连墙上标语的风格都不同：“女孩们，不要令男子和你们疏远，献身革命吧！”
可是这种田园风味的情况被打破了。“西方团”——这是一批右翼学生，是“赤化分子”的死敌——对我们学院来一次袭击。他们头戴钢盔，手执盾牌和棍子，从屋后打破一个窗户冲进来，吓得校内工作的五百同学大惊而逃。有些人逃不出动就跑上楼，锁起门来，在窗口呼救。西方团所施放的催泪弹，使这场电影更有声有色。他们还把大铁门关起来，令我们想夺回学校只有正面冲击才行。被围困在楼上的朋友们，扔出椅子给我们拆开来当武器使用。我们派使者飞跑去请索尔邦的纠察队来援救——我们和文学院的关系从来都不大好，可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老大哥”的帮助。我们的教授格罗塞先生指挥冲击。跟着发生肉搏战。可是西方团看见我们既有武器，又有朋友，就逃跑了，还被我们抓到一名俘虏。我们把他锁在一个研究生的房间里，拍了照，编了号。学生法庭宣判：把他移交给警察。经过这场混乱之后，我们编了一个“法西斯分子”的黑名单，即那些嫌疑勾通西方团的人。如果他们胆敢回到学校里来，会遭私刑处死。
为了实行改良计划，成立了一套精心规划出来的代表机构。各讨论班（学习小组）选举代表，组成具有决定权的学生代表会议。人人都可以参加那些委员会，讨论改革方案，再由委员会把方案提交代表会议。最后决定权，则属于九名学生和九名教授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在改革委员会里，教授也要举手请求准许发言。他们对于学生处理会议程序的熟练性，觉得很惊奇。
拥护改革的潮流很强大。人们要求校内的政治自由和结社自由；要求学校“民主化”，不论在招收学生或课程内容方面都要这样。有些学生甚至要求对委任和辞退教授有否决权。有一种企图，想把学校从注重个人成绩，转变为注重集体学习，从注重考试方法，转变到更深入地处理问题。
不过，尽管挂着红旗，而且贴着种种激烈的标语，多数学生的情绪还是温和的。那情形仿佛是他们明白，如果不经历一番这种蠢事（它给我们所干的事情添上一种感情上的真实性），那些改革就不中用。我们已经达到不能退回头的地步了……
医学院的情况
米歇尔•摩良（MichelMorin），医学院二年级学生，提出下面的报道：
我们这些医学院学生，不是公认眼光敏锐、富于批评头脑的，在五月的日子里，我们相当迟才对眼前的事变有所醒悟，这也许是因为医学生容易在社会上找到服务的机会。他们出路方面没有多大问题。况且我们的学业是那么长期，又那么吃力，我们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去谈政治。
奇怪的是，我们这些整天埋头在教科书上面的人，怎样会忽然间卷入政治活动里去了？我告诉你一个例子吧。5月3日那天，我一个同学去开他摆在圣米歇尔大街的汽车。一股保安队抓住他，打了一顿，还骂他“臭学生”。一两天之后，他在无线电上听见学生和警察又打起来了，立刻就跳上汽车，赶去参加。他还特别记住，带了螺丝锥子去挖开铺路石块。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他，他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造反派了——还能够把他参加斗争的理由说得相当明白。
这种突如其来的政治觉醒，在人人都是出乎意料的。5月4日星期六，上完解剖学的时候，有位教授相当自满地说，至少我们还没有走上街头。可是，到5月7日，我再到学校的时候，空气就很紧张了。墙上贴满了宣传画。到处都看见革命党派的徽号，多数学生对它们还不熟悉。不过，保守派的抵抗还没有立刻崩溃，有一个人演说，一开头称呼大家“同志们！”引起一片抗议。起初几个人的演说有点空洞——号召大家起来斗争，提高警惕等等。最值得重视的演说者之中，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令我很惊奇，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竟有这种才能。
同学之间的团结一致心理，是主要的动员力量。被警察拘捕的同学，变成了象征。当我们在无线电上听见人们用铺路石块堆砌街垒的声音的时候，就再也按捺不住了。警察不得不防守塞因河上的桥梁，阻止右岸的人拥往拉丁区。我在街垒上碰见别的医学生，彼此都觉得惊奇——我们是有名的政治上的阉人。
在占领后的医学院，立刻就成立了“学生权力”的组织。每一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行动委员会，向全体大会负责，大会本身也是自发成立的。房间分配给各委员使用，有种种问题提出来讨论。当然，头一个问题是怎样对待考试的问题。我们取得院长同意，决定把考试无限期延迟，将来要考的时候，必须提早六个星期通知。这是为了让那些委员会能够开始工作，同时也为了让那些一开始就参加抗议运动的同学得到公平的待遇。像其他学院一样，我们也成立了纠察队，戴钢盔，拿棍子，守卫大门，防止警察和西方团进来。我们还有一队清洁工作人员——我们当医生的，不能叫人家指责不干净！此外，在巷战的几夜里，当然还有急救站。我们还设立了宿舍、托儿所、和饮食部——是否付账可以随意。大家很热心于自治，推翻那种由教育部管理全国各地的单（疑为“每”）一所大学的旧制度。这实在是学生们觉得大家在集体做事的头一回。这也是头一回教师和我们平排并坐。他们向来是坐在圆形大讲堂的中心，有一种藩篱把他们和我们隔开，要靠这次革命，才说服他们跨过那藩篱。
看着那些温和派对运动厌倦了，渐渐消极，而全体大会一天天越来越激进，那是很令人心醉的。有一晚，大约是午夜时分，有人打断一个演说者的话，高呼道：“康边迪回到索尔邦了”。大厅里爆发起欢呼雀跃。康边迪被逐出法国，曾宣誓一定要回来，我们人人内心都盼望他能做到。
医学院参加学生抗议运动比较迟，但也是全巴黎最后还挂着红旗的地方——7月3日破晓时才被警察扯下来。
“大学城”的情况
洛汉•威克拉马星（RohanWickramasinghe），26岁，生物化学系的锡兰留学生，提出下面的报道：
拉丁区五月革命的烈火，引起大学城里面一连串小规模的篝火。大学城是巴黎南方边缘上一个学生宿舍的乡镇，里面住着大约六千学生，大部分是外国留学生，这些宿舍怪神气地称为各国大楼。像各学院一样，有些坚决分子冲击并占领了一些大楼，有时还把监督和寄宿者驱逐出去。这些占领行动，为期五天至六星期不等，是五月革命历史的喜剧性的补充。这些行动有一个永久性的收获：长久以来是大学城之祸根的两性隔离制度，永远废除了。
大学城的造反，和法国人的抗议运动不同，目的既非大学改革，也非推翻戴高乐总统。这些行动，差不多没有例外，是对远处某一据说是专制的政府表示反抗。头一个陷落的，是希腊会馆，可是那些新的占领者，差不多立刻就要应付一队右派学生的反攻。一个星期后，西班牙会馆也落到一队西班牙学生和移民工人的手中，还有参加过内战的左派政治亡命客支持他们。这会馆立刻改名为“西班牙工人与学生会馆”，每逢星期日就挤满了人，有母亲带着小孩来逛这个革命的西班牙角落。
起义运动随后蔓延到阿根廷大楼，立即把它改名“戚•格瓦拉会馆”。那些传单、小册子和宣传画，通通证明这些侵入者和拉丁美洲游击队之间有密切连系。当这些新来的人实行一场思想上的春季大扫除的时候，至少有二十名以前的寄宿者收拾书包逃跑了。新来的人发现了真正令人吃惊的情况：从前的寄宿者，多数年龄在35岁以上，有些人靠这样过着舒服的生活，而最大的罪恶是，这座大楼里的房间，是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根据偏爱或者政治偏见来分配的。新来的战士宣布：“这里不是游客的旅馆！”
葡萄牙大楼（这是古边吉安基金会捐赠的）的侵入者，有一点与众不同，他们除了要求政治自由之外，还要求宗教信仰自由。那些摩洛哥人，表现出阿拉伯人的狡猾：有一群寄宿生宣布“占领”已经完成了，谣传此举是为了阻止阿尔及利亚工人侵入。没有理由说这一个占领要结束。
意大利大楼的占领，是由一队从都灵来的口若悬河的人士实行的，只过了五天就被撵了出去。印度支那大厦改名为“越南与老挝大厦”，可是不久这两国人士之间就冲突起来了。冲击巴西会馆被打退了，可是管理人员也吓跑了，于是寄宿生得到管理的全权。比利时和瑞士会馆，是这些宿舍之中最干净，最安静，也最拘谨的，保持平静无事。
[1]法国的一种讽刺小报名。——译注
[2]“疲得你”（Beatniks）——根据语源，beat是筋疲力尽的意思，nik是（某种）人，Beatnik原义为筋疲力尽的人。这个字产生在五十年代初年的美国，用来指那些好穿奇装异服，行为放荡不羁，蔑视社会习俗，反对普通人的思想信仰的人，尤其是其中那些没有稳固社会地位，生活不安定的人。这些人厌恶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生活，但又没有找到新的出路，因此怀疑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在生活上或是趋向消极颓废，或是疯狂地追求刺激。后来的所谓“嬉癖士”（Hippies）就是其中消极颓废的一派，而占士甸（JamesDean）式的阿飞，则属于后一派。
[3]卡丹加是刚果的一省，1960年刚果脱离比利时独立后，比利时的傀儡冲伯（Tshombe）曾宣布卡丹加脱离刚果共和国“独立”。1963年，卡丹加重归刚果中央政府控制。——译注 |
第三章起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三章起飞
现在全世界每一个有学生闹事的国家都在寻思这个问题：法国那样的情形会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满自慰。当然，革命不是单靠革命家造成的；还有有革命的形势让革命家看出来而且加以利用才可以。要周围有足够的引火物，起爆剂才能够发挥作用。可是谁都不应该把那些在世界各地的咖啡馆和校园里计划着给成年人吃苦头的学生领袖们的聪明、胆量、和明显的战略才能估计过度。这现象在法国特别显著：那里的起爆剂是高级质量的。
领导五月革命的是一个联合力量：不同的过去经历，不同的才能和政治经验；不同种类的人。这是它的优越处。这运动的声音——多么了不起的声音啊！——是康边迪，当时是23岁，南泰尔社会系二年级的学生——据他的教授，６２岁的马克思派哲学家亨利·勒菲佛（HenriLefebvre）说，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康边迪对于触发这一场雪山崩坍似的革命事变是认真起了作用的，可是人们所记得的，主要是他那独创一格的放肆的插科打诨在这次学生造反上面留下的印记。他把插科打诨变成一种尖锐的政治武器。他完全不理会什么长幼、尊卑、威信——成年世界里这一切防卫性的假话——他的本领就是一直毫无顾忌地指着最不体面的丑态加以嘲笑。他以惊人的嬉皮笑脸态度揭露那些拘谨的大学当局者，冥顽不灵的警察，以及艾丽榭宫中的太阳王[1]。他那次扬言要在伦敦模仿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向德军占领下的法国所作的广播，是他那得天独厚的冒犯在上者的天才的一个表现。他有小丑的种种才能：巧辩，即兴之作，在敌人戒备森严的地方突然钻出来。法国政府禁止他入境，派了大批警察在法德边境阻挡他，他却仿佛土行孙一样在巴黎中心区钻出来，红头发染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黑色。这是戏剧化的行动，滑稽的成分多过英勇，可是在政治上很高明。如果没有他那神气活现、灵活善变的笑脸，这场革命就显得太凶险了。他消除了社会人士的疑惧，使那派来对付学生的头戴钢盔的警察队伍显得怪诞可笑。他是政治圈里面的碧姬芭铎（BrigitteBardot），完美的典型，不害羞，惹人注目。不过他的作用并不限于用魔力吸引和恶作剧。他在南泰尔表现出来是无党派舆论的一个有力的发动者。他的磁力把人们吸引过来。可是，除此之外，他还是一条渠道，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渠道，把德社会（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在德国大学里所发展出来的学生斗争的思想和技术传到法国来。
德社学的主席卡尔·狄特里希·乌尔夫（KarlDietrichWolff）是一个25岁可是样子好像18岁的小伙子，他在四月间的决定关头，亦即革命“起飞”前一个月，亲自来到南泰尔帮忙。德社学相信学生起义在全世界阶级斗争中有一定的作用；学生把大学改造成为未来的民主社会的模型之后，可以在这个基地上暴露现代资本主义的压迫人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的流水作业制度把人当作“专业化的白痴”这个情形。在法国和在德国一样，革命者企图一开头就在大学和工厂里创立真正民主的学生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作为与资产阶级国家对抗的机关。这种挑战特别新鲜的地方，主要不在于它的思想，而在于它的突击战术。鼓动、骚扰、挑衅、有计划的违反纪律，在有形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同时进行——总之是Contestationpermanente（不断地抗争）这个法国字眼所包含的一切意义——这就是把戴高乐的国家自大自满而清一色的外表刺破了的尖锐工具。在南泰尔，有时使用一种原始的恐吓方法：“你说越南美军该死，否则我就给你一个耳光”，有一个女学生就是由这句话介绍去认识三二二运动的。可是在康边迪的政治人格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成份，就是无政府主义，这种精神在南泰尔这个空闲而无意义的真空环境中，比在较有社会根基的索尔邦容易滋生。康边迪的政治同盟者时常在私人谈话中略带不满地形容他是inorganiseetinorganisable（无组织也无法组织起来的）。他贡献给他的三二二运动的，就是这种不确定而波涛汹涌的自发性。他始终拒绝领袖的称号，而宁可称为发言人。他反复不倦地说：这个运动没有组织，没有体制，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一成不变的纲领。
在这个活动的人群的中心，有一小撮积极分子，好像雪球里面的石卵。他们起最初推动的作用，然后有时推一下来矫正方向，可是像在激流中驾驶独木舟一样地不能控制向前奔流的航程。这种野生的活力在南泰尔、巴黎、以及全法国每一个学院的墙上，留下胡闹的刻画痕迹，而且好像是发笑病似的一直传播到地下铁道里。有一个没有署名的人在三二二运动的诞生地南泰尔写出：“强奸你的母校”。在这首漫长而零散的政治诗里面，另外有几行是：“我是葛鲁寿（Groucho）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就是我”[2]。回顾起来，康边迪所带到政治行动里面去的，就是这种丰饶多产而富于创造性的无政府风味。
他是“那个没有国家的红发人，街头的民主主义者，一身兼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把黑旗与红旗联合起来，这两者的结合就是学生选择的象征。”[3]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共青）是首先看出康边迪的革命斗争才能而同他合作的政派。因为它在南泰尔有坚牢的根基，所以它是三二二运动的一个创始成分，也就是雪球核心里少数积极分子的一部分。可是再没有比那有纪律有目标的革散会青干部和任意劫掠的康边迪之间更显著的差异了。革共青根据它公开承认的“加入”哲学，渗入康边迪的运动，毫无阻碍地溶化进去。（所谓“加入”哲学，是托派和法国共产党斗争时发展出来的一个原则：他们不能有把握地成立一个和老大哥对抗的党，所以计划“加入”法共而从内部倾覆它。）[4]革共青并不企图把这运动接收过来，也不操纵它使它只为自己独5的目标服务，它反而无条件地支持三二二运动，用这样的方法得到康边迪和他的朋友们信任。于是革共青成为康边迪主要的同盟者，用列宁主义的政治才智加强他的无政府主义。
另外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派别，即革命学生联合会（革学联），却没有那么成功。它对于自己的革命使命的信念太强，妨碍它作这一种灵活的妥协。而且，它被革共青挡住在相当距离之外。革学联因为在开头时没有参加进去，所以对于后来的革命进程没有多大影响。亲华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联[马列]）和它不同，起初攻击康边迪的运动是“反动派”，可是到了四月间，“起飞”之前不久，它改变了想法，并且在八百名学生面前公开承认错误。共青联（马列）的代表说：“我们曾经对学生运动怀有成见，因为这种运动很少得到成功。可是现在我们决定同三二二运动合并起来，如鱼得水一样。”掌声雷动——于是共青联（马列）就加入了，后来在五月事变中的作用仅次于革共青。等到造反传播到工人里面去的时候，共青联（马列）的“为人民服务”哲学仿佛到底证明为正确了。在这次造反中，学生方面唯一死亡者，是共青联（马列）的一个中学生战士，他6月10日在弗凉地方的雷诺工厂附近遭警察追捕而淹死在塞因河中，这或者不是偶然的。
到了1968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康边迪和他在南泰尔的运动已经时常成为法国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在同一个星期里，在射光圈以外的地方，人们正在巴黎发动强大的力量来支持他的造反。看过上面谈到了拉丁区的政治那一章的读者会记得：五月革命的发条之一，是自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就在法全学联的文学院支部里面生长起来的一个激进派别。属于这个称为文学团联（文学院学生团体联合会）的支部的战士们，看出康边迪的思想是他们自从1963年以来就早已提倡着的见解的一个回声。他们是最早对法国大学提出一贯批评的人，也是最早要求推翻旧制度的人。现在，1968年3月底，行动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了。三月初，这些战士们组成了“大学行动运动”（大行运，MAU），3月29日在索尔邦的黎舍留大讲堂举行第一次公开集会。学校当局是禁止这次会议的，可是他们硬把这讲堂抢去用了——也许这是古老的索尔邦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这种事情。这是革命性的行动。警察在外面集结，可是没有干涉。
大行运的战士们无论比起吵吵闹闹的康边迪，或者比起革共青和共青联（马列）那些有纪律的政治家，都不大相同。原因之一是，大行运的分子年纪大一点，多数是25岁以上的研究生和研究员，已经有一半变成了他们所批评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有许多人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学生抗议运动的老兵。他们聪明伶俐，有政治经验，已经成熟，他们代表索尔邦的马克思主义优秀分子，不属于任何学派，富于理想，通达人情。他们给这次革命加上道义和理智的份量，而这种份量在5月3日那个决定关头，促使大部分的学生和教师团体都来支持狂人派。
于是联合起来领导学生造反的主要力量就有下列这些了：三二二运动，革共青，共青联（马列），大行运。不久就来参加的还有各中学行动委员会（中行委）的中学生队伍，以及左派反越战的阵线组织，即全国越南委员会（全越委）的领袖们。从四月底或者五月初起，一个秘密的革命高级指挥部就定期地开会，或者利用电话和通信员来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个指挥部里有：康边迪，23岁；克礼文，26岁（革共青）；克拉维次，26岁，和佩尼诺，26岁（大行运）；列卡拿蒂，17岁（中行季）；以及维希耶尔，40岁（全越委）。另外有两个领导人不久也加入了这个高级指挥部并且大出风头，这主要是因为电视摄影了他们，而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实力。一个是25岁相貌非常漂亮的雅克·梭瓦约（JacquesSauvageot），是现已衰落的法全学联的副主席。法全学联在事变的压力下，成为整个革命运动的便利的掩护者。另一个是29岁身材丰满像是地中海人士的阿琳·耶斯玛尔（AlainGeismar），大学教师“高教会”（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工会）的全国总书记。[5]
如果认为这个指挥部是一个组织紧密的革命机关，那就错了。并不是这样在。这些人意见一致的，是在长远政治目标方面，而不是在目前的策略方面。他们是靠思想，不是靠组织或者计划结合起来的。这情形使他们在即将遭遇到的飞速发展的起义中，能够像游击队一样灵活地坚持反对国家。
★★★
在五月爆炸之前，好像是预兆，先在拉丁区和一些外地大学里发生了一连串可憎的小规模游击性攻击行动。在南泰尔本身，复活节假期之后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不祥之兆：狂人派宣布他们要抵制神圣不可侵犯的考试——考试是大学对社会等级制度和成年人生活中的晋升制度曲意逢迎的象征。他们不愿同这种进入现代社会的入会仪式发生关系。那院长愚蠢得很，竟至回答说：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举行考试，必要时在警察保护下举行。狂人派正中下怀：还有什么能比警察监督考试更清楚地显出大学的压迫性质呢！教师们不知怎么办才好，分裂成鹰派和鸽派。占多数的鹰派提议强硬对付，并且成立校内警察队，向院长负责。至于自由主义的鸽派，虽然不满意狂人派那种横蛮无礼的策略，却认为高压手段没有好处，而唯一的挽救方法是同学生开诚布公地商谈。4月23日，当一个右派学生在争吵中受伤之后，康边迪被带去南泰尔警察局问话，着手对他进行了刑事控诉。
4月25日，土鲁斯大学左右两派学生打架，惊动警察来把他们隔开，这是三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同日在南泰尔，法共的一名中央委员比耶尔·余江（）在应邀演讲的时候被共青联（马列）的一个袭击队用武力从讲坛上轰下来。过了三天，一队全越委的人马，头戴钢盔，手执铁棍，捣毁在布雷河的圣日耳曼教堂所举行的一个亲南越的展览会。南泰尔的院长格拉品在复活节假期之前，为了阻止这个潮流，曾停课两天，又把一个讲堂交给那些闹事的政客们使用。他们接受了，把讲堂改名“戚·格瓦拉大讲堂”，可是并不满足地说：“我们用不着这种小礼物。我们需要什么房屋的时候，就会自己去拿。”
虽然左派学生现在显得比较好勇斗狠，但事实上自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以来，在拉丁区里面维持着一种强暴情绪的，却是右派学生。他们的战术是恐吓。他们人数不过数百，但分成两个组织，就是“民族主义学生联合会”和半军事性质的“西方团”。他们崇拜的英雄之一，是右派的律师兼政客衣特·狄克西乐—维扬古（）。5月2日星期四，西方团的一个袭击队袭击索尔邦的文学团联总部，亦即大行运的本部。他们在室内放火，扯断电话线，并且在壁炉架上涂上他们的徽章：圆圈里面一个十字架。右派正在准备战斗。同日早上，一份右派的谣言报《纪录》，发表社论说：“康边迪应当给抓住脖子撵出国境……如果政府当局觉得不便这样做，我们知道有一批年轻的法国人巴不得去执行这桩社会清洗工作。”
在南泰尔，这个星期四也是一个多事的日子。有三百名狂人派夺取了一个讲堂，并且着手放映一套关于戚·格瓦拉生平的影片，不理会原定那时间在那里上课的一个历史教授的要求。一队拿着投石器和石头的警卫员在周围戒备着，预防西方团来攻打，因为后者已经扬言要大批开来“粉碎马克思主义者”。当晚，格拉品院长被他所形容为“无法忍受的情绪，真正的战争狂”的情况吓坏了，决定再次关闭学校，这次是无限期关闭。不到当天半夜，人们就听说康边迪和他五个朋友被传唤于5月6日接受巴黎大学的纪律委员会讯问。控诉他的罪名没有公布，不过相信包括骚扰同学和侮辱教职员的罪名。大行运立刻起来替他辩护，发出一个传单说：“当然，讲师和著名的教授们受到了侮辱、批评和驳斥得体无完肤……可是你们这些大老爷几曾值得学生信任呢？你们本来应该是来当教师的，可是你们不过是资产阶级大学的自高自大的支柱而已……”
就在这个星期四即5月2日，当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蓬比杜（GeorgesPompidou）总理和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CouvedeMurville），在他们的太太陪同之下，从奥里飞机场起飞往德黑兰，作为期十日的官司式访问伊朗和阿富汗。蓬比杜的不在场，使法国政府没有了唯一有可能在暴动浪潮还没有发展到无法控制的时候趁早把它阻止的人。在所有的部长之中，只有他一个人从戴高乐手里争到了一些真实的行政权力。当他动身出国的时候，他刚刚开始做到像一个真正的内阁总理，而不仅是一个宫廷侍臣。学生造反在5月3日“起飞”的时候，总统并没有采取行动——学生闹事这么小的问题，不值得他亲自处理——而蓬比杜留下来的代总理路易·若克斯（LouisJoxe），欠缺那种权威来迫使他的内阁同僚接受他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感情。于是，有十天之久，当造反加速进行的时候，法国政府却在盲目摸索。
★★★
星期五即5月3日，午餐后不久，下午刚要上课的时候，大约有五百名愤怒的左派学生，在索尔邦石砌的中央大院集会。他们在那里抗议格拉品院长关闭南泰尔文学际，更特别抗议传唤六名南泰尔的狂人派（包括康边迪）星期一去学校的纪律委员会。这些在那里听领袖们站在小教堂台阶上发表激昂演说的示威者，是核心政治干部。在场的是革命的高级指挥部，由精选的战士们围拥着。多数主要的组织都有代表出席：法全学联的发言人；由领导人克礼文率领的革共青代表；革学联的极端宗派主义的狂热托派分子；康边迪率领来自南泰尔的人数众多的三二二运动代表团；还有索尔邦本地的大行运的研究生政治老兵（他们的会所前一天刚刚被西方团的青年暴徒捣毁了）。人们认为有一队西方团的袭击队还在拉丁区里游荡寻事，而索尔邦的左派分子也组成了他们自己的民兵队，或称纠察队，以木棍和铁棍为武器。（依照拉丁区政治圈的暴力风气，每一党派都从自己的党员之中征募一些暴徒组成纠察队，因为殴斗是学生政治自然的延长。在发生危机的时刻，那些纠察队就地征募临时队员来扩充。）
在惴惴不安的大学当局看起来，左派学生这个会议开始显出危险了。如果西方团决定进攻，实行它所说过的“把地方清理干净”，那么索尔邦就真正有变成战场的危险。学生们正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和索尔邦广场（巴黎大学圆顶大厦前面的那块小空地）聚集。警察派出增援部队到各出入道路去控制群众。巴黎大学校长让·洛士（JeanRoche）开始担心了。
在平常时期，洛士是一个头脑冷静的杰出的生物化学家，是法国相当拘谨的上层中等阶级环境所培养出来的有高级智慧的人物。他觉得这些吵嚷闹事的左派分子很讨厌。前一两天他去南泰尔巡视过，亲眼看见一小撮狂人派能够起多大的破坏作用。他因为他们决定破坏考试而感觉震惊，因为在任何一个由法国制度培养出来的人看起来，这简赶像是犯了反对圣经的罪过。他想到这种病毒会传染到巴黎学生社会这个拥护的蚁冢里，深感不安——巴黎学生社会，在局促而咿哑作响的大学制度中，本来已经够紧张而难以驾驭了。
在打电话向教育部征求意见时，他同意佩列菲特部长的见解：索尔邦那越来越激烈的集会一定要解散，大院里的人要肃清。可是狂人派已经几度拒绝学校职员叫他们终止会议并且解散的要求。有些人已经把家具砸破，拿起椅腿来当作武器。正好像洛士和佩列菲特当天下午所了解那样，要学生解散，非把警察叫来不可。谁都不能十分确定，他们二人到底是谁负这个命运攸关的决策的主要责任。洛士至少是签署了准许警察进入向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学校舍范围的授权书。不过，认识洛士的人们说，如果不是受到部长的压力，他不会叫警察的。佩列菲特这个过去的外交家，表现出没有多少外交手腕。由于立刻使用了武力，他自己就再没有回旋的余地，同时把政府带进了死胡同。
大约下午4点45分，一大队头戴钢盔的警察，带着硬心的橡皮警棍和盾牌，经过狭窄的拱门进入大院，包围了示威者。差不多没有发生打斗。学生不抵抗，而且在革共青的克礼文和其它学生领袖同巴黎警察厅副厅长格罗斯佩良（RogerGrosperrin）谈过之后，答应离开。警察的警戒线一步步迫使学生群众退回到门口，在那里把他们分成约25人一批，男女混合，推上黑色有栅栏的大卡车，这些卡车是摆在学校的墙边，并且把索尔邦街拦断了的。
全街陷于寂静。有些大胆的学生挤到前面去看他们的伙伴情形怎样，可以透过警车的网眼，看到他们挤迫着坐在长条凳上。这些年轻的旁观者吃惊而静默地看着这一股黑鸦鸦的武装警察，这支邪恶的侵略军，其中戴着挡风眼镜骑摩托车的警察，样子好像柯克透（Cocteau）的戏剧《奥甫斯》里面的死亡死者。一些可怕而丑恶的事情行将发生。
第一辆警车载着愁眉不展的被捕者开出索尔邦大门转入小广场的时候，一阵愤慨的波浪在旁观的群众面前掠过。有人喝倒采和叫骂，起初是零散的，后来发展成为有节奏的唱和：“打倒镇压！”突然间发生了猛烈移动。有人扔了一块石头，随后又有第二个。砸破了一块挡风玻璃，那个警车司机血流满面。学生们涌到警车跟前，用拳头捶打金属的车身。另有些人抬起路旁摆着的汽车，放在路中心拦断道路。于是第一个匆促造成的街垒出现了。砰地一声响了催泪弹，跟着第二个，辛辣的烟雾从行人路上卷起来，把尖声叫喊并且流着眼泪的学生赶入咖啡座和门道，离开广场跑到林荫大道上。一辆汽车陷入群众包围中。有两个青年男子跳上车头，大声发出作战的命令。
暴动初起这几分钟定下了一个模式，在随后整个月里面一再重演这同样的悲剧。政府当局犯了很大的错误：侵入索尔邦，并且拘捕几十名不过是稍微吵闹了一下的青年人。然后又错上加错地把这些被捕者在他们的伙伴面前游行示众。好像时常发生的情形一样，镇压引起激烈行动，而不是阻止它。当局这样露骨地夸耀力量的直接结果，是使大批没有固定立场的学生——还有教师——一致支持狂人派。只消几分钟，就造成了一个群众运动。街头战斗，伸手拾起一块石头向一名警察扔去这样简单的动作，在战斗群众中像闪电一样产生出来的同仇敌忾心理——这就是一种立即完成的政治教育，在转瞬之间就把全体学生变成了造反者的队伍。
整个晚上，警察和示威者在拉丁区大街上走来走去，此消彼长，好像一场光怪陆离的舞剧中的演员。学生在马路上点起火来，把柏油熔化，挖起石块，用来投掷敌人。行人路上围着树木的铁栅栏被拔起来了。交通灯被丢在马路中心，阻止警察进攻。想要战斗、拷打、流血的那种冲动，像猖獗的传染病一样迅速传播。警察被飞来的石头刺激得狂怒起来，挥舞警棍向四面八方乱打，不分青红皂白，逢人给他一顿狠狠的橡皮棍。地下铁道的乘客毫不知情地从车站走出到这个战场，也给打倒了。行人路上的咖啡座遭到攻打，桌子都打翻了。普通过路人也被恶狠狠地围捕起来，用警车载走。到处都是催泪弹的烟雾，把空气弄得简直不能呼吸。这一天之内，受伤的有好几百人，而被扣留的有596人，其中包括梭瓦约（法全学联的领袖）和康边迪，他们两人都被扣留了24小时。周末，有四个青年男子判处入狱两个月。于是学生有了一个新口号：“释放我们的同志！”洛士校长震惊到不得了，宣布把巴黎大学关闭到再行通告为止。为了抗议闭校，法全学联号召巴黎区的十六万学生在星期一，即康边迪要去纪律委员会接受问话的那一天，举行示威。高教会也号召老师罢教。战争来到了。革命已经开始。在同一天，即1968年5月3日，巴黎被选定为越南战争和平谈判的地点。
[1]太阳王是法王路易十四的称号。艾丽榭宫是法国总统府。此处“艾丽榭宫中的太阳王”指戴高乐。——译注。
[2]这些标语和本书内其它标语，都收集在JulienBesanson所编辑的一本值得注意的集子LesMursontlaParole（墙上有字）里面，1968年巴黎出版。
[3]这是EhgarMorin的话，见《世界报》，1968年6月5日。
[4]此处作者对托派的“加入”策略了解错误。当初法国托派并非加入共产党（他们刚被排斥出来不久），而是加入社会党。关于此点，可参阅多依彻着，托洛茨基传第三卷（Deutscher:TheProphetOutcast,Trotsky:1929-1940，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四章。——译注。
[5]高教会是组成全教会（FEN，全国教育会）的三个工会之一。全教会是从激进党到共产党的所有左派教师的统一组织，在历史上是摆脱神父影响的世俗学校的拥护者。全教会的另外两个成份，一个是庞大的全国小学教师工会（小教会，SNI），另一个是全国中学教师工会（中教会，SNES）。同高教会对抗的是保守派工会，叫作高等学校教师自治工会，是知识分子中统治势力的主要压力集团。 |
第四章争取巷战胜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四章争取巷战胜利
学生实行起义的能力，比多数成年人所看得出来的要高许多。他们有时间去计划；没有生活的压迫；对于自己的阶级所受的教育有自信心；有校舍可以用来开会；最重要的是，富有精力——能够从巴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整夜战斗，然后还有剩余的精神，赶着在天亮之前把革命传单写好，印好，并且分发出去。成年人根本不能跟这样的超人精力相比。
从5月6日星期一到下一个星期一，即5月13日，学生造反有了性质上的根本转变：从恶作剧和街头吵闹，变成群众起义。在这个星期中，革命领袖们第一次指挥了（不管这指挥是多么薄弱）大规模的队伍，并且表现出他们灵活运用战略的才能，使巴黎全面陷于混乱，牵制住数以万计的警察。革命者决定事变的步调，掌握主动权，迫使一筹莫展的政府一错再错。在开始的24小时内，这运动就蔓延到外省的大学里，引起各地一连串的示威和罢课：布罗温斯的艾克斯，波尔多，卡昂，克来蒙—费朗，狄戎，格勒诺波，蒙佩里耶，南特，鲁昂，土鲁斯。在这令人难忘的头一个星期里，这场学生运动的大爆发，最显著的性质是兴高采烈。后来，这场造反堕落成了哀伤和污秽，可是在初期，不管某些领导人有什么冷酷的图谋，整个运动好像是青年人一场狂野的开心事，充满着狂热的理想。有一阵自发的意气风发，由涂写在学校墙头上那个奇妙的自称表现出来：“这儿，理想支配一切！”连最愤世嫉俗的成年人，都受了感动。社会同情涌涨起来，把造反者包围在保护性的茧子里面，使他们成为无法伤害的。政府当局打击他们，徒然损害自己的声望。
学生们因为星期五警察对索尔邦的“强奸”，以及周末有四名青年被判刑，怒不可遏，有四五千人响应了法全学联领袖梭瓦约的号召，星期一早上九点钟开始在街上示威。不过，在午餐之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事情，只是在拉丁区里生气勃勃地游行了一周，途中和警察发生一些小冲突，喊出新口号：“洛士辞职！”“教授不是警察！”康边迪没有参加，因为他忙于别的事情。他和南泰尔其它捣乱分子，唱着国际歌，举起拳头，在律师陪同之下，一早去索尔邦接受巴黎大学纪律委员会的“审问”。传达员要他们一个个地进去。他们不肯，说要一齐进去，否则不去。学校当局让步了。委员会——巴黎大学七个学院的院长，加上两个法律专家——一直开到下午一点钟。这会议是生动有趣的。“我们玩了四个钟头，”康边迪离开索尔邦去参加整天的街头示威的时候，这样言简意赅地说。
事变的急速发展，没有办法阻止。自然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这是第一次有数十名大学教师参加学生的游行。同时各校的中行委，也发动了数百名十余岁的战士来支持这行动。午餐后，在圣贝尔纳堤岸的理学院新校舍外面，组成了游行队伍，沿河向圣母院进发，人数越走越多，讽刺地唱着：“我们是小集团”——这是挖苦那些从保守的右派到正统共产党的许多批评者的，他们轻视地认为学生抗议运动是一小群捣乱分子制造出来的。这个队伍从河边转向拉丁区，沿路没有遇到社会人士任何敌视的迹象。在某些地方，甚至有人从阳台上向他们鼓掌。到此为止，一切都很和平。可是下午三点钟，游行队伍正在和平地向着索尔邦进行的时候，突然遭遇警察凶猛的袭击，迫使游行者蹒跚地退回圣日耳曼林荫大道，留下许多受伤的学生躺在街上。
这是12小时猛烈而且几乎连续不断的散兵战的头一仗，而这场散兵战，是自从阿尔及利亚乱事以来巴黎最严重的骚乱。那情形好像是，学生多年来过着细心地做家庭作业、每星期日穿上干净衬衣的日子之后，让内心的侵略性突然释放了出来。女孩子也像男孩子一样地大胆，不顾一切。示威者用手帕盖住面孔，抵挡催泪气，放火烧汽车，排成行列用石块构筑街垒，冒着水龙喷射，用棍子和石头攻打救火车，唾骂，嚎叫，拼着警棍的毒打来战斗。成万的年轻人，多数是良好家庭出身的，居然这样奋不顾身地和欧洲一部分最精良最凶猛的防暴警察斗争，其中含有一种难以解说的疯狂仇恨的因素。
无孔不入的芳香而辛辣的催泪气，弥漫着咖啡座和住宅，又钻进地下铁道。当晚，往返拉丁区的千百乘客都在火车中流泪，起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闻出催泪气味道了，都带着对学生的同情心而咧开嘴咯咯地笑起来。这并非偶然，在地下铁道里给车票打孔的女士，正是当年坐在断头台前面编织衣服的女士们的后代。巴黎的造反精神，在这里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生长地。
三百名志愿红十字会队员，用无线电和总部联系着，冒着横飞的铺路石头，把一百五十名伤者抬离战场。另外还有四百五十多人，学生和警察都有，就地接受急救。这一夜至少有四百二十二人被捕。
一个暴力行动的模式已经确定下来了。大批年轻人已经学会——在最实际的学校里学会——大胆的巷战技术。憎恶警察，也憎恶那派出警察的政府，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在观察家看起来，五月革命难以索解的问题之一是，从发生严重战斗的头一天起，就很难确定这究竟是谁的责任：点起导火线的，是警察方面的高压手段呢，还是一小群头脑冷静的革命战术家故意招致镇压的做法呢？
★★★
“保安队——黑衫队”[1]：这个特别带有侮辱性的口号，涂写在墙上，在整个五月里，示威者也这样喊着。其实这个口号既不公平，也不准确。说它不公平，因为不论怎样责备法国警察，他们到底和希特勒的警察完全不同；说它也不准确，因为法国警察并非某些学生所说那样，通通属于保安队（共和国保安队，CRS）。另外还有一种穿制服的城市警察队，许多便衣警员，以及一种国家宪兵。这种种工具，都参加对付学生造反者的行动，而并非全体都保持住勇气和名誉。有大量的证据——虽然无须否认，大部份是学生方面提供的——证明，在太多的场合，这些“秩序的队伍”都失去了理智，而且残暴得无可原谅，不但在战斗激烈的时刻如此，连对待已被他们拘留的人也是如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一个拘留所里面的情形，那里时常有大批青年在非常难堪的情况下被拘禁着。有一个很早就提出来的目击者的报告，是勒古昂博士（LeGuen）的报告[2]。他从自己的窗户看见有二十名警察进攻一个和平而坐满顾客的咖啡座，行为粗暴，用警棍不分头脚地乱打，并且把十二个青年男子带到警车上去。其中一个是有色人种的少年，本来是用自己的力气走上警车的，可是十五分钟之后，来了一辆救伤车，用担架把他抬走了。他满脸都是血。
从许多方面看起来，这个五月都是警察很不好过的日子。他们奉政治老板之命，“尽全力”镇压了一连串大规模的骚动，可是转眼之后，政府竟和骚动者谈判起来了。这令他们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成为众矢之的。怪不得他们变得越来越难驾驭。他们的怨言，在各警察工会的声明上面反映了出来，这些声明，把他们的行为责任干脆放在政府身上。从五月中起，就有谣言说，用警察继续施行镇压，是不大靠得住了。怪不得为了恢复他们的士气，戴高乐将军要亲自公开赞扬他们。
巴黎的治安，平常是“治安队”（agentsdeapaix）负责维持的，他们主要的责任是指挥交通之类，但也可以（事实上这样做过负担制止骚动的责任，那时他们穿黑色厚呢长外衣，拿着方形盾牌和木制警棍。如果他们应付不了，就派出受过严格训练的“防暴队”（interventioncompanies），他们在街头格斗时，穿黄卡叽制服。这两种队伍，都是全法国六万名城镇警察的一部分，在巴黎归市警察厅管辖。如果再需要增援，就召唤内政部所管辖的保安队。这是一支全国性的队伍，有一万四千人之多，分驻在全国十个军区里，担任管制各城市之间的交通，也担任扑灭森林火灾和山中的拯救工作。遇有骚动时，他们使用圆形盾牌和黑色的长橡皮棍。最后，在真正的紧急状态，政府当局可以把那归陆军管辖的一万六千名机动的宪兵（gendarmerie）投入战斗，他们是穿黑色上衣，蓝色而有一条黑条纹的裤子，使用步枪的。不过，在学生眼中，这些通通都是“差佬”。
豪斯曼男爵[3]在十九世纪巴黎的曲折小巷之间，开辟了宽大笔直的林荫大道，让皇帝的军队遇到走廊起义的时候，用枪炮射击可以不受障碍。可是，这样把全城联结起来的结果却是，现在每一条大道变成一个天然的起义中心，五月事变证明了这点。“豪男爵，真倒霉，从开赛到完场，一直输给乱民。”[4]
乱民方面的主要武器是铺路石块——方形的法国铺路石块，每块大约三磅重，有决心的人，很容易从行车路上挖起来。在有些战场上，示威者使用风镐来挖。像人一样高的、用铺路石块造成的街垒，以信以相信的速度建筑起来，同时可以供应简直用之不尽的武器。有些警察所受最厉害的伤，就是铺路石块迎面或当胸投来所造成的，有时从阳台上投下，造成严重后果。警察的还击，差不多是传统的方式：警棍，催泪弹，偶尔也用高压水龙，这可以把人射倒，甚至抛起几码高。警察之能够阻止敌人近前，是靠那种可以从腰间发射的短铳催泪弹发射枪，射程150码。所用的催泪弹有两种：一种是比较旧式的，称为CN（Chlora-cetophenone），对眼睛和喉咙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使人流泪和呼吸困难，可是用水立刻可以消解；另一种新式的，叫作CS（O-chloro-benzal-malono-nitrile）[5]，是英国首先使用的，它比CN有三种长处：使人作呕，在空气中停留时间较长，在潮湿的环境下作用更强，而非减弱。CS气遇水会严重腐蚀皮肤，许多示威者用湿手帕包脸，都吃到苦头，发现了这点。警察还使用一种攻击性的手榴弹，以前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曾广泛使用来对付骚动，是有爆炸力的。这种手榴弹发出吓人的声响，巴黎许多居民都因此数夜不能安眠。
巴黎拉利勃瓦西耶尔医院一位教授，弗朗西•康（FrancisKahn），他曾向罗素委员会提出关于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及生物武器的报告，根据越南以及在实验室中用动物做实验所得的证据，宣布CS是毒性气体。可是自从5月1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他就再没有重新公开攻击过CS气了，这一点也许是意义深长的。对CS气的指摘，并没有证实，从巴黎剧烈战斗中得到的证据，不足以构成使人信服的控诉。最激烈批评法国警察残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气体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使用——就是说，在露天地方用来对付身体强壮的示威者——是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的。问题是，有时这种催泪弹抛入挤满已经被捕的示威者的警车，或者穿过窗户射入住宅里面去。
★★★
从5月6日星期一起的那个星期之内，事变的潮流完全是有利于学生方面的。蓬比杜还在和伊朗王会谈；戴高乐保持沉默；佩列菲特，那年轻未经考验的教育部长，在乱搞，把他那一直到此刻之前都显得大有希望的政治前途丢掉。在这个星期之中，梭瓦约和耶斯玛尔，学生会和教师会的发言人，变成了闻名全国，在社会人士的眼中，超过了这次革命的真正政治领袖，他们的魔力甚至可以和康边迪一比高下了。这对于他们是一场大考验。没有多少人能胜任这样的角色：率领庞大而骚乱的示威队伍走遍巴黎，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要做出十分重要的战略决定，不断地和警察方面谈判，决定何时要坚持和战斗，何时要让步，何时要根本拒绝谈判，干脆用背后的人潮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这一周是学生运动最受尊敬的日子：它引起同情，而非引起恐惧。在这个阶段里，学生的要求还不带空想的色彩，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没有什么根据前几天的不幸事件看起来不合理的地方。
他们说愿意和佩列菲特谈判，只要先答应他们三项要求：警察撤出拉丁区，立刻把被判罪或被捕的学生释放及赦免，重开巴黎大学。各方面的人都支持他们。有二十所巴黎的国立中学学生实行同情罢课，举行校内讨论会，组织罢课纠察队，并且参加示威。高等专门学校，法国这种培养少数优秀份子的令人羡慕的技术专家教育的顶峰，也停课来参加这个运动。南泰尔和索尔邦的自由派教授，走出街头去表示与学生立场一致。要求理解这个运动的最雄辩的呼吁之一，是南泰尔的社会学家屠琳教授，他以前曾预见学生运动的爆发，现在则尽力使这运动转向建设性的道路。他再一次提出警告说：除非停止镇压，而且承认学生运动的存在，正面冲突将不可避免。[6]
就是这个巨浪推动起三万学生，5月7日星期二那天在巴黎环市作了一场很特别的五小时游荡，同时在十二个外省城市里至少有同样的人数做了同样的举动。警察以密集队伍包围着索尔邦，并且封锁了一切进出道路。这样，既然他们的拉丁区在敌人掌握中，学生们就到别处去，绕着那些美丽的林荫大道作了一场放荡而兴高采烈的二十五公里的漫游。那一夜好像巴黎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唱着“我们是个小集团”，成千成万集合在红旗与黑旗之下，进攻那防守薄弱的孔阔德桥，向那镇定而责备学生的《费加罗报》挑战，然后由香榭丽舍大街涌上凯旋门，站在无名英雄墓上，举着拳头，高唱国际歌。领袖们居然有办法把这规矩的人群带回到对岸的拉丁区去，沿途完全没有和警察冲突。回到那里之后，已经是下半夜了，看见警察还是占领着“他们的”老家，才让愤怒和一种胜利感一齐爆发出来，引起一连串猛烈的混战，结果许多汽车砸坏了，许多人受伤或被捕了——这些现在都已成为家常便饭。不过，整个看起来，这一天是学生的日子，这次示威显得有纪律，有力量，也有理性。
这是社会人支持学生选择的最高点。5月8日，法国民意测验机构报告：五分之四的巴黎居民赞成学生方面。在这初期阶段，资产阶级的大部分好像已经争取过来了。至于中等阶级——示威者的父母们——对警察镇压行动的愤怒，多过对学生攻击资产阶级国家的担心。还有更容易事先猜想到的是，有一群第一流的左派知识分子，包括萨特和西蒙•德波瓦尔（SimonedeBeauvoir），组织了一个支持受害学生的委员会。五位法国获得诺贝尔奖金者——雅各布（Jacob），卡斯勒（Kastler），勒窝夫（Lwoff），摩利亚克（Mauriac），和摩诺（Monod）——打电报请求戴高乐将军赦免那些学生，并且重开巴黎大学。可是戴高乐没有答复。
在决定关头的几天里，当学生造反还没有蔓延到工人中去的时候，政府从来没有用言论或行动表示出它已经领会了这次爆炸是为的什么。法国各地有六万学生已经在星期二示威游行过了，可是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佩列菲特还把这危机当作“鼓动专家和校外分子”制造出来的。当天下午国民议会作紧急辩论的时候，他也还是一样——这次紧急辩论是第五共产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请求议会对这样一个有紧急时间性的问题表示意见，以前戴高乐式的政府，对议会多半是漠视的。这个部长只看得见在这风潮底层的一小撮狂人派——那些无政府派，卡斯特罗派，虚无派。他看不出这运动已经迅速发展到超过他们了。他的迟钝性，应该算是促成后来的激烈冲突的一个因素。他说：“如果秩序恢复了，什么都可以谈；如果不恢复，什么都没得谈。”这不是一种想安抚学生的思想感情。反对派和戴高乐派双方的发言人都责备他，可是，虽然他的挣扎显得很吃力，却并不让步。社会党领袖米特朗说：“青年人并非永远正确的，可是如果一个社会轻视青年，误解他们，而且打击他们，那就一定是错误的。”反映许多成年人的内心不安，把那种忧虑表现得最动人的，是一个过去的戴高乐派部长，爱德加•比桑尼（EdgardPisani），他说：“当我面对我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的时候，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甚至要说谎，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去回答他们的问题……”连那本来以惊愕和愤怒的态度看着极端派运动在他们左边发展起来、指责狂人派为“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共产党，现在也勉强来支持这运动，和别人一同吵嚷着要求特赦了。可是戴高乐将军认为恢复秩序是第一要务。
★★★
现在一切条件都决定了，要酿成5月10日到11日那恐怖之夜的冲突，震动全世界，同时在戴高乐主义的自满的门面上造成阔大的裂缝。政府面对着苦闷深刻而又深深地激怒了的全体学生（连他们自己的领袖也不大能约束他们），它只会一误再误，从野蛮的反应变成难以理解的无所作为。不论极端派故意造成摊牌的策略有多大作用，政府总是要对后来的动乱负大部分责任。5月9日星期四大概是最后的机会，那时如果佩列菲特是够聪明而且有想象力，表示出一种适当的态度，还可以把导火线拔掉。星期三晚上，两万学生在拉丁区大街上和平地游行，并没有什么不法行动，最多不过向那防守着索尔邦出入道路和警察队伍发出几次嘘声而已。没有流血事件。学生领袖梭瓦约和耶斯玛尔表现出很大的勇气，抑制住比较好战的分子，游行完毕就下令解散了。如果星期四佩列菲特说一句表示感谢的话，就可能使斗争降级。那天整个上午，洛士校长和各学院院长一直在讨论当前爆炸性的局势。午餐的时候，他们公布了他们的决定：学校重新开门，并恢复上课。法全学联立刻就回答说：学生要继续罢课，到实现三项要求为止——释放所有被捕学生，停止对他们的起诉，撤退警察。高教会（教师的工会）也决定继续罢教。当天下午，索尔邦的大门仍旧锁住，并有警察防守，因为部长没有下令开门。他在晚上发表公报，解释他为什么采取强硬立场，他说：有些学生领袖扬言要“占领”索尔邦，并且在里面日夜开会讨论学校的问题；这不能算是恢复上课和平静；所以索尔邦要继续关闭。这样，部长就破坏了校长早先所表示的态度。快到半夜的时候，大学评议会发表声明，表示信任校长洛士。安抚的机会已经过去了。
学生方面，现在形势进入更带政治性的阶段。政府的不妥协性，给革命核心分子造成机会，重新占据舞台前方，而且把主动权从温和派学生领袖手中夺取过来。就在星期四这天晚上，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持康边迪的托派政团）在米地阿里德大会堂召开群众大会，这也许是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极端派第一次的公开出头。于是这场造反就跨过分界线，从学生运动变成政治挑战了。在狂热的革命热情气氛中，有三千多学生挤满了这个大会堂。托派从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德以及西班牙所动员来的左派学生团体的代表，登上讲台表示与法国同志立场一致。掌声如雷。康边迪是当晚的明星。他喊道：“只要还有一个学生关在牢里，就没有课上。”等到南泰尔和索尔邦一开门，学生就要去把他们接管。战术就是如此。至于战略路线，那是曼德尔——领导世界托派运动的统一书记局三名书记之中的比利时籍的书记——所制订的。他宣布说：学生的斗争，“要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总斗争。”当天早先的时间，法全学联已经和法国两大工会的首领，即法国总工会的乔治•塞古伊（GeorgesSeguy）和法国民主总工会的欧仁•迭斯康（EugeneDescamps）举行过会谈，这两个总工会一共代表工人两百万以上。他们会谈，为的是讨论学生与工会联合行动的条件。这是走向曼德尔所提出的革命目标的试探性的第一步。
★★★
1968年5月10日到11日之间那个街垒之夜，已经书诸史册，成为法国丰富的革命传统中许多悲壮和光荣的插话之一。这是大约在1940年以后诞生的一代人生活史中头等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从远处看起来，这似乎不过是在这动乱的月份里面的另一件乱事，是戴高乐统治的圆滑曲线上偶然的一个折断点而已。可是对于那些当时在场而亲身感受到其中的恐惧、欢乐和狂热的团结气氛的成千成万青年来说，这事件将会继续在他们的心灵里隆隆作响，带有仿佛初恋的加快般的感情力量。恰像一切真正的革命事件一样，它最终的后果，可能要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清楚。
行动由一批十多岁的青年开始，他们至少有五千人，热血沸腾。他们高举着红黑旗帜，喊着“释放我们的同志”，排队走向当费尔—洛舍罗广场，那是一个离蒙巴纳斯不远的阔大而不整齐的交叉路口，中央有那古老的贝伊弗尔石狮子。中学行动委员会的领袖们，高高站在石狮子上面，用老练的政治家那样的技巧和演讲术，煽起这些学生的情绪。他们现在是在法全学联和高教会指定的会合地点等候参加大游行——这游行是学生和教师用来反击政府坚持不让步的政策的。他们来得早。从1967年12月到现在，才仅仅五个月，主要在革共青策动之下，中行委（尤其在巴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惊人的左派压力集团。他们反映出激进思想之迅速传播到整代的大学以下年龄的青年中，他们使五月革命带有少年人的快活清新的气息。他们晒着太阳在当费尔—洛舍罗等候的时候，领袖们喊出了中学生斗争的主要口号：中学校内政治活动自由，学校当局承认中行委，学生参加管理学校。这些男女少年是准备把法国中等教育的古老营房炸毁的坑道工兵。
哥哥姐姐们到底来了，这些少年们很快就混合到一个大约有一万五千人的大群中。在这时刻，大概是六点半钟，代总理若克斯妥协性的新提议传达给了学生领袖。他提出立刻把警察撤出拉丁区，准许学生当晚在那里开会，还有索尔邦在星期六重开。这些提议交给群众讨论决定。他们的答复是一片吼叫：“释放我们的同志！”政府这个表示来得太迟了。学生的意见已经变强硬了。于是，广大人群出发，向着附近的桑德监狱走去——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同志是关在那里。大批警察阻止他们接近监狱围墙，可是有人从铁窗伸手出来，向他们招呼。扣起臂膀戴着各式护头盔的前列基干战士，努力阻止群众，使他们转向无线电大厦，就是在塞因河右岸的法国国家广播系统的那座圆形大建筑物。
可是骑着摩托车的通讯员带来消息，说所有的桥都被警察用首尾连接的警车封锁住了。示威队伍失去了目标，于是沿着左岸的圣日耳曼林荫大道走下去；可是在这条路上又被强大的警察队伍拦阻，迫使他们不得不顺着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向索尔邦走去。那情形仿佛是政府当局有意冒险在学生自己的拉丁区地方打一仗。学生领袖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整个星期以来所受的打击越来越大，现在他们不能提议把这难以驾驭的队伍带回到当费尔—洛舍罗去：群众不会服从他们的。于是命令好像闪电一样传出来：“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个地区！”立刻，仿佛是出于一种深刻的群众本能，示威者从这个巴黎学生区里迷宫似的曲折小路散开，好像游击队在本土地区一样。在每一条小胡同和出入巴黎大学的道路上，警察都碰到造反分子，他们好像忙碌的白蚂蚁一样，拔起栅栏和交通标志，挖开柏油路面去挖起铺路石块。并没有人下令这样做，可是也许最初由于感觉到暴露的危险，又也许因为那些学生闲等着没事可做，总之人们就建筑起街垒来了。在这样零散的阵在线，很难确定究竟事情怎样发生的，不过，第一个街垒——那是用翻倒的汽车和各种破烂物堆成的代用品——是九点十五分左右在勒戈夫街上见到的，那里离索尔邦南面围墙很近。这一夜至少筑成了六十个街垒，其中有些是用铺路悲天悯人堆砌成的坚强的堡垒，它们建筑得那么快而又那么好，所以很多人都相信青年有年轻工人来帮助学生。于是发生了关于这一夜的革命传说：街垒是暴动的古老象征，现在复活起来，所以千万了革命家所梦想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结合。
消息传来，说警察又大批增援，于是街垒的建筑更为热烈。建筑工地遭劫掠，板围被拆下来，脚手架和铁丝网堆积起来，到处的汽车都被推翻，塞进石块堆里。焦急挂虑被一种似乎疯狂的欢乐遮掩住了。他们好像要拿性命拼个够本。
晚上十点刚过，洛士校长急欲阻止冲突，寄望于万一，从索尔邦向学生领袖们作广播呼吁，邀请他们立刻和他会面。跟着，副校长沙良（Chalin）和高教会的发言人耶斯玛尔之间，进行一种方式非常特别的交谈，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公开的方式——经过广播。坐在活动广播车上的卢森堡电台的记者们，找到了他们二人，把他们的对话广播出去。耶斯玛尔宣布：在被捕学生释放和赦免之前，不能谈判。这样学生提出了一个学校当局无权接受的条件。出路似乎完全断绝了。可是午夜之后不久，和平解决的希望又出现了：那时大家听说，康边迪和若干教师学生一齐，到底跟校长洛士谈判起来了，而洛士又跟教育部长佩列菲特用电话联系起来。这希望很快就破碎了。康边迪和洛士谈毕出来，这样说：“我们告诉校长：今夜街上发生的事情，是整个年轻一代起来反对一种社会制度。我们告诉他：如果警察不退出拉丁区，就要流血。我们知道，示威者会守在街垒后面，一直到我们的三项要求实现为止。”到一点一刻，不会有和平出路，已经很明显了。副校长宣布：“我们已经谈判过。我们已经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使用武力，可是现在局势已非我们所能控制。我们失败了。”一个钟头之后，第一阵警察的浪潮冲向学生第一道防御工事。
进攻是由几名部长和总统府的官员组成的小组所决定的，他们实际上整夜不停地在开会。这个忧郁焦急的会议的中心人物，是代总理若克斯，做他顾问的，有富歇（内政部长），梅斯麦尔（PierreMessmer，陆军部长），戈尔斯（GeorgesGorse，新闻部长），和那倒霉的佩列菲特。从总统府来的，有戴高乐的得力助手特里科（BernardTricot），还有佛卡尔（JacquesFoccart），盯住是总统在保安和情报方面的顾问。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政府的保安顾问们压倒洛士校长再三请求宽大处理的意见。（次日，大学评议会一致表示惋惜洛士的建议不被采纳。）
经过那一夜的恶战之后，革命学生再也不能回头了。运动已经有了它自己可怕的发展规律。成千成万的年轻人，其中许多是工人，受了中立电台的战事评述所吸引，都从巴黎别的地区跑来参加。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混战，能够满足每一种被压抑的梦想。起初，防暴警察成排发射催泪弹，把敌方战士吓走，然后冲入缺口，夺取街垒。双方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顽强地肉搏。伤者倒地而无法救护。后来，防守者为了阻止保安队的步步进迫，在他们的障碍物上点起火来。汽油箱砰砰爆炸的声音，在对岸都可以听见。来自布鲁塞尔的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爬到一个街垒上面，注视着那一片火烧和破坏的壮观，用很重的比利时口音，高兴地大呼：“啊！多么美丽！这就是革命！”那时，他自己的汽车正在他眼前焚烧。
托派的青年团革共青，在这场斗争中起很突出的作用。他们前一晚召开的群众大会，康边迪和另外几个学生领袖都来出席，证实他们是支持造反的领袖政派。他们的纠察队（由伊夫•尼奥迭[YvesNiaudet]和一个动脉柯普特人让•拉必[JeanLabib]指挥）曾在示威队伍的前方和两翼担任防卫工作。现在，他们的领袖克礼文和韦伯尔，命令那些基干战士分成小组，去协助防守各处街垒。这种站在最前线的作用，对革共青很有利。与他们对抗的极端宗派主义的革学联，情况却不那么好。大约有三百至四百名他们的突击队，差不多像是军队的样子，在刚过午夜之后来到战场；可是，一看见街垒，他们的领导人却发生了理论上的怀疑：这显然要变成谋杀。这是一种“冒险主义”的行动，革学联不想参加。于是，他们的队伍，在准备作战的学生们的讥笑声中开走了。革学联的临阵退缩，很久都会被人记得。
有一小队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的人，和法国同志并肩作战（有人看见法国警察很仔细地把那一夜停在拉丁区的德国汽车号码抄录起来），不过，他们的人数不如他们自己所预期那么多。在那个星期内，有两名德社学的领导人，拉贝尔（Rabehl）和塞姆雷尔（Semmler），在奥里飞机场被拒绝入境，还有坐满一辆公共汽车的德国学生演员，在斯特拉斯堡边境被截住，边境警察在车内搜出钢盔、短棍、革命传单、以及中国和越共的旗帜。
战斗在火光照耀和随处漂荡的催泪气笼罩下，激烈进行了四个钟头，警察一再进攻，把学生赶离防御工事，压迫到一个越缩越小的堡垒里面，他们只有冒着枪托和警棍的猛打，才有路可逃。区内的居民，眼见这场凶残的扫荡行动，感到震惊，纷纷拿饮食给这些造反者，用水淋他们来消解催泪气，并且接纳逃避和流血的学生到家中躲藏，不过多数后来还是给警察抓出去了。有一个女孩子，她并没有参加示威，可是在她自己的刻意里受到警察攻击，并且剥光衣服，赤裸裸地赶到街上去。[7]
红十字会的志愿队员，有时自己也被警棍打倒，而他们所救护的伤者，则被警察从担架上拉起来再打。
青年男女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达到令人难信的程度。在许多奋起的青年们看起来，这是参加法农（Fanon）、格瓦拉、和德勃雷（Debray）[8]所鼓吹的英勇革命的好机会，他们早已和这种革命起共鸣了。这就是他们的越南。这一夜的事件，带有一些“电影”的成份，不但它的背景是戏剧化，而且那些年轻演员都有高度的这种自觉。他们非常认真地玩着游击队的游戏，在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内部，演出“殖民地革命”。在这场战争游戏里，那凶恶吓人的警察——带着面具、眼镜、钢盔，从头到脚是亮晶晶的黑色——被派担任邪恶幽灵的角色，介绍那些天真无邪的人去认识世上的残酷和兽性。就是在这样高度爆炸性的时刻，政治侵入了人心。成千年轻的嗓音喊出来：“戴高乐是杀人凶手！”
早上4点20分，部长们在内政部里碰头，发出一个简短的自我辩护的公报。5点半，康边迪由无线电发出解散的命令。6点，筋疲力尽连脸都没有刮的若克斯、富歇、梅斯麦尔、和佛卡尔，一同坐车去艾丽榭宫，向戴高乐总统报告：暴动已经平定了。结算表如下：367人受伤；460人被捕；188辆汽车损伤或毁坏；无从计量的仇恨。
★★★
1968年5月10日星期五，美国和北越代表在巴黎——这个世界的“和平首都”——第一次接触。
德裔美籍的哲学家赫尔贝尔特•马尔枯斯（HerbertMarcuse）——时常被人认为是世界学生造反运动之父的——那个周末也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文教会主办的马克思讨论会。他在会上，谈到工业国家里面新的革命催化剂，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上的人，例如黑人区里的游民——还有学生。
★★★
5月11日星期六晚，法国总理蓬比杜从伊朗和阿富汗回到巴黎。那里候刚刚过了街垒之夜，烧坏了的汽车仍旧丢弃在拉丁区的街道上。回来刚刚三小时，蓬比杜就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三分钟之后，凭他单人独臂的力量，就把整个政府政策的方向扭转过来了。强硬、顽固、和镇压，改变成亲切的了解。他宣布：索尔邦由星期一起自由开放，被监禁的学生将由上诉法庭复判。这明显地暗示：将要撤退警察，释放学生。如果任何别人这样让步，都表示一种失败。可是蓬比杜把这变成他个人的胜利。他很幸运，当风潮爆发的时候，他是在国外，因此不能对那突变负责。不但如此，他的妥协决策，使他显得是政府里面唯一能够影响戴高乐的人。“蓬比杜在说‘我’”——《快报》周刊这样乖巧地指出总理的权威在增长中。
可是他好像在用一人之力去阻止山崩一样。星期六当天早上5点钟，学生侵入了斯特拉斯堡大学，挂起红旗，宣布这个大学对巴黎教育部“独立自主”。他们囤积粮食，并成立自己的民兵，同时有数百中学生起来支持他们，向斯特拉斯堡居民散发传单，表示支持大学生反抗警察压迫。这个叛变行为，是对巴黎巷战的支持反应。斯特拉斯堡的大学生，昨夜整夜满怀愤慨地用他们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着巷战新闻。在巴黎，星期六下午有一小队大约40名大学行动运动（大行运）的战士，把桑西耶街的文学院分院占领了。这是一个有预谋的造反行动。他们挑选桑西耶分院，是因为它没有防卫，而索尔邦本部有数千警察包围着。大家同意大行运领导的意见：要不惜代价占领一个校舍，在那里展开全面性的讨论。这个讨论，差不多不间断地热烈进行了两天两夜，从星期六晚到星期一。这是在首都里初次爆发的讨论热潮。学生怎样才能对一个在街上诞生的运动，给予新的推动呢？怎样才能把大学改造，然后由它来改造整个社会呢？那个成为五月栽倒一种特色的“占领”和无休止的讨论的浪潮，就这样在巴黎和外省同时开始了，然后飞速地从大学蔓延到工厂，最后工业和公用事业都瘫痪了。
蓬比杜已经来不及阻止工人和学生之间的连结。星期六早上，两个最强大的工联会，即“总工会”和“民主总工会”，同全教会，即法国主要的教师联合会一起，号召他们的会员在5月13日星期一罢工，并游行示威，那一天是把戴高乐捧上台去的阿尔及利亚政变的十周年纪念日。很明显，这个抗议行动，是故意对现政权作政治挑战的行动，是送一个藏有炸弹的生日礼物给戴高乐。
尽管蓬比杜多么聪明伶俐，他刚回来的那一夜，还是把人民反对政府的情绪估计过低了。仅仅像那那样对学生的要求让步还不够。反对党的日报《人道报》和《战斗报》，赶忙出版下午号外，尖声喊出他们对警察镇压学生的暴行的愤慨。数以百计的学生家长，担心着他们失踪的儿女，包围医院和警察局。在蓬比杜降落奥里飞机场之前几小时，革命已经开始了，它要走完它的路。
5月13日星期一的八十万人大游行，是一个里程碑：它从东车站开始，跨过塞因河，到当费尔—洛舍罗广场为止，这是对街垒之夜的一个政治还击。学生领袖们能够强迫工会来罢工支持他们，能够发动这样广大的人群到街上游行，这就一下子完全证明：他们再也不是极端派的“小集团”，而是全国性的势力了。他们触动了全国人民良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这广大的工人队伍，这数不清的飘荡的旗帜，就是证据。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而起初讥笑他们的人是错了。他们所说的话，似乎是别人能听懂的：他们干的傻事，好像忽然变成合理了。高教会的领袖耶斯玛尔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学生走出大学特区，去和走出工厂特区的工人会合。在街上战斗过的人们，同旁观过的人们联合起来了。现在工人参加斗争了。”[9]政府也许因为看出了这个新力量，所以不让警察露面。
耶斯玛尔、梭瓦约、和康边迪，互相用手搭着肩膀，领导着这八十万人，得意洋洋地走在总工会的首领塞古伊和民主总工会的首领迭斯康的前头。在相当距离之后，和群众混在一起的，有那些左派政客们：米特朗，摩勒（GuyMollet），孟戴斯—弗朗斯（PierreMendesFrance），洛歇。学生的组织工作者并不尊敬他们，不给他们排在队伍的前头。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不让任何人挤进他们的地盘，不许任何政党控制他们。把他们对正式左派政党的轻视态度表现得最尖刻的，照例是康边迪，他说：“共产党吗？最令我快乐不过的事情，就是我在游行队伍的前头走，而把所有那些斯大林主义的脏东西放在尾巴上。”引起工会领袖惊异的是，许多年轻工人，好像都对学生的口号起共鸣。病毒正在蔓延到下层工人里面去，把领袖们的权威侵蚀掉了。
这个伟大的“革命日”，是发出更富于战斗性的新指令的时机。梭瓦约宣布：“罢课要继续下去！所有的大学校舍都要占领！我们的目标，是在大学里绝对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还有，要内政部长和巴黎警察厅长辞职。”康边迪号召在巴黎每一个企业单位，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行动委员会。有眼光的人看得出来：革共青的年轻托派（在克礼文领导下），在那里声势浩大。是由他们组成学生的警卫队，即非常重要的“纠察队”，它维持示威者的队形，沿途管制交通，又在工会领袖把工人解散之后，由它率领学生队伍走去马尔斯校场，在艾菲尔铁塔下面开露天大会（这校场是古老的示威游行地点，在1789年革命时代，不满的人民曾多次在这里开会）。最后，学生才在“大家到索尔邦去”的呼声中解散。
蓬比杜遵守诺言；监禁的学生释放了，警察撤出了拉丁区，索尔邦的大门敞开。学生涌进去把它占领。这就是学生苏维埃的第一夜——学生苏维埃是在西方工业国家心脏里面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实例——它一直维持了34天，到6月16日被驱逐出去的时候为止。工人为学生的榜样所刺激，也起来罢工和占领工厂，由星期二在南特一家飞机工厂开始，跟着就像野火一般传遍全国。这些苏维埃是怎样组织起来的？这种新试验的精神是什么呢？有些什么成果遗留下来？这是下文所要试图回答的一部分问题。
[1]黑衫队（SS）是希特勒的党卫队。——译注。
[2]1968年5月9日《世界报》读者来函。
[3]豪斯曼（Haussmann）男爵在拿破仑第三时代，曾任巴黎所属的塞因省省长十七年之久，主持将巴黎大事改建及美化。——译注。
[4]关于巴黎的新貌，可参考《奈恩氏巴黎指南》，伊安奈恩（IanNairn）着，企鹅丛书，1968年版。
[5]在法国叫CB。
[6]《世界报》，1968年5月11日。
[7]见DanielMoureaud给《世界报》的信，1968年5月15日。
[8]法农（FrantzFanon），殖民地革命理论家，主张武装革命。生于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岛，在阿尔及利亚行医时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它主要的发言人，阿尔及利亚独立前病殁。德勃雷（RegisDebray），法国青年哲学家及革命理论家，致力于研究古巴革命及拉丁美洲革命。他主张栽倒运动应以武装斗争为起点及中心，政治斗争应附属于军事斗争。1967年，他去玻利维亚采访格瓦拉领导的革命游击战消息，遭玻政府逮捕，判处三十年徒刑。——译注。（大陆译为德布雷）
[9]见梭瓦约，耶斯玛尔，康边迪，杜特伊（J.P.Duteuil）合着的《学生造反》，1968年Seuil出版社出版，第56页。 |
第二章拉丁区的政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二章拉丁区的政治
法国左派学生的政治圈是一个十分浓密而危险的丛林，只有在它里面生长的人才真正认识道路。在下层丛莽中匿伏着一伙伙凶恶的孩子，头脑里武装着革命的教条——有时手上还拿着棍子和石头。这里的风气比成年的政治圈更残酷得多，要有很高的聪明和才智才可以生存。学生领袖们要站着也能够思想，说话又要天使般动人。一方面能领导研讨会，另方面又会掌握暴乱的群众。他们必须既是内行的理论家，又是军事策略家。因为街头是他们的论坛，所以他们与其说是像国会文员，不如说是像帮会领袖。而他们懂得这一切的时候才不过十五岁！巴黎五月革命异乎寻常的特点，就是造反者的年纪非常轻。虽然总参谋部大多数人员的年纪超过了二十，许多步兵却是中学生。革命思想对十几岁的少年群众的广泛影响，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无从比拟的。可是法国为人父母的却落后得甚远。他们没有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以为专心做着家庭作业的儿女们，还完全在为中学生毕业会考所迷惑。诺曼底某一城市，有个十五岁的女重赏，已经做了六个月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却完全没有引起父母的担心。“我还以为那是一个俱乐部呢！”等到五月间她母亲知道了真象才恐慌地这样喊起来。革命爆发之后，那情形就像每一个体面的中等阶级家庭里面都有一个第五纵队分子。甚至谣传连内阁的决议都经过部长们的儿女泄漏给造反者。
政治征服了法国年轻的一代，吸收了他们的精力，而在别的国家这种精力是用来制造模型飞机，玩业余无线电台，追求歌星，或者打球的。不过这是一种特别的政治活动。恰像为父母者对这一无所知一样，那些既成的政党（左右两派成年人的大谈话俱乐部）也不了解这种发酵。五月间从法国大中学校里溢流出来，势将冲倒国家制度的那场洪水，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在一切既成的政党（包括共产党）之外生长起来，并且是反对它们的。总而言之，这次火山爆发表示各政党已经不能掌握青年了。当然，多数法国政党和别国的政党一样，也自夸有某种青年政策，主办一些青年团体。可是这些政策是失败的。这些青年团体只有空架子。那些有思想、有能力、有热情的男女青年是在别的地方作战。他们站在光谱[1]的极左边，至今未受人注意的地方（比共产党还左得多），参加他们自己创立的微小、猛烈而带宗派性的集团，这些集团用一串首字母缀成的简称来识别，而这些简称是除了圈内人之外谁也看不懂的。这一点并非法国特有的现象：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都有同样情形。
西方世界里有多少成年人，哪怕算是熟悉政治情况的，能把他所知道关于下列团体的情况写满一张明信片的背面呢？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共青，JCR）——法国
革命学生联合会（革学联，FER）——法国
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联［马列］，UJC[M-L]）——法国
激进学生联盟（激学联，RSA）——英国
青年社会主义联盟（青社联，YSA）——美国
青年社会主义论坛（青社坛，YSF）——加拿大
魁北克社会主义青年同盟（魁社青盟，LJSQ）——加拿大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德社学，SDS）——西德
镰刀铁锤社（FM）——意大利
社会主义青年卫兵（社青卫，JGS）——比利时
Politeia——荷兰
这决不是一个完整的名单。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这些组织互相之间共通的地方，多过与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共通的地方。它们是姊妹宗派。它们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国际阴谋的结果，而是因为西方许多青年人都自发地得出这样一种见解：他们父母的世界应该接受一番相当猛烈的政治外科手术。这个激进的潮流出现在知识分子之中，而不是在工人之中；在学校里，而不是在工厂里。一个原因是，现在学生的数目比较向来都多：像法国那样正在人口兴旺中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的儿童继续读书；另一个原因是，这种新的革命精神的基础，是对世界现状某种颇不简单的理论分析。不消说，这种分析的结论未必一致。思想冲突是很尖锐的。有时候那种抗议是原始而混乱的，例如荷兰的Provos就是如此，不过普通情形都有一种世界观，用相当博学而晦涩的马克思主义特殊词句表达出来。这样的理论臆测不一定超出工厂工人的知识范围，可是从那种经过巴黎大学磨炼过的头脑发生出来，就更为自然。不过，应该立即说明，事实上这些造反的知识分子所一心想着的却是工人阶级。他们渴望和工人阶级联系起来，把革命精神传播给它，使它重新担负起他们认为原属于它的革命使命。到目前为止，学生与工人这样的结合还很少，在法国和别处都一样；倘若这种结合变成广泛而坚强的，那么资产阶级旧世界就要赶快设法自卫了。在过去十八个月以上的时期里面，西方的左派学生运动有一种共通的语言，就是针对越南战争的反美抗议的语言。这是共通的革命新词语。如果没有越南战争，这些左派学生团体即使能存在，也会大为削弱，这说法一点也不算夸张。越南给他们用来当作征收新成员的一个有力的口号，而且不止如此。它是他们对世界形势看法的关键：是两个阵营之间决定性的力量较量，一个阵营中美帝国主义，另一个阵营是他们称为“殖民地革命”的运动和世界工人运动。越南是放大了的阶级斗争：是他们所致力的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
在“无条件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的旗帜下，1967年3月，有十二个极端派的青年团体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制订共同的战略，并把他们的力量集合起来。他们设立了一个欧洲书记处和指导机关。以这样的方式，传播革命思想，建立互相联系，使那些分散的事变，例如柏林学生造反，1968年3月伦敦格罗斯温诺尔广场风潮，巴黎五月革命等，带有一致性。法国的全国越南委员会和英国的越南团结运动——两个都是青年激进舆论的重要的发动者——是精神上的姊妹。
在法国，青年人之热中于政治，发生在斯大林的真面目被揭露，和斯大林主义的清一色制度瓦解以后这十年间。苏联——这个国家呆滞而不容许信仰自由，压迫知识分子，依然实行政治上的匪徒作风；同时一心只顾本身的经济利益，为了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和平共处”而牺牲世界革命——对于青年激进分子，苏联已经不算是一个吸力中心。在法国，这种幻灭的表现是：在那始终臣服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内部，知识分子愤怒地鼓噪起来了。例如法共对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革命的态度，就在党的学生支部内引起激烈争论。为了把这些不守纪律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其他部分隔离起来，法共解散了原有的青年组织“共和青联”（UJRF，法国共和青年联盟），代之以四个新团体，把青年人分割为四个互相隔绝的部分：男青年的，女青年的，农民的，和学生的。新的学生团体称为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共学联，UEC）[2]，关于它，我们以后还会常常谈到。
俄国现示能吸引青年人了，可是又有了新的偶像。现在人们注意力的集中点是“第三世界”[3]，而不是苏维埃工人国家那个三十年代西方共产主义者的圣杯了。“殖民地革命”——那曾在中国、朝鲜、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各地震动了战后世界的连续发生的革命浪潮——产生一些深深感动青年人的想象力的英雄和思想，引诱他们参加激进的政治活动，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里任何事物都没有这样的吸引力。青年战士们受游击队的榜样感动，于是相信可以在帝国主义的本土，由它本身的工人阶级来向它进攻——只要能够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革命的领导就可以了。这样，那些有如吃饱奶的婴孩，在富裕中瞌睡着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毕竟好像有了一个可供积极干涉的场地。里昂·托洛茨基（LeonTrotsky）[4]——斯大林派以为早已把他埋葬了的——现在又高视阔步地出现了。现在法国各出版社纷纷重版他的著作，而且卖给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销路甚广，这决非偶然的。
要想说得真正详尽，那引发今年的风潮的学生造反运动，必须一直追溯到阿尔及利亚战争去。就是在那个时候，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两个潮流——对法共的幻灭，和“殖民地革命”的影响——汇合起来的。将来历史家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殖民地镇压行动之一）作总结算的时候，他们将要把五月革命也包括在它的长远后果之中——这究竟算是资产还是负债呢，就要看他们的政治立场了。
★★★
此刻我们要请求读者深深地吸一口气，并且拿出耐心来。我们就要进入那迅速繁殖着的宗派和纷乱难认的简称的丛林了。
法国学生组织可以大别为两类——学联会和政派。前一类所关心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是保卫学生特有的利益；后一类则关心超出大学范围的政治行动。阿尔及利亚战争所引起的热情，使两个学生组织受到社会人士注意，就是：我们已经说过的共产党的学生青年组织“共学联”，和当时法国唯一的学生联合会“法全学联”。
那充满了加诸平异身上的凶残、酷刑、以及苦难的延续七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深深苦恼了法国人的良心——而最柔嫩的是年轻人的良心。这种痛苦一直延长下去，一个又一个的法国政府显出没有能力加以制止，于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反对它的积极行动。他们被吸引参加援助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秘密工作网；他们鼓励法国军队里面的逃亡和不服从行动；许多人这样做，是受一位名叫弗朗西·让松（FrancisJeanson）的教授的感召，他在这种人道主义但属于非法的反抗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并因而被捕。法全学联成为这个学生抗议运动的主要水道。它对于战争暴行的激烈反对，它的年轻会员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它对于在战斗狂热中遗忘掉了的法国民主原则的申诉——这一切把它送到法国政治的最前线。法全学联里面的推动力量属于一个左派天主教的核心，他们受基督仁爱精神感动的程度，和受马克思思想感动一样。在当时，这个组织和法国之内任何激烈的青年团体比起来都毫无逊色。真的，他们的反战活动把他们送到光谱上那样的一个位置，比法国共产党左得多了，法共以一种隐藏不住的厌恶眼光看待他们。
在学生们看起来，阿尔及利亚战争有两个大日子，有两次胜利，他们可以认为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一个是1960年10月27日，在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和战争歇斯底里的空气中，法全学联号召在巴士底广场举行反战示威。这个行动表现出法全学联年轻的主席比耶尔·苟迭（PierreGaudez）方面巨大的政治勇气。起初法共和法共领导的总工会（CGT），恼怒这些学生暴发户，嘲笑法全学联号召群众上街的企图。可是，经过两个星期磋商之后，他们勉强同意参加了。那时政府又出来干涉，禁止示威。法共和总工会退缩了，公开谴责“冒险主义”，他们只打算发动他们的人以小群的形式在若干郊区分别示威。可是苟迭坚持他的立场，示威要照原订计划实行。
结果示威实现了，而且很成功。参加者大约有一万人，在当时算是令人惊叹的数目了。（这行动得到总工会的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传统的钢铁工人分部支持，也得到天主教劳工联盟[CFTC]支持。）这是法全学联光荣的时刻，也是法国左派内部关系的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快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左派抗议运动的旗手——在第一页上登载关于法全学联和它的富有威信的主席苟迭的特写。法共受到了挫折。
可是在更近的地方，在法共自己的青年团体共学联内部，正在酝酿着对党的造反。自从五十年代末叶起，有一部分共学联下层分子，对于党对战争的小心翼翼、举棋不定的态度，越来越觉得不耐烦：党从来没有坚强地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这种紧张关系在1961年酿成一次危机，那时共学联在一批受到意大利共产党的见解鼓舞的学生领导之下，打破了法共的控制，取得实际的自主地位。在这种“意大利式”自由主义的领导之下，共学联一时之间享受到几址年来法国共产党运动未曾有过的思想自由。
阿尔及利亚战争与学生关系史上的第二件大事，是1961年4月成立反法西斯大学阵线（FUA），这是献身于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一个战斗组织，作为法国殖民者的凶杀组织“秘密军”（OAS）的对抗组织。反法西斯大学阵线团聚了不同色彩的年轻左派战士，尤其是把法全学联和共学联的一些分子组成一个坚强核心。很快地这些领袖就得到了几千名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众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战争由于签订1962年3月19日的艾维昂协定而终止，随后在3月至6月之间发生秘密军在法国的恐怖行动。在这时期反法西斯大学阵线用尽全力反对右派。那是一个热狂的时刻。学生们发现自己是强有力的。他们初次尝到“直接行动”的味道。他们看出，他们能够在成年人的政治上打开一个缺口，而无需通过那些既成政党的破旧水道。这是1968年5月醉人的胜利滋味的先尝。一个革命领导在形成中了。
恢复和平，造成急转直下的局面：这使法全学联丧失掉它的魅力，也丧失掉它全国性的作用。乖乖地把那些游击队解散，是很令人苦恼的。法全学联里面那些最积极的会员，充满了政治热情，再也不能真正把兴趣放在纯粹学生的不满上面。那些无政治性的下层分子离开了，可是领袖们决心要使成年人的世界继续听见学生的声音。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余波，尤其是1962年10月到1963年1月这段时间，标志出法国学生组织性质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此时发生了第一次自觉抛弃那种认为学生联合会只须顾到保卫学生利益的狭隘观点。新战士们根据那种认为学生应该参与塑造整个社会的，富于挑战性的信念，正在探索一个野心更大得多的纲领。可是学生这种作用，要以激烈改造大学本身为先决条件。就在这个阶段，下列那些后来在柏林、罗马以及别处所提出来的种种论题，第一次尝试性地概述出来了：向极权主义、等级森严的大学制度斗争，大学拒绝做技术专家统治的社会的奴仆。
那些学生战士并非凡事都能如愿以偿。他们是少数的先锋队，而受到传统派的多数人顽强的反对——多数派以正统法共和比它更右的一切党派的不神圣的同盟为代表。这个多数派反对学联会倾向政治，极力主张他们应该固守着学校的问题。有一年之久，两派在索尔邦进行拉锯战，有时候泛滥成为街头示威。这不仅是两种抽象的纲领之间的斗争，而且是为了实质上控制学联会本身。直到1963年9月，“少数派”才在法全学联的代表会议上集合起力量击败“多数派”，夺取控制权。（“少数派”和“多数派”这两个名词，在1956年初次使用，当时左派天主教的少数派和右派的多数派发生冲突。这些名称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虽然天主教分子已经让位给极端马克思主义，而“少数派”已经变成多数了。）
胜利的左派“少数派”，把总部设立在索尔邦的文学院——更正确地说，是在该院的法全学联支部，即“文学院学生团体联合会”（文学团联，FGEL）。五月栽倒的一个根源，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个战斗性的支部里。文学团联成为先锋思想家的养成所，培养出法全学联本身在方才开始的革命时代中许多未来的领袖人物——好像安瑞·格里塞（AntoineGriset），让—路易·佩尼诺（Jean-LouisPeninou）和玛·克拉维次（MarcKravetz）那样的人，他们在1968年五月事变中担任幕后领导的角色。同时，“多数派”传统主义者被打退之后，则在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和政治学院里面掘壕防守。那情形是：自由游荡的文人学士（包括社会学家），与守法拘礼的专业人员互相对抗。
可是“少数派”的胜利有它的反面。法全学联实际上不成其为一个学联会了。它一直没有重新获得当局的信任，因为它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插足政治，冒犯了官方。官方的津贴停止了，改拨给一个称为法全学总（FNEF，法国全国学生总会）的无政治性而由政府发起的团体。这个团体是法全学联肉里的刺，不过它一直没有真正生长起来足以代替法全学联。法全学总的真正任务是阻止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大学里传播——这一点它尤其显著地没有成功。法全学联由于缺乏经费，同时由于国家包揽一切的权力，不许它在大学生活中起任何真正建设性的作用，于是衰落了。在1961年它有十万以上的会员。到1968年减少到大约只有半数，而在同一期间学生总数却由24万激增到超过50万。名义仍在，招牌、遍布全国的组织机构也还在，可是在1966至1968年间，法全学联几乎仅为互相敌对的各政派的讲坛，这些政派每一个都极力想控制它。事实上它变成和那暂时驾驭着它的派别没有多大分别。在各省里，法全学联的地方分部时常只是一付骨架，受细小的战斗性的党团控制着，经常有被敌对派别推翻的危险。每每在一个学期里领导权就数易其手。外省里这样的倾覆经常威胁到巴黎的领导，它摇摇欲坠地死抓住权力，很不容易订出一贯的政策。这就是当革命来把新生命灌输给它的时候法全学联的处境。
★★★
从1966年起，上文关于法全学联（主要的学联会）和共学联（唯一值得一提的左派青年团体之间的区别的简略描写，已经不完全合乎事实了。我们已经看到，在法全学联内部有一个战斗派生长起来，夺取了学联的控制权并把它投入政治活动中，对社会性质的兴趣，远比对图书馆、学生宿舍、假期旅行之类的小问题来得大。这个战斗派本身也是不一致的。它受到从共学联产生出来的许多极端派组织所影响、塑造和渗透。在1966至1968年之间，法国共产党完全丧失了对学生里面最积极而富于战斗性的分子的控制。在这期间，共学联的人数，从本来已经可笑的四千，降低到大约一千五百以下。它变成无足轻重了。它原有的地位被六个吵吵嚷嚷的小宗派代替了，这些小宗派的组织健全，有的是超现实主义在政治上的混乱表现。它们包括一切品种的托洛茨基派，毛泽东派，格瓦拉派，无政府派，“环境主义派”（这一派对五月革命的主要贡献，是可喜但没有意义的墙上字画）。这种小宗派百花齐放的现象不可视作等闲：它所提供的不仅有少数极端分子和灿烂的色彩，而且有那坚决的领导力量的坚强核心，也就是那场几乎使戴高乐将军倒台的地震的引发者。
大家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共学联是由一个与法共不和的“意大利”派别控制的。这种情况不能维持长久。1965年法共发动攻击，开除了“意大利派”，重新控制了它的青年组织。可是在同一期间，共学联内部有一个战斗派发展起来，和法全学联里面的那个战斗派完全类似，而且发生在同一环境里，即阿尔及利亚战争及其余波。这些战士不久就和正统派的共产党领导冲突起来，因而遭遇到一切共产党异端分子的命运——开除。第一次整肃的发生是法国共产党政治局一个重大决策的结果，这个决策是1964年洛歇（WaldeckRochet）接替患病的多列士（MauriceThorez）为党领袖之后所作的。洛歇比多列士更善于变通，使他的党和社会民主党成立一个竞选同盟——这协议的象征，是共产党在1965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支持社会党候选人米特朗（FrancoisMitterand）。这个与非共左派联盟的政策，受到共青联里面青年战斗猛烈的反对。他们要求加强而不是减弱党的革命性。他们非常讨厌人民阵线、“和平共处”这一类的可能前途，他们实在讨厌任何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妥协，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结果他们被踢出了组织。
他们被控告的第二个罪名，是帮助成立全国越南委员会，它标榜“民族解放阵线必胜”的口号。法共非常生气。它认为这个新成立的、领袖很年轻而人数迅速增加的阵线，是它自己的和平运动的竞争者——它那和平运动的口号“越南和平”现在显得太柔驯了。相形之下，法共对越南的支持显得不够热心——这正是战士们所要造成的。第二次的整肃去掉了青年组织里的亲华派。剩下的共学联是“纯洁”了，可是贫血。
所有这些被赶出共学联的、惹麻烦的战士们后来怎样呢？他们去了哪里呢？回答这个问题，等于概述法国左派革命政治圈的解剖学。被共学联清除出去的人毫不延迟地组织起来。1966年4月2日，来自法国16年城市的120名年轻的男女，在巴黎一个挂着恩格斯、马克思、列宁、卢森堡（RosaLuxemburg）[5]、和托洛茨基相片的大厅里举行会议。这就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6]——这是一个组织紧密，纪律严明的托洛茨基派的战斗部队，它在五月革命中表现出可能是最可怕的一个极左的压力集团。从它成立到今年五月的大考验，革共青只有两年的时间去进行组织。它并没有野心想成为一个群众党；它的目标只是训练一批作为坚强核心的革命干部，分布在全国各战略重点。相信它初步和秘密目标是由一千名忠贞分子形成核心。这个目标现在早已超过很远了。
这个成就，很大部分得归功于一个头脑冷静的年轻人——阿琳·克礼文。克礼文是一个富裕的法籍犹太牙医的儿子，现年27岁，是索尔邦的优秀的历史系学生，并为阿谢德（Hachette）[7]出版的一种历史杂志工作，直到五月革命的后果驱使他转入地下为止。他是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的年轻人，很安静沉着。他最显著的特性是彻底的清晰性，言词非常流畅，以及一种在极端派政治圈内少见的现实主义。他和左派的作家兼政治家马地涅（GillesMartinet）的女儿结婚。克克文开始政治生活是在法共的青年团体共学联里面，可是和许多别人一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渐渐离开了正统共产主义。
无可避免，革共青的结构和内部组织好像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一样，它那些战士们本来就是在那里面长大的。它的创始人，自觉地按照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青年组织的模型，来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革共青的基本单位是“小组”。正式团籍要经过一个时期（至少三个月）的察看才能取得，在这时期，新团员必须立功。他不但要懂得革共青的理论，而且要会熟练地保卫它。他要成为宣传兼传道者。我们觉得，至少根据我们接触这个组织的经验看起来，革共青很注意征收有高等智力和动人个性的青年人。纪律是严格的，不过注重的是自觉的纪律。犯错误的团员会受到所属小组的“谴责”，或者“留团察看”，甚至，如果有严重过失，会被开除（不过革共青这样解释：任何的开除处分当然要经过“民主讨论”，决不会是“官僚主义式的”整肃！）。
革共青的第一信条，是要在法国创造一个革命领导的先锋队——这是从他们的守护神托洛茨基那里学来的。没有这样一个领导，就不会有一个能起作用的革命群众党，而没有一个群众党，就谈不到夺取政权。简直不用说，这些年轻的托派认为法国共产党已经绝无希望去完成这个任务了，因为在他们眼中，它已经硬化，受特权等级支配，并且冻结在不能开花结果的官僚制度里面了。还有更坏的是，它已经变成不过是一个左派社会民主党，追求与资产阶级联盟，梦想国会的崇高地位，虔诚地裹在三色旗里面。法共革命热情的低落，是苏联情况的反映，苏联本身也被不革命的官僚集团掌握了。这种大不幸的情况必须矫正。革共青承认法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由于天真无知，现在仍旧信仰共产党。想把工人阶级拉开来，不能靠在外面大嚷大叫，宣传反对共产党这块巨大的顽石。必须在法共内部，和附属于它的总工会内部进行鼓励工作，让工人阶级一部份一部份地脱离共产党的僵尸，重新负起革命的使命。
革共青所说的革命，其意义是相当明确的：在工厂和街道上发生冲突；在国会之外角力；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至于这个革命是否要流血呢，这问题不是由无产阶级来决定，而要看资产阶级怎样，”革共青的宣传这样说；“无论如何，无产阶级必须准备作武装斗争。”法国的五月事变提醒人们，这样的前途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
革共青的暴力哲学和国际共产党（PCI），即托派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非常相似。国际共产党这个组织曾屡次发生分裂，又因为二十五年来斯大林派的压迫而变得很弱，可是自从世界各地的学生造反运动接连发生以来，它就振作起来了。革共青和国际共产党都对古巴特别有好感。第四国际并不是一个秘密帮会，也不是严格清一色的组织——不像它那家业昌盛得多的堂兄（正统共产党）那样。它由三名书记组成的“统一书记局”，在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的简陋的办事处里领导着，这三名书记是比耶尔·弗朗（PierreFrank法国），恩涅斯特·曼德尔（比利时ErnestMandel），和利维奥·马依坦（LivioMaitan意大利）。弗朗是个矮小、和善、朴实无华的人，具有终身革命者那种沉静的热情。1929年，他曾在土耳其做过托洛茨基的秘书，而现在是革共青的战士们思想智慧的一个主要源泉。革共青和国际共产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不过这个青年团体的创立人和领导人都有一种倾向，会成为那个母体组织的党员。革共青出版《青年先锋》月刊，内容有各省革共青活动的消息，越南的流血和动乱，古巴的启发，以及思想教育的丰富粮食。还有更多的理论材料，是由国际共产党在它的月刊，尤其是季刊上面供应的，两种都称为《第四国际》。
革共青并不是唯一打着托派旗号的。它有一个凶猛的竞争者，革命学生联合会（革学联，FER）[8]，这是一个好战而极端宗派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相形之下，革共青显得温和而讲理了。1961年10月，革学联从一个过去的派别——“革学联委”（CLER，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里面派生出来，这是1953年第四国际支部里面，比耶尔·弗朗和比耶尔·蓝伯尔（PierreLambert）两派分裂的结果[9]蓝伯尔派以自己的最不妥协的布尔什维克主我和最严格的理论纯洁性自豪。我们知道，革共青对待它所憎恨的法共的态度是相当实用主义的，认为堡垒只能从内部夺取。革学联却不肯这样迂回，坚持首先要以它自己（圣经唯一的掌有者）为中心，建立一个革命组织。在外表上，革学联的会员与其说是政治工作者不如说是军人。他们崇拜武力手段；常常带着武器；他们露出怪可怕的狂热的眼色，他们激昂的演说好像机关枪一样，迅速而猛烈地射出来。他们自信完全正确，所以不理会人家不欢迎。他们的机关刊物是称为《造反者》的一种月刊。
另外还有一个小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就是共产主义联盟，普通都称它为“工人之声”，那是他们出版的报纸的名字。它有这样的光荣：是最老的托派小团体，而且最有资格自称有相当工人基础。不过，它不属于第四国际。[10]
另外一个显然不同的政治发展，是那些亲华的战士的发展，他们被共学联开除后，在1966年11月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青年联盟（共青联[马列]，UJC[M-L]）。[11]在人数和决心方面，他们和革共青大致相同，不过他们的战略不同。他们的活动，一开始就不是集中在大学里面而是在工厂里。他们的态度是谦卑地献身给工人阶级——他们的口号（还有机关刊物的名称也一样）是“为人民服务”。他们有几十名战士放弃读书而进工厂工作。他们等于是毛派的工人神父。他们的非常认真富于理想的特性，完全不同像让—吕·戈达尔（Jean-LucGodard）在《中国人》上面所画的漫画像，这种漫画都是身穿漂亮的毛泽东装，手中挥舞红皮小书的富裕家庭的叛逆儿女。他们对毛主席思想的赞美和对共产党工会官僚的猛烈攻击，当然有点过分狂热。他们存心侮辱地把共产党的名字加上引号称为法“共”，或者称为“法共（修）”——“修”代表“修正主义”，这是最丑恶的字眼。不过，当别人还在谈论工人阶级以及谈论需要沟通知识分子和体力工人的时候，他们凭着一股忠诚纯朴的气质，已经走进工厂里面去了。他们在五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算是第一等的，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没有用全力支持康边迪和革共青的战略。不过在五月里，他们确实以“支持人民斗争委员会”的形式扩大了他们在工人阶级里面的孤立领土。
共青联（马列）和马列法共（PCMLF，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12]并没有密切关系，后者是一批亲华的共产党员被法共开除后，在1967年12月31日组成的。马列法共出版《新人道报》，并自命为真正的革命党，和修正主义的法共相反。这个行动受到共青联（马列）里面老练的理论家反对，他们认为成立党还不是时候。
这种比共产党更左的革命热情，大部分是由一个重大问题引起的，那就是越南战争。当作柔嫩的良心的刺激物，当作激进的同情心的发动者，这问题甚至比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作用更大。任何青年团体利用这个问题都没有革共青那么成功。全靠越南战争，革共青——还有它的竞争者也一样，不过程度比较小——接触到了成千上万中学和大学里的青年人。法国政府的政策，由于敏化了青年人对这战争的良心，也无形中帮助了他们。过去两年中，法国国家电视时常播映关于越南的恐怖影片，其中许多是北越的宣传片。也许是为了辩护它的反美政策，戴高乐政权过分渲染美国在越南的暴行。许多青年人因为电视屏上所看见的东西而受到心理创伤：“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有一个浑身发抖的15岁的男孩子这样喊起来，把电视机关掉。
1966年秋天，革共青联同一些同盟者，主要是一些“卡斯特罗派”和统一社会党（PSU，即社会党里面分裂出来的左派），成立了一个反越战统一阵线组织，作为扩大社会影响的工具。这组织称为全国越南委员会（全越委）[13]，它又孳生出几十个地区的委员会，把许多不大清楚或者不大同情创立这个组织的那些团体的政治主张的人士，吸引到抗议越战运动中去了。有些名流也出面支持这个运动，例如数学家罗朗·施瓦兹（）。中学生本来已经对于严格的纪律、旧式的课程、机械的学习方法、以及中学里面冷酷无情军营似的生活感觉不耐烦，现在成为反美、反越战鼓动的沃壤。整批越南委员会在中学里产生出来，而且，尽管遭遇到校长的阻挠，它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成功，所以1967年底，决定更加大力发动中学生参加左派政治行动。所使用的媒介物是一个以各中学为基地的委员会网，称为中学生行动委员会（中行委）[14]，这些委员会是故意组织得不大严格而且不带宗派色彩的，藉以吸收大批群众。中学生成千成万地参加进去。在五月栽倒中，把乱民的队伍鼓动起来。那么有效地扰乱警察力量，中行委实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也许没有受到讴歌传诵。
中行委的战士们——很多是长头发的革命浪漫主义者，和法共的青年团体的相互的团员作风不大相同——很快就使教师生涯变成地狱一般。他们的口号是“校内行动自由！”，意思是说自由地进行鼓动，散发传单，罢课，破坏考试。在他们的心目中，时常把阶级斗争（）当作是课堂斗争（）。在最近的法国历史上，不乏少年人参加政治活动的先便：在大战期间，德国人枪杀了五名参加抵抗活动的蒲丰中学的巴黎学生；1962年，左派中学生在巴黎街上和秘密军战斗。在1968年5月，破坏中学毕业会考这块法国整个教育制度的基石的，就是中行委的会员们。他们和列阵备战的索尔邦里面的哥哥姐姐们一样，争取同样的权利：管理自己事务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恋爱自由。这些少年人吵嚷着：“我们要避孕丸”，“我们要在十七岁过正常的性生活”。
学生极端分子引发了五月革命。如上所述，这些年轻的政治家来自两个养成所——法全学联和共学联——这些学生团体不但被法国内部的事情（例如把旧式大学挤开裂缝的人口增加）所深深震动，而且被更遥远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所震动，例如阿尔及利亚战争，古巴，越南，以及仿佛要将苏联共产主义压倒的蔓延性的瘫痪症。这种激扰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极左的革命压力集团；这集团的存在，威胁法国共产党的程度和威胁法国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后来从左派到右派的一切人士，怎样勾结起来压碎这些年轻的捣乱分子呢？这就是本书的主题之一。
[1]作者在此借用物理学名词比喻各党派的政治立场。光线通过三棱镜或光栅后，分散为一条彩色光带，从红到紫的各种颜色，依光波长短有次序地排成一列。这叫作光谱（Spectrum）。——译注。
[2]另外三个团体是：男青年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共青运，MJC），女青年的法国青年联盟（女青联，UJFF），农民的法国青年农民联盟（青农联，UJAF）。
[3]近年有人把世界各国分成三个类型：欧洲和北美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一世界”；苏联集团的工人国家为“第二世界”；至于“第三世界”，则指二次大战后新独立的前殖民国家以及半殖民地国家。
[4]托洛茨基与列宁共同领导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及创立第三国际。他主张不断革命论，同主张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冲突。遭斯大林派驱逐出国后，他在欧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创立第四国际。斯大林诬蔑他为帝国主义走狗，最后在1940年派凶手将他谋杀。——译注。
[5]卢森堡是杰出的女革命家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于波兰，后移居德国，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曾参加1905年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坚持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首先宣布堕落的第二国际死亡。战后她创立德国共产党，领导1919年革命，失败后被杀。——译注。
[6]创始人包括阿琳·克礼文（AlainKrivine），亨利·韦伯尔（HenriWeber）和热拉·韦比锡耶尔（GerardVerbizier）（来自巴黎），以及让—克罗德·罗蒙尼耶尔（Jean-ClaudeLaumonnier）（来自鲁昂），他们都仍旧在全国委员会的七名委员之内。第二代的领袖包括扎维尔·郎格拉德，丹尼尔·边赛（DanielBensaid），和让—弗朗斯瓦·郭朔（Jean-FrancoisGodchau）（来自南泰尔）
[7]阿谢德是法国的新闻托辣斯。——译注。
[8]领导人是克罗德·希色雷（ClaudeChisseray）和沙尔·贝尔格（CharlesBerg）。
[9]分裂的结果，产生了“国际共产团”（OCI），现由蓝伯尔和斯蒂芬·余斯特（StephaneJust）领导。该团出版《劳工新闻》。
[10]1968年5月19日，国际共产党、革共青、工人之声派和另一称为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托派，同意以“统筹委员会”的形式联合起来。
[11]它有许多创中盟员是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校时受到毛派思想家路易·阿尔杜塞教授（LouisAlthusser）的影响。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是“理论家”罗伯·梁阿尔（RobertLinbart）。
[12]希伯尔·穆利（GilbertMury）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党员。
[13]全越委的全国委员会有下述那样的左派人士，如“卡斯特罗派”的让—比耶尔·维希耶尔（Jean-PierreVigier）和让·沙利（JeanSchalit），革共青的领袖克礼文，丹尼·贝尔热尔（DenisBerger）等等。
[14]中学生米歇尔·列卡拿蒂（MichelRecanati）（1950年9月出世）是这些少年政治家之中最出类拔萃者之一。 |
第一章造反的学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第一章造反的学生
1968年3月18日侵晨，一队左派学生袭击队，越过塞因河到右岸的繁盛地区，用小量炸药炸开了美国大通银行、美国银行、和环球航空公司的巴黎办事处的玻璃窗。隔了两晚之后，又轮到美国运通银行。警察方面迅速采取行动，镇压这种反对越南战争的表示，到星期五早上为止，已经拘捕了两名青年和三名中学生，全部是极端派组织的成员。
同日，即1968年3月22日晚上，在巴黎大学的南泰尔分校举行了一个会议，抗议逮捕这些人。很晚时候，在听完演说之后，有一群示威者涌上校内的钟塔大楼，到九楼的校务处，一路把锁了的门撞开。然后他们坐了下来，无形中变成了一个学生评议会，越来越兴奋地而且有目标地进行讨论直到深夜。好几个月以来，学校当局一直不肯承认这些青年战士有在校内谈政治的权利。现在他们觉得已经夺得这种权利了。有人提议正式表示赞造成这个行动。表决结果是142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团体。这团体本来自称为“一百四十二人团”，可是后来以“三二二运动”的名称闻名世界。信管已经引发。学生造反冒出头来了。
★★★
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内，简直无人注意——可以作为例子，说明由它所引起的那次革命的主要特征：学生领袖既大胆又懂得战略；他们对事变的反应非常迅速；他们的哲学是直接行动和不断的挑衅；他们故意挑引警察来镇压，藉此争取尚未卷入漩涡的广大群众的支持。这同时表明法国青年运动中既存的两大流派如何汇合，并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两派，一个是政治派，集中注意于越南战争问题——这问题是左派战斗性的有力发动者；另一派是在法国教育制度内部生长起来的，因为教育制度的各种弊病而滋长壮大。在巴黎发生对美国产业的攻击，并立即在南泰尔引起反响，这并不算是怎样偶然的事情。
这次革命一开始，就有一个最引起大家兴趣的问题：究竟这场烈火是像野火一样自发地烧遍全法国，还是一批阴谋家制造出来的呢？答案是：两者都是。如果没有一批极其优秀的革命家作为坚实的核心，这场革命就不会发生；这批革命家对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都擅长。他们是学生这块面团中的酵母。可是等到面包烤熟的时候，面团和酵母就分不开了。发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一个微小的革命先锋队引爆了一个大规模而自发性的学生抗议运动。这个广大集团一旦发挥出它本身的动能，那革命“核心”就只能加以很松懈的操纵和控制。学生和警察冲突，建立街垒，做出许多被人传诵的英雄事迹，占领大学。学生的战斗榜样又引发工人起来“罢工并占领工厂”。这是第二个也是决定性的阶段，为革命家所渴望的，但只是间接地由他们引起。情形仿佛是这样：那本来被消费者社会的物欲所麻醉的法国产业工人阶级，突然之间从学生那里重新学到曾经忘记掉的战斗传统。等到大罢工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而戴高乐总统沉默无言的时候，那些政客们连忙来参加，给他们认为已注定死亡的政权最后一击。
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上，从起爆的时刻一直到革命的失败，那先锋队都在全力活动中，以惊人的精力从一条战线冲到另一条战线，燃点新的炸药，发出新的战斗命令，企图指挥他们所发动起来的庞大军队。可是，他们自己承认，这支军队对于他们来说是太大了。总而言之，是有阴谋，可是那阴谋很快就淹没在冲动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浪潮中了。这是那些阴谋家自己所提出来的一种分析。他们并不把他们的革命战略当作什么秘密。在五月事变的顶点时，他们的发言人，学生领袖丹尼尔·康边迪，非常坦白地透露他们的计划。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代表巴黎一家左翼周刊《新观察家》访问康边迪（1968年5月20日）。萨特好像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那样提出问题，而康边迪则讲解怎样干革命。他的表演在一个23岁的人来说，真是辉煌灿烂。
他说，谈不到以一次袭击来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他们的战术是发动若干次革命冲击，每一次冲击引起一个无可挽回的变革过程。这些行动是少数积极分子的工作，坚牢地建立在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他们的作用是引起爆发，而并不企图控制由此引起的变化过程。他们的运动之所以有力量，恰恰是因为这运动以一种无法控制的自发性的自然力为根据。学生必须做榜样给工人看，可是学生与工人的结合只有在联合战斗中才能实现。这样的造反行动不能持久，不过它让人们在一瞥中看到那些可能做到和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巴黎大学南泰尔分校在1967至68年的冬天成为法国学生风潮的中心呢？这并不简单因为在南泰尔的一万五千学生中间有一个名叫康边迪的富于活动力的野孩子。南泰尔本来被教育部当作将来大学的蓝图，却变成了革命的蓝图。这校舍是一组简陋的用玻璃和钢铁构成的四方匣子，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为了减轻那像蚁冢一样拥挤的拉丁区的内部压力，匆忙建筑起来的。第一座建筑物在1964年启用，当时容纳了2300名学生。到1968年，学生数字已增长到了六倍，成为飞升中的法国学生人数的一个不祥的指标。
问题的中心是法国大学招收学生的“门户开放”政策：不管是谁，只要能挤过中学毕业会考（这是中学制度的顶峰）这一道难关，就能进大学，并不需要再经什么考试。这种极端宽大的政策，配合起战后人口的旺盛，造成大学生数目惊人膨胀：1946年是123,000，1961年202,000，1968年514,000。这些人群，长驱直入到大学的讲堂，成为设计者头痛心烦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有一天堤防要崩溃的”，1966年11月在克昂举行全国教育代表大会时，教育部长富歇（ChristianFouchet）提出这个警告。[1]
那些惊慌失措的设计者只想到砖瓦灰泥，而忽略掉那些不那么具体可是足以令人觉得大学教育可喜的乐趣问题。人数的绝对压力掩蔽了其他一切。那情形好像是邀请一场足球比赛的全体观众去参加一个茶会——主人没机会和宾客们会见，瓷器打破了，屋前花园的花草践踏成一片泥尘。在如此重压之下，各大学，尤其是肿胀的巴黎大学，性质完全改变：从前是少数优秀分子的俱乐部，现在成为又无效率又是污秽的教育工厂，仅仅为了尽量收容学生而牺牲了其他一切。师生关系完全崩溃；大学行政人员弄得一塌糊涂；图书馆和实验室都使用过度；索尔邦巴黎大学本部的学生，为了想听他们所选的课，有时竟要预先占位子，听前一堂无关的功课。
法国现在正考虑对想入大学的人实行一种淘汰制。只说一个理由吧，“门户开放”政策已经证明造成智力上的灾祸：大约有三分之一至半数的大学生读不到毕业。可是在英国，那里入学试是严格而富于竞争性的，却有百分之九十五能够毕业。法国制度很浪费，因为读完第一年后就实行无情的淘汰，大约有半数的学生要退学。这意味着需要太多的力量（教师，校舍，经费）来应付大批低水平的一年级生，其中很多人的程度永远追不上的。在学生造反当中丢官的年青的教育部长佩列菲特（AlainPeyrefitte），已经看到问题的发生，可是未能及时应付。他在1967年说过：“这情形好像是我们故意造成沉船，以便挑出最会游泳的人。”
在十五年内，国家支出的教育经费虽然增加到六倍，可是总括起来说，法国政府的作为仍是太少而且太迟。直到1960年，才真正了解到这问题大到什么程度，那时才下令大批增聘教师，设立四所新的大学（在卢昂，亚眠，里姆斯，和奥尔良），把学生吸引到首都之外去，而在巴黎当地则把两处批发市场，一个卖皮革的，另一个卖葡萄酒的，拨给负担过重的巴黎大学作扩展校舍之用。桑西耶街的皮革市场作为人口过剩的文学院的扩充部分。（在五月革命中，“桑西耶”和索尔邦本身一样，成为造反的坚强堡垒：这是法国第一座真正被学生占领的校舍。）在圣贝尔纳堤岸的葡萄酒市场的理学院新校舍（这是一个粗糙的三合土兽性主义实验的产品），到1968年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所容纳的学生已超过预定在完成后所容纳的数目。
离开巴黎中心区，在战后新开辟的郊区地带，安置了两个寄宿校舍，一个在奥尔塞，另一个在南泰尔。这种离开拉丁区的种种骚扰的、庞大、分散、美国式的寄宿校舍，是教育部希望用来避免过分拥挤的办法。按照计划，十年后半数学生要住在校内。在绘图板上是这样，要在巴黎周围设立一串新大学，藉以减轻巴黎的拥挤：西边在蒙地松，西北边在蓬特瓦斯，西南边在凡尔赛和特拉普，东南边在第热里和利厄仙，东边在大努瓦西。这些将是八十年代的校舍。可是政府迟迟未进行买地；还有更令人悲观的是，还没有明确决定究竟要设立哪一类型的学校。是旧式的学院，还是新型的综合研究机关，还是科技大学呢？要有所抉择之后，建筑工程师才能够开始工作。
可是1968年的学生造反，引起人们对这整个建校计划的怀疑——至少是目前法国式校舍计划。法国学生不愿意住在与周围社会隔离的校舍里，这个社会现在受工业化的影响，正发生如此深刻的转变。他们要住在社会群体中，而不是在营房中。以南泰尔为例，设计者的蓝图把校舍丢在一个社会真空中，简直没有想任何办法把这一万五千多人凝聚起来。再没有比拉丁区和南泰尔更鲜明的对比了：拉丁区非常迷人的拥挤的咖啡座生活，是人人梦想的无拘无束放言无忌的青年生活，而南泰尔是一片苍白、卫生的功用主义（译按：意谓只求实用，毫无美感）。南泰尔的社会学家阿琳·屠琳（AlainTouraine），根据痛苦的体验得来的知识，说二十世纪的大校舍把学生隔离起来，正好像美国式“公司市镇”[2]把工人隔离起来一样。这样就产生了一群学生大众，像工业无产阶级一样地稠密而难分个人面目，有它自己的不满，自己的领袖，而且日渐感觉到自己的势力。
南泰尔是过去幻想的坟墓。本来要把它当作一个大胆的实验，打破法国过去的传统。许多名家从索尔邦转到那边去教书，大量金钱投放了进去。可是它一直是部长们常常要咬牙切齿的原因。这校舍包括一个文学院（包括那富于爆炸性的社会系），一个法律与经济学院，一座食堂，以及互相隔离的男女宿舍，隔着一个无人地带正相面对：“这到底是建筑师的低能，还是性虐待狂呢？”有个记者这样问。最近增建了一个华美的奥林匹克标准大小的游泳池，可是没有公用厅堂，没有种种文化设备，图书馆也尚未完成。尤其糟糕的是，整个校舍的环境是很令人心烦的。完全没有一点屏障。外面最丑陋的景色随处奔来眼底。在校舍的一边，突出着一个满布廉价住宅的大悬崖——真实的悬崖，好像一堵贫贱生活的墙壁遮蔽了地平线。这些归市政府管理的破烂房子，大部分住着外国移植来的劳工，是西班牙人或阿尔及利亚人，属于工资最低的贫贱底层。学生群的道德免不了受到这些邻居的恶劣生活所感染，在校寄宿的1200名学生（差不多男女各半）尤其如此。学生宿舍刚启用的时候，家长们都不愿意让儿女去住，因为太接近贫民区。不久之后就传出很多南泰尔的丑闻；涉及自由性爱、吸毒、娼妓这类事情。“南泰尔女郎”成为下流报刊的特写题材。这些不正常现象（在夸大报道的外表下面是有一些真实性的），和那流行于法国一切大学中的一个问题有关，就是：有些“假学生”的入学目的主要并非读书，而是想得到大学生的含糊不清的社会地位，得到便宜的住所和伙食，同时得到学生证这种护照。这种流弊在一个紧张的制度的松弛中滋长起来。
在围绕着南泰尔的那些廉价住宅的外边是一片工业的荒地，破烂而带有伤疤。那里有铁路侧线，有准备建筑地下快车轨道而掘开了的壕沟，有建筑新汽车路所掘开的裂口。在脚下是烂泥、砂砾和稀疏的草地。树木很少。读书的时候耳边常常响着推土机和转辙火车的隆隆声。
如果说，毫无美感的环境是促成革命形势的因素之一，那么另一个因素则仿佛是自相矛盾的，那就是：南泰尔恐怕是法国最资产阶级化的大学（法国大学生仍然大部分属于中等阶级：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出身工人阶级家庭，而英国至少有百分之三十）。南泰尔并非地位卑微者的社会集团。它的招生区域包括巴黎时髦的第16区和第17区，诺夷和布隆树林地方豪华的中等阶级住宅区。这些学生多半是富裕家庭的子女，比索尔邦的学生更时髦，更追随潮流，更会花钱。显露出这点的是女学生，她们穿着开叉裙，闪亮的皮带，迷你裙，靴子，把汽车一直开到校内宽大的停车场。造反精神在男生方面比较明显：长头发，四方眼镜，戚·格瓦拉（CheGuevara）式的胡子。南泰尔在五月间的景象是：许许多多搽脂抹粉的娇娃和不修边幅的革命者同居在一起。
对于南泰尔大部分学生来说，教育并不是在社会里向上爬的必要梯子，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是稳固的了。南泰尔那种特殊气候，养成学生们无所畏惧，蔑视权威，以及无所谓而易于接受最轻率的主张，也许最主要是由于革命思想种植到自大自信的社会环境中所造成的。
不负责任是法国教育制度固有的性质（至少在五月的大震动之前是如此）。实际上，地方当局[3]毫无决定权；一切行政决策，财政预算，人事任用，全部是远在巴黎并不露面的官僚集团手中的特权。法国的大学就像俄国的工厂一样，按照中央规定的定额工作。全国二十三所大学都由国家根据严格标准化的方针管理，好像政府的一个部门。地方行政人员无能为力，学生怨气腾腾，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明知一切决定要在别处做出，所以有所讨论也是不得要领。学生和教师双方都没有权力，结果种种不满不是经过商谈和实际改革而消失，却是压制住，然后“行为化”成为集体歇斯底里的爆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康边迪和他的朋友们能在南泰尔就近找到这许多可燃的物质。
学生们有些什么不满呢？当然，有许许多多是细小的。例如过分拥挤，康乐设备缺乏，以及交通问题等。可是另外一些问题却有比较深刻的意义。在拥挤到非常严重的情形下，又因为旧式的大学制度不能适应急速转变并日益技术化的社会的需要，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能确实明白他们呆在大学里究竟是为了什么。近年越来越多的学生觉得南泰尔既不象一个专业训练机构，又不象一个统一的文化群体。学生们由于无权参与有关他们生活的决策而深感苦闷。国家管理大学就像管理邮政一样很少运用想象力。学生最需要的，是迫使国家站在和他们同等地位上来征求他们的意见。这种愿望未必总是自觉的，但它是造反的深刻动机。当局把他们当作小孩子对待，这是一致不满的。许多大学的校长像是巴黎派来的严厉的养父；许多教师摆着教授架子，要人家听从，而拒绝交换意见；有关学生生活的规例很不符合今天新派的看法以及早熟青年的气质。其中有些简直不符合常识。根据严格的规则，连学生在坐卧室里挂照片和移动家具都不许可。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许学生的住处环境带上他们个性的痕迹。原则上不许有政治活动和宣传。为什么会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愚蠢规定呢？据说这些条例是照抄中学寄宿规则的，而制订中学寄宿规则的时候，正是国立学校在宗教和政治上的中立态度成为激烈争执问题的时候。
学生挑选男女宿舍之间严格隔离的问题当作斗争的问题，象征他们一切的不满。青年男女要求自由进入对方的寝室，而这是巴黎的法令明文禁止并由舍监就地执行的。在过去三年里，寝室问题在学生宪章中的地位，有如工资问题对于职工会一样。第一次的反隔离行动爆发在安东尼，那里有一个全法国最大也最老的学生宿舍，距离巴黎市中心大约有二十分钟的火车路。在一九六五年的“红秋季”有一千七百学生用武力阻止工人在女生宿舍前面建筑一间舍监的小屋。校长招来警察，警察一直驻守在工地到房子建成为止。可是一连三个月时常发生冲突、示威，情绪十分激昂。为了安抚学生，巴黎牺牲了安东尼的总监。一九六六年一月，新来的总监巴朗（JacquesBalland）施行一种比较灵活但非正式的规定：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女生可以在房间内招待异性，年幼者要有父母书面许可才能够享有同等权利（可是，有趣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年幼学生得到了父母许可）。这位开通的新任总监说：“学生问题好像废除殖民地制度一样，我们要废除父权。”巴黎始终没有正式承认这种新规定。
寝室造反在1967年春天传到南泰尔。在复活节假期前夕，家长们听到惊人的消息：男生侵入了女生宿舍的走廊。有关于“自由交合”的传说。为了把那些显然打算逗留下去的男生弄走，学校当局不得不召来消防队和警察。又一个总监由巴黎命令撤差了。
1968年2月4日（圣瓦伦廷纪念日），拥护男女宿舍之间“自由流通”的造反运动，像野火一样传遍法国。几乎每一所学生宿舍里都发生男生冲入女生宿舍抗议隔离的行动。抗议运动的成功是由于学生联合会“法全学联”（UNEF）事先计划。这是法全学联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上干涉学生宿舍的问题。（这个运动在4月2日蔓延到巴黎大学城的美国楼——这是最后攻陷的堡垒之一。）各学院的院长都在等候巴黎的指示，没有采取行动，只有南特，尼斯，和蒙佩里耶是例外，这几处召来了警察——徒然供给学生更多斗争的理由。在蒙佩里耶，女生和男生一起把警察赶出去；而在南特，造反者在被制服之前劫掠了校长办公室。一个星期之后，饱受烦恼的教育部长佩列菲特宣布一个新规例：女生可以在晚上十一点以前到21岁以上的男生房间。可是只许单程交通——男生不许进入女生房间。这位部长如此解释：“男生和女生所冒的危险不相等。女生应有自由选择权。如果准许男生进入女生宿舍，等于是叫全体女生都遭受危险。”“伪善！”学生这样喊叫。佩列菲特的让步在某些大学行政人员看起来是过份大胆了；可是学生却觉得完全不够。教育部没有了解到：进入异性寝室的权利只是学生要被当成成人对待的一种象征。其它部分国民所享有的自由权，他们也要有，要有性的自由，也要有结社自由、获知消息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等政治的自由。
这就是学生愤激的一部分根源，这种愤激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东西——政治的挑战，不仅针对资产阶级大学，而且针对资产阶级国家。
★★★
所有学生都是过激派，读社会学的学生比大多数学生更是过激。如果有什么地方真有这种现象，那么南泰尔就是如此，那里的社会系是革命的摇篮。社会学的本性是要使研究它的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社会采取批评探讨的态度。加以，在这个学系的头顶上盖着毕业即失业的乌云：在法国，社会学家现有的出路是极端稀少的。首先以战斗的姿态提出反对南泰尔的教学方法，反对课程内容，反对过分拥挤这个老祸患的，就是社会系。南泰尔社会系的学生取得教师同意（这些教师比一般教师通达人情），在1967年11月17日举行了罢课。
这些罢课学生并没有散去休假。他们去到讲坛，不过并不是去听讲学，而是决意会同教师和学校当局商定一个改革的纲领。这个运动扩大到整个学院，有一万名学生参加，继续了十天之久。最后仿佛达到了真实的成功：成立了一个师生联合委员会来起草改革计划，提交巴黎的教育部。可是还有巨大的障碍。罢课者真正想要的（虽然他们没有这样说出来），是地方自治，这也许是办好一个大学必要的先决条件。他们要自己设计工作和研究的方法，根据新知识来重订课程，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专业化。那些愿望，同某些教授的蒙昧主义见解冲突，再看深一层，更和那种基本反对意见冲突，那种意见认为如此重大的决策只能由巴黎来决定。有一位教授说：“这个委员会是这样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因为什么问题都不能决定。”
大家逐渐看清楚：这个联合委员会不会有成就。于是发生分裂：一边是“改革派”的多数，他们一心一意只想着职业、书本和实验室之类实际的问题；另一边是富于战斗性的少数，他们根本抛弃逐步改革的意图，并且斥责那些要大学给技术专家统治的国家当奴仆的观念。联合委员会给人的幻灭，加强了战士们的势力。就在这些时候，那个从研究社会学而发生的强有力的批评潮流才和马克思主义潮流汇合并因而加强起来，由此供给造反者一种在意识形态上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见解。那些热心于修补古老的大学机器的改良派在革命派的魅力面前衰败下去——革命派说资产阶级生活是下贱而沉闷的，资产阶级的职业是不值得重视的，学生应该寻求的不是和这个腐朽的社会同化，而是全面对它抗争。到了1968年1月，师生之间任何假装的建设性的接触都不得不放弃了。关于改革的冷静谈论在日益增长的歇斯底里的空气中消失了。院长格拉品（PierreGrappin）本来是一个很杰出的学者，现在成为公然的人身攻击的靶子。
于是“狂人派”出现了。他们是对社会集体全面的批评家，绝对地傲慢，绝对地无情。他们因为数量少，所以采取挑衅作为基本战略。他们是任何当权者可怕的敌人。他们自称为“狂人”（enrages），这是表示尊崇雅克·鲁（JacquesRoux）——这位本来的“狂人”，号称为“无套裤汉[4]的神父”，他参加法国大革命，成为巴黎公社的委员，但在1794年为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他听到判决，就自刺身死了。
不久，狂人派就那么制造麻烦，那么破坏安宁，以致人们觉得当局一定要对付他们了。谣传警察便衣眼线已经渗入校舍偷拍捣乱者的相片。又说当局正在编制一个“黑名单”。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法全学联）起来保卫它的会员，发表一个抗议书。南泰尔的院长说：“废话！根本没有这样的黑名单。”可是这种想法已经在青年们多疑的心里生根了。
因此，当青年与体育工作部部长米索夫（FrancoisMissoffe）在一月底来到南泰乐的时候，那里的气氛相当紧张——他是来主持该部一个得意之作的落成典礼的，那是一个华丽的游泳池，属于一套耗资五十万镑的综合体育设备的一部分。他简直是踏进了黄蜂窝。他的随行人员知悉狂人派发出了传单，宣布要在部长剪采的时候在游泳池畔举行“破坏文化艺术的狂欢会”，不禁怒气腾腾。部长本人因为沿途看见墙壁上涂鸦着下流的字句和图画，其中有一根巨大的阳具，也有些冒火。事实上那次仪式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并没有出现烂醉喧闹的男男女女。可是，等到部长正要走的时候，有一个高大结实可是姿态懒散的红发青年从人群中走出来，用一种自负而带有威吓性的声调（这种声调很快就要被人们熟悉）对部长说话。这就是康边迪，他的嗓门磊得根本用不着扩音器。
“部长先生，你写了一个关于法国青年的报告，足有六百页长（指该部刚刚发表的一个文件）。可是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我们的性问题。为什么呢？”
“我很愿意同一些负责任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你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本人宁可要运动而不要性教育。如果你有性的烦恼，我劝你跳进游泳池去泡一下。”部长忍不住发脾气了。
“这是希特勒的青年团所说的话”，康边迪这样放肆地顶回去。
这次对答使他成为英雄，不过他害怕报复，所以写信向部长解释，说他这次的打岔并不含有针对个人的意思。后来人们知道，米索夫的女儿也在南泰尔读书，她出面来促成康边迪和她父亲之间的和解。这个青年受邀请到部长家里喝茶，同时提出道歉。
康边迪是在法国出世的，但父母是德国难民——这一点现在已经人所共知。他在十来岁的时候回到德国读书，十八岁时选择了德国国籍。他是凭护照（到期要加签）在法国居留的。他在南泰尔的捣乱行为引起内政部注意，要他在二月间到一个特设的警察委员会受讯问，以便决定是否要把他驱逐出境。可是米索夫不想提出申诉，而内政部长考虑过之后，认为对他的纪律处分是学校的事情，不是国家的。
然而一般人并不知道这些上层决定，在学校里，谣传康边迪将因米索夫事件被驱逐出境。战士们的态度是古怪而矛盾的：他们一方面怕镇压，但又要招惹镇压。他们要激怒当局，可又不想太过度以致自己被压碎。在他们心目中，康边迪事件和怀疑校内布满警方眼线的想法合为一体了。狂人派的反击方法足以显出他们的特色——新奇，放肆，有效。他们拍了警察的照片，放大了，张贴起来；1月26日上午在社会系大楼的过道里举着这些照片来回游行，一面加以嘲笑。校务处的人们连忙交换意见。政治性游行在学校里是禁止的，可是现在这些造反者已经大约有五十人之多，而且人数每一分钟增加，闹声越来越大，怎样来执行规例呢？一名职员跑下来叫学生守秩序。发生了扭打。这名职员和他的助手被人推来推去。格拉品院长接到报告，拿起电话，向警察求援。
大约是11点钟过后，有六名警察来到现场。一看这些群众，他们就断定人数太多，应付不了：要打电话请求增援。一小时后有四大车的武装警察来到，格拉品签署了文件准许他们进入校舍范围。他简直不知道，这样做无形中帮助了狂人派。狂人派好像游击队诱敌深入那样，随手拾起任何东西来向警察投掷，一面向后逃跑，把警察引入校舍。正在这时刻，各讲堂的门打开了，放出成千中午放学的学生。他们吃惊地眼见他们所担心的镇压成真了：那些可恨的“差佬”已经不是谣传，而是事实了。愤怒像油浆弹一样地爆炸了。“院长该死！”他们这样喊叫。“打倒差佬！”“差佬退出大学！”“纳粹！”学生拿起长凳当作撞槌，拿起椅腿、石头、瓶子等武器冲入警察队伍，把他们切断，压倒，追得东奔西逃，窜过砂地和游泳池边稀疏的草地，一直逃入停车场。窗户砸破了，汽车打坏了，双方都有人受伤。警察打败了，逃出校外。狂人派变成了一支乱民的军队。
他们的手法已经在萌芽阶段奏效了：那种用少数战士引起爆炸的直接行动战略已经试验过了。挑衅招来镇压，而镇压又使他们获得群众支持。不过这时还不是真正的起飞，还没有组织上的进一步工作；运动还没有产生，只有一种心理状态。从二月一直到三月，南泰尔处于接近沸腾的状态，接二连三地爆发一些“事件”。2月14日它参加全国性的女生宿舍风潮。社会研究课程的学期考试因为不守规则而取消了。一批“狂人”闯入西班牙研究课程的研讨会，不理那教师，要求学生签名支持反弗朗哥的决议案。有一次演出克罗代（PaulClaudel）的戏剧《人质》，结果在一片“臭神父”的叫喊声中被打断。这些都是地震仪上面不大受人注意的波动，到了3月18日侵晨，巴黎的美国产业外面发生爆炸，再度造成强烈的震荡。
本章一开头就先略述了这些爆炸案之后的逮捕事件怎样引起南泰尔的抗议集会，又引起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诞生。究竟这些被捕的是什么人呢？两名是二十来岁的，三名十几岁。两个成年人之一，名叫尼古拉·布尔特（NicolasBoulte），是全国越南委员会（全越委，CVN）的一个领导人，另一个叫扎维尔·郎格拉德（XavierLanglade），南泰尔的学生，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共青，JCR）的团员。三个孩子通通属于左倾的中学行动委员会（中行委，CAL）。这些简称，另外还有许多，继续看下去读者将会熟悉。狂人派的行动，从头起就主要是政治性的。到此为止，我们已试把狂人运动所加以利用的大学生的不满指出来。至于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斗争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运动怎样被抗议越南战争运动所推进——也就是关于法国左倾学生政治活动的整个缠结纷乱的丛林——则留待下章再谈。
关于戚·格瓦拉的注释（略）
[1]《面临改革的大学》（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报告），176—177页。
[2]“公司市镇”（Companytown）指一家大工厂连同职工住宅以及供应他们需要的商店等所构成的一个市镇。——译注
[3]法国教育行政制度是这样的：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一所大学，大学校长亦即地方教育行政长官，管理区内一切教育行政。故这里所谓地方当局，即指大学当局；要求地方自治，即要求让大学当局有独立决策权。——译注
[4]“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代激烈共和党人的绰号，因为他们不穿那种贵族式的套裤。在社会学意义上，无套裤汉是那些小有产者、工资劳动者、和流氓无产阶级，亦即最下层的民众。——译注 |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资料来源的说明
·一些简称和登场人物
序言
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革命是法国社会的一场大动荡，其规模达到使地震仪破裂的程度。这是那样的一种事件：它令你在好几个月之后想弄清楚它的意义的时候，还觉得头晕目眩。
这本书企图做到三件事情：第一，叙述在那动乱的几个星期中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其次，说明这一场爆炸在法国政治上的前因后果；最后则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形势的新鲜和有创造性的一些特点指出来。这些特点就是本书的中心部分《革命的实验》那几章的内容。这几章是曾在一时之间代替了旧制度的那种新制度的概观，它们严格地说明了这次革命是为了什么。
法国这场震动，不是西方工业社会在满怀着自信心向前迈进中发生一个小差错这么简单。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场震动几乎把欧洲最具威严的那个政府推翻了。这事件的教训，应该好好地加以考虑，因为这些教训提示出，七十年代的西方政治，会是什么样子的。
作者
1968年8月1日于巴黎
资料来源的说明
编写刚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有一点便利之处，就是，那历史的创造者大概还可以见到，而且有时愿意说话。我们未能访问戴高乐将军，但他的许多敌对者比较容易接近。我们特别要感谢比耶尔·弗朗（PierreFrank），让—弗朗斯瓦·郭朔（Jean-FrancoisGochau），玛·克拉维茨（MarcKravetz），阿琳·克礼文（AlainKrivine），以及米歇尔·列卡拿蒂，他们在这场危机中，从头到尾都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动态。我们也要感谢许多其他对法国这个事件的观察家（政治家，外交家，记者，学生），他们慷慨地把他们的见解告诉我们。我们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以免他们要为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分担责任。可是，在涉及《观察》周刊的同事罗伯特·斯蒂文斯（RobertStephens）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就未免冒险了，因为我们特别要感谢他的教益，我们希望他会原谅我们这一点。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毫不踌躇地利用了法国全国性的报纸，还有极端派青年组织的出版物，例如《行动》，《青年先锋》，《为人民服务》，以及《造反者》。我们阅读了无数的传单和小册子。但我们觉得比其他一切都更值得感谢的，是那份无与伦比的资产阶级报纸《世界报》。等到将来人们编写二十世纪的新闻事业史的时候，《世界报》一定会占一个光辉而孤高的顶峰。显然，别人也和我们一样觉得它富有吸引力：它的发行数，在1968年3月22日（康边迪的组织诞生的那一天）是429,099份，到5月30日（戴高乐将军自拔于深渊的日子），就高升到688,300份了。该报所有的报导和评论都非常精彩，如果特别指出某几篇，就似乎有所偏颇了。不过，在探讨五月危机的意义时，我们觉得下列各位所写的特别深刻：
RaymondBarrillon,PierreDrouin.MauriceDuverger,JacquesFauvet,AndreFontaine,FredericGaussen,BertrandGiroddel’Ain,GuyHerzlich.JeanLacouture,MichelLegris,EdgarMorin,JoanineRoy,AlainTourain,PierreViansson-Ponte.
一些简称和登场人物
●青年政治团体
JCR——Jeunessecommunisterevolutionnaire(Troskyist;followersofPierreFrank)
革共青——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托洛茨基主义者；弗朗派）
FER——Federationdesetudiantsrevolutionnaires(usedtobeCLERComitedeliaisiondesetudiantsrevolutionnaires)(Troskyist;followersofPierreLambert)
革学联——革命学生联合会（过去是革学联委——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托洛茨基主义者；蓝伯尔派。）
UJC(M-L)——Uniondesjeunnessescommunistesmarxistes-leniniste(Pro-Chinese)
共青联（马列）——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亲华）。
UEC——Uniondesetudiantescommunistes(OrthodoxCommunists)
共学联——共产主义学生联盟（正统派共产党领导）。
Occident(Right-wingstrong-armboys)
西方团（右派暴力青年团体）。
注：西方团Occident，O之后是两个反向小写c的字符，找不到，先这样输入）
●政治运动和阵线
22March——三·二二运动，是丹尼尔·康边迪（DanielCohn-Bendit）在巴黎大学南泰尔分校的“自发性”的组织。
3May——五三社，是一批有崇高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成立的短命的团体，其分子主要是大学研究人员。由“大行运”（MAU—Mouvementd’actionuniversitaire大学行动运动）派生出来。
CVN——ComiteVietnamnational
全越委——全国越南委员会，该委员会致力于传播和发动左派反美情绪。
●学生和教师的组织
UNEF——UnionnationaldesetudiantsdeFrance
法全学联——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左派控制的；学生抗议行动的发言人和统筹者。）
FNEF——FederationnationaldesetudiantsdeFrance
法全学总——法国全国学生总会（右派的对抗组织）。
SNESup——Syndicatnationaldel’enseignementsuperieur
高教会——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工会（左派领导的高等学校教师工会，在革命中很活跃。）
FEN——FederationdeI’educationnationale
全教会——全国教育会（主要的教师工会联合会）。
●中学生政治组织
CAL——Comited’actionlyceen
中行委——中学生行动委员会（极左的中学生派别组织，在革命中担任发动青少年；从各中学越南委员会[CLVs]派生出来）。
MJC——Mouvementdelajeunessecommuniste
共青运——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正统派共产党的中学生组织）。
●工会
CGT——Confederationgeneraledutravail
总工会——法国总工会（共产党领导；最强大的总工会）。
CFDT——Confederationfrancaiseetdemocratiquedutravail
法民总——法国民主总工会（第二强大的总工会，过去和天主教会有关系）。
FO——ForceOuvriere
工人力量——工人力量总工会（第三强大的总工会；因反对共产党取得总工会领导权而分裂出来的工会组织）。
CFC——Confederationfrancaisedescadres
职员总会——法国职员总工会（白领工人和低级管理人员的工会）。
●政党
UDR——UnionpourladefensedelaRepublique
保国同盟——保卫共和国同盟（戴高乐派用这个名义参加1968年6月大选）。
UDVe——UniondemocratiquepourlaCiquiemeRepublique
第五共和同盟——第五共和国民主同盟（大选前的戴高乐党）。
IndependentRepubicans.(ValeryGiscardd’Estaing’sparliamentarygroup.)
独立共和派（戴斯田的议会集团）。
PCF——ParticommunistefrancaisCPF
法国共产党。
FGDS——Federationdelagauchedemocrateetsocialiste
M.FrancoisMitterranu
民社左联——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米特朗［M.FrancoisMitterranu］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联盟，包括三个政治“家族”：
——GuyMollet’sSFIO(Sectionfrancaisedel’internationaleouvriere摩勒领导的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theRadicals激进社会党；
——theConventiondesinstitutionsrepublicaines共和政团大会（一些政治社团的代表会议）。
PDM——Progresetdemocratiemoderne
民进党——现代民主进步党（杜阿梅［M.JacquesDuhamel］所领导的中间偏左团体）。
PSU——Partisocialisteunifie
统一社会党（社会民主主义光谱里面极左的一个分裂派）。
●极端派政党
PCI——Particommunisteinternationaliste(FrenchbranchoftheFourthInternationalTrotskyist)
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托洛茨基派）。
OCI——Organisationcommunisteinternationaliste(rivalTrotskyistfaction,notaffiliatedtotheFourthInternational)
国际主义共产团（对抗的托洛茨基组织，不属于第四国际）。
PCMLF——Particommunistemarxiste—leninistedeFrance(Pro-Chinese)
马列法共——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亲华）。
●农民组织
FNSEA——Federationnationaledessyndicatsd’exploitantsagricoles
农垦总会——全国农垦业总会。
CNJA—Centrenationaldesjeunesagriculteurs
青农会——全国青年农学家协会。 |
译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译者的话
这本《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终于历时七个月译完，而且加上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附录。也许有人要问：你为什么要弄出这样一本份量不算太小的书呢？此时此地根本没有几个人知道或承认法国在一九六八年发生过一次革命——因为革命并没有成功。出版这样一本书来谈那远隔万里而并没有实现的事情，人家读了它既无助于考试，又无补于挣钱，有几个人会拿来看呢？这样的质问，确实不容易回答。
但我相信此地的青年根本上和世界各地的青年一样，不会永远两眼只看着文凭和饭碗的。就算是目的只在于文凭和饭碗，有时也要连带顾及其他，才能保证达到目的。
一九六八年法国的五月运动，从两方面看起来是有世界性重大意义的。第一，这是近年流行于全世界的学生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第二，这是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人运动。触发这次运动的“小集团”，从前曾向德国、意大利、美国的老大哥学习，而五月运动之后，别国的青年又反过来非常热心于去法国取经了。此时此地的青年，有很大一部份是背向东风而向往于西方世界的，对于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青年中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实在有仔细看清楚一点的必要。
书是谈法国革命的，两位作者却是英国人。有人说近三百年的英国人是最不懂革命的。这两位作者似乎并不特别出类拔萃。他们的观点符合卡莱尔（ThomasCarlyle）和狄更斯（CharlesDickens）的传统，对革命和反革命采取各打三十大板的态度，不过，英国人却是最实事求是的。这本书对事实的搜集纪录相当详细可靠。有此优点，就值得介绍了。读者总不能希望作者代替他来思考，判断。
译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求其能达意通顺。有几处显然是原书排印错误或作者笔误的地方（一处是日期，两三处是前置词和冠词），径自按道理改了，并未注明。
旁注分两种，凡未注明是译注的，都是原注翻译出来的。还有几处为使译文易于了解而添加的几个字或极简单的注解，就插在正文中，用方括号括起来。
附录九篇，为的是多提供一些参考材料。译者所写那篇，关于一九六九年的总统选举部份，主要是介绍克礼文的立场和竞选活动，这是因为他的竞选活动是最新鲜，最特别，跟五月革命最有关连，但此地报刊上最少报道的；至于那些主要竞选者的立场和活动，材料到处都有，用不着我们再来罗嗦了。
一九七○年四月 |
第十二章奥康纳的势力日益衰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十二章奥康纳的势力日益衰落
奥康纳的势力日益衰落——米契尔被流放国外——约克郡的演习——国民议会——欧内斯特·琼斯等人的处分——大批人被捕——在约克郡的审判——伦敦的审判——一个告密者的品格——卡费等人被判终生流放国外——费格斯·奥康纳在被告们受审时的态度——切斯特和利物浦的审判——约克郡的审判——奥康纳和朱利安·哈尼——1848年的宪章派报刊——1849的休姆派与宪章派——奥康纳有关宪章的动议遭到挫败——亨利·赫瑟林顿去世——首都代表会议——全国改革联盟——宪章运动领袖们相互间的不满情绪——雷诺兹的报刊发行——欧内斯特·琼斯在地方各郡——使各民主团体合并的尝试——执行委员会和奥康纳之间的倾轧——新执行委员会的选举
关于这一时期各党派的情况，恐怕没有详细介绍的必要。宪章团体内部显然缺乏和衷共济的精神。奥康纳1848年4月10日的策略是造成分裂的主因。暴力派和这个宪章运动领袖显然互不相容。他们力图掩藏这一点，但他们的情绪过于激烈，要长期隐忍是很难做到的。欧内斯特·琼斯虽比部分同事审慎一些，但他对奥康纳策略的厌恶也是众所共知的。然而，奥康纳采取放弃游行的方针却是正确的：群众尚未具备与政府进行武力较量的条件。他的错误不在于放弃游行，而在于长期鼓励那些大言不惭的空谈家和代表大会中热心有余而观点错误的人们，甚至几乎到了最后一刻仍在诱使他们相信他将率领游行队伍前往下院。关于这个问题所讲的一些大话及其带来的不幸后果使宪章运动蒙受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在4月10日以后，全国请愿书已经公开，这时本不应当再召开国民议会。它永远也不会再有什么能力，徒事空谈，浪费光阴，只会惹人嘲笑。除了基德和少数人以外，这个议会中无政治家可言；因此，会议在某种程度上，自始至终只是一场夸夸其谈的舌战。虽然对奥康纳表示信任的大量决议从各方面纷至沓来，但从4月10日起，他的势力就已开始衰落。人们愈加深思，就愈会发觉他并不是他们先前所盲目想象的人物，因此，逐步地减少对他的支持。根据《北极星报》的报道，在克莱肯韦尔草地，为通过陈情表而举行的群众集会，参加者不过三、四千人——虽然有人说它是一次非常热烈的集会。
在布雷德福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巨大的集会。由于谣传将会发生暴动，执行委员会特派麦克道尔前往该地。成千上万的群众从哈利法克斯、基思利、宾利等地前来参加。哈利法克斯的队伍中许多人挥舞枪矛。各个队伍以军队般的整齐步伐，在布雷德福的街道上游行。莱特奥勒、萧、怀特、史密斯和麦克道尔先生向他们发表讲话。麦克道尔要求广大群众保证维持和平——尊重生命财产——实行武装，但不鼓励任何过早的暴动。地方当局丝毫没有加以干涉。这一天，布雷德福完全掌握在宪章运动者的手中。
休姆的新兴运动开始在议会以外进行鼓动。在有些地方，它博得了人们的赞同；但有好几次的群众集会，宪章运动者前去参加，提出并通过了拥护宪章的修正案。奥康纳利用《北极星报》的篇幅，对休姆的方案大加指责，称它为“四足兽”。
爱尔兰传来消息，据说无法征得陪审员来给奥布赖恩和马尔定罪，而且，米切尔由于在《爱尔兰人联合报》上发表的文章已被当局根据“新重罪法”而加以逮捕，因此，目前当地群情激愤，骚动不安。几天后又传来消息，米切尔已被定罪，判处流放国外十四年。他对起诉人公然反抗，声称对他进行审判的是一个有党派偏见的法官和发假誓的陪审团；又说郡长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妻子。一经判决，米切尔几乎就立刻被流放国外。爱尔兰普遍存在着十分扰乱的状况，枪矛的制造正在活跃地进行着。在英格兰，暴力派看来仍在组织自己的力量。兰开夏郡和约克郡在5月28日举行的一次宪章代表集会上通过了决议，赞成建立一支国民警卫队。29和30日，在伦敦的克莱肯韦尔草地先后举行了群众集会，支持宪章和取消联合运动，并对米切尔表示同情。第一次集会由比泽尔、琼斯、麦克雷、麦克道尔先生等发表演讲。然后，与会的群众组成游行队伍，穿过首都的几条街道。在红十字街，群众同警察发生冲突，于是当局发布公告，禁止游行。第二次集会由威廉斯、夏普和戴利发表讲话。正当群众将散之际，警察前来干涉，把他们赶出会场。在星期三晚上，又举行了另一次集会；事前曾预料将发生骚动。特警、警察和军队到场弹压，集会被武力解散。
约克郡的形势看来十分险恶。民间的操练和演习在布雷德福和该地区的其他几个城镇积极进行。三千名群众在威尔斯登公开演习。他们列阵行进，以黑色旗帜为前导，旗上高悬着矛头，表示决心要用武力来反对对他们的领袖进行逮捕的任何意图。在宾利，就有这样两个领袖被两千人救了出来。布雷德福的治安官们发出布告，严禁这类行动，并企图逮捕莱特奥勒和一个名叫“沃特·泰勒”的制造大量枪矛的人。这个企图终未得逞，群众先同特警后同警察发生严重搏斗。最后军队奉命出动；宪章运动者仍用棍棒作战，但在军队面前，他们终于退却，所幸并未发生死亡。乔治·柯普利、W．斯托特、G．安利、W．康纳、E．哈斯利德、W．贝尔斯托、W．史密斯、J．唐尼、H．惠特科姆、T．格伦南、S．拉特克利夫、J．希顿、E．维卡里、W．温特博特姆、J．达尔文、J．伍德、W．萨加尔和玛丽·莫蒂默遭到逮捕，并被指控犯有从事演习以及在逮捕时以开枪对警察进行恫吓的罪行。在宾利，伊萨克·伊克斯吉尔、J．哈林斯、T．博顿利、H．沙克尔登、R．斯莱特、J．史密斯、E．霍恩、I．英格兰、T．罗斯索恩、T．惠特克、E．李、J．克雷布特里、J．泰勒、W．史密斯、R．阿特金森和J．奎因由于协助营救T．基尔文顿和W．史密斯而在厂内工作时被捕。他们被押上专车，送往约克监狱。在利兹举行了群众集会，建议实行武装，从事演习，对此，治安官们发出警告。在曼彻斯特，事前曾预告将在史蒂文森广场上召开群众集会，但被治安官所禁止。届时，警察、特警和军队都已做好武装戒备。一队宪章运动者离开奥德姆前来参加，装配着枪矛、棍棒等等武器；但在听到军事部署情况并经几个领袖的劝说以后，他们就各自回家了。各厂放工后，大批群众拥上安科茨巷、天鹅街、奥德姆路和附近地带，占领人行道，向警察抛掷石子，但未发生严重事故，各街道不久便畅通无阻了。
早在6月间，伦敦的宪章运动者和取消联合派就曾宣布将在贝思诺尔草地、伦敦牧场、维多利亚公园和邦纳主教的田地上举行群众集会。地方当局作了各种戒备，上述集会都被武力解散。在布雷德福，继续有人在练习使用武器时被捕。在莱斯特，俱乐部次第成立，武装演习广泛进行。在纽卡斯尔的猎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对米切尔表示声援，许多演说家所发表的言论非常激烈。伦敦商人纷纷向女王上书陈情，请求禁止群众集会，逮捕群众领袖。他们的愿望立即得到满足。欧内斯特·琼斯、约翰·富塞尔、亚历山大·夏普、约瑟夫·威廉斯和W．J．弗农都被逮捕，并以曾在克莱肯韦尔草地和邦纳主教的田地上发表危害治安的演说的罪名而受到审讯。琼斯因上一晚在一次规模巨大、气氛激昂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而在曼彻斯特被捕。他在治安官面前，对自己由于发表那篇被作为罪证的演说而被捕表示惊讶，但治安官对他说，这篇演说是危害治安的，因此，全体被告均被提交审讯。此外，宪章运动者又宣布将在邦纳主教的田地上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并且表明具有极大的决心。政府早作部署，加倍防范。大量兵力奉调在附近布防。麦克道尔驱车前往，在探明地方当局将用武力镇压集会以后，他劝阻群众不要集会。在克罗伊顿、曼彻斯特和拉夫巴勒等地（最后一地由奥康纳前往访问），群众集会也经劝阻；但在利物浦的海滩上却举行了集会，由麦克莱恩、T．琼斯、史密斯、劳埃德先生和雷诺兹博士发表讲话。在伯明翰，基德在隆德街的露天集会上发表演讲，G．J．曼特尔也讲了话。在布莱克斯通边界，天虽下雨，成千上万的群众仍举行集会，由克拉克、G．怀特、G．韦伯和詹姆斯·利奇先生发表讲话。一名便衣警察被人识破，受到粗暴的对待，倘若怀特不竭力替他解围，很有丧命的可能。约克郡成千上万的宪章运动者聚集在托夫特萧猎场，由利兹的哈里斯担任主席。会上通过决议，拥护宪章并谴责政府对米切尔的处分。在诺丁汉的集市场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由基德等人发表演讲；在谢菲尔德，一大队群众欢迎奥康纳前来访问，他先对聚集在该镇牲畜市场上的几千人、后来又向参加晚会的五百人发表讲话。在中央刑事法庭6月份开庭期间，好几个人受到审讯，因袭击警察，举行暴动等而被判有罪，处以刑期不等的监禁。
议论纷纭的陈情表终被放弃，因为关于谒见女王一事未蒙核准。执行委员和特派员已由各地区及时地推选出来。奥康纳、麦克雷、麦克道尔、琼斯和基德当选为执行委员；A．富塞尔、C．麦卡锡、J．利奇、J．韦斯特、R．皮林、T．塔特索尔、J．亚当斯、J．斯威特、I．艾恩赛德、T．惠勒、A．夏普、J．舍伦、D．莱特奥勒、W．J．弗农、D．多诺万、W．布鲁克、G．怀特、J．林尼、W．卡费和R．伯勒尔当选为特派员。休姆在下院提出有关改革方案的动议，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赞成者八十四票，反对者三百五十一票。在中央刑事法庭7月份开庭期间，富塞尔、夏普、威廉斯、弗农、琼斯和弗朗西斯·卢尼先生被提交审讯。琼斯等人被传到底以后，法庭设置种种障碍，不让他们取保。他们都由律师代为进行充分的辩护，但法官好象早已决定要给他们定罪，因此，他们全体都被宣判有罪。在对富塞尔宣判以前，被告非常愤怒地否认一个见证人归咎于他的罪名，即他曾建议进行个人暗杀。他被法官（怀尔德法官）两次打断发言，但仍坚持否认，于是被判两年零三个月徒刑，嗣后经准予交保，本人缴纳保释金一百镑，两个保人各缴五十镑，具结保证不再危害治安，为期五年。威廉斯在提到法官关于勤劳的工人不该参加群众集会的说法时指出，他是一个工人，在每天的二十四小时中辛勤劳动达二十小时之久，而每星期的收入仅有十六先令。威廉斯是一个面包厂的计日工。他被判两年零一星期徒刑，准予交保，其条件与富塞尔相同，具结保证不再闹事，为期三年。弗农被传讯时声称，倘若富塞尔象法庭指控他那样，曾要进行个人暗杀的话，那么，他早就把他（弗农）推下囚车了。弗农被判两年徒刑，在上述两案相同的条件下准予交保。夏普被判两年零三个月徒刑，交保条件大致相同。他开始对检察长的指控进行答辩；但官员们慌了手脚，不成体统地匆忙把他押下被告席。卢尼被判两年零两个月徒刑，在同等条件下准予交保，具结不再危害治安，为期两年。琼斯向庭上陈述意见，相当详尽，好几次被法官打断，结果被判两年徒刑，准予交保，本人缴纳保释金两百镑，两个保人各缴一百五十镑，并具结保证不再危害治安，为期五年。
爱尔兰在继续进行逮捕。《重罪人报》遭到查封，在米切尔判罪后继任该报编辑的约翰·马丁先生知道对他已签发拘票，立刻就投案自首了。《民族报》的加万·达菲、《论坛报》的奥多格蒂和威廉斯以及马尔和多亨尼先生也在逮捕之列，均经提交审讯。被捕者中多数人均已奉准保释在外，因此仍在公众集会上继续发表讲话；俱乐部数目增多，群众激愤情绪与日俱增。在英格兰，自由基金的进展并不很快。执行委员会秘书在1848年6月15日的《北极星报》上宣布，该会经费告竭，倘无接济，工作势必停顿。该报在同一期上向全国提供一个实例表明那些徒事叫嚣使用暴力者的言论究竟有何价值。在阿伯丁举行的集会上，现已去世的代表亨利说：
“他曾向伦敦人说，阿伯丁的宪章运动者是好样儿的，他们正在征集武器；但他难以为情地说，阿伯丁人使他成为一个说谎者。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想请凡已置备武器的人举起手来。（这时，在一片喧嚣的笑声中，有一只手举了起来。）欧内斯特·琼斯曾向国民议会宣称，阿伯丁有六千名宪章运动者，他们都是善良忠实之辈，全副武装，正在等待着一决雌雄。当时他明知琼斯言过其实，但未加以驳斥，因为他想如果这样传开去，也许会有好处，也许会鼓励别人起来行动。”
7月18日，星期日，在布莱克斯通边界举行的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说明由于宪章派只用道义力量来抵抗压迫者的暴力，因此为实现宪章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已宣告失败。8月5日的《北极星报》上刊登了阿伯丁宪章分会秘书斯马特的来信，否认他们（阿伯丁宪章运动者）曾对欧内斯特·琼斯说过他们的国民警卫队有六千人。他们对他所说的是，他们的会员录上已有六百人登记，希望能征得三千人，到了那时候，就打算向政府申请枪械。逮捕仍在进行中。麦克道尔在阿什顿被捕；约翰·萧等人则在伦敦被捕。兰金、沃尔克和卡明先生因参加非法的集会在爱丁堡被捕。伯勒尔和尼尔森先生在格里诺克，詹姆斯·史密斯在格拉斯哥，也都遭到逮捕。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在爱尔兰暂时废止《人身保障法》，一大批人被列入可以任意逮捕的名单。这驱使史密斯·奥布赖恩、马尔等人发动起义；然而，起义归于失败，因为天主教的牧师使用他们拥有的一切权势加以阻挠，起义领袖们终以叛国罪被捕。在约克郡的巡回法庭上，被告们因从事操练等罪而受审。约翰·奎因、约瑟夫·哈林斯、托马斯·博顿利、H．沙克尔顿和其他十一人因在宾利进行暴动和营救被捕者，经判决各缴保释金五十镑，具结不再危害治安后，方准保释，其他大约三十人在类似条件下亦准予保释。J．J．约翰逊和W．萨加尔因在布雷德福进行暴动和袭击被判两年徒刑，罚作苦工。W．康诺、J．希顿、W．温特本、W．史密斯、H．惠特科姆、J．唐尼和E．维卡里以同样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一个名叫A．托姆林森的青年经宣告危害治安，被判十八个月徒刑，但免做苦工。J．拉姆斯登、B．普兰特、D．霍尔罗伊德和T．费尔被判同样期限的徒刑，并罚作苦工。J．科克拉姆、H．巴特菲尔德、R．布雷德利和A．鲍勒以同样罪名被判十二个月徒刑，并罚作苦工。J．利明以从事操练受到同样处分。宾利的暴动者所得的处分是：I．伊克斯吉尔六个月徒刑，罚作苦工；克雷布特里两个月徒刑；基尔文顿一个月徒刑；一个名叫J．布兰德的特警由于失职被科罚金十镑。逮捕仍在继续进行中。曼彻斯特及其邻近地区的地方当局接到情报，据称宪章运动者和爱尔兰联盟会会员举行秘密会议，于是詹姆斯·利奇、T．惠特克、H．埃利斯、G．罗杰斯、H．威廉斯、G．韦伯、D．多诺万、J．J．芬尼根、P．迪沃林、M．卡里根、J．利曼、G．怀特、J．道兰、S．凯恩斯和T．兰金都遭逮捕，并立即提交审讯。
阿什顿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事件。8月14日，星期一，一群宪章运动者开会后拥出会场时，遇到几名警察，其中一名叫做布赖特的当场被击毙，其余几名受到追击，但却逃脱了。军队奉调前来，宪章运动者遭到袭击，一部分被俘，其余的人受到追击，但都逃脱了。格兰特和汉密尔顿在爱丁堡被捕，连同其他被告，均以叛逆罪被控。伦敦的警察在韦伯街的天使酒馆、桔子街的桔树酒馆和猎场街的另一家酒馆逮捕一大批人。在所有这些场所，他们都发现大量实弹手枪、长枪、匕首、矛头和大刀，有些被告穿着护胸铁甲，另一些人则携带着火药、子弹和縴弹：三千发实弹经发现窝藏在克莱肯韦尔的圣詹姆斯墓地上。在比较安静的地区内，地方当局也同样忙碌。R．G．甘米奇在白金汉、贝德福和北安普敦几个农业郡内进行鼓动工作，已有一月之久。他走到哪里，警察局长就跟到那里，监视他的活动。最后，他在托塞斯特发表一篇阐明宪章的演讲时，由于他坚决主张人民有集会权，拒不听从警察要他停止发言的命令，因而遭到逮捕，被提交审讯；但这项控诉旋即撤销。W．卡费和另外几人也以上述罪名被控。一个可恶透顶的坏蛋名叫鲍威尔，是主要见证人，他显然是地方当局所雇用的。他在作证时承认曾混进协会，搜集情报，向警官们提出报告。他说，“我鼓励并刺激这些人，以便告发他们。我给他们几发子弹。我把弹丸交给格尼，我又给他半磅火药。我还铸成几发子弹，交给了他。”政府竟然利用这样一名下贱的走狗，他将为此而遗臭万年！对上述被捕的各方人士的审讯不久便开始了。乔治·谢尔、詹姆斯·马克斯韦尔·博伊桑、罗伯特·克劳和J．J．比泽都被传讯，经宣告危害治安，各判两年徒刑，缴纳巨额保释金，具结在五年中不再危害治安。在兰开夏郡的巡回法庭上，麦克道尔以危害治安、图谋不轨和进行暴动等罪受审，经宣告有罪，被判两年徒刑，在柯克德尔监狱中，罚作苦工。他对被监禁在这个监狱提出抗议，因为按当时监狱的情况看来，他的身体是受不了的；但是克雷斯韦尔法官对他说，他在受到法律制裁以前，早该考虑到这一点了。多数被告被移交给下层巡回法庭审理。
逮捕仍在进行中。约翰·韦斯特遭到逮捕，同时，那位大名鼎鼎的约瑟夫·巴克，即题名为《人民报》的一份小型刊物的编辑，也被捕了。九月中，伦敦的宪章运动者被提交审讯。约翰·萧以危害治安罪被判两年徒刑。威廉·里奇、艾尔弗雷德·艾布尔、威廉·格尼、J．谢泼德、J．斯诺鲍尔、J．理查森、G．格林斯莱德、H．斯莫尔、E．斯卡丁、W．伯恩、P．马丁、W．莱西、T．琼斯、G．扬、W．道林、H．阿格、W．卡费和法伊被控图谋不轨，准备举兵反叛女王陛下。大批证人被传到庭，主要见证人是上述那个奸细和告密者鲍威尔。被告律师有基尼利、赫德尔斯通、巴兰坦和帕里先生。卡费对他受到由中产阶级组成的陪审团的审讯提出抗议，要求按照“大宪章”的规定，由他同一阶级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讯。关于奸细鲍威尔的卑劣无耻，下列一段可作例证。被告证人R．芬内尔宣誓作证如下：
“我认识鲍威尔已有十三、四年了。就我所知，他的誓言是不可信的。我在史密斯先生的店铺里，曾听到别人当面叫他‘鬼话汤姆’总有好几百次了。我曾听他说过，不要多久，他就要把女王、她那该……死的外国丈夫、她的全家以及约翰·拉塞尔勋爵和乔治·格雷爵士一古脑儿送进阴间地狱。大约在4月10日前十天，他曾拉我去和集合在卡特赖特家里的宪章运动者会面。我对他说，我不是宪章运动者，而且按照宪章派目前采取的方式，他们是不会实现这项法案的。鲍威尔说，他们在一个月内一定可以实现。他又向我提出请求，要我在他介绍我参加宪章派以后，由我提议选他为代表，这就可以使他每星期有两三镑的收入，比在史密斯老头的铺子里做木工活要强得多了。他对我说，政府是一个颟顸无能、该……死的政府，又说，瞧那个女王整天游手好闲，每年花费的金钱不计其数，而我们在这里却不得不为一小块面包而在板凳上辛勤干活。他说，如果我到他家去，他将给我看许多东西，足以在半小时内把伦敦炸成平地。”
检察长盘问他为什么不相信鲍威尔的誓言，他说：
“我曾听他发过无数的誓言，只要能有报酬，什么誓言，他都会发，对于这样一个人，我还能相信吗？我曾听他读圣经，每逢读到基督或使徒的名字时，我就看见他把那几页撕下说，‘让我们烧掉这个该……死的。这些使徒是我生平所听到的最大的无赖。’有一次我听他读到犹大的名字时说，‘他是一个顶呱呱的好汉。他得到的报酬可真不少。只要给我一半，我就会那样做。’”
其他许多证人证实了芬内尔的证词。另一个名叫戴维斯的无赖供称，他曾躲藏在格林威治的宪章运动者和联盟会会员集会的房间里。他把会议的情况报告给警察局长马拉利恩，局长对他说，不妨让这些会议照常进行下去，他会派一名警察前去参加。戴维斯说，“从此我就劝人们前去参加，那里的老板常给我五个、十个先令，答谢我的情谊。”于是，根据一个无赖的政府所雇用的这些无赖奸细所提供的证据，道林、卡费、法伊和兰西均被宣告有罪。法伊被提上堂来听候宣判时说，“在座的每个人都一定很明白，鲍威尔所说的一切全是伪证。所以，我也不必多说了。”道林说“暴君们尽可以把爱国行为诬蔑为一项重罪，但他们决不能使它真正成为重罪。”兰西声明，他从未有过使用暴力来实现宪章的丝毫意图。卡费说：
“我说你们无权将我判刑。审讯历时虽久，却不是公正的审讯，而我所要求的公正的审讯——即由与我同等地位的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的审讯——没有获得允准。政府用尽一切办法使人们对我产生偏见，国内的报刊——我相信还有其他各国的报刊——也竭尽一切力量想用嘲骂来封住我的咀。我不乞怜，我不求赦。我指望你们把我判罪，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但我不希求任何怜悯。相反地，我却在怜悯政府，怜悯检察长竟会利用这些坏人来给我判罪。检察长应当称作奸细长，雇用这些家伙是政府的耻辱；但他们也只有靠这种手段才能生存下去。我是完全无辜的。我的本乡从未选派任何代表，我和头面人物素无往来。我有权控诉另一奸细戴维斯，他躲在幕后，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指控我有一支实弹手枪——我随身带着，只是为了自卫，因为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然而，这一直是我所预料的。我并不急于殉难，但我在受到这一星期的折磨以后，我自觉能够骄傲地经受任何刑罚，甚至走上断头台。这项新的“议会法”是可耻的，我为我继光荣的米切尔之后成为第一个牺牲者而感到自豪。议会中每一项明智的法令都被废止了。凡有可能为工人阶级造福的一切措施，都被抛弃或被搁置了；而一项剥夺他们各种自由权利的法案竟会在几小时内获得通过。”
接着，普拉特男爵宣判被告们终生流放国外，法伊当即大声叫嚷：“这是利用重罪法在英国进行的洗礼。”里奇自甘服罪，仍受到类似的处分。艾布尔、格尼、斯诺鲍尔、斯卡丁、马丁、温斯皮尔、普劳顿、康韦、摩根、扬、琼斯、阿格、皮尔、赫伯特和艾恩斯对他们被控的不端行为自甘认罪。除皮尔、赫伯特和艾恩斯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外，其他被告均被处以两年徒刑，罚作苦工，并科罚金十镑，准予交保，具结五年内不再危害治安。谢泼德、理查森、格林斯莱德、伯恩、泰勒、考克斯、吉布斯、亚历山大·哈比、塞缪尔·哈比、马丁和斯莫尔在自行具结随传随到以后，即予开释。
当对宪章运动者的审讯正在进行时，费格斯·奥康纳并未袖手旁观。他为被告们延揽最杰出的法律顾问，并为他们偿付大部分开支。每星期他在《北极星报》上发表致宪章运动者的公开信，自诩他本人的审慎行事，痛斥别人的愚蠢妄动，以致造成这种悲惨的结局。一星期接着一星期，他继续抨击那个已解散的国民议会。在9月9日的《北极星报》上，他这样写道：
“接着召开了一个国民议会，所有的代表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因为人民还没有得到思考的时间；这个议会在旁听席的恫吓下——大部分听众是政府派来的侦探和奸细——费了整整三星期的时间，放肆地把我糟蹋了一顿，只因为我不愿参与摧毁我们已获得的胜利，如果有充分时间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使宪章团体取得公平合理的代表权，那么，这种胜利本来会造成莫大的裨益；我必须替布朗蒂尔·奥布赖恩说句公道话，他在代表大会上一再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即有必要使全体人民享有完整的、公认的代表权。我毫不犹豫地声明，国民议会的许多代表所说的关于他们各自的选区已有准备和决心的那一套卑劣无耻的谎言，是一种荒唐透顶的背信弃义的行为。”
9月18日，奥康纳在菜市场对他选区的群众发表讲话。现在大概是他最得意的时期，因为下院的审查委员会虽然称他的土地计划不合法、不可行，登记的帐目不够正确，许多资产负债表残缺不全——同时却提出报告说，经过证实，土地公司亏欠奥康诺的款数达三千四百镑。
这时候，塞缪尔·基德大概是尚未被捕的宪章运动领袖中最得力的一人。他到许多重要城镇去作旅行演讲，他的论调不再是那种习常惯见的信口雌黄，而是在有关伟大的劳工运动的问题上传播大量情报。他甚至访问牛津大学所在的城镇，在市政厅上发表演讲，牛津各报还把他的演讲词刊登出来。
爱尔兰成立一个特种法庭，对政治犯进行审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所提的证据堆积如山。奥布赖恩首先被提审。怀特赛德为他辩护，其口才使每个在场者都感动得落泪；然而，仍无法为他的当事人赢得有利的裁决。麦克马纳斯、马尔和奥多诺霍也因叛逆罪受审，都被裁决有罪。当法庭宣判他们死刑的时候，所有被告的态度都十分镇静，十分庄重。他们的处分嗣后减为终生流放国外。在部分宪章运动者受审时，检察长宣布他们的新的组织计划为非法。因此，执行委员会建议放弃新计划，采用旧计划。旧的执行委员会已换上T．克拉克、W．狄克逊、H．罗斯、P．麦格拉斯、E．斯托尔伍德和G．J．哈尼，以S．基德为秘书。基德12月间在西赖丁举行大选时参加竞选；但是，尽管他处理得宜，举手表示的结果却是不赞成他，而支持自由党的候选人。奥康纳在兰开夏郡、约克郡和苏格兰游历期间，极为忙碌，到处举行盛大的集会，由他讲话。
12月间，在切斯特和利物浦举行特种巡回法庭，对宪章派被告们进行审讯。在切斯特，G．J．曼特尔因图谋不轨受审，被宣告有罪。阿莫斯·阿米塔奇、J．布朗、J．奇塔姆、J．霍尔、J．欣德尔、J．拉尔夫、J．萧尔、J．萧克罗斯、J．多恩、P．科利尔、R．马克兰、P．马特洛克斯、T．斯科菲尔德、S．萧、E．怀尔德和G．塞勒斯被控危害治安，图谋不轨。大多数被告被宣告有罪，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曼特尔被判两年徒刑。在利物浦，被控图谋不轨、危害治安者共六十五人。约瑟夫·拉德克利夫和约瑟夫·康斯坦丁在阿什顿被控杀害布赖特。检察长提起公诉，波洛克为被告辩护。审讯持续两天，虽然各证人断言拉德克利夫并非谋害布赖特的凶手，他仍被宣告有罪，判处死刑。然而，由于证据十分可疑，极刑的处分终未执行。J．康斯坦丁、T．肯沃西、J．沃尔克、J．赛夫登、J．斯塔特和T．塔西克被控举兵反叛女王。除塞夫登被判十年徒刑外，其余被告都被判终生流放国外。温特博特姆、E．哈罗普、希利、博尔顿、J．哈罗普、杰森和费特罗因图谋不轨均被判刑、刑期不等，自三个月至一年。W．格罗科特、W．查德威克、E．克拉克、克罗珀、约翰·韦斯特、乔治·怀特、J．尼克松、T．兰金、M．麦克多诺、D．多诺万和J．利奇被控图谋不轨、危害治安。一个名叫鲍尔的奸细是主要证人，但他所提的证据经反诘后显得十分矛盾，结果反使起诉人受到了损失。多数被告自作辩护，仍被宣告有罪。兰金、利奇、格罗科特、克罗珀、多诺万、韦斯特和怀特各判一年徒刑，准予交保，具结不再危害治安，为期两年。克拉克被判九个月徒刑。麦克多诺和查德威克各判六个月，尼克松四个月。G．J．克拉克、J．道兰、帕特里克·德维伦、H．埃利斯、J．J．芬尼根、J．福伊尔、M．休姆、W．希普S．凯恩斯、J．勒尼昂、T．罗伯茨、G．罗杰斯、J．拉姆斯登、E．斯普、纳、T．惠特克、W．伯顿和约瑟夫·巴克在自行具结随传随到的条件下，准予保释。全体被告表示同意，只有巴克一人拒不接受，要求审讯，因他大约已有五十名证人愿意为他辩护。他的抗拒使法官发怒，指责他不应有这种变态的虚荣心，但是毫不生效，巴克坚持原意。检察长十分恼火，法官出口不逊；但他们终于放弃说服工作，巴克被无罪开释。查尔斯·鲍克因在海伍德发表一篇虚妄、诽谤、危害治安、大逆不道的演说，被宣告有罪，判处两年徒刑。
厄尔法官在这一类审讯中蛮横无理的态度不会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丧失一个公正法官应有的一切尊严，使自己露出一个最卑劣的党同伐异者的本相。他大放厥词，妄评普选权的所谓荒唐无稽，甚至把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比作圣经上的杀人犯巴拉巴。他显然不适于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
在约克郡的巡回法庭上，亨利·亨特、W．安格斯、伊萨克·杰斐逊、纳撒尼尔·弗里斯和D．莱特奥勒因进行演习，经分别传讯，宣告有罪，判处徒刑——亨特八个月，杰斐逊四个月，安格斯十个月，弗里斯十一个月，莱特奥勒九个月。J．R．托姆金斯，连同其他七人——利利、克萧、法雷尔、拉德克利夫、李斯、波格森和尼尔，均系青年，被控图谋不轨。除拉德克利夫和李斯外，均被宣告有罪。D．林登、A．斯特拉顿、T．威尔金森、T．伊伯森、E．威尔曼、J．里德尔霍夫、J．赫利韦尔、W．伍德、E．鲍尔和詹姆斯·史密斯被控图谋炸毁布雷德福煤气厂，劫持治安官，并准备把他们拘留到宪章成为法律时为止。至少有三个奸细——谢泼德、弗林和埃米特，被传作证。被告们先被宣告有罪，后来才判以徒刑。对托姆金斯和同案的被告们各处一年徒刑，准予保释，具结不再危害治安，期限前后共两年。法雷尔等人各判徒刑六个月，准予保释，具结一年内不再危害治安。林登等人准予自行具结保释出外。
在这个时期，对受难与自卫基金的需要数额特别大，为此，在约翰街学院举行了会议，托马斯·库珀不顾以前对他的侮辱，担任主席，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其他群众集会也在伦敦举行，由基德、克拉克和其他执行委员发表讲话；费格斯·奥康纳和基德继续在许多重要地区内公开演讲。在法国大革命的一周年纪念日，约翰街的会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庆祝这个节日，举行了茶会。朱利安·哈尼担任主席，G．J．霍利约克、J．布朗蒂尔·奥布赖恩、T．克拉克、沃尔特·库珀、R．布坎南、G．基恩、W．狄克逊、E．斯托尔伍德等人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
爱丁堡审讯的结果出乎意料地对被告们有利，因为他们被控的是叛逆罪。受审者只有兰金和汉密尔顿二人，所犯罪行尽量从宽处理，最后他们所得的处分仅是四个月徒刑。他们刑满出狱时，在一次盛大的晚会上受到朋友们的欢迎，他们发表演说，拥护宪章，英勇不减往日。
现在奥康纳同他的编辑朱利安·哈尼开始发生争吵。后者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共和主义，内容主要论述国外政治。这使奥康纳大为不悦，他在《北极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
“但是，最近以来，这位作家在《北极星报》上所发表的文章的每一行非但不能保持宪章运动的特点，反而专门论述对外政策和共和主义的未来光荣。我常对你们说，用煽动性的呼吁来激起英勇受苦的群众热情奔放的想象力，是多么容易，它可能会驱使感情用事的热情英勇的人们敢于面对任何形式的死亡；而那个煽动者却可能以与我无关来掩护自己，而对他所酿成的灾害暗中窃笑。如果我披着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的外衣，出现在热情激奋的听众面前，对他们说：‘你们下次再看见我，我将站出来公布宪章，否则，这个全国性的标志必将渗透殉难者的鲜血’，那么，你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如果宪章没有公布，在促使宪章实现的斗争中也没有流血，而我又没有在上述听众面前出现，那么，你们又会说些什么呢？如果我在1839年曾戴着自由之帽出现在你们面前，公开声明我准备‘卷起袖子大干’，而在斗争来临时，却躲得下落不明，那么，现在你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如果在兰开斯特审讯期间，当肆无忌惮的托利党徒和辉格党徒们正在图谋使宪章派遭受重大的牺牲时，我变成一个哭哭啼啼、以泪洗面的呆子，生怕由于我自己为了自由进行斗争而受到处分，你们现在会对我说些什么呢？如果4月9日当许多人对我说，我保准要在10日被人枪杀，我就召开秘密代表会议，并在会议上提议不要在肯宁顿公地举行群众集会，你们会说些什么呢？哎呀，要是那样的话，热心的民主主义者现在所写文章中的一些责难之词，与他们那时肯定要对我进行的抨击、合理的辱骂和申斥对比起来，将会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
哈尼在下星期的《北极星报》上对这种旁敲侧击的指责作出了答复，除引证比泽利和利奇的两封信来证明他在兰开斯特审讯期间的“好汉”气概外，他还引证奥康纳的下列一段文章：“宪章运动的朋友们对那些图谋不轨者在整个审讯中所采取的立场，所表示的态度，感到欣慰。看起来，这样一件事的细微末节看起来可能是小事一桩，但这些小节在赢得人们的敬意和重视方面会起很大的作用，人们的敬意和重视又支持了宪章运动事业，而这项事业的成果正在于它在人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任何一人所作的答辩特别加以重视，也许会引起反感，因为全体被告的举动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哈尼的发言读起来尤其令人感到兴趣，充分地证明他享有第一流演说家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哈尼本来可以对奥康纳反唇相讥，指出他曾表示决心要在1839年9月29日前实现宪章，否则，就把政府大臣们那天的米迦勒鹅宴推迟到30日，而且还表示决心，要在弗罗斯特一案中给群众带头，但这些诺言从未实现；不过，哈尼非常慎重，对这些事只字未提。
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1848年运动产生的一个后果，即它给斗争带来了一大批色彩不同的民主刊物。奥布赖恩退出代表大会后——他看清这个大会不会产生任何裨益，代表们当时夸耀他们并未掌握到手的权力，这种夸耀结果必然导致失败和耻辱，嗣后的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在马恩岛创办一份报纸，名为《改革报》。该报的篇幅嗣后扩充为两倍，最后又增加了第三部分篇幅较小的附辑。他在这类报刊上，阐述他原来对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所持的原则，而这些问题当时正使社会陷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他始终不渝地尽力说明欧洲大陆各国的革命事业必将失败，民主主义的领袖人物必被牺牲，除非他们能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结束地主和形形色色的篡权者的统治。这类事情很少受人重视，而所发生的结果正是奥布赖恩所预料的。在奥布赖恩的经营下，《改革报》的销数达到每周一万五千份。在政府废除马恩岛各种刊物的特权，禁止它们不贴印花销到岛外以后，《改革报》随即停办。《便士的权力》是奥布赖恩主编的另一份报纸，专门鼓吹同一事业。由杰拉尔德·梅西和J．B．伦诺主编、在阿克斯布里奇这个小镇创办的《自由魂》持续出版了相当时期；它充满着炽烈的热情，洋溢着共和主义的精神。在白金汉这个小镇创办的《进步论者》，由该镇的约翰·斯莫尔先生担任主编。它最初是一个月刊，后来改为周刊；主编也换了人，由R．G．甘米奇担任。最得力的投稿者是北安普敦的约翰·赖米尔先生，每星期都有他的通信，充满着对民主主义前途的热情和希望。这份刊物总共出版四十八票。在剑桥创办《职工自由报》，在威兹比奇创办《东方之声》，它们的发行时间都很短暂。《公益报》是一个月刊，根据和平的原则，提倡民主主义，由帕斯莫尔·爱德华兹主编；根据同样原则，又创办了一份名为《自由规范》的周刊，由J．卡斯尔任发行人，维持了相当长时期。后来出现了雷诺兹的《政治导师》，这是一份大型周刊，售价低廉，每期销数达五万份。它是雷诺兹所发行的刊物中最优秀的一种。它刊登塞缪尔·基德撰写的论述劳工这个重要问题的出色通讯，E．T．罗伯茨所著脍炙人口的《英国史》，出身J．B．奥布赖恩手笔的有关《人类奴隶制起因、发展和阶段》的一系列精彩文章，以及其他作家才气洋溢的著作。托马斯·库珀发行一个周刊，名副其实地称作《直言者》，充满着这位编辑惯有的活力。当他在执行与该报有关的一项使命时，库珀又同奥康纳发生冲突。一个记者从博尔顿写信来说，库珀一直对土地计划吹毛求疵。奥康纳把这封通讯在《北极星报》上披露，附加下列评语：
“托姆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滑稽天才。他是新教徒、国教叛徒、异教徒；清教徒、圣使徒、无神论者；绝对禁酒者、戒酒主义者、节制饮食者，又是嗜酒如命者。他是三位一体的化身。他对各种不同的人扮出各种不同的角色，下一回究竟扮个什么人物，只有天晓得。但我诚心诚意地希望他永远不做为我歌功颂德的桂冠诗人，也不要充当我土地计划的吹鼓手，因为那样一来，我将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同时担心土地会变成不毛之地。宪章运动在中部各郡陷于瘫痪状态，就这点来说，这位诗人所费的气力胜过任何别人。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暴力派宪章运动者，却堕入道义力量的抵抗行动；由于自白等于一半的忏悔，所以我希望这位‘自杀者’的灵魂可以逃脱‘炼狱’的痛苦。”
库珀在《北极星报》上对这封信作出答复，否认奥康纳关于他的人格所作的许多论断，唤起奥康纳对过去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的回忆；声称他即将返回伦敦，想测验一下奥康纳的势力，看看那些曾经邀请他的各城镇的宪章运动者是否会再邀请他去访问。上述报刊披露奥康纳的一封来信，结尾处这样写道：
“我相信，在这项神圣的事业中，我所欢迎与之合作的，谁也不如托马斯·库珀那样使我感到满意，我去世以后，他的功业仍将存在；因此，我十分真诚地，毫无保留地把过去的一切争端埋葬掉，不再介意。我向你伸出友谊之手，坚决做你忠实的、亲密的朋友。费格斯·奥康纳。”
库珀对奥康纳不再过问；但邀他去演讲的请柬继续寄来，他访问全国各地的许多城镇，受到热烈欢迎。
现在休姆先生的派别在群众面前更公开化了；1849年5月16日，为了庆祝这个运动的创始，在伦敦酒馆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会场十分拥挤，执行委员会的T．克拉克莅临参加，为宪章派和中产阶级改革家的联合迈出了第一步；但恰恰就是这份刊登有关这次集会报道的报纸，同时也刊登了费格斯·奥康纳的一封信，警告“老资格的宪章运动者”不要参加这个新兴运动。宪章运动者继续在首都各区经常举行群众集会。6月4日，在米尔顿街剧院举行了一次集会，参加者十分踊跃，由雷诺兹和奥康纳发表讲话。在这次集会上，克拉克提出一项决议，拟邀请休姆派考虑人民宪章，经奥康纳附议，并获得一致通过。同一星期，休姆在下院重新提出他的动议，只有八十二人给予支持。奥康纳在下院提出欧内斯特·琼斯的事件，琼斯因为不愿做填絮的苦工，被幽禁在一间宽六英尺、长四英尺的牢房里，三天三夜只靠面包和清水维持生命；他的健康状况虽然如此衰弱，他的被褥白天却被拿走，迫使他只好躺在床架的铁条上。后来由于奥康纳每星期付出五先令，使他免做填絮的苦工，这种待遇才改善。柯克德尔监狱中的犯人——利奇、怀特等人——也没有闲着无事。他们受到头等犯人的待遇，因为监狱当局准许他们置备钢笔、墨水和纸张，他们写了好几本有关宪章运动的小册子，公开发表。
1849年7月3日，奥康纳在下院提出他那耽搁已久的有关人民宪章的动议，经过一番辩论后，投票赞成者只有十五人，包括检票员在内。这些人的姓名是：W．J．福克斯、J．格林、L．海沃思、J．休姆、C．勒欣登、纽金特勋爵、J．奥康内尔、G．皮尔逊、W．斯科菲尔德、H．W．坦克雷德、汤普森上校、G．汤普森、J．沃姆斯利爵士、E．奥康纳和沙曼·克劳福德。这就是上述动议所取得的结果，到了这时，1848年的一切喧嚣扰攘已归于平静，而一度曾使伦敦成为一座军事堡垒、使王室前往比较宁静的怀特岛避难的一切骚动也已成为历史陈迹了。
为了宪章派被告们的辩护费用，虽曾募得三百余镑的捐款，但奥康纳仍被他以前为欧内斯特·琼斯等宪章派被告所延聘的一位律师提起诉讼，经高等法院传讯，责令他偿付三百十六镑律师事务费中应付未付的差额一百零一镑。
奥康纳现在同休姆派改革家逐渐接近了。他参加一次在模范剧院举行的集会，摆出一副和事佬的面孔，对集会群众说，宪章派的唯一目标是要使富人更富，穷人也富。这时候，奥康纳似乎对各方面都感到十分失望，因此，甚至宣布他有意退隐家园。宪章运动团体是否真愿他这样做，殊难断言；但当时非但没有数以百计的对他表示挽留的决议——尽管少数宪章运动者写过这样的信——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把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送到《北极星报》刊登。然而，奥康纳并不打算就此引退。这时候，国际问题激起人们极大的兴趣。罗马和匈牙利遭到外国军队的入侵，在英国引起对被侵略者的同情。为了对匈牙利表示同情起见，在马里尔本的霍尔骑术学校举行一次群众集会。到会者人山人海。发表讲话者有休姆先生（议员）、J．卡斯尔、蒙克顿·米尔恩斯先生（议员）、德·莱西·伊万斯爵士（议员）、罗杰斯医生、赫达姆先生（议员）、汤普森上校（议员）、H．赫瑟林顿、J．威廉斯（议员）和J．怀尔德（议员）；然而，这些人物所表示的同情也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罢了。朱利安·哈尼由与会群众指名邀请发言，在雷动般的掌声中，他鼓吹武装干涉，并就这个问题对群众作了一次测验，几乎每个人的手都举了起来，重新发出一阵掌声。谢菲尔德、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埃克塞特、伯明翰、威斯敏斯特、卡莱尔和所有主要城镇都仿效伦敦的榜样，对匈牙利表示同情。
休姆派在德鲁里巷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奥康纳又和他们十分融洽地一同露面，托马斯·克拉克也在场给予他支持。奥康纳先前曾把那么多人一脚踢开，不是因为他们背弃原则，而是由于在政策上发生分歧，他先前甚至不愿改变宪章的名称，而且还纠集成千上万人挫败户主选举权的计划，然而，现在却对一个主张实行户主选举权的协会表示支持。纽金特勋爵是这次集会上改革派旗帜最鲜明的一员。他甚至说，要是他为一项捐税投票，而同时却又不愿为户主选举权投票，那么他将把自己看成盗贼。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两件值得注意的事，在某些人中间引起了莫大的遗憾。一是亨利·赫瑟林顿的死于霍乱；一是约翰·梅森的移居美洲。赫瑟林顿的遗体由大批朋友伴送到墓地。五百人组成送丧队伍，守候在墓地的还不下两千人。G．J．霍利约克在这个场合发表了一篇十分恰当的演说，此外，他最老的政治同僚詹姆斯·沃森也讲了话。梅森在伯明翰受到茶会招待，参加者有芒茨、道格拉斯、乔治·道森等人。一只装有四十镑捐款的钱袋赠给梅森，作为表示敬意的纪念品。另外，还发生了更可令人悲痛的死亡事件。死者是约瑟夫·威廉斯和亚历山大·夏普，两个被关押的宪章运动者。这两名罹难者均死于那噬人无算的霍乱症；但是，把他们的身体折磨得易于沾染这种恶疾的根源，却是辉格党政府加于他们的严酷、残忍、饥饿的待遇。参加他们葬礼的至少有两万人。克拉克和斯托尔伍德发表演说，然后竖立一座墓碑，纪念这些宪章运动的殉难者。威廉斯在临终前提到他的病源时说：“不是霍乱，而是饥寒。”这些事件促使人们为全体政治犯请求特赦而进行努力。为此目的，9月25日在伦敦的约翰街举行一次盛大的集会，讲话者有G．J．霍利约克、W．狄克逊、T．克拉克、廷德尔、阿特金森、劳埃德·琼斯、H．罗斯和费格斯·奥康纳，会上通过致女王的陈情表。这些事件激起很大的同情。为了这个同一目标，伦敦和地方各郡都举行了其他群众集会。奥康纳同有关财政与议会的改革家们一天比一天亲昵起来了。仅仅在几月前，在他看来，他们的运动不过是一个狡黠的花招，现在他非但赞成这个计划，而且对它的发起人抱着无限信心，并旅行到诺里奇、阿伯丁和其他边远城镇去给他们支持。
10月27日的《北极星报》上披露塞缪尔·基德的来信，声明辞去执行委员职务。基德是这个团体中工作最努力的一员。苏格兰、英格兰北部、工业地区、英格兰中部以及国内几乎每个地方都通过他论述劳资问题的演讲而获得裨益。现在他抱怨说，有效的组织从未实现，又说协会欠他的款数已达六十镑；他说，执行委员会中的同事们和他意见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也就不值得保持协会的名称了。为了恢复鼓动工作，又作了一次尝试：在伦敦举行两次群众集会，参加者有奥康纳、雷诺兹、麦格拉斯、狄克逊、哈尼、克拉克等人。当经决定召开首都代表会议，由二十八名代表出席，对上述问题进行协商。在约翰街举行的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由主席麦格拉斯以及G．W．M．雷诺兹、S．基德、E．奥康纳、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和D．W．鲁菲等人发表讲话。奥布赖恩把过去鼓动工作的失败归咎于忽视社会权利的原则。奥康纳反对土地国有化。奥康纳、狄克逊、克拉克和厄丁当选为代表。威斯敏斯特、塔村和其他地区也举行集会，推选代表。兰贝思推选E．米尔斯、柯林斯、帕廷森和霍布登；芬斯伯里：汤森德、奥尔纳特、李、布莱克；威斯敏斯特：哈尼、格拉斯比、阿诺特、米尔恩；塔村：雷诺兹、麦格拉斯、戴维斯、德雷克；南沃克：兰戈尔、珀西、威尔金斯、珀西；伦敦城区：斯托尔伍德、布朗、本特利、福勒。在这次协商会议上，大家赞同一项与先前大致相同的组织计划；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名额从八人减至五人。在会员们尚未举行正式选举以前，先行推选临时执行委员会。哈尼、奥康纳、克拉克和雷诺兹之间发生了相当热烈的争论。后三人都曾参加议会改革家的会议，而且奥康纳是以宪章运动代表的名义去参加的。哈尼对奥康纳未经取得同意就自命为宪章运动的代表，表示异议。协商会议通过决议，不准对其他改革团体进行阻挠；但哈尼却利用《北极星报》对中产阶级政治家继续非议。
在J．布朗蒂尔·奥布赖恩的主持下，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协会，命名为全国改革联盟。该会是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布成立的，主席是G．W．M．雷诺兹，发言者有奥布赖恩、劳埃德·琼斯等几个演说家。这个联盟是根据奥布赖恩长期提倡的原则而建立的。除了追求人民宪章所包括的各项政治改革外，它还尽力传播有关人民各项社会权利的知识，规定土地、矿藏和渔业国有化作为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发行一种货币，以全国可消费的财富为基础，而不以目前假的币制为依据；信用贷款国有化，从而通过国家贷款的方式，使穷人可以凭借辛勤劳动上升到安适独立的地位；设立国营市场，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实行财富交流。奥布赖恩每星期在约翰街学院就联盟的原则发表演讲，很快就受到伦敦民主主义中坚分子的欢迎。不久以后，这个团体租下索霍区丹麦街的折衷主义学院，奥布赖恩每星期在那里对他寄以厚望的原则作两三次演讲。
由于企图同中产阶级改革家进行合作，宪章派内部越发显得分化了。截至最近止，奥康纳一直指责科布登，现在却跟着他前往埃尔兹伯里，在郡政府会堂举行的公众集会上，令人肉麻地对他大事吹捧，正象他从前对他进行十分恶毒的辱骂一样。为了保护本国工业而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基德和克拉克发生争执。克拉克对他以前始终强烈反对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表示同情。他对基德发表一些诽谤性的言论，基德向他挑战，要求同他辩论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优缺点。挑战虽被接受，而辩论却始终未曾实现。
在1850年1月14日的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上，不满情绪的迹象越发显露出来了。这次集会是由临时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主席是奥康纳。朱利安·哈尼借此机会大肆攻击新兴的改革运动，并表示希望，一旦欧洲大陆人民对他们的暴君再取得优势，他们一定要请暴君们尝尝人民在他们手里所吃的苦头。克拉克对哈尼就上述两点发表的演说表示反对；但多数人对哈尼表示同情。在这次集会上，获释出狱的W．J．弗农向听众发表讲话，受到十分诚挚的欢迎。雷诺兹、麦格拉斯、奥布赖恩和狄克逊也在会上讲了话；奥布赖恩为哈尼辩护，驳斥克拉克的攻击。后者偕同雷诺兹和奥康纳一起访问利兹、布雷德福、曼彻斯特和其他较大城镇，许多群众前来参加。雷诺兹还到陶器产区、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格拉斯哥等城镇进行访问，在十分拥挤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哈尼在《北极星报》上给克拉克答复，措词极不审慎；激起对方更加恶毒的反驳，克拉克在反驳中责骂哈尼胆小如鼠，说他在代表们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曾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发抖，倡议放弃肯宁顿公地的群众集会，虽然当时并没有人鲁莽到夸耀自己公然反抗政府的决心。哈尼承认他希望取消集会，确是事实；但是他说，这是由于他发现克拉克及其一伙没有战斗情绪的缘故，认为如果不能同时举行示威游行，那还不如干脆放弃举行集会更好。在伯明翰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克拉克辞去临时执行委员职务，他就照办了；多伊尔、麦格拉斯和狄克逊也步他的后尘。对方的基德、哈尼和格拉斯比也都引退了。
这时期，群众集会经常举行，对议会中的议事情况进行研究，由雷诺兹、哈尼、奥布赖恩和其他民主主义提倡者发表讲话。奥布赖恩把他的各项原则传播到某些人群中去，虽然他们也许并不准备接受它。在卢克·汉萨德的主持下，建立了一个组织，命名为全国革新协会，它召开公众集会来讨论各项改革方案。奥布赖恩参加这样一次集会，提出他有关土地、贷款、货币和财富交流的方案，以及其他三项建议，作为建立有关全国性改革基本特点的前奏。这三项建议是：废止新济贫法，恢复伊丽莎白时代的法律，雇用穷人在公共土地上从事有偿劳动；降低物价，使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合理调整；国债利息由财产持有人负责偿付，该项国债是为他们的利益而举的。奥布赖恩以绝大多数通过这几项建议。克拉克及其一伙建立全国宪章联盟，与原有的宪章协会处于敌对地位，吁请公众给予支持。哈尼出发旅行，抵制克拉克的行动，在曼彻斯特、罗奇代尔、斯托克波特、麦克尔斯菲尔德等地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集会通过对他的信任案。这时候，奥布赖恩开始在公众集会上掌握更大的势力。他简直是有会必到，会会都宣扬他的原则。他每星期必在约翰街受到兴高采烈的欢迎；他还应邀前往格林威治和附近地区。
1850年4月30日，在约翰街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由米尔恩、基德和鲁菲发表讲话。两个获释出狱的被告比泽尔和卢尼在热烈的欢迎声中当众出现。南伦敦会堂也是多次集会的场所。4月28日，星期一，奥康纳在汉利参加人民会堂的开幕典礼——这是宪章运动者和现世主义者所购置的一所华丽大厦——当时会场上挤满了人。他在发表一篇很长的演说时，受到陶器工人对他们的领袖惯常表示的热烈欢迎。普选权在法国遭到的毁灭性打击，导致6月3日在约翰街举行的一次拥挤的群众集会。当时由奥布赖恩、雷诺兹和哈尼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说。奥康纳到苏格兰去访问。在格拉斯哥，詹姆斯·亚当斯出来反对他；但在他两小时半争取发言的尝试中，会场上的景象只是一片持续不断的鼓噪，亚当斯终于被奥康纳一派人请来服务的警察拖下台去。当主席退席，而群众也正在分头散去时，经奥康纳的招呼，一部分人留了下来，由他向他们发表讲话。奥康纳还到佩斯利去访问，科克伦出来发表反对他的言论；但集会却一致通过对他的信任案。这位精力旺盛的鼓动家还访问了爱丁堡和乔治·米尔斯；在回程中，他又在卡莱尔和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向盛大的群众集会发表讲话。
执行委员会——现在的成员包括托马斯·布朗、威廉·戴维斯、詹姆斯·格拉斯比、G．J．哈尼、托马斯·迈尔斯、约翰·米尔恩、E．斯托尔伍德、G．W．M．雷诺兹和约翰·阿诺特——开始对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权利问题表明他们的态度；6月18日，他们在约翰街的群众集会上提出一项决议，赞同奥布赖恩所提出的那些权利，结果获得集会通过。在同一地点举行的下一次集会上，刚从狱中获释出来的约翰·萧前来参加，受到热烈的欢迎；会上宣布，麦克道尔医生也已恢复自由。哈尼这时已和奥康纳分道扬镳，由于奥康纳不准他在《北极星报》上撰写攻击克拉克及其一伙的文章。他已创办一份小型报纸，称作《赤色共和主义者》；雷诺兹的刊物《政治导师》已被合并为一份报纸，布朗蒂尔·奥布赖恩担任该报编辑，为时不长。7月11日，欧内斯特·琼斯和J．富塞尔在约翰街学院举行的晚会上受到了款待。茶会后，会堂里挤满了人。哈尼担任主席。沃尔特·库珀、雷诺兹、惠勒、弗农、比泽尔、萧、W．J．林顿、奥布赖恩和斯托尔伍德在会上发表讲话——一部分人的演说非常动听，非常有力。琼斯和富塞尔博得了震耳欲聋的欢呼。琼斯说，现在必须教导群众重视他们的社会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他为哈尼的《赤色共和主义者》的问世而向他们致贺。
1850年7月11日，奥康纳重新提出他的关于人民宪章的动议，但下院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开会。宪章主义运动好象又在院外活跃起来了。7月14日，成千上万人前往布莱克斯通边界，由奥文登的拉什顿、斯托克波特的威廉斯、哈利法克斯的沙克尔顿、利奇、乔治·怀特、麦克道尔医生、哈尼、海伍德的贝尔、罗伯茨和奥康纳向他们阐明有关拥护宪章的决议。据估计，参加者不下三万人。当天晚上，奥康纳到他的大本营曼彻斯特去访问，在人民学院内十分拥挤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经狄肯森的动议，与会群众鼓掌感谢他的讲话。
7月15日，欧内斯特·琼斯在一支雄壮的群众队伍的护送下，走进哈利法克斯，这些群众是为了欢迎他再一次来到他们的镇市而聚集起来的。群众发出了响彻云霄的欢呼。沙克尔顿、哈尼和琼斯在西山公园内向广大群众发表讲话，然后集会体会到晚上，成千上万人重又聚集一堂。高克罗杰担任主席。集会向琼斯献词致敬，仍由上述诸人发表演说。第二天又举行一次群众集会，把一个装有五十金镑的钱袋赠给琼斯。欧内斯特·琼斯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一篇通讯，否定中产阶级的运动。大约与此同时，奥康纳在同一报刊上也登出一篇通讯，以轻蔑的嘲笑口吻指出那个曾在伦敦历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反对他的政策的人是一个“可怜虫”。接着发表了琼斯给哈尼的另一封信，反对最近克拉克对他的勇气进行攻击，这当然也是给奥康纳的答复。9月10日，星期日，琼斯和奥康纳在莱斯特郡的蒙特索雷尔参加一次盛大的示威运动。据估计，参加者共有两万人。次晚，琼斯又在莱斯特的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琼斯在宾利，受到一大队携带着乐器的群众的欢迎。他坐在驾着灰马的车上，被护送进镇，折往菜市场，向群众发表讲话。会后，三百人在共济会堂举行茶会，听到琼斯、鲁宾逊、霍恩斯比、霍尔特和莱特奥勒的讲话。这个小城镇的宪章运动者赠给琼斯十一镑捐款。第二天上午（星期日），他在“巫师祭坛”举行的露天集会上发表讲话，这是约克郡一个最富于浪漫色彩的地点。琼斯又到唐卡斯特、谢菲尔德、赫布登布里奇、霍尔姆弗思和布雷德福去访问；在谢菲尔德和布雷德福，比泽尔也是在场的。在布雷德福，琼斯在车站上受到欢迎，一辆马车等候着他；他在好几千群众的护送下，经过各街道，前往禁酒会堂，七百多人同他举行茶会。接着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房间里十分拥挤，这位大演说家只得站在会堂的台阶上向群众发表讲话。
这时期，使人们的激愤情绪更加高涨的是奥地利将军海瑙的访问伦敦，由于他对英勇的匈牙利人所施加的残暴凶狠行为，他遭到巴克利和珀金斯运货马车夫的袭击，被迫钻入一个垃圾箱。鉴于这些马车夫出于个人义愤，对这个竟敢以其足迹玷污英国领土的专制魔王予以惩罚，每次集会都通过决议，对他们表示感谢。9月17日，奥康纳在考珀街会堂为前来英国的避难者所举行的一次十分拥挤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一提到这些马车夫，立即就激起非常惊人的欢呼。琼斯在利兹的商场内向人数众多的听众发表演讲，受到他们衷心的欢迎。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纳尔逊街演讲厅里挤满了人，他一出现就听到长时间热烈的采声。他在南希尔兹、布里斯托尔和森德兰以及英格兰其他许多地方作演讲，同样受到了欢迎。他从英格兰越过边境，转往苏格兰游历。他在霍伊克向拥挤的热心听众作演讲，后来又在柯卡尔迪演讲。琼斯到了阿伯丁，在挤满听众的联合会堂受到十分热烈的欢迎。在斯马特、迪安斯、赖特和麦克唐纳先生的动议和附议下，当时通过了关于拥护宪章以及向演讲者致敬的决议，琼斯随即起立讲话，再一次受到热烈的鼓掌。他的演说结束后，当晚举行宴会，对这位来宾表示敬意。9月28日，他在同一场所发表演讲，又很高兴地看到听讲者十分踊跃。格拉斯哥、基尔马诺克、坎诺克、沃密尔顿、蒂利库尔特雷和其他许多地方证明琼斯的声望日盛。他在各地都受到了欢迎，这是他所遭受的苦难赋予他的应得权利。回到英格兰以后，他在斯特利布里奇、罗奇代尔、帕迪厄姆、考文垂、北安普敦、曼彻斯特、陶器产区和其他许多地方作演讲。在曼彻斯特，他在野营地向人数众多的露天集会发表讲话，后来又在人民学院的集会上讲话，听众也是十分拥挤。在陶器产区，人民会堂被挤得一无空隙，演讲人受到掌声雷动的欢迎。在所有这些场合，巴克利和珀金斯的马车夫博得了高度的赞扬。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几个民主团体曾有合并的意图，因此，在首都举行协商会议，被邀推派代表者有：全国宪章协会、全国改革联盟、社会改革联盟、民主主义联谊会和行业委员会。哈尼、奥布赖恩、德拉福斯、桑顿·亨特、霍里约克等许多领导人物都来参加。他们开会商讨了好多次，曾试图成立一个统一机构，把各团体全部包括在内，定名为全国宪章和社会改革同盟，但结果却是一个显著的失败。怨言的产生另有新原因。奥康纳写信给宪章运动团体，建议在曼彻斯特召开协商会议，为了这个目的，该地区规定元旦为开会日期。执行委员会对此表示异议。欧内斯特·琼斯公然反对。西赖丁代表会议加以指责，指出只有执行委员会才是召开这样一种协商会议的正当权威。琼斯在《北极星报》上写信给宪章运动者，竭力敦促他们不要同意奥康纳的提议，并表示希望，少数应服从多数，而多数显然是反对这个协商会议的。尽管如此，奥康纳固执己见，11月17日参加在曼彻斯特人民学院举行的一次集会上，竭力为他的主张辩护。G．J．曼特尔反对召开协商会议，但他无法获得公道的发言机会；召开这个会议的决议几乎获得一致通过。奥康纳在这次集会上对他的中产阶级盟友——财政与议会改革家们——突然改变态度，表明相信，如果这些改革家对人民宪章拥有赞成或否决的表决权的话，他们是一定会投否决票的。鉴于奥康纳和曼彻斯特代表们所持的立场，执行委员会提请辞职，借此对宪章运动团体进行考验。琼斯又写信给宪章运动者，以强硬的口气对所提的协商会议大加指责。信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也许还会有人企图利用群众集会、高声欢呼、强词夺理和花言巧语，来支持我们阵营中日益没落的派性；要认清这种企图的实质。”曼彻斯特分会在《北极星报》上对琼斯的信作出答复。一般情绪看来是偏袒执行委员会的，各地区对它所采取的政策表示赞同。一周复一周，琼斯在雷诺兹的报纸和《北极星报》上发表通讯，坚持他的责难。“宪章面临的危险”是他在12月21日的《北极星报》上发表的一篇通讯的标题，他在信中对曼彻斯特分会作出答复，无保留地攻击该分会人士，然而，对奥康纳却不如此，虽然奥康纳才真是造成宗派分裂的罪魁祸首。琼斯对奥康纳的评论虽然装作非常耿直，一般地说，提到他的时候，总是怀着崇高的敬意，不论他对那个唯奥康纳的马首是瞻的曼彻斯特分会责骂得多么厉害。他批评他们向群众提出的行动计划。他们自称愿为“单纯的”宪章努力，毫不考虑有关社会改革的各项问题；但是这一次协商会议的目的之一却是创办合作商店。关于这一点，琼斯这样写道：
“如果这不是‘慢慢来’的制度，那就是更加不堪设想的东西。他们要实现单纯的宪章，但就在文章的下一行中，却给它添上经营杂货品的一条。他们对我们说，当我们将人民的吃饭问题统一组织起来，我们就会发觉它将大大地有助于推进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天哪！我们还得等多少年！工资那么低，时间那么短，恐慌和苦难纷至沓来（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我们还得等多少年，才会有几个劳动人民变成商店老板和高贵绅士，而又能降低身分来帮助我们赢得宪章？我们必须养成多少工人贵族，才会觉悟到我们这样做只是在扩充敌人的队伍？朋友们啊！这项建议可能是从敌人的阵营中来的。这就是所谓彻头彻尾地保持宪章的‘单纯性’。讲到重视合作化原理的价值，没有人比得过我了。这恰恰就是我们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利——换言之，有了宪章——所必须促其实现的；但是你们如果认为可以通过商业合作来实现宪章，那么，你们就成了笨拙的马车夫，把车子放在马的前面，本末倒置了。”
琼斯不仅满足于写作，还前往曼彻斯特旅行，闯进当地分会召开的群众集会，十分猛烈地谴责他们的举动。哈尼每星期也在他现在改称《人民之友》的小型刊物上对上述人士大肆攻击。与此同时，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正在进行中。候选人共有二十一名，奥布赖恩、库珀、梅西等人已放弃竞选。选举结果如次：雷诺兹一千八百零五票，哈尼一千七百七十四票，琼斯一千七百五十七票，阿诺特一千五百零五票，奥康纳一千三百十四票，霍利约克一千零二十一票，戴维斯八百五十八票，格拉斯比八百十一票，米尔恩七百零九票，亨特七百零七票，斯托尔伍德六百三十六票，富塞尔六百十一票，迈尔斯五百十五票，勒布朗德四百五十六票，林顿四百零二票，惠勒三百五十票，萧二百五十六票，伦诺九十四票，德拉福斯八十九票，菲迪南多五十九票，芬伦四十四票。由此可以看出，以前名望最高的偶像奥康纳只得屈居当选者的第五位，比那个更孚众望的雷诺兹短少将近五百票；他所以还能获得那么多赞成票，也许不是因为对他表示拥护，而是为了给他一点同情。得票最多的前九名当选为执行委员。 |
第十一章民主主义在欧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十一章民主主义在欧洲
民主主义在欧洲——1848年的法国革命——宪章派和法兰西共和国——G．W．M．雷诺兹——格拉斯哥的暴动——肯宁顿公地的群众集会——地方各郡的群众集会——拥护请愿书的群众集会——欧内斯特·琼斯的演说——地方各郡的群众集会——1848年4月4日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代表大会和请愿书——议会和游行队伍——代表大会和请愿书——奥布赖恩退出代表大会——军事准备——肯宁顿公地的群众集会——放弃游行——请愿书送达下院——请愿书在议会中——代表大会和请愿书的签名者——各地拥护代表大会和群众集会——代表大会复会——奥康纳在曼彻斯特——地方各郡的群众集会——国民议会
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把上述问题暂时搁下，以便叙述那些更加惊心动魄的事情。根据那种似乎正在激励着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人民的新生活看来，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显然就要发生了。12月4日的《北极星报》上刊登了有关法国里尔、阿韦纳、瓦朗西安等地举行改革宴会的报道。大约与此同时，伦敦举行了一次集会，庆祝波兰革命。这类事件有助于激起英国的民主热情。爱尔兰已在警戒中。组织工作正在进行。奥康纳在下院提出英、爱两国合并问题，提议成立调查委员会，他所发表的演说虽很有力，但动议只得到二十三名议员的支持。为了有利于适当处理英、爱两国的问题，伦敦举行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目的在于使两国的民主主义者结成联盟。政府在下院力图通过另一项对爱尔兰的高压法案，这个活动的每一阶段都遭到奥康纳的反对；但这项法案终于获得通过，因为在法案最后一次宣读时，反对者占少数，仅有十四人。意大利的形势也在发展。意大利政府要员明托勋爵在贵族院中，因支持罗马的意大利自由运动而受到指责，他的行动是经政府默认并予以辩护的。将近1847年12月底，伦敦和许多郡举行盛大集会。在伦敦的集会上，演讲人是朱利安·哈尼、欧内斯特·琼斯、德国籍的卡尔·沙佩尔和约翰·斯克尔顿。在爱丁堡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决定创办《每周快讯》，这是一个专门促进民主事业的刊物。在都柏林，联盟派，或称米切尔党，开始奋勇前进。1848年1月，詹姆斯·利奇访问这个团体，并向他们发表讲话，因此，在他们和宪章运动者之间正在开始形成一种统一的观点。这时，伦敦的考珀街、约翰街和其他宽广场所都成为宪章运动者经常集会的地点，而请愿书的签名运动也正在迅速进行。奥康纳前往伯明翰访问，该市在市政厅举行一次盛大集会，由市参议员鲍德温主持会议。这次集会的情况非常热烈。在这个时期，奥康纳似乎精神异常抖擞；他每周通过《北极星报》致函那些“衣著粗陋、胼手胝足、满脸胡须的工人们”、“老一辈的拥护者”以及“钦定的宪章运动者”，有时竟把他们当作他的臣民，在信中署名为“费格斯王”以表示他的王权。
2月2日，在霍尔本的国民会堂举行了一次晚会，欢迎邓库姆、韦克利和奥康纳。前二人因病不能参加，但主席欧内斯特·琼斯和麦格拉斯、哈尼、狄克逊、奥康纳以及其他演讲人的讲话激起了听众的热情。大约就在这个期间，琼斯曾对聚集在哈利法克斯的共济会堂的广大群众发表讲话，他们大声地响应他那振奋人心的呼吁。即将来临的巴黎改革宴会注定是一次大革命的前奏，英国的民主主义者正以绝大的兴趣期待着。法国政府决心粉碎这个改革运动，它对国王演说的响应就意味着这个事实。然而，反对党势力强大，以一百八十五票对抗二百二十八票。政府党和反对党之间这场搏斗的消息引起了无限兴奋，因为斗争显然迅速地接近一个危机。几天以后，这个危机以帝位被推翻和共和国建立而告终。
法国革命的消息在各国的专制朝廷中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同时使民主主义者充满了希望。奥康纳的政敌曾经请愿，以奥康纳资格不符为理由，反对他当选为议会议员。但在伦敦的约翰街，却举行了一次人数众多的集会，为他应占有议席进行辩护。休厄尔先生担任集会主席，克拉克、卡费、哈尼、斯托尔伍德和琼斯先生在这个拥挤的集会上发表讲话。为了这个目的所募得的捐款约有四百镑，于是上述请愿者迅速放弃了他们的控诉。同一星期，伦敦又举行一次盛大的集会，纪念克拉科夫的起义。麦克道尔医生行色匆匆，穿越苏格兰全境，在盛大集会上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基德的足迹踏遍约克郡，而韦斯特则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邻近地区激发民主主义者的热情。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民主主义联谊会、宪章代表会议以及在德鲁里巷的德国协会会堂举行的公众集会共同通过一项联合宣言，并决定将宣言送交巴黎人民。在这以后的一周内，各报刊传来了法国人民承认共和国的消息，宪章主义运动的声势比先前越发强大了。
3月2日，在兰贝思的国民浴室广场上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巨大集会。参加者成千上万；会场拥挤万分，全体委员好不容易才走上讲坛。琼斯、格拉斯拜、哈尼、波兰人雄纳科夫斯基、克拉克、狄克逊、奥康纳先生以及其他演说人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集会通过一项决议，抗议英国政府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干涉。会上还宣读并通过一项致法国人民的宣言，推定琼斯、麦格拉斯和哈尼三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巴黎，把这项宣言面交法国临时政府。继这次集会之后，这一星期内还举行了若干次集会。室内会场已不再敷用，因为无法容纳前来参加集会的成千上万的群众。斯特普尼草地、克拉肯韦尔草地和贝思纳尔草地成为首都人民举行盛大集会的地点，由惯常的那些演说家向他们发表讲话。
3月6日，星期一，在特拉法加广场上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其目的是为了要求取消所得税，否则就要求内阁立即放弃执政。这是一次由查尔斯·科克伦召开的中产阶级集会。然而，这次集会被宣布为非法，科克伦乃劝告群众勿去参加；但许多群众仍往参加，把公告撕得粉碎，推请G．W．M．雷诺兹为主席。截至这时为止，雷诺兹从未以政治演说家著称，虽然作为几部小说的作家，他已享有盛名。然而，他对政界活动并非完全漠不关心，多年以来，一直为《快讯》撰稿，负责该报的文艺栏和国际新闻栏。当时的《快讯》读者必然记得该报“国外报道”栏内刊登的批判路易·菲利普的措词尖锐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出诸雷诺兹的手笔。它们表明作者对法国政治相当熟悉，并倾向于共和主义；早在法国大革命前一段时期，这些文章已经预示路易·菲利普即将崩溃。雷诺兹最后脱离了《快讯》，因为其他投稿人所写的一些文章和他本人文章的观点完全相反，生怕它们刊登在同一刊物上会被人误认为是他的著作；因此他放弃了在该报享有的待遇优厚的职位。革命和短时期的政治动荡会驱使不少人跃登卓越的地位，而在平时他们可能会终生被埋没无闻。特拉法加广场的群众集会是雷诺兹千载难逢的机会。查尔斯·科克伦已堕落成一个抛弃职责、临阵脱逃的胆小鬼；谁敢冒政府公告的大不韪，挺身而出，谁就一定会博得在另一种情况下绝对无法博得的英勇声誉；何况谁也不知，当时正在发展中的惊心动魄的运动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整个欧洲究竟会带来什么结局。倘若英国宪章运动者步巴黎革命同志的后尘，那么，在适当的时机占有一个英勇卓越的地位，可能会导致在国家事务中的无上尊荣的职位；而且在国内群情激愤的状态下，谁也不能预料，群众长期郁积的不满情绪最后就不会在瞬息间爆发为革命。当时民间存在的苦难十分严重——人们的生活简直没有比这个更糟的了。千千万万的人们的眼中露出饥饿的神色，他们由于贫困几乎已变成绝望了。雷诺兹当时顺利地担任主席，会上有一些人士发表演说，反对所得税，表示同情法国大革命，并拥护人民宪章；演说结束后，成千上万的集会群众发出一阵阵支持巴黎人民和拥护人民宪章的欢呼。散会时秩序井然。一大批群众伴送主席沿着河滨马路，走到他在韦林顿街的寓所，他在一片沸腾的欢呼声中，站在住宅的阳台上向他们发表讲话。然而，另一部分人则运气较差。一个吃得脑满肠肥的既得利益阶级人士忽然指责参加集会的人是在浪费光阴。这种信口胡言使被指责者勃然大怒，愤慨情绪相当高涨。这就使企图用暴力来驱散群众的警察得到一个借口，于是便使用不少蛮横手段来驱赶群众。群众竭力自卫，把警察赶回他们的营地；但这支武装力量得到其他方面的大量增援后，群众终于被压服，许多人因受伤而被送往医院。可是，晚上又有一大批群众在“到王宫去！”的呐喊声中重新聚集起来，朝着白金汉宫的方向进发。正如这类集体行动的大多数情况一样，不少捣乱分子加入队伍，击毁路灯和窗户，有时甚至向面包商硬要面包，向酒店老板索取啤酒。他们后来循着原路回到特拉法加广场，平安无事地各自分散。此后两天，群众再度聚集，又同警察发生冲突，但结果并未出现多么严重的事态。
在地方各郡中，事态开始呈现险恶的景象。在格拉斯哥，人民普遍遭受极其悲惨的苦难。3月6日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暴动。失业的职工久已期待着食粮配给，然而终未实现。他们处在嗷嗷待哺的状态，在大失所望的情绪煎熬下，前往铁门街和其他主要街道，闯进食品店和枪支店。只有一些惯窃和类似的不肖之徒才会任意攫取非当前必需的物品。营业停顿了。商店关门了。群众在街道上迈步前进，一路上高呼“没有面包，就要革命！”警察几乎束手无策，于是就把军队请来弹压。当场宣读了暴动法，但与此同时，大批的其他群众正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闯进食品铺，索取面包。骚动的情况变得十分严重，地方当局不得不向爱丁堡增调援军。第二天，群众又聚集在布里奇顿，在那里，退伍的雇佣兵已做好戒备。一个男孩向其中一人抛掷土块，立即被逮捕。当群众设法营救时，警察局长斯马特上尉下令开枪。这道轻率的命令造成的后果是，五人被枪击中，其中有几人当场毕命。军队在街道上继续巡逻，但群众仍聚集在街头不散，不过一切公共场所都经严密防守。在曼彻斯特，群众聚集在砖瓦街的救贫教区协会济贫院门前，要求把院内的贫民放出来。一支强大的警察队伍驰往出事地点，但经过四小时的冲突以后，直到晚上7时，才把群众驱散。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群众袭击奥德姆路的警察局，熄灭附近的路灯，拆毁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的货摊，用拆下的木料当作武器，向警察进攻。军队实弹戒备，治安官们在市政厅内坐候，以便发生紧急事变时采取行动。3月6日，奥康纳来到陶器产区的汉利。一支庞大的队伍护送他进入该镇。两千人和他一同在有顶篷的市场内就座，举行茶会，然后，接待群众入场，七千多人听到了这位伟大的宪章运动领袖的讲话。在巴黎人民的鼓舞下，纽卡斯尔、邓弗里斯、森德兰、巴思、诺丁汉等一大批城镇呈现出一片活跃的景象。到处举行公众集会，民主主义的光芒好象已照亮每个人的心怀。卡莱尔为了推选代表该市的议员，这时正举行选举。宪章派提名麦克道尔医生为候选人，他在选民举手表决时，以巨大的多数当选，但在正式投票选举时，只获得五十五票，而对方却获得四百十四票。这种可笑的代表制必须在此一提，以便后代可以看出在文明的十九世纪有选举权者和无选举权者之间有多大差别。约翰·米切尔在都柏林创办一份报纸，名为《爱尔兰人联合报》。它表示要向英格兰政府复仇，明确指示人民进行巷战方法，同时表明每个妇女都可以成为战士，办法是向军队投掷酒瓶和其他可供投掷的物品，甚至硫酸。宪章协会执行委县会决定于4月3日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在这以后的一星期内，鼓动工作并未中断。3月13日，肯宁顿公地上举行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参加者约有两万人。四千名警察到场值勤；其中八十名匹马，携带着军刀和手枪，悠闲自在地在公地上策马巡逻。一部分警察穿着便衣，在会场上分散布防。特别警察应征服役。军械商奉地方当局之命，把枪支上的枪管一律拆卸，火药子弹零售商奉命在销售这类物品时必须特别慎重。在演讲人聚集的讲坛上，三色旗迎风飘扬。雷诺兹主持集会，向群众讲话的有麦格拉斯、威廉斯、克拉克、狄克逊和欧内斯特·琼斯先生，他们都发表了十分动人的演说。集会一致通过了人民宪章。同天晚上，在黑衣僧路的南伦敦会堂，举行了另一次盛大的集会，由斯托尔伍德担任主席。克拉克、狄克逊、富塞尔、罗杰斯、麦格拉斯先生和阿彻利上尉等人向听众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和上一次的集会一样，人民宪章也获得了通过。14日，在约翰街学院举行了一次集会，会场挤得人山人海，与会者听取了派往巴黎的代表团的报告。哈尼因病留在巴黎，但琼斯和麦格拉斯却前来出席。J．萧担任主席。琼斯在演说中对英国政府的军队揶揄备至，告诉听众说，在英国不会发生战争，因为没有作战的对象；一个人还不如同自己的影子作战哩。麦格拉斯接着发表了一篇十分激动人心的演说。斯托尔伍德向与会群众说，巴克利和珀金斯已使他们手下的人应征为特别警察，准备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因此，劝他们不要麻痹大意。他的话引起了沸腾的喝采声，集会结束时，群众为派往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人民宪章，为《北极星报》欢呼。
3月15日，在布莱克希思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治安官们虽然用尽一切恫吓手段，而开会期间又大雨如注，但群众屹立不动，保证坚决拥护宪章。14日，奥康纳在普雷斯顿由六百人举行茶会予以招待，他向出席茶会者讲话，主要内容涉及他的土地计划。此外，在伯明翰的市政厅也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其目的是为了表示拥护宪章。鲍德温主持集会，布拉克斯兰、科肯、韦斯顿、斯特奇、柯林斯、梅森先生等发表了演说。会上充满着欢欣的气氛。12日，星期日，在皮普草地聚集了来自约克郡西赖丁的几千名居民，由利兹的基德和萧以及其他演说家向他们发表讲话。法兰西共和国国旗公开悬挂出来，集会通过了决议，保证坚决拥护宪章。在这一周内，盛大的群众集会成为曼彻斯特、布雷德福、伊普斯威奇、巴思、南希尔兹、斯托克波特、谢菲尔德等地的主要特色。在希尔兹举行了两次群众集会，后一次参加者达一万人。韦斯特是主要演讲人。在谢菲尔德，参加集会者达一万五千人，由艾恩赛兹主持。当地的义勇气兵队做好武装戒备，但一切平安无事，艾恩赛兹被推选前往巴黎访问，向法国临时政府致贺。同一星期，奥康纳获准提出有关他的土地公司登记事宜的法案。
3月17日，曼彻斯特在自由贸易会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以促进宪章派和爱尔兰取消联合派之间的联盟。虽然集会规定征收入场费一先令、四便士或两便士不等，但会堂里仍挤满着密集的群众，估计有九千人。议会议员史密斯·奥布赖恩和约翰·米切尔预期前来参加，届时却未出席；但热情洋溢的群众却听到了J．利奇、G．阿奇迪肯、E．奥康纳、W．P．罗伯茨、迈克尔·多亨尼和T．E．马尔等人的讲话，他们提出决议，支持反对英国与爱尔兰并成联合王国的运动。集会热烈地通过了致法兰西人民的贺词。继这次集会之后，星期六又在市政厅举行了盛大的晚会，会场上悬挂着大小旗帜和象征民主主义的其他各种标志。与会者举行茶叙，茶会结束后，上次集会的主席邓恩被推选主持其事，罗伯茨、芬尼根、奥康纳、多亨尼等人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高度的民主感情得到了反应，散会时群众为宪章运动和反对合并运动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
19日星期日，为了同一目的，在距离该城镇约莫一英里的称作奥德姆边界的一片旷野上举行了另一次群众集会。大批群众从周围各城镇蜂拥而至。奥康纳估计这次集会的参加者有二十五万人。集会刚开始，阴霾密布，狂风猛吹，雨点开始降落；但不一会儿，天气就略露晴意，理查德·皮林被选为主席。他向与会的群众说，要想实现人民宪章，他们必须准备忍受远甚于狂风暴雨的逆境。利奇、多亨尼、奥康纳、多诺万、兰金、韦布和J．R．库珀均在会上发表讲话。奥康纳说：
“这是一个神圣的日子，一项神圣的事业，请大家同他一齐脱帽，对天宣誓，永不背弃这项事业，直到获得自由为止。”
于是，全体群众脱帽，奥康纳接着说：
“这不就是纪律吗？难道对命令的服从会有比这更迅速的吗？倘若从爱尔兰传来了任何不妙、不祥甚至酿成血案的消息，那么，他就不会再把捍卫爱尔兰的活动局限在下院范围以内了。”
关于拥护人民宪章和反对合并的运动的决议在会上获得了一致通过。
伦敦的鼓动工作继续活跃地进行着。21日，又在约翰街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会场非常拥挤，由约翰·萨维奇主持。弗农先生首先发言，表示拥护宪章，接着发言的是欧内斯特·琼斯，他主张在呈递请愿书那天各地同时举行群众集会。卡费继他之后发言，呼吁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的全体人民起来采取行动。亚历山大·坎贝尔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把社会解放置于夺取政权之前；但他大受冷落，终于被讪笑得说不下去。麦格拉斯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向他作了答复。民主主义联谊会继续经常开会，参加者愈来愈多。爱尔兰联盟会的俱乐部中每晚有许多人登记入会，由于传来了史密斯·奥布赖恩、马尔和米切尔被捕的消息，人数越发显得有增无已了。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处在革命的纷扰中；正因为每批邮件都带来了有关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各小邦和意大利的许多邦的人民举行起义并获得胜利的消息，所以，宪章运动者和爱尔兰取消联合派对于建立他们长期响往并为之艰苦奋斗的原则的决心好象也随着增强。为了支援这项运动，各行业的代表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贝尔法系协会内进行会商，并通过关于支持普选的决议。
3月27日，在约翰街又举行了一次十分盛大的集会。W．J．弗农在拥挤不堪的会场上担任主席。他对愚蠢而无聊的请愿行动表示遗憾，称它是一出滑稽剧。他竭力主张只给下院一小时的时间来考虑是否愿意承认人民宪章。这项意见博得了热烈的欢呼。狄克逊在一片喧闹的斥责声中对主席的发言表示异议。约翰·斯克尔顿宣读一篇书面谈话，敦劝集会采取道义力量，但他的宣读被迫中止。汉德利支持主席的观点，欧内斯特·琼斯对他的意见也表赞同，对主张道义力量的演说家表示反对。他说：
“狄克逊先生对我们说，我们不配有这种组织。为什么不配呢？难道我们的四肢都是木头做的吗？他对我们说，英国人民还未具备这种意愿。这样说来，整个英国成了一个谎话世界了。按他的说法，北安普敦人昨天对我说他们已具备这种意愿，便是在撒谎。同样地，在奥德姆边界上所说的也是谎话。今晚在这个会堂所说的当然也是谎话，因为大家表示已具备这种意愿了。对啦，整个英国为了哄骗五、六个平凡之辈，想必已缔结了一个阴谋大同盟啦。我看不会，先生；我相信人民已准备宣布一道庄严的命令——要为奴隶制敲响不可避免的丧钟！如果我没有充分的信心而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犯了罪。我就应该为可能发生的恶果负一部分责任。孤儿寡妇就有权咒骂我。但是，当着上帝宣誓，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赢得我们的权利的时候了。向前再走一步，即便脚上拖着铁镣，这些权利也就属于我们了。我真诚地相信，人民为了赢得宪章已作好准备了。这样，我就要说——把它拿过来；上帝会保卫我们的这种权利！”
他在结束时说：
“我们将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我们不要任性，不要急躁，但我们要坚定不移。如果立法者尊重我们，我们就尊重法律；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请看法兰西已经是一个共和国了！”
继琼斯之后发言的是麦格拉斯。他并不赞同道义力量演说家的意见，但比提倡暴力主义的极端派略见审慎一些。集会闭幕时，群众为人民宪章发出欢呼，但对内阁则异口同声地嘲骂。
关于民主活动在地方各郡发展的报道相继传来。在诺丁汉，麦克道尔医生向一万多群众发表讲话，然后他们在城内列队游行。纽瓦克、普利茅斯、蒂弗顿、默瑟尔、帕迪厄姆、布雷德福、北安普敦、威根、南安普敦、邓弗里斯、达德利、曼斯菲尔德、海伍德、贝克普、敦提、埃克塞特等地选出了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了请愿书以及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决议。在代表大会开会的一星期内，其他许多地方举行了公众集会并采取其他各种措施，来加强宪章运动的力量。麦格拉斯在莱斯特巨大的圆形剧场向成千上万的群众发表讲话。4月2日，星期日，两万人在诺丁汉森林地区集会，由麦克道尔向他们讲话。在拉夫巴勒举行了好几次群众集会，由斯克文顿和迪安先生发表讲话；4日，星期二，麦克道尔向四千人发表演说，他们在镇上列队游行。考文垂的宪章运动者在圣玛丽会堂举行集会，由伍德、哈托普、霍西尔、法恩、普里查德和麦格拉斯先生向他们讲话，集会并通过了全国请愿书。南安普敦每晚在日益高涨的兴奋情绪中举行露天集会。在法夫郡的圣安德鲁斯，公众集会是在市政厅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请愿书。在麦克尔斯菲尔德，为了促使正在进行中的宪章派和取消联合派之间的联盟及早实现，在牧师住宅草地举行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利奇和韦斯特先生是主要演讲人，会场上的群众情绪非常热烈。在斯特利布里奇，一万人举行集会，为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提出请愿。在斯特劳德和格洛斯特，也举行了热烈的群众集会。甚至自从上次发生不幸的暴动以后一蹶不振的新港现在又为实现人民宪章而行动起来了，当地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以促进这项目标的实现。在阿伯丁的联合会堂举行的盛大公众集会选出了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布莱克本，举行了一次有四千人参加的集会，基德在会上发表了十分动人的演说。支持请愿书的签名从其他许多地方源源不断地送来。集会陆续不断地举行，演说纷纷发表；为了进一步煽起那种似乎正在威胁着政府命运的极大的激愤情绪，人们用尽了一切方法。
4月4日星期二，期待已久的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约翰街学院举行，开始商讨会务，旁听席对外开放。代表们的姓名及其代表的地区列举如下：埃克塞特的J．普拉特·威尔金森；伊普斯威奇的塞缪尔·弗朗西斯；博尔顿的马修·史蒂文森；哈利法克斯的欧内斯特·琼斯；威根的詹姆斯·希钦斯；莱斯特的乔治·巴克贝；诺丁汉的乔治·朱利安·哈尼；伯明翰的约瑟夫·林尼和J．A．富塞尔；奥德姆的塞缪尔·基德；曼彻斯特的丹尼尔·多诺万和詹姆斯·利奇；利物浦的埃德蒙·琼斯和亨利·史密斯；爱丁堡的詹姆斯·卡明和亨特医生；敦提的詹姆斯·格雷厄姆；兰开斯特的J．T．伦德；巴恩斯利的弗兰克·米尔菲尔德；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詹姆斯·沃森；北安普敦的W．艾什顿；伯里的托马斯·塔特索尔；斯托克波特的J．韦斯特；斯塔福德郡陶器产区的塞缪尔·贝文顿和爱德华·塞尔；阿伯丁的詹姆斯·舍伦；德比的G．W．M．雷诺兹；约克郡和东赖丁的乔治·史蒂文斯；佩斯利的罗伯特·科克伦；格拉斯哥的詹姆斯·亚当斯；爱尔兰民主联盟会的G．麦卡锡；巴思的查理·博尔韦尔；布雷德福的D．莱特奥勒；利兹的奥康纳和J．萧；卡莱尔的的翰·洛厄里；默瑟尔提德维尔的戴维·托马斯；莱恩河畔阿什顿的罗伯特·怀尔德；伍斯特郡的爱德华·沃尔特；伦敦的威廉·卡费、亨利·蔡尔德和詹姆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普利茅斯的约翰·皮特里；诺里奇的威廉·狄克逊；哈德斯菲尔德的墨菲；托特纳斯的W．坦纳；切尔特南的J．P．格伦尼斯特。麦格拉斯被推选为主席，多伊尔为秘书长。首先提出的是麦卡锡的资格问题，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爱尔兰民主联盟会的团体选出来的。卡费和奥康纳先生反对他出席，但欧内斯特·琼斯则给予支持。此事经提交一个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决定准予出席，这就使这一次的代表大会成为一个非法的会议。接着讨论执行委员会有无表决权的问题，惠勒提醒奥康纳说，他已当选为利兹的代表。于是，奥康纳就放弃了表决权。奥布赖恩说，奥康纳既以当选代表的身分在此出席大会，就不应当容许他逃避应尽的责任。奥康纳声明，他决不愿推卸丝毫的责任。然后，他宣布收到邓库姆的来信，信中说他已逐渐恢复健康，希望下月可以同他们共聚一堂。关于执行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问题，重又提出讨论，对此所提的动议共有四项。奥布赖恩动议，全体当选代表应有出席和表决的权利。韦斯特动议，地方协会的成员们也应有权出席，并应准予发言和表决。赞同韦斯特动议的计十八票，赞同奥布赖恩的四票。前一项动议获得通过。于是推定一个委员会，负责整理请愿书。在此以后，各代表提出报告。威尔金森提出报告说，他的选区的群众反对使用暴力。马修·史蒂文森说，劝告饥饿的群众耐心忍受是毫无用处的。他说明他的选民正处于十分可怕的悲惨境地。欧内斯特·琼斯说，可能的话，他的选区的群众愿意按照道义力量的原则进行活动，但是，必要的话，却准备斗争到最后一人。必要时，他们准备从约克郡的山岗冲下来，给伦敦的爱国志士一臂之助。詹姆斯·希钦斯叙述了威根的群众正在忍受着巨大的压迫和苦难。他们准备再作一次请愿的尝试，但是倘若被驳回，那么不论结局如何，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巴克贝未奉指示，也不准备作任何报告。群众曾对他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愿凭道义力量实现宪章；倘不可能，他们就决计用其他方法来促其实现。哈尼说，他的选区的群众已立下决心，这份请愿书将是这一届的下院提出的最后一份。不论他可能接到什么指示，他都一定尽力履行。林尼的选民对群众集会已感厌倦。沃尔弗汉普顿、比尔斯顿和达德利的群众愿意服从全国代表大会。他感到有决心在离开伦敦以前实现宪章。富塞尔说，伯明翰群众的情况比往年已有好转。中产阶级已声明赞成宪章，宪章运动者可以借用市政厅了。他们希望不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有关暴力和道义力量的问题，以免破坏大会的团结。基德说，奥德姆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群众遭受的苦难如此持久而又连续不断，他们开始感到要铤而走险了。他们认为，长期性的饥寒交迫不如一死为快。多诺万说，曼彻斯特已有一万人失业。他们希望不用暴力来达到目的，但他们却希望，不论冒多大的风险，一定要实现宪章。商店老板们也感到有改革的必要。营业已减少一半以上，而房租和开支却与前相同：最近对欠缴济贫税的人们发出的传票已达六千份之多。埃德蒙·琼斯说，利物浦的一万名河岸搬运工人已失业二十星期之久了。在利物浦，一方面可以看出破产，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出革命。H．史密斯认为，即使其他城镇不发生革命，利物浦一定会发生。大家觉得，要想使请愿书得到认可，必须使用刺刀尖才能实现。各行业中一大批人已因贫困而变成民主主义者了。詹姆斯·卡明说，在爱丁堡，他们不是贫困不堪的宪章运动者，而是坚持原则的宪章运动者，不论在战地上、牢狱中或刑场上，都愿拥护这项原则。詹姆斯·格雷厄姆虽然未奉指示，但他说他坚信敦提的群众对压制爱尔兰人的任何企图必将感到无比愤慨，而且愿用一切方法来拥护人民宪章。伦德说，兰开斯特的宪章运动者愿意采取极端措施，只要有可能获得成功的话。米尔菲尔德说，他的选区的群众曾在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上指示他声明，如果政府放纵军队去骚扰爱尔兰，则他们在当地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对待。请愿书倘若被驳回，他们希望全国代表大会不要解散，而把国家的政权夺取过来，把全国土地统统分成小块耕地，让每个人有机会凭自己辛勤的劳动谋生。詹姆斯·沃森说，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群众决心要实现宪章，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第二天上午，代表们重新聚会。艾什顿叙述北安普敦制鞋工人的贫困状况。他有充分理由足以说明工人们决心甘冒一切危险来实现宪章。他们认为，谁不愿为实现宪章作斗争，谁就不配享有宪章的利益。他奉到指示，对于能够保证在最短期间内使宪章获得通过的任何措施给予支持。詹姆斯·利奇说，他的报告跟本区另一位代表艾什顿所讲的大致相同。他对暴力和道义问题不想发表什么意见，而是让它取决于形势的演变。塔特索尔说，伯里群众的景况十分可怕，商业十分萧条，他们简直难以苟全性命。这种景况驱使群众铤而走险。宪章是大家全神贯注的议题。在以前任何时期人们的情绪都不象目前这么激昂热烈。他可以断然说，兰开夏郡人民已忍无可忍了；但他认为，他们不应当轻举妄动，把长年累月的努力尽付东流。韦斯特说，群众所得的工资不到以前的半数，难以糊口。斯托克波特的群众已坚决表示，这将是最后一份请愿书。和塔特索尔一样，他反对采取急躁行动，但他同样也反对胆小怕事。贝文顿说，民间普遍存在的贫困状况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他从没见过这种惶惶不安的情景。群众已下定决心，甘冒任何危险来实现他们的权利。塞尔跟他的同事意见一致。地方当局已不再签发催缴济贫税的传票了，而且还接受一次露天群众集会的建议，拨出了二十英亩土地，来安置贫苦无依的穷人。人们拥护宪章的激昂情绪十分高涨。詹姆斯·舍伦说，阿伯丁的群众尚无健全的组织，但遇有重大事件时，始终是踊跃参加的。他们已为请愿书征得一万人的签名。倘若这种做法仍不奏效，他们将建议采取向女王陈情的方式，而把以后的步骤留给代表大会。雷诺兹说，德比地区普遍存在着十分旺盛的情绪。他认为这次送交下院的请愿书应当是最后一份请愿书，倘被拒绝，那就不啻对劳动人民宣战。几滴鲜血不能决定胜负；道义方式如果失败，则人民群众准备采取任何手段。德比的群众完全同意他的意见。G．史蒂文斯的选区的群众希望推派代表团拜访约翰·拉塞尔勋爵，向他申述劳动人民的情况。陆军第五十七团有一连士兵驻扎在赫尔，在他们调防开往爱尔兰以前，其中三十七人曾在请愿书上签名。赫尔的群众希望代表大会继续开会，直到实现宪章时止。科克伦的选区群众主张代表们拜访议会议员，在提出请愿书以前，与他们评理；住在议员所代表的地区的人民应当写信给这些议员。请愿书倘被驳回，他们建议全国各地同时举行群众集会，以便决定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亚当斯先前曾征得十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嗣后又交来三万人的签名。中产阶级已开始采取亲善友好的态度了。只有酒店老板们不肯支援他们。贫困现象严重地存在着，不满情绪随着高涨；这种情绪十分激烈，因此，不论情况如何，他们都能将所有的士兵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并未奉到特殊指示，但他反对任何急躁行动，认为这会损害他们的事业。至于格拉斯哥最近发生的暴动，宪章运动者除了表示反对外，与它并无关系。莱特奥勒代表十万名群众，可以为请愿书征得七万人的签名。他的选区的群众认为，目前的生活状况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决心冒一切危险来争取他们的权利。群众处于饥饿状态，实行改革的时机已经来到了；这就是他选区的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奥康纳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公正地、忠实地代表了人民。宪章主义正在蓬勃发展。他相信一定可以为请愿书征得五百四十万人的签名。法国的事态促进了宪章运动。欧洲大陆各国的王权正在土崩瓦解；在这种形势下，岂能指望英国继续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星期一，他们将前往下院。他不准备由于急躁行为而使这个主要由他所发起的运动毁于一旦，也不愿让人民在可以获得自由时继续在奴隶制度下多留片刻。请看目前的爱尔兰！他认为他所要说的话和格拉斯哥代表所说的一样，他们至少可以控制他们在那里的所有武装力量。现在他变得仿佛一个内阁大臣了，当然一定有人会问，星期一，他们准备做些什么。他凭代表大会的保证，作出答复，决不会有一块窗玻璃，也不会有一便士的财产受到损害。当他们的疾苦正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将会保持和平和良好的秩序。一位市参议员曾在下院对他说，星期一他将被一枪打死。他回答那位市参议员说，如果他真被枪杀，枪击就会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他将参加游行队伍，走在前队的前列，使他们便于开枪打他。请愿书倘被驳回，他建议全国各地同时举行群众集会，吁请女王罢免内阁，提拔愿把宪章作为内阁议题的人士参与阁议。如果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他决不畏缩，宁死也不愿使宪章落空。当大多数人民要求实行宪章准备确立他们的权利时，他就不想再迁延了。他认为现在他们已有实现宪章的能力了。奥康纳结束演说后，奥布赖恩起来发言，认为把群众说成已有准备，易于引起错觉；但奥康纳起身离会，推说要到下院去支持沙曼·克劳福德有关爱尔兰问题的议案。奥布赖恩批评说，奥康纳曾经声明，他不信任议会，内阁在极短时期内将不存在，又说他已把全国宪章代表大会视为解决国家重大困难的唯一组织，既然如此，他就认为奥康纳出席代表大会应当比出席议会更为重要，而这个议会，照奥康纳本人的说法，不久就会不存在了。好几名代表对奥布赖恩的举动提出异议，一般情绪都表示反对。奥布赖恩起立准备离会，但终于被说服留下。洛厄里说，卡莱尔群众的生活情况十分可怕。他们不赞同使用暴力，认为不凭暴力也可实现宪章。威格顿·多尔斯顿等城镇的人民认为不凭暴力绝对不能实现宪章。约翰·萧的选区的群众认为他们的生活景况已经坏得无以复加了。他们准备在争取宪章的尝试中把所有的一切孤注一掷。他所奉到的指示是，在宪章没有成为国家法律以前，不必回去。D．托马斯的选区群众希望在请愿书由游行队伍送往下院的同时，在本区内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准备贯彻代表大会的意图。罗伯特·怀尔德代表十万名无选举权的工人，已为请愿书带来七万人的签名。该地区人民授权他说，同地方当局发生冲突尚嫌过早，可以先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们对请愿已感厌倦，如果伦敦能尽它的责任，兰开夏郡也不会落后。M．沃尔特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请愿是丢脸的事；可是这次他愿一同前往。他选区的群众有些赞成暴力，有些则赞成道义力量。卡费说，伦敦的中产阶级反对他们，但是工人阶级则很积极。在威斯敏斯特区内，每晚增加三、四十人。联盟会会员愿同宪章运动者合作，下星期一将在他们自己的旗帜下列队前进。各行业也将出动。他愿贯彻他所说的一切。H．蔡尔德说，他的选区的群众已下定决心，要获得他们的权利，如果可能的话，采取和平手段，倘有必要，则使用强制办法；但在他们的请求没有被批准或未被驳回以前，群众将保持和平。雷诺兹声称政府派来两名记者采访大会进行情况，这项声明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波特里选区的群众倾向于和平，但希望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宪章。亨特医生说，爱丁堡不象他所期望的那么民主。他没有接到选民们的指示。他认为只有凭道义力量才能使宪章成为法律；因为当人民说“我们决心要宪章”时，它就一定会成为法律。格伦尼斯特不能和别人一样，说他选区的群众愿做这样那样的事，但他们需要鼓动工作，并将长期地、坚定地努力争取他们的权利。威廉·坦纳接到的指示是，留在这里，等请愿书呈递后再回去。马斯登已带来六万五千人的签名。他确信，如果没有什么行动的话，兰开夏郡北部很难保持安静。他们准备为采取行动再等待一段时间，但改革必须实行。狄克逊的选区群众的情绪并不见得比马斯登所述的情况为佳。请愿书倘被驳回，他们主张全国各地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举行群众集会，不到宪章成为法律时决不罢休。麦卡锡的选区群众决心要获得他们的自由权，他们已成立了射击俱乐部。如果有人在爱尔兰开了一枪，则伦敦的四万名爱尔兰人就准备为他们的同胞报仇雪恨。墨菲的选区群众下定决心去实现宪章，可能的话，凭道义力量，但不论采取任何途径，一定要使它实现。哈尼曾收到他选区的来信，大致说代表大会应继续开会，直到宪章成为法律时止。原定在下星期一召开群众集会，但市长不准借用市政厅，并说他曾收到乔治·格雷爵士的来信，指出诺丁汉正在制造并分发大量长枪。奥布赖恩并不认为伦敦人民一般都拥护他们，同时也不认为他们现在准备采取极端措施。只要他认为法律还会替他们主持公道的话，他不会触犯法律；但他一旦发觉法律不替他们主持公道，而人民的力量比法律更为强大时，他对法律就将嗤之以鼻。
凡此种种就是代表们提出的报告，由此立即可以看出，全国正在巨大的苦难下饱受折磨；这种苦难引起了大量的不满，加上欧洲大陆上的骚动，造成了十分险恶的形势。但是胜利完成革命的必要条件不仅限于这些。它们可能起辅助作用，但还需要另外一个条件来做它的基础。它需要一种在深思熟虑中形成的具体的、理智的公众信心——对人民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的真理、正义、价值和必要性所具有的信心。多少年来的鼓动工作还没有把这种理智的信心建立起来。基德提出一项十分重要的动议，提议发表一项宣言，揭露全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惠勒、怀尔德、艾什顿、卡费、麦卡锡、史蒂文斯和科克伦先生反对这项动议：有人认为时机过早，有人认为无此必要。然而，它却得到卡明、韦斯特、富塞尔、欧内斯特·琼斯、克拉克、格伦尼斯特、希钦斯和皮特里的支持，终于获得一致通过，基德、韦斯特、亚当斯、怀尔德、格雷尼姆、马斯登和利奇被推选负责起草宣言。这一文件为起草人博得了无上荣誉；它列举大量资料，甚至受到一部分素来反对宪章的报刊的赞扬。克拉克宣读执行委员会的行动纲领。其中一款是召开国民议会，以便向女王呈递全国陈情表。雷诺兹动议修正：
“请愿书倘被驳回，代表大会应即宣布它将永不闭会，并将宣布宪章为我国法律。”
雷诺兹原来指望，在奥康纳昨天发表演说以后，他们不再会采取权宜之计了，但他们的纲领仍然是一种权宜应付的策略。卡费反对进一步的请愿或陈情，同时也反对一个仅仅代表一小部分人民的团体自称为永久性的组织。他说，他仅是伦敦两百万居民中的两千人选出来的。他动议，代表大会的职责应以呈递请愿书为限，除此以外，应另行召开国民议会。到那时，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它应宣布它的会议永久存在，并且不论前途是祸是福，应当持续下去。洛厄里附议修正案，因为他选区的群众对过激的最后措施还不表示赞同。塔特索尔动议，全国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应定在4月12日召开，这种集会应决定代表大会今后将采取什么步骤。林尼附议修正案。欧内斯特·琼斯动议请愿书万一遭到驳回，应立即召开全国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通过陈情表，并选出新的代表大会的代表；目前的代表大会应继续会议，直至新的代表大会举行时止。詹姆斯·沃森支持欧内斯特·琼斯的修正案。他确实知道他们选区的群众不会容许他们采取急躁的步骤，而琼斯的修正案一方面固然坚定公正，同时却又避免了急躁的行动。接着大会对各项动议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但执行委员会终于采纳琼斯的修正案；其他修正案经撤回以后，下列纲领即予以通过：
“第一，全国请愿书倘若遭到下院的驳回，本大会应即准备向女王陛下呈递全国陈情表，吁请解散目前的议会，只选拔那些愿把人民宪章作为内阁方案的大臣们参与阁议。
“第二，本大会同意召开国民议会，由公众集会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以便向女王呈递全国陈情表，并准备永远继续会议，直到宪章成为国家法律时止。
“第三，为了通过全国陈情表与选举国民议会代表，本大会号召全国各地在4月21日星期五（耶稣受难日）同时举行群众集会。
“第四，国民议会定于4月24日在伦敦开会。
“第五，本大会将继续会议，直到国民议会开幕时为止。”
当上述决议通过时，代表们和听众们全体起立，发出热烈的欢呼。
代表大会并不局限于本身的会议。部分代表时常参加首都的公众集会。4日，星期二，民主主义联谊会在法林顿会堂举行集会，参加者非常踊跃。欧内斯特·琼斯担任主席。哈尼、韦斯特、基德、亚当斯、卡明先生等在会上发表演讲。集会通过的决议中有一项是，请愿书倘若遭到驳回，则要求代表大会宣布本身的会议是永久性的。除此以外，在肯宁顿公地和约翰街也举行了集会。在前一集会上，由富塞尔和欧内斯特·琼斯先生发表讲话；在后一集会上则由利物浦的琼斯、克拉克、塔特索尔、利奇、博尔韦尔、林尼、多诺万、欧内斯特·琼斯和弗农发表讲话。集会上所表现的气氛非常热烈。一大批群众无法进入约翰街的会场。还有一次集会是在圣潘克拉斯教堂会议室内举行的，目的是为了营救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亨利·赫瑟林顿担任主席。纽卡斯尔的沃森在一篇强有力的演说中提出一项拥护宪章的决议，怀尔德予以附议。沃尔特、阿诺特、基德、韦斯特、格伦尼斯特、琼斯、富塞尔先生等发表演说，各项决议均经一致通过。代表大会决定在肯宁顿公地举行群众集会，然后从那里出发，列队护送请愿书前往下院；但政府发出公告，宣布这种队伍为非法，警告群众勿往参加。当乔治·格雷爵士宣布政府的决定时，这个问题在下院引起了辩论。奥康纳对它大加谴责，但乔治爵士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十分响亮的欢呼声中，他宣布他的意愿是请求准予提出一项法案，以保证王室和政府获得更大的安全。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声明他们的和平意图，却是丝毫不起作用。准备工作在陆续进行中，数以千计的特警应征服役。现在奥康纳要应付十分困难的局面。在同一期的《北极星报》上刊出了他的两封信。在一封信中，他谴责那些口头爱国派谈论什么武装参加示威运动，并把引起政府发表公告的责任归咎于他们。他述及新募军警的粗犷无知，告诫群众对他们严加提防；提出他所收到邓库姆关于同一问题的来信，以资印证。在另一封信中，他说：
“如果我曾拿你们的信任去做交易，把你们诚实的信心当作买卖的商品，那么，我就可能会对你们大声疾呼——等待，等待，等待！但是你们的贫穷、匮乏和艰苦与我本人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以及我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决不会让我的嘴说出骗人的话；因此，我得向你们说明，我心灵深处怀着一个信念，幸运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长期苦难和牺牲将会博得胜利的荣誉。”
星期五，游行队伍问题又由德拉蒙德在下院提了出来。奥康纳宣布他打算参加游行。好几个议员发表意见，有些议员谴责政府的干涉，另一些人则加以赞扬，力劝奥康纳勿往参加，而应尽力制止游行。乔治·格雷爵士动议准予提出他的关于王室和政府安全的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凡是公开地、故意地发表危害治安的言论应在整个联合王国境内构成一项重罪，应受流放国外的处分。它遭到奥康纳、乔治·汤普森、休姆、芒茨、布赖特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法案一读时，获得通过，又经过嗣后的各个阶段，它终于在12日星期三在下院，13日在贵族院先后获得通过。下院表决的比数是，赞成者二百九十五票，反对者四十票。在贵族院，它获得一致通过。约翰·米切尔立即把《爱尔兰人联合报》改名为《重罪人》，所写的文章和以前同样激烈。政府并不以通过重罪法便告罢休，而且还继续进行一项外侨法，它当然也和前一法律一样，在两院获得了通过，成为法律。乔治·格雷爵士在下院受到质询，议员问他肯宁顿公地的群众集会和前往下院的游行队伍是否都是非法行动？乔治爵士答复说，这要看群众集会的性质而定。政府公告一宣布，这个问题就在代表大会上被提出讨论。T．M．惠勒动议：
“虽然政府发表荒谬的公告，而警察局又发出通知，本大会仍将发表宣言，声明它决定在下星期一举行群众集会。”
这项动议没有提到列队游行前往下院一节；但在嗣后的辩论中，卡费、韦斯特、蔡尔德、亚当斯、史蒂文森、科克伦、萧、博尔韦尔、沃森、威尔金森、奥康纳、基德、E．琼斯、麦卡锡、弗朗西斯、雷诺兹、克拉克、艾什顿、莱特奥勒、怀尔德、狄克逊、富塞尔、多诺万、哈尼、舍伦、巴克贝、沃尔特、卡明和塔特索尔先生都纷纷发言，一致表示决心，不论集会或游行，他们都要参加，惠勒的动议终被通过。哈尼宣读了《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大致说宪章运动者企图武装参加集会和游行。大会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拜访乔治·格雷爵士，向他说明并无这种意图。为此，推定了威尔金森、雷诺兹和克拉克先生，于是三人就前往内政部。他们没有见到格雷爵士，但会见了副大臣丹尼斯·勒·马钱特爵士以及检察长。前者对他们说，他认为不论他们说些什么，也不会改变政府的决心。他们在离开以前写了一张字条，留交格雷爵士，大意说他们决意和平地列队前往下院。韦斯特提议派遣代表团分别拜访政府阁员，向他们申述国内情况；于是就委派代表团去完成这项使命。经欧内斯特·琼斯的动议，大会决定要求全国各地在4月10日举行公众集会，以保证对代表大会的支持；各该集会应将开会结果汇报代表大会主席，并应在12日重行开会，以便听取代表大会有关全国请愿书呈递事宜的报告。哈尼向代表大会报告，伦敦有一个人已接到制造三万支棍棒的一笔定货；这项声明引起了一片斥责声。经哈尼的动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提出有关选区和新的代表大会代表人选的报告，以便万一目前的代表大会成员在伦敦的街道上遭到杀戮，或被一网打尽投入新门监狱时，仍然有人接踵而起。星期六，奥康纳出席了代表大会；在他就王室和政府安全法案发言以后，大会决定派遣代表团分别拜访自由党议员，呼吁他们反对这项法案，阻挠它获得通过。这些尝试都无效果；因为，如前所述，该法案不久就成为法律。然而，应当说明，反对派终于使它的有效期限只是两年。哈尼建议，代表大会的成员应自行选定后继人，以备星期二他们万一被迫不能出席时顶替。欧内斯特·琼斯附议。沃森、惠勒、雷诺兹、韦斯特、基德先生等予以支持。克拉克提出修正案，主张在发生这种意外时，应由全国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推选下届代表大会。原动议获得十四票，修正案二十八票。
9日，星期日，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在兰贝思的宪章会堂，向本区选民提请辞去宪章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所提理由是，全国各郡的代表由于各该选区内群众的疾苦，看来有可能采取比较急躁的行动，将越出慎重行事所容许的限度；有鉴于此，他不再能和他们共事一堂了。最近三天，他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他认为他们的一切措施最好能取得一致意见，他既不能和他们持同一看法，因此，决定不在他们中间制造争端。他相信他们的动机是很纯正的；但他们的信念和他不同，而且从一开始情况便是如此。奥布赖恩受到了强烈的批评，最后被迫坐下。事先曾有人劝他不要出席这次集会，但据他说，他决心要恪守他一向公开承认、并自认始终信守不渝的那些原则。
永远难忘的4月10日来临了，政府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除了原驻首都的正规军以外，还从温泽、亨斯洛、奇切斯特、查塔姆、温切斯特和多佛源源不绝地调来武装部队。驻在希尔内斯、查塔姆、伯肯黑德、斯皮特黑德和其他政府城镇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和水兵以及海军船坞工人都奉令武装戒备。泰晤士河的水上警察严密监视着商船，以防它们对宪章运动者表示同情。从伍尔维奇兵工厂调来重炮，安置在各个地点。海军陆战队在海军部布防。许多士兵经秘密分布各处，以防万一。骑警装备着马刀和手枪。所有公共建筑物都处于防御状态。两千套武器装备已分发给邮政总局，以供该局员工使用，他们都已应征为特警了；其他公共场所的员工也有同样充分的装备。所有轮船奉命准备应付紧急情况，以便运输军队。伦敦塔上的大炮经过检查，城垛用一道防寨予以加强，军队整装待命，随时出动。船坞工人也都应征为特警。城内各监狱由军队防守，各礼拜堂改为兵营。公共车辆大部从街道上撤走。城内七万人应征为特警，由军官们指挥。王室车马和其他贵重物品都已撤离王宫。武装兵力达九千人。传闻游行队伍将从肯宁顿公地出发，通过黑衣僧桥，前往下院，于是在这个地区大事戒备。宪章运动者携带着乐器和旗帜，在斯特普尼草地、芬斯伯里广场和拉塞尔广场集合，列队走上街道，前往肯宁顿公地，在那里有六千名警察和八千名特警守候着。上午11时前，特拉法加广场上已布满警察。在萨里这边，通往威斯敏斯特桥的各个通道由强大的警察部队防卫，桥上到处张贴着公告，宣布任何队伍不准护送请愿书前往下院。附近所有宽敞的地方都布满军队、警察或特警。炮队也出场了。各团体继续来到公地，携带着乐器和旗帜，旗上具有各式各样的题词，例如“自由、平等、博爱”、“爱尔兰人的爱尔兰”。代表大会在9时召开，雷诺兹担任主席。代表们经过点名。当点到布朗蒂尔·奥布赖恩的名字时，麦卡锡说，据他所知，奥布赖恩已经辞职，他很想知道他最后一次出席是哪一天。多伊尔说，他们尚未收到他辞职的正式通知，从政府发布公告的前一天起，他已不再出席了。多伊尔又声明，他曾收到警察局长的来信，答复他本人关于改变游行路线的去信。这位局长声称，计划中的游行在任何条件下不准实行。奥康纳发表了一篇警告性的演说；他替政府开脱它对事前布置应负的责任，而把责任归咎于倡议武装示威的人们。他说，他准备“以勇敢的名义，以公道的名义，以上帝的名义，要求大会不要举行游行，以免使他们的伟大事业落入小偷流氓之手，给政府以袭击他们的借口”。然后他又说，政府准备从某些窗口枪击宪章运动的领袖。这是市参议员汉弗莱在下院，以及警察局和其他人士对他说的。上午10时，代表们从代表大会的会议室出发。游行队伍由一辆马车前导，车上装饰着各种旗帜，由四匹马拉着。这辆马车载着全国请愿书。后面是一辆六马马车，载着代表们。坐在前排的是费格斯·奥康纳、多伊尔、麦格拉斯、琼斯、惠勒和哈尼·这辆马车也象前面那辆一样装饰得丰富多采。代表们出发以后，大批群众跟随在他们后面，加入队伍，每排八人。游行队伍到达全国土地公司门口停止前进，取出请愿书。完事以后，队伍继续前进，经过霍尔本、法林登街和新桥街，到达黑衣僧桥。轮船码头上正好有两三百名雇佣兵，一经发觉，就受到游行队伍的热烈欢呼。在桥的那一端驻守着几乎同等数目的警察，再远一些，还有五十名执着短剑的骑警。沿途直到黑衣僧路，多数店铺照常营业，但一过桥，则大部分是关着的。游行队伍终于到达公地，那里的几支队伍携带着乐器和旗帜组成了一个稠密的人群，估计人数在十五万至十七万之间，代表们的马车来到公地时，他们发出了沸腾的欢呼。
这辆马车一到目的地，奥康纳就被叫到鹿角酒馆去，警察局长梅恩先生正在等着他。消息立即传开，说奥康纳已被逮捕，但这毕竟是无稽的谣传。梅恩告诉他，政府并不干涉群众集会，但不准列队游行。政府自有制止游行的办法，并将运用这种办法，倘若发生这种情况，一切后果应由奥康纳负责。奥康纳答应取消游行。他回到车上后，受到群众热烈欢呼和挥帽示敬，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奥康纳必须解决一个难题。他已使群众相信他将率领游行队伍到下院去，但另一方面他又曾向警察局保证要取消游行；因此，他必须审慎行事。“孩子们，”他开始说，“有人向你们不厌其烦地说，今天我不会同你们在一起：好啦，我不是来了吗！”群众发出一阵沸腾的欢呼。他告诉他们，他曾收到一百封信，劝他不要来参加，因为他的性命将被牺牲；但他回答说，“我宁愿被人一枪刺穿心脏，也不愿放弃我在我的孩子们中间固有的地位。”这时候，会场上发出一阵“好啊，好啊！”的呐喊声。“是啊，”他继续说，“你们是我的孩子。这几匹马是你们的，不是我的。这辆车也是你们的，并且是用你们的木材造的。我只是你们的家长和监护人，只是你们正直的家长和无报酬的监护人罢了！”这些话又博得了一阵欢腾的呐喊。现在他开始央求他们不要做蠢事来危害他们的事业。他愿意跪下向他们苦苦哀求，不要这样做。他指着请愿书说，这里包含着五百七十万同胞的呼声，所有这些同胞们都指望着他们这一天安分守己。他提到他在土地计划中为他们所准备的大量福利，并且说，他决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享受不到这种幸福。他告诉他们，医生曾禁止他到他们中间来；他已经失眠六个夜晚了，胸口烧得象一团炭火似的。然后，他对他们说，请愿书将由执行委员会护送，力劝他们不必再护送了。他号召凡有决心象审慎明智的人们那样行动、并愿在短期内看到宪章成为我国法律的人们，举起手来；当时举起的手多得就象一片茂密的森林似的。他说，“我对天宣誓，我一定为你们争得你们的权利，否则就死在下院的地板上。我爱你们甚于自己的生命。上星期，我已表示要把《北极星报》的利润捐献给代表大会，以便贯彻这个运动。”他用诙谐的口吻，提到关于饲养那些运载请愿书的土地公司马匹的问题，引起了哄堂大笑，他说，他坚信它们有辩别力和智慧，以及它们及早解决争端的决心；他声称，现在他既已确知他们将审慎行事，他就可以安下心来，胸口的痛苦也消失了。“如果你们要把我弄死，”他继续说，“我的性命全听你们发落；但对别人，我是决不肯不经过斗争就屈服的。不过，还有一点，我希望你们记住——我想就在目前这个时刻，你们还不能完全不需要我。我将稳健地、和平地、坚定地和你们一致行动，今晚我将呈递你们的请愿书。星期五，下院将就请愿书展开辩论，如果群众没有因为过激的和愚蠢的行动而自我毁弃的话，任何事物也无法阻挠我们获得胜利。”他号召凡认为代表大会防止群众流血是一项明智措施的人们举起手来；举起的手再一次象森林那么茂密。他一再地祝贺他们的通情达理，反复地提到关于列队游行的告诫；最后说，“即使把我仰天绑在刑台上，我也会对恐怖行动鄙夷地一笑置之——保持现有胜利并继续去赢得胜利，直到人民宪章光荣地成为我国的法律”，讲到这里，广大群众发出热烈的欢呼。
继奥康纳之后发言的是欧内斯特·琼斯；他说，在请愿书到达下院前，它将有六百万人的签名，他重述奥康纳刚才所作的劝告。然而，他号召他们继续努力，请愿书倘被驳回，则到女王的宝座前恭顺地呈述他们的恳求。克拉克动议通过对议会的请愿，反对各项高压法案，基德附议，雷诺兹表示赞同。当奥康纳提议这项请愿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片“不必再请愿了”的喊声；但请愿的决议仍获得通过。在奥康纳对大会的主要会场讲话的同时，麦格拉斯、怀尔德、埃德蒙·琼斯、戴利、雷诺兹、韦斯特和哈尼先生在公地的其他地段向大批群众发表讲话。大会结束后，请愿书就放在三辆马车上，由宪章协会的执行委员们护送，前往下院。各处桥梁都有警察防守，散会后一个多小时以内，禁止人们通行。有些人强要通过，警察则用棍棒制止，往往不太和平。然而，群众并没有冒险同警察冲突，从原先存在的激愤情绪看来，这一天竟平安无事地渡过，却是出乎意外的。
同一天，奥康纳把请愿书送交下院，据他说，签名者有五百七十万人。此外，他又送去用意相同的一份，签名者有三万人。他动议，第一份请愿书由秘书宣读，当经照办。据莫佩思勋爵说，乔治·格雷爵士因有公务，不克出席；但他可以代格雷爵士声明，不论他对请愿书的呼吁作何感想，他决不至于对任何一份经多数同胞签名的请愿书不予尊重。这份请愿书从下院运走后，布赖特呈上一份曼彻斯特代表们的请愿书，代表六千群众，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六点，废止有关限定继承权和长子继承权的法律，限制劳动时间，成立地方调整工资评议会。勒欣顿声明说，他将在下星期五质询政府，是否愿在本届会议期间提出任何有关议会改革的方案。
11日星期二，全国代表大会重行开会。琼斯动议，推选一个委员会，将头一天的情况写成报告，散发到首都和全国各地。卡费鉴于经费不足，表示反对，但它最后获得了通过。克拉克动议，推选一个三人委员会，撰写一份致下院的请愿书，对政府提出弹劾。伦迪认为这不会产生实际效果，因此提出建议，主张实行前一办法，卡费附议。在经过几乎每个成员都参与的详细讨论以后，这项动议即被通过，大家差不多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奥康纳曾提出把《北极星报》的利润贡献给代表大会，他的建议虽然遭到反对和拒绝，但又通过一项决议，即奥康纳对代表大会的开支倘若愿意捐赠，不予拒绝。奥康纳发表演说，告诉代表们说，他估计在肯宁顿公地聚集的人数约在四、五十万之间。哈尼动议，任命一个委员会，由它选派代表到各地区去进行访问，使群众作好准备，以便在星期五（耶稣受难日）举行群众集会，选出国民议会。动议以一票反对获得了通过，委员会当经推定。经利奇的动议，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的票数，反对把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攻击的任何决议。根据基德的动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兰斯多恩侯爵在贵族院中所提出的外侨法。舍伦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代表大会号召各行各业接受宪章，当即通过。
在上述三项动议通过的同一天，下院出现了一个与全国请愿书问题有关的重要场面。索恩利代表有关公众请愿书委员会提出报告。据他说，在十三名诉讼用品店员工的协助下，奥康纳听说的那份由五百七十万人签名的请愿书经过审查，发现仅有一百九十七万五千四百九十六人的签名，其中有些签名是“维多利亚女王”、“韦林顿公爵”、“罗伯特·皮尔爵士”、“西布索普上校”等等。此外，还有许多是捏造的假名，例如“狮子鼻”、“长鼻子”、“扁鼻子”、“驼背翁”、“矮胖子”“姆指顶着鼻尖摇四指”等其他不堪入耳的名字，他不愿重述，以免损害下院的尊严。奥康纳不信十三名员工能在这一段时间内点清一百九十万人的签名，动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他把这些捏造的假名归咎于政府间谍。他认为他以前听说的签名人数是正确的。他自信不难征得一千五百万、即比该数多两三倍的人的签名。索恩利说，公众请愿书委员会不是专为审查这份请愿书而设立的，它在本届议会初期早已任命，任务是审查送交下院的一切请愿书。奥康纳曾说过，请愿书分作四大捆，最大的一捆要他和另外四个人才举得起来。那天早晨，请愿书曾经称过，共计重六百四十四磅。他相信，委员会信誉卓著，不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约翰·拉塞尔勋爵对报告表示满意。阿伦德尔和萨里伯爵、莫里斯·奥康内尔和R．H．英格利斯爵士发言以后，上述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克里普斯起立，证实索恩利的声明，并说，一万个签名中八千二百个是妇女。他对奥康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奥康纳答复说，他决不能为请愿书上每个签名负责。他既没有以假乱真，蒙蔽下院，也不责怪委员会存心欺骗。说完以后，他就离席而去。西布索普上校否认曾在请愿书上签名。其他几个议员发言以后，约翰·拉塞尔勋爵动议把奥康纳拘押起504来，议长从克里普斯方面取得保证，他不会离开下院。奥康纳先曾委托欧内斯特·琼斯向克里普斯提出挑战。不久他就遭到逮捕，被带到下院，在他和克里普斯之间经过一番解释和道歉以后，这件事即作罢论。奥康纳后来声明，在这件事发生以后，他暂时不再坚持他所预告的动议了。
11日，星期二，在约翰街学院又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斯克尔顿提出一项决议，对代表大会所采取的防止流血的措施表示赞同。丘吉尔提出一项修正案，对代表大会不加谴责，只说几句含糊的赞许话。弗农对修正案表示附议，但它终被撤回，原决议获得通过。富塞尔提出动议，谴责王室和政府安全法案，沃尔特附议，琼斯给予支持，并说，“在乔治·格雷爵士的唆使下，一项限制言论自由的法案即将通过，但这就是他说话为什么比以前更坚强、更响亮的原因。”这项声明引起了大声的欢呼。决议一经通过，聚集开会的广大群众各自散去。在14日星期五的代表大会上，奥康纳声称他暂时不想在下院提出宪章，建议进行更多次数的请愿。随即通过一项决议，对奥康纳的建议表示赞同，并对他表示感谢和同情。基德动议，每一代表应提出有关本区签名人数的报告。哈尼相信，他那一区的签名都是亲笔，但他建议诺丁汉的群众应自行组织国民警卫队，作为给予否认他们签名人数的那些人最有说服力的答复；在实现这点以前，他绝对不愿冒生命的危险。欧内斯特·琼斯认为签名人数只会估低，而不会相反。现在办公室内还搁着二十万人的签名，并已接到通知，哈利法克斯尚有四万七千人的签名，始终没有到达。亚当斯动议，代表大会应为请愿书设法征得比传说中更大数目的亲笔签名，假如政府愿意考虑把这一步骤作为对请愿书进行善意考虑的论据的话。代表大会对上述问题进行表决时，动议和修正案都被取消。欧内斯特·琼斯动议印发宣传小册子，不是为了说明宪章的内容，因为既然他们指望在短期间内可以实现宪章，这样做已经太晚了；而是为了说明它所能给予人们的好处。动议获得通过，当场就有几个局外人捐助两镑十八先令六便士，以便实施这项计划。随后，经琼斯的动议，大会同意向女王呈递陈情表，并决议推派琼斯到苏格兰去，为召开国民议会铺平道路。史蒂文森动议，指责报刊进行不公正和片面性的报道。部分代表表示异议，认为唯一补救办法只有人民自办刊物；但这项动议终以极大多数获得通过。在讨论过程中，卡费说，他们应请报刊发行人和印刷商在法庭相见，正象下院所做的那样。这番议论引得哄堂大笑，当卡费在会上宣读据说是西布索普上校邀请他下星期三赴宴的来信时，笑声又起。向女王呈递陈情表的问题一经提出，随即决定把它提交全国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由各该集会的主席代表签署。
群众集会在全国各地继续举行。在阿伯丁，六千人通过决议，赞成组织国民警卫队。13日，星期四，在亚当广场的大会堂内举行了一次十分拥挤的群众集会，对代表大会一致表示信任，下星期一晚上又举行一次露天集会。本来是想举行游行示威的，但由于地方当局的要求，集会终于打消原意。19日，在格拉斯哥的市政厅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参加者十分踊跃，它通过与爱丁堡类似的决议，并作出决议，采取一切合法措施来支持代表大会。在格里诺克和敦提，同样也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通过类似的决议。17日，琼斯来到阿伯丁，当地举行了一次有一万人参加的露天群众集会，通过各项决议，反对下院和内阁，同时赞成组织国民警卫队。麦克弗森担任主席，亨利、麦克唐纳、赖特、斯马特、林赛、芬德利和琼斯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讲。9时，群众散去，其中一部分人折往联盟会堂，把那里挤得水泄不通。亨利、赖特、斯马特和琼斯再一次在会上发表讲话，最后散会时，对奥康纳和代表大会发出欢呼。在埃尔和苏格兰许多较小城镇也举行了类似的群众集会，通过决议。在曼彻斯特，店铺老板、特别警察、行业代表和一般宪章运动者分别举行集会，支持人民宪章。星期日，在曼彻斯特的史密斯菲尔德举行群众集会，据说参加者达十万人，保证在任何紧急时刻支持代表大会。纽卡斯尔、北希尔兹、赫尔、伯里、利物浦、怀特黑文、拉夫巴勒、比尔斯顿、伍斯特、蒂弗顿、布里斯托尔、海伍德、阿什菲尔德的萨顿等城镇也举行了盛大活跃的群众集会。在比尔斯顿，邮车由骑警护送。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显示出高度的热情。在米切尔主办的报纸上，有关巷战的文章愈来愈起劲地继续刊登，流露出对政府挑衅的口吻。在都柏林，取消联合派在修道院街的音乐厅举行一次群众集会，参加者十分踊跃，由主席斯特里奇以及弗雷泽、奥多诺霍、巴里、史密斯·奥布赖恩、马尔、邓恩、米切尔、麦吉和多亨尼等人发表演讲。会场上悬挂着爱尔兰的三色旗，在它上方吊着一柄寒光四射的巨型利刃。集会表现出十分坚强的决心。奥康纳应邀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参加都柏林拥护宪章的集会。
17日，星期一，代表大会复会。克拉克又提出请愿书问题，说明从利兹收到的请愿书上有五万四千人的签名，从曼彻斯特收到的有十七万人签名。他深信请愿书上的签名人数必定大有出入，因此，他们应当不耻于承认错误。于是，便任命一个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哈尼宣读一份诺丁汉的报纸，据称那里的宪章运动者已自行组成一个生命财产武装保卫会。星期三，克拉克代表上述委员会，对请愿书上签名人数的调查情况提出报告。据他说，究竟下院的委员会所说的数字正确，还是负责起草请愿书的人所提供的数字正确，殊难断言，因此，他们无法提出任何报告。经克拉克的动议，国民议会的会期推迟到5月1日。在讨论过程中，雷诺兹以激烈的论调提到乔治·格雷爵士的法案，声称，群众倘若给予支持，他一定反抗这样一种法律，即便他可能终生被流放国外，亦所不惜。哈尼动议，致女王的陈情表与其由各地群众集会的主席代表签署，不如由所有十八岁以上的男子签名。动议在付表决时，七票赞成，七票反对，主席投了决定性的一票，表示反对。会上宣读了欧内斯特·琼斯的来信，信中说在阿伯丁，已组成一支拥有六千人的国民警卫队，几乎每晚举行示威游行；格拉斯哥和爱了堡正在准备采取同样做法。
4月22日的《北极星报》上刊登了奥康纳的一封通信，信中对即将召开的国民议会给予打击，称它为非法组织。他还斥责代表大会部分成员的行为愚蠢轻率，使他由于他们的行动而在下院中受尽非难侮辱，同时又为他们的开支付出了一百五十镑。他嘲笑某些人准备“卷起袖子大干”，所指的显然是朱利安·哈尼，因为这就是几年前他用过的字眼。他引证他所收到的一封来信，信是一个速记员寄来的，本人要求他的姓名不要公开，信中说，有人要求各报把10日举行的群众集会的人数定为一万五千，这就是各报登载相同数字的由来。这封信是否是捏造的呢？奥康纳从他自己的报上知道，《晨邮》断定的人数在八万至十万之间，而《太阳日报》则定为十七万。奥康纳在同一封信中说，4月8日，有一名爱尔兰便衣警察对他跟踪，并且对他说，如果他参加10日的群众集会，他就会被枪杀。
在下一星期内，群众集会盛极一时。伦敦各行业在国民会堂举行一次十分拥挤的群众集会，集会通过了拥护人民宪章和主张取消联合的决议。奥康纳到曼彻斯特访问，在科学会堂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和其他几个人发表讲话，与会者十分踊跃。复活节后一日，他去诺丁汉访问他的选区的群众，在那里，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已经组成；奥康纳与斯威特、莫特和罗伯茨同坐在一辆四匹马拉的凯旋车上，驭者穿戴着绿丝绒短上装和帽子。他们从火车站出发，通过各街道，向集市广场行进，聚集在那里的群众估计在二万至二万五千人之间。斯威特担任主席。经罗伯茨动议和G．哈里森附议，通过了对费格斯·奥康纳表示信任的决议，于是奥康纳便向这个盛大的集会发表了相当长的讲话。晚上，七百人在交易所内举行茶会。罗伯茨宣读一篇致奥康纳的祝词，哈里森补充了几句；接着奥康纳又在会上发表讲话。在集市广场的集会上，麦克道尔医生和撒迪厄斯·奥马利牧师被选为出席国民议会的代表。在利物浦举行的一次盛大的露天群众集会上，托马斯和埃德蒙·琼斯先生被选为出席上述团体的代表。在格拉斯哥的格林草地上，举行了一次号称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由多伊尔主持。保罗、邓肯、弗雷泽、默里、戴维斯、克拉夫、哈利和罗斯、代表大会的亚当斯先生向聚集的几千名群众发表讲话。会上通过决议，反对限制言论自由的法案。在前一次集会上，亚当斯、哈利和都柏林的默里先生被选为出席国民议会的代表。在敦提的贝尔街会堂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由R．基德主持，参加者十分踊跃。在J．麦克雷提出一项决议后，欧内斯特·琼斯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问与会的群众是否有决心来支持国民议会采取任何措施来赢得他们的权利。会场上发出了一片表示有决心的响亮回答。欧内斯特·琼斯访问爱丁堡，在那里，一次人山人海的集会在滑铁卢堂举行，由《星期快讯》的J．格兰特主持。格拉斯哥的代表亚当斯的发言相当详尽，接着是琼斯发言，他的辩才使听众十分激动。在亨特医生发表了讲话，而群众对费格斯·奥康纳欢呼以后，大家各自散去。琼斯和亚当斯到格里诺克去访问。虽然地方当局严加禁止，宪章运动者仍然组成游行队伍去迎接上述两位代表，他们由伯勒尔和纳尔逊陪伴着从该城东端的格拉斯哥港来到这里。队伍约有七百人。他们在德林本广场停下来；坎贝尔被选为主席，琼斯和亚当斯发表了讲话。在这以后，部分群众又列队游行，同警察发生冲突，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耶稣受难日星期五，在西赖丁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地点在哈利法克斯的斯克尔科特猎场。地方当局戒备森严。特警、义勇气兵、雇佣兵和正规军都整装待命。游行队伍携带着乐器和旗帜从布雷德福、哈德斯菲尔德等地大批涌来。广大群众汇集到猎场来。老资格的民主主义者B．拉斯顿主持会议。利兹的哈里斯、代表大会的莱特奥勒、哈利法克斯的沙克尔顿、基思利的埃莫特、代表大会的萧、哈利法克斯的克利塞特、沃特利的约瑟夫·巴克等人在会上发表讲话。集会照例通过了一些决议。据估计，参加者达八万人。除上述各处的群众集会外，各城镇举行许多次集会，推选出席国民议会的代表。在都柏林的公主剧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目的为了在爱尔兰取消联合派和英国激进派之间结成联盟。理查德·奥戈尔曼主持会议，J．米切尔、帕特里克·奥希金斯和其他许多人发表了讲话，按照大会意旨，通过了各项决议。4月24日又举行一次集会，由米切尔主持，利奇和基德发表了讲话；然后通过决议，拥护宪章原则。在德罗赫达和其他城镇也举行类似性质的集会。
虽然奥康纳去信劝阻，4月23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会议仍决定于5月1日召开国民议会。于是在1848年5月1日，这个议会举行了会议，下列各代表呈交证书：塔村的J．萧，诺威奇的W．狄克逊，伦敦西部的W．J．弗农，谢菲尔德的T．克拉克，斯特利布里奇的J．克罗斯利，谢菲尔德的T．布里格斯，伯里的J．马修斯，塔村的A．夏普，博尔顿的M．史蒂文森，海德的E．坎迪莱特，诺丁汉的麦克道尔医生和T．奥马利，伦敦南部的J．巴西特，林恩的T．弗茨，北安普敦的J．皮博迪，佩斯利的R．科克伦，敦提的J．麦克雷，格里诺克的J．皮科克，布里斯托尔的S．巴特利特，伦敦南部的T．M．惠勒，巴恩斯利的J．萧，罗奇代尔的H．米切尔，斯温登的J．阿克尔，利兹的W．布鲁克和J．巴克，奥德姆的S．基德，格拉斯哥的J．亚当斯和A．哈利。狄克逊被推为主席，舍伦为秘书。有鉴于出席人数已超出四十九名，当即进行有关国民议会是否合法的讨论。会议对奥康纳提出一些严厉的批评，舍伦表示，如果一个人今天对他们说国民议会是合法的而明天却又说它是不合法的，那么对这样的人所说的话不能信任。最后经欧内斯特·琼斯的动议，作出决议，凡属正式当选的代表应立即准予就座。奥布赖恩上尉代表爱尔兰联盟会前来参加，以示敬意，但并非作为正式出席代表。麦卡锡呈交他的证件；欧内斯特·琼斯虽然竭力主张准他出席，但经决定不予核准，因为他不是在按照正当手续召开的群众集会上选出来的。韦斯特代表斯托克波特出席；哈格里夫斯代表沃林顿；G．艾布斯代表朗顿；R．米尔菲尔德代表基思利；W．英索尔代表达德利；S．本托尔代表麦克尔斯菲尔德；J．霍伊代表索尔福德；H．罗登代表伯明翰；G．B．亨利代表阿伯丁；麦金托什代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卡弗代表伯明翰本区。星期一晚上，代表们开始提出报告，直到星期三上午才告结束。从这些报告看来，很明显，大多数地区反对使用暴力。北安普敦的代表是根据道义原则选出来的，虽然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先前曾说过该区选民愿意参加斗争。利兹选出两个道义派代表。伦敦的萧、夏普、E．琼斯、麦克莱恩、亨利、舍伦、麦金托什和T．琼斯，连同他们所代表的选民，都赞成在必要时使用暴力。麦克雷说，他那一区的选民已成立一支国民警卫队。惠勒说他的选区情况也是如此。E．琼斯说，他所代表的选民愿意遵守保护生命财产的法律，但决心要推翻那些限制自由和正义的法律。他说，一支由一千人组成的国民警卫队已在阿伯丁成立，他们愿意在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成为正式议会时给予支持。爱丁堡举行了有三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他们已在开始议论组织国民警卫队问题了。当地的治安官已把全城的安全委托给宪章运动者了。他曾在佩斯利参加一次有三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队伍带着一百面旗帜和十二个乐队，沿途鸣枪，以示欢乐。在格拉斯哥市政厅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挤满了群众，他们保证不论国民议会作出什么决定都给予支持。基德提出关于他奉派前往爱尔兰考察的报告，表示相信，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爱尔兰人民一定会接受宪章原则。巴恩斯利的皮科克和萧及爱丁堡的兰金指责奥康纳的来信。经琼斯动议，国民议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下列纲领：设法使国民议会能为宪章运动增强力量；健全宪章团体的组织和政策；向女王呈送陈情表；采取最切实际的方法，使宪章成为国家法律。多亨尼代表索尔福德出席，T．琼斯代表利物浦，丘吉尔和麦卡锡代表芬斯伯里。于是会议费了很长时间，研究国民议会应当怎样进行工作。一般地说，代表们好象没有固定的方针。关于道义力量和暴力的问题经提出讨论，麦克道尔严厉谴责有人宣传关于群众愿意使用暴力的见解。代表们最后通过坎迪勒特的动议，认为有关道义力量和暴力的问题的一切讨论都是非常失策的，应即照此意见草拟宣言，宣告全国。会上宣读了巴恩斯利和利物浦的来信——一封拥护奥康纳，另一封则表示反对。随即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北极星报》因记载失实，受到指责。没有一个代表为该报辩护。必须在此说明，欧内斯特·琼斯已不再在《北极星报》任职了。他和哈尼都曾接到奥康纳的通知，要是他们出席国民议会，就不能再在《北极星报》任职，哈尼保持编辑职务，辞去了国民议会的议席；但琼斯却谢绝奥康纳的信任，参加了国民议会代表的行列。奥康纳在《北极星报》上发表致国民议会的公开信，竭力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6日，星期六，会议作出决议，号召全国各地筹募一万镑捐款，充作鼓动经费。一个拥护户主选举权和其他方案的新政党已在休姆的主持下组成。麦克道尔医生提出一项决议，宪章运动者应尽量参加其他改革团体召开的集会，目的不是为了进行阻挠，或提出党派性的修正案，而是为了冷静地、理智地证明人民宪章超过其他改革方案的优越性，并在它受到攻击的时候，加以辩护。欧内斯特·琼斯认为宪章动运者应参加公众集会，对宪章以外的任何方案提出修正。他反对为了进行阻挠而去参加选民大会。麦克道尔的动议终于获得通过，布鲁克增加了一句话，即他们愿意坚持宪章。星期一，普莱斯代表布莱克本，马斯登代表普雷斯顿前来报到。萧提出报告说，他的选区的群众通过表决，对奥康纳表示信任，麦格拉斯说，在南伦敦会堂举行的盛大而热烈的群众集会也曾作出同样的表示。亚当斯说，如果这种办法继续下去，他就应当重新提起那些表示不予以信任的群众集会。麦克道尔医生代表组织委员会提出报告。这份报告建议把全国划成行政区、地方区、选区和分区。大会主席团应为本年度推选一个五人执行委员会；大小地区的负责人应由各该地区自行推选。执行委员会每人每星期支薪两镑，旅行时支领二等川资和每天两先令六便士的零用。国民议会应另行指定十名特派员，受执行委员会的管辖，服务期间照支同等薪酬。行政区的负责人应对各地方区积极监督，每星期给执行委员会提供有关会员人数、工作概况、群众情绪和公共团体活动情况的报告。用自愿捐助的方式，筹募自由基金一万镑；执行委员会应即在伦敦设立办公处。这项计划获得通过，但关于代表们应在六星期内选出执行委员会一节除外；在此期间，由国民议会推选一个临时性的执行委员会，同时特派员由十人增为二十人。欧内斯特·琼斯表示赞同由国民议会推选一个永久性的执行委员会，但需要取决于群众的同意或拒绝。于是议会就选出麦克雷、琼斯、基德、利奇和麦克道尔五人为执行委员。5月9日，星期二，米切尔代表罗奇代尔出席，T．亚当斯、惠勒、布鲁克、兰金、皮林、史蒂文森、夏普、科克伦、皮科克、萧、哈利、巴西特、卡明、蔡尔德、多诺万、舍伦、亨利、莱特奥勒和韦斯特被选为特派员，任期六星期，与执行委员会相等。在这一天议程开始时，弗农等人口出怨言，认为会议一无成就，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必将使鼓动工作化为泡影。其他若干代表表示相同的意见。作为组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蔡尔德承认该委员会未尽职责。
10日，星期三，基德就劳工问题，对各阶级发表了一项通情达理的宣言，经过讨论后，获得一致通过。麦克道尔宣读格拉斯哥行业联合会代表们的来信，对国民议会和奥康纳之间的意见分歧，啧有烦言，认为这使他们浪费光阴，在比较无关轻重的问题上，进行无聊的辩论，玩忽正常的业务。他们竭力主张领袖间应团结一致。为了答复这封信，当经通过决议，大意说，作为一个整体，国民议会从未对奥康纳存在过片刻怀疑，并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攻击。在有关特派员职权的讨论中，出现相当多的敌对情绪；蔡尔德表示希望，他们出去演讲时，应以简明易懂的常识为限，不可妄自尊大，即使擅长挖苦讽刺，也应善自收敛，勿使显露。主席宣称，他曾收到一封侮辱性的来信，要求议会自行解散。经兰金动议，通过一个决议：“保持一支常备军是违反大不列颠的宪法精神，而且有害于人民的自由的。”
一个代表团奉派前往访问奥康纳，向他征询有关他在下院提出动议的意见，访问后陈述说，奥康纳的答复是，休姆已预先声明将提出一项动议，主张以三年居住期限为根据的普选权（这是假的，指的是户主选举权）；无记名投票；议会三年改选一次；选区平均划分（这最后一点也是假的）。他认为在这项动议未解决前，他的动议最好不先提出，并建议举行更多的请愿。亚当斯在一片欢呼狂笑声中说，他们曾经讲妥协政策，但这是一种令人左右为难的政策。麦克道尔说，来自各地的通信极为乐观，组织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指望纽卡斯尔一区在两三星期内可以吸收两万名会员，康沃尔的宪章派十分强大。于是会议一致同意在首都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以便通过呈递女王的陈情表。马斯登和弗农赞成游行队伍护送陈情表。欧内斯特·琼斯说，下次他如果参加游行，他就不会再向后退却了。只要群众准备就绪，他是不会逃避责任的；但他们还有充分时间，把游行问题在举行集会时提出讨论。基德虽愿同群众采取集体行动，如果他们决定游行的话，但对这个建议却发表了一些中肯的反对意见，其他几个代表也是如此。
在国民议会进行讨论的同时，地方各郡并未袖手旁观。5月8日，奥康纳访问莱斯特，一大批群众列队欢迎。当即举行两次群众集会，一次在露天，另一次在圆形大剧场，都由奥康纳发表讲话，博得了非常热烈的欢迎；一百多个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通过决议，对费格斯·奥康纳表示信任，有些决议甚至还对他的敌对者大加谴责。阿什顿提议创办一份名为《民主主义者》的日报，由奥康纳经管其事。又建议筹募两万五千镑充作开办费。其他若干地区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奥康纳本人也给予鼓励。
在国民议会的下一次会议上，韦斯特所提的关于撤销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合并的动议，以及卡弗所提的关于反对政教合一的动议，均获得通过。基德提出有关济贫法问题的决议，主张在公共土地上安置贫民。他对这一问题作了非常有力的阐述，决议遂获得通过。欧内斯特·琼斯提出一项决议，劝告群众实行武装，凡是发言的代表都予以支持，但阿克尔一人除外，他认为只要坚持群众有此权利，也就应当感到满意了。琼斯的动议获得通过。主席宣读哈利的来信，要求辞去特派员的职位和国民议会的议席，因为格拉斯哥的一个委员会鉴于他对奥康纳所表示的意见，要求他采取这一行动。现在关于呈递陈情表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国民议会先已致函宫廷大臣，要求了解代表团什么时候可以谒见女王，该大臣要他们和乔治·格雷爵士接洽。亚当斯动议，盛大的集会不久即将举行，以便通过陈情表，届时，群众应从会场出发，前往白金汉宫，请求女王亲自接见，执行委员会应走在队伍的前列。这项决议的后一部分好象是针对欧内斯特·琼斯而发的，因他在格拉斯哥曾说，群众可以直接谒见女王。在讨论时，代表们的情绪并不十分融洽，亚当斯的动议虽有一部分代表坚决支持，终被否决。麦金托什提出性质类似的决议，13日星期六才展开辩论。这是一场长时间争吵不休的舌战，在进行过程中，几乎每个代表对别人都吹毛求疵，最后由科克伦提出修正案，主张把这件事留交执行委员会处理，代表们一致同意。韦斯特动议，国民议会应在闭幕时解散。皮林附议。巴恩斯利的萧动议国民议会休会六星期，经巴西特附议。欧内斯特·琼斯支持这项动议时说：
“他怀着特殊的感情采取了这个行动，因为他们现在已听到本议会的一些成员为宣告议会的死亡而唱出了挽歌。另一些成员为此目的与他们流瀣一气，也发表了雄辩滔滔的演说：他们中间已发生了分裂。在本议会集会之初，宪章运动团体曾看到人民力量的各种因素已经汇合并且集中。就在那个时刻，这种力量本来可以被用来达到最宏伟的目标；但在朋友的背弃和敌人的侵袭下，这条导火线已被一脚踩断，而构成他们的力量的各种因素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从全国各地收到许多决议，但决议是怎样产生的，在哪一种集会上产生的，他却不愿说——其中一部分侮蔑国民议会的某些成员，另一部分则侮蔑整个国民议会本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内心作出决定，如果他们再要发动的话——他们是一定要发动的——他们就必须重新做起，凭新的力量、新的毅力和新的信心，重新做起；他们必须从民主主义的起点重新做起。就本议会而论，它仅有六十名代表。他们一直在等待其他地区的其余四十名代表。他们没有提出致女王的陈情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他们所能采取的上策就是解散，各自回到本选区。这次会议并非毫无收获；他们已赢得两个胜利——第一，团结；第二，独立自主。这些就是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而为了取得这些胜利，开会是很值得的。”
这位演说家所说的团结究竟意味着什么，令人费解。他一开始就说内部已发生分裂，最后却又说他们这一次会议产生了团结，这种说法真是一个绝大的矛盾。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意味着什么。韦斯特的动议以绝大多数获得了通过。多诺万动议，向群众推荐《北极星报》，随即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弗农说，4月10日已铸成大错，因此他对这项动议不能同意。亚当斯也不赞同，因为《北极星报》曾称他为豺狼。麦克莱恩指责《北极星报》捏造他曾说过阿尔瓦已有八百名射击手。这项假报道激起选民对他的怨言；事实上，他从未说过这种话。好几个代表为《北极星报》多少作了一些辩护；但这项动议和亚当斯的修正案最后都被撤回。国民议会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
第九章鼓动工作的复活——宪章运动领袖们获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九章鼓动工作的复活——宪章运动领袖们获释
鼓动工作的复活——宪章运动领袖们获释——全国宪章协会——柯林斯在伯明翰受到欢迎——为约翰·柯林斯和威廉·洛维特所设的盛宴——麦克道尔医生获释——格拉斯哥和纽卡斯尔的示威游行——厄克特攻击帕默尔斯顿勋爵——利兹的盛大示威游行——1841年的大选——宪章派和大选——洛维特和柯林斯的组织计划——求知、戒酒和信教宪章主义——奥康纳和奥布赖恩的获释——斯特奇在伯明翰召开协商会议——奥康纳攻击斯特奇的协商会议——奥康纳诋毁奥布赖恩——托马斯·库珀——库珀在莱斯特——奥布赖恩在莱斯特——奥布赖恩在莱斯特受到库珀的攻击——库珀在莱斯特的恶作剧——奥布赖恩创办报刊——文森特和谷物法的废除——为实现宪章而呈递的又一份请愿书——邓库姆呈递第二请愿书——一批新的宪章演说家——霍尔贝里在约克监狱中罹病身亡——霍尔贝罩安葬之日的示威游行——哈尼在霍尔贝里墓前的悼词——宪章派和反谷物法联盟——1842年工厂区的贫苦状况——曼彻斯特代表会议——协会宣言——1842年兰开夏的罢工——普雷斯顿的骚动——工厂区的激昂情绪
最后几名宪章运动被告还未被提审时，有些人已在努力对宪章运动团体进行改组了。读者们已经看到，为了实现宪章而成立的协会最初都是地方性的，虽然它们的努力都集中于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其中许多协会现在已经解散了；1840年7月20日，星期一，代表们在曼彻斯特开会，商讨这个问题，拟订计划，使这个团体的地位有所改善。约翰·阿伦和约瑟夫·哈特菲尔德代表约克郡的西赖丁出席；詹姆斯·利奇和詹姆斯·泰勒代表兰开夏南部；J．迪根代表斯特利布里奇和利物浦；戴维·约翰代表默瑟尔提德维尔和蒙默斯；J．B．汉森代表卡莱尔；W．蒂尔曼代表曼彻斯特；乔治·霍尔顿代表普雷斯顿；塞缪尔·利斯代表斯托克波特；理查德·利特勒代表索尔福德；安德鲁先生代表格洛索普；洛先生代表博尔顿；塞缪尔·罗伊斯代表海德；威廉·摩根代表布里斯托尔、巴思和切尔特南；詹姆斯·库克代表利；乔治·布莱克代表诺丁汉；詹姆斯·威廉斯代表森德兰；托马斯·雷纳·斯马特代表莱斯特和北安普敦；詹姆斯·泰勒代表拉夫巴勒；理查德·斯珀尔代表伦敦；理查德·哈特利代表科恩——上述代表共计二十三名。代表们作出了有关被监禁的宪章运动者的妻子和家属的各项决议，然后开始讨论各种组织计划；经过几天的会议，最后决定把所有地方组织合并为一个协会，命名为“大不列颠全国宪章协会”。协会的基础当然是人民宪章；大家一致同意，除了和平合法的方式以外，决不采取其他手段来实现上述目标。凡声明赞同协会宗旨者，都准参加协会，缴会费两便士，领取会员证，每季度更换一次。在条件许可时，会员应分成小组，每组十人，由执行委员会指派一名组长。执行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包括秘书和司库各一人，各地区分会成员以及分会秘书和司库经各地区提名，由执行委员会任命。执行委员会以及全体会议每年改选一次——前者以全国会员的多数票当选。秘书长的薪金规定为每星期两镑，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开会期间，每星期各支三十先令。全国募捐收入应以半数送交执行委员会，由它分配用途，在条件许可下，执行委员应当自任宣传员，并指派其他宣传员，前往各地，进行有利于实行宪章的鼓动工作。会议一致同意，下属大选时，如属可行，宪章运动者应采取奥布赖恩的计划，提出宪章派候选人，以便鼓吹他们的主义。而且宪章运动团体应参加一切政治性的公众集会，以便发表他们的见解，倘有必要，并对这种集会的目标提出修正意见。组织计划获得通过后，代表们便向全国发出宣言，提名十二人，从中选出临时执行委员会，于是会议便予以任命，以詹姆斯·利奇为第一任主席，威廉·蒂尔曼为秘书。上述组织计划，普遍地被宪章运动团体所接受，在许多城镇，相当多的人加入了全国协会。这个人数还是达不到以前在各地方协会登记的群众人数。但是现在就要发生一些使宪章运动的旧火重新烧起的事件了。部分领袖人物的刑期已满，人们以莫大的兴趣和殷切的期待心情等待着他们的获释。
1840年7月24日，沃里克监狱的大门打开了，从这个人间地狱里走出了威廉·洛维特和约翰·柯林斯。前者显然在幽禁中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脸色相当憔悴，没有人搀扶，行动就不大方便。柯林斯看来比较能够忍受按照监狱纪律规定的生活待遇。这两个获释的受害者由一个代表团伴送到弗伦奇先生的寓所，在那里已给他们准备好早餐了。汤普森代表伯明翰宪章运动者，邀请洛维特和柯林斯参加该市镇的公宴，柯林斯接受了邀请，但洛维特由于健康不佳，同时另有他约，便婉辞拒绝了。第二天，沃里克宪章运动者设宴款待这两位先生，仍由柯林斯一人前往参加。卡多担任主席，柯林斯和唐纳森等人即席致词。宴会上歌声盈耳，情绪融洽，气氛活跃。
伯明翰的示威集会于1840年7月27日星期一举行，就参加的人数和热烈的情绪而言，一切均如预期的那么圆满。上午10点钟，游行队伍按照下列顺序从兰开斯特街的十字炮台出发：第一，两名骑马的司仪；第二，委员会成员，每排两人；第三，募捐员和捐款者，每排四人；第四，一面适合游行场面的大旗；第五，穿制服的联合乐队；第六，一辆由四匹灰马拉着的马车，上面坐着柯林斯和他的家属；第七，几辆载着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代表团的马车；第八，几辆载着妇女政治联合会委员的马车；第九，行业代表，每排四人；第十，一面大旗；第十一，一支铜管乐队；第十二，行业代表，每排四人；第十三，邻近地区的同情者，每排四人；第十四，整个队伍由两名骑马的司仪殿后。照此顺序，游行队伍向前进发，经过兰开斯特街、斯塔福德街、峪口、高街、德里滕德、博德斯利、营房山，沿着沃里克大街，一直走到美人鱼塑像，从原路回到阿什顿街，再从那里前往戈斯塔草地；游行队伍由警察维持秩序，他们听从委员会调遣。委员会需要的马车数量很大，因此，若因其他用途用车，一辆也无法租到。正当游行队伍将要排好时，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密集的广大群众，一眼望去，确实极其壮观而又令人鼓舞。队伍连绵不断，足足有一英里长，回程时扩展成两英里长的行列；各条街道上，人山人海。路灯杆上、窗口和屋顶上都是人们的面孔，带着感兴趣的样子，眺望着眼前的情景，广大群众的欢呼震天动地，许多妇女挥舞手绢，表示欢迎。这个庞大的人群一到戈斯塔草地，大会立即宣布肃静，柯林斯在讲话中称他们为“朋友们、同乡们、奴隶兄弟们”。他回顾了过去，乐观地谈到未来，保证继续协助他们促进他们的权利。晚上，为欢迎柯林斯，举行了宴会，在座者超过了八百人。市参议员法尔布拉泽·佩奇先生主持宴会，致祝酒词时，表达了惯有的激进思想感情。卡多、沃登、托马森、汤普森、查尔顿、格里夫斯和沃森先生纷纷响应；柯林斯在受到反复三次的祝酒后，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讲话，表示答谢。第二天上午，奉派前来参加示威集会的代表们举行会议。出席者有托特内斯的霍尔曼和杰克逊先生，曼彻斯特的利奇，伦敦的斯珀尔，奥德姆和萨德尔沃思的卡特和格里夫斯，斯托克波特的查佩尔，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托马森，斯托布里奇的钱斯，斯塔福特郡陶器产区的查德威克，布拉米奇西部的格里芬，达德利的库克，布里斯托尔的刘易斯，巴思的摩根，切尔特南的米尔森，爱丁堡的桑基和拉纳克郡的奥尼尔。根据伦敦和拉纳克郡代表的动议，下列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我们，为了庆祝约翰·柯林斯和威廉·洛维特两位同志获得自由而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来到这里的代表们，研究了以前特地在曼彻斯特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组织计划，表示赞同，并表示决心，在我们的各地区内予以十分真诚的支持。”
当晚，在一块为建造新的人民大厦而购置的基地上，举行了另一次露天大会，由查德威克、查佩尔、斯珀尔、奥尼尔、恩普森、斯莫尔伍德和芒福德等人发表讲话；一篇事先获得代表们同意的宣言在会上当众宣读，获得了一致通过，此外，还通过了其他各项决议；于是，宪章运动者为了对他们事业中首先受难的两位同志表示敬意而在伯明翰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示威集会，便宣告结束了。
伦敦的宪章运动者虽然采取的形式不如上述情况隆重，也对洛维特和柯林斯的功绩表示感谢。8月3日，星期一，在白喷泉大厦举行了一次公宴，以示敬意。议会议员韦克利主持宴会，在他右侧坐着洛维特，在他左侧坐着柯林斯。另一位议会议员邓库姆也出席了宴会。韦克利严词指责官方给予洛维特和柯林斯的待遇。祝酒后，洛维特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说，其中第一段可以表明对他的监禁是否已使迫害他的那些人所抱的目的如愿以偿。
“没有经历过监狱中那种单调而艰苦的生活的人，简直无法体会自由的幸福使人多么身心愉快，精神振奋。尽管他有这样感觉，他却表示，宁愿再一次忍受沃里克监狱那种饥寒交迫的监禁生活——宁愿再一次忍受过去的一切苦难，而不愿让公众集会权变成一个疑问，不愿让人民的和平集会被身穿蓝制服手执短棍之徒所驱散，同时也不愿看到人们对压迫者毫不谴责，也不把他们的恶名丑行昭告全世界。”
柯林斯以幽默的口吻发表讲话，使参加宴会者大感高兴。克利夫介绍布赖顿的莫林和朗德塞尔，他们代表那个时髦的城镇的宪章运动者向洛维特和柯林斯面致贺词；在这以后，邓库姆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政府进行迫害的具体事实，认真地痛加斥责。J．沃森先生和埃普斯医生及其他几个人，也响应了各方面人士的祝酒以及所发表的感想，然后宴会告终，大家对当晚的欢乐情景感到非常高兴。
麦克道尔医生从切斯特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因此，便举行了与上述集会性质类似的其他示威集会。8月22日，星期六，麦克道尔和柯林斯来到曼彻斯特，一个队伍在街上游行；下星期一，约有五百人在木工大厦设宴款待他们，大厦内非常雅致地装饰着旗帜、杰出爱国志士的肖像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宪章标记。宴会结束后，聚会的人们照例以祝酒和演说助兴，许多人参加了这个活动。詹姆斯·斯科菲尔德牧师被推为主持人。麦克道尔一经介绍，就受到了十分亲切的欢迎。他提到他的监禁时说：
“他已饱尝铁窗风味，体质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他已经忘却对他的迫害，现在已开始想起那些迫害他的人了。从现在开始，他要向他们偿还债务了；这笔债欠得很久了，他从走出监狱大门时，就在心里发誓，他一定要进行报复。可是，他所要的报复却不是人们根据这个名词的一般含义所理解的那种报复。他所念念不忘的报复是——人民宪章。他的途径是，在必要的条件下，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实现宪章，他相信大家一定愿意为它任劳任怨，必要时，甚至为它牺牲自己的生命。”
麦克道尔的讲话自始至终非常有力，深深地打动人心，因而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发言的是蒂尔曼，然后是柯林斯，他提到了他的朋友洛维特的病情，并为导致他们一同受到监禁处分的方针进行辩护。后来，利特勒、迪根等人相继发言，集会的气氛始终非常热烈。此后，麦克道尔到英格兰北部的主要城镇进行访问。在有些地方，大批群众列队迎接；在所有的地方，他受到了各种方式的欢迎。
怀特刑期届满，因此，在获释的宪章运动者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人，他和柯林斯和麦克道尔一起应邀前往苏格兰许多地方访问。格拉斯哥的群众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集会。好几万产业工人出动参加，组成一支宏大的队伍，向获释出狱的英雄们表示敬意。群众一见到他们，就报以震耳欲聋的欢呼。群众在格拉斯哥草地上排列整齐，由J．莫伊尔担任主席。柯林斯、怀特和麦克道尔先生分别在会上发表讲话。参加这次示威集会的群众估计不下二十万人。夜晚接着举行晚会，会上向这几位获释的宪章运动的鼓吹家赠送了纪念品，借以表示格拉斯哥激进分子的敬意，并表彰他们为这个事业所作的努力与所受的苦难。可是，在格拉斯哥示威集会以后，麦克道尔和他的两位同事分开活动了，他们在他之前参加露天集会，而他则继他们之后在室内发表有益的演讲，听讲者一直非常踊跃。这样，他们在苏格兰作了一次有系统的游历，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使鼓动工作重新生气勃勃。伯恩和欧文先生不久也从达勒姆监狱中获释出来，在邻近地区参加了好几次群众集会。纽卡斯尔的民主主义者特地组织示威集会，向上述两人和新近从苏格兰回来的怀特表示敬意。柯林斯因健康关系不能参加。一大队群众带着乐队和旗帜到火车站去迎接怀特。他被护送到广场，在那里他以惯有的尖刻口吻，向群众发表了相当长的讲话。迪根等人也发表了感想。会后，约有一百二十人在麦克唐纳旅馆举行宴会，宴会由那位对宪章运动事业忠诚可靠的朋友托马斯·道布尔戴主持，怀特、伯恩和迪根先生在席间讲演助兴。晚上，在音乐厅举行了晚会，民主主义派的男男女女们济济一堂。女宪章运动者向获释的受难者们致词祝贺；然后由霍姆斯夫人把一条银链子套在伯恩的颈上，同时也向怀特赠送了同样的礼物，表示敬意。两人对此表示感谢，当天晚上，出席集会者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感想，相互响应，散会时并为《北方解放者》、《北极星报》、出席的妇女们和主席而欢呼。
当获释出狱的宪章运动者正在重新唤起群众重视宪章时，另一个相当重要的运动也多少掌握了公众的心理。如果不是因为它对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具有影响，我们不应当在这部历史中提到它。上述运动关系到帕默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这个运动的大本营。这个事件的首要提议人是戴维·厄克特，他一直把我国的外交事务作为他的专业研究。他的努力获得了查尔斯·阿特伍德的赞助，后者是伯明翰著名议会议员的胞弟。威廉·卡吉尔也在这个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几位人士都指责帕默斯顿勋爵不该把本国的利益拱手让予俄罗斯；甚至进一步指责他被俄罗斯用金钱收买，以致英国卷入了对法国的战争。《北方解放者》是北部反帕默斯顿派的喉舌，道布尔戴通过演说和文章来加强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宪章运动团体是唯一可能赞同他们观点的政党，为了争取宪章运动者的赞助所作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纽卡斯尔举行了几次公众集会，厄克特、查尔斯·阿特伍德、道布尔戴和卡吉尔先生是主要演讲人，许多宪章运动领袖和他们携手合作。埃尔、梅森和洛厄里先生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有关这个问题的鼓动工作在该城镇活跃地进行着。卡多、理查兹和沃伦都是上次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成员，他们被聘为宣传员，在伯明翰、北安普敦、卡莱尔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但除了纽卡斯尔一地外，这个运动并没有获得长期的成功。这并不是由于宪章运动者对上述内阁大臣有任何信任；而是因为他们把这个运动看成是一个阴谋，其目的是要使他们背离他们自己所提倡的办法，关于这点，他们又从奥康纳那里得到了印证，因为奥康纳通过《北极星报》，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加以反对，因此，时隔不久，几乎只有纽卡斯尔一地还对这个问题特别加以注意。关于这件事，宪章运动团体在奥康纳的影响下，显得气量狭窄。毫无疑问，他们的职责应当是把宪章运动问题置于首要地位，但是，如果能获得表明他们的统治者颟顸无能的各种资料，从而为确立他们的原则提供更充足的理由，那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1841年冬季，辉格党激进改革家企图发起一个旨在修改人民代表制的新运动，因而计划在利兹这个重要城镇的马歇尔先生的新建工厂举行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他们宣扬了奥康内尔、罗巴克、汤普森上校、谢尔曼·克劳福德和约瑟夫·休姆的名字，以便加强这个运动的重要意义。即便没有其他原因，仅仅上述第一个人的名字就足以使这次集会受到谴责了。奥康内尔以前对宪章运动者满怀敌意的对抗态度，他在指责他们时所用的那种刻毒而不留情的语言，以及他的操纵曾使他们为了听取他们的一个鼓吹家的讲话而在都柏林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被用暴力解散——凡此种种都激起了这个团体的愤慨情绪。因此，在整个西赖丁，广泛地张贴公告，敦促每个宪章运动者去参加集会，向他表示公告称之为完全应该得到的欢迎。上述集会规定在1月21日星期四举行，宪章运动者决定针对着这个运动召开一次对抗性的示威集会，为此，代表们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前来助威。在举行集会的前夕，星期三晚上，在音乐厅为代表们举行了晚会，表示欢迎，由《北极星报》的编辑威廉·希尔牧师担任主席。第二天，尽管天气非常恶劣，他们仍组织了一支游行队伍，穿过各条街道后，前往霍尔贝克猎场。人们携带许多旗帜，上面照例写着格言并绘有图案。乔舒亚·霍布森主持集会，宣读代表名单，从中可以看出出席者有格拉斯哥的莫伊尔，伯明翰的柯林斯和奥尼尔，中部的约翰·梅森，曼彻斯特的詹姆斯·利奇，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威廉·蒂尔曼，曼彻斯特和首都地区的C．多伊尔，达勒姆郡的J．迪根，赫尔的W．G．伯恩斯、塞缪尔·希利、约翰·佩克和威廉·沃斯戴尔，哈德斯菲尔德的劳伦斯·皮特基思利和爱德华·克莱顿，斯托克波特的约翰·赖特，普雷斯顿的乔治·霍尔顿，赫布登布里奇的乔布·米奇利，哈利法克斯的詹姆斯·维克曼，奥德姆的约翰·格里夫斯，伯恩利的威廉·比斯利，纽卡斯尔的罗伯特·洛尼里，科恩的托马斯·鲍德温，基思利的托马斯·诺尔斯，大霍顿的约翰·索顿，利物浦的J．R．贝尔斯托。集会一致通过了决议，赞成继续坚持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表示不信任新运动的倡议者，尤其因为他们邀请奥康内尔到会，而代表们则一致认为他是当代最无原则的政客。关于对费格斯·奥康纳表示信任和要求罢免内阁的决议也获得了代表们的赞同。为了后一目的，集会一致通过了向女王的陈情书。散会后，代表们前往马歇尔工厂，大批群众接踵而至，立刻把那个估计可以容纳七千人的中产阶级开会的会场挤得座无虚席。在主席座位的背后，写着各种各样的题词：例如，“人人均应享有公正待遇”；“对议员不应有财产资格限制”；“户主选举权”；“投票选举，议会三年改选一次”，“代表名额重行分配”等等，詹姆斯·加思·马歇尔担任主席；但是宪章运动者却无法给予奥康内尔上述那种特殊的欢迎，因为这位大鼓动家十分英勇地，或者说十分小心地避不见面了。约瑟夫·休姆在一篇长达一小时的演说中提出了第一项决议；但他所得到的反应有时并不十分满意。这至少是不应当的，而且也是不公道的；因为不管休姆的政治原则怎样，他在议会内外却一直努力使工人阶级获得发言的机会。他所提的决议，措词十分笼统，因此，宪章运动者也可以同意给予支持。决议的内容如下：
“鉴于援用修正法案来改善国内情况所作的重要尝试未能达到人民所期望的目的，因此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本会议认为全国改革家应当齐心协力，争取进一步扩大选举权，以便使代表们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相吻合，借以使各阶级人民获得一个公正的政府。”
格拉斯哥的莫伊尔附议，接着表态的是柯林斯，他象前者一样竭力主张普选。罗巴克继起发言，在讲话过程中，痛斥政府对待被迫害的宪章运动者的严酷手段。在他以后，奥尼尔发言，声称宪章运动者决不会放弃他们所持的崇高立场。谢尔曼·克劳福德接着发言，揭发阶级代表制的弊病，提倡把房客包括在内的户主选举权；但象休姆一样，他不时受到打扰。在他之后，洛厄里发言，对丹尼尔·奥康内尔进行了一些严厉的谴责。考文垂的议员W．威廉斯继洛厄里之后发言，表示支持户主的选举权，虽然他本人赞同普选。其次，梅森在会上发表讲话，措词十分有力；然后是汤普森上校，自称为一个“被人蔑视的宪章运动者”。迪根最后讲话，他发言完毕，上述决议提付表决，在十分欢乐的呼声中获得通过。在作出向主席致谢的决定后，大会宣告结束，向费格斯·奥康纳欢呼三声，向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也欢呼三声，最后对丹尼尔·奥康内尔表示厌恶地哼了三声。于是，这次召开集会的目的便完全落空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宪章运动集会；看来十分明显，除非为了实现宪章，否则，至少在目前，为了促成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结合而进行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
1841年夏季来临，大选开始了。宪章运动者先前曾发誓要对辉格党进行报复，现在辉格党的任期即将届满，他们准备把恫吓变成事实。梅尔本内阁自觉威望日益低落，决心采取断然手段，以挽回公众的信任，由于这种决心，三项重要措施便产生了。他们提议废止现行的谷物法，代以每夸脱八先令的固定税率；划一自由制造的食糖和奴隶制造的食糖二者的税率；降低进口木材的税率。他们希望，提出这些措施以后，可以恢复公众的信任，因为他们长期推行的那些背信弃义的立法，已使他们失去了民心；但不论这些措施从前可能受到多大欢迎，现在政府的一番美意却没有博得多少好评。凡与辉格党和辉格党原则有关的一切事物已经在公众中间引起了一股强烈反对的情绪，因此当他们在下院提出上述措施时，立即遭到否决，结果除了解散议会外就别无他法了。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宪章运动者应当采取什么策略？一部分人赞成选举所谓最开明的议员，而另有一些人只想击败和撵走辉格党，甚至不惜让托利党取代他们。在奥康纳和奥布赖恩之间发生了争执，当时他们还都在监狱中。前者主张采取亲托利党的政策，后者表示反对，认为除非托利党协助选出一名宪章派议员，作为交换条件，否则，宪章运动者投票选举托利党，实际上便成为该党的工具。可是，奥布赖恩对辉格党也坚持相同的原则，指明宪章运动者的正当策略是不投票选举上述任何一党，至于对宪章派与上述任何一党相互有利的情况，应另作别论。毫无疑问，奥布赖恩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人们反对辉格党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至奥康纳的意见比奥布赖恩博得了更多的同情，因此，他的策略就被普遍地宣布为宪章派的策略。宪章派采取任何策略都不可能比这个策略带来更致命的后果；如果不是由于这个策略，辉格党也许已经永远陷于屈辱的地位，而这个步骤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与宪章运动者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托利党宪章运动者”这一称号就被用来恣意辱骂宪章运动者，而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比奥布赖恩还要更进一步；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决不同上述任何一党携手合作。与它们合作，可算是自相矛盾到了极点。我们至少可以打这样的比方，你投票支持一个朋友，然后又投票支持一个可能是最凶恶的敌人，难道还有什么做法比这更可笑的吗？这种策略从来没有获得一点长远的好处。也许它会取得暂时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比失败还要糟。把真理与谬误，把善与恶搞到一起，这能带来任何好处吗？即使奉行正确原则的只有三个人，也应当让他们与这种原则共存亡；这至少可以使他们得到尊敬，甚至敌人的尊敬。在大选时，曾采取远比支持托利党的策略更为高明的决定，这就是提出候选人，在竞选讲坛上阐述并辩护宪章主义的原则。许多人被提名参加竞选，但其中有些人只是罗巴克之流的政客。凡是奉行宪章主义原则的人，都在费格斯·奥康纳致《北极星报》的一封长信中得到了推荐。罗巴克在巴思参加竞选，结果当选了；汤普森上校在赫尔竞选，没有成功；奥克利和邓库姆在芬斯伯里当选，菲尔登和约翰逊在奥德姆当选。文森特在班伯里参加竞选，获得了五十一票，而任何候选人所得的最多票数为一百二十四票。麦克道尔被提名在北安普敦竞选，在那里出现了宪章派和托利党之间的公开联盟；辉格党同托利党展开了一场剧烈的竞争，但前者终于获胜，而麦克道尔在这个约有二千选民的选区中仅获得一百七十票。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勃朗蒂尔·奥布赖恩被提名为宪章派候选人，虽然他尚未出狱，结果举手赞同者占有惊人的多数，大大超过了举手赞同两名获胜的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人的数字，换言之，超过了后来投票时获得多数选民投票的当选者。奥布赖恩的朋友们在竞选坛上为他取得胜利后，就撤回了他的候选人资格。哈尼和皮特基思利在西赖丁的竞选坛上同莫佩思勋爵和米尔顿勋爵进行竞选，在那里赢得了同情宪章运动的舆论。W．V．桑基是马里莱博恩那个贵族式自治城市的候选人，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形势下，他居然有勇气参加竞选，因为他仅获得了七十票。即使在布赖顿，宪章运动者也不乏他们的候选人，即本郡的查尔斯·布鲁克，可是他在这个广大的选区中只获得了十八票。卡莱尔的宪章运动者提出一个名叫汉森的织工为候选人，在举手推选时，他所获得的票数，远在贵族竞争者之上。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其他许多地方，也都提出了宪章派候选人，在竞选坛上，看来几乎每次都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甚至当他们参加投票选举，而选民使他们只占少数时，情形也复如此，这证明选民阶级与非选民阶级之间彼此很少同情。但有一个例外情况，这就在利兹自治市，在那里，即便在不享有选举权的人们中间，对中产阶级的同情也很强烈。利奇和威廉斯是宪章派候选人，但举手表决的结果对他们不利；在朋友们宣布结果后，作为普选权的提倡者，他们顺从公众的决定，退出了竞选。如果不是由于奥康纳提出的亲托利党的策略，1841年的大选可能给宪章运动事业带来莫大的利益。如果宪章运动者从未提出一个候选人参加正式竞选，而让辉格、托利两党互相火并，自己却袖手旁观，暂时满足于自己所提出的人选赢得多数人的举手赞同，那么，他们必然会增强自己的势力，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但当时推行的策略却给宪章运动阵营造成了无穷尽的分裂，甚至比道义、暴力两派的争执所引起的分裂更为严重；因为奥康纳的策略虽然获得了多数人的赞同，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少数派，其中包括势力比较雄厚的成员，他们却表示反对，由于特别厌恶相反的策略，他们走到另一极端，竟投入了辉格党的怀抱。这样，整个阵营便完全分裂了，这次大选，如果明智地加以利用，本来可以大大有助于他们的事业，而实际上却推迟了宪章运动者实现瞩目的光荣目标。托利党在大选中赢得了议会多数，比他们的辉格党政敌大约多一百个席位；但除了象罗巴克原先已在下院占有席位者外，宪章派候选人一个也没有当选。即便在托利党声称愿在互利条件下和宪章运动者携手合作的地方，除了极少数以外，他们也没有投票选举宪章派候选人。这本是意料中事。辉格、托利两党之间的距离很小；而在托利党和宪章派之间，原则上存在着几乎不可估量的距离。辉格党也好，托利党也好，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看来，都同样是专利权的维护者；因此，希望这一党或那一党真心诚意地同必然反对一切专利权的民主主义的提倡者团结一致，究竟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由于观察这个问题时缺乏这种眼光，结果招致了1841年的一切耻辱，如上所述，也造成了整个阵营的分裂，并给宪章运动带来了极其不幸的后果。
全国宪章协会成立不久，另一个争端随着发生；这照例又是在一个政策性问题上发生的争端。洛维特和柯林斯在狱中写了一篇文章，题名是《宪章主义》，其中提出一个计划，要把全国宪章运动者组织起来。这个计划包含着：指派宣传员；刊印并传播政治性小册子；成立流通出租图书馆；建筑公共食堂和学校，向群众灌输德育、智育、体育和政治方面的知识；创办师范学校，培养男女师资。据说明，只要在全国请愿书上签了名的人，每星期捐助不到一便士，每年就可以建造地区会堂八十个，或创办师范学校或工业学校八十所，每所经费三千镑，合计二十四万镑；流通出租图书馆七百一十所，每所二十镑，合计一万四千二百镑；延聘四名宣传员，每名每年需费两百镑，包括旅费在内，合计八百镑；政治性小册子两万份，每千份十五先令，每星期发行一次，共计七百八十镑；印刷费、邮电费、薪金等等共计七百镑：这样，为了促进群众的觉悟并加强其组织，每年支出二十五万六千二百镑。上述计划一经出现，就立刻遭到了斥责。费格斯·奥康纳及《北极星报》提出警告，谴责它是中产阶级用来破坏宪章运动的一个阴谋，这个“新措施”在绝大部分宪章运动地区受到了相当直率的指责。《北极星报》上不时刊登通信和专论，说明只有以前在曼彻斯特通过的计划才值得人民采纳，把赞成洛维特和柯林斯计划的人们一律斥责为叛徒。不久，另一种争论的起因也出现了。文森特曾从奥克哈姆狱中写信给宪章运动者，劝他们一律厉行戒酒；1841年3月间，他获释以后，应朋友的邀请，在主要城镇作了一次广泛的旅行，每当群众集会结束时，他都建议成立“宪章运动者禁酒协会”，使宪章运动团体中相当多的人立誓戒酒。可是对这个计划的斥责，并不象针对洛维特和柯林斯的计划所进行的斥责那么成功。《北极星报》的编辑希尔在文森特的宣言上签了名，相当多的地方领袖们也步他的后尘；但它没有获得奥康纳的赞同，除了在曼彻斯特所通过的计划外，他对任何计划都加以斥责。
不久又出现了第三个派别，它也遭到那位领袖人物同样程度的非难。苏格兰的宪章运动者在许多地方建立起“宪章派基督教堂”，每逢安息日，在教堂内进行政治讲道，在英格兰多少也建立了一些这类教堂。阿瑟·奥尼尔便是伯明翰这样一所教堂的牧师。奥康纳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求知宪章主义、戒酒宪章主义和信教宪章主义”为题，断然斥责三者都是有组织的体系；而他的信更着重于指责第一种主义。这当然不会在奥康纳和各有关方面之间造成任何好感，他们认为他的举动无异企图建立独裁制，把他的恩惠只赏给一部分人，企图使他们变得符合他的特殊目的。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十分正确的。任何人如果假定所有奉行同一原则的人们都应当遵守某一条政策路线，而任何人越出这条路线就成为他们事业的敌人，那么他确实是太狂妄了。洛维特和他的朋友们的计划，其中包含着使人民获得新生的一切因素，假如把它全面地、忠实地、真正地付诸实施的话，而且只要处理得当，它本来是可能实现的。如果这个计划得到普遍采纳，而又始终防止它为了迎合单纯的中产阶级意旨而走入歧途，那是多么值得庆幸啊！这样，不需要几年，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民的势力建立起来，并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制民主主义的敌人的一切冲击。但这恰好是奥康纳最不乐意的事。他从来不想用开导宪章运动者的方式来使团体取得成功。他只希望这个团体成为一群暴徒，在每次群众集会结束时，向费格斯·奥康纳和《北极星报》欢呼三声。兴建会堂、创办学校和建立流通出租图书馆等等，一方面会使群众得到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又会使他们不仅对参加运动，而且对维护运动产生实际的兴趣，到那时，这个运动一定不再会成为一部记录谬误、灾祸和失败的历史了。
1841年夏末，奥康纳和奥布赖恩获释出狱。当时，这事大大地推动了宪章运动。现在它已有一个正式的执行委员会，由麦克道尔、利奇、菲尔普、坎伯尔和摩根·威廉斯组成。奥康纳曾在《北极星报》上宣称，一旦他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将穿一套粗布衣服，以表示他本人多么彻底地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于是，就做了一套这种衣料的服装送给他。他出狱那天，来自各地的许多代表聚集在约克，代表他们的选民向他致贺，总计五十六人。为了这个重大时刻，曾特制一辆凯旋车，奥康纳穿着粗布服装，坐在车上，后面跟随着成千上万群众，在约克的街道上列队游行，并不时向那个脱离樊笼的“自由雄师”欢呼示敬，在分散以前，代表们向全国发出一项宣言，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以便加速运动的发展。奥布赖恩在兰开斯特出狱时，受到了该市镇民主主义者的款待，他向他们发表讲话，照例寓意深长，口若悬河，博得最热烈的欢呼。不久以后，奥康纳和奥布赖恩应邀前往曼彻斯特，一大批群众列队欢迎，给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一切荣誉。
奥康纳继续在全国各地参加示威集会；先前他虽然曾断言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决无合作的可能，但在苏格兰旅行后，声称他将使这两个阶级在短暂的三个月期间内实行合作。另一方面，奥布赖恩表示决心，不再参加这一类的示威游行，因为他认为它们目前不会产生任何成效；但他应各团体的邀请，走遍全国，发表了许多雄辩滔滔、才华横溢、发人深省的讲演，这使他声誉鹊起，名噪一时。奥康纳的苏格兰之行并不一帆风顺，因为在一部分旅程中，P．布鲁斯特牧师和他一直形影不离，在暴力问题上，向他提出反对的意见，结果收到了相当的成效。
1842年春，宪章派阵营中出现了新的分裂根源。由于反谷物法运动的领袖人物表明他们缺乏原则，约瑟夫·斯特奇已经放弃了这个运动，而开始为普选权问题进行活动。他发表一篇宣言，坚决主张每人应有选举权。他呼吁赞助议会改革的人们在这篇宣言上签名，并邀请签名者到伯明翰去同他开会，进行协商，以便想出关于促成他们目标的最有效方法。许多宪章运动者，尤其在英国西部，对这个运动多少寄以同情。文森特和菲尔普当时住在巴思，经营《全国辩护士》，一份不贴印花、售价二便士的宪章运动刊物。如前所述，菲尔普是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两人曾在斯特奇的宣言上签名，因而有资格被推选出席这次协商会议。埃奇河畔的伍顿推选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出席协商会议。利物浦派来的是麦卡特尼先生。杜赫斯特先生和其他四人代表布雷福德的宪章运动者。约翰·汉弗莱斯·帕里是伦敦派来的代表，此外，还有各地区的其他几个代表；他们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人士，从未参加过宪章运动。这个新运动的机关报是由一个非国教牧师迈尔主编的《非国教徒》，报上刊登一系列立论精辟、说理畅达的论文，阐述了工人阶级参加普选的权利。但是，不论一部分宪章运动者对斯特奇的努力多么同情，奥康纳及其派别却谴责这种努力，当协商会议开会时，奥康纳前往伯明翰观察会议进行情况。会上提出了代表制问题，并进行了两天的讨论，在此期间，奥布赖恩和其他宪章运动代表们尽力维护他们所珍视的原则。最后，会议一致承认人民宪章的六项要点；经洛维特和奥布赖恩动议，决定召开一次更具有全国性的协商会议，其成员应由公众集会推选出来，而其目的在于为一项以上述六个要点作为基础的措施制定细则。在不久出版的《北极星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谴责协商会议，特别提到奥布赖恩，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它指摘奥布赖恩把宪章运动团体出卖给中产阶级，并竭力使全国宪章协会陷入斯特奇的新组织中。菲尔普也被奥康纳单挑出来供宪章运动的群众咒骂，因为他曾在宣言上签名，于是，便断定他的行为与他作为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职守不相称。这位著名的鼓动家采取与众不同的方法，教唆他的崇拜者撤销菲尔普的职务。他在《北极星报》上，刊登了他写给利奇、麦克道尔和坎贝尔的信，在这种情况下，照例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向他们声明，当执行委员会改选时，他将投票选举他们。这封信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菲尔普终于被撤职，而由一个能言善辩的青年乔纳森·贝尔斯托继任，他曾长期在约克郡西赖丁和其他地区担任演讲员。
奥布赖恩下定决心，不让他的对手不经过斗争就把他打倒，于是致函《北极星报》主编，为自己所受的委屈发出不平之鸣，并向该主编和奥康纳提出挑战，要他们在发生上述事件的伯明翰的公众面前同他交锋，他将尽力证明对他所作的责难完全与事实不符；但这个挑战所得的答复是另一套颠倒黑白的谰言。奥布赖恩给上述主编写了第二封信，可是这位大主笔拒不刊登，理由是，来函内容完全是“骂人话、下流话、狂怒者的胡言乱语”。什么话都不能比这番话更荒谬的了。奥布赖恩在反驳对他的责难时确实盛气凌人；但他那封信的措词决不会有损于任何公共刊物的威信。《北极星报》对协商会议进行的情况，不作公正的报道，而只满足于从其他报刊上摘录一些断章取义的言词，因此，奥布赖恩在该报上得不到应有的申辩机会，便刊印了一本小册子自行辩护，明确地指出他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北极星报》的主编指责他不该反对一项表示感谢的决议，提出这个决议的是一个布雷福德的代表，他建议感谢工人阶级过去对这个事业所贡献的力量；其实，奥布赖恩本来是支持这项动议的，直到后来帕里先生发现大家认为这项动议是出于党派性的动机，乃提出一项修正案，不仅对工人阶级表示感谢，而且还感谢所有提倡这个事业的人们；到了这时，奥布赖恩看到原动议不再有通过的希望，便支持修正案，它实际上包含着原动议的一切内容，却没有原来动议的排他性。关于指摘他企图把宪章运动拱手让与斯特奇及其派别的责难，奥布赖恩在答辩中明白地解释了他的立场；这就是劝导工人阶级主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但同时却不阻挠愿以另一种方式鼓吹宪章原则的任何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一言以蔽之，奥布赖恩表明他的目的不是要使一个派别居于支配地位，而是要使正义的原则得到维护，姑且不论拥护来自哪一方面。这时，奥康纳的举动显得更加古怪，因为协商会议闭幕后，他曾在伯明翰一次公众集会上，实际支持了一项决议，盛赞协商会议的行动，并为了会议成员们所表现的情绪而向全国致贺；但这时，他把会议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他本人。他的意图显然是在诋毁奥布赖恩；他虽然曾在伯明翰雇用一名采访记者，却从未刊登有关协会会议事项的公正报道，因为如果予以刊登，那就必然使他所期望的效果成为泡影。这种片面的行动使大多数的地区通过了指责奥布赖恩和协商会议的决议。奥康纳所雇用的每个奴仆（他们不在少数）感到自己必须和他的主人亦步亦趋。但是宪章运动团体中最明智的人士仍然站在正义一边，向《北极星报》提供了符合他们见解的决议，但这些决议不是全部遭到扣压，便是暂不予以发表，直到那些恶毒的诽谤在社会上生根以后。奥布赖恩为自己进行正当的申辩的途径非常狭窄；因为他没有一个发表自己见解的刊物，而《北极星报》却具有凌驾一切的无上权威。可是，虽有各种反对势力，奥布赖恩仍被邀请到一些地方去演讲；但一个有组织的体系却被用来扰乱他所参加的集会，并破坏他的声望。莱斯特是广泛感到奥康纳势力的城镇之一。1842年春季，该城镇的工人阶级陷于极大的贫困。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无依，只由教区提供了一些工作机会；而从事这项工作，每人每天所得的只是两便士半的难以糊口的微薄工资。许多人被这种严酷艰苦的生活逼得几乎发疯，因此很容易对富人动火，如果领导他们的人感情非常激烈，而且又能使他自己暴躁的性情影响他的追随者的话，情形尤其如此；而具备上述特点的一个领导者正是托马斯·库珀。
我们这里扼要介绍的这个人物系出生于莱斯特；但他父亲去世时，他尚在襁褓中，他的母亲带着他迁往林肯郡的盖恩斯巴勒，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竭力挣扎，以求使母子俩得到温饱。但这也往往非常困难，因此为了使他的孩子能够活命，母亲不时被迫节食。她那伟大的母爱使她后来经常自动禁食，以便满足他日渐增长的求知欲。库珀早年一贫如洗，甚至没有鞋袜，往往被迫赤足，对他来说，这并非耻辱。那时候，他身体虚弱，这当然是毫不奇怪的。十五岁时，他被送去做鞋匠，这是一种低下的职业，他从事这项手艺直到二十三岁。在库珀忍受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期间，他并没有虚度年华，而是以其他各种知识来充实他的头脑。他开始学习语言和数学。他在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法文方面获得了相当高的造诣，在几何、代数方面也有同样的成就。后来，他又学习了一点意大利文、德文和其他语文。在这个期间，他努力使自己精通各种学识，但他当鞋匠所得的收入每星期只有十先令；当时他母亲的身体相当衰弱，为了维持他们母子俩的生活，他往往要作出十分艰苦的努力。库珀有些习惯和科贝特大致相同，而每晨早起的习惯甚至超过了后者，夏季凌晨3时就起床，一直散步到6时，他也用这段时间来进行孜孜不倦的阅读。二十三岁时，他生了一场大病，一位朋友劝他抛弃旧业，从事教师生涯。于是，他在盖恩斯巴勒创立了一所学校，办得十分兴旺。大约在三十岁那年，他迁往著名的城市林肯，在那里仍从事教学工作。库珀在林肯市担任《斯坦福德信使报》的采访记者，该报在销路方面，迄至最近时期为止，在地方报刊中居于首位。最初，他当记者的薪金每年只有二十镑；但逐渐提高，终于年薪达到了一百镑，后来他迁往斯坦福德，协助《信使报》的编辑工作，年薪达三百镑。这个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他便迁往伦敦，有时不得不同逆境作斗争；他曾被迫出卖书籍，最后甚至典当衣服来维持生计。他有时在一些杂志社找到一些零星工作；最后担任了《格林威治日报》的编辑，然而，这份报纸不久便停刊了。刚好在摆脱上述报刊的编辑职务以前，库珀被他家乡出版的《莱斯特郡信使报》聘为采访记者。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任职未及数月，就去参加一次群众集会，采访纽卡斯尔的约翰·梅森所作的关于宪章运动的演讲。结果是，他成为一个宪章运动者，后来开设了一家咖啡馆和专销宪章运动刊物的店铺。如前所述，1842年春季，莱斯特市出现了严重的贫穷景象。库珀强烈谴责工人阶级所受的虐待。由于他那勇往直前的演说风格、永无静止的活力以及不屈不挠的意志，他使自己居于领导他们的地位。他给这个地区的宪章运动取名为“莱斯特宪章莎士比亚旅”，该团体的各项宣言都经他亲笔签署，所用的头衔是“将军”。在他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的大力煽动下，千千万万的失业工人跟着他在街上游行，他们的生活虽然都很艰苦，仍然大声欢呼，在各店铺门口停下来，接受店主们的施舍。当库珀不能率领这些队伍时，则由另一个身穿军装的人代替；但是对于库珀，群众始终愿意倾听他的发言，始终愿意服从他的命令。人们目睹这些半饥不饱的广大群众每天兴高采烈地游行过市，感到惊讶；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则可能认为这个城市正在欢度一个重大节日哩。顺便提一下，当时对费格斯·奥康纳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首推托马斯·库珀；他自鸣得意地声称他是这个偶像的崇拜者，正如他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时所表明的那样。费格斯·奥康纳说什么，托马斯·库珀就信什么。任何人发表反对费格斯的言论，他一定会加以斥责。总之一句话，他是奥康纳狂，他的行为也和他的心理状态相吻合。当他的伟大偶像出狱时，库珀创作了一首歌曲，题名为《自由雄狮》；不论他在什么群众集会上出现，一开始就毫无例外地先唱这首歌。他常常领唱，先哼出曲调——因为音乐是他的特长——然后，他的“英勇的莎士比亚旅成员”便精神抖擞地跟着合唱。他在这批饥饿的群众面前，行使着一个国王的权力；只要他发出命令，他们一定会俯首听命。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在伯明翰协商会议刚结束后，正好陷入了这样一个敌兵四伏的巢穴。
莱斯特另有一派宪章运动者，与库珀—奥康纳派迥然不同，其中有约翰·马卡姆。他们明智达理，不甘心屈从“莎士比亚将军”的独裁，便同主体分道扬镳了。邀请奥布赖恩前去演讲的，就是这一派，他们预定了莱斯特城镇最宽敞、最华丽的会场。为了弥补开支，征收入场费两便士；但暴力派的“莎士比亚旅成员”闯进会场，分文不付，而且在集会上占了多数，另一方面，他们的“将军”则在讲坛上设法利用他的优势地位。他已把他的士兵们训练成熟，使他们懂得他们的职责就是驯服地听从他的命令。他已教育他们，富人是他们的仇敌——这是千真万确的——约瑟夫·斯特奇是一个豪富的谷物商，因此他不可能正直无私；勃朗蒂尔·奥布赖恩既是斯特奇的爪牙，因而便成为他们伟大的领袖费格斯·奥康纳的敌人。但他忘记提醒他们，虽然一般说来，富人是穷人的仇敌，然而，在各个时代，富人队伍中也曾有过一些主持公道、富于博爱精神、能为人民事业请命的人。W．D．泰勒主持开会，当议程进行到推选主席时，这位“将军”手下的一个名叫比达姆的副官提请由他的主子担任。争执随即发生，关键是究竟哪一派占多数；但奥布赖恩起立声明，应由库珀当选主席，于是库珀立即就坐，开始进行议程，同时高唱《自由雄狮》，与其说群众在唱歌，不如说他们在乱嚎。因此，库珀以讽刺的口吻为他那批可怜的盲从者有失体统的举动表示歉意，他说他们由于渴望倾听“学校教师”的讲话，而又穷得缴不起入场费，所以才这样乱嚎的。接着，他介绍奥布赖恩，后者发表了任何公共讲坛上前所未有的最显示才华、最富于教育意义的演讲。他从一部分比较明智的听众那里博得了最热烈的欢呼。他对自己在协商会议所持的立场作了明晰的说明，声称他本人仍然拥护宪章，拥护它的细则，拥护它的名称，拥护它的一切。虽然这项声明博得了会上大部分听众响亮的喝采声，而且它也是奥康纳派经常发表的声明，但是由于“将军”没有加以赞扬，“士兵们”也就默不作声了。奥布赖恩在发言中提到斯特奇运动，竭力声辩说，凡为民主主义奋斗的人们，都有权凭个人的意愿参加或自行结合任何会社，任何人也无权指令他人必须加入全国宪章协会。这个意见受到了奥布赖恩朋友们沸腾的欢呼；但是“莎士比亚旅成员”却保持沉默，直到后来，库珀认为这篇演讲无疑地正在开始令人信服，再讲下去，便不利于奥康纳主义的教理了，于是立即起立，大声叫道，“不对，不对，宪章同志们！”然后，他把帽子一挥，叫出一声倒采，“士兵们”盲目地学样，活象孩子摹仿父母一样。仔细端详这一批饱经忧患、备受蹂躏的群众的脸容，就不难看出构成奥康纳主义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只是愚昧和盲从罢了。他们在倾听奥布赖恩对原则所发出的严正呼吁、阐述他的精辟论点以及道出他才华焕发的警句时，始终显得没精打采，露出一副茫然若失的呆相。只有在他们主席的指令下，他们才露出生气勃勃的样子，不过这种生气是感情上的生气，而不是理智上的。奥布赖恩讲了大约两小时，后来由于有病不得不宣告结束，因为一阵呕吐突然发作，使他无法继续讲下去。这种情况甚至暂时消释了奥康纳主义信徒们的仇视，库珀宣称那天晚上他不应当再向奥布赖恩提出质问了。可是，第二天晚上，在奥布赖恩开讲前，库珀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例如，“奥布赖恩先生是不是全国宪章协会的会员？”以及类似性质的其他问题。奥布赖恩对这类问题的答复一点也不含糊。他回答说，他不是全国宪章协会会员；他宁愿保持自行负责的立场，因此，目前暂不属于任何协会。然后库珀提议对奥布赖恩投不信任票，尽管会上有一部分有理性的群众加以反对，但他的“莎士比亚旅成员”终于把它通过了。奥布赖恩试图发言，未能如愿；因为“将军”和他的“军队”鼓噪不休，使争取发言的一切尝试完全失败，集会在极端混乱中宣告结束。
大约与此同时，文森特也应邀前往莱斯特演讲。库珀和他的“莎士比亚旅成员”也参加了，文森特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发言机会，但终究无效。库珀站在讲坛上，向文森特的朋友们大声喊道，“如果斯特奇或者斯潘塞来访问莱斯特，群众会听他们讲话的；但他们决不会听那个矮小的叛徒讲话。”文森特被迫退出会场，终于没有发言。
库珀另一次恶作剧尤其显出他的狂妄。威廉·迪安·泰勒准备发表演讲。他曾得罪库珀，于是库珀就带着他那一帮人前去参加。“莎士比亚旅成员”当然推选他们的领袖当主席啰。上讲坛要走许多台阶。当泰勒刚走上高度适合讲话的台阶时，主席要求他再往下站。泰勒拒不听从。“宪章运动同志们，”库珀大声喊道，“泰勒先生不听你们主席的话”；因为这位演讲者不肯屈从这种蛮横无礼的要求，那天晚上，他的发言就被盲从库珀的人的一片鼓噪声淹没了。这就是工人阶级队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在1842年所作的恶作剧；象多数具有同样心理的人们一样，库珀居然胆敢把奥布赖恩称为疯子。可是，菲尔普对这个独裁者库珀则采取了冷静沉着的有效办法。他前往莱斯特访问，想作一次演讲，商请库珀予以安排。可是，他遭到了刁难；库珀对他说，如果他想在莱斯特演讲，事前必须“双膝跪下”，忏悔既往。菲尔普答话时语气镇定大方；他离开库珀以后，便去同另一派宪章运动者磋商，他们安排他在他们的场所发表演讲。库珀听到这个消息后，几乎“双膝跪下”，恳求菲尔普打消原意；但这位冷静、镇定、谦和、被库珀称为“老弟”的人决不放弃他的目的。这种盛行在莱斯特的愚蠢行动也或多或少地蔓延到一般宪章运动团体。理智遭到践踏；由铺惑人心的宣传所煽起的感情盛极一时；谁敢背离奥康纳和《北极星报》所指出的道路，谁就决不会有丝毫的希望。领袖人物中既然有那么多的意见分歧，却要求所有的民主主义者参加一个独一无二的协会，这从当时的公众心理状态来看，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公道、更不合理的吗？这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当教育尚未十分普及时，就提出团结一致的要求，未免操之过切；而纯粹的煽动家却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想取得手段。在知识的传播至少在民间已经普及以前，要想他们参加一个足以实现他们权利的组织，必然是徒劳无益。在普及知识的过程中，一个协会或一百个协会并无出入，只要它们都有同一伟大的目标。一向被认为由于在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意见和不协调的行动所造成的灾祸，事实上并非由于这个根源，而是由于宪章运动团体中一个宗派不能容忍与它自己政策不同的政策。于是便出现了倾轧和争执——因此宪章运动组织便从几个强大的团体萎缩为一些比较无足轻重的宗派了。
这些事件发生不久，奥布赖恩成为一个名为《不列颠政治家》刊物的所有人和编辑，他在这个刊物上，十分有力地证明每个民主主义者都有权采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行动，只要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恪守原则。可是，在奥康纳的雇用人员所施加的种种压力下，同时由于资金短绌，奥布赖恩很难顺利地坚守阵地，与他的对手周旋。时隔不久，《政治家》即被迫停刊。洛维特一派人创办了《全国协会报》；文森特和菲尔普继续在《全国辩护士》上发表意见；但这两份报刊的寿命都不长久。为了表明这个时期奥康纳的政策的极端矛盾起见，我们不得不提起在巴思发生的一件小事。当时，有人正在设法使这个城市的谷物法废除论者和宪章运动者结成联盟，其基础是废除谷物法，并实现一种完整、公正、自由的人民代表制。文森特以宪章派代表身分，参加了这次为促进上述目标而举行的公众集会。前面曾经提过，文森特的演讲一般是以姿态、声调、手势和热情见长，而不在于内容充实；但他有时也会使用一些庄严、优美的词句。下面就是一个实例；这无疑是我们所能选出的最精采的一段摘录：
“全世界人民已经起来反抗贵族制度了。是呀，战斗已经在各个战场上展开了。某一天，你们可以从非国教徒为了反抗法定教会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看到这种战斗。另一天，你们会从为了解放黑奴所作的崇高的努力中听到这种战斗。又有一次，这种战斗会从我们那些被压迫的天主教友们的奋斗中显示出来。在某一个时刻，它存在于反对谷物法的呼声中；在另一个时刻，它又表现为要求创办学校的呼吁。所有这些只不过体现了一种伟大、崇高的精神。更高原则是行动的源泉，是对人类团结友爱的信念——一种想要实现符合基督教制度的愿望。它是对世世代代的偏见的一种精神上和道义上的反抗。先生们，你们对于预示一个新权威的征兆，为什么要害怕呢？就我来说，我感到欢欣鼓舞。我赞同钱宁的看法：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孕育着重大事件的时代。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民主主义的脉搏的急剧跳动。为它欢呼吧！先生们，我请求你们。不要轻视它；要鼓励它——帮它向前发展。看一看我们眼前的广大群众；上帝是他们和你们共同的天父。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塑造他们，正如他塑造你们一样。罪恶和贵族制度毁损了这个形象；只要群众在宗教、智力、道德、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地位获得了提高，这个形象也就会按群众提高的程度，相应地恢复原有的美观。为什么群众思考着抽象的权利，而不吵闹地要求面包，对于这一点不必感到奇怪；其中自有值得无限赞美的崇高思想。在我看来，最令人崇敬的景象之一莫过于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群众正在仔细推敲微妙的抽象概念，他们同时说：当然，我们也需要面包；但我们所要求的则是长期拒不给予我们的权利。这是真正高尚的行为。它表明造物主的一粒火花已经迸进他们的心灵深处。基督的真理宣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在举行上述集会的同一天，奥康纳前往巴思访问；文森特演说的一部分内容虽然完全为了拉拢中产阶级，奥康纳在当晚举行的并有文森特在座的公众集会上，在提到这点时，大声说，“我相信，亨利·文森特——我们宪章运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连同他的巴思宪章派队伍，必将战胜我们的敌人，取得辉煌的胜利。”应当记住，所谓胜利就是宪章运动者和谷物法废除论者之间的联盟；宪章运动者，特别是奥康纳，认为必须要有宪章，才能使谷物法的废除有利于工人阶级；而宪章一旦实现，就必然能使人民废除谷物法。因此，根据上述观点，关于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而结成联盟的说法是很荒谬的。奥康纳明知中产阶级的谷物法废除论者只想利用宪章派的力量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特殊目标，而他却把为了这个目标而同中产阶级结合的政策称为“战胜我们的敌人，取得辉煌的胜利”！
可是，大约与此同时，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宣言，提出在宪章运动者与谷物法废除论者之间建立一个联盟，其基础比文森特所规定的更加健全。但奥康纳却威胁说，他将在宪章运动团体面前谴责他们的计划，他的编辑果然在《北极星报》上谴责了他们的计划。就在发生这些事件的那个春天，约瑟夫·斯特奇同《泰晤士报》的约翰·沃尔特在诺丁汉竞选议会议席。奥康纳曾在上届大选中支持沃尔特。现在他却出面支持斯特奇，而反对沃尔特，虽然他曾公开嘲笑斯特奇是“反谷物法联盟的一个狡猾的爪牙”。他调动了一大批宪章派演讲员为斯特奇游说，他们一连几天使这个城镇处于持续的兴奋状态。斯特奇没有当选，但他获得一千八百多票，约占他的对手所获票数的百分之八十。奥康纳后来给斯特奇送去一份演讲员酬金的帐单，这些演讲员也同意接受酬金，而付款者恰恰就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向谴责的他们事业的敌人。这就是当时宪章运动者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行动；这些行动由于出尔反尔，不论暂时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却不能不损害整个宪章运动。
与此同时，执行委员会正在把全国的注意力引向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要求实现宪章而呈递另一份请愿书，为此他们已制定了一项草案，提请通过。可是这第二份请愿书并不局限于宪章；除申诉人民的种种疾苦外，还恳请撤销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议会的合并法案。这又是一个争端。一部分苏格兰宪章运动者反对在请愿书上列入宪章以外的任何问题，关于这一点，麦克道尔医生和苏格兰最杰出、最有才能的宪章运动者约翰·邓肯发生了争论。然而，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和执行委员会一致的，请愿书的签名运动进行得十分活跃。当时决定在伦敦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为期三周，以便主持呈递请愿书事宜。代表大会共有二十五名成员，姓名如下：亚伯拉罕·邓肯，E．斯托尔伍德，詹姆斯·利奇，J．R．H．贝尔斯托，C．多伊尔，W．P．罗伯茨，乔治·怀特，费格斯·奥康纳，N．鲍威尔，R．洛厄里，詹姆斯·莫伊尔，S．巴特利特，威廉·比斯利，J．麦克弗森，G．哈里森，P．M．麦克道尔，摩根·威廉斯，R．K．菲尔普，鲁菲·里德利，W．伍德沃德，J．梅森，威廉·托马森，劳伦斯·皮特基思利，J．坎贝尔和J．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可以看出，二十五人中只有六人是第一届代表大会的成员。1842年4月12日，这个团体在伦敦集会，接受全国请愿书上的签名，据说总计有三万三千人。请愿书于5月2日由邓库姆送往下院，当时有一个庞大的队伍从会场出发，穿过几条主要通衢大道，到达下院。政府当局事先严禁车辆在上述街道上通行，以免妨碍游行队伍，这项禁令严格地予以执行。这次聚拢围观的群众人数很多；许多外地人从乡间赶来看热闹。邓库姆呈递请愿书，请愿书被用小车推进下院，然后，他说明请愿的主要内容；他声明他将提出一项动议，要求让请愿人通过他们的律师或代理人在旁听席上发言，以便为请愿书中所列举的主张进行辩护。当邓库姆把他的动议正式提出时，下院照例是议论纷纭。麦考利是这项动议的重要反对者。他说，除普选权外，他对宪章的任何其他要点均无异议，但他却把普选权说成是要没收富人的财产。他在发言中对工人阶级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意诽谤。邓库姆的演说措词庄重而又大胆，博得了各党派人士的热烈敬佩；但大量的直言谠论并不足以引起下院的反应，结果表决时，发现只有五十一名议员，包括检票员在内，赞同他的动议。这个下院对人民的处境所持的态度十分懦怯，或者说，十分冷酷无情，以致不愿面对受苦难的穷人的真正代表，倾听那些最适于为民请命的人们揭露穷人的疾苦。邓库姆声明，他对下院的作为极其反感，以后要是人民再提出另一份性质类似的请愿书，他决不再去呈递，以免和他们同受耻辱。
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宪章团体的内部分歧被提出讨论。奥康纳的策略受到了罗伯茨、菲尔普和奥布赖恩的强烈谴责。奥康纳声称，他对奥布赖恩一直是热爱的；后者对此答复说，他无法报答这种美意：他只对女性才有爱情。讨论终结时，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反对公开指责，一是反对知名人士私人间的互相诽谤；这两项决议经奥布赖恩和奥康纳分别动议和附议。奥康纳向奥布赖恩伸出手去，奥布赖恩以公共事业为重，便与他握手了；但他声明，他对奥康纳本人及其策略的意见与以前并无二致。
代表大会闭幕后，宪章运动演讲员继续在各地区进行鼓动工作。1839年以来，已有许多新人物开始成为鼓动家，或已从次要地位跃升到显要地位。其中有贝尔斯托，利物浦的威廉·琼斯，纽卡斯尔的约翰·梅森，W．D．泰勒，詹姆斯·利奇和约翰·坎贝尔。在这些人中，贝尔斯托也许是公众集会上最有影响的一个演说家。他的演说大多雄辩有力，但他的叙述却言过其实。他的年龄不过二十三岁。身材高大健壮；发音坚定、清晰而又悦耳；姿态威严，落落大方。他时常喜欢玩弄词藻，把有些听众弄得目瞪口呆，不知所云。他对矿工们和类似群众讲演时，情况尤其如此。下列摘录可以使我们对贝尔斯托惯有的风格获得一个概念。这篇演说是1839年在约克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当时这位演说家只有二十岁：
“难道这就是事态的结局吗？政府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并正准备建立一支农村警察部队——全国的祸害——为此，每年需要支出四百万镑，其目的及其用意是要胁迫一个自由民族沦为奴隶——支撑贵族统治的堡垒——在全国，无孔不入地到处搜刮民脂民膏——榨干人民的血汗，使他们无力起来反抗——不顾一切反对，而又违背人民的意愿，保持一个可鄙、有害、该死的党派的权势地位，使它优闲岁月，睥睨一切，再不然，便想方设法剥夺人民还剩有的微不足道的自由权利；他们仿佛变魔术似地把全国的财富摄入他们的钱袋，用暴力来支持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使千千万万的人过早地被送入坟墓——使无数寡妇心如刀割，悲痛欲绝——使孤儿们的哀号上达天堂，要求对残忍的凶手们报仇雪恨——使上帝的形象留在人们身上的最后痕迹被涂抹净尽——使美质在萌芽状态中即被摧残——使工人们遭受疾病、衰老和夭折等痛苦——使工人的臂力全部丧失——使劳动者的勇气衰退消沉——而且旋风似地将不列颠最引以自豪的优秀儿女（令人崇敬的勤劳的工人们）投入饥寒交迫的痛苦深渊。他们对这一切犹嫌不足，当人们活着的时候，把他们驱赶到血腥的巴士底狱中等待死神的召唤，和世上一切亲人生离死别，永不相见；甚至还打破尘世的界限，使他们的遗体遭到解剖刀的宰割，而它自己则高高站在他们的坟墓上，张着火山爆发似的血盆大口，高声喊着：给我！给我！给我！”
梅森是一个善于振奋人心的演说家，发言急促，声调偏高。他的雄辩十分有力，他的演说一般穿插着具体的事实和坚实的论据：他倾向于奥布赖恩的政治派别。威廉·迪安·泰勒是一个特别擅长于无中生有的演说家。他信手拈来一言半语作为题材，能够信口开河把它诌成一篇长达两三小时的演说；讲完后，人们感到这篇演说的内容无非是一些词句的堆砌，而演讲的格调既令人生厌，又浮夸得可笑。詹姆斯·利奇从来不想当一个演说家。他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平易自然，如同私人间的谈话一样；至于事实和论据，当代只有少数演说家比他略高一筹。约翰·坎贝尔的演说比利奇的更具有说服力；但他主要因为受秘书职务的限制，很少以演说家的身分在公众面前出现。他之所以出名，主要因为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为《谷物法的探讨》，这是针对着反谷物法联盟而写的，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威廉·琼斯无疑地是当时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新一代演说家中最优秀的一个。他的演说风格流利畅达，措词动听有力，却没有贝尔斯托言过其实的特征。我们举出下列一段摘录作为代表他的风格的一个范例；这是他在奥布赖恩从兰开斯特监狱中获释那天在利物浦的皇后戏院发表的。当时这位演说家尚未到达法定年龄：
“工人阶级中虽然也有个别道德败坏的无耻之徒，但不应当据此假设，道德败坏的恶习已使整个工人阶级的品质受到了腐蚀。大多数人民是道德高尚、性格善良的，工人阶级中曾经有过道义上自我克制的范例，比起古罗马引以自豪的英雄们所炫耀的品德，并无逊色。当一个依靠自己的劳动赡养妻儿老小的工人失业赋闲，陷于贫困和难以形容的悲惨境地，为了暂图生存，正依靠一些几乎和他同样潦倒的善心朋友们的周济，或者依靠教区济贫院为了使他苟延残喘而给予的细微施舍的时候；当他从他的稚儿幼女苍白瘦削的面容上觉察到饥饿对他们的娇弱的体质所造成的摧残的时候；当他从他的爱妻的脸颊上看到大滴大滴的伤心泪悄悄地流下来，她的面容深深地刻着忧伤和贫困留下的粗糙创痕的时候；当他听到从一颗破碎的心中发出的强自抑制的叹息，从而了解这颗心里隐忍着饱经忧患的内伤的时候；当他环顾社会上的景象，看到富人们得意洋洋地夸耀他们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的时候；当他看到一位漂亮的贵妇手镯上镶嵌的一粒小宝石、或者一位骄奢的财主指环上闪烁的一粒小宝石，不仅足以解除他目前的贫困，而且可以保证未来的享乐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朋友们，对于一个在不诚实的行为的强烈诱惑下毫不动摇的人，我们怎么能够不充分地钦佩他的高尚品德呢？这个人宁愿忍受贫穷痛苦的生活，而不愿用不诚实的行为换取享乐和富裕，却被人说成不遵守社会的法律，不尊重他的邻居的财产，是一个愚昧无知、道德败坏的歹徒，不配行使人权，当我们听到这一切，怎能不感到义愤填膺、胸中燃烧怒火呢？但是如果道德成为选举人或立法者的唯一资格，那么会有多少骄奢淫佚的贵族将被迫交出政权，放弃高官厚禄所赋予的逍遥自在的享乐地位，从此离开官场，以退隐生活来掩盖他们腐败的品德呢？会有多少小店主将被剥夺他们的特权呢？这些小店主借口人民没有道德而拒不给予人民的那种特权，这些小店主一夜寻花问柳归来，清早起床，由于酒色过度，双手颤抖，两眼失神，布满血丝，走到柜台旁，照常去干他们哄骗的勾当，以便增加他们的家产；当他们听到人民要求恢复他们的权利时，却抱着小人得志的骄傲心理，翘起他那由于纵欲酗酒仍在颤动发青的上嘴唇，露出一副轻蔑鄙夷的神气，竟然对工人们说，他们道德败坏，不配享受参政权！”
R．K．菲尔普是另一个1839年以来崭露头角的演说家。他同样是一个未满二十五岁的青年。他的演说几乎全无雄辩的风格；但其中的大部分虽然发表时不够有力，却能打动人心，富有教育意义，印出来供人阅读，比许多激烈的演说家的演说高明得多。
全国宪章协会的情况从来没有象1842年那么兴盛的了。同该会建立联系的地区在四百处以上，会员录上的姓名达四万人。郡和区的组织在全国到处皆是，聘请的演讲员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鼓动工作，动辄就是好几个月。即便在1839年还只不过有两三个宪章运动团体的北安普敦一个郡，现在几乎已有十几个了。这个组织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全靠一个苏格兰人约翰·麦克法兰的努力，他是郡会秘书，本书作者初次在公众集会上露面，多承他的介绍。与北安普敦情况类似的，还有莱斯特、诺丁汉、德比、兰开夏、约克等郡；但促使这个组织瓦解的因素已在酝酿中。奥康纳派正在暗中策划对执行委员会进行打击。莱斯特的库珀首先起来为这件事公开展开活动。他提出一系列完全空洞无物的决议，对执行委员会吹毛求疵，责备他们失职。他写信给一个正在诺丁汉附近演讲的名叫米德的朋友，其中有下列一节：“你看，我们已大胆地指责那个虚伪的执行委员会了。乔治、朱利安及利兹的编辑和我们的统帅都和我意见一致。说服你的诺丁汉弟兄们同意我们的决议吧。约翰·坎贝尔已经和奥布赖恩同流合污了：必须加以制止。”
6月21日发生了另一件事，在宪章派阵营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这就是谢菲尔德监狱中一名罪犯塞缪尔·霍尔贝里的去世。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受尽监禁的痛苦。最初他被关押在北阿勒顿监狱中，那里的待遇非常严酷；但另一宪章运动罪犯克莱顿的死亡促使人们为霍尔贝里申请迁移。因此他就被移往约克监狱；但他还在患病，经常需要医疗护理。最后，经法医的建议，内政大臣才准他保释，所附条件是，提出保证，五年内奉公守法，缴纳保释金二百镑，两个保人各缴一百镑；但正当此事进行磋商时，可怜的霍尔贝里便与世长辞了。谢菲尔德的宪章运动者轰动起来了。当时作出决定，为他举行公葬，以示敬意。霍尔贝里的遗体在6月27日星期172一迁往墓穴安葬。这次又使用了乐队和旗帜。送葬队伍从谢菲尔德出发，前往霍尔贝里遗骸安葬处阿特克利夫。在他灵柩的牌位上题着下列字样：“塞缪尔·霍尔贝里，民主主义事业的殉难者，卒于1842年6月21日，终年二十七岁。”一面旗帜上引用圣经的一句话，“天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第二面旗上题着“克莱顿和霍尔贝里，人民宪章的殉难者”；反面题着“不可杀人”。第三面旗上也是殉难者的姓名；反面题着“天主痛恨手上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手。”遗体被安放在柩车上送往墓地，广大群众在后随行；当哀悼的队伍向前行进时，两旁簇拥着好几千群众，情景非常悲壮。到达城镇时，人数大大地增加了。窗户、屋顶和其他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观看这种庄严的场面。队伍继续前进，穿过柳条巷，走上战车门、稻草市场、大街、外城门、响水塘，走下煤坑巷，直到谢菲尔德猎场，这时可以看到庞大的人群参加了送葬队伍。《谢菲尔德彩虹报》估计人数为两万，《北极星报》的记者则认为有五万。正确数字大概在这两者之间。送葬队伍经过时，店铺老板纷纷停止营业，对死者志哀。队伍从谢菲尔德猎场沿着一条新路前往墓园，墓地上早已聚集着好几百人，他们是从一条小路进去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争先恐后地冲进墓园；然而，这仅是瞬息间的现象，当然是由于人们迫切希望走近墓穴的原故。乐队留在大门口，但柩车、送葬马车和执绋者沿着小路继续行进，最后在礼拜堂前停下，由独立派牧师兰德尔斯主持葬礼。然后把灵柩搬下，放入墓穴，兰德尔斯牧师祷毕告退。于是S．帕克斯唱赞美诗，这是当时的宪章派诗人、莱斯特郡的J．H．布拉姆威治创作的：
“伟大的上帝！爱国者的命运竟该如此！
他们敢于起来保护奴隶，
难道就该把他们打入阴森的牢狱，
使他们早进墓地？
难道爱国者就该一个接着一个受难，
惨遭统治阶级制定的严刑酷法的摧残？
主啊！制止这样的事情吧，我们向你呼唤，
庇护我们，保护我们的事业不受侵犯！
我们徒然向骄横残暴的权贵们恳求，
恳求他们打碎奄奄待毙的囚徒身上的桎梏；
主呀，只有你才有恻隐之心，
因为你已为囚徒解脱了一切痛苦。
难道这就是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难道自由的战士必须要把热血洒？
我们为了主义，死也心甘，
要么取得自由，要么统统倒下！
自由之神在为她被害的儿子哀伤欲绝，
朋友们在他的遗体之旁哭泣；
滂沱的泪水如同山洪暴发，
浇开我们事业之花的是滴滴眼泪。
啊！愿他的厄运
能使我们光荣的事业永远在我们心中扎根！
让我们齐声高呼，让我们齐声响应，
正义、纯洁而平等的法律在人间永存。”
赞美诗唱毕后，G．J．哈尼站在墓侧，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我们从他当时他自己记录的演词中摘录下列一段，从中可以看出，哈尼的发言寓有深意，但作为一个演说家，口才尚有不足之处：
“我们的任务不是哭泣；我们必须把眼泪留给妇女。我们的任务是立即行动；全心全意地为推翻这个可怕的制度而努力奋斗，因为霍尔贝里就是在这个制度下牺牲的。他的痛苦已成陈迹：他已长眠在这个‘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的地方。他安息了；他的名字与在他以前为了自由事业而殉难的爱国志士一同永垂不朽。他头上的桂冠没有一点血污，那是人民以感恩崇敬的心情奉献给他的。这和套在高贵的杀人凶手和凯旋的混世魔王额上的花环岂止天渊之别！与这个劳动人民的儿子为人称颂的高风亮节相比，那些颂扬亚历山大或拿破仑威名的所谓丰功伟绩显得多么可怜，多么可耻！现已沦为一片废墟的古代帝国或那些惨遭屠杀的亿万生灵使他们的名字流传至今，幸免湮没，但在未来更美好的时代里，他们无法逃脱人们的唾骂；另一方面，霍尔贝里的名字将和世界上特尔和泰勒一类英雄人物并列无愧，永受人们的景仰和爱戴。我们的任务就是以我们一次光荣的努力来实现国家的自由，以免自由儿女们将来再牺牲他们的生命。历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暴君们都一直力图使用迫害手段来摧毁自由，使用酷刑、镣铐和杀戮来制止人民维护“人的权利”。看来，我们这些骄横的统治者执意要执行同样的政策，企图用同样的方法来阻挠民主主义的前进。我们决定向他们挑战！我们警告这些远比卡纽特国王逊色的统治者，尽管他们仿效他妄图斥退海潮，但理智的海潮仍将汹涌澎湃地向他们袭来。现在，就在这位爱国者的墓侧，就在这阳光灿烂的苍穹之下，让我们缔结一个庄严的誓盟。让正直真诚的人们在友爱中互相拥抱，和我一道宣誓——凭我们的主义永不磨灭的真理，当着我们这位惨遭杀害的兄弟留下的遗骨宣誓——趁霍尔贝里的灵魂还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含笑对我们的誓言表示同情的时候宣誓——宣誓结成一支极其强大的道义之师，发挥团结所能产生的极其雄厚的力量，互相支援，互相协助，互相友爱，以粉碎那些束缚我们的桎梏。宣誓吧，象我现在这样宣誓吧：不论是迫害、嘲讽或诽谤，也不论是幽禁、牢狱、枷锁、刑台或绞架，不论是狱中临终前的折磨，也不论是断头台上的恐怖，所有这些都不能迫使我们背离原则，逃避责任，或放弃那条通往自由的康庄大道；但是，不论前途是祸是福，我们无限信赖永恒的正义之神，宣誓要为霍尔贝里的牺牲报仇雪恨，宣誓要实现我们的宪章，永远消灭那个血腥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已杀害了千千万万的殉难者和更多的爱国志士，把珍视自由和真理的人们当作祭品呈献在它的神座前面。”
帕克斯接着向群众发表了十分有力的演说；然后各方面人士离开墓地，群众又结成队伍，步行返回谢菲尔德。送葬者各自回家，但大部分参观者到了天堂广场才解散，他们参加上述活动前后持续了七小时之久。
在这个时期，宪章派和反谷物法联盟之间的斗争非常剧烈。坎贝尔的小册子被当作教材，供宪章运动团体的地方领袖们学习，他们和巡回演讲员一样，在每个讲坛上都同联盟的成员对抗，力争公众的支持，有时斗争十分猛烈。不论对这种策略有什么想法，工人们在这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相当英勇的。这是一场雇主与雇工之间的斗争。老板们大吃一惊，认为工人们胆大妄为，竟敢肆无忌惮地同他们在讲坛上并肩站立，而且同他们面对面地争夺他们极其珍视的原则。工人们这样放肆，结果遭到的迫害是十分可怕的。失业时常接踵而至，但雇主们企图用饥饿来迫使他们屈服的办法全不生效：他们反抗这种压力，而且决心愈来愈大。但这时对宪章派的打击即将来临，它对宪章运动的进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运动要在好几年后才能恢复过来。
1842年工厂区的贫困情况十分严重，其范围又极广泛，因此在职工阶级中间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他们的工资已一减再减，直到成千上万的工人的收入难以糊口。大约在7月底，阿什顿、斯特利布里奇和海德举行了群众集会，演说家们建议停工，直到老板至少给予工人们一些公平合理的待遇。于是，8月5日，阿什顿的工人们开始罢工；8月7日，在莫特兰猎场上举行了两次群众集会，并经后一次的集会决定，非到宪章成为国家法律时，决不复工。8月8日，又在靠近斯特利布里奇的黑格举行一次集会，参加者有两三千人。集会上举出许多标语牌，其中一个牌上写着，“斯特利布里奇人看到哪里有危险，就奔向哪里！”演说家们在会上讲话完毕后，群众便前往附近几家工厂——哈里森及李氏工厂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莫特兰猎场上集会的决议，使所有职工离开工厂。第二天，好几千人组成队伍，向曼彻斯特进发，随身携带着棍棒，并举着旗帜。他们到达该城镇的关口时，被军队阻拦，领队人便同当时和军队一同在场的一位治安官进行谈判。领队人向治安官郑重声明，他们的格言是和平、法律、秩序，保证决不会发生任何形式的骚动。治安官命令军队退下，陪同群众一道进城。群众走了一段路程以后，各自分散，组成小队，从一家工厂走到另一家工厂，从一个作场走到另一个作场，使所有职工都离开工厂，几乎使各种劳动全部停顿下来。他们向某些店铺老板索取食物和金钱，老板们也就给了他们；店铺纷纷停业，一连三天，曼彻斯特呈现出的景象，也许是它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8月12日，工厂区的代表们在曼彻斯特举行会议，出席代表三百五十八名。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群众应当仅仅为了增加工资而继续罢工呢，还是应当坚持要求实现人民宪章而继续罢工。三百二十名代表投票赞同后一内容。15日，代表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通过一项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为了上述目标通力合作。16日，他们再次集会，但是警察来了，命令他们在十分钟内解散，他们只得服从。这天又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原来是为亨利·亨特纪念碑举行揭幕礼；后来决定借此机会组成一支游行队伍。然而，鉴于该区人们情绪十分激动，游行计划终于放弃了；代表们开会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全国瞩目的罢工问题。最后，通过决议，向罢工的工人们表示同情，赞同他们把运动范围扩大并坚持下去，直到人民宪章成为一项法案为止，同时还保证代表大会协助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这项动议没有获得一致通过。《北极星报》的编辑威廉·希尔牧师当时在场，提出一项修正案，大意是，根据代表大会所了解到的情况，代表们没有理由提出举行全国罢工或休假的建议，或把宪章运动的名义同罢工运动搞到一起，因为他认为罢工是反谷物法联盟所策动的。朱利安·哈尼支持希尔，反对上述决议。可是，修正案仅获得六票，会议一致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于是，代表大会根据已经商定的决议，向全国发表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声明，作为一个整体，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取得了大家的信任。执行委员会也发出一项宣言，措词非常坚决有力，我们摘录一部分内容如下：
“英格兰人呀！你们同胞的鲜血已染红了普雷斯顿和布莱克本的街头，而嗜血的杀人犯犹未餍足。坚定你们的意志——鼓足你们的勇气——拿出你们的英雄气概来吧！我们一直遵守治安、法律和秩序；继续遵守这些，直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同胞们听到了你们的决议；一旦全面休假普遍实现——期限八天——到那时，用刺刀来压制舆论，还有什么用处呢？今天，在人类的理智的指引下，由思想和力量汇成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正在一泻千里地奔腾前进；今天，造物主注定要以思想和力量来提高万民的地位，使他们不再遭受贫困的折磨、专制的蹂躏和奴役的酷刑——在这种形势下，哪个暴君还能凌驾于这股潮流之上，生存下去呢？各行各业——一支崇高的爱国队伍——已经带头发表了拥护宪章的声明。你们应当向他们看齐。不要把用来鞭挞你们的鞭子交给统治者。我们已得到消息，罢工正在普遍展开，现在曼彻斯特方圆五十英里之内，除了磨坊里为人民造福的风车和田间支援工人的镰刀以外，所有机器都已停下来了，一切都寂静无声了。“同胞们、弟兄们！过去经过多少世纪才出现这样一次普遍的行动，今后还要经过多少世纪才会再见到这样一次普遍的行动。我们为了自由，已经孤注一掷；我们必须以英雄气概来承担这一掷的风险。谁也不要灰心失望；大家都要冷静，都要警惕，象寓言中的伴娘们那样，使你们的灯火永不熄灭；让你们持久的决心象一座灯塔，指引着全国各地目前正在加紧学习你们不可磨灭的榜样的人们。同胞们，我们信赖你们坚强的意志。懦怯、变节以及婆婆妈妈的怕事心理会使我们的事业倒退半个世纪。我们男女老少都不应当违反这个庄严的誓言；谁若违反了，愿穷人和饥民的咒诅永远缠住他们。谁若疯狂地想奴役人，谁就应当被人作奴役。我们的机构已布置就绪，你们的事业将在三天内由我们所能召唤来给予协助的一切充满智慧的人们推动前进。因此，你们在和平宁静之时，要坚定不移；你们在遵守秩序时，要使大家都遵守秩序；你们在对法律寄予希望时，要记住你们没有立法权，因而只是雇主们的意志、法律和工价的奴隶。我们号召协会全体职员协助以和平的方式来推广这个运动，拨出一切款项，供派往全国各地的代表之用。在这个生死关头，加强我们的团结，支持你们的领袖，集合在我们神圣事业的周围，把最后决定权托付给正义与战争之神吧。”
15日，在斯托克波特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参加者约五千人左右，理查德·皮林、约翰·赖特等人发表了讲话。由于政治问题和罢工运动并作一谈，因而在会上举行了讨论。有些发言者谈到要去伦敦，另一些人则反对这类行动，提议者被指责为反谷物法联盟的爪牙。有些发言者建议群众复工。13日，罗斯顿举行了群众集会。一个叫做拉德克利夫的人发表讲话，反对为实现宪章进行任何斗争；他坚决主张讨论工资问题；但他遭到了毫不留情的嘘声，一般群众心理显然赞同把注意力转移到比较广泛的宪章问题。继这次集会之后，15日在同一地点举行了另一次集会，拉德克利夫再一次坚决反对为实现宪章作任何努力，据他说，宪章永无实现的希望；但不论他怎样反对，仍决定以这个文件作为罢工的根据。17日举行了第三次集会；弗雷德里克·泰勒是那天的演讲人，另有一位霍伊尔先生也在会上发表讲话。据泰勒报告，他曾参加曼彻斯特的代表会议，代表们决心拥护宪章，别无他念。群众以沸腾的欢呼迎接了这个消息。8月12日，贝克普全镇处于相当骚动的状态。一支人数约有二千的队伍携带棍棒从罗奇代尔大道进入该镇，立刻前往几家工厂，要求工人停工离厂。在他们进镇后半小时内，二十家工厂全部停工；然后，蜂拥而来的队伍分成支队，前往四面八方的店铺。许多店门原来是锁着的，但经过劝告和威胁以后，他们终于把店门叫开，索取饮食，店主们看来不敢拒绝，只好把饮食分给大家。在斯特利布里奇，一大批群众，约有三、四千人，在街上列队游行，走遍各家工厂，大声喊道，“让他们离开工厂，让他们离开工厂”；这道命令立即得到执行。他们从斯特利布里奇向杜金菲尔德进发，在前往该镇途中和进入该镇以后，一路上要求各厂停工。后来，他们又去阿什顿，进行类似活动，从一家工厂奔往另一家工厂，一边挥舞着他们的棍棒。其他地方的群众也来到阿什顿，和他们会师，聚集的广大群众举行了一次露天集会，由克罗斯利、皮林和艾特金等人发表讲话，艾特金对他们的激烈行动大加申斥。会后，斯托克布里奇的群众立即离开阿什顿，前往丹顿和海德，同样要求那里的工人停工，直到一天合理的工作可以换取一天合理的工资，而且宪章成为国家的法律时为止。在这些工人表示服从后，又命令他们加入队伍，他们也同意照办了；于是随着队伍逐厂奔走，把所有工人都拉出工厂。在金斯顿，他们要求艾什顿先生的工厂停工，他不敢，或者不愿违抗这道命令。不少年轻人开始恶作剧，年长者很难加以制止。11日，约有八百名斯托利布里奇群众前往萨德尔沃思，在前进路上，沿途一切工厂停工，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极大恐慌。8月12日，在普雷斯顿一个名叫果园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由艾特金和查林杰先生在会上发表讲话。第二天，早在清晨5时就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同一地点，他们从那里出发，准备去勒令一家还在开工的工厂停工。他们从这家工厂又前往其他各厂；但在群众奔波忙碌之时，地方当局并未袖手旁观。治安官们开会商议，决定出动警察，同时还从当时驻在该镇的第七十二苏格兰高地联队调来了三十名士兵。治安官们陪同士兵沿渔夫门大街走去，迎面遇到一大批群众，便阻止他们通过这条街道。当士兵们沿渔夫门大街和弓形街向前走时，群众阵雨似地抛掷石块袭击他们，于是，他们掉转身来，想把群众解散，费了很大气力，才告成功。郡警察局长宣布即将宣读暴动法；但一块石子立刻向他扔了过去，打落了市长手里拿着的暴动法。无数石块象一阵暴雨似的从四面八方向军队飞去。可是，市长在大小石块纷纷向他周围飞来的同时，终于读完了暴动法。接着警察局长向群众宣布，暴动法已经宣读了。妇女们往围裙里装满了石块，递给男人；他们从附近其他街道上把石块抛过屋顶，落了下来，造成极大的骚扰，使士兵们吃足了苦头。士兵们企图驱散他们，白费气力。企图单凭炫耀武力来驱散他们的一切尝试毫无效果，最后市长下令开枪。第一阵枪响，许多群众应声倒地；其余的人并不逃跑，在惊愕的状态中呆呆地站了两三分钟，好象无力从这个地点移动似地。四个人当场被击毙，许多人受了伤。其余的群众立即溃散，士兵们回到营房。第二天，工厂纷纷复工。8月16日，一大批群众进入斯托克波特，企图帮助扩大罢工，他们前往布雷德肖先生的工厂。许多人带着棍棒，可是，象参加多数的公众集会时一样，携带棍棒的动机与其说是将它作为进攻武器，毋宁说为了本人的方便。他们在门房遇见布雷德肖，要求进厂去把工人召唤出来。布雷德肖拒绝要求，所持理由是工人都回家吃饭去了。他们对他说，要进去搜查，接着就想冲进厂去；但厂主回答说，他们同他以及他的工人都毫无关系，当着他们的面，把门锁上了。他们对这种接待深感不满，开始打破门房的窗户，企图强行打开大门，终于成功，闯进了院子。这一回，也许因为遭受了抗拒而感到愤怒，他们用棍棒殴打布雷德肖，使他好几天不能起床。在格洛索普的附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骚动。一批群众前往靠近该镇的奇斯沃思，走到库珀先生的工厂，对他说，要是他不命令工人出厂，他们将把该厂的炉火全部弄灭。他们全体约有一、二百人，都带着棍棒。库珀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工人们随同群众一道离开工厂。工人们还想回厂，而他们的雇主却不敢复工，从11日离厂那天起，他们每天拜访雇主，请求复工，直到24日才得实现。可是他们复工不久，又有一批群众来到工厂，要求他们再度停工。这第二批群众不下三四百人，他们走进院子后，派两名代表搜查厂房；然而，这两个人由于害怕后果，乘机溜走，一部分闯入工厂者当场被捕，被押到正在营房里开庭的治安官面前受审。库珀厂方人员对他们提出控诉，当厂方人员从治安官房间走出来时，被群众用石块袭击，不得不赶快奔逃，免得再挨打。这批群众又前往坐落在布鲁克菲尔德的罗德先生的工厂，到了工厂门口，就提出停工的要求。他们冲进院子，但厂主对他们说，不必动武也可以使他的工人停工。可是，他们跑进该厂，用武力叫工人离开工厂，并且扬言，倘若复工，将使他们变成残废，永远做不了工。8月26日，该厂工人回去复工，立刻就有一批群众把该厂团团围住，并企图闯进工厂。一次失败以后，他们再作第二次尝试，打破窗户上玻璃及窗框，最后厂方不得不请求军队到场弹压。11日上午，约有三百名群众，分成十人或十二人的小队，在埃克尔斯附近的帕特里克罗夫特四处走动。后来他们合成一个整体，举行大集会，由一个叫做莫里森的人向他们讲话，有人提议推派一个代表团访问各厂，要求工人离厂；但后来通过的修正案认为，应由集会群众全体前去。于是，他们前往内史密斯先生的工厂，却发现工人已出去早餐；工人回厂后，双方举行会谈。罢工的一方劝对方离厂。莫里森对他们说，虽然他们也许认为目前生活还好，但最后他们必将遇到苦恼。若他们不和平地离厂，罢工工人将用武力迫使他们离厂。“我们到这里来，”一个罢工工人说，“我们到这里来，象时钟一样先给你们一个警告，然后再采取行动；现在你们不妨认为已听到警告了。”厂里的工头对他们说，工人一定会停工。也在这一天，埃克尔斯举行了群众集会，由利物浦的麦卡特尼先生发表讲话，他竭力主张罢工，对于胜利的即将来临，寄予莫大的希望。兰开夏群众的足迹并不局限于本乡，一部分人远行到约克郡，希望扩大罢工的范围。数以千计的大批群众从伯恩利和贝克普出发，进至托德莫登，穿过那个美丽的山谷，前往哈利法克斯，使这些城镇之间各家工厂所雇用的工人全部离厂。为了使鼓动工作持续下去，在托德莫登举行了几次公众集会。在18日举行的两次集会上，由一位教师布鲁克先生发表讲话，他是一个始终不渝的老民主主义者，他劝大家坚定立场，直到宪章实现为止。8月15日，一批群众在布莱克本镇集会，上午11时，前往罗德吉特和布赖尔利工厂，有些人试图攀门而入，另一些人则用棍棒猛力敲大门。警察已严阵以待，军队也已在场，准备必要时给予支援，大批围攻者当场被捕。两小时后，另一队群众约有二千人，沿着伯恩利大道而来，走到治安官们和仍在戒备的军队面前。队伍中有一人向治安官们招呼说，“喂，各位先生，该怎么办？是不是让我们安静往前走呢？不然，我们只好使用暴力了。”另外一些人开口说，“安静，不要吵，这不是我们的来意；我们只想安静地进城去把工人们召唤出来，直到我们合情合理地工作一天以后，能够得到一天合情合理的工资为止。”治安官们力劝他们离城，并向他们说明，如果继续前进，他们的一切活动必将遭到制止。可是他们拒不离开，警察便逮捕了大约四十人。其余的人越过田野，四散奔逃，然后，军警把被捕者押送到城里。另有一大批群众先已在埃克尔斯先生的工厂门口集合；但当警察和治安官们逼近时，他们就离厂而去。第二天，一批人前往霍普伍德先生的工厂，把门房和帐房的窗户打得粉碎，但军队立即逮捕了六十人，把其余的群众驱散了。18日，有好几百人在阿什顿的街道上游行，随身携带棍棒和其他武器。他们阻止正在街上工作的砌砖工人，挥舞棍棒，并使用了威胁性的语言；于是立刻向他们宣读暴动法，但这些砌砖工人最后仍不得不停止工作。他们走到休姆先生的工厂，向监工者提出停工的要求，监工者拒不听命。于是他们离开该厂，但不久重又回来，人数更多，工人们看到他们逼近，便离开工厂。他们试图强迫雇主提出保证，工人不再复工。由于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就把炉火都弄灭了，把锅炉上的塞子全部拔掉，这样便能有效地使工厂停工。接着，军队开来，群众即被驱散。在约克郡的斯基普顿，约有两、三千名来自科恩的群众，前往杜赫特先生和塞奇威克先生的工厂，要求暂时闭厂。厂方拒绝，相持不下约达一小时，群众终被特警驱散；但是后援队伍立即到来，虽向他们宣读了暴动法，他们仍然拔掉锅炉上的塞子，迫使工厂停工。伯恩利的所有工厂的工人是13日被召唤离厂的，周围各地都处在十分骚动不安的状态。15日，群众企图制止哈伯厄姆伊夫斯煤井的生产，却被一位治安官率领的龙骑兵驱散了。伯恩利的店铺老板们由于当时普遍的骚动情况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也召开了公众集会，为要求实现人民宪章而向当局请愿。在曼彻斯特五十英里方圆之内，到处都是这样的骚动。一队接着一队的群众逐厂查看，召唤工人们离厂；遇有抵抗，就把厂里的门窗砸得粉碎；向工商业主索取金钱或饮食，不是要求，便是硬要，或使用其他的强制手段。有些地方设置了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准许雇主们完成生产，以免糟蹋原料。 |
第八章威尔士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八章威尔士起义
威尔士起义——进攻新港——弗劳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被捕——对被告不利的努力——弗罗斯特受审——威廉斯受审——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被叛死刑——减刑——弗罗斯特给他妻子的信——伦敦的逮捕——在谢菲尔德和布雷德福的逮捕——奥布赖恩等人在纽卡斯尔受审——谢菲尔德宪章运动者受审——弗格斯·奥康纳受审——布雷德福和谢菲尔德的宪章运动者被判徒刑——奥布赖恩等人在利物浦受审——利物浦巡回法庭的宣判——其他审判和宣判——泰勒医生去世一——审判对宪章刊物的影响
上一章所述的各种事件出现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使以前与宪章运动有关的一切事件都为之逊色。我们还记得，约翰·拉塞尔勋爵曾在利物浦宴会上指出，任何压制舆论的企图必然会同时带来危险。这种危险在伯明翰等地的不幸事件中已有过具体的表现，而现在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表现出来。威尔士的重要矿区表面上已处于对运动漠不关心的状态。群众集会已被放弃，群众也停止了活动，但胸中却郁结着一腔怒火。对他们这种愤慨情绪不啻火上加油的是，蒙默斯地方当局在无情的迫害心理的驱使下，对文森特和其他宪章运动被告们采取了种种严峻的手段。他们给予文森特等人的饮食服装和惩罚都是用来对待那些罪大恶极的重犯的。弗罗斯特曾用请愿和其他方式，设法改善悲惨遭遇；但要求迫害者给予宽大待遇的一切呼吁完全是徒劳的。如前所述，威尔士的工人阶级富有热情而且豁达大度，他们对这种严酷无理的对待方式感到无比的愤怒，不久他们的忿懑情绪便发展到难以遏制的地步。新港的治安官们已经得到情报，说是一个重大的运动正在进行中。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也许他们还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曾通过他们的爪牙在这个运动的组织工作中插过一手，希望借此来打击宪章运动。尽管事实可能如此，1839年11月4日上午，人们却看见大批工人从该地区的山上走下来，向新港进发。确实人数究竟有多少，很难作出正确统计，因为估计数字各不相同，颇有出入。《泰晤士报》说有八千人，《晨间纪事报》报道有一千人，而另一家的报道则把数字扩大到两万。宪章运动者的一份报告估计聚集的人数约有一万，这大概是正确的。这一大群人头一晚上聚集在一起，尽管天公不作美，整夜下着倾盆大雨，他们被淋得浑身湿透。许多人自备武器。一部分人扛着步枪，另一部分执着长矛，第三批人带着草耙，第四批人拿着大头短棒，但相当多的人是赤手空拳，未带武器。这群人在11月一天夜里的阴沉夜色中跋涉前进，沿途在路过的酒店歇脚进食，然后向目的地——新港——继续前进，约在次日上午9时，在他们上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弗罗斯特的陪同下，到达了那里。他们原定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很难从侦讯和审判时那些互相矛盾的证词中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他们的目的之一象是要求释放文森特和其他被告，因为这些人在监狱中所受的严酷待遇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憎恨。第四十五团部队有一连人驻扎在西门旅馆，群众便奔向那里，他们穿过街道，一路上发出沸腾的欢呼。一到旅馆门口，攻击立刻开始；治安官、警察和特警被迫从街上退却，躲进旅馆。士兵们把守着窗口，许多群众开始朝窗内开火。据某些传说，看来攻击是由一名据说是第四十五团的逃兵首先发动的，此人在冲突中已被击毙。不言而喻，士兵们当然还击。他们占据那样一个有利的地势，可以准确地命中目标，而本身却不会受到多大危险；结果，大约在二十分钟内，十名宪章运动者当场被击毙，五十人左右受伤，有些人伤势严重，甚至生命垂危。他们顶住士兵们从窗口的射击以后，忽然企图冲进旅馆；这种尝试虽然在开始时可能实现，但现在他们觉得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大部分群众早已远飏，剩下的人所抱的目的在各种武装力量的联合进攻下也被粉碎了，在进攻西门旅馆时牺牲的人中，有一个青年，他的热忱和勇气甚至一定会博得最凶恶的敌人的钦佩。他名叫谢尔。他把整个心灵献给了运动，并且倾吐了他向往自由的最纯洁的愿望，从下面这封给他父母的信中，可见一斑：
“1839年11月4日星期日夜间于庞蒂普尔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希望这封信到达时，二老身体都好，正象我此刻的身体一样。今晚我将参加一次为自由而进行的光荣斗争。假如上帝保佑我安然无恙，我不久就会见到你们；若非如此，莫要为我悲伤，我是为一个崇高的事业倒下去的。再见！
你真挚的
乔治·谢尔”
这个青年才十八岁，虽然世上许多著作是为了歌颂专制的英雄们而写的，但这个年轻的自由主义信徒，为了他所崇拜的目标，却不怕牺牲生命，这种令人崇敬的大无畏精神在历史上当然有它应得的地位。
这些不幸事件使整个新港及其邻近地区的群众陷于极度愤慨的状态。政府立即悬赏一千镑，缉拿弗罗斯特，接着又到他家去搜查，但一无所得。然而，官方把所发现的书信文件一律没收。当晚，他们又到新港印刷工人帕特里奇先生家中去搜查书信文件；他们强行把门打开，目光首先看到的，就是弗罗斯特，立刻把他连同帕特里奇和另一个叫做沃特斯的人逮捕。弗罗斯特态度镇静，泰然自若，在随同法警离开前，还吃了一些面包、奶酪和啤酒。这些人被捕后，接着又逮捕了另外几个人；其中有弗罗斯特的儿子亨利，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他被指控曾经参加了发动进攻的那一帮人，此外，还有泽弗奈亚·威廉斯和威廉·琼斯，他们被控是其他宪章运动者支队的领队人，原定在新港同主队会师，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行进中受到了耽搁。官方立即命令组织特种法庭，把许多被告提交审讯；同时还用尽各种方法在公众心理上造成偏见，尤其是反对弗罗斯特和他家庭的各个成员。有些报道甚至硬说弗罗斯特的妻子和女儿，打扮成农民模样，和布莱克伍德的肇事者混在一起。另一些断言，群众袭击西门旅馆时，她们站在窗口，挥舞手绢，这些报道毫无一点真实性，而那些臭名昭著的报刊却大事散播，用意何在，不言而喻。如果这些报道谈的都是事实，正如它们一贯说谎臭名远扬也都是事实一样，又如果宪章运动获得了成功，那么，这些报纸就是向全世界把这些高贵妇女捧成是巾帼英雄的了，而且还会要求对它们的爱国心表示崇敬哩。这些报纸的所谓正义，便是如此。卑鄙无耻的《泰晤士报》开始对弗罗斯特的品格进行诽谤，它既恶毒而又无原则，引起了一切维护正义和人道主义的人们极大的反感。它的“本报特派记者”四处搜罗弗罗斯特过去的一切生活琐事，对所有材料加油加醋，把他歪曲得不成样子。该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连篇累牍的社论，无不表明，除了用受害者的鲜血以外，无法满足它那复仇心理的无限欲望。约翰·弗罗斯特受审以前，《泰晤士报》已经宣告他有罪，从而为发过伪誓的陪审团的裁决铺平了道路。背叛宪章运动的奥康内尔在制造偏见中也出了他的一份力量；他在斥责弗罗斯特的同一篇演说中虽然声称，他宁愿临阵作战，而不忍坐视爱尔兰被托利党所统治，同时却又表示他要提供一支拥有五十万人的道义力量队伍，把宪章运动者镇压下去。这就是那个无可比拟的典型政治伪善者的奇怪设想。现在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完成不利于那些注定要在叛逆法下受害的被告的全部阵势了。在特种法庭开审前，这件事情是由一个谦恭卑下的传教士在法官面前来完成的。这位牧师先生尽力给听众造成一种印象，使他们相信即将受审的当事人确实犯了罪。地方当局不遗余力地严禁发行带有宪章运动字样的任何报刊。文森特的报刊《西方辩护士》在威尔士人民中销路很广，一经发现，即被没收，最后不得不停刊。《西方辩护士》所犯的弥天大罪是，它竭力敦促宪章运动者用尽一切方法来营救弗罗斯特和同案的其他被告，以免他们屈辱而死。文森特继续从狱中写信出来，要求登载，信上明白指出，要实现上述目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起诉人确信，一旦他们执行极刑，则从那个时刻起，起诉人自身的命运也被注定了。拘留犯的案件受到全国宪章运动者的热情关注；保卫委员会纷纷建立；奥康纳、奥布赖恩、哈尼、泰勒以及其他方面的领导人物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为被告们申辩；捐款源源而来。奥康纳把《北极星报》一星期的收益捐献给这个全国瞩目的目标。当时决定延聘第一流律师为他们辩护。为了对该案声援起见，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一次会议，表示决心尽一切力量，争取一个使被捕者重新获得自由的裁决。
特种法庭开庭日期临近时，公众心中充满了极大的忧虑和愤慨。一队一队的枪骑兵奉命出动，在蒙默斯的邻近地区进行搜查，以防不满分子聚众闹事。1月6日，特种法庭开庭那天，军队在广场上排好了队形，并举行检阅。靠近法庭的各条街道都由军队以及伦敦和蒙默斯的警察守卫着。申请到庭旁听者人数极多，使执事人员不胜其烦。9时半，一辆囚车把被告们从监狱送到审讯地点。这辆囚车由第十七枪骑兵队押送，军队在街道上布岗，阻止群众从一切可能的通道拥向前来。拘留犯共计十三人，从囚车上陆续下来。弗罗斯特由狱卒押送到庭；其余诸人分作两组，每组六人，一同走上庭来，他们都上着手铐，拴在一起。全体显示出一种坚定不移的神情。10时，审判长尼古拉斯·廷德尔爵士、审判官巴伦·帕克先生和约翰·威廉斯爵士一起到庭。检察长是约翰·坎贝尔爵士，副检察长是托马斯·怀尔德爵士，检察官是塔尔福德先生、勒德洛先生、怀特赛德和塔伯特先生。被告律师是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菲茨罗伊·凯利和托马斯先生。费格斯·奥康纳坐在被告律师后面。所传被告有约翰·弗罗斯特、查尔斯·沃特斯、约翰·洛弗尔、理查德·本菲尔德、约翰·里斯、乔治·特纳、泽弗奈·威廉斯、埃德蒙·埃德蒙兹、雅各布·摩根、索洛蒙·布里顿、威廉·琼斯、詹姆斯·奥斯特和戴维·琼斯。全体被告都不服罪，决意分别提出应当回避的陪审员。大批陪审员在唱名时经被告律师要求回避。当一位陪审员的姓名被点到时，检察长代表政府声请回避，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对此表示异议。他强调说，如果准许政府对每个陪审员都可以独断独行地要求回避，那么，陪审团可能会被收买，使被告丧失公正制裁的机会；但陪审官们驳回了他的异议。最后，下列诸人宣誓担任陪审员职务：约翰·丹尼尔、托马斯·戴维斯、理查德·刘易斯、爱德华·布里特尔、詹姆斯·霍林斯、托马斯·琼斯、爱德华·里斯、埃德蒙·史密斯、克里斯托弗·约翰、威廉·威廉斯、约翰·理查兹和约翰·卡佩尔·史密斯。第二天，当检察长正要开审弗罗斯特一案时，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制止他说，该案尚无充分可靠的证据，因此，精通法律的检察长对它进行审判是徒劳的。他竭力主张暂不进行审讯，因为这类案件所必需的法律手续尚不完备。法律规定，起诉书的副本连同陪审员名单和见证人名单，必须在开庭前十天一齐交给被告。后一名单并没有和其他文件同时提出，据这位渊博的律师的论断，这一事实和法律程序大相径庭。这个异议当时即被驳回；但在第一名见证人被传到庭时，弗雷德里克爵士重新提出了这个异议，最后决定审讯照常进行，上述论点留待承审法庭裁决。第二天，大批证人被传到庭。当另一个见证人塞缪尔·西蒙斯被带到证人席时，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对他的作证提出异议，因为这个见证人的住址还未弄清；但这项异议同样也被驳回。被传到庭的见证人不下三十七名，只要研究一下这些见证人是什么人，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方面一定作过最大的努力，既协助组织了这一次的武装示威，又在事后利用职权，诱使参加者出面控告他们的伙伴，因为见证人中至少有二十五人提供了被称为“女王见证人”的证据；换言之，他们或多或少地参加了示威游行。政府当局曾采取阴险的手段来推动所谓叛变，当时人们对此都深信不疑。根据证词的描述，有一个人头戴一顶光亮的礼帽，据说此人就是首先鼓动游行示威的人之一，但后来不见踪影了。被告律师对部分见证人进行了彻底的盘问。公诉程序一经结束，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代表弗罗斯特向陪审团提出申辩，他所发表的演说达六小时之久。他用非常尖锐的措词提起以前辉格党在鼓吹改革期间所举行的盛大示威游行，与弗罗斯特参加的这次游行进行对照。有一个见证人曾说，被告的企图是要占领新港，炸毁桥梁，阻止威尔士邮车通往伯明翰。弗雷德里克在答辩中表明，新港邮车最远只开到了小渡口，另外一辆邮车刚过小渡口前往布里斯托尔，第三辆刚从布里斯托尔出发开往伯明翰；这些情况表明那种认为新港邮车可以作为向伯明翰人民群众发出的一个信号的说法，是荒谬绝伦的。他接着说明，这次示威的目的是要使亨利·文森特获得释放，为了证实这个论点，他提出许多旁证，都是关于为上述目的而开展的各种活动的。弗雷德里克爵士在结束辩护时说：
“不论我和宪章运动者的意见有多大分歧，我应当替他们说句公道话，至目前为止，宪章运动不是叛逆，公众对它抱有信念也不等于造反。我还再说一点，虽然我认为，这些原则如果确立的话，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幸福、繁荣和福利带来极其不幸的后果，但我却不得不说，如果在任何时候，不论从集体的智慧或众多的人数来说，它已成为广大人民一致公认的意见的话——又如果社会上的一切人力物力以及控制这些力量的集体智慧终于决定采纳宪章运动者的法典，那么，它无疑应当被采纳实行，正象修正法案被采纳实行一样，根据我的看法，只凭财富同他进行斗争是枉费心机的。”
辩护结束后，凯利代表被告向见证人进行质询，提出了与原告证词相反的证据。一个见证人在被讯问时曾说，部分武装群众向驻守西门旅馆的军官们喊话时，大声嚷道，“你们来当我们的俘虏吧”；相反的证据表明，当时的要求是，“你们交还我们的俘虏吧”，俘虏指的是幽禁在旅馆内的一些人。新港警官就是提出这种相反证据者之一。有几个见证人宣誓作证说，弗罗斯特具有一贯以仁慈待人的优良品质。第二天，菲茨罗伊·凯利为弗罗斯特向陪审团申辩，他那篇滔滔不绝的演说历时五个半小时。弗罗斯特被问，除辩护律师所提的申诉外，他本人是否希望再有所补充；他表示对他们所作的努力十分满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副检察长向法庭进行答辩，引人注目地向陪审团提出了一切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即使零星的证据也不遗漏掉，他甚至提也不提一个叫做哈里斯的人的证词，因为这个证据是个反证。他的答辩在两天内占了好几个小时，好象抱着十分殷切的决心，不惜要用任何代价来给被告定罪似的。自从那个臭名远扬的杰弗里斯的时期以来，法庭上很少听到过这样充满露骨的复仇心理的发言。审判长总结见证人的证词以后，陪审团退席，在短短半小时内，回到庭上，宣告有罪，但裁决附有酌情宽大处理的建议。这个裁决使公众普遍地感到莫大的失望，因为公众曾普遍地希望，预料弗罗斯特的主要罪状不会成立。我们在回想这十二个负责决定一个同胞的生死命运的人只用了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去研究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时，确实感到他们可恶透顶，但当我们考虑到一部分报刊和其他有关方面曾经费尽心机，使他们在事前对被告早有成见，也确实感到这种做法并不奇怪。
弗罗斯特的审判结案后，泽弗奈亚·威廉斯的审判立即开始，前一案中的许多见证人又出庭提出了对他不利的证词。约瑟夫·博克斯·斯托克代尔宣誓作证说，他是在加的夫逮捕被告的，当时被告正在驶往波尔图的“葡萄号”船上。托马斯向陪审团提出了长达七小时的申辩，对所提证据作了机敏精细的分析，他说，人民宪章中没有一点是他所不同意的。然后，他把被告方面的见证人召上庭来。托马斯·刘易斯说，被告曾反复地劝告群众维持和平。一个店主人丹尼尔·刘易斯发誓说，原告见证人中有个叫托马斯·桑德斯的，在被他雇用期间，曾有过好几次贪污案件，因此，他绝对不相信这个见证人的誓言。亚麻布制品商理查德·马斯登也曾雇用桑德斯，他说不准桑德斯的誓言是否可靠，但证明他在证词中撒了谎。
20日，星期一，威廉斯又被提审，他表示要在庭上说几句申辩的话。他声称他完全无罪；他没有向女王举兵反抗的丝毫意图；见证人的大部人证词都是谎言——的确都是谎言！威廉斯在发表声明时显得非常激动。检察长答辩后，托马斯起立再次提出抗议：由于法律手续尚未完备，证词中的任何部分都不应作为陪审团的根据；但象弗罗斯特案件一样，这个问题也留待将来考虑，于是学识渊博的巴伦·帕克开始总结见证人的证词；接着，陪审团退席，二十五分钟后又回到庭上，宣告被告有罪；并象上次案件一样，建议对被告酌情予以宽大处理。然后威廉·琼斯被提受审，未隔多久，法官退席，展期到明天续审。对琼斯所提的罪证当然与弗罗斯特和威廉斯的罪证相同，而宣告被告有罪的裁决以及关于宽大处理的建议，和上述两案如出一辙。
1840年1月13日，星期四，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被提到庭，听候宣判。弗罗斯特表现出他在整个审判期间所显示的那样镇静态度。威廉斯显得情绪低沉，琼斯的举止则是沉着大方。于是法庭询问被告们，他们对于为什么不按照法律对他们宣判，是否有话要说。吉奇先生提请暂缓宣判，理由是法庭召唤的陪审员中有一人是因弄错姓名被误传出庭的，这个异议当经驳回，然后，法学渊博的法官们带上了黑帽子，宣告全体人员保持肃静；接着，审判长向被告们讲话，提到他们所犯的滔天罪行，他认为这种罪行所以能避免产生后果，应当归功于上帝的保佑。他劝被告们做好准备去接受那个正在等待着他们的人生剧变，接着就宣布对被告处以古老的、野蛮的刑罚，并指示将他们押回原处，然后，再从那里押赴刑场，执行绞刑，直到气绝身亡——然后将他们斩首并肢解尸体，遵照女王陛下的旨意，予以处理；最后，他照例希望上帝怜悯他们的灵魂。在宣读判决书后段时，弗罗斯特将眼光朝上看了一下，但威廉斯和琼斯都没有露出任何感情；然后，他们三人都从被告席上被押下去了。查尔斯·沃特斯、约翰·洛弗尔、理查德·本菲尔德、约翰·里斯和雅各布·摩根表示服罪，因此均被处死刑，然而法庭暗示他们的惩罚可以减为终生流放出国。其他十四名被告被传到庭；一部分人表示服罪，被判处不同刑期不等的徒刑，另一部分人则具结改过自新。此外，还有许多被告被移交巡回法庭处理，特种法庭随即宣告结束。弗罗斯特判决的消息一经传布，在宪章运动者中间普遍引起了强烈的愤慨情绪，同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城镇立即召开群众集会，通过了致女王陛下的请愿书，恳求她对被告们酌情宽宥。
2月1日，星期六，波洛克爵士先前代表被告们所提出的异议，提交给高等法院的十五位法官审议。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菲茨罗伊·凯利先生和威廉·福勒特爵士代表被告们出席，而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则代表王国政府。该案件经过了双方相当详尽的辩论，最后法官们以多数票决定，被告所提异议是合法的。然而，他们又决定，这个异议虽然合法，但提出的时机不太适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最明智的措施莫如采取折衷办法，于是立即宣布，极刑的处分免予执行，对被告们改处终身流放出国。公众的舆论显然坚决反对执行极刑。这时，为了制止极刑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也日益频繁了。二十六位有钱有势的上层人士，其中多数是议会议员，曾为这个问题上书给诺曼拜勋爵，毫无疑问，舆论方面这种强烈的表示对政府产生了压力。
2月3日，星期一，奉内政大臣之命，被告们在军队的押送下，被用囚车从蒙默斯移往切普斯托，那里有一只船等着接收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往布里斯托尔，另一条船奉命再从那里把他们送到其次茅斯的监狱船上。当被告们离开蒙默斯的那天，三十三位宪章运动代表在曼彻斯特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应向全国建议，尽一切力量使他们免予被流放国外，弗罗斯特的家属向女王陛下逞递了一份哀婉动人的陈情书；但诺曼拜勋爵答复说，为了使他的言行符合他的公职起见，他不能劝告女王陛下答应他们的恳求。
3月10日，星期二，利德在下院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下院向女王陛下请愿，吁请她对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赐予特赦；但他的动议只有七位议员，包括检票员在内表示赞成。为了营救这些遭受法律迫害的人们免于流放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已证明无效；他们在判罪后过了几个星期就向祖国告别了。弗罗斯特夫人迫切希望带着全家大小陪她丈夫一同前去，但弗罗斯特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下面是他在被流放前写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思想情况以及对那些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所怀的深厚感情：
“1840年2月28日
“我最亲爱的玛丽：星期三晚上，我们沿英吉利海峡往下航行时，船上的主桅和后桅被刮掉了，因此不得不进港修理。我借此机会匆匆写封短信给你。关于我们的处分是否有变化，我也并不确切了解，只能从报道中获得一点消息；也许你知道的情况比我详细。我刚才见到了一位职位较高人士，他认为如果你离开英国，跟随我一起流放，那就考虑很不周到了；而且，亲爱的，人生是变幻无常的，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的家属留在异国，举目无亲，会落得怎样的结局呢？你在自己的祖国，不管你丈夫的行为受到多么严厉的指责（现在我的行为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了），至少不会遭到人们的鄙夷和奚落。英国人以敢作敢为和宽宏大量著称，决不会让你以及——我的天啊！——我那现已变成孤苦无依的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受人欺侮的。我的那些私敌现在看到他们所迫害的人的悲惨遭遇，虽然正在幸灾乐祸，但是即使对于他们，我也不能指责他们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我满怀信心——这种信心大大减轻了我的痛苦——再说一遍，在你自己的祖国，你所得到的保护和同情，是不能希望从异乡人士那里得到的。因此你还是听从我的劝告吧；开始经营我们的店铺，相信上天的安排吧。三个星期后，有一只船将从你那边开来；写封信由它带来，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消息。我们大约今晚就要启航了。啊，亲爱的，你就有机会来实践你的宗教信仰、你的坚定意志和你顺从天命的思想了。尤其重要的，你要信赖造物主，不经他的许可，“甚至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他特别爱惜我们这些有罪的凡人，就是“我们的头发”都被他数过了。不要忘记你对我们心爱的孩子们应尽的责任，唉！千万记住，你对那么多年轻、孤苦、娇柔的女孩子要操多少心。你一定要相信，只有在孩子们身上，你才能表达你对你丈夫的恩爱。随我远行，必然会增加我目前的困难。所以，亲爱的玛丽，我再说一遍，运用你的判断力，不要让你一时的感情冲动驱使你离家远行，不再和祖国的同胞见面了。我相信，你的家还是相当舒适的。你和女儿们都应当工作，你还可以从你丈夫如此心爱的那个儿子身上看到他的影子。毫无疑问，虽然政府反对我的政见，但是如果不经过合法的定罪手续，它也不会坚持要给我惩处的。法律是英国人能够引以自豪的唯一保障；我要指望重返祖国，也只有指望法律给予保障并付诸实施。我再说一遍，我不在家时，你和全家的生活还是相当舒适的，这种信心会大大减轻我的痛苦。啊！我的孩子们——是呀，我那些苦命的、无依无靠的孩子们——我们夫妇的爱情结晶日夜萦绕在我的脑际。我的祷告从头到尾都是为他们祝福，愿上苍保佑他们。尽管我已被打上了叛逆罪的可耻烙印——这是我从未料到的一种罪行——我请你把他们可怜的父亲的祝福转达给他们，并向他们保证，我虽然在流亡中，但每天早晨和夜晚，都会举起手来为他们对天祈祷。愿抚慰苦海众生、庇护无父孤儿的天父，在一切事务中，对你和孩子们予以支持和引导！亲爱的，愿上帝保佑你！
永久是你的
约翰·弗罗斯特”
我们对弗罗斯特和威尔士起义的叙述必须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还得注意一下与此有关的某些重要事项。
当政府在威尔士采用有力的手段镇压宪章运动时，他们在其他地区的活动也不逊色，而且所用的方式就是利用最卑劣的爪牙来为他们制造罪状（不幸得很，这些罪状显然又都是事实）。1840年1月16日，星期四，在贝思诺尔草地修道院街的行业大厅里举行了群众集会，旨在揭露劳动阶级悲惨贫困的状况，由G．H．尼索姆担任主席。斯珀尔刚刚开始向集会的各个方面人士讲话，就有一队警察冲进房来，逮捕了几个携带武器的人。群众纷纷冲出房间，多数得以逃脱。主席要求留下的人们保持坚定，斯珀尔继续讲话；但有一位穆尔先生询问主席的姓名，向他说明以后，他又要求斯珀尔停止演讲，斯也依从了他。警察紧闭门户，把留下的人一律逮捕，第二天提交审讯。伯恩、克拉克、雷纳德、霍布和威尔金斯先生被控持有武器；约瑟夫·威廉斯、戴维·威廉斯、思索姆、斯珀尔、切里、和文斯和伊万斯先生被控在非法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煽动性言论，均被提交中央刑事法庭审讯。尼索姆、约瑟夫·威廉斯、雷纳德、霍布和斯珀尔曾经出庭，但准予延期到下次开庭时受审，尼索姆具结保释，所交保释金达一千镑。上述案件的各种迹象都表明它是由警察一手制造的，因为他们准确无误地知道谁应当逮捕，而同时对其他持有武器的人却任其远飏；他们可能就是被利用为爪牙的局中人，其目的是在使他们的同胞落入法网。
大约与此同时，谢菲尔德的许多宪章运动者因被控进行阴谋活动和非法宣誓而被捕。指控他们的主要见证人自认曾参加他们的阴谋。一个名叫汤普森的供称，许多人被编成小组，自备武器，并制定一项计划，要占领镇上某些地段，同时纵火焚烧其他地段。他们商定，遇到警察和更夫时，一律予以击毙，在士兵们开枪以前，先行下手。兵营将予以焚毁，起义者准备占领市政厅和养老院，筑起防寨，加以守卫。见证人供述后，塞缪尔·霍尔贝里、威廉·布克、托马斯·布克、约翰·克莱顿、塞缪尔·本特利、约翰·马歇尔、托马斯·彭索普、约瑟夫·本尼森和威廉·韦尔斯因罪证确凿被提交审讯。霍尔贝里夫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妇女，也被逮捕；但因证据不足，予以释放。
紧接着上述事件，在布雷德福又发生了另一事件，地方当局先已获悉它的全部情况。一天晚上，发现有许多宪章运动者聚集在一起，总数约有五十至一百人。警察正在值夜，看见有几个人走过，就招呼他们的同行予以协助。这些同行们却回答说，他们自己已是宪章运动者手下的俘虏；这些证明都是事实。可是，转瞬间，形势彻底扭转过来了，宪章运动者由于对方人数占有优势，不得不放弃他们所抓的人，结果自己反遭逮捕了。其中八人被提交约克法庭审判。在这个事件以后，《北极星报》上刊登了哈尼和赖德的来信，指责一位佩迪先生，据他们说，佩迪作为一名政府暗探，是诱使宪章运动者堕入罗网的幕后人。在下一个星期，哈尼撤回了他的指控，但已经来不及了。佩迪被地方当局逮捕，并提交审讯；从此他一直因自己的被捕事而对哈尼和赖德表示感谢。毫无疑问，哈尼在对任何人进行这种指控前，应当停下来思考一下，他本人不知多少次地被人怀疑，这就应当使他对于别人格外审慎，因为别人可能无罪，正象他确实知道自己无罪一样。事实上，佩迪和宪章运动团体并不陌生；他常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尤其在纽卡斯尔，而且他的演说词又时常在公共刊物上披露。
2月29日，奥布赖恩和纽卡斯尔的宪章运动者在科尔里奇法官面前开始受审。原告见证人只有《泰恩信使报》的记者亨德森先生，他曾参加在讲堂举行的集会，自称曾记下了各人的演说。他根据笔记提出证据；在这以后，自作辩护的奥布赖恩对他进行了尖锐的盘问，此人在答复每个问题时，几乎全部否定了他自己所提的证据，从而充分地证明了被告有充足的理由。讯问结束后，科贝特为托马森向陪审团申辩。接着由奥布赖恩申诉，他的申辩振振有词，逻辑性强，令人十分信服。他揭发伯明翰地方当局在斗牛场事件中所采取的行动，坚决认为根据这种行动，他有充分理由采取目前的做法。继奥布赖恩进行申辩的是艾尔和梅森先生，然后，陪审团退席，不久回到庭上，宣告被告无罪。另外几名被告被控犯有其他罪行；但对他们的审讯则延期到下届巡回法庭，准予自行具结保释。约翰·贝尔经宣告犯了危害治安的诽谤罪，被处了六个月徒刑，他是本届巡回法庭上被判犯有政治罪的唯一被告。甚至因在福思湾参加那位被封爵的法伊夫所策划的暴动而被捕的被告们也准自行具结保释。当奥布赖恩和其他人的案件经宣告无罪时，拥挤的法庭上发出了一阵震天动地的欢呼，与法庭外面焦急等待审判结果的成千上万群众的欢呼遥相呼应。当晚举行了公众集会，由奥布赖恩讲话，讲堂里人们挤得透不过起来；这位天才的演说家博得了他为公众服务的理应享有的热烈欢迎。哈尼和洛厄里先生也在会上发表讲话，前者提议为奥布赖恩欢呼三声，群众真正由衷地给予响应。在达勒姆巡回法庭上，威廉斯和宾斯先生因危害治安罪被提交审讯，该案随即开审；但因法官有事前往约克，审讯延期，还有伯恩和欧文因类似罪行被控一案也推迟举行。
3月16日，星期一，约克郡巡回法庭开庭，谢菲尔德宪章运动者在厄斯金法官和科尔里奇法官面前受审。一开始，法庭上就呈现出十分活跃的景象；大批法律界人士代表原告、被告双方到庭出席。首先提审的是霍尔贝里、布克两兄弟、达菲和威尔斯，他们被控犯了阴谋叛乱和暴动罪。为了对被告们被指控的罪行提供证据，一个装满手榴弹和其他易燃物的大筐放在桌上，同时还摆出枪矛刀剑。见证人作证说，这些都是在逮捕被告时发现的他们所藏的凶器。各项罪状看来对霍尔贝里特别不利，他在被捕时非但不否认，反而直认不讳地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政府，并表示愿为人民宪章牺牲生命。原告方面的主要见证人是福克斯霍尔和汤普森，他们均被承认为“女王见证人”，因为他们曾积极地参加了被告们的活动。检察长提起公诉，格雷戈里·卢因爵士、沃森和墨菲先生为被告们辩护，用强有力的措词，详尽地评论了见证人们的证词；但在厄斯金法官作了总结以后，陪审团宣告全体被告有罪。威廉·韦尔斯、约翰·克莱顿、约翰·马歇尔、托马斯·彭索普、约瑟夫·本尼森和查尔斯·福克斯因类似罪状被控，表示服罪。前经保释在外的罗伯特·考克斯、乔治·古利莫尔、詹姆斯·巴塞洛缪、约瑟夫·林加德、托马斯·波尔斯和乔舒亚·克莱福德也因暴动和阴谋叛乱罪被控。贝恩斯和沃特利先生提起公诉；墨菲和威尔金斯先生为被告们辩护，措词非常有力，终于为被告赢得了无罪开释的裁决。约翰·马斯登因进行暴动并企图从狱中放走一名在押的宪章运动者彼得·福登而被控，他对这项指控表示服罪。威廉·马丁因危害治安被掠。贝恩斯和沃特利先生对他提起公诉。沃森先生为他辩护，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结果被告仍被宣告有罪。
第二天，费格斯·奥康纳因犯危害治安的诽谤罪而被提交审讯，申请旁听者人数甚多，将法庭围得水泄不通。出庭的律师人数超过以往，很多治安官也出席了。科尔里奇法官主持审判。奥康纳被允许在律师席上就坐。该案由一个特别陪审团审理。起诉书控告奥康纳犯了危害治安的诽谤罪。其罪状是在《北极星报》上刊登了几篇演说稿。其中第一篇是他本人为筹募自卫基金在罗奇代尔发表的。第二篇是威廉·迪安·泰勒在曼彻斯特发表的。第三篇据说是奥布赖恩在斯托克波特发表的。他又被控刊登了有关纽卡斯尔集会活动的报道。奥布赖恩等人就因为在这次集会上发表讲话被传讯，后来在奥布赖恩进行了令人悦服的申辩后才被开释的。检察长在法庭上提出了十分详尽的控诉，其间并宣读了上述几篇演说稿。刊印出来的演讲稿经过核实后，奥康纳向陪审团提出申辩。他提到了火炬集会，指责政府不应当加以取缔，因为检察长本人以前也曾因达德利的治安官们禁止一次类似的集会而扬言要对那些治安官提出控诉。他不厌其详地叙述他为人民所作的牺牲，声称他为宪章运动已化费了八、九千镑。然后，他宣读了以前所发表的大约五十篇演说稿中的一部分摘要，声明他非但从未提倡使用暴力，而且一直指责暴力行为，虽然有时会损害他本人的短暂的声望。他相当详尽地抨击了纽卡斯尔前任市长法伊夫、芒茨和丹尼尔·奥康内尔；同时宣称他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他的原则。奥康纳的申辩历时四小时又五十分钟。法官所作的总结十分公正；但陪审团在退席十分钟后回到庭上时，却宣告被告有罪。经奥康纳的请求，法庭延期宣判。
星期三，罗伯特·佩迪、威廉·布鲁克、托马斯·德雷克、詹姆斯·霍尔兹沃思和保罗·霍尔兹沃思被控在布雷德福进行暴动和阴谋叛乱。检察长怀特曼先生和律师阿彻利代表原告。沃森、沃特利和威尔金斯先生代表被告。见证人作证结束后，陪审团宣告全体有罪，除了詹姆斯·霍尔兹沃斯一人外，其他的人都犯有罪行。从审讯中可以看出，佩迪非但不是政府暗探，而且还受到那个可恶阶层中一个坏蛋的陷害。这个恶棍名叫哈里森，我们有十分有力的理由断定他是这项阴谋的主要策动者。就在他设计陷害受骗者的同时，他和地方当局保持联系，向他们提供各种必要的情报，以便实现他恶毒的诡计。在对质时，这个上等流氓拒不宣誓保证他没有因为承办此事出力而获得一百镑的报酬。他也拒不宣誓保证他没有造成至少十二人被处绞刑的后果。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佩迪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情况虽然略有所知，却是从来没有实际参与其事，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这个陷害者的恶毒阴谋而已。为了对他公道起见，我们应当说明，曾经有人向他许诺巨额赏金，要他出卖别人，使别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愤怒地严词拒绝，这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为了测验哈里森所提的证据有无价值，我们只要再提一些事情就足以说明了。后来他出面密告两个可怜的青年偷窃一匹马。然而，在这次案件中，犯罪者受到了正义的制裁。他本人受到怀疑，以犯有他企图加罪于别人的那个罪行而受审，结果被宣告有罪，得到应有的处分，终生流放国外。
3月21日，谢菲尔德和布雷福德的被告们被传到法庭，听候宣判。霍尔贝里被判四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五十镑，具结在刑期届满后遵守法律。两个保人各缴十镑。托马斯·布克被判三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三十镑，具结遵守法律。两个保人各缴十镑。他的儿子威廉·布克被判两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二十镑，具结今后守法。詹姆斯·达菲被判三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二十镑，具结改过自新。两个保人各缴十镑。威廉·韦尔斯被判一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二十镑，具结改过自新。马歇尔、彭索普和本尼森各判监禁两年，缴保证金二十镑，具结改过自新。威廉·马丁被判一年徒刑。在布雷福德的宪章运动者中，罗伯特·佩迪被判三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三十镑，具结改过自新。两个保人各缴十镑。威廉·布鲁克被判三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三十镑，具结改过自新。托马斯·德雷克被判十八个月徒刑，缴纳保证金三十镑，具结改过自新。保罗·霍尔兹沃思被判三年徒刑，缴纳同等数额的保证金，具结改过自新。约翰·沃尔克、约瑟夫·内勒、约翰·里丁和约翰·里什沃思，因在布雷福德进行暴动而被判罪，每人被处以两年徒刑，各缴保证金三十镑，并具结改过自新。赫顿和史密西斯因同样罪行各被处以十八个月徒刑，并缴保证金三十镑，具结改过自新。彼得·霍伊、约翰·克雷布特里和威廉·艾什顿被控曾在巴恩斯利参加非法集会，各被处以两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五十镑，具结改过自新。这些严峻的、不妨说不人道的判决，结束了约克巡回法庭上的宪章运动者案件。
在蒙默斯巡回法庭上，文森特和爱德华兹因与弗罗斯特串通，阴谋颠覆合法当局，并企图用暴力改革国家体制，经再度提交审讯。另一条罪状是他们曾发表危害治安的言论。该案仍由塔尔福德律师提起公诉。卡林顿先生为爱德华兹出庭，文森特自行辩护，向陪审团提出相当详尽的申辩。他们两人均被宣告有罪，但在裁决中建议酌情予以宽大处理。格尼男爵判处文森特十二个月徒刑，爱德华兹十四个月徒刑。我们应当说明一下，后来这些被告的案件在下院中提出讨论时，塔尔福德律师声称，他听了文森特的申辩后，深悔不该为原告承办此案；他对宪章运动案被告们普遍受到严厉而不公正的处分痛加谴责。
在利物浦巡回法庭上，W．V．杰克逊牧师、威廉·巴特沃思、R．J．理查森和詹姆斯·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因蓄意阴谋唆使群众进行暴动、自备进攻性武器和其他煽动叛乱的行动而被审讯。象在纽卡斯尔审讯时一样，奥布赖恩自行辩护；审讯整整进行了一天，但奥布赖恩却不象上次那样顺利，陪审团宣告全体被告有罪。奥布赖恩原来指望许多见证人出庭给他作证，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到庭。他后来责备奥康纳在这方面对他不公道，同时不该当庭用陪审团都能听见的声调对他说：“奥布赖恩，你不必请人替你作证了。”乔治·亨利·史密斯、克里斯托弗·多伊尔和约翰·凯伊因为在曼彻斯特有危害治安的行为而受审，均被宣告有罪。巴克和戴维森也因在曼彻斯特进行阴谋叛乱和暴动而定罪，詹姆斯·勒克因犯有类似罪行被控，表示服罪。当理查森、杰克逊、巴特沃思和奥布赖恩被传到庭听候宣判时，理查森向法官申请判处罚金，以代监禁，并提出宣誓书，表明监禁对他的健康将有严重的影响。然而，法官拒不接受，判处他和巴特沃思各九个月徒刑，刑满以后，各缴保证金一百镑，两个保人各缴五十镑，具结三年内决不闹事。关于杰克逊案件，法官表示遗憾，认为没有想到一个宗教牧师竟会发表象他被控的那种言论；鉴于他的地位、才干及其所掌握的、可能造成危害的工具，法官声称，他必须判杰克逊十八个月徒刑，缴纳保证金五百镑，两个保人各缴一百五十镑，具结三年之内决不闹事。奥布赖恩希望延期宣判，他说他在审判的过程中上了当，因为他原来指望某几个见证人会被传到法庭，为杰克逊和巴特沃思作证，而且他们必然会驳倒上述记者提出的证据。法官回答说，提出这些想法，现在已经太晚了。于是奥布赖恩表示希望法官不要判他徒刑，改判他终生流放国外，因为他不愿留在国内，而且在目前情况下，他对国家也不抱任何希望。法官表示，除判他徒刑外，别无他法，因此，他判了奥布赖恩十八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三百镑，两个保人各缴一百五十镑，具结不再危害治安。杰克逊在第二次定罪时被判六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五百镑，具结改过自新，从此奉公守法。两个保人各缴一百镑。约翰·凯伊被判六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二百镑，具结改过自新，不再闹事。两个保人各缴五十镑。克里斯托弗·多伊尔被判九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三百镑，具结改过自新。两个保人各缴一百镑。威廉·巴克被判十八个月徒刑，罚作苦工。弗雷德里克·戴维森被判六个月徒刑，并服苦役。塞缪尔·斯科特被判八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一百镑，具结改过自新。两个保人各缴五十镑。查尔斯·莫里斯被判十二个月徒刑，缴纳保证金一百镑，具结改过自新。两个保人各缴二十镑。丹尼尔·鲍尔被判处十八个月苦役，以及类似的具结。彼得·默丁罚作苦工六个月，威洛比罚作苦工三个月。
在切斯特巡回法庭上，上届巡回法庭移交下来的威廉·本鲍被传到庭，但不认罪。这位激进派改革运动中的坚强不屈的老战士向陪审团提出申辩，达十小时半之久；申辩结束后，被宣告有罪，并判处十六个月徒刑，审判前在押日期已有八个月了。然后，艾萨克·约翰逊因在斯托克波特发表危害治安的言论而被提审。他向陪审团提出申辩，慷慨陈词，娓娓动听，达数小时之久。他被宣告有罪，判处十二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二百镑，具结两年之内不再危害治安。两个保人各缴一百镑。斯塔布斯、巴尼特、萨维奇、洛、韦弗和杰克逊先生以在麦克尔斯菲尔德阴谋叛乱和进行暴动被控。除韦弗一人外，他们都表示服罪，各自具结缴纳保证金一百镑，保释在外，宣判时随传随到。阿什顿的詹姆斯·杜克和曼彻斯特的约翰·利夫西以阴谋叛乱被控，并被宣告有罪。他们均被处以十二个月徒刑，缴纳保证金一百五十镑，具结在三年内不再扰乱治安，倘不如期缴纳保证金，仍予还押。1840年5月11日，星期一，奥康纳在因病一再延期出庭后，被传到高等法院的庭上听候宣判。他提出一份很长的宣誓书，主要表明他一向劝人们使用道义力量。宣判前，法官指出，根据奥康纳本人的陈述，他所指的道义力量和暴力相差无几。因此，他被判十八个月徒刑，监禁在约克的监狱中。
在德维泽斯，威廉·罗伯茨、威廉·波茨和威廉·卡里尔以危害治安被控，均被宣告有罪。罗伯茨和波茨均被处以两年徒刑。卡里尔是个工人，被判刑期与上述二人相同，另加苦役。然而，几个星期后，罗伯茨因病准予保释。扬、博尔韦尔和巴特利特先生以在汤顿危害治安被控，并被宣告有罪，扬被判三个月徒刑，博尔韦尔六个月，巴特利特九个月。7月间，马斯登被法院出票拘捕，并押送到纽卡斯尔。他的神色十分凄惨，与前判若两人；因此，当上述新闻记者到庭作证时，一见面简直认不出他来了。巡回法庭开审时，马斯登连同休姆、德维尔和托马森先生被传到被告席；但原告律师向庭上声明，他并无证据可提，于是全体被告均经无罪开释。约翰·梅森再一次以危害治安罪被控；但在他进行申辩后，陪审团宣告他无罪。
在达勒姆巡回法庭上，威廉斯和宾斯一案久悬未决的审讯终于得到了结局。他们自行辩护，非常有力，非常动听。对他们提出反证的主要见证人是《森德兰先驱报》记者H．E．赫瑟林顿。陪审团宣告他们有罪，但因他们都是青年，建议宽大处理。威廉斯在谈到减刑时说，他并不要求法庭考虑陪审团所提的理由，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曾经过冷静的深思熟虑。他只要求考虑他为公众所采取的行动的效用。他们均被判六个月徒刑。伯恩和欧文也被传讯，并宣告有罪，均被判三个月徒刑。怀特和威尔逊被控使用威吓手段诈取钱财。怀特被判六个月徒刑，威尔逊四个月。政府控告宪章运动者虽然不遗余力，而且对他们的大部分领袖人物所判的不是监禁，便是流放国外，但人民要求改革的热情并未完全消失。尤其在苏格兰，鼓动工作方兴未艾。除了格拉斯哥的莫伊尔等人以及各城镇许多当地领袖人物以外，洛厄里和邓肯在苏格兰地区作了广泛的旅行，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而朱利安·哈尼，象古代的使徒那样，从一个市镇徒步走到另一个市镇，甚至深入苏格兰高地，宣扬人民宪章的原则。在英格兰，无数群众集会仍照常举行，虽然这些集会主要是由各该地区的有才能的人所支持的。可怜的泰勒医生对宪章运动的结局彻底失望，身体健康又因不断的鼓动工作而受到严重的损害，终于退隐到他的妹夫——一个爱尔兰牧师的家里，病情日见沉重，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他的逝世使一切与他在运动中相识的人们感到深切的哀悼。即使他的政敌们也不禁为失去这样一位人物而喟然叹惜。他虽有种种轻微的过错，也有一些轻率的行为，但他的心地高尚，始终满腔热情地拥护人类的事业，并支持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埃尔公告》刊登了一个表示同情的讣告，这不仅使讣告的作者得到表扬，而且表明死者甚至受到他的政敌的莫大尊敬。
辉格党政府既已把宪章运动被告们掌握在手，在许多情况下，给予他们的惩罚，比以前托利党对犯有同样罪行的人所受的惩处更加严厉。奥康纳最初所受的各种待遇就象是一般的重罪犯；只是在他的朋友们提出强烈的抗议之后，以及一些议会议员、甚至一部分报刊提出了坚决的要求之后，他才获得了较好待遇。奥布赖恩所遭受的惩罚，是象他那样一个才智出众、学识渊博的人所能忍受的最大惩罚，他被剥夺了阅读权利，他能看的书籍只限于当局所核准的，这当然是极其有限的几种了。文森特在大部分时间内，吃的是重罪犯的囚粮，穿的是囚衣，而且派给他的劳役是缝纫，这是他一向不习惯的一种手艺。洛维特和柯林斯吃的是污秽不堪的食物，最后迫使他们不得不断然拒绝接受。卡里尔和波茨所受的待遇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佩迪被罚作苦工，累得他经常呕吐，显著地损害了他的体质；在全国各地的一些牢狱中，大多数宪章运动的被告们所受的待遇大致相同。政府对宪章运动者进行打击以后，一部分宪章运动的报刊从此便停办了。《职工报》由于报纸的所有人缺乏资金，无法继续经营，加上一些领袖人物在暗中活动，阻止他的销行，最后不得不宣告停刊。相继停刊者有《真苏格兰人》、《宪章》、《伦敦快讯》和《战士》——后者并入《北方解放者》——《伯明翰日报》则恢复了辉格党的色彩。然而，奥布赖恩和卡彭特先生在1839—1840年冬季创办了《南方星报》；但由于前者被监禁，因而无法长期过问编辑业务，于是该报在《职工报》停刊后，也不再出版了。格拉斯哥的民主主义者创办了一份报刊，名为《苏格兰爱国者》，另外有几份小型期刊也问世了。在西部，R．K．菲利普刊行了《革新者》。在曼彻斯特，一份同名的报刊由R．G．理查森出版。《英格兰宪章运动通报》是克利夫创办的；在格拉斯哥，《苏格兰宪章通报》——一份非常有力的小型报刊——随着舆论的浪潮应运而生。因此，看来人们有决心要设法弥补报刊停刊的缺陷；而这一类期刊——尤其是上述通报——对宪章运动团体则有相当大的影响。 |
第十章托马斯·库珀在斯塔福德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十章托马斯·库珀在斯塔福德郡
托马斯·库珀在斯塔福德郡——陶器产区的暴动一——悬赏缉拿麦克道尔——库珀和埃利斯因纵火罪受审——怀特·琼斯等人受审——格尼男爵和琼斯的答辩——奥康纳等人在兰开斯特受审——库珀被判两年徒刑——阿宾吉勋爵对宪章派被告们的攻击——斯特奇的第二次协商会议——权利法案对人民宪章——协商会议的分裂——库珀每年改选一次的代表大会计划——奥康纳对待另一派领导人的态度——奥康纳的组织计划——奥康纳的土地计划——奥康纳和执行委员会——邓库姆和奥康纳游历北方——沙曼·克劳福德的阻挠议会议事的计划——考布登和奥康纳之间的公开辩论——请求释放宪章派罪犯的请愿书——北安普敦与弗罗斯特的获释——麦克道尔回到英国甘米奇和曼彻斯特地方协会——奥布赖恩创办另一份报刊——奥康纳的土地计划遭到反对——宪章运动领袖们相互间的纷争——艾什顿指控奥康纳——奥康纳和新港暴动——奥康纳内心嫉妒弗罗斯特——领导人之间更加不和——奥布赖恩攻击奥康纳的土地计划——奥康纳和废除谷物法——《自杀者的炼狱》——库珀和利兹代表大会——库珀攻击奥康纳的土地地划——托马斯·库珀从协商会议中被清除出去——欧内斯特·琼斯——土地计划中的第一份地产正式开放——1847年大选时的宪章派候选人——奥康纳在诺丁汉当选——塞缪尔·基德——报刊与土地计划——奥康纳在曼彻斯特为本人的计划辩护——奥康纳的财政状况——“大公无私的公众裁决”
当兰开夏和约克郡发生这种骚动时，其他几个地区内工人阶级的激昂情绪也大致相同。尤其在斯塔福德郡，事态的发展已达到了最高峰。“莎士比亚将军”托马斯·库珀在前往曼彻斯特参加代表会议途中，向该地区的矿工和其他行业工人发表演讲。上面我们曾经谈到这位先生的激昂演说具有的煽动性；他已把群众激发到极端仇视有钱阶级的程度。成千上万的人们前来参加他的演讲会。他在温斯伯里·比尔斯顿和沃尔弗汉普顿向矿工们发表演讲。在温斯伯里举行集会时，参加者达三万人；会上通过了关于拥护宪章和维持治安的决议。他从这些地方继续前往该郡的陶器产区，1842年8月14日，星期日，在朗顿、芬顿和汉利举行的三次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第二天上午，他应邀在后一地点的另一次集会演讲，到会者是罢工矿工；当天晚上，又在乔治－德拉贡旅馆的大客厅向一次集会发表讲话。在他访问的其他地方中，还有斯塔福德——这不是一个以民主主义著称的城镇，他很可能在这里被捕。可是库珀异常机警狡黠，决不会在斯塔福德被当局逮住。当他发觉警察正在伺机向他进行突然袭击时，他话锋一转，不再一本正经地发言，而开始改说起讽刺话了。下列一节可以使人们对他迷惑地方当局的方法获得一个概念。这一节引自他写给“亲爱的同志们”即“莱斯特宪章派莎士比亚旅”的一封信，署名是“你们忠实的将军托马斯·库珀”。
“那天晚上，大家忐忑不安，担心我如果敢在集市上抛头露面，将有被捕的可能。可是，钟鸣七下，我已经到达那里，站在朋友们给我借来的一条挺好的长凳上。这时警察局长就在我的右侧站定。托利党的老爷太太们打开窗户，倾听一个大逆不道的宪章运动者发言，等他的话触犯了当局，可以目睹那些粗鲁的虾兵蟹将向他猛扑过去，用他们肮脏的魔爪把他抓走。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终于落空了！我的发言表明，我们国家有一位‘娇小玲珑、口齿伶俐的贵妇人’，每年花费一百二十多万镑来赡养她和她的家庭，这种光景多么妙啊！我又证明，忠心耿耿的宪章运动者非常理解，王室费用倘若不予维持，国家就会沦亡；一旦阿德莱德被剥夺了她的十万镑年金，工人们就会哭肿了眼睛。我指出，任何一个衣衫褴褛的鞋匠（英勇的莎士比亚旅成员，你们知道，斯塔福德和北安普敦一样，是一个出名的制鞋城镇），如果胆敢提到他年迈的祖母正在巴士底狱中以薄粥度日，而王太后却有三座宫殿可以居住，他准是一个傻瓜。这类讽刺话把那个蓝衣警察长的气焰完全压了下去。他那硬棒棒的脸松下来了；咬紧的牙关张开了；最后，索性露齿笑起来了，而广大的店员听众全都哈哈大笑。”
整个斯塔福德郡处于十分骚动不安的状态，陶器产区的情况尤其严重。在汉利的王冠堤岸上举行集会的次晚，矿工们开始暴动，不久就发展到可怕的程度。在朗顿，一批矿工袭击牧师维尔博士的住宅。他们闯进酒窖，发现有酒；许多人开始狂饮，喝得酩酊大醉，在这种情况下，把牧师住宅付之一炬，火势蔓延到其他房屋，立刻成为一片火海。有钱阶级恐慌万状。广大群众在街上横冲直撞；在朗顿、芬顿、沃利、伯斯伦以及周围地区，骚动景象触目皆是。地方当局立即逮捕被他们认为与这些活动有关的某些人士。在斯塔福德城，商业完全停顿，好象工人们都举行了罢工；这就是其他地区的罢工对它所产生的影响。库珀初到该城时，至少有一百五十名矿工因在运动中犯法而被监禁。J．梅森和其他几人也因参加了一次被那些胡涂的治安官称为非法的集会而入狱，尽管这次集会是在与罢工有关的骚动发生以前举行的。库珀深知留在陶器产区必遭逮捕，因此在发生暴动的当天深夜12时半，偕同两个青年启程，徒步而行，以便次日及时参加曼彻斯特的代表会议。可是，他还未走出伯斯伦，即被逮捕，押到一位治安官面前，这位推事虽已就寝，还对他进行讯问；但稍事耽搁，即予释放。他便重新赶路，按原定计划完成了他的旅程。可是，除了兰开夏、约克郡、斯塔福德郡和其他几处外，工人阶级并未实行罢工，虽然在所有的工业区，群众的激愤情绪十分高涨，以致政府不得不发布公告，指责鼓动活动，告诫人们不要参加正在发生的暴动；然而，发生暴动时，除停工造成的损失外，并未使财产蒙受其他严重损失，而且，正如我们早已提到的，许多实例表明，罢工工人即使对这种损失也严加防范。
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一发表，政府当局就开始逮捕宪章运动团体的领袖人物。奥康纳、利奇、坎贝尔、贝尔斯托和其他一大批人遭到逮捕，被提交审讯；但对他们准予交保，听候传讯。政府看来蓄意想要抓到麦克道尔，因为它充分了解他是执行委员会宣言的起草人。于是悬赏五十镑，拟将他缉捕归案，他的画像，连同一份印就的说明他外貌特征的传单，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场所张贴，但某些描述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这位医生三番五次间不容发地逃脱了警察的追捕。有一次他在利兹车站下车时，看见一名警察正仔细地打量看他；他若无其事地走到警察面前，请他带路并介绍一家旅馆，这名警察答应了他的要求。他邀请这位向导一同进入旅馆，给他叫了一杯白兰地；但趁这位公职伙伴冷不防时，立刻溜之大吉。然而，他暂时还留在利兹，不过，经过巧妙的化装，完全躲避了追捕者的耳目。另一次，当他前往曼彻斯特时，途中在一家人家憩息，看见墙上挂着《北极星报》从前刊登的他的画像；这时他穿着一件肮脏的短工装，戴着一顶便帽，而他那一头漂亮的鬈发拢到头顶，用帽子盖住，完全看不见了。他问女主人怎敢把这样一个人的画像挂在家里。她的回答使他非常放心。于是他把便帽一脱，鬈发垂了下来，这个女人立刻认出了他。为了更安全地继续旅行起见，他说服这个穿着工装的女人送他一程；可是，这一次，他逃不脱路上遇到的一名警察的注意。当他从警察身旁走过去后，这个女人回头张望，警察以手势示意她回去，劝她尽快把他的同伴引走，因为再要遇到警察，就不可能象他那样客气了。经过多次的东藏西躲，麦克道尔医生终于逃到了布赖顿，偕同一个朋友去观看该城的赛马了。说来奇怪，他们无意中碰巧同一个警察局长站在一起，而局长对他的朋友说，他随身带着麦克道尔的画像及通缉公告，正在搜捕他。可是，麦克道尔想出妙计，逃往法国，在流亡中度过了两年；他采取这个行动是由于他的政治同僚们的劝告。然而，正当他处在这个危急关头时，《北极星报》的编辑部恣意对他的人格进行了十分刻毒的攻击。当时需要金钱来帮助他维持生活。关于这件事，这位编辑竟然会说：凡有一分血气的人，与其吊在别人的衣带上，靠乞讨过活，倒不如自己吊死在树上。这篇恶意诽谤的文章发表的那天，奥康纳恰好在曼彻斯特，他在和利奇会谈时，向利奇探询宪章运动者对他的编辑的攻击作何感想。他知道人们一般都同情麦克道尔后，当晚向公众集会发表讲话时，声色俱厉地斥责对麦克道尔的攻击。在财务方面，执行委员会予人以攻击的口实，因为他们动用的公款比规定应得的数额大约超过了八镑。这位编辑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而把每一笔略有出入的帐目都明白地指了出来。在这方面，他遭到奥康纳人们的反对，终于辞去了《北极星报》编辑的职务，遗下的空缺由朱利安·哈尼接任，先当副编辑，最后任该报主编。
库珀除了参加曼彻斯特代表会议曾经被捕外，又因被控在陶器产区的暴动期间犯有纵火罪而被斯塔福德地方当局逮捕。这并不是说他积极地参加了那晚的具体行动，而是认为他的演说是造成这场祸害的根源。库珀自作辩护，向陪审团发出了极其有力的呼吁，当经宣告无罪。因同一罪状受审的威廉·埃利斯就不如库珀侥幸；他被宣告有罪，并被判处流放国外二十年，虽然他曾提出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明。埃利斯是某些方面所厌恶的人，因此陪审团毫不迟疑地将他裁决有罪。在其他许多地方，宪章运动领袖们也因危害治安而被捕。威廉·琼斯因发表危害治安的演说在莱斯特就逮；而在德比，另一名演讲员约翰·韦斯特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比尔斯顿的约瑟夫·林尼也被逮捕，同样还有伯明翰的乔治·怀特和阿瑟·奥尼尔。后来，韦斯特在奥尔德森男爵面前受审，自作辩护；他的答辩极有机智，因案情既站不住脚，而法官对他的明智劝告，他又愿意接受，所以陪审团宣告他无罪开释。林尼被提交审讯，宣判有罪，处以两年监禁。阿瑟·奥尼尔虽是和平促进会会员，并不因此而被认为不该受到相同的裁决，结果被判处在斯塔福德监狱内的监禁十二个月。乔治·怀特也被提审。他被捕时对警察十分蛮横，但最后当然还是被判服了。怀特受审时，使治安官们领教了他特有的那种傲慢无礼的态度。他与一些证人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对质，在对质过程中，他忽然坐下，要求给他一盘三明治和一瓶酒。法官对他说，他不能如此放肆；但他回答说，除非法庭满足他的要求，否则他就无法继续向证人对质下去。法官再一次警告他不得提出无理要求，因为这是违反法庭规章的。他答复说，他不知道什么是法庭规章，只知道他所要的酒食如果不予供应，他就无法继续对质下去。治安官对他讲道理毫无效果；乔治硬是不干，最后他们出于无奈，只好迁就了。审讯的结果，怀特被宣告有罪，后来经高等法院判处八个月徒刑。他在狱中时常接见宾客，首都主要的民主主义者都来拜访。琼斯被提交巡回法庭在格尼男爵面前受审；和许多人一样；他自作辩护。他被指控的危害治安罪，就其性质而言，任何一个公正的陪审团决不会认为可以成立；而他偏偏罪上加罪，在陪审团面前，发表了一篇被认为是历来最出色的答辩；答辩持续四小时之久，他慷慨陈词，雄辩滔滔，甚至博得了《每日时报》的赞扬。格尼男爵这次的行为不应当不予以批评；它使我们联想到那个臭名昭著的酷吏杰弗里斯的做法，就是，当一个受害者落入他的魔掌，他就会不顾体统，粗暴地打断被告的申辩。琼斯与一个证人对质时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你是否认为道义上站得住……”格尼男爵打断他说：“住口，住口；这个说法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琼斯说：“勋爵，我认为……”格尼男爵说：“你爱怎么认为，随你的便，但我们这里用不着什么‘道义上站得住’那一套谬论。”法官在这种无聊的技术细节方面占了上风，自鸣得意。然后，琼斯再向证人进行盘问，证人回答说，对伦敦警察造成的伤害是在琼斯到达以前，而不是在他到达以后。格尼男爵对琼斯说：“嗯，那时候他们已把你逮住了，是不是？这才使你安静下来了。要是你把一条狗放到街上，喊一声‘疯狗’，那就用不着再叫人猛打它的头了；因为没有必要，不用费事，人们必然会这样做的。”琼斯说：“勋爵，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和象我这样的人，都已经从惨痛的经验中认识了这一点。”琼斯有两个朋友在庭上帮他整理答辩。格尼男爵说，如果他们继续在暗中指点，他将命令他们退出法庭。琼斯对这种干涉深感不平。“勋爵，”他说，“请你别再打扰我了，让我按自己原定方式尽力答辩吧。”格尼男爵说：“这就要看你是否把自己约束在正当的范围以内，而且只涉及你应当答复的控告。”琼斯说，“既然如此，我觉得不必再申诉了。”上述这些情况还不是他从那个残酷的迫害者那里所受到的唯一打扰。此外，他曾表示，“他一向提倡维持治安和秩序，但也确实谴责政府专横暴虐。”格尼男爵大发雷霆说，“那你的行为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知道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先生。”琼斯说：“勋爵，这是我的信念。”格尼男爵说：“先生，你爱有什么信念，完全听便，但你无权向群众提出政府专横暴虐的说法，这是犯罪行为。你不必自贬人格——我们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先生，我们所要查问的是这一次你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不要越出目前指控的范围。”对于这种粗暴的审讯方式，《晨间纪事报》提出质问：“究竟谁是法官，谁是罪犯？”该报又称，“即使琼斯是一个最无原则的鼓动家，甚至是一个骚扰社会的最凶恶的叛逆，他在格尼男爵手下所受的待遇也会严重地动摇人们对司法礼仪公认的一切概念持有的看法。”一个奴性十足的陪审团对于这位专横的法官喜怒无常的暴躁性格曲意奉承，作出了被告有罪的裁决；琼斯被判六个月徒刑，而他实际上曾协助恢复莱斯特的治安。
1843年3月，在兰开斯特巡回法庭上，费格斯·奥康纳和其他五十八人被提交审讯。他们都在一份所谓“庞大的起诉书”中被指控，所列九条罪状大部分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其要点是，上述五十九人曾“非法接济、教唆、协助、鼓励、支援并怂恿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使他们继续并坚持举行非法的集会，施展威胁、恫吓和暴力手段；妨碍并阻止某些行业、工厂和商店所经营的事业，蓄意借此在国内和其臣民的心理上造成恐惧和惊慌，并利用这种恐惧和惊慌，以便对我国依法制定的宪法强暴地、非法地引起并造成某些重大改革。”这是第四条罪状。第五条罪状指控他们“采取非法手段，力图激起女王陛下的忠义臣民对法律产生不满和憎恨，而且又非法地竭力诱惑并怂恿上述忠义臣民，使他们互相勾结，合伙同谋，商定各自舍弃原有工作，使全国大部分地区产生停工现象，蓄意借此对我国的法律和宪法促成并实行改革。”这次审讯由罗尔夫男爵主持，于3月21日，星期三开庭。原告代理人是检察长E．波洛克爵士、J．S．沃特利勋爵、格雷戈里·卢因爵士、希尔德亚德和波洛克先生。被告代理人是邓达斯、艾瑟顿、贝恩斯、科贝特、墨菲律师和麦克奥布雷。然而，多数被告自作辩护。审讯时所传见证人有七十二名之多，大部分是原告方面的。内政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经奥康纳的申请，被传到庭候讯，在庭上待了好几天，由于另一见证人已先出面，奥康纳便声明不再需要向他查问，于是，他向庭上欠身告别，返回伦敦。审讯持续了八天，但就证人和被告的人数而言，它结束得如此迅速，使很多人感到惊奇。E．波洛克爵士在开审时，发表了一篇十分温和的讲话，与上届辉格党政府的原告律师所作的一些演说大不相同。看来他不愿利用被告们的处境，而是始终采取十分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与该案有关的每一个人。单是对原告见证人的讯问就持续了几乎五天之久。原告方面的两个主要见证人是卡特利奇和格里芬，他们都曾积极地参与宪章运动。前者原是一名被告，但因被诱供出共犯的罪证，便从被告席转到见证席。他们两人向陪审团提出一个报告，列举了据称在代表会议期间发生的各种事项；卡特利奇曾是会议代表之一，而格里芬则以《晚星报》记者身分参加了会议。卡特利奇是两人中首先被查问的，他供述了代表会议的情况以及代表们在会上的活动。对他的盘问冗长乏味，但很严密彻底，而奥康纳的盘诘尤其如此，他这样开始问道：“那么，卡特利奇，就要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到兰开斯特来的？”“星期二。”“同谁一起来的？”“同欧文先生和格里芬先生。”“怎样来的？”“乘火车。”“乘的是三等车？”“不是。”“二等车？”“不是。”“头等车？”“是的。”“你穿的是工装吗？”“是的。”“你有没有比工装更好的衣服？”“没有，我没有更好的。”“你愿意为此宣誓吗？”“我愿意。”“你不是有一件漂亮的背心吗？”“我想我有一件比这更好的背心。”“花多少钱买的？”“三先令。”“最近你是否花了一镑十五先令买过什么？”“没有。”“你那件背心是在哪里买的？”“记不起来了，大概在曼彻斯特的一家店铺。”“你记不起在哪里，真的吗？”“在曼彻斯特。”“哪一家店铺？”“记不起来了。”“你愿意为此宣誓吗？”“愿意。”“你付过钱吗？”“记不得了。”“你不能肯定，是吗？”“是的，但付钱的不是我便是我的妻子。”“你付过钱吗？”“付过。”“你认识诺尔斯太太吗？”“认识。”“你向她定制过一件上装和一件背心吗？”“是的。”“什么时候？”“几个星期以前。”“上装什么时候取来的？”“大概两个星期以前。”“付过钱吗？”“没有，因此它不是我的。”“你是预先声明你准备离开住所，还是在慌忙中离开的？”“慌忙中离开的。我一收到上装和背心，就把它们送进当铺，我要这些衣服，就是为了典当，以便自己能到这里来。”“你从诺尔斯太太那里收到这些东西后，就收拾行李了吗？”“是的，专为能到这里来。”“你付过火车费吗？”“付过。”“是你去当上装和背心的吗？”“我想是我妻子去当的。”“当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你从来没听说过吗？”“没有。”“真记不清了？”“的确不知道。”“你收到诺尔斯太太的东西后，隔了多久才离开住所的？”“记不得了，我把我的妻子留在那里。”“你是不是区合作商店的所谓伙食供应员兼秘书？”“是的。”“哪一区的？”“曼彻斯特。”“那是一个大区；在曼彻斯特的那一区？”“安科茨。”“你在布朗街一区中担任过重要职位吗？”“担任过。”“你是不是协会的伙食供应员兼配货员？”“是的。”“还兼秘书？”“不兼。”“你经手的帐目都已结算清楚了吗？”“与我有关的，都已结算了。”“有没有应当补给你的差额？”“没有。”“有没有相反的差额？”“我不懂你问话的意思。”“有没有你该偿还的差额？”“没有，经过解释以后没有差额。”“他们是否责备你亏空公款？”“我想不会的。”“那么，有什么解释的必要呢？”“我承担销售《北极星报》，利润归于协会，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但有些经手人闹了亏空。新的委员会就职后，说我应当对其他经手人的债务负责，就把这些债务记在我的名下了。”“你亏欠多少？”“我什么也不亏欠。”“在合作商店那里，你欠款吗？”“我记不起那里的情况了。”“你欠不欠他们的钱？”“不欠。”“那么，他们欠不欠你的钱？”“也不欠。”“既然如此，怎能说你记不起那里的情况呢？”“记不起来了。”“你说，你妻子在切斯特时，宪章运动者对她很不礼貌，真的吗？”“真的。”“她到切斯特去了吗？”“是的。”“谁送她去的？”“宪章运动者。”“他们给过她钱吗？”“给过。”“那么，在切斯特，你才初次打定主意到这里来作证的？”“是的。”“你是因为宪章运动者对你妻子不礼貌才到这里来的吗？”“是的。”“你认为把你妻子送到你那里就是不礼貌的待遇，是吗？”“我认为如此。”“把你的妻子送到你那里，竟然会被你看成是对你不礼貌！那么，先生，我记得你答复检察长的问话时说过，你在8月14日还是个宪章运动者，是吗？”“是的。”“多久以后，你才宣布改变立场的？”“我至今没有改变立场。”“你还是宪章运动者吗？”“我仍然赞同宪章的各项原则。”“你还是不是宪章运动者？”“是的。”“你是否赞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是的。”“你是否赞成普选权？”“是的。”“你是否赞成投票选举？”“是的。”“你是否赞成选举区平均分配？”“是的。”“你是否赞成议员不受财产资格限制？”“是的。”“你是否也赞成议员为国家服务应支薪俸？”“是的。”“如此说来，你是个忠实的宪章运动者了。”在审讯的另一段时间内，康奥纳问道：“卡特利奇，最近三个星期，你在哪里？”“在曼彻斯特。”“全部时间？”“两星期以前，我到过柴郡的莱姆。”“你在那里呆了多久？”“我头一天去，第二天就回来了。”“最近三星期，你一直没有见到格里芬吗？”“直到上星期天晚上，始终没有见过。”“你几时到这里来的，从哪里来的？”“从莱姆来的，两个星期以前。”“我知道你在莱姆呆了一天，弟二天就回来了，是吗？”“我到过莱姆两次。”“啊！先生，你原来是个人家的爪牙！”这样，奥康纳在进行对质时，使整个法庭上的人们始终兴致勃勃，同时从卡特利奇得到了许多有利于被告的口供。
在与格里芬进行对质时，奥康纳同样也引出了一些重要的答话。“你是否写过信向我要钱到美洲去，以便躲开欧文？”“没有。”“你说你从来没有因为欧文同你缠扰不清，而写信要钱作出国的路费，你愿意明确地为此宣誓吗？”“我愿意。”“你到底写信要过钱没有？”“写信要过，因为这是欠我的钱；你曾写信对我说，我应当和希尔先生接洽。”“噢，你知道我和《北极星报》的财务部门无关吗？”“是你要我写信给希尔的。”“你为他们服务，每星期都付你报酬吗？”“我在你手下服务时是有报酬的。”“你没有写信要钱，使你出国吗？”接着，奥康纳向法官陈述说，“勋爵，你已听到够多的了；他没有否认写信向我要钱作路费，前往美洲，以便躲开欧文。”除了奥康纳以外，格里芬还被一些辩护人和几名被告毫不容情地反复盘问，因此他站得相当久。
见证人的作证以后，邓达斯代表托德莫登的罗伯特·布鲁克向陪审团答辩，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力的辩词。接着，贝恩斯代表非国教派的詹姆斯·斯科菲尔德牧师申辩，因为代表会议就是在这位牧师的礼拜堂内举行的。墨菲律师代表麦克道尔、托马斯·雷尔顿和约翰·德拉姆向陪审团答辩。接着，艾瑟顿代表詹姆斯和威廉·斯蒂芬森。麦克奥布雷是被告律师中的最后一人；他为詹姆斯·穆尼和威廉·艾特肯辩护。然后乔治·朱利安·哈尼向陪审团答辩。他从《谢菲尔德独立报》上引证了一篇他在代表会议后在谢菲尔德发表的演说，其中谈到反对罢工。为了对他公道起见，我们应当举出下列一段精辟而真实的摘要：
“他不相信大多数行业是宪章运动者。他们可能在这里通过一项停工的决议，而且会有成百上千的工人停工；但是，没有出席的人们会受决议的约束吗？他敢断言他们不会；可是，明天早晨，大多数车间又会复工，机轮也会重新旋转。罢工者可能聚集在一起，把他们驱赶出来；但这会使他们变成宪章运动者吗？他们出厂以后，会坚持到底吗？离开工厂的工人，不是为了宪章，而是害怕脑袋被砸碎，因此，一旦罢工者离开了他们，或者他们有了军警的保护，他们就会不顾罢工者而去复工的。甚至《北极星报》也老实告诉他们，其他城镇的许多被驱赶出来的工人都已复工了。在哈利法克斯，星期一他们被驱赶出来，星期二酿成流血事件，星期四他们就回去复工了。谢菲尔德的人们是否要自贻笑柄，通过了罢工决议，然后象哈利法克斯的人们一样行动？他们如果要罢工，难道不值得花几小时把问题研究一下吗？有些胆大、性格暴躁的家伙对他啧有烦言，他希望他们站出来，说明理由。在他同意罢工以前，必须明确两件事：第一，谢菲尔德各行业都是宪章派；第二，他们自愿为宪章罢工，而不是出于强迫。”
然后，哈尼向陪审团说明，他为防止罢工所作的努力确有成效；他提到了卡特利奇和格里芬，然后说：
“当然，各位先生，你们决不会根据他们那样卑鄙的人所提的证据给我定罪。但是，如果你们宣告我有罪，结果无非是把我打入阴森冷酷的牢房，投入罪恶苦难的活地狱，但是，请各位先生相信，当我向你们声明，我决不会为了逃避可能加在我身上的苦刑而改变我目前的立场，转而采取告发人给我安排的立场，我说这些，决不是吹牛皮，说空话，说傻话，或大言不惭。虽然我将从法庭走上断头台，我在那里将以友爱的拥抱换取刽子手一双殷红腥臭血手的冷酷的紧握，我在那里将捐弃生命，连同我的一生中刺心的忧伤以及希望和欢乐——天啊，欢乐实在太少了！——去换取身后那个虚无缥缈的未来，我也决不会——我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的——我也决不会以我的这种命运，去换取告发人给我安排的命运。让他们怕见天日之光吧；让他们从人们足迹常到之处逃向他方吧；让他们与人类的同情和同胞的友爱一刀两断，形单影吊，去靠叛卖得到的酬劳宴饮作乐，靠诈骗得来的金钱恣情纵欲吧；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所背弃的诺言和违反的誓约——就是对那个被他们丧尽廉耻地予以背叛的事业表示效忠的誓约；他们现在想起了这些也许会增添他们享乐的滋味和寻欢的兴趣，但是，各位先生，总有一天，他们会得到报应。反省的痛苦将会破坏这一切欢乐；回忆的谴责将会咬痛他们的良心，象普罗米修斯神话中的兀鹰那样，啄食他的肝脏，直到这些丧尽天良的人将在自感有罪的痛苦中逐渐衰老走向死亡，进坟墓时，也得不到妻子儿女和朋友同胞的怜惜，为他们一洒哀悼之泪。人们将来忆及他们，只是为了咒骂，想起他们，也只会抱着极端憎恨的情绪。”
哈尼发表了一篇很长的答辩，获得了良好的反应。塞缪尔·帕克斯接着向陪审团答辩。他申诉相当时间以后，正要表明我们的社会制度与上帝的意旨相抵触的时候，法官颇有礼貌地加以制止，劝他着重考虑证据，而不要离题太远，于是，他在后半段答辩中便照办了。其次，理查德·奥特利开始自行辩护。他的发言并不太长；但在结束前，身旁的几名被告劝他使用比较温和的语言，因为当时他们采取的方式既对他本人不利，也对他们案件有害。然后，理查德·皮林向陪审团答辩；他在辩护中说明了有关工人阶级社会地位贬低的亲身经历。他的言论虽然平易却很有力，他讲话时，许多旁听者被感动得落泪。接着答辩的是乔治·约翰逊，但他没有多久就被法官打断，认为控告他的证据不够具体，无法使他将此案提交陪审团，于是在原告律师的同意下，当堂将他开释。然后托马斯·斯托拉起立，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答辩。接着是伯纳德·麦卡特尼，他专就控告他的证据进行申辩；始终表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和平性质的。他处理原告所提证据的方法十分有力。约翰·阿林森正待向陪审团答辩时，检察长撤销了对他的控诉。于是那个被宪章派亲密地称为“北兰开夏雄狮”的威廉·比斯利开始自作辩护，向陪审团说明他一向反对罢工，因为他认为把罢工和宪章运动混淆在一起，对于宪章运动是有害的。他向告发人说；如果他们指望用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来粉碎宪章主义，他们将会感到自己大错特错。他最后说：
“你们的裁决会把我暂时打入牢狱，但是这段时间不久就会消逝；一旦牢门重行开放，又准许我在天地间自由的空气中重新出现的时候，我还将和过去一样。纵有千万件控诉案也无法改变我的宗旨；因为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决心吹响宪章运动的号角，作为暴政和党同伐异现象的丧钟。即使有千万条罪状加在我的身上，我仍然是一个宪章运动者。”
接着讲话的是多伊尔。在提到有些被告对于侵占陪审团的时间而道歉时，他说，“我不会因为侵占了你们的时间而道歉。我侵占你们的时间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实上，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侵占’。我的自由危在旦夕，因此，我想你们应当忍耐一下，耐心地听我发言。”接着，他开始说明他决不是人们所称的阴谋家，并为他应当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进行辩护。他表明，许多大人物和他一样，也提倡相同的原则，最后要求陪审团对他主持公道。在他讲完后，乔纳森·贝尔斯托起立，十分有力地进行辩护。他对法官和检察长在审讯中所表现的严肃而公正的态度表示钦佩。艾伯特·沃尔兹登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答辩，继起发言的是詹姆斯·利奇，他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作了清晰而又精辟的陈述，表明在短短五年的时间内这种地位已每况愈下了。他把最近的骚动追溯到这一根源，同时还归咎于反谷物法联盟的阴谋。费格斯·奥康纳是向陪审团提出答辩的最后一名被告。他对起诉人的态度感到极其满意，因而向陪审团表示，他不把这次起诉看成是一种司法行为，或一种仅仅出于怜悯的宽贷；就他本人而言，他把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恩典。他以十足的法学家的风度对原告方面所提的证据作了分析，然后把政府对待宪章运动者与对待奥康内尔的态度作了对比。他引用布鲁厄姆勋爵的话来证明反谷物法联盟是罢工运动的主要根源；同时举出《泰晤士报》的沃尔特来证明它起因于新济贫法；又举出该联盟和科布登来证明它应归咎于地主阶级；他声称，有些人还把责任推在兰开夏的保守派身上。他接着说，提起公诉的那位先生使他联想起一匹上好的猎马，这匹马需要的鞍子，在颈脖部位要宽松，座位要宽大，而且骑在上面要舒适。后来，这匹马死了，但由于马鞍十分讲究，打猎的绅士便带着它到市场去物色一匹能与之相配的马。上述那位提出控诉的先生的作法正是如此。他带着马鞍到工业区去物色合适的人选。他给联盟试了一下；但发现宪章派的肩膀最宽，马鞍对他们最合适，于是就把它搁在他们的背上，并把腹带紧紧勒住。他审查了证据中的主要部分，证明控诉的理由不足；他还详细阐述了各种政治论点，用许多奇闻轶事作例来说明他的看法，不时引起哄堂大笑。他向陪审团作了长达两小时又二十分钟的答辩后，才坐了下来。
几名被告见证人受到了讯问，然后检察长详尽地作了回答，但措词却温和适度。人们难免产生这种感想，即政府倘有办法能够撤销控诉，并把被告们予以开释的话，则一定会欣然利用这种机会。法庭对任何一点都不企图作牵强附会的解释；作为一个检察官，他尽最大的可能，对被告们作了一切有利的让步。第二天，罗尔夫男爵总结了见证人的证词，费劲地审阅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记录，他所表现的耐心和克制竟象是一个殉难者似的。他始终流露出一种愿望，即给予被告们一切与他本人地位相称的有利条件；只要有可能为他们提供有利的解释，他好象总是乐于成全。陪审团退庭去研究裁决，半小时内回到座上。他们宣告二十一名被告无罪。十六名犯有第四条罪状，十五名犯了第五条，另有七名在审讯过程中已经予以开释。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将列举在本书的附录中。决庭决定延期判决，被告律师申请复审。政府从未表示要把各项控诉案件追究到底，不过，他们当然也要完成一些必要的程序。当被告们被带到庭上听候裁决时，被告律师即席声明，起诉书采取这样写法，必然会使指控被告们的整个审判程序完全落空；因为起诉书虽然指出所犯罪行的性质，却没有指出罪行发生的地点。当经决定，该案留待进一步研究，被告们准予先行保释，各缴一百镑，自行具结交保，随传随到。检察长并且暗示，将来该案进行辩论时，他不再需要被告们出庭。诉讼程序到此结束。被告们后来也从未被传出庭听候定判；政府发觉反对的气氛十分明显，不再有辩论的余地了。真的，从诉讼程序的全局来看，人们不能不感到整个审判是一出闹剧；不能不感到政府从无监禁被告们的意愿，政府故意在起诉书中留出一个漏洞，使那些假想中的受害者不难在引用大量惯常的法律术语后逃脱法网，政府的目的只为保全自己的体面罢了。
地方当局对告发库珀犯有纵火罪的严重指控已不再追究，但他却因两起危害治安的控诉案，在3月间的斯塔福德巡回法庭上受审，这一回，他使起诉人感到非常棘手。在近代，以这样的审判来对待这样的罪行，还从未见过。库珀与见证人对质时追根究底，十分详细，以致使庭上的全体法官勃然大怒，无法加以掩饰。他不管所提的问题是否重要，因此在庭上占了很长时间，使起诉人感到烦恼。见证人作证结束以后，他又向陪审团答辩，长达十小时之久。全部审讯历时十天，使斯塔福德郡、希罗普郡和赫里福德郡的整个巡回审判事项陷入一片混乱。正如人们所料，陪审团宣告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命令被告出庭高等法院，听候宣判，当时他为了要求减轻处分又使恼怒的听众忍受了一篇长达八小时的声辩，要不是因为法官宣布决定在当晚结束审讯的话，还会继续下去。结果是，库珀被判两年徒刑——正好是他所预料的处分。这次监禁不是没有成果的，其中之一就是他写成了一首壮丽的诗，题名为《自杀者的炼狱》，许多文学刊物公认它可以同任何近代的诗作相媲美。另一个结果是，库珀彻底治好了他的奥康纳狂热病，出狱前，他从前所崇拜的偶像在《北极星报》上已经指责他了。
约翰·理查兹也在斯塔福德的巡回法庭上受审，被宣告有罪，判处十二个月徒刑；汉利的杰里迈亚·耶茨得到了相似的判决。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库珀对上述第一人所做的一件好事。他在狱中对理查兹表示衷心爱慕，由于这个老人已年逾古稀，体质又十分衰弱，因此不能承担任何一种劳役；库珀每星期给他一笔津贴，据我们所知，一直继续到理查兹去世为止；这种周济从不出于勉强，往往还同时热情地祝愿受惠者长寿。
在利物浦和切斯特，许多人因犯了与罢工有关的罪被提交审讯。阿宾杰勋爵主持了这些审讯，他向大陪审团提出对被告的控诉时，一反常规，针对民主主义的原则和一切同情民主原则的人们，发表了一篇十分粗暴的演说。他痛斥美国的民主制度，用尽可能想到的一切言词来煽动听众对被告们产生偏见，并且对制裁上述一类犯罪者的法律不够严峻表示莫大的遗憾。他在判处某些被告时说，他对他们只有痛恨和鄙夷的感情。他还向他们声明，下院决不容许没有财产资格的人占有席位。他好象茫然不知没有上述资格的苏格兰议员早已在下院占有席位了。一言以蔽之，这个粗暴的政客法官竭尽一切力量恣意谩骂职工阶级和拥护这个阶级的事业的人们。他公开宣称社会上大多数人注定永远是少数人的奴隶。这种谰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甚至中产阶级的报刊也加以谴责；而且在下院，它也成为一个议题，邓库姆为此提出了一项动议；动议虽告失败，却赢得了相当多的支持者，对阿宾杰勋爵的蛮横态度提出了十分强烈的抗议，勋爵不久去世，据我们所知，除了私交以外，无人对他表示惋惜。
几乎就在3月间举行的巡回法庭审讯结束后，邓库姆又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任命一个特种委员会，对怀特、哈尼、布鲁克、利奇、莫里森、斯基文顿等共约二十二人所诉的委屈进行调查。他们的请愿书列举了大量的控诉，例如官方勒索过多的保释金，他们被捕时遭到了粗暴的待遇，在狱中受到了困扰以及其他类似情况。邓库姆在一篇十分详尽的演说中表明了他坚决反对政府当局的立场，他的动议当然遭到了否决；赞成者仅三十二票，而反对者却有一百九十六票。
这里，我们必须重新提到1842年后半年的情况，因为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期内，在约瑟夫·斯特奇的主持下，企图实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盟。为了这个目的，全民普选联合会原来准备在这年秋季举行一次协商会议；但《北极星报》的编辑威廉·希尔牧师在写给斯特奇的一封公开信中，要求把协商会议推迟到较晚时期，因为许多人最近被捕，使宪章运动团体陷入了混乱状态。斯特奇和联合会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协商会议就定在12月下旬举行。当时商定，有选举权和无选举权者各自推选同等数额的代表，但双方同意选举同一人的特殊情况除外。城镇人口少于五千者推选代表两名；多于此数者推选四名；而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则各推选六名。全民普选派与宪章派，现在在推选代表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宪章派渴望本团体的人尽可能地在全民普选派的集会上当选，以免选举费用完全落到自己身上，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这样做取得了成功。在莱斯特，有选举权的人单独举行集会，但那个勇不可当的库珀和他的“莎士比亚旅成员”却执行他们的职责，设法挤入会场，使参加集会者感到十分狼狈。在这两派改革家之间普通存在的强烈的敌对情绪预示它们很难在协商会议上结成联盟。各派宪章运动者都派代表前来参加。洛维特、柯林斯、帕里（高等法庭律师）、奥布赖恩和许多其他人士被推为代表。12月27日，协商会议在伯明翰开会。各方面派来的出席代表不下四、五百人。斯特奇被选为协商会议的主席，工作就立刻十分认真地展开了。一个全民普选联合会会员动议，该会所草拟的民权条例应作为讨论的基础。该项条例包含《权利法案》的六大要点；但是，他所提出的并得到赞助者支持的这项动议，至少说是非常失策的。宪章团体在人民宪章的旗帜下已作过长期的斗争。由于成千上万的宪章运动者所经历的苦难，由于为数更多的宪章运动者当时正以殉难者的精神对待种种迫害，宪章的名称已获得他们的衷心珍爱；事实上，它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用语了。因此，企图一下子把这个名称撇开不谈，就是想要一笔抹煞关于过去的全部回忆。过去的一段历程显示出许多方面的愚蠢行动，同时，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不正当行为；但尽管有种种缺点，却并非全无值得称颂的功绩。宪章团体中许多人士在贯彻他们的目标时，曾表现出一种勇气，说明他们具有永放光彩的真正高贵品质。在这些人看来，舍弃宪章的名称就是一种政治上渎圣行为，而千千万万的人们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迄今虽然没有痛苦地尝过遭受迫害的辛酸滋味，但对他们比较不幸的同胞们的忠贞态度却表示钦佩。洛维特毅然出面代表这一类人。这种做法是再恰当也没有了。洛维特是宪章运动的元老之一；现在时机来到，他应当出来卫护他的后辈了。他接着站了起来，这个举动引起了宪章派代表们的好奇心，因为他们曾预料他将利用他的重大声望来加强斯特奇派的势力，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既失望而又高兴，因为洛维特宣称，《权利法案》的赞助者既然感到他们的职责是只提出上述文件供协商会议商榷，那么，他感到他的职责是提出人民宪章。出席会议的人们大吃一惊。双方显得惊惶失措——一方由于喜出望外，另一方则由于懊丧。只有主席和少数人士保持镇静。在场的宪章派代表们欢声雷动，热情高涨，好象发疯似的。奥康纳忍耐不住，立即站起来向与会者发表讲话。不久前，他曾说过，据可靠消息，有一派人利用宪章运动为中产阶级服务，而洛维特则是其中的一分子；这不仅是一种看法，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时，他对自己过去竟然在短暂的时期内怀疑过洛维特的政治忠实性而表示奇怪，于是令人作呕地将洛维特大大地恭维了一番。但是如果奥康纳想用这种庸俗的谄媚来争取洛维特归附于他，那么，他所犯的错误没有比这更可悲了。他站着讲话时，洛维特一直翘起嘴唇表示鄙夷。他回想奥康纳以往的所作所为，而他的回忆首先只引起了他蔑视奥康纳的感情。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米阿尔先生、劳伦斯·海沃斯先生和T．斯潘塞牧师等人有力地鼓吹权利法案，而宪章派领袖们也同样有力地鼓吹人民宪章。双方展开争辩，舌剑唇枪，往往十分激烈，敌对双方彼此以倒采声和欢呼声相呼应。海沃斯对奥康纳派高声说，“我们厌恶的不是你们的原则，而是你们的领导者，”因而激起了他们的愤怒。萨默斯以附加条款的形式，提出了一项最适当、最公正的动议，其主要内容是主张把双方提案一同作为讨论的基础；但除极少数人外，整个会议现已不可挽回地分成两派，各自坚持它们主张的决议。如果斯特奇派先前曾提出和萨默斯相似的动议，即使不能成功地获得多数，至少也可以博得大量支持，但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各自偏袒己方的局面早已出现，彼此对垒的形势也几乎形成，因此，上述附加条款遭到了几乎一致的否决。接着举行重要的表决。主席终于不得不宣布权利法案已被击败，而人民宪章则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斯特奇当即起立，说明他和他的朋友们鉴于代表们表决的结果，觉得必须退出会议，作为一个独立团体，另行开会；双方的政策虽有差异，但本可殊途同归，或者最低限度也可以并行不悖。于是，斯特奇和他的朋友们退出会场，在另一地点复会，经过讨论，通过了他们的《权利法案》，订出了各项计划，期望借此使它的原则举国皆知。
然而，斯特奇的朋友中有几个人认为应当服从多数，不愿退席。其中有来自怀特岛上新港的教友派教徒皮尔斯以及来自尤维尔的H．索利牧师，他们那种不愿追随同党的坚决意志为他们博得了宪章派代表们的热烈赞扬。于是，会议的主要成员开始讨论宪章条款，作了一些细微的修改，进而讨论联合王国境内的宪章运动者统一组织的计划。库珀提出一项计划，它的主要内容是成立一个年度的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任命主席、副主席、司库、秘书、副秘书各一人，组成协会的执行机构，其任期自任命之日起，至下届年会时止。出席大会的代表由各地区的公众集会自行遴选。前后两届年会期间，执行委员会应在不同地点举行季度会议，处理协会日常事务。大会秘书是领受固定薪给的唯一职员，其他职员和大会代表只在开会期间领取薪金。分会秘书、分会司库和一般评议员由各该地区的会员推选决定。年度的代表大会有权选派一般演讲员，宣扬协会的原则，并且将同等的权力也授予执行委员会。任何协会职员一旦被发现非法参加任何其他组织，而其宗旨远不如人民宪章的正义方案，则由他所在地方的会员撤销其职务。为了筹募共同基金，凡有财力的会员每星期应捐助一便士，每年缴费一便士换领会员证，并作其他自愿的捐赠。在年度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秘书每星期可以从共同基金中支领三镑，副秘书、司库、主席、副主席每星期各支五十先令，代表大会其他成员每星期各支两镑。在主席联席会议期间，秘书每星期可以在同一基金项下支领五十先令，其他职员各支两镑，在全年其他时期，秘书每星期得支薪两镑。全国宪章协会的会员应当互相口头告诫，并且以身作则，厉行克己自制和正直无私的原则，增长知识，加强道德观念，并实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金玉良言，互通有无，遇有疾病、患难或在谋生时，互相提携协助。这是提交代表们讨论的计划大纲，当经他们同意将计划提交给各地区，建议在来年4月间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前作出决定。然而，我们不应假想这次会议是完全和衷共济、风平浪静的。斯特奇和他的一派退席后，被托马斯·库珀称为会上最杰出演说家的帕里律师提出了一项决议，主张同一切愿意赞助宪章原则的人们言归于好，而不予以反对，即使他们所采取的提倡方式不同于宪章团体。帕里是举行表决前宪章运动赞助者中最坚强的一员。乔治·怀特反对帕里的决议，另提一项修正案，接着发生了长时间的激烈辩论，最后因奥康纳起立发言才告终结，据他说，他准备调停争端。他提出了一项附加条款，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和帕里的提议完全相同，于是，后者就自动撤销原议，而给它热烈支持。奥康纳的附加条款获得一致通过，它所以胜过帕里决议的唯一原因是，它是奥康纳所提出的。然而，这种宗派情绪无法弥补宪章团体的裂痕。洛维特一派人不久就退出会议，虽然这个团体刚开始开会时，出席代表达三、四百名之多，但到了同意把组织计划提交给各地区时，人数已缩减到三十七名。还在代表们开会期间，部分领袖间的分歧已在他们面前出现；攻击和反击的言论不断地此起彼落。我们不想把这类言论一一枚举，但觉得有必要提起一件事：奥康纳要求库珀说明，究竟他或利兹的编辑是否象库珀给米德的信中所说，曾经对执行委员会搞过阴谋；库珀承认，他们从未搞过这种阴谋，因此他那样写法是毫无根据的。怀特和哈尼先前也曾否认参与任何类似性质的阴谋。哈尼提出否认时，对坎贝尔表示刻骨的仇恨，在信尾写着，“滚你妈的蛋，你这个地狱里的恶鬼！”我们深深感到，他的恶毒语言并未击中真正的对象，如果有人应当受到他的怒骂，那就是库珀，因为库珀曾提出充分的理由来假想这种阴谋的存在。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当时对于执行委员会虽然不见得有任何直接的阴谋，但不论奥康纳本人或他所豢养的仆从，对委员会都没有表示好感。委员会不让奥康纳的势力充分把持，因而不能迎合《北极星报》集团的意旨；虽然委员会没有遭到公开的反对，但暗中却对它窃窃私议，企图使它声名狼藉，从而破坏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对它进行的任何攻击，奥康纳从不加以阻止，除非他发觉公众有意给它支持的时候。这几乎一向是他用来鉴别是非曲直的公开标准。而且，一般地说，他要谴责一个人，事先必然对他大事吹捧；这就使缺乏考虑的人推想，他的谴责是出于他对公众负责的一番苦心。当他的仆从们对某人散布流言蜚语，进行诽谤时，奥康纳却在《北极星报》上对此人阿谀奉承。一旦他们公然发动攻击，奥康纳就停止赞扬，以后他采取什么策略就以公众的意旨为转移了。也许有人会问——一个人采取这种做法，能说他是公正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取决于公正一词的涵义。奥康纳的愿望是要使人民能享受更大的幸福，这是绝对没有争论余地的。他愿意为这个目标贡献一切力量；但是他同意为人民尽力，却有一个唯一的条件——这就是，他必须居于领导地位；为了造成这种地位，他不惜曲意迎合毫不足取的偏见，他一面指示他们应当完全依赖他的判断，而同时又向他们表明，不是他把知识传授给他们，相反地，他所具有的知识却是他们授予他的。任何人也不会象他对他们那么曲意奉承。这是他博得巨大声望的一个秘诀；但是这种声望就如波涛那样起伏不定。它一时之间，浪涛高涨，汹涌澎湃，但转瞬间又一落千丈，终至在原来有此声望的人身上荡然无存。他懂得人们的心理，不过，也只是一知半解。他知道，对人们（不论他们是对是错）阿谀奉承总是会赢得他们好感的最可靠的途径；但他忘记了一知半解的人们始终是不足为恃的；他们今天会对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欢呼，明天又会谴责他，或冷漠地报以白眼。过分醉心声望，而且绝不计较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是奥康纳一生中铸成的大错。只要时机来到，他就会利用他的势力去打倒一切有希望同他争取群众爱戴的人。这种手段本已十分恶劣，但还有更加严重的，因为他所破坏的不仅是别人的势力，甚至是别人所提的方案，而有些方案比他本人所提的要高明千百倍。这种策略造成的后果是，比较明智的人们对这种卑劣的伎俩和不公道的行为产生厌恶心理，退出宪章运动，从而削弱这个运动能够引以自豪的实力。这些人发觉自己没有保持正直与独立的余地，终于心灰意冷，消沉下去了。
库珀的计划提交全国各地讨论后不久，奥康纳也提出了一项组织计划，它的要点是：首都宪章运动者应有一个宏大的会堂；应象从前那样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其成员应在伦敦举行会议；应由公众集会任命一个由十三人组成的评议会，执行委员会对公众发布的一切文件，应先送请评议会审议。在意见发生分歧时，所有这类事项应提付表决，执行委员会成员和评议会成员一样，也有表决权。执行委员会如果愿意，同样可以参加评议的一切会议，并参加辩论，但没有表决权。执行委员会的帐目应由评议会推选的十名成员加以审核。每月应举行一次宪章运动公众集会，执行委员会和评议会的议事记录均应提交给集会审议。奥康纳的计划在《北极星报》上发表后，该刊接着登载了许多有关组织问题的读者来信。唯一抨击奥康纳的计划原则的来信，是R．G．甘米奇写的，他力图扼要地指出这项计划所能造成的祸害；执行委员会和由十三人组成的伦敦评议会这样两个机构同时并存，由于后者对前者的自由行动起着掣肘作用，而人数方面的优势又使它掌握着较大权力，加上两者之间一定会产生猜疑嫉妒，最后必得引起无穷尽的明争暗斗。当时在伦敦的领袖们，除少数人外，他们的共同看法加强了这种见解。但甘米奇的眼光并不局限于两个独立团体之间可能因嫉妒而造成的分歧；他还看出这正是提议人的一个煞费苦心的计策，要使执行委员会听命于他个人的意志；提议人想利用一切权势，使评议会中的多数成员，即便不是全体，都成为他所安插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就成为他自己的机构，仿佛权力已经集中在他身上一样。
然而，前经伯明翰协商会议建议在1843年4月间举行的代表大会延期至同年9月5日才举行，地点不在伦敦，而象以前一样，仍在伯明翰。到这时，奥康纳已放弃了他前一时期所提出的组织计划，而向他的编辑和发行人乔舒亚·霍布森先生让步。霍布森和莫里森先生一同提出了一项庞大计划，要使工人阶级定居在土地上，从而恢复他们的社会地位。计划的主要内容，当然是奥康纳和他发行人的共同作品；这是人们的才智，或者说，人们的愚蠢所能想出的旨在分裂和瓦解宪章运动的无上妙策。其他种种考虑目前姑且不论，这项计划从各种意义来说都是不合法的。第一，组织的名称是“全国宪章协会”，其目的在于实行一种政治改革。但法律决不承认所谓政治协会这类组织。第二，协会由分支机构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政治方面完全不予考虑，任何组织也都不是合法的。这些情况，奥康纳了若指掌。作为一个法律家，他必然理解；然而，尽管具有这种知识，他仍然施展骗人的行当。宪章运动有一些领袖，他们好象一心想要用尽一切方法使他们的主义惹人厌恶似的，人们对这些主义的本质不够熟悉，因此，只有从提倡者的行为方面来认识它们。他们在最近的罢工中的表现至少证明了他们的极端愚蠢；因为罢工虽然范围很广，但大部分由于强迫命令，因此，即使在为了工资而举行罢工的地区内，也不能获得成功。如果工人阶级只因为受到若干同行的威胁才罢工，那么，有钱阶级只要集中他们的力量，被迫罢工的工人在一旦获得优势力量保证他们能安全地工作时，就会及早地复工。但是，尽管1842年所有的罢工工人完全是自动罢工，这一点仍不足以测验一般工人阶级的情绪。为了一个全国性目标而举行的罢工必须普及全国，才有成功的希望。从审讯得出的证据来看，事实也很明显，大部分极愿举行罢工的工人也反对把罢工和政治运动混淆起来。居住在罢工地区的全部人口充其量不到三百五十万。假定他们全都愿意参加这个斗争，人数仍然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绝大多数人不是反对罢工，便是对罢工不感多大兴趣，我们就会立刻看出，当时的领袖们对于承担向人民指出争取独立自由的光明道路这一任务是多么不能胜任。正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结果是宪章运动者由于罢工期间出现的一切愚蠢行为而受到指责；而参加罢工的大部分人也因为罢工归于失败而受到责备，却未得到丝毫的好处。土地计划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合法的，因此，就缺乏进行大量投资的唯一必要条件——安全保障，它的获得通过又是一件天大的蠢事，给宪章运动增添了耻辱。这项计划在伯明翰的协商会议上获得了支持，当时出席会议的有下列地区的三十名代表：莱斯特的贝尔斯托；柴郡的托马斯·克拉克；温斯伯里的J．克卢尔；约克郡西赖丁的J．杜赫斯特；兰开夏南部的G．多伊尔和威廉·狄克逊；沃里克的H．唐纳森；阿伯加文尼的D．埃利斯；伯明翰的J．伊姆斯和J．梅森；利兹的法勒和乔舒亚·霍布森；考文垂的威廉·霍西厄；谢菲尔德的G．J．哈尼；约克郡东赖丁的J．林顿；马里尔本的S．拉奇；诺丁汉的R．T．莫里森；塞尔登、科恩和克利瑟罗的R．马斯登；伦敦的P．麦格拉斯和E．奥康纳；伯恩利的约翰·普莱斯；北安普敦的J．罗宾斯；萨里和肯特的亨利·罗斯；巴思的W．P．罗伯茨；斯塔福德郡陶器产区的W．塞尔；科吉歇尔的J．肖；约克郡西赖丁的J．W．史密斯；布赖顿的乔治·弗戈；伦敦的T．M．惠勒；布里斯托尔的R．H．威廉斯。使情况更糟的是，会上除奥康纳外，还有一位律师，就是罗伯茨，他对法律一定也很熟悉，而他竟然支持这项土地计划。代表们通过下列决议时，对这项计划的合法性好象也有所疑虑：“如果检定律师对本会议所通过的组织条例的全部或一部不准注册时，莫里森·霍尔森和惠勒应向奥康纳和罗伯茨征询有关法律方面的意见，倘有必要，并应与代表们保持联系。”上述二人若不是对法律茫无所知，便是明知故犯地支持一项非法计划，而决议竟表示要向他们征询法律方面的意见，这个主意简直是向公众开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玩笑，同时表明多数代表究竟是一帮什么角色。协商会议散会前，费格斯·奥康纳、托马斯·克拉克、P．麦格拉斯、G．多伊尔和T．M．惠勒被选为全会执行委员，其任期713直到次年4月间协商会议复会时止，并经同意，在供职期间，秘书每星期得支薪两镑，其他执行委员各支三十先令，另加前往各地演讲的旅费。
在此以前，奥康纳曾拒绝担任执行委员，但形势的发展使他改变了主意。他为自己打消原意所提出的理由是，由于人们对协会是否是一个合法组织议论纷纭，万一真不合法的话，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代表人数既然有限，而群众对多数代表又不太熟悉，因此他认为，如果任命一个机构，其中一部分成员不是知名人士，另一部分成员又是大家不可能绝对信任的，那么，这个机构决不会使全国人民满意；而据他说，他敢于自信，如果他被选为司库，在委员会中占有一席，大家就会相信他一定会保证使基金调度得宜，执行委员们忠实地执行职责。这几乎是说，全国皆知他的同事们尽是一些无赖，而必须有他参与其事，才能使他们至少保持行为正派，固且不论他们心里究竟有何打算；而这些人在听到他对他们的操守作了这样一番“恭维”后，竟然还会厚颜无耻地和他共事一堂哩。他愿意出来任职的另一理由是，作为一个不接受报酬的人员，他可以使协会每星期节省三十先令。奥康纳在陈述他就职理由的同一声明中指出，只要有二万五千名会员向协会经常交费，则所交会费总额每星期就有一百零八镑六先令八便士，而执行委员和二十六名演讲员所支薪金以及其他零星开支仅需四十六镑十先令；这使协会每星期可以积余六十一镑十六先令八便士，换言之，每年可积余一千八百五十五镑。他提议，就中拨出六百镑充作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为期一个月的会议所需的经费外（至于为何开会，他未说明），手头尚余一千二百五十五镑，可用于法律基金、受难基金、宪章实施基金等项开支。执行委员会任职不久，就派出九名演讲员到各地去进行鼓动；但是非但这些项目所需的经费没有源源而来，甚至偿付执行委员会本身的开支犹感拮据，于是，他们只得心甘情愿地仰给于奥康纳的私囊。后者在《北极星报》上啧有烦言，他的同事们最后也因为自己处在仰人鼻息的地位而自感到惭愧，声称不愿再为宪章团体继续服务，除非他们能够摆脱这种屈辱地位。但是，不论作了多少次讨价还价，也无法开辟财源。很明显，奥康纳虽然自信全国对他本人怀着莫大的信任，但大家却认为他既担任司库，又自夸要充当督促同事们奉公守法的监护人，就应当为这种荣誉付出代价；所以他们虽然提出抗议，还是继续为公众服务，所需费用大半由奥康纳负担。协商会议所认可的组织计划已送交给蒂德·普拉特；但是正如人们可能预料而且也确实预料到的，他的意见认为，这项计划不能包含在国家法令范围以内，因而是非法的。于是，为了权宜应变起见，对计划加以修正，但仍不能使它受到法律的保护；可是，后来却把有关土地和建筑基金那一部分内容与政治部分完全划分开来了。
1843年秋季，奥康纳和邓库姆开始作鼓动旅行，主要访问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前者借这次旅行作为加强协会实力的一个重要措施，无论他们游历到那里，他总是为协会招收会员。这两位宪章运动领袖足迹踏遍纽卡斯尔、格拉斯哥、阿伯丁和其他许多地方。在上述最后一处，邓库姆掏出他的会员证，登记为阿伯丁地区的会员。当时，在这个景色优美的城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各行业组成一支游行队伍，由威仪堂堂的面包工人联合会会员们领先，他们穿着鲜艳的淡红细布棉制服，戴着绚丽夺目的头巾。在他们前面是三个骑马的司仪，其中两个穿着红丝绒服装，一个穿着黑丝绒服装，都佩带着光泽鉴人的大腰刀，他们的乘马也披着华丽的鞍辔。一个穿着全套法衣、戴着搽粉假发的牧师，几个步行的司仪，几个执着权杖的典礼官，一个衣着丽都的长老，他的衣裙由五个眉青目秀、装束漂亮的小随从提挈着；上述穿着祭司长袍的牧师，随身带着一本圣经，放在从他颈脖一直垂到下面的深红垫座上。这就是举行这次民主活动的一部分仪仗；我们不禁要问，贵族阶层，甚至王室本身，能想出比这种过分华饰的行列更可笑的排场吗？他们竟能为这种绚丽的装饰浪费不赀，同时却又惯于指责统治者迷恋于类似的铺张浪费，邓库姆对待这些人想必报以怜悯的微笑。至于奥康纳，他和平常一样，大事渲染这次旅行的成就。在格拉斯哥发生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实例。这个城市在富丽堂皇的市政厅举行了一次晚会，款待他们两人。莫伊尔·亚当斯、保罗·邓库姆和奥康纳先生发表了讲话。晚会活动结束前，奥康纳推销全国宪章协会会员证，当场销售了五百多张。另外，他又留下一千张，交给支会秘书，以备不时之需，但下一期的《北极星报》却刊登了奥康纳一封通信，声称他在格拉斯哥集会上已销售了一千五百多张会员证。这种蓄意的夸张使这个城市的一些首要的民主派人士感到厌恶，从那晚吸收会员后，全国宪章协会在那里再也不占多大势力。就在第二天，莫伊尔当面向我们发表意见，赞成成立地方宪章协会，表示对奥康纳所领导的全国性组织缺乏信心。这位先生虽然具有演讲与鼓动的一切才能，但也完全无法筹得基金。他已有一个合他心意的执行委员会，但必须经常自掏腰包来支付他们的薪金。
1844年1月8日9日，为了庆祝乔治·怀特获释出狱，在伦敦举行了两次盛大宴会，部分执行委员和首都许多民主派人士出席参加。在后一宴会上，有人提议为费格斯·奥康纳干杯，怀特说，先前曾有流言蜚语，说他有意要在出狱后谴责费格斯·奥康纳。那么，现在他就把这些责难说出来：“他庄严地声明，按照他的意见，奥康纳是一个正人君子、百折不挠的爱国者。他相信，奥康纳倘有罗思柴尔德的百万家财，他一定会把它用于促进人类大家庭的幸福。”“是的，”他重复说，“费格斯·奥康纳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如果他真谴责奥康纳，这就将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狼心狗肺的坏蛋——但他自信决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尽管有此声明，隔了几年，怀特却真的谴责他如此热烈颂扬的人了。
1843年年底，罗奇代尔的激进派议员沙曼·克劳福德在《北极星报》和《非国教徒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激进改革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拟订了一个关于在议会中成立一个激进党派的计划，这个党派应不断地提出动议，发表演说，以阻挠议会的一切正常事务，从而使政府机构瘫痪不灵，直到普选权遍及全民为止。约翰·梅森和其他几个宪章运动领袖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但它遭到了奥康纳的反对。他所持的理由是，沙曼·克劳福德虽然正直，却缺乏毅力和气魄，如果要成立这样一个党派，则必须由邓库姆来领导，因为他的才能无可非议，而且又是人民一致公认的领袖。克劳福德的计划没有获得多大成功。宪章团体一般认为奥康纳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克劳福德的支持者在伦敦召开公众集会，邓库姆和奥康纳都去参加，这项计划在会上被多数人否决。看来，奥康纳的计划是要在议会内建立一个激进派的独裁体制，正如他在议会外已经相当成功地建立的一样。
1844年夏季，有人提出计划，准备筹款购置一个纪念品来酬谢邓库姆对工人阶级的贡献。奥康纳主张筹募一笔巨款，购置一份地产；但邓库姆拒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金钱报酬，因此，所赠的礼物是一套价值七百镑左右的华贵餐具。在过去一段时期，反谷物法联盟的声势已超过了它的敌对者。奥康纳屡次向科布登挑战，要求同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可是后者始终拒不应允。但有一次，科布登在布雷德福偶尔以十分自负的口吻发问，“有人愿意同我进行辩论，继续强调谷物法是一项公正的法律吗？”奥康纳立刻接受了这个挑战；而科布登仍然不敢交锋。但事态迅速演变，最后使这两个首脑人物出现在同一讲坛。北安普敦的部分居民向科布登和布赖特先生提出一份申请书，邀请他们对这个城镇在集市广场上举行的公众集会讲话。这份申请书是由一千二百人签名的。宪章运动者立即奋起行动。他们写成了一份申请书，送交奥康纳，实际签名者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敦请他同科布登和布赖特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展开辩论。奥康纳欣然接受，双方积极开展工作，组织群众参加集会。辩论前夕和当天，奥康纳好象自信可操胜券，因为能有机会同联盟的两个大人物决一雌雄而感到得意忘形。他向朋友们嚷道，“今天我将全力以赴。”将近开会时，大批群众从四乡来到城镇。联盟中人力图阻止宪章派领袖登坛发言，发给他们的入场券只有六张。在挤满敌方人士的宽敞的演说坛上，这个人数当然相形见绌了。宪章运动者也不是容易挫败的。他们的秘书克里斯托弗·哈里森是一个有坚强毅力的人，曾在讲坛上同联盟派打过多次交道，他出言粗鲁，常使他们畏缩不前，这时候，他就同几个人在敌方讲坛的旁侧设法另架起一座演讲坛。联盟派人士看到宪章运动者的决心，便表示让步，发给他们数目比较合理的入场券，他们也就停止搭坛了。下午1时，科布登和布赖特由朋友们簇拥着，在联盟支持者的欢呼声中登上演说坛。他们正想在奥康纳和其他宪章派领袖到场前推定主席，但参加集会的多数群众劝他们暂勿进行。未隔多久，奥康纳、惠勒、克拉克、麦格拉斯和一些当地宪章派领袖在宪章派听众的掌声中一同来临。会上大多数人看来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一心只想听取双方的意见，自作判断。翻砂厂主格伦迪被推选为主席；宪章运动者非但不反对，而且还投票赞成。科布登首先发言，他竭力地把联盟说成是一个正当的事业。但大家却感到他的见解软弱无力，不久将被奥康纳以比较可靠的事实和道理驳得体无完肤；但抱着这种期望的人们却是注定要失望的。如果说奥康纳所发表的是一篇雄辩演说，而且确是他生平所发表的最能打动人心的一篇，谁也不会有片刻的怀疑；但作为对科布登的答复，这篇演说却彻底地失败了。他对每个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始终没有勇气透过表面探究下去。在他讲话期间，朋友们一直猜想他只是在引出问题，但等他讲了三刻钟坐下时，大家才露出茫然若失的神色。当他起立讲话时，群众的欢呼响亮而又持久，但当他回到原位时，欢呼声相当微弱，而且迅即停息。更糟的是，这篇演说看来在事前曾经过充分的准备。他讲完后，联盟派中主要人物的脸上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容；他们觉得，就奥康纳而言，他们已经获胜了。麦格拉斯继奥康纳之后发言，这显然使联盟派人士大为高兴，因为按此程序，布赖特保证取得最后发言的机会。奥康纳所提的修正案主张，为了使自由贸易对各方面无所偏袒起见，应在全国各个利害关系集团之间作一次公平合理的调整，哈里森表示附议。他采取这一步骤，就是为了给麦格拉斯一个喘息机会，以便应付布赖特；但在奥康纳的吩咐下，麦格拉斯在他的首领讲话结束后，立刻走上前去。他的讲词比奥康纳高明得多，但他缺乏后者洪亮的声音，加上会场群众早已感到失望，因此，他的讲话显得索然无味。布赖特继麦格拉斯之后发言，对奥康纳进行了十分尖锐、辛辣的嘲讽，而且起了效果。克拉克想要发言，但群众已经意兴阑珊，于是主席便把修正案和原动议交付表决，随即作出决定，后者获得通过。奥康纳的演说虽告失败，我们仍坚信他的修正案已获得了多数支持；但是即使如此，这个多数也很有限。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宜，它必然会获得压倒的优势。主席既是联盟派的成员，一发觉双方人数大致相等，便作出有利于他的朋友们的决定。这样，奥康纳就在1844年8月5日给联盟造成了一次空前未有的巨大胜利。
仅仅在一个月以前，奥康纳已采取另一策略，这个策略足以使宪章派在敌人的心目中显得笨拙可笑。伯明翰正准备举行选举，约瑟夫·斯特奇是敌对双方竞选人之一；伯明翰协商会议后，奥康纳虽然宣称，斯特奇倘再提出要竞选诺丁汉自治市的下院议员席位，他就一定到当地去反对，斯特奇虽然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原则或策略，但他的竞选宣言一发表，奥康纳立即前往伯明翰，自愿助他一臂之力，以便使他当选。在诺丁汉反对斯特奇，而在伯明翰却又给予支持，这是否符合于前后一致的原则，使人不解；不论怎样，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弄清这种关系；他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的行动都凭他一时莫名其妙的感情冲动，这始终是导致他的政治活动失败的根源。
同年秋季，宪章运动团体作了巨大的努力，企图使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获释返国。他们在采取这一步骤中，特别受到下列事实的鼓励：奥康内尔和他的同党在审判定罪后，通过一道再审命令已经设法突破政府的法网，在服刑三个月后，就获释出狱。这种努力是宪章运动者历来采取的最明智的行动之一。因此，他们现在在所有的主要城镇，向地方当局呈递他们写就的申请书，要求召开群众集会，为上述目标进行声援；在诺丁汉、北安普敦和其他许多城镇，这些申请书获得批准。群众集会纷纷举行，通过了致议会和女王陛下的请愿书。所有这些努力并不是徒劳的，因为当邓库姆根据请愿书的精神，提出动议呼吁女王陛下对上述诸人予以赦免时，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虽然代表政府表示异议，却暗示，将来可能答应请愿人的请求。可是，在这以后，宪章运动团体没有再为那些流放者尽过多少力量，直到1850年，政府才对他们赦免，但附有条件，即不准进入大不列颠国境。
我们不禁要在这里举出一个例子，表明有时推动政党采取行动的，究竟是什么动机。巴斯和甘米奇拜访北安普敦市长，向他呈递了一份由四百六十三家户主签名的申请书。这位市长——他是半托利党、半辉格党，后者的成分多于前者——对召开群众集会极表赞同，本人对这个目标又愿意支持；但在答应申请人的要求前，必须征得市议会多数议员的同意。于是，他们便去拜访市议会最民主的一位议员，他不肯在申请书上签名，理由是，向政府呼吁毫无作用。接着，他们去会见辉格党议员，经过往返奔波，其中有三人附签了他们的名字——一个毫未犹豫，另一个认为那些流放者已经惩罚有余。第三个口里嘟嘟囔囔，却不说明赞成还是反对；结果签了名，大概由于市议会选举即将来临。他们离开这些辉格党员以后又走访托利党领袖，因为还缺少七个人的签名，但托利党是一个少数党。这位领袖不愿抛开他们同事单独签名，因为该党向来是一致行动的。他认为市长早就该立即答应申请人的要求。他极愿支持这个目标，作为一个律师，相信这些流放者一开始就应当得到赦免。那天晚上，市议会的保守派议员举行会议；他不能前往参加，但劝他们最好去看看有无办法。于是，他们又去访晤其他托利党议员；这些议员表示，只要他们的领袖签名，他们也都愿签名。晚上，巴斯和甘米奇参加在乔治旅馆内举行的会议。旅馆主人是一个市议员，从未在这类文件上签过名。其余诸人抱怨市长不该使他们受到这种尴尬的考验；但其中两人终于签了名，所持理由是，奥康内尔已被释放了。同时，他们却又认为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早就应当绞死。然后，巴斯和甘米奇再去拜访保守派领袖，对他说，“好啦，先生，所有你的同事都愿签名，只要你以身作则的话。”他笑容可掬地签了名，他的朋友们随后也签名了。现在只少一个人的签名了。他们赶紧再去拜访上述那位民主议员，对他说，“好啦，先生，现在集会能否举行全在你一人身上了：只要再有一个人签名，就够多数了。”“好吧，既然如此，我签名就是了。”他真的签了名。这次会议是用通告方式召集的，在通告上申请书的后面列举了十位市议员的大名，作为这次运动的主要倡议人；因为市长同代表团取得协议，为了便利起见，申请书最好这样写法：“下列签署的市议员，连同四百六十三家户主，等等。”这份申请书一出现，辉格、托利两党报刊都大吃一惊；它们很难识破其中的奥妙。在会上，市长因病不能参加，由首席参议员夏普先生担任主席；他的作风极其民主，直到甘米奇了解与会者的总的意见以后，才允就职。接着几名市议员对他们在申请书上签名作了解释；托利党赞助人马克姆首先发表了一篇十分出色的演说，从法律观点对集会的目标表示赞同。继起发言的是马歇尔、杰弗里、甘米奇、汉利、霍洛韦尔、芒德等人，所有决议均经一致通过；但下星期六，当地各报竟厚颜无耻、居心叵测地在社论中对如此众多的市民开会倡议的目标进行攻击。
1845年初发生了另一次不幸的分裂，这类分裂本已削弱了宪章运动的声势。麦克道尔感到他返回英国不再会危及他本人及其同谋者的安全，便在阔别两年后，重返祖国，几乎立即开始作全国旅行。他在苏格兰时，发现他所到之处，人们对全国宪章协会都表不满，希望为苏格兰单独成立一个协会，于是便在格拉斯哥建议采取后一办法，认为它一定会使宪章运动事业大受裨益。这引起了格拉斯哥协会秘书的不快，此人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执行委员会一反就职时明白宣布的决定，没有把控告信件在公开披露以前送交被控告人先行审阅，立即在《北极星报》上发表，并且不是全文，而是摘要，同时也根本没有通知麦克道尔本人。大约与此同时，利奇和麦克道尔发生了龃龉；在后者离国期间，人们为他筹集一笔基金，由利奇保管。麦克道尔因捐款未按时寄去，就在《北极星报》上发出怨言，于是双方进行了笔战。同时，麦克道尔还间接地同奥康纳发生了冲突。当捐款问题在曼彻斯特地方宪章协会提出讨论时，利奇向该会发表声明，大意说，麦克道尔曾私下责备奥康纳在兰开斯特的审讯中对他处理不公。奥康纳在下一周出版的《北极星报》上致函曼彻斯特地方协会，指定该会审理麦克道尔和他本人之间的争执；然而，他指定这个法庭时并未征求麦克道尔的同意，在他看来，麦克道尔对这件事好象是无权过问似的。他这次利用《北极星报》的篇幅致函曼彻斯特地方协会，其用意是要使各地方在审理这项争执以前通过不利于麦克道尔的决议。这种作法至少表面上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因为这类的决议下星期就纷纷出现了。麦克道尔不承认曼彻斯特地方协会是审理这项争执的适当法庭，那样奥康纳就可以独断独行、畅所欲为了。R．G．甘米奇也没有摆脱这场纠葛——并非因他自愿卷入漩涡，而是由于他迫切希望使双方获得公平处理。他是全国宪章协会北安普敦分会的秘书。W．霍洛韦尔是宪章运动团体中资格最老、眼光最远、言行始终如一的会员，他提出了一项决议，谴责执行委员会在对待麦克道尔事件中所持的态度。甘米奇附议，接着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奥康纳一派人的演说非常有趣；他们的逻辑可以归纳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所提的一项修正案中：“本会议认为执行委员会无可訾议；但希望该委员会以后不再采取同样措施。”凭着这套逻辑，他们以三票的多数成功地否决了上述动议。甘米奇在《北极星报》上见到反对麦克道尔而偏袒奥康纳的各项决议时，对双方的争执作出这样过早的决定甚感遗憾。其中一项决议据说是凯特林的宪章运动者作出的。在决议出现后的星期一，甘米奇有机会到该镇去，在同当地秘书的谈话中，借此机会责怪这个地区在审理前就给这项争执作出决定殊不公道。秘书微微一笑，掏出议事录，表明当时所通过并抄送给《北极星报》的决议与后来该报所披露的迥然不同。前一决议要求给予双方以公平的审理，而后一决议却主张不经审理即予定罪。这样，甘米奇知道《北极星报》集团是怎样处理事务了；凡决议与奥康纳的观点和利益发生抵触时，就予以篡改，以适应他的口味。甘米奇就这件事向曼彻斯特地方协会提出报告，但他们非但不象一个正派的团体应当做的那样对他表示感谢，而且对他们的一片苦心痛加谴责，因为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表明他们的主子是对的，而对方却是错的。对此，甘米奇以他那犀利的文笔痛加驳斥，毫不容情地指责他们卑鄙龌龊的不正当行为，以致竟然承认伪造出来的决议。麦克道尔在给甘米奇的信中转抄了据说是格拉斯哥秘书史密斯来信的一段摘录，执行委员会就是根据这封信来对麦克道尔找碴的。据史密斯在这段摘录中的说法《北极星报》上所披露的信件与他寄给该报的原信完全不同。甘米奇等写信给史密斯，询问真相。他在复信中又说，《北极星报》上的信件是真实的。他的复信极长，甘米奇抄了一份副本寄给《北极星报》。该报编辑选登了部分摘录，以奚落的口吻写道，“甘米奇先生是不喜欢私人间的通信的；那么他是否愿意把他据以质问史密斯先生的那封私人信件公之于众呢？”甘米奇就把上述摘录寄给该报，而这位追根穷底的编辑先生却始终没有把它披露出来；这样就使人们推想，北安普敦分会秘书本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了。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奥康纳式的公道，因为我们只能把这位编辑看做是奥康纳手下的一个工具。大约与此同时，《北极星报》从利兹迁到伦敦，奥康纳把他的出版印刷设备转让于人。该报现由大风车街的麦高恩承印，售价从四个半便士提高到五便士。为了庆祝这次搬迁，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公开招待会，由刀具街宪章俱乐部的W．克拉克主持，他是首都最诚挚、最积极的民主主义者，同时又是奥康纳的热烈赞美者。
此时出现了另一民主刊物，名为《全国改革者》，奥布赖恩是该刊的所有人并自任编辑。这份报刊只经营了两年多时间。除了提倡人民宪章所规定的各项政治改革外，它还制定了土地国有化计划，原则是对原土地持有人作价补偿。它竭力主张彻底改革币制，谴责那些规定金价并使我国货币以这种金属的多寡为转移的法令。它提倡信用货币，以全国实际可消费的财富作为基础。信贷银行应对各个阶级一视同仁，从而使勤劳稳重的人以及工人通过贷款方式，能有机会变成资本家，这是它所提出的另一项改革；它所主张的第四项重大措施是公平交易，通过国有市场或商店的中间作用促其实现，生产者可用他们的财富换取积存在那里的别种财富，或者换取相当于他们出售的财富价值的信用货币，这种货币并应作为全国通行的法币。凡此种种就是《全国改革者》在它篇幅上所阐述的根本性的重大改革；但是该报编辑始终特别注意使读者深刻认识到，这些改革只有依靠政权才能如愿以偿。他反对奥康纳正在不遗余力地使公众在思想上牢记一种见解，即认为后者的土地合作计划将会实现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一星期接着一星期，他企图利用人们所能利用的各种论据来证明这类方案是绝对荒谬的，尽管不能曲解法律来对它们进行制裁；但当他看到可以引用这些法律来推翻这些方案时，他便谴责这些是邪恶伪诈的方法，是用来激起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的方法，他预料整个计划必将彻底失败，民主主义的事业必将因而推迟。奥布赖恩由于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而受到了奥康纳及执行委员会中奥康纳同党的指责。奥康纳对他自己的能力作了十分狂妄的估计，因为他认为自已能够在难以置信的短时期内，把全体会员安置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村舍。他所确定的最大时限是六年，希望在此期间使他“亲爱的孩子们”的社会地位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变革。
这时候，奥康纳还有一个敌对者J．沃特金斯，他从前曾是他的一个十分忠实的信徒。沃特金斯曾经谴责所有反对奥康纳的人；洛维特、文森特、菲尔普和上届执行委员会都遭到他的怒斥。现在他却谴责奥康纳本人了。伦敦宪章运动者创办了一个月刊，请他担任编辑。他在这个刊物上对奥康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这个月刊不久便停刊了。以后他就在《全国改革者》上发表公开信，攻击奥康纳和执行委员会；但因奥布赖恩给予被攻击的当事人以答辩的权利，使沃特金斯大感不快，不久对奥布赖恩也加以斥责了。奥康纳为了打击奥布赖恩在公众中的声望，竟指责后者接受斯波蒂斯伍德及其一伙的津贴，这一伙人有一个团体，自称是为了解放工业生产而建立的，企图以改革币制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由于奥布赖恩准许这个团体的宣言在他的报上发表，并促使人们注意它所提出的问题，奥康纳就立即轻率地作出结论，说他接受了这个团体的津贴。奥布赖恩对这种指责给予应得的回击。他把《北极星报》刊登的奥康纳的全文抄录下来，加上一些讽刺性的评语，重述了奥康纳所坚持的许多主张、所提的许多保证以及所作的一些预言，而且据他本人说，所有这些都已经实现了；根据这些被奥布赖恩讽刺地称为已经实现的事实，人们在听到奥康纳说他（奥布赖恩）曾接受斯波蒂斯伍德及其一伙的津贴时，就应当信以为真。奥康纳的荒谬言论被列成这样一份清单，使他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如果奥布赖恩始终采取类似这样的作法对待他的敌人，就对他自己和人民的事业都一定会有好处。奥康纳和他的同事们非但用尽方法来损害奥布赖恩本人，而且还设法毁坏他的朋友的人格。举个例子，据奥康纳说，利兹有一个叫做莫泽利的人，1839年曾充当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密探，其目的是要煽动群众进行暴动，诱使他们犯罪，然后向警察告密，出卖他们。据说，莫泽利因此领到了七十二镑。奥布赖恩在利兹有一个朋友，名叫莫斯利，这个名字在利兹是和莫泽利是同音的；他是宪章运动者中唯一有此名字的人，奥布赖恩认为这种指责是对他本人的攻击，便写信要求《北极星报》的编辑声明他所指的不是莫斯利，否则就得提供莫斯利犯罪的证据。《北极星报》既不声明，也不提供罪证。由于编辑霍布森先生与上述指责有关，而且又是利兹市议会议员，莫斯利就向该会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这位诚实可靠的编辑竭力把责任从自己肩上推卸给该议会的另一议员。但是，就连霍布森对这件事的说法和奥康纳所说的情况也有出入，因为霍布森指控上述市议员曾告诉他，这七十二镑是用来镇压1842年的“矿工暴动”的，而奥康纳却把这件事的日期确定在1839年。但上述市议员当面拆穿了霍布森的谎话，声称他所说的是，这七十二镑是当时给予警察额外工作的酬报。对莫斯利的指控并无事实证明，只因他支持奥布赖恩才被凭空捏造出来，但它却带来了也许不是原捏造者始料所及的报复；而且这种报复看来是有充分依据的。这就是对奥康纳的指责，怪他不该对弗罗斯特和其他同志遭到政府的迫害坐视不救。这种指责是巴恩斯利的威廉·艾什顿提出的，他曾为宪章运动事业坐过两年监牢，毕生同劳动人民和民主主义的赞助者保持联系，而且在工人们的自相结合被看作十分危险的行动时期，一度被流放到国外几年。艾什顿是一个实事求是、英勇果断的民主主义者，愿为民主事业作出任何牺牲；他过去的经历是他愿意忍受苦难的一个保证。艾什顿和莫斯利熟识，深知他的品德，看到奥康纳对待莫斯利的行为感到十分厌恶，便写信给他的朋友，据他说是为了使莫斯利明了指控他的人的品格。莫斯利把这封信寄给《全国改革者》的编辑。按照艾什顿的说法，看来当时宪章派的部分领袖正在策划一次宪章运动者的示威游行，而他们在伦敦聚会就是为了进行布置。新港发生的不幸事件就是这种布置的结果。当时威廉·艾什顿正在伦敦，遇到了这些人士；但他从同其中一人的私人谈话中，不久便认识到，他们对他执行这项任务不予信任。有鉴于此，他决意在可能的情况下营救弗罗斯特，使他不致堕入为他设下的陷阱；但艾什顿为了逃脱政府的魔掌，不得不在赫尔乘船前往法国。威廉·希尔牧师伴送他到上述港口，于是他就把他对弗罗斯特被陷害的疑虑告诉了这位牧师，竭力敦促牧师去会见奥康纳，并要求奥康纳设法制止正在策划的轻率行动。这一点，希尔答应切实履行。艾什顿从法国回来时，新港事件早已发生，事态的演变正如他预料所及。他到哈默史密斯去拜访奥康纳，质问他当时为什么不设法营救弗罗斯特；奥康纳否认在事件发生前了解任何情况。不久以后，艾什顿到利兹去拜访希尔，希尔郑重声明，他和艾什顿在赫尔分别后四、五天，就把消息告诉了奥康纳，会晤的地点在利兹的布尔和穆斯旅店。嗣后乔治·怀特偕同艾什顿访问希尔，希尔重述了以前的话，并且补充说，奥康纳和他会晤后不久便前往爱尔兰，在那里一直呆到那场大祸发生以后。艾什顿还说，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商讨如何拯救弗罗斯特，使他免遭政府的毒手。奥康纳被选为大会的代表，但他从未出席会议。然而，大会却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塔维斯托克饭店去拜访他，当时他正和律师吉奇在一起，读者们一定记得，吉奇是弗罗斯特的亲戚。代表团请奥康纳表示意见。他对他们说，万一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伴们被判有罪，生命发生危险，他将亲自率领英格兰人民发动一次流血革命来营救他们；吉奇保证率领威尔士人民采取同样行动。奥康纳和吉奇都竭力敦促代表团必须使人民作好准备。代表团在全国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就上述情况作了报告，当时艾什顿也在场。大约与此同时，在杜斯伯里也为同一目标举行了代表会议，会议派遣使者到全国代表大会去探询大会和奥康纳所作的决定。使者带回的答复是，全国代表大会决心发起暴动来营救受难者；奥康纳保证率领他们，而吉奇则保证率领威尔士人民。使者又奉派向全国代表大会声明，杜斯伯里的代表们也已作出同样决定，并规定1月12日为暴动的日期。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如果赞同这项决定，应即回到各该地区，并责成奥康纳履行他的诺言。奥康纳头一天曾从蒙默斯给克利夫送来一张为数二十五镑的汇票，作为全国代表大会推行任何计划的费用。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们纷纷回去发动民众；因此发生了谢菲尔德和其他地方的暴动。但是经过这种发动而参加暴动的人们感到吃惊的是，下一期的《北极星报》刊登了一篇指责整个计划的文章；再过一星期，奥康纳在同一刊物上也加以指责。凡此种种就是艾什顿给莫斯利的信中所说的情况；这里不妨再附带说明一句，这封信的头一部分有关主要事实的陈述，都由奥布赖恩予以证实。奥布赖恩断言，奥康纳充分了解预定在新港发生的暴动；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奥布赖恩还曾央求奥康纳用他的声望加以制止，因为在全国既无武装又无组织的情况下，举行暴动所造成的无法避免的后果，必然是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伴遭到牺牲。奥布赖恩又曾在私下向我们重复提到这些话。据他说，他曾表示愿意其他所享有的一点声望防止这次预定的暴动，如果奥康纳不愿意这样做的话；但他仍请奥康纳承担这项任务，因为奥康纳的声望较高，势力也较大，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奥康纳郑重声明愿意履行这项任务。“他将尽力予以防止；决不让暴动发生”，奥布赖恩对这个诺言深信不疑，就把这件事付托给他了。然而，当这些话公诸于众时，奥康纳矢口否认；他拒不承认他知道预定在新港举行的示威活动；他初次知道这个事件，是在事件发生以后。让我们作为公正的裁判者来探讨一下各有关方面可能的真实情况吧。
我们首先要问——奥康纳既是宪章运动的主要人物，他的耳目到处皆是，还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钱财，手中掌握这些条件，就比大多数宪章派人士有更多的便利来了解他的同党所采取的每一重要措施。根据这些情况，在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几周中，却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难道可能吗？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少可能性的了。况且，预定在新港举行的示威游行不仅全国代表大会每个领袖人物几乎全都知道，即使许多在宪章运动中声望较逊的人们也有所闻；而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偏偏要假想，几乎只有那个比谁的声望都高的人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一定是盲目轻信，这将使他们永远在黑暗中摸索。奥康纳对当时正在酝酿的事态发展充分知情的说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可资证明，这就是正好在紧要关头，他离开危险地带，乘船前往爱尔兰。但是，据说他到爱尔兰去，是另有目的的。他本人所说的目的究竟何在呢？对啦，目的是要说服一个郡——科克郡——的选民，预先登记他们的选票，以便在将来不论什么时候举行大选时，选出一个自由党的议员。我们在对奥康纳公平对待的同时，还确实有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如果有丝毫值得受人重视的判断力的话，就会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个借口大概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站不住脚的一种——事实上，就当时民主党派的情况而言，这是对公众的认识的一个极其恶毒的侮辱。他的爱尔兰之行以及为这次旅行所作的借口，其本身几乎就是一个铁证——如果这种措词可以被接受的话——证明他对整个事件是彻底知情的。假如这是事实，那么，用最宽厚的措词来说，奥康纳的行为确实难以宽恕；从他对奥布赖恩所作的诺言来看，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奥康纳对于这次策划的暴动，要么具有信心，要么没有信心，两者必居其一。如果他有信心的话，他作为人民的领袖——他自以为是人民的领袖——就有亲自领导这一次运动的责任，无论如何，也应亲自参加。如果他对成功缺乏信心，那他就不该不尽一切力量来加以防止。他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这就表明他对这些被他称作朋友的人不是采取卑怯的作法，便是背信弃义，虽然他自认自己的行动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也许有人要问——奥康纳有无可能想要毁灭弗罗斯特？我们猜想他还不至于如此，倘若不采取这种作法就可以使他（奥康纳）达到目的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记得的，弗罗斯特的声望几乎与奥康纳不相上下。名望欲是奥康纳根深蒂固的老毛病。凭良心说，我们相信，在奥康纳看来，为了攫取并保持声望，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他虽然没有积极参与威尔士运动的布置事宜，却不动声色地任其演变，借此使他的敌对者被清除掉。奥康纳自诩其功匪浅，为了营救弗罗斯特的生命，在金钱和其他方面曾作出巨大的牺牲。如果说他并不希望弗罗斯特被绞死，我们是可以很快就相信的。他的良心迟早会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如果说谁有义务为另一个人作出牺牲的话，那么，奥康纳就有义务为弗罗斯特作出牺牲；因为他可能，而且也只有他才有能力，防止这个危及弗罗斯特生命的危险。奥康纳对弗罗斯特不怀有多大好感，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用欧内斯特·琼斯的话来作证明。1853年他在地方各郡旅行期间告诉我们，奥康纳曾对他说过，弗罗斯特是个无赖。“关于弗罗斯特，”琼斯说，“我完全不了解情况；但奥康纳总是对我说，他是一个该死的无赖。”这确是奥康纳对弗罗斯特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评价，他一直公开称赞弗罗斯特是一个最善良的人，对其命运他又一直表示怜悯。在为了设法营救弗罗斯特所作的努力方面，奥康纳的行为同样也不是可宽恕的。由于他的诺言，他使许多正直热心人士落入陷阱，可能使他们象霍尔贝里和克莱顿那样丧失生命。奥康纳对这次运动成功与否如果没有把握，他并不是非参加不可的；但既已庄严保证说自己要予以领导，那他就有必要或是履行诺言，或是在受骗者陷入危险以前制止这次运动。就他这一方面来说，他公开指责他暗中所鼓励的行动，确是一种冷酷无情的伪善行为。
我们可能因为重提这些旧事而受到指责。心地淳厚但目光浅短的人也许认为最好不咎既往，不要把过去背信弃义的行为和蠢事揭露出来，生怕揭露以后有害于人民事业。那些惯于吹牛的卑劣而蹩脚的煽动家也许在力图使人民对这种谬见留下印象。但是，对于人民以其全部精力投入的一个最崇高的运动中所以出现的种种背信弃义、虚伪愚妄的行为，要费力地作些回溯，当然不是什么愉快的工作；然而，不管工作如何令人生厌，也必须予以完成。凡是可能削弱和贬低民主运动的一切行为，其真相必须予以揭露，否则，同样的错误就会一再重犯。我们亲眼目睹，正是这种企图抹煞真相的愿望，证明我们已堕落到严重蜕化的地步。胆大气壮的正直人士将会对我们说，“把事实和盘托出，让我们看一看，是否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作为未来行动的前车之鉴。”这就是我们所要奉行的政策，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但是我们这样做，可以用良心来作证，我们履行我们的任务，决不是因为对我们所谴责的对象有什么私怨，而是完全出于责任感。如果上述有关奥康纳在弗罗斯特事件发生前早有所知的证据还嫌不足——不过我们相信，对一切公正无私的人来说，这种证据已无争论的余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成员洛厄里所说的话。由于希望对这个问题搜集一切可能的证据，我们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洛厄里先生，弗罗斯特的不幸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是积极参与行动的；你是否知道奥康纳与这个事件究竟有无关系？”洛厄里的答复是，“奥康纳与这次行动的事前布置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对这件事是完全知道的，而且他是唯一能够加以制止的人，如果他有这种意愿的话。”读者不妨把我们所引证的各种说法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平心静气地自问，所有这几方面的证据是否还不足以驳倒被谴责者单方面的否认。
旧日的领袖间存在的争执在1845年夏季变得严重到了极点。奥布赖恩、沃特金斯和卡彭特与奥康纳敌对，后三人却又跟奥布赖恩处于对立地位。奥康纳尽力污蔑奥布赖恩所主张的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原则，如同他诋毁后者所提倡的信用货币一样。奥布赖恩的见解始终如一，跟奥康纳称他为“教师”时毫无二致。沃特金斯也同样攻击这些原则，并指责靠鼓吹政治原则为生的人；而事实是，沃特金斯本人一向仰给于宪章运动团体，直到最近由于一个亲属的死亡使他从国家征税中得到一笔遗产后，才自命为一个独立的宪章运动者。卡彭特是当时《劳埃德新闻》的编辑，同样也对奥布赖恩的原则及其提倡者进行攻击，虽然他也曾时常提出这些原则，并在他所编的一本政治教材中加以阐述。另一方面，奥布赖恩攻击这些人的前后矛盾，证明奥康纳的土地计划弊病百出。奥康纳曾作估计，如有原始资金五千镑（两千会员每人缴付两镑十先令的捐款），就可以安置五十名会员，还可以有八百七十五镑余额。他提议把这样购进的地产，连同建造的房屋，抵押四千镑，加上从上述原始资金余额中拨用一百二十五镑，又可以购进一份地产，再安置五十名会员。第二份地产以类似方式抵押出去，第三份地产再以押款购进，依此类推，直到第八份地产购进以后，就可以安置四百名会员。据奥康纳的估计，这几份地产三年内可以增值一倍多，而原价只需要三万三千镑，到第四年年底，至少值价六万镑，这就使协会得到两万七千镑的利润。其他的估计也是同样荒唐的。奥布赖恩予以批评说：
“这些估计假定下列各种情况均不成问题，这就是说，地产可按每英亩十八镑十五先令的市价购进；以这种价格购进的土地每亩每年增值十五先令；在它上面建造村舍平均每所需费三十镑；在城镇生长的工人（认购者简直没有一个不是工人）一定能为一所村舍和两英亩土地每年偿付五镑，而经过这笔交易后事业仍继续保持欣欣向荣；每人拥有的土地三年内可增值一倍多；一旦尽快地安置了五十家住户，有钱阶级就会贷放抵押借款，数额大致与土地和房屋的原价值相等；新的土地又可购进，另五十家住户又可用同样方式予以安置；除了每人每年所付的两先令以外，协会并无其他管理费用；由于购置土地以及用土地抵押借款所需办的地普及转让证、印花税等项手续都不必付费；这个协会的司库、秘书、董事等都是一些廉洁正直人士，他们辛勤的服务（这种服务看来不是挂名闲差）不计报酬；尤其重要的，地主决不会不愿把土地卖给协会会员，资本家决不会不愿把抵押地的钱借给他们。这些就是这份妙不可言的估计表所假想的许多异想天开的项目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时间自会证明大部分项目都是空中楼阁似的假想。但最妙的是，慈善为怀的费格斯一方面诱使千千万万群众跟随着他去参加火炬集会、示威游行等等，造成时间和金钱方面的极大浪费，使数以千计的人由于监禁、失业和流放而实际上家破人亡，而同时却又认为只要成立一个‘全国宪章运动者土地合作协会’，就能保证使我们全体获得社会福利，引用他本人在上星期《北极星报》上的说法，他认定‘政治平等只有通过社会福利才能实现’。而他从前曾教导我们，社会福利只能脱胎于政治平等；但是，无疑的，一旦他的土地计划化为泡影，他又会要我们奉行旧的信条，或给我们另创新的信条。”
这些争论发生不久，奥布赖恩应朋友的邀请，前往伯明翰、谢菲尔德、罗奇代尔等地游历。奥康纳一派人是不会让他通行无阻的。在伯明翰，他们对他怒不可遏，但人数有限，在集会上只能形成一个无足轻重的集团。在其他地方，他们对他的待遇则比较公道些。在谢菲尔德的公众集会上，奥布赖恩向奥康纳挑战，要求同他进行辩论，以证明他（奥布赖恩）致力于争取人民的全部权利。而费格斯·奥康纳却不是如此。然而，这次挑战始终未被接受。奥康纳继续嘲讽奥布赖恩和一切有高度道德原则的人，并称他们为令人十分厌烦的家伙；虽然他的三个同事克拉克、麦格拉斯和多伊尔都自认为有高度道德原则的人。同时，奥布赖恩所提的警告不是没有相当效果的。
将近1845年年底，土地协会的代表们在杜斯伯里举行会议，对土地计划中的许多规定和管理人员的一些经营方式提出了强烈反对，结果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若干决议。但《北极星报》编辑部对这次会议报告的一切重要内容都秘不宣布；尽管如此，该报编辑对代表们在会议上的情况都津津乐道，任意批评。这时候，戴维·罗斯开始在《全国改革者》上撰写宪章运动的回忆录。从1841年以来，罗斯一直是宪章运动演讲员；他是一个演说术教师，公认为当时宪章运动中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虽然不是因为他对政治概念有多大深的理解而闻名于世。然而，在他第一篇通信遭到了奥布赖恩的批评后，他就声明自愿把这个问题暂时搁起。当宪章运动团体内部正在互相龃龉，甚至使他们政治信仰中的一些重大原则几乎全被忽视。当个人崇拜高于一切，而正直的独立性几乎完全屈服于盲目悖理的无知状态时，反谷物法联盟却在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开始在公众集会上大露头角。为了传播他们的政治经济原则，他们先筹得五万镑，后又捐到十万镑经费。他们的小册子和宣传员遍及全国各地，不久就很明显，他们正在议会中产生影响，他们的巨大努力将以胜利而告终。在这个紧要关头，奥康纳仍然本性难移——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他那反复无常的立场。当时的政府首脑罗伯特·皮尔爵士是个权宜派政治家，宣布了一项措施，其性质之彻底，使他的老政敌辉格党甘拜下风。拉塞尔的最后宣言提出了征税四先令；皮尔的方案却主张将谷物法全部废止。他立即把这项税率大大降低，三年内一定把它全部取消；保守党的这项措施还计划在其他许多部门中实行自由贸易。各方面人士（深知奥康纳底蕴的人们可能除外）感到惊讶的是皮尔的计划一经公布，奥康纳立即把它捧上了天。从来也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措施；它是一个“万能措施”，“将使人民在国内大大提高地位，因而在国外也大大提高地位”；他以邓库姆和他本人的名义向皮尔保证，人民将给他“一致的支持”。有些人惯于听到奥康纳把联盟叫做“祸害”，常听他把自由贸易者称为“海盗”，一再地听他指摘这个政党的措施只不过是一个使生产阶级沦为奴隶的阴谋，又曾听他说过这项措施是绝对不公道的，除非人民对它的实施有权过问；我们说，在这些人看来，奥康纳对皮尔“海盗式祸害”计划所持的态度简直难以理解。当联盟声名狼藉时，奥康纳预言它一旦成功必将带来毁灭。现在由于联盟使土地贬值，从而使人民能够比较自由地购买，它必将使他的土地计划获得成功。一言以蔽之，他对皮尔措施的赞扬与他在北安普敦会议上所提的修正案恰恰相反。我们不禁要问，他对联盟的所有对抗是否纯属伪装？他本人和这个团体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默契？我们记得很清楚，北安普敦会议后，一个朋友对我们说，他深信情况确实如此。我们的本性往往易于相信人们善良的一面，直到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应受谴责以后，才会使我们怀疑这种看法的正确性；但这种看法不是出于一个性情急躁的人，而是出于一个头脑冷静的计谋家（约翰·巴克），经过核对记录以后，我们发现这种看法有充分的证据作为依据。奥康纳和科布登曾乘同一班火车前往北安普敦；他们抵达布利斯沃斯时，约有二十名宪章运动者前来迎接奥康纳。据奥康纳说，科布登进了他的车厢；但他一看到奥康纳在那里，就立刻把行李拿走，怒形于色地坐到另一节车厢去。可是，看来最奇怪的是，奥康纳既然从来没有同科布登交谈过一言半语，而且生平也从未遇见过他，那么，奥康纳怎能认识他，并且毫不费力地就将他指给朋友们看呢？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会议结束后，奥康纳和科布登在布利斯沃斯晤谈，于是，前者就在下一期的《北极星报》上对后者大加颂扬。虽然他从前在指责这位谷物法废除论者时所用的言词激烈得无以复加。的确，再没有比奥康纳在北安普敦的演说更有可能使科布登获胜的了。部分有关人士对奥康纳权宜多变的方针提出抗议；另一部分人则表示不满，认为他的举动未免离奇；但他已把绝大多数人训练得唯他的马首是瞻，所以他们只知对他盲目服从，反而诬说态度始终如一的人接受了保护贸易主义者的贿赂；但是一切正直的人立刻可以看出，要是有谁在这件事中受贿的话，较大可能性是那些自食前言的变节者，而不是那些对誓言信守不渝的人。如果奥康纳明白宣布他已皈依联盟派的原则，他的情况也许会好一些；但是甚至在皮尔的方案成为法律后，当他在文章中提到科布登以及他和联盟的关系时，还说科布登是好人一个，可惜受到不良制度的束缚；正是这种制度，他不仅本人给予支持，甚至在未征得宪章运动者的同意以前还以宪章运动团体的名义给予支持。皮尔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读者全都知道了。他的方针变成了法律；但是，大约与此同时并在此以后，事态的发展却防止了这样一项改革由于降低物价和提高币值而对全国生产阶级的利益所能造成的恶果。工人阶级大批移居国外，劳工市场上的剩余劳动力暂形枯竭，因而得以避免这种后果；尤其因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使我们在金本位法的规定下可以自由支配的货币数量大见增加，而利率则有所降低，这就使商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物价稳定，防止高利贷者、包税者、享有固定收入者和一般闲散坐食的阶级攫取这些优厚利益，否则，他们一定可以牺牲勤劳的穷人的利益而取得这些好处。
在这个问题结束前，让我们再谈一点意见。我们在不久前曾提出一个疑问，即奥康纳反对联盟是否纯属伪装，也许有人会根据这个疑问认为我们的用意是在暗示：在整个这段时期他和该派是勾结在一起的。这决不是我们的用意。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是如此：奥康纳名欲熏心，往往压倒了他的一切责任感。当联盟不得人心时。倘若给予支持，将使他丧失他所享有的声望，因此，他就反对他们；但他对于争论中的问题却不大关心，谁是谁非，都无所谓。当联盟得到热烈的拥护，以致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方案时，提出这些方案的大臣就变得声望更高了。如果他再加以反对，那就会使他本人丧失一部分声望；于是，他就转变过来，不再考虑什么是原则，或言行是否一致了。奥康纳并不是一个没有先见之明的人，但是偏巧他真正预见到的事，他却很少予以揭示，而他装作看到的事，却又很少发生。他明知科布登一派不久将获得成功，但他却装作反对他们，直到他们获得胜利时为止；另一方面，我们也确有相当理由怀疑，当他们从失意转到得势时，他和他们之间即使没有直接谅解，至少存在着默契。不论继他而起的那些毫无心肝的煽动家们爱说什么，不论受骗者会怎样盲目地听信他们，过高的名欲毕竟是奥康纳最大的病根。这种欲望使他失去了一个人应予珍视的一切——言行一致、原则、廉耻、信誉、忠实的朋友（换来的却是一些终于把他抛弃的没有灵魂的政治掮客），以及良心上的安宁。至于其他损失，我们以后会看到的。然而，在此期间，奥康纳正一帆风顺——当然是暂时性的，不过仍然算得上一帆风顺。他为他的土地计划的迅速实现所描绘的一幅绚丽夺目的图景使无数人投奔到他的麾下。他的演讲员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麦克道尔已和他言归于好，他又在公众面前对这位医生推崇备至了。
1846年春，奥康纳企图拉拢托马斯·库珀同他合作，一道提倡土地运动；但后者拒不应允，表示他坚决认为这是一种幻想，它必将葬送宪章运动。奥康纳勃然大怒，接着，引起了一场口舌；于是库珀就决意同他分道扬镳。前已提及，库珀已经治愈了自己的奥康纳狂热病。这点一经发觉，他在奥康纳派宪章运动者中间的声势就立即丧失了。先前曾有人发起募捐，准备筹款购置纪念品，在他刑期届满时赠给他；但奥康纳在曼彻斯特对他进行谴责后，捐款便收回了。后来，这位谴责者消释了对他的敌意，建议重行发起募捐；但库珀十分得体地谢绝任何类似的周济，并把在罗奇代尔、诺丁汉等地募来的捐款如数退还。库珀在1845年5月5日获释出狱；他到伦敦后，在那个与他友谊甚笃的《北极星报》印刷厂商麦高恩的劝解下，前往拜访奥康纳，奥康纳表示自己对库珀的行为失当，向他道歉，取得了库珀的谅解。他们在谈话中提到了当时尚未出版的《自杀者的炼狱》诗集，奥康纳嘱咐麦高恩予以印刷；但后来又自食其言，让库珀自己去找出版商，并承担印刷费。诗集出版前，他答应购买两百本：但这个诺言始终没有兑现。他既未承购两百本，甚至一本也没有买。然而，由于这本书获得成功，库珀的出版商自愿负责经手，并商定偿付印刷费的办法；于是麦高恩出面代库珀负责。可是这个出版商不久便破产了，使麦高恩受到亏损；不过，作者也未从初版中得到分文。奥康纳力图使公众相信他在这件事中曾援助过库珀，并自愿充当这笔印刷费的担保人，他要求麦高恩写出这样一篇通信，公开发表。可是，在麦高恩和出版商达成协议，从而解除了库珀的责任后，他不能再作库珀的担保人了。我们不难想象，奥康纳最初既曾答应偿付印刷费，一个精明的伦敦出版商发现他在其他方面的运气不佳，一定会请求奥康纳履行原约；而当后者感到需要和库珀翻脸，利用《自杀者的炼狱》事件来对他公开进行诽谤时，上述伦敦商人，为了希望收回这笔印刷费，可能又会为他发表一篇有利于他的通信。也许有人会说服我们，这不是宪章史范围以内的事；但我们有理由把它提出来，因为这就是奥康纳一向用来打击社会活动家的独立地位的方法之一。他曾凭借金钱的作用打击奥布赖恩。当后者在兰开斯特监狱期间，未经他本人知道，奥康纳嘱咐每星期给他的家属一镑；这件事被不厌其详地传遍全国，借此防止人们给奥布赖恩捐款，而当时的情况是，捐款本来会从他的无数敬慕者方面源源而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借此表示奥康纳慷慨解囊。奥布赖恩得知此事后，自愿每星期为《北极星报》撰写一篇通信，以偿付奥康纳接济的款项，好几篇通信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撰写的，并且都被刊登出来了；因此，奥布赖恩每篇通信价值一镑，而先前他从同一刊物所得的稿费是每篇通信三镑。但是奥康纳一发觉奥布赖恩自有主见，不会任人宰割而不发出一声愤怒的抗议，于是，就把每星期一镑这件事在《北极星报》上大事渲染，给奥布赖恩带上了“忘恩负义”的帽子，《北极星报》集团还给他加封了“饥饿的毒蛇”的尊号。如前所述，奥康纳无法说服库珀赞同他的土地计划。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不久将在利兹举行；库珀是伦敦市区宪章运动者推选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一经当选，他就在各报公开宣布，将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下列各项决议：
“第一，执行委员会应将任职以来历次会议记录提清全国代表大会审查。
“第二，执行委员会应按照《会员手册》第十一页的规定将每季度征收会费时所填发的特制表格造具清册，提请全国代表大会审查，并应将各地区根据上述表格所收会费另造清册，一并提出。
“如果会议记录无法提出，如果每季度征收会费时所填发的特制表格业已散失，如果根据这些事实，查明执行委员会没有按照《会员手册》第六页的规定克尽厥职，他就动议：
“第三，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应从不兼任土地协会董事的宪章协会会员中遴选充任。
“上述动议如被否决，而大多数代表决定土地协会董事仍得兼任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则在此项决定被认可以前，他将动议：
“第四，T．M．惠勒作为一个代表宪章运动团体的秘书长来说，却不是一个适当人选，其理由早经他在公开谈话中，在他给费格斯·奥康纳和莱斯特宪章运动者等人的信件中，以及在他当选为本会议代表的公众集会上，一再声明，并经他人予以证实。
“第五，本代表大会宣称，一个宪章运动地区的成员为了反对或通过某些方案，自动充当其他地区的成员，如同伦敦市区最近发生的情况，这是极不公平、极不符合民主原则的。
“第六，本代表大会遗憾地看到，暴力行为已使公众在心里上对宪章主义充满了反感，兹特声明放弃并否定暴力政策，决心只凭和平、道义、合法的方式，尽力使人民宪章成为全国的一项法规。
“第七，本代表大会宣称，它深信以教育、对别人意见的尊重以及道德人生观，作为构成宪章运动特性的要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时愤怒地抗议这种结论，即把《北极星报》上的低级下流的谩骂和粗暴斥责的习气，当作纯正的宪章主义。
“第八，本代表大会认为费格斯·奥康纳不值得宪章运动者给予信任，特此严正地警告大不列颠的全体工人注意同他结合的愚蠢性和危险性。”
库珀的意图一经宣布，对方就想尽力予以挫败，7月25日的《北极星报》把宪章运动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些决议。它将提议人斥责为叛徒；要求宪章运动者出来大胆讲话，责令他们的代表作出决定，把他从协商会议中清除出去，借此一劳永逸地把他“解决”。克拉克在同奥康纳的一次交谈中说：“是的，我上次遇见了你以后，又遇见了库珀，不知道他在搞些什么；他说我们都受了骗，说你不配保管基金，不配经管事务。他问地产是用谁的名义购进的；经我说明在正式登记以前暂用你的名义，他就说，我的天哪！怎么你还不知道，这个家伙已经欠了一身的债了！你知道他的债务有多少吗？你知道他用土地基金来维持《北极星报》吗？至于说他已经清理曼彻斯特的帐目，你可曾清点过他所交出的邮局汇单？否则这笔帐又有什么保证？全国人民应该醒悟过来了。”这些话引出了6月13日《北极星报》上奥康纳的两封长信，同时还有卡费和奈特的两封，说明基金的情况。后两人是土地协会的查帐员，奥康纳曾把他所经手的帐目交给他们检查，向读者们说，这份帐目已经两位董事克拉克和麦格拉斯审查无讹了。奥康纳在一封信中宣称，由于决心保全个人名誉，他将辞去土地协会副司库职务；然而，他愿继续担任董事和监察员，为人民服务。库珀想在《北极星报》上占用一部分篇幅，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就向《劳埃德新闻》求助，又遭到《北极星报》拒绝他的人们的揶揄，说他为“叛徒的避难所——《劳埃德新闻》”写文章。其中有一封信由奥康纳转载在《北极星报》上，部分内容如下：
“现在根据奥康纳自己承认，已经证实，他曾用人民的金钱，却以他本人的名义，购进赫林斯盖特地产。他不是一个法定的职员，因为章程中没有规定设立副司库，那么，他的职责从何而来？土地协会未经登记；保管委员由于从未就职，只是一些有名无实的虚衔。我既不相信他否认一身是债的声明，同时，更不怀疑他曾挪用而且还在挪用股东们所缴的土地基金来维持《北极星报》的开支。我要求他提出证据，他迟早是要同我见面的。星期一，我将出发旅行，为可怜的弗罗斯特募捐。我将在各地向工人们说明我的心意，要求奥康纳在任何场所同我会见，只要他愿意，即使在曼彻斯特的木工会堂也行，因为他把那里看做是他的大本营，而我在那里简直是人地生疏；否则，要是他愿意的话，待我回来后，同他在伦敦公开见面。他为什么不召开利兹的代表大会？把会期推迟到4月20日以后，他知道这是违反章程的。我要求他召开那个代表大会。我提请土地协会的股东们注意章程第七条有关保管委员每年改选一次的规定，然后，请问他们是否能够暂时设想，奥康纳真正存心要保管委员为股东们掌握地产。他知道协会决不会每年更换委托代管书，因此，一开始就有意只用他的名义购进的土地。”
然而，奥康纳始终没有接受库珀要求公开会见的挑战；但后者认为在举行代表大会期间总会有机会的。库珀出发旅行，由于奥康纳的势力阻挠，他这次为弗罗斯特筹款的旅行不能顺利进行，虽然其他方面为此筹募的钱不在少数。库珀在《劳埃德新闻》上披露的一封信中提到查帐员的报告时说：
“这些可怜的、轻信人言的查帐员被这位‘贫民的最高监护人’（费格斯自封的尊号）的银行存折等等欺骗了。如果你们真是如此愚蠢的话，你们就对这种可笑的检查方式感到满意吧；但是一旦你们开始认为时机已到，必须进行比较合情合理的审查（你们一定会有这种认识），你们怎能解决那些由于正当审查的迁延所引起的困难呢？”
在此期间，为了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造成明确有利于奥康纳的舆论所作的努力，已经达到了目的。一百多个地区的决议潮水般地涌往《北极星报》编辑部，其中大多数对奥康纳表示无限信任，对告发者表示无比愤慨。一部分人称库珀为“恶犬”；另一部分人揭露他想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第三部分人指明他是一个穷极无聊的政治冒险家，一味追求名望，而且嫉妒成性、自命不凡、兴风作浪、存心不良、卑鄙下作，甚至达到了恩将仇报的地步；第四部分人称他为反复无常的小人、假装正经的伪君子、宪章运动中挑拨离间的卑贱走狗；第五部分人称他为大言不惭的笨伯；第六部分人称他为语无伦次的疯子；第七部分人称他为谗言中伤的无赖；第八部分人称他为千夫所指的说谎者；第九部分人称他为老练到家的大骗子。这些就是当时使用的一些从修辞学中精选出来的词藻。在一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全国各地协会指令代表们把库珀从协会中清除出去，不让他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占有议席。所有提到奥康纳的副司库职务的人都请他继续任职，于是，他就打消辞意了。一个地区（基思利）确实曾冒失地建议，为了杜绝类似托马斯·库珀那样行动，就有必要使土地协会进行登记；但是对库珀表示愤怒、仇恨和斥责的浪潮那么凶猛，简直把最坚定的人也压得不敢作声了。由于库珀的旅行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的报纸有关，《北极星报》就说他即将在政治上控制该报，因而希望打倒奥康纳和《北极星报》。这种说法招致杰罗尔德在下星期的《北极星报》上予以否认。在民主主义者联谊会的一次会议上，戴维·罗斯提议修正那个对奥康纳表示信任、对库珀加以谴责的决议案，大意是，关于谁是谁非的裁决应当暂予保留，直到上述二人公开会见以后再说，但他的修正案遭到了压倒多数的否决。库珀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这场斥责他的大风暴。他原任“退伍军人、流放者、孤儿寡妇基金委员会”的秘书，现在抛弃这个职位，向约翰·斯克尔顿提出了下列辞职书：
“既然在曼彻斯特木工会堂集会的宪章运动者斥责我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同时又希望解除我的秘书职务，因此，本人自动辞职，希望他们能物色一头真愿任人宰割的羔羊，这头羊能象我那样欣然为受难者的利益完成任务。——托马斯·库珀。”
他又通过《劳埃德新闻》发表了两封信，一封给土地协会的成员，另一封则给崇拜奥康纳的人们。在第一封信中，他对成员们这样说：
“请记住，严格地说，所有帐目都还没有提交给查帐员或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加以审查。你们的司库罗伯茨什么时候承认过收到了你们的会费？说他是你们的司库，有什么证明？他什么时候提出过他的帐目？帐目从未提交给代表们举行的协商会议审查，虽然奥康纳曾用罗伯茨先生的名义作过保证。奥康纳经手的帐目，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而且也不可能使你们满意，除非罗伯茨先生宣称，作为该协会司库，他确曾收到你们的捐款。即使罗伯茨先生公开承认他曾接受司库职务（因为，如众周知，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曾予否认），即使如此，你们仍应责令审查章程中第十五条规定是否已经履行：——‘当他（司库）经管的基金数额达到二百五十镑时，他有责任将该款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联合股份银行，用土地协会保管委员的名义，列入保管委员的帐户。’还有，章程第十六条规定是否已经履行：——‘协会基金应由司库用全体保管委员的名义，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并应由一名保管委员和协会秘书会同司库前往银行办理手续，非经董事会签署并经保管委员会副署的载明金额的支款凭单，不得向银行擅自提款。’现在请记住，没有一个保管委员（全是一些有名无实的虚衔），例如下院议员邓库姆先生、伦敦的修厄尔和德龙先生、杜斯伯里的泰特斯·布鲁克先生、曼彻斯特的詹姆斯·利奇、狄克逊和谢林顿先生，这些保管委员中没有一人曾会同罗伯茨先生前往银行为你们办理存款手续。请记住，你们的钱始终没有经你们的司库的手，用全体保管委员的名义，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请记住，从来没有一个保管委员为了向银行提款，投资于赫林斯盖特地产，曾在支款凭单上副署。”
他在给崇拜奥康纳的人们的信中说：
“与《北极星报》报馆有关的负责人士曾宣称，该报在利兹时期不知多少次面临完全倒闭的危险，在迁到伦敦后所以能幸免于彻底破产，只是由于奥康纳挪用了土地基金。奥康纳购进赫林斯盖特地产的整个行为，以及其中一切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狡猾伎俩：——他诡称曾向罗伯茨先生借过五百五十镑；却闭口不谈这是否就是以他的赫林斯盖特地产向协会司库（如果就是他在担任司库的话）押借的土地基金五百五十镑；散播有关他的银行存折、邮局汇单、银行支款凭单等骗人的谎话，却只字不提司库是否收到各该款项；还有一件事实，《北极星报》的帐册上登记海伍德先生的大名，作为一个欠款达一万余镑的债务人，而实际上当时他是奥康纳的债权人，这种作法的目的是要蒙蔽那些正在共同承担八百镑来维持《北极星报》的人们：我说出这些情况以及有关奥康纳行为的其他各点，证明他的处境十分狼狈，从而可以证实，从他开始政治活动时期，他就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冒险家。”
在谈到赫林斯盖特地产转让未用司库名义的理由时，奥康纳解释说，罗伯茨的管帐曾拜访他，对他说：“先生，我不能用罗伯茨先生的名义买进这份地产；这笔交易一直是用你的名义进行的，现在改变，看起来未免太突然了。”于是，他同董事们商量，他们劝他用他本人的名义买进。从这件事看来，罗伯茨因司库职务被奥康纳长期霸占而感到不快。至于向罗伯茨借贷的五百五十镑，据奥康纳称，这是罗伯茨委托他出售一部分铁路股票的价款，他想在平纳购置小块地产，创办一个模范农场。
8月3日，代表大会终于在利兹举行。读者可以相当正确地想象，库珀在这样一个集会上要使人们倾听他的发言，需要花多大力量去克服种种不利条件。代表们的证书一经宣读完毕，库珀立即起立要求听取有关宪章运动的报告，例如会员人数、基金数额等等。协会秘书惠勒无法提出这类报告；主席麦格拉斯声称他也一无所知。库珀坚持要向代表们发言，这时“流氓、无赖、说谎者、伪君子”以及许多类似的雅号暴风雨般地向他袭来。他说，他们一定十分清楚，他要提出决议，但他们仍然扰嚷不休。奥康纳试图用甜言蜜语哄骗库珀放弃决议，但不生效；这时，一个几乎可以称为宪章运动的新兴人物一跃而起，恫吓说，库珀倘不退让，他将提议把库珀清除出去。这个人就是欧内斯特·琼斯。库珀回答说，一个天资聪颖的人竟宣布要采取这种措施，应当自觉惭愧。何况他参加宪章运动不过三个月，他对自己究竟正做些什么还莫名其妙哩。琼斯答话的口吻无愧于一个十足的煽动家，他说，库珀已经走入歧途，而他却走上宪章运动的康庄大道，仅仅在几天以前，他曾在布莱克斯通埃奇见到成千上万真心实意的、虽非正式登记的宪章运动者，并听到他们雷鸣似的欢呼。库珀说他言语幼稚，将来总有一天会认识到错误。琼斯以库琼负隅顽抗和蓄意捣乱会议为理由，坚决动议把他清除出去。琼斯的动议得到附议，有些代表还举手表示赞同。另一部分代表保持中立，显然出于羞愧；但是无人敢于投票反对，虽然不少代表对费格斯·奥康纳怀着严重的敌对情绪，其中有一个代表头一天甚至还表示愿同库珀采取一致行动。主席宣布把库珀开除出会，但他坚持不走。有些代表提到用武力把他撵走，但这反而使库珀增加了勇气。他向他们挑战，指着奥康纳说：“那位惯于大声恐吓别人的胆小鬼，常在私下对我谈论暴力政策，现在为什么不站出来，亲自把我撵走呢？”然而，奥康纳和他的部下都不愿以武力解决的事，他们却用计策加以解决了。下午4时，克拉克起立，提议休会到次日上午，经一致通过。到了规定时间，库珀前往出席，发现有三名彪形大汉拦住去路。他们出示主席的指令，作为行使职权的凭证。库珀企图推开他们，闯入会场，但力所不逮。会场外挤着一群观众，库珀向他们讲话，并对奥康纳进行斥责。关于上述种种情况，不妨在这里略加评论。
库珀想要提出各项决议，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在暴力政策的问题上，宪章运动者的行动是很愚蠢的，部分领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愚蠢的行为更糟，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直言不讳，但我们却不能接受“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的原则。我们相信，这项原则倘有可能被奴役者所采纳，必将使奴隶永远保存下去；但我们坚决相信，要使它有可能得到采纳，人类的天性本身必须经过一番根本的改变。但是，无论如何，库珀有权要求人们听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那些严重地影响宪章运动团体利害关系的问题上，例如有关领袖们公共道德的问题，他尤其有权发表意见；当被指控者都亲自在场，而且有充分机会进行答辩时，仅仅由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宪章运动者的提议，就箝制他的言论自由，我们要求一切通情达理的人们秉公判断，这种作法是否正大光明，是否符合民主主义的正义感？有派系偏见的人们尽管宽恕这种懦怯的不义行为，但通情达理、正直无私的人们却永远会加以谴责。我们要问，除当事人害怕被人揭发外，公众从这种行为中还能得出什么其他结论吗？关于提议清除库珀的人物，我们在这里应当扼要地加以介绍。欧内斯特·琼斯是琼斯上校的儿子，上校是已故汉诺威国王坎伯兰公爵欧内斯特的侍从武官。据我们所知，他父母虽是威尔士人，他本人却在德国出生，受教育，并以这位王公的名字命名。汉诺威国王对琼斯上校的儿子十分宠爱，给他一种特殊的荣誉（如果这可以称作特殊荣誉的话），即充当他的教父。还应提到一点：欧内斯特·琼斯自称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琼斯幼年已显示出诗歌天才，不到十岁，就刊行了一本诗集，在自己的朋友中流传。这些作品当然稚气十足，却表明了作者潜在的才华，这种才华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充分的表现，而他天赋的才能又得到了教育所能给予的一切辅助。这个青年诗人的朋友们竭力怂恿他从事律师业务，他在迁到英格兰后，终于成为中殿法学协会律师，虽然，我们相信，象多数聪明人一样，（作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法律家，他比谁都聪明），他所经办的讼案从来不多。然而，他的光阴并非全部用来从事律师业务，因为除了到法院出庭外，他还有机会致力于诗歌创作。他创作了《林赛勋爵》（一首最富有诗意的诗）、《我在社会之国的生活》等，此外，还有《森林中的精灵》，这是一首关于封建时代的浪漫诗，体裁优美、流利、动人。琼斯在报刊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被最贵族化刊物几乎捧上了天；齐声称颂他是伟大的诗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不知由于何种原因，琼斯除了成为一个诗人，在1846年还成为一个政治家。在此以前，他在工人阶级中并不知名，经费格斯·奥康纳的推荐，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一个贵族人士往往特别受到工人阶级、甚至民主主义者的欢迎，而这个阅历不深的贵族子弟，由于象奥康纳必然会说的那样，已被擢升到民主派行列，因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他恰恰具有各种吸引群众的特长，唯一缺点就是身材矮小，这和他的提携者奥康纳完全相反；但他声音洪亮，口齿伶俐，谈吐出众，举止英武——最重要的，他胸中城府颇深，擅长于表面装作十分坦率的模样。在对人阿谀奉承的技巧方面，没有一个煽动家胜得过他。他能够一下子把一个连五句英语都说不周全的人改变成一个绝顶聪明的家伙和造诣精湛的演说家；更可怪的是，他竟然能使这个人自己信以为真。他随时准备面对大自然的狂风暴雨，正如他敢于面对民主主义敌人的凶焰一样。他会在无情的暴风雨的呼啸声中站在旷野的荒地上当众演说，猛力推开人们为他遮蔽风雨的伞。多么侠义的骑士风度啊！实际上，他的性情非常爱好交际，能使与他交往的人们毫无拘束，十分自在——因此，穷人们惊喜地大声说，“好一个可爱的小伙子！”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自夸在参加运动时十分富有；虽然托马斯·克拉克有一次声称，当时他“简直衣不蔽体”（这本身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而且他本人无意中也几乎承认了这种说法符合事实，但许多人仍然十分天真，竟会相信他曾为了他们的事业花去了一份家产。总之，不论他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全都相信。作为一个推论家，琼斯从未达到高标准，而且也没有这种意图；但他有一个绝妙的方法，能使花言巧语的诡辩，在思考欠周的人们听来，象是条理分明的议论，对于克服各种困难，能提出无限保证，而且毫不羞愧地用臆断来推翻事实。这一切就足以给他造就了卓越的地位。而动议把托马斯·库珀从代表大会上清除出去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谁想要动摇宪章运动者对奥康纳的信任，则完全是枉费心机；这种信任正在日益普遍，日益增强。11月间，土地基金项下每星期几乎有两百镑的投资。现在，“土地与宪章”已成为流行的口号。另一份请愿书已在计议中，执行委员会在许多城镇举行了公众集会。
新年伊始，为了推广土地计划，创办了一个月刊，名为《工人报》，由奥康纳和欧内斯特·琼斯担任编辑。乔舒亚·霍布森已脱离《北极星报》，由哈尼担任编辑，琼斯和G．A．弗莱明也向它投稿。
春季，全国各地为了促进请愿书运动，纷纷举行了群众集会。1847年5月24日，当时已定名为奥康纳村的赫林斯盖特地产正式开放，会员们在配给的土地上安家落户。许多人从附近各地前来参观，有些徒步，有些乘车。奥康纳和董事们当然在场，还有曼彻斯特的J．R．库珀和威斯敏斯特的候选人科克伦。演说是当天公众集会和后来举行的大会议上的主要议程。土地计划的这种具体实践无疑地对这项运动产生了鼓舞作用。因为在7月份一星期内，认购的股款达三千五百镑左右，不久以后，在大致相等的期限内，五千余镑的股款潮水般地涌来。
8月间，举行了大选，起因于辉格党和保护贸易主义派为了击败皮尔政府所提的爱尔兰军备法案而形成的联盟，为此政府不得不让位于辉格党。这时候，宪章运动表面上声势浩大。许多加入土地协会的宪章运动者无疑地希望他们一派中有人当选为议会议员。许多以宪章主义作为政纲的候选人出来竞选。邓库姆和韦克利再一次代表芬斯伯里；菲尔登和哈利德代表奥德姆；沙曼·克劳福德代表罗奇代尔；W．威廉斯代表考文垂；D．W．哈尼代表马里尔本；汤普森上校代表布雷德福；约瑟夫·斯特奇代表利兹；H．文森特代表伊普斯威奇；J．哈迪代表伍斯特；J．H．帕里代表诺里奇；鲍林医生代表博尔顿；芒茨和斯科菲尔德代表伯明翰；J．威廉斯代表麦克尔斯菲尔德；埃普斯医生代表北安普敦；费格斯·奥康纳代表诺丁汉；W．P．罗伯茨代表布莱克本；E．米阿尔和欧内斯特·琼斯代表哈利法克斯；乔治·汤普森代表托尔哈姆雷斯；P．麦格拉斯代表德比；托马斯·拉克代表谢菲尔德；G．J．哈尼代表蒂弗顿；S．基德代表格林威治；T．迪金逊代表南希尔兹；约翰·韦斯特代表斯托克波特。有些候选人只是走上竞选坛，发表一篇演说，便得到人们的举手赞成。韦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向集会群众发表了一篇长达数小时而确有政治家风度的演说，博得人们的普遍赞扬和举手赞成迪金逊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基德在格林威治以杰出的才智为宪章事业辩护，也同样当选了。同时，W．P．罗伯茨在布莱克本的情况亦复如此。但是，博得最高声誉的演说也许要算朱利安·哈尼所发表的，因为他的对手正好是那位机智、圆滑、狡黠的帕默斯顿勋爵。后者渴望保持无懈可击的地位，就请哈尼先发言，因为他明知哈尼必将攻击他的对外政策。哈尼接受了他的请求，对这位子爵的政治生涯进行了长时间的巧妙分析。他向对方提出了不少需待答复的事项，关于这点，根据对方答复需时五小时之久的情况，便可以判断。尽管处于首先发言的不利地位，哈尼仍然赢得了举手赞成的表决，但他谢绝了正式竞选。邓库姆和韦克利均顺利地当选了。哈利德从奥德姆退出竞选。J．M．科贝特和菲尔登联合竞选。但W．J．福克斯出来对抗，由于他的一些朋友和一部分托利党员进行合作，福克斯和邓卡夫特终于当选。沙曼·克劳福德在罗奇代尔未逢敌手；但W．威廉斯在考文垂却遭到挫败。D．W．哈尼退出马里尔本，但著名的罗伯特·欧文坚持宪章原则，仅得一票。乔治·汤普森较为顺利，比对方多得两、三千票。在哈利法克斯，米阿尔和琼斯两人的朋友们携手合作，查尔斯·伍德爵士的朋友们托利党员也是如此。爱德华兹获得五百十一票，伍德五百零七票，米阿尔三百四十九票，琼斯二百八十票。在德比，麦格拉斯获得二百十六票，而高尔却获得八百五十二票，不过，高尔和斯特拉特后来都因行贿而被剥夺议席。汤普森上校在布雷德福当选，但斯特奇在利兹的运气并不如此之佳；可是，他还获得了一千九百八十票，与之相比，势力雄厚、后来正式当选的候选人马歇尔获得了二千一百八十六票。在谢菲尔德，托马斯·克拉克获得了三百二十六票，而对方则获得了一千一百十票。在伊普斯威奇，文森特的朋友们果敢地为他奔走竞选，获得五百四十六票，对方则获得七百零八票；在伍斯特，竞争相当激烈，哈迪获得之百二十七票，而对方所获的票数为一千一百二十一票。诺威奇的激进分子与对方进行英勇的竞争，结果，帕里获得一千五百七十二票，虽然对方获得了一千七百二十七票；芒茨和斯科菲尔德在伯明翰以及鲍林医生在博尔顿都胜利地当选。在北安普敦，埃普斯医生获得一百四十票，对方的票数为八百五十二票。在麦克尔斯菲尔德，选民们选出了约翰·威廉斯。但出乎众人意外，使某些方面特别高兴的是诺丁汉的竞选。当奥康纳宣布自己为候选人时，很少人抱着他有当选希望的乐观看法；因此，当竞选结果公布他击败了辉格党大臣约翰·卡姆·霍布豪斯爵士，人们多么惊奇，多么欣喜若狂啊！在这次竞选中，奥康纳获得了一千二百五十七票，而霍布豪斯仅得八百九十三票！这是奥康纳暂时性胜利的最高峰。看来一切十分可喜地顺乎他的心意，而任何反抗似乎只会增强他的力量。他在候选人提名会上，以他那爱尔兰式的诙谐嘲弄对方，曾引起了一阵阵的哄堂大笑。然而，应当记住，这次胜利得力于他的朋友们和约翰·沃尔特的朋友们的携手合作；但是，不管合作不合作，霍布豪斯总是要碰壁的。
快到8月底的时候，在苏格兰东南部的低地地区，又举行了一次土地会议，因为公司最近购进的一份地产是与该地区相毗连的；除惠勒一人先已辞职，由威廉·狄克逊继任外，其余董事均再度当选。上述人员继续组成宪章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这时候，土地基金的总额已达五万镑左右。奥康纳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他本想发行一份名为《民主主义者》的日报，后来却打消了原意。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在托尔哈姆雷斯，为乔治·汤普森举行了一次宴会。奥康纳、文森特和许多其他人士都应邀参加；前者借此机会发表了一篇十分风趣的演说。同一星期，爱丁堡举行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祝贺宪章派选民在最近的大选中所持的坚定立场；不久以后，为了庆祝宪章运动者最近的胜利又在伦敦掷骰场举行一次公宴，参加者有二百人，宴会后又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挤得人山人海。但是除奥康纳外，当选者无一前来参加，只有一个未当选的中产阶级候选人埃普斯博士，在自讨没趣后，离开了会场。W．P．罗伯茨、P．麦格拉斯、欧内斯特·琼斯、费格斯·奥康纳和朱利安·哈尼是主要的演讲人。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奥康纳发起一次重大的运动，要求土地协会会员在地契上签名，据他说，目的是要给公司办理登记。
当宪章主义看来正在英格兰蓬勃发展的同时，米切尔的党也在爱尔兰积极活动，欧洲大陆上的事态开始呈现出一个重要局面。在意大利的教皇庇护九世所采取的路线使英国的民主主义者充满了希望，1847年10月在伦敦东方学院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祝贺教皇所推行的颇得人心的路线；参加者有欧内斯特·琼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和其他主要的民主主义者。与此同时，全国请愿书的签名运动非常活跃，奥康纳宣称，到请愿书送往议会时，他将征得五百万人的签名。“土地、土地、土地”仍然是千百万人的呼声，交口传诵，直到奥康纳好象已升到永不失败的地位似的。鼓动工作的对象不仅限于职工阶级中的宪章运动者；它还深入农村教区，影响了以前从未想到提高社会地位的人们。这项计划确实令人响往；一所美观的农舍，四英亩土地，共值十镑，预付五镑四先令，就可到手，立刻登上人间天堂，多么简便啊！全家每星期靠九、十先令过着艰苦生活的人们被迷得心醉神往了。他们毕生辛勤劳动才能积攒五镑；于是一举就把这点可怜的劳动成果投入这场土地大赌局，梦想换取太平盛世的幸福。董事们向全国推广业务。麦克道尔先生、约翰·韦斯特和塞缪尔·基德担任演讲员。上述最后一人出生于苏格兰的阿布罗斯，和托马斯·库珀一样，曾从事鞋匠职业。他在公众面前初露头角，大约是在斯特奇协商会议时期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格拉斯哥的宪章运动者派他去出席协商会议。当时基德年少气盛，是奥康纳一派的人。协商会议后，他尤其显得不同凡响，因为在森德兰按照他的伟大领袖的策略，与詹姆斯·威廉斯进行公开辩论。双方都表现得非常能干，非常机智；但按照多数人看法，基德击败了对方，下一期的《北极星报》报道他获胜消息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全部匪帮被森德兰整个宪章派队伍击败！”——乍看起来，这个标题使我们满怀希望，以为人民宪章的实现即在眉睫，但当我们读完这篇报道后，我们感到大失所望，发现所谓“击败匪帮”无非是民主主义者的内部分裂。作为一个演讲员，基德具有旺盛的精力和流利的口才，他的演讲显示出多才多智的特色。然而，他在态度方面，露出一种拘谨生硬的样子——一种自高自大的优越感，在听众心理上留下一个不大愉快的印象。这种情况表面要比实际严重得多；因为在私人交游中，没有人比塞缪尔·基德更平易近人了。
但是，奥康纳推行他的土地计划并不能一帆风顺。《快讯》、《劳埃德新闻》、《曼彻斯特观察家》、《诺丁汉信使报》和《诺丁汉日报》都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非国教徒》上刊登了该报给一个读者的复信，因为他曾来函征询编辑对土地计划的意见。编辑的答复是，他看不出这项计划的实用性；但他报纸的篇幅可供奥康纳的朋友发表意见，如果他们认为可以证明计划是切实可行的话。这一切被奥康纳称为对他的计划的指责，于是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一封约占十二栏篇幅的长信，对这些编辑痛加斥责。《快讯》编辑曾扬言要给奥康纳一顿鞭挞，奥康纳指名道姓地回答他说，“来罢，如果那样的话，我将抓住这个矮小的工贼牧师米阿尔的双腿，把你们一古脑儿抛到九霄云外。”但这些报刊继续把这位“平民的监护人”作为目标，猛烈地予以抨击。一周接着一周，炮火始终不止。《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刊登了一系列的通讯，作者署名为“犁田之人”，其实他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萨默维尔的退伍军人，几年前他遭受鞭笞一案，曾激起很多人的同情。他在一篇通信中，曾提到《北极星报》前任编辑霍布森，指出他多少是与土地计划有关的。霍布森在《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发表一篇辩白；其中还对奥康纳的品格是否正直进行攻击，并引用奥康纳本人的话来指控他“盗用公款达五百镑”。此外，他又指控奥康纳伪造帐册，使克利夫亏空两千镑，挪用土地股款，以肥私囊。据霍布森说，为了维持《北极星报》，奥康纳经常向他的办事员阿迪尔和他本人借款。奥康纳传唤霍布森去出席在曼彻斯特召开的一次公众集会。然而，霍布森不同意遵从这样一种法庭的裁决，建议在双方人士各占半数的听众面前同他会见。奥康纳对此表示不能同意，而且不论霍布森是否同意，他仍将召开公众集会。于是，集会就在科学会堂上举行了，这个会堂是一所可容三、四千人的大厦。会场被挤得密不通风，门外还站着几千人，由麦克道尔和韦斯特向他们发表讲话。这种法庭究竟怎样适宜于审理有关帐目的案件，从《北极星报》记者的指述中可见一斑：
“他在讲坛出现时，人们对他表示欢迎的盛况，非笔墨言语所能形容。那不仅是热情，而是疯狂，一种难以形容的狂热病。”
奥康纳向集会讲话时，凡足以激起听众仇视他的诽谤者、提高他本人声望的字句，都被他想到了；他向他们说，一位高尚人士（却未说出是谁）和一个孩子都可以给他作证，《观察家》报馆内部人员和筑路工人串通一气想暗杀他，这些话引起了群众一片喊叫声，大声怒骂，“哎哟，这帮该死的家伙！”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然而，我们决不相信），那么，对奥康纳过去给联盟所尽的力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公道的报答。他又说，“这帮恶棍，大口大口喝你们的血汗，细细咀嚼你们的肉，同时还吸你们婴儿的血，竟然以为我也会嚼碎他们的细骨头，舐光他们新鲜的血液，靠妇女们的苦难来享乐，靠工人们的辛劳以自肥。不会的，我宁愿枵腹就寝，也决不会让这样一顿晚餐使我梦寐不安；不仅如此，甚至会使我突然中风而亡。”奥康纳竭尽一切力量来测验公众对他的信任。他说：“现在我已把钱带来，准备偿还曼彻斯特每个股东。”（听众大声呼喊，“不要，我们不要偿还！”）“那么，好了，我会把钱全部花光。”（听众喊着，“花吧，花吧，欢迎之至！”）作为他谦虚厚道的一个实例，他又说，“据人们传说，女王到阿盖尔公爵家去访问时，把年幼的洛恩侯爵抱在怀里，亲昵地吻他一下，这个举动就被说成是她的品性中的美德。对啦，他（奥康纳）每天抱起四、五十个孩子，给他们擦鼻涕，紧紧地搂抱他们。他们是否会认为象他这样的人竟会把他们的食物抢走一小块，或者妨害他们的父母给予他们适当的教养，将他们培养成人呢？不会的，他决不是这样一种人：他爱怜这些孩子，同样也爱怜他们的母亲，决不忍心这样做。”奥康纳在这次拥挤的、情绪激昂的公众集会上讲话达三个多小时，讲话开始前，会场已挤得水泄不通，记者们必须钻窗户才能进去。他对霍布森和阿迪尔指控他的行为不端进行反驳，宣读据他说是多少年前他从阿迪尔那里收到的一些信件，指控霍布森有舞弊行为，却未作进一步的说明。他声称，《北极星报》在上述两人经营时期，每星期销数达四万三千份，但仍然入不敷出；他说，他愈来愈穷，而他们却愈来愈富了。他反驳他们指控他伪造帐目，揭发事实说，霍布森的薪给每年五百二十镑，这说明他致富的来由，阿迪尔每年可得一百镑。他把威廉·赖德请了出来，给他证明上述两人曾对奥康纳犯有舞弊行为。赖德被问为什么早不向奥康纳揭发。他的理由是——第一，因为不论什么事实也无法动摇奥康纳对两人的信任；第二，因为奥康纳从不喜欢听信一个雇员对另一雇员的怨言；第三，因为他是一个属员，可能被人认为他想取代他们的职位。但是奥康纳对他们的舞弊行为当然不需要间接的证据。象《北极星报》这样一个销数达四万三千份的报刊还不能自给，试问哪一个神智清醒的人会信以为真呢？奥康纳决不会这样天真，竟然相信那类事实；他说他从《北极星报》的利润中分文不取，上述两人反而连累他负债，关于这种说法，我们只能认为他又在大吹法螺。即使我们承认霍布森和阿迪尔果真是他所说的那种坏蛋，他们也决不会去干那些被人一眼看穿的坏事；而且即使干了的话，奥康纳也不会那么愚蠢地甘心忍受，竟让他的帐册照旧使用了七年之久，而不查问，也不另行雇人管帐。这类声明只会使集会上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们感到满意。霍布森对这件事的说法是，奥康纳时常挪用公款，而让他们去付帐。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真实性，我们可以用一个事实来推断，1839年，当奥康纳提议偿付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开支时，他向群众说，他们已给他提供了支付这项开销的财源。这笔财源从何而来，只有《北极星报》的利润。然而，如果他的行动果真象他本人所说的那么愚蠢，则没有一个公共团体会把大量基金付托给一个显然不适宜经管自己事务的人。但这次盛大的集会通过了对奥康纳表示信任的决议，为了证明这次表决出于诚意，当场就有一千镑土地股金送上台去交给他。霍布森的各项指控丝毫不能削弱群众对奥康纳的信任；没有等奥康纳说出一言半语的答辩，他们已把他宣告无罪了。他们来参加这次集会，不是为了充当公正的裁判，而是为了给他们所公认的凯旋英雄增加胜利的荣誉。这一点，奥康纳了如指掌，因此，他便以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自居，高视阔步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从曼彻斯特前往诺丁汉，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诺丁汉信使报》的编辑托姆·贝利被邀出席。和霍布森一样，贝利拒不接受邀请，理由是，在这样一个集会上，他不会得到公平的对待；他同样也提议在双方群众各占半数的听众面前同他会见，但奥康纳却不同意。后者当然获得了全胜。在这次公众集会后，《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刊登了霍布森的一封公开信，力图证明奥康纳创办《北极星报》以前的贫穷情况。奥康纳在自己的报刊上提出答辩，有些实例令人满意，有些却不尽然。为了表明他的一些答辩的真实性，他举出三个证人，并附有他们的姓名。这三人就是他的发行人麦高恩和他的两个编辑弗莱明和哈尼。关于上述公众集会，事实十分明显，任何人都没有丝毫的机会使集会的群众公正地听取他对奥康纳的指控，而他所受的待遇一定会和威廉·艾什顿在奥康纳访问巴恩斯利时所受到的一样。当艾什顿起立对奥康纳提出有关弗罗斯特事件的指控时，奥康纳的崇拜者使人们无法听到他的发言，这就是奥康纳经常所说的“大公无私的公众裁决”。 |
第七章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七章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泰勒医生在伯明翰被捕——洛维特和柯林斯被捕——格斯特和哈尼被捕——烧毁财物——奥布赖恩就伯明翰的暴动发表演说——群情激愤的集会——请愿书在下院——全国代表大会在伦敦复会——神圣月——迫害更加严重——纽卡斯尔大逮捕——约翰·法伊夫前一时期的演说——放弃神圣月——各地方的审判——泰勒医生和哈尼在北部——拟议中的新的代表大会
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述的，伯明翰的地方当局前个时期对斗牛场上举行的群众集会已经表示不满，现在，他们决心用武力来镇压这些集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当时固然还存在着某些古老的观念，认为英国人按宪法规定有权集会来诉说自己的疾苦，但是，如前所述，由于伯明翰有些官吏是宪章运动的叛徒，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些古老的观念。7月8日，群众照常在斗牛场上集会，一位工人走上讲坛宣读一份报纸。可是他开始不久，就有一队刚下火车的首都警察，在市长和另一名治安官的率领下，进入斗牛场，不问情由，便向群众不分清红皂白地发动袭击。即使最无防御力量的妇女儿童也逃不脱这批雇佣打手们的毒手。群众手无寸铁，因此，全无进行反击的准备。于是，一时之间，他们惊惶失措，向四面八方逃散；但他们的溃退只是暂时性的，他们随即重新集合，义愤填膺地向警察反击，这时就轮到警察狼狈逃窜了——其中有几名在搏斗中身受重伤，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被抬了出去。若不是泰勒医生来到现场，另外两名警察肯定会在群众复仇的情绪下丧命，泰勒医生以他的声望把他们从正在烧到他们头上的怒火中救了出来。
在这场对徒手群众所发动的残暴无理的袭击以后，市长在军队的保护下接着便宣读了暴动法，随后，警察再一次袭击群众，逮捕了几个人。然后军队在大街上进行搜查，派兵驻守通往斗牛场的各条通衢大道，实行封锁，禁止交通。
袭击是在上午9时发生的；10时半，格斗方才告终。但未隔多久，群众又集合起来，放声呐喊，开始高唱宪章运动的赞歌：“垮台吧，暴君们，垮台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在11至12时之间，突然爆发了一阵响亮的喊叫声：“霍洛韦！霍洛韦！”群众立即就向霍洛韦广场进发，在那里宣誓要对首都警察报仇雪恨，然后，向圣托马斯教堂进发，拆除那里的栅栏，当作武器。长达七十英尺的栏杆，包括全部砖石建筑在内，当即被拆除了，拆下的栅木改制成长约三英尺的武器。坚固的大铁门被拧倒，而铁门赖以转动的那座笨重柱脚也被扭离了原位，这证明即使赤手空拳的群众在不义行为的激怒下所具有的力量。他们有了上述武器以后，正重新奔向出事地点，中途遇见了泰勒医生和麦克道尔医生，他们两人好不容易才劝他们放下武器，打消原意。泰勒医生保护上述两名警察的性命以及说服群众放下武器的行动所得的报酬是在深夜2时遭到了非法逮捕，受到了所有芝麻绿豆官惯用的种种残暴手段的折磨。次日一早6时，治安官们就开庭讯问，很快就把泰勒医生连同其他十人送往沃里克监狱监禁，责令他缴纳一千镑方准保释，随时听候传讯。
当天9时，代表大会在金狮馆开会，头天晚上发生的事件当然成为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最后通过了下列决议，并决定将它在市内各处张贴公布：
“第一，大会认为，从伦敦派来的警察部队竟敢违反宪法，以血腥的手段对伯明翰群众施加了残酷、恶毒、不义的暴行，而授权他们施加这种暴行的人们，在野时曾对群众集会表示赞同，甚至亲自参加，但现在，由于从官方掠夺的财富中已分得一杯残羹，便力图把群众置于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屈辱地位。
“第二，伯明翰群众对于他们在斗牛场或其他地点集会的权利能作出最好的裁决；对于他们所受暴行究竟作何感想，也能自行决定；同时为了争取正义，对于他们究竟具有多大的人力物力，也最善于作出判断。
“第三，我们敬爱的同事泰勒医生突然横遭逮捕，再一次提供了有力证明，英国无正义之可言，它明确无疑地表明，在人民对他们所遵守的法律没有某种控制权以前，生命、自由或财产都是毫无保障的。”
上述决议通过时，大多数代表都在场，说句公道话，个个都愿签名负责；就在那时，洛维特以典型的骑士风度宣称，既然他们无法避免牺牲，而且只要一个人牺牲便已足够，那就由他一人签名好了。他签了名；柯林斯承担了决议的公布事宜。结果，这两位先生立即遭到逮捕。与此同时，群众继续在霍洛维广场集会，却被军警驱散。事态陷入僵局，一切呈现出阴森险恶的景象。泰勒医生在狱中遭到最严厉的对待。他的头发被剃得精光，受到了一般重犯所受的种种凌辱。
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伯明翰各处墙上张贴不久，洛维特和柯林斯就被提交审讯，他们所持的态度给他们为之战斗因而被捕的事业带来了光荣。当首席法官问他，决议是否由他命令公布的，洛维特毫不犹豫地答复说，“是的！”他的其他回话同样坦率，博得了法官合理的嘉许。洛维特有一句回话，博得了一切爱好自由和钦佩正直坦率行为的人们永不磨灭的赞扬。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警察队有几名弟兄被用武器打成了重伤？”洛维特回答说，“我听说有几个警察受了伤，不过，我认为，群众有充足的理由，用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抵抗这种专横血腥的势力，因为我相信，警察力量的建立侵犯了我们祖先所享有的宪法和自由权利；又因为，群众如果屈服于那些自命权威的人们一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义行动，他们最后可能被碾得粉碎，永无反抗的能力。”法官非常机灵地企图诱使柯林斯落入圈套，问他是否是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成员；柯林斯回答说，他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团体，只知道有个产业工人的全体大会。于是，又问他是否是这个全体大会的成员。他的回话也许是出乎意外的：“就是这个大会的成员，和芒茨先生同时当选的。”可鄙的芒茨当时正坐在法官席上哩！他在临走时留下一个字条，否认他曾接受代表的职务，或曾当过该大会的成员。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芒茨先生曾积极参加了运动——从未对他的当选表示异议，选举以后，还曾让他自己的大名被公布为全国捐款的保管人之一。不论洛维特或柯林斯，都不曾被套出一言半语，使第三者受到该案的株连；他们的行为给他们博得了宪章运动团体的热烈赞扬和大家的钦佩。
军队和警察仍然在街上巡逻，驱散民众，严重地打伤了许多与他们发生接触的群众。他们颁布戒严令，勒令公共场所一律在晚上8时停止营业。格斯特曾为代表大会印刷一篇有关建议群众采取最后措施的宣言，当他前往政府办公厅去保释泰勒医生时，遭到了逮捕。最后，由奥康纳和史密斯充当了泰勒医生的保人。在这次实际上是政府当局对群众进行的暴动中，被捕者共约八十人。星期二，乔治·朱利安·哈尼被押到伯明翰，他是昨天夜晚在诺森伯兰郡一个叫做贝德林顿的村庄被捕的。当他到达卡莱尔时，虽在深夜，消息仍传出去了；一大批群众围拢在他被拘禁的旅店门前，要求把他释放。哈尼竭力规劝他们不要干预，但毫无效果；结果，趁群众都在前门时，一辆马车被赶到旅店后门接走哈尼和军官，疾驰而去。逮捕哈尼的拘票是前些时候签发的。罪状是他曾发表了一篇危害治安的演说，而这篇演说恰恰是他所发表的最稳健的一篇。
露天大会既然遭到禁止，群众申请借用市政厅又被拒绝，他们就再往霍洛韦广场集会。军队出来干涉，群众开始向他们抛掷石子。他们曾接到实弹戒备的命令；但是援军开来，避免了开火——许多群众当场被逮捕。军队继续在街上巡逻，驱赶群众。群众遭到警察袭击时，正在圣马丁巷内，警察命令居民紧闭门户，不让群众进去躲避。许多人在野蛮的追击下身受重伤。事态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15日，星期一，受尽欺凌的群众胸中郁积的愤慨情绪终于猛烈地爆发出来了。8时左右，拥挤的人群开始在斗牛场上集合，警察出动，想要驱散他们。群众一见这支部队，情绪只会变得格外激愤。9时，人群中发出了呐喊声：“熄灭煤气！”接着，是一场大混乱。警察无法控制局势。某些店主是群众素来厌恶的，群众就把伯恩杂货店付之一炬。接着，羽毛褥垫被套商莱格特的店房也起火。班克斯的药店、达金和纳登合营的杂货店以及霍顿的银匠铺也相继被焚。雪山上的火势同样猛烈。群众在铤而走险时是放手大干的。他们闯进各家店铺——把里面的货物搬了一空——带到斗牛场，投入能销熔一切的大火之中，不准一辆救火车驶近现场。士兵们在斗牛场上占领据点，而市镇上不同地区立刻又发现了四处火警。
在这场雨暴风狂的过程中，群众表现出值得学习的无私精神。即便最贵重的货物也没有引起他们片刻的贪心。他们甚至把霍顿店铺里一个精美的大银盘踩在脚下，表明不论他们如何寻衅闹事，目的却不在于趁火打劫。他们是同统治阶级战斗，不屑享受习常惯见的战利权。他们之所以孤注一掷，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身上的瘕疵应归咎于他们的压迫者，而他们的优良品德则是他们自己的本质。群众集会继续举行，参加者成群结队地蜂拥而至。商业停顿了，大多数上层社会人士离开市镇，远走高飞了；甚至那位英雄的市长也吓得逃之夭夭了。有几个人因参与纵火焚毁店铺而被捕，并被提交即将到来的巡回法庭审讯。
伯明翰官员的行动激起了全国各地的宪章运动者的愤怒。星期日晚上，消息传到纽卡斯尔，该市讲堂里便立即召开了公众集会，人们济济一堂，挤得连气也喘不过来。詹姆斯·艾尔担任主席。布朗蒂尔·奥布赖恩恰好在镇上，他在一片沸腾的欢呼中被介绍给集会群众。他从《太阳报》上宣读了一篇记载当时情况的报道，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奥布赖恩说：
“七年前，他早已看出，中产阶级宁使群众流血也不愿给予他们权利。他曾劝工人阶级自行组织鼓动委员会，因为他知道政府当局很想暂停实行陪审制。他曾劝人民群众武装到牙齿，来打倒那些只把雇佣杀人犯的暴力作为靠山的暴君们。如果政府与他们能讲道理，他们可以使整个事件和平解决；但如果群众的和平集会遭到驱散，那么，想要群众在集会时不作自卫的准备，那真是自欺欺人。这些政府爪牙袭击了群众，制造了骚乱；如果英国还有法律或正义可言，那么，坐牢的应当是这些恶棍，而不是和平的群众。但今天在英国，除了企图用暴力来统治国家的那七十万依靠地租、利润和利息为生的人以外，根本无法律可言。他说，不要再向他提起什么女王、内阁或下院了；他们都不过是那七十万垄断者的傀儡，他痛斥这些垄断者是暗害人民的阴谋家。”（这时候，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对奥布赖恩的言论表示抗议。）奥布赖恩说，“如果那位先生不抵制人民的要求，那么，他就决不会被包括在上述指责以内；但如果他拒不给予人民权利，而将权利据为己有，那么，他〔奥布赖恩〕就称他为阴谋家，因为这是他的恰当称号。他〔奥布赖恩〕不把每个中产阶级人士都称为阴谋家，除非那个人阴谋剥夺他的正当权利。如果没有市政当局的支持，任何一支武装部队都不能在一个自治城市中采取行动。伯明翰的长官们向约翰·拉塞尔勋爵表示过他们不需要军警吗？没有；因为如果有这种表示的话，约翰·拉塞尔勋爵决不敢朝着镇压公众集会的方向前进一步。如果群众在纽卡斯尔流了血，不要让他们去冲击军队。不要那样做；让他们冲向下令出动军队的市政机关。如果人民群众在和平行使他们的集会权利时流血了，好吧，那就让市政当局以生命财产来抵偿吧。只有使用那种方法，他们才能从专制政治下解放出来。泰晤士河两岸的这类暴君为数可不少哩。在所有榨取人民血汗而致巨富的人们中间，随时随地可以发现暴君；只要那些篡夺了政府权力的选举人依然使人民把自己的力量用在应付军警方面，人民就永远不能安享和平；所以应让他们要求那些人以生命财产来负全责——他又重复了一遍，让那些人来负全责。他们的计划是，在法律的保护下，聚积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为强大的力量；一旦地方当局企图破坏法律，那么，如果他们再要举行集会的话，就必须等到他们手中握着武器的时候，以便保卫女王，保卫宪法，而最重要的是，保卫英国人的权利，因为女王和宪法都是为了保卫这种权利而存在的。”
在发表这滔滔不绝的长篇演说过程中，奥布赖恩博得了一阵阵惊人的欢呼。梅森、托马森、德维尔、科伯恩先生等人也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科伯恩说：
“如果政府当局抵制人民，企图镇压人民合乎宪法的集会，那么，人民就一定会用暴力来反抗政府。他从未看到过人民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作的任何努力没有遭到压迫者的暴力镇压的事例。现行制度是依靠暴力维持的。不然，为什么要维持一支常备军、一支违反宪法的武装警察部队呢？如果人民现在不及时努力，立即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要不了多久，他们的最后一点权利也将丧失殆尽。他劝民众武装起来，却不劝他们流血，因为只要人民全部武装起来了，政府就不敢再同他们对垒了。辉格党用暴力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贵族们要不是担心他们的家产，是决不会同意修正法案的。谁希望和平而厌恶流血，谁就必须现在准备应战，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奥布赖恩向集会群众呼吁，凡愿在代表大会成员遭到逮捕时参加罢工的人们举起手来，全体群众一致举手，发出了热烈的欢呼。于是，下列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
“第一，政府和地方当局由于企图驱散为了诉说严重疾苦而举行和平集会的伯明翰群众，因而犯下了反对女王和宪法的重大叛逆罪。
“第二，倘若政府坚持用暴力驱散符合宪法规定的公众集会，纽卡斯尔人民决心依靠对上帝的信念，并根据我们的权利和宪法，用合乎宪法的反抗来对付非法的暴力。”
在森德兰，在通知发出后几个小时，该郡各地的群众两万多人到达了该镇的猎场，他们对政府和伯明翰地方当局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恨。格拉斯哥人民表现出同样的愤慨情绪。来自全国各地的决议书，真象潮水一般涌到《北极星报》和其他民主报刊的编辑部。北安普敦通过的一项决议使人们能够对上述事件所激起的情绪获得一个概念。
“本会议愿向自命爱好自由的辉格党政府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坚持用暴力来镇压目前人民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所进行的鼓动工作，他们〔政府〕应对一切后果负责，甚至包括这种严重的后果：苦难的人民因感到身受种种不公道的待遇而苦恼，终于在半夜将他们的破屋付之一炬，而烈火无情，势必蔓延到周围的一切，结果富人的邸宅和穷人的茅舍一同化为灰烬，只留下一片荒凉的废墟。”
主席宣读这项决议时，其效果是惊心动魄的。一瞬间，群众都楞住了。再一瞬间，每只手举起来。紧接着是一阵沸腾的欢呼。这就是英国民主主义者在上述令人激动的日子里表示赞同的许多决议中的一个实例。
在人心浮动的地区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最高峰时，阿特伍德先生和菲尔登先生在议会里也没有闲着。6月14日，阿特伍德呈递了请愿书。签名者没有达到预料的两百万或三百万，而是一百二十八万。这一次，下院对公众表示了破格的重视，开放旁听席，准许来宾入场；阿特伍德非但获准陈述请愿书的目的，而且还可以发表比较详尽的辩护演说——这是一种违反下院议事规则的做法。G．H．史密斯对此表示异议，但他的反对意见被议长驳回了。菲尔登同样获准向下院讲话。根据阿特伍德的动议，请愿书准予付印；然后他声明说，他将尽早地提出动议，请下院组织委员会来研究请愿书的恳切要求。这项手续完成以后，请愿书便由十二位议员捧走，将遭到一切要求实行真正改革的请愿书的同样命运。
于是，在7月12日，阿特伍德在一篇非常有力的演说中提出了他的动议。他向下院说明，他曾亲自参与请愿书的起草工作，所持的理由是，二十多年以来，他坚决认为英国人民始终没有得到符合通常的正义原则或通常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待遇。他提到1816年、1819年和1825年历次呈递的请愿书，当时，人民由于政府金融措施的影响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表明人民的申诉如何遭到了漠视，而他们〔下院诸公〕却决不会有饥寒之虞。他批驳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为了实现宪章而进行的鼓动工作是闹派性的煽动家们一手制造的，他认为如果公正地对待英国人民，他们必然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知足的人民，而决不会对人类有丝毫不义的行为。然而，他认为议会中的贵族和上层人士并不了解人民的实际状况和贫苦生活，因此他们是在闭着眼睛立法。他说，他们在1829年开始鼓动工作，其结果是1832年通过了修正法案；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来说，这项法案已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同时还导致了许多危害人民利益的措施。人民一直等到了1837年，那时他的正直的同胞们再次要求他〔阿特伍德〕给予一臂之助，他便答应了这项请求。三个代表团曾先后晋谒梅尔本勋爵，要求保证人民有依靠自己劳动谋生之道。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伯明翰人民不是全体英国人民。他向梅尔本勋爵指出纠正时弊的办法，但勋爵回答说，下院不愿考虑这种办法，于是他又向这位尊贵的勋爵说，他们将改组下院。他从来不是一个鼓动家，但为了测验民意起见，曾在1837年前往格拉斯哥，发现当地人民的情绪非常热烈；因此他说，“现在我们可以证明，伯明翰人民不是孤立的。”他知道，普选产生的下院可能会走向不同的极端；但他相信，英国人民宁愿忍受一切危险和苦难，而不愿屈从于二十年来一贯地侵害全国人民的勤劳、自尊和安全的残酷凶狠的做法。他所要求的只是人民能依靠自己的正当劳力来维持生活的权利。他早已说过，一百二十八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签名者是工人阶级中有书写能力的优秀分子，而不是所谓流氓、盗贼或声名狼藉的歹徒——这是当时对企图改变法律的人们的时髦称呼。一百多万人发出了这种怨言，这就表明立法工作确有毛病；因为很难设想一百万具有书写能力的人会在一份臭名昭著、满纸谎言的文件上签名。在他看来，英国整个重商主义制度是一个可耻的大骗局。最近六个月内，一家银行因利物浦有两户商号宣告破产，每户损失达二十万镑而招致了很大的亏损。议会诸公在给他答复时，会提到国家拥有大量财富——提到他们壮观的工厂和每天兴起的无数新商号；但这全是虚假的现象。重商集团中的个别成员尽管可以炫耀自己的繁荣，但也只是为了掩盖他们致命的隐患罢了。一个制造商把两、三万镑资金投入一项企业，在两、三年期间不能获得丝毫利润，这时如果他企图摆脱困境，抽回资金，他必然会破产。如果他维持现状，他也必然破产；不论前进或设法后退，他都同样无法避免破产的命运。由此可见，全国五分之四的制造商和贸易商的状况就象他所描述的那样虚假。请愿人企图为这种状况寻求一个补救办法，并充分相信补救办法只有实行普选。请愿人声称，按目前组织所成立的下院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的疾苦。他们认为豺狼不能代表羔羊——鹰隼不能代表鸽子——富人也不能代表穷人的要求。全国现有二千万人民，除非在宪法方面来实行某种重大的改革，否则他们不会感到满意。倘若不作出让步，采取这样的措施，议会诸公姑且相信，人民是决不会就此罢休的。他有责任向下院表明他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人民不会继续屈服于现状，而且任何军队也无法迫使他们屈服。他要象伯克那样说，一旦改革成为普遍的愿望，改革本身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当一座社会火山正在他们脚下爆发时，议会诸公还能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吗？阿特伍德把请愿书各点宣读完毕，表示热烈支持，认为应予核准。他确信将来必有予以核准的一天。他反对采取合法手段以外的任何方式来取得这种结果，他从未提倡任何其他方式；如果进行调解的一切尝试不能奏效，而人们的心情变得那么激动，那么坚决，以致事态发展的结局不是聚众滋扰，而是一场革命，那就不应当归咎于他了。
菲尔登表示附议。
约翰·拉塞尔勋爵接着发言，赞扬阿特伍德的和平意愿，但对宪章派的许多演说家所发表的演说表示不满，据他宣称，他们的言论暴戾荒谬，甚至连法国大革命最激烈时期的演说也望尘莫及。他表示他的意见，认为普选无法保证永久的繁荣，而且也无法使全国避免动荡不安，而这种动荡不安在全国工商业中是很容易发生的。他举美国的情况来证明他的主张，他说美国人民比较容易获得土地（他承认这是他们改善自己生活的一个途径），而且美国还有大量信用货币，并扩大钞票的发行额。但拉塞尔勋爵对于究竟什么是以实际财富为基础的健全可靠的纸币，什么是全无保证金的不可靠纸币，却忘记加以区别。其次，他认为请愿书上签名人数不值得重视，据他说卡特赖特少校曾经一度为他的请愿书征集了三百万人的签名。他认为国内七十万享有选举权的人比请愿人更有代表性，请愿人只有一百二十八万，他们的意见不是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他相信，请愿人的呼吁倘若予以核准，则大多数人民必将感到震惊。好一位高贵的笨伯！成年男子的人数既然在五、六百万之间，而请愿人仅仅略多于一百二十五万，那么又有什么震惊的必要呢？请愿人吁请选举权应当普及到全体人民；结果按照约翰勋爵的说法，大多数人民将因自己比请愿人享有更多的权力而感到震惊。勋爵提到储蓄银行的存款日见增多，借以证明人民的富裕，却忘记了主要存户是中产阶级、贵族的仆从们和利润优厚的行业中人士——因此，无论如何，这决不是测验群众生活的标准；而且他还忘记了，正象存款增多一样，全国人口也增多了。然后他竟断言，请愿人是想平分财产；他提出这个吓人的怪论以后，接着又指出，如果平分财产的话，将造成可悲的后果，事实上他知道请愿人从未有过这种愿望，更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他表示相信，君主政体和世袭贵族制决不可能与普选同时并存。然后，他又称赞人民一般都是通情达理的，不会被公众领袖引入歧途，而且他确信这些领袖的伎俩不久便将宣告破产。
迪斯累利追溯宪章的起源是由于人民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尤其因为会议通过了新济贫法。
休姆对人民的怨言表示不满，他指出，宪章运动者所追求的目标正是从前里奇蒙公爵、皮特先生、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和其他身居高位者所追求的。他又引用约翰·拉塞尔勋爵和格雷伯爵的演说，表示赞同他们的观点。
奥康纳尔发表了演说，谩骂宪章运动者，指责他们由于提到使用暴力而犯了叛逆罪，虽然他先前曾劝告人民准备一份请愿书，征集了五十万人在上面签名；人们在请愿书中自称是富有战斗意志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要求在议会选举中不享有选举权的人们遵守法律，是不公道的。
沃利斯赞同户主选举权、投票选举和议员支薪制。他表示将支持这样的议案。
约翰逊将军支持这个动议，斥责下院多数议员否认工人阶级有任何权利。他赞同普选和投票选举。
维利埃斯认为，请愿人所述下院应予改组一节，是有相当理由的。他不理解下院能根据什么适当的理由拒不考虑这份由广大群众签署的请愿书。
奥斯瓦德认为，如果任命一个委员会，其结果只会使请愿书中的首要原则——普选权——遭到否决。他认为，如果他参加这个委员会，那就铸成了大错。
沃伯顿虽不完全同意请愿人的意见，却赞同组织一个委员会。如果他认为更广泛的代表制会促使人们尽力解决国债问题，那么，他就要首先起来反对这种代表制；但他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
韦克利说，那位尊贵的勋爵曾提到埃克塞特的各家储蓄银行的存款。这些存款不可能是该郡劳动人民从每周通常领得的六、七先令工资中节省出来的，而必然是另一个阶级的人储蓄下来的。首都附近的农业人口，生活穷苦达到极点，农工们躺在茅棚、谷仓和边厢的小屋中。（一位议员插话说——他们是收割季节的雇工呀！）他〔韦克利〕知道他们是收割工；但他们在炎炎烈日下终日辛劳，汗流浃背，除谷仓茅棚外，再没有任何栖身之所，除破衣烂衫外，再没有任何蔽体之物，难道农工们的生活就应当是这样的吗？他想使人民知道，他们毫无机会使下院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要对他们说，不要浪费精力再向这个下院呈递请愿书了。不要浪费光阴，向那些始终不愿倾听你们意见的人呈递请愿书了。如果他是在户外向他们讲话，那么他就会对他们说，建立你们的联合会，诉说你们的疾苦，表明你们的需要，同邻居们结成朋友，而不要与他们为敌。设法利用经常性的讨论去博取并促进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好感。同他们进行合作，一同提出一项最后能对这个议会产生影响的要求。但就目前下院的组织情况而言，他们向它提出请愿书无异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顽石提起申诉。
斯莱尼、A．怀特、福克斯·莫尔、T．艾克兰先生和J．Y．布勒爵士反对动议。
斯科菲尔德起立，向下院致词，但请付表决的呼声十分喧嚣频繁，人们好不容易才能听到他的几句话。他说，他主张继续对公共债权人保守信用，不赞成平分财产。他赞同实行一种财产税，使贫富阶级比较平均地负担税收。
阿特伍德在答复中对约翰·拉塞尔勋爵有关储蓄银行存款的论点提出异议；他说，存款总额是二千二百万镑，其中只有二百万镑是二十镑以下的小额储蓄。其余都是家道小康和大部分可称为殷实富户的存款——这些人的存款额高达二百镑，许多人还超过此数——这样，他们从存款方面所得的收益比投资在其他有证债券方面的收益要大得多。
于是，议会举行了表决，当时在代表集体智慧的全体议员中赞成动议的，共有四十八人，其中包括检票员。投票反对的有二百三十七人；结果以超过对方一百八十九票的多数，拒绝考虑一百二十八万同胞的申诉。上述票数尚未包括缺席议员在内，他们如果出席，几乎无例外地会同上述多数采取一致行动。赞成动议的议员中，许多曾是激进派领袖，具有演说才能，却默不作声地投了一票，敷衍塞责；其中有莫尔斯沃斯爵士、D．W．哈维、J．T．利德和W．威廉斯——这证明了人民所指望的从议会激进派方面能获得的支持是多么微不足道。约翰·拉塞尔勋爵的演说是一连篇自相矛盾的胡言乱语，即便出于一个低能学生之口，也是丢脸的；至于他对人民表示多少同情，无须赘言，只要看一看他用尽心机，否定民间疾苦的存在，也就够了，而实际上这种疾苦无时无刻不使成千上万的人痛心疾首。约翰勋爵的言论甚至比上述那个可怜的人类怪物在沃克利谈到农业劳工的贫苦生活时的插话更有侮辱性，插话是：“他们是收割季节的雇工呀！”好象收割工不配享受普通的生活必需品，只注定要为地主和雇主们积聚财富而断送他们的一生似的。总的说来，对人民权利的漠不关心，对他们生活情况的无关痛痒，再没有比下院在上述事件中所表现的态度更彻底的了；下院这种全无心肝的行为只会证实一种早已广泛流传的意见，即除了流血革命以外，再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使人民从压迫者手里夺取他们的权利了。
7月10日，星期三，代表大会根据先前在伯明翰通过的动议，在舰队街靶子场的约翰逊酒楼复会。即便事前没有规定那天开会，会址的迁移也是势所必然的；因为政府当局采取的恐怖手段十分可怕，他们简直找不到一个可以举行会议的场所。在第一次伦敦会议上，卡多动议放弃议事规则，以便立即讨论神圣月问题，尼索姆附议，但因弗莱彻医生坚决反对，该项动议未经表决即被撤销。于是经卡彭特和卡多先生的动议，并经赫瑟林登、尼索姆、伍德豪斯和伯恩斯先生的坚决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下列决议：
“本大会以无比愤怒的心情读到内政大臣据说于昨晚在下院发表的声明，声明谈到，在全国各地使用首都警察去镇压群众以和平方式举行的公众集会，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合宜的。此外，该大臣对于那个违反宪法、人所唾弃的部队中一部分爪牙对伯明翰人民进行的血腥残暴的袭击竟感到满意。本大会认为，不论何时何地，人们为了正当和合法的目的，并在不发生暴动或骚乱的情况下举行集会时，只要遭到警察或其他部队的袭击，他们根据法律和自卫原则，有充足的理由使用暴力还击暴力，甚至把那些残暴地侵袭他们权利和人身的人置于死地。”
7月13日，阿特伍德的动议既然已被否决，代表大会便开始讨论神圣月问题。出席者寥寥可数，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代表分散在各地，洛厄里说，指望从下院获得任何结果，纯属空想。比利时和美国直到自己起来斗争，才获得了自由，我国人民的情况也必然如此。他曾到过苏格兰、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群众的意见是，神圣月的开始日期最好在小麦成熟、马铃薯登场以后。他同意这种意见，特提出下列决议案：
“下院既然已拒绝组成委员会来讨论全国请愿书的呼吁，所以，指望从该院获得解除人民疾苦的办法，是完全徒劳的。因此，全国宪章代表大会认为，在8月12日以后，人民应当停止工作，除非保证他们享有选举议员之权，从而保护他们的劳动。”
一位大会代表正准备在会上发言，突然从阿特伍德和菲尔登先生那里传来了消息，要求代表大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下院。于是，大会任命的代表团前去拜访上述两位议员先生，请教他们，现在宪章运动者应当做些什么？他们建议呈递更多的请愿书，因为在议会辩论中，反对动议的议员们否认已经呈递的请愿书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请愿书。阿特伍德认为，宪章运动者应当在全国各个教区动员人们呈递请愿书。代表团回答说，他们决不再请愿了，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做法不起效果。在代表团向大会报告后，大会又宣读了泰勒医生的来信，说在工业区举办神圣月的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着。迪根和莫伊尔先生提议，对于规定神圣月的日期应持慎重态度——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初延期到星期一，后又延期到星期二，洛厄里关于全国休假应自8月12日开始的动议是在那天被通过的。
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由于通过上述动议的人数很少，开展神圣月的问题又提出讨论了。奥布赖恩曾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多次公众集会上讲了话，并向各地区的领导人物仔细询问了人民群众的准备情况；询问结果，他怀疑在许多重要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所通过的动议是否适当；他根据这种看法，便在7月16日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补充理由，以期采纳。决议案的内容为：
“大会虽仍然一致认为，只有全国实行总罢工或停止劳动才足以使产业工人阶级恢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但我们却不能负责指定罢工的时间或有关的细节，因为我们自信无此能力，原因如下：
“第一，我们的人数由于大部分代表变节、缺席和横遭逮捕而大大地减少。
“第二，在现有的代表中，关于在工业区各行业的目前情况下实行总罢工是否可行，普遍存在着分歧意见。
“第三，在会外的选民和一般工人阶级中间，看来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意见。
“第四，在这种情况下，本大会难以肯定，它发出关于实行总休假的命令是否会得到普遍的响应，或者说，罢工是否会遭到失败。
“第五，我们一方面固然坚决相信，全面罢工将会证明全国人民得到拯救，但另一方面也同样相信，局部罢工只会使参与其事的各有关方面遭受最酷烈的困苦和折磨，而在目前群众的愤慨情绪下，大有造成混乱纷扰的可能。
“第六，与人民安危与共固然是本大会的职责所在，但不论为己为人，制造不必要的危险都决不是它应尽的责任。为己制造危险是件蠢事，为人制造危险则是罪行。
“第七，我们相信，只有人民自己才有资格判断他们是否有罢工的权利和意愿，他们的人力物力是否足以应付这一事件所带来的紧急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重行考虑本月16日的表决，并以一篇宣言来代替这项表决，让人民自行决定是否应当在8月12日开始神圣月，同时向他们说明所以采取这一步骤的理由，并向他们保证，在他们认为有利于他们的安全和解放的一切必要措施中，本大会将与之合作。”
皮特基思利附议。
奥康纳提议对上述决议案进行修正，詹姆斯·泰勒附议。修正案如下：
“指示大会秘书立即用通信和公告方式，敦促代表大会的每一位代表前来参加7月31日星期三的会议，以便商讨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来推行为实现普选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并提醒各代表，莅会时务必带来选民的意见。”
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看来许多代表没有得到任何亲密友谊的鼓舞。奥康纳在演说中对休假问题既表示赞同，又表示反对，弗莱彻医生听了表示意见说，他弄不明白这篇讲话的用意何在。奥康纳显然是反对神圣月的，但又不敢面对支持这个决议的人的非难。奥布赖恩的决议终于以六票多数获得通过——十二票赞同，六票反对，七票弃权。上述专门委员会被扩大为五人，成员是奥康纳、奥布赖恩、弗莱彻、洛厄里和尼索姆。代表大会所采取的途径是他们力所能及的最明智的途径，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作证明——对奥布赖恩的动议投赞成票的是：敦提的伯恩斯，布尔顿的卡彭特，伦敦的赫瑟林顿，达勒姆的诺克斯，约克郡的奥康纳，伦敦、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等地的奥布赖恩，约克郡的皮特基思利，莱斯特、德比和拉夫巴勒的斯马特和斯基文顿，罗奇代尔的泰勒，诺丁汉的伍德豪斯和伦敦的克利夫。投反对票的是：诺森伯兰的洛厄里，巴恩的米林，普雷斯顿的马斯登，布里斯托尔的尼索姆，布赖顿的奥斯本和谢菲尔德的沃尔斯通霍姆。由此可以看出，多数票所代表的是大部分人烟稠密的地区。不错，多数票的代表中有一部分人以前曾投票赞成过休假；但他们对奥布赖恩动议的给予支持，事实上也就证明了他们对实行休假是否合适是有怀疑的。关于布里斯托尔，当时正在该城镇的弗罗斯特寄来了一封信，说明他相信当地的群众是不愿罢工的。他还说，威尔士的群众还没有作好准备。在巴思实行罢工不会起什么效果，因为那个城市没有什么工商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贵族和士绅，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迁往他处；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布赖顿。普雷斯顿的民主主义者对宪章运动事业虽很热心，人数却相当有限。彼得·布西虽然是首先提倡罢工的，现已深信它实行不了。克雷格曾在有关休假的决议上签过名，现在却声明这是代表大会的自杀政策，辞职不干了。邓弗里斯的代表邓肯表示反对罢工。赞同罢工的弗赖彻医生声称，有利于罢工的迹象决不能令人满意。理查森从曼彻斯特来信谈了群众尚无准备的情况，他的同事迪安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激动得快要发疯的人或者吃里爬外的叛徒以外，有谁还会继续主张休假呢？不过话虽如此，人们往往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致有些人坚持原议，好象仍然抱着不会实现的希望，让自己相信他们就是全国人民，至少是全国人民的代表。幸运的是，他们的一切努力终成泡影，不然的话，一部分国土必将被最优质的血液——正义与自由的最忠实、最热心的信徒们的血液所淹没；而且这样做并不会给宪章事业带来一星半点的益处。
伯明翰事件在继续引起群众的强烈愤慨情绪，尤其在英格兰北部。在纽卡斯尔的讲堂里举行了集会以后，每天都在露天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星期一，两支乐队来自温拉顿和斯沃韦尔，后面跟着广大的群众，他们前往福思湾，那里已挤满了一大群无比愤慨的群众。关于泰勒和哈尼两位代表被捕的消息一宣布，就更使人民怒火万丈，他们对这个问题通过了强硬的决议。主席赫伯恩要求他们停止欢呼，但群众却报以响彻云霄的呐喊。在这一星期内，场面同样热烈的群众集会继续举行，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前来参加。下星期日，大雨如注；尽管天气恶劣，一支乐队一路奏着国歌乐曲，几千人不顾滂沱大雨聚集在福思湾。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集会继续举行，由艾尔、查尔顿、科伯恩、伯恩等人发表讲话；其中有些人宣读了各报有关国内状况的报道。7月22日星期一，消息传来，威廉斯和宾斯以危害治安罪在森德兰被捕；结果是，第二天晚上在福思湾又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规模与先前任何一次相同，在会上，关于慰问受迫害者的决议，以及表示这次集会坚决参加神圣月的决议等等均获得一致通过。但是，与此同时，纽卡斯尔的地方当局正摹仿他们的伯明翰同事的做法，准备针对公众享有的集会权给予打击。巡回法庭开庭时，大陪审团不经事先通知，竟认为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威廉·托马森、约翰·梅森、詹姆斯·艾尔和托马斯·德维尔7月7日在讲堂上发表的演说，已构成罪状，因而提起公诉，于是这几位先生立即被捕。另外又发出公告，严禁公众集会，而民主主义者却针锋相对，向市长约翰·法伊夫先生呈递申请书，要求他召开公众集会，向女王呼吁，反对扩充常备军和建立农村警察队，这两个方案正在议会中进行讨论。到了最后一刻，市长拒绝召开集会，于是申请人就在福思湾自行召集。星期日，在人们举行礼拜仪式时，宪章运动者一起闯进圣尼古拉斯教堂，把它挤得水泄不通，使经常参加礼拜的人们大为不安。福思湾的集会胜利结束，秩序井然，十分得体；但正当群众分头散去时，市长率领着特警、普通警察和军队来到现场，引起了一片响亮的叱责声。这支武装部队抢走了一些旗帜，粗暴地对待一些群众，令人发指。徒手的人尽力克制自己；手边虽有很多抛掷的东西，却很少加以利用。这一次袭击发生在黄昏以后，因此纽卡斯尔之所以没有陷入与伯明翰类似的境地，决不是由于地方当局的审慎行事。这个叛徒市长由于在这一事件中出了力而被封为爵士，享有这个未必光彩的尊称。我们称他叛徒，是因为此人先前为了提倡公众的集会权曾经唱过最响亮的高调，不过那时他是为中产阶级的目标效劳罢了。为了对法伊夫市长表示公道起见，我们不妨在这里插入一两个表明他以前辩才的实例。1832年5月13日，在纽卡斯尔的广场上曾经举行过一次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当时，由于国王拒绝为通过修正法案而增封贵族，格雷伯爵引咎辞职，举行集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法伊夫是演讲人之一，他借此机会提到了福克斯一篇有关《1795年危害治安法》的演说。“在辩论中，他〔福克斯〕说‘贵族院和下院可以通过这些法案，甚至可以获得国王的批准，但它仍然不合宪法，不顺舆情，因此对它表示服从已不再成为道义上的责任，而起义本身才是正当的行为’。后来有一次，皮特要求他作解释，他只是把这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并且说，‘我愿为这些原则而生，也愿为这些原则而死’。”法伊夫说，“这里是广大的群众；难道有人不愿和我一起举起右手，一起重复这句话——我愿为这些原则而生，也愿为这些原则而死吗？”这样一呼吁，广大群众举起手来，重复这句誓言；紧接着，这些群众又举起手来，每只手握着一根橡树苗。上述情景持续了几分钟之久，然后法伊夫接着说，“我知道许多同胞已经置备了武装，此外，还有许多同胞也正在武装，我们国家每个人都有武装自己的充分权利，和伦敦德里侯爵享有的权利不相上下；我认为这个集会上最无头脑、最无心眼的人也同样会适当地使用这些武装。然而，我要求你们牢牢记住，诉诸暴力是最后一着，也是最下一着。在我们国家与革命这两者之间，仍然还有一个下院。只要下院证明自己还代表着全国的利益，人民就可以不经过骚乱、不经过流血而获得他们的权利。因此，让我们齐声高呼——议会特权万岁！议会特权万岁！但是，牢牢记住，直到这个呼声受到蔑视——直到议会的特权不再存在，或者严重地受到侵害，直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本人才会大声疾呼，‘以色列人呀，快到棚里去吧！’”
1833年5月27日，法伊夫在市镇猎场上举行的公众集会上说：
“你们的队伍已把一切胆小如鼠、自私自利、半真半假的辉格党人清除出去了，前几次他们曾使我们的人数显得过多，虽然他们只不过是辉格党贵族们的走狗罢了。少了他们，你们反而更加强大了；今天你们的群众没有一个不是最优秀的分子。五十万正直的人士为了实现修正法案，宁愿牺牲生命，如果托利党能够依仗军队对它唯命是从，那么，为了保持它自己的优势地位，它就必将使这个不幸的国家陷于内战的流血和恐怖中。军队是同情他们同胞的。我们英勇的士兵不会听命于好恶的贵族，把刺刀指向他们的父老兄弟。贵族拥有广袤的土地、壮丽的城堡和无上的特权；难道他们还不能满足吗？难道他们忘记了法国贵族的下场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法国贵族当初只要给予人民起码的公正待遇，就可以免于毁灭的命运吗？他们既然珍视特权，想要保持他们的财产，重视他们本身的生存，那么，我就要警告他们，必须放松他们对人民权利和财产的控制，而不要错过时机，以免人民起来报复，使这种控制陷于瘫痪状态。”
这就是前一时期的法伊夫先生的情况，而现在他却用棍打市民，用刀砍市民，只因为他们举行和平集会，只因为他们愤怒地抗议一种比修正法案以前任何专制政治更为凶恶的暴政——即专横霸道的秘密警察制度，而操纵者则是法伊夫那样的欺世盗名的小官僚，及其寡廉鲜耻、忘恩负义的党羽。
第二天，《北方解放者》的印刷工人约翰·贝尔因印刷了一篇致中产阶级的宣言而遭逮捕；星期五，八个人由于福思湾事件被传讯，并提交巡回法庭审判。见证人承认，在袭击群众以前，并未宣读暴动法。
国内其他各地的情况并不比纽卡斯尔幸运多少。在斯托克波特，詹姆斯·米切尔、查尔斯·戴维斯、约翰·赖特、詹姆斯·布里顿、艾萨克·阿米塔奇、科尼利厄斯·阿米塔奇、乔治·布拉什沃思、小艾萨克·阿米塔奇、戴维·罗伯茨和蒂莫西·希金斯因拥有武器被捕；更深人静时，警察闯进了他们的家，凶暴达于极点；毁坏贵重物品，强抢书信笔据，做出许多极其无聊的恶意动作，虽然没有人对他们采取丝毫的暴力行动。
在蒙哥马利郡的巡回法庭上，有四十人受审，被控犯了操练、演习以及暴动等罪，结果被判处流放或监禁等不同徒刑。在兰尼德洛斯，宪章运动者在群众骚动期间声势十分浩大，以致治安官们将维持全镇治安的工作委托给他们，并吁请他们尽力保护生命财产。在长达十五天期间，他们十分忠实地履行了这项任务。巡回法庭对代表大会代表查尔斯·琼斯当庭签发拘票，悬赏将他缉拿归案；他终未就逮，但他身患肺病，由于处境艰苦而加剧，不久便与世长辞了。
沃里克巡回法庭对洛维特和科林斯进行了审讯。洛维特自行辩护，对政府当局进行了有力的揭发。他英勇地坚持公众的集会权，并援引了许多权威以及包括约翰·拉塞尔勋爵在内的其他人士的话来作佐证。不言而喻，两个被告都被判有罪——几乎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两位陪审员事先曾扬言，他们很想看到宪章运动者都被绞死。洛维特曾反对他们出庭，但他的抗议被庭上驳回。陪审团进行审议不到两三分钟，便作出裁决，两个被告均被判处一年徒刑。杰里迈亚·豪厄尔、弗朗西斯·罗伯茨、约翰·琼斯和托马斯·阿斯顿被处死刑，但在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后，被减处终生流放国外。其他许多被告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监禁处分。
在蒙默思，文森特、爱德华兹、迪金森和汤斯亨德因危害治安和参加非法群众集会被提交审判；见证人发誓说，参加集会的群众曾携带棍棒；又说文森特在演说中曾说，他们的口号应当是，“以色列人呀，快到棚里去吧！大家万众一心，呼声一致，协力一击，消灭特权阶级，宣判贵族死刑，人民快起来吧，拥护人民所建立的政府吧。”罗巴克为被告们辩护，但他们仍被宣告有罪，判处徒刑，文森特十二个月，爱德华兹九个月，迪金森和汤斯亨德六个月。文森特申请给予书籍文具，但所得的答复是，除宗教书籍外，不准阅读其他读物。
逮捕事件不断地发生。迪根因在罗奇代尔的公众集会上劝人民武装自己而被拘押。威廉·本鲍、约翰·利夫西和蒂莫西·布思遭到逮捕，第一人因参加非法群众集会，第二人因贩卖武器，第三人因本人拥有武器，他们统统被提交审判。麦克道尔医生和约翰·布雷德利因在海德参加非法群众集会也被提交审判。
在德维泽斯，大陪审团对罗伯茨、波茨和卡里尔先生提起公诉，他们是因危害治安和参加非法群众集会而被捕的；但大陪审团却闭口不谈五百名暴徒在德维泽斯对宪章运动者所进行的有计划的袭击，当时暴徒们在上层阶级的庇护下，用乱石、碎砖和匕首向文森特等人袭击，使他们随时可以丧命。
在斯托克波特，另有两人因危害治安而被捕，他们是艾萨克·约翰逊和W．埃斯勒牧师；在曼彻斯特，理查森、史密斯，蒂尔曼、芬尼、多伊尔先生和W．V．杰克逊牧师因各种不同的政治罪名而被捕。费格斯·奥康纳因利物浦巡回法庭对他指控的五项罪状在曼彻斯特被传到庭，由于全部罪状成立，他被提交审判；但看来令人奇怪的是，对工人取保时所要求的保释金达一千镑之多，而要求奥康纳的只有六百镑，这个事实使这位先生说出了几句表示反对的话。勃朗蒂尔·奥布赖恩不仅遭到纽卡斯尔地方当局的迫害，兰开夏也对他签发了第二张拘票，他在伦敦被捕，受尽了虐待和侮辱。
谢菲尔德的情况开始恶化。晚上，在露天开了一些盛大的群众集会，但会上大家都不讲话。这些集会都被军警驱散，有些参加会的人被捕。上述这些被捕者仅是少数；在英格兰各地，大批人继续被地方当局逮捕。在现代，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为了粉碎一个政党，采取象辉格党政府镇压宪章运动者时所采取的那种坚决手段。工人们发现他们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就采取新的办法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每逢星期日，几百人，有时几千人，聚集起来，拥进教堂，往往在事先通知牧师们，请他们选用圣经上某些经文作为讲道题材，例如：“劳动的农夫理应先得粮食”，“不劳动者不得食”，以及性质类似的经文；但牧师们很少答应他们的要求。相反地，他们却宣扬百依百顺的服从，说什么只看到现世的事物，是愚蠢的；这种教义只会触怒听众，他们往往忍不住对这些牧师的伪善表示愤慨，因为牧师们一方面对人宣扬这种教义，而另一方面自己却安享各式各样的奢侈生活。有时到教堂去的宪章运动者人数极多，不给别人留出丝毫空地。他们占据了上层人士的专座，使这些人不是败兴而归，便是在举行礼拜仪式的整个过程中站在通道里。大批逮捕事件发生后，各城镇便搞起了自卫基金，指派募捐员征募捐款。有时这类募捐几乎无异敲诈勒索，因为募捐员随身携带两本捐册，其中一本被称为“黑名册”，用来登记拒不认捐者的姓名。
在利兹，一个叫怀特，另一个叫威尔逊的人遭到逮捕，因为他们向店主们募捐时，曾进行威吓。乔治·怀特是个工人，出生于爱尔兰，长期以来积极参加激进运动。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承担一切任务时表现的坚定意志而著称。不论什么工作落在他肩上，他都欣然接受；不论是向大会讲话，还是写报告，或者募捐，他都处理得同样妥贴。至于敲打警察的头盔，确是十分内行，我们相信，在条件许可下，他准会领导一次起义，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作为一个演说家，乔治的主要才干是他机敏的才智和辛辣的讥讽，而他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却一点也不斯文典雅，决不适合上流社会的口味，而和他同一类型的人却觉得津津有味。乔治作事从不半途而废，而必全始全终，他从来不屑文过饰非。犯了错误，他直认不讳，还会坦率地说明情况，仿佛立了重大的功绩似的。倘若有一个对手责备怀特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诽谤了他，怀特回答说，“怎么，我不是对你说过打算打倒你吗？我就这样做了。”人们可以公正地责备乔治·怀特几乎毫无礼貌；但即便他的死敌也决不会指责他说过任何类似伪善的话，因为他从来不口是心非。
为了征集有关神圣月是否可行的材料，代表大会所任命的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向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经过调查得到的结论是，这项计划如果实行，必将导致彻底的失败。委员会中虽有三个成员投票赞成休假，但目前这个意见却是一致的。8月6日，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下列决议。勃朗蒂尔·奥布赖恩提出动议，费格斯·奥康纳附议：
“根据全国各地交来的材料，本会议一致认为，关于在8月12日实行神圣月的问题，人民尚未准备就绪。然而，这些材料使我们相信，多数劳动人民，包括大部分行业在内，可能接受劝告，从本月12日期停工两三天，以便利用全部时间来举行庄严的游行和庄严的集会；以便讨论目前国内的险恶形势，并考虑采取最妥善的办法来摆脱这种令人憎恶的专制，而中上阶层中极其凶恶的多数人则利用这种专制来攫取劳动阶级的劳动果实，同时又对他们进行威胁。同时，我们谨向全国声明，经过深思熟虑，本会议认为，除非大不列颠的各行各业作为一个统一组织同他们苦难较深的同胞们携手合作，在本月12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道义示威运动，否则，就不可能使国家幸免于一场流血革命，这种革命除了牺牲大量生命财产以外，结果将使劳动人民沦于被统治地位，完全听命于社会上那批富有的杀人凶手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请求全体宪章运动同志放弃目前断难实行的神圣月计划，立刻作好准备，把上述合乎宪法的目标在本月12日付诸实施。我们还恳求各行各业统一委员会，假如他们要使国家免于激烈的动荡，他们的身家性命免于毁灭，就必须在本月12日当天或那天以前，全力支援他们苦难深重的同胞，以其实现休假这个伟大而慈善的目标。”
这项决议公布后，实际上使全国休假计划停止执行了；参加宪章运动的地区的群众遵照决议的指示，举行了大规模集会，通过了致女王的陈情表，恳求她罢免她的顾问大臣，选拔愿意解除人民疾苦的人参与国务会议。然而，8月12日，少数地方并不是完全在风平浪静中度过的，例如博尔顿、威根、乔利、亨德利等城镇就是如此；但从全国的形势看，代表大会为了防止流血而试行的办法非常成功。大会指派费格斯·奥康纳前往格拉斯哥，参加在8月21日举行的盛大的代表会议，出席的代表共五十七人。代表们就他们所代表的城镇的形势提出报告，从中可以看出，有些地方的宪章运动者虽愿采取极端措施，但多数人却只愿从事道义上的鼓动工作，同时执行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中比较稳健的部分。几乎没有人赞成神圣月，多数人对缺乏比较健全的组织感到遗憾。奥康纳和纽卡斯尔的梅森向他们指出英国人民的心理状态，博得了极大的赞扬。然而，事实不久就很明显，如果说，有一些热心分子准备为宪章运动事业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为实行神圣月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绝大多数即使对其他极端措施也不愿采取任何行动；只有少数人才予以执行；但是，一般地说，他们不受重视，于是代表大会不久就感到自己处于即将解体的境地。由于代表辞职和被捕，这个团体在人数方面已大大地削弱。从最初集会到工作结束时止，辞去代表席位者不下二十一人。这些人的姓名是：J．P．科贝特、韦德医生、R．K．道格拉斯、T．C．索尔特、B．哈德利、J．皮尔斯、P．马修斯、H．克雷格、W．N．兰基、J．罗、J．伍德、J．古德、J．哈里斯、J．惠特尔、B．A．法特、R．J．理查森、W．赖德、A．哈利、W．吉尔、J．芬尼和J．米尔斯，而另有五、六名当选代表从未参加过会议；虽然部分遗缺已经补选足额，但许多人的辞职毕竟大大削弱了宪章运动团体的力量，以致以前有过和衷共济、实力雄厚局面的各个地区出现了分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奥布赖恩在9月6日代表大会的一次决议上提出动议，认为代表大会应立即解散，泰勒医生附议；赞成者十一票，反对者十一票。弗罗斯特以主席身分投了决定性一票，赞成解散。投赞成票的是：布西、斯基文顿、理查兹、巴里、琼斯、卡多、皮特基思利、奥布赖恩、哈尼、赫瑟林顿、弗罗斯特和泰勒医生。投反对票的是：伯恩斯、洛厄里、尼索姆、哈特韦尔、奥康纳、沃尔斯通霍姆、卡彭特、杰克逊、斯马特、詹姆斯、泰勒和迪根。这就是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结局，它的成员中有不少优异人才，可惜在政策性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如此分歧，以致给他们所承担的光荣使命造成了惨痛结果。代表大会的严重错误是，在没有具备必要的力量以保证获得成功以前，就擅自行动。其中一部分人过于懦怯迟钝，另一部分人又过于轻率急躁，而具备为了促进事业发展、能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所必需的那种毅力的人，只是少数，少得无法引导舆论的潮流转到正确的方向。相当多的人始终举棋不定，一方面害怕危险，另一方面又怕被人讥为懦弱无能。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不多，这就证明在改变群众的看法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他们如果坚定地致力于这项工作，而不是企图强使尚未做好准备的群众采纳那些极端措施，那么，他们本来可以带来超过现在百倍的好处，而不会为政策造成丝毫危害。尽管如此，这种灾害本来可能还要更加严重。由于奥布赖恩和其他几个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才避免了一次可怕的大屠杀，而如果实行神圣月，就不可避免地定然会发生这样的大屠杀。如果说，代表大会有它的短处，它也有它的长处。许多代表表现出旺盛的精力、坚定的意志和爱国的热情，这不能不使他们博得广大群众的钦佩和尊敬，他们的努力必将永不磨灭地铭刻在他们千百万同胞的心上。
代表大会解散前，对许多宪章运动领袖的审判已在进行中。除了在沃里克和蒙哥马利两郡被宣判有罪者外，另有几个人受到了切斯特巡回法庭的传讯。在这些事件发生前不久，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牧师的言论已变得比较稳健了，在一次讲道中，也就是在他出庭受审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讲道中，他一反常态；他不再宣讲以前构成他一切告诫主要内容的反抗原则，却劝听众安于天命。这种出乎意外的反常态度稍微引起了一些非议，但人们对斯蒂芬斯的敬仰不是朝夕间所能勾销的，一般地说，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他将要为他过去曾经谴责压迫制度一事而受到磨难，这种想法似乎在听众心中占有首要的地位。8月15日，这位牧师先生在切斯特受到帕蒂森先生和一个特种陪审团的审讯。他自行辩护，并未延聘律师给他协助。在历时五小时之久的申辩中，他批判了激进主义，向陪审团声明，他在群众中间是一贯竭力反对这种主义的。他的发言主要集中在新济贫法问题上，引用权威人士的话来证明这项法令没有遵守的必要，因为它违背上帝的意旨，但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他自己过激言论的事例。然而，尽管他口若悬河，陪审团仍宣判他有罪，处以十八个月徒刑。不过，斯蒂芬斯所受的待遇与其他许多人大不相同；因为他在狱中准予享受一个坐牢的人所能获得的一切舒适待遇。
在同一巡回法庭上，麦克道尔博士和海德的布雷德利，因危害治安和参加布雷德利所主持的非法群众集会被提交审讯。麦克道尔也自作辩护，发表了一篇历时四小时的申辩，从说服力、辩才和胆略来看，即便不超过，却也无愧于任何一个宪章运动被告的答辩。他对工人阶级生活情况的变化所作的叙述十分凄楚动人，机智地影射起诉人以前的行动，暗示他们在野时也曾犯过他目前被控的罪行。然而他那令人悦服的滔滔雄辩对他本人却反而不利；因为检察总长指出，这证明听任具有这种才干的人逍遥法外是危险的。两个被告均被宣告有罪，布雷德利被判八个月，麦克道尔被判十二个月徒刑。为了蓄意加重麦克道尔的案情，大陪审团在进行审讯时，把第二份起诉书带上庭来，指控他阴谋造反，于是，他提出质问，难道这就是他所预期的那种公正裁决吗？
伯明翰的汤普森、斯托克波特的米切尔和戴维斯以及阿什顿的希金斯等枪炮制造商，被控犯有危害治安、参加非法群众集会、煽动群众扰乱治安及窝藏军火等罪。大陪审团要求把起诉书上的指控改成叛逆罪，但被承审法官驳回。全体被告都被宣告有罪，各处十八个月徒刑。其他十二名被告则被移交下次巡回法庭处理。在利物浦，监禁被告的工作也在活跃地进行中。约翰·霍姆斯因率领一支游行队伍，并用竹竿顶着一顶红帽子，而被裁决有罪。爱德华·赖利因在曼彻斯特附近进行军事操练和暴动而被定罪。T．拉德克利夫因在威根进行危害治安的阴谋和暴动而被起诉，后一项罪行经宣告成立。J．费尔普莱因非法操练而受审定罪；另外，还有二、三十人因各种类似性质的罪行受审，并被裁定有罪。他们都被判期限不等的徒刑。许多被告被移交给下次巡回法庭处理。
虽然遭到政府的疯狂迫害，宪章运动者继续举行群众集会，不过，一般都在室内召开罢了。他们曾经一度设法把这个问题引进爱尔兰。都柏林有一小批宪章运动者，为首的是商人帕特里克·奥希金斯。洛厄里应邀前往这个风光秀丽的城市，当即召开群众集会向他表示欢迎。奥康内尔首先发难，一群煤炭搬运工拥到会场，发出一阵可怕的鼓噪。洛厄里未能使群众听到他的讲话，甚至一分钟安静听讲的时间都没有，而他本人也有遭到殴打的危险。然而，他利用爱尔兰人豁达大度的著名性格，向暴徒的首领——一个彪形大汉——打招呼说，“你瞧，我是一个瘸子；请你多加关照。”这个大汉挽着洛厄里的胳臂，大声喊道，“走罢，老弟；谁敢碰你，我饶不了他！”他把洛厄里平安地领出了会场。
代表大会解散后，泰勒医生在北方消磨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伯明翰地方当局已撤销了对他的起诉。他在卡莱尔和纽卡斯尔以及邻近地区举行的许多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依然满怀希望地谈到宪章运动事业会取得成功。在纽卡斯尔的一次集会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卡莱尔的治安官曾对他签发了一张拘票，法警前来纽卡斯尔进行搜捕。他们看到通知他将演讲的布告后，打算在他莅会时逮捕他。可是，这位医生已风闻他们的来意，因此没有出席集会；伯恩穿上了医生的一些服装，走进讲堂，法警以为他们搜捕的对象已在眼前，于是看准时机，便下手将他逮捕，经过了相当时间以后，才发现弄错了，这件事在会上宣布后，便成为笑料。在代表大会解散后，朱利安·哈尼也前往北方，因他仍可行动自由——只是具结保证在传讯时到沃里克出庭，这无异撤销了对他的起诉。在布雷德福的附近地区，彼得·布西使民主精神继续保持下去，时常在该镇和周围城镇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费格斯·奥康纳一点也没有闲着，他曾访问谢菲尔德、诺丁汉和其他许多地方，到处受到欢迎，他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是一直受到欢迎的。在达勒姆郡，威廉斯和宾斯虽然后来被捕了，但在被捕前已走遍了这个地区，使尚未消失的鼓动热情继续保持下去。实际上，在全国各激进地区，民主主义者好象一心想要继续他们的鼓动工作，可能的话，还要获得他们事业的胜利。泰勒医生后来被捕了，具结保证届时到巡回法庭受审：为了表明政府下了多大决心要把每个有影响的领袖搞垮，只要提起一件事也就够了。政府通过地方当局向《卡莱尔爱国者》的编辑表示愿以一百镑作为酬劳，诱使他出庭充当控告泰勒医生的见证人——然而，这位编辑品格高尚，对于这个提议给予了它应得的鄙夷。费格斯·奥康纳对代表大会的兴趣还未完全丧失，他提出关于组织另一团体的计划，包括成员二十一名——其中十三名代表英格兰和威尔士，八名代表苏格兰。他提议付给十三名英格兰代表每周各两镑，款项由《北极星报》收入中支付。他的提议并未得到多少人赞同，大家认为这个计划是要强使宪章运动脱离正轨，来实现他个人的目的。无须赘言，这样一个团体的行动必然听命于他个人的指挥，而不是选民所能左右得了的。实际上，它将使宪章运动不成为一个整体运动，而成为费格斯·奥康纳的个人运动，所幸公众的道德观念还未完全泯灭，因而使他们避免了这种堕落。 |
第六章全国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六章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布朗和富塞尔在伯明翰被捕——代表大会复会
1838—1839年整个冬季，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非但没有松懈，而且正在大踏步前进。宪章运动者的一个计划如果遭到失败，另一计划立即被采纳，以便促使他们的目标早日实现。政府当局通过禁止火炬集会和逮捕工业区一些最负声望的人物等措施，给予这个运动一个严重的打击；尽管如此，宪章运动的各个团体中仍充满了十分活跃的气氛。白天的户外集会和晚间的室内集会经常举行，而发表的演说丝毫也没有减少惯常的劲头。各委员会格外勤奋地开展工作。代表大会的基金和自卫基金这两个委员会各自努力，使最热心的宪章运动者也感到满意。现在人们正盼望着这个大会的召开，因为在扩大议会代表名额尚未实现时，它将为社会上处于政治奴役地位的人们表达他们的感情、思想和意见。2月4日，代表们聚集在首都开会；第一次会议是在鸡距街的不列颠咖啡馆举行的；但两天后，他们迁往舰队街靶子场，那里已布置好一个宽敞的房间，供他们使用。代表们一到伦敦，民主主义者就在白喷泉大厦的大厅设公宴招待。当天的演讲者有奥康纳、弗罗斯特和许多其他领导人物。奥康纳的体质虽然强壮似铁，但由于在鼓动工作中过分操劳，现在显得非常虚弱；他惯有的红润脸色已变成苍白，满面病容，大家都担心他的身体会垮下去；但这位精力旺盛的民主主义提倡者虽然一直没有停止工作，却很快就恢复了他原有的活力。我在这里谈一件有关弗罗斯特先生的事，这并不离题。如前所述，这位先生在运动初期已经同人民群众携手合作，一起向政府提出过要求。结果，约翰·拉塞尔勋爵给他写来了一封信，责备他身为治安官，不应当做出那样的事。弗罗斯特先生给勋爵的复信十分得体，否认勋爵有权干涉他（弗罗斯特）的政见。他这封颇有气魄的复信引来了该大臣一封词藻华丽、满纸牢骚的书信，要弗罗斯特放心，他绝对无意对弗施加任何压力。简单地说吧，约翰勋爵后来却完全自食前言了。在上述宴会上，弗罗斯特先生曾顺便提到了这次通信，他说，如果政府把他的名字从治安官名册上勾销，人民立刻会使他官复原职。该大臣一见到报上刊登的这篇演说词，立即写信询问这位治安官，报上关于他的演说的报道是否正确。在他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弗罗斯特先生立刻被免去了治安官职务。由于各代表发表了雄辩滔滔、生气勃勃的演说，白喷泉大厦的集会显示出十分热烈的气氛。从前面几章谈过的情况看，我们不难想象，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开会之时，它并不是一次十分和衷共济的集体。苏格兰、伦敦和伯明翰的大部分代表，以及其他一些人是属于道义派的。然而，绝大多数代表或多或少地则坚持暴力主义。埃尔郡的代表贝利·克雷格被推为主席，威廉·洛维特担任秘书。在纯属仪式的事项安排停当以后，会议成员中间的分歧迹象随即出现。科贝特一派人士认为这次集会只应当是一次请愿大会，全民请愿书呈递以后，他们的使命就结束了。可是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恰恰相反。道义派和暴力派人士都一致认为，人民群众期望从他们手里得到更多的收获。既然保证已经提出，而且希望也已经唤起，所以倘若请愿书中发出的呼吁遭到拒绝，则除了采取某些最后措施，就别无他法了。因此，科贝特的议案遭到了否决，因为会议认为它与一个公开宣称为了争取人民权利的目标而召集的大会极不相称。这个决定作出以后，科贝特派在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上就不能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了。
正当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力图阻挠代表大会采取任何形式的最后措施时，另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则企图以飞快的速度将会议向前推进；后一集团是朱利安·哈尼一派。这些人假装相信（其中有些人确实相信）人民已作好准备，要把他们的权利立即夺到手中。他们谴责会上大多数代表懦弱无能，因为他们不能立即采取主动来掀起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为了给这次大会推动一下，比较热心的民主主义者召开了一次公众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哈尼、赖德和马斯登上台讲演，以毫无保留的言词提到了人民已准备就绪，而代表大会的行动仍逡巡不前；当时通过一项决议，大意说，代表大会如果克尽厥职，则普选权可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期内见诸实施。为了协助他们散布这种观点，极端暴力派创办了一个刊物，题名为《伦敦民主主义者》，由朱利安·哈尼担任主要撰稿人。这个刊物经营得宜，立论令人信服，文章的一般主旨都在于促进革命，撰稿人自称他们相信革命已迫在眉睫了。哈尼曾在史密斯菲尔德参加一次露天群众集会，在讲坛上出现时，模仿法国大革命时期爱国志士的派头，戴着一项象征自由的红帽子。他声称他已准备随时期来战斗，他严厉谴责那些自己无所作为而损害人民事业的人，因为他们给群众的热情泼了冷水，并破坏了群众为解放运动所作的努力。
哈尼和他的支持者们的行动，并没有被代表大会忽视。W．维利埃斯·桑基提出一项动议，指责那些援用法国革命词句、佩戴法国标记从而损害人民事业的代表。哈尼的举动特别受到批判，许多代表对他所采取愚蠢作法表示愤怒；但多数代表反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任何步骤，于是这项动议略加讨论后即被取消了。
于是代表大会开始进行比讨论这些枝节问题更为有益的工作。他们指派宣传员前往全国各地，向群众集会发表讲话，目的是要在人民权利的问题上进一步启发群众。代表大会的大部分经费是专门用于这个有益目的的。他们中间几个最杰出的演说家被派到全国去；可是错误却在于几乎把他们全部都派往早已开展了鼓动工作的地区，而不是派到一些风气不通的地方去开辟新的领域，因为在这些地方群众对自身的权利犹茫然无知，好象这些权利从来不存在似的。
代表大会的极端派虽然没有从这个会议得到多大鼓励，但多数代表对提倡暴力政策比对任何其他方式更感兴趣，这从他们在各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可以得到证实。他们采取这条途径，多少是由于受了工人阶级（特别是制造工业区的工人阶级）所表示的大量不满情绪的影响，这种不满情绪的根源是一种令人心酸的苦难，而目前既无减轻苦难的希望，所以也就无法使它缓和。这种苦难的情景，常常是作为讨论的题目。有一次，普雷斯顿的代表马斯登曾提到这种情景，在报上刊登的一篇演说中，把它揭发了出来，结果轰动一时，使各地读者不禁毛骨悚然。为了揭露工厂制度的恶果，他举出自己的家庭情况来作例证，说他的妻子儿女已经活不下去了。他的妻子有一个需要哺乳的婴儿，而她却腹中空空。由于经常忍饥挨饿，人变得十分消瘦，当婴儿寻求母亲理应供给的天然养料时，结果吮出的竟不是奶汁，而是母亲的鲜血。他所述的情况后来经马斯登夫人亲自向本书作者证实了。她的丈夫是一个禀性仁慈的人，现在却一心想用尽各种方法来结束造成这种可怕后果的制度，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人如果目睹了这种社会罪恶，竟然不气得发疯，这才是天大的怪事呢。
代表大会上各派之间的分歧多少继续吸引着这个团体的注意力。最后发生了一件事，终于导致了队伍的分裂。1839年3月11日，在掷骰场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参加者十分踊跃，由弗罗斯特、奥康纳、哈尼等人发表讲话。弗罗斯特担任主席。当时发表的演说大多措词十分激烈。所有讲演人都力劝群众为迫在眉睫的斗争作好准备，听众以热烈的欢呼表示赞同演讲人的意见。这些演说稿印出以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部分怀有敌意的报刊以责难的口吻提到这些演说，不久以后，索尔特、哈德利和道格拉斯申请辞去代表职务。这一举动引起了各种迥然不同的感情。他们的同情者赞同他们采取的步骤，但这些同情者却寥若晨星。绝大多数宪章运动者对他们大加谴责，几乎全国各地都给他们戴上了“叛徒”的帽子。伯明翰的民主主义者立即推选布朗、鲍威尔和唐纳森来补他们的缺；但是，不消说，由于这三人退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不久便从伯明翰政治联合会的不断削弱中表现出来了。5月初，科贝特、韦德、马修斯和罗杰斯也退出了代表大会。其他代表补选出来了，但每退出一个人都造成了宪章运动派力量的削弱，使他们的队伍日渐缩小。尽管如此，群众的激昂情绪，尤其在较大的城镇中，仍然保持下去，而所有群众集会的参加者还是十分踊跃。
代表大会终于发觉它本身的处境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来使事态发生激变了。代表中最有影响、最孚众望的亨利·文森特已被新港地方当局逮捕，不久以后很可能还会发生逮捕事件，而代表大会的队伍也将进一步缩小。于是，为了测验民意，秘书洛维特草拟了一些方案，以备拿到公众集会上供大家讨论。这种公众集会经决定在降灵节后的星期一同时举行，并且商定，除了一个委员会留守在会场外，其余的代表都分散到全国各地，以便他们能参加尽可能多的群众集会。由于群众的振奋情绪日益加强，代表大会终于执行了阿特伍德在鼓动工作初期所提的建议，决定从伦敦迁往伯明翰。大家认为，这一步骤必将使代表大会声势大增，因为在它周围会有热心全民事业的众多的群众。于是，代表大会在5月13日迁往伯明翰。
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提交给选民的是这样一些方案：如果理智的群众下定决心争取他们的权利并贯彻始终的话，是不会不成功的。方案的要点是：到银行挤兑；拒买一切课税商品；排他交易；武装自己；全面罢工。这些方案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朱利安·哈尼指责拒买课税商品的办法带有欺骗的意味。R．J．理查森在答复中谴责他说，今天他们总算见到了毫无克制的言论为害的一个实例，这应当教育他们在其他方面重视克制。在哈尼看来，除了极端措施以外，任何其他措施都是不值得重视的。他只想用最简捷的方法奔向目标，却很少停下来估计一下需要付出的代价。代表大会既已决定把最后措施提交给人民，那么，在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前，它提出道义方式并测验一下人民究竟愿意作出多少牺牲，这是十分恰当的。对于那些猎取勇敢名声的人们来说，只要能唱高调如“死亡”、“光荣”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不难如愿以偿；但任何一个团体也无权在国内组织暴动，除非它充分相信人民已准备就绪，胜利已经在握；同时对这种准备状态的信心应当建立在更可靠的例证上，而不仅限于看到人民群众去参加公众集会以及在情绪激动时对十分激烈的、富有煽动性的演说家发出欢呼。至少在我们国内，准备牺牲生命的人民群众决不会反对牺牲他们较小的欲望；如果他们对后一种牺牲尚未作好准备，那就可以十分可靠地推想，他们对前一种牺牲也没有作好什么准备。到银行挤兑，拒买课税商品以及排他交易，如果普遍实施的话，会证实人民的决心；但它们还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因为它们一方面固然可以击中敌人的要害，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人民掌握一些手段，在必要时，人民就能够用这些手段来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例如罢工，以及在敌人袭击时采取自由人的正当自卫手段。可是，另有一派人，自命为人民领袖，除了走极端以外，好象对什么也不满意似的。他们不能或者不屑推论因果关系，因此，便不能或者不愿承认，在人民能够反抗统治者以前，必需有某种准备。这些人往往是大言不惭的空谈家，用大声威吓和胡言乱语来弥补他们在情理和才智方面的不足。这一类人在讲到激昂慷慨时，就好象真的是由于受苦受难而产生出来的情绪一样，他们往往容易博得公众的信任，在这方面，他们胜过了一些才能远比他们卓越的人，但这些才能卓越的人却有充分的良知和才智，不愿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或由于愚蠢的行为而把人民当作牺牲品。
如上所述，代表大会在决定提出最后措施后，首先测验一下人民道义上的决心，这个做法是恰当的；但是如果大会通过广泛地传播政治和社会知识使人民群众对将来实际运用这些措施作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把这些措施提交给他们，那就更为妥当了。在建议采取最后措施以前，必须对它们是否会被采纳，始终要有相当可靠的估计，否则这种尝试只是浪费时间、虚掷精力罢了。直到当时为止，为了启发民智而采用的方法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就某些地区而言，公众集会的确相当频繁；但还要做比召开公众集会更多的事情。少发表一些讲坛演说，多传播一些书本知识，这样会使人民群众获益更大，而这一事实好象被绝大多数的领导人所忽视，在他们看来，只有演讲仿佛才是把群众的思想提高到理想水平的最必要的条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群众一直没有从讲坛或报刊方面受过任何教育。因此，在其他环境中，最后措施尽管合乎理想，但在上述情况下，这些措施甚至不该提出来讨论；因为这些措施非但决无普遍采纳的希望，而且可以断言，时机一到，这些措施及其建议者都会被大家所抛弃，除了比较少数最真诚热心的人们以外，而这些人也必将由于群众的愚昧无知和苟安心理而被牺牲掉。然而代表大会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们的处境确实是微妙的。人们一旦越出审慎的界限，往往为了避免丢失面子，不得不采取一条不是最明智的途径。这就是代表大会的处境。有些人一方面向民众大开包票，另一方面对统治者大肆恫吓，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维持自己的威信罢了。可是，他们下定决心，多少还得慎重行事，于是，就把各处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当作一种手段，借以探讨人民群众对维护自己的权利究竟作了多少准备。
正如预期的情况一样，在所有重要的鼓动中心举行了许多次集会。代表大会预料地方当局对这些集会很可能进行干预。对宪章运动者的打击显然正在酝酿中，因为大批的伦敦警察已奉调进驻伯明翰，而当时该镇本身还没有类似的力量。治安官们已表示要取缔在该镇的斗牛场和其他地方举行公众集会。在警察开到以前，所有集会都没有发生骚乱，但这支力量一出现，就受到了在场群众的痛骂。在大会为了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而暂行休会以前，只是由于勃朗蒂尔·奥布赖恩、泰勒医生和代表大会中其他几位杰出代表的影响，才避免了冲突。
5月16日，在代表大会举行的会议上，奥康纳提到了携带武器前往公众集会的情况，他斥责这种行动，因为约翰·拉塞尔在下院已声明它为非法了。他建议由他的朋友奥布赖恩就这个问题草拟一项决议，提交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然后作为一项建议提交给参加即将举行的公众集会的人民群众。据此，奥布赖恩第二天提出了一系列决议如下：
“第一，和平、法律和秩序仍然是本代表大会奉行的座右铭，只要压迫者也以和平、法律和秩序的精神来对待人民；倘若我们的敌人用战争来代替和平，或企图用非法的暴行来镇压我们合法的、有秩序的鼓动活动，那么，我们认为人民的神圣职责是以武力还击武力，以无可非议的杀人行动来还击暗杀。
“第二，根据上项决议，代表大会在贯彻当前运动的一些伟大的、正义的目标时，只采用合法的、和平的方式。同样由于不愿使敌人获得任何借口来诋毁我们的动机，或用武力来对付人民，我们建议，凡参加即将来临的在各地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的宪章运动者们避免随身携带棍棒、长矛、枪支或任何其他进攻性武器。我们向他们建议，前往会场时，保持冷静，遵守秩序，不带武器。同样地，凡炫耀这一类武器，或由于愚蠢或恶意的行为而构成危害治安罪者，也将被视为我们事业的敌人。
“第三，我们特别要求上述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的司仪们和其他可能负责筹备事项的执事们，使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来实现上述决议中所包含的建议。我们还建议，在公众集会举行前，上述执事人员无论如何必须同地方当局进行协商。
“第四，万一中上层社会的压迫者们唆使地方当局违反王国现行法律，用武力袭击人民群众，则人民由于这种阴险毒辣的教唆而蒙受的任何损害，应由上述压迫者们以其生命财产负责赔偿。”
在上述决议获得通过、其他事项也已办完以后，代表大会宣告休会至7月1日。在这段时期所举行的示威集会应以克萨尔猎场上的一次最为壮观。参加这类规模巨大的集会的人数究竟有多少，难于正确地查明。《北极星报》估计人数有五十万。虽然这是个地域辽阔、人口稠密的地区，上述数字也是很不可靠的；然而，在这个地点所举行的集会中，这无疑是最盛大的一次。我们应当记得，《晨报》曾把以前一次集会的参加人数估计为三十万。在威姆斯上校的指挥下，军队莅临会场，但在整个集会期间保持了极其严格的秩序。次要的一次集会也许是在皮普草地上举行的约克郡西赖丁区的公众集会，有二十万人参加，由代表大会的奥康纳、奥布赖恩、詹姆斯·泰勒、米尔斯、皮特基思利和布西向他们发表讲话；另外还有迪肯森、桑顿、维弗斯、怀特、艾什顿、阿伦、霍伊、克雷布特里先生和其他许多当地演说家。郡长哈伍德伯爵曾被邀请出任这次集会的召集人，但是伯爵阁下谢绝不就，反而张贴布告，警告群众不要参加这种非法的集会，同时告诫酒商不要到会场上销售啤酒或烈酒。同时还派遣了由义勇骑兵、雇佣兵、正规军和特警联合组成的部队到现场示威。但一切平安无事地结束了。在这次集会上，以前曾宣称代表大会成员中正直无私的代表人数不到八人的威廉·赖德，辞去了西赖丁区代表的职务。散会前，集会群众对治安官禁止在会场上销售酒类饮料，通过了一项表示感谢的决议。这次的主要演讲人所发表的言论虽没有使他们同法律发生抵触，但其中大部分是大胆陈词、引人注目的。奥康纳在提到人民和统治者的相互关系时说：
“根据我国宪法，女王和工人一样也有违法的可能。但根据我的看法，女王违反宪法的行为，比人民违反法律的行为所犯的罪行还要严重。治安官们是否在考虑用暴力行动来镇压我们的公众集会呢？至少我个人认为他们正是这样考虑的，如果我们今天受到了袭击，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不管是生是死还是取得胜利，我都下定决心，今晚我已不再需要任何栖身之地了。我极愿接受维弗斯先生的原则，遵守法律，不让暴君们有任何可乘之机来分头袭击我们；但是他们如果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我主张就以进攻对付进攻。”
奥布赖恩的演说充满着重要内容，论述了各阶级的情况。他在演说将要结束时说：
“下届大选时，我们必须有宪章运动者来作我们的代表，他们经过举手方式选出以后，我们还须坚决要求有与选举委员所承认的结果效力相等的正式选举。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以女王诏令为根据依法选出的议会，而且不久就可以向暴君们证明，一个由九百万或一千万人民提名的议会和一个由三、四十万垄断者选出的议会究竟有什么区别。人民的议会将在伯明翰召开，到那时，也许有必要发动五十万选民前去保护他们执行立法职责，当他们这样集合起来以后，我会告诉你们打算做些什么，但现在可不能说，一定要等到那时候。在我的力量还不比法律和宪法强大以前，我不愿往前再走一步了。单就伦敦一地而言，靠你们养活的，就有一大批地主、公债持有人、两百万奴仆和外妾，以及十万娼妓。你们为什么不设立一些机构，使这些人有正当的生活呢？普选立即会使你们掌握补救的办法。自从实现和平以来，国债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自从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以来，房地租已从四百万镑涨到四千万镑。今天票面一百镑的公债券的价值相当于1815年的三倍。那么目睹了这一切现状以后，难道我们最后不应当向这些卖国贼和强盗们说，‘你们只能到此为止，不要得寸进尺了。’全国请愿书将是不许他们再向前进的一个通知，最短期间内还要提出一个剥夺他们权利的办法。现在，我在结束讲话时真诚地呼吁你们同全国代表大会通力合作，尤其应当避免不成熟的、局部性的暴动。至于我本人，今后不论身在何处，遭遇如何——我知道逮捕我的拘票已经签发了——只要一息尚存，我将永远鼓吹这项原则：人民只应由人民自己实行统治。”
有些人也许感到很难同意奥布赖恩关于和平时期以来的国债几乎增加一倍的说法，但国债的增长幅度确实如此；这并不是表现在票面金额上，而是表现在劳动产品的贬值方面，主要是由于我们国家那一套骗人的货币制度，才使国家债权人控制着这么多的工业产品。
在利物浦，一个约有一万五千个人参加的公众集会在皇后广场上举行，代表大会的弗莱彻博士莅临参加，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有些人组成一伙，企图捣乱会场，但未得逞。有一个人提议修正决议，因无附议而告失败。几位工人在集会上讲话，全场气氛好起来了；但是，下面将会看到，这次人数虽多，却不能同参加工业区各个公众集会的人数相比。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丝毫不比以前逊色。在猎场上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参加者不下十万人。游行队伍和乐队来自周围二十英里的地方。一百多面旗帜沿着游行路线迎风招展。艾尔、查尔顿、库克、布莱基、德维尔、科伯恩先生等等是当地的演讲人，代表大会的邓肯、哈尼、诺克斯、洛厄里和泰勒医生也莅临参加。邓肯说：
“我希望，现在混在群众中间的雇佣刽子手们，专制政府的卑鄙走狗们，那些从伦敦派来的下贱警探们，你们要动动脑筋，回去如实地汇报，就告诉约翰勋爵——如同我对他当面说的一样——他不应当再蔑视全国人民的权利了；你们还要告诉他，这不仅是一个讲话的工人发出的声音，响应它的是成千上万人表示赞同的欢呼声。现在国内成千上万的人困苦不堪，以致即使血战沙场痛苦地丧生，他们也不感到可怕了。目前预言将来情况如何，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我也不妨预先说一句，下一次你们这么多人再在这里集会时，那就要通过迥然不同的决议了，你们的行动将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行动，大家抱着同一个庄严的决心，如果不能看到这个国家获得自由，便在使一切同归于尽的烈火中死亡。”
洛厄里说：
“他主张和平、法律和秩序；但他决不同压迫制度和不公正的原则和平共处。他将同那个抢劫穷人的工资、弄得他们家徒四壁的制度展开斗争。凡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法律，他不承认它是法律。凡是对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付给一万镑报酬，而对工人每周只付给十先令的秩序，他也决不称之为秩序。这是无秩序，是抢劫。他们的敌人说，他们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呀。这是什么话！每一件东西都是他们生产的，要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那就一定有人卑鄙无耻地抢劫了他们。”
在上述集会上，军队并没有象第一次示威集会时那样出来干预，一切都极其和谐地结束了。
在卡莱尔附近的群众在沙地上集会，参加者达一万人。汉森、鲍曼先生等发表演说，拥护决议，此外，还有泰勒医生、朱利安·哈尼、邓肯和诺克斯，他们都博得了热烈的欢呼。
达勒姆郡北部的人们在森德兰的猎场上集会。来自周围较远地方的各个团体在各该领袖的前导下进入会场。一队接着一队的热心的群众蜂拥来到镇上，情绪十分激昂。大部分人是辛勤劳苦的矿工，他们表现出十分坚决的意志。虽然官方出了布告，特警宣誓就职，并且还发生了其他的敌对迹象，但参加者仍不下五万人。詹姆斯·威廉斯担任主席；除了许多当地演讲人外，邓肯和诺克斯也向这个规模巨大的集会致词。
在伦敦，人数相当多的宪章运动者在肯宁顿公地集会，由激进派书商詹姆斯·沃森担任主席。演讲人有沃尔、卡梅伦、勒布隆、阿克利和穆尔等等。
在巴思，这个地区的宪章运动者在一片空地上集会。参加者约有六千人；这个数字比较小，因为地方政府采取了措施，使用了各式各样的威吓手段。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吏所实行的恐怖政策十分可怕，因此，群众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个开会场所；甚至在找到场所以后，还不得不保一点密，生怕房主受到威吓，从而撤回原议。这一天贴了布告，派出了特警和正规军，但是宪章运动者的行动十分审慎。巴特利特、博尔韦尔、梅特卡夫和扬先生，还有代表大会的尼索姆和米林先生也向聚集的几千名群众发表讲话，博得了群众的热烈欢呼。会后，宪章运动者步行入城，遇到了一队轻骑兵，他们向骑兵欢呼致意，骑兵也挥手答礼。威尔士人对宪章事业所表示的拥护一点也不落后于英格兰人。各团体聚集在蒙默斯郡的布莱克伍德开会，因该地是蒙默斯郡和格拉摩根郡之间的中心点。大批群众从邻近的城镇和村庄蜂拥而至，总数约四五十万人。工人琼斯担任主席。好几位演说家用威尔士语向集会群众讲话。主要演讲人是他们的代表罗斯特，群众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了十分真诚的尊敬和爱戴。他现在已经全国闻名，曾应邀参加过在英格兰举行的好几次示威集会了。可是由于文森特遭到拘禁，他不得不留在威尔士，他天性仁慈，愿意留在那里，为文森特的案件奔走。上述两郡的人们曾敦请郡长召开集会，但象其他许多官吏一样，他拒不接受。
在赫尔，维多利亚公寓被热烈的听众挤得水泄不通；二百二十户居民虽曾申请借用市政厅，但遭到了市长的拒绝。代表大会的伯恩斯和哈特韦尔是主要演讲人。
普里斯顿的宪章运动者携带乐器和旗帜，在主要街道上列队游行后，在一片称为果园的空地上集合开会。哈顿、斯塔格、伯德和墨菲向群众讲话，讲话的还有代表大会的理查兹。
在北安普敦，宪章运动者聚集在集市广场——英国最好的广场之一——来表明他们对民主主义的忠诚。集会主席是约翰·罗宾斯，一个热情的劳动者，他在开幕词中提到了特警的应征、雇佣兵的调动以及地方当局的其他愚蠢行为。凯特林的莱瑟兰（《卑鄙的压迫者，别再昏睡罢》一书的作者）、埃尔默、威尔莫特、贝利、约瑟夫·琼斯和罗伯逊先生分别向听众讲话，此外尚有代表大会成员柯林斯和琼斯先生，前者被指定为该郡出席大会的代表。除了西赖丁区的示威集会以外，布雷德福的群众携带着无数面旗帜，列队前往鹿头猎场。其中有一面旗帜特别引人注目，上面绘有罗马皇帝马尔库斯正在一个婴孩身上实验无痛死亡法的景象。集会声势浩大，情绪十分热烈。布西是主要演讲人。谢菲尔德的民主主义者曾向卡特勒主教提出申请，但他拒绝召开公众集会，于是，他们便召集群众在天堂广场上开会，参加者带着乐器和旗帜，人数达一万五千人。此外还有一个庞大的队伍来自罗瑟勒姆。代表大会的奥康纳、布西、米尔斯和泰勒医生原已约定前来，但临时因事不得已缺席。沃尔斯顿霍姆担任主席，吉尔、福登、巴克、查特顿、劳森、林加德和特纳先生在会上讲了话。吉尔宣读了奥康纳的来信，信中说他不能前来参加集会，是由于西赖丁区的治安官们颁布公告，严禁示威集会，所以他必须留在当地为群众出谋划策。吉尔用下列精辟的语言提到了即将在农村建立警察部队的问题：
“他认为，建立农村警察部队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侮辱。如果他们准备忍受，那就完全听便；至于他本人，他将尽自己的责任，对它反抗到底。如果全国都同他意见一致，全体人民一定会起来反抗这个万恶的计划，而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头颅也一定会被放到勋爵阁下亲自说过应当放置某些人头颅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告诉他们，约翰勋爵曾写过一本有关我国宪法的书，在书中曾说明，凡是阴谋损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人们，他们的头颅应当钉在圣殿门口。现在，他认为，建立农村警察队的目的在于摧残人民的自由权利，因此，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头颅应当立即钉在那里。”
在南希尔兹的菜市场上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参加者有一万五千人。朱利安·哈尼原已约定前来参加，但因火车误点，不能及时到达。由于哈尼缺席，伯恩和格雷向群众发表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欢呼。
在利这个小镇上，集会的群众达一万人，不过这一次集会是自发的，只是因为有人发现泰勒医生、沃登和芬尼先生正在镇上散步，于是召集了大会。这几位先生向群众发表讲话，所激起的情绪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在彭里思、科克茅斯、威格顿、多尔斯顿、卡莱尔等地，朱利安·哈尼在盛大热烈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在上述各地的某些地方，女宪章运动者将纪念品赠送给他，以示敬意。
在格拉斯哥的格林草地上，举行了一次晚间集会。《真苏格兰人报》估计人数达十三万。天气虽不宜人，广大群众却挺立不动，表现出十分热烈的情绪。格拉斯哥代表莫伊尔担任主席。当地的演讲人有吉莱斯皮、麦凯、汉密尔顿、佩特森、罗杰斯、安德鲁、罗斯先生等等；此外，还有以代表大会代表身分参加的柯林斯、弗罗斯特、理查森、奥布赖恩、泰勒医生、布西和洛厄里先生。弗罗斯特向群众说：
“我给威尔士同胞们的忠告就是我现在要给你们的忠告。威尔士人决心恪守法律，我劝他们坚持这种看法：谁触犯了法律，谁就应当受法律的制裁。代表大会的成员们从来没有触犯过法律，而且也不会有这种可能；因此，如果政府企图逮捕他们，我们就一定要逮捕几个国家要人，作为人质来保证代表大会的安全。如果你们的敌人做出了詹姆斯二世所做的事，那么，我们的职责就是决不让那些触犯法律的人逍遥法外。”
集会群众对这些意见报以一阵雷鸣般的欢呼。
理查森谈到去银行挤兑的措施时说：
“他不劝他们到银行去挤兑，也不劝他们在国内制造任何恐慌；但要劝他们密切注意他们在储蓄银行里的存款。劝人到银行去挤兑是非法的；劝人在金钱问题上使政府为难，也是非法的；但劝他们留心自己的钱财，却是完全合理合法、正正当当的。他要向他们说，不要到储蓄银行去，因为他们取到了存款，而曼彻斯特的群众很可能一文也取不出来；但是你们要让我们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已做好了准备，那时我们就一起去。我们只要求大家同时起步。如果政府没有人民的现款来作保障，陆军将被裁汰，海军的舰艇也将闲置在船坞里。他们是否会相信，当他们把十二先令存入银行时，那十二先令会给陆军购买一支步枪，或者一先令会给步枪购买子弹？他不劝他们从政府那里撤回这种援助，但他也不认为他们会如此愚蠢，竟把一根棍子借给别人来打他们。”
集会群众领会了理查森演词中的讽刺意味，他们时而放声大笑，时而热烈鼓掌，表示赞赏。
奥布赖恩谈到宪章运动者在下届选举中应采取的策略，他说：
“除非人民准备做些切实有效的事，否则，他对他们的大声欢呼和鼓掌丝毫也不表示赞赏。目前的下院并不代表他们；它代表的是靠利润和高利贷为生的人。它还代表着一大帮卑鄙龌龊的律师、主教和牧师、当铺老板和股票投机商人。它代表着对全国人民福利毫不关心的人。股票投机商对社会的灾害很感兴趣，正象当铺老板对私人的灾祸很感兴趣一样。下院还代表着军官们，而事实上，伦敦差不多两千家妓院的老板都是有选举权的，谁也不敢说，在女王许可而召开的公众集会上经他们（人民）选出的代表，不应当是国家的真正代表。不管怎么说，选代表是他们分内之事，不管辉格党或托利党怎样作法，他们照样要参加选举。他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说明，这两派敌人彼此是怎样评价对方的。辉格党说，托利党犯了伪证罪；不仅如此，丹尼尔·奥康内尔还说，托利党每个人都犯了伪证罪，而且是最难饶恕的伪证罪，他能提出他们的罪证。这就是下院一派的特征。这批无赖不敢抵赖这个罪名，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事实；但他们却反唇相讥说，辉格党犯了更严重的伪证罪，正危害着维多利亚女王的王位。辉格党曾抨击私有财产制，他们的攻击将从一种私有财产转移到另一种；因此，托利党说，你们辉格党不仅是伪证犯，而且是叛逆。辉格党从未说过，托利党因为犯了伪证罪不应当享有选举权，但对没有犯过任何罪行的人民却拒不给予选举权。辉格党使伪证犯享有选举权，托利党同样也愿意使叛逆兼伪证犯享有选举权。他说，当他们（人民）投票选出了三、四百名代表以后，他们（代表）就可以在曼彻斯特或伯明翰召开会议，等他们到达那里，如果他（奥康内尔）不向他们指出新的请愿方式，那才怪呢。他需要健壮干练的志士做他们的后盾，拥护维多利亚女王作他们合法的立宪君主，一反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所作所为。政府从来没有向他泄露它的任何秘密，他也不会把他的秘密——新的请愿方式泄露给政府，直到他感到自己的处境使他对政府是否知道他的秘密，已经无关紧要时止。代表大会所主持的各地公众集会是完全合法的。他从来没有劝人民犯法，这并不是因为他对法律有任何重视，而是因为他非常看重自己身上的这把骨头，同时也珍惜工人们的生命。英国古代的宪法规定，选票应当清点，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应当予以宣布正式当选。不过，选票一词现在还可以作“人头”解释，因此，他确信按人头来计算选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他相信最后一定会本着公正平等的原则，把它们全部点清。他为他们草拟的计划是一个稳妥的计划，具有许多优点。当他们的代表们开会时，如果感到自己的力量还嫌薄弱，他们会继续请愿。他们的权力一旦凌驾在法律之上，他们是否犯法就无关紧要了。”
上述一节仅仅是奥布赖恩演说内容的一个简略的概要，当他讲演时，他对集会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怎么渲染也不嫌过分。他讲的几乎每一句话，不是引起一阵大笑，便是博得一阵欢呼，或者兼而有之，这要看他讲话的内容和他表达的方式而定。
泰勒医生说：
“关于他们坚决主张的一些原则，不需要他再发表意见了。至于他们刚才听到宣读的决议，他始终认为排他交易是迫使敌人屈膝的一个妙策。如果他们在街道两旁的店门上用粉笔做个记号，把每个不愿协助他们获得自由的店主标出来，他们很快就会使这些店主相信，工人阶级是适宜于行使选举权的。当钱币不再发出悦耳的乐声——这是店主们唯一爱听的音乐——钱柜变得空空如也的时候，店主们就会被迫承认人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如果他们遵照这这个计划办事，立刻将它付诸实施，那么，只靠这个办法，宪章一定能够实现，他们的委员会只要开设一家店铺，就会发现在他们的前后左右的大量竞争者都奉行宪章运动的原则了。”
泰勒医生的全篇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欢呼。
布西说：
“各个阶级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同情；这完全是一个英镑、先令和便士的问题。金币是店主们的上帝；如果说要使一个英国人的头脑开窍，必须通过他的肚子，那么，他相信，要使一个中产阶级人士的头脑开窍，就必须通过他的钱袋。现在是他们应当挺身而出、参加斗争的时候了。如果他们拒不参加，他所能说的话只有一句：待朋友好，总比待敌人好更为可靠，他劝他们应当永远求助于那些愿意帮助他们获得自己权利的人们。”
洛厄里说：
“他问他们，是否已经做好履行诺言的准备？诺言不能空许。谁也不应当用嘴许下他不能用手实行的诺言。因此，他们不能让代表大会戴上傻瓜大会的帽子，而应当证明代表们都是那些抛妻别子、身带大刀、上山造反的好汉们的后代。他们不畏惧；他们有真理，有正义，他们说话可能不合语法，却能指出谁是伪君子——能证明他们的敌人触犯了十诫，并违反了上帝的博爱精神。他们也许会质问这些敌人，你们从人民身上榨取的千百万镑究竟干什么用了？他们也许会问那些侈谈人民愚昧无知的牧师们，你们为什么准许十三、四岁的少年对有关他们永久利益的事务有投票权，而不准二十一岁的青年对制订那些被用来统治他们的法律享有发言权？他要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向人民颁发上天堂的证书，而不颁发在尘世生活的证书？你们一方面说上帝将对人们进行清算，另一方面又说他们太愚昧无知，不配享有选举权，说他们分不清是非，这些话岂不是明目张胆地亵渎上帝和嘲弄宗教吗？”
这就是当时全国各地所举行的群众集会的实例。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发了布告宣布集会为非法，但这种做法却无效果；集会照常举行，既无视政府布告，也不考虑统治阶级采取种种方式炫耀武力。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少数地方，而且发生在大不列颠境内响应民主主义呼声的每个城镇和每个村庄。然而，尽管群众集会继续进行，未受任何阻挠——除上面谈过的阻挠外——但伯明翰地方政府采取的行动在性质上却比较严重。有两位领导人，名叫布朗和富塞尔——前者是代表大会的成员——曾在斗牛场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次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后来就由于向群众发表了这类演说而遭到逮捕，并受治安官讯问。他们的被捕恰好发生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之前，其目的大概是为了以儆效尤。我们比较容易作这样的猜测，原因是指控布朗的证据大部分涉及两个月前他曾出席致词的集会。而且，这部分证据是比较严重的，至于涉及后一时期的集会的证据，其性质却是比较次要的。治安官们当时好象决心要对伯明翰的各次集会进行打击。有一些治安官是背叛宪章运动的叛徒；事实上，叛徒无例外地以最狠毒的手段来对付先前的同志。布朗和富塞尔都被提交审判；虽然他们都是工人，但对布朗却要求交保释金八百镑，对富塞尔要求交四百镑，才准保释。富塞尔立即交保；但布朗的保释金一时难以筹措，就被龙骑兵押送沃里克，当时聚集在法院外面静候法庭作出决定的成千上万群众对他致以热烈的欢呼。大约与此同时，斯蒂芬斯经特别邀请，正在伦敦讲道。他在樱草丘和肯宁顿公地上向广大听众发表讲话，他谴责国内统治者继续执行济贫法，语气仍象以前那样严厉、坚定。
各地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已告结束，于是，7月1日，星期一，代表大会在伯明翰如期复会。这个团体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关于它本身迁回伦敦的问题。莫伊尔提出动议，强调迁回的必要，奥康纳提出一项修正案，表示感谢伯明翰居民给代表大会的招待，同时声明他们将继续在该市开会。然后，大会提出全国自卫基金问题，进行讨论。奥康纳宣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已在纽卡斯尔、卡莱尔、爱丁堡、南希尔兹、谢菲尔德、曼斯菲尔德、诺丁汉、拉夫巴勒等重要城镇的公众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又说，他曾在《北极星报》报社内发起募捐，他本人带头捐了二十镑。他接着说，他们应当告诉人民，他们有权拥有武器，他还叙述了在曼斯菲尔德治安官们面前进行的一次审判，当时他也在场，目睹几个店主因使用波特兰公爵所提供的武器从事操练和演习而被提起公诉，治安官们对该案的决定是袒护被告的。他又谈到了伯明翰的情况，向代表大会报告，就在那一天，有三百名特警应征服役。这引起了代表们对人民群众继续在斗牛场举行集会是否适当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洛维特、尼索姆、克雷格、奥康纳等人发表了意见，最后一致同意，为了不让治安官们对他们的行动有任何干预的借口，他们最好在街上列队游行，然后到市郊举行集会。
这时候，有十三人因在新城从事操练和演习而遭到逮捕，向代表大会申请援助，当时大会任命了一个十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处理这项申请。据公布，在新港、庞蒂普尔以及邻近地区已募得了自卫基金五十镑。默瑟尔提德维尔一地就捐助了一百镑。这是威尔士工人阶级热烈拥护运动的证明，因为他们虽是最穷苦的人民，但上述款数几乎全部是他们捐助的。
星期二，莫伊尔提出了关于将代表大会迁回伦敦的动议，他竭力主张迁返的理由是，当时政府正处于紧急状态。他认为，代表大会应当驻在现场，相机利用政府可能陷入的任何困境。他引证了《太阳日报》的报道，表明最近从6月20日至6月26日这一期间，已从国内输出银条49，090盎斯、银币247，344盎斯、金币11，750盎斯、金条6，570盎斯。据他推想，英格兰银行是否能将每一镑钱中的十八便士兑成金币，很成疑问。他说，这就是他希望会议迁回伦敦的理由。迪根表示附议。后来奥康纳提出一项修正案，这项修正案与他星期一反对莫伊尔动议的演说相对照，使人难以理解。当时他曾说，由于每晚都发生事件，因此他们必须留在伯明翰，而代表大会为了抗议危险和防止危险，在任何地方也不会比留在发生危险的地方更为适当。现在，他却提出动议，说代表大会应在下星期一迁回伦敦。弗莱彻、克雷格和皮特基思利先生支持莫伊尔；泰勒医生和卡多支持修正案。十三人投票赞同修正案，十人赞同原动议。布西提出动议，说代表大会应留在伯明翰，直到收到全国响应宣言的答复以后。这项动议遭到否决——弗莱彻、理查兹、奥康纳、卡多等人发言表示反对。洛维特说，莫伊尔竭力主张靠近英格兰银行，他却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他们只要向选民说明他们希望将纸币换成金币，他们就能做到。他们的命令一定会得到服从，就象从伦敦发出的一样；而且，他认为，如果迁往伦敦，这正足以表明他们优柔寡断的性格，并表明他们在采取计划以前，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审议。毫无疑问，要是先前有迁到伯明翰的必要，那么目前就有再留更长时间的必要。最后商定，下星期三，代表大会应在伦敦开会。然后代表们报告了他们完成任务的情况；他们所作的报告是很必要的，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对运动及其参加者有一个清晰的看法，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摘要介绍一下这些报告。
克雷格报告说，埃尔郡的群众极愿遵循代表大会一切合乎宪法的命令。迪根报告，莱斯特、诺丁汉、德比和阿什菲尔德的萨顿等地的公众集会出乎人们意外，全体一致通过了代表大会的宣言。弗莱彻博士说，克萨尔猎场和利物浦的群众集会保证支持代表大会。卡多说，他曾到康沃尔郡，那里的民众对政治简直茫无所知；矿工们每星期只能挣得五先令，大家对宣言都表赞同，决心使它实现。又说，彭赞斯的群众正向储蓄银行提取存款。该镇象赶集时那样热闹。两个牧师站在银行门口的石级上，竭力劝他们不要提款；但这只使人们更加急于把钱拿到手。他们只能领到英格兰银行的钞票；他确信可以采取一些办法使康沃尔发生银行挤兑的大风潮。迪安报告，在奇切斯特的一次露天大会上，群众十分殷切地希望采取最后措施。尼索姆报告，他曾参加巴思和斯特劳德附近的群众大会，此外，在布里斯托尔和切尔特南，以及威尔特郡、索默塞特郡和莱斯特郡，也参加了集会，各地群众都盼望他们采取最后措施，而且不愿久等下去了。弗罗斯特说，巴思一名警察领到一柄短剑，有人问他何用；向他讲明原因以后，他就说，他不愿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同胞，这个人目前仍在警察队中服役，这可以作为治安官对同胞们表示同情的一个佐证。
奥康纳说，他曾参加了三次群众集会，一次在克萨尔猎场，一次在皮普草地，另一次在伯明翰；三次大会的参加人数达一百万以上，他们决心实行普选，可能的话，用道义方式，要不然，就用暴力。他认为他们已进入鼓动的最后阶段：第一阶段制造舆论；第二阶段是组织舆论；第三阶段是指导舆论。他们已制造了舆论，舆论的组织工作也已大致完成，但他还不主张指导舆论，直到他们能够不可抗拒地进行指导的时候。他坚信，他们目前能够采取出先前更大胆的立场了。他们现在已处于十分有利的支配地位，因此，可以向辉格党说，你们必须给我们普选权，不然，我们就要夺取了。这就是人民实际上所处的地位，他们可以指望不久会得到答复。
泰勒医生曾在卡莱尔、纽卡斯尔，彭里思、利等地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唐纳逊报告，他曾参加斯托布里奇、赖伊惠斯特和达德利的群众集会。群众希望派一些宣传人员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决心不再长期忍受那样艰苦的生活了，只等代表大会发令指导他们应该怎样行动。马斯登说，他们在新城简直无法举行群众集会，该市布满了军警，协会秘书已被逮捕，如果他们仍然呼吁“和平，和平”，宪章运动事业到头来必定彻底毁灭。在兰开斯特、伯恩利、乔利以及他所访问的其他地方，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全部获得了肯定的答复。莫伊尔说，他曾参加二三十次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群众都愿遵循代表大会的一切符合法律和宪法的措施。哈特韦尔宣称，在赫尔和斯卡巴勒的邻近地区，激进事业的力量一天天地大大增强。伯恩斯说，哈特韦尔忘记谈到他们甚至发现警察也参加了激进协会，并积极从事募捐工作。理查兹说，他曾参加柴郡的几次群众集会，当地群众下定最大的决心，要对压迫者大事报复，如果他们的疾苦不能迅速得到减轻的话。柯林斯报告说，他曾在格里诺克、班诺克本、阿洛厄、邓费尔姆林、蒙特罗斯、敦提、珀思、爱丁堡等地参加各种群众集会，除邓费尔姆林外，他一生从未见过那种热情的表现。这些就是代表们提出的主要报告，第二天，代表大会就根据这些报告开始讨论最后措施。
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项动议是由卡多提出而获得奥康纳附议的，动议要求推举一个委员会，研究把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兑成金币的最有效方法，为此推定莫伊尔、詹姆斯·泰勒、布西、卡多和弗莱彻担任委员。接着，泰勒医生动议，草拟一份致全国人民书，立刻发布，要求人民群众向银行取回存款，挤兑金币，开始实行排他交易，拒买一切课税商品，尽快地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武装权。奥康纳也是这项动议的附议人。他认为，他们举行会议，不仅为了作好呈递请愿书的工作，而是为了实际宪章，他相信，他们如果不实行神圣的休假，就永远不会获得普选权。代表大会是目前全国唯一符合宪法的权力机构。他认为他们不要过分突然地把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强加在人民身上。现在代表大会已在国内取得了重要地位，不应当为了取得局部胜利而去冒遭到全面失败的危险。克雷格没有接到他的选民们关于强烈要求实行最后措施的指示。布西提议，代表大会应向公众提出建议，必须遵照1839年7月15日宣言行事，这个宣言是卡多附议赞同的，他认为到银行去挤兑的措施就足以导致全国休假。弗莱彻医生认为，全国休假是贯彻他们目标的最有效方法，而到银行去挤兑的措施正足以促使它实现。麦克道尔医生说，阿什顿的群众已采纳武装自己的计划。他希望神圣月计划尽快地得到采纳，由于7月份一向是发动革命和实行改革著称的月份，他就提议决定以7月为神圣月，因为在他们面前，展示着一片丰收的美好景象。沃登支持布西的决议，因为他认为，全国性的休假无异是全国性的起义。柯林斯竭力支持原动议。保释出来的布朗因为能够亲自到场支持布西的动议而感到高兴。洛维特赞同泰勒医生的动议。同时，他又不得不接受布西等人的意见，即认为全国休假或神圣月将是解除人民苦难的唯一有效办法；但是，他虽然接受上述意见，却仍想试探一下下院对阿特伍德有关宪章的动议的态度。他认为，在提议采取象神圣月这样一种庄严隆重的行动以前，必须先给民众作好准备，才能命令他们停止工作。他认为最好推选一个有十人或十二人组成的委员会，给实行神圣月提供一个尽可能妥善的计划。他又认为，实现全国性休假的重要办法是，挑出几个行业，这几个行业一停工，就会影响其他行业停工，并应筹募一笔临时基金来维持工人的生活。这将对舆论进行一次有效的测验；因为如果大家不愿每星期捐助一先令或六便士以供这时的需要，那么，他很怀疑他们自己是否会停止工作。因此，他认为泰勒医生的动意应予通过，然后推选一个委员会来贯彻他所指出的目标。弗莱彻医生建议，应当号召群众支持决议中所列的各项措施，如果宪章不能在7月20日获得通过，就得全体停工。弗罗斯特赞同实行神圣月，但他认为他们还没有做好劝说英格兰人民照此行动的准备工作。理查兹说，仅仅因为提到去银行挤兑，就已经使斯塔福德郡北部和柴郡南部的群众提取存款了。宣言已在陶器产区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在那里，排他交易是一个非常得力的武器。只要代表大会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实行神圣月，但宁愿先作几星期的准备工作。尼索姆和马斯登坚决主张规定日期。莫伊尔认为由于宪章尚未被下院否决，停工的时机尚未成熟。他虽愿推荐到银行挤兑的措施，但是反对定下某天某日为神圣月的开始日期，因为看来这样做并不妥当。洛维特说，下院对宪章一案将在本月12日进行表决，因此8月1日也许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时期。泰勒医生提议，他们应当注意本月12日对宪章问题究竟怎样处理，然后才能在13日召开会议，确定神圣月的开始日期。哈特韦尔的选民们赞成去银行挤兑的措施，但在确知12日对宪章怎样处理以前，关于神圣月的问题，选民们没有发出关于赞同确定日期的指示。伍德豪斯认为，在实行全国性休假前，如果实行排他交易、去银行挤兑和拒买一切课税商品等措施的话，也是同样有利的。泰勒医生愿在他本人的动议上增加一句：“如果宪章不能在7月13日前成为国家法律，代表大会的成员将在13日开会，以便确定神圣月应从何日开始。”迪安曾奉本区选民们的指示，要他赞成立即确定全国性休假的开始日，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正处在饥寒交迫之中。阿什顿及其邻近地区的工厂主们曾扬言，他们或者采取降低工人工资、每周开工三、四天的措施，或者便将工厂关闭一个月。他确信，倘不确定日期，群众将同地方政府发生冲突。皮特基思利要他们记住，群众如果发动斗争但没有准备坚持到底，那就只会把自己身上的枷锁钉得更牢。他们的职责是，为了事业的安全和发展，应当在最重要的方面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倘能慎重行事，他们则有一切有利的机会，因为政府正在一天天地衰落下去，而人民的威风正在逐步上升；他们推行任何措施即便是早了几天，也有可能使他们倒退二十年。弗莱彻医生说，在他们参加的各地群众集会上，群众对宣言中所包含的各点，都不象他们对前往银行挤兑和实行全国性的神圣休假等措施那么重视。柯林斯说，他们如果采纳一部分最后措施，就足于证明他们准备在必要时，实行其他部分，这要比他们急躁地确定一个日期，致使他们的事业蒙受损害，更能博得群众的信任。斯马特坚决认为，他们不应当对这个问题作出轻率的决定；泰勒医生经过修正的动议得到了他热诚的、彻底的赞同。斯托的选民们愿意通过遵守休假或采纳代表大会指令采取的任何最后措施来支持代表大会；他进一步说明，许多疾病津贴组织和秘密团体，凡在储蓄银行和其他银行有存款的，都已开始提款了。迪根与他的选民们的意见一样，主张把休假问题暂行搁置，他并就宣言中的其他部分的内容提出建议，供全国采纳。斯托克波特的矿工们授权麦克道尔医生说，作为一个集体，他们准备捍卫代表大会，服从它的命令；而且他们还准备手里拿着东西来贯彻这些命令。布西撤销了他的修正案，泰勒医生的动议获得一致通过。
粗略地看一下上述辩论的概况，人们对于代表大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急躁愚蠢行动，不能不感到惊讶。从上述报告可以明显看出，不论拥护宪章的热情多么高涨，但并没有接受神圣月的普遍倾向。在许多地区出现了坚决反对的意见。在其他一些地区，关于给予代表大会支持的问题，只有一般性的决议。第三部分人愿意罢工，但先决条件是关于罢工的决议要能得到普遍的采纳。大部分重要地区对它并无赞同的诚意，而在大多数地区，有关罢工的决议则是公众集会在群情激昂的影响下，气氛十分热烈时才被采纳的。这些集会并不足以测验参加者在冷静审慎时的意见。代表大会的大部分成员看来已觉察到这一点；只因缺乏足够勇气，唯恐被人看作懦弱而遭到嘲笑，所以即便他们对神圣月是否可行也不无怀疑，却自相矛盾地投票赞同一项动议，其后半节实际上束缚了他们自己——也就是说，不再进一步考虑确定一个日期是否适当，而实际上却确定了罢工的开始日期，如果7月12日宪章不能在下院顺利通过的话。尽管在大会成员中间和他们的选民中间都存在着分歧意见，但代表大会却没有一个成员反对泰勒医生经过修正后的动议，虽然这项动议实际上使它们都受到了神圣月的约束。某些成员缺乏应有的反省能力，确实令人十分吃惊。举例来说，一个成员竭力强调罢工的必要性，只因雇主们正在扬言要把工厂关闭一个月。其实，罢工恰恰就是雇主们所想望的事。我们不难想象，当敌人读到了伯恩斯的那篇演说，他们一定会捧腹大笑，因为伯恩斯在演说中提醒他的同事哈特韦尔在他报告中忘记提到赫尔的警察已参加协会并积极从事募捐工作。其实，在政府当局发现了情况以后，没有任何一名警察会被准许收集捐款达一星期之久的，除非这个家伙是政府当局的耳目，给他们提供有关事态发展的情报。聪明有余而经验不足的人们，在情绪激昂的时候是多么容易受骗呀。 |
第五章全国请愿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五章全国请愿书
全国请愿书——政府、报刊和民主主义者——火炬集会——开始敌对行动——斯蒂芬斯被捕——斯蒂芬斯在治安官面前——公众同情斯蒂芬斯——反谷物法联盟——自由贸易的运动——宪章派反对自由贸易
英国自从有了一部勉强称得上定型的宪法以后（尽管这个宪法很不象样，请愿就一直被认为是它的居民的合法权利。宪章运动的提倡者们，不论是道义派还是暴力派，都认为提出一份内容包含人民主要要求的请愿书是合理合法的事。为了遵照公众的愿望，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委员会负责请愿书的起草工作。这个文件作为统一宪章运动派的第一份请愿书，无疑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这种感想下，我们特向读者介绍如下：
“下列署名的受难同胞谨向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下院诸公呈递请愿书，陈述如下：
“在我们这些请愿人所居留的国土中，商人以善于创业著称，制造者技艺精巧，工人勤勤恳恳，更是有口皆碑。我们的国土美好，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工商业的资源极其丰富。优良的海湾不计其数。内陆交通便利无比。我们安享太平已有二十三年了。但是尽管我们具有使国家繁荣昌盛的条件，又尽管我们都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这些条件，我们却饱受公私灾祸的折磨。我们在苛捐杂税的重担下匍匐呻吟，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求。商人在破产的边缘上惶惶不可终日；工人正在忍饥挨饿。资金不能带来利润，劳力得不到报酬。工匠的家庭四壁萧然，当铺的库存却堆积如山。济贫院拥挤不堪，制造厂却门可罗雀。我们放眼观察，力图找出这种令人痛心的、长期持续的苦难的根源。无论从自然界或从天命方面，我们都未能发现任何原因。上帝以仁爱对待世人，世人也没有辜负上帝的厚遇，只是统治者愚昧不堪，才使这种恩赐如同虚掷。一个强大王国的实力竟消耗于增进自私愚昧之徒的权力，而它的资源由于用于扩张他们的势力也被挥霍殆尽。局部利益有所增进，但是却以牺牲全国利益为代价。少数人为了自身的权利而统治国家，他们对多数人的权利却熟视无睹，甚至以傲慢粗暴的态度加以践踏。人民的朋友们对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法案曾寄予盲目乐观的期望，以为他们所忍受的种种苦难至少有大部分，即便不是全部，能被消除。他们认为该法案是达到高尚目的的一项明智措施，是改善立法的正当途径，同时在立法机构中，群众的意志终于会发挥效能。他们被欺骗了，而且是被人无耻地欺骗了。看起来那么美好的果实，待摘到手中却变成了一堆灰土。修正法案所实现的，无非是把权力从一个统治集团手里移交给另一个统治集团，而人民仍象以前一样无依无靠。我们只是从奴隶生活转变为初步有了一点自由，再加上前途仍然渺茫的令人厌烦的生活，这就使我们对自己的每况愈下的社会地位格外感到痛苦。我们敬向贵院十分谦恭地陈述，这种状况不容许再继续下去了。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地危害王室的稳定和王国的安宁；如果由于上帝的保佑，由于宪法和法律方面的种种措施，这种现象得以结束，我们就抱着充分决心，立即把它结束。我们敬告贵院：业主的资金不该再被剥夺它应得的利润，工人的劳动不该再被剥夺它应得的报酬。凡是造成食物涨价、金融紧缩的种种法令必须一律废除。征税必须以财产而不应以勤劳为准。多数人的福利既是唯一合法的目标，就应当是政府唯一研究的课题。我们要求把这种利益托付给人民掌管，这是这些改革和其他必要改革的先决条件，这是充分保障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唯一方式。每逢国家征募卫国战士或是号召捐献，任何人不得借口贫困或无知，拒绝或迁延这些号召。人民既被要求一概奉公守法，那么我们就要求在立法时毫不迟疑地听取人民一致的意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履行自由人的义务；我们必须享受自由人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求普遍选举权。为了避免发生富人的利诱和有权势者的威逼，必须实行秘密选举。为了充分实施我们的权利，在运用这项权利时必须不受任何约束。我们所要求的是实际利益，不是表面利益，因此，我们要求无记名投票。为了达到有益的结果，代表和人民之间必须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为了便于纠正错误、指导工作，立法和选举的权力机构应当经常保持联系。某些错误若能及时接受公众的纠正，原是相当轻微的，但倘若任期在长期的强迫容忍下因循成习，就可能产生非常不幸的恶果。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同时为了取得公众的信任，议会必须经常进行选举。因此，我们要求每年改选一次。我们有了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那么选择的范围就必须不受任何限制。现行法律强使我们选举那些无法了解或者不太同情我们困难的人为代表——那些已经退休、不再感受业务上烦扰的商人；那些对土地上发生的祸患和纠正方法都毫无所知的地主；或是那些追求议会荣誉，只为博取法庭上声望的律师。一个勤勤恳恳地执行职责的代表的工作是繁重的。代表们继续从事于无报酬的工作，这不公平，也不合理，又不妥当。我们要求将来选举贵院议员时，应以选民的意见作为唯一标准，对于通过这种方式选出的代表，在他为公众服务期间，应从国家税收中拨付一笔合理、适当的酬金。迄至目前为止，有关怎样治理这样一个强大王国的问题，一直被互相倾轧的党派当作推行自私目的的试验品。我们已从个人的惨痛经历中体验到这种后果——欢乐无常，有如微光一闪，随即被漫长而黑暗的苦难岁月所吞没。人民自主的政府即使不能消除他们的一切疾苦，至少可以使他们不出怨声。普遍选举必将给国家带来真正的持久和平，惟有普遍选举才能办到这一点；我们坚信它也会带来繁荣。为此，敬请贵院十分慎重地考虑我们的请愿，作出最大努力，通过合乎宪法的各种方式，制定一项法律，对每个精神健全、未被宣判有罪的法定成年男子，给予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规定未来的议会选举都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每届议会的任期无论如何不超过一年，取消议员资格的财产限制，议员在议会供职期间享有应得的酬报。
“请愿人不胜感祷待命之至。”
显而易见，宪章的六点要求中，只有五点被收纳在请愿书中。这是否由于疏忽，不得而知。起草人也许认为代表人数的平均分配（即省略了的那一点要求）是普选权中的必要成分，因此认为没有另提的必要。这份请愿书受到了遍及大不列颠各地的宪章运动团体的承认。如前所述，阿特伍德曾指望有两、三百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虽然各民主主义派别一致认为请愿是正当合理的，但它们动机却各不相同。道义派改革家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一步骤会对议会产生相当压力。有些人十分乐观，甚至相信为了尊重舆论起见，请愿书中祈求的事项必然会立即获准。另一方面，暴力派人士对这种结果却不存丝毫幻想，他们参加签名，只是为了给议会再一次蔑视公众权利的机会，从而使人民完全信服，所有这种努力，对于实现他们的目标是多么徒劳无益。他们甚至宣称，这是他们愿意屈尊签署的最后一份请愿书；如果其中的要求仍遭到拒绝，那就别无他法，只有同腐败不堪的下院以及选举并支持下院的各阶级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另外还有一些人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他们虽不绝对相信议会会承认公众的要求，同时也不完全信服那些要求会被驳回，认为不妨尝试一下，至少不会有多大损害。奥布赖恩在他所有的演说和文章中，劝告人民群众在请愿书上签名；但他坦率地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准备用更有力的方式来做后盾，他们的签名就决不会产生丝毫效果。由于这些不同的动机，激进分子各个派别决意参加签名。大家一致同意把请愿书连同签名单交给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以便对全文作一次适当的审查，然后重新交给阿特伍德和菲尔登，由他们递交下院。
在道义力量和暴力问题上所发生的不幸分裂，并没有妨碍整个团体为了支持全国宪章代表大会而把工作向前推进。伯明翰示威大会曾作出一项决议，发起全国性的募捐，其细则委托给当场派定的几位代表加以拟订，于是，这几位代表就照此办理了。大家商定，每一城镇划分成区，每区指派若干募捐员，向公众劝募。他们规定每一千人的认捐总额为两镑十先令，个人认捐的最低额则为六便士。1838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定为在全国开始征募的日期。认捐总额达五镑时，应即存入伦敦的普雷斯科特—格拉特银行，记入乔治·弗雷德里克·芒茨、菲利普·亨利·芒茨和罗伯特·凯利·道格拉斯的帐户。大家一致认为，各代表的个人费用应由各该选区自行支付；但显然还有许多其他各项开销，例如房租、邮电和宣传员的酬劳等等。日期确定以后不久，各区的工作委员会立即积极活动。然而，按照一定人口来规定捐额的决议难以执行，因为在有些地区，激进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而公众中可以指望认捐的，只有那一部分激进分子。在这项基金的劝募工作中出现了高度的热情。每天晚上，人们在完成本身劳动以后，便致力于促进这项工作，高高兴兴地接受各方面为响应他们的呼吁送来的不同数目的捐款。他们拨出相当大的款项，充作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经费，因此，某一财务人员在辞职时提出的报告表明，募款的总额超过了一千七百镑，除支付截至当时为止的一切开支外，还有余款约七百镑。由此不难看出，在上述时期内，群众的热情足以支持代表们在他们已承担责任予以提倡的事业中作出充分的努力。
在相当时期内，群众集会继续吸引住各阶级和各党派的注意力，却没有受到政府方面的干预。尤其是斯蒂芬斯，他每天不断地向拥挤的兴奋的听众高谈阔论，在讲话中使用了十分可怕的语言；对有产阶级说来是可怕的，但听他讲话的成千上万的受苦者却感到非常满意。他在描绘他们的悲惨境况时，甚至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富人堆满食品的贮藏室和酒窖，他以十分清楚明白的措词向他的听众说，如果他们被剥夺了他们通过劳动理应享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福利物品，那么，从压迫者过剩的物资中夺回这些东西，决不是犯罪行为，而是完全符合道义原则的。他一再援引圣经来强调这个原则，举出圣经中第八诫为他的立场提供论证。他声称，第八诫“不可偷盗”，对所有的人同样有束缚力，同样有遵守的义务，并尽力证明，在掠夺行为中，富人才是真正的侵略者，他们利用合法方式来抢劫穷人辛勤的果实。由此推论，他认为从这些阶级手中夺回剩余的不义之财，是一种合乎道义上公正原则的行动，不过借此收回应得的正当利益罢了。实际上，他认为，容忍富人继续保持他们以极不公道的手段，从陷于穷困的奴隶方面勒索来的财富，就是对上帝最严重的背叛和背弃人类的罪行表示认可。大多数报刊评介了这种激烈言论，认为政府对于容忍这些集会的继续进行，应当负责，这种针对政府漠不关心的态度的抨击一周复一周地反复提出，终于促使约翰·拉塞尔勋爵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1838年9月，勋爵阁下应邀参加利物浦市政当局的宴会，在讲话中提出了下列看法：
“他不想在这样一次宴会上扯起政治问题；但有一个话题同他本人管辖的部门有关，是否可以容许他扼要地说几句话。他提到了当时正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公众集会。也许有人想要取缔这些集会；但这不是他本人的主张，也不是他们参与的政府的主张。他认为人民有集会的权利。如果他们没有冤苦可诉，那么他们凭自己的常识就能纠正过来，停止举行这些集会。政府应当害怕的，不是自由讨论，不是无约束地发表舆论。可怕的是，人们在压力的逼迫下秘密结合。这才是可怕之处，这才是危险所在，而不是自由讨论。”
这项声明被认为是政府意图的明确表示。一个政治家对于持续很久的社会骚动给予鼓励，再没有比这更直截了当的了。然而，报刊继续对政府进行谩骂，斥责他们懦弱无能，唆使人们危害治安。“光荣的第四等级”中有一部分人断言，他们对危害社会安宁所犯下的罪行，比扇动分子本身的罪行尤为严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们若要进行干预，就不得不谴责自己以往的行动，因为他们也是凭借了完全相同的扇动方式才使自己擢升到权贵显要的地位。尽管如此，群众集会暂时仍不受阻挠地继续进行着，虽然挑拨政府提起公诉的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了。让我们在此暂停一下，以便就政府应负的责任说几句话。受迫害者往往容易责怪政府采取的一切侵犯人民自由的行动。在许多事例、即便不是绝大多数的事例中，严厉的谴责往往落到在一出戏中只充当配角的人们头上，至少就英国的情况而言，不管一个政府如何腐败，它只是一个比它本身更大的权威的代表。任何一个内阁，只要违背了下院的意志，就连一个星期也无法存在下去。同时下院如果不能获得选民——换言之，地主和资本家们——的许可也无法存在，而最后这批人才是一切法律和制度的原动力；事实上，他们是社会的唯一真正的统治者，他们通过直接表示或含蓄暗示，使政府确切地理解应当怎样做。议会、地方当局和报刊都是为这些阶级表达意志的工具，而报刊一定首先起来敲响警钟。因此，从上述事例中，我们清楚地看出，政府并非自愿出来干预，如果后来它放弃其决心，是在它不断受到它赖以生存的一种权势对它的敦促、吁求和威胁以后才这样做的。我们并不想吹捧历届的政府；它们再好也难免十分腐败和专制；但是，他们十之八九只是它们上面一种权势的傀儡，谁要是宣传与此相反的论调，谁就是掩盖真相，以蒙蔽社会的视听罢了。宪章运动一开始，报刊就发泄它的愤怒。最初，它还企图摆出一副鄙夷的神气来掩盖它的怒火，但当公众活动的力量逐渐增强时，它就抛掉了那个假面具，把宪章的原则说成是必将导致一个抢夺成风的时代，并将把人类社会赖以结合的一切藩篱全部打破。上述这些看法是有其必要性的，这样才能使真正的改革家看出应当对付的究竟是哪一种权势，从而作好准备同压迫者展开斗争，而不要仅向他们的傀儡和附庸喋喋不休地进行舌战。
1838年秋季，群众集会开始采取令人可怕的特色。人们在白天一再地举行集会很为不便。他们的谋生之道给他们带来种种限制，使他们不能自愿地蒙受时间上的损失。把成千上万的群众集合在一起开会，正象在克萨尔猎场上那样，偶一为之，未尝不可；但这不是可以经常采取的尝试。群众日益殷切地希望倾吐他们对现行制度的怨恨，但要找到足以容纳大批这样的群众的场所，却不容易，而市政厅又几乎是一向不准借用的。车到山前必有路。不久，一个计划便浮现在领导人物的脑际，使他们不再需要举行室内集会了。他们建议举行火炬集会，这对群众更加方便，既省时，又省钱。这种变通办法一经提出，即被采用，在短时期内，工厂区呈现出一系列这种壮观的群众示威景像，这也许是在前一时期的鼓动工作中从未见过的。博尔顿、斯托克波特、阿什顿、海德、斯特利布里奇、利和其他地方，不论大小，都成为这一类宏伟的集会的场所。在所有的集会上，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聚集在一起，宣誓要献身于共同的事业。这种景象所引起的激奋情绪简直难以想象。要想充分理解公众的热情，必须目睹当时的情景。群众不是单独前往会场，而是在每个出发点集中，到了规定时刻，从那里大批出发，形成一支队伍，穿过主要街道，沿途一看见他们崇拜的偶像，即预定要向他们发表讲演的人们，立即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回声响彻云霄。但在路过某些持敌对态度的报馆门口，或走过一家令人厌恶的官吏或老板的住宅时，则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嘲骂。在火炬的耀眼红光照射下，绘有各种触目惊心的图样的旗帜，形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庄严景象。有些旗帜上面绘着的骷髅正在露齿狞笑，象是一些狰狞的鬼怪，足以使许多崇拜财神的人联想起他们担心的末日即将来临。数以千计的工匠离开工厂后，来不及回家象平时那样盥洗整容，因此脸上汗渍斑斑，肮脏不堪，他们粗犷的外貌给当时的情景增添了光怪陆离的气氛。游行队伍往往很长，有时一队多至五万人；游行路线全程仿佛是一条火炬的长河，万丈光芒，把高空照耀得如同白昼，好象是一座陷于一片火海的大城市。集会本身的情景尤其令人恐惧。熊熊燃烧的火炬，不计其数，这种情景本身好象只会更有效地激起演讲者和听众们的热情。奥康纳、斯蒂芬斯和麦克道尔经常参加这一类火炬集会，他们几乎是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全然不考虑什么慎重不慎重的问题。扇动人们使用武力的言论成为后二人演说的主要内容。奥康纳几乎在每次演说中甚至都指出宪章将成为法律的日期，并往往在演说的结尾声称，如果宪章在9月29日米迦勒节未被承认，议会诸公节日的鹅宴就得推迟到30日。斯蒂芬斯毫不踌躇地宣称，统治阶级并不比杀人犯好一些，必须用他们的血来满足公众的正义要求。
大约在这个日期举行的其他火炬集会中，有一次集会地点是在海德镇，斯蒂芬斯牧师是当晚的演讲人。集会的日期是在11月14日晚上。参加游行队伍的不下一万五千人，由一支乐队前导，在闪耀的火炬光影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旗帜，一面旗上题着斯蒂芬斯心爱的词句：
“为了妻子儿女，我们将血战到底！”
另一面旗帜引用了圣经，“没有刀的，让他卖掉衣服去买上一把。”第三面旗上题着，“阿什顿要求普遍选举，或者普遍复仇！”另一面旗上题的字是“别忘了彼铁卢的血腥罪行！”第五面旗上题着一句不祥的预言，“暴君们，相信吧，发抖吧！”无数象征自由的红帽子悬挂在竹竿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响亮的枪声，这说明参加集会的人们是带着武器的。游行队伍到达会场后，斯蒂芬斯开始向群众发表讲话。他说，那天他已参加了好几处的集会，所有群众只有一条心，坚决要求他们的权利。他说，博尔顿的治安官们曾拜访军事当局，请求他们莅临公众集会。司令官担保，万一地方政府难于胜任的话，他们一定到场。“但是，”斯蒂芬斯说，“军营里我有一个朋友，他向我保证，如果士兵奉命出动，他们没有一个人会采取任何行动。”我们不妨把叙事暂停一下，插一句问话：斯蒂芬斯是否会那么胡涂，竟然相信军队表示决不使用武力来反对人民的一派胡言？如果他信以为真，他确实太胡涂了。我们今天有时也听到无数类似的话，但始终觉得应当以绝大的戒心来对待这些保证。我们也曾多次听到军队对我们说，人民一旦起义，士兵们将会调转身来，支援他们。很可能，在喜欢这样传话的人中，有些人完全相信他们自己所传的话，同样也有可能，在某些事例中，他们所说的话确有充分根据；但是更有可能，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毫无根据，而可能是受了别人的指使，来散布关于士兵表示同情的谣言，以便扇起不成熟的暴动。到那时，武装不够充足、纪律不够严明的人民，将在他们指望会得到同情和支援的那些地方遭到枪杀。总之一句话，如果人民深信受他们敌人雇用的人会来援助他们，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即便能有一利，却有百弊。实际上，人民决心发动革命，就决不应当依靠任何外援，决不应当冒险进行如此危险的尝试，除非他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有了这种力量以后，军队必将调转身来向他们的主子进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几乎是无例外地倒向势力雄厚的一方），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力量，军队表示同情的一切诺言都应当被认为是十分可疑的，尽管不是绝对不可信。斯蒂芬斯继续说，该区的殡仪馆和其他团体正在调拨经费，购置武器。在提到工厂制度时，他说，霍华德制造厂的所有权状是用工人的鲜血写在该厂的每一块砖石上面的；当他重又提到暴力时，他劝听众各自准备一把大切肉刀，既能把咸肉切成薄片，又能在反对他们的人身上戳一个窟窿。当他的演说将要结束时，斯蒂芬斯问听众是否已作好准备，是否已有当了武器；对他的回话是两三响枪声。他又问，“就这么几响吗？”结果引起了一阵枪声。然而他还要对集会群众作进一步的测验，要求所有准备购置武器的人举起手来，当时举起的手象是一片树林，接着又是一阵响亮的枪声。在劝告听众置备枪炮、大刀、长矛和任何比舌剑唇枪更锋利的武器以后，他说，“我看一切都很好，祝大家晚安。”
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使斯蒂芬斯的这种言论非常迎合人心。的确，对艰苦备尝、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说来，英国语言中没有任何字眼算得上过分激烈或过分富于煽动性的了。有人若是建议应用道义力量，必将遭到嗤笑；只有十分坚决的呼吁才会得到同情的响应。而这种响应几乎无例外地，不仅表现为成千上万人雷鸣般的欢呼声，而且正象我们已谈到的，还表现为一阵阵的枪声和长矛的挥舞。这些武器被带到会场，作为一个预兆，表示受迫害的人民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已下定最大的决心，将采取最后手段。与此同时，中上层社会人士正在组织力量，来抵制人民的要求。政府对他们的计划给予鼓励，并且表示如果他们为了保护生命财产，自动组织团体的话，愿意向他们供应各种军需，于是一些团体就组织起来了。可是，一般地说，这些人士宁愿把他们的安全付托给训练有素的武装部队，而不愿自冒捍卫的危险。有鉴于政府的建议，R．G．甘米奇在北安普敦工人协会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请示协会秘书向内政大臣申请两千套武器和弹药等等，以便会员和他们的朋友们能够捍卫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而不受任何侵犯。在一片沸腾的欢呼声中，上述决议经一致通过，其他许多宪章运动团体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也许不必赘言，这类信件虽有一部分及时收到了回音，但内政大臣却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实例中对这类申请书作出满意的答复。他认为只有富人的生命财产才值得给予保护；但是我们曾见到，例如在纽卡斯尔的盛大集会上，当工人阶级和平地行使宪法权利时，军队却出面阻挠，危及他们的生命，而人民所得到的一切补偿仅是政府空洞的保证，说是地方当局不打算干涉群众的集会。这种严重侵犯人民的行为，迫使穷苦阶级相信，只有使用暴力，才能使他们从压迫者手里夺回他们的权利，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规模巨大、人数众多的火炬集会所造成的事态使中上层社会人士一片惶恐，而集会向政府所提出的抗议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性质，因此，政府如果不给这些集会以决定性的打击，那就只好自认无力应付了。人们很难指望它会采取后一办法，因为这样就等于放弃了它的职权；没有一个政府愿意采取这一步骤，除非它已被逼到了最后关头，而政府并没有认为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了。因此，不久以后，女王的公告便出现在每个城镇的墙上，宣布火炬集会是违法的，参加者应受法律的制裁。如果说这项公告的出现引起了极大的骚动，那就不能使人们对当时群众心理状态获得一个正确的概念。群众的情绪已被激发到十分热烈的程度，以致他们现在象是发了狂似的，无数群众表示决心，要把公告踩在脚下，与政府进行对抗。奥康纳在《北极星报》上建议放弃火炬集会，认为如果坚持下去，可能使宪章运动蒙受严重的损失。另一方面，斯蒂芬斯的愤怒简直不可遏制。他斥责公告是对被压迫人民的侮辱，和宪法的精神显然有抵触，声明它完全没有法律效力。然而，从这时起，上述集会实际上已被放弃了，除先已公布者外，不另再举行了。但要指望政府到此罢休，是不可能的，公告发布后，紧接着就对斯蒂芬斯牧师签发了一张拘票，对他指控的罪状是：分别参加了三次非法大会，并使用了危害治安的言论。他遭到逮捕，并在曼彻斯特治安官面前受到讯问。群众早已存在的愤慨情绪加强到惊人的程度；消息一传到民间，就立即成为街谈巷议的普遍话题。在这一片辽阔而人烟稠密的地区内，所有工业城镇的街道上都挤满了男女老少。使劳动人民心情激动得好象只有两种感情：对地方当局怀着深切强烈的愤怒，同时对当局迫害的对象表示最深厚、最灼热的同情。没有任何人追问过斯蒂芬斯在从事鼓动工作的经历中，他的深谋远虑究竟如何；对群众说来，他一贯是他们的同情者，仅就这一点也就足够了。在他们眼中，他是谴责他们所遭受的各种迫害的大胆揭发者，是维护他们被剥夺的各项权利的坚定、真诚、雄辩的鼓吹者；如果说，他们以最深切的宗教虔诚来崇拜他，那也不太过分。预定对他讯问的那天，通往法庭的各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因为群众十分殷切地希望看一眼他们所热爱的人物，并了解他的命运。他一出现，马上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回声在街上震荡，好象要把每所房屋的基础都要撼动似的。在所有这些热情所倾注的人心中，在人民群众一阵阵喧嚣的打动下，究竟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按人之常情来判断，如果说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时刻——不妨进一步说，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那也不会错。情绪激昂的群众对他表示爱戴固然可喜，有时却也孕育着不可忽视的后果。斯蒂芬斯已把群众的情绪集中在他身上，但谁又能预言这种情绪将会把群众或他本人引向何处？谁掌握了广大同胞的同情，谁就承担了一个重大而可怕的责任；在广大群众的欢呼使人感到喜悦的同时，一种懔然生畏的心情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中使人醒悟，从而遏制住潮涌似的欢乐情绪。
对斯蒂芬斯的讯问开始时，治安官庭上鸦雀无声。许多证人被传到法庭，为起诉人作证，他们提出证词，占了相当长的时间，紧接着，考验被告的尊严和胆略的时刻便来临了。法庭询问被告，是否有意见要在法庭上陈述，以便就他被控的罪状进行答辩。这时，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斯蒂芬斯应当采取的正当途径呢？他有幸成为第一个由于参加新兴的运动而被政府利用法律来进行报复的对象。他应当维护的，不仅限于他个人的尊严，还有那个事业的尊严。按我们的意见，坚定而审慎的沉默最足以赢得这两种尊严。但斯蒂芬斯却不作此想，因为他立即发表了一篇冗长凌乱的演说，而且措词和口气都非常拙劣，这篇演说既不清晰，又无重点，只会使他的案件陷入更大的混乱。不错，他对他以前公开发表的见解至今没有表示畏缩，但他为了争取治安官们对他产生好感而进行的尝试本身却好象有点示弱——虽然也许不怎么明显。他知道，或者说他应当知道，摆在治安官面前的一大堆证据足以使他们有充分理由，根据法律和惯例，决定将他提交审判，不管他可能作出任何答辩，也不会使他们采取相反的做法。因此，他当时的举动至少是不明智的，而在善于思考的人们看来，他丧失了他本来可能保持的尊严。他应当等到有机会使他能向上级法庭陈述意见，到那时，他的材料已能搜集完毕并整理就绪了。但他却选择了另一条途径，表明他自己并不比一个单纯的空谈家高明多少。正如人们可能料到的，斯蒂芬斯经决定提交审讯，但准暂行保释，本人交保释金一千镑，两位保证人各交五百镑，以保证将来巡回法庭传讯时出庭候审。在这一大群情绪激昂的群众心中，当然存在着各色各样的揣测。喧嚣扰攘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以致有时在讯问的过程中，治安官们显得十分惊慌失措，比斯蒂芬斯还要有失体统。他们在万分恐怖中，甚至央求旁听席上的奥康纳凭他的威望设法消弭当时的骚乱。奥康纳答复说，这种委托未免离奇；但他对治安官们为了自身缘故指定他为维护秩序，无疑地引以自豪，于是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走到窗口。他一出现，群众立刻报以一阵阵的欢呼。他挥手示意安静，说来也怪，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些怒气冲冲的群众的愤慨情绪镇定下来了。一刹那间，广大的群众变得象谨小慎微的人那样冷静，于是他试图向他们讲话，劝导他们不要用鲁莽的行为来玷污他们光荣的事业，保证他们所尊敬的对象会得到公平的处理。可是，要静止只是暂时的，不久，和先前不相上下的愤慨情绪又表现出来了。当天晚上，奥康纳在曼彻斯特，就白天的事件向聚集的群众发表谈话。他以十分鼓舞人心的论调向他们保证，人民不久即将战胜他们的压迫者。至于斯蒂芬斯，他以热情洋溢的口吻表示他对前者的热爱和尊敬。然而谈到了审判的可能结局。他说，奥斯勒曾预测斯蒂芬斯将被流放出国，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斯蒂芬斯所犯的不是应予流放的罪行，然而暴君们如果竟敢滥用职权，将他流放出国，那么，他的（斯蒂芬斯的）上了镣铐的肢体，除非跨过他的（奥康纳的）尸体，否则决不能登上放逐罪犯的船。不消说，这项声明引起了会上雷鸣般的喝采声。不难想象，群众的热情几乎是无限的，我们很难断言，这两个偶像究竟哪一个更得人心——是斯蒂芬斯呢，还是奥康纳？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由于斯蒂芬斯的被捕而激起的群情激愤的局面并不局限于曼彻斯特的邻近地区，全国各地高举宪章运动旗帜的民主主义者也都参与其间。在整个约克郡内，工人阶级的情绪非常激昂。在英国中部，这种轰动虽不那么普遍，却也十分深刻。在西部，各地举行了规模巨大的民众集会，会上通过决议，对政府的举动大加谴责。在布里斯托尔，文森特在布兰登山麓向民众发表讲演，提出了一项向斯蒂芬斯表示同情的决议案，严厉地谴责他的迫害者，决议案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经表决通过。在下星期六的《北极星报》上所刊载的，几乎完全是这类决议。这位牧师先生比先前更有声望了。无数信札来自远近各地，向他表示同情，保证提供援助，并热情地邀请他到写信人的家里作私人访问。每个城镇、每个村庄，凡是他的见解曾经渗入的地方，无不成立委员会，给他声援；全国性的募捐虽然还在进行中，但同时又另行发起一项基金，款数日见增加，因此，在他受审期宣布以前，单为斯蒂芬斯基金所募得的捐款就将近两千镑，而且几乎完全是工人阶级捐助的。斯蒂芬斯每星期继续采用演说和讲道方式向群众发表谈话，但多半以后者为限。他的谈话在《北极星报》上都有报道，嗣后以单行本刊行，题名为《政治布道坛》。这些讲道集被抢购一空，在许多城镇上，每逢星期日，一群群的居民聚集在一起，让别人给他们朗诵。当他们听人朗读斯蒂芬斯那热情奔放的呼吁时，他们对他所表示的同情，也就增加了公众对他的审判结局所产生的好奇心。
中产阶级的工厂主发觉人民群众对普选运动的认真态度，就费尽心机地诱使人民放弃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知道，如果理解正确的话，人民宪章意味着社会垄断时代的告终，于是他们就摇身一变，自己成为反垄断主义者了。可是，引起这些“人民之友”注意的垄断权只有一种——地主的垄断权。他们把谷物法说成是工人阶级遭受社会苦难的唯一重大根源，而废除这项法律则是结束他们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他们竭力怂恿说，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应当同他们联合，一同要求把谷物法废除，甚至认为这种做法应当优先于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他们不反对宪章，反对宪章的决不是他们，因为这是人民的权利，从理论上说，宪章的条款尽善尽美，但是时机尚未成熟。在下院，对宪章表示同情者寥寥可数，目前决无成功的希望；而主张废除谷物法者在议会中却占有多数，如果再加上工人阶级的聪明才智作为后盾，他们不久将拥有无限的权威。可是这种诱饵并不象这些先生们所预料的那么轻易奏效。他们所依赖的主要力量是在工业区；而在这些地区内已出现强烈而坚决反对他们的舆论。职工阶级由于受尽了凌辱而产生的愤懑情绪，使宪章运动领袖们能够挫败主张废除谷物法的人们所作的几乎一切的努力。最初，他们曾鼓足勇气向公众呼吁同情，但不久就发觉他们所能博得的同情极其有限。宪章运动团体中的各派人士在拒绝同谷物法联盟携手合作这一点上，彼此所持的理由大不相同。就绝大多数人而言，由于他们对工厂老板们在社会上的种种专横霸道的做法十分痛恨，因而使他们相信来自这一方面的任何措施不可能对他们的利益带来很大好处。工人协会一派人则采取了不同立场。他们也承认谷物法有取消的必要，同时却坚决认为，只要议会仍维持现状，废除上述法律的一切尝试决无成功希望；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将进行大量的鼓动工作，与为了实现宪章所费的力量不相上下；而宪章一旦到手，其结果将不仅是废除谷物法，而且会废除以社会的不公道为基础的各种法律。同时，他们还强调，中产阶级是在他们看到了人民群众要为他们自己夺取政权的决心以后，才想到要废除谷物法的。如果他们真想实现他们自称为心目中的目标，他们不难完成自己的愿望，因为下院绝大多数议员是中产阶级及其附庸们选出来的；他们宣称，他们以十分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阶级的人士，因为后者企图悄悄地把公众的注意力从较大的目标引开，以便使它集中于比较次要的目标。可是此外还有一派，人数最多，他们坚决认为在社会的现行制度下，自由贸易非但无益，而且会给生产阶级造成损害。这一派别中居首要地位的是詹姆斯·勃朗特尔·奥布莱恩，追随他的有费格斯·奥康纳和运动中的多数最有权威的人士。奥布赖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用几句话来说明。他对地主阶级没有什么同情，把他们看作是世代相传的社会公敌。但另有一个阶级，他认为颇为可怕，就是那个庞大的有钱阶级，它已擢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权力也正在扩大。他认为，这个阶级是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数很多的一批人。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承认，自由贸易的必然趋势是使商品越发便宜。奥布赖恩断言，这就会使高利贷者、税收中饱者、牧师和其他一切享有固定收入者以同等金额换取更多的商品，这与商品跌价的情况适成正比例，于是，按照这种比例，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就随着提高了。因此，奥布赖恩认为，既然这一方面的人没有对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而能象上述情况那样换取较大部分的财富，那么，他们只有牺牲别人才能做到，而被牺牲的必然是创造一切财富的劳动阶级。奥布赖恩又考虑到私人借贷双方的利害关系，指出在限制贸易制度下，由于物价昂贵，币值必然低落，债务才会成立，而在自由贸易制度下，由于物价低落，币值必然增高，这种债务必可偿清。因此，他不反对这样的自由贸易原则；但他主张，为了使自由贸易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同时必须在公私借贷方面作一次公平合理的调整，所有的政府官吏的收入必须削减，否则，不事生产的阶级将对生产者进行掠夺，而所掠夺的部分就是他们一切消耗其价值中的差额。如上所述，拥有极大一部分势力的宪章运动领袖们多半同意这种观点，因此自由贸易主义者不论在什么地方出现，奥康纳、奥布赖恩等人就同他们在讲坛上针锋相对地辩论，证明他们的主张空洞虚假，坚决地引导舆论来反对他们。奥布赖恩不仅发表演说抨击他们，还在《职工报》上，凭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几篇极其有力的文章，揭露他们阴谋中的利己主义，并把他得天独厚的那些善于说理、斗智、痛骂的才能全部用来批判他们。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案制定以后，许多人可能认为奥布赖恩的观点是虚伪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书的以后的章节中另有评述的机会。
宪章运动者反对自由贸易派，结果把那派的鼓动家逼得走投无路。在他们举行的公众大会上，宪章运动者所要求的，仅是就他们相互间的分歧进行辩论。可是同宪章运动者进行辩论，却不是他们愿意做的事。同地主们进行辩论，他们不会反对，因为地主阶级所持的立场，并不是那么站得住的；但是每当一个宪章运动者露面，在共同感兴趣的条件下，就一个问题同他们进行争辩，他们就显得十分慌张，象有一颗炸弹落在他们中间似的；为了抵制争辩，他们规定所有他们举办的集会一律凭券入场，借此拒绝宪章运动者参加他们的集会活动。如果个别宪章运动者偶尔进入会场，站起来发表不同意见，这帮和平鼓动家的爪牙们多半采取暴力来对付他。可是，即便他们戒备十分森严，有时宪章运动者也会得到他们的入场券，投票反对他们。这种策略，我们决不赞同。如果一个特别团体为了讨论或提倡某个问题而开会，我们不应当违反他们的意旨去妨碍他们，正如不应当打扰一个家庭宁静的私生活一样。我们认为，只有当我们向公众作了公正而公开的呼吁以后，我们才有充足的理由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主张人人有权自由发表意见，倘有必要，甚至使用暴力来维护这种权利。 |
第四章詹姆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四章詹姆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
詹姆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英格兰西部——运动的扩展——道义力量与暴力
在我们目前所述的这个时期内，有一位人物比运动中任何其他人物影响了更多的具有真正民主思想的人；而且除了奥康纳一人以外，也比别人博得了更为广泛的声誉。但这位人物不大习惯于讲坛上的活动和荣誉。人们主要是通过报刊才受到他的影响。我们提到的这位人物名叫詹姆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他正如他的姓名所示，出生于爱尔兰。许多年来，奥布赖恩的父亲是朗福德郡的一个营业发达的酒商兼烟草制品商。他的儿子奥布赖恩诞生于1805年，因此，在宪章运动开始时，大约三十三岁。奥布赖恩的天才早在幼年时已经显露出来了。不满十岁时，他已学会了几种外语，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由于都柏林城几家商号倒闭的影响，他的父亲经营失败，为了挽救他破败的家业，不久以后前往西印度群岛，但身罹疾病，终于逝世。现在，象拜伦一样，他就由他守寡的母亲独力抚养，母亲决意培植他从事一种学专职业。他天性好学，又能孜孜不倦地努力求知，以很快的速度精通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并且十分出色地掌握了数学和其他科学。他还显示出撰写诗和散文的巨大才能。著名女作家埃奇沃思的兄弟、已故的洛厄尔·埃奇沃思看出了这个青年学者的资质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由于他以进行教育实验为乐事，便向奥布赖恩的母亲说明他希望要她的儿子进埃奇沃思公立学校，这是一个实行导生教学制的教育机构，埃奇沃思认为这种制度是帮助比较优秀的学生完成学业的最好方法。奥布赖恩入校不久，就成为该校二十一名导生的负责人，凭此资格，担任了较高班级的教学工作。著名女作家埃奇沃思常来访问她兄弟所办的学校，有一次，曾把一本装潢精美的波普诗集赠给奥布赖恩，作为对他优异成绩的奖励。沃尔特·司各脱爵士有一次莅校参观，发现他才华出众、造诣精深，惊奇之余，赠给他一个银质铅笔盒，表示嘉许。由于同样原因，他后来又收到了其他知名人士的礼物。他在该校肄业几年以后，移居都柏林，进了都柏林大学，肄业期间，在学业方面获得了优等荣誉，离校前被授予文学士学位。不久以后，他进入了王家法学协会继续深造，然后转入伦敦格雷法学协会，在这两处研习律师业务，以便取得律师资格；但正当奥布赖恩向既定目标前进时，他结识了科贝特、亨特等主要改革家，从而被引上了政治舞台。从那时起，他注定要对我们所称的社会所具有的各种制度展开一场不断的斗争。奥布赖恩和英国公众初次见面是通过亨特先生的介绍，据我们所知，此事发生在1830年伦敦举行的一次民众集会上。那一天，亨特先生向集会群众宣称，他很高兴地向他们介绍一位具有巨大才能而又完全同情人民的青年，他相信，这位青年一定会给他们的事业增加一份宝贵的力量；然后以他那粗率的态度，向奥布赖恩大声说，“上来，老朋友！自己说罢。”和许多将要投入公职生活的人们一样，当这位青年演说家战战兢兢地站起来向集会群众讲话时，他勉强地克服了自己的怯场情绪；但从他第一次的尝试中就可以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奥布赖恩必将对工人阶级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报刊为反对贴印花而展开战斗以后，赫瑟林顿发觉倘能罗致奥布赖恩从事写作，必将有利于这项事业，于是他就担任了《穷人卫报》的主编，这是一份自称不顾法律干涉，为了使公理战胜强权而出版的报刊，通过它，奥布赖恩作为一个公众作家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公认和赞赏。他还撰写了许多有巨大影响的文章，投给《二便士快讯》、《人民保守党》、《破坏者》等报刊发表。这些报刊所引起的巨大轰动必将为这一时期的政治家牢记不忘。政府用尽一切方法来加以取缔；与其说由于考虑税收的问题，不如说由于害怕它们所阐述的学说会进一步发展。1836年，奥布赖恩出版了邦纳罗蒂所著《巴伯夫争取平等的密谋史》的译本，因而在民主主义文献方面又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奥布赖恩认为，以前所有的法国革命史的史学家充其量不过是些破口谩骂之徒，他们一方面捧出一些最大的社会公敌供全世界人们赞赏，另一方面，又对人民的一些最善良、最人道、最开明的朋友的品格进行恶意的诽谤。他认为邦纳罗蒂的著作适足以更清楚地说明那个重大时期的人物和事件，他通晓法文，因而他可以把一部英译本搞得尽善尽美。译本卷首是译者的序言，对法国中上层社会的行为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抨击。书中某些部分附有详细的注释，澄清了原著者显得含糊之处，有时还校正了原著者的观点。如果我们指出，邦纳罗蒂撰写的这本历史著作甚至获得了保守派《评论季刊》的好评，读者就不会轻视奥布赖恩在史学界的声誉，或者低估他的写作才能了。这个译本出版不久，奥布赖恩前往巴黎游历，我们相信，部分原因是为了搜集资料，以便使他能够为罗伯斯庇尔写一本真实可靠的传记，因为据他设想，其人的品德遭到了最下流无耻的诋毁。正是诽谤者的恶意中伤，首先使奥布赖恩在思想上受到启发，认为罗伯斯庇尔在品德上，与历史学家有关他的品德的一切记载恰恰相反，于是他下定决心，尽可能地把这件事查清楚。奥布赖恩对这个问题是按下列方式自行推想的：“论述罗伯斯庇尔的品德的人正是属于这样一些阶级：它们所垄断和篡夺的权利恰恰命定要被罗伯斯庇尔消灭。这些阶级企图加在它们的受害者身上的种种罪行，恰恰就是它们自己犯下的罪行。正如它们的打算显然是要使自己免于声名狼藉一样，它们的利益就在于丑化它们对手的品德，因为如果它们对手的品德公诸于世，并与它们的种种罪行相对照，则必然对它们不利，使它们永受谴责。”因此，他认为，罗伯斯庇尔的德行越是真正高尚，当然他们就越要设法使他的品德扫地。时隔不久，一部《罗伯斯庇尔传记》出版了，它确是迄今问世的该类作品中的杰作之一。他在这部著作中竭力说明，书中的主人公非但不是一般所描写的那种人物，相反地，却是有史以来最开明、最仁慈、最有道德的改革家之一。一个公众作家可能采取的步骤再也没有比这更勇敢的了。它对一个几乎一致公认为牢不可破的看法一个表面看来千真万确的事实予以迎头痛击。现在只要我们扼要地列举一下罗伯斯庇尔的敌人所指控的恶劣的品质，那么，我们对这个为他进行辩护的人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执笔，就可以得出一个相当正确的概念了。
蒙加亚尔、蒙戈伊、德苏多阿等法国作家都曾指出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愚昧、丑陋、狰狞、阴沉、恶毒、庸俗、淫荡、残酷、忌妒的家伙，新闻事业的敌视者，文学的摧残者，科学技术的蛮横破坏者，屠杀仇敌的罪犯，谋害友人的凶手，只因婚姻的贞操与他所嗜好的放荡生活不合才做独身主义者，一个诱奸他东道主的幼女的色中饿鬼，一个污秽不堪的衣冠禽兽，每天在疯狂淫荡中餍足了他色情和杀戮的欲壑以后，又与娼妓鬼混通宵”。对于一个在法国革命中曾有过那么卓越贡献的人来说，这确是一幅绝妙的人物素描。一个人必须要有百倍的勇气，才敢冒险承担为遭到这种攻击的人进行辩护的任务。但奥布赖恩却承担了这项任务，毫不顾虑这一举动必将激起人们的一切偏见；他提出了大量证据，足以动摇一切无偏见的人们对那批冒牌历史学家的真实性所抱的信心。他们说，罗伯斯庇尔天性残忍，在他生平很早时期的特殊事件中已显露出那种残忍的性格。奥布赖恩用相反的事例，证明了这种罪名的虚伪性，认为罗伯斯庇尔禀性仁慈宽厚，远在常人之上。关于愚昧和庸俗的罪名，他的反驳同样有力；他举出经法国某些第一流学者所审定的显示罗伯斯庇尔早年才华的作品，从而证明了罗伯斯庇尔不仅有巨大的独创性才能，而且他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本质上非常优美，非常典雅，同时他的一切行为也证明了他对正义和人道主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热情洋溢、精力充沛、坚持不懈的同情者。奥布赖恩写这本书时，并不企图凭他的想象臆造的人物来欺骗世人，这一点不仅书中有大量事例足资证明，甚至那个竭力表扬法国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最严厉的敌人）的拉马丁也给他充分作证。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他著名的《吉伦特党人史》一书中向读者指出，罗伯斯庇尔也许是唯一从革命开始就看出革命结局的人。他又证实了罗伯斯庇尔的观点卓越而且全面，对罗伯斯庇尔的人道主义以及厌恶流血的心理，时常举出具体的事例；他向所有愿意阅读他的著作并进行比较的人们说明，如果罗伯斯庇尔准许伤害一条人命，那是由于严峻的紧急需要，他才迫不得已采取那种措施。
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开始前，作为一个公众作家，奥布赖恩所采取的方针是当时在政治家中板不趋时的一种。他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雄辩家。这并不是说他低估了政治改革的价值；相反地，他明白表示，只要一切立法权仍然掌握在压迫者的手中，人民为社会解放所作的努力必然都是徒劳无益的。但他同时又领会，并且竭力向读者阐明，除非他们认识到社会的实际基础，否则即便拥有最大限量的政治权势，也毫无用处，决不会使他们突破社会疾苦的樊笼；他力图把我们具有根本性的巨大祸患追溯到两大可怕的根源：地主制和高利贷制以及它们千变万化的各种形态。我们可以说，迄至当时止，只存在着两种社会经济学派：一派主张所谓财产所有权，决不考虑各行各业的要求；另一派，例如罗伯特·欧文，则赞成把一切私有财产连根铲除，代之以集体所有制。当然，此外还有一个人数寥寥无几的奥斯勒派，但他们为劳动人民所提的权利要求是属于慈善性质的，而不是基本的权利。奥布赖恩所负的使命要他在上面所说的前两派之间不偏不倚地前进，一方面否定前一派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表明后一派企图强使社会接受一种不成熟的、未经整理的理论，是十分荒谬的。但他不是单纯吹毛求疵的人，因为他竭力要使财产私有权和劳动阶级应享有的最完整的公正原则一致起来。他当时的各项计划远不如他在以后的年代中所提出的那么完整，但他所指出的原则已在他通过有力的文笔写出的许多著作中阐明了。虽然别人在宪章运动中负起了首创的责任，但给这项运动奠定基础的却是奥布赖恩的著作，当鼓动工作一获得相当的进展，他在这项工作中的巨大贡献就得到了一致公认。虽然他不为自己追求公众的注意，但现在群众对他却开始有意延揽，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那么长久地、热情地尽过力了。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召开一经决定，至少就有十三个选区邀请他担任它们的代表。最初他婉言谢绝了全部邀请。可是，对有些选区来说，谦词全不生效，因为它们坚持推选他为代表，甚至不顾他本人明白表示的意愿。这些选区中有伦敦、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诺里奇、利和怀特岛。这样坚决表示的信任克服了他的犹豫，使他接受代表的职务。在有关奥布赖恩的个人仪表和才能方面再说几句话，目前的介绍也就可以结束了。他的身材比一般中等身材要高得多，风度翩翩，不过略带几分渊博的学者那种佝偻的体态。他的相貌往往被人们评为清秀，虽然我们有时也曾听到相反的意见。评价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在看到他们的对象时评价者本人所表现的情绪。当不愉快的思想正使他心情激动时，他看起来确实并不十分和蔼可亲，但在愉快的感情影响下，奥布赖恩显得比任何人都有更大的魅力。他的天庭高大宽阔，表明他是一个智力超凡出众的人，而头部按颅相学被定为仁爱之源的那一部位显得特别发达。如果说，在宪章运动初期大露头角的民主派领袖中，他无疑是一个心地十分光明磊落的人，那也并不过分。在宪章运动阵营中，人们普遍称他为教师，这是奥康纳赠他的尊称。即使他的一些势不两立的敌人也证实了他有卓越的才智。《每周新闻》是一份漫无节制地对他恣意辱骂的报纸，但就在这同一报刊上却又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指掌间主意很多的人，所有其他宪章领袖加在一起都不如他。
作为一个演说家，奥布赖恩与众不同，有他的特殊风格。据我们所知，有人甚至说他根本缺少一个演说家的必要条件。再没有任何错误比这更可悲的了。不错，他的演说没有文森特那种口若悬河一泻千里的辩才，也没有奥康纳那种迅雷疾雨般的激昂慷慨的脾气，同时，也不具有洛厄里那种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特色；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却兼有三人的长处。当他讲一个道理时，他的深思熟虑令人惊叹。没有一个演说家能攀登到这样的高度，或象他那样用深刻强烈的热情来感动听众，同时，也没有一个雄辩家在动作的活泼和语调的灵活方面能胜过他。至于使用讽刺这一武器，他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使所有他的同辈无法望其项背。他说趣话时毫不轻薄，而是庄重、实在——实在而又条理分明，而且尖锐已极。任何人都不能象他那么轻易地将论理、讽刺和雄辩溶为一体，或以那种可怕的威力将这三位一体的武器投向他的对手。而且，他永远是那么巧妙老练地使自己适应听众的理解力。一般地说，鉴定一个演说家应以他所产生的效果为断，这比根据其他标准更为正确，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奥布赖恩，他的辩才应当说是第一流的；因为在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且受到大量听众欢迎时，他的主要困难不在于激起听众对他意见的同情，而在于压制对他表示欢迎的喧嚣的喝采声。这里也需要提一下，在我们所述的这个时期，他留住听众听讲的时间要比任何其他公共演说家长得多。他在集会上经常占用的时间大概是三小时；有时他会说上四小时，甚至五小时，始终吸住听众的注意力，直到他讲完为止。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断言，具有这种才干的人决不是一个平庸无能的演说家，相反地，不仅在言词方面，而且在思想方面，都是一位演说大师。
正当伦敦和英国中部、北部的民主主义者以不断加快的步伐强烈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时候，如前所述，西部的民主派人士也在不遗余力地加强这一呼声。为了实现这项彻底的议会改革，文森特无日不在集合数以千计的群众。布里斯托尔、巴思、切尔特南、特罗布里奇、布雷德福等地由于这位著名的演说家辛勤不懈的努力而经常处在兴奋激动的状态，因为他在各该地区的声望可算是无可限量。妇女对这个伟大运动的信仰好象比男子还要热烈。她们自行组成激进团体，好几百人登记参加。无疑地，在激起民主妇女的爱国心方面，文森特个人的魅力发挥了它的一份作用，因为，如前所述，他是女性一致宠爱的人物。巴思的民主妇女举行任何一次集会时，惯常都邀请文森特为贵宾。为了对他的效劳表示感谢起见，她们发起募捐，以捐款给他买了一只珍贵的金表。这个纪念品是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赠给他的，当时他以优美的言词来接受这一珍贵礼物，因而使自己更显得才华出众。为了证明那个时髦的、美丽的而富有浪漫色彩的城市的妇女在精神上受到了多大的鼓舞，我们只需列举下面的情景：当巴思居民们刚知道文森特即将莅临时，妇女们就占用了离城约莫一英里的鹿山公园，四千多名妇女聚集在那里欢迎他，同时还有一大批人由于无法入场，竟把所有的空地都挤满了。在这次集会上发生了一个相当有趣的插曲。妇女们事前商定，除了受到优待的文森特以外，不让任何男人目睹会议的进行。可是，尽管有此禁令，一个男性出于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如果出于女性，也许还可以原谅），假扮女装，混进了公园。可是这个把戏很快就被拆穿，消息也很快地传到了会场，在群众尽情的嬉笑怒骂中，那个莽汉被拳脚交加地逐了出去。巴思的主要激进分子博尔威尔的夫人担任主席，文森特在会上发表了长篇的讲话。公园中的议程结束后，他又向外面无法入场的人群大声演讲，女听众们挥舞手绢或作其他动作，以示欢欣。
在巴思为了推选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代表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参加的人数非常踊跃。估计聚集在一起的有一万五千人。除文森特和其他演说家外，威廉·内皮尔上校也光临参加，向集会的群众发表了关于拥护普选权的谈话。可是，在会议进行中，这位侠义的上校却被大大地触怒了。文森特在演说过程中提到了与人民为敌的各方面人士，指出人民被无赖们压得透不过起来。“约翰·拉塞尔勋爵是个无赖，哈里·布鲁厄姆勋爵是个无赖，韦林顿公爵是个无赖。”上校走上前去，大声说：“我否认那句话。韦林顿公爵不是一个无赖；他曾崇高地、英勇地、光荣地为祖国打过仗，他不是无赖。”文森特答道：“我说，谁否认我的选举权，谁就是无赖，管他是拉塞尔、韦林顿，还是内皮尔。”上校发表意见说，这位演说家当天所采用的言词预料将会有害于民主事业。除了这个小小的插曲以外，一切都在十分和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西部各郡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是1838年9月30日在特罗尔公地上举行的，这是位于特罗布里奇和布雷德福之间的一个广场。两支人数众多的队伍从这两个城镇分别出发；来自前一地方的队伍绵延几达四分之三英里。队伍离开特罗布里奇以前，一个年轻的女子代表该城镇的未婚女子，把一条丝围巾赠给文森特先生，已婚妇女也向卡里尔先生表达了类似的敬意。特罗布里奇和布雷德福的两支队伍在公地上会师，彼此一见面就发出了震天价的热烈欢呼。据估计，当天表示效忠于人民事业的达三万人。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地区原来的人口比较稀少，就不会不对吸引如此众多的人们聚集起来的那股激奋情绪感到惊奇。事实是，文森特已完全把群众心理激励到白热化程度，而另外还有几个有才干的人仿效他的榜样，自愿担任公共演说家，把精力献给这个事业。其中有巴思的律师罗伯茨，他是当时高等法院院长尼古拉斯·廷德尔爵士的表弟。文森特初次访问巴思时，罗伯茨和他热烈握手，结成莫逆之交，在他的一切奋斗中，为他分担艰险，共享荣誉。特罗布里奇有一个名叫波茨的青年药剂师，他是一个热心的民主主义者，尽了他的一份力量，以青年人的热忱和勇气献身于这项事业。那个曾在议会广场的集会上大露头角的工人威廉·卡里尔是当地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也为运动的原则大事宣传。不管文森特在政治生涯的初期对道义力量有过什么看法，现在他的演说多少带有一种暴力倾向。他以十分鼓舞人心的论调谈到人民的胜利即将来临。他参加布里斯托尔民主主义者在布兰登山上举行的几次人数众多、热情高昂的集会。有一次，他凭着一匹纯白的战马前往会场，漫无节制地辱骂政府，预言政府不久即将垮台。特罗布里奇的公众中一部分所谓“忠诚”人士，对这种显然迫在眉睫的危险，日益感到恐慌。波茨对使用暴力的偏爱如此直率，甚至在他窗口陈列着一排惊心触目的枪弹，并且十分大胆地把它们标明为“送给托利党的卫生丸”。文森特在这个地区这么繁忙，以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简直腾不出一天时间来为国内其他地区效劳。人们经常要求他出力，他尽力越多，要求也就越大越频繁。
正当格拉斯哥、纽卡斯尔、伯明翰、伦敦、曼彻斯特和皮普草地成为大规模群众性集会场所，其他地方也同样积极地传播宪章原则。纽卡斯尔周围的城镇和村庄效忠宪章运动的情绪，和这个著名城镇的民主主义者同样热烈。10月10日，海港小镇布莱斯出动了一千人，由阿克尔、赫伯恩、布朗、伯德、史密斯和洛厄里给他们讲话。出席集会的群众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并提出了效忠宪章的信誓。乌斯沃斯村也举行了一次同样热烈的集会，聚集的群众倾听主席哈蒙德以及托马森、史密斯和德维尔的发言；会议结束时，他们组成了英格兰北部政治联合会分会。在泰恩河南岸的格林赛德村，二千名群众在露天集会，其中很多是妇女。一个壮观的乐队从文拉顿前来参加。主席福斯特和纽卡斯尔的代表团向集会致词。一切都在欢欣鼓舞的情绪中顺利进行，集会结束后，一个游行队伍一路护送纽卡斯尔代表团直到文拉顿，准备当晚在那里举行一次集会。后一集会原定在戏院中举行，但这个地方绝对容纳不下几千群众，于是，不得不把会场移到露天。萨莫赛德先生担任主席，奥尔德、史密斯、帕克、托马森、查尔顿和科伯恩先生向集会群众发表谈话。会议过程中，群众自始至终保持高度热情，给这次集会增添了生气。在卡莱尔，全体群众表现了同样的情绪。8月间，在市政厅举行了一次拥护宪章运动的公众集会，这个建筑物可以容纳一千人，简直被挤得水泄不通，同时还有几乎同等数目的人们留在户外，无法入场。讲演者有霍尔、汉森、巴恩斯、贝尔德、麦肯齐、巴尔和劳伦斯先生。在会上提出的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并宣布联合会拥有会员一千二百人。在苏格兰境内，阿伯丁、邓弗里斯、敦提和大多数东南部低地区的城镇，不论大小，都积极参加鼓动工作。阿伯丁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会上，邓肯先生发表了长篇演说，在演说过程中，对牧师们进行了绝妙的讽刺。“托利党员（邓肯说）都是宗教徒，他们谈了许多宗教方面的事情。他们需要更多的新礼拜堂，更多的笨伯来充当牧师，而且为了宣扬真理（这是个疑问）每个牧师可以向国库索取一份酬劳。托利党的牧师们是现代的法利赛人；他们祷告时间都很长，他们在街道的拐角做祷告，眼睛却贪婪地看着寡妇的住宅。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这样被糟蹋了。暴君资助教士，教士替暴君蒙蔽民众。我们付出一千二百万镑的代价来维持我们的舰队，而我们在全世界却没有一个敌人。在爱尔兰，我们竟需要二万五千把刺刀来捍卫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甘心忍受这种事态吗？”演讲者的问话得到的答复是一片沸腾的欢呼和“不，绝对不！”的喊声。邓弗里斯的集会是在科贝利山麓属于肖特里奇院长的一片旷地上举行的。山顶上招展着几面旗帜。坎贝尔、奈特和沃德罗普先生向聚集的几千名群众发表讲话，集会一致表示了拥护宪章原则的坚定意志。
9月25日，在重大商业城镇利物浦，有几千人在旧医院的院子里集会。整个会议期间，下着倾盆大雨，但古德费洛、罗宾逊、埃德蒙兹、奥康纳、默里、科贝特、科林斯、洛厄里先生等凭他们能言善辩的口才竭力使群众保持精神焕发，所有的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接着当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公众宴会，然后，演说家们给在场者讲话助兴，直到午夜12时，始终秩序井然，气氛和谐。
即便在地方政府所在城镇德文波特，民主精神也不消沉。集会是在一间可容二千人的房间内举行的，但群众十分踊跃，不得不将会场移到露天，《太阳日报》承认出席者有四千人，并对此表示惊讶。会上出现了十分热烈的情绪。谢菲尔德的民主主义者好象竭力仿效埃比尼泽·埃利奥特在议会广场上所表现的精神。9月25日，数达两万名的群众集合开会。那位著名的谷物法诗人担任主席，吉尔、布坎南和其他几位杰出的演说家向集会致词。整个议程在十分欢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9月30日，布赖顿的激进分子举行了一次显示他们力量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费格斯·奥康纳是这天的主角，集会群众表现了十分狂热的情绪。在考文垂，一次露天示威集会证实了人民拥护宪章的情感，同时，在北安普敦郡的朗巴克利、凯特林、达文特里、韦林巴勒以及若干村庄也都举行了集会，对当时如此普遍地掌握了公众心理的原则表示赞同。在凯特林这个小镇上，激进协会会员不下三百人。在东部，伊普斯威奇的民主主义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请愿书在会上获得了一致通过。伯明翰的激进妇女自行组成联合会，在她们历次集会上表现了高度热情。在这个团体于9月初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女主席宣布已加入联合会的妇女有一千三百人。她又说明，好久以来，她已把饭前饭后的祷告中有关感谢上帝赐予佳肴美酒的一段祷词全部删除，因为现在很少有佳肴美酒出现在她的餐桌上了。这次集会经过表决，同意从会费中拨出十镑，捐给将来的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同一团体一星期后举行的另一次集会上，柯林斯先生介绍了纽卡斯尔的詹姆斯·艾尔，后者以强烈的论调提到了新济贫法问题。他对集会的几百名群众说：“他对这项法令的各项条款极其仇视，因此不难向她们宣誓，正如他在别处宣誓一样，倘若执行这项法令的救济人员试图在任何时候把他弄得妻离子散，他们也只有等到从他冰冷僵硬的尸体上跨过去时才能执行。”这种感情博得了集会妇女们的热烈欢呼。
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决意试探一下基德明斯特群众热心公益的精神。因此，芒茨、道格拉斯等人参加了一次专为这个目的举行的公众集会。一座讲坛在露天搭了起来。集会规模盛大，但在代表团莅临以前，几个烂醉如泥的中产阶级流氓霸占了讲坛，引起了不少纠纷。这批“体面的”笨蛋不断地阻挠集会的进行。他们遭到了演讲者们的严厉谴责，但正如始料所及，这对他们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虽然集会群众是完全同情代表团的。伯明翰的政治联合会每星期继续举行集会。奥康纳时常是他们的座上客。他在一次集会上声明他不再是人民的领袖，而是阿特伍德和菲尔登的追随者了。他所得到的答复是，联合会不承认谁是领袖，而愿意和一切为共同事业诚实地、认真地工作的人们携手合作。现在，在整个工业区内，甚至在最小的村庄上，集会越来越多，许多农村也处在动荡的状态中。成千上万的男女加入了激进派队伍，他们对宪章运动的忠诚越来越深厚。
民主主义者集中力量来显示他们对人民宪章的拥护，但时隔不久，明显的分裂迹象便在阵营中开始暴露了。争执点在于为实现共同目标所采用的手段的性质问题，因为关于目标本身是看不出会有什么分歧的。可是拥护宪章事业的，有两个不同的派别的倡导者。一派包括那些主张只有通过道义手段才能获得人民权利的人们。另一派则包括决心较强的人们，他们不能设想除了暴力以外，统治阶级会俯首帖耳地接受任何其他方式，而且他们在历次演说中，往往采用威胁性的言论。奥康纳被看作是后一派的领袖人物，因为他虽曾宣称，极愿在采取任何其他方式以前，尽量试用一切道义手段，但一般说来，他的言论具有如此强烈的暴力倾向，而他本人又如此惯于对他那一派最激烈的分子假以颜色，因此，他那一点关于使用道义力量的软弱无力的表白只能被看作是他残留的谨慎态度，一旦形势变得有利于采取比较大胆的政策，就会被抛弃的。前已提及，奥康纳在伯明翰的演说曾引起道义派改革家们的反感，当时只是加以隐忍，没有发作罢了。但是隐忍是难以持久的，因为暴力派的政策正日益明显的发展着。火并的时机终于来临了。警钟在伦敦、伯明翰和爱丁堡三处敲响了。在第一处，工人协会是向暴力派挑战的当事者；在第二处，政治联合会委员会承担了驳斥那条政策路线的任务；在第三处，人们企图通过一次公众集会将暴力政策的提倡者驳得哑口无言。但在世上所有的人们中，唯有奥康纳是道义派对手们不经过斗争而决不能制服的人，于是，按照他的决定，他将伯明翰的民主主义者召集起来，向他们声明愿意尽力维护他的政策。于是，便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会上，他煞费苦心地为他的行动进行辩护，最后根据他的演说提出了一项决议，而决议的结尾则写明对他表示信任。他的对手们也出席了集会，尽管他们有钱有势，毕竟不能同奥康纳进行较量，他所提出的决议终于以压倒的多数顺利地通过了。爱丁堡的道义派比较顺利。他们在卡尔顿山上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主要演讲人是曾在伦敦示威大会上热烈赞扬奥康纳的约翰·弗雷泽以及亚伯拉罕·邓肯和佩斯利的帕特里克·布鲁斯特牧师。他们虽都声称赞同和平鼓动方式，但对于他们的对手来说，其中有些人的言论决不是和平性质的。布鲁斯特进行了毫无节制的谩骂，表示要把宪章运动阵地上的奥斯勒分子和斯蒂芬斯分子一扫而光——“他不愿说奥康纳分子，因为他相信，费格斯·奥康纳尽管有种种缺点，毕竟不失为一个正直人士。”各项决议都获得了通过，但是事实相当明显，爱丁堡大多数激进分子却没有对这次集会表示应有的同情，因为在这个城市最初通过宪章的那次集会上，参加者有一万五千人，而这次只有五千人集会表示不同意奥康纳的暴力政策。奥康纳在《北极星》的专栏中以他独特的风格对攻击他的人们作了答复，一面恭维，一面又谴责。他对弗雷泽推崇备至，而对邓肯，则引用一件旧事来使邓肯就范，说他和邓肯初次见面时，曾问起后者的姓名，经人告诉名叫亚伯拉罕·邓肯以后，他就回答说，“谨防此人，因为他是不可信赖的。”他从亚伯拉罕的相貌方面得出了这个结论，尽管他并不自命对这门知识有过多少研究。布鲁斯特是三人中最聪明、最博学、最有声望的一个，而奥康纳却用一种极其简慢无礼的态度来对待。他向他们三人说，“弗雷泽，我热爱你；邓肯，我感谢你；布鲁斯特，我不了解你，”这样，他就把最后一人贬低到极不重要的地位。应当说明，不久以后，邓肯却在发表上述看法的同一《北极星报》的版面上，博得了十分热烈的赞扬。
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比这种分裂现象更不幸的了。两派中的任何一方通过削弱和摧毁另一方的力量，间接地使共同敌人坐享渔翁之利。我们认为，一般说来，这种有关道义力量和暴力的争论，只是浪费时间。我们认为这两种力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政治事务中，无疑地尤其如此。一切政府必然是权力机构，在某种限度以内这种权力是道义力量，但超出限度以外，就是暴力。没有暴力的政府根本就不成其为政府。不妨设想，我们建立了一个最臻完善的政府，由它执行经过一致同意而制定的法律，严格地说，在此限度内，它所行使的权力是道义力量；但是除非有暴力保证法律的实施，否则，法律形同虚设，因为要是没有这种暴力，极少数的人就会不受约束，拒不服从在一致享有同等发言权下制定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人民的正当利益必将屈服于少数人自私的、特殊的利益。因此，法律必须永远有一种力量作为后盾，其性质属于暴力，却以人民的道义主张作为基础，因为没有它，法律只是一纸死条文。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治理国家，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它必然只凭暴力来实行统治。一旦这多数人表明决心，要对政体进行改革，则篡夺了权力的阶级由于贪恋自己独占的权力而蔑视道义力量，这时决不会被动摇，除非它认识到这种道义力量有另一种比它本身更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我们查遍世界历史，也找不出一个实例，来证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独占性质的政府，经过推动，会放弃它篡夺的职权，除非它被暴力所推动，或是由于害怕暴力，才会如此。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篡夺了权力的阶级一定要在感到暴力即将来临的威胁以后，才会对公众的正义要求作出微小的让步。同时，不容否认，当人民尚未表示愿意为使用暴力而作出甚至最低限度的牺牲时，就侈谈使用暴力来反抗政府，这对群众运动非但无益，而且会使它遭到无限的耻辱，因为人民倘若不愿作出较小的牺牲，就决不会准备作出较大的生命牺牲。因此，在人民对政治和社会权利尚无正确认识以前，在任何情况下，必须避免使用一切暴力威胁。一旦他们有了正确的认识，如果压迫者对他们的要求拒不让步，他们就不需要多少劝告，人类自卫的法则必将告诉他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而他们也必将毫无保留地服从上述法则的意旨。道义派和暴力派改革家双方之间的论战越来越激烈；然而，暂时还没有严重地减损宪章运动的力量。各派按照它自己的特定方式进行鼓动，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以后，这种裂痕才会对激进派开始显著地产生削弱和危害的作用，但是这种削弱和危害的作用终于来临了。 |
第三章运动的进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三章运动的进展
运动的发展——伯明翰集会——宪章运动在伦敦——议会广场的集会——民主协会——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理查德·奥斯勒——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牧师——斯蒂芬斯的演说——斯蒂芬斯的讲道——斯蒂芬斯和济贫法——克索尔猎场的示威——约翰·菲尔登——皮普草地的示威——理查德·马斯登——彼得·布西——彼得·墨里·麦克道尔——英格兰西部——约翰·弗罗斯特——查尔斯·琼斯
上述演说家发言的余音在北安普敦人民的耳际还未消失，伯明翰委员会就展开了规模更大的行动。伯明翰城区及其四郊拥有稠密的工业人口，在鼓动工作方面，它一向被认为几乎具有无限的力量。修正法案时期的各种协会已把这个城市提升到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城镇所能享有的重要地位，这个城市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它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它自己的下院议员来领导的。托马斯·阿特伍德是个不可轻视的人物，他在修正法案获得通过后曾经声称，如果上述法案没有变成法律，他一定会出动二十万人，向首都进发，要求制定这项法律。伯明翰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本区群众大会，集中地点就在以前多次举行群众示威运动的霍洛韦广场。他们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工作，以便使大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在这方面，他们获得的成就是令人钦佩的。
虽然在群情激动的时候，我们应当原谅过分夸大的报道，但这一次无疑地是一个盛大规模的集会，参加的人数估计有二十万。早在上午9时，街道上就挤满了人群，呈现出一片活跃喧闹的景象。政治联合会会员预定10时在市政厅举行会议。那里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宏伟的大厦的各个大小角落留不下一点空地。这次大会选出了联合会的下届委员会。
在一片沸腾的欢呼中，政治联合会的阿特伍德先生、索尔特和埃德蒙兹先生，奥康纳先生，苏格兰的莫伊尔和珀迪先生，韦德医生，伦敦的文森特和赫瑟林顿先生，曼彻斯特的理查森先生，牛津的福尔克纳先生步入会议厅，这时群众对“辉格党骗子和托利党恶霸”发出同样喧嚣、同样强烈的嘲骂声。让我们在这里注视一下厅内展示的一面横幅，上面绘着三块面包，大小不一，但标价完全相同。英国的一块最小，法国的一块较大，俄国的一块最大。下面题着一行字：“这是谷物法的效果。”
埃德蒙兹先生宣布奥康纳先生受约克郡六个城镇（包括利兹和哈利法克斯在内）的委托来此参加集会。他的话引起了一片十分响亮的喝采声。道格拉斯先生提出联合会的财务报告，表明开支虽然很大，手里还有将近两百镑，可用作鼓动工作的经费。他又向集会群众宣布，一个由万人组成的代表团刚从沃尔索尔到达这里。这项声明引起了全体一致的热烈欢呼。委员会选出以后，各团体的游行队伍向霍洛韦广场行进。伯明翰支队从市政厅出发，柯林斯和皮尔斯先生被推举为领队，骑马前导。另外是沃尔弗汉普顿、沃尔索尔、达德利、赫尔佐温、沃里克和斯塔德利的六个支队。这些队伍从几条街道分别行进，前往那个引人注目的巨大中心会师，下午1时刚过，全部到达。霍洛韦广场上的一片空地是圆形剧场式的，讲坛的位置使大多数人可以清晰地看到演讲人，并从极远处听到他们的讲话。各行各业为整个庞大的队伍增添了美感，人们举着大小旗帜，旗上各种标语和图案缀成五光十色的画面。凡是可以清楚地俯瞰那个引起人们兴趣的集会的一切有利位置，早就被人占住，因此，在游行队伍到达前，那里早已聚集着无数的观众了。咚咚的鼓声宣告同志们的来临，鼎沸的欢迎声响彻云霄。正在行进的群众川流不息地涌来，仿佛游行队伍是永无穷尽的。很难设想有什么场面会比聚集在这个有趣的场合的广大群众所形成的场面更为壮丽的了。
阿特伍德先生被推选为主席，他发表了一篇内容与前大致相同的演说。他自称是爱好和平的人，声明他永远不会同意使用暴力来实现人民的目标，但当他对这个问题讲得兴奋时，却说议会无法拒绝两百万人的要求，这个要求倘若不迅速照办，结果必将使两百万人增加到五百万人。他恫吓下院说，如果下院迟迟不承认他们的权利，广大的人民群众将对下院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假若人民的请愿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这位议员先生建议全国举行一星期总罢工，在此期间，全国没有一个锤子挥动，没有一个铁砧发响，也没有一个梭子转动；他对听众说，他虽然反对使用任何暴力，但如果人民受到了袭击，其后果一定会落到挑衅者的头上。他又对集会群众说，如果政府胆敢在他为实现和平目标而进行努力时将他逮捕，则一定会有十万人向政府进军，要求将他释放。
到了此刻，不管阿特伍德先生企图使他的追随者所得的印象是多么和平的情绪，据我们看来，他的忠告至少有一部分（如果实行的话）只会导致他表面上所反对的后果。而且，最后的那句预言，如果设想它有任何含义的话，也只能意味着暴力，因为如果他的十万名朋友，为了上述目的而集体出动，并遭到了拒绝，那就或是以武力解决，或是不体面地退却。在后一情况下，大踏步前进变成了大踏步后退，只会贻笑大方，同时也使我们联想起诗人诙谐的诗句：
“约克公爵老当益壮，
万名勇士在他麾下，
正向崇山峻岭进军，
却从高山退到坡下。”
而且，阿特伍德先生的停工计划，除了成为暴力革命以外，简直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结局。在短短一星期的时间内，有钱阶级不要劳工也完全可以过活，他们知道在那个期限结束后，劳动人民是一定会复工的。倘若不打算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赢得胜利，谁也不应当劝告人民停止工作。罢工必须胜利完成，不然就必须接着使用暴力，否则，整个行动必将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同时，罢工的目的也将受到无限期的延搁而不能实现。我们怀疑，阿特伍德先生是否准备接受他本人的劝告将要带来的几乎无法避免的后果，但这个劝告对听他讲话的广大群众毕竟产生了影响。他的呼吁获得了热情的反应。真的，任何一个君主对人民的统治，也不象阿特伍德先生对会场上广大群众似乎享有的统治那么绝对化了，奥康纳首先举手，表示倘若主席被捕，他愿做十万名进军者之一，要求将主席释放。
阿特伍德先生的同事斯科菲尔德先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讲话的还有芒茨、道格拉斯、文森特、莫伊尔先生等。除主席外，那天最重要的主角首推费格斯·奥康纳，就措词的激烈而言，他是决心不落后于阿特伍德先生的。他建议，在写好请愿书准备递送时，应有五十万人在伦敦集合，陪同阿特伍德先生携带请愿书前往下院，并应通知下院，他们正在议会广场上静候答复；但实际上奥康纳的言论却远远超出了上述限度。关于他演说的要点，他所引用的下列穆尔的诗句是最好的说明：
“前进吧，高高举起我们的绿旗；
每把利剑都刺透敌人的肉体。
我们这边满是高洁情操和爱尔兰精神，
他们那边只有教区牧师和罪行。”
引用这一类不合时宜的诗句（其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这些诗句是专指爱尔兰人民而言的，但奥康纳所呼吁的听众几乎全部是英格兰人，而且他谈到的民间疾苦，并不是全国某一部分人民所特有，相反地，却涉及全体人民），一方面证明了他语无伦次，另一方面，又证明了他缺乏鉴赏力；同时这也使我们不能指望这位伟大而有权威的鼓动家将来会慎重行事。上述这种引句确实使容易激动的人们受到了一时的鼓舞，但对于实现任何真正有益的目的来说，再没有比它更不适宜的了。不难看出，这种失检的行为正为分裂活动打下了基础，对运动的顺利发展只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当时几位领导人物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了厌恶的神色，集会刚刚结束，这种厌恶心理便溢于言表，说明在指导鼓动工作的政策方面，他们与奥康纳之间没有多少共鸣，然而在主席发表了意见以后，谁又会说奥康纳完全错误呢；他只是在阐明阿特伍德先生的劝告中似乎确有的含义，即使他的言论不能自圆其说，至少也是可以原谅的。不管奥康纳的言论多么激烈，在听他讲演的广大群众耳中，并不觉得讨厌，而在其他方面，他比在场的任何人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使伯明翰听众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拜伦描写海盗的话——“他那普通的身材并不寓有巨人的骨架”——对他全不适用，因为与大多数人相比，他确是一个巨人。身长六英尺以上，体格结实健壮，虽然见解带有几分贵族色彩，他的外表，群众一看，就必然会对他肃然起敬。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尽管世界文明日益进步，优越的智力日益受到重视，一般地说，人们对于优越的体力仍怀有深深的敬意。奥康纳的脖子很短——短得使人看不出来，这是他体型上的唯一缺陷，即使这个缺陷也没有造成不良的印象，反而加强了（却没有削弱）公众对他铁一般的体格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持有的看法。
可是奥康纳不是单凭体力才使群众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尊敬的心情。他的额部宽阔厚实，颅相学家认为是知觉器官所在的各个部位都十分饱满；只是思考官能相当不足，尽管这些缺点存在，但仍足以证明他有优越的智力。有人说他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没有一个具有同等智力的人比他更反复无常的了。如果他的判断力的可靠性能同他的知觉的敏感性相媲美，他一定会在智力方面成为一个伟大人物，但他却缺少一个伟大人物应有的这种基本品质，因此，他的一生贯串着连续的错误和出尔反尔的行为，人们对此愈加思考，对他的评价也就愈低。在运动中，谁也不象奥康纳那么有把握取得声望，同时谁也不象他在享有盛名之后又必然将它丧失。人们要等到他开始讲话以后，才能完全感到他的影响的深远。但这大致还要视环境而定。如果举行一次户内集会，文森特比他要高明得多。在户外，奥康纳几乎是一个万众崇拜的偶像，因为他雷鸣般的声音会传入最为心不在焉的听众耳中，使最喧哗的人们顿时安静下来。他在伯明翰集会上所遇到演说对手不在少数，但他每吐一字，声若洪钟，回声在天际震荡，甚至使古希腊的传令使者斯坦托也甘拜下风。相比之下，上述一些天才演说家当然望尘莫及了。他发言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兴奋激动的广大群众对他的尊重使其他人都黯然失色。在那个时代，最激烈的言论最受欢迎。奥康纳抓住了这个迎合人心的机会，利用他来为他本人造成一时的优势。阿特伍德先生提出了发动十万人进军，这就使他获得一个出发点，于是他立即表明在争取人望的竞赛中，能够多么轻易地将他那些尊敬的对手们远远抛在后头。可是伯明翰的领袖们暂时克制了对奥康纳的厌恶；所有的决议都获得了一致通过，乔治·弗雷德里克·芒茨、菲利普·亨利·芒茨、罗伯特·凯利·道格拉斯、托马斯·克拉顿·索尔特、乔治·埃德蒙兹、本杰明·哈德利、约翰·柯林斯和约翰·皮尔斯当选为下一年召开的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以保证及时提出请愿书，并商定最妥善的方法来加强民主主义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丹尼尔·奥康内尔的密友托姆·斯蒂尔也参加了伯明翰集会，可是他只保证爱尔兰人民赞同宪章六点要求中的三点。
伯明翰集会结束不久，接着便在首都举行了激进派的示威游行，其目的是要使舆论对议会产生更直接的影响。一切安排均由工人协会主持，他们力求大会具有某种权威气派。为此，他们向威斯敏斯特的最高执行官弗朗西斯·斯梅德利爵士递交一份由无数人签名的申请书，邀请那位官员担任集会召集人。弗朗西斯爵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申请书提出的要求，规定集会在9月17日中午举行，集会地点为议会广场。集会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了。但是，这次集会是否符合激进派人士的乐观愿望和期待，是很值得怀疑的。就人数而言，按首都的总人口计算，它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失败，参加者估计只有三万人。如果我们想起伯明翰曾有二十万人集会，那么，一看便知，这一次示威游行就相形见绌，无足轻重了。它清楚地表明了首都居民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少兴趣。英法两国的首都在争取民主制度的群众性斗争方面所显示的巨大差别是值得政治哲学家们进行研究的一个最深刻的课题。在法国，巴黎永远是重大的鼓动中心，给予各省区一股生气勃勃的推动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在人民的一切进步运动中，巴黎就是法国，因为法国其他地区的行动都听从它的旨意。法国历次发生的革命证实了这种评论是正确的。相反地，不论什么时候伦敦采取行动，它必然是受到了外力的驱使；为它所作的努力指明方向的是地方各郡，因此，在建立正确健全的舆论方面，成为阻力的各种困难，看来几乎是无法克服的。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伦敦群众运动中的大多数领导人物，都是从地方各郡迁移来的，而不是在首都土生土长的；道地的伦敦佬很少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毫无疑问，如果具备了必要的条件，那就可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表演，而音乐、旗帜和一切装饰则可以使一个道地的伦敦佬心情激动，思想活跃。在上述情况的吸引下，几十万群众会走上街头，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追求热闹才聚集起来。伦敦市长就职典礼游行或王室出巡时的仪仗队都会使他们感到满意，和群众的政治示威游行不相上下。除了这一类新奇事物会使他们盛情的寄托发生变化以外，首都生长的人们几乎全神贯注地经营买卖。赚钱牟利似乎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这个使人全神贯注的唯一目标，把那些深刻影响整个社会、而表面上似乎同每个人没有多大影响的一切事务，都置于人们的思考范围以外。工人协会没有采用这个唯一的方法，否则一定能举行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但是正因为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行动是很明智的。只凭一时的兴奋所形成的舆论不值得我们努力去促其实现。以实际理解力为基础的兴奋情绪可能有它的价值；如果缺乏那种理解力，它就比浮夸还要不如。
这次集会在参加人数方面的缺点，无疑地在人才和声势方面得到了补偿。下午1时，最高执行官就任主席，在他周围可以看到威斯敏斯特的下院议员利德先生，梅约的下院议员狄龙·布朗先生，汤普森上校，费格斯·奥康纳，韦德医生，W．J．福克斯牧师，讽刺谷物法的著名打油诗人埃比尼泽·埃利奥特，纽卡斯尔的洛厄里先生，曼彻斯特的理查森先生，爱丁堡的邓肯先生，卡马森的H．威廉斯先生以及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的其他许多人，巴黎的库利埃也来参加，使大会生色不少。
洛维特先生是第一项决议的提议人，他用一篇真正崇高而富有宏伟气魄的演说来强调它的必要性，并竭力要求对代表制进行彻底改革以伸张正义。在提到这一点时，他说：
“全国请愿书已概括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在鼓动其中一点时，到了紧要关头，又被人诱去鼓动另一点。六年来，他们一直听到关于局部解决的建议，但那几次的局部解决究竟解决了些什么呢？给爱尔兰的是一个卑鄙的高压法案，给英格兰的是几项专制措施，给加拿大的是剧烈的变革和专制统治，它们再也不要这样的局部解决了。”
赫瑟林顿是上述决议的附议者，埃比尼泽·埃利奥特也用一篇热烈的演说来给予支持。这位诗人提到有钱阶级时说：
“他们不是每天在犯新的叛逆罪吗？他们最近不是不顾自己所发表的议会宣言，剥夺了你们接受贫民院救济的权利吗？感谢上帝！这个宣言已被载入永不磨灭的议会纪录，表明他们自己才是一向危害社会的一群最有破坏性的恶丐！在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最血腥的几页记载中，有一页记下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最初几个月中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在那几个月中，你们的压迫者在加拿大犯下的暴行使卡斯尔雷国王的统治相形见绌，韦林顿皇帝（真有一天称帝的话）的所作所为也黯然失色；为什么会犯下了这些暴行呢？因为加拿大下议院拒不缴税。如果说，加拿大下议院无权抗税，那么英国政府也无权勒索。我怀疑，在伦敦，拥有两万镑家产、而对每个被认为持有自己见解的工人并不怀着仇恨和恐惧心理的人，是否会有一百个。即便在美国，情况又何尝不然。美国的参议院代表那个国家的有钱贵族，如果可能的话，它极愿在这时使一个诈骗钱财的银行家成为美国的独裁者。但美国只有一个参议院，而你们却有两个，尽管没有一个是代表你们的，但都在给你们制定法律，因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换言之，都是游手好闲的有钱阶级。”
爱丁堡的约翰·弗雷泽先生也向集会群众发表了一篇热情乐观的演说。讲话的还有哈特韦尔、克利夫和道格拉斯先生。
洛厄里先生的发言有力，论调果断，不过多少带有一些谨小慎微的意味。他没有提议使用暴力，对他本人将采取的行动只字不提，但谈到当前形势时，他说：
“北方的人们已充分地组织起来了。纽卡斯尔人敢于用武起来捍卫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就象在女王加冕那天，军队倘若袭击了群众大会就一定会得到教训那样。我们愿意试一下现有的一切道义手段，只要王权能造福人民，我们愿意试它一下；只要贵族们谦恭有礼，我们愿意保留贵族制度；但我们认为，我们有权要求彼此分享权利，不然，我们就准备反抗那个王权和那个贵族。泰恩河和韦尔河畔的人们不会发动战争，除非敌人首先动武，但是，一旦开战，他们就再也不会逡巡却步了。”洛厄里发现这些见解大受与会群众的赞赏，便又添上了更多类似的话，他最后这样说：“情况会比现在更糟吗？王权正在受到鄙视，贵族已经遭到唾弃，法律被认为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而教会也已堕落成为一个政治工具了。那些本当宣讲谦逊和睦的人却是最贪财的角色，而且在掌权以后是最残暴的角色。他们不是已经在爱尔兰看到，传布福音的牧师们已经把自己打扮成一手执刀、一手捧着圣经的牧师了吗？这些牧师把穷人的最后一个小钱都抢光了；事实上，不论在哪里，只要人们为了使群众获得政治权利，或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作出努力，他们总会发现牧师们会起来反对。他奉劝人们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他们有这种权利，而他们的统治者是不敢拒绝的。”
接着发言的是汤普森上校，他十分坚决地抨击内阁，断言把政权委托给人民才万无一失。
这位豪侠的上校问道，“统治者们干的那些祸国殃民的事，人民会干出一半来吗？人民没有为自己要求议会多数和支配权力，不象有钱阶级先前曾经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十分可恨地加以滥用。他们并不追求那些，他们只求在国家的议会中获得一份公平合理的权力。以前，他也是一个主张议会三年改选一次的人，但现在已改唱新调了，他将告诉他们原因何在。在新议会成立初期，内阁阁员们不是曾经表示愿意同激进分子团结起来，携手合作吗？到了议会经过选举，规定任期七年以后，他们不是又说：现在我们已经使你们在七年内对我们无可奈何了，我们要告诉你们一个先前一直隐瞒着的秘密：我们一贯主张建立农业优势。一年有了五千万镑，还要什么改革。”豪侠的上校博得了沸腾的欢呼。
利德先生在讲话中告诫群众不要使用暴力。“人民必须信赖自己，而且也只有信赖自己，他们所做的不是儿戏。他们所承担的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他们必须同历来对社会实行压迫的贵族中最富有、最强大、最精明的一个贵族展开斗争。他们在尽一切努力时必须记住，只有凭理智，凭论据，凭群众应有的道义力量，最后才能在一切事务中获得成功。同时，也只有抵制激烈的劝告，反对激烈的言论，拒不参加激烈的行动，他们才会找到保障以及最理想的致胜方法。他们应当回忆在爱尔兰发生的事情；在那里，通过所谓合法鼓动，爱尔兰人究竟获得了多少成果。”（听众高呼“很少”或“没有什么”。）“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姑且承认这点，但也少得可怜；另一方面，他要他们考虑一下暴力行动在加拿大造成的不良后果。”（克利夫插话说：“是的，他们太性急了。”）“那么，倘若情况确实如此，他奉劝英国人民别太性急了。他可以断言，如果按照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组织活动的精神有效地进行鼓动的话，他们一定会获得一切。”
在埃利奥特和洛厄里已经发表了比较振奋人心的演说以后，利德的讲话给会上大部分听众泼了一盆冷水，但是不久当那个精力旺盛有会必到的奥康纳一出场，群众就恢复了先前的情绪。奥康纳对他们说，他作为苏格兰和英格兰四、五十个城镇的代表来参加集会。他的演说自始至终带有爱尔兰人的独特风格：左右逢源，妙语横生，有时又犀利尖刻。下面这一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民被称为扒手。那么，他就要问，一个富扒手和一个穷扒手究竟有什么区别？噢！区别就在这里：穷人为了填满自己的肚子去扒富人的钱袋，而富人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去扒穷人的肚子。人民忍受压迫的时间太久了，态度也太驯服了。他〔奥康纳〕从来没有劝告人民使用暴力，因为他觉得，这样做的人，对他们自己的事业来说，是愚蠢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声反对暴力的人们却只有依靠暴力才能保全他们的权力。工人阶级处在什么地位？他们是大自然的儿女，他们所需要的不外乎大自然的物产。他们奉命遵守旧宪法。原来就是那个牛脂和风力时代的宪法。人民需要的是铁路时代的宪法和煤气时代的宪法，却不需要梅尔本勋爵和他那牛脂时代的宪法；同时也不需要梅尔本勋爵和他那发霉的法律；他们需要的是能反映出筑铁路天才、以蒸汽作为动力、凭煤汽来发光的宪法和法律。他们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按照他刚才所指出的方式向前发展的议会。他们要求有关立法的学说向前发展。人民只要向本届下院表示他们的决心，下院的改革就一定能实现。但是，象罗伯特·皮尔爵士和矮小的约翰·拉塞尔勋爵之流还会设法钻进去，那怕是从下院门上的钥匙眼里钻进去。另一方面，据说工人阶级是肮脏下流的家伙，在他们中间找不出六百五十八个配当下院议员的人。真是这样吗！他立刻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他将从今天的集会群众中挑出上述人数，把他挑出的最优秀的人才带到霍斯肥皂厂，然后，带他们到裁缝铺去换上一套新服装，再带他们到理发馆和香粉店，给他们抹上一些时兴的怪香料；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他立刻就把他们送进下院，这样，他们将成为下院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六百五十八名议员了。他劝告群众要反对一切暴动、一切内战，但他仍愿面对下院宣称，由于他不愿在人民终日忍受饥寒交迫的时刻，看到人民再受压迫，看到宪法遭到践踏，因此，当宪法遭到违反时，如果无人表示愿意的话，他自己宁愿领导人民不是走向死亡就是走向光荣。”
在演说的另一段中，奥康纳说：
“他们在北方已尝到了一点暴力的滋味了。不久以前，首都的一部分警察被派到杜斯伯里去，但那座壮观的城镇的一些家伙们却把他们赶了回来。他的愿望是，尽可能长久地使用道义力量，甚至达到最大的限度，但他始终要他们记住，与其活着做奴隶活着，不如死了做自由人。一切称得上光荣的胜利都是凭暴力获得的，但他们不需要暴力，因为如果大家都同心协力地争取普选权，他们不久就会推倒那个腐败的堡垒。他希望而且相信，这个完全属于工人阶级的论断，经过实践以后会导致一个同盟的出现，而这个同盟又会造成一种道义力量，足以建立穷人的权力；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归于失败，每个人都应当拿起武器来捍卫他的论断给他指出的正义原则。”
在演说过程中，奥康纳委婉地提到他已感到在伯明翰大会上曾经不适当地引用了穆尔诗句，因此，为了补救偏见，他仿照原诗重编了几句：
“前进吧，高高举起你们的黑旗，
把每支鹅毛笔蘸满墨水。
我们这边有普选权，它是珍贵的权利，
他们那边只有腐败和臭气。”
我们不会相信，任何一位读者在细读了上述诗句以后，会错误地认为奥康纳具有最上乘的诗才，同时人们对他的演说的散漫凌乱的特点也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上述摘录中，我们可看出，他对任何特定的问题都缺乏精密的推理能力，但他却有把话题从一个论点突然转到另一论点的本领，而且手法十分巧妙，使听众感到高兴有趣，直到他的话讲完为止。当他发表狂热的演说时，他常被一阵阵的哗笑声和欢呼声打断，正象在伯明翰一样，他是绝大多数听众的偶像。
狄龙·布朗以四十万拥护宪章的爱尔兰人的代表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接着，曼彻斯特的R．J．理查森发言，他所提出的有关暴力的意见，足以同奥康纳的意见相媲美。他在发言中说：
“兰开夏的人民已经开始对这个问题认真加以考虑了，他们读了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论集》后，了解人民有请愿权；请愿无效的话，有抗议权；再无效的话，还有武装自己来保卫他们的自由的权利。上次议会会议期间，兰开夏的人民已将一份经二十五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议会，请求撤销济贫法修正法案。请愿书是怎样被处理的呢？噢，对了，它是被两位身穿长袍、头戴假发的先生带走的，从此就不再听到下文了。因此兰开夏的人民决计不再请愿，而将提出抗议。有些人说，他们不再提出抗议，而要武装自己；人民开始武装自己了，他们已经武装起来了，他曾亲眼看见穷人的壁炉架上挂着的武器。但是全国请愿书来得非常及时，尽管如果它没有提出普选权的要求，人民是不会被说服同意签名的。请愿书倘若失败了，他很难设想会有什么后果。下一步无疑是把步枪装上子弹，他不相信任何政府或任何波旁王朝式的武装警察能有力量把他们镇压下去。掩盖真相，毫无用处，保密会把一切事情弄糟。兰开夏的人民作事，没有不公开的，也没有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
邓肯代表爱丁堡的激进分子发表了十分有力的讲话，表示他们意志坚定，决心拥护民主主义的崇高原则。在开会过程中，韦德医生、布赖顿的里夫先生、特罗布里奇的卡里尔先生和另外几位先生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由于布伦特福德的莱顿先生的动议，克利夫、赫瑟林顿、洛维特、文森特、哈特韦尔、穆尔、罗杰斯和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先生一致被推选为出席将要举行的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伦敦民主主义者代表。这样，首都激进分子的示威游行便宣告结束，这次集会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谈到这里，我们要打断一下，作点说明。推选代表时，虽没有引起公开的不满，但在一部分伦敦民主主义者中间却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平情绪。另一组织应运而生，命名为民主协会。这个团体的著名领袖是以前曾经提过而现在正在激进派人士中间大露头角的一个青年，即乔治·朱利安·哈尼。他在少年时代，曾因销售不贴印花的报纸被政府提起公诉，接着被判短期徒刑，这就给他造成了政治地位。他幼失怙恃，被迫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独自挣扎，贫困的生活和饱受凌辱的遭遇对他的政治品格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具有愤世嫉俗的情绪，这几乎从他的一切言谈话语和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来。他被选为协会秘书，为该团体撰写了各种不同内容的发言稿，都显示出他所特有的热情奔放的，甚至有点粗暴刻毒的口才。这些发言稿，由于它们热情的、激烈的、充满咒骂的口吻促起了人们的注意。一般地说，它们总在结尾劝告人民用暴动来赢得他们的权利。它们声称，只有依靠和通过那种可怕的手段，那些权利才能实现。这些文件往往在最后使用这样不祥的字句：“没有普选权，便是死亡。”这一派人和洛维特的道义力量派处在直接对抗的地位。他们自夸他们的会员录上有三千名正式登记的会员姓名，他们中间有些人事后对推选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受到工人协会的操纵啧有烦言，他们声称，工人协会会员不到四百人，却提出了七名会员当代表，只有第八名代表奥布赖恩，才是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的人。民主协会的主力存在于饥寒交迫的斯皮塔菲尔兹的织布工人中间，他们已被贫困推到绝望的境地，简直无法再忍受下去，因此，极易听信向他们保证能在最短期间结束他们苦难的演说家，而这样的演说家就是乔治·朱利安·哈尼。但是，如前所述，在议会广场举行的集会上并没有公开分裂的迹象——怨言仅限于会员特别会议的范围以内。
其他地区的骚动情绪虽日益高涨，但在鼓动工作的深入程度方面，兰开夏和约克郡的工业地区却超过了其他各地。尤其在兰开夏，职工阶级的心情一直处于持续的狂热状态，其特殊原因，我们将扼要地予以说明。在这些地区，人们对新济贫法的规定一开始就怀着普遍的恐惧心理。在职工们看来，废止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号法案而代以新条例，这就取消了一向使他们同有钱阶级保持联系的纽带，打碎了同情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庞大的、监狱似的济贫院已在各地兴起，使穷人不禁想到即将来临的厄运。工资微薄，在多数情况下，不够维持勉强舒适的生活，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目前的苦难和未来的巴士底监狱，一旦有钱的压迫者不再需要他们效劳时，他们就会被禁闭在那个监狱中。
大约与此同时，警察制度正在积极推行。大城镇首先承担这支新兴的武装力量的重担，但后来又推广到较小城镇和村落。这对英国人民怀念旧时代的心情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打击，他们从正在进行中的各种方案中，看出了旨在废除地方势力而使中央集权的趋势。
另外，当时工厂实行的制度悲惨已极，被害者受到的残酷折磨，简直无法忍受。当然，议会对工厂工人并非完全不给予保护，但它实际上颇成问题，比毫无保护好不了多少。工资那么低，千千万万的父母不得不把子女送进工厂，他们在那里被迫进行的工作，远非他们的体力所能忍受。那些可怜的小家伙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工厂蹒跚地走回自己阴暗凄凉的家。
这种种疾苦是群众中间不满情绪的丰富源泉，他们只需要有人登高一呼，为他们发泄他们炽热的怒火。不久，他们就找到了这种呼声。在职工阶级看来，当时有两个以大力揭露他们疾苦著称的人物，一个在约克郡，另一个在兰开夏和柴郡的北部。理查德·奥斯勒是他们在约克郡的支持者。这个富有同情心的朋友是在该郡拥有地产的乡绅桑希尔先生的管家。奥斯勒对新济贫法展开了一场十分坚决的斗争。在政治方面，他自称为托利党员。他厌恶“保守党”一词，认为这个名称表明不讲政治原则，换句话说，它只是一批朝三暮四、政治节操放荡不羁的大人先生们的称谓，而他所痛恨的正是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然而，他的托利主义实质上是这样的，即它的纲领中包含着密切注意穷人衣食方面的舒适；“圣坛、王位和农舍”是他最爱引用的座右铭，在谴责富人的极端自私以及他们对受苦阶级的冷酷无情方面，没有人比托利党员奥斯勒更为猛烈的了。但他抨击的主要对象还是自由主义学派那些枯燥无味的哲学家，他对他们痛加鞭斥，毫不留情。他参加一次又一次的职工集会，每次都以滔滔不绝、热情奔放的语调向听众讲话。他往往在演说结束时一再提出劝告：“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武装起来！”由于他长期热心地为他们的事业进行辩护，他被称为“工厂子弟之王”。在参加政治活动的各级工人中间，他的声望非常卓著，因为他们认定他是一个意志专一的人，而这个意志就是全人类的福利。他们看出，他的愿望是一切阶级的美满结合。他的措施是否能够生效，他们未必都有信心，但他们对他心意的真诚从来没有片刻的怀疑，他通常以“贤明的老国王”这个尊称而闻名。
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牧师在兰开夏掌握群众心理的力量也许更加强大。他是美以美会教派牧师，而且也是该教派最富有口才的传教士。这个教派对政府的奴颜婢膝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虽不存心开罪任何宗教派别，但是也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如果说英国有一个集团效忠并维护专制政体的原则，那个集团就是美以美联合会。斯蒂芬斯曾谴责工厂的法规对穷人的残酷压迫，因此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不久，他就被指定为迫害对象，其理由是，作为一个传布福音的牧师，他违背了自己的职责，干预并且参与了政治问题。倘若他一贯站在富人那一边进行干预，他就决不会得罪那个伪装正经的、伪善的教团。斯蒂芬斯当然被解除了牧师职务，但他的解职却提高了群众对他的敬意，因为他一向赞助他们的事业。时隔不久，工人阶级在阿什顿附近地区给他盖起了三座小教堂，在这些教堂内，他不再受到专制政权的枷锁的约束，可以自由自在地侃侃而谈了。
和奥斯勒一样，斯蒂芬斯在政治方面大体上是一个托利党员，但当拥护民主主义的热情逐渐高涨时，他暂且随着潮流前进，然而也只是限于一般情况。他特别注意向听众说明他不是一个激进派，然而正是由于激进派，他才能享有他的大部分声誉。他的工作场所并不限于专为他建造的那些房子，公共市场是他展开多次辛勤活动的所在，在那里，他向成千上万的群众发表半宗教性、半政治性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在所有的演讲中，揭发职工们遭受的残酷不仁的待遇，并表示要用压迫者的血来报仇雪恨。他所作的努力也不完全限于兰开夏地区，他曾偕同其他有名望的演说家访问英格兰的极北地区和苏格兰，而且是他们中间最激烈的一个。我们认为只有举出斯蒂芬斯的雄辩演说的一些实例才算公道。1838年元旦，他在纽卡斯尔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向听众们这样说道：
“人民不再能忍受这种生活了，他要说，大家不能坐视夫妻父子彼此分离，被投入牢狱，以粥汤来苟延残喘——不能坐视妻女穿上囚衣——不能这样——纽卡斯尔应当变成一片火海，而且将会变成一片火海；只有一种方法才会将它扑灭，就是用所有支持这项万恶法案的人们的鲜血。”
“他〔斯蒂芬斯先生〕是一个不惜以烈火、鲜血、刀剑甚至死亡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家。如果济贫法委员们的口袋里带着一份不公道的、违反宪法的、不合法的羊皮纸文件，然后把它交给一个武装部队或任何部队挂在步枪上或刺刀上，在他们中间穿过，那就是一件大事，如果这个集会断定它违反了法律，违背了对君主的效忠——完全触犯了宪法和违背了良知，那就该采用一切合法手段给予抵制。对这件事加以考虑，展开议论，在纸上签名反对，然后前往市政厅口头申诉反对意见——所有这些都是合法的。如果这样做无效，那么，问一问下一步该怎样做，也是合法的。在这以后，合法的办法是：每个男人拿起火铳、短剑、大刀、手枪或长矛，每个女人拿起剪刀，每个孩子拿起针袋和缝针盒（这时候，演说家的声音被淹没在群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大家要一手执着火把，一手执着利剑，谁敢拆散夫妻骨肉，就把谁置诸死地，一个也罢，全体也罢。”
同一月中，斯蒂芬斯在格拉斯哥的群众集会发表讲演，他在结束那篇雄辩滔滔的演说时说：
“如果他们不肯改革这项法律，好吧，那就把它连根拔掉，而他们就得经历一次他们十分恐惧的革命。我们将摧毁他们为了触犯一切法律和上帝的圣经而建立起来的那些罪恶的堡垒。如果他们不愿按照法律的规定和上帝的指示办事，使每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换取舒适的衣食——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他的妻子儿女——那么，我们发誓，凭着同胞的相互友爱——凭着为全人类造福的上帝——凭着上帝赐给我们维持生活的大地——凭着上帝给相亲相爱的世人所规划的天堂——凭着给那些触犯上帝的圣经、使同胞们（上帝在尘世的现身）沦入饥寒交迫、赤身露体、贫病死亡境地的人们所安排的地狱；我们已经凭着上帝、天堂、大地和地狱发誓，我们将从四面八方煽起一片可怕的毁灭性的火海，没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它将使棉花大王的工厂和那些通过劫掠和屠杀而建立起来的、以几百万人的苦难为基础的宅第，一律化为灰烬，而上帝、我们的上帝、苏格兰的上帝创造人类则是为了要他们享受幸福的。”
在莱恩河畔阿什顿的一次布道会上，斯蒂芬斯充满盛情地、意味深长地说：
“上帝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把你们塑造出来的吗？那么，你们的小孩也是按照你们的形象给塑造出来的——你们能仇视他们吗？是啊，这些小家伙是你们生下来的。他们是兄弟姐妹。他们一同在草地上舞蹈。他们一同编结花环。他们把鲜花插在头发上。他们编成花链，互相绕在颈上；编成花带，互相围在腰间。他们在你们膝下的地板上一同跳跃嬉戏；他们一同玩，一同睡，一同上学。他们逐渐长大成人。他们是兄弟姐妹，怎能彼此仇视呢？上帝以同一血肉塑造成世界上的各国人民。我们大家都是同胞，上帝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塑造我们，那样安排并组成我们的家庭，为的是要使人与人之间只知道有友谊、兄弟情谊和博爱精神，而且也只表示友谊、兄弟情谊和博爱精神。所以，你们看，一切安排得多么英明。是谁首先违犯了这条法律的呢？就是那个杀害同胞兄弟的凯恩。上帝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呢？艾贝尔的血一流出来，就化成一道烟立刻升上天去，钻进了耶和华的鼻孔；这事的声音传上天去，钻进了上帝的耳朵，于是上帝降临人间。他走到凯恩身旁，对他说——凯恩，你的兄弟在哪里？我没有见到他；今天早晨，他在这里，晚上到哪里去了？你的兄弟在哪里呢？那边是他的房子，那边是他嘤嘤啜泣的妻子，那边是他哭哭啼啼的儿女，但是他在哪里呢？于是凯恩回答说，难道我是我兄弟的监护人吗？于是，上帝要他说明真相；直到今天，上帝要每个凶手都说明真相。上帝对每个凶手说，不管他是杀害了一个人的凶手，还是杀害了整个社会的凶手——上帝都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今天晚上，上帝就在阿什顿这样说。上帝对你们的官长们这样说，对屠杀了几百、即使不是几千人的每个工厂老板这样说。上帝对他们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上帝是要求给他答复的。”
在提到济贫法时，他大声说：
“我将对全国每个人说，不要为了拥护那项法律而动刀，而要为了反抗那项法律而动刀；不要为了拥护那项法律而开枪，而要为了反抗它才开枪。哦，对了，我的拉塞尔勋爵，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感谢上帝，太晚了！你要把我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你要把我关押多久就关押多久，只要上帝和我这可怜的身体容许你这样做。你要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吧，但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怒火正在上升，它正在把你们的手指胀得发痛，就要从你们的指尖喷射出来，就要把你们的脑壳崩裂啦。你们父亲的怒火正在上升，你们母亲的奶水也正在不断地流着、流着、流着；你们正在开始成为有大丈夫气概的男子，你们开始做女英雄，你们开始变成英雄儿女了；为此让我们感谢上帝！上帝已给人民灌输了一种新语言，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这时候，人丛中一个说道地的兰开夏方言的人大声喊出大意如此的话：——“对啦，一切都太晚了；今天早晨，我把一个到我家来偷听消息的暗探撵了出去；对他说，再来的话，要让他被人抬走。”）“噢，他到你家里来了吗？他到你家里来，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做得很对。如果任何暗探或警察拔起你的门栓，你就有权拿起你搁板上的手枪；如果他拉开你的门枪，你就有权拉开你枪上的扳机。暗探们，你们要当心些！拉塞尔勋爵，你也要当心些！别再派警察对着接线头的孩子们的腿开枪了；正如他们在伯里那样，开枪准确打中了接线头的孩子们的腿，因此，我们也要试一下，是否能准确地打中他们身上的更好目标。警察暗探们向他们的长官报告说，他们开的是朝天枪，却打中了一个男孩的腿。多么不高明的射击手呀！”
一般地说，上述这些就是斯蒂芬斯演说和讲道的内容。他的动作和手势始终适合他的语言。他会指着一家怪物似的庞大工厂大声说：“你们看一看那边一家烟囱高耸入云的工厂，那家工厂的每一块砖都是用妇女和儿童的鲜血砌起来的。”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如果穷人的权利遭到践踏，那就打倒王权，打倒贵族，打倒主教，打倒牧师，烧毁圣公会，打倒一切高官、尊称和显贵。”我们不需要多大想象力就可以看到，虽然斯蒂芬斯和奥斯勒都曾经声明他们在政治上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正在为旨在消灭富人对穷人的统治权的一切计划铺平道路。宪章正具备这项宗旨，穷人指望着它，将它看作是他们对未来幸福所抱的一切希望的指路明星。
曼彻斯特是兰开夏鼓动工作的重要中心，又是那个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城镇，因此决定在那里举行一次群众集会。由于与会人数众多和表示的决心坚强，预料它将对全国性的运动产生促进作用，并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各城镇的委员会为此认真展开工作，组织一次足以显示各自的人数和实力的示威游行。集会定在9月25日星期一举行，那一天，全区显得活跃繁忙，以便使这次大规模的集会无愧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事业。在曼彻斯特附近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城镇或村庄不对这个广大群众的集会作出它自己的贡献。广大群众潮水般地不断涌向那个即将显示他们坚决的爱国心的场所。虽然要到下午1时才宣布开会，但黎明时分集合起来的人群在街道两旁还是排列成行。早在上午9时，来自乡间的队伍便进入市区。这次集会的范围多广，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相当准确地推想出来，即整个游行队伍至少有二十个乐队在演奏，两百多面大小不一的旗帜在和风中飘扬，上面描绘着各式各样激进的标语和图案。在一面华美的旗帜上，是一幅描述彼铁卢大屠杀的绘画，题词是：“凶杀者必将自食其果！”另一面旗帜的设计虽不十分典雅，却是比较幽默的，上面写着：“多养肥猪，少养牧师！”第三面旗上出现一个象征死亡的骷髅和交叉大腿骨，另有一只执剑的手，题词质问说：“啊，暴君们！你们要把我们逼到这种地步吗？”其他旗帜上的图案是阐明宪章的原则的；但大多数是威吓性的，所造成的恐惧心理，也许和最激烈的演说家所讲的话产生同样的效力；因为那些图案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出来的，一般地说，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复仇威吓，比演说家在热情奔放时偶尔说出的话，以及群众的欢呼激发出来的言词，尤为可怕。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上，人们的神情却很严肃。他们憔悴消瘦的脸容呈现着饱经忧患的痕迹，因而对压迫者罪行的愤怒是可以充分理解的。惨白多皱的脸颊、深陷的眼睛和伛偻羸弱的身躯，为那个迫使多数人为了少数人享乐而遭受奴役的制度提供了一个永久的见证。群众源源不断地涌来，人数越来越多，因此，第一批队伍虽早在上午10时已离开委员会的办公室，但直到下午1时以后，各团体才到达了会场。至少有两万人来自奥德姆和它的邻近地区。各队现在合成一个稠密紧凑的巨大人群，据《晨报》估计，至少有三十万人。为了方便偏见，集会是在猎场中心的一片洼地上举行的，以便使最大多数的人们可以望见向他们讲演的人。旗帜被放在广场的高处，彼此相隔适当距离，因而呈现出一片非常美观活跃的景象。斯蒂芬斯和奥康纳同坐一辆大马车来到会场，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即便在工业区最易激动的群众中，这种欢呼也是难得听到的。当各位演说家登上宽敞的讲坛时，又博得了大声的喝采。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奥德姆的约翰·菲尔登被推选为主席。这里举一些他在开幕词中的讲话也许不能说是不适当的：
“有人认为生命、自由和幸福应当是人民代表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同时人民的舒适和安全应当比积聚财富优先得到考虑，我的看法也是这样。在英国，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止我一个，而且根据其他各国政治家的情况来看，我的那种思想感情也没有任何独特之处。有史以来作为一个集体而存在的最明智的一批人——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始者——所阐述的正是相同的意见，而在他们的论述和演说中所宣扬的也正是十分类似的学说。我竭力主张不应当把贫困当作行使选举权的障碍，至于认为人民愚昧无知，不应当让他们享受选举权一节，我颇想把英国工人和下院代表进行比较。倘若议会是由工人组成的，他们一定不会暂停执行国家的法律和宪法，而通过一项针对爱尔兰的高压法案。倘若议会是由穷人组成的，他们一定不会通过新的济贫法修正法案，而一定会首先保证使工人阶级获得公平合理的、有利可图的工资。倘若我们有一个由工人组成的下院，他们一定不会投票通过拨给伦敦警察的六万镑经费，然后又派他们到国内最偏僻的地区对居民进行骚扰。倘若我们有一个由工人组成的下院，他们一定不会头一天废除啤酒税，第二天经财政大臣一声吩咐，又撤销原议；他们一定不会延迟多久，就能使谷物法的废除得以实现。”
霍杰茨提议作出关于拥护宪章的决议。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彼铁卢大屠杀事件。广大群众对他提到这个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感触万端；真的，任何事物都不象彼铁卢的名称那样使兰开夏的群众情绪激动。斯蒂芬斯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对那项决议却表示附议，群众沸腾的欢呼使他在几分钟以后才能开始讲话。他发表了一篇具有个人特色的演说，向集会群众说，他们不是来说空话的，因为他们早已下定了决心，他们来的目的是要表明他们的意志，显示他们的力量。继斯蒂芬斯之后，奥康纳发表了一篇老生常谈的演讲。他斥责辉格党的背信弃义，要求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举起手来，当时广大的人群显示出一致的决心。接着，向集会讲话的有布赖顿的菲顿先生，奥德姆的哈利德先生，伯明翰的道格拉斯、柯林斯和皮尔斯先生，纽卡斯尔的洛厄里先生，伦敦的达菲先生，此外，还有几位当地讲演人。惠勒先生提议由下列诸人担任这次集会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伯里的弗莱彻医生，阿什顿的斯蒂芬斯牧师，罗奇代尔的泰勒先生，曼彻斯特的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先生，其余四人是奈廷格尔、理查森、科贝特和罗先生。所提的全部人员一致当选，于是提议人说：
“他相信，在代表们进行这项成败莫测的任务过程中，群众将支持他们，同时保护他们。要是辉格党流氓们胆敢伤害他们而群众又甘心忍受那种干扰的话，则群众也就只配过他们现在的生活，成为适合于被人奴役的对象。”
集会后一半的时间虽然大雨如注，但对那一大群情绪热烈兴奋的人们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稠密的人群好象已结成一个整体，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目标，任何事物都不会使他们放弃他们所选定的道路。集会的气氛十分平和，散会时人群疏散比任何一个宗教聚会散场更加秩序井然。这次规模巨大的集会，参加者十分普遍，全区的作坊和工厂一般都停工了。工厂老板清楚地看出了工人阶级的意愿，感到开工徒劳无益，因此颇识时务，顺从大众的意愿，当天停止一切劳动，但有关政治和社会救济的工作除外。菲尔登先生的莅临给集会造成的影响是民主主义者引为庆幸的事。这位先生以继承不朽的科贝特的原则和荣誉而闻名，由于他对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命运一贯地表示热情关注，他博得了应有的声望。从实力方面看，在反对新济贫法方面没有人比他的力量更大了；对于警察制度，他采取了同样坚决的反对立场；而使他最能赢得工人阶级衷心爱戴的，则是他采取的立场，即以一个有钱的工厂老板的身份，无条件地抨击工厂压迫制度。为了保障人民不受贪得无厌的棉纱垄断者的迫害，简直没有任何措施是他所不愿采取的。“十小时工作法”是他一贯提倡的目标，而且最后使那项法案在议会中顺利通过的也就是他。我自己对所有类似“十小时工作法”的法案所持的看法是，尽管它们本身都很有益，但仍不足以实现预期的目标。它们没有触及到人民疾苦的根源，而那些根源如果听其自然，则它们的影响必将继续存在，虽然暂时多少可以缓和一些。但我们对法案本身的看法不致使我们无视仆人的品德，他背离了本阶级的大多数，卓然独立，敢于冒险用各种方法为人类中饱受苦难者的正义要求发出呼吁，而不惜开罪有钱有势的人。菲尔登同时还表明自己不仅是一个工厂改革家；他到处声明他提倡实行普选权。他不仅自称愿意保护人民，使他们不受压迫，而且由于为他们争取选举权，又表明他愿意使人民有保护自己的机会。在这方面，他证明自己比一个仅仅侈谈博爱，为了猎取一点声望而效颦慈善家的人略胜一筹。作为一个演说家，他不能产生多大影响；使他具有威力的，与其说是他的辩才，不如说是他的真心诚意。他始终诚挚认真，不屑追求一时的效果，本着他自己谦逊朴实的态度，勇敢地、踏实地去实现他的目标。今天，他已长眠地下；愿他的灵魂永远安息！阳光普照的人间，很难有约翰·菲尔登那样的好人了。
兰开夏的南部既已举行了规模巨大的集会，约克郡的西部决定它不能过分落后于邻郡，于是，选定皮普草地作为升起民主主义旗帜的场所。这个名胜地点位于利兹和哈德斯菲尔德之间的大道上，是占约克郡西部大半地区的一大群城镇的最近便的中心。集会定于10月15日举行。虽然它比不上兰开夏的集会，但也不失为一个声势壮大的集会；参加的人数估计有二十五万。象在克萨尔猎场上一样，这次也不缺少音乐和大小旗帜来给集会的进行增添生气。参加的乐队来自利兹、布雷福德、哈利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杜斯伯里和一切距离会场近便的城镇；当乐队鱼贯进入草地时，各队的形象，连同它们的一切装饰配备，非常壮观。除了奥康纳和远道而来者外，当时在场的还有西赖丁的激进人士。奥康纳获得了无比光荣，因为他被推选为这次集会的代表，不是去出席富人的议会，而是去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那里，他将成为一个更显赫的人物。他登上讲坛时引起了震天动地的欢呼；空中回荡着广大群众响彻云霄的回声，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会使他们欢呼的对象受到更大的鼓舞了。奥康纳对于群众的喧哗声已习以为常；即便表示不满的斥责声，在他耳中，也比冷漠的沉默好听得多；但这次在西赖丁举行的示威集会上，却没有斥责声，因为
“一切都轻松愉快，仿佛婚礼的钟声。”
集会群众的热情，鼓动他发表了一篇十分有力的演说。任何人发言的语气都不象他那么富于变化。他的话有时几乎是一连串的慷慨激昂言词，狂热到了极点；有时也很沉着，完全是雄辩滔滔，会使以前从不习惯听他发言的人大吃一惊——人们从报刊上只知道他是专放大炮的煽动家奥康纳。但在西赖丁集会上的群众只发现他不大沉着；当时的各种情景适足以使一个乐观自信的人陷入激动状态；同时，他所受到的爱戴又使他重犯老毛病，只谈自己，而不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问题上。他的同伴一个是哈德斯菲尔德的商人劳伦斯·皮特基思利，另一个是工人威廉·赖德。前者是一个心地慈祥的人，多少带有科贝特政治学派的色彩；作为一个演说家，使他博得声望的，与其说是他的辩才，不如说是他的诚挚的情意。至于赖德，他根本不是一个演说家，他的演讲平淡坦率，和他本人的外貌一样；事实上，在他看来，演讲只应当视同儿戏。他属于极端暴力派，认为一切道义方式的鼓动行动，除了在组织民主力量方面有它的必要性以外，只是浪费光阴罢了。三个候选人都向集会群众发表了谈话，奥康纳的发言相当长，影响很大；在其他几个人向民众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后，广大群众各自分散，秩序井然，和那个时期一切集会所表现的情况一样。与此同时，许多较大城镇开始推选代表，不论那些代表是否已经在联合举行的集会上被推选出来了。另一方面，在其他城镇，同一代表会被各该选区选中好几次。人口稠密的大城镇——博尔顿推选了卡彭特尔和沃登为代表，普雷斯顿的民主主义者推选了理查德·马斯登。马斯登是一个从他本阶级最贫困的人中选拔出来的工人，由他来代表人民的疾苦，是很合适的。在全体当选人中，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心意比马斯登更真挚的了；他属于哈维和赖德的极端派，看来他为了实现他所向往的目标准备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作为一个工厂工人，他曾在贫困和压迫的环境中受尽苦难，只差一死而已，这就使他奋不顾身，而不考虑后果，但在理查德·马斯登的性格中却没有什么残忍的本质。他在私生活中决不会踩死一只小虫。谁要是凝视一下他那温和蔚蓝的眼睛，端详一下他那恬静开朗的脸容，谁就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至少在他的心中充满着最丰富的人情。如果这种人情味有时变得辛酸苦涩，那是由于他想起了本阶级遭受的深重苦难。他的谈吐慈蔼谦和；作为一个演讲者，他的言词具有深切伤感的特色，他的声音哀伤动人，和他的语言一样。当劳动群众的贫苦情景蕴蓄在他心头时，他的言论相应地变得激烈坚决，但是即便他仇视专制政体的最严厉的字句，也是用一种充满人类博爱的语调倾吐出来，而世上却没有任何力量能使这种语调变得生硬刺耳。多年的残酷悲惨的折磨迫使他树立了一个信念，就是倘若要从苦海的旋涡中求得解脱，只有一条出路，而那条出路也只有通过一道鲜血汇成的河流才能达到。无疑的，要他为这个可怕的信念持续不断地呕心沥血，对于他的仁慈宽厚的天性来说，往往是很痛苦的；但是即便如此，这个信念始终是主宰一切而且不可抗拒的，每天的实际经验看来只会把它格外牢固地确立在他心中。难道我们会因为他有这种心情而责怪他吗？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应当至少先将自己置于他的地位。让我们设想自己由于工厂大老板一声冷酷无情的命令而被抛弃到社会上，失业赋闲，穷困无依，而原由只是因为我们抱着这个信念，即认为博爱的造物主没有注定人们要过痛苦悲惨的生活，而痛苦悲惨的生活只应归咎于他们同胞的不义行为。让我们进一步假想，我们亲爱的妻子和牙牙学语的孩子们依靠我们过活，而我们却根本无力供给他们的需要；这种现象不仅符合我们本身的情况，而且也符合我们阶级中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情况；我们看出，这种压迫和苦难非但没有逐渐减轻，却随着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而日益加深，除了这些事态发展以外，我们又注意到，压迫者顽固地下定决心要维持和延续那种可憎的灾害。我们设身处地考虑了这一切以后，不妨再老老实实地反躬自问，在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环境中，我们是否会比理查德·马斯登更文雅、更温和，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正直之心必将使我们作出否定的答复。
布雷德福的民主主义者推选了彼得·布西为代表。布西是该城镇一家啤酒店的主人，这家酒店是许多激进派人士爱去的地方。他是旧时英国常见的那种魁伟粗壮的店主的一个绝妙典型；他的态度粗野，迫使他成为布雷德福民主主义者特别喜欢接近的人，因为他们认为他的粗鲁反映他内心正直。我们虽然无意贬低布西的品格，但也得说明，这决不是鉴别一个人的唯一可靠标准。粗俗的态度可以矫揉造作，正如可以装作风流儒雅一样，而且有时前一做作还是比较恶劣的一种。布雷德福的这位代表的演说总含有要使用暴力的意味，他讲话勇敢大胆，时常受到奥康纳的赞赏。莱恩河畔阿什顿及其邻近地区也选出了它的代表。读者大概记得，这种事早已在克萨尔猎场上办过了，但当时斯蒂芬斯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会有机会提到），使他辞去了代表职务，于是就不得不另选一人来补缺。鼓动工作开始不久，一个青年登上了政治舞台，注定不久的将来要在运动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位先生的姓名是彼得·默里·麦克道尔。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人物，他的父母在社会上占有中等地位，培养他将来行医。他诞生在苏格兰西部的牛顿·斯图尔特，但年幼时就迁到兰开夏靠近伯里的一个叫做拉姆斯博顿的小镇，他在那里挂牌行医，业务相当发达。直到鼓动工作开始时，他的生活环境十分顺遂，大有出人头地的希望。除了体质强健以外，他另一个有利条件是青春正富，当时还不到二十四岁。麦克道尔个子相当矮小，但躯体垂直笔挺；相貌确很清秀；面部表情非常动人；口型小而圆正，没有抿紧嘴唇的任何难看模样；面孔略呈椭圆形；大而圆的眼睛，兴奋时炯炯有光；额角高度适中，十分丰满宽广浓黑的眉毛画得十分精细；头发稀疏，略近淡茶色（虽然官方的描述有一次说它是深黑色的），中间分开一条发路，细长好看的发鬈垂在耳后；他的整个形象十分诱人。这位医生的性情激烈暴躁，本质上虽然具有强大的反省能力，但感情却极易冲动，可以走到极端，同时，他又毫不缺乏勇气。他所以投入这个运动，是因为他对人民的福利怀有宽厚体恤的感情，同时对人民的正义事业抱着充分的信心，关于这点，我们没有理由加以怀疑，因为他抛弃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并把他的全部资财贡献给他所参与的事业，以便促使它进一步发展。他的朋友弗莱彻医生已经从事于这项事业，在伯里一次公众的集会上，弗莱彻医生初次将他介绍给群众。目击麦克道尔初次尝试作公开讲演的人们对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抱多大希望。和许多其他青年演说家一样，他也有神经紧张的严重缺点，使他十分为难地把话继续讲下去。可是那些其他初次尝试的失败来断定他最后结局的人们高兴地发现原来的忧虑没有根据，因为麦克道尔变成了运动中一个最有影响、最有风度的演说家。仅仅过了一段短暂的时间，他在政治生活开始时所显示出的怯场情绪便消失了。他讲话不再期期艾艾，吐字清楚有力，和一位老练的演说家不相上下。斯蒂芬斯谢绝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荣誉时，由于他同麦克道尔关系密切，就把麦克道尔推荐给阿什顿人民，他们一致同意推选他为代表。谢菲尔德推选了一位工人威廉·吉尔；另一位工人迪根由新米尔斯推举出来；达勒姆郡由诺克斯任代表；贵族特别重视的马里莱本地区选举了它的代表鞋匠威廉·卡多，而斯塔福德郡辽阔而人口稠密的陶器产区选了一位老工人来代表他们的意愿，他名叫约翰·理查兹，被人们更亲热地称作“理查兹老爹”。英国最贫穷、最破旧的一个城镇威根，由芬奈担任代表。
中部城镇莱斯特推选了一位名叫斯马特的年老的长者，拉夫巴勒的民主主义者选派了另一位老资格的激进派人士斯基文顿做他们的代表。鼓动工作甚至激起了上流社会的城镇布赖顿的民主热情，奥斯本在当地被选为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宣传鼓动史上声誉卓著的诺丁汉得到了韦德牧师医生的效劳。许多年来，这位可敬的医生一直是激进派特别赞赏的人物。他在行业统一联合会时期进行的积极活动，他对多尔切斯特工人流露的热情，他对任何有关工人阶级的事业一贯表示的兴趣，都使得他博得了他们的普遍信任和尊重。另外，他是英国教会的一个牧师，这个不寻常的情况无疑地更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奥德姆由米尔斯担任代表，而重要的商业中心利物浦的民主主义者则把他们的信任委托给惠特尔和史密斯。雷丁的激进分子，人数向来不多，推选了一个名叫蒂特的代表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
英国西部也在进行推选工作。文森特已充分地激起了该地区的民主热情。布里斯托尔推选了朱利安·哈尼的同事、伦敦民主协会成员尼索姆为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已过中年，多年来参与激进派运动。尼索姆没有多大才干，也没有多大广阔眼界，但他所发表的过激言论却是他沽名钓誉的手段。他不讳言他对暴力革命的偏爱，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布里斯托尔人民的赏识。
贵族城市巴思的激进分子由当地一位公民米林充当代表，另一方面，在一次据说有来自索默塞特和威尔特郡各地的三万人参加的公众集会上，威廉·卡里尔当选为特罗布里奇和布雷德福的代表。
威尔士的民主主义者选出了两名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一人是名叫弗罗斯特的商店主兼治安官，他住在蒙默斯郡的新港，被选为威尔士南部的代表。文森特是第一个应邀前往该地区作公开讲演的人，他发现当地热情的人民对他乐于接待。威尔士人是一个几乎象爱尔兰人那样容易感情冲动的民族。厂史证实了这个民族在坚持独特的民族性方面所显示的侠义精神。甚至直到今天，这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还继续存在着，因为相当多的威尔士人拒不接受英语，而以十分坚强的忠诚坚持使用他们的本族语言。这种坚持民族性的精神往往被斥为气量狭隘的表现，与适用于整个世界的世界大同的精神背道而驰。再没有任何看法会比这种看法更不公正的了。毫无疑问，当体现人类相互友爱的世界大同的精神将所有的民族结成一个具有同一情感、同一愿望、同一利害关系的大家庭时，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时刻。但这种世界大同的精神必须是相互谅解而不是彼此征服的结果，因为仁爱的精神决不是暴力的产物。世界史是一部征战史，它表明了强权者以其残酷贪婪的魔掌，把许多民族合并为一个整体，目的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暴君们邪恶的私欲。威尔士是被武力征服的，甚至直到今天，这种不义的行动在爱尔兰人心中依然引起怨恨，并促使他们以虔诚的心情墨守一切足以使他们缅怀往日光荣的事物。
这个感情容易冲动的民族对文森特表示了十分热情的欢迎。文森特正好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激发群众一切强烈的情感，而且恰好这些群众的生活也并不佳。不久，一个人胸中燃起的星星之火，便蔓延到另一人胸中，仿佛要燃成无法扑灭的熊熊烈火似的。文森特访问新港时，约翰·弗罗斯特用一切足以表现威尔士人特性的殷勤款待来欢迎他，并以无愧于骑士时代的公正无私的精神来接受这个青年演说家所提倡的原则，而且他的全家和他一样，对这个事业表现得非常热心。作为一个商店主兼治安官，他的地位使他对穷人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他们把他看做摩西一类的人物，认为他必将引导他们进入上帝许给人类的那个自由富裕的希望之乡。
世界上有一类人，他们的天性是民主的；不管你把他们放在什么环境中，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正义和人道主义一边。约翰·弗罗斯特就是这一类型的人。在他看来，正义不仅是一种情感，它凌驾在一切之上。一切以歪理为基础的努力都不可能战胜他在每一举动中所显示的强烈的正义感。因此，他拥护一个旨在提高群众生活的运动，是不足为奇的。他笃信宗教，而不是一个盲信者，他视上帝为万物之主，视人类为同胞手足，认为他们的权利应当同样受到尊重，同样不受侵害。一言以蔽之，约翰·弗罗斯特真心实意地热爱人民，而人民对他也报以热爱，给予信任，不论表面上曾经有过任何相反的迹象，但他却始终没有辜负这种信任。
韦尔什普尔的查尔斯·琼斯是北威尔士民主主义者选出的代表。琼斯的父母想叫他去当牧师，并按照这个目的对他进行教育；但正当他们将要达到目的时，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个运动，使他们的一切计划化成泡影。由于这种忤逆行为，他被家庭和亲友们完全抛弃，不得不依赖他同党人士的正义支持而生存下去。多么不幸的人呀！琼斯不是一个即席发言的演说家。他所发表的演说都在事前写就，强记在心。他的言论十分有力，饶有风趣，通俗而不流于庸俗。他的口才亲切而有说服力，声调非常动听。他的身材高大而有威仪，形象轮廓鲜明，深黑的眼睛闪烁有光，头发鬈曲乌黑；但脾气却暴躁易怒，甚至时常会使他得罪最知心的朋友。他的困难处境无疑地助长了这种暴躁脾气。
苏格兰在推选其额定代表的工作中并不落后。爱丁堡的民主主义者由上届爱尔兰议会一位议员的儿子W．维利尔斯·坦基充当代表，该议员对于旨在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立法机构的提案，是没有一次不投反对票的。梅尔先生被格拉斯哥的群众推选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伯恩斯地方的激进分子则指派基马尔诺克的休·克雷格·贝利为代表去申述他们的意见。伯恩斯先生被推为大工业城镇敦提的代表；邓肯、哈利和马修为邓弗姆林、佩斯利和苏格兰其他一些地方效劳。现在所要提到的只剩下一个人了，因为我们必须说得比较详尽些，所以本章就谈到这里为止。 |
第一章贵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一章贵族
贵族——中产阶级—一新议会——激进派议员——工人协会——地方协会——宪章印发给地方各郡——社会问题
社会上每一阶级都有它独特的主义和偏见，而且对它们珍护甚于一切。贵族以自己出身高贵而自豪，在这种高贵思想的基础上，他们建立起独有的特权，小心翼翼地尽力维护这种特权。除了社会上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和享乐条件时以外，他们一向爱好的做法是，对一般社会采取远离的态度。在这种出身高贵的幻觉下，他们尽力防护自己不被“下层社会”玷污，直到由于挥霍无度不得不联合平民家族，这些家族由于积极从事工商贸易，已变得比他们更富有了。工商贸易的范围愈是扩大，英国贵族的没落趋势也就愈加明显；在我们几乎完全不依靠贸易而只仰给于土地物产的时代，正因为贵族拥有土地，他们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即使在工商贸易大大发展的时期，也要在很久以后，这种权力才开始显著地下降。但是近代的文明已经使各个阶级的相对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财富就是权力，这已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事实，而且这种权力，在它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威胁，要把贵族阶层幻想中所存在的一切尊荣吞并过来。到十八世纪末叶，这种权力已经开始占有很大的地位。它一天天地扩大，而且每年都大大地增加了它的分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享有爵位的阶级惊惶失措，他们好象一只正在沉没的船上的水手一样，想用一切办法使自己免于被那个威胁要吞噬欧洲各国贵族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所淹没。在他们看来，对法国共和党人发动一次歼灭战，才是挽救他们自己的唯一出路，否则他们无法摆脱一个不可避免的厄运。于是，他们不惜用鲜血或资财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主动投入了有产阶级的怀抱。凡是拥有军事财力的人们都被他们劝说来提供一臂之助，以期压倒民主革新的潮流；拿破仑煊赫一时、但是遍地腥膻、野心勃勃的政治历程一旦告终，人们就发现我们国家背上了大约八、九亿镑的债务，这副重担就是那一代和后几代人为了恢复正统和世袭特权所偿付的代价。这样，贵族不惜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来支撑他们摇摇欲坠的权力，而有产阶级便成为他们希望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不难想象，中产阶级在支持没落的贵族统治方面既然是必不可少，他们决不会甘心长期处于政治特权之外；因此时隔不久，便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意愿，要从他们在危难时期曾经那么大力效劳的人们那里分得一部分权力。在这以前，立法权几乎完全由贵族独揽，他们紧紧抓在手里，毫不放松。贵族院完全是他们自己的私有物，在它和下院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着多大的区别，因为下院是在贵族的恩赐下选出来的；在大多数的问题上，两院间保持着深挚的同情，它们恰当地认为彼此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可是，由于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中产阶级的重要地位正日益上升，到了最后，那阵和风——它吹到上层阶级耳中就成了可怕的名称“改革”——一变而为喧嚣扰攘的怒吼，仿佛要从根本上动摇贵族权力似的。
中产阶级自知单靠自己的力量还嫌不足，曾乞援于千百万劳动人民，这两个阶级结合在一起，使一切可以利用的场所都对当时流行的要求改革的声音彼呼此应。报刊上开始连篇累牍地登载演说词和论文，竭力主张实行更广泛的代表权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为了支持这项大声疾呼的要求，斯温上尉曾在几个重大城镇大显身手；这场毁灭性的斗争虽然使一部分参加者因违法行为而受到惩处，但这些行动毕竟加速了中产阶级统治的来临，到了最后，军队中的不满迹象使他们如愿以偿。在举国殷切期望与群情激昂的气氛中，选举法修正法案经过几次否决以后，终于在两院获得了通过，并经国王批准。这样，中产阶级的宪章就制定了。贵族利用中产阶级的支持来粉碎民主主义，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对一种终久将把他们压得粉碎的力量承担着义务。这样，享有特权的专制政权往往在刚跨过了一个墓穴后，却发现就在眼前咫尺之处还有一个墓穴。
然而，中产阶级之所以能顺利地赢得人民群众的合作，是由于曾向他们许诺过一些重大利益；而群众本身也在指望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但他们极易被人诱离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中产阶级劝他们暂时放弃比较广泛的要求，以便最后能更有效地获得它们。中产阶级说，“支援我们来实现修正法案吧，我们一旦有了选举权，就会利用我们的权力来协助你们取得你们的权利。”每当工人阶级敢于对人民主权这个更广泛的问题提出意见时，这就是对他们所作的千篇一律的诺言。这个诺言比较容易令人相信，因为当时他们心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想法，认为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们推想，一个阶级是不会有意欺骗另一个阶级的；他们决没有料到会背信弃义，因为他们断难设想这种可能出现的事件的目的何在。两个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极大悬殊完全被忽视了；他们思想上存在着一种混乱的概念，认为中产阶级议会可能有把握通过的有关调整税率和一些其他法案就是他们奋斗的主要目标。因此，有人只要自称为改革家或自由主义者，在一些琐碎的问题上任意说几句含糊笼统的话，就会博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其效力竟象他就要把他们引入人间天堂似的。政治改革、厉行节约、保持和平、教会改革、市政改革、对爱尔兰人民主持公道，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口号；这一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贫民阶级很少加以研究，但他们对盟友的诚意始终是深信不疑的；他们以迷惘的眼光憧憬着未来生活的改善，至于改善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们从不费心去调查，因此也不理解。
新兴的中产阶级选民使改革家们在下院中赢得了巨大的多数，在这个多数党的身上，全国人民倾注着他们的希望。但是，为时不久，所有原来建筑在空中的那些宏伟壮丽的楼阁都无影无踪了。对爱尔兰人民主持公道的法案可以用国王的一篇演讲词作为例证，他竟建议通过一项严峻的高压法案来解救那个遭受苦难和创伤的国家。甚至奥康内尔那样一个辉格党的盟友，对女王演说中的一段也不得不用“血腥”一词来痛加抨击，并以同样率直的语气，谴责他的盟友们为“卑鄙、残酷、血腥的辉格党员”。然而，尽管这位伟大的鼓动家及其爱尔兰支持者们给予有力的抨击，法案仍然提到议会，并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此事正是发生在制定选举法修正法案的后一年。
辉格党关于厉行节约的主张，不久便在提出修正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项法案中有关济贫部分时得到了证实。法案起草人并不隐讳他们的意图。马尔萨斯的这些信徒明确表示，法案的目的是要使贫民靠更粗粝的食物过活；为了证明这是他们的目的，布鲁厄姆勋爵竭力主张，凡是工资不多的各个劳动人民阶层应当及早积聚充足的资财，以便在晚年自维生计。对这种标新立异的主张抨击得最有力的，是那位不朽的威廉·科贝特，他用言语和文字给予猛烈的批判，对法案的每一条款，在原则上都投票反对。议会中另有一些人大力支持贫民事业，但在下院中的一切反对并未奏效，法案终于制定了。议会假借改革和自由的美名，废除了教区组织，使贫民救济事业听从三人小组的旨意，而该小组却完全不受纳税人的丝毫节制。
时隔不久，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对于对爱尔兰教会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不名誉做法进行了改革。他们在尝试失败以后，引咎辞职，继任者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及其政党。这位尊敬的男爵享受尊荣不到几个月，辉格党重新上台，这时他们已抛弃了先前引以辞职的那个原则。由于害怕激起民众的公愤，政府和议会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事实很明显，改组后的下院只在不断地维护罪恶方面才是有力量的。这就是上当受骗的人民曾寄予满腔希望的议会啊。
不过，在那个腐败下院的议员中，也有几个人比绝大多数议员更多地表白了自己的民主主义倾向。在这个小派别中居首要地位的是约翰·阿瑟·罗巴克，与他携手合作的有约翰·坦普尔·利德、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汤普森上校、托马斯·韦克利、沙曼·克劳福德、约瑟夫·休姆、鲍林博士和丹尼尔·奥康内尔。这些人和另外几个议员形成了下院的极端派；在群众的问题上，他们确实往往敢于大胆发言，与辉格党人及其赞助者平淡无味的演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把代表选举制修正案列为经常讨论的议题，虽然从来没人提出任何体现他们宗旨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法案。他们中间有人在下院倡议选举权问题，有人倡议无记名投票法，有人倡议议会任期，而有人又倡议财产资格限制。
激进派最勇敢的行动是在现任女王登基后召开的第一届议会会议开幕时采取的，但到这时，罗巴克等人已在普选中被剥夺了席位。当将那份致女王演说的答词提出来讨论时，韦克利先生提出一个修正案，即在答词中增加一节，内容是向女王表明，该院一有机会，即开始考虑通过法案，使人民享有更大的代表权，例如扩大选举权，采取无记名投票法，缩短议会任期。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附议这个修正案。约翰·拉塞尔勋爵代表政府对修正案进行最坚决的反对。而且，就在这次会议上，这位尊贵的勋爵发表了他著名的最后宣言。罗伯特·皮尔爵士同样也表示决心，反对任何进一步的民主改革。奥康内尔吃里爬外，给政府投了赞同票。另有一事也值得一提：后来被封为男爵的亨利·沃德先生却投票赞同修正案。表决时，只有二十二名议员，包括点票员在内，赞同改革，绝大多数议员投票反对。
在这以前不久，一个团体在首都成立了，取的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名称——工人协会。它的会名虽然没有表明任何政治倾向，但它的主要目标却是为人民争取一份应得的代表权。协会对劳动阶级的势力显得非常珍视，因而不让本阶级以外的任何人对它的事务有发言权。凡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士，可以被接受为名誉会员，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协会企图利用集会、宴会和印发的演说词来引起全国对议会改革问题的注意。约翰·拉塞尔勋爵的最后宣言使议会中人数不多的激进分子在议会之外有了地位。他们常被邀请参加上述集会和宴会；在他们和协会之间终于建立了正常的联系。
一个委员会被选派出来了，部分成员是议员，另一部分是协会会员，其任务是把他们的意见拟成一项法案，以备将来提交群众集会；法案包含六大要点。这六点是：成年男子普选权，议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无记名投票法，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给薪俸，平均分配选举区域。他们将这项法案称作《人民宪章》。在为了发动这个新的运动而举行的第一次群众集会上，几位激进派议员出席了，并支持了集会的决议。他们也许决没有想到，相当多的舆论竟会支持他们，因为正当这种舆论逐渐加强时，他们的激进情绪却在消沉下去。对这些人物过去的和现在的立场稍加观察，也许不无教益。将宪章递交协会秘书的正是奥康内尔，当时他曾大声说道：“洛维特，这是你们的宪章，为它进行鼓动吧，不达到全部目标，誓不罢休！”然而曾几何时，就是这个奥康内尔，竟又不遗余力地否定这个运动，继续不断地对它进行恶意的攻击，至死方休。鲍林博士后来接受了政府中一个安闲的官职，在这以前，他对先前所信奉的主义早已变得默不吭声了。以前曾一度激进的沃德先生接受了爱奥尼亚群岛总督职务，一变而为残暴凶狠的恶魔，仅次于那个遭到万世咒骂的海瑙。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已在现任的联合政府中充任阁员，他目前仍保持着的一点民主主义是性质最温和的一种：他现在发表的一些优美细腻的演说与他以前曾在下院引起人们叫喊“安静！安静！”的激烈言论，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对照。约翰·阿瑟·罗巴克几年来一直在谋求一官半职，虽仍在议会中保留席位，但在懊丧失意的压力下，几乎已脱离政治生涯。约翰·坦普尔·利德在政界很快地沦入默默无闻的地位，远离祖国前往一个更安适的地方。韦克利也从政界退隐了。沙曼·克劳福德——他们中间最坚定的一员——在上次大选中丧失了席位。汤普森上校晚年变得象布鲁厄姆那样反复无常，简直难以信任；约瑟夫·休姆的民主思想竟然表现为乐于发表长篇大论，抨击报刊，只因它们十分激烈地谴责大陆上暴君们的所作所为。这就是往日为人民群众而进行战斗的那些人物的现况。毫无疑问，粗略地观察一下上述情况，就足以教育人民，在通往提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道路上，他们必须依靠自己。
在发起宪章运动前不久，首都的协会已经派遣宣传员前往各地，目的是要按照它本身的模式，建立地方协会。从事这种准备工作的主要代表是亨利·赫瑟林顿。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也许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选了，因为他的名望足以吸引所有最重要的激进改革家前来参加。赫瑟林顿不是一个能用雄辩的口才来打动群众的杰出演说家。激发人们的热情所需的必要条件，他具备不多。对于感情易于冲动的人们来说，他不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因为在他们身上，稳健的论据不产生作用，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却会被激烈的演说所感动；另一方面，对于有理智、有思想的人们，他却能适应。一般说来，正是后一类型的人们成为他的听众。他的使命不是发展新会员，而是巩固原有的会员。他每到一个城镇去访问，都会找到这样的会员。
在报刊拒贴印花的伟大斗争中，他曾大露头角，事实上几次被政府提起公诉，因而使他的名字在激进派成员中家喻户晓。他具有顽强不屈的勇气和坚定不移的毅力，不顾迫害，蔑视《印花税条例》为废纸一张，这使他赢得了声誉，将劳动阶级中为数可观的比较先进的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有时甚至数以百计。他的粗略而有力的逻辑使每个人树立了信心，而他不加渲染的基本上英国式的幽默，又为他的说理增添了令人愉快的情趣。他的集会多半在室内举行：事实上，从各种原因看来，任何其他地点都是不适宜的。他的任务执行得很好：协会的数目迅速增加了。当然，有时协会刚成立时，会员只有十余人，但就是这么多人也逐渐发展为很大的团体，很有希望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不小的影响。在有些成立了协会的城镇中，议会议员们以尊重的态度答复它们的来信，有时还屈尊亲自参加它们的集会，以便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获得支持。不错，多数会员并非选民，但也有许多会员属于选民阶级；关心这些会员，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以防万一会出现势均力敌、胜负难分的竞选局面。没有选举权的人，也不再被看作无足重轻只配受人鄙视的人了。这就是1838年工人协会的概况。
协会初创时虽然仅确定了有关民主政治的总原则，但宪章的各项细则一旦制定以后，宪章的样本立即被散发到全国各个激进团体。主要的原则既经同意，那么使它具体化的细则就不难获得普遍的赞同。长期以来，激进派一直被人指责为缺乏政治家的才能。在一些无可争辩的抽象原则方面，他们被认为是卓越的理论家和理论的支持者，但他们使这些原则具体化的能力却遭到了否定。宪章的诞生证明了这种否定的说法全无根据。不论人们对这些原则本身可能持有什么见解，但这个文献却可能为法律界最博学的人士增添光荣。不错，它没有夹杂着多少法律术语，也不含有那些使我国的法律如此含混、而且引起法学家们费力思考的模棱两可的语言；但是，正因为它摆脱了这些，才能使它容易被一般人理解，从而提高了它的价值。
激进派又受到他们的反对者的指责，说他们对法律约束力的见解不够严正。宪章给违反条款者所规定的惩罚，足以表明这种谴责纯属无稽之谈，而且证实了它的创始人是极端重视公德的。这项法案获得了各地方协会的一致通过，但是说来奇怪，半激进派人士却开始抱怨说，大家本来可以同意的总原则受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则的约束，并以此作为遁词，置身于运动之外。这样，不论采取什么路线，左右为难的激进派自觉担当不起这样一项任务：讨好他们的反对者和半心半意的朋友。如果放弃那些细则，他们就被斥为单纯的理论家，做得太少。倘若采纳那些细则，他们又被斥为出力逾分。情况就是如此——将来也复如此——直到专制政权的最后丧钟敲响以后才结束了这种状况。
但是激进改革家们所瞩目的不仅是政治问题。他们确实重视各项政治改革，因为它们有抽象的公正原则，同时也因为这是改善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激进派演说家按照这个意义进行论证，他们的言论往往产生极大的效力。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大规模的人民政治运动是否有过没有其社会根源的。人类的主要物质目标在于取得社会享受的手段。如果保证他们取得这些手段，他们对抽象的政治理论便不大关心。主要教育群众重视政治权利的，是重大的社会罪恶的存在。这条真理已经一再得到了证实。在比较繁荣的时期，政海中简直看不出有什么波纹，但只要让这种繁荣由一个灾难时期所接替，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象大海怒涛那样猛烈地翻腾起伏，使政治机构的安宁受到威胁。群众注视着享有选举权的各个阶级，看到他们安享富裕舒适的生活，于是便把这种富裕的生活与他们贫穷的境遇进行对比。他们根据后果来追溯其因，难怪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切社会反常现象的起因就在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宪章运动刚开始时，他们对于政权怎样被利用来造成他们的不利地位，在心中也许还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他们也许更弄不清，取得了那个政权以后可使他们用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那些社会措施的性质。社会穷困的起因就是工人协会力求解答的一个谜。他们会员证的下端印着下列引人注目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逃避自己分内的有益劳动，就会减少公共财富的积累，而把自己的重担压在别人的肩上。” |
第二章战役开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二章战役开始
战役开始——亨利·文森特——工业区的民主运动——费格斯·奥康纳和爱尔兰派——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民主报刊——示威——格拉斯哥的示威——泰因河畔的集会——约翰·泰勒医生——乔治·朱利安·哈尼——罗伯特·洛厄里——达勒姆郡——詹姆斯·威廉斯和乔治·宾斯——英格兰中部
作为宪章运动机构的工人协会一经组成，为实现宪章而进行的比较公开的鼓动工作现在也就开始了。伦敦协会以有几个才能相当卓越的人物而自豪：其中有些是实际事务家，另一些是作家，第三类是讲坛上的演说家。最有能力的作家和实干家无疑的是威廉·洛维特。这位先生原籍康沃尔，出身于极其贫贱的阶层。青年时代，他离乡背井，徒步来到首都，几乎是身无分文。到达伦敦后的一段时期，他与贫困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全靠各种朝不保夕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他设法学会了细木工人手艺，并在这个行业中造就了高度熟练的技术。作为一个劳动人民，他的地位不久就大大地改善了。洛维特是协会的秘书，可以毫不夸张说，他是这个团体的命脉与灵魂。他有清晰、高超的智力和卓越的办事能力，不论进行什么尝试，必定会圆满地实现；虽然不算演说家，但在实际事务方面，为运动所作的贡献却超过了那些比他更有口才的人。但是，比协会所有领导人更能在各郡产生影响的，首推亨利·文森特。这个青年出生于伦敦；但自幼就迁到赫尔河上的金斯敦，在那个使戈登堡的名字永垂不朽的行业中充当学徒。童年时代，文森特对政治已经特别感兴趣。十三岁时，他在赫尔河上的金斯敦的公众集会上初次登上了政治舞台，无疑地使许多比较成熟的政治家感到惊讶，从那时起，他不断致力于政治问题的研究，遇有机会，便就这些问题发表演说。后来他迁回伦敦，当时加拿大的起义给他以发挥演说天才的机会。然而，不久以后他就注定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了。当宪章成为一个公开宣传鼓动的问题时，他被协会派为代表，到各郡去参加一系列的示威运动。那时他才二十五岁，正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就身材而言，他同他的助手洛维特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洛维特魁梧奇伟，而他却比中等身材还差一大截。但他风度翩翩，在台上更显得潇洒自如。其他柔美圆润的嗓音、红润的脸色以及除偶尔露出怒容外的十分动人的表情，只要他当众露面，就会博得所有听众的倾心。在当代受人欢迎的演说家中，他的姿态也许是最潇洒、最优美的了。至于口才的流畅，他比得上所有的同辈演说家，没有什么人愿意在讲坛上和他媲美。他的罕见的模仿才能引得最严肃的听众也不禁哈哈大笑。他多才多艺，表情时而严肃，时而欢乐，变化交替，几乎能在十几分钟内扮演十几个不同的角色，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之一。对妇女们来说，他那清秀的体型、喜悦的眼光、无与伦比的模仿才能、炽热奔放的热情、音乐般的圆润声调，尤其重要的，为提高妇女地位所作的呼吁，使他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人物。民主派人士，不论男女，都把他看作英国民主政治的年轻的迪莫斯提尼这是对他的描写最诱人的一面；但为了逼真地写实偏见，我们不应当掩盖另一面。文森特有激发群众的一切才能；但要使群众奋发的情绪坚定下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种能力，这位风度优美的演说家却不具备。以他的禀性，要想激起群众的热情，使他们积极地投入行动，并不困难；但要作出周密的论断，却非他力所能及，因此，我们应当坦率地表明不要求他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而进行任何尝试。他有自知之明——这是一位社会活动家难能可贵的天赋才能——因此能够机智而谨慎地支配自己的行动。他从不贸然踏入危险的论理领域；如果他这样做，他无疑地会同一切论理法则大相径庭。而且，他的雄辩术其实也不见得多么高明。当人们倾听他在讲坛上演讲时，他仿佛已经登峰造极；构成他的才能的要素，是他的态度、声调、姿势和激昂情绪，而不是他的议论。当然，为了表示对他公道，我们应当承认他偶尔也会说出一两句妙语，但这也只是偶尔而已。他能使听众深信他的演说自始至终是雄辩术的杰作；但是当他的演说一旦形诸笔墨，美妙的幻影立即消失，魅力顿时化为乌有，而神秘的吸引力也随之无影无踪。他好象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演说家。这就是协会派去激发群众潜在力量的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受欢迎的演说家在同等条件下所作的努力能比他取得更辉煌的成就。不论他在哪里出现，他都会引起十分热烈的反应。这段时期，文森特过着欢乐、兴奋而又十分忙乱的生活。他的活动主要局限在英格兰中部、西部和威尔士南部。有时他冒险到北方去，在那里，这位风度优美的演说家并不显得十分出众。中部地区的北安普敦、莱斯特、诺丁汉、班伯里、考文垂和伯明翰；西部地区的切尔特南、巴思、特罗布里奇、布雷德福、布里斯托尔、埃奇河下游的伍顿、斯特劳德等地——这些都是他发挥雄辩演说才能的主要场所；而在其中某些地方所发生的影响，甚至一位王侯也会啧啧称羡。在威尔士人民中间，他慷慨激昂的演说唤起了每个人的由衷同情。当他描述劳动阶级水深火热的苦难时，他的动人心魄的语调把那个敏感的民族的热情煽成一股烈火，事后任何深思熟虑也无法使它缓和下来。作为一个鼓动家，他获得了如此出色的成就，以至在富有的阶层中，也有很多人完全出于好奇心，常来参加他的集会；他们一方面承认他的才能，另一方面却在诅咒他的原则，乞灵于迫害的手段来缩短他的政治生命。正当伦敦协会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威尔士进行活动时，其他党派的组织工作也同样积极展开。政治性联盟成为一时风尚。在兰开夏、约克郡和柴郡的广大工业区，几乎没有一个城镇或村庄不能提出一份热心于民主政治人士的名册。就基础而言，这些区域的联盟和工人协会略有不同。如前所述，工人协会是不让所有非劳动人民对它的事务享有发言权的。姑且不论这项规则的用意何在，它所依据的是一个有害的原则——阶级排他主义，这种原则，任何一个阶级施加于另一阶级，都是不公道的。民主政治消除一切阶级差别，承认人就是人，而不问他的身外条件。然而，令人相当怀疑的是，确定上述规则的动机与其说为了提防上层阶级，不如说为了想把某些受其厌恶的人物排斥在会议以外，因为这些人物的声势是提倡上述规则的人们十分畏惧的。事实果若如此，那么再没有比他们所采择的途径更不明智的了。一个人属于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愿为贫民的事业进行鼓吹，却在他的道路上设下障碍，而又不能提出正当的理由，这就会被群众看作是一种变相的迫害，他们必将聚集在不公道行为的受害者的周围。各协会也许认为某些人的鼓吹会损害民主事业，但正当的途径是指出这些人的错误所在，而不应当违反平等原则，企图箝制他们的言论，因为这种平等原则正是他们自己用口用笔大事提倡的。
人们断定，排斥别人的这一条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个名望卓著、行为怪僻的费格斯·奥康纳。他在爱尔兰境内久已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同时在英格兰劳动阶级中间也正开始发生影响。他能夸耀自己是一个爱尔兰王族的后裔。这种自夸怎么会有助于使他受人尊敬，始终是一个谜，因为，毫无疑问，要是有人配称为胆小怕事的懦夫而被人们耻笑的话，所有读过爱尔兰历史的读者必然会坦率地承认，爱尔兰的历代国王都有那个特性，而奥康纳的祖先尤其如此。1831年，费格斯·奥康纳在爱尔兰人民的面前初露头角。他的主要任务是使自由主义分子当选为下院议员。在联合王国境内，任何地方的竞选活动都不象爱尔兰那样以十分激烈的党派精神展开斗争。因此，每一方必须有极大的劲头，才能保证成功。奥康纳正好是一个适合于爱尔兰竞选斗争的人。拳击场上，谁也比不上这位竞选拳击家能够那么奋不顾身地使尽最大的气力，从人丛中打开一条出路；而且，他对盟友们的贡献还不仅限于他的拳脚。他以律师为业，又是一个具有中上辩才的爱尔兰人，他能在竞选坛上以相当大的说服力，为一位候选人的主张进行辩护。他就是以此为奥康内尔提供了必要的效劳，在一段时期内，赢得了奥康内尔的欢心和赏识。然而，倘若要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长期处于互相取长补短的和睦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奥康纳在爱尔兰享有很高的声望，1833年被选为在科克郡的议员，就足以证明这点。奥康内尔，作为爱尔兰人民的领袖，势难容忍一个预料将会分割他的一部分势力的人，而奥康纳又不肯俯首贴耳地顺从一位上级。米尔顿借叛逆天使的口所说的话十分切合他的情况：“宁在地狱称霸，不在天堂称臣。”奥康纳在议会任议员期间，始终同他的领袖发生龃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争端的症结所在大抵是由于奥康纳的言行比较一致。奥康内尔为了使他的党派取得地位和政权，时常不惜牺牲原则，迁就辉格党员。在这种策略方面，奥康纳从不附和那位大鼓动家，却一贯地设法破坏他的计划。这种行动终于使二人分道扬镳，永远不再携手合作。
奥康内尔这样抛弃了他以前的盟友，不啻把他当作一个礼品赠给了英格兰的激进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激进派中一部分人虽然不对奥康纳表示十分欢迎；但另一部分人却欣然接受了他的效劳。他曾在下院占有席位，但在上届选举后，他的席位已被议会委员会借口资格不合而加以撤销。这件事有助于他博得激进派团体的好感。工业区是奥康纳所选定的阵地，希望在那里为自己争取一个优越的地位。对他那样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来说，这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于是，他走遍那些地区，足迹所至之处，通过他的努力，一个个新的政治联合会便建立起来了。一旦时机成熟，所有这些政治联合会便拥护宪章。
由于舆论日益赞同根本性的改革，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经过了一次改组。这个团体的名称是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它的执行委员会包括几名在社会上有权有势的成员，其首要人物是伯明翰自治市选区的议员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另外两位是芒茨兄弟，其中之一现已递补了阿特伍德先生为了安享悠闲岁月而退隐所遗留下来的职位。《伯明翰日报》的编辑道格拉斯先生也是一个积极分子。后来调任市参议会秘书的埃德蒙兹先生也予以赞助；但是该团体的主要代言人也许是约翰·柯林斯先生，一个工人。在宪章运动开创以前，该联合会已经同意有关提倡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和议会每年改选等方案；但当它看到舆论的浪潮开始趋向于更加彻底的改革时，它就轻易地顺势投入那股滚滚的洪流，正式表示拥护宪章。
在巨大的改革运动中，诺森伯兰和达勒姆郡并不落后于南部的同胞。民众的思想多少已由奥古斯塔斯·博蒙特做好了准备。博蒙特是所有曾经登上公共讲坛的最勇敢、最坚定的激进分子之一。他时常对纽卡斯尔及其邻近地区的很多听众就当代一切主要问题发表演说。由于他所宣扬的十分激烈的主张符合正义，宪章是不可能不受欢迎的。人民倾向民主改革的热情无日不在高涨。这两个郡的激进分子组成了一个团体，命名为北方政治联合会，拥有几千名会员。其中大部分人属于生产阶级，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是社会的中层人士，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卡莱尔，民主派分子也开始团结起来。当地的居民是全国最穷的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以十分热烈的情绪，接受一项旨在提高劳动人民地位的运动。这个阶级拥有一些具有才干的领袖人物，他们愿意给当地人民指出努力的方向。
苏格兰开始显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伯明翰政治联合会指派柯林斯前去探测激进派的意见，为此目的，他旅行了广泛的地区。在这次视察旅行中，他至少在二十所教堂内宣扬了政治主张，发现一切情况都合乎他的心愿。主要的政治家们仿佛已经做好实行改革的一切准备。细节方面的分歧意见已不再加以考虑了。和伯明翰的同胞们一样，他们将一切次要问题丢在一边，愿意集中力量，结成一个整体。但是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后，宪章联合会才以惊人的速度兴起；现在，大不列颠各方面的激进分子好象已结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大家同心协力，决心实现他们寄予希望的伟大目标。
各种政治联合会的组织仅是实现一个伟大的民众运动所必需的机构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份机关报来强调他们的要求，或记载他们的活动，那么即使把人民集合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激进派当前的急务是创办报刊，向公众提供有关共同事业各项问题的报道。
伦敦的工人协会已经有它的刊物。在规定对报纸征收四便士印花税的法律废止后，赫瑟林顿的《二便士快讯》改名为《伦敦快讯》，这个名称一直保持到停刊时止。它的编辑名叫博蒙特——大概是奥古斯塔斯·博蒙特的本家——他经营这份报纸，表现出相当的才干。这份报纸的各栏篇幅几乎全部报道政治改革，虽然有时也涉及一些社会疾苦问题。它的伟大目标是要把宪章制成法律，从而把其他一切问题置于次要地位。它的政策是所谓道义派的政策，否定用暴力来实行改革的一切概念。它经常竭力使读者们牢记，只有通过和平途径才能实现人民的政治解放。它的文章多半含有温和的劝导语气，销路并不太广。这份报纸就是协会的机关报。另一份报纸在利兹自治市发行，名为《北极星报》。报馆老板是深得人望的费格斯·奥康纳，他已成为工业区职工们崇拜的偶像。从来没有一份报刊创办得比它更及时的了。他领会并反映了时代精神。但是，奥康纳所以能够顺利地创办《北极星报》，不仅依靠他本人的资财。他的朋友们认购的股份不少于八百镑，要是没有他们的及时援助，当时他是否敢于冒险一试，就难说了。这些朋友对该报的成功具有信心，而结果也证实了他们预测的合理，因为《北极星报》已迅速地跃居一切民主报刊的首位。它的编辑是威廉·希尔牧师，其人文笔犀利机敏，只是人缘不算很好。该报如此受人重视的原因并不在于编辑部。两种情况有助于它在群众中博得好评。一是奥康纳的声望，这种声望主要归功于他拥有一份报刊，从而能把他的一切活动记载下来，并在报上十分显著的地位报道他的言论和实际行动。一是人们认为《北极星报》对运动作出了最完整的报道。国内任何地区举行集会，哪怕是在穷乡僻壤，也不会不在该报各栏中有所报道，并用华丽的词藻，来激起读者心中的兴趣，并使演讲者由于自己的名字在报上受到称赞而扬扬得意。即使他们以前从未登上讲坛，他们的演说也被说成是口若悬河，大逞雄辩，等等；并且受到有意吹捧，仿佛它们是适合在每日报刊专栏中发表的议会高谈阔论。这样，在远方的人看来，平凡庸碌之辈都成了富有政治智慧的预言家。读者不要误认为这些话是有意诽谤劳动阶级在这个伟大运动中所显示的真实才能；因为，不论那种才能如何言过其实，我们决不容许它遭到鄙视。
我们必须记住，大概在此以前，除了“统一工会”时期之外，工人阶级中即使文化较高的人也不大习惯于当众发表演说。讲坛一向几乎完全被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所霸占，很难想象，大半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劳动人民会在旦夕之间成为熟练的演说家。但是宪章运动初期确是显示工人阶级演说天才的时代。它使最微贱的人们获得了在公众集会上发言的机会，于是，他们便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也许没有必要说明，这些演说以及发表演说的集会常被《北极星报》夸大得过了头，但是这种夸张恰恰就是它所以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以前从不习惯于看见自己的名字在报上出现的人们因此殊荣而受宠若惊；虽然有时他们很难辩认出本人的肖像，然而，艺术家的过度着色不能说不是深得吾心。在我们中间，谁不是多少有些虚荣心的人呢？受到这样尊重的人们在为《北极星报》推广销路方面，和专职推销员同样得力，因此，它的销路一度几乎达到每星期五万份之多。使它凌驾于其他各报的另一原因，就是洋溢在它字里行间的那种精神。因此，与《伦敦快讯》提出的道义力量的观点不同，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学说。奥康纳在他的演说中已把公众的心理激发到如此程度，以致几乎无法使他们满足，于是，《北极星报》便竭力弥补群众意犹未足之处。每一个星期，人们以惊人的饥渴情绪阅读它的各个版面，每读一次，热情便高涨一次。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望，读者越读越想读，直到陷入了如痴如醉的状态；凡是不带有暴力味道的文章，决无被广大群众贪婪地阅读的任何可能。
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运动中出现了另一期刊，刊名十分响亮，叫做《北方解放者》。经营者既有魄力又有才干；它最初的议题比《北极星报》或《伦敦快讯》的议题优越；它特别地代表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民主主义者，它的销路几乎局限于这两个郡，虽然并不完全如此。
爱丁堡是一个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它在报刊这样一项重大事务方面决不甘落后。当时在苏格兰还没有一份民主的报纸，于是它就弥补了这个缺陷。一份以文笔出众、编排美观著称的期刊，在当地居民约翰·弗雷泽先生负责编辑工作之下创刊了；刊名为《真正苏格兰人》。它专门比较详细地记载苏格兰民主派的活动。在道义力量与暴力的问题方面，它与《伦敦快讯》如出一辙。
伯明翰的激进分子并不缺少机关报：他们不需要一份新的报刊。道格拉斯先生是《伯明翰日报》的编辑。既然发表有关民主主义的议论和文章已经成为一时的风尚，而且进行这种投机又有利可图，于是《伯明翰日报》经过轻而易举的改头换面，便从提倡温和改革的立场转变为公开承认拥护极端民主主义，并在伯明翰及其邻近地区产生了不少影响。未隔多久，运动中又出现了另外三份激进的报刊。其中最先出版的也是最重要报刊名为《职工报》。它的编辑詹姆斯·布朗特尔·奥布赖恩，是一个才气横溢、出类拔萃的人。多年以来，他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通常署名为“布朗特尔”，在影响英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胜过任何其他知名的作家。
第二份报刊以《宪章》的名称问世，由威廉·卡彭特主编。他是一个有相当文学造诣的人，编有一本政治教科书，内容包含在论述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方面最受欢迎的一些作家的文选。
第三份报刊代表科贝特政治学派，取名为《战士》。科贝特的几个儿子和其他的人主持该报的编辑部。该报在各版上对费格斯·奥康纳及其一派的所有首脑人物表示深刻的仇视，公开指责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
不难想象，由于大部分公众的心里倾向于这一新兴的运动，才吸引了这几份报刊的所有人冒险把资金投入这项带有风险的事业。除了工人阶级以外，他们很难指望获得任何其他方面的支持，而民主主义的敌人必然会用尽一切方法，来缩小它们的销路，摧毁它们的势力；但是当时的运动确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从“统一工会”时期以来，从来没有如此广大的群众为了任何一项事业而团结在一起。民主主义的精神发展到如此高度，毫无疑问，人民的领袖们不久必将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并招惹他们的干涉，不然的话，就必须从重要的地位向后退却；站着不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格言必须是，不退则进，而他们选择的是进。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结果。
现在，宪章的鼓动工作正在十分认真地进行着。当时决定，为了发扬民气和促进共同事业，准备在所有重大中心地点，举行一系列的示威游行。各协会开始呈现出不可忽视的声势；每星期，大批人士参加了激进派的行列。工人协会、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和其他团体忙于派遣最有才干的宣传员，到远处去煽起正在复燃的民主火焰。
格拉斯哥是第一个比较著名的城市，它以一种壮观而引人注目的场面，来表示它的市民对新兴运动的热爱，而当时出现的情景，对目击者来说，是永远难忘的。工人们预先作了安排，在格林草坪上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格林草坪是格拉斯哥供人们呼吸新鲜空气的一片宽广的场地，在它的尽头，壮丽的克莱德河的汹涌波涛奔腾而去。1838年5月28日，工人们自己举行了这次声势壮大的示威行动，几乎完全不依靠任何其他阶级的协助。只有一两名中产阶级人士对这次行动给予支持；但是，这次示威做得比任何事情都周密，或也比任何事情博得有关各方的更大赞扬。整个安排证明了格拉斯哥的工人阶级处理自己事务的才能。伯明翰联合会决定给予一切可能的赞助，使这次示威行动受人重视并具有声势，因此指派阿特伍德、道格拉斯、埃德蒙兹、芒茨和柯林斯先生去协助格拉斯哥的民主主义者。
在11点钟以前，从各路来的几万名群众在格林草坪上集合，一到11点钟，游行队伍整队出发，前往城市东区去迎接事先约定在那里等候的阿特伍德先生及其同事们。浩浩荡荡的人群，排成六列纵队，大踏步地前进，而在整个路线的各条街道上，又挤满了稠密的人群，他们都渴望参加这项旨在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行动。据估计，不少于二十万名健壮的劳动人民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上显露了他们疲劳的脸容。即便从前为实现修正法案进行鼓动的时期，也没有这么庞大数目的人们走出工场和家庭来响应这个全国性的号召团结的呼声。天空中回荡着轻快的乐曲和群众热烈的呐喊。沿着整个游行路线，共有四个乐队，各自隔开相当的距离，二百多面大小不一、式样各异的旗帜，颜色十分美观，在微风中轻盈地招展，给那一天增添了一份欢乐气氛。一面来自斯特拉撒文的旗帜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好奇心和兴趣，因为当苏格兰人为了争取宗教自由而展开激烈而伟大的斗争时，这面旗帜曾在德拉姆克洛格战役中飘扬在刚强英勇的盟约军头上。游行队伍通过一个指定地点，需要一小时半的时间，而当阿特伍德先生及其同事们出现时，人民群众的热情再也高涨不过了。队伍回到草坪后，市议会议员特纳被选为主席，几名工人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各项决议和提交议会的请愿书。接着，参加集会的广大群众向阿特伍德先生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表示感谢。后来，当热烈的欢呼、帽子的挥舞以及击鼓声停了下来，阿特伍德便对大会发言了。他首先非常有力而又富于感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疾苦，认为1832年的修正法案企图增进国家的利益，到头来却是彻底的失败。然后他阐明了由伯明翰政治联合会达成协议的行动计划。请愿书将由全国所有的民主主义者签名，据他估计，签名者将有二、三百万人。如果议会最初对人民群众的要求无意让步的话，这种请愿的做法将会不断地重复使用；如果他们对议会进行了一次公正的考验以后，仍遭拒绝，工人们则联合乐于赞同他们的意见的中产阶级人士，宣布一次庄严神圣的总罢工，停止一切劳动。任何人都不会动手做工，但是每一个人都将把他的勇气、才智和力量集中于促进人民的事业方面，直到胜利之神含笑赞赏他们所作的努力。埃德蒙兹、芒茨和道格拉斯先生以类似的口吻相继发言，给集会群众莫大的鼓舞。看来他们四人谁也不愿意轻易忽视他们所见到的阻碍在人民道路上一切障碍。“反对我们的是，”阿特伍德大声疾呼地说，“所有的贵族、十分之九的绅士、庞大的牧师队伍和一切养老金的领取者、无功受禄的冗员、以民脂民膏为生的吸血鬼。”但他似乎从未考虑到最大的障碍却是最近享有选举权的中产阶级。
墨菲先生和韦德医生以伦敦工人协会代表团的名义参加集会；后者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上以十分乐观的论调发表讲话。“我们有足够的武力，”他在结束演说时大声说，“但那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道义力量来实现我们的一切要求。”演说结束后，集会的群众各自散去，秩序井然。市警察局长米勒上尉在这次反映公众舆论的集会上担任总指挥，他说他从未参加过比这次集会秩序更良好的集会了。这次大示威结束后，晚上举行了宴会，参加者约六百人。茶商莫依尔主持宴会；协助他的有阿特伍德、道格拉斯、芒茨、柯林斯、埃德蒙兹、韦德医生、墨菲、特纳和爱德华兹牧师等。宴会上洋溢着同样的热烈情绪。每一位演说者看来都对未来充满着希望，表示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把这项伟大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好象预期，在不久的将来，这项事业将能使人民群众摆脱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社会上的苦难。格林草坪上的示威集会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鼓舞力量，他们表示决心，要为人民争取自由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1838年6月27日，泰恩河和韦尔河两岸的居民决心用全国群众从未显示过的在道义力量和庞大人数方面的最壮大的阵容，来表明他们对新兴运动的赞助。集会经宣布将在纽卡斯尔的广场上举行，这是该市镇偏北的一片宽阔的公地。当天一清早，群众在各交通要道上排列成行，对即将举行的示威游行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上午9时，在全欧洲最美观的礼拜堂前的一片空地——圣尼古拉斯广场上，开始挤满激奋的广大群众。各行各业的队伍从该市镇的各区向上述地点进发，然后，主要队伍从这个中心点开始游行，这些有组织的队伍排成六路纵队，在整个一长列游行队伍的左右两侧，围有无数群众。长长的行列延伸出去，当前队到达会场时，后队还在街道上缓步徐行，离讲坛尚有一英里半之遥。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至少有十四个乐队，而在整个路线大约每隔三十码处，十分雅致美观的旗帜迎风招展。许多旗帜上面，写着引自拜伦作品的表现爱国精神的诗句，例如下列一些：
自由
自由之神再一次召集大军，
发抖吧，你们这些暴君！
难道你们还讪笑这是虚张声势？
到头来，你们会流血而不仅流泪。
希望
我仿佛听见一只小鸟在歌唱：
人民将来会有更强大的力量。
我们的天赋权利
上帝将自由恩赐给人类，
对芸芸众生都一视同仁。
过去和现在
我们应当为了过去幸福的日子而流泪，
我们应当为了祖先所流的血而羞愧。
辉格党
一度令人敬慕的假仁假义的朋友，
原来比最狠毒的敌人还要狠毒，
他们以往宣扬全人类应有的自由，
而今连人们的思想也用镣铐锁住。
革命
我曾见到一些民族，
犹如负荷过重的牲畜，
一脚踢开上层阶级，
立刻卸掉了背上重负。
另一面旗帜上，引用了彭斯著名的诗句：
人世间的残酷无情，
使无数苍生痛心。
还有一面旗帜也引用了这位诗人的诗句：
等级只是财富的印记，
而最高贵的却是人民。
此外，还引用了考珀、戈德史密斯等人的名句，但大部分题词是自己创作的。
游行队伍尚未全部到达讲坛周围场地以前，格雷先生提请推选一位曾经积极参加历次民众集会的老练的民主主义战士道布尔德先生为大会主席。当时广场上呈现出进步事业的敌人称之为“真是可怕的景象”。参加集会的人数估计有八万，当他们到达场地时，表现出十分热烈的情绪。在再一次的欢呼声中，主席开始进行大会议程。他脸上喜悦的表情必然会在群众大会上博得好感，也许当天发表的一切演说都不象他的演说给人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为了表示公道偏见，我们不妨摘录其中一段。
“直到亨利六世统治中期，普选一向是我国的习惯做法。那么，怎样丧失的呢？是在内战的混乱中把它丧失了的。人民不知道它的可贵，而在花言巧语的掩饰下，法律就被修改了。从那时直到现在，英国人一直身受那种奸诈行为造成的后果。祸患就逐渐地生出来了。那时候，国家富裕，老百姓丰衣足食，富足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几乎无捐无税；也有可能做到无捐无税，因为民选的议会关心人民的收益。但是一旦丧失了民选的议会，一切就变样了。贵族逐渐发觉人民过于富裕了，因此，他们便制定法律来纠正这个弊病。真的，他们确实制定了法规，把工资降低到一定的水平，生怕人民变得过分奢侈，但法定工资却表明了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即使根据这一类的法规，劳动人民每星期的收入依然多到够他买一头很好的肥羊，或买一堆上等的牛肉。那种日子好得很哪，可不是吗？现在劳动人民还能过那样的日子吗？那些家伙的心肠真是好啊，他们不但关心人民不该吃得过饱，而且不该穿得过于华丽，于是他们制定法律，规定劳动人民或手艺工人所穿的外套、长统袜、衬衣不准采用超过今天每码价值二十四先令的布料。现在这项法规已没有多大的用处了。事态就是这样变化的。贵族的权势和专横越发加强，人民的贫困便越发加深，最后，到了1770年前后，他们把英国榨得相当枯竭以后，就想方设法向美洲殖民地征收税款，可是，英勇的美国人民受不了这些；他们起来反抗，战事爆发了，爱国主义者一举成功，北美联邦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人们所称的英国国债现在已猛增到二亿五千万镑巨额；而这个庞大的数字全是为了填满贵族强盗的欲壑的啊。十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贪得无厌的贵族吓得手足无措了。他们对法国人民宣战，阻止他们建立一个贤明的政府。不义的战斗持续了二十年，结果使英国人民负担着八亿镑巨额债款和世界上无可比拟的重税。”
主席的演说非常适合集会群众的口味，他好不容易才把它结束；然后，他介绍一位工人詹姆斯·艾尔先生发言，后者在演说中发表了下列言论：
“今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一起，在自由之神的祭坛前顶礼膜拜，这使他感到骄傲。在他们头上，高悬着压迫者的利剑，但是倘若必要的话，他们也会拔出正义的利剑，而且，除非受尽屈辱的英国人民能使正义伸张，否则就永远不将剑收进鞘中。他向周围殷切地张望，想找到一位贵族的脸孔，以便向这位贵族说明他心中的想法，但可惜他却认不出这位勋爵或那位公爵。认不出！认不出！他们不敢面对纽卡斯尔人民的义愤。他接下去提到手里拿着的那份决议书中的一段；决议书宣称，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注意！不是一切合法的手段——而是足以得到普选权的一切手段。他不禁又间接提到了君主制度；这种制度直到如今只为它本身的利益来统治国家，但他在全体集会群众面前，并以会议的名义声明，如果这种制度不为千百万广大群众的利益来进行统治，它就决不应当再统治下去。饥寒交迫、孤苦伶仃的人们、孤儿寡妇们，以及后世子孙，要争取自由就得依靠一切手段——我们的后世子孙会找不到这样的手段吗？普天之下，劳动人民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而压迫者将会发觉不论在任何地方，劳动人民都快要团结起来了。知识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他从人民的知识普及，以及人民现已团结起来等等方面，预见到全世界贵族的崩溃，而且为期不远了。他们有专制君主尼古拉斯的代表、花言巧语的暴君路易·菲利普的代表和兄弟暴君们的代表，来一同扶助一个小女孩登极，使她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君主，其实，让她做点针线活，会更有用，也更合适；但是，人民不再会受他们炫丽的服饰欺骗了；他们将照顾自己，照顾家庭，因为如果说他们看到了王族的华饰的话，那么他们也会看到那个该死的巴士底监狱的。”
上面一段摘录也许是表明那个时期工人阶级演说天才的最佳的范例之一，可以断言，其中措词用语决不会使任何集会黯然失色。但是，我们看到人们在比较琐细的问题上枉费唇舌，这实在是可悲得很哪。今天，还有什么明智的人，会把君主制度看作是民间疾苦的根源呢？倘若明天废除了君主政体，而让劳资间的基本关系仍保持在现有的基础上，那么，你实际上就是毫无所获。我们对于君主制度固然不说一句好话，但是，为什么只抨击小害，而不触及大害呢？
费格斯·奥康纳在这次人数众多的集会上讲话，十分流畅自如。他照例许下了诺言：不把他们引向死亡，便把他们引向光荣。他又向大会表示，他是人民的义务辩护士。但他演词中最有风趣的是提到布鲁厄姆勋爵和新济贫法时的一段：
“哈里·布鲁厄姆说，他们不再需要济贫法了，因为每个年轻人应当为他的晚年积蓄一笔准备金，可是，当他用嘴的这一边说出这句话时，他又把嘴歪到那一边说，他想把他每年的退休养老金从四千镑提到五千镑。但是，如果人民享有他们的权利，他们就不会长期支付他的官俸了。哈里会到国库去，他敲敲门，塞尔伯鲁斯却拒不开门，他问道：‘是谁？’于是，倒霉的哈里回答说：‘是个退职的财政大臣，来领他一个季度的官俸一千二百五十镑的’；但塞尔伯鲁斯说，‘你们这班家伙今天已来了十几个了，没有什么能给你们，’于是，哈里会哭哭啼啼地说，‘哎唷！这叫我怎么活下去呢！叫我怎么办呢！’塞尔伯鲁斯就会对他说‘到你为人民所设的巴士底监狱去吧。’于是，当哈里勋爵和哈里夫人进了巴士底监狱以后，看守会对他们说‘靠右边的，是你的牢房，靠左边的，夫人，是你的牢房；我们这里都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信徒，生怕你们会生男育女，因此，必须把你们隔离看管。’倘若看守亲眼看见了隔离的情景，也许会对哈里夫人略表怜惜，但对哈里勋爵是不会怜惜的。”
当奥康纳以这种口吻讲话时，群众简直无法控制他们欢迎他的讲话的阵阵笑声和欢呼声。乔·史密斯（一个马车工匠）、帕克（也是一个工人）先生、查尔顿先生、洛厄里先生等也向大会发表讲话。洛厄里发言说：
“我很高兴地看到今天举行的这次惊人的示威游行，尽管事先有人曾向群众使用了各种劝诱手段，要他们不要前来参加这次大会。为了使群众在这个重大的时刻呆在家里，一切办法都用过了，但一切尝试都归于无效。在南希尔兹的库克森制碱厂里，威逼利诱双管齐下，甚至由人民供给衣食的军队也竟敢装上刺刀，在群众面前列队前进；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英国人民也会武装自己的，而且有足够的步枪和足够的人力，与他们在泰恩河两岸较量较量，并把在那边营房里出入的士兵打得鸡飞狗走。”
奥康纳的讲话将要结束时，一队轻骑兵从邻近广场的营房里出来，在相距约一百步的地方列队巡行。当他第二次站起来向群众讲话时，一长列骑兵拖着一尊大炮向会场的一边推进，同时一纵队步兵向另一边徐徐逼进。群众都是赤手空拳的，因此，毫无理由可以作为调动这支武装部队的借口，这种耀武扬威的表演使集合在会场上的群众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愤慨情绪。军队的行动和大炮的出现充分地表明了纽卡斯尔广场将会变成第二个彼得卢。群众虽然手无寸铁，却对军队报以一阵表示鄙夷的呐喊声，这时奥康纳说：
“他〔奥康纳〕对这种肆无忌惮、卑劣无耻的耀武扬威感到无比的愤慨，这是应当在下院提出来的，他唯一引为遗憾的是，广场上的人还没有条件用唯一适合它的语言来给予答复，就是以武力还击武力。昨天晚上，他的朋友洛厄里先生只消事前半小时发出通知，就能在南希尔兹集合一万人来听他〔奥康纳〕宣扬自由主义，因此，贵族臭小子们要当心些，不要刺激群众，使他们集合起来并也带上武器——他们将会发现穿黑外套的平民也有英勇的胆量和正义的武器，和穿红制服的军人一无二致。”
这些话使那些手无寸铁、但心情激动而又愤慨的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呐喊。军队千方百计地找寻屠杀群众的借口。奥康纳发表演说时，一个军官策马前进，闯向人群。这一行动被一阵暴风雨般的嘘声和“滚开！滚开！”的喊声所制止，一个勇敢的小伙子面对这种蛮横卑劣的行为，怒不可遏，猛力地把马推开，一面大声嚷道，“滚蛋，你这混蛋，我们养活了你，你不知足，还要侮辱和践踏我们！”奥康纳提议向主席致谢，主席答话时盛赞群众的勇敢而又平和的态度。直到最后一刻，军事当局仍决心要动摇他们的这种态度，因为集会将散时，军队又包围了群众，向他们耀武扬威，企图激起他们的反抗。只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通情达理，才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军事当局的行动好象只会证实布朗特尔·奥布赖恩的一句话：人民群众在大量集合起来讨论他们的权利问题时，要是手中没有抵御压迫者袭击的武器，那是极不安全的。但当时却一切平安无事，集会群众心情舒畅地散去了。这样就结束了为拥护宪章而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就该区的总人口而言）示威游行。
继这次示威游行之后，又举行了一次，其规模同样盛大。队伍的编列与前相同，各行业派遣自己的执事人员，即使最贵族化的团体也不置身事外，马车制造商比任何其他行业受上层阶级的影响更深，因为他们更直接依靠那个阶级来维持生计，但他们也来参加了。他们的学徒高举着他们的旗帜，上面有这样稀奇古怪的题词：
“老公鸡啼唱，小鸡雏学样。”
妇女们热心公益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在朝着民主主义目标前进的道路上，她们并不落后；她们成群结队地参加游行，殷切地倾听进行政治鼓动的激烈言论，与男子们相比，也毫无愧色。这次集会是为了推选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三位代表而举行的。就宪章公会提出的候选人的政治信仰而言，只有宪章运动最热心的赞助者才会同意他们的提名，但当他们的名字被提出时，群众的热情证明了他们对于这些提名是多么真诚地加以接受。被提名的三人是约翰·泰勒医生、乔治·朱利安·哈尼和罗伯特·洛厄里。泰勒医生的家族在艾尔郡，拥有一所住宅和相当多的家产。有一段时期，他曾住在格拉斯哥，主编一份报纸名为《格拉斯哥解放者》，但该报寿命很短，大概由于泰勒医生另有更急要的任务需要去照料。他曾当过相当长时间的海军军医，具有海员的那种率直、慷慨和勇敢的品质。他又曾在法国住过几年，和法国最热忱、最积极的民主主义者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早期训练使他不屑计较个人的得失；他所接触的社会，加上他天生的大无畏精神，使他认为暴力革命才是取得胜利最简捷、最可靠的途径。当时，泰勒正在壮年，大约三十四岁；他的外貌露出一种俊逸的神韵，准会使人产生良好的印象。中等以上的身材，体格强壮结实与身高十分相称，一副聪明伶俐的面相，两只炯炯有神的、黑黝黝的大眼睛，头上飘拂着漆黑的头发，居中分出一条发路，长长的发鬈垂过他宽阔的肩膀，穿着一身松散的海军服，看起来，他象是一个典型的悠闲自在的人物，那种悠闲自在的态度在他的演说中和在他的外貌上同样显著。他决不是那种语言冗长乏味的演说家，那种演说家似乎主要以他们的讲话使人不感兴趣为快。一般地说，二十分钟，最多半小时，是他的演说所占时间的限度，但在那段时间内，他的话不断倾吐，象一条清澈潺oe?的溪流，每一顿挫都恰到好处，他的语言显出他那口若悬河、雄辩滔滔的本领，而演讲的姿态确实富于感染力。他的嗓子略嫌过高，但发出的声调仿佛最美妙的音乐，十分悦耳动听；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演说家象约翰·泰勒医生那么得天独厚地将天赋口才和艺术技巧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丝毫没有煽动家们所使用的各种小手法。他从不想用花言巧语来博得群众的喝采，也从不自夸为人民所作的牺牲。每次只要他提到自己，他就象是不要人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名叫泰勒医生的人似的；在他看来，事业的荣誉远远超过他愿意使自己获得的荣誉。毫无疑问，他是当代最率直、最忠实、最勇敢、最真诚、最无私的一位民主主义者。
至于乔治·朱利安·哈尼，我们就很难以这种无保留的赞赏来评论了，但一开始，为了表示对他公道，应当说明，我们任何时刻也决不象当时有些人那样，对他拥护民主主义事业的热情产生过怀疑。哈尼的仪态和他的同事一样落拓不羁，但他的做作过于露骨，逃不过朋友中一部分目光敏锐者的觉察，便其中很多人感到很不自在，同时又给敌对者提供了奚落的话柄。虚荣心是他的显著弱点。也许在当时，他多少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成年不久，那种年纪即使对于一个意志十分坚定而已崭露头角的人来说，也正是一生中非常危险的时期，而哈尼的意志却又不是十分坚定的。我们并不存心轻视他的才干，因为他确有不少才干，但许多具有相当才干的人最易犯的一种毛病，即以为自己比自己的实际才能还要伟大，这个缺点哈尼也是有的。我们目前评论的这个人物，可算没有泰勒医生的那种率直、豪爽、天真的风度；相反地，他那双深黑敏锐的眼睛在两道略微阴沉的浓眉的遮掩下，片刻不定地转动，目光不断地从这一对象扫向另一对象，好象他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敢信任似的。他的唇边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复仇神气，表明他是一个危险的敌人，而实际经验正证实了这种印象是正确的。然而，不妨这样说，对于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人们，谁也不如他显得那么热情而又忠实。哈尼在他的政治生涯的初期，立志要做英国革命的马拉，有一次确实因为妄自比拟而受到了指责。他的才干在执笔撰文时表现得最为出色；作为一个演说家，他从未达到第三流的水平。他会在大会上占用两小时时间，吞吞吐吐地发言，使所有爱听演说的人在倾听他的长篇大论时感到厌倦。在太平无事的时期，象他那样的演说家决不能赢得卓越的地位；但当时不是太平无事的时期——激烈的言论非常时兴，除此以外，群众是不感兴趣的。哈尼有充分的激烈言论来满足政治市场的需求，而且一直是任意地发表。有时他信口雌黄，尽说废话，但对于许多人来说，那些漂亮空话却都是金玉良言。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家因为他信口雌黄便断言他是内奸，但这种假想却无根据。不少忠实可靠的青年人在得意时，也是象乔治·朱利安·哈尼那样愚蠢可笑的。
第三人和上述二人大不相同。洛厄里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以裁缝为业。他下肢残废，足力又十分软弱，由于职业的性质，他受了很大的痛苦，而且还要在健康受损的不利条件下费力地干活。他的身材相当瘦小，面部带有几分敏慧而又和蔼可亲的表情，遇到突然令人兴奋的事时这种表情尤其显著，那时他的经常沉凝的眼光就变得明亮活泼起来。他的演讲才能不大容易形容，但肯定是在一般水平之上。他的演说缓慢稳重，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却充满了巨大的力量。他的嗓音并不十分清脆悦耳，但语调却很响亮、清晰而且相当好听。就论点的完整性和明确性来说，他胜过大多数的演说家。他不强求自己讲得头头是道，但几乎在他提出的所有意见中，都贯串着完全可靠的论据。虽然他在辩才方面从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也无法否认，他的言词很是动人、有力，而且有时不同凡响。一般地说，他的言论不象上述他的两位同事那么过激、那么决断，但世道的潮流往往使他失去自制力，有时他的话表明他不反对暴力政策的原则。可是，他具有相当大的、而且十分有益的行事谨慎的能力，他为自己划定一定界限，很少逾越。关于他的矜持克制能力，我们所能引证的，也许没有比下面这段话更能使人们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由于人们愤慨的情绪日益高涨，传说政府正在出动国民军。洛厄里在一次演说中提及此事，措词大意如下：
“有人告诉我们，政府打算出动国民军，我又听说，青年人为了找寻替代办法，正在组织俱乐部。如果政府坚持这项决定，我的劝告是不要组织俱乐部，而是接受他们交下的武器——至于怎样使用，我让你们自己判断，自己斟酌决定。”
演讲者的用意何在，不可能引起误解，然而，谁也不能断言他怂恿听众使用武力来反抗政府。
这些就是上述三人的情况。他们被定为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代表的适当人选，提交那天群众集会讨论；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讲话以后，群众一致同意提名，并批准了宪章协会以前的决定。
达勒姆郡对于正在迅猛发展的民主主义运动所寄予的热情一点也不落后于它的邻郡。森德兰是达勒姆郡激进分子的大本营，因为它是该郡最大的城镇，居民特别热中于民主主义事业，而且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的优秀演说家。尤其是两位青年对于工人阶级的思想愿望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是詹姆斯·威廉斯和乔治·宾斯，彼此在鼓动工作方面保持着合作关系，例如一人在郡内各地举行的无数次群众集会上讲话时，另一人一般说来则从旁予以协助。两人的性情脾气截然不同；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也显出巨大的差别。威廉斯的脸部相当长，但在表情时，却显得略为缩短，这表明了他的狡黠性格，轻率迟钝的目光对此视而不见，但经验丰富的相面家却一望便知。威廉斯有相当充分的逻辑推理能力，但他的最稳妥、最清晰的论证往往搀杂着很多似是而非的诡辩，有时使人难以辩别真伪。一般地说，他的发言严谨、迟缓而又审慎，宁愿支吾其词，而不愿说出将来听起来会引起麻烦的话，因而使自己受累。他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但几乎完全属于理智范畴。至于赋予一个真正演说家以力量的那种热情，他却很少；我们可以冒昧地作如下断言而不会犯不公正的错误：如果他在任何时候对一个主题产生激动，并把他心灵深处的感情激发出来，那么，一般地说，即便在这个时候，他的理智仍然主宰一切，指示他应当流露出多少热情。
相反地，乔治·宾斯这个青年的热情则是他最显著的特点。他也有清晰卓越的理智，却没有他同事的那种狡黠性格以及马基雅维里式的气质。我们将他称为一个外表俊秀的人物，并不言过其实。作为一个演说家，他的词令直爽、透彻、流畅、典雅，而且华丽。他刚刚成年，象他那种性格的人，在那个年龄，每句话都洋溢着奔放的热情，而一切言论，显而易见都是天真单纯的；他从不研究如何以惯用的圆滑措词来迎合听众，而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人们看来，难以理解的是，天生的禀赋如何竟把甚至十分严谨的教养付诸东流，旦夕间把半世的心血结晶化为乌有。宾斯的父母是公谊会的信徒，他们待人往往十分善良，其方式也很独特，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抑制自己的感情，小心翼翼，始终不懈。当然，作为公谊会教徒，他们信奉和平社会的原则，但他们的一切精力和关怀却不能使他们的儿子适应那个教派的冷酷无情的准则。他们经营布匹和服装生意，把这种行业的诀窍传授给他，但是，即使在利润方面铢两不遗的斤斤较量也不能磨灭乔治·宾斯内心的热情。他的灵魂深处蕴藏着精纯的本质。他父亲的买卖对他的情趣和爱好极不相宜，因此他刚刚成年，便离店而去，同威廉斯合作，从事比较接近他的性格的书报印刷与销售业。由于民主主义运动蒸蒸日上，具有民主倾向的出版物风靡一时，因此，这个青年演说家在传播民主主义知识方面发挥了他的特长。他往往告诉欣喜的听众，正如他所援引的诗人所说，这种知识是
“我们可以凭它着力、直上青云的羽翼”。
威廉斯和宾斯使达勒姆郡经常处在宣传鼓动的状态中。每个星期，几乎没有一天不举行一两次集会。如果无法找到室内会场，便以宽广无边的苍穹来作屋顶，因此，多数集会是在露天举行的。约翰·柯林斯正从苏格兰前来，当时作出决定，借此机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户外示威游行。两个夜晚以前，柯林斯曾在纽卡斯尔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演，为在该镇猎场上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作准备。和纽卡斯尔一样，森德兰也有猎场，因此便决定在那个地点举行集会。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队伍携带乐队和旗帜在镇上列队游行；一面旗帜上的题词是：“工人是国家的真正贵族”；另一面旗帜上则写着：“英勇自由的人民的大同盟，这是一个宏伟崇高的事业，一个应当繁荣昌盛的事业，它最后一定胜利。”集会议程开始前，乐队合奏了那支爱国尚武的美妙古曲，
“苏格兰人民跟着沃里斯血战沙场。”
詹姆斯·威廉斯先生担任了这次集会的主席，他在发表议论时说：
“六、七年前，他们曾在此地集会，目的在于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所谓自由。他们同当时正在为其本身权利而奋斗的中产阶级携手合作——他们为这个阶级获得了政治自由，满以为它出于感激，将会协助社会上大多数的群众获得他们的权利——但是，他们被它欺骗了，被它卑鄙地抛弃了，他们现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威信，再一次挺身而出，必将再一次获得胜利。他并不因为他们受骗而感到羞惭，也不因为人民上一次挺身而出而引以为憾，这种行动给他们博得了无尚的光荣，而给那些现已抛弃了正义事业和人类事业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耻辱。他坚信，目前正在进行的方案，将在十二个月的短暂期限内，使英国人民获得被那些不义的、反基督教的贵族们使用不法手段剥夺了的权利。”
读者看一看，威廉斯一下子就说起当时流行的时髦话来了：群众政治上的奴役地位应归咎于贵族。贵族反对他们的解放，确是事实，但现在同贵族勾结起来反对千百万人民，并在剥夺人民政治权利方面比它的盟友权力更大的那个强大的势力却是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威廉斯本人承认，在群众的支持下为自己获得了政权，由于曾经保证群众取得同样的权力作为报答，才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为自己获得了权力。后来他又谈到人民被贵族剥夺的权利，这种说法比无稽之谈还要荒谬。人民群众可能为之苦恼的任何无权状态都应该由下院负责，而下院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的代表所组成的。
麦金尼先生刚刚开始发言，表示拥护第一项决议时，天空中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雷声，倾盆大雨接踵而到。既然再也没有人能在会上有效地发表讲话，当即宣告休会，退入会议室，继续讨论会务。我们从宾斯先生的演词中摘引了下面这段话，作为他热情的雄辩的演说中的一个实例：
“一千八百年前，人们鼓吹、传授朴素崇高的平等原则，并按照这个原则行事，但那个原则早已被忘怀了，现在除了反基督教的目私自利以外，什么也见不到了。但人民有个法宝——一个永不使他们失望的法宝；他〔宾斯〕相信他们将会再一次——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利用这个法宝，并且为了自己的新生而团结起来。暴君们可能称人民为粗野的群氓，可能把自己刻毒的想象力所能编造的一切恶名任意加在他们身上，但是暴君们应当记住，他们将在上帝的最后审判席上和穷人见面，并肩受审。暴君们可能夸耀自己的纪律，但人们可以夸耀自己的人数和力量。暴君们可能炫耀自己的残酷行为，但他们——人民——将以自己的英勇行动来对抗；我们不是由于自私自利的关系而团结起来的，暴君们不妨夸耀他们有许多个韦林顿，但是我们有一个上帝。”
为了评价这些话和类似的言词在集会上所能产生的效果，我们必须听听宾斯先生的讲话。他常被十分喧嚣的喝采声所打断，当上面摘引的讲话结束时，其效果竟象使人们着了魔似的。集会的群众全体起立，向那位热情奔放、口若悬河的青年演说家致以最热烈的欢呼。柯林斯先生是个外地人，又是一向积极从事于群众组织活动的人，当然成为当天的主角。他说明了促使他参加鼓动工作的种种动机，告诉集会群众，从八岁直到他参加民主运动时止，他每天都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他同样又说明，他是在看到包括八万至十万人口的两万个家庭被迫靠赈济过活以后才离乡背井的。当时，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于是就来到人民群众中间，想弄明白，他们究竟会不会自己同情自己，还是依靠别人来怜悯他们。柯林斯继续说：
“议会体现了各个方面的利益，其中唯独没有人民的利益。教会、律师界、地产利益集团和资本家，所有这几方面的利益都欣欣向荣。杰克对托姆说，‘能不能帮我一点忙，通过这项有关地产界利益的法案？’‘当然可以，’托姆说，‘不过，你要帮我通过有关资本家利益的另一法案。’杰克照顾了托姆的请求，托姆也照顾了杰克的请求，他们上下其手，人民就遭殃了。倘若豺狼为羔羊制定法律，鸥鹭为河鱼制定法律，不用说，他们必将使羔羊和河鱼所处的地位最便于他们掠食。关门主义者说，人民没有选择适当代表的能力；这种议论来自心怀叵测的人，可是他们所选出的下院，今天不加思索地通过一项决议，明天就把它撤销了；但这是假话——他们不是有互济会和其他社团吗？社团的任何一个职员倘不尽职，人民中间就会发现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来罢免他们的职务；但可悲的事实是，在很多地方，人们的知识正在日渐退化，如果他们现在不健全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每况愈下。他要为维护永恒不变的人权原则而坚持自己的立场。假如有人将要得到一份产权，法官是否会说他太无知识，管不好这份产业呢？不会的！决不会的！不管他多么无知识，那份产业应当由他掌管，而他也就立刻有资格当一个立法者了。”
柯林斯结束了他的演说以后，宾斯走上前去说，在提出决议前，他要求他们表示一下是否愿意和伯明翰人采取同一行动，必要时，甚至置生死于不顾。演讲人从集会的群众方面得到的答复是一片欢呼声，接着，《全国请愿书》便一致通过了。于是，全体集会群众连同乐队，举着旗帜走出会场，送柯林斯上车；在广大群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与乐队不断演奏的生气蓬勃的爱国乐曲声中，他向大家告别，前往利兹。一切事物呈现出欢乐的景象，森得兰人民对全民事业的迅速成功寄予莫大的希望。
大会之后，晚上又举行了晚会，由威廉斯先生担任主席，宾斯和洛厄里是主要演讲人。洛厄里讲词的结束语值得写入本书，因为这是表明他的雄辩才能的一个范例。
“他是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因为民主主义是上帝的政治法则。他拥护自由，因为它的神庙里有正义——它的宝座上有公理，它的祭坛上有和平。压迫者尽管咬牙切齿，大声咆哮，但宣布他们死亡的命令已经发出了；上帝已经说了，压迫者必将消灭，尽管他们刀枪林立，炮声隆隆，自由之神将对他们怒目逼视，而他们将在她面前惶恐觳觫，莫敢出声。正象古代圣坛前的守更火那样——它永不熄灭，它从北极山顶延伸到南极山顶，向整个人类传播欢乐、喜悦和幸福。”
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和森德兰的集会受到了英格兰中部民主主义者的迅速响应。北安普敦是英格兰居于最中心位置的一个较大的城镇，那里的人们决定举行一次露天集会来表示他们对民主主义的同情，并邀请亨利·文森特前来参加。这次示威游行是在工人协会的主持下组织起来的，为了给它增添重要意义偏见，特选定1838年8月1日奴隶解放纪念日为会期。“解放”一词在这里只应作狭义的解释，因为虽然他们一致同意以集会来庆祝解放，但被庆祝解放的那些人的当时处境还不如他们自己；他们即将举行集会，其目的在于谴责有钱阶级对他们的奴役，并表示决心要冲破把他们束缚在被奴役地位的枷锁。奴隶制有多种多样的状态，但任何一种制度，只要他的目的在于把一个人的劳力、生活和命运交给另一人任意支配，这种制度就应当列入那个万恶的名称范围以内。
为了使集会活动具有在他们看来是这次盛会应有的重要性，他们决定不惜花费任何合理的开支来引起公众对集会的注意。措词令人信服而且意味深长的告示，宣布游行队伍将在3时从集市广场出发，到了3时，广场上以及通往广场的各条街道便呈现出一片异常活跃的景象。这次特制的无数旗帜，上面描绘着象征自由主义的图案，在初夏的微风中轻盈地飘扬。工人协会会员胸前佩着三色花饰，排成了队伍，乐队奏出轻快活泼的乐曲，群众向前进发，步伐几乎和军队同样整齐。队伍穿过各条主要干道，一路上人们不断地参加进来，队伍一直走到赛马场，场内的大看台已保留下来，作为演讲人向集会发表演说的最适宜的场所。
不论在人才方面，或社会地位方面，这次的民主集会都不应当受到低估。集会群众的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但讲坛上也出现了少数中产阶级人士。为了适应一个旨在提高群众的权力和影响的集会偏见，决定推举一位工人——皮鞋匠约瑟夫·赖特——主持集会，执行主席职务。这位主席引导讨论的特点在于他有简单明了而又论点鲜明的见解，他对议题也十分通晓。当时国内的统治者受到了他颇多的谴责。但是仿佛是为了证明环境的力量和人性的无常似的，恰恰就是这位主席，不久之后便加入了警察队，擢升到显要地位，一变而为他曾经十分激烈地谴责的政府中一个受宠幸的奴仆。凯特林的牧师约翰·詹金森是演讲人之一。他讲话有力、尖锐，而且扣人心弦；他的讲题取材于凯特林旗帜上的题词“公道无偏”，讲得娓娓动听。惟一神教派牧师J．G．米克也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语气中把精辟的论断和豪迈刚正的雄辩融为一体。此外，还有一个来自乡间的农民伯德特，他给听众讲了几个生动泼辣、古色古香的英国幽默故事，使全场活跃起来，并受到大家衷心的欢迎。
但是那天最灿烂的明星当然首推亨利·文森特，人们以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他的雄辩演说，而他确实也没有使他们对于他那善于博得群众欢心的才能所寄予的希望落空。可是，正当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开始发言时，天空中阴霾密布。这正是滂沱大雨的先兆。一阵大雨有时甚至会使兴高采烈的集会群众情绪低落。当时，集会上也开始露出人心动摇的迹彖，但文森特却有朋友在他头上张着一顶大伞，保护他完全不受寒风冷雨的袭击。他脸上浮现出十分乐观的笑容，用鼓舞人心的口吻大声说：“朋友们，坚守你们的岗位，一点小雨，不要害怕！”不论是由于自感惭愧，还是出于更高尚的动机，浮动不安的人群又默默地遵从了他的指示。只要文森特能在会上把讲演正常地进行下去，集会就不再有中断的危险了。他吸引了会上每个人的殷切注意力，他甚至于比往常还要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辉格党人受到了他的一些非常尖锐的批判，他揭露该党在野时的伪装爱国，适与他们牢固地掌握了政权后的专制倾向形成了对照。这种对照使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从他们时而狂笑、时而欢呼表示赞赏他的讲演的情况可以得到证实；然而，文森特关于上述问题的说法也许不够公正坦率，因为，应当知道，不管中产阶级向人民可能许下什么诺言，约翰·拉塞尔勋爵和他的贵族朋友们对于民主主义就根本没有表示过赞同。不错，他们的演说中搀杂着一些有关人民权利和宪法规定的自由的一般意见，这种意见可以按当时情况的需要作出各种解释，但在他们看来，其含意仅是中产阶级要获得自由，以便与贵族一同对劳动群众实行专制罢了。然而，如前所述，模棱两可的词句当时极易使群众感到满意；至于那些词句究竟有什么特殊含意，他们很少去问个究竟，人们听了几句华而不实的笼统言词就很容易上当了啊。文森特的演讲结束后，集会一致通过了拥护宪章的决议。
这位演说家离开该地前，又举行了另外三次集会，其中一次是第二天晚上在协会会议室内举行的，当时他的语气极其乐观。从大众喜爱的作家作品中选用一言半语，这个方法谁也不象文森特那么运用自如。他借用这一言半语，穿插在他演讲的整个思路中，简直使人很难发觉这不是他自己的创造。虽然他也许会承认（正象他有时是这样做的），这句话是借用别人的说法，但他演讲时口才如此扣人心弦，以致使他往往不仅在强有力的表达才能方面，而且在言语本身的含义方面，博得了声誉。他曾致力于托马斯·佩因政治学说的研究，在上述那天晚上，他在说完那次演说精采的结束语时，引用了那位共和主义作家的下列名句。“如果说上帝造成了贫富，此话不对，上帝造的是男女，并将大地留给他们来继承下去。”在运动中，谁也不能象他那样恰当地表达出这种思想感情，此外，他那绝妙的口才、表演的姿态、兴奋得意的神情屡屡赢得了听众十分热烈的赞赏。
第二次室内集会原定在该镇最宽敞的房间“撒拉森人头像”室内举行。布告已经贴出，但保守党某些有权势的人士开始活动，当委员会在举行演讲会那晚去领房间钥匙时，却遭到了婉辞拒绝。另找房间是不可能了，除了前往商业中心广场外，别无他法。在那里，不久就聚集了一大群人，这些人由于遭到罚站露天这样的小小迫害，因此在倾听他们喜爱的演说家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讲时，心情格外激动。那天晚上，文森特站起来发言，对听众产生了三重影响。他的面部表情确实威严，他的激昂演说比以往还要豪放。他对政府和地方官吏们大肆抨击，把他们比作世界上最荒唐的家伙。这种振奋人心的言论，恰好合乎公众的口味，而且由于他的演说中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听众就更觉得津津有味了。
第二天晚上，文森特在协会会议室发表了临别演讲，论述了各个阶级的不同教育。在演说中，上层阶级被他摹仿得维妙维肖。他说，在一次为庆祝女王登极而举行的公众大会上，他——一个卑贱的印刷工人——怎样把伦敦德里侯爵从主席台上撵了下来。他摹仿那位患有严重口吃的高贵勋爵结结巴巴地说话，使他本人的话音被听众一阵阵的狂笑声所淹没。这几次集会的收获是，协会的会员登记册上又增加了四百人。民主主义的浪潮滚滚向前，声势日益浩大，预示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旧势力将被取而代之。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在这种发展中有多少是可靠的实际，又有多少仅是过眼云烟；不管它实际上是什么，各阶级都给予重视，这是无可否认的。报刊不得不注意民主主义运动的进展了。辉格党的《信使报》装出一副伤感的样子，托利党的《先驱报》一方面承认文森特口才的流利和思想的机智，另一方面则又不惜用大量粗俗下流的言词对他进行辱骂，并尽力挪揄他所阐述和主张的原则。它把这几次的集会说成是由少数衣衫褴褛的鞋匠所组成的。该报这位杰出的编辑是个牧师。关于参加集会的人数，他决不应当有意撒谎，因为每次参加的人数都不可胜计，而且包括各阶层人士。这里，我们不得不回想基督纪元的初期。假如上述那位尊敬的牧师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对基督教的创始人和他那些可怜的迦利利渔民信徒们，将会怎样写法呢？呸！你们这帮贩卖渎圣假货的骗子！你们这帮对容易上当的老实人进行欺骗的伪君子！你们这帮惯说鬼话、专搞阴谋的江湖贩子！你们这帮背弃耶稣所教导的伟大神圣的正义原则与平等原则的叛逆，居然伪善地、恬不知耻地冒认他为你们的主宰，而在你们一面奴颜婢膝地奉承不义的权势，一面又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之际，却又经常把他的教义钉在十字架上！ |
引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引言
一个自认有权享受公众一部分重视的作家，应当对他发表任何一部专著的目的作出清晰明确的说明；而为了避免人们对目前这部著作的目的产生误解，自应简短扼要地说明一下。宪章运动不论是好是坏，多年来一直受到公众的很大关注。我时常痛心地看到，不论是拥护还是反对宪章主义的作家们，在发表有关宪章运动的观点时，却为党派的偏见所左右，而不尊重公正的事实。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因为只有严格坚持公正无私的态度，方有可能形成稳妥健全的见解。因此，本书的目的在于弥补这个显著的缺陷。宪章运动以具有许多优点著称，看不到这一点是愚蠢的，而且对于在运动中肩负重大责任的人们亦不公道。何况我们无权曲解广大同胞的见解和行动，甚至也不应当轻蔑地缄默不谈，不论那些见解和行动正确与否。如果采取上述作法，其结果往往十分公道地使那些作家自食其果，而不论他们是具有多大的影响。至于宪章主义是否是一个符合实际的真理，它的原则是否经得起审查的考验而仍然完整无缺，姑且不谈，但它必然具有能够使它存在的某种重要基础；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将毫不犹豫地仔细研究那个基础。这样，如果它的基础是健全有益的，可能准备承认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正义的；另一方面，如果它的基础是腐朽有害的，则可能指出这种腐朽性并消除伴随而来的错误。如果说宪章主义有其优点，那么它同时也令人十分痛心地显示出这个运动中也掺杂着不少愚蠢的行动。它有优点，又有缺点；尽管我们很想原谅它的缺点，但如果我们对此不予正视，或不给予必要的纠正，我们将忽视我们对真理的事业应尽的责任。本书虽然主要是记述事件以及参与这些事件的人物，而不是对它们进行评论，但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随时会提出一些看来是必要的论断，因为一个历史家不应当仅仅记载人们的行动，而且应当对这些行动的根源以及完成这些行动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坦率的看法。
作者对宪章运动杰出的倡导者们的行为和品格所作的一些谴责，很可能会引起他们更忠实的崇拜者的反感，但是既然这方面存在着如此不同的观点和见解，这种情况也是难免。我很不愿意引起不必要的痛苦，但是如果我卑屈地迎合那些在我看来不应称道的偏见，那我也会引以为耻。我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不论争论的是什么问题，我一定站在真理一边。
读者将看到，关于领导人物的传略及评介与其他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将成为本书的一个相当有益而有趣的特点。据作者所知，在此以前，甚至从未有人试图撰写一部宪章主义的专史。这是写作本书的另一个充足的理由；作者希望，他的努力不论多么微不足道，也不致被人们认为不应在我国历史与政治文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R．G．甘米奇
1854年 |
敬告读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敬告读者
《宪章运动史》本版曾详加校订，很多部分的内容并加以改写。遗憾的是，本书才能卓越的作者R．G．甘米奇先生生前未能完成这项必要的校订工作，否则他必然会以其拥有的材料大大增加本书的价值。甘米奇先生晚年在森德兰行医三十余年后，退隐在北安普敦，于1888年与世长辞。
本版附载了初次发表的颇有价值的索引。这归功于森德兰的律师托马斯·马歇尔先生的辛劳与才干。对此，出版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所有的极其珍贵的照片和画像都是几经周折从各方面搜集起来的，其中有的是借用的。 |
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出版说明
《宪章运动史》是一部记叙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为争取实现“人民宪章”而进行英勇斗争的著作。
英国宪章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到19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已进入完成阶段，在三四十年代，各主要工业部门都已采用了机器。拥有几千名甚至几万名工人的大工厂陆续出现。资本愈来愈集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日益残酷，因此，阶级斗争一天比一天尖锐。英国无产阶级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中，并未获得选举权及其他政治权利，辉格党执政后却颁布了“新贫民法”，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加上1836至1837年间爆发的经济危机，终于使英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还必须进行独立的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才能改善他们的贫困状况和屈辱地位。
1837年6月，在木匠洛维特领导下创立的“伦敦工人协会”拟订了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包含六点要求，以法案形式公布，命名为“人民宪章”。此后，为实现宪章内容的斗争就称为“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一开始，便获得了英国工人和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群众集会，有些地区参加者一次多达几十万人。工人们白天做工，夜间高举火炬游行和集会。1839年2月，宪章派在伦敦通过全国请愿书，掀起了签名运动的热潮。宪章运动声势日益浩大，不少地区发生罢工和暴动。到1841年，“全国宪章派协会”已有二百多个分会，散布在全国各地。恩格斯曾称这个协会为“我们时代的第一个工人政党”。英国无产阶级自此便从过去自发地聚集起来进行诸如捣毁机器之类的斗争，发展到有明确政治纲领、政治要求的革命运动了。
然而，由于英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残酷镇压，由于宪章运动内部的两派分歧，工人贵族的阻挠与破坏，同时也由于1848年以后英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繁荣的时期，加上欧洲大陆各国革命相继失败的影响，因此，到了50年代初期，宪章运动由盛而衰，最后归于失败。但在英国以至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宪章运动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先例。列宁称它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本书作者R．G．甘米奇（1815—1888）是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在1838至1853年间参加了宪章运动，并担任过“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直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当时的记载写成本书，对宪章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的身世及活动作了详尽的描述。他广泛引用他们的演说，而且对宪章运动的早期活动情况，刻画细致，记载详尽，弥觉可贵。作者夹叙夹议，文笔练达，并善于烘托气氛，在全书不少章节中，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场面和群情激昂的图景，因此，宪章运动尽管距今已相隔一百多年，但在作者笔下，当时轰轰烈烈的情景跃然纸上，使人感到历历如在眼前。另一方面，作者对宪章派内部矛盾的阶级根源缺少分析，对宪章运动各流派间的斗争的描述不够客观，尤其对奥康纳的评价显得偏激。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为一部比较系统而有代表性的著作，它对于我国读者了解和研究英国宪章运动史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是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所附地图一幅，是我们根据《英国政治史》第11卷书后所附地图绘制的。 |
三、暂时的和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三、暂时的和平
现代重工业公司高级副总裁沈永秀说：“我们将建立一种新的工会活动准则，一切都必须按法律程序和准则进行。”警察镇压了激进工人的暴乱10天后，现代重工业公司普通工人的观点彻底改变，反过来接受了法律原则——包括1989年4月28日工会主席的选举。“郑梦准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当问到如何评价现代重工业公司董事长、郑周永第六个儿子时，计票人兼选举委员会主席郑始淳说。“将来他会理智地控制这个公司。”郑始淳对那些扔石头和燃烧弹的人们带来麻烦的暗示不屑一顾。他似乎要让自己确信——要让别的工人也确信——管理部门如果在心里还没有变化的话，那么别人的一切行动也只能是徒劳。
“我们的工作时间将更加合理。”郑始淳预言。他相信公司会把工作周减少到折衷的46小时，还要像工人所要求的那样——加班要付原工资一倍半的加班费，以及6个月的奖金。“从现在起，我们的管理部门将对工人的愿望作出让步，”他说，首先是“福利和管理部门与工人之间的信任”。其次“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的坦诚交流和协商”。“现代集团被解雇工人组织送了一些传单给我们的工人，敦促他们联合抵制选举”他又说，“但是候选人中有罢工者，因此联合抵制毫无理由。”
在亲眼目睹了暴乱后，我几乎不能相信劳工领导人现在能心情平静地商谈和平解决方案。劳资双方都坚持认为，“边打边谈”的策略会带来最终的胜利。在现代重工业公司选举新的工会主席这天，遵从法律和秩序井然似乎表明公司和工会突然对他们的愚蠢行为而后悔。
投票本身就无秩序可言。“这里没有抗议，”郑说，到下午2点半，18550名合法选举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投了票。“选举进行得很顺利。”公司十几处投票站的情景似乎出自讲述密切的劳工关系的教科书上。“我们的工会有困难，”申仁钧说，他是工会选举官员之一，电子设计部的技术员，但他没看出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我们会努力工作，”他保证，并朝那些充当警卫和监督者的工会会员招招手。
申不能否认“现代集团工人遇到了一些麻烦”，但他认为麻烦仅限于“增加工资的讨论”这一点上。正如他所说，似乎罢工和暴乱抗议都被忘却了。“我总是以现代为荣，”他说。至于激进分子，“他们当然爱他们的公司，并且也会为公司，同时也为他们自己努力工作”。在谈话中，一排排工人站在投票所的入口处，互相尊敬地鞠躬。监票员仔细地核对投票者的身份。当下午7点开始计票时，工会的警卫也在体育馆里外站着。没有迹象表明有警察或公司的保安人员，他们没有必要出面。
在六个候选人、15463张选票中，朱尚明以9306张赢得胜利。令外国来访者惊奇的是，这位新的工会主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将尽力为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作。”这位起重机操作员说：“我将让所有的人看到现代重工业公司的人不再想示威了。”在这次每人都认为是想象中最自由、最公平、最公开的选举后，朱忍不住高兴起来。他说：“现代集团正努力改变，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为了使工人们高兴，除了更彬彬有礼地商谈和许诺更多的商谈外，现代集团在做什么呢？“他们引进新的机器来改善厂房里面的空气，净化空气。”他说，解决了除工资和福利待遇外对现实工作条件最为严重的抱怨之一。“下一步，他们将解决取暖和空调”——对于已习惯于在冰冷的冬天里把自己裹得紧紧的，以及在可怕的夏日里大汗淋漓的工人们来说，这是另外两个问题。6月1日，工会和资方谈判代表将讨论增加工资。朱满怀希望地估计，工会成员盼望已久的增加工资将会实现。
在趋向和平的情形下，现代重工业公司管理部门的心理变化明显表明，郑家不想再冒一次罢工的险。当警察再来援救他们时，他们也许不能像郑家所希望的那样快速有力，并且汉城的官员已传出话来，从长期利益着想，该到作出重大让步的时候了。至于郑周永的作用，有很多猜测。没有人对他的权力怀疑，但问题是他选择何种方式去使用权力。是他策划了先镇压，后解决？——那他又是在什么时候授权给现场的谈判代表和专家的？
“示威使郑紧张极了，”朱说，“他把权力交给职员去解决所有问题，他说：‘你们自己去解决。’”但是在关键时刻，职员“必须征求郑的同意，他来决定一切”。没有人相信弟弟世永被卷入此事，尽管他有集团董事长的头衔，儿子梦准的真正作用也被认为是次要的。“郑梦准什么也没干，虽然他是个政治家。”朱说，暗示他作为国会议员的双重职务。
现代重工业公司的总裁，朴永旭是罢工的先期受害者。在他事业辉煌的顶峰期，他是现代集团统治核心圈内的一员。他最初于1987年12月被派往蔚山。“我处理不了这些劳工问题。”朴在1989年2月被调到汉城担任轻松而又无权的现代研究所所长时说。他没有对罢工所造成的伤害寻根究底，但把它归咎为“民主化进程中社会的大变革”——一种无人能争辩的观点。“现代重工业公司是靶子而不是牺牲品。”朴在他要提前退休时说，“你不明白这些激进分子的想法是什么。”
朴永旭擅长以高明的手腕获取巨额美元贷款，人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他没有处理好罢工的问题而在郑周永面前失宠。这是他在劳工关系领域中的洗礼。他显然缺乏这种能力。郑自己拒绝承认冲突的复杂性，坚持他的任何高级官员对任何问题都能应付。“劳动成本从1980年到1988年上涨了50％。我们的集团还不是如此有效率。”朴用一种缺乏底气的语气说，“管理费用越来越高。”
朴提出了一种郑不屑一顾的个人意见。“我们不得不完全改变我们的战略，”他说，“我们得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我们得做一次大的转变。”朴确信将有一次新的转变——但这需要没有郑周永的介入。“从长远着想，为了遵循社会的变化，”他说，“企业文化规范和企业复兴”必须有所变化。他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人的意识”。他说公司应“更好地对待”工人。
朴说得越多，听起来越革命。对一位曾是郑的得力助手来说这样的想法难能可贵。“人类的精神不只是金钱。在东方社会，心与心交流更为重要，那意味着态度。”即使朴在他一生中处理最棘手的问题时遭到了失败，但他相信，他的话也许尚有些影响。当他还是现代重工业公司总裁时，他递交了一份有关现代重工业公司“战略转变”的报告给现代研究所——几个月后，他自己作为该所所长评估自己的报告。
在朱尚明当选为工会主席前后，这种思想正泛滥。管理部门和工人们都歇了口气——没有别的。不久朱明确表示，他不会被甜言蜜语所迷惑，而成为老板们的走狗。他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现代重工业公司管理部门所不能容忍的——释放所有在罢工中被捕的人员，并让他们和其他被现代重工业公司以这种或那种理由解雇的人一道回来上班。“如果现代拒绝重新雇用他们，”他说，“我将继续斗争。”重新雇用是让“形势恢复到如罢工前一样”所必须的——首先一步就是展开下一轮的谈判。
“由于领导人的被捕，麻烦总是不断发生，”朴永洙对《庆尚日报》的记者说。《庆尚日报》是蔚山唯一的报纸。“这是最大的问题，人际关系比金钱更为重要。让领导人出狱是一种义务和责任。”第二天，从与一名劳工管理部门的高级经理和参加在公司大礼堂举行的充满火药味的集会的工会会员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劳资双方在这一点上的矛盾。“今天的会议将不讨论被解雇工人的问题”，集会前一小时左右，经理徐文华在现代重工业公司总部说。“我们得看法院怎么做，”他解释说，那些犯罪的人也许不再适合他们原来的工作。不管怎样，“那些不遵守工会政策的人将不会回来”——意思是现代重工业公司不会重新雇用任何可能引导工会成员再次进行“非法”罢工的人。最基本的要求是：“只有对过去表示反悔的人才能回来。”
当工人们开始挤进公司大礼堂集会时，显然徐文华对此情绪还不了解。“释放被捕雇员”已不只是装饰在旗帜和标牌上的口号，而是演讲者向挤在大礼堂的8000到10000名工人的呼吁。“罢工时间太长了，人们想要和平，”崔吉——一名工程部成员说。“我们将看看会后公司会采取什么措施。我们要尽力让那些解雇的工人重新获得雇用。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一名又一名讲演者都要求“所有被捕工人”能重获自由。一名获释人员说：“那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求。”
对组织者和工会领导的逮捕始于1987年，这给了工人一个战斗口号——就像对外国势力扣押人质那样紧扣心弦。“我们这么长时间不回去工作的原因就是因为反对逮捕工人”。张锡奎说。他是工会联盟组织的一名领薪官员。他把每一次逮捕都看作一件扣人心弦的轰动案件，它们给工人的要求增加了感情成分，但却被另外的人看成是受简单的物质利益所驱使，而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
正如现代重工业公司管理部门所预料的那样，工人们除了被捕人员的问题，拒绝谈任何别的问题。“位于万套公寓的人们受到了精神上的伤害。”焊工权昌吉说，“他们想要公司道歉。在这种时候不会有更多的示威，但是我们要求释放监狱里的那些人。”总是时隐时现地存在新的罢工威胁。“我们将请求公司释放被捕人员并且撤回民事诉讼，”权说，“如果拒绝我们的要求，最坏的情况就是罢工将会重新掀起，公司和工会双方都将受损。”
1990年，如果那就是一年前等待他们的命运，现在没有理由相信还会有更坏的事发生。“最终我们想要妥协，”权说。“这就是解决办法。”一名年轻的经理助理——李旭炯——给双方提了一些建议，他不是工会会员。“结果对任何人都没好处，”他说，“如果我是工会领导，我宁愿进行更多的理智谈判。如果我是高层管理人员，我将更加关心工作条件。如果我是郑董事长，我更愿意接受改善条件。”管理部门做了些什么来改善条件呢？他评述说：“夏天热，冬天冷，通风差”。
李将评论延伸到他自己的责任：“办公室的工人抱怨上层管理人员未授权他们处理问题。如果我是郑，我会强调高层管理人员的作用。他们应该下放更多的权力，让我们做决定，为公司的发展作出贡献”。作为出发点，他建议董事们应该能自己决定，“增加工资，作好协调工作并且使环境变得比现在更好”。他说，高层老板不应该坚持以“我们的生活很好”为由来搪塞一切。
然而，这种制度恰好掩盖了对威信或名誉的威胁。尽管张锡奎是一名拿薪水的工会联盟官员，但却从未为现代工作过。他用第一手资料讲述了地方警察和法官合谋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经过。他因播放“镇压工人”的录音带，并散发描述工人每天为了家庭衣食而挣扎的宣传手册，被指控违反国家安全法，于1990年2月被捕。法院判他三个月的监禁，这是当局把他们视为讨厌鬼而进行的典型惩罚——在狱中呆上一段时间就足够痛苦了，不过这不至于危险到挨打或长期坐牢。
张被关在南釜警察局。在韩国，被控违法者在一间大的环形单人牢房区等候，然后才到长期牢房。“南釜是韩国最差的。”张说，“其他罪犯殴打政治犯，并且从他们身上拿走钱和别的东西。”他相信警察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鼓动对政治犯的污辱，让他们难受。他在审判前被送去的釜山监狱情况要好一些。“釜山那儿没有体罚和殴打，”他说，“但在有限的空间里生活很困难。”釜山把政治犯关在一特别的区域里，在狱期间禁止他们劳动。就在他适应了他周围的环境时，张逃脱了缓期一年的审判——这一判决使他获释而重新加入到工人的斗争中去了。
从他的经历看，现代集团比其他“财阀”残忍得多。张有这种看法是可以原谅的。“现代集团很强硬严厉，最糟了。”他说道，并未指明现代集团的哪一家公司。更特别的是，张说现代重工业公司可能是所有现代集团中最坏的。流氓团伙攻击，大门外的暴力，持续几周的罢工——在既代表了韩国经济奇迹的光荣，又代表了其耻辱的工业实体中，劳资双方的斗争中还会有什么比这里更糟糕的呢？ |
二、突然袭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二、突然袭击
蔚山有一种原始的特性。市中心街道两旁到处是家具、服装和日用品商店，人群络绎不绝。这些都被看作是工业社会的象征。在过去的10年里蔚山的人口增长超过62万人，并且仍在增长。大华河两岸，环市中心，孩子们在玩耍，情侣们在漫步，工人们正忙碌于美化广场的工程。早晚上下班高峰期，市中心交通阻塞。酒吧、饭馆、迪斯科舞厅、“室内沙龙”及昏暗的咖啡厅里，充满了使用公款尽兴的公司职员们的嘈杂声，菲律宾歌手正起劲地演唱着排行榜前40首歌曲，来自远方不同大陆的水手、商人与酒吧女郎在调情，年青人惬意的闲谈和笑声一直持续到凌晨。
一缕轻烟在空中飘荡，在把市中心与现代集团的工厂隔开的低矮山丘上空留下一道道痕迹。横跨大华河，该国主要油料公司的提炼厂把废料倾入海中。“这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和甲钟，一位独立经营的年轻商人说，“海滩那儿禁止游泳已好几年了。可最严重的还是大气污染。政府似乎并没有真正关心居民的健康问题。”来自一座提炼厂附近垂钓社区的呼声更是迫切——工人与经理和业主之间长期的矛盾，几乎已被淡忘。正如钻石大酒店酒吧里外国商人所抱怨的，蔚山是一座“洞穴”。但这座城市对那些自从把农田变为工厂后从中获利的企业机构来说，却仍是一座金矿。
1978年法国《快报》周刊杂志在一份有关南韩的特别报道中把蔚山称为“现代市”——就现代集团在该地区的地位而言，这样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现代市”是众多蔚山人对蔚山的称呼，这不足为奇。从现代集团在西边拥有的蔚山大学，到半岛东部现代重工业公司对面的现代百货公司和“万套公寓大楼”来看，现实一目了然：现代集团就是蔚山。稻田和菜地的那边，现代集团生产着汽车、铁路集装箱、钢管、高钢索铁塔、机器人、发动机和重工业机械设备、深海钻塔、钻井平台及其上面的框架，加上把所有这些硬件和更多的东西运往世界各地任何港口的轮船。
从蔚山的东端到另一端，从现代汽车公司又矮又长的厂房到现代重工业公司上空高耸的烟囱和起重机，东蔚山是“南韩奇迹”。在朝鲜半岛所有其他地方，不论是南部还是北部，没人能找到一处拥有如此众多大企业的地方，而且它们同属一家所有。大约80000人在蔚山的一家或另一家现代集团的公司工作。他们还负担着另外200000名家庭成员的生活。还有服务于现代集团社区的商人、供应商、饭店老板和酒吧老板及其他人。亳无疑问：现代集团是蔚山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依赖。
除了典型的“企业城市”的形象外，蔚山还充满了奇怪的不满现象。“这是一座消费城市，”和甲钟说，“店主不愿意失去他们的既有权利。他们因劳工局势而担忧。”传闻到处都是警察。国家安全企划部密切监视来自釜山和汉城的闹事者。从釜山到蔚山驾车只需一个小时，而从汉城到蔚山坐火车或汽车需半天，坐飞机则只要45分钟。电话被窃听，嫌疑人员被跟踪，持不同政见的工会领导人和激进分子的办公室被监视，有时还被骚扰。蔚山／现代集团帝国应有的优先权放在了“财阀”的安全上。
“这是现代的王国，郑周永则是国王。”李哲洙说，他在1988年4月和1992年3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以较少票数失败。在这两次选举中，郑（周永）的儿子郑梦准都取得了胜利，并从覆盖现代集团工厂和工人家庭住宅区的蔚山东区保留了他的席位。梦准是郑（周永）的第六个儿子，受过美国教育，是现代重工业公司董事长。他在第一次选举中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蠃得的票数，甚至比第二次选举中作为其父亲的统一人民党候选人身份所得票数还多。这一次，他有了邻区的两个联盟，把蔚山四个席位中的三个给了该党。现代集团的花费保证了梦九的选票。他能使用的人力和资金给现代集团在商界和政界的强人形象增添了光彩。
梦准在第一任期中途归附执政党，然后又背叛，转而帮助其父组建统一人民党或称统一国民党。这一转变增强了他作为权力经纪人的地位。李哲洙是金钟泌领导的保守集团成员。他曾是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现为执政党领导人之一。当他谈到统一人民党通过蔚山在政治上的不可阻挡之势时，听起来就像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正无所顾忌的抵毁与之对立者。“任何人只要属于郑周永的党，他便能当选。”他说，“所有现代公司的人都选他。”想到成千上万的人愤怒地砸毁现代集团的工厂，诋毁郑及其儿子时，这似乎很奇怪。“但谁给了工人们工资？”李问道，“谁给了他们吃的？很简单，这就是他们选他的理由。有很多买选票的方式。请客送礼，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做。”
一些变得激进的工人代表认为梦九提供的还要多。“他们举行宴会，既给食物，又给钱。”现代集团工会联盟办公室的李善源说，“他们提供了价值70000韩元（约100美元）的食物，每人还拿约100000韩元的现金。”梦九不是个老实的家伙。办公室里的一名工人说：“他不是个勇敢的人。钱是他唯一的优势。他不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他曾逮捕过我们中的很多人”。因其他原因而对他们的雇主不满的工人解释了这一现象。“在国民议会选举前，人们认为政府会对现代集团采取行动。”在位于万套公寓中间的工会的中央办公室里，现代重工业公司的李东洙说，“如果现代集团破产，大多数店主都要失业，所以他们要挽救现代集团”。另一名名叫白雄录的工人引用郑的竞选口号，“我们必须挽救现代”。那时他说：“有关现代集团危机的谣传引起了大多数工人的注意。”
引起猜疑和恐惧在这里并不难。一位几乎从未蛊惑民心的失败政客李哲洙仍然符合偶尔被监视的条件。尽管他对梦准的敌意现在与汉城当局相巧合，但他曾反对已建立的地方秩序。1990年中期，在我预约到他办公室前十分钟左右，他接到警察的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来访者。“他们连谁来这里都要过问。”李说。他是现代英语学校的所有者和校长。他坚持说，该校不是为现代集团建立的，尽管他的一些学生来自现代集团。几年前，便衣警察还“包围”过这幢建筑。这是一座四层楼房。它位于市中心，没有电梯设备，看上去有些破烂不堪了。他说：“我们把它称为‘蔚山民主楼’”。他曾把顶屋捐给为现代集团工人权利而斗争的蔚山社会行动委员会。
李注意到，当真有压力时，武装部队的情报机构便与警察及国家安全企划部的情报机构相合作，但时常负责日常普通工作的还是警察。在1992年上半年，他们的工作还比较简单。占据了李东洙顶楼的激进分子们走了。他们先搬到街上一家台球厅上面的总部；然后又移到现代汽车公司大院对面的一个有利位置。“现在他们消失了，”李说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为郑周永卖命。一些归属了政府党派。他们要吃饭。”现代汽车公司大门外的工人们散发宣传手册，邀请忠实信徒们参加下一次组织集会，为一些失业的人员寻求帮助——他们是正在进行的对抗活动的牺牲品。
冲突已成为韩国“经济奇迹”中一个内在的成份。“现代市”集中体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病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雇员与雇主彼此不信任。”李说，“雇主不想开诚布公地与雇员谈判。他们只想寻求公共力量［应为“公权力”之误——录入者注］的帮助。到公司来的警察使用武力控制了罢工。”最后，“公司按自己的方式方法控制了劳工组织，罢工过后工人得到的依然是低报酬和恶劣的工作条件”。
现代集团对劳工的态度有时如此严厉——对法律简直无所顾忌——以致检察官和警察都无法忽视一些放肆的老板们的罪行。另外，如众所周知的，工人暴动从在严格限定的区域里的严峻对峙转变为能使整个企业连续数月关闭的公开内部冲突。1989年初，政府不得不逮捕一名现代集团的高级经理及其雇佣的顾问，因为他们扮演了命令和策划战后南韩工业革命期间两起声名狼藉的暴力事件。
1989年1月8日下午5时，在万套公寓附近，现代集团被解雇工人协会总部外面的街道上，出现了40～50人。正如协会名称所示，该协会是不满者相当可怜的聚集，只有14名成员。然而，对现代集团而言，它却是一个十分障眼的现实威胁。
办公室不是一间宿舍，但从前的工人们因没有别处可去，或在深夜制定计划或举行社交聚会时就睡在那儿。14名工人中的6名正睡在地板的床垫上，这时一伙流氓手持棒球球棒和铁管破窗而入，大打出手。他们拿着一份名单，要那儿的人报明身份，将与名单符合的人拖出去用球棒和铁管猛打一气。另外一些人毁坏了这个团体的麦克风、扬声器和桌柜，并拿走了一部录音机、录音带及商业报告，以期找到能在法庭上用作证明协会成员恶行的证据。所有受害者都受到流氓们被授命给予的伤害——疼痛但不致残。
姜尚万受雇五年后，因劳工活动被现代重工业公司于1988年4月解雇。他的故事更具典型性。“他们用铁管打了我15分钟。”他说，“我去医院，但却不严重。我的名字不在他们的名单上。他们说：‘你是谁？’‘干什么的？’‘你在哪家公司上班？’”他们要找办公室领导的行踪，但他们都不在那儿。没得到回答，他们便打现代机械制造公司工会主席的右臂。现代机械制造公司是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不满的温床。自从受害者失去工作和保护，不再有什么危险时，这种攻击愈发无遮无拦了。受害者聚会不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遭到了报复。尤为震惊的是，事件的发生离现代重工业公司院墙只有几个街道远，就在数以千计的现代集团工人公寓附近。
这次袭击发生前一个半小时左右还有另一起袭击发生。另一起袭击是针对现代电子工程公司工会的19名成员，当时他们正在蔚山以北25英里的一座山上的客栈里睡觉。几小时前，他们到达那里参加周末“培训”会议——一个社会性政治集会。现代集团经理们却视之为反对现代集团的煽动性会议。大约100名打手手持管子、棒子、棍子，把他们一顿猛打，并高喊：“我们要杀死你们。”不断地打，但却避免致命的打击。“袭击者可能是恐怖主义者”，几天后，全昌洙躺在蔚山医院病床上，满脸是伤，透过绷带说道，“有一些是警察。我们想，他们是受雇进行这次袭击的。他们是被钱收买的。”他认不出他们。“天黑了，我看不见。”金寿高也被打伤了，他认为：“他们是一伙特别的警察——两次袭击是同一伙人”。
警察不论由哪个当局控制，有时就像暴徒一样。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就在两天前，郑梦准破天荒去了他在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办公室，但他和他父亲并不需要直接命令一场犯罪行动而脏了他们的手。更可能的是，他们只要其下属针对1988年12月12日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非法”罢工“找到一种解决方法”。或者，对老郑（周永）来说，他可能说他“希望”在他1月份从莫斯科开拓性访问回来之前所有问题得到解决。任何现代集团雇员都把郑周永的“希望”解释为命令，完成该命令可能会决定他整个未来的职业前途。
不论上级传来的是什么话，负责这次行动的现代集团经理韩尉敦，也许出于畏惧和责任才行动的，却不是恶意，更不是盛怒。韩面相友善，在国外一次事故中断了几根手指而残废。他从负责整个现代集团培训工作的轻松岗位上升至现代工程公司的的高级副总裁，受委托解决“劳工问题”。他是汉城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现在却身陷囹圄。当他被捕后，盯着报纸的头版时，他似乎很忧郁迷惑。必须要由某人来当替罪羊，韩就是这个人。他知道，只要坐一年左右的牢之后，他就可以出来。现代集团会照顾他的——但他看起来却根本没被这遥远的希望所安慰。他犯了个错误，把事情搞得超出了常规范围，超出了总裁们的预期，因而被抓。
韩的错误是接受了一位热情顾问的意见。他名叫李润燮，是一名神秘的韩裔美国人，又叫“詹姆斯·李”。他是朝鲜战争后的一名孤儿。李于1978年移居美国，同一位韩国侨民结了婚，曾在美国陆军中服役。他是洛杉矶地区韩国人中的左翼联盟组织者，于1987年回到南韩办他自己的“劳工研究所”。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后，李提出了一些右翼倾向很严重的主张，把他半信半疑的天才用到建议韩及其他人如何同顽抗的工厂工人打交道上。同时，他又讨好工会会员说他是在帮助他们，而不是帮助资方。
詹姆斯·李就劳工问题在工人面前夸夸其谈，——同时又在资方最喜欢的而大多数工人又憎恨的一些人面前灌输保守的观点。看到集会上红色的束发带和激进的标语牌时，他显然也变得忐忑不安。“詹姆斯·李说，因为我们游行示威反对现代集团，所以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失去了喷漆工工作的工人李元甲说，“我对他说：‘你是个骗子。’”詹姆斯·李的反驳是：“如果你与现代集团作斗争，那么你便是共产主义者。”李元甲是在袭击前被抓的。当时警察包围了一所工人宿舍，用催泪弹把他逼到街上。不久，他因煽动工人罪名而入狱3个月。
两次袭击现场，没看见詹姆斯·李的影子，但警察和工人们一样确信，是他说服了韩尉敦采纳了他聪明的计划——甚至他进行了具体策划。工人们相信李的打手们是干第二职业的警察，但这些挥舞棍棒的人谁也没被发现——想一想他们有那么多人，他们表现得那么凶残，但却没引起巡逻警察的注意，这的确令人吃惊。“无论何时，只要同警察打，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李元甲说，“我们能做什么呢？警察把我们当牲口，当野人。”
毫无疑问，韩授权李购买棍棒的，并且调查人员后来在韩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他所依赖的两个人的姓名。一个是地方警察的头目，另一个是国家安全企划部的地方负责人。但袭击后的日子里，韩却成了事实上的被遗弃者。郑周永从莫斯科回来在汉城金浦机场告诉记者，他与袭击事件“无关”，“不明白”他的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在现代重工业公司总部，一名高级副总裁黄性赫说：“1月80的事件将被看作劳工历史上一件难以相信的事情，是一次荒唐的行动。”至于韩，则被描述成“一种牺牲品”——甚至詹姆斯·李也被称作“一种牺牲品”。
在韩和李被拘留期间，执法人员尽力表明在对待他们触犯法律一事上是多么的公正廉明。工人们控告他们与现代集团合谋，但他们却向国人显示，他们在指控一名现代集团的高级经理和他的雇佣人员。“我们的意见是，这种情况下，涉及好几个人。”蔚山大法官卞镇宇说。然而他却已经排除了一个关键因素——警察与现代集团的勾结。“不，我不认为警察就是现代集团。”他草率地说道，从而结束了他对我的问题的简短回答。而与此同时，一名助理法官却在大厅里审讯穿着带有现代集团标志的风衣的韩。
罢工随着两次夜袭反而升温了。每天工人们涌出万套公寓大厦，从各条小街向一起汇集，沿穿过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院墙的主街道集会。郑周永不得不取消一年一度的现代集团宴会——一个在汉城的宾馆宴会厅精心筹备的仪式，由现代集团邀请本公司的高层经理及夫人和其他商人、政治家、外交人员及新闻记者一道参加。现代集团公关部经理们打电话取消邀请，礼貌地说名誉董事长“太忙了”。电视每天都连续出现工人们冲过现代重工业公司大门，扔燃烧弹的镜头。这些镜头让郑饱尝了丟脸的滋味。到三月的最后一周，激进的工人占领了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大院，在主广场举行集会，向卢总统和郑写抗议信。
示威者从一个车间串到另一个车间，对还在工作的人们大声叫喊，催促他们参加罢工。生产急剧下降。罢工者并没有毁坏生产区域，但却冲入行政办公室，扔掉文件和器具，与几十名现代重工业公司的职员和保安人员打成一团。有谣言说，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管理人员雇用200名警察装扮成工人，让他们偷偷潜入厂区寻找55名担当罢工罪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头目李元权是“重通缉犯”。他是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首任主席李宪尊的胞弟。李宪尊由于绑架他的继任者，一位反对罢工的温和派而入狱。李元权说，持不同政见者囤集了10000枚汽油燃烧瓶和数以千计的“金属器具”。罢工者守护着仓库，里面有防毒面具、安全帽、液化石油气容器，自制“民主导弹”的螺栓、蝶帽。这些导弹是用钢管和油漆稀释剂制作而成。更大的混乱一触即发。
3月30日黎明前，即罢工的第109天，李元权身着韩国国旗，发誓要“战斗到底”。当14000名防暴警察包围大院时，大约700名持不同政见者骨干还在院子里。凌晨5点，他们发起了两面进攻，爬过院墙，冲过道路，坐船跋涉上岸，并且直接从直升机上打催泪弹。35分钟之内，警察包围了仍在院区内的最后一批斗士。这些骨干身上没有任何武器，从秘密出口逃到附近的“单身工人公寓”。在逃走前，李元权告诉记者大卫·班克：“这不是一场阶级斗争。我们只想为工人争取好的工作条件和地位。我们在南韩长期受到歧视。”
警察清理了大院，但斗争依然无比激烈。第2天早上10点，我估计有3000名工人在大门外聚集，高喊口号，朝得到一辆装有催泪弹的黑色卡车支援的200名警察和旁边的青铜色警察标志投掷燃烧弹和石块。那些警察虎视眈眈地驻扎在钻石大酒店的一块空地上。那天下午，我随示威者穿过万套公寓区域。人群前面包括来自汉城和本地高校激进的大学生。气氛糟糕透了。偶而一位鲁莽的人会冲到前面用燃烧弹向近距离、身着盔甲的警察挑战，然后又退回来，消失在一片喊笑声中。
主要发言人李富荣是反政府“全民联”——全国民主联盟的副主席。他充满激情和号召力地高喊口号。十分钟的演讲刚结束，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工人们便冲向挡住通往万套公寓道路的警察，又一轮投掷石块。那天晚上，当白天的冲突在几十人被捕之后而平息时，李在位于市中心弹子房下的蔚山社会行动委员会办公室里，平静地用学究式的口吻对我说：“我曾读过美国劳工运动史。”他把韩国蓝领工人的暴动比做美国世纪之交时的劳工运动。他说：“在匹兹堡和底特律有很多这样的小办公室。许多教会组织支持他们。相同的征兆在这里出现了。所以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野蛮的非人现象。”
李毕业于汉城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为激进学生的作用进行辩护：“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显示了他们的关心。政府把他们诋毁成左派或共产主义者。”李把警察比成“罗马宗教”，宣称他们的人数比工人还多。“发生了一些推拉的情况。”他说道，对工人的实际抵抗作了低调处理。“人群比正常情况下规模要大一些。”现代汽车公司7000名工人声援现代重工业公司进行了罢工，这使他受到了鼓舞。“也许他们下周就会在自己的工厂进行战斗。”他很有希望地说，或者“也许只有长期不断的痛苦挣扎，却看不见明朗的局势出现”。
对李而言，痛苦才刚刚开始。回到汉城，他便被指控违反劳工法，在争端中阻碍第三方调停；违反国家安全法，支持亲共运动，通过他的“全民联”——全国民主联盟煽动暴乱，进行激进宣传。他在狱中呆了一年——这场磨难使他在1992年3月作为金大中民主党的候选人选入国民议会。逮捕李和其他“鼓动者”表明政府拒绝查明原因。但政府同时又承认，殴打闹事者有损现代集团和政府的形象。郑周永却没有为此而做道歉。他说：“无论何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动用警察力量是自然的。一旦恢复了安全和秩序，国家权力便会收回。”
沈永秀是现代重工业公司主管计划和协调的高级副总裁。他也是现代重工业公司谈判小组成员之一。他试图用高层管理的方式将大事化小。“我们正在进行许多讨价还价的谈判。”他失意地轻声说道，“6个多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谈136项条件。”到1988年12月8日，当罢工开始时，“我们已经在134条上达成一致意见。”据他分析，症结在于工会要求在年终有额外奖金，每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减到44小时（不含加班），增加退休金和生产奖金。然而，众所周知，争论远超出这些问题，工会领导人的失误才是最重要的。大多数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成员认为，资方买通了工会主席的支持。他们拒绝承认工会主席的领导，转而支持最激进的罢工领导人李元权。
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官员找到了论据。这些论据在他们看来是无懈可击的：韩国法律禁止军工企业的劳工运动，而现代重工业公司为韩国海军生产舰只。“激进的工会与政治社会活动联系密切。”现代重工业公司谈判代表沈永秀指责说，“他们煽动劳动者攻击政府。他们还反对美国。”现代重工业公司的选择是，“局势早已不是劳工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我们才求助于警察的干预，以便在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劳工动乱时有转机，有一个转折点”。
沈用一连串数字证明大多数工人都复工了：截止最近一个工作日，14198人或74％的工人复工了，“比前一天有所上升”。不久，在名单上“我们打算把比率增加到80％”。这种说法既正确又含有明显的错误。工人回去了，但只是在许多斗争之后。罢工直到4月18日才真正结束，是开始罢工后的第128天。几天后，李元权被捕。在几百名工人签署声明保证回去上班后，警察才把他释放了，但其他50人却被判刑入狱。李被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委员会亲资方的成员开除。他被指控对更温和的工会领导发动了一场政变，企图攫取工会权力，发动非法罢工。
这场罢工也使现代集团损失巨大——现代重工业公司已有的1亿多美元的三艘船只订单取消了，公司预计将挣得4亿美元的另外12艘船只的谈判中止了。这些损失还不包括船厂停工、延误工期而造成每天100万美元的损失。接着是工人的损失。4个月近2000万美元的工资从未支付，还有更多中小企业业主和工人蒙受的损失。加上地方经济难以计算的连锁反应，蔚山商会估计：“包括对二次承包商的打击和其他费用，全部损失达12亿美元”。
公司坚持原则。工人们也不会在自己的工业革命中投降。现在如果现代重工业公司要恢复赚钱，与工人共享财富，那么双方都必须妥协。就李元权而言，当工人们正——朝着灾难，或妥协，或兼而有之——继续斗争时，他却要在狱中服刑一年半，失去行动自由。他只能等待消息，等待另一次机会。 |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