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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统治下的美国（詹姆斯·坎农，1953年1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工人统治下的美国 AmericaUndertheWorkers'Rule 詹姆斯·坎农 JamesP.Cannon1953年1月16日 毛线、雪球译；张兄校订 1953年1月16日，坎农在洛杉矶举办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星期五夜讲坛发表了下列演说。这是坎农发表的系列演说“通往社会主义的美式道路”中的第五篇。 此时美国正身处冷战的深渊：艾森豪威尔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朝鲜战争日趋白热化，反共政治迫害达到顶点，工人运动呈现保守、被动的特点，左派的力量弱小又孤立。尽管损失惨重，社会主义工人党依然坚持并忠于其革命的纲领。演讲中坎农从社会主义者的角度，特别重申了他对美国工人阶级的信心。他坚信，在与美帝国主义的战斗中，美国工人阶级必将夺取政权并且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 坎农的演讲在《战士报》上连载（1953年3月23日至30日）。编者添加了小标题。 上周我们讨论了即将到来的夺取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将会决定谁将是美国的主人。我们的分析显示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斗争中，优势在工人们这一边。因而胜利也是显而易见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法西斯匪帮的胜利，将会以创建一个工人政府统治全国的方式圆满告终。 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 我们恰恰在这一点上与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在我进入运动的初期我经常听到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消息，现在却很少听闻了。那时无政府主义还被认为是革命的政治派别，但经过战争和革命的实际检验，它的表现令人悲叹。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机会主义，但它也会不时的呈现出相反的一面；那些极端反对其优柔寡断、妥协让步领导层的心急的工人们，经常被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高调夸张的口头激进主义迷惑，误认为它是实际的东西。因此，在美国未来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有可能会经历一场复兴。那时会出现巨大的思想混乱，因此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确保革命纲领明确无异议。 从马克思与巴枯宁同在第一国际的时候起，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一直有着严重的分歧，这引起了不少的争端和分裂。在这场历史性的论战中有很多争论焦点，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国家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和国家应一举同时废除。对他们来说革命的胜利就是废除国家。 马克思主义者却说：“不，你们的步子迈得太大了。”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但他们不同意在工人胜利的时候可以一举废除国家政权。革命胜利后有一个过渡时期，这时候工人们需要国家政权来满足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阶级目的。马克思主义向来把国家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是像很多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广泛公正地代表了所有人民的利益。国家本质上只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政权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胜利而建立的国家作出了同样基本的定义。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与如今存在的国家，在一些方面有着相同点。它将成为一个阶级工具，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压迫另一个阶级。迄今为止，即使有一些微小的差别，它还是类似于艾森豪威尔式的国家。在工人胜利后，我们设想的国家是一个政府强制性的统治工具，它由工人阶级多数派掌权，意在抑制资产阶级少数派想要复辟剥削制度的企图。工人阶级国家就像是把现代国家的统治关系倒过来似的，它为一个不同的阶级服务。 在过渡时期，这种新的国家制度的主要特点以及其扮演的角色，对我们来说并不需要一个富于想象的推测。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的社会性质、所需的国家政权形式、政府形式，已经在很久以前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晰地预见，并做了详尽的理论阐述。这种理论被列宁与托洛茨基实际应用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中。我们拥有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拥有着严肃的经验作为依据，从而我们可以自信地阐释这种新的国家政权的一般特性和任务。 1871年巴黎公社是工人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第一次尝试，马克思恩格斯从这段经验中得出了他们的结论，对于过渡时期的国家性质作出了绝对明晰的理论总结。他们说，从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需要一个从一种社会形态转为另一种社会形态的革命转变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相应的政治国家也将变成工人统治，工人专政，实质上，就像每个国家一样，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列宁和托洛茨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正统信徒，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理解这个问题并毅然将之实际应用于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伟大的俄国革命的经验极大地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这样的观点：在与资本家与法西斯主义匪帮的决战中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废除所有的政府机构。相反，工人阶级会接管社会，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国家政权，并运用一切集中的力量去镇压资本家反革命的企图。同时，他们会运用国家权力来整顿经济，并指导其朝着新的方向和新的形式发展。 工人政府 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被认为仅仅是纸上谈兵。然而后来俄国革命的发生却证明了一些之前只是理论上的推断。 从这个伟大的历史经验的积极方面来说，我们首先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以前断言过，但却未被证实——这显示了工人阶级不仅可以将资本家赶下台去，而且能够建立一个服务于他们的目的、维护他们权力的统治工具。如今如果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可以这样反驳他：这已经变为可能了，即使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这也已经成功地实现了。 如果有人说：“工人政府的设想听起来是不错，但这根本就实现不了。美国六千二百万工人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夺取资本家的权力并建立自己的政府；他们根本不懂得怎样使一个政府运转；他们从没在学校里学到过政治才能，也没在大学里学习过公民学了”。如果有人这么说，那我们可以这么回答他：沙俄的产业无产阶级全部加起来也就四五百万人，在社会危机的时刻，这四五百万的工人已经足够去推翻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政府了。此外，他们完全有能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力，他们对抗的不仅仅是俄国所有的资本家和地主，还包括封锁着他们、试图用军事力量颠覆他们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工人们会在美国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府”是我们的纲领性声明，它很难被斥责为乌托邦的幻想——不只是由于俄国革命的爆发。我们的自信既有着实践经验的验证也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支撑。 俄国的经验的第二个积极面就是他们在生产领域的巨大成就。沙皇俄国是主要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工业在这里仅有微弱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美英法德。但就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下，苏联向我们显示了没有资本家和地主，生产不仅可以持续，而且能够进一步增长和扩大。在俄国革命后短短的35年间，俄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一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这要归功于，且只能归功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以及工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施行。 在俄国革命的这两项成果之中，我们得到以下的现实论证：一、工人们能够统治国家；二、工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可以提高国民生产力。这些就是一切社会制度的试金石。这种社会制度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实现以更少的劳动力支出来生产更多产品的目的，这显然是一种更加进步的制度。这必然会盛行并取代所有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制度。 苏联自1917年以来发展的负面是俄国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贬低甚至忽略斯大林主义给苏联带来的畸形变化，这些变化着实巨大且骇人。但是我们应该做的并不是急于下结论说，美国工人们所欲建立的国家也必将会遭受同样的堕落，而是去分析和理解产生这些官僚赘疣的原因。 1917年的俄国和如今的美国大不相同，而这些不同之处正有利于美国工人们将来掌握政权。在俄国，最大的困难始于革命之后。被打倒的少数资本家和地主们并没有屈服。在新生的国家政权还没有机会进行巩固的时候，他们组织了反革命斗争，进而发展成了一场内战。当布尔什维克掌权、列宁在第一届苏维埃大会上宣读着历史性的法令时，反革命分子正依仗着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与军事支持动员他们的军队。从1917年到1922年这五年间，在这个因世界大战而更加穷困、陷入毁灭境地的落后国家中，工人政府的主要任务被迫只能是致力于军事斗争来维持新政权。 直接后果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进一步的破坏和动荡。为了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生存下来。所有的一切都不得不服从于战争的需要。由于最基本的生活物资的匮乏，日常生活变成了对一片额外的面包的抢夺。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之下，官僚兴起了，逐渐成型，并演化出一种特权阶层——毕竟物资匮乏的环境下总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经过漫长的内部斗争，官僚最终得以控制整个国家。 基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落后和与在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孤立处境，这便造成了俄国经验的消极一面。这个被敌对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与孤立的落后国家试图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稳步前行、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被证明是一次相当困难的尝试。经过一段历史时期，它最终由工人政权蜕化为官僚警察政权。 然而，有一点却值得我们铭记：即使在这样的逆境之下，这种以工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为主的新制度并没有被摧毁。新的经济体制被认为是这场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在实行这种体制的35年间，俄国向我们成功证明了它在速度和规模上，发展和扩大生产力的可行性以及强大的生存能力，即使全盛时期的资本主义也无法与之匹敌。这无疑是一块试金石。 美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困难与优势都会全然不同。困难首先袭来：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更强大；他们享有着更多的资源；在这个最后的大本营内，他们将带着过时阶级所特有的狂怒进行殊死反抗。但当这个国家的工人们掌权的时候，因为同样的原因，一切就都变得有利于工人了。 俄国是贫穷且工业落后的国家，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在这个国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怀着感激之情。你们看，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反资本主义者；一般而言，我们像拥护资本主义的人一样，反对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和工业落后。我们拥护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扮演着进步的历史角色，如美国所淋漓尽致地展示的那样。 但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必须附加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它的进步作用，现在，它必须离开历史的舞台，让位于更好的制度。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所以当工人们开始掌权时，他们承接的不是一个疮痍、落后、饱受饥饿的国家，而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生产工厂的最富裕的国度。这就是美国新生的工人政府的起点。 政体 新的工人政府会采用什么政体呢？我不能保证我的说法是否准确，正如我也不能肯定将政府权力从资本家手里转移给工人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根据最后决战时刻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是资本家们的性格气质——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可能性。 如果有人说：“我更希望看见工人们在一场公平选举中赢得大多数，和平地获得权力。”这个嘛，我不会说我反对。我想说，如果这真能实现，如果民主体制可以维持并且这些改变将会和平地发生，这将是政府转变最经济的方式了。 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得为修改宪法以适应新的需要而付出艰辛的努力。不过倘若资本家们不像之前所有统治阶级的性情一样，愿意和平地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时，这一切都可以实现。 但是一些历史教训说明：哪怕退一步讲，资本家们会同意那样做，也是很令人怀疑的。当工人将要取得政治力量的优势时，当公平选举里面他们的多数选票对资本家们造成威胁时，很有甚至极有可能资本家们会无视民主程序，组织起法西斯匪帮，试图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工人们随后被迫组织自己的防卫军。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家们的愚蠢、自大、不公以及历史短视，有可能在政权改变之前，社会会经历一场混战。 然而，政府还是会经历变革，无论它会被怎么变，新政府大概会以接近于职业委员会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存在。要么最终在这种方向上做些改造。当前政府以地区行政单位划分代表的形式将会被以职业单位划分代表的形式取代。国会的代表将直接代表车间、工厂、农场等等里的劳动者。既然军事单位继续存在并且参与到新政权当中，自然还会有它们的代表。 工人委员会的形式存在的政府将会更被大家喜欢，因为它比起美国政府的当前形式，更具有代表性、更民主。新政府将首要关心经济问题。工人能够通过他们在职业委员会的代表——从当地职委会一路到地区职委会，再到联邦职委会——对各地各部门施加直接的压力与影响。 委员会的形式比起当前政府的形式更有代表性。举例来说，我觉得在座各位很少有亲眼见过代表你们地区的国会议员的——说不定连名字都不知道。但是很少有人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工厂工会管事以及你们工会核心机构代表的名字的。他们与你的日常工作福祉相关，你不得不几乎天天和他们碰面。他们并不像在华盛顿的政府一样，是遥远的人物，而是与他们所代表的工人直接相关。你可以设想委员会形式的政府正是这些事物的扩大版本。 工厂里的工人选举他们的代表进入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组成地区委员会。而地区委员会选举他们的代表进入联邦委员会。控制权直接回到一个个车间委员会手里，而不是到每二或四年进行一次的选举手里。车间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天天会面，立足于基层，向他们的代表反映需求。毫无疑问，这种委员会形式的政府比起现在能想到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都更有代表性、更灵活、更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工人政府将会采取这种形式的原因。 银行、工业国有化 新的工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再强调一遍，这个问题不是幻想，更不是神话。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先由伟大的革命导师给出理论上的框架，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论证，并且已经整合在世界上每个革命党的纲领当中。新政府拥有权力和力量时，它的首要任务便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将通过法律或法令中予以施行，这样的做法宣告了银行系统和所有的核心工业——包括大型工厂、矿山和工业化农场；所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公共设施等自此以后都成为公有财产。 我指的并不是那些小商铺、街头小店或是小型农场，而是那些大规模的、已经有大规模组织的大型工业。它们还将维持着现有生产状况，只是有了些微小的调整：在以前，企业由非生产者管理以获取私人利益，现如今，这些都收归国有，产权为工人政府所有。这都是为了公众所需，并不是为了某些人的个人利益。 对于这些企业是应该予以现在的所有者一定的赔偿还是应该无偿征收？这个问题过去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被激烈的争论着，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关乎原则的问题，至少在美国不是。我们今天常说：“看情况而定。”我们没有必要更激进地说：“我们不给他们一分钱，就是要无偿征收。”我们也没有必要更明智地说：“我们最好还是给他们赔偿”。资本家们是否应该获得他们认为理所应当、实则从人民手中盗走的赔偿金的问题；政府究竟是该予以补偿还是无偿征收的问题，我站在中立的角度看，这些应取决于资本家们如何表现。 如果他们理智地服从于大多数，那么我认为政府可以很轻易地同意给他们一些补偿来避免以后的麻烦。美国足够富有，为了防止内战的发生，工人政府是可以拿出几百万甚至几十亿元来应对的。政府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接下来，就要看资本家们了。 如果他们贪得无厌，坚持要与大多数人的意志相抗衡的话，他们将什么都得不到。我可以保证，当工人们在革命中赢得胜利并建立起自己的政府时，他们就不会再自作聪明了。形势将变得急迫，决定也将不得不抓紧做出。 在施行工业国有化的第二天——也许就是当天，新政府利用官方手段获得埋藏在诺克斯堡地下的黄金，把这些黄金当做美国货币的基础。工人政府在黄金储备——感谢上帝，我们在诺克斯堡以及其他储备地有足够多的黄金——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的美元机制，这将是历史上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悖论。我们也感谢目前的统治者为我们积累了这些。最终，货币将完全消失，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需要它的。但在此期间，工人政府还是需要稳健的美元机制来调整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 工业将实行国有化并依照计划管理，这是否适用于包括小型农场、小型工厂、小商铺等各类私有财产呢？我们并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政府征收这些工业和生产的犄角旮旯没有任何好处。让小农户们保留他们的农场并自己作业、让小商铺继续营业才是明智的决策。 新政府将忙于将煤、钢铁、汽车、橡胶和其他所有的大型工业以及铁路收归国有。小型农场和企业可以适应新的计划并予以补充；它们刚好填补国有经济的裂缝。政府不仅应该有意允许这样做，更应当鼓励并帮忙它们摆脱信贷困难，直到这些小农户及小人们自己下定决心并认为，参与到统一的国家方案、共同分享利益会使他们的事业与生活更加美好。我相信这将指日可待。 然而，农民那么多，情况也各不相同。就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大型批量生产的大农场，成百上千的农业工人依旧被现时的奴役制度剥削着。对于这些工厂化农场又该如何处理呢？它们不能再处于寄生似的银行家和远离农场的所有者的控制之中了。它们将被国家接管并发展成为新型农业的典范——田野里的工厂。 未来属于这种类型的农业。这些残存下来的、孤立零散、不合历史潮流的私营小型农场，将作为落后时代的遗迹在各地得到及时的保护。农业将像其他工业一样拥有工厂体制，拥有现代化节省劳力的机械和科学的土培施肥技术等等。农业的目标就是用最少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粮食，包括当前的农民和农业工人在内的全体人民将会受益于更高质量的生活，他们将花费尽可能少的时间在劳动上，而将更多的空闲时间来享受生活、提高文化修养，或者仅仅是四处逛逛、找点乐子。 务必履行诺言 工人政府最初的目标应该是提高产量、消灭浪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仅仅在政府公告上宣称“新制度一定优于旧的体制；新政府官员一定比其他人可靠”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必须在实际行动上履行诺言。这些宣言也许会是完全真实的，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像历史上的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新制度的成败也取决于这样的基础准则，那就是：制度本身是会切实提高劳动生产力还是会使其倒退？新的制度一定会履行诺言，不负众望。 美国人民不会仅仅满足于官方宣传。他们往往认为眼见为实，他们会说：“快用你的实际行动向我证明吧！”他们需要更好的房屋、更精致的家具、更美味的食物、更华丽的衣服，甚至是更多马戏团演出的入场券。每个公民都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一支好的5美分雪茄，或者，就我所知，一些上好的葡萄酒和洋酒。新政府首要目标应该是帮他们实现这些需求，这也正是政府将工业收归国有并按照统一的经济计划整顿生产的原因。 这样的制度真的更优于现有体制吗？生产真的能以最少的代价稳步增长吗？这是毫无疑问的。鉴于俄国的种种经验，我们对这些问题根本不用存有一丝一毫的怀疑。现如今，美国工业因没有一个总体的规划而盲目地发展；每一个工厂生产的唯一动机就是工厂所有者的一己私利。他们毫无整体协调性可言；他们对其他工厂、其他产业的发展漠不关心；他们根本不在乎人们的真正需求——这些私人企业唯一推动力量还是私人利润。 这样的生产并不是取决于消费者以及人民的需求；也不是取决于工人、以及他们是否乐于生产的；更不是取决于那些专业知识渊博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主要决策——应该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在何时何地生产，居然是取决于那些金融寡头，他们脱离人民、脱离工厂本身，他们眼中只有利润二字。 这种被马克思称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体系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其一便是带来充满浪费的竞争。其二便是由于留存了老式的机器和方法而抑制了新型专利的应用。就在20年前，技术专家们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一些可以节省劳动力的最重要的专利以及新的工艺流程都被锁在了企业的保险箱里。这些企业买下了这些专利并禁止它们的推广，从而可以阻止竞争者们发展更有效的生产技术，这样，这些企业现有的技术和产品才得以保存、不被淘汰；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攫取更多的利益。 想一想，这些资源浪费所体现的，正是这些社会寄生虫资本家的挥霍。这绝对是浪费。让这些非生产者消费美国如此巨大份额的劳动产品，纯粹是一种浪费。 这还不是全部。想想军国主义和战争带来的损耗。仔细想想吧！在现有的体制下，现在每年的军事预算就有600亿美元之多，他们还声称着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事储备并将保持下去。每年600亿美元竟都花在军事装备和战争准备上去了。 广告是一种浪费，它不仅直接损耗资源，还招人气愤，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浪费。当听到欺诈性的商业广告时，你会焦躁，这往往导致你和妻子争吵，甚至降低你的工作效率，这显然是浪费人的精力。我敢说这些广告中只有10%是有用的，其中包括发布最新公告和揭示新的工艺流程等，这些在新社会也是需要的。而余下的90%则多是自吹自擂和虚假宣传，他们欺骗消费者到他们这购买商品，不去别人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完全是一样的；诱使人们购买一些他们不需要的，甚至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的产品。继而，他们再让消费者继续购买其他商品来克服这些副作用。这些难道不是无端的浪费吗？ 除此之外，与其他一些非生产性行业一样，还有一个与广告业相关的“浪费”——人才的浪费，而这些恰恰是应该被好好利用的。试想所有的人都在广告业中沉沦：作家们捏造华而不实的故事；艺术家们绘制出伪造的图画；电台播音员用甜言蜜语来进行不正当的广告战。这就是人类个性的荒废，而这样的荒废往往会使人造成一些神经症，坚信自己是一个无用之人。 当代社会，有数百万这样的人从事着各种无用的非生产性行业，而广告业只是其中之一。看看这个国家的律师们，他们的作用在哪里？看看那些房东、游说者、销售员、推销商、政客随从、小偷，骗子，这些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非生产性领域的人群，他们的作用又在哪里？他们对生产又作出了哪些贡献？所有这些经济消耗与浪费，都与现在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 然而，在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中，最严重的还是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浪费——由于市场饱和和商品滞销造成的周期性停产，被他们委婉地称作“萧条”——这是资本主义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周期性产物。 我想知道，在未来，如果一个真正称得上文明的人在历史书上读到很久以前曾有一个社会，所有人都渴求农场与工厂的产品；工厂里的工人们需要全心生产才能糊口；虽然渴求的人群买不起物品，但工人们却被禁止开工生产，工厂不得不倒闭，农业生产遭到人为限制。看到这些，他会有怎样的想法。 未来的人们会对一个让工人们整天担心失业的社会作何感想呢？我敢说，今晚列席讲座的人很难有人不担心失业，很难有个工人可以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能够撑过半年。他们在40或50年的工作生涯中都无法摆脱这种恐惧。他们是否能够找到工作并不是取决于他们是否乐意工作，也不是人们对他们的劳动产品的需求，而是取决于工厂主是否能够为产品找到市场、是否能在一定的时间内盈利。如果工厂主们做不到，他们就会关闭工厂，就是这么简单。 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后果就是对人的精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工人政府一定要阻止这种浪费。只要停止这种大规模的浪费——更不用说接下来的提高生产效率——社会主义的经济重组就会给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令人吃惊的提高。 首要条件就是要消除所有非生产者的私人利润；消除各个企业主的利益冲突；并停止为市场和利润而生产，组织以需求为目的的计划生产。 当马克思主义者沿着这些线路规划未来蓝图的时候，总有些自作聪明的人说：“哈！蓝图！乌托邦！这根本就实现不了！”但这却恰恰在俄国，在这个曾经是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他们首先施行工业国有化，进而制定了一个中央计划，然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消除资本主义的浪费，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现如今，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中国和东欧国家的身上，这不再是一个猜测性的前景。这些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也必定能够发生在我们美国。 计划经济 新的工人政府的首要措施就是任命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根据一个综合全面的计划，去组织、调节美国整体经济。这个计划委员会将由什么人组成呢？当然不会有夸夸其谈的政客、银行家、律师们。同样，我也怀疑委员会里是否会有传教士。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工会、农业合作社、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科学家、技术人员、消费者的代表们将会理所应当地被任命为委员会的成员。 计划的目的是什么？中央计划委员会将会关心，为了完成单独的一个目标，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和生产力。而它将遵循的唯一的准则是：人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新的工人政府毫无疑问将会召集原子科学家，让他们为促进生产的目的去发展这种新能源。这种前景大大超越人的想象力。但从原子弹、氢弹已经展示的具有破坏力的一面来看，我们认为这一点是很有可能的：原子科学家将会向经济计划委员会说明，如何控制这种新发现并使之成为和平利用的能源生产。很容易想象到，整个能源问题将会被彻底改变。我们可以设想到巨大的核电站系统的出现，它将把50万矿工肩上的重担转移到核能驱动的机器上来。 科学的全部力量将会被集中起来用到唯一的目标上去：为造福所有人而生产——在农业和工业中俱是如此。当在经济上摆脱了由私有制和逐利经营带来的可怕落后之后，农业将交由农业科学家、种子专家和土壤专家进行指导，食品的生产将会经历一场变革。这些专家将会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不受任何私利的羁绊，研究如何使土壤再次肥沃起来，并增加产量。一大群化学家会被动员起来攻克难关，促进食品生产充足而又经济。他们将解决低成本海水淡化的问题，使沙漠重现生机。人们从这个领域已经取得的科学成就以及正在进行的实验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农场和土地的生产力可以翻好多番，并且为全体人民提供充足的食物。 全国范围内，理工科学校的数量将会得到巨大的提升。每一个有天赋的年轻人都有机会在州财政的支持下免费就读这些学校。获得科学或技术教育的机会不再是富二代们的特权，而是每个有天赋并且为服务人民而矢志探索科学的年轻人天生的权利。 大笔款项会划拨给医学教育、研究和实验。这些钱不再零零散散地来自于内疚的慈善家们吝啬的捐款，不再来自于现在那些唯利是图的立法机关们小气的拨款。只需将我们用于穷兵黩武的钱拿来就够了。试想一下，哪怕只将这些钱的很少一部分投入到一个有关健康的项目，就可以用来培养更多的医生，提高医生的水平，用来让他们活得更好，让他们摆脱这种大部分医生都在从事的、纯粹为了赚钱的“活计”，从而专心投入到一心为公、治病救人的事业。我们将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工人政府在初期就会制止这种极大的社会罪恶——医生的短缺。在这种罪恶下，无数的病人在缺少适当的医疗照顾下死去。 工人政府将会设立新的医学院和研究室，并且拨给他们大量的资金。为了战胜小儿麻痹症，我们不再需要摇晃着罐头盒，乞求人们发发善心。政府会拨出数十亿专款，派出一大批热情洋溢、充满奉献精神的科学家投入对小儿麻痹症、癌症、心脏病以及其他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的战斗。公共健康的全面计划被列入首要任务，这不仅是出于人性和道德，还有经济上的裨益。人们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工作效率就更高，工厂和农场也将会生产出更好的各类产品。 基于苏联在不利的情况中积累的经验，我们可以乐观地说，如果工人希望将计划经济带来的红利全部用来增加自己收入的话，计划经济——消灭所有私人利润和其他浪费，自觉采用更科学的方法，保证人民的健康——早期、最初的成果将会使工人们现在的收入翻番。或者他们也将会——其实很有可能——选择将红利的一半用来使他们的生活标准提高一半，并将剩余的用来重建工厂、使工厂现代化以及扩大再生产。 我现在并不是在说社会主义社会，我是在说工人夺取政权后的头几年，也许是工人政府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在生产领域将会创造如此多的奇迹，以至于出现了“过剩”问题，怎么应对呢？过剩或者过度生产，正如大家所叫的，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会造成“萧条”：闲置的工厂和失业的人群；饥饿、悲惨、家庭破裂、孩子得不到教育、无数人陷入绝望。由计划经济的运行产生的生产过剩——很有可能出现在一五计划期间——对于人们而言是一种幸福，而不是威胁。他们甚至不会想到去关闭工厂让人们失业。 这个“问题”可以用多种方式应对。工人们第一种也是最自然的反应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述：“如果我们都工作认真、生活幸福，在八小时工作日中制造出了比我们的需求还多的产品的话，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工作那么长时间？”底层车间的工人委员会会提出这个问题，并通过他们的代表将这个意见一路反映到政府最高层。 顺理成章的答案将会是像这样的反问句：“让我们缩短工作日吧。为什么明明四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生产出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产品，我们却要工作八小时？”这似乎是对一个复杂问题的简单答案，但当资本主义逐利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被按需计划生产所代替时，许多事情都会变得简单。 “传教士” 那仅仅是开始。你可以指望有一个更短的工作日，但是生产丰富和过剩的问题依然存在。那么对于生活在自由繁荣的社会主义美国的进步公民们，他们的头脑里自然而然会提出另一个问题。他们不再是心胸狭窄、无知、自私的孤立主义者，而是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关心世界上所有事务以及所有民族，并且他们会在平等基础上追求与各民族兄弟般的联合。 不言而喻，美国人民将会立刻承认波多黎各人民独立或者建国的权利——无论他们倾向于哪一种——以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后放弃一切从其他民族那里得到的帝国主义特权和租界。他们会进一步说：“在中南美洲和异域的土地上有我们的手足同胞，他们在当家做主之前还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他们依然用不充足的机器、工具、设备来工作、生产。为什么我们不帮他们提高到我们的水平呢？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象征人类团结的举动，更是为社会主义的国际合作体系打下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美国工人将会自由自愿地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可以看到，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慷慨和社会主义视野赋予他们的世界观。我可以看到，他们自由自愿地在一段特定时间内，决定每天额外工作一两个小时，为了生产农业机器、化肥、汽车、卡车、车床，以及其他能够加速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工具。并且这不是一笔贷款，或者类似于微不足道却有条件的“第四点计划”。他们只对那些处境不利的手足同胞们说： “这只是为了帮助你们赶上我们，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的工人提供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捐赠，这也是为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打下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传教士”将带着机械出发。这次，不再是士兵们护送着随军牧师，而是医生们跟随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们。在工人政府的初期，为了帮助中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工业化，工人们会在一定时间额外义务劳动一两个小时，作出了不求回报的贡献。这里表现出的团结的姿态，都是工人用来解决生产过剩的一种手段。 我们已经听了无数次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无疑将会在工人政府领导下发生改变。人民不会让他们的生活只是在和钱在打交道。政府将会在其他所有方面考虑人民的福祉。请允许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在描述社会主义，只是在讲美国工人政府的最初阶段。 保障安全 政府将会通过一项有关社会立法的计划，使罗斯福的改革相比之下只不过是施舍而已。新政府不会像罗斯福那样，对一位一直兢兢业业工作、年满65岁退休的老者只发放一丁点可怜的养老金；或是当工厂在不征求工人意见就倒闭后，政府仅仅对工人施舍能使他免于饿死的救济。工人政府与这种徒具形式的社会救济毫无关系。在工人们的美国——从工人政府成立的一开始，而不是等到社会主义完全建成时——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一出生就要担忧能否找到足够的食物存活下去，担忧他的生存完全依靠父母是否身体健康、是否会有什么意外或者年长的男人是否失业。 工人政府通过宪法和法律，保证每一个儿童从出生之日起的经济安全。因为他出生在工人政府统治下的美国，每个孩子天生都将享有安全生活的权利，呵护健康的权利，免于失业、贫穷、衰老带来的恐惧。他们不仅会得到活着的权利，得到食物、衣服以及一个温暖舒适的住宅的权利，他们还会得到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的权利，他想享受多少就可以享受多少，他的天赋允许他获得多少就可以获得多少。人人都有这些权利，无一例外。 要做的事情都会是非常简单、自然、轻松的，因为社会主义美国将会拥有丰富的收入、充足的供应以及蓬勃发展的生产力，并且所有的产品都会按需生产，都会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生产。工人政府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系将会带给人们充足的供应和——同样重要的——能够享受物质繁荣的时间。我提过四小时工作日，但那仅仅是开始，是第一步，很有可能利用今天的生产工具就可以达到。但是这种新的、更有效率的经济体系下的劳动生产力将会永远不断发展。 而且，既然再也不需要为了那些非生产者的利益而积累利润，再也不需要想出办法去浪费那些过剩的产品，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自然的、符合逻辑的、必然的结论：逐步削减劳动时间，直到刚刚好能够生产我们所需的产品。最大的福利，以及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改造为真正人道的、有教养的和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前提，将来自逐渐缩短的工作日。 我在阅读手里的美国工人运动史料时看到，当美国的工人们第一次为了10小时工作日而起来斗争时，雇主们进行了可怕的镇压。他们用道德来说教——资产阶级的“道德”总是和他们的经济利益完美兼容。他们说：“如果你们工人缩短劳动时间，一天不工作12个小时，那么只会在空闲时间喝得醉醺醺。工人需要从早到晚地工作，这样才能保持清醒、避免惹出麻烦。”这就是他们的原话。未来我们不会听到这种说法。当人们已经习惯闲暇的存在，他们很快就会学会如何利用闲暇。 社会主义美国的公民将会逐渐进入这样的世界：他不再像今天一样全神贯注于为个人的生存而挣扎，而是全力享受闲暇时光美好的馈赠，在我看来世间最好的礼物。闲暇是一切文化得以发展的前提。没有闲暇，也就没有权利。在你如此忙于工作，只为了艰难谋生，让全家人不至于沦落救济院，以至于你没时间处理其他事时，告诉你你必须做这做那，锻炼头脑，扩展灵魂，又有什么用？你所需的是时间！为此你需要高效的计划经济系统去缩短必要生产时间，并为每个人留下思考、反省、以及——正如诗人所说——邀请灵魂与自己一同悠游的闲暇时间。初期的工人政府就会在这个方向上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货真价实的民主 美国工人政府将会是民主的的政权——完完全全的民主政权。计划经济提供的丰富物质基础，不仅为全体人民提供了休闲时光，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全面发展，还将是防止官僚篡权的最可靠保障。正如现在苏联的情况，官僚侵犯着人们的权利与自由。 当物质极大丰富时，就没有特权官僚存在的物质基础，从而其出现的危险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是在工人统治下富裕以及高度发展的美国将出现的情况。从一开始，我们就会在国内追求真正的工人民主。因为民主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头脑和灵魂，还有利于生产。民主将会激发群众无穷的创造力。当所有工人热心参与决策，并且把他们基于自己实践经验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汇总起来时，产量将会得到提升。计划中的失误会立刻被工人们的经验改正。不称职和不胜任的官员会在民主过程中被罢免。指手画脚的“老板”们也会被开除。 一个受过教育、自觉的工人阶级将会坚持民主。这个民主并不是指在现行政体下，每四年让你为那些被政治机器挑好的大嘴巴政治骗子们投票，这种民主极有限度并且大部分虚无缥缈，工人阶级的民主是指你工作中的民主。那是它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每天你总会对你正在做的工作有些想法。你会思考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做，谁应该来负责，负责的人是否在正确地管理它。民主会涵盖所有的文化活动。民主也会从始自终贯穿集体生活的每个角落。 依我说，一个受过教育的、已经发动一场革命的美国工人阶级，不会忍受任何类型的官僚暴政。另一方面，美国边疆民主的传统已经在美国工人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们认为自己与生俱来拥有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利。无论是有权有势者、法西斯匪徒还是斯大林派官僚，都无法将这些权利夺走。这种情感将会扮演另一个有力抵抗任何对民主侵犯的角色。 斯大林主义的怪胎在我国引起了对它的恐惧。在我看来，这些恐惧假若不会带来对资本主义的奴颜婢膝，则是进步的。因为如果你接受了资本主义，你也会接受法西斯主义，那将意味着一个以最坏最反动的警察国家的产生。不过当最后决战时刻到来之际，这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美国工人将会好好对付法西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们的。这里不会出现极权国家的。这里只会有史无前例的民主之花在绽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必要的镇压。这个工人的国家，只要还存在，它就是个国家。并且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其他阶级的暴力机器。工人政府必须统治，并且它会向所有人声明，它可不是闹着玩的。工人政府不会容忍反革命的存在。但除了这些，新的工人政权会是随和宽容的，它会尽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并且不干预人们的私人事务。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将会被争取过来，踊跃参与新政权的伟大工作。他们将会第一次地以完全自由的身份参与工作，不仅享受物质上的褒奖，还会得到广泛尊重与敬意。他们不会遭受不信任和怀疑，也不会被要求发誓效忠。他们更不会被视为二等公民，或仅仅是受一些无知的有钱人役使的雇工。科学家们将会被尊崇为人民的公仆，值得青年人努力仿效的英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将会对新政权表示极大的热忱。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新政权在处理宗教问题方面不会有什么大麻烦。或许会有一些来自有组织的宗教机构的敌对行动。教会权贵——尤其是具有反动色彩的以及带有法西斯思想的天主教掌权集团，很有可能将在现实中的夺权斗争中扮演反革命的角色。但是这并不会带给他们任何好处。工人将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究竟在哪里，并依此行动。人民有法子让自己的宗教信仰与自己的阶级利益相协调。此外，如果人民需要文本上的证据，他们可以在圣经上找到大笔文字，支持他们对亵渎神灵的银行家、压榨贫民的剥削者采取革命行动。 比尔·海伍德曾说过：“无论教士怎么教育我们要隐忍退让，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依然会在纠察线上积极斗争。当他为了工作和工会而罢工时，他找到了一条使罢工与自己的信仰相容的方法。”这就是革命之时及之后会发生的情况。当来到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明天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刻，在教堂里领受圣餐的人将毫不犹豫地与他们的广大工人弟兄们站在一起。 革命之后工人政府要是压制宗教、因为人们的宗教信仰而迫害他们的话，又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反正在我看来，是一点都没有。当然，作为一个机构的教堂，将会失去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不得不离开房地产业和所谓“慈善”的勾当。没人需要慈善了。每个教堂、每种宗教都得依靠自己对信仰者的吸引为生了。它们得在面对科学上的批评时，捍卫自己的教条——当然那都是完全自由的。总之，新社会不会有任何兴趣对宗教采取任何形式的迫害。 资遣资本家 在美国，反革命很难对工人政府构成严重威胁。工人在我国占据绝大多数，并且由于他们在生产的中心占据了战略性的地位，他们的力量也得到了成倍提升。在这种广泛并且坚实的社会基础下，怎么可能会有任何反对政府的反革命行动呢？我觉得美国资本家们不会有这种企图。真正的剥削者只是极少数。他们无法找到足够的蠢人们去替他们当炮灰。他们大体上反对进行自我反抗。被击败的资本家们将会一无所有，所以托洛茨基认为过分严厉对待他们既无必要又不明智。 一小撮顽固的资本家们如果对发生的一切不满意，他们并不需要留下来见证他们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富裕的美国工人政府很容易划出一或两个小岛作为他们的专属领地、发放年金使他们退休、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我们这里的卡塔琳娜岛（CatalinaIsland）大不大？也许那就是适合他们的地方。并不一定非得把他们处死。只要把他们送到卡塔琳娜岛就行。允许他们带着债券和股票凭证——作为已逝时光的纪念品——并且给他们足够多的鱼子酱和香槟，让他们度过这无用的一生。此时，工人们则为了建设一个崭新、更加美好的社会秩序继续工作。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 使苏维埃俄国的道路如此艰难的战争以及战争的威胁，对于美国工人政府而言则根本不是问题。危险能从哪儿来呢？在俄罗斯，战争的危险是真实可触的。但哪个国家会攻打美国呢？如果我们不是最后一个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到来将会决定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末日。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残余将会像纸牌屋一样崩塌。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将会终结所有国家的竞争和敌对，所有国家间的战争也会随之消亡。 胜利的美国革命不会长时间停滞在仅仅48个州。我们国界南北的所有还没革命的国家都会在美国之后发生革命。仅仅数月功夫，美国新的工人政府就会和加拿大、中美、南美一道加入西半球一个伟大的联盟——亚美利加社会主义合众国。新的全美洲联盟将会为整个美洲制定一个单一的经济计划。整个美洲的合作计划将会给我们以南的所有国家带来现代的工业化和科学化的农业，并且使所有饥饿的人们在一个更美好、更文明、更富饶的社会中充分参与到一个崭新富裕的生活当中。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于生产的增长和物质的丰富，其次扩展到人类关心和努力的每个领域——将会一步一步，让人民来到社会的新阶段：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以及任何形式的压迫。 当胜利的人民达到社会的一个更高的新阶段时，国家所有镇压性的特征就会逐渐消失，并最终由于缺乏作用而消亡。此时，没有被压迫的阶级存在。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国家本身也会逐渐消亡。统治人民的政府将会被管理事务的机构所取代。不会有另一场革命，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动荡，只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将会逐渐进入到社会主义。 朋友们，这就是我想指出的美国社会进化的时间轴。这条时间轴将会被一场及时的第三次美国革命加速。那就是美国上天注定的道路。我们这些预见到这些并努力帮助其发展的人，会感到力量与胜利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因为，我们和未来站在同一战线。在我看来，明确知晓着我们顺应社会的进化，而为未来工作，是所有职业中最重要、最激人奋进、最能告慰自己的。我们奋斗的目标值得我们为之贡献一切、花费一切。
弗兰茨·梅林致布尔什维克的公开信（1918年6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 弗兰茨·梅林致布尔什维克的公开信 （1918年6月3日） 尊敬的同志们： 当我个人，一个您们信仰上的德国同志，向俄国同志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和衷心的祝贺时，这也许显得有些狂妄。但是实际上我可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国际派、斯巴达克同志、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的最年长者给您们写信的。这个派别四年来在最困难的环境里在同样的基础上以您们应用过的同样的策略进行斗争。后来光荣的革命以胜利来给您们的奋斗献上桂冠。我们怀着毫无忌妒的骄傲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看作我们的胜利，而且要不是我们的队伍过于零落和我们中间许多人——真还不是最坏的遭遇——象罗莎·卢森堡同志那样被囚禁在监狱内，或者象卡尔·李卜克内西同志那样被囚禁在苦役所内受折磨，我们会愉快地献身于您们的事业。 假如我至少能够发送出关于德国工人世界内的生活的较好的消息有多好呀！但是政府社会主义一直象一块油斑那样向周围浸透，尽管它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已经败坏，并且每天越来越败坏。它至少还在戒严状态的保护下，通过种种卑鄙的阴谋诡计，攫取了几乎全部的工人报刊，并且可以通过成百支笔管天天把它的毒汁和粪秽灌注到无产者群众中去。极为可虑的是，这些群众接受了政府社会主义，这使它已经在三次选举战役中能够迎头打击独立社会民主党。 虽然在这些选举战役的第一次战役时——它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事态还是紧张的。事情涉及波茨坦—斯潘道—东哈凡兰选举区，这个选举区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在1912年第一次和只由于偶然的多数而取得的。在补缺选举时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竭力为政府社会主义效力，以防止普鲁士君主驻骅城市选举“李卜克内西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对于政府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耻辱。但是在尼德巴宁和茨维考—克里米肖选举区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两个选举区不久前为了两个去世的众议员、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斯塔特哈根和斯都勒举行了补缺选举。这两个选举区属于党掌握最久的地区，它们的态度一直激进，并且在这两个选举区里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这样就只在政府社会主义者和独立党人之间进行抉择。虽然政府社会主义者赌博似地取得了胜利，但这明显地造成了一种对方走下坡路的影响。 对此人们确实不可忽视的是，这是应用很不相等的武器战斗的。独立党人没有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任何有效的选举鼓动的武器，而政府社会主义者却应有尽有。但是无论人们把这个区别估计得多么重要，毕竟这是绝不足以解释失败的严重；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统治下，在同样不利或者还更不利的环境里，经常可以夺得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这个灾害的真实原因要深刻得多；它仅仅是在这些选举中显示出来，就象以前在某些征兆中显示出来一样，独立社会民主党丧失了推进力和吸引力，为了把工人群众团结和争取在自己周围，需要这种推进力和吸引力。 不许可对作为个人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在背后说什么坏话，这是其中很能干的力量，并且他们确实大概是最优秀的力量。但是作为政党他们诞生在不利的时刻。他们从政府社会主义分离出来太迟了和太犹疑不决了，他们参与政府社会主义的罪孽太久了；他们甚至也不是在共同和明确的信念的基础上结合起来，而在许多问题上、其中还在重要问题上他们的见解是有分歧的；把他们结合起来的不是这个口号：前进，而是这个口号：倒退！ 他们想再度成为象1914年8月4日以前那样的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想倒退到具有历次帝国国会选举的“光辉胜利”的“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和历次党代会上反对“修正主义”的胜利的战役。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这种特有的目的无非是一种空想，而且是一种反动的空想。他们想挖出尸骸，敷上脂粉，使之获得新的生命。从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连同它的“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埋葬在资本主义凯旋列车的碾人的轮子之下，还存在的只是像1914年8月那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再也不会回来的过去，是同他们对于现在的推动力量的完全盲目相适应的。他们通过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激烈斗争来减轻在尼德巴宁的失败的痛苦，孟什维克亚·斯泰因和在他之旁或毋宁说在他之上的大理论家卡·考茨基进行了这种敌对斗争。对于这种古典的英雄行为和政治家的深意，如果马克思知道的话，他会在坟墓里再三辗转不安。一般说来对党有特征性的是，它把考茨基尊崇为神圣的预言者，虽然它至少从1914年8月4日以来必然知道，这个博学的学究一点也没有马克思的革命精神。 这一切的结果是，独立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够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形成推动力和吸引力。工人很清楚地知道，工人阶级的团结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应当满意于他们的党的分裂，那末他们要知道为了什么他们付出这种他们看来高的而且有理由认为高的代价。一种反动的空想对他们是没有用处的，即使这种空想或许会实现，那末人们也不是处在危机的结束，而是刚刚处在危机的开始。因为1914年8月4日的破产不是象晴天霹雳那样降落，而是长期沉疴的后果，这种沉疴不管光辉的外表而损害着党，并且在当时的事态之下恢复这个党只会是恢复这种沉疴。的确，独立社会民主党可以辩解说，它不愿意分裂，而是被半是用暴力排挤出党的，但是它的不坚定和两面性政策的后果正是：群众背离了它，因为群众把它看作是使党支离破碎的主谋，它既没有正当的目标也没有正当的目的。事实上——当政府社会主义者说：我们赞成战争拨款，但决不是由于原则性的理由，而独立党人说：我们拒绝战争拨款，但决不是由于原则性的理由时，从而得出什么呢。这个“是”同这个“不”一样毕竟适应于同一个愿望，即洗熊皮而不把它弄湿。 一旦补缺选举宣告结束，独立社会民主党从它多年前拥有的28个帝国国会代表权中，可以有把握地估计的至多还有2或3个。这本身也许还不是不幸，但是因为它“依据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主要是一个议会的党，这样，这毕竟是未来事态的阴暗征兆。固然保卫自己的本能和——如我们公正地设想的——还有它的责任心更加鼓励它“依据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去斗争；只要谁想象，它将超越这一策略的界限而动一动手指，不管是不是为了人类的最高利益，谁就是忠于幻想。这种建筑在飞沙上的空中楼阁越是巨大，这种幻想将会越是有害。 同独立社会民主党严峻地对立，国际派从世界大战开始时起，抛掉了一切自我欺骗，并且在它的“宗旨”和其他的纲领性声明中从未掩盖这样的认识：在1914年8月4日的惊人的破产以后，只有建设一种全新的国际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起初遭到所有方面的敌视和迫害，并且不少来自独立党人的现时的首领——我们一直幸运的是，在工人那里找到了听众和同志以及与从前他们的父辈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统治下所证实的同样的牺牲勇气。只是在一点上我们错了，即我们在独立党成立后——自然在保持我们的自主立场下——在组织上加入了它，希望能够把它推向前进。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希望；种种主动都失败了，因为我们的最优秀的和久经考验的人士被独立党的领导人怀疑为侦探，这也是“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的一个可爱的遗产。 人们对此最后可能耸耸肩膀，但是扯断我们的同志的忍耐之线的是考茨基及其同伙进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荒谬的斗争。我们理解这些思想家之气得发抖，由于布尔什维克超越“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如此之远，不过人们可能怀有一种印象和希望，即他或许是从他的马克思——据他自己说，他熟读马克思的书并且可以完全确实地逐字逐句背诵出来——那里学来的。对那些舒适和安全地居住在国外的人们来说，为了使资产阶级和政府高兴，而给革命战士——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里和巨大的人的牺牲下进行活动——的地位增加困难，这是不适宜的。 在此时际这是不应当的，因此我愿意用这封信再次表示国际派范围内在最近时期一再向我提出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向俄国朋友和信仰上的同志说，我们感到通过一切热烈和深刻的同情的纽带而同你们联结在一起，并且我们把你们——而不是把什么“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的幽灵——钦佩为新的国际的强有力的先锋战士，在我们的“宗旨”中谈到这个国际时这样说：“无产者的祖国——其他一切必须从属于保卫它——是社会主义的国际。” 柏林，1918年6月3日 敬礼与握手 您们的弗兰茨·梅林 陆世澄译自《弗兰茨·梅林全集》第15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66年版第773—777页。 “俄国革命发生在其他各国革命之前，这使我们的处境比较困难，但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几乎每天都有消息向我们表明这一点：一切优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克拉拉·蔡特金在德国公开的报刊上也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弗兰茨·梅林现在写了许多文章向德国工人证明，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正确地了解了社会主义，……”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 《列宁全集》第27卷，第450页。 来源：《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5期第66-68页 感谢勇敢的战士校对
明尼阿波利斯的胜利（詹姆斯·坎农，1934年5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明尼阿波利斯的胜利 VictoryinMinneapolis 詹姆斯·坎农 JamesP.Cannon 1934年5月29日 一叶知秋译；龚义哲校对 说明：最早发表于1934年6月2日的《战士报》。 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总工会第574分会组织的司机罢工，在达成下列要求后已经得以协商解决：承认工会、所有罢工工人无条件复工与就工资与劳动时间的要求进行仲裁。老板们为了阻挠罢工，并避免承认工会、同工会谈判，曾预先许诺大幅涨薪。工会现在提出了进一步涨薪的要求。罢工结束后的三天里，六千多罢工工人当中只有个别人向工会报告自己受到了歧视，大多数工人在工会的要求下得以顺利复工。 昨夜的全体会员大会真是激动人心。成百上千的新参加工会的工人（其中大部分从未参加过工会）挤满了罢工指挥部，听取了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加强与巩固工会的进一步计划。工会领导人布朗、斯科格伦德与邓恩的讲话说出了工人的心声，每次呼吁保持斗志与警惕时，都能赢得工人的热烈欢呼。 虽然领导人并不打算夸大第一次斗争的成果，但全场还是洋溢着胜利与成功的气氛。工会得到承认，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工人的话来说，就意味他的工作“有了保障”，对一个新工会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工人决心守住这个成就。 显然，经历了十天斗争后，老板们并不想马上又来一次。个别老板在会见工会干部时表现出来的镇定，还有闭口不提要在重新雇佣罢工工人时搞歧视，都证明了这一点。至今还没有人扬言要为罢工斗争中出现的伤亡起诉工会领导人，更可以证明这一点。昨晚的会议对此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一旦有谁想这么搞，工人就会再次行动起来，这个警告得到了工人的热烈赞同。 卡车司机在这次罢工中表现出的斗志已经举世皆知。罢工之组织得当、领导有方——这使得基层工人表现出了强大的斗志，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已在明尼阿波利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卡车司机总工会第574分会以及率领它的战士们，正享有极高的声望。他们肯定会成为一股力量，在更大范围的工人运动中，赢得更大的成就。这次罢工使“574”分会的领导人收到了雪片般的电报，都是各地工人组织邀请他们到其他城镇去领导组织活动的。
琼斯妈妈《南部工厂的文明》（190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南部工厂的文明 CivilizationinSouthernMills 琼斯妈妈（MotherJones）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01年3月9号刊，卷一 MartinZhou翻译；吴季校对 几个月前的某天晚上，伯明翰的矿工和铁道部门的男孩们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南部纺织厂工人的处境。我猜想他们所讲的一定是当代西伯利亚的景象，我断定，孩子们描绘得太过夸张了。我下决心要亲眼看一看他们讲述的环境。于是我找了一份活，在工厂里和工人家中跟他们打交道。我发现，六七岁的孩子们在凌晨四点半左右就被监工的哨子从床上催起来。他们吃着少得可怜的早餐：黑咖啡，涂上棉花仔油——用来代替黄油——的玉米面包。接着，这一整队大大小小的奴隶便一路小跑着去了。五点半前他们都进了工厂的围墙里，置身在机器的呼呼声中，每天十四小时苦熬他们年轻的生命。谁要是看一看这群无助的孩子，那他大概就能听到他们的呼喊声：“哦，资本家的贪婪的铁轮，停一停吧，让我们听听彼此的声音，哪怕只是片刻，让我们感到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们十二点停工，休息半小时，吃少得可怜的午餐。十二点半起，我们又片刻不停地干到晚上七点钟。然后沮丧地步行回家，吞下少得可怜的晚餐，吐几分钟苦水，然后倒在干草铺成的小床上，一直躺到哨子声再次把我们叫醒，把孩子们召唤到又一轮的苦工和磨难之中。 我见过母亲带着孩子，把冷水抹在他们脸上，弄醒这些可怜的小东西；我见过他们一整天照料着危险的机器，我见过他们的手脚忙个不停，而当它们残废了，对老板不再有用，他们便被解雇而死去……我不能不表扬这家公司，它雇了个主日学校教师来告诉孩子们：“某某先生奉耶稣之意，兴建了工厂，使他们有工作，可以挣到一点钱，能够给可怜的不信教的中国娃儿捐上五分钱的硬币。” 绞索式工厂 晚上十点，我拜访了位于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郡的工厂。主管对我的使命一无所知，任由我在厂里走动，我好好利用了一番。有两个小女孩站在一块墙板边，那儿总共有155个纱锭。我问站在旁边的一位男子，她俩是不是他的孩子，他答说是。 “她们多大了？”我问。 “这个九岁，另一个十岁，”他说。 ”她们一天工作几小时？” “十二个小时，”他答。 “她们一晚上挣多少？” “我们三个总共挣六十美分。她们每人挣十美分，我四十美分。” 第二天早上当她们离开自己当牛做马的牢狱，我注视她们，看到她们将破旧衣服裹紧自己单薄的身体，以抵御冬日的寒风。她们累死累活，半饥半饱，衣不蔽体，家徒四壁，她们老板的鬈毛狗反倒受着宠爱和悉心照料，睡着时尚的枕头，而资本家的法官们则把胆敢帮这些无助的人们改善境遇的鼓动者关进监狱。 吉布森镇[1]是遍及南部各州的地狱的又一角。这里的工人主要纺织条纹棉布。小镇的主人是个银行家，所有的人口和工厂都归他支配。他的一个奴隶告诉我，她一年到头拿一美元的周薪。每星期的发薪日，雇主付给她一美元。每周一，她把这一美元存进公司商店（“pluck-me”store）[2]，以便在下个发薪日之前弄到足够的食物。 在阿拉巴马州的法典上曾有这样一条法律：禁止雇佣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干每天八小时以上的活。加斯顿公司（TheGadstonCompany）要不是得到了废止这条法律的承诺，它是不会兴办那些工厂的。 当废法就要木已成舟时，我通过一份议会审查记录得知此事。出席的议员有60人。其中57人投赞成票，仅3票反对。年轻的议员曼宁（Manning）顺水推舟地声明说，他不阻挠也不投票反对废法——真是值得称道啊。 我问一名议员，为什么他们要投票谋害儿童。他答说，要是他们只工作八小时，就不足以维生。这些由脑力劳动者们（theintelligentworkingmen）选上去的议员就是这种货色。 乔治亚州的菲尼克斯工厂（Phoenix）一年前就在盘算削减工资之类勾当的可能性，试过一次以后，他们重新考虑换个法子，创办了一家储蓄银行。六个月后，董事会开会，发现这些为他们创造财富的混蛋穷鬼把百分之十的工资存起来了。于是他们立即削减了这百分之十的工资，结果引发罢工。我想知道美国人民在这样的处境中还能沉默多久。 在这些工厂里的几乎我的所有车间工友都身受某种疾病之害。他们劳累到了生存的极限。每个工作日织工们都被要求织出那么多码的布。做不到预计的产量，他们的工作就难保。工厂的操作工耗尽所有体力和精力。大脑是这般地受压制，以至于无力思考。跟他们交往的人很快会发现，他们的精神就像他们的肉体一样遭到毁坏。缺少睡眠，缺少休息，导致了非正常嗜好、消化不良、侏儒症、驼背和心绞痛。 这样的工厂制度，是一种像旷日持久的土耳其大屠杀[3]一样的折磨与谋杀，对任何种族或年龄的人来说都是耻辱。当这个画面浮现在我眼前，我为这个国家的未来而颤抖，它用无产阶级的孩子们的鲜血去喂肥一个富有的贵族阶级。我们的国旗看起来就像包扎死尸的沾满血污的绷带。这整个画面是一种最可怕的贪婪、自私与残忍，充斥着眼前的惨状，和未来继续恶化的前景。劳累过度而又营养不良的母亲，诞下疲倦而衰弱的人类。 除了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我看不到别的出路。对我来说，支持这个制度延续下去的人，简直就像拿起手枪射向自己孩子们的谋杀犯。但是我看到了四周社会主义新生活萌芽的标志，我将和各地忠实的同志们一起，工作，期盼，祈祷新时代的到来。 [1]吉布森镇（Gibson）位于美国南部的印第安纳州。 [2]“pluck-me”store是一种“公司商店”，“pluck-me”是这类盘剥工人的商店的臭名昭著的诨号。 [3]土耳其大屠杀——1822年土耳其侵占并洗劫了希腊的希阿岛，大肆屠杀当地平民，据说被害者达二万三千人，还有四万七千人被卖为奴隶。事件震动全欧。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根据Monad出版社纽约一九七八年版译出 十月书局出版，一九八二年四月初版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ChinaAfterMao [美]伊文思（LeslieEvans）（1978年） 译者：兆立 ·中文版导言 ·英文版导言 ·第一章毛泽东纪念堂 ·第二章周恩来逝世和天安门事件 ·第三章“四人帮” ·第四章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成就 ·第六章中国的工业发展 ·第七章农业生产和人口 ·第八章社会财富的全面增长 ·第九章特权阶层 ·第十章北京的外交政策 ·第十一章“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十二章毛治下和华治下的科学与文化 ·第十三章司法、镇压和政治犯 ·第十四章不安定的迹象 ·第十五章新的党领导人 ·第十六章李一哲事件 ·第十七章前景是怎样呢？ ·推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星荧，1982年4月）
不顾一切！（〔德〕卡·李卜克内西，1919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 不顾一切！ 〔德〕卡·李卜克内西（1919年1月15日） 向斯巴达克同盟发动总攻击了！大街小巷响彻“打倒斯巴达克分子！”的嚎叫声。“抓住他们，鞭打他们，砍死他们，枪毙他们，戳死他们，踩死他们，把他们撕成碎片！”一片恐怖。连德国军队在比利时的暴行也相形见绌。 “斯巴达克同盟被粉碎了！”从《邮报》到《前进报》都发出了欢呼。 “斯巴达克同盟被粉碎了！”重新建立的旧日耳曼警察拿起了刺刀、左轮手枪和卡宾枪，革命工人被解除了武装，斯巴达克同盟的失败将是注定的了。“斯巴达克同盟被粉碎了！”国民议会的选举将在莱茵哈德上校的刺刀下，在吕特维茨将军的机枪和大炮下完成，这是一次拿破仑—艾伯特式的公民投票。 “斯巴达克同盟被粉碎了！” 对！柏林革命工人被打败了！对！他们有上百个优秀分子被杀害了！对！几百名最忠诚的革命者被投入了牢房！ 对！他们被打败了。因为他们是紧紧依靠着水兵、士兵、警卫队、国民军的帮助的，而这些人抛弃了他们。领导的动摇和软弱又使他们的力量陷于瘫痪。来自落后群众和统治阶级的那股汹涌的反革命浊流把他们淹没了。 对！他们被打败了。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安排。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然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经斗争就白白地让警察总监这个革命的守护神的位置落到欧根·恩斯特和希尔施的手中[1]，这就会是可耻的失败。斗争是艾伯特匪帮强加于无产阶级的；柏林群众抛开了一切怀疑和顾虑，斗争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对！柏林的革命工人被打败了！ 而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胜利了。他们胜利了，因为将军、官僚、经营工业与农业的容克、牧师和守财奴以及一切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思想落后的人都站在他们一边。这些人用霰弹、毒气弹和迫击炮为他们取得了胜利。 但是有时失败就是胜利；有时胜利比失败更加致命。 在一月流血的一周里，失败的人是无上光荣的；他们为伟大的事业进行了战斗，他们为实现受苦受难人民的最崇高目的，为争取穷苦大众精神和物质的解放进行了战斗；他们为神圣的事业而流血，这血也成为神圣的了。他们的每一滴血都是一颗龙种，会生长出为牺牲者向今天的胜利者复仇的人。从每一根被撕碎了的神经纤维中将产生为伟大的事业而斗争的新战士，这事业是象苍天一样万古永存的。 今天的失败者将是明天的胜利者。因为失败使他们取得了教训。是的，革命的德国无产阶级还缺乏革命的传统和经验。而除了通过摸索的尝试、幼稚的迷途，痛苦的挫折和失败，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保证将来获得成功的实际教育。 社会革命的生机勃勃的原始力量不可阻挡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对于它来说失败意味着激励。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将把他们引向胜利。 但是今天的胜利者又怎样呢？ 他们为了一种卑鄙的事业完成了他们卑鄙的血腥勾当。为的是过去的当权者，为的是无产阶级的死敌。 他们今天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想把那些人当作自己的工具来使用，今天却已经成了那些人的俘虏，而且他们历来都是那些人的工具。 他们还给这个合伙公司起了一个名字，但他们只不过苟延残喘而已。 他们已经被捆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象他们这样的一种背叛，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他们不仅背叛了他们的神圣的事业，而且用自己的手把它钉上了十字架。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比任何一个其他的党都陷得更深，现在它也在社会革命的黎明时分暴露出极其令人憎恶的嘴脸。 法国资产阶级不得不从自己的队伍中挑选1848年六月革命和1871年五月革命的刽子手。德国资产阶级不需要自己费力——“社会民主党人”完成了这种肮脏下贱的、卑怯的血腥的勾当；他们的卡芬雅克，他们的加利费叫诺斯克，是个“德国工人”。 钟声召唤人们去屠杀；乐声飘扬，手帕挥舞，从“布尔什维克恐怖”中得救的资本家们向拯救者——残暴的士兵发出胜利的欢呼。火药味还未消尽，屠杀工人时放的火还在燃烧，被杀害的人还躺在那里，受伤的无产者还在呻吟，他们——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却在那里检阅刽子手的队伍，由于胜利而得意忘形，趾高气扬。 斗争的种子撒下了！ 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厌恶地避开那些竟敢把自己沾满德国工人鲜血的双手伸向国际的人！甚至那些在世界大战的风暴中自己也放弃了社会主义责任的人也憎恶而鄙视地唾弃他们了。他们满身羞辱，被驱逐出正直人的行列，被赶出了国际，被每个革命的无产者痛恨和咒骂，这就是他们在世界上的处境。 他们玷污了整个德国。出卖兄弟的人统治着德国人民。屠杀兄弟的刽子手！“把账本拿来，我一定要记上这一笔债。” 呵，他们得意不了多久；他们会被处决的，这只是缓期执行。 燃烧的火焰点燃亿万人心中的信念，这是愤怒的火焰。 他们想用血泊淹没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高大的形象和蔑视的态度出现在他们面前，革命的第一句话将是：打倒屠杀工人的刽子手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 至于今天的失败者，他们受到了教育。他们曾经幻想依靠思想混乱的群众大军的帮助而获得自己的幸福，他们醒悟了；他们曾经幻想可以信赖那些后来证明是软弱无能的领袖，他们醒悟了；他们曾经相信独立社会民主党，而这个党却可耻地把他们弃置不顾，他们醒悟了。只有依靠自己，他们才能进行今后的战斗，才能取得未来的胜利。这一周的惨痛教训使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这句话有了新的、更深刻的理解。 还有那些误入歧途的士兵，一旦他们重新感到卷土重来的军国主义的皮鞭威胁着自己，就会很快认识到，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愚弄；他们将从今天的迷醉中清醒过来。 “斯巴达克同盟被消灭了！” 噢，不要着急！我们没有逃走，我们没有失败。尽管我们带上了镣铐——可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坚持在这里！胜利将是我们的。 因为，斯巴达克——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和精神、灵魂和心脏、意志和行动。而且，斯巴达克——它意味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全部苦难和对幸福的渴望，意味着战斗的决心。因为斯巴达克就是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 德国工人阶级尚未走完它的痛苦的道路——但是解放的一天临近了。审判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以及如今还躲在他们背后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那一天就要到来。事变的波涛掀起巨浪，我们已经习惯从顶峰堕入深渊。但是我们的船沿着它那正确的航线坚定而自豪地向目的地前进。 不管达到目的时我们是否还活着，我们的纲领将永存；解放了的人类将主宰世界。不顾一切！ 如同被末日审判的号声唤醒一样，尚在沉睡的无产者群众将在发出隆隆声的即将来临的经济总崩溃的威胁下醒来，被杀害的战士们的尸体将复活并向那些应受诅咒的人追究责任。今天还在地下隆隆作响的火山明天将会爆发并把他们全部埋在炽热的灰烬和熔岩巨流之中。 原载1919年1月15日《红旗报》。 译自《卡尔·李卜克内西演讲论文集》1971年柏林德文版第9卷第709—713页。 （苏冰娴译殷叙彝校） 录入者：勇敢的战士 [1]恩斯特，欧根（Ernst，Eugen1864—1954），1917—191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成员，1918—1919年任普鲁士内政部长，1919—1920年任柏林警察总监。希尔施，鲍尔（Hirseh，Paul1868—1938），社会民主党党员，1918—1920年任普鲁士内阁总理，1919年前兼任内政部长。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 1862年11月29日于伦敦 伦敦内阁与华盛顿政府之间关于私掠船“亚拉巴马号”的谈判仍在继续[355]，而与此同时，又开始了一个关于在英国港口重新装备同盟军战舰一事的谈判。弗兰西斯·威·纽曼教授，英国激进派理论家之一，在今天的“晨星报”上发表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一段话： “美国驻利物浦领事从一个英国法学家那里证实装备‘亚拉巴马号’为非法之后，立即就向约翰·罗素勋爵提出了一个正式的声明。王室法官们在被询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也确认其为非法。但是追究的过程却拖得这样长，使海上强盗在这个时候逃走了。现在，在利物浦还有一支多少已经装甲的船只组成的小舰队，正准备以强力打破美国的封锁。此外，还有一帮海盗船正等待适当时机追随‘亚拉巴马号’之后，走那条不名誉的道路。难道我们的政府这一次仍然闭上眼睛，让这些‘亚拉巴马号’的追随者自由离去吗？我担心会这样。格莱斯顿先生在新堡演说时声称，据他所知，叛乱者的总统，他所极力赞扬的人，不久即将拥有一支自己的舰队。这里是不是暗指他的利物浦朋友们所建造的那些船只呢？……帕麦斯顿勋爵和罗素勋爵以及托利党人都对共和党那样仇恨，以致连一点踌躇和动摇都没有；而格莱斯顿先生，可能的未来的首相，则公开赞扬那些发誓要永远保持并扩展奴隶制度的无信义的篡夺者。” 在今天收到的美国报纸中，最有意思的恐怕是一家同盟派的报纸“里士满观察家报”。它载有一篇详细谈论当前实况的文章，现在我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摘录如下： “敌方海上实力骤然大增，我们的前途实堪忧虑。这一种实力增长得这样多，在许多方面都比敌人的陆上实力对我们更危险。北方佬现在握有的战舰较战争爆发时多200艘。他们正在大力准备即将到来的冬季海战，同时，除开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船只之外，还有约50艘装甲军舰在建造中。我们有充足理由预计，今年冬季攻打我们沿海地区的北方佬的舰队，其装备与构造将远远超过以前。即将开始的远征有十分重大的目的。它意在夺取我们最后的一些海港，完成封锁，最后则是选择几个地点侵入南部地区，以便在新年开始时在那里实行解放奴隶的法律。如果否认我们的敌人在拿下我们最后的一些海港之后必将获得的优势，或者轻率地安慰自己，以为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在内陆地区的战斗中击败敌人，都是荒唐的……如果查理斯顿、萨凡那和谋比耳陷于敌手，封锁即将十分严格地实行起来，其严格程度将是我们根据先前的痛苦经验所不能设想的。我们将不得不放弃在大西洋这边建设一支舰队的想法，再一次面临这样的屈辱性的抉择：或者拱手把船只交给敌人，或者亲手将它们毁坏。我们产棉诸州纵横交织的铁路网将受到一定的破坏，而那时我们就会相信（可能已经太晚），我们寄以如此巨大希望的陆战，不得不在大军的供应、给养与集中都已不可能的环境下进行……可是我们的海港被占的致命后果，还比不上另一个更大的危险，这次战争中最严重的一个危险，即敌人在产棉各州占领若干地点，从这些地点实行解放奴隶的计划。当然，为了保证废奴派的这个得意措施能够实现，为了林肯先生在1月1日以前紧紧塞在瓶子里的复仇精神不致于像苏打水似的无害于人地咝咝消散，正在作着巨大的努力……他们的努力现在是指向我们最容易受害的阵地，他们想毒害南部的人心……预言未来的厄运，是会引起盲目信任政府并把吹嘘当做爱国的群众的不满的……我们并不断言查理斯顿、萨凡那和谋比耳没有防御准备。在南部，自然有不少的军事权威，他们都说这些港口比直布罗陀还要坚固；但是军人们和他们的附和者是太好用骗人的保证来安慰我们的人民了……我们就听到过人们对新奥尔良说过这样的保证。从他们所描写的来看，新奥尔良的工事比泰尔城抵抗亚历山大的时候还要坚固。可是，人们在一个早晨醒来，却看见敌人的旗帜在它的港口上飘扬着……我们的港口的防务成了官方的秘密。但是最近的一些迹象是十分令人难安的。几个星期以前，加尔维斯敦差不多未经战斗就陷于敌手。当地的报纸被禁止谈论这个城市的防御手段。除此之外，政府的聋耳朵听不到一个求援的呼声。人民一直平静着。对他们的要求是安于无知，信任领袖，顺从天命，说这就是爱国。就这样，另一个胜利又送给了敌人……这种把一切军事问题都用极端秘密的幕布包裹起来的办法，已经给南部招致了恶果。诚然，这个办法可以使批评化为沉默，把政府的错误遮盖起来，但是它没有迷惑住敌人。敌人一向都准确地知道我们的防御工事的状况，而我们的人民只是在它们陷落到北方佬手中的时候才知道它们的弱点。”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1月29日 载于1862年12月4日“新闻报”第3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55]“亚拉巴马号”是根据南部同盟的订货，在英国建造和装备的一艘巡洋舰。1862年6月23日，即在该舰下水后不久，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就建造和装备“亚拉巴马号”事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是，英国政府仍然让该舰驶往亚速尔群岛，在那里获得武器装备。这艘巡洋舰在两年内（1862—1864）消灭了约70艘北美舰队的兵船。同英国政府进行的关于赔偿“亚拉巴马号”和英国建造的其他私掠船带来的损失的谈判，继续到1872年，结果，签订了一项英国赔偿美国1550万美元的协定。——第607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麦克累伦的免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麦克累伦的免职 麦克累伦免职！——这就是林肯对民主党人选举获胜的回答。 民主党报刊曾经十分肯定地断言，西摩尔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以后，林肯所发布的自1863年1月1日起在脱离派地区废除奴隶制度的宣言将立即取消。但是，这个预言上面的油墨还没有干，他们心爱的将军——他们喜爱他，是因为“除了大失败之外，他最害怕的是大胜利”——就被剥夺了他的指挥权，回到平民生活里去了。 读者们记得，麦克累伦曾针对林肯的这个宣言发表了一个反宣言，这就是他向他的军队发布的命令。在这个命令中，他虽然也禁止对总统的指示有任何反对举动，但同时里面也有这样的不祥的语句：“公民的职责是使用选票箱来纠正政府所犯的错误或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样，统率着美国主要军团的麦克累伦就迈过总统诉诸即将进行的选举了。他把他的显要地位的重量投到了天平盘上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他对总统政策的敌视，其逼人之甚，除了发动一个西班牙式的政变之外，再不能有更厉害的了。因此，在民主党人选举获胜之后，林肯就只剩下了一个抉择：或者堕落为同情奴隶主的妥协派的工具，或者除掉麦克累伦，把妥协派在军队中的支柱拔掉。 可见，麦克累伦在现在这个时候被免职，乃是一个政治示威。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说，这件事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Commanderinchief〔总司令〕哈勒克在给陆军部长的报告中，曾控告麦克累伦公然不服从命令。情况是这样：10月6日，同盟军在马里兰失败后不久，哈勒克即下令渡过波托马克河，这是因为，正好波托马克河及其支流水浅，为军事行动造成了有利的条件。麦克累伦违抗这个命令，借口他的军队缺乏给养无法前进而按兵不动。哈勒克在上述报告中证明，这是虚伪的遁词，东路军比起西路军在供应上享有很大的优先权，而且在波托马克河南岸可以像在北岸一样得到所缺少的物资。除了哈勒克的这个报告以外，还有一个报告。在这第二个报告中，奉命调查哈帕尔斯渡口的军械库被放弃给同盟军一事[354]的委员会，控告麦克累伦在集结军械库附近的联邦军去解围时缓慢得不可思议——他让他们每天仅行进6英里（约合1．5德里）。这两个报告，即哈勒克的报告和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在民主党人选举获胜之前就已经到了总统手里。 关于麦克累伦的统帅才干，本报的文章已经多次谈过了［注：见本卷第505—508、533—537、556—559、563—566页。——编者注］，所以只要回忆一下他曾经怎样力求用战略迂回来代替战术决定，怎样不知疲倦地发掘一些参谋部的审慎考虑来为自己既不能利用胜利又不能预见失败作辩护，也就够了。短暂的马里兰之战使他获得了非份的光荣。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他当时是从哈勒克将军那里接到总的进攻命令的，哈勒克也就是拟定第一次肯塔基战役计划的人；至于联邦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则完全是由于下级的将领，特别是阵亡了的勒诺将军和伤势尚未痊愈的胡克将军的勇敢作战。拿破仑有一次写信给他的哥哥约瑟夫说，在战场上，处处都同样有危险；谁想要躲避它，谁就一定会落到它的口里。麦克累伦显然熟知这条公理，但是他却没有从里面得出拿破仑想要他的哥哥得出的实际结论。麦克累伦在其全部军事生涯中从来没有到过战场，从来没有置身于炮火之下——这是卡尼将军在一封信中曾经尖锐地指出过的他的一个特点，这封信是卡尼在波普指挥下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以后，被他的兄弟发表出来的。 麦克累伦善于用审慎持重、沉默寡言和摆架子不与人往来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平庸。使他获得北部民主党无限信任和脱离派方面的“衷心感谢”的，正是他的缺点。他用组成一个在军事史上空前庞大的总参谋部的办法在高级军官中弄到了许多拥护者。一部分西点军校出身、曾经在以前的联邦军中服务过的老军官敌视后起的“平民将领”，并暗中同情敌方的“伙伴”，这些人在他那里找到了支持。至于兵士，只不过是从传闻中知道他的军事才能，但是他们却把军需供应方面的一切功劳都算给了他，并且非常称许他审慎宽厚。一个统帅必须具备的品德，麦克累伦只具备一种：善于在军队中为自己博得人望。 麦克累伦的继任者伯恩赛德不大为人所知，所以不能对他有所评论。他属于共和党。但是，接管麦克累伦亲自指挥下的那个军团的指挥权的胡克，则无可争论地是联邦方面的最有才能的猛将之一，在军队中被人称为《FightingJoe》（“善战的约”），他在马里兰的胜利中起了最大的作用。他是一个废奴主义者。 向我们报道了麦克累伦免职消息的那些美国报纸，也向我们报道了林肯的坚定的声明：他一丝一毫也不从他的宣言后退。 “晨星报”公正地评论说：“林肯向世界表明了自己是一个迟缓然而坚定的人，他行动特别谨慎，但是从不后退。他执政以来的每一步都迈得正确，而且每一步都努力坚持。从决心消灭各领地内的奴隶制度开始，他终于走向整个‘反奴隶制运动’的主要目标——从联邦的全部土地上根除奴隶制度，并且现在就已经建树了一个伟大的功勋，那就是：他使联邦对于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再也不负任何责任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1月24日 载于1862年11月29日“新闻报”第32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54]杰克逊所率领的南军在入侵马里兰期间于1862年9月15日占领了波托马克河岸的一个重要居民点——哈帕尔斯渡口，那里有一支万人的驻军和一个大军械库。——第604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 选举确实是华盛顿政府的失败[351]。以前的民主党首领们巧妙地利用了由于财政问题上的失策和军事问题上的错乱而引起的不满；毫无疑问，正式落入西摩尔分子、伍德分子和贝奈特分子之手的纽约州，会成为策划危险阴谋的中心。但是，另一方面，也用不着夸大这一反动的实际意义。现在的共和党的众议院继续开着会，新当选的继任者要到1863年12月才来接替它。因此，这次选举就它涉及华盛顿国会的范围而言，暂时只不过是一个示威而已。州长的选举，除纽约州之外，其他任何州都没有进行。所以，共和党依然领导着一些州。共和党人在马萨诸塞、艾奥华、伊利诺斯和密歇根选举中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他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所遭到的失败。 稍为仔细地分析一下民主党所取得的胜利，就可得出与英国报纸所宣扬的截然不同的结论。纽约市被爱尔兰人的败类腐蚀得很厉害，直到最后仍积极参加奴隶买卖，它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和南部种植场抵押券持有者的巢穴，它老早就无条件地是“民主党的”了，就像利物浦迄今仍是托利党的一样。纽约州的农村选区这一次还是投共和党人的票，它们从1856年起一直没有改变，不过没有1860年那样热心。此外，这些地方很多享有选举权的男人在前线。如果把城市选区和农村选区作一个总的计算，那末，就可发现，民主党人在纽约州所获得的多数，不超过8000—10000票。 在宾夕法尼亚，长期摇摆于辉格党[352]和民主党，后来又摇摆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民主党多数，总共只有3500票，在印第安纳还要少些；而在达到8000票的俄亥俄，被揭发同情南部的民主党首领们，例如臭名远扬的伐兰狄甘之流，已失去在国会中的位置。爱尔兰人认定黑人是危险的竞争者。印第安纳和俄亥俄的活跃的农民除了憎恶奴隶主以外，还憎恶黑人。黑人在他们看来是工人阶级被奴役被侮辱的象征，而民主党的报刊也天天恫吓他们，说《nigger》〔“黑鬼”〕将大批涌进他们州的领土。加之，由于在弗吉尼亚的军事指挥糟糕透顶，也正好在这些州引起特别强烈的不满，因为这些州提供的志愿兵名额最多。 但上述一切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在林肯竞选期间（1860年）是没有内战的，解放黑人的问题也没有提上日程。那时共和党没有联合废奴派，它在1860年竞选运动中除了反对把奴隶制度向各领地扩展之外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目标，同时还声明它不干涉已经依法实行了奴隶制度的州实行这一制度。如果当时林肯把解放奴隶作为战斗口号提出，他毫无疑问会一败涂地。这样的主张是被坚决排斥了的。 在刚结束的选举中，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共和党人已与废奴派做同样的事。他们坚决主张立即解放奴隶，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作为平息叛乱的一种手段。如果估计到这一情况，就会发现，无论是政府在密歇根、伊利诺斯、马萨诸塞、艾奥华和德拉韦等州得到的多数票，或者是在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得到的虽居少数然而数量很多的票，两者都是惊人的。在战前，这样的结果甚至在马萨诸塞也是不可能的。只要政府和下月举行会议的国会表现出应有的毅力，那末，废奴派——现在就等于共和党——将到处获得道义上和数量上的优势。路易·波拿巴的干涉阴谋[353]正“从外部”巩固着他们的阵地。现在唯一的危险就是继续任用麦克累伦那样的将军，他们除无能之外，还是公开的proslaverymen〔奴隶制拥护者〕。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1月18日 载于1862年11月23日“新闻报”第32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5期 注释： [351]指1862年11月4日北部各州举行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以及同时举行的纽约州州长选举。共和党人虽然在大多数北部州中取得了胜利，但因纽约和西北各州投民主党人的票，与上届选举相较失去了相当多的选票。民主党的首领之一西摩尔当选为纽约州州长。——第600页。 [352]辉格党是主要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美国政党，一部分种植场主也参加了该党。辉格党存在于1834年至1852年，当时奴隶制问题上的斗争的尖锐化引起国内各个政党的分裂和改组。大多数辉格党人同民主党的一部分以及自由土地党（见注184）一起，于1854年组成了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其余的辉格党人则参加了维护种植场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第601页。 [353]指1862年10月31日法国政府致书英俄外交代表一事，法国政府建议三国共同行动，以期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取消封锁，为欧洲贸易开放美国南部港口。拿破仑第三的干涉美国内政的建议于1862年11月8日（10月27日）被俄国拒绝，后来也被英国政府拒绝。——第602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 英国报刊比南部本身还要“南”。在英国报刊上，北部的一切都是黑的，阴暗的，而《nigger》〔“黑鬼”〕［注：种族主义者加在美国黑人头上的侮辱性绰号。——编者注］地区的一切全是白的，美妙的，但在蓄奴州本身，人们却不用“泰晤士报”所吹嘘的“胜利的凯旋”来安慰自己。 南部报刊同声悲哭科林斯城下的失败，抱怨普莱斯和范多恩两位将军[348]“既无能又过分自信”。“谋比耳纪事报”提到第四十二亚拉巴马团，这个团星期五加入战斗时有530名兵士，星期六有300人，而星期日晚上只剩下10名兵士了。其余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或者行军时失踪。弗吉尼亚的报纸也是用这样的调子说话的。 “里士满辉格党人报”写道：“显然，我们出征密西西比的直接目的没有达到。”“里士满消息报”声称：“应该担心的是，这次失败的后果对我们的西征会产生最坏的影响。” 这个预感实现了，正如布莱格退出肯塔基和同盟军在纳希维耳（田纳西）附近的失败[349]所表明的那样。 我们从同一来源即从弗吉尼亚、乔治亚和亚拉巴马等州的报纸上获悉里士满中央政府和各个蓄奴州的当局之间发生冲突的趣闻。这次冲突是由最近的一项征兵法引起的，因为国会通过的这个征兵法大大扩大了通常的兵役年龄限度。在乔治亚，根据这项法律一个叫列文古德的人被征，但他不肯去，因此被同盟的一个代表Ｊ．Ｐ．普鲁斯抓起来了。列文古德向艾伯特郡（乔治亚）的最高法院上诉，后者便发出了一道立刻释放被捕者的命令。在法院判决书的一大篇理由中有一段说道： “同盟的宪法序言里明明白白地规定，每一个州都是自主的和独立的。如果可以强迫每个民兵脱离他的总司令的监督，那末乔治亚的自主和独立还有什么可谈呢？如果里士满国会可以颁布一项有例外的征兵法，那末有什么东西妨碍它颁布一项无例外的征兵法，即把州长、立法会议委员和司法人员都动员起来从而撤销整个州的行政机构呢？……有鉴于此，并根据别的理由，法院作出本判决，并且通令认为国会通过的征兵法是无效的和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 这样，乔治亚州就在自己的辖区以内禁止了征兵，而同盟政府也不敢取消这项禁令。 “分立州”与“分立州同盟”之间的这类摩擦，在弗吉尼亚也发生了。争吵的原因是州的行政当局拒绝授权杰弗逊·戴维斯先生的代表们动员弗吉尼亚的民兵并把他们编入同盟军。就这个问题，陆军部长同约·布·弗洛伊德将军曾交换过非常不客气的信件。后者是一个臭名远扬的人，他在布坎南任总统期间当联邦陆军部长的时候，就准备了南部各州的分立，同时把一大笔公款也“分”进他的私囊。这位在北部大名鼎鼎的绰号叫做《Floyd，thethief》（窃贼弗洛伊德）的脱离派首领，现在扮演着一个为弗吉尼亚权利而斗争，反对同盟的战士的角色。“里士满观察家报”就陆军部长同弗洛伊德的通信发表了一段评论： “整个通信很好地证明那些滥用里士满同盟权力的人是反对和敌视我州〈弗吉尼亚〉及其军队的。弗吉尼亚正苦于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但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自己的限度的，如果再发生不公正的事情，那末本州就忍无可忍了……弗吉尼亚几乎提供了全部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因此贝瑟耳会战和马纳萨斯会战才打赢了。弗吉尼亚从自己的军用仓库和军械库里拿出75000支步枪和火枪、233门火炮及一个头等兵工厂交给同盟使用。能拿武器的男人一个不留地全部提供给同盟服务。弗吉尼亚不得不用自己的兵力把敌人从自己的西部边界赶走；而同盟政府的亲信们现在对弗吉尼亚州竟敢大肆嘲笑，难道不是岂有此理吗？” 在得克萨斯，由于一再把该州的成年男人派往东部，也引起了对同盟的不满。得克萨斯的代表奥尔丹先生9月30日在里士满国会提出了下面的抗议： “为了讨伐萨布利的威尔德甘斯，曾派出3500名得克萨斯的精干兵士到新墨西哥的无水平原去送死。结果敌人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到我州的边界上来，他们冬季就要过边界。你们把精锐部队从得克萨斯调到密西西比以东，你们把他们送到弗吉尼亚，你们把他们派到最危险的地段，结果他们在那里被歼灭了。每个得克萨斯团都有四分之三的人进了坟墓或者因病从军队除名。如果现政府还要继续这样从得克萨斯抽调能作战的那部分居民来补充这些受到损失的团的缺额，那末得克萨斯就会破产，而且是无法挽救的破产。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我的委托者们应该保卫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故乡。我代表他们抗议把密西西比以西地区的男子派到东部，因为这会使他们自己的州给敌人从北东西南四方入侵大开方便之门。” 根据上述南部报纸的几段摘录，可以做出两点结论。第一，同盟政府为了补充部队而采取的强制措施，走得太远了。兵源枯竭了。第二，也是决定性的，里士满的篡国分子企图用来使脱离运动具有宪法形式的那种《staterights》（州权）论，已经开始把自己的矛头转向他们本身。杰弗逊·戴维斯先生终究没有能够“使南部成为一个国家”，不管他的英国崇拜者格莱斯顿怎样吹牛[350]。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1月7日 载于1862年11月14日“新闻报”第31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5期 注释： [348]1862年10月3日，普莱斯和范多恩两位将军指挥的南军攻击了科林斯附近的北军阵地。两天的会战以同盟军的败退而结束。——第596页。 [349]指同盟军要在1862年10月间收复他们在1862年2月间失守的纳希维耳的企图没有成功。——第596页。 [350]指1862年10月7日格莱斯顿在新堡的演说，他在演说时声称，南方人“不但建立了陆海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国家”。——第599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北美形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北美形势 1862年11月4日于伦敦 在肯塔基统率南军的布莱格将军（该地其余的南军部队只是些游击队）在入侵这个边界州时曾经出了一个文告，这个文告相当清楚地说明了南部同盟最近的一些妙计。布莱格的这一个针对西北各州出的文告，把他在肯塔基的成功说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明显地预计南军将胜利地进入位于北部中央的俄亥俄州。首先，布莱格声明，南部同盟愿意保证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的自由通航。这个保证只有在奴隶主掌握了各边界州的时候才有意义。可见，里士满方面估计，李将军向马里兰州与布莱格向肯塔基州同时入侵，将一举而取得各边界州。接着，布莱格便企图证明南部有理，说它仅仅是为自己的独立而战，总的来说它是要和平的。可是，这个文告的真正的意思，它的目的，则是向西北各州建议单独媾和，建议它们脱离联邦，加入同盟，说是西北部和南部的经济利益一致，而和东北部则正好相反云云。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南部刚一觉得自己有把握占领各边界州，就正式道出了它的进一步的目的——一个把新英格兰各州排除在外而重建联邦的计划。 但是，入侵马里兰和入侵肯塔基同样都遭到了失败——前者是在安提塔姆河会战中，后者是在路易斯维耳附近的佩里维耳会战中。像在安提塔姆河一样，同盟军在佩思维耳也采取了攻势，攻击了布埃耳军团的前卫。联邦军的胜利归功于前卫部队的指挥官麦库克将军，他坚守阵地抗击占很大优势的敌人，一直到布埃耳能够把主力调来投入战斗的时候。毫无疑问，同盟军在佩里维耳失败以后，势必撤出肯塔基。摩尔根将军统率的、由肯塔基最狂热的奴隶制度的支持者所组成的最大的游击队，也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法兰克弗特（在路易斯维耳与累克辛顿之间）被消灭。最后，罗斯克兰斯在科林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以后，布莱格将军指挥下的败军只好急忙退却了。 这样，同盟军为了重新夺回业已丧失的边界蓄奴州而在最有利时机所进行的、在军事上计划得很巧妙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就完全失败了。除开直接的军事后果之外，这些战斗还在另一方面帮助解除了一个主要的困难。各个真正的蓄奴州之所以十分重视各边界州，显然是因为在这些边界州里有奴隶制成分，正是这个成分，才迫使联邦政府在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中不断作外交的和宪法的妥协。但是，这个成分在内战的主要战场上，即在各边界州，实际上正被内战本身消灭。很多奴隶主带着他们的《blackchattel》（黑色牛马）不断地迁往南部，借以保全自己的财产。随着同盟军的各次失败，这种迁移的规模便愈来愈大了。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在星条旗下连续在密苏里、阿肯色、肯塔基和田纳西作过战的一位德籍军官［注：约·魏德迈。——编者注］，写信告诉我，这种迁移和1847—1848年的爱尔兰大逃亡十分相像。此外，奴隶主当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一方面是青年，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军事首领——都和他们本阶级的主体分开了，这些人有的是在本州组成游击队并作为游击队而被消灭，有的是离开家乡投入军队或行政机构。结果就是：一方面，各边界州奴隶数目大量减少，而在这些州中，奴隶制度原是要经常和与之竞争的自由劳动的《encroachments》（侵犯）作斗争的。另一方面，奴隶主当中最活跃的那一部分人及其白人随从都离去了。这样，只剩下了“温和的”奴隶主，他们很快就会贪婪地去抓取华盛顿为赎出他们的《blackchattel》而付给他们的过高的补偿费，因为这些《blackchattel》在南部市场一旦向他们关门的时候终究是值不了钱的。这样，战争本身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它实际上把各边界州的社会关系改造了。 对南部来说，进行战争的最有利季节已经过去了；而对北部来说，有利的季节却正在开始，因为内河现在又可以通航了，行之有效的陆战与海战结合的做法又可以实行了。北部十分积极地利用了喘息时机。建造10艘在西部河流上航行的装甲舰的工作正迅速接近完成；此外，还正在建造两倍于此数的在浅水航行的半装甲舰。在东部，许多新装甲舰已经下水，同时还有一些正在建造。这些舰船到1863年1月1日将全部造成。‘蒙尼陀号”的发明人和建造人埃里克森正在指导建造9艘这样的新军舰。其中4艘已经在“游水”了。 在波托马克河上，在田纳西和弗吉尼亚，以及在南部的各个据点——诺福克、新伯恩、罗耶尔港、彭萨科拉和新奥尔良——，军队每天都得到新的增援。林肯7月间宣布的第一次征集的30万人已经征齐，并且一部分已经开到战场。第二次在9个月内征集的30万人也逐渐在集中。有些州用招募志愿兵代替了征兵，不过，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严重的困难。无知和恶意的人曾经宣传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行过征兵。这是最大的胡说。在独立战争和第二次对英战争（1812—1815年）中，都曾实行过大量的征兵；在同印第安人进行的各次小战争中，也曾经实行过征兵，这些从来都不曾遇到什么严重的反对。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今年欧洲向美国的移民差不多已达10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在英国《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科学促进协会”〕最近在剑桥举行的年会上，经济学家梅里威耳不得不提醒他的本国同胞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晨邮报”和“先驱晨报”（更不必说那些diiminorumgentium［注：直译是：小神；这里是：二流报纸。——编者注］了）完全忘记了的，或者说，是它们想从英国人记忆中抹掉的，这就是：大部分英国的过剩人口在美国找到了新的家乡。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1月4日 载于1862年11月10日“新闻报”第30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北美事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北美事件 对马里兰的短命的进军[341]，已经决定了美国内战的命运，尽管战争的红运还可能有一个或短或长时期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摆不定。在本报上以前已经指出，争夺各边界蓄奴州的斗争，乃是争夺联邦统治权的斗争［注：见本卷第357—366、556—559页。——编者注］，而同盟在这一斗争中已经遭到了失败，尽管它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这次战争的，这种条件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马里兰理应是各边界州蓄奴党的头，而肯塔基则是他们的手。马里兰的首府巴尔的摩的“忠诚”一向是仅仅靠着戒严来维持的。不仅在南部而且在北部人们都深信，同盟军在马里兰出现，将成为举行大规模人民起义反对“林肯的仆从”的信号。这件事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军事胜利，而且还在于一种精神上的示威，这种精神上的示威将能鼓动所有边界州中拥护南部的人，把他们卷入漩涡。同盟军如果占领马里兰，就意味着华盛顿陷落和费拉得尔菲亚遭到威胁，纽约的安全也会大成问题。 在同一时间内入侵肯塔基州一事[342]——肯塔基州由于它的人口密度、地理位置和经济资源，在各边界州中最为重要——如果孤立地来看，不过是一种牵制行动。但是，依靠马里兰的决定性胜利，这次入侵就可以导致镇压田纳西州的联邦拥护者，从两翼包抄密苏里，保障阿肯色和得克萨斯的安全，造成对新奥尔良的威胁，而最主要的则是可以把战争引到北部的中央州即俄亥俄；占领了俄亥俄就可以控制整个北部，正如占领了乔治亚就能保证控制整个南部一样。同盟派在俄亥俄的军队可以切断北部的西部各州同东部各州的联系，并且以敌人的中心为根据地来粉碎敌人。由于叛乱分子在马里兰的主力遭到失败，本来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而且到处都得不到人民同情的入侵肯塔基的行动便成了一些不大的窜扰活动了。即使占领路易斯维耳，现在也只能使“西部巨人”[343]——来自艾奥华、伊利诺斯、印第安纳和俄亥俄的人群汇成一股“巨流”，猛烈地迎头冲击南军，像第一次向肯塔基胜利进军时那样。 这样一来，马里兰的进军表明，脱离运动的浪潮没有足够的冲力能越过波托马克河达到俄亥俄。南军已被迫进行防御，虽然只有进攻才能使它获胜。南军失去了各边界州，被压在西起密西西比东到大西洋之间，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没有争夺到，所争到的只是一个葬身之所而已。 一刻也不要忘记，南方人在举起叛乱旗帜的时候是掌握着各边界州，在政治上统治着这些地方的。他们提出了领地要求。但和领地一起，他们连各边界州都失掉了。 但入侵马里兰毕竟是在非常有利的情势下开始的：北军遭到一系列屈辱的空前未闻的失败；联邦派的军队士气涣散；石壁将军杰克逊成了一时的风云人物；林肯和他的政府成了众口嘲笑的对象；民主党在北部重新加强，并且已经认为可以选杰弗逊·戴维斯当总统了；法国和英国准备公开宣布他们早已秘密承认了的奴隶主政府合法。《Epursimuove！》〔“但它仍然转动着！”〕。理性在世界历史上终究是无往不胜的。 较之进军马里兰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林肯的宣言。林肯是史册上《suigeneris》〔“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物。他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别的人在为几平方英尺土地行动时可以宣布“为理想而奋斗”，而林肯即使在为理想而行动时，他所谈的也只是“几平方英尺土地”。他犹豫不决地、违背本意地、勉勉强强地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好像是在请人原谅他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的。他向敌人迎面投掷过去的、永远也不会失去其历史意义的最严厉的法令，都像——他本人也力求使它们像——一个律师送交对方律师的普通传票，像在法律上玩弄狡计，像小气地附有种种保留条件的actionesjuris〔诉状〕。他不久以前发表的宣言，这份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这份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的文件——林肯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宣言[344]，也具有这种性质。 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逻辑上的缺陷、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像英国的那些奴隶制度的品得——“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tuttiquanti〔之流〕所做的那样，是再容易不过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在今天，当大西洋这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无足轻重的事情都故意带上了不起的神气的时候，那在新大陆上以如此平凡的形式所进行的一切重大事件，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 黑格尔曾经说过，实际上，喜剧高于悲剧，理性的幽默高于理性的激情[345]。如果说，林肯不具有历史行动的激情，那末，作为一个来自人民的常人，他却具有这种行动的幽默。林肯是在什么样的时刻颁布关于从1863年1月1日起取消同盟领地内的奴隶制度的宣言呢？恰恰是在同盟作为独立国家正在里士满的国会上通过关于“和谈”的决议的时刻。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各边界州的奴隶主深信，随着南军入侵肯塔基，《thepeculiarinstitution》（“特殊制度”）［注：奴隶制度。——编者注］已经像他们对自己的同乡、华盛顿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控制一样，也有了担保。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0月7日 载于1862年10月12日“新闻报”第28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5期 注释： [341]1862年9月4日同盟派在马里兰州发动进攻，这次进攻以9月17日在安提塔姆河的失败而告终。——第584页。 [342]1862年9月12日入侵肯塔基州的同盟派军队在10月8日的佩里维耳一战中被北军击溃。——第584页。 [343]“西部巨人”是马克思对十九世纪名为大西部（ThegreatWest）的美国西部各州的农民的称呼；西部农民在1861—1865年内战时期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中起了决定作用。——第585页。 [344]林肯于1862年9月22日颁布的解放宣言，宣布属于南部参加叛乱的种植场主的黑奴从1863年1月1日起为自由人。同时所有黑人都被赋予在陆军和舰队服务的权利。在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解放黑人，标志着北部转向革命战争。然而，在保持种植场主在南部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不分配土地的解放，并没有使黑人免于原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野蛮的种族歧视。——第586页。 [345]马克思大概指的是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第3册“悲剧、喜剧和正剧的原则”一节中所表述的思想。见“黑格尔全集”1838年柏林版第10卷第3册第526—540页（G．W．F．Hegel．Werke，Bd．X，Abt．III，Berlin，1838，S．526-540）。——第587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美国废奴派的示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美国废奴派的示威 以前本报已经有文章指出［注：见本卷第505—506、557—558页。——编者注］，林肯总统——一个在法律上小心谨慎、从宪法来谋求和解、出生在肯塔基这个边界蓄奴州的人——总是很不容易挣脱“忠诚的”奴隶主的控制，极力避免同他们公开决裂，因此，他就要同北部的一些坚持原则的并且日益被事变进程推向前台的党派发生冲突。温德耳·菲力浦斯于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解放纪念日在阿宾顿（马萨诸塞）发表的演说，可以说是这个冲突的序幕。 温德耳·菲力浦斯，是同葛利逊、贾·斯密斯齐名的新英格兰废奴派的领袖。30年来，他不知疲倦地冒着生命的危险以奴隶解放作为战斗口号；报纸的嘲笑，被收买的ｒｏｗｄｉｅｓ〔无赖们〕的狂叫，好心的朋友们的劝告，他一概视作等闲。甚至他的对手，也都承认他是北部的最卓越的演说家之一，是一个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把过人的毅力和最纯真的信念结合于一身的人。伦敦“泰晤士报”——不知还有什么能更有力地表明这个心地宽宏的报纸的特色——今天向华盛顿政府告发了温德耳·菲力浦斯在阿宾顿的演说。“泰晤士报”认为这篇演说是“滥用”言论自由。 它说：“简直不可能做出比这更放肆的事情。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里，凡是头脑正常并且稍微重视自己的生命或自由的人，都不会在内战时期说出这样疯狂的话。读了这篇演说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演说者是诚心要政府来检举他。” 看来，“泰晤士报”是不顾自己对联邦政府的痛恨——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痛恨——很乐意来充当检察官的角色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温德耳·菲力浦斯在阿宾顿的演说比任何战报都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把最突出的几节摘录在下面。 温德耳·菲力浦斯在这篇演说中说：“政府是为维护奴隶制度而战，所以徒劳无功。林肯正在打政治战。但是他一直到今天还是惧怕肯塔基更甚于惧怕整个北部。南部战场上的黑人在被问到是否害怕那些把周围土地翻起并把树木打成碎片的如雨的炮弹和炸弹时，往往回答说：‘不，massa［注：Massa——这是南部的黑人在说英语时对《master》（主人）一词的错误发音。——编者注］，我们知道那不是要打我们的！’叛乱分子对麦克累伦的炸弹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知道，这些炸弹根本不是要伤害他们的。我并不是说，麦克累伦是一个叛徒；但是我说，假如他是一个叛徒，他一定完全像他已经做过的那样去做事情。请不要为里士满担心吧，麦克累伦是不会拿下它的。如果战争继续照这个样子打下去，没有一个合理的目的，那就是白白地损失鲜血和金钱。倒不如今天就让南部独立，也比再牺牲哪怕一个人去进行以现在这种可恶的政策为基础的战争要好些。要是继续进行迄今为止这种规模的战争，每年需要125000人，每天需要100万金元。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南部。杰弗逊关于奴隶制度曾经这样说过：‘南部各州抓住了狼的耳朵，但是它们既不能制伏它，又不能放走它。’同样，我们抓住了南部的耳朵，但是我们既不能制伏它，又不能放走它。明天承认它吧，那你就得不到和平了。它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整整80年了，整个这一时期它畏惧我们，其中有一半时间它仇恨我们，经常给我们找麻烦，并且诬蔑我们。如果对它的当前要求让步，它就狂妄起来，它不会在一个设想的边界线内留上一年——不会的，它将在我们谈论和平条件的时候高呼胜利！不从根铲除奴隶制度，我们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只要你们还让现在这个乌龟式的人物做我们政府的首脑，那你们就是用一只手挖洞而用另一只手去填塞它。让全国都来赞同纽约商会的决议吧，这样军队才有某种值得为之而战的东西。即使杰弗逊·戴维斯有力量拿下华盛顿，他也不会去拿下它。他知道，落在这个索多玛［注：索多玛是圣经传说中被“火雨’毁灭的一个城市。——译者注］城头的炸弹会激怒全国的。 那时，整个北部将同声怒吼：‘打倒奴隶制度，打倒一切有碍于拯救共和国的东西！’杰弗逊·戴维斯是十分满意自己的成就的。这些成就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料！只要他利用这些成就维持到1863年3月4日，那时英国将——而这也是合乎常理的——承认南部同盟……总统没有把没收法案付诸实施。他也许是诚实的，但是他的诚实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用？他既不能察近，又不能察远。当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得知林肯在3个月前就已写好解放一切奴隶的文告了，而麦克累伦迫使他放弃了自己决定，肯塔基的参议员们又迫使他留用他所不信任的麦克累伦。林肯恐怕要过多少年才能学会把他那律师的疑虑和内战的要求结合起来。这就是一个民主政府的可怕状况和它的最大祸害。 在法国，100个坚信自己的事业正确的人就会带动全国；但是哪怕使我们的政府采取一个步骤，预先就得1900万人行动起来。而在这千百万人中，又有多少人被宣传了多少年，说是奴隶制度是上帝所规定的制度呵！怀着这些偏见，手和心都被麻痹着，你们恳求总统把你们从黑人那里拯救出来！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那末就只有奴隶主的专制制度才能够带来一个暂时的和平了……我了解林肯。我曾经在华盛顿估量过他。他是一个第一流的二流人物（《afirst-ratesecond-rateman》）。他诚实地等待着全国把他当做一把条帚拿起来扫除奴隶制度……在以往的年代里，离我现在说话的讲台不远，辉格党人曾经打小炮来压倒我的声音。而结果如何呢？ 现在，这些辉格党人的儿子们葬身于契卡霍米尼的沼泽了[334]！求上帝帮助你们解散这个联邦吧，并且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在它的奠基石上写着：‘给世界上所有的公民以政治平等’……在我逗留芝加哥期间，我问过曾经同林肯一起办过律师事务的伊利诺斯州的律师们，我问他们：林肯是怎样一个人，他会不会说‘不’。回答是：‘他是一个缺少脊骨的人。如果美国人要选举一个完全无力领导和缺乏首倡精神的人，那末他们必然要选举阿伯拉罕·林肯。没有一个人听见他说过“不”！’我问：‘那末，麦克累伦能够说“不”吗？’芝加哥中央铁路公司（麦克累伦在那里做过事）的经理回答说：‘他什么决定都做不出来。问他一个什么，总要过一小时他才能回答。在他主管中央铁路公司期间，他没有解决过一个重要的争论问题。’ 而这就是两个比任何人都重要、现在掌握着北部共和国命运的人！熟悉军队情况的人告诉我们，如果统率波托马克河上的军队的这个废物不从中作梗，里士满已经可以拿下五次了；但是他宁愿在契卡霍米尼沼泽里挖掘污泥，以便然后可耻地放弃这个地方和那里的污泥工事。林肯由于对边界州的奴隶主抱着可怜的畏惧态度，仍然把这个人放在他现在的职位上；但是林肯自认他从来没有相信过麦克累伦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让我们希望这战争一直打到把我们变成真正的男子汉的时候。那时我们将迅速地获得胜利。为了粉碎叛乱，上帝已经把解放奴隶的雷霆放在我们手里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8月22日 载于1862年8月30日“新闻报”第23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34]在通往里士满的进路上发生了七天的会战（1862年6月25日—7月1日），会战地点是沼泽很多难以通行的契卡霍米尼河畔。结果是麦克累伦率领的北军败退。——第565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 1862年8月20日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在英国人中间是以《letter-writer》（书信作家）而知名的。他在最近给斯图亚特先生的一封信中大发牢骚，说是北美报纸侮辱了“老英国”。Ettu，Brute！〔连你也反对我，布鲁土斯！〕对于这种tourdeforce〔巧妙的手法〕，没有一个正派的英国人在同你交谈时不表示惊讶。大家知道，1789—1815年时期的英国新闻界在对法兰西民族进行凶狠的、敌意的攻击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最近一年来它对美国所表现的《malignantbrutality》（凶残的仇恨）比这一传统犹有超过！只要举几个最近时期的例子就够了。 “泰晤士报”写道：“我们必须给予我们的同族人（南部奴隶主）以一切道义上的支持，他们是如此英勇和顽强地为自己的自由、为反对强盗和压迫者的杂种而战斗着。” 纽约“晚邮报”[331]（废奴派的机关报）就这一点指出： “难道英国的这些诬蔑者，这些不列颠人、丹麦人、萨克森人、克尔特人、诺曼人和荷兰人的后裔，就具有那么纯净的血液，以致所有其他民族和他们一比就显得是杂种吗？” 在那一段文字出现后不久，“泰晤士报”把林肯总统叫做“可敬的丑角”；把他的部长们叫做“一帮流氓和恶棍”，而对美国军队则称之为“军官是北方骗子，兵士是德国小偷的军队”。所有这些都用黑体字印在报纸上。而约翰·罗素勋爵也不满足于他给德勒穆主教和驻都灵的詹姆斯·赫德逊爵士的信[332]给他带来的荣誉，竟然又敢在给斯图亚特的信中谈论“北美报刊侮辱了”英国！ 但是，凡事都有自己的界限。不管报刊怎样蛮横无礼，存心找岔子，英国官方人士仍得和“北方骗子”保持和平，而他们对南部那些大方的人血贩子的深切同情也将归结为毫无用处的废话和单独的走私性质的交易，因为谷物涨价是开不得玩笑的，而与北方人发生任何冲突目前都会在棉荒之上再加上粮荒。 英国早就不靠本国生产的谷物来满足自己的粮食需要了。在1857、1858和1859年它进口的谷物和面粉价值6600万英镑，在1860、1861和1862年是11800万英镑。至于进口谷物和面粉的数量，1859年是10278774夸特［注：1夸特＝12．7公斤。——编者注］，1860年是14484976夸特，而1861年是16094914夸特。由此可见，仅最近5年，谷物进口量就增加了50％。 的确，英国所需谷物现在就将有一半要由国外输入。同时有充分根据预计，明年谷物的进口还将增加30％——我们指的是成本的30％，因为美国的大好收成将使谷物价格不会过度上涨。而今年英国的谷物收成几乎可以肯定将比中等年景低1/4—1/5。刚在“粮食交易所快报”[333]和“园艺纪事和农报”上发表的各农业区的详细报道所证明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说，在1815年和约缔结后，布鲁姆勋爵曾断言，英国10亿英镑的国债对欧洲来说可保证英国《goodbehaviour》（行为良好），那末，今年的粮食歉收对美国来说就最好不过地保证了英国《willnotbreaktheQueen’speace》（将不破坏公众安宁）。 有人转给我一封加里波第的知己从热那亚寄来的信，让我在这里做一些摘录。信中说： “昨天（8月16日）这里收到加里波第及其军队中的一些军官的最近来信。发信日期是8月12日。所有这些信件，都渗透着将军的百折不挠的决心：坚决维护自己的纲领‘誓死解放罗马！’，还有一些具有这种精神的给他的朋友的坚决指示。另一方面，库贾将军昨天收到都灵来的关于采取非常手段的紧急命令：如果加里波第在24小时内拒绝放下武器，就全力攻打志愿兵，捉住加里波第和他的朋友。如果军队服从了这道命令，那就要发生一场可怕的災难。关于采取非常措施的决定是由于巴黎的一封电报而做出的。电报称：‘如果不解除加里波第的武装，皇帝将不会屈尊与意大利政府谈判。’如果腊特塔齐爱自己的祖国甚于爱自己的职位，那末，他就应该辞职，让里卡索利或其他名声好一些的大臣来接替他的位置。他就应该考虑到，跟路易·波拿巴一起去反对意大利，而不是跟意大利一起去反对波拿巴，——这意味着使他自己声称为之效力的君主国遭到危险。如果在西西里，意大利人在屠杀意大利人，那末，这不应该怪罪加里波第，因为他的口号是‘意大利军队万岁！’这支军队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就证明了加里波第享有何等的声望。如果军队将屠杀志愿兵，那末，谁又敢说，人民会安然地容忍呢？”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8月20日 载于1862年8月24日“新闻报”第23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331]“晚邮报”（《TheEveningPost》）是美国的一家日报，1801—1934年在纽约用此名称出版；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土地党人的要求，从1856年起是共和党的机关报；从1934年起，用“邮报”（《ThePost》）这一名称出版。——第560页。 [332]在1850年11月4日给德勒穆主教的信中，罗素（当时任首相）假充新教的维护者，反对教皇庇护九世颁发任命英国天主教主教和大主教的敕令的“僭越行为”。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文“约翰·罗素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29—455页）。 在1860年10月27日给英国驻都灵公使赫德逊的信中，罗素（当时任外交大臣）反对俄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立场，赞同把南意大利并入撒丁王国，赞同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利用意大利人民革命运动为自己王朝利益服务的行为。这封信还肯定人民有权在任何时候罢免自己的政府。这个旨在反对拿破仑第三的声明，同时也触犯了罗素勋爵所效忠的君主统治原则。——第561页。 [333]“粮食交易所快报”（《Mark-LaneExpress》）是“粮食交易所快报和农业报”（《ＴheMark-LaneExpressandAgriculturalJournal》）这个周刊的简称；它是商界的机关报，从1832年至1924年用此名称在伦敦出版。——第561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评美国局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评美国局势 目前美国所遭到的危机，是由双重原因即军事的和政治的原因引起的。 假如上一个战局是根据统一的战略计划进行的，那末，西部的主力军势必要像本报早先说明过的那样［注：见本卷第521—523、541页。——编者注］，利用自己在肯塔基和田纳西获胜的形势，通过亚拉巴马北部进入乔治亚州，并在那里夺取迪克特、米勒吉维耳等等铁路中心。这样就会打断脱离派东部军队和西部军队之间的联系，使他们无法相互支援。但是，肯塔基军团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沿密西西比河南下，向新奥尔良方向前进；他们在孟菲斯附近的胜利只不过使博雷加德把大部分军队调到了里士满，结果使同盟军在这个地方突然造成了一个在数量上和地位上胜过麦克累伦的优势；麦克累伦是没有利用敌军在约克镇与威廉堡的失败的，而且他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得七零八碎。麦克累伦的指挥我们过去已经评论过［注：见本卷第505—508、533—537页。——编者注］，单是他的指挥就足以断送最强大和最有训练的军队。最后，陆军部长斯坦顿也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为了在国外造成一种好印象，在征服田纳西之后停止了招募，这样一来，就使军队正当最需要增强，以便进行迅速的、坚决的进攻的时候，陷入了不断削弱的境地。尽管有战略的错误，尽管有麦克累伦那样的指挥，只要新兵不断补充进来，那末，战争即使现在还没有胜利，也仍然会迅速接近胜利的。斯坦顿的措施因下述情况而更为有害：恰好在那个时候，南部征召所有18岁到35岁的男子入伍，把所有的本钱押到了一张牌上来。正是这些在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兵士，现在使同盟军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居于优势，稳操主动。他们挡住了哈勒克的前进，把柯蒂斯赶出了阿肯色，击败了麦克累伦，并且在石壁将军杰克逊的率领下发出了打游击的信号，这种游击行动现在已经远达俄亥俄河了。 危机的军事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它的政治原因联系着的。政治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党的势力，这个党把麦克累伦这样一个无能的人捧到了北部所有军团commanderinchief〔总司令〕的职位上，因为他以前是布雷金里季的支持者。另一个原因在于对边界蓄奴州（borderslavestates）的首领们的愿望、便利和利益抱着怯懦的关照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削弱着内战的原则性锋芒，可以说是夺去了它的灵魂。这些边界州的“忠诚的”奴隶主使得在南部操纵下制定的fugitiveslavelaws（逃亡奴隶法）[326]保持着效力，而使黑人对北部的同情受到暴力的镇压；使得哪一个将军都不敢把一个由黑人兵士组成的连派到战场上去；最后，使得奴隶制度由南部的致命弱点变成了它的坚不可破的甲胄。由于有奴隶负担着所有的生产劳动，南部就可以把所有适于作战的人都投入战场了！ 目前，由于脱离派的行市不断看涨，各边界州的首领们也开始抬高自己的要求了。但是，林肯向他们的呼吁[327]——他在这个呼吁中用废奴派势力的蓬勃发展来威胁他们——表明，现在的局面正在发生一个革命的转折。林肯知道欧洲所不知道的事，那就是：他的征召30万人的号召之所以得到冷淡的反响，完全不是由于在战败的形势下所产生的消极和退缩。问题在于，为军队提供主要人力的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决心要强迫政府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在星条旗上写上“废除奴隶制度！”作为战斗口号。对于这种pressurefromwithout〔外界压力〕，林肯缓慢地、迟迟疑疑地作着让步，但是他知道，他不能长久地反抗这个压力。因此，他才向各边界州发出恳求式的呼吁，要求它们自动地在互利的条件下放弃奴隶制度。他知道，只是由于在各边界州中保存着奴隶制度，才无法触动南部的奴隶制度，并且使北部不能采取真正激进的割治手段。但他要是设想可以用善意的言词和理智的论辩来说服“忠诚的”奴隶主，那他就错了。他们只对实力让步。 迄今为止，我们所看的只是内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同时，现已休会的国会在第一次会议期间已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令。让我们在这里扼要地叙述一下。 除了财政方面的法律之外，国会通过了北部人民大众久盼而未得的宅地法[328]；这项法律规定，把一部分国有土地免费给予垦殖者耕种，不论是美国出生的或迁入的。国会废除了哥伦比亚地区和联邦首都的奴隶制度，对以前的奴隶主付给金钱补偿[329]。宣布奴隶制度在美国全部领地内是“永远不可能的”。在接受西弗吉尼亚作为新州加入联邦的法案中，规定了逐步废除奴隶制度，并宣布所有1863年7月4日以后出生的黑人儿童是自由人。这种逐步解放奴隶的条例，大体上是以70年前宾夕法尼亚州为着同样的目的所颁布的法律为蓝本的。第四个法案宣布，叛军方面的所有奴隶一到共和党的军队手里就是自由人。另一个还是现在才第一次实施的法案规定，可以把这些获得解放的黑人组成军队，开赴战场对南军作战。利比里亚、海地等黑人共和国的独立获得了承认[330]，最后，和英国签订了禁止奴隶买卖的条约。 因此，不管军事上谁走运气，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说，黑奴制度的寿命不会比内战长。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8月4日 载于1862年8月9日“新闻报”第21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26]逃亡奴隶法，见注183。——第557页。 [327]指1862年7月12日林肯总统致美国国会边界州代表的呼吁书。呼吁书建议，为了最快地停止战争，这些州应在给奴隶主补偿的基础上开始逐步解放黑奴。——第557页。 [328]1862年5月20日通过的宅地法（HomesteadAct）是林肯政府以民主主义精神解决土地问题的最重要措施。根据这一法律，凡美国公民或声明愿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在缴纳不多的10美元赋税之后可以从国有土地中无偿地领取160英亩（65公顷）土地。在耕种5年之后，或在5年内每英亩缴纳1.25美元的条件下，这块土地便转归农民完全所有。在人民群众压力下颁布的宅地法，是使战争进程发生有利于北部的转折的革命措施之一。——第558页。 [329]指联邦直辖区哥伦比亚，该区包括作为独立行政单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其郊区。在美国首都废除奴隶制的要求，是1775—1783年独立战争以来反奴隶制力量的基本要求之一。1862年4月16日的法律在补偿法规定的条件下解放了3000黑人。根据补偿法，政府必须向占有者交付偿金，解放一名奴隶偿给300美元。——第558页。 [330]利比里亚是西非洲的共和国，成立于1847年，它是美国殖民促进社为了从美国迁出自由黑人而建立的移民地点。 海地是海地岛西部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从1859年起成为共和国。 1862年6月美国与两个黑人共和国利比里亚和海地建立外交关系（在此之前，它们已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是废奴派的一个胜利。同时，在外交上承认利比里亚和海地也有自己的目的，那就是鼓励黑人从美国向这些国家迁移。在美国疆界之外建立被解放的黑人的移民区，是林肯纲领中的一条，这一条曾遭到废奴派中革命一翼的激烈反对。——第559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关于墨西哥问题的辩论被压制和同法国的联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关于墨西哥问题的辩论被压制和同法国的联盟 1862年7月16日于伦敦 英国议会制度的最奇怪的发明之一是countout（查数休会）。什么是countout呢？如果下院到会议员不足40人，便不能构成法定人数，就是说，不能构成一个有权做出决定的集会。如果某个无党派的议员提出一个动议，这个动议使寡头政治的两派即Ins和Outs（在朝派和在野派）都同样不能接受，那末，这两派就达成协议，使双方的议员在辩论那一天逐渐对消，alias〔换言之〕，就是溜之大吉。当座中的虚席达到必需的最大限度时，governmentwhip（政府方面的督导员），即被本届内阁委托负责监督议会纪律的一位议员，便向事先为此目的指定的一个同伙使个眼色。这位同伙议员站了起来，用十分和悦的声调请求chairman（主席）清查一下在场的议员人数。清查进行了。结果呢？结果发现，在场的不足40人。问题到此就算了结。讨厌的动议被取消了，而两个政党，在朝的和在野的，也就无需投票反对，避免了一次尴尬和丢脸的事情。 在昨天的会上，用特别有趣的方式来了一个《countout》。罗·蒙台居勋爵曾经通知，他将在这一天要求讨论最近的关于干涉墨西哥问题的外交文件。他用下面一段话开始他的发言： “关于墨西哥问题的最新的蓝皮书已在上星期六提交议院，所以议员们现在是能够讨论墨西哥问题的。我知道，执政党和反对党已经商妥，要用countout的办法来打消我的动议。但是，我希望议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不容许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采用这种手段。” 然而，罗·蒙台居勋爵却失算了。在他发言完毕，累亚德代表政府对他作了答复，菲兹吉拉德代表托利党说了一些官场话以后，金累克（一个自由派议员）站起来讲话。他的发言的开场白部分最后是这么一段话： “提交出来的文件现在所揭露出的这种种谈判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它说明法国政府是采用什么方法企图利用它和我国的关系，作为它维持皇帝权位的手段。 法国政府迫切需要的是转移法国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问题，其方法就是向他们指出它在国外的大事业；但是，法国政府最迫切需要的事情则是表明，它是同一个可敬的大国协议做这些事业的。” 金累克刚刚说出这几句话，一位“尊贵的”议员便提议“清查”出席议员人数。结果呢？结果发现，议院已经溶化了，统共才剩下33个人。蒙台居勋爵的提案恰好被他在辩论开始时反对过的countout扼杀了。 除了金累克被打断的发言之外，只有罗·蒙台居勋爵的发言有些味道。在他的发言中包含有对实际情况的下述重要说明： “查理·魏克爵士和墨西哥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没有被约翰·罗素勋爵批准，其原因在于对路易·波拿巴抱屈从态度。查·魏克爵士签订上述条约，是在法国与反动政党首领阿尔蒙特建立联系，从而取消了英法西三国的共同协议以后。约翰·罗素勋爵本人曾经在一个正式函件中宣称，这个条约满足了英国的一切合理要求。但是，在他和图温奈尔的通信中，他却顺从波拿巴的愿望，答应暂不批准这个条约。他允许图温奈尔将此决定通知法国立法团。尤其是，罗素勋爵竟然卑屈到这样的程度，竟答应图温奈尔，在1862年7月1日以前，他将同查·魏克爵士断绝一切联系——这是留给图温奈尔作答复的一段时期。图温奈尔答称：波拿巴对于英国单独行动的权利并无异议，但是他反对查·魏克爵士所签订的英墨条约。于是，罗素便不顾魏克，命令推迟批准这个条约。” 蒙台居勋爵接着说，英国是在运用它的影响向墨西哥国库追逼债款，而这笔债款却是莫尔尼和“大概还有法国的更为显要的人物”以瑞士的交易所骗子热克尔为中介非法地弄到自己手中的。 “整个这一墨西哥事件，——他继续说——都是没有让议会知道而着手进行的。第一次未经议会批准的战争发生在1857年。帕麦斯顿说这次战争是在亚洲进行的，以此来为这件事情辩护。现在，又把这个原则运用到美洲。最后还会运用到欧洲。这样一来，议会制度就会变成一出无聊的闹剧，因为人民代表机关的对钱袋的监督权也同对战争的监督权一起丧失了。” 蒙台居勋爵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我谴责政府，它已经使我国成了扼杀法国自由的刽子手的盟友，而现在又使这个寡廉鲜耻的冒险家有可能在别的国家建立专制制度。政府正在把我们的命运同那个人人憎恶而最后必遭天谴的人的命运联在一起。”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7月16日 载于1862年7月20日“新闻报”第19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 约三个半月以前，即1862年3月8日，“梅里马克号”同“康伯兰号”及“国会号”这两艘巡航舰在汉普敦湾进行的海战结束了木质军舰的漫长时代。1862年3月9日，“梅里马克号”同“蒙尼陀号”在同一水域进行的战斗开创了装甲舰在海上进行战争的时代。[323] 从那时起，华盛顿的国会就大量拨款来建造各种装甲舰和完成斯蒂文斯先生的巨大的铁的浮动炮台的建造（在纽约附近的霍布根）。另外，埃里克森先生也快要造好6艘与“蒙尼陀号”同型的军舰，不过排水量更大些，而且有两座旋转炮塔，每座都装有两门巨炮。还有一艘不是埃里克森建造、而且结构也不同于“蒙尼陀号”的装甲舰“加利纳号”也下水了。“加利纳号”配属于“蒙尼陀号”，最初是负责监视“梅里马克号”，后来就负责制压叛乱分子在詹姆士河岸上的一座座炮台。除里士满地区的一段7—8英里长的河流外，这项任务各处都已完成。在詹姆士河上活动的第三艘装甲舰是“班加卢奇号”，这艘装甲舰最初叫做“斯蒂文斯号”，是以它的发明者和当时的所有者的名字命名的。 第四艘装甲舰“新铁边号”正在费拉得尔菲亚建造，大概过不了几个星期就可以造好起航。“万德比尔特号”和另一艘大蒸汽舰已改装成“撞击舰”。其他许多木质军舰，例如“罗阿诺克号”，都将改装成装甲舰。此外，联邦政府还在俄亥俄河上造好了四五艘铁皮炮艇，这几艘炮艇在亨利堡垒、唐纳尔逊堡垒附近，在匹兹堡－兰丁，都有不小的战功。最后，埃勒特上校和他的同僚一起，在辛辛那提和俄亥俄河上的其他地点装备了各种“撞击舰”。为此利用了旧有的蒸汽舰，把舰首部分弄尖，包上了铁甲。埃勒特并没有用大炮来装备这些军舰，而是为它们配备了西部所富有的精锐射手。然后，埃勒特亲自率领了这些“撞击舰”以及全体舰上人员来为联邦政府效劳。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些临时装就的“撞击舰”第一次作战的情况。 在对立的营垒中，同盟派也并没有把时间白白放过。他们开始在诺福克建造新的装甲舰和改装旧的军舰。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结束在这里开始的工作，诺福克就被联邦军队占领了，这些军舰全部被毁。后来，同盟派在新奥尔良建造了3艘强大的装甲“撞击舰”；在第四艘——体积大装备好的一艘——快要造成时，新奥尔良却被攻陷了。据联邦海军军官的鉴定，这艘军舰如果来得及完成战斗准备，对联邦军的整个舰队是最严重的危险，因为华盛顿政府没有可能用威力相当的对手来对付这个怪物。这艘军舰价值200万美元。大家知道，是叛乱分子自己把这艘军舰毁掉了。 在孟菲斯，同盟派造好的“撞击舰”不下8艘，每艘装有4—6门大口径炮。6月6日，就在孟菲斯附近的密西西比河上发生了第一次“撞击舰会战”。顺密西西比河而下的联邦军的舰队虽然有5艘装甲炮舰，但决定战斗结局的并不是这些炮舰，而是埃勒特上校的两艘“撞击舰”——“王后号”和“国王号”。敌人的8艘“撞击舰”4艘被击毁，3艘被缴获，1艘逃跑了。先是联邦军舰队的炮舰向叛乱分子的军舰进行了一些时候的猛烈炮击，后来“王后号”和“国王号”就直插敌舰阵内。炮舰几乎完全停止了射击，因为埃勒特上校的“撞击舰”同敌舰搅在一起，炮手们无法分清敌我双方的军舰。 上面已经指出，埃勒特的“撞击舰”没有大炮，但舰上却有许多优秀射手。这些“撞击舰”的蒸汽机和汽锅上面盖的只是木头。“撞击舰”的全部装备其实就是功率强大的蒸汽机和弄尖了的舰首部分，舰首部分是用柞木制成，外面包上了铁板。数以千计的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从孟菲斯跑到密西西比河的峭岸上，隔着一定距离（有些地方最多不过半英里）屏住气来观看“撞击舰会战”。会战大概不超过1小时。叛乱分子损失了7艘军舰和100人，其中淹死的约40人，而联邦军只有1艘军舰受损较重，只有1人受伤，没有死亡。 除了在孟菲斯海战之后保全下来的一艘装甲“撞击舰”以外，同盟派目前在谋比耳区大概还有几艘“撞击舰”和装甲舰。在维克斯堡还有少数炮舰，它们同时受到沿河而上的法腊格特舰队和顺流而下的戴维斯舰队的两面威胁。除了这些军舰以外，同盟派就再没有舰队了。 弗·恩格斯写于1862年6月底 载于1862年7月3日“新闻报”第18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323]1862年3月8日，在汉普敦湾发生了南军第一艘装甲舰“梅里马克号”与北军由木质军舰组成的区舰队的战斗。在战斗中，北军的巡航舰“康伯兰号”和“国会号”被击毁，其余的军舰也损伤惨重。3月9日清晨，北军的装甲舰“蒙尼陀号”赶到，经过4小时的战斗，终于迫使“梅里马克号”逃窜。与“梅里马克号”不同，“蒙尼陀号”的炮火是装在军舰中部一座旋转的装甲炮塔上。“蒙尼陀号”是按照工程师埃里克森的设计制造的。——第542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的人道与美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英国的人道与美国 1862年6月14日于伦敦 人道在英国像自由在法国一样，现在已经成了tradersinpolitics〔政治商人〕的一种输出品了。我们回想起，有一年，沙皇尼古拉曾命令自己的兵士鞭打波兰妇女，而帕麦斯顿勋爵则认为某些议员对这件事情表示道义上的愤慨“与政治无关”。我们回想起，大约10年前，伊奥尼亚群岛发生叛乱[317]，该地的英国总督利用这个机会下命令鞭打了不少的希腊妇女。那时，当政的帕麦斯顿和他的辉格党同僚们说：probatumest〔可以这样做〕。仅在几年以前，在议会里还根据官方的文件证明，印度的收税官对莱特［注：农民。——编者注］的妻室采取了难以细说的十分丑恶的强迫手段。不错，帕麦斯顿及其同僚没有敢为这些丑恶的事辩护，但是，如果有一个外国政府敢于公开对这些英国人的丑行表示愤慨，而且毫不含糊地暗示帕麦斯顿及其同僚如不立即否定印度的收税官的行为，它就要进行干涉，那他们该会发出怎样的一阵叫嚷。然而，英国贵族和他们的大臣们却非常热心地监督正在进行战争的美国北方人的“人道”，比监察官卡托监督罗马公民的德行更为热心！ 新奥尔良的女士，黄皮美人，俗不可耐地用珠宝装饰着，除了不innatura〔活生生〕吃掉自己的奴隶以外完全和古代墨西哥人的妻子一样——就是这些女士，这一次（上一次是查理斯顿的港口）成了英国贵族们炫示他们的人道的借口。郎卡郡正在挨饿的英国妇女（不过她们既不是女士，也没有占有奴隶）直到现在还没有在一次议会演说中被荣幸地提到过；爱尔兰的妇女由于绿色艾林［注：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的小块租佃土地日益加剧的集中化而半裸着身体流落街头，走到哪里被哪里驱逐，就像鞑靼人洗劫了她们的家乡一样，她们的哭声直到现在只从上院、下院和女王陛下的政府那里唤起了唯一的一声回响——关于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的说教[318]。但这里是新奥尔良的女士们！这，确实应当另作别论。这些女士们很有教养，所以不会像奥林帕斯山上的女神们那样参加扰攘的战事，也不会像萨贡的妇女们那样纵身跳入烈火堆中[319]。她们发明了一种新颖而又安全的表现英雄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只能由女奴隶主发明，而且，还得在这样的地方来发明，在这地方的居民中，自由人这一部分由以开小店为职业的人以及贩买棉花、糖或烟草的商人们所组成，他们不像古代的公民一样自己拥有奴隶。当这些女士们的丈夫从新奥尔良逃走，或者爬进她们的马桶间躲藏起来的时候，她们就冲到街上来，向胜利的联邦军队的脸上吐唾沫，伸舌头，或者普普通通学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样子，一面做“不雅观的姿势”，一面破口辱骂。这些泼妇们以为她们可以撒野而“不受惩罚”。 这就是她们的英雄主义。巴特勒将军出了一个布告，警告她们说，如果她们仍然像荡妇那样不自检束，就要用对待荡妇的办法来对待她们。巴特勒虽然有法律家的才能，但是看来他并没有好好地研究过英国的statutelaw[320]。否则，他一定会仿效在卡斯尔里时期强加于爱尔兰的法律[321]，根本禁止她们在街上出现。巴特勒对新奥尔良“女士们”的警告，引起了卡纳尔文伯爵、约·华尔希爵士（此人在爱尔兰曾经扮演非常可笑可憎的角色）、以及一年以前就要求承认南部同盟的格雷哥里先生如此严重的不满，结果，这位伯爵在上院，这位骑士和这位《withoutahandletohisname》〔“名上无衔”〕的人在下院，都质问政府，问它打算对被蹂躏的“人道”采取什么步骤。罗素和帕麦斯顿把巴特勒大骂一场，他们两人都表示相信，华盛顿政府会否定巴特勒的行为；而心肠软到十分的帕麦斯顿——他曾经背着女王，也不告诉他的同僚，完全出于“人道的”赞美之情而承认了1851年的十二月coupd’état[322]，当时有一些“女士”被枪杀，另一些则被朱阿夫兵强奸——就是这位心肠软到十分的子爵，直截了当地把巴特勒的警告称为“可耻的事情”。可不是吗，这些女士，而且还是占有奴隶的女士，竟然不能不受惩罚地向普通联邦军士兵——农夫、手艺人等等下贱东西发泄一下她们的狂怒和愤恨！这真是“可耻的事情”！ 这种人道滑稽剧在此间公众中欺骗不了任何人。它的目的一部分在于挑起，一部分在于支持主张干涉、首先是由法国进行干涉的情绪。果然，在最初的戏剧表情做过以后，上下两院的这些卫护人道的骑士们像听到口令一样一齐丢开了他们的动人的假面具。他们的慷慨陈词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质询的前奏：法国皇帝是否已向英国政府建议实行仲裁，这个建议是否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已为英国政府所同意和接受。这时，罗素和帕麦斯顿两人宣称，他们对这样的建议毫无所知。罗素宣称，他认为现在非常不宜于实行任何仲裁。帕麦斯顿更为谨慎与保留，仅仅说英国政府目前无意实行仲裁。 计划是这样的：在英国议会休会期间，法国将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到秋天，如果墨西哥的局面稳定了，它就开始干涉行动。美国战场上的沉寂又使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的做干涉买卖的人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这个沉寂本身，乃是北部军事指挥方面的战略错误所产生的结果。如果肯塔基的军团在田纳西奏捷之后不醉心于向南沿密西西比河直下，而是迅速向乔治亚的铁路中心挺进，那末，路透社之流现在是不能拿“干涉”和“仲裁”的传言做投机勾当的。不管怎样，欧洲希望得最热切的事情，莫过于让coupd’état的法国作一番尝试，去“恢复美国的秩序”，同时也在这个国家里“拯救文明”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6月14日 载于1862年6月20日“新闻报”第16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17]指1848—1849年伊奥尼亚群岛上的起义。群岛从1815年起受英国保护。伊奥尼亚群岛上希腊居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旨在反对英国统治，争取合并群岛于希腊。起义被英国人残酷地镇压了下去。——第538页。 [318]大概是指不止一次地在英国议会中提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法案的讨论。在这些法案中，爱尔兰土地出租的条件都有所放宽。1853年这些法案在下院通过，但遭到上院的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从这届议会转到那届议会，并作了各种不同的旨在保护大地主特权的修改。但是就连这样改过的法案，仍然遭到大地主代表的顽固抵制。1855年7月，对这些法案的讨论又被不定期地推迟下去。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议会新闻：布尔韦尔提案，爱尔兰问题”和“辛普森将军的辞职。——议会新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01—404、539—540页）中评述了两院对上述法案的立场。——第539页。 [319]萨贡人是古代西班牙萨贡城的居民。公元前219年，与罗马结盟的萨贡遭到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军的攻击，在八个月的持续围攻之后被占领。该城的居民拒绝了投降的建议，举火自焚。——第539页。 [320]Statutelaw（成文法）是以法令——英国议会的立法法令——为根据的法律规范。——第540页。 [321]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后，英国议会根据卡斯尔里的倡议于1801年通过了关于在爱尔兰实施戒严和关于HabeasCorpusAct〔人身保护法〕暂停生效的反动法令。根据人身保护法，每一项逮捕令都必须说明根据。——第540页。 [322]Coupd’état是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当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在与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话中同意了路易·波拿巴的篡位。帕麦斯顿采取这一步骤并没有征求其他阁员的同意，因而于1851年12月被免职。其实，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和帕麦斯顿的观点并无分歧，并且它是欧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波拿巴制度的政府。——第540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美国战场的形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美国战场的形势 正如现在得到的详细报道所表明的，新奥尔良被拿下乃是舰队所建树的一个几乎无比勇敢的大功。联邦军的舰队是完全由木质舰船组成的：战舰约6艘，每艘有炮14—25门，还有许多由炮舰和臼炮舰组成的小舰队予以支援。在这支舰队前进的路上有两个堡垒，封锁着密西西比河的航道。在这两个堡垒的100门炮的射程以内，河流被一道坚强的浮栅封锁着，浮栅的后面则布有水雷、纵火船和其他破坏物。因此，要从堡垒之间通过，就必须克服这第一道障碍。过了两个堡垒，还有一条由装甲炮舰组成的第二道很厉害的防线，在这些装甲炮舰中有装着铁撞角的“马纳萨斯号”和威力强大的浮动炮台“路易西安纳号”。联邦军在对完全控制着这条河流的两个堡垒轰击了6天而无效果以后，便决定冒着堡垒的炮火，分三路冲过浮栅，沿河而上，试寻《ironsides》〔“铁边舰”〕一战。这个勇敢的尝试获得了成功。而一当小舰队出现在新奥尔良城下，胜利自然就决定了。 博雷加德这时在科林斯便没有什么可以防守的了。他在那里的阵地，只有在它还掩护着密西西比和路易西安纳、特别是新奥尔良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战略上他现在已陷入这样的境地：一次失利的战斗就会使他把自己的军队分散成小股游击队，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为在他的军队的后方没有一个作为铁路线和补给线中枢的大城市，无法再把大量军队掌握在一起指挥。 麦克累伦无可置辩地证明了，他是一个军事上无能的人，只是机缘凑巧才升到高位；对他来说，作战并不是为了击败敌人，而只是为了避免自己被敌人击败，从而丧失所僭取的权势。他的举动像那些老朽的所谓“机动将军”，他们怯于作战，避免采取任何战术决定，却强辩说是用战略迂迴的办法迫使敌人放弃阵地。同盟军总是从他面前逃脱，因为他从来不在决定性的时刻攻击他们。因此，虽然同盟军的退却计划在10天以前就已经宣布，甚至纽约的报纸（例如“论坛报”）也已经刊载，但他仍然让他们从容地从马纳萨斯退到里士满。随后，他分兵从同盟军翼侧作战略迂迴，而自己则带着一个军到约克镇前面构筑工事，一直借口进行要塞战来拖延时间，逃避会战。及至他集中了超过同盟军的兵力以后，他又让他们从约克镇退到威廉堡并从该地再往后退却，结果还是没有迫使他们应战。用这样可怜的方式进行战争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说，威廉保附近的后卫战并没有造成联邦军的第二个布尔河，而是以同盟军后卫部队的失败而告终，那与麦克累伦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在24小时的倾盆大雨之下，在十分泥泞的路上行军约12英里以后，海因策耳曼将军（原籍德国，但生于宾夕法尼亚）率领下的8000联邦军士兵到达威廉堡近郊，在那里只碰到敌人的兵力薄弱的前哨。但是，当后者确信到来的军队数量不多的时候，便从威廉堡的精锐军队中调来援军，逐步把自己的兵力增加到25000人。到上午9时，战斗趋于激烈；到12时半，海因策耳曼将军发觉战斗的进展对敌人有利。他接连派遣传令兵到卡尼将军处，卡尼将军在他的后方8英里，但因道路完全被雨“溶化”，只能极其缓慢地向前推进。海因策耳曼整整一小时没有得到援军，而第七和第八泽稷团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弹药，开始向道路两边的森林里逃跑。于是海因策耳曼命令孟尼尔上校率领一个宾夕法尼亚骑兵连占领森林两侧的边缘，用开枪射击来威胁逃兵。这才使兵士停止逃跑。 此外，一个马萨诸塞团的榜样对于秩序的恢复也起了作用，这个团同样用尽了它的弹药，但是却装上刺刀，镇静地等待着敌人。终于，由贝里准将（缅因州人）率领的卡尼将军的前卫部队在远处出现了。海因策耳曼的军队用雷鸣般的欢呼“万岁”声迎接了援救者，他命令团的乐队高奏“北方人之歌”[316]，并把新来的贝里的部队在他的疲惫的部队前面配置成差不多长达半英里的一线。贝里的一旅人先用步枪射击，随即投入了白刃冲锋，把敌人由战场上赶到了他们的战壕里，其中最大的一个战壕经过反复争夺，最后落入联邦军队手中。于是战场上的均势又恢复了。贝里的到达拯救了联邦军队。下午4时，随着詹姆森和伯尼的两旅人到达，联邦军的胜利就决定了。晚间9时，同盟军开始从威廉堡向里士满方向退却，次日仍继续后退，而海因策耳曼的骑兵则猛力追击。这次战斗之后的次日上午6时至7时，海因策耳曼便已经用詹姆森将军的部队占领了威廉堡。逃敌的后卫部队在半小时以前才从另一端撤出该城。海因策耳曼打赢的这场会战是一场道地的步兵战。炮兵几乎没有参加。步枪射击和白刃冲锋起着决定作用。假如华盛顿的国会要表示感谢的话，那它应该感谢的是把北方人从第二个布尔河拯救出来的海因策耳曼将军，而不是那个照例迴避“战术决定”并且第三次放走了数量上居劣势的敌人的麦克累伦。 弗吉尼亚的同盟军所处的地位比博雷加德的部队走运一些，首先，这是因为他们的对手不是哈勒克，而是麦克累伦；其次是因为，在他们的退却线上有许多从山上流入海洋的河流。但是，为了使这支军队不致不战而溃，它的将军们迟早会被迫而接受一场决战，正如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和博罗迪诺曾经被迫作战一样，虽然这样做违反那些正确地判断了形势的俄国将军们的本意。不论麦克累伦的军事指挥多么不行，但同盟军由于不断退却，并且损失枪炮、弹药及其他军需品，同时还有许多小规模的后卫战失利，至少士气已经极端沮丧了，这种情况到决战那一天就会显示出来。 因此，可以做个总结：如果博雷加德或杰弗逊·戴维斯在决战中失败，他们的军队就会溃散。假如他们中间有一个赢得了一次决战——而这是完全无望的——，顶多也不过把他们的军队的瓦解推迟一下。他们甚至从胜利当中也无法取得一点点牢靠的好处。他们前进不了20英里就得停下来，再次等待敌人的攻击。 还需要估计一下游击战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令人惊异的是，正是在这个奴隶主所进行的战争中，居民很少参加，或者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参加。1813年，法军的交通线常常被科隆布、吕措夫、车尔尼晓夫以及其他20个志愿兵领袖和哥萨克首领所破坏，受到他们不断的攻击。1812年在俄国，法军所到之处找不着一个居民；1814年，法国农民曾武装起来，杀死联军的巡逻兵和掉队者。但在这里，却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事。人们对大规模会战的结局都听之任之，以《victrixcausadiisplacuit，sedvictaCatoni》〔“胜者得到诸神赞助，败者得到卡托欢心”〕［注：语出琉善“谐趣歌”。——编者注］的话来安慰自己。进行海战的大话正在像轻烟一样消散。不过，大概无需怀疑，《whitetrash》（“白种废物”）——这是种植场主自己对“白种贫民”的称呼——会出来一试身手，打游击抢劫。但是，这种尝试会立刻把富有的种植场主变成联邦派。这些种植场主甚至会向北方人的军队求援。关于在密西西比河上烧毁棉花等等传闻，完全是两个肯塔基人传出的，这两个人据说已来到路易斯维耳，但肯定不是从密西西比河来的。在新奥尔良烧起一场火是不难的。新奥尔良的商人们之所以怀抱着狂热情绪，是因为他们曾经被迫用现款换了南部同盟所发的许多债券在手里。新奥尔良的大火也会在其他城市里重演，肯定还会烧掉一些什么；但是，所有这些戏剧性的举动只能使种植场主与《whitetrash》之间的裂痕达到顶点，那时也就是finissecessiae！〔脱离运动的末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62年5月23—25日 载于1862年5月30日“新闻报”第14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16]“北方人之歌”是美国内战时期北部流行的一支美国民歌。——第535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 1862年5月18日于伦敦 美国报纸现在inextenso〔全文〕发表了美国和英国今年4月7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这个重要文件的要点如下。双方互有检验权，但双方的检验权只能由缔约国之一所特别赋予此项权利的战舰行使。缔约国双方时时互相提供关于被指定来监视买卖黑人的那一部分海军的详细统计资料。搜查权只能对商船行使，行使地区为距非洲海岸200英里以内，北纬32度以南，以及距古巴海岸30海里以内。无论是美国巡洋舰检查英国船只，或者是英国巡洋舰检查美国船只，都不得在英国或美国的领海内（即距海岸3海里之内）进行；也不得在其他国家的港口或属地附近进行。 被拘留的船只由混合法庭审判，混合法庭设在塞拉勒窝内、卡普施塔德和纽约，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各半组成。在船只被判有罪时，如不需过多的费用，应将船上人员交予该船旗帜所表明的国家的司法当局。此时，不仅船上人员（船长、大副等等），而且船只的所有者，都要受到依该国法律所判的惩罚。被混合法庭宣告无罪的商船，由前往搜捕的战舰所属的国家于一年内给予赔偿。不仅被掳黑人的存在构成拘捕船只的法律根据，而且船上如有贩卖黑人的特殊装置、手铐、锁链、其他防范黑人的器械以及显然超过船上人员所需要的食物，也都构成拘捕的法律根据。被发现有此等可疑物件的船只，应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且，即使该船被宣告无罪，亦不得要求任何赔偿。 逾越条约所授权限的巡洋舰指挥官应由本国政府处罚。如果缔约国一方的巡洋舰指挥官怀疑缔约国另一方一艘或多艘战舰护送下的某艘商船载有黑人，或参预贩卖非洲奴隶，或有贩卖奴隶的设备，则应将其怀疑通知护航舰的指挥官，同他一起对所怀疑的船只进行搜查；如果根据本条约该商船属于有嫌疑的船只之列，则应将该船带到一个混合法庭的所在地。被判有罪的船上发现的黑人，应交由进行搜捕的国家的政府处理。这些黑人应立即予以释放，他们人在哪国领土上就由哪国政府保障他们的自由居留权。这个条约满十年始可停止生效。自缔约国一方声明停止生效之日起的一年内，这个条约仍继续有效。 这个英美条约是美国内战的结果，它是对买卖黑人的致命打击。参议员萨姆纳最近提出的法案将更增强这个条约的效力，该法案要求取消1808年法律中有关在美国沿海地区买卖黑人的条款，在美国各港口之间运送奴隶也将以犯罪论处[315]。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各个繁殖黑人的州（borderslavestates〔边界蓄奴州〕）同消费黑人的州（真正的slavestates〔蓄奴州〕）之间的买卖大部分就将陷于瘫痪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5月18日 载于1862年5月22日“新闻报”第14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15]1808年1月1日生效的禁止输入黑奴的法律（见注187）保留了美国领土上的奴隶买卖，这种买卖是在南部和西南部各蓄奴州之间，主要是在美国南部沿海城市进行的。与禁止自国外输入黑奴同时，国内奴隶买卖扩大了，南部的一些州，如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变成了养奴待售的州。1862年5月2日参议员萨姆纳提出的法案，取消了1808年法律中调整美国沿海地区奴隶买卖的条款并禁止从一州向另一州转运奴隶。——第532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 1862年5月16日于伦敦 在新奥尔良陷落[307]的最初消息到来的时候，“泰晤士报”、“先驱报”、“旗帜报”、“晨邮报”、“每日电讯”和英国的其他一些南部nigger-drivers〔奴隶主〕的《sympathisers》〔“同情者”〕曾经从战略上、战术上、文学上、训诂学上、政治上、道德上和筑城学上证明，这个消息是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弗社[308]及其understrappers［注：直译是：部下；这里是：应声虫。——编者注］经常捏造的《canards》〔“谎言”〕之一。这些报纸说，新奥尔良的天然防御手段已经加强，不仅有新筑的堡垒，而且还有各种水下定时炸弹和装甲炮舰。其次，这些报纸还强调新奥尔良人的斯巴达精神和他们对林肯的雇佣兵的刻骨仇恨。最后是：英国当年不是曾在新奥尔良城下吃了败仗，从而使它对美国的第二次战争（1812—1814年）得到了一个可耻的结局吗？因此，没有理由怀疑新奥尔良将成为第二个萨拉哥沙或“南部”的莫斯科[309]而名垂青史。此外，在新奥尔良还贮存有15000包棉花，很容易用来燃起一把不可扑灭的自焚之火，更不用说适当浸湿的棉花包在1814年曾经表明它比塞瓦斯托波尔的土质工事更能抵挡炮火这个事实了。所以，像白昼一样地明显，新奥尔良陷落乃是北方佬又一次吹牛。 两天以后，当最初的消息已随着来自纽约的轮船得到证实的时候，大多数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仍然坚持怀疑论。例如“旗帜晚报”的怀疑态度就是这样坚不可摧，以致使它在同一号报纸上先在一篇社论中白纸黑字地证明这个半月城[310]牢不可破，而在“最后消息”栏内又用大号字体报道了这个牢不可破的城市的陷落。相反的，一向认为审慎是勇敢之最大要素［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的“泰晤士报”则改变了腔调。它固然继续在怀疑，但同时却准备好应付一切变故，因为新奥尔良实在是一个《rowdies》〔“无赖”〕的城市，而不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这一回“泰晤士报”是说对了。新奥尔良是法国bohème〔浪人〕的渣滓建立起来的，它是道地的法国罪犯移居地，而且在时代的转变中从来也没有忘过本。只是“泰晤士报”postfestum〔事后〕才悟出这个差不多尽人皆知的事，未免令人遗憾。 不过，faitaccompli〔既成事实〕终于使最不信的多马也相信了。怎么办呢？于是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现在又来证明：新奥尔良的陷落是同盟军的胜利和联邦军的失败。 它们硬说，新奥尔良的陷落使拉弗耳将军能够用他的部队去增援博雷加德的军队；博雷加德是需要增援的，因为，哈勒克将军在他的正面据说已经集结了16万人（显然的夸大！），另一方面，密契尔将军已经破坏了孟菲斯与恰塔努加之间的铁路，切断了博雷加德与东部的交通线，因而也切断了他同里士满、查理斯顿和萨凡那的联络。在这次突破以后（关于这次突破的战略上的必要性，我们在科林斯会战以前很久就已指出了［注：见本卷第521—523页。——编者注］），博雷加德控制下的科林斯除开与谋比耳和新奥尔良的铁路联络以外，已没有任何铁路联络。而新奥尔良陷落以后，博雷加德只剩下单独一条通到谋比耳的铁路，当然无法再使他的军队得到必需的给养，因此就退到了土珀洛去；按照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的看法，拉弗耳的军队一到，博雷加德的补给能力自然就增加了。 另一方面，这些宣谕官则说，联邦军在新奥尔良将被黄热病消灭，而且，假如新奥尔良归根到底并不是莫斯科，难道它的市长不是一个布鲁土斯吗？只要读一读（参看“纽约报”［注：指“纽约先驱报”。——编者注］）他给分舰队司令法腊格特的传奇剧式的勇敢的信就知道了。《Bravewords，Sir，bravewords！》〔“豪语呵，先生，豪语！”〕［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三场。非原句。——编者注］不过豪语是打不断骨头的。 而南部奴隶主的报纸对新奥尔良陷落的看法却不像它们的英国安慰者们那样乐观。这一点可以从下面所摘的几段话中看出来： 里士满的“电讯报”[311]写道： “我们曾指望装甲炮舰‘密西西比号’与‘路易西安纳号’拯救我们的半月城，两艘炮舰怎么样了呢？它们的作战效果原来却像玻璃制造的船一样。否认新奥尔良的陷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是没有意义的。由于这个打击，同盟政府已经与西路易西安纳、得克萨斯、密苏里和阿肯色隔断了。” 诺福克的“日记报”[312]指出： “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它预示着社会各阶层的困苦，而更坏的是，它将威胁我们军队的供应。” 在阿特兰塔出版的“通报”[313]这样埋怨： “我们曾经期望一个不同的结果。敌军迫近本来并不是意外之事，我们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了，而且我们一再听到这样的保证：即使敌军绕过了杰克逊堡垒，可怕的炮兵火力也将迫使他们退却或歼灭他们。这一切结果都成了自欺，像每一次我们认为某个据点或某个城市有要塞工事足以保证该地安全时那样。看来，现代的发明已经使要塞工事无益于防御了。装甲炮舰可以摧毁它们，或者安然驶过它们。我们担心孟菲斯也遭到新奥尔良的命运。用空洞的希望来安慰自己难道不是愚蠢吗？” 最后，彼得斯堡的“快报”[314]说：“新奥尔良被联邦军攻陷乃是整个战争中最重要和最致命的事件。”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5月16日 载于1862年5月20日“新闻报”第13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07]新奥尔良在扼守密西西比河上通往该城要道的两炮台陷落后于1862年4月29日失守。5月1日北军入城。新奥尔良是蓄奴州同盟的政治军事中心，该城被攻占是北军的巨大军事胜利。——第527页。 [308]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弗社分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通讯社。——第527页。 [309]萨拉哥沙是西班牙人民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以英勇保卫战抗击两度围攻该城（1808年和1809年）的拿破仑军队而闻名于世的城市。萨拉哥沙第二次被围攻了两个月之久，最后才于1809年2月21日陷落。 莫斯科在俄国人民反拿破仑入侵的1812年卫国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成了举国抗战的象征。1812年9月13日（1日）俄军为了保存军队和准备反攻，放弃了莫斯科。在法军占领城市时莫斯科烧起大火，延续了5昼夜之久。——第527页。 [310]半月城是新奥尔良的通称。该城旧市区位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圆弯形地带。——第528页。 [311]指“每日电讯报”（《DailyDispatch》），它是美国的一家日报，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从1850年至1883年在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出版。——第529页。 [312]“日记报”（《DayBook》）是美国的一家报纸，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从1857年至1867年用此名称在诺福克（弗吉尼亚州）出版。——第529页。 [313]指“每日通报”（《TheDailyIntelligencer》），它从1854年至1871年在阿特兰塔（乔治亚州）出版，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第529页。 [314]指“每日快报”（《DailyExpress》），它从1852年至1869年在彼得斯堡（弗吉尼亚州）出版，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第530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1862年4月28日于伦敦 法国在墨西哥的行动成了此间外交界的主要话题。人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路易·波拿巴恰好在他允诺减少军队的时候增加了远征军，同时又在英国向后撤的时候准备进军。这里的人们都很清楚地知道，远征墨西哥[302]的发动者是圣詹姆斯内阁而不是土伊勒里内阁；也同样清楚地知道，路易·波拿巴愿意在英国的盾牌庇护下实行他的各种企图，特别是实行他在海外的冒险。如所周知，复辟的帝国还没有它的原版那样的本事，能够把法国军队驻扎在现代欧洲的各国首都。作为一种pisaller〔下策〕，它才把法军开进了古代欧洲的各国首都，即君士坦丁堡、雅典和罗马，除此之外还有北京[303]。因此，如果能到阿兹蒂克人［注：阿兹蒂克人是居住在墨西哥的土著印第安人，以较高的古代文明著称。——译者注］的首都做一趟有戏剧效果的旅行，并且有机会àla〔仿效〕蒙多邦做一番军事的考古采集［注：指1860年蒙多邦指挥法国军队伙同英国军队攻占北京后抢掠并烧毁圆明园一事。——译者注］，难道可以放过不干？但是，如果考虑到法国财政的现状和路易·波拿巴在墨西哥的进攻可能引起的与美国和英国的未来的严重冲突，那就立刻会看到，用上述的理由来解释他的举动，像各种英国报纸津津乐道的那样，是根本说不通的。我觉得，我可以把底细向诸位做个报道。 在1861年7月17日会议[304]的时候，曾必须解决英国债权人的要求问题，而英国的全权代表也同时要求向他提供墨西哥债务或罪行的清单，在这个时候，墨西哥的外交部长曾把对法国的债务确定为20万美元，即区区4万英镑。而法国现在所提出的账单却使这个小小的框子怎么也容纳不了。 在苏洛阿加和米腊蒙的天主教政府时期，曾经以瑞士的让·巴·热克尔银行为中介订立了发行墨西哥国家债券1400万美元的协定。此项债券第一次发行时实付总数只有票面数值的5％，即70万美元。所发行的全部债券很快就落入“显要的”法国人之手，其中包括皇帝的亲戚以及参预《hautepolitique》〔“大政”〕的人们。热克尔银行把这些债券以远较其原来的票面价格为低的代价卖给了这些先生们。 米腊蒙是在他握有首都的时候订立这笔债务的。后来，当他变成了不过是一个游击队首领的时候，他又通过他的所谓财政部长佩萨－伊－佩萨先生发行了票面价值达3800万美元的国家债券，这次的中介人又是热克尔银行，但是该银行这一回仅仅垫付了50万美元的区区之数，或每元1—2％。瑞士的银行家又一次尽可能迅速地处理了他们在墨西哥的财产，而这些债券也就又一次落入那些“显要的”法国人手中，其中包括皇帝宫中的某些座上客，他们的名字将同欧洲交易所纪录上的米勒斯案[305]一样长久地流传。 胡阿雷斯总统的政府也就是拒绝承认这一笔至今连420万美元也没有付给的为数5200万美元的债务，理由是：一方面，它对此事毫无所知，另方面，米腊蒙、苏洛阿加和佩萨－伊－佩萨这几位先生并没有订借这样一种国债的宪法权力。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显要的”法国人却在决策的地方贯彻了相反的看法。至于帕麦斯顿勋爵，他已经及时地得到了某些议员的通知，说整个这件事会在下院引起极不愉快的质询。这里还有一个可虑的问题，即是否应当允许用大不列颠的海陆军来支持拉芒什海峡彼岸某些rougeetnoir［注：直译是：红与黑（一种轮盘赌的颜色），借以指赌徒。——编者注］的政客们的投机活动。因此，帕麦斯顿渴望抓住俄利萨巴会议[306]，以便从可能变成肮脏的国际性的米勒斯案的事件中脱身。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4月28日 载于1862年5月2日“新闻报”第12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302]远征墨西哥，见注198。——第524页。 [303]指1849年法军占领罗马（见注103）以及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期间法军驻留雅典和君士坦丁堡。1860年10月在中国的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第524页。 [304]指墨西哥议会1861年7月17日关于暂停支付外国债款两年的决定，这一决定成了英、法和西班牙干涉墨西哥（见注198）的借口。胡阿雷斯所领导的墨西哥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于1861年11月取消了7月17日的决定，并表示同意满足三国的要求。——第525页。 [305]1861年夏在巴黎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对法国著名银行家米勒斯的诉讼案，他被控进行欺骗性的交易所投机和违反信托公司法。这一案件揭露了丑恶的金融诈骗，而且牵涉到第二帝国的许多显贵。米勒斯被判罚款和5年徒刑，但在1862年被上级法院宣告无罪。——第525页。 [306]1862年4月9日英法和西班牙的代表在俄利萨巴（墨西哥）举行会议，策划三国在墨西哥的下一步的共同行动。但是在会上暴露出干涉参加国的重大分歧。法国代表宣布拒绝与墨西哥政府谈判，并宣布解除1862年2月19日在拉索勒达德签订的初步和约。英国和西班牙的全权代表借口法国干涉墨西哥内政，宣布不再参加共同干涉。在俄利萨巴会议后不久，英军和西班牙军撤出墨西哥。——第526页。
第三章国民经济史（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第三章[1]国民经济史（二）第一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及其崩溃的形式第二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崩溃过程总论第一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及其崩溃的形式首先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日尔曼马克公社的内部构造。如所周知，日尔曼人是聚部落与氏族而定居的。氏族内部每个家长都分得了一定量的土地地段，以建筑农场和住宅。其后，一部分土地使用于耕作，各家庭从其中获得自己的份地。据凯撒的证明，特别是在纪元之初，德国的一个部落（苏费维或士瓦本Sueven或Schwaben），他们并不将耕地分配于家庭，而是集体耕种。但在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时代（二世纪顷），一般是实行每年重分份地的制度。在个别地方如拿骚（Nassau）的佛立克合甫村公社（Frickhof），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还流行着每年重分份地的习惯。甚至在十九世纪，巴威略采领（BayrischPfalz）及莱因地方一些公社，仍然实行这种抽签重分土地。不过，当时重分的期间较长，有每隔三年、四年、九年、十二年、十八年进行一次的习惯。因此，那些耕地，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最后转变为私有财产。在苏格兰若干地方，耕地重分制一直实行到近代。所有的份地，本来是完全平等的，其大小是相应于每一家庭的平均需要，以及当时的土地和劳动的收益力。份地面积随地方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有十五摩根（为德国古时田亩面积之一种，约合25.5公亩）、三十摩根、四十摩根及更多摩根的。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由于重分制逐渐稀少，终于被废除，因而，份地到五、六世纪时，已经转变为个体家庭的世袭财产了。但是，那种转变，只限于耕地。其他一切地面，如林地、草地、水流以及未被使用的土地，依然不分割，而归马克公有。譬如，山林的收益，必须首先交纳国家的公课和满足公社的需要，然后才将剩余部分分配于各成员。牧场归公共使用。不分割的马克（即公社所有地Allmende），保持的时间非常长，直到今日，在巴威略、梯罗尔、瑞士阿尔卑斯地区及法国（汪德Vendee地方）、挪威、瑞典等国，还可以见到。当分配耕地时，为了贯彻完全平等的目的，马克公社的土地系根据土质和位置分为若干地段（Flur，也称Oesche或Gewanne）。然后，各地段再就平权的马克成员的数目分割为同数的细长条地。无论哪一个马克成员，如果对份地的平分有所怀疑，都有权要求将马克耕地全部进行测量，以便纠正。凡有妨害测量情事，即被处罚。虽在定期重分制和抽签地制废除以后，所有马克公社成员的劳动仍然带有社会的性质，并服从社会监督的严格规则，耕地也不例外。首先，每一个公社份地所有者，一般都要负担劳动义务。因为单单在公社内享有份地的事实，并不能够就算一个真正的公社成员（Markgenosse）。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住在公社，并以自己的劳动亲自耕种自己的份地。如果自己的份地几年都不去耕作，那么，他便丧失对份地的权利，由公社转给其他成员耕种。这时候的劳动，是在公社领导之下进行。当日尔曼人定居之初，经济生活的中心是畜牧，那是在公共的草牧地上，由公共村属牧人来经营，牧场是利用耕地和收割后的耕地。因此，播种和收割的时期，各耕地地段的播种年度和休耕年度的交替，以及输种等，都是共同规定的，每个人必须服从一般的规则。每块耕地是用有门的篱笆圈围起来，从播种到收割的时间，篱门即关闭起来。至于它的开闭时间，系由村落全体决定。各地段都是在作为马克公吏的管理监督之下，以维持公共秩序。而全体村民的所谓“田地巡视”（Flurumgäng），是在少年儿童们参加之下，于举行庆祝仪式之后进行的。在巡视时，并使小孩相互耳语评论，熟知田地径界，以供日后作证。畜牧是集体进行的，不准许马克成员个人看守畜群。全村家畜都按照种类分成公社畜群，每群设一村属牧人和一头先导兽。畜群并系以响铃为记。全马克所有地区的捕渔打猎工作，也是由公社成员共同进行，不许瞒着人在自己的地段上私自张罗掘阱捕捉野兽。凡矿物及其他埋藏物，如果在锄头所不能达到的地中发现出来，那就要归公社所有，与发现者无关。各个马克应该有其必要的手工业者。固然农家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还是由自己制造，各人在自己家里烘面包、炙肉、纺纱、织布；但当时也已看出有若干手工业已经开始专门化了，特别是制造农具的手工业更属如此。如下撒克逊（Niedersachsen）的乌尔柏（Wölpe）山林马克公社，社员被允许“在林地上，拥有各行手工业者一人，进行木材加工”。公社严格规定手工业可以使用的材木各类与数量，以便保护森林，制造专供社员必需的用品。手工业者可以从马克公社获得生活上的必要品，一般说来，他们在经济上，与其他大部分农民处在完全同等的地位，但不承认他们有马克成员的完全权利。其理由之一是手工业者原系外来人，并非土著居民。另一理由（这个理由，结局也是一样）是他们主要不是从事农业，而农业乃是当时经济生活的中心，一切社会生活及马克成员的权利义务都是环绕农业进行的[2]。因此，无论谁也不能加入马克公社。外来人如欲定居下来，必须取得全体成员的一致承认。各人自己的份地，只准让给同马克的成员，不得让给外来人，即使要让，也必须获得马克法庭的许可。马克公社的首领，称为“村长”或“长老”，有些地方称之为“马克长”或“百人长”，他们是由马克成员选举出来作为公社的领导者。这种选举对选举人来说，不单是荣誉，而且是义务。即使在刑罚威胁之下，也不应逃避选举。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后马克首长的职务成为某一家庭的世袭。再进一步，这种职位——由于它的权力与收入——竟成可以买卖和赠赏的对象，这样便从一般公选的纯粹民主的职位转变为统治公社的工具。在马克公社全盛时期，马克首长乃是马克成员意志的执行者。一切社会事务，都在社员全体会议上决定，它负责调解争端，判处刑罚。举凡农业的经营，道路与建筑事业的进行，农场与村落的保卫等的规定，均须由全体大会多数决定。此外，不定期检查记载公社经济状况的“马克成员出纳账簿”，也属大会的责任。马克内部的法庭审判手续，是在马克长老主持之下，由列席的社员，以陪同的资格用口头当众宣判。除社员外，任何外人都不许走进法庭。公社社员有相互作证和宣誓的义务。在发生火灾、被敌人袭击或遭到其他急难之时，社员有忠实亲密、相互扶助的义务。战争时，社员即组织各种部队，协力作战，无论何人都不能坐视同胞陷于危险而不抢救。凡社员在公社内外造成损失或有犯罪行为时，马克全体应负连带责任。公社社员有款待旅客和保护穷人的义务。每一马克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宗教公社，自基督教传入以来——如撒克森人，在日尔曼部落中信教最晚，直到九世纪初才转皈基督教，又构成一个教会团体了。最后，马克照常规应请一个教师负责教导村中所有少年。我们很难想像到古代日尔曼人马克公社的经济制度，是那样纯朴而调和。社会生活全部机构，在这里都了如指掌地呈现出来。严密的计划和强固的组织，预先决定了每一个成员的行动；各个人只不过是从属于全体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的直接欲望和对各人欲望的同等满足，乃是全组织的始点和终点。每个人都为全体而劳动，万事都共同决定。但是，像这种组织和全体对个人的权力，究竟从何处和根据什么而生产出来的呢？这不外是土地关系上的共产主义。换言之，就是劳动者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农业共产主义经济组织的典型特征，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表现得非常显明：即把这种经济组织，跟其他许多民族那里的经济组织加以比较研究，并把它作为一种生产的世界形态，在其历史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条件下，加以理解。现在转眼来看一看南美古代印加帝国吧。帝国的疆域，包括现在的秘鲁、玻利维亚、智利三个共和国，即包括现在12,000,000人口和3,364,6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西班牙人毕扎罗（Pizarro）侵入的时代，印加人的经济经营方式仍和几世纪以前一样。首先，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和古代日尔曼人完全同样的制度。每一个氏族公社，同时包括有战斗力的男子百人组，并占有一定的地域。这个地域，作为马克公有地直属于氏族。而且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他们甚至也用“马卡”（Marca）的名字，这和日尔曼的“马克”相似。他们从马克地域中分出耕地，划为地段，每年播种之前，在各家庭中进行抽签分配，份地的大小按家庭人数而定，也就是按各家庭的需要而定。村长——这个职位，在印加帝国形成的朝代，即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顷，已由选举变为世袭了——分得最大的份地。在秘鲁北部，各家庭并不是单独耕种份地，而是编成十人组，在一个领导者的指挥下集体耕种。有些事实指出，这种风习也跟古代日尔曼族的制度相同。十人组轮流耕种全体组员的份地，如有为印加族的利益而服兵役或担任徭役的组员不在家时，大家也同样负责代耕。各家庭可获得本人份地上所生产的产品。只有住在马克内属于本氏族的人，才有要求份地的权利。各人依然有亲自耕种份地的义务，假期有人几年间（墨西哥是三年）不去耕种，任其荒芜，就丧失了这个权利。份地不许出卖或赠与，离开自己的马克而移住其他马克之事，亦属严禁。这是与加强村落氏族的血缘联系有关的。只有在周期下雨的沿河地区的耕地，历来就是依靠运河进行人工灌溉。此种运河是由马克公社全体成员的集体劳动筑成的。关于各村民之间，以及村民内部的水的使用和分配，设有严格的规定。每一村落都有它的“穷人的田地”，由大家共同耕种，其收获由村长分配与老弱、寡妇及其他穷人享用。耕地以外的余地，都属公有地（Marcapacha）。在农业不发达、土地脊瘦的山岳地带，居民的生活基础乃是牧畜骆马（这是他们唯一的职业）。居民经常将其主要的产物——羊毛——运至平畈，以交换农耕者的玉蜀黍、胡椒、大豆。这等山岳地区，早在印加人征服朝代，即已出现了畜牧私有和显著的财产差别现象。普通马克成员大概占有3—10头骆马，一个酋长则可能有50—100头。但无论如何，土地、山林和草地，仍属马克公有。私有畜群之外，还有不许分配的公有畜群。在一定时期内，如有一部分公有畜群被屠宰，它们的肉和毛就在各个家庭之间进行分配。特别的手工业者是没有的，各家族所必需的物品，都需要自己制造；但在村落中，也还有一些显然和其他行业不同的织工、陶工或金工。各村落的首领最初是选举出来的，但后业变成世袭，他负责监督农耕。但关于重大的事件，则须由成年人参加开会讨论处理，会议是吹贝壳喇叭召集。就上述意义来说，可知古代秘鲁的马克公社在一切基本特点上，正是日尔曼族马克公社的真实模型。但是这种特点究竟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德国马克公社的原型。因此，如果要了解这个社会制度的本质，最好的办法是，与其研究两者的相同点，不如研究两者的不同点。古代印加帝国的特征，在于它是外国人统治者所确立的被征服国。外来征服者印加人，虽然同属于印第安部落；但它之所以能够容易征服这个和平定居的土著部落维丘亚人（Vechua），正是因为维丘亚人是生活在闭塞的村落之中，与世隔绝的缘故。在那里，每个马克公社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天地，不和其他广大的地域相联系，对马克范围以外的一切东西，毫不感兴趣。像这种极端本位主义的社会组织，当然很容易被印加人所征服。而这种组织，在印加人侵入以后，一般还是照旧维持下去，不过他们另把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精巧制度引入它的组织之中。被征服的马克，必须分出一部分土地，设置“印加田”及“太阳田”。这些田地，依然是马克公有地，但其收益，必须用实物缴给同印加人的统治部落和祭司阶级，由他们支配。经营牲畜的山地马克，同样要将其畜群的一部，当作“统治者的畜群”，保留给统治者使用。畜群的看守和印加田与太阳田的徭役劳动，也是全体马克成员应有的义务。此外，还有在印加统治者指挥下进行的矿山徭役劳动、道路桥梁的修筑等社会劳动，严格规律下的兵役，以及进贡年轻美女，其中一部分作为宗教仪式上的祭物，一部分作为印加人的小妾。可是，不管剥削制度怎样残酷，马克的内部生活和共产主义的民主制度，仍然完整无恙的保存下来。徭役和代役租，也作为马克的共同负担，用共产方式征课。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共产主义组织不仅成了——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许多世纪以来的剥削和奴役制度的巩固而持久的基础，而且这种制度还是按照共产方式组织起来的。譬如舒适地压在秘鲁被征服部落头上的印加人，他们自己也是生活于马克公社原则下的氏族联盟。印加人首都库兹可（Cuzco）市，无非是由一打半的集体住所组成。每一住所不过是内部带有共同墓地、共同礼拜的全氏族的一个共产主义的家庭经济中心而已。这些大的氏族住所周围，带有不许分配的林地和草地以及可以分配的耕地（同样是集体耕地）的印加氏族公社的所有地。由此可知，作为一个原始的氏族部落，其中的统治者和剥削者，还没有完全抛弃劳动，他们不过是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企图比他们所征服的部落生活得好一些，并为礼拜仪式贡献较为丰富的牺牲品而已。像那种专靠他人劳动成果为生并以自己不劳动为统治特性的当代艺术，本质上是和这以公有制与集体劳动义务为其根深蒂固的民族风习的古代社会组织，毫无共同之点。政治上的统治也是作为印加氏族的社会职能而组织起来的。如被印加人任命管理秘鲁地方诸州的行政首长（他们的职权，类似马来群岛的荷兰总督），即被视为印加氏族的代表。他在库兹可市的集体住所里保有自己的住宅，同时还继续算作本马克的职员。每年夏祭，那些氏族代表都要回到库兹可市述职，接受行政检查，并和本氏族的同胞一起庆祝宗教大祭典。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两个重迭的阶层，它们的内部组织都是共产主义的，但是，相互又站在剥削和被奴役的关系上。此等现象，初看起来，似乎很难理解。因为它和有组织的公社联盟的平等、友受、民主的原则，尖锐地对立。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即实际上，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跟一般的人类平等、自由的原则，毫无共同之点。这些“原则”（至少在“文明”国家，即在具备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范围内，因既适用于抽象的“人类”，从而也就扩适用于一切人类）不过是以后逐渐形成的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在美国与法国的革命时期才第一次予以宣布。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并不知道那种关系到一切人类的一般原则。在那儿，所谓社会平等和连带关系，乃是产自传说的共同血缘联系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凡血缘联系和公有制流行的地方，就会出现权利平等和利害连带的关系。在此利害关系范围之外——此等利害关系，不出一个村落的四界之外，至多也不出一个部落的地域范围之外——对他们都是不感兴趣的，而且有时候，也可能成为敌对的。因此，由于生产发展的不充分，人口虽不断增加而食物源泉并不丰富甚至很贫乏的结果，这种以经济连带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公社，可能而且一定会经常与其他氏族部落公社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野蛮的斗争和战争就成为解决问题的不可避免的手段了。结果不是交战者某一方的溃灭，就是另一方的征服（这一方的可能性较多），接踵而来的就是剥削。原始共产主义的基础，不是所谓平等自由的抽象原则，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低下以及人类对外部自然的无能为力所产生的铁律。在这种铁的必然律下，人类就不得不结成强大的联盟，企图以统一的力量和计划的劳动，为生存而展开斗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控制自然的程度还很微弱，因而劳动的共同计划和共同协作只能限于自然草地或用原始方法开垦的村落土地上那种比较狭小的地域，较大范围的社会劳动应用则完全不可能。原始农业状态，使文化的发展局限于农村公社的圈子内，并把利害连带关系也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最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不高，也同样引起各个社会联盟间的利害冲突。随着就产生了野蛮的暴力，作为解决冲突的唯一手段。于是，战争就成为解决社会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所常用的方法。此战争的方式，一直到劳动生产率有了最高的发展，换言之，人类能完全征服自然，使人类物质利益的矛盾得以消除为止，还注定要占着优势。可是，如果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现象，那么，这种冲突的结果仍然要受当时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程度所决定。假若两个流浪的畜牧部落，为争夺牧场而发生斗争，结果哪一方占领牧场？哪一方被驱逐到荒凉不毛之地，甚至消灭殆尽？也是专赖野蛮的暴力来决定。但当农业已经发达到不需要全部劳动力和不花费全部劳动时间可确实养活居民的时候，这就为外来征服者剥削这些农业部落打下基础。于是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种关系：一个共产主义公社成为其他共产公社的剥削者，像在秘鲁所发生的关系一样。我们认为印加帝国的这种特殊构造之所以最为重要，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古典时代（尤其是希腊历史发端的时代）一系列与此相类似的构造。譬如在多利安人所统治的克里特岛上，居民除了自己和家庭所必需的食料外，其田地上的全部收益都必须上缴公社，以之供给自由民（统治的多利安人）的共同食用。又如在同样有多利安人的公社的斯巴达，存在着一种“国有奴隶”即希洛特人（Helot），“国家”把他们分配给私人，使之耕种自由民的份地。古史所留给我们的这些简单的报道，粗看起来使人不易理解。于是，像海得堡大学教授马克思·威柏（MaxWeber）那样的资产阶级学者，为要说明上述奇怪的历史现象，便根据今日的条件和概念，捏造了一种可笑的假设。他说：“在斯巴达，被统治的居民是被当作国有奴隶或国有农奴的身份来处理的，他们贡纳实物，以维持武士的生活。但是，一部分固然是用上述方法根据社会经济的原则进行的，而另一部分则由每个人各自使用奴隶耕种一定的田地，以其收获来维持生活。此等田地，在不同的程度上成为私有，以后，逐渐变成世袭。份地的新分和续分是被允许的，而且在历史上也似乎曾经实行过。这种重分，当然不是耕地的重分（资产阶级大学教授，‘当然’无论如何不承认这种事实），而是在一定意义上的地租源泉的重分。战争的考虑，尤其是军事的人口政策，决定一切细节……这个政策的城市封建主义性质鲜明地表现在：军事特权也扩展到拥有依附农民的自由土地上，这种土地后来即构成‘克列罗斯’——一种维持武士家庭生活的份地（如果把大学教授式的语言，改为普通一般的语言，就是：份地属公社所有，因此，决不允许出卖和占有者死后分割。这种情况，威柏教授在另一个地方也曾认为那一种‘防止财产分散’和‘保护武士阶层的土地地段’的贤明措施）。这个组织，在类似将校俱乐部的共同午餐（即Syssitien）及为养成武士而由国家施行儿童士官候补生式的共同教育的形式下，发挥了很好的效果。”[3]因此，他就把英雄时代的希腊人，黑克托（Hektor）及亚启尔（Achill）时代的希腊人，跟普鲁士式的世袭财产制度、地租制度和“与其社会地位相当的”香槟酒会的将校俱乐部的概念混合一谈；同时，又把受了共同国民教育的天真烂漫的斯巴达少女，跟柏林郊外格罗士·里希特菲得（Groß-Lichterfelde）监狱式的幼年学校混为一谈了。凡熟习印加帝国内部构造的人，对上述现象，当然不会感到什么难解。那些现象，无疑的，只不过是一个农业公社联盟被其他共产主义公社所征服而形成的寄生性的二重构造的产物罢了。共产主义的基础，在统治者的风习和被统治者的状态中，究竟维持到若何程度，那就完全取决于此两重构造的发展阶段、此关系的持续时间及其环境。这种构造具有各种不同的阶段。印加帝国的统治者自己仍参加劳动，被征服人民的土地所有依然完全维持它的不可侵犯性，各社会阶层还是固守着他们的闭塞生活，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作同样的剥削关系的最原始的形态。这种形态之所以能够保持数百年之久，主要因为文化发展的阶段比较原始，以及国家与世隔绝的缘故。在进一步发展阶段上的克里特岛的传说，告诉我们，那个岛上被征服的农民公社，除了维持本人生活所必需的产品外，其余全部劳动收益都不得不上缴。从而，统治的公社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而是全赖被剥削的公社联盟的贡物为生，但他们还是按共产主义方式进行消费。在斯巴达，我们又发现了下述的发展阶段：土地早已不属于被征服的公社所有，而是属于统治者所私有，并在公社联盟的基础上，在统治阶层之间进行分配。被征服部落的社会组织，由于其基础——土地所有形态的破坏，而告毁灭，土地转变为统治者的公社所有，他们以“为国家的利益”的名义，共产主义式地把土地分给作为劳动力的各个马克成员，类似一种份地。而统治者斯巴达人本身，当时仍是生活在严密的公社关系之中。其他地方大概也有过类似的关系，虽然程度不同。如在狄萨利亚，这里的原住居民佩涅斯地人（Penest即“贫民”）曾被爱阿利亚人所征服；又如在比梯尼亚，这里马利安提亚人（Mariandyer）也曾被托拉起亚人所奴役。可是，这种寄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给统治的马克公社带来了瓦解的因素。为了维持征服和加强经常剥削的必要，必然导致强大的军事组织的形成，这无论在印加帝国或斯巴达国家，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同时，在本来是平等而自由的农民大众之间，也出现了不平等，这就造成广大特权阶层所由发生的第一基础。到了后来，如果他们一旦同文化发展较高的民族相接触，只要能够碰到容易引起高级的生活欲望和活泼的交换机会的优越的地理和文化历史条件，那么，统治部落内部的不平等就会急速发展起来，这又必然会削弱共产主义的联系，为伴贫富分化而起的私有制度开辟广阔的道路。这种过程的典型实例，可以在那与东方古代文明民族相遇以后的希腊世界早期历史中看出来。可见，某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被其他部落所奴役，迟早必然会引起同样的结果：共产主义传统的社会联系，不管在胜利者方面或失败者方面，都同样会被切断，而产生一种完全新的社会形态，同时私有制、不平等和剥削也将相继出现。希腊古代旧公社联盟的历史，引起了两种利益的对立：一方面是广大负债小农和攫取贸易、公职特别是军职，并侵占不分配的公社土地而成为大土地所有进的贵族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是全体自由民的社会和被剥削的奴隶之间的对立。从整个公社对被奴役的部落实行各种各样自然经济的剥削的形态起，到各个人购买奴隶的制度为止，实际上只相差一步。而这一步之能以在希腊迅速迈进，乃是对沿海国家及岛屿国家发展海上交通和国际贸易的结果。锡科提（Ciccotti）也是把奴隶制度分为两种类型：“我们在希腊历史开端所看到的经济奴役中最古老、最重要、最流行的形态，并不是奴隶制度，而是一种隶属制度（Hörigkeit），我们也可以把这它称作家臣制度（Vasallentum）。”提阿旁普士（Theopompus）也说：“在狄萨利亚人和拉克得莫尼亚人以后的希腊人之间，最早使用奴隶的，乃是基阿士人（Chios），——小亚细亚基阿士岛的居民。但他们获得奴隶的方法，与狄萨利亚人和拉克得莫尼亚人不同……后两者是将以前住在他们现在所有土地上的希腊人变为奴隶，强制他们为阿基亚人、狄萨利亚人、柏列宾人、马格勒西亚人作工，这些被征服者称为希洛特或佩涅斯地（都是一种隶奴）。反之，基阿士人则是支付一定价格买进野蛮人（非希腊人）为奴隶。”此处锡科提又合理地补充说：“产生这种差别的根据在于，大陆部落和岛屿居民的发展程度大不相同。财富积累欠缺或者很少，以及商业不大发展，这种情况必然使得该国不可能直接扩大生产，以及直接使用奴隶。结果，便导致了最原始的贡纳形式，引起了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化；于是，从统治阶级中产生了武装军队，从被奴役阶级中产生了农民阶层。”[4]秘鲁的印加帝国内部组织，向我们揭露了原始社会形态本质的重要的一面，同时，也提示出它的没落的一定历史道路。然而，秘鲁、印第安及美洲其他的西班牙殖民地往后的历史，又告诉了我们这种社会形态的命运之另一形式。这里，显示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新的征服方法，与印加人所实行的全不相似。西班牙人（新大陆最早的欧洲人）的统治，是从残酷地屠杀被征服的居民开始。据西班牙人自身的证言看，美洲发现后几年间，被他们所屠杀的印第安人，数达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拉斯·卡煞斯（LasCasas）说：“我们可以这样断言，西班牙人使用恐怖的非人道的手段，屠杀了一千二百万人——其中有妇女和小孩。但据我本人的看法，那时被杀的土人，实际上超过了一千五百万人。”[5]享得曼（Handelmann）说：“在西印度海地岛上，1492年西班牙所发现的土人数有一百万；但到1508年此一百万人中生存的仅有六万；九年后只剩下一万四千人。因此，西班牙人为获得必要的劳动人手计，不得不从附近的岛上，大量输入印第安人。单在1508年，就从巴哈马岛（Bahama-Inseln）输入四万土人到海地岛变为奴隶。”[6]西班牙人不断猎取红种人。对这种残暴行为，作为当时目击者和参加者的意大利人纪罗拉姆·本佐尼（GirolamoBenzoni），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记载。本佐尼曾在库马挪岛进行过上述的土人狩猎，当四千个印第安人被捕的时候，他写道：“部分由于食物的缺乏，部分由于母子诀别的悲哀，被囚为奴的土人大都在赴库马尼港途中死去了。奴隶中有因为疲劳而不能和其他同伴以同一速度行进者，西班牙人恐怕那些人留在后面会袭击自己，于是就从背后用刺刀残酷地杀死他们。这些不幸的生物，赤身露体，疲惫不堪，创伤疼痛，又因饥饿，几不能起立，目睹此状，使人心碎。更用铁锁锁住他们的头和手足。年青处女，没有一个不被那些西班牙强盗所奸淫，作为肆意玩弄的对象，因此，许多女人都长期染上了梅毒……被俘虏的土人奴隶，都被灼热的铁，烙上了记号。然后，队长留一部分奴隶归自己使用，其余的则分配与他的士卒。士卒又将土人作押宝进行赌博，或者出卖给西班牙的移民。商人们则以葡萄酒、麦粉、砂糖及其他日用品交换奴隶，然后把交换所得的奴隶输送到西班牙殖民地中最需要奴隶的地方去。这些可怜的人，在输送途中，由于商人把他们幽闭于船底，坐卧无地，拥挤闷热，食水缺乏，空气恶浊，以致于毙命。”[7]西班牙人为了避免猎取红种人的麻烦，和节省奴隶的费用起见，又在印度领土和美洲大陆之间，建立所谓“区域分划制度”（Repartimientos）——由总督将全部占领地区划分为若干地段，各地段的村长（Kaziken）负责供给一定数目的土人，以作西班牙人的奴隶。各西班牙移民，由总督定期分给一定数目的奴隶，但附有“照顾奴隶改信基督教的条件”[8]。移民对奴隶的虐待，是极难想像的。印第安人甚至以死为得救。当时有一个叫做亚科斯达（Acosta）的人说道：“被西班牙人所捕获的土人，被迫押到远离家乡的矿山，在不断的鞭打威胁之下，做非常繁重的工作。所以几千奴隶，因为没有其他希望摆脱这种可怕的命运，不得不用强制的方法如吊死或溺死，以及其他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预先杀死自己的妻室儿女，以图借此结束共同的不幸和毫无出路的境况。另一方面，还有妇女堕胎或与男子避交以免子孙而为奴的现象。”[9]最后，西班牙移民，由于皇帝忏悔主持僧、圣父加齐亚·得·罗约沙（GarziadeLoyosa）的斡旋，从哈布斯堡家卡尔五世处，求得一张宣布所有印第安人为西班牙移民的世袭奴隶的敕令。本佐尼认为这个敕令只限于“卡纳依比”食人部落，但事实上曾经扩大并适用到一般印第安人。西班牙移民企图为自己的暴虐行为作辩护，便有计划地传播一些关于印第安人吃人和恶德等的可怕的谣言。譬如同时代的法国历史家马利·得·沙特尔（MarlydeChatel）在其著作“西印度通史”（巴黎1569年版）中，曾记载着有关印第安人的这种传说：“上帝为惩治印第安人的罪恶，处罚他们为奴隶。因为即使哈姆（Ham）犯了反对其父亲诺亚（Noah）的罪，也没有达到印第安人冒渎上帝的那种程度。”可是，大约同一时代的西班牙人亚科斯达，在其著作“印第安人的自然与道德史”（巴塞罗挪1591年版）中，对于同一印第安人，却有如下的分析：“他们确实是无论何时都对欧洲人表示亲切的善良民族，其态度表现得那样诚实感人和天真纯朴；如果不是完全丧失了人性的话，那么，无论谁都会以温和与爱戴来对待他们。”当然，也出现过反对西班牙人暴虐行为的企图。1531年法皇保罗三世曾发布诏书说：印第安人也是属于人类，不应该把他们当作奴隶。西班牙西印度枢密院不久也声明反对奴隶制度，但是，这种反复公布的敕令，只能证明它毫无效果，谈不到什么诚意。印第安人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既不是由于加特力教会僧侣的虔诚行动，也不是由于西班牙国王的反对，而只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由于印第安人的生理和精神的性质，证明他们绝对不适宜于负担这样苛重的奴隶劳动。对于这种单纯的事实，即使西班牙人采取巧妙的残暴手段，恐也无能为力。红种人在奴役中丧生，就像苍蝇一样，先是设法脱逃，脱逃不掉就自杀了事——一句话，这种做法对西班牙人来说是极不合算的。只有在热情不倦地保护印第安人的拉斯·卡煞斯僧正，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从非洲输入强壮的黑人为奴隶，以代替无用的印第安人——以后，才开始废除以印第安人为奴隶的无益试验。这个实际发现所获得的效果，比之反对西班牙人残暴行为的拉斯·卡煞斯所写的小册子，更加迅速而彻底。经过二三十年后，印第安人才获得了解放；其后四百年中，则开始黑奴悲惨的命运。十八世纪有一位正直的德国人——科尔伯格的“大胆的老勒特伯克”（BravealteNettelbeckausKolberg）船长，在他自己的从非洲西部的几内亚到南美北部的瓜雅那——这里还有别的“大胆的东普鲁士人”在经营种植场——的航船上，输送了几百个黑奴，这是同其他商品一起，在非洲收购的商品。他同十六世纪的西班牙队长一样，曾经将奴隶强迫押载于船底。但是，启蒙时代的人类智慧到底发达些，你看：勒特伯克为得要防止奴隶之间发生郁病和死亡，每晚把奴隶驱集到甲板上，使之在音乐和鞭笞的嘈杂声中，跳起舞来。而昔日粗野的西班牙贸易商，却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十九世纪末的1871年，可敬的大卫·李温斯顿，为了要寻找尼罗河河源，在非洲渡过了三十年；他在写给美国人哥登·班勒特有名的书信中说：“假使我对乌基基事件真象所作的揭露能够使东非可怕的奴隶贸易得以废除，那么，这一措施的成果，我想无论如何也会比发现尼罗河河源的总价值为大。贵国正在到处废止奴隶制度，甚愿阁下伸出有力的援手，使我们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这块美丽的国土，目前正被那些高贵人物咒骂得苦恼难堪呢！……”但是，西班牙殖民地上印第安人的命运，无论怎样，并没有因为这种激变（指黑奴的代替）而有所改善，只不过由另外一种殖民制度代替过去的殖民制度罢了。换言之，即实行了所谓“恩科米恩打斯”（Encomiendas）的新制度，代替过去以居民的直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旧制度——“雷柏第米恩托斯”（Repartimentos）。新制度形式上承认了居民的人身自由和对土地的完整的所有权；但其地域系隶属于西班牙移民，特别是其中最早的征服者的后裔的行政管理之下。他们把印第安人当作未成年者，自己则以监护人（恩科曼得罗斯Encomenderos）的资格，实行监护权，并在土人中负有弘布基督教的责任。“监护人”有权从居民身上征收“适当的现金税和实物税”，以充教会建筑费用和酬劳本人监护的报酬。这种规定，不久就把新制度变成印第安人的真正地狱，其恶果可想而知。固然，土地已经当作不分割的部落财产，而让渡于他们手里，但是，西班牙人只把这种土地理解为下犁的耕地。其余的马克公有地，未使用的空地，甚至休耕地，都被西班牙人视作“荒地”而任意加以侵占。他们做得这样无耻，这样顽固，只要看一看下面楚利达（Zurita）的记述就知道了：“侵犯土人的利益和所有权等事，根本是无所谓的。任何一块土地，任何一个农场，没有不被宣布为欧洲人所有的。因此，土人被迫离开自从太古以来就占住的土地。甚至现在耕作的土地，也经常被西班牙人借为阻止欧洲人侵占不得不保持住这块土地的名义，强行夺去。西班牙人就靠这种制度的掩护，在一些地方大量扩张自己的土地，使得留给土人的可种地，一点没有剩余。”[10]同时，“适当”的租税，也被西班牙的监护人任意加以提高，以致印第安人在这种繁重的租税压制之下，几乎喘不过气来。楚利达又说：“即使拿出印第安人全部动产和不动产，也不足以支付税款。印第安人的财产，最多不过一个庇索（Peso），他们不少人是纯靠做零工过活。因此，这种不幸的土人，根本就不会有剩余的物资来养活家庭。青年人往往乱搞男女关系，其理由就在此，尤其是当他们的父母身旁的积贮还不到四或五个列亚尔（Real）的时候，更加如此。印第安人几乎是不允许穿奢华的衣服，因此，许多人就失去参加祭神的资格。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资力供给自己的家庭以必要的食物，所以陷于的境地，并不为奇。……我在最近的旅行中，曾听说有许多印第安人，因为无钱纳税，对妻室儿女说明原委之后，即在绝望之中自缢而死。”[11]最后，他们又实行强制劳动，以补充土地强压和课税压力之不足。十七世纪初，西班牙人往往把十六世纪形式上已经废弃的制度重新拿出来应用。对印第安人的奴隶制度固然废止了，但是，代替旧的，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在本质上和奴隶制度可说毫无区别的强制的雇佣劳动。早在十六世纪中叶，楚利达就这样描写过西班牙人统治下印第安人雇佣劳动者的状况，他说：“印第安人在这整个期间内，除玉蜀黍面包和大饼以外，什么食物都得不到……监护人从早到晚迫着他们劳动，朝霜夜露之中，暴风雷雨之中，赤裸裸地放他们出去，其间只以半腐烂的面包给他们吃，……印第安人都是在旷野露天之下过夜。而工资又只许在强制雇佣期终了后，才开始支付，因此，他们就无钱购买需用的寒衣。不难理解，在这种监护的条件下，强制劳动弄得他们精疲力竭。这就是印第安人很快死亡的原因之一。”[12]这种强制雇佣劳动制度，在十七世纪初，由西班牙政府正式用法律形式公布。法律的根据在于：印第安人不想自愿地去劳动，而且如果没有他们，单以现有的黑人去开矿是极为困难的。印第安人的村落，现在负有无条件地供给监护人以必要人数的劳力（在秘鲁是人口的1/7，在新西班牙是人口的4/100）的义务。这个制度的致命结果，不久就判明了。在一件致菲力浦四世的匿名建议书，题名为“关于智利王国世俗和宗教关系的危险状态报告”中说：“如所周知，土人人数激烈减少的原因，乃是矿山和监护农场上的强制劳动制度。西班牙人虽然一方面大量使用黑人，一方面又对印第安人征课高额租税（超过征服前他们向酋长缴纳的租税），但同时又不废弃强制劳动制度。”[13]此外，强制劳动的结果，常常使印第安人无法耕种自己的田地，因而被西班牙人以“荒芜不毛之地”为口实而霸为己有。由于印第安农业的衰落，其丰饶的土地，自然会给高利贷者开辟方便之门。“印第安人在土著的统治者之下，并不知道什么高利贷”。——楚利达这样说过。西班牙人使得他们认识到货币经济的后果，并让他们彻底体验到租税的重担。由于负债累累，印第安人的土地，不仅仅被西班牙人所侵占，而且也大批移转到西班牙资本家手里。同时，在评定地价的方法上，也同样表现出欧洲人的卑劣透顶的手段。于是，土地的偷盗、租税的强征、强制劳动、高利贷等总括起来就好像一个铜环，扼死印第安人马克公社的寿命；而维系他们生活的传统社会秩序和坚固的社会纽带，随着它的基础——马克公社的农业——的破坏，也终于毁灭了。另一方面，这个经济基础，因一切传统权威的破坏，也被西班牙人有计划地打垮了。村长和部落酋长的职位必须获得监护人的认可，但是，这些人不过是摆在最低贱的印第安臣民之上的傀儡而已。西班牙人最得意的手段之一，就是有组织地煽动印第安人去反对酋长。他们假借基督教教义——保护土人不被酋长所剥削，骗印第安人说，西班牙人要把他们从向酋长纳税的传统中解放出来。楚利达说：“西班牙人断言酋长在掠夺其部落居民，但是西班牙人则负有制止这种掠夺的责任，因为，剥夺了旧酋长的地位和收入，再从他们的傀儡印第安人中任命新酋长的，就是西班牙人自己。”[14]同时，各个马克公社成员在违法出卖土地给西班牙人时，如果遭到村长和部落酋长的阻难，西班牙人即以同样的办法，挑起土人的叛乱。其结果就是：不断的叛乱和土人非法出卖土地的无止境的诉讼程序。毁灭、饥饿、奴役，再加上一个无政府状态，终于使印第安人的生活陷入绝境。总之，西班牙人行使这样的基督教监护的总效果，可以归纳为下述两句话：土地转移到西班牙人之手及印第安人的灭种。楚利达说：“所有西班牙在印度的属领，土人部落不是完全被消灭，就是人数锐减，虽然有些人并不主张这样做。土人被迫离开他们的住所和土地，对他们来说，这些住所和土地，由于无限实物税及现金税的剥削，已变成全无价值的东西了。他们或者逃往他国，到处流浪；或者隐匿于森林中，早晚都有可能成为野兽的饵食。许多土人甘愿自杀，以了残生。这都是我经常目睹，或听之于土人的；而且也碰着许多机会，证实了这些事实。”[15]五十年后，另一个驻在秘鲁的著名西班牙官员塞凡特（JuanOrterdeCervantes），也同样报道了下面的事实：“西班牙殖民地的土著居民逐渐减少。土人抛弃从来的住所，听任土地荒芜，因而，西班牙人不得不尽力寻求必要数目的耕作者和畜牧者：所谓米达约斯人（Mitayos）——没有这个部落，就不可能搞开发金银矿的工作。然而，他们不是逃离西班牙人所住的城市，就是留下来，以可惊的速度趋于死灭。”[16]总之，尽管西班牙人的经济压榨如此厉害，印第安部落及其马克公社制度依旧保存了它的残迹，一直到十九世纪。这种奇迹般的顽强性实使人惊叹不已。英国大殖民地印度，又从另一个方面，告诉了我们古代公社联盟的命运。在这里，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可以更好地来研究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形态。同时，这个国家的典型，好像赫尔失勒（F.W.Herschel，德国天文学家，1738-1822）的星辰图，显示出投影到平面上的数千年的历史图景。在印度，除农村公社外，还存在着氏族公社；除平等的份地定期重分制外，还出击了不平等的份地终身所有制；除集体的土地耕作除外，还有私有经济；除全村居民对公有土地的平等权利外，还有某种集团的特权；最后，除一切土地公有形态外，还产生了纯粹的土地私有制，这种私有制，一方面具有小农经济的形式，另一方面也具有短期佃耕地及巨大地产的形式——所有这一切形态，在几十年前的印度都是可以看到的。印度的农村公社，据印度许多法制典据的证明，确实是太古时代的产物。例如最老的习惯法，纪元前九世纪顷的摩孥法典，就包括了许多如关于由不分割地所发生的各个之间的境界争执，和分村移到母村的不分割地等等的规定。法典只承认在自己劳动的基础上的土地所有，并把手工业视为农家副业；又力图限制僧侣的经济权力，只许他们占有动产。后代的土著诸侯拉沙（Radschas），当时还只是一个被选举出来的部落酋长。后来，纪元前五世纪编制的两部法典——Jadschnawalkja和Narada，才承认了作为社会组织的氏族联盟，而公权和裁判权在当时则掌握在村社成员大会之手。村社社员对各个成员的犯罪行为，负有连带责任。村落首长，由被选举的马克酋长充任。两法典又规定要选举最和平最公正最贤良的公社成员担任这个职位，并劝人无条件服从他。Narada法典中已经分出了两种形式的公社联盟——“亲属”公社，即氏族公社和“同居”公社，即非血族的地域联盟的近邻公社。但是两法典中仍然只承认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被抛弃的土地，归愿意耕种者所有；而不合法的所有地，倘所有者本人不事劳动，甚至占了三代也不承认其所有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印度氏族还是生活在原始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之下。换言之，印度氏族在印度河流域的时代，其后又在征服恒河流域的英雄时代，同时也是“罗摩衍”和“摩呵波罗多”伟大的氏族叙事诗产生的时代，几千年来都是生活在这种原始关系之下。只有后来旧法典的注解——这常常是社会深刻变革时所特有的症候，其目的是企图把固有的法典准则适应于新的利害关系——出现之后，才明确地证实：在十四世纪前的注解者活动时期内，印度社会结构经历了深刻的变动。必须指出，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最有势力的僧侣阶级，他们在物质和法权方面，显著地超过了农民大众。注解者力图“解释”旧法典的明显的文句——这和封建的西欧基督教注释学者，完全相同——以便证明僧侣的土地所有，鼓励分割公社土地赠与婆罗门，并牺牲农民大众以促进公社所有地的分割和寺领大土地所有的形成。这种过程，典型地反映了一切东方社会的命运。东方大多数地区有着比较发达的农业，那里所遇到的迫切问题是人工灌溉。[17]我们在古代印度和埃及，早已看到大规模灌溉网、运河、蓄水池，或者为适应周期泛滥而在农业上采取的有计划的防汛设施。所有这些巨大工程，最初就不是单个公社的力量，也不是公社的单独发动和计划所能完成的。领导实行这种计划时，就得需要一个权威，它位于各个农村公社之上，能够把它们的劳动力集中到有组织的单位手里。此外，还需要一些比闭塞在村落限界内的农民大众的观察和经验更加精湛丰富的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由于这些必要，便产生了东方僧侣的重要职能：他们必须符合宗教的特点，从事自然的观察；而且还要获得一种可能性，使他能够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不再直接参加农业劳动，而以最适当的形式，去领导巨大的公共灌溉工事。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从这种纯经济的职务中自然就会产生僧侣的特殊社会权力。由于从劳动分工中产生了社会一部分人的专业化，从而一个对农民大众具有特权和力图剥削他们的世袭的闭塞的种姓（Caste）便形成起来了。这种过程，在各个部落之间，是以怎样的速度和范围成长起来呢？是不是仍旧像秘鲁的印加人那样仅止于萌芽的形式呢？或者像埃及人和古希伯莱人那样发展到僧侣阶级正式统治国家——神权政治的程度呢？这些问题在各种情况下常常取决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尤其是取决于与邻近部落不断战争冲突的结果。除僧侣种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有力的武士种姓，他们以军人贵族的资格跟僧侣种姓竞争。但是不管在哪一种场合，太古共产主义公社的狭隘的孤立性，以及它对执行大规模经济和政治任务的不适当性，势必引起它不得不服从那处在马克以外的位于马克之上的权力统治，从而，这种权力，就承担了上述的职能。正是在此等职能中，我们找到了政治上统治农民、经济上剥削农民的关键：东方野蛮的征服者——不论是蒙古人、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他们对被征服国家，总是不仅要掌握被征服国的军事权力，而且还要控制着作为农业必需条件的大公共事业的领导权和创设权。在秘鲁，印加人把监督人工灌溉工事及修建道路桥梁，认为是自己的特权和最高义务。同样，在印度，几世纪来不断更换的亚细亚专制王朝，也进行了相似的工作。因此，不管种姓制如何形成，不管专制的外人统治如何君临国土，不管发生了多么大的政治改革，而安静的农村依然在印度人社会中继续过着它的朴素的生活。各农村内部，实行了公社联盟的太古传统的规制，这些规制在骚乱的政治事变的阴影下面，度过了它静寂的自己内部的历史，摆脱旧形态、争取新形态、依次经历着分解、繁荣、衰退、改造的过程。奇怪的是，任何编年史编纂者都没有记录过这种过程，而世界历史却大量记载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印度河源的豪迈的进军，以及血腥的铁木连克（Timurlenk）及其蒙古人的战争骚扰；至于印度民族内部的经济史，反而完全闭口不谈。我们只能从其内部历史断层的残片中，拼排出印度公社分展的大概图型。完成这种重要的科学任务的人，不能不归功于柯瓦列夫斯基。据柯氏的研究，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印度还存在有农村公社的各种型式，它可以排列为如次的历史顺序：一、最古的形态乃是包含同一氏族的全体血缘亲属、土地公有、共同耕作的纯粹氏族公社。在公社内，甚至耕地也属公有，不能分割，只有公共谷仓所保管的收获物才允许分配。这种原始形态的农村公社，仅仅存在于印度北部的几个地方。农村公社的居民，大多数限于古老氏族的若干分枝（Putti）。柯瓦列夫斯基以之和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的“Zadruga”比较研究的结果，认为那是原始血缘氏族解体的产物。这种血族，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又分裂为若干大家族，同时划分出各自的份地。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这种型式的农村公社还可以碰到。有些公社拥有一百五十个以上成员，有的则达四百人。但占优势的乃是小农村公社的类型。只在特殊的场合下（譬如出售所有地等的场合下），才在旧的氏族范围内结成一个最大的亲属集团。通常他们过着严格规定的闭塞生活。马克思曾根据的资料[18]，在“资本论”中分析这种闭塞生活的概况如下：“太古的狭小的印度共同体，一部分还继续存在到现在。这种社会的基础，是土地共有，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固定的分工。其分工，在一个新共同体的成立上，还是当作一定的计划和设计来实施的。每个共同体，各成为一个自足的生产整体，它的生产面积是由100英亩至1,000英亩。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用来满足共同体自身的直接需要，不是当作商品。所以，生产本身，也和印度社会全境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毫无关系。转化为商品的，只是生产物的剩余部分，但就在这个剩余部分中，也还有一部分，到国家手里，才转化为商品。在印度，自不可记忆的时代起，就有一定量生产物，必须当作实物地租，而流入国家手里。这种共同体，在印度是各地方有不同的形态。在最单纯的形态上，土地是共同耕作，生产物则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同时，每一个家庭，都纺纱织布，以此等等为家庭副业。在这个从事同种工作的大众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个以一身兼任审判官、警察官、收税官三种职务的‘要人’；一个记帐员，他登记农业上的各种账目，经手这上面的一切收支，并登记与此有关的各种事项；一个官吏，他处罚犯人，保护从他村来的旅客，并引导他到邻村去；一个边界巡查，他巡查边界，防止邻村的侵入；一个运水员，他为灌溉的目的，从公共贮水池，把水分配到各处；一个婆罗门僧，他司理宗教的一切仪式；一个教师，他在砂地上教本村的儿童读书写字；一个司历僧，他以占星师的资格，通告播种和收获的时间，通告什么时候宜和什么时候不宜各种农业工作；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他们制造并修理各种农具；一个陶土工，他制造村民使用的各种容器；一个理发匠；一个洗衣工人；一个银匠；有些地方，还有一个诗人，在共同体内，他的地位，有时是代替银匠，有时是代替教师。此十数人，由共同体全体出费来维持。人口增加了，就在未经开垦的土地上，照样成立一个新的共同体。共同体的机构，指示了一种计划的分工，但手工制造业的分工，在那里，是不可能的。因为铁匠、木匠等人的市场，是不变的；至多，不过依照共同体的大小不等，由一个铁匠，一个陶工等等，增加为二个或三个。共同体的分工所依以调节的法则，在这里，是拿自然法则一样的不可抵抗的权力来发生作用；像铁匠等等那样的特殊手工业者，则依相传的方法，在他的工场内部，不承认任何权力约束，而独立进行专属于本人范围内的一切工作。这种自足的共同体，是不断以同一的形态再生产；如偶然被破坏，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树立起来。它的简单生产有机体，给了我们一个解决这样一个秘谜的钥匙：为什么亚细亚诸国不绝，不绝重建，王朝也不绝变更，但与此相反，亚细亚的社会却是没有变化。社会的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在政治风云的浪潮中，是依然依照旧样。”[19]二、在英国人侵入时代，带有不分配的耕地的原始氏族公社大部分已经瓦解了，结果，在它的废墟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形态：即带有可分耕地的亲属公社，但那种耕地并不是一种平等的而是一种不平等的家庭份地。该份地的大小，严格依从曾祖（Urahn）起该占有者的血缘亲疏为转移。这种形式，在印度西北部及五河地方，非常普遍。此时，被分配的份地既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而是归家族所有，一直到由于人口的增加，或要将份地给与暂时不在的亲属，以致必须重新分配为止。但是，这样的新要求往往并不是通过一般的重分，而是采用以公社的未耕土地充作份地的办法来满足。因此，家庭份地，往往——虽不是法律上，而是事实上——变成终身的，甚至变成世袭的所有。但是，尽管耕地分配那样不平等，然而，林地、沼地、草地及未耕地，依旧属于一切家庭所共有，并共同使用。因此，立足于不平等基础上的奇特的共产主义组织，不久就和新的利害关系发生矛盾。经过世代相传，要想确定各个人的血缘亲疏程度，就更加困难了，从而血缘联系更加削弱了，而那些分地受损的人，也渐感家庭份地的不平等了。另一方面，在许多地方，由于一部分亲属的移住、另一部分居民因战争而死亡，以及新的外来者的流入，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人口混杂的现象。在这一情况下，表面上看来，其条件虽然固定未变，但却树立了一个新制度：所有土地都按照土质的差异，分成若干的地段（Wund），各家庭无论在灌溉好的地段（Sholgura）上，或者灌溉差的地段（Culmee）上，都可以获得一定量的条田。至于耕地重分，最初，至少在英人侵入以前，并不带有定期的性质；以后，由于人口自然增加的结果，家庭的经济地位引起了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个时候才发生重分的现象；这特别是在可资利用的丰饶土地贮备很多的公社中，最容易发生。在最小的公社中，重分有的隔十年，有的隔八年、五年，有的甚至每年进行一次。而每年重分制，因为缺乏优质的土地，不能按时平均分配于一切公社成员的时候，只得交替利用各种地段，以期达到公平之实。于是印度氏族公社终于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历史上确认为原始日尔曼部落马克公社的最初形态。我们在英领印度和美洲[20]，学习了古代共产主义经济组织与欧洲资本主义进行殊死的斗争和它的悲惨结局的两个典型实例。但是，研究公社联盟变迁无已的命运图景，最后如果不谈到另一个国家的好例子，也不能算是掌握了全面。在那个国家的历史中，表面上好像采取完全不同的途径，换言之，它不仅不强制破坏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恰恰相反，而是竭力采取一切手段来拯救它保存它。这个国家，就是沙皇俄国。我们在此处没有时间涉及那进行了数十年的有关俄国农民公社起源问题的理论争执。俄国大学教授齐捷林（Чичерин）在1858年“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社完全不是历史的自然的产物，只是沙皇政府财政政策的人为的结果。这个“发现”受到了德国学者们的普遍赞许，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同仇视原始共产主义的近代资产阶级科学上的一般思潮臭味相投的。同时，齐捷林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证据，证明所谓自由主义学者，作为一个历史家，在许多场合，比他们的反动派同伴更加无用。齐捷林认为自毛勒（Maurer）以来，在西欧最后被抛弃的散居说（TheoriederEinzel-siedelung）——好象只有在十六及十七世纪，才从散居产生公社的学说——对俄国仍然适用。他又认为公社集体耕耘和强制输种，是从份地的零散现象（耕地交叉）派生出来的；公社的土地所有，是从径界之争派生出来的；密尔（Mir）公社的社会和法律职能，是从十六世纪实施的人头税纳税连带责任派生出来的。总之，这些说法，不过是把一切历史的事件、原因与结果的连锁，绝对自由主义地加以颠倒的谬论而已。但是不管我们怎样理解俄国农民公社的起源和年代，总之，必须认识这种制度经过了农奴制度的漫长历史，甚至自农奴“解放”直到最近为止，仍然保存了它的生命。现在只考察一下十九世纪时这种制度的命运：当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实施所谓“农奴解放”时，地主（完全依照普鲁士的方式）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农民。同时，地主在转让似乎属于他所有的那一部分最劣的土地上，从国库获得了大量有价证券的赎金，而那些“被贷与”的土地，则使农民负债达九亿卢布，年利6%，分49年偿还国库。但是，这种土地并不像普鲁士那样，作为私有财产，分配给各农民家庭，而是作为既不能转让又不能抵押的公有财产，分给全体村社。凡赎金的支付和租税的征课，都由村社员负连带责任，至于村社成员间的租税分担，则属自由。在辽阔的大俄罗斯的农民土地上，都是照上述办法处理的。90年代初，欧俄（除开波兰、芬兰及顿河哥萨克地方）全部土地所有，是照下列方法分配的：国有地，主要是由北部广大森林和荒地构成的，面积达一亿五千万俄亩；皇室领地，有七百万俄亩；寺领地和市有地，不下九百万俄亩；私有地九千三百万俄亩，其中只有5%属于农民，其余则归贵族所有。还有一亿三千一百万俄亩土地，属于农民公社所有。1900年俄国农民公社所有地仍有一亿二千二百万公顷，但农民私有地则只剩下二千二百万公顷了。如果我们注意了在这样庞大面积的俄国农民经济，到最近时代为止——一部分到今日——是如何经营的，那么，我们也可在其中容易看出像德国、非洲、恒河、秘鲁一切时代普遍流行的公社联盟的典型特点：即一方面，有分配的耕地；他方面，有林地、草地、河川等不分配的公有地。而在原始三圃农制一般占优势的地区，春播地和秋播地都是根据土质而分成若干地段（Karten），各地段再划分为许多桑田。春播地习惯上在四月分配，秋播地在六月分配。为要遵守精密的土地平均分配制，所以耕地交叉现象，就特别普遍。譬如，莫斯科省春播地和秋播地平均各分为十一个地段。每个农民至少得耕种22处分散的条田。公社普通要另外设立一定地段，共同耕耘，以备公社的需要。又以同一目的，设立谷库，各成员必须贮谷备荒。为使经济技术进步，不得不注意下列各事：每一农家自己的份地，在负责施肥的条件下，允许保持十年；或者，每一地段，划分许多份地，分开施肥，只许每十年重分一次。此外，大多数地方的亚麻田、果树园及野菜园，也实行了同一的规定。对公社畜群所需要的各种草地牧场的分配，专业牧人的雇用，牧场的圈围，耕地保护的组织，耕种制度的决定，耕耘工作的时间以及重分斯间和方法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是公社的责任，即农村全体成员会议的责任。重分的次数各地不一。如沙拉托夫一省，据1877年调查，278个村中，几乎有半数是每年实行重分一次；其余每隔二年、三年、五年、六年、八年、十一年不等，而一般实行施肥的38个村，则完全废除了重分制度。[21]俄国农村公社最奇怪的事情，是其土地分配的方法。它既不像古代日尔曼人那样按抽签平均分配的原则，又不像秘鲁人那样根据家族需要的大小来分配的原则，而是完全按纳税能力的原则。纳税上的利害关系，自农奴解放以来，就决定了农村公社的全部生活。村落的一切机构，都是以租税为中心。作为沙皇政府课税基础的东西，乃是所谓“人头检查”（Revisionsseelen）——这是自彼得大帝最早实行农民人口调查以来，每隔二十年，根据“检查”结果所确定的、不问年龄区别的对所有村社男性居民的调查。这个有名的“检查”，是俄国人民的灾难，是当时整个农村分崩离析的原因。[22]政府根据检查的“人头数”向农村课税，各村社所负担的租税总额，又按劳动力，分给农家摊缴，并按照这种方法所算定的纳税能力来规定各农家的份地数额。因此，俄国自1861年以来，农民的份地早已不是农民给养的基础，反而变成纳税的基础；不是每个农民能以求得的福利，反而变成每个农民被迫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再没有像俄国村落集会分配土地那样奇怪的事了。土地分配过多时的反对声我们到处可以听到。没有适当劳动力的贫苦农家，主要只有女子或小孩的农家，因为“劳力不足”，可以请求施恩一般免除分配；反之，富庶的农家就很容易被迫从贫农大众那里接受最多的份地。于是作为俄国农村生活中心的租税负担，就非常巨大了。除土地赎金之外，还有人头税、村税、寺院税、盐税等。80年代时，人头税和盐税被废止了，但租税负担，并未减轻，以至吞没了农民所有的经济资力。据90年代的统计证明，农民中有70%不能从其份地中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有20%只能供给自食，而无法饲养家畜；只有9%能出卖超过自己需要的剩余产品。因此，“农奴解放”后，租税的滞纳，便成为俄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早在60年代，即显示出在一年平均五千万卢布的人头税收入中，至少有一千一百万卢布的滞纳。人头税废止后，1880年以来，由于受到不断增加的高额间接税的影响，俄国农村的贫困状况仍在不断加剧。1904年租税滞纳达一亿二千七百万卢布。因为完全不能征足，又惧怕革命的爆发，不得不全额免除。租税不仅吞没了农民经济的全部收入，而且迫使农民另谋生计。一方面，农业是季节性劳动，它即使在现今，每届收获期尚引起中部各民族的大移动；同时村中劳动力强的男子，被迫把自己微小的份地，委托老人、妇女、小孩等力弱的劳动力去耕种，自己则离村到地主农场上去找活，以图获取日佣工资；另一方面，手工业工场又吸引他们到城市去。于是在俄国中部工业区域，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季节劳动者阶层。在冬季期间，他们都走向城市，而且大多数是转入纺织工厂；到了春季则携贮资回乡，从事耕种。最后，在许多地方还有家庭手工业，或者农业上偶然的副业，如搬运、斫伐木材等。农民虽有这许多职业，但是他们大多数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不仅是农业的成果，就连一切工业副业的收入，莫不被租税吞没殆尽。对租税负连带责任的密尔公社，由国家赋与严厉的权力，以压制公社成员。如密尔可以把租税滞纳者送去做雇佣劳动，并没收其工资所得；而且有权拒绝发给密尔成员旅行券，农民若没有旅行券就不能离开本村一步。最后，密尔公社又有权对那些长期滞纳租税的成员，施以体罚。因此，俄国农村在俄国广大的地区内，经常呈现出一种稀奇景象：每当农村征税吏到来的时候，就实行一种沙皇俄国发明的“扫清滞纳”的新办法，由公社召开全村会议，将滞纳者脱光裤子，横倒在长凳上，然后命社员一个一个用鞭子痛打到流血。被笞打的人——许多是生了胡子的家长，甚至白发老人——呻吟号泣。事毕之后，征税吏坐上三联马车，铃声当当，又疾赴他村进行同一工作。农民由于这种公开的处刑，被迫自杀者很不少。在这种条件下，另一个稀奇的产物，就是“租税乞丐”：贫苦的老农，到处行乞讨钱，以便拿回村去，缴纳届期的税款。沙俄国家对这种已转化为租税压榨机关的密尔公社，是维护备至的。如1881年的法律规定，只有通过三分之二农民的表决，并获得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和国有地部长的同意，才能允许整个公社出卖农民土地。各个农民自己所获得的世袭地产，只许出卖给本村公社内部的成员，而且禁止农民做土地抵押。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下，农村公社被剥夺了一切自治权，处于“地方首长会议”——类似普鲁士的“地区评议会”（Landrät）的机关——的监督之下。村会的决议，须得该机关的承认，土地的重分，亦须在其监督之下进行，租税的赋课与征收，也是一样。1893年的法律，由于时势所迫，不得不作了部分的让步，宣布许可每隔十二年重分一次。但是，同时，如果要退出密尔公社，除须得到公社的同意外，还应以当事者承担清偿分给他的那部分土地的全部赎金为先决条件。尽管用人为的法律钳子来使村社就范，尽管有三位部长和整个官僚集团的监护，村社的崩坏还是无法避免。租税负担的重压，因搞副业过多所引起的农业衰退，土地的缺乏，尤其是在赎回土地时因遭大多数贵族强夺而引起的草牧地的缺乏，最后由于人口增加而造成的耕地的缺乏，所有这些情况，必然在农村公社生活中引起两个重大的后果：即大批农民离村逃往城市和村落内部高利贷的出现。农民把份地和工业及其他副业的收入加在一起，也只能勉强支付租税之用，即使这一点，实际上也难办到，因之对自己极端迫切的需要，则更难满足。因此，就农民看来，留在村社内，无异给带上钢铁的镣铐和系上饥饿的锁链。从铁锁中解放出来，便成为贫苦的村社成员之当然希望。无数逃亡者，都被视为没有旅行券的流浪人，由警察一个一个押回村社，当即由其他社员拖在凳上鞭打，以昭炯戒。可是，他们又乘暗夜，从“农村共产主义的地狱”中逃往城市，决定投身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大海之中。对于这种农民集体逃亡的行动，鞭笞和扣发旅行券的强制手段是毫无用处的。而那些因家庭束缚及其他原因，想逃而无法逃出的人，只有采用合法手段，设法脱离村社。但是，如果这样干，就必须偿还赎回土地的债务。为了应付这种困难，于是就出现了高利贷。由于租税负担的重压，由于被迫用最劣条件出售谷物以完纳税款，俄国农民很早就已沦入高利贷的魔爪中了。每当有急需和灾荒之际，就不能不走高利贷者之门。最后，如果想要逃出村社的羁绊，这对大多数农民来说，除仍忍受高利贷者的束缚，无止境地为他们服役，或负担纳贡义务之外，实无其他办法可想。因此，贫民之所以要脱离村社，主要是想摆脱穷困；同时，另一方面，富农之脱离村社，却是为着避免对贫农纳税负担连带责任。即使富农没有正式离开村社，但他们大部分也已形成为农村高利贷者，并在村落会议上，构成了最有势力的集团，强迫那些负有债务而依附他们的社员，在会议上遵照他们的意见进行表决。这样一来，在形式上以平等和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的母胎内，就形成了少数有势力的农村资产阶级与依附的且事实上已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大众之间的显明的阶级分化了。为租税负担所重压，为高利贷所盘剥，内部业已开始分化的农村公社的衰亡症候，最后势必向外部暴露出来。饥饿与农民暴动，成为80年代俄国的经常现象。而俄国内地诸省，也毫不容情地被卷入其中。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租税执行官（Steuerexekutor）和军队，对农村进行残酷的“镇压”。俄国农村中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饥馑和血腥的镇压的悲惨局面。俄国农民经历了和印度农民同样的悲惨命运，其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前者不单是一个“奥利沙”（Orissa）的地方行动，而是遍及于沙拉托夫、萨姆拉以及其他瓦尔加河下流各省的问题。[23]最后，在1904年和1905年，当城市无产阶级革命[24]爆发于俄国的时候，过去混乱的农民起义，现在才开始作为政治的因素，以雷霆万钧之力，负担革命的重任；而农村问题，就成为革命的中心问题。现在，农民运动像不可抵抗的火焰，冲进贵族领地，烧毁贵族巢窟，要求土地回老家；同时工人政党又提出没收国有地和大地主所有地，无偿归还农民，以济其贫困等革命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沙皇政府终于不得不抛弃那几百年坚持不放的农村政策。密尔公社也无法挽救它的没落命运而被废除了。到1902年，俄国特殊形态的农村公社的基础即缴纳租税的连带责任制被破坏了。但是，沙皇政府之所以废除这种制度，无非因为它自身的财政经济的发展已很可观；国库之所以容易允许废止直接税的连带责任制，也无非因为间接税已达到从来未有的程度。如据1906年的预算，二十亿零三千万卢布普通岁入总额中，直接税收仅占一亿四千八百万卢布，而间接税收入则达十一亿卢布。而且其中五亿五千八百万卢布，只不过是“自由主义”部长威特（Witte）为限制饮酒而施行火酒专卖的收入而已。要使这种税收如期完纳，最可靠的连带责任，就是农民大众的贫乏，绝望和无知。1905年和1906年，土地赎金余额减半，1907年又全部取消。而1907年实行的“农村改革”，则是公开以创设小农私有制为其目的，以零碎分割国有地、皇室领地和一部分大地主所有地为其手段[25]因此，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甚至还在其最初的未完成的阶段上，就将所有农奴制度和沙皇政府人为地保存的农村公社之最后残余，一扫而光了。【P169H】第二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崩溃过程总论随着俄国农村公社的没落，原始农业共产主义变化无常的命运也告终了。农业公社是作为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作为经济进步、社会物质和精神发展的最好保证物而开始的；现在则作为政治和经济落后性的滥用工具而告终。为要讨好沙皇专制主义，而使俄国农民受本公社成员鞭笞折磨的这个事实，乃是对原始共产主义狭隘限界的一个最冷酷的历史批判，同时也是一种最明确的表现，证明这种社会形态系受“合理变为荒谬，好事变成灾难”的辩证规律所支配。当细致观察各不同国家及不同大陆的公社联盟的命运时，我们首先就可看出两件事实：原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最高和最后的形态，非但不是一种呆板的千遍一律的模型，而且首先是具有无限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并能在各个历史环境中，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它在各个环境中和一切条件下，都经历过缓慢的内部变革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个过程的缓慢性，最初虽没有向外显现出它的姿态，但在社会内部，还是不断以新形态代替崩溃中的旧形态。于是公社联盟，就在本国或外国国家的一切政治上层建筑之下，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经历着不断发生与消灭、发展与衰亡的变革过程。同时，这一社会形态，正由于它具有伸缩性和适应性，所以也表现出它的坚韧性和耐久性的特征。它可以政治历史中的任何风暴，正确地说，它能够消极地耐住那些风暴，耐住那些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切侵略、外国统治、专制、剥削等的压迫，达几百年之久。可是，只有一个东西，它忍受不住，那就是同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接触。对古老的社会来说，同资本主义相冲突，在任何场合，都无例外地要带来致命的打击。资本主义获得了最野蛮的东方侵略者历几百年之久也未曾达到的成就。这就是说，它使整个社会的内部构造解体，使一切传统的纽带折断，使这个社会在最短期内化为一堆不成形的废墟。但是欧洲资本主义的致命打击，只是原始社会迟早要走上没落道路的最后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它的没落的胚芽，早存在于这个社会构造的内部。如果我们把从许多实例中所看到的原始社会没落的种种方式概括起来，那么，就可以得出一定的历史序列。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在严格组织的经济方式之下，长时间保证了村社最大的劳动生产率，并赋给它的繁荣与发展以最好的物质保证。这些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进展得比较缓慢，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定会引起它和共产主义经济组织发生冲突。以后，在共产主义组织的母胎内，农业——犁耕的应用——有了重大的发展，公社联盟就在这种基础上，巩固地形成起来，到了生产技术有了再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候，就必然需要集约耕耘（精耕农业）。而这种集约耕耘，在当时农业技术发展的阶段上，只有借助于强化小生产和加强劳动力与土地之间的个人联系等方法，才能有所成就。各个农家能够长期占用一份地，乃是关心土地耕耘的必要前提。特别是土地施肥，不论在德国或在俄国，都同样是土地很少重分的原因。无论何地一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征：公社联盟的土地重分期间是逐渐延长的。其结果迟早会引起份地转化为世袭所有。从土地公有向私有的过渡，同劳动的强化，是携手并进的，我们从下面的事实中，即可明白了：森林与牧场，在很长时间内是归村社所有（Allmende），同时，精耕农业则最早引起公社土地的划分，继之，又为世袭所有开辟了道路。不错，份地的私有，虽说已经确立，但公有的经济组织，并没有废弃，由于耕地交叉的关系，还维持了很久，并且还不得不受林地和牧地的公有所强制。同样，旧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的平等关系，也没尚未消除。最初，其中只有一批同样的小农形成起来，而这些小农，一般还得长期在同一条件下，依照传统方式来生活和劳动。总之，不管怎样，由于土地的转为世袭，从而遗产分割或长子继承权的拘束，特别是农民所有地的出卖和一般的转让，这就为将来的不平等开辟了道路。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传统社会组织的瓦解过程，是进行得非常迟缓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些历史因素，它们更加急速而且彻底地进行了这一瓦解工作：这就是那受狭隘界限束缚的农村公社所负担不了的更广泛的社会公共任务。我们已经知道，东方古代国家的人工灌溉，对于农业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劳动的强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异常增长，导致了非常重大的后果，这个后果是远非西欧向施肥的转变过程所可比拟的。人工灌溉的实施，要求大规模的劳动组织。但是，村社组织内，却没有与此相当的机构，因此，就不得不在村社之上，创造出一个特殊机构。我们已经知道，东方的神权统治和它的绝对影响，系来自它在人工灌溉组织中的领导作用。但是，西方也到处存在着各种社会公共事务，它虽比之近代国家组织要简单得多，然而，不管怎样的原始社会，这些事务总得要办。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类事务更加复杂化，因此，到了一定的时期，就有创设一个特殊的社会机构的必要。于是，我们可以肯定，不论在何处，——德国、秘鲁、印度和阿尔及利亚——原始社会的公职，其发展的路线，具有由选举而后移到世袭的倾向。起初，这种缓慢而不现形迹的转变，还没有表明它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断绝了关系。公职的世袭，固然是由于上述情况而自然发生的，但此处，它和一切原始社会的构造相同，还得依靠传统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以最好地保证事务管理的顺利进行。尽管如此，一定的家族之世袭公职这件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小土著贵族的形成。他们就从社会的公仆地位，转变为社会的主人。例如，罗马人的不分配的公社土地，即所谓“贵族所有地”（agerpublicus）——社会权力自然是直接附着于这种土地所有上的——曾经作为抬高贵族身分的经济基础而发生了作用。对不分配的或者不使用的公社土地的掠夺，是爬在农民大众头上、从政治上奴役他们的一切土著的和外来的统治者所惯用的方法。但是，在那很少和文明世界接触的闭塞的部落中，原始贵族的全部生活方式却跟大众几无若何差别，他们还是直接参加生产过程，因而其风俗习惯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单纯的民主性质，掩蔽了其财产的差别，也未可知。例如雅苦特的氏族贵族（diejakutischeGeschlechtsaristokratie），只不过比一般大众多有几头家畜，在社会生活上多有一点权力而已。但是，一旦他们同最文明的民族相接触，开始了活跃的商品交换之后，那么，生活欲望的忽然提高，劳动习惯的忽然抛弃，加上贵族固有的特权，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真正的社会阶层的分化。荷马时代以后的希腊，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所以，原始社会内的劳动分工，早晚必然从内部破坏它的政治和经济的平等。可是，在这种过程中，有一种社会活动起着极其显著的作用；它比之所有和平性质的活动，更加有力地加速了这个过程，这就是战争活动。最初，战争本是全社会的事务；但由于生产发展的结果，到了一定时期，便成为原始社会一定范围内的人们的专门工作。社会劳动过程，愈加发达，愈加有规则地有计划地进行，它就愈加不耐战争对秩序的破坏性和时间与力量的浪费。如果在狩猎和游牧时代，战争经常是从经济制度直接引起的；那么，在农业上，因为它和农民大众的和平性与被动性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就有必要创立一个特别的武人阶层，以担负保卫社会的责任。无论如何，战争生活——它本身不外是劳动生产率水平极为低下的表现——在原始部落之间，起过很大的作用，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处都导致了某一新种类的劳动分工。武士贵族或战争酋长分出，到处给原始社会的平等关系以沉重的打击。因此，无论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传说的原始社会上去看，或者从迄今仍然存在的原始社会上去看，像莫尔根所描述的伊洛魁族那种民族自由平等诸关系的幸运实例，差不多早已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了。反之，不平等和剥削的现象——这是作为漫长的崩溃过程的产物，而为大家知道的一切原始社会的特点——不管是对东方国家的统治的种性，雅苦特族的氏族贵族，苏格兰克勒特族的“氏族首领”，希腊人、罗马人、民族移动时代的日尔曼人的武士贵族，最后，对非洲黑人国的小专制君主，到处都是一样。譬如在伦德国（Lundareich）东部，中南非洲有名的马达·卡僧伯（ReichdesMuataKasembe）部落国家中（十九世纪初被葡萄牙人侵占），我们甚至发现了，即使在非洲这个心脏部位，几乎没有和欧洲人接触的原始黑人地区，也根本看不到那种部落成员之间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例如1831年从桑伯西（Sambesi）向内地前进、以通商及探险为目的的蒙推罗少校（MajorsMonteiro）与加米托大尉（HauptmannsGamitto）的远征，报道了当地的如下情况：首先，远征队到了马拉威部落（Marawi），马拉威族经营原始锄耕，住在圆锥形的小木屋里，腰部只束一卷粗布。当蒙推罗与加米托旅行到马拉威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处于带有“勒得”称号（Nede）的一个专制酋长的统治之下。国内一切争执，都是在首都木齐恩打（Muzienda），由酋长解决，任何人不得有所违抗。形式上，酋长须召开长老会议，但长老的意见一定要与酋长的意见相同。国家分为若干州，州有“曼波”（Mambo）统治；州又分为若干区，区有“胡诺”（Funo）管理。所有这些职位，都是世袭的。“八月八日，我们到达了切瓦（Tschewa）族最有势力的酋长木堪打（Mukanda）的邸宅，赠送他各种棉制品、红巾、珠串、盐及贝币等礼物。翌日，他骑一匹黑马到帐幕来了。木堪打是一位六七十岁的、性情愉快、风度庄严的男子。他穿的唯一衣服，是束在腰上的一块污秽的布。他在我们那里大约滞留有两小时之久，分别时，表示非常亲切，并赠给我们一些礼品，叫我们收下来不要客气……切瓦族酋长的葬仪带有极度野蛮的仪式，死了的酋长的妻子，须与尸体一起锁在房中，直到出殡准备好了为止……殡仪队到了墓地时，即将死者的宠妻及其他七个妻子，放入墓穴，伸长脚睡在那里，并且用布包着这些肉体，再在其上放置死者的尸身。于是，又将预先割断咽喉的六个妻子，抛进墓穴中，然后，将墓盖好。其次，再有二个少年，作人柱而立，一个手执大鼓，安置在墓的顶上；另一个抱着弓矢，安置在墓的脚下。这样，可怕的葬仪便结束了。蒙氏滞留在切瓦族的时候，曾目击这种仪式。”远征队由此处上山，即到了马拉威部落的中心。葡萄牙人一行，进入“一块几乎毫无生活资料的荒凉的高原地方，到处可以看见以前受战争破坏的废墟遗迹。因为被饥饿所迫，大家不能再事停留。便派使者拿着一些赠品到最近的‘曼波’那里寻请向导。使者回来失望地说，‘曼波’与其家庭都濒于饿死，我们所碰着的就是全村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人……当走近马拉威部落中心之前，旅行队居然有机会看到那个地方视为常事的野蛮的司法审判：许多青少年，只因为犯了一些细小的过失，竟受到割断耳、鼻、手、足的刑罚，……十一月十九日，终于成功地到达首都。那个时候，加米托大尉所骑的骡马，曾引起不少人的惊奇。不久，大约经过四分之三小时的行程，走进了一条街道。街道两侧，用二三公尺的高墙隔开，墙是用树枝编织的，规则整齐，看起来真像墙壁。两侧留有一些间隔，在草壁中还可以看到一个小门。街道的末端，有一个小的四角形的营房，只朝西面敞开了一个门，其中木床上，放着一个粗糙的高约七十公分的木雕人像，门口堆积有三百以上的死人头盖骨。在此处的街道中，有一大四方广场，街端有大森林，与广场仅一墙之隔。墙的外面和门的两侧，大给有三十个死人头盖骨一排并列，以为装饰……【】然后，我们去谒见国王姆阿达。国王身上吊着许多野蛮的装饰品，由五六千人构成的武装力量，跟在他的四围，引见葡萄牙人。他坐在垫着一堆狮皮豹皮的用绿布缠着的椅子上。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猩红圆锥形的帽子，帽子上配以0.5公尺的长羽毛；额上卷以灿烂宝石做成的饰带；颈和肩的周围，带着用贝壳、四角镜及假宝石做成的一种披肩；两个手腕上缠着用毛皮框线的紫红色的布制大幅臂章；此外，上臂饰着用紫红石做的环，下腰缠着赤青框线的黄布，外加束一条带子。姆阿达傲然坐在七色缤纷的阳伞下面；手中拿着角马尾做的朝笏；十二个拿着扫帚的黑人，从国王神圣的身旁，拂拭一切灰尘及秽物；统治者的周围拥有各种侍从：第一，用饰以兽角高约四十公分的两列黑人上半身像，守护玉座；这些像前面，坐着两个黑人，焚香叶于炭盘；名誉座上，坐着两个大妻，其中一人穿着和姆阿达同样的衣服。背后排列着四百个宫妾，她们除开下腹遮点布外，全身裸体。此外，还有二百个黑色妇人站着待命。由妇女排成的方形内部，有王国最高官吏‘基罗罗’，坐在狮子和豹子的皮上，他们都有遮阳伞，并穿着与姆阿达同样的服装。此外，还有吹奏一种特殊乐器，发出震耳骚音的音乐队；有用毛皮兽角装身，此处彼处，围绕奔跳的一些宫廷戏子。国王的周围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就在这样威仪的行列里，等待葡萄牙人一行的进谒。姆阿达是这个国家绝对的统治者；所谓‘姆阿达’（Muata）的称号，只是‘君主’的意思。次于姆阿达的官职，首先是‘基罗罗’（即贵族），它又分为两个阶层：列于贵族首班的是皇太子、姆阿达的亲族，以及最高军事长官；但是，贵族的生命与财产，都受姆阿达无限制的权力所左右。当这个暴君心绪不好的时候，如有人没有听清楚他的命令而再问时，他就马上割去那个人的耳朵，‘教他好好地听’。倘若有人偷盗国王的财产，就要切断耳和手；如果同无论哪一个后妃会面或谈话，则处以死刑或使成残废。国王在迷信的人民之间，受着极度的崇拜。人民都相信，如果接触了王，就会遭王的魔术致死。可是，与王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事，因此，人民就想出了一个防止魔术致死的办法：凡接触君主者，马上跪在他的面前，王即用自己的手掌，做着神秘的手势，放在跪在地上的人的手掌上，其魔即解。”[26]这就是一幅跟所有原始社会的原有基础，即跟平等和民主离开很远的社会图景。此时，我们决不能肯定说，在这种政治专制主义的形态下，农村公社的关系、土地公有制，以及社会劳动组织，都已不复存在了。这些葡萄牙人虽然很精细地注意了姆阿达等的炫耀的服装和谒见时的外部景象，但他们和所有的欧洲人一样，却忽视了那里的经济关系，尤其是和欧洲型相反的私有制概念，他们对这不感兴趣，也没有什么判断的标准。然而不管怎样，原始社会的不平等和专制制度，本质上至少同那种统治着文明社会的，而且最后又从文明社会移植到原始社会的形态很不相同。原始贵族和原始酋长的专制权力，同其他一切生活条件同样是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这些现象，只不外是原始社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本身的社会关系的无能为力状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而此等无能为力状态，则以同一程度表现为宗教的魔术形式，和周期发生的饥饿。在同一种场合，专制酋长还是同其臣民一起濒于半死，甚至完全饿死。因此，这种贵族统治或酋长统治，是与当时社会生活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完全适应的。这种现象，也可以从下面显著的事实中看出来：原始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常常与原始的自然宗教和对死者祖先的崇拜密切交织在一起。从这种观点看来，那么，因为相信自己是万能的魔术家，而且要在他的人民中间加强这种信念，就把活生生的十四个妻子送进墓穴，并以一怒而左右臣民生死的黑人伦德国的姆阿达、卡僧伯酋长；或者，四十年后，穿妇女服装，身饰猿皮，头卷污浊的围巾，和他两个裸体女儿一起，杂在他的侍从和人民中间，跳起土人舞，以欢迎英国人卡墨隆（Cameron）的罗马密河边的专制“卡赞哥侯”（FürstKazongo）——不管上面哪一个统治者，如果同那以一个人（甚至它的死敌也不能诽谤他是魔术师）来统治出过康德、黑木贺兹和哥德等伟人的六千七百万人民的“神权政治”比较起来，其愚蠢和可笑的程度，并不见得多些！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的发展，导致了不平等和专制的形成。但是，它并不因此而灭亡，反而能够在这些特殊的条件下，存续数千年之久。一般都认为这样的社会，早晚会变成外国人侵略的对象，同时，也许能够多少经历一些广泛的社会改造。特别是这个时期，回教徒的统治，实为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为，它在亚洲及非洲广大地区内是欧洲人统治的先驱者。回教徒游牧部落——不管是蒙古人也好，或者阿拉伯人也好——在被征服国树立而且巩固自己的统治的时候，到处开始了像亨利·梅因（HenryMaine）和马克辛姆·柯瓦列夫斯基所描述的国家封建化的社会过程。征服者并不把被征服者的土地攫归己有，而是注意着两个目的：即征收租税和从事军事上巩固他的统治。为达到这两个目的，必须建立一种特别的行政军事组织：即把被征服的国土分为若干管辖区，把回教徒的官吏（他们是收税吏同时也是军事行政官），分封于该地区，并且将大片未耕的公社土地划作军队营地。这些制度同回教徒的传布一起，无疑会对原始社会一般的存在条件，引起深刻的变革。可是，它的经济条件，却变化得很少。生产的基础和组织，依然原封未动；尽管剥削和军事压迫那样厉害，它还是存续到几世纪之久。尤其是回教徒的统治，对土人的生活条件，很少考虑。譬如，阿拉伯人，在非洲东岸，经营从桑西巴尔辖区大规模输出黑奴的贸易，达一百年之久。结果引起了非洲内地公开的掠夺奴隶，导致了整个黑人村落的荒废和破坏，使得土人酋长的专制大为加强。他们认为把自己的臣民和被征服的近邻部落土民，出卖与阿拉伯人是有利可图的事业。但是，非洲社会命运的这样深刻的变革，也只是欧洲影响的结果；因为，自十六世纪欧洲人发现并掠夺大陆后，为要在美洲及亚洲开发种植园和矿山，黑奴贸易才开始繁荣起来。欧洲文明的侵入，在各方面给原始社会组织以致命的打击。正是这些最早的征服者欧洲人，他们不仅压迫土人，从经济上剥削土人，而且抢夺土人的重要生产资料——土地。因此，欧洲资本主义就从原始社会秩序中剥夺了它的基础。从此就产生了比一切奴役和剥削更坏的，完全无政府的状态和欧洲所特有的社会存在的无保证。脱离了生产资料的被征服居民，在欧洲资本家看来，只是劳动力而已。作为一种劳动力，当它对资本的目的有用时，就加以奴役；反之，就加以消灭。这是我们在西班牙、英吉利、法兰西殖民地剥削的实例上，经常看见的方法。在资本主义侵入之前，通过许多历史阶段而幸存下来的原始社会秩序，也终于屈服了。这个制度的最后残余绝迹了，而它的基本要素——劳动和生产资料——就为资本主义所榨取了。因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由于落后于经济的进步，终于到处崩溃，而让位于新的更发展的形态。这种进步与发展，就在长久的时间内，注定要由阶级社会的最卑鄙的方法来实现。而后者也将不得不被进一步的发展所超越，被进一步的发展所抛弃吧！因此，暴力（Gewalt）在此仍不过是经济发展的仆从而已。[1]在手稿中，此章系标以序数Ⅳ。[2]在荷马时代的希腊农村公社，手工业者也是处在同样的地位。“所有这些手工业者（金匠、木匠、乐师、医师），都是为人民群众（Demiurgoi）服务的，换言之，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公社成员劳动。他们的人身属自由，但不能说是有完全的权利，而是处在完全权利的公社成员的小农之下。他们往往不能长期定居，只有到处流浪。一旦他们出了名，就常有人从远方招请他们去工作”（梅耶：“古代经济的发展”，第17页）。[3]“国家科学辞典”（HandwörterbücherderStaatswissenschaften），第1卷，“古代农业史”，第2版，第69页。[4]锡科提：“古代奴隶制度的没落”，第37-38页。[5]“BrevissmaRelacióndeladestinacióndelasIndias”,Sevilla1552。引自柯瓦列夫斯基：“村社土地所有制，其崩溃的原因、进程及后果”，1879年版，第1部，第47页。[6]亨利·亨得曼：“海地岛史”，基尔1856年版，第6页。[7]“StoriadelMundoNuovodiGirolameBenzoni”,Venezia1565。引自柯瓦列夫斯基：“村社土地所有制，其崩溃的原因、进程及后果”，1879年版，第1部，第51-52页。[8]Charleroix,”Histoiredel'lsleEspagnole,oudeS.Dominique”,Paris,1730,1,288。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同上书，第50页。[9]Acosta,”HistorianaturalymoraldelasIndias”。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同上书，第52页。[10]Zurita，第57—59页（引自柯瓦列夫斯基：“村社土地所有制，其崩溃的原因、进程及后果”，1879年版，第1部，第62—63页）。[11]Zurita，第329页（引自柯瓦列夫斯基：“村社土地所有制，其崩溃的原因、进程及后果”，1879年版，第1部，第63页）。[12]Zurita，第295页（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同上书，第65页）。[13]柯瓦列夫斯基：“村社土地所有制，其崩溃的原因、进程及后果”，1879年版，第1部，第66页。[14]Zurita，第87页（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同上书，第69页）。[15]Zurita，第341页。[16]“MemorialquepresentaasuMagestadellicensiadoJuanOrterdeCervantes,AbogadoyProcuradorgeneraldelReynodelPeruyencomenderos,sobrepedirremediodeldannoydiminusióndeslosindios”,AnnoMDCXIX(1619)（引看柯瓦列夫斯基：“村社土地所有制，其崩溃的原因、进程及后果，1879年版，第1部，第61页）。[17]在手稿中注道：1.运河的开凿（劳动分工）——虽然如此——公社；2.公社的各种型式（柯瓦列夫斯基）；3.所有这一切都被保存下来了，尽管有那些征服者。伊斯兰教的封建主义；4.英国人！[18]在手稿中注道：“詹姆士·穆勒！”[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0-432页。[20]恐系阿尔及利亚之误。——编者[21]特利罗果夫：“村社与赋税”，1882年版，第49页。[22]根据彼得敕令在1719年实行的第一次“检查”，好像是一种围剿敌国的远征组织。军队有权给因循怠职的省长带上镣铐并加以逮捕，直到他“诚心改悔”为止，委任调查农民名册的僧正，如发现有隐瞒人头情事时，即免职论处；并规定“无情体罚之后，再行监禁，虽属高龄，也决不宽待”；对有隐匿人头嫌疑的人，则严加拷问。后代的“检查”虽较为缓和，但长期间仍进行得非常残酷。[23]柏符和雷曼（ParvusundLehmann）：“饥饿的俄国”。[24]关于1904-1905年俄国革命的性质，卢森堡称之为“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革命的，除城市无产阶级以外，还有农村无产阶级和为反对地主和专制制度而斗争的农民。——编者[25]卢森堡认为斯托雷平的“农村改革”，似乎是“公开以加强小农私有制为其目的”，这种估价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一改革的目的，乃是加强作为专制制度支柱的农村富农的力量。——编者[26]施汤赖和卡麦隆：“非洲旅行记”，莱比锡1879年版，第68页（StanleyoundCamerons:”ReisendurchAfrika”,Leipzig,1879,S.68）。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美国内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美国内战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美国内战都是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壮观。争夺的土地幅员广大；作战线的正面极长；敌对的军队数量庞大，而创建这些军队时却没有什么旧有的组织基础可以凭借；军队的费用浩大；再加上指挥这些军队的方法以及进行战争的一般战术战略原则，——这一切对于欧洲的观察家来说都完全是新的东西。 脱离派的阴谋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便策划好了，并且得到布坎南政府的庇护和支持，这就使南部得到了先发制人的机会；只是凭着这个有利条件，南部才觉得有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居住在南部土地上的奴隶和很大一部分维护联邦的白人使南部受着威胁，南部所拥有的自由居民又比北部少三分之二，但是它窝藏着许多无业的冒险家，进行袭击比北部更有条件些，所以南部唯有实行一个迅速的、大胆的、几乎是蛮干式的进攻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南军假如夺取了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华盛顿、巴尔的摩，或许再加上费拉得尔菲亚，就可以指望造成一种慌乱局面，趁这个时候通过外交和收买来使所有蓄奴州的独立得到承认。假如这开头的一次攻击失败了，至少在决定性的地点失败了，那末，在北部力量的发展同时，南部的地位一定会日益恶化。这一点是那些用真正的波拿巴精神策划脱离阴谋的人正确估计到了的。他们就用这一类方法开始了战争。他们的冒险家匪帮袭击了密苏里和田纳西，而他们的比较正规的部队则向东弗吉尼亚进攻，准备对华盛顿来一个coupdemain〔突然袭击〕。由于这一步失利，南部的整个战局从军事观点来说就是输了。 北部是勉强地、无力地走上战场的，在它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本来也应当是这样。北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远非南部可比，因而需要多得多的时间才能使它沿着这条不平常的道路运动。用3个月之久的时间招募志愿兵是一个大错误，但这个错误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北部的政策是：起初只限于在所有决定性的地点进行防御，组织自己的部队，用小规模的战斗行动训练他们，不使他们冒险去决战；一旦组织充分巩固，同时又从军队中大体清除了叛卖分子，就最后转为奋力的、不停的进攻，首先夺回肯塔基、田纳西、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把平民变为兵士的过程在北部势必要比在南部长些。而一旦这个转变完成，就可以指望北军在兵员方面占有优势。 大致说来，除开那些大半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由于军事原因所产生的错误以外，北部是按上述原则行动的。在密苏里和西弗吉尼亚的小型战争，一方面保护了拥护联邦的居民，同时又使军队不冒大败的危险而习惯了野战勤务和射击。布尔河之耻[295]在某种程度上是用3个月时间招募志愿兵这一早期错误的结果。在地形不利、敌军人数仅仅稍逊于自己的情况下用未经训练的新兵从正面去攻击一个坚固的阵地，是做了一件蠢事。联邦军队在决定性时刻陷入慌乱（其原因迄未得到说明），并不能使大致熟悉人民战争的历史的人感到惊异。这样的事情在1792—1795年的法国军队中经常发生，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蒙特诺特、卡斯提奥涅和里沃利等地的会战[296]中获得胜利。欧洲报纸嘲笑布尔河会战中的慌乱，它们的这种愚蠢只有一条辩解的理由，那就是一部分北美报纸事先说过大话。 随着马纳萨斯之败而来的6个月的喘息时期，北部比南部利用得好些。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北军兵员比南军得到更大补充方面。北军的军官也获得了更好的训练；军队的整顿和训练也没有遇到像在南部的那种障碍。混入军队中的叛徒和不可用的分子逐渐被清除出去，于是布尔河的慌乱时期便成为陈迹了。当然，对于双方的军队，是不能用大规模欧洲军队的标准，甚至也不能用从前美国正规军队的标准来衡量的。不错，拿破仑能用第一个月的时间在补充队里训练出新兵营，第二个月行军，第三个月就投入战斗；但是他每一个营都有足够的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每一个连都有一些老兵，而在战斗的时候把新兵和老兵编在一起，可以说，把新兵装在老兵框子里。所有这些条件，在美国都是没有的。如果不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结果使大批有军事经验的人移居美国，组织联邦军所需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在参加战斗的军队的总人数中，死伤的比例很小（一般20人中有1人），这说明大部分的战斗，甚至最近在肯塔基和田纳西的战斗，主要是用火器而且在相当远的距离上进行的，偶尔的白刃冲锋若不是在敌人的火力下迅速中止，便是在进入白刃冲锋之前敌人已经溃逃。在这个时候，由于布埃耳与哈勒克经过肯塔基向田纳西胜利推进，就比较顺利地开始了一个新的战局。 联邦方面夺回密苏里和西弗吉尼亚之后，便向肯塔基进攻，揭开了这一战局。在这里，脱离派控制着三个坚固的阵地，即三个营垒：密西西比河上的哥伦布在左，博陵－格林居中，康伯兰河上的米尔－斯普林所在右。他们的战线由西到东长达300英里。这样长的战线使三个地方的部队无法互相支援，并且使联邦军有可能用优势兵力把他们各个击破。脱离派在兵力配置上犯了这个重大错误，是由于他们企图保持住所有阵地。如果只把坚固的中央营垒这一个地方选作决战的战场，并由主力加以扼守，这样做对于肯塔基的防守是有利得多的。这样做就会把联邦军的主力吸引过来；如果联邦军不顾敌军如此强大的集中，企图继续前进，那末这样做又会置联邦军于危险的境地。 在上述情况下，联邦军决定依次攻击这三个营垒，把敌人从营垒里诱出来，迫使他们在开阔地上应战。这个符合军事学术的一切规则的计划被坚决迅速地实行了。约在1月中，15000人左右的一支联邦军部队便向10000名脱离派军队驻守的米尔－斯普林斯挺进。联邦军巧妙地进行机动，努力给敌人造成一种这仅仅是一支薄弱的侦察部队的印象。佐利科弗尔将军立即上了圈套，从营垒里冲了出来攻击联邦军。他很快就发现：面对着他的是一支优势的敌军。他本人阵亡，他的部队则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同联邦军过去在布尔河一样。但是，对胜利的利用，这一次却完全不同。胜利者跟踪追击败军，一直到它溃不成军、狼狈沮丧、不剩一门野炮和一件辎重逃回米尔－斯普林斯营垒为止。这个营垒位于康伯兰河北岸，所以如果再一次失败，部队除乘少数汽船和帆船渡河而外便别无退路了。我们大体上看到，脱离派军队的所有营垒差不多都是设置在敌方的河岸上的。如果后方有桥梁的话，采取这种配置不仅是合乎规则的，而且也是非常实用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营垒可以用作桥头堡，使指挥部能够随自己的便利把营垒里的部队调向河的任何一岸，这样就保证了对河流的完全控制。但是，如果营垒位于敌方的河岸而后方没有桥梁，一旦战斗失利便没有退路，部队就不得不投降，或者是被歼灭和淹死，联邦军在波托马克河敌方河岸上的博耳斯－布拉夫就曾遭到这样的命运，当时是斯通将军的背叛行为把他们引到那个地方去的[297]。 被击败的脱离派军队逃回米尔－斯普林斯营垒之后立刻就明白了：必须击退敌人对他们的工事的攻击，否则很快就得投降。有过早晨的教训以后，他们对自己的抵抗力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当第二天联邦军发起进攻时就发现，敌军已利用夜间，抛弃营垒、辎重、火炮和各种储备品渡河而逃。这样一来，脱离派军队的战线的极右翼就被推回到田纳西，而居民大多敌视蓄奴党的东肯塔基就被联邦派收复。 与此同时（约在1月中），也开始了把脱离派军队赶出哥伦布与博陵－格林的准备工作。一个由臼炮舰和装甲炮舰所组成的强有力的区舰队已经作好准备，同时到处扬言这支区舰队将护送一支大军自凯罗沿密西西比河开赴孟菲斯和新奥尔良。但是，所有这些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佯动都只是迷惑敌人视线的机动。在决定的时刻，这些炮舰被调到俄亥俄河，由此开往田纳西河，沿该河上溯，到了亨利堡垒。这个地方，和康伯兰河上的唐纳尔逊堡垒一起，构成脱离派军队在田纳西的第二道防线。这个阵地是选择得很好的，因为在向康伯兰河背后退却时，该河能掩护正面，田纳西河则掩护左翼，而两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则有上述两个堡垒充分掩护着。但是，由于联邦军的迅速行动，在第一线的左翼与中央受到攻击以前，第二线就被突破了。 在2月的第一周，联邦军的炮舰驶抵亨利堡垒，经过短时间的炮击，这个堡垒就投降了。但是守军逃往唐纳尔逊堡垒，因为讨伐军的陆上兵力不足以包围亨利堡垒。此后，炮舰又沿田纳西河回驶，入俄亥俄河，由此溯康伯兰河而上，到达唐纳尔逊堡垒。有一艘炮舰大胆地溯田纳西河上行，经田纳西州的正中心，驶过密西西比州的边缘，挺进到亚拉巴马州北部的弗洛伦斯，那里有许多沼泽和浅滩（名为MusselShoals［注：马斯耳－朔尔斯（介壳滩）。——编者注］），阻止了它向前航行。单独一艘炮舰作了至少有150英里这种远程航行并接着折回而没有受到任何攻击，这一事实证明沿河地区多是拥护联邦的，如果联邦军推进到这里，会得到很多好处。 这支区舰队在康伯兰河的行动同哈勒克和格兰特两将军统率的陆上部队的动作配合起来了。博陵－格林的脱离派军队没有察觉联邦军的运动，他们仍然安静地留在他们的营垒里；而唐纳尔逊堡垒在亨利堡垒陷落一星期之后，就被4万联邦军从陆地一边包围起来，同时在沿河一边又受到强有力的炮舰区舰队的威胁。像米尔－斯普林斯营垒和亨利堡垒一样，唐纳尔逊堡垒也是背靠着河，而没有桥梁以备退却。它是联邦军迄今所攻击的要塞中的最坚强的一处。它的工事构筑得极为周到，而且这个要塞本身也很大，足以容纳它的2万守军。在攻击的第一天，炮舰压制了朝河的炮台的炮火，并轰击了内层工事，而陆上的部队则逐退了敌军的前哨，并迫使敌军主力退到他们堡垒的火炮射程以内去寻找掩蔽。第二天，炮舰因为在前一天遭受了严重损失，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而陆上的部队则与企图突破联邦军右翼以打通一条退向纳希维耳的路线的守军进行长久的战斗，有几处战斗十分激烈。但是，由于联邦军右翼随后向脱离派军队左翼奋力进攻，联邦军左翼也得到大量增援，最后就取得了胜利。有一些外围工事被攻占。被迫转入内围防线的守军既没有退却的机会，又显然不能抵挡次日早晨的攻击，所以就在第二天无条件投降。 随着唐纳尔逊堡垒的陷落，敌人的火炮、辎重和各种军用物资都落入联邦军之手；脱离派军队13000人在堡垒被攻占的当天投降；第二天又有1000人投降；并且当胜利者的先头部队一出现在康伯兰河上游的一个城市克拉克斯维耳城下时，该城就立刻开门投降了。在这里也储存着为脱离派军队准备的大量物资。 在攻占唐纳尔逊堡垒时，只有一件事情令人不解：弗洛伊德将军带着5000人在炮击的第二天逃走了。逃走的这伙人为数如此之多，在夜间乘汽船溜走是不容易的。联邦军稍有防范他们就逃不了。 唐纳尔逊堡垒投降后7天，纳希维耳被联邦军攻占。这两个地方相距约100英里，联邦军在一年中最不利的季节里沿着非常坏的道路每日行军15英里，这给他们增光不少。在接到唐纳尔逊堡垒陷落的消息后，脱离派军队便撤出了博陵－格林；一星期后，他们放弃了哥伦布，撤退到南边45英里密西西比河的一个小岛上。于是肯塔基州便被联邦完全收复了。至于田纳西，脱离派军队只有进行一次大会战并赢得这次会战才能保得住。据说他们确实已为此目的而集中了65000人。不过，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联邦军拿出更优势的兵力来对付他们。 从索美塞特前进到纳希维耳的肯塔基战局的指挥，是值得大大赞扬的。收复这样广大的一片领土，在仅仅一个月内从俄亥俄河进展到康伯兰河，像这样的毅力、坚决和迅速是欧洲正规军队很少达到的。例如，可以拿这一点比较一下1859年联军从马振塔到索尔费里诺的缓慢的前进[298]——当时既没有追击退却的敌人，也完全没有试图截断掉队的敌人或者迂迴和包围全部敌军。 哈勒克，特别是格兰特，提供了坚决的军事指挥的优秀范例。他们根本不管哥伦布或博陵－格林，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的地点亨利堡垒和唐纳尔逊堡垒，向这两个地点发动迅速而猛烈的攻击；这样就使哥伦布和博陵－格林陷入无法防守的境地。然后，他们立刻向克拉克斯维耳和纳希维耳进军，不使退却的脱离派军队有时间在北田纳西取得新阵地。由于这次迅速的追击，在哥伦布的脱离派军队同他们的中央和右翼的联系便完全被切断了。英国报纸批评这次行动是枉然的。对唐纳尔逊堡垒的攻击即使失败，在博陵－格林的脱离派军队也由于受到布埃耳将军的牵制，仍然派不出足够的兵力使唐纳尔逊的守军能够进入开阔地，追击被击败的联邦军，或者威胁他们的退却。另一方面，哥伦布又隔得这样远，完全不可能干扰格兰特的行动。事实上，在联邦军肃清了密苏里的脱离派军队以后，哥伦布对于脱离派军队来说便丧失了任何意义。该地的守军为了避免不光荣地放下武器的危险，势必要匆忙撤退到孟菲斯或阿肯色。 由于廓清了密苏里和收复了肯塔基，战场就大为缩小，因而各军团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沿着整个战线协同动作，为取得一定的结果而努力了。换句话说，战争现在才开始带有战略的性质，而南部地区的地理形势就有了新的意义了。现在，寻找各植棉州的致命弱点，就是北军将领的任务。 直到占领纳希维耳之前，在肯塔基的军团和在波托马克河上的军团之间还不可能在战略上一致。他们彼此相距太远了。他们在同一正面上，但是他们的作战线却完全不同。只是在胜利地进入田纳西以后，肯塔基军团的军事行动才对整个战场起作用。 麦克累伦指使下的美国报纸极力鼓吹“大蛇”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军队应摆开广大的阵线来包围叛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窒死敌人。这完全是儿戏。这是1770年左右在奥地利发明的所谓“封锁线体系”[299]的重复；在1792—1797年间，人们曾经十分顽固地采用这种体系来对付法军，结果总是失败。在热马普、弗略留斯，特别是在蒙特诺特、密雷栖摩，德果[300]、卡斯提奥涅和里沃利等地的会战中，这个体系都曾被打烂。法军集中优势兵力突击一点，把这个“大蛇”切成两段。接着，这条“大蛇”的各段便被一一切碎。 在人口稠密并且或多或少地实现了集权制的国家，总有这样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一经敌人占领，全国的抵抗就要停止。巴黎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各蓄奴州却没有这种中心。它们人口稀，大城市很少，而且都在沿海一带。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各蓄奴州是不是仍然有一个军事的重心，攻占了它就可以摧毁它们抵抗力量的脊骨呢？或者是：它们是否像1812年的俄国那样，不把它们每一个村庄和每一块地区占领，一句话，不把它们整个外省地区占领，便不能征服它们呢？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脱离派占有的、包括大西洋沿岸的漫长地带和沿墨西哥湾的漫长的沿海区这一片领土的地理。当同盟军握有肯塔基和田纳西的时候，全部地区曾是一大块紧密相连的土地。随着这两个州的丧失，在他们的领土内便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把大西洋北部沿岸各州和墨西哥湾沿岸各州分在两边。从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到得克萨斯、路易西安纳、密西西比，甚至部分地到亚拉巴马的直接通路，都经过现时已为联邦军占领的田纳西。在联邦完全征服田纳西以后，联系蓄奴州这两部分的仅有的道路便经过乔治亚。这说明，乔治亚成了脱离派地区的锁钥。乔治亚一旦丧失，南部同盟便被切成彼此失去一切联系的两部分。而脱离派军队再夺回乔治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联邦军的作战力量将集中于一个中心阵地，而被分割成两个营垒的敌军则很难聚集足够的兵力来作一次联合的攻击。 为了采取这一行动，是不是需要征服整个乔治亚以及佛罗里达海岸呢？根本不需要。在一个交通（特别是远地间的交通）大半是依靠铁路而不是依赖公路的国土上，占领铁路便够了。墨西哥湾沿岸各州与大西洋沿岸各州之间最南面的铁路线经过米勒吉维耳附近的梅肯和戈登两地。 把这两个地点占领，就可以把脱离派地区分成两部分，而使联邦军部能够予以各个击破。同时，从上面所说还可以看出，任何南部共和国不掌握田纳西便不能生存。没有田纳西，乔治亚的首府便处于距边境仅有8日或10日的行程之内；这样，北部将经常有一个拳头放在南部的头上，南部在极小的一点压力下便得后退；否则，它就要在只打一次败仗就永无胜利之望的条件下重新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 波托马克河不是战场上最重要的阵地。拿下里士满，使波托马克河一线的军队进一步向南推进（由于有许多河流横断行军线，这一推进是有困难的），是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的。但从纯粹军事观点来看，却不解决任何问题。 战局的结果全系于目前驻在田纳西的肯塔基军团。一方面，这个军团离决定性的地点最近，另方面，它又占领着脱离派的国家无此即不能生存的一片疆土。因此，应当不惜牺牲一切小的军事行动，从所有其他军团中抽调力量来加强这个军团。它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应当是田纳西河上游的恰塔努加和多耳顿，即整个南部最重要的铁路中心。占领它们以后，脱离派诸州东西两部分的联系就将仅限于乔治亚州的一些联络线。以后的任务应当是夺取阿特兰塔和乔治亚州，以切断另一条铁路线，最后则是攻占梅肯和戈登，破坏东西两部分之间的最后联系[301]。 如果不这样做而采取“大蛇”计划，那末，即使在单个的地方甚至在波托马克河上都取得胜利，战争仍然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这也就会给财政困难和外交阴谋大开方便之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62年3月 摘要载于1862年3月14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80期， 全文载于1862年3月26日和27日“新闻报”第84号和第8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并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校对过 注释： [295]布尔河会战，见注219。——第514页。 [296]1792年11月6日法军在杜木里埃指挥下在热马普（比利时）击败奥军，取得巨大胜利。在1794年6月26日弗略留斯（比利时）会战中，法军击溃奥军。1796—1797年意大利战争期间在蒙特诺特、卡斯提奥涅和里沃利等会战中，法国打败了皮蒙特和伦巴第的奥军和皮蒙特军。——第515页。 [297]博耳斯－布拉夫会战，见注219。——第517页。 [298]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见注18。——第520页。 [299]封锁线体系（封锁线战略）是十八世纪西欧广泛采用的作战方法，即沿整个战线平均布防，以防止敌人侵入本国领土。这样部署军队使敌人有可能比较容易地在任何一点上突破防线。从理论上为“封锁线体系”奠定基础的是奥地利元帅弗·拉西。——第521页。 [300]在1796年4月13—14日和14—15日密雷栖摩和德果（意大利北部）两次会战中，波拿巴的军队击溃了皮蒙特联军中的一个奥地利兵团，另一个奥地利兵团前来增援也被击溃。此后，法军猛攻皮蒙特军，使它遭到一系列的失败，迫使皮蒙特国王签订单独的和约。——第521页。 [301]美国内战的后来进程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文中所阐述的粉碎南部同盟的战略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南军只是在北军司令部于1864年下半年实行了类似的计划后，才遭到彻底的失败。托·威·薛尔曼将军所实行的著名的“向海洋进军”把同盟的领土切成两部分，给格兰特将军的军队击溃南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865年春天，南军全部投降。——第523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脱离派的朋友们在下院。——美国的封锁被承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脱离派的朋友们在下院。——美国的封锁被承认 1862年3月8日于伦敦 Parturiuntmontes！［注：Parturiuntmontes，nasceturridiculusmus！（大山分娩，生出个耗子！）（贺雷西“诗论”）——编者注］从议会开幕的时候起，脱离派的英国朋友们就威胁着要就美国封锁问题提出“质询”。质询终于以十分平常的动议的形式在下院提出来了，它敦促政府“提供关于封锁实况的补充文件”。但是，甚至这样一项普通的动议也没有经过分组表决的手续就被否决了。 提出这项质询的高尔威的议员格雷哥里先生，在美国内战爆发后不久，在去年议会的会议上，曾经提出一项承认南部同盟的动议。对于他今年的演说，是不能否认其有某些诡辩之妙的。这个演说只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分成了互相否定的两部分。一部分描述了封锁对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毁灭性的影响，因此要求打破封锁。另一部分则根据内阁所提供的文件，包括杨西和曼两先生和梅森先生的两份声明，证明这个封锁除了在纸上以外根本不存在，因此不应再被承认。格雷哥里先生不断地引用“泰晤士报”来给自己的论证增添滋味。为了表示感谢，“泰晤士报”——在此刻提起它那宣谕官的宏论对它是完全不合适的——发表了一篇社论，结果不过是使格雷哥里先生受到公众嘲笑。 格雷哥里先生的质询得到了本廷克先生的支持，本廷克是一个极端的托利党人，两年以来一直努力在保守党阵营内针对迪斯累里先生搞脱离运动而未成功。 所谓英国工业的利益竟由爱尔兰西部的一个不重要的海港高尔威的代表格雷哥里和一个纯粹农业地区诺福克的代表本廷克来代表，这件事本身就是滑稽可笑的。 英国工业中心之一的布莱得弗德的代表福斯特先生起来反对他们两人。福斯特的演说应当得到更密切的注意，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脱离运动的朋友们在欧洲散布的那种关于美国封锁的性质的谈论是不真实的。他说：首先，美国已经履行了国际法所规定的一切手续。美国宣布各港口处于封锁状态，这些港口没有一个不是经过预告、特别通知开始封锁的时间并给以15天的期限（期满后即禁止各中立国船只出入）之后才宣布封锁的。 因此，关于这个封锁在法律上“无效”的谈论所根据的，仅仅是据说封锁常被突破。在议会开幕之前，据说有600艘船突破了封锁。格雷哥里先生现在把这个数目减少到400。他的根据是两份表册，一份是南部特使杨西和曼于11月30日提交政府的，另一份补充表册是梅森提出的。根据杨西和曼的材料，从宣布封锁起，到8月20日止，进入和驶出都包括在内，突破封锁的船只已超过400艘。但根据海关的正式报告，进入和驶出的船只总数只有322艘。在这个总数中，有119艘是在宣布封锁以前离开的，有56艘是在规定的15天限期期满以前离开的。还剩下147艘。在这147艘中，有25艘是从内地开往新奥尔良的内河船舶，到了新奥尔良它们就停泊下来；106艘是近海船舶，这些船舶除其中的3艘外，用梅森先生自己的话来说，都是《quasiinland》〔“准内河”〕船舶。在这106艘中，有66艘是航行于谋比耳和新奥尔良之间的。凡是了解这条海岸线的人都知道，把某个在浅海湾内航行，即差不多不接触公海而仅仅沿着海岸移动的航行叫做突破封锁是何等荒谬。往来于萨凡那与查理斯顿之间的船只也是这样，在那里它们是在岛屿和狭长的海角之间溜来溜去。根据英国领事本奇的证明，这些平底船在公海上出现只有几天。在减去106艘近海船舶之后，就剩下16艘开往国外港口的船只了，其中，15艘开往美洲诸港，主要是开往古巴，一艘开往利物浦。在利物浦停泊的那艘“舰只”，是一条小帆船；所有其余的“船只”也是这样，只有一艘海岸炮舰是例外。 福斯特先生高声说，关于虚假封锁谈得很多。但是，难道杨西先生和曼先生提供的这份表册不是虚假的吗？他又把梅森先生的补充表册作了同样的分析，指明偷航出去的巡洋舰的数目一共只有三、四艘，而在上次英美战争[293]中至少有516艘美国巡洋舰突破了英国的封锁，扰乱英国海岸。“恰恰相反，这个封锁从宣布以来就是完全有效的。” 进一步提供了证明的，是英国领事们的报告，特别是南部的行情表。1月11日，新奥尔良给予向英国运送棉花的奖励金达到了100％，输入食盐的利润达到1500％，战时禁运品的利润更是其高无比。尽管有这样诱人的利润，但无论是运棉花去英国还是运食盐到新奥尔良或查理斯顿都同样不可能。实际上，格雷哥里先生所埋怨的倒不是封锁没有效力，而是它太有效了。他要我们去打破这个封锁，以便结束工商业的停滞局面。这里只要这样问就够了：“是谁向议院建议打破封锁呢？是身受其苦的地区的代表吗？是被迫关闭工厂的曼彻斯特发出了这种呼声呢，还是由于船只无货可装而停在船坞里的利物浦？恰恰相反。这种呼声是高尔威发出而为诺福克支持的。” 在脱离派的朋友们当中，还有一位北希尔兹的大造船厂厂主林赛先生出头引人注意。林赛曾经建议联邦使用他的造船场，并且曾经为此到华盛顿去了一趟，在那里尝到了他的生意被拒绝的失败滋味。从那时起，他就把他的同情转到脱离运动方面去了。 这场辩论以副首席检察官朗·帕麦尔爵士的长篇演说作结束，他是以政府的名义讲话的。他从国际法的角度，用法律的根据证明了这个封锁的实在性和有效性。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彻底撕毁了1856年巴黎宣言所宣布的“新原则”，正如塞西耳勋爵对他指责的那样。他还有一段话对于格雷哥里之流竟然在英国议会中以奥特弗伊先生为权威表示惊异。的确，这是一个新出现的“权威”，他是在波拿巴主义阵营里新近被发现的。奥特弗伊在“现代评论”[294]上发表的关于中立国海上权利的文章所证明的，若不是完全无知，就是奉上面命令而制造：mauvaisefoi〔毒计〕。 随着议会里的脱离派朋友们在封锁问题上完全失败，指望英美关系破裂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3月8日 载于1862年3月12日“新闻报”第7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93]见注221。——第511页。 [294]“现代评论”（《Revuecontemporaine》）是法国波拿巴派的双周刊；1851—1870年在巴黎出版。——第512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美国近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美国近事 林肯总统在大势之所趋和人心之所向都不许再拖以前，是从来不冒险朝前走一步的。但是，只要《oldAbe》〔“老阿伯”（阿伯拉罕·林肯）〕一旦相信这样一种转折点已经到来，他就会采取某种突然的、尽可能不声不响的行动而使朋友和敌人都同吃一惊。最近，他就用极其平静的方式干出了一桩出人意料的事，这件事如果放在半年以前，可能要以他的总统职位作代价，即使在几个月以前，恐怕也会引起一阵辩论的风暴。这里我们指的是麦克累伦被免除了指挥联邦所有军团的commanderinchief〔总司令〕的职务一事。首先，林肯用一个精明强干而不讲客气的律师爱得文·斯坦顿先生替换了陆军部长凯麦隆。接着，斯坦顿就向布埃耳、哈勒克、巴特勒、薛尔曼等将军及其他各军区司令官和讨伐军长官发出指令说，今后一切命令，无论是通告性的或机密性的，一律直接自陆军部取得，同时，他们必须直接向陆军部报告。最后，林肯发布了几项命令，用宪法授予他的《commanderinchiefoftheArmyandNavy》〔“陆海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用这种“不声不响的”办法，那位“年轻的拿破仑”[287]就被解除了他对所有军团的最高指挥权，只有波托马克河线上的军团留给他指挥，虽然《commanderinchief》的头衔还给他保留着。在林肯总统接收最高指挥权之初，就顺利地从肯塔基、田纳西和大西洋海岸传来了一些捷报。 迄今为麦克累伦所担任的《commanderinchief》这个职位，是英国传给美国的，它大约相当于旧时法国军队中的grandconnetable〔大元帅〕的称号。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甚至英国也看出了这个过时的制度不妥。于是就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把以前属于《commanderinchief》的一部分职权移交给陆军部。 要评论麦克累伦在波托马克河一线的费边式战术[288]，现在还缺乏必要的材料。但是，他对整个战争的进行起着阻碍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可以用马考莱评论艾塞克斯的话来评论麦克累伦： “艾塞克斯的军事上的错误主要是由于他政治上不坚定。他很正直，但是对议会的事业完全没有热诚，因此除了大失败之外，他最害怕的是大胜利。”[289] 麦克累伦和大多数基干军官们一样，是西点军校[290]出身的；一种espritdecorps〔小团体观念〕把他多多少少同敌方的老伙伴们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人都对“非军人”出身的后起之秀怀着嫉妒。在他们看来，战争应当按照纯业务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目的始终应当是在旧基础之上恢复联邦，因此，战争首先必须排除原则性的和革命性的倾向。对于一场本质上是原则之战的战争抱着这种看法真是妙极。当年英国议会军的第一批将军们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 “但是”，——克伦威尔在1653年7月4日在向长期议会的“渣滓”致词时说——“一当信奉aprincipleofgodlinessandreligion〔虔敬和宗教原则〕的人们起来领导，一切都变化得多么大呵！”[291] 华盛顿的报纸“星报”[292]——麦克累伦专用的机关报——在最近的一号报纸上宣称： “麦克累伦将军的一切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要把联邦恢复到完全同叛乱爆发以前一样。” 因此，波托马克河线上的军团在这位总司令的眼下被用来捕捉奴隶，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仅在最近，麦克累伦还特别下令把音乐家卡特钦森家族驱逐出营，因为他们唱了反奴隶制度的歌曲。 除开这种“反倾向的”示威之外，麦克累伦还利用他的大权包庇联邦军队中的叛徒。举例来说，他曾把梅纳德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虽然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表明梅纳德充当着脱离派的奸细。所有的军事叛徒，从私通敌方而造成马纳萨斯之败的帕特逊将军起，到直接做敌人的内应而造成了博耳斯－布拉夫之败的斯通将军为止，麦克累伦将军都使之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甚至使其中大多数人不被撤职。在这方面，国会调查委员会已经揭露了最惊人的事实。林肯决心要用有力的行动来证明：随着最高指挥权转到他手里，那些带着将官肩章的叛徒们的丧钟就响了，军事政策上的转折点就来到了。按照他的命令，斯通将军于2月10日深夜2时还在睡觉的时候被捕，并被解往拉斐德堡垒。数小时后，由斯坦顿签署的逮捕令出现了；逮捕令宣布被捕者犯了叛国罪，应交军事法庭审判。斯通的被捕与交付审判，是没有事先通知麦克累伦将军就执行了的。 只要麦克累伦自己还按兵不动，并且戴着一顶不过是预支的桂冠，他显然是决心不让别的将军超过他的。哈勒克将军和波普将军曾经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以迫使那位由于华盛顿的干预才得从弗里芒特手里逃脱的普莱斯将军进行决战。但是，麦克累伦一封电报禁止了他们进行这个打击。同样的另一封电报“废止了”哈勒克将军关于攻占哥伦布堡垒的命令，而这个堡垒当时已经被攻陷一半。麦克累伦曾经断然禁止西部的将领们互相联系。每一位将领打算进行联合行动，都要首先向华盛顿请示。现在，林肯总统把必要的行动自由还给他们了。 最清楚地证明麦克累伦的总的军事政策如何有利于脱离派的，是“纽约先驱报”无所吝惜地不断给他的赞词。他是一个符合“先驱报”心意的英雄。“先驱报”的业主和主编、臭名远扬的贝奈特，以前曾经通过他的驻华盛顿的“特别代表”，alias〔或者叫做〕通讯员，操纵皮尔斯政府和布坎南政府。在林肯政府下，他又企图用一种迂迴的方法来取得这种地位。为了这个目的，他的“特别代表”艾夫斯博士——南方人，逃往同盟派方面的一个军官的弟兄——设法取得了麦克累伦的宠信。这位艾夫斯由于得到麦克累伦的庇护，在凯麦隆主持陆军部时肯定是享有很大特权的。显然他指望斯坦顿也给他同样的厚待，因而于2月8日又去陆军部，恰巧遇见陆军部长、他的主任秘书和几个国会议员正在那里商讨战事。人家要他出去。他发起脾气来，但最后终于退出，同时威胁说，如果剥夺了他的“特有的权利”，不让他在陆军部里了解政府会议的结果、电报、公函及战讯，“先驱报”就要对现在的陆军部开火。次日即2月9日上午，艾夫斯博士在自己家里举行香槟酒会，邀集麦克累伦总参谋部的全体人员。“但是災星走得快”［注：席勒“钟之歌”。——编者注］，一个军士带着六个兵走了进来，逮捕了大有力的艾夫斯，并且把他解到麦克亨利堡垒，根据陆军部长的明令，他在那里“将作为一个间谍而受到严密的监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2月26日左右 载于1862年3月3日“新闻报”第6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87]“年轻的拿破仑”是民主党队伍中拥护麦克累伦的人给他取的绰号，因为他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个在比较年轻（34岁）时就做总司令的将军。——第505页。 [288]费边式战术是因古罗马统帅费边·孔克达特而得名的。他以实行观望战术出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期间避而不与汉尼拔决战。——第506页。 [289]马考莱“短篇史评”（Macaulay．《CriticalandHistoricalEssays》）。第一版于1843年出版，共三卷。——第506页。 [290]在西点（纽约附近）有一所军事学院，创办于1802年，是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唯一的高等军事学校。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培养军官的制度，促进了学院学员的小团体观念的发展。——第506页。 [291]这里是指克伦威尔在1653年7月4日开幕的由独立派教团的代表组成的小议会上的演说。 托·卡莱尔“奥列佛·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Th．Carlyle．《OliverCromwell’sLettersandSpeeches》）。第一版于1845年在伦敦出版。——第506页。 [292]指“晚星报”（《EveningStar》），这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52年创办于华盛顿。——第506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 1862年2月7日于伦敦 这次议会开幕式表现为一个十分平淡的仪式。女王缺席，国王演辞由大法官宣读，使这个仪式失去了任何戏剧效果。国王演辞本身简短而不精炼。它略述了对外政策的faitsaccomplis〔既成事实〕，而在估计这些事实时则介绍参看已经提交议会的文件。只有一句话引起了某种耸动，这句话是说，女王《trusts》（希望、相信）“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欧洲的和平会被破坏”。实际上，这句话是意味着把欧洲的和平寄托到希望与信念的领域里去了。 按照议会的惯例，在两院对国王演辞作答词的先生们在三星期以前就已经由大臣们付与了委托。他们的答词都是照样罗罗囌囌地重复一下国王演辞，此外就是恭维夸奖，这是大臣们以议会的名义给自己的奖语。1811年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曾经抢在官方的致答词的人之前，抓住这个机会对国王演辞进行尖锐批评，那时，MagnaCharta[283]本身看来也岌岌可危。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发生过这种怕人的事情。 所以，关于国王演辞的辩论就只限于官方反对派的“暗示”和大臣们的“反暗示”。不过这一回是学术的意味多于政治的意味。所谈的是谁的阿尔伯特亲王悼词说得最好的问题。这位亲王在世时是非常不愿意服从英国寡头政治的桎梏的。Voxpopuli〔人民的呼声〕把这次学术优胜奖断给了得比和迪斯累里两位，——前者作为天生的演说家而得奖，后者作为修辞专家而得奖。 辩论的“事务”部分是围绕着美国、墨西哥和摩洛哥进行的。 在美国问题上，Outs（在野派）大大颂扬了一番lns〔在朝派〕（beatipossidentes〔官星高照的人〕）的政策。上院的保守派领袖得比和下院的保守派领袖迪斯累里并没有组成反对内阁的反对派，而是组成自相反对的反对派。 得比首先发泄了他对于没有《pressurefromwithout》〔“外界压力”〕这种情况的不满。他说，他“赞扬”工厂工人的坚忍的和尊严的风度。可是，说到厂主们，他实在不能有所褒奖。对厂主们来说，美国的冲突来得特别凑巧，因为生产过剩和所有市场的过分膨胀反正是会迫使他们压缩工业生产的。 得比接着便猛烈攻击联邦政府，说它“已使自己和人民蒙受了耻辱”，没有“君子风度”，因为它没有表现主动，自动地交出梅森、斯莱德耳一行并表示悔改。他的在下院的副手迪斯累里先生立刻领会到，得比的攻击会对保守党人执政的希望造成多么大的损害，所以他就反过来说： “当我考虑到北美的政治家们必然遭遇的巨大困难时，我必须得出结论：他们已经勇敢地大胆地克服了这些困难。” 另一方面，得比以他固有的一贯性又反对海上法的“新理论”。英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坚持与中立国的要求作对的交战国权利。诚然，1856年克拉伦登勋爵在巴黎作了一个“危险的”让步[284]。幸而这个让步还没有被国王批准，所以“在当前问题上国际法没有丝毫改变”。迪斯累里先生显然是根据与政府的协议，根本不去谈这一点。 得比赞成内阁的不干涉政策。承认南部同盟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但是他要求提供可信的文件，以便判断“封锁究竟有效到什么程度，因而是否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对这个问题，约翰·罗素勋爵宣称：联邦政府已经把足够数量的舰艇用于封锁，但并不曾在每一个地方都严格地实现了封锁。迪斯累里先生对封锁的性质不作判断，但要求内阁提供文件以了解情况。他特别警告不要太急于承认南部同盟，因为英国此刻正由于威胁一个美洲国家（墨西哥）而名声不好，这个国家的独立还是它本身首先承认的。 在美国之后就轮到了墨西哥。没有一个议员谴责不宣而战的战争，但是却反对在“不干涉政策”的口号下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反对英国和法国及西班牙联合起来去压服一个半无防御的国家。实际上，在野派的发言只不过是暗示他们想把墨西哥作为党派角逐的借口保留下来而已。得比要求提供关于三强协议以及关于履行协议的方式的文件。他赞成这个协议，因为，在他看来，谈判中的每一方独立地坚持自己的要求是正确的做法。某些公开的流言使他担心：至少这些强国中的一个——西班牙——正企图采取超出协议范围的行动。仿佛得比真正相信大强国西班牙有胆量违反英国和法国的意志行事似的！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三个强国所寻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它们将小心避免妨碍墨西哥人处理应由本国政府处理的事务。 在下院，迪斯累里先生拒绝在研究已提供的文件以前作任何判断。不过，他觉得“政府的声明有问题”。英国承认墨西哥的独立比哪一国都早。这个承认使我们回想起英国外交史上一个声名卓著的政策——反神圣同盟的政策，和一个声名卓著的人物——坎宁。那末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原因使英国要第一个去打击墨西哥的独立呢？而且，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干涉的借口也改变了。起初是一个赔偿英国臣民的损失问题。而现在却悄悄谈论确立新的施政原则和建立新的王朝了。帕麦斯顿勋爵援引所提供的文件，援引三国协议，说什么这个协议禁止同盟国“奴役”墨西哥或强制实行人民所不喜欢的政体。但与此同时，他却为自己开了一个外交上的藏身洞。他风闻墨西哥有一个政党想用君主制代替共和制。这个政党的实力如何他不知道。他，“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只希望墨西哥成立某个政府，使外国政府可以和它打交道”。由此可见，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政体。他宣称现政府不存在。他要求英法西三国同盟像神圣同盟那样有决定外国政府是否存在的特权。他还谦逊地说：“这就是大不列颠政府想要达到的最大的目的。”别无其他！ 外交政策上最后一个“待决问题”牵涉到摩洛哥。英国政府和摩洛哥曾经订立一个协议，以便使摩洛哥能清偿它对西班牙的债务，——本来，这笔债务若没有英国的允许，西班牙是根本不可能把它压在摩洛哥身上的。大概是某些人给了摩洛哥贷款，让它如期偿付西班牙，这样就使西班牙失去了继续占领泰图安和重启战端的借口[285]。英国政府通过某种形式为这些人保证他们得到贷款利息，同时它自己则接管摩洛哥的海关作为抵押品。得比认为这种保证摩洛哥独立的方式《ratherstrange》（颇为奇怪），但是没有得到大臣们的答复。在下院，迪斯累里先生进一步地谈到这项交易，说它“相当不合宪法”，因为政府背着议会使英国承担了新的财政义务。帕麦斯顿干脆只叫他去查阅已提出的“文件”。 国内事务在辩论时几乎没有被提到。得比由于关注“女王的心情”，仅仅警告议员们不要提出像议会改革那样“令人激动的”争论问题。他准备照例向英国工人阶级献出他的赞扬，条件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要用它那忍受美国封锁的自我牺牲的坚忍精神，来忍受自己被剥夺了选举权。 如果根据议会的这个牧歌式的开幕式，就推断它有一个牧歌式的未来，那就错了。正相反！议会解散或是内阁辞职——这就是本届议会会议的主题。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论证一下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2月7日 载于1862年2月12日“新闻报”第4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83]MagnaCharta--MagnaChartaLibertatum（自由大宪章）是骑士和市民所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英王无地约翰提出的一个文件。大宪章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它主要是为了大封建主利益而限制国王的权力，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做了一些让步。直到十九世纪，宪章在英国资产者眼中仍然是英国立宪制度的象征和基础。——第494页。 [284]指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见注262）。——第495页。 [285]根据1859—1860年西班牙摩洛哥战争（见注199）结束后签订的和约的条件，在赔款缴清之前，泰图安城继续由西班牙军占领。——第497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关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关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 曼彻斯特商会几天以前举行了年会。这个商会代表着郎卡郡——联合王国的最大工业地区和不列颠棉纺织工业中心。会议的主席艾·波特尔先生和主要发言人贝兹利、特纳两先生在下院里代表着曼彻斯特和一部分郎卡郡。因此，从会议的发言中可以正式地获知这个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巨大中心将在“国民的参政院”中对美国危机采取什么态度。 在这个商会去年的年会中，英国最大的棉纺织巨头之一艾释华特先生曾以品得式的夸张的文体歌颂了过去10年中棉纺织工业的空前的发展。他还特别着重指出，即使是1847年和1857年的商业危机，也没有引起英国棉纱和棉织品输出量的下降。他用1846年开始实行的自由贸易制度的神奇力量来解释这种现象。即使在当时，说这个制度虽然未能使英国免于1847年和1857年的危机，却能够使英国工业的一个特殊部门即棉纺织业不受那两次危机的影响，也是很奇怪的。而我们今天听到了什么呢？所有的发言人，包括艾释华特先生在内，都承认：从1858年起，亚洲市场上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商品过剩现象；即使没有美国内战、摩里耳税则和封锁，日益加剧的大规模生产过剩也一定会造成现时的停滞。当然，如果没有这些麻烦事情，最近一年的输出总值是否会减少600万英镑，是很难说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亚洲和澳大利亚的主要市场现存的英国棉纺织品足供销售12个月之久，那末这一点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样，根据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威曼彻斯特商会的供认，英国棉纺织工业中目前的危机并不是美国封锁的结果，而是英国生产过剩的结果。但是美国内战继续下去对英国会有什么后果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又得到了一个一致的答案：这将造成工人阶级的无比困苦和小工厂主的破产。 奇坦先生指出：“在伦敦，据说我们还有足够的棉花来继续生产；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棉花。问题首先在于棉花价格。按现在的价格，厂主们的资本很快就完。” 然而，这个商会仍然表示坚决反对对美国的任何干涉，虽然它的大多数会员都受到“泰晤士报”的强大影响，认为北美联邦的解体不可避免。 波特尔先生说：“建议干涉是我们最不乐意做的事情。曼彻斯特是最不愿意作这种建议的。没有什么可以强使我们去要求做不道德的事情。” 贝兹利先生说： “对于美国争端，必须遵守最严格的不干涉原则。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应当不受任何阻碍地解决他们自己的事务。” 奇坦先生说： “我们这个地区的主要意见就是坚决谴责对美国争端的任何干涉。必须明确声明这一点，如果有任何动摇，另一方就会对政府施加最强大的压力。” 那末，商会的建议是什么呢？它要求英国政府消除当局对于在印度种植棉花一直设置的所有障碍。特别是要求取消10％的向印度输出英国棉纱和棉织品的进口税。对输往印度的英国工业品所课的进口税，是帕麦斯顿在威尔逊先生的协助下在东印度公司的统治还没有来得及被消灭[282]，东印度还没有来得及并入不列颠帝国版图的时候实行的，而这恰好与他出卖萨瓦和尼斯以换取英法商约同时。这样一来，法国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英国工业开放了，但东印度市场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向英国工业关了门。 谈到这件事，贝兹利先生指出：自从实行上述税收以来，有大量英国机器输往孟买和加尔各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英国式的工厂。这些工厂，都是准备吞吃最好的印度棉花的。如果把10％的进口税和15％的运费加在一起，那末由英国政府发起而人为造成的竞争者便享有一个25％的关税的保护。 在这个英国工业巨头的会议上，对于在殖民地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日益发展着的保护关税倾向，一般地表示了极端的不满。这些工业家先生们忘记了，殖民地曾经抗议宗主国的“殖民制度”达一百五十年之久而未获结果。那时殖民地要求贸易自由，而英国则坚持实行限制措施。现在英国宣传贸易自由了，而殖民地则认为针对英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更符合它们的利益。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2月初 载于1862年2月8日“新闻报”第3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82]见注80。——第489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反干涉的情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反干涉的情绪 1862年1月31日于伦敦 利物浦的强大商业势力来源于奴隶买卖。利物浦对英国诗歌文学的唯一贡献是对奴隶买卖的颂歌。五十年前，威耳伯福斯只有冒着生命的危险才得以踏上利物浦的土地。正如在前一世纪为利物浦的强大造成物质基础的是奴隶买卖一样，在这个世纪造成这种物质基础的是奴隶劳动的产品——棉花。所以，利物浦是脱离派的英国朋友的中心是不奇怪的。在不久前的危机时期，联合王国确实只有这一个城市得以组织了一次主张对美国作战的quasi〔所谓〕大会。而现在利物浦说些什么呢？让我们听一听它的大日报之一“每日邮报”[281]的话。 在一篇题为《ThecuteYankee》（“精明的美国北方佬”）的社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美国北方佬用他们一贯的巧妙手段，把名义上的失利变成了实际上的得利，使英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大不列颠的威风的确加强了，但这又有什么结果呢？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北方佬就一直坚持中立国有特权用它的国旗保护乘坐该国船只的乘客，不许交战国作任何侵犯。我们曾经尽力反对过这种特权，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在1812—1814年英美战争时期，以及更近一些，在1842年阿希伯顿勋爵与丹尼尔·韦伯斯特国务卿的谈判时期，我们都反对过。现在我们的反对必须停止。美国北方佬的原则已经胜利了。这个事实已由西华德先生肯定，他说，英国已在原则上作了让步，美国则由于‘特伦特号’事件而获得了它迄今为止用尽一切外交的和军事的手段都没有争到的让步。” 更重要的是“每日邮报”供认了舆论——甚至在利物浦——的转变。 它说：“同盟派并没有做什么使人们不再对他们同情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并且作了巨大的牺牲。即使他们还没有争到独立，每个人也都必须承认他们是应该得到独立的。但是不管怎样，舆论现在却转而反对他们的要求了。4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是好汉（finefellows）。现在他们却被称之为十分渺小的一群（averysorryset）……的确是出现了一个转变。反对奴隶制度的派别在不久前民众激愤的时候是那么老实，而现在则肆无忌惮，大喊大叫反对人的买卖和叛乱的奴隶主来了……甚至在这个城市的墙壁上不也都到处张贴着大幅标语，责备和恶意攻击‘该死的逃亡奴隶法的作者’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吗？……同盟派被‘特伦特号’事件弄输了。他们曾经指望这个事件使他们获利；但结果却一败涂地。他们已失掉了我国的同情，所以他们必须尽快地顺应这种奇异的情况。他们受到了恶劣的对待，但是已无法可想（therewillbenoredress）”。 看了这家同情脱离派的利物浦报纸的上述自供之后，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帕麦斯顿的某些重要报刊现时在议会开会之前突然改变腔调说话了。例如，在上星期六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就出现了一篇题为“应该遵守封锁令吗？”的文章。 这篇文章首先从这样一个明显的原理出发，即这次封锁仅仅是一个纸上的封锁，因此违反这个封锁是国际法所容许的。法国已经要求强力打破封锁。实际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有待于英国，英国有重要的迫切的原因采取这一步骤，它特别需要美国的棉花。附带说一下：“仅仅是一个纸上的封锁”怎么就能阻止棉花的载运，这一点是使人不大理解的。 “经济学家”杂志喊道：“不过，英国仍然应当遵守封锁令。”它用一连串虚假的论据论证了这个看法之后，就转而谈到了问题的实质。 它说：“在这样的事情上，政府应当依靠全国的支持。但是，英国人民大众对实行干涉还没有准备，因为即使从表面上来看，进行干涉也意味着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奴隶制共和国。同盟各州的社会制度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联邦派极力要我们相信，奴隶制度是脱离运动的根源，他们联邦派是奴隶制度的敌人，——而奴隶制度又是我们特别深恶痛绝的……这就是民众迷不知返的真正原因。奴隶要获得解放，唯一可靠的道路是联邦的瓦解，而不是联邦的恢复；是南部的独立，而不是南部的失败。我们希望有机会时再向我们的读者说明这一点。但是这一点目前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大多数英国人不是这样想。而只要他们还坚持那样的偏见，我国政府实行任何干涉——这种干涉将使我们成为北部的真敌人，而对南部来说则不过是一个假盟友——都是得不到英国国民的衷心支持的。” 换句话说，如果进行这样的干涉，内阁就会垮台。而“泰晤士报”这样坚决地反对任何干涉而赞成英国中立的原因，也就从这里得到说明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月31日 载于1862年2月4日“新闻报”第3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81]“每日邮报”（《DailyPost》）是英国的报纸，工商界的机关报，从1855年至1879年用此名称在利物浦出版。——第484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伦敦的工人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伦敦的工人大会 1862年1月28日于伦敦 在早就不存在农民等级的社会中，工人阶级是那样占优势的一个部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它在议会中是没有代表的。不过它仍然不是没有政治影响。凡是重大的新设施和决定性的措施，没有一件不是经过pressurefromwithout（外界压力）才在这个国家里［注：英国。——编者注］得到贯彻的。有时反对派用这种pressure〔压力〕来对付政府，有时政府用这种pressure来对付反对派。所谓pressurefromwithout，按照英国人的理解，是指巨大的、议会外的人民示威，这种示威没有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自然是无法实现的。皮特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曾经利用群众来对付辉格党人。天主教徒的解放、改革法案、谷物法的废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对俄国的战争、帕麦斯顿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的被否决[279]，都是议会外急风暴雨般的示威的结果。在这些示威中，工人阶级有时是被人煽动起来，有时是出于自身要求，他们或则作为personadramatis〔剧中人〕，或则作为乐队，依情况不同而扮演主角或呐喊助威的角色。因此，英国工人阶级对美国内战的态度便更加令人惊异了。 在北部工业区，由于各工厂借口各蓄奴州被封锁而停工和缩减工时，工人们遭到了无法形容并且日益加剧的困苦。其他部分的工人阶级的穷困情况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是由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对其他工业部门的反作用，由于这些部门对美国北部的产品输出因实行摩里耳税则而减少，由于对南部的这种输出因实行封锁而完全停止，他们也都遭到很大的痛苦。因此，英国对美国进行干涉，现时就成了工人阶级迫切的吃饭问题。此外，工人的《naturalsuperiors》（天然尊长们）还不惜一切手段来煽动他们痛恨美国。唯一存在的工人刊物，颇有地位而且发行很广的“雷诺新闻”，也被特地收买了过去，叫它在6个月内每周都狂热地反复鼓吹英国干涉的ceterumcenseo[280]。因此工人阶级清楚地了解到，政府所等待的，只是来自下面的要求干涉的叫嚷，即要求打破美国封锁并结束英国困苦状况的pressurefromwithout〔外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保持沉默的那种顽强性是令人惊佩的；如果说他们打破沉默，那也仅仅是为了发出反对干涉和保卫美国的呼声。这又一次光辉地证实了英国人民群众的那种坚忍不拔的能力，它是英国强大有力的秘密之所在，它使一个普通的英国兵士在克里木战争和印度起义中——用马志尼的夸张语言来说——好像是半神人。 下面我们要报道昨天在伦敦居民最多的梅里勒榜区举行的一个盛大的工人大会，用以表明工人阶级的“政策”的特色。 主席斯特德曼先生宣布开会，他说，现在要决定一下，英国人民应当怎样来接待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 “必须弄清楚，这些先生们到这里来究竟是为了把奴隶们从锁链中解放出来，还是为了给这些锁链再加上一环。” 耶茨先生说： “工人阶级在这个时候不能保持沉默。正在横渡大西洋到我国来的这两位先生，是专制的各蓄奴州的代理人。他们公开反叛自己国家的合法的宪制，并且到这里来劝说我国政府承认蓄奴州的独立。现在工人阶级有责任说出自己的意见，不要叫英国政府以为我们对它的外交政策只袖手旁观。我们必须表明，我国人民为奴隶解放所花费的金钱决不应当白白花掉。假如我国政府凭良心办事，它本来是应该衷心支持北部各州镇压这个可怕的叛乱的。” 演说人为北部各州作了详尽的辩护，并且宣称“拉夫焦伊先生对英国的激烈攻击是英国报刊的诽谤所引起的”，在这之后他就提出了下面一个动议： “本大会认为：正在由美来英途中的叛乱分子代理人梅森和斯莱德耳，绝对得不到我国工人阶级的精神上的同情，因为他们是奴隶主，是正在反叛美利坚共和国的暴政集团的代理人，这个集团是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权利的死敌。” 威恩先生支持这项动议。他说，在梅森和斯莱德耳在伦敦期间，不言而喻必须避免对他们作任何人身侮辱。 尼科尔斯先生自我介绍是“美国极北部”的一个居民，而实际上却是杨西和曼两先生派到会场里来的advocatusdiaboli〔魔鬼的辩护人〕，他对这项动议表示反对。 “我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有言论自由。在我们国内，政府已经有三个月不许人开口了。自由不仅在南部受到压制，在北部也是受到压制的。北部有许多人反对战争，但是他们就是不敢说话。不下两百家报纸被封或被暴民捣毁。南部各州有权脱离北部，正如美国有权脱离英国一样。” 不管尼科尔斯先生怎样伶牙利齿，最初的动议还是一致被通过了。这时他又跑上去说： “如果你们指责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是奴隶主，那末对于华盛顿、杰弗逊等人也必须这样说。” 比耳斯先生以详细的发言驳斥了尼科尔斯，然后提出第二项动议： “鉴于‘泰晤士报’及其他不正派的报刊欲盖弥彰地企图在美国事件上迷惑英国舆论，以任何事情为借口把我们拖入对千百万同族兄弟的战争中去，并利用共和国的暂时危难来诽谤民主制度，——本大会认为，既然工人在国民的参政院中没有代表，所以他们的最重要的义务就是：表示声援美国维护联邦的伟大斗争；揭露‘泰晤士报’及其同类的贵族报刊保护奴隶制的无耻立场；坚决主张实行最严格的不干涉美国事务的政策，主张由双方代表或仲裁法庭来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斥责交易所投机家的报刊的战争政策；并且对废奴主义者力求彻底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努力表示最热烈的同情。” 这项动议被一致通过，最后还一致建议“将已通过的决议的副本交亚当斯先生转送美国政府，以表示英国工人阶级的同情与感情”。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月28日 载于1862年2月2日“新闻报”第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79]取缔阴谋活动法案（外侨管理法案）是帕麦斯顿1858年2月8日在下院提出的，借口是法国政府进行威胁，责备英国给予政治流亡者避难所。根据这一法案，流亡者参加政治阴谋，同英国人一样受到严厉惩处。在群众抗议运动的压力下，法案被下院否决，而帕麦斯顿被迫辞职。——第480页。 [280]见注275。——第481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约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约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 1862年1月17日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在最近的危机时期中的处境是十分不愉快的，即使他的全部议会生涯证明，他是一个在需要为官职而牺牲实际权力的时候很少犹豫的人。没有人忘记约翰·罗素勋爵的首相一职曾经被帕麦斯顿得去，但是看来却没有人记得他从帕麦斯顿那里得到了外交部。帕麦斯顿用自己的名义指导内阁，同时用罗素的名义指导外交政策，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当和平消息一从纽约来到的时候，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都争相颂扬帕麦斯顿的政治家风度，而对于他的助手，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甚至连最普通的夸奖也都没有。他干脆被忽略了。但是，隐匿11月30日美国公文的丑事一出，罗素的名字就从死里复生了。 攻击者和辩护者现在都发现：责任外交大臣原来名叫约翰·罗素勋爵！而另一方面，罗素本人也忍耐不住了。他没有等到议会开会，并且一反内阁的惯例，马上在1月12日官方的“官报”[278]上发表了他本人和莱昂斯勋爵的通信。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西华德11月30日的公文曾在12月19日由亚当斯先生向约翰·罗素勋爵宣读；罗素也认为这封公文无疑是为威尔克斯舰长的行为道歉，同时，亚当斯先生在罗素作了相应的表示之后，也表示认为这一冲突的和平解决已得到保证。有了这种官方的揭发之后，“晨邮报”12月21日根本否认有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西华德公文又作何说呢？“晨邮报”1月9日责备亚当斯先生隐匿了这封公文又作何说呢？帕麦斯顿的报刊从1861年12月19日到1862年1月8日的全部战争叫嚣又作何说呢？这还不算！1861年12月19日约翰·罗素勋爵给莱昂斯勋爵的信证明，英国内阁并没有提出过任何战争的最后通牒；莱昂斯勋爵并没有接到过在送致“此项最后通牒”7天后离开华盛顿的指令；罗素曾经命令公使避免作任何威胁的表示；最后，英国内阁决定：只有在收到美国的答复之后才作最后的决定。由此可见，帕麦斯顿的报刊那样用力鼓吹并且在大陆上得到那么多的奴婢般的回声的全部政策，原来是一种纯粹的痴心妄想，这种政策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过。正像一家伦敦报纸今天所说的，这种情况仅仅证明帕麦斯顿“企图不顾王室的责任顾问们必须遵守的既定政策而行事”。 约翰·罗素勋爵的coupdemain〔突然袭击〕像晴天霹雳一样震动了帕麦斯顿的报刊，下面一件事实就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昨天的“泰晤士报”隐瞒了罗素的通信，对它一字不提。只是今天才用一篇社论作为介绍和引言，从伦敦“官报”上转载了这篇通信。它在这篇社论中小心翼翼地回避真正的争论问题，即英国人民与英国内阁之间的争论问题，而仅仅对这一点咕哝了一句：“约翰·罗素勋爵过度劳累了，从西华德11月30日的公文中看出了某种道歉”。然而，印刷所广场上的雷神丘必特却在另一篇社论中发泄了自己的愤怒，这篇社论极力证明，内阁阁员、贸易部首脑和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吉耳平先生配不上他在内阁中的位置。吉耳平这个从前的书商、煽动家、禁酒运动鼓吹者、谁也不会把他当做英雄的人，于星期二在北安普顿——他是代表该地的议员——的一次公众集会上，竟然犯罪地怂恿英国人民组织公众游行示威来阻止政府不合时宜地承认南部同盟，并且粗鲁地辱骂南部同盟是奴隶制度生下的坏东西。“泰晤士报”怒叫：好像帕麦斯顿和罗素——“泰晤士报”现在再一次记起了约翰·罗素勋爵的存在——不曾毕生和奴隶制度作斗争似的！不消说，吉耳平先生呼吁英国人民起来反对他自己所属的政府对奴隶制度的同情态度，是一种轻率行动，是有意的轻率行动。但是，正如刚才所说的，吉耳平先生并不是英雄。他的全部历史都说明，他并不怎么想持戒苦修。他的轻率行动和约翰·罗素勋爵的coupdemain〔突然袭击〕发生在同一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国内阁远不是一个《happyfamily》〔“快乐的家庭”〕，它的一些成员早就想“分家”了。 和英国内阁在“特伦特号”一剧中演出的终场同样有趣的，是这一场戏剧的俄国的尾声。在这整个喧闹时期中一直在后台不声不响的俄国，现在突然跳到前台来，拍拍西华德先生的肩膀，并且声明：彻底解决中立国海上权利问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大家知道，俄国是认为它有义务在适当的时刻和适当的地点把有关文明的紧急问题提到世界历史的议程上来的。只要各个海上强国放弃它们作为交战国对中立国所享有的权利，因而也放弃它们对俄国出口贸易的控制，这些国家就会拿俄国毫无办法。1856年4月16日的巴黎协定，有些地方曾逐字逐句地重复了1870年俄国针对英国而拟定的“武装”中立条约，但这个协定目前在英国还没有成为法律。如果这次英美冲突的结果使英国议会和女王批准了英俄战争［注：克里木战争。——编者注］结束时两个英国大臣自作主张给予俄国的让步，那该是命运的怎样一个恶作剧呵！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月17日 载于1862年1月21日“新闻报”第2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78]“官报”（《Gazette》）是英国政府机关报“伦敦官报”（《TheLondonGazette》）的简称；1666年起以本名每周出版两次。——第476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西华德的公文被隐匿的经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西华德的公文被隐匿的经过 1862年1月14日于伦敦 业已平息的“特伦特号”事件死后又复活了，但是这一回不是作为英国与美国之间而是作为英国人民与英国政府之间的casusbelli〔宣战的理由〕而复活的。这个新的casusbelli将在下月开会的议会中审议。诸位无疑已经注意到“每日新闻”和“星报”就隐匿和否认西华德11月30日的和平公文一事对“晨邮报”的论战了。这封公文是在12月19日由美国公使亚当斯先生向约翰·罗素勋爵宣读的。现在，请允许我追述一下这件事情。由于“晨邮报”保证西华德的公文与“特伦特号”事件毫无关系，交易所证券便开始下跌，成百万英镑的财产转手，有的受损，有的得利。因此，西华德11月30日的公文一发表就露底的“晨邮报”的纯属无稽的半官方谎言，便在商业界和工业界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怒。 1月8日下午，事件和平解决的消息到达伦敦。当晚，“晚星报”（“晨星报”的晚刊）就隐匿西华德11月30日的公文一事质问政府。次日晨，即1月9日，“晨邮报”作了下面的答复： “人们会问，既然亚当斯先生在12月就已经收到了西华德先生的公文，为什么以前就一点也没有听说呢？原因很简单。亚当斯先生收到的这封公文没有被转交给（notcommunicated）我们的政府。” 同一天晚间，“星报”指斥“邮报”完全说谎，它宣称“邮报”的“解释”是一种可怜的遁词。那封公文确实没有由亚当斯先生“转交”给帕麦斯顿勋爵和罗素勋爵，而是当面“宣读”的。 1月11日星期六晨，“每日新闻”参加了论战，它根据“晨邮报”12月21日的文章证明：“晨邮报”和政府当时对于西华德的公文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它们还故意歪曲了它的内容。政府这时就准备退却了。1月11日晚，半官方的“地球报”宣称，亚当斯先生确实曾于12月19日将西华德的公文转交政府，但在这封公文里“并没有华盛顿政府的任何建议”，同样也根本没有“对侮辱我们国旗一事坦白道歉”。这种不好意思地承认了英国人民被有意欺哄了三星期之久的做法，只能给火上加油。大不列颠工业区所有的报纸都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呼声，昨天的托利党报纸也响应起来。请大家注意，这整个问题不是由政客们而是由实业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今天的“晨星报”评论这个问题说： “毫无疑问，约翰·罗素勋爵要负一份隐瞒真相的责任；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更正‘晨邮报’的欺骗性的报道。但是，12月21日那篇如此公然歪曲真相并带来巨大害处的文章仍然不可能是由他授意而写成的。能够做这件事的只有一个人，只有那位曾经制造了阿富汗战争的大臣才能够把西华德的和平公文隐瞒起来。下院的愚蠢的宽大曾经宽恕了他的一次罪行。难道议会和人民不要联合起来惩办他的新罪行吗？”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月14日 载于1862年1月18日“新闻报”第1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 1862年1月1日于伦敦 英国人民的反战运动正在日益加强和扩大。国内许多地方召开的人数众多的大会都坚决主张通过仲裁来解决英美冲突。具有这种内容的备忘录像潮水一样涌向内阁的首脑，无党派的地方报纸则几乎一致地反对伦敦报刊的战争叫嚣。 下面所写的，是上星期一在布莱顿举行的一次大会的详细报道。这次大会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是由工人阶级发起而召开的，而两位主要发言人肯宁格姆先生和怀特先生则是有影响的议员，他们两人在议院中是坐在政府一边的。 伍德先生（工人）提出第一个动议： “英美目前发生冲突，其原因在于对国际法所做的不正确解释，而不是由于对英国国旗的故意侮辱；因此大会主张把整个争论问题交由一个中立国仲裁解决；在目前情况下，同美国作战是没有理由的，相反地只能引起英国人民的谴责。” 另外，伍德先生还论证这项动议说： “据说，这一次新的侮辱只是美国对英国的一连串侮辱的最近的一环。就假定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拔剑磨刀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美国还是统一而强大的时候，我们就默默地容忍它的侮辱；而在它处于危难之中的现在，我们就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局面来报复这种侮辱了。这样一种做法难道不使我们在文明世界的面前丢脸，显出我们是可怜的懦夫吗？” 肯宁格姆先生说： “……现在，在联邦内部，正在发展着明显的解放政策（掌声），所以我坚决希望：不许英国政府对它进行任何干涉（掌声）……难道你们，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愿意让自己卷入一场反共和的战争吗？要知道，这正是‘泰晤士报’及其支持者的意图……我向最需要保持和平的英国工人们呼吁，吁请他们发出更高的呼声，并且在必要时还动手来阻止这桩极大的罪行（掌声如雷）……‘泰晤士报’一直在用各种办法在国内激起战争狂热，在美国人当中用侮辱和诽谤酿成敌对情绪……我并不属于所谓主和派。‘泰晤士报’是鼓励俄国的政策的，它曾经（在1853年）用全力企图使我国对俄国野蛮人在东方的军事掠夺抱静观态度。我曾经和别的人一起反对了这种错误的政策。当旨在引渡政治流亡者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提到议会来的时候，‘泰晤士报’曾经毫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以促使下院通过这一法案。当时我同其他99位议员一起，反对了这种对英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的侵犯，打倒了这位阁员。（掌声）现在这位阁员是内阁的首脑。我向他预告：如果他想把我国卷入一场对美国的战争而没有真正的、充分的理由，他的计划必将可耻地失败。我相信，他一定会遭到一个新的可耻的失败，一个比取缔阴谋活动法案那时候更惨重的失败（掌声如雷）……我不知道送往华盛顿的正式公文的内容；但是，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意见来看，王室法官们是建议政府采取一种狭隘的法律观点，即认为，对于南部的特使，如果不扣押他们所乘的船只，就不能逮捕他们。根据这一点，提出了把斯莱德耳和梅森交出来的要求，作为conditiosinequanon〔必要条件〕。 现在假定：大西洋彼岸的人民不让他们的政府把这两个人交出来。难道你们就为了援救这两个奴隶主的使者而让自己卷入战争吗？……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个反共和的主战派。回忆一下上次对俄国的战争吧。从彼得堡发表的秘密信件看来，1853年在‘泰晤士报’上刊登的那些文章是一个能够看到秘密的俄国国家文书和文件的人写的，这一点完全没有疑问。当时，累亚德先生曾在下院宣读了这些文章中一些最惊人的地方，‘泰晤士报’十分惊惶，马上改变调子，第二天早晨就吹起战争的号角……‘泰晤士报’三番五次地抨击拿破仑皇帝，并且支持我国政府关于举办无限制借款来建造陆上要塞与浮动炮台的要求。‘泰晤士报’在做了这样的事，发出了这种反对法国的大声警告之后，现在是不是想使我国卷入一场横越大西洋的战争，从而把我们的海岸线没有防备地暴露在法国皇帝的威胁之下呢……人们有理由担心，目前的大事备战并不仅仅是由于‘特伦特号’事件，而且是为了给政府将来承认各蓄奴州做准备。如果英国这样做，那末，它将使自己蒙上永远洗不掉的耻辱。” 怀特先生说： “应该指出，工人阶级是这次大会的发起者，组织这次大会的一切费用都是由工人的委员会负担的……现政府从来不很好地讲求用开诚布公的态度对待人民……我一刻也不曾相信有由‘特伦特号’事件发展成为战争的极微小的可能性。我曾经当着不止一个政府人员的面讲过：没有一个政府的成员相信‘特伦特号’事件可能引起战争。那末，为什么还有这些大力的准备呢？我相信，英国和法国已经协议于明春承认南部各州的独立。到那时候，大不列颠在美国领海上将集结一支强大的舰队。加拿大将充分准备好进行防御。如果北部各州那时想把对南部各州的承认作为casusbelli〔宣战的理由〕，大不列颠那时将有准备进行战争……” 这个发言人接着就阐述了对美国进行战争的危险，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对哈弗洛克将军之死所表示的同情和在失利的白河战役［注：见本卷第9页译者注③。——译者注］中美国海军给予英舰的援助，等等。最后他宣称，美国内战必将以废除奴隶制度而结束，因此英国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北部。 大会一致通过原来的动议以后，就提出一份致帕麦斯顿的备忘录，经过讨论后通过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月1日 载于1862年1月5日“新闻报”第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 1861年12月31日于伦敦 看来，对于奇迹的信仰从一个领域中消失只不过为了去另一个领域存身罢了。它被赶出了自然界以后，就在政治中复活起来。至少巴黎报纸及其在电讯社和新闻社中的同道是这样看。例如，昨天巴黎的晚报都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莱昂斯勋爵已经向西华德先生声明，他将等待到12月20日晚，如果那时华盛顿政府拒绝交出被扣押的人，他就要返回伦敦。所以，巴黎的报纸是昨天就已经知道了莱昂斯勋爵在接到“欧罗巴号”带给他的公文以后所采取的步骤了。但是，直到今天，欧洲方面还没有得到“欧罗巴号”抵达纽约的消息。“祖国报”及其同伙在得到“欧罗巴号”抵达美国的消息以前，就向欧洲报告了“欧罗巴号”到达美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显然，“祖国报”及其同伙认为，神速并非妖法。此间一家报纸在一篇谈证券交易的文章中指出，巴黎方面的这些臆造和某些英国报纸的煽动性文章完全一样，不仅是帮助某些当权人物进行政治投机，而且同样也是帮助某些个人进行交易所投机。 一直是主战派的一个最响亮喉舌的“经济学家”杂志，在最近一期上却发表了一个利物浦商人的来信和一篇社论，警告英国公众不要低估对美战争的危险后果。英国1861年输入了总值为15380901英镑的谷物；其中美国的谷物几达600万英镑。英国如果不能再买美国谷物，要比美国不能出售谷物受损更大。其次，美国有消息更快的优越条件。如果它决定战争，电报立即就从华盛顿飞传旧金山，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海上的舰只就可以在英国把战争爆发的消息送到印度之前好几个星期开始战争行动。 自内战爆发以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都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就仍然做着的这方面的贸易而言，购买货物主要是用英国的信用证券，就是说，用英国的资本。反之，英国同印度、中国、澳大利亚一向达到很大数量的贸易，在对美贸易中断以后有了更大的增长。因此，美国的私掠船就会有广大的活动范围，而英国的私掠船的活动范围则较小。英国在美国的投资超过英国棉纺织工业中的全部投资，而美国在英国的投资则等于零。英国的海军力量比美国大，但是远远达不到1812—1814年战争期间那种程度。 如果在那个时期美国的私掠船就已经显出它们大大胜过英国，那末现在该怎样呢？对北美各港口实行有效的封锁是根本谈不到的，特别是在冬季。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内陆水道上——在这里的优势对于在加拿大的陆战具有决定意义——美国在战争行动展开时是握有绝对的控制权的。 总之，这位利物浦商人达到了如下的结论： “在英国谁都不敢仅仅为了棉花就冒险主战。对我们来说，由国家出钱把全部棉纺织区养三年，也比为这些地区而同美国打一年仗来得合算。” Ceterumcenseo[275]，“特伦特号”事件不会引起战争。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31日 载于1862年1月4日“新闻报”第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75]Ceterumcenseo是罗马政治活动家老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他的每一次讲演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的开头几个字。这句话是：CeterumcenseoCarthaginemessedelendam（此外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第459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 1861年12月25日于伦敦 大陆上的政治家，总以为伦敦的报刊可以作为英国人民情绪的温度计，因而他们目前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错误的结论。“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初，英国的民族自尊心曾勃然兴起，差不多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都响起了对美国作战的呼声。相反的，伦敦的报刊却显得特别审慎，甚至“泰晤士报”也怀疑究竟是否存在casusbelli〔宣战的理由〕。这种现象应当怎样解释呢？是因为帕麦斯顿对于王室法官们是否能找出合法的战争借口没有把握。情况是这样：在“拉普拉塔号”到达南安普顿之前一个半星期，南部同盟的代理人已经从利物浦向英国政府密告美国巡洋舰企图从英国港口驶出在公海上捕捉梅森先生、斯莱德耳先生等人，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加以干涉。政府根据王室法官的意见拒绝了这个请求。因此，伦敦报界起初的时候才唱着平静温和的调子，与人民不耐烦的主战情绪适成对比。可是，一当王室法官——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他们两人都是内阁阁员——发掘出一个向美国闹事的技术性的借口的时候，人民和报刊的态度就倒过来了。战争狂热在报刊上不断增强，而在人民中则不断减退。现在，对美战争在英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民中——除了和棉花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及土贵族以外——是不得人心的，而报刊上的好战叫嚣则震耳欲聋。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伦敦的报刊吧。这里为首的是“泰晤士报”，它的主编是鲍勃·娄，此人一度在澳大利亚活动，煽动澳大利亚脱离英国；他是英国内阁的一个二等阁员，即教育大臣之流，不过是帕麦斯顿的一个走卒。“笨拙”[266]是“泰晤士报”的宫廷弄臣，负责把“泰晤士报”的sesquipedaliaverba〔威严的话〕变成浅薄无聊的俏皮话和低级趣味的讽刺画。它的主编之一由帕麦斯顿在BoardofHealth（卫生部）里安插了一个位置，年薪1000英镑。 “晨邮报”一部分是帕麦斯顿的私产。这个奇特的报纸的另一部分卖给了法国大使馆。剩下来的部分则属于《hautevolée》〔“上流社会”〕，给宫廷的阿谀之徒和贵妇人的裁缝提供最细致的消息。因此，“晨邮报”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报界的詹金斯（一个通常用来指奴才的典型）。 “晨报”是《licensedvictuallers》即被特许既卖啤酒也卖烧酒的小店主的共有财产。此外，它还是英国国教的虔诚派教徒以及sportingcharacters即那些靠赛马、赌博、拳斗等等赚大钱的人们的报纸。这家报纸的编辑格兰特先生一度受雇于各报馆做速记员，没有什么写作修养，但却有过参加帕麦斯顿的私人宴会的荣幸。从那时起，他就对这位《trulyEnglishminister》（真正英国大臣）[267]、对这位在对俄战争［注：克里木战争。——编者注］之初曾经被他斥为“俄国奸细”的人满怀热诚。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家酒店报的虔诚的保护人的最高指挥者是舍夫茨别利伯爵，而舍夫茨别利则是帕麦斯顿的女婿。舍夫茨别利是那些一心想把圣灵掺和到诚实的“晨报”的罪恶酒精［注：双关语：原文《Spiritus》有“酒精”和“神灵”两个意思。——编者注］中去的lowchurchmen[268]的教皇。 “纪事晨报”！Quantummutatusabillo！〔他变化多么大呀！〕［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这家辉格党的大报曾经相当成功地同“泰晤士报”竞争了几达半世纪之久。但是在辉格党的战争[269]之后，它的星就沉落了。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形之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pennypaper[270]，以“惊人消息”为生，例如为毒药杀人犯帕麦尔辩护。后来，它把自己出卖给法国大使馆，但后者不久就懊悔白花了钱。于是它又投身于反波拿巴主义，但仍然没有什么成绩。最后，它才找到了它期待已久的买主——南部同盟在伦敦的代理人杨西和曼。 “每日电讯”是一个名叫勒维的人的私产。他的这个报纸甚至伦敦报界都斥之为帕麦斯顿的mobpaper（打手报）。除开这个职能之外，这家报纸还专登chroniquescandaleuse〔丑闻〕。很能表现这个“电讯”特性的是，当“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它按照上面的命令宣称战争是不可能的。它勉强担任这个充满自重和自制精神的角色，感到很不习惯，所以在那以后曾刊登了半打文章来谈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自重和自制精神。而变换方向的命令一到，它就努力来补偿自己前此所受的约束，用狂叫战争的声音来压倒它的所有同行。 “地球报”[271]是政府的晚报，它从所有辉格党阁员那里得到官方的津贴。 托利党的“先驱晨报”和“旗帜晚报”属于同一个老板，它们的立场受着两个动机的支配：一个是对于“背叛英国的殖民地”的传统仇恨，另一个是钱袋的长期空虚。它们知道，同美国作战一定会使现在的联合内阁垮台，为托利党内阁铺平道路；而托利党内阁一成立，对“先驱报”和“旗帜报”的官方津贴也将随之而恢复。因此，这些报纸才比看到小动物的饿狼叫得还凶，因为它们预见到随着对美战争而来的还有大量金钱！ 在其余的伦敦的日报当中，值得一提的只有“每日新闻”和“晨星报”，这两家报纸都反对战争鼓吹者。“每日新闻”因为与约翰·罗素勋爵有联系而行动受限制；“晨星报”（布莱特与科布顿的报纸）的影响则由于它享有“不惜任何代价求和平的报纸”的声名而减弱。 伦敦的周刊大多数仅仅是日报的回声，所以绝大部分都主张战争。“观察家报”[272]是靠政府生活的。“星期六评论”极力追求esprit〔机智〕，以为自己十分无耻地讥笑一下“人道”偏见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本领。为了显示《esprit》，为这家报纸撰稿的被收买的律师、牧师和学校教师们从美国内战爆发以来就站在奴隶主方面冷笑不已。自然，这些人随后就跟着“泰晤士报”吹起了战争的号角。他们已经在草拟对美作战计划；这些计划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旁观者”、“观察家”、特别是“麦克米伦杂志”[273]，则应该多少作为可敬的例外提出来。 由此可见，整个说来，伦敦的报刊——地方报纸除棉织业巨头的报纸以外则同伦敦报刊形成一个可嘉的对照——无非就是帕麦斯顿加帕麦斯顿。帕麦斯顿要战争，英国人民不要战争。不久将来的事变就会表明，在这一场决斗中谁是胜利者，是帕麦斯顿还是人民。归根到底，帕麦斯顿是在赌一场比1859年初路易·波拿巴所赌的[274]更为危险的赌博。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25日 载于1861年12月31日“新闻报”第35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66]“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ortheLondon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55页。 [267]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1850年6月25日下院会议上对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的称呼。帕麦斯顿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很傲慢的话：《civisromanussum》（“我是罗马公民”），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帕麦斯顿宣称，正如罗马公民的公式《civisroma-nussum》保证了古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的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第455页。 [268]Lowchurchmen即低教会派的信徒，低教会派是英国国教教会中的一派，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低教会派信徒主张简化敬神仪式和强调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第455页。 [269]辉格党的战争是马克思用来称呼英国阿伯丁联合内阁发动的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因为内阁中一切最重要的职位都属于辉格党首领。——第456页。 [270]Pennypaper（一辨士报纸）是1855年英国废除印花税（见注163）后广为流行的一种新式的日报。这种报纸与价昂的老报纸的区别在于它的价廉和大众化。“一辨士报纸”接受了美国新闻业的方法，以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和记载丑闻为主要内容。——第456页。 [271]“地球报”（《TheGlobe》）是英国的一家日报“地球和旅行家”（《TheGlobeandTraveller》）的简称，1803年起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在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1866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456页。 [272]“观察家报”（《TheObserver》）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57页。 [273]“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Magazine》）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杂志，从1859年至1907年在伦敦出版。——第457页。 [274]暗指拿破仑第三在1859年1月由于准备奥意法战争（见注16）而掀起的战争叫嚣。这些事件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论文“欧洲的战争前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仑的处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5—199页）中作了详细记述。——第457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 在英法土俄战争［注：克里木战争。——编者注］这样一个充满意外事件的战争里，最令人惊异的意外事件之一无疑就是1856年春天在巴黎通过的海上法宣言[262]。在对俄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并没有对俄国使用它的最可怕的武器，即没收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物资和实行私掠。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就砸了这个武器，把碎片献到和平的祭坛上去了。名义上是战败一方的俄国，得到了它自叶卡特林娜二世以来历次用“武装中立”[263]、战争和外交阴谋的办法一直未能到手的让步。反之，英国这个虚假的战胜一方却放弃了它的海上实力所产生的、在一百五十年当中它用武力对着全世界来维持的强大的攻防手段。 在通过1856年宣言时作为借口的人道理由是经不起最肤浅的考察的。私掠一点也不比陆战中的志愿队或游击队的行动野蛮。私掠船就是海上的游击队。属于交战国私人的财产，在陆战时也是没收的。举例来说，战时征用难道只触及敌方的国库，而不同时触及敌方私人的财产吗？陆战的性质使战争威胁不到在中立国领土上的即处于中立国主权之下的敌方财产。海战的性质则排除了这种界限，因为作为各国共有的大道的海洋是不能处于任何中立国主权之下的。 事实上，1856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道。它原则上把战争从各国人民的战争变成了各国政府的战争。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给予这种不可侵犯性。它为贸易挡住了战争恐怖，从而使工商业阶级可以无视这种恐怖。此外，不言而喻，1856年宣言的人道借口只是给欧洲观众看的，和神圣同盟的宗教借口完全一样。 这是一个大家知道的事实：在巴黎会议上签字放弃了英国海上权利的克拉伦登勋爵，正如他以后在上院所承认的，事先并没有让女王知道，也没有相应的权力。他的全部权力就是帕麦斯顿写的一封私人信件。直到现在，帕麦斯顿还不敢要求英国议会批准巴黎宣言和克拉伦登在宣言上的签署。除了关于宣言实质的辩论以外，令人担心的还有关于宪法问题的辩论——一个英国大臣是否可以不管女王和议会，僭越权力，大笔一挥而送掉英国海上霸权的历史悠久的基础。如果说，内阁的这一coupd’état［注：直译是：政变；这里是：改革。——编者注］并没有引起激烈的质询，而是作为faitaccompli〔既成事实〕被默然地接受下来，那末，帕麦斯顿应当把这一点归功于曼彻斯特学派[264]的影响。曼彻斯特学派知道，这个新玩意符合它所代表的利益，因而也合乎慈善、文明与进步，因为这样一来，英国的商人就可以乘坐中立国船只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与敌方做买卖，而让陆海军兵士们去为国家的荣誉而撕杀了。曼彻斯特派看到一位大臣用不合宪法的方式使英国做出了用合乎宪法的议会方式根本不可能做出的国际让步而欢欣若狂。因此，英国的曼彻斯特派现在才非常恼恨西华德提交华盛顿国会的蓝皮书中所做的揭露。 如所周知，美国是拒绝加入1856年巴黎宣言的唯一大国。如果美国放弃了私掠，他们就不得不创建一支大规模的国家海军。它的海上兵力的任何削弱同时就使它面临着建立一支相当于欧洲规模的常备陆军的威胁。虽然如此，布坎南总统仍然表示：如果对于船上的一切财产，除战时禁运品以外，无论是敌国的或中立国的，都同样保证其不受侵犯，那他就准备接受巴黎宣言。他的提议被拒绝了。现在，从西华德的蓝皮书看来，林肯在就任总统之后曾立即向英法声明，从巴黎宣言废止私掠这一点来说，美国是同意加入巴黎宣言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禁止私掠将同样适用于美国被叛乱分子割据的部分即南部同盟。他的这一建议所得到的答复实际上就是南部同盟被承认为交战的一方[265]。 “人道、进步和文明”向圣詹姆斯和土伊勒里的内阁暗示，禁止私掠会大大减少脱离派成功的机会，即分裂美国的机会。因此，他们才急忙承认同盟为交战的一方，以便在此以后回答华盛顿政府：英国和法国自然不能够承认以交战一方的提议作为交战另一方必须遵守的法律。英法与美国政府之间自内战爆发以来的一切外交谈判都贯穿着这种“高尚的诚实”；如果不发生“圣贾辛托号”在巴哈马海峡截留“特伦特号”的事情，也会有别的事件被利用来为帕麦斯顿勋爵所要的冲突提供借口的。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20日左右 载于1861年12月25日“新闻报”第35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62]指1856年4月16日（4日）巴黎会议通过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宣言禁止私掠并保证保护中立国商船不受交战国的侵犯。宣言的通过是俄国外交上的胜利。俄国从１７８０年起就反对英国要求检查和截夺中立国船只的权利。——第４５１页。 [263]指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叶卡特林娜二世于1870年3月11日（2月28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中所表述的维护海上中立权利的原则。宣言宣布中立国与交战国自由贸易的权利和挂有中立国国旗的敌方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以这一宣言为基础，俄国在1870—1873年间和一些国家（丹麦、瑞典、荷兰、奥地利等）组成了第一个武装中立联盟并签订了公约。 后来，在1800年12月18日（6日）俄国的倡议下所签订的关于在英国对拿破仑法国战争期间成立第二个武装中立联盟的俄普条约，又重申并补充了1870年宣言的原则。丹麦和瑞典也参加了这一条约。——第451页。 [264]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六十年代初，自由贸易派加入了英国自由党。这一派代表着力图摧毁南部蓄奴州的棉花垄断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反对英国站在南部一面干涉美国内战。——第452页。 [265]指1861年５月1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见注226）。——第453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美国近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美国近况 1861年12月13日于伦敦 关于“哈维氏桦树号”的遭遇以及“纳希维耳号”巡洋舰开到南安普顿港[256]的消息，11月29日就传到了纽约，但看来并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既不像此间某些人士所希冀的那样，也不像反对战争的人所害怕的那样。这一次是一个大浪潮同另一个大浪潮相撞了。原来，恰巧在这个时候，纽约正在十分激动地为即将在12月3日举行的市长选举进行竞选。“泰晤士报”驻华盛顿的代表罗素先生，这个由于故作崇英狂而损坏了他那克尔特人的才能的人，装腔作势地耸了耸肩，表示对选举之前的这种忙乱感到惊奇。当然，罗素先生是以此来讨好伦敦小市民，因为这些人总以为纽约市长的选举也像伦敦市长的选举一样，都是过时的无聊事情。大家知道，伦敦市长与大半个伦敦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西蒂区的名义上的执政者，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但却在节庆的日子里烹制可口的甲鱼汤，或者对违反警规的行为胡乱做些判决，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际存在。伦敦市长只有在那些写轻松喜剧和faitsdivers〔社会小新闻〕的巴黎作者们的幻想中才是一个国家要人。相反，纽约市长却有实权。在脱离运动初期，当时的市长、臭名远扬的费南多·伍德就曾经打算宣布纽约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257]，不用说，这是得到杰弗逊·戴维斯赞同的。他的计划由于共和党积极对抗EmpireCity〔纽约〕而告吹。 11月27日，美国参议员查理·萨姆纳（马萨诸塞州代表），即在堪萨斯战争[258]时期被一个南方人用棍子毒打而受辱的那个议员，在纽约库伯学院[259]的一次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就奴隶主叛乱的发生及其内因作了出色的报告。在他演说以后，大会做出如下的决议： “弗里芒特将军所提出的关于解放叛乱分子的奴隶的主张，以及伯恩赛德将军、参议员威尔逊、乔治·班克罗夫特〈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柯克伦上校和西蒙·凯麦隆等人（他们都把奴隶制可能被消灭看做是叛乱的原因）随后所做的声明，都表达了道德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必要性。大会认为：北部舆论现在一定会完全同情一切旨在根除这种国家祸害而可能提出的实际计划，一定会把根除这种祸害看做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目下的这一斗争的最彻底的完成。” “纽约论坛报”评论萨姆纳的演说时也提到： “萨姆纳先生暗示国会即将就奴隶制问题进行辩论，这就唤起了这样的希望：国会终究会明白南弱北强的真正原因何在，并且采取能够最迅速、最彻底地镇压叛乱的坚决措施。” 在来自墨西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有如下一段话： “英国公使装做是胡阿雷斯总统政府热心的朋友……熟悉西班牙阴谋的人都肯定地说，马凯斯将军已接受了一项来自西班牙的任务，要他把教权党的那些已经星散的党羽，既包括墨西哥人，又包括西班牙人，都重新纠集起来。然后，叫这个党立即找一个适当借口去向信奉天主教的女王陛下［注：伊萨伯拉二世。——编者注］请准为墨西哥立国王。据说这个位置准备让女王的舅舅去坐。他已经年老，随着事物的自然进程很快就会退出舞台；而关于指定他的继承者的问题，则将极力避免达成任何明确的协议，因此，墨西哥将能重新归附于西班牙，这样一来，在海地实行的政策同样就会在墨西哥取得胜利。”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13日 载于1861年12月17日“新闻报”第34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56]1861年11月19日，同盟派的巡洋舰“纳希维耳号”在公海上攻击了北美商船“哈维氏桦树号”，并把它烧毁。11月21日“纳希维耳号”开进英国的南安普顿港口，逃避追究。——第444页。 [257]1861年1月6日纽约市长费·伍德向市议会提出例行的年度咨文，在咨文中提出使纽约脱离北部各州并宣布它为自由城市的计划。——第444页。 [258]指堪萨斯州武装斗争（见注153）时期在美国参议院发生的一件事。1856年5月19—20日，共和党参议员查理·萨姆纳在国会发表了一篇“对堪萨斯所犯的罪行”的演说，揭露了奴隶主在堪萨斯的阴谋。萨姆纳的演说激起了奴隶主和国会中的奴隶主拥护者的狂怒。演说发表两天以后，萨姆纳就在参议院里面的一个地方遭到南部的一个奴隶主布鲁克斯毒打，身受重伤多处；到1859年萨姆纳才能够重新进行政治活动。——第445页。 [259]康伯学院——工业家和慈善家彼·库伯于1859年在纽约创办的一所高等学校。——第445页。
第十七章前景是怎样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七章前景是怎样呢？ 流放的红卫兵，在前一章的李一哲的呼吁中，用到“幸存者”这个词。这个字在中国人民的词汇中是很特别的。这世纪在中国生长的人们常常说到这个词。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词是被动的或消极的表示。在中国，造反的传统是很久远的，可以远溯至有历史记载的开端。虽然造反的最终目的还没有达到，在今天，这个最终目的只能是中国人民推翻官僚层而达到社会主义的解放，但是人民的正义感也没有完全给击碎。只要这些打击不是致命的，他们总可以以他们的反弹力、自豪和纪律来克服这些打击。谚语说得对：你打不死我，就会使我更强。 这些特征使中国的政治生活具有双重性。如果在平常时期，中国人的个性是顺从的及约束的，但是心中的怒火已经在积累了，到了那一天，就会爆发出来。这个特性使中国的政治—像美国的政治一样—非常暴烈。华国锋已把李正天关禁起来。其它的像李正天的人物已被华的人下令处死。但是华的人有的时候一定会发愁的。为甚么常常会有不了解力量关系的、不愿意自我批评的“幸存者”呢？ 中国的工农群众曾经信任华国锋的党及它的领导层。他们以战斗的精神及自我牺牲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以震撼世界的英雄主义发动了革命，终于推翻了蒋介石政权。官僚层要把这一切的荣誉及报酬占为己有。虽然在口头上还在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些斯大林主义者将会发现，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像李一哲这种团体已经开始形成行动的纲领，提出许多反官僚革命的要求。一旦这些小团体联合起来成为大的组织，就能粉碎官僚的权力。但是，并不是任何组织都能实现这个任务。只有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党，像列宁及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一样，才是反官僚斗争的不可缺少的武器。官僚层模仿列宁主义党组织的形式，使这个党组织变了形，来为它自己的目标服务。除非中国群众组成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党，否则官僚层还可以以它的优越的组织，在斗争中占优势。 反官僚的斗争决不会是容易的或者是短期的斗争。官僚层决不会轻易地放弃它的特权。官僚层会以加倍的野蛮来作垂死的挣扎。但是，群众占绝大多数，官僚层只占极少数。官僚层之没有能力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物质上、精神上的问题，会加速它的覆亡。 在中国和苏联进行推翻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政治革命，并不只是中国人民及苏联人民所关心的事。这对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也是极端重要的。同样地，打败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但是美国的革命家所关心的事，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及苏联人民所关心的事。这些事情并不是某一国家的内部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整个的不可分离的国际斗争。在反对阶级社会的压迫与反对斯大林主义恶梦的双重斗争中，任何一个地方的胜利，就是全体工人阶级的胜利。 有人会争辩说，讲这些话就是攻击中国。如果这本书没有达到别的目的，我希望这本书中所举的事实会证明今天的中国是个被隔离的国土。 官僚层的生存，是依靠它把中国人民与世界其它各国的人民隔离起来的能力。中国的建设、中国将来的繁荣、以及建立民主及社会主义的社会，都需要朝相反的方向走，都需要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 中国人民已经显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能力。他们正在学习如何对付阻碍国内进步的绊脚石。我们相信他们这个解放的努力一定会及时地成功的。
第十六章李一哲事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六章李一哲事件 中国的前途是怎样呢？毛死后所出现的老人统治，不过是一部份的解答，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解答。甚至于在毛死以前，一种脱离官僚统治层控制的新的独立的情绪已经发生了。最明显的证据，是一九七五年春天的杭州工潮和天安门游行。较小的、较不明显的变化亦在发生。 在某方面看来，毛的死就像打破了堤坝一样，本来停滞的社会生活的止水，开始流通了。许多受难者感觉到如释重负一样，尤其是听到毛的亲信的倒台。① ①萨利斯勃里（HARRISONSALISBWRY）跟上海文汇报的一位编辑，朱西奇（译音），讨论这个问题。朱被毛政权从一九六八年起一直关到“四人帮”倒台的那一天，才从劳动农场逃出来，回到上海。他马上被派去改组他过去被整肃出来的报纸。朱描写江青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的那天晚上的情形如下：“那天晚上，我跟朋友庆祝四人帮的被捕，饮酒到通宵。上海一千万市民也是如此。到了第二天早上，店铺里所有的茅台酒及米酒都喝光。”（纽约时报杂志，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 华国锋之答应改革，就表示官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变。虽然领导所作的让步还不多，但是人民已经开始小规模地行动，情形跟过去几年不同了。纽约时报记者贝特费尔德（FOXBUTTERFIELD）描写北京的一个电影院放映影片《女飞行员》时的情景说： “在一个紧要关头，一位跟女英雄建立了‘很密切的同志关系’的男飞行员，在飞行训练时死了。 “当她听到这消息时，先开始大哭。一会儿后，她突然停止哭了，用严肃的口吻说：‘这没有甚么，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在这时候，观众听了哄堂大笑。”[1]） 敢对政权所强加的传统大笑，就像在闷塞的房间中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样。这还不是革命的象征，但表示官僚层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 更有希望的是一小群在文化革命完结以后生长起来的意志坚决的反对力量。我们知道，公开反对政府会有很大的危险。会有马上被处死的可能。至少会被抓到劳改营去工作。但是今天却有一群年青的反叛分子，面对政府的威胁，一点都没有畏缩。他们树立一个例子，对中国有很深的影响。 在这群反对中国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分子中，最出名的就是李一哲。李一哲是三个当过红卫兵的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笔名。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发生的时候，李正天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作为毛主席的一个忠诚的支持者，他参加了红卫兵，成为广州红色造反司令部的一个领袖。文革结束的时候，红卫兵的团体都受到镇压，李也被捕，被关了两年。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以后，他才被释放。 李正天表现出研究过中国的政治很久。虽然他没有抛弃对毛的信念，他开始反对中国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一九七三年夏天，他及他的同伴开始写一本题名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小册子。这原是献给四届人大的。但是四届人大一直被延迟，至一九七五年一月才召开。 在这段期间，李一哲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完成了二稿，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完成了正文的定稿及很长的序言。李一哲集团油印了很多副本。自此以后，这本小册子就在中国各地当作“地下文学”流传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这三个勇敢的人在广州北京路的街头贴了一份副本，立即引起广大人民的瞩目。 当局对这份大字报的反应是犹豫不决。他们让它贴了好几个星期。香港的激进青年在《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一书中，对当时的情况有如下的描写： “根据某方面的资料，当地的毛派干部对这份大字报不知所措，他们把这件事情及大字报的内容，呈报给党中央，等候指示。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发下指示，说这份大字报‘反动透顶，恶毒至极。’ “作者的命运就这样子给决定了。广州公安局逮捕了李正天，把他当作反革命罪犯及‘反面教员’带到各单位及群众大会，接受公开的批评及侮辱。他们还要他写自我批评给当局审核。 “因为这份大字报的影响是如此的深，所引起的争论是如此的大，李的自我批评书还不够平息当局的怒火。于是，当局即以宣集文为笔名，贴出一张大字报，来企图对李一哲集团作致命的打击。虽然这份官方的大字报可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解决这种问题的最高机构—所写的，但它的内容远敌不过李一哲大字报。”[2]） 到底李一哲大字报的内容是甚么？它的三位作者是在毛派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中—接受全部的政治教育。他们仍然对毛泽东个人忠诚，而且对他们没有亲眼见到的事，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他们引用而接受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话，他们也认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及东欧复辟，而且认为刘少奇是新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等等。在他们的文章里，他们把这些事情当作信念，不当作知识。但是，当他们开始讨论自文革以来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时，他们的大字报的调子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有自己亲历的经验。虽然大字报引用了很多毛的语录及文革遗留下的口号，但是，拨开了这些语录和口号的浓雾，我们可看到它是具有造反精神的民主斗士的动人呼吁。 因为他们相信毛泽东是保护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所以他们称文革中崛起的政权为林彪体系。当然，林彪在一九七三至七四年这期间已经死亡了，李一哲大字报认为官僚们还在永久地维持林彪体系。他们写道：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及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实际的世袭地位……”[3]） 他们举出几个例子来解释甚么是“林彪体系”—更准确地说，有或没有林彪的毛泽东政权：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地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面皮硬说‘事事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是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4]） 李正天及他的同伴的论点是：这个违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根源就是官僚集团的特权地位。虽然极端的阿谀行为在六十年代后期已减少很多，但是中央行政机关在一九七三至七四时期还继续林彪时期的反民主措施：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了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借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5]） 这份文件要求重新检查近年来数千宗非法监禁、非法处死的案件： “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 “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6]） 李一哲的呼吁是针对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它提出几个特别的要求。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恢复（事实上是创立）真正的法制，使公民有确定的权利，而且在被监禁以前根据一定的法律受审判：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有开，现在还是无法无天了！”[7]）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8]） 第二个要求是“限制特权”：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9]） 第三个要求是“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这节要求人民有权“随时”撤换“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高级干部。[10]） 第四个要求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这节说：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吗？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项目，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11]） 第五条是：“落实政策”，这节抗议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使党干部不知所从。 第六条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节的标题并没有真正表达它的内容，所以需要仔细地看一看：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公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份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12]） 这是从中国内部来的，甚至于是从年青的共产主义造反派来的，对毛政权的有力的控告，虽然这些造反派继续持有可悲的错觉，认为不是毛，而是其它的人，应该对他们所描述的情况负责任。他们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形成中国将来临的反官僚政治革命的中心要求。他们还没有得出全部的结论。这从他们把一九六八年夏天当作不民主时期的起点可以看出。在那时期的二年前，李正天及其同伴受了毛用来进行党内派系斗争的激烈的民主的花言巧语所激荡，因而参预政治生活。其实他们所称的林彪体系，并不是林彪所特别创造的。那是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所特有的体系。 李一哲呼吁的后果是怎么样呢？一九七五年，李正天、陈一阳及王希哲三个人在广州受到审判。据说他们勇敢地应战，拒绝承认政府的指责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反动的毒草。他们是在‘群众’大会上受审判。其实，所谓‘群众’是由检查部门挑选出来，而且罪名是事先定好了的。但是，出乎官僚的意料之外，陪审员在诉讼的过程一直不表示意见，既不重复检察官对被告的批评，也不投票赞成对被告定罪。由于缺乏正式的定罪，这三个人就被任意地判到广州城外的一个钨矿中受‘劳改’。 江青及毛嫡系倒台以后，新政府答应停止这种任意的逮捕，就重新检查李一哲案件。但是新的裁决并没有跟政府的允诺一致。据一项报导说，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三人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在他们所工作的钨矿被捕而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13]） 远东经济评论证实了上述的报导：“最近访问广州回来的旅客，在广东省最高法院门口，看到一个告示，说李正天被判‘无期徒刑’，其它二人的命运不明。[14]） 自从文革结束及镇压红卫兵运动以来，约有一万以上的前红卫兵逃到香港。这些人跟过去几批的难民不同，因为他们大都是党员的、而且还是工业工人的子女。一群还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前红卫兵，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在香港办了《黄河》杂志。这本杂志的风格跟苏联异己分子的地下报刊《时事纪要》差不多，专门登载地下文学及替中国的政治犯辩护。最近这本杂志跟台湾来美的急进分子的杂志《野草》合刊。这群前红卫兵也成立了中国人权协会。 在香港的中国托派也在积极地替政治犯辩护，而且与香港其它的激进团体联合游行及集会。他们出版了两份月刊：《十月评论》和《赤道月刊》。 一九七七年春天，《黄河》杂志的同人为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向国际呼吁。中国人权协会和中国托派组织亦协助他们向全世界传播这个呼吁。 这个呼吁，除了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李一哲以外，亦要求中国当局释放湖南省无联的左派领袖、《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杨曦光。以下是这个呼吁的片段：“逮捕李一哲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打开了竹幕的一角，显露了文革结束以来的血腥镇压呢？但是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忘记的，即使把他们全部送进牢狱。 “逮捕李一哲的原因，是不是他们要求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及尊重人民的宪法权利，使群众至少有喘息的机会，而且可以依据法律，不是依据几个领导者的狂想，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及行动呢？ “这就是当局认为不可容忍的挑衅吗？但是，如果在今天还要说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和维护人民宪法权利是犯罪的话，那末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去‘安定团结’呢？自吹‘社会主义新阶段’有甚么用呢？ “逮捕李一哲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打扰了领导者的安宁，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危机表示合理的关心，及对人民的生活状况表示真诚的忧虑呢？ “是不是因为李一哲把不许人民讲的话大声地呼喊出来？……许多‘不怕死’的年青人、镇压制度的‘幸存者’，就是因为打扰了领导者的安宁，被送进牢狱或劳改营，他们并没有，而且也不会，放弃对人民的关心及对更好社会的希望—不是昨天，不是今天，而是明天！ “我们这一群在中国度过少年及青年时期的人们，决不能让这些事情永远被遗忘！”[15]） [1]纽约时报，1977年8月30日。 [2]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香港70年代双周刊1976年出版）第250页。 [3]同上，第253页。 [4]同上，第256-57页。 [5]同上，第257页。 [6]同上，第263及264页。 [7]同上，第270页。 [8]同上，第278页。 [9]同上，第279页。 [10]同上，第279页及280页。 [11]同上，第280页。 [12]同上，第281页。 [13]法国世界报，1977年5月11日。 [14]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7月15日。 [15]红色报（ROUGE），1977年4月30日。
第十五章新的党领导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五章新的党领导人 中共十一大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时，新的领导人—至少在目前—就柀公布了。这次党大会并没有甚么使人吃惊的事，但是对毛死后的领导人阵容提供了一点暗示，它也显示了毛嫡系被整肃的程度，因为被整肃的人不限于“四人帮”。 中共执政将有三十年了，但是它的处事态度还像受迫害的反对党一样—完全秘密。中国人民只在会议结束以后才知道党开了大会。在开会以前，根本没有公布任何文件，作为党员讨论的基础。 根据中共的党章，党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是党员能够决定政策及选择领导人的场所。这不但是个神话，而且还是可笑的事，因为两次大会相隔时间是如此的长，以致上次大会的决定经过多少年后还没有受到检讨。 譬如，一九四五年七大的主要决定是指示党领导人去和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这个决策在下一次大会以前还是有效—下一次大会在一九五六年举行，是在推翻蒋介石政权以后的第七年。 一九五六年的八大赞同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报告。以后北京又认为这个报告使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个赞同的政策直至一九六九年才被党大会提出检讨，这事几乎发生在赫被中国报纸骂了十年以后。 一九六九年的九大通过林彪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甚至把这事写进党章之内，这党章一直有效到一九七三年，林彪死后的第二年。 一九七三年的十大标志了林彪系的被排除，以及毛嫡系的巩固。但是，当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开幕时，四年前所采取的许多政策现在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而且大部份由毛所提升的党最高领导人已被逮捕。 新的党大会的议程是有限的：政治报告—由华国锋宣读；新的党章—由七十九岁的叶剑英报告；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简短的闭幕词—由邓小平作出（邓在七月正式被平反）。 新华社发布的公报说，华国锋在报告中着重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寳库的最新财富，是毛主席贡献给我们时代的最寳贵的遗产。”[1]） 然而，华的报告事实上是对毛在最后十年所发动的所有运动的否定。华还宣布：“文化大革命，以粉碎文革的主要领导人‘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他接着说：“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2]） 华在这里所谓毛的“指示”，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每个中国人都会回忆起，毛指责邓小平为“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原因是，邓没有把“阶级斗争”这个“主要的纲”，放在“安定团结”之前。 虽然许多中国的问题没有在华所亲手挑选的大会上公开地讨论，领导层的更换却反映了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事实上，在中国掌有权力的不是党大会，也不是中央委员会，而是政治局及其常委会。 一些西方的记者注意到，从十大政治局的剩余成员差不多都成为十一大政治局的委员，这个高度的连续性跟中央委员会本身的新的大整肃是个尖锐的对比。事实上这个表面的连续性只是个虚象而已，因为政治局中的整肃，早已在毛死后不久就实行了。只要比较一下一九七三年十大所选出的政治局成员，与一九七七年十一大再度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就可以看出毛嫡系的解体了。 在十一大开幕以前，十大的五个副主席只剩下二个—叶剑英和李德生。李是沈阳军区司令，本是个死硬的毛派。新的党大会没有让李连任为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的情况也差不多。十大所选出的九个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二个剩下来：叶剑英和李德生。 中央委员会的情况就不同了。八月份所公布的中委名单显示了有那些人已被整肃。在一九七三年所选出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中，有八十五名中委不再当选，除了六人死亡以外，被逐出的中委人数占党领导层的百分之四十。[3]） 这些被逐的中委大都是毛在文革中用来整老干部的“群众组织”的年纪较轻的代表。他们的中委位置现被毛在一九六六年指责为“走资派”的年老行政人员所代替。 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变动的目的是使新的中央委员会更不民主或者更民主。被逐的中委中，很多是毛的工农劳模。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群众代表。他们之能够在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三年两次党大会上被提升为中委，一方面是跟毛的个人崇拜的兴起有关系，另方面是因为中国官僚层把中国旧有的反动的统治阶级的传统带进中国工人国家的行政机构，他们是因为对毛的忠诚而被选上，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甚么群众组织。 而且，像所谓四人帮一样，这批“工农劳模”是官僚层中最无知的狂热分子。 毛嫡系之被官僚层其它部份踢走，是毫不稀奇的。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回朝的老干部，除了是文革浩刧的残存者以外，对中国的政治并没有甚么新的东西可以贡献。新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是六十八岁，这可说是世界上最年老的党领导层。 政治局的“新面孔”有以下几个人：许世友，七十五岁；聂荣臻，七十八岁；二位陆军元帅；科学院院长方毅，六十八岁；余秋里，六十三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耿飙，六十八岁，四人帮粉碎后接管全国传播媒介。新政治局的最年轻的，也是唯一在五十岁以下的委员，是倪志福，四十四岁。 以官阶而论，前届委员会遗留下的委员继续占最高位置。华国锋的主席地位算是“合法化”了，因为在十一大以前，他只靠毛草率地写的“你辨事我放心”六个字当上主席。四个副主席是国防部长叶剑英，邓小平，经济计划专家李先念，和中央委员会总辨公室主任汪东兴。 连任的政治局委员中，最出名的有北京军区司令陈锡联，北京市长吴德，中南局书记韦国清，和广东军区司令许世友。 北京来的两个人，陈锡联和吴德，在毛死前跟“四人帮”特别接近。吴德在北京的电台上下令，要求天安门的游行群众离开广场。陈锡联的军队实施了镇压。这两个人在一九七七年及一九七八年被大字报点名攻击了几次，要求撤他们的职，而且应该为镇压天安门事件受到处罚。我们不知道这些攻击到底是来自真正的反对分子，还是在天安门事件以后受到毛嫡系打击的邓派人士。 至于中委会内的人事变动，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罗瑞卿的平反而当选为新的中委。罗瑞卿曾任秘密警察头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整肃时，他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们可以回忆起，在一九五四年向第一届人大解释利用苏联顾问建立中共的奴工营制度的就是罗瑞卿。 整个领导层的组成是很清楚的。它包括年老的军人、技术人员、警政人员、市政人员、对外贸易专家、经济学家、和国家计划人员。 毛喜欢说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他的继承人却没有遵照他的话来分配最高层的位置。二十三个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是女性。二百零一名中央委员中，只有十四人是女性，占百分之七。 党大会以后，五届人大接着在北京召开。这已经是事先安排好的事，只不过向全国表示一下大家在新领导层周围团结起来而已。华国锋被选续任总理。叶剑英辞去国防部长，专任比较空闲的人大主席。徐向前接任国防部长。 人大有两个主题：四个现代化及替新政权寻求人民的支持。大会通过一个十年计划（从一九七五年算起）及新宪法。 大会只公布了两个经济计划的目标。华指望到了一九八五年，谷物产量可以达到四亿公吨，钢产量可以达到六千万吨[4]）这两个目标都需要在今后七年中比过去二十年的成就有更大的增产。但是大会没有说明如何达到这些目标。 新宪法代替了三年前在四届人大所通过的宪法。一般说来，新宪法比较接近一九五四年通过的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宪法，因为它允诺民主权利和重新确立（形式上的）党与国家的分离。在一九七五年的宪法上，这两件事都不存在的。 虽然邓小平没有成为这几次官方会议的注意中心，但他在新政权中的重要性仅次于华国锋。他重新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他又担任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席。 [1]新华社公报（英文），1977年8月21至22日合刊。 [2]同上，1977年8月23日。 [3]同上，1977年8月21至22日合刊。 [4]同上，1978年3月6日。
第十四章不安定的迹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四章不安定的迹象 目前很难衡量反对毛泽东政权或它的继承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这个理由倒不是没有证据而是太少证据，且很难加以证实。不过，虽然证据不多，但是过去两、三年到底还发生了几件反对毛政权的事件。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方面的事情作个总结的话，我们就不能完全地描述毛死后的中国。 其中两件事情就是一九七五年的杭州大罢工和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示威。如果群众对当前的经济、政治问题没有极大不满的话，这二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关于反对力量，除了几个很小的团体以外，我们还看不到其它的反对组织。（我会在第十六章再谈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较大的组织，所有的抗议必然只有个别的形式，而且多是自发式的。但是官僚层内部的派系斗争，譬如地方的毛派与中央对抗，或者华国锋派与其它派别之间的斗争，就不是这样了。中国报纸在七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报导了在好几个省内发生“内战”的事件。如果这些报导是确实的话，派系斗争的规模一定很大。 其中一些事件似乎有事实的根据。中国报纸和外国旅客都证实，江西省的一间很大的拖拉机工厂，在一九七五至七六年，由于工人跟厂方的冲突，停止了十个月。官方报纸说，这是“四人帮”鼓动的，但是我们无法证实这个说法。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福建省的广播事实上显示该省已宣布戒严令：“……福建前线的人民解放军单位的党委已经把大批的指战员和战士组织成宣传及群众工作队，派他们到省内各城市、乡村、工厂、矿山、政府机关、学校及街坊去。他们有力地支持地方工作，热烈地宣传党中央的指示。”[1]） 虽然报纸和广播电台等到毛嫡系下台以后才报导这则新闻，其实这些冲突是在一九七六年春及初夏发生的，所以并不是毛死后的整肃运动一部份。武汉电台作了一连串的广播，说该地区给“四人帮”搞得大乱。这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播放的。它宣称“四人帮”“制造了白色恐怖、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引起武装暴动、杀死及伤害了阶级兄弟。”[2]） 根据十二月七日的广播，河南省的反叛力量“冲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及省和省以下的党委办公处”。十二月九日的广播提到云南省也发生同样的骚动。 纽约时报登载了以下的四川省广播。四川省是中国最大的省份，人口有八千万： “因为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省没有停止内战及派系斗争。许多阶级兄弟……在内战中牺牲了。武装斗争是长期的、大规模的，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的损失。”[3]） 山西省的电台广播，“四人帮在我省的黑手于八月二十三日有预谋地引起打、砸、抢事件，绑架而且打伤了省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4]） 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离北京一百里的保定市。这事件的详细情况也是官方的文件所提供的。保定的冲突发生在“四人帮”下台以前几个月。详细情况来自中央委员会七六年十月发布的一个通告。驻北京的西方国家外交人员得到一个副本。这个通告说，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人民“到处打、砸、抢，抢军火库、抢银行、粮仓、和商店等，偷窃国家的、集体的及个人的财产；破坏交通及电讯，阻止地震救济品运送到唐山去。这些人截留军车、炸掉工厂、破坏及逮捕其它的人，谋杀及强奸。他们真是无恶不作的。” 通告要求： “解散所有的武斗团体，解散所有的据点和检查站，所有被偷去的，私自制造的，以及收藏在民间的武器、弹药及炸药，都应缴交给军队所主持的收集站，……所有被武装团体拘留的人都必须获释放。”[5]） 虽然无数的其它报导缺乏外界的证明或其它具体证据，但根据上面所得的少量证据，至少在福建及保定却发生了巨大的骚动。至于到底发生了甚么，牵涉在内的有那些力量，他们的目的是甚么，我们还无法知道。几个月以后，远东经济评论说，在保定“农民简直无法无天，攻击粮仓及军火库。”[6]）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在一九七六年夏秋间的骚动以后，政府以“政治”罪名及普通刑事罪名，处决了一大批人。这些处决的确发生过，因为有人于一九七七年四月在广州亲眼看见死囚游行示众。许多外国旅客在其它大城市也看见执行死刑的告示。法国世界报报导说，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及四月初，约有五十人被处死。[7]）这个总人数来自外国游客所看到的告示，武汉、杭州、上海、长沙及沈阳都有人被处死。 自从文化革命残杀了很多人以来，这样的公告极为少见。几个月之内有这么多人被处决，表示这是蓄意的全国性的政策。事实上，初次报导处决发生在华国锋接位后不久。长沙市处决了两人：一个男人的罪名是毁损了一份有华名字在上面的大字报；另一个女人的罪名是当娼妓。[8]） 到了五月，有八个人在沈阳被处死。其中一人的罪名跟其它的人不同，其它几个人的罪名，不是支持“四人帮”，就是犯了非政治性的罪如投机居奇等。这个人的罪名却是“偷听敌人的广播”及“组织反革命政党”。详细情形没有供给，只说这个党叫中国革命党，敌人的电台据说是在苏联，而不是在台湾。[9]）八月二日，河南安阳有十二个“四人帮”死党被枪决。[10]）孟罗在十一月从北京发出的电讯说： “根据外国人最近所看到的法庭公告，上个月在北京及昆明一共有三十多人因政治活动或犯罪行为而被枪决。” “自从一年前“温和派”领导层执政以来，外国观察家已经纪录了有将近二百人被枪决。这些资料大都来自地方法庭所公布的、及墙上张贴的公告。” “因为外国人所看到的公告只有小部份，有些观察家估计被枪决的总人数约有数千人。…… “上月在昆明看到的法庭公告，列出四十七个名字，其中二十三人还包括一些妇女—是立即处决的。这二十三人中，大部份是因政治理由被枪决，其罪名是散发反革命传单及组织反革命团体。”[11]） 在斯大林主义出现以前，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反对以死刑为处罚的工具。当然，道德不是超历史和超阶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士应该特别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运用死刑，因为这是占少数的资本家运用来恐吓工人以保持其统治的工具。 斯大林主义者会争辩说，资本家杀工人是错的，但是工人国家杀死“人民的敌人”则是对的。我们决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们这里所反对的是利用死刑作为平时的经常性的制裁。我们并不是说在内战及革命的时期也不可以用死刑，因为在那时候，要用到战争的规则。斯大林主义者之运用死刑为处罚的工具，更应当受到谴责，因为它的受害人大部份是工人阶级。 只有基于少数统治、基于特权的政权才在平时运用死刑为处罚的工具，因为这样一个政权，必须用恐怖手段来维持统治。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不是工人阶级对其敌人实施处罚，而是特权官僚层利用武力及暴力来镇压受它统治的工农。当这些杀害根本不是对付大家能够同意的反对社会的罪行如谋杀及强奸，而是对付要维护自己权利的人民，或者是社会制度的受害人，这个情况就特别使人感到可恶。卖淫、收听敌人的电台、散发传单、及说一些官僚层认为是反革命的话—认为做这些事就犯死罪的人们的思想，到底是属于中古的那个时代呢？ 实在说，官僚层要采取这些方法，就表示它的内在的弱点，并不表示它的力量及决心。如果这些主人怕人民要推翻他们而定要杀死人民，那就表示他们的心里一定非常害怕。 [1]华盛顿邮报，1976年11月24日。 [2]同上，1976年12月10日。 [3]纽约时报，1977年1月1日。 [4]同上，1976年12月15日。 [5]芝加哥论坛报，1976年12月30日。 [6]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10月7日。 [7]法国世界报，1977年4月14日。 [8]路透社电讯1976年11月14日。 [9]法国世界报，1977年5月24至25日合刊。 [10]同上，1977年8月13日。 [11]多伦多地球邮报，1977年11月1日。
第十三章司法、镇压和政治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三章司法、镇压和政治犯 在西方亲毛人士关于毛的中国的报导中，一个普遍的主题是： 中国是没有镇压的，而且社会各方面的生活都充溢了真诚团结精神。 格雷断然地认为： “中国人所力求的，不但是高度的效率，而且要在工作过程中建立符合以下的革命目标的人际关系：消灭劳动的社会分工，依据精神鼓励的原则促进工作热情，灭少等级制度。鼓励各方面的自力更生，改造工作及生活的环境以达到温暖、合作、没有歧视以及有人的尊严的地步。”[1] 这些主张，跟官僚层的存在，跟在整肃中及在决定全国政策时所使用的不民主方法，是互相矛盾的。而且，一个政权可以有不同的镇压方法，而这些镇压方法，不会统统都像斯大林所使用的集体残杀那么坏。中国工人国家的寄生官僚层，不但对社会团体的公开活动加以控制，而且对个人的思想也实行专横的控制。 这种控制过程的第一步，是使人民与外间世界隔绝。官僚层的解释是防止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社会”。事实上，这完全违反了国际主义。如果只有政府人员才被准许离开国境，如果获准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一直受官方怀疑而不许跟普通人民接触，那是国际社会主义所能想象的吗？ 在毛治下的中国住了很久的西蒙·列斯（SIMONLEYS），如此地描述政治对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的限制： “中国有好几百个城市，但是只有一打城市开放给普通的外国人。即使是这种开放的城市，外国人常常被安置在同一旅馆—普通是远在郊区的像大花园中的堡垒一样的大建筑物。 在几万个村庄中，只有一打左右给外国访问过（而且常是那么几个）。…… 中国人民所受的待遇也是一样。八亿人民中，外国人只会见六十个人左右。文学界只被两、三个作家所代表，常常是这几个人招待外国文学界的朋友；对科学家及学者，也是这样。”[2] 这种强迫的孤立有非常深远的后果①。第一，中国人民不能直接得到外国的资料。他们不能以个人名义订外国杂志，他们的信件受到检查，他们不能跟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见面。这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相反的。 ①毛泽东不是这个措施的发明人，他只是重新应用它而已。中国人民之被迫与外国影响隔离是帝王时代的一个反动传统。爱来根（ROBERTELEGANT）对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十六世末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对这个风俗的印象有如下的描写： “由于习惯于欧洲的自由，利玛窦惊奇地发现邻邦的非官方的旅客不准离开，外国人也不准在中国自由地旅行，因为怕他会把不恰当的事告诉他的国人”。（见THECENTEROFTHEWORLD：COMMUNISMANDTHEMINDOFCHINA《世界的中心：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心态》第30页）。 这里要提一下，西蒙·列斯只描述毛的时代。自从毛去世后，比较放宽一点，虽然基本情况还是一样。 这些做法，除了排斥外国人以外，还把中国人关在里面。除了公事以外，普通人很难得到护照到国外旅行。不但如此，中国学到了斯大林俄国的国内护照制度，禁止人民离开他自己的工作，禁止人民迁居到另一城市，甚至不让人民作短暂的旅行。（斯大林死后，苏联废除了这个制度，所以死硬的毛派常常以这事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复辟的例子。苏联仍严禁其它公民离开国家。） 这些旅行限制，久已是人民对官僚层不满的原因之一。在一九五七年鸣放运动期间，就有很多人写信给报刊批评这件事。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南财经学院的会计学教授杨世昌写信给毛泽东埋怨这事： “我们的宪法准许公民有居住及迁徙的自由。事实上，我们没有给五亿农民迁到城市的自由……这是太严酷了！”[3] 从那时以后，这方面都没有改变。澳洲中国专家托里奥（ROSSTERRILL）于一九七一年访问南京附近的化学纤维厂时，问工厂革委会的发言人：“工人能够自己决定换工作吗？”答复是：“不能够！”[4] 在北京驻了两年的加拿大记者孟罗（ROSSMUNRO）提供一个较详细的报导： “通常每个人终生属于一个工作单位。调职是非常难的。但是，如果一个工人能够找到有同样技能与经验的人愿意与他对换工作的话，调职也有可能。在北京有时可以看见电灯杆上贴的小布告，问问是否有人愿意对换工作。有的布告要求人们同情他的要与家人团圆的处境，因为在过去十年中，他每年只能与家人见面两个星期。”[5] 孟罗在另一篇报导中，描写限制中国工人行动的旅行证和粮制度： “即使是短暂的旅行也佷难安排。…… 首先他要向他的单位的领导请假，以及取得旅行许可证。他需要一个具体的请假事由—譬如父母生病—因为一年的公定假期只有五、六天。唯一的例外是分居两地的夫妇。丈夫每年通常可以拿到一、两星期的假期，去见他的妻子及家人。 他拿到许可证以后，他还需要得到在他原居留的省以外买粮食的特别粮卷。 地方性及全国性的粮卷制度，是中国最基本的控制工具之一。通常是每家所得到粮卷只可以在本省买到粮食。如果他要在外省的餐馆中买饭吃，他就需要全国通用的粮卷。这些粮卷只发给高级官员，以及旅行计划已被他的单位批准的人。”[6] 除了这个限制网以外，就是工作单位。这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生活与工作的地方。这些工作单位是这个完全受压制的社会中“没有歧视的、温暖的、具有合作精神的”小天地吗？我们还是用普通老百姓在鸣放运动所发出的证言来证明吧！十位上海总工会的会员，就工会内部生活的问题向北京工人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厂长或党委一旦作出决定以后，甚么都不能改的，即使这决定是非常不合理。工会干部，即使他们自己也不同意，只能劝导群众照决定去做。即使干部自己挨骂，他们也只能笑笑，不敢还口，否则他们就会被指控为‘制造事端’和‘没有决心执行党的意志’。即使在今天，当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已经广泛地传布的时候，如果工会发表了工人对领导的批评，而把群众的意见传达给厂方及党委，他们也会被质问：‘你们在动员群众开“斗争会”来批评领导，是不是？’”[7] 二十年后的情形又怎样呢？最近在法国出版的DEUXIEMERETOURDECHINE《第二次回到中国》一书的作者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证言。该书的三位作者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报纸的记者。这三个人都是毛派，都替中国政府作了二年事，一九七五年一月才回法国。他们都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访问过中国。 他们觉得，他们在中国的较长期居留，及对毛思想的密切接触，是个失望的经验。他们能够亲眼见到普通外国游客所不能见到的中国人的生活。特别是他们能够参加毛派文件中常常提及的工人讨论会。以下就是他们对这些会议的描写： “因为议程、讨论的开始及讨论的结束都是由领导决定的，工人就不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会议的特色是唱歌，把党的口号唱成像圣餐仪式的赞美诗一样。我们用‘讨论’这个字，因为想不出更好的字眼。事实上没有人真正讨论的。假如几个人轮流发言，他们要非常小心地避免对前面的人已说过的话作甚么反应，因为怕这些话会被解释为与现实有关或者提出甚么问题。这就像开圆桌会议一样。在这会议上，如果每一个人谈的东西都差不多一样，这不是因为大家要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因为那时有个很好的借口来重新确定：一切都很好；阶级斗争还在继续；虽然某些人的脑里还有些反动的旧思想，但百分之七十的人的思想是明确的，主要的潮流是革命；需要加强学习，加强工作，反对旧的思想；而且最主要的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8] “这种强迫性的政治会议是在领导监督下展开的。只有疯子才敢提出超过既定范围的批评。也只有疯子才敢保持静默，因为，史诺曾注意到，‘在中国，静默的权利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人敢这样做的话，他就会冒着得到一些不方便的危险，如分配不到房子、不能送小孩子到托儿所、甚至失去公民权利被送到乡下去。”[9] 这种制度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西蒙·列斯于一九七五年访问了几个最近逃至香港的中国人。以下是他所引的这些人的共同反应： “一位从广州来的教员告诉我，跟不太熟的人，决不讨论政治，甚至跟在同单位工作的好朋友，也不讨论政治；要谈政治问题，只跟不在同一单位的人，因为在同一单位里，人们常常会互相批评。因此你愈少谈自己事情愈好，愈少知道人家事情愈好。这样的话，当一个运动来的时候，如果你一定要批评人家的话，你的批评就只摆摆形式而已。”[10] 《第二次回到中国》一书中，谈到一个工人或学生在强迫的“讨论”会上不遵守自白的仪式时所受的处罚。但问题是，谁决定这些事情呢？对这些事情能够上诉吗？中国公民有那些权利呢？ 在我们能够谈到工人民主、甚至资产阶级民主以前，对高阶层结构最基本的限制，就是行政人员不能随意逮捕及关禁人民。这个要求已经变成苏联的异议分子运动的主要焦点。它的口号是：为苏维埃法治而斗争。工人阶级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了这个要求已经斗争一百年了。 先不要谈官僚层对犯罪的定义是甚么，中国的斯大林主义的法律制度是：被告在被证明为无罪以前是有罪的。这个态度的后果是，一个人若被政府控以违反政治及社会的行为，就会在审判以前被关在牢里。他没有被保释的权利。预防性的拘留是政府的政策。这个问题曾在鸣放运动时讨论过。党最高层的答复是，假定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以前是无罪或让他保释在外的话，这就使有罪的人得不到处罚，及把有罪者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人民”是不许对这问题发表意见的。 《第二次回到中国》的作者再加一点意见：“据我们所知，预防性的拘留的期间是没有极限的。”[11]） 他们从在北京替官僚层工作的外国毛派中，举出几个人来作为例子。这几个人的外号叫“老洋人”，因为他们在中国住了很多年。这几个人在文革时被抓去了。 “在一九六七年底就被捕的‘老洋人’中，有的在监牢中挨了五个年头还未被审判，许多连具体罪名都没有。一九七三年的一天，他们统统被释放了。有些中国人还认为他们基本上是有罪，因为不是别的，至少他们是坐过牢的。在释放以后，他们经过很多时间以后才知道他们自己是无罪的。”[12]） 该书的三位作者还有机会跟释放出来的人谈话，知道了一些监牢中的事情： “在被监禁期间，被告完全在保安机构中消失了。他不可以收到信，也不可以见客。他不可以寄信到外面去，也不可以写日记。他的唯一的阅读资料是人民日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长时期内，他的家庭不知道他的生死。被告的妻子或丈夫会失去工作，孩子不许上学。犯人知道这一切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一旦有了这种心理，他一定会照上级所希望的模式招供的。 比秘密监禁更坏的是，被告不获告知他到底犯了甚么罪。他只被告诉他做错了事，让他自己去坦白招认。他事先就被假定有罪，但犯罪的证据没有被提出。他自己必须提供犯罪的证据。虽然他没有被屈打成招—至少毛主张不要用刑—，但是完全的隔离也是一种苛刑呀！整个制度的延续需要坦白及隔离。”[13]） 到最后，犯人会被审判的。大多数的审判是不给公众看的。有些审判是在“群众大会”前举行。所谓“群众大会”就是一大堆人集合起来听犯人坦白，以及宣告这个犯人有罪。不管那一种情形，对犯人都是不利的。甚么是犯罪？甚么是合法的判决？远在一九五一年，政府颁怖了一道“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条例的第十条就定下以下的人是有罪的：“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的团结者”；以及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14]） 这样一条法例可被用来禁止任何对政府及其代表的批评。罪名一旦成立后，至少判三年徒刑，最高就是死刑。 在毛统治的头十年，至少还有法例条文可以依据，虽然那些条文是很含糊的。那时还有律师在法庭上替人辩护。在文革时，律师被废除了，理由是中国人民所受的政治教育已很高，所以他们懂得法律，而且每个人都能在法官前替自己辩护。但是，旧的法典在一九五七年被废除了，以后就没有新的法典公布。据说，法官自己有一本可以参考的法律书，普通人民只能从传闻中知道法律的条文。 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的本质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制度。所以西方的懂得这种法律制度的激进分子主张最好要取消这种法律制度。但是，经过了群众多年的斗争以后，某些民主权利也被写在法律上。因此，就是最富于镇压性的法典也包含了不言明的民权因素，那就是：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法律没有说是犯罪的事情，他就不能被处罚。这就是为甚么专制的政权宁愿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统治。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不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而是中国旧帝王时代法制的复活。帝王的绝对专横权力是不受法律管束的。 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传统，刚好跟毛所做的相反。马克思主义的法制的基础，是扩张及保护工人阶级及其它群众的权利，不是任意地扩大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力。司法制度必须是全国一致的及客观的。在初期的苏联，领导层努力地建立一个全国一致的法典，认为这是为社会正义及为文化而斗争的必要部份。列宁对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尖锐地攻击区域性的成文法，认为它是反动的观念。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他写道： “在这一切问题上不估计到地方的特点，就会犯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毛病和其它毛病。…但法制应当是统一的。我国全部生活中和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症结，是放任半野蛮人的旧俄国观点和习惯，他们总希望保持卡卢加的法制，使之与喀山的的法制有所不同。……如果我们不坚决实行这个确立全联邦统一法制所必需的最起码条件，那就根本谈不上甚么维护文明制度创立文明制度了。”[15]） 毛派没有使用全国一致的法典。毛派之利用法庭或地方单位的司法机构，只是帮忙党来强迫执行。它根本没有法律条文，也不许被告上诉。 在偶然的情况下，被告的朋友曾用大字报来要求当局重新考虑太残酷的或者不公正的裁判。这通常是非政治性的案件。孟罗描述了一个例子： “一九七三年夏天，一位姓张的年青人，带他的女朋友到工厂的一个僻静角落去做爱，不幸给其它工人看见了。 由于这一对人从事不是公众所能接受的行动…，他们的工作单位，西安电器厂的领导，决定采取纪律行动。工厂当局最初决定这是内部的事情，不应当送到外面的机构去处理，因此这两个人只被批评为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但是，女孩子的爸爸是个重要的官员。他在西安听到这个消息，就强迫他的女儿改变故事，说她的男朋友强奸她。 这事情就被送到外面的机构去处理。小张受审判了。他当然对这事情的变化不高兴，于是法庭说他‘态度很坏’。因此他被判二十年徒刑。 法庭还认为整个事态非常严重，所以把强奸案的受害人也判了三年的劳动改造。她的罪名是坏的生活方式。 小张的许多同事对这事大抱不平，他们利用一九七五至七六年的动荡的政治局势，在西安的街头贴大字报，替他们的朋友的不平遭遇鸣冤。”[16]） 落在公安人员手中的人们的终极目的地，通常不是监狱，而是劳改营。而且被送进劳改营的人不一定是犯人。《第二次回到中国》解释这个新奇的观念： “国务院的一个决定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成为‘改造懒人’的法律。这个法律准许政府把有下列情况的人送进劳动农场去接受再改造：流浪者、少年犯罪者、被解雇的人，拒绝接受劳动纪律或者拒绝服从命令的人，或者是‘对生产工作不热情、无理取闹、破坏公用事业、及经过教育仍不改变的人’”。[17]） 有权送这些人去改造的还不只是警察。任何工作单位，学校当局、或者街坊革命委员会，只要得到地方当局的批准，就可以作出行政的决定，送这些人去改造，不需要经过法庭的审判。 对这种劳工营描写得最详细的就是包若望。包的父亲是科西嘉人，母亲是中国人，他自己在中国生长。他在劳工营中度了七个年头。一九六四年当法国承认中国的时候，他才被释放。以后，他就写了一本描写他在劳工营中的生活的书，叫《毛的囚犯》（PRISONEROFMAO）。 毛泽东从斯大林处学了很多东西。虽然他偶而批评他的导师，他却从不厌倦地提起这件事实。当中国建立起劳工营时，他们着重苏联的模式。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七月的报告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改造法草案在不久以前开始准备。在准备期间，起草人得到苏联法理学家的合作，大家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我们认为预防性的拘留是劳动改造的方法之一。这完全符合人民的民主立法制度的精神。苏联法典对于劳动改造的决定也具有同样的精神。”[18]） 中共的秘密警察从苏联的法理学家处学来的一样东西，就是苏联劳工营特别发明的东西：犯人的食粮的配给跟生产的定额发生关联。犯人所面临的选择是：照平常速度工作而受饥饿，或是尽量加速工作而得到足够的食物。包若望对这个制度有如下的描写： “犯人所得的食物，依他的生产量而定。新手的配给量是很低的。上级只容许二个星期的时间来让新手达到某一水平。从那时以后，他如果不保持那个水平，或提高一级，就会降落到受罚的水平。但是除了生产以外，犯人的态度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工作好的折书工学习不热心不集中精神的话，他也会降到最低的配给水平。 配给分为四类：新手、轻工、重工、及处罚。新手是折不到三千页的人。他的配给是每月十四公斤米。这份量本来是足够的，但因为油脂的配给量很少，身体不得不从淀粉中取得所需的能量，因此这份量就不够了。除了节日以外，平常难得有肉。炊事员也难得在汤上加油……犯人常常像饿鹰一样，注意彼此的配给量，惟恐别人配给得比他多。 最容易造成敌意的是同一狱中有不同水平的配给—这是时常发生的，好的小组长要用种种方法来消除它。”[19]） 据包若望的亲身经验，一个人每天要工作十六小时，才能保持正常的粮食配给。 包若望也提到这个镇压制度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不管是甚么理由进劳工营的，一进去后，就很难出来。他在六零年代初跟另一个犯人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个犯人原是个法官，所以知道刑罚是怎样判的。他写道： “这个人说，第一，政府判刑的权力是没有限制的，就像橡皮圈一样，刑期可长可短，依好几个非客观的因素而定。处无期徒刑的犯人也许会比处十年徒刑的犯人早出监……，依我的情形而论，如果实在的刑期是十二年，他们可能宣布二十年或无期徒刑。他们常常告诉犯人，如果做必要的努力，及在其它犯人面前作为一个‘模范’犯人的话，他的刑期可以缩短。因此，经过了一年的努力以后，国家也许会赏给他一个礼物，把他的刑期从无期徒刑减到二十年。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感激，他变成更好的模范，三年以后，他的刑期减到十五年。二年之后，减到十年—还有十年呢！到这为止，他已经服了五年刑，他的行为还是热情与感激。所以等到他再服了七年刑以后（一共十二年），政府由于慷慨之心，决定大赦。十二年刑期代替了无期徒刑。这个人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工人，心中只有一支歌，就是永远想到建设社会主义。”[20]） 我们实在不能责备包的讽刺的笔调。他在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实在太深了。这种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所做的事情，对人类解放事业所起的坏作用，比工人阶级的敌人所干的更甚。公开的战斗的失败对无产阶级的士气的影响，比他们自己的领袖的出卖，不知道要少几百倍。 斯大林主义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可以从受它陷害的人身上看出来。每一个敢为他的阶级权利而挺身出来的工人，以及每一个敢向小资产阶级官僚层的反动统治挑战的革命家，都被抓进它的劳工营及恐怖室。 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毛政府对左派攻击的第一批目标。他们不但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支持者，而且长期以来还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遭受了迫害。他们对中国犯了甚么罪呢？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犯罪的话，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在群众面前，要求中共实现它在刚得政权时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诺言。但是中共的答复，并不是在群众面前证明它能够说到就做到，反而下令逮捕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批评者。在一九五二年底至一九五三年初，大约三百多位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捕。其中的五个人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写了一篇告全世界工人阶级书，偷带出国。以下就是他们所写的： “我们五人，这文件的签名者，是至今尚能逃避过最近大举逮捕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侥幸者。过去，我们站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的前列；今天，我们还是坚决地站在我们的岗位努力于国家建设。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 一九四九年秋天，中共在浙江温州和广东中山两个地区发动反托运动……逮捕了很多托派同志。有些还被诬指为‘国特’而被抢决。 当他们被绑赴刑场时，他们要求背负的名牌写上‘托派’，但是这个正义的要求却被拒绝了。为了怕他们呼口号，他们的嘴被塞了棉花。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三年一月，全国各地，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重庆，大量地逮捕托派。大逮捕发生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两夜……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完全知道被捕的到底有多少人，但已有几百人被捕了。受害的不只是托派成员，还包括同情者、及托派成员的妻子或兄弟，他们与托派并无组织关系。 被逮捕以后，受害者的命运仍由官方保持秘密。被捕者的家人到公安局去问，但他们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我们对这事不负责任；我们不知道。’”[21]）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这些工人阶级革命家的命运还是官方的秘密。他们从来没有被审判。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还在包若望所描述的政权下过活。最近有个报导说，中国托派的领袖之一，郑超麟，一九七四年还关在上海的一个监狱中。 郑超麟是中共建党时的党员，也是中国托派运动的建党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法国参加中共的旅欧支部，曾经是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朋友。一九二三年他到莫斯科的东方劳动大学去读书；翌年回国，担任中共宣传部的秘书，同时替党报“响导周报”工作。 郑超麟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是语言学家、翻译者及作家。除中文外，也通晓法文、德文、英文及俄文。他是布哈林和普洛布列津斯基合着的《共产主义ABC》一书的中译者。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为党秘密工作，担任党报布尔塞维克的编辑。那时，他开始相信斯大林主张同蒋介石合作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失败，因而变成了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斗争的支持者。这就使他与陈独秀、彭述之一起被开除党藉。 一九三一年，他被国民党逮捕，坐了七年牢。加上斯大林主义者监禁他的二十五年（实在是二十七年，因他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与他的一批同志一起获得释放—译者），这位工人阶级战士几乎在监狱中度过了半生。甚至于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他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运动所能唤起的献身精神和创造能力。班顿（GREGBENTEN）在报导郑的文章中，描写他在四十年代那几年自由的时候的活动： “他回到上海参加地下的抗日斗争，同时继续他的文学活动。他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而且完成了一些历史及理论的研究（包括陈独秀传及中国改良主义运动史）。他还写了一部小说《三个旅客的对话》。”[22]） 五十年代初，中共领导人企图劝他投降。他拒绝了，不久就被捕。 中共的道德可由以下事情看出：一九七五年当邓小平代理总理时，政府释放了几百名国民党战犯。但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还关在牢中。 还有多少人跟他们的命运相同呢？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字。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要听听最近从监牢中放出来的犯人的证言。包若望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中国劳工营的人口有多少呢？这有不同的估计，要看作估计的人政治信仰如何而定。一方面，西方有些出名的作家、智识分子及学者，似乎相信中国大陆根本没有劳工营或政治犯。在另一极端，有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有二千多万人因思想的理由被关禁。中国政府不想提供任何数字，但是我可以以我个人的经验对读者保证：劳工营是存在的，而且人数很多。”[23]） “中国的雄辩家常常运用以下的句子：‘只有极少数，大约是百分之五，是反对我们的；我们要强迫这些人去建设社会主义’。这几句对劳工营的人数作了极有趣的暗示。反对政府的人很少，不会被抓去坐牢。如果这人数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的话，受劳改的人也有一千六百万。这个数字不包括受三年劳教的人。这些人只犯了‘错误’，并没有犯‘罪’。理论上说，这些受劳教的人还有公民权。受劳教的人至少跟受劳改的人一样多；事实上，还会多点。”[24]） 这些数字是不是太高呢？中共政权的雄辩家继续引用这个百分之五的数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沙佛尔（WILLIAMSAFIR）有一次在北京问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这个问题。他回答说： “中国是最尊重人权的国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享有人权；剩下的百分之五，如果接受再教育的话，也可以享有人权。相反地，美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民享有人权，其它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没有享有人权。”[25]） 中国的人口约有八亿人，百分之五则有四千万人。沙佛尔问这位官员对不对，如果对的，这是些甚么人。这位官员告诉他说，这个数字大概是对的，这些人包括“地、富、坏、反、修”。这位官员想了一想说，“也许真正的数字要少些。” 自从毛死及他的嫡系被粉碎以后，中国报纸首次公开披露毛政权下的生活的情况。虽然官方没有公布全面的数字，成千成万件冤案、假案、错案被报导出来。现在官方承认，它们常常对整个社会层份进行报复，他们的罪名并不是政治的反抗，而是有国外关系、研究科学、或者是个作家。 一九七八年一月间，人民日报报导，在毛政权—他们说是在“四人帮”—的统治下，成千成万的人民，只因为有亲戚在国外，经常地遭到迫害。这篇文章允诺： “对于几年来因有国外关系而受到调查或迫害的人……一定要作出正确的结论……使他们能澄清所有的诽谤及诬告。”[26]） 一九七八年二月新华社报导，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中“数百人”在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初期被诬为国民党特务。他们遭受到“精神的折磨”、“肉体的虐待”及“法西斯野蛮行动”。一九七八年初的调查，证明没有一个被指控的人是有罪的。[27]） 一九七八年三月，新华社报导： “一万多位遭受“四人帮”迫害的人已为中共上海市委平反。这一万多人是因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现在已依照党的政策给予公正处理。…… 平反的措施包括，取消错误的裁决，停止不公正的惩罚，和改正不合适的工作任务。对于受害者的子女在请入党、入团或加入解放军方面所受的歧视，或在进大学及找合适的工作方面所受的困难，都加以改正。”[28]） 五月，新华社报导： “约三百有经验的文化工作领导人被撤了职，革命的艺术协会变成瘫痪、刊物被禁。旧文化部及其附属机构中，有一千多人遭到广泛的镇压，包括侮辱、开除和监禁。”[29]） 新的领导层特别关心的是刘邓派人员的平反。一九七八年六月份的红旗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要求各级党委把抓紧党的干部的政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要点： “（二）已作结论处理但不正确的，要改正过来，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三）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分配了工作但不适当的，要进行调整；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关怀和照顾。（四）对受审查期间死去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并把善后工作做好。（五）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中应予解决的问题，要妥善解决。”[30]） 这篇文章没有指出受株连的人数，但是着重地指出“不是少数人，而是一大批人”。这类干部普通是指党员，有时也包括非党员。中共现有三千五百万党员。这篇文章接着指责林彪、四人帮说：“长期以来，他们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疯狂实行法西斯式的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冤案、错案、假案。” 除了党员以外，一九五七年鸣放运动后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现在都得到平反。一九七八年五月底，政府静静地让一百万人恢复公民权利，回复原有工作。六月初，又有十一万政治犯从一部份劳改营中被释放出来。[31]） [1]格雷，中国的经济与毛派的战略，第153页。 [2]西蒙·列斯（SIMONLEYS），中国之阴影，第3-4页。 [3]见RODERICKMACFARQUHAR所编的THEHUNDREDFLOWERSCAMPAIGNANDTHECHINESEINTELLECUALS（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第94页。 [4]托里奥（ROSSTERRILL），800,000,000：THEREALCHINA《八亿人民：真正的中国》，第100页。 [5]多伦多地球邮报，1977年10月8日。 [6]同上，1977年10月10日。 [7]见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第245页。 [8]CLAUDIEBOYELLE，JAQUESBROYELLE和EVELYRETSCHIRHART所著的DEUXIEMERETOURDECHINE（第二次回到中国），第78页。 [9]同上，第144页。 [10]西蒙·列斯，BROKENIMAGES：CONVERSATIONSINHONGKONG（破碎的影像：在香港的会话），DISSENT杂志，1976年秋季号。 [11]第二次回到中国，第148页。 [12]同上，第148-49页。 [13]同上，第149页。 [14]同上，第152页。 [1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第326页。 [16]多伦多地球邮报，1977年10月12日。 [17]第二次回到中国，第153页。 [18]同上，第154页。 [19]包若望和RUDOLPHCHELMINSKI合着，PRISONEROFMAO（毛的囚犯），第86-87页。 [20]同上，第99至100页。 [21]李福仁和彭述之着，REVOLUTIONARIESINMAO’SPRISONERS《毛的监狱中的革命家》，第9、10及12页。 [22]伦敦卫报（GNAREIAN），1977年11月9日。 [23]毛的囚犯，第10-11页。 [24]同上，第11页。 [25]纽约时报，1977年3月29日。 [26]引自CHRISTIANSCIENCEMONITO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1月6日。 [27]引自纽约时报，1978年2月25日。 [28]新华社公报（英文），1978年3月15日。 [29]同上，1978年5月27日。 [30]同上，1978年6月11至12日合刊。 [31]多伦多地球邮报，1978年5月22日；纽约时报，1978年6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十二章毛治下和华治下的科学与文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二章毛治下和华治下的科学与文化 如果官僚层不让人民群众向它的少数统治挑战，它一定要用野蛮方法对付群众，使他们丧失斗志。它不但要禁止外交内政问题的讨论，而且要禁止社会、文学、科学的问题的讨论；它一定要封闭人民可以提出批评的任何孔道（例外的情形是，工厂工人可以讨论如何在技术上实施上级早已作出的决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讨论有关官僚的政治统治的一般问题）。 这样一个制度需要使党领导的意志成为决定真理的唯一因素，在没落时期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层，都想用同样方法来停止历史的时钟—他们的假定是，如果没有人能够定出真理的公式，就没有人能够依它而行动。斯大林主义者可能会引用十六世纪致力于挽救天主教会的教权的罗奥那的名言：“我们必须经常倾向于相信表现为白色的事物实际上是黑色的，如果教会集团是这样决定的话。” 由于斯大林主义只培植单一的标准，这就使它不但跟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而且跟发展严肃的文化、甚至近代的科学及工业的必要条件发生矛盾。 这是经过以下的三段论法而合理化的：党—最后是终身制的党统治层—以某种神秘方法体现了群众的意志。这种权力的授与，是不需要讨论、争论、或者表决来加以证实的，因为官僚层不准许如此做。因此，科学理论、唯物论—马克思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战利品—必须完全加以抹煞。批评性的理由必须被贬低价值，以致全党都要尊敬独揽大权的官僚层的意思，没有人敢提出争论。 这种专横的行为跟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延续是分不开的。这就周期性地导致过份的行动。这种过份的行动，甚至从官僚层的自我利益的立场上看来，也是难以了解的。但是，这种疯狂有其逻辑，因为只要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被官僚层的专横意志所代替，官僚层就有继续存在的先决条件。 让我们考察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来看看“一国社会主义”及提出此理论的社会寄生层所引起的后果吧！ ※※※ 毛泽东自己所培养的半宗教式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对不同意见不能忍受，重重地打击了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毛的嫡系不但没有把这些人类的成就，当作被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不公平地占有了的伟大宝藏，反而认为，一切特殊知识及创作，在本质上是坏的而且危险的。 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演讲中宣称，自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以来，“特别是基本科学及理论的研究，事实上已被抛弃。”[1]他说，在科学研究方面，前任政府已经“躭误了一整代的年青人”。[2] 一九七八年一月，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目颇具剌激性的文章：“北京图书馆开禁中外的书籍”。文中有一段这样说： “在过去十年中…四人帮把所有外国文学作品说成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或者修正主义的毒草’。他们禁止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而且又命令图书馆不准借出。”[3] 几乎所有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的书籍，除了毛着及技术书籍以外，都受到同样的对待。 自从毛去世以后，华国锋为了要重新建立他的政府的信誉，就承认了一点点过去十年的真实情况，他说： “他们〔江青等〕在文艺界推行可耻的宗派主义，结成一个排外的帮派，来取得他们自己的利益，以致文艺界成了他们的‘地盘’……他们对一大群文艺工作者乱加罪名，处罚他们，禁制了许多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文艺作品，包括〔影片〕‘开拓者’在内，这出影片是由艺术家努力地创造出来，以贯澈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4] 这种谴责，是毛派的宣传机器、以及斯大林时代克里姆林宫的诽谤工厂所惯用的技俩。我们常常很难猜测，在辛辣的语言底下，到底有多少真实性。但是，中国政府不久就开始发表，在文革之中及以后，未经审判就被关禁的前政治犯（大多数是文艺界方面的）访问记。 其中一个是有关于袁雪芬的故事。这个故事极富于戏剧性。袁是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最出名的女演员。上海市的新领导人自动地替华盛顿邮报安排了对袁的访问。 袁雪芬是共产党员，曾任三届人大代表，是周恩来的好朋友。她是全国闻名的越剧女名角。一九六六年毛及其嫡派把传统戏目打成资产阶级的，这就几乎自动地使传统戏的演员被怀疑为“走资派”及“阶级敌人”。袁雪芬在牛棚住了三年，放出后，又七年不许演戏。以下是她的访问记： “他们骂我是国民党…… 又说我是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反革命。” 袁被关在上海南区一幢大厦内，单独地被锁在一个房间里。她估计至少有二十个人关在那幢大厦，包括说书人唐坤良（译音）。他跟她同时接受访问。 她请一个亲戚照顾她的最小的孩子，那亲戚被打成地主，小孩子只好交给佣人管。她的丈夫，本是新闻记者，被强迫到农场工作，后来不得已在一出版公司担任编辑。 整整四年不许她与家人见面。在关禁时，她说“我穿着衣服睡觉，因为我不知道甚么时开会被叫醒。他们老是骂我，他们要我写坦白书，我没有记下数目，但是他们大约开了五百次斗争我的会。……” 一九七零年她虽获释放，但被送到农场去工作。每月只许她和家人见一两次面。……[5] 袁雪芬是全国闻名的艺人。她与最高领导层有私人的关系。但是她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只是个艺术家。如果这种事情都能发生在她的身上，而且没有人敢提异议，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些冒犯了毛的思想控制政策的名气较小的艺术家，会遭遇怎么样的处境。从这种报导看来，毛的所谓文化革命是多么有害。甚至当逮捕袁雪芬的人已没有理由继续监禁她时，她的苦难还没有完结： “一九七三年，她的所有罪名都被澄清了，但她还不可以上台表演，也不可以向她的学生透露她的真姓名。 她说：“我是个演员，我应该每天练唱。但是整整十年，我没有唱一句绍兴戏。” 一贯正确的领袖及他的一贯正确的党是不会犯错的…… 这个无理的制度还没有被废除。假如这种允许袁雪芬讲她的故事的做法不适合现领导人的派系目的的话，她也不会被准许去讲她的故事。 在上文所提及的霍华德夫妇在前卫周刊上所写的文章中，这两位在广州住过的华国锋的忠诚支持者，报导了在文革后期毛政权的镇压情况。 “在宗派主义特别严重的单位里，当权派，由于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代表正确的路线，就对那些给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以及敌对派系的成员，实施法西斯的镇压。他们所用的方法，包括有系统的公开侮辱、绑架、拷打、甚至谋杀。这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受害人还不只是基本单位的人。譬如，最近的大字报描写了贺龙的遭遇。贺是老革命斗士〔贺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共红军创立人之一，二十年来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在文革中被指为右派而被监禁起来。他一天只分到三分钱的食物，只许喝一点点水。他就是这样给斗死的。 群众在文革中经验到或目睹的镇压所产生的最深远后果就是，大家都不敢批评过火行动，也不敢批评过‘左’主义的问题，因为这样做就会有被攻击为企图对文革‘翻案’的右派分子的危险。甚至在极大多数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单位中，我们还常常听到其它单位中那些被控为‘右派分子’的遭遇。”[6] 美国记者萨里斯勃利（HARRISONSALISBURY）于一九七七年秋访问中国。中国政府替他安排了好几个作家及艺术家的访问。他对这次访问有如下的报导： “外国访客已经佷多年没有见到中国的有创作才能的人物了。五年以前，在我的两个月的旅程中，我很想见到一位作家，但是我能见到的最接近于作家的人物就是一位名叫何谦（译音）的中年妇人。我跟她作了短暂的讨论。何有点神经质，她那时是上海文汇报的文艺版编辑。她告诉我一些最近的‘文艺成就’，其中最有意义的似乎是出版了一本题目为‘拉练的制造’的故事，劝告拉练工人去增加他们的生产。 一九七七年的局面转变得很快。中环政府不但安排我跟文化界人士会面，而且我自己还在偶然的机会遇见一些文化人呢！到这时候，我为甚么在一九七二年见不到文化界人士的谜才有了解答。我在一九七七年见到的每个人在一九七二年不是在监牢里，就被软禁在家，或被下放到农场，或受到其它形式的侮辱。” 他们的遭遇跟袁雪芬的一样。现举几个例子就够了： 刘峯……是中国的著名作曲家之一。当他听到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时，他并没有笑，他的感受太深了。因为在过去十年中，大部份时间他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不许看他的家人，不许听音乐，不许作曲。 周小燕是个姣小而有活力的女人，带着微笑，英语会话可以过得去。一九六五年以前，她也是中国最出名的女高音。她所演唱的曲子包括古典的欧洲歌曲。但是从文化革命开始，一直到去年秋天，她被禁止唱歌，也被禁止在上海音乐院授课。 她说，‘任何欧洲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崇洋，唯一准许唱的外国歌是国际歌。’ 周小燕被迫离开教职，去做女清洁工、洗地板及挑水。后来她去挖泥及筑防空洞。”[7] 目前的这批统治者，曾在一九七五年企图把他们的反复无常的舵手从深渊中救回来。那年周荣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这项任命是件不寻常的事，因为他事实上是个科学家及科学院院士。据说，“他对大学的水平作一调查，发现一九七五年的大学水平不比文革前的技术学校高。”[8] 周荣鑫被指控为“刮职业性的台风”以及贬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他在一九七六年春天在一个“斗争会”受辱后，因脑溢血而死。当时的中国报章没有报导他的死讯。（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在北京八宝山墓地举行追悼会，才替他死后平反。）[9] 今天的北京虽然只说“四人帮”应该对周荣鑫的死亡负责，但以更重的语气重复他的指控。纽约时报记者勃特费尔德（FOXBUTTERFIELD）报导说： “中国教育界人士现在承认，自从发动文革以后，学校制度已经在整整十年中阻碍了中国极需要的、有高度训练的、现代劳动力的发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位官员在北京告诉另一位美国来宾佩泼女士说，由于过去十年的错误，‘整整两代的人给糟蹋了’。”[10] 但是，纽约时报所转述的事件，还不是我们所读到的资料中最尖锐的批评。最尖锐的批评出现在中国政府所控制的报纸上。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标题为“全面实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文章。新华社的摘要有以下一段话： “四人帮说：‘我们宁愿要没有文化的工人，而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及有智识的贵族阶级’。他们骂知识分子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只吃不做的‘剥削者及有智识的贵族阶级’，以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蛆虫’。 张春桥曾说过这样无聊的话，如‘知识分子应该忘掉从小学到大学所学来的东西’。姚文元曾叫嚣说，中国知识分子有‘资产阶级的假学问’。他们造谣说，‘一个人只要有智识，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一个人只要有职业的技能，就会忘了无产阶级’。 在受他们控制的单位和部门，〔事实上是整个政府—引者〕，四人帮削减了许多科学研究、文化及教育的机构，而且还打算把各种专业人员免职。有些大的企业机构还把三分之二以上的技术人员送到农场去工作了好几年，以至他们没有辨法做他们本行的工作①”。[11]） ①我们可以把毛对科技人员的态度和列宁对科技人员的态度比较一下。一九二一年当列宁谈到在沙皇时代受教育的科学家时，曾如此说过：“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表明自己善于统一和虚心地指导专家们的工作，找出问题的所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末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以为不妨拿出几十个来调换一个老老实实地研究本行业务的资产阶级专家。”（“论统一的经济计划”，见中文版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5页。） 在毛还活着时，所有这些事情都以下列理由来辩护：含糊地谈论“阶级斗争”；指出需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强调脱离了真正存在的资产阶级的抽象资产阶级思想正在准备反革命的危险。每当中共对群众的控制放松了一点，毛派就抓起这些意识形态的骷髅头，在群众的面前乱摇。这种做法，就好像传教士用地狱火和罚落地狱，来恐吓不听话的教徒，使他们重回正统（毛派的词汇中之充满迷信词句如牛鬼蛇神，并不是偶合的）。 我无意要跟毛派学究式地辩论：在将来社会中，真正的工人政府所能发挥、以及应该发挥的群众的创造力，将会达到怎样的程度。但是，我们至少能够把毛所引起的死气沉沉的情况，同古巴这个唯一没有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工人国家，在文化与教育方面的成就相比较。古巴的九百五十万人口，只有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古巴位于美帝的大门口，因而所受到的国外干涉和反革命威胁比中国更厉害。但是自从古巴革命以后，它在文化及艺术上的成就，真要使中国惭愧，虽然古巴也发生过官僚的滥用权力，如一九七一年诗人巴地拉（HERBERTOPADILLA）的被捕及受审判。 自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卡斯特罗政府曾大力地支持古巴芭蕾舞团。这个舞团，由世界闻名的女芭蕾舞星艾丽沙·艾隆索领导，已是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团之一。它的题材完全不受政府干涉—一九七八年六月它在纽约上演的节目，包括十九世纪的古典作品以及由该团所创造的抽象的寓言式的作品。这次演出受到纽约舞评家的盛赞。古巴的电影也已处理了广阔的社会及攻治的题材，产生了许多有创作才能的导演，赢得了很多国际观众。 古巴的教育也比中国占先。小小的古巴有二十万大学生，差不多是中国大学生数目的四分之一。毛的一个口号是开放大学的门给工农子弟。但是大量削减大学入学的人数，显示绝大多数的工农子弟都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希望。如果要真的大开大学之门，首先要扩充大学。在毛统治下，每一千八百人只有一人能进大学；在古巴，每七十三人就有一人进大学。 毛泽东时期的记录是够清楚的。但是，在毛死后的二年内，还是没有多大改进。在华国锋周围的“现代化者”至少了解到不可能没有现代科学。一九七七年三月科学院在北京举辨一个“百家争呜”的座谈会。曾在国外受训练的物理学家严济慈说，科学家“若要有贡献，一定要专攻其专门研究的部门。专家有甚么错？我们应该尽力去成为专家，甚至成为是有权威的……”。[12]） 在毛的时代，这样的演讲就会是异端。今天人们需要发动宫廷政变来使这种演讲成为可能，而且要把像严这样最基本的建议看成为大跃进，由此可见毛派的政治是多么原始。 毛的许多教育“改造”已被静静地丢弃了。考试也恢复了，学生的课余劳动服务也大大地减少，理科学生可以直接去考大学，不需要上山下乡两年以上了。上山下乡的政策似乎已经暂时停止。 中国的新领导人正在重建真正的大学制度，来代替毛的学习班。但是在文化及艺术方面还没有甚么自由化。虽然新政府合力辱骂“四人帮”的宗派主义及其镇压行动，它所容许的创作范围，比起苏联及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府所容许的，还是狭小很多。 政府在江青被捕后就马上暗示自由化是有限度的。每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共常用一个老套来解释要推行的路线。报纸上的文章分两类：路线的抽象说明，和实施这条路线的样板。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笨到在看到样板以前，照抽象的路线文章而行动。 我们现在举一个关于文艺阵线的例子： “我们必须以战斗来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的艳阳春天。”[13]） 这句话听起来蛮好。全世界的毛派就会引用这句话，来证明现在中国工人阶级可以自由地去做艺术家，而且艺术家可以自由地发挥他们的创作才能。但是，中国的艺术家却要密切注意政府所认为鲜花的例子。一篇题目为“西北农民画家庆祝伟大胜利”的文章提供了新的例子。这篇文章报导西安的画展。所展出的画包括有以下题目的壁画：“打倒王江张姚反党集团”及“揪出四人帮后人心大快”。[14]） 一九七七年春天，北京艺术馆主持了全国艺术展览会，展出新花。所展出的没有抽象画，也没有中国画。中国建设杂志对此画展作如下的介绍： “在第一个展览厅，有一幅大油画，标题是：你辨事我放心，描写毛主席和华主席讨论国家大事。华主席拿着一张纸，是毛主席给他的，上面写着‘你辨事我放心’。这位艺术家表达了对毛主席的爱和对华主席的信心。”[15]） 杂志上还附上一张彩色画页。画上有慈祥的毛泽东轻拍着华国锋的手。毛的脸嫩嫩的，带着胖娃娃似的微笑。两个人在画上的年龄都比实在的年龄少二十岁。华的身体微伛向前，倾听毛的讲话，他的脸色红润发亮。 这张画更准确地反映了官僚的本性。如果西方的画家画出像这幅画所呈现的自我陶醉与虚荣心，人家一定会说这个画家发神经。可是，在中国，这种画还被说是社会主义的艺术、群众创造力的最优美的表现！ 在毛统治的中国，读书的权利也受到限制，跟画画的权利一样。现在的情况好了一点。一九七七年，对渴望知识的读者而言，是丰收的一年。中国古诗、革命以前的小说、外国作家如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歌德、塞万提斯、但丁等作品的译本，都陆续地再版了。一九七八年三月，北京还出版了爱因斯坦全集。报纸上的评论说，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颗巨星。在毛死前，这种评论会被指责为挫钝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性，因为在那时候，天空还没有广阔到可以容纳两颗巨星。 这些改变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消除了毛泽东主义的稀奇古怪的一面。这反映了官僚层对群众要求有读书权利的压力让步。 [1]纽约时报，1978年1月3日。 [2]路透社电讯，1978年1月1日。 [3]新华社公报（英文），1978年1月8日-9日合刊。 [4]同上，1976年11月6日。 [5]华盛顿邮报，1977年5月5日。 [6]前卫周刊，1977年3月2日。 [7]纽约时报杂志，1977年12月4日。 [8]BULLETINOFTHEATOMICSCIENTISTS《原子科学家公报》，1977年9月号。 [9]多伦多地球邮报，1977年8月9日。 [10]纽约时报，1977年9月2日。 [11]新华社公报（英文），1977年7月17至18日合刊。 [12]同上，1977年3月22日。 [13]同上，1976年11月6日。 [14]同上，1976年11月9日。 [15]中国建设，1977年7月号。
第十一章“两条路线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一章“两条路线的斗争” 中共领导层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般路线，大致上可以说是有相同意见，外间的人只听到一点点毛嫡系和毛的继承人之间，或者毛与刘少奇及林彪等人之间的分歧，他们的歧见主要是牵涉到北京与苏联的关系。但是，对于国内政策，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个问题上，官僚层能否继续其统治的问题被更直接地提了出来。 自从毛去世以后，他的继承人已经抛弃了他在文化革命中所提出的主要口号及运动，这个过程正像毛在十年前排斥了苏联的模式一样，为了了解北京的新路线，我们需要探索在过去的抽象口号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东西，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清理文革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被毛派称为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走资派”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这个文字斗争中，主要的争论是毛的所谓“政治挂帅”和刘邓所代表的路线（毛称之为“生产挂帅”）之间的斗争，与这平行的争论，就是“红”与“专”何者更重要的争论。“红”的意思是在政治上追循党的现领导及现行路线。“专”的意思是专心于经济、技术或科学的工作。 首先让我们研究一下毛派所认为的这些分歧的重要性，美国的一位出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及每月评论的编辑，史威齐（PAULSWEEZY），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贝特兰（CHARLESBETTELHEIM），合作了几年后，发展了一个最精心的理论，史威齐在年青时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当时他把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等同起来，自从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及中苏分裂以后，他对莫斯科的憧憬幻灭了，但对北京开始忠诚，但是问题是他怎样来辩护他的新转变，换句话说，他怎么样证明他的新信仰跟所有一切使他对莫斯科斯大林主义灰心的事情有根本的不同呢？他在文化革命上找到了他的论点，他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中国有群众的参加，而在苏联，党领导只关心经济的表现。 每月评论于一九七四年出了一期专刊，对过去二十五年中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作一个总结，在这个专刊中，史威齐自称他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他说这个“复兴”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中国向亲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动强有力的论战所实现的”。[1] 他写道： “为了抛弃苏联的模式，中国必需向其它方向推进，对于这个路线，中国有一个名词，就是“政治挂帅”，以别于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经济挂帅，这篇文章不能够详细说出政治挂帅的意义；这里只要指出它的中心思想不但是要减少以及最后消除收入上的不平等，而且要减少以及最后消除知识上的不平等，权力上的不平等，特权的现象，以及一切使人民内部分裂，使人民不能团结起来快乐地一起生活的东西。”[2] 因此，依照史威齐的看法，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之所以发生官僚堕落，只有一个原因，片面地关心工业化，群众不够政治化，以这个尺度来测量中国的文化革命，他写着： “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一个官僚统治层无疑在中国生长而且巩固权力，到了一九六六年，这个官僚层已经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得到大多数，而且也在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机构中占据大多数的决定性位置，这个官僚层很可能走向东欧国家已经开始走的资本主义方向，但是，毛泽东和小群忠诚的追随者拒绝默认这个退步，他们利用至少一半是自发的红卫兵运动为工具，发动了文化革命，引动了群众，推翻了官僚的领导层，这样才保证中国继续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3] 这个解释实在有点离谱，但是，其中有一点却是正确的，那就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以前，以及在毛于一九六五年底发动文化革命以前，中共领导层的施政方法和经济的优先发展次序，都是从苏联学来的，我曾在第十章中谈到一九六零年公开破裂以后，北京与苏联的外交政策的分歧；但是，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整个政府的结构，从经济计划到政治警察，都是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设立起来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分析过，这些政策是统治苏联和东欧的保守的特权官僚层的表现。这个官僚层是一个不让工人阶级有决定权力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组成物，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六年的著作《被叛背的革命》，对这个官僚层有最好的描述，这本书清楚地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统治集团所保护的物质利益，和这个政权为抵抗工人阶级挑战所使用的镇压措施。 毛泽东把这个官僚制度说成为“资本主义”，他是错的，反动的官僚层，既没有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所统治的苏联，也没有在文化革命以前的中国，创造了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必要先决条件，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一个私人拥有资本的阶级，主要的生产工具—工厂、矿山、运输—以及贸易和财政都是国家所拥有的，个人不能购买工厂，个人不能积累资本，个人不能为了私利而雇用工人，生产目标由国家机构根据供应品的需要而决定，而不是像资本主义一样根据利润的盲目增加来决定。不管官僚层如何任意地做出决定，不管实施的效率如何的低，上面的原则还是没有改变。 毛泽东除了误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以外，还批评这两个国家的一些政策，他特别指出，苏联工人在政治上的普遍冷漠，是有害于社会主义的。而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就是他的党、他的派系，以及他自己的不受挑战的统治，他认为，苏联工人对政治冷漠的根源，是在于莫斯科对工业化的客观需要所作的让步，训练一整代的技术工人，教育一层够资格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苏联检查人员在斯大林死后允许较多的国内外文学作品在苏联出版—这些政策都被毛认为是能够破坏党权威的敌对思想的泉源。 毛的这些看法不能说是全都不对，托洛茨基已经解释过，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兴起的原因，是工业落后、工人阶级的数量相对地少（比起农民的数量），一般文化水平的低下，物质缺乏，以及在国际上的孤立，一个强大的、有教育的、有技术的工人阶级的生长，对官僚层而言，是个威胁，这个原因，并不是如毛所说的，工人阶级已浸透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城市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和物质水平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客观上，加深了工人阶级与官僚层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增加了工人阶级在未来的反官僚革命中的社会重量。 面对着这个挑战，苏联共产党所用的方法与中国共产党的毛派所用的方法不同，莫斯科是从建立工业先进社会所需的教育机构着手，苏联官僚层的设计是，一方面对工人阶级作极少的物质让步，另方面让秘密警察作适当的镇压，苏联官僚层已经废弃斯大林时代那种控制每一个公民的思想和行动的做法。 莫斯科在苏联及它所控制的东欧国家，为了这条路线付出很高代价，它已经很难保持党的最高层是革命集团这个神话，官僚层的生活完全与工人阶级脱离，它明显地是一个只容纳杰出人物的统治集团，它只在它自己的财富和特权的圈子内活动，苏联及东欧的科学家、文学家可以有思想的自由。但是，这个思想的自由，虽然不包括持有不同政见的权利，却也导致了自觉的反对力量，有一段时候，这反对力量却公开地爆炸出来，譬如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 （这些挑战逼使官僚层马上收回它过去被迫允许的一些让步，这个控制，虽然抽紧了许多，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回复斯大林时代那样大规模的恐怖行动和愚民政策。） 毛之反对这个令人反感的僵化制度在中国的提倡人，并不使人惊奇。毛利用“造反有理”的口号，使群众参加“政治”，向官僚层、特权及“资产阶级”思想挑战，有了这个力量，毛才能够在一九六六至六八年击败在中共内占多数的主张旧路线的干部，建立了他的嫡系的统治权。 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刘邓所代表的路线并没有什么神秘感，但是毛的路线可不同了，这理由不但是毛提出听起来很激烈的口号，而且是毛以动员群众为他的主要方法，就是这个特点，获得西方人士的注意，而且促使西方旅客在六十年代后期及七十年代初期，写出了无数的书藉和文章，他们把中国人民的参与政治、团结及一致性、赞美到几乎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大跃进运动以前，毛泽东主义尚不是斯大林主义阵营中的一个独特的思潮。毛泽东主义的产生是企图解决以下两个对官僚统治的挑战；中共政权没有能力控制农民的谷物，和城市知识分子及工人阶级的激进化。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以前，已在农民军事基地寻求较富裕农民的支持，从一九三七年起，为要和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它已经放弃了土地改革的纲领。 这个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给中共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连过迟实施的土地改革，也无法解决。经过中共的教育，农民只从革命中企望实行资本主义，即所谓新民主主义，当成千成万的党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后，农民开始实施他们自己所认为革命的观念，他们把谷物藏起来不缴给国家，从斯大林学来的，以重工业为重的经济政策，又加深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政策使国有化经济不能够生产足够的消费品来交换农民的谷物，一九五五年发生了粮食危机，城市中有人挨饿了。 这个粮食危机震惊了中共政权，迫使它企图重复斯大林的救急方法—农业的强迫集体化，在中国搞农业集体化，就像在苏联搞一样，它不但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乌托邦，因为农业生产力，如农业机械及肥料的供应，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虽然中共政权提出农业集体化作为长期改进农业生产力的方法，事实上，农业集体化却变成一个攫取农民生产物的日益狂热的短期行政方法。 这从农业集体化的目标与步伐，在一九五五年—五八年之间经历了狂乱的变化上明显地看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提给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大会的决议说，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户会加入初级生产合作社”。[4] 可是大会闭幕二十四小时以后，毛泽东自己却推翻了这个决议，他召集了一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下令马上开始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只有百分之十四的农户参加农业合作社，到了十二月，这个百分比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三，到了一九五七年底，参加农业合作社达到百分之九十八。[5] 这还不是政府所要的结果，合作社与旧的村庄相接近，家庭和家族的观念还是很强，以致合作社认为本社的利益比国家的生产定额重要得多，中共面临着古典的“剪刀差危机”，这个剪刀差危机是二十年代托洛茨基首先在苏联分析过的，它的意思是，工业的利益像剪刀分开一样，距离愈来愈大，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量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停顿了，到一九五七年只增加一点。[6] 习惯于指挥的官僚层，开始以为自己具有无限的权力，在这时候，毛泽东提议用思想及行政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及社会的问题：推行人民公社的冒险政策。 在中国的农业危机发生的同时，世界斯大林主义运动正在争论斯大林的问题，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极权主义要到怎样的程度，才是官僚层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为了支撑削弱了的党中央，赫鲁晓夫就于一九五六年初谴责斯大林，作为对苏联群众的让步，那年秋天，匈牙利革命的爆发，震惊了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的领导层。 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间，北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企图实施国际的路线，政府在全国各地召开会议，要群众批评它的缺点与弊病。但是，出于政府意料之外，成千成万的学生、智识分子及工人，开始批评真正的弊病，不是假想的弊病，有些人走到如此远，以至要求组织一个新的列宁主义党，建立民主，取消特权。 这个事件使中共领导层停止让群众表达意见的实验，在一九五七年秋的“反右派”运动中，成千成万敢讲话的人被解职，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思想改造”。 就是因为这些真正社会斗争的表现威胁到官僚的统治，官僚层要冒险地进入没有领港员的海面，企图控制群众，毛泽东的许多日后成为典型的计谋在大跃进中首先出名，这些计谋包括全体人民参加学习及自我批评小组，在小组会议上，他们需要表白对党领导的信念，这样子，思想有保留的人—真正的反对者不必说了—能够早点被发觉、被斗争。 伴随着这个运动，中共又发动一个运动，用精神上的高压，驱使人民作没有补偿的额外劳动，在这精神上的高压下，拒绝劳动就等于反革命，其它的独裁的毛派观念也在一九五八至五九年时期出现；对智识分子，学校、及知识的仇视，对城市及外来的事物的不信任；对农民生活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看法，对农民的一致性、劳苦工作及服从性的强调，所有这些都有意地反对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易发作的批评习惯。 从保持官僚层统治的观点看来，毛的这些观念是合逻辑的，但这些观念所显露的东西，却和官僚层的存在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发展近代工业所需的基本要求，都是不可调和的，中共感到它自己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推动力发生矛盾，这种推动力是：国际观点、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由真正民主治理工人国家的需要，对知识及文化的需要。从这个观点看来，中国官僚统治层的本质是多么地非无产阶级性，不论它如何高喊或者如何时常求助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根据毛泽东所倡议的这些观念，每间工厂、每所学校，每个公社的人民，都要用无数的时间，来改造自己的行为，毛泽东主义包括了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任何能对它的唯一至尊的权威挑战的思想，包括现有的科技思想在内，它都要公开地敌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在四十年代后期的阴沉岁月中，也曾经过同样的过程，那就是，无知的党棍子企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推演出生物学和物理学方面的正确立场。） 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以为，在党的思想鞭策下，可以使工农的生产力提高，这种措施，起的却是反作用，现已证明，大跃进运动是个十足的灾祸，农民对新管制的反应就是怠工，城市的工人拒绝参加城市公社，所以城市公社在不久以后就被放弃了，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是公社化以前所播种的，其收获量达到二亿零七百万吨的记录，一九五九年的收获量降低到一亿六千三百万吨，一九六零年继续下降。 在工业方面，党干部企图超额完成生产量，由于缺乏民主决定的计划，供应失调，机器被加速运用到破损程度，工人搞得筋疲力尽，接着就是工业生产量的直线下降。 就是这个残酷的现实，才引起中共领导层内的第一次严重的分歧。“两条路线斗争”的起源就是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卢山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运动和“政治挂帅”的路线，他说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而且“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原则”。[7] 卢山会议在妥协中闭幕，彭德怀被整肃了，但是大跃进时期的大部份政策被抛弃，或者不予看重了，公社在名义上继续着，但是有效地作出决定的单位转到生产大队，即旧的村，公社的行政权大大地减少了。 毛在文革中重新主张大跃进的路线，为了要重新实施这条路线，他要打垮整个旧行政机构，这表示官僚层在一九五八至五九年被灼伤之重，这同时也表示，毛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可以说是官僚层没有能力提出另一条可行的政策，或者可以说，官僚层如果不求助于斯大林式的教皇权威，就无法解决党内的分歧。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如毛派所说的，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它也不是争论斯大林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争论的双方都维护党的专一权威，都支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认为应当在政治上支持与中国友好的资本主义政府。争论的双方都保护官僚最高层的特权，而且以牺性群众利益为代价，扩大官僚层的特权，虽然有一段时间，毛嫡系曾经有效地利用群众对这个问题的不满，来打击其它派系。 毛的独特旳思想，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而来的，而是从中国政治上自十九世纪以来久已有的各种流派而来，西方报纸把争论的双方定名为激进派和温和派，这是错误的，如果要表达这个斗争的棈神，用其它的名词比较合宜，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十九世纪末分裂为国粹派和西洋派。虽然中共高阶层的斗争是在不同的时期及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发生的，但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旧的争论，刘邓派是典型的近代官僚，他们相信指挥机构的权力，相信技术、相信近代的辨事方法，他们比较相似于今天东欧或苏联的典型官员，或者是清朝末年统治阶级官僚层之中倾向西化的改良者。 毛泽东则反映了大多数旧统治阶级和农民对外国人的传统畏惧与憎恨，在毛统治的最后几年，对一个干部的前途最不利的指控莫过于骂他崇洋，除非是从大国来的或者是毛派分子，外国人一般是不受欢迎的。 从开始，马克思主义已是革命运动和革命旳社会科学的结合，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杰出领导人，自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托洛茨基的著作，都富于严肃的理论研究，以及教育被迫群众，去认识他们的环境；毛泽东的作品却有不同的调子，譬如他在六四年教育会议上说； “我们不应该读太多的书，马克思主义的书应该读，但也不要读得太多，读一打左右就够了…… 读书太多会使头脑僵化，梁武帝早年做得很好，后来读了很多书后，就平平常常了。”[8] 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不但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学习的态度，而且也反对传统的孔子的敬学思想，毛的评语使人想起专制的反对知识分子的法家，提倡法家最大力的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是毛心目中的英雄，他在一九四八年写的词—沁园春—中就把自己跟秦始皇相比。 法家的另一个思想就是不相信城市及城市的生活，毛的演讲及文章中，常常以这为主题，譬如，他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中，总结及解释刘邓派的“修正主义”时，就明确地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在农村打游击的时候，情形还好点。 “现在我们进了城市了，这是好事，因为我们不进去，蒋介石还在占领嘛！但是，这也是坏事，因为它使我们的党变坏。”[9] 毛所指出的工业及近代化的腐败中心，却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基地，他在这里不自觉地暴露了他和他所自认为代表的阶级之的真正关系。 对毛派而言，政治的忠诚不单是服从政治机器的命令，而且是对领袖个人的，几乎是宗教式的崇敬，这情形跟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最盛时期极为相似，但是这里也有把旧帝制起死回生替另一个少数统治的政权服务的因素在内，帝王应天命而治国，不是靠人民的短暂的授权而治国，公民不得不承认他的神圣以及他的法定的权威。 这些反动的中国政治传统，必须与毛派所宣称的对旧文化影向的排除取得协调，譬如道皮亚（JEANDAUBIER）写道： “文革的第三个目标，就是保证毛泽东思想永远战胜修正主义，我已经解释过，这个目标的意思就是大力地从事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以至根除个人主义和传统的文化及社会的影响，我也解释过，依据毛的看法，社会主义—事实上是集体主义—跟个人主义、跟对私人财富的爱好，跟自我中心的世界观，都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就需要重新改造人的思想，以及创造完全集体主义的人。”[10] 毛对传统观念的攻击，从他的焚书的举动上看得最清楚，这些事情已不只是反对智识分子，简直是企图抹杀过去的历史和文化，使中国人民的智识限制在毛政府所划定旳框框之内。 但是，这个观念本身是中国最老的专制传统，毛派报纸常常赞美说，秦始皇有野心使历史从他的皇朝开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兴筑万里长城，烧掉前人的书。但是，他的抹煞历史的企图失败了，毛泽东反映了他所领导的小资产阶级官僚层的宏大壮志，也有同样的野心，他亦要切断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连系，焚书，及毁坏过去的庙宇。 道皮亚把“根除个人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如果他的本意是争取人类的团结及结束资本主义的自私，他只不过是选错了词句，马克思之所以痛恨资本主义的剥削，并不限于资本家窃取工人的时间与财产—资本家积累了无报偿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把我们这时代称作人类先史时代的一部份，在这时代中，我们还不是完全的人，他的理由是，极大多数的生产者还被排斥于能够发展他们个人能力的文化科学及智识以外；马克思毫无疑问地相信，这些事情只能以集体的方法去完成，但是他藐视那些企图打破私有财产制度的人们，这些人企图以一个消灭才能及文化，而且把全体人民降低到没有教育的工人地位的国家，来代替私有财产制度，针对这种做法，他提出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要学科学和文化。 在下一章，我们要谈到毛政权怎样对待科学与文化，这里我们首先要考察一下毛的走向，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对于这个问题，毛派的宣传倒有非常普遍的效果，甚至在中国以外，许多西方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已经部份地接受；毛派之对于个人主义、高等教育、读书、及艺术的攻击，是为了保护中国的被压迫的群众，来反对历史所遗留下的特权分子，或者，这些运动只伤害了中国社会的少部份人—智识分子。 马克思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一八四四年经济及哲学手稿》中，讨论他所称的“庸俗的共产主义”，这当然是在斯大林主义产生以前，而且他所理解的庸俗的共产主义，至少是平均主义的，并不像中国和苏联一样，被新的特权社会层所主宰，马克思如此地描写这个制度： “它要任意地忽略才能等等，对它而言，生命与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直接的、物体的占有。工人的范畴不但没有被取消，反而扩大到包括所有的人。这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因为它在各个领域否定人的个性—只是私有财产的逻辑的表现。这种私有财产的取消，多么不像私有财产的没收。事实上，这由抽象地否定全世界的文化和文明，以及退回到穷人和粗人的不自然的纯朴来证明，这些穷人和粗人的需要不多，他们不但没有超越私有财产，而且还没有达到它呢！”[11]） 马克思终生持有这些观点，在他于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为了替资本论作准备工作而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讨论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的性质以及工作与空暇时间的关系，他检讨了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家傅立叶的观念，即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由于每个人为了共同事业而合力工作，工作就会像游戏一样，马克思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同意工作的性质会有改变，会变得更有兴趣，但是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会节省劳动的时间，使工作日缩短，因此有可能使人民在空暇时间发展他们的才干和能力，换句话说，他们的个性。马克思写道： “劳动时间的节省，等于自由时间的增加，即是充分发展个性的时间的增加，这种增加反过来又影向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本身就是最大的生产力……自由时间—即空暇时间与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已经自然地将其持有人转变为另一个主体，于是他就以另一个主体的身份，进入直接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正在变化过程中的人类而言，是有纪律的；但是，对于已经积累了社会知识的人类而言，这个过程就是实践、实验的科学，以及物质上创造性的具体化的科学。”[12]） 这个对个性、科学和文化的人文主义的，普遍的态度，也被列宁和布尔塞维克所共有，他们提倡政治生活应与正规教育联结起来，而且要利用苏联的教育机构，来自觉地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及奴性。但是，这个革命工人政府所实行的东西，跟毛派的讽剌画没有共同点，对毛泽东而言，甚至读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工人也是不好的，对列宁而言，光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是不够的。他主张在苏联出版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对宗教有尖锐的批评。他在一九二二年写道：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偏狭昏暗境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要单纯受些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能摆脱昏暗的境地，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他们，把各种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打破他们对宗教的迷信，用种种方法使他们从各方面振作起来。 十八世纪老无神论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因为这些文字写得枯燥无味，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而已。”[13]） 在同一篇文章（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列宁讨论共产主义和科学家的关系： “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那些不参加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他们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上流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时髦的哲学倾向。 ……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根本就既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唯物主义。”[14]）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个性的发展，新旧文化精华的大量散播，艺术自由，以及职业科学家之参与详细说明理论工作等等，都是创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分的部份，但是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政治”的名义排斥一切，事实上，他这个“无产阶级政治”，既不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没有政治性，因为它根本没有让群众有政治权利，而只让毛僭取了重要政治问题的决定权。 总而言之，假如没有官僚层及其领导人的虚伪行为的话，毛泽东也许会像一个反对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民粹主义的平均派，或者是现世纪的克伦威尔或卡尔文，所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之间的这个争论，不单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方法的理论上分歧，而且还是敌对社会集团之间斗争的表现，除了带随着仆从、厨师与报销账户的官僚统治集团之外，每个人都被降低为普通的工人或农民，最高层可以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普通人只许读党所批准的东西，普通公民不许有他的个人主义，他只能赞美毛泽东的天才，毛泽东的伟大的历史，以及毛泽东的思想的普遍运用。 这些矛盾就是官僚层歪曲和镇压了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而产生的后果。 [1]MONTHLYREVIEW（每月评论），1974年4月号，第8页。 [2]同上，第9页。 [3]PAULM.SWEEZY（史惠之）与CHAILESBETTELHEIM（贝特兰）合着的ONTHETRANSITIONTOSOCIALISM（论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第31页。 [4]FIRSTFIVE-YEARPLANFORDEVELOPMENT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N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3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119页。 [5]PETERSCHRAN，THEDEVELOPMENTOFCHINESEAGRICULTURE，1950-1959（中国农业的发展，1950至1959年），第29页。 [6]同上，第6页。 [7]见PARTYLEADERSHIPANDREVOLUTIONARYPOWERINCHINA（中国的党领导及革命权力）一书中PHILIPBRIDGHAM所写的“FACTIONALISMINTHECENTRALCOMMITTEE”（中委会内的派系斗争）一文，第214页。 [8]见STUARTSCHRAM所编的CHAIRMANMAOTALKSTOTHEPEOPLE，TALKSANDLETTERS：1956-1971（毛主席对人民讲话，讲话与信件，1956至1971年）中REMARKSATTHESPRINGFESTIVAL（春节有感）一文，第210-211页。 [9]同上，第288页。 [10]道皮亚（JEANDAUBIER），THECHINASECULTURALREVOLUTION（中国文化革命），每月评论，1970年10月号，第3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3卷，第294-95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12]马克思，GRUNDRISSE：FOUNDATIONOF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第711-712页。 [1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第200-201页。 [14]同上，第203页。
第十章北京的外交政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章北京的外交政策 全世界很多激进青年，在一九六零年中苏公开分裂以后，被毛泽东主义所吸引。在国际政治的许多重要问题上，尤其是在被帝国主义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应否采取毫不妥协的斗争的问题上，中国，至少在言词上，是比苏联左得多的。 自从美国在一九六五年大举进犯越南以后，中国对越南人民的支持，大大加强了毛泽东主义的吸引力。越南的正义斗争，常常作为一个更广阔的一般观念的出发点：毛泽东主义，或“第三世界”，或其它类似的组织，是几亿受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所压制的人民要求解放的体现。 最近几年内，西方的毛派及准毛派，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严重错误，产生极大的惊愕。这些错误包括北京之向尼克松献媚、支持北大西洋公约、拒绝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反对南非联邦在一九七五年至七六年干涉它的内政的呼吁、以及支持扎依尔的莫布图反动政权。 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最基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国际政策是与该国的社会结构和国家需要分不开的，而且前者是附属于后者的。外交政策是政策决定人的国内政策的延长。北京之与美帝国主义缓和，并不是“错误”，而是已计算好的战略来适应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内部需要。 这个事实也许被北京在中苏争论和越南战争初期所采取的左的、甚至过左的姿势所蒙蔽。西方很多人士之同情毛泽东主义，是因为北京在六十年代中期说了一些激进的话。这里需要把它的激进言辞和外交政策的实际进程分开来看。 自从苏联政府于一九六零年无情地撤退经济支持和技术人员，而让中国人民自力更生以后，北京曾经发表一些言论，正确地指出莫斯科政权的反动本质和世界帝国主义的本质。那时，帝国主义正在寻求一个干涉中国革命的缺口。在越南战争中，情况也是一样。因为越南战争不但威胁河内，而且最后会威胁北京，所以毛泽东和其它的中共领导人曾援助—虽然非常有限—越南战士反对美国的侵略。① ①事实上，苏联的援助比中国的援助多，根据我们所得的资料估计，苏联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二年间援助了二十四亿美元，中国援助了十七亿美元。在同时期内，华盛顿花了一千零十亿美元来支撑反革命的西页政权。（美国国防部的数字，见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新时代杂志） 但是，这些只是对眼前威胁所作的紧急反应而已。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本质看来，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方针是要保持现状，以及和资本主义政府和解。由于它的民族主义，它不但没有兴趣、而且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扩散到它所控制的国境以外去。它的特权以及它对本国工农的恐惧，使它觉得和世界上其它基于少数统治的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 中共当政后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似乎与它在中国农村从事二十多年的游击战的历史不合。长征时期的英雄主义感召了中国和全世界的一整代战士。这个英雄主义所应允的，大大不同于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所建立的僵化的神权政治。这个矛盾的根源，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 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失败，是由年青的中国共产党臣服于蒋介石国民党所引起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共的战略方针有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对这个战略方针的改变起主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他在党内还是少数。中共放弃了城市；不但放弃了资本主义的中心，而且远离了工人阶级。 农民的不满现实，和党的战斗性的斗争方法，使党的队伍壮大了。但是新的环境亦对党的社会观点、党的构成、和党的终极目标，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对无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整肃、党的领导干部之接受了斯大林主义思想，以及苏联政府的压力，都加速了上述过程。苏联政府当时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得到一个友好的邻国。 中共开始变质了。它已经不是一个与农民联盟而且领导农民革命运动的工人党。它已变成一个由离开了城市的城市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农民党。工人阶级在党内的成份已经非常之少。这些智识分子只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行事而已。在展开的农民革命中，毛泽东和其它的高层同志，不愧是能干的群众领袖和军事将领。但是，这个斗争的终极目标，却变得愈来愈没有定向了。自从一九三七年与国民党订立抗日联合阵线以后，社会主义变成一个遥远的而且不现实的目标。党所宣布的目标，是在战后和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民主化的中国，解散中共的军队，而且使中共融合于一个近代化的有前途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内。虽然毛运用军事方法促进这个目的，但是它的基本内容是改良主义的，不是革命的。这里我要举出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那就是毛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对美国政府和对蒋介石的态度。毛当时不但欢迎美帝派赫尔利将军到中国干涉中国内政，而且赞美罗斯福总统对调停国共所作的努力。毛还建议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毛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 “敬爱的罗斯福总统：我非常荣幸地接见了您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他访问延安的三天期间，我们志同道合地讨论了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打败日寇重建中国的一切问题。对于这点我已提出一个协议。 我们的愿望久已是与蒋委员长订立协议，以促进中国人民的福利。由于赫尔利将军的斡旋，我们突然见到这个希望有实现的可能。我衷心地感谢您的私人代表的优秀才能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这个协议草案的全文，准备尽全力使它生效。 我亦要感激您，总统先生，花了很大努力要使中国团结起来打败日寇，要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可能实现。”[1] 毛这里所提的协议的条文是：“重新改组现有的国民政府，成为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的联合政府。”[2] 但是，国民党不但拒绝了中共要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占有三分之一的席位的要求，而且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向中共发动军事攻势。所以这次与蒋介石的最后决裂，是蒋介石自己发动的，并不是毛泽东发动的。到了这个最后关头，中共还是犹豫不决。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才同意解放区内农民的土地改革要求。—这才是最后一个使毛与蒋不可能和解的象征性行动。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中共仅在它的这个名字的有限制的意义上看来，才是个工人党。国内外资本主义对它打击的目的针对着工人阶级以及它自己。由于它与世界斯大林主义的连系，以及它自称替中国的工人讲话，它才成为世界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它之战胜了蒋介石，大大增强它在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影响。但是，军事胜利，以及一九五二年至五三年由于朝鲜战争期间国内资本主义的捣乱而不得不采取的没收资本主义财产的行动，并没有证明中共自称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在过去—将来也会—曾经有过其它的社会阶层曾经站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领导革命运动，甚至于夺得了国家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种例子，那就是一次次的农民革命。最近的一个农民革命是太平天国叛乱。虽然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是崇尚权力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而且即使他们取得政权，他们也没有明确的观念去运用这个政权，但它在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之间，却席卷了半个中国。只因帝国主义援助了清廷，太平天国才被镇压下去。 检验中共的本质，并不是使它夺得政权的斗争，而是它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测量中共政权的一部份方法，就是它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态度。这可从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以至尼克松访问中国等几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件上看出来。 日内瓦会议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召开。在那时候，越盟在奠边府刚打垮了法国军队。日内瓦会议就是决定这个前法国殖民地的命运的。整个越南是在解放军的手中，法国殖民主义者已经根本不能打不下去了。但是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则是，帝国主义无法在战场上嬴得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五个星期僵局以后，越盟、苏联和中国的代表，突然作出出人意外的让步，同意撤退越南军队到北纬十七度以北，同时准许在南方成立一个法国傀儡政府。这就使帝国主义得到一个据点，使它在几年之后重新发展反对越南人民的侵略战争。 我们现在知道，越南人民为了这个对敌人的慷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问题是为甚么在当初他们同意这个建议呢？一九七一年发表的五角大厦文件（THEPENTAGONPAPERS）首次提供美国政府方面对日内瓦会议所发生的事情的内幕： “我们可以说，日内瓦协议的条文（甚至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并没有反映越盟当时的实力和控制。现在我们要了解这是甚么原故。阻挡越盟当时的野心倒不是西方的抵抗或奸诈，而是中苏要它合作的压力。……莫斯科和北京联合在一起或者分头要越盟让步。两个首要的共产主义代表，周恩来及莫洛托夫，是打破僵局趋向调解的主要角色。……他们的外交标志就是‘和平共存’。中国特别感兴趣的是边境安全、缓冲地带、阻止美国在该地区形成同盟、以及国内建设，这两个共产主义强国毫不踌躇地主张他们的利益比越盟的利益重要。”[3] 同年，北京宣布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但是，在中苏分裂的早期，北京不再提起这个政策，反而—正确地—说，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等于阶级合作，等于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可是，甚至在这几年，北京还是要向愿意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主义国家伸出橄榄枝（即是要求和平共处）。一九七零年以后，北京重新提出“五项原则”，又认为它是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 这“五项原则”是：（1）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 从甚么时候开始，马克思主义者担保不干涉工人阶级与其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而说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呢？上面这五个原则，不是中国单方面起草的，它写在周恩来与尼赫鲁签字的联合公报上（一九五四年六月在新德里）。我们可以了解，尼赫鲁是很高兴地接受中国的不要站在印度人民一边来干涉印度内政的诺言。但是，一个自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权，竟会作出这种诺言！ 有人说，这完全是假心假意的一般外交辞令，不必对它认真。毛派就作如是解释。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对敌人说谎、使敌人不加提防、因此才比较容易地得到最后胜利。如果这真的是北京的意图，那北京只不过运用错误的策略—企图运用资产阶级的奸诈，在群众的背后去摆布一个革命。但问题是—谁会这么容易上当—诡计多端的经验丰富的世界资本主义领袖，抑是刚开始政治自觉的群众？印度工人阶级怎么能够知道中共只是假装与印度统治者修好，而且使印度资产阶级蒙在鼓里呢？ 不幸的是，从北京的外交记录中，我们实在得不出这种宽厚的裁决。毛和周都是主动地要和资本主义政府合作，而且不止一次地与反动的统治阶级公开地订立反对它们的人民的协议。这些事实都有文件可以证明。 最能够测验毛泽东主义是否是革命行动指导的，莫过于印度尼西亚事件了。 六十年代初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世界上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中最大的党。在这个有一亿人口的国家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三百万党员、三百多万青年团员。还有二千万人属于它所领导的工会及群众组织。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共产党在数量上有这么优越的力量足以夺取政权的。中苏分裂后，印度尼西亚共支持北京。 北京要在印度尼西亚作一个抉择：支持反苏加诺资本主义政府的工农革命，抑是培养苏加诺的友谊与联盟。它选了后一条道路。 在毛泽东的赞同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苏加诺，反而以苏加诺政府是“反帝”为理由，臣服于苏加诺政府。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苏加诺愈来愈限制自由人权和政治权利。他在一九五九年解散了民选的立宪会议。从此以后，他就像国王一样统治国家。他这种做法得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完全支持。提议解散立宪会议的不是别人，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D.N.AIDIT）！艾地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演讲，把该党的阶级合作路线说得最直截了当了： “从事民族斗争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基本的原则：把阶级及党的利益放在民族的利益之下，换句话说，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阶级及党的利益之上。”[4] 当它的资产阶级盟友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向它进攻的时候，它一点准备都没有。印度尼西亚的将军才能毫无忌惮地执行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之一。到一九六六年底，死亡人数在五十万至一百万之间。 印度尼西亚的事变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突击或有效率的军事组织等聪明的计谋的结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弱点，不在技术上，而在政治上。它教育群众期望统治阶级的自由派来领导他们，期望从现社会中得到正义，相信将军们不会采取极端的手段。这种教育的后果是瘫痪了群众的抵抗意志，使他们甚至在屠杀开始的时候，还相信事情会解决的—并不是要他们起来反抗，而是要他们被动地等候困难过去。因此，印度尼西亚的工农所得到的结果是个可怕的历史悲剧，他们到现在还在受惩罚。可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行为不止是悲剧。它是罪恶地叛卖它所领导的群众。 北京除了与艾地公开联盟外，还扮演哪些角色呢？北京应该负甚么责任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路线很可能是它独立形成的。它的支持毛泽东反对莫斯科很可能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毛至少应该公开地告诉印度尼西亚群众；不要信赖资本主义的老板；需要公开战斗的时候一点也不能宽容！ 但是，如果中国讲这种话，就会在争取资本主义政府承认中国的努力上失去苏加诺的支持。这表示中国要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决裂，要失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中苏争论中替毛泽东集团带来的声誉。 北京的民族主义官僚层认为这些因素比印度尼西亚群众的命运及他们所需要的革命更重要。北京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苏加诺的演讲词—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向印度尼西亚共中委会致祝贺词。在此祝贺词上，他以如下的句语赞同印度尼西亚共的阶级合作路线： “艾地同志所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依据它自己国家的革命实践，灵巧地创造性地运用发挥了马列主义；它已经极成功地将马列主义印度尼西亚化，独立地得出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基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而且领导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斗争从胜利到胜利。中国共产党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样密切的坚定的战友，感到非常骄傲。”[5]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失败以后，北京的阵容里就没有一个群众党来作为北京与新殖民主义政府之间的调解人。这就使北京对这些新殖民主义政权的基本态度更显得突出。国际局势变化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在一九六九年中美华沙会谈所首次昭示的美帝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自从冷战开始以来，中国第一次有机会与最主要的超级大国正式打交道。以下我们将看到北京为了这个“荣誉”，到底付出了甚么代价。 一九七一年是北京开始与华盛顿缓和的一年。接着就是尼克松的访问中国。从那时候起我们就看出毛泽东外交政策的两个要素：一个就是在革命的危机中，中国会支持“第三世界”的政府反对它们的人民，另一个就是中国会与帝国主义结成集团，共同反对苏联。 一九七一年殖民地世界发生了三个大变动：孟加拉国人民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暴动；锡兰（以后改名为斯里兰卡）的“青年暴动”；苏丹的军人独裁政府与苏丹的工会及共产党摊牌。在这三件大事中，毛泽东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边反对群众运动。以下我们将分别叙述三件大事。 中国与巴基斯坦结盟，是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战争以后。为了珍惜这个联盟，北京避免公开地批评巴基斯坦的军人独裁政府。 事实上，巴基斯坦并不能构成一个国家。它是英帝国主义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两块国土，中间间隔着一千多哩的印度领土。这两块国土是一九四七年英帝国主义硬从当时的印度割出来的。两边没有共同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组成共同的政府的唯一基础就是两边的大多数人民信奉回教。然而在这神权政治的基础上，西巴基斯坦人剥削了东巴基斯坦人达二十年之久。 一九七一年三月，当雅耶汗将军由于他的支持者都落选而推翻选举结果的时候，“东巴基斯坦”人民自动的爆发了革命。雅耶汗的反应却是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可是，东巴基斯坦人民终于嬴得了胜利，赶走了外来的统治者，建立了孟加拉国国。但是，在这个斗争中，毛泽东不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却站在压迫者的一边。周恩来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雅耶汗的信中清楚地说明中国的立场： “我们相信，经过了他与你的合作者增加的接触，以及你个人的努力，巴基斯坦的局势一定会恢复正常。为了保证国家的生存、繁荣及强大，巴基斯坦的统一，以及东西两省人民的统一，是必要的。我们一定要把广大群众与一小撮破坏巴基斯坦统一的人区分清楚。”[6] 局势并没有恢复“正常”。一九七一年内战的结果，产生了两个国家。这个过程证明它们的过去一段时期的联合是强逼的，不是自然的。周恩来所呼吁的统一，只不过是把每个反动的资本主义政府的民族剥削加以合理化而已。周恩来所用的“一小撮人”只是北京用来描述它不喜欢的团体的陈腐名词。这里，“一小撮人”却是大多数的孟加拉国人民。 在锡兰，一九七零年选举所选出的自由派联合政府，使群众期望重大的社会改革。班达兰乃克夫人的资本主义政府包括了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和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平等党等小数党。这两个少数党的参与，虽然帮忙资本主义政府嬴到了工农的选票，但是却使这个政府很难得到帝国主义的投资和贷款。一九七一年春天，这个联合政府打算对群众运动作明显的打击，来改正不安定的局面，因此重新向国际财政资本保证它的可靠性。为了争取锡兰的友谊，北京竟赞同锡兰政府的野蛮行动。三月六日有人向科伦坡的美国大使馆发动攻击。政府方面说是从来未听过的“毛泽东青年阵线”所发动的。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政府或大使馆人员自己发动的。 三月十六日班达兰乃克夫人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同时开始镇压激进的青年组织人民解放阵线。官方报纸虚构了一个恐怖主义的左派青年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故事。政府就凭这个虚构的故事向世界帝国主义、北京和莫斯科要求供应军火，而同时向所有的反对力量发动真正的恐怖行动。 人民解放阵线倾全力来抵抗政府的袭击，零星的战斗在全岛继续了好几个星期。数百人被捕，被关在集中营里。资本主义政府用这些手法来严厉地限制锡兰的民权。 北京不但公开地供应军火，而且于五月二十四日借给锡兰三千万元的免息贷款。北京还要替锡兰之镇压左派作政治掩护。周恩来给班达兰乃克夫人的电报文上说： “中国人民遵守毛主席的教导，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向反对过‘左’及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高兴地见到，由于您的领导及锡兰政府的努力，一小撮自称为“格瓦拉主义者”所制造的混乱局面终于平息下来。 我们相信，由于您的领导及锡兰人民的合作和支持，这种以暗中损害锡兰人民利益为目的、且由国外反动分子所策划的暴乱行动一定会失败。 我们完全同意您所提出的保护国家主权及反对外国干涉的正确立场。”[7] 一九七一年七月，苏丹的尼梅立将军提出了要撃碎所有的“共产党叛徒及上帝的敌人”的口号。他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亲莫斯科的苏丹共产党及它所领导的工会。北京却支持这个行动。八月间尼梅立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感谢它们对他的政治迫害没有作任何批评。[8] 一九七二年二月，毛和周欢迎尼克松访问北京。从二月起，到五月的莫斯科高峰会议间，尼克松却下令轰炸河内，以及在海防港布放水雷。据日后的五角大厦文件透露，在这之前几年，这个政策一直被华盛顿决策人所排斥，理由是它必定会导致莫斯科及北京直接参与越南战争。可是，到了一九七二年春天，勃列日湼夫和毛泽东，只想得到美援和美国的贸易。所以他们对于美国对北越轰炸的升级就不提出对抗的方法，只让越南解放战士用自己的武器来保卫自己。两个最大的工人国家抛弃了在火线下的越南人民。这行动所产生的不良结果，不会因为南越腐化的美国傀儡政府的最后垮台而减少。 一九七二年以来，北京的外交政策已经变成与美国的右派一样的右了，它坚决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的增强，美国制造中子弹，日本重新武装，而且支持全世界的反动的军事独裁政府，北京支持这些反动政府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这些政府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很少国家会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现在跟中国友好的政权—即不会受到公开批评的政权—包括智利的皮诺息军人执政，西班牙王朝及伊朗国王等令人讨厌的统治者，如果你今天住在中国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在伊朗及智利还有政治犯被迫害，被处决呢！ 能够总结北京在毛的最后一年的外交方向莫过于美国作家，老毛派及美中友好协会前任主席韩丁（WILLIAMHINTON）了，韩丁在最近一次对他的访问中解释，中国现在认为主要的危险是苏联而不是美帝国主义，而且正要与具有这个意见的资本主义政治家采取共同的行动，韩丁说： “中国判断世界领袖的标准是他们了解这个新的力量关系的程度，因此，他们觉得〔英保守党领袖〕希斯（EDWARDHEATH）比〔工党领袖〕威尔逊（HAROLDWILSVN）好，〔西德右派政客〕史特劳斯（JOSEFSTRAUSS）比〔社会民主党领袖〕布兰特（WILLIBRANDT）好，〔右派美前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SCHLESINGER）比基辛格（HENRYKISSINGER）好。”[9] 这个要求全世界极右的反共政客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呼声，简直就像华盛顿的冷战政策，它那里像自称为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府的外交政策呢？ 北京甚至要与美国军人集团的极右派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对于这点，只要看看美国前海军上将塞姆瓦特（ELMOR.ZUMWALT）以贵宾身份于一九七七年夏天在中国作了一个月的旅行吧。塞娒瓦特以一九六八至七零年在越南任美国的海军司令出名，他被中国邀请的理由，不是中国需要与美国建立关系，因为他不再代表美国政府，他是以所谓当今危险委员会的一个领袖的资格访问中国，这个团体在美国寂寂无闻，却被北京的报纸大大地吹捧，它是个右派军人的委员会，批评美国对“共产主义软化”，以及没有花足够的钱制造炸弹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它的宣言，甚至被资产阶级的主要报刊所忽视，却被北京的报刊尽职地转载。 斯大林主义，不论是中国的形式还是俄国的形式，表示了在工人国家居首要地位的特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层的狭隘民族利益和观点，这个阶层，只有把工人阶级排除政治权力以外，才能通过官僚机器来抓住国家的权力，它的僵硬的权威至上主义，显示了这个社会集团的真正弱点，它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要从这方面才能得到解释，官僚层在工人国家里既不稳定，也不“泰然”。它既不是新的统治阶级，又不是伪装的资本家阶级，它既不代表工人，又不拥有国有财产，它不像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以前的统治阶级那样在生产组织中扮演必要的角色，它的存在只是个寄生虫。 在整个历史上，专制政权一向是危机的，和社会极度紧张的短暂存在的表现（它与阶级专政的那般极端形式不同；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整个历史的特点）。 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结束，引起了群众的期望，群众的期望加深了群众与新兴的官僚层之间的矛盾，托洛茨基对三十年代后期发生在斯大林的苏联的这个过程有如下的描述： “在这个经历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土上，除非对群众施加大量的谎言及日益可怕的镇压，否则不可能维持不平等、贵族统治、以及积累特权的现象。 官僚层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贪污和偷窃，贪污和偷窃并不构成剥削（科学意义上）的制度。但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立场看来，这比‘有组织性的’剥削更坏。官僚层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占有阶级，但是它所包含的罪恶，比占有阶级的罪恶大十倍。就是因为缺少定形的阶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不可能在十月革命的社会基础上存在，国家机器的运转才有如此的痉挛性质。为了使制度化的偷窃永久存在，官僚机构不得不采用制度化的强盗行为。所有这一切构成拿破仑主义的强盗行为的制度。”[10] 因为官僚层在生产过程中缺乏深厚的社会根源，所以不但它的统治非常残忍，而且它还经常地寻求异阶级力量的支持来对付工人阶级，这就是斯大林主义要与帝国主义阶级合作的基础，这也是官僚层能够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 在国内，官僚政权培育一些生活较好的农民层份，在城市中也培育一些特权层份，以对抗工人阶级和激进学生，在国际上，官僚政权要和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家妥协。 在长远的计划上，帝国主义—包括西欧、日本及美国等所有工业先进国家—必须对所有工人国家的国有化计划经济保持一个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因为这些计划经济排除外国资本的大规模渗入，但是它对控制工人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态度，却比较有伸缩性，只要帝国主义在短期内没有能力在这些国家中恢复资本主义，它就会利用官僚层之需要帝国主义的“支持”，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可以切断官僚层被迫对反资本主义的起义运动的援助；另方面可以挑起莫斯科与北京之争，坐收渔翁之利。 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华盛顿的中国政策是建立在以下的前提上，那就是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封锁北京，会使中国人民欢迎蒋介石回去统治，或者可以不经一战地从外面促使此事实现。事实证明这是白日梦。到最后，华盛顿终于明白，中国人民即使对毛泽东主义不满，也不会欢迎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打破了美国统治阶级希望快速地或者轻易地战胜中国革命的迷梦。接着，华盛顿就得到中苏分裂这个意外的收获，但华盛顿怎样利用这个分歧呢？它的最初设想，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莫斯科订立协议，这就产生了中国政府对世界大事采取最激烈言论的时期，从此以后，美帝就慢慢地重估了这个片面的战略，它决定作一个试验，看看是否与毛谈判而使他了解放弃世界革命的必要，更能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美国这个转变，是由越共一九六八年的春节攻势以后美国军队在越南节节失利所引起的，于是美国就在华沙开启了与北京间接谈判的外交途径，毛政权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当华盛顿在越南试探了北京的意图，知道北京对美国的轰炸河内不表示甚么态度以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就向北京表示要和谈，至此就完成了美国的策略的转变。 北京之热心要帮华盛顿的大忙，对美帝非常有利，为了换取联合国的席位及扩大与美国、西欧、日本贸易的机会，北京放弃了发动“人民战争”来反对殖民统治的口号（唯一的例外是对付名誉极端扫地的殖民国家—罗德西亚、南非联邦、以色列、北爱尔兰—以及几个遗留下的殖民地，莫斯科以及某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也采取同样的立场）。 莫斯科及北京都提供了一幅“社会主义”的野兔要与帝国主义的猎犬赛跑的可怜景象，它们的外交目的在于警告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政府提防对方的诡计，譬如，在越南战争末期，苏联开始流传一句无疑是伪造毛泽东于一九六五年对中共政治局会议所讲过的话：“为了中国的安全，我们一定要得到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1] 北京也不甘示弱，它反过来要求全世界新殖民主义的政权称苏联为帝国主义—说苏联比美国“更危险”，在这个手法上，毛集团与毛的继承人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分歧。 “四人帮”被整肃以后，人民日报描写苏联如下： “这个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暴发户，必定要以十倍的贪婪和百倍的疯狂，向第三世界发动全面的侵略扩张，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人民，由于多年的斗争经验，已经更清楚地了解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方面，已经比老牌帝国主义走得更远，而且成为他们的最危险的敌人。”[12] 华国锋事实上已经公开地说过，他们要支持拉丁美洲的军人独裁来反对古巴，阿根廷的一份右派杂志REVIEWOFRIVERPLATE登了一篇标题为“苏联的战略三角威胁拉丁美洲”的文章，新华社对它作了如下的友好评论： “这篇文章说，由苏联所策划的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公开干涉，已使美洲大陆的国家重新考虑，是否需要某种预防措施，以防止苏联将来利用第三个国家的军队为雇佣军而发动侵略。”[13] 这些话主要是讲给美国国务院听的，这些话的用意就是告诉资本主义的决策者，如果他们要反对其它工人国家，和反对任何国家的群众革命行动，北京就是他们的可靠盟友，那么，北京向反革命谄媚的主要目的是甚么呢？ 北京希望能够从美国、西欧和日本得到一些贸易，外交和军备的支持，官僚层就可以继续在新型的万里长城后面建设它的“社会主义”。 但是，也许有人会问：除了向帝国主义求助以外，北京还有第二条路可选择吗？当然，中国政府不应该拒绝与任何政府订立有利的贸易协议，不管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或是非资本主义，中国政府也许要付很高的价钱来取得跟外国资本主义政府和公司做生意的“特权”，但是这不是问题的中心。 问题是：为了脱离贫穷，中国人民要走怎样的道路？鼓励国家的孤立，而且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敌人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的运动吗？即使有人说，这种犬儒主义作风是符合现实的，能产生结果的，但是，这种作风是不值得效法的，主张人类从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们，应当在道义上憎恶这种作风，同时这种办法也是行不通的，起不了作用的，斯大林主义者不会愚蠢到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他们之选择与外国资本主义联合的道路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知道，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扩张，以及人类真正自由的社会的来临，会使他们没有立足的余地。 马克思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建基在共同合作的生产者民主管理上的国际社会，这个观念还是比斯大林主义者的所有不正当的交往和野蛮行为更现实和实际，它的现实性，可以从各欧洲被压迫人民周期性的不可压制的爆炸上看出，这些人民，甚至在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情况下，还要争取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 在斯大林主义发生堕落以前，指导第一个工人国家领导者的，就是这些观念，在国内，苏联是建基在苏维埃（即工人会议）民主地控制国家机构和经济制度上，在苏维埃中，俄国工人阶级及苏联境内其它民族的工人的任何政治派别，都可以提出它们的政纲，争取多数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真正地参加了政治生活。在国际上，苏维埃联邦这个观念就与一国社会主义的观念完全相反，苏联的意思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而是一个世界政府的萌芽。 列宁时代的苏维埃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结构，并不是一个单独孤立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共同的政府与经济的各国联邦，苏维埃联邦的本意就是替新的国家加入这个联邦作准备—如果参与国家觉得它有不同意见而需要脱离联邦，苏维埃联邦的结构准许它有充分的分离权。 初生的苏联优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帮助其它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他们不认为这是利他主义的慈善事业，他们也不认为这是左派红十字会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斗争的一部份，这个斗争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联合在一起的世界社会。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以及由此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和今日任何一个斯大林主义所控制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是个尖锐的对比，中国宪法只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永久的国家，并没有想到要与其它的国家结成一个经济的整体。 中国的这种远景，只假定资本主义会延续好几个年代，所以让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外自行其是。 中国的斯大林主义统治层所弥漫的民族主义，不但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国际扩张，而且否定了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只有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即五千四百万人，但占有中国的大部份土地，中国目前的少数民族政策，比中共刚成立时的立场退步得多了，甚至在一九三一年“江西苏维埃”时代的宪法，还有这么一条： “中华苏维埃政府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完全的分离权，以及形成独立国家的权利，所有蒙、藏、苗、瑶、高丽以及中国领土上的其它少数民族，都享有充分的先决权，换言之，他们可以参加中华苏维埃联邦、或者脱离而成立他们自己的国家。”[14] 这个宪法还有列宁主义的立场，与这个宪法比较起来，一九七八年三月所通过的宪法，却有以下的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份。”[15] 工人国家的外交政策不能只限于国与国之间的政府关系，它也是中共本身的国际行动问题，中共要团结全世界的革命工人组织向世界资本主义斗争吗？对于革命家而言，这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因为如果各国革命家能够交换经验的话，他们就可以避免地域的观念，而且能够制定出一条共同行动的政治路线。 在中苏分裂的最初几年，中共好像要建立一个“马列主义党”的国际组织，但是在印度尼西亚事件及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个计划就没提起了，在毛的晚年，北京对国外的毛派一点兴趣也没有，当中国的报转载国外毛派报刊的文章时，他们从来不选择有关该国阶级斗争的文章，而只限于刊登在重要节日向北京的贺词，以及谴责苏联政权的文章。譬如，自从美国的进步劳工党于六十年代后期叛离以后，北京迟延了好几年才从几个争宠的毛派团体中，选了一个继承党来，比较外向的华邓集团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一点改变，匣就是小小的美共（马列）主席克朗斯基于一九七七年夏天被邀访问北京，这个消息在人民日报的头版注销来，可见中共对此事的看重。 [1]THEAMERASIAPAPERS：ACLUETOTHECATASTROPHEOFCHINA（美亚文件：中国大灾难的一个线索），第2卷，第1,144页。 [2]同上，第1,145页。 [3]“STUDYPREPAREDBYTHEDEPARTMENTOFDEFENSE”，UNITEDSTATES-VIETNAMRELATIONS，1945至1967年（“国防部所作的研究”，美越关系，1945至1967年），第一册，第三部份，第C节，第1至2页。 [4]见DONALDHINDLEY的THECOMMUNISTPARTYOFINDONESIA，1951-1963年），第286页。 [5]新华社公报（英文），1965年5月23日。 [6]法国LEMONDE（世界报），1971年4月14日。 [7]CEYLONNEWS（锡兰新闻报），1971年6月3日。 [8]合众国际社电讯，1971年8月5日。 [9]前卫周刊，1976年5月5日。 [10]托洛茨基，“拿破仑主义的国家哲学”，托洛茨基1938至39年的文集，第325页。 [11]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3月25日。 [12]新华社公报（英文），1976年10月15日。 [13]同上。 [14]见WERNERKLATT所编的THECHINESEMODEL（中国模式）中GEORGEM.PATTERSON所写的TREATMENTOFMINORITIES（对少数民族的态度），第154至55页。 [15]新华社公报（英文），1978年3月7日。
第九章特权阶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九章特权阶层 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时，毛泽东和朱德的游击战士是衣衫褴褛和饥饿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夺取政权前驻在延安的领导层，就会发现他们并不十分苦。这个领导层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的十年中，到底已领导了一个统治几千万人民的政府。特权享受是相对的。在内战中，那些日后在北京享受到的奢侈品是享受不到的。但是，这个毛泽东主义领导层的历史根源却留下了它的痕迹。它采取了在道德上要官僚层隐闭它的特权享受的形式。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占主要地位的旧统治家族认为，暴发户的挥霍是低级趣味。苏联官僚层就因为这种组俗的自大的奢侈生活变成臭名昭彰。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却有另一观点。他们认为，特权愈不明显，所遇的反对力量就愈少。文化革命就是在消除不平等、废除官阶和重新恢复‘平民生活’的口号下发动的。西蒙，列斯，一位观察敏锐的比利时人、艺术史家、及汉学家，在一九七二年作了六个月的访问后，对中国的实况作了一个很好的描述：“在火车上……头等、二等、三等的名称是没有了，但是有‘硬座’、‘硬铺’、‘软铺’的分别。这和过去的等级完全一样，票价是高一倍到三倍。在军队里，外表的徽章几乎完全消失了；但被宽大军衣所代替；军官有四个衣袋，士兵只有两个衣袋。因此，坐头等车的上校，只是睡‘软铺’的穿四个衣袋军装的军人—一个有两个衣袋的人，恭敬地替他提皮箱。在城市里，我们还可以分得出坐吉普车的四个衣袋的人，坐着挂窗帘的黑轿车的四个衣袋的人，以及有吉普车在前面带路的，坐在有窗帘的黑轿车的四个衣袋的人。”[1] 中共从来没有把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强加给中国的工资差别当作机密。中共的宣传家只用以下的理由来解释：在一个刚从资本主义制度出来的贫穷国家的过渡经济之下，必然会有不平等。抽象地看来；这解释似乎有点道理。但是，只要看看工资差别的程度，上面这种解释，就变成诡辩了。列宁和布尔塞维克采纳了一种工资制度，即苏联的政府和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早期的布尔塞维克政府内的工资差异不超过五比一，而且高工资是付给专家和技术人员，不是党干部。[2] 一九五六年中国政府实行一种国家公务人员的等级制度，其中有三十级，最高级的工资比最低级的工资大二十八倍！[3]高级干部和政府人员，除了拿薪金以外，还可以把房屋、汽车、司机、随员（包括佣人）、饮食和旅行等公费开销。 中共最高层，利用四衣袋军服等烟幕，把它的奢侈生活隐藏起来，不让普通老百姓和外国访客看见。我们得感激少数进入中共内圈的人的报导，因为没有他们的报导，我们很难知道中国统治者的生活状况。对五十年代的中共生活的一个最出名的报导，就是周鲸文写的《风暴十年》。 周鲸文原是东北大学校长，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参加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所成立的联合政府，而在一九五七年逃亡到香港以前，是北京政府的一个高级干部。周鲸文逃到香港写这本书时，已成为毛泽东政权的死对头。所以，在斟酌他的证言时，应该把这点考虑在内。但是以他当时的地位，他的确可以看到他所描写的东西。让我们先引他的报导，再看看能否从其它方面来证实它： 部长及部长级的大人物“有特许的购肉、购油卷。市场开市，先有吉普车或卡车排列成行，有肉先供他们取用，剩下的轮到人民头上是些残皮碎骨。”“每家都有有名的厨师。我每次在各首长家里吃饭，他们必津津夸耀他们的厨师过去侍奉过那位名人，或是由某大饭店调来。”“在要人公馆里，我吃过溥仪（宣统皇帝）的御厨师所作的中菜西菜。”[4] “这些（中共）要人一到休养之期（对他们而言，生活不应该全是工作而没有玩的），就去休养了。”住在“从前是洋人、政治要人和资本家出入之地”的豪华别墅里…… “他们坐着专备火车，带着厨子、看护、医生、大批随从，全家老老小小去休养了。但是，我已经说过，即使在新贵之间，特权享受的程度也大大不同。最高级的人员可以要甚么就有甚么，只要他们所要的东西可以在中国或世界任何国家买得到。特权享受的程度依这个人所占的地位而变。但是只要一个人有权—不管是在一国的范围，或者在一小县，一小村—，他就有专制的权利，他就可以比被统治者有较好的物质享受。高级官员公开地向国库支销。小霸王则直接向人民要。”[5] 如果有人说，周鲸文为了政治恶意，伪造这些事，或者夸大其词，我们还有当今中国政府所公布的毛派最高领导人的腐败生活的情形来作证。我们在前面几章提及王洪文的挥霍及江青的皇后行为就是个例子。事实上，对中国领导层所掩盖的秘密之幕的一个最大突破，就是江青在一九七二年讲给美国学者洛克珊·威特克听的回忆录。 在某种意义上看来，北京目前指责江青接见威特克的访问录揭露了国家机密是真有其事，因为中国统治者的私生活原是紧密保护的秘密，现在竟给她打开一个可以给外人窥视这个私生活的小洞了。 现在让我们在威特克的指引下进入皇宫吧！事实上，自从周鲸文描写了五十年代高官的豪奢生活以来，甚么都没有改变，只是要人不是登火车而是乘飞机到城外的别墅去。在一九七二年八月的一个晚上，江青先到广州的别墅，然后派专机到上海去接威特克和几个翻译。 “余、老陈和我被送到一个偏僻的机场。机场上只停了一架银色的喷射机…… “机舱内部之宽敞及设计之美，一看就知不是中国普通飞机。张英和我被引导至前舱，前舱内有书桌、餐桌、电子设备、和一张盖着粉红色白点的绣花丝床单和枕袋的大床……两个特别漂亮的女解放军送上烤鸭、叉烧、刚出笼的馒头、精选的水果、冰淇淋、烈酒、啤酒和葡萄酒。”[6] 威特克以下面的语句描写江青的别墅： “通向江青的别墅是条狭小的弯路，路的两旁是深阔的竹林。在竹林中，年青的解放军卫士背着上了刺刀的枪，半隐半现。别墅是幢宽广的只有一层楼的近代建筑物，周围是热带花园：攀缘的九重葛、鲜艳的木槿、浮在地塘上的粉红色的莲花、芬芳的木兰花、茉莉花、姜花、有节奏的蝉声配和着群鸟的噪鸣。”[7] 江青“穿了一件高等缝工的广东绉纱的女用衬衫，下身是长到膝盖下面的百褶裙。”[8] “每天晚上，只有经过她的随从和护士的再三要求和两个私人医生断续的暗示以后，她才停止口述。”[9] “第二天晚上，我们转移到一个较大的别墅（江青仍住在原先的别墅）。这个别墅的房间较多，所以当一个房间的南方空气太热，便换到另一个房间去。”[10] “有一晚，我们吃过晚餐而在别墅的大厅里散步以后，江青宣布有一样的东西要款待客人：葛丽塔嘉宝的影片《克丽丝娣娜皇后》。她的脸洋溢着期望。这部米高梅公司的一九三三年的影片是她的老爱好。她下令从北京空运来，要在晚上放映，她的私人的影片收藏室差不多有全部嘉宝的影片。”[11]） “现在我要谈谈我们吃的是甚么东西。在别墅的第一个晚上是，先有烤坚果、蕃茄黄瓜沙律和薄片的烟熏火腿，接着是广东名菜姜汁三黄鸡和油炸脆皮鸭。两盘不同样式的蟹肉，一盘是甜的，另一盘是咸的。鸡粥有白茉莉花浮在上面。还有炒香菰及其它菜式…… “江青的厨师对各方面的菜—中国各地区的菜和外国菜—都拿手。最值得纪念的一餐，是用中国式摆出来的‘西餐’。虽然有十道菜，但是每道菜都是一餐：牛排和炒马铃薯，烤鸡和马铃薯泥，一客‘咖喱’饭，烤鱼、煮得烂熟的蔬菜和随意混和的沙律。还有我忘了名字的甜点心。”[12]） 周鲸文在五十年代所观察到的新兴的毛派官僚层的一切豪华生活，现在都已变成最高层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应有的特权享受。这些特权享受包括全体随从人员、私家厨师、外来准备极好的昂贵食品的特别供应、和私用的大厦。江青每月的薪金是四百元人民币。这个数目在中国已相当大—等于一个不熟练工人或农民的一年工资。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江青所沉迷的像王室一样的奢侈品能够以每月四百元的薪金足以偿付，虽然中国的物价很低，即使根据目前政府的说法，江青在一九七二年还与毛住在一起。 威特克还告诉我们另一个证据。江青不但有无数的钱，以及指挥大批佣人的权利，而且有权叫‘她’的兵士用绳子把公园拦了几天供她和她的朋友私人享受。威特克写道： “她在广州的渡假期间，虽然没有红楼梦的大观园姶她使用，但是她却保留了与大观园差不多的庭园给她自己享受：一个从她的别墅直伸到珠江的兰花花园（广州兰圃）…… “我们分头到达江青的茂盛的秘密花园。张英带领我的导游和我自己沿着曲折的小径走去，她沿路指出几百种兰花中最有异国情调的兰花。我们慢慢地踱过月洞门，穿过巧夺天工的假山，绕过质朴的凉亭，横过架在人造溪流或池塘上的拱形桥……在迷蒙的远处，有一幢观月大楼。江青穿着发亮的丝绸，坐在俯瞰莲花池的阳台上。”[13]） 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有这样的生活。在社会等级中的较低层次，官僚与群众的接触比较频繁，因此他们的生活给群众看到的机会比较多些。譬如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勃恩斯就如此描写他所观察到的中级干部的生活： “当然，高级干部有工人所没有的费用。他们的典型是：拥有几个房间的公寓，甚至于有一座房子，每月的房租要五十元人民币。与他们比较起来，普通工人住的两个半房间要付一两元租元。” “毛绒上装是每个干部的服装的一部份。一件裁缝定做的毛绒上装要一百五十元。与之比较起来，工人的粗棉衣要二十五元人民币。干部所穿的皮鞋一双要四十元，比工人穿的胶鞋或布鞋要贵十倍。” “除了这些费用以外，干部还有剩余的钱。这剩余的钱可存在银行里拿年利一分的利息。很多干部在银行里有存款。有的人的存款达到五千元。他也可以沉溺于奢侈品：最贵重的奢侈品是每只九百十八元的劳力士手表（南京一百货公司去年卖了一百只仅次于劳力士的亚米茄手表，每只六百五十元），四百五十元一部的黑白电视机逐渐普遍（同一的百货公司在一九七四年卖掉五百多部电视机）。”[14]） 现在的当权派和倒台了的毛派在特权问题上的明显差别就是，邓小平集团已经把贿赂当作当然的事情，很少有甚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的运动了。而江青却是痛骂高官生活奢侈的能手。 [1]西蒙·列斯，（SIMONLEYS），CHINESESHADOWS（中国之阴影），第117页。 [2]贝特兰（CHARLESBETTELHEIM），CLASSSTRUGGLESINTHEUSSR：FIRSTPERIOD，1917-1923（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一个时期，1917年至1923年）第164至65页；E.H.CARR，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VOL.2（布尔塞维克革命，1917年至1923年，第2卷），第177至79页。 [3]资料来自中国季刊第64期中MARTINKINGWHYTE所写的INEQUALITYANDSTRATIFICATIONINCHINA（中国的不平等及等级制度），第685页。 [4]周鲸文，风暴十年（英译本），第182页。 [5]同上，第185至86页。 [6]洛克珊·威特克（ROXANEWITKE），COMRADECHIANGCH’ING（江青同志），第37至38页。 [7]同上，第38页。 [8]同上，第38页。 [9]同上，第42页。 [10]同上，第42页。 [11]同上，第119页。 [12]同上，第501至2页。 [13]同上，第290页。 [14]多伦多地球邮报，1975年3月4日。
第八章社会财富的全面增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八章社会财富的全面增长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废除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以后才可能达到的一些成就，我们也看到中国要赶上工业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所要走的长远路程，这个紧要问题，不但向全中国人民提出，而且也向大多数的人类提出，后者今天仍生活在像旧中国那样的情况中。在后面几章中，我们将会谈到其它的衡量社会主义应该和必须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尺度—民主权利、政府代表真正接受工人群众的控制，物质平等和政治平等，在这一章中，我必须考查一个替官僚统治辩护的主要论点；把绝对权力交给党及国家官僚，至少保证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资本主义提高得更快。 这个说法，已由官僚及其辩护士在每个场合重复说过，只是部份地对的，而且是极有附带条件的，如果计划经济不排除群众参加计划的设计，且不受民族共产主义的束缚，它就能够创造真正的经济“奇迹”，对某些人来说，这讲法也许像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我们有方法去证验它的正确性，这个方法就是把中国的总增长率和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国家的增长率相比较，虽然殖民地的某些国家在二十世纪初的工业基础比中国高，这里的问题不是人民的绝对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他们的工业产量，而是他们的发展速度。 很多作家，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到每月评论的撰稿人，认为中国旳增长率比任何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国家（除了像台湾、南韩等美国帝国主义的人工温室设计，或者中东的产油国家以外）的增长率大很多，是证实了的事实，这个设想的可信度有多少呢？ 如果中国工业的年增长率最高是百分之十，而农业的年增长率是百分之二，那末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必在这两者中间附近。如果人口的增加也算在内的话，国民生产总值的每人平均增长率一定更低，几个西方经济学家，根据中国政府已经发表的数字，作了一些计算，一个美国政府的经济学家曾计算中国在一九五八至七四年之间的经济总增长，得出以下的年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五点二；农业生产，百分之二；工业生产，百分之九；人口，百分之二点一；每人平均生产总值，百分之三。[1] 美国的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理斯金（CARLRISKIN），得出以下的类似的数字： “在一九五二年以后的二十年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四点六至百分之六，看你用那一个物价和工业生产的指数，在这些数字中，为了考虑到人口的增加，还要减去百分之二，所得的百分之二点六至百分之四的数字就是二十年间中国生产总值的每人平均年增长率。”[2] 所以中国近二十年的真正成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五点五；每人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三，这两个数字与尚被外国剥削的国家比较起来是怎样呢？理斯金提供了以下的数字： “四十二个被联合国分类制度定为‘发展最差’的最穷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五至七四年之间的平均增长率是百分之一点一，而剩下的五十五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同期间的平均增长率是百分之三点三，每人平均的生产值数字比中国最近的数字差得很多，在亚洲的‘发展最差’的国家中，有几个国家的增长率比中国高；但是在与中国收入差不多的国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一个属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国家）的增长率比中国高，其它都比中国低。”[3] 像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数字是很难与其它数字发生关连的，理斯金的数字来自经济学家托达洛（MICHAELTODARO）于一九七七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联合国提出了一组不同的数字，从这些数字看来，如果理斯金的四十二个最穷国家的数字是准确的话，那末他的比较富一点的半殖民地国家的数字则太低了。 表六（1963年至1973年间） 联合国对半殖民地国家年平均增长率的估计* 区域国家生产总值%每人平均% 非洲5.12.4 东亚和太平洋**5.42.7 西亚（包括中东）8.55.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5.52.7 *来自联合国经济社会会议，社会发展委员会的一九七四年世界社会情况的报告：《社会趋向：一个全球的总观察》（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十页。 **不包括中国。 表六提供了联合国对一九六三至七三年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只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但没有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及工人国家的数字，这个表依据地区来分类，西亚地区包括产油的中东国家，因此不能算是代表性的数字。 与表六内这些地区的数字比较起来，中国的数字（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百分之五点五，每人平均的年增长率，百分之三）不比这些地区的平均数高多少。 现在，让我们看另一个数值，从理斯金的数字，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成绩比世界上的最穷国家的成绩好，但是，从联合国的数字看，中国的成绩不比半殖民地世界的平均数好，所以我们需要几个有代表性国家的数字作比较，因为帝国主义在几个国家的高投资额（如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及中东的石油）扭曲了几个地区的平均数。 远东经济评论的一九七七年亚洲年鉴中，提出了亚洲在一九六零至七三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每年平均增长率的估计，其结果在表七上： 表七（1960年至1973年间） 十三个亚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 国家平均增长率% 阿富汗2.5 孟加拉国国2.4 中国5.5 印度3.6 印度尼西亚4.4 日本10.5 老挝3.0 马来西亚6.5 巴基斯坦4.5 菲律宾5.3 斯里兰卡4.3 台湾9.9 泰国7.9 *亚洲年鉴（1977年）（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77）第14页。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增长率，比起帝国主义所殖民奴役的国家中的几个最悲惨的国家是高得多；但是，比起半殖民地的国家中比较富一点的国家，中国就高不了多少；比起有些半殖民地国家还要低些。这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少量投资就可以把半殖民地国家的增长率提得比中国高，如果只有台湾和南韩有如此情形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偶然的现象，是不会在别的地方重复的，但是，从巴西到马来西亚和泰国，一大批的国家都比中国发展得快，当然，这些国家的分配制度比中国更不平均，但是社会主义（即使在官僚制度的扼杀下）应该比这些帝国主义庇护的国家发展得快，不应该不如人家。 更惊奇的是，像印度尼西亚这么一个有野蛮的军人独裁的国家，居然比中国发展得快，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很多—一亿二千九百万人—，所以它的统计数字不会像产石油的阿拉伯国那样容易地被某一特别的原料出口所扭曲，中国也是个产石油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六十年代初期虽然低，但在一九六九至七三这几年间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七，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在同一时期内，每人平均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九，也比中国高。[4] 另一个通常的比较是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因为两国的人口都很多，而且在开始发展以前，两国都穷，我们已经谈过中国工业几个重要部份的发展停滞和缓慢，印度的成绩更差，在一九七三年，中国的纲铁生产是印度的四点三倍；煤，四点六倍；原油，七点二倍；化肥，三点五倍；缝衣机，十三倍。[5] 虽然，中国的领先是令人起敬的，但是中国要孤立地发展了二十五年才达到目前的这个地步，而且到今天还有很多的大弱点。中国的人口是印度人口的一点六倍，换句话说，以人口的比例来讲，中国要生产比印度多一点六倍的商品才能与印度同等，直到一九六九年，中国在棉布、糖、脚踏车、收音机、水泥、电力和汽车的每人平均生产量还不如印度，只有在粮食方面，中国比印度好一点，甚至到了一九七三年，中国在粮食生产、脚踏车、和电力方面，比印度好不了多少。[6] 中国与印度的最大不同，不在于工业总生产，而在于社会责任，在今天的印度，三亿人民，几乎是人口的一半，不但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而且生活在赤贫线（事实上在捱受饥饿）以下，在中国，这种苦难是没有了。 一个我们还没有谈到的社会财富的测量标准，是城市工人阶级的真正生活水平，国家平均收入每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并不表示这个增加的收入会真正地分配给人民，这方面的情形是怎样呢？毛政权决意把这个增加的收入留给政府，用在再投资和官僚层的消费上。 格雷坦白地告诉我们：“自从一九五七、五八年以来，工资政策已转向为直接控制劳动的分配，和不使城市工资增加得太多……”[7] 据格雷估计，除了一九四九至五二年之间，工资有很大增加以外，在一九五二至七二年之间，中国工人的真正工资平均每年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点九，但事实上，中国工人工资除了一九五八年以前有增加外，直到二十年以后，即毛泽东死后，才有真正的增加！ 仅仅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新政府才对这个中国工人阶级长久以来的不满作出真正的让步，余秋里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的经济报告中，宣布二十年来第一次全面的工资增加，他没有说明实在的数字，只说“调整工资的人数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8] 余秋里的报告指出，在毛泽东的政府统治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遭受的挫折，最近一些报导描述这些经济挫折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其中一个报导来自两个加拿大的毛派霍华德夫妇（PATANDROGERHOWARD）。 霍华德夫妇在广州替中国政府工作，他们现在是华国锋的支持者，他们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在美国的前卫周刊（GUARDIAN）发表了三篇文章，反驳该刊对华国锋的批评，在解释为甚么他们认为有整肃“四人帮”的必要时，他们描述在广州居住时见到的经济恶化情况： “自从文革以来，好多地区有严重的生产问题，近年来，某几个地区的情况变得很坏。……在广州，因为农业计划和供应制度的破坏，基本粮食的供应在最近几年内变得特别坏，在浙江温州，一个名叫王生河（译音）的“造反派”，在王洪文的支持下，领导派系斗争，事实上破坏了集体经济，造成物资缺乏，因此引起投机、黑市、私人企业的生长，甚至分田单干。”[9] 他们接着说： “……由于四人帮对计划和生产的干涉，生产和分配遭到破坏，因此许多普通人民愈来愈难买到粮食和日用品，当然，这些消息不会刊登在严密控制的报章上。”[10] 到一九七七年二月，物资缺乏的情况还是很普遍，而且开始在报章上报导出来，远东经济评论对此情况有如下的报导： “在中国旧历新年时，甚至于广州的粮食都很缺乏，这反映了过去几个月中许多经济部门的混乱，人民日报在二月间说，还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才能使铁路恢复正常情况。”[11]） 这就使我们看清楚中国一般人民在每日生活上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情况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强大的官僚层的富裕生活，对这些官僚分子而言，社会主义就有丰裕这种允诺，不是遥远的希望，而是已经来临的现实。 [1]数字来自美国国会所编的中国经济的重估中亚须布鲁克所写的中国经济的一般观察第24页。 [2]里斯金（CARLRISKIN），JUDGINGECONOMICDEVELOPMENT：THECASEOFCHINA（判断经济发展：以中国为例），登载于印度孟买市的经济与政治周刊，1997年10月8日，第1,742页。 [3]同上，第1,742至43页。 [4]1977年亚洲年鉴，第76页。 [5]见中国季刊第70期中SUBRAMANIANSWANY所写的THEECONOMICDISTANCEBETWEENCHINAANDINDIA，1955-73（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差距，1955年至73年），第373页。 [6]同上，第373页。 [7]格雷，中国的经济与毛派的战略，第189页。 [8]新华社公报（英文），1977年10月25日。 [9]前卫周刊（GUARDIAN），1977年3月2日。 [10]同上。 [11]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10月7日。
第七章农业生产和人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七章农业生产和人口 当几百万人在半殖民地国家里时常挨饿或者挣扎在饥饿在线，而且营养不良缩短了这些国家几亿人口生命的时候，中国能够供应她的庞大的及渐增的人口，的确不是一件小的成就，关于这一点，资本主义的废除和国家控制生产及分配的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最激动人心而且无可争辩的结果，比起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的任何国家—古巴除外—，从最穷的人民都能得到粮食这个事实看来，中国以乎是成功的。 但这个胜利还是脆弱的，因为它主要是由于粮食的比较合理和均等的分配，并不是因为农业技术方面有甚么决定性的突破。 在农业这个总标题下，有许多关于发展方针的重要问题。社会财富的真正增加和群众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并不单纯是工业或农业发展的结果，而是工农业综合发展的复杂的结果，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由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业生产—即社会能首先供养广大农民群众同时能生产充足的剩余品来支持工业部门的能力—是决定真实生活水平的指标。 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斗争中，中国面临十分严重的客观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地理和历史，中国农业的重大矛盾是：几千年来中国已经大大地增加了土地的生产力，但是以使用劳苦的劳动力这种农业方法为代价的。 中国的农业制度是古代农艺学的奇特例子之一，它与欧洲或美洲的农业不同，因为它是细耕的农业，不是大面积耕种的农业，换言之，它类似西方的园艺多于类似西方的农耕。 西方国家的农民，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前，依靠雨水和大块未开垦的土地，而发展了他们的农业技术，由于这些技术，少数人，常常是单独的孤立的家庭，可以从大片的土地上得到普通的收成。 从远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就跟需要动员大量人力来控制河流和开渠灌溉连在一起，细耕的农业方法的发现，如用手插秧，可以使土地有更大的生产力，而且，直到近代，也可以增加个人的劳动生产力，由这种农耕方法所得社会剩余产品，比用西方的方法所得的为大，而且，甚至在古时候，也能供养相当大的城市人口。 中国的历史上的邻国在地理上都不适宜这种耕作方法，蒙古的草原、新疆的沙漠和干旷草原、以及西藏的高原，只能支持极少的人口，通常是牧民。这些牧民过去曾威胁安居乐业的中国本土的人民，所以需要建筑万里长城—一方面不使游牧民族入侵中国，另方面使中国闭关自守，不要管别国的事，也不要他们对中国感到兴趣①。 ①见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对这个问题的经典著作：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1940） 这就是说，中国在整个历史上一直在一定的疆域之内发展起来的，如要扩张，只有向南，因为西部及北部都是不毛之地，而东边则是海。 虽然中国的土地面积很大—比美国稍为大一点，但这个事实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土地是沙漠、山地、冻土带及其它不宜耕种的土地。中国这块土地天然地并不适宜于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众多人口，实际上只表示中国比其它国家更能成功地从土地中取得更多资源。 如果我们比较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可耕地和人口，其间的差异是很惊人的，美国有二亿一千五百万人口，但是有十二亿英亩的可耕地，苏联有二亿五千五百万人口，但有五亿零五百万英亩的可耕地，中国有九亿人口，但有二亿七千五百万英亩的可耕地，按人口的平均计萛，每个美国人可分到五点二英亩的可耕地，每个苏联人可有二英亩，但每个中国人只有三分之一英亩的可耕地。[1]而且，因为中国农业的细耕法已经使用了几千年，所以很少有土地被改变为耕地，一九四九年以来，农业产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肥料、高产谷物、水利及机械的使用。 由于可耕地太少，中国就不能有美国式的鉰养动物的大片土地，所以大大限制了肉类的增加，除此以外，中国的劳工密集的园艺式农耕方法，就没有西方的大面积耕种那样容易机械化。 结果，虽然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在过去是世界第一，而且现在的每亩生产还是世界第一，但是每人平均劳动生产力却非常之低，美国平均一年所出产的谷物比中国只少一点，但是美国只有五百万农民，中国却有七亿农民，这就是中国发展问题的症结。 周恩来在一九七五年间向四届人大的报告上提供了二个农业生产力的数字和一个人口的数字，他说，自从“解放以来”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而且在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四年的十年中平均增长率是百分之四点二，他又说，每年人口增加率是百分之一点九。[2] 像他的工业数字一样，周恩来的农业数字也是不符事实的。数字本身不会说谎，但它常常会被人利用来意指一些不真实的东西。事实是这样的：除了两、三年以外，粮食生产的增长几乎跟不上人口的增长，而且在某几个期间内，粮食生产已严重地落后，以致引起严重的缺粮，中国改善了的分配制度减少了由这个挫折所引起的坏影响，可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大跃进以后的那段最坏的时期，饥饿是普遍的。 那末，我们怎样解释实际情形与周的报告之间的矛盾呢？图一解释这个明显的矛盾，周以两个中国农业危机年为他的基点：内战结朿的那一年和大跃进失败时期的中点，从图一上可以看到，从这两个基点年之后，就是连续几年的快速发展，但这是从饥荒状态向正常状态的发展。 表五（1953年至1976年） 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的相互关系（注一） 粮食收获 （百万公吨）人口总数 （百万人）每人每年 平均粮食（磅） 1953157583 593 1954160598 590 1955175606 637 1956183617 654 1957185629 649 1958200（注二）641 688 1959165（注二）653 557 1960150665 497 1961162678 527 1962174691 555 1963183704 573 1964200718 614 1965205731 618 1966220745 651 1967230759 668 1968215（注二）774 613 1969220（注二）788 616 1970240803 659 1971246819 662 1972240834 635 1973250850 649 1974259866 659 1975280883 699 1976287（注三）900 703 注一：资料来源：粮食收获数字来自CHINA：AREAS-SESSMENTOFTHEECONOMY〔中国：一个经济的重估〕（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19759年）第351页，该书中的1955-57年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小册子伟大的十年；1970-73年的数字来自中国报纸；1974年数字来自周恩来1975年1月1日“对政府工作的报告”，1960-67年的数字不是中国所发表，而是在外国来宾和代表团访问时宣布的。 注二：1958-59年及1968-69年的大跃进时期及文化革命时期，其数字来自1975年10月3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认为这几年的资料不太可靠，所以没有放在该会的书中。因此，这里的数字只是估计。 注三：1976年的收获量来自1977年10年7日的远东经济评论，关于人口的数字，1953年的数字来自1953年的人口调查，目前的九亿人口这个数字系在1977年8月公布的（见纽约时报，1977年11月5日），为了方便起见，中间各年的数字得自基年数字乘以周恩来在1975年所宣布的年增长率百分之一点九，（关于每年人口的另一估计，见吴元里的CHINA：AHANDBOOK《中国手册》一书〔NEWYORK：PRAEGERPUBLISHERS，1973年〕，第868至883页）。粮食总收获量是未碾谷物的数字。 更具体一点来看，表五列出自一九五三至七六年的二十四年中实际收获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表上的第一栏是每年的粮食收获，第二栏是人口总数，第三栏是每年每人可以平均分到多少磅粮食。 这个表是现代中国经济状况的最有意义的指标之一，所以需要仔细地研究，如果头两年和最后两年除开不算的话，中国人民的平均每人的粮食量在中间二十年内，可以说没有甚么改进，粮食的总产量无疑地有很大的增加，但是这个产量的增加只勉强跟得上人口的增加。 从一九六零至六九年这段时间的统计数字只是近似值，并没有其它几年的数字那么确实，但是这些数字多多少少显示大跃进的灾祸和文化革命所付的代价。 这些数字至少告诉我们现有的粮食（特别在城市以外，因为城市比农村好得多）不比五十年代的粮食多（虽然一九七六至七七年的粮食与人口的比数看来很好，但是目前还有缺乏粮食的报导）。 除了上面这点以外，我们必须小心地分析以下的东西。上面这个表上的总收获与总人口的比数，只告诉我们个人粮食消耗量的最高限度，显然地，每人每年并没有拿到六百五十磅的粮食（米、小麦、高粱和小米），在收获方面，一定要减去工业用的粮食，如制酒、动物饲料、种子和储粮，根据北京在五十年代所公布的数字（以后就没有这类的公布），百分之二十的收获要花在非食物的用途上，在剩下的数字中，还要去掉百分之十六至二十的糠谷。这个去糠谷的数字变动性很大，收获不好，碾磨就少些，以保持最大的营养价值。 在公式的另一方面，人口也不能平均来算，譬如小孩比大人吃得少些。 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收集了一九三一至三七年间中国二十二个省的农民每年食物和消费水平的统计数字，这个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民食物的百分之八十的热量来自谷物、马铃薯和大豆。[3] 布克（JOHNLOSSINGBUCK）在LANDUTILIZATIONINCHINA〔中国土地的利用〕一书中，提出一个较高的数字，即百分之八十九点六。[4] 粮农组织的调查也指明：农民实得的磨碾前的粮食是每人每年五百十二磅，磨碾后的数字等于四百十一磅，这就等于每人每天一点一三磅的粮食，大多数是米，这份粮食所含的总热量是一千七百七十一卡，加上蔬菜，农民每天所得的热量是二千二百二十六卡。 这个革命以前的农民所得的热量足够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工作的国际救济机构认为，二千四百卡才是足够的热量。[5] 从另一角度来看，这并不是说，较少的每天二千二百二十六卡热量几乎等于饥饿。布克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人所需的绝对的“最低的热量”是每天一千九百七十七卡。[6]这数字当然是勉强充饥的数字，不是要营养充足所需的最低量。 因此，粮农组织所提供的三十年代的数字比绝对最低量高一点，但比饥饿消除点低些。 现在我们要谈谈五十年代的中国，一九五七年政府公布了平均每人所消费的那个三十年代所测量过的基本食粮（谷物、马铃薯和大豆）的统计数字，调查结果所得的平均谷物分配量（磨碾前）是：一九五三至五四年，四百九十九磅；一九五四至五五年，五百十五磅；一九五五至五六年，五百三十七磅。[7] 假如每磅所含的热量与三十年代的数字相同，一九五三至五四年的平均每人消耗量是低于三十年代，一九五四至五五年相等，一九五五至五六年则超过一点。 问题的焦点，既不是追究谁该受责备，也不是把中国工人国家的农民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比较优点。中国的经济，在一九三七年以后，因为受了日本的侵略和内战的摧残，以致人口增长比粮食增长快。 值得注意的是，按人口计算的粮食产量，在一九五五至五六年达到了最高峯，以后就下跌，直到一九七四年以后才超过过去的高峯。 外国访客对中国的一般印象是粮食的供应还算足够，这个印象跟这里的分析并没有不一致，大多数外国人只参观城市和几个挑选出来的公社，进步记者卡洛尔（K.S.KAROL）于一九六四年参观了一个公社，发现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只有米的配给和五十元人民币。[8] 这个理由很可能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分配制度组织得比较好些；地方性的差异已经减低；较少百分比的农产品用在工业上；或者有其它的杂粮补助米及其它主粮的不足，但是这些假设都有限度的。 一九五七年北京公布了城市和乡村肉类消耗的数字，在那时候，城市居民每年平均消耗量是十五点四磅，即每天半两；农民的每年平均消耗量是八点五磅。[9] 一九六零年以后，政府就没有公布肉类配给的数字了，但是西方游客及新闻记者倒有报导的，以下就是加拿大记者孟罗（ROSSMUNRO）的报导： “在平常日子，新鲜肉类的供应极有限，到了节日的前几天，供应稍为多些，有些地方配给制度很严格；但有些地方就比较松一点，而且肉店还可以卖一点肉给相熟的居民，北京食物的供应就比其它地方多，肉类的配给是每人每月一公斤，这就等于每天一两，在许多其它的地区，如昆明及哈尔滨，去年冬天的肉类配给量是每月八点八两，换言之，只有北京的四分之一，在这些地区，地方干部容忍较大的自由市场，所以居民可以买到鸡及鸡蛋，以弥补蛋白质的不足。”[10] 当然，在上面这些计算中，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但是这些数字的基本的变动范围就不会错到那里去，因为我们可以从好几个其它的资源来证明这些数字的确实性，第一是输入的问题，中国在帝国主义统治下是个粮食输入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农业自足，使资金移作工业投资之用，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输出农产品，以获得工业建设的财源，如苏联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所做的。 这个目标，只在五十年代后期的短短一段时间达到。但是，自从一九六零年以来，中国每年要进口三百万至七百万吨的粮食，[11]）这对中国的经济有很不好的影响，因为中国要用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外汇来买食粮。 第二个实况的指标，是一九五三年开始，一九五五年扩大的配给制度，如果东西不够吃，当然实施配给制度就比较公平，但是我们要记得，中国已没有私人企业，配给食物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防止资本家操纵市场；而是在可能时，使人民吃得饱些，所以配给制度本身表示至少有些人吃不饱—这样的人一定很多，否则就不必设立如此精心设计的、花费而普遍存在的配给卷制度。 譬如远东经济评论就有这样的报导： “最近，上海的大字报……抗议米和食油的配给量太少，同样情形也在广州发生。”[12]） 在南京大学读书的加拿大学生，布朗（DAVIDBROWN），最近作了如下的报导： “谷物还是中国人的主要食粮，学生每餐吃四两或五两米或者同样份量的馒头，中国学生的粮食配姶量是每月二十五到三十斤，这个份量算是很大的。食量小的学生把用不了的粮卷卖给食量大的学生。”[13]） 这个年配给量只有三百九十五磅，比一九五七年官方所定的配给限量还要少四十五磅，[14]）这里的问题不是布朗的同学的生活情况没有二十年前的学生那么好。其实他们的谷物以外的粮食的供应比过去好，问题是在二十年中配给水平降低了，不是提高了。而现在的配给水平比正常的消费量低，所以食量大的学生，为了吃得饱，要在小规模的黑市上买粮卷。 （在学生中间，问题还算小，但是在一般人中，收入的差异就很大，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中的不熟练工人们的现金收入很少，他们与布朗的同学不同，如果他们的配给不够吃的话，他们就没有钱去买粮卷。而且，即使有钱，买卖国家所分配的粮卷。在法律上是个严重的罪名，抓到的话，要坐长期的牢，很明显地，这条法律没有均一地实施过，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没有坏底子的人犯了这个法，政府对他也许会宽大些，但是，如果是在政治上受怀疑的人，或者是得罪了地方干部的人，或者是“阶级背景”不好的人—通常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行为，而是由于他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的政治连系或财产所有权—犯了法，情形就会很严重了。） 上面的资料都没有表示现在的粮食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候的粮食多得多。 最后，是大跃进以后的农业减产那段时期，现在我们有证据证明，在一九五九至六一年间，很多地方有严重的饥荒和营养不良，关于这段时期的一个典型的报导，是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GUARDIAN）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向一个逃到澳门的女难民的访问，她解释离开中国的原因： “第一，我丈夫去年八月就离开大陆；第二，我不忍心看我的孩子挨饿，他整天只吃稀饭，没别的东西吃，你看他，十三个月了，还不会爬……，没有肉，没有菜，甚么都没有，偶而我们用腌过鱼的盐水下饭。”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至少已经不使这种灾害重新发生，但中国还没有改变粮食与人口的基本比例，因此饥饿的阴影一直在等候着。 这些困难到最后是可以克服的，但是，这需要从庞大农业的落后状态向工业化（包括农业工业化）的历史性的跃进，即使就毛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来说，他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所提倡的农业政策，与他的理论的客观需要也是背道而驰的。他的自力更生口号，甚至在一个国家的平面看来，也是片面而孤立的，他还要把这个口号扩张到省、县及农村的平面去，政府不断地要求粮食和消费品及农具的轻工业产品完全自给自足，这个呼吁虽然可以减少国家预算的负担，而且可以利用闲散的地方资源，但却离开了一体化的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的有计划生长，假如农民一定要在当地生产他所消费的东西，他与城市的工业工人阶级的联盟一定会遭遇危险，因为在农民眼中，城市会成为农民谷物的不可满足的消费者，但城市的工业品却不能运到农村给农民使用。 这就明显地证明，中共领导层没有受到工人阶级的真正控制，因此政府才能够大模大样地宣布农村的自我孤立与自给自足的观念—在中国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生根的观念，自从毛死后，这种观念已被抛弃，但是新政府尚未形成一个新的路线。 除非中国的大多数农民能够离开土地从事其它工作，中国就不能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所达到的生活水平，一些对毛泽东主义有幻想的或倾慕的人会争辩地说，这种愿望只是无用的消费主义，这种思想不但没有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而且是违反所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如果劳动人民没有迁移的自由，或者为了生存的斗争一定要“一年到头从早到晚地”工作，他们就不能真正平等地参加政治生活，在我们能够严肃地谈到社会主义自由以前，这种消耗精力的劳苦工作，一定要用提高社会财富和文化来克服。 [1]资料来自THESTATESMAN’SYEAR-BOOK，第540页，564页，1,398页，1,409页，817页。 [2]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24日，北京周报。 [3]见PETERSCHRAN，THEDEVELOPMENTOFCHINESEAGRICULTURE1950-1959（中国农业的发展，1950至1959年）第97至101页。 [4]同上，第97页。 [5]吴远立，ANECONOMICSURVEYOFCOMMUNISTCHINA（共产中国的经济调查），第164至165页。 [6]SCHRAN的书，第98页。 [7]同上，第99页。 [8]卡洛尔（K.S.KAROL），CHINA：THEOTHERCOMMUNISM（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第445页。 [9]见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月至6月，之中RALPHW.HUENEMANN所写的URBANRATIONINGINCOMMUNISTCHINA（共产中国的城市配给制度），第48页。 [10]多伦多地球邮报（GLOBEANDMAIL），1977年11月21日。 [11]数字来自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所编的中国经济委员会所编的中国经济重估（CHINA：AREASSESSMENTOFTHEECOCOMY）中ALVALEWISERISMAN写的中国70年代的农业（CHINA：AGRICULTUREIN1970’S），第343页。 [12]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5月6日。 [13]THEVARSITY（多伦多大学学生报），1977年11月2日。 [14]1957年的数字来自中国季刊第26期中HUENEMAN所写的共产中国的城市配给制度，第48页。
第六章中国的工业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六章中国的工业发展 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有好多种，最可靠、最可度量的标准，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钢铁或水泥等物质的产量，其它比较不确定，但重要性也不减的衡量标准，是国民生产总值、工人工资、和工业生产力的平均增加量。 首先，我们要看看格雷（JOHNGURLEY）对全面的工业发展的估计，在上一章，我们引过他所列的中国革命的成就，他的估计是： “虽然各方面的生产都有增加，但是中国人把特别多的资源用在工业上。一九五零年以来，中国工业生产平均每年至少增加百分之十一，对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这是个特别高的增长率。”[1] 周恩来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第四届人民大会上说，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十年中，工业增长率也在百分之十一左右。[2] 现在经济资料证明这两个说法都对，在表面上看来，这是个非常优越及持久的记录，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就有问题了。 多年来，北京所发布的每一个主要演词，都用“形势大好”这个仪式主义的词句，总结中国的经济报告。在后面，我们会谈到格雷和周恩来如何得出他们的数字，这里我们先让中国的经济部长，余秋里副总理来说吧！ “四人帮”被整肃以后，中国的报章开始对经济现状弹一个新的调子，鼓励工人“补偿”因政府最高层的“破坏”所引起的“时间及物质财富上的损失”，这个新闻发表了很久以后，毛所遗留给继承人的经济详情才公开发表。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全国会议，这包括：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全国计划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十月召开的四届人大常委会。 在上列最后一个会议上，余秋里报告“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害”，而且“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有些工业产品产量下降”，他说，毛嫡系领导人的逮捕，及时地挽救了“国民经济的垮台”，以下是余秋里的讲话中的几个要点： “有的地区和单位坏人当道，资本主义势力猖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使社会主义所有制遭到破坏…… “财政收入，也扭转了连续几年完不成计划的局面，今年（一九七七年）一至九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八。 “……鞍钢，这个我国最大的钢铁基地，过去在辽宁的那个‘四人帮’死党及其反党帮派的压制下，广大职工抬不起头来，生产长期上不去，事故频繁，设备损坏严重…… “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这去几年被“四人帮”糟蹋得不成样子，由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工业生产地大幅度减少。…… “这里，我要说一下，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经济方面问题很多，国民经济的一些比例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被搞乱了，这些问题不是一年时间就能够解决的，加上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国民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一是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还赶不上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整顿工作刚刚开始，有些企业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大、劳动生产率低、成本费用高、占用资金多的现象，还没有显著改变，四是人民生活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3] 我们怎样使余秋里副总理的揭露与格雷和周恩来的较对人喜欢的统计数字协调呢？答案是，在毛泽东主义下的中国工业发展是以戏剧性的时进时停的速度进行的，有几年的发展特别快，接着的几年是混乱和退步，为了使格雷和周恩来所提供的长时期的平均数字具有经济的意义，我们要把中国工业发展分开时期，而且以生产上特别成就来分别研究。 表二中国工业生产统计（1952年至1976年）* 单位1952 19571960 1961 钢百万公吨1.45.4 18.78.0 煤百万公吨66.5130.7 280.0170.0 原油百万公吨0.41.5 5.55.3 化肥百万公吨0.20.8 2.51.8 水泥百万公吨2.96.9 12.08.0 电力十亿千瓦小时7.319.3 47.031.0 棉布十亿公尺3.85.1 4.93.3 单位1965 19701973 1976 钢百万公吨12.517.8 25.521.0 煤百万公吨220.0310.0 377.0445.0 原油百万公吨10.828.5 54.584.0 化肥百万公吨7.514.0 24.828.0 水泥百万公吨14.819.8 29.937.3** 电力十亿千瓦小时42.072.0 101.0130.0 棉布十亿公尺6.47.5 7.67.6** *1952年1973年的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5年10月3日，该杂志的1952至1960年的数字是北京政府的统计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小册子，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文化成訧的统计，至于1960至1970年间的数字，因为北京没有公布详细的数字，所以是近似值，1970年后的数字与北京偶而发布的个别生产总量相符，1976年的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10月7日。 **水泥及棉布的数字是1975年的，不是1976年的，来源是远东经济评论出版的一九七七年亚洲年鉴，第159页。 表二对过去的实际生产作一个全面的总结，表上许多数字是非常动人的，但是整个表并没有显示出有规则的持久的经济发展，反而显示出无规则的上升和下降，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几年中，发展速度是比较快，但是，除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那几年的大灾祸以外，七十年代的发展也是显著地衰退的。 如果说，自从一九五零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则是容易使人误解的，因为这把不同时期差异很大的增长率平均起来。 加拿大经济学家屈曼说： “从全面的工业发展看来，红色中国的平均每年增长率在一九五三至五九年之间超过百分之二十；而且在一九五三年至五七年之间差不多是百分之十五或十六”[4] 他又拿其它国家来作个比较： “印度在五十年代的平均每年工业增长率不超过百分之六；苏联是百分之九点五；美国是低于百分之四；日本则超过百分之十三。苏联在头二个五年计划时（即一九二七/二八至一九三七/三八），工业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有些生产指数低至百分之九点九；有些高至百分之十四点二。”[5] 美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亚须布鲁克（A-RTHURG.ASHBROOK）对五十年代的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更高的数字，他说，在一九五零至五七年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三。[6] 周恩来在一九七五年的报告证实，中国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工业增长率，只有五十年代的增长率的一半，为甚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一个原因是低的起点，革命胜利，工业生产几乎是零，所以小小的成就可以产生很大的百分比。到后来，生产量大了，同样数量的增加只能产生较小的百分比，在原油及化肥方面，这个原因很重要，因为这两者在革命前的产量非常少，以一九五六年前钢铁的产量而论，也是这个原因影响了百分比的数字，一九五六年以后就不是了，因为已经有足够的基本工厂开工，使钢铁成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份。 同时还有其它的理由，其中一个是，群众见到可恨的蒋介石政权被推翻，开头的情绪非常热烈，这种情绪，在好几年以后，因为群众没有真正参加管理机构和经济计划，才慢慢低沉下去。 另一个理由是苏联的援助，就绝对数量来说，由于斯大林及其承继人的吝啬刻薄，苏联的援助少得可怜，但是，这也证明，即使是有限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技术的共享，对一个穷国家的急速工业化，也有很大的影响。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赫鲁晓夫突然在一九六零年停止援助，它对中国的经济打击也是很大。原因是，很多高度技术化的工厂需要苏联技术人员，他们一走，工厂只好暂时停工，一直等到中国科学家精通技术以后，才能开工。 在一九五八至六零年的大跃进中（这个问题将在第十一章中详细讨论），毛泽东企图动员中国的庞大劳动力，来超过五十年代中期的已经很高的增长率，但是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了—机器和人力被推使到破裂点，为的要实现不现实的指标；运输和供应系统崩溃了；到最后，工农业都几乎停顿，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五十年代急速发展的条件完全消失，而且从此以后增长率再也达不到那么高了。 周恩来在一九七五年初作报告时，他不是承认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减缓到五十年代的速度的一半，而是要如何向中国群众再度保证工业已经恢复原状，而且比六十年代初期的情况好得多了。 可是在周恩来所提的数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曲解，从表二可以看出，有几种重要工业，在一九六五年的产量，还没有达到一九六零年的水平，所以，当周恩来说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一的时候，其中一些产量必定被用来弥补大跃进时所失去的产量，因此，其增长率应该比一个较正常的基数年测量起的增长率要高得多。 毛派常常把大跃进的灾祸，归咎于恶劣天气和苏联撤消援助，这几个因素无疑会大大地影响了农工业的产量，但是在党内斗争中，许多领导人把大跃进的失败，主要归因于毛泽东的唯意志论的专横的运动①。 ①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中被整肃以后，有人指责他在湖南视察时，农民告诉他粮食大减产的原因“七分是人为的”，于是他就作出结论说，“人民公社办得过早了”，而且大跃进是“没有价值的”（见JOHNWILS-ONLEWIS所编的PARTYLEADERSHIPANDREVOLUTIONARYPOWERINCHINA一书中〔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0〕，第224页，PHILIPBRIDGHAM所写的“FACTIONALISMINTHECENTRALCOMMITTEE”一文中所引的“历数刘少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 如果我们把比较的年期拉长些，而且不从经济复原的那几年计算起，我们就能看到实际损失的是甚么了，表三的用意就是如此，这个表显示自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六年间七种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而且标出每种产品的长期年增长率，它所显示的工业的年增长率就不是百分之十一，除了原油和化肥以外，其它几种工业产品的平均年增长率，差不多在百分之三和百分之六之间，而钢则处于长期停滞中。[7] 这个表所测度的并不是真正的每年增长率，而是把经济严重失调的六十年代初期，如以后艰苦复原及新生长开端的十年的结果“平均”起来而已，但改变甚么东西，如果不用大跃进那几年的数字，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自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五年旳工业平均年增长率如格雷所表明的，是百分之十一；如果头十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百分之二十二，那末后十五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四，因为我们知道最后十年的增长率高于百分之四，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六十年代初期的经济灾祸是如此巨大，以致使中国被迫倒退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所以只好从头做起，同时，恢复失地的速度要比第一次的速度慢得多。 表三七项工业产量及增长率（1960/1976）* 总产量 平均年增长率 单位1960 1976% 钢百万公吨18.721.0 0.8 煤百万公吨280.0445.0 2.9 原油百万公吨5.584.0 18.6 化肥百万公吨2.528.0 16.3 水泥百万公吨12.037.3 7.9** 电力十亿千瓦小时47.0130.0 6.6 棉布十亿公尺4.97.6 3.4** *1960年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5年10月3日。1976年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10月7日。 **水泥及棉布条1975年数字，来自1977年亚洲年鉴（远东经济评论出版，1977年），第159页。 但是，最近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怎样呢？大跃进及文革以后，有没有出现新的增长率？表四考察了一九七零年至七六年间的结果，这段时期应该是对中国政府特别有利的一段时期，因为它是从文化革命的破坏以后开始的，而且大跃进以后的恢复时期到了一九七零年也差不多完成了。 从表四看来，有一件事情是特别显著，有几种工业的增长率是太低了，低到根本不能代表11%这个平均年增长率。 特别是钢，自从他们在五十年代所建造的钢铁厂全部开工以后，钢铁的产量增加得很少，从一九七零年的一千七百五十万吨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二千五百五十万吨，一九七四年跌到二千三百八十万吨，一九七五年升回一九七三年的数字，一九七六年又跌下了，一九七七年钢产估计是二千四百万吨，还是低于一九七三年的产量。[8] 钢并不只是许多工业品中的一种，许多工业，如果要增长的话，必须依赖钢所保证的供应。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与钢铁有直接关系的工业的确实产量，例如包括房屋在内的建筑；筑造铁路；机器工具的生产；造船；汽车、卡车、农具和拖拉机等等，钢生产的停滞势必影响这些部门。 表四六项工业产量及增长率（1970/1976）* 总产量 平均年增长率 单位1970 1976% 钢百万公吨17.821.0 2.8 煤百万公吨310.0445.0 6.2 原油百万公吨28.584.0 19.7 化肥百万公吨14.028.0 12.2 电力十亿千瓦小时72.0130.0 10.3 棉布十亿公尺7.57.6 0.3** *1970年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5年10月3日，1976年数字来自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10月7日。 **棉布条1975年数字，来自1977年亚洲年鉴（远东经济评论出版，1977年），第159页。 棉布是产量停滞了很多年的另一种产品。一九五五年，中国生产四十四亿公尺的布，一九七零年增加到七十五亿公尺，等于平均年增长率百分之三点五，一九七一年是七十二亿，一九七二年是七十三亿，一九七三至七五年都是七十六亿，一九七六年的数字还没有公布，这一年是中国经济很差的一年。[9]有些工业达到周恩来一九七五年所报告的水平，它们包括水泥、电力和原油的生产，北京新领导层的战略是把落后的或冻结的部份（如钢）及铁路运输，（它多年来也处于困境中）拉高到每年增长率至少百分之十的水平，能否实现就要等着瞧了！① ①我们不应该假定这样的增长和一九四九年革命以前的绝对的停滞是个鲜明的对照，中国曾经在几百年间是世界上最先进国家之一，甚至在古时已有大量熟练的和识字的城市人口。格雷提供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的工业增长率，自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六年，即日本进攻中国以前，每年工业增长率是百分之九点四，这约等于最近十五年的增长率（见CHINA’SECONOMYANDTHEMAOISTSTRATEGY《中国的经济和毛派的战略》，第10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蒋介石没有能力重新达到这个增长率，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中国站起来向前走，但是上面这个百分之九点四的数字是惊人的，特别是经过三十年代的经济大恐慌，他们还能维持这个数字，一直到抗战爆发。（在三十年代初期，这个产量的大部份是由于日本在东三省的投资。但是，即使除去东三省的数字，中国在一九三一年至三六年增长率是6.7%。） [1]格雷，中国的经济与毛派的战略，第15页。 [2]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24日的北京周报（PEKINGREVIEW） [3]新华社公报（英文），1977年10月25日。 [4]李屈曼，共产中国的工业社会，第623页。 [5]同上，第623页。 [6]亚须布鲁克（ARTHURG.ASHBROOK，JR），中国经济的一般观察（CHINA：ECONOMICOVERVIEW），第43页。 [7]中国季刊（CHINAQUARTERLY），第70期，1977年6月，第382页；1977年亚洲年鉴，第159页。 [8]资料来自THESTATESMAN’SYEAR-BOOK，第540页，564页，1,398页，1,409页，817页。 [9]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24日，北京周报。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成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成就 任何社会的成就，特别是一个经过了激荡人心的改组和变化的社会的成就，必须要用两种尺度来衡量：第一，用过去的情况；第二，用必需满足的客观需要。 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是一段最黑暗的历史。伊罗生在“中国革命悲剧”一书中写道： “商业资本及廉价工业品的侵入农村，结束了农民的旧式的自给自足生活，但是，由于整个国家的交通及生产技术落后，农民不但不能够适应这个变化，反而被这个变化弄得破产了，为了生存，他必须为售卖而生产，但是他土地少，耕种方法原始，使他很难（虽然不是不可能）顺利地这样做。他不但不能生产足以供给他的剩余品，而且还要借债购买肥料，购买粮食以度过收获之前的难关，购买种子，偿付农具的租金及费用。他为了这些债务，不但抵押他的收成，还要抵押他的土地，利率永远不低于百分之三十，而且常常在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以上，甚至于更高呢！沉重的赋税，军阀们的横征暴敛（这些军阀是统治他的），迫使他更深地沉沦于债务中，且使他和他的土地—任高利贷者和收税吏为所欲为”。[1] 这种穷困对于农村人口的健康及生活所起的影响是可以想象到的，革命后在中国服务了十五年的一个外科大夫，洪若诗医生（DR.JOSHUAS.HORN），对过去的情况作如下的描写： “在完全缺乏卫生的情况下，可以看出贫穷与无知。由于卫生设备的完全缺乏，苍蝇及跟水有关的疾病如伤寒、霍乱、痢疾等等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寄生虫的传染极为普遍，因为未经过卫生处理的人粪便及动物的粪便是土地的主要肥料，人民活在饥饿的边缘，身体的抵抗力弱到流行病一来，千千万万的人都要死去，一九三五年中国的平均寿命为二十八岁。”[2] 与这些过去的情况比较起来，中国目前在很多方面的收获是使人难忘的，新政权鼓励用群众力量来消除由来已久的灾祸，如传染病、因基本食粮分配不均所引起的饥荒、文盲、娼妓、妇女和少女的强迫婚姻、及其它旧社会的恶习。格雷（JOHNGGURLEY）在“中国的经济及毛派的战略”（CHINA’SECONOMYANDMAOISTSTRATEGY）一书中，总结了一些中国革命的成就： “中国的胜过一切的基本的经济事实是，二十年来，中国已经使每个人有吃、有穿、有住、身体健康，而且使大多数人受教育，几百万人饥饿的现象已经不再有了；人行道上也没有一大群人睡在地上或在求乞；几百万人生病的现象也没有了，要找这种可悲的情况，我们不要到中国去，而要到印度、巴基斯坦及其它落后的国家去…… “……除此以外，鸡蛋，蔬菜、水果、家禽、鱼肉的供应也增加了很多，由于灌溉工程、洪水控制及水土保持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中国人比过去任何时代更能防止自然的灾祸，化肥的使用增加很快，比五十年代初期几乎增加了十倍；拖拉机、水泵及其它农具的出产亦增加了很多；植物病虫害的控制及谷物育种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3] 最感人的成就在于公共卫生、小学教育、及对整个人口的基本食粮、布料、房屋及工作的供应，要达到这些成就，中国亦需要消除通货膨胀，因为在所有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里，通货膨胀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破坏力，以下的报告是关于中国的公共卫生的： “预防注射和公共卫生教育的广大运动，医学训练的加强，以及健康服务的普及化，在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过去极为猖獗的疾病—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天花、小儿麻痹症、霍乱、肺结核，甚至于梅毒，跟西方的人一样，中国人现在最通常的死因是癌症及心脏病，这就是进步的象征，因为这两种病一般是在老年时才有的。”[4] 这些成就达到何种程度，是很难马上掌握到的，在革命以前，以上的每种疾病都有很多人得到，譬如北京的一所大学，在一九四八年所作的健康检查，发现百分之十八点二的学生患有肺结核。[5] 在一九四七年，全国只有六万六千张病床；到一九五六年，已增加到二十六万二千张。[6]最近的数字还没有公布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过去二十年内，病床的数目一定增加了很多。 过去在农村横行的寄生虫传染病—钩虫、疟疾、血吸虫病、黑热病、丝虫病—都在六十年代初期被控制住。 替农村提供适当医药服务的运动是中国一件新的事情，因为过去的农民一生都没看过一个医生，这个运动的推行，经过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训练成千成万的辅助医疗人员，所谓“赤脚医生”，另方面是让医生到公社去服务一段时期。 关于这些计划的一些报导是非常动人的。它一方面告诉我们巨大的进展，另方面则告诉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农村仍是极端贫穷。洪若诗医生回忆了一段与中国医生的讨论，这位中国医生，于一九六五年参加一个医疗队，在河北省北部住了一段时期： “……我起先以为从舒服的城市生活转变到艰苦的农村生活是很难的，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同事适应得那么快，就大感惊奇，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吃惯了过去在北京连看都不看一眼的糙米饭，热烈地参加艰苦的劳动，而且跟农民很合得来，我对一个外号叫“上海姑娘”的娇生惯养的年青女医生表示惊奇，她说：‘我也觉得奇怪，我来这儿以前，我以为我决吃不惯小米煮的饭，因为太硬了，我的胃消化不了。可是，奇怪得很，我一点也没有问题，在开头六个星期，这里生活很苦，砖坑太硬，根本不好睡，虱子又多，粪坑又臭，我很讨厌用农民吃过的碗盛饭。现在，一切都习惯了，我比在北京时睡得更好，虱子也不怕了，农民又好又慷慨，使我对我的吹毛求疵感到惭愧，我为甚么要挑剔呢？这些农民几乎每天都从早工作到晚，替大家生产食粮。’[7] 我们很难估计这些措施对人的寿命能延长多少，加拿大经济学家李屈曼（BARRYRICHMAN）作了一个研究，他的结论是，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一九六六年能够比革命以前“多活十二至十六年”。[8] 两个最普遍的对社会一般进步的度量，是初生婴孩死亡率及识字率。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对增进公共卫生所达到的一些成就。除了文革那几年高等教育所受的挫折以外，政府继续提倡小学教育，以及教不识字的成人读与写。 因为中国已经十七年没有公布统计数字，所以很难估计这方面的成果，当西方经济学家企图从片断的统计资料来做估计时，他们常得出对中国非常有利的结论，表一比较中国与几个亚洲国家、美国、和苏联的初生婴孩死亡率和成人识字率。 表一初生婴孩死亡率及成人识字率* 初生婴孩死亡 （每千人）率成人识字率 （百分比） 中国2096 孟加拉国13035 缅甸10067 印度13936 印度尼西亚12556 伊朗4040 马来西亚2660 巴基斯坦12425 菲律宾6872 斯里兰卡4570 泰国2380 美国1898 苏联2698 *1977年亚洲年鉴（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第14页。 这些数字表明在保健和初等教育方面，中国已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而不再与大多数半殖民地国家同类了。 下面几章将考察工业及粮食生产的发展，这里应该谈一谈中国革命的另一个社会成就。那就是，除了官僚层及它的一些弊病以外，土地及工厂已不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这意味：中国能够从事集体工作来改进土地和工厂，由于它们不是私有财产，因此不会一开头就窒碍了集体工作。 每一个访问过中国农村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关于农民在灌溉工程、开荒、建筑及其它对国家有利的工程方面采取主动合作的故事，其中一个是文革以前华北一个穷公社的老农的故事，这故事可以说是许多同样情况中的一个例子，这个老农过去受过重伤，曾到北京给洪若诗医生治疗过，洪医生后来到公社去看望“老张”： “山上稀薄的空气使我的嘴唇干枯，太阳光从山路旁的石头上反射过来使我眼花缭乱，虽然他最近受过伤，而且劳苦了五十年，老张晒得黑黑的，留着小胡子，跑起路来像个山羊，我实在赶不上他……。下山坡的时候，他指出下面村庄的标志，“他说：‘看见下面那几幢瓦屋顶的房子吗？我去年盖的，你从伦敦来，伦敦是世界上大城市，你可能不会觉得这些房子大，但我很喜欢它们，屋顶厚，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十二年来，我们替每家多盖了四个房间。’” “他接着说：‘那座房子是新盖的学校，在旧的年头，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法上学校—学校是甚么样子都没见过，我知道的，因为我小时候很想看看学校到底是甚么样子，所以有一天我溜进去看看，结果给他们发现了，就把我赶出去，他们说我丢人，把跳虱带到学校来，现在可好了，公社里满八岁的小孩子都要上学，如果小孩子病久了，我们就请老师特别到他家去教他，这个生产大队有两所小学，还有一所半工读的中学，我们有四个学生在念大学，我的大儿子是其中一个，他在长沙念地质。’”[9] 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穷国家相比，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同，在中国，能力被解放了，但是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等穷国家里，能力还不会用在生产上，这是中国较光明的一面。 [1]伊罗生（HAROLDISAACS），中国革命悲剧（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第27页。 [2]洪若诗（JOSHUAS.HORN），AWAYWITHALLPESTS，第125页。 [3]格雷（JOHNG.GURLEY），中国的经济与毛派的战略（CHINA’SECONOMYANDMAOISTSTRATEGY）第13至14页。 [4]RUTHGAMBER，GREDANDEXPERT：EDUCATION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红与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第35页。 [5]吴远立（YUAN-LIWU）主编的中国手册中ROBERTM.WORT写的HEALTHANDMEDICINE（健康与医药），第658页。 [6]同上，第662页。 [7]洪若诗，AWAYWITHALLPESTS，第144页。 [8]李屈曼（BARRYRICHMAN），INDUSTRIALSOCIETINCOMMUNISTCHINA（共产中国的工业社会），第608页。 [9]洪若诗，AWAYWITHALLPESTS，第49页。
第四章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四章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民主的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性，有无限多的内在优点。只要有人需要，可用的货物就不会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资本—在这情形下国家财源—不会因为利润率的降低，而不投资在新的生产事业上，政府有能力迅速转移劳动和工厂来满足紧急的或未可预料的需要。 这一切可归纳于下列的公式：生产是为了需要，不是为了利润。这样的基本分歧，产生了许多不同结果，在私有的经济制度里，资本必须不断地扩张，否则作为构成分子的个别资本必定会在竞争中消灭，这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近代战争的根源。随着生产工具私有制的消灭，对市场及投资场所的争夺行动也会停止。虽然中国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有其倒退的一面，但两者都不像美国、西欧及日本政府那样在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因为后者一定要扩张才能维持他们的经济制度。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市场的决定性影响，因私有财产而起的收入分配不均，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赤贫与巨富两个极端同时存在，大部份的社会资源被用来生产只供少数人消费的奢侈品，同时由于垄断公司的操纵，日用品的供应极度缺乏，或者价钱过高。 最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很多人必定要失业；另方面，其它的人要从事广告业、公共关系、家庭服务、及军火生产等等行业，这些行业损毁了社会满足真正需要的能力。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必然到来的商业循环，使很多工厂周期性地停工，使劳动人民的负担加重。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福利，因为以公司税的形式，或者以较高的工资形式（其实高工资与公司税是一样的，因为政府可以从工人工资中扣去税），使公司的利润减低，所以被公司及他们的政府强烈地反对。 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上面所谈的特征，就会马上被消除，甚至在斯大林主义的制度下，也会大大地减少的。失业后备军—或者是永久性的半失业大军—不再发生了。这两种失业军，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构成了人口的巨大部份。个人劳动直接被认为是社会劳动的一部份，国家保证每个人有起码的工资，而且给他们工作做。 “利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使生产成本与产品所得的社会收入互相比较的会计方法，如果一个工厂生产人民真正需要的东西，它就不会因为它的帐簿没有显示利润而关门，同样地，社会福利也不会在经济上威胁到社会基本生产单位的存在，因为它的存在与否不是由市场的竞争所决定，因此，除了经济增长率可能受到一点影响以外，它的存在不会因为资金用在健康、教育和福利方面而受到影响。 这些超越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应该加以保持、保护、扩张。所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成就作一个严肃的结算表的时候，这些优点应该是我们考虑的出发点。 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说中国革命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并不是说，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已经成功地创立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说，中国革命已经走上一条能够成功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对于马克思而言，计划经济首先应该是基于世界劳动分工的国际经济，斯大林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已经大大地蒙蔽了这个社会主义基本观念，但是，如要在这个地球消除贫穷与压迫，就必须采取马克思的国际经济主张。 毛泽东主义的“自力更生”终究是一个要靠自己力量提高自己的公式，经济发展当然需要时间，但是，帝国主义先进国家的社会财富、都市计划、工业技术、科学训练和一般文化—亦即首先是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在时间上是如此的领先，以至一个在孤立的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需要一个整整的历史时代，才能重复先进国家的进步。 结果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正在慢慢地建立起来，只是没有民主，这个观点把社会主义的问题减低为几个整容的改革—将人脸移植到斯大林主义者所建立的架构中去，事实并非如此，如果非欧洲的工人国家还继续地孤立自己，它的经济建设的真正速度之慢会使本国人民不但在其有生之年，而且几代下去，都只有低下的物质水平。 这里，读者也许会提出两点来反驳我：（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速度，特别是在社会福利和健康设施方面，不是很快吗？这不就推翻了至少需要国际经济的劳动分工，来达到相当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达水平的观点吗？（二）难道中国领导层还有第二条路可选吗？事实上，没有人帮助他们；而且先进国家都没有发生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下面四章企图解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对毛统治下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先作一个结算表，然后分别从工业发展，农业生产与人口增加的关系，社会财富增长的一般速度等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即北京还有第二条路可选吗？—就比较复杂，任何中国工人政府，在准备推进世界革命的时期—我们现仍处在这个时期—不得不要利用国内现有的资源来保证人民的生活，但是问题的中心就在这里，北京的政策是推动其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吗？ 第九章企图从特权官僚层的社会面貌上找出中国外交政策的症结，这个特权官僚层，跟西方资本主义统治者一样，都在极力反对推翻资本主义。第十章讨论官僚层在世界政治上的历程。
第三章“四人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三章“四人帮” 中国报刊，在一九七六年整个夏天，为毛泽东临近的死亡作好准备。主席停止接见外宾，报上的相片显示他愈来愈衰弱。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后，悼词从各地倾入，这是前所未有的。有人也许会惊奇地发现，许多衰悼词来自世界帝国主义的领袖以及军人独裁者。外国的毛派以最夸张的言词来颂扬他。美国出版的《每月评论》写道：“毛泽东无疑是列宁以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及革命家。日后的历史也许会认为他比列宁更伟大……毛的伟大就在于他毫无妥协地献身革命”[1]；基辛格的不同评价则是，赞美毛“在互相信任、了解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华盛顿建立了持久的关系。”[2] 根据北京的报导，吊唁者包括伊朗国王、甘地夫人、菲律宾总统马可斯、法西斯西班牙的国王，以及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军人独裁者。智利的皮诺息军人政权还宣布全国下半旗致哀三天，因为北京在一九七五年借了超过五千万美元贷款给智利。 毛的尸体还未寒，官僚层就发动攻势，粉碎他的亲信，摒弃与他的名字联系着的政策。 十月六日或七日，四名高级党领导人（全是政治局委员）被软禁起来。他们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江青是毛泽东遗孀；王洪文于一九七三年十大上被毛擢升为党第二副主席；张春桥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文革时毛在工业大城上海市的主要干部；姚文元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负责人，是一九六五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阐释人。毛的侄儿毛远新及女儿李纳也被补。 十月十二日，中国宣布华国锋被委任为中共主席，但是谁委任他还是个谜，因为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召开，而且在三年前选出的二十一位政治委员中，经过整肃及死亡以后，只剩下十二人。 资产阶级报纸形容这个政治局面的转变，是华国锋为首的“温和派”战胜了江青为首的“激进派”。这两个名词是不正确的，它们不但不能澄清问题，反而使问题迷乱。毫无疑问地，这个整肃—有人称之为政变—牵涉到政策的分歧、个人的冲突及权力的争夺（这些问题将会在“两条路线斗争”一章中讨论）。毛嫡系如统治集团中的敌对力量之间，真正分岐非常复杂；如果事先就假定毛嫡系代表左派而华集团代表右派，这样的分析就不会客观。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集团既不是群众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中共内部大的政治派系，因为在中共党内没有组织政治倾向的权利。没有讨论不同纲领的自由，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资产阶级报纸所指的“激进派”不过是由毛泽东及他的小圈子所代表的在文革中崛起的党中央领导层而已。在毛死前，华国锋也属于这个派系。毛死后不久，华才突然转变立场，倒戈下令逮捕自己派系的其它领导人。所谓“温和派”事实上是文革前的刘邓派的残余分子。一九六六年以后，这些干部能重新获得党内高层位置的原因，就是向毛的个人权威投降，悔改过去的“错误”观念。因此，在毛去世以前，他们只能秘密地结成一个集团，不能公开地以具有政治纲领的派系出现。毛派需要他们的技能与经验，但却蔑视他们，使他们经常受种种的羞辱。 这群几乎无法容忍的官员的真正领袖是邓小平，不是华国锋。这群人极得周恩来的支持。以下两个事实证明了这点：（一）新政府最近发动对周恩来的个人崇拜；（二）在“四人帮”被捕后，新政府大量揭露周的同僚及好友在一九六六至七六年间受迫害的事实。 这个“激进派—温和派”的名称，是来自西方报纸，它在毛最后几年统治时，把毛派所击败了的党内敌对力量称为“温和派”，把毛派领导层本身说成“激进派”。因此“激进派”听起来就比“温和派”高超一点，左一点。 照他们的说法，“温和派”是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支持者，是官僚特权的保护者，是“法律与秩序”的提倡者，而且还是实用主义的工业化的鼓吹者。这说法与事实相差不远。但是“激进派”这个尊称却陷入毛派的自我形象的领域了；“纯正共产主义”的保护者，工资均等论者，群众参加政治的提倡人，以及发扬革命热情的战士。 这些恭维的词句与毛派当政的真正记录并不符合。这些词句顶多是把毛嫡系所特有的狂热主义和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加以几乎不可辨认的理想化而已。当我们愈仔细考察毛派当政的实际情况，我们愈觉得资产阶级报纸所用的“激进派—温和派”这些名称的不恰当。除了毛派用“激进派”这个名称自赞以外，西方报纸用这个名称还有其更深的用意，那就是以它来描述毛派的滥用权力，其目的是破坏真正激进主义者的令誉。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用这些无用的名称，而直接考察失势的“四人帮”的记录。这些记录证明他们自称为代表中共左派是不合事实的： 先谈江青。江青原是电影明星，一九三九年嫁给毛泽东。她在一九六四年以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党的公开职位。一九六五年她是中央策划把几乎所有的名演员、剧作家及电影导演赶出电影界的主持人物。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指派陈伯达及江青分别为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 她是把毛泽东的敌对人物排出党领导层的主要人物之一。毛政权习惯用民主的词藻鼓动红卫兵起来反对刘少奇，江青就是这个行动的主要代言人之一。她在文革中最出名的行动，就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的会上，宣读毛泽东的指令，要军队向不听命令的“群众组职或个人”开火。这就是毛派击碎红卫兵学生及工人运动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当时红卫兵的运动已经超过了毛政权的指示，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甚至于怀疑毛的智慧问题。 从那事件以后，江青就成为中国的文化政委，对电影、戏剧、文化、音乐、以及教育，定出全国性的政策。她这个权威性的任务，可以与一九四零年代后期窒息苏联文化的斯大林的亲信日丹诺夫（ARDRLIZHDANOV）相比。 中国出版的刊物，在一九六零年有一千三百种；在文革开始时，减少到六百四十八种；到了一九七三年只剩下五十种。出版的书藉只限于毛的著作、技术手册、党的政治小册子，与几本大都由委员会共同创作的，只谈“两条路线斗争”的小说。电影事业可以说完全停顿，在那几年里，只拍摄了几部纪录片及八部由江青亲自改写为更“政治性”的“样板戏”。 在教育方面，大学已关闭了五年，虽然在一九七二年重开，但是学生少了很多。大学入学的人数，在六十年代初，有九十万人；但在一九七六年初，只有五十万人—这是一个已有九亿人口的国度里！除此以外，上课时间已从五年减少到三年。在这三年中，还要化一年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另一年研究党的文件及毛的著作。学生是因政治忠诚被党选进大学的。 其次谈王洪文，王洪文是党中央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他只有四十多岁）。王是毛派要在文革中培植的质量的典型。在一九六六年以前，他是上海一间棉纺厂的警卫人员—所以西方报纸说他是个“工人”。他于一九六六年被上海的毛派指派为工会领袖。他与其它工会领袖主要的不同点，就是他曾无情地镇压工人们所发动的要求增加工资及减低工时的罢工。 张春桥，像王洪文一样，也是文革中在上海窜升的一个党领导人。当时他比王的地位高，所以他在打败当地的刘少奇派，及用武力镇压比毛派左的独立的工人运动中，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当“上海公社”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创立后，他是粉碎这个较民主机构的主要人物之一。 姚文元，是文革以来独揽新闻大权的人物。他于一九六五年至六六年间在上海发迹，是毛派在反对“资产阶级代理人”刘少奇的运动中最擅于辱骂的发言人。在文革十年中，姚写的文章，在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同意见以及鼓励对毛的个人崇拜方面，是最偏激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毛倒台的十年前，姚文元自己提出要穷追每一个批评毛思想的人，说要“打死那些野狗”。[3]但是他的保护人一死，受过同样训练的华国锋要叫全党起来“碰碎这四个狗头”。[4] 关于平均主义的问题，这四个“激进派”并不比推翻他们的人，或者被他们指责为“走资派”的人，更左。在他们被整肃以前，他们每人每月的薪俸是四百元人民币，比一个不熟练工人的待遇大十三倍。在他们倒台以后，从对他们的指控中，我们得知他们的特权远远大过他们的薪俸。虽然邓小平于一九七六年被指控为利用国家资金在北京郊外盖了一幢大厦，但从对毛嫡系的指控中，我们得知，他们所挪用的国家资金更大得惊人。譬如新华社的一则电讯说： “江青在颐和园中占有两幢别墅。无论甚么时间她在那里睡眠，一定要完全安静。附近机场的飞机要停飞。生产队不许用广播器，还要派人到山上林中把鸟赶走。颐和园的园丁咬着牙齿，恨道：当年慈禧太后独占颐和园，现在江青大队人马一来，整个公园要关闭。他们一下子要茉莉花汤，一下子又要茉莉花饭。他们要吃新鲜的冷盘。江青不要吃冷的西瓜，爱吃新鲜的鲤鱼。吃喝以后，他们不付钱就走，或付一点点钱。要他们照市价付钱，他们就不高兴，甚至要骂人。”[5] 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在内部破坏社会主义的蛆虫”，其中一段说： “‘四人帮’……滥用公款去盖奢侈的不必要的建筑物，无耻地挪用国家资金和材料，其不择手段的程度使人几乎难以相信。例如，王洪文去年在上海住了四个月，就化了二万三千元人民币。张春桥也是挥金如土。他有一次为了‘四人帮’的享乐，未经上面批准，就准许输进值一千五百万元的影片五百部，借口说‘要在艺术及技术上向这些影片学习’。”[6] 因为江青是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如果上面的报导可信的话，这就暴露了不但是“四人帮”而是整个官僚高阶层的腐化生活。毛派过去自认为是反对特权的“激进派分子”，且常常在报刊上暴露所谓走资派的贪污与腐化。现在揭露出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就更加证明整个官僚层的腐化生活。这种制度化的偷窃国库，对一个技术工人每月只拿六十元的国家而言，实在太突出了。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在上海乱花的钱，等于一个技术工人三十二年的工资。 就那些“温和派”来说，当毛尚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的任何官员对所谓“激进派”的政策公开表示异议。事实上，华国锋的擢升与“四人帮”过去的擢升非常相似。在他一九七六年春天被委任为总理以前，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他。五年前他是个毫无名望的湖南省委。当他于一九七六年十月被任为党主席时，中国报纸还没有揭示他的年龄、出生地和在党内的过去记录。 华是在一九七一年被调到北京帮助排除党及军队内的林彪余党时，才崛起到统治高层的。由于这个经验，他于一九七三年被选进政治局，一九七五年被委派为秘密警察的头子。 ※※※ “红旗在祖国山河各处飘扬，八亿人民脸上充满了欢欣。近日来，数亿人民在全国各地举行盛大的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共中央军委会主席。他们欢呼党对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篡党篡国阴谋取得的伟大胜利。他们愤怒地谴责‘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北京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社论）[7] 北京政权在最近几年所裁培的坚如盘石的稳定气氛，却给这次整肃深深地震撼了。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中国的一些占领导地位的毛派分子，竟会秘密参加反毛泽东的阴谋。 更荒谬的是说，江青是个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分子”。这个说法只使新政权失去信誉，只使人怀疑政府发表的一切意见，是无法独立地证实的。 中国政府一点证据都没有提出来，也不准许被控的人替自己辩护，更不允许国内人民提出使当政者为难的问题。当整肃的消息被报纸证实的那天，即十月二十二日，北京每家报纸的大标题都是“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周围，在行动上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四人帮”所受的待遇，就跟他们过去对待刘少奇、林彪及其它高级的替罪羊一样。 即使中国政府的话是可以相信的，但它所画的图画，一点也没有工人民主色彩。十年前，国家主席、总参谋长、党总书记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被党主席剥夺了职位，而且被指控为外国资本主义政府的特务。党主席指派了一个新的继承人：林彪。这个人起先受到几百万游行群众的欢呼，但不久以后终于在逃奔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而身亡。他死后才被谴责为图谋暗杀党领袖。 这事件过去后，过去受辱的“走资派”、党总书记邓小平恢复职位，被委以军国大任，但上任不久以后又突然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复辟派”。最后，领袖终于死了。他一死，他的妻子及最亲近的战友被发现要图谋破坏他们所服务的政府。 这些利令智昏的诡计，秘密的阴谋及叛逆的出卖，在过去封建的朝廷上，都不常见，何况是在一个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我们怎样解释这些事件呢？ 事实上，中共统治集团为了彻底消灭被打败的派系所用的老套的谴责名词，并不是要说服人家，或者使人相信。他们的目的，是使官僚层的决策中心，下层党员及工农学生，与群众隔绝起来，使后者除了替胜利者盖图章以外，不能执行任何决定性的任务。 华国锋排除江青及其它“四人帮”的方法并不新鲜。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整肃中，早就使用过这个方法。当时的苏联官僚层，像目前的中国官僚层一样，不但要毁灭官僚层的政敌，及最高仲裁人在官僚层内潜在的竞争者，而且要使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丧失士气。官僚层不让受整肃的人有政治辩论的机会，官僚强迫群众赞同明明是假的指控，就是要传布一个简单的讯息；如果最有权力的人因领袖的一句话就能倒台，而且不管官方的断言是如何没有根据，也没有人敢讲一句话，一个批评政权的普通工人，那里会有成功的希望呢？ 毛泽东最会用这些方法来控制中共和国家机构。他特别着重斯大林曾经在三十年代短暂地用过的一个方法：召集在党的紧密控制下的群众大会、群众游行、及无数次的地方会议，来使他的政策合法化，而且在他的政策上盖下群众赞成的印章。 过去十多年来，许多人民中国的观察家看到了人群的规模、“讨论”会的频繁、及他们所产生的表面一致性，于是就得出结论说：毛的政策，在某些基本方面，比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民主得多，革命得多。这个印象被下列事实所加深，即毛与斯大林不同，因为毛是在一个大革命中领导了他的党。同时一九六零年所表面化的中苏争论，表示中国是独立于克宫。这个事实常常被认为是中国已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象征。 最近的整肃对这个问题极富教育性。追溯它的发生经过，更能揭露中国官僚层的结构。 在这四个人于十月六日被捕后的几天中，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他们胆敢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提名自己的候选人来继承毛主席；有的说，他们假造毛的文件；有的说，他们图谋反对华国锋的政变。一直到十一月，政策的分歧才揭露出来。 在开头，华政权对整肃事件保持沉默。当西方外交官及记者询问时，也只回答“没有意见”。但是，十月十五日，大字报在几个大城市贴出来，指名骂这四个人。 这些大字报，甚至以一个曾使它的高级领导人们被黜与受辱达十年之久的政权的标准看来，也是放纵的。上海的大字报要求：“碰碎四个狗头”和“绞死四人帮”[8] 在官僚层的宣传武器库中，大字报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它是群众运动的神秘气氛的一部份。它让工人或学生在一份手写的刊物上，对地方上的小问题发发怨气。它是初露头角的干部向上司表现自己解释党目前运动的能力的一个工具。它是匿名指责工厂、公社或学校中“闹事者”的理想方法①。在大整肃运动中，它可以使政权在没有正式批准或解释以前，先提出罪名。 ①在各种社会基础上的反动政府，包括死命抓住工人国家政权的特权官僚层，总要盗用一个大众化的或激进的名词，来掩蔽其统治机构的本质。在法国及意大利，老牌的资产阶级政党用“急进XX党”为党名。在半殖民地国家里，由于群众的期望较高，资产阶级就用极好听的名字如国民革命阵、社会主义人民联盟等等来掩护他们的政权。 在苏联，“苏维埃”的外壳虽然存在，但已不是一个各种政治派别都可以以其政纲来争取群众支持的革命工人议会。在中国也一样，集体农场被称为人民公社，地方政府被称为革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都不是它们的名字所内涵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机构。对这些机构，如用新的名称，则很混乱，如老是把现有的名称摆在括号内，则很麻烦，读者应该记得，中国的所谓公社和革命委员会，不过是官僚统治机构的小单位而已。 在读大字报时，没有人能够确定某一个特定的主张到底是官方的路线，抑或是某些地方党官夸大的即兴作品。对政府最有利的是，大字报运动发动了以后，政权可以说日后的行动是群众所要求的。当然啰，反对目前路线的大字报会很快被撕掉。如果大字报作者能被找到，就会被抓走。 紧接着大字报之后，就是反对江青及她的同党的游行。从这些事件的庆祝气氛看来，“四人帮”在官僚统治层内外都树立了很多敌人。华国锋可选对了目标。 ※※※ 中国斯大林主义的法律制度与苏联早期列宁时代的常规不同，与中国宪法规定的程序也不同。惩罚是最先，裁判其次，最后才是控诉。通常是不提供证据的。 在“四人帮”这个案子中，四个高级党领导人先被关禁起来，他们的职位都被免去。然后群众被召集到街上游行去宣布他们有罪—到底犯了甚么罪，政府、党或报章都还没有指出。 由政府和党组织起来的几千万人，在全国各地游行了一周以后，中国的报章才注销一个官方的指控。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登了一篇标题为“一个老牌的投降派”的文章。这篇文章指责“四人帮”之一，副总理张春桥，为“蛆虫”，因为他在一九三六年写了一篇书评，但是一点都没有提他最近做的事情。在这篇文章里，甚至他的真名都不用，只用他四十年前的笔名。 十月二十二日，在这四个人被捕两星期以后，中国报章才第一次提到他们的名字。报上注销了两个口号：一是“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委会及中共军委会主席”；另一是“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篡国阴谋的伟大胜利”[9]这个指控就是五千万个游行者喊出“有罪”裁决的唯一证据和最详细诉状。 自此以后，中国各地的报纸登载了几百篇文章，尽职地报导有多少人已经“热烈庆祝”这两件事。所发表的几百篇演词及访问记中，每篇都说这四个人要“篡夺党国大权”，所以他们的“滔天大罪”应当受重罚，但是没有一篇提出详细的情形。 叫人民到街上谴责他们所痛恨的真正滥用权力的官员是一回事。但动员几百万人去谴责某某人要秘密计划一个既无详情又无其它证据的阴谋，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不但在审判以前，而且在宣布罪状以前，就要求裁决。 江青现在是自作自受，因为这个惩罚她的制度是她帮忙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当中国的工人阶级及其盟友推翻了官僚层争取到工人民主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理由来虚构罪状。官僚们无疑会得到比他们自己之间所得到更公平的待遇。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审判案中，虚构了他的受害者参加阴谋的详情。这个谎言被缺席的主要被告，里昂·托洛茨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托洛茨基收集了许多文件，证明斯大林的虚构完全是罗织的，这就暴露了官僚层永远洗不掉的丑事。 斯大林的中国门徒，从那个经验里得到教训。不幸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教训，即，如果把指控弄得暧昧不清，就比较难于反证它。中国报纸发布了第一批未被证实的所谓“篡权”的控告后，以后的指控就越来越不象样，距离十月初真正发生的事越来越远了。 有一个报纸的电文说： “王张江姚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当权就表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及法西斯主义者的当权，以及资本主义的复辟。”[10] 从上海工厂选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人积极分子理论研究组”，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以下的分析：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打红旗反红旗，好话说尽，坏事做尽。他们在无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照妖镜下原形毕露，最后变成狗屎一样的脏。”[11] 大庆油田工人指责这四人破坏了他们过去十年所领导的运动： “他们任意干扰破坏毛主席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他们是混入革命队伍的“蛆”……是戴红帽藏黑心的反革命分子。”[12] 最后，他们还加上一句：“这个反革命集团无恶不作，罪该万死！”[13] 中国领导层颢然依靠一句老谚语行事：甚么棒子都可以打狗。江青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个“罪名”是没有实行“毛主席所发动和领导的伟大批邓斗争”。一年以后，她的罪名变为她批斗邓小平。对历史真理感兴趣的人们，不会重视这些。但是，也许值提一下的就是：华国锋政府在排除了“四人帮”以后，在一九七六年，还说是毛亲自下令整肃邓小平的。 对受辱骂的政治局成员的攻击，不久就从单纯的破坏人格，转变到主要政策的分歧。讨论的不公开证实了中国缺乏民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在群众面前公开讨论政策的分歧，并邀请群众参加这个讨论—更不是群众自己控制出版事业，且通过工人会议等机构使他们的代表表达他们意见的真正民主讨论。那时发生的事，很明颢地是，在当权的政治局成员之间举行一次秘密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结论，就作为既成事实交给群众和党。过去那条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相等同的路线，就被打成为“反革命路线”。 但是，华国锋及支持他的党政官僚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实行他们的转变。在这种掩护底下，中国的新领导层，承认文革的“政治挂帅”路线，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严重的挫折。他们开始重新拿出许多刘邓的经济口号来代替“政治挂帅”的路线。这些口号在过去一段长时期被中国及全世界的毛派指责为“苏修”及“资本主义”的思想。 政府亦明白地暗示，现在毛已死，毛的严峻政策要被抛弃，而且文化及艺术将会解放了。 过去受过毛侮骂的回朝派开始报复了。毛还活的时候，他们不敢行动。现在毛死了，他们就可以“翻案”了。 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宣布： “‘四人帮’忙于搞阴谋鬼计及分裂，顺者昌，逆者亡。‘四人帮’多年来对党及人民犯下无数的罪恶，失去了全民的支持，已变得极端孤立。现在，全国都庆祝他们的倒台。”[14]（着重点作者所加） 这段文章，并不是指在毛死后所策划的阴谋，或在毛重病垂危的几个月中所采取的行动。中国的读者就不难了解那段文章的意思，即，如果“四人帮”已经霸道了“很多年”，那末这个帮一定还有第五个成员—他就是这四个人的主要保护人，毛泽东。 这是了解整肃意义的主要关键。在毛还活着时，没有另一个“急进”派；只有毛的总指挥部。这就是为甚么毛从来没有批评“四人帮”，而“四人帮”只在毛死后才被免职的原因①。这四个人在党的最高层占据了特别的位置，因此，不但群众恨他们，连很多干部都恨他们。毛利用他们作为他自己与文革末期所遗留下的有经验的行政人员之间的缓冲物。这四个人扮演了所谓厨房内阁的角色，这个厨房内阁是由在党内没有任何独立基础的亲戚、随从及无足轻重的年轻人所组成。毛的周围只有这些人。 ①北京化了很大的气力证明毛至少在他死前的两三年是反对这四个人的。为了证明这个事实，他们引了一些句语。不管这些句语是真是假，令人惊讶的是，在毛尚活时，他们从未公布这些句语。毛批评邓小平的话更苛刻，但都在报上发表了。批评这四个人的句语只是“不要搞四人帮呀！”，“不要挑剔”，“江青的演词不好，不要发表”，“江青有野心”等等。 甚至从表面上而且从脱离了原文句语看来，这些句语没有表示毛与这四人的政治关系的决裂。顶多不过表示毛惯于在他的内圈里对他底下的人作尖锐的批评，而且反对给江青太多党内的权力。 这四人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没有一个在党内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上升是如此的快，以致邓小平嘲笑他们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所以，没有毛的保护他们就很快垮台这个事实，就不怎么令人惊奇了。 他们倒台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与毛有分歧，而是他们与毛的路线太一致了，所以一旦政策来个大转变，他们的位置就保不住。 新政府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以后公布了“四人帮”的罪状，但是新政府并（没有）控诉他们企图在一九七六年十月间夺取政权，只谴责他们在过去十年中滥用权力，换句话说，就是谴责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及日后的邓小平，指责前任政府以空洞的革命口号代替严肃的工作，因此几乎把经济搞垮；指责前任政府大量地削减高等教育及歧视科技人员，使工业化计划受到损害；指责前任政府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当作资产阶级享受主义的思想，因此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指责前任政府对政治上及社会上持不同意见者迫害之深，使工人及低级干部的士气变得极为低落；指责在毛统治之下文化及艺术事实上已停止存在。 官方报纸现在描写文革以来的中国是无能的狂热者管理下的警察国家。这些狂热者烧书、奖励无知的人、惩罚追求知识的人，甚至对于在与政治无关的领域内追求知识的人也要惩罚。 这些事实的揭露在开头是很抽象的，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秋天，慢慢地由一大堆的特殊例子来证明。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毛的所谓“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国家的可怖情形。虽然毛现在还被崇拜为全国的偶像，这些被揭露的事实的总和，接近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谴责斯大林罪恶的演词的程度。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报纸提供了毛派所宣传的政治挂帅的真正内容。安徽鞍山钢铁公司一位老钢铁工人批评“四人帮”说： “斗争经验给我们一个重要教训，即是：仅仅空喊革命口号而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及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15] 一个工厂的党支部书记说： “反党的‘四人帮’总是要不择手段地破坏生产。他们乱骂我们“唯生产力论”①及“不要政治挂帅”。事实上这些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在向我们发射唯心玄学的毒箭，以达到他们欺骗群众、篡党篡国的目的。”[16] ①所谓唯生产力论是在文革中首次提出。这不但是批评刘少奇，而且是批评整个马克思主义以客观条件及物质现实占优先的理论，根据毛的意思，这理论会导致宿命论、以“生产”代替“阶级斗争”、及资本主义的保持——或复辟。毛派没有指名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但官方文件说考茨基、托洛茨基、“苏修”及刘少奇是这个理论的提倡者。 毛好像是在中苏分裂时发展这个观念，作为——在心理上——克服在中国境内单独建立“社会主义”所面临问题的一个方法，他对于这个观念的最直率的解释是在他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一书中，这本书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对苏联的教科书所作的批评，在一九六七年文革时非正式地在中国出版，在那本书中，毛写道： “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程度很高，革命成功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引自“纽约每月评论”1977年9月号第7页，中文原文采用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版第333至334页）。 毛在这里漏掉的正是：在资本主义统治被推翻以后，贫穷和缺乏先进技术对特权官僚层的产生所起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历史证实了列宁，不是毛泽东。 人民日报将这些指控一般化： “‘四人帮’猖狂地提倡玄学。他们别有用心地以革命对抗生产、以政治对抗经济、以阶级斗争对抗生产斗争、以无产阶级专政对抗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反对提倡生产和建设。这不但阻碍生产的发展，而且必然会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根据他们的逻辑，‘卫星上天’，红旗就会‘落地’：假如八亿人民要这样‘革命’，他们只有喝西北风。”[17] 事实上，这不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辩论。中国经济真正成就的统计数字都没有公布出来。这种“辩论”只不过是当权派在作刺耳的独白而已。在这独白中，真正的政策问题还是没有清楚地显示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毛泽东与他的敌对者之间的派系斗争中，经济发展的优先次序是个主要的争论点，并不是思想的口号。这个争论的焦点不只是为了将来的远景，已由副总理余秋里所证实。他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对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报告说，在文革以至毛去世的那几年中，“国民经济受到很大的损害”。[18] 无疑地，在中共高阶层的十年派系斗争中，除了经济生产的问题外，尚有其它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在以后几章中会讨论到。这里要稍为讨论一下的问题是，现在的北京政府对于前任政府所说的许多话中，到底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很多话显然是夸大了的，或是为了派系目的而伪造的。但许多话可以被其它独立的资料所证实；如果不能由其它方法，那末，由邓小平的出场、下场、最后又出场的政府所定次序的戏剧性突变中，也可以证实。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毛泽东宣布“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失败，因此把那些与莫斯科的计划方法和程序最有关系的干部赶出党领导层。这些倒台的官员现在都已回朝，他们就对可称为经济发展的“毛派模式”，加以判断，但是，若要判断双方的谁是谁非—以及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必定要与中国国有化经济的实际经验对照起来考察才行。本书的第二部份，企图对中国的经济作一个初步的结算表。 [1]MONTHLYREVIEW（每月评论），1976年10月号。 [2]纽约时报，1976年，9月10日。 [3]新华社公报（英文），1976年10月31日。 [4]纽约时报，1976年10月16日。 [5]新华社公报（英文），1976年11月23日24日合刊。 [6]同上，1976年12月17日。 [7]同上，1976年10月24日25日合刊。 [8]纽约时报，1976年10月16日。 [9]新华社公报（英文），1976年10月24日25日合刊。 [10]同上，1976年10月24日25日合刊。 [11]同上，1976年10月24日25日合刊。 [12]同上，1976年10月26日。 [13]同上，1976年10月26日。 [14]同上，1976年11月10日。 [15]同上，1976年11月13日。 [16]同上，1976年11月13日。 [17]同上，1976年11月14日15日合刊。 [18]同上，1976年10月25日。
第二章周恩来逝世和天安门事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二章周恩来逝世和天安门事件 人民日报、红旗报及解放军报于一九七六年元旦发表的联合社论，总结了过去十年的毛泽东路线。社论的主题，对我们检验毛死后政策变化的程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冲量标准。社论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是毛泽东文革时提出的口号，旨在把领导层内的反对者和人民中的持异议者打成阶级敌人。 江青指导下的“文艺革命”，被推崇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日益繁荣”。 在经济建设方面，社论重申毛的路线，即在党严密控制下，人的意志力就是主要的生产动力，可以取代技术、训练，取代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推广革命。它引用毛的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并且强调应该“独立自主、自力更新”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了支持这个“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景，它引述毛在一九六五年写的诗，诗末两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个社论也宣布开始第五个五年计划。但是，在毛死后，这个在毛领导下起草的计划，却被废弃了。一直到整整两年后，在一九七八年初，新政府才提出一个经济计划，来代替毛的未完成的计划，虽然新政府只宣布这经济计划的其中几个目标，但是它与所谓毛泽东主义的经济政策已没有甚么相似之处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在北京因癌症逝世，死时七十八岁。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一直是总理，而且是除毛泽东外，最著名的中共领袖。他的死促发党领导层内新的整肃，因为毛及其派系向周恩来的亲近同志及支持者大肆攻击。最主要的受害者就是邓小平。 周恩来去世时候，邓正代职总理—由于周病毛老，他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实际领导人。但是，在没有多少年以前，毛泽东还亲自宣布邓是叛逆者，是人民的敌人﹗ 邓小平不是中共政治舞台上的新人。他早于一九二四年就在法国加入中共的旅法支部；他那时只有二十岁，一九二六年去莫斯科读书，然后回国帮助实施斯大林的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邓在军阀“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军队里任政治指导员。在冯玉祥与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春联合起来屠杀共产党员时，邓开始反冯，变成一个游击战士。从那时开始的二十年间，他在中共的农民军中担任政委。 邓在五十年代中叶才参与党中央的领导，被委任为总书记，而且成为中共一名主要经济策划者。他与苏联专家密切合作，沿着苏联的路线，改造中国的经济。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上邓报告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对斯大林的谴责。邓赞成赫鲁晓夫的报告，主张在中共党内亦应取消个人崇拜，所以建议在党章上删掉提及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针的句语（毛在一九四五年的党大会上坚持要将这些句语写在党章上）。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邓就与政府首脑刘少奇的关系非常密切，毛泽东的大跃进经济冒险政策在一九五九年走向失败时，刘邓就和毛起了冲突。就在那时候，比较公开地批评毛的党领导人被整肃了，但是刘邓却保住他们的位置，而且使北京的经济政策移离毛的一些设想，而朝向苏联实行过的政策。（在不久以后的中苏争论中，刘邓是北京的主要发言人，所以他们追随莫斯科的经济政策，并不表示他们与苏联政府有政治上的连系。）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就与刘邓决裂，把两人免职，而且还指摘刘为“叛徒、内奸、工贼”。传说刘少奇在蒙受耻辱中死去，但邓却于一九七三年被召回加入政府。他们也不怕这个一百八十度转变的事实，很明显地会使人怀疑毛派官僚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所作出的解释。 显然，当初毛愿意接受邓的“复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邓没有实权。但是，由于周死毛老，邓就有可能接掌政府的最高权力，毛就很快地发动一次整肃。邓在毛死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 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政府出人意外地宣布华国锋而不是邓小平为新总理。华在那时候，还不大为人熟悉。他在湖南主持了很多年省政，不久以前被擢升为秘密警察首脑，邓不久就在党所赞助的大字报上受到公开攻击。 邓被直接攻击的，是他的教育与经济政策。邓被指控在教育问题上走资产阶级路线，因为他被指称鼓励学生多研究科技，少读毛着。在经济战线上，邓被连系到周恩来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口号：“四个现代化”。周主张农业、工业、国防及科技的现代化。 周死后，毛攻击现代化口号为修正主义，邓被指为这个修正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三月间，毛派报纸攻击邓说他要恢复文革前所推行的苏联式工业计划，要大规模地输入西方技术，赞成以提高工资及物质奖励来复苏缓慢的经济发展步伐，提倡军队的现代化，以及轻蔑江青对文艺的严格审查。这些指控实在可笑，因为邓的提议听起来大都相当合理。 邓被指控的另外两个罪名，是反对毛泽东缩减高等教育，和反对上山下乡政策。“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个非常不得人心的措施。这个运动在五十年代还是断断续续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就提升为大规模的运动，数百万急进红卫兵青年被迫上山下乡，去接受“思想改造”。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在一九六八年后的十年中，一千四百万名高初中毕业生，从城市被派上山下乡工作。这是年青人当中一个不少部份。制度是这样的：如果行为受党赞许，两年后就可回家；但是被认为可疑的或会生事的人，常常会留在乡下一辈子，同时政府不认为这是处罚，所以人民不可能上诉。 中国公民还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对上面这类问题表达意见。但他们却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来躲避政府对表达自由的限制：以公开方式追悼周恩来，作为他们对毛政权表示不满的安全方法。四月初的哀悼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给他们提供了大好机会。 四月一日，几千人带了花圈到天安门广场去追悼周恩来。这个主意马上传布开去；不久，对政府不满的居民，从拥护周邓的人直至与官僚层没有关系的人，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人一天天的增加，亦愈来愈大胆。到了四月四日，追悼者有几万人。有人带了旗子来，旗上攻击江青为中国的甘地夫人，又把她比做慈禧太后。当便衣警察要逮捕临时出来演讲的人，却被群众追打。 四月五日，政府下令移走花圈和大字报。愤怒的人民，聚集在广场，在最多的时候，超过十万人。他们整天守着广场，与警察和民兵搏斗，放火焚烧政府车辆，甚至冲进广场上的指挥部小楼，把它捣毁。 天黑以后，几万民兵包围广场，用棍及枪托，向留下来的约三千群众攻击与逮捕。数目不明的抗议者当场被打死—这个事实为一九七七年一月在北京贴出的要替烈士报仇的大字报所证实。 官方报纸在第二天刊登了一首在被捕者口袋中搜出的诗。这首诗就成为著名的抗议呼声：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豪杰，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1]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天安门事件的反响并不限于逮捕在天安门游行的人。政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两天以后，在四月七日，它发布了一个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四月十日的人民日报登了一篇社论，引用了毛的话，拚命地攻击邓小平： “毛主席提出：‘他这个人（邓）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天安门事件后的那个星期，毛派政府动员了几万警察及干部，挨户查问北京居民，要查出参与的人。几百人被逮捕。五月间的报纸报导了一个“公审会”，两人被判死刑，三人被罚劳改三十年。其它的人没有被审判，很多人还被关在牢中。一九七七年三月，即事件发生差不多一年后，北京的大字报宣布，他们被新政府释放了。 [1]秦始皇（纪元前259-210年），中国第一个皇帝，被一般认为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在天安门游行的那段时期，毛政府发动一个文化运动，赞美秦始皇镇压异端的“革命方法”，特别赞同他的焚书坑儒的举动。 在这个运动中，毛派报纸常把秦始皇比作毛。中国反对力量的一个旧传统，就是用间接的手法，来攻击当代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批评某个历史人物，读者就毫无困难地知道是影射今天那一个领导人。（“四人帮”垮台后，官方报纸说“四人帮”批评二千年前的周公，以此影射周恩来。） 天安门这首诗，箭头不但指向秦始皇，而且是对着毛泽东，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谴责词对此说得很清楚：“这些反革命分子吵吵闹闹地要反对‘秦始皇’……其实他们所用的语言，同林彪搞反革命政变计划的语言是同一货色……他们的箭头对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北京周报，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
第一章毛泽东纪念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一章毛泽东纪念堂 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遗体奉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庞大陵墓里。作为单放置一个人遗体的建筑物，他的坟墓只有埃及金字塔可以比拟。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园都黯然失色。这种耀眼的个人崇拜，中国老百姓不会不知它的象征意义：这是新政府自称为毛泽东政权的合法继承人的象征。 在北京建造毛泽东纪念堂，是一个不小的嘲讽。当毛泽东的防腐尸体壮观地陈列出来时，他的许多最亲密的战友、他的妻子家人，却关在牢中。与他的名字连系着的，在过去十二年来被认为是毛泽东主义的政策和运动，今天大都给摒弃了。除华国锋外，其它国家领导权都握在一九六六至六七年被毛泽东排出党外的“走资派”及“反革命分子”的手里。 毛去世以后中国到底有多大变化？有多少依旧一样？谁是中国的新领导人？为甚么他们要逮捕毛泽东遗孀江青，指责她是企图篡夺政权的“四人帮”分子？中国的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能对继承“伟大的舵手”的政府期望些甚么？ 虽然我们对中国所知仍然有限，但是我们可以部份地以及暂时地回答上述问题。尽管中国的九亿人民几乎构成全人类人口的四份之一，中国政府还是像资本主义的大公司一样秘密地处理事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不公布统计数字（即使是公布给本国国民）的大国。自从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政府很少出版杂志，更少出版书籍，虽然现在已有改变的征象。在中国旅行有很大限制—不但外国人如是，中国人也如是，中国人在自己国内旅行，一定要有党批准的文件与准许证。而中国的报纸还不许刊登辩论性的文章。 中国对秘密的崇拜是如此极端，以致江青被指控泄漏国家机密，只因为她在一九七二年接受美国学者洛姗．威特克（ROXANEWITKE）的访问时，曾谈及她与毛泽东的私生活以及她对过去几十年来风云人物的追忆。在世界上大多数其它的国家，这种言谈只会算是回忆录，怎会是叛国呢？ 但是，中国并不是不可知的。人们可以访问中国，官方报导的内容虽然贫乏，但总会报导一些事实；今年的报导可以用来与去年的报导比较。最近几年来，地下刊物—如未经许可的传单、大字报、及在民间传阅的小册子—也出现了。 重大的事件是难以掩藏的，过去两年来，中国的领导、政策的变化速度及范围，是非常特别的。关于中国的内部生活以及文革后的毛政权的实情，也有很多已向外公布了。我们讨论的起点是一九七六年初—毛统治的最后一年。
英文版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英文版导言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以及由此革命所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是个异常的现象，曾使许多观察家迷惘，而且产生了多种非常不同的评价。中国问题变成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感情的问题。这并不足为奇。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都曾使这些国家的名字等同于推翻旧秩序的革命。中国革命也不例外。 但是，法国、美国、甚至俄国都属于一个差不多同一的文化历史集团，即所谓西方文化。这个集团内部有经常的接触，人口的交流也很大，许多相似的风俗，习惯及制度，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可以互相沟通、互相了解。 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古文化存在于西方文化的范围之外。由于地理和语言的隔阂，几千年来中国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在近代，中国才成为欧洲人所知的世界的一部份。从中国的立场来看，情形也是一样，因为在两三百年以前，欧洲在中国人的眼中还是蛮夷之邦。“中国”这两个字的意义，就代表了中国人对世界的传统看法。“中国”不是指夹在两个国家中间，而是指地球的中央。 这个传统的看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自夸。从公元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的疆域及人口只有罗马帝国在其最强盛的时候才可以比拟。罗马帝国衰亡以后，中国政府之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之高、以及它在科学与文学上之成就，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比拟的。 直到二百年以前，中国出版的书籍比那时候世界所有语言的书籍加起来还要多。但是，直到今天，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北京出版了大量的毛着—及两三本古典小说外，只有西方的专家才知道中国的文学作品，一般西方人是不知道的。一般有文化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至少可以从俄国、德国、法国或英国作家的著作中，知道这些国家的日常生活；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知识就没有那么多了。 如果西方一向对中国无知，那么，中国也一向不主动与西方接触。秦朝所建造的长城，是中国文化自给自足的缩影。这个自给自足的特性源于中国国土的辽阔；几千年来，中国好像一切都是自给自足的。一直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新生的西方资本主义才胜过中国，因为从那时候开始，西方的“洋鬼子”才用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这个屈辱的经验，使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凝固成强烈的民族主义，在一九四九年成功地把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赶出中国。 中国对西方的传统态度，可见于中国政府第一次与外国政府的接触。一七九三年，英王乔治三世在美国独立战争上吃了败仗，就派马戞尔尼勋爵到北京来，想打开中国的市场。这位贵族，为了表示他的谦虚，就叫他的随从打着旗子，上面写道：“英国大使进贡”。 中国那时是乾隆时代，国势鼎盛，所以对待英王好像是对蛮番一样。在乾隆皇帝回复英王乔治的勅谕中，乾隆宣布： “谘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賷表章……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播，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英国统治阶级，除了更热心于在贸易上获利外，也差不多以同样的傲慢态度对待中国。这个彼此孤立的后果，就是彼此都觉得对方很神秘，也就很难对几个曾经来往于这两个社会的人士的证言作个估量。 因此，当马可勃罗于一二九五年从北京回到威尼斯时，没有人相信他的东方大帝国的故事。在他死后的几个世纪中，读过英国骗子曼得维亚（SIRJOHNMANDEVILLE）爵士的抄袭窜改的游记的人，比读过马可勃罗的真正的中国游记的人还要多。 这也可以归因于中古世纪欧洲人的无知吧﹗但是，马可勃罗逝世六百年以后，英国汉学家贝克侯斯爵士（SIREDMUNDBACKHOUSE）却能在北京以一生时间伪造中国政府“文件”来开导他的国人。他的秘密直至他死后很多年才被发现。他的最大的骗局，就是他说在一九一零年发现了“靖山王日记”。靖山王是清廷大官，早于一九零零年去世。西方人居然相信贝克侯斯的虚构，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官场多么无知。能够捏造一个政府要人的回忆录，在西方任何国家是不可能的。 这个稀少接触的结果，就是欧美人士在中国事情上，比起他们在一个他们所熟悉国家的事情上，更容易上当。在冷战时，美国资产阶级报纸以最非人化的言词来描述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现在还可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找到的一本书，就叫做《毛泽东，蓝蚁之皇帝》。 许多六十年代的年青激进分子，为了反叛美国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合理，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以为他们见到的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脱离了工业社会的异化效果的田园之邦。他们非常感动于中国革命之能够真正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但是他们亦几乎神秘地—基于极少的真正知识—羡慕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认为这些东西带给他们一种归属感，一种亲切的、非异化的集体和谐，以及对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的信奉。这个目标是美国生活所缺乏的。 自从一九七二年尼克逊总统与毛主席建立了互相合作和缓和局势的新关系以来，美国资产阶级新闻界对中国的态度也有部份的改变。虽然偶尔也有些文章重弹冷战的老调，但是所描绘的中国情景已极不同。中国社会被描绘为有高度纪律的、有运转目标的社会，人民节俭勤苦，而且有各样才能技术，正进行一个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来克服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后所遭受的贫穷。 这些自相矛盾的描述并不是样样都是真实的。许多关于中国的报导，特别是在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上的报导，都从美国角度出发来考察中国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不是从中国本身的情形来考察中国的问题，以及它在国际政治上的真实地位。 这并不是新奇的。由于一般人对中国缺乏了解，他们就很容易受染有倾向的宣传的影响。不管是羡慕或敌视，这些神话的出发点，都是假定“中国人”的一切都很单纯的。 旧中国，像西方社会一样，分为敌对的阶级﹔新中国依旧包括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中国的被压迫的群众，尤其是农民，在平时只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对象，但是在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中，这些群众却涌上历史的舞台。在他们针对旧社会的特权阶级而倾泄愤怒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就和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新现象结合起来。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打击多大，旧统治阶级总是能够迟早重新巩固他们的地位。但是这次革命却不同﹔革命的新现象就是，旧统治阶级的基石受到被压迫群众的攻击。这个基石就是社会财富的资源、土地、和工具的私有制。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被中国革命扫除以后，中国就进入未知的领域。中国走出了自给自足的历史进化阶段，而且不管愿不愿意地变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份。 中国革命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它第一次—在欧洲以外，而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地改变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劳役与经济控制的趋势。 中国革命证明中国的工农群众有能力站立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而且粉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腐败政权。中国革命并不仅仅是另一个民族主义的暴动。如果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暴动，它就不能嬴得完全的独立。战后的印度及其它名义上独立的新殖民地国家充分证明了这点。 毛泽东的中国政府，在一九五三年采取了社会主义措施以后，于是能够开始创立国有化经济制度。中国打破了资本的政治及它的经济基础（即私有财产制），于是能够开启快速经济生长的前途，以及创立即使许多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比不上的社会福利措施。 这些成就替亚、非、拉美的穷苦人民带来了希望，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及社会组织形式比私有财产制的无政府主义性质要进步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比其它国家更早地面对这个时代的中心社会问题：如何自觉地控制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进一步的发展。 不管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上存在有甚么困难或畸型状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带领它超越了未曾脱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而进入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域。 这并不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想象的脱离现实的经济模式的问题—“国家主义”或“私人主义”的组织生产的方法。今日世界所要抉择的道路，并不能归纳为心血来潮或任意选择，而要从社会及生产生活的内在推动力所得出。这些内在推动力是与社会中互相斗争的阶级的需要相适应的。 在外交辞令及局势缓和的幻想的背后，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世界帝国主义仍然是中国革命的敌人。世界资本主义受到一个不小的压力，就是它苦于被排除于拥有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中国市场。 在这个冲突中，我们对谁是谁非的态度是不能含糊的。世界资本主义对北京的打击，不但是针对中共及其政府，而是针对中国的工农。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者的基本责任，就是在这个斗争中站在中国的一边，把中国的奋斗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而且当华盛顿对中国人民的权利与福利有任何侵犯和威胁的时候，担任中国人民的盟友。中国政府有权被承认，而且应该与其它政府处于平等地位。 但是中国革命的成就，以及支持这些成就的必要，仅是过去二十九年的历史图画的一面。历史图画的另一面就是中共政权的本质—其社会根源及组成考虑。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考虑这些现实及其相互关系，要保卫中国工人国家，但是要用革命的方法来保卫。 这里出现了最戏剧化的内部矛盾。在伟大的被压迫群众所创造的历史性解放革命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来说，都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镇压性的政府。近年来，镇压对象并不首先是它所认为的敌人，即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分子，而是它在口头上所代表的工农群众。 忽视或否认这个极容易证明的事实，就会变成中共政权的拉拉队。我这里要证明的是，上述立场与中国劳动大众的期望与要求，以及与中国及全世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真正需要，是绝不兼容的。 最近，西方国家出现了颇多有进步思想的中国问题专家，其中有许多人对毛政权的经验和成绩有颇积极的评价，有些对毛敬佩甚至崇拜，而有些则比较有批判性。 这就使到许多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价值的资料能够收集起来，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也出版了。本书引用了上述一些研究报告。 这些研究报告一般都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内在动力、它所调动的阶级力量、目前统治层的作用及活力、以及它在世界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及表现。 本书的主题是甚么呢？它首先指出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论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及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等著作，都没有过时；这几位作者的共同信念，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离的，换言之，社会主义和不受控制的官僚制度是绝不兼容的。中国的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的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毛派官僚层只能阻碍并不能加速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但不代表中国群众的革命期望，反而基本上保卫在较高社会经济平面上建立的新的现状。这政权的基础，就是新兴的享有高度特权的、保守的干部及行政人员的社会层份；这个社会层份为了保护其生活水平，就反对工农的侵犯。 这种官僚层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于苏联，是斯大林派进行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塞维克党的反革命行动。在其起源、方法、以及观点上来看，毛泽东政权在很多方面都是从苏联斯大林派生出来的，虽然两国今天存在民族分歧。 我认为，毛派官僚层不但在道德上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不相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客观上它不能够在中国社会中有一个长期巩固的地位，理由是毛派官僚层不能够用与它自己的生存相适应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巨大的社会及经济问题。这就使这个政权经常与工、农、知识分子群起冲突，因此会终极导致它的覆灭。 两年以前，许多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都会说我这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自毛死后，华国锋邓小平的新政府，为了稳定它的政权，揭露了很多在毛统治下的严苛的事实。虽然他们委婉地说出这些坏事都是“四人帮”干的，而毛泽东及其它领导层都无可奈何，但是这种糖衣无法令这些苦药变得甜美。 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时期，就像苏联在斯大林死后的一段时期一样，可以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它会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的中心动力：中国脱离资本主义之后要向前迈进与统治官僚层的约束阻碍两者的紧张关系。 本书的分析，一方面要公正地评判中国革命的可观的进展和它的更大的潜力，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实地，毫无偏见地描述外国所能找到的事实。 伊文思 一九七八年九月
中文版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中文版导言 我非常高兴听到，《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书的中文译本将要出版了。西方人写中国问题的书籍，很少有机会译成中文，接受中国人民的批评，并与他们交换关于中国前途的意见。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中国问题的书籍就更少有这个机会，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特权统治者的立场，以及他们所提倡的超越国界、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立场，受到全世界顽固势力的强烈敌视。 当这本书在七八年秋天写好的时候，它的目的是利用所收集到的资料，将毛泽东时代—所谓林彪及“四人帮”时期—向西方的读者作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本书会这么快地呈献给中国的劳动人民。这表示过去两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之大，以至中国国内的读者也有可能读到这本书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表示邓小平所承诺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与今日中国现实之间存在的距离，因为毫不妥协地鼓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人（魏京生及其它民主运动的领导人）被中共拘禁，而中共官方不准出版所谓“地下刊物”的文章与宣言。 我们怎样总结自七八年夏天以来两年的经验呢？虽然中国今日的局势离稳定很远，但是比起本书刚完成的时候，许多尚未定形的或者在初步阶段的趋势，现在总算有个定形了。我们还是先作一个历史的模拟：把斯大林死后的赫鲁晓夫时代与今日中国的华邓时代作一个比较。这两个时代虽然有重大的差异，但是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必须驳斥毛泽东的派系主义的论点，说赫鲁晓夫已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事实上，这并没有发生，正像现在邓小平也没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一样。） 赫鲁晓夫的上台，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苏联人民对斯大林多年的暴政怀有很深的仇恨。暴政包括党领导的奢侈生活、对异已分子的镇压、劳工营、以及俄国的相对的落后；党企图禁止科技问题的讨论，就更加深这种落后性。第二个因素是帝国主义领导人重新估价资本主义以往的假定，即资本主义力量可以在短期内打垮苏联的计划经济，甚至推翻苏联政府。 美国在一九五零年进攻朝鲜，使冷战进入核子毁灭的边缘；那时候，华盛顿考虑是否答应麦克阿瑟将军的要求，即渡过鸭绿江在中国领土上向中国革命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阻挡了美国的进攻，迫使华盛顿的战略专家修改了（不是放弃了）他们的支配世界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顾问采取了分裂工人国家阵营的计划；与克里姆林宫谈判，暂时停止冷战，以获得莫斯科的合作，来窒息其它地方的新革命，以及孤立正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华盛顿正确地估计到，莫斯科为了保持国际现状，肯定会接受这个反动的建议；帝国主义虽然进行反共宣传，但华盛顿很清楚知道，克里姆林宫官僚层为了巩固既得的特权利益，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恐惧，比对资本主义敌人的恐惧，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赫鲁晓夫时期的国内政策的标志，是官僚层在群众压力下退让：数百万政治犯被释放，科学辩论的限制放松，文化活动有某程度的复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有一段时期，对脱离斯大林主义权威束缚的坦率异议批评也采取了勉强容忍态度。在国际政治方面，官僚层则采取比冷战时期更公然右倾的政策，成为日后的“国际局势缓和”这个口号。这种国内外政策，与斯大林时代的政策比起来，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只是因为国内群众的不满渐增，对外要与帝国主义改善关系，所以才有这个策略上的转变。官僚层仍旧垄断了政治与经济权力。与资本主义西方的日增的贸易带给群众的些微经济好处，以及严密统治制度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放松，都是用来安抚群众的。 二十五年以后，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发生。要探究是甚么造成目前的局势，我们先得讨论中共和华盛顿对一九六五年印度尼西亚局势的崩溃与越南战争的反应（越战是五零年代初期的韩战的更大规模的补足）。受到苏联于一九六零年离弃中国的行动所刺激，毛泽东与他周围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为了打破华盛顿与莫斯科联合起来孤立中国的企图，就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世界寻找盟友。不幸的是，他们只用怯懦的、阶级合作主义的官僚方法，而不是用革命国际主义者的方法，来进行这个任务。北京所追求的盟友，首先就是现有的资产阶级政府。这个政策在印度尼西亚造成了最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九六五年十月，拥有几百万党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北京鼓励它信任的资本主义政府所屠杀。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的失败，暴露了中共战略的根本弱点，因此推使华盛顿积极地继续策动越南战争。毛泽东的反应，也同样显露了中共政权的社会轴心。在革命词藻的掩蔽下，中共突然匆匆忙忙与世界各地大部份的革命运动—也与许多资产阶级政府—断绝关系，退缩到民族孤立的状态，等待暴风雨的过去。跟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不相信国际工人阶级的潜在力量，暂时又无法说服帝国主义接受缓和的协议，毛派才在“自力更生”，憎恶外国人、走回农村、毫无保留地信任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及消灭异已分子等等口号下，发动了控制党内领导权的斗争。 “中国第二号赫鲁晓夫”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书，尝试以历史资料来证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对科学与文化，及对一般人民的民主权利所造成的影响。无疑的，“四人帮”倒台以后的变化，证明了毛泽东晚年实行的政策，激发起中国工人阶级极强烈的反应。就在这种情况下，曾经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的第二号赫鲁晓夫”（或“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邓小平，要为统治官僚层重建中共已破损的形象和恢复“安定团结”。 像苏联的赫鲁晓夫时期一样，大为削弱了的中共领导层，面对着群众的不满浪潮，才一方面在国内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推行与帝国主义更紧密联系的政策，把官僚层的前途寄托在西方的技术及贸易的迅速注入。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已经预测到这个发展。本书追溯了毛死后头两年朝这个方向走的头几步。过去一年以来，这些趋势变得愈来愈巩固和清楚，特别是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三中全会上夺得了政治局的多数以后。 有几个原因解释为甚么中共领导层在毛泽东死后需要差不多三年才稳定它的人事，并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毛逝世及其亲信（江姚王张）被捕后，继承中共控制权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不同的派系。发动宫廷政变逮捕“四人帮”的人，大都同样是在文革中得势的；他们原来就是打击刘邓派的一部份毛派。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以后，大多数毛派分子也都知道，如果再继续文革时期的镇压政策，一定会遇到群众的直接对抗。没有了毛泽东，这个变节的前毛派在党内也就缺乏有力的基础；另方面，他们在毛泽东在世时所扮演的角色，令他们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因此，刘少奇这一派的残余分子，因为有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声望，就与周恩来派联合起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派慢慢把华国锋周围的前毛派排挤出领导的位置。所以，在七八年底，我们看到北京市长吴德被撤职，以前毛的护卫江东兴悄然交出八三四一部队的统领权，以及陈锡联的北京卫戌司令位置的动摇。一九八零年二月底召开的五中全会上，这三个人，加上纪登奎，就以犯了“严重的错误”的罪名，被免除党内外职位，标志着邓小平在政治局及七人政治局常委会中有决定性的控制权。五中全会还推举邓派主要人物胡耀邦（胡为邓左右手，六六年被清算，七八年十二月入政治局）为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中共组织的神经中枢。 五中全会终于正式撤销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加诸刘少奇的所有罪名。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发布的公报，说毛对刘少奇的迫害是一个“阴谋陷害”，更称刘少奇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年来中国报纸上数百万言对刘少奇的责骂，和每六岁以上的中国人所参加的无数会议上对刘的诬蔑，就这么一笔勾销为前任政府所作的谎骗运动。 可是，这个变化却不仅仅是党领导内圈换班而已。在文革中，有几百万人受牵连并与刘少奇同时受整肃，之后，进行清算的红卫兵又受到镇压。这些问题，影响了成百万成千万人的命运，被送入劳工营，背上坏政治记录，受到伤害，或继续在工作上受到歧视。 平反造成的后果 因此，中共中央这个平反六十年代的“反革命分子”的决定，造成了重要的后果。旧案被重新打开，政府必须而且承认已做了错误的事。大批不同政治背景或政见的政治犯及半政治犯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当然最重要的后果，就是邓小平重新纠合他过去被打下去的派系；很多干部几乎直接从劳改营及农村流放地回到高层政府职位。我们看到了一大批“平反了的右派分子”重新出任要职，而其中有些人不是在文革而是在更早的大跃进时期被贬黜的。 对于这个政策，邓派与华周围的前毛派之间似乎进行了斗争。邓本人要到七七年七月，即江青被捕九个月以后，才公开重回党领导层；现政府许多重要人物，要到七八年底才公开复出。意义最大的平反是在七八年十二月至七九年夏天之间发生。这些平反含蓄地指出，毛泽东的统治不但在六十年代，而且在五十年代，也是不正确的。 在五十年代，中共党内批评毛泽东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他在五九年反对大跃进而被整肃。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在文革时被软禁致死的。目前恢复彭德怀名誉的努力—对于批评六十年代初期中共的统治，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文革就是始于一九六五年攻击彭德怀的支持者。因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黄克诚（彭德怀的好友和在军队中有名支持者）的公开露面替彭德怀辩护，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指示器。黄的新任务，是在一个特别的委员会里负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译者），重新审查几千个自五十年代后期被诬蔑且被监禁的高层干部的案件。这等于打了毛另一巴掌，承认了人人都已经知道的事实：广泛地违反民主权利的事件，在文革及“四人帮”出现以前早就已开始。 翻案 到了一九七九年，被平反的人愈来愈多了：从王光美在新年的公开露面开始，到文革前的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平反，到七月刘澜涛与前北京市长彭真取得新的职位。今日的北京最高层官员的名单，就像被毛泽东打垮了的刘少奇派的再结合。 邓小平正利用替毛的官僚反对派平反，来重整他自己的队伍，替这些人“翻案”。但不仅是这点，如果我们从中共上层领导圈子的重建转到文化领域，上述的结论就是必然的。 文化与艺术 我们要知道，文化与艺术从来没有真正脱离中共而独立。因此，很多在一九六六年不露面了的文化机构人员，事实上是党干部而不是艺术家。但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艺术。在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之中，大多数人只在某些事情上向党让步，但在其它事情上，则与党划分界线。只要文学与艺术存在，总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要与中共的“政治”观念保持某种距离。只有在毛的晚年，在只要“政治”而不要文化的政策下，这个相对的独立性才被消灭。（虽然西方的拍马者如斯诺夫人曾写了几本感情泛滥的书赞美江青拙劣的“八个样板戏”，但是今天的样板戏已经被埋葬了。） 被平反的文化工作者之中，除了英雄外，也有一些坏蛋，譬如七八年底平反的前文化部长周扬就是个坏蛋。虽然他没有向江青靠拢，但是他六六年倒台以前，已积累了三十年作为斯大林主义文艺打手的臭名声：从三十年代后期企图要鲁迅服从党的纪律开始。一直到五十年代整肃了胡风及丁玲。 周扬的平反没有多大意义，但跟着的一些人却不是这样。首先，吴晗、邓拓和廖沫沙三人的平反就有很大的意义。他们本是北京有改良主义思想的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在大跃进失败以后的几年，他们胆敢对毛泽东的专权发动讽刺性的虽然是间接的）攻击。吴晗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用古代一位刚直的官因为胆敢批评皇帝做事不当致遭罢官的故事，间接地替被罢黜的彭德怀辩护。邓拓、廖沫沙及吴晗于六十年代初期又在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三家村札记》，间接地讽刺毛的无知与专制、他们惹起了老暴君的激怒，成为文化革命第一批被打击的对象。六五年至六六年间，吴晗、邓拓被姚文元攻击以后，两人都死在狱中；一九七九年，两人被平反昭雪，作品也重新出版。廖沫沙幸而未死，从农村流放地被召回北京。 在过去一年中，好几本出名的左翼小说家的作品重新出版了。他们都是老一代的人，其创作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时候，中共赞同他们的笔锋针对腐朽的国民政权。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这些作家无一例外地都被迫停笔，而且受到整肃。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全部被禁了，所以当老舍的《骆驼祥子》在七九年重新出版时，标志着新的风吹起来了。老舍是一九六六年在红卫兵的迫害下自杀的。在活着的作家群中，自文革以来退隐上海的巴金的作品又可读到，艾青的诗章也出版了。 经过二十二年的流放、监禁与再流放，丁玲在七九年六月又被选为人民政协委员。在有独立思想的共产党作家群中，丁玲占有特殊的地位。自从她于一九五七年被捕以后，她的名字已在中共的报纸中消失，她的作品也被禁，因此年轻一代的人也许不知道她这个人。她于一九零七年出生于湖南，二十岁时已是出名的短篇小说家。好的爱人胡也频是中共党员，也是一个作家，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抓去处死。她于一九三三年被软禁了三年，一九三六年逃到延安解放区。 到了延安以后，她在红军大学教文学，而且作品非常多。她不但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热诚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她的短篇小说大部份谈及妇女压迫。她的诚实及敏感使她超越了中共宣传所准许的范围，而触及妇女在中共统治区域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妇女在旧社会中受到的明显的野蛮的非人待遇。因为她是全国闻名的共产主义小说家，所以那一段时期中共领导层准许她这样做。但是，到了一九四二年，日渐享受特权的狭隘的官僚层与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之间无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为了纪念国际妇女节，丁玲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延安的党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一文，批评当时党坚持要妇女离开政治岗位去结婚生孩子。她说，妇女不但很难获得堕胎与离婚的权利，而且被鼓励去放弃贡献社会的愿望，将自己关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她甚至指出在共产党地区也普遍存在物质上的不平等： “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褓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 两个月以后，毛泽东针对这些批评，发表了《在延安文义座谈会上的讲话》，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义观，而是要阻止共产党作家讲出残酷现实的真相。丁玲受到了公开批评，参加了所谓“斗争会”，还受了几年的“思想改造”，直到四十年代末期才被准许继续工作。（组织这个运动的就是毛泽东的私人秘书陈百达，他后来在文革中对异议者进行了迫害。） 但是，丁玲的意志并没有及挫损，一九四八年，发表了她写得最好、最出名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丰富地描写一个农村的土地改革。这本小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文化高潮的代表作，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赞扬。 到了一九五五年，中共开始重新考虑把社会各阶层人士拉过来支持它的统治的“统战”政策。在那时候，统治层特权的扩大与制度化，逐渐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感与批评。中共进行反击，但发现最方便还是将激进知识分子作为公开攻击目标。因为，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过反映了工农群众的不满，但是他们易于被描绘为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子，不能适应集体社会的需要，而且看不起真正代表群众的党干部。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的斗争中，丁玲幸免于难，但在五七年“百花齐放”后的所谓反右斗争中，她却给打下去了。她先被报纸狠批，然后在五八年被流放到黑龙江一个国营农场，七零年被抓回关到北京近郊的秦城监狱，七五年又被流放到山西一个农村。她在七九年被释放与平反，是中国的新气象的重要标志，表示政府需要在已经觉醒的群众面前割断它与过去罪恶的关系。 中国托派被释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托派运动的几个领导人于一九七九年六月被释放了。（这些人在大共的监狱里度过了二十七个年头，本书第十三章谈及到了他们的苦难与折磨。）这是中共向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作出第一个重大的让步。因为，虽然中共对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的追随者诬蔑了五十年，中共的领导人却很清楚知道，托派唯一的罪状就是他们为保卫平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行了绝不妥协的斗争，中共口头上维护这些立场，但实际的行动，却处处违反了这些立场。这就使官僚层觉得托派这个有组织的、不能收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威胁了他们的现状。 在被释放的托派中，郑超麟是最出名的。这些托派同志的释放，显示了中国斯大林主义政权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监禁每一个批评者、反对者的政策，必然导致“四人帮”时期那样死寂的墨守成规、和群众的愤恨；在另一方面，中共却绝对不准备与反对者辩论。每一次平反，每一次对政治及文化控制的放松，必然导致政权与群众之间冲突的加深。今次，托派获释，无疑是要向群众表明，政府是真心真意要实践尊重个人权利和民主改革的诺言。虽然被释放的托派人数不多，年纪也很大了，而且中共并不允许他们公开发表意见或参加辩论国家的前途，但是他们的释放，对政府来讲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这是工人阶级与政府之间力量关系改变的象征，而政府被迫采取守势。 力量关系的改变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最初，中共政权还在毛派牢固控制下；他们以为可以用对付五七年及六十年代中期的反对力量一样的手法打垮“四五运动”。他们驱散群众，宣布这些游行是“反革命”的。可是，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却愈来愈强大，以至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很不顺眼的景象：今日统治中国的老人不但把“四五运动”的示威者当作英雄，而且用“四五运动”的旗披在自己身上。可是，对他们而言，这件服饰是极不合身的，因为红旗底下还露出旧警察的裤子及皮靴！但是这个时候的警察，却受了他的新姿态的限制，不能用警棍太重打在真正要推进“四五运动”的人们头上，因为这样做，就会暴露他们旧警察的本质，丝毫未有改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死后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民主运动兴起，有自己的组织和刊物。 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我已经指出有“独立于官僚统治层的新气氛”，并评论说：“在某方面看来，毛的死就像梗塞被冲破一样，久被滞塞的社会生活的水又开始流动了。”那时候，这个迹象还在初步阶段—那时西方所能看到的站在共产主义立场反对中共的文件，就是一九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报和天安门事件的一首诗。自那时到今，变化可多大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全世界看到北京民主墙的出现，接着就是民主组织及油印刊物的激增。政治生活在中国已复苏。 这些社会主义民主战士所提出的问题，证明七十年代中期李一哲的观点并不是孤单的几个人的意见，而是今天民主反对派的先驱与典型。民主运动的高潮，又转过来迫使当局释放李一哲大字报的三个作者—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他们不是在“四人帮”的统治下被捕，而是在华国锋政权下被捕。去年，王希哲已经崛起为广州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民刊《人民之声》上发表了一篇极有意义的文章，要求走向马克思主义创立人所允诺的国家的消亡，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缩变为一党专政。 今天的民主运动 中国的民主运动，大都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支持中国许多真正的物质进步，认为这是废除了资本主义而建立国有化计划经济的结果。可是他们内部也有意见分歧，分歧点似乎是在中共能否自我改良。但是，即使是最谨慎的民主运动人士，也提倡党及国家机构的彻底改革。到现在为止，这些反对分子还没有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到重要的根据地。但是，从各方面的资料看来，中国异议组织虽小，但其骨干分子大都是产业工人。在苏联则不同；从五十年代末期到今天，苏联的反对派分子大都是较为孤立的知识分子。其次，除了油印刊物及人权团体的公开活动以外，中国的大城市中还有一大批人愿意走上街头去支持要求民主改革的集会。去年，北京及上海都有将近一万人参加的非官方召集的群众大会。大部份参加者至少同情反对分子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他们之中，一定有很多人同意民主改革的主张。 除了这批人以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上访农民，与无数下放回来的知识青年。据说毛泽东时期下放的知青有一千四百万人，其中有些被调回或是倒流回城市。一九七九年农历新年，北京一千农民游行，促使中共政府采取行动—不是要改正农民所受的委屈，而是逮捕异己分子的领导人（如傅月华）。一九七九年春天，几万个曾下乡的知青，为了表示抗议不但占据了上海市委办公室以及铁路调车场，而且还与警察发生冲突。 政府一方面大举逮捕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图镇压这些骚动，另方面则答应改革。在这个关头，新运动面临一个重要的考验，因为，在这以前，政府到底是否赞成他们的目标仍未明确（邓小平等有意保持不明确）。一些曾经参加游行、散发地下刊物，及替这些刊物写文章的人，认为他们已经得到邓小平及其它受毛迫害的官员的默许支持。他们认为，如果敦促邓小平快点实行他的改革诺言的话，向他加点善意的压力就可以了，因为双方似乎对中国的前途有共同的看法。 邓小平的角色 一九七九年春天的镇压，迫使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重新考虑上面那个和谐的假定。邓小平是真的需要作一点改革—特别是放松党对科学研究的控制以及鼓励技术和工业的快速发展，但是邓小平等从来没有认为党及政府应该由群众控制，或者应该允许群众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独立于共产党之外。邓小平不同意民主运动，并不基于思想上的理由。邓小平闻名的“实践乃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邓小平决不会接纳民主运动的纲领，因为他的权力，他的权威，事实上他的全部政治生涯，都建基于毛泽东及“四人帮”所服务过的同一特权官僚层上。邓小平自夸比前任政府的代表人物更开明、更有文化、更实际，但是，与前任政府代表人物一样，他一步也不能超越他所保护的既得利益的范围。他将会而且一定会保卫这些既得利益，对抗中国工农的愿望。中共官僚层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甚至不是工人阶级的特权的一部份，而是异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层份。它是打击中国工人的帝国主义压力的传送带。 跨前的一步 七九年春天的逮捕行动，对中国各种反对力量，是一个挫折。它帮助反对分子打破对邓小平政府的某些幻想。因此，当民主运动于秋天再度活跃起来的时候，它就显示了很大的进步。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一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抗议大会。香港南华早报的九月十六日的北京电讯说： “参加抗议大会的大多数是经常在北京集会抗议不公正的事情及要求工作的穷人和失业者。很多是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下放的前城市居民。其余是因冒犯了生产大队的官僚而流落为乞丐的农民。……一个游行者说：‘现代化之前应该先有民主化，缺乏民主只能阻碍现代化的进展’。” 九月十四日的纽约时报引用了大会上一个演说者的话：“我们已经消灭了资本家、地主及富农，但是我们现在有新的富有阶级。” 在同一星期，三百个作家在北京一个公园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国目前的文学状况。另外有几百个学生，大学入学试合格了，但被拒入学，所以在市委办公室前举行游行。 九月二十日，一百多个失业的铁路工人在中南海门口举行抗议大会，与警察冲突，约四十人被被捕。 十月十日，二千多名北京人民大学学生在中南海门前举行静坐罢课，要求占用大学校舍的人民解放军马上离开学校。根据美国及加拿大报纸的报导，学生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官僚”。 审判魏京生 面对着人民这种情绪，政府的反应却是把春天抓去的两个最出色的异己分子领导人，魏京生和傅月华，交付审判。魏京生是民刊《探索》的编辑，被控“反革命宣传鼓动”及“把军事情报供给外国人”。魏拒绝向政府让步，勇敢地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他直接向从毛泽东及“四人帮”时代延续下来的前提挑战，那前提就是：中国公民若与外国人讨论国家大事就是叛国。他说： “第一，起诉书上说向外国人送给我国军事情报，犯反革命罪……军事情报是个过于广泛的概念，公民有保守机密的义务，它的前提是公民必须要知道需耍他保守的是甚么机密，……我从未被告知需要我保守的机密；在中越战争爆发后，也未接触过任何标明为机密的东西。”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的消息来源是小道消息，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文件……我谈到的消息是不会给前线局势带来有害影响的。” 魏京生也坚强不屈地否认检察官有权说他的替民主权利辩护的文章等于“反革命宣传鼓动”。他说： “由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多年影响，现在有人是这样看的：按现在当权的领导的意志办就是革命，反对现在当权者意思的就是反革命。这种对革命概念的庸俗化，我是不能同意的……革命是新事物与旧事物的斗争。……” “批评不可能那样美妙动听，也不可能全部正确……要求批评必须正确，否则就要治罪，就等于不准许批评，等于不准许改革，也就是等于把领导者摆上神化的地位，难道我们还要重新走四人帮搞现代迷信的老路吗？” 魏京生的审判是在十月十六日进行的。中共说是公开的审判，说是替新的法律树立一个模范。事实上，法庭旁听席的四百多个座位都给政府的支持者占去了，几乎所有魏京生的支持者都不能进去旁听。官方报纸不断进行恶毒的污蔑人格的宣传运动，说这个年青批评者是人民公敌。就在这种私刑处理的气氛下，魏京生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但是，这时候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受到威吓而像春季那样沉默了。官方报纸指责魏为“社会的渣滓”，但是北京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宣布魏“因批评了高级领导人才被处罚”。审判后不到一个星期，民刊《四五论坛》根据录音整理了审判纪录，贴在民主墙上。十一月十一日，这份记录还出版成小册子，在民主墙前出售。 这时候，警察冲入几百人的人群，抢去正在售卖的小册子，还抓走四个人。事后，民主运动的活动分子派代表团到公安局质问他们到底根据甚么法律禁止一个公开审判的记录的流传，警察的回答，是把《四五论坛》的编辑刘青也扣留起来。 不过，证据显示政府对自己没有信心。魏案完结几天之后，傅月华案也开审了。傅月华于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被捕，主要原因是她帮忙组织上访的农民。她被捕以后，涌进北京及其它大城市的农民潮有增无已，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说，有大量的农民，擅自离开土地。傅月华现年三二岁，被控“诬告陷害及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秩序”是指七九年一月天安门的农民示威游行；“诬告陷害”罪是报复傅月华拒绝收回她对基建队党支部书记于一九七二年强奸她的控告。党领导已宣布这个干部无罪，但是傅月华于七九年初被捕后，这个拖了七年之久的案件又被检察官重新提出。十月十七日的审判中途休庭，两个月以后，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傅被判两年徒刑，比魏的刑期短得多了。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民主运动的生长似乎促使中共领导层内部的两个主要派系暂时妥协及在某种程度上合作。邓小平仍避免通过大规模逮捕行动来与民主运动的基层作正面冲突，但在八零年春天，他够勇气宣布封闭民主墙和取消贴大字报的权利。 贸易与现代化 今日的政府直言不讳地宣布，它的经济政策是指望从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特别是美国）大量输入技术、专利和现代化管理技术。六零年苏联撤走援助、美国的贸易禁运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狂热，加起来令到中国今日的工厂企业比世界水平落后三十至五十年。邓小平努力推行较为明智的计划，可以加快增长率，但不能只靠这个来填补上述差距。中国统治层目前的战略，可以总结于康世恩（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八零年四月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访问时的谈话中： “……我们希望外资公司在两方面合作；搞好现有工厂的技术现代化和发展天然资源。重点是这两方面。……” “我们欢迎美国公司合作，改善我们现有的工厂。我们的机械工业、化工工业和铁路网，都已经与外资公司有广泛的合作。我们提供不同的合作类型和方法。可以合营：你们可以用你们的知识、科技、机器设备来投资；我们以现有的工厂作为我们的投资。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一间现有的过时的工厂现代化，成为一间现代化的工厂。我们将会用现有的工厂生产出新一代的产品。我们认为可以有几百甚至几千个这类合营。”（商业周刊，八零年五月十九日） 这个计划设想外资公司会以现代机器设备和技师的形式投资，令中国现有的工厂现代化，并训练中国的劳工队伍；在中国政府保持主要控制的情况下，外资公司取回部份产品。这个计划有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公司有很大理由不敢冒险投资在工人国家的国有化经济。（唯一主要例外的是石油的勘探，因为利润大和收获快，所以七九年十二月一个法日集团签署了一个合约，投资四亿美元在渤海湾钻探石油。）工业计划则只达成很少的合资经营合约。经过几年谈判后，辛苦达成的协议有几间酒店、一间饭店服务、新疆省一间恤衫工厂、广州一间电子表厂。正在谈判仍未签约的有与快意合营的拖拉机厂，与通用汽车、平治和雷诺合营的几间重型货车厂。（在文件上，北京在七九年准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可以拥有百分之一百的所有权，但这个差不多是作为吸引北京想要的合资提供的饵。到现在似没有任何报导，说有人申请开这类工厂的许可证。） 邓小平的亲帝路线 与邓小平的经济战略一致的，是他向可能给中国提供现代科技的外国资本家再三保证中国的稳定与政治可靠性。邓小平正在使北京的外交政策更加公开地亲帝国主义。这个外交政策是与全世界（包括中国）劳动人民的真正需要绝对矛盾的。中国七九年初进攻越南，明显地表明了这点。中国侵越的目的，是直接与美国挂钩，损害越南革命和柬埔寨的反对反动波尔布特独裁政权的斗争。反动的波尔布特独裁政权今天已变成由华盛顿武装及教唆的、泰国资本主义政府的武装附庸。 北京亲资本主义的倾向，也从它对八零年初苏联军队干预阿富汗的反应看出来。中共政权用其“反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亲美帝”）的偏见来判断这个事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就是：在战争或者内战中，首先要考察的就是交战双方的阶级力量。那末在阿富汗的斗争中，双方的阶级基础是甚么呢？一方面是七九年十二月底由苏联支持的政变推上台的卡迈尔政权；这个政府根基于一九七八年四月的革命，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取消农民债务、使工会合法化、禁止重婚、促进大众教育及扫除文盲、建立学校与医院等等政策。另一方面是阿富汗原来的统治者—地主、资本家等由美国所支持的剥削者；他们的目的是阻止及击退已实施的改革，而且对阿富汗的工人阶级进行致命的打击。 对于这个冲突，中国政府却站在反革命的一边。中国政府采取这个立场的借口是苏联的干涉。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苏联的干涉无疑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其终极目的是保卫苏联官僚层的权力与特权；但是，苏联跟中国一样，虽然有腐化的官僚层，但它还是个建基于在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之上的工人国家。因此，在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它偶而会站在正确的一边。例如，莫斯科像北京一样，援助了越南的英勇人民的反对美帝的侵略。莫斯科进军阿富汗即使目的是反对革命的，方法是斯大林主义的，但至少它是站在工人阶级的一边而作战，可是，北京却直接支持阿富汗工人阶级的敌人。 邓小平出卖了“外国”革命，却得不到世界帝国主义甚么报酬。两年以前北京期望的资本投资及技术输入并没有实现。在政治上，华盛顿并不看重邓小平替美国利益服务而影响东南亚的能力。北京侵越一般被评价为损失重大的军事失败，说明了官僚层作为反革命的直接代理人的用处不大。在经济上，利润保证的诱饵也不能感动投资者；他们与工人国家交易时宁可用现金买卖，而现金却仍是中国极为缺乏的。 经济复原 同时，中国经济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在世界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过去两年内（比起已往二十年）有一定的复原（有关过去中共统治下中国经济的成绩和困难的总结，请参阅本书第二部份）。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大部份经济都进入了衰退和萎缩的时期，因此，中国经济在这个时候的复原，显示了计划经济的一个伟大力量和希望。在七九年六月廿八日，新华社报导了钢、煤和电力生产上重要的进展。据报导，七八年钢产量达到三千一百七十万吨，而过去十年来钢产量一直是停留在二千一百万到二千五百万吨左右。中国政府又声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一九七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在一九七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三。这两个数字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平均增长率百分之五点五比较起来。是高很多了。实际上，一九七八年的数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高的数字，除了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革命以后的几年例外，当时一度大进展是因为几百万失业者获得工作。 七九年至八零年度未能保持这个增长率；七九年的工业增长据称是百分之八点五（亦即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百分之五或六）（商业周刊八零年五月十九日）。一个原因是政府转变了政策，首次大量投资在农业上，并给予轻工业和消费品新的优先考虑。将实时的增长减缓，换取经济较平衡的发展（不再只是着重重工业），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将来会有更大的增长率，而钢的进展为这前景铺好工业基础。无论如何，即使是回复到近年来的百分之五点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不久以前这个幅度一直是半殖民地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深化，世界性衰退将资本主义增长率迫得下降的今天，也是较为可观的。 中国工人国家仍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比起仍处于资本主义统治的相类似科技水平的国家，中国能较好地克服经济停滞和人民苦难；这是世界被压迫人民一个希望。但特权官僚层一日仍在掌权，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潜力就一日仍受到阻抑而不能发挥出来。 目前的经济复原证实了本书一个论点，就是：中共官僚层的政治压迫（例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大降低了中国潜在的增长率。新政府恢复科技的地位，鼓励合理的工业组织，减少“政治教育”（即思想同一化）的时间等等，都是使经济局面改进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两件事：第一，“四人帮”之所以会牺牲生产来促进政治控制，并不是出于任意的狂想。当官僚层的高度生活水平和特权愈来愈惹起劳动人民的厌恨时，官僚层本能地保护自己，就加强对异已分子的扑灭。在今天的中国，这个物质利益上的基本冲突并没有消除。虽然邓小平领导层不会采取像“四人帮”那样的愚民政策，但官僚层决不能够放弃政治警察及思想控制。政府目前还拥有改正过去罪恶的声望；当这个暂时的声望开始消退的时候，官僚层一定要增加各种形式的镇压来保护自己的特权。它能否成功，以及在实施的过程中能够走多远，就要看中国群众的战斗水平了。 群众的态度 在估计目前经济复原的稳定性时，第二个考虑的因素就是群众的态度。毛泽东常常误引马克思的话，说工人本身是最强大的生产力。毛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把中国之被帝国主义强迫脱离世界市场，说成是中国的优点。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基在世界政府上，利用全世界所有的工业先进国家的资源来解决整个世界的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去建议，仅有工人的热忱就可以在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官僚化工人国家那个特殊的混合体之内，因为官僚为了自私的理由无限止地维持“它自己”的国家，工人对政权的态度就能对经济发展起很大的作用。在五十年代，国家刚从可恨的国民党独裁政权解放出来，所以群众的热情促进了很高的经济发展率。同样的情况也在今天发生，因为毛泽东时代及其狂热“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群众的热情提高，对将来有较大期望，但是，由于群众没有真正管理国家，特别是民主运动的兴起使人们注意到政府的允诺与现实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目前这段群众一般（痛苦的）减轻以及热忱的时期是不会长久的。 除了上述根基于阶级斗争的结构性限制以外，近二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也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据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新华社电讯报导，七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九亿七千五百万人，除去台湾约一千七百万人，等于大陆人口在七八年是九亿五千八百万人。这表示，过去两年按人口计算的经济生产量比过去要低些。譬如粮食的生产，七八年的收成是三亿零四百七十五万吨。合每人平均七百磅。这与七五年的平均数字相等，比七六年的平均数字还要低，（关于这些数字对中国人民的粮食的影响，见本书第七章“农业生产和人口”），基本上来说，这证明中国还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当国家的分配极不平均，干部和政府官僚可以分多点，粮食问题就仍然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问题。 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青年而言，目前是个令人兴奋的时期。世界各地阶级斗争的新兴寺，如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柬埔寨及尼加拉瓜的革命，对中国都有影响。中国的奋斗目标，跟其它地方一样，都是劳动人民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消除压迫与特权，要参与建立全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在今天的中国，新的革命力量在成长，新的风在吹，甚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
第二章国民经济史（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第二章[1]国民经济史（一）第一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第二节原始共产主义学说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第三节原始部落中的共产主义第四节经济史上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观点第一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我们的关于远古原始经济形态的知识，是直到最近才有的。尚在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最早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正当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发表这种见解时，由于各方面新发现的影响，人们开始修正了这种见解。关于大家很少知道的人类社会原始经济形态的详细考察，差不多每年都有发表。这些研究证明：过去历史中有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存在着没有阶级斗争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一般没有各种社会阶级的分裂和贫富的差别，不存在什么私有制。1851--1853年毛勒（GeorgLudwigvonMaurer）在爱尔根（Erlangen）发表了他的划时代著作的第一部分：“关于马克、庄园、村落、城市制度及公共权力史的绪论”（EinleitungzurGeschichtederMarkt-、Hof-、Dorf-、undStadtverfassungundderöffentlichenGewalt）。这本著作，对于日尔曼民族以前及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构造，作出了光辉的分析。几十年来，我们在德国、北方诸国、冰岛等地方，发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原始土地制度的遗物，足以证明在那些地方曾经存在过土地公有制，即农业共产主义制度[2]。但是，在发现的当时，大家对这些遗物的意义却无法解释。根据以前特别是从摩塞（Möser）和钦得林格（Kindlinger）以来的一般流行见解，认为欧洲的土地耕作，是从独立的庄园开始的。每一庄园都以属于庄园主私有财产的隔离的土地地段围圈起来。其后到了中世纪，为了安全起见，于是一向分散而居的家宅，就集合而形成村落；从来分散的庄园耕地，也归并为村落耕地。这种见解，如果加以精密的考察，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因为，要想给这个见解建立基础，那就必须假定：经常相隔很远的农民住宅，单单为了要在别处再建新宅，就必须把原有住宅拆废；过去，耕地是坐落在自家农场周围的方便地位，有从事独立经济的可能；现在则必须自愿抛弃，将那些耕地分割为细长的与其他田地分隔的许多条地，完全依靠村落其他邻人来耕种。这种假定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可是，尽管这种见解如此不合理，它直到上世纪中叶为止依然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解。毛勒首先把那些个别发现的成果，综合为一个大胆的无所不包的理论。最后，他根据许多事实材料，以及对古代文献、文书、法制的彻底研究，确切证明土地公有制并不是后来中世纪才发生的，而是很早以来欧洲日尔曼移民的典型的一般的古老形态。因此，在二千年以前，或许还更早一些，在记录历史所不知道的日尔曼部落太古时代，日尔曼部落之间就曾经存在过一种与今日根本不同的制度。他们不知道有强制成文法律的国家，那里没有什么贫者与富者的对立，不存在什么统治者和劳动者的分裂。他们形成了一个自由的部落和氏族，长期在欧洲各处移动，开始是暂时的定居，以后，就永续定居下来。德国最早的土地耕种，据毛勒的证明，并非由个人进行，而是由全氏族和部落共同进行。这恰好像在冰洲一样，是由所谓“友谊团和家臣团”的较大社团来进行的。根据罗马人传来的有关日尔曼人的最早报道，或者根据古代的文物调查，都可以证明上述见解的正确性。最初住在德国的人是流浪的游牧部落。他们跟其他游牧部落相同，也是以畜牧及占有富饶牧场为其主要的生活基础。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还是不得不转入农业，这种情况，在古代或更晚一些时代的游牧部落那里，也是一样。在凯撒（JuliusCäsar）时代，即距今约千年以前，当时逐渐被罗马知道的日尔曼诸部落中，苏汇维（Sueven）和士瓦本（Schwaben）部落，正是处在这种农业和畜牧相结合的状态，但以畜牧为主，农业还有几分从属的性质。类似这样的文物制度与风俗，也存在于佛兰克（Frank）、阿列曼（Alemann）、凡得尔（Vandal）及其他日尔曼人之间。所有日尔曼部落中的氏族和部落群，最初是在各地短期定居，耕种田地，如果遇到更强大的部落从前面排挤他们，迫使他们后退，或牧地已不够使用，他们便马上再迁移到别处去。只有当流浪的部落渐趋稳定，大家都不相互攻击，那个时候，他们才能开始比较长期地在移往地获得固定的住所。这样的定居生活，在所有的氏族和部落之间，都同样进行着，不问时代的远近、不问在自由的土地上或旧罗马或斯拉夫的领地上。当时，各个部落及各部落间的各个氏族，都占有一定的土地，这些土地从那时便属于公有。古代日尔曼人不知道土地具有“我的”、或“你的”那种私有关系。各氏族一经定居下来，即形成所谓公社联盟（马克公社）。马克公社共同经营、分配和耕种它所属的全部地区内的土地。个人则通过抽签方式获得份地，他仅在一定期间，对该份地有使用权，同时，并须严格遵守平等的土地分配制度。马克公社也是一个具有武装力量的成年男子的百人组。公社有关经济、法律的以及一般的事务，都是在马克成员的大会上来决定，并选出马克首领及其他公务职员。由于空地及可耕地的缺乏，在不可能大规模定居的山地、森林、沼泽地带，如阿登瓦德（Odenwald）、威斯特法仑（Westfalen）、阿尔卑斯（Alpen）等地方，日尔曼人就建立起个体农场，定居下来，并在各农场间结成一个公社联盟。而属于村落全体公有的财产并不是耕地，而是草地、林地和牧地，它们构成所谓“公有地”（Allmende）。一切公共事务，都由马克公社决定。由许多——在大多数场合是几百个——这样的公社联盟组织起来的部落，主要只是最高的司法和军事单位。这种马克公社组织，正像毛勒在其大著第十二卷中所证明的一样，形成从中世纪早期一直到近代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即所谓基层细胞。封建时代的庄园、村落、城市，就是由这种马克公社演变而成的。许多公社遗物，近来在中欧及北欧各地都有发现。自从对德国及北方诸国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最初研究为人所知时起，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这种日尔曼所特有的制度，只有从日尔曼民族特有的民族性中，才能得到说明。毛勒本人对于日尔曼部落的农业共产主义，虽然不拘泥于这种民族性的解释，而且指出了其他许多民族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但是，当时德国还有人坚决认为古代马克农业公社，乃是德国民族的一种社会和法制关系的特性，是“日尔曼精神”的产物。差不多与毛勒关于日尔曼人的原始农业共产主义的第一部著作出版的同时，在欧洲大陆另一个地方，也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威斯特法仑的男爵封·哈克士陶孙（vonHaxthausen）在十九世纪起40年代初，应俄皇尼古拉一世的邀请到俄国旅行。随后便在1847--1852年在柏林出版了“俄国民族生活的内部关系、特别是土地制度的研究”（StudienüberdieinnerenZustände,dasVolkslebenundinsbesonderedieländlichenEinrichtungenRußlands）一书[3]。由于这本著作的出版，得知欧洲东部现在还存在着类似马克公社的制度，确实使人惊奇。关于原始农村共产主义，在德国要很吃力地从后代几百年几千年的地层中去找它的遗迹，但不意它竟在东邻大帝国的农奴制度中突然复活起来。在上述著作及1866年在莱比锡刊行的著作“俄国土地制度”（DieländlicheVerfassungRußlands）中，哈克士陶孙指出：俄国农民完全不知道耕地、草地、林地的私有制，而把它作为村落全体的公有财产。各个农家只不过为着暂时使用而获得份地，这种份地与古代日尔曼部落的马克份地完全相同，是由抽签分配的。哈克士陶孙旅行俄国进行调查时，正是农奴制度全力统治俄国的时代。在残酷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国家机器的沉重压迫之下，俄国农村仍是建筑在农村共产主义制度之上，并借助于村落会议——密尔（Mir），来协同处理一切公共事务，形成一个狭隘的闭塞的小天地。这种事实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发现者哈克士陶孙对于这种特殊现象，提出了下列见解：即俄国的农民公社乃是古代斯拉夫民族的家庭公社（Familiengenossenschaft）的产物。这种家庭公社今日仍可在巴尔干诸国的南斯拉夫民族中发现出来。到了十二世纪及稍后，也可在俄国法典中找出它的存在证据。哈克士陶孙的发现，马上就被俄国斯拉夫国粹主义（Slawophilismus）这种精神的和政治的思潮狂热地接受下来。这种思潮——拼命赞美斯拉夫世界及其特殊性、颂扬斯拉夫世界的“无穷力量”、轻视那具有日尔曼文化的“腐败的西欧”——在近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中，成为俄国农民公社共产主义制度的有力支柱。随着斯拉夫国粹主义分裂为反动派和革命派两个支流，对农民公社的态度，也根据派别的不同，或者认为它是俄罗斯民族的三种地道斯拉夫文化——希腊正教、沙皇专制主义、农民的家长制村落共产主义——之一；或者相反，认为最近的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将传到俄国来，以它为支点，就可以避免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比西欧更快地直接飞跃到社会主义的天国。总之，不管哪一派，哪一种态度，斯拉夫国粹主义对立的两极，在下述见解上，是完全一致的：俄国的农村公社，乃是可以从斯拉夫部落的特殊民族性中得到说明的一种斯拉夫的特殊现象。此时，在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上，更有一个新因素使欧洲民族与新大陆接近，并且使它明白认识到，特殊的社会制度和原始的文化形态，也存在于既不属于日尔曼集团，也不属于斯拉夫集团的民族之间。现在，问题不在于学术探讨和科学发现，而在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利害关系及其殖民政策的实际经验。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时代，欧洲的殖民政策已经走上了新的轨道。这一时期对新世界的第一次攻势，既不像十六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有利可图而肆意狂暴地抢劫贵金属、香料、贵重装饰品及奴隶等那样来掠夺新发现的热带诸国的财宝和天然富源；也不像十七世纪由荷兰开端而给英国示范的那种单纯利用广泛的商业冒险，把大西洋彼岸诸国的各种原料输入欧洲市场，同时，对于那些国家的土人则强迫他们交换形形色色毫无价值的废物。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旧式的殖民方式——这种方式，直到今日一碰到机会，还是很为流行，并没有失去它的作用——之外，还要实行新的方法：即更持久地有组织地剥削殖民地居民，以繁荣“母国”。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采用了下列两种方法：第一，实际占领各国的基本物质财富的源泉——土地；第二，不断对居民大众课税。但是，欧洲的殖民强国，当执行这两重任务之时，势必遭到所有外国的不可遏止的阻挠。因为，土地是土人的特殊财产形态，他们对于欧洲人的掠夺，必然会掀起最顽强的抵抗。要想从原来所有者手中夺取他们的土地，得预先确定谁是土地所有者；为使课税不致落空，又必得确定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于是，欧洲人在他们的殖民地上，就遭遇到一种对他们完全生疏的、即完全违反他们的私有财产神圣的概念的事情。这是英国人在南亚，法国人在北非，都同样经历过的。十七世纪初英国征服了印度。在逐步占领印度沿岸地区及孟加拉以后，直到十九世纪英国才最终占有了北部重要的五河地区（即旁遮普）。只有在政治征服之后，才能开始进行有组织地剥削印度的困难工作。同时，英国也一步一步地经历着非常可惊的意外事件：即他们发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农民公社，几千年来都是在印度土地上生根，它们种植稻谷，过着安静有序的生活。但是，值得惊奇的是在这种稳定的村落中，却没有一个土地私有者。任何人都不能把所耕种的土地视作自己的私有物，从而，也不能把它出卖、出租、作负债抵押或滞税抵押等。这种公社，有的包括全部大氏族，有的只包括由氏族分裂而成的几个小家庭。公社成员都友好地团结在一起。在他们看来，相互血缘关系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所有则不值一钱。这就无怪乎英国人由于在印度河及恒河沿岸发现了这种农业共产主义而大吃一惊。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如果拿印度这种彻底的共产主义制度同古代日尔曼人的马克公社共产主义制度，或者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共产主义制度来比较一下，后两者便显得已经堕落到私有制度的罪恶中去了。1845年英国驻在印度的税务厅报告中说：“我们没有看见什么长期的份地，每个成员只能在耕种期间暂时占有此份地。任何份地的耕作，一旦停止了，就要归还公社。其他人在愿意耕种的条件下，都可以领来经营。”大约在同一时期，关于1848--1851年间旁遮普行政事务的政府报告中说：“我们很有兴趣地观察到在这种社会里，血缘氏族的感情和共同祖先的意识，是多么强而有力，社会舆论也坚决维持这种制度。我们经常看见，尽管早一代或二代的祖先没有什么份地，但是他们的子孙却有不少被允许从公社土地中得到份地的事实。”英国枢密院关于印度氏族公社的报告中说：“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形态下，任何一个氏族成员，绝不能说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公社所有地是属于自己所有的。甚至也不能证明分给自己暂时使用的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的。社会经济的产品，必须纳入公共金库；所有一切需要，也必须从金库内支付。”因此，在这里，即使是在一个农业季节里，公有土地的分配，一般也是不允许的。公社农民的耕地，不许分割，归集体所有，集体耕种，产物收获也是运藏于公共农村谷仓——在英国资本家眼光中，把它视为“金库”，也不为无理——之中，以其共同的劳动成果，像兄弟般的来满足共同的微小欲望。旁遮普的西北角，接近阿富汗国境地方，另外有一种嘲笑私有财产概念的非常奇怪的风习：在那个地方，土地实行了分配，也有定期交换，但奇怪的是，并非每一个农家各自交换各人的份地，而是全体村落每隔五年交换一次土地。那时，全村进行搬家。英国驻印度税务官詹姆士，1852年向他的主管官厅的报告书中说：“我对于某些地方现在还保存的非常奇异的特殊风习，不能再事缄默。那就是在各个村落及其分村之间，定期交换土地；若干地区仅交换耕地，其他地区甚至还交换住宅。”显然，这里又发现了一定的民族特殊性了。在此场合，是指的“印度的”特殊性。但是，印度农村公社的共产主义制度，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由于它的血统和亲属联系的力量，表现出它带有自己的传统的原始的性质。换言之，在印度人最早定居的西北地方，特别保存了共产主义的原始形态。由这种事实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公有制度与牢固的亲属纽带，都是根源于数千年古老的风俗秩序而来。这种秩序，乃是印度人最初移住到新乡土（即今日的印度）时所形成的。英国牛津大学比较法学教授、曾担任印度政府职员的亨利·梅因（SirHenryMaine）1871年在其以印度农村公社为题的讲义中，把印度农村公社和毛勒对德国、纳色（Nasse）对英国所证实的马克公社，作一比较，认为它和日尔曼的农业公社都是具有同一性质的古老制度。这种有着高龄历史的共产主义制度，使得英国人在另一方面也感到很惊奇：农业公社对于英国人的征税及行政政策抵抗得很顽强。英国人通过十年的斗争，用尽了暴力、奸诈，以及对印度民族古来的权利和占统治地位的权利概念进行了无情的干涉之后，才成功地使得印度一切所有制关系陷于不可想像的混乱状态，全国普遍的不安和农民大众的破产。这样一来，旧有的纽带被强制割断了，共产主义与世隔绝的安静的孤立性也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争讧、不和、不平等和剥削。结果，一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土地所有制（Latifundien），他方面产生出数百万丧失所有生活资料的佃农。私有制得意扬扬地侵入印度，跟着来的是饥饿窒扶斯和坏血病，像老顾客一样君临恒河平原。根据印度的英国殖民者的发现，因为古代农业共产主义已经在印度－日尔曼大民族家庭的三大分支（日尔曼族、斯拉夫族、印度族）之间，建立起来了，所以专门把它们视作印度－日尔曼民族集团的古代特殊性，也未尝没有可能；但是，这样的人种学概念，是非常不稳定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同一时期法国人在非洲的发现远远地突破了这种民族界限，就可以知道了。法国人的发现，确实证明了在非洲北部的阿拉伯人和巴巴利人之间，存在着与欧洲中心和亚洲大陆所发现的同样制度。在阿拉伯的游牧部落中，土地是氏族的财产。法国探险家达列斯特（Dareste）于1852年记载说，这种氏族财产是世代相传的，但无论哪一个阿拉伯人，绝不能指着任何一片土地而说“这是我的土地”。在纯粹阿拉伯化的卡毕列（Kabylen）族之间，氏族联盟已经明显地分解为独立的分支了。可是，氏族的力量仍然强大。它们对租税负连带责任。它们共同购买家畜，当作食料，分配于各个家庭。一切纠纷事件及土地所有权问题，都以氏族会议作为最高仲裁机关。如果要迁移到卡毕列族中来住，那么，他就必须得到氏族的同意。氏族会议可以掌握未耕地。家庭以不分割财产为常规。当时所谓家庭，并不像今日欧洲那样包括一夫一妻，而是像圣经上所描写的古以色列人那样的典型父权制家庭，即包括父、母、子、其妻、他们的儿女、孙、叔父、叔母、甥，以及从兄弟所构成的大亲属集团。还有一个法国探险家列多鲁（Letourne），据他在1873年所说，在此等大家庭中，未分割的财产，普通是由家庭中最年长的一员来支配的；但这个家庭成员是由家庭全体成员选出来的。一切重要事务，特别是土地的买卖，一定要通过家庭全体成员会议来决定。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殖民地时，阿尔及利亚居民的社会制度同上面所说的一样。因此，法国在北非洲也就碰着同英国在印度相类似的条件。欧洲的殖民政策，到处碰着原始的氏族联盟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强烈抵抗。后者力图保护自己的成员，反对欧洲资本的剥削压迫和欧洲的财政政策。与这种新的考察的同时，又给我们重新唤起了半被遗忘了的旧记忆——早日欧洲人的殖民政策和掠夺新世界的远征。在西班牙的国家文献和僧院古记录之中，还保存了几百年来有关南美某神秘国家的奇怪传说。据传说，西班牙人征服者，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已经发现了一种极为奇怪的制度。关于南美神秘国的模糊知识，早已在十七、十八世纪载入欧洲文献。西班牙人在今日的秘鲁所发现的印加帝国的知识，就是如此。这个帝国，处在像父亲般宽大的专制君主神权统治之下，其人民完全生活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关于这个传说的秘鲁共产主义国家的空想观念，近来更加坚固地维持下来。1875年德国某著述家甚至说印加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差不多是唯一的”以神权政治为基础的社会的帝国。而“为理想所鼓舞的社会民主党人，今日力图实现而永远无法成功的事业，大部分”已经实际在这个帝国中实现了[4]。有关这个不可思议的国家及其制度的精确资料，同时也公布于世。曾经做过墨西哥元老院议员的亚伦梭·楚利达（AlonsoZurita）在1840年经手草拟了一个关于新大陆旧西班牙殖民地行政和农村事务的重要报告书，原著已用法文译出发表了。同时，在十九世纪中叶，西班牙政府决定把文献中有关西班牙对美洲领土的占领和行政的古文书公布于世。因此，除了有关大西洋彼岸诸国在资本主义前的古文化阶段社会状况的资料外，又根据古文书的记载，补充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记录。60年代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已经在楚利达报告书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传说的秘鲁印加帝国，也是一个原始农业共产主义关系统治的国家，同毛勒从各方面分析的古代日尔曼人的社会性质相同。这种原始农业共产主义，不仅在秘鲁，就是在墨西哥及其他一般被西班牙占领的全部新大陆，也同样是一种统治的经济形态。由于后来又公布了许多资料，对古代秘鲁的农业的精密研究，才有可能。而与过去许多发现完全不同的、新大陆的、另一人种的、不同文化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原始村落共产主义的新的图景也得以弄明白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原始农业共产主义组织——自不可想像的远古以来，即在秘鲁实行的农业共产主义组织——即使到了十六世纪西班牙侵入的时代，仍然保存着它完整的生命和力量。在这里，亲属联盟（即氏族）是每一村落或二三村落的唯一土地所有者。耕地也是在农村居民中每年以抽签方式进行分配。公共事务由村落会议处理，村落会议有权选举酋长。此外，有趣的是在远隔的南美国家中，又发现了印第安人之间同样存在着欧洲人完全不知道的发达的共产主义的生动痕迹。在那里，全氏族都住在带有共同墓地的许多集体大住所内。每一住所大约有四千个以上的男女成员。所谓印加族中枢所在地的库兹可市（Cuzco），就是由这样许多集体住所构成的，每一住所都拟有该氏族的特殊名称。自十九世纪中叶到70年代之间，由于大量的资料出现于世，从资料的分析中，充分证明了认为私有制度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过，而且将万古长存下去的陈腐观念，是破绽百出，逐渐破产了。农业共产主义在当初被发现时，许多人认为是日尔曼部落的特殊性，其次又认为是斯拉夫部落的，再次又认为是印度的、阿拉伯的、卡毕列的、古代墨西哥的特产，现在又发现了秘鲁·印加神秘国家及其他所有大陆中的许多“特殊”民族型式的特殊性。经过许多考察和研究之后，现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村落共产主义，一般并不是指什么人种或大地某地区的“民族特殊性”，而是在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类社会一般的典型的形态。最早出现的官方资产阶级科学，特别是国民经济学，对于上述的结论，持着顽强的反对态度。十九世纪前半期，统治全欧的斯密－李嘉图的英国学派，就坚决否认土地公有制的可能性。从前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等最早一批新发现美洲的殖民国家，由于它们的绝对无知和局限性，对该地土人的农业关系完全不了解；在该地又没有发现什么私有者，于是就简单地宣称新大陆的全部土地属于“皇帝所有”，属于国库财产；而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国民经济学大师们，也恰好同样反复鼓吹这些滥调。譬如十七世纪法国传教士杜朋（Dubois），关于印度情况，曾有如下的记述：“印度人不懂得什么土地所有制，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乃是蒙古政府的财产。”法国蒙特柏里尔大学医学博士佛兰梭亚·伯尼尔（FrançoisBernier）曾旅行亚洲大莫卧儿诸国（DieLänderdesGroßmoguls），1699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表了关于这些国家的有名记述。他以愤怒的心情呼吁道：“这三个国家——土耳其、波斯、前印度——甚至对土地所有权上所使用的‘我的’、‘你的’这样的概念，也完全消失了；可是，这些概念却是世界上一切善与美的基础哪！”十九世纪有名的约翰·穆勒之父詹姆士·穆勒（JamesMill）在他所写的“英领印度史”中，把一些学者对于所有不按照资本主义文化模样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的无知和愚昧，完全揭露出来了。他说：“根据我们所调查的一切事实，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印度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统治者的。因为，如果不承认这个假定，那么，谁是所有者呢？就很难答复了。”说土地所有权是纯粹属于几千年来耕种土地的印度农民公社所有；说存在过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大文明社会，它们的土地不是剥削他人的劳动的手段，而只是劳动者本身生活的基础——这些说法，都是英国资产阶级大学者的头脑中所绝对不会承认的。他们可怜的精神视野，只是局限于资本家的经济框子内。拿这种事实，同约二千年前的罗马人，像凯撒那样的军事统帅，塔西佗那样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于完全生疏的日尔曼蛮族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留给我们极有价值的观察和记述——比较起来，即可看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官方学者，其眼界多么狭小，其对文化史的理解多么无知。不仅限于今日，在从来一切科学之中，作为统治的剥削形态的思想辩护工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异类的文化形态及经济形态都理解得很少。至于那些脱离了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对立和斗争的各种科学部门，当然不许承认古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经济及文化发展的一般的统治形态。而最早承认农业共产主义是国际的普遍存在于一切大洲和人种之间的原始经济发展形态的人，只有法律家毛勒、柯瓦列夫斯基和英国法学教授、印度枢密院顾问亨利·梅因。而发现原始社会相应的社会构造为这种经济形态发展的基础的人，又是受过法律教育的社会学者美国人莫尔根（Morgan）的业绩。关于古代共产主义农村公社之间，亲属关系所起的显著作用，不管在印度、阿尔及利亚或斯拉夫，都同样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据毛勒的研究所断定，日尔曼人是以氏族或亲属群移住到欧洲来的。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到处都指出，氏族在他们之间，从古以来就是当作社会集团、经济单位、法律体系、宗教礼拜仪式等闭塞的集团，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后，凡是到所谓野蛮国家去旅行的人，他们的报告差不多都可惊奇地一致认为：愈是原始的部落，则其亲属关系在生活上所起的作用就愈大，它统治那些部落的经济、社会、宗教的关系和观念的力量也愈强。因此，上述事实就给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新问题：即太古时代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氏族联盟，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它同经济的共产主义和一般经济的发展，又有怎样的联系？所有这些问题，都由莫尔根在其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第一次给以非常卓越的说明。莫尔根长期生活在纽约州印第安的易洛魁部落中。他的大部分生涯是在那里彻底研究易洛魁原始狩猎部落的情况。他以其研究的成果同关于其他原始部落的人所共知的事实，加以比较，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新理论——有关历史知识以前的漫长时间内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莫尔根所开辟的新的思想道路，虽然以后还补充了许多新出的资料，对他的结论作了一些细节的修正；但迄今为止，依然保持完整的效力。莫尔根的业绩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一）莫尔根是把史前文化的研究形成科学体系的第一人。他不特为文化史确立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而且还指出了此发展的基本动力。到现在为止，史前人类漫长的社会生活，以及带有各种各样形态和阶段的、迄今还生存的原始部族的社会关系，或多或少仍显示出一种杂乱混沌的状态，其中只能有一些断简残篇可作为科学研究的资料。人们常常把这种状态概括起来，附以“蒙昧”和“野蛮”的名称。但是，这个名称通常只能视作消极的概念，换言之，只能视作一种因缺乏“文明”——依当时的看法——的征候（即文明生活的征候）所取的名称。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社会真正的文明生活，或像人的生活，只是从成文历史所表示的状态开始。属于“蒙昧”和“野蛮”的一切事物，只不过表示所谓文明以前的劣等而且卑贱的阶段，或半人半兽的存在状态而已；只不过表示近代文明人高高在上，以轻蔑的眼光来看待它们而已。正如基督教会的官方代表们，把一切基督教以前的原始宗教，视作人类追求唯一真正的宗教时所引起的一系列的谬误一样；就经济学者们看来，一切原始的经济形态，也不过是唯一真正的经济形态——私有制和剥削——出现以前的笨拙的尝试而已。因为，成文历史和文明是同私有制和剥削同时开始的。莫尔根对于上述那种见解，坚决反对。他把全部原始文化历史，看作人类的不断发展的同样有价值的，甚至还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原始文化史，比之只占一小段时间的成文历史，更为漫长；而且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漫长的曙光期间，它对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只有莫尔根才第一次对“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的定义，补充了积极的内容并赋予了正确的科学概念，而且利用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蒙昧、野蛮和文明，在莫尔根看来，乃是以一定的物质特征相互区别的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又细分为下中上三期。三者的区别标准，仍是具体的一定的文化上的进步和成就。对于这种学说，今日那些迂腐的学究们可能跳起来指摘说：如果照莫尔根的主张，蒙昧阶段的中期，以渔捞开始；上期以弓矢的发明开始等等，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有许多场合，它的次序是相反的，而在另外一些场合，整个时期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也可能出现脱节。可是，如果我们把历史分期不当作生动灵活、可以掌握的准绳，而盲目地把它理解为僵硬的绝对的公式，或思想认识上的铁锁，那么，对任何历史的分期，都可加以这样的非难。总之，通过最初的科学分类，为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创造了先决条件，这依然是莫尔根的不朽功绩，正如第一个给植物以科学分类是林勒（Linné）的功绩一样。可是，他们两者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所周知，林勒选择极有用的、但纯属外部的特征——即植物的生殖器官——作为植物分类的基础。不过，林勒后来自己也承认，这种最早的辅助方法，从植物发展史的观点上看，不能不让位给更加生动的自然分类法；反之，莫尔根则正是选择了作为建立分类学基础的根本原则，使他的研究获得很大的效果。他提出下列命题作为自己的分类法的出发点：在文化最初萌芽以来的每一历史时期，首先决定人类社会关系的，乃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方式——生产，而生产的决定性的成就，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二）莫尔根的第二个大功绩是关于原始社会家庭关系的研究。此处，他仍然根据各民族的全面调查所搜集的大量材料，第一次给那些从原始社会最低级的家庭形态起，到今日占统治地位的一夫一妻制（由国家所认可、以夫占家庭统治地位的巩固的单婚制）为止的家庭发展形态，确立了科学的合理顺序。当然哪！以后由于发现了许多新资料，对莫尔根所建立的家庭发展公式，在各方面都作了一些修正。但不管怎样，莫尔根体系的基本方针——第一个依据严密的发展观点，给那从远古到近代的人类家庭的发展形态以阶段性——仍不失为科学宝库中的不朽贡献。莫尔根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单是丰富了分类学，而且对各个社会中的家庭关系和在其中起作用的亲属制度之相互关系，也发挥了他天才的根本思想。莫尔根还第一个使世人注意下述可惊的事实：在许多原始部落中，现实的亲属关系及其起源，即现实的家庭关系，同人们为表示此关系所附加的亲属名称，以及从其名称中所产生的相互义务，并不完全一致。他是对于这些神秘现象提出了简单的唯物辩证解释的第一人。他说：“家庭制代表一种主动的原则。它从来不是静止的，当社会由低级状态演进到高级状态时，家庭制亦随之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而演进，最后，脱离低级的状态而达到另一高级状态。反之，亲属制则是被动的；它在时间的长距离中，记录家庭制所经历的进步，只在当家庭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改变。”[5]这种现象是怎样引起的呢？因为在原始部落中，以前的家庭形态早已消失，而与之相应的亲属制度则依然发生作用。这种现象，一般是和事实上社会的物质发展早已向前迈进，而人们的观念与理想大部分仍固着于原来的秩序这一情况相同的。（三）莫尔根以家庭关系的发展史为基础，对古代氏族联盟第一次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他认为在历史传说的源头，在一切文化民族，如希腊人、罗马人、凯特人、日尔曼人、古以色列人那里，以及在今日尚存的大多数原始氏族之间，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氏族联盟。莫尔根指出那以血统关系和共同起源为基础的氏族联盟，一方面，不过是家庭发展的高级阶段；另一方面，又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即建立于巩固的地域基础上的政治强制组织）还不存在的长久时间内，一切民族的社会生活基础。每一部落是由一定数目的氏族联盟，或者照罗马人的称呼，由“根提斯”（Gentes）所组成。它占有部落本身的地域，此全部地域完全属于部落所有。各部落内部，以氏族联盟为单位，在共产主义原则上从事社会经济。既无富者，又无穷人；既无懒汉，也无劳动者；既无主人，也无奴隶。这样，一切公共事务都是在自由选举和共同决定的基础上来解决。这种现象是今日文明时代一切民族都曾经历过的。莫尔根即以此关系作为生动的实例，详尽地描绘了在欧洲人侵入美洲的时候，仍处于繁荣状态的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易洛魁氏族之所有的成员，都享有个人的自由，都负有相互保护彼此自由的义务；不论在特权方面及个人权利方面，他们都是平等的，世袭酋长及普通酋长不能要求优越权；他们都是由血缘的联系所结合的同胞。自由、平等与博爱，虽然没有在形式上表现出来，实则是氏族的主要原则。这些事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氏族是社会及政治制度的单位，是印第安人社会所依以组织的基础。由这种单位所构成的组织，必然也会带着这种单位的特色，盖单位既如此，则其所由形成的组织自然不得不如此，这些足以说明印第安人性格的独立意识与个人尊严的普遍属性。”[6]（四）氏族组织把社会的发展引导到文明的门槛口。莫尔根说，文明期是文化史上最年轻最短促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私有制便在共产主义和古代民主主义的废墟上成长起来。随着又发生了剥削，发生了强制的公共组织的国家，以及表现在政治、所有权和家庭中的男子对妇女的无限统治的时代。在这比较短的历史时期中，与生产、科学、艺术获得巨大而迅速的成就的同时，产生了社会由于阶级矛盾而造成的彻底分裂、人民大众的极端贫困化和遭受最大限度奴役的事实。下面所提示的现象，是莫尔根对现代文明的评价也即他对古典研究成果的概括：“自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其无限，财产的种类是如此其繁多，财产的用途是如此其扩大，财产的管理、为增进其所有者的利益是如此其巧妙，就人民方面而论，财产已经成了一种不可驾驭的力量了。人类的心灵在他自己所创造的事物之前，感觉无所措手足了。虽然，总有一天将要到来，人类的智能将要起来驾驭财产，规定国家对于它所保护的财产关系，以及规定财产所有者的权利的义务及范围。社会的利益，对个人的利益而言，则是至高无上的，这两种利益，必须使之处于公正调和的关系之中。如果进步是将来的，恰如过去一样，是人类的原则的话，那么仅仅一种获得财产的生涯，决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不过是自有人类以来所经过的时间中的一小断片而已。较之行将到来的时代，亦不过是一小断片而已。社会的解体很有希望将变成为以财产为终点及目的的人生历程的终结。因为这样一种历程，其中即含有自行毁灭的因素。政治中的民主，社会中的友爱，权利与特权的平等，以及教育的普及，预料着行将到来的次一较高的社会，而人类的经验、智能及知识，都是稳步地朝着这一方向走去的。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及博爱之在一种较高级的形态中的复兴。”[7]莫尔根的业绩，对经济史的认识，有其巨大的意义。以前，原始共产主义经济，只单单在个别的场合被发现过，却没有得到解释。而莫尔根则以那些发现作为一般定则，在其上建立起合理的文化发展的基础，特别是氏族组织的基础。因而，伴随着与之相应的民主主义和社会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摇篮了。莫尔根就这样扩大了史前时代的水平线，而把伴随着私有制度、阶级统治、男子专制、强制国家、强制婚姻等的近代全部文明，简单地视作短促的、暂时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瓦解后才发生的。同样，将来它也必然会让位于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于是，莫尔根就给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新的基础。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依靠国民经济学的解剖，证明在不久的将来，社会必然历史地向共产主义的世界经济推移，并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打下了坚固的科学基础的时候，另一方面，莫尔根也证明了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社会——虽然是在另一更原始的形态上——包括着近代文明以前漫长时间内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由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业绩创造了巨大的奠基石。于是，对未来革命的努力和太古的传统便紧密结合起来，使认识的范围得到协调。可见，自以为是文化实体及其唯一内容的、自以为是世界历史最高目标的阶级统治和剥削的近代世界，在上面所描述的远景中，只不过是人类伟大的文化过程中一个微小的暂时的阶段而已。第二节原始共产主义学说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莫尔根的“古代社会”，似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补充绪论。因此，“古代社会”一书也必然会在资产阶级科学方面引起反应。十九世纪中叶二十年到三十年之间，原始共产主义概念从各方面打进了科学体系之中；但是，在可尊敬的“日尔曼法制的遗物”、“斯拉夫民族的特征”、“秘鲁印加国的历史发掘”等陈言滥调的吹嘘下，那些研究并没有超过无伤大雅的科学古董的范围。它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没有同资产阶级社会的迫切利益和日常斗争直接结合起来。因此，像毛勒和梅因那样顽固保守的，或者说是稳健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就可能赢得那些发现的伟大功劳。可是，不久，那些东西同资本家社会的日常利害关系，从两方面结合起来了。殖民政策引起了资产阶级世界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间的显著的物质利害冲突，这是我们早已看到的事实。十九世纪中叶的1848年二月革命大风暴之后，西欧资本主义的统治开始猛烈起来，从这个时候起，这种利害冲突就更加尖锐化。同时，恰好在二月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阵营中，另外一个敌人——革命的工人运动，也就日益显示它的巨大作用。自1848年六月起义以来，巴黎的“赤色幽灵”并没有从自己的舞台上消失下去，它转变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火焰，再度燃烧起来，以毁灭手段来威胁法国及国际资产阶级。在这种血腥的阶级斗争的光耀下，科学研究上的最新发现——原始共产主义，现在就显示出它的危险面貌。对自己的阶级利益最富敏感的资产阶级，在使它因对殖民地土人以“欧化”手段进行剥削而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始共产主义传统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革命骚动的新福音之间，嗅出了一点不大明显的亲密关系的气味。当1873年法国国会会议由于强制实施私有制法律，决定了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的不幸命运的时候，这个会议中的那些镇压巴黎公社的胜利者们，还散布着一股卑怯和血腥味儿，他们反复放言说：阿拉伯人的原始公有制，“乃是一种受共产主义倾向的精神所支配的形态”，我们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必须消灭它。那个时候，德国正被新德意志帝国的光荣所迷惑，公司大量滥设时期与70年代最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及其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法，都特别加激了德国的阶级斗争，甚至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切愉快心情也全部剥夺殆尽。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生活之化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空前强大，特别刺激了德国资产阶级科学的阶级本能。此时，对原始共产主义学说的反应，也开始加剧。像文化史家李白特（Lippert）和修慈（Schurtz），经济学家毕夏，社会学家斯达克（Starcke）和威斯特马克（Westermarck）及格罗色（Große）等，今日都是一致热心反对原始共产主义学说的人物。尤其是对莫尔根的家庭发展学说，和在一般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男女平等的氏族组织曾经普遍存在的学说，更为反对。例如，斯达克在1888年出版的“原始家庭”一书中，对莫尔根所提出的亲属制度的假设，甚至称之为“如果不是神经错乱，就是荒唐无稽的梦想”[8]。但是，甚至比较严肃的学者如最好的文化史著者李白特，也反对莫尔根。他根据十八世纪一些对经济学和人类学愚昧无知的传教士所作的过时的皮相的报告，完全漠视莫尔根大规模的研究成果，描绘了北美印第安人的经济生活，以之作为证据，企图证明狩猎部落之间，除了无规律性和无意识性的统治外，一般不存在什么生产的社会调节和对全体利益及将来打算的“关心”。而这种北美印第安人，就莫尔根看来，却过着具有一套特殊社会组织的生活，比之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充实而合理。可是，李白特则无批判地接受了欧洲传教士的偏狭见解，荒唐地歪曲印第安人之间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例如，他引用了1789年罗斯彻尔（Loskiel）所写的关于北美印第安福音教徒的传道史中一段话作为例证说：“根据我们卓越的行家传教士所说，许多美洲印第安人是非常懒惰的。他们自己不从事种植，专门指望分享他人贮存的食品而不受到拒绝。因为，此时，勤劳的人也不能超过懒汉来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所以庄稼势必逐渐减少。严冬一到，他们不能在深雪中打猎，饥饿降临，许多人往往因此饿死。由于穷困所迫，他们学会了拿草根树皮，特别是嫩檞皮来充饥。”李白特又补充了这个证人的话说：“因此，自然就会出现恢复往日漠不关心的状态和往日生活方式的现象。”李白特还想在任何人也不能“拒绝”把自己贮存的生活资料分给他人享受和被“福音教徒”以其大胆的武断态度，按照欧洲的模型，强行划分“勤劳者”和“懒惰者”的印第安人社会中，找出最好的证据，以反对原始共产主义。他说：“在这个阶段上，老年人为青年的生活操心之事，当然就少了，印第安人显然已经不是什么原始人。与人类发明了工具的同时，他们也懂得了所有权的概念，不过，这个概念只限于工具，而且在印第安人的最低阶段中，早已存在了。但是，在这种原始的‘所有权’中，完全没有共产主义的特征，发展是从它的对立方面开始的”。毕夏教授是以原始部落“个人寻找食物的理论”和“漫长时间内”“人类是不劳动而存在”的理论，来对抗原始共产主义经济理论。但是，就文化史家修尔泽看来，毕夏乃是一个具有“天才眼光”的预言家。关于原始经济关系的问题，修尔泽完全盲目地追从毕夏的见解[9]。但是，在反对危险的原始共产主义学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教父”莫尔根的氏族社会组织学说的反动的辩护士中，最典型的最强硬的人，乃是格罗色。表面上看来，格罗色好像是一个唯物史观的信仰者，因为他认为种种法制的、性的和精神的社会生活形态，取决于各该时代的生产关系——这是决定那些形态的基本要素。他在1894年出版的“艺术的起源”中，曾说过：“看来，只有极少数的文化史家，才理解生产的全部意义。但是，过低评价生产的意义，比之适当的评价，容易得多。经济动机是所谓一切文化形态的生命中心，它赋与其他一切文化因素以最深刻无比的影响。其实这种经济动机本身，与其说是受文化的要素所决定，还不如说是受自然的要素（地理关系和气候关系）所决定。我们有理由称生产形态为第一性的文化现象，其他各种现象只表现为派生的第二性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其他现象都是从生产的根源所发生的；它只意味着，在统治的经济要素占优势的强大压力下，一切其他现象是独立地不断形成、不断发展起来的。”[10]表面上看来，格罗色的主要学说，好像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教父”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吸取来的。可是，格罗色先生很聪明，他对于自己比“大多数文化史家”的高明之处究竟是从哪一个现成的科学源泉中得来的，却一句话都不泄露。对于唯物史观，他甚至“比法皇还正统些”。与马克思一道共同创立唯物史观的恩格斯，只不过认为原始时代家庭关系的发展，到近代国家所承认的强制婚姻关系为止，并不是依赖于经济形态的变革，这种发展的基础只在于人类利益的维持与增进而已。对于这一点，格罗色似乎还比恩格斯彻底得多。他树立了这样一个理论：任何时代的家庭形态，都不外是该时代的统治的经济形态之直接的产物。他说：“生产的文化意义，总不能像家庭发展那样表现得明确。此种家庭关系的奇异形态，使社会学者不能建立一种更加奇怪的假设。如果我们一旦把它和生产诸形态联系起来考察时，就立刻成为可以理解之物了。”[11]他在1896年出版的“家庭和经济形态”一书，就是想全力证明这种思想的。但同时，格罗色又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他同样力图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决不是从公有制开始，而是从私有制开始的。他同李白特和毕夏一样，从这种观点出发，力图证明对原始的历史追溯得愈深，那么，“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个人”，就愈加表现得强而有力。所有大陆上所发现的共产主义农村公社和与之相联系的氏族联盟（或者照格罗色的称呼——“息白”（Sippe），即氏族之意），固然不能够简单地否认；但是，格罗色却硬说——他根据这一点建立了自己的特殊理论——在共产主义经济范围内，这种氏族组织只能出现于一定的发展阶段——即低级的农业阶段，一过渡到更高级的农业阶段，它就会崩溃而让位于“个人所有制”。因此，格罗色兴高采烈地把莫尔根－马克思所建立的历史展望法（HistorischePerspektive）干脆给颠倒过来了。根据莫尔根－马克思的见解，共产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摇篮，是在无限漫长时期内，伴随文化发展而出现的经济关系形态。它随着文明阶段的来到，而开始崩溃，并让位于私有制度；同时，文明时代又将面临着它的迅速崩溃过程，并在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更高级形态上，复归于共产主义。可是，照格罗色的看法，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乃是同私有制联系着的；而私有制只在一定阶段上，即低级农业阶段上，才暂时让位于共产主义。照马克思－恩格斯－莫尔根的观点，公有制和社会连带责任，乃是文化史的起点和终点。而格罗色及其资产阶级科学上的伙伴们，则认为掌握“私有制”的“个人”，才是文化史的始点和终点。更有甚者，格罗色不仅坚决反对莫尔根和共产主义，而且对应用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整个发展理论，也同样反对。为表示自己的愤怒，他肆意嘲笑这种“幼稚的思想”：力图把社会的全部现象，理解为一系列的发展形态，理解为人类从低级生活形态向高级生活形态转化的某种单一过程。这种基本思想，一般都认为是近代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而典型的资产阶级学者格罗色，则不遗余力加以攻击。他公然强调说：“人类决不只是沿着一条道路、向着一个方向前进的；正如民族的生活条件是多种多样的，他的道路和目标，也是多种多样的。”[12]如果照格罗色这样说，那么，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就成为对它自己所发现的革命结论的反动了。正如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反动一样，它们所到达的终点相同，即一般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13]。现在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所谓最近推翻了马克思－恩格斯－莫尔根的这位青年角色的奇妙的“历史唯物主义”吧！格罗色常常嘴里不离“生产”，始终认为“生产的性质”是一切文化的决定因素。但是，他怎样理解“生产”和“生产性质”呢？他说：“一定社会集团中占统治或占优势的经济形态——即任何社会成员获得生活资料的方法，是可以通过直接观察而容易了解的事实，是其主要特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充分确定的事实。我们对于澳洲人的宗教观念和社会观念，也许有许多疑问，但对于他们的生产性质，则不能有什么怀疑。他们是狩猎者，是植物采集者。深究古代秘鲁人的精神文化，也许不大可能；但是，印加帝国的公民是农业部落居民，这却是任何观察者都一目了然的事实。”[14]由此可见，格罗色之所谓“生产”及“生产性质”，只是简单地解释为在任何时代，每一民族生活上的主要源泉：狩猎、捕鱼、畜牧、农耕——这些东西，就是对一切民族的其他文化形态起决定性影响的“生产关系”。此处，第一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这种浅薄的发现，就是格罗色超越于其他“大多数文化史家”之处，那真是毫无根据了。一定民族的生活上各种主要源泉的性质，对那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具有绝对的意义，这样的认识，并不是格罗色的新发现，而完全是自古以来的文化史家之宝贵家当。这种认识，恰好养成许多人把民族区分为狩猎部落、畜牧部落及农业部落的习惯，这是所有文化史上的一种流行的区分法，也是格罗色经过长时思索不以为然，但结果还是不得不采用的方法。可是，这种观念，不但非常陈腐，而且照格罗色所作的浅薄解释，也是十分错误的。如果我们只单单知道某一部落是生活在狩猎、畜牧或农耕阶段上，那么，对这个部落的生产关系及其文化形态，不一定会完全了解。如现在还生活在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Hottentot），被德国人夺去了畜群，从而夺去了他们的生活源泉，然后，供给他们的近代猎枪，迫使他们再做狩猎者。但是，按照“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看，这个“狩猎部落”，与今日尚生活于原始孤立状态下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的狩猎部落，就毫无共同之处。后者，也与那些经营毛皮商业、以供给欧美资本家兽皮为业的加拿大猎人组合，一点没有类似之处。在西班牙人侵入以前的印加统治之下，在科尔的拉（Kordiller）山中用共产主义方式饲养骆马的秘鲁牧民；拥有家长制畜群的非洲和阿拉伯的游牧阿拉伯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自古以来掌管“阿尔卑斯山账簿”的瑞士、巴威略和梯罗尔的阿尔卑斯山近代农民；在荒凉的亚浦利（Apulien）地方，替主人看守庞大畜群的半野蛮的罗马奴隶；在近代阿根廷，为阿亥阿州屠宰场和罐头厂饲养无数畜群的农场主——所有这一些人，都是代表各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文化类型的“畜牧业”的范例。最后，谈到“农业”。从太古印度人的马克公社，到近代巨大的农场；从巴威略的小农经济，到东易北河的诸侯领地经济；从英国佃耕制度，到罗马尼亚的特殊徭役制度；从中国的农民园艺，到巴西奴隶劳动的种植园；从塔西提岛（Tahiti）上的妇女锄耕，到利用蒸汽和电气的北美大农场——所有这一切，也都包括着漫长的各式各样的经济制度和文化阶段。至于生产的意义，格罗色除了把自己的“发现”大吹大擂一番外，究竟实际上“生产”是什么东西？他却表现出十足的莫名其妙。这种只是单纯考虑到生产及文化的外部自然条件，并以英国社会学者布克尔（Buckle）为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的粗糙浅薄的“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坚决反对的。决定人类的经济及文化关系的，并不是粮食那种外部的自然源泉，而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生产的社会关系，决定着在一定民族那里是受怎样的生产形态所统治的问题。只有彻底了解生产的这一方面之后，才能理解一个民族的生产对其家庭关系、法制观念、宗教观点和艺术发展所具有的影响。但是，要透彻理解所谓野蛮部落的社会生产关系，这对于大多数欧洲学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格罗色除了知道秘鲁的印加族是农业部落以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便自以为已经认识了整个世界；而亨利·梅因则同他相反，还算得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说：“外国社会和法制关系直接目击者的特有错误，在乎他们过于轻率地拿那些关系同表面上相似的既知关系相比较。”譬如，对家庭形态和前面所解释的“生产形态”的相互关系，格罗色就有下面的说法：“在最低级的阶段中，人类是依靠独狩猎——广义上的——和采集植物而生活。与这种原始形态的生产方式同时，两性间的最原始形态的劳动分工也形成了。男子负责动物性食物的供应，而植物和果实的采集，则属于女子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重担，无疑是常常放在男子身上。结果，原始的家庭形态，无论如何，总是带有鲜明的父权制性质。不管关于血统的见解如何不同，原始时代的男子，甚至不认作是子孙的血统时，事实上还是在妻子之间占着主人和财产所有者的地位。生产就必然从这样的最低阶段上循着两个方向之一发展：不是男子的经济就是女子的经济，获得进一步的繁荣。这两种经济哪一种占优势，首先要看原始集团所依以生活的自然条件如何。如果一国土地上的植物和气候，最初适于有用植物的保护，继之又适于有用植物的栽培，而且对劳动报酬也合算的时候，那么，女子所管理的经济部门（即植物的采集），就会逐渐发展为农业。事实上，原始农业部落中，这种工作常常是女子的事。同时，经济重心如果放在女子方面，则在主要依赖农业为生的原始社会里，必然会发现母权的家庭形态，或这一形态的痕迹。现在，妇女就以主要抚养者和当家人的资格，占着家庭的中心地位。可是，要达到本来意义上的母权制的发展和真正的女性统治，那是极其少见的事，除非在社会集团保证不受外敌攻击的地方，才有可能。此外，一切场合，大都是男子占优势。换言之，男子虽失去了作为抚养者的地位，却从作为保护者的资格上得到补偿。这样一来，在大多数农业部落间就发生了这样一种家庭形态，即纯粹的母权制和父权制的混合形态。但不管怎样，大部分人类必然会经历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群居在农耕虽然困难、但还有适宜于驯养而且合算的动物大量存在的地区的狩猎部落，决不会向植物栽培方面发展，而会朝畜牧方面发展。那种逐渐从狩猎发展起来的畜牧业，无论何处，首先就成为男子的职业了。在这种情况下，男子在经济上已占有的优势，必然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依畜牧为生的部落，父权制家庭的形态就会占统治地位。此外，畜牧社会的男子统治地位，由于同该社会的生产形态有直接关联的另一事实，而更加提高。这个事实即畜牧部落常常容易引起战争冲突，因而，必然形成一种集中的战争组织；结果，不可避免地将使妻子变成无权的奴隶，在拥有专制权力的夫权之下讨生活，极端的父权制度因而出现。”而那些妻子占有家庭抚养者地位、或者至少享有自由地位的和平的农业部落，大多数将被好战的牧民部落所征服，结果，畜牧部落的风俗习惯，以及家庭内的男子专制统治，也移入到农业部落中来了。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切文明民族，到今日或多或少仍带有鲜明的父权家庭制度的痕迹”[15]。上面所描述的同生产形态有着一定依存关系的人类家庭的历史命运，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下列公式：狩猎时期——男子统治的个体家庭。畜牧时期——凶暴的男子统治的个体家庭。低级农业时期——散见的女子统治的个体家庭，其后，农业部落被畜牧部落所征服，从而，这个时候，仍旧有男子统治的个体家庭。高级农业时期（作为一切建筑物的奠基石的）——男子统治的个体家庭。大家都知道，格罗色是很顽固地否认近代发展理论的，他大概认为家庭形态的发展一般并不存在，历史是同个体家庭和男子统治相始终。同时，格罗色没有注意到，一方面他大肆吹嘘要从生产形态来说明家庭形态的起源；另一方面他又把家庭形态一般看作某种已知的现成的东西（EtwasGegebenes,Fertiges），即近代形态的个体家庭在一切生产形态下都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他所探求的随着时代潮流而变化的各种“家庭形态”，只不过是两性相互间的关系问题。照格罗色的看法，男子统治还是女子统治，这就是“家庭形态”。在这个问题上，他采用完全调和的方法，庸俗地把家庭形态还原为其纯粹外部的标志，这正如他以前简单地把“生产形态”还原为狩猎、畜牧和农业三个阶段一样。其实所谓“男子统治或女子统治”的问题，可以包括着无数种类的家庭形态；在同一“狩猎部落”的文化阶段领域内，也存在着无数种类的亲属制度。这些情况，正如同一生产方式内部的社会关系问题一样，就格罗色看来，都同样是不存在的。家庭形态和生产形态的相互关系，这时候便建立在深思远虑的“唯物主义”之上：即从最早起，两性就被看作是两种经济的竞争者了。许多庸俗的家伙和资产阶级的民法，都认为谁养活家庭，谁就有权统治家庭。但是，女性的恶运，使她们例外地只有一次在原始锄耕阶段，才是抚养家庭的主人。而这种地位，大部分仍被好战的男子所推翻。总之，家庭形态的历史，不管在哪一种“生产形态”下，实质上可以说是赤裸裸地奴役妇女的历史。此时，家庭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唯一联系，完全建筑在男子统治的简单形态上，不过有时比较温和，有时比较苛刻而已。最后，作为人类文化史上第一个把妇女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救主的基督教出现了。根据基督教教义，两性的差别，只存在于人间，至少在天国两性是一律平等的。格罗色长期漂泊于经济史的大海中，此后，靠上帝保佑，幸而可以在基督教的港口下锚了。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根据教义，基督教赋与了妇女以卓越的地位，她应该受到专横男子的尊敬。”[16]这样一来，驱使社会学者建立“奇妙的假设”的家庭形态，如果把它同“生产形态”关联起来考察时，不就成了“容易理解”之物吗？但是，家庭形态历史上最使人惊奇的问题，仍然是对氏族联盟或格罗色所说的“Sippe”的理解问题。氏族联盟在远古文化阶段上，对社会生活起了多大的作用，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实。特别是根据莫尔根的卓越研究，可以断定它是地域国家形成之前，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以后曾长期是经济单位和宗教共同体的体现者，这也是我们早已了解的事实。可是，这些事实跟格罗色的“家庭形态”的奇怪历史，有什么关系呢？不错，格罗色并没有简单地否认一切原始部落之间有氏族组织的存在；但是，因为这种氏族组织，跟他的个体家庭和私有制度的统治之公式理论相矛盾，所以，他就不得不力图抹杀氏族组织的重要意义——低级农业时期是一个例外。“氏族权力是与低级农业经济同时产生、同时消失的；一般到了高级的农业水平下，则已经瓦解或正在瓦解。”[17]于是，格罗色就认为共产主义经济下的“氏族权力”，恰好像从手枪中发射出来的子弹一样，突然出现于经济史和家庭史之中，而又立刻消失下去。如果照他的理解，氏族制度在低级农业阶段以前，一般对个体家庭既没有什么经济的作用，又没有什么社会的意义。那么，在低级农业之前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氏族制度的起源、存在和作用，究竟如何解释呢？在狩猎和畜牧部落中，在实行私有制的个体家庭的条件下，过其隐蔽生活的所谓氏族，一般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恐怕只有格罗色一人知道，成为他的个人秘密了。同样，格罗色也很少担心他提出的史实是跟一般公认的若干事实相矛盾的。据说，氏族只在低级农业时期，才有意义。但是，大多数场合，它是同近亲复仇制度、宗教仪式，以及经常使用动物名称的习俗相联系的。所有这些情况，都足以证明氏族的发生是比农业早得多。从而，根据格罗色自己的理论看，也可知氏族权力是由那比农业更早的原始文化时期的生产关系派生出来的。格罗色认定日尔曼、凯特、印度等高级农业部落的氏族制度，乃是低级农业时期的遗物。这一时期，氏族制度是在妇女的农业经济上生根的。但是，文明民族的高级农业，却不是从妇女的锄耕，而是从畜牧发展起来的。而这种畜牧业已经成为男子的职业了。照格罗色的见解，在高级农业时期，氏族对父权制家庭经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他就这样认为流浪的畜牧部落中，氏族制度并无任何意义，只有随着定居和农业的发展，它才获得暂时的权力。但是，根据最可靠的农业关系的研究，实际上的发展，恰好同他的结论相反：截至牧人进行流浪生活方式的时候为止，氏族联盟在各方面一直具有最大的权力。随着定居及农业的出现，氏族联系开始松弛，并转化为农人的地域联盟，自己则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这种地域联盟的共同利益，比传统的血缘联系更加强烈。于是，氏族公社即转化为近邻公社。这就是毛勒、柯瓦列夫斯基、梅因、拉发耶的见解。现在，考夫曼（Kaufmann）也指出了在中央亚细亚的吉尔吉斯人和雅库特人之间，同样存在着这些现象。让我们再分析下列几点，作为结论吧：对于原始家庭关系领域内的这些重要现象，如母权制度，倘若照格罗色的观点，那就绝不能有所说明，即使是最概略的说明。他只不过耸耸肩膊胡说一通什么母权制度是“社会学上最奇妙的事物”罢了。而且他又提出一个难以置信的主张：似乎澳洲人的血缘观念，对于它的家庭制度并没有什么影响；其次，他又胡说什么古代秘鲁人中，似乎也难找到氏族生活的特征；再次，他又根据陈旧而不可相信的拉发耶的资料，来判断日尔曼人的农业制度；最后，他又跟在拉发耶的后面，反复荒谬断言，例如俄国的农村公社，似乎“今日仍然”在3,500万大俄罗斯人之间，形成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联盟（即家庭公社）。这种主张，等于说柏林全体居民“今日仍然”形成为一个大家庭公社，同属荒谬可笑。正是这些谬论，特别驱使格罗色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教父”莫尔根，当作死狗看待。我们只要知道了上面格罗色对家庭形态和氏族所作的说明，就可以了解他是如何解释“经济形态”的。所有他的旨在反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全部论据，都是建筑在“固然”（Zwar）和“但是”（Aber）两个字上面。同时，他对于无可争辩的事实，“固然”不得不承认；“但是”，对于与之相对立的其他事实，则将其不符合自己愿望的予以缩小，而将其符合自己愿望的予以夸大。他就这样为适应这个目的而随机应变，以便获得一定的结果。固然，格罗色本人对低级狩猎部落，曾有如下的说明：“一切低级社会中的个人财产，主要或唯一是由动产组成。而所谓个人财产，在低级狩猎部落之间，几乎毫无意义。财产中最重要的部分即猎地，是部落男子全体所共有的。因此，结果，他们所获得的东西，必须分配给群团中的全体成员。这种现象，据传说曾在巴西东部印第安人波托苦德族（Botokud）中发现过（参考爱伦来希的‘人类学时报’）；在澳洲某些地区，也曾有类似的风习。因此，原始群团的全体成员，都是差不多同样贫穷的。因为没有很大的财产差别，所以也就缺乏产生身份区别的主要根据。一般说来，部落内的成年男子都有平等的权利。”[18]同样，“其本身系属于哪个氏族，这在若干（！）关系上，对低级猎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赋与猎人利用一定猎地的权利，同时也赋与他防卫和复仇的权利与义务。”[19]格罗色也承认在加利福尼亚低级狩猎部落之间，有氏族共产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不管怎样，在这里，氏族是不巩固的而且薄弱的，它不可能进行共同经济。“北极猎人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因而氏族的联系，对它的离心的欲望，恐难有抵抗之力”。同样，在澳洲人中，“照常规绝对不能进行共同的狩猎和采集，只能由个体家庭各自经营其独立的经济”。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食物的缺乏，不允许长期结成比较大的群团，所以被迫分散生活”[20]。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高级阶段的狩猎部落：固然，“土地在高级猎人中，照例是属于部落或氏族所共有”[21]；我们在这个阶段上，固然看到集体住所，还照样是氏族共同宿舍的原形[22]；同时，我们固然也知道如下的事实：“马肯基（Mackenzie）所看到的海达（Haida）河流域的广阔堤坝和水库，根据他的判断，应该是整个部落的劳动成果；但这种堤坝和水库，是处在酋长的监督下，非经许可，任何人不准捕鱼。因此，这也可能被看作是农村公社的公有财产。而且，渔池和猎场都不分配，它们系属于公有之物。”[23]但是，“这儿，动产有相当扩大而且日趋重要的倾向，因此，不管土地所有如何平等，但财产上的不平等现象却很容易发展起来”[24]。“按照常例，食物和其他动产，根据我们的判断，同样不能视作公有财产，因此，定居氏族只有在极其局限的意义上，才能称之为经济公社”[25]。现在转而考察一下格罗色对下一高级文化阶级——流浪牧民的看法。固然，“无论怎样不安定的牧人，决不能无限制地流浪于远方。一般只是在相当固定的有限的地域内移动。这些地域，被看作是他们的部落财产，往往再分配给各个单独的家庭或氏族使用”。而且，“全部游牧地区的土地，几乎都是属于部落或氏族所公有”[26]。“土地确实是氏族全部成员的公有财产，由氏族或其酋长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27]。但是，“土地并不是游牧部落最重要的财产，他们的主要财产是畜群。家畜常常（！）是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游牧氏族，决不（！）能成为经济的及财产的共同体”。最后，谈谈低级农业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固然氏族第一次完全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但是——这里仍然跟着一个“但是”的尾巴——这个时候，“工业破坏了社会的平等”（格罗色之所谓工业，固然是指商品生产，可是，他却不知道两者的区别），而创造出一种私有动产，它逐渐获得超过土地公有的优势地位，不久就破坏了公社的公有制（非动产）[28]。尽管土地还是公有制，但“此时，贫富的分裂已经出现了”。于是，共产主义就还原为经济史中一段短小的插曲，此外，经济史仍是以私有制开始，以私有制告终。这到底又证明了什么东西呢？第三节原始部落中的共产主义为要确定格罗色的公式的价值，最好直接从事实下手。首先看一看——虽然是浮光掠影的一瞥——处于最低阶段的部落的经济吧：格罗色叫这种低级部落为“低级猎人”。他说：“低级猎人，只是现今人类中的极小部分。由于本身的不完全的、可怜的生产形态，他们势必陷于数量上的贫乏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到处在强大的部落之前，被迫后退；现在只能栖息于丛密的原始森林和人烟绝少的荒原之中，以保残生。这种贫苦的部落大部分属于矮小人种。也就是一些在为生存而斗争中，被强者排挤到最不适于文化发展的地域，陷入文化停滞中的最弱的人。可是不管怎样，除开欧洲以外，在一切大陆上，直到现在还是可以找到这种最古的经济形态的代表者。非洲就隐藏有许多矮小的狩猎部落。但是可惜得很，我们直到现在只发现这种部落之一，卡拉哈里草原（Kalahari-steppe，在德领西南非洲）的布西曼族（Buschmänner）。其他矮小部落的生活，今日仍然隐藏在中非原始森林的阴暗之中。我们再从非洲转向东部看一看，即首先发现锡兰岛（东印度半岛的南端）所谓威打（Wedda）的矮小狩猎部落。其余还有安达曼群岛（Andamenengruppe）的明科比族（Mincopie），苏门答腊（Sumatras）腹地的苦布族（Kubu），菲律宾岛荒山中的爱达族（Aeta）。这三个部落，都属于矮小人种。在欧洲人移民之前，澳洲大陆上大部分住着这种低级狩猎部落。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土人大部分虽被外来移民从沿岸地区驱逐出去，但今日还是聚居在大陆腹地的荒野中。最后，从美洲南端到北端，散住有许多文化极低的群团。许多人看到在南美南端卡普海岛（KapHorn）风雨剥蚀的荒山中，栖息着人类最悲惨最‘粗野’的部落火地岛居民（Feuerländer，原名为TierradelFuego）。巴西森林地带，除了名声很坏的波托苦德族之外，大概还散住着许多猎人群团。其中，由于封·斯泰勒（VonderSteinens）的研究，使我们至少知道了波罗罗族（Bororó）。在中央加利福尼亚（北美西岸）地方，还遁居有各种部落，其悲惨程度并不亚于澳洲土人”。[29]最奇怪的是格罗色把爱斯基摩人（Eskimo）也算作最低级部落。我们不必再花时间跟在格罗色的后面走了，现在单拿上面所举的若干部落，来探索一下他们的有计划的社会劳动组织的痕迹吧。首先，从澳洲的食人种族谈起。根据许多学者的意见，这个种族是处在全世界人类的最低文化阶段中。我们已经发现澳洲黑人中存在着前面提到的两性间的原始劳动分工：即妇女主要管理植物性食物和运送柴水；男子则负责出外打猎供给兽肉。其次，我们在此处又发现和“个人寻找食物”直接对立的社会劳动景象；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在最原始的社会中，如何充分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他们的劳动热情。譬如，“在珈巴拉（Chepara）部落中，只要没有病痛，所有男子都是为食物而辛勤劳动。如果某一男子偷懒，逃避出工，那么，他定会受人嘲笑或斥责。无论男人、女人，小孩，清早起来，即到外面去找寻食物。如果猎取了充分的卤获物，男男女女就把卤获物运到最近的水坑中（wassergrube），烧火烤肉，由年长的老人平等分配，男人、女人和小孩大家都和睦地共同进餐，食完后，女子把剩余食物运回住所，男子则继续去打猎。”[30]澳洲黑人的生产计划是怎样的呢？他们的计划，非常复杂，而且作得极为详细。每一澳洲部落，都是分为许多群团；这些群团又各自根据他们所崇拜的动物或植物命名，而且各自占有该部落的一定限度的领土：某一地区，譬如说，属于更古鲁人（Känguruh袋鼠），第二个地区属于爱姆人（Emu类似驼鸟的大鸟）；第三个地区属于蛇族人（Schlangen-Männern澳洲吃蛇黑人）等等。这种“图腾”（totem），根据最近的科学研究，几乎都是澳洲黑人所食用的动植物。每一群团，各有它的首领，即酋长，酋长指挥狩猎。至于动植物的名称及其相应的崇拜，决不是空虚的形式。各个群团，事实上，都有获取相当的动植物食用品及注意这种食料源泉的维持和补充的义务。同时，各个群团，不单单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这样做，并且，首先要为其他部落群团的利益而进行帮助。譬如，更古鲁族，就有为本族以外的其他部落同胞猎取大袋鼠肉的义务；蛇族捉蛇，毛虫族寻找毛虫，也是一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秩序，是同严格的宗教风俗和巨大的仪式相联系的。例如，各群团的人们，对于群团本身图腾的动植物，照例是不准吃食，或只准有限制地吃食；因为这主要是准备供给其他群团的人吃食的。例如蛇族人杀死了一条蛇，——除非他自己很饥饿时——照例是自己不吃，而留下来带回住所，以便供给他人吃。同样，爱姆族人，自己很少食用爱姆鸟肉、鸟蛋或医病用的脂肪，而是全部提供给其他部落成员。另一方面，其他群团的成员，不得到相应的图腾族的许可，也就无权猎取动物或采集植物。每年由各个群团唱歌奏乐举行庄严的仪式，以保证图腾动植物的繁殖。以后，才允许其他群团吃食这些动物和植物。每个群团举行仪式的时期，归酋长决定，酋长有指挥仪式之权。这个时期，是直接与生产条件相关联的。在中央澳洲每年有很长的干旱季节，动植物受了很大的打击；可是其后还有一个短期的雨季，此时，动物和植物都得到很大的繁荣。因之，所有每年的图腾仪式，多半是在这个好季节之前举行。而拉泽尔（Ratzel）尚把澳洲人系以其最主要生活资料来命名的这种意见视为一种“可笑的误会”[31]呢。但是，从上面所阐述的图腾群团的简略体系中，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一种发达的社会生产组织。每个图腾群团不外就是广泛的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构成要素。所有群团，形成一个有秩序的有计划的统一体。每一群团，又在统一的领导下面，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可是，这种生产制度之采取宗教形式——各种禁忌（如吃食东西）仪式及其他形式——的事实，不外证明当时的生产计划起源很古，这种组织早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即在澳洲黑人之间存在着。可见，它之成为一种固定的形式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因此，原先只是想单纯从生产和获取食物的观点上以适合本身目的的组织，不久即变成神秘仪式的因素了。这种事实的联系，是从英国的斯宾塞（Spencer）和吉能（Gillen）所发现，而由另一位学者弗拉则（Frazer）所证实的。例如弗拉则明白地表示说：“我们应当注意到，图腾社会的图腾群团，并非互相孤立的。它们相互混杂，并以其魔法力量用之于公共利益。在原始的旧制度中，更古鲁的男子，——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猎获了袋鼠，杀之以供其他图腾群团及自己内部之用。其他毛虫图腾、鹰图腾及其他图腾，也是如此。但在已采取宗教形式的新制度下，图腾群团是禁止杀食本部图腾的动物的。更古鲁人，依然继续繁殖袋鼠，但已不许供自己食用了；爱尔姆人依然增殖爱姆鸟，但自己也无权食用了；毛虫族人继续施行魔术以繁殖毛虫，但也只能饱他人的胃口而已。”总而言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礼拜制度（Kultsystem）也不过是太古时代早已存在的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生产和广泛的劳动分工的简单制度而已。次之，转而考察一下澳洲黑人间的产品分配。我们也许还可以发现细致而复杂的制度。在那里，凡猎获的兽类、发现的鸟类及采取的果实，都是依照严格的规定，有计划地分配与社会各个成员，以供消费。譬如，女子所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属于她本人和其小孩；男子所猎获之物，则按规定分配。规定的方式，各部落虽有所不同，但任何部落都必须有极详细的规定。例如，主要在维多利亚地方，研究澳洲西南部的部落生活的英国学者荷威特（Howitt）就发现了下述的分配方式：“一个男子到离开住所相当远的地方去捕杀一匹袋鼠，另外有两个男子伴同前往，但他们没来得及帮助那一个男子去捕袋鼠。因为离开住所很远，所以在拿回之前，就只好烹而食之：原先那个男子烧火，随往的两个男子切肉，三个人共同烧内脏而食。他们的分配是这样进行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男子，因为他们在场，并帮助了切肉工作，所以分得一个大腿和一条尾巴，并附有一块臀肉的大腿；第一个男子将剩余的兽肉拿回家去，头部与背肉由男人的妻子送给她的父母；剩下的则归男人的父母享有。如果他自己没有分过半点肉的时候，他可以稍微留一点；如果他捕捉过一个袋鼠，他就必须全让与别人。当他母亲捕了鱼的时候，可能分给他一点点，或者由他的岳父母就从自己的份额中分点给他；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就照这样分配。小孩子则在任何时候，都是由祖父母充分供给他们。”[32]有些部落，实行如次的规定：即如果捕捉了袋鼠，那么，猎者分得臀股肉；父亲分得背肉、肋肉、肩部和头部；母亲分得右腿，弟弟分得左前腿；姐姐则分得附背肉；妹妹分得右前腿。而父亲又将尾部肉和一块背部肉分给他的父母；母亲又将腿的一部和胫骨分给她的父母。如果所获得的是熊，则猎者分左肋肉，父亲分右后腿，母亲分左后腿，哥哥分右前腿，弟弟分左前腿，姐姐分背肉，妹妹分肝脏。右肋肉属父亲的兄弟，侧肉属母方的伯叔父，头部则分给青年男子们。反之，另外有一些部落，他们对于获得的食物，常常是平等分配给参与狩猎的人。譬如捕杀一个瓦拉比兽（Wallaby，一种变种的小袋鼠），假若同时有十人或十二人参加，每个人就各得一块兽肉。在猎者进行分配之前，任何人不敢触动兽的任何部分。煮兽肉的时候，适值猎者因事不在场，则一定要等待那个人回来分配，否则，任何人不准动手。女人的份额与男人相等，小孩则由双方深切照顾。[33]分配方法，因部落不同，而有种种差异。但仍然采取固有的宗教仪式，并且伴随着一定的咒语形式，这一点表现了它的起源的悠久性质[34]，因为几千年来的传统都是采取这种形式，并由各个时代的人们接受下来，视作先祖代代相传的不可侵犯的戒律，严格遵守不怠。可是，这样的制度，显明地反映出两种情况：第一，大概在人类最落后地区的澳洲黑人之间，不仅生产，而且消费也是作为社会的共同事务，照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第二，计划首先是根据各人对食物的需要和其劳动能力，明白规定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供给和保证。但是计划的实施无论如何，应首先照顾老人，而老人又和母亲一道，再照顾幼儿。由此可知，澳洲黑人的全部经济生活——生产、劳动分工、食物分配——是遵照严格计划组织起来的，并形成为自古以来的固定规则。现在把眼光从澳洲转向北美吧。在北美西部，还有剩余无几的印第安人，他们住在加利福利亚湾提布隆岛（Tiburon）和接近大陆的狭小地带，完全同其余的世界隔绝，对外人怀有敌意，因而直到现代还牢固地保存了其原始的风俗，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1895年美国学者着手探险，研究这个部落，其成果由美国人麦克盖（MacGee）记载下来了。根据他的研究，色利－印第安人（Seri-Indianer）——这是称呼目前极稀少的这个部落的名称——分为四群，每群各附有一个动物的名称。其中最重要的二群是鹈鹕群团（Pelikangruppe）和海龟群团（Schildkrötengruppe）。各个群团对于其图腾动物的风俗、习惯、戒律都极力保密，想了解它是非常困难的。可是，当我们以后知道了这种印第安人的食物，主要是鹈鹕肉、海龟、鱼类及其他海栖动物，同时，如果我们又联想到前面所述的澳洲黑人的图腾群团制度，那么，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断言：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中也流行过对图腾动物的神秘崇拜，而且他们的部落也分为各种相应的图腾群团。这种情况，不外说明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严密组织起来的古代生产制度，终于凝结为一种宗教象征。色利－印第安人的最高守护神是鹈鹕鸟（Pelikan），此一事实就可以证实上面的说法。这种鸟同时也是构成上述部落的经济基础。鹈鹕肉是主要食物，鹈鹕皮可用作衣服和卧具，可制盾牌，也可作为与外人交易的重要物品。色利族的基本的劳动形态——狩猎，迄今仍规定得很严。譬如，猎取鹈鹕鸟，是一种组织得很好的社会事业，而且“至少还带有半仪式的性质”。猎取鹈鹕鸟只许在一定的时期内进行，但在孵卵期中，为保护小鸟起见，则非常爱惜。“宰杀完了之后，（大量宰杀这种笨重的鸟，并非难事），就开始大吃大喝。那些饿得半死的家庭，在黑暗中狼吞虎咽那鸟肉的柔软部分，在宴会上，喧哗吵闹，直到颓然就卧为止。次日，妇女们起来，到处寻找鸟的死骸，鸟的羽毛虽然弄坏了一些，可是她们却捡起来细心地剥下鸟皮。”这种欢宴要继续几天，并伴以种种仪式。对这样“大吃大喝”、“在黑暗中狼吞虎咽”、“在宴会上喧哗吵闹”的情景，毕夏教授大概一定会斥之为野蛮的动物行为吧！但实际上，它却是完全有组织地进行的。这可由其风习的仪式的性质，充分地证明出来。狩猎既然是有计划性的，在实行分配与消费上也有严格的规定。共同进餐是依一定的顺序排列，即第一是酋长（同时也是狩猎指挥者），其次是其余的猎人（按年龄顺序），再次是最年长的妇人，以下是她的姊妹（按年龄顺序），最后是小孩子（按年龄顺序）。姑娘们特别到了成年时期，则受到妇女们善意的优待。“每一个家庭或氏族成员，有权要求必需的衣食，此时本集团的任一成员都有考虑满足这些要求的义务。这种义务的程度，常常是依据血统关系上的邻近程度，从最近的亲属开始负担比较多的义务，但主要还是按照他在群团的地位和责任（普通是和其年龄一致）来决定。在会食的时候，上座的人有责任给下座的人保留充分的食物，这种义务也适应于对无能力的小孩的照顾。”[35]关于南美巴西野蛮部落波罗罗族（Bororó）的情况，有斯泰勒（VonderSteinen）教授的证明：在那里，首先实行了典型的劳动分工：妇女栽培植物性食物；用尖棒采掘根果；敏捷地攀登棕榈树采摘胡桃；爬上树梢采摘椰子或果实等等。她们准备好植物性食物，并制作陶器。归家之后，即将得到的果实分给男人，自己则留一点残余的兽肉；波罗罗族的分配与消费，是被加以严格的安排的。斯泰勒说：“为使那些繁杂的礼节，不妨碍波罗罗族的集体会食，他们还实行了另外一种奇特的习惯。那种习惯显明地指出了：那些依赖有限的卤获物过活的部落不能不找出一种手段和方法，以防止分配时的喧哗争执。这样，我们就首先碰到这样一种规定：即捕杀兽类的人，自己决不烧炙卤获物，而让给他人去搞！对于贵重的毛皮与兽牙，也实行了同样的聪明办法。如果射杀了一个豹子，那就举行大宴会分食豹肉。但是，毛皮与兽牙，则猎者本人不要，而分给最近死亡的印第安男子或女子的近亲。为对猎者表示尊敬，每个人赠给他长尾鹦鹉的羽毛（这是波罗罗族最贵重的装饰品）及用奥苏（Oassú）纽装饰的弓箭。至于为预防不满和争执而举行最重要的仪式则是医巫（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常称之为术士或祭司）的责任。”他们在捕杀任何动物的时候，都必须临场；一切兽类或植物性食物的分配与消费，只有在举行一定仪式之后，才能执行。狩猎是在酋长的指示和领导之下进行的。青年及未婚男子，集体住在“男人住所”，他们共同劳动，共同制造武器、工具及饰品，或纺织，或角斗，并在极严格的秩序之下，照前面所述的方式，共同进食。他又说：“如果死了一个成员，那就造成了家庭很大的损失。因为人死之后，一定要把死者平日所使用的东西，尽数烧毁，或投入河中，或塞入骨筐，而令死者再无回来的希望。因此，小舍就完全空了。然后再对他的近亲遗族赠送各种礼物，并为他们制作弓矢。此外，还有这样一种风俗：如果此后捕杀了豹子的时候，其毛皮是送给最近死亡的妇人的兄弟及最近死亡的男人的叔父。”[36]总之，不管在生产上或分配上，都存在着完全一定的计划和社会的组织。我们到美洲大陆最南端可以看到最低级的原始部落之一的火地岛居民，这种人住在南美南端荒漠的群岛上，直到十七世纪才第一次有人报道他们的消息。1698年法国政府于长年在南太平洋从事掠劫活动的海盗的怂恿下，派遣远征队到那里去。据当时参加远征队的一个技术家留下的日记里所载关于火地岛人的生活，有如次简单的材料：“每个家庭（包括父母及未婚小孩）都有一艘独木舟，全家必要之物，悉数保存在舟上，晚上就在舟上睡觉。他们如果没有现成的小屋，就马上自己建造。——他们在小屋中稍为生一点火，大家围着火，随便在草堆上睡觉。肚皮饿了，就烧贝类充饥，由其中最年长的老人平均分配。男子的主要工作和义务，是修建小屋、狩猎、捕鱼；女子则照顾独木舟，并捕捞贝类……他们用下列方法去捕鲸：首先，以五六艘独木舟一同出海，一看见鲸鱼，即随后追踪，用骨或石削尖为镞的精巧鱼叉去射鲸……如果捕杀了鸟兽及捕捞了鱼贝（他们的普通食品）的时候，就将它分配于全体家庭食用；因为，他们的生活资料都是公有的。”[37]现在，再从美洲转向亚洲吧。亚洲安达曼群岛（Andaman，在孟加拉湾）上有一个明科比（Mincopie）矮小部落，英国探险家曼（E.H.Man）在那里住过十一年，根据他所搜集的可靠资料，获得了下述的真确报道：“明科比人分为九个部落，每个部落又分为由十人乃至五十人组成的许多小群团，最多也常有达三百人的。各群团各有其首领，所有的部落同样也有一个酋长，位于各群团首领之上，但其权力极为有限。他的主要工作是召开本部落全体群团会议。酋长领导狩猎及移住事宜，并处理纠纷。各群团在男女两性间分工的基础上，实行集体劳动。即男子负责狩猎，捕鱼，采蜜，制造独木舟，弓矢和其他器具；女子则挑柴担水，采取食用植物，制装饰品和准备伙食。至于照顾小孩，病人、老人，以及在小屋保留火种，则属留在家里的男子或女子应负之责。有劳动能力的人，不管哪一个，都有为自己为群团劳动的义务；此外，大家还要经常注意贮藏足够的粮食，以备款待外来的朋友。幼儿、病人与老人，应受到一般人的特别照顾，其日常的需要，都得比群团其他成员，更加优待。关于会食，也有一定的规则。已婚的男子只许和已婚的男子或独身汉共餐；除自己家内的妇女以外，绝对不许和任何妇女同桌就餐，老年人则又当别论。未婚的青年和姑娘之间，则分开食桌就餐。作饭这件事一般都由女子负担，男子不在家的时候，便需要她们履行这种义务。在祭祀的时候，特别在大量获得野物之后，女子担柴挑水过于忙碌时，可另派一男子代为照料；但当食物准备了一半的时候，则将它分派给参加者自行照料，各人都在自己的炉边，继续作饭。如果酋长也参加的时候，他就获得最初的一份而且是最好的一份；其次是男子，再次是女子与小孩。剩余食物，即归分配者所有。制造武器、家具及其他用品时，明科比人表现出一种非常勤勉的品质。如用石斧将一片铁加工，制造枪矛及箭头，或改作弓形等工作，不论多少时间，都是细心尽力而为。即使不是马上急需，或者不久的将来方才需要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人强迫他，他们还是努力去干，毫不懈怠。我们决不能认为他们这样作是自私自利，因为他们常常把自己所有最好的东西给与别人（这里应当用‘分配’字眼，由于避免欧洲式的误解，此处使用了‘给予’二字），凡是供自己使用的东西都做得较少。”[38]除上述一些例子外，现在再举一个非洲野蛮部落生活的例子，作为本节的结束。非洲卡拉哈里荒原（Kalahariwüste）的矮小布西曼人（Buschmänner），普通都认为是人类文化最落后最低状态的范例。关于布西曼人，德国、英国、法国的专家们一致传说是成群而居，各群团都共同管理其经济生活的部落。在这些小群团之中，所有生活资料、武器及其他物品，都完全平等分配。他们流浪时所找到的食料，都一点一滴捡入囊中，拿回家去。德国旅行家柏塞尔克（Passarge）说：“他们每天所找到的食物有：根类、球茎、果实、毛虫、犀鸟、大蛙、乌龟、蟋蟀，甚至还有蛇及蜥蜴等。”这些卤获物，都是分配于全体成员之间。“经常采集果实、根类及球茎等植物和猎取小动物，是女子的职务。女子以这些食物养活群团，小孩则从旁帮助。男子在路上偶然看见了这些东西时，也一定拿回来，但这只是一种附带的工作；他们的主要职务，不是采集而是狩猎。”他们所猎取的食物，归群团共同食用。从其他朋友群团中旅行来的布西曼人，也受到殷勤的招待，围炉进餐。因此，带着资产阶级社会形而上学的有色眼镜的“善良”的欧洲人柏塞尔克，就甚至认为布西曼人的“过度的德性”——无论什么，即使是最后的一点剩余物品，都要与人平分——实在是他们的文化落后的原因！[39]像这种最原始的离定居和农业还很远的所谓刚刚处在经济发展锁链的起点的部落，根据直接观察的结果，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格罗色的公式完全不同。他们并不是“分散而居”和营“孤立的经济”，而是建立有具备共产主义组织的典型特征并受严格规定的经济联盟。这是我们到处都可以发现的事实。但是此处所指的，只是有关“低级狩猎部落”的一面，至于“高级狩猎部落”则莫尔根所详细描述的易洛魁人的氏族经济，给我们指出一个全面的景象，而且在畜牧部落中，也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证明格罗色的大胆主张完全是无稽之谈。[40]因此，农业公社联盟，并不是经济史上所发生的唯一的原始共产主义组织，它只不过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组织；按时间来说，它也不是最早的原始共产主义组织，而是最后的组织。它并不是农业的产物，而是渺茫难测的老早就存在的共产主义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产生于氏族组织的胎内，后来才适用于农业上，此时，共产主义已经发展到它的顶点，行将没落了。由此可知，事实终于彻底否定了格罗色的公式。但是这种共产主义在经济史过程中，一会儿突然出现，现在又复归消失的非常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释呢？格罗色已经给我们作了一个富于机智的所谓“唯物主义”的答复：“我们知道：氏族之所以首先在低级农人之间比在其他文明形态的氏族之间，获得了较多的巩固性和权力，是因为氏族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出现为一个定居的、财产和经济的公社组织的缘故。但氏族此时之所以恰恰发展为这样的形态，仍只能从低级农业的性质上来说明，因为农业使人结合；反之，狩猎及畜牧，则使人分散。”[41]由此看来，在劳动中，人类在空间的“结合”，或者“分散”，决定了那时的社会为共产主义的统治，还是为私有制度的统治。但是可惜得很，格罗色忘记了向我们解释：为什么集体所有制反而在许多容易使人“分散”的林地与草地，存在得最长（有些地方还一直保存到现代）？而容易使人“结合”的耕地，反而最早转移为私有？再者，在全部经济史中，使人类“结合”得最多的生产形态（即近代大工业），又为什么完全不能引起集体所有制，反而引起最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形态？由此可知，格罗色的“唯物主义”理论，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要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空说“生产”及其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还是不够。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脱离了其中另一方面的革命发展的思想，那么，它就会变成为一根粗笨的独脚拐杖了。而马克思则恰恰相反，他把那种思想看作是研究精神的天才的飞跃。尽管格罗色开口不离生产，不离生产形态，其实，他连生产关系那样最根本的概念，还是模糊得很。我们早已知道，他首先把生产形态，理解为狩猎、畜牧、农业那样纯粹外部的范畴。因为要在每一个这种“生产形态”的范围内，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即决定其中是否存在集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私有制以及财产属谁的问题——所以，格罗色就将财产区别为“土地财产”及“动产”两个范畴。因为他发现了这些财产是属于各种所有者的，所以他就提出动产和不动产（土地）哪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格罗色自己觉得某些东西是最“重要”的，他就认为它是某一社会所有制形态的决定性的东西。譬如，他说在高级狩猎阶段，“动产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意义”，于是就断定动产比土地不动产更加重要；因为所谓不动产（指食料）是私有财产，所以，在这儿，虽然明显地存在着土地的集体所有，但他却不承认共产主义经济。根据上述纯外表的特征来区分动产和不动产，在生产上是毫无意义的。此外，格罗色式的以男子统治与女子统治为基础的家庭形态的区分，和以分散作用与结合作用为标志的生产形态的区分，同样是肤浅得很。所谓“动产”可能由食料所组成，也可能由原料、装饰品、仪礼用品及工具所组成。那些东西，有的是为社会本身的需要而制造的，有的是为交换而制造的。“动产”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对生产关系具有各种不同的意义。而格罗色一般是根据食料及其他最广义的消费品，来判断氏族的生产关系或所有关系。从这一点上看，他确实是现代资产阶级科学上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一看见消费品转入私人手中，归私人使用，就断定那个部落是私有制占统治地位。这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科学地”反驳原始共产主义的典型方法[42]。倘若根据这样“深思熟虑”的标准来看，那么，在东方公社中到处看到的一起托钵讨饭，过着共同乞丐生活的公社成员，以及集体进行偷盗的盗贼集团，都可以视作最文明的共产主义经济公社了。反之，土地集体所有、集体耕作、但其成果则按每个家庭耕种土地的收获量进行分配的马克公社，只可以算作为“在有限意义上的经济公社”了！总之，根据上述见解，则生产性质的决定因素，乃是消费资料的所有权，而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换言之，是分配的条件，而不是生产的条件。在这里，我们就到达了对全部经济史理解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认识的基本点了。此后，关于格罗色的学说，让命运去决定吧！我们现在要一般地来考察这个问题。第四节经济史上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观点凡是着手研究国民经济史的人，或者希望了解社会经济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各种形态的人，必须首先深刻了解那作为这个历史发展的试金石和尺度的经济关系应该具有怎样的因素。为了要在繁杂的现象中，找出它的一定范围，特别是要掌握其中的历史连续性，那就必须对现象内部的枢轴因素（这种因素是各种现象运动的中心）具有明确的观念。例如莫尔根即选择生产技术的发展这个因素，以之作为文化史的尺度和在各个时期规定文化史发展程度的试金石。因此，可以这样说，他已经找到了人类文化生活的根源了。但是，为了我们研究经济史的目的，仅有莫尔根的尺度，还是不够的。社会劳动的技术，正确地指示了我们当前所已达到的人类支配外界自然的程度。生产技术的完善每迈进新的一步，那么，同时，人类智慧征服物理自然的程度也迈进了一步，从而，一般人类文化的发展也迈进了一步。但是，如果想专门研究某一社会的生产形态，那么，单单懂得人对自然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此时，我们所应关心的，首先是人类劳动的另一方面，即在劳动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我们所应关心的，不是生产技术，而是生产的社会结构。如果我们知道，某一原始部落懂得制陶器的手艺，从事制陶业，这在了解该部落的文化水平上，乃是极其重要之事。莫尔根即以此技术上的重大进步，作为标志着由野蛮过渡到开化状态的新文化时期的开始。但是单单根据上举的事实便对某一时期的生产形态轻率下判断，是不允许的。为此，我们还得通晓许多事实：如在现社会上从事制陶业的是什么人？是社会全员，还是其中一部分（如仅限于女性）？陶器的生产，是只供给该社会集团（如村落）本身之用，还是为着私人交换？参加陶业的每个人的产品，单由本人使用，还是供给社会全体成员使用？我们知道，任何社会生产形态的性质，乃是取决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如劳动分工、消费者间的生产物分配交换等。但是所有各方面的经济生活，其本身都是受另一个决定因素——生产——所规定。而产品的分配交换，一见即可知不外是一种结果的现象而已。要使产品能够分配于消费者，或者进行交换，那就首先需要将产品制造出来。因此，生产本身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生产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乃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任何劳动都需要一定的资料，一定的工作场所，一定的工具。我们早已知道，劳动工具及其制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如何重大的意义；但是，为了借助于这些工具及其他死的生产资料，进行一定的劳动，制造出社会生活上必需的、广义上的消费资料，还得需要人类的劳动力。因而正是劳动的人对生产资料所具有的关系，乃是生产的基本问题，是生产的决定因素。可是，我们所指的劳动的人与其生产资料的关系，既不是意味着技术上的关系，也不是说人们所用以劳动的生产资料的完成程度之高低，更不是指人类在劳动中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我们所指的关系，乃是人类劳动力对死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生产资料属于何人的问题。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关系常常发生变化，随着它的变化，整个生产的性质，以及劳动分工的性质，生产物的分配和交换的方向与范围，最后，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依下列关系为转移：生产资料是属于劳动者公有，还是属于劳动者个人私有，或者他们一无所有反而同生产资料一起作为生产资料属于不劳动者所有；他们是否被生产资料所束缚而成为不自由的人；或者是丧失生产资料的自由人，被迫以自己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料来出卖。由于上述种种情况的差异，他们或者生活于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或者生活于小农及手工业的生产条件下，或者生活于奴隶经济条件下，或者生活于农奴经济条件下，最后，或者生活于雇佣劳动制度的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所有这些经济形态，都各自具有其特殊的劳动分工、产品分配与交换、社会的法制的与精神的生活的形态。在人类的经济史上，可以充分看出：随着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其他一切方面，即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也会发生急激的变化。结果，全新的社会即告成立。在所有这些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当然，存在着不断的相互作用。劳动力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仅影响了劳动分工、产品分配与交换，而且后者也反作用于前者的生产关系；不过其影响的性质，两方面显有差别。各经济阶段占统治地位的分工与财富分配形态，特别是交换，虽是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所产生的，但到了一定程度，它们对于这种关系也起着破坏的作用。但是，这些形态，要等到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遭到破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并引起了真正的革命的时候，才能开始发生变化。因此，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变革，乃是人类经济生活史的主要的里程碑。这种变革，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划出了一个自然的时代。为要理解经济史，必须明了其中最本质的东西，使之和非本质的加以区别，其重要性如何之大，我们可以在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流行最广、最受人赞扬的经济史时期区分法中，得到证明。请看一看毕夏教授的公式吧。他在其著作“国民经济的起源”中说，正确地划分经济史的各个时期，对经济史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事。按照毕夏的老习惯，他并不马上直入本题，将自己的卓越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而是，一开头就得意扬扬地将所有前辈人物的缺点评论一番，以作为抬高自己的著作的身价的准备。他说：“一个经济学者，如欲理解远古时代的部落经济，他应当首先答复下列问题：他们的经济是国民经济吗？其经济现象，和我们今日的交换经济是同一性质吗？它们两者的本质，互不相同吗？这些问题，只有运用同一的研究方法即‘概念分析法和心理隔绝的演绎法’（MittelnderbegrifflichenZergliederungundderpsychologisch-isolierendenDeduktion），正视过去经济现象的时候，才能得到解决。这种方法，是成于过去抽象的经济学代表之手，而且对研究现代经济来说，也被光辉地证明是适用的。我们不能不指出新历史学派如次的错误：他们不是通过这种研究而深入察明过去经济时期的本质，反而毫不思索地把从近代国民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范畴，硬套在过去时代上；或者，附会那交换经济上的概念，不管好坏，强使之适应于一切过去的经济时期……。以上各点，在区别现代文明民族经济和过去时期的经济或文化落后民族的经济上，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做法，是企图确立所谓‘发展阶段’的标志，以概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所有过去的这种尝试，都犯了不深入事物的本质而只固执表象的毛病。”[43]毕夏教授提出了怎样的经济史分类法呢？他说：“如果要想从统一的观点上来把握这个作为整体的发展过程，那么，这个观点一定要能够将我们引导到国民经济最本质的现象中，同时，又给我们阐明过去经济生活时期的特点。这个基本原理，不是别的，正是财富的生产和它的消费的关系，更正确地说，就是财富从生产者手里转移到消费者手里所经道路的长度。从这种观点上看，一切经济发展——至少对于在历史研究上能够充分探讨出来的中欧及西欧民族的经济发展上——可以归纳为如次的三个阶段：一、闭塞的家庭经济的阶段（纯粹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无交换的经济）——在这种场合，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消费是在同一经济内进行；二、城市经济的阶段（为消费者的生产或直接交换的阶段）——在这种场合，财富是从生产经济直接移入消费经济；三、国民经济的阶段（商品生产及商品交换的阶段）——在这种场合，财富于被消费以前，照常规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经济。”[44]从上述经济史的公式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包含在内。毕夏教授认为，经济史是从欧洲文明民族的农村公社开始，换言之，是从高级农业时代开始。在高级农耕以前，几千年间的原始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在今日的许多部落间还可以发现出来——毕夏教授称之为“非经济”即他的有名的所谓“个人寻找食物”及“非劳动”的时代。因此，毕夏教授就认为经济史是从原始共产主义最晚期的形态开始。具体说来，就是由于定居与高级农业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瓦解原始共产主义，开始向不平等、剥削和阶级社会推移的时期开始。格罗色只是否认在农业公社以前，全部历史发展时期，有共产主义的存在。但是，毕夏则竟把这个共产主义的时期，从经济史中一笔勾销了。第二阶段所谓闭塞的“城市经济”，照修尔泽的口吻说，也应该归功于莱比锡大学教授具有“天才眼光”的另一个卓越的发现。如果“闭塞的家庭经济”（例如任何一个马克公社的经济）的特征，是在于它把在家庭经济中满足自己经济欲望的那些人的集团包括在内，那么，中欧及西欧中世纪城市——因毕夏的“城市经济”只是指此而言——却正与之相反。中世纪城市中，不存在什么公共“经济”，但是——照毕夏教授的口吻说——只有跟行会手工业者的手工工场及家庭经济同数的“经济”。行会手工业者虽然都是在行会及城市的一般规则支配之下，但每个人仍然是独立进行生产、贩卖和消费。一般说来，在中世纪德国或法国，行会城市并不是“闭塞”的经济领域。因为这些行会城市的存在，正是建筑在它和农村相互交换的基础上。它们从农村买进原料和食料，同时也为农村生产手工业品。毕夏硬将各城市周围，划出一个闭塞的农业圈，把它包括在“城市经济”之内，并图自己的方便，将城市与农村的交换缩小为只跟城市郊区农民的交换。至于对城市商业上最好的顾客（富裕的封建领主）——他们一部分是散居于远离城市的农村，一部分则仍留在城市（特别是在皇领城市及寺领城市），并在此地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即所谓庄园，毕夏却完全不加考虑。同样，对中世纪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对城市命运具有重大意义的外国贸易，他也非常轻视。可是，中世纪城市的特征，实质上是什么呢？用不着说，它乃是商品生产的中心点。商品生产只有在城市中才开始成为统治的生产形态（虽说地域有限）。对这个事实，毕夏教授也全不理会。反之，他却认为商品生产只在“国民经济”时代才开始的。如所周知，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习惯于用“国民经济”这个虚构来称呼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他用这个虚构，把那种显然不是以商品生产而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特征的经济生活上的某一“阶段”，蒙蔽起来。格罗色单纯称“商品生产”为“生产”，而毕夏则将“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这亦足证明国民经济学教授到底比单纯的社会学家高明一些。闲话少讲，言归正传吧！毕夏教授以“闭塞的家庭经济”作为经济史的第一“阶段”，他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前面已经提过，他认为这一阶段是从农业村落公社开始。可是毕夏除原始马克公社以外，还把其他历史形态如希腊、罗马的古代奴隶经济，中世封建的庄园经济等等，计算在“闭塞的家庭经济”阶段之内。从远古时代（包括古典、古代及中世纪）起到近代为止的文明人类的全部经济史，统统包括在一个生产的“阶段”内，然后把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城市列为第二阶段，把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列为第三阶段。这样一来，在毕夏的经济史中，势必把散居在五河地方山峡中过着平静生活的印度共产主义农村公社、雅典文化繁荣绝顶时期的柏利克列斯的家庭生活及中世纪德国班堡僧侣的封建庄园，都并列于同一的“经济阶段”。但是，不管怎样的小儿，只要他在历史教书中学得一点皮毛知识，也会懂得这种阶段分类法是硬把根本不同的各种关系凑合在一起。一方面，在共产主义的农业公社，农民大众之间普遍存在着财产及权利的平等，没有什么身分的差别，即使有一点，亦不过是萌芽的形式；他方面，在古代希腊、罗马和封建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上显然出现了身分的差别，存在着自由民与奴隶、主人与不自由民、特权者与无权者、地主与农奴、富人与贫民。前者，有普遍的劳动义务，后者，有被奴役的劳动大众与少数不劳动的统治者的尖锐对立。此外，希腊罗马的古代奴隶经济与中世纪封建经济之间，有极大的差别：古代奴隶制度引起了罗马文化的没落；反之，中世纪封建制度却产生了拥有城市商业的城市行会手工业。因此，结果从封建社会母胎内就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所以，谁想把这样相隔天壤的、相互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及历史时代，概括在一个概念、一个公式之下，那么，他就必须对经济时代采用另外一种完全特殊的尺度才行。毕夏教授为要建立起一种权力，以把万物化为同一的“闭塞的家庭经济”，究竟采用了怎样的尺度呢？教授本人已经向我们说明过，并且盛意殷殷地帮助过我们解决疑难。所谓“无交换的经济”，乃是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到近代为止的“第一个”阶段；中世纪城市，可以作为“直接交换的阶段”归入其中；近代经济制度，也可作为“商品交换的阶段”归入其中。因此，无交换，单纯交换，复杂交换——换句普通话说，就是无商业，单纯商业，发达的世界商业——这就是毕夏教授对经济时代所采用的尺度。换言之，商人是否已经出现，它与生产者是否属于同一个人，这就是经济史上最主要的最根本的问题。现在，我想趁此时机把“无交换的经济”这个东西，送回给毕夏教授。因为这个东西，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找不到的，它不过只是大学教授头脑中的幻想而已。这是对于古代希腊和罗马，以及从十世纪以来的封建中世纪的一种狂妄而大胆的历史幻想。但是，不承认生产关系而承认交换关系为一般生产发展的尺度，把商人作为经济制度的核心和一切事物的准绳，——即使商人还不存在，那也没有关系，——你看，这是一种多么光辉的“概念分析法和心理隔离的演绎法”的成果，尤其是他那种蔑视“固执表象”而主张洞察事物本质的态度，更使人钦佩不置！但是，毕夏教授最初对于一切“这类过去的企图”曾嗤之以鼻，但后来对先前所非难的“固执表象”的交换却又继续采用，并借助于迂腐的穿凿附会的观点，把它曲解为绝对错误的公式。像这种自视很高的专卖品，如果拿来跟“历史学派”分经济史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个时代的公式一比，不正表示后者，更加高明，更加接近真理吗？经济史上的“固执表象”，对资产阶级的科学来说，并非什么偶然之事。像李斯特（FriedrichList）那样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就是根据食物的最重要的源泉的外部性质，把经济史区分为狩猎、畜牧、农业、工业四个时期。这种分期法，即使对外部文化史来说，也是十分不够的。其他资产阶级学者，如希得布兰（Hildebrand）教授，按照交换的外表形式，将经济史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个阶段；而毕夏也将经济史分为无交换的经济、直接交换的经济、商品交换的经济三个阶段。再如另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格罗色（Große），又以财富的分配为判断经济形态的出发点。总之，资产阶级学者是把交换、分配、消费视作历史考察的基础，而独独排斥了生产的社会形态。换言之，即是把一切历史时期中的决定因素给除开了；但这种因素，正是经常作为逻辑的必然结果，决定交换及其形态，以及分配与消费的具体表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理由同样是因为资产阶级学者硬说“国民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最终的阶段，而怀疑这种生产方式会随着革命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为世界经济。生产的社会形态，换言之，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乃是一切经济时代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切阶级社会的最弱点。不管在哪一种形态上，生产资料之与劳动者脱离乃是所有阶级社会的共同基础。因为它是一切剥削和阶级统治的主要条件。于是他们就力图避开这个隐痛的地方，将注意力转而集中到外部的次要的表象上；这种事实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学者有意识的愿望所造成的，而只是由于他们从智慧的树上偷尝了危险的果实，因而资产阶级的阶级仇恨本性发生作用的结果。上述那些学者，就是它们的精神上的代表。像毕夏这样近代有名的大学教授，一方面把劳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完全不同类型的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度、封建经济的整个巨大的时代，毫不怀疑地硬套在他的公式的小框框内；另一方面，关于工业历史，又拘泥细节，无谓穿凿，把什么“家庭劳动”（正确地说，应该是家庭血汗）、“工资劳动”、“手工劳动”、“顾客劳动”等等，好像开小杂货铺，用炫耀的装腔作势的办法给乱排在一起。上面这些把戏，就是毕夏教授用他的“天才眼光”，为上述的阶级本性所找出的证据。被剥削的人民群众的理论家，早期共产主义者，早期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当他们的控诉与斗争主要针对着不公平的分配，或者像十九世纪一些社会主义者所作的，主要针对着近代交换形态的时候，他们同样还在进行人类平等的宣传中暗中摸索，找不到方向。只有等到工人阶级的杰出的指导者，认识到分配与交换的形态是受生产组织所左右，而在此组织中，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之后，社会主义运动才开始获得坚固的科学基础。只有在这样完整的认识的基础上，当走进经济史的门槛时，无产阶级的科学态度才与资产阶级的态度截然分开。这跟以前所说的，在国民经济学入口处，两者的科学立场绝对有别，是一样的。如果说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企图掩盖经济史的根本点——劳动力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形态——的历史发展，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却与之相反，是把这种关系提到第一位，使它成为比较社会经济结构的尺度。然而，工人阶级不仅必需注意区别太古共产主义社会和其后阶级社会的历史里程碑，而且同样要注意到阶级社会不同历史形态之间的区别标帜。只有那些明确理解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独有的经济特点，以及古代奴隶经济和中世纪封建经济的特点的人，才能彻底理解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第一个给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和远古原始共产主义群团的根本区别何在？[1]在手稿中，此章系标以序数III。[2]卢森堡常用“农业共产主义”、“原始农村共产主义”、“原始共产主义”、“氏族共产主义”等名称来称呼原始公社制度。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她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所有制”，而秘鲁国家，她又称之为“共产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在她的著作中碰到的术语，主要都是为了要在人剥削人的敌对社会中，揭示它在历史上的暂时性质，并使人记住曾有这样一个不知道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社会存在过，而作为人类发展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又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编者[3]德国男爵哈克士陶孙（1792－1866）对于那作为加强农奴制的手段的俄国农村公社，非常赞许。他所看到的公社，并非具备公有制、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产品的原始社会公社。在农奴制废除以前的俄国公社中，已经存在着农民的私有制经济，并出现了穷人与富人的分化。公社内部，私人土地所有制日趋发展。根据村落大会（密尔）决议，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决不是意味着原始公社的复活，相反，这种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只不过是正在消灭着的过去的残余而已。——编者[4]参阅库诺：“印加帝国的社会状况”（DiesocialeVerfassungdesYukareichs），第6页。[5]莫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95页。[6]莫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0页。[7]莫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47-648页。[8]斯达克和威斯特马克的批评和理论，曾由库诺（Cunow）在其“澳洲黑人的氏族组织”（1894年版）一书中，予以彻底的毁灭性的驳斥。但是，对于他的批驳，我们博学的两位先生，直到今日还不敢公开答复。不管怎样，这两位先生还是被当代社会学者如格罗色那种角色，毫不怀疑地称之为“推翻了莫尔根”的“第一流权威学者”呢！说他们“推翻了莫尔根”，实际上等于说他们推翻了马克思。本来，在资产阶级的科学上，只要具有旨在反对可憎的革命家的倾向，就够伟大了。这时候，资产阶级学者的善良动机就代替了一切科学的研究。[9]梅耶教授（Prof.Ed.Meyer）在其著作“古代史概论”（1907年版）中写道：“由汉森（Hansen）所创立并被一般公认的假定——带有定期重分的土地公有制，正如凯撒和塔西佗所指出的那样，似乎是发生于私有制之先，现在已经受到了强烈的反驳。不管怎样，俄国的‘密尔’（Mir），作为这种现象的典型，是只在十七世纪才发生的。”梅耶所强调的后一点见解，显系无批判地从俄国齐捷林教授的陈腐理论中剽窃来的。[10]格罗色：“艺术的起源”，1894年版。[11]同上。[12]格罗色：“家庭形态和经济形态”，1896年版。[13]卢森堡在这里用铅笔批注：“只要搜集材料和‘观察得到的事实’——完全像‘社会改革同盟’和专题著作那样。”[14]格罗色：“艺术的起源”，第34页。[15]格罗色：“艺术的起源”，第36-38页。[16]格罗色：“家庭形态和经济形态”，第238页。[17]格罗色：“家庭形态和经济形态”，第207、215页。[18]格罗色：“家庭形态和经济形态”，第55-56页。[19]同上书，第64页。[20]同上书，第63页。[21]同上书，第69页。[22]格罗色：“家庭形态和经济形态”，第84页。[23]同上书，第87页。[24]同上书，第69页。[25]同上书，第88页。[26]同上书，第91页。[27]同上书，第128页。[28]格罗色：“家庭形态和经济形态”，第136-137页。[29]格罗色：“家庭形态和经济形态”，第30页。[30]桑姆罗（Somló）：“图腾制的起源”，第45页，根据荷威特的考察。[31]拉泽尔：“民族学”，1887年，第2卷，第64页。[32]桑姆罗：“图腾制的起源”，第42页，根据荷威特的考察。[33]参阅同上书，第43页。[34]拉泽尔：“民族学”，1894年版，第1部，第1卷，第333页。[35]桑姆罗：“图腾制的起源”，第128页，根据麦克盖的考察。[36]斯泰勒：“巴西原始部落”，第378-389页。[37]马色尔（M.G.Marcel）：“1890年在巴黎召开的美洲人种国际大会第八次会议上的报告”，1892年巴黎版，第491页。[38]桑姆罗：“图腾制的起源”，第96-99页，根据曼的记载。[39]同上书，第116页。[40]卢森堡在手稿中用铅笔注道：“但是秘鲁人显然并非游牧人。阿拉伯人、卡比尔人、吉尔吉斯人、雅库特人：考夫曼。拉维尔的例子！”[41]格罗色：“家庭形态和经济形态”，第158页。[42]参看桑姆罗：“图腾制的起源”。[43]毕夏：“国民经济的起源”，第54页。[44]同上书，第58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奴隶制问题的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奴隶制问题的危机 1861年12月10日于伦敦 在美国，整个内战的基本问题即奴隶制问题明显地出现了一个转折。弗里芒特将军是由于宣布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是自由人而被免职的［注：见本卷第401—403页。——编者注］。在此之后不久，华盛顿政府发布了给南卡罗来纳讨伐军总指挥薛尔曼将军的一道指令，它比弗里芒特的告示还要进一步，连忠诚奴隶主的逃亡奴隶都规定收留做雇佣工人，还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武装这些奴隶；同时安慰“忠诚的”奴隶主说，他们将来可以得到一笔补偿。柯克伦上校比弗里芒特更进一步，要求把普遍武装奴隶作为一项必要的战时措施。陆军部长凯麦隆正式声明赞同柯克伦的“意见”。之后，内务部长以政府名义宣布不同意陆军部长的声明。后者在正式的会议上更加坚决地肯定自己的“意见”，并声明他要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弗里芒特在密苏里州的继任者哈勒克将军，以及东弗吉尼亚的迪克斯将军，都把逃亡的黑人赶出军营，禁止他们以后再在他的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内出现。然而就在同时，伍耳将军则在门罗要塞张开双臂收容了黑色“禁运品”[254]。民主党前领袖、参议员狄金逊和克罗斯威尔（以前曾是所谓民主党摄政集团[255]的成员）在公开的信件中声明同意柯克伦及凯麦隆的意见，而堪萨斯州的詹尼森上校则胜过所有他的军界前辈，向部队发表讲话说： “对于叛乱分子以及同情他们的那些人，不要有任何动摇……我曾对弗里芒特将军说过，如果我认为奴隶制的寿命会比这次战争的时间长，我根本就不会拿起武器。凡是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军营中得到保护，我们将保护他们直到最后一个战士和最后一颗子弹。在我的士兵中，我不愿意有一个人不是废奴主义者（IwantnomenwhoarenotAbolitionists）；我这里没有这种人的位置，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种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奴隶制问题是这次极其残酷的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实质和意义……如果政府不赞成我的行动，它可以把委托给我的职权撤回去，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自己负责（onmyownhook）去干，哪怕一开始我只有半打兵士。” 在各边界蓄奴州，特别是在密苏里州，再其次是在肯塔基州以及其他各州，奴隶制问题已经在实际解决中。在这些地方，奴隶正大批外流。例如，从密苏里州就走了约5万奴隶，其中一部分是逃跑，另一部分是被奴隶主运往更远的南部各州。 说也奇怪，任何一家英国报纸都没有谈到一个极其重要和突出的事件。11月18日，北卡罗来纳45个郡的代表在哈特腊斯岛开会，成立了临时政府，废除了脱离法，并且声明北卡罗来纳回到联邦的怀抱。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地区的选民，正开会选举代表参加华盛顿国会。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10日 载于1861年12月14日“新闻报”第34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5期 注释： [254]黑色禁运品是美国内战时期对那些从叛乱的奴隶主那里逃到北军军营来寻找避难所的黑人的称呼。北军某些将领违反华盛顿政府的命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就拒绝把这些黑人交给他们原先的主人，理由是：奴隶既然是叛乱分子的财产，就应该被看做战时禁运品。——第442页。 [25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民主党摄政集团是指纽约州的美国民主党领导集团。该集团存在到1854年，通称沃耳巴尼摄政集团。它的所在地是纽约州的行政中心沃耳巴尼市。沃耳巴尼摄政集团曾起了美国民主党全国中心的作用。——第443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 1861年12月7日于伦敦 帕麦斯顿的报刊——我将另外找机会说明，在外交问题上，帕麦斯顿绝对地控制着十分之九的英国报刊，同路易·波拿巴绝对控制着十分之九的法国报刊一样［注：见本卷第454—457页。——编者注］——现在感到，它们是在“可爱的困难”［注：海涅“新春集。序章”。——编者注］之下工作着。一方面，它们承认王室法官已经把对美国的一切指控归结为一个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归结为一种技术上的过失。另一方面，它们又夸口说，根据这些纯粹讼师的狡辩，就应当向美国发出命令式的最后通牒，虽然发出这种最后通牒的根据只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而绝不是在行使公认的权利时所发生的形式上的错误。因此，帕麦斯顿的报刊现在是又把实质性的法律问题提出来了。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我们不能不来简单地谈一谈实质性的法律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到，没有一家英国报纸敢于指责“圣贾辛托号”对“特伦特号”的检验和搜查。所以这一点已不是争论问题。 其次，我们要指出1861年5月1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这里是这样写的： “维多利亚女王谕。我们与美国政府和睦相处，……故特严格告诫和命令我全体亲爱的臣民，……不得通过或企图通过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建立的封锁线，……不得载运官员、……公文……或任何被视为战时禁运品的物件而违反……我的文告，……违法者应受到成文法和国际法的惩处，……后果自身承担，决不能得到我们的保护，而且将为我们所不满。” 所以，维多利亚女王的这个文告从一开始就宣布了，公文是禁运品，载运这种禁运品的船应当受到“国际法的惩处”。那末，这应该是怎样的惩处呢？ 美国的国际法学者惠顿的权威性是大西洋两岸同样承认的，他在《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国际法原理”）[242]第565页上写道： “载运敌方公文的中立国船只，应予捕获和没收。因为提供这种服务的后果要大大超过运送普通禁运品的后果……英国法官威·司各脱爵士说，载运军事物资必然是有限度的；但运送公文的行为则可能破坏交战国另一方的整个战局的计划……通常对于违反禁运的惩罚是没收被禁的物品，这种惩罚如果应用于运送公文就很可笑。对公文是不收任何运费的，因而没收公文无损于船主，也不是惩罚运送的船只。因此，载运公文的船只本身应予没收。” 沃克在其《IntroductiontoAmericanLaw》（“美国法律绪论”）[243]中写道： “中立国家不得冒船只及其货载被没收的危险而参与运送敌方的公文。” 英国司法界的著名权威肯特在其《Commentaries》（“评论集”）[244]中写道： “如果在搜查船只时发现该船载有敌方的公文，该船就应受到惩罚，即加以捕获，并根据战利品裁判所的判决予以没收。” 罗伯特·菲利莫尔博士，《AdvocateofHerMajestyinHerOfficeofAdmiralty》（“维多利亚女王海军裁刊所法律顾问”），在其最近的一本国际法著作[245]的第370页上写道： “公职人员（official）记述一个交战国政府的公务的正式函件，是一种使其载运者（carriers）具有敌人身分的公文。提供这样一种服务的危害性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它远远超过运送通常禁运品的后果，原因很明显：传递这种公文可以使交战军队的重要计划得到成功或被阻碍……这种行为应受的惩罚，就是不仅将船只，而且将其货载一并没收。” 所以，有两点是确定地成立了的。根据维多利亚女王1861年5月13日的文告，运送南部同盟的公文的英国船应依国际法受到惩处。根据英国和美国的诠释者的解释，国际法所规定的惩罚是捕获与没收这种船只。 因此，帕麦斯顿的报纸就是奉命说谎——我们要是相信这种谎言那就太天真了——，它们说什么“圣贾辛托号”的舰长在“特伦特号”上漏查了公文，因此他就没有发现公文；由于这种失察，据它们说，“特伦特号”便应当是不受侵犯的了。与此相反，还不可能知道这种英国谎言的11月17—20日的美国报刊却一致地肯定，公文已经被截获到手，并且正在翻印，以便提交华盛顿国会。这就完全改变了事态。由于有这些公文，“圣贾辛托号”就有了带走“特伦特号”的权利，而每一个美国的战利品裁判所也都有没收“特伦特号”及其货载的职责。船上的乘客也必然应当与“特伦特号”一起受美国司法的管辖。 如果“特伦特号”被带到门罗，梅森和斯莱德耳一行立即就会作为叛乱分子而处于美国司法的权限之下。因此，“圣贾辛托号”的舰长没有把“特伦特号”押解到一个美国港口，而只是截走了公文及其携带者，就不是使梅森和斯莱德耳一行的处境变得更坏；而在另一方面，这种手续上的错误却有利于“特伦特号”及其货载与乘客。如果英国根据威尔克斯舰长所犯的一种有损于美国而有利于英国的手续上的错误要对美国宣战，那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至于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本身是否禁运品的问题，是因为帕麦斯顿的报刊散播谎言，说威尔克斯舰长既没有搜查也没有截走公文，才被提出来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被提出来。正是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才成为“特伦特号”船上可能属于禁运品范围的实质上唯一的对象。但是，让我们把这一点暂时放一放吧。维多利亚女王的文告宣布交战国的《officers》是禁运品。是否仅仅军官才是《officers》呢？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是不是南部同盟的《officers》呢？赛米尔·约翰逊在他所编的英语辞典[246]中说：《Officers》就是《menemployedbythepublic》；用德语来说，就是《öffentlichebeamte》〔“公职人员”〕。沃克也作了同样的解释（见他所编的辞典，1861年版）[247]。 因此，根据英语的用词，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既是特使，idest〔也就是说〕，既是南部同盟的官员，就属于被女王的文告指为禁运品的《officers》的范围。“特伦特号”的船长是知道他们具有这种身分的，因而他就是使他本人、他的船只和乘客都处在被没收的危险之下。如果根据菲利莫尔和其他一切权威们的解释，一艘船成为敌方公文的carrer（载运者）就是破坏了中立而应当被没收，那末对于传递公文的人员就更不用说了。按照惠顿的解释，甚至敌国的大使，只要他是intransitu〔在途中〕，也可以扣留。一般说来，全部国际法的基础是这一点，即交战一方的任何人员，都可以被敌对的一方视为“交战者”，并受到相应的对待。 瓦特耳说：“当一个人依然是他本国的公民的时候，他就是所有与他本国处在战争状态的那些国家的敌人。”[248] 总之，我们看到，英国王室法官之所以把问题归结为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即不是errorinre〔实质性的错误〕，而是errorinforma〔形式上的错误〕，那是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法律被破坏的问题。帕麦斯顿的报刊之所以重新谈起实质性的法律问题，不过是因为光是一个手续上的错误，而且还是有利于“特伦特号”的错误，实在不足以作为借口而提出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罢了。 与此同时，两个极端对立着的营垒的权威人士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里一边是布莱特先生和科布登先生，另一边是戴维·乌尔卡尔特。这些人从原则和个人方面来说，都是仇敌。前两位是爱和平的世界主义者，后一位则是“最后的一个英国人”[249]；前两位随时准备为国际贸易而牺牲整个国际法；后一位乌尔卡尔特则毫不动摇地坚持《fiatjustitia，pereatmundus》〔“公道必须贯彻，哪怕世界毁灭”〕的原则，而且他的“公道”，还是指“英国的”公道而言的。布莱特和科布登的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意见代表着资产阶级实力派的看法，并且在政府里代表这种意见的还有格莱斯顿、米尔纳·基卜生，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康瓦尔·路易斯爵士。乌尔卡尔特的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研究了一辈子国际法，并且被公认是这种国际法的无私的解释者。 布莱特替美国说话的演说词和科布登所写的同一内容的信，一般的报纸消息将有报道，因此我就不多说。 乌尔卡尔特的机关报“自由新闻”[250]，在最近12月4日的一号上说： “我们应当炮轰纽约！这就是一星期以前的那天晚上，在那个完全没有意义的战时消息传来的时候可以在伦敦每条街道上听到的狂妄叫嚣。在中立国的船上截夺敌国的人员和财产，这种行为是英国在每一次战争中都当做当然的事情而做过了的。” “自由新闻”往下提到在1856年巴黎会议上，帕麦斯顿未经国王或议会授权，就牺牲英国的海上权利而为俄国谋利益，接着就说： “当时，帕麦斯顿的报纸为了替这种牺牲辩护而这样说：如果我们保持检验搜查权，那末欧洲一发生战争我们就必然卷入对美国的战争。而现在，仅仅因为美国根据我们和他们同样承认的那些法律办事，这些报纸就号召我们去炮轰纽约。” “自由新闻”评论这些“舆论机关”的言论说： “闵豪森男爵解冻的邮号所发出的驴子般的叫声，比起英国报刊在梅森和斯莱德耳被俘捉的事情上所发出的喧嚷鼓噪，简直不值得一提了。” 然后，该报就很幽默地把英国报刊用来证明美国“违反法律”的互相矛盾的言论，用“左转舞曲”和“右转舞曲”的形式作了对比。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7日 载于1861年12月11日“新闻报”第34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42]亨·惠顿“国际法原理和这门科学的简史”（H．Wheaton．《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withaSketchoftheHistoryoftheScience》）。第一版于1836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第432页。 [243]提·沃克“美国法律绪论”（T．Walker．《IntroductiontoAmericanLaw》）。第一版于1837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第432页。 [244]詹·肯特“美国法律释义”第1—4卷（J．Kent．《CommentariesonAmericanLaw》．Vol．I-IV）。第一版于1826—1830年在纽约出版。——第432页。 [245]罗·菲利莫尔“国际法释义”（R．Phillimore．《CommentariesonInternationalLaw》）。第一版于1854—1861年在伦敦出版，共四卷。——第433页。 [246]赛·约翰逊“英语辞典”（S．Johnson．《A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第一版于1755年出版。——第434页。 [247]约·沃克“标准英语语音辞典”（J．Walker．《ACriticalPronouncing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第434页。 [248]艾·瓦特耳“国际法，或运用于民族和国君的行为的自然法原则”（E．Vattel．《Ledroitdesgens，ouprincipesdelaloinaturelleappliquésàlaconduiteetauxaffairesdesnationsetdessouverains》）。第一版于1758年在来顿出版，共两卷。——第435页。 [249]“最后的一个英国人”是“最后的一个罗马人”一语的套用。后一语通常是指在罗马共和国衰亡时期为保存古代共和制罗马的风尚和观念而刺杀凯撒的布鲁土斯或卡西乌斯。马克思称乌尔卡尔特是“最后的一个英国人”，是嘲笑他拥护古老的、早就过时的英国制度。——第435页。 [250]“自由新闻”（《TheFreePress》）是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55年至1865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发行于伦敦；该报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文章。——第435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特伦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特伦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 1861年12月4日于伦敦 现在，认识一下“特伦特号”剧中的主要登场人物，是不无兴趣的事。这里，一边是主动的角色，即“圣贾辛托号”的指挥官威尔克斯舰长；另一边是被动的角色，即詹·默·梅森和约翰·斯莱德耳。查理·威尔克斯舰长是英国那位有名的政治煽动家、一度有动摇乔治三世的王位之势的威尔克斯的兄弟的直系后代。当年，汉诺威王朝由于同北美殖民地作斗争而得救，避免了一次英国革命；这次革命的征兆就清楚地表现在威尔克斯的呼声里和尤尼乌斯的书信里[235]。威尔克斯舰长1798年生于纽约，在美国海军中服务了43年，曾经统率1838—1842年奉联邦政府之命考察太平洋北部和南部的舰队。他曾发表共有5卷的关于这次考察的报告[236]。他也是关于美洲西部的一本著作的作者，这本著作包含着若干有关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冈地区的有价值的材料[237]。现在已经确定：威尔克斯是自己作主采取行动，并没有华盛顿的指示。 被捕获的南部同盟的两位代表——梅森和斯莱德耳两位先生——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对照。梅森生于1798年，出身于弗吉尼亚的一个旧贵族家庭，这是王党在伍斯特战役中大败[238]以后逃出英国的那些家族之一。我们这位主角的祖父是同华盛顿、杰弗逊等人一起被美国人称为《therevolutionaryfathers》（革命之父）的人们中间的一个［注：乔治·梅森。——编者注］。约翰·斯莱德耳与梅森不同，他出身既不是贵族，家庭也不是奴隶主。他的故乡是纽约，他的祖父和父亲是那里的诚实的tallow-chandlers（蜡烛商人）。梅森学了几年法律之后就去搞政治。从1826年起，他做过好几任弗吉尼亚州众议院的议员；1837年曾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次会议；但只是从1847年开始才成为一个名人。在这一年，弗吉尼亚州把他选进了美国参议院，这个席位他一直保持到1861年春天。斯莱德耳现在68岁，早年曾经因为通奸和决斗，简单地说，因为一桩丑事而不得不离开纽约。他逃到新奥尔良，在那里起初以赌博为生，后来便做律师。他最初是做路易西安纳州立法议会的议员，不久就钻出门路，走进了国会的众议院，最后走进了参议院。作为1844年总统竞选中选举骗局的指导者，其后又作为一次骗取国家土地案的参与者，他甚至使路易西安纳流行的那种道德都有点感到震惊。 梅森是继承了势力，斯莱德耳是争得了势力。他们两位在美国参议院这个奴隶主寡头统治的堡垒里互相发现了，并且互相补充。根据美国宪法，由参议院选出一个特别的外交委员会，它的作用大致与英国枢密院（privycouncil）[239]没有被所谓内阁——英国宪法的理论上的未知数——篡夺权力以前所起的作用相似。梅森有很长一段时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斯莱德耳则是其中的一个著名的委员。 梅森坚信，每一个弗吉尼亚人都是半神人，而每一个北方佬都是贱民和下流人，所以他从来不想隐瞒他对他的北部同僚的蔑视。他傲慢自大，蛮横无理，会阴沉地皱起眉头做出宙斯的样子，事实上，他已经把种植园土产的作风带进参议院了。他狂热地歌颂奴隶制度，无耻地诽谤北部，特别是诽谤北部的工人阶级，并且喜欢对英国放空炮；他用喋喋不休的发言使参议院为之厌倦，他执拗地发表冗长的议论，徒劳无益地想用空洞的词藻来遮掩其说话毫无内容。近年来，他装模作样地穿上了弗吉尼亚本地出产的灰色麻布衣服；但是，很能说明这个人品格的是：这灰衣服却镶着新英格兰的一个州——康涅狄格州制造的鲜明耀眼的钮扣。 梅森在前台扮演奴隶主寡头统治的Jupitertonans〔雷神丘必特〕，而斯莱德耳则在幕后卖力。斯莱德耳具有稀有的策划阴谋的才能，他能不倦不疲，坚持到底，不讲天良，无视法度，但同时却谨慎，诡密，从不阔步直前，总是绕尽圈子，因而成为南部叛乱分子最高秘密会议的灵魂。这个人的名声如何，可以从这一件事情来判断：在1845年，即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爆发之前不久，他被派往墨西哥做公使的时候，墨西哥曾经拒绝和这样的人物打交道[240]。他的阴谋曾使波克当上总统。他是皮尔斯总统的最阴险的顾问之一和布坎南政府里的奸才。梅森和斯莱德耳同是坚持通过逃亡奴隶法[241]的主要发言人；他们也同是堪萨斯血腥屠杀的祸首，并且同是布坎南政府的一些措施的幕后主谋，通过这些措施，布坎南政府把一切便于实行脱离的物力暗暗交到南部手里，从而使北部陷于没有防御的地位。 早在1855年，梅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宣称：“对南部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立刻、完全和永远脱离联邦。”1861年3月，他在参议院声称：“他没有对联邦政府allegiance（效忠）的义务”，不过，他仍然留在参议院里，并且继续领他的参议员的薪俸，直到他感到自己在那里不大安全为止。这样，他就成为一个国家最高机关里的奸细，一个无信无义的揩国库油水的人。 梅森的曾祖母是有名的威廉·坦普尔爵士的女儿。所以他还是帕麦斯顿的远亲。梅森和斯莱德耳，在美国北部的人民看来，不仅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敌对者，而且是他们本身的敌人。因此他们被捕之后万众欢腾，这种欢腾的情绪在最初几天使人们连来自英国的危险也不大想起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4日 载于1861年12月8日“新闻报”第33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35]1763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威尔克斯在他办的“北不列颠人报”（《TheNorthBriton》）上批评了国王乔治三世的国王演辞，因而被下院除名，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他被迫逃往法国。在1768年返回祖国后，威尔克斯四度被选为议员，但每次选举都被宣布无效。他在第五次当选后，才进入议院。“威尔克斯事件”是英国政治危机增长的标志。威尔克斯成为伦敦郡长和市长后，于1780年残酷地镇压了伦敦下层人民的发动，暴露了自己的煽动家的面目。 从1768年底至1772年在“大众报”（《ThePublicAdvertiser》）发表的、署名为尤尼乌斯的书信，因“威尔克斯事件”而远近闻名。书信的作者为恢复威尔克斯的名誉、为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进行了斗争。1772年尤尼乌斯的书信以单行本出版。后来，肯定书信的作者是英国政论家菲·弗兰西斯。——第427页。 [236]查·威尔克斯“1838、1839、1840、1841、1842年美国考察队记述”1845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1—5卷（Ch．Wilkes．《NarrativeoftheUnitedStatesExploringExpedition．DuringtheYears1838，1839，1840，1841，1842》．Vol．I-V．Philadelphia,1845）。——第427页。 [237]查·威尔克斯“美国西部（包括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1849年费拉得尔菲亚版（Ch．Wilkes．《WesternAmerica，includingCaliforniaandOregon》．Philadelphia，1849）。——第427页。 [238]在1651年9月3日伍斯特战役中英军在克伦威尔指挥下使查理二世所率领的苏格兰保皇派军队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查理二世逃入法国。——第427页。 [239]英国枢密院产生于十三世纪，最初由封建贵族和高级僧侣的代表组成。枢密院是国王属下的最高谘议机关，十七世纪之前在治理国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议会制的发展和内阁权力的加强，枢密院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意义。——第428页。 [240]1845年11月斯莱德耳被派往墨西哥，他带有总统波克的秘密使命：设法扩展被兼并过来的得克隆斯的南部边界以及购买新墨西哥和上加利福尼亚。在墨西哥政府拒绝接待作为全权公使的斯莱德耳之后，美国在1846年4月开始了对墨西哥的军事行动，结果上述两个地区被美国夺去。——第429页。 [241]逃亡奴隶法，见注183。——第429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美国战争的教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弗·恩格斯 美国战争的教训 几个星期以前，当我们注意到美国志愿兵内部进行的一次必要的整肃［注：见本卷第404—407页。——编者注］的时候，没有得到机会来充分地探讨这次战争对于大西洋这边的志愿兵不断提供什么宝贵教训。所以，让我们现在重新谈谈这个问题。 目前在美国进行的战争，其作战方式是真正没有先例的。从密苏里河到切萨皮克湾，差不多对半分属于两个敌对阵营的百万兵士互相对峙已经有6个月左右，而没有进入一次总会战。在密苏里，两军你进他退，你打他打，再他进你退，都没有任何显著的结果；甚至到现在，经过7个月的行进和反转行进，国家想必受到可怕的蹂躏之后，看来仍像过去一样，离任何一种解决都还很远。在肯塔基，经过一个表面上中立[232]而实际上是进行准备的长时期之后，看样子不可避免地也要形成这样的局面；在西弗吉尼亚，正在不断进行着没有任何显著结果的小战斗，而在波托马克河附近，虽然双方都集中了最大兵力，彼此几乎可以望见，但任何一方也不想进攻，这说明在目前形势下甚至胜利也完全没有用处。如果没有任何外部情况带来严重变化，这种无结果的作战方式可能还要延续好几个月。 这应该怎样来解释呢？ 在美国，双方差不多尽是志愿兵。先前的合众国正规军的少数核心，不是已被溶解，就是力量太弱，不能影响集中在战场上的大量未经训练的新兵。甚至没有足够数量的教练军士把这些人变成兵士。所以，训练必定进行得很慢；而且确实无法预言，这种训练要进行多久，才能使集合于波托马克河两岸的这一批优良的人力适于作大部队运动，以联合的兵力发动或迎接战役。 但是，即使兵士能够在比较短的期限内受完训练，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军官来领导他们。且不必说连指挥官，他们当然不能够从平民当中弄到；即使把正规军的每个中尉和少尉都任命为营指挥官，担任这种职务的军官也是不够的。所以，平民出身的上校数量很多乃是不可避免的；而任何一个了解我们自己的志愿兵的人，如果看到麦克累伦或博雷加德因手下只有一些6个月军龄的平民出身的上校来执行自己的命令而拒绝采取进攻行动或复杂的战略机动，都不会认为他们太胆小的。 但是，让我们假定，这种困难大体上已被克服了；平民出身的上校除穿上军服以外也已得到执行任务所必需的知识、经验和技巧了，——至少对步兵是这样吧，但是骑兵的情况会怎样呢？训练一个骑兵团比训练一个步兵团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教练官有更多的经验。就假定所有人员入伍时都已具有足够的骑术知识，就是说，假定他们都能够牢固地骑在马上，能够控制他们的马，并且知道怎样看管和饲养它，这仍然未必能缩短训练时间。军事骑乘要这样来控制马匹，使它做出骑兵队形变换时所需要的一切运动，——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和平民通常习练的那种骑乘大不相同。拿破仑的骑兵，据威廉·纳皮尔爵士的意见（见“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233]），简直是比当时英国的骑兵还好，但大家知道，他的骑兵是由那些仅仅骑过马的最坏的骑手组成的；同时，我们有许多优秀的运动骑手，一旦参加志愿兵骑兵部队，也都发现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所以，当我们发现美国人现在非常缺少骑兵，他们现有的少数骑兵是由类似那些不适于作密集队形攻击的哥萨克骑兵或印度的非正规骑兵队（rangers〔游骑兵〕）组成的时候，是用不着表示惊讶的。 炮兵方面的情况一定更糟；工兵的情况也一定是这样。这两个兵种的武器都是高等技术的，军官和军士都必须有长期细致的训练，兵士的训练当然也比步兵长。此外，炮兵是一个甚至比骑兵更复杂的兵种；这里要有大炮、受过牵引大炮训练的马匹和两种受过训练的兵士——炮手和驭手；此外，还要有大量弹药车和大的弹药实验室、铸造厂和作坊等等；而这一切都必须配备有复杂的机器。有人认为联邦派[234]在前线一共拥有600门火炮，但是这些火炮将怎样维护，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见，因为我们知道，在6个月内凭空编成100个完整的、供应充分的、维护得很好的炮兵连，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让我们再假定，所有这些困难都已经克服了，美国的两个敌对集团的战斗部队都处在很好的作战条件下了，即使这样，它们能不能动作呢？肯定不能。军队需要给养，而在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密苏里这些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一支大军主要要由仓库来供给粮食。军队的弹药必须补充；随军要有军械技工、马具工、木工以及其他工匠，以保证军队的技术兵器正常。所有这一切必要的条件在美国都是不具备的；不得不几乎在空地上来安排；我们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肯定两军的军需和军运（即使在现在）已经脱离了幼年状态。 在美国，无论北部或南部，亦即无论联邦派或同盟派，一般说来都是没有军事组织的。常备军就人数来说完全不足以对付任何像个样子的敌人；民军几乎未曾有过。联邦以前所进行的战争从来也没有使国家的军事力量受到考验；英国在1812—1814年期间没有多少兵可派，而墨西哥则主要是用各种平民来自卫的。事实是，美国由于它的地理形势，实际上没有遇到过能够在某个地方至少用三四万以上正规军的兵力向它进攻的敌人，而且它幅员广大，这对于上述的那一支敌军来说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可怕的障碍，比美国能够派出的任何部队都要厉害。不过，美国的军队用来作为10万志愿兵的核心，并在适当时期训练他们，还是足够的。但是，当国内战争需要100多万人的时候，整个体系就垮下来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结果是明显的。两个庞大、笨重的人群互相对峙着，彼此都害怕对方，并且差不多像害怕失败那样害怕胜利，企图通过浩大的费用来建立一种类似正规组织的东西。金钱的巨大开支，不管多么惊人，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组织上根本没有能够借以建立新大厦的基础。在每一个主管部门大都没有知识和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另一方面，从效果和组织方面来看，从这些费用得来的好处又非常微小。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不列颠的志愿兵应该感谢自己的命运，他们一开始就找到了一支人数众多、纪律很好和有经验的军队来庇护他们。如果注意到各种职业都具有成见，那末，这支军队是很好地接纳了他们，很好地对待了他们的。应该希望，无论是志愿兵，或是公众，永远也不要以为志愿兵有一天能在任何程度上代替正规军。如果有这样的人，只要一看美国两支志愿军的状况，就应该知道自己是无知和愚蠢的。任何一支新由平民组成的军队，假如它得不到比较强大的正规军的巨大精神资源的陶冶和物质资源的支持——主要是正规军的基本要素即组织的陶冶和支持，就永远也不会有战斗力。请假定英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拿来同美国已经必然地发生了的事情作个比较。在英国，陆军部可以很容易地在受过训练的军人当中再找一些文官，在他们帮助下就可以完成召集30万志愿兵的军队所需要的一切新的工作；有足够的休职军官，可以每个人专门照管譬如说三四个志愿兵营；再努力一下，就可以使每一个营配备一名正规军官做副官和一名正规军官做上校。骑兵当然不能临时建成，但是对志愿兵炮兵实行坚决改编——用皇家炮兵的军官和驭手——则可以补足许多个野炮连。国内的非军人工程师们只差一个机会来学习本行的军事方面，他们一有机会马上就会变成第一流的工兵军官。军需和军运部门是组织好了的，很快就可以用来满足40万人的需要，像满足10万人的需要那样轻而易举。一切都不会乱，一切都不会糟；到处都会有对志愿兵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用不着在黑暗中摸索；所以，除了英国在战争一开始时不免要有一些失策以外，我们找不到理由能说明在6个星期以后还有哪一件事没有顺利进行。 现在再来看一下美国，你们就会明白，正规军对于建立志愿兵是多么重要了。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11月底 载于1861年12月6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66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注释： [232]指美国内战初期肯塔基州的中立（见本卷第361页）。——第422页。 [233]威·弗·帕·纳皮尔“1807年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W．F．P．Napier．《HistoryoftheWarinthePeninsulaandintheSouthofFrance，fromtheyear1807totheyear1814．Vol．I-VI，London，1828—1840）。——第424页。 [234]联邦派（联邦的拥护者）是美国内战时期对北部各州的拥护者的称呼，其敌对方面即南部蓄奴州同盟的拥护者则被称为脱离派或同盟派。——第424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美的冲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英美的冲突 1861年11月29日于伦敦 关于巴哈马海峡事件，王室法官[225]昨天就已经不得不提出他们的意见了。他们的诉讼记录包括留在“特伦特号”船上的英国人员的书面证词以及海军准将威廉斯的口头证词，威廉斯当时是海军部在“特伦特号”上的代表，他于11月27日乘“拉普拉塔号”轮船抵南安普顿，立即被电召前往伦敦。王室法官们承认，“圣贾辛托号”有权检验和搜查“特伦特号”。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不可能有任何疑问，因为在美国内战爆发时，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里曾经明确地把公文列为禁运品[226]。因此，只剩下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即梅森、斯莱德耳两先生及其一行本身是否也是禁运品，因而可以收走。看来，王室法官是持着肯定的看法的，因为他们完全放下了实质性的法律问题。根据“泰晤士报”报道，他们在结论中仅仅指责“圣贾辛托号”的指挥官犯了手续上的错误。这位指挥官本来应该把“特伦特号”作为战利品带到最近的美国口岸，交给北美的战利品裁判所[227]审处，而不应该捕走梅森先生、斯莱德耳先生一行。手续无可争论是这样，这符合英国的海上法，因而也符合美国的海上法。 同样无可争论的是：英国人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也曾常常违反这项规定，像“圣贾辛托号”这样即决即行。无论如何，由于王室法官们的这一决定，整个冲突已经被归结为一个技术性的错误，从而失去任何重要意义了。说到美国政府，有两种情况使它容易接受这种解释，从而从形式上给英国以赔偿。第一，“圣贾辛托号”的指挥官威尔克斯舰长当时不可能直接从华盛顿接到命令。他在从非洲返回纽约的途中于11月2日到达哈瓦那，11月4日就驶离该处，而与“特伦特号”的冲突是11月8日在公海上发生的。威尔克斯舰长在哈瓦那仅仅停留了两天，根本没有可能同政府联系。他所能够接触到的唯一的美国当局是联邦的领事。第二，他显然是真正糊涂了，他没有坚持要交出公文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英国人民的精神上的影响，在于它能够很容易地被英国棉花商人——脱离派的朋友们用作政治资本。我上次提到的他们在利物浦召开的抗议会［注：见本卷第408—411页。——编者注］就可以说明这些情况。这个会是11月27日下午3时，在来自南安普顿的惊人的电报到达一小时之后，在利物浦交易所的棉业交易厅中举行的。 开这个会，本来是试图让航行于利物浦和纽约之间的丘纳德公司的轮船主人丘纳德先生担任主席，后来又试图让其他商界名人担任主席，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一个名叫斯宾斯的、凭着一本为奴隶制共和国说话的小册子[228]而扬名的青年商人担任了主席。违反着英国的会议规则，他这个主席本人提出了一项“敦促政府要求立即对此次侮辱作出赔偿，以维护英国国旗的尊严”的动议。会场上一片喝采，鼓掌，数不清的欢呼赞成！赞成！这位奴隶制共和国的卫士的主要论点是说，运输奴隶的船只迄今一直在美国国旗的保护之下不受搜查，尽管英国曾经声明自己有搜查权。接着这位慈善家就对奴隶买卖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抨击！他承认，1812—1814年同美国的战争是由于英国坚持在美国军舰上搜查逃亡的英国水兵的权利而引起的。 “但是”，他以奇怪的诡辩接着说，“为捕回英国海军逃兵而行使的搜查权，与暴力劫走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这样高贵的人的权利，是有很大不同的，何况他们是在英国国旗的保护之下！” 不过，他的最大的一张王牌是在他结束他的激烈演说的时候打出来的。 “不久以前”，他吼叫着说，“当我在欧洲大陆的时候，我听到了那里的人们评论我们对美国的态度，这些评论使我不能不脸红。大陆上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说些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已下决心要驯服地忍受美国政府的任何一种不讲理的事情，忍受它对我国的尊严的任何一种侮辱。对于这些意见，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有脸红。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已经容忍得够久了，已经能保持〈容忍〉多久就保持多久了。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事实〈！〉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难堪和令人惊愕的事实〈！〉，因此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责任告诉政府：这个伟大的国家对于本国国旗受辱一事所抱的感情是强烈而一致的。” 这一长篇毫无意义的废话，博得了如雷的掌声。反对者的声音被呼喊声、嗤嗤声、顿足声压了下去。一位坎伯尔先生指出，这整个会议是“不合规则的”，而坚定不移的斯宾斯则回答道：“就算是这样吧，然而我们开会来讨论的这件事本身也是违反规则的”。一位特纳先生提议明天再开会，以便使“利物浦全市来发表意见，而不是由一个棉花掮客的集团来盗窃它的名义”，这时，从会场各方面响起了“抓住他，把他扔出去！”的喊声。特纳先生一点也不慌张，他重申他的动议，可是，再一次违反英国会议的全部规则，他的动议没有被提付表决。斯宾斯胜利了。但是，事实上，伦敦的情绪之所以冷静下来，再没有什么比斯宾斯先生胜利的消息出力更多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29日 载于1861年12月3日“新闻报”第3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25]王室法官（lawofficersoftheCrown）是英国最高的司法代表——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第412页。 [226]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见本卷第431—432页）是1861年5月13日为回答合众国于1861年4月宣布对同盟港口实行封锁而发布的。文告宣布仅仅在封锁有效的情况下承认对南部的封锁，同时又承认南部有在公海上截夺北美船只的权利。实际上文告意味着承认同盟是交战的一方。——第412页。 [227]战利品裁判所是交战国在自己领土上为裁决捕获战利品的合法性而设立的。在战争时期被交战一方截夺的敌方商船或货载，叫做海上战利品。运载战时禁运品的中立国船只也可以算做战利品。——第412页。 [228]詹·斯宾斯“美利坚联邦；关于它对合众国福利的实际影响及其分裂原因的调查和从宪法观点对脱离的探讨”1861年伦敦版（J．Spence．《TheAmericanUnion；anInquiryintoitsRealEffectsontheWell-BeingoftheUnitedStates，andintotheCausesofitsDisruption；withanExaminationofSecessionasaConstitutionalRight》．London，1861）。——第413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特伦特号”事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特伦特号”事件 1861年11月28日于伦敦 英国邮船“特伦特号”与北美军舰“圣贾辛托号”在旧巴哈马海峡的狭窄的航道中发生的冲突，是当前最引人注意的事件。11月27日下午，“拉普拉塔号”邮船把这一事件的消息带到南安普顿，从那里通过电讯立刻闪电般的传遍整个大不列颠。当天晚上，伦敦交易所成了骚乱景象的舞台，与宣布意大利战争时候的情景相似。国家证券下跌了0．75％到1％。在伦敦流传着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如说美国公使亚当斯已经接到出境护照，太晤士河上的一切美国船只都被扣留等等。同时，在利物浦的交易所里，商人们举行了一个抗议会，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步骤来恢复被侮辱的英国国旗的荣誉。每一个正常的英国人就寝的时候都确信：他们在和平情况下入梦，而醒来一定是战争状态了。 尽管这样，仍然可以基本上断然肯定：“特伦特号”与“圣贾辛托号”的冲突并没有战争的危险。英国半官方的报纸，如“泰晤士报”和“晨邮报”，都正在示意要平静，极力试图用冷冰冰的法学议论来浇激动的火焰；那些稍微看到一点点motd’ordre〔信号〕就要为保卫英国狮子而狂叫的报纸，如“每日电讯”之类，现在是真正的温和的典型。只有托利党反对派的报纸“先驱晨报”和“旗帜报”[220]狂叫不已。这些事实使每一个有经验的人得出一个结论，即政府已经决定不把这一《untowardevent》（不幸事件）制成casusbelli〔宣战的理由〕。 此外还应该指出，这个事件，如果不是指事件经过的一切细节的话，是事先就预料到的。10月12日，南部同盟派往法国的大使斯莱德耳先生和派往英国的大使梅森先生以及他们的秘书尤斯提斯与麦克法兰，已经乘“西奥多拉号”越过查理斯顿封锁线赴哈瓦那，以便从那里找机会乘挂着英国旗的轮船转赴欧洲。英国每天都在期待他们到达。北美的军舰也从利物浦出发，要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截获这些先生们和他们所携带的公文。英国政府也把北美是否有权采取这种步骤的问题提交政府的法律顾问，征询了他们的意见。这些顾问的回答据说是肯定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问题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打转。从美国建国以来，北美就采用了英国的海上法，保留了它的全部严格性。这个海上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一切中立国的商船都应受交战国搜查。 斯托威耳勋爵在一次已经著名的判决中说：“这项权利是使中立国船只不载运任何禁运品的唯一保证。” 美国最大的权威肯特也说过意思相同的话： “这项权利是从交战国的自保权利产生的。英国海军裁判所关于检验权和搜查权的理论已为我国法院完全承认。” 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221]并不是由于美国反对这种搜查权，像有时被人误解的那样。美国之所以对英国宣战，勿宁是因为英国非法地僭越权力，竟然借口捕拿逃亡的英国水兵而搜查美国的军舰。 总之，“圣贾辛托号”是有权搜查“特伦特号”邮船并没收船上的禁运品的。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所携带的公文属于禁运品，这一点即使是“泰晤士报”、“晨邮报”等等也都承认。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即斯莱德耳、梅森两先生及其一行本身是否也是禁运品，因而可以被收走！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法学家当中也是意见分歧。关于“禁运品”问题的英国最大权威普腊特在论“准禁运品——公文和乘客”一章中所提到的是“交战国政府致驻外官员的情报与命令之传递或军事人员之载运。”[222]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不是军官，同时也不是外交使节，因为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承认他们的政府。他们究竟是什么呢？当年，杰弗逊为了辩护英国在英法战争时期所坚持的关于禁运品的极其广泛的概念，在他的回忆录[223]中写道：禁运品一词，从根本性质上来说，不容有任何确定的定义，它必然要留下很大的自由解释的余地。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出，这个法学问题将从英国法律的范围转移到邓斯·司各脱式的争论[224]的范围中去，这种争论的势头不会超出外交函件的交换。 至于北美行动的策略方面，“泰晤士报”用下面的话作了十分正确的估计： “即使西华德先生本人也一定知道：在伦敦和巴黎的人们听来，这些南部的特使们从监禁中发出来的声音，比他们如果丛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所能发出的声音要雄辩一千倍。” 而且，同盟不是已经有了杨西和曼两先生在伦敦作代表吗？ 我们认为，西华德先生最近这一行动，是色厉内荏的人所特有的不聪明行动之一。如果这次海上的冒险能提前促使西华德离开华盛顿政府，那末，这个事件就完全不会作为一个《untowardevent》〔不幸事件〕而被美国载入内战史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28日 载于1861年12月2日“新闻报”第33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20]“先驱晨报”（《TheMorningHeral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 “旗帜报”（《TheStandar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409页。 [221]1812年开始的英美战争是由于英国统治阶级实行不承认美国国家主权的政策并企图在北美恢复其统治地位而引起的。美国向英国宣战的理由是英军非法截夺美国船只和捕捉海员。美国武装力量在对英斗争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认为英国人的行动有使殖民制度恢复的危险，并把这次斗争看成是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1814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对美军来说是失利的。英国虽然在1814年8月暂时占领了华盛顿，但由于同拿破仑作战已弄得精疲力尽，并由于美国舰队作战顺利而受到很大损失，被迫于1814年12月在承认战前状态的基础上签订了根特和约。在美军大败英军于新奥尔良之后，军事行动在1815年1月停止。——第409页。 [222]弗·托·普腊特“战时禁运法”（F．Th．Pratt．《LawofContrabandofWar》）。第一版于1856年在伦敦问世。——第410页。 [223]托·杰弗逊“回忆、通讯和私人文件”1829年伦敦版第3卷（Th．Jefferson．《Memoirs，Correspondence，andPrivatePapers》．Vol．III，London，1829）。 英法战争指1792—1815年法国对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当时，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06年拿破仑宣布大陆封锁，禁止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贸易，英国为了回答这一行动，对中立国的海上贸易实行控制，并乘走私交易广泛开展之时，在公海上截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船只。——第410页。 [224]邓斯·司各脱式的争论是通过相互排斥的论据即“赞同”和“反对”（《ｐｒｏｅｔｃｏｎｔｒａ》）意见的对比进行经院式争论的方式，这一方式是因中世纪苏格兰的唯名论哲学家邓斯·司各脱而得名的，并在他的著作中得到最广泛的运用。——第410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弗里芒特的免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弗里芒特的免职 弗里芒特被免除密苏里的军团司令职务一事，是美国内战发展史上的一个枢纽。弗里芒特不得不去赎两桩大罪过。他是共和党的第一个总统候选人（1856年），他还是第一个以解放奴隶威胁奴隶主（1861年8月30日）[215]的北部将领。因此，他仍然是未来的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也是现在的妥协制造者道路上的障碍。 最近20年来美国有一种奇特的做法——不选举自己党内有权威地位的人担任总统。为了在竞选中显示阵容，固然也利用这些人的名字，但一到决定性关头人们就丢开他们，代之以仅仅具有地方声望的平常人物。波克、皮尔斯、布坎南等人都是这样成为总统的。阿·林肯的当选也是这样。安得鲁·杰克逊将军实际上是最后一个由于个人地位重要而当选的美国总统，而他的所有继任者则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地位无足轻重而当选的。 在1860年的选举中，共和党的最显赫的名字是弗里芒特和西华德。弗里芒特由于他在墨西哥战争[216]时期的行动、在加利福尼亚勇敢的探险和1856年选举中的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而闻名，他是一个太著名的人物，所以到了问题已不再是共和党显示阵容，而是共和党胜利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被考虑到。因此，他就没有被提名做候选人。至于西华德——华盛顿国会的共和党参议员、纽约州州长、共和党成立以来的毫无问题的首要演说家——情况就不同了。只有一系列恼人的失败，才迫使西华德先生放弃自己作候选人的打算，而作为一个演说家来赞助当时还比较不知名的阿·林肯。可是，当他看到他使自己作总统候选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的时候，他却以共和党的黎塞留的资格去帮助被他看做共和党的路易十三的人。他帮助林肯当选为总统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林肯任命他做国务卿——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与英国内阁首相相比的职位。果然，林肯一当选，就让西华德担任了国务卿。可是，这位曾经预言了自由劳动制度和奴隶制度的《irrepressibleconflict》（不可制止的冲突）[217]而名噪一时的共和党的狄摩西尼，在立场上却马上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转变。林肯在1860年11月6日当选为总统，但到1861年3月4日才能就职。在此期间，在国会的冬季会议期中，西华德成了一切妥协企图的中心。为南部说话的北部报纸，例如在此以前一直把西华德看做bêtenoire〔可憎恶的东西〕的“纽约先驱报”，都突然称赞他是体现了和解的政治家。的确，不惜任何代价而媾和之所以没有成功并不是他的过错。西华德显然是把做国务卿仅仅当做一个晋身的阶梯，而且他所关心的主要还不是现时的“不可制止的冲突”，而是未来的总统职位。他的所作所为又一次证明，以说话流利见长的人是危险的不够格的国家活动家。请读一读他的公文吧，那是怎样可厌的一种夸夸其谈而思想贫乏、表面强硬而实际软弱的混合物呵！ 所以，对西华德来说，弗里芒特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必须除掉；而这件事做起来是更容易了，因为一贯按照他的律师作风办事并且不喜欢一切标新立异的做法的林肯，是很胆小地拘守着宪法的文字，并且害怕一切足以惊动各边界州“忠诚的”奴隶主的步骤的。弗里芒特的性格则完全不同。他显然是一个带有豪气的人，有点儿夸张和傲慢，不忌讳传奇剧式的行动。起初，政府企图用一连串细小的指摘迫使他自行引退；这样做没有成功，于是政府就在他所组织的军队在密苏里西南部转入反攻，即将进行决战的时候，免除了他的统帅职务。 弗里芒特是西北部各州的偶像，这些州歌颂他是《pathfinder》（开路人）[218]。它们把他被撤职一事看做是对人格的侮辱。如果联邦政府再遭到几次布尔河和博耳斯－布拉夫那样的失败[219]，那时就可以看到，政府是自己把约翰·弗里芒特造成了一个反对派领袖，这个反对派那时候将起来反对政府，并且结束目前这一套以外交方式进行战争的做法。至于华盛顿的陆军部所公布的这位被撤职的将军的罪状，我们以后再作评论。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19日左右 载于1861年11月26日“新闻报”第32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215]见注192。——第401页。 [216]指1846—1848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战争是由于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土地的侵略野心而引起的。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几乎占领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其中包括得克萨斯、上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等地区。——第401页。 [217]《Irrepressibleconflict》（“不可制止的冲突”）是西华德于1858年10月在罗彻斯特（纽约州）演说中所使用并得到广泛传播的用语；西华德此语是指南部和北部的矛盾不可调和以及未来的冲突不可避免。——第402页。 [218]《Pathfinder》（“开路人”）是菲尼莫尔·库伯的一部驰名小说的名称；这样称呼弗里芒特是由于他曾远征加利福尼亚。——第403页。 [219]1861年7月21日在马纳萨斯城（华盛顿西南）附近的布尔河上进行了美国内战期间的第一次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南军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但训练很差的北军。 1861年10月21日南军在博耳斯－布拉夫（华盛顿西北）会战中击溃了渡到波托马克河右岸并在那里孤立无援的斯通将军的几个团。两次会战暴露了北军在组织和战术上的严重缺陷。——第403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对墨西哥的干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对墨西哥的干涉 1861年11月7日于伦敦 今天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用它那出名的、万花筒式的、故作幽默的笔法评论了法国侵入达普谷地和瑞士抗议它的领土被侵犯一事[197]。印刷所广场的宣谕官回忆了这么一件事：在英国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人们常常唆使在工厂里做工的小孩子把铁针扔到机器的最精微部分中去，破坏整个强大机器的运转。机器就是欧洲，小孩子就是瑞士，而被瑞士扔到正在安安稳稳运转的机器中去的铁针则是路易·波拿巴对瑞士领土的入侵，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瑞士对这一入侵的叫喊。于是，铁针就突然变成了在针刺之下的叫喊，而这个比喻本身也变成了对期待一个比喻的读者所开的笨拙的玩笑。接着，“泰晤士报”很高兴自己发现了达普谷地只不过是一个名叫克雷松尼埃尔的小村庄。最后，它用一个与这篇社论的开头完全矛盾的论点来结束这篇短文。它叫道，在欧洲明年春天到处都将燃起大火的时候，又有什么必要为了瑞士的这件极小极小的东西叫喊得这样厉害呢？请不要忘记，不久以前欧洲还是一部正常运转的机器哩。整个这篇文章看来完全是胡说，然而，它仍然有它的意义。它意味着，帕麦斯顿已经给予拉芒什海峡彼岸的他的同盟者对瑞士的carteblanche〔行动自由〕。关于这一切，我们可以在“通报”的枯燥报道中找到解释，它报道，英法和西班牙已于10月31日缔结了一项联合干涉墨西哥的协定[198]。瓦得州和委拉克路斯两地相距十分遥远，而“泰晤士报”关于达普谷地事件的文章和“通报”关于墨西哥的报道两者之间的联系却十分密切。 路易·波拿巴为了取悦法国人民，时刻准备着各种可以一试的勾当，他把干涉墨西哥当做其中的一种是很可能的。西班牙由于在摩洛哥和圣多明哥轻易成功而完全冲昏头脑[199]，它毫无疑问也正梦想恢复它在墨西哥的统治。但是，也没有疑问，法国的计划还没有最后成熟，而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都根本不愿意进行一个在英国统率下对墨西哥的十字军征讨。 9月24日，帕麦斯顿私人的Moniteur〔机关报〕“晨邮报”[200]，报道了一项英法西三国为联合干涉墨西哥而缔结的条约的详细条款。次日，“祖国报”[201]出面声明，否认这项条约的存在。9月27日，“泰晤士报”反驳了“祖国报”，不过没有提它的名字。据“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说，罗素勋爵曾把英国关于干涉一事的决定通知了法国政府，图温奈尔先生回答他说，法国皇帝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现在轮到西班牙。西班牙政府在一家半官方报纸上宣称，它打算在墨西哥进行干涉，但决不是和英国在一起进行干涉。辟谣声明不断地发了出来。“泰晤士报”还肯定地说：“这次远征已经获得美国总统的完全同意”。但是，这话刚传到大西洋彼岸，所有美国的政府报纸就指斥这是谎言，它们说，林肯总统不会反对墨西哥，而是要支持墨西哥。从这一切就可以看出，现在这种形式的干涉计划出自圣詹姆斯内阁[202]。 对这个协定的目的所作的说明，其神秘莫测和互相矛盾的程度也不下于对协定的来源所作的说明。帕麦斯顿的机关报之一“晨邮报”宣称，墨西哥不是一个具有稳定政府的有组织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盗匪的窠穴。应该把它当做盗匪的窠穴来对待。据说，这次远征只有一个目的——使英法西三国的墨西哥国家证券持有人得到赔偿。为此，联军将占领墨西哥的主要港口，在它的海岸征收进出口税，把这一“物质保证”掌握在自己手里，到全部债务偿清为止。 相反的，帕麦斯顿的另一家机关报“泰晤士报”则宣称，由于长期的经验，英国“已经有了锻炼，能够冷静对待破产的墨西哥所进行的掠夺”。问题并不在于债权人的私人权益。“泰晤士报”希望，“单单是联合舰队出现在墨西哥湾并占领某些港口，就会促使墨西哥政府作新的努力来维持国内和平，并且使在野分子恪守比较具有宪法精神的反对派形式，而不是采取盗匪手段”。 因此，根据这个说法，这次远征乃是为了支持墨西哥的正式政府。然而同时“泰晤士报”又暗示：“墨西哥的首都是十分有益于健康的，如果有必要推进那么远的话。” 无可争辩，巩固某个政府的最新颖的办法，就是用强力管制它的收入和侵占它的领土。而另一方面，单单占领港口和在这些港口征收关税，却只不过使墨西哥政府把它的海关向离海岸更远的内地移动而已。这样，外国货物的进口税和美洲货物的出口税都将增加一倍；实际上，这次干涉就将是向欧洲与墨西哥的贸易大征军税来满足欧洲债权人的要求。墨西哥政府只有在国内巩固了，才能成为有支付能力的政府，而只有国外尊重它的独立，它才能在国内巩固起来。 这次远征的公开声言的目的是这样互相矛盾，而为达到这些目的所宣布的手段更是矛盾百出。英国的政府报纸自己就承认，如果说，法国或英国或西班牙进行单方面的干涉还可以取得一些结果，那末，这些国家进行联合干涉就什么事都做不成。 我们想起，墨西哥共和国的正式总统胡阿雷斯所领导的墨西哥自由党现在差不多统治了本国的全部领土；马凯斯将军所统率的天主教党已经连遭失败，它所纠集的盗匪队伍已被击退到克雷塔罗州的山区，被迫去同那里的印第安酋长梅希亚结成联盟。天主教党的最后希望是西班牙的干涉。 “我国和盟国之间唯一可能的分歧之点，——“泰晤士报”说——就是共和国的政府问题。英国希望政权仍然留在……自由党的手里，而法国和西班牙则有偏袒不久前被推翻的教权党统治的嫌疑。如果法国在旧大陆和新大陆都成了教士和盗匪的保护者，那是够奇怪的。正如在意大利，弗兰契斯科二世的党羽在罗马被武装起来而给那不勒斯的治理造成无政府状态一样，在墨西哥，公路、甚至首都的街道都遭到被教权派公开当做朋友的盗匪的袭击。”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英国才要伙同法国和西班牙对自由党政府发动十字军征讨，以便巩固这个政府；并且给奄奄一息的教权派从欧洲送去新的援军，以便尽力平定无政府状态！ 除短短的冬季以外，墨西哥沿海地区通常是疫疠流行，这个地区只有征服了这个国家本身之后才能掌握住。但是，第三家英国的政府报刊“经济学家”杂志又声称，征服墨西哥是不可能的。 这家杂志说：“如果我们试图强迫这个国家接受带领一支英国军队的英国亲王，那就会激起美国的最强烈的愤怒。法国的竞争会使这样一种征服成为不可能；在英国议会方面，这样的动议一提出来也会遭到一致的拒绝。从英国这方面来说，它也不能把管理墨西哥一事委托给法国，更不用说西班牙了。” 可见，整个远征乃是一个神秘的谜，而“祖国报”则用下面一段话说出了谜底： “这个协定认为，必须在墨西哥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安宁与秩序的强有力的政府。” 问题直截了当就是这样：结成一个新的神圣同盟，以便把当年神圣同盟认为它自己有义务干涉欧洲各国内政所依据的原则应用于美洲国家。沙多勃利昂在复辟时期曾经为西班牙和法国的波旁王朝拟定了第一个这样的计划[203]，这个计划被坎宁和那位坚决反对欧洲干涉美洲国家内政的美国总统门罗挫败了。从那个时候起，美利坚联邦就始终把门罗主义[204]看做一个国际法。但是，现时的内战却造成一种方便的形势，使欧洲专制国家有可能去创造一个干涉的先例，依据这个先例以后还可以再干。这就是英法西三国干涉的真正目的之所在。进行干涉的直接结果将是而且必然只能是在墨西哥恢复已在平息的无政府状态。 撇开一切一般性的国际法性质的道理不谈，这事对欧洲也有十分巨大的意义，因为这是英国以欧洲政治方面的让步为代价来购买路易·波拿巴在远征墨西哥方面的合作。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7日 载于1861年11月12日“新闻报”第31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197]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以及萨瓦和尼斯归并于法国之后，拿破仑第三企图占领瑞士的部分领土。1861年10月28日，一支法国军队侵入瑞士所属的窝州（瓦得州）达普谷地，并占领了克雷松尼埃尔村。瑞士政府随即提出抗议，抗议得到许多欧洲国家的支持。1862年12月签订了协定：达普谷地的一部分归法国，而法国让出同样大的领土给瑞士，作为交换。——第381页。 [198]干涉墨西哥或1861—1867年的墨西哥远征，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所进行的武装干涉，目的在于推翻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并把墨西哥共和国变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干涉者还打算利用墨西哥的领土作为站在蓄奴州一方干预美国内战的基地。在干涉开始（1861年12月）后不久，干涉的参加国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结果英国和西班牙于1862年4月召回了自己的军队。法国干涉者继续侵略行动，1863年夏天占领了墨西哥城，宣布墨西哥是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帝国。墨西哥人民在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中表现了坚忍不拔和大无畏的精神，大败殖民者。1867年3月干涉者被迫离开墨西哥。拿破仑第三的墨西哥冒险在法国极不得人心，加之国际局势由于美国北部在1861—1865年内战中获胜而起了变化，这也是这次冒险失败的原因。——第382页。 [199]1859年11月，极力在北非进行殖民掠夺的西班牙向摩洛哥宣战。但是，军事行动继续到1860年3月，西班牙人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成功，因为他们碰到爱好自由的摩洛哥人民的顽强反抗。1860年4月缔结和约，西班牙得到赔款和不多的割地。 圣多明哥是海地岛的东部，1821年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44年宣布为独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861年，该岛的这一部分重被西班牙占领，因为亲西班牙的党在国内获胜，并在1861年3月宣布“自愿”合并圣多明哥于西班牙所属的西印度领地。西班牙在圣多明哥的殖民统治继续到1865年，这一年西班牙人被全部赶走。——第382页。 [200]“晨邮报”（《TheMorningPost》）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382页。 [201]“祖国报”（《La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刊；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波拿巴派的报纸。——第382页。 [202]圣詹姆斯内阁是马克思根据伦敦圣詹姆斯宫（英国国王的旧府邸）的名称对英国政府的称呼。——第382页。 [203]指1823年夏天法国外交大臣沙多勃利昂提出的组织武装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计划，其目的在于恢复西班牙在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以及扩充法国的殖民地。沙多勃利昂的计划规定把西班牙各殖民地变为由波旁王族的亲王们，其中也包括法国的波旁亲王们统治的自治王国。这一计划主要是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反对而破产，当时英美力图利用西班牙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来造成自己在这些地方的势力。——第385页。 [204]门罗主人是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致美国国会的著名咨文中所宣布的美国对外政策原则，旨在反对欧洲列强使美洲领土殖民地化和干涉美洲国家内政的企图。后来，门罗主义被美国扩张主义者用来在美洲大陆建立美国的霸权。——第385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经济短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经济短评 目前，英国不存在能引起普遍注意的政治性问题。吸引着全国注意的，有法国的财政、商业和农业的危机，有英国的工业危机，有缺棉问题，有美国问题。 此间有资格人士一直都清醒地认为：法兰西银行同拉芒什海峡两岸几家大银行所做的空头票据的生意，仅仅是极其无力的一种缓和手段。用这种办法所能得到的和已经得到的一切，只是暂时减少了向英国的黄金外流。法兰西银行一再在彼得堡、汉堡和柏林动用金属后备的企图损害了自己的信用，同时并没有使自己的金库充实起来。提高国库债券的利率以保持其流通，以及不得不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同意减少对意大利新公债的支付，这两件事此间都认为是法国财政疲惫的危险征象。此外，大家知道，还有两个财政方案现在正在土伊勒里宫进行着斗争。以培尔西尼和（Crédit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的）贝列拉为首的真正的波拿巴分子想把法兰西银行完全置于政府权力之下，使它仅仅成为财政部的一个机关，并利用经过这样改造的这个机构作为印制公债券的工厂。 大家知道，这个原则本来就是组织CréditMobilier的基础。冒险性较少的一派，以富尔德和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其他变节者为代表，提议举办新的国民公债，其数目有人说是4亿法郎，另一些人说是7亿。“泰晤士报”在今天的社论中说，法国已由于经济危机而完全瘫痪，丧失了它在欧洲的影响，这种说法看来是反映了伦敦西蒂区的观点。但是，“泰晤士报”和西蒂区都错了。如果十二月政变的政府能够拖过今年冬天而没有什么巨大的内部动荡，到春天它就会吹起战争的号角。这不会消除国内的困难，但是会把困难的呼声压倒。 在前一篇文章［注：见本卷第367—370页。——编者注］中我曾指出，前几个星期中利物浦的棉花投机活动很像1845年最疯狂时期的铁路热。牙科医生、外科医生、律师、厨娘、寡妇、工人、办事员和勋爵、演员和牧师、兵士和裁缝、新闻记者和旅馆老板，男男女女，全都做棉花投机生意。人们买进、卖出、再转卖，其实只有很少数量的棉花，从一包到四包。更大数量的棉花则几个月一直存放在原来的堆栈里，虽然物主已经换了20次。10点钟买进棉花，到11点就以每磅加价半个辨士再卖出去。这样，同一批棉花常常在10小时内就转手6次。但是，本星期却出现了某种暂时平静的局面，这里唯一的一个合理的原因只是，1磅棉花（即中等奥尔良棉花）已经涨到1先令，而12辨士合1先令，到了一个整数。所以每一个人早就决定，只要到达了这个最高点，就把存货脱手。因此才有供给的突然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应。一旦英国人习惯于知道1磅棉花的价格也可以涨到超过1先令，这种舞蹈病就要更加疯狂地复发的。 最近贸易部公布的关于英国进出口的报告一点也没有驱散这种阴暗的情绪。出口统计表所包括的时期是1861年1月至9月这9个月。这个表说明，与1860年同期比较，出口几乎减少了800万英镑。其中有5671730英镑属于对美国一国的输出，其余的数字则分属于英属北美、东印度、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德国。只有对意大利的输出增加。例如，英国棉织品向撒丁、托斯卡纳、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输出就从1860年的756892英镑增加到1861年的1204287英镑；英国棉纱的输出则从348158英镑增加到538373英镑；铁制品的输出从120867英镑增加到160912英镑等等。这些数字对于理解英国之所以同情意大利的自由事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大不列颠的出口贸易额已减少将近800万英镑了，而它的进口贸易额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加，这是一件丝毫无助于平衡国际收支的事。在输入中增加的这一部分主要是由于小麦进口增加。1860年前八个月进口小麦总值一共只有6796131英镑，而今年同期则达到13431487英镑。 进口统计表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自法国的进口迅速增长，现在已达到将近1800万英镑（1年），而英国对法国的输出仅仅略多于对荷兰的输出。大陆各国的政界人士直到现在还没有觉察到现代商业史上这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这个情况说明，法国在经济上对英国的依赖程度5倍于英国在经济上对法国的依赖程度。这一点，如果不仅限于考察英国进出口统计表上的数字，而且把这些数字同法国的进出口统计表比较一下，就看得特别清楚。从这里看出，英国现在已经成为法国出口的主要市场，而法国却仍然是英国出口的一个很次要的市场。因此，尽管有沙文主义和夸耀滑铁卢的言词，而对于同“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注：“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是拿破仑第一对英国的叫法。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译者注］相冲突仍然是非常害怕的。 最后，英国最近的进出口统计表还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今年头九个月内，英国对美国的输出比1860年同期减少了25％以上，但是，仅仅纽约一个港口对英国的输出在今年头八个月内就增加了600万英镑。在此期间，美国对英国的黄金输出差不多已经停止，相反的，最近好几周来都有黄金从英国流到纽约。实情是：英国和法国的歉收帮助了美国弥补自己的赤字，而摩里耳税则[196]和与内战俱来的节约则使北美对英法工业品的消费量有了极大的减少。现在，请大家把这些统计数字和“泰晤士报”关于北美财政崩溃的悲叹对照一下吧！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3日 载于1861年11月9日“新闻报”第30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196]摩里耳税则，见注159。——第380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的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英国的危机 今天，英国又像15年前一样，正面临着一场有根本摧毁它的整个经济体系之势的灾难。大家知道，当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把爱尔兰人的生活来源腐烂掉的时候，马铃薯是爱尔兰和很大一部分英国劳动人民的唯一食物。这一场可怕的灾难的后果是人所共知的。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200万，其中一部分死于饥饿，另一部分逃到大西洋彼岸去了。同时，这场大灾难帮助了英国主张自由贸易的党派获得胜利；英国的土地贵族被迫放弃了它的一项最有利的垄断，而谷物法的废除则为千百万劳动者的再生产和生活保证了一个比较广阔、比较有益于健康的基础。 当时的马铃薯对爱尔兰农业所起的作用，也就是现时的棉花对大不列颠的最重要工业部门所起的作用。现在靠棉花加工为生的居民，比苏格兰居民总数还多，或者说，超过现在爱尔兰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二。根据1861年的普查，苏格兰的人口为3061117人，爱尔兰的人口一共只有5764543人，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直接或间接靠棉纺织工业为生的人则有400万以上。不错，棉花现在并没有什么病害。棉花的生产也没有被地球上少数几个地区垄断。相反，没有一种可做衣料的植物像棉花这样在美、亚、非三洲占有如此广阔的地区。美利坚联邦各蓄奴州对棉花的垄断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垄断，而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垄断。这种垄断是与英国棉纺织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同时生长和发展起来的。1793年，即在英国机械大发明时期之后不久，康涅狄格的一个战栗派教徒伊莱•维特尼发明了cotton－gin，即把棉纤维与棉子分开的轧棉机。在这项发明之前，一个黑人最紧张地劳动一整天未必能清拣出一磅棉花。而cotton－gin发明以后，一个老年黑人妇女一天就可以轻易地清拣出50磅棉花；后来机器逐渐改进，效率又增加一倍。美国植棉业的桎梏这时便被粉碎了。美国植棉业与英国棉纺织工业并肩发展，很快便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商业力量。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时英国看来也对美棉的垄断地位这一个不祥的幽灵感到恐惧。例如，在英国用2000万英镑为殖民地的黑人买得了解放的那个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人们忧虑地看到，郎卡郡和约克郡的工业依靠着奴隶主在乔治亚和亚拉巴马的皮鞭统治，同时英国人民却为了在本国殖民地内废除奴隶制度而承担这样巨大的牺牲。但是慈善并不创造历史，特别是不创造商业的历史。每当美国棉花歉收，奴隶主利用这种自然现象联合起来人为地高抬棉价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忧虑。于是，英国的纺织厂主便以反叛“棉花王”相威胁。各种各样自亚洲、非洲获得棉花的计划都提出来了。例如1850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下一次美国的棉花一丰收，又把这种要求解放的热情完全消灭了。而近年来美国的棉花垄断则达到了先前难以设想的规模，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由贸易的立法废除了前此对奴隶种植的棉花所征收的级差关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10年来英国棉纺织工业和美国植棉业同时大步前进。在1857年，英国就用了将近15亿磅的棉花。 而现在，美国的内战突然威胁了英国工业的这个巨大支柱。联邦封锁了南部各州的港口，以便阻止运出今年的棉花，从而断绝脱离派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个封锁之所以具有了逼人的力量，却完全是由于南部同盟决定不自动输出一包棉花，而迫使英国自己从南部港口把棉花运出去。这将驱使英国用强力打破封锁，然后对联邦宣战，从而把自己的剑投到天平盘上来帮助蓄奴州。 从美国内战爆发时起，英国的棉花价格就不断上涨，但上涨的幅度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比预料的小。一般来说，英国商界看来都对美国的危机很不在乎。抱这种淡漠态度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上一季的美棉早已全部运到了欧洲。这一季的产品在11月底以前从来是不装船启运的，而在12月底以前又难得有大量货运。因此，在12月底以前，棉花包究竟就是放在种植场里，或是在打包之后立即运向南部港口，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封锁在今年年底以前任何时候停止，英国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指望在三四月间得到像往常那么多的棉花，好像不曾有过封锁一样了。总之，被英国报界引入迷途的大部分英国商界人士都以这样一种幻想自慰，即这一场战争过不了6个月，它将以美国承认南部同盟而告终。但是在8月底，美国人出现在利物浦市场上来购买棉花，部分是为了在欧洲进行投机，部分是为了再运回北美。这种前所未闻的事情打开了英国人的眼睛。他们开始理解到局势的严重性。从这时起，利物浦的棉花市场就处在狂热状态；棉花价格很快便上涨到平均水平的百分之百以上，棉花投机活动就像1845年的铁路投机活动那样猖狂起来。在郎卡郡和其他英国棉纺织工业中心，纺织工厂把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3日，一部分工厂完全停工；其他工业部门不久也将受到致命的影响，所以现在整个英国都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早就威胁着它的十分可怕的经济灾难临头。 印度棉花的消费量自然是在增加着，而不断上涨的价格也将促使更加紧从这个棉花的古老家乡运来棉花，然而，要随心所欲地在几个月之内就根本改变生产条件和贸易性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英国现在是在受着自己长期罪恶地治理印度的报应。它现在手忙脚乱想用印棉代替美棉的企图遇到两个大障碍，即印度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和印度农民的穷困状况——这种状况使他们无法利用当前有利的形势。但是，撇开这一点，也撇开印棉需要精心加工才能够代替美棉不说，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下，印度要能够生产所需数量的棉花以供输出之用，也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而据确切的计算，利物浦的存棉在4个月内就要用完。即使在这个时期内，英国的纺织厂主也只有在比现在更大的规模上把工时缩减为每周3日和把一部分机器完全停开，才能使棉花够用。这种做法已经使各工厂区蒙受着极大的社会苦难了。如果美国的封锁持续到元月以后，那时又将如何呢？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1日左右 载于1861年11月6日“新闻报”第305页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美国内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美国内战 “让他离去吧，他不值得你恼怒！”英国的政治家风度一再向美国北部喊出——不久以前还通过约翰·罗素之口喊出——列保莱罗劝告唐璜的弃妇的话。据说，如果北部让南部离去，它就会摆脱与奴隶制度的一切关系，使自己从历史的原罪中解脱出来，并且为新的更高的发展打下基础。 的确，如果北部和南部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例如像英国和汉诺威那样，那末，它们彼此分离不会比英国与汉诺威分离更为困难[189]。可是，“南部”既不是一个在地理方面与北部截然隔离的地区，也不是一个在精神方面完整的统一体。它完全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战斗口号。 要它们和和气气分手的这种劝告有一个假定，即南部同盟虽然在内战中采取了攻势，但至少它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防御。有人以为，蓄奴党仅仅是要把它迄今为止所统辖的地区联合成一个独立的州集团，使这些州不受联邦最高权力的约制。这种看法是最荒谬不过的。“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领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须得到它。”这就是脱离派进攻肯塔基时的战斗口号。所谓南部的“全部领土”，按照他们的理解，首先是指所有的所谓边界州（borderstates）——德拉韦、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肯塔基、田纳西、密苏里和阿肯色。除此以外，他们还要求从密苏里州西北角至太平洋一线以南的全部领土。所以，奴隶主们所称的“南部”，包括了联邦迄今所拥有的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他们所要求的领土有很大一部分仍在联邦手中，首先必须从联邦手里夺过来。然而，所谓边界州，包括那些现在被南部同盟控制的州在内，都从来不是真正的蓄奴州。勿宁说，这些州是美国境内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并存而互相争胜的地区，是南部与北部之间、奴役与自由之间的真正战场。因此，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一个防御战争，而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为了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 起自亚拉巴马向北蜿蜒而至哈德逊河的山脉，形同美国的脊骨，把所谓南部切成三个部分。由阿勒格尼山脉及其两条平行的山脉——西面的康伯兰山脉和东面的布卢山脉——所形成的山岳地区，像楔子一样把大西洋西岸的低地与密西西比河南部河谷的低地隔开。被山岳地区隔断的这两块低地及其广大的水稻区和辽阔的棉田，就是真正的蓄奴地区。突入蓄奴地区中心的楔形山岳地区风物宜人，气候温和，盛产煤、盐、石灰石、铁矿、金，总之，全面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原料应有尽有，而这一片地区现在大部分已是自由地区。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的土地只有由自由的小农来耕作方有成效。奴隶制度在这里只是零散地勉强存在，从来没有扎下深根。这个高原的居民，也就形成了大部分所谓边界州的自由人口的核心，这些自由居民仅仅为了保全自己就站在北部一方了。 现在，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片争执地区的各个部分。 边界州中极东北的德拉韦州，事实上和精神上都是属于联邦的脱离派想在这里建立哪怕是一个对他们抱好感的派别的一切企图，从战争爆发之初就由于当地人民的团结一致而遭到失败。这个州的奴隶人口很久以来就处在灭亡过程中。仅在1850年至1860年间，奴隶的人数就减少了一半，以致现在德拉韦州总人口112218人当中仅有1798个奴隶。虽然如此，南部同盟仍然要求占有德拉韦州；从军事方面来说，一旦南部取得马里兰州，北部的确也守不住这个地方。 至于马里兰州，那里也发生了上面所说的高原与平原之间的斗争。这个州总人口687034人，奴隶是87188人。最近华盛顿国会的大选又一次确凿地证明：占压倒多数的人口是站在联邦一边的。目前驻守马里兰州的3万联邦军队，其任务不仅仅是为波托马克一线作后备，而且也特别是为了控制该州内地的叛乱的奴隶主。这里也暴露出一个与其他边界州相同的现象，即大多数居民站在北部一边，而站在南部一边的则是人数很少的蓄奴党。蓄奴党用权势来弥补他们人数少的缺陷，这些权势是他们通过多年来窃据一切政府职位，一代代致力于政治阴谋和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取得的。 弗吉尼亚州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军营，脱离派的主力军和联邦的主力军在这里互相对峙着。在弗吉尼亚州的西北高原，奴隶有15000人，而大于此数20倍的自由人大部分是自由农。相反的，弗吉尼亚州的东部平原约有50万奴隶。繁殖并向南部各州贩卖奴隶是这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当平原上的叛乱魁首们在里士满的州立法议会中玩弄阴谋通过了脱离法令，并且急速给南军开放了弗吉尼亚的大门的时候，西北部便和脱离派脱离关系，成立一个新州，现在正在联邦的旗帜下手执武器保卫自己的土地，抵抗南部的入侵。 田纳西州有居民1109847人，其中275784人是奴隶，这个州现在在南部同盟手里，南部同盟将全州置于戒严状态，实行了罗马三执政时期那样的排除异己的制度。1861年冬，当奴隶主们提议召开全州人民代表大会，要它投票表决是否脱离的时候，大多数居民都反对召开任何代表大会，以杜绝脱离运动的任何借口。后来，当田纳西州已被南部同盟的军队占领，建立起恐怖统治的时候，参加选举的投票人仍然有三分之一以上宣称拥护联邦。在那里，像在绝大多数边界州一样，山区即东田纳西是抵抗蓄奴党的真正中心。1861年6月17日，东田纳西在格林维耳召开全州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拥护联邦，委派该州前州长、最热烈的联邦拥护者之一安得鲁·约翰逊出席华盛顿参议院，并且发表了《declarationofgrievances》，即控诉书，把田纳西州被“票决退出”[《hinausvotiert》]联邦时的一切欺骗、阴谋与恐怖手段揭露无余。从那时起，脱离派就用武力来控制东田纳西。 在亚拉巴马北部、乔治亚西北部和北卡罗来纳的北部，可以看到与西弗吉尼亚和东田纳西相同的情况。 再往西去，是边界州密苏里，那里有居民1173317人，奴隶114965人——后者大都集中在该州西北地区。1861年8月，该州的人民代表大会表示拥护联邦；该州州长、蓄奴党的工具杰克逊反对密苏里州立法议会，当即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此后他便率领了一支武装匪徒从得克萨斯、阿肯色和田纳西进攻密苏里，企图使该州向南部同盟屈膝，用刀剑割断它同联邦的联系。目前，密苏里同弗吉尼亚一起，是内战的主要战场。 新墨西哥不是一个州，而只是一个领地。在布坎南任总统期间，有25个奴隶被运入该地，以便随后再从华盛顿送去一套奴隶制的宪法。新墨西哥并没有要求归并于南部，这一点南部也是承认的。但南部却要求占有新墨西哥，所以便派遣一支武装的冒险分子从得克萨斯越过了边界。新墨西哥请求联邦政府保护，以抵抗这些“解放者”。 读者大概已注意到，我们特别重视各边界州中奴隶与自由人的人数比例。的确，这个比例是有决定意义的。它是一个寒暑表，应当用它来测定整个奴隶制度的生命能力。 整个脱离运动的灵魂是南卡罗来纳州。这个州有奴隶402541人，自由人301271人。其次便是密西西比，南部同盟的独裁者杰弗逊·戴维斯就出在这个州，那里有奴隶436696人，自由人354699人。居第三位的是亚拉巴马，那里有奴隶435132人，自由人529164人。 在争执中的各边界州中，最后我们要谈的是肯塔基。这个州近来的遭遇特别足以表明南部同盟的政策的特色。那里有居民1135713人，其中奴隶225490人。在接连三次全民选举中——1861年冬边界州议会议员选举、1861年6月华盛顿国会议员选举、以及1861年8月肯塔基州立法议会选举——一个人数总是不断增加的多数都表示拥护联邦。另一方面，肯塔基州州长马哥芬以及该州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蓄奴党的狂热的拥护者，另外还有布雷金里季——肯塔基州出席华盛顿参议院的代表、布坎南时期的美国副总统、1860年总统选举时蓄奴党的候选人。蓄奴党虽然力量太弱，不能使肯塔基站到脱离运动方面来，但是却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肯塔基州在战争爆发时宣布中立。在这个中立为南部同盟服务时，在南部同盟忙于镇压东田纳西的抵抗时，它是承认肯塔基州中立的。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它就用枪托敲打着肯塔基的大门，高叫：“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领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须得到它！” 南部同盟的强盗军队从西南和东南同时侵入了这个“中立”州。肯塔基从它的中立梦中醒来，它的立法议会公开地站到了联邦一边，用一个公安委员会来监视叛逆的州长，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宣布布雷金里季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命令脱离派立即撤离所侵入的地区。这是作战的信号。南部同盟的一支军队向路易斯维耳移动，而来自伊利诺斯、印第安纳、俄亥俄的志愿兵即疾驰前来拯救肯塔基，抵抗奴隶制度的武装传教士。 南部同盟不顾密苏里和肯塔基等州的意志而企图并吞它们，这就证明了它所说的为维护各州权利、反对联邦侵犯而战的借口是虚伪的。的确，它承认被它算入“南部”的各州有脱离联邦的权利，但它并不承认它们有留在联邦内的权利。 甚至那些真正的蓄奴州，虽然目前外部的战争、内部的军事独裁和奴隶制度使它们到处具有一种和谐的外貌，但仍然不是没有对抗的成分。显著的例子是得克萨斯。该州有居民601039人，其中奴隶180388人。根据1845年的法律——得克萨斯作为蓄奴州加入合众国即系根据此项法律——得克萨斯有权在其领域内成立整整5个州，而不是一个州。这样一来，南部就会在美国参议院中取得10个新席位，而不是两席，而当时南部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增加它在参议院中的席位。但是在1845—1860年间，对于这个德国人口起着重大作用的得克萨斯，即使是把它分成两个州，而不使拥护自由劳动的党在第二个州内比拥护奴隶制度的党占优势，奴隶主们也都无法办到。这一点最清楚地证明了，在得克萨斯州内部，对抗奴隶主寡头统治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 乔治亚州是蓄奴州中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一州。在1057327人的居民总数中，奴隶有462230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虽然如此，蓄奴党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能够在乔治亚用全民投票的办法通过蒙哥马利国会强加于南部的宪法。 1861年3月21日在新奥尔良举行的路易西安纳州代表大会上，该州政界元老罗斯利埃斯宣称： “蒙哥马利宪法不是一个宪法，而是一个阴谋。它所建立的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而是一个可恶的、横行无忌的寡头统治。没有让人民参预这件事。蒙哥马利的代表大会已经给政治自由掘下了坟墓，现在我们是被召集来参加葬礼的。” 实际上，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不仅是利用蒙哥马利的国会来宣告南部与北部分离。他们还利用它来改变各蓄奴州内部的法制，来完全控制在联邦的民主宪法保护之下还保有一些独立性的白种居民。早在1856年至1860年间，蓄奴党的政治首领、法学家、道德家和神学家们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说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确实完全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各边界州和领地大多数仍在联邦手中，这些地方起初通过投票表示站在联邦一边，以后又手执武器站在联邦一边。而南部同盟则把它们算作“南部”，并力图把它们从联邦方面征服过来。南部同盟在它暂时已经占领的各边界州中靠戒严令控制着比较自由的高原。在真正的蓄奴州中，南部同盟也排斥了先前的民主政治，代之以30万奴隶主横行无忌的寡头统治。 南部同盟如果放弃它的征服计划，那就是放弃自己的生存能力，就是放弃脱离运动所提出的目的。要知道，脱离运动之所以发生，也只是因为在联邦范围内再也不可能把各边界州和领地变为蓄奴州。另一方面，北部如果和平地把争执地区拱手让给南部同盟，那就是把美国全部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交给一个奴隶制共和国；北部就将丧失整个沿墨西哥湾的地区，以及除佩诺布斯科特湾［注：美国东北角的一个小海湾。——译者注］至德拉韦湾的狭小地带以外的大西洋沿海地区，并且使自己和太平洋隔断；密苏里、堪萨斯、新墨西哥、阿肯色和得克萨斯就会把加利福尼亚拖走。位于落基山脉与阿勒格尼山脉之间的盆地上的，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流域的各大农业州，由于无力从强大而敌对的南部奴隶制共和国手中夺取密西西比河口，就将为本身的经济利益所迫而脱离北部，加入南部同盟。这些西北部的州又将把所有位于更东方的北部各州拖进脱离运动的漩涡，只有新英格兰诸州[190]也许是例外。 这样一来，实际上将不是联邦的解体，而是联邦的改组，是在奴隶主寡头的被承认的控制之下，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改组。这样一种改组的计划，已由南部的主要发言人在蒙哥马利的国会上公开宣布了，并且体现为新宪法的这样一项条款，即原联邦的任何一州都有权自由加入新的同盟。这样，奴隶制度就将蔓延于全联邦。在黑奴制度实际上行不通的北部各州，白种的工人阶级将逐渐降到赫罗泰[191]的地位。这就完全符合了公开宣布的一个原则：只有特定的种族才有资格享有自由；如果最繁重的劳动在南部是黑人的天职，那末在北部它就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或他们的子孙的天职。 因此，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 如果说，这些争执地区，即两个制度迄今为止在那里争夺支配权的各边界州是扎到南部肉体中的刺，那末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在战争的过去一个阶段中，它们却是北部的最薄弱的地点。在这些地区中，一部分奴隶主根据南部阴谋家的命令对北部假意表示忠诚；另一部分发现站在联邦一边事实上符合他们的实际利益和传统观念。这两个部分都同样限制了北部的行动。联邦政府渴望保持各边界州的“忠诚的”奴隶主的好感，害怕他们投入脱离派的怀抱，总之，是对这些暧昧的同盟者的利益、偏见和感情抱着无微不至的关切态度，这就使联邦政府从战争一开始便受着一个致命的弱点的打击，迫使它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迫使它隐瞒战争的原则，而放过敌人最怕受攻击的地方、罪恶的根源——奴隶制度本身。 如果说，不久以前林肯还表示怯懦，不赞成弗里芒特在密苏里发布的关于解放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的文告[192]，那完全是由于面对着肯塔基州“忠诚的”奴隶主们的高声抗议而顾虑重重。然而转折点已经到来了。肯塔基州——最后一个边界州——已经卷入了南北之间的斗争。随着在各边界州内部为争夺这些州而爆发真正的战争，这些州谁得谁失的问题就要越出外交与议会讨论的范围了。一部分奴隶主将抛掉忠诚的假面具；另一部分将满足于能得到大不列颠给予西印度的种植场主那样的补偿[193]。事变本身正促使宣布一个决定性的口号——解放奴隶。 近来所发表的一些声明证明，即使是最顽固的北部民主党人和外交家们也都不由自主地达到了上述结论。布坎南时期的国务卿、一向最狂热地支持南部的卡斯将军在一封公开信中宣称，解放奴隶是拯救联邦的conditiosinequanon〔必要的条件〕。北部的天主教党的首领、1836—1860年间最坚决地反对废奴运动的布朗逊博士于10月间在最近一期他的“评论”[194]上发表文章赞成解放奴隶。 他在文章中说：“如果说，我们在此以前曾经反对解放奴隶，认为这样做危及联邦，那末现在，当我们断定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联邦的存在或我国作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更坚决地反对保持奴隶制度。” 最后，华盛顿政府外交官在纽约的机关刊物“世界报”[195]，在它最近的一篇虚声恫吓废奴派的文章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一旦必须决定奴隶制度和联邦谁存谁亡，那时奴隶制度就会被判处死刑。如果说，北部没有奴隶解放就不能胜利，那末：借助于奴隶解放它就将取得胜利。”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0月底 载于1861年11月7日“新闻报”第30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189]指英国和汉诺威从1714年起组成的君合国由于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个代表死亡而于1837年分离一事。——第357页。 [190]新英格兰是由美国东北部工业高度发达的6个州（缅因、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佛蒙特、新罕普什尔）构成的地区。它是废奴运动的中心。——第364页。 [191]赫罗泰是古斯巴达无权的居民，他们固着在土地上并且必须向斯巴达地主缴纳一定的贡赋。赫罗泰的状况与奴隶的状况毫无区别。——第364页。 [192]密苏里文告是弗里芒特将军于1861年8月30日发表的。文告除宣布没收密苏里州支持同盟的人的财产外，并宣布解放叛乱分子的奴隶。林肯建议弗里芒特使这个文告符合没收法，删去解放奴隶一款（1861年8月6日国会通过的没收法只规定解放叛乱分子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奴隶）。弗里芒特拒绝总统的要求，因而在1861年10月被免去密苏里军团司令之职。——第365页。 [193]1833年，在牙买加岛黑奴起义之后，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废除殖民地奴隶制的法律。为了给西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种植场奴隶主补偿，曾拨款2000万英镑。——第366页。 [194]指“布朗逊氏评论季刊”（《Brownson’sQuarterlyReview》），它是美国的天主教杂志。奥·布朗逊从1844年至1855年在波士顿、1856—1865年和1872—1875年在纽约用此名称出版。——第366页。 [195]“世界报”（《TheWorld》）是美国的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从1860年至1931年在纽约出版。——第366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北美内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北美内战[178] 1861年10月20日于伦敦 数月以来，伦敦新闻界的主要周刊和日报对美国内战一直重复着同样的一支调子。它们一方面诬蔑北部的自由州，同时又惴惴不安地防备别人怀疑它们同情南部的蓄奴州。事实上它们是在不断地写着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攻击北部，而另一篇文章又为自己攻击北部作辨护。Quis’excuses’accuse〔自我辩解者是自供有罪〕。 辩解的论点主要是：北部与南部之间的战争是一个关税战争；进一步说，这场战争是无原则的，它没有触及奴隶制度问题，事实上问题只牵涉到北部的主权欲；最后，即使正义是在北部一方，难道想借武力压服800万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是很狂妄吗？南部的脱离难道不正好使北部完全摆脱与黑奴制的关系，并且使北部及其2000万居民和广大的土地获得迄今梦想不到的更高程度的发展吗？因此，难道北部不应该把脱离运动当作一桩喜事来欢迎，倒应该用流血而无效的内战来镇压脱离运动吗？ 让我们逐条研究一下英国新闻界的辩护词吧。 北部与南部之间的战争——第一条辩词这样说——仅仅是一个关税战争，是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战争，而英国自然是站在自由贸易一边的。奴隶主是应当享有奴隶劳动的全部果实呢，还是这些果实应当被北部的保护关税主义者骗走一部分？据说，这就是这次战争所争的问题。这个辉煌的发现是“泰晤士报”的功劳，“经济学家”、“观察家”、“星期六评论”tuttiquanti〔之流〕的报刊则进一步发挥这个论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发现不是出自查理斯顿，而是出自伦敦。在美国无疑每一个人都知道，1846—1861年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的税则，众议员摩里耳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只是在1861年叛乱爆发以后才在国会通过。所以脱离运动并不是因为国会通过了摩里耳税则才发生的，充其量不过是因为脱离运动已经发生，国会才通过摩里耳税则。当南卡罗来纳州于1832年第一次发动脱离运动[179]的时候，1828年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确实曾经被用来作为借口，但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借口而已，这一点人们从杰克逊将军的声明中已经知道了。可是这一次，旧的借口事实上并未被重复。在蒙哥马利的脱离派国会中，都完全避而不谈税则问题，因为最有势力的南部几州之一的路易西安纳州的植糖业是完全依靠保护关税政策的。 但是，伦敦新闻界又辩解说，美国的战争无非是一个用武力来维持联邦的战争。北方佬不能下定决心从自己的国旗上取消十五颗星。他们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大角色。当然，如果这次战争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进行的，那就又当别论了！但是，奴隶制度问题，如“星期六评论”所断然宣称的，是与这次战争毫无关系的。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这次战争不是由北部而是由南部发动的。北部是防守的一方。它有好几个月一直平静地听任脱离派夺取联邦的堡垒、兵工厂、造船厂、海关、信贷机关、船只和武器储备，侮辱联邦的旗帜，俘掳联邦的军队。最后，脱离派决定大动干戈以迫使政府放弃其消极态度，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缘故，才动手炮击查理斯顿附近的萨姆特尔堡垒。4月11日（1861年），他们的博雷加德将军在和萨姆特尔堡垒司令官安德森少校的会谈中获悉，该堡垒只备有3天的给养，3天后必将不战而降。为了防止他们不战而降，脱离派第二天（4月12日）拂晓便开始炮击，几小时之内即将该堡垒攻陷。关于这件事的电讯一传到脱离派召开国会的地方蒙哥马利，陆军部部长沃克就立刻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义公开宣称：“没有人能够说今天开始的战争将在何处结束。”同时他预言：“在5月1日以前，南部同盟的国旗就将飘扬在华盛顿的古老的国会大厦的圆顶上，而在短时期内大约也会飘扬在波士顿的凡尼耳会堂[180]上。”只是到这个时候，才出现林肯征集75000人来保卫联邦的文告。炮击萨姆特尔堡垒截断了唯一可能的依照宪法途径的出路，即召开一个美国人民的全国代表大会，像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那样。对林肯来说，这时只剩下这样的选择：或者是逃出华盛顿，撤离马里兰、德拉韦两州，并且放弃肯塔基、密苏里、弗吉尼亚等州，或者是用战争来回答战争。 关于美国内战的原则问题，已经由南部在破坏和平时发布的战争口号作了回答。南部同盟的副总统斯蒂文斯在脱离派的国会上宣称，在蒙哥马利新近制造出来的宪法与华盛顿、杰弗逊的宪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在奴隶制度第一次被承认为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制度和整个国家建筑的基础；而革命的前辈，那些被十八世纪的偏见所愚弄的人们，却把奴隶制度看做是一种从英国输入并将逐渐消灭的罪恶。南部的另一个魁首斯普腊特则大叫：“对我们来说，这是建立一个伟大的奴隶制共和国（agreatslaverepublic）的问题。”所以，如果说，北部拔出刀剑只不过是为了保卫联邦，那末，南部不是更早地宣称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联邦的继续存在再不能相容了吗？ 正如炮击萨姆特尔堡垒发出了战争开始的信号一样，北部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林肯当选为总统，成了实行脱离的信号。林肯于1860年11月6日当选。1860年11月8日，南卡罗来纳州发出的电讯就说：“这里已认为脱离是既成事实”；11月10日，乔治亚州立法议会就忙于搞脱离计划；11月13日，密西西比州立法议会决定召开特别会议来考虑脱离问题。但是，林肯的胜利本身只不过是民主党阵营分裂的结果。在竞选期间，北部民主党人投的是道格拉斯的票，而南部民主党人投的则是布雷金里季的票，由于民主党选票的这种分散，共和党才获得了胜利。那末，为什么共和党在北部占了优势呢？另一方面，在民主党内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行动一致的南北两部分为什么发生了分裂呢？ 南部通过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逐渐篡夺统治联邦的权力，他们的这种权力在布坎南任总统时期达到了最高峰。1787年的末届大陆会议和1789—1790年根据宪法召开的第一届国会，曾经通过法律，禁止在俄亥俄河西北的全部共和国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大家知道，领地一词是美国版图内居民尚未达到根据宪法成立自治州的必要人数的垦殖区的名称[181]。）所谓密苏里妥协案（1820年）——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美国就是这个妥协案所产生的结果，——曾禁止在纬度36度30分以北和密苏里州以西的每一个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根据这个妥协案，实行奴隶制度的区域推进了几个经度，而另一方面，限制奴隶制度将来再扩展的地理界限看来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这个地理上的防线在1854年又被所谓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推翻，这个法案的倡始者就是当时的北部民主党领袖斯蒂·阿·道格拉斯。被国会两院所通过的这个法案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置奴隶制与自由于同一地位，规定联邦政府对两者一视同仁，由人民即垦殖者的多数来决定某一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这样，在美国历史上，就第一次取消了使奴隶制度不得在领地内扩张的一切地理限制和法律限制。由于这个新法案，在此以前一直都是自由领地的新墨西哥（其面积大于纽约州4倍）便变成了一个蓄奴的领地，因而蓄奴地区便从墨西哥共和国边境扩展到北纬38度。1859年，新墨西哥接受了一个奴隶制的法典，这个法典的野蛮性可以与得克萨斯和亚拉巴马的法典相比。然而186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新墨西哥的约10万居民中，奴隶还不到50人。因此，南部只要派遣若干冒险家携带少数奴隶越过边界，然后借华盛顿中央政府以及它在新墨西哥的官吏和承办人之助，击鼓召开一个冒牌的人民代表会议，就可以把奴隶制度以及奴隶主的统治强加于这个领地了。 但是，这个便利的方法在其他领地还是行不通的，于是南部便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从国会转而诉诸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最高法院有法官9人，其中5人属于南部，所以它很久以来就是奴隶主的百依百顺的工具。1857年，它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司各脱案件[182]中决定，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携带宪法所承认的任何财产进入任何领地。宪法承认奴隶为财产，并且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保护这种财产。因此，根据宪法，奴隶主就可以强迫他们的奴隶在各领地内劳动，每个奴隶主也就可以违反垦殖者多数的意志，把奴隶制度带到一直是自由的领地中去。各领地的立法议会被剥夺了禁止奴隶制度的权利，而国会就同联邦政府一起，被赋予保护奴隶制度的先锋的义务了。 如果说，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扩展了奴隶制度在各领地的地理界限，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又取消了任何地理界限，换上一个政治的障壁，即垦殖者多数的意志，那末，美国最高法院则是通过1857年的判决，把这个政治障壁也拆掉了，从而把共和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领地从培植自由州的地方变成了培植奴隶制度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布坎南政府时期，在北部各州还严厉无情地实行了1850年颁布的更厉害的逃亡奴隶引渡法[183]。为南部奴隶主捕捉奴隶看来已经成了北部的合乎宪法的任务。另一方面，为了尽量阻止自由垦殖者移殖到领地去，蓄奴党破坏了一切所谓free-soil措施，即将一定数量的未开垦的国有土地免费给予垦殖者的措施[184]。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布坎南事实上是靠了发布奥斯坦德宣言才弄到总统一职的，这个宣言宣布，用购买办法或用武力夺取古巴，是国家政策的伟大任务[185]。在他执政时期，墨西哥北部已经被美国土地投机分子所瓜分，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一等发出信号便袭击契瓦沃、科阿韦拉和索诺拉[186]。海上走私者对中美各国不断进行的海盗式的远征，同样是由华盛顿白宫指挥的。联邦政府暗中支持重新开放奴隶买卖[187]，就同这种公开以征服新领地来扩展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的统治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斯蒂·阿·道格拉斯本人在1859年8月20日就曾在美国参议院中宣称：去年一年，自非洲运来的奴隶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隶买卖为法律所准许的时期还多。去年输入的奴隶的数目已达15000人。 向国外武装扩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直言不讳的目的；联邦事实上已成了统治南部的30万奴隶主的奴隶。一系列的妥协导致了这种结果，而这些妥协是南部依靠它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而达到的。在这个联盟面前，自1817年起周期性的反抗奴隶主日益加甚的侵犯的一切尝试，一直都遭到失败。最后，才到来了一个转折点。 取消了奴隶制度的地理界限并将新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的问题交由垦殖者多数决定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经通过，奴隶主的武装特使，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边境暴徒，就一手执长猎刀，一手执连发手枪，进袭堪萨斯，并且以前所未闻的暴行企图把垦殖者从他们定居的领地上赶走。这些盗匪式的袭击受到了华盛顿中央政府的支持。于是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整个北部，特别是在西北部，成立了支援协会，以人、武器和金钱支援堪萨斯[188]。就从这个支援协会中产生了共和党，所以共和党实起源于保卫堪萨斯的斗争。在借武力使堪萨斯变为蓄奴领地的企图失败以后，南部便企图借政治阴谋来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布坎南政府尽一切力量企图强迫堪萨斯接受一个奴隶制的宪法，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美国诸州的行列。于是开始了新的斗争，这一次主要是在华盛顿国会内进行的。甚至北部民主党的首脑斯蒂·阿·道格拉斯，这时（1857—1858年）也起来坚决反对政府及其南部的同盟者了。因为，强制实施奴隶制宪法是与1854年的内布拉斯加法案所规定的垦殖者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道格拉斯是西北部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如果他承认南部有权借武力或者借国会的法案来夺取北部所垦殖的领地，他自然就会失去自己的全部影响。所以，正像保卫堪萨斯的斗争产生了共和党一样，它同时也引起了民主党本身内部的第一次分裂。 共和党在1856年发表了它的第一个总统竞选纲领。虽然它的候选人约翰·弗里芒特没有获得胜利，而他所获得的大量选票则确凿地证明了这个政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西北部的迅速发展。在他们为竞选总统而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860年5月17日）上，共和党人重新提出了1856年的纲领，仅仅作了几点补充。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如下：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在国外的掠夺政策必须终止；遣责奴隶买卖的重新开放；最后，必须颁布关于自由土地的法律以鼓励自由垦殖。 这个纲领的最重要之点是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反过来说，就是奴隶制度要永远限制在它已经合法存在的各州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奴隶制度就被限制住了。然而，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律。 由奴隶耕种的、作为南部输出品的棉花、烟草、糖等等作物，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才是有利的。主要不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资、工作者的知识和积极性而种植的集约化作物，是与奴隶制度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原先使用奴隶劳动来生产输出品的州，如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就迅速变成了繁殖奴隶向更远的南部地区输出的州。甚至在奴隶占总人口七分之四的南卡罗来纳州，由于地力耗尽，植棉业几年来几乎完全停滞不前。的确，在环境的压力下，南卡罗来纳州已部分地变成了一个繁殖奴隶的州，因为它向极南部和西南部出卖奴隶每年已达400万元。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获得新的领地，以便使一部分奴隶主带着奴隶得到新的肥沃的土地，并且使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奴隶主得到新的市场供他们繁殖和出卖奴隶。举例来说，如果美国没有取得路易西安纳、密苏里和阿肯色，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奴隶制度早就该被扫除了。在蒙哥马利的脱离派国会上，南部的一个首领，参议员图姆斯曾经很鲜明地表述了要求不断扩张奴隶制领地的经济规律。 他说：“再过15年，如果蓄奴领地没有大量的增加，那末就将不得不容许奴隶逃离白人，否则白人就不能不逃离奴隶。” 如所周知，各州在国会众议院中的代表人数是依各州人口而定的。由于自由州人口的增长比蓄奴州快得多，北部的众议员的人数势必很快就超过南部。因此，美国参议院便愈来愈成为南部政治力量的真正的集中地点，因为在参议院中，各州不论人口多少都有两名参议员。南部为了确保它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并且通过参议院来确保它对美国的领导权，就需要不断成立新的蓄奴州。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征服国外的土地，像得克萨斯的情形那样；或者是把美国所属的领地首先变为蓄奴领地，然后变为蓄奴州，像密苏里、阿肯色等地的情形那样。被奴隶主们捧为parexcellence〔卓越的〕政治家的约翰·卡尔洪早在1847年2月19日就曾在参议院宣称，只有参议院才能为南部造成均势，而要在参议院中保持南部和北部的这种均势，就必须扩展蓄奴领地；他还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南部借武力建立新的蓄奴州的做法是正当的。 最后，联邦南部真正的奴隶主的人数不超过30万人，是一个狭小的寡头统治，与之对立的是好几百万所谓“白种贫民”（poorwhites），这些白种贫民的人数由于地产的集中而不断增长，而他们的处境也只有罗马帝国极度衰微时期的罗马平民才可比拟。只有靠取得新的领地和有希望取得新的领地，以及靠海盗式的远征，才能调和这些“白种贫民”的利益与奴隶主的利益，把他们的热烈的事业欲引到一个无害的方向，并且用他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奴隶主的希望来羁縻他们。 因此，把奴隶制度严格地限制在其旧有地区之内，由于经济规律，势必使奴隶制度逐渐消亡，使蓄奴州通过参议院所行使的政治领导权归于消灭，最后，势必使奴隶主寡头集团在他们本州内部处于“白种贫民”的威胁之下。所以，共和党人提出应当用法律完全禁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展的原则，就等于要从根割断奴隶主的统治。因此，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才必然导致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公开斗争。但是，这次选举胜利本身，如前所述，则是民主党阵营内的分裂所促成的。 保卫堪萨斯的斗争已经引起了蓄奴党和它的同盟者北部民主党人之间的分裂。到186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这个争端又更加深入地再度爆发了。以道格拉斯为候选人的北部民主党人主张，各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应取决于垦殖者多数的意志。以布雷金里季为候选人的蓄奴党坚决认为，美国宪法已经使奴隶制度合法化了，最高法院对此已经作了解释；奴隶制度自身在一切领地内都是合法的，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移植。因而，共和党人是完全禁止增加蓄奴领地，而南部的党则要求占有共和国的全部领地，认为这些都是法律所保障的奴隶制的地盘。奴隶主以堪萨斯为例所做出的事情，即在中央政府协助下违反垦殖者自己的意志把奴隶制度强加于一个领地，现在被他们宣布为适用于联邦一切领地的法律。民主党的领袖们是不会作这种让步的，因为这样做只能使他们的队伍投到共和党阵营里去。另一方面，道格拉斯所提出的“垦殖者主权”，也不能使蓄奴党满足。蓄奴党想要实现的事情，必须于未来4年中在新总统任内实现；这件事只有借中央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不容再有拖延。奴隶主们并不是没有看到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力量，这就是西北部，它的人口在1850—1860年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大致已同蓄奴州的白人人口相；这个力量无论从传统、性格或生活方式上来说，都不会甘愿让别人把自己从一个妥协拖到另一个妥协，像东北部的旧有各州那样。对于南部来说，联邦仅仅在它把联邦权力交到南部手中做奴隶主政策的工具的情况下，才具有价值。如果不能这样，南部不如现在就决裂，否则，就得在4年之中坐待共和党的发展和西北部的兴起，然后在不利的条件下开始斗争。因此蓄奴党才把一切都投到赌注上来！当北部民主党人不愿继续扮演南部的“白种贫民”的角色的时候，南部便以分散选票让林肯取得了胜利，然后就以这个胜利作借口拔剑出鞘了。 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2000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探讨伦敦报界所说的，北部应当欢迎脱离，把它看做最有利的和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主张。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0月20日 载于1861年10月25日“新闻报”第29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注释： [178]马克思为“新闻报”撰稿是从本篇文章开始的。 “新闻报”（《Die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1848年至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该报是1848年7月作为温和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创办的，1848—1849年奥地利革命失败后曾暂时被封，这就使它得到了一些“反对派立场”的名声。六十年代初它在所有用德文出版的报纸中销路最广（3万订户）。它在这些年代大受欢迎的原因是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反波拿巴立场以及它反对奥地利政府的反动对内政策的言论。从1856年起，德国政论家麦·弗里德兰德参加“新闻报”为该报编辑之一；他早先出版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马克思曾在1855年期间作为该报驻伦敦通讯员为它撰稿。“新闻报”的编辑部一再企图拉马克思来为该报撰稿。1861年10月，在“新闻报”开始反对奥地利施梅林的假立宪派的政府之后，马克思才最后同意。 马克思在“新闻报”上的文章——编辑部在发表时通常都注有：“本报伦敦通讯员”或“特约通讯员”——接触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国际国内政策的所有重要问题，并向奥地利和德国读者介绍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和民主运动。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的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论述美国内战及其对欧美各国的局势的影响的。评述军事行动，马克思照例都是运用恩格斯供给他的材料。马克思为“新闻报”撰稿持续了一年多。在这一时期，该报共登载了马克思的52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同恩格斯合写的，有一篇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的文章和通讯有相当多一部分未被报纸编辑部刊载。这是马克思在1862年底停止为该报写文章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写作“北美内战”一文，看来早在1861年6—7月，即当他收到弗里德兰德关于为“新闻报”写稿的建议的时候就已开始。同时，“美国内战”一文基本上也已写好，这篇文章同样也于1861年10月寄往编辑部。——第346页。 [179]指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废除1828年和1832年的联邦关税法令（见注158）。——第347页。 [180]凡尼耳会堂是1742年商人凡尼耳献给波士顿城的一所大厦。在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见注123）时期美国爱国者常在这里举行大会。——第348页。 [181]1787年颁布的大陆会议法令规定，俄亥俄河西北的各个领地在居民人数达到6万时，就可以以州的资格参加联邦，与旧有各州享受同等的权利。——第349页。 [182]德雷德·司各脱案件，见注152。——第350页。 [183]指逃亡奴隶法（FugitiveSlaveAct），1850年9月由美国国会通过，作为对1793年的逃亡奴隶引渡法的补充。根据这个新法律，在所有各州任命了追捕奴隶的特派官员。捕到一个黑人，并判他重做奴隶，可得奖金10美元。如果把一个被抓的黑人开释，只能得到5美元。北部各州当局和居民必须给予特派官员以一切协助。违反法律则判处罚金1000美元和6个月徒刑。该法律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使废奴运动加强，因而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事实上就已行不通，最后于1864年被废除。——第351页。 [184]无偿分配国家所有的西部自由土地，乃是1848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群众性的民主主义的农民政党的党员——自由土地党人的基本要求之一。自由土地党人还要求在夺自墨西哥的新领地上禁止奴隶制，禁止把这些土地卖给大土地所有者和投机家。自由土地党人的要求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中遭到各蓄奴州代表的一贯反对。例如，1854年第一次在国会中付诸表决并被众议院通过的宅地法案，就被参议院否决了。当1860年国会两院终于通过一项关于移民缴纳较小的一笔土地开垦费的法案时，布坎南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第351页。 [185]奥斯坦德宣言，见注151。——第351页。 [186]契瓦沃、科阿韦拉和索诺拉是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北方州，是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侵略野心的对象。——第351页。 [187]1787年的美国宪法使黑奴制度在它已经存在的各州合法化，允许在宪法通过时起20年的期限内向这些州自由输入奴隶。到1807年3月2日国会才通过了禁止从非洲或其他国家向美国输入奴隶的法律。1808年1月1日生效的这个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止奴隶买卖的措施，其中包括没收运送奴隶的船只及其所有货物。但是，法律实际上常被破坏，因而私贩奴隶有了广泛的发展。结果，在美国内战前的一些年代里，黑人的输入反而有增无已。——第351页。 [188]指支援堪萨斯移民协会，它们是1854—1855年期间在北部和西北部许多州（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伊利诺斯等）先后成立的。第一个支援协会在1854年4月成立于马萨诸塞州。协会规定自己的任务是制止把奴隶制扩展到美国新领地并协助自由小农移居堪萨斯。协会从事的工作有：招集和资助移民，运送农具和设备到堪萨斯，为迁移者建筑公寓，供给他们粮食、衣服、药品等等。此外，协会还运送武器到堪萨斯。 支援运动在1856年夏天由于堪萨斯武装斗争（见注153）激化而达到最高潮。1856年7月在布法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但是，由于运动参加者的成分不一，几番尝试想按照一个统一计划援助堪萨斯都未能成功。协会的活动对国内的舆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推动了组成共和党的力量的集结。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协会从事往俄勒冈州和佛罗里达州移民的工作。协会存在到1897年。——第352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的舆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英国的舆论 1862年1月11日于伦敦 “特伦特号”事件和平解决[276]的消息受到了广大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种情况确凿地证明了前此所担心的战争不得人心，证明了对战争后果的恐惧。美国永远不应忘记：从这次冲突的开始直到终了，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由于他们进行了干预，所以尽管被收买的、不负责任的报界天天进行恶毒的煽动，但在这和平处于千钧一发的整个时期内，没有一次主张战争的集会能在联合王国召开成功。唯一的一次主张战争的集会是在“拉普拉塔号”抵达之后在利物浦交易所棉业交易厅中举行的，它是一个完全由棉花掮客自拉自唱的屋角会议。即使是在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态度也十分明朗，因而使个别要召开主战集会的人差不多在稍微有所打算的时候就马上放弃了自己的企图。 在英格兰、苏格兰或爱尔兰，无论什么地方召开群众集会，一律都是抗议报界的战争叫嚣和政府的邪恶阴谋，主张和平解决争端。最近有两次集会最能说明这种情况，一次是在伦敦的帕丁顿，另一次是在太恩河畔新堡。前一个集会热烈赞成华盛顿·威尔克斯先生的论点，即英国没有理由就南部特使被捕一事找岔子；新堡的集会则差不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说：第一，美国人的罪过仅仅在于合法地行使了搜查与拘捕的权利；第二，“特伦特号”的舰长应当因破坏女王所宣告的英国的中立而受惩处。 在通常的情况下，英国工人的做法怎样，是可以从全世界人民群众对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民政府应抱的自然的同情态度上测知的。可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国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都因南部被封锁而直接地、严重地受着苦难；另一部分，则由于对美贸易的削减而间接地遭受打击，人们还告诉他们这种削减是共和党人自私自利的“保护关税政策”造成的；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民主派周刊“雷诺新闻”已经把自己出卖给杨西先生和曼先生，每周都使尽它那恶臭的语言呼吁工人阶级为着自身的利益敦促政府对美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出于公正，也必须赞扬英国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尤其是把官方的和富裕的约翰牛的伪善、威逼、怯懦和愚蠢的行为拿来和这种立场作比较的时候。 人民群众现在的这种立场同他们在英俄冲突［注：克里木战争。——编者注］时所采取的立场是多么不同呵！那时，“泰晤士报”、“邮报”以及伦敦报界的其他黄裤奴都哭哭啼啼地要求和平，而它们碰到的却是遍及全国的许多大规模主战集会的斥责。现在它们嗥叫着要求战争，而回答它们的却是纷纷集会主张和平，谴责政府阴谋扼杀自由，谴责政府同情奴隶制度。这些舆论界的占星官在听到“特伦特号”事件和平解决时所露出的尴尬相实在是令人发笑的。 首先，它们必须庆贺自己在整整一个月当中每天都表现了庄重、理智、善意与温和。在“拉普拉塔号”到达之后的头两天，当帕麦斯顿忧虑是否能发掘出一个兴起争端的法律借口的时候，它们曾经是温和的。但是，一当王室法官们拼凑出了一个法律上的诡辩，它们就发出了自反雅各宾战争以来都未曾有过的叫嚷。英国政府的公文是在十二月初自昆兹敦城发出的，在一月初以前不可能指望得到华盛顿的正式复文。这一段时期所发生的新的事件都有利于美国。大西洋彼岸的报界的语调是平静的，虽然“纳希维耳号”事件[277]本来可能激起它的愤怒。业已肯定的一切事实，都说明威尔克斯舰长当时的行动是自作主张而采取的。华盛顿政府的处境很为难。如果拒绝英国的要求，就会使内战因外战而复杂化；如果让步，就会损害自己在国内的声望，显出自己是在外来的压力面前退让。这个政府处在这样困难的境地，同时，它又进行着一个凡不是公开的恶棍都不能不热烈同情的战争。 因此，从一般的审慎和通常的郑重来说，伦敦报界至少应该在英国提出要求到美国予以答复的这一段期间内努力克制自己，凡是能够激起愤怒、滋长敌意、使问题复杂化的话一概不说。然而不然！这个被报刊鉴定家威廉·科贝特称为“不可自制地卑鄙与下流的”报界，竟然夸赞自己曾经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慑于美国的团结，卑屈地忍受了历届维护奴隶制度的政府的屡次的轻蔑和侮辱；而现在，它们就怀着懦夫的狂喜心情，急切地要在为内战所困扰的共和党政府身上进行报复了。像这样自供卑劣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 黄裤奴之一，帕麦斯顿私人的Moniteur〔机关报〕“晨邮报”现在看到，它在美国报纸上被控告犯下了一桩最卑劣的罪行。根据控制着报刊的政治寡头们的通知，有一个消息一直小心地没有向约翰牛报道，这就是西华德先生不等罗素的公文到达就发表声明，否认华盛顿政府在威尔克斯舰长的举动中有任何参预。西华德先生的公文是12月19日到达伦敦的。12月20日，关于这一“秘密”的传言即在交易所传开。21日，黄裤奴“晨邮报”出来郑重声明：“所说的这件公文同我国邮船受辱一事毫无关系。” 在“每日新闻”、“晨星报”和其他伦敦报纸上，你可以看到相当尖锐地抨击黄裤奴的言论，但是你从这些报纸上却无法知道外界的人说些什么。外界的人说：“晨邮报”和“泰晤士报”像法国的“祖国报”和“国家报”一样，它们愚弄读者不仅是为了要在政治方面把他们引入迷途，而且也是为了要在交易所中把他们的钱搜刮上去交给自己的主子。 厚颜无耻的“泰晤士报”虽然清楚地知道它在这整个危机时期只不过使自己丢尽了脸，并且又一次证明了它自命能影响真正的英国人民纯属虚妄，但是今天却又玩弄了一个诡计，这个诡计在伦敦这里只能使人禁不住发笑，但是在大西洋彼岸可能被理解得不对。伦敦的“黎民百姓”，即黄裤奴所称呼的“暴民”，已经极其明确地表示——甚至已在报纸上透露——要用过去海瑙在巴克莱造酒厂所遇到的示威来接待梅森（顺便说一句，梅森还是帕麦斯顿的远亲，因为他的一位先人与威·坦普尔爵士的女儿结婚）、斯莱德耳一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娱乐。“泰晤士报”一想到会发生这样一件怕人的事就感到恐惧。它怎样试图来防止这件事呢？它劝告英国人民不要用任何公众欢迎仪式来麻烦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泰晤士报”知道，它今天的这篇文章将成为伦敦所有酒店中的笑料。但是不要紧！大西洋彼岸的人们或许会想，“泰晤士报”宽大为怀，使他们不致因梅森、斯莱德耳一行受到公众欢迎而难堪，而事实上“泰晤士报”只是想使这些先生们不致受公众的侮辱而已！ 在“特伦特号”事件悬而未决的时候，“泰晤士报”、“邮报”、“先驱报”、“经济学家”、“星期六评论”，总之是伦敦整个时髦的卖身投靠的报界，都曾竭尽全力要约翰牛相信，华盛顿政府即使愿意也不能维持和平，因为北部的暴民不会让它这样做，而联邦政府是一个暴民政府。现在事实本身就驳斥了这些先生们。那末，这些先生们是否要为自己恶意诽谤美国人民来赎罪呢？至少他们是否承认自己的错误——黄裤奴在大胆评论自由人民的行动时不能不犯的错误呢？根本没有！他们现在异口同声地说，美国政府没有预先做到英国要求的事情，没有在捕获南部叛国分子后马上就把他们交出来，因而错过了和解的好机会，这样就使它现在所做的让步失去了任何价值。说得太对了，黄裤奴！西华德先生在英国的要求到达之前就已经宣布不同意威尔克斯的行动，并且立即声明愿意走和解的道路；而你们在与此类似的情况下是怎样做的呢？当“利奥波德号”借口强征美国船只上的英籍船员服兵役——这个借口根本不符合海上交战国权利的规定，它是对一切国际法的明目张胆的、凶恶粗暴的违犯——，炮击“切萨皮克号”，打死船员6人，打伤21人，并捕去“切萨皮克号”上被诬指为英籍的人的时候，英国政府是怎样做的呢？这次非法暴行发生在1807年6月20日。而真正的赔偿、交还船员等等，则在1812年11月8日即5年之后才有所提议。不错，英国政府曾经即时声明自己与舰队司令贝克莱的行动无关，像西华德先生声明与威尔克斯舰长的行动无关一样；但是，为了惩处这位舰队司令，英国政府却把他从一个较低的职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上去了。 英国在颁布枢密院敕令时曾明白地承认：这些敕令是侵犯中立国权利特别是侵犯美国权利的，但是它不得不实行这些法律作为对拿破仑实行报复的措施；一旦拿破仑取消了他侵犯中立国权利的措施，英国也将欣然取消这些敕令。拿破仑在1810年春取消了涉及美国的这些措施，而英国则继续坚持自己直认不讳的对美国海上权利的侵犯。这种情况从1806年持续到1812年6月23日，即到1812年6月18日美国对英国宣战之后才告结束。由此可见，在6年当中，在这件事情上，英国还不是拒绝对公开侵犯别国权利予以赔偿，而是拒绝停止这种侵犯。而这些人今天竟然还谈论美国政府错过了什么好机会！不论错还是对，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还被捕者的方式来支持一个以虚假的技术性过失和单纯的手续错误为依据的指控，对英国政府来说都是一种怯懦行为。美国政府也许会认为需要答应这种要求；但是它没有任何理由要先一步做到这些。 “特伦特号”的冲突现在虽然这样解决了，但潜伏在这整个争端下面的问题，并且有可能再发生的问题，即一个海上强国作为交战国家对中立国家的权利问题，并没有因而得到解决。如果你们允许，我将在此后的一篇通讯中阐明这个问题。现在只请让我补充一点。在我看来，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为联邦政府帮了很大的忙。在英国本来有一个很有势力的主战派，这个主战派或者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或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心希望发生同美国的战争。“特伦特号”事件使这一派受到了考验。它没有经得起这个考验。战争的狂热在一个小问题上没有得到满足，气已经泄尽；寡头政治的疯狂叫嚣引起了英国民主派的疑虑；同美国有联系的英国各大集团表示了反对；工人阶级明白了美国内战的真实性质；最后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帕麦斯顿不受议会监督而独断统治的危险时期正迅速告终。这个时期曾是英国可能冒险而为奴隶主进行战争的唯一时机。现在这一点已经谈不上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月11日 载于1862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9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276]美国政府力求避免对英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在1861年12月25—26日会议上通过决议，释放在“特伦特号”轮船上捉到的同盟特使梅森和斯莱德耳。1862年1月初，斯莱德耳和梅森及其秘书被送到英国轮船上。罗素在获得这一消息之后声明英国政府感到满意，并认为“特伦特号”事件已经解决。——第463页。 [277]“纳希维耳号”事件，见注256。——第465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 1861年12月7日于伦敦 大西洋这一边的美国的友人们，都怀着不安的心情，希望联邦政府采取和解的步骤。他们之所以抱着这种希望，决不是由于他们同意英国报刊在一个战时事件上的疯狂叫嚣；这个事件，即使根据英国王室法官们的意见，也已经成为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并且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概括起来：违反国际法是因为威尔克斯舰长没有把“特伦特号”及其货载、乘客与特使一齐捉走，而仅仅捉走了特使。对这个伟大的共和国抱有善良愿望的人们之所以不安，也不是由于他们担心：尽管内战使美国的力量增强，但归根到底它仍然敌不过英国；尤其不是由于他们想使美国在这严酷的考验时刻放弃，即使是极短暂地放弃，它在国际会议上所据有的足以自豪的地位。他们的动机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 首先，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镇压叛乱和恢复联邦。奴隶主和他们在北部的走狗的最大愿望，一直就是把美国拖入与英国的战争。战争一旦爆发，英国第一步就要承认南部同盟，第二步就是结束封锁。其次，无论哪一个将军，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决不会在敌人所选择的时间和条件下应战的。 深得帕麦斯顿信任的“经济学家”杂志说：“对美国作战将永远成为英国历史上最痛心的事件之一；但是，如果这场战争不可避免，那末，现在的时期是战争使我们受到最小损害的时期，而且是在我们的共同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可以使我们得到意外的、部分的补偿的时刻。” 正是这种可以说明英国为什么急欲在这个“仅有的时刻”抓住一个勉强的战争借口的原因，应该使美国抑制自己，不在这个“仅有的时刻”来提供这样的借口。你总不能为了使你的敌人受到“最小的损害”而去打仗，更不能为了通过战争给敌人“意外的、部分的补偿”而去打仗。时机完全对一方有利，对你的敌人有利。 难道要进行费力的推理，才能证明一个国家在国内战争正激烈的时候最不宜于对外作战吗？在别的任何时候，英国的商人阶级是会怀着最大的恐惧来看待对美战争的。而现在则相反。几个月以来，商界的很大一部分而且是有实力的一部分人一直力促政府用强力打破封锁，从而使英国工业的一个主要部门得到原料的供给。害怕英国对美出口贸易减少的恐惧心理，由于减少已成事实，也失去了它的作用。“经济学家”杂志写道：“它们<北部各州>是坏主顾，并不是好主顾。”一向由英国商界主要通过承兑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期票而给予美国的巨额借贷，已经减少到大约只有1857年的五分之一。最后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在国内陷于破产、瘫痪，在国外困难重重的十二月政变的法国，会把英美战争看做一个真正的天赐良机来抓住；它为了换取英国在欧洲对它的支持，将竭尽全力在大西洋彼岸支持“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只要看一看法国的报纸就知道了。它们正体贴入微地关怀“英国的荣誉”，怒气冲冲地激烈论证英国必须报国旗受辱之仇，并且卑劣地诽谤美国的一切，——这一切如果不是既可笑又可恶的话，是确实很可惊的。最后，如果美国在这件事情上让步，也丝毫无损于自己的尊严。英国现在所指责的，不过是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只是技术上的过失，这种过失是英国在历次海战中不断犯过而美国一直抗议的，麦迪逊总统在他1812年宣布对英作战的咨文中也曾经详述这种情况，称之为最令人震惊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之一[251]。如果替美国作辩护，可以说它是用英国的办法对付英国，那末，它现在气度恢宏地拒绝对一个美国舰长自作主张的行动负责，拒绝对这种一向被美国斥责为英国海军的一贯的僣越行为负责，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事实上，这样做的好处完全在美国一方：一方面，英国不得不承认美国有权捕获一切为同盟服务的英国船只并交付美国战利品裁判所处理；另一方面，英国也不能不在全世界面前实际上永远放弃它在1814年缔结根特和约时和1842年阿希伯顿勋爵与韦伯斯特国务卿进行谈判时[252]都不愿放弃的那种要求。由此可见，问题就成为这样：您是想使这个“不幸事件”变得有利于您自己呢，还是因一时激动而眼光迷乱，使它有利于您的国内外敌人？ 从一周以前我向贵报寄出那篇通讯［注：见本卷第416—421页。——编者注］以来，英国的统一公债券又进一步跌落，较上星期五降低2％，现时的兑现价格是893/4％—897/8％，兑成1月9日的期票则为90％—901/8％。这个牌价相当于英俄战争［注：克里木战争。——编者注］头两年间英国统一公债券的牌价。这次跌落的原因，总起来说，是由于最近邮班递来的美国报纸被人作了要战争的解释，由于伦敦报刊使用了激怒的语调（持续了两天的克制态度不过是奉帕麦斯顿之命有意做出来的伪装而已）；另外，也是由于往加拿大派军队，出告示禁止输出武器与火药原料；最后，是由于每天都有耀武扬威的谈话，说是各船坞和海军兵工厂正从事大规模的战争准备。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帕麦斯顿要找一个合法的借口对美国作战，但是在内阁会议上，他遇到了格莱斯顿和米尔纳·基卜生先生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康瓦尔·路易斯爵士的极其坚决的反对。支持这位“高贵的子爵”的是他手中的下贱的工具罗素和整个辉格党集团。如果华盛顿政府提供他们所期望的借口，现内阁就会垮台，被一个托利党政府代替。关于这样一个变化的准备步骤，帕麦斯顿和迪斯累里已经谈妥了。这就是“先驱晨报”和“旗帜报”狂叫战争的由来，这些饿狼正在嚎叫着期待从施赈官手里得到垂涎已久的残羹。 回忆几件事情，便可以看清帕麦斯顿的阴谋。他从利物浦的来电中得知亚当斯先生将于5月13日晚间到达伦敦的消息之后，在5月14日早晨就坚决主张发布承认脱离派为交战一方的文告。他同自己的同僚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派军队3000人去加拿大，这支军队如果要想用来防守1500英里的边界是少得可笑的，但是如果用来鼓舞叛乱和激怒联邦，这却是一个狡猾的手段。他在几个星期以前曾怂恿波拿巴提议对这个“自相残杀的战争”联合进行武装干涉，并且在内阁会议上支持这个计划，只是因为他的同僚反对才未能实行。于是他和波拿巴就去干涉墨西哥，作为一种pisaller〔下策〕。这一军事行动所追求的目的有二：激起美国人的正当的愤怒，同时造成一个派遣舰队的借口，这支舰队，用“晨邮报”的话说，随时准备“去执行华盛顿政府的敌对行为迫使我们在北大西洋海上执行的任何任务”。 在这次远征发动的时候，“晨邮报”同“泰晤士报”一起，加上其他较小的一群帕麦斯顿的报界奴仆都曾表示，这是一个出色的行动，而且也是一种人道的事业，因为这将使蓄奴州同盟受到两面夹攻：一面是反对奴隶制度的北部，另一面是反对奴隶制度的英、法的军队。但是，这同一家“晨邮报”，这个可笑地混合了詹金斯和罗多芒特于一身，既能奉承又善吹嘘的报纸，在杰弗逊·戴维斯的演说词［注：指杰·戴维斯就南部同盟特使被捕一事发表演说，挑拨英国反对美国北部。——译者注］发表以后，在今天这一号上又说了些什么呢？请听听帕麦斯顿的这个宣谕官的话吧： “我们必须注意这次干涉，它可能是一个在相当时期内无所作为的行动；北部的政府隔得太远了，不可能实际参预这件事情，而南部同盟则相反，它同墨西哥有很长一段地方接壤，因而它对反叛运动的发起者持友好态度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北部的政府一贯嘲骂我们的中立，而南部则以政治家风度与温和态度承认中立是我们对双方所能做的一切。所以无论是从我们在墨西哥的任务来看，或者是从我们与华盛顿政府的关系来看，南部同盟的友好的自重态度都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 我可以指出，“北方报”——一家俄国报纸，因而也了解帕麦斯顿计划的内情——在12月3日暗示：远征墨西哥的计划自始就不是为了官方宣布的目的，而是为了一个反对美国的战争。 司各脱将军的信[253]对舆论甚至对伦敦交易所都发生了这样一种有益的作用，以致使唐宁街和土伊勒里宫的阴谋家们认为有必要把“祖国报”放出笼来，让它装出一副获有来自官方的消息的神气，说什么从“特伦特号”上逮捕南部特使是直接得到华盛顿政府批准的。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7日 载于1861年1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6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251]指美国总统麦迪逊于1812年6月1日致国会的咨文，咨文谴责英国对美国的敌视行动，特别是捕捉美国船上的海员和封锁美国大西洋沿岸。咨文建议回击这种行动。不久，在1812年6月18日，美国国会便向英国宣战（见注221）。——第439页。 [252]根特和约，见注221。 1842年英国代表阿希伯顿勋爵和美国代表韦伯斯特进行了谈判，结果于1842年8月9日签订了关于美国和英属美洲领地之间的疆界、关于禁止奴隶买卖和关于引渡逃犯的条约。但是，这一条约没有限制英国搜查有贩卖奴隶嫌疑的美国船只的权利。——第439页。 [253]指美国将军温菲尔德·司各脱发表在1861年12月6日的“泰晤士报”上的信。司各脱叙述了自己对“特伦特号”事件的态度，声明美国任何人都不愿意与英国作战，并主张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第441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 1861年11月30日于伦敦 自从对俄国宣战那个时候以后，我还没有看见过一次遍及英国社会一切阶层的激动能够比得上这次由“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所引起的激动。“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是在本月27日由“拉普拉塔号”带到南安普顿的。经过电报传递，在下午2时左右，关于这个“不幸事件”的消息已经在英国所有交易所的新闻室中张贴出来。一切商业证券都下跌，只有硝石价格上涨。统一公债券跌落了0．75％；而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则规定，来自纽约的船只，要缴纳5基尼的战争保险金。到了晚上，伦敦流传着十分热闹的谣言，说美国公使的出境护照已经即时交给他了，已经下令立即扣押在联合王国港口的一切美国船只了，等等。脱离派的朋友们利物浦棉商利用这个时机，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在交易所的棉业交易厅里举行了一次抗议会，会议的主席是一本替南部同盟说话的内容暧昧的小册子的作者斯宾斯先生。“特伦特号”船上的海军部代表，随“拉普拉塔号”到达的海军准将威廉斯，立即被召赴伦敦。 第二天，11月28日，伦敦报纸一般都显示出一种温和的语调，与前一天晚上政客和商人的极大激动形成一个奇怪的对照。“泰晤士报”、“晨邮报”、“每日电讯”、“晨报”和“太阳报”[229]这些帕麦斯顿的报纸，都接到了要缓和而不要更激动的命令。“每日新闻”虽然严厉谴责了“圣贾辛托号”的行动，但它的目的显然是为自己洗刷抱有“北方佬的偏见”的嫌疑，而不见得是要抨击联邦政府；约翰·布莱特的报纸“晨星报”[230]则不对这一“行动”是否策略和是否明智的问题作任何判断，而只为其合法性作辩护。只有两家报纸是伦敦报界一般趋向中的例外。“先驱晨报”和“旗帜报”是名称不同而实际上是一家的报纸，这两家的托利党文人幸災乐祸地尽情叫嚣，以为终于把“共和党人”拿住，找到一个现成的casusbelli〔宣战的理由〕了。支持这些文人的报纸只有一家，即“纪事晨报”[231]，这家报纸多年来曾经先后把自己出卖给毒药杀人犯帕麦尔和土伊勒里宫，企图以此来延长它那屡遭变故的生命。由于主要的报纸语调温和，交易所的激动就大大平息了。同一天，11月28日，海军准将威廉斯前往海军部，报告了在旧巴哈马海峡发生的事件的情况。他的报告，连同在“特伦特号”船上的官员们的证词，立刻被呈交王室法官，这些法官们的意见到夜晚已正式转给帕麦斯顿勋爵、罗素伯爵和其他政府成员考虑。 11月29日，可以看到官方报纸的语调稍有一些变化。人们开始知道了，王室法官们根据一些技术上的理由宣布“圣贾辛托号”巡航舰的行动非法，内阁在此之后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由下一班航轮把训令送交莱昂斯勋爵，责成他按照英国法官们的意见办事。于是，在各主要商业处所——交易所、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耶路撒冷公司、波罗的海公司等等，激动又以加倍的力量重新开始，并且在另一个消息的影响下更形加剧，这个消息说，原定运往美国的硝石已在启运的前一天停止运出，海关于29日接到命令：除极为特殊的情况外，禁止将这一商品向任何国家输出。英国的有价证券再度跌落了0．75％，整个证券市场一度呈现一种真正的恐慌，任何有价证券都做不成交易，同时，一切物价都严重地跌落。下午，由于若干传闻，主要是由于传闻亚当斯先生已经表示华盛顿政府将不会对“圣贾辛托号”的行动负责，交易所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11月30日（今天），所有伦敦的报纸，除开“晨星报”这个唯一的例外，都提出了一个抉择：或者是华盛顿政府履行赔偿，或者是——战争。 在叙述了自“拉普拉塔号”到达直至今天的事变的一般进程之后，我现在要谈一谈各种意见。自然，对于在英国邮船上逮捕南部的特使的问题，不能不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法律方面，一是策略方面。 关于这件事的法律方面，保守党的报纸和“纪事晨报”所提出的第一个难题是：美国从未承认南部脱离派为交战国，因此，美国对他们就不能妄用交战国的权利。 这一个诡辩立刻就被官方报纸自己抛弃了。 “泰晤士报”说：“我们已经承认南部同盟各州为一个交战国，而且当时机来到时，我们还要承认它们的政府。因此，我们已经把中立于两个交战国之间的国家所有的义务与不便承担起来了。” 所以，不论美国是否承认同盟是交战国，它都有权坚持要求英国承担一个中立国在海战中的一切义务与不便。 结果，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报纸以外，整个伦敦报界都承认“圣贾辛托号”有权对“特伦特号”进行检视、查验和搜查，以便确定它是否载有属于“战时禁运品”的物资或人员。“泰晤士报”曲曲折折地说什么英国的判例法“是在与现时发生的情况极不相同的情况下产生的”，“当时轮船还不存在，还没有载运对世界各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信件的邮船”，“我们（英国人）当时是为生存而战，因而在那时候做了我们不会容许别人去做的事情”等等，都是不能认真看待的。帕麦斯顿私人的Moniteur〔机关报〕“晨邮报”在同一天说，邮船就是商船，所以它不能享有军舰和运输舰的搜查豁免权。“圣贾辛托号”的搜查权，事实上已为伦敦报界和王室法官所承认。至于说“特伦特号”不是从一个交战国口岸开往另一个口岸，相反地是从一个中立口岸到另一个中立口岸的反对论点，也因为曾经有斯托威耳勋爵的判例，即搜查权的成立是要确定船只的目的地而站不住脚了。 其次，发生了这个问题：“圣贾辛托号”对“特伦特号”船头发出一阵射击，接着又发出一颗炮弹在它近旁爆炸，这是否违反了在行使检验搜查之权时应当遵守的惯例与礼节呢？伦敦报界一般都认为：既然事件的详情迄今只是从当事双方的一方的证词中得到的，这种小问题不能影响英国政府将要做出的决定。 “圣贾辛托号”所行使的搜查权是这样被承认了，那末，它所搜查的是什么呢？是它怀疑“特伦特号”可能载运的战时禁运品。什么是战时禁运品呢？交战国政府的公文是否算战时禁运品呢？携带这种公文的人员是否算战时禁运品呢？如果对这两个问题都做了肯定的回答，那末，假使这些公文及其携带者是在从一个中立口岸到另一个中立口岸去的商船上发现的，他们仍然是战时禁运品吗？伦敦报界承认：大西洋两岸最高司法当局的判例是如此矛盾，既可以用来证明肯定的答案，也可以用来证明否定的答案，看起来都正当合理，所以，无论如何，一个有利于“圣贾辛托号”的primafacie〔初步〕案件是成立了。 王室法官们也同意英国报界的这种流行的意见，他们也已经完全放下了问题的实质，只谈形式方面。他们断言，国际法实质上并没有被违反，而只是形式上被违反了。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圣贾辛托号”错在自己作主逮捕了南部的特使，而没有把“特伦特号”带到联邦的某一港口，把这个问题交付联邦的战利品裁判所，因为任何武装的巡航舰都没有权利做海上的法官。“圣贾辛托号”违反了手续——这就是王室法官们所归罪于它的一切。据我看，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要搜求先例，表明英国也曾违反过海上法的手续，那可能是很容易的；但是，决不能容许以违反法律来代替法律本身。 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英国政府所要求的赔偿，即送还南部的特使，是否可以根据英国人自己称为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违法行为来断定其为合理呢？关于这一点，伦敦坦普尔法学院的一位法学家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写道： “如果这个案件对我们并不是有利到下述这种程度，使我们能够指责美国法院对该舰的判决是显然违反国际法，那末，那位美国舰长的行为虽不合规定，即让‘特伦特号’驶往南安普顿，倒是显然符合‘特伦特号’的英国船主和英国乘客的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把一件实际上对我们有利的手续上的错误，当做兴起国际争端的借口吗？” 不过，如果说，美国政府应当同意（据我看应当如此）威尔克斯舰长是违反了（形式上或实质上）海上法，那末，为了本国的名誉和利益，美国政府就不必再在应当给予受损一方的赔偿的条件问题上过分计较了。美国政府应该记住：如果把美国拖入与英国的战争中，那就是成全了脱离派；这样的一场战争对于正处在困难情况下的路易·波拿巴将是一种天赐的幸运，因而必将得到法国官方的全力支持；最后，由于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海面的一些据点驻扎着英国人指挥的武装力量，再加上远征墨西哥的兵力，英国政府将拥有一支具有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 至于在巴哈马海峡进行搜捕一事的策略方面，不仅英国报界，而且欧洲报界，都一致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奇怪行为表示困惑不解，不知道它为什么当杨西先生和曼先生正在伦敦昂然阔步的时候，竟为了取得梅森、斯莱德耳之流的躯体而惹起这样大的国际危险。“泰晤士报”的确说得对： “即使西华德先生本人也一定知道：在伦敦和巴黎的人们听来，这些南部的特使们从监禁中发出来的声音比他们如果从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所能发出的声音要雄辩一千倍。” 美国的人民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曾经慷慨地同意限制自己的自由，这回一定能够同样愿意公开承认和慎重补救这个国际上的失策，来赢回英国的舆论；而为这个失策辩护，则可能使叛乱分子的最狂妄的希望得以实现。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30日 载于1861年12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6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229]“晨报”（《TheMorning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六十年代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 “太阳报”（《TheSun》）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从1798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417页。 [230]“每日新闻”（《TheDailyNews》）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 “晨星报”（《TheMorning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从1856年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417页。 [231]“纪事晨报”（《TheMorningChronicle》）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1770年至1862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派的机关报。——第417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对墨西哥的干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对墨西哥的干涉 1861年11月8日于伦敦 正在策划中的英法西三国对墨西哥的干涉，我认为是国际史上最凶恶的勾当之一。这是一个真正的帕麦斯顿牌的阴谋，其目的之疯狂与手段之愚笨使外行人感到惊愕，因而看起来似乎与这个老阴谋家出名的能干很不相称。 路易·波拿巴为了取悦法国公众，不得不经常准备许多花样，远征墨西哥完全有可能是其中之一。西班牙由于最近在摩洛哥和圣多明哥的廉价胜利冲昏了它那一向就很脆弱的头脑，的确也梦想恢复自己在墨西哥的统治。但是，也没有疑问，法国的计划还远未成熟，而且法国和西班牙都极力反对在英国领导下联合远征。 9月24日帕麦斯顿的私人的Moniteur〔机关报〕伦敦“晨邮报”首先详细报道了根据一项条约的条款而拟出的联合干涉的计划，这项条约，据该报报道，是英法西三国刚刚缔结的。这一番话刚刚传过拉芒什海峡，法国政府就通过巴黎“祖国报”指斥这是绝对的谎言。9月27日，帕麦斯顿的国家机关报伦敦“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首次打破了它对于这个计划的缄默，反驳了“祖国报”，不过没有提它的名字。“泰晤士报”甚至断言：罗素伯爵曾把英国方面干涉墨西哥的决定通知法国政府，而且图温奈尔先生已经答复，说法国皇帝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现在轮到西班牙。马德里一家半官方的报纸肯定西班牙有干涉墨西哥的意图，但同时却否定了与英国联合干涉的说法。Dementis〔辟谣声明〕还在一个接着一个发表。“泰晤士报”还肯定地说：“这次远征已经获得美国总统的完全同意。”而美国所有的报纸在谈到“泰晤士报”的文章的时候，一直都在否认这种断言。 所以，显而易见，而且“泰晤士报”也明白承认，现在这种形式的联合干涉，是英国牌的——也就是帕麦斯顿牌的。西班牙是由于受到法国的压力而被迫附和；法国的参加则是由于它得到了在欧洲政治方面对它所做的让步。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巧合：“泰晤士报”在11月6日的同一号报纸上，一方面报道了在巴黎缔结了联合干涉墨西哥的协定的消息，同时发表了一篇社论，用蔑视和傲慢的态度，对待瑞士就不久以前本国领土被侵，即法国军队侵入达普谷地而提出的抗议。作为参加远征墨西哥的报偿，路易·波拿巴在阴谋侵略瑞士方面，可能还会在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已经得到了carteblanche〔行动自由〕。在这些问题上，英法之间在9月和10月一直进行着谈判。 在英国，除了墨西哥债券持有人以外，是没有人愿意对墨西哥进行干涉的，而这些债券持有人也从来说不上能够夸口对舆论有什么影响。因此，要把帕麦斯顿的计划直接塞给公众是有困难的。其次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些互相矛盾的说法使英国大象糊涂起来，这些说法是同一个制造场用同样的材料炮制的，只不过在使用时分量有所不同而已。 “晨邮报”9月24日宣布：“在墨西哥”不会有“夺取领土的战争”，唯一的问题是对墨西哥的国库提出要求；而“把墨西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和已经确立了的政府来与之交涉是不可能的”，因此，“墨西哥的主要港口将暂时被占领。这些港口的关税收入将加以管制”。 与此相反，“泰晤士报”9月27日声称：“对于欺诈，对于抵赖，对于一个破产的国家不讲信义、无耻地用立法的办法掠夺我国同胞而无法补救的事情，我们已经由于长期容忍而有了锻炼了”，所以，“对英国债券持有人私人的劫夺”，实际上并不像“晨邮报”所说的那样是这次干涉的根本原因。“泰晤士报”enpassant〔顺便〕提到，“墨西哥的首都是十分有益于健康的，如果有必要推进那么远的话”，不过“泰晤士报”却希望，“单单是联合舰队出现在墨西哥湾并占领某些港口，就会促使墨西哥政府作新的努力来维持和平，并且使在野分子恪守比较具有宪法精神的反对派形式，而不是采用盗匪手段”。 看起来，照“晨邮报”的说法，发动这次远征是因为“墨西哥不存在政府”，而照“泰晤士报”的说法，发动这次远征却是为了鼓励与支持现存的墨西哥政府。夺取领土和管制收入，的确是一个最希奇的、绝无仅有的用来巩固一个政府的手段。 “泰晤士报”和“晨邮报”发出暗示之后，约翰牛随即被转交给政府的第二流宣谕官，他们不停地用同样矛盾的话把他折磨了4星期之久，直到舆论对联合干涉墨西哥的观念终于变得十分熟习为止，尽管仍然小心地使它对远征的目的与意图茫无所知。最后，和法国的谈判结束了，“机关报”向公众报告进行干涉的三强已于10月31日签订协定，而“辩论日报”[205]（它的一个所有人已被任命为法国远征舰队的一艘军舰的舰长）则告诉全世界，不会进行永久性的领土征服；只将占领委拉克路斯和墨西哥海岸的其他地点；并决定如果当地政府不愿满足干涉军的要求就进攻首都，而且，应向墨西哥共和国输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泰晤士报”在它9月27日第一次发表言论以后，似乎已经忘记了墨西哥的存在，但现在它又出来了。凡是不了解它和帕麦斯顿的联系，不知道它原先推荐过帕麦斯顿的计划的人，一定会认为“泰晤士报”今天的这篇社论是对整个这次冒险进行最尖锐无情的讽刺。这篇社论开头就说：“这次远征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往后它又说这是一件奇异的事情）。 “三个国家联合起来迫使第四个国家按规矩办事，而它们所采取的方式主要不是战争，而是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 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这完全是神圣同盟的口吻，以不干涉原则自傲的英国用这种口吻说话确实惊人！然而为什么不用“战争的方式和宣战的方式以及国际法的其他一切规定”，而用了一个“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呢？“泰晤士报”说，因为“墨西哥不存在政府”。而这次远征的公开声言的目的是什么呢？“向墨西哥的合法当局提出要求”。 参加干涉的三强所诉说的仅有的理由，以及使它们的敌对行动能够稍稍有所凭借的仅有的借口，是很容易概述的。这就是债券持有人的金钱要求以及据说是英法西三国臣民所遭受的一连串的人身侵犯。这也就是最初“晨邮报”提出的进行干涉的理由，也是不久以前约翰·罗素勋爵接见英国的墨西哥债券持有人的代表时正式承认过的理由。今天的“泰晤士报”说： “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已经协议进行远征，以迫使墨西哥偿还它的明文规定的债务和保护各该王国的臣民。” 可是，“泰晤士报”的文章写下去却变了方向，它叫道： “……毫无疑问，我们至少会获得对我们的金钱要求的承认，其实，一艘英国巡航舰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得到这种赔偿。我们也可以确信，所犯下的更无耻的暴行将要用更直接和更多的赔偿来了结；但是很明显，如果要实现的只是这些，我们完全不需要采取像现在所提议的这种极端手段。” 总之，“泰晤士报”这样噜噜嗦嗦地承认，原先提出的远征的理由都是表面的借口；为了获得赔偿，根本没有必要采取现在这样的步骤，因此，“承认金钱要求和保护欧洲臣民”事实上与当前对墨西哥的联合干涉全然无关。那末，它的真实的目的和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在深入到“泰晤士报”往后的说明之前，我们要enpassant〔顺便〕指出另外一些它小心翼翼避免提到的“奇异的事情”。首先一件真正“奇异的事情”是，西班牙——不是别的国家，恰恰是西班牙——竟然变成了保护神圣的外国债权的十字军战士！而上星期日的“星期日邮报”[206]已经力促法国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强迫西班牙偿付“它无限期拖延的对法国债券持有人的旧债务”了。 第二件更大的“奇异的事情”是，同一位帕麦斯顿勋爵，据约翰·罗素勋爵最近宣告，是正在准备进攻墨西哥，使墨西哥政府向英国债券持有人还钱的，然而，就是这位帕麦斯顿本人，曾经自愿地，而且不顾墨西哥政府的意愿，牺牲了有条约规定的英国的权益和墨西哥给英国债权人的抵押。 根据1826年和英国签订的条约，墨西哥承担了不容许在当时属于它的任何领土上建立奴隶制度的义务。根据同一条约的另一款，它把得克萨斯的4500万英亩公有土地抵押给英国，作为从英国资本家取得的债款的担保。而帕麦斯顿在10年或12年之后以仲裁人的资格进行干预，站在得克萨斯一边反对墨西哥。在当时他和得克萨斯订立的条约中，他不仅牺牲了反对奴隶制度的宗旨，而且也牺牲了所抵押的公有土地，从而剥夺了英国债券持有人所得到的担保。墨西哥政府当时曾经提出抗议，但与此同时，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科·卡尔洪却开了这样一个玩笑：他通知圣詹姆斯内阁说，如果把得克萨斯合并于美国，那末，英国内阁想“看到在得克萨斯废除奴隶制度”的愿望就可以十分圆满地实现。英国的债券持有人由于帕麦斯顿自愿地牺牲了1826年的条约为他们所取得的抵押，事实上已经失掉向墨西哥提出要求的任何权利。 但是，伦敦“泰晤士报”既然承认这次干涉同金钱要求或人身侵犯全然无关，那末，归根到底，究竟什么是它的真实的或诿称的目的呢？ “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是想建立一个新的神圣同盟，并且已经组成了一个武装的最高法庭来在全世界恢复秩序。“泰晤士报”写道：“必须把墨西哥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使它走上自治与和平的道路”。干涉者在那里“必须建立一个坚强而稳定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应当由“某个墨西哥政党”的成员组成。 但是，有谁能设想帕麦斯顿和他的喉舌“泰晤士报”真是把这次联合干涉作为达到上述目的，即在墨西哥消除无政府状态，建立一个坚强而稳定的政府的手段呢？“泰晤士报”根本谈不到抱有任何这种空幻的目的，它的9月27日的社论就曾明确地说： “我国和盟国之间唯一可能的分歧之点，就是共和国的政府问题。英国希望政权仍然保留在现时执政的自由党的手里，而法国和西班牙则有偏袒不久前被推翻的教权党统治的嫌疑……如果法国在旧大陆和新大陆都成了教士和盗匪的保护者，那的确是够奇怪的。” 在今天的社论中，“泰晤士报”用同样的精神继续进行论证，它用以下的几句话总括了自己的疑虑： “在分割了墨西哥的两党中，很难预期参加干涉的强国都能同意对其中任何一个党作出绝对的选择；而要在两个如此坚决的敌对力量之间取得实际的妥协，也同样难以设想。” 因此，帕麦斯顿和“泰晤士报”十分清楚，“在墨西哥有一个政府”；表面上为英国所喜爱的“自由党掌握着政权”；“教权党的统治已被推翻”；西班牙的干涉是教士和盗匪的最后一个绝望中的希望；最后，墨西哥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消失。因此，他们也知道，以公开声言把墨西哥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为唯一宗旨的联合干涉，只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它将削弱宪制政府，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刺刀的支持下加强教士的政党，重新燃起内战的火焰，不是消除而是恢复无政府状态至其极境。 “泰晤士报”从这些前提所得出的结论是真正“惊人”和“奇异”的。 它写道：“虽然这些设想使我们怀着若干忧虑来展望这次远征的结果，但它们并不排斥远征本身的适宜性。” 总之，远征违背它唯一的公开声言的宗旨，这并不排斥远征本身的适宜性。手段妨碍它达到它自己公开声言的目的，这并不排斥采取这种手段。 但“泰晤士报”所指出的最大的“奇异的事情”，我迄今还没有宣布。 它说：“如果林肯总统接受这次会议所提出的邀请，参与这即将采取的行动，那末，事情将具有更加奇异的性质。” 假如正在与墨西哥和睦相处的美国竟然和欧洲的秩序贩子们联合起来，而且，参与他们的行动，以此来认可欧洲的武装裁判法庭对美洲国家的内政的干涉，那倒真是一件最大的“奇异的事情”。第一个这样的计划，即把神圣同盟移植到大西洋彼岸的计划，是沙多勃利昂在复辟时期为法国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拟定的。那次的企图被一位英国大臣坎宁先生和一位美国总统门罗先生破坏了。现时美国的动乱，在帕麦斯顿看来，是把这个旧计划加以修饰而重新提出的良好时机。既然美国在目前必须不让国际上的纠纷来妨碍它进行维护联邦的战争，所以，美国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表示抗议。在欧洲，对美国怀着最良好愿望的人都希望它将表示抗议，这样来在全世界面前坚定地拒绝在一个最卑鄙的计划中充当任何同谋。 与另外两个欧洲强国联合进行的帕麦斯顿的军事远征，是在议会闭会期间发动的，没有取得议会的批准，而且是违反议会的意志的。帕麦斯顿第一次不通过议会而进行的战争是阿富汗战争[207]，这场战争他用伪造的文件减轻了责任，辩护过去了。另一次这样的战争是1856—1857年的波斯战争[208]，当时他为这场战争辩护的托词是：“事前须经议院批准的原则不适用于亚洲的战争。”看来，现在这个原则也不适用于美洲的战争了。随着对国外战争控制权的丧失，议会将丧失对国家财政的一切控制权，而议会政体也就要变成不过是一个滑稽剧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8日 载于1861年11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4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205]“辩论日报”（《Journaldes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报”（《JournaldesDébatspolitiqueset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388页。 [206]“星期日邮报”（《Courrierdudimanche》）是法国资产阶级反波拿巴派的周报；从1858年至1866年在巴黎出版。——第390页。 [207]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9。——第393页。 [208]英国波斯战争，见注9。——第393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 1861年10月12日于伦敦 正当普鲁士国王访问贡比臬[169]的时候，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几篇尖刻的文章，把拉芒什海峡彼岸大大地触犯了一下。“国家报，帝国报”[170]也反过来把“泰晤士报”的作者们描写成头脑为醇酒所迷、笔尖浸了污水的人。这种偶尔的相骂，只不过是想使舆论看不清印刷所广场[171]与土伊勒里宫的亲密关系罢了。在法国国境以外，对这位十二月的英雄再没有比伦敦“泰晤士报”更大的捧场人了；而这家报纸越是时而装出监察官卡托对待凯撒的腔调和神气，它的服务也就越是可贵。 有几个月，“泰晤士报”一直在侮辱普鲁士。它利用一个小小的麦克唐纳案件[172]告诉普鲁士：英国将欢迎莱茵河各省从霍亨索伦的野蛮统治之下转到波拿巴的开明专制之下去。这不但激怒了普鲁士的宫廷，而且也激怒了普鲁士人民。“泰晤士报”不赞成一旦普法发生冲突英普结成同盟的主张。它竭尽全力使普鲁士相信，不要指望能从英国得到什么帮助，最好是同法国取得某种谅解。当软弱无力、俯仰随人的普鲁士国王终于决定访问贡比臬的时候，“泰晤士报”本来是可以自豪地叫喊《quorummagnaparsfui》〔“此事我有大功”〕的［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章。——编者注］，但是现在，要从英国人的记忆中抹去“泰晤士报”曾经为普鲁士君主探路这一事实的时候也到来了。因此，才有它这一阵戏剧中的雷霆，同样也才有“国家报，帝国报”这一阵回敬的雷霆。 “泰晤士报”现在又恢复了它的波拿巴主义的死敌的立场，因而又能为十二月的英雄效劳了。一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路易·波拿巴每逢遇到与他的竞争者——法国王位的追求者的声誉有关的事，自然是极其敏感的。在奥马尔公爵抨击普隆－普隆的小册子的事件中[173]，他曾经招来许多讪笑，他的行动比所有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算在一起还更多地帮助了奥尔良派的事业。在这些不久以前的日子里，法国人民又一次被提醒把普隆－普隆与奥尔良亲王们作一番比较。在普隆－普隆启程赴美国的时候，在圣安东郊区［注：巴黎的一个郊区。——译者注］就出现过一张漫画，在漫画上，他被画做一个寻找王冠的大胖子，但同时却装作一个最和善的、特别嫌恶火药气味的旅行者。而当普隆－普隆返回法国，并没有给自己在克里木和意大利博得的荣誉增添什么的时候，奥尔良亲王们却渡过大西洋，投效美国军队去了[174]。波拿巴的阵营里因此发生很大的混乱。通过容易收买的巴黎报刊来发泄波拿巴派的愤怒是没有作用的。这样做只会暴露帝制派的恐惧，重复一下那次小册子的丑事，并且会引起一个讨厌的对比：一方面是在共和党旗帜下为反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奴役者而战的流亡亲王们，另方面则是一个曾经宣誓去当英国的特别警察，分享镇压英国工人运动的荣誉的流亡亲王[175]。 谁来使十二月的英雄脱出这种窘境呢？除了伦敦“泰晤士报”还有别人吗？如果同一家伦敦“泰晤士报”，在1861年10月6、7、8和9日曾经虚伪地批评过贡比臬的访问，激怒了“国家报，帝国报”，而在10月12日又来无情地攻击奥尔良亲王们参加美国军队，那末，不是就证明路易·波拿巴反对奥尔良亲王是有道理了吗？难道“泰晤士报”的文章不会译成法文，为巴黎的报刊所评论，被préfetdepolice〔警察局长〕发给各省的报刊，并且作为一项公正无私的判决，即路易·波拿巴本人的仇敌伦敦“泰晤士报”对奥尔良亲王最近行动的判决而传遍法国吗？因此，今天的“泰晤士报”才出面对这两位亲王进行十分粗暴的攻击。 路易·波拿巴自然是一个大生意经，他不会像官方的舆论贩子那样瞎断美国战争。他知道，英国、法国、德国、欧洲的真正的人民都把合众国的事业看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看作自由的事业，而且他们不顾种种被收买的诡辩言论，仍然认为合众国的土地是欧洲千百万无地的人们的自由土地，是他们的天赐乐土，现在他们应当手执武器来保卫它，使它免遭奴隶主的贪婪的侵占。路易－拿破仑更知道，在法国，群众是把维护联邦的斗争同他们的祖辈为奠定美国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在他们看来，每一个拿起武器站在美国政府这一方面的法国人，就是在履行拉斐德的遗志[176]。所以，波拿巴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为奥尔良亲王赢得法国人民的好感，那就是奥尔良亲王参加合众国军队的行伍。他一想到这一点便不寒而栗，因此，他的捧场的监察官伦敦“泰晤士报”今天才告诉奥尔良亲王说：“他们自降身价，为这个不名誉的事业服务，不会增高他们在法国国民中的声望。”路易－拿破仑知道，从他的coupd’état〔政变〕以来，欧洲各敌对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是师出无名、妄动干戈、假借虚伪的口实而进行的欺骗性的战争。对俄战争和意大利战争（且不说对中国，对交趾支那的海盗式的征战[177]和诸如此类的战争），从没有得到过法国人民的同情，法国人民本能地感觉到，这两次战争的目的只不过是加强coupd’état铸下的锁链。而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战争是美国战争。 欧洲各国人民知道，南部的奴隶主是以发表宣言，说奴隶制度的存在与联邦的存在再不能相容而发动这场战争的。因此，欧洲各国人民知道，为联邦的继续存在而战就是为反对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而战，这场战争是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向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作战。 奥尔良亲王们恰恰投身于这样一个战争，——一个气势宏大，目标崇高，因而与欧洲自1849年以来历次师出无名、妄动干戈、渺小琐屑的战争迥然不同的战争，自然使路易·波拿巴感到极其难堪。因此，伦敦“泰晤士报”才觉得必须声明： “无视各敌对国家所进行的战争与这个国内战争——这在历史上一切国内战争中是一次最为师出无名和妄动干戈的内战——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对公共道德的违犯。” 当然，“泰晤士报”也必须大大恭维一番塞瓦斯托波尔和索尔费里诺的胜利者，以此来结束它对奥尔良亲王“自降身价，为这个不名誉的事业服务”而进行的攻击。它写道： “要是把斯普临菲尔德和马纳萨斯这样的战斗［注：指1861年夏美国北部的军队在这两个地方的大败。——译者注］同塞瓦斯托波尔和索尔费里诺的战绩相比，是很愚蠢的。” 下一班邮件就会表明，皇帝的报刊将如何按照预定计划来利用“泰晤士报”的文章。一个急难时的朋友，如谚语所说，是抵得过走运时的一千个朋友的，而伦敦“泰晤士报”的秘密盟友现在恰好正在异常困窘的时候。 继缺粮而来的缺棉，与农业歉收相伴的商业危机，加上关税收入减少和金钱困难，已迫使法兰西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6％，并且同路特希尔德家族和贝林议定从伦敦市场上借200万英镑，把法国政府手中的有价证券在国外抵押；用了这种种办法也不过只剩下1200万的储备，而债务却已超过4000万。这样的经济状况，正好为王位竞争者造成了可以投下双倍赌注的良好形势。圣安东郊区已经发生过抢粮骚动，所以目前是最不宜让奥尔良亲王夺取人望的时候。这也就是伦敦“泰晤士报”出面狂暴攻击别人的原因。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0月12日 载于1861年11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2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69]从1861年10月6日至8日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贡比臬（法国）举行会晤。——第341页。 [170]“国家报，帝国报”（《LePays，Journaldel’Empir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创办于巴黎；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是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第341页。 [171]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的总社设在该处。——第341页。 [172]麦克唐纳案件指1860年9月英军上尉麦克唐纳在波恩以不服从地方当局的罪名被捕并交付法庭审判一事。英国政府利用这一事件作借口来加强反普鲁士的宣传，这个事件到1861年5月才得到解决。——第341页。 [173]指奥马尔公爵为回答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于1861年春天在法国参议院的演说而写的反波拿巴的小册子“关于法国历史的信”（《Lettresurl’histoiredeFrance》）。按照拿破仑第三的命令，小册子被立即没收，小册子的出版者和印刷者也被判处监禁并罚款5000法郎。——第342页。 [174]指奥尔良王室的亲王——茹安维尔亲王、潘提埃夫尔公爵、巴黎伯爵和沙特尔公爵——站在北方人一面参加美国内战。——第342页。 [175]暗指路易－拿破仑，他在1848年留居英国的时候，曾自愿参加特别警察（由国民组成的警察后备队）。特别警察曾与警察共同行动，反对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所组织的工人示威。——第342页。 [176]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见注123）期间，法国革命家支持了起义殖民地的斗争。著名的剧作家博马舍曾参加从法国运送武器和志愿兵到美国的组织工作。在参加战争的法国志愿兵中负有盛名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拉斐德。——第343页。 [177]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不止一次地试图渗入印度支那。1858年，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在西班牙的参加下，以保护天主教传教士为借口在印度支那开始了新的殖民战争。这次战争于1862年结束，结果法国先占领了印度支那南方（即交趾支那，今称南部）的三个省，而在1867年就占领了整个交趾支那。——第344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不列颠的棉花贸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棉花贸易 1861年9月21日于伦敦 原棉价格的不断上涨，终于开始严重地影响棉纺织工厂，现在它们的棉花消费已比正常消费减少25％。这个结果，已因生产一天天减少而成为事实，许多工厂每周仅开工4日或3日；无论是在已经缩减工时的工厂中，或者是在仍然全周开工的工厂中，都有一部分机器停开，有些工厂则暂时完全停闭。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布莱克本，不仅缩减工时，同时还削减工资。但是，缩减工时运动只不过刚刚开始，我们还可以有十分把握地预言：几个星期以后，这一个行业将普遍实行每周工作3日，同时大多数工厂要停止开动大量机器。英国的工厂主和商人在承认棉花供应困难方面，总的来说，是极为迟缓和勉强的。 他们说：“上一季的美国棉花早已全部运抵欧洲。新棉收购刚刚开始。即使根本没有战争和封锁，我们也不能多得一包棉花。航运季节不到11月底不会开始，而通常是到12月底才有大宗输出。在此以前，无论棉花是留在种植场里，或是打包之后立即运向港口，都没有多大意义。如果封锁在今年年底以前任何时候停止，明年三四月我们就会有充分的棉花供应，好像这次封锁未曾宣布过一样。” 在商人心理的最深处，曾怀有这样的幻想，即整个这次美国危机，包括这一次封锁，都将在年底以前终止；或者是帕麦斯顿勋爵将用强力打破这个封锁。但是后一种想法现在已经完全被抛弃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曼彻斯特了解到：两个巨大的势力，即已经在北美的工业企业中投入了巨量资金的金融资本家，和以北美为主要来源地的谷物贸易界，将联合起来阻止英国政府采取任何无端的侵略行动。希望封锁将适应利物浦或曼彻斯特的需要而及时解除，或者希望美国的战争将以与脱离派妥协而结束，这些希望都在英国棉花市场中前所未有的一种情况面前破灭了，这种情况就是美国人在利物浦对棉花所进行的活动——部分是投机活动，部分是为了把棉花再运回美国。结果，利物浦的棉花市场在过去两星期内极为狂热。除了利物浦的商人投机性的棉花投资以外，还加上了急于为自己储备冬季原料的曼彻斯特工厂主以及其他各地的工厂主的投机性的投资。后一种交易的规模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充分看出：曼彻斯特很大一部分空余的仓库已为这种储存所占；从9月15日到22日这一个星期中，中等美棉的价格每磅上涨了3/8辨士，上等美棉上涨了5/8辨士。 棉花价格自美国战争爆发以来就不断上升，但原料价格与纱布价格之间的恶性失调直到8月最后一两个星期才表现出来。在此以前，因美国的需求锐减而可以预察的棉织品价格的任何重大跌落，都被第一手的货物囤积以及向中国和印度的投机性运销抵销了。可是这些亚洲的市场很快就达到了饱和。1861年8月7日的“加尔各答行情报”[161]写道： “存货日益充斥，自本刊上期出版以来，运进的单色棉布不下2400万码。国内消息说明，棉织品仍在陆续启运，超过了我们的需要，这样下去，情况难期好转……孟买市场也是大大地供过于求。” 还有一些情况也助长了印度市场的萎缩。西北各省在不久以前的饥荒之后又受到霍乱的蹂躏，而整个下孟加拉则因大雨而成泽国，稻谷遭受了严重损害。据上星期英国收到的加尔各答来信说，40支纱每磅售出后的实得是9+(1/4)辨士，而在曼彻斯特，则低于11+(3/8)辨士是不能买到的；40英寸衬衣布的出售与曼彻斯特现在的价格相比每匹要吃亏7+(1/2)、9以至12辨士。在中国市场上，价格也因进口货物积存过多而被压低。 在这些情况下，既然对英国棉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减少，棉纺织品价格自然就不能跟上不断上涨的原料价格；相反的，纺、织与印染在许多情况下都将不能收回生产成本。下面是曼彻斯特最大的工厂主之一关于粗纱所说的一个情况，现在拿来做例子： 每磅价格棉价与纱价差额每磅纺工成本 1860年9月17日 棉花成本61/4辨士4辨士3辨士 16支纱（经纱）售价……101/4辨士—— 利润——每磅1辨士。 1861年9月17日 棉花成本9辨士2辨士31/2辨士 16支纱（经纱）售价……11辨士———— 亏损——每磅11/2辨士。 印棉的消费量正迅速增长，而且随着棉价的再涨，印棉供应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但是，要在几个月内改变一切生产条件，扭转商业的趋势，仍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英国现在正自食其多年来在庞大的印度帝国进行罪恶统治的后果。英国要用印棉代替美棉，必须克服两个障碍，即整个印度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和印度农民无力利用有利条件的不幸处境。对于这两种困难，英国人只能责怪自己。一般说来，英国的现代工业有两个同样畸形的支柱。一个是作为爱尔兰和很大一部分英国工人阶级的唯一食品的马铃薯。这一个支柱被马铃薯病害和继之而来的爱尔兰的災难[162]扫荡掉了。于是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使千百万劳动者再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英国工业的第二个支柱是美国奴隶种植的棉花。当前美国的危机正迫使英国人去扩大自己的供应来源，把棉花从繁殖奴隶和消费奴隶的寡头们手中解放出来。只要英国棉纺织工厂主还依靠着奴隶所种植的棉花，就可以如实地断言，他们是依靠着一种双重的奴隶制：对英国白人的间接奴隶制和对大西洋彼岸黑人的直接奴隶制。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9月21日 载于1861年10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0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61]“加尔各答行情报”（《CalcuttaPriceCurrent》）是印度的一家周报，从1818年起用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版。——第332页。 [162]1845—1847年在爱尔兰，马铃薯由于病害连年歉收。这种災难，加上这几年由于欧洲歉收而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就造成了一场毁灭性的饥荒。有100多万爱尔兰的穷人饿死和病死，穷人向海外流亡的也有100多万。——第334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美国问题在英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美国问题在英国 1861年9月18日于伦敦 比彻－斯托夫人致舍夫茨别利勋爵的信[141]，不论其本身的价值如何，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它迫使伦敦新闻界中反对北部的报刊出来声辩，在广大公众面前摆出它们捏造的理由，为自己对北部持敌对论调、对南部抱难以遮掩的同情态度作辩护，因为假装十分痛恨奴隶制度的人抱这种态度看起来是颇为奇怪的事情。它们所申诉的第一个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就是当前美国的战争“并不是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战争”；因此，不能指望一向只根据“宽大的人道原则”从事战争和关心别国战争的高尚的英国人同情他们美国北部的兄弟。 “经济学家”杂志写道：“首先，说北部与南部的争执是解放黑人的一方与奴役黑人的一方的争执，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是不真实的。”“星期六评论”[142]写道：“北部并没有宣布废除奴隶制度，也从来没有做出要为反对奴隶制度而战的样子。北部并没有提出公正对待黑人这一神圣原则作为自己的oriflamme〔战旗〕；它的crideguerre〔战斗口号〕不是无条件废除奴隶制度。”“观察家”[143]写道：“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崇高运动的真正意义方面受了骗，那末，除了联邦派自己以外，还有谁应当对这种欺骗负责呢？” 首先，必须承认这个前提是说得通的。开始进行这次战争并不是为了消灭奴隶制度，美国当局自己也不辞一切烦劳来否认任何这类看法。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记住，发动这次战争的不是北部，而是南部；前者只是防卫的一方。如果说，北部是在长期犹疑，表现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忍耐之后，最后才拔出刀剑为拯救联邦而战，而不是为消灭奴隶制度而战，——如果这一点可信，那末，南部在发动战争时，则是高声宣布它举行叛乱的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特殊的制度”［注：奴隶制度。——编者注］。南部承认它是为争取奴役另一个民族的自由而战，并且不管北部如何声辩，硬说这种自由在共和党[144]获胜和林肯当选为总统之后受到了威胁。同盟派的国会自夸它新造的宪法[145]与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等人的宪法不同，它的宪法第一次承认了奴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福音，是文明的堡垒和天赐的制度。如果说北部承认自己仅仅为联邦而战，那末南部则是以发动叛乱争取奴隶制度的统治而自豪。如果敌视奴隶制度和奉行理想主义的英国不为北部的话所动，那末究竟为什么又对南部的无耻自供不表示强烈反感呢？ “星期六评论”表示不相信脱离派自己所宣布的东西，企图以此来脱出这个讨厌的窘境。这家杂志能看到更深处的东西，它发现，“奴隶制度同脱离联邦没有什么相干”；杰弗逊·戴维斯一伙所宣布的话只不过是一些“隐语”，它们的“意思同那些祭坛受辱和炉灶被毁的隐语［注：“祭坛”和“炉灶”暗指“家园”、“事业”等等。——译者注］差不多，这种隐语在这一类文告中是常见的”。 反对北部的报刊所提出的论据贫乏得很，所以在所有这些报刊上，我们都看到差不多同样的语句像数学级数的公式一样在一定的差距上重复着，很少有变异或组合的技巧。 “经济学家”杂志叫道：“为什么正是在昨天，当脱离运动一得到林肯当选的消息而第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的时候，北方人向南部提出，如果南部继续留在联邦里面，就给予它各种保证不侵犯这个可憎的制度，并且十分郑重地否认有干涉这个制度的任何意图呢？同时，为什么北部的领袖们在国会中曾经一再提出以同意不触犯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妥协案呢？”“观察家”问的是：“如何解释北部在对待奴隶制度的问题上愿意对南部作出最大让步以取得妥协呢？为什么要在国会中提议划一条地理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范围内，奴隶制度应当被看做必需的制度呢？南部各州没有以此为满足。” “经济学家”杂志和“观察家”不仅应该问为什么在国会中提出了克里滕登妥协案[146]以及其他妥协办法，而且还应该问一问为什么它们没有被通过。他们故意瞎说这些妥协提案是北部接受而南部拒绝的，而事实上，这些提案是被北部为林肯竞选的政党所否决的。提案始终只是停留在piadesideria〔良好愿望〕的萌芽阶段，没有变成决议，南部事实上根本没有机会来拒绝或同意它们。“观察家”下面的一段话使我们更接近了问题的实质： “斯托夫人说：‘蓄奴党看到它无法再利用联邦，于是就决定破坏联邦。’这里是承认：直到此时为止，蓄奴党总是利用联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如果斯托夫人能明白指出北部是什么时候开始反对奴隶制度的，那就好了。” 本来可以认为，“观察家”以及英国舆论界的其他宣论官们对当代的历史已够熟悉，无需斯托夫人在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再告诉他们什么了。奴隶主集团同北部民主党[147]联盟，有加无已地滥用联邦，可以说是本世纪开始以来美国历史的一般公式。奴隶主通过接二连三的侵占行动把联邦愈来愈变成他们的奴隶，接二连三的妥协办法就是这些侵占行动的各个阶段的标志。这些妥协办法每一次都意味着南部的新的侵占和北部的新的让步。可是同时，南部的这些胜利没有一次不是同北部的以各种党派的名义、在各种口号下、打着各种旗帜的敌对力量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才取得的。如果说，各次斗争的实际的与最后的结局是南部得利，但留心观察历史事件的人却不能不看到，奴隶主的每一个新的进展都是向他们最终的失败走近了一步。甚至还在密苏里妥协案[148]的时候，斗争的双方就已经是如此势均力敌，以致使杰弗逊担心联邦将因这种致命的对立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149]。奴隶主集团的侵占气焰先后达到几个最高点：由于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150]，正如道格拉斯自己所承认的，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消除了在美国境内扩展奴隶制度的一切法律障碍；此后，一个北部的候选人担保联邦将在古巴为奴隶主征服或购买新领土，以此买得了总统之职[151]；再后，联邦当局通过德雷德·司各脱一案的判决[152]，宣布扩展奴隶制度是美国宪法的一项法律；最后，实际上恢复了非洲的奴隶买卖，其规模比以前它合法存在的时期还大。但是，在南部被北部民主党纵容而采取的侵占行动达到这些最高峰的同时，已经有无可怀疑的迹象表明：北部的对抗性的力量已经强固起来，不久就会改变力量的对比。堪萨斯战争[153]，共和党的成立，1856年总统选举时弗里芒特先生得到的大量选票，这一切都确凿地证明了北部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来纠正美国历史上半世纪以来在奴隶主的压力下做出的错误，使国家回到它的发展的真正原则上来。除开这些政治现象以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统计学与经济学的事实表明：奴隶主集团对联邦的滥用已经达到顶点，再往后去，无论是被迫或debonnegrace〔自愿〕都必将日益低落。这个事实就是西北部的成长，就是它的人口在1850年至1860年的巨大增长，以及这一切对美国的命运必然发生的新的影响和振兴的作用。 难道所有这些是一段秘密的历史吗？难道只有比彻－斯托夫人的“承认”，才向“观察家”和伦敦新闻界的其他政治明星泄露了“直到此时为止，蓄奴党总是利用联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段被小心隐瞒起来的真情吗？两种对抗势力的斗争是美国半个世纪的历史的动力，而英国的新闻界人士竟对它们的剧烈冲突感到突然，这难道是美国北部的过错吗？英国新闻界把实际上是长期斗争臻于成熟的结果误认为一朝一夕所产生的奇事，这难道是美国人的过错吗？美国共和党的组成与发展，几乎没有被伦敦报纸提到，这个事实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它们反对奴隶制度的长篇大论的空洞虚伪。可以拿伦敦新闻界中的两个对立物即伦敦“泰晤士报”和“雷诺新闻”[154]做例子来看一看；这两家报纸，一个是尊贵阶级的最大的报纸，另一个是工人阶级的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报纸。“泰晤士报”在布坎南的官场生涯结束以前不久，还刊载文章为他的统治苦心辩解，并且对共和党人的运动极力诽谤。至于雷诺，在布坎南出使伦敦时期，就是布坎南宠信的走卒之一，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放过一次机会来为布坎南捧场，极力贬抑布坎南的反对者。为什么以公开反对奴隶主侵占和反对奴隶主滥用联邦为其政纲的共和党竟能在北部获得了胜利呢？其次，为什么北部民主党的大部分人，抛弃了他们与奴隶主领袖们的悠久联系，毫不顾及他们半个世纪的传统，牺牲了很大的商业利益与更大的政治成见，群起而支持现在的共和党政府，并且无所吝惜地供给它以人力和金钱呢？ “经济学家”不来回答这些问题，而极力叫喊： “难道我们能够忘记，废奴派在北部和西部，同在南部一样，也一向都受到凶恶的迫害与虐待吗？难道能够否认，华盛顿政府的暴躁与冷淡（且不说缺乏诚意）成为许多年间的主要障碍，使我们有效制止非洲海岸奴隶买卖的努力备受挫折，而实际从事这种买卖的船舶大部分都是用北部的资本所建造，为北部的商人所有，船上人员都是北部的海员吗？” 这真是一篇逻辑的杰作！反对奴隶制度的英国之所以不能同情正在摧毁日益衰微的奴隶主势力的北部，是因为它不能忘记北部在受制于这种势力的时候曾经支持过奴隶买卖，殴打过废奴派，使自己的民主制度沾染了奴隶主的偏见。它之所以不能同情林肯的政府，是因为它以前曾经批评过布坎南的政府。它之所以要恶毒地挑剔当前北部的觉醒运动，鼓励北部的那些同情共和党政纲中所指斥的奴隶买卖的人，并且向建立自己的帝国的南部奴隶主殷勤献媚，是因为它不能忘记昨天的北部并不是今天的北部。它需要用这种从旧堡[155]学来的讼棍伎俩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英国新闻界中反对北部的这一部分，是由非常卑鄙可耻以致不敢公开说出的隐秘动机所驱使的。 既然这一部分英国报刊的得意手法之一是用先前维护奴隶制度的政府的所作所为来辱骂现在的共和党政府，所以它就用尽一切力量，要英国人民把“纽约先驱报”[156]当做唯一真正代表北部意见的报纸。伦敦“泰晤士报”先发出一定的暗示，其他敌视北部的大小报刊的servumpecus〔奴仆群〕就坚持不懈地跟着学舌。例如，“经济学家”写道： “在争论激烈进行的时候，颇有一些纽约的报纸和纽约的政客向交战双方劝告：既然双方已把庞大的军队拉到战场上来，那就不要用这些军队来互相厮杀，要用他们打大不列颠去，以便调和内部的争执，包括在奴隶制度问题上的争执，而出其不意地以压倒的兵力进攻不列颠领土。” “经济学家”知道得十分清楚，“纽约先驱报”之所以企图唆使美国对英国作战，并且这种企图得到伦敦“泰晤士报”的热烈支持，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南部脱离联邦获得成功，阻挠北部的新生运动。 不过，敌视北部的英国报刊毕竟承认了一件事。势利小人“星期六评论”告诉我们： “在选举林肯时成为争论问题并且加速了这次破裂的，无非是把奴隶制度限制在已有这种制度的各州之内这一点。” “经济学家”也说： “有一点是十分确实的：使林肯当选的共和党的目标是防止奴隶制度扩展到尚未设州的领地上去……还有一点是可能的：如果北部获得完全的、无条件的成功，他们就能够把奴隶制度限制在已有这种制度的15个州以内，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奴隶制度的最后灭亡——虽然只是可能如此，而不是一定如此。” 1859年约翰·布朗在哈帕尔斯渡口暴动[157]的时候，同一个“经济学家”就曾发表一连串精心制作的文章来证明：由于一种经济规律的力量，美国的奴隶制度一旦不可能扩展，就注定要逐渐消亡。这一个“经济规律”是奴隶主完全了解的。 图姆斯说：“再过15年，如果蓄奴领地没有大量的增加，那末就将不得不容许奴隶逃离白人，否则白人就不能不逃离奴隶。” 共和党人所宣布的把奴隶制度限制在宪法规定地区的原则，曾经成为1859年12月19日在众议院中第一次以脱离联邦相威胁的人所持的显著理由。当时，辛格尔顿先生（密西西比州议员）问柯—蒂斯先生（艾奥华州议员）：“是不是只要南部留在联邦里，共和党就永远不会让它再得到一英寸实行奴隶制度的土地？”柯蒂斯先生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辛格尔顿先生说：这将使联邦解体。他劝告密西西比州退出联邦，愈早愈好——“诸位先生们应该记起杰弗逊·戴维斯曾经率领我们的军队在墨西哥作战，也许他还要活着领导起南部的军队。”撇开经济规律（它使扩展奴隶制度成为在宪法规定地区内保存奴隶制度的必要条件）不谈，南部的领袖们也一向清楚地懂得需要奴隶制度来维持他们在美国的政治统治。约翰·卡尔洪1847年2月19日在参议院辩护他的提案时曾经明明白白地说，“参议院已是南部在政府中借以保持均势的仅有的机构”；“为了保持参议院中的均势”，必须设立一些新的蓄奴州。不仅如此，即使在他们本土，30万奴隶主的寡头集团也只有经常向他们的白种平民投以有希望在美国内外征服新地区的诱饵，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如果说，按照英国新闻界宣谕官的高论，北部已经坚决要把奴隶制度限制在现存地区以内，这样来循着宪法的途径消灭奴隶制度，这难道还不足以获得反对奴隶制度的英国的同情吗？ 然而，英国的清教徒们似乎非要有一场明白宣告为废除奴隶制度而进行的战争才感到真正的满意。 “经济学家”说：“既然这不是解放黑人的战争，那末，还有什么理由能够光明正大地使我们热烈同情联邦派的事业呢？” “观察家”说：“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的同情是在北部方面，因为我们那时以为它确实是要严重抵抗各蓄奴州的侵占”，确实是主张“解放黑人，作为公正对待黑人的措施”。 可是，就在这些报刊告诉我们，说它们之所以不能同情北部，是因为它所进行的战争不是废除奴隶制度的战争的时候，它们却又在同一号的报纸上说：“宣布解放黑人并号召奴隶普遍暴动”，这样一种“不顾一切的手段”是一件“仅仅这种想法本身就使人厌恶和怕人的”事情，而“妥协”要比“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取的和被如此的罪恶所玷污的胜利可取得多”。 由此可见，英国热心于一场废除奴隶制度的战争，完全是虚伪的。下面这段话就露了马脚。 “经济学家”写道：“最后，难道摩里耳税则能使他们有权指望我们感激和同情吗？或者，难道北部获胜时必然会把这种税则推广到全国，就有理由使我们吵吵嚷嚷地热望他们成功吗？” “观察家”写道：“北部的美国人所热心的实际上只是一件事，即自私自利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南部各州非常厌恶北部用保护关税制的税则来夺走他们奴隶的劳动果实。” “观察家”和“经济学家”杂志是互相补充的。后者老实地承认，对于它和它的附和者来说，同情问题只是一个关税税则问题，而前者则把北部与南部的战争归结为关税税则战争，归结为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之间的战争。“观察家”也许不知道，即使是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废除税则派，如杰克逊将军所证实的，也只是借口实行了保护关税来脱离联邦[158]；但是，即使是“观察家”也应该知道，现在的叛乱并不是摩里耳税则[159]通过以后才爆发的。事实上南部也不可能厌恶北部实行保护关税制的税则夺去了他们奴隶的劳动果实，因为在1846年至1861年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的税则。 最近一期的“旁观者”[160]以惊人的方式点破了某些反对北部的报刊的心思： “反对北部的报刊借口遵从事实的不可移易的逻辑，并且为这种借口作辩护，而实际上它们究竟认为怎样才合适呢？它们论证说，联邦分裂是合适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是结束这场‘无缘无故的，兄弟相残的战争’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另外，由于事情的结局已很明显，它们还发明一些理由，说这样做很适合这个国家的精神需要。当然，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这些理由只是一种事后看法，用来马马虎虎地代替天意和‘上天待人公平合理’的说法。这些报刊发现，分裂成为敌对的集团，将是美国各州的极大的利益。这些州将互相限制彼此的野心；它们的力量将彼此抵销，而英国一旦与其中的一个州或几个州发生争端，仅仅是猜忌心就可以使敌对的集团来帮助我们。它们断言，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十分有利的情况，因为这将解除我们的忧虑，并鼓励美国各州之间的政治‘竞争’，这种竞争是诚实与纯结的最大保障。 现时在我们中间出现的各色各样的同情南部的人极力宣扬的就是这些理由。翻译成英文——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英国人的论据竟需要翻译未免使人痛心——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因这次‘兄弟相残的’战争具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而慨叹，是因为它可能把敌对各州集团之间未来一连串长久的小战争、愤怒和猜忌，集中而成为一次可怕的大乱。敌对的美国各州一定不可能在和平或和谐中相处，这是真正的实情（怀有上述那种非英国感情的人自己是了解这种实情的，尽管他们用体面的言词掩盖着实情）。由造成当前冲突的那些原因所引起的恶意敌对状态，将长期存在下去。这些人断言：各州集团在关税问题上利害各有不同。各州一旦分离，这种关税上的利害不同就要成为经常的小战争的源泉，而奴隶制度这一个全部冲突的根源就将成为无数的仇恨、不和与斗争的源泉。在敌对各州之间永远也建立不起来稍微稳定的均势。可是这些人仍然认为：这种未来的长期不息的斗争，是天意注定的解决目前已经爆发的大争执的办法，这个办法之所以受到欢迎，唯一的真正的理由是：如果目前这个大规模的冲突会导致一种复兴的和更加强有力的政治统一，那末，与此相反，无休止的小冲突却会造成一个英国无须畏惧的弱小而分裂的大陆。 我们并不否认，美国人自己，由于他们对英国常常表现不友好的和挑战的态度，也曾经给这种卑鄙的感情播下了种子，但是，老实说，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怀有这样的感情是卑鄙的。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把彻底解决拖延下去，美国就没有希望得到深固的和持久的和平，这种拖延会使美利坚国家衰落和崩溃，使它变成许多纷争不已的氏族与部落。但我们仍然呼天抢地，反对目前的‘兄弟相残的’争斗，因为它有使问题获得彻底解决的希望。我们怂恿美国人选择一个充满无数小型战争的渺茫的未来（这些小战争同样是兄弟相残，而且或许远为败坏人心），因为这样一来，就将使我们摆脱美国的竞争。”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9月18日 载于1861年10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0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41]美国女作家、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哈·比彻－斯托，曾经写给英国贵族舍夫茨别利勋爵一封信，于1861年9月初在报刊上发表。斯托在自己的信中正确地评价了美国内战，认为它是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战争，并揭露同盟派的行为是非正义的。斯托对英国在美国战争中所采取的立场表示愤慨，她呼吁援助北方人。 美国内战是1861年4月到1865年4月经济和社会方面进步的北部各州和南部各蓄奴州之间的战争。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在北部确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在南部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度的斗争。从北部各州来说，战争具有进步的和革命的性质。内战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保全联邦的宪法战争时期和消灭奴隶制度的革命战争时期。战争进程中的转折点是林肯政府于1862年9月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通过宅地法（土地无偿分配法），清洗军队和政府机关中的变节分子，接受黑人参加军队，封闭反动报纸和采取了其他一些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措施。战争向革命方式的转变，造成了军事行动中的根本转折，保证了北部在内战中的胜利。在粉碎南部奴隶主势力的军事行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民群众——工人、农民、黑人。较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及经济资源和人员后备上的显著优势，是北部各州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这一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第321页。 [142]“星期六评论”（《TheSaturdayReview》）是英国保守派的周刊，1855—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321页。 [143]“观察家”（《TheExaminer》）是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刊，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第321页。 [144]共和党是1854年反奴隶制人士为了回击南部种植场主越来越大的野心而组成的。共和党代表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广大劳动群众——农民、工人等的支持，它规定自己的任务是：根除奴隶主的政治权力，限制并逐步消灭奴隶制，以及开放西部土地无偿供农民移住。1856年共和党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但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1860年共和党的候选人林肯被选为总统。在美国内战结束后，该党是大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捍卫者。目前，共和党同民主党一起是美国垄断资本的两个政党，两党轮流执政。——第322页。[145]指脱离北美联邦的6个南部蓄奴州——南卡罗来纳、乔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西安纳——在1861年2月4日蒙哥马利（亚拉巴马州）的国会上通过的临时宪法。蒙哥马利的国会宣布成立奴隶主的国家——美利坚同盟，并选杰弗逊·戴维斯为同盟的临时总统。1861年3月2日得克萨斯参加同盟，1861年5月4个边界蓄奴州（弗吉尼亚、阿肯色、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也参加了同盟。——第322页。 [146]克里滕登妥协案是参议员克里滕登于1860年12月18日在美国国会上提出的和平解决南北冲突的方案，对美国宪法提出六条修正，其中主要的修正是要求在密苏里妥协案所规定的36度30分一线以北各州禁止奴隶制，而在这一线以南使奴录制合法化，并要求禁止国会消灭美国蓄奴州的奴隶制。最后一条规定：凡违背前五条的修正均不得列入宪法。这一条剥夺了国会改变各州现有的奴隶制度的权利。1860年12月22日克里滕登妥协案被一个特设的参议院委员会所否决。——第323页。 [147]民主党成立于1828年，最初它联合了种植场主、某些资产阶级集团，以及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该党越来越代表种植场奴隶主和与之有联系的主张保持并扩展奴隶制的北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在1854年以后，由于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而使奴隶制有扩展到美国全部领土的危险，民主党开始分裂为扩展奴隶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两派。这是民主党在1860年总统竞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323页。 [148]密苏里妥协案是奴隶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在美国全国和国会中展开激烈斗争之后于1820年达成的协议。根据妥协案，密苏里领地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缅因领地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确定一条界线——北纬36度30分，线以北禁止奴隶制。妥协案暂时和解了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一方和拥护奴隶制的一方，但是并不能消除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之间的矛盾，而且矛盾一年一年地尖锐化了。1854年由于美国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密苏里妥协案事实上已被废除。——第324页。 [149]托·杰弗逊“回忆、通讯和私人文件”1829年伦敦版第4卷（Th．Jefferson．《Memoirs，Correspondence，andPrivatePapers》．Vol．IV，London，1829）。——第324页。 [150]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是185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它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所规定的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的界线。从此以后，每一个州，可以不需国会的决定，也不管自己的地理位置，在本州建立奴隶制度。——第324页。 [151]指布坎南；他作为美国驻伦敦公使，会同美国驻法国和西班牙的外交使节，于1854年发表了奥斯坦德宣言。宣言建议美国政府购买或侵占属于西班牙的古巴岛，1856年布坎南由民主党提名被选为美国总统。——第324页。 [152]德雷德·司各脱案件是黑奴德·司各脱的审判案。司各脱曾经跟他的主人住在伊利诺斯州，后来住在威斯康星州，根据密苏里妥协案，这两州禁止奴隶制，所以在1848年他提出诉讼，要求解放本人。案子拖到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这个黑人的诉讼。这个判决使奴隶制在全国合法化，在1861—1865年内战前夕被美国废奴派用作鼓动材料。——第324页。 [153]堪萨斯战争是1854—1856年力求变堪萨斯为蓄奴州的奴隶制拥护者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奴隶制反对者在堪萨斯进行的武装斗争。虽然奴隶制的反对者获得许多胜利，但堪萨斯仍落在奴隶制拥护者的手中，因为这一方得到联邦政府的武装支持。但是该州的居民多数仍继续斗争，要求使堪萨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堪萨斯的斗争事实上是美国内战的开始。——第324页。 [154]“雷诺新闻”（《Reynolds’sNewspaper》）是英国的激进派的周报；从1850年起由雷诺在伦敦出版；在五十年代初支持过宪章派。——第325页。 [155]旧堡是伦敦新门监狱的主堡的名称。中央刑事法庭设于此处。——第326页。 [156]“纽约先驱报”（《TheNew-YorkHerald》）是美国的日报；从1835年至1924年用此名称出版；美国内战期间主张与南部的奴隶主妥协。——第326页。 [157]1859年10月16日，美国争取黑人解放的战士约翰·布朗试图在各蓄奴州发动奴隶起义。他带领一小队伙伴占领了弗吉尼亚州哈帕尔斯渡口的国家军械库。但是，布朗没有能够掀起更广泛的起义。这次发动的参加者（共22人，其中有5个黑人）在向政府军队作了殊死反抗后，差不多都牺牲了。约·布朗和他的5个伙伴被绞死。约翰·布朗的起义是美国革命危机增长的一个标志，它促进了黑人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的加强，推动了美国废奴派力量的团结。——第327页。 [158]1832年11月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宣布废除1828年1832年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联邦关税法令。1832年11月24日颁布的“关于废除国家税则的决定”号召该州公民维护自己不受联邦当局管辖的独立性，并以南卡罗来纳脱离北美联邦相威胁。总统杰克逊得到国会批准使用武力，派谴军队去南卡罗来纳，但在种植场奴隶主的压力下，于1833年3月2日批准了一项妥协的降低了的税率。该州不久也取消了关于废除国家税则的决定。——第329页。 [159]摩里耳税则是共和党人摩里耳在国会提出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该税则于1860年5月由众议院通过，并于1861年3月2日经参议院批准后成为法律。摩里耳税则规定大大增加美国关税。——第329页。 [160]“旁观者”（《The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29页。
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目录 （1860年1月—1864年9月） 第十五卷说明……………………………………………………………………………………………………………………Ⅸ—ⅩⅩⅥ 卡·马克思。法国的状况……………………………………………………………………………………………………………3—8 卡·马克思。英国的政治…………………………………………………………………………………………………………9—14 卡·马克思。法英之间的新条约………………………………………………………………………………………………15—19 弗·恩格斯。德国的军事改革…………………………………………………………………………………………………20—25 卡·马克思。英国的预算………………………………………………………………………………………………………26—30 弗·恩格斯。论线膛炮…………………………………………………………………………………………………………31—44 一……………………………………………………………………………………………………………………………31—35 二……………………………………………………………………………………………………………………………36—40 三……………………………………………………………………………………………………………………………41—44 卡·马克思。柏林的情绪………………………………………………………………………………………………………45—48 卡·马克思。西西里和西西里人………………………………………………………………………………………………49—52 卡·马克思。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53—62 一……………………………………………………………………………………………………………………………53—57 二……………………………………………………………………………………………………………………………58—62 卡·马克思。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63—68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在西西里………………………………………………………………………………………………69—73 卡·马克思。普鲁士新闻………………………………………………………………………………………………………74—79 弗·恩格斯。英国的志愿兵部队………………………………………………………………………………………………80—82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贸易……………………………………………………………………………………………………83—87 卡·马克思。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88—89 一……………………………………………………………………………………………………………………………88—94 二……………………………………………………………………………………………………………………………95—99 卡·马克思。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100—104 弗·恩格斯。不列颠的国防………………………………………………………………………………………………105—109 *卡·马克思。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不列颠的贸易状况…………………………………………110—114 弗·恩格斯。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115—120 卡·马克思。俄法同盟……………………………………………………………………………………………………121—126 卡·马克思。纸张税。——皇帝的信……………………………………………………………………………………127—131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运动……………………………………………………………………………………………132—135 *卡·马克思。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136—140 弗·恩格斯。奥地利病夫…………………………………………………………………………………………………141—144 卡·马克思。欧洲的收成…………………………………………………………………………………………………145—148 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149—156 *卡·马克思。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157—162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进军……………………………………………………………………………………………163—167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168—171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贸易………………………………………………………………………………………………172—176 弗·恩格斯。法国轻步兵…………………………………………………………………………………………………177—191 一………………………………………………………………………………………………………………………177—180 二………………………………………………………………………………………………………………………181—185 三………………………………………………………………………………………………………………………186—191 卡·马克思。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192—195 卡·马克思。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196—200 弗·恩格斯。志愿兵炮兵…………………………………………………………………………………………………201—204 卡·马克思。普鲁士备战…………………………………………………………………………………………………205—208 弗·恩格斯。步枪史………………………………………………………………………………………………………209—241 一………………………………………………………………………………………………………………………209—212 二………………………………………………………………………………………………………………………213—216 三………………………………………………………………………………………………………………………217—219 四………………………………………………………………………………………………………………………220—222 五………………………………………………………………………………………………………………………223—226 六………………………………………………………………………………………………………………………227—232 七………………………………………………………………………………………………………………………233—237 八………………………………………………………………………………………………………………………238—241 卡·马克思。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242—243 弗·恩格斯。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244－248 弗·恩格斯。奥地利革命的发展…………………………………………………………………………………………249—252 弗·恩格斯。德国的运动…………………………………………………………………………………………………253—256 弗·恩格斯。法国的武装力量……………………………………………………………………………………………257—261 弗·恩格斯。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262—270 弗·恩格斯。“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序言………………………………………………………………………………………273 弗·恩格斯。志愿兵将军…………………………………………………………………………………………………274—279 弗·恩格斯。布莱顿和温伯耳登…………………………………………………………………………………………280—286 弗·恩格斯。连队列教练…………………………………………………………………………………………………287—292 弗·恩格斯。步枪和步枪射击……………………………………………………………………………………………293—298 弗·恩格斯。阿尔德肖特和志愿兵………………………………………………………………………………………299—302 弗·恩格斯。陆军部和志愿兵……………………………………………………………………………………………303—306 弗·恩格斯。瓦德西论法国军队…………………………………………………………………………………………307—317 弗·恩格斯。牛顿检阅的军事评论………………………………………………………………………………………318—320 卡·马克思。美国问题在英国……………………………………………………………………………………………321—330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棉花贸易…………………………………………………………………………………………331—334 卡·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335—340 卡·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341—345 卡·马克思。北美内战……………………………………………………………………………………………………346—356 卡·马克思。美国内战……………………………………………………………………………………………………357—366 卡·马克思。英国的危机…………………………………………………………………………………………………367—370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贸易………………………………………………………………………………………………371—376 卡·马克思。经济短评……………………………………………………………………………………………………377—380 卡·马克思。对墨西哥的干涉……………………………………………………………………………………………381—385 卡·马克思。对墨西哥的干涉……………………………………………………………………………………………386—393 卡·马克思。富尔德先生…………………………………………………………………………………………………394—396 卡·马克思。法国的财政状况……………………………………………………………………………………………397—400 卡·马克思。弗里芒特的免职……………………………………………………………………………………………401—403 弗·恩格斯。志愿兵军官…………………………………………………………………………………………………404—407 卡·马克思。“特伦特号”事件…………………………………………………………………………………………408—411 卡·马克思。英美的冲突…………………………………………………………………………………………………412—415 卡·马克思。“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416—421 弗·恩格斯。美国战争的教训……………………………………………………………………………………………422—426 卡·马克思。“特伦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427—430 *卡·马克思。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431—436 卡·马克思。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437—441 卡·马克思。奴隶制问题的危机…………………………………………………………………………………………442—443 卡·马克思。美国近况……………………………………………………………………………………………………444—446 卡·马克思。一件诽谤案…………………………………………………………………………………………………447—450 卡·马克思。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451—453 卡·马克思。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454—457 卡·马克思。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458—459 卡·马克思。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460—462 卡·马克思。英国的舆论…………………………………………………………………………………………………463—469 卡·马克思。西华德的公文被隐匿的经过………………………………………………………………………………470—471 卡·马克思。铁路统计资料………………………………………………………………………………………………472—475 卡·马克思。约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476—479 卡·马克思。伦敦的工人大会……………………………………………………………………………………………480—483 卡·马克思。反干涉的情绪………………………………………………………………………………………………484—486 卡·马克思。关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487—489 卡·马克思。英国记事……………………………………………………………………………………………………490—493 卡·马克思。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494—498 卡·马克思。墨西哥的混乱………………………………………………………………………………………………499—504 卡·马克思。美国近事……………………………………………………………………………………………………505—508 卡·马克思。脱离派的朋友们在下院。——美国的封锁被承认………………………………………………………509—51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美国内战……………………………………………………………………………………513—523 卡·马克思。国际性的米勒斯案…………………………………………………………………………………………524—526 卡·马克思。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527—530 卡·马克思。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531—53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美国战场的形势……………………………………………………………………………533—537 卡·马克思。英国的人道与美国…………………………………………………………………………………………538—541 弗·恩格斯。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542—544 卡·马克思。中国记事……………………………………………………………………………………………………545—548 卡·马克思。一场丑剧……………………………………………………………………………………………………549—552 卡·马克思。关于墨西哥问题的辩论被压制和同法国的联盟…………………………………………………………553—555 卡·马克思。评美国局势…………………………………………………………………………………………………556—559 卡·马克思。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560—562 卡·马克思。美国废奴派的示威…………………………………………………………………………………………563—566 弗·恩格斯。英国的志愿兵检阅…………………………………………………………………………………………567—573 卡·马克思。援救加里波第大会…………………………………………………………………………………………574—576 卡·马克思。英国工人的贫困……………………………………………………………………………………………577—580 卡·马克思。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纺织工人的贫困……………………………………………………………581—583 卡·马克思。北美事件……………………………………………………………………………………………………584—587 卡·马克思。面包的制作…………………………………………………………………………………………………588—591 卡·马克思。北美形势……………………………………………………………………………………………………592—595 卡·马克思。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596—599 *卡·马克思。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600—602 卡·马克思。麦克累伦的免职……………………………………………………………………………………………603—606 卡·马克思。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607—609 卡·马克思。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信………………………………………………………………………………………613 卡·马克思。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614—615 弗·恩格斯。什列斯维希的军队人数……………………………………………………………………………………616—618 费·恩格斯。英国的反德兵力……………………………………………………………………………………………619—624 弗·恩格斯的遗稿 弗·恩格斯。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627—643 一………………………………………………………………………………………………………………………628—631 二………………………………………………………………………………………………………………………632—634 三………………………………………………………………………………………………………………………635—643 弗·恩格斯。英国军队……………………………………………………………………………………………………644—663 一………………………………………………………………………………………………………………………644—648 二………………………………………………………………………………………………………………………649—655 三………………………………………………………………………………………………………………………656—663 附录 卡·马克思关于恢复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667 卡·马克思就恢复其普鲁士国籍问题所作的声明………………………………………………………………………668—671 卡·马克思因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书……………………………………………………………672—679 卡·马克思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所得到的答复…………………………………………………………………………680—681 卡·马克思关于入籍和居住柏林的申请…………………………………………………………………………………682—683 卡·马克思给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的信………………………………………………………………………………684—685 注释…………………………………………………………………………………………………………………………689—74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1860年1月—1864年9月）…………………………………………………749—774 人名索引……………………………………………………………………………………………………………………775—812 期刊索引……………………………………………………………………………………………………………………813—816 地名索引……………………………………………………………………………………………………………………817—826 译后记…………………………………………………………………………………………………………………………………827 插图 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进军图（1860年）……………………………………………………………………………166—167 “志愿兵读物”一书的扉页…………………………………………………………………………………………………………271 内战前夕的美利坚合众国图（1861—1865年）………………………………………………………………358—359 美国内战的进程图（1861—1862）……………………………………………………………………………520—521 卡·马克思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信…………………………………………………………………………………………611 弗·恩格斯“英国军队”一文手稿的第一页………………………………………………………………………………………645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革命群众就1914年12月2日事件致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十封信（1914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相关链接：在德国国会上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1914年12月2日） ［附录］ 革命群众就1914年12月2日事件致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十封信 来源：《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第48-50页。 编者按：下面的十封信，选自卡尔·李卜克内西就1914年12月2日国会投票事件所收到的103封书信集。遵照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妻子索菲亚·李卜克内西的建议，这些信件由莫斯科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转交给莱比锡工人运动历史博物馆。 ※※※ 法兰克福（美因河）1915年2月3日 尊敬的同志： 现在，有很多党员就像一群恶狼那样向您狂吠。我，还有和我一起的许多真正的同志都觉得，他们的狂吠，就好像是一群阴谋家在实现其罪恶企图时，发现在他们中间竟有一个不参与这一犯罪活动的人，他活着并且不怕其他人用死来威胁。我不向您隐瞒，在美因河法兰克福市有许多同志在8月4日后并没有丧失理智，他们根本不赞成国会党团和报刊的行径。您大概从最近的报纸上已经知道，这里举行过激烈的紧急集会。假若我们这里没有戒严，那么似乎《真正的同志们》就将会直接了当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了。一切都很明显，如果不是那些所谓首领的良心及时发现，恐怕大火就席卷整个大楼了。他们要不是真的瞎到看不见政府是在比俾斯麦用紧急情报愚弄人更甚地愚弄他们，就是出自他们冷酷的盘算。时间会证明的。我和许多同志认为，您无愧于您的见解，您站在您的宗旨之巅，您遵循真诚的信仰，发挥了并将在今后继续发挥作用。我出自内心地赞美您：“好”，并代表许多同志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卡尔·罗伯特（裁缝） 法兰克福市（美因河）阿列赫依里根路59号 ※※※ 弗里辛根发出的电报 1914年12月5日 亲爱的兄弟：千口惑人，但真理只有一张口。 曼努莉 ※※※ 柏林1914年12月6日 尊敬的同志： 星期六在新科隆举行的辩论晚会上，通过了以下的共同声明： 下列签名的同志向您勇敢的举动致敬。同时，我们声明，您不是“荒漠中的孤行者”。我们深信，今后的历史将证明您的举动是正确的。就便说一下，战争期间，起决定作用的是事业的成功，对破坏纪律的责难与此相比没有任何意义。 社会主义万岁！ A·阿德娜Г·齐梅利赫 玛利娅·阿德娜E·赫尼克谢 M·魏斯巴赫O·洛思 瓦尔德·泽费尔福林茨·艾利斯涅尔 M·特莱德B·齐梅利赫 奥托·玛杜，乌赫克乌尔姆女士 Г·舍拉克维利·舒尔茨 M·硕恩布鲁诺·舍朗克 B·维奥费尔奥斯弗·库格曼 芭莉特女士П·雅赫涅尔 克拉拉·维格斯艾里扎波·魏泽 卡尔·格弗受维库特女士 巴乌尔·格尔诺特 如果您需要上列人士的地址，可以从代表党向您致敬的人那里得到详情。 维利·舒尔茨 柏林东南区库弗里街26号 ※※※ 法国卡特尔—善普1914年12月6日 尊敬的李卜克内西同志： 昨天我们获悉国会的决议，其中特别强调您是“唯一”一个投票反对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请允许我对您大无畏的英勇气慨向您表示敬佩。我非常高兴，起码在我们的党里有一个同志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气，而且就是在现在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有幸于1912年在开姆尼兹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结识您，那次大会我是以革命青年联盟代表的身份参加的。当然，我并不期望您还记得我。 我冒昧地请求您给我寄些有关国会会议更详细的情况来；我将为此特别感激您。当我确信这封信您一定能够收到时，我将把我在战争期间所经历的详情和“非常值得称赞”的军官同志会详细情况向您禀报。 致以社会主义的敬礼！ 您的 卡尔·盖克列尔 现时的地址是施列茵茨第八军团军需食品后备队第26大队 ※※※ 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莱比锡 1914年12月7日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同志： 从今天起，我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在三等预备役检查时，我被作为“长期无用”的人挑了出来。这样，我又同原编辑部人员一起工作了。今天，我收到标玛（耶拿）同志寄来的您的声明。泽格尔同志和我都为您的立场感到兴奋。您的“通讯集”中的两封信在耶拿辗转传阅，另外两封则在莱比锡辗转传阅。假若您能再给我们寄来两封那就更好了。星期六，在梅克伦举行的集会上，在党的领导机构屡次拒绝之后，人们坚决地要求作关于国会党团在国会中的立场的报告。由于您的声明，国内许多人都感到非常惊讶。 致以党的敬礼！ 您的 盖奥克·舒曼 ※※※ 兰克维茨选区柏林兰克维茨区 1914年12月10日西标林街4号 卡尔·李卜克内西博士先生收 柏林 尊敬的同志！ 昨天在缴纳党费的晚会上集会的同志们委托我，对您在国会12月2日会议上的举动表示他们一致的感谢。 致以党的敬礼！ 巴乌尔·朗格 社会民主党兰克维茨选区印刷所 ※※※ 齐克弗利特·魏别克律师先生 柏林C21914年12月10日 克洛斯特尔街65—67号 亲爱的同志和同学： 对您进行的有组织的诽谤攻击，促使我强烈地要求向您表示我对您勇敢的举动非常敬重。您又一次表现出您不愧是您的伟大父亲的儿子。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 您的 齐克弗利特·魏别克 ※※※ 致国会代表 法学博士卡尔·李卜克内西： 现在，当您因12月2日的表决态度而为自己在德国、甚至在党员中树立了如此之多的敌人的时候，我们认为，通过这封信表示我们赞成您的态度是我们的特殊义务。 同时，您要相信，我们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投入反对我们的工人兄弟的斗争的。我们盼望着能够不惜生命地开始争取无产阶级权力而斗争的那一天。我们希望这封信能使您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是弗里德里希斯哈根中的青年同志。 艾斯特·雅科布逊 奥托·留利格 艾利赫·弗舍尔 瓦尔特·彼格涅尔 瓦理·普列斯 弗里德里希斯哈根1914年12月12日 ※※※ 艾琳·恩凯尔米特阿姆斯特丹1914年12月12日 加布里艾尔梅特祖大街6号 卡尔·李卜克内西博士收 柏林 李卜克内西同志：请接受我们对您的行动、对您的勇气所表示的感激之情。我们又听到了国际的声音。我们知道，国际还在！您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数以千万计的人带来了希望。现在，我们懂得了国际是没有“国界”的，国际是文化和生活的旗手，它应在战争的风暴中为和平而斗争。李卜克内西同志：请您接受我们友好的敬意！ 荷兰一名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女战士 ※※※ 社会主义民主青年联盟哥本哈根1914年12月18日 列美尔大街22号 致法学博士卡尔·李卜克内西先生 亲爱的同志： 丹麦社会主义民主青年联盟向您——青年国际第一任主席致敬，并为您12月2日在德国国会投票表决时所做出的一切反对军国主义的激烈演讲和对国际弟兄的深厚感情感到高兴和钦佩。 我们的美好信念和愿望将永远伴随着你 受丹麦社会主义民主青年联盟全权委托 恩斯特·赫利斯杰安逊 ※※※ 附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德帝国政府力图迅速地在1914年8月4日在国会通过第一批军事拨款。8月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召开了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国会党团共有110名议员，大卫等78名议员赞同批准军事拨款，卡尔·李卜克内西等14名议员反对批准军事拨款，其他18名议员缺席或弃权。在8月4日国会会议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少数派（包括李卜克内西在内）服从了党团的“纪律”，和多数派一起投票赞同批准军事拨款。此后不久，李卜克内西逐渐觉悟到不能拘宜于党团的“纪律”而放弃原则，当1914年12月2日国会进行第二次军事拨款表决时，他再不受国会党团纪律的强制，发表了一个声明，单独投票反对军事拨款，成为唯一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议员。他在声明中指出：“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特别对德国来说，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掠夺”，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不顾一切地联合起来”“制止战争”。李卜克内西为此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但是他的这种大无畏的行动挽救了德国工人阶级的荣誉，赢得了国内外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和尊敬。 李通生、洪肇龙译自伏利泰尔·巴尔捷利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为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而斗争》一书， 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661—667页，并附记。 录入者：勇敢的战士
少数派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的理由（提纲）（卡尔·李卜克内西，1914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相关链接：在德国国会上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1914年12月2日） 少数派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的理由（提纲） 卡尔·李卜克内西（1914年11月） 来源：《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第46-47页。霍铭摘译。原题为：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少数派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的理由（提纲）》。 编者按：今年是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一1919）110周年诞辰，我们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发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军事预算的一个提纲，以及人民群众支持其革命行动的十封信。 列宁在《战争与革命》一文中写道，“有人对我们说：‘在许多国家中，一切处于睡眠状态。在德国，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拥护战争，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反对战争’。我回答说：李卜克内西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全国人民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寄托在拥护他的人们身上，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这是对李卜克内西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崇高评价。 未来一定会把战争经过的历史详详细细地揭露出来。战争的基本特点现在已暴露得十分清楚了……。 我们谈的是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而首先谈的是从德国方面发动的战争，其目的就是最有势力的集团所一向追求的大规模的侵占领土。暗杀萨拉耶夫未遂的事件被用作进行煽动宣传的口实。7月23日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向塞尔维亚宣战。后来所作的一切和平倡议都只不过是声明和外交手腕而已，尽管这些倡议的参加者郑重其事地来对待这些活动。 战争在德国已经酝酿成熟，它所采用的方式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他们运用了一种异常精致的导演艺术，无耻地使用了国家机器来左右社会舆论，使其误入迷津而任人摆布。德国人民被《和平的凯撒》那种温情伤感的表演所愚弄。随之而来的就是特别戒严。基本的宪法权利被取消，任何批评都遭到肆无忌惮的粗暴压制。政府纵容各种毫无意义的谣传，半官方或官方地对外国人进行卑鄙的迫害，大肆夸张间谍的野蛮活动；当局残酷对待毫无保护的外国人，不管是真的还是冒充的外国人，在逮捕了原籍为丹麦人的德国国会议员汉森之后，并未就此罢手。已经爆发的战争的恐怖和战时独裁的压迫制造了一种假象，似乎德国人民是同心同德、万众一心的……。 发动战争并非为了造福德国人民。不应该认为，德国人正在进行着民族自卫或民族解放的战争，因为这是一场资本进攻和征服的战争。进行这场战争根本不是为了争取更高的“文明”，同等“文明”的大国之间所以要进行角逐，恰恰因为它们是同等“文明”的国家，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家……。 这场战争是在民族和种族战争的骗人幌子下进行的，而在双方营垒里都混杂有各种各样的民族和种族，他们是被招募来打仗的。 提出“反对沙皇”的口号，只是要利用德国人民最高尚的本能去达到战争和民族仇恨的目的，而不是去解放俄国人民或俄国的其他民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骇人听闻地奴役俄国人民的沙皇制度所给予的支援，都比不上德国。德国至今还应替沙皇承担部分罪责。德国政府甚至准备支持沙皇血腥镇压伟大的俄国人民。在德国，人民群众在经济上遭受盘剥，在政治上备受压迫和毫无权利，其他民族受到特别法的压制。这样一个德国是绝对不会以人民的解放为已任的。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应当是他们自身的事业，他们拒绝德国来当解放者的角色，对德国毫无信赖可言。 在战争爆发之后立即借口特别戒严，通过极端的镇压措施开始推行国内政策。禁止谈论阶级斗争，然而阶级对立依然存在。夺去了无产阶级自身解放斗争的武器，然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丝毫也没有改变。已经宣布的国内和平是极端片面的，这不外乎是“特别戒严”和“坟地的宁静”等概念经过粉饰的一种说法而已。“不再存在政党！”这一公式的意思只不过是承认无产阶级同炮灰等值。有的人在这些日子里根本不考虑自己对人民群众所承担的政治和社会义务，难道我们对他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按照1914年8月4日以前政府所作的各项声明是不会再侵占别国的领土了。但是，时间已经证明，这些声明的真实内容是极其轻率的。如果直言不讳，那么厚颜无耻地吞并别国领土的狂热，当反对它的斗争遭到种种借口不断粗暴的阻挠时，就可能会出现。官方宣布说和平有保障，对此应该直接理解为吞并政策。 我们从根本上坚决反对任何吞并，因为吞并所吃掉的是人民的自治权，这只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英国人民今天的处境就足已说明，日耳曼世界帝国中广大德国人民群众将来的处境会是怎样的。任何吞并都必然加重国内的政治困难。任何通过吞并手段而取得的和平同真正的和平都有霄壤之别，它不但不会为和平铺平道路，反而会招来一个军备激烈竞赛的时代，会引起一场新的战争。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义务就是要全力以赴地反对类似的计划。 我们同战场上进行着英勇豪迈的事业、忍受着艰辛困苦和作出自我牺牲的人民的儿子休戚与共。我们同他们血肉相联，而时候一到来，我们就要毫不容情地为他们所付出的血和肉实行惩罚。我们应该更加坚决地反对这场战争，更加无条件地承担起我们对德国人民和全人类的义务，对奋不顾身紧密团结的国际无产阶级的义务，承担起我们应竭尽全力去反对折磨人民的义务。 只要和平得不到保证（由于和平是通过吞并取得的），我们就要反对旨在继续进行战争的政府纲领、要求立即实行不损害任何一国尊严的和平。 我们警告所有参战国的政府和统治阶级不要继续进行血腥大屠杀，我们号召德国人民和其他参战国的人民起来反对这场疯狂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民族的精华正在为剥削者和压迫者流血。我们以被剥削者和无权者的名义要求结束对人民的大屠杀。我们期待这样的一天就要到来，那时全世界无产者在战场上将宣布：我们不再互相厮杀；那时在流满鲜血的战场上他们会互相伸出手来，而派他们来送死的军国主义势力必将在兄弟般的国际团结的岩壁上碰得粉碎。 我们表示异议，我们反对战争，反对负责发动战争和导演战争的人，反对引起战争的资产阶级政策，反对吞并计划，反对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反对进行惨无人道的战争，反对军事独裁，反对不顾社会义务和政治义务，而统治阶级永远要尤其是今天要对此承担罪责。我们否决提出的预算。 霍铭摘译自《共产党人》1979年1月号 录入者：勇敢的战士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威·李卜克内西，1865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1] 威·李卜克内西（1865年9月） 由于我国工业和贸易的发展缓慢，德国工人阶级进入政治生活，比他们英国和法国兄弟们要晚得多。只是在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德国工人才第一次开始明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必要性。以前，在这方面，一切所思、所言、所行，几乎都只是出自那些严格说来还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们，或者出自那些住在或去过英国、法国和瑞士的工人们。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还没有扎下根。 工人在1848年和1849年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光荣的，然而也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在每一个街垒中，在每一个战场上，他们都搏斗在最前列，然而，并没有自己的关于阶级利益和劳资关系的明确概念，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旁人的事业搏斗。当时，只有一家报纸捍卫过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并努力使人民力量的溪流汇入正确的河道：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博士创办和主编的《新莱茵报》。这个报纸用原则代替了空话，它粉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谬论，而不是宣传模糊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乌托邦主义。《新莱茵报》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中间，这里的工业较之德意志其他地区要更为发达些，因而这里的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更加互相对立。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怯懦，反动派很快占了上风，因而不可能得到任何直接的实际的结果。人民的运动在全德意志都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新莱茵报》横遭封闭，工人阶级的领袖被放逐，出版自由连同集会结社的权利一并被摧毁了。 曼托伊费尔政府并不满足于此。诡谲的本能提示他们，为了使人民完全屈从他们的政权，他们必须从最幼嫩的童年起来培养人民，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养成年青一代的意识。杜撰出了要实施整整九年的可耻的《学校规程》。在大多数别的德意志国家里，反动派也都实行了这样的办法。如果我们注意到德国每个儿童都必须上学和教育事业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我们就能想象得到《学校规程》那种使人道德败坏，使人自暴自弃的效用。当1862年我返回德国的时候，我为这种方法给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性格发展所造成的损害，简直惊呆了。 普鲁士国王解散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即兴之作，在德国仿佛也引起了某种政治复兴。随时随地都毫无特色的资产阶级，从来就准备为了一时的蝇头小利而牺牲其虚有其表的原则，拜倒在威廉国王的膝下。这位君主，当他还是王太子的时候，就指挥过普鲁士军队来反对为“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而战斗的人民，而现在竟被资产阶级奉为争取“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的战士！这种愚鲁的奴颜脾膝品行的后果，现在满目皆是。 工人阶级也没有完全逃脱这种传染病。在《新莱茵报》停刊后，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他们被放逐了的领袖们所曾起过的那种影响，在反动年代里必然是很小的。在没有合法宣传手段的时候组织起来的秘密团体，差不多都被警察摧毁了。除了政府的鹰犬和牧师们所建立的工人组织，除了过去号称“民主主义者”而今早已改宗了的舒尔采—德里奇先生所倡导的无害的鹅会[2]和储金会之外，任何工人团体都是不允许的。然而，一当伪自由主义的《新世纪》出刊，舒尔采先生就获得了某些人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自由党人”，“进步党人”，“民族联盟”的人们）就把他拉到自己一边，吹捧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工人阶级的恩人和用他的鹅会解决了社会问题的奥狄浦斯[3]。这种诡计取得了某些效果。大多数工人相信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报纸每天灌输给他们的东西。相对的工业繁荣时期到来了，许多生产部门的工资提高了，——这对于社会的不满情绪，确实不是特别有利的土壤。 舒尔采先生成了“大人物”。为恪尽职守——起初他也谨言慎行，并不明白他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但是，自从他收下了他的老板们的五万泰勒的“赠礼”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安于“不知者不为罪”了，——为恪尽职守，他在工人中宣传其鹅会的福音书，并向工人证明他们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劳资对立只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虚构，工人在所有问题上都必须服从他们资本家兄弟的领导。舒尔采先生能言善辩；他有半打现成的套话，语调动听，最易记忆。他播弄这些东西，就象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因此，他虽然每一次都讲同一个东西，却总是花样翻新，他的每一次演说辞，不管是从末尾读起，还是从半截读起，也都象从头读起一样。 从1859年《新世纪》出刊时起，到1862年底，德国工人只扮演了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的合唱队的角色，在选举中，他们只不过是“进步党人”的——用一句美国成语来说—“投票手”。 1862～63年冬天，一个名叫艾赫勒的工人，在柏林进行过争取解放的第一次尝试。他在柏林一家大工厂里做工，同另几个工人一道被雇主们派去参观1862年的伦敦博览会。在伦敦，他偶尔碰上了德意志工人协会（现在加入了国际协会）举行的纪念巴黎六月起义的集会[4]。艾赫勒惊愕不置，他在那里听到说，自己了解到并且很快就确信：舒尔采先生发明的摆脱一切社会贫困的手段——鹅会，自由竞争，开业权等等，英国很早很早就已完全实现，然而那里的社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工人的锁链并没有被砸碎。他回到柏林，对雇主们说舒尔采先生是江湖骗子，因而被解雇了。他召集了一系列的集会，向工人说明，为了争得自由，必须走自己的路，从资产阶级那里期待不了什么东西，并建议召开德意志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建议得到了普遍的赞同，但是，“进步党人”的阴谋诡计到底遏制住了这个计划，他们说这位发起人是“反动派的工具”，企图瓦解“伟大的自由党”的统一。艾赫勒找不到工作，他确实在流落挨饿，最后弄得走投无路，在柏林警察局的电报局里找到了一个报务员的职位。当然，他走这条路是不对的，但是主要的罪孽无疑是在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有系统地剥夺了他正直谋生一切机会。 同时，《新世纪》的泡影也破灭了。政柄从孱弱的“自由派”手中溜走了，并为冯·俾斯麦先生所攫取。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地，“自由派”都哀嚎起来：但是，墙壁因高嗓门饶舌家的嚎叫而坍塌的时刻过去了，——冯·俾斯麦先生平安无事，再也不会被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推翻。这位投机政客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留过学。他不愧是波拿巴的同道。他竭力追求无限制的专制政权，但是，他狡狯伶俐，完全懂得争取不到群众的政府在今天是不行的，他马上仿照他的巴黎朋友的样子，投给工人阶级以社会主义的诱饵。当西里西亚发生了企业主和工人的冲突的时候，政府佯装站在后者一边。有人向一个刚从伦敦回来的前流亡者[5]建议给政府报纸写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并且答应他完全自由发表意见[6]——不言而喻，他拒绝了。冯·俾斯麦先生寻找过社会主义的宣传员。 这期间，拉萨尔先生登上了舞台。即使他自己不在场，人们也想像得到他。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详细介绍拉萨尔其人和叙述他参加德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伦敦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拉萨尔具有革命的智慧，更加具有革命的性格，或者无宁说是革命的气质，他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深恶痛绝。他看到了他们不可能实现他们自己的纲领，并决定诉诸工人阶级。他着手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是马克思的学生）、恩格斯等人的著作的部分内容，可是没有说明来源；他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并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他野心勃勃，热情奔放，贪求立竿见影，然而忘记了他是生活在一个强暴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偶一触犯，这个政府就会把他变成齑粉。他请求在英国的旧友的支援。他们答复他说，现在尚非其时，象他所设想的那种运动是不可能的，这种运动要不就会变成一场滑稽剧，要不就得去迎合政府。但是，拉萨尔已经走得太远了。他已经深深陷入了华衮贵胄的网罗之中，再也不能回头了。他的朋友们给他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为了他所开创的运动不立即止步，他不得不向当权派让步，就是说，他不得不放弃他曾加以发挥的那些原则的宗旨。一年之后，他进退两难，处境尴尬：或者承认他犯了错误，或者转向政府一边。自尊心不许他做到前者，而诚实又不许他做到后者。1864年8月，他在决斗中死去，对手的子弹使他摆脱了这个严酷的尴尬处境。 到拉萨尔死的时候，他的联合会总共约有四千个会员；这是联合会在实际上而不是在纸面上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数目。拉萨尔在社会问题方面的著作，可以说，如莱辛有一次谈过一本书时所说的：里面有许多好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可惜的是，好的不新，新的不好。好的是，拉萨尔说了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但是，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早就说过，而且说的好得多。坏的，而且带来巨大危害的，就是拉萨尔所说的必须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协作社。他指的是另一种国家，并不是现在的国家，然而他的大多数听众不可能不以为他说的就是冯·俾斯麦先生的国家。这个国家帮助的倒霉教义，也败坏了他的争取普选权的宣传。在普鲁士，也象在大多数德意志国家一样，选举是间接的，选举人依据其纳税额划分三个等级：工人和大多数居民属于第三等级，这一级的票数，只和少数富人组成的另两级中每一等级的票数一样；可见，工人阶级所拥有的投票权显然落空了。现在，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权的要求，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因为德国工人看清了拉萨尔本想把俾斯麦变成自己的工具，他反而成了俾斯麦的工具，他的“国家帮助”助了政府一臂之力，他们就不再理睬他了。要不是这样，联合会会员人数就会有二十倍以上；然而，那时候政府也就不会这样宽容它了。 拉萨尔死后，俾斯麦先生全力以赴地想把工人运动完全直接抓到手里。他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向工人许诺普选权、取消反结社法和其他让步；作为报答，要求工人支持他的兼并政策，并帮助他根本消灭“自由”资产阶级的运动。诱惑是大的。拉萨尔的许多朋友倾心拜领。 这期间，去年〔1864年〕12月，拉萨尔的几个朋友在柏林出版了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报纸。他们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全体同人同他们合作。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这个建议在下述必不可少的条件下被接受了：报纸不得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现存的政府，它要直接向工人阶级说明它的地位和责任，并训练它进行独立的活动。 这个条件没有得到遵守。马克思先生和他的朋友退出了报纸，并揭露了它的编辑们和其余的撰稿者都是人民事业的叛徒。 俾斯麦的阴谋结了果。拉萨尔的联合会和拉萨尔私人朋友创办的报纸归附了政府。在柏林和别的地方，叛徒们当即受到了打击，经过艰苦的斗争，他们被开除出他们自己的联合会。《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大约有三百个订户，而“拉萨尔派”已经减少到只有几百人骗人的或者被骗的，他们分裂为两个宗派，进行着两败俱伤的战斗，可恶而又荒唐可笑。主要是在柏林从事阻止政府和工人阶级“联盟”活动的那个人，已被驱逐出了普鲁士，而联合会在普鲁士的所有分部，因为它们对政府再也没有什么用处，统统被封闭了。 由上所述，容易了解到为什么国际工人协会一直不能在德国站稳脚跟。协会的原则得到了每一个有思想的德国工人的赞同。去年冬天，纲领从伦敦寄来了，柏林所有多少大一点的工人团体都宣读过并作过解释，它得到了一致而热烈的赞同。按照德国的法律，禁止各团体同别的团体，特别是同国外的团体联合，甚至通信。这使它们不可能直接加入协会。因此，打算以个人会员的方式来加入；要是没有政府的阴谋把各工人团体引入我所说的危机的话，这一点就已经做到了。 目前，在普鲁士干不了什么事，因为我们的党正处在肆无忌惮的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终究有事可干，也会干成。 在普鲁士以外，只有一个德意志国家有工人运动的良好土壤，这就是萨克森。在这里，所有的工人团体——除了很少几个其残余现在正迅速衰竭的“拉萨尔派”团体之外，——一直处在舒尔采先生指导之下。可是，它们现在完全摆脱了束缚，虽然它们还必须学会许多东西，但它们已经上了正路。确实的，除了极罕见的例外，所有所谓舒尔采式的联合会都摆脱了束缚；上个月，它们在斯图加特召开了年度代表大会，会上，他们一致主张争取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废除反结社的法律。要知道，舒尔采先生和他的资产阶级老板们已经尽了可以说是超人的努力来劝导工人，说他们不应该干预政治，联合（联盟）的完全自由对他们是有害的。 我认为，从我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前进。不管怎样，最近几年来，他们向前跨了一大步：他们已经懂得了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着对抗，他们必须自己起来进行战斗，以及为了能够完成他们的社会解放，他们必须掌握政权。 p.s.〔再者〕；我只能匆匆忙忙写一个梗概；有协会会员出席代表会议，他们会说明这其中的原因，也会说明为什么我这一次不能亲自出席。 （汤润千译） 译自《1864～1866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英文版），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4年第二版（《TheGeneralcounciloftheFirstInternational1864－1866.TheLondonConferenee1865.Mjnutes》，ProgressPubulishers.MoscowSeeondPrintting1974。） 注释： [1]这个报告，是威·李卜克内西为1865年9月25～29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国际代表会议用英文写的，共十一页。 马克思在1865年9月11日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希望他能作为德国的代表来参加伦教代表会议，马克思又在9月20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敦促他务于9月25日把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寄到伦敦。李卜克内西没有出席代表会议，马克思也没有在代表会议上宣读李卜克内西写的这个报告。马克思在1865年11月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至于你的报告，我没有向代表会议宣读，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90页。） 这个报告保存在马克思的书纸堆中。莫斯科政治书出版局1961年出版的《1864~1866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年伦软代表会议。会议记录》，第一次用俄文正式发表了这个文件，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该书英文版第一次按原文发表。 [2]鹅会（gooseclub）——贫苦人集资合伙买鹅过圣诞节的互助团体。（译者注） [3]奥狄浦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忒拜城的王子，他的父亲听信了自己会被儿子杀死的预言，把他弃在野地，他长大以后，偶然杀死了一个人，以后作了忒拜城的王，娶了该城的王后；后来他知道了被他杀死的是父亲，所娶的是母亲，就弄瞎自己的双眼来赎罪。他曾猜出怪物斯芬克斯所出的无人能猜的三个谜，因而使忒拜城避免了吸血怪物的毒手。因此，他的名字成了智慧、会解决难题的人的同义语。（译者注） [4]指的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每年同法国流亡者举行的纪念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大会。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最初几年，协会处在威廉·魏特林的空想平均主义的强烈影响之下。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教育协会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同“民主派兄弟协会”和法国社会民主派的各组织保持经常联系。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加了协会的工作。在1849年11月至1850年9月，马克思在这里举行过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和《共产党宣言》重要原理的讲座。 在马克思和思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都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重新参加了这个组织的活动。 后来，在六十年代，除了设在索荷区拿骚街2号协会会员亨·博勒特小饭馆的总部之外，教育协会在伦敦的东区和南区还有两个分会，即：“和谐协会”和“条顿尼亚”。马克思和埃卡留斯作为协会的代表出席了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第一国际成立大会。国际成立后，协会的许多会员——考布、列斯纳、博勒特、罗赫纳等人参加了总委员会，并在它的活动中起了重大作用。总委员会于1865年1月10日通过决议，接纳整个协会（包括总部和两个分会）为国际的附属团体，其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5]、[6]威·李卜克内西——原编者注。
无产阶级政党怎样转向工会工作（詹姆斯·坎农，1936年12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无产阶级政党怎样转向工会工作DeeperintotheUnions 詹姆斯·坎农JamesP.Cannon1936年12月5日 赤心译龚义哲校 以下文章首次发表在1936年12月5日出版的旧金山《劳工行动》上。当时美国托派打入了美国社会党，在社会党内开展争取工人群众和激进青年的活动，关于这段历史可参考《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第十二章。 加利福尼亚的社会主义运动最近焕发了新的生机，并取得了稳固、健康的成长，它的成员在工会中的积极活动，以及整个党对这方面不断的关注，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转向工会工作意味着西部社会党转向了新的生活，也意味着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重建组织。如果我们只是一群善心人的俱乐部，那根本不会冒犯任何人，也没人认真对待我们，但如果我们想要成为阶级斗争中的真正力量，那首先就需要转向工会工作。 发动革命需要战斗的组织，只有在广大的工人运动当中才能建设这样的组织，而不是在它之外。而工人运动主要就是指工会。要完成党的这种必要转变，我们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目前所做过的仅仅是摸到了工会的边而已，当然这也是有利的。只有当我们把十分之九的时间和注意力都用在工会工作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算得上步入正轨。 工会是工人的基本组织，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得以被群众接受从而成为真正力量的主要媒介。群众不会主动来找党；党必须到群众中去。把革命旗帜带进群众组织，并在斗争的前线上找到自己的积极分子，才是重生的社会主义的真正代表。 让一些“专业人员”专门进行这种活动，而让其他人站在一边加油鼓劲的做法，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再没有比这样一个党更荒谬无用的了。应当成立外围组织，谋求同情者与同路人的支持。但在我看来，无产阶级的党应该是积极分子的组织，它有大量的党员（确切来说，应该是所有有条件的党员）扎根于工会与各种工人的群众组织之中。 此时，我们老是会碰上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早已过时而又荒谬可笑。这种争论既没有意义又无好处，因为恩格斯已多次解释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指导。让那些糊涂虫去争辩哪个是第一哪个更重要吧。完全脱离实际的伪“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与“只有行动没有方向”的庸俗活动家成双成对地出现，真是让人觉得又麻烦又可悲。真正的革命家在一切活动中都会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 首先应当引导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让他们有意识地参加工会的活动，这是因为他们与广大的工人圈子有着直接联系，所以能取得最大的成效。当积极分子把社会主义思想带进工人的群众组织，并使其在群众组织中扎根时，就会对群众组织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对自己的阶级利益与历史使命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在同剥削者斗争时，就会变得更加勇猛、更加团结，取得更大的成效。 而与此同时，党通过积极接触群众获得了力量，在阶级斗争的影响下找到了不断纠正错误策略的方法，并吸收新鲜的无产阶级生力军加入自己的队伍。在工会斗争中，党用行动来检验和纠正自己。它会逐渐变得强大、成熟起来，最终作为工人的先锋队，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在加利福尼亚工会中的开创性工作已为整个党开辟了道路。如果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赢得巨大成功。
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来源：《韩国首富——郑周永传》 之《第五章罢工此起彼伏》〔美〕唐纳德·科克著唐杰书译 一、绑架事件 二、突然袭击 三、暂时的和平 四、隐秘的圈套 五、决战 【相关文献】 ·三现代公司工人的斗争（《韩国工人》之《第七章劳工大攻势》 ·“通过谈判可解决问题；对武力镇压必斗争到底！”——现代重工厂民主工会访问记 （思齐，《十月评论》1989年7/8月第十六卷第5期，总第144期）
社会主义美国会是什么样的（詹姆斯·坎农，1953年1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社会主义美国会是什么样的 詹姆斯·坎农1953年1月23日 草木灰译；张兄校；个别译文感谢龚义哲校订 注：以下是坎农于1953年1月23日在洛杉矶社工党“星期五夜讲坛”上的演说，最初发表于同年7月27日的《战士报》上。后来收入先锋出版社的小册子《通往社会主义的美式道路》。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社会主义，不是按照一套事先构思好的主观方案建设起来的社会，而是社会演化的下一个阶段。之前的讲座我们讲的是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问题，根据一个纲领建立起来的革命党，能预测和理解并自觉地组织后来阶段的斗争。本次演讲的题目“社会主义美国会是什么样的”需要我们突破自己的纲领框框，去好好想一下。 我们今晚讨论是社会主义社会，它脱胎于阶级斗争完成其历史任务后的新局势，也就是说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消亡后的新阶段。因此，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份斗争的纲领，而是当前社会已经揭示出来的未来社会发展的前景预告。 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计师和建设者自己就是社会主义新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此非常肯定，他们努力不使自己为后人提供任何指示和蓝图。然而，他们的著作，的确有着能点亮整个瑰丽远景的天才的闪光点。先驱们天才般的卓见引导着我们今晚的讲座。 伟大的法国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说过：“未来不属于我们。”我们承认并同时认识到这样更好。未来社会的人们会比我们更明智。我们料想他们在任何方面都胜过我们，无需我们的指教，他们就能做得很好。我们只需设想和指出大体的发展方向，我们不需尝试做更多。但我们有义务做得更多；因为社会主义的前景问题，也就是说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对当代宣传有着重大意义。 参与我们运动并为之奉献一生的新一代青年不愿意将青春意气挥霍在琐事和渺小的目标上。没有比一个新世界远景的伟大理想更能激励他们的了。因此，我们完全有道理探索未来可能发展的大体框架；尤其是我们可以预见非细节的大体方向。 要预想社会主义下的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就用今天这个不完美的社会作为未来社会的衡量标尺或比较对象。一个人必须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不同的世界来思考，在那里当今社会的主要激励与强迫机制将不再适用，它们将被完全忘记，只有研究过时年代的人才会对它们感兴趣。 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毫无疑问会给人类活动以及所有领域内——工作、教育、体育和娱乐，礼仪道德，以及在激励机制上——的关系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而之前这些活动关系受制于社会的阶级划分。 但是所有这些可预料的变化，将开始于生产制度的革命性转变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必然扩大。这是一个共享富裕的社会的必要物质基础。劳动过程——工作方式，个人劳动时间调节、计量、补偿——的革命重组将首先发生，也应当被首先考量，因为这将为其他变革开辟道路。 这里，起初我们缺乏一个恰当的比较标准。新社会里每个人所需要的生产劳动时间的必要总额不能以现阶段工业发展为基础。我们要考虑科技进步的因素，要考虑未来社会消除了市场竞争，食利阶层等等造成的浪费，这些都可以使得原来的计算方式无效。我们关于未来的想法必须与未来的框架适应。 甚至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情况下，如果每个人参与工作，没有物资浪费，那么在发达国家普遍的四小时工作制足以创造所有成员必须的消费品。一旦全社会的思想与精力都集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上，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想象得到，新科技产业革命将很快使四小时工作制成为现实，并伴随一个人的一生。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才是非常荒谬的。 所有基于当前社会阶段的条件和实际来计算每个人必要劳动时间的想法都必须被抛弃，必须对这个基本领域的未来发展前景与可能性进行切合实际的认真评估。在新社会，为提供衣食住行，以及给物质生活带来方便和改善的必要劳动，将是有效的社会劳动——必须不断着重指出这伴随着减轻劳动负担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发明和科学发现。 劳动与货币消亡 在未来，为了提高生产率，劳动将被高度组织和规范起来。随着科技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减少了个人所必须的劳动时间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在劳动协助的进程中就不会有无政府主义，只会有脱离劳动的自由。 在我看来，个人必须劳动时间量的不断减少会很快使以年、周、日为基础计算劳动时间的方式变得不切实际。我认为，社会对一个人一生要求的必须劳动时间总和进行大体计量将是可能的，由此他将被允许选择何时作贡献，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并没有形成计划方案。我非常倾向于认为大多数人将选择在他们早年生涯的一到两年内干满他们一生所要求的劳动时间。在此之后，他们将自由支配自己的剩余时间，将他们的自由投入到感兴趣的科学探究、创造性工作、玩耍、学习中去。他们在早年生涯中进行的必要生产劳动将偿付他们一生的所需，就像今天工人们提前偿付微不足道的“社保”一样。 在我们上周讨论到的过渡时期中，这种前景或一些类似的准备已经开始了，在此过程中，劳动纪律、计算方法和报酬支付方式都将出现革命性改变。脱胎于资本主义传统社会的过渡社会将会保留一些资本主义的核算和激励方式。人们将首先为薪酬工作，在工作量完成之后会得到相应的货币报酬，这些货币以诺克斯堡金库的黄金为保障。但一段时间过后，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甚至产生了过剩，这个苛刻的工资规律的荒谬之处将变得显而易见。那时金子将取出金库，被用于其它更有用的目的，如果可以找到的话。 人们不再需要钱时，就会疑惑怎么处理曾耗费大量人类劳作辛苦的金子。列宁曾认为社会主义下金子可以用作公共厕所的门把手或类似的东西。但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权威会承认未来人有必要去挖掘这种无用的金属。 以金本位的货币支付工资的记账方式，到了一定的阶段，将会被像剧院门票一样的劳动证或代金券所取代。但甚至是这种方式最终也会消亡。因为即使是这种记账方式也会占用无用劳动，绝对是无用的，必将淘汰。货币将不复存在，记账、交易或代金券也都将消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来规定一个人要干多少活、能拿多少报酬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1]，人们将无需强迫工作就能各取所需。 这听起来“虚幻”吗？这里再次强调，人们必须努力脱离当代社会的理念桎梏，不要认为这理念荒谬或“不切实际”。相反，这样的想法倒是荒谬的。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丰盛的餐桌上，计较每个人的份额和分配食物哪个更重要呢？你不需记下谁早饭吃了多少煎饼还是晚餐吃了几片面包。桌上摆满时没人会抢吃的。如果客人来了，你不必为自己抢第一块肉，你将盘子交给他任他自便。 当你将未来社会想象成为丰富的宴席时，计较一个人所得的吃穿有什么意义呢？根本没必要对物质财产进行强制分配。“工资”将成为只有古代史专业学生才知晓的过时概念。托洛茨基说：“坦白说，我觉得，假使认为这样一种其实不算期望过高的前景是‘乌托邦’，那真是相当愚蠢的。”[2] 资本主义的伦理和通常的秩序当然是迥然相异的。但是亲爱的同志们，永远不要犯这个错误：认为任何违反他的伦理规则的事是空想，是荒唐的。不，荒谬的是，认为这个疯人院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的伦理是：“按劳分配。”普遍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将规定一个不同标准。马克思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我讲的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之为共产主义。 不安全感被消除 在当今社会，人们被不安全感束缚，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担忧自己及后代的未来而逐渐受到损害。只要有不能承受的疾病或事故，他们就永远不能从莫须有的恐惧中解脱，惩罚将加之他们的儿女，使他们被剥夺教育与衣食的权利。 在这种环境里，如我们反复所闻的“人性”，就像努力在暗室开花的植物；它没有得到太多机会来展现它的真性情和它无尽的生命力。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噩梦将从人类意识中移除。他们将免于恐惧，获得安全感；这将在他们对生活和娱乐的态度中产生变革。人性将获得展示真我的机会。 当前社会被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少数人获得特权而多数人遭受贫困不安，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被诸多人为和不自然的因素进一步分裂，这使得个体被扭曲，阻碍了个性的全面发展和与人际关系的和谐。男女工作之间存在着差异，更不必说男女权利的差异了；因种族歧视，黑人和白人间有差异，这对于前者非常不公，同时也使后者蒙羞；存在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异，使得人类相互割裂；存在城乡差异，对居民双方均有害。 某些人认为这些差异是天生的，其实并非如此。它们是阶级社会的人为产物，终将随之谢幕。这将是一个伟大的谢幕。 妇女解放 妇女解放将始于工人政权的早期，很可能在社会主义之前的过渡时期就会彻底完成。妇女真正解放的首要条件是她们的经济解放。而经济解放的必须前提是，像对待其他工作一样对家务工作进行科学组织，这样妇女将有闲暇时间用于文化活动和选择职业的自由。那将迫切需要建设好公共厨房、家政服务设施、托儿所和幼儿园等配套设施。 现在这个国家普通穷人家的主妇被迫这样思考：她生于这个光荣世界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与灰尘和碗筷战斗。实际并非如此。女人能够参与全部的活动、全部行业、全部学科、全部艺术。诸多示例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 我绝对确定的一件事将在工人政权的早期发生，也许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更高的生产效率的口号下，加之妇女解放自由的道德争论加强——妇女有权休闲，有享受文化精神发展的自由，社会将出现一场巨大的妇女运动，将打破自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四千万个独立厨房和四千万家庭主妇做饭清洁的状态。 三四千万女性每天都要迈着疲惫的步伐去市场，然后带着她的篮子拉回家来为三四千万不同家庭做三四千万份不同的饭。这是多么大的精力和生产力的浪费啊，更不用说精神方面的浪费和妇女遭受的不公了。觉醒的社会主义女性将为低效不公的过时体系敲响丧钟。脱出厨房的藩篱，社会主义女性的大崛起将是最伟大的历史突破——这也是对女性最有利的。从厨房的枷锁中解放的女性，将是自由男性的自由伴侣。 家务活的苦差事将像其他劳动分工一样按照有效协作的原则被组织起来，这样妇女就能获得空闲时间。按照组织化和科学的方式，做饭和家庭清洁也可以像其他工作一样，能被做得更好更快。合适的空气调节器和滤尘器将是每家每户的标准配置，将自动取代大部分的家庭清洁工作。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普通家庭主妇能够忍受家务劳动，如果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或者特意适应的话。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做饭，家庭清洁，房屋修理不能成为社会劳动分工的一种，这一任务是可以分配给各个不同的人按照规定轮流花费一天的几个小时、一年的几周就可以做的。或者是一些人愿意共同生活，因为许多人觉得共同生活有利，他们会一起做家务，事情就更简单了。 我的这番预测，并不是要给大家描绘出一个受到严格管制的社会图景。正好相反，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自由而独立的公民，都会对现在的社会秩序所施加的种种管制感到厌恶。他们想怎么生活，就会怎么生活，每个独立的个人都会为他自己做主，当然不能超出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用“她”更好一些，因为顽固不化的反动派总是傲慢地自以为最懂得“女人该呆在哪里”，严厉的现实将会让他们碰钉子——这是因为自从阶级社会开始以来，妇女第一次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她们还有很多话要说。 社会主义社会下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家庭和什么样的家庭生活？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但未来人将拥有物质条件和选择自由来构建他们的生活。这两个条件现在大多数人都无法知道，但它将揭示广阔无垠的远景：将家庭从负担烦恼之地转变为自我选择愉悦生活之所。 住宅不在是由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利润而设计建造的，现在建造的大量房产就是为了利润。人们得到他所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们有能耐获得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假如有人想拥有自己的住房并且希望像当今时代那样的煮饭清洁，没人会阻挠他们。但我猜：他们会吸引公众好奇和嘲弄的眼神。人们会说：“他们有完美的权利但他们没去享用。” 未来，每个男人都可以像现在一样拥有自己的小屋，他可爱的妻子也可以终身为他操持全部家务，但前提是他能找得到这样的妻子。他也将不能购买这些服务，索取它更是相当愚蠢的。很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开明的甜心将告诉他：“醒醒吧，宝贝儿！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你又看了那些古代史，起了怀旧之情。你要改掉这种毛病。我在学习医学，没空做家务。叫社区家政来。” 种族歧视消除 我必须将如下消息传递给南方的穷苦白人和他们的北方表亲，以及其他生活在种族隔离法下的黑人兄弟们：社会主义美国将再也不是“白人的国度”。她也将属于有色人种。他们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毫无障碍地共享这一切，——繁荣和财富、自由、权利，没有任何例外。 建立在人类团结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这样不科学的、可耻的非人观念：有人生一生来下就优于其他人，仅仅是因为，几千年前环境的不同造就了肤色的深浅。 实施种族隔离法的暴徒们沉浸在自己是“优等民族代表”的自我满足的无知里，也许很难地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但他们终将认识到或是被迫认识到这一点——这两种方式完全一样。黑人在与工会和革命政党的联合中，将扮演伟大而决定性的革命角色；在这个大同盟中，他们会表明并争取到全部的平等权利。 黑人很可能就是最好的革命者。为什么不会呢？他们失去的只有贫穷和歧视，获得的将是整个繁荣自由平等的世界。可以确信黑人将为此而参加革命奋斗——一旦他们明白只有借助革命他们才能获得这些。黑人革命军将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他们胜利的回报将是巨大的。 正如妇女解放一样，黑人解放的前提也是先要绝对无条件废除一切经济上的歧视和不公，然后继续在全部领域实现彻底的平等。种族偏见将随滋养创造它的社会制度一起消失。那时，人们将和平融洽相处，他们的儿女最终将为了整体的福祉完全贡献自己的天赋。 文化生活的革命性变化 现存的庞大、拥挤、丑陋、病态的都市——我在以前的讲座上被问到——将会怎么样？它们将不再存在。一旦过渡时期结束，解决了所有物质条件充沛的问题，人们将想要过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文化和审美。他们对生活环境的美与和谐如饥似渴。这些我们今天居住的巨大都市是现代社会的祸害。它们必将让步于规划好的、与乡村连接紧密的都市。每个人都将生活在乡村的自然环境和城镇的文化氛围中。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都强调这点。拥挤的贫民窟和偏远荒凉的农庄也将同时消失。 新的科学艺术——城市规划的科学艺术将会兴旺起来。虽然现在就有这个职业了，但是私有制工业和不动产剥夺了它的灵魂。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些优秀热忱的大学生将承担起城市规划的研究，研究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盈利而将贫民窟和工厂的烟囱建在一起，而是为了让城市建设得更宜居。新社会中，艺术工作毫无疑问将是更加互动合作和社会化的。城市设计师将把景观师、建筑师、雕塑家、壁画师组织起来协同工作，共同建设快乐生活之所的新城市。 为了满足人们的兴趣和要求，各种公共中心将建立，包括艺术中心和科学中心。在小说《铁蹄》中，未来社会主义出现了许多“奇迹之城”，有着类似“Ardis”、“Asgard”等富有诗意的名字，杰克·伦敦以这个社会下的居民的口吻谈到了人们将此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奇迹之城为了美，为了安逸生活，为了眼睛和其他全体身体部位的吸引力而设计。 当然农业生产也将像工业一样在大范围内进行重组。工业化农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于西方。数以万计英亩的土地作为一个整体使用现代机器和科学种植，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不劳而获者的利益。这些工厂式农场不会消失。它们会被接管并得到巨大发展。最终全部农业生产将以大农场的方式进行。农业工人不再会生活在文化落后的孤寂的农庄中。他们会住进城镇而在乡间工作，就如工厂工人生活在乡村而工作在城市一样。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异被打破。精于专门知识而对其他学科无知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这种情况将被消除。这种人为造成的分割使得人们只知道一类事，只能做一类事，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有所了解，同时还能做很多事情。 未来将有一场艺术革命。割裂贵贱使之争斗的阶级社会，也割裂艺术家的人格。只有很少的人能被选中，有机会学习实践远离人们生活的艺术。同时，不是千计的而是百万计的孩子闪过天赋甚至是天才的火星，在其有机会发展为火焰前被扼杀了。穷人家的孩子在学校中已经喜欢画画，很快将不得不收拾好他们的灵感。他们花不起钱画画。因为他们需要学习使他们可以谋生的交易，他们必须忘记自己的艺术追求。 在新社会，每人都是某领域的艺术家，每个艺术家都是一个工人。教育将从小到大一直为了智力促进和体力职业同步发展。马克思有着如下强烈的观点：每个儿童从九岁开始，都应当参加生产劳动，不是为了挣取他们教育的“花费”，而是要成为教育的必要部分[4]。从较小的时候起，孩子们就应该学习使用工具并对人类作出贡献。孩子会在学习劳动实现价值中获得满足感。 然后年长者将开始更尊敬地对待他们。这样孩子们将早早地被社会当做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公民，一个生产者，而不再被当做小孩。他会被用道理劝说，平等对话、不挨打、不被大吼、不被推到角落。马克思说：“孩子必须教育他们的父母。”当他们获得公平机会，在某些方面他们会这么做。 亲子关系将会有一场变革，在今天畸形的阶级社会里我们难以想象。父母认为他们一直被伦理赋予权力来责骂虐待孩子。原始人从没有这种权力，也从未想象这些。妇女孩子受到虐待成为法则只是因为随着私有制而堕落。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人从不知道这些。未来社会也将很少知道这个。 在音乐、绘画、雕刻、制模、写作方面拥有天赋的每个孩子或是不擅长这些的孩子，可以成为某一类型的艺术家。对文字拥有直觉的人会成为作家。诗人们将讴歌人类团结这一伟大主题。他们不会挨饿不会遭到嘲笑——像他们在这个愚昧的社会里这样。诗人或许会首先受到尊敬，因为他们比常人更有远见。 社会主义社会下文化全面发展不只是少数幸运儿的专享，而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将拥有最珍贵的财富。他将拥有时间，有闲暇。有玩耍、成长、旅行和全面实现他个性的时间和条件。这将不是特例，而是通则。全体人类将共享这些。 我有一个理论，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想法，社会主义下将有两种类型的劳动。所有人毫无例外将参与有组织的生产过程——这是人类维持自身和财富涌流的源泉。之前已经指出过，这种劳动只会占有少量时间。然后，我预料另一种无组织的纯粹志愿劳动，作为一种为了公共利益或私人友谊的艺术自我表达方式。 手工艺的复兴 手工艺，曾是生产的基本形式，事实上因为相对低效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消灭。许多古老的工艺手法失传了。能够更快更容易地制造东西的机械化生产，把手工艺从生产过程中淘汰出来。这种进步的历史发展永不会被逆转。 在社会主义社会，机器工业的生产力将发展到极限，产生了比现在发展阶段下都要更过剩的时间，我能够预见手工艺将新的基础上再次复兴和繁荣。假如将此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的一种劳动形式在理论上难以承认，我揣摩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艺术性的活动。 我之前谈到脑力和体力的人为分工，这个分工导致人类的割裂。未来社会主义世界的全体人类，不会仅仅满足于知道他在书中读到了什么或者写了什么书，或是把自己限制于其他脑力职业之外。人们会从小开始训练创造性的动手能力，会有大量时间，在任何他觉得适合的时候，锻炼自己的技能，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 我能够想象，在此条件下的人类，使用工具的动物，将会再一次释放自己的个性。自由的橱柜木工、鞋匠、手工裁缝、书籍装订工等等，将会复兴。未来的工匠们不会与机器工业竞争——那被指责为不合时代——但会以娱乐和艺术表达的特殊形式将他们的作品表达出来，为朋友们制作礼物。他们想做谁会阻止呢？ 在当今社会很少有人能做自己想做的工作，从而他们被剥夺了人生最固有的享受。“一个人若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便是幸福的”，卡莱尔[5]说。但现在有多少这么幸福的人呢？大多数人做看起来最能谋生的职位。能够选择工作，不顾一切追求的人太少了。 以今天社会来说，我个人也有想做的工作，想要的个人时间，也有最合适的职业——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但在社会主义，不需要社会斗争和革命了，像我这样人会找到另一种行当。我想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当一个木匠，正如我祖父那样，在规尺墨绳间以自己的杰作为傲。其他人可能会成为装订工人，鞋匠，裁缝——许多老手工艺将挑战人类的才智。 社会主义下人们再也不会害怕去爱占自己便宜的邻人，再也不会对友谊的冷漠感到尴尬，他们会从自私和算计中解放出来。有足够的理由相互给予，给予的唯一可能方法是自己做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买”礼物的机会——因为没有东西可卖；此外，任何人都能在供给充沛的库房里自由取用他需要的东西。礼物只能在这种大生产流程过程之外由自己制造。我想，这样的礼物才能被朋友珍惜，也将真正被陈列于特殊的位置。 我想象，当一个人结婚，他将穿各种颜色的衣服，如同圣经中的约翰一样，由他的一位裁缝朋友出于爱的奉献而手工制作。在节日里，他会穿合脚的手工鞋，由以自己手艺为傲的鞋匠朋友制作。作为回报，他也会为朋友亲手制作礼物。 你那井然有序的的房子里，将会有爱你的朋友为你制作的最引以为傲的物品。某个朋友为你量身定做的简易椅子，一个木匠为你手工制作的硬木书架，墙上的画作和装饰——他们不来自机器工厂，是你的艺术家朋友特意为你手工绘制。你认为贵重珍惜的书籍，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印刷厂装订后，将被一个传统的装订师、真正的手艺人用皮革重新装订。人们的这些劳动都是在自己完成通常的协作劳动之外做的，只是一种自我展示创造性和友谊性的行为。我想，未来当一个专业的手艺人会非常愉悦。 道德的转型 道德，在阶级社会是物质利己主义的虚伪遮羞布，和对阶级斗争残酷现实的逃避，它将会得到根本改变。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的个人利益的提升——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准则——被总结为这一口号：“抢在前面”，这意味着领先于他人。这是谎言、煽动和欺骗的根本原因，是每个选举运动、广告、信息交流媒介的鲜明特征。人们每天被谎言轰炸。资本主义道德本身就是谎言。 毫无疑问，新社会会有不同的道德。它是基于人类团结的社会道德，不需要谎言、欺骗、煽动和伪善。有些人认为人际关系中没有资本主义竞争哲学，人们就不会主动工作，因为人们没有激励。他们对人类有着低劣的观点。激励不会缺乏，只是方式不同。 首先，不包含虚假宣传的公共舆论将是强大力量。正如在未遭破坏的原始社会，人们不知道私有财产和阶级利益之前那样，一个人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是一个强大的激励。新社会，最有用的人将被高度赞扬，他们不是商业竞争中的“成功者”，不是富有的剥削者，不是圆滑的骗子、撒谎的政治家和由屠杀成名的将军。 年轻人将崇敬新型英雄——科学家、艺术家、诗人、发明缩短各领域劳动时间方法的发明家、发明新播种方式和使粮食增产的农业专家。人们的喝彩和认同将是社会主义人最高激励和至高荣耀。 抱负施展的余地也绝不会缺少。社会主义的人将完全被抱负志向所鼓励。他们的目标会有不同的动机和方向。斗争是生活的规律，社会主义下亦如此。但社会主义下人们为个人所得的斗争将让路于为了观点的斗争，为了公众利益而竞争，他们有合作的竞争将完成人类对自然的征服。 人们将协作斗争——也通过轮替计划的竞争——移山造海，控制天气，享有它变化的全部利益。他们会组织随季节的移居。谁规定只有候鸟才能有自由迁徙权？富人们已经占有了这项权利。例如，占有纽约的人大部分时间不住在那里。他们在凉爽和微风习习的哈勃湾、缅因州过夏天，在佛罗里达阳光充足的海滩过冬。他们仅仅在纽约的春秋季短暂停留，那时候天气比缅因和佛罗里达好。那在我看来，确实是个生活的好方法——假如你能负担这个。 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 社会主义下，每个人都能舒适生活，不用办任何护照，自由旅行。你能想象，人们在芝加哥过冬，在加利福尼亚度六个月假吗？虽然从五一节到独立纪念日没人能看见芝加哥上空的阳光；但是在这里，我得知，一年中每天都阳光明媚，甚至是在下雨时。 一生都居于寒霜之地的一些人，可能要多些年继续呆在那里生活，即使是到了社会主义下，这只是因为他们的传统、习惯和愚昧。如果你一旦带他们去日落海滩边做一次尝试旅行，看看1月23日的加利福尼亚怎么样，他们再也不会继续呆在寒霜之地了。那些勇敢先驱者们认识到这一点后，就会写信回去，消息会传递，新的观念会在极北之地的人们中传开：“我们物质条件极大充分，我们负担得起，干嘛不像鸟儿一样迁徙而居，享受不同季节的好天气？” 社会主义下，人们有雄心壮志去探索宇宙和揭开其奥秘，汲取他们的知识为人类的更好发展提供新资源。他们将对疾病发起全面战争，将会有一个医学的繁荣。当他们在史书上阅读到过去人们生活在人为的缺医少药中会感到气愤。我相信服务于人类征服疾病斗争中的各种医生毫无疑问将位居青年崇敬的新社会英雄之列。人类的健康将是一个主要关注议题，疾病将不是病人的耻辱，而是允许其肆虐的社会的耻辱。 征服自然、解决了物质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健康问题，社会主义下人们最终将如托洛茨基在他那天才般的著作《文学与革命》中所述，去研究、了解和掌握他自己。学习掌握身体和意识将给予社会主义下人们身心的和谐完美，如古谚所云：“头脑聪慧，身体健康”，由此创造出一个真正符合人类之名的新种族。 社会主义下不再有私人财产，除了个人使用之物外。从而也不会再有针对私人财产的犯罪，而今这占了当前犯罪的九成，不再需要预防、侦破、诉讼和惩罚财产罪的机构。不再需要拘留所、监狱、警察、法官、缓刑监督官、律师、职业保释人、社会工作者；不需要警卫、法警、典狱官、检察官、密探、告密者、职业做假证人。不再需要今天代表着当今国家和榨取财富的人类中的寄生垃圾。 随着阶级及其利益冲突的终结，“政治”将消失，因为政治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表达；不再有政党，因为如大家所知，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这不是说不会有差别和激烈的争论。我们必须承认，社群将随着这些争论兴起。但他们不基于不同的阶级利益。 将会有“政党”，基于不同观点而形成：我们该实行什么样经济政策，制定什么样高速路建设计划，采用什么样的教育体系，奇迹之城该有什么样式的建筑，针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与公共利益和大众所关注的事务的问题产生的差异会给人们的竞争本能以充分空间来表达。社群将会建立，彼此争夺大众的支持，而并不是在阶级斗争和物质利益冲突老观念中的“政治”和政党的支持。 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没有国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有着深远的意义，国家是暴力的最集中表达。哪里有暴力哪里就没有自由。自由平等社会将不需要也不能容纳暴力，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这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理念。 我想起我年轻时，在阅读杰克·伦敦的《铁蹄》时，在一个参考信息里第一次对没有暴力的社会主义未来瞥见一眼。在这本伟大的著作里，有一条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残酷阶级战争的原稿脚注，它假托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编辑之口，引起我们对故事中不可思议表达的注意。有一个人物被描绘成有着职业拳击手的体格，编辑认为有必要向社会主义时代的人解释一下什么是职业拳击手。脚注写道：“这是那个时候人为追求钱而争斗的习俗。他们用手战斗，直到一个人被打倒无法抵抗甚至死亡，幸存者得到钱。”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必要解释这个词，因为人们不明白。 托洛茨基，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在他的遗嘱中写道：“生活真美好，让未来的一代清除掉生活中的罪恶、压迫和暴力，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吧。”仅仅考量这些字句——托洛茨基是一个字字斟酌的作家。他对追随者的最后指示是：“消灭生活中所有的暴力。” 列宁在和高尔基的一次谈话中，说过几乎同样的话：“我们的理想是不再对任何人使用暴力。” 活在当下的敌对社会里，甚至最小的孩子都被告知要战斗和抢夺来保护自己。我们难以理解未来的这一可能。我们几乎不能预见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但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当我们有远见的导师告诉我们国家会消亡时，他们的根本意思就是说人类相互伤害的暴力将会彻底消灭。 人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最重要的问题上——个人的自由发展。人性会开始变化或者说回归本我。人类将回归一些原始社会的基于团结合作的美德，将它们提高和发扬到一个新高度。 未来的黄金时代 闲暇是所有文化发展的条件。诗歌和故事中传颂的“辉煌属于希腊”，是对这一规则的第一次伟大肯定。古希腊人，借鉴了其他文明，第一次真正创造了有教养的阶层。在一些重要方面希腊文明触及了我们认知的最高峰，在伯利克里时代达到最繁荣。它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它开创的科学之源和文化交往的典范，铸就了西方文明的源泉。 但辉煌的希腊有其致命缺陷。它的闲暇以及它的文化被限制在一小撮特权贵族中。它缺失普遍闲暇与文化的技术基础。古希腊社会基于非人的奴隶制劳动上。它的世界充斥着残忍。它持续地被卷入战争，终被毁灭，除了石刻和文献什么都没留下。少量大理石雕塑和建筑的遗骸依然挺立，诉说着2500年前的往事。 社会主义社会将比古希腊，甚至是它的黄金时代，站在不可限制的更高基础上。机器和科学是我们的奴隶，比古希腊时代的奴隶更加有效率，千万倍地有效。社会主义下所有人都将一同享受社会的丰裕，而不只是少数顶层的人。所有人都有闲暇来和确保自己获得更高发展。所有人都会是艺术家。所有人都是工人、学生、建设者和创作者。所有人都会自由平等。人类团结将遍布全球，征服全球，使它为人类所用。 我的朋友们啊，这不是无意义的推断。这是我们伟大运动的真实远景。我们没权享受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在杰克·伦敦的深情展望里是一个黄金未来。我们命中注定现在生活在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个落后垂死体制的血污里前进。我们的使命就是消灭它，这就是我们的斗争，我们的生活法则。 除非通过想象，我们不能成为未来社会的公民。但正是这份对未来的想象和愿景，使我们成为革命战士，成为人类解放战争的战士。我想，这是今天的最高特权，是文明人在这个时代能获得最高荣誉的职业。无论我们能否见到社会主义的黎明，无论我们个人命运如何，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是符合社会演进潮流的，因此是不可战胜的。它终究会胜利，把人类带向新的天地。 我想，假如我们为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略尽绵薄之力，这就足够了。这就是我们站在这里的原因。这是我们仅需的信念。我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相信我们的事业终究会成功，这自信是我们仅需的回报。这正是社会主义诗人威廉·莫里斯心里所想，那时他呼吁我们：“加入战斗吧，在那里男子汉不会失败。即使他会死去，他的行为也会获得永生。” 注释： [1]《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二版》； [2]《被背叛的革命》（第三章，社会主义与国家，托洛茨基著，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2008年版，向青校译）； [3]《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二版》； [4]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68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二版）； [5]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
〔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HISTORYOFTHECHARTISTMOVEMENT（1837—1854） （Gammage,RobertGeorge） Firstwrittenin1845andrevisedin1894 苏公隽译张自谋校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宪章运动史 〔英〕R·G·甘米奇 ·出版说明 ·敬告读者 ·引言 ·第一章贵族 ·第二章战役开始 ·第三章运动的进展 ·第四章詹姆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 ·第五章全国请愿书 ·第六章全国代表大会 ·第七章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第八章威尔士起义 ·第九章鼓动工作的复活——宪章运动领袖们获释 ·第十章托马斯·库珀在斯塔福德郡 ·第十一章民主主义在欧洲 ·第十二章奥康纳的势力日益衰落 ·第十三章宪章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 ·第十四章1852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协商会议 ·附录一赖德和库珀的来信 ·附录二人民宪章 ·附录三兰开斯特的审判 ·19世纪30年代大不列颠各郡位置示意图
马克思主义对今日革命的辩护（曼德尔，198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马克思主义对今日革命的辩护 曼德尔 *这篇文章发表于TheSocialistRegister，eds．RalphMiliband，LeoPanitch，andJohnSaville（London：MerlinPress，1989），p．159。 什么是革命？ 革命是生活中的历史事实，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均产自革命。无论人们喜欢与否，我们的国家曾发生过30余次这样的革命——有些胜利了，其他的失败了——没有丝毫迹象可以表明，我们的革命经历已经走到了尽头。 由于普遍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权力关系的结构性本质，革命曾经是而且依然是生活中的事实，更准确地说，由于这些关系是结构性的，绝不会就此“消失”——也由于统治阶级对逐步废除这些关系打算抵抗到底——因而革命将作为废除这些关系的手段出现。 革命的本质在于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和（或）政治结构进行一场突如其来的彻底颠覆，由此出发（跃入历史进程）人们不应得出结论说，一座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横亘在发展（或改良）与革命之间。历史上当然存在渐进的社会量变，就像历史上存在着革命性的社会质变一样。尤其在一个特定生产方式衰落的时代，量变常常为质变做好了各项准备。新的生产关系和革命阶级（或主要的阶级派别）政治力量的兴起，使得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关系有可能被侵蚀、削弱，日益受到挑战，甚或是慢慢崩溃。这便是前革命危机阶段的一般特征。但是，一种特定社会或政治秩序的侵蚀与它的覆灭根本不同，演进并不等于革命。如果有人从演进与革命不存在恒定不变的差异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两者不存在根本差异这一结论，那么辩证法就变成了诡辩论。 然而，统治结构倏然间被推翻，这也只不过是社会现象的一个主要特征，而另一个特征是，统治结构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通过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中骤然间大规模的积极干预而走向覆灭。[1] 阶级社会最令人费解之处在于，尽管它建立在相对少的一部分人对大多数直接生产者的剥削和压迫之上，大多数人却能够在“正常”情况下大体忍受这种状况，并做出各种周期性的有限回应。历史唯物主义试图成功破解这一秘密，它把经济动机、意识形态操控、文化社会化、政治司法压制（包括偶尔运用暴力）、心理过程（内化和认同）综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多维的阐释。 正像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之初一份革命报纸所说的那样，被压迫人民尽管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却通常在他们的压迫者面前感到无力，因为他们跪拜在其脚下。[2]只有克服了这种无力无助的感觉，只有人民群众突然意识到“我们不能再继续忍受下去了”，同时相应地展开行动，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Moore）在《顺从与反叛的社会基础》（TheSocialBasesofObedienceandRevolt）这本趣书中试图证明，司法不公的折磨和意识并不足以在广大群众中引发一场大规模的造反运动（革命）。按照穆尔的说法，在相信蒙受司法不公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既不是认为它不可避免地将会发生，也不是一种“较少的恶”的信念，即认为一种更好的社会体制将会实现。[3]然而，对于直接挑战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或）政治秩序而言，本地或区域内造反运动的碎片化本性却成为了一种障碍。一般地，当造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被统一起来时，它就会转变为革命。 此外，这些挑战还可以用亚伯拉罕·林肯关于阶级社会基本事实的构想加以阐明，并由历史经验来证实，这毕竟也是历史乐观主义（相信人类进步的可能性）的一个成因：“你可以一时蒙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蒙骗所有人。” 当绝大多数人不再继续被蒙骗和恐吓时，当他们不再长跪不起时，当他们对压迫者的重要弱点有所了解时，他们便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由表面上温顺、柔弱和无助的绵羊变为威武的雄狮。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会罢工、集会和组织起来，尤其是在大街上游行，甚至会直面统治者发动的巨大且恐怖的血腥镇压，因为这时强大的武装机构仍然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他们常常表现出前所未闻的英勇精神、献身精神和顽强的忍耐力。[4]这可能会以他们最终战胜压迫性机构以及这些机构开始走向崩溃而告终。任何一场革命的最初胜利都预示着这样一种崩溃，而革命的最终胜利则需要武装力量从先前统治者那里转到革命阶级（或者一个主要的阶级派别）手中。[5] 这样一种关于革命的描述性定义必然会同时融入一种对革命成因的分析。当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不再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时，当这些生产关系开始日益充当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当这些生产关系开始导致一种破坏性的癌肿不断扩散时，社会革命便发生了。同样，当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关系（国家政权的形式）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制度下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尽管发展仍然是可能的）时，政治革命便发生了。这便是为什么这些关系通常会巩固而不是削弱一种特定社会秩序的原因。 当回答“革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类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关于革命的唯物主义阐释似乎必不可少。革命已经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按照不同的方式应运而生。显然，无论是将这些革命归因于心理因素的永恒操控（据说是人性固有的侵略性、“破坏性”、“妒忌”、“贪婪”或“愚笨”），还是将之归因于政权结构的偶然巧合（特别是无能、愚笨、盲目的统治者碰到数量渐增且自信满满的积极反对者），都不合乎逻辑。按照某一历史流派所说，人们可以在过分诉诸镇压、突然引入较大幅度的改革或两者独特的争议性组合中目睹到这种盲目的愚笨。[6] 当然，这样一种心理的、政治的分析包含着片面真理的内核，但对于革命爆发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即它的周期性本质来说，这些分析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满意的解释。为什么许多国家“无能”的统治者能够每隔一段时间便接替“合格”的统治者？想必这不会是某些神秘的遗传变异循环所致。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用较为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动因来解释革命的发生。不是统治者的无能导致了前革命危机的出现，而是一种潜在的社会—结构危机引发的瘫痪令统治者越来越无能。在这个意义上，当托洛茨基强调“革命对于一个特定的瘫痪病人来说不过是最后一击和一弹解千愁（coupdegrace）”时，他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以经典的方式对基本分析做了总结。他强调，当那些位于下层的人们不再愿意像以前那样接受统治时，当那些位于上层的人们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继续统治时，革命就发生了。从根本上说，一个统治阶级或它的主要派别无法继续统治有其客观原因。这本身便反映出统治者的内部分裂正日益增多，尤其是围绕如何除去显而易见的混乱这类问题时更是如此。不断增长的自我怀疑、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无理寻找一些罪犯（“阴谋论”）代替对社会矛盾的真实客观分析，所有这些在这里纠缠在了一起。如果不是单纯消极处事的话，正是这种组合导致了政治上的无能以及一种反生产的活动和反应。根本的原因始终是制度的腐朽性，而不是一帮统治者的独特心理。 显然，人们必须将革命的基本历史成因与触发革命的因素（事件）区分开来，前者是结构性的，后者是偶发性的。[7] 但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对于结构性的成因而言，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理解也绝不是单一“经济主义的”（economistic）。生产力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和（或）政治权力关系之间的矛盾并不完全是经济的，从根本上看，它是社会经济的，涉及一切主要的社会关系领域。直到最后，这种矛盾将集中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军人拒绝向游行示威者开枪，这是一种政治道德行为，而不是一种经济行为。只有在深究这一现象背后的东西时，人们才会认识到它的物质根基。这些根基并没有将政治道德的决定变为一个纯粹的“外观”，或是一种纯粹推诿（shadowboxing）的表现。它自己有一种清晰的现实，但这一重要现实本身并没有让深入发掘物质根基变得毫无意义，也没有让它变成一种“教条主义”的习练，或让它仅仅流于对次要利益的“抽象”分析。[8] 无论怎样，伴随着一种意识形态道德危机（普遍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危机）的出现，统治者无法继续统治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政治事实，也涉及技术—物质的方面。统治同时还意味着控制通信物质网络和中央集权的镇压机构。当这个网络瘫痪时，统治才在直接的意义上算是崩溃了。[9]因此，我们绝不能低估成功革命的技术方面。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同时也取代了一种历史阴谋论的独特变体，这种变体倾向于将一场胜利革命完全归因于成功造反或政变（coupsd’état）的技术机制。[10]相反，正是主要社会力量的物质利益及其自我认识为历史转折点提供了基本的说明。 革命与反革命 尽管革命是生活的历史事实，反革命同样是无可争辩的现实。事实上，反革命似乎经常紧随革命而来，犹如晦往明来一般。词源学确证了这一悖论，“革命”概念恰恰源于天文学，行星按照轨道的方式运行，最后又回到了出发点。因此，这就暗示了类似的结论：作为巨大的加速器和历史的火车头，革命的作用不过是短视浅薄的观察者（即使不是乌托邦的白日梦者）的视觉幻象。这种关于革命的诠释（诋毁）与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Vico）的世界历史循环论正相契合。 在1660年英国反革命胜利的影响下，17世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尤其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基本上都对人类命运持一种悲观主义的论调。革命注定会走向失败：“万变不离其宗。”（Pluscachange，pluscarestelamémechose）。早在两千年前，希腊和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就已经得出相近的结论，据称，除了在不道德的社会条件下寻求个人幸福，通过自律（斯多葛学派、儒家、斯宾诺莎）或享乐主义（伊壁鸠鲁学派）实现幸福外，人类命运别无出路。[11] 18世纪，启蒙从经验层面和理论层面对教条怀疑主义悲观论的根基提出了质疑。[12]一种对于人类完美性、历史进步和革命进步作用的信念再度出现（随便说一句，只有诡辩论者或不诚实的批评家才会将这一完美性等同于达及一种完美的终极状态）。实际上，革命在反动时期看上去更为美妙。然而，早在1789年革命爆发之前，启蒙的阵营就已经分裂为基本怀疑派和社会谨慎派，像伏尔泰（“培育你的花园”〔cultivezvotrejardin〕）[13]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卢梭这样的更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使不是完全保守的人，也会激发雅各宾派的革命者。这种分裂在革命自身的进程中被加深了。在随后到来的反革命阶段（热月、波拿巴主义的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帝国、波旁王朝的复辟），向着17世纪怀疑主义的反转流行开来，这里囊括了那些从前热衷于革命的人，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雪莱〔Shelley〕除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只有极少数人继续把希望寄托在未来革命身上并为此奋斗。[14]相近的共识是：革命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尤其是考虑到它们的成果竟是如此微不足道。[15] 俄国革命的热月及其悲惨的后果（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再现了人们对革命相似的厌恶之情，这首先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接着，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暂时缓和过后，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全面爆发。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对柬埔寨和阿富汗的军事干涉，以及欧洲1968—1975年更为普遍的革命风暴的退潮（从法国开始经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葡萄牙），强化了这一政治上的回撤。我们可以再次把相近的共识总结为这样一个原则：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包括朝着更加人道化的社会前进），革命都既无用又有害。事实上，这就是今天普遍流行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关键的陈词滥调之一。 然而，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骗人把戏，也明显建基于一种半真半假的陈述。那种认为革命即使不回到比此前更糟的形势下，也将复归它们的历史出发点的观点，一般建立在对社会反革命和政治反革命的混同基础之上。尽管有少数社会的反革命确实已经发生，它们却只是例外，而不是规则。无论是拿破仑还是路易十八，都没能恢复法国农村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半封建贵族阶层的政治统治。斯大林也没能恢复俄国的资本主义。英国复辟后，光荣革命接踵而来。内战结束后，美国宪法的妥协最终也没有导致农奴劳动的普遍化，反而导致了对它的禁止。这份清单可以任意添加下去。 主观选择的问题与这份客观的平衡表紧密相连。它们让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陷入了一种真正的两难境地。反革命不仅仅是对革命的“自然”反应，即不仅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机械的溜溜球运动的产物。它们还导源于制度内部矛盾的恶化，正是这一点引发了革命。然而，它们却实现了一种具体社会—政治力量关系的转移，反映了政治性群众活动及其成效的相对衰落。的确，这里有一种“自然法则”在发挥着作用。作为真正的群众性革命，它们通常意味着政治性群众活动质性水平的提高，然而，由于明显的物质和心理上的原因，它们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下去。要吃饭你就必须去生产，当你去游行示威和参加群众性集会时，你便无法生产。同样，数量众多的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一个高度兴奋的水平之上，他们也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高强度的紧张情绪之中。[16] 与这种群众活动的相对衰落相比，旧统治阶级（层）及其各种各样的支持者和食客们的活动（成效）则相对上升了。至少是在顷刻之间，主动权由“左”转向了“右”（未必大获全胜，正如存在失败的革命一样，也存在失败的反革命）。[17]同样，也存在着预防性的（preventive）反革命，印度尼西亚（1965）和智利（1973）的政变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然而，恰恰是这些预防性的反革命清晰地暴露出悲观主义怀疑论所面临的悖论，那就是，对于人类生命和人类幸福而言，反革命付出的代价通常过于昂贵——远比革命的代价高。与抵消一小撮统治者的权力相比，要镇压一支高度活跃的广泛的人民群众队伍，就需要有更多镇压、更多血腥、更多残忍（包括刑讯），这一点不足为奇。因此，通过对反革命上升的趋势不理不睬——以革命本身无用和有害为托词，人们即使没有成为血腥反革命和大规模群众苦难的帮凶，事实上至少也变成了一个消极的旁观者。 这是道德上的反叛，因为它意味着对压迫者暴力和剥削的容忍、协助和教唆，尽管人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合理化借口拒绝援助被压迫者的自卫和解放尝试。政治上的反革命同样也是令人厌恶的，从怀疑论者所谓的致力于捍卫民主制度和改革的立场出发，它最终常常被证明是一种自我毁灭。 关于这一点最悲惨的案例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所谓“挽救民主”的目的下，埃伯特和诺斯克完整无缺地保留了帝国军事统治集团和普鲁士卫戍部队，并与它们相勾结共同反对工人——首先是单独在柏林，接着是在整个国家。他们让国防军的将军接受魏玛共和国的政治裁决，并同意这些将军创立和巩固自由军团，而军团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后来被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的军官吸纳为新成员。因此，他们为纳粹的上台和最终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反过来，这又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覆灭。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一种民主的反革命框架内抑制衰退和反动。[18]历史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那就是，当加深的社会经济矛盾将一种对群众运动的总体（不是部分）压制变成统治阶级当前的目标时，民主的反革命最终常常导致更为严重的独裁和暴力。 必须再次强调，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符合一种较为深刻的历史逻辑。革命的本质常常被等同于一种暴力和大屠杀的普遍爆发，这当然是不正确的。革命的本质不是在政治上运用暴力，而是在根本性质上质疑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或权力结构，并最终推翻它。参与旨在推翻这些结构的群众活动的人越多，革命与反动的力量对比就越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革命的自信心就越强，反革命在道德思想上就越瘫痪，群众就越少倾向于使用暴力。事实上，对于历史进程的那个时期来说，普遍运用暴力恰恰只能适得其反。 但是，在革命进程的某些关头，多数情况下会出现（若非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统治者阵营中最激进、最坚挺的派别会孤注一掷地诉诸暴力，趁一切还来得及时甘冒所有风险，因为他们仍然拥有人类的物质资料，这使得他们可以那样做。在某些高潮的峰值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对抗通常呈现出一种暴力的特征，尽管暴力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总体的力量对比关系。为了回应反动的暴力，群众将会倾向于武装自卫。反革命的瓦解、瘫痪和缴械为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反革命的胜利有赖于解除群众的武装。[19] 当关键时刻来临，权力关系被剥夺了一切调解的可能性并显露出赤裸裸的本质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原则便可以被经验证据验明了：归根结底，国家事实上是一群武装的群众。垄断武装力量的阶级或阶层掌握着（要么是维系，要么是夺取）国家政权。再强调一次，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所有内容。坐视旁观不可能阻止这种对抗，无休止地拖延至算总账的日子也毫无助益。归根到底，怀疑论者和改良主义者对革命的厌恶包含了这样一个隐性选择：与革命推翻统治所需要的成本和后果相比，保持现状充其量只是一种较小的恶。这种选择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保守主义，它并不能被经验证实，它也不是一种关于历史“成本”平衡表（即现实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理性判断。 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喜欢通过运用暴力来实现社会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生活中的暴力应该成为一切进步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同努力。只有那些极度令人生厌的人（总体上对建立一个真正的无阶级社会没有丝毫帮助）才确实喜欢大范围地宣扬和践行暴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不断地拒绝使用暴力，这便是一个明证，它表明，至少某些道德和思想上的进步在最近70～75年中已经发生了。人们只需将几乎所有重要的西方知识分子和政客在1914—1918年间对战争所做的野蛮无耻的辩解，同今天相同环境下他们强调进步和普遍反战的情绪做一个对比，就会明白这一点。 双重道德标准依然在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中占据重要的主导地位，但是，至少统治者普遍使用暴力的合法性正在日益遭到质疑，该质疑采取了系统和一贯的方式，远远超出了1914—1918年或1939—1945年的人数。一方面是必然拒斥武装对抗的意识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当前和未来武器所具有的实际破坏性的增长，未来人类的肉体生存就取决于这两个方面竞争的结果。如果前者没能通过成功的政治行动排除后者，后者最终将不仅会毁灭前者，还将毁灭一切人类生命。 但这样一种政治行动只能是革命的，因此，必然至少包含对有限武装力量的使用。不相信这一点就意味着，相信统治者将不使用他们手中仍然掌握的武器，便会完全和平地对自己进行裁军。这就否认了任何暴力反革命的威胁，依据现实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它做了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统治阶级和阶层总是专门表现为温和善意的自由主义者。去吧！把这些告诉华沙隔离区和奥斯维辛的囚徒、雅加达的百万受害者、南非受压迫的非白种人群、印度支那的人民、智利和萨尔瓦多的工人与农民、被谋杀的巴勒斯坦暴动参与者、19世纪殖民战争和巴黎公社以来全世界千百万在复辟和反革命中的受害者。 面对这一可怕的记录，基本的人类道义便是拒绝回退到（再次）私有化的境地，同时，要竭尽所能帮助受压迫、受剥削、被羞辱和被蹂躏的人，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从长远看，只要人们不做出任何虚伪的现实政治（pseudo-Realpolitik）承诺并能够自由遵循以下规则：全面出击，永远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人类的社会和政治条件，那么，这也就会令个体参与者成为更加人性化、更加幸福的人。 西方革命的可能性 作为现实的历史进程，革命与反革命总是在实际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这个条件常常是具体的。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因为它们的基本社会阶级以及这些阶级的主要派别是这些国家各自具体历史的产物。因此，每一场革命的特征都反映了“一般”和“具体”的独特结合。“一般”源于革命的逻辑，正如我们前面概括的那样，“具体”源于某一特定国家、特定时刻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权力关系的特异性，同时伴有一种独特的内部矛盾和矛盾的加剧机制。 一种革命的战略[20]表现为，革命者自觉地试图通过他们的政治行动来影响客观革命进程的结果，支持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当今世界主要是雇佣无产阶级、它的同盟者和贫困农民）的胜利。反之，革命成功必然只具有最小的可能性，因为它将不得不迎合当前社会流行的分化型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用“世界革命三个部分”的公式来大体上标明截然不同的战略任务：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合；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政治革命。[21]我们将依次考虑这些革命。 就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重要中心而言，一种对于革命战略可能效力的强烈反对意见已经被提了出来。许多怀疑论者和改良主义者并不仅仅将自己局限于声称革命是无用且有害的，他们还认为革命在这些国家不可能发生，无论以何种方式都绝不可能发生，在他们看来，希望或预期革命将会发生完全是乌托邦，试图为革命做准备或推动革命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这一分析思路基于两种（根本矛盾的）不同的假设：第一种假设（仍然是真实的）认为，截至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纯粹的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发生过成功的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的例子被看成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与帝国主义独特结合的例外。但是，仅仅认可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革命也不合理，甚至是幼稚的。一旦人们承认20世纪的确在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革命进程，那么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逻辑结论必然是为了图绘这一进程进而对这些革命详加研究，以便它们在未来再次出现时不再失败。 第二个假设认为，过去触发革命的一切因素（革命危机和革命进程）[22]将永远不会再次出现。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和议会民主）将有望达到这样一种稳定度，在这里，大量雇佣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被“整合”起来，以至于他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23]这个已经在战后的繁荣期（作为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不可否认的增长的一个明显结果，对西方无产阶级来说不过是一个意外收获）流行开来的假定，受到了1968年五月事件及其直接后果的严重挑战，至少在南欧（以及20世纪70年代早期英国的部分地区）如此。1974—1975年之后，随着无产阶级撤出中心国家并从根本上转向防御斗争［注：译文有误，应译为“随着中心国家的无产阶级退却并转向本质上是防御的斗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这一假定又重新获得了强有力的可信性。 我们应该理解问题的要点所在。事实上，这个看似先验的假设将要或者被历史证实，或者被历史证伪。它只不过是一个运作假设（workinghypothesis），而绝不会是一个最终的真理。它假定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这样一种特定的变体，即一种矛盾趋于缓和且体制能够避免危机爆发（更不用说避免灾难发生）的变体。 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改良主义经典版本的运作假设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后者亦拒绝一种革命观点和革命战略。例如爱德华·伯恩施坦在那本引发“改良主义辩论”的书中明确将如下假设作为其改良主义结论的前提，那就是，在体制的内部矛盾中存在着一个客观上不断下降的趋势：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少；战争的倾向越来越少；独裁主义的政府越来越少；世界上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少。[24]罗莎·卢森堡简明地回答了伯恩施坦，事实恰恰相反。那时，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考茨基最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应是列宁、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的导师。[25]考茨基也明确认定，“资本主义必将导致灾难”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重要支柱之一。[26]当他离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后，他便开始认为这些灾难越来越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他开始欣然分享伯恩施坦的运作假设了。[27] 历史都记录了些什么呢？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广岛、无数次殖民战争、第三世界的饥饿和疾病、不断恶化的生态灾难、新的长期经济大萧条。正是罗莎·卢森堡已经被证明远比伯恩施坦正确，1907年的考茨基而不是1914年“超帝国主义”论的考茨基，也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今天去释义让·饶勒斯的一个著名原则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确，那就是，像云层携带着暴风雨一样，晚期资本主义自身也携带着一连串的严重危机和灾难。[28] 当人们暗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谓是预期或预告了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每一年发生的固有灾难时，便把显而易见的真理（3／4个世纪可靠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是明显的）变成了一幅毫无意义的讽刺画。除去那些极端分子，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曾站到这样的立场上来。但就特定的国家而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来不对自己的错误分析和判断感到内疚。如果人们冷静地分析一下1914年以来西方和日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起伏盛衰，便可以看到群众斗争在中心国家周期性高涨的典范。正是这种危机不时将革命推上议事日程。在我们看来，自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衰落期这一假设至今，导致这一倾向的机制仍然有效。如今，证明情况并非如此的重任落到了这些人身上，他们相信，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某个方面根本异质于1936年的资产阶级社会，更不要说是1968年的资产阶级社会了。关于那种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性质，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论辩。 革命在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周期性（不是永久性）”爆发这一概念，在逻辑上引出了一种关于西方革命可能性的类型学，从本质上说，它将这些革命视为非革命时期群众斗争和群众经验质性上的“跨越式增长”（transcroissance）。我们经常描绘这一“超增长”（overgrowing）的进程，这不是基于猜测或一厢情愿，而是依据西方在前革命时期和革命爆发期切实存在的经验。[29]因此，我们可以把自己限定在对如下一连串事件进程的总结上：群众罢工、政治性群众罢工、总罢工、静坐总罢工、罢工委员会民主选举的协调与集中、总罢工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在公共领域和金融领域，罢工委员会开始承担国家职能（公共交通的管制、通信的使用、罢工者专用储蓄和银行账户的使用、相同职权的免费医疗服务、罢工者在职权范围内“等同的”师资教学，这些实例来自一种“主动的”总罢工，它们作为准国家功能的发挥正不断被付诸实践）。这导致一种现实存在的、普遍的双重权力形势的出现，群众的自卫机构也随之出现。 这样一连串事件概括了西方群众斗争高潮期早已清晰可见的趋势：1920年在意大利北部、1927年7月在奥地利、1936年6月在法国、1948年7月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以及1968年5月法国的五月事件、1969年意大利的“火热之秋”、1974—1975年葡萄牙的革命高潮。其他的总罢工经历[30]包括那些在1920年的德国和1936—1937年的西班牙（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发生的一系列类似事件。尽管所处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同，工业无产阶级在革命形势中的运作倾向却大体相同，这可以在1956年的匈牙利、1968—196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1981年的波兰找到根据。 这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作用的观点，使得争取改良（经济的和政治—民主的）的斗争与为革命做准备的关系这个早在20世纪初便一直困扰着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迎刃而解。罗莎·卢森堡在辩论之初已经对该问题做出了回答，这个回答直到今天仍然和它刚被提出时一样有效。[31]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差别根本不是后者拒绝改良而前者拒绝革命，恰恰相反，严肃的革命者将会是一切改良最坚定、最能干的斗士，只要这些改良与群众的需要以及他们认可的当务之急保持一致。所以，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真正差别可以概括为： （1）在不拒绝或不忽视立法提议的前提下，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通过广泛直接的议会体制外的（extra-parliamentary）群众行动优先考虑争取改良的斗争。 （2）在不否认必须顾及实际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情况下，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拒绝将争取改良的斗争限定在那些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或者更糟糕的是，不打乱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力关系。出于这个原因，每当体制陷入危机，改良主义者便更加不会倾向于为了严肃的改良而战。因为像资本家一样，他们明白这些斗争有“破坏政府稳定”的倾向。对于革命者而言，优先要考虑的不是保卫体制的需要或逻辑，也不是保留任何与资本家的共识，而是为了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战。 （3）改良主义者将限制和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相反，革命者则教导群众，危机的必然性将打断改良的不断积累，并周期性地对昔日的征服镇压构成威胁。 （4）改良主义者将趋向于阻碍、反对甚或是压制一切形式的直接群众行动，正是这些行动超越或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恰恰相反，甚至是在为当前改革所做的日常斗争中，革命者也会无视“破坏政府稳定”的后果，有条不紊地支持和设法发展群众的自我活动和自我组织。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越来越广泛的群众斗争经验，在普遍的群众斗争——总罢工——发生时，将有利于一种双重政权形势的出现。因此，可以将上面描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类型视为前革命时期甚或是革命时期越来越广泛的群众改良斗争的有机产物（或高潮）。 （5）改良主义者通常会把自己限定在宣传改良的范围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会把改良斗争同连贯系统的反帝［注：原文不是“反帝”，是“反资本主义”（anti-capitalis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宣传结合在一起。他们会教导群众，体制存在弊病，并且会主张用革命推翻它。在这里，构想过渡时期的要求（这些要求尽管符合群众的需要，却无法在现行体制框架内实现）并为之而战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西方，这样一种关于“真正可行的革命”的看法真的没有严重低估西方无产阶级明显依附于议会民主所形成的障碍吗？这种看法真的没有阻碍人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吗？没有这种看法，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 首先，将群众同民主权利和自由合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许多方面并非都与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有关。用托洛茨基的阐释公式表示就是，它们表明在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存在着无产阶级民主的内核（nuclei）。[32]群众自我活动、自我动员和自我组织的程度越高，民主工人的权力之蝶就越是趋向于从它的“资产阶级”之蛹中破茧而出。基本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裸核”（中央政府、镇压机构等）与群众对自身可控的民主制度的依恋之间的对抗正在不断加深。 其次，没有理由以一种完全教条主义的方式将直接的工人机构与根源于无差别普选权的大众权力和机构对立起来。工人、人民委员会及其集中协调（本地的、区域的、国家的、国际的委员会代表大会）能够以更加高效和民主的方式让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直接行使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但是，如果说拒绝议会痴呆症是必要的，那么同样道理，拒绝反议会痴呆症也是必要的。无论何时何地，当群众明显流露出期望通过普选权选出议会类型的权力机构时（匈牙利、波兰和尼加拉瓜的例子十分明显），革命者应该接受这个意见。就群众已经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委员会较之最广泛的单一议会制民主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民主权利和实际权力而言，就在工人掌权的情况下，宪法能够详细阐明苏维埃和议会制这两种机构准确的劳动职能分工而言，这些机构没有必要取代苏维埃政权。 当然，苏维埃制度能够并且也应该在普选权的基础上被选举出来。议会制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之间的根本差异并不表现在选举方式上，而是表现在功能方式上。从本质上看，议会制民主是代表制的民主，即间接民主，它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立法的领域。苏维埃民主则包含了更高分量的直接民主，包括选民为他们的代表所提供的“有约束力的授权”（bindingmandates）文书以及选民即刻召回这些代表的权利。另外，它还暗示着一种立法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大规模联合，兼顾轮流坐庄的原则，这确实使大部分市民能够行使国家的职能。 伴随着一种对权限的分配，起实际作用的立法机构的增殖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苏维埃民主的主要特征同样在于它是生产者的民主，也就是说，它把经济决策同工作场所和联合的（federated）工作场所（在本地、区域和支部层面等）连接在了一起，并赋予那些工作着的人们某种权利，让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量，决定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尤其当工人们普遍意识到他们额外努力的结果并非有利于自己，同时也无法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时，他们为什么还愿意做出牺牲，耗费时间、精神和体力去增加产量呢？生产者的民主似乎越来越成为克服生产动力（责任感）下降的唯一手段，更不必说是克服经济的整体衰退了。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官僚计划经济，都以这种民主形式为特征。 第三世界革命的教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的革命进程已经确证了不断革命战略的合法性。无论在哪里，只要这些进程已经实现同旧统治阶级和国际资本的完全决裂，民族民主革命（民族统一和从帝国主义中独立出来）的历史任务就算完成了。南斯拉夫、印度支那、中国、古巴和尼加拉瓜就属于这种情况。无论在哪里，只要革命进程没有达及完全决裂这一顶峰，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就仍然没有完成。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智利、伊朗就属于这种情况。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革命的理论（战略）便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传统战略相对立，后者是“阶段革命论”，它认为，在革命的第一个阶段，通过一场普遍的政治斗争，“四个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应该可以消除包括国外帝国主义在内的半封建寡头政权组织。只有到了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才可以崭露头角。这一战略最初导致了1927年中国革命的彻底失败，从那时起，它就一直导致严重的失败，它在许多共产党内所受的挑战也日益增多。 运用抽象的公式避免做出这种基本选择是毫无益处的。“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或更糟糕的是，“人民的政权”或“工人阶级霸权支配下的广大民众联盟”，这些公式不过是回避了问题。所有的革命都是关乎国家政权的。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以及一个特定阶级的主要派别行使国家权力的问题）是关键。要么，这些原则与推翻资产阶级寡头政治的（bourgeois-oligarchic）国家及其军队和镇压机构同义，与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相当，要么，这些原则暗指现存的国家机器将不会被“直接”摧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阶级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寡头政治的，革命将会失败。 当我们听说工人阶级如果不夺取政权，先前统治阶级的国家如果不被推翻，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将无法彻底实现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任务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府统治下着手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没有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前提下，大多数先前的殖民地国家仍然获得了政治上的民族独立。在某些情况下，至少印度是最突出的一个，这并不完全是形式上的，而是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帝国主义，实现了经济上的自治，至少使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初步工业化成为可能。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一系列半殖民地国家（或地区）成功开启了半工业化的进程，该进程不断深化（韩国、中国台湾、巴西、墨西哥、新加坡、中国香港都是最重要的例证），并经常得到重要的土地改革这一必要的跳板（launchingpads）的支持。因此，历史已经解答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场关于所谓“依附”（dependencia）理论——没有与帝国主义的彻底决裂，任何重要的工业化发展都将无从谈起——的著名论战。 同样，认为不断革命论暗指旧统治秩序覆灭后，彻底的土地革命必然会与在工业中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保持同步，这种解释也不正确。的确，尽管工人正致力于或已经成功解除资本家武装并消灭了他们的政权，我们仍然无法期待工人阶级能够在工厂层面忍受他们自身所受的剥削。但由此出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援引《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判定，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领域进行“强制性的干涉”（despoticinroads）将成为不发达国家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这些干涉的节奏和程度将取决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优先权的压力。这里没有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刻的普遍原则。 反过来，资产阶级剥夺（expropriation）的节奏和程度问题，又与工农联盟这一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策略的核心问题紧密相关。保持资本家的财产完好无损，以至于不能满足贫困农民获得土地的热望，这显然是反生产的。从经济的观点看，打击私有财产，告诉中农他们也将失去财产，以至于达到引起恐慌的程度，也是反生产的（它也可以在政治上成为反生产的）。 然而，总的说来经验确证了理论上的建议。摆脱帝国主义实现真正的独立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对工业、银行业、农业、商业和运输业大资本（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民族资本）的剥夺，真正动员工人阶级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重组，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小规模和中等规模资本剥夺和容忍的界限（包括它们对经济增长、社会平等、直接生产者的动机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必须被确定时，现实的困难才会产生。［注：译文有误，应为“不剥夺工业、银行业、农业、商业和运输业的大资本——不论是国际资本还是民族资本——就不可能达到摆脱帝国主义的真正独立，也不可能激发工人阶级投身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建任务。真正的困难只出现在必须确定对小资本和中等规模资本（及其对经济增长、社会平等、直接生产者的动机的一切影响）是采取剥夺还是容忍的限度之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历史记录表明，独特的双重政权形式和新旧政权间的对抗，已经在不发达国家所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双重政权反映的是一种将国家领土划分为解放区的做法，在这些区域，新政府出现了，然而在国家的其他地区，旧政府依然当政。反过来，这种独特的双重政权形式又体现了革命（以及反革命）进程自身的独特形式，那就是，武装斗争（游击战和人民战争）占据着核心地位。对于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来讲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革命日益变得同贫富人群间的内战（即社会革命）纠缠在一起，它却始于一场反对国外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古巴和尼加拉瓜而言，革命同样始于一场反对恶意镇压和可憎可鄙专政的武装斗争，该斗争再次逐渐发展成为一场社会革命。 当然，人们不应把源于这些经验的模式进行简化。至少在古巴和尼加拉瓜（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早期印度支那革命以及南斯拉夫革命的若干阶段），城市暴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场成功的总罢工和城市暴动决定了古巴和尼加拉瓜革命的结果。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为了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今天武装斗争战略的支持者们通常采纳了一个更为复杂、更具欺骗性［注：“欺骗性”有误，宜译为“综合性”（complex）。——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战略，那就是将游击战、创建解放区和动员城市区的群众组织（包括全副武装的自卫形式）三方面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在许多半殖民地国家似乎是合理的，在那里，在前革命条件下，国家镇压没有为革命策略留下别的选择余地。然而，我们认为不应忽视特定时刻的具体情况以及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关系，不能认为这个模式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必然的。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革命 官僚化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官僚化的工人国家）的过渡——中的（反官僚制度的）政治革命概念，最早由托洛茨基在1933年提出。这个概念源于对不断增长的苏联社会矛盾的诊断，源于这些矛盾无法通过改良被消除这一预言，因此，它与官僚机构不可能进行自我改革这一预言有关。[33]大多数左翼倾向都仔细地反思了这一概念及其赖以存在的假设，这一假设要么以空想为基础，要么以一种对反革命的客观要求为基础。它们假定，官僚政治独裁的覆灭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这些反对意见毫无根据。与对苏联社会矛盾的分析一样，托洛茨基对政治革命的预测似乎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自1953年以来，我们见证了一连串的东欧革命危机：1953年6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革命危机、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危机、1980—1981年的波兰革命危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自认为他的改革是一场革命，甚至可以同法国1830年、1848年和1870年的革命相媲美。[34]所有这些具体的革命进程都不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普遍倾向。这不仅源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战斗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工人，他们对复辟资本主义不感兴趣，而且在主观上还取决于这些斗士们的要求，如他们在匈牙利就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并与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一道领导了革命斗争。类似的发展还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苏联政治革命的前进路线也与之十分相似。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存在着许多官僚机构自我改革的尝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1950年南斯拉夫在工厂层面引入了工人自我管理。尽管这些尝试有助于“缓和”官僚机构对社会的压制，在不同程度上也能促进群众活动和群众政治化的复兴，它们却始终无法解决这些社会的基本病症。对于苏联赫鲁晓夫发起的历史上最重要的尝试来说，更是如此。的确，今天多数“自由主义”的和“左翼”的苏联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会将赫鲁晓夫失败的原因归于来自下层的活动不足。顺便提一句，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经验的官方看法。 于是，历史的平衡表再次表明：一种自我改革的尝试可以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引发一场变革运动。它们甚至有利于促进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但是，它们不能将这场变革和运动推向成功的高潮。正因如此，一场真正普遍的革命不可或缺。官僚机构中开明一翼的自我改革无法代替这场革命。 官僚机构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层，它从根本上依赖于对政权行使的垄断，享有着巨大的物质特权。然而，官僚机构在社会上却没有发挥任何必不可少的、有用的作用。它的作用本质上是寄生的（parasitic），因此它的统治越来越浪费。它往往是一连串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道德危机的根源。因此，废除它的统治地位便是扫除社会主义行进障碍的一种客观必然。为此，群众活动（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复兴是必要的。尽管一场革命在经济领域可能会有多种含义，它将在根本上巩固和增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化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的原因。[35] 在很大程度上，官僚机构的统治是作为工人阶级政治被动性的产物发挥作用的，托洛茨基甚至认为，它是通过工人阶级被动的“忍耐力”发挥作用的。众所周知，这种被动性的历史—社会根源是：国际革命的失败；俄国消费商品的短缺以及由相对落后导致的文化匮乏的压力；斯大林恐怖活动的后果；一种对历史维度的幻灭感，导致无法想象一种非官僚统治的历史替代方案。然而，尽管存在着官僚机构的暴政，恰恰是苏联社会过去半个世纪在十月革命剩余战利品的基础上所取得的进步，慢慢削弱了这种被动性的基础。工人阶级越强大、越有技能、越有文化，他们的期望同经济增长减缓以及由官僚机构暴政和浪费引发的各种社会危机之间的矛盾就越大，他们的不满就越强烈。于是，恢复工人阶级活动的条件便出现了。 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GartonAsh）援引了波兰新任主席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F．Rakowski）的一份引人注目的备忘录，备忘录中有这样一个预言：如果“社会主义的组织形态”无法找到改革自身的力量，“我们的组织形态随后的历史将会以日益增多的开明民众所引发的震荡和革命爆发为特征”。的确如此。但正如阿什自己明确指出的，尽管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朝向恢复资本主义的顺利改革被一种“自由的”民主调和，困难却恰恰在于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还没有准备好为因重返资本主义而付出的代价（即大量失业和不平等）埋单。因此，你不可能拥有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你只能拥有部分市场经济和政治压迫；你不可能拥有激进的改革，你只能拥有不断扩大的政治革命。阿什自己颇具讽刺意味地总结道：“只要能够不断地推进社会利益的进一步多样化，革命便极不可能获得成功（也就是说，避免革命的可能性极大），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建议。私有部门的取消尤其意味着匈牙利仍然存在一个将会设障的企业家资产阶级——反对造反的工人。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肩并肩地反对无产阶级：这是一个同中欧社会主义相称的结果。相比之下，和平转变的概率几乎屈指可数。”[36] 然而，正因为官僚机构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而是一个一般说来在工人阶级和社会身上寄生的毒瘤，因此，通过一场由工人发动的政治革命去推翻它，就不需要武装冲突这种迄今为止与阶级社会（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伴的革命形式。就其本质而言，这更像是一次外科手术。这一点已经被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证实，这是一次最大限度地朝着胜利政治革命的努力。绝大多数共产党的机构以及几乎整个军队都倒向了工人（人民）阵营。只有一小撮秘密警察特工以公开武力挑衅的方式反对胜利的群众，进而引发了一场公开的冲突（以及他们自身的悲惨命运），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可以避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事实上，从迄今为止所有这类政治革命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只有外国的军事干涉才能阻止它演变成几乎没有血腥的胜利。就苏联而言，人们看不出有哪种力量可以取代这种外国军事干涉，或许不是苏联军队。退一步讲，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对2.65亿民众的压制能力似乎是值得怀疑的。 历史还确证了“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可以完全建成”这一观念的乌托邦特性。可以确定，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无法逃避世界市场的（或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无法逃避战争和永久性军备竞赛的压力、无法逃避技术不断革新的压力、无法逃避大多数生产者消费方式不断变革的压力。但是，远非作为那种压力不可避免的结果，官僚机构的专政逐渐削弱了革命的主客观抵抗力。一场在苏联和东欧胜利的政治革命将在相当程度上增强这种抵抗力。革命将使得朝向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不应落入这样一种幻想，即认为不依靠别处的革命发展，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可以自行实现。 今天的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的观念意指今天的革命进程将面临不同的战略历史任务，但这只代表了今日世界革命的概念朝着具体化方向发展的第一步。关于这些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部分日渐统一的问题，必须被提出来。 数十年来，斯大林主义专政的辩护士们曾宣称，揭露苏联（东欧）现实的阴暗面，将会阻碍西方社会的工人从事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但是，历史已然充分表明，以谎言、半真半假的事实或掩饰真相为基础，不可能引出一场为了美好事业的斗争。从长远看，由于无法掩盖苏联现实中令人生厌的方面，西方和日本（包括那些依附或投票赞成共产党的国家）的大多数工人通过接受这些方面而走向了尽头。真正让工人们受挫和士气低落的不是揭露这些事实，而是这些事实本身——包括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对他们长达十年的压制。阻碍西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新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主观障碍便是斯大林主义加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身上的那副令人生厌的面具。通过采取有助于摘除这副面具的行动，一场在东方胜利的政治革命大大推动了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场革命不仅没有削弱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反而增强了这一斗争。 无论如何，认为这样一种革命至少将会在国家层面上削弱苏联（或者“社会主义阵营”），进而改变世界范围内支持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关系，同样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观念。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苏联的存在尽管是官僚机构的专政，却伴随着“和平共处”的政策，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革命的巩固）以及殖民帝国的垮台。但是，与这种客观作用对应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的官僚统治试图通过其提出的战略阻碍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的巩固期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此外，也不可能将军事力量同它的经济、社会基础以及政府的政治性质割裂开来。一个通过多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大多数劳动者的广泛同意维持统治的苏维埃联盟（且不说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将在经济上更加高效，将在世界上更有影响，因而也将会比当前苏联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37] 尽管第三世界国家的胜利革命能够削弱帝国主义，它们却无法推翻帝国主义，这个事实确证了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相统一的观念。在核武器时代，帝国主义显然只能在中心城市内部被推翻。然而，推翻帝国主义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国家的客观力量，也不是在中心城市缺乏周期性爆发的游行示威。障碍主要是主观上的：西方（以及日本）工人阶级意识的水平以及工人阶级领导层的政治品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和东欧面向社会主义的新的质的推进以及官僚机构专政的清除，将大大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在西方以及最发达的半工业化第三世界国家（如巴西），任何一个向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飞跃（在比俄国十月革命便利得多的主客观条件下发生）都将会引发物质和社会的变化，对于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来说，这都是一支强大的兴奋剂，这一切将从苏联的劳动者开始，如果他们此刻还没有摆脱官僚机构束缚的话。对于经济发达国家未来任何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只需提及一个关键的方面：半个工作日的实现将与“土地、面包、和平”这个口号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如果这一切实现了，全世界工人阶级中还有哪部分人能够对征服保持无动于衷呢？ 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我们说它是潜在的，是因为它显然还不是事实）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世界工人阶级历史的、社会的统一，另一个是朝着统一自觉意识发展的力量的强度。我们清楚地知道，阻碍这种政治意识形成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这些阻碍因素已经被我们列举和分析过无数次了。我们要强调的是，更加强大的客观趋势的运行，能够克服这些障碍。 世界革命进程的统一与生产力和资本的日益国际化有关（作为晚期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跨国公司的出现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日益国际化。残酷的物质现实教导工人阶级，向纯粹的民族防御战略（例如保护主义）撤退，会把一切好处都留给资本，并使对特定的生活水平和政治权利的保卫瘫痪。对于资本力量和策略的国际化唯一有效的响应，便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团结和组织。 在最近数十年里，世界革命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其客观必要性达到了一个新的、惊人的程度。这根源于资本主义超出它的历史合法性阶段并继续存在这一事实，并通过当代技术和经济倾向中破坏潜能的不断增长体现出来。庞大的核（化学）武器库的堆积、核大国的扩张、热带丛林的破坏、世界范围内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臭氧层的毁坏、非洲大片土地的沙漠化、第三世界不断扩大的饥荒，所有这些倾向都预示着灾难，也给人类生存画上了问号。所有这些灾难都不可能在国家甚或是欧洲大陆层面上被阻止或预防。它们一致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出路。一种关于全球性人类危机以及全球性解决方案的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层叠的民族国家），已经迅速发展起来。 从问题的全球化以及阻止核战的绝对必要性这一正确的观点出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及其主要顾问和思想支持者倾向于得出如下结论：这些全球性问题将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扩大的合作逐步得到解决。就此而言，他们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以下两个假设的基础之上：首先，他们认为世界革命进程将会恶化国家间的关系，并将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这时一场世界大战若非不可避免，也更有可能爆发。其次，他们心照不宣地假定，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将趋于减少，实际的阶级斗争将变得不太可能爆发，阶级合作不断增强的趋势将在21世纪普遍流行开来。这两个假设都是彻底不符合实际的，与那种期冀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这种观念的逻辑延续。 事实上，尽管胜利甚或是未展开的革命无疑将会遭到帝国主义政权的反革命干涉，这些革命却曾经多次阻止大战的爆发。如果没有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1920年的德国革命总罢工以及同年英国为总罢工所做的准备，一场所有帝国主义政权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大战很可能已经爆发了。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不是推迟几年的话，也很可能将至少推迟一年。1936年西班牙、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高涨大大减缓了向第二次世界大战行进的速度。如果说仅有西班牙一个国家的革命取得了胜利（更不必说还有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将有可能被阻止。因此，将革命等同于不可避免的战争，这不过是对历史记录的一个误读罢了。事实上，今天法国和英国的胜利革命（且不说美国的革命）将是阻止世界大战爆发最稳妥的方法。 新改良主义者戈尔巴乔夫“全球化”版本的现实推理是以古典改良主义的幻想为基础的，即认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爆发力和强度在不断下降。我们已经对这种假设不切实际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它的错误尤其表现在，没有考虑技术与经济资源的破坏性使用同竞争倾向、竞争冲突、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之间的结构性关联。资产阶级社会绝不可能把我们引向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它也绝不会不计成本地将技术革新应用于自然和人类生态。你需要社会主义去实现这些目标。如果人类想要存活下来，你就必须实现这些目标。今日世界革命最强有力的正当性在于，人类确实面对着一个长期的悖论：要么是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联盟，要么是死亡。 [注释] [1]恰恰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包含有群众行动的必要维度，因此严格说来，“来自上层的革命”（revolutionfromabove）这一概念并不准确，尽管恩格斯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当然，它具有严格限定的意义。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的改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俾斯麦统一德国、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用来自上层的激进变革取代来自下层的革命的历史尝试。这些变革的历史意图在多大程度上或取得成功或走向失败，必须依照各自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做必要的修改后，这也适用于今天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进程。 [2]这是周刊RevolutionsdeParis中的警句，1789年8月底最初发表于巴黎。 [3]参见BarringtonMooreJr．，TheSocialBasesofObedienceandRevolt（WhitePlains．N．Y．：M．E．Sharpe，1978）。 [4]1979年伊朗德黑兰大街上伊朗国王垮台前的那段日子即是如此，这个场景随着伊朗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人们遗忘。 [5]这不会随着先前军队的瓦解和解除自动出现，统治阶级可以尝试着用一支新的资产阶级军队代替原有的军队，古巴的巴蒂斯塔（Batista）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垮台后的情形就是这样，但却没有成功。 [6]这是当前颇为流行的一种关于伊朗国王垮台原因的解释：破坏伊朗传统社会稳定的“白色革命”，外加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组织的野蛮。 [7]在俄国，1917年2—3月革命的原因在于，沙皇专政的腐败以及寄生阶层在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那场革命的导火索是彼得格勒女工发起的饥饿暴动，哥萨克人拒绝镇压。与1905年革命中出现的镇压相反，这场革命表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实际存在的联盟。然而，在结构和危机间还存在着一种深深的辩证调和。沙俄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既决定了它将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决定了它在处理胜利战争的物质和政治前提时，将会越来越乏力。这种乏力感反过来又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加深了社会危机——导致长期的食品短缺、饥饿骚乱、1917年2—3月革命的爆发。要理解当代的革命时刻，一种类似的多层次分析必不可少——包括成功的例子，如1968年法国的五月事件。法国在群众高涨和总罢工达及高潮时所发生的一切应该被视为一场革命，尽管它失败了。要理解巴黎学生造反运动的导火索，必须将它置于社会和政治关系较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中才能做到。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个补充，苏联社会学家赫洛平（Khlopin）在NewSocialMovementsintheWest：TheirCausesandProspectsofDevelopments中引人注目的研究在这里是有益的。 [8]在俄国，作为农民的后裔，哥萨克的物质利益一方面与政治意识相连，一方面与农村生产关系的爆发性危机相连，所有这些汇聚到一起便解释了哥萨克在某一特定时刻和特定场所行为的独特变化。 [9]当然，这种垮台有可能只是暂时的，即只持续几周或几个月，但这并没有使倒塌变得不那么真实。在德国——不只是德国，当然尤其是在柏林——这正是1918年11—12月所发生的一切。在法国，这正是1968年5月的革命高潮时所发生的一切。的确，最近得到了证实，在那一刻，戴高乐将军不可能跟在德国的法军指挥官马苏（Massu）将军通电话，由于一场有效的总罢工，在巴黎他已经丧失了对整个电信系统的控制权，他在最后能够亲自对话的一名匿名女话务员，拒绝服从他的命令。罢工委员会的决议获胜了。他们是无名的男女革命英豪，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得以构成的基础。 [10]参见EdwardLuttwack，CoupD’Etat：APracticalHandbook（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9）；cf．interviewwithStampa-Sera，August8，1988。 [11]尽管斯宾诺莎本人对革命的结果表示怀疑，他却明确宣称人民拥有革命的权利，同美国《独立宣言》（TheAmerican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序文（以及后来的法国《人权宣言》[DeclarationoftheRightsofManandCitizens]）最初确立这一权利相比，整整早了一百多年。据我们所知，今天的南斯拉夫宪法是唯一一部既明确包括这一权利，又在具体条件下增添了革命义务的宪法。 [12]人类本“恶”的信条建立在西方原罪迷信的基础之上。最近，随着康拉德·洛伦茨学派做出人类具有普遍攻击性的声明，该信条获得了一种伪科学的外观。于是，一些心理学家倾向于推出人类具有自我毁灭倾向这一结论。心理学家中的前辈，首先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人类心灵由一种合作倾向和自我毁灭倾向、生本能和死本能、爱人和杀人组成。如果后者大行其道，人类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了，绝不会表现出这种令人印象至深的人口学和生物学扩张。 [13]两千年前，犹太哲学家希勒尔（Hillel）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表达了个人怀疑论的矛盾：“如果我不为自己，谁将为我？如果我仅仅为自己，那么我又是什么？如果不是现在，那么是什么时候？”康德试图通过他的“绝对命令”摆脱这一悖论，但却没能令人信服地将之诉诸社会矛盾（参见他对法国革命的态度）。马克思在他的“绝对命令”中找到了出路，即为反对一切人类被贬低、被压迫、被异化的社会条件而斗争。 [14]一小撮巴贝夫（Babeuf）的追随者坚持革命的连续性，通过邦纳罗蒂（Buonarotti）这个人，他们协助促成了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Blanqui）的四季社，进而在19世纪30年代引出了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但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国内只发生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有组织的革命，100年里可以见到的也只有5次。 [15]当然，争论仍然在继续。塞迪约（ReneSedillot，Lecoûtdelarevolutionfrançaise，[Paris：Perrin，1987]）是现代最厚颜无耻的魔鬼杀手，两个世纪过去了，他仍然持续有力地反对法国革命。他的论点通过以下事实显露出来，即将反革命的殉难者，首先是拿破仑战争中的殉难者，计入革命的成本。但是，他却没有将这些“成本”同那些旧体制下的王朝战争的成本（德国1/4的领土被毁坏、18世纪初法国的大饥荒等）进行比较。 [16]顺便提一句，这是托洛茨基附加阐述的“不断革命规律”的客观基础之一。由于革命进程在一个特定国家衰退后仍在继续，所以它的重心必须移向另一个国家。 [17]关于失败的反革命政变，经典的例子有：1917年8月俄国的科尔尼洛夫政变、1920年德国的吕特维茨暴动、1936年7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马德里、巴伦西亚、马拉加和巴斯克自治区的军人法西斯暴动等。 [18]一场民主的反革命在击退工人夺权和武装自己的尝试后，总是想方设法地保持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合法的群众劳工运动、普选权和广泛的出版自由。当然，尽管参与了对德国革命的镇压，埃伯特、诺斯克及其全体官员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国家，有组织地剥夺了民主自由、禁止了政党、叫停了报纸、征用了罢工者甚至宣布罢工是非法的。此外，当埃伯特否认为了镇压的目的而带领军队开赴柏林时，我们说他在全德工人与军人代表大会（1918年12月）上冷笑着撒了谎。他确实已经这样做了，背着独立社会党的同僚——“人民的委员”（部长），与帝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直接勾结在一起，几天后，镇压便开始了。 [19]让我们引一些例子，这种情况曾发生在德国，1919年1月始于柏林，后扩展至整个德国，还有就是1937年5月之后巴塞罗那发生的事件，希腊1944年12月起发生的事件以及印度尼西亚1965年的事件。勇敢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如战前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Allende），手持武器，坚持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然而，他们却拒绝系统地组织群众，拒绝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决战到来前为群众做好准备，他们还故意将主动权留给敌人。一般认为，这是在招惹祸端。 [20]革命者既不会“导致革命”，也不会人为“激起”革命（这是一场革命和一场暴动的根本差别）。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就会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lettertoVerraSassulitchofApril23，1885[MEW]，Berlin：Dietz-Verlag，Vol．36，p．307。）（参见《马克恩恩格斯文集》，第10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联合革命”的概念也适用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但联合构成要素的比重却与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例如，在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自决之间的联合；在美国，无产阶级革命与黑人和西班牙裔人解放的联合。 [22]例如，1917—1918年的芬兰、1918—1919年、1927年和1934年的奥地利、1918—1923年的德国、1919—1920年、1944—1945年和1969年的意大利、1931—1937年的西班牙、1936年和1968年的法国、1974—1975年的葡萄牙。 [23]有些人认为，无法逃避的“技术强制”在今天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循环论证（petitioprincipii）基础之上，即认为技术无论如何可以独立于那些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大规模商品生产和资本的条件下）的社会利益而得到发展和应用。 [24]参见EduardBernstein：DieVoraussetzungendesSozialismusunddieAufgabenderSozialdemokratie（Stuttgart，1899）。 [25]关于考茨基在1909—1910年远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变、转折点（他在审查制度上屈服于执行委员会，这主要体现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书中）以及他反对罗莎·卢森堡赞同政治群众罢工的政治后果，参见MassimoSalvadori，KarlKautskyandtheSocialistRevolution（London：NBL，1979），pp．123ff。 [26]KarlKautsky，LesTroisSourcesduMarxisme（1907）（Paris：Spartacus，1969），pp．12-13． [27]在1912年发表的关于超帝国主义的论文中，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内部的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爆发。最后一篇在《新时代》杂志上的论文不幸正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发表。 [28]关于这个观点的深入阐发，参见我们的论文《建立第四国际的理由及其今日缘何依然有效》，InternationalMarxistReview（Summer-Autumn，1988，pp．143-178）。 [29]ErnestMandel，RevolutionaryMarxismToday（London：NewLeftBooks，1979）． [30]1920年德国工人对卡普政变的回应，以及1936年7月西班牙工人对法西斯军人暴动的回应（在一种更为有限的意义上，还包括1948年意大利工人的起义），有助于同“无产阶级能够回应资产阶级大量反革命倡议”这一类问题融为一体。与过去一样，今后在西方这仍将被列入议事日程。但是，这并不能为下面的分析提供辩护，该分析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将极有可能与下面这些特殊的例子明显不同，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在南斯拉夫、中国、印度支那、古巴、尼加拉瓜的革命进程完全不同。 [31]参见NormanGeras，TheLegacyofRosaLuxemburg（London：NewLeftBooks，1976），另外，与托洛茨基一道，卢森堡也是源于工人群众罢工的双重政权理论的缔造者。 [32]Trotsky，“WhatNext？VitalQuestionsfortheGermanProletariat”（January1932）TheStruggleAgainstFascisminGermany（NewYork：PathfinderPress，1972），p．142． [33]利昂·托洛茨基首次阐述这个结论是在1933年他的一篇论文中，“TheClassNatureoftheSovietState”（Octoberl，1933），WritingsofLeonTrotsky1933-1934（NewYork：PathfinderPress，1975），p．101f。 [34]关于该界定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参见ErnestMandel，BeyondPerestroika（London：Verso，1988）。 [35]关于“政治革命”定义的理论基础和成因分析，参见ErnestMandel，“Bureaucratieetproductionmarchande”，QuatrierneInternationale，24（April1987）。 [36]TheNewYorkReviewofBooks，October27，1988． [37]墨西哥社会学家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GonzalesCasanova）曾经试图以全球范围内革命任务的层级结构为基础，驳斥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合法性。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各地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将会越过一切其他斗争，优先反对这个怪物。（参见他的论文“LaPenetractionmetafisicaenelMarxismoeuropeo，”insabado，magazinesupplementtotheMexicandailyUnomasuno，8/1/1983。）这一推理背后的假设是，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一场正在发展的政治革命（更不用说是一场胜利的政治革命了），无论如何都将会削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这个假设是毫无道理的，个中缘由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社会现实》，（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著；颜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感谢新煜校对
保卫俄国反对派！——反对工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1928年10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保卫俄国反对派！ ——反对工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1928年10月27日 Magribe译龚义哲校 按：这篇声明由坎农、沙赫特曼和阿伯恩起草，并被提交到开除上述三人的美国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纸质稿刊登于1929年11月15日的第一期《战士报》上，发表时为避免给党带来国际劳工保卫组织上的问题，略去了第15点，在1928年11月16日的《工人日报》上发表时则刊出了全篇文字。本篇译自《詹姆斯•坎农著作和演说1928-1931：美国左翼反对派》（TheLeftOppositioninU.S.:WritingsandSpeeches,1928-31，1981）第31-39页。 1．考虑到党要集中全力进行竞选活动，在竞选活动结束及会前讨论开始前，我们一直在克制自己，没有发表任何声明，也不打算在党内就有争议的问题发起讨论。 2．在一系列对党与共产国际的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问题上，我们有着自己的具体见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会前讨论中让党了解这些问题。 3．迄今为止，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还算不上真正的讨论。这是因为，许多文件（在我们看来，这些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文件）被人扣住不放，有人对共产国际各党隐瞒了这些文件的存在，或是断章取义之后再发给他们。最近我们有机会读到一些文件，涉及共产国际过去五年内最富争议的问题，而事态的全部发展又迅速证明了这些文件的正确，我们的观点与信念就因此而确定下来了。我们认为，在党的面前捍卫这些观点是我们的革命职责。 4．我们原本计划在竞选活动之后、党内讨论开始时才来进行这项任务。但是，就在不久前发生了针对我们的专横行为（10月16日我们被撤销一切职务），在目前的听证会上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政治委员会打算采取进一步的组织手段，并企图在党报上发起一场对付我们的公开运动，这些行为迫使我们必须立即表明自己的立场。党必须明确认识到，这些针对我们的措施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政见。这些观点必须原原本本地呈现给党。 5．我们以纲要形式来发表这些观点，并将致信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政治委员会对我们采取的行动发起上诉，我们将在上诉书中更加完整地阐述这些观点。 6．我们大体上以《美国党内的右倾危险》这个文件（除去某些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作用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的错误外）为依据，该文件由反对派的代表提交给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此外我们也积极参与过它的起草。正如文件所述，我们认为党目前的领导层是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械式地强加给党的，这一做法与党员的意愿相悖，蓄意造就了右翼的猖獗。无论是它的路线主张还是实际行为，都破坏着党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自《美国党内的右倾危险》在世界大会上发表后，这判断得到了证实而不是驳斥。洛夫斯东派领导层的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派系堕落和官僚腐败等事实是它的机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有机组成部分。 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最新决议拒绝考虑在我们的诉求书中提到过的，关于党的领导的一系列原则性问题，没有给出党在阶级斗争领域内的一些关键问题的任何答案，只是加强了右翼领导对党施加的机械式钳制。党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断然拒绝书记处处理有争议的原则性问题的官僚方法，因为它与列宁关于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的教诲以及反对各方面的机会主义的不懈斗争毫无共同之处。 8．福斯特—毕特尔曼派的一些领导人曾在《右倾危险》这份文件上署名，他们现在打算抛弃这份纲领，缓和针对洛夫斯东—佩帕尔右翼的斗争，并与他们结成政治联盟，以便将矛头对准那些忠于纲领、并将之发展成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国际含义的人。但这些行为决不能改变这份文件的基本正确性。它仅仅表明了这些领导者在政治上的不坚定，阻碍着反对目前右翼领导层的反对派的发展进程，以及党的原则基础路线的订立。毫无疑问，反对派的支持者认识到了反对右翼领导的斗争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尽管部分领导者优柔寡断，玩弄手段，他们都将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个立场。 9．美国党的问题是和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有机联系起来的，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绝不能撇开它们孤立讨论。美国党的左翼形成于反对党内右翼领导（洛夫斯东—佩帕尔派）的原则性斗争中，它只能在认识到在国际范围内反对右翼的必要性，以及将自己在美国党内的斗争与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为保卫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进行的斗争联系起来，方能得到发展。 10．由列·达·托洛茨基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在列宁主义胜利的基础上一直为第三国际及其所有的支部的团结而斗争。左翼反对派在过去的五年多的斗争时期内所采取的立场的正确性，已被一系列事件证实了。 （1）从1923年起，托洛茨基领导了要求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这是另一个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施加的压力的表现）的斗争，这个斗争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更是正确的。1926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接受了这个立场，斯大林现在也似乎要接受这个立场，这一事实显示出阶级力量的巨大压力，迫使苏联共产党采纳这个纲领。而当下，对于每一个党以及整个共产国际而言，争取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建立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的自我批评体制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反对派指出，必须要对富农和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发动更加无情的斗争，即需要一条专门面向工人与雇员，且与贫农和下中农团结、与中农结盟的路线，其必要性已经变得日益明确。情势和阶级力量带来的无法抗拒的压力已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中造成了深刻的裂痕，迫使斯大林派与右翼（李可夫等）以及在两者之间摇摆的其他分子（布哈林）作斗争。 俄国左翼反对派为联共（布）十五大准备的提纲，指出了应对苏联当前状况的革命政策。提纲中针对党内真正的右翼势力（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的必然增加和挑衅的预言和警告，在这期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内，已经被明确证实了。右翼的一系列活动已经迫使莫斯科和党的其它组织动用组织手段——这证明了党的无产阶级群众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斯大林派在反对右翼危险，争取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反对官僚阶层、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和富农的斗争中显现出了“左倾”的路线，但只有在抛弃左右摇摆的运动、接受反对派提出的全部纲领以及让可靠但被不幸流放的布尔什维克恢复党内的职位时，才能成为真正的左翼路线。 （3）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伪社会主义理论去修正马列主义的基本学说的企图已遭到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的正确抵抗。在共产国际的各方面活动，以及它的思想生活中，一连串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大抵都来自于这一错误的理论。在这方面，中国革命中的错误路线、英俄委员会的灾难后果、共产国际中官僚主义的令人担忧的空前壮大，以及苏联的错误态度和政策等等，至少有部分可以归结于这个理论。这个新“理论”有赖于夸大资本主义的力量，高估了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所能持续的时间。这里面的真正原因，正是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发展的悲观。第三国际的每一个党派中的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有一个主要职责，就是和俄国反对派一起为保卫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对这个基本问题的教诲而斗争。 （4）紧接着总罢工的背叛行径之后，反对派要求与英俄委员会立即决裂，并且集中共产国际和英国党的所有力量攻击英国工联总委员会的领导（珀塞尔、希克斯及其同党），他们的主张绝对正确。事变之后，英俄委员会继续存在，不再是连结英国群众的纽带，倒成为一个包庇叛变领导者免遭共产党攻击的组织。 （5）在历史上，鲜有一个马列主义性质的评估和预测能被那么快地完全证实，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对中国革命问题及其任务的立场和建议就做到了这一点。由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等人制订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拒绝采纳反对派的建议，且对其进行压制，向共产国际各党隐瞒了这些建议，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民主专政的真正发展。从世界历史的重要性角度而言，公开所有的文件，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真正的讨论，对于共产国际的所有党而言都是必要的。必须撤销禁止讨论这个问题的禁令，因为真相必须大白于世，错误必须追根究底。只有这样，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才能为第三国际各党所认识。 11．我们要求公开俄国左翼反对派的所有文件，没有这些文件，党员们就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场斗争的基本问题，也就不能形成正确的观点。自始至终，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一直是在充斥着偏见、歪曲、恐惧、不容思考和质疑，不许更改官方对研究有争论的问题的文件和事实的权威决定的氛围中进行。所有这些行为，这是针对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仅次于列宁的杰出领袖——的无耻中伤的运动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是对革命史的篡改。 12．我们打算，在即将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建议我们党主动要求苏联将托洛茨基和其他入狱或流放的俄国反对派成员从流放地召回，恢复其在苏联共产党内的原职，并恢复他们的全部权利。针对反革命的迫害和暴力是革命的义务；对忠诚可靠的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暴力则是犯罪。 13．美国党的反对派是在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中逐渐巩固起来的，它在逻辑上必然要与托洛茨基领导的俄国左翼反对派的道路结合在一起。可悲的是，某些人试图把反对派定性为“右翼”，说他们与非共产主义分子（如从右翼角度攻击党的洛尔）或是反共分子（如完全沦为工人中的资产阶级走狗的萨鲁茨基）有来往。这与政治事实完全不符，其目的是想掩盖党的领导逐渐右倾的趋势。 相反，企图把我们与支持我们的共产主义工人从党的领导岗位上赶走，甚至把我们赶出党，而与此同时，机会主义分子更加牢固地控制了党的机关，更加巩固了自己在制衣工会之类的工会里的领导权，他们用开除和身体暴力对付共产主义工人的批评——所有这一切只能加速右翼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建立友好关系。 14．洛夫斯东派的领导的投机主义的政治观点、小资产阶级出身、堕落的派系主义、在阶级斗争中的冒进野心表明它对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它对于党的机关的铁腕把持变得越来越牢固，窒息了它的内部生活。党内老练可靠、有能力的同志被从重要职位一一移除，取而代之的是无能傲慢的派系代表，这些一下子跃升上来的人完全不能胜任阶级斗争中的任何一个严肃的工作，对这些工作缺乏经验，也没有什么名气。党、群众工作，以及在党的影响和指导下的群众组织因此而遭到破坏。 15．我们为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建设作出过忠诚而有效的工作，仅仅因为我们的政治见解，政治局就专横地把我们从国际劳工保卫组织革职，在我们看来，这种行为是危险而欠考虑的举措，将会给该组织的未来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党的政治委员会、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执行委员会，或者参加国际劳工保卫组织三次会议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对我们在国际劳工保卫组织中的工作提出任何批评。相反，以上一切组织都一致支持并且称赞我们的工作能力。在我们被不公正地革职之后，会导致工作的中断，可以肯定的是，取代我们的将是无能的派系代表，他们对这项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也没有能力胜任，只会招致最有害的结果。这些行动再次说明当前党的领导阶层对待一切群众组织和群众工作都是轻率而不负责任的。 16．从洛夫斯东派的全部特点来看，在这场蛊惑人心、肆无忌惮地反对俄国左翼反对派的国际斗争中，它理所当然地会为这个斗争在美国摇旗呐喊。美国党内的某些前反对派领导人想要争夺这面旗帜的愿望可怜地落空了。福斯特派想要摆脱洛夫斯东派迫害并且保持他们组织地位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放弃之前的反对主张。洛夫斯东派的整个路线丝毫未扎根于工运中，也不在其它地方，而是一心想要取得党内机关的垄断地位。 17．我们宣布：我们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上诉，目的是要求撤销政治局对我们采取的措施。这种措施的动机既不是出于原则基础，也不是出于党的利益，仅仅是出于派系的考虑以及对于讨论和批判的官僚式恐惧的结果。 18．针对我们的独断决定丝毫不能改变我们的共产主义立场，因为这个我们帮助建立的党是我们自己的党。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我们保留表达我们观点和主张的权利，并同以往一样，继续遵守党的纪律，拥护党的决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将与党共存，并为其未来而奋斗。 19．我们要求政治局在宣布这次听证会结果的同时，也以同样的方式将我们的声明公布给党。 詹姆斯·帕·坎农（政治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马丁·阿伯恩（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马克斯·沙赫特曼（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6-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工作 （1920年6-7月） 异教徒译 来源：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No.11-12,June-July1920,pp.2403-2406 记录：TedCrawford 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共产主义原则指导下进入工业企业组织工人，整合大小工人委员会，改变工会组织各自为政、相互对立的现状，将所有产业工人团结起来。 从成员数量和财政实力上看，英国的工会运动是目前最强大的工会运动；但是在革命的意识与理论方面，英国工运却十分弱小。一直以来，英国工运造就了一个保守的、强有力的官僚组织，尽其一切努力把工人群众的怒潮引向安全的泄洪区——资本主义堡垒的泄洪区。广大英国工人被“忠诚”和物质利益（医疗和失业的福利等）囚禁在保守的工会组织中，为把他们从强大的保守工会里争取过来，建立革命组织的努力一直收效甚微。 大战期间，英国工会的力量随着成员总数和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壮大，其内部的官僚系统亦是如此。在一战结束以来的每一次产业工人的运动中，工会官僚都竭力控制运动的规模，试图将其限制在体制内的改良运动范畴。官僚系统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革命组织尚未壮大，且缺乏一般的工会斗争经验。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工人委员会运动（Workers'CommitteeMovement）提出以下方针： 1、将工厂里的所有共产主义者团结在工人委员会中，开展宣传工作，团结更广泛的群众，进而取得劳资斗争的领导权。共产主义者不仅要宣传自己的理论原则，更要努力工作，使工人群众把共产主义者看作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天然领导。 2、同一地区的工人委员会共同组织一个地区委员会，统管并系统制定整个地区内的宣传计划。宣传方式以在工人用餐休息期间的工作场所集会为主，与工人群众保持密切接触。 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工人委员会正在削弱工会官僚，建立产业工人的团结，推动着工人阶级命运的革命性变化。在革命的危机中，在工会官僚竭尽全力将工人群众从对抗资本主义的前线拽回的时候，工人委员会将提供另一种选择：一种能在革命大潮中团结工人发起真正群众运动的组织。 工人委员会是共产主义的，而非工团主义的组织。反对雇主阶级的经济斗争一定要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群众性政治斗争，并捣碎旧的国家机器，在工人议会（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英国的工人斗争很可能会引发全国的政治斗争。尽管目前工人还将国家看作是一个公正的仲裁者，但随着国家在调解劳资斗争引发的危机时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偏袒资产阶级，工人将会认清它的真实面目。为了赢得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的最终胜利，必须建立更多的工人委员会。为此，我们创建了“社会委员会（SocialCommittees）”，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开展革命工作。 我们的计划大致包括：查清地区内的粮食需求与供应，学习发展生产力的知识技术，最为重要的——规划整个地区的战略蓝图，秘密武装并训练严格挑选的革命工人。我们认为，上述方针对于革命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宣布：在目前的英国，工人委员会是实践这些方针的唯一组织。 为了推进上述工作，我们出版了《工人》（TheWorker）周报，以共产主义的观点阐述工人问题。《工人》是英国政府在大战期间取缔的第一批报纸之一，它的编辑以及委员会主席——MessrsMuir和Gallacher为此坐了一年的牢。目前，它是英国唯一的以共产主义观点阐述工人问题的报纸。 发起人G.E.CAMPBELL 书记J.M.MESSER 于格拉斯哥
斯大林派领导人的受审（詹姆斯·坎农，1949年2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斯大林派领导人的受审 TrailofStalinistLeaders 詹姆斯·坎农1949年2月6日 赤心补译龚义哲校 译注：1949年2月6日，坎农在纽约群众抗议集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刊于同年2月14日的《战士报》上。该演说的部分文字——从《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作用》到篇末——摘录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有一种普遍流行的印象认为，在福莱广场联邦法庭被告席上的共产党领导人是罪犯，遭到审判是罪有应得。我本人赞同这种普遍的情绪。斯大林派领导人的确有罪，他们应该为他们的罪行而受到审判。但我们不赞同这次审判。这是一个确有其罪却控之以错误罪名的案例。而且他们不应该在这种法庭上受审。 像多布斯同志一样，在这些问题上我可以以专家证人的身份作证。因此，我愿意公开地为斯大林派的律师提供服务，帮助他们在审判中为避免遭到错误的指控而进行辩护。我有资格作为这类专家，理由如下： 自共产党在1919年成立起直至1928年，这九年里我一直是它的积极党员。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而斯大林派由于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蒙冤。二十年来我一直是斯大林主义的积极反对者。 最后，我熟悉美国宪法中关于自由言论的部分，它规定道：“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我上学时学过这些，之后在砂石监狱联邦大学的13个月里，我又有机会重读了它，并对此进行了思考。 三个主题 因此，有了这些资格，我就要在三个方面质疑针对斯大林党领导人的起诉书。 1、指控他们的罪名是他们“阴谋鼓吹”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合众国政府，而按照美国宪法，这根本构不成罪名。 2、斯大林派甚至根本没有犯这个构不成犯罪的罪。他们没有主张用武力暴力或其他方式推翻美国政府。 3、美国资本主义的联邦法庭根本无权审判他们，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并不在于与这个法庭所代表的制度作对。斯大林派的领导人应在国际工人阶级的法庭面前受审，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对世界以及美国工人阶级犯下了滔天大罪。这些滔天大罪从歪曲马克思主义到阶级合作，以及在二战中支持美国帝国主义政府，也包括用伪造捏造诬名和谋杀来妨害工人运动的准则。 斯大林派犯下了这些罪行。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但纽约南区联邦法庭目前对他们的审判是在对他们进行栽赃陷害。他们没有犯下被指控的企图推翻美国资本主义政府的罪名。 斯大林主义从诞生之初，就是在支持世界资本主义，而不是推翻它。二十五年前，斯大林主义就开始公开宣传它的基本理论“一国社会主义”，意思是在其他国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俄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表示它放弃了一切国际革命的前景；也意味着苏联官僚企图以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同世界资本主义妥协。斯大林主义就是起源于这个理论的。 斯大林派的罪行 由这个理论产生的实践就是：开除、诬陷、集体屠杀数以万计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参与了革命，实即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国际革命；斯大林派在西班牙的表现，他们支持资产阶级政府，以大规模屠杀西班牙革命者为代价；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人民阵线”政策；斯大林派借着苏德条约，与希特勒携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派用英苏美条约出卖了美国工人阶级，集体支持战争。 是的，记录清楚表明斯大林派有罪。但在这段人尽皆知的事实记录面前，在美国宪法的明确规定面前，甚至考虑到斯大林派曾经因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服务——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而受到其感激，资产阶级法庭根本没有资格去审判他们。 另外，尽管我们指控斯大林派记录在案的罪行，但在抗议这场起诉他们的特殊案例的行动中，我们和其他一切工人组织——他们有理由既不赞美也不感激斯大林派——有着切身利益。 这不是一场所谓违反宪法规定的行为的刑事审判，而是一场政治审判。“鼓吹”任何主义（包括革命）的自由是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基础。这次审讯从根本上侵犯了所有工人组织的这些民主权利。 危险的先例 必须考虑到，针对斯大林派的起诉并不只是控告他们反对美国政府的这一个行为。审讯的唯一依据就是他们图谋“鼓吹”推翻美国政府。这就是说，他们阴谋策划演讲和写作。 我之前提到的那则宪法条款，被用来阻止国会通过法案，剥夺人们有“鼓吹”任何主义的权利。但是这场根据史密斯法案的指控——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遭到检举和定罪，也是依据的这个法案——就是针对演讲和写作的指控。现在，一旦有了先例，就有可能禁止一种演说或“主张”，就为进一步的禁止作了铺垫。禁止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行为就会合法化。 不幸的是，在明尼苏达开了这个先例：按照史密斯法案，我们遭到了审判，被判决有罪，然后坐了牢，最高法院拒绝重审该案。这起事件对我国的言论自由和民主造成严重打击。正在受审的斯大林派也吃了这个亏。 工人自己的利益 在将我们打入监狱的起诉中，斯大林派确实竭尽所能地运用了他们所知的任何肮脏手段，多布斯同志指出了这点，而且我想各位都明白。他们不惜一切让我们服满刑期才能出狱。这些恶棍甚至试图破坏并解散我们的保卫委员会，阻止它从其他同情组织那儿凑集资金以支付律师费，这是千真万确的。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我们也许就不能利用法律辩护书来做好法律记录。他们这种可耻的行为给自己埋下了祸根，按照同一条法案，他们现在也遭到了起诉。 这一切全都是真的，多布斯同志今晚对此做了生动的叙述。但这不能决定一个革命组织或任何工人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对于我们以及一切诚实的工人组织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切身利益比报复情绪要重要的多。 我们的案件开了一个先例，要是斯大林派的案件进一步加强了这个先例，并得到了公众舆论的认可，最后被当做一种惯例被接受的话，工人运动的文明进步所必须的自由传统，就会到处遭到新的侵犯。把美国转变为进行思想控制的警察国家的不祥趋势，就会大大加快。 在当前进行的对斯大林派的审讯中，这是最为严重的问题。我们深切关注这场审讯，并号召一切工人组织，尤其是那些在我们受审时支持过我们的组织，抗议这场对斯大林派的政治审讯，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在这起案件中的观点并非出于基督教的宽恕之心，或仁慈之心，更不是要与背信弃义的斯大林派进行政治调和，我认为我们对此已作出了充分澄清。我们的观点完全基于我们对工人阶级及其未来斗争的最切身利益的理念。 一个伟大的传统 过去工人运动中有一个惯例，那就是，无论各党各派各团体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只要工人运动中任何一方在阶级敌人的法庭遭到攻击，大家都会团结一致，共同协作。团结一致对抗迫害与诬陷的古老传统，已经被撇开了好久。这是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应该想方设法让它得到恢复。 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记载的是争取正义和言论自由的团结斗争。今日的工人运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过去多次斗争的产物，受益于这些为争取言论自由，正义以及组织自由的团结斗争。 1906年，因莫耶和海伍德而掀起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使我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产生了兴趣）。他们因莫须有的谋杀罪名而被捕坐牢，但他们真正的过错在于组织工人运动，在于他们既斗争昂扬而又无法收买。他们竭尽所能为自己辩护，他们并非孤军奋战。他们是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领袖，那时该联盟隶属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然而，整个工人运动都承认使栽赃陷害工人领袖合法化的企图对他们自身及其未来造成了威胁。 从美国的一端到另一端，一个规模巨大的抗议保卫组织以“莫耶-海伍德联合会”的形式建立了。代表工人运动的所有组成部分和一切观点的各种组织都派代表参与这些统一战线联合会。劳联和独立工会，世界产盟，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无政府主义团体，自由派团体，好心人——都集结在“莫耶-海伍德联合会”中，开展了一场保卫受指控者的强大运动。他们的脚步连大地都为之颤抖。 那些试图夺走莫耶和海伍德生命的阴谋者们被迫后退。在统一的工人运动的威胁下，这起栽赃陷害行为遭到挫败。伟大的比尔·海伍德拥有令人爱戴的记忆，在芝加哥举行的一场二十万人的群众大集会上，人们庆祝他从狱中释放，他说道：“我们的命是你们的团结救回来的。” 这同样的团结展现在了如下的行动中：1912年保卫劳伦斯罢工领袖埃特和乔瓦尼提；保卫穆尼和比林斯。在相当程度上，一战中世界产盟领袖的案例，以及德布斯案，和萨柯与范齐蒂案也体现了这种团结。一切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认为这是他们的本份，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阶级敌人的进攻。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作用 共产党自己就一度鼓吹过这个值得骄傲的相互支援的传统。1925年在共产党直接主持下成立的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就专门致力于实现不分党派的劳工保卫原则，致力于保卫一切由于自己的活动或意见而遭到资产阶级法庭迫害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成员，而不管他的观点如何。 我这段话是确凿可信的，因为我参加过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筹划工作，而且，从它成立之日起到1928年我们被赶出共产党为止，我一直担任这个组织的全国书记。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确实“是在莫斯科诞生的”，我必须承认这一点，但它在工作方法和实践方面却完全是一个美国组织。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是在同比尔·海伍德讨论的过程中诞生于莫斯科的。这位老战士在要判处他二十年徒刑的威胁下，被迫离开美国，他对美国工人遭受的迫害，深表关切。他希望给那些关在我国各处监狱里的几乎被遗忘的人们，做点事情。 当时，在美国有一百多个工人领袖、罢工领导人和激进分子被关在狱中，其中有世界产盟盟员，无政府主义者，穆尼和比林斯，萨柯和范齐蒂，麦克纳马拉和施密特，森特拉利亚被捕者等等。我们1925年在莫斯科讨论的时候，制订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计划，并且确定它是一个非党派的机构，致力于保卫一切在资产阶级法律下遭受迫害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成员，而不管他所持的观点和所属的党派如何。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我和比尔·海伍德谈话的情景。当我们完成了后来成为现实的国际劳工保卫组织计划的时候，当我向他保证我回到美国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当我向他保证我们真的要着手工作来援助那些在狱中被遗忘的人们的时候，他那双像雄狮般的眼睛——或者不如说是那一只眼睛——射出了光芒。他说：“我要是能回去参加这个工作，那该多好”。他是回不来了，因为他在美国是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他给美国工人阶级做了很多好事。他一直通过通信积极参加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工作，一直到死为止。 非党派保卫组织 在莫斯科，我们在海伍德的房间里制订了把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当做一个非党派保卫组织来经管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头几年中付诸实施。当时在美国有一百零六名阶级战争的战俘——在加利福尼亚州、堪萨斯州、犹他州和其他州里，有几十名世界产盟盟员根据惩治工团主义刑事法被投入监狱。我们还查出，在罗得岛州的监狱中有两名不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西弗吉尼亚州有一群劳联矿工；在缅因州的托马斯顿有两名劳工组织者，此外还有上面提及的比较突出、比较著名的被捕者。当时，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总共有一百零六个人因为在劳工运动中从事活动而被关在牢里。他们根本不是罪犯，而是罢工的领导人、组织者、鼓动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人。在这一百零六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但是，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却无例外地保卫他们，帮助他们。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采取的政策是宣传他们的案情，为他们募捐。我们募集到相当数量的基金，每个月可以给一百零六名阶级俘虏每人寄五元线。每逢圣诞节，我们还为他们的家属筹集一笔款项。在森特拉利亚事件中被捕的世界产盟盟员多年来差不多已经没有人记得了，我们又叫人们想起他们，宣传他们的案情，努力帮助他们。我们对于那些已一半被人遗忘的老的案件，也是这样。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是声援萨柯和范齐蒂的世界范围的巨大抗议运动的组织中心。这一切支援工作都得到了共产党的全力支持，不过这都是在共产党完全斯大林主义化和开除诚实的革命者以前的事。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由于执行了不分党派界限保卫劳工，不因政治观点而实行歧视的原则，所以才取得这样高的声望，才为战士们所如此热爱。这个原则也就是相互支援的原则。当你把这一切同斯大林派后来的行径比较一下的时候；当你想一想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你就必须说，斯大林派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玷污了这一相互支援的传统。他们也比任何其他人更多地破坏了保卫劳工不受阶级敌人损害的团结事业。 在阶级敌人面前不团结的可怕腐败现象也渗入到工人运动的其他组成部分中。社会民主党人在谈到斯大林派的时候，发表了很多假惺惺的道德说教，但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好不了多少。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对迫害斯大林派的事件表示抗议。产盟和劳联的劳工领袖也都袖手旁观，许多人甚至支持起诉。 他们认为，不必为史密斯法案担心；它是用来对付斯大林派的。在七年前我们受审的时候，斯大林派也是这样想——这一邪恶的、违宪的法律是专门用来对付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我在旧金山就听说，一位斯大林主义党的演说者在别人追问到对他们的审讯和对我们的审讯的关系时说：“整个这场审讯是一场误会和误解。史密斯法是用来对付托派分子的”。但是，斯大林派终于也受到了史密斯法案之害。别的人也是可以遇到同样遭遇的。 如果这一次给斯大林派定了罪，确立了又一先例，从而加强了我们案件所确立的先例的话，那么，也就可以援用这同一个法律来迫害其他政治组织，迫害大学教授，甚至迫害和统治阶级意见相左而又敢于表示自己意见的传道师了。忽视这场审讯，拒绝表示抗议，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大家都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他们和我们，还有我们所有的人，所有希望通过工人们的团结和相互支援来建立一个更美好更自由的世界的人，不管我们要想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或者通过什么样的纲领和学说来达到这一目标。如果联邦检察官在这个案件中胜诉，在舆论支持下贯彻下去，我们大家就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此，我们希望大家在审讯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尽一切力量扭转目前的趋势，克服消极和漠不关心的态度。 加入抗议！ 如果有人希望或者以为我们能够同斯大林派一道组成一个统一的运动，像过去那样忠实地合作，那当然是空想。斯大林派不会同任何人忠实地合作。我们过去向他们提出过统一战线的建议。他们拒绝了。甚至就在政治迫害、忠诚调查和清洗的矛头指向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肯为詹姆斯·库特契尔说一句话。库特契尔是一个没有腿的退伍军人，也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新泽西州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因为他具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解除了他的职务。 由于斯大林派的态度，也由于其他考虑，希望建立一个大门敞开的统一战线，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工会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组织应该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团结起来，对这一起诉提出抗议。我们愿意参加和支持这样的努力。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合作也好，还是分别工作也好，我们大家都应当对正在福莱广场进行的政治审讯，表示抗议。不是为了斯大林派，而是为了言论自由，为了工人运动化了很大代价才赢得的民主权利。这种民主权利是劳工运动在增进工人的见闻，提高工人的觉悟，以达到更高水平的斗争中所迫切需要的。
《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英］帕特里克·西尔（PatrickSeale）、摩林·麦康维尔（MaureenMcConville）合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FrenchRevolution1968 PatrickSealeandMaureenMcConville PenguinBooks ［英］帕特里克·西尔、摩林·麦康维尔合著 南灿（向青）译，信达出版社印行 chm电子书下载 录入者：吴季 ·译者的话 ·序言 ↘资料来源的说明 ↘一些简称和登场人物 ·第一章造反的学生 ·第二章拉丁区的政治 ·第三章起飞 ·第四章争取巷战胜利 ·第五章革命的背景 ·第六章革命的实验(1)学生苏维埃 ·第七章革命的实验(2)行动委员会. ·第八章革命的实验(3)少年队伍 ·第九章革命的实验(4)自由职业 ·第十章大罢工 ·第十一章小型革命实验：一九六八年的南特 ·第十二章流产的协议 ·第十三章成人的左派与政治危机 ·第十四章情势危急的一周 ·第十五章意志的胜利 ·第十六章反革命在选举中的胜利 ·结论 ·附录一工人眼中的五月运动 ·附录二雪铁龙汽车厂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附录三“捣乱份子”——法国革命青年团体 ·附录四康边迪：学生与社会 ·附录五曼德尔：从反对资产阶级大学走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 ·附录六弗朗：禁闭十日记 ·附录七克礼文答覆戴高乐 ·附录八“小集团”的作用 ·附录九戴高乐的下台和总统选举（南灿） ·《1968年5月》（录自《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Lenin'sLastStruggle（MosheLewin，196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chm电子书下载 Lenin'sLastStruggle MosheLewin “这是一个极端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个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于是他就不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全集》， 中文版，第七卷，第468—469页。 “有些共产党员以为，可以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新作那还没有完成和作得不对的事情，就能完成象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个小农的国家里）这样—种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一定要失败的。有些共产党员既不耽于错觉，也不悲观大望，一直保存着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最困难的任务，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不会久败的，而且是一定不会失败的。” ——《政治家的短评》：《列宁全集》。 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177页。 列宁的最后斗争 [法]莫希·莱文（1967） 叶林根据纽约和伦敦每月评论社英文版译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 ·译者的话 ·前言 ·大事年表 一、一种悬空的专政 二、新经济政策之谜 三、列宁的威望减色 四、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人 五、病患者和监护人 六、列宁的“遗嘱” 七、“秘密事务” 八、处在东西方之间的俄国 九、政府机构的改革 十、假如列宁还活着……
第一章什么是国民经济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第一章什么是国民经济学？第一节国民经济学的对象第二节“国民经济”的本质第三节国民经济还是世界经济？第四节国民经济还是世界经济（续）？第五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之发现第六节国民经济学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第一节国民经济学的对象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值得重视的科学。当我们一走进这个研究领域时，便会碰到许多疑难和意见分歧，特别是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国民经济学的对象问题。单纯的劳动者，对国民经济学究竟是讲些什么东西，只具有模糊的概念。他们不了解这门科学，恐怕得归咎于自己的缺乏教养；可是劳动者的这种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对许多有教养的博士和教授——他们写了许多大部头的国民经济学著作，而且在大学讲坛上给青年学生编了许多讲义——来说，恐怕也会具有同感吧！说来似难相信，大多数国民经济学专家，对自己所研究的这门科学的真正对象是什么，其实也不过略具模糊的概念而已，并不比劳动者高明。专家们有一种爱下定义的习惯，他们总想把那些极其复杂的事物本质，硬给归纳在几条整齐的命题之中。现在试听一下国民经济学的官方代表，对这门科学怎样看法吧。首先，让我们听听德国老教授中的耆宿，无数可惊的庞大的国民经济学教科书的著者，所谓历史学派创始人之一，罗雪尔（W.Roscher）的意见：在他最早一本大著“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实业家及研究者适用的参考书和教科书”（1854年出版，以后重印到23版）中第二章第十六节，可以读到下面一段话：“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Volkswirtschaftslehre）就是研究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生活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如果按照曼哥尔特的说法，就是国民经济史的哲学）。国民经济学和其他一切国民生活的科学相同，它一方面，对每一个人的研究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可引伸去研究整个人类。”“实业家及研究者诸君”现在是不是理解国民经济学呢？——显然，他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之学。有角眼镜是什么？就是有角框的眼镜；货驴是什么？就是运货的驴。如果向小孩子说明熟语的用例，这倒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但困难也发生在这里：对于一直不理解这问题的含义的人，任凭你如何改变字句，他也还是莫名其妙的！现在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德国学者施穆勒（Schmoller）教授，——目前柏林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官方科学泰斗，驰名海外的闻名人士。在康拉特和勒息斯（ConradandLexis）教授合编的“国家科学辞典”中，他写了一篇有关国民经济学的论文。施穆勒对什么是国民经济学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解答：“我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记述国民经济现象，给以定义，说明其原因，并作为一个关联的整体来理解的科学。当然，在这个时候，首先应该以先给国民经济下一正确的定义为前提。这门科学主要是研究存在于今日各发达的民族间反复出现的典型的诸现象：如劳动分工、劳动组织、交换、收入分配、社会经济制度等。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信赖一定的私法与公法的形式，在等一的与类似的心理力量的影响下，再产生出类似的与等一的秩序或力量。并以它的综合记载，从经济上来说明现在的文明世界的静态现象，即文明世界的一种均衡结构。国民经济学就从此点出发，试图考察各个国民经济相互间的特点及各地区不同的组织形态；然后探讨此种不同形态如何结合，产生如何的后果；从而就可以获得关于诸形态相互间的因果发展以及经济状态的历史延续等的观念。换言之，即是在静态考察之外，再加上动态的分析。国民经济学从它的最初出现时起，即依靠伦理的历史的价值判断，而建立起它的理想。同时，它的这种实践机能，现在也经常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科学内容。这说明了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之外，还能够建立起生活的实践规律。”好啦！好啦！让我们停下来喘一口气吧！上面究竟说了些什么呢？社会经济制度——私法和公法——心理力量——类似与等一——等一与类似——统计——静态——动态——均衡结构——因果发展——伦理的历史的价值判断……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那些东西真像头脑中的辘轳，七上八下，越弄越糊涂。尽管我们普通人具有顽强的求知欲望和盲目相信教授们的智慧源泉，对于那些莫名其妙的文句，反复研读，总想拼命找出一点可以理解的东西，但这种努力恐怕会徒劳无功罢！因为，像上面那些费解的文句里，除了空话连篇、浮词粉饰以外，什么内容也没有。只有思想明确，完全能够掌握自己所说的道理实质，同时又能确切地通俗地表达出来，这才算得是对事物的认识最明确无误的标志。国民经济学并不是处理哲学上的纯粹思维的表象或宗教上的神秘论的幻想。谁的表达暧昧而矫饰，那只能证明他对事物的本质不了解，或者由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而故弄玄虚。资产阶级学者常用暧昧混乱的辞句来解释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决不是偶然的。从他们所玩弄的文句中，表现出两种情况：一是那些学者们自己不懂装懂；一是他们怀有偏见和恶意，使得他们讨厌阐明事物的真象。这些事实，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对国民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应如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那确实是一个常被争论的问题，这可以从某些外部事态中看出来。例如，有关国民经济学的起源问题，就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许多见解。知名的老史学家、巴黎大学前国民经济教授亚多夫·布朗基（A.Blanqui），有名的社会主义指导者、巴黎公社战士奥古斯都·布朗基的兄弟，在183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第一章中，一开头就有这样的说明：“政治经济学（法国惯称国民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比人们所想像的要早些，希腊人与罗马人就早已有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又如另一位经济学史家，前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则与布朗基相反，认为国民经济学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年轻得多，它是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曾在1864年反对修尔泽·德律兹（Schultze-Delitzsch）的古典论战书“资本与劳动”一书的序文中断言：“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现在才开始成立，今后还须去建设。”反之，马克思在他的国民经济学主要著作“资本论”（该书第一卷在拉萨尔的“资本与劳动”出版三年后问世，恰恰实现了拉萨尔所提出的希望）中，给添上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从标题的意义上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将自己的著作放在过去的国民经济学范围之外，而把过去的国民经济学当作已经完成了的东西，必须加以批判。由此可知，这门科学提出了一些非常特殊、非常复杂的问题：有的人说，它差不多与人类历史记录同样古老；有的人说，它的成立还只有一个半世纪；有的人说，它还在襁褓期间；还有人说，这门科学已经死了，现在正是批判地埋葬它的时候。现在一般都承认国民经济学只是发生于150年前这样晚的时间内，对这种离奇的事实，究竟如何去解释呢？如果把这个问题请教于一位官方经济学家代表，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答复，恐怕未必会令人满意。就拿杜林教授来说吧。他非常文雅地作了如下的解释：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大概对国民经济学对象还没有什么科学的概念，他们仅仅从日常经验中，得到一些“不自觉的”、“皮相的”、“最平凡的”观念而已。到了中世纪，一般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加“不科学”。可是，这种炫学的解释对我们的思想毫无帮助，特别是对中世纪那样简单的概括更属错误。施穆勒教授又另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说明。在前面所引用的“国家科学辞典”中那篇论文里面，他这样告诉我们：“几百年间，各个私人经济和社会经济事实，都已为人所注意所记述；各个国民经济的真理，都为人所认识；道德和法律体系中的经济问题，亦已为人所研究。但是，只有到十七至十八世纪，当国民经济问题在国家的管理及行政上获得从来未有的重大意义，以致多数著述家都着手从事于国民经济问题的研究，并认为有必要向青年学子讲解这些问题的时候，只有在一般科学思想的提高导致所有经济原则和真理的总体，通过一些基本范畴——如货币、交换、国家经济政策、劳动及分工等——的联系，结合为一个独立体系的时候，才有可能把从来个别的部分的研究，综合为一种特殊的科学。十八世纪许多杰出的著述家，已经做了这种工作。从此，国民经济学就成为独立的科学了。”我们如果把他的繁琐的说明，简单归纳起来，便可得到下述的“教训”：长期散漫的对国民经济的观察，所以能够概括为一门特殊科学，是由于“国家管理和行政”的必要，即迫于政府的必要；是由于为贯彻此目的，有在大学讲授国民经济学的必要。这种说明，出诸大学教授之口，多么令人惊佩！首先，为着无上尊崇的“政府的必要”，开始设立一个讲座，使那些忠于职守的大学教授们，占据着讲坛；然后，自然需要创设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科学，以便教学。因为，不这样办，那些大学教授们就无事可做了。我们一听到他们所阐述的理由，便不能不想起宫廷典礼长官的话：帝国一定要永远存续下去，因为，如果帝国不存在了，那么，我们在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问题的实质可以归结如下：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由于近代国家的政府对这门科学有迫切的需要。照这样说，那么，政府当局的委托，就当然成了国民经济学产生的唯一的法律根据了。现在的教授们企图以帝国政府的学问侍仆的资格，接受政府的委托，为军舰扩张案、关税案、租税案从事投其所好的“科学的”煽动工作；不然就作为战场上的猎狗，挑唆战争中沙文主义的民族恶感及精神的食人主义等。这些想法，同他们企图为统治阶级的金钱欲望和“国库”利益，依靠政府一纸命令，来制造出一种完全新鲜的近代科学的幻想，正是非常适应的。但是，这种思想，对那些没有接受国库俸禄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般普通人来说，必然会引起许多新的误解。因为，它首先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疑谜。问题的发生在于：为什么正当十七世纪顷，像施穆勒所主张的那样，近代国家的政府会突然感到必需利用所谓科学原理以欺骗他的亲爱的臣仆？而在以前几百年间，并没有这些科学原理，只利用家长帮助家奴的方式，不也获得很大的成就吗？大概，他们把事情弄颠倒了吧！那就是说，“君侯国库”的最新欲望不过是巨大历史变化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结果，而新的国民经济学，也不过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才从这种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总之，国民经济学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学者们既然无法给我们作出正确的解答，因此，这门科学何时发生？为何发生？当然也就使我们更加莫名其妙了。第二节“国民经济”的本质不管怎样，前面所引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定义中，经常总关涉到“国民经济”的问题，这一点应该是无疑的。所谓“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国民经济学（Volkswirtschaftslehre）一辞的外来语而已。国民经济的概念，在所有这门科学的官方代表中，已成为研究的中心内容。那么，所谓国民经济究竟是什么呢？以“国民经济起源论”一书驰名国内外的毕夏（Bücher）教授，对这一问题，曾作了如下的解说：“满足全体国民欲望这一因素所引起的设备、制度和行为的总体，构成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又可分解为许多个别经济，后者相互处在一定的联系之中，并由于自己为他人及他人为自己，各自承担一定的义务，相互结成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现在试把这个博学的定义，翻译成普通话来看看：首先，当我们一听到满足全体国民欲望所引起的“设备、制度和行为的总体”这句话时，便不能不令人联想起工场与工厂、农业与畜牧、铁道与仓库，以及牧师与警察、舞蹈会、户籍吏与天文台、议会选举、国王与军人协会、将棋俱乐部、畜犬展览会、决斗等等事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同其他许多“设备、制度和行为”有着紧密的连锁，今日都是为“满足全体国民欲望”服务的。若果如此，则所谓国民经济就变成了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总和，而国民经济学就变成为一种无所不研究的普遍的科学了。莱比锡大学教授的这个广泛的定义，显然非受到一些限制不可。大概他所说的，只不过是指国民的物质欲望的满足，正确地说，是指以物质资料来满足欲望时所必需的“设备、制度和行为”而已。但是尽管如此，在这种场合，所谓“总体”，其意义仍嫌过于广泛，令人难以捉摸，并使一切定义模糊不清，因此，我们必须尽力找出一点头绪来。人类为得要生活下去，必需饮食，必需找一间蔽雨的住所，在严寒地带又必需衣服；其次，在家中也需要供日常用途的各种器具。这些东西，不管数量多寡，质量好坏，它总是人类社会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从而，正像俗语所说的一样，“炙鸠总不会自动地飞到嘴里来”，那些必需品也得依靠人类不断生产出来才行。在文明的各个阶段上，还需要补充一些用于美化生活和满足精神与社会欲望的物品，正如防卫敌人的武器一样。在所谓野蛮人的社会里，有跳舞面具、弓矣、偶像等；在我们的时代，则有奢侈品、寺院、机关枪、潜水艇等。而制造这些物品，也仍然需要种种自然材料和生产工具。可是，这些材料如石头、木材、金属、植物等，也是通过人类的劳动，从地里找出来的。同时，那些被使用的工具，也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如果我们暂且满足于上述一般的粗糙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国民经济的意义大体归纳于下：任何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生产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衣服、建筑物、家具、装饰品、武器、文化用品等，以及制造上述用品时所必不可少的材料和工具。而一国国民进行各种劳动，把生产出来的财货分配于各个成员之间，消费它，在生活的永续循环中再生产它，所有这些方式方法的总体即构成“国民经济”。这大概相当于毕夏教授的定义中第一个命题的意义。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加以考察：“国民经济又可以分解为许多个别经济，后者相互处在一定的联系之中，并由于自己为他人及他人为自己，各自承担一定的义务，相互结成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从这一段话里，我们碰到了新的问题：既然我们好容易才摸索出来国民经济概念，再可分解为个别经济，究竟所谓“个别经济”，又指的是什么呢？就身旁的例子上看，大约其中可以包括个别家政式家庭经济吧。但是，事实上，在所谓文明国家里，每个民族都是由无数的家庭所构成，而各个家庭又通常各管各的“经济”。这种私经济的本质在于：各个家庭从其成员的工薪中或其他源泉中，取得一定的货币收入，再通过消费，以之满足自家的衣食住等欲望。同时，当我们一想到所谓家庭经济时，就自然会在头脑中浮现出主妇、厨房、洗衣柜、保育室等等。“国民经济”是不是分解为这样的个别经济呢？我们实在搞不清楚。我们刚才所说明的国民经济概念，主要是指那些对人类生活和劳动所需要的衣食住、器具、工具、材料等一切财货的生产而言，换言之，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反之，家庭经济的中心，则是各种物品的消费，这些物品乃是家庭以其收入购买来的。我们知道，近代国家大多数家庭的生活资料如衣食器物等，今日差不多都是从店铺或市场中购买现成货。而家庭经济不外就是把买进来的生活资料调制为食物，把买进来的衣料，缝制为衣服而已。只有在完全落后的农村，还可能碰到许多农家，其生活所必需的大多数物品，几乎全靠一家人的劳动，在自己的经济中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在近代国家中，固然也还存在着多数家庭，在自己的家庭中大量制造各种工业产品，例如家庭织布匠及现成洋服的裁缝师。而且，据我们所知，还有全村都利用家庭工业制造玩具及其他物品的。但是，尽管如此，在这种场合，由家庭制造的产品都是专属于那些定货收买的企业家所有，家庭本身一点也不能拿来自己消费，也不能算在家内劳动者的家庭经济之中。家内劳动者，为自家经济着想，只有拿自己的微薄工资，同其他一般家庭一样，去买现成货以供消费。因此，我们认为毕夏的“国民经济分解为许多个别经济”这个命题，实际上等于说：全体国民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经常是分解为各个家庭的生活资料的消费——这真是一个十足荒谬的命题！另外，又发生一个疑问：照毕夏的主张，“个别经济”是应相互处在一定的联系之中，并且发生相互依存关系，因为“每个人都要为他人负担一定的义务”。那么，所谓联系和依存又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指各个私人家庭之间所发生的友爱的睦邻的关系呢？这些关系同国民经济和经济一般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须知，像每一个能干的主妇所强调的那样，各个家庭之间的这种邻居关系愈少，则对经济和家庭和睦就愈有益。再从前面所提到的“依存关系”来看，食利生活者梅耶（Meyer）的家庭经济，对中学主任教员修尔泽（Schulze）及其他人的经济，又负担了什么“义务”呢？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我们显然已经走入迷途了，问题还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因此，可以认为毕夏教授的“国民经济”分解为各种个别家庭经济的见解，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把它理解为各个工厂、工场、农场，及其他等等企业呢？现在，情况似乎证实我们这一次真的踏上正确的道路了。所有这些企业，实际都是制造或生产种种有利于全体国民维持生活的产品，同时，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譬如，制造裤钮的工厂，完全依赖缝纫工场，才能销售它自己的商品。因为，一方面，裁缝若没有裤钮，就无法做好衣服；另一方面，裁缝要使用布匹，又必须依赖纺织工厂，而后者又必需依赖养羊业和棉花交易业。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就已看出一种广泛分歧的生产联系了。但是，说以上那些企业中的任何人都是相互“为他人负担一定义务”，那就未免过于夸张了。因为，这种情况只不过是对裁缝出卖裤钮、对纺织厂出卖羊毛的极其普通的贩卖行为而已。我们现在把这种夸张看作大学教授不可避免的糊涂梦话，暂且原谅一下吧！施穆勒教授说得对，所谓大学教授都喜欢用一些颂歌及“伦理评价”把企业场中的赚钱勾当粉饰得很光采。可是，在这里，讨厌的问题又来了。各个工厂、农场、煤矿、铁厂等，似乎就是国民经济所分解的一些“个别经济”了；但是，当我们一提到国民经济时，其中的“经济”这个概念，显然，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包括生活资料的制造及使用或生产及消费。而且在工厂、工场、煤矿、铁厂中，只能有生产，并且只能为他人生产。其中，在使用机器时，只能消费原料；反之，其制成品则决不能在本工厂内消费。尽管只是一颗钮扣，一个铁罐，工厂主及其家属也不能拿去使用，工厂的工人更不用说。其次，不管“经济”这个概念规定得如何精确，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个整体，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东西，而且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包括那些对人类生活所必需的重要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的全部过程。但是，大家知道，今日每个农业企业和工业企业只能生产一种产品，至多也不过二三种，远不足维持人类的生活需要，而且，大多数场合，还完全不适宜于消费之用。它们只是生活资料的构成部分，或者为生产供给原料，或者为生产供给工具而已。简直可以说，近代工业企业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断片。从经济观点来看，这个断片本身是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和目的的东西。甚至在我们这种门外汉的眼中，其中每一断片也决不能算是“经济”，充其量也不过是反映一块不成形的经济破片而已。因此，如果说国民经济——即满足国民欲望之设备和行为的总体——可以分解为工厂、工场、煤矿等个别经济；那么，也可以同样说：凡可供人类有机体发挥一切机能之用的器官总体，就是人。这种人也可以分解为耳鼻手足等许多个别器官。事实上，说近代工厂是一种“个别经济”，正如说鼻子是人的个别器官一样，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虽然走了这条道路，但结局依然达到一个荒谬的境地，由此可以证明资产阶级学者根据事物的纯外部特征人为地捏造出来的定义，其目的显然是企图掩饰问题的真正实质。因此，有必要再进一步正确地分析国民经济的概念。第三节国民经济还是世界经济？他们向我们谈了国民欲望，谈了如何在复杂的经济中来满足这些欲望，从而也就谈到了国民经济。所有那些说明，不外意味着：国民经济学应该是研究国民经济的本质的科学，换言之，即阐明一国国民以其劳动创造财富，不断增殖财富，将它分配于各个社会成员进行消费，随后再生产出来的规律之学。因此，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全体国民的经济生活，而不是私人经济或个别经济（照此辞的通常意义解释）。这种见解，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不错。因为，号称国民经济学之父的英国人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中，也附有“国民的财富”的题名。但是，我们首先不得不提出质问：所谓个别国民经济这种东西，实际上到底存在吗？每个国民都是各自为计，经营他自己的特别的或孤立的经济生活吗？“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学”一辞，德国人非常喜欢使用，所以让我们把视线集中到德国来吧！德国的农工业，依靠男女劳动者之手，每年生产各种巨量的消费品。但是，这些产品是专为德意志帝国居民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吗？大家知道：德国的产品大部分是输往其他国家及其他大陆，以供他国居民需要，其数额且逐年不断增大。德国的铁制品不仅销售到欧洲邻近诸国，而且远达南美与澳洲。皮革及革制品由德国输往所有欧洲国家；玻璃制品、砂糖、手套等输往英国；皮毛输往法国、英国和奥-匈；茜革染料输往英国、美国和印度；用作肥料的盐基性矿渣输往荷兰和奥-匈；焦炭输往法国；煤炭输往奥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电线输往英国、瑞典和比利时；玩具输往美国；麦酒、人工蓝靛、氨基苯及其他柏油制颜料、药品、纤维胶、金属品、煤气、焰罩、棉制和毛制品，以及衣服、铁轨，几乎销行全世界所有经商的国家。另一方面，德国国民不管在生产上或日常消费上，每一步都免不掉依赖外国及其他国民的产品。如我们吃俄国谷物制成的面包，匈牙利、丹麦及俄国家畜的肉类；我们所消费的米，是从东印度及北美运来的；烟草是从荷领东印度群岛及巴西运来的；我们还从西非获得可可豆；从印度获得胡椒；从美国获得猪油；从中国买到茶叶；从意大利、西班牙、美国买到水果；从巴西、中美、荷领东印度群岛买到咖啡；还有乌拉圭的肉汁，俄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的鸡蛋；古巴岛的雪茄；瑞士的钟表；法国的香槟酒；阿根廷的牛皮；中国的鸭绒；意大利及法国的丝绸；俄国的亚麻和皮张；美国、印度和埃及的棉花；英国的精羊毛；印度的黄麻；奥-匈的麦芽；阿根廷的亚麻仁；英国的某种煤炭；奥国的褐炭；智利的硝石；阿根廷鞣皮用的木材；俄国的建筑用木材；葡萄牙的制蓝材料；美国的铜；荷领东印度群岛的铅；澳洲的锌；奥-匈及加拿大的铝；加拿大的石棉；意大利的沥青及大理石；瑞典的石材；比利时、美国、澳洲的锡；锡兰的石墨；美国及阿尔及利亚的磷化石灰；智利的碘……。从最简单的日常食品到最贵重的奢侈品及最必需的原料与工具，不论直接或间接，全部或一部，都是作为其他国民的劳动产品，从外国输入的。由此可见，我们在德国得以生活与劳动，差不多都是依赖所有国家与国民为我们服务，而我们也是为所有国家服务。下面所列的政府输出入统计表，即足以证明这种交换规模是如何的巨大。根据1914年“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所载，1913年全部对外贸易额（不包括从德国过境的外国商品）如下：输入额原料5,262（百万马克）半制品1,246（百万马克）成品1,776（百万马克）食料及嗜好品3,063（百万马克）牲畜289（百万马克）总计11,638（百万马克）[*]输出额原料1,720（百万马克）半制品1,159（百万马克）成品6,642（百万马克）食料及嗜好品1,362（百万马克）牲畜7（百万马克）总计10,891（百万马克）[*][*]输入与输出总计数字所以有差额（输入多二百万,输出多一百万），是由于化零为整的缘故。——编者上表输入额约120亿马克，输出额约110亿马克。可见德国每年的对外贸易总额约达220亿马克以上。其他国家的贸易，虽有程度多寡的不同，也和德国一样，它们的国民经济学主要就是研究经济生活的。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互为他国而生产，一部分更为远隔的大陆而生产。那些国家，不管生产也好，消费也好，都需要所有大陆的产品。既然交换发展得这样庞大，又有什么必要在各个国家的“经济”之间，硬设一些界限，称之为“国民经济”，似乎这就是经济上的完整的特殊的机构呢？但是，国际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当然并不是资产阶级学者所不知道的新发现。政府每年发表的官方统计数字，事实上早已给有教养的人士提供了有关公共财产的相应的资料。至于企业家和产业工人，对这些事实则早已从日常生活中摸熟了。世界贸易不断急激的增大，今日已无争论或怀疑的余地，而成为一般人所熟知所承认的事实。可是，国民经济学专家们，如何解释这种事实呢？当然，他们认为那只是纯粹外部的自由联系，即输出一国产品中超过本国需要的所谓“剩余之物”，再输入本国经济上“缺乏之物”。他们认为这样的联系虽然存在，但仍不妨碍提出“国民经济”及“国民经济学”的主张。譬如毕夏教授在详尽地说明了近代“国民经济”是经济形态的历史链条中最高和最后的发展阶段以后，继续说道：“我们还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自国际交通便利（这是起于自由贸易主义时代的事）之后，国民经济时代即告终结，并让位于世界经济时代。固然，今日欧洲国家中，有一些国家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得到满足，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外国输入大量的食料和嗜好品；同时，那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又显著地增大到超过了本国人民的需要，不得不把它的剩余产品，输出于外国的消费市场，去找寻销路。但是，由于相互依赖的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并存状态，这种‘国际分工’决不能看作是人类将在世界经济名目下达到和过去各个阶段对立的新的发展阶段的一种标志。因为，一方面，无论怎样的经济阶段，都不能常久在满足需要方面保证绝对的独立性，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某些空隙，势必设法加以弥补。他方面，所谓世界经济这个东西，至少到今日为止，还没有显示出它同国民经济现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说这种差别现象在最近将来就会发生，也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1]毕夏教授的年轻同事桑巴特（Sombart）更加大胆，他直率地声称，我们根本就没有进入世界经济，恰恰相反，离世界经济还远得很呢！他说：“我们无宁认为现今各文明民族（就其整个经济而言）并没有因那样庞大的商业关系而相互联结起来。各个国民经济，今日比之百年乃至五十年前，它之被卷入世界市场，不是较多，而是较少。但是……说国际贸易关系对近代国民经济所具有的重要性似乎相对地增大了，这种假定至少是错误的，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桑巴特教授相信：“各个国民经济越来越变成完整的小宇宙（即同其他事物脱离的孤立的小世界）。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在一切关系上，都日益凌驾于世界市场之上。”[2]上面那些出色的谬论，惊人地违反了日常经济生活的经验，完全暴露了官方学者先生们顽固地否认世界经济是人类社会新的发展形式之一——这种曲解事实真象的顽固态度，我们必须予以深切的注意，并且要挖出它的内在根源。因为，在“过去的经济阶段”内，譬如尼布甲尼撒王（Nebukadnezar，公元前605－562年古代巴比仑王）时代，人类经济生活上的“某些空隙”，早已由交换弥补了；所以，现代的世界经济并没有证明出什么东西来，我们还是生活在“国民经济”的统治之下。这就是毕夏教授的意见。以研究经济史驰名的学者毕夏，表面上看来，似乎又慧敏又深刻，但是他对历史的理解力却显得特别浅薄。为要迎合一种牵强附会的公式，他毫不怀疑地把数千年来分散的各种文化阶段和经济阶段同国际贸易混为一谈。不错，没有交换，任何社会形态都不能存在，而且也从未存在过。最古的考古学上的遗物，“诺亚洪水以前”人类所居住的简陋洞窟，太古时代最原始的坟墓，所有这些遗迹，都足以证明当时在远隔的地区间，已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产品交换。交换同人类文化史同样古老，并且从古以来就不断成为文化史的伴侣及其有力的促进者。而我们的教授先生，却在一般的模糊的认识之中，埋没了各种经济形态和文化阶段的时代特殊性。正如在黑夜里很难辨别各种颜色一样，在教授式的浅薄模糊的理论之中，种种千差万别的交换形态也变为完全同一的东西了。常以一种特别编织的舞蹈假面具同其他部落的精巧弓矢相交换的巴西波托苦德族（Botokyd）的原始交换；东方宫廷奢侈品堆积如山的巴比仑华丽的商品货栈；每届新月期出卖东方亚麻布、希腊陶器、腓尼基梯罗斯岛所产的纸、供富有奴隶主使用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奴隶的哥林斯古代市场；供给欧洲封建宫廷及贵族邸宅以奢侈品的威尼斯中世纪的海上贸易；以及不管东洋与西洋、南方与北方，把所有大洋与世界各个角落都编织在一个商品交换网中：由乞丐日用的面包与火柴到富翁的贵重美术品；由最单纯的农产品到最复杂的工具；由作为一切财富源泉的劳动者的双手到战争中使用的杀人武器；每年把这些物品，向各方面大量运送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学”教授的眼光中，都变成同一的东西，都只不过是独立的经济有机体内“某些空隙”的单纯“弥补”而已……五十年以前，修尔泽·封·德律兹曾向德国工人这样说：今日无论何人都得首先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其中，“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可以“同其他生产者的产品交换”。对于这种荒谬见解，我记得拉萨尔曾作如下的批驳：“修尔泽先生！世袭的推事老爷！你对于现代社会劳动的实际组织难道一点都不理解吗？你难道不是毕特菲尔特（Bitterfeld）和德律兹（Delitzsch）出身的吗？你死抱住那种见解，难道打算再活到中世纪去吗？……现代社会劳动的特征，正在于各人都是生产他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这一点你难道没有注意吗？自大工业确立以来，情形就是这样，你不懂得吗？现代劳动的形式及其本质，正在此处，如果不认清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现代经济状态的任何一方面，或者是现代经济现象的任何一点，你都会无法理解，这个事实你难道不清楚吗？倘若照你的次序，那么，乌斯特·基尔斯多夫（Wüste-Giersdorf）的雷诺·莱兴海姆先生（HerrLeonorReichenheim）就得首先生产他自己所需用的棉纱，然后把他妹妹替他缝制衣袜所剩余的棉纱拿去同他人交换。波尔希格先生（HerrBorsig）就得首先为自己的家庭需要制造机器，其次，才出售其剩余的机器。棺材店老板首先就得仔细考虑自己家族的死亡情况再去做棺材，剩余的葬具才拿去交换，可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多的。某街电信局所有主乌尔夫（Wolff），他首先得拍发自己通信用及娱乐用的电报，等到自己充分满足之后，才将剩余的电报供给交易所的贪商及报馆的编辑，而编辑再将剩余新闻分送给通讯社……。总之，人们首先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其次再出售剩余产品，换言之，在主要从事自然经济这一点上，正是过去的社会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反之，现代社会劳动的特征则是各人都只生产他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换言之，过去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现在则生产交换价值。修尔泽先生！这就是在劳动分工普遍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劳动实现的必然的而且日益流行的形式与方法，难道你不懂得吗？”此外，拉萨尔解释给修尔泽听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正越来越适合于显著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比利时、美国的经济生活。其他国家，则是一步一趋地模仿这些国家。毕特菲尔德出身的进步的世袭推事官固然使当时的工人阶级陷入迷途，但比之当代毕夏和桑巴特那种人之露骨地攻击世界经济概念，却也朴实得多呢！德国大学教授好像一个守时的官吏，总爱在他的管辖区内保持一种秩序。因为爱好秩序，所以他们常常把整个世界整整齐齐放在所谓科学公式的小框子内。正像安排自己的书箱一样，他们也把世界各国分置于两个书架上：一架是制造工业品，拥有“剩余”的国家；另一架是从事农业与畜牧，生产上述国家所缺乏的原料品的国家。国际贸易就是以此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之一。根据前面的公式来看，它应该同俄国那样的大农业国进行活跃的交易。可是，美国与英国两个大工业国，却是德国贸易上最重要的对手。这种事实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德国与美国的交易，1913年达24亿马克，与英国的交易达23亿马克，俄国则逐渐退居第三位。特别从输出方面来看，世界第一个工业国英国，恰恰是德国工业上最大的顾客。它每年从德国的输入额达14亿马克，英国独占熬头，远在他国之上。而包括殖民地一起的整个大英帝国，则占有德国总输出额不下五分之一。大学教授们的公式，对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又将如何解释呢？这方面是工业国，那方面是农业国，这就是毕夏教授及大多数他的同事们反复吹嘘的世界经济关系的僵硬公式。十九世纪60年代的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那个时候，它只是输出剩余的农产品，而必需的工业品则不得不仰给于英国。近来德国变成了工业国，成为英国强有力的竞争者。美国也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德国在60年代及80年代所经历的发展过程。现在的美国恰好正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它和俄国、加拿大、澳洲、罗马尼亚并列为世界最大的产麦国。据最近的统计（特别是1900年度），美国总人口的36%依然从事农业。但同时，美国的工业发展则以无比的速度向前迈进，今也成为英德两国的危险的竞争者了。在这里，我倒要悬赏提出一个问题，请问高贵的经济学教授诸君：美国在毕夏的公式中，应该摆在农业国项下呢？还是摆在工业国项下？俄国正在缓慢地走上相同的发展道路，它从解除了落后国家形态的桎梏那一瞬间起，由于利用它的巨量的人口和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迄今已迅速地摆脱了落后的面貌，也许我们来得及看到，它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国，一跃而与德、美、英等国并驾齐驱，甚至还会超过它们吧！所以，世界并不是像大学教授头脑中所想像的僵硬骨骼，——它在不断运动着，生活着和变化着。国际贸易似乎所由以发生的工农业的两极对立，它本身就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不断从文明世界圈内被排挤到它的外圈。但是那个时候，文明圈内的贸易又是怎样呢？根据毕夏的理论，它似乎应该日益萎缩。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它在工业国家之间却日益旺盛——真是稀奇古怪的事！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景象，再没有像最近二十五年间那样对我们富有教育意义的了。我们看到，尽管80年代以来欧美所有工业国及大国都拼命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即在各个国民经济之间相互筑起人为的壁垒——但在同一时期，世界贸易的发展，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急剧增长。工业化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扩大，双管齐下到怎样的程度，虽盲者也可以从下列三个主要国家——英国、德国与美国——的实例中看出来：煤与铁是近代工业的灵魂。1885－1910年采煤量的增长情况如下：英国162（百万吨）－269（百万吨）德国74（百万吨）－222（百万吨）美国101（百万吨）－455（百万吨）同一时期生铁熔铸量的增长情况如下：英国7.5（百万吨）－10.2（百万吨）德国3.7（百万吨）－14.8（百万吨）美国4.1（百万吨）－27.7（百万吨）同时，1885－1912年对外贸易额（输出入）的增长情况如下：英国130亿马克－274亿马克德国62亿马克－213亿马克美国55亿马克－162亿马克再从最近世界所有重要国家的对外贸易（输出入）总额来考察：1904年为1,050亿马克，到1912年即增为1,650亿马克，八年间增加了57%，这种经济发展的飞跃速度，实在是史无前例。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好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看来它的生存能力行将枯竭，它的生存期间行将缩短啦！那么，建筑在笨拙步调上的工业与农业国家之间的“某些空隙”的公式，对于这一点又有什么意见呢？近代经济生活中，这样的疑谜还有不少。我们单单考察被交换的商品价值总量，乃至其中一般的分类，还是不够的。必须再细致地观察德国的输出入细表，检查它的每个最重要的贸易商品项目，以作为上述情况的证明。1913年德国输出入的情况如下表输入（百万马克）输出（百万马克）棉花607各种机械680小麦417铁制品652羊毛413石炭516大麦390棉织品446铜材335毛织品271牛皮322纸及纸制品263铁矿石227毛皮及毛皮制品225石炭204棒铁205鸡蛋194丝织品202毛皮及毛皮制品188焦炭147智利硝石172氨基苯及其他柏油制品142生丝158衣类132含硫橡皮147铜制品130针叶树制材135靴皮114棉纱116革制品114毛线108玩具103针叶树生材97铁板102犊皮95毛线91黄麻94铁管84各种机械80牛皮81小羊皮、山羊皮73铁线76棉织品72铁轨类73褐炭69生铁65梳羊毛61棉纱61毛织品43橡皮制品57这里有两种情况会立即引起皮相的观察者的注意：第一，同一品种但数额不同的商品，同时出现在输出输入双方项目内。如德国有巨额的机器出卖与外国，同时，每年也有8,000万马克相当数额的机器从外国输入；从德国输出石炭的同时，外国石炭也输入德国；其他如棉织品、毛线、毛货，以及牛皮、毛皮和表中所未列入的许多商品，都同样有此情况。就我们的经济学教授们看来，似乎只要从工业农业赤裸裸对立的观点来考察，那就好像亚拉丁的魔灯一样，可以照明现代世界贸易上的一切秘密。他们不仅不能理解那种奇怪的两重性问题，而且还把它看作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德国机器有“超过本国需要的剩余”吗？或者说，有某些“空隙”吗？“国民经济”同时在同一的产品上，为什么常常表现出“剩余”与“某些空隙”呢？对石炭和棉织品该如何解释呢？对牛皮和上千种其他物品又该如何解释呢？我看亚拉丁的魔灯也未必能够解释这些问题。显然，上述事实只有根据下列观点，才能明白作出答案：即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深刻的经济联系，成立了广泛的分歧的劳动分工；结果，同一产品中某种商品是德国为他国生产的，他种商品则是他国为德国生产的。这样的劳动分工，自然使得商品不断移动，并使各个国家都表现为庞大的整体的有机构成的一部分。其次，任何人只要浏览一下上面那个统计表，对于下面的事实一定会感觉奇怪：表中的输出与输入，并不是由本国经济的“空隙”或“剩余”所引起的两种分离的现象，而是在因果联系中相互严密交织起来的一种现象。德国的巨额棉花输入，显然不是决定于本国人民自己的需要，而最可能是想有助于德国大量输出棉织品和衣类。羊毛输入与毛织品输出的相互关系，以及外国生铁的大宗输入与各种铁制品的大宗输出的相互关系等等，其目的也是一样。因此，德国之所以输入，主要是为了输出。德国制造人为的“某些空隙”，其目的是想在以后使之化为同量的“剩余”。由此可见，所谓德国的“小宇宙”，从各方面看来，只不过是庞大整体的一断片或世界工场的一部分而已。虽然如此，我们还得从小宇宙“日益完整”的独立性这方面，进一步予以精密的观察。假定由于某种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德国“国民经济”实际上被其余的世界所割断而孤立开来，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首先，从我们迫切需要的面包谈起吧。德国的农业收获量比美国多一倍，它的农业发展程度也占世界农业国中的第一位，就农业的集约程度来说，仅次于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五十年前，当时它还能以其非常落后的农业成为欧洲的谷仓，以本国的剩余面包养活他国。今日德国的农业收获量虽然增大了，但是还不足以养活本国人口和家畜，约有1/6的食粮非依靠外国供给不可。这种情况无异说明：如果德国的“国民经济”脱离了其余的世界，则将有1/6的人口（即1,100万人）被夺去生活资料，而陷于饥饿状态。德国人民每年要消费22,000万马克的咖啡，6,700万马克的可可，800万马克的茶叶，6,100万马克的米，约1,200万马克的各种香料，13,400万马克的外国烟草。这些产品都是属于人民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它们，今日任何穷人也都无法生活下去。上面所列举的产品，由于德国的气候不宜栽培，所以完全没有出产。或者像烟草的栽培，虽然有一点，但为数很少。因此，德国如果长期脱离其余的世界，则与今日的文化相适应的德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势必遭受破坏。次于粮食的是衣服。今日广大人民所穿的衬衫和衣服，几乎都是纯用棉花做成的。富裕绅士阶级的汗衫是用麻织的，衣服是用细丝及精羊毛制成的。然而，棉花与丝德国完全不能生产。其他如用作重要织物原料的黄麻及精制羊毛，则生产很少。特别是羊毛，全世界都为英国所独占。大麻与亚麻，德国也非常缺乏。如果德国长期被排斥于世界之外，剥夺了它对外国原料及销场的要求，那么，所有德国各阶层人民都将无衣可穿。而当前养活140万成年和少年工人与女工的德国纺织工业与衣服生产部门，亦将濒于破产。再进一步考察。近代大工业的骨干是所谓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又是金属矿采掘业。德国每年（1913年）约消费1,700万吨生铁，本国生铁熔铸量也是1,700万吨。粗粗看来，德国“国民经济”对铁的需要，似乎可以自给自足。但是，生铁的熔铸需要铁矿石。本国铁矿石的采掘量只有2,700万吨，约值11,000万马克强；而价值20,000万马克以上的1,200万吨优质铁矿石——没有它德国金属加工业便难以应付过去——就必须从瑞典、法国和西班牙运进来。其他金属的情况也差不多相同。德国的锌，每年消费量22万吨，本国采掘量为27万吨，其中有10万吨输出，此外，还有5万多吨不得不依靠外国锌来补充。但是，必要的锌矿，本国只能采掘一部分，即约50万吨（价值5,000万马克），还有30万吨（价值4,000万马克）优质锌矿石，非从外国输入不可。铅的输入量是94,000吨制成品和123,000吨矿石。最后，德国铜的年消费量是241,000吨，其中约206,000吨是依靠外国输入的。至于锡，则完全依靠外国输入。鉴于上述价值最高的金属的输入状况和德国铁制品及机器在外国的大宗贩卖情况，如果让德国长期跟外国隔离开来，那么，662,000工人从业的金属加工业，以及养活1,130,000男女工人的机器制造业，它们的存在基础将消灭殆尽。金属加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既然如此，那么，与它有关的原料及工具的一系列工业部门，以及供给两工业部门以原料及辅助材料的工业部门（如采煤工业），最后，为这些工业部门劳动大军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换言之，凡能够牵涉到的许多工业部门，也将同归于尽了。让我们再看一看拥有168,000工人，为全世界生产服务的化学工业吧；让我们看一看拥有450,000工人，没有外国的工艺用材和建筑用材，大部分企业都要关门的木材工业吧！让我们看一看没有外国皮革和外国的巨大销路，势必使117,000工人流浪街头的制革工业吧；让我们看一看那充作货币材料，为现代全部经济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德国却几乎完全没有开采的贵金属金银吧。这些情况生动地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德国的“国民经济”究竟是什么？换言之，假定德国当真长期跟世界各国隔绝，孤立地经营自己的经济，那么，它的经济生活和与之相应的德国现代文化，将变成怎样呢？我想，结果将是生产部门一个跟着一个陷于破产，众多的无产阶级群众找不到工作，全部人口得不到所必需的食粮、嗜好品和衣服，商业将丧失自己的基础即贵金属货币，整个“国民经济”必然化作一堆废料，变成破碎的废墟！……德国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空隙”，以及悠然自得地漂浮于教授们空虚理论中的“日益完整的小宇宙”，看来就像是这样的怪物！对不起！1914年的世界大战不就是对“国民经济”的巨大考验吗？这次战争不正足以证明毕夏和桑巴特的主张非常正确吗？这次战争对于猜嫉的世界，不正表现了德国那个“小宇宙”靠它稳固的国家组织及卓越的技术水平，不管怎样被其他国家从交通上加以隔断和封闭，还是能够生存下去，而且强大起来，健全起来吗？国民的粮食给养，虽没有外国农业的帮助，不是也能充分维持下去吗？工业机构虽没有外国产品的输入和输出，不是也依然能够活泼地运动起来吗？好啦！让事实来说话吧！首先，战时给养问题：粮食是决不能单靠德国的农业来供给的。几百万成年男子参加军队，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不能不靠外国如比利时、法国北部、波兰一部分和立陶宛来维持生活。可见，德国为了解决国民战时给养问题，就得把本国的“国民经济”范围扩展到全部比利时及法国北部的占领地区，战争第二年又推广到俄国西部。这些地区所供给的各种农产物，显著地弥补了德国因输入断绝而引起的物资缺乏。被占领国由于德国的不断搜刮，其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土著居民的食粮严重不足现象。那些居民（如比利时人）不得不依赖美国农产品来救济以维持生活。另一个后果是德国的生活资料涨价100%到200%，以及国内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都遭受到可怕的营养不足。其次，工业机构问题：大家都知道，外国原料及其他生产资料的输入，对德国工业具有莫大的意义。但是，在没有这些输入的时候，工业机构如何能够活动呢？又怎样能够发生这样的奇迹呢？问题很简单，而且也并非什么奇迹。道理在于：德国工业之所以能够继续活动，主要是因为必需的外国原料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供应。原料的供应是通过下列三种方式获得的：第一，国内大量贮藏物资的提用。德国的棉花、羊毛、铜等，曾以各种形式贮藏在国内，现在把它从秘密的贮藏所拿出来流通使用；第二，国外贮藏物资的没收。在比利时、法国北部以及波兰一部分和立陶宛，由于军事占领而没收的贮藏物资，可以利用于本国工业；第三，外国产品的不断输入。外国产品可以通过中立国（有的从卢森堡）不断输入德国，虽在战争中也不致中断。如果再进一步注意到，德国银行中所积累的大量外国贵金属贮备，也是全部“战时经济”及其不断运动所必需的前提，那么，即足以表明德国工商业当时完全同其他国家严密孤立起来的说法，以及德国人民的给养可以单纯依靠本国农业来充分供应和战时德国“小宇宙”具有独立自存的性质等说法，均属无稽之谈。最后，工业品的销路问题：德国商品的销路，虽早已在世界各地显著地确立起来，但在战争继续期间，它却被直接满足本国的军事需要所代替了。换言之，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如金属加工业、皮革制造业、化学工业都发生了变化，变成专为军队服务的军需工业。战争的费用是由德国的纳税人来补偿。因此，工业的军事化，就意味着“国民经济”中的大部分产品不是拿到国外去交换，而是供作毁灭性战争的牺牲品了。结果带来的损失，就不得不通过公债制度，在今后几十年间，由未来的德国经济成果去负担。把上面的事实归纳起来，我们便明白：战争期中“小宇宙”的可惊的繁荣，在各方面都表现出那不过是一个试验而已。这个试验仅仅引起如下一个疑问：这个“小宇宙”倒底能够把所有人为的建筑物维持多久，而不至于像海市蜃楼那样容易破灭？现在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倘若我们看一下德国对外贸易数字，我们将发现它的输入额显著地超过了输出额。即前者在1913年为116亿马克，后者为109亿马克。这种输出入关系，并不只是那一年（1913年）如此，而是长期以来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德国有，英国也有：如1913年英国贸易总额中，输入为130亿马克，输出为100亿马克。其他如法国、比利时、荷兰都是一样。这种现象怎样可能呢？毕夏教授自诩的“本国需要的剩余”学说，“某种空隙”学说，能不能解释这种现象呢？如果各种“国民经济”之间的经济相互关系，仅仅止于教授所告诉我们的这一点：即各种“国民经济”，正如远古尼布甲尼撒时代一样，都是相互抛出它自己的暂时的“剩余”产品，换言之，如果单纯的商品交换是在各个“小宇宙”相互分离的天空中所架的唯一桥梁，那么，显然，一国输出本国商品的同时，即可输入同一分量的外国商品。但是，在单纯商品交换之下，货币只是一个单纯的媒介手段，对外国商品的支付，结局还是要用本国的商品去抵销。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国民经济”，倒底玩什么把戏，能够长期输入外国商品而超过本国“剩余”产品的输出呢？对这个问题，教授们大概会以嘲笑的口吻反对我们说，这个疑谜是很容易解释的：“输入国只要用现金清算输入对输出的余额，不就完事了么？”对不起！试问一年到头把有去无回的巨额现金投入到无底的对外贸易的深渊中去，这样阔绰的国家，除非自己有丰富的金银矿才行，否则，怎么能够办得到呢？德国也好，法国、比利时、荷兰也好，恐怕都没有这种条件。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出乎意外的奇事：即德国不仅在商品方面输入经常大大超过输出，而且在货币材料方面，也是输入超过输出。例如，1913年德国金银输入额达44,130万马克，输出额只10,280万马克。这种现象长期间都是一样。毕夏教授的“剩余”论、“空隙”论又如何解释这个谜呢？你的魔灯恐怕也无所施其技了！于是，我们开始猜想到世界贸易之谜的背后，各个“国民经济”之间，大概隐藏着一种跟单纯商品交换完全不同的特殊经济关系吧！本国产品给与他国者少，而从他国取得的产品多，这种现象只有对其他国家享有某些经济特权的国家才有可能。换言之，享有与平等交换完全不同的权利才行。这种特权和国与国间的隶属关系，事实上已逐步建立起来了，而大学教授们的理论，对此竟毫无所知！这种隶属关系的最赤裸的形式，就是殖民地对所谓宗主国的关系。大不列颠帝国用各种方式，从它的最大殖民地——印度，每年攫取了十亿马克以上的贡物。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印度商品出超额，每年达到12亿马克。正是这个“剩余”（出超额），构成了英国资本主义对印度殖民地剥削的经济表现。在此种情况下，或者由印度以商品直接送到大不列颠帝国，或者由印度每年向其他国家出售12亿马克商品，以货价所得奉献给英国剥削者，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反正都一样。[3]但是，还有一种不是通过政治奴役方式而建立起来的经济隶属关系。如俄国每年输出的商品，超过输入达10亿马克。这样巨大的货流，每年从俄罗斯帝国流出，是不是因为本国的农产品超过了本国国民经济的需要，大有“剩余”，而引起“泛滥”呢？大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输出重要谷物的俄国农民却经常患营养不足的坏血病，而且往往吃掺杂树皮的面包度日。须知，农民这样大量输出谷物，不过是为着帝国的迫切需要，节衣缩食，以承担抵销外债的义务而已。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通过农村改革使国家现代化以来，俄国国家机关的费用大部分是从西欧，特别是从法国的贷款中支付的。为要付给法国的贷款利息，俄国每年不得不拿出大量小麦、木材、亚麻、大麻、牛、家禽类卖给英国、德国和荷兰。因此，俄国的大量出超，不外是表示债务者缴纳给债权者的年贡而已。这种现象，从法国方面看，就是大量入超，这也不过是表示借贷资本所积累的利息而已。可是，这种经济关系的连锁，在俄国特别流行。它从法国借入的资本，几十年来，主要使用于两个目的：国家担保的铁路建设和军备扩张。为得供应这两个部门的需要，俄国从70年代起就在高率保护关税制度的支持下兴起了大工业。从法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借来的资本，培育了年轻的俄国资本主义。而俄国资本主义，在很长的时间内，也还需要技术先进的工业国如英国和德国在输入大量机器及其他生产资料方面予以协助。因此，俄、法、德、英四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形成，其中，商品交换本身就并不见得那么重要！但是，经济联系的多样性，并不尽止于此。像土耳其和中国那样的国家，就给大学教授的公式以许多新的疑谜：那些国家同俄国相反，却与德国和法国相似，其输入比输出大得多，多年来输入超过输出达两倍。为什么土耳其和中国这么阔气，能够充分填补本国“国民经济”的“空隙”呢？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并没有偿付相应的“剩余品”的能力。难道这个“半月”之国和“辫发之国”，托庇于西欧列强的基督教邻人之爱，年复一年地，接受他们价值好几亿马克的包括各种有用商品的贵重礼物吗？但是，连小孩也知道，土耳其和中国同样都是在欧洲高利贷的魔爪下负债累累，不得不以大宗贡税作为利息，支付给英、德、法等国银行。现在，如果根据俄国的例子来看，那么，土耳其和中国为得要向慈善家支付利息，照理应该让本国产品出超才行。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所谓“国民经济”，跟俄国根本不同。固然，它们从外国借来的钱，跟俄国一样，主要仍然是用之于敷设铁道、建筑港口和扩张军备；可是，土耳其直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工业，想一下子使之从原始的土地耕耘方法和十一税制的中世纪自然经济状态转变为工业发展的国家，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事。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大体相同，不过形式稍异而已。因此，它们不仅对人民需要的工业制品，甚至交通设备、海陆军装备上一切必要的材料，都不得不照样从西欧国家输入；而且又不得不在各方面依靠欧洲企业家、技术家及专门家在当地进行建设。此外，借款也大部分是以供给这些东西为条件的。譬如中国，要想从德国、奥国的银行获得借款，就必需向施科达制造厂及克虏伯工厂定购一定额的军需品。其他的借款，也是以预先给予他们敷设铁路的承租权为条件。因此，欧洲资本大都一开始就采取商品形式（军需品）或机器钢铁等实物形式，作为工业资本，投放于土耳其和中国。这些实物投资，并不是为着交换，而是为着攫取利润，这种资本利息和其他利润收入都是在欧洲的金融统治下，被欧洲资本家利用租税制度的压力从这两个国家的农民身上掠夺来的。这样，在土耳其或中国的大量入超与相应的欧洲的大量输出之简单数字背后，就隐藏着一种富裕的大资本主义的西欧与被西欧剥削的贫苦而落后的东亚之间的特殊关系。前者一方面供给后者以现代的大规模的运输设备和军事装备，另一方面它又给古老的农民“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美国与俄国相同，输出显著地超过输入（前者在1913年达102亿马克，后者只74亿马克），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则与俄国不同。美国固然也是吸收了巨额的欧洲资本：早自十九世纪初以来，伦敦交易所就曾经吸收了美国大量的公债证券及股票。对美国企业及证券的投机活动，直到60年代为止，常常是预测英国大规模工业危机和商业危机将近爆发的精确的寒暑表。近来，英国资本继续流入美国，并未停止。这些资本一部分是当作城市及私营公司的贷款而向美国投放的，但大多数场合，则是贷作工业资本之用：其方法或者是在伦敦交易所购买美国铁路股票及工业股票；或者是英国工业卡特尔为避免高率关税壁垒而在美国设立自己的分公司；或者为避免世界市场的竞争而收买地方企业的股票。而今日美国已经拥有自己的显著发展和急速成长的大工业，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货币资本不断从欧洲流入，一方面在于大工业本身已能将自己的工业资本——机器与煤炭，输往加拿大、墨西哥及其他中南美诸国，而且输出额不断增大。因此，美国一方面把大量原料如棉花、铜、小麦、木材、石油等输出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则把工业品输出于刚刚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年轻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美国出超的巨大优势就反映出从输入外国资本的农业国转变为输出本国资本的工业国之特殊的过渡阶段。同时，美国也就起了老牌资本主义的欧洲与年轻后进的美洲大陆之间的直接环节的作用。如果注意到从老工业国向新工业国的大量资本输出，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从新工业国每年以贡物形式支付给老工业国资本利息的逆输出的全部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三个有力的主流：根据1906年的估计，英国当时在本国殖民地及外国投下了540亿马克的资本，每年有28亿马克的收入；法国的对外投资，在同一年中，也有320亿马克，每年收入约13亿马克；最后，德国在十年以前，已经有260亿马克的对外投资，每年约有124,000万马克的收入，近来，投资与收入都急速增加。而那些大主流中，最后又分成许多细小的支流。像美国资本主义向美洲大陆扩张一样，俄国（这个国家虽然还是全部靠法国的资本和英国德国的工业所养活）也把它的借贷资本及工业产品输出于本国的亚洲后方，如中国、波斯及中亚，并且还参与了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铁道建设。于是，我们就从国际贸易那种枯燥无味的象形文字背后，发现了一个同单纯的商品交换——这只有在大学教授的智慧中才存在——毫无关系的复杂的经济连锁网。我们又发现了博学的毕夏先生为解释整个国际贸易的产生而把所有国家区分为工业国和农业国的这种笨拙的办法，不外是大学教授公式主义的粗糙的产物罢了。香料、棉织物与机器同样是工业品，而法国之输出香料，不外是表示它是为全世界一小撮最富裕的资产阶级生产奢侈品的国家；日本之输出棉织品，亦不过证明日本是为着同欧洲国家竞争起见，破坏亚洲各国的农民及家庭手工业的古老生产方式，而以发展商业去代替它；英、德、美各国的输出机器，亦不过说明这三个国家企图把大工业移植于世界各地而已。因此，我们便明白，在尼布甲尼撒王时代、古代和中世纪任何历史时期为人所不知道的当今不断输出与输入的“商品”，原来就是资本。它并不是用作填补外国“国民经济”的“某种空隙”，而是制造“空隙”，在古老的“国民经济”的墙壁中挖一道裂缝，钻进去，好像一包炸药，早晚会把这样的“国民经济”化为废墟。与称之为资本的“商品”的出现同时，还有一些更奇妙的“商品”，从几个古老的国家中向全世界推销出去，那就是：现代交通工具和毁灭整个土著民族的手段、货币经济和农民的负债、富裕和贫困、无产阶级和剥削、生活的无保障和经济危机、无政府状态和革命。欧洲各国的“国民经济”正在张开魔手，想把地球上一切国家和民族都绞死在资本家剥削的巨网中。第四节国民经济还是世界经济（续）前面已列举了种种事实，毕夏教授还能不相信世界经济的存在吗？不相信！因为，他细心观察了世界各地的情况后，什么也没有发现出来，于是就这样说：失望得很！我始终没有看到什么同国民经济有“本质差别”的“特殊现象”，“这样的特殊现象最近的将来能不能发现，也是值得怀疑的。”现在让我们暂时把所有的贸易和贸易统计摆在一边，只直接着眼于实际生活和现代经济关系的历史，从五光十色的伟大景像中，取出一小断片来考察一下吧！1768年在英国诺廷汉出现了由阿克莱特制成的第一部纺纱机，1785年卡脱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这事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手工织布业的消灭和机器织布业的迅速扩大。到十九世纪初期，估计英国大约有100万手织工人，现在这些人都逐渐转业。到1860年联合王国只存在着几千个手织工人了。但在另一方面，当时从事棉织工业的工厂工人则数达50万以上。1863年首相格拉德斯吞在议会上说：“财富与权力的疯狂增长，其好处都是落在英国资产阶级手中”，而工人阶级却没有份！英国棉织工业的原料是从北美买进来的。随着兰开夏地区工厂的增加，引起了美国南部大量种植棉花。它们从非洲输入黑奴这种廉价劳动力，迫使他们在棉花种植场上从事致命的劳动。其他如砂粮、谷物、烟草的栽培，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因此，非洲的奴隶贸易异常活跃。在“黑色大陆”腹地，大批的黑人部落居民都被酋长出卖为奴隶，越过千山万水转运至美国出售。于是，开始了一个真正的黑色“民族”大移动。据十八世纪末1790年的统计，美国那年拥有黑奴697,000个，到1861年则达4,000,000个。美国南部奴隶买卖和奴隶劳动的大肆扩张，在北部诸州引起了一个反对这种非人道的暴行的十字军。1825－1860年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入，使美国北部的铁路敷设及民族工业趋于活跃。随之而来的是资产阶级也热衷于现代的剥削方式和对工人进行资本主义的奴役。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南部种植园主七年之内就把自己的黑奴压榨致死，这使得北方的虔诚的清教徒更加愤慨。他们认为在北部诸州的气候条件下，决不可能建立起像南部那样的“乐园”。结果，由于北部诸州的支持，1861年全美国都以各种形式的法律废除了奴隶制度。痛心的南部种植园主，对于这种打击进行了公开的反叛，宣布南部诸州脱离合众国。这样一来，内乱就爆发了（1861年4月的美国南北战争）。这次内战的直接后果是南部诸州的荒废和经济的破产。生产与商业衰落了，棉花输出停顿了。英国工业的原料丧失殆尽，引起了1863年的严重危机——“棉花饥荒”。兰开夏地方有25万工人全部失业，有166,000工人部分就业，全部就业的人数只有12万人，但是他们的工资降低了10－20%。这个地区的居民为穷困所迫，曾有五万个工人向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政府发给补助金，以便他们携眷出国。而当时正开始经历资本主义上升期，因而对必需劳动力感到不足的澳大利亚诸州，鉴于土著居民在欧洲移民压榨下几乎消灭殆尽，当即声明愿意接受英国的失业工人。可是，英国工厂主因为期待着将来工业高涨时有可能再来使用那些劳动力，所以强烈反对把这些“活机器”移往澳洲。这样一来，工人所提出的移住要求，被拒绝了，危机的威胁使他们不得不备尝辛苦。英国的工业丧失了美国的供给源泉，便另觅新的原料供给地。它的视线转到印度。于是棉花种植场像热病一样，就在此地疯狂地扩展开来。数千年来供给居民粮食，作为居民生活手段的农业，被迫在广泛的范围内，屈从于投机者营利欲望的压力之下。由于谷物播种面积的缩小，不到几年便发生了物价暴腾与饥荒迭起的惨象。1866年仅在孟加拉北部一块名叫阿利沙（Orissa）的小地方，就有100万以上的居民饿死。英国又在埃及进行了第二次试验。埃及总督伊思麦·柏沙（IsmaelPasch）利用美国南北战争的好机会，迅速建立起棉花种植场，使得这个国家的农业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农民份地开始被掠夺，宣布为王室所有，并变为大规模的种植园。成千的徭役农民被驱逐到种植场去，替总督筑堤、挖运河和开荒地。同时，总督为要用借款向英国购入最新式的蒸汽犁和扎棉机，不得不逐渐对英法银行资本家负下巨额债务。可是，南北战争媾和之后，美棉价格数日之间便跌落了3/4，因此，这种大规模的投机事业只不过继续了一年便宣告破产。对埃及来说，它在这个棉花冒险时代所获得的后果，不外是加速了农业经济的衰落和财政的破产，从而结局又加速了英国军队占领埃及。这个时期，棉织工业获得了新的地盘。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断了俄国大麻与亚麻的输出。这一情况，导致了西欧麻布制造业的严重危机。这时，棉织品便逐步夺去麻织品的地位。棉织工业就在牺牲麻织工业的条件下日益成长起来。同时，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旧制度崩溃以来，政治上也发生了变革：如农奴制度的废除、自由主义的改革、自由贸易的实施，以及铁路建设的开展。因此，在大俄罗斯帝国内部，就为工业品的销路开辟了广阔的新市场。英国的棉纺织业第一个踏进了俄国市场。经过60年代几次血腥战争之后，中国的门户也给英国贸易打开了。英国统治了世界市场，而棉织工业的产品又占其输出贸易中的一半。60到70年代中，是英国资本家生意最兴隆的时代，同时，也是英国资本家依靠对工人作了一些小让步，因而确保了“劳动人手”和“工业和平”的时代。当时，以纺织工人为首的英国工联组织（tradeunion）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同时也是宪章运动的革命传统和英国无产阶级中的欧文思想最后被消灭，无产阶级僵化于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时代。但是，情况很快起了变化。在英国输出棉织品的欧洲大陆上，到处相继兴起了民族棉纺织工业。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手工业工人的饥饿暴动，便是三月革命的第一个先兆。在英国自己的殖民地上，也兴起了土著的民族工业。孟买的棉纺织工厂，不久就成了英国工业的劲敌，并给80年代英国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以沉重的打击。最后，俄国由于60年代本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开辟了大工业和保护关税的新纪元。为避免高率关税壁垒计，所有工厂和工厂职工都从萨克森（Саксония）和弗克托兰（Фогтланд）迁移到俄领波兰去。在那里，新的工厂中心，如罗兹（Лодзь）和兹格施（Згерж），就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式的速度形成起来。80年代初，棉纺织工业地区莫斯科－乌拉基米尔的工人骚动，迫使沙皇政府制定了最早的劳动保护法。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厂六万工人掀起了俄国最大的一次罢工高潮。九年后的1905年7月，在棉纺织工业第三个中心地罗兹，约有十万工人，以德国工人为首，建立了伟大的俄国革命的第一个堡垒。上面的简单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个现代产业部门的一百四十年历史。这一部历史，包括了世界五大洲，牺牲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个地方爆发了危机，那个地方又遭受了饥馑；忽然燃烧着战火，忽然又掀起了革命；途上到处留下了财富的金山和贫穷的深渊——这就是染遍了血汗的人类劳动的巨流。关于这种生命的颤动，关于这些震撼了诸民族内心深处的巨大影响，在干燥无味的国际贸易统计数字中，却一点暗示都找不出来。自从现代工业在英国出现以来，一百五十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终于在全人类的苦痛和痉挛之下初步形成了。它逐步从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扩大着统治。这种世界经济，凭其电气与蒸汽、火与剑的威力，侵入到地球上遥远的角落，打破所有的铜墙铁壁，并以世界危机和普遍周期性的灾难的纪元，来祝福现代人类在经济上的休戚与共。意大利的工人被祖国的资本所驱逐，从贫苦的国内移住到阿根廷和加拿大，但在那些地方，却又碰着了从英美输入的资本的新束缚；而德国的工人，则宁愿留在国内糊口度日，至于是死是活，那就任凭整个世界生产和贸易的行程来支配了。他们是否能够找到工作，工资是否能够养活一家老小，每周到底有几天被迫停工，或者不分昼夜被迫额外做工——所有这些都要依赖美国棉花的收获、俄国小麦的收成、非洲新金矿或金刚石矿的发现、巴西的革命骚动、五大洲的关税斗争、外交纠纷及战争等情况如何而定。这种使各个民族和国家结合为一大整体的日益增长着的经济基础，同力图用国际界标、关税壁垒和军国主义人为地把各民族分裂为许多陌生的敌对集团的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深刻矛盾，再没有像今日那样使人惊奇不置，也再没有像它对整个社会生活方式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就毕夏、桑巴特及其伙伴们看来，这些现象都是不存在的。他们仅认为只有“日益完整的小宇宙”才存在。他们完全否认那与国民经济有着“本质不同”的“特殊现象”。这不是一个难解的谜吗？对于这些像闪电一般光耀夺目、闪灼于观察者眼前的真实现象，官方学者们竟是那样熟视无睹，难道这些现象还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以外什么知识领域中发现出来吗？如果自然科学界中有一位素负盛名的学者，今日还公然主张地球不是绕日而行，而是太阳伴着其他行星围绕地球旋转；如果这位学者硬不承认在“本质上”还有什么跟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现象”，那么，这样的学者一定会招惹社会有识人士的讪笑，从而还有可能会引起他的近亲忧虑，强迫他接受精神状态的检查吧！可是，在四百年前，这种见解不仅不受处罚地普遍流行，而且，如果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却有被处火刑的危险。因为，当时维护地球是星辰运行的宇宙中心那样的谬论，对天主教会有着重大的利益。反对地球支配宇宙说，乃是意味着反对教会的精神统治，反对什一税制度。所以，在当时占居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中，这种谬论实为不容自然科学来触犯的微妙之处。而在自然科学上故弄玄虚，也就成为奴役人民所不可缺乏的工具了。今日，在资本统治之下，社会制度的微妙之处已不是对天空中地球救世主的信仰，而是对大地上资产阶级国家救世主的信仰了。因为，沉重的灾难已经登上了世界经济的巨大浪潮；因为，大风暴已经准备要扫荡资产阶级国家的“小宇宙”，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卫士”，就不得不赶忙跑到他们所谓“民族国家”的堡垒前面，企图拼命死守这个据点。因此，现代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或真正实质，不外就是追求资产阶级利益的科学骗局罢了！第五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之发现有些人把国民经济学简单地规定为“研究人类经济关系的科学”。下这样的定义的人相信将问题概括得含混一些，把“人类”经济一般化，就可以在世界经济中避免“国民经济”的阻碍作用。但是，这样含混的概括，不仅不能使问题明确化，反而使它愈加复杂。因此，便不免产生如下的疑问：这种关于“人类”经济关系、从而不问时间与条件的一切人类经济关系的特殊科学，是否有必要？为什么必要？我们试举一个简明易懂的人类经济关系的例子来考察一下：首先，我们假定现代世界经济还不存在，商品交换仅仅在城市中开始发展，而农村的大庄园及小农经济还受自然经济、即为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所统治。譬如拿十九世界50年代杜加·斯图亚特（DugaldStewart）所描写的苏格兰的例子来说吧。“苏格兰高地有若干处，不多年前，依统计报告所示，还是每一个农民，用亲自鞣造的皮，亲自制造皮鞋。还有许多牧羊者和小屋农民，他们和妻子到教堂去时所穿的衣服，在制造上，只曾经过他们自己的手，因为制造衣服的材料是羊身上剪下来的，是麻田内栽种起来的。并且，制造此等物品时所用的东西，除鞋针、缝针、顶针、护指及铁制的织机装置外，几乎没有一件是买来的。染料也主要是由妇女在草木等等上面采取的”[4]。再拿近一点的，即十九世纪70年代末的俄国例子来看，在那里，农民经济大多数是这样进行的：“斯摩棱斯克县乌雅兹玛地方的农民们，从他们耕种的土地上取得自己的衣食和生活上必需的一切物品，如面包、马铃薯、牛乳、肉、鸡蛋、麻布、布匹、羊皮，以及制寒衣的羊毛……而用钱购买的东西，只有长靴、若干零细的装饰品如皮带、头巾、手帕等，以及若干必要家具如陶器、木器、火耙、锅子等”[5]。时至今日，这样的农家还存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和达尔马迪亚。倘若有人向苏格兰高地、俄罗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等地实行自然经济的农民，提出大学教授的国民经济学流行问题，如“经济目的”、“财富的发生和分配”等，那么，这些农民一定会大感惊奇，并且叫道：你是问我和我的家庭为什么缘故，有什么目的而去劳动吗？或者照学者们的口吻说，由于什么“动机”而使得我们从事“经济活动”吗？问题很简单，我们要想活下去。俗语说得好，炙鸠总不会自动飞到我们口中来，所以不劳动就得饿死。因此，我们劳动，只是为了要生活下去，吃饱肚子，穿点稍微像样的整洁衣服，住间足蔽风雨的房子而已。至于问我们生产些什么东西，朝着“什么方向”去劳动？那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所生产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和每个农家生活所必要的东西。我们种植小麦、稞麦、燕麦、大麦、马铃薯；饲养牛、羊、鸡、鸭；冬天纺纱，是女人的工作；男子则用斧、锯、锤子来制造家庭日用品。这些工作，随你说是“农业”也好，或者“工业”也好，反正我们总得经营一些家里和田里的活儿。我们怎样来“分派”这些劳动吗？这仍然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当然哪！男子做需要男子气力的工作，女子管理家务，照顾牛及小鸡房，小孩子则随便帮帮忙。你以为我应该让女子去采樵，男子去挤牛乳吗？（此处要附带说明一下：这个善良的农夫并不知道有许多原始部落，譬如巴西的印第安人，在森林里拾集柴木、挖掘根果、采摘果实等，都是女子的工作。另一方面，像非洲与亚洲的牧民，男子不仅管理家务，而且也挤乳。再如在现在的达尔马迪亚，还可看到女子背负重物，傍边有一个强壮的男子很愉快地身骑骡马，口含烟斗，相伴而行的情形。这就是说，此种“劳动分工”，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正如我们的农民男子伐木，女子挤乳一样，自然得很。）其次，你问我什么是财富吗？这是我们农村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事。堆满粮食的谷仓，成群的牛羊，大批的小鸡房，这都是农民的财富。到复活节的时候，面粉不够吃了；落雨的时候，屋顶漏雨了，这种情况，以贫苦农民居多。“我的财富增长”依靠什么呢？究竟什么才成问题呢？如果我有大量良田美地，那固然算是更富了；但一到夏天，天不作美，可怕的冰雹落下来，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内，农村中不管哪一家，都要同样遭殃！我们让农民们耐心地答复了经济学上的许多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确信，如果为了进行科学调查，要大学教授拿着纸笔到苏格兰高地和波斯尼亚的农家去提这些问题，恐怕问不到一半定会被赶走吧！事实上，这种性质的农民经济现象，是非常简单明了的，用国民经济学的解剖刀去分析它，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小题大做。可能有人这样反对我们，说我们专门选择一些不幸的例子，即选择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的例子，而小农经济又由于规模狭小和资料贫乏显得非常单纯。既然如此，就另找一个例子吧！我们现在抛开那被世人所遗忘的，在穷乡僻壤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小农家，转移视线来考察一下查理大帝国的经济状况吧。九世纪初，查理大帝（KarlsdesGroßen）使德意志帝国变成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为扩大并加强自己的势力起见，他出征五十三次，大大扩展了帝国的版图。除今日的德意志外，还将法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北部、荷兰、比利时置于帝国统治之下。他对自己的领地及庄园经济情况，极感兴趣，并亲自编纂了有关庄园经济管理原则七十条的特别法典，这就是有名的“庄园法典（Capitularedevillis）。这部法典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它幸而被保藏于档案库的尘土里，总算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资料。这个法典之值得特别注意，有两个理由：第一，查理大帝的大多数庄园后来都成为强大的帝国城市。譬如亚亨（Aachen）、哥隆（Köln）、慕尼黑（München）、巴塞尔（Basel）、施特拉兹堡（Strassburg）及其他大城市，以前都是查理大帝的庄园；第二，查理大帝所实施的经济制度，乃是早期中世纪所有贵族大领地和寺院大领地的模型。查理大帝的庄园把古代罗马的传统及其贵族庄园的非常讲究的生活方式移植到年轻的日尔曼武士贵族的粗野环境中。他对于葡萄种植、园艺经营、果树栽培、蔬菜种植和养蚕等的指示，都可算是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再深入考察一下法典罢。大帝首先要求人民对他要忠诚奉仕。他对皇领臣民关心照顾，以免陷于贫困，不使他们的工作过于劳累，夜间劳动则给以相当的报酬。臣民方面，也应该好好地注意葡萄的栽培，把榨出的葡萄汁，好好地装入罐内，以防腐坏。如有人玩乎职守，则必须在“背上或其他地方”施以肉刑。大帝更设如下的规定：臣民必须在皇室领地上饲养蜜蜂和家鹅，照顾家禽的繁殖；牝牛的传种、牝马和羊等家畜的繁殖，亦应予以最大的注意。大帝又规定：必须有成效地经营山林，不许砍伐树木，以使鹞鹰栖息；必须经常准备肥鸡与小鸡，听候供用；农场未消费的鸡蛋，应该在市场上出售；我们每一个庄园宜常准备优良的羽毛被褥、铜器、铅器、铁器、木器、锁、锅、斧、锥等，毋须向他人借用。此外，庄园的收入必须精密计算，并将蔬菜、牛酪、干酪、蜂蜜、油、醋、甜菜，照法典的条文所载，还有“其他零星物品”的产量报告大帝。法典又指出，任一皇室领地都应该拥有充分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种手工艺人员，他也举出了各种手工业种类。大帝更规定以耶稣诞祭为他计算全年财富总额的时期。无论哪一地方的小农夫，都没有大帝那样对农庄的牛与蛋调查得那么细心。法典第62条又记载着：“我们认为最紧要的是了解我们究竟有些什么财产和有多少财产。”这里又列举出：牡牛、水车、木材、船只、葡萄树、蔬菜、羊毛、葛麻、大麻、果实、蜂蜜、鱼类、皮革、蜜蜡、蜜糖、陈酒、新酒及其它皇帝赏赐家臣的物品。大帝赏赐物品，慰劳宠臣时，并附有动人的勉辞：“我希望你们不要把这看作苦事，你们各人都是各个皇领的主人，可以照你们的意思征收贡物。”他又严密规定包装及运送葡萄酒的方法，看来这是大帝特别保护的对象：“葡萄酒应当装在坚牢的铁箍桶里，决不可用皮囊装；麦粉应当装在有盖马车上用皮革包紧运送，以免渡河时损坏；羯羊与山羊角和每年剥掉的狼皮，亦须精密计算，向上报告；五月间应该加紧捕杀小狼，不可因循”。最后，大帝在法典的最末条文上又列举了每一皇庄所栽培的花卉草木，如蔷薇、百合、迷迭香、胡瓜、大葱、萝卜、茴香等，都应一一报告。于是，这个有名的法典，最后即以列举不同品种的苹果而告终。上面所说的乃是中世纪（九世纪）最强大最富庶的君主国皇室经济的基本情况，但是，对于这种经济的本身及其管理方法，不能不令人惊奇地联想起以前我们所观察的小农经济，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假若对皇室主人提出前述那样的财富本质、生产目的、劳动分工等国民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时，那位主人一定会以皇帝的手势指点着堆积如山的谷物、羊毛和大麻，指点着葡萄酒、油和醋，指点着养满牛羊的牛栏、羊棚等给我们看。因为，这个时候，原因与结果，劳动与其成果，一切相互关系，既已了如指掌，而国民经济学还要在这种经济中去研究并阐明它的秘密“规律”，我们对此当然也同样不能理解。读者们这时候可能又会指摘我们举例的方法不对头吧！因为，显然，从查理大帝的法典中我们只能看出法典的中心内容乃是大帝皇庄的私人经济关系，而不是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是，如果有人想把这两种经济概念对立起来，那么，一谈到中世纪的事，他就必然会犯历史的错误。这个法典，看起来固然是关于查理大帝的庄园和领地经济的管理法令，但他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而不是以私人的身份出现的。更正确地说，皇帝就是庄园领地的大地主。可是，中世纪所有的贵族大地主，特别是在查理大帝以后的时代，他们大概都同样是小规模的皇帝。换言之，他们都是利用自由的贵族地主的权力，成为自己领地内一切居民的立法者、征税者和审判者。从前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查理的各项经济规定，事实上，乃是政府的法令，这可由其规定的形式中得到证明。这些规定构成了查理大帝65条法律或“法令”之一。这个法令是由皇帝编纂的，并由皇帝每年召开的帝国会议公布的。关于红萝卜及铁箍葡萄酒桶的规定，正如“僧正令”（CapitulaEpiscoporum）之对僧侣的告诫一样，也具有同一绝对权力，而且以同一文体写成的。在“僧正令”中，查理大帝用坚决的口气告诫主人的奴仆不得私逃，不得吵架，不得酗酒，不得冶游，勿私藏妇女，勿高价出售圣典。我们从中世纪多少地方可以看出，凡属农业经济，没有不以上述查理大帝的经济管理方式为其典型或模范的，不论贵族大地主，或者我们所碰到的简单的农民经济（孤立的农民家庭经济）或者公社经济（马克），都是一样。前面所举的两个例子的显著特点是：即不论在哪一个场合，人类生活的基本欲望，都是以一定的方式，直接影响到劳动上，而且其劳动成果，也非常精密地符合于人类的基本目的与要求。因此，尽管经济关系的规模有大有小，但都能获得异常简单和明确的性质。农村的小农和庄园的大君侯，都能够完全精确地知道他们自己的生产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也用不着什么特别敏锐的观察力，就可知道两者都是想满足衣食住的人类自然的欲望，以及某种舒适的生活。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农民大多数是睡在稻草褥子上，而大地主则睡在柔软的毛毯上；前者饮的是麦酒和糖水，有时甚至喝冷水；后者则是大排宴席，饮上等葡萄酒而已。总之，两者的区别只不过是财富的质与量，而经济基础及其任务——直接满足人类欲望——则仍属相同。从而，由这种自然任务所产生的劳动，自然完全与其成果相适合。但在劳动过程中，仍有区别存在：即农夫是与其家庭成员共同参加劳动，他们从自己的劳动成果中所能取得的分量，只是在公社分给自己的份地上所能产出的分量，更确切地说——因为此处所指的是中世纪劳役租制农民——他们只能取得除开缴纳地主和教会的代役租和劳役之后所留下的一点剩余。皇帝或其他贵族地主，都是自己不劳动，而役使其家臣和徭役农民去劳动的。然而，不管农民与其家属共同为自己劳动也好，或者所有农民都在村长和庄司的指挥下，为地主劳动也好，其劳动成果，不外就是广义上的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罢了，换言之，即满足欲望上所必需的，或大体必需的一定分量。对这样性质的经济，任你从四面八方翻看，也无法在其中找出什么必须依靠特殊科学进行深刻研究才能得到解释的奥义。在中世纪，就连愚蠢的农民，也能正确理解他们的“财富”，说得确切些应该是他们的贫困，是从何而来的（地主的地产和农民的土地时常遭受的自然灾害除外），他们也充分知道农民贫困的原因是基于两个极其简明的事实：第一，地主利用徭役和代役租，对农民进行了无限制的剥削；第二，地主对农民公社土地如林地、牧场和河川等从事了盗窃活动。对于这些情况，农民就在农民战争中向全世界振臂高呼，放火烧毁那些吸血鬼的房产，以表示他们的愤怒。现在仍需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是：这种经济关系的历史原因和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全欧洲过去自由的农民土地，如何转化为有纳租和纳税义务的贵族地主的私有土地；以前的自由农民阶层如何陷于隶属状态，如何转化为负担劳役义务，其后又如何转化为农奴。当我们转眼到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任何现象时，事情又不同了。试举一个最显著的最突出的现象——商业危机来看吧：我们早已不止一次地亲身经历过大的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恩格斯所典型地描述过的危机过程，根据我们自身的经历，应该是很熟习的。他说：“商业停顿了，市场挤满了大批找不到销路的货物，现金遁迹，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因为生产了太多的生活资料，反而丧失了任何生活资料，破产和拍卖纷纷不绝。停滞状态继续了好几年，大批生产力和生产品被浪费和破坏，直至最后，堆积如山的货物以或多或少的低价卖了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这个运动，逐渐加速，慢慢转成快步，这工业的快步转成跑步，这跑步又让位于疯狂的奔驰，包括工业、商业、信用、投机在一起的跳栏赛跑，直至在几次的绝望的跳跃之后，重新陷入危机的泥坑之中。”[6]如所周知，这样的商业危机，乃是任何现代国家的灾难，它作为预示危机迫近的标志，极富特色。经过几年工业高涨和事业胜利的行程之后，才开始在报纸上散见一些模糊的隐语，在交易所传出一些迅速破产的消息；继之，报纸上的隐语更加明确起来，交易所愈感不安，国立银行贴现率迅速提高，信用紧缩，破产停业的消息终于像骤雨般骇人听闻。当危机全面爆发时，势必引起谁人应该负责的争论。工业家把责任归咎于银行拒绝信贷的刻薄行为及股票商的投机狂热，股票商人又怨恨工业家，工业家又归咎于国内货币的不足。最后，企业如果再开始活跃起来，那么，交易所和报纸就如释重负，首先表示市况恢复的第一个预兆来了，接着不久，希望、安定和信念也树立起来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危机打击的人和社会有关人士都把危机看作超乎人类意志和预测的不可见的自然力量，对人类命运的一种打击；它和暴风雨、地震、洪水同样是上帝对人类的考验：工商界报纸上有关危机的论文中，经常爱用什么“到现在为止，商业界的好景仍被暗云掩盖”的语调。当银行贴现率提高时，报纸消息又附上“暴风雨的前兆来临”的标题。我们还可以读到“其后，暴风雨过去了，地平线上出现了晴空”那样的记事。总之，这些表达方式，一方面说明了实业界的文贩们之索然寡味，同时，也典型地反映了危机的不可思议的作用，换言之，典型地表现出所谓自然规律的作用。现代社会以恐惧的心情注视着危机的迫近，慑伏于危机的有力打击之下，等待最后的考验。初则畏缩，继而怀疑，终于慢慢恢复信心，抬起头来。这种情况，跟中世纪人民静待饥荒和疫病的来临，其心情大致相同。这种情况，也跟今日的农民忍受冰雹的威胁，在残酷的考验下，表示出软弱无力和惊慌失措一样。饥馑和疫病，虽说首先是荒年和病菌流行的自然现象的直接后果，但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社会现象。自然的威胁乃是物理的自发现象，至少在今日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之下，任何人总没有呼风唤雨或防止威胁的能力；但是，现代社会的危机又怎样呢？如所周知，危机是由商品生产过剩，无法找到销路，结果，工业和商业相继停顿所引起的。然而，商品的生产，商品的贩卖，商业和工业等现象，都是纯粹的人类社会关系。须知，生产商品的是人类本身，贩卖商品的也是人类本身，商业是由人来经营的。因此，在现代危机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决不能找到离开人类行为以外的任何因素存在。由此可知，引起周期经济危机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社会本身。同时，我们也知道，危机是对人类社会的真正惩罚，人们用恐怖对待它，用绝望忍受它，但从来没有什么人想望它，号召它。除开那些企图利用危机的机会来牺牲别人，想一下子大发横财的“腰缠万贯”的股票商豺狼们——但同时他们也许会上当呢——以外，危机对所有人来说，毕竟是一种危险或破坏的预兆。虽然什么人都讨厌它，可是它偏偏要来。人们一方面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危机，一方面又盼望世界上没有危机！在这里，就有一个经济生活的真正疑谜摆在我们面前，任何参与其事的人都无法加以解释。中世纪的农民，在自己一小块土地上进行生产，一部分生产地主所需要的东西，一部分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如谷物、家畜以及全家的生活资料；中世纪的大地主，也不得不生产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如谷物、家畜、美酒、新衣，以及全家的生活资料和奢侈用品。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却产生了一种什么人都不想要又不必要的东西——经济危机。换言之，近代社会经常生产一些不能消费的生活资料，而在堆满了卖不出去的商品的大仓库旁边却存在着周期饥饿的苦恼。需要与满足，劳动的消耗及其成果，早已不能相互适应了，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猜测不透的疑谜。再举一个大家熟知的，所有各国工人都懂得的例子——失业。失业与危机不同，它并不是经常袭击社会的灾难，而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现代经济生活的永久伴侣。在失业者统计表上，记载着拥有最好的组织、领取最优厚的工资的那一类工人，他们每年、每月、每周不断补充着失业者的人数。这个失业数字，虽然很难确定，但决不会完全落空。现代社会，在失业现象——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最大苦难——的面前，显得那么无力，以致每当这种灾难达到广阔的范围时，立法机关不得不严加注意。一般的处理方法是，提出议案，经过繁琐的讨论后，通过决议进行调查现存失业人数。但是，象洪水汹涌的时候测量水流深浅一样，调查失业人数事实上也不过是限于决定当时的灾祸程度而已。最好的场合，充其量也只是采用失业补助金那种微弱的缓和手段，以减轻灾难的影响。何况所谓失业补助金还大半是靠牺牲就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至于怎样去消灭失业现象，那就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十九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伟大的预言家，僧正马尔萨斯，以其特有的迷惑人的无耻口吻，宣布了如下的原则：“来到这个已有人满之患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他的父母无力抚养他，而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就无权要求得到任何食物。实际上，他在世界上是多余的，在盛大的人生筵席上，没有他的座位，自然就命令他离开去，而且它会立即执行自己的判决。”今日的官僚社会，具有它特殊的“社会改良家”的虚伪性，是不许人家这样直言不讳的。可是，事实上，现社会还是注定要使每一个失业的无产大众，以“社会不需要你们的劳动了”为借口，急速地或缓慢地被“排斥”于世界之外。大危机中疾病流行、婴儿夭折和对财产犯罪人数的增长统计，就充分证实了上述这一点。以前我们把失业比作洪水，这个比喻恰好指出了如下可惊的事实：即我们对自然的自发现象之无力，比对那纯社会的人类现象之无力，其程度还显得小些。在德国东部，春季常遭受周期洪水的严重损害，归根到底，这不过是平日荒废了水利事业的后果罢了。甚至在今日的情况下，技术还是克服洪水为害、保护农业经济的重要手段，而且还是提供自由利用水力的手段。不过，这些手段，只能适用于合理地组织水利经济的最高阶段，如围圈水灾区、适当移动田地和牧场、修筑堤坝水闸、整治河流等。而这种大的改良事业之不能进行，一则由于私人资本家和政府都不愿对这种事业投资，再则虽然愿意投资，可是由于面积过大，唯恐遭受种种私人土地所有权的阻挠。总之，现代社会虽不能充分利用水力，但毕竟还有一些防灾制洪的办法；可是，在对付失业问题上，它却一筹莫展。其实，失业现象既不是风力水力那样的物理的自然现象，也不是超人力的神怪现象，而是纯粹人类经济关系的产物。因此，我们在此处又碰着这样一个经济上的疑谜：即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它是谁也不企求，谁也不希望的东西，可却像自然现象一样，按照一定的规律性，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出现于人类社会。我们用不着选择像危机和失业那种当代生活上最尖锐的现象来作例子，也不需要选择一般观念上只认为是事物一般进程中的例外现象如天灾异变来作例子。我们只须找一个日常生活上最普遍易见而且在所有国家都不断所复经历过的例子——如商品价格的变动——就够了。一切商品的价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几乎每日每时都有起落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试拿一张报纸翻看一下商品交易所的报道，就可以读到有关昨日物价变动的记载：如小麦——午前疲弱，正午稍呈活跃，收盘时价格上升……其他如铜、铁、糖、油等行市记载，以及交易所各种工业企业股票和公私有价证券等行情的记载，也是一样。价格变动乃是现代经济生活上无间断的、普遍出现的、“常态的”现象。随着价格变动，一切商品及证券所有者的财产状况也时时发生变动。羊毛价格若腾贵，则一切商人和厂主仓库中的羊毛成品的财产也将急剧增大；价格若下落，则其财产即相应而减少。铜价上升、铜矿山股票所有主就会发财；铜价下跌，就会贫困。这样，人们凭着股票交易所一张单纯报告物价变动的电报，就能够在几小时内，使人一跃成为百万富翁，或者一落沦为街头乞丐。实际带有欺骗性质的交易所投机事业，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中世纪地主的富或贫，可以依靠收获的丰歉而定，或者可以由拦路抢劫商人而发财致富，或者采用平日最爱用的手段，提高劳役和代税租，从农奴农民身上剥削比以前更多的血汗钱，以增加自己的财富。但是，时至今日，竟有人自己一点不劳动，一点不动手脚，也没有什么自然力量的影响，谁也没有赠送他什么东西，谁也没有夺去他什么东西，却可以突然发财致富，突然一无所有。价格的变动，就是被隐藏在人类背后不可见的力量所左右的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引起不断移转和动摇的一个神秘的运动。人们仅仅像用寒暑表测量温度，用气压计测量气压那样的态度去注视这个神秘的运动。可是，商品价格及其变动，显然，纯粹是人类的手所造成的，决非什么魔法。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类本身，用他自己的手制造商品、决定价格。同时，也是由于人类的行为，才引起一种谁也不想望的东西；这儿，仍然是人类的欲望、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与结果，陷于可惊的失调（相互不一致）的状态。这些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在人类背后，给人类本身的经济生活造成这样希奇结局的隐秘的规律，究竟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予以阐明。因此，现在必需进行集中的研究工作，深入思考，用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来解决所有这些疑谜。换言之，必须去发现人类经济行为的结果与人类经济行为的意图、意志和意识不相一致的内部关系。因此，科学研究的课题，正在于揭露社会经济中的缺乏意识。这里，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国民经济学的根源了。达尔文在他所描写的环球旅行中，给我们讲述了南美南端火地岛居民（Feuerländer）的社会生活状况：“这个岛国的土民经常苦于饥饿。非常熟习岛国土人情况的海豹猎手头目罗威（Low），曾经告诉过我有关那既瘠瘦又贫穷的西岸地方一百五十名土人的社会状况的许多奇迹。由于继续不断的暴风，阻碍了妇女们到岩石下采贝和乘小艇捕海豹的工作。于是，有一小队人在某天清早动身到别处去了。据另外一个印第安人告诉罗威说，那些人是去找寻食物的，需要四天才能回来。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罗威会见了他们，发现那一队人都非常疲惫。各人都在把大块腐烂了的鲸脂切成方形，中间钻孔，把头伸出孔外，真像高卓人（Gancho，西班牙人与西印度人的混合人种，居于南美洲）穿外套的样子，正在搬运鲸脂。鲸脂被搬进一间小屋内，有一个老头子将鲸脂切成薄片，口中念念有辞，在火上烤了一下，就把它分给非常疲劳而饿极了的同伴们吃。他们自始至终谨守沉默。”[7]这是世界上现存最落后的部落之一的生活。在那里，人类的意志和有意识的经济组织所能控制的限界，非常狭小。他们还是完全依靠外界自然力的帮助，并凭它的喜怒为转移。但在这样狭小的限界内，仅一百五十人所组成的小社会中，却能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为了将来的需要，他们把为量极少的腐鲸脂贮藏起来，而这种少得可怜的贮备，也是遵照一定的宗教仪式分配给每一个成员。至于采办粮食的工作，也是全体成员在一定的计划指挥之下进行的。现在再举一个古代奴隶制家庭经济——希腊的“阿依科斯”（Oikos）的例子来看看：总的说来，这种家庭经济，实际上乃是一个“小宇宙”，即孤立的小天地。在这里，已经出现了极端的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原始的物质贫乏现象不存在了，出现了人类劳动果实的过剩现象；肉体劳动成为一部分人的灾难，安闲无事成为另一部分人的特权；劳动者变成不劳动者的财产。从这种统治关系中，便产生了经济、劳动过程和分配的非常严密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主人的决定一切的意志，就是它的基础；奴隶监视人的鞭子，就是它的手段。在中世纪封建庄园里，经济的专制组织，早已用固定的预先制定的法律形式编造出来了。法令中明确记载着劳动计划、劳动分工以及每个人的权利义务等一般规定。在这个历史时期之初的，就是前述的查理大帝的“庄园法典”。这个充满了快乐的法典还是旨在完全满足臣民肉体上的需要，而经济活动的目的也是专为想达到这种满足。但到了这个时期之末，它就变成了规定徭役和代役租的阴森法令了。它纵容了封建诸侯永无餍足的货币贪欲，酿成了十六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二百年后，又使法国农民沦入悲惨的半人半兽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法令，使得法国农民被大革命的嘹亮的钟声所唤醒，进行了争取人权和市民权的斗争。但当革命的扫帚还没有来得及扫尽封建庄园的时候，直接的统治关系，甚至在这种悲惨局面之下，仍像不可避免的命运一样，将封建经济的全部过程给明确地规定下来。今日我们再没有什么主人和奴隶，封建贵族和农奴了。法律上的自由与平等，从形式上消灭了一切专制关系，至少，在那些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但在殖民地则不然。大家知道，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就把奴隶制度及农奴制度移植到殖民地去了。可是，凡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那里必定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唯一规律——占统治地位。正是由于这个东西作怪，所有的计划与组织性，都从现代经济中消失了。如果我们看一看各个私营企业、现代工厂、或者像克虏伯那样强大的联合工厂，以及北美用机器经营的富有的大农场，显然，在那些企业里，似乎存在着极为严格的组织，极为发达的分工和极合规律的、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计划性；而且万事都受一个意志，一个意识所指导，处理得非常合理。可是，如果一走出工厂或农场的大门，那么，我们立刻会碰到一种混沌的无政府状态。无数的个别部门——甚至最巨大的现代私人企业，也不过是遍布全世界的大经济纽带中的一个小部分——虽然组织得极其严密，但就所谓“国民经济”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来看，则是完全无组织的。在包括全部大洋和大洲的这个整体中，无论怎样的计划、怎样的意识、怎样的调节，都是不存在的。只有不可知的、不可抑制的势力的盲目统治，笼罩着人类的经济生活。现在固然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资本，统治着劳动人民；但是，它的统治形态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8]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经济在有关的人们中间造成出乎意外的、难以猜测的后果；它使社会经济成为一种与我们脱节的、疏远的、孤立的现象。我们必须阐明这种社会现象的规律，正如必须研究外部自然诸现象的规律如支配动植物界的规律、支配地壳变化和天体运行的规律一样。此外，今后的科学认识应该去发现那种从来就不受人类有意识有计划地指导的社会经济的意义和规律。现在我们懂得了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解释这门科学的本质，不敢触动它们的社会秩序的伤口，以揭露其内部的弱点。因此，认识并承认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因素，等于同时判决它的死刑，这也就是意味着宣布资本统治的存在即将完蛋。现在我们又懂得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科学辩护士们，借助于一切口头上的诡辩，力图隐瞒事物的真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核心引向外壳，从世界经济引向“国民经济”。当我们初步进行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时，换言之，当我们刚刚面临着国民经济学是什么，其基本任务是什么等第一个根本问题时，我们就发现了两条道路的分歧：资产阶级的观点与无产阶级的观点，这个最早的根本问题，乍看似乎有些抽象，似乎与现代社会斗争毫无关系，但它却建立了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和作为革命阶级的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特殊联系。第六节国民经济学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具有上述的观点，那么，最初提出的种种疑问就可迎刃而解了。首先，我们明白了国民经济学的起源问题。经济科学既然是以阐明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为其基本任务，则显然就不能认为它是发生在这种生产方式形成以前的东西。近代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前提，是在几百年的岁月中，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变革，逐渐形成起来的，它决不是发生在此变革形成以前，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据毕夏教授的意见，近代社会制度的发生，乃是一个最单纯的事件，跟它的先行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什么共同之点。它只不过是专制诸侯的高贵意志和崇高智慧的单纯的产物而已。毕夏告诉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教授所指的‘国民经济’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骗人说法，这是我们早已知道了的——主要是政治上集权的成果。这种政治上的集权，在中世纪末叶，是和地域国家联盟的形成同时开始；到了现代，则是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告完成。经济势力的统一，是同政治上分立的利益服从统一的国家整体的最高目的携手并进的。在德国，近代国家理想的体现者乃是各个大地区的诸侯，他们为争取这个理想的实现，而同领地制贵族和城市进行了斗争。”[9]但在其他的欧洲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以及荷兰，诸侯的权力也完成了这样的伟业。“在那些国家里，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都跟中世纪的特权阶级如大贵族、城市、地方势力、僧俗诸团体进行过斗争。最初，他们的目的当然是在消灭那妨碍国家政治统一的独立区域，但是在导向国家专制主义发展的这一运动内部，潜伏着这样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想：为实现新的更重要的人类文化任务，要求在广泛而合乎实际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民族的统一组织。可是，这个组织，只有在共同经济的基础上才能成长起来。”[10]这里，我们看出了德国经济学教授那种奴才思想的好榜样：施穆勒教授认为，经济科学是在进步的专制主义指导下形成起来的。若照毕夏教授的说法，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外就是专制诸侯的崇高意志和其伟大计划的成果而已。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大专制君主和德国的小“专制君主”同中世纪末期傲慢的封建领主进行斗争的时候，或血腥的十字军同荷兰城市进行斗争的时候，如果怀疑专制君主对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想”或“人类的文化任务”漠不关心上，那么，他就是对专制君主犯了大不公正的罪过了。同时，他也就犯了颠倒历史事实的错误了。集权的大官僚主义国家的建成，固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前提，但从它的本身来说，在同一程度上，也不外是新经济要求的一个成果而已。把毕夏的文句倒转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政治上集权的形成，“实质上”只是成熟的“国民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成果而已。专制王权参与了这个历史过程的准备，那当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它是以愚蠢的轻率态度，作为历史发展倾向的盲目工具，而完成这种作用的。一等到适当的机会来了，它就又会准备反对这种历史倾向。情况就是这样：首先，中世纪神宠的专制君主都把那些联合他们来共同反对封建领主的城市，看作单纯的勒索对象，一有机会，他又可以把城市出卖给领主；其次，他们因为蓄意要加速完成使“国库”充满金银那种“高尚的文化目的”，便马上把新发现的大陆及大陆上的居民与文化，单纯看作非常野蛮、恶劣、粗暴的掠夺对象；再次，特别到了最近时期，在神宠的君主和其忠实的人民之间，为争夺所谓资产阶级议会制宪法那张纸片，又兴起了顽强的斗争。实际上，这张纸片，同政治上统一与集权的大国一样，对于不可抗拒的资本主义统治的发展来说，乃是非常必要的东西。事实上，使新经济方式发展起来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力量，那就是中世纪末期欧洲诸民族经济生活上的巨大变动。自发现美洲和完成绕过非洲的航行即发现去印度的航路以后，激起了预想不到的商业高涨和随之而来的商业变动，开始加速了封建制度及城市行会制度的瓦解。对新发现的国家的大规模殖民地掠夺、土地的侵占、掠夺性的远征，以及新大陆贵金属的汹涌流入、广泛的印度香料贸易、奴隶买卖的扩大（这些奴隶是供给美洲种植园主使用的）——所有这一切，都在极短时期内，给西欧国家创造出巨大的新财富及新需要。无数属于行会手工业的小工场，对于生产上必要的扩张和迅速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大商人便设法将手工业者集中市区外的大手工工场内，在自己的直接监督下，进一步迅速地更好地从事生产，而不致再受偏狭的行会规章所束缚。在英国，土地革命乃是新生产方式的序幕。由于佛兰德尔羊毛业的繁荣，刺激了羊毛需要的扩大，英国大封建贵族即以此为口实，广泛地变耕地为牧场，而且大规模地驱逐农民，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宅。因此，大批无产劳动者即无产阶级被创造出来了，他们为不断涌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准备了廉价劳动力。宗教改革也在同一方向进行活动。它导致了寺领地的没收，被没收的土地一部分赠与庄园贵族及投机业者，一部分廉价拍卖。寺领地的农业人口也大部分从自己的土地上被赶出去。于是，手工工场老板及租地农业资本家就有可能获得大批从封建及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贫苦的无产阶级人口，供自己使用。后者，在经历了长期流浪生活的苦难、公共救贫院的居留和法警的残酷迫害之后，才在新剥削阶级的雇佣奴隶队伍中，找到了栖身之所。不久，又由于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大变革，使大批不熟练的雇佣工人的使用成为可能，这时，熟练的手工业者就被排挤了。所有这些新关系的推动和进展，到处遇到封建的障碍和腐朽阶层的贫困。为封建主义所固有的、受封建主义所制约的自然经济，以及由于农奴制度残酷压迫所造成的人民大众的贫困化，当然会使工场手工业商品的国内市场狭隘化；同时，另一方面，城市行会也将更加束缚最重要的生产条件——劳动力。国家机关，也由于极端的政治分裂、社会安全的缺乏，以及不合理的关税政策和商业政策，经常妨碍并阻难新的交换方式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显然，西欧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自由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的代表，如果不想完全抛弃自己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那么，它就不得不设法扫除这些障碍。它在法国大革命粉碎封建制度以前，曾经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批判的解剖，从而，一种新科学——国民经济学——就作为资产阶级反对中世纪封建国家、建立现代资本主义阶级国家的重要的思想斗争武器之一而产生出来了。迸涌而出的新经济秩序，最初是表现在西欧迅速发生的新的财富形式之上。这种财富，比之于那垂死的家长制的剥削农民方法，大不相同，它是一种更加有利的、表面上又像是从无穷尽的源泉中流出来的东西。新的致富的最重要的源泉，开始时，并不是新出现的生产方式，而是它的诱导者——强烈的商业繁荣。因此，最早提出国民经济学的问题和对那些问题第一个企图给予解决的国家，乃是中世末期世界贸易最重要的中心——地中海沿岸最富有的意大利商业和共和国和西班牙。什么是财富？国家因何而富？因何而贫？这是封建社会的旧概念在新关系的风浪激流中失去了它传统的意义以后，所发生的新问题。所谓财富，就是黄金，它可以购买任何物品，因此，商业可以创造财富。黄金输入多，流出少的国家，就可致富。那么，一个国家即应该奖励世界贸易，攫取新大陆殖民地和发展生产输出品的工场手工业；同时，又应该禁止输入外国产品和输出黄金于国外。这就是十六世纪末最早产生在意大利的经济学说。到十七世纪，这种学说也在英国和法国起了很大的影响。尽管这个学说还是那么粗糙，但依然表示它是第一个同封建的自然经济概念断绝关系、第一个向封建的自然经济进行大胆批评的学说；它是使商业、商品生产和与商业相适应的资本形态理想化的第一次尝试；最后，它也是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策的第一个纲领。不久，生产商品的资本家代替商人爬上了舞台。当时他还是非常谨慎地在卑躬屈膝的仆人之假面具下，出现于封建领主的大厅前。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认为所谓财富，决不是黄金，黄金不过是商品交易的中介物而已。把光耀夺目的金属视作民族和国家幸福的担保品，这种看法，非常幼稚。难道黄金能够饱肚子御寒冷吗？波斯王大流士，难道不是抱着黄金宝物，在行军中饱尝了地狱般的口渴之苦吗？他难道不乐于拿一块黄金去换一杯水吗？不，财富这个东西，不过是自然界以食物和原料的形态赠给我们的礼品而已。上至国王，下至乞丐，都可以用它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人类的欲望满足得愈多，国家就愈富，因为国家可以从人民身上搜括更多的租税之故。但是，做面包的谷物，制衣服的纱丝，造房子的材木和制工具的矿产，是谁从自然界取得来的？是农业。财富的真正源泉，不是商业而是农业。因此，用双手创造一切财富的农业人口、农民群众，就应该从无限的贫困中挽救出来，以免受封建剥削之苦，从而提高他们的物质福利（手工业工场资本家，自己轻声地补充说：所以我发现了我的商品有了销售市场了！）。其次，从农业中流出来的财富，既然都到了大地主、封建贵族的手里，那么，他们当然就是唯一不能不纳税以养国家的人（资本家此时又故作假笑，喃喃自语地说：好在我们并没有创造什么财富，所以也用不着纳税）。因此，只要使农业（即以自然为基础的劳动）从封建制度一切桎梏中解放出来，则利国利民的财富源泉，即可靠它的天然的丰饶条件川流不息，所有人类的最高幸福也就必然会达到全体的自然和谐之境界！在这些启蒙学者的说教中，已经清楚地听到了向巴士底监狱冲击的轰轰暴风雨声，所以资产阶级很快就感觉自己有充分力量揭去自己的奴仆假面具，大胆现出原身，老老实实要求照自己的面貌改造整个国家。十八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农业决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不问农业或工场手工业，凡商品生产上所使用的一切雇佣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因素（斯密是指一切的劳动，但斯密及其后继者——他们已经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都认为劳动者本质上即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雇佣劳动，除创造出维持劳动者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工资以外，还为地主创造了地租，为资本所有主即企业家创造了利润（他们的财富源泉）。在一个工场里，由一个资本家指挥而进行劳动的工人人数愈多，劳动分工在工人之间进行得愈精密而准确，财富的增长也就愈大。这就是真正的自然和谐，真正的国民财富：即从劳动中产生出工资，以维持工人的生活，并使他能够继续从事雇佣劳动；产生出地租，以满足地主的舒适生活；产生出利润，以使企业主乐意继续经营企业。这样一来，不必求助于封建制度那一套陈腐而拙劣的手段，就可使大家得到满足了。所以，增进“国民财富”，即是意味着帮助资本主义企业家发财致富。而资本主义企业家即依靠自己的企业经营来维持全体社会，并且善于从现代财富的金矿脉中——即雇佣劳动中——找出黄金。因此，“善良的”旧时代的一切桎梏和障碍，以及所谓国家对臣民幸福亲切关怀的新发现的手段，都同归于尽了。自由竞争、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以及服从于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益的征税制度和国家机构——只要有这些东西存在，那么，在这个最好的世界上，人人都可以走上至善之境了！这就是揭开了面纱的资产阶级的经济福音，同时，在这种形式下，国民经济学也就接受了最后的洗礼。资产阶级向封建国家提出的实际改革意见和建议，正像历史上想用旧皮囊装新酒那样的所有企图一样，终于遭到了绝望的惨败。可是，五十年以来虽费尽心血而终未能实现的改良事业，革命的铁锤却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了。由此可知，夺取政治权力的行动，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条件。国民经济学同启蒙时期的哲学学说、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学说一起，而且站在它们前头，成为自觉的手段、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表达方式，以及在某种意义上革命行动的动力。古典国民经济学的思想内容，直到它的庸俗的后继者为止，便成为欧洲已经成长起来的和强大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面旗帜。英国资产阶级在为自由贸易（它标志着英国统治世界市场的开始）而斗争的狂飚时期，是从斯密、李嘉图的思想武库中，获得了斗争武器。而在耶拿（Jena）遭受打击后，企图恢复封建普鲁士并赋以生活能力的斯泰因－哈登堡－向哈斯特（Stein-Hardenberg-Scharnhorst）时代的许多改革，也是从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中吸取了它的思想基础。年轻的德国经济学者马尔维兹（Marwitz）在1810年甚至宣称亚当·斯密可以同拿破仑并称为欧洲最有力的统治人物。如果我们懂得了为什么国民经济学约在一百五十年前才开始产生出来，那么，采用同一研究方法，我们也可以明白国民经济学以后的命运如何：换言之，国民经济学如果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的科学，则它的存在和作用，也应该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相关联。这种生产方式一旦不存在了，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也就必然消失[11]。这就是说：一旦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经济，让位于由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有意识地组织和领导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时候，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就将失去它的作用了。于是，现在工人阶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即意味着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终结。国民经济学和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关联性，即在于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如果是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扩张的规律，那么，它就应该提示资本主义没落的规律。资本主义同它先行的各种经济形态相同，决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无限阶梯中的一级而已。因此，资本主义起源的学说，必然会逻辑地导向资本主义灭亡的学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必然会转化为论证社会主义的科学；资产阶级统治的理论武器，必然会转变为无产阶级自求解放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国民经济学一般问题的这个第二部分，无论法国或英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显然都不能解决，德国更不用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中作出最后结论的人，乃是从最初起就站在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只有从他开始，才将社会主义和现代工人运动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坚固基础上。作为建立在人类平等和友爱基础上的社会秩序的理想，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不管在最早的基督教的使徒之间，中世纪各种教派之间，或农民战争的时代，社会主义的理想常常鲜明地表现出它反抗现存社会制度的最急进的态度。但是，作为一种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都值得推崇的社会主义理想，终究不过是一种空想家的美梦，一种像闪耀云层的彩虹那样可望而不可即的黄金幻影而已。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社会主义的理想开始表现其巨大的顽强性和精力，并脱离宗教教派的理想，揭露出上升期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和破坏。不过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基本上仍是一个幻梦，一个人类头脑中的大胆构想而已。我们如果听一听格·巴贝夫（GracchusBabeuf）——法国大革命时期企图用暴力建立社会平等而进行尖锐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开路先锋——的话，就可以知道现存社会制度的极度不公平现象，实为促使它坚决信仰共产主义之唯一背景。他对现存社会制度不公平的憎恨，在他热情的论文集中，宣传性小册子中，判决死刑时在法庭上的最后辩护演说中，被用非常阴沉的调子尽力描绘出来了。巴贝夫的社会主义福音顽强地反复控诉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劳动人民的烦恼与痛苦、贫困与屈辱，反对一小撮寄生虫牺牲劳动者的利益而发财致富并进行残酷的统治。照巴贝夫的意见，有足够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存社会秩序是应该消灭的，只要有一批坚强勇敢的人掌握了政权，实行平等制度，像1793年雅各宾党人掌握政权和实现共和制一样，那么，现存社会秩序很可能早在一百年前就真的崩溃了。上一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及英国欧文三大思想家，以其伟大的天才的光彩，坚持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其方法虽有不同，但基础实属一致。的确，这三位活动家中，谁也没有考虑到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反之，他们同大革命后所有晚一辈的人差不多，对政治及社会变革感到失望，因而成为纯粹和平宣传手段的坚决拥护者。但不管怎样，社会主义理想的基础，在他们三人心目中都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说：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本质上不过是天才头脑中设计出来的方案，他们鼓励人们去实现这种方案，以使熬受苦难的人类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地狱中解放出来。但是，不管这种社会主义理想的批判力量如何，或者其未来理想的诱惑力量如何，它们并没有给予那个历史时代的现实运动和斗争以什么影响。巴贝夫除了在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几行外，并没有给后代遗留什么东西，就同几个朋友，像乘在动荡的小船上一样，淹没于反革命的漩涡中了。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成就，不过是把那些天才而热心的信徒，弄到自己周围，形成一个宗派；而那些信徒们在有成效地传播了社会思想和有价值的思想批判之后，不久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去了。欧文对无产大众的影响，固然比较大一些，但是，他在30年代及40年代鼓舞了一小群英国工人以后，也变得无声无嗅了。十九世纪40年代，出现了新的一代社会主义领袖：德国的魏特林、法国的普鲁东、路易·勃朗、布朗基。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对资本主义统治进行斗争。他们在法国里昂织工的自发的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中，发出了阶级斗争的信号。但是，这些被剥削大众的自发骚动，同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革命化了的无产阶级大众，既没有认清一定的社会主义目标；社会主义理论家，也没有设法把自己理想的实现建筑在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上。他们的社会主义，只是想通过一种巧妙设计的制度，如普鲁东的供公平商品交换的人民银行、路易·勃朗的生产组合等，来实现。只有布朗基才是把政治斗争视作社会革命手段的唯一的社会主义者。也只有他，才是当时无产阶级和其革命的阶级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人。但是，尽管如此，他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仍然是一种任何时代都能实现的方案，这个方案不过是少数革命家试图以其坚决意志实行突然变革的成果而已。1848年是形形色色的早期社会主义的发展顶峰，同时，也可说是它们的危机。巴黎无产阶级在旧的革命斗争传统的影响下，为种种社会主义学说所触动，热烈地倾向于所谓公平的社会制度那种模糊的理想。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王权刚被推翻，巴黎工人阶级就立刻利用自己的强力地位，要求畏缩的资产阶级这一次必须实现“社会共和国”和新的“劳动组织”。为了实现这个纲领，工人阶级向临时政府提出了有名的三个月期限。在这个期限内，工人阶级挨着饥饿等待回答。谁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在偷偷摸摸地整备武装，准备打击工人阶级。于是，这个期限就以难忘的六月屠杀而告终。这里，所谓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实现的“社会共和国”的理想，也就在巴黎工人阶级的血潮中被淹死了。1848年的革命没有建成社会平等的王国，反而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并导致第二帝国时代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但是，就在旧派社会主义因巴黎六月起义被镇压而永远消灭了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却在崭新的基础上成立起来。他们两人不在对现存社会制度道德腐败的非难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据点，也未发明一种似乎社会平等可以秘密输入到现代国家之中的迷人方案。他们从事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这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规律中，发现了为社会主义而努力的真正据点。如果说法国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那么，马克思正是在半个世纪后，从他们的工作中止的那一点上，继续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发现作为现代经济制度基础的规律必然把资本主义社会引向灭亡，因为，由于无政府状态的增长，愈益威胁社会的存在，引起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的灾难。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证实的那样，资本主义统治的发展倾向，必然会在它的发展的某一阶段，转变为由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方式，不然的话，社会和人类文化就将在激动的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没落下去。在资本的统治下，一方面，由于它的未来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队伍；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力量扩张到地球上一切国家，所以形成了一个无政府的世界经济，这样，就为各国无产阶级联合为一个世界革命力量，以消灭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打下基础。于是，统治社会的资本主义，就将不断加速走上死亡的道路。这个时候，社会主义也就不是什么迷人的方案、美丽的梦想，或者各国工人阶级以其单独的力量所做的实验了。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政治纲领，社会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倾向的一个成果，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为什么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学说，放在官方的国民经济学范围之外，而名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现在已经明白：马克思所发展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它行将没落的规律，固然只是资产阶级学者所创始的国民经济学的继续；但从其最后的结论上看，它却是同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截然相反的继续。马克思的学说，可说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儿子，它的出生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国民经济学是完成了的东西，同时，也是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终结。今后继国民经济学而起的是什么呢？除将马克思学说的各个部分完成之外，那就只有把这个学说用之于行动，换言之，用之于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所进行的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因此，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终结，就是意味着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实现有计划有组织的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学的最后一章，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国民经济学和现代工人阶级的特殊联系，可从两方面加以证明：一是马克思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学，比之其他所有科学，更加是教育工人阶级的最必要的基础；一是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是今日对于国民经济学具有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唯一听众。法国的奎奈（Quesnay）和布瓦吉尔倍（Boisguillebert）、英国的斯密和李嘉图，在目击行将瓦解的旧封建社会时，就曾以矜持和感激的心情迎接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同时，他们尽管对资产阶级未来的千年统治及其“自然”的社会和谐深具信心，却大胆地用锐利的眼光洞察了资本主义规律的实质。自从那时以来，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巴黎工人阶级六月起义，很快就粉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神圣和谐的信念。而且自从认识了现代阶级矛盾的现象以来，资产阶级社会对于它们的国民经济学的创造人赤裸裸地把那些事实暴露给世界，曾经表示非常愤慨。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现代无产阶级思想家正是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武器库中取得自己武器的。由于这种缘故，数十年来，不仅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学，就是曾经被看作是现实科学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在今日有产阶级之间，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应。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伟大前辈，既不能有所了解；而对于来自他们的、给资产阶级敲起丧钟的马克思的学说，当然更不能接受。因此，他们只好在国民经济学的幌子下面，从支离破碎的科学思想和歪曲现实的谬误观点中，讲授一些不成形的骗人的东西。现在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已经不是什么研究资本主义的真正倾向了，而是想追求另一相反的目的：把资本主义当作至上的、唯一可能的、永恒的经济制度，并拼命为它辩护，以隐蔽它的真正倾向。科学的国民经济学既然被资产阶级社会所忘却、所抛弃，那就只有到富于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中去寻找信徒。其目的是希望他们在这方面不仅有理论的认识，并且有实际的成就。因此，下述拉萨尔的名言，对国民经济学来说，是非常中肯的：“当科学和工人阶级——社会的两极——融合无间的时候，文化上的一切障碍都将被它们的铁手所粉碎！……”[1]毕夏：“国民经济的起源”，第5版，第147页。[2]桑巴特：“十九世纪德国国民经济”1909年第2版，第399-420页。[3]在印度，这个过程的经济背景是：农民公社的“国民经济”逐渐被破坏，这在工业……输出入的沉默的数字中明确地反映出来。——原注[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3－594页脚注。[5]尼古拉·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莫斯科1879年版，第480页。[6]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页。[7]达尔文：“一个博物学家周游世界记”（VoyageofaNatyralistroundtheWorld），第245页。[8]这个观点不大正确。卢森堡本来想强调经济外强制与经济强制之间的差别；但是，这一差别，无疑，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并无什么关系。在民主政治的幌子下，资本对于劳动人民表演着独裁暴君的角色。马克思说：“在形态上，资本主义的管理是专制的”（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7页）。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本的专制是相互制约的。——编者注[9]毕夏：“国民经济的起源”，第101－102页。[10]同上书，第102页。[11]卢森堡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只限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的科学。——编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一次英国之行——忆马克思（爱德华·伯恩施坦，191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相关链接：伯恩斯坦 第一次英国之行——忆马克思 爱德华·伯恩施坦（1918年） 编者注：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Bernstein1852—193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编者注 1880年11月底，我与我的党内同志和朋友奥古斯特·倍倍尔一道，首次来到伦敦，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次旅行，倍倍尔已在生平回忆录第三卷中，以《伦敦的卡诺萨之行》为题作了描述，我也在什么地方写过几笔。因此，下面的回忆难免有所重复。 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求得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位精神之父的谅解。他们对于1879年夏创建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某些情况极为恼火，对我参加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小组极不信任。两位老人对我尤为不满；在小组的成员中，我最有必要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搞好关系。我们的朋友卡尔·赫希柏格表示愿为我争取同伦敦人取得和解的这一新尝试担负费用，这使我特别感到高兴…… 到伦敦后，一个到车站来迎接的党内朋友带我们到索荷区的一家小客店，这里住着许多德国人。第二天早晨，我们动身去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恩格斯的住处。我随身带着一本旅游指南，还自学过一点英语，满以为有了这两样东西，不雇cab〔出租马车〕也可以应付一下了。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首先发现，英国人讲英语发音不准确。我是说，和我自学的不一样。我找警察问路，可是他们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这里我可以自我辩解地指出：他们也许是按照伦敦下层居民cockney〔伦敦佬〕的方式讲话的，这当然给初学者增加了许多理解上的困难。幸而我对自己要去的方向至少还有把握，经过一番周折，我把倍倍尔带到了恩格斯家的门前。起初我打算先回去，因为被邀者不是我而是倍倍尔，我想等邀请我的时候再去。但是，当我正想和倍倍尔分手时，恩格斯从楼里出来了，于是我也立刻被一起拉上楼去。 到了楼上，谈话很快就涉及政治问题，而且有时还谈得很热烈。恩格斯热情奔放，内心蕴藏着真正高尚的情操和美德，这一切由于他那莱茵人的天生乐观态度，使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喝吧，年轻人”，在我们的激烈争论中，他总是给我的杯子斟满他家里常备的波尔多酒。 那几天，恩格斯刚好度过60寿辰，他那旺盛的精力使我们惊叹不已。这位细高的人，穿过长长的伦敦街道时，甚至比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人走得还要快。我们一起走路时，要跟上他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要和他比酒量，我觉得更是困难。 我们争论的主题是：在两年前颁布的俾斯麦非常法的统治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1]的理论和政治立场。倍倍尔没有费很大力气就说服了恩格斯，使他相信，当时由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担任编辑的这份报纸，无论怎么说也比德国党的许多领导人立场坚定，更具有原则性，那些人的内心状态决不像别人对两位“老人”说的那么好。 我们争论大概已足有一个小时，这时恩格斯突然说：“现在该上马克思那儿去了。”我们穿上外套，随他离开了楼房。我想告辞，恩格斯对我大声说道：“别走，别走，跟我们一块儿到摩尔那儿去。”我说：“到摩尔那儿去？摩尔是谁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答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们理应知道是谁似的。摩尔，这是马克思的孩子们给自己的父亲起的绰号，因为他头发乌黑（但当时已经变白了），皮肤又略带黄色。“摩尔”住处离恩格斯家很近，在梅特兰公园路，这是通往美丽的郊区汉普斯泰特的哈佛斯托克小山的一条支路。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一家独住一幢楼房，这是当时伦敦的标准住宅，现在仍然如此，只是建筑方式略有不同。当初，凡是每年付得起40多英镑房租的市民家庭，撇开真正的别墅不谈，都可住上一幢四至五层楼的住宅：地下室或半地下室〔basement〕，包括厨房、一个房间和储藏室等配间；一楼有门厅和两个房间（叫做前客厅和后客厅）；二楼有这幢楼里最大的房间，通常用做客厅，而恩格斯却用做书房和工作室，另外还有一个小套间；上面几层各有两三间卧室和存放杂物的小房间。 这些房子的高度要比宽度大得多，其中较便宜的都是些8幢、10幢或12幢为一群的高而窄的楼房，是一个建筑师按照同一个式样修建起来的。因而，这种建筑群中的房子，从外表上看往往毫无差别。高度近视的马克思，外出回来，总是拿不定是站在自己家门口还是邻居家门口，经常是钥匙打不开门，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当然，这种成群的建筑方式大大降低了费用。伦敦人所以能住上有大小8-10个房间和一个小花园的楼房，而交纳的房租又比大陆上的头等城市少得多，这也是原因之一。 凡是住过楼房的人，首先会发现，要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必须上下楼才行。这是非常麻烦的事，而英国人却把这看作天经地义。楼梯把房间隔开，除了明显的不便，也有一些好处。英国下层市民非常喜欢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起居室，这间屋一般叫做早餐室（breakfastroom）。这间屋进出厨房方便，冬天好取暖，夏天也不太热，很多家庭整天都在这里用餐，晚间，全家在这里聚集一堂。这间屋子往往布置得非常舒适，因而，习惯于大陆居住条件的人，当住着陈设讲究的楼房的主人在地下室款待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印象。 马克思住的房子比恩格斯的小些，地下室的房间也相应地简单些。尽管如此，马克思家都在早餐室里进餐。恩格斯家虽然地下室面积相当宽敞，却是在一间客厅里进餐。在我们访问期间的某一天，我和倍倍尔在马克思家的地下室房间里，受到了满桌酒菜的款待。 马克思的工作室位于二楼的背面。第一天马克思就是在那里接待我们的。他非常热情地向倍倍尔问好，也像恩格斯那样，很快就向他表示了兄弟情谊。他对我也很友好，谈话没有接触我们争论的问题。因此，比在恩格斯那里轻松得多。马克思比恩格斯仅仅大两岁，而给人的印象却要老得多。他以一种长者的清晰而平静的语调讲话，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根据别人的说法（当然大多是敌人的说法），我本来以为会见到一个相当乖戾又非常易怒的老先生，但面前却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人，他那深色的眼睛中流露出友好的微笑，言语中饱含着温暖的感情。几天以后，当我告诉恩格斯，我所看到的马克思和我想像的判若两人，这使我感到惊讶，恩格斯就说：“嗯，摩尔现在也还会大发雷霆的。”不久，我就真的领教了。为了不使人得出错误的结论，我要补充一句：使马克思发怒的是我们在谈到第三者的一本书时，我试图为它辩护。 倍倍尔和我前往伦敦的使命，从各方面看，都圆满地完成了。倍倍尔当时风华正茂，他那真诚坦率和就德国政治形势及党内状况所作的详尽阐述，使两位老人欣喜若狂。至于我本人，看来他们原以为我是个自命不凡的书斋社会主义者；看到我不是那样，而是全心全意投身于实际运动的人，在写作方面还有自知之明，他们似乎感到快慰。一天，我略带愧色地向恩格斯承认，虽然年已30，还没有写过一本书，这时，他险些扑上来拥抱我。他大声地说道：“什么，您还没有写过书，这可太好了！”他激烈地谴责当前德国有些人还没有学到任何正经的东西，就什么书都写。其实，一个人如果有用的话，24岁就可以写出一本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样划时代的书来，我控制自己，没有提醒这本书的作者回想一下这件事。 我们这次在伦敦逗留了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是可以看到和观察到一些风土人情的。但是，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散步时全神贯注地倾听恩格斯的言谈，我的思想感情集中于接触到的范围较窄的一些人，因此，我对这个大城市本身和当地居民仅仅留下了淡薄的印象。无论看到什么东西，我几乎都感到生疏。但我一则没有时间，二则英语不行，无法去接触和研究某些事情和人物。恩格斯把倍倍尔当即作为客人留在家里住下，而我还住在索荷区的小客店里，这样我的许多时间就花费在跑路上了。因为花钱雇马车要超出我给自己规定的预算。 当然，我们去参观了英国博物馆。恩格斯指给我们看著名的罗塞达石，这块石头对辨认古埃及象形文字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为说明斐迪南·拉萨尔的妄自尊大，恩格斯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1862年，当马克思指给他看这块石头时，他脱口说道：“我来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刺激一下埃及学家，你看如何？”现在，我们从布鲁格施-帕沙的回忆录中得知，拉萨尔确实打算认真研究这门学问。 马克思周围的人对拉萨尔都没有好感，尤其是马克思家的女性成员，非常讨厌他在1862年夏访问时的那副花花公子的派头，马克思平时尖锐地批评他，但在夫人和女儿面前却一再为他辩解。 马克思夫人在我们访问期间已经重病缠身。尽管如此，她在我们应邀去吃午饭的那天，还是离开病榻，到席间对我们表示欢迎。她亲切地谈到我们的工作，对倍倍尔的功绩作了恰如其分的赞扬，并举杯祝倍倍尔和我身体健康。但在饭后，她不得不立刻回到病房。从她的举止看得出她是个极有教养的妇女，她谈吐和蔼热情，毫不浮夸。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在座，但当时我只和最小的爱琳娜较为密切。后来，我和我的夫人都同她建立了诚挚友好的关系…… [1]《社会民主党人报。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DerSocial-Demokrat.OrgandesAllgemeinendeutschenArbeite-Vereins)——德国的一家报纸，1864年12月15日—1871年4月26日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年每周出版，1865年1月起每周出版三次，有时六次；1865年12月起副标题改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所有人和出版者为约·巴·施韦泽和约·巴·霍夫施泰滕，主编为施韦泽，1865年2月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撰稿人还有伯·贝克尔、约·菲·贝克尔、约·格·埃卡留斯、格·海尔维格、莫·赫斯、威·吕斯托夫和亨·武特克。 载于爱·伯恩施坦《我的流亡岁月》(《AusdenJahrenmeinseExils》) 摘译自爱·伯恩施坦《我的流亡岁月》1918年柏林版第162—163、164—172页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119页
卡尔·马克思在莱比锡（威廉·布洛斯，191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 卡尔·马克思在莱比锡 威廉·布洛斯（1914年） 编者注：威廉·布洛斯（WilhelmBlos1849—1927）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篇文章摘自191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威·布洛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旧事琐记》第一卷《人民国家报》一章。 我出狱的前一天，李卜克内西说他要在监狱门口等我。“你会感到吃惊的”，他用神秘的口气对我说，“你会大吃一惊的”…… 第二天早晨，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我兴冲冲地走出监狱大门。李卜克内西和他的一个小儿子站在门外。旁边站着一位50岁左右的人，由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搀着胳膊。他瘦高的个子，留着长长的白胡须，只有上嘴唇的胡子是黑的。他容光焕发，看上去像个快活的英国老人。从他的形象我立刻认出——这就是卡尔·马克思。那位年轻女子是他的女儿爱琳娜，也叫杜西。 他和蔼可亲地向我走来。在小市民眼里，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在警察看来，他是国际革命的化身。当时有许多关于马克思的传说，上层社会的胆小鬼把他看成在地底下挖掘社会秩序墙脚的大田鼠，因而胆战心惊。对于他真正的伟大，他们却一无所知。 在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受到《新莱茵报》的主编、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建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作者的欢迎，我是多么自豪、多么幸福啊！ 许多马克思同时代人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而狂妄的人，一个阴险而易怒的人。由于他遭受难以置信的各种诽谤，以为可以蔑视他的某些蠢人很可能对他粗暴地下过逐客令。我们却为他那极端的温厚所倾倒。 我们们到李卜克内西家里吃饭，娜塔利亚夫人尽力要使客人吃好，她做到了这一点。喝咖啡的时候，大家谈话非常活跃。我们谈到上帝一再为自由思想者所推翻。马克思说，可爱的上帝要十分gaîté〔愉快〕，才能心平气和地目睹世上发生的一切。接着我们谈到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李卜克内西不能原谅他，因为他在巴黎处于诗人的荣誉顶峰时，像婆罗门一样披着庄严而高傲的诗人外衣对待拜访和崇敬他的人。李卜克内西也领教过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应当宽容海尔维格的性格和缺点，因为他在争取人类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确实有功绩。马克思说，诗人海尔维格成了普鲁士的倒霉的波扎[1]后，亨利希·海涅曾对他进行无情的讥讽。这时，马克思找过他朋友海涅，请求他不要再用他那可怕的讽刺来挖苦他。海涅低声答道：“我可根本就没有惹过他呀！”——海涅就是这样！ 下午，我们穿过草地，到施洛伊西希去。马克思和我走在别人后面一点。他发现我对他的历史回忆很感兴趣也很理解，显得特别高兴。他很快就谈到了拉萨尔，告诉我他讨厌这个人的原因。 他说，1848年他（马克思）和朋友们就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着眼于未来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但是，他们当时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同反动势力的斗争，尽可能地推进资产阶级的革命因素。这时拉萨尔和他的哈茨费尔特跳了出来，把他的私事同革命斗争极其可恶地搅和在一起。马克思愤怒地说：“他搞了不少无耻之极的名堂。但我们连甩都甩不开他。”马克思这是指哈茨费尔特的婚姻纠纷中首饰盒被盗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诉讼案。[2] 马克思还给我讲了他和书报检查官进行斗争的有趣的故事。事情发生在40年代初，当时他是科隆旧《莱茵报》[3]的编辑。因为这家报纸发表过马克思几篇关于省议会的著名文章，所以检查官特别对它怀有敌意，并想方设法折磨它。马克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制伏这个笨蛋”的办法。 给检查官看的校样，必须在晚上送去，因为报纸要在早晨出版。检查官的红笔还常常使印刷所夜间的工作拖得更长。 一天晚上，检查官应邀带夫人和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们去参加省长举行的大型舞会。在走以前，他必须先完成自己的检查工作。可是，就在这天晚上，校样没有按平常的时间送去。检查官不能玩忽职守，只好等了又等，但他又必须到省长那儿去，因为这对他的女儿们可是个好机会。快到10点钟了，检查官万分焦急，就让老婆和女儿们先去省长那儿，同时派佣人去印刷所取校样。佣人回来报告说，印刷所已经关门。于是，处于绝望的检查官只好跳上他的车子老远地赶到马克思住处去。这时大约已经11点了。 门铃响了很久，马克思从四楼的一个窗子里探出头来。 “校样！”检查官向上吼道。 “没有！”马克思向下喊道。 “可是！！”…… “我们明天不出报纸！” 说完，马克思关上了窗户。检查官遭到愚弄，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此以后，他就老实一点了。 马克思在莱比锡呆了几天。我们建立了友谊，后来还保持联系。他的女儿爱琳娜对我也很友好。她当时恋爱着作家利沙加勒，他是公社流亡者，住在伦敦，正在写一本关于公社起义的书。但是马克思激烈反对这门婚事，他带着女儿去德国旅行，为的是让爱琳娜从利沙加勒身边离开。马克思不同意这门婚事，这是明显的。但是，考虑到爱琳娜·马克思后来遭受的悲惨命运；人们就会相信，她要是成了利沙加勒的夫人[4]，情况倒会好些。 后来，有人用谗言竭力破坏我们的友谊，爱琳娜·马克思也就对我抱反感了[5]。在这期间，我还收到过她的一封友好的来信。 在莱比锡，马克思很想见见《人民国家报》[6]经常提到的警察局长吕德尔。李卜克内西和我同马克思一起去一家他经常光顾的酒店，在这位警官对面坐了下来。不知是此人认出了马克思，还是觉得有什么别的不自在——他突然站起来，离开了酒店。 [1]波扎是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人物，一个高尚而思想自由的内侍官，他企图影响暴戾的国王。这里是指1842年12月海尔维格上书批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而被逐出普鲁士一事。 [2]1846-1854年，拉萨尔作为律师曾担任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的辩护人。1848年2月，他因被指控教唆偷盗一个装有文件的首饰盒供他办理此案时使用而被捕。拉萨尔一直被监禁到8月，由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3]《莱茵报》，全称《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保证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 [4]布洛斯这里暗指爱琳娜同爱德华·艾威林的不成功婚姻。 [5]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年代里，布洛斯转向了机会主义立场，这大概使爱琳娜·马克思同他断绝了往来。 [6]《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dersozialdemokratischenArbeiterparteiundder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dersozialdemokratischenArbeiterparteiundderIntenationalen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5年6月11日起又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dersozialdemokratischen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报纸编辑部的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 载于1918年5月4日《钟声》（《DieGlocke》）第4年卷第5册第159—161页 译自《摩尔和将军》1970年柏林狄茨出版社版第348—353页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109页
伦敦的卡诺萨之行（奥古斯特·倍倍尔，191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 伦敦的卡诺萨之行 奥古斯特·倍倍尔 编者注：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Bebel1840—1913）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1867年起领导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这篇文章是倍倍尔的《我的一生》一书的第3卷的片断。 1869年底，我有闲暇认真地阅读1867年夏末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而这是在监狱里。五年前我曾想阅读1859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工作已经太多，还要进行生存斗争，我简直没有足够的空闲来理解、消化这部艰深的著作。马克思和思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只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才为党[1]所知。我所得到和爱读的马克思的第一部著作，是他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发表的《成立宣言》。我是在1865年初读到的。1866年底，我已经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 我早就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居住地伦敦去旅行，然而总是一再耽搁，直到1880年才得以实现。 由于希尔施被选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以及党的领导机关中大多数人怀疑这次选举，我才想到必须开始那计划已久而总被推迟的伦敦之行。当时希尔施也在伦敦，我可以很快地和他当面商量。此外，我还希望伯恩施坦（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希尔施都对他有很深的成见）和我一起到伦敦的狮子洞里去，为的是表明他并不是像这两位老人所想像的那么坏。再说，伯恩施坦本人住在苏黎世，每天写有关德国情况的报道，文章中一点也没有李希特尔年鉴中那篇恶毒的三星文章[2]所流露的情绪。我甚至暗地希望，如果希尔施拒绝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就可以叫伯恩施坦代替他。要是果真如此，就必须使新编辑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有一个大致良好的私人关系。因此我建议伯恩施坦和我来一次“卡诺萨之行”[3]，到伦敦去。他立刻同意。我们在加来会面了，因为伯恩施坦有一切理由避免踏上德国的土地。[4] 到伦敦后，我们首先拜访恩格斯，那是上午10—11点之间，他正在早饭。恩格斯有一个习惯，夜里两点钟以前不休息。他非常亲切地接待我们，立刻用“你”来称呼我，下午我们去拜访的马克思也是这样。不久前成了鳏夫的恩格斯，邀请我住在他那里。我们当然要利用住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就各种问题充分地交换意见，在这过程中，伯恩施坦显然赢得了这两个人的信任。 我们在伦敦的那些日子里，恩格斯的行动和时间都很自由，常常作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游览伦敦的名胜。这时保尔·辛格尔也到了那里，他每年都要因事到英国来旅行，恰好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在伦敦度过的那个惟一的星期日，马克思把我们全都邀请去吃饭。 我早就认识了燕妮·马克思夫人，她的仪表雍容大方，善于以最令人满意和亲切的方式招待客人，她立刻博得了我的好感。在那个星期日，我也认识了马克思的大女儿，她也叫燕妮，嫁给了龙格，那天她带着她的孩子们一起来了。看到被说成是人类仇敌的马克思那么亲切温柔地和自己的外孙们游戏，这些孩子们又是那么爱恋他们的外祖父，我十分惊奇和愉快。那天除了大女儿燕妮，还有两个小女儿：杜西（后来是艾威林夫人）和劳拉（拉法格的妻子）。黑眼睛、黑头发的杜西，简直和她父亲一模一样；栗色金发和深色眼睛的劳拉，更像母亲。她俩都很美丽活泼。 马克思的妻子和孩子都称马克思为“摩尔”，好像他没有其他名字似的，对此，外人无不感到惊奇。这是因为他有一头漆黑的头发和胡须，那时他的头发已经灰白，胡子还是黑的。恩格斯有个亲切的绰号。马克思一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都叫他“将军”，而且总是用英文叫他General。他所以获得这个绰号，是由于他特别喜欢研究军事问题，人们认为他对军事和战术的见解具有权威性。 我在离开伦敦的前夕，再一次拜访了马克思。马克思的妻子正卧病在床。我希望和她告别，马克思把我带去见她，并严格地嘱咐我同她谈话不能超过一刻钟。但我们一谈就很起劲，我忘记了她的病况，在她那里坐了不是一刻钟而是半点多钟。马克思忍耐不住了，他责备我，说我要他妻子的命。我悲伤地向她告别，因为她患的是不治之症。此后我再没有见到她。第二年她就逝世了。 …… 在结束这篇文章以前我还想谈谈思格斯。恩格斯为人和蔼可亲，他遵守马丁·路德的箴言：醇酒、女人和歌曲是生活的乐事，但是他也决没有忘记工作的严肃性。直到死前，他始终是一个最勤奋的人；当他70岁高龄的时候，还学习罗马尼亚文，并且对一切事件都兴致勃勃。他总是兴高采烈，精神饱满，对他的动荡生活中的各种细小有趣的情节都记得非常清楚。在欢乐的聚会中他常常谈到这些事，使谈话饶有趣味。在他那里度过一个夜晚总要使人愉快地回忆起与他有往来的朋友和同志们。不论话题是严肃的还是轻松愉快的，谈话总是很活跃的。恩格斯也是一个善饮的酒客，他有一个很好的酒窖，每逢客人称赞他的酒时，他就十分满意。 在清教徒的星期天，也就是说，在热爱生活的人不愿在伦敦度过的这一天，恩格斯却开门迎客，谁来都欢迎。早晨两三点钟以前是没有一个客人回家的。直到他1895年逝世为止，我曾到他那里作过几次客。他也曾到我家作过一次客，那是在1893年，经我不断催促，他决定去大陆旅行，借此机会出席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5]，随后访问了维也纳。他于1895年逝世，享年75岁，我觉得似乎“我”的一部分也死了。很多人都同我一样有这种感觉…… [1]即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是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政党。该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建立，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 [2]指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三人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署名用了三星，该文载于赫希柏格（笔名路·李希特尔）主编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年苏黎世版第1年卷第1册第75—96页。——编者注 [3]卡诺萨在意大利的北部，1077年德国皇帝亨利四世为了祈求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取消开除他教籍的决定，到卡诺萨去向教皇朝拜。“卡诺萨之行”是表示忏悔和屈服的意思。——编者注 [4]指当时德国正在实行1878年通过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迫害。——编者注 [5]指1893年8月6-12日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载于奥·倍倍尔《我的一生》（AusMeinemLeben》) 摘译自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版第1卷第128页，第3卷第148—149、153页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103页
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1873年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 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 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 编者注：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Герм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Лопатин，1845—1918）是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这是洛帕廷写给尼·彼·西涅尔尼科夫的信的片断。 1873年2月15日 ……我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和伦敦度过的，在那里我也像在俄国一样靠写作维持生活，并利用闲暇时间来研究工人运动和外国社会生活的其他有趣的现象。 我在伦敦遇到一位叫卡尔·马克思的人，他是一位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的作家，是全欧洲最博学的人。五年前他想学俄文；学会俄文后，他偶然看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的著名论文的注释[1]以及这位作家的其他一些文章。马克思读了这些文章，深深地敬佩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现代所有经济学家中惟一真正具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而其他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编纂者罢了；他的作品具有独到的见解、说服力和深刻的思想，是目前经济学著作中惟一真正值得阅读和研究的；俄国人应该感到惭愧，因为至今竟没有一个俄国人想到把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介绍给欧洲；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政治上的死亡，不仅是俄国学术界也是整个欧洲学术界的损失，等等。虽然我早就非常重视车尔尼雪夫斯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但是我在这方面学识浅陋，不能在他的著作中区分他本人的思想和他受其他作家影响的思想。显然，这样一位权威评论家的评论只能使我更加敬佩这位作家。当我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作家的评论同对他的高尚品质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评论（这是我偶然从熟悉他的那些人那里听来的。他们一谈起他就非常激动）比较时，我就急切地想把这位伟大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位俄国应该引以为荣的政论家和公民还给世界。我简直不能忍受：一位优秀的俄国公民、一位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一位确实值得记载在俄国光荣碑上的人物正在痛苦地虚度光阴，被葬送在西伯利亚的荒野。我发誓，无论当时或现在，我都会心甘情愿地毫不迟疑地去代替他，只要这是可能的，只要这种牺牲能使祖国的一个最有威信的活动家回来参加祖国的进步事业。我将毫不动摇地去这样做，准备像一个士兵愉快地以自己的胸膛去掩护敬爱的将军。然而这是无法实现的幻想。而且当时我觉得要帮助这个人还有另外一个更实际更容易实行的办法[2]。根据我个人对这种情况的经验，根据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我认为这样做也并不是不能实现的，只要有一些勇气、事业心和少量的金钱就行了。因此，我立刻写信给彼得堡的两位朋友请求帮助，他们愿意给我所需要的款子，并答应我，如果事成以后就把钱还给他们，失败就算了。当我路过彼得堡时，还有三个海关上的朋友给了我一些钱，一共凑到1085个卢布。 我离开伦敦时，除了对信上谈过并借过钱的这五个人以及日内瓦的艾尔皮金（由于某种用不着在此详述的偶然情况，他早就知道我的打算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的去向。甚至也没有告诉马克思，虽然我和他十分接近，非常爱戴他，尊敬他，但我相信他一定会认为这种打算是疯狂的行为，会劝我放弃这种打算，而我是不喜欢放弃我的既定方针的。 我既不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戚，也不认识他“同时代人”的老朋友，甚至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由于在西伯利亚没有一个熟人，甚至也没有介绍信，我只好在伊尔库茨克住了大约一个月，直到我知道应该应该怎么办为止。在伊尔库茨克长时间的逗留，再加上我有些疏忽和我无法支配的情况，引起了地方当局对我的注意。我的失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艾尔皮金的不慎重所造成的，因为他把我到达的消息泄露给一个住在日内瓦的政府密探。不管怎样，我被捕了，第四次被关进监狱。我看到事情已经败露，前途未可乐观，而且审判还在长期地拖延，并等着我的供词（而我认为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因此我决定逃跑，但是没有成功，我被关进伊尔库茨克监狱。[3] [1]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第一部的补充和注释》1869年日内瓦版第3卷。——编者注 [2]洛帕廷想营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逃出流放地。——编者注 [3]洛帕廷于1871年6月3日第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监狱逃走，但立刻又被捕，在1873年7月10日第二次逃跑时才获得成功。1873年8月，洛帕廷已经到达巴黎。——编者注 载于《格·亚-洛帕廷自传、著述、通信、论文及诗歌集》1922年彼得堡版 译自《回忆马克恩恩格斯》1956年俄文版第204—206页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93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泰奥多尔·库诺，193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上 泰奥多尔·库诺（1933年） 说明：泰奥多尔·库诺（TheodorCuno1847—1934）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1871—1872年他经常和恩格斯通信。这篇回忆文章是他八十六岁时用英文写的。——编者注 ……这是在1869年，我由于参加在奥地利国会前争取所有年满21岁的人的普选权的示威游行，不得不从奥地利逃走。我逃到意大利，以免落入奥地利的牢房。我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的里雅斯特、威尼斯、维罗那、米兰的同志们都帮我找工作。最后我定居在米兰的一家FonderiaElvetica〔瑞士铁工厂〕，那是制造水稻收割脱粒机的地方。我又重新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并建立一些地方支部。我是一个德国人，我把我的报告寄给在瑞士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他是国际的德国人支部的书记，而贝克尔却让我同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联系，因为恩格斯担任意大利的通讯书记。这样我就开始和住在瑞琴特公园路的恩格斯通信。因为我不能把信直接寄给他，只好寄给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一位少女。 这就是我同恩格斯及马克思认识的开始。恩格斯不仅在信中告诉我作为一个鼓动家和组织者所应负的职责，而且还作为一个好朋友，同我谈到他对米兰的回忆，因为年轻时他曾在那里研究过意大利的丝织业[1]。 不久我就掌握了意大利文，我坚决主张我们的工人联合会出版一份周报，我们称它为《铁锤报》，该报一共出了六期，但全部被警察没收，我也被捕了。那些巴枯宁分子，其中有些是我们联合会的会员，向警察出卖了我。我被逮捕，在维罗那监狱里蹲了三个月，我和马克思、思格斯的来往信件全被没收。这些信被译成意大利文，再也没有退还给我。意大利人把我交给奥地利人，他们把我送到因斯布鲁克监狱关了几天，然后又把我交给巴伐利亚人。巴伐利亚人却把我放了，因为在德国找不到任何证据，尽管意大利人告诉他们，说我是“危险的国际革命分子”。我从慕尼黑动身到莱比锡，在那里遇见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我放弃了我的德国国籍，就到了比利时的列日，恩格斯给了我那里许多人的住址。但是比利时警察接到意大利人的通知，就立刻把我送到法国，我从法国又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在这里，巴枯宁分子把我交给西班牙警察，而我必须返回德国，因为我的双亲住在杜塞尔多夫。 在这里我建立了一个国际的支部，支部派我为代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2]。参加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是我从事社会主义活动中最灿烂的时刻…… ※※※ 我到达海牙时，代表大会已经开幕了。会议是在伦巴特街一家舞厅中举行的，舞厅长约50英尺，宽约20英尺，边上有一个楼厅，那里没有几个人，只有几家地方报纸和外国报纸的采访记者…… 我走进大厅，看到摆成马蹄形的一圈桌子，桌旁聚了一群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有趣的人。其中有许多人是我认识的，有一些人是从照片上认得的，有一些人是听别人谈到的，还有一些人是从他们典型的民族外貌而知道他们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代表。 我看到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正像听人家说的那样，他身材魁梧，长须乌黑，高额骨，宽肩膀…… 然后我看到了恩格斯。他坐在会议主持人[3]的左边，一面吸烟，一面写，聚精会神地听别人发言。当我作自我介绍时，他从纸上抬起头来，抓住我的手，兴奋地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占绝对优势。” 大家知道，这是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一次决定性的斗争。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应当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能对付有组织的敌人的优秀的部队，还是应当四分五裂，每一个成员都要发号施令。而巴枯宁这位永无谬误的大独裁者要领导所有的国际成员，迎合他们的虚荣，使他们成为他的盲目服从的工具。 恩格斯的相貌我是从照片上认识的，但实际上他比照片显得瘦一些。他高而瘦，骨骼很大，但是很匀称，有棕色的长胡子、浅蓝色的眼睛。他动作迅速，口齿清楚；周围的人们确信，他知道他要求的是什么，知道他的谈话和动作会产生什么结果。凡是和他谈过话的人都从他的每一句话中得到许多新的东西。他的头脑是科学知识的宝库。恩格斯会十几种语言，他学习这些语言是为了领导旧世界许多国家的运动。 在恩格斯的对面，坐着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他曾在西班牙进行反对巴枯宁秘密组织的斗争。恩格斯一面介绍我认识拉法格，一面大声说：“请看，这两位就是我们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斗士！” 马克思坐在恩格斯的后面。我根据他的长满卷发的大脑袋立即就认出他了。他面色黝黑，头发和胡子都已斑白。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外套。当他要特别注意某个人或某件东西时，就把单片眼镜贴在右眼上。恩格斯带我去见他，他亲切地欢迎我，并邀我在会议结束后同他谈谈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状况。 吸引我注意的另一个人是长着犹太人面孔和带有南德意志口音的青年。他正在把德国人的发言译成法文。恩格斯告诉我，他是巴黎公社教育部部长莱奥·弗兰克尔。弗兰克尔是一位非常聪明、学识渊博的匈牙利人。他的生活充满了痛苦的遭遇，在法国和匈牙利曾受到迫害，这是所有参加运动的老人都知道的…… 代表大会照常顺利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委员依次宣读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是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写的。由于有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代表只懂本国语言，我被指定为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翻译，我的工作量很大，既要翻译全部报告，又要翻译会场上所有的对话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解答的一些问题。马克思谈话不太流利，他不是一位特别出色的演说家。而恩格斯的发言采取谈话的方式，充满了讥讽和幽默，很像我们德国大学生的谈话。马克思谈话时，不时摘下他的单片眼镜，然后又从容地贴到右眼。他那时已经55岁了，但仍很健壮，浓密的头发和胡须稍有灰白。由于他脸色黝黑，他的大学伙伴曾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摩尔”。要是美国青年看到他，一定会把他叫做“黑鬼”。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一向称他“摩尔”，把他当做亲密的同伴，而不是严厉专横的家长。 总委员会的报告在读完和译完后，就转交给一个调查组织情况的委员会。接着宣读各支部的报告，有时还要讨论，同时许多代表还做了即席发言。可见我的翻译工作并不清闲，我必须随时“坚守岗位”。此外，我还是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委托我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总委员会对巴枯宁和吉约姆破坏活动的诉讼的结论。 这个委员会由吕肯、瓦尔特、斯普林加尔、维沙尔这几位代表和我组成，总是在会后晚上工作。委员会收到大批信件、刊印的文件、报告等等，我们每晚都要整理这些材料到深夜，为的是在五天以内做出明确的结论…… 调查巴枯宁秘密活动的委员会继续做单调乏味的工作——阅读信件、文件、摘录，我们疲惫不堪，昏昏欲睡，这时，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们都休息了，有人在旅馆里，有人上戏院、听音乐、逛公园或者去海滨…… 我们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结束了令人厌烦的工作，报告了巴枯宁的罪状：他企图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来破坏国际；老实说，这个同盟的名称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在这个伪组织里，既没有丝毫的民主，也没有丝毫的社会主义，其目的显然是企图分裂和毁灭国际。调查委员会证明了巴枯宁的罪状，并提议由多数通过把他开除出国际。一个西班牙人抓起手枪对准我喊道：“这种人应该枪毙！”因为我作为主席曾投票反对巴枯宁……这个人腰上围了一面红绸旗子，显然打算在全世界宣布社会革命时展开这面旗子。这个狂暴的西班牙人被缴了械…… 绝大多数代表通过了委员会的报告，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了…… 当我正和马克思、恩格斯在旅馆里饮酒畅谈时，米兰的旧领事鲁道夫·施拉姆给马克思送来一张名片，要求和他会面；施拉姆希望马克思把他推荐给德国某些区的选举人，这样他就会作为他们的代表被送到德国国会。马克思拒绝会见施拉姆…… 在海牙代表大会第一天会议休会后，我请求代表们在大厅再留几分钟，因为为我想作一次个人的声明。我大声说道：“鲁道夫·施拉姆虽然是普鲁士驻米兰的领事，但他不但不保护我免遭意大利警察的迫害，反而帮助他们窃取我的东西，他是一个坏蛋，是一个小偷！在这件事上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他，人在这里，就在海牙，他想靠卡尔·马克思的帮助，把他选进德国国会。”……我当众要求施拉姆让意大利警察局把我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来往信件还给我。 过了一天，施拉姆先生在代表大会的上午会议上出现了，并要求那个称他为小偷的人当众向他道歉，或者和他决斗。后来我把那天上午发生的事告诉了巴顿同志。次日早晨我和施拉姆相遇，我拒绝和他决斗，他只好走了，因为我早已不再决斗，不再做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这种荒唐事了，虽然我在做大学生时曾不止一次地用锋利的长剑参加过所谓“决斗”，并且头部也被刺伤，现在还留有伤痕……施拉姆离开海牙时，说我是“胆小鬼”。我在学生时代经历过11次决斗，这就是一个反证……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代表大会照样继续开下去…… ※※※ 我们大多数人从海牙到阿姆斯特丹，当地的国际委员在那里租了一个大厅，以便举行公开的宣传大会。大厅很窄，既没有凳子，也没有椅子，来开会的人只能站着听……第一位主讲人是马克思，他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我到会没有多久，就陪同法国同志们去参观运河纵横的古老的阿姆斯特丹…… 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和思格斯邀请代表们到海牙附近的海滨避暑地斯赫维宁根午餐。饭前我们都去洗海水澡。我差不多游出250米，我从来没在海水中游泳过，没有力气同海浪搏斗，所以游不回来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比我力气大，又比我游得出色，看见我处于危险之中，就潜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岸上。 在斯赫维宁根，马克思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几个女儿。其中一个嫁给保尔·拉法格，另一个嫁给一位法国代表（我已不记得他的姓名，我年事已高，记忆力不管用了）。爱琳娜·马克思（我们称她杜西）是马克思的第三个女儿。马克思在把我介绍给拉法格时说道：“库诺，听说你要到美国去，那么，你应该像我的女儿嫁给黑人一样，娶一个黑人，因为拉法格就是黑人的后裔。”我答应尽力照办，但环境不允许我实现诺言，因为我在纽约的50多年中并没有遇见一位可以做我妻子的黑人妇女。 当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常和马克思以及他的一家人会面，也和恩格斯见面。我们常在一起吃饭，看戏。我和马克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在美国建立国际的问题。晚上我有时住在马克思家，有时住在恩格斯那里。我在伦敦玩了几次，参观了议会大厦、伦敦塔、圣保罗教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一把椅子，马克思曾整年整月地坐在那里，读书，记笔记，为不朽的著作《资本论》作准备工作。这把椅子是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指给我看的。 海牙代表大会和以前所有代表大会的文件到底在哪儿，我不知道。我敢担保，当我同左尔格一起乘大西洋号轮船到利物浦去的时候，这些文件并不在他的小箱子里。后来，当总委员会改设在纽约时，我也没有看到这些文件。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总委员会的会议，因为我不在纽约，而在为生活奔忙。 泰·库诺《回忆录》（《Reminiscences》） 摘译自《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莫斯科英文版第206—213页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92页 【相关文献】 弗·恩格斯《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1872年4月22—23日）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1年11月13日）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年1月24日）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年4月22—23日）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年5月7—8日）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年6月10日）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年7月5日）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年8月4日）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年10月29日）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1883年3月29日） [1]看来是指恩格斯于1841年5月随同父亲前往意大利，并在米兰逗留10天左右。 [2]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3]指荷兰代表亨德里克·格尔哈特。——编者注
市场经济、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前途——奥尔曼教授访谈（200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市场经济、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前途 ——奥尔曼教授访谈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0期 说明：伯尔特·奥尔曼（BertellOllman）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自1970年以来，他先后在十几个国家做了数百场学术讲座，从不同视角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问题。他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出版了15本著作，其中，《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和《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已有中译本。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载于其个人网站：www.dialecticalmarxism.com。近期，受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委托，武汉大学颜鹏飞、石云霞、孙来斌、邵秋芬等四位教授在访美期间对奥尔曼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本文为专访实录译文。 本站转载此文时，删去了论及邓小平的一段。 颜鹏飞：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异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市场经济，如何克服异化现象，是一个非常艰难但也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学者劳勒强调市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六大阶段中的一个“长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并认为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承认“一个处于中间的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存在。穆尔则把马克思说成是半截子市场社会主义者，即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但后来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非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您看来，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或者半个市场社会主义者吗？ 奥尔曼：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我们从他提出的“生产方式”概念就足以得出这一结论。根据这个概念，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这意味着它们以各种方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这些过程尚未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要求之前，它们都不可能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形式，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形式了。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配和交换关系结合起来是可能的。然而，在把市场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种种努力当中，出现了我们熟知的各种社会、经济以及心理的问题。中国的读者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阅读《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一书中我对劳勒的批评部分。事实上，大部分市场社会主义者都不太能理解辩证法以及它的真正含义。对马克思而言，经济的主要过程都是内在地互相关联的。我在《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一书中对此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孙来斌：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直存有不同的解读倾向。在您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否意味着他对市场经济的认可？列宁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吗？ 奥尔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实用主义的行动，目的是为了重新启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摧毁的俄罗斯经济。换言之，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列宁从来也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 颜鹏飞：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底能不能结合，这个问题被称为“斯芬克斯”之谜。关于这个问题，近期有三个新动态。（1）美国主流派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总结了市场社会主义六大缺陷即六大神话，即定价神话、社会化工业神话、计划神话、集中化神话、产权神话以及两条道路的神话。（2）著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科奈指出，“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企图产生出一种不自治的体制：公有制的统治与市场的运作是不兼容的”，并在《大路与小路》一书中明确宣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能相容的。（3）必须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新的动向——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不仅把公有制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出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阿喀琉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踵”，因而现阶段市场社会主义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如何评价上述三大动态？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能不能结合？ 奥尔曼：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谈得很具体。不过我很想说，确实存在一种所谓“大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改良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总是试图把社会主义的“最好的一面”和资本主义“最好的一面”结合起来，它往往在资本主义体系看起来运行良好的时候出现。它最早由19世纪晚期的爱德华·伯恩斯坦提出，市场社会主义不过是它的最近版本。在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崩溃的过程之中时，各种形式的“大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便开始消退。 颜鹏飞：美国市场社会主义者施韦卡特是“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他不仅认为东欧各国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力图建立本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并认为：“如果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实验是成功的，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您同意这种观点吗？中国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大实验吗？ 奥尔曼：如果资本主义的竞赛永远持续下去的话，中国是有可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的。毫无疑问，中国人非常擅长把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做好。 邵秋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理论，但是在《资本论》中只有个别地方使用“异化”这个名词，马克思有没有摒弃异化理论？在您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有无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呢？ 奥尔曼：查阅一下三卷本的《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异化的主题，您将会发现有几十处提及了“异化”概念，虽然它们大多数的含义都要比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使用这个概念时更加狭窄，但是，他所关注的核心意思仍然保留着。例如，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异化劳动，这层含义一直没有变。马克思通常把它看作“抽象劳动”，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其异化特性与他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关系最大。 市场社会主义几乎复制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切异化现象。您上面已提及的大卫·施韦卡特版的市场社会主义，包含着由工人来经营他们的企业的思路，这也许有可能产生较少的异化现象。然而在中国版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工人并没有经营企业的权力，则很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异化。 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更多细节，可以阅读我的著作《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以及我的文章《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迷惑》，见于我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石云霞：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诸如有人说中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等。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何看法？ 奥尔曼：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改革在当时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经济基础的需要（我对此并不是非常确信，但是，一旦事实确会如此的话，我还是愿意这样理解），然而它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况且与现在更为相关的是，造成利大于弊的阶段也已经过去。中国现在面临许多问题，包括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就业状况恶化，糟糕的教育和卫生设施，大范围的环境破坏，制造大量多数中国人并不想要或需要的“垃圾”商品（同时无法提供许多必需的商品），经济危机的不断威胁和周期性的发作，贪婪心理的扩散和随之产生的腐败现象，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增加，对世道和政治不满者人数的增长，以及以其他方式出现的普遍性的异化现象等。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当前发生了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并且完全一体化的成员——危机必定会像潮汐一样冲击中国。 孙来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正在进行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不断被突破。在您看来，哪些东西是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守的基本原则？ 奥尔曼：简单地说，就是目标，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通过制度、规章以及使其发挥作用的实践来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2）公有制以及对一切生产和分配手段实行国家控制；（3）在一切层面上通过民主计划来进行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允许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作贡献，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向社会索取，同时开展各种必要的活动来保护环境（这一点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4）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好的教育和现代科学能够实现的卫生保健；（5）依据法律平等的原则对待所有公民，包括那些现在占据执法地位的人（任何人都不应长期占据执法者的地位）；（6）提供必要的组织服务工作，以使每个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去发挥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兴趣和才能；（7）给予人民个人生活上最大的自由。与这个计划相应的是，首先得让人民享有参与制定和执行计划的自由。例如，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包括人民在决定各种层面上的经济计划的优先顺序的投票权，甚至还应该包括决定由谁来执行这些经济计划的投票权。 此外，还有一些方面也必须做到。简单说来，应该终止异化很可能就是对其最好的概括。要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我的专著《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颜鹏飞：国际学术界对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两者的关系争论由来已久。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奥尔曼：政府调控当然能够对市场配置产生一些影响，但是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产生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这些影响是在什么条件之下产生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您前面提到的那些与市场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有关的可怕问题？ 颜鹏飞：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危机的历史走向和资本主义死亡问题？ 奥尔曼：在世界历史当中，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近期的发展，尽管它的一些星星之火在以前就已经出现。它已经历了几个阶段，并且注定会消亡。资本主义此前也遇到过其他经济危机，迄今为止它还总能从中摆脱出来。但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前，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全球性特点，也不仅在于它很快会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来得更为严重，而且还在于那些曾使资本主义从它以前的那些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机制不再有效。 简单地说，以前资本主义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机器和劳动力的成本就会降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从而使得新的投资变得有利可图。这些投资能够雇用新的工人，而这些人又能成为更好的消费者，而这也会导致更多的投资。然后，整个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然而，当第一组新投资出现在高技术领域时，投资者即使不增加工人或者说只增加少量的工人（并且这些工人大多数生活在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也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将发生什么现象呢？其结果就是，投资者将不能够销售足够的商品来实现扩张，甚至会使生意停滞不前。过去资本家用来填补价值“实现”缺口的各种“神奇”手段，诸如帝国主义、战争、信用卡等等，已不再有效，或者说不足以解决当前如此规模的危机。 孙来斌：我注意到，美国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美国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架设计不断进行改革的话，它将超越资本主义。您认为这有可能吗？ 奥尔曼：就这种观点而言，最好的陈述可参见戈·艾尔坡罗维兹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我曾经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一道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准备的社会主义炖菜》一文中对此作过批评。这篇文章在我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在这里我只想说，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带领美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会通过引入连续性的改革而逐渐离去，尽管未来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基本因素（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叫“种子”）都能够在资本主义当中找到它们的起源，例如，工人的合作、“社会化医疗制度”、公共教育、特殊行业的国家所有制等。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它们只能够以一种极度扭曲的形式存在，并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而且通常将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置于首要地位。 石云霞：据说，当前的经济危机使很多西方人对《资本论》重新产生了兴趣，马克思正在复归。您能简要介绍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吗？ 奥尔曼：总的来看情况的确如此，不仅仅在美国，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以至于现在还难以判断结果将会怎样。可以明确的是，尽管西方的主流媒体继续它们的一贯做法，拒斥我们为这个主题撰写的专栏文章或从这个视角给当前经济危机所写的文章，但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能够享受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来谈论马克思主义。 孙来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当前西方，这个任务还有无实现的可能？这里讲的工人阶级包括“蓝领”，但是，包括“白领”吗？ 奥尔曼：工人阶级由那些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的人组成，这决定了他们同其他处于同样位置的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即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被迫出卖劳动力给他们）之间的特定关系。这些关系导致了特定的客观利益、特定的需求或者压力，使得他们的思考和行动能够促进本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既适用于蓝领，也适用于白领，仅仅在形式上稍有不同。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包括它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都是用来对抗这些需求的，并且迫使工人以其他的方式即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在经济危机期间，所有的压力都因工人作为被雇佣者的状况——包括工作节奏加快、工资下降、工作不安定以及失业——而加剧。同时，危机也造成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更加透明，使资本家为隐藏和掩盖而作的努力难以见效。 这些方面造成的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尚未完全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的年轻工人，更容易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虽然这种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它正在发生。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就是尽其所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通过教育、组织和政治活动来推动这个过程。 石云霞：现在美国大学教授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情况如何？据我们所知，您开设的有关课程很受人欢迎，您在保持这些课程对年轻学生的吸引力方面有哪些经验？ 奥尔曼：思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涉及改变一个人根本观念的问题来说，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教授开设的课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条件下更为明显。美国大学中的绝大多数学生，要么现在就是工人，要么来自工人家庭，要么毕业之后会成为工人。然而，由于已经习惯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弄清楚阶级含义的人则更少。 因此，马克思主义教授的首要工作是帮助学生理解他们是“谁”或者说他们是“什么”（最好是让他们弄明白自己属于前面我们定义的工人阶级）。确切地说，就是帮助他们根据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位置和功能来准确理解它的含义，以及属于一个阶级之后会带来什么——特别是有关阶级斗争和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一般情况下，学生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何种位置很感兴趣，在当前社会出现极不确定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教授以讨论他的学生（或者大部分学生）的工人阶级成员的身份（当然，并不否认他们具有其他身份，比如男性、美国人、天主教徒等）的形式来开始课程，并且确保把他们的阶级身份和后面课程的主题联系起来，那么就很有可能让学生在课程中始终保持兴趣。 如何向学生讲解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我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著述，主要参见《如何参加考试和如何改造世界》、《社会主义教学法研究》（合编）、《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棋盘游戏）以及我的个人网站中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 孙来斌：我对前不久在纽约召开的2009年左翼论坛很感兴趣，论坛规模较大，议题设计也很有意思。您能简单介绍一下纽约地区马克思主义论坛的活动情况吗？ 奥尔曼：如果你只是问它是什么，那么它就是一个在每年春季举行的参加者大部分为社会主义学者的、有不同的名义和发起人、差不多有40年历史的年度学术会议。出席人数一般在1500到2000人之间，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会议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机会，使其得以超越学科、党派、地位和年龄的界限来互相讨论各种重要的话题。近年来，附近地区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反思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组织了类似的但规模较小、重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会议，基本上每两年举办一次，其中，前者地点设在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后者设在多伦多。 颜鹏飞：当前，探讨资本主义发展前景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热门话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奥尔曼：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前面的回答。如果将我所说的内容用更加马克思主义化的语言来表述，即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生产出必要的条件来实现其发展，因而也不能再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死亡，但是，它已经走上死亡之路。这很可能是一种缓慢的、拖延的死亡过程（这里或者那里会偶尔表现出短暂的恢复迹象），然而，没有什么能够拯救它。当然，那些管理这个制度并且从中获利的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想看到。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不择手段地阻止我们看到这一切和为之采取行动。事实上，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只会使我们遭受“连带的祸害”，从而使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颜鹏飞：与此相联系，您能简单描述一下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吗？ 奥尔曼：遗憾的是，资本主义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实际的转型过程要复杂得多。即便就马克思而言，尽管他曾经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非常乐观（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也意识到存在着另一种非常暗淡的可能。后来罗莎·卢森堡将其表述为：人类面对“社会主义或者野蛮时代”之间的一个选择。这里的“野蛮时代”，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法西斯主义，而是指高度文明的中断（没有学校、医院、电力、道路、政府，还有饥荒、疾病和内战的扩散），就像一些非洲国家已经经历过的状况。 简单说来，我的观点如下。 （1）资本主义已开始死亡。对于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2）但是，社会主义如果要替代资本主义，就必须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场革命——在某些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一定要快速地扩散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一切必须在资本主义崩溃后进入“野蛮时代”之前发生。显而易见，当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距离承担这个任务的要求还很遥远，尽管在未来的几年中，由于最近的危机和萧条，这种状况可能很快得以改变。 此外，尽管资本主义会出现快速崩溃，但工人阶级能否在“野蛮时代”开始之前形成发动革命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对此我们还不能确定。因此，尽管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具有确定性，然而却只把社会主义革命（它是社会主义到来的一个绝对的先决条件）当作一种可能性（这使得我们这些理解其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工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3）然后，即使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不能确定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一定能获胜。总而言之，可能要经过多次的社会主义革命努力，要经历多次的失败。由于资产阶级拥有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工人阶级获胜只是一种“可能”。当然，我们在人数上的优势使得资产阶级很难用其传统的统治工具在革命中进行对抗，因此使得我们“很有可能”获胜。 （4）最后，假设资本主义已经崩溃，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发生，并且工人阶级也已经获胜，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新的统治阶级是否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呢？我的回答是“能”，对此我毫不怀疑。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产业、科学、组织、教育以及其他条件都已经由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尽管被现在的统治阶级扭曲和滥用）。换言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 其次，就客观阶级利益（如实质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而言，工人阶级是唯一与整个人类的长期利益相一致的阶级。在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所做的一切，莫不是为其最重要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当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同样也会这么做。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它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如果不能为人类的每一成员的利益服务，工人阶级就无法为其自己的成员的利益服务。 再次，参与到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的工人，将能够以多种方式来改变自身，将会显示出比我们当前更大的优势（事实上我们现在全都陷在全球资本主义文明的泥潭中），将使社会主义的建立变得容易。例如，如果工人阶级能够赢得这场革命，他们将变得更加具有合作精神，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更加富有组织性，对不同的种族、性别、国家和宗教信仰等更加宽容。他们还将因此变得更加自立、更加强大、更加勇敢和自信。此外，相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工人而言，他们将变得更有责任感、更有能力去执行他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 马克思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参加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去，是一个人能够接受的最伟大的教育。当然，工人阶级的这些品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得到更大的发展。通过参加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工人已经将其变成了自己个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只有借助于这些品质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前途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时代？站在当前世界历史的节点，从我前面所讲的一切来看，未来似乎将属于野蛮时代。然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它关涉我们的阶级、我们的人类、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利害关系，这只会激发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要尽其所能地去为之奋斗。
〔法〕保尔·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 〔法〕保尔·拉法格著（1883年） 王子野译张晓默录入 一、历史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公民们！ 在工人党的“社会主义图书阅读小组”所组织的一系列的报告里，我们的同志杰维尔准备讲《资本及其生产的现象》，而我将谈谈经济环境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从马克思学派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是两种环境的产物：宇宙的或自然的环境和经济的或人为的环境的产物，我说“人为的”环境，是因为它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人类社会的民事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哲学体系和文学都是植根于经济环境里。它们在经济的土壤里获得自己盛衰的因素。历史哲学家应当在经济的环境里——也只有在这中间——找出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 当我同你们一起研究两种经济环境—封建的或者农奴制的环境和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者雇佣劳动制度——的时候，我将对马克思的伟大学说进行历史的检验。但是在开始研究这些环境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把我的第一个讲话专门用来谈谈某些试图解释人类历史事件的唯心主义理论，而把第二个讲话专门用来谈谈对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影响的一般看法。 1 人们不是用物质力量的作用来解释人的机体的现象和自然的现象，而是首先把它们归因于，——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的创造物的干涉。这是在任务的困难面前的退让，而不是解决它，这甚至是创造新的困难。因此人类理性的任务之一就在于：一个接一个地破坏人在不同时期用来理解宇宙的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破坏是为了重建，消灭那已经理解的东西是为了重新理解，——一切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的基本条件就是如此。 个人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出生、发育成长、性交、生病、死）被看作是想象中的神的意志造成的。天主教所获得的很少，破坏的也很少，但是更换了许多名称，它改革了多神教的神和宗教的仪式（洗礼、圣餐礼、加冕礼、涂油礼）。起初，人们都认为有许多神分别管太阳的移动、风暴的掀起、闪电的放出，——后来的一神宗才把这许许多多的特性集中在一个神的身上。 但是人还必须弄明白社会现象，社会现象使他吃惊比自然现象还要厉害。他为此也求助于同样的方法。他说，神把人从尘世的乐园逐出而使他命中注定要劳动和受苦。国家的盛衰也是由上帝的天意加以调节。 为了给你们举出例子来证明那些把社会现象归因于想象中的人物的意志的人们是怎样去解释历史事实的链条的，我不能找到比博胥埃[1]的《世界通史讲话》（世界历史的最著名的宗教总结之一）更好的选择了。从博胥埃的观点来看，正如从一切唯灵论体系的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一样，不是生存的物质条件、不是由它们产生的需要、兴趣、情欲和本能推动人们和各个氏族前进，——而是上帝催促他们，并且引导他们沿着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道路走向他们所不知道的目标。 这个上帝，博胥埃的儿子，利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来惩罚犹太民族，利用波斯人来恢复它，利用亚历山大[2]及其初期的后继者来保护它利用著名的安条克[3]及其后继者来考验它，利用罗马人来支持它的自由……犹太人在耶稣基督之前就已生活在那些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而当他们不承认他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那些罗马人就不知不觉地助长了神的报复和消灭了这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上帝决定就在这时候从所有民族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民族，首先把陆地和海洋统一在那个帝国的统治之下。如此不同的各个民族（它们从前有个时候是彼此敌视的，而后又在罗马的统治权之下结合在一起）的商业关系，是上帝用来宣传福音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维科[4]在自己的《新科学的要素》里非常正确地指出希腊人因为害怕假如他们采行一些对立的风俗习惯，就会引起神的反对，所以他们就干脆把自己的或多或少不洁净的习惯分给神。博胥埃同样地在自己的神面前充满了对救世主的恐怖，因为神曾这么轻易地惩罚过列国。为了使神对自己有利，他就把他自己身上充满的那种奴颜婢膝的感情加在神的身上。他向自己的戴王冠的学生说：“我可以向你证明，在所有国王当中，圣经的一切有名的预言最无可怀疑地恰恰是与你的祖先有关”[5]。因此，为了让教皇安坐在罗马和颂扬路易十四，上帝就让大地布满废墟和用苦难来毁坏人类。 人类历史的最著名的构想之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我用一切唯心主义者所共有的这种博胥埃的手法，可以向你们证明，上帝施行的用恐怖办法来更替国家，只是为了颂扬通奸和对面首表示好感。 上帝到底从所有大地上的儿子中间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做自己钟爱的民族的父亲，来奠定一系列国王的始基（这系列后来受到大卫和所罗门的颂扬和由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最后完成）？他选出亚伯兰，一个最平常的面首。关于这件事圣经正是这样说的，而圣经的传播是神明的预见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当亚伯兰所在的那个国家遭遇饥馑时，他就去到埃及。但是在首途之前，他对自己的妻子撒莱说了以下的话（我逐字逐句引用，因为这处地方配得上左拉学派的《人类的文件》）： “13.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14.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 “15.法老的大臣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16.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6] 神圣的家长找到了如此合意的获取驴子和男女奴仆的方法，以致再次使用它。当他迁居到基拉耳并在加低斯和苏尔之何定居下来时，他“称他的妻子撒拉（即撒莱）为妹子”。基拉耳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莱夺取了去。 “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即亚伯兰），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 “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7]。 你们不要以为其它民族的历史不包括这样可靠的和无可辩驳的神的意志的证据。相反地，上帝恰恰希望民族之间的伟大冲突都是由婚姻的瓜葛而引起。由特洛伊战争开始而绵延到亚历山大夺取亚洲的希腊与亚洲之间的战争，就是由于美丽的海伦同牧人帕里斯的风流艳事而发生，当马其顿的战士从大流士[8]的手中夺去他的无数的妻子时才告终结。 上帝授予统治世界的权利的罗马人只在他们把萨平[9]妇女从她们的丈夫手里夺去之后才成为上帝垂青的民族。当他们被胜利冲昏头脑而丢掉古代风俗时，上帝为了复兴自己的败坏的民族而提拔严厉的卡托[10]并把他提高到监察官的称号，在他的身上复活了亚伯兰的美德，他取得一笔不大的钱就暂时把自己的妻子让与演说家霍登西乌斯[11]。 在中世纪以各种形式享受所谓“初夜权”的封建贵族是自己国家内得到上帝恩惠的第一流人物，而我们时代的有产者，不满足于用各种形式对自己作坊里的农奴妇女使用这种权利，强迫她们用妓女的血泪工资来弥补她们的低微的工业工资。他们是上帝的宠儿，上帝拿自己的恩惠的金雨洒在他们身上。而站在人行道上的庸俗的面首，只剥削一两个不幸者的劳动，上帝决定他们当警察和让他们去惩罚社会主义者——否定上帝及其神的天意的存在的渎神者。 墨守成规的和妄自尊大的人们可能认为这种让私通者和面首获得荣誉的世界历史多少有些荒诞不经和滑稽。然而，假如它不象博胥埃的世界通史那样奴颜婢膝，它无论如何是同样合乎逻辑的。当我用粗线画出它的轮廓时，我是要着重指出唯心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的荒谬，而不管他们是崇拜唯一的神或许多的永恒概念（其中包括正义、自由、博爱等等）。 2 神可耻地被逐出自然界。以前曾经归功于他的职能，现在被认为是物质的属性。从十八世纪开始，人们徒劳无益地试图把他从历史中赶出来。凡是百科全书派的无情的批评所到之处，以色列人的天真的神就过时了。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他象一个普通的乡村小警官似的被命令废除了。为了使人民驯服地承担加在他们肩上的重荷，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就着手工作并制造出一批新的神。天主教的神为资产阶级神话的半神——进步、自由、正义、祖国、博爱等神，所代替。他们把被废除了的神的品质赋予新的神，这些新的神是不死的，负有带领人们走向未来的天职。为了完成幻想，他们使这些神具有人的形象，使他们象耶稣和丘必特[12]一样赋有人的形态。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的奥林普山上的神失掉了庄严和诗意，——他们比之多神教的和基督教的神话更加荒谬。他们的不合理的和矛盾的实质是引人注目的。 资产阶级的世俗的牧师——哲学家、道德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用自己的谬误、自己的虚伪和自己的欺骗行为起誓说进步神引导人类发展和完善，又说进步神的影响在具有资本主义文明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强而有力。然而在进步神统治的一切民族中间却可看到人类的最可怕的退化现象。而这个意见不是某些心怀恶意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说的，而是资产阶级时代的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化学家尤·李比希[13]说的。在实行兵役制的一切欧洲国家里，成年人的平均身量都降低了，他们一般不能服兵役。在1789年革命之前法国步兵的最低身量达到一六五厘米，到1818年（3月10日法律）就降低到一五七厘米，而按1832年3月21日的法律则只有一五六厘米。大部分的应征者由于身材过矮或由于其它生理缺陷的结果一般都被认为不适于服兵役。在萨克森，服兵役的身量在1780年要求达到一七八厘米，现在降低为一五五厘米，而在普鲁士则降为一五七厘米。从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普鲁士十年中平均每一千个应召者就有七百一十七人不适于服役，其中三百一十八人是由于身高不够，三百九十九人则由于各种生理的缺陷。1858年，在柏林不能征足预备军所需要的名额，——不足一百五十六人[14]。李比希关于文明国家里人类退化的这种见解，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达尔文就写道：“贝图医生不久前证明，由于居住城市和某种职业而引起大不列颠的居民身材变矮；这个变矮是遗传的，在美利坚合众国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此外，贝图医生还指出，只有当人种达到最高的身材的时候，它才会达到自己精力和道德力量的最高阶段”[15]。进步神引导具有资本主义文明的民族走向生理的退化和道德的败坏。 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对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个女神充满了如此之高的热爱，以致他们甚至把她们的美好的名字也刻在禁闭室和苦役监狱里。他们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平等和博爱同在监狱里一样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苦役监狱：全国的广大群众，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关进工场去并且命定承担每天十至十二小时的繁重的劳动，而得到的是不足以糊口的工资。当天主教的上帝还占统治而共和主义的三位一体的神还没有孕育和降生的时候，就是说在1789年前，那时工人们在星期日和节日（其数目有三十八天）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一年有九十天从自己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是说每四天有一天。但是自从资产阶级的三位女神代替了日历上的圣徒之时起，企业主，不论他是自由思想者也罢，是天主教徒也罢，都取消了节日，强迫自己的工人在星期日工作和吃得更坏，后者的降低的身量就是证明[16]。 祖国女神有着妓女的反常的嗜好，——她只同那些打她、抢她和背叛她的人拥抱并把自己的抚爱给予他们。甘必大之流，这些伟大的爱国的政客，把所谓荣誉军团勋章挂到俾斯麦的财政顾问布莱希勒德的胸前。这个亚伯兰的好儿子当讨论赔款问题时向这个无情的胜利者说：“要是你心肠硬一点，要求法国拿出一百亿的钱，——她将会因如此便宜而感到幸运”。这些爱国的金融家输出法国的积蓄和用这些资金来装备在军事和工业方面同法国竞争的国家。这些爱国的工业家从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订购加工过的材料来破坏民族的生产。这些政治和道德科学学院和经济学家协会的爱国者设法把中国的苦力输入法国，为的是让自己法国的同胞挨饿和降低他们的工资。 正义女神允许和批准企业主抢劫工人阶级，这种抢劫是在利润、利息、地租的名义之下进行的。 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象以前的耶稣和贞女马利亚一样，曾经服务于和现在还在服务于欺骗人民的勾当，它已开始过时了，而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则给它以最后的打击。 但是经济学家对我们说，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观察所发现并被日常经验检查过的真正的规律。这是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规律。正如不久前的《时报》所写：“社会主义者，很象锉上的蛇，毫无成果地要想磨损锉上的所有锉齿”。所有的博利约和库尔塞尔-塞纳伊，当用给青蛙剥皮的活体解剖家的不动声色的镇静来观察民众的灾难时，他们就穿上了信仰这些自然规律的不可动摇性的法衣。受了这种宗教信仰的鼓励，库尔塞尔-塞纳伊先生本月12日在政治和道德科学学院宣称：“假定事情的确如此，在现有的制度之下贫者应当变得更贫，而富者变得更富。但是从科学的观点，从绝对的、普遍的观点来看，这能证明什么？什么也不能证明。”听一听经济学家先生们说的吧：工人应当顺从地忍受自己的灾难和饿死，而眼巴巴地看着那些他们独力创造的财富。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规律就是这么下命令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然的规律是不是果真象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最永恒的和最不可动摇的经济规律之一是竞争，这是一切进步，一切经济发展的泉源。但是竞争本身打败自己，因为工业只有靠集中才能发展，现代生产的大企业——矿山、纺织厂、建筑企业、铁路、信贷机关等等，这都是由逐渐消灭成千的生产者的竞争而形成起来的巨大的垄断组织。某些工业部门，例如铸造货币或运送信件，已经废止私人竞争而由国家垄断。为什么勒卢阿-博利约先生不要求让运送信件和铸造货币不碰到偶然事故和竞争的欺诈行为？简单说来就因为资本家过份关心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对他们的自然规律的不可动摇性的信仰是一种有适应性的信仰：刚刚提到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就允许他们厚颜无耻地要求消灭一切竞争的国家干涉。 另一条规律同样也是最不可动摇和最永恒的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规律之一，这就是供给和需求的规律。它规定商品的价格，而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断言它创造商品的价值；总之，这是推动一切运动的规律。然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繁荣的社会，其中并不存在这条规律。例如在中世纪，商品价格不是由供给与需求的规律，而是由行会的首领决定的；固然，在经济学家看来，中世纪是处在健全的理性——普留多姆[17]的健全的理性之外的时代。但是甚至在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难道供给与需求的规律的作用没有由于侵占的事实而暂时中止过吗？大约在一年以前投机家成功地把法国的煤油抓在自己的手里，——正是他们，而不是供给与需求的规律对这种商品的价格起调节作用；路特希尔德公司握有庞大的起作用的水银工厂，它随心所欲地规定这种金属的价格。难道运送信件的价格是由供给与需求来调节吗？假定由于革命的结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并使生产资料（机器，土地、银行等等）国有化，供给与需要的规律就立即停止存在，因为产品将不是按照需求的购买手段，而是按照产品的需求和丰富情况进行分配。 断言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正象天文学的规律一样是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等于断言经济环境的进化正象星际世界的进化一样缓慢和不明显，等于支持断言我们的裤子和我们的背心的样式是永恒的和不变的那种非常可笑的意见。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和我们的服装的样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随着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改革而变化。 还有另外一种理论，它也想解释历史事件。它得到人类学家和博学的自然科学家的支持，虽然它也是从凯撒那里起源的，我们说的是种族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赋有特殊品质的特定的人种命中注定要布满整个大地和排挤所有其他的民族。可惜的是这个理论的发明者们关于这一人种的选择问题彼此之间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每一理论家都认为自己的种族应当当选。因此被宣布为最高人种的时而是斯拉夫人种，时而是日耳曼人种，时而是拉丁人种，时而是蒙古人种。但是力图取代己变得过份狭隘的祖国概念的种族理论，不过是翻新的古董，——就是那失去了自己的朴素的诗意的圣经教义。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从用上帝的干涉来解释历史开始，不知不觉地象你们看到的那样，带着自己的种族理论又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上去。因为假如不在人类之外和人类之上安设一个上帝，那末另外还有谁能把那些保证种族优越的特点赠予最高的人种呢？ 历史哲学在恶性循环里兜圈子，不能找到出路。 如果说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不能发现支配社会进化的规律，那末这是因为他们徘徊在唯心主义的幻想的烟雾弥漫的黑暗中。他们轻视研究人和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他们忽视由这些条件所产生的欲望、需要和利益，他们认为人高于物质条件和认为人应该从自身或从超自然的上帝的身上去找寻自己的行动的原因。按照最后的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者黑格尔的看法，观念在自己与自己对立中和头脚倒置中发展，在发展时就产生出自然的和社会的现象。 假如研究物质条件的经济学家也表现出同样的无能为力，这是因为他们研究经济现象时使用了唯心主义者使用的同样的方法。经济现象和这些现象的规律在他们看来是永恒不变的。他们害怕研究经济现象对人群的影响和人群对这些现象的发展的反作用。他们认为或者假装认为，正如人不能对行星的运动发生影响一样，人也不能对经济现象的发展发生任何影响。 经济现象和经济力量不是不变的。它们是在进化中，而且因为它们是人所创造的东西，它们的变革就比自然现象的变化来得快，而人只有当他理解它们向什么方向发展，它们的影响如何和后果如何的时候才不再成为它们的玩偶。这时候他就能控制它们和迫使它们为自己的需要服务。 人为自己征服自然。闪电的破坏性的电成为我们的奴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它，——它传达运动和思想，照明我们的夜晚和煮熟我们的汤。 机械的生产使人的生产力增加百倍而且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的多产的母亲，可是迄今为止对于生产者阶级都只是灾难。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工人阶级的状况都没有这么悲惨和不稳定，而官方的政治经济学的博利约先生们一点也看不到并且否认这点。以前停留在家庭炉灶旁边的男女和儿童的苦役劳动从来没有这么长久和这么累人。然而工作的机器却在减少人的劳动，如英国人所说，它是节约劳动的机器。 经济学家先生们向工人说：低头，驯服地承受自己的命运，因为正象耶稣所说，大地上总是有穷人的，——即使在大地上铺满财富的时候也是如此。 经济学家于是就滑到唯灵论者的愚弄人的宿命论里去，——滑到自我克制和卑躬屈节的宿命论里去。 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使人脱离唯灵论者的宿命论的麻木状态。它向工人高喊：起来罢，研究毁灭你的经济力量，——它们是人手创造的，正如上帝是人脑创造的一样，——你可以控制它们，假如你愿意，——工作机器，这折磨人的可怕工具、便会变成救世的上帝，他使人从繁重的劳动解放出来，他给人以闲暇时间，好去享受肉体的和精神的快乐。 经济唯物主义号召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暴动。它教导说，无产阶级只有粉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才能获得解放。人类社会只有用炸毁对它已变得过份狭隘的经济形式的方法才能发展。人的智慧只有在摧毁使他昏昏欲睡的宗教和哲学体系时才能进步，这些东西以前曾经是一种指南，而现在则变为反动和压制的手段。 自从人类走出共产主义的形式，走出这个人类社会的第一只摇篮之时起，人类社会曾在生产方式各不相同的三个经济环境中成长，也就是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中成长。 这些经济环境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人们的对立的利益并且把他们分为敌对的阶级。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构成它们的阶级的斗争的历史。因此，正如恩格斯非常明白地所讲的那样，“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18]。 在全欧洲学者都卷入的关于“构造的统一”的值得纪念的争论时期[19]，圣伊雷尔对自己的著名的敌人居维叶（他把生物的创造归功于上帝）说：“你的自然科学只是事实的收集……假如不利用它们，假如不用它们来构成完整的建筑，这些材料能作出什么呢？”当在自然以外去寻找自然现象的原因时，的确不能有别的情形。只是当达尔文恢复了拉马克和圣伊雷尔的伟大学说，并且用大量的事实来使它成为不可驳倒的和天才的发现时，唯心主义才从自然史中被驱逐出来，于是自然科学，如圣伊雷尔所预见，就成为“普遍的和哲学的科学”。而它的哲学则推翻全部形而上学的体系。 马克思把环境论引进人类的历史。但是请你不要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唯物主义是近年来那些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达尔文主义者所大力倡导的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庸俗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作法之一。不是的，马克思是这个学说的始祖。当环境论从1832年开始进入沉睡时，马克思在1847年用法文发表的（哲学的贫困》里表述了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在下一年，即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叙述了社会变革受制于经济环境变革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唯物主义粉碎了历史唯心主义及其愚弄人们的宿命论，创造了历史哲学并训练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作出打开通向新世界——自由的劳动世界的大门的经济革命。 二、自然环境：达尔文的理论 1 一切统治阶级都凭借肉体的和精神的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宗教是迫使被压迫的阶级屈服于羁绊之下的主要精神力量之一。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是一个从属的阶级，它进行斗争以反对得到僧侣支持的贵族阶级，它当时是伏尔泰式的而且甚至向无神论献媚。但是一当它取得政权，它立即就倒戈相向并且急急忙忙重新回到自己祖先的宗教上来：现在它已不再害怕宗教的欺骗，而力图利用它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它用命令来恢复过去曾经也是用命令废除了的上帝。它重新修建被它推翻的祭坛并供奉过去曾被自己赶走和迫害的牧师。牧师是最善于逢迎巴结的奴仆。因此，工业企业的所有主陷入最低卑的伪善行为，而天主教的和新教的牧师则用最坏的毒物去毒化工人的思想，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牧师为那供给他钱的人服务，他把贝朗热的俏皮的叠句诗歌选作自己的座右铭： 不要半途而废地跳舞， 要装腔作势，我的朋友， 为一切人跳舞！ 可是基督教的信仰失去了自己先前的大部分影响。为了巩固它和帮助它完成从精神上奴役群众的事业，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想出了新的神：进步、劳动、自由、祖国等等，经济学家发明了自己的永恒的经济规律，把同样起麻醉作用的经济的宿命论和麻醉的宗教的宿命论结合起来。牧师兼经济学家的马尔萨斯制定了自己的人口规律并宣称说，既然全能的上帝没有为所有的人储备足够的食粮，这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应当饿死，而另一部分人则因消化不良而胀死。 但是资产阶级发现这个宗教的三位一体（基督教的宗教、自由的宗教和经济的宗教）对于雇佣工人阶级的精神奴役是不够的；它还试图根据科学理论来巩固自己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统治。 不学无术和粗暴的教会大发雷霆诅咒自然科学这些魔鬼的产物，把学者看作巫师和地狱的同谋者放在火堆上烧死。资产阶级虽然同样也是不学无术的，但是更狡猾，知道利用它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它迫使它们为自己效劳。自然科学征服了自然的力量并使它们为资产阶级服务。不久之前发现的两种力量——水汽压和电，——属于使它繁荣的最强大的因素之列。资产阶级已不再烧死学者，而是剥削他们。在大工业企业和大农业企业中，化学家、工程师和农艺师同普通的无产阶级一样，为资产阶级的繁荣致富而工作。但是它还希望自然科学作另外的服务，它力图把自然科学的最有独创性的理论变成精神压迫的手段。资产阶级想利用一切精神力量来把无产阶级永远钉在它的贫穷生活上。 查理·达尔文，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最深邃的思想家之一，把拉马克和圣伊雷尔的学说从长期睡眠中唤醒，并在其中注入新的生命，给它带来胜利，——查理·达尔文试图证明社会的不平等是自然界的不能消除的事实。第二流的和末流的学者，他们靠天才人物的观念培养起来正象寄生虫靠狮子的皮培养起来一样，亦步亦趋地追随着他的足迹。他们从自己的脑子里非常勉强地想出一个证据，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的最致命的驳斥。他们说，在生存竞争中，胜利总是归于最有才能的人，最适合的人。人世间的快乐理应是有产阶级中那些毫无用处的游手好闲者的命中注定之事。高踞国家枢要的应当是象梯也尔、麦克-马洪、拿破仑第三这类的非常人物。社会的财富应当归属于各种各样的崩图[20]和交易所的奸商的继承的和获得的诚实，铁路、矿山、工厂的股息应当流入游手好闲的股东的腰包。但是贫困和体力、脑力的退化却应当是生产者的劳动、精力和脑力的报酬。 达尔文主义的海克尔辈从博得资本家欢心的愿望出发决心把科学降低到宗教的水平，他们只是证明了社会主义者本来已经知道了的事情，这就是说，在奴颜婢膝方面学者并不比牧师落后，当上世纪的革命者砍断拉瓦锡——现代化学之父而同时又是危害革命的金融投机生意的同谋者——的头的时候，他们是做对了[21]。法国的、德国的和英国的达尔文主义者想把科学理论变成从精神上奴役群众的手段而没有成功。科学无论在过去和将来总是革命的；它将根绝有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摇摇欲坠的统治而广泛地散播的偏见。人们力图借以从科学上为社会不平等辩护的达尔文学说，事实上却以新的论据武装着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去号召被压迫的阶级起来暴动反对野蛮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那些播种财富的人反而只获得贫穷，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社会的财产都送给最不适合的人，他们忽视、歪曲和蹂躏有机进化的规律。 既然达尔文主义者担负起弗雷佩尔[22]在宗教中、甘必大在自由主义政策中和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并且既然他们宣称自然界的规律也象上帝的规律一样注定工人要遭受永久的社会的屈辱，那末我就不得不在我的关于社会经济的演说中对自然科学家先生们施以批评，正如在第一部分演说中我批判地分析了唯心主义者的历史观点和经济观点一样。但是我首先应当概述达尔文学说的优点和缺点。 2 用想象中的神的干涉来解释植物和动物的起源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想望天国的极谦卑的人是十分容易懂的。事实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神意有远见地创造了植物给动物吃，而创造动物又是为了给人吃。可是有些事实却同这种可爱的学说相反：动物常常因吃了植物的果实而中毒，而狮子把绵羊和牧羊人一并吃下去的事发生了，但是这是不值得重视的细微末节。当地质学从地层下发掘出来已死去的动物的骨胳和遗迹，从中可以看出现在存在着的动物种的粗略轮廓时，这就给一般公认的概念带来了某些混乱。那些承认“每一现存的种都是神灵的具有形体的思想”的学者例如大自然科学家阿加西斯[23]宣布说，翼手龙以及其他的古生动物都是“先在形成的类型”。解剖学家欧文[24]说，原型观念远在那些可以充当它的模范表现的动物种出现之前就以各种不同的形态体现在我们的行星之上[25]。阿加西斯的先在原型和欧文的原型观念，在达到现代动物的完善状况之前体现在彼此交替的和不完善的形态里，实质上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十八世纪的粗糙的和朴素的观点的大吹大擂的旧调重弹而已。当时人们说，上帝预先塑造了动物的形态，而后在其中注入生命，古生动物是上帝丢弃的和没有赋予生气的失败的蓝图。因此古生动物证明全能的造物者的技拙， 神学的创造论的荒诞不经，随着它应用的范围的扩大而变得愈益滑稽可笑。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26]认为自然界里到处有上帝的手指，他发现甜瓜和南瓜的棱本身就包含着神灵的某种思想：它们告诉家长如何在自己的儿女之间分甜瓜，而南瓜的更多的棱告诉他如何同邻人共享南瓜。这个善良的上帝是多么热爱人类呵！他教导说需耍在家里吃多汁的甜瓜，而同时又慷慨地把一片一片的南瓜分给朋友。 科学的胜利使创造论的阵地愈益困难。在中世纪，神学家议论亚当有没有肚脐，正如我们的经济学家议论经济利益的和谐一样地详尽和严肃。一部分人说，上帝不会造出什么不需要的东西；但是肚脐对亚当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不是妇女生的。因此，他没有肚脐。另一部分人反对说，上帝不会造出什么不完全的东西，但是亚当没有肚脐就不完全；因此，他有肚脐。我们的好开玩笑的拉伯雷[27]迫使自己的醉鬼争论喝酒的概念先出现，还是想喝酒的愿望先出现？神学家同我们的经济学家一样有很多的闲暇去进行无谓的口角，假如他们知道了解剖学上发现人体中有这么多无用的器官，他们就会人吃一惊；关于这些器官的争论就会无休无止地吵下去。 若·圣伊雷尔在自己关于驼鸟翅膀的论文中说：“这些锁骨的萎退器官并没有消失，因为自然界任何时候都不作迅速的飞跃，而常常留下器官的痕迹，甚至当它成为完全多余的时候，只要这个器官在同科的另外的种的身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话。例如在食火鸡的两侧的皮下可以找出翅膀的痕迹；在人的内眼角可以看到一块粗皮，它被认为是许多四足类和鸟类都有的眨眼的薄膜的萎退器官”。有些器官在人身上由于它们无用而萎退，但在动物身上却因练习而发展，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人是这些动物的后代，他不善于或不能把动物的遗产完整地保存下来。 不久，另一种新科学，胚胎学，揭露了更加惊奇的事实。唯灵论者赋予尾部的附属物以巨大的意义；照他们的意见，尾巴是把人从其余动物区别开来的器官，在他们看来人身上缺尾巴是人的优越性的外部标志。全靠尾巴来决定的可怜的优越性！有一次他们为人来源于上帝的如此宝贵的证据感到难受的恐怖：某些旅行家说，他们在非洲的腹地遇到带有这个雅致的和有用的附属物的黑人。可是以后弄清楚这只是一种装饰，上面提到的黑人把它带在背后，象我们的美女带着撑腰架一样。而且唯灵论者也不必太高兴，——胚胎学证明假如人没有尾巴，那末只是由于失掉了尾巴——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母腹里。实际上，在人的胚胎上尾椎骨是自由地下垂的，象真的尾巴一样。人体上除了某些部分之外没有毛也被认为是人的特征的标志，但是现在知道人的胚胎在六个月以前是长满了毛的。现在没有人否认人也象猿猴或狗一样是从卵中生出来的，而且在自己的胎内生活与其他的动物种很相似，他也经过动物的发展阶段，只是形态更完整而已。 人的发展也象一切其他的动物一样，显然是那些在生物的序列上先行于他的动物的发展阶段的简单的再现；或者把它归结为：低级的动物种只是高级物种的发展阶段[28]，正象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只是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天空的壮丽和自然界的美丽使上帝的光荣愈来愈暗淡；但是仍不缺乏证明他的万能的怪物：曾经是无神论者的沙多勃利昂[29]在自己的《基督教的真谛》里勇敢地写道：“怪胎正是无神论者所讲的引起宇宙产生所必要的那些意外事故的规律的例子。上帝容许它们是为了向我们指出，要是没有他，人将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圣伊雷尔从上帝身上夺去他的万能的这个证据，他指出说怪胎不是越出自然规律范围之外的什么东西，在怪胎的机体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变形的不完全，由于变形的结果，它本来应当过渡到自己的正常的类型，怪胎只是停止发展的类型。当胚胎学揭露了动物的进化过程的时候，对发达的机体的研究表明，这一个或那一个器官不论采取什么形态，它总是由同样的一些因素组成的，虽然有时这些因素变得不能辨认。例如螯虾的上层的甲壳是它的骨骼，它的骨骼是长在外面，而不是长在身体内部。母袋鼠的袋是皮的一层很深的皱折，象的长鼻子是鼻孔的过度延长的结果，犀牛的角是长在一起的毛发积聚起来的。亚里士多德就已注意到“羽毛对于鸟来说，正如鳞片对于鱼一样，因而可以拿羽毛同鳞片相比，同样也可以拿动物的骨头和鱼的骨头相比，拿指甲和角，手和河虾的螯相比。因此构成个体的各部分既是相同的，又是有差别的”[30]。 所有这些新的事实都推翻了创造论并产生出新的观念，奥肯[31]把它概括为：“人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发展过程的结果。” 3 上帝的假设既然被推翻，为了解释生命的现象就必须诉诸物质力量的作用，必须把植物和动物的产生及其变化归因于象圣伊雷尔所说的环绕世界的宇宙环境的作用。从上帝这个造物主的观念出发可以断然解释一切，而无需过分绞尽脑汁：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用自己的血去喂跳蚤和臭虫，工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寄生虫提供世俗的福利，房客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带来房租，而房东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把房租放进口袋，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废除这些方便的和有说服力的解释。可是，在奴颜婢膝方面不亚于僧侣的现代自然科学家，却失掉了那种使信徒如此漠不关心地沿着糊涂的道路行进的极美妙的愚昧无知；他们不得不仔细寻找有机体进化的基本的自然的因素，但又并不希望完全理解一切现象。查理·达尔文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这些因素的某些因素并指出它们在物种形成中的作用。 达尔文有幸生在畜牧业的典型的国家。他发觉家畜经过多次的变化，这些变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由养畜家人工地加以巩固。赫胥黎举了以下的典型例子。马萨诸塞州的绵羊很会跳；没有一个篱笆它们跳不过去。农场主毫无办法，不知道如何才能圈住它们。有一次，一头母绵羊生了一头短腿的绵羊。羊群的主人自言自语说：现在我知道如何同我的绵羊的爱跳的性情作斗争。他细心地抚育短腿的绵羊，并利用它们作为配种的公羊。经过几年，所有他的羊群都变成短腿的绵羊，失去了自己的祖先的跳跃的能力。他的邻人效法他的先例，于是现在在美洲有短腿的绵羊的品种，正象我们这里有短尾巴的狗的品种一样。 这样的现象在野兽中也能看到。母狼和母家兔的幼兽虽然很相似，但是完全不一样，它们彼此之间有相当显著的区别。最贪食的，就是吃妈妈的奶比别的吃得久的，成长得较快并且较快学会躲避危险和为自己找获食物。它有更大的可能性达到成熟的年龄和生产后代，并且也有更大的可能遗传自己的贪食，保证后代也有自己的优越性。野生的公火鸡很会走路，母火鸡带着它们走很远的路。没有力量作这种旅行的小鸡雏便会落后和死掉，而年轻力壮的公火鸡有坚强的肌肉，忍受得了紧张，并把自己的优点传给后代，在自然界里既没有道德，也没有善心，也没有理智，——它的盲目的力量无情地消灭弱者而把生命只留给强者。 使动物比它的敌手优越的这一个或另一个器官的最不明显的变化保留了下来，并且一代传给一代，愈来愈加强。作为进攻武器的狮子的利爪和象盾牌一样保护它的胸部的多毛的鬃，其起源都可以这样来说明，动物获得它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对象的颜色：变色蜥蜴是绿色的，象树叶一样，虱子是灰白色的，象头发下面的皮肤一样。颜色的这种相似保护它们躲避敌人。假如雌鸟也象雄鸟一样有着这样华丽的羽毛，那末当它们不得不停留不动孵小鸟的时候就很容易成为鸟类强盗的俘获物，如此等等。 因此，我们看到在野生动物中存在着自然选择：在生存竞争中最有用的、最能适应于自己的自然环境的获得胜利。自然选择和人工的，即由人所引起的选择的不同之点是在于：人选出和发展动物的这一个或另一个特性时，他注意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且甚至常常牺牲动物本身；例如由家养小猪喂肥而生出的油脂对它们是有害的。而自然选择只保留对动物有益的特性。自然的力量是非理性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的作用的结果却是合理的。可是在自然界也有合理的力量在起作用：凡是哪里有选择的位置，那里就应当作出决定，必然会有意识的活动。在草地上和花坛上飞来飞去的蝴蝶在落下之前先要选择花朵，我们的幸运是它们也象我们一样爱颜色，因为正是它们保留了和改善了花的鲜明的色彩。事实上，当它们从这花飞到那花时就分送结实的花粉，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最鲜明的花朵最受它们光顾。在鸟类中间美的感觉也是非常发达的。雄鸟服侍雌鸟，在它面前昂首阔步并且炫耀自己的漂亮的羽毛。猿猴，这些动物界中人类最接近的祖先，把自己的用采〔彩〕色花圈装饰起来的臀部在自己所钟情的雌猴面前炫耀。库辛先生，这就是美——这个上帝的高尚的特性——的所在！ 假如植物和动物不具有比一切宗教的秘密更神秘的某一种性能——遗传的性能，它们就不能发展，正是这种遗传性能使它们得以把它们所获得的特质传给后代。一切有机体都是自己祖先的特质的蓄电池，——它从它们那里取得、保留和继承甚至它们已经不使用了的这样一些器官。 自然的和性的选择，达尔文的这个天才的发现，不能提供解释一切生命现象的钥匙。其中有许多就无法用它作解释，而达尔文就是第一个准备承认这一点的。我只举一个例子：鹦鹉的非常软的发音器官无论如何不能就其自然状态加以利用；它的惊人的能力只是当鸟进入人类社会之时才显露出来。 为了理解甚至是某些有机生命现象的最一般的特点，也必须研究器官平衡的规律，圣伊雷尔称之为器官从属的规律，而居维叶则概括为：“每一有机体都形成统一的、完整的和与外界隔绝的体系，它的各部是彼此适应的而以自己的协同动作产生一个共同的动作。如果不是同时改变其余的部分，则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改变”[32]。例如在引起牙齿运动的颚和肌肉上，在牙齿依托的颅骨上，在颈和腿的骨头和肌肉上，在动物吃东西的方法上，因而在它的肠子的长度和形式上，总而言之，在它的身体的所有部分若不引起或大或少深刻的变化，动物的牙齿的形式便不能变化。这些器官的形成象鹦鹉的声韧带一样很可能是它的爪、翅膀和其它的器官变形的结果，这些器官之所以必须改变，是为了适应外界的条件。 假如所有的有机体形成一个体系，其中各部分是如此紧密地彼此联结在一起，若不触动所有其余的部分，则任何一部分也不能改变，那末宇宙环境同它的动物群和植物群也形成一个庞大的、无穷的体系，而且其中的各部分也同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若不影响在宇宙环境中生活的动物和植物，字宙环境就不能改变，反之，若不影响自己的宇宙环境，动物和植物便不能改变。例如森林对地区的温度，对它所得到的水分的数量和对它的植物土壤的形成发生一定的影响。达尔文注意到由最微小的生物和最平凡的原因所引起的后果。吃土的蛆制造黑土并使它暴露在外面，同时把掩盖它的小石头埋藏在自己的线状的粪便之下。乡下老姑娘对母猫的爱间接地对空气的湿度发生影响，因为母猫要吃掉田野的老鼠，使老鼠不能破坏蜜蜂和胡蜂的蜂房，让胡蜂和蜜蜂去传播花粉因而促成植物的结果和繁殖。因此，假如周围环境决定自己的植物群和动物群，那末，反过来，植物和动物又再造出赋予它们生命的宇宙环境。正是在有生物对自然环境发生影响的这些事实面前，经济学家可以大大方方地断言说，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改变完全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经济环境的规律。 处于同一环境中的植物和动物，由于相邻的关系彼此发生影响，正如同一机体的各部分彼此相互影响一样。康德已经注意到森林里的树木不象种植在开阔的田野里的因而不能挡风的树木那样生得矮小和弯曲，森林里的树木彼此互相保护，整齐有序地向上生长去寻找空气和阳光。植物学家涅格利发现成群生长的植物比其余的更容易改变。他说：“某些阿尔卑斯的植物彼此变形，而且呈现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特殊的社会类型，它们在不同的丛中，从而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这无可争论地证明它们的形态改变是从它们的结合之时开始的。” 有机体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在动物中比在植物中更强；它改变它们的器官并从它们身上引起反自然的和直到现在尚不为人所知的心理上的特性。人所共知，动物中的母爱是如此强烈。假如雄的丢掉自己的幼仔，象有产者丢掉自己的私生子一样，假如它们有时甚至吞掉它们（强奸自己的工厂女奴的工厂主以剥削她们感到满足），那末雌的相反地却保护自己的幼仔，关心它们，而昆虫的雌性甚至拿自己的身体去喂它们。但是蜜蜂的雌性，作为蜂房之母，却亲自杀死自己的女儿，为的是不要引起蜂房中的紊乱。它们牺牲自己的母性的感情是为了集体的安宁。在相同的感情的影响之下未婚就当母亲的姑娘也杀死儿女，她们不想扰乱人心和引起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的道德上的愤懑。 社会的联系压制甚至扼杀为了保护生命比母性爱更需要的其他的感情，——这就是个人的利己主义，它在动物中间，象在最文明的有产者心中一样，得到如此疯狂的发展。在猿猴、象、水牛中间，——在一切群居的动物中间，最强的雄性常常奔赴有危险出现的地点，并且牺性自己去保护幼仔、雌性和集体中所有较弱的成员。 你们可以看到，在自然界中对生命的创造和发展起过作用和正在起作用的力量是很多、很不相同的。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这里把它们完全都列举出来，正如自然科学家不认为自己能把所有这些力量都发现出来一样。但是当这些先生们丢掉自己的科学方法而退化为社会学家（这名称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对他们倒很适合，——因而它也是够拙劣的）时，他们忽视在自然界里起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力量，而只保留着一个竞争，生存竞争。他们阉割自己的科学，为的是使它成为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武器。 自然科学家所宣传的生存竞争只是经济界所发生的事情在他们头脑里的反映：它只是把经济学家所崇拜的工业的和商业的竞争移到植物界和动物界。至少达尔文是意识到这点的：在他的《物种起源》里他公开承认关于自然选择的思想只是在读过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著作之后才在他的脑子里产生出来。当把自己的生存竞争搬到社会科学中去时，达尔文主义者，自以为是这样的机灵鬼，只是把他们所借用来的东西交还回去，并用自己的方式复述经济学家的学说，他们没有料想到他们的建立在生活竞争事实上的物种起源的新理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辉煌的证实，因为正是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教导说，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植根于经济的底土里。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达尔文主义恰恰产生在英国，在这个国家里，经济竞争达到了自己的最高度的发展，它在这个竞争占统治的国家里获得这样的胜利，并且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他们借助这种工具来为社会的不平等辩护和假自然的名义使工人注定遭受贫困和退化。 4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声名狼藉的生存竞争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或从社会的观点看来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靠它的帮助不能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鹦鹉的声音器官，反母性的和反利己主义的感情等等）。但是，使最适者能继续生活的生存竞争或许常常是机体的进步的原因罢？胜利归属于最能适应周围环境的动物，这是无可争论的，但是最能适应的动物是否常常又同时是最有才能的、最发达的呢？是否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就是说恰恰是那种不能适应于恶劣的生活条件的精细地组织起来的生物总是被战胜和死掉呢？达尔文指出了这种情况。雷·朗凯斯特[33]彻底地阐明了它的意义。他写道：“自然选择常常在减少它们的身量方面影响这一种或另一种动物，这是无庸置疑的。既然某些动物的小身量有助于它们的延续生命，因此它们中有许多就缩小到显微镜下的尺寸。但是这种缩小达到极限时就会引起某些最重要的器官的消失。很小的动物的需要同大动物的需要比起来是有限的。心脏和血管、鳃和肾脏、甚至腿和肋肉常常被较大品种的缩小了的和退化了的后代丧失掉。”[34]雷·朗凯斯特举出蜥蜴和多苔藓虫硬体等等作为这种退化的例证。由此可见，甚至在动物界里生存竞争并不总是导致进步，有时反而是衰颓的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它在人类社会里的作用又是怎样的。野生动物在个体上从它所获得的特性得到好处。关于文明化了的人能不能这样说呢？南非洲的牡绵羊获得在自己的尾部积蓄油脂的能力，霍屯督族[35]的女人在自己的乳头积蓄油脂，——两者都是在饥饿时靠这油脂作养料。农人生产的粮食比他一年中所能吃掉的要多，但是既然他不能把粮食的多余部分储存在自己的皮肤之下，因此他就不能在饥饿时享用它。既然蜜蜂要交出自己的蜜，农人也不得不把自己的粮食交给偷窃他的地主和其余的强盗。利齿和铁爪对于狮子来说是劳动的工具，就是为自己获得食料的手段。狡猾是狐狸劳动的工具。但是既然这些工具成为它们身体的组成部分，那末就不会被其他动物用来转而反对它们自己。相反地，人类制造的武器就不是他们的不可分离的部分。他们的脑子的思想可以同脑子分开而物质化在书里，在机械发明里，在化学发现里等等。人的武器和思想可以为资本家据为己有，后者把它们用来反对它们本身的创造者。发明危害着发明家，但是使工业家和资本家发财致富，他们除了发明偷窃发明家的艺术之外什么也没有发明。铁路给那些日夜辛劳的修路工人很微薄的工资，但带给股东优厚的红利，股东的全部劳动可以归结为收利息。 因此，达尔文主义者先生们所宣传的生存竞争不能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人同动物和植物比起来是生活在另一种条件之下。 达尔文成功地把一种经济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搬进自己的科学。但是当达尔文主义者回过来把自己的关于最适者生存的学说硬拉进社会科学时，却遭到惨败。他们对社会科学的了解，正象樵夫对植物学的了解一样。人是动物，对此我无异议。建立在经济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兽性的社会，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是这还不足以证明生存竞争在人类中间起的作用同在公火鸡和牡蛎中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在人类社会里，自从他们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范围之时起，生存竞争就体现为双重的形式：个别的人之间斗争的个人形式和阶级斗争的集体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们从1847年起就对人类的生存竞争的这两种形式进行详细的分析。 三、人为的环境：阶级斗争的理论 1 生活在双重的环境里：在宇宙的环境或自然的环境里和在经济的或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人为的环境里。这两种环境的共同的作用和反作用决定人和人类社会的进化。 当人仍旧是一种有机生物，以其某些性能和习惯同其他动物刚刚分开来的时候，可以把他看作是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的直接产物。 史前时期的人类，石器时代的人类，如我们在比较大洋洲、美洲和非洲现存的野蛮部落而得知的情形一样，他们只是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其实，他们完完全全生活在自然里，他们赤身露体来来去去，在寒冷的地区他们有时也在脖子上系块兽皮，或者在前面或者在后面，视风向而定。他们不会使用金属，几乎不知道用火，他们用树枝为自己构筑住宅，象黑猩猩一样，在他们身边，象在猿猴身边一样，除了石头和木棍之外没有其他的工具和武器，他们还没有学会制作瓦罐来做饭。他们的语言是如此发育不完全，以致其中没有动词“是”，也没有象“树”、“花”、“热”等这样一些类概念的标志。他们的智力的发展是处于如此低的阶段，以致他们不会计算三或四以上的数字。在解释这些原始人种的形成上，自然科学家可以只限于对自然力量的作用的考察，象他们在解释其它动物种的形成时所做那样。生活的竞争，生存竞争，象我们在动物中所看到的，也是原始人类的生活规律。为了捕获野兽，为了夺回和带走雌的，他们施展自己的手和脚的弹力和力量，他们用牙齿和指甲撕裂自己的敌人；最强的、最机灵的和最能干的成为胜利者。 但是这种动物的生存竞争还在史前时期就改变了样式和获得新的特点。从人们学会冶制金属之时起，从进入青铜时代起，人们在自己的战斗中不再只是使用自然的武器，这时他们有了人造的武器，因而胜利常常不属于较强者，而属于有最好的武装者。因此，许多人类学者认为，生活在欧洲的石器时代的人们曾被来自东方和知道使用青铜的其他人种所消灭和排挤掉，是确实无疑的。为了证实这个观点，他们指出不论在哪里——在爱尔兰、在苏格兰、在挪威、在德国等等——遇到的青铜的剑，不仅相似，而且基本上完全一样；可以设想它们是同一个工匠铸造的。它们的唯一的差别是在上面雕刻的装饰，在丹麦所发现的青铜剑装饰的是螺旋纹，在南方发现的是直线纹和圆圈纹。所有这些剑都装了不大的柄，由此可以想见，持有这些剑并且战胜了石器时代的人们的那些人，手是很小的。 在史前时期发生过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还在重复。当某个斯坦利、布拉柴[36]或任何其他一个文明的强盗去与刚果黑人作斗争时，胜利的不是两个敌人中较强、较机灵和较勇敢的一个，而是左轮手枪和火药。在工业的战场上情况也是一样的。当手摇织工和大企业的织工为市场而进行争夺战时，胜利不是属于精力较旺盛的、较爱劳动的和手较巧的工人，而是属于机械车床和蒸汽的动力。因此，在人类的社会里发生的情形和在动物中不一样：为人们保证胜利与其靠他们的自然性能，不如靠他们的劳动工具和他们的武器。可以说，为生存和进步的真正斗争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他们的人造的器官之间进行。带着植物和动物之间竞争的特点的这种工具和武装的竞争因而就成为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这样惊人发展的原因。 当两个用同样高度技术设备装置起来的工厂彼此为市场进行斗争时，它们利用自己的工人来搏斗。它们争先恐后地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日；它们用女工和童工来代替男工，用简单的粗工来代替熟练的工人。主人们为生存的这个斗争既没有提高两个竞争者的肉体的质量，也没有提高他们的精神质量，而只是引起工人阶级的肉体的衰颓和精神的与道德的堕落。 出自动物界的在人们中间的生存竞争因此带有另外的特点和引起植物和动物中的斗争所没有的另外的后果；因此谁想弄清人类的进化，就应当分析人们所经过的人为环境及其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双重环境，自然的和人为的环境，不是不动的，不是常常平衡的，它是经常变动的。 地球形成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然环境是在进化中。依据这个宇宙进化的事实，圣伊雷尔发挥了自己的物种形成的理论；例如，对爬行动物之转化为鸟类，他是用大气的化学变化来解释的，因为大气中充满氧气使温血动物的生存有可能。但是宇宙环境的进化是缓慢的，要出现一种重大的改变就需要几千年，因此动物种和植物种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没有变动的，因为给予它们生命的条件变化是不显著的。反之，人为的环境进化却很快，因此人的历史同动物的历史比起来则表现为这样剧烈的和多样的运动。各种不同的人种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可以用人们在其中实现着进化的那人为环境的差别来解释。巴黎人在自己的智力发展上同火地岛土人的差别之大远远超过各种狗和猿猴彼此之间的差别。 2 人不是为自己创造特殊的人为环境的唯一的动物。某些动物种（海狸、蜜蜂、蚂蚁等）也为自己创造人为的环境，这使它们有可能达到为其他种所不知道的那样的发展程度。 伟大的古代的医生切尔斯[37]在一千八百年前写道：“假如人们以为自己同动物的区别是在于他们会建筑城市，颁布法律和设立政府，那末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蚂蚁和蜜蜂也会做这些事情：在它们中间也有自己的王，它们保护它和为它服务，也有自己的战争，自己的胜利，自己对战败者的惩治，它们也有城市和郊区，严格规定了的劳动时间。它们杀死和追捕昆虫……假如某人能够从天上看地上，他会看出人的事情与蜜蜂和蚂蚁的事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在切尔斯之后曾有过许多耐心的研究者，研究这些小动物的习惯。 蚂蚁窝是自然的真正奇迹之一。福莱尔[38]说：“它们的显著特点是在于缺乏不变的形态——即每种的特殊形态——，象我们在胡蜂房和蜜蜂房中所看到的情形那样。蚂蚁懂得使自己的建筑适应于环境和因地制宜使用地形条件。”它们筑墙和竖柱，架梁和铺板，一层之上又盖一层，曾经发现有的蚂蚁窝数达四十层。在塞内加尔如此众多的白蚁巢穴高出地面达三米到六米，而且建筑得这么牢固，可以承受一个成年人甚至一条水牛的重量。它们通过三十厘米宽的地下通道与外界发生联系。人们的建筑同这些小昆虫所修建的东西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假如我们拿这些建筑的高度和宽度同它们的建筑者的身量比一比，人的手所做出来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是滑稽可笑的。金字塔如果按照这样的规模修建起来，应当有一千米高。然而人类建筑中最高的古迹希奥普士[39]的金字塔只有一百四十六米高，斯特拉斯堡教堂只有一百四十二米高，圣雅克塔只有五十八米高。 在蚁窝里有粮仓，其中储存着由群体收集来的谷物。蚂蚁去掉谷物的皮并把它丢出去。还没有发现它们如何防止谷物发芽的秘密方法；当谷物发芽的时候，它们懂得及时加以制止。在阴凉的地窖里它们保藏着剁碎的树叶，供给它们非常喜爱的小小的蘑菇。有的人甚至断言说在得克萨斯有一种特别的从事农业的蚂蚁，善于耕地和种地；但是这个事实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证实。谁会想到蚂蚁也从事畜牧业？——于贝尔扬声说。真有这样的事，蚂蚁从事畜牧业．它们繁殖供给它们甜的分泌物的蚜虫群，它们的这些母牛越多，蚁窝里的福利状况就越高。它们在树干上构筑小仓库来存放草虱子；它们在地下和在根下构筑另外的小仓库。搬家的时候它们就带着一起走。秋天它们收集它们的卵子并且细心留意着幼虫的出现，阿杜邦看见过一种蚂蚁会利用芽虫来作耕畜；它们强迫芽虫在排成两排的监视者之间拖运剁碎的树叶，而在完成这件工作之后又把它们关进蚁窝里去， 在原始的人类社会里只作了胆小的最初几步的劳动分工，在蚂蚁中已发展到非常之高，并且在同一蚁窝的居民中造成了这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可以把它们认作不同的种的代表，，再生产的职能由几个雄的和一个雌的来担负。人们想在动物中找出自己特有的社会组织，就称这个雌的为女王，然而事实上她根本没有什么君权的属性。无性的蚂蚁关心着她，喂养她，但是同时又机警地监视着她并且常常逮捕她，这些无性的蚂蚁是蚂蚁中的主要群众并分为战士和工作者。 在蚁窝中统治着的是最严格的共产主义。这里面的劳动是自由的。蚂蚁带着一种永不衰歇的热情进行劳动。所罗门拿它们作榜样来教育自己属下的犹太人。“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40]在蚁窝中一切都属于大家。在蚂蚁中共产主义的感情发展到这样的高度，甚至已经采获到手的口粮在某时期内都归整个社会支配。蚂蚁的消化管道分为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前面部分，好象是整个蚁群的小仓库，——拉长的食道形成象嗉囊样的东西，其中存放大量的液体食物。在需要时蚂蚁就把这液体吐出来供给年轻的伙伴、幼虫以及不懂得为自己获得饲料的雄蚁吃。在某些澳大利亚种身上这个特性被利用来把一定数量的蚂蚁变成真正的储藏的盆：把它们填满液体食物，使它们必须保存好，而在需要时又要它们吐出来。 秩序和和谐不仅统治着蚁窝的内部。有时也同其他的蚁窝建立和平的对外关系，虽然一般说来它们之间经常进行剧烈的战争。福莱尔在日内瓦郊区的一块平原上曾看到一个蚂蚁部落，由一百多个群组成，过着完全和平的生活。在北美洲的某一地点库克曾发现一千六百到一千七百个圆椎形的蚁窝，高达二到五英尺。所有它们的居民都处在最亲密的关系中，任何时候都不互相攻击，而团结起来防御外敌（蜘蛛，蛇等等），并在建筑和修理住宅时彼此互相帮助。这是蚁窝的联盟。 以上所举的事实（我还能举出许多其他的例证）证明智力发展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以致达尔文完全有权说：“蚂蚁的脑子是有机物质的最令人惊奇的部分之一，甚至比人脑更令人惊奇。” 智力发展的这种罕见的高度水平，自然不能用达尔文主义者先生们的生存竞争来解释，而应当用蚂蚁所创造的人为环境的防护作用和教育作用来说明，这环境消灭蚂蚁内部的一切斗争、一切个人的竞争和只留下整个群体同周围世界的集体斗争。 3 最新的历史研究证明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在其中形成的第一种经济形式。即使现在在亚洲、在大洋洲、在非洲甚至在欧洲还有一些民族除了对自己的小房屋及其附属的小园地的所有权之外，不知私人的土地所有权为何物。一切其余的土地都归整个公社集体所有，可耕的地段在各个家庭之间，有的一年重分一次，有的三年或七年重分一次，视地方习惯而不同，森林和牧场是不可分的财产。财产的这种集体形式所引起的这种社会的和家庭的组织，我们在建立在第一种所有权之上的任何别的社会里是碰不到的。在实行集体所有的民族当中，尽管有种族和气候条件的差别，我们却可以找出同样的恶德、贪欲、美德以及相似的习惯和思想方法：人为的环境消灭着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多样性。例如盗窃，这是生活在私有制条件下的文明的有产者的最主要的美德，而在原始公社中间是人们所不知道的。这些公社的一切成员都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强迫别人为自己劳动，并且也不从他手上去抢夺他所制造的一部分产品。大家都自愿彼此帮助，并不考虑有没有报酬。在俄国，在印度，我们看到当某个农民的家庭来不及收割自己的地段上的庄稼的时候，其余的家庭就跑来帮助它，除了共同喝酒之外，不再期望另外的酬金。在这些原始的公社里不存在什么法律；他们不知道我们所称为法庭、权利和义务的这些东西。他们只服从习惯和传统，习惯的破坏者所受到的唯一的惩罚是社会的谴责；在某些印度的公社里犯罪者有时被罚自费负担供给一定数量的饮料，然后由全村人一起喝掉[41]。 无需靠所谓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的任何一种惩罚制度（警察、审判官、刑法典等）的帮助，在原始的社会里存在着稳固的秩序和完全的和谐。虽然事实上，他们也象蚂蚁群一样彼此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中。一切外来者在他们看来都是敌人。这种思想趋向主要表现在拉丁字hostis上面，它同时指敌人和异乡人（法文hôte——客人和hostilité——敌意，都是由拉丁文的hostis而来）。 只是因为原始人类社会是在压制一切个人的利己主义、一切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的人为环境中发展起来，所以人才能超出动物的状态。 只是当财产的集体形式开始瓦解和社会分裂为有敌对利益的各个阶级的时候，人类社会内部的斗争才发生。但是在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任何时候也不采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所观察到的那种形式，而主要之点是它任何时候也不导致那里发生的同样的结果。在蚁窝中为了执行维持蚁群生活所必需的职能，蚂蚁就分为等级、分为阶级：再生产者阶级（雌的和雄的）和无性别的阶级，后者又再分为战士阶级和工人阶级。一切工作的执行都落在后者身上，而其余的阶级则只是必须关心蚁群的再生产和保卫它。在蚁窝中存在着这些不同的阶级对它是非常有利的。同一公社的成员这样分为不同的阶级或等级，我们在人类社会里也能找出：不再关心自己的食物的阶级常常一开始就执行某种对公社的生活所必需的有益的职务，公社则供给他们生活资料。在音节文字发明以前的时代，在犹太人、印度人、埃及人、高卢人等的神权政治里，僧侣是传统和积累起来的知识的保存者。他们管理社会的财产和执行对工作的总的监督。欧洲和亚洲的封建贵族的秩序起初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农民私有者服从于封建领主的政权并且有义务向他以实物或徭役缴纳租税，以换得庇护和防御周围许许多多敌人的侵犯。领主必须要有坚固的城堡，农民当受到攻击时，可以在这里面掩护自己的家畜和收获物，此外，领主还必须维持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来保护自己的城堡免受攻击。恩格斯非常正确地看出，“分工的规律就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基础”[42]。 可是摆脱了劳动的高等阶级往往滥用自己的特权地位，而这种滥用愈来愈成为有害的和不能忍受的，以致他们过去曾经担任过的有益的职能由于产生它们的社会环境的改变而逐渐失掉自己的意义。他们都诉诸暴力和抢掠、狡诈和欺骗，为的是靠损害劳动阶级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把社会的指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在自己产生时是有益的和有良好作用的高等阶级往往最终变成为有害的和压迫的阶级。 高等阶级把对其余人口的统治权夺取到手之后，他们又凭借巧妙地组织起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暴力来保持这个统治权。在以前的演讲中我曾指出，当资产阶级同贵族斗争的时候，它曾经是伏尔泰的信徒，一旦政权落入他们之手，就立即沉溺于假仁假义的行为里去；我也曾指出，资产阶级怎样发明了具有新的神——进步、自由、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规律等等——的自由的宗教，和他们怎样最后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权威来使劳动阶级的社会屈辱地位合法化。贵族阶级在当年曾完成了这样的一些进化。虽然有过教皇与皇帝之间、诸侯与主教之间、城堡与教会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但是归根结底他们却联合起来共同地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压迫城乡劳动者。随着统治阶级的毫无用处日益成为明显的事实，被压迫阶级日益强烈地和明白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从统治阶级方面来的赤裸裸的肉体上的暴力（军队、警察、审判官、刑法典等等）不断增长起来。下层阶级只有当它消灭统治阶级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暴力，当它在开始手拿武器的斗争之前就进行一场预备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的时候，才能达到自己的解放。 为了对付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和武装起义，统治阶级形成统一战线，尽管有使他们分裂的内部矛盾。在1848年和1871年，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一切政党为了共同镇压人民的起义而形成临时的联合。但是统治阶级政党的斗争是纯粹表面的现象，非常微弱地反映着那种充满它内都的不停的斗争。事实上，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43]。 工业的和商业的竞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的教条，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宣战。这个战争不可避免要引起对战败者的剥夺，把他们排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并且引起社会财富集中到数目很少的人的手里。结果，在资产阶级所积累的财富增长的同时，资产阶级本身的数目却不断减少而愈来愈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贵族阶级经历过相同的阶段。封建诸侯的不断的战争导致他们的互相残杀。失败者的土地和军事力量增加了胜利者的军队和财产。贵族阶级由于这样不断地失去成员，最后已经稀少到不费力气就可以推翻它的统治的程度。 动物中的生存竞争促使个体的质的提高和种的改善，而在人类社会里生存竞争却不能改善个别的人，反而会毁灭统治阶级的队伍和准备它的消灭。 随着脱离劳动的阶级人数减少和转变为寄生者和压迫者阶级，被压迫的阶级不断增长，并吸取对社会进行经济指导和政治指导所必需的一切精神力量；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日益增强并由内战的爆发而公开破裂。这对抗在中世纪产生农民战争和城市的暴动，为封建阶级的垮台作准备。它在我们的时代则产生经常破坏经济生活过程的罢工和动摇政治秩序的工人暴动。带有极端残酷和恐怖的内战标志着阶级矛盾的最高峰，国家政权的夺取成为解放被压迫的、革命的阶级所必需的条件。 国家成为堡垒，在那里躲藏着由于自己的成员的人数减少和完全的萎靡不振（imbécillité）[44]而不能自卫的统治阶级。 国家变为施行精神强制和肉体强制的机构，统治阶级需要用它来保持自己的统治和把劳动群众控制在现存的生产方式所需要的从属的（奴隶制的、农奴制的、雇佣劳动的）条件之下。当社会分裂为敌对的阶级的时候，就是说当还需要控制某一阶级的时候，国家的存在是必需的，这种必要性既不能为自由贸易的圣水，也不会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咒语所消灭。被压迫的阶级现在是革命的阶级，应当掌握国家机器，按照自己斗争的需要改造它并且把它的全部力量转向对付敌对阶级。 在前一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只是在夺取了国家机器，改造它和利用它的全部力量来镇压贵族和僧侣的反抗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解放。但是就在这时候，尽管资产阶级侈言什么平等和博爱，它毕竟是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因此它不能消灭国家，相反地，它使国家更加强化，而从它取得政权之初期，它就利用国家来镇压人民暴动。国家政权只有那个消灭阶级的阶级才能消灭，而阶级只有当经济利益的矛盾解决了的时候，当产生这些矛盾的私有财产转变为全民的或公有的财产的时候，才能消灭。 恩格斯写道：“当不再有需要加以压迫的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被消除了的时候，镇压的必要性就消失了，国家也就不需要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对人的统治将让位给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自由的社会不会容忍在自己和自己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国家。[45] 我们看到前此的一切人类社会都划分为阶级。这种划分是社会生产不很发展的命定的后果。凡是在社会劳动只能提供勉强超过社会全体的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产品数量的地方，因此在那里劳动吞没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时间，在那里阶级的划分是必不可免的。与那个主要依劳动为生的大多数一起同时形成一个少数，他们解除了直接的生产劳动和从事于关涉全社会的事务：对劳动过程的总的监督，行政管理，防卫工作，法庭活动，科学和艺术的创造等等。 但是由于机器生产的非常的发展，这种阶级的划分，在那个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是依社会的和科学的方法来调节的社会里将不复需要了。“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46]（恩格斯） 选自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王子野译） 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39-78页。 [1]雅克·博胥埃（1627-1704）——法国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编者注 [2]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编者注 [3]安条克——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王（公元前175-161）。——编者注 [4]维科（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社会学家。——编者注 [5]博胥埃《论世界通史》。——拉法格注 [6]《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十二章第十三～十六节。——拉法格注 [7]《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十章第十四、十五节。——拉法格注 [8]大流士——公元前522-486年的古代波斯王。——编者注 [9]萨平人，古代意大利的民族之一。——编者注 [10]卡托（公元前234-149）——公元前195年为罗马执政官，后为监察官。——编者注 [11]昆图斯·霍登西乌斯（公元前114-50）——罗马法学家和演说家。——编者注 [12]丘必特，今译“丘比特”——录入者注 [13]尤斯图斯·李比希（1803-1873）——德国著名的化学家。——编者注 [14]尤·李比希《化学应用于农业和生理学》1862版。——拉法格注 [15]达尔文《人的起源》第1卷。——拉法格注 [16]德-梅勒和卡拉先生重新让基督教社会主义出笼。假如他们不想让他们的教会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简单的欺骗，他们就应当首先迫使自己的天主教徒朋友、一切谢加和其他伪君子在自己的工场里给工人恢复星期日和节日的休息。——拉法格注 [17]约瑟夫·普留多姆是法国十九世纪的讽刺画家昂利·蒙尼埃所描绘的一个目光短浅的小资产者的形象。——编者注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19]指1830年间由法国生物学家圣伊雷尔和居维叶引起的一场争论。圣伊雷尔认为各类动物构造图形彼此相似，故用“构造图形的统一”的理论阐明动物进化的原理。居维叶本是认为生物一经’‘创造主”创造出来就不再有变化，所以反对圣伊雷尔的观点，攻击“构造图形的统一”的理论。这一争论曾在当时各国生物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编者注 [20]保尔·欧仁·崩图（1820-1904）——法国金融家和企业家，巴黎股份报行联合银行的创建人——编者注 [21]拉瓦锡（1743-1794）——法国著名化学家，由于他加入“专卖公司”，剥削人民，并与外国干涉者有来往，被革命法庭处死。——编者注 [22]弗雷佩尔（1827-1891）——法国天主教主教，从1881年起是议会中牧师派的首领。——编者注 [23]阿加西斯（1807-1873）——瑞士自然科学家，宣扬唯心主义灾变论和神创造世界的思想，是反对达尔文学说的人。——编者注 [24]理查·欧文（1804-1892）——英国比较解剖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编者注 [25]欧文《翼的本质》1849年版——拉法格注 [26]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卢骚的信徒。一一编者注 [27]拉伯雷（1494-1553）——法国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在他的作品中对黑暗的封建势力和教会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编者注 [28]谢尔在自己的《脑的比较解剖学》里说“鱼就自己的许多器官来看是较发达的动物的始终存在的胚胎”。——拉法格注 [29]沙多勃利昂（1768-1848）——法国作家，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积极参与保王党行列：他的《基督教的真谛》是一部反对十—八世纪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著作。——编者注 [30]亚里士多德《动物史》。——拉法格注 [31]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编者注 [32]居维叶《论地球表面的变革》。——拉法格注 [33]雷·朗凯斯特（1847-1929）——英国形态学家，——编者注 [34]雷·朗凯斯特《退化：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章》1880年版。——拉法格注 [35]霍屯督是西南非洲的民族之一。——编者注 [36]斯坦利（1841-1904）——英国人；布拉柴（1852-1905）——法国人．两人都是以“探险“为名到非洲去的殖民主义者。——编者注 [37]切尔斯是一世纪时古罗马的学者，写过关于医学的著作。——编者注 [38]福莱尔（1848-1931）——瑞士昆虫学家。——编者注 [39]公元三千年前埃及的法老。——编者注 [40]《旧约全书》，《箴言》第6章第6、7、8节。——拉法格注 [41]英国著名的法学家乔治·梅恩先生写道：“最古老的酋长会议从来也不指示什么东西，——它们简单地解释说自古以来就实行某一种秩序。就字面的法学意义而言在那里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在印度的公社里一个人遭到暴力时，他并不抱怨个人的受辱，而是抱怨整个小小的社会秩序的被破坏。更奇怪的是习惯法不知道惩罚的措施。在那个几乎不可思议的场合，假如某人拒绝服从会议的决定，对他的唯一的无疑的惩罚只是一般的谴责。”（《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年版）——拉法格注 [4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3页。——编者注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5页。——编者注 [44]我在这里是按照最初的拉丁文的意义使用imbécillité这词，Imbecillitas在拉丁文中意指缺乏战斗力。丧失军人的英勇是接近死亡的阶级的最准确的标志之一。——拉法格注 [4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2页，引文与《全集》译文有出入。——编者注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4页。——编者注
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的性质（希勒尔·蒂克廷，2007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的性质 希勒尔·蒂克廷2007年3月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 说明：英国《反潮流》杂志2007年3—4月号刊登了《社会主义理论批评杂志》编辑、苏联和后苏联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深专家希勒尔·蒂克廷题为《关于俄罗斯的头条新闻的背后》的文章，对俄罗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背景分析，认为普京上台后面临严峻局面：大多数居民不满、国家面临分裂和解体、外资和寡头控制俄国，他于是别无选择，改变了叶利钦的许多政策，他代表的是俄国内想保持可持续统治的一批精英，包括强力部门和受到新自由主义削弱的制造业部门的精英，他们力图重新控制资源部门和军工部门并投资工业部门以建立经济基础。但是他们至今并没有找到一个使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不会给俄带来长期稳定。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新闻已经越来越耸人听闻了。起初媒体报道其国内压制增加，同时对言论自由的审查和约束变得更加严格，后来就是一些银行家和一位《福布斯》杂志的记者保罗·克列普尼克夫遭暗杀，最近一位克格勃的前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伦敦被公然杀死，著名的批评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也被暗杀。 本文试图把这些事件放在一个背景中考察，并会说明，这些令人恐慌的头条新闻大都与资产阶级的布什当局和一些部门力图保持一个类似冷战的气氛的需要有关。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者的角度看，形势对工人阶级和其余人来说仍然不利。 背景：市场的失败 苏联的统治集团为了在资产阶级制度内建立自己的统治，搞垮了苏联。这包括解散中央计划机构，代之以市场和私人所有权。在把前精英阶层转变为所有者阶层方面，这一逆转过程是成功的，但不是平稳的。 不论从提高生活水平，还是从迈向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市场在前苏联地区都是失败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一直低于1986年的水平。就业体系从全部就业恶化到大量失业和半失业。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大多数领养老金的人和相当数量的妇女沦为贫民。 少数在自然资源工业领域的工人相对富裕，而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低于转向市场之前。尽管国有财产大多已经被私有化了，而市场经济并没有建立。价值规律不起作用，部分经济仍然在旧体制下运作，许多工人（尽管不是大多数）工作却一无所获，或几乎一无所获。除了国际贸易的商品，大多数商品的定价仍然是不规范的。 市场不占主导权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最富有的人，霍多尔科夫斯基试图干预政治，被关进监狱，他的帝国（尤科斯天然气公司。——译者注）也被国有化了。结果，人民开始愤怒了，他们反对市场并对“转型纲领”不满。 背景：稳定 现代大多数的资本主义理论家都认为，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稳定的前提。苏联的知识分子显然就是执行这一职能的候选人，但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被消灭了，有的是由于1992年1—2月的通货膨胀使积蓄化为乌有，还有许多人是因为失业了，而剩下的人是因为工资低得离谱。 尽管那些给俄罗斯政府出主意的人坚持后苏联市场经济中小型和中型企业很重要，但中小企业没有成功。实际上，任何没有被资本主义制度迷惑的人都知道，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大公司的统治，它们或者拥有小公司，或者作为供应商，或者通过购货或资金来控制小公司。因此处于工人和统治阶级之间的这一阶层人数很少，不足以成为市场的支撑。 统治阶级本身被分为掌握金融资本的人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的人。第一种人中最富有的就是寡头，他们拥有银行，在采掘工业中持有股份，通过金融统治在大部分工业持有股份或进行绝对控制，但是工业管理仍然保持过去的老样子，大部分经理人员在他们的企业中持有大量股票。旧的工厂经理们过去是苏联精英的主体，但是相对于金融资本精英来说，由于制造业处境艰难，他们的利益相对受损，结果是他们与国家机关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集团支持普京。 普京本人既不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也不是一个派别的领袖。他从寡头转向非金融资本的精英阵营是因为确实别无选择。叶利钦在位时，大多数居民不满，大多数精英反对政府的政策，国家在领土和经济上都不完整。车臣的暴乱只是后苏联的分裂进程中最激烈的例子。普京公开表示对此别无选择只能镇压，否则苏联其他地方也会叛乱。 分裂的最终原因是“转型”的失败。在斯大林时期，国家体系是通过中央控制而连在一起的。它包括人口的原子化、财产国有化、克格勃、中央“计划”程序。各种形式的强力机关只有在存在国有财产的情况下才能运作。这些控制手段大都瓦解了。逻辑上讲，我们希望价值规律可以取代它们。市场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斯大林时代的旧关系在企业内部仍然是主导性的。结果，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只是偶尔起作用。 普京时代的政策和矛盾 市场转型的失败使得俄罗斯很不稳定，但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直接使用武力（尤其是在车臣）以及通过强化的中央集权和镇压把它暂时聚拢到一起。而普京不能使用斯大林体制下那样的镇压手段，这样的手段不能无限期地用下去，但是毫无疑问，在资源高价格的帮助下，镇压和武力起作用了，并且形势稳定了。但是，这只是短期或者中期内的稳定。 普京政府在经济上所作的选择是回到原有体制，即重新引入一些控制形式，同时财产更加国有化。在现实中，这些决定是普京周围的一些精英们作出的。叶利钦模式的经济转型已经失败了，金融资本家、市场人士和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等这类政治化的“寡头”已经被赶跑了。寡头们曾试图对抗普京，后者对他们采取了强硬手段。 资本家精英们的致富过程被广泛质疑。首先，他们很不得人心。其次，另一帮精英们对这些人非常不满。再者，他们确实是通过腐败和犯罪手段起家的，并且还与腐败和犯罪保持着联系。这两种精英之间的任何斗争都可能是惨烈的：叶利钦系的精英的基础主要是黑帮势力，而普京的精英们使用国家机器。 西方是与叶利钦的精英们联合的。在叶利钦时代，许多西方公司在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公司中以大大低于可能的国际价格拥有股份。荷兰皇家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就是这样。 那些能够控制自然资源工业的俄国人把产品出口到西方并把那些以西方货币支付的钱留在西方。近些年来，一些钱回到了俄罗斯，经常用于购买工业企业。 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在职总统要想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都不得不反对金融资本、西方商业公司和西方银行。此外，他还要面对保持俄罗斯统一的问题，面对潜在的分裂危险。人民对市场确立过程的公开不满，使情况更加严重。 显然，要部分解决问题需要把资源收益的大部分投入到已经破败或者完全被破坏的制造工业和基础设施上。但是，这不可能由市场做到，因为这样的投入是个长期而不获利的过程。 但即使对武器工业或原料工业的再投资，也都是有限的。出现这种短期行为的原因都与金融资本的实质及其统治地位有关。原则上来说，普京政府前进的方向是利用其能源收入投资工业。考虑到克里姆林宫的内斗还在继续、西方的压力和该体制的不稳定，是否能达到目的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京政府与本国金融资本、西方金融资本、西方大石油公司之间以及西方的金融资本之间为什么将持续发生冲突，就很容易明白了。而且，对前苏联的非俄罗斯部分的资源的开发将带来更大的冲突。除了格鲁吉亚，中亚和高加索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而乌克兰还在被争夺之中。 乌克兰本身没什么资源，还因为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灾难而遭到严重损害。但是，其地理位置处在俄罗斯和黑海之间，对俄罗斯的经济至关重要。由于乌克兰贫穷，欧盟不愿吸纳它，而美国对这一地区也态度暧昧。西方的石油公司正试图在中亚和高加索确立地位，美国在那里已经建立了空军基地。这激怒了俄罗斯的精英们。 对于石油和天然气问题，西方媒体认为俄罗斯试图建立对整个欧洲的能源、尤其是天然气的垄断，并把这种垄断作为一种勒索的手段。这是胡说。当俄罗斯天然气垄断公司——国家天然气公司切断乌克兰的天然气时，它所做的不过是任何拿不到钱的供应商都会做的。事实是，乌克兰付的价钱还不到国际市场价的四分之一，并拒绝提高到四分之一。 我们应该想到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和美国公司在相同情况下作出的是相同的反应。如果西方的公司付钱了，它们不会有任何被切断天然气的危险。事实是，俄罗斯需要收回卖给西方天然气的钱，当国内的天然气价格极低时，国家天然气公司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拿到钱了。 为了控制能源，俄罗斯精英们需要从西方伙伴们和与西方紧密相连的国内寡头们手里要回控制权。萨哈林天然气项目就是这样的，俄罗斯有效地挤走了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使国家天然气公司成为主要的合作伙伴，保证石油和天然气的利润留在国家控制的公司手里。 现在的俄罗斯在工业方面远落后于中国，只能通过能源、原材料和金属出口方面以获得足够的顺差来投资本国工业以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竞争力。 俄罗斯可以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强国，但是其统治被削弱了。在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俄罗斯处在一个模糊的位置上，它是一个有先进导弹技术的核大国，但是在工业和金融资本方面都不发达。 英国和美国轻易地拒绝了中国和俄罗斯购买它们公司的企图，这一举动表明，这些新人还没有被准许进入帝国主义俱乐部，至少目前如此。这种拒绝促使俄罗斯利用其作为欧洲能源供应商的地位来迫使西方的资产阶级给予其更好的待遇。对俄罗斯的统治集团来说，被命令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准许其输油管里的油被卖到西方，但不许同样地去购买西方的重要公司，这是很令人恼火的。 分裂、失败和疯狂行为 普京周围的圈子不大可能实现他们的目标。此外，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在突然的飙升之后，可能像从前的一贯模式一样在一段时间后降下来。专家们和石油公司希望降价，英国石油公司已经说40美元一桶。现在高价的主要原因是伊拉克战争，高油价增强了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的国力，这既不符合美国政府的利益，也不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俄罗斯资本的短期性很严重，这可能会阻碍国家的任何工业化努力。投资被导向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顶多会持续一个较短的时期。现在还看不出俄罗斯在世界市场上能重获竞争力。 分裂的影响力可能会占上风，它正表现在各种极端行动上。近来许多俄罗斯人被暗杀，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和前代总理盖达尔被投毒说明，对这个体制的要素以及被蓄意分化的国家机器的各部门控制不足。我们不知道谁杀了哪个人，没有证据地猜测也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说出谁在这些暗杀中受益。 说普京指使了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大现实的，因为从当局的角度来说，这些暗杀都不是必要的。利特维年科（他是被驱逐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的朋友，别列佐夫斯基是一个威胁，但是政府没有动过他）并不重要。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对车臣的报道确实起了政治作用，亲俄的车臣领导人确实从她的被杀中获益。人们很容易想到，这些被俄罗斯扶植的领导人玩得过火了。 从国家总体的角度来看，她不是真正的威胁。她工作的报纸《新报》是《华尔街日报》的关系报纸，背后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在支持，而戈尔巴乔夫支持普京。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批评俄罗斯政治的。俄罗斯还有许多这样的人，但没有被杀，除非他们有特殊的敌人。（这与国家对组织工人阶级行动的立场不同。我在俄罗斯时有人给我举例子说，工人组织者们被杀或被恐吓。） 无论是谁杀了这些人，很显然，自从苏联垮台以来，俄罗斯存在一种长期的政治不安全的氛围。整个的私有化进程伴随着犯罪的气息，甚至包括直接使用暴力。暗杀竞争者和难对付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对手是后斯大林体制的一贯特征，并且伴随着政治暗杀。 结论 尽管国家现在被普京聚合在一起，俄罗斯的分裂还在继续，利特维年科被杀显然表明国家机器中有许多恶劣分子在为自己谋利。情况很糟糕，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只是不大会在目前发生。显然，这个体制是反马克思和反工人阶级的，但是不像说的那样完全无所顾忌，我的印象不是这样的。 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普京政府代表急于想保证持续统治的那部分精英。许多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压迫程度更大了。同时，政府多次尝试提高交通、住房和其他公用事业的价格，而这些在苏联时期都是免费或非常便宜的。领养老金的人、失业者和低工资的工人很难生存，这导致了2005年1月大规模的示威和当局部分的让步。 如果能源价格下降，局势会更加不稳定。在中期看，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因为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失败没有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除了否定这一进程并转向社会主义。鲍利斯·卡加尔利茨基主张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他的观点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工人形成一个阶级。因此，我们需要输入这样的希望：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这需要西方左翼的帮助。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美]奥尔曼（B.Ollman）编 段忠桥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CHM电子书下载】 ·中译本前言 ·争论的参加者 ·导言（伯特尔·奥尔曼） MarketSocialism:TheDebateAmongSocialists (BertellOllman,JamesLawler, HillelTicktin,DavidSchweickart) Publishedin1998byRoutledge 第一部分赞同 ·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戴维·施威卡特） ·作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詹姆斯·劳勒） 第二部分反对 ·问题在于市场社会主义（希勒尔·蒂克庭） ·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神秘化（伯特尔·奥尔曼） 第三部分批判 ·对蒂克庭的批判（戴维·施威卡特） ·对施威卡特的批判（希勒尔·蒂克庭） ·对奥尔曼的批判（詹姆斯·劳勒） ·对劳勒的批判（伯特尔·奥尔曼） 第四部分答复 ·答施威卡特（希勒尔·蒂克庭） ·答蒂克庭（戴维·施威卡特） ·答劳勒（伯特尔·奥尔曼） ·答奥尔曼（詹姆斯·劳勒） ·市场社会主义论著精选 —附录— ·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的性质（希勒尔·蒂克廷，2007年3月） ·市场经济、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前途——奥尔曼教授访谈（2009年） 【感谢August、阿芬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