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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1．大会一方面大体核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而别一方面又承认该议决案在同年八月之前多未实行，在中央然，在地方亦然。除开客观的原因（经济与人力之缺乏，军阀之压迫，许多负责任的同志们之被捕），妨碍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之实行外，我们更要指出别一个原因，就是各级负指导责任的同志们对于该议决案之实行多分忽略，各地方的党员对之未有充分了解。2．大会以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同时最近在中国之解放运动的全部进程上和我党对于这个运动之积极的参加，实要求我们与劳动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国民党之政策为满足——之关系日紧一日。因此，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3．在南方反对商团奋斗的经验上，在北方的国内战争在上海工人罢工（居然得到工人的援助，表现出阶级之真正的团结）的经验上，且屡次在南部和中部，各省之佃户和贫农之反对地主和富农的运动上，——在这些经验上，都足证明群众奋斗程度之增高，不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并且反对地主和本国的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在这些事实的前面，中国共产党之责任是应该使这种自然的过程转变为中国劳动群众有觉悟地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斗。吾党欲达此目的，则有〔要〕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的指挥。4．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在这些地方已具备对于共产主义的工作和对于我们党的组织之前提；因为在这些地方纯粹工业工人的数量很多，同时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5．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至于在小手工业者和商工业的办事人中，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支部在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致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每一支部或几个支部在一块时，应有有经验的党员指导党〈的〉工作。6．为着吸收工人和贫农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起见，大会以为下列的二条是必要的：一、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应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二、现在有些地方吸收党员的方法，如广东有使之经过十人团，各地有使之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后入党，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应即更改，因为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本党。7．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8．大会指出中央对于指导地方组织之不力，所以特别在组织问题方面，认为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部，应当使之适合于每一时候的实际要求之原则上面。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大会修改扩大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为：“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书记兼宣传部，第二人担任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担任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之兼职得互换之）。为增进每一部的工作成效起见，地方委员会得组织各种委员会”。9．我们党的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现在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之机关。无论在党的支部内，工农群众内，或一般革命分子的组织内，这传布印刷品的工作都很重要。必须借着传布印刷品的方法，使我们与已加入职工会，互助会，俱乐部……的工人之关系密切。我们的印刷品，应当经常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在各地各省传布印刷品机关之设立，无论该地有我们的组织与否，这的确是给吾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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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一）第四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其中尤以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之指示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固然，大会一方面承认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但同时大会亦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末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尤其对于民族革命理论的解释和鼓吹，《向导》，《新青年》，《前锋》以及《党报》中的文章在第三次大会后竟因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决议文的稍欠明了，同时复为防止党中左稚病起见，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遂发生了右的乖离错误。同时左倾的幼稚亲〔观〕念也遂因右倾的扩大而存在。中间虽经一九二四年扩大中央会议之纠正，但实际上在党内在党外毕竟没有做多少宣传与解释的工夫，故一般同志对民族革命策略上的认识常常表现其非左倾即右倾的机会主义的色彩。这种倾向都是殖民地运动中所最难免的一偏之见，极需要我们努力与以纠正。今后本党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二）大会审核过去党的宣传工作有下列三要点可以批评：一、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党报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在小组会中很少有政治报告。因此，遂影响到我们党员在国民党机关报上常常有批评本党或更有不满意或误解本党政策的奇怪议论发生——这是在《新建设》，《新民国》，《评论之评论》，《觉悟》和《平民》上可以常常看到的。二、本党过去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如“二七”工潮后京汉路的工人组织全体瓦解，各处工会运动中我们党的基础极其微小是可以此证明的。即在安源，我们工友党员固不在少数，但无产阶级的文化在群众中的实施是在最近数月才进行。三、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我们党员常以只能得其同情的错误观念，很少注意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致使无产阶级的文化在他们中间尚很少发生影响。其实，殖民地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三）根据上述的缺陷，大会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尽特具体地规定下列诸办法：一、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起见，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中央宣传部下应有一真能负责做事的编译委员会。二、《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三、在我们党的力量上说，现时尚不能发行许多定期刊物，故集中我们力量办《新青年》月刊使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作成有系统的多方面问题的解释，以扩大我们宣传范围，实为我们目前急要之图。四、《中国工人》应成为我们党在职工运动中简单明了地解释理论策略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并须兼顾各地方的普遍要求。五、《党报》是我们现时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今后当多登载党内关于政策和各种运动非公开的讨论文件。六、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七、各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指挥和检查。八、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以及内外宣传遇有困难的报告和讨论。并且在有些支部，宣读并讲解《党报》《向导》都有必要。九、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而党的中央机关亦宜注意到统一的材料之供给。十、在职工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我们应切实了解其客观所具有的条件，如不识字，识字不多，不善听纯粹理论的议论，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然后筹画的方案方不至艰〔难〕于施行。如工人补习学校，星期日补习学校，经常的或临时的讲演会皆可视各地之需要择宜设办，但最重要的是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知识和浅近的小册子之编辑。在重要工业区于可能时并应发行定期刊物。十一、在知识界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中央于此，应指导各地于可能范围内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或其他临时的讲演讨论会，以扩大共产主义运动。十二、各地方不应忽略了利用每个群众集合〔会〕，实行我们广大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传单小册子的内容，讲演人的口号均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和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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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本党妇女运动应以下列各项为原则：1．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但同时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状况中，一般的妇女解放运动，仍属本党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2．我们深知现代妇女所以至于被奴属的地位，完全是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私有制度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同时劳动解放运动正是向废除私有制度方面前进，故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联。因此，本党当努力在一般妇女运动中说明此种关系。3．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妇女，包含在整个的被压迫民族之中，时受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的宰割。我们的责任是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二、在中国末解放的妇女，本无经济地位可言，她们的阶级观念更不明了，但是我们在幼稚的中国妇女运动中也可找出她们因家庭经济背景之不同而生出各异的倾向。第一，立足半封建半资产阶级观念上的贵族妇女运动在中国开始得最早，她们大概以女子参政号召，仅注意于上层妇女运动。我们对她们一方应指正其错误一方应与以解放的同情和赞助。第二，受了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中国妇女运动遂亦同样地发生买办阶级化的教会妇女运动。她们的中心思想在建设屈伏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所谓幸福小家庭和做一些不彻底的妇女慈善事业。于此，我们应为促醒其觉悟计与以严重而又诚恳的批评。第三，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自从“五四”以来在社会上已时起时伏，尤其近一年来在国民党妇女运动中，最近在国民会议运动中我们更明显地看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特别是女学生已渐渐有倾向革命之可能。我们妇女同志除努力参加外更应切实指导这种工作使之日趋于革命化。第四，劳动妇女运动在中国虽极其幼稚，但三四年来女工风潮发生之多已表示出她们实具有了原始的阶级争斗能力。对于这种运动，我们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三、为发展本党妇女运动计应有下列的三项入手办法：1．各地党部应注意介绍女党员，因为在宗法社会关系未曾打破的中国，女党员担任妇女运动确有许多便利。从经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从着手。2．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其无女党员的地方亦应组织妇女部，党的妇女运动才有专门负责的机关，才能一日一日地力图发展。3．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妇女党员关于妇女运动之理论方面的指导和训练。四、本党妇女部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之下，只能秘密存在。然一般妇女运动是公开的运动，故非另有公开团体不能与妇女群众发生直接关系。依现在社会状况，本党妇女部有下列两种团体可以居中活动：1．国民党妇女〈部〉凡国民党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地方，本党须设法使女党员在该党妇女部中工作，以便施展本党妇女运动的计画。其由本党党员主持之国民党党部，其妇女部更应受本党指挥。2．无党的妇女团体之组织有党派关系的妇女团体每易使一般妇女怀疑畏惧，不敢接近，故单靠国民党妇女部做公开的活动还是不够。因此，吸收妇女中进步分子组织无党的妇女团体在客观上十分必要。在最近一月本党利用国民会议运动的机会发起组织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各地颇生影响，许多进步的智识界妇女和女工群众都已集中到这种组织之下。我们应勿失时机地利用现在已成立的和应向各地推广的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以进行妇女的独立组织并图达到全国的妇女组织之目的。又在一般的妇女组织运动中，我们更宜注意女学校的组织运动。至于各地工农妇女运动应与本党各地工农部协商进行。上海，汉口，天津，山东，为女工集中地，应特别注意女工运动深入女工群众之中。女工运动的入手方法或办平民女校或组织女工俱乐部，依当时当地情形决定之。在广东农村妇女运动已有比较的可能。此后凡本党开始农民运动之地方，即宜注意做农村妇女运动的准备工夫。五、为图本党妇女运动宣传工作之发展，本党应有一妇女定期刊物之筹办。此刊物内容应注重妇女问题多方面的描写和批评，切忌偏枯。此外，在本党各种机关报上亦应为妇女运动作宣传文字和理论解释。在各种妇女群众集会中应注重口头宣传的广大作用。并且在民族运动阶级争斗整个历程中我们应努力指明无谓的男女界限的争执足以妨碍妇女运动与民族运动劳动运动的密切关联。妇女运动中最过〔适〕用的口号应是：“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男女教育平等”（一切教育机关为女子开放），“男女职业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反对大家庭制度”，“打破奴隶女性的礼教”，“反抗良妻贤母主义的女子教育”，“女子应有财产权与承继权”，“女子应有参政权”，“男女工资平等”，“赞助劳工妇女”，“保护母性（生产期前后休息六星期不扣薪资）”。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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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然而青年运动的发展应由青年自己担负，因为他们自身是青年，有他们的特殊经济要求，所以容易了解自身的需要对于青年工作容易发生兴趣。因此在各国做青年运动的少年共产团，在组织上都是独立的，这是为青年运动发展起见，青年运动的发展当然是发展共产党指导下的一般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此地我们要明白在许多地方，组织工作是与政治工作常相关连的，所以绝对的固守着少年共产团在组织上是独立的，而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的原则，对于一般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会有妨碍的。总之，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C．P．与S．Y．的扩大会议的议决案上都明白决定C．P．与S．Y．间的关系，但是始终没有能实现，而S．Y．不免仍呈第二党的形式。其原因是因为S．Y．始终没有懂得自已的工作是那些，自己团体的性质是怎样，S．Y．的团员有计〔许〕多是超过年龄的，而所做的工作是与C．P．没有一点分别。在工人运动中是做一般组织工人的运动；在学生运动中只是用学生做一时的群众政治运动；在农民运动中代替党做工作；同时C．P．也没懂将〔得〕青年运动，以致没有指导和帮助S．Y．工作，而有时且妨害之。这一种现象，非但使青年运动不能发展，并且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之虞。这是要根本改过。C．P．〔的〕以后应尽力帮助S．Y．工作，如派C．P．同志担任S．Y．重要工作及帮助S．Y．训练或教育团员等。C．P．与S．Y．应发生亲密的关系这是很重要而且必须的，但这又不是死条文规定所能达到。可以达到的方法是要两个中央在实际工作上发生密切的关系。C．P．与S．Y．之关系的具体办法第四次大会赞成以少年国际关于此项之五条规定为根据，由S．Y．第三次大会斟酌规定之。至于S．Y．青年化一层也是很重要的，C．P．对此也应尽力负帮助与指导之责。怎样能使S．Y．青年化，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S．Y．分子的青年化固然可用机械式的办法尽量把超过年龄的团员送入C．P．并且以后不再介绍超过年龄的入团。然而中心的问题还在S．Y．怎样在青年运动中吸收多数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数量上尽量扩大S．Y．组织。目前S．Y．的最重要的青年工作有三方面：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一、青年工人运动一般S．Y．同志都知道这是S．Y．最重要的工作，S．Y．大会与中央亦是同样的主张，然而至今没有一点成绩，是因为对于一切议决案没有懂得以致未能切实进行。所以在S．Y．第三次大会对于青年工人运动应有具体的进行方针指示S．Y．中央而中央能依照切实去进行。中国青年工人运动，在一般讲起来，还刚进组织的时期，而主要尚在宣传的时期。如何〈使〉我们的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是S．Y．目前最重要而唯一的问题。要使我们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我们就须组织俱乐部，学校……等机关以与青年工人接触而得从事宣传。在无工会或有工会而不受C．P．指导的地方，S．Y．应利用此种青年机关援助C．P．组织工会或获得领导地位。S．Y．是代表青年工人的，由这种青年工人机关，拥护青年工人的特殊的经济利益，并在工会内要求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须有同等的地位，并使工会能提出青年工人的特殊的利益。同时又须调查青年工人的状况，以期得到一个明了的观念，再来定更适当的宣传，组织和教育的方针。平民教育的运动，现在有发达的趋势，这是我们S．Y．应当极端注意的。因为这是S．Y．与青年工人接触的最好的机关，在这里面S．Y．可以对他们宣传并可以增加他们的智识，使他们一天一天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尽量吸收青年工入加入S．Y．，是S．Y．最重要的职务。二、青年农民运动这种运动目前还是一种调查与宣传的工作。乡村教育是S．Y．最要注意的，如何使S．Y．学生份〔分〕子散布到各地乡村学校中去当教师，以与青年农民有触接与宣传的机会，又须极力吸收小学的教师去负这种责任。在已有农民组织的地方，应利用这种组织做青年农民的宣传并可着手做组织的工夫。S．Y．应协助C．P．组织农会。三、学生运动S．Y．的学生运动在过去都是用学生做一种一时的群众的政治运动。待政治运动终止之后，学生运动就无形停顿或消灭。所以学生运动的无进步，是由于S．Y．大部分同志不明白学生运动之意义与重要，以致学生运动策略多有错误。学生在目前政治运动中，是重要的推动力，所以学生须参加这种群众的政治运动。然而始终这不能算学生运动的最要的目的。学生运动的最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S．Y．在学生中的工作应有长期的宣传，根据于他们的状况的宣传，和引导他们为自己利益而奋斗。一时的群众运动是S．Y．对学生宣传的最好机会。这样S．Y．才能得到学生的拥护，能指导他们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出力，能引导他们做一般的政治活动。S．Y．在各国都自然要做政治活动的，而在中国的状况之下尤其是紧要的，但是最要注意的是在政治活动中须服从C．P．的指导，不然，将使运动不能统一进行。中国S．Y．除掉资本制度发展国〔下〕的S．Y．〔下〕所担任的职务——在青年中的共产主义宣传及青年工人经济奋斗的指导——以外，尚有领导中国一般的被压迫青年的解放运动，这种青年运动是国民革命性的，因为中国目前的解放运动是国民革命性的而这种青年运动是一般的国民运动的一部分。因为S．Y．要指导这种一般的〈被〉压迫的青年运动，所以S．Y．应注意于这班青年中的宣传与组织（如青年俱乐部及会社等）。在中国现时已有此种青年团体之成立，如新学生社，非基督教同盟等。在各地这种青年团体发展时及青年运动扩大时，有联合各地青年团体成为一种非政党的全国青年的联合以便指导中国青年运动。所以S．Y．的职任，应是在各地组织这种青年团体，并在已成立的青年团体中达到指导的地位，使S．Y．在将来联合的团体中能获得指导的地位而能指挥中国一般的青年运动。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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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一、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因为后者忽视那“睡觉”的农人阶级以为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要素。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二、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致以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债……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三、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上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民问题，曾经采用下列的决定：“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农民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税。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应改为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除上述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借贷之苦。”以上这些方法，自然今后还很适用；惟应用的分际应随时随地加以斟酌，例如：佃农，半自耕农，雇农有共同组织以反对大地主之可能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每次军阀战争，应利用农民因受战祸之种种痛苦而进行上述的宣传和组织，此外，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四、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南方国民党政府领域之下，农民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策的结果。此后，不但在南方，而且在北方，引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地主的争斗之可能，更因国内客观条件而日多。我们的党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既然和国民党在一起工作，我们对于农民，便要替国民党的农民政策负责，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对于农民的错误政策。（一）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便要农民拥护国民党，这种政策是决不能得到农民的赞助；（二）国民党在军事区域里要农民赞助自己，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他们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例如农民协会每为地主阶级勾结右派军阀官吏所压迫或捣毁，最近广州之市长选举，竟将二十余万负担市政费的市郊农民除外。另一方面，一年以来，广东农民已渐渐地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可是国民党并不知道怎样应用这种新动力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常任农民协会为右派官僚军阀地主所摧残。同时在这一年的经验中也可发见我们自己的错误：（一）在宣传上有时太使农民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使农民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治势力保护不到时农民对于我们便失望；（二）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即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促进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使我们不易于支持争斗；（三）有时把农民经济争斗的责任，完全放在我们几个主持农会的同志身上，使农民群众反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使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五、固然我们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同时应注意利用每个具体争斗的机会根据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作反抗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压迫；并使农民觉悟国民党及其政治的势力，可以利用保护农民利益的，但必须农人自己团结及与城市工人联合，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才能以工农阶级势力影响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在工农势力的影响之下向前进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农人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我们须于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此项工作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争斗中本党地委应作适当的宣传或发布宣言，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在农民运动中，我们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农民对于国民党怀疑时，我们当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派别关系，并举出实例证明何为右派，何为中派，何为左派。我们并须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性质，党纲，策略。这种宣传在广东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失败，反共产的鼓动散布于乡村而与大地主结合之后，更为必要。六、此外，我们更应注意数事：（一）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二）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常因策略的不适当，致使中农常立于大地主一方面）。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三）应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作用甚大，第一是可获得一般小地主的同情和维持，第二是使富有阶级大地主孤立受打击，第三可使国民党的政策左倾，第四国民党政府如不能满足农民这种要求，可使农民对于国民党加以深切地认识。（四）应使农民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此外农会并应多做公益的事情，一以增高其地位，一以免除地痞劣绅借公共事业名义以敛钱。提高乡村文化（但初步运动时须注意不可过于违背农村中宗法社会心理），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皆应求国民党与以物质的帮助。七、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土匪与农民之关系亦是一个重要问题，以广东已知之事实言之：（一）有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这类土匪当予以适当的联络；（二）有被地主利用压迫农民的，对于这类土匪我们只能用反对地主压迫之口号去对付他，但不宜专门攻击土匪，使农民与失业农民（即土匪）互相屠杀互相积怨，以中土豪之奸计，尤其紧要者当土匪被利用来攻农民时，我们一面以武力对抗，一面须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三）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八、在南方日益发展之农民运动经验，我们应利用之向各地工作。以后凡本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及我们工会运动所及之地方（如沿铁路，沿矿山，及各大城市四郊等）——尤其是在土地集中的地方，务宜利用在广东所得之经验和本议决案之种种方法，尽可能地进行。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九、全世界农民之真实的解放，是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相联接的；故我们应在可能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国际的组织以发展其国际性并助长全世界革命的进步。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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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一）中国职工运动的过去状况及其现在的趋势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直接是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间接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运动中须取得领导地位。但工人阶级要真能达到领导者的地位，督促其他阶级前进，自身就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所以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决定中国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努力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但同时决不要忘了自己的独立工作——职工运动。中国的职工运动一开始便几乎完全在共产党指导之下，那时的斗争虽然还在一种原始状态里，然而一方面已是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开始，别方面已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新起的生力军。随后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及民族运动的进展，直接的间接的影响到职工运动。“二七”事变之后，中国职工运动显然已经经过两个时期，如今已到第三时期了。“二七”以前，中国最初期的职工运动曾经因欧战期及欧战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势力稍稍减弱而取得一种初时的高潮的形势。“二七”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及直系军阀在中国北部得势才很明显地很强暴地压迫职工运动，几乎消灭所有公开的工会；同时欧战后的世界经济恐慌流入中国（尤其是纺织业）使本来已是供过于求的中国工人，几乎取纯粹的退守态度，就是南方的职工运动也几乎完全依附民族运动。——这是“二七”以后的第一时期。（一九二三年“二七”以后，一九二四年二月第一次铁路代表大会以前）当直系军阀尚能维持均势而江浙工业区勉强恢复经济上的稳定状态的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大约表面上只有局部的变化：北方铁路工人，曾经在军阀高压之下秘密进行全国的联合，——可是这种尝试，只能勉强维系各路路工领袖分子之间的关系，工会组织只有山东胶济路出现一次，然而不久公开的活动仍旧被禁止了。并且接着五月间京汉路又受军阀的第二次重大打击（铁路总工会及汉口职工运动的重要职员被捕）；同时，湖南水口山矿工俱乐部也被军阀摧残了。上海方面丝厂工人，纺织工人，烟业工人，以及长江一带的手工业工人，曾经屡起屡仆地开始斗争，亦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束缚，还没有能巩固职工运动的基础。可是，南方的职工运动却在这一时期有相当的发展。——原来民族运动的国民党——处于英美直系压迫之下，屡试其纯粹军事行动而不成——开始倾向于求劳动群众的赞助，广东方面的职工运动便很得了些公开的发展机会（沙面罢工等）。国民党的改组，不但影响南方的职工运动，并且上述的北部铁路工人及江浙工业工人的运动，也和它有些关系。不但如此，国民党已经开始求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合作，——素受国民党影响的海员工会，便得公开的参加世界运输工人会议，加入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结合。职工运动在这一时期，确有由退守的地位渐进于进取的趋势。——这是“二七”以后的第二时期。（一九二四年二月以后，十月北京政变以前）总之，这两期的情势，便是在“二七”严重的打击之后，工人阶级力求反守为攻的趋势。一方面，军阀，帝国主义者中间的矛盾冲突，别方面，民族解放运动乘机发展，工人阶级也就趁着这种趋势而求进攻。因此工人阶级与民族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实际上的结合。虽然如此，民族运动既然因为工人阶级的参加而大增其革命性，帝国主义及军阀便格外要扑灭职工运动；高压的手段和强暴的政策便也日益厉害起来（广东的商团，上海的外国政府，北方的直系军阀）。再则，民族运动的进展，亦就一部分是中国经济里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认识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也就竭力想利用职工运动，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变成民族运动的附属品；更有那反动的竟要使他成为官僚军阀的工具（国民党的右派在各地都勾结各种派别的“工贼”以抵制纯粹的阶级斗争派的共产党）。“二七”以后的职工运动，一方面遇着外部的更厉害的镇压政策，别方面发见内部的专想利用工人阶级的“工贼”，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它的发现和民族运动的进展很有关系，——直接的是资产阶级奸细破坏职工运动，间接的是帝国主义及军阀减弱民族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北京政变之后，职工运动又有开始一新时期的可能。直系军阀势力衰败后，新兴的军阀还在相持之中；国民党想利用的军事势力，所谓国民军，可以说已经侵入北方。因此，政局略有左倾的现象，——国民会议的召集，临时政府亦不能不声言赞成，并且有公布劳动法的拟议。而且全国国民会议的高潮里，国民党以及工人阶级自己都要求工会参加讨论国是的会议。所以至少在国民军领域内可以公开组织工会，便是其他地方，也可以有公开工会的可能。可是这期职工运动公开的可能愈多，工人势力澎涨的机会愈多，帝国主义的力谋摧残也愈急，军阀及资产阶级奸细（“工贼”）的力谋破坏或利用的方式也愈复杂。——这是最近——“二七”后第三时期的职工运动大概的趋势。（二）职工运动与民族运动之关系照上述的职工运动过去状况及现在趋势看来，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不但理论上在于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而且实行上也在于能适应民族运动进展中职工运动易于发展，同时亦易于受民族主义者之利用的情形，力争职工运动的独立及进展，而使民族运动充分的革命化。民族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进行职工运动，往往容易混乱阶级的观点，而发生种种弊病。去年五月共产党扩大中央会议以前，职工运动差不多与民族运动混在一起，有些地方如广东的职工运动完全拿到国民党里，而失了自己的独立性，由此所发生的结果，一方面破坏了自己阶级的独立工作，别方面因此发现少数工人（即加入国民党者）之官僚化。同时，共产党在职工运动的原始时期，本来只做经过少数特殊工人以组织工会的工作，到了和国民党接触，往往以少数特殊工人的接洽而使职工运动方面只是将就国民党的政策，而真正的工人群众便不免对共产党员发生怀疑。因此，在民族革命运动时期，尤其是与国民党合作时期，共产党对于职工运动，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A）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而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B）如〔为〕在国民党中发展劳动群众的左派势力起见，到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我们亦须领导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特别的革命化。不过国民党组织尚未达到的工人区域内，非必要时，不必急急为国民党组织党部。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危险，还不在于工人加入国民党，却在于共产党在真正工人群众中没有势力及没有独立的职工运动。所以在此等区域里应当以切实组织工会及阶级的宣传为第一要务。但是遇着国民党来着手组织时，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格外加紧我们在工人群众里的工作，以竖立我们的势力，另一方面还要将低层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党部，以免国民党联络少数上层工人，欺骗工人群众。（C）至于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并须组织工厂小组（或工会小组），取得群众信仰以备澈底改组这种工会。尤其在工人与企业家发生经济冲突时，我们应利用此种冲突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指出国民党的本性，使之趋向于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D）民族革命运动的时期中进行职工运动，须普遍地防止官僚化，机会主义化和工团主义的左倾的幼稚病。民族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各有其出发点，我们应向工人群众明白解释。所以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民族革命应根据工人阶级自身的具体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决不应笼统地抽象地宣传三民主义或孙中山个人。（三）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民族革命运动时期中职工运动里，尤其在现时工会有公开的可能的时候，不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关系应当非常注意，便是普通的工会里也很容易发现各种反动派：军阀官僚的奸细，工头等，——国民党右派现在有集中这些反共产派于自己之手的阴谋。反动派在国民党有政权的地方往往受国民党的军阀官僚的利用，假借官僚的政权，行些市惠政策而蒙蔽群众，把持工会；他们竭力排斥共产派，往往因此而有分裂工会的倾向（如利用同乡帮口等观念或组织）。我们的策略应当：（A）主动力争工会的公开，尤其是要使群众能自动的来力争，勿使群众觉着工会的恢复完全是国民党或所谓“进步的”军阀的恩惠；在反动政权之下的地方，公开工会的宣传，也同样要努力进行。总之工人阶级初步的政治权利——群众的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的要求，我们应当认为现时亟须提出的口号。（B）主张工会的统——我们决不在已有别派有群众的工会之处分立同样的共产派工会，而且要加入这种工会工作，为各种具体的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以取得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仰，而暴露反动派的真相。（C）职工运动中我们应当指导群众的行动的时候，必注意于提出的口号，使能适合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需要及情绪，而促起群众做切实的更进一步的奋斗。过高的口号即〔既〕不但不能真正引起群众自动的斗争，而且容易受反动派的中伤，在失败后借口归罪于我们。（D）工人阶级固然可以赞助资产阶级性的民族革命运动，然而不论企业家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私人或国家，进步的或反动的，工人对于他们在经济斗争里是一样的关系——便是劳动对抗资本的形势。所以职工运动遇着那种民族主义的官吏，军阀，企业家时，我们应当指导工人对他们绝不让步地斗争：只能使他们让步以求工人的赞助，决不能使工人受他们的影响而灭杀自己阶级斗争的攻势；并且我们应当利用民族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联络，而得步进步地向资本进攻。此种阶级斗争的进行，必然能打倒工会各种反动派，尤其是国民党右派的势力，因为他们在这种地方必然显出他们不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真相。（四）职工运动中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应当取得指导的地位，但是向来我们的工作，往往偏于技术方面，纯粹的工会书记的工作。现在必须立即开始切实的党的工作，工人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宣传上的政治教育在现时已经非常重要，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解释中国政治状况及时局变化的意义（根据本党政治机关报及各该地本党党部的议决案），详细说明国民党及民族革命的意义，国民党右中左三派的性质及其对于工人阶级的关系；阐明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的相互关系及职工运动的阶级性，在每个经济斗争中应当指出其与政治斗争的关系；说明工人阶级须有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及策略，以具体的事实证明拥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共产党；浅显地解释工人阶级及职工运动的世界性及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社会革命的关系。此等宣传当有经常的机关及计划。至于党的组织，则在工人群众中吸收党员已成为刻不可缓的工作，因为工人群众中没有我们的组织做主干，我们决不能和群众结合深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应当赶紧组织工厂及铁路等处的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负有指导工会工作或组织工厂小组的责任，担任普遍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及工人党员的训练等的工作。我们在职工运动中，必须充分有上述的宣传与工作，才算是共产党的职工运动，而免得工会主义运动的危险。（五）职工运动的组织问题自从“二七”以后职工运动有复兴的趋势时候到如今，虽然中间本党中央扩大会议（去年五月）曾经指出以前组织工会方法的不完善，并且决定从事于“工厂小组”的工作，然而进行的成绩极少。现在的时势，职工运动得更多的公开的可能，应当赶紧着手实行工厂小组的工作，庶几能真正深入群众，方才能保证我们对于工会反动派的胜利，而确立我们职工运动的基础。一切反动形势之下固然可以先组织工人互助会，俱乐部等灰色组织，以进行职工运动，但是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应当努力以工厂小组的方法去组织工会，现时虽有公开的可能，一切工会仍旧应当由工厂小组组织起来，这种工会方能在群众中有深切的关系及巩固的基础，不致于象以前一样，遇着反动潮流便完全瓦解。工厂小组，在每一工厂或作坊中，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组织起来。一俟发展，就依据工厂工作部分，而分为若干小组。小组人数不定（只限于某一工作部分），倘人数过多不便开会，可组织十人团，而每组可由十人团的代表选举三人组织小组干事会（小组人数少的只要组长一人）。全厂各小组代表大会，为厂中最高机关，选举若干人（人数按情形而定）组织某工厂委员会。再由各厂代表选举若干人组织某企业或地方工会。不过在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小组应绝对的秘密，并且在反动派之工会里边最适用这种组织。小组为基本组织，这个意义是因为工厂工作部分相同，便有同一的利害的缘故。故小组决非十人团可比，而十人团又决非基本单位组织，因工厂基本单位是依工作部分而分，决不以人为单位（如纱厂之细纱间，弹花间，打包间，磅纱间……等；铁工厂之车床部，打磨部，翻砂部，锅炉部，打铁部……等，这各间各部都是工厂的基本单位）。我们若忽视了以上的意义，便容易将十人团认为基本组织，或是将小组当作十人团。小组为严重压迫之下的一种秘密组织，也就是我们职工运动发展的原动力，他的职能如下：（一）小组是潜伏于一工作部分的组织，不但可以避免厂家的压迫，即使厂家发现了这种组织，亦不能消灭全部，除了工厂倒闭或将全部工人开除，才能消灭全部组织；（二）小组是一工作部分的核心，在未有工厂委员会之前，便是工厂的核心，负有组织工厂员会委〔委员会〕的责任，随时做广泛的组织工会的宣传和鼓动，并利用工厂压迫工人的事实，引导全厂工人起来反抗，以集合群众而扩大组织；（三）工厂临时发生冲突及其他行动，在未有工厂委员会时，小组应积极参与来指挥全厂工人而奋斗，但在工厂委员会之下的小组，则听委员会之命令而活动；（四）小组在工厂里，引导部分或全厂的工人奋斗，而能得着胜利，在组织上定能有发展的可能，使大多数工人加入工会运动；（五）工厂小组，发展到二组以上，就可起来组织工厂委员会。小组不但是训练工人的单位，也就是培养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养成所，其训练的方法：（一）每一星期或两星期开会一次；（二）告诉开会的形式和召集会议的方法，使每个组员能在工厂中开会，或召集其他工人开会，或发生冲突时的临时会；（三）应取本工厂发生的事件为讨论材料，指示他们活动和反抗[1]的方法；（四）会议时各组员应有报告，而加以批评或讨论，借此来训练组员成为健全分子；（五）灌输劳动常识（注意阶级的意义及阶级斗争的方式，最好取浅近的事实作比喻，力避抽象的理论）；（六）每次小组会应做含有批评的时事报告，以灌输政治常识，引起他们对政治注意。（六）职工运动的具体计画在第四次大会后，本党职工运动的重要工作：（—）产业工人的运动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最大的产业除了铁路，矿山，海运，纺织外，其余尚在幼稚时代。这类产业工人是本党的基础，我们要特别注重的。铁路工会运动，自遭“二七”失败后，即到了消沉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中只成立了一个铁路总工会，而实际上没有获得真正群众的基础。以后铁路总工会的责任：（1）应派人到各路进行下层组织，（2）应利用各种机会恢复原有之被封各路工会；（3）应在未曾组织之沪杭沪宁中东南满各路速进行组织；（4）各路须努力发展本党的组织而成为各路工会的中心；（5）为使总工会与各路发生密切关系，应不时派人巡行各路并随时指导其工作。矿工运动在扩大会议后，在出东虽着手进行，但因此处同志运动方法错误，也没多大发展，如唐山，湖北，奉天，山西，湖南几个大矿区均没有进行，固然因经济人材的限制，但本党对于以上数十万产业工人当不能随便放弃，在第四次大会后当着手进行。海员运动，在香港，上海虽说初步进行，实际地没有深入海员群众中，在以前我们想完全借国民党来整理海员工会的政策，已不成功了。现在应一面由我们直接的去活动，活动的方治〔法〕：（1）在海员工会进行本党的组织，以冀由上层改造海员工会；（2）在海员工会下面之各帮公所及寄宿舍俱乐部去进行工会小组及党的组织；（3）连络未加入工会及公所之海员组织俱乐部这一类的团体；（4）派人到海船上去活动。以上工作进行到相当程度时，须连络起来改造现在之海员工会，而成为产业的斗争的工会。纺织工人，在产业上亦占重要地位，单就数量上看来，亦不可忽视。本党在最近时已渐渐的注重这种工人的组织，并且各地着手进行起来了，各地组织进行到相当程度时，须联络组织全国产业的工会。（二）各工业区的工作上海，汉口，天津是新式工业最发达的区域，我们对于这几区的工人，能完全组织在本党指挥之下，则本党职工运动的基础更稳固了。以后对于这几区职工运动应特别注意。其次青岛，无锡，南通，大连等也应注意。（三）大城市手工业工人的运动在产业落后的中国，手工业工人在全国工人成分上，实占大多数，尤其是各大城市之手工业工人，对于职工运动上更有关系，故以后对各大城市之手工业工人，我们应以相当的力量去组织及宣传。（四）妇女劳动及青年工人中国虽说是新式工业落后的国家，若就工人中妇女劳动日见增加的趋势看来，差不多和欧洲情形相同。而中国妇女又沉留于宗法社会，在职工运动发展上，实有很大的阻碍。我们要解决这种困难，必与妇女部协同进行。青年工人在职工运动中，占重要地位。并且是最勇敢而最有革命性的，就以前中国职工运动看来，青年工人差不多处在中心地位，以后不但对于青年工人须特别注意，并在本党指挥之下职工运动里应帮助青年团进行青年工人运动。（五）合作社合作社（生产的，消费的，金融的）也是劳动运动中最要紧的工作，他是经济利益之下团结工人，引导工人从事经济的斗争的一种方式。我们同志应该在各大产业区及手工业地方努力启发此项运动。我们的合作社工作是立足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应力避小资产阶级改良的观念的渲染，这是要注意的。为执行以上职工运动的职任起见，我们的党应当有下列的办法：一、中央工农部内应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指导上述的各种运动，并负切实调查劳动状况之责任做成统计。二、每地方之工农部，亦应特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专管职工运动，执行中央工农部的命令，负职工运动责任的地方委员应当和当地各工会里的共产党支部发生经常的联络关系，不仅供给他们以定期出版物，传单等指挥他们，并且要参加支部或小组会，作切实的训练。三、中国地域很大，中央为明了全国实际情形，随时特派巡行员，并同时便做职工运动的指导员。地方工农部将每月或每次工作的成绩须向中央报告。遇必要时中央得召集全国或某区域之职工运动委员开职工运动讨论会，审查过去成绩，并规画以后进行的方法。四、中央机关报里，职工运动也要占第一等地位。五、中央工农部及地方工农部应编辑极浅近的各种小册子。六、各地宣传部应常常注意当地职工运动里的需要。七、我们应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而筑成统一的工人运动。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注释[1]原铅印本为“指示他们活动和反动的方法”，后修改为“……活动和反抗的方法”，修改者为何人，未查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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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自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它直接的或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全世界之经济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之性质虽然不同，而革命之目的都有一共同点，即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因此，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地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二）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之目的及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之目的与地位与他阶级却不相同。第一，各阶级的民族运动，各依照他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封建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而无产阶级乃是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运动。第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已阶级的利益上面，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不同，被压迫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压迫国的阶级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孤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不是适宜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了。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1]初亦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定胜负时，他们往往欺骗无产阶级而与敌人妥协，使民族解放运动不能到底；所以民族运动必须得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才能防止其妥协，民族争斗的力量之发展，恒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阶级争斗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已阶级的革命。（三）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他目前趋向一个民族革命及其各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的关系，和别的经济落后民族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运命，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末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之破坏，遂日甚一日，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的商业之畸形的发展，亦日甚一日，因此国内大商人买办阶级，遂一日强大一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不但支配了对外商业及国内商业，并有了一万五千万以上的银行资本，有了许多矿山及交通企业，并且插足到工厂工业。他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外货外资），另一部分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他们对于军阀战争损害商业固然也表示反对，然而他们决不愿协同平民起来向军阀进攻，他们只想借助外力抑制军阀，使他们自己取得若干政权；他们尤希望利用此政权，勾结外资，用开发中国实业的名义，以图自利。在将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勾结资本帝国主义，断送中国国民经济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各种工业）之危险，比此时的军阀还要厉害。在我们的民族运动经验中，尤其在广东，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且有联合压迫农工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他们（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新兴的工业（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资产阶级，在其发展阻碍上已有民族竞争的必要，然而也正因外国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因外货侵入而濒于破产的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中国地主重租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湖南，广东，陕西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南方政府所在的广东，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据地，并且已经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工作地，因为近来广东的农民与地主之争斗，工人与大商买办阶级之争斗，小商人与军阀之争斗，都很明显。在这些争斗中，如沙面罢市及商团事件，都表现出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两个意义，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买办阶级，一方面是工人农民急进的学生，这样对垒的形式，在商团事件中，尤表现得十分明显，并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普遍的形式。直系军阀倒后，英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受一大打击，同时中国的军阀已在分裂崩溃的途中，因此，人民中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渐渐起来，虽然还幼稚，而要求国民会议的呼声已普遍全国，参加此运动的是工人农民学生中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大商买办阶级及工业资本家，只向军阀政府请求加入国民会议，而不愿与下层阶级合作参加此促成运动，并且他们和军阀都已感觉得下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起来对于他们的危险，而谋有以抑压之。因此，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四）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之经过及其左倾右倾之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在此大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向中国党提议：中国同志们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速的进行。当时党中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到了第三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三年），才重新正式决定本党同志们有加入国民党的必要，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当时党中已无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及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惟有大部分同志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第三次大会后，国民党因我们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国民党改组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后，我们的同志大半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因为接触了实际工作，党的幼稚也暴露出来了：大部分同志们疏忽了第三次大会“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之决定，现出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错误，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这种错误，以实际工作中得力的同志为尤甚；（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怀这种错误观念的，只是少数由国民党加入本党的同志；（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本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这些错误，都指摘出来，并指出“我们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之危险。这些错误与危险，不但现在仍旧存在，即不存在而将来也再会发生，所以指出我们在民族运动中错误的倾向，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是此次全国大会重要的职务。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而沈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中，便遗无产阶级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减少民族运动之革命性。这些右倾的危险，我们的同志应该时刻警戒在心。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左倾的错误，如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又或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担任，他阶级没有参加的可能，及其成功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或接着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中国民族革命有两个特点：他是继续或完成辛亥革命，这个革命的内容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如督军制，雇佣军队制，政权分裂，农民屈伏于官绅，人民无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民族运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为他是中国革命不能成功之重要原因，他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的奴隶中国（强迫实行不平等条约，支配中国对外贸易，事实上管理中国交通，剥削中国劳动力，外侨享受种种特权，军队军舰驻在中国为其外交的后援，设立教育机关教堂及新闻愚弄中国人民）。因此，中国民族革命性，是由这两个特点决定的，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的革命运动，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三，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澈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五）我们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之关系国民党自改组大会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在沙面罢工，在商团事件，在江浙战争中，两派中间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他们不但反对我们及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立在我们和他们中间的国民党中派，公然攻击我们及国民党左派中派反帝国主义之失策，并附和实行共产之谣传压迫左派及中派。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左[2]派之间，操纵取利。在我们党的扩大会议后，我们开始披露右派的错误，以抵御其进攻，同时并指摘中派之游移。自此右派不但攻击我们，甚至利用帝国主义者陷害我们，或联合社会上我们所有的反对派和我们对抗，他们承认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还不是他们的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敌人。中派的领袖们，因为受了我们的指摘，颇想引用右派排挤我们，然他们自知其力量不及右派，在种种实际利害上，又不得不和我们有相当的联合，以发展己派的力量。数年以来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经验，及本案决定我们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入一个新时期而工作的方针，亦应有左列几项新的决定：（1）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2）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3）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4）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5）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拥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6）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我们对于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只要他们有民族运动的政纲与行动，在每个实际运动中，我们也应该和他们有相当的合作；但同时须向他们披露他们反动或改良的行动，并吸收他们中间的急进分子。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注释[1]原铅印本为“各被压迫阶级”，后修改为“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修改者为何人，未查到根据。[2]原文如此，从文意看“左”字似为“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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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苏维埃与检察机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二章苏维埃与检察机关
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审判只是革命与彼得宫城阴谋家政府斗争的一个插曲。本来也没有人，甚至哪怕是检察机关中的警察代表，会相信对苏维埃成员的审判是一种合法合规的行为，会相信审判是以法律当局独立的主动性而开始和进行的，会相信它是在法律的“内在要求”下进行的。所有人都清楚，逮捕苏维埃不是法律行为，而是军事政治行为，是那被人民排斥并侮辱的政权发动的血腥战役的一个瞬间。
我们在此并不讨论为何当局在处理工人代表的时候，选择了一个相对更复杂的方法——让他们在各等级代表参与下在高等法院接受审判。他们本可以在其他方法中找到一些同样有效但更简单的方法。除了采取丰富的行政措施之外，还能诉诸军事法庭，或者甚至使用的确没有写在法律教科书上的那种法庭——但它有过许多成功例子了。在这种法庭上，被告会被要求后退几步，并转过身去。当被告遵守这一程序时，就会有一排步枪齐射来作为判决，不允许上诉，也不允许撤销原判。
不过事实上，政府没有用这种方法来处理被其代理人挑选出来的52人，而是组织了一次司法审判。而且这不是单纯地审判52个人，而是审判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因此迫使我们批判它采取的法律立场。
起诉书中写到，列举的52人被指控“加入了一个协会……据知，该协会的根本目的是蓄意推翻俄国基本法律规定的体制，并以民主共和国取而代之……”这就是整个起诉书的实质，对应的是刑法第101、102条。
因此，起诉书将工人代表苏维埃描述为根据事先确立的政治目标组织起来的革命“协会”，描述这样一种组织：其每个成员通过加入该组织，赞同一个明确的、事先列出的政治纲领。对苏维埃的这种定义与起诉书本身描述的“该协会”的产生过程有很大矛盾。在第一页中，我们可以读到，未来苏维埃的发起人呼吁“选举工人委员会的代表，以使工人运动具有组织度、统一性和力量”并成为“彼得堡工人需求在其他公众中的代言人”。起诉书还继续写道，“实际上，一些工厂立即就开始了代表的选举。”那在苏维埃草创的过程中，它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压根就没有过。此外，它也不可能有，因为苏维埃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并不是在一群持有相同政治观点的人（就像政党或阴谋组织那样）的基础上成立的，而是作为一个选举代表机构（就像杜马或地方自治会那样）出现的。毫无疑问，从苏维埃的创立条件来看，起诉书列举的人和其他苏维埃成员一样，都没有加入一个据他们所说的旨在蓄意推翻俄国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阴谋组织，而是一个代表机构，其活动方向都是由其成员随后的合作来决定的。
如果苏维埃真的是如刑法第101、102条所言的组织，那么它的界限在哪里呢？代表并不是像一个协会的成员一样按自己的意愿加入苏维埃的，而是被推选人派到苏维埃的。此外，选举人团永远也不会被拆散。它一直存在于工厂，而代表的行为对它负责。它也通过自己的代表以最坚决的方式影响苏维埃的活动方向。所有的最为重要的问题——罢工、为八小时工作日进行的斗争、武装工人的倡议都不是从苏维埃产生的，而是来自那些最先进的工厂。工人选举人举行会议，通过决议，代表则把这些决议带到苏维埃。因此，苏维埃的组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彼得堡绝大多数工人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基础是选举人团的集合，在某种意义上，苏维埃同这些选举人团的关系就和执行委员会与苏维埃的关系一样。在起诉书的一处，它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它写道：“工人委员会[1]达到普遍武装的意图……是由构成工人委员会各个独立组织的决定与决议表达出来的”；起诉书继续引用了印刷工人会议的有关决定。但是，如果按照检方的意见，印刷工人工会“参与了苏维埃的构成”（或者更确切地说，参与了苏维埃组织的构成）那么很明显，这个工会的每个成员都是“旨在蓄意推翻现有体制”的协会成员。但还不止是印刷工人工会呢，每个工厂的工人，每个车间的工人，通过往苏维埃派代表，从而加入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组织。如果检察机关打算按照刑法第101、102条的确切含义和精神全面而一致地进行指控的话，那么实际上有不少于二十万名彼得堡工人应该出现在法庭的长凳上。这也是工人自己的观点，他们在6月份通过的那些要求接受审判的措辞激烈的决议就是明证。这种要求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示威，同时也是在提醒检方负有的基本法律义务。
但是，法律义务是检方最不感兴趣的东西。它知道当局想要通过制造数十个牺牲者，来为自己的“胜利”画上句号。因此，它通过一系列的互相矛盾和粗暴的诡辩来限制被告的数量。
1．它无视苏维埃经过选举的性质，而坚持将其看作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同盟。
2．由于苏维埃的人数总数——五六百人实在是塞不下那属于“操纵工人群众的阴谋家”的长椅上，检察机构便人为地把执行委员会分离出来。它故意忽略了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性质，忽略了其成员的流动性与可变性，并且忽视文件证据，把实际上是由苏维埃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归咎于执行委员会。
3．在苏维埃的成员中，除了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以外，检方只将那些“积极地，并（？）亲身参与苏维埃”的代表诉诸法庭。这样的选择纯粹是随机的。《刑法》不仅惩处“积极亲身参与”，而且惩处以任何方式参与犯罪组织的行为。参与的性质只决定了处罚的程度。
但检方的标准在哪里？个人参与“以暴力国家政变为目的”的协会的证明，在检方眼里有哪些呢？检查出入证，参加罢工工人纠察队（Пикет），甚至只是承认自己是苏维埃成员，都算是证明。例如，在对被告克拉辛[2]、卢卡宁（Луканин）、伊万诺夫和马尔洛托夫（Марлотов）的指控中，检方的根据只有“承认了自己参加苏维埃”，并从这一承认中莫名其妙地推断出他们“积极亲身参与”苏维埃。
4．如果我们再加上少数因12月3日在苏维埃做客而完全偶然被捕的“异族人”，考虑到他们和苏维埃没有任何关联，也没有在苏维埃的任何会议上开过口，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检察机构挑选被告的方式是多么的具有随机性。
5．但这还不是全部。12月3日以后，新成员补充了残余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被重建，《消息报》继续发行（第8期是在苏维埃被逮捕后的某天出版的），而这个被重建的苏维埃发出了十二月罢工的号召。不久后，新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被逮捕。然后呢？新苏维埃尽管只是继续了旧苏维埃的工作，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也完全没有变化，但由于某种原因，新苏维埃的案件并未诉诸司法手段——新苏维埃是被行政手段迫害的。
苏维埃具有法律基础吗？不，它未曾也不可能具有法律基础，因为这样的基础不存在。
工人代表苏维埃就算它想，也不可能在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基础上成立，因为它是在宣言之前成立的；苏维埃是由产生了宣言的革命运动建立的。
整个起诉书都建立在过去一年里法律的粗糙继承性之上。检察机关的根据是一个环谬的假设——《刑法》的所有条款一直有效，一直没有被更换，也一直没有被废除（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事实上的）。
事实上，在当局的默许下，有大量的条款被革命的双手撕掉了。
乡绅大会有法律基础吗？所有的宴会和示威都符合法典规定？报刊遵守了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各种联盟难道不是在所谓“秘密”的情况下成立却没受处罚的吗？
不过让我们还是坚持苏维埃本身的命运吧。假设刑法的101和102条仍然有效，检察机关认为苏维埃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是犯罪组织，也因此把加入苏维埃的行为看作是一种犯罪。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怎么解释政权的最高代表与一个旨在通过革命建立共和国的犯罪组织进行谈判的事实呢？从法律的连续性来看，维特伯爵与苏维埃的谈判也是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
从维特伯爵的例子来看，检方捍卫不存在的法律基础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合理。
起诉书在引用派遣代表到维特处要求释放在喀山大教堂外的街头集会上被捕的三名苏维埃成员相关辩论时，说与维特的这一交涉是“争取释放被捕者的合法尝试”。
因此，检方认为，维特伯爵作为国家政权的最高代表，与一个旨在推翻维特要维护的国家秩序的革命协会进行谈判是“合法”的。
这一“合法尝试”的结果如何？
起诉书完全正确地指出了大臣委员会主席“在与市行政教官交涉时，下令释放被捕者”。这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满足了犯罪团伙的要求，而这个团伙的成员按照第101和102条不应该站在首相面前，而应该在牢房里。
“合法性”去哪儿了？10月18日在喀山大教堂外的街头集会合法吗？显然不是，因为领导这场集会的苏维埃成员被逮捕了。一个反政府协会往政府派代表团合法吗？检方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几百名罪犯的要求下释放三名罪犯合法吗？好像“合法性”不是教人释放被捕的人，而是教人逮捕那些仍然逍遥法外的同伙吧？还是说维特伯爵大赦了罪犯？但谁又给了他大赦的权利？
工人代表苏维埃并没有法律基础，但在政府当局同样也没有这一法律基础。法律基础并不存在。
10月和11月让广大群众行动起来，揭示了许多深刻的利益，穿凿了许多组织和新的政治联合形式。旧制度通过其庄严的十月十七日宣言清算了自己。但新制度仍未存在。与宣言明显相悖的旧法律仍未得到废除。但事实上这些法律也时时刻刻都在被违反。新的现象，新的生活，在专制的“合法性”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当局不仅容忍了数以千计的违法行为，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公开庇护他们。此外，十月十七日宣言不仅在逻辑上废除了一系列现存法律，同时也清算了专制主义的立法机构。
（宪兵将军伊万诺夫，“初步调查”了苏维埃的案件，在法庭上作证。）
新的社会生活形式被创立了，并超越了任何法律定义的范围。苏维埃就是这些形式中的一种。
第101条中的定义与苏维埃的真实面貌之间存在着滑稽般的不适应，这是因为苏维埃这种机构在旧俄罗斯的法律中完全没有被考虑过。它是在残破不堪的合法性外衣被撕裂，革命人民践踏其掉落的碎片时出现的。苏维埃并不是因为法律上正当，而是因为现实必须性出现的。
当第一次战斗结束，执政反动派开始坐大的时候，他们援引那些事实上已经被废除的法律，就像街头斗殴的人会掷出手边的第一颗石头一样。刑法第101条正是他们侥幸捡起来的石头。而最高法院，通过处罚无知的宪兵和与其勾结的检察机关列出的人士，扮演了弹弓的角色。
关于政党的官方代表参与苏维埃决定的问题，最能清楚地揭露出检察当局在法律上的毫无希望。
任何与苏维埃有过关联的人都知道，政党代表无论是在苏维埃还是在执行委员会里都没有行使过投票权；他们参加辩论，但不参加投票。这是由于苏维埃是根据工人按企业和行业选派代表为原则组织的，而不是根据党派团体组织的。政党代表可以向苏维埃提供自己的政治经验和知识，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但却不能投票做决定，否则就违反了代表工人群众的原则。可以这么说，他们是苏维埃成员中的政治专家。
这个铁证本可以毫无困难地得到证实，但却给侦查和检察当局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具有纯粹的法律性质。如果苏维埃是一个事先具有某些确定目标的犯罪组织，如果被指控的人是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并且必须以这种身份出庭的话，那么如何处理那些仅仅只有建议权，只有权宣传自己的观点，却不能投票，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这个犯罪组织集体意志的直接方向的被告呢？正如专家在法庭上的发言可能会对判决产生重要影响，却不会使专家需要对该判决负责一样，政党代表的发言无论对苏维埃的有多大影响，都不能使他们因此负法律责任。他们告诉苏维埃：这是我们的劝说，这是我们政党的意见，但最终取决于你们。当然，政党代表并不打算以此论点来躲避检方的指控。毕竟，检方并不是在保卫任何“条款”，任何“法律”，而是在保卫特定种姓的利益。既然政党代表通过自己的工作对这一种性的打击不亚于苏维埃的任何其他成员，那么自然而然，政府的报复就会以最高法院判决的形式出现，对政党代表和工厂车间代表判同种惩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说可以通过事实及其法律意义的粗暴歪曲，就能将代表定性为犯罪团伙的成员的话，那么可以说对政党代表的适用第101条，则鲜明体现了法律荒谬绝伦之处。至少，这是人的逻辑可以告诉我们的，而法律的逻辑除了将人类的普遍逻辑应用于特定领域的现象以外，就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
苏维埃党代表的地位问题给检方带来的第二个困难是政治性的。摆在宪兵将军伊万诺夫和副检察官巴尔茨[3]或他们背后的人面前的任务很简单：他们必须把苏维埃打成阴谋组织，而这个阴谋组织在一小撮精力充沛的革命者的压力下，控制着被恐吓的群众。苏维埃的一切都在否定着这种雅各宾—警察式（якобинско-полицейский）的幻想：苏维埃的成分，苏维埃活动的公开性质，它讨论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最后，党代表没有投票权。而侦查机关是怎么做的呢？如果事实对它不利，它就通过行政手段来处理事实。宪兵队很容易在会议记录、计票，甚至在自己密探的证词中发现政党代表在苏维埃只有协商权。宪兵队知道这点，但由于这一事实会给国家的考虑和诡计添麻烦，所以它故意在这一点上误导检方。尽管政党代表在苏维埃中的法定地位的问题很重要，宪兵队在审讯时有计划地、完全故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这些好学不倦的宪兵队极其想知道个别执行委员会成员坐过哪个位置，怎样进进出出的，但却丝毫不想知道70名社会民主党人、35名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总计105人的政党代表在诸如总罢工、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上是否具有投票权。他们不向被告和证人提出某些问题，完全是为了避免确定某些事实。[4]这一点非常显而易见，也毋庸置疑。
我们在上面提到过，侦查机关如此误导了检察机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检察机关以其代表身份出席过审讯，或者至少在口供上签过字。因此，他们一直都有满足自己对真相兴趣的机会。只要他们有这种兴趣就行。但他们当然没有这种兴趣。检方不仅掩盖了预审的“失误”，而且实际上利用了这些失误得出了它知道是错误的那些结论。
这点在起诉书中涉及苏维埃武装工人的部分最为草率。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武装起义的问题，也不打算讨论苏维埃对它的态度。我们在别的文章里已经讨论过这个主题了。在这里，我们只需说，武装起义作为一种革命思想，鼓舞着群众，指导着他们的选举组织，而且与检察—警察眼中的武装起义“思想”不同，就像“工人代表苏维埃”和第101条设想的协会没有共同点一样。但是，当局对苏维埃的意义和精神毫无希望的不解，对政治思想进行的无助混淆，与他们想把指控建立在一个简单的、机械物品的愿望成正比。这个机械，就是勃朗宁手枪。
尽管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宪兵的审问在这个问题可以提供给检察官的材料非常少，但起诉书的作者却大胆得引人注目地试图证明执行委员会是为了武装起义而大规模武装工人。我们不得不引用起诉书的相关段落，并对其各部分进行分析。
检方是如此论断的：“看来，执行委员会上述所有关于武装彼得堡工人的意图都是在同一时期（即11月下旬）实际实行的。这是因为，根据波格丹诺夫烟草厂的代表格里高利·莱福金的证词，在11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谁？）决定了建立武装的十人队和百人队以协助示威。而恰恰在同一时间，代表尼古拉·涅姆佐夫指出了工人缺乏武器以及在集合起来（在哪里？）的人中已经开始为武装而募款的情况。”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在11月中旬，执行委员会实施了“所有”武装无产阶级的意图。证据在哪？有两个无可争辩的证据。首先，格里高利·莱福金指证说，就是大概在这段时间（看来应该是苏维埃）决定了组建武装的十人队和百人队。苏维埃在十一月中旬完成了所有的武装意图，而且正是在这个时候它表达了……建立十人队和百人队的意图（或者说达成了决定），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但是苏维埃真的达成过这项决定吗？没有这样的事。在这里，起诉书援引的不是苏维埃那没存在过的决定，而是在同一起诉书第17页中引用过的苏维埃成员（我本人）的讲话。
因此，作为实施了“意图”的证据，检方援引了一向决议。这决议，哪怕真的被通过了，也只是这类“意图”的其中之一。
（在法院的院子里）
彼得堡工人在11月中旬进行武装的第二个证据是尼古拉·涅姆佐夫提供的，他“恰恰在同一时间（！），指出了工人缺乏武器”。不错，这里并不容易理解，为什么涅姆佐夫关于缺乏武器的说法能够证明武器的存在。而在这之后，他还是又补了一句“在集合起来的人中已经开始为武装而募款了。”用于武装的钱完全是由工人进行募捐，这一点毋庸置疑。让我们假设，他们，特别是在检方说到的那个场合，进行了募捐。但是这里有一点就完全不能理解了：由此是如何得出结论“执行委员会上述所有关于武装彼得堡工人的意图都是在同一时期实际实行的”？此外，尼古拉·涅姆佐夫是向谁说明缺乏武器？显然，是向苏维埃的会议或是执行委员会说明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断，用于武装工人的资金是从数十或者数百个代表之中收集的；但这一不可信的说法却足以证明群众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武装起来了。
因此，武装工人的行为已经被证明了；剩下的就是要揭露它的目的了。以下就是起诉书关于这个问题的内容：“根据代表亚历山大·希什金的证词，武装是以大屠杀可能发生为借口进行的，但是，按照他的说法，屠杀只是一个托辞，据说，实际上为1月9日的武装起义做准备。”起诉书继续写道，“实际上，根据奥德涅尔工厂代表米哈伊尔·哈哈列夫的证词，早在10月，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就已经开始分发武器了，而他，哈哈耶夫，则领到了一支勃朗宁枪，‘以防黑色百人团的侵害’。然而，除了上述所有的苏维埃决定以外，格奥尔基·诺萨尔的某些文件的内容否定了分发武器防御性目的。这些文件中包含了一些苏维埃决议的原件，但没有注明起草日期，其中包含了对武装和组建战斗队和军队的呼吁，‘准备随时打击正在蹂躏俄国的黑色百人团政府’。”
暂时先到这里停一停。抵抗黑色百人团只是一个借口；而11月中旬苏维埃进行的普遍武装真正目的是为了在1月9日举行武装起义。不错，这一“真正目的”，不仅被武装起来的人不知道，而且武装别人的人也不知道，所以，要不是存在有亚历克谢·希什金的这么一份证词，就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工人群众的组织已经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明确日期了。还有一个证据能证明执行委员会在11月中旬为1月的起义武装群众的事实，就像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是在10月哈哈列夫从赫鲁斯塔廖夫那里领取勃朗宁枪“以防黑色百人团的侵害”。
但是，按检查机关的意思，在诺萨那里发现的一些文件进一步否定了这一武装的防御性目的。例如，在一些决议原件（？）中，苏维埃呼吁进行武装以“打击正在蹂躏俄国的黑色百人团政府”。工人代表苏维埃让群众看见进行武装的必要性和起义的不可避免性，这是很多决定中都反映了的；谁也不能否认这点，检察机关也不需要证明这点。它要证明的是，执行委员会在11月中旬实施了武装群众的“所有意图”，而且这种实际上已经存在的武装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武装起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检方又拿一个决议来举证。这个决议与其他决议不同，无法确定日期，甚至连苏维埃是否曾通过它都不知道。最后，恰恰是这个可疑的决议反驳了武装的防御性质，恰恰是它明确无误地提到了要打击正在蹂躏俄国的黑色百人团政府。
但是，检方在勃朗宁问题上的不幸还未就此结束。检方为了反驳武装的防御性质，继续写道：“此外，在诺萨的文件中有一章不明人士写的纸条，指证赫鲁斯塔廖夫答应在11月13日的会议后以内部价格发放几把勃朗宁左轮手枪或者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纸条的作者住在科尔皮诺，他要求把承诺过的武器交给他。”
要理解为什么这个“住在科尔皮诺”的纸条作者不能“以内部价格”拿到左轮手枪以期自卫，而不是武装起义，就和其他问题一样，是非常困难的。另一张要求给予左轮手枪的纸条具有同样的意义。
最后，检方关于彼得堡工人武装问题的这些资料被证明完全是少得可怜的。起诉书中控诉道，“在诺萨的文件中发现，获取武器的费用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因为（！）在他的所有文件中，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和一张单独的纸，上面记录了向工人分发各种型号的左轮手枪和子弹的情况。根据这些记录，只有64只左轮手枪被分发了出去。”
显然，这六十四支左轮手枪作为执行委员会实现了为一月武装起义做武装准备的“所有意图”的证据，是令检方尴尬的。因此，它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如果不能证明这些左轮手枪是被买来的，那就得证明它们可能是被买来的。起诉书以此为目标，在指出了64支左轮手枪这样一个可怜的数字之前，附上了一个财政性质的愿景。在证明了卧铺车厢工厂协会为武器募集了资金之后，起诉书写道：“这种认购提供了获得武器的机会，因为工人代表苏维埃可以在需要时获得大量武器，因为它可以支配大量的资金……执行委员会的总入账达30063卢布52戈比。”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小品文特有的语气和方式。这种小品文甚至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迹象作证。首先引用某些纸条和决议的“原件”，以便在之后用一个大胆而简单的猜想来否定这些证据；执行委员会有很多钱，因此，它有很多武器。
我们如果用检方的方法推导结论的话，那么就可以说：保卫局有很多钱，因此，屠杀者手里有很多武器。但是，这样的结论只在表面上与起诉书里作出的结论相似，因为苏维埃的每一个戈比都在账上，这使得我们能够轻易地把检方的大胆猜测当作纯粹的无稽之谈。而相对而言，保卫局的资金流出则属于一个完全神秘的领域，长期以来等待着刑事调查。
为了一劳永逸地终结起诉机关关于武装问题的观点和结论，我们将尝试用严格的逻辑形式来展示它们：
论题
大约在11月中旬，执行委员会以武装起义为目的武装了彼得堡无产阶级。
证据
A．苏维埃的一位成员在11月6日的会议上主张把工人组织为十人队和百人队。
B．11月中旬，尼古拉·涅姆佐夫提到了武器缺乏的问题。
C．亚历克谢·希什金知道，起义的日期被确定在1月9日。
D．“早在10月”，哈哈列夫就收到了左轮手枪，用于在黑色百人团面前自卫。
E．在一项不知日期的决议里，提到了武器的必要性。
F．一个“住在科尔皮诺”的不知名人士要求以“内部价格”获得左轮手枪。
G．虽然只分发了64支左轮手枪，但苏维埃有钱，而由于钱是一般等价物，所以可以用来折算成左轮手枪的支数。
中学逻辑课本甚至都不屑于把这些结论作为初级诡辩的例子使用。它们太粗糙了，以至于是在侮辱常人的智识！
正是在这些材料和这种法律结构的基础上，最高法院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有罪裁决。
[1]苏维埃在早期有时会被如此称呼。——原注
[2]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БорисовичКрасин，1870年7月15日—1926年11月2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中译者注
[3]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尔茨（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альц，1871年1月19日—1931年？月？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3—1906年任下诺夫哥罗德法院检察官。1906—1909年任圣彼得堡法院副检察官。1909—1915年任喀山法院检察官。1912年起担任国务委员。1915—1916年任司法部第二司司长。1916—1917年任内务副大臣。1917年任参议员兼战争部滥用职权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1931年去世。
[4]起诉书只有一处提过这个问题：根据拉斯托尔古耶夫的说法“据说政党代表在投票的时候没有投票权。”但检方没有花任何精力弄清楚这件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故意没这么做。——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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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前次战争刚刚结束；虽然直系军阀自上至下地瓦解了而胜利的反直系军阀非但没有一派军阀能代直系而统治中国并且他们中间的冲突形势又日露险恶了！第二次战争又有立即暴发之可能。前次战争的结果造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优势，给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以极大的打击，因此使日英美帝国主义间在远东的冲突又形加紧，近日英美日的备战所以日益积极。这种英美日间的冲突加紧更使他们有利用中国军阀战争以澎涨他们各自在华的势力之趋势，于是更促进现在对抗的军阀之间的战争。在这种国内军阀势力摇动之中及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剧烈冲突之时，中国被压迫民众的运动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如潮涌而普遍全国，中国民众已表示有要求执政及中国独立的觉悟，这种民众运动将成为将来更广大的国民运动之开始。现时在中国军阀政治崩溃的过程中，这种民众运动怎样才能使军阀不再巩固他的势力延长他的崩溃过程，怎样才能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之实施于中国，这完全靠领导被压迫人民的本党及国民党左派有真确的政策在民众中所做之广大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之努力而定。我们知道中国现时国民运动得到一个时期发展的机会。但是这种发展的机会，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因为自从一九二三年中世界资产阶级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进攻形势波及中国以来，就是从“二七”，帝国主义及他的工具中国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势力取进攻的策略以来，中国的国民运动非但不因为他们的进攻而低落反而日益增高，这种中国国民运动的逐渐高涨等到北京政变后反动的束缚略加放松时，就得到一个猛烈的发展的机会了。工人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基本，在事实上中国工人运动自“二七”以来，虽在最重压迫之下但仍旧是继续高涨而做国民运动发展的中心。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国民运动的发展是成为正比例的：阶级斗争足以促进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亦足以增厉阶级斗争，这是在广东过去一年来的经验可以证明，并且在现时亦证明给我们看：国民运动现时正高涨而中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亦日益厉害——现时在工人运动中各地都发现工贼，并且黄色工会亦开始萌芽，这是表现中国资产阶级对迁〔待〕工人阶级的方法更形厉害。所以只认组织工会为工人运动而忽视一般党的政治活动（其实党的这种政治活动是为发展工人运动，是使工人阶级有政治觉悟，工人经济组织可以发展）是有一种工会主义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是说本党不应注意职工运动而只应注重政治活动，而是说这两种活动都应注意并应相并而行，因为他们是互相影响而促进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发展。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虽然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能防止在某一时期中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本党党员发生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在扩大执行委员会时立即纠正同志这种错误，并且自后逐渐使本党对于国民运动而特别是对于国民党的政策，纳于正轨。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有多少错误，如技术上组织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迟延，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形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所以第四次大会应嘱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组织的指导，并且要求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对此点亦应特别遵守。大会并望新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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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看着欧美反动潮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非常危险，认托洛茨基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反对俄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及第三国际的领袖，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一九一七年以前与布尔塞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中国共产党大会恭贺共产国际及列宁派之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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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欧洲之所谓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不得不使社会民主派及劳动官僚（劳动党）执政的时期，业已结束，英美重新发现反动派的政府，欧洲反动潮流昂进，帝国主义对东方民族的侵略更加猛进，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内发现极厉害的经济危机的很好的证据。二、最近英美政府的更造，法意反动潮流的增高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出，所谓小协约国，简直已成帝国主义的附庸，绝无疑议〔义〕。英国保守党上台和美国共和党执政之后，埃史笃尼亚[1]，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内，对于农民工人的镇压政策便格外厉害起来。波兰及埃史笃尼亚之资本主义法庭杀戮共产党员，巴尔干半岛上预备对共产党作总袭击，这种现象，都是号称“独立”的小国家，对于自己的新主人（保守党和共和党等）均贡礼，那些新主人正要吸这些国内劳农革命首领的血哩。三、英国保守党上台之后，立刻便对埃及人民作武装的攻杀，以及英国帝国主义对印度人民的威吓，实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转入强暴一途的开始。四、英国九个月的所谓劳动党政府——他的首领便是第二国际的一个首领，麦克唐纳尔——对于工人执行资本家的政策，对于东方民族执行帝国主义的政策，既没有能蒙蔽国内的阶级矛盾，亦没有能缓和殖民地的反抗，完全没有满足资产阶级的希望；却正相反，使国内的阶级冲突更厉害，殖民地民族更加毒恨帝国主义。五、劳动党九个月的对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直到他后来因为英国贵族借口伪造的季诺维埃夫的信而攻击下台，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工人运动大显左倾，群众之中对于苏联的同情确见增长。六、英美想以道威斯计画变德国成殖民地，指定最靠得住的地方以便美国投资，想剥削德国工人以偿英法的战债，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想销售德国货品于苏联，向苏联进攻，——这些新计画，使欧美反动潮流增高，各国资本都对工人进攻。七、世界无产阶级对抗这种反动潮流，应当有世界的职工运动的统一。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赤色职工国际，现时的职任，就是要统一世界的职工运动，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反抗资本的进攻。要实行这一重大的职任，必须先有共产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统一意见，普通而论，共产党内亦是要有统一的意志。只有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亲密结合地进行职工运动，无产阶级的前锋才能坚持自己的地位，以求反守为攻，而且使无产阶级群众脱离卖阶级的工贼和职工官僚的恶影响。虽然亚姆斯德丹黄色职工国际及国际的社会民主派，尤其是德国，竭力破坏工会的统一，然而英法等国工会中的少数革命派的运动渐渐兴盛，他偶和苏联的革命工会日相联合——这种现象可以保证统一职工运动的胜利——就是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原则及策略的胜利。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注释[1]地名，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今译伊斯的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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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大会听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的报告之后，完全同意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特别是第五次大会对于“联合战线”及“工农政府”的解释尤为详尽，一方面可以防止以后各国共产党右派对于这两种重要的策略之机会主义的曲解，他方面亦可纠正那种主张不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发生关系的左稚病，如此才能确实领导各国共产党获得社会民主党下的与无党派的大多数工人群众集合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来，以联合防御现时世界资本主义最后的猛攻并进而推倒之。大会对于国际妇女会议的决定亦完全同意。本党以后应注意妇女运动并在本党各级委员会下设立妇女部，以专责成。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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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对于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政治局对于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1]（一）现时北方的政局段派势力已有日益扩张排斥其他反直各派之倾向；然段在此种困难时期，既欲召集善后会议，此种善后会议固然能为军阀及接近军阀之所谓名流所组成且不得不请国民党人到会。中国社会团体大抵尚弱，劳动群众之组织尤甚，决无在现时即自行召集人民的会议以与段之善后会议对抗之可能，政治局根据此两方面之事实，认为共产党对于善后会议，当采取下列之策略：（A）共产党在群众之前，当暴段氏政策之真相：段氏之善后会议纯以团结安福系军阀以图继续军事行动摧残其反对派之军阀为目的；此种政策不但将使国内重现极反动之政局，且使帝国主义又有所以借口而施行干涉；同时，段氏且欲借善后会议以取得合法政府之资格而受帝国主义国家之承认。共产党当使民众向段政府要求，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此等代表的人数当占善后会议人数三分之二，此种参加即以阻止段氏计划为目的，并使段氏立即召集国民会议。（B）因须选举人民代表，故当要求在北京召集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大会。（C）凡尚无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处须立即组织（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区域），使民众咸认为真正人民的组织。（D）预备一切，以便段氏拒绝人民要求召集其段氏式之善后会议时，群众能举行示威，抗议，罢工等表示反对。（E）开始建议于各国民会议促成会请其选举代表到北京开联合大会，每一国民会议促成会派代表约自五人至十五人。（二）政治局以为国民党领袖之消极抵抗政策——即既不公开反对善后会议，亦不参加——实为国民党改组前之旧病之遗毒。以前国民党之所以不能成为群众的党之原因，正在其不做政治宣传；故共产党当使国民党部及对国民党表同情之群众赞成上述之各国民会议促成会之要求——即主张参加，批评善后会议，催开国民会议。中央局一月十九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未标明年代，年代是参照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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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对北洋军阀召开善后会议的对策（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对北洋军阀召开善后会议的对策（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同志们：现在军阀的善后会议条例已经公布，我们对付的态度应由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进行及准备左列各事：（一）通电说明无人民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之危险。1．此善后会议是段祺瑞借此勾结各省失势的小军阀结合己派的新势力和他派军阀对抗，此种新结合必酿成和他派军阀间的新战争，给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又一机会。2．段祺瑞悍然不顾民意召集善后会议，乃希图在国民会议之前巩固其势力以对付国民，并以对付孙中山。3．借此会议为他卖国的工具，如承认金弗〔佛〕郎案，继续参战借款，办理沧石借款……。（二）反对善后会议有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及外交军事财政问题之权利，并不能议决国民会议组织法。（三）继续要求人民的预备会议，如段祺瑞不许或善后会议悍然决定上列诸问题时，即准备有力的抗议，如一定时间的（一日或二日）罢市罢工罢课及罢税的运动并示威运动。（四）国民党代表及名流如果出席善后会议时，即电请他们主张另行召集人民代表的预备会议。（五）函商各地促成会速在北京开全国会议，并请北京促成会担任筹备，各地和促成会同性质的组织即令是大资产阶级号召的，也应邀其参加。又，列宁周年纪念日（本月二十一日）各地应在可能范围以内号召地方各团体开一纪念会。C．C．P．中央局委〈员〉长T．S．Chen秘书LeoDschan-Lung[1]一九二五、一、十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一九二四年，罗章龙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被派出国，这一年的通告则由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署发表。一九二五年至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仍由陈独秀和罗章龙共同签署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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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通告——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通告——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1]同志们：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因此党及S．Y．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此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如左：（一）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个名称无论如何各地必须一致，促进会后援会等名称，务设法改正。（二）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促成会，如广东有两个促成会，湖南促成会之外又有后援会，都绝对的必须合并。若因鄙视商界或国民党右派不肯忍耐和他们对于此项运动之合作，便是很大的错误。至于大商阶级所号召的什么和平统一促成会等组织，民众不但不应加入，且须极力加以攻击。（三）促成会当以劳动群众及小商人中等商人为重要成分，必须竭力邀请他们加入，万万不可使促成会仅仅是个C．与S．变相的团体。（四）在促成会工作的C．及S．同志须合组一党团，直接受C．地委指挥。（五）促成会对内对外的宣传，根本应该说人民自身要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不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机都宣传国民会议是孙中山所主张的，使民众过于倚赖中山而轻视了自己。（六）各地促成会及其所包含之团体，应立即分别通电指摘段祺瑞最近的反动政策，并宣告所有善后会议的议决案，人民均认为无效。（七）向他处促成会鼓吹由上海促成会召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的必要；但实行时期须候C．中局审定。（八）我们此时不但要集合已有的社会各团体于促成会，并且须乘此时机努力使与我们有关系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团体）内容充实起来，的确有些群众，不是空招牌的团体，并应乘机组织新团体，如教职员联合会公私机关职员联合会，店员联合会等。（九）各地促成会也应该注意地方争斗，鼓吹省长及县长民选。C．P．T．S．ChenS．Y．中央局Y．N．Lin[2]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未标明时间，根据文内提到的有关各地促成会成立和善后会议活动时间判定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下旬。[2]林育南的英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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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第九十二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第九十二期）一此次北京政变之后，在国内政象上，一方面表现出反直派在北方之胜利，将回复到直皖奉直战前安福交通执政的局面，一方面表现出直系在中部仍保有其地位；同时，在外交上，一方面表现出英美帝国主义者不能独力挟曹吴攫取全中国，一方面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没有挟段（祺瑞）张（作霖）统一中国之可能。二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之企图，约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是所谓瓜分政策，由帝国主义的列强协议在华势力范围之划定，华盛顿会议以前，均属此时期；第二时期是所谓共管政策，由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协力共同宰制中国，自华盛顿会议至今年七月伦敦会议，均属此时期；这两种政策，均因为帝国主义的列强间在华利害之冲突不能成为事实，遂进入第三〈时〉期，即现在之分立政策。这种分立政策，和第一时期不同者，只是不取列强间协定形式及表面上避去瓜分之名，而实际上乃是帝国主义者各在其势力范围内——日本在北方，英国在中部，法比在其他方面，——集中当地军阀之力，由经济的支配权力，进而各造其自己支配的政治机关，实行分裂中国。独有后到的美国，一面因为其国内经济力特别优裕——余资余货——之故，一面因为在中国尚未有独占的势力范围，遂极力鼓吹什么“在华开国际会议讨论施行于中国之一种道威斯计画”，以图寻得相当的机会与工具——游移于英日帝国主义之外的军阀，达到其以经济力宰制全中国之野心。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此时不得不大声疾呼，警醒国民，勿固执从前的预料与恐怖，以为帝国主义者宰制我们只有瓜分与共管两个死板方式，应该觉察他们希图宰制我们的别有新而更毒的方式：分立或道威斯计画。前者比后者更有实现之可能，其危险更迫在目前。此种政治的分立，即是国家的民族的分裂，也即是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计画之实现。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我们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须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更应极力反对军阀们拿什么各省军民长官会议来代替此会，执行此会职权。此预备会之任务不但是筹议〔备〕国民会议，我们更应号召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的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此临时国民政府（一）为挽救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危机而成立，自应不妥协的打破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势力；同时，也应杜绝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借口援助中国统一实行其道威斯计画之阴谋。（二）依赖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帝国主义尚无确定关系的武力之拥护而存在，至少也应采用国民党政纲为施政方针，方能得农工兵等民众的同情。四此临时政府如果成立，本党当然不能妄想他是国民革命左派的政府，或甚至还不是中派；然而我们却准备赞助他，只要他确能防止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或共管〈中国〉之阴谋，只要他确能镇压一切反革命的军事行动，只要他不防〔妨〕碍一切平民参与政治之机会。五为全民族的解放，为被压迫的兵士农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识阶级的特殊利益，本党将向临时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时本党认定拥护这些要求，是一切人民及其代表之责任，尤其是国民党之责任。要求如下：（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因为这是人民对内的政治解放之唯一关键。（三）全国非战时的常备军，均以旅长为最高级军职，废除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总司令检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军长师长等军职；因为这是杜绝军阀势力集中盗国乱政之重要关键。（四）军阀之祸，罪在最少数高级军官，失业入伍的兵士们所受压迫与困苦，与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后旅团司令部，应采用委员制，军饷公开；应改良现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须给以土地及农具或他种确实可靠的生活。（五）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谋农产品和他种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之均衡，促成职业的组织（农民协会）及武装自卫的组织，这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六）八小时工作制，年节星期日及各纪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之规定，废除包工制，工厂卫生改良，工人补习教育之设施，工人死伤保险法之规定，限制童工之年龄及工作时间，女工妊孕前后之优待，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七）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设劳动平民之住屋。（八）没收此次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东北东南战地人民之损失及救济北方水灾。（九）各城市乡镇之厘金牙税及其他正杂捐税，在国库收入无多，而小本营商者则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废止。（十）废止盐税米税以裕平民生计。（十一）增加海关进口税，整理国有企业之收入，征收遗产税，征收城市土地税。此等大宗税收，不但足以补偿废止旧税——厘金牙税盐税米税田赋附加税及其他各种正杂捐税——之损失，并可用为补助退伍兵士失业贫民及推广教育之经费。（十二）为保障知识阶级之失业及青年失学计，国家预算中，不得将教育经费移作别用，并应指定特种收入如收回庚子赔款等，为实行中小学免费优待小学教员及推广平民教育之用。（十三）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平等权利。根据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第九十二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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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号——孙中山北上，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展开活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号——孙中山北上，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展开活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1]我们对于孙中山到北方出席军阀会议，不根本反对，只督促其在赴会前根据彼党政纲，发表政治主张，在会议中代表人民要求利益，此项政策，前函业已通知，各地谅已收到。此时孙中山已到上海，日内即赴津京，其宣言已在各报上发表。此宣言纯粹代表国民党中派的观念，措词含浑，大有与各军阀妥协之余地，且语多抽象，并无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要求，彼此次北去受军阀和国民党右派两面之包围，结果恐甚危险。兹中局议决，再发一次宣言，向中山提出政治的具体主张；同时，各地方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国民党宣言有此主张）促成会”，进行左列各事：一、大致根据本党宣言所列的具体要求（得就各地方实际情形，稍加以增省），即时向孙中山要求提出军阀会议。二、即时根据此等要求，设法在当地报纸上宣传，在街市上，在乡村中向民众游行演讲，促起大的示威运动。三、国民会议及预备会如果实现时，此促成会即须负支配选举及监督会议的责任。各人民团体，各应出若干代表，可按当地情形决定。所说人民团体，当不以国民党宣言所指几种为限。国民党现拟派特别宣传员分赴各省，解释彼党此次宣言及办理国民会议之准备，彼等到时，倘是我们的同志，自无问题，即不是同志，亦须与之合作，惟不可为他们所支配。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这个文件是团中央转发的。原件未标明日期，根据本文内容“此时孙中山已到上海”和“中局议决，再发一次宣言”判定，应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至十九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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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各地委、区委、小组负责同志们：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说过。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兹特再行通告各负责同志，自后务于此点特别矫正，至少要做到下列各事：（一）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二）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三）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各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四）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后，应即提出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五）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六）报告不宜过于简略，要很有条理的述明各项工作之全部。委员长T．S．Chen秘书T．T．Mao[1]一九二四、十一、一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六日附及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毛泽东的英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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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一九二四年九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一九二四年九月）[1]C．P．与S．Y．关于民校工作之合作，尚未切实规定，兹经C．P．中央和S．Y．中央决定下列办法，望各地方切实遵照执行：（一）各地民校工作，S．Y．地方应直接受C．P．地委或区委之指导；其无C．P．地方者，由S．Y．中央依据C．P．中央通告指导之。（二）各地C．P．和S．Y．在民校工作之同志应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C．P．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之，但党团开会时，S．Y．地委或区委须派一人出席。（三）我们在民校工作之重要点，为宣传左派政治主张（以《向导》之所指示为准），造成左派地位，对右派之反动行为及言论，务必不懈的加以攻击，此种工作不限于本地有无右派分子，即使本地民校工作完全在我们之手而无一右派分子，亦应同样的积极的进行此种工作，因为必如此才能造成真正左派。（四）左右派的分化要在行动与争辩中才能看出，左派的地位也要在行动中才能造成与巩固，所以在民校的每一集会（如区分部地方大会等）中，我们务必提出些实际的政治问题（如《向导》八十一期后之各种实际问题），充分的做左派的政治宣传。（五）要有左派倾向的分子，才介绍入民校，要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才介绍入C．P．或S．Y．；民校中之左倾分子，除忠实的工人外，不宜勉强拉入C．P．或S．Y．。（六）我们在民校的地位为左派，胡汉民等为中派，孙科以至叶楚伧等为右派。我们对于中派的态度，亦应照《向导》之所指示而批评之。（七）务极力推销《向导》于民校中的左派分子及中立分子。C．中T．S．ChenS．中FreemanYuin[2]（代）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无时间，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2]恽代英的英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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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载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二期）我们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剥削操纵及国内军阀之扰乱，非人民起来以革命的手段外而反抗列强内而解除军阀之政权及武装，别的方法都是药不对症，白费力气。然而短视而又懒惰的国民，总喜欢在国民革命以外，费尽气力试用各种药不对症的方法，考验的结果，至今只有空言和平免战，结局仍旧移家逃难丧失生命财产，别无办法！在直皖直奉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安福派及奉张完全失势，在表面上似乎是中国政治上进步的现象，实际上却不然，因为打倒安福派与奉张并非由于人民的力量，乃是由于另一部分军阀曹吴背后挟着英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当时国人迷信曹吴，以为借重他们而国民自己不费气力便可以达到统一和平的希望。殊不知世界上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军阀曹锟吴佩孚和帝国主义的英美勾结为患的局面之下，只有去统一和平更远；因此，我们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之意见，主张全国革命分子结成联合战线，继续民主的革命战争，以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军阀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唯一的道路。曹锟吴佩孚眼见国民很容易被他们欺骗，得了政权以后，反动的局面日益严重起来：迫压北京知识阶级；以武力及阴谋扰乱川湘闽粤；惨杀京汉罢工工人；驱逐他们自己所利用为傀儡总统的黎元洪；至此，直系军阀之罪才为国民所认识。此时，国民依旧不信任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找不出第二个象以前所崇拜的吴佩孚，遂转而出于消极否认及国会南迁等懦弱无能的办法，即避开革命的办法；因此，我们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之意见，主张由国民党或人民团体出来号召一个国民会以，开始以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来解决一切对外对内的政治问题。直系军阀，腐败政党外交系及帝国主义者，都看破中国国民懦弱无能，遂敢于沆瀣一气，进行中外古今所希有之公开的贿选。曹锟贿选成功将近一年以来的成绩是：（一）承认列强临城案[1]的要求，以为列强承认贿选之交换条件；（二）力谋承认威海卫案[2]，金佛郎案[3]，宜阳丸案[4]，以取得帝国主义者的援助；（三）利用赵恒惕杨森吞噬湖南四川，暗助周荫人陈炯明扰乱闽粤；（四）因袒护贿选议员，名〔命〕捕安徽全省学校学生数百人，并累及其家属；（五）向外商进行津赤，烟潍，沧石三路[5]借款；（六）在天津购买意大利军械，价值五百五十万元；（七）吴佩孚派人强提胶济路款，以充由广东降北之海军军饷，并滥提盐款，强截捐税，种烟贩烟；（八）解散胶济铁路工会，并逮捕及开除工人多名；（九）因拥扩曹党私人北洋大学校校长冯熙运，直隶省长派出保安队，包围学校，驱逐学生，逮捕学生代表；（十）曹锟的妾舅任意殴伤铁路人员，曹锟的卫队任意打死警察；（十一）在汉口郑州石家庄逮捕工人杨德甫孙云鹏等七人，在北京逮捕张国焘等五人，均未宣布罪名；（十二）禁止学生着白色衣白布靴走过新华门，禁止北京戏馆唱演《捉放曹》《打鼓骂曹》《徐母骂曹》等戏；（十三）接受日本公使的照会，通令全国严禁人民“五七”“五九”开会纪念国耻；（十四）容纳列强干涉中国商标之要求，商标公报用英文，商标局聘外人为顾问，对于李义元陈〔刘〕魁元[6]及英舰炮击万县等案之丧权辱国；（十五）办理德发债票案[7]，国库损失至少三千万元，收回前存伦敦拟付德债之款，悉作军用；（十六）重禁京沪所出多种新书新报；（十七）为办金佛郎案，纵令王克敏迫孙宝琦去职；（十八）向美国购运大批军火价值三百二十八万元，又购德国军火三百五十大箱；（十九）力持以造路名义攫取各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二十）纵令齐燮元兴师攻浙。此次齐燮元兴师攻浙，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说简单的齐卢个人战争，或江浙战争，其战争之实际性质，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我们不可迷信中国的军阀真有独立作战之可能，——倘有此可能，已应有一个军阀主义的独立国家。每次内战都有国际帝国主义争斗的背景。国际帝国主义者，欧战后以英美法日四国为其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关系：从前独霸远东的英国只须保守其既得权利已足惊人；与英争霸欧洲大陆的法国现时工业状况，中国虽还不是他必以死力争的市场，然而也不是可以忘情的肥肉；在中国竞争最烈的乃是欧战中骤然澎涨〔膨胀〕的美日两个帝国主义者。因为种种的关系，法国与日本站在一边，英国与美国站在一边。日本是帝国主义中之最幼稚者，还有结托中国统治阶级以政治的支配达到经济的侵略之必要；美国是侵略中国之后至者，全中国已没有他回旋的隙地，所以也必须援助一派军阀，树立他在中国政治的势力，以倾覆他在中国经济的敌人——日本。华盛顿会议美国给日本第一次大打击，直皖奉直战争，美国给日本第二次大打击，自此以后，美日在中国的势力消长，我们当已看出；此次直系兴师攻浙，乃是美国给日本第三次总结束的打击。贿选前（去年五月），美公使曾到保定府和曹锟接洽最高问题；贿选前（六月），美总统哈丁表示美银行团可助中国统一的意见；贿选成时，美使首先称贺；列强为曹政府以武力制止广东政府分取关余时，美国最出力；直系爪牙赵恒惕将失长沙时，以炮舰拒谭助赵的也是美国；以大批军火运到天津给吴佩孚的也是美国：以大批军火运到厦门给直系军队的也是美国；和齐燮元进行导淮借款的也是美国；美国扶助直系是不可掩的事实，此次助直兴师统一中国（不只是对浙），乃是结束一切可与日本接近之政治的势力。这次战争的爆发是与美国国务卿休士赴伦敦所订关于处置中国之密约（见本月五日路透电）有直接关系；而于英国帝国主义此时勾结广东商团以图推翻孙中山之举尤足证明。我们再看战前直与反直两方之财政与军火的准备：英美赞助曹吴解决德发债票外，英福公司与吴佩孚订定的道济借款为百五十万镑，美公使替该国商人与吴佩孚做成的军火买卖为步枪一万枝子弹二千万颗，机关枪二百五十架，而吴佩孚的飞机队完全由美国人替他组织与训练，并且与苏齐[8]进行导淮借款。日法军火之输入奉浙，最近张作霖向法商订购快枪三千枝，子弹六百万发及其他军用品若干），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奉浙飞机队之发展显然法国人为之主持，故上次法飞行家杜氏来华，备受奉浙之优待而遭齐燮元严厉之反对。至于张作霖与日本之秘密交涉，也不下于曹吴与英美。张作霖与日本订约，任其在满洲取得三十年租借权，以换得军火与财政之援助；而齐燮元于宣战时更向美国宣言下沪后任美国在沪设立无线电台。故此次战争直接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间接乃是英美与日法帝国主义的战争。在开战的两方：直方于数省人民水灾待救不遑中，大兴排除异己之师，残害人民，自然是此次战乱之罪魁祸首；浙方虽宣布讨曹而非反直，实际上当然是反直战争。反直战争，在目前政治现象上虽然是必不可免的事势，然而我们绝对不能认为救国卫民的战争，其理由：（一）在逻辑上，只有反国际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争，可以全称肯定他是为国为民，至若“反直即是为国为民”，我们实未能加以承认；（二）军阀自身的性质与环境，在客观上亦无由实现他为国为民的余地；（三）在他们政治的行为上，一向连为国为民的倾向也没有，出兵宣言中虽然抬出抽象的正义与民意，直军讨伐安福奉张时，更说得词严义正，自来口说无凭。所以此次战争，我们只能承认是直与反直的军阀战争，只能承认是帝国主义与军阀重苦吾人民之较前更大的惨杀。因此，我们可推定此次战争之结果：第一，直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政治的统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经济的统一侵略。第二，直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安福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我们对于前者固深恶痛绝，对于后者又岂能欢迎！无论前者后者，外力侵入断送国家生命的惨痛都是有加无已，内部战争屠戮人民牺牲人民的惨痛也都是有加无已。第三，假若双方势均力敌胜负不分或直系形势大有不利时，则野心勃勃的美国帝国主义必然发起干涉中国内政，以图达到共管目的，其形式必然是勒令双方听命于列强强制的和平会议之下，组织买办式的商人阶级与军阀阶级暂时混合统一的政府，而根本剿灭广州和全国一切革命的进步势力。然而即使成功这样的局面，也是暂时的，各帝国主义之间与各军阀之间不久仍要因利害冲突而争斗，不过中国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便要因此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所以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一天，即军阀与战争的惨痛存在一天。我们要解除这种惨痛，固然不是空言哀求和平息战可以得到，也不是依赖何派军阀战胜可〈以〉得到，更不是希望阴谋构成中国内乱以达到其垄断或共管的目〔目的〕的帝国主义之干涉可以得到。人民若希望此次任何一派军阀之胜利，只有蹈直皖直奉战时希望吴佩孚得胜之覆辙；若希望什么“友邦”出面干涉，只有步印度安南之后尘！我们对于双方军阀不能存丝毫希望，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尤不可存丝毫希望，这种希望不仅可耻无效，而且要使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更加凄惨更加危亡。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全国被压迫的人民！你们看呀：外国帝国主义刚刚构成这次内战，同时他们在华盛顿与伦敦之间便发起（由美国发起）干涉中国内政，采取强制号召各势力派和平会议的方式来亡中国。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呀！亡国的惨祸是由这次外国帝国主义构成的内战临头了！你们尚可希望军阀给你们以“正义”，帝国主义给你们以“和平”么？起来！起来！打倒侵略中国构成内战的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屠杀人民供外国帝国主义利用的一切军阀！全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根据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二期刊印注释[1]一九二三年五月，山东临城（今划归枣庄市）附近土匪孙美瑶部劫袭火车，绑架中外旅客二百余名，并枪杀英人一名。经北洋军阀政府与孙美瑶谈判，六月十二日签立协定，释放被绑架人员，孙美瑶接受北洋政府军队改编。八月十日，帝国主义各国外交团向北洋政府提出通碟，要求赔偿损失，接管津浦铁路护路权，惩办负责官吏田中玉等。曹锟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外交使团的要求，除护路计划外，完全允诺。[2]威海卫于一八九八年以二十五年为期租借给英国。一九二一年底，我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要求以后，英国一方面表示要交还威海卫，一方面又对该地提出了许多领土主权要求。一九二二年开始，北洋军阀政府和英国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准备基本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引起山东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抗议。[3]一九二二年，法国政府与北洋政府秘密协议，要中国以金佛郎（即法郎，当时法郎纸币贬值，金法郎实际并不存在）偿付对法庚子赔款，使中国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随之美、比、意等国也向中国提出了同样要求，消息传出，举国反对。法国政府又串通英美等国扣留关税余款以压迫中国政府。一九二五年四月，段祺瑞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协定》接受了法国的要求。[4]日本轮船宜阳丸号，在四川内战中，替吴佩孚偷运军火给渝军，被省军周西成部截留，拘压船员二名，驻京日本大使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外交使团以此为借口要求控制中国长江的警卫权。[5]指由《泰晤士报》披露的北洋军阀政府同英商谈判借款准备修建的三条铁路。津赤，从天津到赤峰，沧石，从沧县到石家庄；烟潍，从烟台到潍县。当时的《申报》、《向导》等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其中津赤铁路可能指的是当时议筑的由锦州到赤峰的锦赤铁路。[6]陈魁元可能有误。当时报刊上与李义元案并提的有陈国贤、刘魁元、陈贵元三案。一九二四年二月，陈国贤被控在丰台指挥工兵打伤英国人贝赛尔，英国大使到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由英员到军事审判处观审；六月审判中贝赛尔不能认明陈国贤，判陈打人罪不能成立。一九二四年四月，英人威德比违章漏税，强行登车离开，北洋政府税警刘魁元等前往阻拦，被威德比打伤；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英使援李义元案来严惩凶犯，并准我国派人观审。一九二四年六月，汉口浅田一二洋行日人打伤贫民陈贵元等三人，日本领事不严惩凶手，引起中国人民的抗议。[7]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洋军阀政府屈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同意以战前所欠德国债票抵作德国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又因急于取回在伦敦所存的九百万元票息充作军费，在谈判中放弃了多项中国应获得的权益，其中仅交给德华银行经管的一项，就使国库损失了三千余万元。[8]指盘踞在江苏的军阀齐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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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之任何方，若有人为偏袒之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适当努力，只有是暴露其实在性质及关系于国民之前，借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的战乱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奴服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是国民革命。我们要借此次战争为现实的材料，更努力的来宣传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为此中局已决定发布一对时局宣言，表示本党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此项文件，现已在印刷之中，不日即可寄发各地，本党各级组织在接到此通告之后，应立即下令所有党员开始活动，万勿因循放弃此次宣传绝好机会！至活动态度，应一律依本通告及宣言所指示；此外若任何级机关或个人有独立的言动者，一律以破坏本党纪律论。委员长T．S．Chen秘书T．T．Mao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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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诸同志：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我们应作之事如左：（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右派重要的错误是：（A）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B）反对中俄协定，并根本反对苏俄，说是国民党之敌；（C）压迫兵工厂工人组织工会，阻止圣三一学生退学；（D）纵容江门佛山商团摧残工人农人；（E）排斥共产派。（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三）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项组织，必须个人加入，加入时，必填写入会愿书，万不可团体加入；加入分子目前不必急求数量之增多，而应注意质量之明确，当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惟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造成国民党党部，可用此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但此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接到此通告，应按照当地情形切实讨论并执行，并将讨论及执行情形详细报告中央局。此项通告对外严守秘密。委员长T．S．Chen秘书T．T．Mao[1]一九二四、七、二十一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毛泽东的英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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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方报告[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山东地方报告[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自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正式地方会后，党务及一切活动方面，均有发展希望，不意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突有吴案之变[1]，引起当地重大反感，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幸吴案已作结束（以军法判决四年十月徒刑），周围反感渐消，又因民校改组后，进行顺利，于无形中促起本党同志自动的加倍努力，竞争作工，原状已复，兹将一切情形次第报告如下：1．本党情形：现住在济南的同志有八人（请假回家二人，病假一人，在狱一人均在内），住青岛的三人，溜〔淄〕川炭矿二人，张店一人，济宁一人，离济者二人。关于开会问题：常月会及小组会，因受吴案影响，四个月未曾正式开会，也就是没有房子的原因。关于党费问题：除复同志按月缴特别费三元外，余均四个月未交了。2．民校情形：自全国大会后，即筹备改组，最近已成立了临时省党部及济南青岛的两个临时市党部了。由市党部临时委员共同省党部临时委员办理登记及组织各区分部的事情。现在济南方面划为五区，每区皆有四个区分〈部〉以上，人数至多者三十余人，至少二十人十人七八人不等，统计将近百人。至于工作情形，却是与组织并行的，最近的市民运动——如“五四”，“五七”皆有较好之成绩。并且在“五四”的那一天由各校学生提议恢复学生联合会，现已推定筹备九人（有民党七人）成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预计不久可正式成立。现在官府对民党，因熊炳琦位置不稳以及调换警厅之际，他们对于这些事，也就无暇顾及了。所以民党的活动——如集会散传单等事，差不多是一个半公开的形势。至于其他政党（如省议员），一因党派纷歧，组织散漫，一因捧高拥熊东西奔走，因为民党不干涉他们，他们也就不来为仇了。只有青岛有一部分人（其为首者为王静一）单独的反对王乐平个人。青岛方面民党虽有根基，而王乐平不在那里，急切极难发展。至于民校对于本党之态度，分新旧两派，旧的（所谓老资格者）现在对我们感情尚好。新的更是不成问题，简直可说是无所适〔不〕从，因为我们的势力战胜故也。新加入的党员差不多皆拿我们来作标榜的。现在我们的同志（连S．Y．在内），对于国民运动及学生运动所表现的东西，完全以全力纳入民校工作了。至于劳动运动，事实上属于我们自己去办，因为他们和门外汉差不多。现在我们在内努力的结果，很得一般人的信任。最近五月的纪念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除“五五”纪念性质稍差外，余皆由民党名义发的传单，并且参与演说者，亦以国民党名义。最近的市民大会皆是民党主动，在市面上却没引起人们的反感，也就是民党在工作上下了工夫！3．劳动运动（一）青岛方面：四月有铁总委员为四方工会被开除的四人善后事，赴青埠一次，决定留二人在青埠活动，并由铁总供给其生活费，余二人拟在别处找工作。但最近又接到该地报告云：该四人拟组一商店（工友集资），假此为活动机关。现在青岛一带如水道部，电灯部，港工……对于该四人极信仰，尤其是沧口至青岛一带之纱厂工友——二万余人，亦信仰其圣诞会及郭某之个人[2]，所以亦有组织的希望。现在青岛恩同志[3]为该四人的秘书，在该会代表会与铁总委员开会时通过的。按现在四方全场工友，自开除四人后，路局压迫日甚一日，以前在厂自由开会，现在如稍一偷闲，被监工人看见，即重罚不贷。现在该厂工作的比较，按路局方面报告，较以前增加两〈倍〉之多。所以路局认为压迫手段是对的，愈加〈压〉迫了。在工友方面的精神，比较以前觉悟了许多，因为以前太骄傲了。（二）张店方面因受四方此次影响，不得不暂趋于消极，在这消极期间，未免有了错误的地方，铁总委员到该地审查后，来济南责成我负其指导错误之责。遂由我函指该会秘书尤超玄（已介绍为候补C．P．）到济，改正其错误如下：1．开会统系及组织皆不完备。2．该会对于青年工人太重用了（因为实际上的权不在青工手里）。3．反对工会空气太盛，须设法制服其反动分子。并限期速将此三种改正。现在已得该地报告，认为极大之错误了。（三）济南胶济车房——二百余人，亦因四方风潮，以致将成立之会而未成。现在内之重要分子，就是张店首先发起会的人——赵秀实经路局拨在此地为司机领班，颇得人们的信仰，将来对于全路统一组织，一定是很得力的地方。（四）溜〔淄〕川炭矿，促成工会原因，已报告中央，现在该会已发展至千余人，会费皆能缴齐，其会长为顾炽——浙江人，是一个智识阶级——工业专门毕业，现充该矿画图员，对于我们感情却也很好，但其主张太右了。现在本党决定责成该地同志麟宪工〔二〕人在该矿扩充民校区分部。（五）济南理发会，进行颇顺利，关于一切市民运动皆参加，并且在济南方面发起了第一次的“五一”纪念会。会员已发展至二千余人，地面扩充七八县的范围。惟经济一层，因救恤费需用太多，经济无甚基础。（六）济南刷印工人，最近加入民校甚多——十四五人，其活动人物，为C．P．同志一人，S．Y．同志数人。五月一日假理发开一纪念会，开会时并提议组织一俱乐部，决定于七日开成立会，基本会员有六七十人。4．学生运动（一）济南方面：因S．Y．沉寂了数月，只可以民校为学生运动中心，现在多数学生在民党中对我们信仰颇好，所以对于学生的事，皆纳入民校作了。（二）青岛方面：由恩同志负责，S．Y．学生同志发展至十七八人，因该地文化不甚发达，又因高洪恩新到青岛甚厉害，所以对五月的几个纪念日，也无甚大动作。（三）青州方面：有三个中等学校——十中，四师，甲种，学生精神尚活泼，该地民校之平民学会甚发达，会员有五十人。最近该地已成立了S．Y．支部了，现在已发展至十数人，最近可有二十余人之希望。该支部之同志已完全加入平民学会，一切活动皆以平民学会名义去作。现在他决定的工作：1．反对基督教，2．在学生会活动，3．到各通俗演讲所演讲，并按期轮流到乡间去演讲，4．在本校刊物作宣传的文章。中有两个行将毕业的学生，决意要作劳动运动，现在介绍他到张店工会参观过一次。（四）济宁方面：有两个中等学校——七中及中西中学（德国的教会学校），现由候补党员郭同志，在该地作民校活动，并组织平民学会分会，会员已有二十余人。根据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号刊印注释[1]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吴容沧在济南向银行筹款时被捕。在反动派到处搜捕下，济南的多数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致使党在此地的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2]青岛四方机厂工人郭恒祥组织的一个行会组织。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变成工人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的革命组织。不久被胶济铁路管理局封闭。[3]即邓恩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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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区报告[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京区报告[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一）党务北京区委，三月八日改组：守和昆孟鸿[1]为委员。区委分工：守委长，和秘书，昆劳动运动，孟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鸿任会计。北京地方情形比前略好之处：为内部精神之一致；同志皆努力工作；委员会能管理并指挥一切行动。至于组织及训练则还未至于完善。北京现有党员三十二人（工人同志仅一人）；新加入候补十四人。唐山现有党员八人（皆工人）；候补工〔二〕人（系交大学生）。石家庄有党员七人（工人）。唐山石家庄皆早已成立地委。惟石家庄现因缺人主持，有等于无。唐山情形颇好。天津有候补党员四人，党员一人，已成立一组，以树为组长。天津情形很好，S．Y．地方新成立，市民极活动，纱业工人亦不少，此地颇有发展希望。保定有候补及党员五人，已决定成立小组。此外，山西有候补党员一人；热河一人。全区合计有七十五人。工人占四分一强，余皆学生。至于政治宣传：《向导》可销八百多份。区委新出一《政治生活》第一期在京销三千份，重印两千份。现已出至第三期。影响还好。关于反对太戈尔的宣传，除《政治生活》外，又散了几千份传单。李义元案[2]参与中央公园之集会并发散传单。“五一”在工刊上发了一个布告，在京只有一个小集会；但在民党印了四种传单。此外各种政治宣传问题，皆提交民党照办。二、民党情形市党部筹备委员会允执行部成立。清查党员千二百余人；现从新登记未完竣。执行部难产之经过，叠经报告，至最近才告成立。北京小团体林立，然应付得宜，亦不甚成问题。直隶临时省党部已成立，为我们同志主持，情形最好。河南我们无人。山西缺人主持。三特别区杭同志能主持。两月中之政治宣传，中俄交涉决裂举行示威运动一次，“五一”“五四”“五七”等运动，关于各种政治问题，皆发了传单。根据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刊印注释[1]即李守常（大钊）、蔡和森、张昆弟、何孟雄、范鸿。[2]李义元为北洋政府士兵。一九二四年四月，他到北京东交民巷附近，准备登城眺望，遭到无理阻拦，引起与康培尔等外国人发生殴斗，竟被拘禁于使馆界内至一星期之久。随后，英使纠集美、意大使，又无理要求中国政府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公审，并由三国派人陪审。后由大兴县地方法院判李义元四个月零三天拘禁。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各界人士二百余人在中央公园召集国民外交会议抗议英使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和北洋政府的媚外妥协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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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区报告[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湘区报告[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一）党务总括说来：这半年中，许多固有事业失败了，在失败中，我们的知识却因之增高了。如岳北农会之失败，自修大学及水口山俱乐部之解散，都由于行动过激烈，色彩太显露所致，客观方面固由于军阀势力之不可抗，主观方面，是由同志之不当及执行委员指导之不力；以前我们同志的知识多由书报得来，没有看清中国实际情形，而又色彩显露，致有些同志在社会全不能立脚，以后我们应该注意此两点，不然，怎样知道去改造社会及从何处下手改造社会呢？又以前本党工作几专作经济奋斗，工会之存在完全基于增加工资的运动上面，此后应同时趋重政治争斗。此关于大概的，还有几点，应该分别报告。A、小组织问题：去年安源曾因小组织问题开〔向〕区报告，谓有些同志，怀疑本党中尚有小组织存在，其实小组织在两年前，上海曾有此事，已经中局解散，现在并无何项小组织，同志中万不可互相猜疑，应该互相信任，更宜努力工作，从行动上证明自已是一个忠实的党员，不要闹无谓的意气。B、组织系统与纪律问题：以前往往有别区未经本区同意即在本区行动，亦有本区各地方同志之调动，不报告区委，此实不懂本党之组织及纪律。现接中央通告以后本区同志往他区及他区同志来本区与本区各地方同志之调动，均应先报告区委决定。C、本区党员人数，安源增多，长沙略增，水口山已无形解散，党员应由长地方管辖。安源现有党员六十人内有候补党员六人；长沙现有党员八十九人，内候补党员七人，在狱者一人，留党察看者一人，不明行止（水口由失败后之一部分）及与党无甚关者约二十人。（二）政治在此半年中，本区曾经赞助民主革命派之运动及国民革命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之宣传，亦尝组织政治运动委员会，但开会仅两次。本区同志已完全加入国民党；S．Y．同志加入者，已十分之八。现在中国政治大部分在直系宰制之下，反直派如奉张，津段，浙庐〔卢〕均意存观望，孙中山所领导之军事势力，目下亦难发展，湖南现已在曹吴支配之下，而军人政客尚欲利用省宪以维持其假面具，目下局势，恐无多大变化，赵氏势力尚可维持。本党同志，惟有在国民党中努力工作，从民众中发展国民党之组织，及宣传国民党之党纲及政纲（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以矫正民众的错误观念（如和平，联省，宪法各主张），并引导民众做国民运动，我们之参加国民革命，因为适应中国目前实际情形之政策，同时亦含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因此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还要注重，又对于军阀，不必予以同等之攻击，不可落于普遍否认的稚气，当以力求变更现状，为最近之目标，故目前有注全力反对直系之必要。（三）劳动运动A、劳动运动委员会，曾与S．Y．共同组织，但因种种原故，未能按时开会。B、手工业工会如缝纫泥木，因财产为总管值年把持，会务毫无发展。C、从前未加入工联之工会，现在已加入者，为石印工会。铅印工会，因劳工会关系，尚未加入，不过由工联会暗中主持。D、碾谷工会，被政府封禁，并缉拿代表，已无形解散。E、水口山工人俱乐部解散，开除工人二千余人，工人在狱者二人，被枪毙者二人。F、茶居[1]工会，因生活状况尚优，不能发展，黑铅炼厂因久经歇业，亦已停顿，造币厂俱乐部，现在设法恢复中。G、粤汉路，仅在新河办工人子弟学校一所，工会因环境关系，只能维持现状。H、人力车工会较好，工人对工会亦有信仰，但所收用费，因开支太大，所存无几。I、纱厂自职工俱乐部因甲工系（职员）破坏停顿后，同志潜在活动甚努力，渐渐取得群众信仰。J、铜官陶业工会，已开办学捐设学校一所。K、工人教育，在长沙仅工联办有学校，工人教育之困难，在教员难得其人，每不能合工人心理。（四）会计各月收人〔入〕总数十二年八月一八三·一元九月二二○·八元十月一四四·二五元十一二月一○三·二元十三年一月六二·八元二月三八七·八元三月六二元共八一○·一五元各月支出总数十二年八月二一○·三五元九月一八七·二三元十月一八四·○三元十一、二月一五一·七元十三年一月一一八·○五元二月六三·八元三月七四·二一元共九八九·○七元两抵不足一七八·九二元存中央补助费一九○元[2]附：安源地方报告（一）工会情形：工会各股，以文书股较涣散，工人赌风颇盛，总代表百代表[3]亦不能免，工会禁赌，极感困难，整顿出产问题，由〈于〉矿局职员不负责任，也感困难，工会对路矿两局，是取调和的态度，但亦不示弱，对路局多让步，对矿局暗中维持职员中（东洋派西洋派）两派之势力。工会对内，对上级代表的意见尊重，对下级代表的意见多不理，这是错误的。又工人犯事，每每由俱乐部罚工，因此，工人也不满意。（二）合作社情形：以前组织不集中，各股各自为政，是无政府的状态，又股本不足，而营业范围太大，价格标准不适宜，每高出市价或比市价更低，价低者被商人贩卖渔利，价高者引起工人怀疑，失去主顾。又营业员多态度直率，也影响于销路。最大的错误，是服物股经理陈梅生[4]欠公款千余元，事前合作社总经理及工人职员毫未发觉，现因此事，大失工人信仰，现在合作社组织已改，较以前有系统，但营业方法，尚待讨论改革。（三）学校情形：办有六十学校，子弟学校比较好，工人补习班因教员难得适合于工人心理之人才，成绩转劣。以前仅有夜班，因此做夜工者须缺课，现在预备开办日班。又设女子职业学校一所，已在筹办中。（四）党务：自去年八月后同学己由四十人增加到六十人，组织方面比较有进步，小组会议除俱乐部一组因工作大忙，难于按期开会外，其他各组，都能按时开会。月费去年八月以后亦能按时交纳；以前积欠，尚有未还清者。（五）洪匪情形：安源洪匪颇发达，工人加入者，已一千余人，此事应由安源同志在工人各种会议中将土匪问题详细提出演讲，说明土匪之原因及其方法之错误与吾人对土匪之态度。即是以教育的方法，纠正工入〔人〕入匪党的错误，工会并应作广告声明，如有工人犯抢劫者，工会不负保护责任；工会发觉，即〔捆〕送官厅究办。国民运动进行计画：（甲）同志一律在本党指挥之下，做国民运动之工作。1．速组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2．注意组织各重要县市党部。3．湖南国民党，事实上系新造，须注意基础之稳固，故介绍同志须慎重；在最近时间内，有特别注意吸收有觉悟的及有组织和宣传能力之分子之必要。4．一切社会运动，如劳动运动，农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外交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等概统一于国民党之下；外交后援会，学生会，及平民教育运动，宜避免本党主义色彩将他扩大起来。5．办一种出版物，为宣传机关。6．国民党对外尚守秘密。（乙）C．P．与国民党之关系：1．C．P．在国民党中为秘密的组织。2．C．P．同志在国民党中宜取得中心地位，但办事宜公诚，态度宜周到，免招包办操纵之嫌疑。劳动运动进行计画：一、经济斗争，只在相当时候举行。二、已成立工会之工厂矿[5]山都须设法创办工人补助〔习〕教育事业。三、手工业工会，须特别注意补习教育运动，并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法联络，使得相当的助力。四、凡有工人群众的地方，须设法创办工人补习教育以为组织工会之初步。五、湖南劳动运动，宜趋重矿工方面：凡未成立工会之矿山，须有步骤的组织起来。……最好能办到公开的合法的组织。六、凡新成立工会，如基础未定，不可遽令其加入工联；或由工联公开的帮助，免致牵动根本。农人运动进行计画：一、一切工作，都建筑于国民运动的意义之上。二、运动之策略，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与〔为〕号召，如水利，防匪，排洋货，抗苛税，不宜自主。即鼓吹佃农的经济斗争，致召中农之反抗。三、利用旧组织，做平民教育活动……最好推广农村补习教育社的活动。教育宣传进行计画：一、小组会议之教育工作，根据《党报》第一号所载中央第一次会议关于教育方法之规定[6]，其纲要如左：甲、各小组之政治讲演（除现时政治问题外……最好各小组以党纲草案为根据，逐段讨论研究）。乙、各小组之组织原理讲演（以章程为材料）。丙、国内劳动运动及各地现实的劳动生活的讨论（以《工人周刊》为材料）。二、地方执行委员会，每月须召集党员大会一次，讲演时事或主义及本党政策诸问题。三、推行党之刊物。四、对外宣传注意立于唯物史观上面之文化运动（如反对东方文化派；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反对基督教教义及其组织，宣传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主义）及国民运动。五、参加平民教育活动，以发展农工补习教育，同志宜多去担任平民学校的教员或编辑职务。根据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刊印注释[1]即茶楼。[2]收入和支出的总数同各月的数字及两抵不足数均不符。[3]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代表的名称。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十名工人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十个十人团选举百代表一人，每个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组成总代表会与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的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机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的其他工会也有采用这种制度的。[4]即陈枚生，当时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服物股经理。[5]此字原件为古汉字“？”。[6]即本书所选《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B·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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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地方报告[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汉口地方报告[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概况自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取消，即改组汉口地方委员会，因汉阳江岸徐家棚三处工作均归汉地委管辖，故汉地委的事务，较武汉区委时代，并未减少，近因民党工作开始，并较以前事务更繁，又因地委负责各同志，均有通缉，对于公开活动上，很感困难。（二）党内组织汉口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以人数而论，计：汉口两组共十四人；徐家棚一组十二人；江岸一组九人；汉阳一组八人；轮驳工会一组七人；虽共有四十七人[1]，而懂组织与党义的占最少数，同志们不知服从纪律与党纲为党员应尽职责，并忽视小组会议，故意不出席，甚至有成年不为党任事，此种弱点固然是同志间的幼稚病，但因为没有开大会的地方，不能使同志有互相观磨〔摩〕砥励〔砺〕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三）劳动运动汉口原以劳动运动为主要工作，在武汉区委时汉阳钢铁厂江岸徐家棚均组织有工会委员会，计江岸十余组共百余，汉阳约三百人，徐家棚约四五十人，惟江岸工会委员会分于〔子〕，尽属小工，帮匠也很少，故在工人中能力很薄弱，高级工人其所以后〔没〕有加入的原因，第一因安微帮高级工匠反动分子，本地帮即有少数倾向我们的工匠，我们因环境压迫，不敢放心去和他们接洽，俟压力稍减时，还可设法进行，汉阳方面工匠较多，亦因压迫比较和缓，而汉冶萍总工会安源分会，每月拨八十元给汉阳作经常费，人力财力较江岸为好，故能力亦较优。此方工作以工人同志陈春和尽力极多，徐家棚工会委员会原有四十余人亦以工匠为多数，负责分子，分两派，一派因李同志[2]在徐工作关系对李感情颇好人数较多，但观念不甚明了；一派因刘同志[3]在徐工作关系，对刘感情颇好，比较观念明白而人数太少。故此间工作，此时极其停滞，前汉地委决议仍在徐办一所平民学校，请一个有力同志长驻徐埠，负专责进行，惟经费一途，尚无把握。汉口方面“二七”以前工会达二十余个，现在消灭的消灭，即没有消灭的，也不过名存实亡，现在工厂工人组织，只有桥口上的染织工人，较有希望。工会委员会，加入分子已达二十余人，以青年工人为多，他如英美烟草工人，数目虽达三千有奇以女工童工占十分之八九，组织上很感困难。非工厂工人以人力车夫与运货工人为中枢，运货工人向无团结，人力车与此项工人有密切关系，车夫能够转移运货工人，故人力车夫非常重要。车夫数目约近六千人，原组有车夫工会为伯高同志主持自“二七”后，组织破坏，月前由同志们招集十个码头代表会议，到了九个码头，只二十八人，重行改〔改〕组车夫工会委员会现已成立，进行上尚称顺利。根据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刊印注释[1]各地数字之和与总数不符。[2]李书渠，曾担任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负责人。[3]刘易华，曾担任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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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方报告[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上海地方报告[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A）党内情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从全国大会到现在已改选了四次；从前是兼区的，自四月份起〈区〉撤销了。现在上海地方内部情形，可大略分四项叙述如左：（一）人数：上海党员中，有〈有〉固定职业的，也有没有固定职业的；更或有因别的关系时去时来，所以因党员有一部分属于流动的，而总数遂时增时减。最近以前有党员五十六人，但现在确数只有四〈十〉七人，一方面新党员的增加率却也非常迟缓。现党员四十七人中，以职业分述之：学生十三人，工人八人，商人三人，教员，编辑或其他职业的有二十三人。现在新党员一时实不见增加，其原因大概是（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二）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惟第一组还很努力吸收同志，其余都消沉濡滞得很。（二）小组：上海以所有党员，划分五组：第一组在上大有同志十六人；第二组在闸北有同志十人；第三组在西门方面有同志六人；第四组在法界有同志七人；第五组在虹口有同志五人。在最近一月来惟第一组开了三次会议，第二三组只开过一次会议，第四五组一次会也没有开过。地方委员因轮流参加各小组会议未编入小组。（三）党费：合计本地方全数党员的党费每月可收一百三十元，但实际上不能按月收清，上月收到的仅三十元。（B）国民运动关于国民运动可分三项报告：（一）在民校中之活动；（二）所组织的团体；（三）所参加之运动。（一）在民校中之活动：执行部方面，如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青年妇女部有我们的同志在内办事，且有任要职者。区党部方面，闸北及南市两处都有我们同志在内主持。淞沪线则有S．Y．的同志主持。区分部方面，则有闸北各区及南市之大同职业二区，公共租界之上大，中华书局，法租界之新建设杂志社，有的是我们同志所组织，有的有我们同志在内活动。（二）所组织之团体：有闸北之市民外交协会，南市之市民对外协会及店员联合〈会〉。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出对外旬刊一种。店员联合会今已有会员一百六十余人，不日即可正式开成立会。（三）所参加之运动：加入国土维持会，参加“五一”“五九”纪念会，发起“五四”“五五”纪念会。（C）工人运动上海工人为全国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新式机器下的工人比别处特别多，照理自然上海的工人运动应该很可观；但是实际除了几种手工业工人有几个行会外，只有一大批的招牌工会，此外即有一二个工会组织，还是提倡什么劳资妥协的。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局面呢？上海的工商业发达是外国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展成功的，上海简直是国际共管地，所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也最利害；同时上海的流氓也是比什么地方都多（拜老头子的青帮与红帮有十数万人），并且和帝国主义所设的捕房底巡捕侦探勾结起来，这些都是工人运动最大阻碍，上海工人比他处（广东，湖南等）更没有组织也是为此。我们党在上海也算做过几次工人运动（书记部及上二届地方）但是所做的究竟是极少部分，同时我们所做的工人运动是没有钻到里面去只立在工人群众外面的，所以做几次，失败几次，到现在还是等于零，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是很大的错误。现在的情形（一）邮差方面邮差前年为要求加薪组织邮务工会（非我们组织），不久无形消灭，至去年六七月后由我们同志运动组织，经三四月，加入工会有七八十人进行稍有成绩，但邮局方面也就注意起来，严重监视，同时侦查我们做运动的同志，在这样的时候，那个运动也就不得不停止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去活动过，现在邮差方面仅有S．Y．同志五六人，可做我们以后活动的起点。（二）机器工人方面我们对于机器工人曾经组织过一个机器工人俱乐部，还是前年书记部时组织起来的，做了一年多功夫，加入的人到有四五百了，但是这个组织很散漫，能召集开会及交费的只有数十人，我们知道这种利害不一致的职业组合要想组织怎样好，实在是不可能的。并且这个组织里面都是广东人，各种工业里的工人广东虽也有不少，但照工人总数看起来，毕竟还是很少数；那广东人因言语的关系，很难和别处工人接近。同时我们也没有人负责去训练他们，所是〔以〕到现在不过加上四五个C．P．兼S．Y．同志，并且这四五人连开会和交费也还没有做到。最近要进行的：1．教育方面我们知道从前的工人运动，都没有使工人自己觉悟，所以这些运动都是外表的，在工人群众以外的，我们现在感觉这些运动，实际上是没有用处。但是照中国现在多数工人的知识程度，现在不能使他们觉悟，那要使他们觉悟，自然非多做教育功夫不可。现在我们先将民党办的工人夜校（平民夜校）努力。已开办的：（1）杨树浦学生六七十人，预备分二教室，还可增加多人。此校都是新式大工业底工人。（2）吴淞学生四五十人，此校中华铁工厂工人最多，铁路工人也有几人，此外糖厂及杂工。（3）南市西门内（此校非民党办）学生五六十人，多是手工业工人，有几个黄包车夫。（4）上海大学约有二百多人，童工有五分之一。要进行的：（1）虹口虹口住的广东工人很多，都在造船厂船坞工部局等处做工所以工人夜校是很需要的。（2）浦东浦东有日华纱厂及英美烟厂，工人二万多人，此二厂工人曾由我们组织工会，后因罢工失败都消灭，且浦东码头工人也很多，所以也有办补习学校的必要。2．改造工团联合会上海工团联合会虽是几个招牌工会所组成，于工人没有多大关系，但影响于工人的宣传和组织是很利害的；并且因上海地位的重要，还影响到全国，所以我们不得不竭力想法改组。上海地方已决定在二三月内，组织或恢复十个左右的工会加入改组。上海处于全国最重要地位，工人至少总有四五十万，就是新式产业下工人，也有二三十万，而工人运动这样没有成绩，这是我们上海同志最说不过去的一件事。同时我们也要说明：我们同志做运动的经验原来是很幼稚，照目前的情形，就是上海同志个个能努力做事，对于各项工作亦实不够分配。上海是最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而工人群众又是这样庞大复杂，自然决不是少数没有经验的同志所能够做得起来的。我们希望中央能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或者特别训练一般同志出来做这上海工人运动，同时我们上海也须有一部分同志来学着同做，这是我们上海地方急切的要求，而且是不得不如此的要求！根据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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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局报告（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局报告（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一组织大会后新增之组织为济南地方会，南京地方会，哈尔滨独立一组，杭州独立一组，成都独立一组；哈尔滨组因受压迫现只有四人，成都因政局变动，同志亦多涣散。解散之组织为水口山地方与常德地方。取消之区为湖北区及上海区广东区；湖北区取消后，汉口武昌两地方均直隶中央，惟武昌地方同志极其涣散，至今中央尚未接到地委改选报告；上海区取消后，上海南京两地方及杭州组均直隶中央；广东区本只广州一地方，亦无设区之必要。将成立之组为香港与青岛，可由中央委任广州济南地方就近指挥。党内小组织问题[1]，C．P．及S．Y．两大会前后，很引起纠纷，近数月已渐安定，自二月底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发通告以后，此种纠纷现象更完全消灭了。中局现敢保证所谓小组织的结合，确已无此事实，今后同志间绝不可妄启猜疑，致碍党之进行。二宣传宣传因人力不足，《新青年》季刊应出三期，只出二期；《前锋》月刊应出十期，只出三期；《社会科学讲义》应出五期，只出三期；《向导》尚能按〈期〉出版。铁委之《工人周刊》亦未能按期出版。北京政变时发表之时局主张小册，汉文印六千份，英文三百；去年双十节散发传单五千份；今年“五九”散发传单一万七千份。关〈于〉工人农民兵士宣传的小册，因同志担任起草者均未送来，故至今未能印出。党报告[2]出过两期，每期五百份。三政治运动自去年七月北京政变后[3]，政局上形成直系与反直系两大势力，自十月曹锟贿选成功后，研究系一部分有反直倾向的即附曹锟，政学系一部分反直的也软化了，段系也有一部分与直系妥协了；只剩下奉张浙卢因地盘关系不便投降直系，大势上尚和广东政府联合在反直的阵地。在直系方面，因本系胜利及曹锟左右亲幸忌妒吴佩孚的缘故，也形成冯王齐联合和吴佩孚之对抗，即吴之旧部鄂萧豫张亦积吴极不融洽，吴佩孚新征服之四川湖南，内部尚多问题，军事上财政上均不能为吴之助，吴氏在山东之新企图，尚未能完全达到目的。在此形势之下，又加以北京政府财政之奇窘（军费政费共需一万二千八百万元，收入只七百万元，每年入不敷出者一万二千一百万元，每月约短少一千万元以上），军人索饷之凶猛无情，直系首领曹锟当然没有久握政权之可能。直系倒后，或为吴佩孚拥段和奉浙以图南方之局面，此局面亦不为极短的时期，新的政争即随之而起，因吴与奉张终不能两立。我们在目前反直的局面之下，固然对于联广东政府〈的〉奉浙，表面上宜于缓攻；同时，应提醒国民党国民革命的宣传在奉浙京津尤急于加紧用力，不可误认奉浙真是友军。我们在国民党的关系，孙中山及其他目前少数左倾分子（国民党中极其重要的人物），尚有意联络我们；其余大部分右倾即不主张和国际帝国主义反抗的分子，则极力明白〔的〕或暗的排挤我们；我们政策是：（一）向目前的左倾分子宣传，使他们左倾观念坚固不至摇动；（二）向国民党员中工人学生宣传，使之左化；（二）努力介绍革命分子进国民党，以增加左派的势力；（四）在一般社会做反帝国主义之广遍的宣传，以迫全〔令〕国民党全体左倾，此层更是根本政策。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四劳动运动自“二七”后，重要的产业工人工会，大半封闭解散了，其未封闭的也只得取守势，自去年“五一”至今年“五一”三十六次罢工中，除水口矿夫及湘潭锰矿运工两个罢工外，其余大半是手工业工人小规模的罢工。第一次执行委员会的劳动运动议决案是集中我们的力量于铁路矿工海员三个运动，且由中局直接指导；路工方面已开始工作，矿工海员运动，因人才及经济之缺乏尚未能进行。地方劳动运动，湖南广东尚能维持前状；已破坏的湖北工团联合会，此时己〔已〕可开始整理；上海地方亦特设劳动运动委员会着手进行，开会时中央局亦派人参加计划；其详见各地方报告。山东，在路矿工人运动均为重要，应加派同志前往工作。安源工人中之洪会及合作社两个危机，宜设法救济。根据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刊印注释[1]党的二大以后，张国焘等少数中央委员和工会领导人，对劳动运动和党的工作有不同意见。他们没有通过中央，自己召开活动分子会议，陈独秀指出是小组织活动。参阅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报告选编》43、45、215页）。[2]指《中国共产党党报》，是中共中央党内刊物。1923年11月30日创刊，陈独秀主编。[3]政变时间应为19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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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一、第三次大会的国民运动议决案里曾经说明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中国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经济上有一种半封建半宗法的阶级关系，而政治上便是一种官僚军阀任意凌虐农民的景象，因此，农民经济破产得不堪言状，而农民变成失业游民的速度非常之快（民国三年有五九、○○○、○○○农户，民国七年只剩了四三、○○○、○○○户；民国三年只有荒地三五○、○○○、○○○亩，民国七年便增加到五五○、○○○、○○○亩）。农民破产的速度既然如此之高，城市里的苦力工人便大大增加，竞争剧烈，工资低落；别一方面，军阀都利用他们来做炮灰（兵士），同时便造成掠夺乡民的独立的武装失业农民（所谓土匪）。二、帝国主义是这种现象的罪魁——和其余一切中国劳动平民受苦的现象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应当对中国人民负责的。帝国主义经常的惹起中国政治上的纠纷破裂，贿买军阀，用财政经济上的压力扼制中国的生产力——交通矿业工业及输入输出的国际贸易关系都是如此，于是运输那些欧美没有销路货物到中国来，使中国的生产不能发展，尤其是农民的手工业受他的影响而崩坏。三、我们底党知道这种种因果，使国内行政的分裂叫农民的利益范围不出一县，至多不过一省。所以应当指导农民对切身利害的地方性质问题的奋斗，同时我们亦就应当渐渐的做全国问题解释，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制度的必要。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的同意（农民会），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的主张（乡村自治会）。四、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租。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工协会的主张。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武装农民以防匪祸。五、国民党政府的领域之内，除上述的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借贷之苦。六、为实行上述的种种宣传起见，应当有下列的办法：（甲）中央当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做总的政治宣传的时候，特别预备对农民的通告，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口号。应当开始选派宣传员到乡村里去。（乙）地方机关应当常常注意地方范围内的农民问题，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宣传口号——无论那一种农民运动起事的时候，立刻应当响应，特别为这种问题发传单，派人到当地去指导。（丙）要求国民党做经常的有规画的农民宣传，印送鼓动农民的图画（花纸画片），幻灯等；广东应当出一种农民周报，沿战线□乡村里可以张贴“壁上新闻”。七、中国北部及中部的兵士里的宣传，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小的C．P．小组织。除此之外，必须印发关于兵士利益的出版物，最好是这种出版物上有我们队里的同志，记载军界生活的新闻消息。这种出版物，不必一定是定期的，再则应当时时向兵士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宣传国民革命，尤其要趁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式的纪念日。广东政府的领域里，应当要做国民党军队里的有规画的宣传，便〔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在〔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要求国民党做这件事。根据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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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我们的党，在国民革命运动里的总职任及对于幼稚的产业无产阶级之训练和集合其群众的职任，要求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在宣传和鼓动方面是如此，在党务组织方面亦是如此。我们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里工作，而这一政党的性质——根本上便有组织形式上的浮动性，对于我们自己的党也就有大影响，——因此我们自己的党更要有非常之明显的组织形式。二、产业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北部及中部之铁路矿山，大工厂的工人群众，已经开始表示阶级的觉悟，——我们的党在这些工人里便有扩大自己的基础〈之〉前提。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中国人民普通都在发展民族的感情，然工人更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不必一定要先经过民族民主的政党之政治训练，然后才可以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及民权运动的斗争里，工人阶级虽然可以得着初步的权利，而不能得着阶级的解放。即以民族解放论，工人阶级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澈底。因此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中国产业无产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愈发达，则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必愈扩大。民族解放运动中渗入此阶级的性质，这个运动才能格外深入，才能增加他的革命性质。我们的职任，便在于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同时这就是帮助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好的方法。假使上面的原则，我们的党不能充分了解，那就会失去我们党的基础，而且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亦没有正确的观察。因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必须使我们的党，不但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惟一组织。此次扩大中央委员会对于我们的党及无产阶级的观点是如此，认为以前我们虽然没有阻滞工人进党，却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因为我们的党过分严守，闭关主义，便使许多工人同志留在S．Y．之中——其实照他们的年龄，已经不能在S．Y．了。为着使工人容易进党起见，所以照章只规定三个月的候补制度努力去征求铁路矿山工厂里的工人。应当立刻从S．Y．之中把二十八岁以上的工人收入我们的党。为履行种种职任起见，党的组织应当采取下列的形式及办法：（甲）地方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管理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之兼职得互换之）。地方委员会对于在当地国民党中工作的同志负指导的责任——凡在国民党工作之同志都应由地委指派，为增进某一部的工作成效起见，地方委员会得组织各种委员会。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乙）小组的工作除教育党员征求新党员外，还应当常常在工人群众里做宣传的工作。必须按照章程，凡有可能时从地域的组织进于产业的组织，学校及工商企业都在内。中央的各部之中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部和工农部。为运动起见中央的各部得从任何机关里征调最有力的同志。中央宣传部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且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种研究会不要纯粹由智识阶级分子组织。中央工农部应当添一两个工人办事，进行工会的宣传并指导各地方实行组织工会小组（基本队）——在上海以及其他城市无产阶级之中，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工作之处。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再则政治宣传亦急于有全国的进行规画。所以中央必须特别设一个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以七人组织之其中四人必需在中央所在地。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只对中央全体大会报告，遇有必要时，更可以向全国大会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同时指导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的同志。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应当是真正工作的集合体，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根据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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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我们的青年运动，在过去的经验上看出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S．Y．的工作和党的工作未能分开。这个缺点之原因：（一）是同志们忽视了青年运动本身在社会改造上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在第三次党之大会以前未规定候补党员制度，各地方委员会对于倾向本党或办事有能力而意志尚未坚定者，虽年长亦只令加入S．Y．以为候补察看地步，遂使S．Y．组织不明显，实在是党的错误。此种错误并及全国地方，在安源及长沙尤为显著。（三）是党中工作繁多而同志不敷分配，并且因上述第二原因有些地方只有S．Y．组织而无C．P．组织，S．Y．之中又有许多成年团员，遂不得不令S．Y．担任党的工作。其结果，一方面因为工作相同，使S．Y．日渐党化，于党的工作统一及直接指导上发生障碍，政治运动方面与工会运动方面都是如此（譬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组织）；一方面因为S．Y．容纳多数成年分子，缺乏青年情绪，不能代表青年本身利益，因此与青年群众隔离。我们已看出这个缺点，及其所必至之危机，不得不采行左列救济诸策：一、S．Y．各地方应速吸收二十岁以内的青年，下届全国大会应修疋〔定〕年龄，至多不得过二十五岁。二、已过S．Y．法定年龄的团员，应由C．P．地方执行委员会会同S．Y．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此项团员，于三个月内尽量加入C．P．退出S．Y．。三、C．P．同志在S．Y．担任职务者，须经C．P．之认可，其既经担任S．Y．之工作，非特别需要时，经C．P．中央或地方委员会之指派，不得兼任C．P．工作。四、S．Y．应专任以青年为本位的青年运动，例如在工人中做青年工人教育宣传娱乐体育乃〔及〕其他关于青年工人本身利益之运动，而不担任组织工会及其他工人运动（在青年工人之中应注意去宣传阶级组织，已经有工会的地方可在工会中组织青年部，S．Y．并且应当为青年工人组织体育会及娱乐部等）。在农民中做青年农民教育娱乐等运动，而不担任组织农会及其他农民运动（因为工人农民的运动是C．P．的工作，不是S．Y．的工作）。学生多在青年时代，学生运动可由S．Y．专任之（至于一时的政治示威宣传，乃属一般的市民运动，各地方S．Y．应在C．P．指导之下参加之）。五、在目前最短之过渡期间，如有特殊情由于事实上必需S．Y．兼任工会农会及其他工人农民运动者，此项工作必须受C．P．之直接指导。六、S．Y．应以青年本身运动为中心工作，参加政治运动次之，参加国民党组织工作更次之。七、S．Y．现在工作大部分是学生运动，此后S．Y．必需渐次动员全体团员，做普通的平民教育运动，尤其注意乡村，以图扩大S．Y．与群众接触及宣传之机会，此项运动为S．Y．目前重要工作之一。此外S．Y．因客观情形，既为共产主义的团体，不能集引学生及手工业的青年群众（他们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心理不能集中到S．Y．旗帜之下），所以应以S．Y．为中心，就各地方情势，组织各种公开的普通青年团体，以便扩大青年运动，以便S．Y．得与各地的青年群众接触合作。至相当时期，更宜联合各地方各种青年团体，成一个全国的统一组织。根据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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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一、中国无产阶级至今还是全国人民中很少的成份。可是中国最近二十年来的工业化的速度，在欧洲大战时以及大战后头几年里很有些增进的现象——因此在几个大都市里及几种职业里产业的工人增多起来。虽然地方辽阔，交通不便，力量不能集中，而在数量上，单是纺织业，矿工，路工，航路上的工人，至少有六十万。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二、产业无产阶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力量，必定要和他的组织力同时生长，因此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画地创设工会的组织。因此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应当注意铁路工人，矿工及海员。甲、造船业，铁路，河海运输，及矿业里，外国资本的势力最大。组织这些工人，是反抗外国资本势力反抗帝国主义最真切有力的方法。乙、将来反抗帝国主义斗争里，铁路，河海运输及煤业工人势力，必定有极重大的甚至于有决定胜负的意义。组织这些工人便是保证将来的胜利。这些政治上的原因之外，产业无产阶级，聚集在大生产里有近代的高等技术，有共同的利益，同样受大资本家，尤其是极大的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各方面看来都是工会运动最好的村料——我们必需努力去在他们之间工作；这种工作，是我们党的事业。三、组织之形式甲、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应当努力去组织大工会，这种大工会的基本组织就是工会小组，这种小组应按照每个工厂内的各部分去组织（人数无定，如过多不便开会时，小组得分组十人团，但不能误认十人团为基本组织）。全厂各小组代表大会（按每十人举一代表，每小组不足十人时也得举一代表），便是高一级机关，各厂委员会由各该厂小组代表大会选举组织之，至于每一企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全体之大会所选出之总会。我们的党应当特别注意下级的小组，这些小组的性质，足以决定全工会的战斗力。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应当吸引这一企业（工场，或铁路的制造厂）里尚未加入组织的工人，来出席这种小组的大会，——这是宣传工会组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军警压迫很重的地方，也必须教导工人去召集多数人的大会，就算集会几分钟，也是好的，只要趁工厂或官府方面还没有觉察，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干涉镇压的时候，就散会。为召集这种集会起见，应利用种种很明显的压迫事实——譬如工人被殴打，被无理的待遇，以及无理的开除——不管他是不是已经加入组织的工人，——都可以做这种集会的理由，在这种集会上，小组的干事会，应当预先预备议决案，这种议决案，在几分钟便可以说明，假使议决案能在大会通过，那就可以做更广泛的工会宣传和鼓动。这种工会小组，渐渐建筑基础，留意群众的心理，不要太冒险——使已有的成迹〔绩〕完全抛弃，应当让步的时候，亦可以让步，然而时时刻刻不断的利用种种小机会向前进行——如此，小组便能渐渐扩大，为着本工厂一切工人的屈辱而发起反抗，他的影响便不限于小组内的工人，而且普遍深入全工厂。乙、不能组织工会的地方，应当先组织互助会俱乐部，合作社，普通教育学校或技术教育学校等。这种种机关里，必须先有了可能，才可以开始组织工会小组。工会小组的第一次胜利，在每一企业（矿坑，工场，铁路制造厂，轮船等）里，拥护本企业工人的利益，而能得第一次的成功——那就必定有开展组织的可能，使大多数工人加入工会运动。四、工人的经济组织——工会是独立的，这就是说：要做矿工海员，或铁路工会的会员，只要他是矿工，是海员，或是铁路工人就够了——只要他是一个生产企业里做工的。党籍问题，国籍问题，帮口问题，不应当对于加入工会或在工会里的地位发生影响（党及工会应在工人中打破地域和帮口观念）。工会的责任是发展会员的阶级意识，扩大他们的眼界，使日常的斗争问题，都和工人最切身的利益联结起来，譬如工资，工作时间（每日的时数，每星期或每月的日数），每星期的休息，人道的待遇等，这样日常的争斗，应发展而且能发展成为总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只有这样，工会才能成真正的阶级组织，真正的阶级斗争的学校，亦只有这样，我们的党和工会运动才能有思想上的联结。至于党与工会的组织上的联结，那就应当经过工会里的共产党小组，这种党的小组，直接受党的某一机关指导。五、国民党也和其余的政党一样，都是要想取得政权的——必定想影响北部及中部的铁路工人及矿工的工会运动，国民党这种工作的成败，要看我们党的行为怎样，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狠〔很〕大的错误。这不但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狠〔很〕大的困难，各国的先例狠〔很〕多，不仅止此，在中国的情状看来，更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的力量减杀。我们的党，对于国民党的最好的帮助，在工会运动方面并不是帮助他设立国民党的铁路工会及矿工工会，或者使已成的工会全体加入国民党，这可以使工会沉溺在国民党里而失去阶级的性质；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最好的帮助，却是先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于每次用得着的时候，指挥这些工会赞助国民党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此外，国民党还有许多手工厂的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及工商业的职员，可以做很广泛的行动的基础。我们党的能力现在很有限，很不容易在这几种民众里有很大的工作；而且这许多民众里，大致都适宜于用国民党的宣传。一方面不妨碍阶级斗争，一方面帮助国民党组织店员及手工业工会，对于巩固及扩大国民革命运动很有意义。关于这些工会的组织形式，大概可以说，手工业组织应当依职业为标准；店员可以以地域为标准——假使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店员联合会之下组织各种分部（烟草部，衣服部，鞋业部等）。六、我们的党必须进行海员工会里的工作——这是运输业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当经过国民党整理海员工会使成一有组织的群众工会。同时我们应当在海员里发展党的小组，只有共产党的工作有相当的成效时，海员工会方能成为无产阶级组织。七、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种产业工人，尤其集中在上海，我们的党在纺织工人里曾经进行组织，都失败了。当然是因为种种困难的情形，不能进行工会的工作，第一便是大多数是女工。然而纺织业内的屡次罢工，往往有很激烈很一致的行动，可见我们底工作的基础已经有了。八、为执行这种工会运动里的职任起见，我们底党应当有下列的办法：——（甲）中央委员会工农部内应特设一工会运动委员会，指导上述的各种运动，并负切实调查劳动状况之责任做成统计。（乙）每一地方委员会之工农部，亦应特设一工会运动委员会专管工会运动，执行中央工农部的命令。负工会运动责任的地方委员应当和当地各工会里的共产党小组发生经常的联结关系，供给他们以定期出版物，传单等，指挥他们。（丙）因为中国地域很大，路工矿工散处各地，所以必须特派巡行各路矿的人员，使中央机关熟悉一切消息，同时便做工会运动的指导员。地方工会运动委员和中央的工会运动巡行指导员，每月或每次工作的成迹〔绩〕须向中央报告。遇必要时中央得召集全国或某区域之工会运动委员和工会运动巡行指导员开工会运动讨论会，审查过去成迹〔绩〕，并规划以后进行的方法。（丁）中央机关报里，工会运动也要占第一等的地位。（戊）各地宣传部应当常常注意当地工会运动里的需要。（己）我们的党应当竭力介绍同志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经过这种国民党的工人部影响到阶级斗争的发展而筑成统一的工人战线。根据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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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国民党于第一次大会之后，思想上及组织上都渐渐的形成起来，大半是因为我们党员积极的参加工作。然而在这种国民革命的运动里保存阶级斗争的成份却亦因此而更难了，京汉罢工失败后一年多以来，中国的产业工人，尤其是路工和矿工，已经重新倾向自己的阶级组织，要在比以前更扩大的基础上恢复工会。同时国民党内一大部分党员本来很明显的属于工业及农业的有产阶级的倾向，并且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劳动平民的利益，将来当然不能一致；他们的阶级性每易趋于妥协，也很难必其能为中国民族完全独立奋斗到底。既如此，国民党内——对于反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对工人利益的让步问题——便发现两派的力量。共产党自然在孙中山及现时愿意实行已通过之“宣言”里的政纲的一派方面。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这并不是说我们立刻要求机械式的开除右派，也不是对于右派之人身的攻击与冲突；我们乃要求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我们便能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我们自己的机关报上，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在种种集会的时候。同时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为达这些目的起见，我们应当了解下列几项，以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方针：一、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份（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他既有各阶级的分子在内，决不能同等的代表各部分的利益，只有反帝国主义和民权主义可以做大多数平民群众的斗争的共同政纲。可是也因为这一共同点（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参看《党报》第二期附录《三民主义之意义》），并不能十分联络党员，使他们永久觉得党是他们特殊利益之保护者。同时也因为这一共同点不限于一阶级的性质，虽能影响到中国极大多数的群众，却不容易吸收在这党的组织里。国民党的性质既然是如此，所以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的有规画的宣传“宣言”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决不能先求国民党数量上的扩大，而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亦不能认机械式的组织与宣传鼓动是同等重要的。应当对于国民党证明：一个政党的扩大，只能在经常不断的普遍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宣传及行动的过程里，再则，要不徒托空言，而实际上在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实行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实行赞助工人组织。我们如此的进行国民党工作，同时就是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的最好方法。要达这一目的，必须我们能在事实上参加国民党的宣传部——每次不要放过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机会，使国民党真正形成代表那次大会（宣言）的国民党。无论怎么样好的组织系统不能代替这种宣传的。当然，我们当赞助国民党办好组织机关，引进思想上接近国民党的分子，然而这不能作为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唯一主要工作；这种工作在国民党正在国内战争中之南方与国民党当取得同情以备响应南方解放运动之北方，亦不能有同样重要的分量——宣传更重要于组织。二、中国北部及中部的产业工人，尤其是路工及矿工，要他们赞助国民党左翼，我们的政策应当结合他们于经济的阶级组织（即工会）里，再指导他们去帮助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每逢国民党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政府有所行动或表示都加以赞助。这种赞助甚至于可以为国民党的军事利益起见而罢工。同时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右派思想在工人里的影响——这与我们反对其他小资产阶级及反手〔对〕工人阶级意识的一切党派是一样的。别一方面我们应当要求国民党赞助工会反对外国的及本国的资本家苛待工人。三、为帮助国民党取得中部及北部人民的同情起见，我们应当使国民党抛弃反对北方政府为唯一要义的宣传政策——这种政策其结果往往客观上反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并且使南北意见及地方主义格外深入——我们应当使国民党的宣传政策注重反对帝国主义，而指斥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四、应当使国民党特别注意军队里的宣传，自己的军队及仇敌的军队都要注意；尤其要注重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的军队。五、为扩大革命战线起见，必需使国民党注意去调查研究国民党势力与北部及中部的帝国主义报纸上所谓“土匪”的势力相结合及宣传的可能问题。六、为使国民革命运动深入起见，为拥护广东政府起见，要使南方农民参加国内战争，我们应当要求国民党实行废除额外苛税并禁止大地主对于贫苦佃农之过分的剥削。此外还要武装沿战线的农民——直接与北方军队相接触的农民。第一种方法若能实行，这第二种方法便使农民无形之中直接参加南方的解放运动。根据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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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此次召集扩大执行委员会，有三个重大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我们在国民党中和在国民党外，做种种复杂的工作，即在比我们强大的党，也很容为〔易〕有不偏于左倾即偏于右倾的危险，何况是我们这毫无经验的党。因此，我们越发感觉在国民党工作的重要，便越发感觉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第二个意义是：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第三个意义是：青年运动也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党及S．Y．在此项工作上都做了种种错误，不可不急于救正。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是在上述三个意义上召集的，全国同志对于他的一切议决案都要即刻努力执行；同时，如有疑义及实施方法，也可向中央局充分讨论。根据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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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一九二四年二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
（一九二四年二月）[1]
（一）在此次国民党改组以后，为求本党同志与国民党能圆满的合作，以督促国民党切实执行此次全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议定之章程及其他决议案；中央希望全国同志务须明了，本党所以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就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是国民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的使命。国民党虽亦曾倡导三民主义亦曾与反动的军阀势力相抗争；但其内部组织纪律，颇不完密，故使中国的国民革命，不能应民众的需要而早日成功。本党为欲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于本届全国大会已经决议党员加入国民党，从种种方面，督促国民党实践其国民革命的工作。今以国民党明达领袖的决心，我们素所期待的改组国民党的理想，竟一一开始进行，这实在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福。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加以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他们的党员当中，自然不免有于心性习惯上，未能全改旧日的状态的人；但我们只徐为掖进，不应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以惹起他们的反感。即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二）对于国民党此次大会的圆满结果，我们同志不可过于乐观，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统认为他们是所谓“右派”，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无论国民党的旧党员与新党员，他们比较疏远我们，还曾经一二次反对我们的主张，他们不一定对我们有恶意或者是不了解我们的原故。我们不要遽目为右派，把这样的党员目为属于统一的一个派别，因而嫌恶疑忌他们，因为这样，必致惹起他们的反感，促成他们的实际联合。这将不但使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发生困难；且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些不必要的分歧，以妨害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使国民党不能免左右之分歧，我们应采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态度躯〔驱〕左为右。
（三）国民党开会时，我们的同志均应按期到会，在国民党的各种工作中，我们的同志均应努力工作。这可以表示我们对国民党忠诚的合作亦可以因我们的努力，使国民党改组的计画，得以圆满的实践出来。但同志们必须注意的，对于国民党员我们仍应设法诱导他们到会或工作；即对国民党不努力的分子，于诱导无效之时，亦不可有嫌恶貌〔藐〕视的态度，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以引起他们的反感。
（四）我们的同志在参与国民党每种组织每种工作时，应于该项组织或工作详细讨论办法，以为我们一致努力的根据；以免临时慌张分歧，不能收良好之效果。教育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进行组织及工作的事，如关于开会报告议事，表决分配工作，考核成绩，进行党员教育，向外活动方法等之教育事项，应由区及地方委员会负其责任——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能尽所职，引起国民党员都能尽职，使其真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之目的才算达到。
（五）国民党此次议定之宣言书，为国民党精神之所寄托。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根据此宣言书，努力向国民党党内党外宣传。我们要使国民党真成为国民主义的党，不可听其为数党员仍如以前忽视旧有的党纲一样，使宣言书又成为一种具文，党的活动及中国的政治上不生关系。所以他〔我〕们须常引起国民党党内党外的人，对于此宣言书的注意。
（六）我们的同志，加入国民党各种机关内，以扶助督促其党务之进行，自为应尽之职务。但我们必须注意下之三点：（1）加入之人，必须选择能干而且适宜于国民党某种工作的同志；使他的工作成效，可以引起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尊重与信任，同时亦可使国民党党务有进步。（2）能力较为薄弱，或不适宜于国民党某项工作的同志，不可轻于使之担任国民党各种职员，以引安置私人与包办的嫌疑，同时亦使国民党党务，及国民党对于本党的信任，俱受不良的影响。（3）在时机不相宜时，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以惹起国民党的反感，致妨害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
（七）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此因一可减省人力财力，二可使国民党易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而且集中。但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
（八）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但介绍新分子加入本党时，须十分慎重选择，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其〔并〕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轻率加入多数不健全的分子，不〈仅〉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且使本党的组织日渐松懈紊乱。
根据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出版的《团刊》第七期刊印
注释
[1]本文原件未标明时间。原作为团中央扩大会之《关于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的附件载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团中央出版的《团刊》第七期。团中央扩大会的上述决议说：“对于C．P．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此项之决议案，完全接受其指导。”党的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底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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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
（一九二四年一月）[1]
现在及最近的将来，我们确实有在国民党内竭诚的和国民党合作之必要。在原则上，当此时期我们与国民党并无主义上政策上冲突之实质；在事实上，或因国民党末能了解国民主义的实质，或因彼此感情的疏隔而有所冲突。于前者（特于对外恢复国权，对内民众的政治宣传及为人民利益奋斗的表示），我们决不能让步，但须依据其党纲与主义以委婉诚恳的态度出之，尽量避免使其恐怖或疑忌的态度与术语。于后者，我们须抑制一切感情并抛弃鄙视国民党之旧观念，努力深入其群众，以期达到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之目的。C．P．与S．Y．两中局及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因以上情由，并知道幼稚的国民党初次全国大会代表分子非常复杂不愿以希望过奢，致碍我们合作的初幕。所以只议决左列各项最低限度的主张：
一、对于党纲草案，我们大致赞同；惟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我们主张是：对外反抗侵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
二、对于章程草案，亦大致赞同；惟对于实际的地方组织，我们主张应就当地选人，不得由旅粤或旅沪党人遥领。
三、对于政纲议案，我们宜拥护国际代表的八条意见（附后）。[2]
四、对于中央执行委员选举案，我们同选谭平山同志。
五、对于宣传事业，我们应主张于党的主义政策外，须兼及关于人民利害的每个实际问题。
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议，以便对于上列五项及其他意见，主张一致；更须注意联络国民党之进步分子，使之表同情于我们的主张。
C．P．中央局S．Y．中央局
附录：
国民党之政纲
—、中国之现状
（A）辛亥革命之后
辛亥革命的责任在于推翻满清，变半殖民地的中国成独立的国家，造成发展实业之优越环境；——那次革命，确有从政治的封建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从手工业经济过渡于资本制度生产之趋向。
然而实际上革命没有胜利。革命政府虽能表现中国平民之民族解决〔放〕主义，然而竟逼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封建阶级妥协。这种妥协便是革命第一次失败的根源。虽然当时袁世凯并不占优势，而革命却没有能胜利。革命派不能得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尽想避免国内战争，别方面亦因为当时没有有组织，有纪律，知道自己的责任和目的的政党，——假使当时有了这种政党，那就必定能利用袁世凯一派人的弱点而取得胜利。实际上却相反，革命反而被袁世凯利用了去，——袁世凯是北洋军阀底首领，一切封建阶级的反革命的将军武官都属于他一派，而革命派却把政权交给了他。
袁氏帝制逆谋失败之后，政权曾经转移于民权派，然而他们不久便又失败了。——仍旧是因为没有有组织有纪律的国民党。
革命累次失败，其结果使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压迫更加厉害。所谓民国政府，实际上完全在军阀手里，他们在半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里，利用政权而与外国帝国主义相勾结；列强也就借款给他们做军费，日益破毁中国。同时，外国利用中国的财政困难，得以发展他们的资本势力于中国，造成势力范围，攫取政权。
从这一点看起来，就可见中国的内乱有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因为内乱是阻滞中国实业的发展，国内市场上便充牣了外国货。因为此等内乱，中国的实业便停滞不进，在中国境内，尚且不能和外国资本竞争。
因此种种，中国的各种中等阶级非常之苦。小企业家渐渐的破产；小手工业者变成失业游民而流入兵匪；农民无力经营农业，因而廉价出售土地，——生活日益昂贵，租税日益加重，这种情形均于全国经济及工业有极坏的影响。
（B）现在状况
辛亥革命之后直到现在，中国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好，而且越弄越坏（这里要指出几件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
这种可怕的状况有什么出路呢？中国的各种党派或个人，每每也有提议，——而且还有外国人。我们简单些归纳一下，看一看各派的主张，是否有真正的正路。
（一）立宪派（研究系等）宪法的效力全靠有民众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的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不受军阀的摧残。譬如现在的宪法，他自身并不是不好，然而曹锟却绝不管他。况且民众没有组织成真正的民族力量的时候，即使有宪法，也决不能保证中国的主权。立宪派只有要民主宪法的愿望，而没有方法，没有组织，没有勇气真正的为宪法而奋斗。
（二）联省自治派现在所谓联省自治，不过是分割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而已。这种反对中央的斗争，并不是真正自治的奋斗，这是小军阀想分割大军阀的权利罢了。依中国现实状况看来，真正的自治确是必要的，并且也实在合于我们民族底需要和精神，然而只有中国全体独立之后才能办到。中国全体还没有得着自由，就要说一部分的自由，岂不可笑！所以争自治的运动决不能和争民族独立的运动分开的，只有自由的中国里面，才能有自由的省，并且一省里面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都只有在全国的规模里，方才能够得到解决——这更是很显然的。
（三）和平会议派有人提倡所谓和平会议：——中国人也有，外国名字的中国人也有。这种调和的办法是不可能的，因为互相争夺的军阀及其他派别之间，利益绝端矛盾。这些实力派即使能调和统一也不是真的——因为不能得民众拥护，并不是有利于民众的。这种和议的结果，决不会比欧战议和的结果好。国际联盟不过是一句空话，——因国际联盟里最主要的几国有互相矛盾的利益。一班帝国主义者拦着欧洲统一的路。中国的统一亦有同样的障碍。当然，国际联盟里的民族界限比中国和议的省界要利害得多，——这是不用说的。至于维持各派势力间之“均势”或“Statusquo”[3]那更是乌托邦，因为（一）事实的逻辑上不容一派军阀不攻击别派；（二）军阀养着雇佣军队，便不能不战不能不掠，——而在邻省掠夺确比在本省掠夺容易些。
（四）商人政府派现在的政府是军阀的因为他在外国人掌握之中，更使全国民众怨恨不堪。可是若是商人政府而亦为外国人所运用，那就他的命运必定和军阀的差不多。所以，我们虽然不反对商人政府，我们却要求全体平民自己组织独立的政府，不限于商界；应当代表全中国的利益，不要请外国人来帮助，而要靠平民自己的力量。
（五）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英雄主义），主张中国要找一个莫索利尼。现在中国社会里的冲突非常之利害，只有一个建筑在大多数民众之上的政党能引导中国平民出这困难的地位。我们看见辛亥革命之后一切所谓枭雄英杰差不多完全失败了，正因为他们不能代表一个真正政党的意志。有些“伟人”挂着半中国半外国的名字，尽在基督教的青年组织找他们的力量。有些呢，在帝国主义的国家的大学找他们的力量，——与民众绝无关系。或者呢，只看着中国的过去（古代）想模仿着做英雄。只有自己建筑基础于民众的意志上，凝聚这种意志于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党里的人，才能真正做中国国民运动的领袖。
从上面说的看来，可见各种提议，虽说都是救中国的法子，——都是些空谈，甚至于是恶意的讥诮中国而已。
国民党提议的是甚么呢？
国民党的主义，大家都知道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早已宣传提倡。现在国民党的主义一定有明切的详细的党纲定出来，——已经在党报上发表。大会上就可以讨论通过。这一党纲的要领如下：
（节录党纲）
我们的目的是如此。
为达这些目的起见，所以国民党改组，根据新的党章，——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纪律。——然而国民党不但有最终的目的，而且时时刻刻准备实行自己的最小限度的党纲，现在就开始第一步救济中国的办法。国民党请中国所有的正直的政治家来和我们合作，共同奋斗。
国民党现在提出下列几条具体的计画，作为根据，以联合认国家利益高出于他一党一人的私利的一切人：
（一）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如租界，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
（二）废止厘金及协定关税。应当由中国自定海关税则。
为发展本国生产起见，中国应当能自己管理税卡，否则不能行保护政策。
（三）召集各省职业团体（如银行界，商会，……）及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之会议以筹募集款项偿清外债之方法。
中国所欠之二万万外债，虽然实际上并不算多，却已经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
（四）实行征兵制，严定军官资格，改革任免军官的方法；改善兵士及下级军官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军队中之农业的及职业的教育；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都应当分别任用。
（五）关税自管及实行保护政策之后，政府及工业阶级便安置游民土匪，使尽力于对社会有益的劳动。
（六）划分中央及各省的权限，扩大自治权至可能的范围。
（七）恢复全国工会。
（八）严定田赋地税的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的征收；严惩鱼肉农民的土豪。
（九）教育。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本文原件无时间，是根据文件内容和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俄文本）判定的。
[2]此系原文所注，但原文无此附件。
[3]即“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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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各区执行委员会并转各地方同志们：兹有两个重要工作，望同志们努力进行。（一）国民党改组问题自大会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第一次本党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适值国民党有改组之议，遂议决关于国民党进行计画，以冀实行大会之议决案。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著著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广州已设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驻沪执行部亦已成立；广州上海二市，已著手党员重新登记，定期开全体大会，分区组织；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中局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各地方同志在此工作中，望依下列步骤切实进行：（A）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B）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S．Y．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改组分区事竣，即应由两地方会在各区指定我们的同志一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受两地方会之指挥。（C）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淅〔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代表选定后即报告国民党总部（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川资由总部发给。（D）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二）收回海关主权问题协定关税制，税则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制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进口税，以遏外货之输入；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出口税，以遏原料之输出；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行外货之市场。目前广东海关问题，广东政府原来之目的固然仅在关余，然相持之际已发展到用人问题，吾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智〔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以排斥英货美货为武器，若军阀有表同情者，虽与之合作亦所不惜。各地方同志们应立即尽力之所能设法联络各团体，以地方公团名义，散放传单，通电全国，游行示威，发起抵货。此主张一时未必即能贯澈，然我们断然不能失去宣传的机会。以上二工作，为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各同志接到此通告后，拟如何进行，并已进行至何程度，各地方务须随时报告区委员会，各区会务须随时报告中局，中局即以此二项工作进行如何为各地方工作勤惰之标准。委员长T．S．Chen秘书LeoDschan—Lung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未标明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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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一号——召集紧急会议发起反英运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十一号——召集紧急会议发起反英运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1]广州政府现拟收回海关用人管理权，本属正当办法。乃英人竟因此派兵占领海关，当此英帝国主义进攻最横暴之日，各区及地方同志应即召集全体紧急会议，筹备联络各团体发起剧烈的排斥英货运动，并通电全国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以恢复国家应有之主权。委员长T．S．Chen秘书LeoDschan—Lung[2]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未标明时间，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2]罗章龙的德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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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A．宣传方针一、政治最近期间可略偏重于下列几种政治上的及外交的宣传：1．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之各方面的宣传。2．中俄亲善及承认苏俄（以爱国主义为立足点之分数当加多：中国可以利用俄国抵制英美日；俄国实际上决不能侵略，而必须经济的政治的合作。3．国民党之改组（反对非政党说，提倡健全的国民运动的政党，当就现有的国民党着手。）4．反对曹吴及外交系（当注全国目光于直系，对其他军阀不必与以同等之攻击；不可落于普遍否认的稚气，当以竭力求变更现状为宣传的最近目标）。5．反对研究系——宪法派（证明宪法非民众实力不能保证；研究系借“法律条文”投机与外交系借“西餐礼节”卖国有同等的罪）。6．各省的现实政治之批评（如省区及地方组织尤当注意如山东哈尔滨等有C．P．所能支配之新闻机关者）。7．地方自治之实际建设（如职业选举之类，当以能实行为前提：如哈尔滨市议会——中国，日本，俄国平民——之选举权等，都可借此相机引起中国商人，工人等的政治运动）。8．五权宪法的研究——（应当借革命的一权说，民党所谓五权宪法，不过组织上的问题而并非“权”）。9．其他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之宣传及介绍。10．近时德国革命形势之论述。此中尤以反对英美及直系为最重要。二、劳动劳动群众中，除上述的政治外交问题当以极浅近的口号宣传外，并须特别注意下列几项：1．经济斗争（须有组织有步骤之坚决斗争，勿作孤注一掷）。2．经济斗争与政治及外交之关系（当取中国实际经验作例，如海员唐山京汉等）。3．自然及社会科学之常识，共产主义之浅释（当与工人以整个的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4．普通集会组织的方法。5．世界劳动运动史略及现势。已有的《工人周刊》及《劳动周报》当尽力推销于工人及党员之间。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Popularization）。当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有可能的地方当设贫民学校。三、农民农民间之宣传大致与工人中相等，但材料当取之于农民生活；尤其要指明农民与政治的关系，为具体的经济改良建议之宣传，如协作社，水利改良等，尽可以用外国译语，只求实质能推广农民运动。四、文化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亦当注意，这是吸取知识阶级，使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的入手方法。1．反对东方文化派（纯粹的东方派是幻想的退步的思想；纯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是个人主义，伪慈善主义；共产派当宣传为斗争而互助，斗争乃为将来全人类之互助；无斗争即无生活）。2．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主义。3．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4．反对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组织（如青年会）。5．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反对个人主义；各个人当择一宗旨，结为团体，服从其分配工作以达共同目的，亦即自己之目的；个人生活当然因此得一部分的满足，同时亦当自求生活保证，求身心的强健；结团体本是为着各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安全亦是为着团体的工作。既有团体（或社会）便有各团员间之相当关系（或新的习俗），非此不能维系；决不应以为共产主义便真是“过激主义”——蔑视一切个人私德）。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在这一时期，大家都当以上述的方针为标准去实行。至于材料，可以取之于C．P．S．Y之出版物。出版物及团体内的宣传教育方法亦另定暂时的办法，见教育宣传委员会的组织法。B．教育方法甲、一、各地方之政治讨论（每次大会由教育委员选择《前锋》或《向导》论文作材料）。二、各小组之政治讲演（除现时政治问题外，最好每组以党纲草案为根据逐段讨论研究——此于新加入之同志有大益处）。三、各小组之组织原理讲演（以章程为材料）。乙、四、国内劳动运动及各地现实的劳动生活，每小组均当加以讨论（以《工人周刊》等为材料）。以上各种材料及讲演员之分配当由各地方教育委员负责——每月报告中央教育委员会。各地C．P．及S．Y各推一教育委员合作——可以共同报告——（但S．Y．所用材料当注重青年方面，如《中国青年》，《青平〔年〕工人》及S．P．章程纲领；C．P．党纲却亦为S．Y．所必须研究，此为两团体之政治的共同精神）。丙、五、各地有可能时，设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任取何名，如哈尔滨之青年学院），大致可如下法组织：——（亦可利用其他学会，掺入自己材料）新青年，社会科学讲义，译著的关于主义之书籍为材料（党员的新译著随时报告中央）；每月召集会员几次，预指材料及问题，或请人讲演或共同问答；结果若有疑问，可寄到名义上的“社会科学会”（即中央教育委员会）令答复。再则可令会员从事实际调查各种中国现实问题如劳动状况等。根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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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自“二七”工潮以后，中国北部中部之工人织组〔组织〕大部分破坏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精神，亦因此而涣散，胆怯，有的还堕落了。全国工业中心——上海——以种种特殊原因，劳动运动仍旧毫无起色。南部——广东——大部分是手工业，海员因缺乏宣传与组织，总会职员素不为会员所信任，又以经手财政不清，互相冲突甚烈，内部危机日迫一日。依此状况，大会所议决的全国总工会及其他类似之组织一时均不易着手，兹拟先行选择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如铁路，海员，矿工，集中我们的力量，加以切实的各个组织或整顿。候这三个产业工人都真有了全国的组织，然后再谋这三个产业工人的联盟；即使彼时有组织全国总工会之必要与可能，亦须十分注意于这三个产业工人的联盟以为之中心，方免涣散。组织整顿这三个产业工人之目前计画：（一）铁路由现在之铁路委员会派人分往各路接洽，俟各路能够派出有力代表（以在职工友为限）担负组织责任，即应择相当地点召集各路会议，以议决各路公开的或秘密的组织方法及各路公同的关系。在此会议前，上海，杭州，山东及广州同志对于该地铁路工人之组织，须特别努力。（二）海员（1）由上海及留法同志努力于宁波海员之联络及宣传；（2）上海汉口天津同志，努力于北洋及长江航路之船员组织；（3）由广州同志用国民党的力量设法改造中华海员总工会，并在香港特设国民党海员部，以便开始宣传及改良其组织。上海香港新加坡间之文件输送，亦海员运动中重要工作。（三）矿工以奉天直隶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包合在内）为主要区域。湖南已有组织；直隶之唐山应由京区及唐山地方设法进行，并各指定同志主持此事；山东之坊子，溜〔淄〕川博山，峄县等处矿工运动，山东同志应把他和津浦胶济路工运动同时并重；奉天以设法成立本党组织，河南以恢复本党在彰德组织，为入手办法。根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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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诉讼程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一章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诉讼程序
12月3日，随着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被捕，反革命阴谋的时代开始了。彼得堡的十二月罢工和全国各地的十二月起义是革命为保存它在10月夺得的战利品而作出的英勇努力。这个时候，工人群众的领导权转移到第二届苏维埃那里去了，而它则是由第一届苏维埃的残余人员和新选出的代表组成的。第一届苏维埃的将近300名成员被分别关押在彼得堡的三个监狱里。他们未来的命运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未知数，这点，不仅对他们来说如此，对执政官僚来说也是如此。消息灵通的报刊肯定地说，司法大臣坚决地驳斥了为审判工人代表诉诸法庭的可能性。如果他们那些完全公开的行动算得上是犯罪的话，那么在司法大臣看来，那些不仅纵容苏维埃，还与他们建立起了直接联系的高级行政人员也完全是犯了罪。大臣互相拌嘴，宪兵进行审讯，代表坐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在12月和1月的围剿中，人们有理由认为，苏维埃会被军事法庭的绞刑架终结。四月底，在第一届杜马初期，工人代表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等待着大赦的到来。因此，苏维埃成员的命运在死刑与无罪释放之间摇摆不定。
最后，这一摇摆遇到了自己的反作用力。杜马，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杜马的戈列梅金[1]内阁把苏维埃的案子交给最高法院同各级代表[2]一起进行审查。苏维埃案件的起诉书是一个宪兵式检察官粗制滥造的渣滓玩意，作为那个伟大时代的文件，是很有趣的。它脸上反映了革命，就像警察局院子里的一滩脏水反射了阳光一样。苏维埃成员被指控为武装起义做准备，指控的依据有两条，其中一条最高刑期为8年，另一条则为12年。笔者在一篇短文[3]中分析过这一指控的法律依据——或者说，这一指控的绝对不成立性。这篇文章从预审羁押所发出，被寄到了第一届杜马里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以期在上面提出关于苏维埃审判的质问。质问未能被提出，因为第一届杜马被解散了，而社会民主党党团发现自己也受到了指控。
审判曾被定在6月20日以公开方式举行。抗议集会的浪潮席卷了彼得堡的所有工厂和车间。如果检方试图把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说成是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群众的一群阴谋家的话；如果自由派在12月的事件后日复一日地发表陈词滥调，苏维埃“幼稚的革命方法”在群众眼中早已失去光彩，而他们只想在新的“宪政”法律下过日子的话，那么，彼得堡工人的六月集会和决议就是对这些警察与自由派的诽谤和愚蠢的最佳驳斥。这些工人在自己的工厂里高呼与监狱中代表的团结，要求自己作为革命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接受审判，声明苏维埃只是他们意志的执行者，并发誓要把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到底！
法院的院子和临近的街道被转变成一个军营。彼得堡的所有警察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了。尽管有这样庞大的准备工作，审判还是没有进行。最高法院院长用一些正式的借口，不顾控方与辩方的意愿，甚至如后来知道的那样违背了内阁的意志，将听证会延迟了三个月后——也就是9月19日。这是一个微妙的政治举措。在六月底，形势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立宪民主党内阁出现的可能性就和专制主义的恢复可能性一样高。然而，苏维埃的审判要求院长在高度政治确定性的情况下才能开庭。因此，这位先生别无选择，只能多给历史三个月的思考时间。唉，可惜的是，没过几天，这位圆滑的法官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岗位了！大方向的定夺完全归于彼得宫城的狼巢虎穴，而那里提出了“坚决并无情”的要求。
审判于9月19日开始，持续了一个月；这是第一届杜马最尖锐的时期，是战地军事法庭的蜜月期。然而，尽管如此，法庭对许多（如果不是所有）问题进行的审查都是以一种自由的方式进行的；但如果我们能在其背后窥见官僚运作的阴谋诡计的话，那这一自由就完全无法被理解了。很显然，这就是斯托雷平内阁抵御维特伯爵攻击的方式。这一算计是完全正确的：审判揭示得越多，就能越生动地再现政府在1905年底的屈辱形象。维特的纵容，维特的两面阴谋，维特对彼得宫城的虚假保证，维特在革命面前笨拙的阿谀奉承——所有这些就是高层官僚利益集团想要从苏维埃的审判中提取的东西。被告能做的只有利用有利的形势达到政治目的，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审判框架罢了。
被传唤的证人近400人，其中有超过200人出庭作证[4]。工人、工厂主、宪兵、工程师、佣人、普通人、记者、邮政电报官员、警察局长、中学生、杜马代表、贵族、参议院、流氓、工人代表、教授和士兵在这整个月里，就像阅兵一样，在法庭面前，在检察官、辩护人和被告人（特别是被告人）提问的交锋下，坐在法庭的长椅上，一行一行、一笔一笔地重现了工人苏维埃活动时代一系列事件的丰富画面。
在法庭前，经过的是全俄十月大罢工，埋葬了布雷金的杜马；接下来通过的方阵是十一月彼得堡罢工示威，这是无产阶级对欺压在喀琅施塔得水手头上的战地军事法庭和对波兰受到的暴行进行的崇高而雄伟的抗议；紧随其后的，是彼得堡工人为八小时工作制进行的英勇斗争；最后入场的，则是长期受苦的邮政—电报奴隶在苏维埃领导下进行的起义。在法庭上首次公开的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向全国揭示了无产阶级代表机构在组织援助失业者、解决劳资冲突，以及领导不断进行的经济罢工方面完成的巨量日常工作。
这场审判的速记记录可以写满好几卷书，但它们至今未能得到出版。只有俄国的政治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些宝贵的历史文件才能重见天日。如果一位德国法官和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审判期间进行了旁听，那么他们会同样地感到震惊。夸张的严格和完全的任性在这里缝合成了一个怪异的整体，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一点：十月罢工的遗产在政府领域里仍旧存在着异常混乱的局面。法院大楼处于戒严状态，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军营。在相邻的街道上，在院子里，在大门口，有着几连几连的士兵和哥萨克。沿着连接监狱和法庭的地下走廊，在法院大楼的每个房间里，在被告的背后，在所有的角落里——甚至可能在烟囱里，都站满了拔出马刀的宪兵。他们的目的是在被告和外界（包括近100—120人的听众）之间形成一道人墙。但是，三四十件律师燕尾服不断地刺穿这堵蓝色的墙。报纸、信件、糖果和鲜花不断出现在被告席上。无穷无尽的鲜花！纽扣孔上有花，手上有花，腿上有花，最后，连长椅上都有花。院长不敢破坏这芬芳扑鼻的混乱。最后，甚至连宪兵队的军官和法院的官员都沉浸在了这一普遍“扰乱军心”的气氛中，开始向被告传递鲜花。
（长椅上的辩护人）
然后就是工人证人！他们成群聚集在证人室里，而当法院官员打开法庭的门时，革命歌声的回响就会传到厅长的座位上。这些工人证人给人们留下了多么独特的印象啊！他们带来了郊区工厂的革命气氛，无视法庭仪式的神秘庄严，这一神圣的藐视，以至于脸黄的像羊皮纸似的厅长只能无奈的摊开双手，而来自“体面”社会的证人和自由派记者则报以羡慕和尊重的目光，就像弱者看像强者时用的目光那样。
审判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在52名被告中，庭长只点到了51人的名字。他跳过了特尔—姆克尔赤坚茨的名字（Тэр-Мкрчтянца）。
“被告特尔—姆克尔赤坚茨在哪里？”辩护律师索科洛夫问道。
“他的名字已经从被告名单上被剔掉了。”
“为什么？”
“他……他……已经被处决了。”
是的，在6月20号至9月19号的等待期间，被保释的特尔—姆克尔赤坚茨在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墙边被处决，因为他是军事起义的参与者。
被告人、证人、辩护人、听众——全部都起立默哀，以纪念死去的受害者。警察与宪兵军官在完全混乱的状态下，同其他人一道起立。
证人被分成二三十人的小组带进来宣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还穿着工服，没来得及洗手，拿着帽子。他们稍微瞥了法官一眼，然后寻找被告，充满活力地打量了两侧我们的长椅，然后大声喊道：“你们好，同志们！”仿佛他们是来向执行委员会了解会议进展的。审判长急忙点名，请证人宣誓。一位老牧师站在一个可移动的祭坛上，摊开了他的全部行当。但证人并没有动身。审判长重复了他的要求。
“不，我们不宣誓！”几个嗓门齐声开口，“我们不信这玩意。”
“但你们不是东正教徒吗？”
“警察的名单上是那么写的，但我们完全不信这玩意……”
“既然这样，神父，您可以走了，今天不需要您的服务。”
除了警官以外，只有路德宗的工人和天主教工人接受了在东正教神父处宣誓。那些“东正教”工人都拒绝宣誓，而只是承诺自己会说实话。
每一批人都在重复着这个过程。只不过，有时如果证人成分有所变化，也会带来新的、意想不到的因素。
庭长对下一批证人说道：“宣誓的人走到牧师那去。不宣誓的人，请站在后面！”
一位个子不高的宪兵老头子从人群中走出来，似乎是在某个工厂任职的，潇洒地走向了便携式祭坛。工人们交头接耳，用靴子敲打着后退了几步。在他们和老宪兵一旁的，还有一位证人O。他是彼得堡的著名律师、房东、自由派和杜马成员。
“您要宣誓吗，证人O？”庭长对他说道。
“我……我……自行……宣誓……”
“那您就走到神父面前去。”
证人犹豫不决，面部扭曲，向便携式祭坛走去。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没有任何人。在他面前站着的则是一位穿着宪兵制服的小老头。
“举手宣誓！”
老宪兵高高地举起三个手指，越过头顶。律师O刚稍微把手举起来，环顾四周，就又放下来了。
庭长带着恼怒的声音问道：“证人O，您到底还宣不宣誓？”
“为什么不呢？我当然宣誓。”
这位自由派证人振作了起来，把手举得几乎跟宪兵一样高。他和宪兵一起跟着神父重复了那句幼稚的宣誓词。这幅画如果是画家画出来，那么看上去会多么不自然！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个法庭小插曲的深刻社会象征意义。工人证人与被告交换了讽刺的目光，而那些来自“体面”社会的人士都发窘地互使眼色，庭长狡诈的脸上公开地幸灾乐祸。法庭上充斥着紧张的沉默。
（审判工人代表苏维埃期间的警官证人）
有一次是对蒂森豪森伯爵，也就是对彼得堡杜马议员进行了问询。他出席了苏维埃代表提出过要求的那场杜马会议。
一位辩护律师问道，“那么，证人先生，您对建立武装城市民兵的要求曾抱过什么态度？”
伯爵回答：“我认为这个问题和案件无关。”
庭长裁定道：“在我进行审查的框架内，律师的问题是合法的。
“那这样的话，我就应该说，我当时对武装民兵的想法同情过，但从那时起，我已经完全改变了主意……”
哦，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在这个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上，改变了主意啊！自由派报刊在表达他们对被告个人的“完全同情”的同时，却找不到足够有力的话来否定他们的策略。激进派报纸带着遗憾的笑容谈到了苏维埃的“幻想”。只有工人毫无保留地保持了忠诚。
许多工厂通过被传唤的证人向法庭提交了他们的集体声明书。被告人坚持认为，这些声明书应该附在卷宗上，并在应该在开庭期间宣读。
一份随机选取的这种声明书中写道：“我们，在下面签了名的奥布霍夫工厂工人，确信政府打算把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审判变成对正义的嘲弄，并对政府打算把苏维埃说成是一小撮追求与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目标的阴谋家而深感震惊。我们，奥布霍夫工厂工人，特此声明，苏维埃绝不是由一小撮阴谋家组成的集团，而是彼得堡全体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我们抗议政府对苏维埃的所作所为，尤其抗议对我们的同志提出的指控，他们只是在苏维埃内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在此向政府宣告，如果我们的同志，我们都尊敬的P.A.兹利德涅夫有罪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是有罪的，我们用我们的签名作证。”
该决议附着几张纸，上面有2000多个签名。这些纸又脏又皱，因为它们在整个工厂的所有车间里传来传去。奥布霍夫的决议绝不是措辞最尖锐的。还有一些庭长拒绝公开发表的决议，因为它们对政府和法院的语气“极其不妥”。
在这些提交到法庭上的决议上，总共有几万人的签名。许多证人在离开法庭后直接落入了警察手中，为他们的证词提供了很好的注解。检察院一心想要找到的阴谋家，被英勇的无名群众完全隐藏起来了。最后，履行可耻职责而又不得不保持外表正确性的检察官，不得不在自己的指控发言中承认两个事实：第一，无产阶级在一定的政治发展水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第二，在苏维埃活动期间，工人群众的情绪是革命的。
检方还不得不交出另一个重要阵地。“准备武装起义”当然是整个审查的轴心。
“苏维埃有没有呼吁武装起义？”
“事实上，没有。苏维埃做的只是想让大家相信，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证人回答道。
“苏维埃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谁来创建它？”
“人民自己！”
“怎么做到？”
“当然是用武力。友善什么也办不到。”
“那也就是说苏维埃为了起义的确武装了工人？”
“不，那是为了自卫。”
庭长讽刺地耸了耸肩。但最后，证人和被告的证词迫使法庭接受了这一“矛盾”。工人直接出于自卫的目的而武装自己。但它们的武装同时也是为了起义的目的而生的，因为国家政权正是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作者在法庭上正是针对这一点做了发言。[5]
我们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著名的《罗普奇恩[6]之信》之后，把审判推到了高潮。
被告和辩护律师说道：
“法官先生们！你们似乎不相信我们的指证，不相信我们说‘国家机关在准备和组织大屠杀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也许证人在这次审判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说服你们？也许你们已经忘记了前内务部副大臣乌鲁索夫亲王在国家杜马上作出的揭发？也许你们已经被宪兵将军伊万诺夫说服了，他在宣誓后告诉你们，说关于大屠杀的说法只是武装群众的借口。也许你们相信证人斯塔特科夫斯基，一个保卫局的官员，在宣誓后说自己在彼得堡没有看到过一则大屠杀的传单。那就请看看这个吧！这是前警察厅长罗普奇恩给内务大臣斯托雷平[7]的信的认证副本。根据维特伯爵的特别指示而亲自进行的调查中，罗普奇恩指出：斯塔特科夫斯基没有见过的那种传单，正是在斯塔特科夫斯基任职的保卫局印刷厂印刷的；这些传单是由保卫局的密探和君主主义政党成员在全俄罗斯散发的；警察部门和黑色百人团存在着组织上的密切联系；特雷波夫将军在苏维埃时期领导着这个犯罪组织，身为宫廷卫长，权高位重，亲自向沙皇汇报警察的活动，并在所有大臣的控制之外，为自己的屠杀活动的而调度了大量国家资金。
“法官先生们，这还没完呢！有许多的‘黑色百人团’传单——你们的预审调查档案里面是有这些传单的！——指控苏维埃成员侵吞属于工人的钱财。宪兵将军伊万诺夫根据这些传单中的信息在彼得堡的工厂和车间中进行了特别调查，当然，没有任何结果。我们革命者已经习惯了当局的这种方法。但是，即便是我们没有把宪兵队理想化，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部门会走多远。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些指控苏维埃侵占工人资金的公告是由伊万诺夫将军所属的那支宪兵部队创作并秘密印刷的。我们也在这一事实上得到了罗普奇恩先生的证明。法官先生们！这是一封由信的作者正式签名副本。我们要求这份宝贵的文件在法庭上被完整地宣读出来。此外，我们还要求传唤现任五品文官——国家顾问罗普奇恩作为证人，在这次审判中作证。
（某位屠杀大师巴拉奇，法庭上的证人）
这一声明不啻于雷击。审判接近尾声。正当庭长开始以为已经渡过了苦海且快要到达一个安静的避风港时，他突然就又被扔进了汹涌的公海。
罗普奇恩的信暗示了特雷波夫提交给沙皇的秘密报告的性质。谁知道这位已经背离了自己作为警察的过去的前警察局长，在被告的盘问下会如何发展这些暗示呢？法庭在神圣的恐惧之中，在进一步揭露的可能性面前退缩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庭长决定拒绝这封信，也拒绝传唤罗普奇恩作为证人。
被告人随后声明，他们在法庭上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做了，并断然坚持要回到自己的单人牢房里。我们被带离了法庭。我们的辩护律师也同时退场。在被告、辩护人和听众都不在场的情况下，检察官发表了他那干巴巴的、“正确的”指控性发言。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法庭上，法官宣布了自己的判决。苏维埃被认为没有出于叛乱目的而向工人提供武器的罪行。然而，包括笔者在内的15名被告都被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并被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两人被判处短期监禁，其余的人被无罪释放。
（波格丹·克努尼安茨·拉丁，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布尔什维克代表）
对代表苏维埃的审判给全国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地说，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彼得堡无产阶级革命议会的这一审判的鼓动作用。
对代表苏维埃的审判因此了一个值得在此提及的事件。
11月2日，也就是判决书以最终形式公布的那一天，《新时代报》刊登了刚从国外回来的维特伯爵就这一审判写的信。在这封信中，伯爵为自己辩护，在右派官僚的攻击下自卫。他不仅拒绝承认自己是俄国革命的罪魁祸首（这一点倒没错），而且还坚决否认自己与苏维埃有过任何私底下的勾结。他充满自信地将证人与被告的指证说成是“为自我辩护而编造的”，显然，他没意料到从监狱的围墙后面会出现回击。但伯爵错了。
以下是我们在11月5日的《同志报》（Товарищ）上发表的被告集体答复：
“我们对自己的政治面貌与维特伯爵的政治面貌之间的区别具有非常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没法向前首相解释那些迫使我们这些无产阶级的代表在政治活动中的每个阶段都要讲真话的原因。但我们认为，在此提及公诉人先生的讲话内容并无不妥。这个专业的指控人，一位在本质上敌视我们的政府的官员，承认了我们的声明和讲话为他进行诉讼（是诉讼，而不是辩护！）提供了需要的所有材料，并称我们在法庭上的证词是真实且充满诚意的。
真实与诚意是维特伯爵的政敌，以至于连他的职业崇拜者都曾未将此类品格赋予他。”
然后，集体回复出示了文件证据，以表明维特伯爵的矢口抵赖是冒失的[8]，并在最后总结了对彼得堡无产阶级革命议会进行的审判。
我们的信写道：
“不管维特伯爵的辟谣行为有什么目的和动机，也不管它看起来多么不严谨，但它都是非常及时的。它是苏维埃在世时面前站着的国家政权之画的最后一笔。我们在这里冒昧地用几句话来讨论一下这幅画。
维特伯爵强调过这样一项事实，即是他把我们交到了正义的审判手中。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这一历史性壮举的日期是1905年12月3日。此后，我们落入了保卫局之手，然后又被宪兵队转送到了法庭前。
保卫局的两位官员作为证人出现在审判中。对于去年秋天是否有在彼得堡准备过大屠杀的问题，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并说自己没有看到过一张呼吁进行屠杀的传单。然而，活跃的五品文官——前警察署长罗普奇恩却证明，当时正是保卫局印制了那些大屠杀的传单。这就是那维特伯爵把我们交与的“正义审判”的第一阶段。
此外，调查过苏维埃案件的宪兵军官也出庭了。根据他们自己的证词，他们对代表涉嫌侵占某些钱财一案的调查是以匿名的黑色百人团传单为根据的，而公诉人则称这些传单为“诽谤和撒谎”。然后呢？五等文官罗普奇恩证明，这些诽谤与撒谎的传单正是在那进行调查的宪兵局印制的。这就是正义审判的第二阶段。
而在十个月后，当我们出现在法庭的时候，后者允许了我们讲出所有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知道的东西。但只要我们尝试表明并指出，在苏维埃活动期间，没有任何的当局政权，它最活跃的机关已经变成了反革命团体，不仅藐视成文法，同样也蔑视所有人类道德法则，担任最重要职务的政府人员组成了中心化的全俄屠杀组织，正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实质上执行了民防任务——当我们为了表明并指出所有这些事实，要求把由于我们的审判而被公开的罗普奇恩的信放在卷宗里并传唤罗普奇恩作为证人的时候，法庭无视正义的要求，试图封死我们的嘴。这就是正义审判的第三阶段。
最后，当案件结束、法庭宣布判决时，维特伯爵出场了，试图抹黑自己的政治对手。显然，他以为这些对手最终已经被征服了。维特伯爵就像那些声称自己从未见过大屠杀传单的保卫局官员一样，断言自己从未与工人代表苏维埃打过任何交道。同样的坚决，同样的真实性！
我们冷静地回忆了我们经历的官方审判的这四个阶段。政权的代表剥夺了我们的“一切权利”，并流放我们。但是他们不能剥夺我们获得无产阶级和所有可敬的同胞信任的权利。就像在我们国民生活的其他问题上一样，最后的话将会被人民表达出来。我们满怀信心地向人民的良知发出呼吁。
1906年11月4日
预审拘留所
[1]伊万·洛吉诺维奇·戈列梅金（ИванЛоггиновичГоремыкин，1839年10月27日—1917年12月11日），出身于小贵族家庭。1860—1866年任波兰王国农民事务委员。1866—1869年任普洛克州副州长。1869—1873年任凯尔采州副州长。1873年起在内务部工作。1882年起在参议院工作。1894年起担任参议员。1895—1899年任内务大臣。1899年起担任国务院议员。1906年4—7月、1914—1916年任大臣会议主席。1910—1914年任国务卿。二月革命后被捕，后因年龄原因获释。1917年12月11日在土匪抢劫中被杀死。——中译者注
[2]这里面有七个人：四个皇家法官；彼得堡县贵族代表右派十月党人古杜维奇伯爵；彼得堡杜马代表特洛伊尼茨基，一个因贪污而被解雇的前总督，黑色百人团成员；最后是彼得堡省一个乡的代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个“进步主义者”。——原注
〔中译者补注1〕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特洛伊尼茨基（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Тройницкий，1847年9月12日—1919年10月21日），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1868年进入俄罗斯帝国内务部工作。1876—1888年任辛比尔斯克副省长。1886年起任国务委员。1886—1892年任托博尔斯克总督。1898—1917年任彼得堡市杜马议员。1900—1910年任彼得堡市政府委员。1903—1917年任公共教育大臣会议委员。1906—1917年任枢密院议员。1919年死于彼得格勒。
[3]请看接下来一章《苏维埃与检察机构》——原注
[4]许多的证人在审判期间要不是下落不明，就是在西伯利亚。——原注
[5]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三章里将会根据法庭上的简录重制这篇演讲。——原注
[6]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普奇恩（Алекс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Лопухин，1864年？月？日—1928年3月1日），出身于检察官家庭。1902—1905年任俄罗斯帝国警察局代理局长兼国务委员。1905年任爱沙尼亚总督，后因同情革命运动而被解职。1908年参与揭破了安插在社会革命党内的奸细阿泽夫的身份。1909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苦役，后改判流放到米努辛斯克。十月革命后未受冲击。1920年在苏维埃政府同意下移居法国。1928年在巴黎逝世。
[7]在戈列梅金内阁，斯托雷平任内务大臣。——原注
[8]维特后来不得不承认他与苏维埃有过接触，但他“解释”说，他选择把苏维埃的代表仅仅看作是“工人的代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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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因为目前的中国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在政治上的意义都只是国民运动。兹根据大会议决案，议定国民运动之进行计划如左：（一）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因为大规模的国民运动不可无一个有力的公开的党为之号召指挥。（A）扩大其组织：（1）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2）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3）新创设之组织，须遵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发之党纲章程及党证，其名称则暂随当地情形自定之。（B）矫正其政治观念，根据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比反军阀运动更为切要，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有冲突时，吾人得助军阀以抗外人，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C）我们与国民党之关系：（1）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2）我们预〔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3）我们的同志倘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其经费受诸国民党者，应公开的支配，其帐目只报告国民党；受诸本党者则对本党负责。（二）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A）农民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中国国民党的基础便应该建设在农民上面，各省支部应竭力推广其分部于乡村。运动之策略，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为号召，如水利，防匪，排洋货，抗苛税等，不宜开始即鼓吹佃农的经济争斗致召中农之反抗。（B）工人工会的组织应与党的组织并重，对于近代产业工人，更应发展其阶级的意识。（C）商人注意地方商会及大都市商会中，对于官僚分子之反对派。（D）店伙上海，汉口，天津等大都市急应进行此项组织。（E）各机关职员即衙署局所雇用之下级人员，此项组织与店伙组织在都市中均极有威力。（F）学生应以之为各种人民的组织及宣传之媒介，初级师范生对于农民运动尤为重要。根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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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员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各委员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京区（A）国民运动初因同志中政策怀疑，继因与民治主义同志会[1]有龃龉，民党本部又有人利用同志会从中阻挠，故无速效。现拟派得力同志加入该同志会，其障碍当可去。同志会疑忌我们，与我们同志受民党委托在京沪办杂志也有关系，现已解释清楚。前此王安二同志[2]在京时，内部稍有精神，现范高[3]亦甚努力，惟因内部意见不协，进行上颇多障碍。现亟须加派新同志担负工作。天津方面已有数同志在组织讲演会及国民党。（B）劳动运动亦缺乏人力财力，此时最困难的是应付失业工人及在狱同志及其家属。（C）学生运动自韦青云为王正廷收买，造谣损坏范高二同志在学生会的信用，并借以使学联分裂，此项工作吾人应急加入得力分子去整顿。（二）湖北区（A）国民运动武汉近来突起的爱国运动，忽然沉寂下去，外交协会已为官厅封禁，官厅对于外交委员会虽尚未封禁，而明示以勿许工人团体参加，该会虽未遵行，而态度转为消极了。国民党有成立支部的可能，但多为工学界的新分子，旧党员可靠者极少。（B）劳动运动武汉工联虽解散，近来暗中尚极团结，惟缺乏负责之人出头组织，党中现设一劳动运动委员会，即为从事此项工作。武汉失业工人多无大希望，今后须向工厂去寻勇敢分子以教育训练之。（C）青年运动学联毫无群众，近令各同志借各种机会向各学校活动。（D）党务负责者少，事多照顾不到，前时工作都是向外发展，对于内部教育训练工夫，太没有注意，故同志精神颇不振。学生好批评而不努力工作，工人思想过于幼稚，不能独立担任工作，区委拟今后向此方努力。（三）沪区大会后，本区专力整顿上海地方之内部，因前此内部涣散，等于没有组织，现在内部的组织稍有头绪，党费已能收到应收数一半以上。上海为中国第一大都市，可是我们的工作仍然毫无起色。关于国民运动，因为我们的同志多是无职业的外省人，和本地的社会隔绝得厉害，所以不容易进行；关于劳动运动，上海为全国工人最多的地方，而工人运动并不发达，其原因是：（一）交通便利，劳动者供过于求，同业间竞争甚烈，遂不敢与雇主竞争；（二）丝厂纱厂香烟厂之女工占全埠工人半数以上，这也是上海劳动运动不易振起之原因；（三）工人籍贯复杂，地方观念也是阻碍团结的原因；（四）原有的青红帮，不但无形中阻碍工人团结，并还自引捕房恶探，侦察工人的主〔行〕动，无微不至。我们办的机器工人俱乐部，因为他们生活利害关系太不相同，他们居住距离也相隔太远，似此散漫不相粘结的分子，如何能够团结起来，所以上海的机器工人组织，前此已数次失败，现在这个俱乐部也无形消灭了。邮差运动前此尚好，现因受压迫而停顿。现在着手吴淞及高昌庙的部分运动，吴淞设一工人学校，已开过一次工会预备会；高昌庙亦拟组织一个工人夜学。店伙组织已着手联络，一二月后即可成立。南京党务比前此略有起色，现拟合浦镇成立一地方会，杭州同志太少，尚不能成立一地方会。沪宁沪杭铁路工人都立有进德会，会员为熟练工人及员司头目等，颇为工会运动之障碍。（四）湖南区（A）政治自七月初，湖南局面即成“讨贼”“护宪”之争，北军未入湘以前，谭[4]已拥有湘南湘西全部，赵则仅据长沙湘阴岳阳平江浏阳五县以相抗；攸醴则在或得或失之间，自中立军鲁[5]挥戈附谭，湘谭〔潭〕随之以去。上自湘谭〔潭〕，下迄湘阴林泚〔临资〕口，谭赵[6]之兵皆夹河而阵，战争之重心，则在攸醴之间。九一之变[7]以后，赵氏虽得回复长沙，然各军溃散及倒戈而去者过半，原驻防地尽失，形势过弱，赵乃升十四团长为旅长，叶贺唐刘（钏〔铏〕）[8]尽编成师，招兵买马，勒捐强借，竭泽而渔，长沙市民独当其冲，或捐或借，搜索在十次以上（房捐抽收三四个月，田赋征收到十四年）上自富商，下及车夫走卒，无一幸免者。加以内河交通断绝，生意凋零，商家陆续倒闭，工厂尽数歇业，人民之苦于兵，为民国以来未曾有，赵氏知民不附己，索性撕去护宪假面，延引北军，南北夹攻，谭军遂不支而撤退赴粤，赵乃重握政权。（B）党务四个月中，同志增加者，长沙十四人，安源二十余人，水口山十余人。教育进行，长沙较好，同志颇喜于政治及问题之讨论，安源次之，水口山又次之，常德数人太幼稚，目前无办法，衡阳数人亦幼稚。（C）劳动运动长沙因各厂歇业，工人竭蹶求生，且多星散，纺纱，造币，黑铅诸业俱乐部，顿形冷寂，惟整理其中S．Y．的组织而已。其他各手工业工会，则只能保持原状。安源四个月来，现状颇好。工人颇能在工会指挥之下，练习自治生活，地方军警均失其作用。工会对于社会亦不似从前之隔阂。合作社亦渐有起色。工人补习学校虽未得适当之人主持，然工人居领袖地位者，现有特别班，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工人子弟学校有七：惟株醴二校，受战事上之影响，维护颇不易。在安源可虑之点，则三公司（汉冶萍）资本素仰给于日本，自震灾发生，来原〔源〕断绝，安源工资，积欠已二阅月；或竟停工亦未可知，然安源煤矿可以独立，汉冶歇业，萍煤有不歇业之可能。但有何方法，做到此着，此间尚无把握。水口山工会尚能保持现状。合作社已成立，因交通断绝，尚未正式开办。衡阳之白果，组织了一个农会，会员约二三万，但因水陆交通断绝，无法加派得力人去主持。距长沙四十五里之靳家河〔江〕之矿〔煤〕矿亦有数千工人，曾派人去调查接洽过，一俟战争停止，便可进行。（五）山东（A）党务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开第二次地方全体大会，同志十三人，又新介绍同志三人，共十六人。第一组因吴同志辞组长，故未开一次会，殊属失当，此后仍请吴同志负责进行。第二组虽开过几次会，亦未见精采，以后希努力进行。党费务于本次大会后一星期内由组长收齐汇交。（B）劳动运动理发工会已就绪。自王同志去青岛，彼方面劳动界中已着手活动，现正努力进行。张店方面，已由同志联络路工十余人，不久即可成会。津浦路亦有车务工人与我们连络，将来一定也有头绪，不过最近胶济路全路工人因待遇不良，要起大风潮，这是我们应特别注意的。（C）将来进行计划1．关于党务方面，要通告青岛方面同志，迅速发展一地方，张店方面亦然。努力发展使山东成立一区。2．关于劳动方面，先以全力注重胶济路，因有机可乘也。胶济路组织好了，则青岛工人与沿路矿工即不成问题。3．关于国民革命方面，要督促国民党正式成立山东支部，大加扩充起来，借以改造腐败的学生会。4．关于宣传方面，努力扩充《向导》报及各种宣传品，并相机组织研究主义的团体。又对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由学生会发起的国民大会——于十四号开，决计一致加入，并主张不承认北庭，打倒国贼梁浩如〔如浩〕，严惩猪仔议员，追悼留日被害同胞。（六）哈尔滨1．民校[9]民校事，张同志的部长委任状已接到，我们现开始活动。事务所将租妥，以后预备以三十人为基本，从事有意义的组织。2．《晨光报》此报的销数在哈埠现已占第一位，一个月以后，可归我们主持。3．青年学院官厅已批准。现正在特警处粮捐下活动经费。青年学院半月刊——《青年》——下星期内正式出版。4．劳动运动A．有京汉高牌〔碑〕店分会得力工友来此，他是天津人，又在东路做工多年，会俄语，现已由俄友供给生活费，办东路华工部事。B．此间友人每月出八十元，办《劳动周刊》，此报由我们办，下星期出版。5．通信社现已有了两个办公处，电话等都全备，与无线电收发处合办。仍加力进行津贴，俟根基在握，在此希望再调一同志来专办，以保持这块招牌。6．S．Y．基本人已有六人（C友出外）努力于商人学生两方面，从事组织。7．已发起一群众对外的组织，下星期日开大会。拟乘机鼓吹反帝国主义的联合，促进中俄会议等……内幕由我们主持。此间同志皆以“参加团体组织团体”为唯一方法。（七）广东区（A）国民运动自某方面代表[10]于十月到广东，国民党改组之事遂实际进行。某代表到广东即召集C．P．及S．Y．执行委员及两中局驻粤委员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进行方法，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孙中山毅然召集此会议，同志出席此会议者五人。会议的结果，大多数并不反对改组，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遂于十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由孙中山特派九人为委员（内有同志一人[11]），特派五人为候补委员（内有同志一人[12]），是日开第一次会议，提出讨论者：（一）广州市分区组织问题（现已分为十二区，同志有势力者有四区）；（二）召集全国代表会议问题（定于明年正月举行——每省六人，海外华侨有支部者代表一人）；（三）筹办国民党周报问题（已出版）；（四）党纲起草问题（已由廖仲恺起草草案，载在周报）；（五）经费问题。又另组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推定汪精卫张继戴季陶胡汉民叶楚伧五人为委员，并已派廖仲恺到上海克日召集成立云。广东未来的国民运动，是收回海关主权问题，此时国民党及广州政府都有此倾向，倘真能有点运动，便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冲突之第一步。（B）劳动运动广东劳动运动到今日渐将回复其原始状态，三年来带经济性质之运动已普遍做过，加薪减时之口号，在现在很难适用。目下唯一的工作，只有内部组织，而各工会因成立时组织形式太涣散或太旧，又因会员已失工会之需要，多数不能号召会员，其散漫状态与其原始未有成立工会时之状态相同。范围小的人数少的职业不甚重要的，已经无形中自行解休〔体〕，或仍留其躯壳而已。其比较稍有组织者，只建筑工会，油业工会，机器工会，粤汉路机料工团而已。（C）学生运动自第三次大会之后，四个月以来，在广州方面虽有新学生社为公开的学生运动。但非S．Y．的社员不甚多，而活动分子则更少，故新学生社的组织，只得到对外发表主张，发起或加入各社团之群众运动等作用；尚未做到能左右广州学生的地步。凡曾参□群众的同志，无论是谁，都觉得我们在学生群众中势力之薄弱，每次都要假借别的团体的力量或政治势力，才能得到较好的结果。故此次S．Y．区代表会有“扩充新学生社”之决议案。现已由各地方会先整顿各S．Y．支部，进而整顿新学生社各支部，再进而扩充之。新学生社出版之《新学生》半月刊虽未能得到多数学生的同情，但于广州的麻木群众当中总有些少影响。虽销行不多——在广州学生方面连社员三百余份，但稍有研究精神，有读书兴趣的学生，都已知道这个刊物。至其不能多销的原因：（一）因政治批评太多，关于文化运动及学生切身问题的批评太少，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二）因没有确定的编辑负责者。故此次区代表会曾讨论及此，通过了应多发表关于文化运动批评的文章，并举定罗绮园同志担任编辑。可惜他又就了兵工厂的事，故至今仍无负责人。今天〔年〕九月间全国学生大会，虽然通过了许多关于国民革命的议决案，广州学生会代表且提出拥护中山组织政府案，可是闭会之后，他们又回到原校去读死书，把所有议决案都忘记了。最重要的是实行赞助三民主义者的三种办法，如召集该地方的学生大会进而召集该地方的国民大会宣布学生大会的主张，他们都完全没有做一点工夫。其他关于威海卫问题，天津汉口租界问题，铁路共管问题，长江警备舰队问题，任由英美帝国主义者，猛烈进攻，都完全没有表示。即反对曹锟贿选，请愿北伐的示威运动，虽由我们拉他们加入发起，亦只得一个名义加入，毫无实力。至于根据全国大会议决的章程，改组广州学生会一事，更丝毫没有提到。此次区代表会认定现在的广州学生会实不能领导学生群众做国民革命的工夫，非改组不可，故有“改组广州学生会”的议决案。但我们势力所能支配现已加入广州学生会的代表，实缺乏活动力量，故拟先组织法大学生会，俟他加入之后，然后提出改组。现法大的同志已极力活动，且已有头绪，组织学生会事大约不久可成功。（八）S．Y．开过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次，最重要的是对于各地方团问题，均有相当的决议，各地答复大致尚能实行。宣传方面，《民刊》十月已出两期，《中国青年》已出六期，《青年工人》已出一期。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各项运动，S．Y．均参加。山东近因派专人前往已改组，青岛已快成地方。农民运动，湖南狱〔岳〕北农民自遭地主联合官厅高压后，被捕者数人，死一人，现农会尚存在，有决议案数起，以排斥洋货反对军阀为口号。太原哈尔滨济南等地十一月七日的运动甚好。现S．Y．分子缺乏真正青年，尤缺乏青年工人，故实际上无什么独立工作，此应设法改正。根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印注释[1]民治主义同志会为当时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在北京建立的一个小组织。[2]王仲一、安体诚。[3]范鸿、高君宇。[4]谭延。[5]鲁涤平。[6]赵恒惕，当时任湖南省长。[7]一九二三年八月底湖南谭延与赵恒惕的战争中，赵部二十五团团长朱耀华倒戈并于九月一日攻占长沙，赵恒惕败退醴陵。后称为“九一之变”。[8]叶开鑫、贺耀祖、唐生智和刘当时分别被赵恒惕任命为第三、一、四、二师师长。[9]指中国国民党。[10]系指鲍罗廷。[11]系指谭平山。[12]系指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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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局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局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政治大会后即发生北京政变，中局随即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印汉文六千，英文三百），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只香港各英文报发生反感，在国内舆论上无什么影响。同时并函请孙中山赴沪召集国民会议，亦无结果。（二）宣传方面因中局及出版机关迁移之故，《新青年》应出二期，只出一期；《前锋》应出五期只出一期，《向导》应出到四十九期，只出到四十六期，小册子无。在三种定期刊物中，《向导》在社会上稍有影响、因此社会上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大会后比大会前渐渐浓厚起来。（三）与国民党关系大会决议案，尚未能充分执行者，一，因同志中对于决议案有多少疑虑；二，因国民党本部办事不敏决；三，因同志们和国民党党员间的猜疑及政治观念不同；四，因本党经济困难。有此四因，原拟在最短期间成立北部中部各重要支部之计划遂未能实现。此时惟北京已有组织；天津，哈尔滨，湖南也在进行，湖北，南京方与国民党交涉中；山东，四川国民党本有组织，对于我们的同志加入工作者颇信任。安徽国民党分两派，均不得社会的信仰，现需有能力者前往另行组织。此时国民党中有一派人拟实行改造，并决于明年正月十五日在广州召集大会，又一派人反对之，将来或酿成重大的变化。（四）劳动运动中局直豁〔辖〕之劳动运动，惟路工，兹据铁委报告如左：一，正太路正太情形最好，因为彼方有九个C．P．[1]同志，二十余S．Y，同志，人都很好，并且都勇敢努力，他们对于工会的组织潜在外进行，执行委员会不断地开会。二，京奉路京奉情形也很好，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等工会都还秘密存在，这四处尤以唐山和山海关更好。三，京汉路京汉以江岸郑州比较好一点，该两处都有秘密小组。信阳亦由江岸派有专人负责。〈长〉辛店比较差一点，但现在亦找了几个工友常来京谈话，屡次教他们把小组组织起来，但他们都很怕，前两三星期他们虽已组织十余人，但现在又无形消灭了，不过大多数对于工会还信仰，只不敢出头；今日〈长〉辛店又来了一位工友，教他回去活动小组织，他已应允了，或者从此后，〈长〉辛店可有中心了。四，津浦路津浦南段浦镇已有了三十余人的小组织，不断地开会；北段亦有人接洽了，但一时都不敢出来，有几个活动分子都很好，但被工贼崔某监视，不敢动作。五，胶济路此路现在已组织一个一千六七百人的工会，此间已与他发生了关系，工刊每期寄去二百份。六，京绥路京绥车务工会还好，对于我们还时常有信来。七，道清路道清情形比较差一点，因为那方面的工人，刚把工会组织起来，便遇了二七事件，所以工友更〔格〕外的胆小，但有一同志在彼处，亦有相当活动和宣传。八，陇海路此路至今还由林之英魏某等把持工会，王同志久无信来，彼间情形不大清楚。（五）农民运动新起的农民运动，一在广东省之惠州，一在湖南省之衡山，惠州各属有一万户以上的组织，衡山也有万余人的群众运动，两处都是S．Y．同志在那里指挥，现在都已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一，我们的同志在农村中尚无深的根基，一时经济的煽动，遂召中农多数的反抗，勾结军阀官僚，加以武力的压迫。二，惠州在陈军反动的势力之下，衡山在赵军反动的势力之下，政治也是一个原因。（六）党务大会后党员增加不过百人；新发展的地方，一是济南成立了地方会，一是哈尔滨成立了一组，也只有□两个地方工作最力，湖北的工作最松懈，官厅的压迫和同志们的萎顿两个原因都有。南京，杭州，四川，江西，福建均可望有新的发展。根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印注释[1]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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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本定于十月二十日召集，嗣因与劳动大会时间冲突，改在十一月十五日，又以候驻粤委员，延期到二十四日始开会。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开会，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闭会。到会者中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S．Y．[1]代表一人，特别招待同志一人，共八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中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亦未到。议事日程如左：（一）中局报告大会后进行事项；（二）各委员报告地方工作情形；（三）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四）劳动运动进行方针；（五）教育宣传问题；（六）第五次国际大会准备事件；（七）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张绍康陈天[2]党籍问题；（八）胡鄂公等党籍问题；（九）党证问题；（十）中局会计报告。讨论的结果：第（六）催取各地方对于党纲草案之意见，原选出席代表张同志失踪，届时由中局另派。第（七）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四人，执行大会决议，开除党籍；张绍康陈天均已登报脱离，亦应开除。第（八）胡鄂公[3]，在未能证明其确未帮忙贿选以前，仍旧停止出席小组会议；熊得山汪剑侬因与胡有连带关系，亦应同样办理。第（九）暂行从缓。其余报告及决议案另录。根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印注释[1]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2]郭平伯，即郭聘伯，曾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刊物《真报》社长，一九二七年，被武汉国民政府处决。郭寄生，曾任《真报》总编辑。周无为，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顾问和《真报》编辑。张子余，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顾问和《真报》编辑，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二八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张绍康，曾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武汉区委委员，一九二三年登报脱党。陈天，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委员长，一九二三年登报脱党。[3]当时是北京的国会议员，和熊得山、汪剑农等办《今日杂志》，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弹劾二七惨案凶手，劳动立法运动及反帝大联盟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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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开展承认苏俄运动（一九二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开展承认苏俄运动（一九二三年十月）[1]中俄外交为现在国内重要政治问题之一，于反抗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极有关系，兹决定各区或地方委员会，亟宜联合各该地方一般团体向社会公开为承认苏俄的运动。其理论的根据，可参看《向导》四十二期君宇所作的论文，以“反帝国主义之国际的联合”为口号。委员长T．S．Chen秘书LeoD．[2]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未标明时间，时间是根据签署人名及印于同一纸上的另一文件时间判定的。十九号系九号之误。[2]罗章龙的德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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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一九二三年八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载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先驱》第二十四号）时局之危机，现在大家部〔都〕觉悟了，大家都想起来挽救了，只可惜稍迟了一点！时局之危机来源甚长，此次曹党驱逐黎元洪，不过是长久酝酿之危机中屡次发现之一个最近发现的结果；大家对于这一个最近的结果都大惊小怪起来，而对于酝酿此结果之根本原因却不甚措意，象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如何能救危机四伏之中国！中国号称民主国家已经十二年了，而与民主政治绝对不能相容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存在，是以有洪宪之变，复辟之变，安福之乱以及此次曹党之乱。这些连续不断的变乱，都是北洋军阀势力存在与列强势力相勾结之自然的结果。他们多存在一日，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利用他们侵略中国的程度便增高一日，这就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原因，去年奉直战争之结果，我们知道一面是奉直势力的消长，一面也是日美在中国的势力消长。所以当时吾党对于时局主张，曾说过恢复国会，联省自治，黎元洪复位，吴佩孚得势，都不能解决时局；曾说过只有以民主的联合战线，继续革命，打倒军阀及军阀背后的外国势力，才是救济中国的唯一道路。即以此次曹党之乱而论，也非旦夕的骤变。去年奉军战败，美国在北京的势力，几乎取日本代之，那时曹党本欲拥曹代徐，其所以未即实行者只以曹党中分缓急两派（现在还是如此）：缓进的洛阳派吴佩孚主张暂时利用黎元洪为傀儡，直系取得实际的政权，一面以武力削平南方统一中国，一面以金钱包办宪法，然后利诱威迫国会议员拥戴他们的大帅做很体面的合法总统，所谓“武力统一北洋正统”，就是当时吴佩孚号召的政纲；急进的天津派曹锐边守靖[1]等，迫不及待，即欲拥曹登台；当时吴佩孚势盛，曹边等只得屈从了他的主张，可怜的黎元洪遂因此做了一年替直系军阀监印的傀儡总统。曹党阴谋酝酿至今，一方面因为削平南方为期愈远，制宪之语〔说〕徒为黎元洪延长监印时期；一方面又得到美国及亲美派基督徒冯玉祥之助，遂不顾一切而悍然驱逐黎元洪。曹党所恃者，不但冯玉祥之兵力，尤其是以外交系顾维钧等为中间人获得美国之金力，欲以重金贿买国会议员及军队，攘窃政权。短视的国民，视黎曹争政为时局危机之焦点，其实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曹党敢于逐黎，因其背后有大力者〈美国〉之援助，所以逐黎不过是历来外力军阀勾结为患，造成中国危局之一个必然的结果，而非时局危机之因。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因为大家不甚措意时局危机之根本原因，所以此时各方面解决时局之舆论，仍不免趋向几个错误的观念：（一）拥护黎元洪。黎元洪依附军阀窃取高位，在法律上本无根据，在政治上勾结军阀御用之国会与张内阁而为三角同盟，杀工人，伤学生，妄发命令造祸闽粤，以恋位故不惜逢恶长乱，其罪不在曹吴之下；此时政学会拥之抗曹，纯系利用时机，以报私怨而窃政权；其他直系政敌欲以猪黎为傀儡，拥之于奉或浙者，均应为国民所不齿。（二）拥护段祺瑞。段派与直系素不两立，安福罪恶，世界所知，彼等亦欲利用国民恶曹心理，起而恢复其势力，张作霖卢永祥之于段，亦犹吴佩孚冯玉祥齐燮元之于曹，将来即有变化，其结果亦不外北洋军阀直皖两派首领夺政之争，这两派首领背后都各有一派帝国主义的列强在那里做后台老板，无论谁胜，都非国家人民之福。此等反动的北洋军阀，无论何派利用时机，出而组织政府，窃取政权，曹与非曹均应为国民所否拒。（三）国会南迁及制宪。贪横无耻的国会议员，久为曹琨所驯养，或云其中亦有贤良，何以始终同流合污无所表示？代表全国商人工人学生各团体，都已先后宣告否认此国会，不知其尚能代表何种民意？我们认定国会南迁及国会制宪之说，都是违反民意的主张；此种鲜廉寡耻违反民意的国会议员，无论其将来投靠何方，其所定宪法所选总统，国民都一概认为无效。（四）团结西南联省自治。西南诸将之拥兵聚敛压抑民权，无异于北洋军阀。以此而谋联省自治，仍是联督自保之老文章；若云团结西南以抗北方，观往察来，只是地域上南北割据之争，绝无政治上封建民主之别。主张此说者，不是失意政客欲挟西南为奇货，以达其总裁头衔及分赃会议的欲望；便是贪鄙腐儒欲据此以为拥黎地步而已。（五）借助列强。创造独立的国家，建设革命的政府，端赖吾民自力，真能艰苦奋斗而成，断不能效有些朝鲜民党，不自努力革命，而呼号于巴黎华盛顿会议，希望外国承认之助力，得以成功。勾结列强的军阀固为人民所痛恨，而痛恨军阀者亦往往有借助列强以制军阀的谬误观念，象这样懒惰取巧依赖外力的国民，不懂得军阀列强勾结的关系，如何能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反之，我们是要求一个以国民自力，由革命而建设的政府，由任何外国帝国主义者所支配所援助的政府，国民都誓不承认。同胞们！用以上五个方法中任何方法反对曹琨，都不是国民应取的正当态度；我们的主张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若是国民党看不见国民的势力在此重大时机不能遂行他的历史工作，仍旧号召四个实力派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其结果只〈是〉军阀互战或产生各派军阀大结合的政局，如此我们主人翁的国民断不能更袖手旁观，例如上海总商会所发起的民治委员会即应起来肩此巨任，号召国民会议以图开展此救国救民的新局面。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由此国民会议所产生之新政府，须以真正国民革命的势力，扫荡全国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然后才不愧为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不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政府，更不是一个各派军阀合作受列强势力所卵翼的政府。同胞们只有这一条路，是真能救济我们中国人逃出外力军阀二重压迫的道路。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打倒勾结列强压迫人民的军阀！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根据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先驱》第二十四号刊印注释[1]曹锐，曹锟的弟弟，当时任直隶省长；边守靖当时任直隶省议会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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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第一章党员第一条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第二条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第三条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第四条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第二章组织第五条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不满五人之处，亦当有组织，公推书记一人，属于附近之区或直接属于中央。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第六条一地方有十人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第七条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第八条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第九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第十条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第十—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第三章会议第十二条各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组长召集之。各地方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其有特别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组长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须两月一次）。各区每三月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每五人有一票表决权。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第十三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三分一之区代表全党三分一之党员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第十四条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入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但人数在四十人以上者得派二人，六十人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四十人得加派代表一人。每地方十人有一票表决权。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但有无表决权由大会决定。第十五条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第十六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第十七条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第四章纪律第十八条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第十九条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第二十条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相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第二十—条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之〔或〕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或〔之〕命令。第二十二条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党纲宣言章程及中委〔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第二十三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第二十四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第二十五条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第二十六条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党纲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二）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不守纪律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泄漏本党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第五章经费第二十七条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百元者缴二十分之一；在一百元以外者缴十分之一。失业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义务捐。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三）党外协助。第二十八条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第六章附则第二十九条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条本章程由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1]——二十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注释[1]此处之“七月十日”系“六月十二日”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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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不但工人农民学生感觉着，即和平稳健的商人，也渐渐感觉着了。目前北京政局之纷乱儿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工会学生会日在压迫摧残中；山东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借端要挟，并要拿回华盛顿会议所赏的利益；沙市长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强令棉花出口；吴佩孚齐燮元争相制造广东之战祸；吴佩孚萧耀南合力助成川乱；又若未来的奉直战争及直系军阀之内哄；——在在可以证明内忧外患交加于国民之身，除集合国民自己之势力，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别无他途可以自救；也在在可以证明本党一年以来号召的“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之国民革命运动，不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赖外力，减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会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同时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万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万岁！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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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一）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党常年大会选出。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管理各区各地方之行动，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并管理派遣做青年，妇女，劳工，农民等工作之职员。（二）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三）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如下：委员长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四）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每四个月开一次，中央局每星期开会一次。中央局自己或经中央执行委员四人之请求，可召集特别会议。在请求书上须说明开会讨论之问题及其理由。（五）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六）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但召集临时全党大会之议决，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取决。（七）中央执行委员会，须在全党大会开会日期前至少两月通知召集，附寄议事日程草案，并请地方于通知后一月内交齐议案。各地方议案须互换。（八）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在开会一月之前寄与地方。（九）中央执行委员会财政报告，由大会指定审查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不得当选）审查后报告大会。（十）如有本党三分一之区代表全党三分一之党员之请求时，执行委员会必须在接到请求书之一月内召集本党临时大会。请求书上必须说明请求召集临时大会之理由。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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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一）劳动妇女运动在去年的蓬勃罢工运动之中，已表现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之重要与意义。但同时男工〔间〕女工间之冲突亦随而发见。此种冲突之来源大致由宗法社会轻蔑妇女之习惯与成见，还保留于男工之中，以致女工在工会中常感男工压迫侮弄之痛苦，因而另思组织女工会，此实为工人阶级分裂之危机，本党关于此点应尽力宣传，不仅要号召男女工亲密团结，而且要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至接触女工初步方法，或办工儿院，或办女工夜学，亦方法之一，并可斟酌情形因时制宜。（二）一般的妇女运动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此等运动年来在各处皆已发生，但是既不统一，又不活动。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这些口号之外，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至我们指导此等运动的态度，亦宜注意：第一，不要轻视此等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第二，阶级的主义的色彩不要太骤太浓，至使她们望而生畏。（三）妇女运动委员会及出版物为集中本党女党员之活动及系统的指导全国妇女运动起见，应设立妇女委员会以外，要在全国妇女运动中树立一精神的中心，应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并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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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青年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第三次大会认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在出版物上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根据本党第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之议决案极力参加国民运动。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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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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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彷〔纺〕织等）也全被催〔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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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劳动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一）中国目下劳动运动方取守势，党的活动须多于工会活动，恢复工会口号须在被封工会各工友中宣传引起压迫下之工人作政治的斗争。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应从速召集全国各路代表会议讨论各路统一之工作，改造筹备委员会及讨论救济“二七”被难工友之方法。（二）哈尔滨及山东两地在产业上及地位上皆甚重要，该两地方之劳动运动不可忽视。哈尔滨方面之劳动运动更宜作与苏俄工人联合之宣传，现时反对苏俄之趋向亟宜纠正。（三）广东方面劳动运动，须注意新式产业之工人。至进步的手工业工人组织同时亦须整顿，促进其阶级觉悟。省港澳三方面产业的及手工业的工人组织，须适用国民运动口号作统一运动。香港地方在产业上甚为重要，在该地方之劳动运动须设法改职业组织为产业组织，以增加工人势力及〔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之压迫。南洋华工为数极大，须设法使其与国内工人发生密切关系，但须纠正其省界国界分别之趋向。（四）中国妇女劳动运动以上海天津等处为最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五）工厂劳动运动须通用下列口号：（1）男女工资平等；（2）废止未满十四岁之童工；（3）推翻包工制；（4）星期日休息；以引起男女工人争取自身利益之觉悟。（六）为养成劳动运动人才起见，在适当地点设立劳动教育机关，以启发工人宣传及组织之智识。（七）劳动组合书记部今后之责任为组织天津哈尔滨山东上海等处已组成之路矿等工会以外之各种工会。（八）在半殖民地之中国手工业工人占多数，在手工业中之劳动运动中除加薪减时口号外，消费合作运动或要求红利运动亦宜注意，但须纠正劳资妥协之趋向。（九）大的产业工会，尤其是海员工会，须设法引起其与赤色职工国际联合。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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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一）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二）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财政交通工业几完全操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资产阶级所占者仅仅日用品之极小部分，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四）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六）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七）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1）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2）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3）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4）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八）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目前政治的争斗，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让〔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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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听了赴第四次国际大会代表报告之后，大会决议：（一）对于第四次大会所议决各案愿切实履行。（二）现时的世界大势是：世界革命潮流日益低落，反动的势力弥漫全欧，苏维埃俄罗斯的生存及发达日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全世界无产阶级此时的重要任务是在要求资本家政府承认俄国与俄国恢复和平的通商关系，以拥护他们的唯一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摧残。（三）世界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使劳动阶级的地位沦落，劳动阶级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所得工资尚不能维持其生存，同时劳动阶级内部有改良派分裂无产阶级，力助资产阶级破坏罢工及示威运动。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奋斗的口号是为劳动运动的统一。（四）对于东方问题的决议案：大会特注重其在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二种工作：即一面为国民革命，为达到殖民他〔地〕的政治的独立奋斗；一面须组织工人及农民，利用资产阶级间之冲突，执行为他们特别的阶级利益的争斗。（五）大会承认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此次由联合的基础之组织，改组到集中的基础之组织，并以为这是进到组成一个集中的国际大共产党的第一步表现。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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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一、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的结果，乃产生帝国主义；把殖民地变做他经济机体的附庸，就是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中国旧时的宗法社会，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割地赔款，强辟商埠，接受外债等，——就开始崩坏。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二、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性质外货之输入，虽然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适应了他而渐渐趋向着集中，但是外国大资本生产品之占领中国市场，几乎同时断绝了中国的大工业发展之可能；原料之输出，虽然使特种农产物的收集和流通渐渐进到了新式的组织，但这样便紊乱了中国旧时经济基础之宗法社会的农业。因为这个原故，中国国内国外的商业便独作偏畸的发展，基本农业的生产力一天一天退步，工业被外力阻住不得正当发展，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产者渐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失地的农民，他们人数之众多和失业失地之迅速，比起国内工厂等新式生产机关的发展来，不知要超过若干倍，这些新式生产机关自然容不了他们。这种经济的大变动，只有极少数的官僚和极少数的大商人（财阀）趁火打劫得了些便宜；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劳动平民便一天一天失掉了他们生活的保证，他们遭受贱价劳力的剧烈竞争，他们遭受一切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使他们无法生活。商业经济的市场越开展，外货之输入原料之输出越增多，而同时生产方法之改进甚少，宗法社会崩坏之过程因而甚缓。而且国家在对内对外的新环境内，令政府不得不滥征各种苛税，故生产事业更因之而毁坏日甚。三、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失业的人越多，极幼稚极少数的工业生产越不能收容，兵和匪就越多，中国最初因为要抵抗列强而采用近代的军事技术，添设“新军”这本不是积弱的中国所能担负，尤其不是宗法式的皇帝所能驾驶〔驭〕；而且中国旧时的经济生活极其散漫，并没有成为一个集中的经济区域，这些散漫的半独立的区域，到处都能够将财阀的经济力去供给军事长官或土匪，使他们都有所凭借：因此就造成了军阀统治的政治形势。中国军阀之存在及发展，又大有赖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便不惜向列强低首，甘心做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各军阀有此种种凭借，便互争雄长，引起不断的内乱；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谋利用中国一派军阀，相互争夺其势力范围，又酿成了无穷的冲突。军阀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日趋剧烈，中国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争斗也日趋紧迫，不但如此，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稍为有一点发展，劳资的争斗也就稍为有了—点萌芽。这种种争斗的表现，到欧战以后就更发显著了。四、欧战后中国社会中各种争斗的形势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自尽量的发展，而又相互攘夺，因此酿成欧战，结果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但在各殖民地却恰好趁此机会勉强地发屏〔展〕了他们的工业；一面世界的社会革命时期从此开始，打断帝国主义战争的横流，许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做许多殖民地革命之自然联盟者。中国系处于“国际殖民地”的地位，欧战以前列强在华虽然互相恶斗，但尚能勉强维持其均势，中国的政权也就因为这个均势尚能勉强保存于本国军阀之手；固然亦因此而中国在欧战中之经济发展仍是横受各方牵制，并未能有长足的进步，然在这一期中国工业极小的发展中，毕竟露出了少数的无产阶级，渐渐可以加入世界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因防御社会革命而力求恢复资本主义的威权，更竭全力来侵略中国这一个唯一的“自由”市场，其侵略方法，愈进于攫取财政权及移植资本之倾向，愈要勾结军阀煽助〔动〕内乱；于是辗转相因，使“游民化”“兵匪化”更成为中国之普遍的经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的势力自然不免涣散。况且中国经济生活中骤起骤落的危机，无一不受正在崩坏的世界资本主义之影响——列强大资本生产品之倾轧，原料之垄断，机器购买之限制以及关税金融之操纵都使幼稚的中国工业发展受莫大的障碍。再则欧战后列强间的均势时有破裂之虞，已屡屡引起其代理人（军阀）中间的战争；其经济上政治上的冲突更将引起太平洋上的世界大战。因此种种，可以证明中国之经济力，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之下，永无独立及充分发展之可能，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自然亦极难发展集中其争斗力。因此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民族民主的总争斗就日趋激厉，日益迫切。五、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中国处于现时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充分发展，阶级分化不充分的全国人民，皆受制在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之下，不能不要求经济发展而行向国民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澈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的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囚在宗法社会的陷阱里。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六、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官僚，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军〔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进行之速度。七、中国无产阶级之争斗及其最终目的中国民族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革命，在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不期而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战线相联合，故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其意义实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根本上不能不冲突；而劳动平民及无产阶级的解放，尤其与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根本上不相容：国民革命之进行，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所以中国无产阶级更当参加此种国民革命，以先锻炼集中其能力而取得政治争斗中的位置，方能于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劦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阶级的共产社会。八、中国无产阶级争斗之方式凡属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争斗必是政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当然也是一样。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中国劳动平民反对军阀制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但是，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公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九、共产党之任务中国无产阶级，同时须从事国民运动及阶级运动这种复杂的争斗，其职任非常困难，而其发展程度又非常之稚弱，所以他〈的〉争斗必与世界无产阶级的争斗有最密切的关系。此种自中国国民革命进而至世界社会革命之争斗，必须是有觉悟的，统一的，并且了解其必然的目标；而锻炼此种觉悟力统一力及指示此种必然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之任务。中国共产党根据上述的理由，特定出最小限度的党纲，以为目前的要求如下：1．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2．肃清军阀，没收其财产，以办公益的生产事业。3．铁路银行矿山及大生产事业国有。4．实行无限制的普通选举，选举期当在休假日。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6．公私法上男女一律平权。7．平民须有建议权，罢官权，撤回代表权及废止法律权；中央地方重要的国家职员须民选。8．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发〉生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9．实行都市和乡村自治。10．划一币制，禁止辅币之滥发及外币之流通；财政公开。11．废止厘金，征收所得税及遗产税；每年审定租税一次。12．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全国教育经费应严重保证。教员应享受年功加俸；到相当年龄应享受养老年金。13．改良司法，废止内〔肉〕刑和死刑，免除一切诉讼手续费。14．废止雇佣军队制度，改行民兵制。军饷公开。15．供给并改良都市贫民之住宅；规定限制房租的法律。16．限制一切日常消费品的最高价额。17．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A．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漏〔陋〕规。B．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C．改良水利。D．改良种籽地质；贫农由国家给发种籽及农具。F．规定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最小限度。18．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A．废除包工制，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制（工会议定雇用条件）。B．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做日工者续做夜工。C．每星期应有三十六小时以上的继续休息。D．女工与男工之工资待遇一律平等；生产期前后六星期之休息，不扣工资。E．禁止雇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十四岁至十八岁者每日工作不得过六小时。F．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监查〔察〕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有权参与之。G．制定强迫的劳工保险法（灾病死伤的抚恤等），工人有参与办理保险事项之权。H．救济失业之工人。此草案通过于第三次中国共产党大会，作为底稿；并议决令各地方郑重讨论后，尽一九二四年一月前将批评，修改及增补之条文意见等，汇交中央局，以便交由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带往第五次世界共产国际大会作最终之决定。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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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载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载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期）工人们，农人们，全国被军阀和外力压迫的同胞们！二月七日长辛店和汉口的大惨杀，你们已经耳闻目见或身历其境了，这场野蛮残酷的大惨杀，就是前此倡言“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发纵指使的！这个虚伪险诈的武力魔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戴不到几个月，现在已在全国工人之前，毕露其鲜血淋漓逞凶惨杀的真面目了！中国共产党早已告知全国劳工阶级：惟有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劳工为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此外一切标榜保护劳工的党派和势力，都不过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或他们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政策；但在劳工阶级的势力还未组织成熟及未建设劳工阶级的国家以前，共产党为保护劳工目前利益及完成其组织力战斗力起见，在一定限度内，并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党派和势力采用这种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用意，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虚伪，但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是要毅然决然领导劳工阶级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有时并须帮助这样一支较开明较进步的势力，——以劳工阶级利益为前提，打倒其他较黑暗较反动的势力，渐进而推翻一切旧势力，与新兴的敌对阶级争斗而达到劳工阶级革命专政的目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公然戮〔截〕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可是京汉路总工会要告成立了，这个戴着“保护劳工”假面具的军阀——吴佩孚便害怕起来了！怕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中国现在除了他们军阀的军队势力外，还没有比他们更集中更强大的组织力存在；京汉路总工会的出现，就是保障中国人民利益真正势力的出现，这当然要触犯了军阀的畏忌心。所以这个冒称“保护劳工”的军阀便不惜自揭假面具，破坏约法赋与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便不惜血肉横飞惨杀赤手空拳以争自由的劳动者。全国争自由的人民呀！这次汉口的大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工人的意义，乃是军阀惨杀争自由人民的先锋军的意义；这个惨杀凶手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不自由无〔毋〕宁死”，现在我们三十九个烈士已经惨死了，军阀们从此更将肆无忌惮的向我们不自由的人民进攻了！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军——工人阶级——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呀！打倒一切压迫工人的军阀呀！根据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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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一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一）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在最近一世纪内，资本主义侵略的积累，造成二十世纪血染遍了的世界资本主义巨大骨干；那些资本帝国主义者由竞争掠夺而出于战争，把他们自己造成的骨干从根本上加以损毁；损毁之后，又想用原法巩固而且扩大资本主义的建筑物，同时他们新的损毁事业又正在准备进行中——这种循环式的趋势，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现今这般资本主义进程中，全世界有十二万五千万的殖民地和被压迫国的人民（还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万万数数的无产阶级）辗转就毙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处极少数银行家工业家和他们政府重压之下。除非把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完全铲除，这种惨酷的现状是决不会消灭的。这个现象最值得弄个明白，因为个个中国人（不但是劳动阶级）都应当知道他自己受痛苦的原因。世界上的个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获得最大的市场，来销售他过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而世界上可供掠夺的市场，只有印度、中国、土耳其、摩洛哥、埃及、波斯、高丽、墨西哥、安南、南洋群岛、南部和中部的阿非利加洲等地方，因此夺取那些市场的竞争是免不掉的。竞争的结果，便须诉诸战争。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杀，便是发源于英德两系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近东市场的冲突。上次世界大战的成绩，即是屠杀了数千万的劳动群众，瓜分德国的殖民地，毁灭德奥等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变为英法的殖民地，并把全世界的经济秩序破坏无遗。战后，那些帝国主义的国家又企图恢复战前经济原状，来挽救资本主义根本覆灭的厄运，便想将战争的巨大损失取偿于全世界的劳动群众；因此，他们先后在巴黎、华盛顿、柔鲁[1]等处开分赃会议，假借“和平”“正义”等名词以掩饰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耳目，但那争夺宰割世界而引起剧烈冲突的真相，已暴露无余。他们那些不可消灭的利益冲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帝国主义者开多少次的会议，都不能免去日美在最近将来的战争趋势和英法非相见于疆场不能解决的冲突；不过他们常常被逼着去救济资本主义无法挽回而日见扩大的世界经济恐慌，冀图免避社会革命的锐利锋芒，故不得不借此种会议的分赃妥协行为，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来掩盖他们中间的裂缝，以苟延此不可免的大战时期。同时并可在此苟延期间之内，加劲劫夺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富源和劳力，一方可以勉强按住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使之不能即时脱离羁轭，俾得从容补偿前次大战的损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经济的和军事的准备。许多年来，东亚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法日等国铁踵压迫之下，上次大战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东亚各民族又更加厉害。美国勒住菲律宾群岛，一面用假装慈悲的态度，一面继续他的经济侵略，不稍放松。英国扼着印度的喉颈，刚柔并用的压倒印度独立运动，以维持每年一百万印度劳动群众死于英国资本家的长爪之下的现状。安南农民更是奴伏在法兰西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牛马一般的种出米谷来供法商的榨取，安南尽可每年饿死多少万种米的农民，但何时都缺不了法国米商成千万石的米粮输出。日本榨取高丽人民的血汗，更是横暴无比，日货尽量的输入，米粮强迫的输出，使二千万高丽农民处在饥饿而死的境遇。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开始于一八三九年英国舰队的攻击。这次攻击实是资本主义最著名的卑污强盗行为，因为他的起因是由于英国政府和商人要强迫把鸦片毒害中国民众。从一八五八年英法联军攻打大沽直到一九○一年议〔义〕和团反抗“洋人”的暴动促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四十三年间，乃是资本主义国家宰割中国的流血时期，也是中国人在历史上受最大痛苦和侮辱的时期。二十世纪的开始，已是到了列强因掠夺而互相冲突的形势。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为的是争夺满洲，战争的损失，又挖取中国人的血肉去填补。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帝国主义者掠取了中国辽广的边疆领土、岛欤〔屿〕和附属国，做他们新式的殖民地，还夺去许多重要口岸，做他们的租界，并自行把中国画成几个各自的势力范围圈，实行其专利的掠夺事业。在中国自己领土之内，三分之一的铁路为外国资本家的所有物，其他的铁路也是直接或间接由外国债权主人管理；外国的商轮是在中国的海口和内河里面自由行驶；邮电是受严密监督；关税也不是自主的，是由外国帝国主义者协订和管理的；这样，不但便利于他们的资本输入和原料的吸收，而且是中国经济生命的神经系已落在帝国主义的巨掌之中了。那些外国资本家还在中国占据了许多矿山，并在上海天津等商埠开设了一些工厂，鞭策百万的中国劳工在那些矿山工厂里，做他们生利的奴隶。同时又加上外国商品如潮的输入，漫说布匹纸张之类，旧有的针和钉都几乎绝了种，因此生活程度日渐增高，三万万的农民日趋于穷困；数千万手工业者的生活轻轻被华美的机器制造品夺去，而渐成为失业的无产阶级。中国因为每次战争都要被索去一批现金赔偿，加上鸦片和商品的吸收，现金日见减少，又加上二十万万外债连本带利不断的盘剥，更加上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几个外国银行家的操纵，国家和民众的经济生活都陷在极恐慌的状态之中。帝国主义者还贿赂中国的官僚政客，派遣许多的顾问牧师，出版报纸，设立学校——这是企图更顺利的达到他们贪婪掠夺的目的。同时为防止中国民众的反抗起见，帝国主义者的列强又掠得实际统治中国人的领事裁判权，并派遣军队警察军舰驻守于中国领土之内。（三）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起后，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占领胶州湾，并用恐吓贿赂等外交手段以最著名的二十一条压迫中国，意在使中国变为他独占的殖民地，从此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侵入了中国各种行政、财政、军事、外交及其他一切政治机关的血管里面，控制中国经济生命，自由指挥北京政府，以完全实现他的侵略政策；这样虽然填满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欲壑，但是却引起了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嫉妒，日美两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的冲突于是起了很深的一道鸿沟。到了大战告终，所谓巴黎和会，便是分配德国的殖民地和从新画定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东和远东〈的〉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在那次会议席上，日本既是先行获得中国的利益太多，美国帝国主义者又难于迁就，冲突无从调和，关于中国问题遂搁置而不能为平均分配的解决。然日美互争掠夺中国的强盗行为，已是表现得极其明白了。美国既不能在巴黎和会上与日本调和关于中国的冲突，相互获得平均利益，便企图组织新银行团——国际帝国主义的托辣斯，想用经济优胜势力，尽量把资本输入中国，以达到掠夺中国的优越地位，做完全管理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但日本却已占得中国领土的最大部分做他专利的势力范围，又岂肯轻于让步，所以新银行团的计划未能即时实现。在这样日美冲突状态之下，形成中国的特殊政治状况。日本帝国主义者先后扶助安福部、张作霖、新旧交通系等当权的北京政府，为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为实现日本侵略计划的工具。英国便站在吴佩孚派的督军后面，为的是要借此巩固他在长江一带的权利和势力范围的推广。美国却勾结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分子，想用掩眼法来实现他国际托辣斯的经济侵略政策。但是这种步骤不一致的侵略方法，究不能即时发展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处于利益冲突日甚的地位。（四）英国在战后的欧洲市场日被排斥，生产过剩，经济恐慌，故以发展远东市场为救济的唯一道路，而又陷于与日本冲突日见紧张的地位，同时又发生一个重大的问题：英国还是继续与日本同盟来垄断远东的权利呢？还是和美国联合来实现共同侵略远东呢？在这种纷纠之下就产生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为的是要从新分配他们在远东的市场，希图调和那不可免的日美和英美的两种冲突。远东问题在英国帝国主义者看来，是他许多掠夺殖民地问题中间之一个，所以英美战争，或许可以久延时日，但是在日本乃只有这个唯一的大市场，在美国也只有这个唯一可供发展的大市场，所以日美冲突万难减轻，而战争必在最近期间内爆发无疑，华盛顿会议那能为力呢？不过他们在爆发之前，拿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丰富物产和劳苦群众，搁在各国集于华盛顿的外交家银行家的晚餐席上，平均各个的贪欲，从新宰割一次罢了。华盛顿会议所以〈标〉榜减轻军备，完全是要欺骗在军备负担底下呻吟而将起来革命的劳动阶级。军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柱石，资本主义国家不但需要他来侵略弱小民族，且需要他来镇压本国劳动阶级的反抗，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裁减军备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主力舰吨数比例和陆空军备保持的竞争，愈现出帝国主义者怎样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计划压迫劳动者的阴谋。华盛顿会议中之主要问题——中国问题，是在美国胁制之下解决的，结果，他们承认日本在满蒙和东部西伯利亚独占的掠夺，将中国置在他们共同侵略的“开放门户”政策之下。美国之所以采用海约翰[2]以来的旧调，完全是要借着这个“开放”来打破日英在中国的优势，让他自己插足进来，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开放门户”政策的采取，显然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成功。多少年来驾御中国的英日同盟虽是废了，但这次成立英美日法的四国吸血同盟——虽然他的根基极不稳固——却要做比他加倍有力的侵略。美国所领袖的新银行团，从华盛顿会议算是加了一层保障，将要使农人的中国变成国际托辣斯进贡的藩属，从此中国的贫苦农民要纳租税给那些外国的银行，中国所有的实业要归为外国银行的私产了。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辣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五）所有上述那些事实，都是帝国主义的列强怎样必须侵略中国怎样宰割中国和剥夺中国工人和农人的贪婪的写真。帝国主义者们还口口声声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的名词，想把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轻轻隐瞒过去。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这九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但是被压迫的中国劳苦群众最要明了现今世界大势，才能从受压迫的痛苦中加快的救出自己来。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大战以后，英国生产力停滞，法国经济破产，美国生产力过剩，而帝国主义者简直没法恢复战前经济原状。他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用意是互相尊重其所得权利互相维护其掠夺物的相互保险政策，结果又被他们自己拆散了。华盛顿会议把日美冲突弄得更明显，柔鲁会议英法背道而驰，已是回复到比大战以前的形势还更危险；大战的“破坏”既然已将资本主义的墙脚掘掉了一大半，他旦夕有发生塌倒之可能，还能说及恢复和再造吗？这便可证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已离他的末日不远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农人的苏维埃俄罗斯——全世界劳苦群众革命势力的柱石——不断的从根本上打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了五年的奋斗势力日见巩固；德国和中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已达到极烈的顶点，英美法意等国常常发生极可怕的罢工运动，已摇动了资本主义的老巢穴；就是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是声势浩大的兴盛起来，至于印度埃及爱尔兰高丽等被压迫民族，受了前次大战和俄罗斯革命的影响，独立革命运动日见有组织日见紧张，业已惊得帝国主义者心神不宁了。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迅速伸长的确证。而且这两种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最近数十年之内，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势力，已是大有进步，而且还会增长起来。但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二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一）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张作霖之占据东三省，便是一个最显明的例。这样的情形，即是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哄的复杂基础。中国目前政治状况又另开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一方便利于帝国主义的列强实行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的共同侵略政策，一方延长中国的纠纷情势。最近的奉直战争，在吴佩孚方面，英美帝国主义者站在他的后面，为的要协助吴佩孚打倒日本在北京的优势，达到他们自己把持中国政治中心的欲望；在张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其后盾，希图维护著名亲日派张作霖所栽培的交通系内阁，以保持他对于北京政府的优越地位。这次战争的结果，吴佩孚扫除了张作霖在北京的势力，但是张作霖在满洲的势力并未失坠，仍足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做专心掠夺满蒙的刽子手。吴佩孚战胜以后，北京政府渐渐落在亲美派的官僚手里，这是美国实现对华政策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美国并不愿意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制造一个统一的政府，因为吴佩孚所主张废督裁兵如果实现的统一，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便转过头来，与日本强颜携手，企图共同利用张作霖曹锟和其他顽固的军阀官僚（如安福系交通系等），以免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个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国傀儡政府。英国更又赞助暴露了反动行为的陈炯明，铲除孙文派在广东的民主势力。这样，他们利用军阀，阻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造成军阀势力下之有名无实的统一政府做英美日的共同工具的计划，已是显明极了。即使中国现在能出现一个所谓统一政府，但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际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民国成立十一年，几于年年都有战争，不是军阀压迫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便是军阀内哄，如直皖战争和奉直战争等。现在那些督军间的冲突，无处不现出严重的形势，加以帝国主义者无穷的操纵，因此内乱是有加无已的。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因为中国还是军阀把持和割据的时代，故在现今“统一”呼声之下，发生两种矛盾的现象：一派军阀假联省自治的名义实行割据，同时他派军阀假统一的名义压迫南方的民主革命和蒙古的自治，以增长自己的威权。两派所假借的名义虽然不同，而其各想延长武人政治的命运，则是一样的。但是本部各省（东三省在内）经济上绝无根本的不同，而民国的历史，若以十年来武人政治所演出的割据现象便主张划省为邦，以遂其各霸一方的野心而美其名曰地方分权或联省自治，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十年来，一切政权业已完全分于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张分权，只有省称为国，督军称为王了。所以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不然：这些地方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所以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澎涨，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二）那些帝国主义者，本来想完全毁灭中国旧有的经济构造，代以完全由他们掌管的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筑，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完全毁灭的本领。他们曾经百端阻挠中国经济自动的改进：如他们不让中国人民自己建筑粤汉铁路沪杭甬铁路及川汉铁路，强迫清政府借他们的款子来兴工，以及他们夺取汉冶萍公司之类，但是这样阻挠的结果，曾激成剧烈的反抗，对他们经济的垄断政策加以打击。而且外国资本家初到中国的时候，究不能独立经营，只好借助中国商人和雇用中国账房、买办、经纪人之类，做掠夺勾当的中间物。这么一来，中国资产阶级就渐渐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大战期内，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国资本家发展的最好机会，如是中国资本主义也渐渐在扬子江流域一带兴旺起来了。但是压迫在世界侵略的资本主义极大组织之下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那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罢了。而且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如一九一九年的排日运动。国民党所组织的广东政府，更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广东政府现在虽然倒了，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是不会消灭的。还有一层，中国的智识阶级，商业的和工业的资产阶级，要自己能够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近来农民更可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自从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以来，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加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化的速度。这个大量的群众也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劳动运动已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起来，香港海员和其他工人为经济要求的罢工运动，足够证明工人们的伟大势力，工人们的组织近来亦见迅速的扩大。而且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己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三）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相信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1．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2．废除丁漕[3]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3．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4．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5．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亨〔享〕受平等权利；6．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上面的七条，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要为解放我们自己，共同来奋斗！工人和贫农必定要环绕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呀！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现在他向中国工人和贫农高声喊叫道：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呀！同时，向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呀！并又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呀！前进呀！共同前进——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为和平而战！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和平、自由、独立万岁！受压迫群众之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国际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五〔七〕月根据一九二六年印行的《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刊印注释[1]意大利地名，今译热那亚。[2]当时任美国国务卿。[3]指丁税及漕粮，田赋税目的名称。丁指丁口，即成年男子，中国历代对丁口征收赋税，称为丁税，亦称丁赋、身丁钱，清代以后，丁税并入田赋。漕指水道运粮，中国历代政府规定一些地方按期由水运上交京师的粮食称为漕粮，为一种实物税，民国以后，改以货币代粮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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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一章党员第—条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第二条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第三条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第二章组织第四条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隶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每一个机关或两个机关联合有二组织以上，即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之干部。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第五条一地方有两个干〔支〕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方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第六条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第七条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第八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干部人员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随时任免之。第九条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第十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第三章会议第十一条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干〔支〕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第十二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过半数区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第十三条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人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定之。第十四条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第十五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第十六条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第四章纪律第十七条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第十八条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第十九条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第二十条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第二十一条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第二十二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第二十三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第二十四条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第二十五条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二）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三）欠缴党费三个月；（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泄漏本党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第五章经费第二十六条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派捐。（三）党外协助。第二十七条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第六章附则第二十八条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九条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二十三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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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训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诸原则：（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三）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五）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六）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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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一、几世纪以来，平等自由的原则，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国装饰门面的口头禅。可是在他的制度之下经济既不平等妇女是得不到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他们不但成为资本家用以操纵劳动市价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并且负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负担。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现在妇女在世界上开始得着解放地位的，就只有苏维埃俄罗斯。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他们业已在实际上参与改造社会的工作，与男子毫无区别。如共产团，公共食堂，公共洗濯场，儿童养育院等都渐在建设之中，以图根本解除妇女家庭的奴隶地位，可见妇女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五年工夫所得的自由和平等，远过于妇女们在欧洲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经过一世纪奋斗的结果。这便可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二、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无产阶级的妇女渐渐降到工钱奴隶地位。他们在不堪忍受的工作状况中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不过取得比男子更低的工钱，对于女工童工的待遇，简直惨无人道。在中国现状之下不独女劳动者已陷在极惨酷的地位，还〈有〉许多半无产阶级的妇女，也渐渐要被经济的压迫驱到工厂劳动队里面去，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所以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他目前为妇女奋斗的是：（一）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二）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三）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要高声指教全国的妇女们：这些运动，不过为达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须经过的站驿，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前进，才能跑进妇女解放的正路。三、第三国际，为一切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一切被压迫的妇女及一切被压迫的少年的世界革命的总机关，所以他的里面包括共产党妇女国际为其一部。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议决〔定〕各国共产党于他们的组织之旁设立特别委员会，以宣传广大的妇女群众，并令在各国创立一妇女部，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亦须为妇女特辟一栏。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尽快的时期内实现第三国际这种决议。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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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机器生产力的进步，幼弱的劳力也成了可供引申的生产要系〔素〕，结果在好些企业里边便加入了少年劳动的队伍，他们同样的与成年工人成了必要的机器附件。但资本家还与少年工人的经济待遇却是普遍的都较对成年工人为尤苛酷。因之少年劳动者成了受掠夺阶级较更受掠夺的部分。无产阶级少年不只成了资产阶级可榨出更大量剩余价值的目的物，且为他们驱使了去做保护他们掠夺旧的和做新掠夺的武器。每个发达到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须组织坚强的军备做他的柱石；这组织中是要有多少万鲜花一般可爱而强壮的劳动者做他的主力，帝国主义国家不但需要军备去劫掠弱小民族，且需要他来镇压本国劳动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在每次战争和内乱里，组成了军队的劳动者逼于资产阶级的驱使，疯狂一般的去屠杀他们本国和外国的弟兄们，为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持和争夺，劳动阶级中知不〔不知〕有多少兆鲜花一般可爱而强壮的青年生命染血在资本主义进行的历史上了。在资本阶级这样残酷的掠夺和不害羞的利用之下，欧洲劳动少年的先驱们举起了他们反对的旗帜，他们要勇毅的为了他们经济利益和反对军备而奋斗，不幸，这种运动有多少年为黄色的“社会主义者”陶冶的青年所玩弄，他不曾得将他革命的光焰放高。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的柏林会议，是国际无产阶级少年痛恨帝国主义战争的屠杀而聚千百的青年的，这次会议才组成与无产阶级少年赤色的国际团结〔体〕——共产主义少年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采的标语是“向劳动的群众中去！”他决定了各国少年劳动者奋斗的新责任；他决定了在国际共产党政治的领袖之下，独立的做无产阶级少年运动的引导。凡是受掠夺的少年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共产主义少年要去活动的地方；要在这些地方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做种种经济的奋斗；这是吸引他们归依共产主义革命队伍旗帜最有效的道路。将资本主义世界整身推入他已打就的坟墓，实有待于劳动者阶级认识的增加，革命的教育在无产阶级少年运动当中成了很紧急需要，这种教育的重要教材就在他们日常的奋斗当中。组织的本身就要是个训练的指导师；每种运动都要是训练少年劳动者成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的课程。帮助世界劳动者祖国——苏维埃俄国——的赤卫军，反对资产阶级的军备！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为帝国主群〔义〕破坏了，世界的资产阶级现要求加劲掠夺他们本国劳动者和弱小民族企图恢复大战前经济原状，在这个进攻之中劳动阶级最先做炮灰的自然是最受掠夺的少年劳动者了。目前是十分需要：劳动的少年与成年联合成一个国际的联合战线，来反抗这个进攻。（二）天产殷富和有四万万贱价劳力人民的中国，八十年来早已成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劫掠和争夺的目的物了；现在中国的重要经济生命是已全操在外国资本家掌握之中，同时国内政治是为极反动的封建军阀们所统治，他们各据一方为了外国帝国主义利用和各自利益的争夺，互相战争不已。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达虽已到了使新兴的资产阶级起来反抗外国侵略势力和打倒封建制度，建设一个独立民族的民主国家的运动，但这种势力常压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交相利用的压迫之下，从一九一一年至今未能成功。这种情形决定了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最近奋斗的重要责任。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他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将他们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军旅，他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的运动是要成个大群众的性质。他且要记着他是以劳动少年的利益为第一的，他要认目前民主革命的奋斗是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他要收革命的少年劳动者大群众的坚强的团结成了他的惟一主力。[1]（三）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所采取的纲领和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了实际革命需要而下的重要结论。他认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运动中重更的一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常〔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为了促进两团结〔体〕关系的密切和协谋各种运动的顺利起见，大会认为两团体在各级组织中有互派代表的必要；至于此项职务如何实现，应由两团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按实际情形协商决行。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注释[1]本句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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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和手艺组合的束缚。同时劳动阶级的奋斗还不过是为某种手艺或某个工厂的特别状况的单独运动，并没有普遍性质的运动。工人的组织也不强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切实研究这种现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按照中国劳动运动的现状和我们过去活动的经验，以及证以近代欧洲运动的教训，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应以下列各项原则为根本方针。（一）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从资产阶级掠夺中解放自己的奋斗，必须伴着劳苦群众中的最进步和最能战斗的部分——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进行。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工会运动范围内，必须集中他的力量为产业工人的组合运动，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人等。（二）工会是为什么成立的？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因为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物品者，所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者所创的东西。这个事实，便是真正工会的出发点。（三）工会应该明白并且认识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的点，他们中间的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所以工会不但不要去调和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还要使这种争斗更加紧张。一个争斗援〔接〕着一个争斗，在两个争斗之间工会的组织愈增强固，预备第二次争斗。如将工人的会费多数存作罢工基金是必要的，但同时工人必须避免自己立在不利地位的情况中争斗。（四）工会应该努力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凡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同时须使工会很快的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就是完全打倒工银奴隶制的资本制度，并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五）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于为劳动立法运动。同时使工会明白：获得劳动立法和争得劳动改良条件，均必须工会组织得强固；在资本制度之下，要能够使劳动立法或劳动改良条件真正实现，都必须劳动者的力量能够压迫政府和东家才行的。（六）我们的同志也时常有主张工会不做政治运动的，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趋势，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会使工会运动软弱永远处在非法的地位。工会必须做民族独立政治的和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包括普通选举权和废除罢工刑律的运动）的奋斗，并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占独立的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促进工人们得到最后的胜利。但同时这个奋斗的用意是真正无产阶级争斗的革命宣传，不是投机主义者政治运用的用意，所以要防备非无产阶级工人们领导他们，须要无产阶级领导他们自已。（七）固然工会可以为反对一个工头或一个雇主而奋斗，但是工会务必把雇主们看作一个阶级来对抗，或对抗工头任意压迫工人的制度和包工制，各种运动都要变成有普遍的意义才能使工会扩大，真正变为阶级的行动。（八）工会有两个最重要而须努力做到的职务：一种是团体契约，一种是同样的劳动要得同等的工钱，单独契约是很利于雇主掠夺的工具，他利用了这种工具便可随他的意思来进退工人和操纵劳力的卖价。工会须要努力争到：工人进退和一切待遇的条件不得由雇主的向工人单独缔结，要工会代表工人和雇主的协定。将工人分成了若干——种族性的，年龄和体力——种别，据着这些分别来定工钱的高低，这是资本家欺弄劳动阶级最巧妙而残刻的一种手段；资本家不但可用这种手段去更贪婪的掠那些弱的和幼的劳动者，且可将劳动阶级裂成了若干利益有差的组派，要他们自相忌恨，自相较争，工会在这种场合便须努力争到“同样劳动须给同等工钱”；不论他是洋人或华人，不论他是男子或妇女，不论他是壮年或幼孩和老头，只要他们做得是同样的劳动，便须给他们同等的工钱，不得据生理及社会的分别给他们不同等的工钱。但同时不要弄错，所谓“同等工钱”，不是将高的工钱减抑了去就低的工钱，是要将低的提到和高的同等地位，这两种职务是工会的基础职务，前一者的成功，是可使工人对工会增加了信赖，吸收他们大群的加入运动；后一者的成功，是可免除工人们中间的相冲突，做到了阶级团结的一致。（九）工会的性质，不能与行会一样，不能有雇主在里面，同时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男、女、老、少，信仰，地域，种族，国籍，政见，熟练、不熟练等区别，都须加入工会，因此工会不得有收费过重或经过严重审查等办法，以限制工人的加入，这样才能使工会变成一个阶级的群众的工会。（十）工会最主要的活动是与资本家和政府奋斗；互相帮助，联给〔络〕戚〔感〕情不过是次要的目的；因为工会是一战斗的团体，不专是共济的机关。（十一）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应当花许多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十二）工会的构造须要很快的使他成为团结很紧的，中央集权的和有纪律的产业组合。产业组合工会内部不能依职业分为一些“自治”组，因为这是会使工会成为不能战斗的破碎团体。（十三〉工会最好的基本组织是工厂委员会，每种产业下的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组织一个工厂委员会为基本单位，再组织一个产业组合。但工厂委员〈会〉须属纯粹工人的组织，绝不可用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混合组成之，同时工厂委员会又不可离工会而独立。（十四）但是工会只是产业组合的构造，还不算最好的工会，真正的工会除了是产业组合的构造和以革命为目的以外间还须要有阶级一致和纪律的训练。就是要使全劳动阶级都联合起来，决不可有一个工厂或一部分工人的特别利益与一个产业组合的利益冲突之事发生，也须调和一个产业组合和全国劳动阶级间的利益。（十五）各国革命的工会必须有统一的联合，去同全世界资本主义奋斗，这个全世〈界〉革命的工会的统一联合，就是赤色工会国际协会。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上面的原则组成工会带到赤色工会国际旗帜之下，同时中国劳动阶级的利益须免去与向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利益冲突的事，如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免得中国贱价劳力被外国资本家雇用了去排挤外国高价劳力等。（十六）共产党与工会的分别是，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有一定的党纲，是一个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不管政治见解怎样），工人们的〔在〕工会里，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与共产党向同一目的进行，但是较缓的全阶级的组合。如战争一样，军队中有一个先锋，所有这大量的军队都跟着这个先锋前进。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所以共产党无论在那种劳动运动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决不可不注意任何工会活动，并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十七）共产党为实际率领工会和实际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必须在工会中和各个工厂委员会以及一切的劳动团体中组织强有力的团体，很少有例外。（十八）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所组织的工会里面活动，不得任意引导工人脱离已成的工会。我们的战术是要在他们势力十〔下〕的工会里面，渐渐积成势力，推翻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的领袖地位，自己夺得领袖地位。（十九）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与基督教合作。但是我们要随时证明和解释给工人知道：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附加议决案前面的议决案是关于重要产业工人的工会运动，是最重要的，现在还有几点次要的议决案，照录如下。1．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须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2．较进步的行会里，共产党也必须进内去活动，为的是要把行会里的雇主驱逐出来，结合性质相近或同一原料作工的各种的行会，组成一个工会。3．很守旧的行会和资产阶级为愚弄工人起见所组织的团体，俱乐部，学校等，共产党也要进去活动，在里面组织小团体。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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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一）在经济先进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既安然发展过好几十年，于是与他表里为用的议会政治，也随着渐趋于巩固。在这样背景之下，无产阶级政党议会行动，就渐渐变成为投机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议会行动，换过说，就是第二国际的议会行动，德、奥、法、比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简直以全付精力集注于这种合法的哓舌的改良行动之内，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运动及其他一切必要的违法工作抛在九霄云外。（二）第三国际产生于投机主义改良主义流血的破产之中，换过说，即产生于第二国际投降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中——重行估定无产阶级参与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民意机关”的价值：他把马克斯主义上面改良主义的油烟完全抹去，阐明无产阶级议会行动的革命性质，设定无产阶级参加抛弃，退出资产阶级议会，及完全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步骤；并且把这类合法的行动完全隶属于违法的革命行动之下，至此的革命的议会行动，成为激起或辅助无产阶级一类革命风潮的重要方法之一。（三）经济落后如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产〔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物和糜烂区域，因此民主革命未成功，议会政治还未确立。虽然形式上，设立了各级议会，但因为武人势力的干涉和蹂躏，常常处在破坏胁迫的恐怖之中。（四）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所以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殖〔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酝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又在各级议会中，辩护无产阶级和贫苦农人经济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一切的压迫。（五）中国共产党为实施革命的议会行动起见，按照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规定如下：A．国会候选人名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省会，市会，县会候选人名单，由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协同提出，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所提全体或一二人不能胜任时，令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改提。B．候选人资格决不限于甚么“学识”和“经验”，应尽情提出本党中最勇敢最有革命精神的劳动者。C．本党国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省会，市会，县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一切重大政治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以方略。本党议员之个人及团体（共产党议会团体）绝对不得自主。国会议员各项的演说稿，须预先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省会，市会，县会议员各项的演稿须预先交中央特派员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审正。D．本党一切议员须利用议员不可侵犯的身分权，参与议会外一切群众运动和违法的组织。每次示威运动发生，本党议员必为示威行列的领袖，跑在群众的前面。E．本党议员必须常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接触，每年必须到选举他的区域往返几次，召集选民开种种会议，演说政治经济国际等情形及访察群众的新要求。他们在议会中的演说稿，必须用一切工人农人妇孺都能懂解能动听的文字常常汇印成小册子，散布于城市与乡村。F．本党议员不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或违犯中央执行委员〈会〉方针时立即澈〔撤〕消其委〔议〕员资格，并开除出党。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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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帝国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1]（一）每日的宣传和运动须具真实的共产主义的性质，并遵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决议。党的一切机关报，均须由已经证实为忠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共产党编辑，不要空空洞洞说成“无产阶级专政”为一种流行的烂熟的公式，应当用实际的宣传方法，把每日的生活事实系统的清解于我们报纸上面，使一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人，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之必要。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决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凡属第三国际的党众，无论在报纸里面，公众集会里面，工团里面，合作社里面，不仅要系统的，严刻的攻击资产阶级，并且要攻击与他通气的各色改良派。（二）凡要加入国际共产党的组织，必须一律的系统的从一切工人运动的重要地位中（如党的机关编辑部，工团，议院团体，合作社，市议会）排除一切改良派和中央派而代以证实的共产党——在起初的时候，不要顾惜以初出行伍的劳动者代替经验富足的战士。（三）阶级争斗，差不多在欧美各国家中，已入了内乱时代，在这样情形之下，共产党就不要以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法律为能事了，他应该到处创造与合法机关平行的违法机关，以便在决定的时候，完成他对于革命的职务。在施行戒严令或非常法律的国家，共产党一切行动不能合法发展时，合法行动与违法行动同时并进为绝对必要。（四）在军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引起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与运动，若因非常法律，公开的宣传困难时，就应当在里面做违法的工作：假使不肯这样进行，便是违背革命的责任而不能加入第三国际。（五）系统的合理的宣传，在乡村是必要的，工人阶级，若是至少得不到乡村劳动者（农业的雇工和极贫的农人）一部分赞助或至少不能使一部分落后乡村在政治上守中立，他是不能胜利的。故共产党在乡村的工作在今日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应当使共产主义的工人常常与乡村相交接；假若拒绝这种工作，或委托这种工作于可疑的半改良派之手，那就等于抛弃无产阶级革命。（六）凡愿意属于第三国际的党，应该告发一切爱国社会主义，和平社会主义的虚伪与错误；应该普遍的指教劳动者使其知道除了由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外，国际联盟所标揭的甚么国际仲裁，宿〔缩〕减军备，民主主义的改造，一点也做不到，并且绝不能救出人类于帝国主义无穷的战杀之中。（七）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承认与改良主义和中央派的政策有完全的确定的分裂之必要，而且必须在党员与组织之间宣传这种分裂。共产党一致的行动，惟有付了这个代价才为可能。国际共产党命令的，不许讨论的要求这种分裂应在一个极短期间即行成就。国际共产党不能容许著名的改良派屠拉第，考茨基，伊尔辉登，朗格特，马克它兰马，老列尼辈有权自命为第三国际党员，及到这个里面来演把戏。假使这样一来，他们又要飞速的把第三国际弄成为第二国际一样的。（八）关于殖民地与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凡在资产阶级私有这些殖民地或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内的党，应该具一种特列〔别〕显明的方针。凡愿意属第三国际的党必须严厉告发“他的凶恶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的威压”；对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但口头赞助，而且要在实际上赞助他，要求驱逐帝国主义者于殖民地之外，使本国劳动者对于殖民地的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发生真实的友爱感情，而只在宗主国军队之中，维持一种继续的运动，反抗其对于殖民地人民的一切压迫。（九）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在工团、合作社、及其他一切工人群众的组织里面，必须从事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运动，应以坚忍的工作在其中组织一些共产党的核心，使一切工团都共产主义化。他的责任又应时时刻刻揭破爱国社会党的叛逆和中央派的犹疑。一切共产党核心，应当完全受党的节制。（十）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都应努力坚忍的攻击亚姆斯德登的黄色国际工团，他们都应坚忍的在工团内部传宣〔宣传〕与亚姆斯德登黄的〔色〕国际必须分裂的思想，并应以一切势力拥护加入于国际共产党的红色国际工团。（十一）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应审他的议院团体的构造，排除一切可疑的分子，使议院团体，不在口头上而在实际上，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务令一切共产党议员将其一切活动，隶属于革命的宣传和运动之真正的利益之下。（十二）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的原则之上。在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惟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即采用军队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级〔央〕机关以广大的权力，过余的信任，使得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十三）凡在共产主义可以合法争斗的国内，共产党必须定期的洗刷自己的组织，淘汰一些模棱的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十四）凡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与反革命作战。他们必须不懈的鼓吹劳动者拒绝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运送军火军需，并须在派去攻击苏维埃共和国的军队中，努力从事合法的或违法的宣传。（十五）一切至今还保守在社会民主党旧政纲上面的党，必须立刻根据国际共产党的精神，参酌他们国内的特别情形，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新政纲。照例，凡属于第三国际各党的政纲，必须经过国际共产党大会或他的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某党政网〔纲〕不及执行委员会批准时，该党有请愿于国际共产党大会之权。（十六）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当兹内乱激烈的时代，国际共产党与他的执行委员会，自应计算各国争斗的不同情形才通过各种普遍的决议并且审定其可能才至强迫执行。（十七）按照以上一切设定，凡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应一律改变他们的名称，凡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命名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名称问题不准〔仅〕是形式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国际共产党业已不客气的向资产阶级旧世界和一切黄色的旧社会民主党宣战，所以最要紧的，是要把共产党与旧社会民主党及冒了工人阶级旗帜的官僚社会党之不同，在全体劳动者眼前，弄得极明白。（十八）各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必须刊布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切重要的正式文件。（十九）凡已经加入及表示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于尽快的短期间内，——至迟不得过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后的四个月——召集非常大会说明这些条件，各党的中央委员会应把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的一切决议宣传一切地方组织完全了解。（二十）凡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而还未根本变更其旧方略的党，必须由在第二次大会前己公然宣言加入第三国际的同志，预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及一切重要中心机关中，获得党员三分之二的多数。例外的事须经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核准，才得行使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第七条所载的中央派的代表，保留行使例外之权。（二十一）凡排斥国际共产党一切条件和原则的党员，必须开除出党，非常大会的代表同样处理之。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注释[1]本文系译文，原附印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之后，译文有许多混乱费解甚至错误之处。请读者参阅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一—一八七页，不一一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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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人类经济的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进途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终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上，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的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时他们压迫的程度和无产阶级能够抵抗的程度，乃看无产阶级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所发挥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至何程度而定。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须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我们须告诉他们：此种战争虽不能完全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却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同时又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画如左：（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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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一）现在世界的大势如下：A．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破坏了。B．世界的资产阶级现正向着无产阶级进攻；他们倍加劲来掠夺劳动者们，以图恢复他们亲身在大战中损毁了的经济秩序，无产阶级只有联合在一道战线上来反抗这个进攻！C．在经济秩序毁坏了中的世界资产阶级，又企图劫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劳力，来补偿他们在大战中的损失；因为争夺市场，他们中间发生了新的冲突，如日美间的冲突和英法间的冲突。这些冲突都是制造下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二）中国有殷富的天产和四万万贱价劳动力的人民，早已是世界帝国主义者们争夺之场了；现在他们的心和眼更都着重在这个市场。（三）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在中国造成他们各自更大的特殊势力他们又争相扶助中国封建的军阀，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四）在这种状况之下，自一九一一年开始的革命势力和〔的〕进行变成了十分微弱，十一年来的中国依然是重压在军阀横暴和战乱之下，致使资产阶级工商业受了阻损，不能发达；农民经了多少不堪忍受的摧残；工人阶级的痛苦日增不已。（五）中国本部是在军阀封建割据之下。吴佩孚一派军阀企图以武力统一南北，现又恢复旧国会以为统一的入手，这些均不能做到南北统一。（六）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形，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七）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八）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认为最近要极力要求：（1）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2）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3）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4）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5）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6）各种自由权；（7）制定保护工人农人和妇孺的法律。（九）这些要求是与在现在情形底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很有利益的，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力来争到他们。（十）因此，中国工人要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一方面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一方面做增进自己阶级地位的奋斗。（十一）中国工人要联合在各种工人阶级组织之内，成功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十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我们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一种政策。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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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一九一四年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已是衰萎，社会革命的势力日见澎湃，只因无产阶级自己营盘里有许多奸贼，很下流的替资产阶级服务，变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厉害的敌人，把这股革命狂潮暂时按抑下去了。因此造成世界帝国主义者为恢复他们经济起见，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进攻的情势，如各国资本家减少工人工资和增加工人工作时间等。在资本家向无产阶级进攻之情势中，第三国际召集全〔国〕世界的无产阶级建立一个联合的战线，共同抵御资本家目前的进攻。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是强盛的时候，是不断的向她进攻，因此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议决：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根据－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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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一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在这种政治经济之下的人民，自然缺乏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一直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发达到任何国家都变了他们的市场，几千年闭关自大的中国也受了这种势力强迫的侵入。自从这种势力侵入以后，中国曾行过几次旧式的反抗，反抗失败的结果，人民一方面因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强迫的痛苦，一方面发见了旧政治的腐败与缺点，渐渐觉悟非改良政治组织不足以抵抗外力，于是戊戌变法运动、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渐次发生，这便是人民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的明证。因为人民受了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压迫的缘故，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在封建政治下的改良运动便进步到民主革命运动，毕竟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那次革命，在中国政治史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二辛亥革命战争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反对满洲帝改之民主运动，一个是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自强运动里面包含民族独立及发展实业两个主旨。所以辛亥革命战争，是适应近代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由单纯商品生产制度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之世界共同趋势的战争，是在历史进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战争，不幸这种战争在中国，至今尚未能成功；所以未能成功之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清室退位，袁世凯因为财政困难及名义不正两个原故，十分恐慌，而革命军队反屯聚南京，不敢渡江，革命军领袖竟将政权交付反动派代表北洋首领袁世凯，这是民主派第一次因妥协而失败。袁世凯取消帝制，南方护国军的实权大半落在非革命的民主派手里，遂将政权交付反动派代表北洋首领段祺瑞，这是民主派第二次因妥协而失败。此次徐世昌出走，政权若仍旧归诸反动派代表北洋首领曹吴等之手，民主派若不坚守革命的方针而与军阀妥协，必然是民主派第三次因妥协而失败。民主派若永远不能用革命的手段从反动派代表军阀首领手里夺得政权，必然是永远失败。民主派失败，便是人民不能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在这样状况之下的中国实业家，受外资竞争，协定关税，地方扰乱，官场诛求，四方八面的压迫，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小工厂主小商人，受外货及大资本营业的影响，渐次坠入了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因为手工商品被外来机器品驱逐的缘故，大半流为失业游民；农民因为物件〔价〕腾贵的缘故，渐次将自种地卖给地主；所有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以及无力避难的半无产阶级的人，因为连年军阀互争地盘的缘故，无辜丧了无数的生命。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若没有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的不良政治组织——即军阀政治，这样状况是必然要继续下去的。三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但所谓民主派掌握政权，决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思，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民国元年孙黄到北京和袁世凯妥协了，由赵秉钧组织内阁，赵秉钧以次的阁员都是国民党党员，号称民党内阁，这是何等滑稽的民党阁！民国二年宋教仁想依援国会多数党势力组织国民党的政党内阁，结果即不被刺，也必随南方讨袁军同一失败（二年讨袁军虽起于杀宋教仁及免李烈钧等军职，事实上是国民党与袁世凯势力绝对不相容之必然的现象）。国民党失败了，非革命的民主派（进步党）态〔熊〕，梁等又组织了一个投机的政党内阁，结果只受了袁世凯一场玩弄，徒然失了政党的节操。袁皇帝死了，护国战役中止。便在拥护袁皇帝的北洋军阀势力之下，拿恢复约法国会黎元洪继任总统三件事算是共和再造；张勋复辟失败以后，又拿北洋军阀首领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组织内阁为共和再造；这是何等滑稽的共和！我们须知道：每一个政治战争都有阶级争斗和经济改造的意义含在里面，不单是几个人进退的问题，第四阶级对于资本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此，第三阶级对于封建制度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我们又须知道：每一个战争所获得的自由，都是极可宝贵的东西，都须有多量鲜血的代价才能够换来的，决不是利用敌人势力鼠窃狗偷可以得来的。所以映在我们眼中的民主派掌握政权，乃是一个阶级推倒一〈个〉阶级一个制度代替一个制度的意思，不是一个人代替一个人或是那几〈个〉人代替那几个人的意思。四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画，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行为，除了革命运动以外，该党议员民国元二年及六年在国会和敌党抗争的内容以及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都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表示。但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五现在有一派人主张总统复位恢复国会以维法统为解决时局之中心问题，其实是大谬不然。由根本上说起来，封建式的北洋军阀不消灭，他们自袁世凯以至今日天天怀着牢不可破的“北洋正统”思想统治中国，有何总统国会能够行使职权？由事实上说起来，从前信用未失任期未满之黎总统并未能解决时局，现在之黎元洪在法律上确是任期已满，无位可复；在政治上又万不能不负解散国会酿成复辟的责任，忽然拥他复位，不但不能解决时局，而且将因此增加纠纷。国会不但延期过久已失代表民意的精神，而且其内部分裂，国民党研究系政学会安福部交通系等分子，因政治上之利害感情，互相牵制，六年八年之争持以及辞职取消新补等等议员资格问题，都各有相等的理由无法两全，因此无论在南在北，终于不足法定人数，其自身已成不治之症，将何以解决时局？即让一步说，总统是合法的，国会是可以足成法定人数的；然以一个不负政治上责任的总统和大半份失节败行的国会议员，如何能够创造民主宪法与民主政治？再让一步说，即使他们以后不至于不负责任，不至于失节败行，然而他们的命运都在军阀卵翼之下，绝对不能有有力的民主主义的党派与群众为后援，何能裁制军阀实行民主宪法建设民主政治？法统之根据在约法，约法是什么？全部约法除了把万世一系的天皇换了由国会选举的总统以外，都是钞袭日本宪法，约法里虽然也载了几条人民之权利，同时又轻轻用“得依法律限制之”七个字打消了，这种法统不但我们不满意，就是最近的广东政府也不建设在护法上面了。况且现在主张“以恢复法统为解决时局之要图”的人，就是当年破坏法统加入讨伐西南护法的人，也就是此时在主张“北洋正统”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统”将如何并立？只要有武力在手破坏法统或恢复法统都可以因利乘便自由伸缩，我们不知道这样随军阀爱憎为存亡的法统，有何神秘力可解决时局？六又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之唯一办法，其实这办法之内容也决不是解决时局的办法。在第三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上，联省自治自然是没有可以非难的地方，况且民国二年湖口之战，导源于袁世凯任命汪端〔瑞〕闿为江西省长问题，地方分权确是当时政治上重要争点。国民党失败，袁氏专政，在野的政客几乎一致主张联邦制度，遂致袁氏下令查禁，称联邦为破坏统一——袁世凯的统一——的邪说；六年宪法会议，又因为地方制度问题，国民党与进步党争持甚烈，北洋军阀遂联名呈请总统，以反对宪法上地方分权之故，请解散国会，南北战争由此而起；由这一点看起来，地方分权问题虽然不是政治纠纷之根本问题，自然也算是民国史上政治纷纠之一种，国民党就是始终坚持地方分权，在政党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加以非难。但是我们所认为不违背民主主义的联省自治，是由民主派执政的自治省联合起来，组织联省政府，来讨平非民主的军阀政府，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结果仍是一种民主主义对于封建制度战争的形式，决不是依照现状的各省联合一联省自治的政府和北京政府脱离就算完事，因为这乃是联督自治不是联省自治；更不是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几个封建式的军阀就可以冒称联省自治的，因如这种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算〔且〕是明目张胆的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制，便造成袁世凯式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制，便造成一班武人割据的诸侯，那里能够解决时局？七又有一派人以为吴佩孚不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人，和别的卖国军阀不同，而且有力量可解决时局。我们固然承认吴佩孚好过张作霖，但是我们要知道吴佩孚和张作霖都是妨碍民主政治的军阀；我们固然承认吴佩孚是反对亲日派的人，但我们知道吴佩孚的背后也有一种外国势力，曹陆去了，将来又有继起的人为吴佩孚向英美商量裁兵善后的大借款，我们固然承认吴佩孚倒张去徐是差强人意的事，但我们要知道此次战争明白表示的原因，起点于反对梁内阁，实现于奉军入关，乃是为个人或直系受政治上的压迫而战，未尝有丝毫表示为民主政治而战。吴佩孚正在一面用兵对南，一方主张巩固北洋正统，以取得和袁世凯段祺瑞相等的地位；用兵对南是敌视民主主义的行动，巩固北洋正统即是拥护封建式的武人专政；他或者也有力量暂时解决时局，但恐怕更要因此酿成和袁世凯成功后段祺瑞成功后同样更难解决的时局。八要解决纠纷的时局，必须由历年许多纠纷的事件里面分析出纠纷的共通病根所在然后才能够找出到真能解决纠纷的道路。依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列举民国政治史上重大纠纷的事件如左：元年民主〔所〕派举兵革命；北洋军阀力助清室讨伐革命；二年民主派因宋案及地方分权问题讨袁；北洋军阀拥袁南征；五年北洋军阀拥戴袁世凯称帝；民主派起兵讨袁；六年民主派在国会力争地方权，攻击段祺瑞；督军团举兵解散国会维持北洋系；七年民主派起兵护法讨段〔者〕；北洋军阀拥段南征；九年直皖战争；十一年奉直战争。据上列的事实，民国十一年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及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这两种纠纷的共通病根就是军阀存在。解决纠纷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军阀一日存在，不但他们对于民主派的战争不能停止，他们自身内讧的战争也不能停止；奉直还正在战争，直皖战争恐怕也就在目前；奉若胜了，张作霖和孙烈臣便又有战争，孙烈臣胜了，和吴俊升便又有战争，直若胜了，吴佩孚和曹锟或冯玉祥都又有战争，皖若胜了，皖与奉便又有战争，皖之中徐树铮与卢永祥便又有战争，其他若甘肃，陕西，四川，湖南，安徽内部争夺督军总司令之战争，都已危机四伏。军阀与战乱如形影不相离，所以军阀不消灭，不但好政府主义者所谓好政府无从实现，军阀自身之坏政府，亦必日在不统一的动摇之中，而全国人民之产业生命，亦必随而动摇而丧失。九好政府主义者诸君呵！你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呼声，北京城里仅仅去了一个徐世昌，你们马上就电阻北伐军，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你们现观察现时京津保的空气，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清室倒了，统一党章秉〔炳〕麟等便急急主张和袁世凯妥协，反对继续战争；袁世凯死了，流步党梁，启起〔超〕等便急急主张和段祺瑞妥协，反对继续战争，结果都造成了反动的变乱。你们（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又那能不蹈此覆辙！国民党诸君呵！你们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应始终为民主主义而战，宁可战而失败，不可与北洋军阀妥协而失败。民国元年因袁世凯宣誓拥覆〔护〕共和，你们和袁世凯妥协上了一次当；五年又以恢复约法国会等条件而与段祺瑞妥协又上了一次当；现在不可又以恢复国会法统废督裁兵等条件而与北洋军阀妥协了。在北洋军阀卵翼之下的约法国会将与五六年状况何异？希望军阀自己出来废督裁兵，岂不是与虎谋皮？废督改称总司令，云南四川湖南的现状与前何异？军阀间内讧甚烈，正在互相对垒，互相防制，无论那一方面都正在增兵，那一个肯裁兵自灭？从前徐树铮〈说〉，“我也赞成裁兵，但必候我的兵练齐了再裁别的兵。”〈现〉在张绍曾说，“方今赣州一带战事方殷，豫乱虽平，伏莽未靖，沈辽负固，窃发堪虞，军务既待肃清，各省宜有统驭，就直赣豫等省论，即或曹吴诸帅如自解职，试思四郊多垒，指挥究属何人；”他们在实际上不能裁兵废督的苦心，算是由这两位北洋派代表人物老实说出来了。你们唯有一心完成你们民主革命的使命，勿为这些欺人的好听的空话所误！农民工人学生兵警商人诸君呵！军阀不打倒，废督裁兵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强索军费不扰乱中央及地方的财政秩叙〔序〕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滥借外债做军费政费以增加列强在华势力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横征暴敛想他们绥靖地方制止兵匪扰乱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工商业怎能发展，教育怎能维持和振兴？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互争地盘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互争地盘战争一次，农人工人商人的身家性命便跟着牺牲一次，无辜的兵士警察便跟着身罹炮弹一次，他们战争无止期，我们要停止这种无止期的牺牲，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没有别种姑息的妥协的伪和平方法可以得到根本的真和平幸福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学者政客，根据他们姑息的妥协的伪和平论，来反对民主战争，我们万万不可听从。和平自然是我们所不排斥的，但是虚伪的妥协的和平，愈求和平而愈不和平的伪和平，乃是我们所应该排斥的；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不记〔能〕不讴歌的。十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我们目前奋斗的标目〔目标〕，并非单指财政公开，澄清选举等行政问题，乃以左列各项为准则：（一）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二）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三）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四）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五）定保护童工女工的法律及一般工厂卫生工人保险法。（六）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八）废止厘金及其他额外的征税。（九）改良司法制度，废止死刑，实行废止内〔肉〕刑。（十）征收累进率的所得税。（十一）承认妇女在法律上与男子有同等的权利。上列各项原则，决不是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之下可以用妥协的方法请求得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七日印行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刊印注释[1]即《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这种“主张”从一九二二年六月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共发表了五篇，除第三篇的题目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之外，其余四篇的题目均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之）主张》。一九二六年编印《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时，将此五篇的题目全改为《第×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一九四二年编印《六大以前》时，沿用这些题目，并在前面都加了“中共中央”。在编入本书时我们对版本作了比较和更换，并恢复了所用版本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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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吴廷康[1]先生：兹特启者，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全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根据中央档案陈独秀手稿刊印注释[1]即维经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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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同人公鉴：中央局[1]议决通告各区之事如左：（一）依团体[2]经济状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二）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中央局书记T．S．Chen[3]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根据中央档案陈独秀手稿刊印注释[1]有时简称中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共中央的常设机构，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参见本书《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2]指中国共产党。[3]陈独秀的英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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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代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法庭。前排左起第一位为法庭代表枢密官克拉申宁尼科夫；第二位为贵族代表古杜维奇伯爵[1]）
第二部分
代序
在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代会上，一些有趣的统计数据被公布了出来，这些数据说明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条件：
参与大会的一百四十名代表，总共在监狱里度过了一百三十八年零三个半月；
在流放地里度过了一百四十八年零六个半月；
十八人逃过一次狱，四人逃过两次；
二十三人从流放地逃过一次，五人逃过两次，一人逃过三次。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百四十名代表在社会民主主义活动中总共度过了九百四十二年，那么我们就能发现，在监狱及流亡中度过的时间约占工作参与时间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一数字（九百四十二年）实际上太过乐观了，因为这只意味着这些代表的政治活动只是在这样长的时间段里进行的，完全不意味着这九百四十二年都被政治工作彻底填满。更有可能的是，在地下条件下，直接的、实际的政治活动只占去了这段时间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与此相反的是，流放地和监狱的在留时间与数字所示完全一致：代表在监狱中度过了五万个日日夜夜，在国内偏远、野蛮地区度过的时间就更久了。
也许，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来自个人过往的统计数据。这几句话的作者在尼古拉耶夫镇的工人圈子里活动了十个月后，于1898年1月第一次被捕，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半，然后，在服完四年流放总刑期中的两年后，逃出西伯利亚。作者第二次是在1905年12月3日，身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被捕的。苏维埃的活动持续了七个星期。那些因参与苏维埃活动而被判刑的人在监狱里坐了五十七个星期的牢，之后被送到鄂比多尔斯克“永久定居”……每个具有十年左右党龄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够提供或多或少关于自己的类似信息。
《歌达年鉴》带着法学家迂腐习气式的无意识幽默，将十月十七日以后踩在我们头顶上的那个乱成一锅粥的国家，称作为“专制沙皇下的君主立宪制”，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地位。我们获得了五十天的自由，而我们也充分享受了这些自由。在这些尤其美好的日子里，沙皇专制意识到了我们早就意识到的事情：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然后就是可怕的报复之月。十月十七日以后，沙皇专制用杜马代替了杜马，就像蟒蛇蜕了皮，但无论它碰巧穿上了什么样的皮，也改变不了作为大蟒蛇的本性……那些在过去两年里经常呼吁我们立足于法律之上的老实人和自由派伪君子，就像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对饥饿的农民说“何不食蛋糕”。有啥了不起，我们对蛋糕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有啥了不起，我们的肺贪得无厌地渴望着呼吸彼得保罗要塞单人牢房里的空气！有啥了不起，我们不能也不想把狱卒从我们的日子里没收的无尽时间用在别处。
我们迷恋地下工作，就像落水人迷恋海底一样。但是，直说吧，我们别无他路，专制主义也一样。我们对这点的清楚认识允许我们保持乐观，即便地下状态无情地勒紧我们的喉咙也一样。它绞杀不了我们，而我们很确信这一点。我们将在所有人中生存下来。当现在的土地亲王、他的仆人和他仆人之仆人的事业尸骨成灰时，当没有人能够为现今的政党和其活动找到安葬之地时——到那时，我们为之服务的事业将会获得整个世界，到那时，我们的党，今天在地下挣扎喘息的党，就会溶解在人类之中，而这人类将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自己的命运。
整个历史就是一台为我们的理想服务的巨大机器。它以野蛮的缓慢和麻木。不仁的残酷在运作着，但它确在运作着。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当它的胃口吞噬了我们的心中之血作为燃料时，我们还是要用竭尽全力向其呼喊：
“要做，便快一点！”
奥格里比（赫尔辛福斯[2]附近）
1907年4月8（21）日
[1]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古杜维奇（Васи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Гудович，1866年12月13日—1945年5月1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88—1899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903—1908年任圣彼得堡省贵族领袖。1905年参与创立十月党，并当选为十月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彼得堡市议会十月党党团主席。1905—1908年任俄罗斯汽车协会主席。1908年起任国务委员。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2]“赫尔辛福斯”是瑞典语“Helsingfors”的音译，即赫尔辛基（Helsinki）。——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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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一年七月）]一、去年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我们回到广州的时候，创办了《社会主义者》[2]日报，但不能说《社会主义者》就是某种组织，它是一个宣传机构。当时广州是在广西人的统治下，他们残暴地镇压各种运动，而这时我们又有财政上的困难，因此，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去年年底，B和佩斯林[3]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4]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5]和佩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和我[6]拒绝加入这个小组。他们出版的报纸叫《劳动界》，印数为三千份。这时，广州产生了两个工人组织，一个是机械工人俱乐部，另一个是宽山[7]工人俱乐部，宽山是离广州五十哩的一个小地方。这两个组织各有四十至五十名工人。因为我们不是该党党员，不能提出关于该党的详细报告。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8]。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最遗憾的是我们非常需要钱。《劳动界》已停刊，两个工人工会也得停办。因为：第一，经费困难；第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会里已广泛传播。二、现状目前，我们的宣传机关报是《社会主义者》日报，该报每月需要七百元，很难维持下去。此外，我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有八十余人，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法律系的学生，百分之二十是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其余的人是各种政治小组和编辑小组的成员。这些小组里没有工人，因为我们很难与他们建立联系。而与士兵群众建立联系，就更加困难。每月从党员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来维持《共产党》月刊和负担工人夜校的费用。在上海[9]，我们成立了机械工人学校，我们在该校七个校务委员的帮助下，宣传了我们的原则，并且希望增加学校的数量。此外，成立了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宣传员养成所，并委派我为该所所长。这个养成所是广东省进行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该校很多教员都是我们的好同志。我们希望养成所附设工人夜校和工人组织工作学校。但是这个养成所的存在取决于政治关系，我们只能暂时利用这种关系。三、今后意见1．吸收新党员广州的党员人数不多，这就使得我们要更多地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工作开始时，我们不愿意轻率地吸收新党员。广州的情况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暂且不谈士兵和工人群众，可以说，大学生都是同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的，或是受国民党所操纵的。因为有这些困难，我们要特别坚定。将来，我们打算从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从机械工人学校和宣传员养成所中吸收新党员。其他人也希望加入我们党，那是计划之外的事，现在还谈不上。2．成立工会这个问题更是困难，因为去年一年之中，工会已增加到一百多个，但是这些工会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薰染，或者为国民党所操纵。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用不着多谈，因为他们在广州一共才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三个人很快就要去法国，还应指出，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任何组织。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斗争要困难得多。因为工人与国民党人的联系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十年以前，他们就设法向工人和士兵群众传播他们的思想和影响，而在去年又鼓动工人罢工，援助陈将军。这个党的许多党员都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宣传部，专门做联络工人的工作，特别是做联络五金工人和机械工人的工作。我们在组织工人方面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机械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俱乐部。现在，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组织教师工会。我们在表面上虽然与国民党人有联系，但仍在极力设法单独组织工会。现时，我们与某些工会，如理发工人工会等有联系；我们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便在机械工人工会中产生影响，看来我们的尝试是会成功的。3．成立工人学校①工会学校成立这类学校的计划是：要求所有的工会各派两名代表，每周到学校来两三次。学校教授的课程有：工会组织法、工人运动史和欧美工人运动的现状，等等。我们认为，经过二、三个月以后，这个学校定会取得很大的成绩，许多工会对我们的工作会感到满意。②工人夜校目前，只有一所学校是由我们的同志直接领导的，而很多学校是由一些与我们有联系的工人自己筹办的，但是这些学校并不十分出色。在广州影响最大的是机械工人工会，该工会里有许多拥护我们的人。我们在这个学校取得完全成功以后，就会着手去做其他学校的工作。4．对农民的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褚诺晨[10]同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了《新村》，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他扩大影响，扩大宣传。5．与士兵的联系我们特意把这一段放在最后，因为广州没有真正的士兵，而我们军队里的士兵，不是坏蛋就是土匪。他们是危险的，对待他们要特别谨慎。许多军官在我们当中受到尊敬，不久，我们就要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注释[1]本文没有署名，根据内容判断，作者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广州代表陈公博。[2]俄文为“Социалист”，应为《广东群报》。[3]B系何人，未查到材料；佩斯林（Леслин），即佩尔林（Лерлин）。[4]俄文为“МирТруда”，应为《劳动者》周刊，下同。[5]即斯托杨诺维奇。[6]陈公博的自称。[7]音译，俄文为“КванШан”，可能是佛山。[8]即维经斯基。[9]音译，俄文为“Шанхай”，可能是广州之误。[10]〕音译，俄文为“Ну—Но—Не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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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一年七月）]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阻碍，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活动作出原则指示。在报告之前，我[2]尽量简略地向你们叙述一下北京社会生活的情况。一、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在清朝时，有许多满族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二十万这样的居民，他们非常忠顺，他们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要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再就是还有约三万干着各种各样可疑职业的人。北京的人口不超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北京是公认的所谓政治中心，因此，似乎当地居民应该关心一切政治问题，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革命以后，则把政治看作是军人个人的事情，即高级将领和普通军官个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争夺各种特权的斗争中只追求个人目的的各种政客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仍然不被重视。为什么北京的居民抱有这种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铭记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其次，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在“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等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愿望和志向。与此同时，在瓜分战利品的会议上，中日之间因山东问题发生了冲突，这就引起了前所未闻的强大的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学生运动就逐渐削弱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1．民主主义运动；2．基尔特社会主义；3．无政府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没有任何固定的组织。而基尔特分子只有少数拥护者，因而，影响也小，为了宣传他们的混乱不堪的思想，他们随便地利用已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物，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这帮家伙走得远。拿起任何一张报纸，即使是军阀们出版的报纸，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种混乱思想同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大杂烩的文章。当然，这种运动所使用的手段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至于说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大概已意识到他们向群众发出呼吁是怎样重要，但是他们除了散发他们的小册子和坐牢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例如，在去年[3]五四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已集合了三十人，可他们没能在工人中亲自发起组织游行示威，只限于印刷一些周刊，可是又不能象样地组织散发，因此，散发得很不均匀。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已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军阀和官僚的政权，一般说来很不稳固；他们的眼界局限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路线。只要无产阶级努力，这个政权就很容易被推翻。二、北京的经济状况很简单。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工业或商业域市，因此，实际上只有百万富翁才在银行里有存款，而企业家一般地说很少，大商业家也不多。某些较大的工厂和企业，如编辑部、出版社、地方的财政部、精密仪器厂、度量衡厂，还有铁路，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机关。因此，这里的厂主和雇主就是政府本身。为了加强上述企业和机关的职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使他们不停歇地工作，政府向他们解释说，“为了国家富强，应当这样做”。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很困难，无论如何要比同资本家厂主打交道困难得多。同志们，请你们注意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工人中有许多人力车夫，计有五万到六万人。他们虽没有给资本家做工，可是他们来自下层，就其工作来说，又与广大居民阶层有接触，必须寻求向他们积极进行宣传工作的实际措施。三、欺压人是北京常见的事，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军官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乘客用鞭子或手杖催赶人力车夫等等。我认为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抓住时机，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政府官吏，军人，官僚和警察，他们在压迫平民百姓方面争相竞赛：“重要人物”的汽车可以压死行人，他们可以随意控制交通，他们唆使警察任意镇压平民。某位“重要人物”一出门，摆在首位的就是维护他的尊严。所有这些事例表明，有多少向群众宣传的好时机啊！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过去的活动和计划。我们应该看到，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已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我们人手还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集中全付精力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北京工业还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来。可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和工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认为必须提出各种阶级要求，象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不断增长起来。后来，他们成立了拥有三百四十至三百五十人的铁路工人工会。同志们，不应当只限于成立工会，工会成立以后，首先应当引导它与企业主交锋。只有这样，工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才相信工会的力量。工人群众没有知识，不认识字，十人当中只有一人能看报，因此，印刷宣传工作自然做得很差。可见，我们必须同这些困难做斗争，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克服。总之，我们在最初一个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经验是：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需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自然，开办劳动学校时，我们不能幻想马上提高工人的一般知识水平，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力差，经费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建立学校，力求达到的不过是上述的前两个目的。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工人，并使他们习惯于亲自从他们当中选出有觉悟而又积极的人来管理学校和工会的事情。学生会议能够给你们提供许多合适的宣传机会，而特别重要的是培养这种召开公开群众大会的习惯，这种大会最能使到会者养成共同利益感和严守纪律。我们教工人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遭受他们的厂主资本家的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情况以及工厂里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鼓动员。不过，要找到导师，找到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那是极其困难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办所有行业的工人学校，作为第一步，只在那些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校。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学校，应当只开办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这种学校是建立产业工会的必要准备阶段。在京汉铁路工会方面，我们积极进行活动，以便使这些工人同我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特别注意各地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4]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想给罢工者以帮助，可是他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人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因此，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劳动者》周刊[5]，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传播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在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我想举个例子来证实工人举行公开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正象我已向你们说过的，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第一批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工厂车间里发生了十起使管理人员感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同志们，请注意，我们不得不同尚且没有纪律的工人一起活动，而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据我看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我们要积极采取一切能够加速这一运动的措施。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曙光》杂志虽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文章和原著；当罗素教授在上海讲学，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并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笔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近几年来，公共的普通教育学校在北京显著地增加了。从前，它们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部分成绩。我的报告就要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把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和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都将取决于我们高举红旗进行斗争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注释[1]本文没有署名，根据内容判断，作者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的北京代表张国焘。[2]张国焘的自称。[3]此处俄文稿有误，应为“前年”。[4]即罗章龙。[5]应为《劳动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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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一年七月）]一、工人组织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出党员，尽快进行改组工作。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方能成立工会，而且至少要派我党党员二人到该工会去工作。二、宣传一切书籍、日报、标语[2]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三、工人学校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等。在这种学校里，除非常必要的情况外，不应教若干门不同的课程[3]。学校管理处和校务委员会应完全由工人组成。党聘请的教员可以出席校务委员会的会议。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四、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应特别注意组织工人工会，援助其他部门的工人运动，研究工人工会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情况。为了更适当地进行工作，这种机构的研究工作应分为以下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应特别注意中国本国的工人运动问题。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4]。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应派代表赴远东各国，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注释[1]英文稿标题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2]俄文为：“cnoBapH”，系揣译。英文稿译为“百科全书”。[3]英文稿此句为“任何教授数种不同工作的补习学校，除非不得已时不准成立。”[4]英文稿此句为“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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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本党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1]，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2]，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四、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收入党。如该地区设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六、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七、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八、委员会的成员经当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章程另订。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3]。（十一、遗漏——译者）[4]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十三、委员会的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同一地方设有五个委员会时，应由全国代表会议委派十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如上述要求不能实现，应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5]。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细则另订。十四、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一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争论）[6]。十五、本纲领须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始得修改。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注释[1]英文稿此句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2]英文稿在此句之后还有一句：“宣传共产主义”。[3]英文稿此条为“十、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组织，在党外进行活动。”[4]此系俄文稿原注。[5]英文稿此条为“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不具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6]括号内文字系俄文稿原注。英文稿原注为“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译稿）一文所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俄文稿原注显然有误，英文稿原注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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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编辑说明一、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公开出版建国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内部本的基础上编辑的，各册篇目都有所增加，并广泛收集了每个文件的各种版本，经考证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刊印。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著作，凡已编入他们的选集或专题文集的，在编入本选集时，只列目录，未印正文。三、本选集编入的文献，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或资料的原貌刊印；对于其中文字错漏等的订正，一律用符号标出，错字改正用〔〕，漏字填补用〈〉，衍字改正用［］；辨认不清的字以□代，缺字以△代；标点不全或无标点的，加了标点并加注说明。四、编入本选集文献的标题，一般均照原题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而由编辑拟定、修改的，均加*以示区别。五、对于某些文献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个别词句，也作了初步的考证，并加了若干注释，按顺序排于篇末。重复条目只在本册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六、编入本选集的非正式中共中央文件及其他文件，除原作为附件的外，均作为附录按时间顺序排于卷后。七、本选集使用国家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照排。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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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一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一）中国革命是破毁资本主义稳定最有力最重要的原素之一。最近两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受了严重的失败，其结果将影响世界资本主义的恐慌，使之更加剧烈。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结果，实际上扫除了帝国主义在半个中国的统治。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拥护的广东革命军之往后的胜利，将战胜帝国主义，完成中国之独立及革命的统一。这种统一，必能增加反抗帝国主义影响的力量到许多倍。孙传芳阻挡广东军队前进的失败，使帝国主义列强相信，利用本地军阀做破坏国民革命的工具的传统方法，现已不能完全适合实际了。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之互相竞争，使他们不能联合而实行公开的武力干涉。帝国主义正在找寻适应现在局面的新方法，这种新的政策，就是趋向于承认广东政府。美国帝国主义将为这个政策的发起者，即英日两国，也以为承认广东政府在政治上是可允许的。然而，这不过是外交手段，其幕后还隐藏着帝国主义者反革命的阴谋毒计。（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本势力，即实际上垄断全国一切财政与工业（垄断盐税，抵押关税；铁路，航路，交通，矿山，重工业，--这些多属于外国资本）。倘若帝国主义能够保持这个坚实的基础，帝国主义将在中国获得稳定资本主义的柱石。中国人口之多，使中国成为无尽藏的市场。倘使有投资所必需的政治保障时，中国是投资最有利的场所。巨量的中国原料贮藏，简直没有动过。所以，帝国主义将用拼命的力量，打破那有推倒帝国主义的危险之中国革命。倘若用引起内战的传统方法，或用可能的武力干涉的方法，都不足以消灭革命，则帝国主义将分裂那循着革命道路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互有冲突，但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外国的干涉，在中国有特别的方式。在现在情形之下，帝国主义者宁取组织内战和接济反革命军队以压迫革命的干涉形式。现在，帝国主义正企图联合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军队，以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前进。这种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必在帝国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且得帝国主义的帮助的，这是很明显的事。中国革命的胜利，给帝国主义者以如此重大的打击，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用尽方法来消灭他。（三）从中国革命的外面情形的观点上来看，因其有反帝国主义性质，故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利于中国革命之发展及其深入的几个重要情形：甲、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互相竞争，软弱了国际帝国主义的阵势。乙、世界资本主义的恐慌。丙、西欧无产阶级运动之发达。武装的干涉中国，必遭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反对。丁、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之发展，且因中国革命进展的影响而更剧烈。戊、苏联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存在，它在地理上又与中国很接近；中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军事政治等重要中心，在地理上却相离较远。二中国革命之社会力量及其结合（四）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非常迅速，参加这个革命运动的各种社会势力之结合方式也很迅速的（并行的）起变化的过程。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于很特殊的环境中，故其现状，较之十九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都不相同。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另一个特点，表示中国革命异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即中国革命发生于世界革命的时期，而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运动中之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一个要素，是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及参加革命的社会力量之结合的。中国革命中阶级力量的发展，是在非常落后的中国经济背景里。其原因则为工业资本主义低度之发展，农业经济尚用原始技术，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程度奇特的低微，以及许多半封建制度的残留等。这种半封建制度的余迹，正在被革命军的压力所破坏，而引起城乡劳动群众的斗争。现时中国经济情形的主要特点，就是中国经济的成分，可比杂色的荷包，从财政资本以至宗法祠族制度的经济关系之余迹，都时时存在，其中占优势的，乃是各种形式的商业资本，及城乡的小手工业和小工业。这就使中国民众之阶级分化不明显，并使国民革命中之社会政治力量的组织程度不甚高。同样，亦有重要意义的，即从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中央政府机关的崩败，在近几年日益加甚；国内大部分土地都成为中国军阀之军事政治组织的统治。中国军阀，代表一种社会政治的力量，现在统治了一大部分的中国。中国军阀之特质，就是他虽系武装组织，而同时他利用半封建性的整个国家制度，而成为中国之资本最初积累的分子之一。中国军阀的国家组织之存在，建筑在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地域的闭塞，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乡村有很多的人口过剩等原因之上。现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着重在土地革命之上。中国的乡村经济，就是一幅图画：许多半封建的经济关系之余迹与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原素，互相密切地交缠着。中国一般经济之非常落后，又细小又分散的土地私有制，很多数量的农民是佃农与半佃农，大小农业经济都用原始技术，多量的农民人口的过剩，同时，农产贸易之发展，以及乡村中阶级分化的进程，如此，愈使乡间情形，更为复杂，形成中国土地革命路上的许多障碍。中国乡村间的阶级争斗，因客观环境的关系，其发展有以下的倾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军阀，反对大地主的残余，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商业重利的资本，以及部分的反对富农领袖。（五）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之连续的阶段，可以各种社会力量的改变结合以证之。在第一个阶段里，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力之一，他们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找助手。第二阶段，革命运动的性质改变了--他的社会基础，亦转变到另一方面的阶级的结合。争斗的方式，发展得更新而更革命。工人阶级在中国斗争场上出现，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原素。经济罢工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于是有世界的历史的重要意义。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很积极为自己利益而奋斗），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等相结合，这类力量的结合，在政治上的表现，适合国民党和广东政府中所有的结合。现在，革命运动已到了第三阶段之门，正是阶级的新结合之前夜。在这阶段里，发展运动的主动力，将是一个更有革命性的结合，--无产阶级，农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合，而离开一大部分大资产阶级。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整个的资产阶级将要离开民族解放争斗的战场，因为除中小资产阶级以外，甚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某时期里，将和革命同道。可是，在这个阶段中，革命运动的领袖权（Hegemony），将日渐落在无产阶级身上。在此时期，是从民族解放运动过度〔渡〕至新的革命局面，大资产阶级看见反帝国主义战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超过了他的控制，客观上危害他的阶级利益。于是他（大资产阶级）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以达破坏革命之目的。他谋影响革命运动，以资产阶级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六）反革命力量之形成，与革命的阶级力量之结合，同时并进的。这个反革命团结之进程，与帝国主义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并受其影响的；犹之中国革命势力之发展，是与世界革命（苏联与西方无产阶级）有密切关系，并受其影响的一样。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企图联合他们的力量，以压制胜利的革命运动。这个反革命的团结，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帮助而造成的。大工业资产阶级表现日益动摇，倾向与外国资本协调，而承认其统治。帝国主义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势力中，找寻他的同盟者。帝国主义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并为使民族运动内增加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势力起见，于是那些迄今还站在民族革命斗争之外，或甚至仇视革命的某部分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政府方面。这种举动的目的，是从革命的联合（无产阶级，农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手中，夺取革命领导权，以阻碍革命的发展。这些反革命举动的主谋者，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在这过渡时期，历史上必然的，大资产阶级必定日渐离开革命，当此时际，无产阶级应该很广泛的利用现时在事实上还作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各种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在策略上利用离开革命的各种资产阶级间的冲突，犹如利用各帝国主义间的一切冲突一样；但是决不要忘记无产阶级的主要目的，而要在利用敌人的各种冲突之时，使战术上的应付和策略上的步骤，都能一贯的奔赴这些主要目的。三中国革命的前途（七）从敌我两方的阶级结合的观点上来看，中国革命的前途非常清楚。虽然中国革命发展之现在阶段，从历史上说，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他必然要带着广泛的社会运动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革命的进程，是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斗争之一部分。革命国家的结构，将视其阶级基础而定。这个革命国家，不会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他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的前途。否则，倘若资产阶级胜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则中国实际统治权又将落入在外国帝国主义之手，虽然，这个统治或者是另一新方式的。（八）中国革命往后的发展及革命之前途：第一须看无产阶级的作用。最近两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组织斗争的民族革命的战线。只有在无产阶级统率之下，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斗争才能胜利。这是决定中国革命的策略的根本原则。操有中国大部分地域的政权的封建军阀，是代表反动势力，且是帝国主义的经纪人。本地资产阶级，若看作一阶级，则其发展比较少，且幼稚。经济比较强有力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财政资产阶级与买办）在商业上财政上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非常密切，从未参加各种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工业资产阶级曾和民族革命运动同道，至今他还带着纯粹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性质。可是在革命初起时，他就要避开或怠工了。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在中国是革命的群众。他们从前演过重要的作用，此后也将如此。但他们不能独立行动的。他们必须或者依靠资产阶级或者依靠无产阶级。当资产阶级离开革命，或进而反对革命时，则被剥削的中等阶级，便将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影响之下。这种情形之下，中国革命在现时阶段中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合，并且在这一联合之中，无产阶级是统率的动力。四国民革命与农民（九）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涨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那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间既而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中国现在的环境，只有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阶级。彻底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胜利及革命往前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国军阀的势力，一方面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另方面则靠本地地主阶级的奥援。军阀的统治，建筑在奴隶式的半封建制度之上--军阀官僚的政府机关，地主，劣绅，商业重利资本等的压迫和剥削几万万农民。发生这种制度的原因，因为那些无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他们不得不去受地主及重利盘剥商人等的奴隶待遇，及为城市和军阀供给几百万苦力和士兵。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消灭一切封建社会关系之残余，解放中国民族，国内社会关系之革命的改革，这些事都相互联接着，成为中国革命的整个的责任。要完全推倒军阀，人口大部分之农民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必须使之发展，成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以为加紧乡村间的阶级斗争，可以削弱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顾虑，是不对的。过去国民二军之败，并不是反革命力强大，乃为不满意的农民暴动所打败。可见现在摆着这个危险。不去勇敢地接近土地问题，以拥护农民群众客观的一切政治与经济要求，这才是革命的大危机。如果因为犹豫，且误给资本家一阶级单独协作，而怕把革命的土地问题放在民族解放运动政纲的主位上，那便是错误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共产党必须免去这个错误。（十）现在情况的特质，就是过渡性，此时无产阶级应当选择他自己的将来：或与大部分资产阶级联合，或与农民强固其同盟。倘使无产阶级不能提出农村政纲就不能把农民拉进革命争斗，而失去他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如此则直接或间接在帝国主义影响之下的资产阶级，必将重新起领导的作用。假使这个可能性，在现在情形之下实现，就是加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地位--使帝国主义的稳定。如果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和农村革命合而为一，则广东国民政府将来不能保持政权，革命将来不能进展至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乡村阶级分化的增长，加紧了农民群众与剥削阶级间之争斗。共产党必须十分注意乡间的阶级分化，及从此而起的剧烈斗争；共产党应为农民运动的指导者，并提出相当的政治经济口号，以助农民运动之发展。（十一）中国共产党应当承认“土地国有”为无产阶级的农村政纲之基本要求，但在现时，必需按照中国各地的特殊经济政治情形而分别的应用农村策略。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当努力赞助推倒乡间的劣绅土豪的官僚政权，以革命政府之下级机关代替旧的半封建的官僚政权。这种乡间的革命政权，须是能执行革命政府的命令，及拥护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农民应当参加县政权机关之创造。在国民党政府管理下的境界内，农村革命的政纲，须有具体的方式。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必须立刻实行下列办法，使农民到革命方面来：甲、减租至最低限度。乙、除去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名义的杂税，而代以划一的农业累进税。丙、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所负担的税额，须为之作最高度的整饰和减少。丁、没收属于反动军阀的寺院地产，及对国民政府作战的买办，地主，劣绅等之土地。戊、担保佃农永久租借他所耕种的土地，并由农民协会与革命政权的代表决定最高限度的地租。己、广东政府必须竭力拥护农民的利益，特别保障农民，使不受地主劣绅重利盘剥者的压迫与束缚。庚、解散民团和其他种种地主的武装队伍。辛、武装贫农和中农，使乡间一切武装力量，服从革命政府。壬、政府给与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在内--以最高度的帮助。癸、组织国家低息借钱的机关，坚决的反对重利盘剥。并帮助这一类的农民组织及其他互助组织。子、国家帮助协作社及互助机关。（十二）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广东政府实行上列的办法，亦即是使农村革命进到更发展的阶段的过渡办法。实行这个极重要的任务，必须建设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委员会。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委员会必能获得实行上述各种要求所必需的威信和力量，并能加紧斗争，提出更彻底的要求。农民委员会就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在农村的基础。在仍被反动军阀所管理和政〔统〕治的地方，共产党的任务须领导农民作反对封建制度，军阀及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些地方革命的最正确的工作，是使反对军队解体。共产党要利用一切自然发生的农民组织，如红枪会等，须在其中巩固党的影响。（十三）农民对革命的态度，大都因革命军的行为与表现而决定的。由革命军表现的好坏，农民判断新政权的性质。所以农民对新政权的态度，决定于革命军自己的行动，决定于革命军对农民与对地主的态度，决定于革命军准备帮助农民与否等等。固然，革命军到处受农民热烈的欢迎。但这个热烈程度，不久时间即冷淡，这也是事实。长期的困难的军事行动之要求，在农民身上增重了新负担。倘使领导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与其他革命分子，能够应用正确的彻底的农村政策，去补偿农民暂时的新负担，则农民必将继续热烈的帮助革命军。革命军可比农村革命之导旗，须在农民群众中种根基。五共产党与国民党（十四）获得影响于农民群众的必要，也能决定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及广东政府的关系。国民革命政府的机关，是接近农民很实际的道路。故共产党必须利用这机关。在新得解放的省分里，必将建设如广东政府的国家机关，共产党及其革命同盟者的任务。是加入新政府的机关，使国民革命的农村政纲有实际的表现。这就是利用国家机关，以没收土地，减税，并给农民委员会以实力，如此，在革命政纲的基础上，逐渐进行改良。（十五）根据上述的及其他许多同样重要的理由，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为着加紧共产党在国民党里的活动，以推进革命运动往前发展起见，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自从广东政府成立以来，其实权操在国民党右派之手（六部长中五个是右派）。虽然事实上广东政府若没有工人阶级的拥护不能存在，而工农运动，即在广东省，亦尚须战胜种种阻碍。最近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以帮助左派反对右派之懦弱而动摇的政策。广东政府辖地之广大的伸张，使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比任何时更成为必要。（十六）中国共产党应使国民党发展成为真正平民的政党——包含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经纪人的被压迫者等之坚实的革命联盟。因此共产党必需照以下几点行动：甲、有系统的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思想，反对他们想把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企图。乙、形成左派，而与之亲密合作，并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丙、彻底的批评在左派右派之间［一］摇动，在继续革命或和帝国主义妥协之间摇动的中派。六中国革命的责任及革命政府的性质（十七）列宁曾说：“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时期以前，是总的民权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现在，苏维埃革命已在俄国胜利，世界革命时代已经开始，民族革命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中国革命之党纲及由此而产生的革命国家的结构，应从这个总意来决定。阶级分化的过程，即随有革命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个总意。广东政府虽然是资产阶级民权性的，但究其根基和客观上，则包含有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等联合的民权独裁制之萌芽。小资产阶级民权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是革命的，因为他是反帝国主义的。广东政府之所以是革命的，第一亦应有此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为中国的革命及由革命而产生的革命政府，第一均是反帝国主义的，故必须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之根基。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尚不足削弱帝国主义之地位。必须从经济上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基础。这个意思，就是革命政府应当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如此做法，才能即刻扩充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狭路，而走入到革命独裁的过渡阶段。因此，以为这个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小资产阶级性的，故中国革命的目前任务，仅限于（一）推翻帝国主义，（二）消灭封建余孽，这是错误的。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不能推倒帝国主义的。在现有条件之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指挥之下，消灭封建余孽的运动，必须变为领导农村革命。为了这些特点，中国革命的责任：甲、铁路与水上交通之国有。乙、没收外国租借地性质的大企业，银行，矿山等。丙、由革命政府实行彻底的急进的农村改良政策，以实现土地国有。七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十八）要在革命中占领导的地位，无产阶级必需坚强其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组织。共产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使他能尽这个历史使命。中国无产阶级数量之少及其幼稚，须以有组织的力量及明确的思想补偿之。共产党的基础，是现在代表几十万产业工人的全国总工会与铁路总工会及海员总工会。共产党最紧急的任务，是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以强固这些组织。在二年来之国民革命争斗中，工人阶级开展了很大的力量。在实际争斗里，他已获得革命运动的领导。在这些经验及成绩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组织，应当按照下列各项，以求更强固发展：甲、创造群众的产业工会，以产业为基础联合一切工会，强固全国总工会；乙、加紧群众的工作，巩固工会上级指导机关与中国工人群众的关系；职工联合会之中，吸收手工业工人，小企业工人以及文化教育工人等；丙、更加注意工人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应当变为政治斗争；规划罢工运动的策略，组织互助和罢工基金；帮助和创造协作社等；了、作反对改良主义的方法之斗争，以加紧工人群众中的教育工作；戊、加紧中国职工运动与世界职工运动的关系，对于远东各国的职工运动，特别须密切连络。（十九）为吸引工人阶级群众到运动里来，并加强他在革命中的地位起见，中国共产党应当宣传下列的要求之实行：甲、革命的工农组织的活动完全自由。工会公开。颁布最进步的工会法。承认罢工权。乙、劳工法。八小时制；每星期休息一天；规定最低工资。丙、社会法。卫生监督及劳动条件，卫生及劳动条件之监查；改良住房；疾病，衰老，残废，失业等的危〔保〕险。保护女工童工。禁止女工夜作。禁止雇用十四岁以下儿童做工〔的〕。丁、创立监查工厂的机关。戊、取消罚金及肉刑制度。己、撤退工厂里各种驻兵及警察等。庚、救济失业；扩大工会在失业者中的影响；工会中设工人职业介绍所。（二十）在革命的现在的阶段中，尚有一个很大的后备队，尚未完全利用他们的革命力量，这就是被帝国主义破产的城市手工业工人群众，他们是反对外国资本的。代表无产阶级先锋的共产党，必须组织并吸引这些群众，使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总潮流。并且共产党应为这些分子获得下列几点：甲、减轻租税；乙、组织手工业工会；丙、组织劳动协作社。八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责任（二十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锻炼出中坚分子，它领导群众。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已经有很广阔的范围及稳固的组织形式。最近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大进了一步，扩充了许多党员，且多为工人分子。共产党的农人分子不多，但共产党在农民中，现在已经有继续不断的且增涨的工作。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扩大，加紧，改进并增强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党做了许多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近来增加了数量，并在好多种工作中，亦很活动。青年是中国革命的大的力量。革命的学生，青年工农，倘使他们在共产党的思想和政策影响之下，很能成为促进革命的一种力量。没有人比青年更深切感觉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也没有人更激烈的知道必须和这些压迫战斗。这些环境，中国共产党应充分注意，应该促起共产党增加对青年中的工作。党的基本工作之一，是争得党的公开存在。（二十二）应当发展新党员，应特别注意工业区域。对于新党员的工作：或组织短期训练班，关于党纲和策略问题的专门谈话，使他们参加相当的支部练习日常工作，经过支部，而参加党的一切工作。党的组织，从中央自〔至〕工厂支部或街市支部，必须很坚决的实行党的集体指导。往后还须加紧努力，吸引较好的工人同志，使做党的指挥工作。强固和增加党的中坚分子，还是很重要的工作。对于支部书记，群众机关党团的领导者，及省区委员等中坚分子，要特别注意造就和训练。中央与区委要有经常的特派巡行员，这人可以从各地方最好的工作者之中选出来。为做乡村的工作起见，巡行组织员，也须特别造就。使党的低级组织，支部及党员大会等，增加活动与独立性。巩固党团，特别是工会的，农民协会指导机关的及国民党等的，一定要使之加强。对于党团的工作，党须有系统的坚定的指导。九帝国主义〈国〉内共产党的任务（二十三）在帝国主义国内的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用一切方法以拥护中国革命。拥护中国革命的运动要用下面的方式举行：甲、反对武力干涉中国的煽动。对无产阶级群众解释外国武力干涉中国的危机。帝国主义在中国鼓动内战和给与军阀以经济与武备的帮助之事实，应该揭破。乙、要求外国海陆军从中国撤退。丙、在驶华外国海陆军中宣传。丁、鼓煽立即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国真正的国民政府。这些要求要在各种集合〔会〕和反对侵略的示威运动中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与无党者，也要拉他们加入这个运动。根据一九三○年一月出版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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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1〕（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一、开会时期与出席人数十月十四日开预备会。十五日起开会，除十七与二十四为星期日各休息一日，至二十八日闭会，总共开会十二日。每171从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开会时间。到会人；中央执委十九，候补执委九，监委三，候补监委三，总共中央委员三十四人。此外各地代表五十二人，代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吉林、甘肃、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热河、察哈尔、菲利宾、日本、檀香山、古巴、墨西哥、暹罗、缅甸、澳洲、三藩市、加拿大、南洋。出席人：C派占四分之一，派左〔左派〕比此数稍多，再加半左派，所以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二、议案中央提案委员会，由张静江、谭延闿、李济琛、孙科、甘乃光、顾孟余、徐谦，鲍罗廷所组织，其提出之案八种；1，国民政府发展；2，国民会议召集；3，省政府、地方政府、省民会议、县民会议；4，省政府对国民政府关系；5，省党部与省政府关系；6，最近政纲；7，最近外交政策；8，宣言。上述议案无重大修改通过（省民会议、县民会议草案定为咨询机关，后取消此语，然亦只是为宣传关系，并无想认此会议为权力机关的意思）。政纲中，农民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亦无讨论通过，这可见右派之无活动余地，同时亦可见右派并不甚了解议案关系。临时讨论有结果的八案，余则多交中央办理。1．慰问前敌将士、省港罢工工友、军事区域人民。2．请汪销假，派代表迎汪，通电各级党部告知此事。3．电慰蒋。4．撤消贿买知事之蒋道日代表资格，照汪交下拿办之旧案交监察院审办。5．全国人民团体联合会政纲（由最近政纲中抽出一部分）。6．开除西山派无悔悟表示者石瑛、张继等八人及上海伪中央分子；各地西山派及孙会重要分子由各省党部开除，中央通告各级党部。右派陈季博、在北廷服官之王宠惠（中派提出）均开除。7．开除沈鸿慈，驱逐出境，严办反动学生。8．增加党费，每月三十万元。以上议案均无重大〔重大〕意义，2，7，8案均左派对中、右派打击示威，中、右派全无抵抗能力。三、会议时期各派之态度我们极力注意避免与中、右派的直接冲突，凡事均让左派上前，色彩较浓之同志态度尤妥协，惟有少数同志不免有不适当之发言，亦无大的影响。然中、右派见左派气焰，疑系我们作祟。张静江说：“这会议纵多数通过，亦不能算本党的意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因他们有此等观念，我们更审慎，决议民校内部之事，比较取不参与态度，听左派自决进攻中、右派与否，惟酌量帮助左派。左派因三月二十以后之抑郁与迎汪憎恶张之感情，其气概〔焰〕甚盛。未开会以前，即发生此会权限之争论；开会后以左派多数，和我们的帮助，其后更由我们帮助使一部分左派能有一比较固定的联合，每日会商一切，故更助长其胆气。他们很愿与右派打冲锋，不使我们站在前面，但他们的会商不愿我们参与。左派在会场中屡次打击中、右派，惟究竟表现无组织情形，有时闹得中、右派憎恶之极，然而将他们无可如何。散会时甚草草，仅鞠躬呼三口号，无演说，亦表中、右派狼狈情形。但左派表现有四缺点：（1）动摇，有些人是投机的，（2）彼此不相信任，有时误认中派分子拉到左派会议中来；（3）软弱，到紧要关头不能上前奋斗；（4）对中、右派进攻，仅为出三月二十以来之气，并不了解左派政纲的真正意义。因此他们在会场中虽然屡次打击中、左〔右〕派，然他们亦不敢或不愿得罪蒋，中央党部亦无丝毫变动，最高执行机关仍中派所把持，故迎汪亦等于空谈。中派最初颇欲包办会场，自屡受打击，遂完全屈服，不敢在会场中争辦〔辩〕。但关于中央党部改组问题（即合并常务会议，政治会议，选十三人组政治委员会，与选此会之主席及秘书处。原意政治委员会要包含左、中、右派，我们则色彩明显者不参加，但使在左派领导之下，主席及秘书处必须完全左派），张静江在提案委员会顽强抵抗，声言蒋之主席决不可动，因之此案遂不能提出。右派占最少数，依附中派，有时鉴于会场空气亦附和左派，他们只能玩点小鬼或背后或隐约放点不利于我们的空气，并无影响会场力量。左派对中派进攻之事实：1．预备会时，张静江本欲于无代表各省分可以指派人出席，会场否认此等办法。2．张静江已定大会秘书长由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兼，预备会叶已出席，会场提出另组秘书处，大家不便说拒叶理由，举手约四分三通过另组秘书处。散会后张大发牢骚，我们因决定不再提此问题，以后叶亦不再出席，即以不了了之。左派后仍有提出为何不组秘书处以质问者，亦被我们以他事乱之，敷衍了事。3．张静江等原定主席团五人，有邓泽如在内。会场提出请中央提五人，代表推五人，于此中再选五人为主席团。张等商量很久，不敢提邓，乃提出张、谭、徐（谦）、孙（科）、宋（庆龄），代表推出吴玉章及左派四人。选举结果，孙仅十余票，落选，吴当选，张仅六十余票，较谭、徐均少十余票。4．迎汪案，徐促张早发表蒋要迎汪之电，以便引起迎汪案，不致与中派难堪。张顽固欲留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申言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又扬言提出欢迎胡汉民以为抵制。后我们决定要左派早日提出汪案，此案各省区、各总支部均以党部名义连署，凡出席者无论左、中、右派代表均一致连署，并无异议，亦无人敢提迎胡之议。提出后，蒋〔2〕始公布蒋来电，并言不知何处可以寻汪，会场嗤之，表示对蒋电同情，另举代表偕蒋之代表同往，并拍电各级党部以示迎汪决心。此案通过后，我们同志表示我们迎汪正与蒋电之意同。即在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汪、蒋，左派附和之，并提出电慰蒋之主张。5．中派丁惟汾发言谓此会不能变更中央决议，左派被激，纷纷质辩，结果通过一决议案：此会议议决一律有效，惟有第三次代表大会可以更变之。6．开除西山派问题，中派谓石瑛已由吴稚晖荐来炼钢，左派谓炼钢归炼钢，开除归开除，二者不妨并行。左派又提出邵元冲、叶楚伧之申明，系过二月期限已久，且系为欲来粤做事，此申明不可信，由我们转圜，遂未议。7．沈鸿慈案前经中派主持，谓他只反对C．P．的假革命分子，尚不能说是反对本党（中央党部决议案）；此次由左派运动十余警察区分部纷纷提出请求复议严办，左派决非开除沈不可，孙科亦附和主张，并主张要严惩一般“手权派”学生。陈果夫秉乘〔承〕张静江意旨，亦说现在沈等罪状益著，自非警所足以蔽其辜，遂全场通过开除沈鸿慈并驱逐出境，严惩反动学生。四、此次会议之结果此次会议在实际上所得之结果如下：1．关于党与政府等议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张作霖，对国民政府下各省事实上的领袖，均〈设〉法回避冲突破裂，而利用此时机可以发展各县各省之民众组织，并促成民众组织之联合。2．提出最低切合人民目前实际要求之政纲，此政纲当然党政府所能一一施行，但有此政纲可以促各界民众觉悟起来，以自己的力量督促党政府实现这些政纲。3．唤起农民，拉拢资产阶级，给封建势力之基础（地主剥削制度）一个大的打击，如号召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运动。4．中、右派经此次打击，而同时又仍有中央党部在其掌握之中，他们必于此会议后努力扩大他们的运动。近闻陈果夫、丁惟汾等已于党部号召一般留美或北大知识分子（愿〔原〕系顾与丁共同领导的党徒，现均倒在丁一方面去了）有〔3〕秘密组织（顾孟余方面消息），他们利用组织部、军人部派员到各省发展他们的组织。他们要靠这种运动，以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又为左派所打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之努力，所以他们必然会大大努力的。即是以后各省中、右派之活动，定然要成为一个大问题。5．同时这些左派经这次相当优势，又已有了联合组织，他们的勇气当然加增。虽这些左派不定可靠，以后亦许会有成为右派侦探或怠工的人，但大部分必以反右拥汪之热情，能使中央与各地左派互通声气，中、右派有上述之活动，必更能促进左派各地之组织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奋斗。所以此会议后民校左派亦必活动起来，加以我们的帮助，左派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五、左派之计划（一）政纲1．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在各地工作，须避免与共派冲突，如分子间发生意见可与共派开联席会议解决之）；2．反对西山会议派；3．拥护总理及廖先生遗留之农工政策，4．拥汪精卫先生为领袖。（二）宣传1．各地于可能范围内须各有一代表刊物作思想、言论、行动方面之指导，但须注意步调之一致。2．在最短期间，须向各地同志说明党内外真实状况，尤须注意揭露反革命右派、新右派、假右派、假左派等之罪恶，同时发挥左派之主张与个性。3．各地如有与党有关之事件发生（如与党与国家与社会等），该地秘书处即须将该项事件原委通知各地，以便一齐动员。（三）最近的工作1．须从速组织并巩固各地左派之势力（组织方法由各地斟酌情形办理）。2．对汪先生复职事件须作普遍之宣传。3．须努力参加党务，在最近各党部改选时，须设法在党部取得多数以便实行主张。4．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须努力活动，务必取得多数。5．须努力从事实际工作，尤须特别注意农工运动。6．须用种种方法折〔拆）散右派，假左派等之组织，并吸收较进步的中立分子。（四）应注意之事项1．此种左派组织对外应守秘密，尤其对右派、假左派等须守绝对秘密，对共派则可以联席会方式交换意见。2．吸收分子时，应以对于上述纲领的观念为标准。3．按照各地情形应实行基本训练及纪律〔4〕。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刊印注释〔1〕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未署作者和时间，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可能是粤区的报告。《中央给粤区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见本书第440页）中提到的，“×××同志回来报告此次民中扩大会经过”的材料没有找到，故暂将本文编附于此。〔2〕“蒋”疑有误，似应是“张”。〔3〕“有”字原文如此。〔4〕本文标点，编者作了一些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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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区政治报告（二）——国民政府迁移及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局与我们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粤区政治报告（二）——国民政府迁移及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局与我们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Ⅰ．国民政府迁移武昌国民党在十月十五日所开联席会议上，关于国民政府发展问题，决定其地点仍在广东。理由是：（一）国民政府的地点，应拿他最主要的工作来决定，并指出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在巩固省的基础，什么地方最容易实现此种工作，国民政府就在什么地方。这个答案当然就在广东了。（二）国民政府在广东离张作霖较远，不会与张冲突；而到武昌则与张较近，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于国民政府是不利的。要留在广东重要原因还是第二个。因为国民政府经过了这一次战争，应当要巩固内部，而没有力量再与张作霖冲突。现在又变更了这个决定，要搬到武昌去了。这个问题的发生是由于蒋介石的来电，请中央党部搬到武昌，国民政府仍留在广东。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一定要在一个地方才行。上星期政治会议讨论的结果，已决定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都搬到武昌，候江西战争结束后即可实行。现在南昌、九江已下（缴械共计四万，俘虏亦三干余人），江西已不成问题，“迁都”亦必实现，十一月十六日有些人已动身到湖北去了。这次要搬中央党部到武昌的理由，就是根据前次不搬的理由。第一，国民政府现在不会与张作霖冲突了。张作霖同曰本帝国主义冲突很厉害，张作霖同日本之冲突是由于下列两个原因：（一）日本帝国主义要张作霖不再用兵关内而巩固现有地盘，张学良等反对，说对关内用兵是不得不用；（二）日本要张作霖不规定奉票价格而设法整顿，张回答此问题复杂，不能够解决，日本得到这个回答大不满意。奉系军阀新生出来的张学良一派，现在与英国帝国主义勾结很利害，所以曰本提出这两个问题来压迫他。但是这个回答却是更今日本人不满意而十分厌恶张作霖。本来张作霖所统治的东三省早就不啻是日本的地方了，东三省的一切都是为日本控制的，张作霖作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亦凡事受日本的压迫。吴、孙败后，英国帝国主义就勾结奉张，张亦想借此抵抗日本，这样一来就更弄得坏了，日本更积极的压迫张，张遂处于极困难的地位，因为他无论如何是不敢与日本翻脸的。因为这个问题，最近日本曾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清浦子爵（曾做过日本内阁）亲自出马到北京活动，同〈国〉民党的李石曾、易培基等开会。清浦提出三个问题：（一）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好的关系；（二）国民党能不能脱离与苏俄的关系；（三）张作霖要与国民政府联合，国民政府能否容纳。国民党接到这个报告后，政治会议就决定这样回答他的三个问题：（一）国民政府可以而且愿意与日本建立好的关系；但是这完全要看日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态度而定，即日本应赞成国民党，应反对军阀的主张。（二）对子第二个问题则说，“本党”是独立的政党，因此他有权采行某种能够达到其政治目的之外交政策，不受第三者的干涉；“本党”之联俄即因俄国能以平等的友谊关系对中国，“本党”施行此种政策乃为达到其自己所欲达之目的。（三）对第三问题就说国民政府已直接与张作霖交涉。这个回答还没有到北京，他们已经开始了谈判，谈判中亦仅提出第一个问题及问这方面能否派代表到日本商合作事。在这个谈判中，清浦说了很多张作霖的军队怎样坏的话，谓他已成为全国的敌人，但假使他能与国民党接近则可望倾向于好。谈判后李石曾要他到广东一行，他以路远谢绝而表示可到汉口，并愿国民政府方面派代表到汉共同商量。这个真的原因就是到汉口可同唐生智勾结一下，而到广东则表示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冲突太明显了。这次的交涉，表示了日本现时的外交政策，是想拉国民政府的势力以压倒英帝国主义统治长江的势力。这种态度更可见之于《每日新闻》（在日本有很大势力，代表重工业的报纸）的论调——他的社论中证明现在中国的潮流是英国的势力要倒下去了，同时则赞成国民政府的主张，称道其发展。在这个情形之下，张作霖处于个很困难的境地，日本的动作是很使他害怕的。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没有力量可与国民政府冲突了。所以国民政府此时很可安全的搬到武昌没有什么妨害。其次就是张作霖内部之有问题。从奉系生长出来的张宗昌同奉张是有冲突的。吴佩孚失败后，奉方就有援吴的声浪，张宗昌很想借此占领江苏的地盘，所以他极力想南下：但是杨字霆、张学良都阻止他到江苏。张宗昌借口山东地盘养不活他三十余万军队，一定要争到江苏来；但杨宇霆、张学良都没有地盘，也争要到江苏，而逼张宗昌去打河南。因此暗中发生冲突，彼此都要夺肥沃的江苏。国民党就利用这种争执，两方活动，答应杨宇霆、张学良亦可南下，同时亦敷衍张宗昌。现在他们还提出要求国民党打个电给杨宇霆，请他下南京，他就可借此带兵南下。于此可见他们内部冲突的利害。从这两个事实看来，在联席会议时所决定不搬的第二个理由已不存在，而变成国民政府可以搬去的理由了。第二，在联席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巩固省的基础。这可以有两个解释：其一是这种工作要在最进步的地方作起来就容易实现；其次也可说要在最糟最重要的地方作起。现在武汉是最糟的，但是武汉是全国一个中心，又是重要的，不可放弃他，所以需要把国民政府拿去压一压，有几个大人物到武汉去或者还可以做一点事，使武汉的现象转变好一点。因为国民政府还有点威信，他还可以到武汉去镇压一下。并且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国民政府又有向全国发长〔展〕的可能，以前所谓巩固省的基础已不是现在第一件事情了。江西战事结束，孙传芳完全失败，政局遂转入一个新形式〔势〕，要以武汉为中心而进行一个第二次新的北伐了，这个北伐真的就要向北打了。Ⅱ．广东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治之新形势广东省现在已到了个地方工作的时期了，上层政治已不能有什么作用了。上层政治的搅动，必要在情形复杂争斗很多的地方，才能在那里局势之下发展；但是这些东西在广东都成为过去的了。过去国民政府在广东的许多斗争中可以有作用，现在则已形成一个势力之统治，政治的现象成为单纯的，上层政治就用不着了。同时广东民众亦已起来，可以独立，国民政府已无庸在此干涉一省的事，而要到武汉的适中地点去指导全国。到湖北的复杂情形下也能够搅弄事情出来，在湖北现在才是需要这一个上层政治机关去的，因为国民政府已决定实行搬到武汉去，于是省政府改组也被逼出来。新省政府已由国民政府任命下列十一人为委员：陈树人、李济琛、孙科、陈孚木、甘乃光、何香凝、许崇清、周佩箴、宋子文、李禄超、徐权伯；分设九厅（陈树人任民政厅，宋子文任财政厅，孙科建设厅，许崇清教育厅，徐权伯司法厅，李济琛军事厅，陈孚木农工厅，李禄超任实业厅，周佩箴土地厅）。在此组织中有一点可注意的，即是并没有省政府主席而只有常务会议的主席（常务委员五人：陈树人、孙科、宋子文、李济琛、甘乃光），这个目的就是在不造成一个首领，不过事实上军事权完全在李济琛手上，结果也必然成为一个首领了。现在甘乃光、陈孚木都在李影响之下的，就是孙科也只想自己得一个好的位置。再则省政府改组，决定组织四师省军，这将来当然是成为李济琛的势力而造成他在广东的霸王地位。李济肆这人我们应知道他一下，李所说的话完全是代表地主的，对工人的事他不大说话，而关于农民的事他的态度比任何人坚决。譬如这次南路惨案，他坚说农会有土匪是有证据的。甘乃光说县长有些不好，主张把县长调开；而李说那是最好的县长，决不能调开。农、工、商、学开代表大会他也反对。他的手段很辣而很有把握的。至于左派呢，也没有这回事：我们以前说〔所〕称的左派，现在都转移到李济琛的重心上去了。甘乃光我们以前说他是最好的左派，现在也倾向于李了。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利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虽然他也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表现在我们面前已可看见，各路都发生惨杀农民运动人员压迫工人的事。这个新时期的倾向就是形成一个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形势，国民党不管是左、右派到那时一定都站在政府一方面去，而我们则当然站在民众方面与政府对抗的。所以C．P．以后应当渐渐完全站在在野党的地位，改变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是占了国民党的什么部去作委员，到那时也是无用的。在这种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在这种新时期中，第一步要发生的冲突就是农民与政府的冲突，尤其是农民与军队的冲突最容易爆发。城市的工人目前还不会发生问题，因为工人有集中的势力居住在城市，如果要压迫还有点惧怕工人联合的反抗；并且他们也要利用工人，不敢闹大的乱子。最迫切的就是乡村的农民，现在乡村中所起的冲突还只是小的问题，一部分的冲突，民团与农会的冲突，地主与农民的冲突，农民与军队的冲突，都是开始了；这种种冲突就是将来绝大冲突的开始。其次还有一个冲突的因子，就是在乡村最容易与地方军队冲突。在乡村的地方军队发生了冲突时是没有什么客气的，他要打就打、要杀就杀的；而军队的首领在城市的，他对这种冲突是不会负责出来解决的。总之，在这个民众与政府、军队冲突的争斗中，农民站在最主要的地位，这样农民运动当然走到一个很困难的时期。Ⅲ．我们在这个时期中所要的政策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中我们党应该采什么样的改策呢？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个左派，能够长与我们合作。自然我们有时仍要拿群众运动的力量去压迫他，但是也不能过甚。在我们尚无很大的势力以前去与新的军阀冲突，那一下被他的压迫打倒了，我们便无再运动的可能。如果民众的势力发展与新军阀的势力相等时，我们亦不能轻作很大的斗争，因为冲突的结果必是两个势力都碰坏。这不见说我们此时就不要斗争了，我们仍然要斗争，如在潮安、汕头我们的工友同志被打死了，我们就举行大罢工。但是在此时我们作这种斗争要特别小心，即是说我们现在还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国民众的势力，而不是即刻就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此时我们仍要把民众与新军阀的关系弄得好点，而在这种关系下去强固民众的势力。现在已经要到民众与政府对抗的时期，我们要使工农的势力不孤立，就要拉拢学生与商人，要学生、商人都不反对我们而与我们一致的反对政府。因为这个时期的政府固然不会能代表资产阶级，不会使商人满意，所以此时还可以拉拢商人。但因此我们的口号就要低一点，乃能适合学生、商人的口味。特别是商人应注意，因为商人在经济上十分重要，如果他站在政府一方面，我们就危险；站在工农群众一方面，就是一个相反的情势。所以现在为了我们整个的工作，有时应当妥协一下，对于广东劳资的冲突，现时就要小心的工作。广东的工业不能维持其成本，一来是因为工业不发达，二来是管理不好。政府的工业因为管理不良（职员扒钱太多等），都弄得要倒闭的样子，我们应设法使这扒钱的弊端减少点，而以增高工人的生活。对于私人工业则要很小心的，要使工人的要求能够适合以工业利润所能供给的限度，即不要工厂因工人的要求过度而关门，把工人与商人的关系弄得太恶劣了，结果在整个工人阶级与政府对抗的形势上陷于孤立，或竟使商人结合在政府方面来压迫工人。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要打倒资本家而所与政府对抗，所以我们不能敌人树得太多了。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后的敌人，但是我们现在还不需要与他们站在绝对的冲突地位以孤立我们自己的势力。关于工人的问题比较还是容易解决的，最重要的最困难的还是乡村斗争中的农民问题。现在农民问题很难以对付，因为在农村简直不能有一点要求，只要成立了农会马上就要发生冲突。照现在的政治环境，在我们还没有很大力量的时候，当然不能轻起冲突。但是我们绝不能说不要发生冲突，除非我们不作农民运动。只要我们到农村去，要去把农［农］民组织起来，就要发生斗争的。农民运动不比工人运动，他是在乡村的，农民散处着，没有象城市工人的集中。而统治乡村的封建势力——地主及土豪劣绅的势力又到了动摇时期，他们必要维持其乡村皇帝的位置而不容一点反对他的势力在乡村增长，所以农民运动一开始就发生剧烈的斗争。不过现时虽然不免要时时发生冲突，但要整个的爆发一个大斗争，还须有了全省极强固的统一组织，有了足以保证斗争胜利的力量，才能够行动。我们应该尽力避去无味的斗争，应当竭力防止大的斗争之发生（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斗争）；同时亦极力预备整个大暴动的力量，要能有此伟大的力量，才能做一个大暴动以反对政府，这样的暴动我们才有胜利希望〔1〕。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注释〔1〕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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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区政治报告（一）——汪复职问题，对唐策略，国民政府迁移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粤区政治报告（一）——汪复职问题，对唐策略，国民政府迁移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汪先生复职问题，当即照中央所指示的办法做去；但汪究竟回来不回来是一个事实问题，非我们C．P．的主观所能决定也。联席会议时左派硬不起来，情形非常之坏；如果只有我们孤军奋斗，不能得到好结果，反而在事实上证明不是左派要汪回而是C．P．要。至于现在左派是否真心要汪回，我们无从知道；但是《国民新闻》最近的社论已自称为“在朝”矣；只要可以造成自己一派的势力，只要自己可以卖身当奴才，要不要汪精卫似乎不大成问题。联席会议后何香凝曾经忽然失迹，不知所往；昨日回来尚未国有何佳音。对唐生智问题，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自有其策略，C．P．的广东党部不能代其负责。至于粤区自己，没有丝毫抑制唐之观念与事实；如果有之，无论是否负责同志，区委当即照中央训令努力纠正之。关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移去武昌问题，政治会议所讨论之理由另详粤区政治报告中。粤区委对此只认迁去后广东工农群众与李济琛有直接冲突之可能，我们作工将格外困难，应当格外小心而已。中央意见当即电达鲍〔包〕同志。我们想，如前方有何困难，迁去后反不利于推进革命运动，当然还是留在广东巩固所谓革命基础也〔1〕。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注释〔1〕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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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中国共产党党团讨论左派问题所得意见的报告（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中国共产党党团讨论左派问题所得意见的报告〔1〕（一九二六年十月）党团对于左派问题，曾经两次讨论，并由B同志作两次报告，党团公〔共〕同决定认为：B同志所谓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是真正的左派，只有在为民众本身利益的日常生活奋斗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势力，现在这种上层某人某人为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等语，根本上说起来是十分正确的。惟就其语气，不免过于忽视眼前上层的左派之作用，于实际工作上有许多难行之处。党团最后一次会议，全体同志对于左派问题，贡献下列之意见于中央，望中央斟酌为一最后之决定，通告各地以为民校工作之标准：1．现在上层的左派（以下称准左派，以无真正的左派分别），只是民校中一部分不能与中、右派合作的分子，为防御右派进攻以保诗地位的组织。他们并不是站在左派政纲上的。所以他们的分子摇动不能坚固站稳左派的立足点，软弱不能勇敢上前为左派主张奋斗。他们彼此间又不能谅解一致。但这种左派不能说是我们勉强做成的，是因为他们在性情上或利害上不能与右派合作，故在某一时某一事表现他们与右派不同被我们认为左派。2．这种准左派的软弱摇动不一致是不必过分悲观的，在没有群众的时候，在上层自然只能有这样的左派，而他们刚刚组织的时候，更只能有这样的东西。但这种准左派对于国民革命是有相当作用的，民校改组后左右派之分化，促进国民革命之发展不少。因为准左派与右派争斗事实上不能不接近我们，而且不能不在主张上与右派立异，而且有时为着要得群众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较站在民众方面。所以这种准左派虽有许多弱点，我们对付这种准左派一定要特别看待一点，不能与中、右派视同一律。譬如这种准左派与右派争斗之时，我们一定要与以相当的专〔尊〕重或援助，这种准左派有了错误主张与行动时，只能与以友谊的纠正，不能与右派一律攻击。3．这种准左派的组织，将来虽免不了要发生一些变节的分子或内部的纠纷等，但我们应当帮助这种组织，在凡有为反抗右派必要的地方都应当使有这种组织，且介绍之与广州可靠的左派联络。这种准左派，我们应领导之使去做群众的工作，与将要起来的群众的真正左派相接近；这可以鼓励准左派中间有些人更稳固的左倾，以至于在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真正左派的领袖。假令将来在他们中间产生不出真正左派的领袖来（亦许会有的事），眼前与他们合作，亦是有利的，因为有了他们为友军，至少可以助长左倾的空气，打击右派的空气，使我们做群众的真正左派的工作可以得着许多帮助或便利。4．民校内部左右派之争斗，须使此准左派上前，我们只以表〈决〉权等方法帮助他们，我们不应多说话，干涉人家的家事。民校左右派分子权位上的争斗以〔亦〕应取上述的态度，但政治上左倾〔2〕的罪恶我们应指出攻击他。我们要站在领导左派的地位，不应当专以此种责任诿之于此等准左派身上，此等无群众的准左派，亦每每无负此责任的力量与勇气。5．同时我们要注意此等准左派的组织，只应限于有对付右派（专指在党部中作祟的右派而言）工作上必要的地方，凡无此必要的地方不可预先组织，因此等准左派的组织，无论如何是有些排拒我们的性质的（即以此右派〔3〕组织不愿一切有C．P．嫌疑者参加可以为例）。左〔在〕右派进攻的地方，他们为对付右派，不能不与我们亲密的联合，我们亦需要他们减少我们与右派的直接争斗；若并无对〈付〉右派之必要的地方，我们并不急需此种准左派之组织。比较真左倾的准左派分子亦无需要组织起来的要求，有此要求的只有比较右倾厌恶C．P．的人（这种人实际是懒惰软弱而褊狭嫉妒的右倾分子或戴季陶派，不可认他们的要求为左派的要求）。假如预先组织这种准左派，他们一定专门发挥那种厌恶C．P．的精神，实际成为中派或右派的组织。我们切不可拘泥于普通〔遍〕组织此等准左派，在当地无对付右派的工作的，即为对付中央右派之工作，只应使我们的人与准左派分子无界限的合作，不可将他们离开而独立组织起来。6．我们应当纠正从前过于看重这种准左派过于看清〔轻〕中派右派的弊病，他们中间确实并非我们理想的鸿沟，在实际工作上准左派之表现每不敢或不愿与中派右派有什么不同。若要想将革命的责任真正的放在这种准左派的身上，一定是要大上其当的。为了这种准左派的原因，完全得罪所谓中派右派分子，比较准左派得罪他们更利害，这亦是上当的事，在不致于使我们与准左派恶化之范围内，我们对中派右派分子应与准左派分子一律看待，我们有时亦可以得着他们的帮助的。7．真正能够负担国民革命的责任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说一般被压迫的学生商人农民市民手工业工人。这种真正的左派，决不是专门在上层联络几个民校的领袖，在房子里接洽磋商所能做得出的，一定要在为一般民众利益的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才能造得出来。国民革命的工作现在急于需要这种真正的左派。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应努力提携准左派去领导民众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我们所需要的普通的左派的组织，不应是指的准左派分子的组织，应当是指的真正左派的群众的组织。8．真正左派的群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争斗中需要领袖，准左派分子常常不敢来做领袖，只有我们同志容易做他们的领袖。因为我们同志是有党的群众在背后的，准左派则只是他个人，所以无论任何同志都容易比准左派更有胆量站在群众的前头领导他们奋斗。既然左派的群众多半为我们所领导而不为准左派分子所领导，他们虽是真正K．M．T．的左派，但人家乃至准左派自己，都会认他们自己是C．P．的群众，而不认他们〈是〉民校的左派；我们要使他们被认为民校的左派，必须使准左派分于常与他们〈发〉生关系。准左派分子能接近这般群众，有时亦可以更勇敢坚决的左倾。9．准左派分子不一定是真正的左派分子，他们的思想有时根本上右倾或戴季陶式的；在真正的左派群众起来之时，他们固然可以有一部分人更左倾，亦许有一部分人（甚至于全部分人）反退后落伍，象戴季陶在“五卅”时代一样，所以准左派的革命地位是没有把握的。不过无论如何，为眼前防御打击中派右派，做左派群众工作易做，而易被人认为民校的左派，我们一定要在今天为准左派分子做工，使他们暂时做民校左派的影子。10．对于准左派，我们应在表面上尊重他的独立地位。因为准左派要求这种地位，不愿居于C．P．附庸地位。但实际上我们要取得领导他们的地位，不然则此等准左派更易右倾或松散。对于真正的左派群众与准左派的结合，我们亦应在表面上尊重他的独立，但实际上我们要有领导左派群众的实权，使我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可以影响准左派分子。若我们真正的希望将此左派〈群众〉完全由准左派分子领导，脱离我们的影响，准左派分子亦许反转会给右倾的影响于这样左派群众。——总而言之，我们说国民革命必须民校左派来领导这些表面的话，若大〔太〕看呆板了，我们实际取不得领导之权，是于国民革命有危险的〔4〕。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载于《国民党问题讨论集》油印本第三辑，标题为《粤区对于左派问题之讨论》。据《中央致粤区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和十二月中央特别会议《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的记述，本文系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之中国共产党党团的报告，现改今题，编附于此。〔2〕“左倾”疑有误，似应为“右倾”。〔3〕“右派”疑有误，似应为“左派”。〔4〕本文原标点不全，编者作了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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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区来信（摘录）〔1〕——蒋汪关系及国民党中央主席问题（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粤区来信（摘录）〔1〕——蒋汪关系及国民党中央主席问题*（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关于现在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军对于张宗昌、张作霖的策略，我们已经遵照中央所说的做了，前几天由张、谭共同署名打了一个电报给北京分会，告诉他们按照此地所决定的策略，注意对付二张。汪、蒋合作的问题，现在不过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而已，虽然蒋有电报请汪回来，大会又有即刻迎汪回来的表示蒋曾经有电报给广属警备司令钱大钧，叫他把两广交给李济琛，第一军全体预备入赣入闽。从这个电报上我们可以看出，蒋一方面表示赞成汪回，一方面又把广东交给李济琛来抵制汪，依蒋平日好弄这样的手段的情形看来，我们这种推测大概不会十分差的。但是钱大钧又极力的压迫公安局局长李章达，企图拿广州市公安局的权柄，这件事如果没有得到蒋的密令绝不能这样做。前天国民党大会起草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张静江很倔强的很严厉的说，这次大会不能够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够反对蒋作主席，孙科附和张的主张。当时会场上除了张、孙、鲍三人发表意见外，没有一个人说话。从这种种情形看起来，蒋之赞成汪回来仅是一个外交手段；同时用种〈种〉手段阻碍汪回来，或回来也不能得到多的权柄。现在左派仍然没有力量，三月二十日的余威也还存在。照现在的情势，如果作得太左，于革命是很不利的。对于立即要汪回来的问题，已经在大会上给张静江一个打击（因为张静江在会场上借口汪的地址不知道不主张由大会举出代表迎汪即刻回来而遭否决），现在对于主席问题应当退一步打一个湾。我们本来决定举谭作政治会议的过渡主席，但因张静江这一保镖，而左派领袖又默默无言，谭本人当然不能接受这个过渡的主席。这样，只有三条路：第一，在大会上提出谭，谭不接受结果仍然还是蒋或张，这样或者是左派所不能忍受的。第二，谭不接受，左派不愿意由这次大会重新决定蒋或张作主席而取消主席制度，这种情形更坏了，因表现冲突太明显了。第三，此次大会完全不提起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只有我们单独奋斗是很坏的。最后我们就决定这样做。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刊印注释〔1〕本文标题之“（摘录）”字样，是原件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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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区来信——答复中央十月四日去信（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粤区来信——答复中央十月四日去信（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三号及四号来信都收到了。汪精卫回粤问题，我们决定要在这一次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上没有讨论党务及政务以前，临时动议要求请汪精卫立即回粤主持党国大计，已于本月十八日实现了这个决定。中央对于这件事情的指示我们是完全遵照去做的，并且粤区及鲍同志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相同。在没有接到中央来信以前，老蒋已经有电报给张、谭，表示赞成汪回来。这当然不是蒋的怎样愿意，而是为现在他所处的环境所逼迫的，或者也不是我们的影响使他这样做，而是他已自觉其智穷力绌，这是很清楚明白的，用不着多说。中央已经知道，三月二十曰以后中派掌握政权，国民党领袖对于工农运动的态度变坏了。就是所谓左派的领袖也是如此。他们不明白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民众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有了变动，无论大小事件，只要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就以为这是民众故意与他们为难，换言之，即是C．P．故意与他们为难。我们在这样情形之下，领导工农运动，都是依照中央的决议去做。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帮助左派，同时我们也要为民众利益奋斗。我们没有因为帮助左派及〈对〉整个的国民党让步的原故，就袒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违背民众利益的举动，我们皆站在民众利益的观点上，公开的积极的批评他。我们现在特别的指出对于陈森的案件，我们在工人代表会中同国民党左派及［及］无政府派是合作的，不过这个左派不是甘乃光，不是顾孟余一班士大夫，而是手工业工人群众，而是手工业工会的领袖；他们没有怀疑我们，没有怕我们，没有防闲我们。陈树人接任中央工人部长后，我们曾经提议组织一职工运动宣传委员会，这个提议的用意就是帮助左派使之到群众中间去作工作，不要站在群众以外，说工人要求太高，说工人太懒，说工人手段太辣，说工人不革命，不要站在群众以外，怀疑C．P．，害怕C．P．，防闲C．P．。在花县惨案中，虽然甘乃光没有在政治会议中为花县农民说一句话，虽然甘乃光没有指示半点办法，我们仍然拉他一块儿做，并且当组织委员会与军队同到花县查办时，我们坚持一定要国民党左派同志——甘乃光亲信的人代表中央农民部，并且推他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始终保持了“苦力”的身分帮助左派。但是也有例外，现在南路的农民运动，差不多是c．P．包办，因为如果我们［我们］不做，那个地方的国民党，那个地方的农会都是土豪劣绅的了。因此还要为着革命的利益作苦力，依照中央上次的指示“如果没有左派我们就要造左派”的原则去工作。在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中，新进的甘乃光很努力作组织左派的工作，很努力使他们影响的左派青年到群众中间活动。甘并且给左派一个理论主张：以［以］农民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国民〈党〉的工作应该从下层做起。听说他的那本小册子已经销售了五万本了，并且在省党部宣传部每天早展八点钟以前，召集他所领导的一般左派青年，开会讨论他的理论。他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创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造就一班青年，准备派到广东各县主持农工运动。现在他又预备向此次大会提议组织一宣传委员会，由他的左派团体加一、二人进去，以造成国民党宣传工作的中心。他现在进行在大会未闭会以前要将各省的左派组织好，在大会闭会后并继续开秘密会议，规定各省工作的计划。对于甘的各种活动，如果事实上需要我们帮助时，我们当然尽力帮助他。对于其他的左派以及左倾的领袖，如徐谦、陈树人、顾孟余甚至于现在左倾的戴季陶，也是如此。中央指示我们不要包办革命要帮助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的力量，能够站得住。这个原则，我们向来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依照这个原则，依照每个时期的环境来决定实际工作的方法。并且我们相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一定有一个左派领导这个运动。现在左派还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怎样帮助左派，及我们要帮助的左派是怎么样的一个左派。此地我们用不着多说领袖，因为我们对付领袖，帮助他们没有多大困难。现在我们说帮助左派问题，不在帮助几个左派领袖，而在我们C．P．与左派群众间应当有怎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央的指示已经说得很明白：“在现时中国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包罗着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当然手工业的群众也在内），他们在民族革命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些群众绝不是C．P．所能包办组织起来的。”这些左派的群众，我们C．P．不但不能包办他们的组织，并且他们也不能够接受C．P．的政纲。因此目前惟一紧急的工作，就是要有一个左派的政纲，要在广东各县、起首在重要的县份创造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左派国民党党部，他的党员应当是在左派纲领之下团结起来的。这个党部的委员会应当是纯粹左派分子组织的，没有跨党的分子。并要在广东各县创造一个有力量的各界人民联合会，他的群众是在本地人民目前最低限度具体要求的政纲之下团结起来组〔组〕织起来的。这样我们C．P．与左派群众间才能有一正确的关〈系〉，这祥我们才能说帮助左派，这样我们才能说帮助左派推进革命。象这样的办法是不是对的，希望中央给我们的〔以〕指导。在出发江西的军队中，此地决定一个军事的党团，并没有叫这个党团来干涉一切地方的事情，并且规定了关于地方的政治问题，应当受该地党部的指导（关于军队中间特别的组织，粤区曾经决定一个组织大纲，由上次云臻同志带上）。如果中央查有该党团干涉该地方党务实情，应当立即执行党的纪律，给该党团以严重处罚。粤区党的政策过去都尽可能的召集同志开会，或讨论或在决定之后向他们报告及解释。不过因为广东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同志们所知道的还是太少了。有时又因为事情紧急，决定后马上就要执行，来不及开会报告讨论，但事后不必要的当然也没有再提，重要的还是向同志作报告。只有关于军事的秘密，不但是同志不能普通〔遍〕的知道，就是区委委员也有不知道的。同志对于此点不满意，如中央来信所说的大概以外省同志居多数，而他们所想知道的大概都是关于军事的问题，粤区很抱歉，对于这些同志没有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粤区在过去比较的不能够“德谟克拉西”，现在已经稍稍改变一点，一方面印行粤区自己的党报，一方面每星期都举行活动分子的周会，报告党的政策及一切民众运动，如果仍有缺点，随时发现当随时依照中央此次的指导改正我们的缺点。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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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全国的工友们！农民们！各界的同胞们！广东国民政府已经出师北伐了。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这次北伐，不要作是普通的国内战争，成败与我们人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要坐了等着国民革命军的到来，代我们人民解除一切的痛苦，忘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责任。年来中国的纷乱，人民所感受战争，贫困，贪官，土匪，苛税，杀戮，蹂躏等一切的痛苦，都是由帝国主义勾结军阀侵略中国的结果，中国的人民如果要求得自己的生存，解除自己的痛苦，只有团结起来，参加国民革命，把军阀和帝国主义打倒之后，建设人民的统一的政府，才能达到目的。中国自国民军退出北京，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吴张在北京会面之后，早已决定了讨灭中国革命势力的计划，即分讨其所谓南北二赤。因为发展他们势力的方向分开，和缓他们之间的冲突，如是一方面攻打北方国民军进兵南口；一方面进兵湖南援助叶开金〔鑫〕攻打唐生智，更进而联络邓如琢周荫人唐继尧等围打广东。同时勾结香港帝国主义者得着二千万元的大借款，并唆使陈炯明林虎魏邦平等反革命派勾结土匪，贪官，劣绅，买办扰乱广东。全国的民众与广东国民政府对于这个严重的局面，当然不能忽视，所以这次国民政府北伐，是不等敌人谋我的计划成熟出师攻打敌人。广东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东的失败，中国革命要受极大的损失，就是中国民众的痛苦，还要延长；反之，广东国民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势力要得到很大的发展，要促短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寿命，就是中国民众的痛苦，能得顺利的解除。所以这次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和失败，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与中国民众痛苦的解除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中国民众应该认识国民政府〈这次〉北伐的意义，一方面是防御帝国主义军阀侵占中国革命根据地广东的防御战争，同时又是发展〈国民〉革命势力很重要的军事行动。他的成功和失败与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的〉民众，应该即刻下定自己的决心，极力的赞助国民革命军，作国民革命军的后盾，使之得到胜〈利〉。中国反赤军的首领张吴两大军阀，他们在过去有很多的事实残杀压迫中国的人民，“二七”〈京汉〉铁路的大惨杀，封闭全国的工会，京口抉堤淹死人民数万，五卅运动中惨杀南京，天津，青岛，〈唐〉山，九汉，汉口，安源的民众，封闭上海总工会及全国各地工会与民众团体，都是张吴两军阀干的。吴佩孚最近又在河南杞县洗村惨杀农民，死者至八百余人，死儿童二百余人。自反赤军队统治北〈方〉后，所有的工会都被封闭占驻了，很多的工人领袖都被惨杀，监押，开除或者逃亡失业了，“二七”“五卅”各役死伤烈士的家属不能得到丝毫救济，工人一切的自由均被剥夺，以前奋斗所得来的胜利条件概被取消，而且增加了无限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反赤军队到处强迫使用没收人民财产的军用票，预征钱粮，举行各种苛税杂捐，以增加人民负担剥削人民，到处奸淫掳抢，蹂躏一切人民，强迫〈拉〉夫，占驻民房学校，妨害一切人民生活。种种残酷压迫人民的事实，罄竹难书。北方民众处在反赤军的统治之下，痛苦万状，气息尚存。所谓“反赤”即为反民众利益。他们若消灭了国民军，打进了广东，广东的人民在国民政府下所得到的自由，马上就要全被剥夺，一切的工会及民众的团体马上要被封闭及占驻，工会职员及民众领袖马上就要被杀戮，监禁，通缉和开除，反赤军在北方蹂躏人民及给与人民一切的痛苦，更要加倍的在广东实行（因为广东是革命根据地为反赤军所最痛恨的地方）。同时北方人民现时所受到的痛苦，将更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一切的奋斗和运动，将要被更残酷毒辣摧残。还有现在的省港罢工是支持五卅运动的唯一希望，反赤军若是侵入了广东，当以在北方惨杀工人的毒手，加倍的惨杀省港罢工工人，无条件恢复对英一切的关系，使全国的五卅运动完全消灭。因此广东的民众应<一>致努力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以防御帝国主义者反赤军的势力侵入广东，蹂躏各界民众。北方的民众尤应联合一致，集中各界民众的力量赞助国民革命军，努力奋斗，扰乱反赤军后防，使国民革命军得到胜利，拥护中国革命根据地广东，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进行自己的解放运动。同时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赞助人民和各种的自由，并应帮助工农阶级的组织扶助一切民众运动的发展。因为必须如此，才得到全国民众的帮助，才能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巩固及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北伐才更有意义。若只为求得军事上的便利，不惜限制民众的自由，牺牲民众的利益，禁止民众争取［与］自由和利益的运动，那北伐所得结果，恣〔恐〕仍不能达到预定的期望。国民革命军应宁为拥护民众利益和自由而败，不肯牺牲民众的利益自由而胜，因为这的是国民政府北伐与一切国内战争不同之点，也是全国民众赞助国民革命军北伐所期望之点。国民革命军若牺牲了这点，全国民众很难看清这次北伐与普通国内战争的分别，这是中国革命大的损失。所以国民革命军要得到民众对于北伐的赞助，要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在北伐的时期尤其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与自由，不能借口于北伐军事行动的便利，来牺牲民众的利益，禁止民众的自由，授反革命派以挑拨和煽动的机会。全国各界的同胞们！国民革命是要全国民众自己实际来干的，现在是我们民众实际参加革命最紧急重要的时期，“坐待好者”，等国民革命军到来解除自己的痛苦，只是消极的赞助，无补于中国的革命，空想的失望，过去历史有很多事实足以警告我们，必得全国民众一致努力，实际参加，才能由这次北伐胜利，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进而建筑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打倒军阀，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独立，解除全国人民的痛苦。全国各界的同胞们！时机已到，其速起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吧！全国的工友们！国民革命军所胜利的地方，我们所有被反赤军封闭的工会，应该要求启封；坐在监牢间的领袖，应该得到释放；被通缉开除失业的工友，应该要求恢复工作；以前罢工胜利的条件，应该要求履行；被惨杀死伤的工友，应该要求抚恤和救济；太低的经济生活和恶劣的待遇，应该要求改良。同时我们在政治上应该要求颁布保护劳工的劳动法，发展工人运动的工会条例；召集以〈人〉数为比例选派代表的国民会议，工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我们为得要求这些利益与自由赶快的实现，我们应该努力参加国民革命，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使之得到胜利。全国各界的革命势力集合起来！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拥护中国革命根据地广东！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打倒军阀！打例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成功万岁！民众利益万岁！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根据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版的《工人之路》第三九一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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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相关链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版）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兼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1]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2]“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3]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4]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5]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6]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7]，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8]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9]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10]，（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11]，（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12]、铁路罢工[13]、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14]、沙面罢工[15]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16]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它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17]，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注释
[1]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以其外围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组织这个政团的是一些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当权的反动派，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当作职业。
[2]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又名传贤，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从事过反对清政府和袁世凯的活动。后曾和蒋介石在上海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一九二五年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和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谬论，为后来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作了准备。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二月，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戴季陶感到绝望而自杀。
[3]北京《晨报》，初名《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为《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
[4]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曾经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担任过国民党的许多领导工作，对于帮助国民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5]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6]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一九二○年一月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布解散。
[7]这里是指中农。
[8]赵公元帅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财神，叫赵公明。
[9]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二十九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它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10]这里是指自己有一部分土地，同时租种一部分土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兼营小商的贫农。
[11]店员有不同的阶层，他们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生活来源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是依靠向店主出卖劳动力所取得的工资。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是店员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下层店员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
[12]指一九二二年香港和上海的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于一月十二日，坚持了八个星期。最后，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被迫答应增加工资，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在罢工中死难烈士的家属。上海海员罢工于八月五日开始，坚持了三个星期，也得到胜利。
[13]指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主要铁路线的工人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工人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要求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迅速发展为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举行总罢工。其它许多铁路的工人也纷纷响应。二月七日，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等，残酷地屠杀京汉铁路的工人，造成了二七惨案。
[14]开滦煤矿是直隶省（今河北省）开平、滦县一带煤矿的总称，当时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控制。开滦罢工指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月间矿工三万余人举行的大罢工。英帝国主义者和北洋军阀对这次罢工进行残酷的镇压，工人死伤很多，但是仍然坚持斗争。最后，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答应给工人增加一部分工资。焦作煤矿，在河南省北部，当时也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控制。焦作罢工指一九二五年七月爆发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响应五卅运动而发动的，前后坚持七个多月。最后，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并且被迫接受增加工资、不无故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项条件。
[15]沙面当时是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界。一九二四年七月，统治沙面的帝国主义者颁布新警律，规定沙面的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携带贴有本人相片的执照，在租界内行动必须受各种苛刻的限制，但是外国人却可以自由出入活动。沙面工人于七月十五日宣告罢工，抗议这些无理措施。这次沙面罢工迫使英法帝国主义者取消了新警律。
[16]指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开始的上海大罢工和六月十九日开始的香港大罢工。这两处罢工是当时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柱。前者有二十多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三四个月；后者有二十五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是截至当时为止的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17]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是旧中国的一些民间秘密团体，参加者主要的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这类团体大都用宗教迷信为团聚成员的工具，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有的还拥有武装。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但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同时，由于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它们又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这类落后的团体就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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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三月十五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底当前问题……东方问题。过去的一年同样证实了东方事件发展底列宁主义的估计之绝对正确性，这个估计是由共产国际扩大的执行委员会底前一次常会所作的。东方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曾有巨大的进步，而且有些地方的发展，甚至比所期待的还要迅速些。在东方开始工业化的远景之下，事件便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举出以下的重要的进展以及东方各民族底解放斗争之成绩：（一）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之尖锐形式，在摩洛哥和叙利亚已变为直接的武装起义。叙利亚和摩洛哥的事件，一方面表明，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确乎是在增长着，削弱着帝国主义，并且在巩固着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法国共产党反对在摩洛哥和叙利亚的殖民地战争之坚决斗争，表明无产阶级底先锋队是如何与那为自由而斗争的殖民地的人民相团结一致，且把这个斗争与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相配合起来。（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底广大的群众性，这个运动包括了千百万城市居民和农民。（三）印度、中国以及局部的埃及土著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底某些阶层离开了民族解放运动，而运动底领导权转到革命阶层方面。（四）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底独立的阶级行动（上海、香港、广州的政治罢工）。在印度，迅速的工业化，是在增强着开始起着重大作用的印度无产阶级底社会比重。中国的运动，无疑地，有着全世界历史的意义，并且表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底后备军在东方是如何不可度量地巨大。年青的中国工人运动底意义，在总的民族解放斗争底范围内已经极端增长了。工人运动在中国已经作了许多重要的收获，比如：具有阶级观点的职工会之组织，与共产党员联系起来的国民革命党——国民党底影响之增长，广州革命政府——东方革命民主政府底第一个榜样——之增强，这个政府是依靠于城市和乡村的广大劳动群众，并且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的斗争。……中国问题（一）中国工人底上海和香港的政治罢工（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月），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中造成了一个转捩点。这些罢工作了在国家独立和组织人民政权的口号之下的雄壮的全民运动底起始点，并且业已组织在阶级的职工会以内的、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运动的时期，已经表现出自己是民主群众运动底领导力量，是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底主导者和主要的战士。同时，在革命民主的口号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底这一政治运动，特别是它的反对中国资本家的进一步的罢工的经济斗争，巩固了无产阶级底阶级组织，同时并使民族解放运动发生分化，使中国大商工业资产阶级底某些阶层离开这个运动了。（二）无产阶级底政治行动给了国内一切革命民主组织，首先对国民党及广州革命政府之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以有力的推动。国民党——其基本核心是与中国共产党员联合起来行动的——自身，乃是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等阶层底各阶级利益之共同性底基础上，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及生活中的一切军事封建制度，为争取国家底独立和统一的革命民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革命联盟。国民党在广州所建立的革命政府，已经与工人、农民及城市民主派底最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并且依靠他们，击败了受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帮（而且实行着使广东省底全部政治生活急剧地民主化的工作）。这样，广州政府就成为中国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先锋队，同时成为国内将来的革命民主建设底榜样（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当多方地促进广州政府所实行的国内民主化工作之扩展和深入，在各地组织民主的地方机关，实施土地改革，言论、出版、会议等等之民主自由）。暂时聚集在国民党周围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其个别阶层，在最近一年来已经离开了该党，以致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底不大的集团之形成；这个集团公然出面反对国民党与劳动群众的密切联合，主张从国民党内开除共产党员，并且反对广州政府底革命政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对这个右派之斥责以及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员战斗联盟底必要性之确立，遂巩固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活动之革命方向，而给国民党保证了以无产阶级底革命的支持。（三）中国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增长，更其加强了军事封建派系——奉、直二系之削弱、分化、瓦解底过程，这些派系乃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在国内统治的支柱，并且它们经常受着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而构成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底主要障碍物。在这个军事封建派系瓦解和分化以及民主组织影响增长底基础之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走上编制自己的军事力量底道路，这种力量可给予封建军阀以坚决的打击，并且成为中国民族独立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之砥柱。广州政府在这个关系上，也创造了民主军事力量底组织底及其与劳动民众和城市民主派相互关系底较进步的形式。国民军在华北之成立及其反对封建军阀之斗争，乃是民族解放运动底重大成绩，它们与广州军队共同成为建立中国民族革命民主军队之基础。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底任务，应该是对于这个组织民主革命底军事力量的事业予以最坚决的维护，而同时又应该在军队本身底内部关系（它的编制、挑选和改造干部、严正的组织政治工作），以及在其与经常或临时驻扎区域的民众之相互关系上，进行革命化底最坚毅的和坚决的工作。（四）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民族民主趋向底增长，以及这个运动中的中国无产阶级影响之增强，是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即共产国际和苏联劳动大众方面所得到的那种雄壮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援助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斗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这些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是在密切的互相结合之中发展着。共产国际各个支部底任务，应该是将中国劳动大众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底全部意义，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底劳动群众作最广泛的解释，对这个运动予以最有力的援助，并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者用军事干涉或封锁来毁灭这个运动的一切企图。这个斗争应该是在：“不许侵犯中国”、承认中国之完全独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各帝国主义政府在华的全部军队等口号之下来进行。同时，中国共产党员应当向中国劳动群众说明，只有领导反对世界资本的革命斗争的共产国际，才是劳动群众在其争取民族的或社会的解放斗争中的革命同盟者。必须在群众的面前揭穿第二国际及亚姆斯特丹国际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全部出卖行为底性质，以及它们在假仁假义的面具之下而事实上帮助帝国主义者力谋消灭中国人民求独立斗争之意向。（五）力谋保存自己在中国统治权的各国帝国主义者，都力图利用中国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的某些间歇，来向中国作新的进攻，其主要目的就是毁灭革命民主之中心和组织。在这种新的危险面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应该发展最广泛的政治工作，并组织群众的行动去支持国民军底斗争，利用帝国主义者营垒中的内部矛盾，而把革命民主组织领导下的最广大的民众阶层（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底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去与帝国主义者对立起来。（六）中国共产党只有在那种场合中，即是它在斗争底全程中，把自己当作中国无产阶级底阶级政党和共产国际底支部，而经常地巩固自己的组织和影响才能完成摆在它面前的领导中国劳动群众在其反对帝国主义者斗争中的历史任务。最近一年来，中国共产党之自决过程，由于在党底领导下而进行的广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之结果，大大地向前推进了；然而，党底组织的定形化尚远未完成。中国共产党员底政治自决，将在反对两种同样有害的偏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即一面要反对右的取消主义，此种偏向是抹煞中国无产阶级底独立的阶级任务，而走向与一般的民主的民族运动底不拘形式的合流；另一方面要反对极端左的情绪，这一偏向力谋跳过运动底革命民主阶段，直接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底任务，忘掉了农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底这个基本的和决定的因素。在情况底全部特殊性之下，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底策略问题，颇近于一九○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革命底教训——如同列宁主义所确定的——之领会以及党底政治的和组织的巩固，定可大大地有助于消灭和防止这里所指出的离开正确的策略路线的两种偏向。（七）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底基本问题乃是农民问题。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底革命民主倾向之胜利，将以四万万中国农民群众被吸入于与中国工人共同一起和吸收到在他的领导之下的坚决的革命斗争中去的程度是赖。中国农民是在从未听闻过的艰苦条件下生活着。外国资本之潜入国内，曾经破坏了农村中的家长制的关系。极端落后的农业技术，不能使国内日益增长的人口有依靠土地过活的可能。外国的低廉商品之竞争，摧毁着手艺工业。帝国主义派系间的不断的国内战争，最后使农民群众破产。千百万农民之失掉土地和贫困化；缺乏土地及地租之奴役条件，加上富裕的土地占有者与佃农群众之间的中间人底高利贷盘剥之存在；苛捐杂税及已实行的提前数年的预征办法；土匪之猖獗及正规军方面的劫掠行为；第一等生活必需品的特别税捐，连外国帝国主义者所规定的盐税在内；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卡林立——这一切都是在破坏着中国农民经济底基础，把他（农民——译者）变为革命力量底巨大的后备军了，这个力量能够而且一定要对农民底一切灾害之罪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予以当头棒击的。关于不久以前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起义（前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及其它）的记忆，在农民群众中还活现着。许多地区底农村，已经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革命的农民组织网，这些组织时而发动反对压迫者的武装斗争。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农民还是散漫的，而他的组织事业还很少有推进。国民党内的中国共产党员，其基本任务便是向全国农民群众解释，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同盟的基础上组织独立的革命民主政权，才能急剧地改进农民底物质的和政治的地位，才能把农民群众吸引到战斗口号之下的积极斗争中去，这些口号把他们所了解的切身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与反对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斗争底总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在这里必须记住，在反对军事封建制度底残余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农民还将要长久地以一致的力量而行动的。所以，除估计到农民中若干分化之存在，并且力谋与乡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阶层及其组织作最大限度的接近外，仍必须把乡村中现有的一切农民组织联合到某几个总的革命中心中去（参看一九二五年四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提纲），这些中心，能够掀起全体农民起来作武装斗争，以反对军阀和反对维持现在农村中半封建制度的官吏、中间人和劣绅。（八）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力谋为了改善工人底从未听闻的困苦地位而加深经济斗争，并要力谋巩固和发展职工运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职工会，应当与全国一起坚决而经常的参加全面的革命斗争，同时并应当成为工人底真正经济的组织，——此种组织能够灵敏底倾听工人底日常经济上的需要，领导他们反对外国及中国资本家之斗争。必须巩固职工会的联系，求得它们公开的存在，把它们在生产的基础上改造过来，组织代表会议，工厂——制造厂委员会。同时党应当在职工会内部组织自己的党团，以便巩固自己在职工会内的影响。（九）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改良主义在中国无产阶级及民族解放运动中给自己创造支撑点底一切企图，应当予以特别的注意。我们可以预料到，国际改良主义底各种派别——自美国和日本的康比斯主义［注：康比斯（康比斯主义）生于一八五○年，死于一九二四年，为美国职工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有一短时期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后来变为社会主义底和苏联底凶恶的敌人。这个极端的反动家认为亚姆斯特丹的国际都是过乎“革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极力帮助美国政府，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主张阶级合作，支持资产阶级的政府。——译者注释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为代表的极端右派起，到奥托·鲍威尔所领导的所谓左派止，——会向中国进攻的。要反对一切这些派别底宣传，这种宣传将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底口号之下进行，并且将成为美国资本进攻底掩护物，中国共产党应当展开广泛的解释运动，说明整个国际改良主义底叛卖作用，它在东方将企图成为帝国主义在其反对劳动群众底解放运动斗争中的支柱。（十）中国共产党应当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底群众组织。在阶级的职工会——它团结了成千成百的工人——存在之下，过去一年党的增长，自然是不够的。中国共产党须要尽可能地较迅速地消灭对于群众工作者——工人之加入共产党的那种陈旧的狭隘关门主义的观点。须要取消对于工人入党的一切多余的形式上的障碍。只有在自己扩大和团结底基础上，党才能保证自己的在运动中的领导。根据一九四二年十月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注释〔1〕本文是一九四二年译稿，其内容之两部分是两个文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底当前问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报告通过的“提纲”；“中国问题”则是这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本书仍按一九四二年十月版《六大以前》原样刊印，未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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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自从鸦片之战到辛亥革命的几次国民革命运动，因为没有有组织的领导，没有革命的政纲，没有正确的策略而失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的意义，就在他能给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以有组织的领导，革命的政纲与正确的策略。第一次大会通过反帝国主义的政纲，确定中国民众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及一切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障碍。大会迄今两年，已把中国的民众运动放在鲜明的反帝国主义旗帜之下，这可证之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与五卅运动。但是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到底还没有完全深入广大的群众，而且反帝国主义是反对其为一种制度之意义亦未能被群众所了解，并未能被国民运动领袖所透彻明了。国民党的领袖没有能个个明白：利用帝国主义间与军阀间的冲突以促进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运动之政策，更有时有专对某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有被他国帝国主义利用及给民众以错误领导之危险。所以第二次大会的责任应在如何能使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深入群众，如何使民众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有一正确的观念，及指示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如何。国民革命运动不是只有了目标就能成功的，所以第一次大会决定革命的策略：采取联合苏俄与组织工农的政策。联俄的政策非特帮助了国民党在南方建立了革命基础，更给了中国革命民众一种重大之意义，就是要对抗帝国主义的联合，全世界革命的势力必须联合起来。五卅运动得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无产阶级的同情与赞助，于是中国民众更明白了解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的利益。第二次大会的责任应使中国国民运动与革命先进的苏俄之关系更形巩固，并应规定与世界被压迫民族与阶级联合的方法。自第一次大会采取了发展工农势力的策略之后，国民党在其统治权下之区域，对于工农势力的发展加以帮助，因此广东已有六十万农民组织起来了，省港二十万罢工工人，能与帝国主义奋斗至半年之久。在这次五卅运动及广东与反革命奋斗中，更可看出工农阶级在国民运动中之地位而证明第一次大会所采取的政策之不错。但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对于工农运动不是明白的反对，即是暗中的破坏，因此工农势力的发展有极大的妨碍。国民党党员更有对于工农运动态度的错误，不知反对工农要求改善生活的阶级斗争，即是反对工农运动的发展，亦即违反要工农参加国民运动的宗旨。所以第二次大会的责任，是要规定发展工农运动的计划，确定对于工农运动的正当态度及决定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党员给以严厉的处罚。国民党自从第一次大会后方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在这两年中其组织已渐次发展全国各部。但是组织尚未能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从五卅运动的经验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的组织在质量上与数量上尚不能指导全国的民众运动，虽然在广东一隅已有相当指导的能力。所以第二次大会应决定如何能使国民党成为一个群众的党，使其组织能如网一样的布满全国，使有指导全国运动的能力。自从第一次大会后，国民党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革命政纲的，有革命策略的政党之后，国民党中旧有之反革命分子势在淘汰之列；因为他们的利益与革命是相反的，国民党既然成为真正指导革命的团体，决不能与他们相容。虽然这班反革命分子一批一批的退出国民党，借口于反共产主义，其实是反对中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中国人民能建立廉洁政府，他们出党后做帝国主义军阀的工具，公然拥护其利益之事实己完全证明他们反共产主义的不真。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知道独立的中国与廉洁的政府是与他们的利益是有妨害的。所以国民党每经退出这样一批的反革命分子后，非特不受损失并排泄了腐烂而添了生机。在这两年中，国民党所以能继续依照党纲进行革命工作，全靠对于反革命党员能有坚决的态度。所以第二次大会应完全追认旧中央对于党中反革命分子的开除而确定革命的纪律。第一次大会后党中的斗争在广东更形成武装的斗争。从商团事件起到最近统一广东军事行动止代表两年不断的最剧烈的斗争。党指导下的革命政府要与香港帝国主义，北方军阀，省内军阀，政客，买办，反革命党员等反革命势力，一齐奋斗。只靠革命政府能坚决采用左倾的政策，才能把危害广东革命基础之一些反革命势力扫除。现在更进行巩固此基础之工作以发展全国之国民运动。第二次大会应完全赞许革命政府过去为巩固革命基础之改策，并指示其将来保障此革命基础与借之以发展全国革命运动之方针。这两年中国国民党党内发生反对共产党在党内合作的问题，本党党员自从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正式允许加入国民党，努力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进行国民革命工作，对于第一次大会的政策，是最有力的拥护者，在每一次的革命运动中是最勇猛的奋斗者。因此惹起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之妒忌，国民党内之反革命分子与假革命分子，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利益，极端的排除共产党员。他们的反对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因为本党要实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本党党员为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共产主义者，最注重客观的事实，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但他们也看见达到这目的的路程。他们认定在现在中国是在必须经过的国民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共产主义者与其他真正国民革命者一样，要做反帝国主义运动。既然共产主义者与国民革命者在这时期目的相同当然须要携手合作，只有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因怕惧革命势力联合而思破坏之。不论何人反对此种联合，自觉的与不自觉的将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本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发展国民党与国民运动起见，是因为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政策的实行与左派势力的发展需要共产党员的帮助，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与革命政策的实行。本党决无心占据国民党，如国民党与国民运动需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时，本党党员不待国民党的命令，必可立即退出。但是现在既未到此时期，本党决不因帝国主义走狗之反对而退出。本党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责任是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建筑在左倾的政策上面（左倾政策即最革命的政策，即景合乎革命运动要求的政策）。本党党员真能信奉孙文主义者，因为他们能在行动上表显他们是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员及实行第一次大会政纲与政策的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本党党员是最好的国民党党员，因为他们最能恪守国民党纪律与尽他们的职务，如有违背国民党章程，政纲与不尽职的非特愿受国民党之正当处置，并须更受本党之惩罚。信仰孙文主义而忘掉联合革命势力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不是真正的孙文主义的信徒，犹如信仰马克思主义忘掉了忠于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假马克思主义者，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定变成反革命党，假孙文主义者，不革命的孙文主义者，其结果必变为反革命党。所以希望第二次大会审查是否第一次大会对于容纳本党党员加入之议决尚属有效及授权与监察委员会以革命的纪律与革命的政策审定党员之是否忠实。国民党第二次大会开会时正在北方民众五卅运动失败后重新崛起时，正在广东刚才肃清反革命势力而罢工尚未解决正与香港帝国主义奋斗时，当右派西山会议后正进行破坏国民党时，第二次大会之责任如何重大。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使国民党自身有了一个基础，使全国国民革命运动有了广东的革命基础，本党希望第二次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根据一九二六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原铅印单行本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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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其嘉致胡海、白和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其嘉致胡海、白和信〔1〕（一九二六年十二月）〔2〕昨接北京L石曾同志来电述阎锡山的意见，大意是：（一）他要回到K．M．T．中来；（二）由他组织一不属西北国民军系统之下的国民军，而阎为首领。V同志〔3〕立即将此电报转往汉口、江西。其嘉及远东局对于阎的这个提议是完全赞同的，要B同志〔4〕和K同志〔5〕切实向国民政府建议承认阎的提议。其嘉很早就见到，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与奉张反动军阀的斗争，谁能拉住阎锡山便是谁占胜利。国民政府已往对于此事非常忽略，今幸由阎自动进行联南反张，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若果国民政府要反对或修改阎的这个提议，便要犯与张〔6〕对阎一样的错误，结果或将逼阎倒向奉张方面去。国民政府应即迅速向阎表示：1．山西K．M．T．不反对，阎可以照办。2．承认阎组织北方国民军，以阎为主席，联络陈调元、靳云鹤等加入，不受西北国民军冯玉祥之节制。3．除以上阎自已所提两事外，国民政府并进一步向阀表示，战败奉军后，山西、缓远均给阎锡山。总之，我们现时当根本使冯、蒋明白，应该以平等态度对阎，不可自高自大的以降将态度待阎；即令阎此时不愿在国民政府之下而只反奉，国民政府亦须很好的与之合作，不必要有什么条件。待至将来奉军败后，阎绝不会跑在国民政府之外去，我们现时何必一定很简单的逼阎低首，使阎难堪呢？万一阎因此而翻脸附奉，我们更〔便〕做了反革命的工作。在战略上，阎锡山现时联南的态度若尚动摇，则我们当催促他迅速发动与奉反脸；如他联南态度十分坚决，则我们可授他以阴谋，此时仍虚与奉张敷衍，不使奉张对阎起一点恐〈怖〉疑心，侯奉军精锐南下后，再突出保定截断他的归路〔7〕。根据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刊印注释〔1〕白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东区的代号，胡海代何处不详。〔2〕本文原未署时间，年、月是编者判定的。〔3〕V同志指吴延康。〔4〕B同志指鲍罗延。〔5〕K同志指加伦。〔6〕张指张作霖。〔7〕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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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于粤区政治报告的决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对于粤区政治报告的决议〔1〕（一九二六年十二月）〔2〕据杨澄最近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1）广州现时的政权仍是中派的政权；（2）最近所发生的许多事变，他们主观的原因虽是要打击C．P．，而客观的结果C．P．并未受着什么打击；（3）中派现将右派和左派均拉过去结合在一块，左派之反C．P．是因我们工作中有注意不到的地方；（4）中派对于C．P．进攻的风潮所以不能扩大的原因，一是C．P．应付从容避免冲突，二是许多左派领袖极力运动消灭此风潮。其嘉对于这个报告有以下的意见：Ａ．广东最近所发生左中右联合向C．P．及接近C．P．的左派进攻，杨澄策略的错误，均由（a）否认左派，（b）忽视左派领袖而来。Ｂ．否认左派的结果，必是C．P．代表群众与整个的K．M．T．冲突而自己陷于孤立地位。其实K．M．T．并不是整个的，甚至左中右三派内部亦不是整个的，随着时间环境的不同，左中右派本身亦非固定不变。我们的策略是应该分别拉出接近我们于我们有利的分子与之合作。Ｃ．忽视左派领袖的结果，使我们与K．M．T．的合作更发生许多困难。杨澄在原则上虽忽视左派领袖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上，在最近事变中已感到须与领袖时时接近之必要了。Ｄ．以上两点主要错误若不迅速纠正，则我们与K．M．T．关系未来的纠纷尚要继续发生的。对于此问题，杨澄须详细检阅此次汉口中央特别会议的决议。Ｅ．在实际工作中有以下四事我们须得让步：1．广大学生会的选举过去是我们的错误，如甘派一定要求由他包办，我们可以允许他放任他去做，他会碰着许多新的困难，仍要来与我们合作的。此所谓以退为进的政策。2．工农商学联合会本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今甘等主用后者而反对前者，若我们定要坚持，这完全是感情用事了。3．在工农运动中我们对农运不能让步，因为现时农民所要求的都是生存迫切的要求，都是K．M．T．政纲所允许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减租减息等）。然在广东工人运动方面则应大大让步，因为广州工人群众多是手工业工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行动已经达到现时社会经济所能容许的顶点，如自由封闭生产，纠察队促〔捉〕人等，过此便只有工人夺取政权了。既然工人政权是目前绝不容许的，则我们对于此过分的行动便当让步。我们不可盲目的跟着群众左倾，广东还是小资产社会，若果我们利用小资产阶级政权以威骇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人对于小商店主之过分要求），这是机会主义而不是革命行动。我们正苦于无法阻止工人群众目前过分的行动（因为我们地位困难），现时政府所颁的四个办法，形式虽是反动的，实质却替我们解决了很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对此办法应当承认。4．《人民周刊》对政府态度，应站在善意的建议忠告态度发言，绝不可取恶意攻击形式〔3〕。根据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刊印注释〔1〕本文原标题为《其嘉对于杨澄政治报告的决议》。其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号；杨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粤区的代号。〔2〕本文原未署时间，年、月是编者判定的。〔3〕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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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议决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吴延康同志鲍罗廷同志联席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政治问题议决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吴延康同志鲍罗廷同志联席会议通过）目前民主革命运动，会有一个危机到来。因为一方面在国民政府内和国民党内渐增冲突，另一方面，革命化的城乡民众和国民政府国民党亦渐增冲突。尚未消除之反革命派（如总商会银行公会内大部分买办分子，尤其是湖北的将军团）还有很大的经济势力于革命军占领地；帝国主义之新政策，企图讨好得胜者，并谋中国分裂成二个政府。这些倾向均能使国民政府之发展及国民党之指导向着右走。同时工人运动及城市一般劳动者的运动正在增长，乡间农民运动亦自然发展，这些运动均有日渐澎涨之趋势。中国共产党看清了这个严重的时期，以为现时民主革命之发展，决不能使国民政府及执政之国民党和城乡劳动群众脱离！（一）很坚决的反对国民政府反对领导它的国民党之右倾。换言之，即不使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站在土豪劣绅地主大商买办阶级方面去。中国共产党将努力改进对国民党整个的关系，庶几能推动国民政府左倾。（二）很坚决的认定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提出左派首领，使左派获得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应使左派由我们的援助获得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地位。（三）我们党独立的宣传和鼓动，此时比以前更重要，惟须指出我们同志的观点之错误及其危险！他们以为我们党之独立，即是组织工农小有产阶级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和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抗（各地方都多少有此倾向，在广东最甚），这样解释我们党之独立，必至走向和国民党脱离，而危及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应增对于农民运动之指导，应站在具体的农民政纲（最近国民党联席会议所决定的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之上，向政府（尤在军事领袖）要求帮助农民斗争。目前共产党的主要政策，即日益发展及组织农民运动，使农会成为乡村中向土豪劣绅地主争斗之中心，而不能和国民政府发生冲突。（五）我们仍应继续努力在产业工人中工作，使我们在产业工人群众中的地位稳固。目下应整理城市阶级斗争的阵线，特别注意非工业的劳动者或手工业工人向中小资产阶级斗争发展之对于一般民主革命运动的危险。（六）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目下特别须反英）同时必须扩大“统一中国”“社会制度民主化”的运动。“国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应成为普遍的口号。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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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委员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委员会通过）[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关于武汉职工运动：（a）手工业工人及店员运动，宜设法与国民党合作；（b）关于手工业工人及店员的组织，宜做统一运动，而不能取集中形式；（c）关于产业工人运动，宜由罢工时代达到组织时代，工会整理和党的发展党的支部训练；（d）产业工人罢工尚未停止时，须注意不致发生破坏秩序的一切行动；（e）对于解决劳资问题临时委员会任其自然停顿，另由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党部各派代表组织一特别机关处置劳资纠纷事件，劳资两方均不加入此机关；（f）关于团体契约权问题，我们可退让至雇主辞退工会职员及罢工领袖须得工会许可，雇主不得雇用工会会员以外之人；（g）严格训练纠察队不得再有胁迫及侮辱商人之事发生，亦不得侵及政府之司法权及警察权；（h）扩大工人群众中宣传工作；（i）扩大“工农联合”的宣传，工人宜在宣传上并在实际争斗中援助农民；（j）总工会及国民党省党部均须即速开办一职工运动学校。二、明年第四次劳动大会，应改在“二七”纪念日召集。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至迟应在明年一月十日前齐集汉口，筹备此大会。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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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省党务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关于三省党务议决案[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Ａ、宣传问题（a）独立宣传问题。独立宣传不是只使民众空喊几声共产党万岁，而是要使民众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目前在武汉方面工潮盛行，他人误会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作煽动的宣传，应作解释的宣传。独立宣传常易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宣传时须得特别小心。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应取积〈极〉的建议态度。不可取消极的攻击论调。（ｂ）对内宣传问题。目前三省新的党员骤然增加（尤其是湖北），设使我们不给以好的宣传，训练，结果必使新党员对党失信仰而离开党。对内训练的方法：于各地开办低级训练班，常用党员大会作政治报告，以后随时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在工作中训练工作的同志。（c）出版物问题，在国民政府范围内，我们党的刊物应带政治性而不宜多带鼓动性。凡主持非党的出版物者，应时常站在他本身的地位上说话，不可站在C．P．地位上立论。至于最近江西同志拼命宣传鲍顾问甚至宣传第三国际如何帮助中国革命，更是非常错误。各省之出版物应多带地方性，大的政治问题文章不宜多做。（d）党的刊物发行问题。在好的环境下我们应尽量设法推销我们的刊物。（e）应在三省中多翻印国民党第一、二次大会的宣言及最近联席会议议决案。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等讲演集亦宜多量发行之，尤其是汪精卫的讲演集。Ｂ、组织问题（a）此时我们党的组织问题，固然要努力数量上的发展，更要整顿支部，使各支部都能够自动的工作起来，活动起来。尤其在武汉必须使各工会各工厂都有我们的强大的支部，必须训练这些支部成为各工会各工厂一切工作运动的中心。武汉的街道支部亦急须建立并发展起来。（b）三省的工作同志及中坚分子之数量的质量的统计表，应即速造成报告中央。（c）湖南女党员太少急须努力增加。（d）湖北区委应兼汉口地委：书记特立，组织泽楷、德龙，宣传以忱、潭秋，职工立三，农运陆沉，民运必武，军事云臻，秘书慰真。（e）南昌地委兼江西区委：书记富春，组织峻山，职工贺果，农运邱倜，编辑汪群，军事傅烈。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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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关于三省[1]国民党工作议决案[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Ａ．我们上次扩大会议，决定以社会团体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此时应该稍加修正。因为以团体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必不许可；在我们的观点，也有民众组织和国民党组织混淆之弊。在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未废以前，暂时且不用团体名义加入，只在各社会团体中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团体员以个人名义尽量的加入，而不和团体外的分子混合。如此仍是事实上的团体加入，而不至和党的组织混淆。同时我们须向国民党宣传，因为党要做到群众化，党的组织不宜太严格，如按期到会等。Ｂ．在三省范国内C．P．于必要时可与国民党党部开联席会议，或取各派代表协商的形式，以处理一切有相互关系及共同行动之问题。Ｃ．切实调查“左社”之内容而监视其行动。Ｄ．江西同志尤其是任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常表现猎取官职的倾向，江西党部应严厉的纠正之。Ｅ．武汉民众团体的领袖宜和国民党重要人物发生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徐谦与邓演达。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三省指湘、鄂、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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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Ａ、乡村政权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即是农民政权代替封建式的土豪劣绅政权问题。这种政治运动，在实际运用上，我们重在实际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而不必叫出农民政权的口号，以免除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发生恐慌。Ｂ、乡村联合战线问题乡村中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如自动的组织起来，我们当然不宜加以阻止，只能拿农民协会和他们结成联合战线；其未组织者则不应促成之，尽可能的将他们的分子吸收在农民协会中，使农协成为统一乡村运动的唯一中心。Ｃ、乡村中宗法社会思想问题破除宗法社会思想（尤其是族长把持族租和阻止妇女加入农协）是非常必要的，惟我们可用国民党党部去做宣传，不必由农协去做，以免发生农协内部的冲突。Ｄ、农民武装问题乡村中的武装必须统一在农民手中，这是应当注意的原则。实施的方法，如团防局长民选，或由乡民会议接收地主的武器，或由农协自备武器，或由农民群众夺取民团的武装，应按照实际可能情况行之。Ｅ、农民协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民众团体整个的加入国民党，好的结果可使国民党的组织宽松些，群众化些；坏的结果，是使政党与民众组织分不清，此次中央会议主张将上次扩大会议的办法稍加修正，在国民党未废除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以前，且不用整个的团体名义加入，只在农协所辖区域内，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农协会员尽量加人，而不和协会外的分子混合。此等区分部，仍须隶属于当地区党部。如此国民党可在农协中发展，而不至和党的组织混淆。F、乡村中食粮问题只可强制大地主存留一部分米粮，作为荒月平粜之用，而不可无限制的禁阻米粮出口，致阻滞农村经济之自然流通，且引起农民间有余谷者与无谷者之冲突。G湖南农运议决案中，应除去调民团集中县城的提议，应改生产合作社的口号为贩卖合作社，应增加反抗贪官污吏苛税苛捐的说明，农民教育的取材过高应改正。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当冲的危险。H江西方面应注意战区灾民救济工作，以引起南浔一带之农民运动。应即办一短期训练班，以养成急于应用的农运人才。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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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我们党内对于国民党左派有三种意见：（一）中央以为国民党中实有左右派的区别。有许多仍然代表地主劣绅土豪等封建势力的利益与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理想者，仍然徘徊于买办、地主与工农群众的利益之间，有时还偏向前者，他们对于民族运动固然调子唱得还高，他们始终公开的或不公开的主张军事独裁而不赞成民众政权，在民主革命的意义上这般人也只能属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义上代表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与思想而反对封建势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为国民党中这两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二）在广东的同志多否认国民党有什么左派，他们的意思是说：“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是真正左派，只有在为民众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奋斗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势力，现在这种上层某人某人为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们又说：“只有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将来或形成左派，现在没有左派”。他们以为现在既然没有真正左派，我们若因为帮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当的事。（三）十月民中联席会议党团的意见，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粤区同志的中间，他们否认现在的国民党有正真〔真正〕的左派，和粤区同志的意见一样；可是同时他们却承认有所谓“准左派”，他们说：“过于忽视眼前上层的左派作用，于实际工作上有许多难行之处。”“这种准左派的软弱摇动不一致，是不必十分悲观的，在没有群众的时候，在上层自然只能有这种左派，而他们刚一组织的时候，更只能有这样的东西；但这种准左派对于国民革命是有相当作用的。民校改组后左右派之分化，促进国民革命之发展不少，因为准左派与右派斗争，事实上不能不接近我们，而且不能在主张上与右派一致，而且有时为着要得群众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较的站在民众方面”。他们这些见解，确有点与粤区同志不同。但他所说：“真正能够负担国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说一般被压迫的学生、商人、农民、市民、手工业工人。”这一类的话，又完全和粤区同志的意见一样而却未曾拿赞成解决土地问题做真正左派的标准。他们这些错误观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现在不能拿赞成解决土地问题做真正左派的标准，因为土地还未成问题，目前的农民问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税杂捐，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导农民从这些要求的实际争斗到研究室中的土地问题，便是停止争斗；若希望马上就有一个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比希望现在的左派能够实际赞助农民目前争斗更为幻想。我们对于国民党左派的概念，只是其现有分子中那些比较左倾些，而不是一个固定标准，高悬在空中的未来派。若说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会的左派和国民党的左派之区别，更为可笑。我们要记得从兴中会到现在的国民党，他们的进化是有时间性的，所谓左右乃比较之词，并没有固定的界说，社会的左右派和一个政党内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赞成解决土地回题的国民党左派，现在又还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扶〕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不必象黄麻子、张小泉、陆瑞荐〔1〕一样严格的去分别什么真正左派与准左派。为什么说他们不算真正左派呢？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纲么？十月联席会议后已经有了。因为他们还未形成有确定政策的一派吗？那末根本批评起来，整个的国民党还未形成一个有确定政策的政党。因为他们时常摇动不一致么？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永远是动摇不能一致的。因为他们没有中心领袖么？汪精卫还未死。因为他们没有武力么？（据毛润之同志报告，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这更是笑话。而且实际情形并不象表面那样简单。因为他们没有群众吗，不是他们没有群众，只是群众和领袖离着。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倾向而不是一个团体吗？他们也和右派一样有领袖有群众，而且比右派有更多的群众，汪精卫一回便会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团体。因为左派现有的政纲已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么？这显然不是事实，农会组织、减租减息、武装反抗土豪劣绅等左派的政纲，正是农民群众迫切的要求。因为他们只是口头上的左倾，在行动上不能动起来贯彻主张么？这固然是现有左派的弱点，然而也不能说他们始终没有左倾的行动，即令仅仅是言论上的思想上的左倾，已经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上，在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关系上，都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承认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实，并且是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重要关键。我们当然不可迷信现在已经有一个强固负责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们和右派间的缓冲，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认左派的结果，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随着右派压迫工农群众；一是由我们领导群众直接和右派冲突，既然没有左右派的分别，我们和右派冲突时，便表现出来是C．P．和整个的国民党冲突。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动派都愿意我们走这两条路。粤区同志现时所走的就是这第二条路，他们否认左派之存在，恐怕因为特别帮助他们得罪右派而上当，自然不必特别和他们亲密合作，他们感觉得我们走开了，也恐怕上了我们的当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边去来对付我们，这是客观上必然的结果。这种否认左派的谬误理论，已在广东收了恶结果，粤区同志若不即早改正，别的地方党部若不即早防闲，会酿成莫可挽救的极大损失。因此中央会议坚决的反对同志中否认国民党现在的左派之谬见；坚决的主张国民党中确有左派存在，虽然他们软弱动摇不一致；坚决的主张要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的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不是独占），并且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群众（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至于怎样帮助他们，应有上中下三层的帮助方法。第一，对于帮助他们的上层领袖，是断断不可忽视的。我们要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若只有左派群众而无领袖，则仍然是C．P．的群众，而不是国民党的群众，群众和右派冲突的时候将仍然形成C．P．和国民党的冲突，而不能明白表现出来是左派和右派的冲突。我们帮助左派领袖和他们合作的条件，他们固然须要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三个革命政策，我们也须要顾及他们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立场，对他们有所让步，尤其是在农工运动的实际争斗中，不可幻想他们能够和我们取同样的态度。我们对他们的让步，毕竟比对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们有力量，我们和国民党合作时代的冲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们要在社会下层中即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左派领袖有党内的左派群众；并且要使社会下层的民众团体接近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使他们有党外的左派群众。左派领袖必须有了群众在手中，他们自身才有力量站起来和右派对抗，才能够减轻他们觉得C．P．马上就会夺他们的江山的忌妒与疑惧。并且有了左派群众，尤其是党内的左派群众，才能够推动左派领袖左倾，减少其软弱与摇动。第三，我们要帮助左派造成中层势力，做上层左派领袖和下层左派群众间之链锁。即是帮助左派设立党校，宣传员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以养成他们接近群众组织群众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领袖与群众的隔离。我们对于左派这上中下三层帮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将来的左派必然比现在更有力量，和我们联合抵抗右派。至于怎样帮助左派结合，我们应取下列方针：（一）我们不赞成左派的结合有独立的政纲与章程。（二）在左右派未甚分化没有显然冲突的地方或右派没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数比较可靠的左派领袖之结合，我们帮助这些领袖抓住整个的党部，在中央左派领袖领导之下执行左派政策，不必进行左派党员群众的结合。（三）在左右派冲突的地方，则宜用学校、讲习所、新闻社、学会、研究会、俱乐部等形式，结合左派党员群众的许多小团体于左派领袖指导之下，不宜有整个的结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组织；惟可由左派领袖时常召集这些小团体的代表开联席会议，C．P．亦可正式派代表参加此联席会议，C．P．分子不必公开的加入这些小团体。现在左派的结合已经有了几种组织，一种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联席会议后结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联席会议的各省代表，散会后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员，他们有了联共联俄，反对西山会议派，拥护孙中山、廖仲恺的工农政策，拥护汪精卫为领袖，这四条政纲，而尚没有组织的名称和章程。又有一种是黄埔学生发起的“左社”，他们有独立的章程，对于社员以外的人须守秘密，而没有独立的政纲，十月联席会议所决定的最近政纲，即是他们的政纲。这个“左社”已在湖南湖北开始发展，加入了许多不得志的政客，带了浓厚的地方性，在湖南的“左社”〔2〕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们不能承认这个“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结合，我们对于各地方尚未反共的“左社”分子，应警告他们不便有独立的章程，不宜急于成立整个的组织，不必乱拉非左派分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对于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应联合未加入“左社”的左派分子加以打击。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王麻子、张小泉是北京和杭州有名的老字号剪刀铺，陆稿荐是苏州有名的肉食店字号。后来人们为了招揽顾客，就出现了许多诸如黄麻子、陆瑞荐等冒充老字号的店铺。〔2〕“左社”是湖南当时的一个反共团体，其代表人物为刘岳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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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政治报告议决案[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仲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之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各种危险倾向，都是事实。中央会议并感觉这些危险倾向对于革命前途非常严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仲甫同志在报告中所述各项挽救的策略，大致是对的。内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重新提出“武力与民众结合”的口号，督促国民党国民政府继续对外对内在城市在乡村中反封建势力的争斗，在城市在乡村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运动，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获得在政府及党的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的军事政权向左，至少也要不继续更向右；一方面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纠正同志们关于我们党独立之误解，纠正同志们否认左派存在之错误，一切群众运动尽可能的与左派合作，使左派获得他们的群众（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如此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此次中央会议后，各地方党部马上便须召集各种形式的党员会议，酌加各地实际情形详细解释此次中央会议所决定的各项策略，并议定其实行方法，这乃是目前刻不容缓事。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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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特别会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特别会议）〔1〕[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此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主要点还是关于国民党问题。因为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国民党问题不是很简单的，是牵连许多别的政治问题的，所以国民党问题，可说就是全般政治问题，国民党问题之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也就是一个整个的民族革命问题，我们先说这个问题的历史方面：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一九二二年国际第四次大会讨论东方问题时决定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后，至一九二五年“五卅”才广大的实际应用出来，此时民族的联合战线，亦即所谓“赤的联合战线”。五卅运动之成功，就是民族联合战线之成功。当时这个战线非常扩大，自工人以至军阀莫不加入这个战线（当时张学良、孙传芳等都通电响应，捐款援助），一时民众势力非常发展。但同时反赤的联合战线即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也随着形成起来。他们的目标便是讨灭南赤、北赤，结果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失败，如北方国民军之失败，北方的“三一八”大屠杀，南方的“三月二十”，就是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破裂之表现。自三月二十至七月四日为反赤运动最盛时期。自七月四日国民军退出南口，反赤的联合战线开始分裂，不能继续。奉系军阀在北方得势，不但奉、直发生利害冲突，英、日两帝国主义亦因此在北方失了势力之均衡。并且奉系内部直系内部也有冲突，如奉系新旧派之争，直系吴、靳之争等，这都是不可调解的利害冲突。军阀内部帝国主义间都如此冲突，反赤联合战线遂完全破裂。同时赤的联合战线，自北伐以来又渐渐恢复以至扩大，自工农以至资产阶级绅士，甚至一些小军阀，均有联合于此战线之势。如江苏绅士说：“赤化并不可怕，只有绿化真可怕（指绿林的奉系军而言）”。上海大商人主张联合工商界以解决上海问题；苏、浙、皖的绅士商人组织三省联合会；上海的工商学各团体组织市民公会，共同反抗奉鲁军南下。但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改用新的分离政策；四因我们之失策。兹分述如下：（一）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军事的胜利和民众运动的高潮，使帝国主义者不能不认识南方的革命势力已不可以强力去消灭，惟有用软的方法去和缓。即最顽强的英国在天津会议后，亦不得不暂时停止以前“打”的政策，代以“拉”的政策。即是帝国主义者开始对国民政府表示让步，将来或可提出比“五卅”更多的让步，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条件：（1）保留大部分不平等条约；（2）离开苏俄；（3）禁止工潮等。用这些条件拉着国民政府向右走。同时帝国主义者在另一方面，复想拉着大商买办阶级为他压服工潮的工具，公开的在汉口英文报□报上劝中国商人应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对付工潮，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一个危险倾向。（二）国民党之右倾——国民党中的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之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尤其是在武汉工潮中，他们以为武汉、江西取得之后，行动便当和平些，不然已得的胜利恐怕就会保不住；同时又以为北伐的胎利，民众势力都握在C．P．手里，如果民众势力太发展了，这是C．P．势力的发展，因此更加以限制。他们这种右倾的表现，不是现在始，在十月联席会议前就如此。联席会议的结果，表而是左派胜利，实际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维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现在大部分政治军事势力握在右派手里，在后方李济琛日事压迫工农运动，甚至纵容部下杀戮农民运动者，他不但主张限制工农运动，即对工农商学联合会的运动他也反对。至于前方的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表示很右，最近表示“乡村农运可做，城市工运则当停止”。右派对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虽尚未公开的阻止，但实际上急欲缓和工农运动以取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国民政府。他们不想以革命的争斗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而想由帝国主义的承认以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这本是国民党的传统政策。丁维汾说：“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柏烈武说：“列强有承认国民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这是赤的联合战线之第二个危险倾向。（三）商人的恐慌——北伐胜利后工人组织勃起，经济罢工遂一发而不可遏止，尤其是久受压迫〈的〉武汉工人，这样不但引起大商人的恐慌，尤其是一般中小商人因手工业工人店员之罢工，更是无法应付。中小商人素来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大商人三层剥削，现在更加上工人店员罢工，经济濒于破产，因此他们自然很容易站到大商买办那边也反对工人，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三个危险倾向。（四）我们党中的“左”稚勃—我们同志中“左”稚的现象约有数种：（1）看不起国民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思想，尤以粤区同志为甚，有人曾说：“国民党自三月二十以后，已经死了，五月十五以后，已经臭了，我们还把这臭死尸抱在怀里做什么？”可是北阀军事的胜利所给北方军阀及民众运动勃兴之影响，仍然证明国民党还不是一个臭死尸。（2）包办国民党。许多好的国民党分子说：“我们不反对C．P．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同志包办的反响。这种包办不一定是有意的，但包办的结果，一方面没有国民党，一方面也没有C．P．了。（3）包办民众运动。我们不但要包办国民党，并且要包办一切民众运动，三月二十、五月十五以前在国民党内包办，现在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派领袖隔离了，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没有一个有力的左派和我们合作向右派争斗，其结果自然只有我们单独的领导群众和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直接冲突，在形式上直是C．P．和K．M．T．冲突，在现时，这种冲突正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而非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所需要的。（4）否认左派存在。这种完全否认左派的思想，特别粤区的同志最厉害，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至于左派呢，亦没有这回事”。还有鲍同志以为真能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说：“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否认左派的结果，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国民党而领导群众和国民党冲突。这两条出路都要不得，我们的出路只有留在国民党中联合左派和右派争斗。鲍同志这种错误见解的原因：一是所定左派的标准太高；二是忽略了中国目前争斗的问题。中国目前的争斗是要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军阀土〔地〕主劣绅土豪的民主运动。在国民党中谁完全赞成这两个运动的就是左派，否则便是右派。因为国民党的左派必须是民主主义者，若只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而不赞成反对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的人，便是封建主义者，当然是右派，这种右派分子，在国民党重要人物中还非常之多。解决土地问题，当然是对地主土豪最后的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宣传上自然可以由目前争斗的这些问题，引申到根本的土地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争斗；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减租减息等目前的争斗，在农民群众中，比解决土地问题更是迫切的要求，赞助这些要求的国民党左派之已经存在，比希望有一个赞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更合于事实。因为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侯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5）误解党的独立。我们的党之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直传和党的组织，而不是说在现时一切实际政治争斗都应该独立行动，不与国民党合作。有些同志这样解释党之独立，所以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而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北京、湖北的同志都有这种思想，尤其是在广东的同志，他们更加上否认左派之存在，自然会发生“我们当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与政府对抗……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这种错误观念。这种离开国民党的左倾错〈误〉，和以前不想发展党的组织，几乎沉没在国民党中的右倾错误，对于党是同样的危险。（6）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在长沙，在武汉，我们都没有经过国民党把手工业工人店员和中小商人的关系弄好。尤其在武汉，有些手工业工人店员的过高要求，逼得中小商人和总商会合作反对工会。至于未能制止纠察队对于商人之胁迫和侮辱，更是万分不应该继续的现象。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四个危险倾向。以上四个危险倾向汇合起来，随地随时都会使联合战线破裂。此时破裂之可能性已异常严重，我们急应努力进行以下各项挽救的策略：（一）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帝国主义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还在其次。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二）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对内继续民主的统一争斗，即推翻都市中封建的军阀政权，推翻乡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政权之争斗；对外继续独立平等的争斗。在过去的经验，国民党每次得到一点军事胜利，便马上向敌人妥协而右倾，而失败，现在的右倾大部分也是为了要与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封建势力）谋妥协。要挽救其现在的右倾，惟有继续争斗，惟有督促其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继续向敌人争斗，才能挽救民众日益向左，武力政权日益向右之危险的现状。（三）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有些同志主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应该集中，这是一个幻想。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与反动局面之促进必成为正比例，军事势力越集中，反动越大；集中越快，反动来的也越快；集中在谁手中，谁就先反动。这乃是国民党之党的威权不能制裁军事首领的必然结果，也可出说是民主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的必然运命。（四）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以前的宣传都集中在民族主义一方面，这种简单的宣传运动，每会为军事独裁者所利用。现在为抑制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向前进展及向右反动，必须开始作民主政治的宣传和运动。抽象的宣传民主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指出必须实现国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才是民主主义的政治之具体的表现。更须切实说明凡是民主主义的政府，必须向左站在民众方面，给民众以充分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之自由，而不能向右站在帝国主义、大商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方面压迫工农运动。尤须珍重说明，此时的农民运动，正是帮着民主主义的政府向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进攻，正是为〈民〉主主义的政府扫除其敌人，巩固政府的基础，而不是加害于政府。民主主义的政府不应该援助他自己的敌人（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压迫他自己的帮手（农民）。（五）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的和国民党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的势力发展，使左派领袖获得群众，努力在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工人、店员、学生、小商人）的群众中发展左派的国民党组织，竭力援助左派达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胜利。这一政策我们从今天起即须开始工作。右派早已着手活动，派人到各地集合他们的势力，甚至于拉拢西山会议的分子、工贼及一切反动分子入党做他们的群众，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与左派竞争。第三次全国大会如果胜利从于右派，则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及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必更有大的变动，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六）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军事首领不任政府的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须在政府管理之下，以减少国民政府之军事独裁的性质与形式。（七）确定我们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我们此时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非常困难，因为各地手工业工人及店员对于厂主店东之罢工，乃是小资产阶级当中的利益冲突，两方面都是民族的联合战线中所需要的，我们势不能偏袒那一方面，而又不能中立，我们只得采取下列政策：在消极方面，努力向店员工人解释，不便向厂主店东提出他们经济力限制以上的过高要求，更不可轻取罢工手段，尤其在日常生活品的商店（如米店，柴炭店，油盐杂货店等）；在积极方面，加紧联合战线的必要之宣传，工人援助商人对于苛税苛捐及市民自治的争斗，谋全市面的经济枯竭和金融恐慌之救济。只有这些方法，才多少可以和缓小资产阶级间的冲突，以巩固联合战线。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根据本次会议《政治报告议决案》中“仲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之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各种危险倾向”等语判定，《政治报告》是陈独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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