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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复加同志信——关于对唐生智、蒋介石的态度和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复加同志信——关于对唐生智、蒋介石的态度和政策（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附一：加同志对于国民政府迁移及对唐生智政策意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特同志信）·附二：唐生智言论之左倾与我们对唐应取策略（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中央看见你给张同志[1]的信，认为你所说对唐生智政策非常之错。第一，现时时局仍是严重，内部不可发生问题。第二，北伐军内容一、二、三、四、六、七、八军都相差不远，不能那一个是革命的，那一个不是革命的，不能帮助那一个制裁那一个。这不但实际不可能，而且在我们的立场也不应该如此做。第三，各军本应该受政府及党的制裁，而此时除蒋总司令外并没有什么政府什么党，我们不应该再助蒋这样横行了。你全把唐生智看做敌人，蒋或者可以如此，我们的同志万不应如此。你说唐生智独立行动，我们请问你，蒋介石是服从政府及党而不是独立行动吗？“三月二十日”之事蒋是不是独立行动？你说唐生智狡滑，你说唐生智还不是一个革命者；蒋不狡滑吗？蒋比唐更革命吗？至少唐还未做出“三月二十日”那样的事。你说唐只要他的地位稳固了对我们的政策就要改变，试问那个军事领袖不是这样？尤其是蒋介石我们更有经验了。你说“不要使从对抗蒋的力量变成了对抗国民政府的力量”，我们以为，只是对抗政府还算很好，蒋介石从“三月二十”到现在他眼中还有政府吗？他岂止和汪精卫对着吗？唐固然是想利用我们反抗蒋以巩固其地位，而蒋又何尝不是利用你削弱唐以达其专政之目的呢？你应特别注意，唐生智还不象蒋一派人有中国革命只许一党存在的成见！总之，你在蒋处工作久了，已经为环境所蒙蔽，完全是站在蒋方面说，好象是蒋自己说话。我们希望你站在中国革命全局上打算，勿专为蒋打算。你切勿幻想中国的革命军事势力可以集中统一，并且如果军事势力愈集中统一在任何人手中，都必然去民主政治愈远，屠戮民众及我们愈快愈利害，你要快快改变你的根本见解。我们已知道北伐军此时无力东下，并且在政治上也不宜东下。目前东南只宜自治运动，并且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的自治运动已渐渐有点力量。钮惕生已同意我们的意见，只赞助自治运动而不公开的参加。望劝蒋介石信任钮为东南的总代表，并且速与以经济的援助[2]。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附一：加同志对于国民政府迁移及对唐生智政策意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特同志信）……[3]你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之意见，我不能完全赞同。我不以为国民政府到武汉后威权会减少，我反以为国民政府到武汉后解决北方问题将更容易些。关于唐生智则我以为不会与之冲突。唐生智的地位，自从孙传芳九江失败之后就已改变了。孙失败之后唐的未来的同盟者就消失，若冲突发生则没有帮手了。现在他的形势变了，更趋于恶劣了。他的东南是国民革命军，西北是冯玉祥的军队，在广东是谭延，在赣西是程潜（？）[4]，在北方是奉军，不能与之联合；在武昌城内又有第四军，你只要在中国地图上一看便可以知道。唐已不能象从前那样的独立行动了，即许他与日本结合，在这情形之下他违反国民政府，他亦难免崩倒。蒋介石尚未看出这种形势，我们也不对他说。至于唐，他是一个狡滑的人，你看我上面的话就可以明白。在这里你可以明白唐来与我们耍把戏的原因，也就解释他为什么含混表示要取消前敌总指挥名义的原因。同一原因也可以说明他到九江来即刻就去找贺耀祖并与贺谈了二天亲密的话。同一原因我们也可知道他得不会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我以为他或许与总司令部共同迁移武汉，他给我的电报请我速派一顾问去，就可以看出他这个意思。他还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不是为革命的冲动来与左派要好。唐是狡滑的人，真正的一个军人政治家，他看见已经到了变更策略的时候了，已经到了寻求同盟者的时候了——他的同盟者到处都可以找到的，从左派直到日本。唐是狡滑的，但他也知道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他不是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我相信现在他将常常与你们往来，但只要他的地位稳固了，他对你们的策略就要改变的；如果蒋介石做了一次大错误使唐的同盟者增多起来，就会到这个地步。这是说我们要消灭唐氏吗？自然不是，这将是绝大的错误。唐是需要的，尤其在现在我们需要他来压抑蒋介石；他须执住在蒋的手里，他在军委内、在北伐军内、在国民政府内部应站在这样的地位。为这原故，他应当有必需的力量，但须注意不要使从对抗蒋的力量变成了对抗国民政府的力量，这便是我们对唐策略的准绳。你信里说，总司令部成了湖北皇帝，其代表邓演达成了宰相。照我看来这是不的确的[5]。唐在两湖的权力还是很大，你们未曾看出，但这是实在的。你们所指为皇帝的人他至今还不明白，这是很好的，我们应该使他不能知道这个。我们客观上限制唐的权限这里头是否有错误呢？我以为没有错误的；如有需要，我准备向中央解释。为什么没有错误呢？因为这样造成了一种局势，迫得提出统一财政于国民政府底下的问题，迫得创立了统一的饷源以做到军队的统一。这是必要的，尤其与奉军作战之时。但统一军队，统一饷源，统一财政，即等于收回权力在国民政府手里。因此我特别提议不要立即分离湖北财政为政府的和地方的二种预算。我这样提议因为这个问题须慎重考虑。你的信中说，“唐的话很对，他说湖北人中有些人说得很好听，但他们目的是要钱”。我以为唐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已。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附二：唐生智言论之左倾与我们对唐应取策略（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唐生智最近的言论十分左倾，因其人甚聪明，故所说之话亦至透澈。他能认识自身是初上政治舞台的人，能认识他四周的环境，能说出军队是一把刀，这把刀的刀把是政治的立场，是党，是群众；我现在要革命就寻找这刀把。他希望C．P．不要看他作短时期的革命工具。他批评蒋介石想作中山的唯一继承者，议论均极警辟。自然我们绝不〈在〉言语上去相信一个革命家，大概在革命的高潮中每个首领均喜说左的话，因为于己更为有利。蒋介石最近在南昌对外的谈话也是如此。我们研究唐最近言论特别左倾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革命高潮所激荡，一方面也由于自身地位之难艰。有以促成唐现时处境的艰难可于下之事实见之：一，江西下后，蒋之声威增高，实力亦强过于唐，合一、二、三、六与四军之一部共有二万五千人能战之兵，而唐不过一万五千人。二，蒋又扶起贺耀祖等反唐势力。三，湖北财厅陈公博走后又易李涤生，仍是蒋方的人，使唐在财政上感困难，伤兵曾闹饷数次。四，八军扩充甚速而战斗力并不如外传之强。五，唐请回湘一行，蒋不许。唐虑蒋将动其巢穴。因现时湘政府内部发生政潮，周鳌山、刘岳峙辞职，反对邓寿荃。唐不能解决，自已又没有人，虑蒋介石假中央名义乘机改组也。六，国民政府移汉增其疑惧。七，唐已公开的向蒋表示过：政府移汉须汪回后，湖北财务委员我不能干，因我不能供人傀儡，蒋不要过于疑我逼我，不要我干我可以走，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八，蒋还可以得到党及一部分群众之助而唐无之（他的历史甚短）。在以上情形之下，遂使唐自然想接近c．P．以增高自己势力。我们不因唐言论之左而遂对之存过分的希望，也不使他走到反革命路上去。在现时革命军三个重要的领袖中，蒋介石是明白的言行不符，冯玉祥是言行相符，唐生智还看不定。不过即令唐一时真正左倾，而其英雄的习气，腐败的部下，亦易使其发生反覆。所以我们不当简单的灌输些他还不能真正了解的理论，而要引他在事实上做一些革命的工作。我们现在可以向他这样表示：一，C．P．及苏联同志对唐政策自始即认唐是一革命者而尽力赞助，始终没有变更。二，望唐仍站在K．M．T．内与左派合作，与蒋合作；一面我们也劝蒋让步，合作对奉。三，为革命须不反对农民运动，对湖南农运能够赞助。四，军事注意质量的提高，加紧训练，既免专从数量发展所来的猜忌，又可减轻饷费，须设训练的学校。五，财政问题，我们所处的地位不能直接相助，只能间接的从两方面相助：1．研究增加收入的方法；2．主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开。六，…………………………………………………………〔6〕七，唐要我们在他军中进行秘密组织，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在唐军中我们不做秘密组织工作，因为这是要使军队发生分化的；我们只助唐作政治教育，提高他们能够革命。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注释〔1〕张同志指张国焘。〔2〕本文及附件原均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3〕〔4〕〔5〕〔6〕均系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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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后应付粤局的策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后应付粤局的策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目前上海几个日报载有苏兆征等五人被总司令部逮捕消息，这两天没有继续说此事，我们以为是或者一个谣言。然而我们并不因为这是一个谣言而减轻我们对于粤局严重的感觉。日前特立同志来信说李济琛有电致蒋，主张限制工农运动；屡次接粤区委报告李济琛和农民关系之恶化，尤其是十一月十一日的政治报告，更可见粤局日趋严重了。鲍罗庭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如云广东民众亦已起来，可以独立，国民政府也无庸在此干涉一省的事。我们认为这是鲍的意见而不是粤区的意见。因为粤区政治报告中明明指出国民政府迁移后广东新时期的危险随之到来），关于迁移后所影响于前方后方的各种实际问题都没有弄好，贸然主张马上迁移，还发出一篇必需迁移的大议论。倘因政府迁移而在前方或后方发生不幸的事变（都有可能），便是鲍又做了一件大错，和他从前主张“以黄埔为中心”，主张“我们退出K．M．T．”，主张“需要蒋专政”是同样的大错。鲍的大错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多说也无益。现在的问题是赶快怎样救济国民政府迁移后粤局之危险。粤区政治报告中对于救济此危险的政策，有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这个错误也是由于鲍的政治指导之错误而来。从前鲍估量左派力量高到应有他们的“三月二十日”，现在估量左派力量低到等于另〔零〕。其前后错误矛盾一至于此，粤区委竟盲从他的错误而且危险的见解，说：“至于左派呢亦没有这回事”，又说“这个新时期的倾向，就是形成一个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形势，国民党不管是左、右派，到那时一定都站在政府一方面去，而我们则当然站在民众一方而与政府对抗的。所以C，P．今后应当渐渐完全站在在野党的地位，改变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是占了国民党的什么部去作委员，到那时亦是无用的，在这种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分明是我们和李济琛的冲突，至多是和右派冲突，而定说是整个的和政府和国民党的冲突。这种预先把自己划定在孤立地位，是何等错误而危险的见解？！这种错误而危险的见解，是由于鲍否认左派存左的观念而来。若当真左派的存在是中央的幻想，那么我们还留在K．M．T．做什么？！照鲍的见解之结论只有退出，其错误与危险和苏联C．P．中反对派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主张退出英俄委员会是同样理论的来源——杜洛斯基〔1〕主义（杜氏曾主张中国C．P，退出民校，为苏联C．P．中央否认）。仍〔他〕们这种见解好象很左，其实非常之右，因为他们这样左的政策正是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欢迎的。所以布哈林说在主张退出黄色工会、退出英俄委员会之外，或者又有第三个错误主张，即是中国C．P．退出K．M．T．。我们对于鲍的这种错误而且危险的见解若不加以痛切的纠正，其所生的恶影响将至破坏中国革命运动的进行。中央见了前次粤区批评左派领袖的信和民中会议的党团报告中关于左派的讨论，我们已见到鲍的错误见解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拟在汉口会议中有以纠正，通告全国各级党部，不料这个恶影响已经在粤区发现出来了。据于树德同志所报告甘乃光的情形，不完全和粤区所见相同。此外还有陈树人何香凝宋子文，何以能够武断他们必定与李济琛一致?!并且还有左派的军事势力与民众势力，怎样可以说是整个的C．P．与K.M.T．的冲突?l中央现在坚决的要粤区立刻抛弃鲍的错误见解，并执行左列各项策略，以应付广东新的变局。一、切实与左派领袖合作，给他们以群众，要求和他们开一极秘密的联席会议，讨论应付新变局之具体方法。二、即速进行联络省城各种左倾的军事势力，准备必不得已时的冲突，惟冲突时必须用左派出面。三、加紧李济琛军中的工作——公开的及秘密的。四、由各方面尽可能的谋为李济琛联络以减其右倾之速度。五、尽力设计使前军将领影响李济琛。六、巩固工、农、商、学的联合组织。七、设法让李济琛与商人冲突。八、目前在工农运动中避免小的冲突（工人纠察队直接封闭商店的举动须极力制止），准备到绝对不可避免时一个有组织的大冲突。九、加紧党的秘密组织，加增党的机关及交通的秘密性。十、准备必要时简单的解决方法。此外，中央自然也要通告各省党部，用民众团体名义向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向K．M．T．中央和广东省党部表示：国民政府迁移后，省政府理应遵照最近政纲，严饬军队及地方官保护工农运动，而不得借故摧残以动摇革命根据地。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是要粤区同志绝对抛弃盲从鲍否认左派之错误的见解，必须认识左派领袖的确存在；必须与左派领袖合作；必须联合左派以制李济琛之反动。不可由我们直接领导民众和李济琛冲突，更万万不可有“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是极错误的观念，这是极荒谬的企图〔2〕。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注释〔1〕杜洛斯基即托洛茨基。〔2〕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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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一）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二）党的组织状况（三）农民运动（四）职工运动（一）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这次的战争，其牵动的范围之广阔，是从来内战不曾有过的。全中国除云南，新疆外，几乎没有一省不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战争的性质，简言之即赤与反赤之战。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其相互之利害虽不同，而其标揭反赤摧残民众自由则无二致。所谓赤的方面，即国民政府影响下之各省，此种红色的势力已由广东一省而渐渐奄有长江流域。若把西北军加算进去，则我们可以说，现归国民政府的已有十个省区，即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福建，绥远，甘肃；将归国民政府的有浙江，云南，陕西三省，退一步言，国民政府亦有得安徽南部及上海之可能，是国民政府之势力已得了全中国之大半。反赤势力所统治的地方（把苏，皖加入在内）也不过十一省区。这种进步的军事力量之可惊的发展，在中国的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的意义。当十一月五日以前江西犹未攻下时，北伐军的前途尚在十分暗淡，不幸战而失败则不仅退出江西，即已得之湘、鄂恐均不守。然而现在这一层危险是已经过去了，此后的问题只是与奉鲁军分取孙传芳地盘之多少问题，而不虞有全部溃灭的影响。奉鲁军此刻即与国民政府发生战事或者不会有，一则北伐军是量力而进（对于浙，皖问题）；二则奉鲁军也不敢过于南下（伸入浙江）。月前奉对粤提出条件曾有浙，闽，赣归国民政府之表示，是北伐军取浙江当不至与奉鲁军冲突，肃清孙传芳势力取得浙江虽然尚有一些时间，但孙之败亡已成不可挽救。国民政府此次北伐的战争至此将暂告一段落，下次对奉作战，双方均尚须有相当时间之准备，而不是目前就会引起的。在全国这样一个大的变动中，我们最近所经过的事实及应付策略特撮要如下：一、奉系军阀之野心及其内部之暗潮自南口国民军陷落后，奉系军阀不仅在北方政治上、军事上占着极大的优势，对于长江方面北伐军与吴，孙的战争也立于极有利的地位。吴，孙自然不敢与奉军冲突，即北伐军亦尚未至与奉军冲突时代，而有利于与奉作暂时的妥协以对孙，吴。吴，孙之败，在全国反赤之声势上说自然受了很大的打击，但从奉系个别的利害上说又确是于他很有利的，因吴佩孚失败，北京政府可以全为奉系所操纵，保大可收回，甚至河南亦将为奉系所有，孙传芳失败，奉系亦可从容取得苏，皖以报去年之耻。所以奉系对于长江战事的态度是：一方标示与直系合作讨赤，坚决吴，孙对南方作战的决心；一方又暗中与国民政府往还，希图借国民政府的力量消灭吴，孙而彼得从容收渔人之利。观于奉张向国民政府所提出之合作条件，可以窥其野心。其条件中最主要的有三件事：1．西南十省（粤，桂，川，黔，湘，鄂，闽，赣，浙，滇）可以归粤，而苏，皖必须归奉。2，南北将领联络拥张作霖为总统，取消国民政府。3．川，滇归粤，蒋自由解决；而冯，吴则由奉方自由解决。得苏，皖，作总统，消灭冯玉祥，这是奉张的如意算盘。奉张欲利用其现时军事上政治上之优势以求达此目的，但事实上进行亦不容易。国民政府对于苏，皖两省尚可放弃，而后两事断不能容受。在奉系领域之下，奉张或为帝王，或为总统，国民政府暂时亦可放任，但若欲取消国民政府以拥张为总统，则为绝对不许之事。让奉张消灭冯玉祥以自损其在北方之应援，更为国民政府不会承受之事。再则奉系内部及周围亦尚有种种之困难，足以阻挠其此种野心计划。第一是奉系内部的冲突――自郭松龄败后，奉系内部已不是整个一致的。张宗昌自为一派，已非奉张所能约制；奉军嫡系又分旧派吴俊升，新派杨宇霆，张学良两大势力，暗斗极烈。南口之胜，全赖吴部克多伦之功，然吴部将穆春既不得赏反被拘囚，其怨望可知。新派杨宇霆与张学良又不和，杨纯粹亲日，张想独立形成一种势力，颇与法，美勾结。第二是奉，鲁间的冲突――南口之役，鲁张将领寸土未得；北京王琦，李寿金之军警权又见夺于奉系之于珍；褚玉璞之直隶督办亦日为张学良所侵逼；苏，皖问题奉系杨宇霆等又欲计调张宗昌军队于京汉线上而乘机自取；“海圻”〔1〕赴奉修理竟为奉所扣留；张宗昌欲与北伐军谈判对付孙传芳，奉方则责其通赤；张宗昌在北京逮捕赤党，而奉方则责令释放。奉，鲁间这些冲突迟早终要爆发的。第三是奉，日间近来的参商――张作霖固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近来日本投机商人在奉勾结本地奸商对于奉票之捣把，以二三角一元之奉票强迫奉张照额面付现，获利数千万元，激起奉张枪毙捣把中国商人，遂使奉，日关系发生一些冲突，虽不能根本动摇，但在目前是起了一些障害。第四是财政的困难――自去年以来，奉省财政即已陷于非常拮据状态。文治派首领王永江为减轻军备以舒财政，曾以去就相争。现时奉票之低落亦尚无术挽救。第五是吴，孙势力尚未完全消灭，又有英国帝国主义在后援助，安福仍在活动，均足以使奉系企图受许多牵制。第六是国际上的困难――英国现时一面急与国民政府妥协，一面尽力赞助直系在北京之政权，为顾阁计划废除比约之计，向日本示威（因为比约可废，暗示日约亦可废）。同时英使不肯递正式国书，预备将来若造成清一色日本支配之奉系政权的拆台地步，遂使得奉张不敢急取北京政权。第七是冯玉祥西北之再起――可以随时威吓奉军不敢疏南口之防，不敢存长驱南下而无顾忌的野心。奉张在以上的困难情形之下，虽有野心亦无办法，所以此次入关与奉系将领天津会议的结果，不得不放弃苏，皖以予张宗昌，不得不暂时停止即做大总统统一中国的好梦。他看得国民军在西北之发展较之北伐军之前进尤为重要，因把对南方河南的军事行动委之张宗昌，北京政权在南北军事未得充分把握以前亦暂不积极进取（其实北京政府之精华固早已在奉军之手，此处所言政权是指奉张更进一步作元首言）。现时拟集中注意消灭国民军在西北之存在，刻奉张正汲汲逼迫晋阎与其合力进行此计划。我们认为国民政府对奉策略应该采取以下的原则：一、在吴，孙的势力未完全消灭以前，国民政府与奉系尚不能有很直接的冲突，而且不宜即引起冲突，当敷衍之以便专力消灭孙传芳，得使革命的战线更□得简单。如国民政府无力灭孙，虽让苏，皖于奉方而能使孙之力量消灭亦当为之。二、吴，孙势力消灭后，国民政府一时亦不能即与奉方开战。奉方若提出统一政府问题，总统问题，均可谈之于由国民会议解决。事实上奉张就自为总统亦可听之，在这长时间的国民会议筹备过程中，即是双方积极作战的准备时期。三、奉，鲁的冲突对于国民政府是极有利的，应当使他这种冲突更为扩大。比如苏，皖问题宁让之于鲁军不让之于奉军。一因张宗昌军队更腐败些更反动些，战斗力有限，将来容易消灭；二因鲁张势力越发展，则其与奉张之冲突越加深加速。四、国民政府应极力维持冯玉祥在西北存在，现时可以威胁奉军不敢南下，将来的北伐战争亦非有国民军之炮兵骑兵参加（此皆南方兵队之不能有者）不能取胜。以冯玉祥现在之环境，又必须与阎锡山联合，然后合陕，甘，绥，晋四个省区才更有力量制止奉军不敢轻犯。二、吴佩孚与孙传芳最后之挣扎及北伐军东下问题吴佩孚自败退河南后，虽日日言反攻，因部下将领暗潮甚烈，且军心涣散，饷弹无着，号令不统一，故迄未能前进一步。河南现时军队之多和派别之复杂，为各省冠，张冶〔治〕公，寇英杰，田维勤，靳云鹗，魏益三，米振标各有相当实力，各不相下，吴佩孚的地位便维持在这种均势之上。这许多军队均已没有什么战斗力，向北向南均开发展之可能。刘镇华部败出潼关则入陕之路又绝，其中不少国民二军旧部均与国民政府或奉方有相当默契。奉方借援鄂之名，已尽驱保大之吴军离开直境，且以重兵沿京汉线南下，大有即欲取得河南之势。信阳南面又有樊锤秀之攻击，吴势至此可谓穷蹙已极，虽曹锟曾亲自赴河南劝勉诸有一致合作，然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吴现尚欲从政治上支持其将灭的生命，令顾维钧毅然宣布对比废约，一以博国人之好感，使奉天不便于废约外交期中急倒顾内阁；一以为对日对奉要求之条件，盖比约既废将及于日，日约张绝不敢动，于是比又可要求援例不承认，直系乃得于此问题之操纵中取得一点地位，企图暂维现状。孙传芳在江西的战事，其初因善利用南浔路及长江之交通，故虽经南军几次的猛烈袭击，均尚立于有利地位。南军方面，在军略上在政策上均有许多错误，如蒋介石不愿八军东下，不许四军东下，致使南军战斗力减弱，作战又注意攻城而不先击破敌人在南浔路之主力军，故牺牲极大，北伐军几有覆灭趋势，幸而挽救得快，尚能转败为胜。孙军方面初虽获胜，但主力军队已损失一半，且无援兵开上补充，陈调元，周凤歧〔岐〕等部又不肯积极作战，南军方面突然增上第四军之六千人，贺耀祖之四千人，唐生智之一万五千人，故孙遂不免于最后之失败。福建方面亦因曹，杜两旅之倒戈竟至全局不可收拾。江西败后，孙之主力军已完全击溃，五省地盘只剩下苏，浙，皖三省，其初犹欲守住这三省再图恢复，一面联合吴佩孚由河南出兵相助，一面勾结奉张泥阻鲁张南下，同时在南京设立军官学校，造就下级干部人才，孙预计三个月后可以恢复其力量。后来天津会议奉天决定鲁张以援赣为名出兵苏，皖，令孙守浙，沪，孙氏留恋三省之计划乃归泡影。取得江西，福建后之北伐军，是否还要继续东下进窥苏，浙，皖三省，当时乃是时局中一个严重的问题。照我们那时的意见是：从全国政治上观察，从革命的前途上观察，从解决北伐军内部的纠纷而为之找一出路上着想，则北伐军是应于肃清江西境内敌军后继续东下，直至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为止。盖因孙之势力不消灭，则他随时可以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甚至勾结北伐军内部如唐生智等，使北伐军内部发生冲突（以保定系的关系去勾结煽动）。并且，在全国革命的战线上有三种力量并存，亦令民众难于取舍（大概一般人的心理多是觉得反赤的奉太要不得，一面又觉得广东太红了，若果在两者中间另有一种力量存在，他是很可引诱一部分人拥护他，尤其是资产阶级）。假使在这个争斗中只有两种力量，一方是代表反动势力的黑奉，一方是代表进步势力的赤粤，民众的选择要较容易，而革命的进展更为迅速，故原则上是我们不能于容许于黑奉，赤粤之外再有鼎足的第三势力存在。问题是如何消灭孙传芳，消灭孙传芳有两个方法：一是用北伐军的力量，一是让奉军来灭他，最好是用北伐军的力量。如果北行军自己力量不够消灭孙传芳，宁可让奉军南下灭孙而不可容孙存在。在奉军之中又当把奉张与鲁张分开来说。现时他们的冲突很利害，我们可让江苏地盘给鲁张而不可让给奉张，其理由是：（一）鲁张军队较奉张军队更腐败些，更反动些，战斗力有限，将来较易破灭；（二）可更促进奉张与鲁张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于南方有利的。北伐军纵让鲁张取江苏，而自己军队仍须前进取浙江，因孙传芳已知南京不归粤必归奉，他打算将闽，赣所有残兵均集中浙江以为最后负隅，而奉系的实力也不敢南进至浙，若北伐军不能取江，浙，则孙仍可据浙联奉以抗粤。又为免除北伐军内部地盘的冲突，亦须赞成蒋东下，不得江苏亦须得浙江，蒋以后有了浙，闽，赣三省，也可成为一个局面，不必再回汉口与唐生智冲突，回广东与汪精卫冲突。天津会议决定鲁张南下取苏，皖，孙传芳部下又不赞成孙屈服。孙无法只得潜行赴天津面谒奉张决定自己的地位，其结果苏，皖必归鲁张，只以浙，沪给孙传芳。实际上浙系军队已有集中浙江据为己有，必不容孙染指，孙在东南势力已完全溃灭，同时奉，鲁军南下说甚盛，在豫，皖，苏，吴，孙的旧部都发生恐怖与动遥因此我们以为革命军事计划应较前变更如下：一、北伐军现在宜停止向皖，浙前进，集中兵力于鄂，赣二省，严定防守鄂，赣计划，以备奉，鲁军之进攻。二、对皖可帮助安徽自治军占皖南，以为国，奉间之缓冲；对浙速急运动浙军（周凤歧〔岐〕等）以自治名义占住浙江，并声援上海自治运动；对苏则运动孙军旧部及苏军离孙反奉，赞助苏人自治运动。三、对河南宜急速联络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占据豫南以阻奉军，俟北伐军和国民军准备都充足再合力进龋四、北伐军宜速派有力代表会同国民军代表向晋阎谈判，要求和他缔结军事的防守同盟，以牵制奉军之南下。五、北伐军应乘奉鲁军收拾河南，江苏期间，在湘，鄂，赣整理及充实军力，如补充兵额服装枪弹及加紧训练等，以备将来向河南开始反奉战争。三、孙传芳失败中之上海自治市运动当十月中孙传芳在江西的战事屡次失利，主力军已丧去大半，南昌被围不解，陈调元，周凤歧〔岐〕部都有不战而退趋势，福建周萌人又节节失利，夏超突然于十月十五日宣布独立，据此情形，孙传芳的势力实已陷于分崩离柝〔析〕状况，上海地方空虚，一个相当的武装暴动实可以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当时上海的资产阶级，工人及国民党左派，均共同联合从事这个运动。资产阶级企图实现一个能为他所指挥的政权，不过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实力都极幼稚，又加以租界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所以时时动摇与畏缩。他们一面想利用工人罢工助他们取得政权，一面又不愿工人有武装的组织和暴动。工人派（即我们）虽为此次暴动的先锋，但因自己的组织和战斗力也不很强，依全国的政治环境亦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所以并不幻想此时在上海可以用市民暴动的力量实现平民政权，只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尽量减少军阀的统治势力，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自治市政府。在这样政权下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是工会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相当的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十月二十三晚的暴动便是为此目的而努力，但不幸竟失败了，且牺牲了我们二个最忠实的奚佐尧（化名李左人），陶静轩同志。这次失败的原因，一是失去了暴动的时机，不能与夏超之动作相衔接，直待夏超败亡时方才发动，敌人内部已渐一致且已防备妥当，自然不易成功；二则我们虽知资产阶级之怯懦畏缩，仍不免有过于信赖他之处，对于国民党左派的势力亦估量太过，失却了自己主动地位；三则技术之准备太不充分。但是我们从这次暴动中也学会了不少经验，我们的党第一次在上海作武装暴动之尝试（自然这次暴动大部分还是军事投机而不是普通的民众武装暴动），使我们对于党应该是时时可以准备武装暴动之组织的原则更深一层的认识，在革命的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十月二十三晚的失败，并不能使上海市自治运动的进行终止，因为敌人的统治并未巩固，民众的势力也未遭大失败，所以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的消息传来，而这个运动的声浪又高涨起来。不过这次运动的进行和上次已有多少的改变了。第一是上次参加这个运动的只有工人派，国民党左派，商人派与反赤为敌的力量。而这次运动则反赤的小军阀，政客，士绅分子亦乘机渗入，他们知道孙传芳大势已去，上海不归国民政府即归张宗昌，均想利用自治之名各遂其私，即孙传芳初亦欲使此自治运动在他支配之下，拒绝鲁军及北伐军到上海。第二是上次动作的形式是注重军事的暴动，而此次则须侧重群众之奋起。我们对于这次运动仍保持与前一贯的政策――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市自治政府，并不幻想就成功一个平民政权，只能〔要〕能够得到工会事实上可以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相当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便值得我们努力参加。四、冯玉祥势力在西北之再起与我们表示对国民军的希望国民军（单指第一军）的确是中国最良好最有纪律最能作战的军队。过去因其将领之愚庸，政治上措施荒谬，故一退南口，再退包头，几至全军毁灭不可收拾。幸冯玉祥由莫遄返，收罗亡散改编训练，士气始渐结。然而南口之败，土卒军需之损失几去大半，欲求恢复旧观，须经相当时期。国民军现时所处境遇较之前有三区时更为艰难，仅仅甘肃一省及绥远一部分收入，要养活这七、八万军队实不容易。然而令我们对于国民军前途尚存着无限希望的，便是冯玉祥现时之觉悟及其对于军队改造所具之决心。冯自入俄后，深受世界革命空气之薰染，憬然悟其从前所行之未能轨入革命正途。北京之退出，南口之失败，更给彼以许多惨刻的教训。所以正当国民军大败之余，竟匆匆回来支持难局，抵包头后即发表就任总司令通电及回国宣言，说明他从前虽有革命倾向，作过几件革命的事实，但对于革命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每不能有彻底的行动。现在他认清了中国苦痛祸乱的来源，知道革命的方法并且加入了革命的党派，接受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并促其实现。冯玉祥不仅在口头上有革命的表示，在行动上也表现革命的精神，立刻将他部下落后的重要将领均送往莫京学习，几不能实践彼之新的改造计划者以军棍相督责。在西北之国民党及C．P．分子，彼皆网罗为之作军中政治宣传工作。对于工农组织亦特别尊重，一反从前张之江时代疏远甚至摧残工人的行为。经此一番振作，使形将消灭的国民军，又重赋与一个极有希望的新生命。与冯玉祥同时回国者尚有陕西之于右任，得冯之助率二、三、五军入陕。绥远之商震，太原之阎锡山，此时皆渐与冯表示好感，陕，甘，绥，晋四省有联合抗奉之可能，奉张因此惊震失措，急求所以消灭西北军再起之法，一面严词诘责晋阎，一面于对粤条件中提出国民政府须允许奉张自由消灭冯玉祥，因为冯之存在使奉系一切野心皆受打击不小，国民政府必须尽量维持冯军能在北方存在。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持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为未来对奉的北伐战争说，若没国民军之骑兵和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国民军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将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冯玉祥之革命言行较其他革命军将领更来得稳定，所以我们对于西北工作当十分重视。在西北军工作刚才开始之时，我们是十分的小心。我们记起广州所曾有过的经验（如（1）注重下层基础的政治工作，不注重上层组织；（2）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3）不限制冯之职权等），而应用于国民军内，对于冯氏过于急进的军棍政策易以感化主义。国民军现时尚不能说到对外很大的发展，目前最急要的事是迅速肃清陕西全境，与晋阎之关系更弄确实，先稳固了基础可以守住，再定前进方向。我们于读了冯玉祥回国宣言后，已在向报一七七期发表对于国民军再起之六种希望〔2〕：1．须善于保持其有纪律不扰民之荣誉，并普及到二、三、五军去。2．一、二、三、五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不可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3．希望国民军成为保护农民之军队，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4．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注意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晓得为什么而战。5．尊重蒙，回少数民族的利益，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6．尽可能的完陇海铁路〔3〕，在军事上商业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五、帝国主义者最近对华态度吴佩孚，孙传芳之失败，国民政府势力之发展，当然是英帝国主义者所难过的。最初他曾企图于间接的利用孙，吴反对中国革命势力外，更直接的用炮舰政策向中国民众屠杀，开始在万县杀死了五千余市民，广州方面亦有英舰驶抵广州码头，水兵上陆驱散罢工纠察队。但这个政策一方激起全中国民众的反感，使反英运动更加深加大；一方也引起他国内的政潮（自由党，工党对保守党的攻击）；同时又见着国民政府对英的外交态度也并不十分危险可怕，国民政府的势力日见扩大，事实上不是简单否认所可对付的，遂急转直下的与国民政府妥协，对于国民政府的海关增收附税不坚持反对；一面在北方仍想分取北京政府一部之指导权，不使直系内阁完全失势。张作霖虽有造成清一色奉系政府之野心，日本政府亦未尝不祷祝此计划之实现，但深虑英国拆台，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地位，故不敢轻动。顾维钧之撤废比约，英公使之不递国书，均明白的是向日本示威。日本看出张作霖的种种弱点，不欲其任意发展，一面阻止其直接垄断北京政权以免遭英国之忌，一面欲其拉拢南方国民政府以巩固张作霖在北方的地位。日本现时的利害尚少与国民政府冲突，亦正在企图与国民政府发生相当关系，最近清浦子爵来华并派其随员偕易培基赴汉口活动，便是为此努力。总之国民政府现时已有中国之一半，帝国主义国家无论承认他与不承认他，总是一种势力存在着，不能不与他接触，所以英国舆论亦有鼓吹不要只注意北京政府，可以承认事实上的政府之意。国民政府此刻的外交当然不能象在广东一省时之简单，当按照全部斗争的形势审慎的进行，除与苏联保持极亲密的关系外，并须积极取得国际上承认，须与日本及美国均发生正式关系以对付英国。六、国民政府内部状况1．发展中之困难与危机――江西下后，国民政府已得了中国的一半，革命军胜利的声浪震憾〔撼〕全国，虽妇人孺子亦能举蒋介石之名并附会以许多神话。向日丑诋北伐军之反赤宣传，在一般民众中已不生影响，国民政府势力所及下的群众，均已纷纷起来。这次战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关系是很重要，在国际上亦有意义，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态度都不能不随着北伐军之胜利而有点改变了。但是，我们在喜幸的当中，也须知道这次的胜利半属侥幸，前途之危机正非常之多。我们的政策应用得好，固然可以加速中国革命之发展，应用不好则反动势力仍可抬起头来。比如两月以来的江西战争，因将领不能和衷共济，故迭遭破败，设后来无四军八军之出动，或至全部溃灭。现时北伐军将领间之关系并不能十分融治，最显著的如蒋，唐的冲突，汪，蒋的冲突，各方面地位权利之分配等皆成问题，措施稍不注意，危险立可发生。再则军事的发展太快，而民众运动的发展不能相应，不足以保证军事力量不致右倾，这更是应当十分注意的。2．江西战争之波折――入赣军队本为一、二、三、六各军，其战斗力远不及四、七、八军之强，而所遇之敌则胜过于吴佩孚。盖吴部无能战的主力军，以至号令不统一，士卒不用命，容易攻破。孙部则有嫡系能战军队二师一旅为主力军，对之作战实不容易。但北伐军因得江西本省军队之响应及民众之援助，仍能席卷赣西，赣南直迫南昌，九月十九日六军及一军之一师遂占领南昌。惟此时二军远在樟树，三军第七师虽到生米街（离南昌三十里）不肯继进，一军之一师师长王柏令〔龄〕又十分怕死，敌未来已先慌退却，于是南昌复于九月二十三日失弃，六军军长程潜个人逃命至四天之久，六军损失最重。自此以后，将领间感情十分不好，蒋亲到前敌后，虽能勉强于十月十一、二等日再会攻南昌，然各将领对蒋感情亦极不佳（蒋因过去对各军待遇不平，又组织黄埔同学会，显然歧视各军。此次出兵，一军之纪律与战斗力较之他军特别的坏，故为诸将所不满）。蒋之作战方略又复错误，第一是不注意先击破敌之主力而一意围城，敌可以很少军队牵制蒋很多队伍，更利用南浔铁路之交通，策应十分方便，而蒋则虽得城而不能守。第二是蒋拒绝第八军东下，使唐生智不能染指江西，又不调驻武昌之第四军增援，尚欲与唐争领湖北，以致江西战事久攻不下。蒋之计划既错，而前敌诸将又各有怀抱，不肯再损实力，一般兵士寒衣未发，瑟缩可怜，军心涣散，几陷于危险地步。此时我们深知赣战若败，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失败，湘，鄂全局均受影响，一般动摇的小军阀亦将鲜明态度来反对北伐军，湘，鄂必不能守，因此极力向各方面陈说利害，希塑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迅速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孙若不灭则暂时纵有所获亦靠不住。一面劝唐出兵，一面劝蒋要四、八军东下参加赣战。这个运动最后总算做到，孙传芳因此遂不免在江西失败。然而蒋之能有今日之胜已不可谓非万分侥幸。3．北伐军将领间的关系与我们所取的态度――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中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其对于各军之压迫与歧视态度，当时各军固无如之何，然自入湘以后，情形顿变：第一是蒋在粤时，不听我们之劝迅速出兵攻长沙，只顾做对付C．P．工夫，及唐占了长沙，声势骤大，并拼命扩充实力，等到蒋到湘时，唐的力量已超过各派之上，蒋对之遂感自己之危险。第二是蒋的第一军自经三月二十日的破坏后，已名存实亡（蒋之自杀政策）。入湘部队其纪律之坏，战斗力之弱，甲于各军，遂使蒋之声名一落千丈。第三是蒋以黄埔为中心之思想与举动，大遭各军之反感。白崇禧公开反对，以为凡是革命的力量均应联合起来，甚至黄埔内部左派分子（占全校学生百分之九十）亦不以组织“黄埔同学会”为然，弄成众叛亲离形势。蒋在这种情形之下遂发生一些恐惧，设法拉拢二、三、六军，预许朱培德以江西地盘，二、六军因旧的仇怨不满意唐更甚于蒋，所以稍接近蒋，对于四、七、八军则视为保定一系，颇存歧视。除此以外，更对湘西之袁，王，彭，贺，湖北之刘佐龙，四川之杨森，亦设法网罗，壮己声势。攻武汉之役，蒋自己拼命往前敌，图先得武昌以扬眉吐气，而使唐生智攻汉阳，但结果是唐先下阳、夏，武昌围城四十余日而后破，湘，鄂两省实权均落于唐手，蒋乃愤而转赴江西，别图发展。不意江西战事之棘手，远过前几次湘，鄂战事，若以后无四、八军之东下增援，则蒋或至一败涂地。现时北伐基本各军中，以唐之第八军实力最雄厚，合一、二、三、六军之总合始能及八军，湘，鄂实权均在唐手。蒋对唐的政策是十分的坏，同时影响到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唐的政策亦不好。蒋处处想以总司令权力限制唐生智，但他并没有计及事实能否做得通（如初到长沙时即拟以总司令部支配湘中民政财政，彼赴江西前敌，要陈公博，邓演达留汉口与唐争湖北政权）和有些什么坏影响（如不让四、八军东下援赣，几至破坏全局）。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唐政策随处表现不信任和抑制态度，非怪唐说“K．M．T．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K．M．T．”，又说“K．M．T．都是一般小孩子胡闹”，“K．M．T．没有力量”。唐自然不满意蒋，但他现在并不站在右派方面反蒋，而是由左反蒋，他对于K．M．T．领袖特别尊重汪精卫，他尚未妨害民众的自由。我们对于以上的现象感觉十分危险。虽然过去蒋介石有种种的错误，然在他的艰难环境中我们并没有存一点喜幸坐视的心理，仍处处从革命全局的利益上打算，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他，不使他江西的战事失败，不使他离开了北伐革命的战线，不使他失去军事上的地位。比如汪精卫复职问题，虽成为前方将领后方民众一致的呼声，明知蒋无力反对，然而我们还是主张须先得蒋有一表示方发动，不可因此而使蒋离开北伐战线。江西久战不下，我们力赞四、八军东下增援。北伐战事结束后，表示仍维持他相当的地位，再办规模较大的黄埔军校为第二次北伐反奉之准备。不过若蒋仍阴怀嫉刻，孤行已意，毫不觉悟，则我们纵愿助蒋亦将无所措手。比如蒋现时表面虽已极力亲近C．P．，对民众宣言演说非常革命，但并没有听着他远离孙文主义学会右派分子，排除部下贪官污吏的浙江人（蒋部下的贪污远出一般腐败官僚之上）。他的军队仍不免腐化而无战斗力，我们如何能扶植起来。这般腐化的军队，任意摧残民众自由，如何应钦在东江之所为，我们又何能牺牲民众以扶助老蒋。再则蒋对唐及各军态度若仍保存其阴很嫉刻偏见，决难为各军所容，将来也会发生军事的逐蒋举动。所以我们虽毫无倒蒋之意，愿意助蒋，而蒋能否长在革命战线上，就看他自己觉悟与努力了。唐生智过去虽无革命历史，现在的表现的确很左倾。蒋及国民政府应该承认唐的势力，不应再用抑制而事实上又无力抑制他，徒然逼起他的反感。国民政府的组织现在还说不到如何绝对的统一与集中，国民革命中也决不是只能有一个革命独裁者（蒋本人此种见解极重），若果勉强的做去，不是逼起唐与右派接近，便是逼起唐由左反蒋。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北洋军阀已渐渐明了此中消息，乘机向唐活动，这是国民政府及蒋应该警惕的。我们对唐的态度是取包围的办法，而不取抑制的办法。我们用明了的同志和他亲密的接触，改变他的观念；发展民众的势力，影响他的左倾；引导他与苏联接近，使他认识世界革命的援助。其他各军领袖，均望他们能捐去成见，顾全大局，集中革命的势力，然后可以对付目前的敌人。自然，他们相互间势力的分配亦要有相当的办法，这是军事革命时期不可免的现象。4．汪蒋问题――蒋最初是极力反对汪回，后来见前方将领以至后方民众甚至黄埔军校学生均一致主张汪回，复表示如汪回则我即下野。我们一方为巩固国民革命基础的广东着想，赞成汪回；一方为北伐前线的战事着想，勿使蒋受汪回之影响而离开北伐战线，多方使蒋明了汪不回时，蒋个人的危险，国民政府前途的危险。我们赞成汪回并非倒蒋，而是汪，蒋合作，且更具体决定须待蒋有迎汪表示，北伐战事顺利时方要汪回。最后蒋算是发出了迎汪电报，在此次民中联席会上通过了迎汪复职，但蒋一派人仍故作种种困难，使汪不易回来。我们的意见是：汪之复职，蒋既有电表示，大会又已通过，战争情形又好，故汪应即回。蒋，张（静江）诚意迎汪否，愿汪得权与否，都不必顾及。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始能建立。至于汪回地位问题（这是左派以为汪难回的问题），他不必与蒋争党的名义上的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要职，即令一职不就，只要他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了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蒋此时在全国迎汪高潮中，对汪亦只能有暗斗，而不能有明争，更不至有武装的冲突。若汪不回，则蒋反得所借口，说汪自己不愿回来，不是他阻止汪回。5．左派势力之发展与民中联席会议经过――自蒋出发后，广东政权虽是中派的，而左派的力量却一天一天的高涨。不仅在工人中，农人中，商人中，学生中如此，甚至黄埔军校内部，百分之九十几变成左派而反对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中派分子），要求汪精卫回来，这是群众不满意于广东政治上军事上之腐化的自然趋势。民中联席会议之召集，便是由左派运动迎汪发生，于十月十五日开会，到会代表大多数是左派分子。其重要的决定是：迎汪复职；开除了西山会议分子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继，张知本八人；又开除了在北京做官的王宠惠和在广东反动的沈鸿慈二人；通过了一个目前行动的政纲，这个政纲较前两次大会所标揭者更为具体切实而左倾。我们希望以此政纲为中心，把一切左派的分子团结起来。这个政纲也可以说是我们与左派合作的根据。左派领袖们在此次大会中已企图由思想的倾向渐渐形成一种形式的组织，并特别规定了他们的政纲四条，在此四条政纲之下，团结各省左倾分子，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和中派右派竞争。其政纲四条是：（一）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二）拥护孙（中山），廖（仲恺）农工政策；（三）反对西山会议派；（四）拥戴汪精卫为领袖。左派现时还在形成的过程中，一般左派领袖分子均常常发生自己没有理论没有群众没有力量的恐惧，所以行动起来特别表现摇摆倾向，在与我们的合作中自然要发生些障碍，就是一面感觉非合作不可，一面又怀疑自己，恐惧我们。左派新进领袖甘乃光很努力作组织左派工作，很努力使他所影响的左派青年到群众中间活动。甘并且给左派一个理论，主张以农民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国民党的工作应当从下层作起。听说他那本小册子已销行了五万本。我们此时对K．M．T．的政策，是不要包办一切工作，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住，要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均容许左派参加。我们无须过虑左派参加群众运动便会夺去我们群众，只可虑左派得不着群众，这些群众到右派去。我们更为左派找到了一个切实具体的政纲，作左派团结行动的标准，运动汪精卫回来使左派有中心领袖，希望在这些努力中造成左派的力量。广东表面虽还是中派政权（新右派政权），而左派势力已日愈上涨，不仅在群众中左派的工，农，商，学组织较右派势力强大，就是在政治上代表土豪劣绅的古应芬之民政厅长，已易为汪精卫系的陈树人。何应钦因有事福建，东江空虚，亦不能不改变从前仇视工农态度而要工农维护后防，于是右派根据的〔地〕东江又渐渐为左派势力所统治。蒋介石，张静江所领导的中派即新右派鉴于左派之发展，尤其鉴于此次在联席会议所受打击，急急利用所据中央党部之组织部，青年部，秘书处等机关及主席特权（左派则椐有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妇女部，海外部等），向各省发展己派的势力，打击左派的势力，并利用党员重新登记的机会吸收西山会议派的群众以为己助，以备在第三次全国大会和左派与C派之联合竞争。6．国民政府本身问题――江西下后，国民政府即有迁武昌之说，此事非常不妥。第一是湖北左派群众的基础还非常薄弱，不能影响政府，国民政府移武昌后的政策必较粤更右。第二是这个迁移的计划很明显的是中派想一方使汪难回，一方借以抑制唐生智。若不在事前将汪，蒋，唐三人的关系弄好，马上就把政府迁去，会因此引起严重的纠纷。第三是所有左派领袖均离广东，让民众组织直接与李济深军事力量冲突而无转圜余地，其结果是国民政府的迁移将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得十分谨慎，万一无法阻止，亦须有尽力防止弊害：第一，汪精卫须速回，并使蒋承认汪回主持党及政府工作之必要，这不仅可以巩固左派势力，防止政府右倾，并且可以为各将领间之缓冲，使实力派不至过于碰头。第二，国民政府迁移前，须尽力发展民众的组织及国民〈党〉左派势力，加右倾势力以打击，以减少政府迁来后受他们的影响。第三，蒋，唐的关系要弄好，蒋要停止维一首领之幻想，确定唐在政府中一定地位。第四，巩固左派在广东省政府的政权。以上四件事如果都有了办法，国民政府当然可以迁移到武昌。7．如何应付目前的局面――从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国民革命的势力虽然发展了，但内部的危险和艰难却仍很严重，外部的敌人势力仍很强大，因此我们的政策是：第一、努力发展国民政府势力所到地方的民众运动，使之能与军事势力的发展相应，能影响军事势力左倾。第二、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政治上应暂时避免和奉天冲突，应完全消灭孙传芳势力，应速与阎锡山联合防阻奉军向国民军进攻，国民政府应尽力赞助国民军能守住西北。第三、努力使汪，蒋间，蒋，唐间以及各军相互间之冲突减少，集中力量作二次反奉战争的准备。这些冲突之解除主要是蒋：（1）放弃唯一首领专政之企图，不反对汪回复职；（2）取消以黄埔为中心的观念及黄埔同学会之组织；（3）排除其部下右派贪污分子。第四、使汪精卫能够迅速回来，使左派能有中心领袖，使国民政府能有中心人物（蒋现时虽是国民政府中心，但不为各方面所满意），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均比较的强健有力。第五、努力帮助K．M．T．左派势力发展，使左派渐渐能够有群众，有力量，可以站得住，使他们不恐惧C．P．而与之合作。第六、国民政府的组织还不能做到绝对的集中统一，应多量容许各地方的自治权。第七、广东仍旧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在现时北伐的发展中，不惟不能轻视广东，更须注意使广东政权成为左派所领导的政权，并且愈加强固起来。第八、国民政府既拥有全中国之半，当努力取得国际上地位，他的外交政策除与苏联亲善外，并与日，美等国发生相当关系，以对付英国。第九、国民政府应援助他所统治下的农民对于地主劣绅之争斗，并应援助东南各省自治运动。第十、急须加紧西北及东北的军事工作，以加速接近第二次反奉战争时期。（二）党的组织状况现时直属中央各级党部及具党员数量统计如下：湘区………………………3，714（十月份）北方区……………………2，069（七月份）广东区……………………5，039（九月份）江浙区……………………2，223（八月份）豫区……………………………350（九月份）鄂区………………………2，500（十一月份约数）鲁地……………………………500（六月份）赣地……………………………500（十一月份）重庆地…………………………168（十月份）安徽芜湖………………………27（六月份）福州（包含莆田）……………46（十月份）西北……………………………200（十月份）哈尔滨地方……………………73（十月份）长春特支………………………5（十月份）大连地方………………………95（十月份）奉天地方………………………22（十月份）西安地方………………………？三原特支………………………？赤水特支………………………？总共………………18，526统计有党员一万八千五百二十六人。按照以上的统计，自然不是目前最精确的数目，有许多地方是十月份的报告，有些地方还是八月份九月份的甚至六月份的，这是因交通不便及技术的组织不完密，所以我们很难得到整齐划一的各月统计，然而现在实有的同志数目一定在一八，五二六以上，这个数目比之九月份报告的一三，二八一人已增加五二四五人。至于党员的成分，也没有精确的统计，拿几个重要的区域来说：广东区是：工人42.68％农人30.14％知识分子及其他27.4％北方区是：工人63.7％农人2.4％知识分子及其他33.8％上海区是：工人84.32％知识分子及其他15.3％湖南区是：工人46.9％农人14.4％知识分子11.75％若把以上几个地方来总合比较，工人的成分是占大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占百分之十一?七五；知识分子及其他占百分之二七?三五。而全国在军中工作同志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妇女同志统计全国有一九九二人，约当全国党员十分之一还强〔4〕。各地党部的现状略为分述如下：湘区――在全国各地党部中，比较最有社会基础的要算湘区。因其工作之历史较别为久，工作之同志又尽系本地人（非若他处之多系外地派往），故能深入社会里面去活动，在反赤统治时已有相当群众力量，即北伐军占领后更得到广大的发展。据十月份的报告，有地方十五个，特支三十二个，通讯处九个，我们的组织已遍布五十六县。现时每星期可增加同志百人。农民有组织者达四十余万，工人有组织者达十四万，全省的工农运动皆整个的在本党领导之下。区委的组织亦尚健全，对于各种问题所应用之策略亦甚稳健，惟缺乏下级干部人材，刻正努力从事训练。十月革命纪念节那天，我们号召一个很大的示威以检阅我们的力量，各县部都照举行。长沙是以区委名义发起大会的，那天比任何一次群众运动要多，近郊农民也到了五千（有些政府要人见了之后，说农民协会真有群众），群众大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这次大检阅可以说是成功了。鄂区――湖北党部在过去组织既很软弱，成区后又当工作最繁巨之时，区委书记泽国志〔5〕复多政治活动，难于专理党务，一时颇呈混乱现象，幸有中央张同志〔6〕驻鄂，几成鄂区事实上的书记，工作渐就条理。工会组织虽甚发达，然内容仍多涣散，党在群众中尚无深厚的基矗目前主要的问题还是要使区委相当健全，才能应付这个广大的局面。在苏联十月革命节时，鄂区举行广大的征集党员一次，加入者达二千人，多属工人，大概一半以上须淘汰出去。粤区――粤区是我党最大的一区。因为系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工农运动又日在严重的争斗之中（现在尚没有一省的工农运动能比得上广东［上广东］的争斗情形），所以他的工作是特别紧张而复杂，从整个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工作以至一个县小支部的生活，最小村中的争斗，皆在其日常计虑之中。三月二十日事变，广州的政权固然移到中派手上去了，但是失败者是左派，C．P．并没有什么损失，且因此打击，使C．P．在群众中的工作更深进一层，更偏于代表民众的利益奋斗，不仅取得工农群众的信仰，并取得大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信仰。因为中派的政权之下只有C．P．能为民众的利益而赞助革命，不因革命而牺牲民众的利益；只有C．P．能很清楚的很勇敢的说出一般民众的痛苦与要求。所以广东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运动，是以C．P．分子为中坚而得到商人群众之拥护。C．P．的刊物《向导》和《人民周刊》在一般群众中影响极深。K．M．T．左派现时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这个左派的形成亦是有赖于C．P．的努力。总之，本党在广州的组织已是民众运动的核心及政治变动的一个重要原素。粤区近来对于支部及各外县党部的整顿，及提高同志知识，培养工作人材等事都积极进行。广州市重要支部，均有极明了的重要负责同志亲自参加指导，外县党部则派人巡视，党校自九月一日开始至今尚未中断。粤区委有时过于谨慎，未能随时向同志说明每件问题应取之策略（绝对秘密者除外），只简单的命令同志这样做而不使知其所以，对于中央意见亦每持怀疑态度，不肯积极的采用。这均是不好的现象，必须注意的。北方区――完全在反赤势力高压之下，北京，天津，保定，大同，唐山合计在狱同志有数十人，且曾枪毙数人。平常开会极不容易，印刷品亦因邮政交通机关检查极严，不能发出，不过各地工作还不至无法进行。北京有四百余同志，都是“三一八”以后加入的，以前的都散往别地了（因为多数是学生）。在北京的中小学教员中，我们的组织已逐渐打进去。天津同志百分之九十是工人。天津地委虽不甚强而对于同志工作抓得太紧，亦使工作不易发展，以后应该放手让同志去做，有错可以纠正。天津地委对于该地职运经济斗争亦尚能领导。唐山过去工作全建筑在一部分广东人身上，奉军来后，本地工贼遂发起北会以为对付，同时旧同志亦有许多糊涂分子自称是反C．P．的，曾洗刷了一部分，近已渐好。陕北有二百余同志，惟同志中地方主义倾向颇重（陕西同志所组织之共进社有许多同志竟视成比党还重要的组织）。山西只晋南比较容易发展同志，而晋北学生因阎锡山关系（阎为晋北人），多站在地方主义观点上来拥阎，反对其他。北方区所辖地面太大，近已将东三省完全划除由中央直辖，以后西北亦可自成一区。热，察，绥三区在过去国民军时代很好工作的环境，因工作同志观念行动之错误，故不能得到好的基础，反动势力一来几乎全部荡灭，近方从新整顿。甘肃作工的同志很好，已得到该地喇嘛的同意，取得当地的教育权，正设法找人去做文化工作。江浙区――在九月间小沙渡罢工失败后，被工厂开除活动分子三百余人。这三百余人都是党的支部书记及工会领袖，为生活的逼迫，他们不能不转移别地谋生。因此，使党及工会均遭受很大打击，因此而失去的工人同志将近千人左右。两月以来逐渐提起新的首领和清理过去组织，现已恢复旧观。“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沪区已在党内宣传甚久。最近为使支部更能自动起作用，为要提起新领袖，沪区于下月试行党内的选举制度，免去过去过于包办的坏影响。我们党在上海的组织在工人群众中是有相当的基础，在政治上亦有相当的地位，已成为上海革命运动的中心。“十月暴动”及最近上海市市民自治动〔运〕动，均受我们的政策所影响。江西地委――我党在江西的组织是十分的弱，地委指导能力不够，大部分同志又尽是中等学校青年学生，知识经验皆极缺乏。但是他们对于K．M．T．工作是拿得非常之紧，九个执委我们就占了八个。他们所焦心的是别人把省党部位置占了他们便无办法，并不计到占了这些位置是否能做点工作，是否能限制别人的进攻，所以一遇压迫到来，学校关门，同志随之星散，浮面的工作也没有了，甚至党也几同解散（湖南在叶开鑫重入长沙时，区委尚能守住基础，移省党部至湘南，公开号召做了许多工作；而江西地委则毫开此种准备），这便是北伐军退出南昌后的现象。北伐军占领江西后，我们的党始逐渐收集散亡，勉强工作。在这样极可发展的机会中，我们意〔竟〕不能利用这个机会。随同北伐军出发的同志说：“我们到江西后，处处都遇见民众自动的起来援助北伐军，真是担〔箪〕食壶浆，荷锄助战，然而并没有碰见一处有我们同志活动”。第七军长李宗仁也很惊异的说：“为什么C．P．不在江西这样可发展的地方活动呢？”可以表现我们在江西几乎没有党。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还有更坏的情形：（1）是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去对付K．M．T．工作，但是仍对付不好，别人看去仍以为是一般小孩子，经不住右派稍一活动便岌岌动摇（2）幻想目前军事的胜利是国民革命成功了，许多同志均跑在上层政治机关去活动，不注意下层群众工作，或者又抱着利用政治势力以发展群众组织的谬见，有两县的支部书记和一个地方的委员且跑去当县知事，并且有一处还是经地委决定的，真是十分荒唐。以上的许多错处，并不是江西同志有意如此，苦于他们能力太弱，不知道怎样做起。中央对于这种现象，已在积极的注意整顿。随着北伐军发展，新发生的组织有二十县，其中十四县已成立支部，六县只设通讯员。豫区――河南迭经战事，在岳维峻时代养兵二十余万，业已弄到民穷财尽。自吴佩孚败退河南后，所有直系残部均集中河南，正式军队数目在二十万以上，土匪更不可以数计预征钱粮，滥发纸币，苛捐杂税，凡所以剥削人民者无不一一施行。河南各县经大兵之需索，土匪之焚劫，无不残破凋凌〔零〕，贫困不堪。一般人民求生无路，均自然走向革命道上，红枪会便是他们原始反抗压迫的组织，不仅农民加入红枪会，手工业者加入红枪会，一般知识分子也多愿加入此种运动。河南民众与军阀的争斗是非常巨烈的，然而我们党在河南的组织，尚不能打入在一般民众中去领导这个争斗。我们与群众的关系还是很隔膜，开封只是在学生群众中有我们的影响，豫东杞县一带的农民运动我们也有很好的基础，其他的地方便是太差了。信阳南部因为樊锺秀势力所占领，与开封隔绝交通，故暂时划归鄂区管理。最近吴佩孚在郑州捕杀了两个铁路工人同志，并拘捕多人，开封亦捕去二同志。压迫虽严，然而我们在农民中，在铁路工人中的工作，仍易进行。河南农民过去都是相信吴佩孚的，铁路工人之一部甚至很怀疑C．P．，现刻这个观念已大改变了。区委的工作，偏于内部训练方面多而发展方面较少，最近又新增了十六个专任农运的同志，以后党在农村中的发展是比较有希望。山东地委――客观上民众受压迫的程度和反抗的情绪不减于河南，就可惜我们党的主观力量也是同河南一样的弱，除一部分工人和一部分学生中有我们的影响外，对于广大的农民群众，直为说不发生关系（虽有农民运动，但至多只是做了点乡村文化运动工作，还没有能领导农民斗争）。因为客观压迫的严，不易发展工作，加以主观能力之弱，缺少活动方法，于是地委遂甚沉静，同志间且多感情的冲突（工作不紧张才有此现象），近已较前稍好。重庆地委――四川现在泸州，綦江，顺庆，成都均有我们党的组织，而皆属于重庆地委。自北伐军下武汉后，所有川中的小军阀均投机来向国民政府通好，对于民众运动不十分积极压迫，因此我们的工作甚易发展。惟可注意的是对于这些役机的军人政客（在革命的高潮中甚至可以有要求加入C．P．者）我们不可过于相信，更不可把工作建筑在他们身上。四川工作的同志，均尚能积极努力，惟政治指导能力尚嫌薄弱，不能把四川整个各方面的工作均举起来。安徽省——安徽省的组织是分划成两部分，沿津浦路的宿州，蚌埠等县均属江浙区管理；安庆有地委，芜湖有一特支，属中央管理。在安庆，芜湖以外，津浦线以外，如合肥，六安，霍丘，英山等地均有我们同志在该地作农民运动，但没有组织。安庆，芜湖两地的组织是十分幼稚，因为分子多系中学校学生，所以战事起后学校停办，同志便多星散，组织等于瓦解。安徽没有大产业，因之工人运动亦只是城市手工业和很少的纱厂工人及码头工人。农民运动的同志尚未与党接头，现刻中央为促进安徽的工作起见，并使各地组织均能统一起来，发生关系，置一中央特派员专门巡视除津浦以外之各地，协同各地党部计划指导工作并对中央作报告。福建省——福建有组织的三县，福州地委和莆田支部是属中央管，厦门是属粤区管。福，厦两地通共不过四十六同志，多系青年学生。福建的青年都抱英雄主义恐怖主义的见解，地方观念亦极重，他们都是很富感情的青年，对于我们的同志亦不能例外。虽然他们的活动只在学生中有点影响，社会并不惑觉什么，然而他们相互间的冲突却极利害，有所谓“清流派”和“权利派”。“清流派”认为现在是“权利派”的人作书记，不屑与共事，表示消极。自北伐军攻福建，又有许多同志去受右派的委任从事手枪炸弹的工作。凡此糊涂的思想和行动，中央尚未能十分注意去改正。盖一则中央人少事忙，对于这些小地方的工作，照顾不过来；二则他们的错处，非仅书信可以纠正，必须派较得力的同志去根本改造组织始有办法也。陕西省——陕北榆林等地是属北方区管，陕南赤水，三原等地支部原属西安地委管理。但自刘镇华围长安后，这三个县份的情形均未得报告。最近闻国民军已驱刘镇华出潼关，陕西已在于右任控制之下，国民二军中我们同志甚多，于右任在政治上又很能受我们影响，陕西的学生运动我们的基础也很好，所以朱来陕西工作的发展是很有望的，他的活动的对象自然还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东三省——这是刚由北方区划分出来的组织，哈尔滨和大连均是地委，长春，奉天均是特支。政治的压迫极利害，十一月内大连，哈尔滨两地均有同志被捕。在东三省境内无职业无家眷者很难存在，而本地能负指导工作者又极少，两个地委的组织均不健全，惟工作尚积极。大连有八万多产业工人。东〈三〉省境内，抚顺的煤矿，本溪湖的煤矿，南满铁道，中东路，奉天的兵工厂，有很广大的工人群众需我们去组织。一般人民受奉张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压迫，痛苦极深（最近奉票跌价农民生活更苦），亦易接受我们的宣传。为扰乱奉张的后防，则军事上的运动亦极重要。东三省是反赤势力的最后根据地，不仅我们要努力去作工，即K．M．T．亦要努力去作工。可惜我们此地的同志，把K．M．T．组织看得过于狭隘，因此使K．M．T．的组织和宣传不能有广大的发展。中央已注意纠正他们的错误，并计划增加人去东三省作工。※※※北伐军的胜利，在全国全世界均发生极大的影响，很明显的可以见到的事实是：1．反赤的宣传在一般民众中已不能发生什么影响了。民众现在是对于赤亦并不如何恐怖，对于反赤则极憎恶，平常很右的人，现在也表示要革命了。2．国民政府已占了中国之半，国际帝国主义对华的外交政策，亦不能不急图改变旧的关系形式。3，北伐军的胜利，固然还只是一种军事的胜利，离国民革命成功还很远。然而北伐军所占领的地方，终竟有不同于反赤势力统治的地方，民众在政治上的地位的确是前进了一步。北伐军事这样迅速的发展，使全国革命潮流更为高涨，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在党内党外看出有两个危险的倾向，均是于我党有害的：一是许多社会上投机分子均想加入C．P．，不仅是一般知识分子，小商人，大商人，甚至许多拥有重兵的高级军人也来敲C．P．的门。二是党内幼稚分子或者是机会主义分子，幻想目前军事的胜利，忘记本党的责任，也跑在上层政治上活动去了，对于群众也易发生利用政治势力去发展，而不注意切实从下层组织的危险。我们中央很明白，现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军事的发展太快而民众运动的扩大不能相应，民众的力量还不能制裁军事势力的右倾，则这个军事势力的畸形发展是带有很大危险性的。我们不可幻想目前的军事胜利，更应努力扩大民众运动，才能保证军事力量发展之左倾。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处处要立在民众方面工作，不可即有对于政权的尝试，我们同志不能加入政府组织。对于党外的投机分子，应不容其混入，对于党内的幼稚同志和机会〈主义〉分子亦应严加取缔和教育。目前我们的党，我们的工作都扩大了，尤其是在北伐军新占领的湘，鄂，赣三省，工作范围更为扩大，但是我们现在组织回题上感觉到以下的困难：1．是各地负责指导工作的人材非常缺乏，各级党部均不健全，下级干部人材也十分的少，许多同志不能责他不努力，实在是苦于不知道怎样做（如江西同志便是如此）。现在湖北，江西皆急须确定一最有能力的同志去作书记，并需要大批的下级干部人材。西北方面在冯玉祥，于右任势力所及地，亦急需我们有最得力的同志去指导政治工作及民众运动。四川及东三省需要观念明了懂得全国政治情形而又有活动能力的同志去作指导工作。福建，安徽的组织差不多是要从根本做起。但是我们并没有能找得这样许多人去适应各地的要求。北方区及河南，山东并不是不要人，是因为在反赤势力严重压迫之下，工作难于发展，所以我们只得放后一点。江浙区，广东区，湖南区比较这三个区委算是稍强健的，然而若以客观的工作环境相比，我们的能力还是差得很迟，不能充实起来。2．现时各地工作，负责任的仍多是一般旧人，新的分子很少，无论党内组织和党外组织均有此现象。因〔固〕然一方面是人材缺乏，一个有能力的工作者非短时期所能造成，但同时我们组织上也有缺点，各级党部很少注意从工作中提起新的领袖，大胆的放任这般新的领袖在工作中去经验，党及工会等机关均常常时〔是〕少数人包办现象，这也使〔是〕我们组织不能发展的原因。3．党内的教育工作太差，大多数的同志都是富于革命的热情，而缺乏系统的认识，工作方法和经验更是缺乏，平常开会内容亦多过于呆板，不能应用活的事实教导同志。4．支部不起作用，一切工作尚多是由上级机关命令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活动。5．技术工作十分的坏，登记和统计办得一塌糊涂。我们不能知道我们作职工运动的有多少人，这些人如何分布于各地，当然更不能说到知道各个人的能力，而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6．中央组织部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经常计划指导各地组织工作，现时所有组织工作均附在中央秘书处办理，这等于没有工作。以后整顿的计划：首先是要将中央组织部建立起来，同时把技术工作弄好，才能经常的指导各地组织。当在党和工会中试行德末克拉西（有限制的），放任同志在工作中去学习，预备提起一批新的首领，当使支部工作起来。对于党内的教育工作，更应严重用力，几个大的区委应有经常不断的党校和训练班，小的党部亦应设立短期的训练班。中央宣传部应该供给各地党校训练班的训练材料。党员数量上的增加，目前我们更应努力。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党才能担负起这日愈艰巨的革命工作。比如现在广东有一百万的有组织的农民，而同志不过一千五百人，湖南有四十万有组织的农民而同志不过七百人，这一定不能使我们党在农民中的基础稳固。我们必须扩大党的组织。仲甫同志最近向各级党部提议，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人以上，并且指出各地应达到的数目，这个提议当然不是空想，各地党部多已回信认为可能。而且按之事实，现在我们已经将近有两万人，以目前革命的高潮和湘，鄂，赣，粤，江，浙等省的环境，再增加一倍的党员，并非很困难的事。附：独秀同志给各级党部的信（见本书附录，此处从略。）（三）农民运动随着北伐军之发展，农民运动也有突飞的进步，尤其是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省如粤，桂，湘，鄂，赣等。兹分述如下：Ⅰ．广东――广东农民运动，自八月开全省农会执行委员扩大会议至现在，可算又入一新的时期。在八月以前，广东省政府的权力实际还在代表官僚地主绅士的古应芬手里，加以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影响，左派自顾不暇，自然忽视农民。新右派不放心农民，他们以为民团明明是有土匪了，但是农团也有土匪，甚至说“农民协会是土匪”，“干涉行政与司法”，他们要向反动的民团进攻，同时也向农会进攻。右派及反动的香港政府与陈，魏等，又乘着三月二十日政治变动，积极向农民进攻。其后因北伐问题而预征钱粮，发行公债，更给反动派以捣乱机会，于是农民受压迫几不差于军阀统治各地。在“五一”全省第二次农民大会时，我们想利用许多问题号召农民继续奋斗，渡此难关，但：（1）因蒋介石以总司令专政的北伐问题将此运动打断，要革命民众牺牲其自身的利益来拥护蒋氏北伐；（2）同时我们各地工作同志，工作方法不好，不会利用具体事实去宣传省农民大会决议去扩大农民运动，粤区农委又负责无人，遂不能有何成绩。直至八月省农会执行委员扩大会议后始另换一新的局面。此时我们在宣传上尽量的将几个月来农民所受的压迫与痛苦写出来说出来，让左派及社会各阶级去评判，同时公开攻击右派压迫农民事实。在组织上，为使农会组织巩固：（1）办农民训练班，养成各级协会的办事人材；（2）训练农民自卫军，使成有组织有训练的武装自卫；（3）制定会员证，为防止土豪劣绅一切不良分子侵入，而巩固内部组织；（4）维持农民协会组织的统一，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及一切反动派破坏农会的系统等。又有此扩大会产生一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并搜集三月二十日以来右派压迫农民的事实，做成请愿书，向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请愿。我们以农民团结力量联合左派，要左派给右派以镇压手段。经过以上这些努力后，广东农运的确在政治上有些转机：1．此次扩大会议不久之后，国民政府就发出第三次对农民宣言。2．九月八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于省农会扩大会议之大请愿示威有一个很好的回答，其决议如下：“（一）由国民政府发表布告，剀切说明本党及政府提倡农民运动奖励农民协会之旨；（二）撤换违反政府扶助农民宗旨之县知事数人，应由国民政府令省政府分别办理；（三）军队于地方不适宜者可更调，如有奸淫掳掠等事应查办，由总司令部办理；（四）土豪劣绅指名查办，由省党部调查，交省政府执行；（五）各县农民协会应由中央党部派得力党员前往指导；（六）军队在地方剿匪，应据党部，农民协会及地方官确报，由总司〈令〉部严定军令办理；（七）解决民团与农团冲突问题，由总司〈令〉部，团务委员会，中央农民部，省农会，民政厅，农工厅及各军政治部组织委员会筹商解决办法，由政治会议决定之；（八）中央党部承认农民运动因进行时间尚短，有多少缺点，故训令中央农民部竭力改正此等缺点，但此等缺点既为初期运动所不免者，则不能利用之以攻击农民运动之本身。”3．九月二十日总司令部也有扶植农民之通令发出。4．九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更决定改组省政府，去掉代表土豪劣绅的民政厅长古应芬和工农厅长刘纪文，而易以左派的陈树人和陈事瑗。5．东江何应钦受闽周⑺之袭击，也回转头来向农民丢眼色，出了一张保护农民的布告，给海丰农民自卫军以全权，管理海陆丰防务，镇压土匪及逆党的阴谋。6．琼崖方面，行政委员张难光〔先〕及防军，因看土匪及逆党乘机蠢动，也主张组织联防委员会，由我们同志为主任。7．西江方面，是古应芬的大本营。在古下台之前，曾要各县县长联名向政府呈请明令规〈定〉县，区，乡农会应服从县政府之督促指挥，但不得通过。现在西江农运比较有基础的是高安，庆宁，罗定，郁南，德庆等县。目前工作是注意国民党县党部的工作及做乡村联合战线的工作。8．北江方面，自曲江县农会减租运动成功后，农会已有长足的进步，该地防军，县长均比较接近农民，不敢公然压迫农民。9．在广东全省中现只南路县长多是古应芬的人，中路在李福林领导的土匪民团压迫之下，又与香港帝国主义接近，所以农民仍是很受压迫。10．现时全省农协会员已在一百万以上。11．十月十五日在广州开的民中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又通过农民问题之新政纲二十一条，较一、二次大会所拟者更为具体而切实。原文如下：“（一）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二）统一土地税则，废除苛例；（三）遇饥荒时，免付田租，并禁止上期收租；（四）改良水利；（五）保护森林，并限期令各省童山，荒山造森林；（六）改良乡村教育；（七）设立省，县农民银行，以年利百分之五借款与农民；（八）省公有之地由省政府拨归农民银行作基金；（九）荒地属省政府，应依定章以分配与〈穷〉苦农民；（十）禁止重利剥削，最〈高〉利息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十一）政府应帮助组织及发展垦殖事业；（十二）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各种农民合作社；（十三）政府应设法救济荒灾之发生；（十四）不得预征钱粮；（十五）政府应组织特会〔别〕委员会由农民协会代表参加，以考察农民对抗不正当租税及其他不满意事；（十六）禁止租契及抵押契约等之不平等条件；（十七）乡村成年人民公举一委员处理乡村自治事宜；（十八）农民有设立农民协会之自由及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十九）农民协会有组织农民自卫军之自由；（二十）禁止对农民武装袭击；（二十一）禁止包田制。”从以上的事实，均可证明广东的农运，现又转到一很好发展的时机。不过我们近又得到第四军长李济琛主张限［限］制农运的消息。李是现时广东拥有实力的军人，若果我们无法改变或防止他此种主张之实现，则乡村中惨酷的斗争又将继续扩大。Ⅱ、广西――广西农运始于本年三月间，系受广东农运影响而发展，惟方在开始时期。政府又对于K．M．T．组织及各种社会团体之组织，均采取由上命令委派形式，所以省农会亦不是由下层之乡农会，区农会，县农会发展起来，而是以政府命令成立，并以各该县绅士局董为县农会筹备员。幸其没势力纠正〔8〕，由国民党省党部决议取消此政府命令成立之省农会。惟各县绅士局董之筹备机关尚在。广西之东兰县，今年曾发生县长（黄绍雄之叔）援助劣绅土豪屠杀农民数百人之惨剧（事见《向导》一六五期）。现时经韦拔群同志之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把土豪劣绅击退至西江东岸。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范石生自去年攻滇失败后，近来冀得政府及民众之助，表现极左倾。在其所辖恩隆，奉议，恩阳，百色四县之农民运动毫不干涉，盖彼知此四县终非己有，乐得对民众示好，而江〔广〕西省政府，亦莫如之何。我们很可以在此四县发展工作。Ⅲ、湖南――湖南农运，在最近两月来，更有突飞的发展，有工作六十五县，其中四十五县是我们有把握的，会员已达四十余万（湖南农运开始于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四月已有农会组织达二十八县，会员人数四二六○○人，至五月增至六万人，现在已增至四十余万）。惟同志发展不甚多，此四十余万人中，只有七百余农民同志，已注意迅速发展（广东一百万农会会员中亦只一千五百多同志）。全省农民大会定十二月一日召集。湖南省党部农民部月准农运费四千余元，建设厅月拨给省农会经费三干元，各县署另拨给县农协会月费一○○元至三○○元不等，建设厅又另批准湖田溢亩项下二万元分十二个月发给作补助教育费（决口之办各县农民训练班）。近拟办一农民讲习所，建设厅亦已答应出费。湖南农民在此次参加北伐战役中，得了许多武器和作战经验，自农民协会组织后，他们均需要武装组织，推倒从前压迫他们的团防局。政府对于农运之态度还好（如现建设厅之补助经费），但其中也不免有对农运发生怀疑者。各地土豪劣绅群起向农协进攻，各级国民党部尚能站在反土豪劣绅的方面，县政府则多坏蛋，每每引起党部及民众团体对县政府之反攻，其中当然不免有幼稚的行为（如华蓉〔容〕民众打死土豪，资兴省部驱知事，茶陵拘警所所长游街等）。民党商省部以至各级党部大体均能拥护工农运动，我们决携“对工农的政纲”与左派领袖深说，坚其左的信心与之合作。湖南农运现在已从和平组织的发展进入于猛烈斗争的时期。一方面，工作是较前艰难；但亦只有从斗争中出来的农民组织，格外有基础。近来因农民运动之发展，反动势力亦随之勃起。反动势力之成分为西山会议分子，赵，叶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坏的团防局。此等分子到处与农民为敌，前并利用江西前线失利之消息，造谣煽惑更加猖獗。他们不仅硬的进攻，有些且很聪明的利用破坏挑拨的手段，如混入农协，或假造农协，利用农协名义向政府捣乱，捣毁收税机关。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一）是农〈运〉必然的结果；（二）一部分是孙（传芳）勾结所致；（三）是前线紧急，后防空虚；（四）是政府对反动分子不欲取断然的手段（与（三）亦有关系，实是错误；（五）我们在各地工作的同志做出许多幼稚的事情，足以促成反动势力团结而致自己陷于孤立，亦是重要的原因。民校对此问题之态度，省党部虽是左的，但没有政策，且亦非如何积极的；各县，市党部，亦尚能卫护农民，但一部分仍是我们的关系；政府虽然承认反动势力之事实，然对农民仍不免表示怀疑。如果让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一方面农民完全拿在我们手里，国民党极少参与进去；一方面反动势力日益发展，而政府半取怀〈疑〉态度，没有肃清反动势力之志，则现时K．M．T．站在农民利益一方面之局面，必不能长久维持。K．M．T．一取旁观或消极态度，则农民中“三月二十日”必有实现之可能。因此湘区决定的政策是：（1）在农〈运〉中与K．M．T．左派合作，促左派分子加入，并使之向反动势力积极进攻；（2）当此各方面反动势力及局面扩大之时，我们对K．M．T．作更大的让步，对不大反动的右派，亦可与之在某些问题上妥协；（3）由K．M．T．促政府决心肃清反动势力（当然不是笼统的）；（4）由K．M．T．与省政府合组纠纷裁判委员会，同时尽可能将农述实情宣布于社会，每种宣传均用很好的努力；（5）对政府某些问题（如开征田赋等）让步，而设法逼之肃清反动势力；（6）对团防局之不作恶者，至少须使之中立；作恶者择尤进攻，停止整个的团防运动；（7）利用机会，对民众力量作最大的检阅（如十月革命，庆祝南浔克复。十月革命之检阅已获最大的成功，许多游移分子都赞赏C．P．的力量。南浔庆祝会中将由各地请愿政府肃清反动势力等条件）；（8）极力矫正同志幼稚的毛病；（9）在农民中用更大的力量取得我们党的政治的领导权，发展党的组织。中央对于湘区所决定应付目前农运孤立的政策，大体是对的，然还有不足之外：第一，我仰不仅如“（一）在农运中与K．M．T．左派合作，促左派分子加入，并使之积极向反动势力进攻。”主要须在农民中造成左派，造成国民党中广大的左派农民群众，若果不能以整个的农协团体加入K．M．T．便是个人加入。设立区分部，区党部也有必要。K．M．T，中有这样多数的农民分子，自然提出农民的要求，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第二，在湘区政策第二项上说：“当此各方面反动势力县局面扩大之时，对K．M．T．作更大的让步，对不大反动的右派，亦可与之在某些问题上妥协。”此事行之须十分注意，我们应该在农民中发展左派，而不可只事与右派妥协。第三，“尽可能的将农运实情宣布于社会”，此事非常必要。不仅在湖南宣传，并且要扩大到全国宣传。因为现在反动派的宣传已经到上海来了，上海所有湖南商人均互相传说C．P．将在湖南组织工农政府，推倒唐生智政府。第四，在湘区政策第五项“对政府某些问题让步（如开征田赋等），而设法逼其肃清反动势力。”这一项我们不很明白。如说开征田赋，这是正当的不能反动，无所谓让步；如系预征田赋之笔误，则须十分注意。肃清反动势力是未见之利，而预征田赋农民目前已受痛苦，或将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可以此作交换条件。Ⅳ、湖北――据最〈近〉报告，已组织的人数已达六万，只黄冈，蒲坼〔圻〕，黄梅等处工作较有成绩。有组织之地为：武昌，汉口，蒲坼〔圻〕，咸宁，嘉鱼，黄冈，黄安，黄梅，圻水，罗田，汉川，天门，江宁〔陵〕，黄坡〔陕〕，孝感等十五县。派有工作人之地尚有通城，崇阳，通山，鄂城，大冶，汉阳，当阳，安陆，京山，随县，枣阳，襄阳等县。湖北现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农运亦有广大发〈展〉之可能。Ⅴ、汉西――此次北伐军入湘入赣，得民众之援助极大，尤其是在江西方面，农民参战更为踊跃。如攻新喻时，北伐军已不支，农民用土炮（约二百人）逐走敌人，北伐军遂得冲上；在邓家铺时，北伐军不愿追击，农民替北伐军追击；攻入南昌，退出南昌，皆得农民之助力不小，不然，北伐军之损失更大。此外，如一路之送茶送饭，觅渡肩挑，或代觅米粮等，则到处如是，给北伐军以种种便利。如北伐军不能给民众以利益，自问亦将自愧。北军所到之处，人民逃避一空，买物雇夫不得，要渡也不能，因此更恨百姓，妄加屠杀，且因百姓助南军而不助北军，则凡北伐军撤退北军复来之地，则屠杀更惨。有一处因北伐军迅退，北兵骤来，有数乡民众尚在为北伐〈军〉煮粥，敌见之，遂全户老幼一齐屠杀。我们在江西作农运的同志不下三十余人，在北伐未到江西以前，他们也曾报告：县农会七个，区会二十八个，乡会百二十个，会员六一七二人。但在以上的争斗中，很少发现有我们同志工作在内，完全是农民自动的起来，足见江西工作同志之幼稚不切实与江西农运工作之重要。在反赤势力统治下之各地如陕西，直隶，河南，山东，江苏，福建，安徽，三特别区，浙江，四川，云南等省，均已有我们同志派往工作。除旧有者，新派往之工作人计：陕西……十六；直隶……二十；河南……二十六；湖南……三十；山东……十一；江苏……九；福建……九；广西……十一；安徽……十三；三特区……十二；浙江……二；湖北……二十一；四川……二十二；江西……十六；总数为二百十八人。有这许多新的农运工作人散布各地，虽不能说马上就发生很大的组织和运动，然而至少可说我们在这些地方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在反赤势力统治下农运最有希望的是陕西，河南，山东三省，因为这三省农民所遭受的痛苦，较之其他各省更为厉害，压迫愈大则反动愈烈，，此乃不易之理。陕西经刘镇华及本省土匪军队之蹂躏，钱粮已征至民二十以后，农民常有交农（即农民暴动之又一形式）之事发生。在渭南，赤水，华县等，均有农民协会之组织。最近已闻于右任率国民军驱刘军出流关，于及二军将领均富有浪漫的革命热情，以后陕西农运必有广大的发展。河南方面，吴佩孚拥兵二十余万尽情搜刮，加以土匪灾荒之苦，农民已无分贫富全数破产，故农民自然暴动的事非常之多，自然暴动的组织（红枪会）也非常发展。我们有工作的地方虽有十余县，而比较有基础的还是豫东一带之杞县，大〔太〕康，陈留等县及南方之信阳。山东农民所受之苦，可于其省政府之收入比较得之，山东全年收入，在张宗昌未到前只一一，○○○，○○○万强，到后则增至六千余万，合共农民一岁须付出十岁之粮，农民如何能忍受。最近濮县农民反对讨赤特捐，聚众围城，虽被大兵压灭，然而并不能根本消灭农民的反抗，张宗昌以后必然消灭在这农民的暴动上，因为他们已到了生存无路的地步了。山东在客观上虽有这样大的农民运动，只可惜我们的工作同同〔志〕是十分的弱，尚不能多给他们以影响。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甘乃光，他是一个左派比较有思想的青年领袖，他很想企图使左派能具体的形成有力组织。他著了一本小册子说，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应该是农民，国民党应当到农民中去，这本小册子在最〈近〉销行到五万份。我们愿意与这类的左派分子亲密的合作，使左派逐渐的壮健起来。现时左派还在形成的过程中，他们常常感觉自己无理论，无群众，无力量，站不祝我们就要帮助他们找到理论的根据，找到一个很切实的左派政纲，使一切左派势力均围绕在这左派政纲之下集合起来。我们不要妄想包办一切工农群众运动，因为事实上绝对包办不了，若不努力使左派参加，必会被右派拿去。我们不虑左派会夺去我们的群众，而虑左派无力，不能共同对付右派。我们与K．M．T．对于农民的态度，也并不是没〔没〕有差别，他们是为国民革命而组织工农，我们是为工农利益而参加革命。所以在国民革命有相当的成功时，政权若落在左派之手，也许对于农民政纲中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未必充分允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因为我们不能为维持和左派的联盟而失去农民。在最近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讨论此问题时，仲甫同志曾作以下的结论：“这时候世界的革命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或已转入一新的时期，中国的政党，也许有新的阶级分化，这个也许是较远将来的事。在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困斗中，我们与K．M．T．左派联盟关系愈持久些，便于中国革命愈有利些。因此，我们与K．M．T．左派关系不是降低我们的农民政纲以图维持此联盟，而是要确定我们的农民政纲，在主观上，尤其是在客观上努力影响推进K．M．T．左派，使此联盟不致因彼此农民政纲相差太远而促成过早的分裂，虽然彼此的农运立脚点不能相同。”最近北伐军事的胜利，要巩固这个胜利和扩张这个胜利的影响，只有国民政府有满足农民要求的农业改良政策，才能维持长久这个政权，不然，整个的解放斗争是要失败的。我们的党已在最近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拟出一个目前农民政纲的草案，预备提向国际扩大会审查和第五次全国大会去讨论。这个政纲草案的原文如下：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五日）（本文已作为一个独立文件刊于本书第432页，此处从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去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困难原因，组织迄未完备。十一月中毛同志来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始正式决定以阮，彭，易，陆，萧，C．Y．七人合共组成中央农委，以委员一人常川驻局办事，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并拟出一目前农述计划如下：目前农运计划（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局议决）（本文已作为一个独立文件刊于本书第459页，此处从略。）附件Ⅰ．江苏农民之苦况及其运动。Ⅱ．广东各地农会最近发生的风潮：1.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焚掠乡村之经过（此报告可见土匪民团与农会的冲突）；2．中山九区大南下乡六十团不法行为及调查经过（此报告可见驻防军压迫农会清形）；3．曲江农民减租运动；4．东莞雇农罢工状况（减租问题）；5．罗定抗交公租（减租问题）；6．五华农协助军队剿匪经过；7．清远农军援助广宁六区白□□经过；8．东莞厦岗乡农会再被麦廷阶摧残情形；9．广宁问题（农军与土匪之冲突）；10．南海东塘与大小事件（农军与民团纠纷）；11．紫金县农军剿拿逆党维持治安情形；12．顺德农民参加民团改选运动；13，海康县长诬杀程赓事件；14．三水县长及反动派摧残农会经过情形〔9〕。（四）职工运动最近两个月全国职工运动主要的几件事：一是省港罢工之终止；二是汉口工潮之风起云涌；三是湖南工运之发展；四是郑州铁路工人之惨剧；五是上海工人领导上民反孙自治争斗；六是筹备在武汉召集全总［召集］执行委员扩大会议。兹分述如下：一省港罢工的终止省港罢工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势力与英国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同时亦即是广东群众革命势力与一切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历史。省港罢工经过十五月长期的奋斗，其奋斗的经过，简言之：在消极方面已经减轻大英帝国主帝〔义〕在东方的威信，使香港政府在经济上受绝大的损失；在积极方面因为封锁香港，截断了反革命势力的联络，使广东革命势力得以战胜了反革命，扫除内部最反动的军阀力量，建立国民政府，统一两广，巩固了南方革命基础。现在这个伟大的反英罢工为什么竟忽然宣告终止呢？我们试从国际和国内的情形详细一看，便可以知道终止罢工的原故。Ａ、国际方面第一，英国炮舰政策的进攻――保守党政府以镇压其本国全国总罢工的余威，当革命军在武汉胜利后，深恐其在长江流域统治势力之动摇，遂肆无忌惮的在长江一带帮助吴军炮击南军，并在广州，汕头等港口强行驶入，向罢工纠察队挑衅以企图扰乱北行军之后方。第二，各国持旁观的态度――我们所以能使省港罢工能够继续奋斗的原因，便是准许日，美各国贸易，使英国陷于孤立政策的效果。现在呢？各国对英炮舰政策的态度变了，北京日，美各国公使都表示说不干涉，守中立，这是什么意义呢？这正面的意义是说，英国与中国的交涉，我们只取旁观态度，我们不特爱莫能助，即英国去攻打中国，扑灭赤化，我们也是默认的。Ｂ、国内方面第三，前方军事的危机――当时革命军虽攻下武汉，但是战线因之太延长了，赣战也未得胜利，孙军已由长江进展至大冶，时时有占领咸宁等地截断长武路之危机。在南昌，高安方面之革命军，亦连战皆败，程潜与王伯龄的军队几至全军覆没。鄂西之杨森，卢金山，张联奎等时有勾结孙军夹攻武汉之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湘，鄂两省都是十分动摇，若再加以英国炮舰政策之进攻，则革命军已得之胜利局面，必立时毁灭。第四，农民惑受封锁的痛苦――自从封锁后，禁止农产品出口，就惹起农民的反感了。各地的农民对于这事，曾经不断的表示反感，宝安在一次农民大会上，提议拥护罢工案，有一半会员不举手，因为禁止他们粮〈食〉出口的缘故。深圳英界的肥料，咸鱼不准运入华界，农民出产品又不得输出。这都是农民本身的痛苦。更为显明的前山农民开大会，议决三项，第三项便是请纠察队准许芋头，蕃薯、生羌〔姜〕出口。更有海丰的农民，因为猪，牛，生菜不能运往香港，对纠察队深表不满。不但如此，因为农会拥护罢工，农民自卫军与纠查〔察〕队合作，同时引起农人对农会农军的怀疑。这已不仅仅使农民受很大的损失而感痛苦，甚至已影响农民运动的本身了。为了上〈面〉的几种原故，省港罢工遂终止了！我们这次变更反英战略――废除旧的武装封锁的方法，而采用新的扩大杯葛运动形式――的意义有二：（1）避免英国帝国主义危害我们革命基础的阴谋，使我们能够专心从事于巩固广东的民众基矗因为现在广东内外均无军阀扰乱的危险，正是我们专心组织民众建立乡村基础，改良地方政治，巩固广东全省的基础的时机。（2）扩大反英杯葛运动到革命军已占领的区域并及于全国，准备全国对英实行杯葛，如广东现在的武装封锁的方式，不过在这准备时间停止现在广东部分的封锁，使集中力量做这对英总攻击的准备。但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条件之下去变更罢工政策停止武装封锁呢？第一，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牺牲工人的利益；第二，保障罢工工人生活；第三，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香港各工会机关仍然存在，以执行罢工政策；第四，保存纠察队的力量；第五，扩大反英杯葛运动，准备人民各种力量，对英总攻击。我们必须有这五个条件，才能停止武装封锁。我们必须在这五个条件之下，努力工作，才能保障变更罢工政策后所要取得的胜利。我们尤其应该明白，这次变更政策停止封锁，并不是向英帝国主义屈服或妥协，而是变更策略的进攻，准备更多的力量，对英下总攻击。我们要保证这次停止罢工的胜利，应该一面要使国民政府坚持反英帝国主义的政政〔策〕，从速开港建路及其他事业，以安插罢工工友；一面又要扩大反英的杯葛运动及积极帮助民众势力之发展，使民众了解并接受这个政策。二武汉工潮之风起云涌武汉自为北伐军占领后，职工运动发展甚快，现已有一一四个工会，计汉口六三，武昌一○，汉阳一四，大冶七，通城一，黄冈一，应城一，在筹备者十九〔10〕（这仅指已向总工会登记者言，其余各县未登记者还很多），统计现有组织工人已达九万余人。不过组织内容，现尚十分涣散，无坚固基矗我党在工会中发展的力量，，亦十分的弱，汉口六十三个工会中，我们仅有四个很弱的支部。武汉工运经济斗争，过去只知消极的避免，甚至过〔遏〕抑工人的要求。现在鄂区决定采取积极的领导的政策，其方法：（1）由总工会发布一个湖北工人的总要求，各工会再按照客观的情形，先后提出具体的要求。（2）对英各工厂取积极的煽动政策（因现在资〔本〕家极利害，已取收买工人领袖示惠群众和开除工会领袖等破坏方法，不得不积极和他争斗）。（3）对于其他各外国厂，只就群众领导群众去斗争，不加以积极的煽动。（4）对中国资本家取外交的手腕，如果工人有提出要求等事，先加以种种协商调停，必至最后才出一罢工。如果工人有过高的要求时（现已发现），亦须稍为减低。（5）兵工厂问题，异常复杂，在政治上可以说把湖北整个的政治现象都表示出来了。厂长是邓演存，拿实力的是唐派的人，技术人都是吴佩孚的余孽，冲突纠纷非常之多。我们工作也极〔也〕不得力，加入工会的工人现在还不过三分一，现已组织一委员会以管理此项工作。何健曾主张去吴的余孽，邓不敢办。总之，吴的余孽是工会发展之最大障碍，如不剔去，在政治固有危险，在工会运动上尤为困难。在以上的策略之下，遂引起最近一月以来武汉风起云涌的工潮，从和记蛋厂的罢工，中兴纱厂的罢工，大正电灯工人的罢工，以至英美烟厂罢工，粤汉路北段工人罢工，邮差罢工，印刷工人罢工，日界洋务工人罢工，一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发展。这些罢工中影响最大的是英美烟厂的罢工和日界洋务工人的罢工。英厂罢工，得政府之暗中赞助和华商之维持，使英厂受很大打击，现在仍不能开工。日界洋务工人罢工致日界日人欲购日常蔬菜食品亦不可得，发生很大的不安。中央对于现时武汉工潮的意见是：（1）武汉商业正当衰颓时期，此时罢工工人未见能多得利；（2）工潮过于扩大，易引起民众及社会觉得工人行动之过激；（3）尤其是对于英国以外之日厂，美厂不可过于煽动，使我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4）总之，我们不过于遏抑工人要求，亦不可肆意煽动工人起来，致得不着结果，反引起工运前途的危机。又，最近工人依赖政治的幻想，尤须极力铲除，才能使工运独立起来。（附武汉工会一览表）附表一：汉口工会统计一览会名会址成立年月人数汉口人力车夫工会球厂前街九年五月6,500汉口花厂工会大智门太和里十一年七月1,200汉口太古码头工会十五年七月1,300汉口怡和码头工会十五年七月900汉口招商码头工会十五年八月1,100汉口宝群码头工会十五年八月850湖北全省邮务职工总会友益街十五年九月350汉口包车工会清芬二马路十五年九月540汉口英美烟厂工会十五年五月900汉口硚口英美新烟厂工会五甲周家墩十五年六月900硚口泰安纺织工会十五年六月3,000硚口申新纺织工会十五年七月1,600汉口既济水电工会十五年八月700硚口裕隆面粉厂工会十五年八月150汉口五金工会李家巷十五年九月2,100汉口铅印工会十五年九月300京汉铁路江岸工会江岸十五年九月2,500武汉电话工会十五年一月120汉口织袜工会小龙家巷五号十五年八月2,000武汉染织工会十五年九月1,526汉口洋务工会十五年九月2,100汉口猪鬃工会十五年九月2,000武汉石印工会十五年九月500咸帮棉花工会十五年九月2,000汉口六码头电灯公司工会十五年九月110汉口武林制革工会硚口外五甲宗关后十五年九月40汉口宗关码头工会硚口外五甲宗关后十五年九月200汉口宝丰帀厂工会硚口横马路十五年九月300汉口硚口胜新面粉厂工会硚口外五甲宗关十五年九月50汉口硚口清善骨粉工会曾家墩十五年九月50汉口硚口福新面粉工会□□□十五年九月100汉口硚口公栈工人联合会□□十五年九月300武汉火柴总工会日租界十五年九月1,300硚口康成酒厂工会十五年九月70汉口油厂工会十五年九月100附表二：武昌工会统计一览会名会名会址成立年月人数武昌第一纺织工会武胜关外十五年五月2,500武昌裕华纺织工会草湖门外十五年九月1,000武邑震寰纺织工会十五年九月1,200武昌楚安纺织工会十五年三月2,000武昌人力车工会十五年八月2,000武昌徐家棚工会十五年九月1,200汉冶萍轮驳工会十一年立十五年九月复320附表三：汉阳工会统计一览会名会址成立年月人数汉阳码头工会十五年九月500汉阳兵工厂工会十五年九月1,500汉阳理发工会十五年九月250汉阳人力车夫工会十五年九月300汉阳机器工业工会十五年九月1,000附表四：湖北各县工会统计一览会名会址成立年月人数大冶水泥厂工会大冶石灰窑十五年七月645大冶钢铁厂工会大冶石灰窖十五年七月1,400大冶象鼻山铁矿工会黄石港十五年八月2,000大冶富源煤矿工会十五年九片1,800大冶下陆煤矿工会十五年九月1,000大冶富华煤矿工会十五年九月1,000大冶大正电灯公司工会大冶特区电灯公司工会大冶木业工会1,200大冶□木工会500大冶和记蛋厂工会大冶清茶工会大冶大王庙码头工会100大冶烟业工会320中华海员工会汉口分会3,000汉口华界人力车夫工会谌家础杨子厂工会240汉口茶炉工会汉口屠宰工会汉口店员联合会汉口油桶工会三湖南工运之发展自国民政府统治湖南以来，湖南的职工运动已有新的发展。第六次区代表大〈会〉为适应新的环境和趋势，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确定了三个原则：1．本党公开的领导工人运动，使工人自然立于本党指导之下来活动；2．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取得领导地位；3．工人阶级应仍随时随地作经济的斗争，以逐渐改善其生活状况。湖南全省总工合成立之后，打出统一工人组织的口号，实际上取得了全省工会的领袖资格。各地成立总工会者有长沙，常德，衡阳，岳阳，醴陵，宝庆，浏阳，衡山，宜章，茶陵，湘阴，武冈，宁湘〔乡〕，安化，永明，沅江，南县，资兴，株州〔洲〕二十处[11]，及锡矿山，水口山，炭塘子，粤汉铁路，萍株铁路各大产业工会。除桂东，永明一，二县外，都是我们同志主持的。至于已设筹备处者则有桂阳，新田，益阳，道县，永兴，祁阳，沣〔澧〕县，常宁，零陵，耒阳，湘乡，安乡，石门，攸县，湘潭，浦，新化，汉寿，汝城等十九县，除桂阳，祁阳，湘潭有问题外，其余也都是同志主持。这种蓬勃之象，当然未可乐观，因为正有许多工贼们乘机羼人扰乱我们的队伍，破坏我们的组织。桂阳方面发生械斗，湘潭则劳工会余孽作鬼，倡出打倒帝国主义的总工会的口号。这些都应该视为劲敌，不可不慎重地周密地去对付他们。我们早已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湖南今后的工人运动是不可不有好方式去处理，遂于本月中根据民校全省代表大会之提议，以湖南全省总工会的名义，拟具了湖南各地工会组织程序十一条，请省党部工人部核准颁布施行，现此着已完全达到目的。有了这个新的章程运用，也许以后各地的工会统属在本党指挥之下来。统计自北伐军占据湖南以来，湖南工会之组织，人数由六万人增至十四万人，由十二县增至四十县。就长沙市言，由十八个工会增至七十二个，从两万余人增至八万余人，确算是有广大的发展了。工贼谌小群〔岑〕借名招摇之劳工会，已被政府封闭。水口山工会因有蒋先云同志前此过山胡闹，致工人信蒋不信工会，后由工会将红利夹薪等问题解决，工人信仰已好一点。锡矿山工会已成立，要求条件完全解决，月有教育经费一二○○元，办五个学校，工人尚有三万人，对工会信仰很好，惜乏人主持会务。湖南纱厂，现归省有，尚未开工。安源正在进行开半工。全省工人大会定十二月一日召集，建设厅月拨总工会款二○○○元，各县总工会经费已有县发给者。四郑州工人的惨剧这次事变发生原因有三：（1）吴佩孚自退郑州以后，深感到本校及国校的力量之伟大，又在广水，信阳，郑州等处屡发生桥梁破坏及火车出轨等事，他都疑是我们同志所作，故最近两月，严查赤化的布告已出过六次，侦探四布，缉捕我们。（2）工贼高工〔二〕近到郑州与我们开除的同志乔金山〔生〕等互相勾结，以陷害我们作进身之阶或发财机会，在街上群众之中，高声问我们的负责同志何志，并说我最近要同你们打官司。（3）我们的负责同志不慎，前在军委指挥之下，曾破坏郑南桥梁一次，并拟炸毁黄河桥，这事为非工作的同志所知，这个同志遂向乔金生说了，乔疑我校有钱，谋威吓敲诈，殊□反被同学张某骂辱，遂反动而告发了。此次事变，共捕去十人，司文德，汪胜友已被斩首，余均在狱，尚有多人逃亡在外，我们已力谋救济。郑州铁路工人南北之见甚深。过去工会公开时代握权者为南方人，对于打破地域观念之宣传不会做。所以现在北方工人受工贼及吴佩孚之宣传，时时籍〔借〕故向南方工人示威，使鄂籍等工人皆恐慌到万分，这是以后工作当十分注意的。五上海工人领导上海市民反孙自治争斗在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未成功的暴动中，充分的表现出工人阶级是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上海的大商人，他们既不是整个的一致的，又受着帝国主义者之畏骇牵制，所以即令有一部分有民族倾向的资产阶级，走到革命道上，也是充分表现其软弱畏怯态度。只有上海的工人，无论其是在中国厂的外国厂的，均是利害一致共同反对他们的敌人。上海二百万人口中，工人就占了七十万，自然他要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中坚。二十三日的暴动虽然失败，但上海的工人却因此学会了一些武装斗争的经验，而且因为这个运动，更开展了许多新方面的发展，如电汽工人，建筑工人，手工业工人，招商局海员工人均已发生组织，招商局海员的罢工，是针对勾结军阀孙传芳的买办阶级傅筱庵一个很大的打击。六筹备在汉口召集全总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北伐军占领武汉取得江西后，同时，占领地的工农运动亦有长足的发展。此时有几个问题急须解决的：一是此时需要有一个全国工人的总要求；二是对于各地方的工作，希望有具体的讨论和决定（五一劳动大会时的决议多太抽象了）；三是为便于指导全国的工运，全总拟由广州移至汉口。因此决定在十二月内在汉口召集一次全总执委扩大会议解决以上问题。※※※随着北伐军势力之伸张，在北伐军领域内的工人运动也得着突飞发展的机会，并影响在反赤势力下面呻吟苦斗的工人，亦增高其活动的勇气。北伐军胜利固推进了工人运动，同时工人在北伐当中，也表现了极大的努力，成为北伐军胜利之一个重要条件。湘中之战，武汉之战，江西之胜，北伐军随处均得到工人有组织的援助，不仅使北伐军运输交通得到种种便利，并进而破坏敌人之运输交通。故北伐军一占领此三省后，此三省的工会遂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罢工风潮亦随以增长。在北伐胜利工潮澎湃的当中，我们有几个问题应得注意的：1．当反对“为北伐而牺牲工人利益”的见解：此意见不仅出之于一部分北伐将领口中，并已影响于我们一些同志。工人阶级是为自身解放利益来参加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不能因国民革命，因北伐而阻遏工人的要求。2．须认清现时革命的性质，是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工人阶级虽是这个革命中最有组织最勇敢的坚决的一部分，而他的行动却不可超过于各阶级之前致陷于孤立，且引起其他阶级之恐怖。当善于保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且推动资产阶级亦参加革命（上海自治市运动便是根据此原则）。3．现在民众运动的发展，不及军事发展之快，所以一面民众的势力尚不能监督军事，同时民众运动又易容〔容易〕发生依赖政治势力的幻想，在落后的工人当中，此种幻想更易发生。如锡矿山工人因某同志过山胡说，遂使工人相信蒋总司令而不相信工会组织的力量，其他各地类此之事颇多，均须注意。4．不可只注意上层的组织，浮面的工作，机关的工作，而忽视下层的组织，群众的工作。现时湘，鄂，赣许多地方均已成立县总工会，事实上多是空名的居多，内容还在十分涣散。以上几点，都是在目前工作已发生的现象而须注意的。赤工国际代表近在中央局作了一个报告，他指出我们过去工运的缺点说，过去职工运动都只是注意上层机关工作，没有切实注意下层群众工作。职工运动虽发展，并没有向群众中去，只是上层领袖的运动，机关的运动。工运过于包办，不能从工人中都提新的领袖来。许多地方的重要产业（如矿山，兵工厂等）没有工会，而洋车夫反有组织，这是因我们同志只择工作易进行者去做，而不从工作本身之重要方面着想，其结果易使这些产业工人中发生改良组织。他又具体的举出许多事实，如广东工会征收会费很高；提议组织劳资仲裁机关之错误；工人中分出地方界限……等等加以批评。中央对于国际代表的许多意见，认为是对的，当由中央工委切实讨论指导各地工作。并决定：1．现时党内当作一广大宣传：一、使职工运动广大的发展；二、防止职工运动中之改良倾向。2．织组〔组织〕很有力的中央工委管理这些工作。3．现时中央须注意登记全党中有若干作工运者，而选择其得力者放于重要产业中。4．当勇敢的选择能干工人作职工运动。5．当办一养成职工运动人材的学校，名义上归全总。6．当拟出一全国职工运动的总要求，里面也可附一点各地方的要求，预备在最近将开的全总扩大执行委员会提出。※※※最后消息这个报告已付印后，又接汉口寄来最近职运情形报告，摘录如下：甲、工会组织发展很快，已有二百一十余工会，人数约十六万（内有码头工会一百一十余，现已成立码总把他统一集中起来）。乙、经济罢工极多，已有三十余工会经过罢工了（总人数约在六万以上，大多数都是胜利的），不过现在社会上对罢工发生恐慌，这是：一、由于我们宣传工作做不好；二、由于反动派的造谣。现已组织经济斗争委员会，计划讨论应付此项问题，观察大势，此项经济斗争潮再经过一月可以消歇。丙、工会组织的整理进行已略有成绩，码总，水电总，印总，店员总，人力车总都已成立，并可渐次集中（权力，经济）起来，将以前的工会都改为支部，且有许多工会已实行合并。然普遍组织现象仍是很复杂的。丁、纠察队已有二千余人的组织，成绩很好。附件：1．省港罢工问题（见粤区党报《我们的生活》第一号）。2．今后上海职工运动的改进计划（见沪区党报《教育杂志》第二号）。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海圻”指海圻号巡洋舰。〔2〕指陈独秀发表在《向导》周报第一七七期上的文章：《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3〕完陇海铁路，原文为此。〔4〕党员数量统计所列之分数与和数、党员成分百分比所列之分数与和数均不相符。〔5〕泽同志指彭泽湘。〔6〕张同志指张国焘。〔7〕闽周指周荫人。〔8〕原文如此。〔9〕以上附件，原件只有题目无文。〔10〕武汉工会总数与所属各地工会数之和不相符。〔11〕地名总数与所列地名数之和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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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江西政府组织问题与国民党工作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江西政府组织问题与国民党工作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一、参加江西政府组织问题此政府中有我们同志四人。据孟冰同志报告：其委员资格是以各军军长及政治部主任资格取得，而不是个人取得；兼之现时江西政府组织还在混乱时代，稍一退让右派即乘机而入。故你们的意见是暂不退出，观望形势，以后再决定态度。我们认为，委员资格既系因政治部主任地位相因而及，政府之组织又未确定，则一时不退出是可以的；但必须明白的表示：（1）政治部工作繁重，决不能兼作政府委员；（2）暂时虽因体制不能退出，以后必需换人。同时我们注意物色举荐左派的人以为代替。二、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从孟冰同志的报告，我们看出江西同志之腐败堕落，充分表现机会主义的倾向。如王环心、涂振农以该县支部书记而去任县长；师古隆之任九江县长且为九江地委所决定；负民校工作者均想跑到政府机关去活动。比较好的愿意做群众工作的人，亦是专门想利用政治势力去发展工作。他们幻想北伐军的胜利与国民革命的关得〔1〕太高，仿佛政府是人民的了，人民是自由了，更忘记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试问我们得到了这一小部分的政权，能占据二、三个县长位置，可以实现我们党的政策吗？谁也知道这是绝对不能的，这只有我们在群众中失去说话的地位，失去群众的信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蠢事呢？不从教育宣传去组织群众，而只图利用政治势力发展工作，则这个工作也是没有基础的，经不得斗争的，不会为我们所有的。赣地对于以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必须急速纠正，这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三、对K．M．T．工作过去我们江西的同志拼命占据K．M．T．的位置（省党部九人我们竞占了八人），并不想占着这些位置能否做点工作，能否就可抵制别人的进攻。最近工作的经验江西同志应该明白了，工作做不起走〔2〕，且无力抵制别人的进攻。一方面K．M．T．工作不能发展，是K．M．T．的损失；一方面尽倾我党的全力去从事K．M．T．工作，既不讨好又失了自己。本来省党部是照理可以指导省政府的，至少亦要能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影响省政府。然而江西的省党部，在当权者的眼中看去，既无群众又是一群小孩子在闹，怎能在政治上有点地位呢？这个局面是再不能敷衍了，我们现在应取的政策是：1．放出改选空气，迅速办完登记，预备改选。2．极力包围右派中好的分子如王恒、许苏中等，拉在我们方面来，勿使为右派拿去做工具。3．下届的选举绝对不让一个右派加入（王许在江西不能算是右派，只要我们的包围工作做得好），尤其是不要让段锡朋加入（且须遇事打击他），尽量选左派分子进去。我们至多只占农民青年宣传三部。如果没有这许多左派分子，当找有社会地位的正派老先生加入，虽然他老成无用，但占住位置抵制右派加入也是很好的〔3〕。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注释〔1〕〔2〕原文如此。〔3〕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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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讨论对付目前时局问题之结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讨论对付目前时局问题之结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关于军事方面：江西为国民政府占领，孙传芳退保江、浙后，奉系军阀野心更为提高。惟奉张与鲁张之见解不同，鲁张一意南下，而奉张则甚注意西北军之再起，反不甚注意北伐军之前进。盖奉张知道北伐军久战而疲，一时不能与奉引起冲突，同时北伐军得江西后亦足以自保，不易反攻。而冯玉祥势力在西北不消灭，则随时可以破坏奉张之一切大野心企图，故彼有从张家口及河南进攻西北军之意。因此C．P．对于目前的时局，认为国民政府对奉的政策，应视奉系对冯的态度而决定。如果奉张要立即消灭国民军，则北伐军须用种种的方法以解除国民军之困难，如下的策略：1．当力图与晋阎联合，见证阎在山西之地盘不受动摇；2．不反对鲁张得江苏；3．速进兵浙江消灭孙传芳所有势力；4．冯玉祥不可以其主力军队调到南方，应集合其主力部队于包头，一面防御奉张进攻，一面威骇奉军不敢长驱南下；5．如北伐军入豫，则已经入陕一军之—部当入河南，但国民二军决不能入河南。北伐军不入豫则一军不可入豫（河南是要的，惟此时还不能有行动，须看与晋阎、鲁张谈判的程〈度〉决定步骤）。二、关于政治方面的：现时国民政府对内对外的外交，较九江未下时更为重要：1，当继续与日本派来之代表交涉（青浦代表及佐分利），并派代表赴日；2．对于英国，当坚持与英保守党政府争斗的态度，不可有示弱表示。对于英国社会人士及工人群众，则应得其谅解，应由社会团体派遣代表团赴英宣传中国国民革命的要求，此项代表团在未出发前须与K．M．T．及国〈民〉政府接治好；3．对于国内军阀的外交政策，最主要是要用各种的方法，切实进行奉天势力的工作。三、关于民众运动方面：现在民众运动的力量并不及军事势力发展之快，可以使军事政治容易腐化右倾。因此，我们为要深护北伐已得的胜利，为要巩固党及政府的基础，须集合所有力量去从事组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工作，并警告国民政府注意此事，要能如此才可以保证已得的胜利，且作未来发展之准备。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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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农运计划（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局议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目前农运计划（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局议决）（一）农运进行应依下列标准规定发展地方之次序：1．集会结社自由较多的地方；2．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地方；3．沿铁路沿江河交通便利的地方；4．农民经济上有特别之痛苦已有暴动或容易煽动之处。（二）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三）在一省内亦应用集中的原则。如：湖南——应注重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五个府属。湖北——应注重沿江沿铁路各县，尤其是武昌，汉阳，夏口〔1〕三县。江西——应注重从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之一线。河南——应注重京汉，陇海，道清三路沿线。陕西——注重关中道即渭水流域各县。四川——以重庆，成都两处为中心，注重其附近各县。广西——注重从百色经南宁至梧州之一线。目前特别注重范石生势力下之恩隆，奉议，恩阳，百色等县与已发展之东兰县联络。云南——以昆明为中心注重滇粤路沿线。福建——以永定为中心注重闽南各县。浙江——注重宁波，绍兴二属。江苏——注重崇明，江阴，丹阳，无锡，泰兴，铜山，睢宁等县。山东——注重胶济、津浦两路沿线。安徽——注重皖北，以寿县，合肥为中心。直隶——注重京汉，京绥，京奉，津浦四路沿线。直隶与京兆特别区应划分为两个农运区域。在国民党系统下，直隶农运归直隶省党部管辖，以天津为中心，京兆农运归北京特别市党部管辖，以北京近郊为中心。（四）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五）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六）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夏口，地名，今湖北省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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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附件五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答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
一
波克罗夫斯基在《红色处女地》杂志（Краснаяновь）的第三期（1922年5—6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了讨论我的书《1905》。这篇文章向我们证实（哎，还是个反面教材！），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应用于活生生的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以至于像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这样知识渊博的人也容易把历史变成陈词滥调。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文章中所谓的“疑惑”是从其标题开始的。真够瞧的：《俄国专制主义“逆社会发展而存在”，这是真的吗？》这句“逆社会发展而存在”被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放进了引号里。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我断言了专制主义总是“逆社会发展而存在”，而把指出这一说法有违常理的有益而不太困难的任务留给了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实际上，这是在错误地引用我的观点。我认为，沙皇专制在完全背离社会的发展需求的情况下，由于其组织力量、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微不足道和对无产阶级的日益恐惧而继续存在。就同样的历史辩证法精神而言，我们完全有权利说（就像我们在共产国际宣言里面说过的一样）：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违背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也无视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
此外，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虽说承认了出版我的这本书在整体上是有用的，但他极力反对重新发行其介绍性章节《俄国社会发展和沙皇制度》。他说，这样的内容在1908—1909年间对极度不了解俄国历史的外国公众来说，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却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他们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接着指出，在我的这一开篇章节中，我提出了自由主义的、“米留可夫”（原文如此！）的观点，认为沙皇专制是一个绝对自足的国家组织，与剥削阶级并没有联系。“（托洛茨基的）这种简图，首先不属于我们，其次在客观上不正确。”而为与这种不正确的、“不属于我们的”简图作斗争，则需要有“不比我们同宗教偏见作斗争时少的精力”（！！！）。真糟糕，不是吗？但是，如果在这书的德文版中，我确实阐述了这种畸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话（顺带一提，当时没有一个德国马克思主义书评家提过这一点），那么这些观点对于1908—1909年的外国公众，哪怕他们是多么的“极度不了解”，又怎么可能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呢？除非我们相信那句流行的谚语——“对俄罗斯人健康的东西对德国人是有害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波克罗夫斯基给我扣的“自由派”帽子，在12年前竟对德国工人是如此有利。然而，即便如我，罪莫大焉，以至承认了我国历史发展具有非常独特的性质，也没法认同这句谚语。那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就更不应该认同它了，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他否认这种独特性的存在。
波克罗夫斯基声称，我的错误理论“过去就有过一个别名，叫普列汉诺夫，这个普列汉诺夫踏上了同样的道路，（而且还走得更远）……”（第146页），这就使混乱更加混乱了。还能更糟糕吗？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准确指出我往哪里走，但从这个“普列汉诺夫（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就足以让读者准备好我们耳熟能详的结论，即必须与我就俄国历史的看法作斗争，以“不比我们同宗教偏见作斗争时少的精力”作斗争。哎，简直是噩梦一场啊！但这也仅仅就是一场梦罢了，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进入了理论性的、甚至年代学的幻想领域。故事似乎是这样的：首先，普列汉诺夫沾染上了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为了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然后我紧随其后，在1908—1909年间为德国人发展了同样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是这实际上并不有害，甚至是有利的（嗐，德国人这是活该！）；但是，由于我现在开始向波克罗夫斯基亲自负责的工人青年推销普列汉诺夫式的观点了，所以他就很快把我和主教吉洪[1]相提并论，并宣称要和我进行“同样”积极的斗争了。
全是一团乱麻，最混乱的莫过于时序方面的问题。我论俄国历史发展特点的介绍性章节根本就不是为了德国人写的，它第一次是以俄语出现在1907年彼得堡出版的《我们的革命》（第224页）中。这篇文章的准备工作是在1905年和1906年（在监狱里）进行的。写这一章的直接目的在于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因为它既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也反对工农民主政府的口号。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这里并没有什么普列汉诺夫的“立宪民主”癖。在我1906年为马克思的《巴黎公社》作的序言中，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公社的经验对俄国工人阶级具有意义，因为俄国工人阶级作为其之前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直接面临着夺取政权的问题[2]。这种思路在许多同志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绝大多数同志中引起了极大的理论愤慨。被激怒的同志里不只有孟什维克，还有加米涅夫同志和罗日科夫[3]同志（那时是个布尔什维克）。他们的观点可以被概括为：资产阶级必须在无产阶级之前提前取得政治领导权；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须充当无产阶级的长期历史学校的角色；只要试图跳过这一阶段，就是在搞冒险主义；如果西方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夺取政权，那俄国的无产阶级又怎么能够给自己设下这样的任务，诸如此类。从那种靠历史的陈词滥调和形式上的类比来满足自己，并把历史时代转化为僵化的社会类别（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专制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组成的逻辑序列的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工人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口号必然会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奇妙否定。然而，任何对1903—1905年间表现出来的社会力量进行的评估，都有力地指证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非常活跃的。这是不是特殊性呢？它是否预示着整个俄国的发展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呢？怎么这样的任务就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这一（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所谓的）欧洲最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了呢？俄国的落后性又包括什么呢？仅仅在于俄国慢了一步，重复欧洲国家的历史吗？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提“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提法吗？然而，正是这现在的这个政权（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提醒我们的批评者）被无产阶级夺得了。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在于，俄国发展那无可争议、不可辩驳的滞后性，在西方高等文化的影响和压力下，不是导致了西欧历史进程的简单重复，而是产生了需要独立研究的一些根本上的特殊性。问题正是这样提出来的。我们正是这样提出了问题，尽管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将其称为“非己的”。
在那几年后（1914年），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非常接近上面提到的《我们的革命》中的那一章节提出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完全正确地否定了教条式西欧主义和民粹派斯拉夫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提纲，把俄国的“特殊存在”还原为真实的、物质决定的历史发展特殊性。声称普列汉诺夫是从这点得出，或者可以从这点得出任何妥协性的结论（比如与立宪民主党人结盟等等），都是完全错误的。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幻性，无疑反映了俄国历史发展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考虑到所有现有历史条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现了。不错，普列汉诺夫没有下过这样的结论。但他也没有从他的另一个毫无疑问正确的命题——“俄国革命将作为工人运动获得胜利，或者根本不胜利”——中得出任何结论。如果我们把普列汉诺夫用于反对民粹派还有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和其立宪民主痴和护国主义立场混为一谈的话，那么普列汉诺夫就一无所有了。但实际上普列汉诺夫留下了很多东西，现在向他学习一下也无妨……
每个国家的历史生活都建立在其生产之上；这一生产产生阶级和阶级集团；国家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组成的；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关——这些概念在1905年对我和我的反对者都并不是秘密。在这些界限内，俄罗斯历史与法国、英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都服从着同样的规律。这并没有触及到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沙皇专制是有产者、剥削阶级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其他任何国家组织都没有区别，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俄罗斯的专制权力（君主、官僚、军队以及其他压迫机关）与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同法国、德国或英国是一样的。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国政治形势的独特性质最终导致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各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力量关系的特殊性打下的基础。当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或者罗日科夫同民粹派或自由派争论，指证沙皇专制的组织与政策都是由经济发展和有产阶级的利益决定时，他们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当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试图用同样的论点来反对我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说到点子上。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思想被僵化的社会类别之网束缚着，他用这些社会类别来替代活生生的历史力量。他用某种绝对的独立性来代替相对的事物——统治阶级专制在历史上有条件的、由一定社会范围限制的独立性，从而把沙皇专制变成了一个没有内容的单纯形式。然后，他在把对沙皇专制的这种看法归结于我，写道：“但是，这与我们呼吁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为权力而斗争又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怎么能够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得它未曾拥有过的东西呢？”诸如此类。对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来说，问题是这样的：要么资产阶级掌握了所有权力，要么它根本就没有过权力。如果它没有权力，那我们说的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得”权力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从资产阶级手中获得了权力，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它没有过这个权力呢？这样提出的问题既不历史，也不唯物，更不辩证。即使是从纯粹逻辑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合适的。即使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权力，无产阶级也可以为了使权力不落入资产阶级手中而争夺权力。但是，这样成型的抉择当然并没有出现过。资产阶级并未完全拥有过权力，而只是投身于权力。这种投身并不完全。事件的发展，或者说军事上的失败和来自下层群众的压力，拉大了专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裂缝。君主制就掉进了这个裂缝了。资产阶级在1917年3月尝试过完全并立即地掌握权力，但工人阶级在农民军队的支持下，于1917年10月把权力夺过来了。这样一来，我们迟滞的历史发展在欧洲帝国主义血气方刚的条件下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当我们的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把沙皇专制推下神坛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算中心议题的问题，对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来说并不存在。他在对维珀的书评（同一期《红色处女地》）中写道：“把16世纪的莫斯科罗斯置于当时欧洲总体关系的背景下进行描绘，是一项极度诱人的任务。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能够驳斥至今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都盛行的，关于俄罗斯专制统治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之所谓‘原始性’的偏见。”再如：“把这一专制在其真正的历史联系下作为商业—资本主义欧洲的一个方面表现出来……这项任务不仅对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对于读者大众来说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的；没有比这更激进的手段来终结俄国历史进程之‘独特性’的传说了。”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在挖苦我们！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直言不讳地否认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并把俄国历史进程的独特性归为一种“传说”。全部问题在于，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正如罗日科夫一样，完全地被他们“俄国在十六世纪的贸易发展相对广泛”的发现给催眠了。很难理解，为什么波克罗夫斯基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很多人可能都以为，贸易是经济生活的基础，也是它无懈可击的衡量标准。德国经济学家卡尔·毕歇尔[4]在20年前试图将贸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渠道）视为整体经济发展的标准。司徒卢威当然就急于把这一“发现”移植到俄国经济“科学”之中。毕歇尔的理论，受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应当的反驳。我们是在生产中找经济发展的标准，即技术和社会劳动体制，而把产品从生产者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渠道，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次要现象，而其根源同样应该在生产中寻找。
尽管从毕歇尔—司徒卢威标准的角度来看可能是荒谬的，但16世纪俄罗斯贸易规模的（至少在空间意义上）激增，恰恰是由于俄罗斯经济极端的原始性和落后性。西欧城市是手工业行会和贸易公会的城市。相比之下，我们的城市首先是行政—军事的城市，这也就是说，它是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西方的手工业行会生活是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的，当时加工业的所有基本过程都已经脱胎于农业，并转变为独立的行当，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中心——城镇，自己最初、有限（区域性）但稳定的市场。因此，中世纪的城镇是建立在经济分化程度相对更高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分化则产生了合乎规则的中心（城镇）与其农村—地方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我国经济的落后性首先就表现在手工业未能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是保留了家庭工匠手工业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比欧洲更接近印度，正如我们的中世纪城镇比欧洲更接近亚洲，而我们的专制制度则介于欧洲的绝对主义和亚洲的独裁制度之间，有许多特点接近于后者一样。
鉴于我国地广人稀（这一落后标准足够客观了吧？），产品交换给商业资本的中间角色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这种空间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西方比我们具有更高的发展水平，有自己各种各样的复杂需求，给我们送来了自己的商人和自己的商品，并以此，在俄国极其原始的、在许多方面是野蛮的经济基础上，推动了我国的商品交换向前发展。看不到我们历史发展的这一最大特点，就意味着没有看到我们的整个历史。
我的西伯利亚雇主（在他那里，我在账本上记了两个多月的“普特”和“俄尺”），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切尔尼赫，凭借着其贸易业务，实际上近乎无限地控制了基廉斯克县的经济生活——这是在二十世纪初，而不是在十六世纪！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在通古斯人那里收购毛皮，在偏远地区的牧师那里收购教堂土地，从伊尔比特和下城省运来棉花，而主要供应的则是伏特加（在这个时期的伊尔库茨克省还没有实行伏特加垄断）。他目不识丁，可却是个百万富翁（按当时的价值计算，而不是现在的）。他作为贸易资本的代表进行的独裁是不容争辩的：他甚至还用上了“我的小通古斯民”这样的词。基廉斯克市，就像韦尔霍连斯克、下伊利姆斯克一样，是不同级别的县警、互相依赖的富农、各种芝麻官和数量可怜的个体手工业者居住的地方。我从未见过那里有过任何作为城市经济生活基础的有组织的手工业，没看到行会，没看到行会庆祝活动，也没看到过公会，尽管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被正式列为“第二公会”的成员。说真的，这个真实的西伯利亚生活片段，比波克罗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说过的话更能够让我们理解俄国发展的特殊性。这确实是事实。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贸易活动，从勒拿河中游及其东部支流一直延伸到下新城，甚至到莫斯科。很少有欧洲大陆的公司能够在自己的贸易地图上标出如此的距离。然而，这位贸易独裁者，或者用恰尔东人的称呼来说，“十字国王”，是我国经济落后、野蛮、原始、人口稀少、农民村落零散、春秋两季在各县，乡，村庄之间两月无法通行的泥泞土路、普遍文盲等现象最完美、最有说服力的表现。切尔尼赫是如何在这种西伯利亚（勒拿河中游）的野蛮基础上获得如此强大的贸易实力的？是因为西方和“露西娅”（Рассея）[5]还有“莫斯科”正在把西伯利亚拖向一场奇怪的联姻——一场原始的游牧经济与华沙制造的闹钟进行的联姻。
二
行会式的手工业给中世纪城市文化打下了基础，并传播到农村。中世纪的科学、经院哲学、宗教改革都是在这种手工业—行会式的根基上成长起来的。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东西。当然，我们这里还是有萌芽、征兆、迹象的，本来西方存在的也不是迹象，而是在手工业—行会基础上的有力形式。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是中世纪欧洲城镇，它与教会和封建领主斗争，而君主就借此挑战封建领主。正是这个城镇，通过制造火枪，为常备军提供了前提。是否可以说（这也许与国家的阶级理论相矛盾？），随着城镇的发展及其与封建领主的对立加剧，西欧的君主变得越来越独立于第一等级了呢？归根结底，皇室政权当然还是继续压迫着劳动群众，首当其冲的就是农奴。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地主合流的国家政权，同与他们脱离关系，建立自己的官僚机器并以此获得了空前的国家权力，还是有区别的；换句话说，前者在同那种保卫剥削者权力而反对剥削着的同时，成为（就像皇权、官僚、常备军那样）同其他主导力量并列的独立（当然，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力量，并为之首要的那种力量，还是有区别的。
哪怕有与西欧的城镇有一点相似的俄国手工业—行会城镇在哪里？它们同封建主的斗争在哪里？难道这种斗争在我们这里，为俄国专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吗？由于我们城镇的性质，我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斗争，同时也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这是不是独特性呢？我们的手工业仍然停留在家庭工匠手工业阶段，也就是说，它们从未跟农民农业脱离过关系。我们的宗教改革，没有城镇的领导，仍然停留在农村教派的阶段。原始性与落后性在这里哭天抢地，但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却装瞎。而沙皇专制也是作为一个独立（同样，这里只是相对的，保持在活生生的历史力量斗争范围内，而这种历史力量则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国家组织出现的，不是由于强大的城镇和强大的封建主进行斗争，而是由于我们城镇的工业普遍营养不良，以及我们封建主的营养不良。
波兰就其社会结构而言，介于俄国和西方之间，就像俄罗斯介于亚洲和欧洲之间一样。波兰城镇比俄国城镇更熟悉行会手工业。但它们的发展还不足以帮助皇权折断封建主的双翅。贵族仍然直接掌控国家政权，导致了国家软弱无力，直至灭亡。在没有“独特性”的地方，就没有历史，而只有某种伪唯物主义的几何学。不去研究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这一物质，而只是注意到一些东西外在的迹象，并把它套进现成的公式里……这种原始的调查方法足以对抗自由派和民粹派的偏见，甚至更不用说斯拉夫主义了（“在祖国母亲那块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但是它却完全不足以理解俄国历史发展的真正路径。
上述的关于沙皇专制的内容，同样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因此我很难理解波克罗夫斯基同志为什么只对着谈到沙皇专制的那第一章发泄怨气。俄国资本主义没有经历手工业、制造车间和工厂三阶段，这是因为欧洲资本，首先贸易资本，然后是金融和工业资本，在大多数俄国手工业还没有脱胎于农业的时候，就被注入了这个国家。因此，在俄国，新型资本主义工业出现在一个完全原始的经济环境之中。比方说，一个比利时或者美国工厂，周围全是土路以及用稻草和木头建造的村庄，而这些村庄每年都会被烧毁……这就是最原始的一端和最新、最欧洲的另一端。因此，西欧资本在俄国经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因此，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俄国资产阶级。因此，当欧洲资产阶级介入我们的事业，包括前工业主试图通过劳合—乔治、巴尔杜等人与我们在热亚那和海牙谈判的时候，困难也就接踵而来。
而我们的无产阶级呢？它上过中世纪学徒兄弟会的学校吗？具备行会的古老传统吗？答案都是完全否定的。他们被直接从耕地上扯了下来，被扔进了工厂的熔炉。我记得有位老兄，柯罗特科夫，一位来自尼古拉耶夫的家具工，在1897年写了一首《无产阶级进行曲》，开头是这样起的：“我们是阿尔法（α）和欧米伽（ω），我们是起点和终点……”正是如此！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都在那里，而中间的字母却不见踪影。因此，这里没有保守的传统，没有无产阶级内部的种姓，有的是革命的新鲜感。这些以及其他各种原因，造就了十月，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但也因此出现了文盲，出现了落后性，缺乏组织经验，缺乏系统化的工作，缺乏文化和技术教育。我们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每一步都感受到了所有这些不足。
欧洲的共产主义必须克服一个不可比拟的保守环境——有国外的，有国内的，也有无产阶级内部的环境；但它一旦取得胜利，就将拥有无限强大的主客观资源来建设一个新社会。这是不是一种独特性呢？在1922年夏天还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这也的确是相当“独特”了。但这无疑也是我们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第一次掌握权力，肩负巨大的任务，缺乏文化力量，每个人都得以一当百地做事，无暇思考。这也就是为什么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讨论新的、高度复杂的问题时，会提出一些旧的论点——这些论点在别的背景和别的逻辑层面上是有价值的，但一旦被赋予了绝对正确的公式性质，就跑到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去了。
我已经指出过，我们的整个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以下环境的影响：我们不断地在西部边境与那些比我们更发达、更有组织、在武器技术上更好的国家产生冲突。落后社会更直接、更有力地受到那些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敌邻的考验。在这种压力下，专制国家进行了自我重组，首先建立了射击团，然后建立了骑兵和步兵。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这方面指出：“在这里，我们似乎应该说，根本利益不是军事的，也就是说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莫斯科专制制度在迎合某个阶级的阶级利益。”在这里把军事和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对立起来是什么意思？很难理解。国家在维护其经济利益的时候，总是具有政治目标和任务的性质。而当它们必须通过非外交手段而是武力手段得到维护的时候，这项任务就具备了军事性质。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试图证明，在16世纪主导专制制度的政策的利益，是贸易资本的利益。在我看来，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对这一问题的叙述滑稽可笑。但我们希望在别的场合再讨论这一更狭隘、更专业的问题。这里只需指出，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构建十六世纪的贸易资本主义的俄国时，犯了德国教授爱德华·迈耶[6]的错误——他在古代社会里发现了资本主义。迈耶无疑正确地注意到了一点，即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把希腊和罗马的经济结构看成是一系列自成一体的自然经济细胞（Oikos）的观点（洛贝尔图斯[7]等人的观点），在模式上过于简化了。爱德华·迈耶表明，这些基本细胞通过相当发达的商品交换相互联系，同样也与其他国家联系。同时，在某些领域和部门，也存在大规模生产。迈耶利用现代经济关系和概念，回溯性地构建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资本主义。他的错误在于没有意识到各种类型的经济（Oikos，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量的差异，更别说质的差异了。我们重申，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基本上重蹈了他的覆辙。但现在的问题不在这儿。让我们假定，贸易资本的利益在十六世纪专制的政策中确实占据主导地位，而专制制度本身就是“贸易资本专政”。那么也就是说，为了商业目的，同样也是为了回应特定阶级的经济利益，专制跟波斯、土耳其、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以及更遥远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冲突。这一冲突接受了军事性质。谁打谁，在这里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认为我断定专制只是为了“保卫”俄国不受境外攻击，这毫无道理）。正是在这些军事冲突之中（这当然意味着产生了源自经济利益的政治任务），俄罗斯国家与建立在更发达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民族军事组织产生了碰撞。因此，俄国资本在诞生后就立即与西方更发达、更强大的资本产生了碰撞，并落入了对方的支配之下。因此，俄国工人阶级一诞生就发现自己已经配备了由西欧无产阶级的经验制造的现成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职业工会、政党。任何只用俄国有产阶级的利益来解释我国专制制度的性质和政策的人，都忘记了除了更落后、更贫穷、更无知的俄国剥削者以外，还存在着更富有、更强大的欧洲剥削者。俄国有产阶级与敌对或半敌对的欧洲有产阶级发生了冲突。这些冲突都是通过国家组织的中介实现的。这一组织就是专制。如果没有欧洲的城镇、欧洲的火药（毕竟不是我们发明的）、欧洲的证券交易所，俄国专制制度的整个结构和历史都会有所不同。在其存在的最后时期，专制不仅是俄国有产阶级的机关，同时也是欧洲证券交易所赖以剥削俄国的组织。这一双重角色又使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一独立性的鲜明例子，就是法国证券交易所在1905年为了支持俄国专制制度，违背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志向专制提供了贷款。
在现实中，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事实，可以完全推翻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历史概念。这一事实，就是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沙皇专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从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角度来看，一切都很简单：沙皇专制，是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沙皇专制与法国的共和议会制、英国的帝国议会制等等也没有什么不同。这点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问题最普遍的处理范围内——在与社会爱国主义以及和平主义偏见作斗争时，以及防御与攻击的标准等范围内，这点是正确的。但是在评估俄国、英国、德国等每个国家在战争中的各自角色时，在评估每个国家在战争中经历的内部变化时，在评估每个国家面前展开的革命前景时，在评估我们因此应该采取的策略时，这样提显然是不够的（也因此不正确）。
别看沙皇专制已经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就暴露了自己的破产，但资产阶级还是因为害怕无产阶级而和它握手言和了。沙皇专制的独立性在其最放肆的时候，如拉斯普京时代，也绝不违背国家的阶级理论，而是可以被它解释。但正是这一理论，不应当被机械地运用，而应该是辩证地运用。但这还不够：沙皇专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被粉碎了。为什么？因为它的生产基础太薄弱了（“原始性”）。在军事技术方面，沙皇专制试图向最先进的样板看齐。在这一点上，它得到了来自更富有且更开明的盟友的各方面帮助。也多亏于此，沙皇专制拥有了最为完善的战争工具。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有复制这些工具的手段，也没有铁路或水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运输这些工具（以及大量的人力）。换句话说，沙皇专制在国际冲突中维护俄国有产者利益时，是在比其敌人或盟友更原始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
在战争期间，沙皇专制无情地剥削了这一基础，也就是说，它吸收的国民财富和国民收入，比它强大的敌人和盟友要高得多。战时的债务系统和俄国的彻底破产，分别从不同方面佐证了这一事实。还是说，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对这些事实有所怀疑？
所有这些情形，都直接注定了十月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的胜利，及其接踵而来的困境。这些情形完全不能用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老生常谈来解释，他说，不存在超阶级的国家，说剥削阶级通过国家政权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这里才只说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就想让我们和他一样不继续把“克思主义”说出来了。[8]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拒绝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后，并没有为无产阶级得出拒斥（后知后觉？）阶级斗争结论，而是说他们应该夺取国家政权并为把它抓稳而斗争。但也正是这些独特性，在夺取政权后，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及国内—经济（Внутренне-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困难。对这些独特性的理解是新一代无产阶级在困难面前不被动、不怀疑的最好保险。同时，关于历史发展的陈词滥调对任何人都没有教益。
1922年6月28日
[1]圣吉洪（Тихон：1865年1月31日（儒略历1月19日）—1925年4月7日），俗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拉文（ВасилийИвановичБеллавин），在苏联初期（1917年到1925年）担任俄罗斯正教会第11任莫斯科牧首。——中译者注
[2]这个序言是这样写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是而且希望成为客观发展的自觉表现。但是，由于在革命的某一时刻，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使（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选择：是从国家政权中取得权利与义务，还是放弃其阶级地位。社会民主党人选择了夺取国家政权作为其接下来的直接任务。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决不会忽视更深层次的发展过程，即生产的增长和集中化过程。但它说，由于阶级斗争的逻辑，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的脚步，在资产阶级‘完成’它的经济使命（它几乎没有开始着手实现其政治使命）之前，就把无产阶级推向专政，这只意味着历史把重大困难的任务放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也许，无产阶级甚至会被斗争所累，在任务的重压下倒下，可能。但它不能因为害怕阶级瓦解或整个国家陷入野蛮状态，而去拒绝这些任务。”这就是我们在16年前从俄国的“历史发展特点”中得出的结论。而波克罗夫斯基在迟到了15年以后又来了，他担心我们的观点意味着……对阶级斗争的否定。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作者注
[3]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科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Рожков，1868年10月24日—1927年2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及流放，直到二月革命才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一战期间倒向孟什维克，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统一。十月革命时持反对立场，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1921、1922年两度被捕。1922年退出孟什维克，在列宁的干预下免于被驱逐出境。此后从事教学活动。1926年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1927年逝世。——中译者注
[4]卡尔·威廉·毕歇尔（KarlWilhelmBücher，1847年2月16日—1930年11月12日），德国经济学家，欧洲新闻学奠基人。——中译者注
[5]即俄罗斯的某种民间称呼，如今连俄罗斯人也无法解释其来源。这里采用和式汉字拼法。——中译者注
[6]爱德华·迈耶（EduardMeyer，1855年1月25日—1930年8月31日），德国古代史学家。——中译者注
[7]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ohannKarlRodbertus，1805年8月12日—1875年12月6日），德国经济学家。——中译者注
[8]原文直译为“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这里才只说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字母，就想让我们和他一样不继续说完这个词”。——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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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给伯坚同志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西北军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给伯坚同志信〔1〕）I，冯这次回来的确是非常进步非常左倾，国民军虽在残破之余却另给以新的生命。我们为国民革命的前途、未来北伐的前途计，国民政府必须维持国民军能在西北存在和发展。因为他的存在：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住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未来北伐对奉若没有国民军之骑兵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而且冯军之纪律与战斗力实较一般的北伐军为好，再加以一个时期的休养训练，同时助以政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们对于现时的西北军工作十分重视。Ⅱ，不过我们重视西北〈军〉工作，不是把西北军同全国隔离的来看。要知道西北军在现时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未来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要知道西北军现在处的是什么环境，他只能有些什么可能的发展；要知道国民军的内容，他所包含的成分，他一般的政治程度。我们必须十分的了解这些客观现象才能工作。伯坚同志在工作上自然是十分努力，就是太主观了一点，没有虚心的去求懂得以上所说的现象，而只是简单的执着莫斯科理论应用，所以在伯坚同志信中发现如“西北工作方针”〔2〕中所指出的错误。我们在西北军中作工以下几点皆明白的：1．西北军经了很大的残败之后，他现时需要的是补充训练和迅速肃清陕西全境，与晋阎结成很好的联盟，才能站住西北为将来发展的基矗他在现时没有就积极对奉作战的可能，不能有马上回复去年状况的野心。2．西北军现时所占的地盘是最贫瘠苦穷之地，经济上一切措施均受限制，政治上还有一个民族问题，（对回民）须对付得好，文化上亦非常落后。我们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是不能乱发野心有过于高远的行动。比如对妇女问题，只是在提倡天足、妇女教育时代，万万说不到就宣传什么社交公开、两性自由。3．西北军只是冯玉祥进步了，他的部下很多还在非常落后，若果我们不注意使冯的部下能够赶得上冯的左倾，仅仅冯一个人左倾是很危险的。总要注意使冯与他的部下之进步不致相隔得太远（若果相隔得太远，不是部下对冯不信仰，便是冯部下痛恶我们作工同志，认为我们鼓惑冯如此做）。Ⅲ，奥斯科所定冯军工作的三个原则是非常之对，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粤工作两年所得的宝贵经验之应用。尤其是指出“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不要限制冯之职权”，更为有见地。军中党代表制度本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要有这样组织严密具有无上权威的党，才可以说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现在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并不十分尊重，国家行政对于党的决议也尚不能奉若命令的执行，党并不能真正指挥政府指挥军队。国民政府境内的国民党部，大多数均尚只能做到代表民众利益与政府合作地步。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指挥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Ⅳ，现时我们的工作人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仅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现时工作人既少，可以不必各师旅团均有固定的政治工作人，而只是把这批政治宣传人组成宣传队轮流至各师旅团讲演。Ⅴ，在西北军中，我们的同志除绝对无法避免必须公开的部分外，其余均尽可能的秘密，以免引起冲突的目标。对于工作同志当十分严重的督察，勿使有浪漫越轨的行为；不良分子不惮开除，勿使败坏本党名义。当地党的组织与军中组织可以分开（此处是指两部分的群众可以不相接头，而指导机关自然要有亲密关系）。总之，我们现在西北军工作方才开始，老冯又是抱有满腔的热望从事改革他的军队，若果我们现时工作不好，可以使以后工作发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老冯之失望，改变其左倾观念，这是要十分小心的〔3〕。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刊印注释〔1〕本文原未署作者，根据《国民军中工作方针—中央决议》和本文内容判断，当为中共中央所发。伯坚即刘伯坚。〔2〕“西北工作方针”指《国民军中工作方针——中央决议》（原文未署时间，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一文，对本文有补充意义，现全文照录如下：1，莫斯科所定三个原则（一、注重下层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重上层组织，西北政府固不需要，即国军与国党之联委亦不需要；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完全是对的。但广东方面已委冯为总党代表，又非由冯之请求，迳委李石曾为政治总部主任及工作员二十人，此等均与第二原则不合；惟此系既定之事，不便推翻。今后补救之策，乃是除冯为总党代表之外，不可再增加什么各军、各师、各旅、团的党代表；李石曾如辞政治总部主任，继之者宜由冯自择自委，其日常工作，宜直接受冯之指导而不受广东之指导。2，冯既为党总代表，又为国民政府委员，其下各军长、各师、旅、团长均应正式加入国民党，国军与国党之关系只此已足，不必再设党代表，也不必组织各级党部。3，军中的政治宣传，宜注重中国的近代外交痛史，军阀官僚的政治之腐败，工人农民之疾苦，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壮史，军人和工农群众之关系等等。此外又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打倒满清、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尊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民权主义，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冯玉祥发表的意见（最近的）也应广为宣传。4，在兵士及下级军官中，要宣传尊崇冯玉样，使他们都服从冯，而不受反动的高级军官张之江等之影响。5，我们不可强冯采用他还不真能了解的左倾政策。我们现在不是要冯更左倾，是要使冯部下渐渐左倾，是要使冯与其部下之思想不致相差太远；若两项相差太远，冯便不能有所作为。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使冯的部下能够了解冯，信服冯，使他们相当的愿意执行冯的政策。我们万万不可事事扶冯之威权，强迫其部下多数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如此不但使其部下怨恨我们，并且将使冯无法指挥其部下，变成僵局。6，我们在冯军中工作，态度上宜十分小心，务要使他们（冯也在内）敬爱，不可使他们畏惧，尤不可占面子使他们嫉妒。如伯坚同志教他们学习开会，不使冯作主席而伯坚自作主席，这是非常的错误。7，我们在每个社会工作，首先要懂得那个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是些什么社会成分，然后才能决定出适当的政策，使他们走上他们所能走的革命道路。此时在冯军中工作，首先要懂得冯军的实际状况和社会成分，还要懂得陕、甘、绥是怎样一种社会，只能施行何等程度的革命策略，万不可把在莫斯科所学的讲义囫囵整个的搬到甘、绥冯军中应用。伯坚同志脚还未踏到甘肃、绥远的土，平日或者还不知道甘肃、绥远是怎样的社会，在车路上便大胆的定起政治工作计划来：大调留莫孙、东两大学同志二十人（内容十个女同志）；请求职工、农民、妇女三个国际各派同志到国军中工作；请国际派英、法、德三国C．P．各派同志到国军中研究国际问题。这些计划都不适合于甘、绥社会和冯军的需要，只是把在莫斯科所习见的各种工作部门的名词，机械的在甘、绥挂起招牌而已。孙、东大学同志都很幼稚，那能挑出四十人？他们的常识恐怕还不及冯军中已有的人物，如何能够使人家接受他们的宣传？女同志尤其一个也不能派去，他们到那里无工可做，并且不能过那里的苦生活，若是闹起恋爱问题来，更是要令老冯和甘肃、绥远人民尽逐我们的同志不许在那里工作。此事非同小可，未派须停止，如已派去，只能留最丑、最朴素、最能够吃苦耐劳的一、二人，其余小姐学生的女同志一概设法送回北京。甘、绥有多少工人运动可做？怎值得职工国际派人去？妇女国际派人去又是做什么？各国C．P．为什么都要派人到中国冯玉祥军中研究国际问题？伯坚同志这些计划，简直是发疯！根本错误，是空想，不考察实际情形。和森同志给守常同志信说：‘伯坚颇为冯信任；但伊政治能力不够，又少经验，弟颇担心。’此话真不错。我们现在看见伯坚同志自库伦来的报告，我们比和森更担心。伯坚同志在冯军中工作，万不可贸然自居指导地位，自定计划，只能在桑古斯基同志指导之下，小心学习作工！8，我们在冯军中工作同志，尽可能的不使他们知道是C．P．分子，使他们对C．P．怀疑与畏惧。各军军官中及第一军军友团中我们的组织，尤必须绝对秘密，其不能守秘密或腐败分子急须淘汰出去，万万不可姑容以致防害我们在国军中的工作。9，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军官，须服从冯的命令，执行冯的政策，万不可宣传或表示和冯有不同的政见。冯的政策如何，只能由国际、国民党和我们党的中央影响他，不可由冯军工作同志纠正他！10，南口失败后，损失极大，此时重在与甘肃、绥远的民众合作，以巩固在甘、绥的政权，以从容恢复充实其战斗力及施行普遍下层的政治教育，不可怂恿其急于向外发展。因为现在没有和奉军继续作战的力量。只要他能够渐渐恢复战斗力，能够占住包头，便能威吓奉军使其不敢南下对付北伐军，这就是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了极大的作用。11，冯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乐意帮助冯军，至少也要使他们不为吴、张利用反对冯军！12，冯军统治下（陕西、甘肃、绥远）的农民运动，我们要看做与军事工作同样重要。我们固然要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又要提出‘军人和农民相好’的口号。我们勿怕冯玉祥利用农民群众，他如愿意做农民领袖，我们更应该促其成。”〔3〕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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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粤区信——关于汪精卫复职问题及对唐生智态度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给粤区信——关于汪精卫复职问题及对唐生智态度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一、关于汪回复职问题×××〔1〕同志回来报告此次民中扩大会经过，我们觉得此次大会一切的决议都好，只是对于汪回问题没有得着结果，汪不回则左派无中心，虽有很好的左派政策，而无应用这政策的能力，成效甚微。大会通过汪回复职而汪不能回的原因，据×同志说是因汪在时无主席制度。张静江在议案起草委员会中，极力反对动摇蒋之主席位置，汪前任之政治委员会主席，亦以政治委员会已改为政治会议名目而无形取消，故汪回无职可复。粤区本拟由左派在大会提出一取消主席回复从前制度议案，张若在大会反对竟至不能通过，则群众皆明白汪之不能回全是张等之反对，更愤恶张等。但是这个议案左派分子竟恐惧于张之横蛮态度，恐惧蒋三月二十日之余威，不敢提出，甚至这样说，若真正提出恐正中唐生智倒蒋之计，所以决定不提出。粤区同志意见亦认为现时仍不宜与蒋有冲突，这个问题只有听其自然下去待第三次大会时再说。照×同志的报告，我们应该承认，这次大会左派空气虽极浓厚，但主要的结果并没有得到，仍是中派胜利，并为中派造成一个以后有利的反攻基矗蒋这次发电迎汪，绝不是他已有丝毫觉悟非如此不可，完全是前敌将士及后方民众的反蒋空气，再加以军事的失败逼迫他不能不如此。椐加伦同志报告，关于迎汪问题，初与谈未遂，后又谈三小时蒋一言不发，听加说而已。第二日蒋发电亦未交加过目，自此以后蒋态度更不好，表现要自动，不愿听人被动。二十六日曾不顾一切的乱下总攻击令，加知之力阻始罢。从这些事实皆可证明蒋对汪回之真正态度，他是满心不乐意汪回，迫不得已始发出那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上又弄了些花头，令绝不能出国门一步的李石曾、张静江往迎。如今汪若因五职可复而不回，则蒋在最近将来将更进一步的向左进攻，他可以这样宣传说：“汪先生全不顾党国，我这样欢迎他，大会群众这样欢迎他，而他还在闹闲气，不肯出来，未免姑〔辜〕负人望”。这种说话一出，汪所受打击更大，再难出来。现时我们及左派对于此事不能听其自然下去，若听其自然的结果是让左派政权不易建立起来，是让前敌唐生智等自然以武力去蒋，对于革命前途影响更坏。我们现在应该研究一补救的方法。第一，汪现在应该趁大会通过，民众热烈的欢呼中立刻回来，大会举出迎汪的代表应促令即刻前往。第二，汪回来并不是无职可复，除党的主席是五月十五大会新产生的属于老蒋者外，尚有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张静江等虽将政治委员会改为政治会议，但溯厥历史系统，不能阻汪仍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各军总党代表等要职。老谭现时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是可仍交给汪的，仅仅一个党的主席为蒋所据（事实上是张静江代理），作用甚小。我们还可更进一步的说，汪回来纵无一点职务，而事实上他也要自成为左派中心，政治中心，实力中心，张静江非滚蛋不可。何况还有这许多大权在握呢！第三，从上之分析，我们应该不踌躇的要汪回来，此时与蒋的关系只能有暗潮绝不会有明争，蒋绝不能有用军事行动反汪的可能。其实所谓汪、蒋合作这只是表面的宣传语，内部是仍有斗争的，而且是永久继续的。左派要与中派合作，必须左派先握住了政治的领导权才有可能。第四，粤区同志或者以为中央前曾有信指示关于汪回之意见：“认为须以得蒋同意和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不可鲁莽从事”，因而不敢积极的进行。但是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已充分，姑无论蒋迎汪电是真意是假意，只要他在事实上有此表示，我们便可据以进行。现时是不怕蒋生什么问题的，顶多不过是蒋消极一点，然而从革命的全部利益来说，汪回只有更多好处。第五，若汪不回，则未来的结果，是蒋更得了反汪宣传的材料，左派政权更难建立，同时前敌自然发生军事逐蒋趋向。我们粤区同志所取听其自然政策是错的，在应付这个问题中，我们感觉粤区同志一方面表现太左，一方面又表现太右。从恐惧蒋二月二十日余威，不敢积极主张汪在此刻回来，是表现太右；又从一定要取消蒋之主席而后回来说，又似表现太左。至于说到积极进行汪回或打击蒋、张恐正中唐生智倒蒋之计，更是万分错误的观念，当于下文说明。二、对于唐生智态度椐×同志说，粤中空气对唐十分坏，认唐为将来最不可靠（比蒋更不可靠）最危险的人物，因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皆处处防闲他，疏远他，抑制他；我们同志亦有一部分深具此种观念，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1．本来一个人并无什么固穷的好坏，除非是如李福林杨希闵等绝对不可救药者外，其余怀抱野心英雄主义的军人，只要我们的策略应付得好，均可使他在革命过程中多发生些作用。譬如现在粤中的军事领袖，在以前谁不是很糊涂的？然而现在却都有很大的进步了，尤其是蒋介石，他在未任黄埔校长以前直至到苏俄时，思想行动，还是非常反动，他后来口头上是进步了，也曾做了些革命的事。为什么我们就单怀疑唐生智不能革命，而不怀疑蒋介石及其他的人呢？若说唐生智为人阴险投机，则蒋介石不又比唐更阴险狠毒吗？三月二十日事变他竟可以做得出来！说到投机，又有几个军事领袖不带点投机色彩呢？问题只在我们能否引导他，范围他这种投机倾向是向革命道上走。2．我们唯物主义者是只看事实不问心理。说蒋比唐更革命些的证据我们一点也看不到；湘区的报告，蒋最近因军事的失利，表面表示很左倾，但我们没有听着他远离孙会分子的事实，而且处处还发现他对左派及我们的防闲捣鬼。至于唐呢，在一切的民众运动中，他的态度都表现得很好，并没有积极压迫民众的事实。所以从眼前的事实看，唐是比蒋更表现得好些。我们自然不是就梦想唐已经是彻底的革命者，我们把一切工作都建筑在他身上，而是照唐此种态度，我们更容易发展民众，民众的力量增大，同时更可促进唐的左倾而不惧唐的反动（因为我们并不以唐为工作主体而是以民众为工作主体）。所以倘使我们现时说唐的态度是假的，不对唐作工，又幻想蒋比唐要好一点，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3．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唐现时所取之冷淡防闲态度，是要使唐愈对党及政府生恶感，倘使他将来真正反动，应该说完全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逼起他反动，因为逼得他没有办法只有找反动的出路。好在唐现时不满意蒋，不满意国民政府，还是向左的反对，正有可以引他为善的机会，我们不能再忽视。我们倘使要责备唐对国民政府过于轻视，说他把持湘、鄂的政权，则我们先就要责备蒋介石。蒋何尝尊重国民政府？总司令权力在国民政府之上，蒋在K．M．T，这样久的历史尚且如此，唐在党的历史甚浅当然不足深责。4．唐对蒋及K．M．T．，国民政府的轻视态度，我们先须研究他的见解是否有一点是对的：唐说：“蒋介石就是K．M．T．，K．M．T．就是蒋介石”；唐说：“国民党都是一般小孩子胡闹”（影指老蒋留下邓演达陈公博等在鄂和他争权及不让八军到江西等事）；唐说：“K，M．T．没有力量要找C．P．”；唐说：“当我初向粤方接洽时，许多人多不信任我，只有汪先生主张允许，所以公谊私情我均赞成汪先生回，惟不好明表示，恐蒋疑我拥汪倒他。”以上唐的见解不能说他没有理由。现在蒋介石目中何尝有一个党，一个政府？党及政府都是他用来统治别人的法宝，他的手段又太不高明，这怎能叫唐生智尊重党及政府呢？倘使为革命的利益不容许蒋个人在〔再〕这样专制下去，必须改变现在的局面，我们便没有理由说唐现时对蒋，对政府的态度是如何不好，必须改变了现状才能有理由去责他。5．所谓“扶蒋抑唐”的政策，许多同志表面虽已不说而观念尚有此倾向，甚至还没有完全打破以蒋为中心，以蒋为唯一独尊者的观念。这自然不是就粤区全体同志说，不过粤区负责同志更为注意纠正此种倾向之发生。6．总之，我们现时对于唐之态度应该是取包围的办法，而不是取抑制的办法。我们要用：（1）个人的亲密接触；（2）民众的组织势力；（3）俄国同志的影响，以使他左倾。我们在军中工作当绝对打破革命只有一个独裁者的幻想。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唐应该承认他的势力（你不承认他还是存在的），万不可再照老蒋的小孩子办法，留下邓演达陈公博和他争权。事实上又绝对不能发生影响，只令他讨厌。政治委员会不要唐参加，则政治委员会的决议便等于废纸。唐现在是要想在政府及党中占一地位，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应当能满足他这种希望。将来K．M．T．在汉口有几个有力的中央委员设一政治委员会，自能多影响唐一点（惟此组织唐须加入）。同时，蒋专制之局面必须改变。汪能回来主席国民政府，自能使唐对党及政府的关系更好一更〔点〕。⑵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刊印注释〔1〕本文中以“×××”或“×”代人名者，均系原文如此。〔2〕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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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局与远东局讨论所得的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局与远东局讨论所得的意见）一、北伐军东下问题1．首先，我们从全国的政治上观察，从革命的前途上观察，从解决北伐军内部的纠纷而为之找一出路上着想，则北伐军是应于肃清江西境内敌军后继续东下，直至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为止。盖因孙之势力不消灭，则他随时可以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甚至勾结北伐军内部如唐生智等，使北伐军内部发生冲突（以保定系的关系去勾结煽动）。并且在全国革命的战线上有三种力量并存，亦令民众难于取舍（大概一般人的心理多是觉得反赤的奉张太要不得，一面又觉广东太红了，若果在这两者中另有一种力量存在，他是很可得着一部分人的，尤其是资产阶级）。假使在这个争斗中只有两种力量，一方是代表反动势力的黑奉，一方是代表进步势力的赤粤，民众的选择更较容易，而革命的进展更较为迅速，故原则我们是不能容许于黑奉、赤粤之外再有一鼎足的第三势力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消灭孙传芳？消灭孙传芳有两个方法：一是用北伐军的力量，一是让奉军来灭他。最好是用北伐军的力量，如果北伐军自己力量不够消灭孙传芳，宁可让奉军南下灭孙，而不可容孙存在。在奉军之中，又当把奉张与鲁张分开来说，现时他们的冲突很利害，我们可让江苏地盘给鲁张而不可让给奉张。其理由是：一、鲁张军队较奉张军队更反动一点，更腐败一点，战斗能力有限，将来较易破灭；二、可以更促进奉张与鲁张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于南方有利的。北伐军纵让奉军取江苏，而自己军队仍须前进取浙江。一、因孙传芳已知南京不归粤必归奉，他打算将闽、赣所有残兵均集中浙江以为最后负隅，而奉系的实力亦不敢南进到浙，若北伐军不能速取浙，则孙仍可据浙联奉以抗粤。二、为免除北伐军内部的地盘冲突，亦须赞成蒋东下，不得江苏亦须得浙江，蒋以后有了浙、闽、赣三省，也可成为一个局面，不必再回汉口与唐生智冲突，回广东与汪精卫冲突。2．上面既已从政治上说明北伐军必须前进，孙传芳必须消灭的理由，现在再从客观的力量上估计一下，北伐军是否有这样可能。第一是孙传芳的力量。现在他的嫡系军队谢鸿勋师杨震东旅早已溃散，卢香亭师在德安、吴城已无退却之路。此外有战斗力的只有杨赓和旅（原为杨化昭部）也在南昌九江间不易退却，可望退走的只有郑俊彦师（原为卢永祥部），亦未始终为孙力战，其余军队即能退亦无甚战斗力了。此时孙氏可靠军队只有孟昭月一旅，冯绍闵一旅，这绝不能守住江苏。其闽、赣残部即能集中浙江，非以让江苏为条件结合鲁张，已无力和北伐军一战。第二是奉系内部现有种种的困难。如：（一）奉、鲁的冲突；（二）奉、日间为奉票的纠纷；（三）经济的恐慌；（四）西北军的再起。凡此均足以阻其放胆南下而无所顾忌。鲁张兵力至多能拿到江苏，不能再更前进。第三是北伐军方面。据我们所知，东下的实力有：唐生智一五，○○○；一军约三，○○○；二军约四，○○○；三军约四，○○○；四军约六，○○○；六军约二，○○○；七军约四，○○○；贺军约三，○○○；补充师约二，○○○□□□□□□□□以上，足以消灭孙传芳残敌之众。而且这许多军队和许多将领，仅仅得一江西，亦患僧多粥少，其势非再前进不可。倘使国民政府对于非孙嫡系军队如陈仪陈调元周凤歧〔岐〕王普白宝山李宝章等（兵数至少有四万）关系弄得好，是可完全扑灭孙之势力，或者还可以拒绝奉军南下。即退一步，蒋介石以浙人关系，对于浙军更易结合，至少可想法拿住浙江。唐生智军若乘胜东下，占住安徽之南部及中部也是可能的。第四再看帝国主义方面的态度。有关系的只有英日二国，日本一方面不主张奉张冒险向南发展，一方面极力运动南方承认奉张在北方的统治权；英国既忌南方胜利，复虑南方势力终不能推翻，不得不转取联络政策。近自北方顾内阁〔1〕废比约，帝国主义者并不感觉南赤格外可怕。3．根据以上的分析，从主观方面，我们应该完全消灭孙的势力；从客观方面，北伐军亦有消灭孙的力量的可能。我们应该改变从前江西下后不再东下的政策，更应抛弃和平解决孙传芳的政策而为前进政策；所以可得以下的结论：一，从全国政治情形上看，应完全消灭孙的努力。二，北伐军肃清江西后仍应前进；至于前进至浙江安徽为止，抑直到江苏，则应视北伐军的实力及奉军南下的迟速而定。三，关于我们主观政治上的见解，电征莫斯科意见再作最后确定；至于军事行动，当由加伦同志斟酌实际情形决定。二、关于湖北政权问题1．湖北设立政治委员分会问题。从前伍同志〔2〕曾提议以顾孟余徐谦邓演达三人组织非正式的政委分会，特立同志来信主张加入唐生智董必武二人。若只上三人的正式委员会，顾好弄小手段，必难容于唐；徐是无用的老好人，邓现在与鄂各方关系不好，这三人的委员会决不能指导湖北政治。但若加入唐，蒋又不愿意，此问题很难解决。我们以为湖北省政府与党的关系，尚未能实现这次民党联席会议所决定的第二形式，即由民中特务委员助该地省党部管理省政府的形式，还只能是省党部与省政府合作，因此我们主张湖北政治委员会分会可不设立。若徐谦到鄂，只能是以中央委员资格去指导省党部党的工［工］作，我们还须尽力使徐、唐之间不生误会与冲突。2．湖北省政府委员名单。特立同志来信提出十一人，我们以为九人已足，可除去徐谦陈公博。其余九人如下：唐生智邓演达刘佐龙王法勤陈铭枢蒋作宾詹大悲李汉俊邓寿全〔荃〕倘必须十一人，亦宜另择二湖北人，因原来名单十一人中湖北只四人，太少不妥当。3．湖北省政府设七厅，其名单亦应改正如下：主席兼军事唐生智；财政刘文岛（最好能换一人）；民政蒋作宾（特立同志原提的是王法勤，我们觉得民政需要一个湖北人）；司法张国恩；教育李汉俊；建设王法勤（特立同志原提邓演达，我们以为邓在鄂难以占脚，蒋如另有发展，邓仍以去蒋处为宜）；商务詹大悲。以上数事，均望粤中根据中央意见对外提出。三、江西政权问题1，若蒋不离开江西，则江西政权当然归蒋；但须加入二、六两军的人，因二、六两军在此次战役中牺牲特大，他们的思想也左倾些。2．蒋若赴江、浙，则江西当交给二、六军，非此不能令老谭〔3〕安心。3．报上颇宣传李烈钧有得江西地盘消息，这不仅引起二、六军的反感，而且李之思想太右，如果真有此事，我们应该极力反对，使其不能成为事实。四、汪精卫复职问题中央前日已有信致粤方，谓蒋既有电表示，大会又已通过迎汪复职，战争情形又好，故汪应即回；蒋、张诚意迎汪与否，愿汪得权与否，都不必顾及。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始能建立。至于汪回的地位问题，他不必与蒋争党的名义上的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要职，即令一职不任只要他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为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蒋此时在全国迎汪高潮中，对汪亦只能有暗斗，而不能有明争，更不至有武装的冲突。若汪不回，则蒋反得所籍〔借〕口，说汪自己不愿回来，不是他阻止汪回。此次会议，对于这个意见也是同意的。又近日上海报载：广州接受蒋之提议，将政府及中央党部均迁移至武昌，此亦系蒋实际阻止汪回之策，此事必须反对！政府及中央党部若迁武昌，不但汪不能回，并且左派诸分子势必相随赴鄂，所谓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等计划，因此都〈成〉泡影。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刊印注释〔1〕顾内阁指顾维钧内阁。〔2〕伍同志指伍延康。〔3〕老潭指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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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1〕（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五日）一、正在发展的中国民众革命斗争，不仅是中国向帝国主〈义〉国家求政治独立的斗争，而且是要求建立完全民主制国家的斗争，即是说要推翻城市和乡村中封建官僚（军阀土豪）的政权，并在平民民主政权上统一全中国。二、解放的斗争已到了这一阶段，即有许多新的行省已来受国民党的影响，巩固国民党的军事胜利问题和扩张国民党影响以为创立民主政权基础问题，已提出于议事日程。此时适应于这一革命阶段的农民政纲问题，对于本党是有十分紧迫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政纲不仅在农民过渡的要求的意义上面，而且在整个农民运动的最近的任务和目的的意义上面。根据广东，湖南，湖北及其他诸省农民运动的经验，现在已经能确信地说，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解放斗争是要失败的。他方面，范围日大一日的农民运动再向前发展下去，将推动国民党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去反对那剥削农民好〔奴〕役农民的一切封建强盗的形式，这个便就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成功的保证。三、中国共产党明显了解，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但在平民民主革命的这一阶段，却以为尚未到提出土地收归国有口号的时机，因为此时中国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乃是军阀，买办和帝国主义者，若于此时提出此口号，则将引起农民内部的内讧。四、经过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实现城市中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应用在乡村来，应该在这种意义之下，即联合小农，中农，大农和佃户以对抗地主劣绅。引导这些农民分子到斗争中来，不仅不妨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益，而且是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基矗自然，在乡村反对军阀，地主，劣绅的联合战线内部的阶级冲突，不仅不能因国民政府的农业改良政策而消灭，而且全国军阀政权推翻以后，这种冲突必然更要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不断的展开农民口号，以提高平民民主革命使之进于下一阶段，同时又适应于这一阶段的总的政治的任务。国民革命这一阶段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各种社会成分各省籍的军事领袖指导下的革命军。革命军的胜利促成革命的发展，但其自身亦是全国发展的解放斗争的结果。这种胜利必然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幻想，使群众独立参加斗争的决心和准备软弱下去。在农村中，因许多历史条件的关系，劣绅阶级（地主包含在内）乃是事实上的政权，农民阶级改善其地位的最低限度要求的斗争，就变成反对劣绅政权的斗争。他方面，农民群众要求革命军和国民党改善其地位的希望所以不能实现，不仅因为国民党没有决心和革命，不愿站在农民方面，而且因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于劣绅地主时常表现软弱。这种情形使农民不得不直接为夺取乡村政权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应该指导这运动，提出建立乡村农民政权之任务于农民协办——革命运动先锋队面前。只有依靠在乡村〈的〉农民政权之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其地位，井展开反对中国民众敌人〈的〉斗争。五、根据上面所说以及本党中央过去二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本党中央特提出如下之政纲草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至五日远东局和中国共产党［共］中央为准备赴共产国际扩大会的联席会议所拟的中国共产党农民政纲：（一）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并要由革命的农民建立平民的政权。(二)革命的农民参加县政府组织。（三）武装农民，乡村中一切武装势力受乡村的革命民众政权所指挥。（四）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五）保证佃户在其所耕种地上有无限期租佃的权利，并由农会合同革命政权的代表规定租课额。（六）禁止一切欺压迫的契约，包农转租契约〔2〕亦包含在内。（七）取消以前关于租佃的欺压的契约和欠账，禁止重利盘剥。（八）规定整个一定的农业税，取消苛捐杂税，废除陋规。（九）国家经过农村革命政权机关之手以帮助农民和农村经济。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这个草案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至五日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的，准备提交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审查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2〕包农制又称二路地主，即用许多资本组织公司，先由公司向田主方面包承田地，再由公司将田地转批给佃农；或者佃农已先向田主方面批得田地，公司又硬将佃农已批得的田地夺去归公司手上转批。这种转批田地的契约，叫包农转租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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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复粤区信——关于国民党工作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复粤区信——关于国民党工作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1〕十月二十一日来信〔2〕有关于K．M．T．工作几点，兹答复于左：来信所谓：“我们没有因为帮助左派及对整个的K．M．T．让步的原故，就袒护K．M．T．及国民政府违背民众利益的举动，我们皆站在革命利益的观点上公开的积极的批评他。”这几句话非常之对，因为C．P．可以对整个的K．M．T．让步，而不能使民众对他让步；并且若是我们使民众对他让步，便是帮助了右派，削弱了左派。不过粤区执行此政策并不充分，尤其是过去，因为老鲍很害怕因此C、国发生冲突。来信所称“须帮助左派使之到群众中间去作工作，但也有例外，南路的农运差不多是C．P．包办。”无左派的地方，我们当然要去做工作，惟不可存包办的心理，更不可于工作时不注意造左派，更万不可有左派的地方我们不让他们工作，怕他们夺去群众。我们知道粤区同志嘴里已经说：我们要和左派合作，我们可以让左派去工作，我们要造左派；可是实际上怕左派夺取群众之心理仍旧存在着，此心理不除去，永远是左派发展的障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左派若没有群众，我们留在K．M．T．做什么？我们也无须过虑K．M．T．左派夺去群众便会使我们失了群众，只可虑左派得不着群众，这些群众走到右派去。并且我们最要当心的,K．M．T．左派若不能成为大的群众党，所谓左派政权还是一个幻想，其结果会有使右派对我们发生李济琛的“三月二十”之可能。来函所称在各县发展群众的左派党部和群众的人民联合会，如此帮助左派，使C．P．与左派群众间有一正确的关系，以推进革命运〈动〉，这样的办法非常之好。惟若过于忽略了左派领袖问题，也是一个错误。此理由详见中局和远东局联席会议关于K．M．T．问题的报告，兹不赘及。在这封信里面有两个观念是必须矫正的：一是说：“我们依照这个原则，依照每个时期的环境来决定实际工作的方法。”一是说：“我们始终保持了‘苦力’的身分帮助左派。”在第一点，我们应该说：根据每个时期的实际状况，在可能范围内，依照原则改造环境，这才是马克斯的革命主义。若离开原则，跟着环境走，这便是机会主义。一面说依照原则，一面说依照每个时期的环境，两个“依照”放在一块，前一“依照”便成了一句空话，遂至无原则的跟着环境走，前后政策刚柔绝异（其实即前后环境亦未必相差如此之甚），实际上是无政策，这是老鲍及粤区同志对K．M．T．态度之根本的错误。在第二点，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到K．M．T．作工，决不是什么为K．M．T．当“苦力”。阶级争斗的过程本来很长，不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运动是阶级争斗，不但一切国家里各种要求的罢工是阶级争斗，即殖民地半殖民地为无产阶级组织出版罢工之自由而参加国民革命工作，也是阶级争斗过程中必要的工作；我们对于此项工作，不能很简单的看做为他阶级当“苦力”。，老鲍的“苦力观”，在我们党中会发生两个危险倾向：一是左倾同志会因此愤懑，不愿为别人当苦力而怠工；一是右倾同志会因此当真K．M．T．化，变成单纯的K．M．T．苦力，而不是立脚在阶级观点上去作工。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为阻止老鲍的“苦力说”在党内流行而奋斗！根据《国民党问题讨论集》第三辑原油印本刊印注释〔1〕本文原未署时间，年月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2〕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粤区来信》，见本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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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阎联合问题与对奉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中央给北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冯阎联合问题与对奉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中央给北区信）〔1〕奉张现时利用国民政府及孙传芳两俱疲弊〔敌〕之时，向国民政府提出很苛的条件。其最重要的三点：一是承认张为总统，取消国民政府；二是要得苏、皖；三是国民政府容认他自由解决冯玉祥（据杨丙所携回条件，十分真确）。除苏、皖地盘尚可商量外，其余都是国民〈政府〉绝对不能让步的。我们当初曾十分考虑，既然不能毅然拒绝他，促起他联孙以图粤，又不能承受他的条件，因此主张：一面对此主张延宕不决，一面迅速合四、八军及海军新的力量加入赣战，迅速解决孙传芳再与奉言和，彼时当容易对付。总之，孙是必须破灭的，孙不败则武汉的局面总不能坚固。据最近兄方来的报告看出，奉方的形势也不见好。如：1．奉鲁的冲突；2．财政的困难；3．日奉间的暗潮（日人在满金融之投机，实给奉张以难堪，逼起奉张枪毙倒把中国商人）；4．是吴犹未灭，孙是奉仇；5．是安福派极力活动，此种活动又颇得日之赞助。以上皆奉张内部的冲突纠纷，已足使其困难应付。张作霖虽有气吞全国志得总统的野心，亦不易进行。最令奉系恐怖的还有冯玉祥在西北之再起，随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国民政府要想达到北方，则冯的势力当十分注意维持（冯之骑兵、炮队、甲车队，皆南方所不能有之武器）。自然奉张如有志南方，亦非消灭老冯不可。此时冯要在西北站住，必须采取以下的政策。即：1．联合山西阎锡山以抗奉；2．以二、三、五军再佐以一军之一部肃清陕西全境吴部，屯重兵于潼关；3．合陕、甘，晋，绥四省打成一片（不侵犯阎的地盘），自能形成一种伟大力量，一方面冯可从容练兵以观时，一方面使奉军不敢轻动。这个策略是十分必要。冯、阎间之联合我们可以经过安福系的手去造成（因为安福素来视阎为其势力），可以同安福系人说，这四省的联合可以不反对段再出山为总统或执政，且可相当援助。段得此意外势力，自然要高兴万状的在日本及奉张内部活动。段政府成功，则奉张对冯、对南的进攻更遭受极大的牵制。此事极关重要，塑速设法执行。我们既已看清奉系内部之纠纷冲突甚多，他的势力并不十分可惧，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态度可以稍硬一点，可以向他表示：1．在奉军势力下之各地一切政治设施，奉张均可自由为之，即张要做总统也不反对；2．奉方若不向国民军、国民政府进攻时，国民军、国民政府也不反奉；3．江苏、安徽地盘之谁属，全看那方面的军队先取为断，如奉方先取可以属之奉方（如张真能立刻出兵攻孙，我们也是需要的）。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刊印注释〔1〕本文原未署作者，据十月三十日《中央对鄂区政治军事工作的指示》一文的内容与本文的联系判断，当为中共中央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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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鄂区政治军事工作的指示（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给特立同志及鄂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对鄂区政治军事工作的指示（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给特立同志及鄂区信）·附一：特立同志自汉口来信——关于与孙传芳议和，湖北政治与党务情形等（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附二：鄂区书记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一）…………〔1〕（二）杨丙所携来奉方条件十分奸险，绝对无容纳之余地。此时宜一面极力设法延缓杨丙之归期，一面迅速实行灭孙或和孙，灭孙或和孙之后始可拒绝奉天要求，对之做防御战；冯已起于北方，对奉防御战是可能的。灭孙宜直取皖、苏、浙（自然可以利用陈调元、王普、白宝山等），吾等宜改变从前不取下游之计划，因陈、王、白等小军阀不能独力守住苏、皖做国奉间之屏障，而且九江一破，北伐军在事实上必然顺流东下，不可阻之也。和孙即应照孙所提条件，由孙放弃赣、闽，共同对奉（果如此极好），不必再有增加。兄等给加同志信中所主张对孙和战两策均迂，远不能抓住要害，望再行详议，函加更正。（三）泽湘既任政治部，党书记一时不能另派人，可由立三任之，调少奇来此任中央工委书记。泽湘任政治部自然没有向唐说须C．P．中央同意之必要，更不是代表C．P．；然亦不必表示以个人名义，因为唐明知其为C．P．党员，我们亦不可令唐感觉得C．P．分子可以个人自由活动也。此义至要。既然如此，防唐恐将来受缚束，泽湘仍以就顾问而不就其他实权官职为是，如已就则不成问题。（四）海军运动非常重要，邓氏惜小钱而昧大计，难怪唐生智鄙视他们是一群小孩子。陈扬镳到汉，他必能负责令杨树庄在九江行动，他们所提之要求均应一一许之。望告邓氏办大事须有阔肩膀，如虑汉口不能得五十万元，可电商广东，吴廷康已有电给鲍，嘱其出力赞助此事，因此举关系北伐军胜利太大也。（五）仲给必武、汉俊信事已过去，此时可不发表（本不拟在向报登出），惟此次对武昌北军办法实欠妥当，使他们得以借口宣传南北战争的口号。由民众裁判陈、刘是对的，若是处以极刑，不但打死老虎可耻（活老虎周星棠尚在，其作恶岂在陈、刘之下？群众何不治之），且因此坚未来北方将领死守之心，在眼前鄂西就要受影响，大家曾虑及之否？陈、刘当然不能释放，其处死与否，陈去以巨款为条件，刘则以劝降张联升等为条件。（六）湖北政府委员十一人中断不可无唐生智，所列名单中有‘唐生智或陈公博’，若有陈公博而无唐是逼唐反也，万不可不改正。刘文岛最好能去掉，然代之者必为唐所推举，万万不可代以陈公博。民中、民省及国民政府对唐态度均极错误，应设法使之改变。（七）驻鄂政治分会最好是不设立，俟稍迟政府及中委迁鄂如必须设立，宜加入蒋、唐（唐表示要参加）否则一事办不动，反使中央委〔威〕信扫地。（八）杨森到底怎样，据一飞报告似尚有希望。贺治华已回，已令其电朱玉阶来沪，免为杨森所愚。（九）日本军事专家谓：孙军精锐在沿南浔路，南昌只少数军队利用坚城而守，因此九江、南昌得以相互策应；南军不先向沿南浔路击破孙军精锐以断九江、南昌间之交通，而徒然集大兵于南昌城下，久攻而疲，后援不继，敌人则由南浔路更番来援，甚易活动，因此‘攻城’是南军失策之一云云。此言可转达加兄考虑之。（十）东方社传蒋将向闽，以攻赣事委之李烈钧，此消息或不确。如果有此事望即告加、邓切力阻止之。因李比唐生智更右得多，且决不能指挥一、二、三、四军也。（十一）…………（十二）兵工厂反动的技术人员如系少数人入，不能号召群众为他们地位而罢工，则任政府处置；如果他们能鼓动群众罢工，则目前不可轻动，宜俟我们拿住群众再对付这班反动分子，否则群众站在他们那边为他们起来罢工，那时我们便无法应付。广东已发生这样事变，湖北也要小心对付。（十三）京汉工作，在汉口目前只能注全力于南段之群众的组织，京汉总只须组织一临时委员会（三人：史文彬、刘文松、江岸一人），不支薪水，办事处附在全中办事处〔2〕。无须房租薪水便无需所谓开办费与经常费，至要至要〔3〕。（十四）…………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刊印附一：特立同志自汉口来信——关于与孙传芳议和，湖北政治与党务情形等（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邓演达及俄顾问昨午由江西高安回，言北伐军在江西损失百分之四十，惟士气尚好；孙军渐形涣散，情形有利于我方。孙派代表向蒋言和，谓可放弃赣、闽、惟须保苏、皖、浙，暗中结约共同对奉，商妥后即由赣撤兵，蒋方不追击。蒋意如孙不干涉浙夏之独立，即可按照上列条件与之讲和；加意主张表面与孙讲和实际准备总攻击，并须获得安徽全省以位置第七军。弟等不赞成第七军攻打安徽之办法，由弟及俄顾问致函加兄，原函抄上一份，请察阅。此事事实上不能候中兄决定，只好据此间所知实际情形如此决定也。其他军情已略有改变，详云臻兄报告，然无关大局也。政治情形。唐太聪明，野心亦大，已属湘另做报告。邓太傻，各方都不满意他的态度。汉俊弟兄欲弄鄂人治鄂把戏。陈可钰为人甚好，真左派，弟已与之长谈一次，惜在病中。如此情形，实无政治可言。第一，须请粤方速派季龙来；第二，此次民党会议详情请告此间。党务仍然涣散，因同志过去未受训练，许多同志比较更重视民校。泽湘多外务，区委甚冷静，诸事不甚接头；汉地委及工会方面比较还有起色。一飞兄须九江下后才能来。唐要泽湘做他的政治部，事实上泽湘做此事比做书记适宜，泽湘仍欲请中兄明示。弟及此间同志都以为中兄既主张泽湘做唐秘书，做政治部主任当更无问题，可允之而无问题也。俄同志意唐要泽湘任政治部，即以个人名义含糊允之，不必向唐说须中兄同意。泽湘任唐政治部，处处须表示以个人名义、民校党员、实际c．P．党员资格任职，并非代表c．P．任他的职务，免得唐要彭为他向俄借款与俄直接关系及c．p．以及c．P．在国民党中助他等义务，如唐要求偶不遂，将怨及彭并及C．P．，此点须严格遵行。弟亦极赞成此种意见。……应瑞舰事可停止进行，因邓等万难给钱故也。……弟现以大部分精力进行对同志的训练及办一周刊，因组织松懈，大小事均须照顾，忙得不堪，因此一时不能去湘一行，已函请维汉兄来汉住二、三日，商对唐策略及其他许多问题。…………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刊印附：致加伦信：对孙传芳和张作霖的策略（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4]铁洛里同志已于今早安抵此间，今晚已晤面，略谈对于对孙策略，铁洛里、尼及金及弟共同商议结果如左：一、中央主张唐打安庆，因在上海听说唐与孙妥协，不愿助蒋打江西，蒋亦不愿唐再插足江西，因此中央主张唐打安庆以绝孙之归路，玩际即参加江西战争，又免老蒋之疑忌；并非主张获得安徽全省，更未谓按照对奉关系可取安徽而无即与奉冲突之危险，与加兄主张以安徽给七军之主张完全不同。二、张作霖与张宗昌之间现有裂痕，对南政策，宗昌主张联国民政府取孙之苏、皖之意；作霖不赞成宗昌即抄孙后路，主张蒋、孙与唐、吴双方均精疲力尽时，再行出兵南下京汉及津浦两路“讨赤”，顺利灭孙、吴并打国民革命军。现作霖势力恐其主张或须实观，如七军获得安徽，必促进与奉方之冲突。三、在军事方面，战线太长，江西各军损失百分之四十，财政难维持一月，均无再打安徽和进逼江苏之可能。四、如让孙军安然退出江西，使其在苏、浙、皖重新巩固其势力，将留国民革命军以极大之危险。五、王普已派吴沧洲代表到汉议归顺条件，陈调元、陈仪、白宝山等均可反孙。六、我们策略如左：Ａ．积极准备在江西境内对孙之总攻击。闻四军已到阳新，一俟准备就绪即速进攻。Ｂ．在未始总攻击之前，表面仍然与孙议和，提出孙动接受之条件如下：1．承认浙江独立。2．无条件赞成孙先生之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至省民会议等。3．赞成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关税自主，反对外舰自由驶入我国海口及内河屠杀我国同胞。4．归还招商局、三北公司、宁绍公司等本国商轮。恢复长江交通。不得妨碍航行之自由。以利商旅。5．不得蹂躏八民团体及政党之言论、出版、集合〔会〕、结社等自由。再不准有拘捕因援助万县案而开会之上海各团体代表等类事件发生。6．立即取消戒严司〔命〕令，所有战事期内被捕之人应立即释放，被捕杀者应即赔偿并惩办凶手。7．上海永不驻兵，取消上海兵工厂，以上海市政还之上海八民。以上条件或陆续的或整个的向孙提出，使孙以为我们与他言和，懈孙兵之斗志，并可由蒋根据上列各点发表通电，不但可塞和平运动之口，且可得许多人之同情。Ｃ．我们不可出一个兵到浙江、安徽、江苏去，亦不要夏超、王普等加入国民政府，使浙、皖甚至苏省表面上为独立省，暗中与夏、王等结对奉对孙之密约，为最近期内国民政府与奉张间之屏碍。七．七军既然绝对不到安徽去，战事结束后再决其驻扎地。此间鄂北、鄂西两面战线无重大危险。蒋请汪之消息传来后，国民党同志对蒋信仰较前高十倍。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刊印附二：鄂区书记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1，唐之态度最近邓寿荃来汉，持曼〔蔓〕伯〔5〕介绍信，经几次长谈，邓为人确甚能干，且对我们意见极力尊重，邓要湘与唐面谈，已谈数次，第一次与唐谈四、五小时，湘提出如下数问题：ａ，唐与民校关系。唐表示渠相信民校之革命程度不如C．P．，内部分子亦太复杂，殊难望其彻底革命，但就目前中国之国民运动看非拥护他不可。对于湘提出应同意革命的左派政纲，集中革命的份子使此国民党能成能负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同时唐应站在国民党以内来作国民革命，来使国民党变为有力之政党。唐对以上诸点均同意，并表示此后决在国民党以内受国民党指挥。湘提出具体办法：（一）与民中央、国民政府发生密切关系，遇事电呈广州，并已由湘为唐拟出数电发出。（二）对湖北军民政治均须与省党部协商，并即日唐以政治会主席名义请盛市两党部交换对于湖北政治意见。（三）对左派领袖应极尊重，如王法勤等。唐已与王长谈数次。b，湖北政治问题。鄂区已决定一最近政纲之各重要点，由湘与唐商议，唐表示赞成，并云即根据此与盛市党部协商。c，对汪复职问题。唐云当我与广东发生关系时，谭、蒋、李等均怀疑，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惟汪先生能见到全国革命之需要，毅然承认；汪先生在党之历史及政治上之地位，我论公论私均必拥护之，惟恐蒋疑我拥汪倒蒋，故至今尚未发电欢迎汪先生复职耳。d，对蒋关系。唐表示蒋为人太猜忌，喜用小手段，惟现在以全国情形而论，内部决不能有何意见，至使目前胜利又遭波折或竟至失败，故现在对蒋决绝对服从，遇事请命，遇事忍受。但唐又有意希望有人能将唐之态度使蒋更为明了。e，政治部唐云决换刘文岛，请湘或曼〔蔓〕伯担任。2，蒋之态度蒋前已来电云将湘、鄂两省政交唐主持，唐即去电表示不能负责；昨日已由邓演达带来蒋手书一函，请唐负责，词极诚恳，可知蒋已对唐让步（唐将蒋函电均给湘看过）。3，刘之态度刘近来极力拉拢李汉俊，耿丹等，欲组一完全湖北政府，后见事实难于做到，决定只要唐能与刘一点枪弹即可让步（唐今日对湘云决拨三千枝枪给刘）。4，湖北政府问题现广州民中决定组湖北政府，由湖北政治会、省党部合拟一名单交中央核议，再由中央发表。唐今日找湘去商酌，其名单如下：委员：邓演达、王法勤、唐生智或陈公博、刘佐龙、蒋作宾、孔庚、詹大悲、李汉竣胡宗铎、邓寿荃、张国恩。厅长：民政王法勤或邓演达；军务刘佐龙；建设蒋作宾；商务詹大悲；教育李汉俊；司法张国恩；财政刘文岛。以上名单湘根据区委意见均表示可以，惟对刘文岛则表示不满。唐极力为刘说话，湘见此情形即云：兄与省、市党部商酌时如通不过时请不要坚持。唐云如万一党部不能同意可以商议。根据以上各点观察，唐已由事实上之湖北统治者近而为名实兼全之统治者。唐对湘表示渠绝对要作一革命的左派的国民党，无论国家前途及个人利害，只有革命，只有拥护多数人利益的革命，才能站得住；不过在党的历史太短，工作太少，兵力较多，自不免令人怀疑，当在事实上之努力以释群疑。民中已决定在汉组织政治分会，闻无唐参加，唐意欲参加，请电知鲍同志。唐屡次表示，希望将他的态度间接使民左知道。关于湘任政治部主任，兄意见如何？特立兄欲湘允诺，湘今日对唐未表示拒绝。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刊印注释〔1〕本文及附件之省略号均系原有的。〔2）全中办事处指全国总工会驻武汉办事处。〔3〕本文及附件原均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4〕本文原无时间，据附一《特立同志自汉口来信》第一段所述判断，其时间当为十月二十四日。（5〕夏曦，字蔓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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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宣传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宣传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附：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宣传大纲各级同志们：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快到了，当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都应起来表示自已的力量，向统治阶级示威，重新考察自己既往的经验，准备新的进攻。在我们中国受重重压迫的民众，尤其在北伐军将到胜利，封建军阀统治根本动摇，民众革命情绪高涨之时，今年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意义对我们更是重要。我们应利用这个纪念日，作以下几种重要的宣传工作：（一）从“五卅”以来因苏联积极帮助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结果，已使得帝国主义和军阀及一切反动分子如国家主义派、研究系等拼命造成一反苏联的宣传，造成“赤色帝国主义”的恐布〔怖〕，这是对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很大坏影响的。现在北伐军兴，反苏联的空气虽然压倒了；但仍然是存〈在〉的，我们应在纪念日作盛大的联合苏联的宣传，向群众解释苏联的真象，苏联帮助中国的各种事实，尽量揭破帝国主义与苏联对中国的不同点。（二）应指出十月革命所以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在：（1）有真正的革命群众，（2）有真正能领导群众坚强的政党—共产党，（3）革命是真正站在群众的观点上，革命后革命的苏联政府真能保护群众的利益。由以上这些十月〈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应用到目前北伐的环境，指出北伐军、国民政府应师学苏联的十月革命才有真正胜利的可能。（三）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之另一原因是工农群众的自觉与自己的奋斗，由此便须唤醒和煽动中国的工农群众和一切革命群众，自己起来积极参加北伐的及一切的革命运动工作。在北伐军、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内民众应积极起来要求参加政权，尽可能的取得一切应有的政治权利。（四）此外，在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及国民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我们应以国民党名义或其他社会团体来号召广大的群众大会、讲演、游行、示威；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地方，亦应尽可能的召集会议或游行发传单宣言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Ａ，接受苏联对于中国民族解放的援助。Ｂ，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应与苏联的革命工农结成亲切互助的关系。Ｃ，反对苏联便是赞助帝国主义。Ｄ，反对日本走狗张作霖破坏中俄条约。Ｅ，接受十月革命的革命经验。Ｆ，拥护北伐军的胜利，中国国民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其余的口号可按各地方的情形酌定）底下宣传大纲各地可酌量采用〔1〕。承宣〔2〕1926．10．21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附：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宣传大纲一、中国劳动群众及求解放的全民族——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商人——在这俄国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的纪念日，应敬向苏联劳动者、工农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友爱的敬意，——苏联共产党领导俄国工农奋斗以反对地主资本家及世界帝国主义，并帮助工农创立［工农创立］苏维埃共和国。苏联劳动者这个伟大的纪念日亦是我们的纪念日，因为苏联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以求民族解放及民众革命政权之斗争中的第一个兄弟和同盟者。二、世界上第一个劳动共和国存在至今已有九年了。一开始，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德国，英国，日本，法国，美国都武装起来进攻这个共和国。他们各派遣军队进攻红军。他们帮助反革命将军台尼金，高尔恰克，祜镇尼茨这班俄国民族的叛徒，想恢复俄皇，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红军在公开的战争中战败了帝国主义者和白党将军。经此五年的和平，苏联工农自己恢复了那被战争所破坏的经济。在共产党和劳动者伟大导师列宁指导底下，苏维埃政权开始按社会主义原则建设经济，现在在社会主义政权直接管理底下已经有一切的工业以及农村经济。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大强国。世界上差不多一切的国家都迫得去承认她。三、对于中国劳动者，对于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一切战士，去研究并了解苏联劳动者所以战胜强大敌人之原因是异常重要的。落后的旧俄国之民众，亦如在中国一样，也是生活于困苦惨痛之中并受地主和俄皇腐败官僚所压迫。千万的农民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赋税又十分繁重，贫农迫得向有钱的地主求当佃户，每年纳出很高的租课。而在城市里，工厂的工人替资本家〈做工〉，得到很低的工资。苏联劳动者怎样从这种压迫底下解放出来呢？俄国革命为甚么能胜利呢？苏维埃共和国为甚么能够抵抗一切的敌人呢？我们这里发现三种原因：第一，俄国工人阶级创立了强有力的革命党——俄国共产党。俄国共产党始终密切接近于工农群众，坚定领导他们奋斗以反对压迫者，结合工农间巩固的同盟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奋斗。第二，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站立起来的，不是几个小团体，而是全体民众；一切工农在敌人未曾打败之先是不放下武器的。第三，十月革命一经胜利马上就先满足工农群众的要求，农民几百年来奋斗以争地主的土地，革命成功马上就分地主的土地给他们。这样，便扑灭了从前压迫俄国的反革命地主阶级。这样，万万的农民就站过革命这边来，变成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帮助工农政府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土地分给农民之后，便造成了这个强固的工农联合，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力量。第四，苏维埃共和国练成真正革命的红军。红军在斗争中与全国革命团体结成密切的联合，因受共产党的政治教育，遂养成伟大的势力。中国革命目前还未到社会革命的程度，但俄〈国〉波尔扎维克军事上坚决的策略现在是可以在中国应用的，中国的劳动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政党，应该学习十月革命这些教训，利用之于求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四、最近一年，我们的反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军阀的斗争，是异常紧张的。去年“五卅”上海工人宣布总罢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者，——从那时起，民族革命斗争已达到很高的程度。上海罢工，随后香港十六个月的罢工抵制，便是民众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历来剥削压迫人民之一种伟大的严重的答复。上海、香港罢工工人，得着全国各地学生，商人热烈的帮助，上海和沙面的屠杀及随之而起的罢工运动，使多处农民觉醒转来，我们在这一年中看见许多农民暴动：在广东，在河南，在山东，在陕西，在湖北，在湖南，那里到处都发生革命的农民组织。这个革命运动高潮巩固了广州国民政府，农民协会、工会及香港罢工工人的罢工委员会都是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在北方，也因这个革命运动高潮，使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恐怕民族革命运动之成功，遂结成联合战线，爆发所谓“反赤战争”。国民军因为政治上的错误，首先因为他们不能将他的斗争结合于广大农民群众利益，所以当不住反动的枪刺，返兵、撤兵、退守。反革命的军阀那时就已开始向广东进攻。但那里，反动的军阀吴佩孚和赵恒惕倒碰着广东方面坚强的抵抗。五、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得着了重大的胜利，占领武汉及湖北全剩吴佩孚——这个汉奸、英国帝国走狗，工人，农人，学生的刽子手，现在已受了重大的打击。别一个军阀，别一个英国帝国主义走狗孙传芳正在出死力奋斗为保得其地盘。英国帝国主义者比谁都恐怕失去其在华的利益，它竟直接拿武装（炮舰政策）保护其特权，他们炮击万县并派遣军舰向中国走来，准备在上海及扬子江流域厮杀，他们以军火金钱帮助孙传芳，同时他们又准备帮助张作霖和张宗昌以进攻南方革命的军队。帝国主义者全体都惧怕北伐军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欲加倍帮助张作霖，选举他为中国大总统，与之缔结条约，借几千万元给他，以田赋和铁路为抵押品。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哀的美敦书以保持不平等条约。六、从红军战胜帝国主义者和白党军阀的经验中，中国革命应当了解其革命军队作战和劳动群众直接奋斗中间互相关系的这一个教训。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并非仅在南方军队打败了并扑灭了反革命军阀的武装势力，如果这个斗争只有国民革命军参加，广大民众—声不响或参加极少，那末我们一定不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不能够解放中国民族。南方军队所以胜利，本是由于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之帮助，可是斗争发展下去必是参加革命运动之民众愈加增多，才能够得到胜利，湖南、湖北、河南的农民暴动打击了敌人，使吴佩孚处于经常危险的状态。农民仇恨吴佩孚，打击吴佩孚；同时便是促成国民革命军胜利。工人群众对于国民革命军的胜利也有同样重要的帮助。在北伐军中，有许多新的未受过革命训练的军队加入，这些军队指导还是旧时军队，与民族革命没有多少关连，这里对于民族革命斗争发展前途有很大危险，北伐军及其首领都应该明白工农群众对于军事上及战胜军阀的行动上有很大的意义。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只有与革命群众联合才能成为革命的军队，不然，如果他们不保护工农群众及其组织，那末他们就要变成反革命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雇用者，民众将离开他们的。七、俄国工农帮助红军斗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和白党将军，同时就在各农村、各城市、各行省建立新的革命的政权，不顾惜的扑灭到处的反革命。我们也要学他们这样做。北伐军的胜利，重要的就在工农及全民众得着了建立革命组织的可能，在湖南和湖北民众广大的组织起来，在城市在乡村都是一样，——政府应该帮助这种革命的组织。工人在城市组织起来，都为的是要改善其生活，脱离历来的困苦艰难的状况。劳动者这种奋斗，革命政府应帮助之，革命应该改善劳动群众的经济地位，但这只有劳动者自己坚决的奋斗才有可能。在湖南和湖北，工农商学的联合委员会也须组织起来，其任务就在联合革命的势力，建立民众的政权。这种组织的重大工作就是：应该驱逐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参加任何政权，应该修改地方管理的形式，应该在每个城市每个乡村由工农革命团体参加推出新的人材以巩固革命的组织并建立地方的革命的政权。现在国民党也正在到处发展并巩固，在工农中间，中国共产党也日加巩固起来。中国民族革命的力量就是这些革命组织的力量。只有在这些组织的奋斗底下，才能够召集国民会议，才能够建立各县、各省和全国新的民众政权。八、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在九年之间胜利了并巩固了，也是因为不断的和世界无产阶级相连络，他们帮助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英法工人逼迫该国政府停止与苏作战，承认这个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并与之恢复商业关系。现在英国帝国主义不仅准备向中国作战，也准备向俄国作战，在这时候，英国工人便起来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种行动。同时苏联工人阶级也尽全力帮助欧洲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土耳其、阿富汗、波斯因得苏联的帮助而日益独立起来，免得受英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苏联工人阶级在最近五个月来，以很大力量帮助英国罢工的矿工，苏联与世界无产阶级中间的联合，是苏维埃共和国之最稳固的支柱。中国民众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该学苏联的榜样。中国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是很强的，只有结合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结合于世界无产阶级，只有结合于苏联，我们才能够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并取得自已的解放，中国劳动者的这些同盟军是决不会欺骗我们的。最近几个月来，英国、德国、法国工人都受共产国际命令帮助中国。“手离开中国！”“打倒军事干涉！”“中国解放军万岁”等口号到处听见各国的工人热烈的欢呼。这样的欢呼已经是直接帮助中国劳动者了。我们现在已经看见帝国主义者也犹豫不定起来。英国帝国主义想开始与中国作战，就不十分容易，因为有组织的英国工人阶级已出来反对这个战争了。九、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很明白知道，苏联是中国民众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因此每次当反动开始向革命的势力进攻时，同时也就有人反对苏联。今年初，他们反对苏联就是在吴、张联合共同进攻国民军、广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时候，外国帝国主义雇用的走狗以中西语言在各种报章做反苏联运动，传布假造的消息，仿佛以为苏联已改变其对华政策了，苏联也有侵略的倾向了。奉天的反革命军阀张作霖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尊奉日本为满洲经济的主人。他企图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中国与外国所订唯一平等的国际条约——中俄条约，张作霖竞破坏之，不得苏耿允许，强占中东铁路局，意思是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巩固其在满洲的地位。但张作霖要与苏联作战的目的并未达到。苏联可以耐心等待这位反革命军阀将跟随吴佩孚之后而倒台。苏联是中国劳动群众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俄国工人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他们就是想占领新国家，联合一切帝国主义者巩固其在中国统治权的〔3〕。在苏联，执政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他们是反对任何压迫任何剥削的。苏联政权绝不会变成中国的敌人，他是全世界劳动者忠实的朋友，东方被压迫国家的同盟者。苏联的工农政府消灭了旧时民族压迫的遗迹，把一个旧帝国变成了自由民族真正自由的联合。束缚中国，土耳其，阿富汗，波斯等不平等条约，都被苏联宣布取消了。苏联和中国中间的关系是平等。我们可以从苏联的劳动者取得积极的帮助，帮助我们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每次罢工，苏联工人都捐款帮助我们；每次帝国主义的压迫，苏联劳动者都提出坚决的抗议。（完）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标点不全，编者作了个别增补和改动。〔2〕承宣即李承宣，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号。〔3〕此句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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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于广东市民运动议决案（载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对于广东市民运动议决案（载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附：广东区对于工农商学联合会问题的报告（载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广东的市民运动可以用现在农工商学联合会为基础，广州工农商学联合会不但要赞助国民革命的总斗争，还应当经常的做广州市民运动的机关。现在农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本是工人农民教育界学生商人的联合战线，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买办劣绅和贪官污吏。但是这联合战线中的各阶级各有自己阶级的利益，所以这一组织必然只能是一种联席会议的形式。况且现在因为策略上的关系，这一联合会中仍旧须容纳总商会的买办分子，自然更加应当使这联合会的［的］执行机关没有集权的力量，要增加左派商人的势力，方能保证这一联合战线有革命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当设法使农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除现有的执行委员会外，有一农工商学代表联席会议的组织，做他们的评议机关。这种代表会议，应由各界的群众选举代表组织，人数可以相当的增多，每遇一次总的政治问题或市民问题，便召集代表会议，各界代表都提出主张讨论，然后交执行委员会去执行。如此，这一联合会才不致于容易被右派分子或买办劣绅等所利用。农工商学联合会的市民运动的工作，最初一时期应该以反对贪官污吏为最重要的责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等应当注意日常地方行政的弊窦，揭发贪官污吏劣绅买办等石〔右〕派的黑幕，各自收集事实及证据，提出联席的代表会议，联合一致的反对这些贪官污吏劣绅买办——向政府请愿撤换他们，或以其他方法抵制他们。总之，联合会应当时常提出共同要求而进行共同的斗争。再则，工会，农民协会等可以时时提出关于市政省政的要求，关于地方公益的计划于联席会议，而且现在便应当开始人民管理市政省政及人民团体选举的市民会议省民会议之宣传——尤其是在工人农民之中。农工商学联合会实际上应当是市民会议省民会议的过渡形式。至于直接实行要求地方政权交与民选机关，则须经过农工商学联合会的工作及民权运动的宣传较有准备之后，到各地左派群众团体巩固而有力的时候。地方的民权运动（市民运动）之联合战线里，固然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组织必须自己充实群众的力量，实际上取得领导地位；然而同时必须中小商人群众有较巩固的组织及势力，然后工农方能联合他们以反对大商买办及土豪劣绅。所以商民协会的组织非常重要。商民协会运动的目的有二：1．组织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参加革命的斗争；2．削弱大商买办土豪的势力，就是夺取他影响之下的群众。广州及各县现在的商民协会，客观上可以有极大发展的前途，广东买办阶级（总商会）的政治势力已逐渐低落，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在中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发展并恐〔巩〕固革命势力。至于各县大商土豪阶级（商会）的势力现在大致还保存着，正须亟亟组织中小商人和他们对抗。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应当：1．努力使广州的商民协会群众化，并且要有日常的斗争，指导他们为自己切身的利益而奋斗；2．各地的商民协会也要努力的发展，分裂旧式的商会，不断的攻击商会的首领，而吸收其会中较左倾的分子；3．工农等团体应善于运用策略，联络商民协会而反对总商会及商会中之反动领袖买办土豪等分子；4．努力在商民协会的群众中发展左派国民党的思想，澈底的反帝国主义和澈底的民权主义，并且商民协会受左派国民党的指导；5．我们对于商民协会的指导，当然是经过国民党，并且使商民协会成为同情于我们党的团体。根据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刊印附：广东区对于工农商学联合会问题的报告（载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一）最初成立时的情形1．我们的策略与商人的态度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在成立时不过仅是建立在那次提的取消火油专卖等七条决议案上。当时党的政策并未看他成一个远久的组织，并未当他是代表社会民众势力的永存团体；但因为去请愿等事要他，故暂时成立这个团体，他的工作便专是来执行那七条议决案的，七条议决案做完了，农工商学联合会也就完了的。因此对于这会的组织很缺乏，工作范围也定死了，除了做那七条决议案外不能过问其他事项。这是以前我们对于此会的策略及情形。不过一般商人的希望倒不止这一点，我们可举出两点证明：（1）简琴石那时很想把农工商学联合会弄成各界一个有力的团体，在各县组织分会。他这个意见最初就同我说，我答复他要迟一点，他也就没有提出。（2）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接到很〈多〉公函，要求解决各种问题，各地商人提出很〈多〉很多，会中商界分子很想讨论，但因章程限定了无法讨论，而商人是急欲讨论的，可见商人的希望不同于我们，要高些。我还记得当时党怕他们提出很怪的问题难得做好，故出事已过去可解散了，即不解散亦搁置不管。这是讲以前我们对于农工商学联合会的态度及商人对于此会的希望。2．组织这个会是以下七个团体组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省农民协会，教育会，广州总商会，商民协会，原定四个商会每个派出三个代表作委员，外自由职业者代表二人，商界一共是十四个委员，农会，工会，教育会，亦各派代表三人，共九人，后因工农学一共只九人，三办不如一界之多，才改为工农学各派五人，共十五人，多过商人方面一人。委员会组织一个主席团，每个团体一个［一个］主席，自由职业者亦推定一个主席，总共主席团是八人。分工很简单，仅总务及宣传两部，总务部主任是简琴石，副马伯年，宣传正主任就〈是〉我，副梁培基。初成起每星期委员开会两次（星期三及星期五），庆祝以后只开一次，现在事又多起来了，恐怕要加多一次，仍然象以前那样每星期两次了。3．工作我们提出七条议案，不过是有红花有绿叶，其实最重要的只是取消火油专卖，组织劳资仲裁机关，及解决省港罢工，这就可以说是红花，其余都不主要的，只是拿来做个配角，这就是七条议决案里面的绿叶了。这几条，取消火油专卖是做到了，这点商人大概是满意的，但亦还未能十分满意，因为仍加上了两块特税，并且也有事实的表现，就是加这个特税便有提出改为北伐特税，北伐成功了就取消，可见还稍有不满意的；后来经点解释，也就没有问题了。至于组织劳资仲裁机关，因为我们提出来工人不接受，所以就马马虎虎下去了。最近有个仲裁法出来，也不过是马马虎虎做一下子罢了。关于解决省港罢工，商人是很努力的，商会曾派代表到香港去接接头，但没有结果回来，现在当然不行，不用说了。其余做配角的几项，都没有注意了。在商人方面，对于此会实在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庆祝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那天商人很多参加，水陆并进，可说是民国以来所没有过的庆祝，于此可见其热度。庆祝以后便冷落了，因为我们冷淡了，他们也就没有事做。（二）目前的情形自从庆祝以后，既没有新的事做，农工商学联合会可以说就是在办官差，或者还可说是在办工〔公〕差，总司令部要做个什么，预祝北伐成功呀，祝捷呀，都找到农工商学联合会，还有就是做援助罢工的事。最近情形又有点变动了。在商人方面有这样的感觉：以前的七条决议已成为过去了，现在要有个新的要求，但是自己却叫不出名目来，不象我们能够取个名目叫做政纲；还有就是感觉此会太空了，只是高悬在空中，底下并没有东西，但他们也想不到实际办法，也不如我们知道要召集个代表大会。我们最近的政策，要提出一个政纲和代表大会，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机已到了。1．内部的情形商人方面，总商会的三个代表，马伯平〔年〕是日本台湾银行的买办，有点鬼诈的本领。商联会的林严生也是个买办，入过日本籍的，是中国银行的副行长，右派，以前是常常到会的，但很不轻于发表意见。余厚庵老实点。市商会比较要好些，只是梁培基有点能力，但很糊涂。商协会黄旭星是个地皮资本家，也只随声附和。许坚心是一个大混蛋。简琴石不是那个商会的，他自己便是称自由职业者。教育会方面，陈信明有勇筹，特别热心于黄埔开埠，但也糊涂。陈其瑗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左派。黎樾延是同志。袁睛晖是个小孩，没有什么能力。金曾澄是右派，但没有力量。工农两方面都是我们自已的，可以不用说。从前商界有冲突，就是反对简琴石。在总商会是消极的反对，小商人如商民协会便是很明确的反对，其余也是消极的不满意。这大概都因简以前的历史不大光明，在商人中的信用不好，他活动起来，商人都觉得很吃醋，特别是在庆祝成立的时候很不好，因为简那时对于商人的策略很不好，以为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参事，一方同工农领袖都很拉拢，所以便看不起商人，骂商人。后来我们暗示他不能这样，又改变了些。我们便常是在他们中间，象教训他们的样子，他们争执起来，我们便是应当怎样，作最后的决定，我们的话算是最有力量的，就是现在也是信用最好的。我们可以举出事实：前日庆祝武汉攻下大会，要农工商学联合会学出一个主席，本来这个人一定是商界才对的，但他们力要推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推我去就一定是简琴石去的。再有这次英舰占据西堤码头骚扰事发生，四商会那天正开会讨论铺底捐，我同兆徵走去，他们便马上讨论对付英舰的问题，我们提出四个办法，都一点不改的全文通过。就是他们的宣言，表面上是推由总商会起草，实则还是我们同志帮他作了。最近简琴石的政策已变了一下，较以前的情形便好一点。2．现在的问题（1）领袖问题——拿简一个人做领袖是不行的，我又是外江老，到会还要带翻译，很不象样的，当然不能作此会的领袖，将来我们的计划把总商会的正会长胡颂棠抬出来做个领袖，马伯平〔年〕是不成功的。（2）成分问题——现在组织的七个团体还不够的，将来学联会工代会都应该加入作组织员。广东同志应做这个工作。包〔鲍〕同志有个意见，就是把农工商学联合会弄成有力的团体。从前的计划就是要起草个政纲，并举定××、××〔1〕与我起草，但直到现在仍未作好，目前又很需要这个团体，要使成为很有力量的民众组织，并且要把这个团体普遍的在革命军所到的地方组织起来。3．现在决定的工作第一，要召集个全省各县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大会，广东有九十四县，打一百县算，每县代表十人共一千代表，好象廖未死韵所预备之人民大会一样。代表包括商界、农人工人学生教师军队自由职业者等类人。第二，在广州开会两星期，代表无薪停，但要弄点钱来交给代表来往旅费，及开会期中之膳宿费。第三，会议日程还没有定，大概依照政府所有各部定一议事日程。第四，每一个议事日程有一个报告，每个报告内容都包含这三个：（a）过去的成绩；（b）为什么成绩少；（c）现在还要做些什么及怎样去做。每一个报告要［要］有讨论和决议。第五，每个报告都要编成个小册子，先预备好；内容不能太空了，要多搜集统计，并要有个图；如财政问题，一定要有统计，开路筑港等都要图，建筑道路，增加农村的利益，有多少肥料实业等，都要有统计才行。同时还要搜集关于各种问题的表册在开会时悬挂。第六，准备议案及各种小册子等，由联合委员会下分组各项特委员会办理。关于这个代表大会，鲍同志可以提出国民党补助材料及经费。只是代表的派出还有问题，如果有分会，自然不成问题；农民是统一的，也没有问题；但工会便有问题，商会更不用说是很难选出的，因为许多地方都是有几个商会的，到底如何选出呢？这还没有决定，将来于各县大概再有决定的；但选举一定要完全由人民自己选，不能有县长参加。4．问题总合起来，问题有下面的四个：1．领袖问题；2．组织成分的补充问题；3．政纲问题；4，怎样准备代表大会？（三）结论1．领袖问题现在已要扩大农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及工作，那就应有几个能得群众信仰的领袖作此会的中心，一切问题可先经这几个领袖商量得个一致的意见才提出，那就很容易办了。目前会中还没有几个这祥领袖，所以我们要在每一方面都要抬出一个领袖来，才能使各方面都起来活动，而农工商学联合会方不致成为单方面的，往下冷落。在商人方面，现在的简琴石虽然是一个领袖，还是不能完全代表商人，因为他没有加入商会，没有群众，并且过去曾有错误，商人对他都不满。现在代表商人势力之大者［总］为总商会，因此在商人方面除简琴石外，并提总商会副会长胡颂棠出来做个领袖。在教育会方面则使陈其瑶〔瑗〕出来；农会方面由谭植棠同志加进去成个领袖；工会在我们手上，暂不定人，这是没有问题的。2．成分补充问题以前农工商学组织的团体太少了（仅七个），广州地方的还有几个重要人民团体尚未加入，现在决定工人代表会，机器工人，全省学联会应该加入组织，由我们在中活动，使自动的请求加入。目前可以对学生让步，即时允许省学会加入，但只能派三个代表参加。这点我要解释，因为学界方面教育会已派了五个代表了，所以学联只能派三人，以后教育会应减派代表与学联相等，工会其他暂不加入代表，由全国总工会，工代会，机器工会各分几人组织共同的代表团以整个名义加入。农会如市乡农民应当参加此会，但也不能单独以市乡协会加入，市乡应请于省农会派出代表合省农会组织代表明加入。自由职业者的代表共定五人，可以允许自由职业的团体如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加入，但代表人数照比例减少。委员会委员因事实上不能由大会选出，当由各团体举出其应占委员席数，共同组织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3．政纲问题初起我们仅把农工商学联合会当作个临时机关，只提七条案件，现在要做个省民会议的样子了。以后对于各种运动都可发动，如召集市民大会请愿运动等。可是我们要知道，第一，这是对政府的，而不能在这中间提出部分的问题——商人与工人的问题，农民和地主的问题，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便会马上起分化的。第二，我们在这会里，并不怕右派分子加入，他们加入最多只能消极的捣乱，而我们只向政府提出人民的要求，对于那一方面有关的事我们都不要提出，有提出的也怠工，只由有关系的团体自己去解决。我们是积极的提出共同利益的要求，不是特殊的那一方面的。我们现在要作农工商学联合会运动，应当有个共同的政纲，才能号召各界参加这个运动。这个政纲大体可分这几部分：Ⅰ．关于财政问题的；——苛捐杂税等。Ⅱ．关于民政问题的；——土匪贪官污吏。Ⅲ．关于建设问题的；——发展实业开筑公路等。Ⅳ．市政问题；Ⅴ．教育问题；Ⅵ．关于农工问题的；Ⅶ．关于外交问题的；——要切实而多于商民市民有利益的，如土地不租外人等。这里我们应注意的，工农自身的问题当由工会农会自己办，提出农工商学联合会便会减少农会工会的独立性。但是，有些工农的要求而于一般社会有关的如救济失业，制定劳动法等，可以农工商学联合会提出请求政府办，亦不能由联合会去办。关于全部政纲的起草，由下列五人组织委员会办理……以××同志为主席。委员会工作一星期，从各方搜集材料开会讨论，一星期完成政纲并请包〔鲍〕同志指导。有了政纲后，一方面要从事宣传，一方面可找简琴石、陈其瑗等重要分子商量一下。4．准备代表大会工作问题代表大会的选出要先作一个调查，决定每县应派代表出席的团体，由农工商学联合会邀请其派代表几人出席才没有弊病。代表大会的工作自然是很难做，但亦尽我们的力量做出个规模来，我们应找几个得力同志参加工作。关于各种材料要找政府机关帮忙。在大会前找国民新闻相〈商〉量特辟一栏，登载农工商学联合会的消息。现在决组织一委员会准备代表大会工作。每一委员负责搜集所担负工作的材料作一详细报告，在大会以前编成小册。根据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刊印注释〔1〕本文中以“××”代人名者，系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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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中局会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中局会议）这一周来，北方政局虽然换了一个顾维钧内阁，但对于整个的全局并不发生多大影响（表面上内阁分子虽仍是吴佩孚的人，但实际上北京政府的精华卫戍总司令及崇文门收入等早在奉军手中，奉方亦不必亟亟取此无用的内阁以自速烦恼）。从北方区来的政治报告，我们看出两件最重要的事实（北方区报告其大部分均已刊登一七六期向报可以参看）：一是奉系对南方的妥协与及对苏孙的妥协，皆毫无诚意，完全欲使双方皆倾其全力相并，待至两俱疲弊〔敝〕，彼乃出而收渔人之利，或取苏、皖，或收湘、鄂。二是奉、鲁间的冲突日趋激烈，为三区地盘问题，为北京卫戍问题，为直省地盘问题，奉方对鲁张均极压迫。三区下后鲁系将领一无所得：王琦在京之军权已被撤（易为于珍），褚玉璞在直之地盘将不保（奉方迫让于小张），奉系〔1〕将领之愤慨可想而知。乃至最近对南问题，鲁张亦利在与粤方妥协，籍〔藉〕此扩张地盘至苏、皖，此计划亦为〈奉〉方所遏阻，小张等且强张宗昌发出满心不情愿的斩蒋作宾电。不过双方现时因环境关系，无论怎样冲突，均尚未至火并地步。奉、鲁间的冲突对于未来第二次对奉的北伐是很有作用的，现时我们应该就要开始注意并进行这分裂奉、鲁的工作。河南方面，吴虽虚张声势的五路反攻，实际不取（起）作用。吴之主要军队为靳、田、魏三军，靳对吴虽经曹琨之解释，仍尚隔膜；田虽忠吴，而转战万里尺土未得，未来之湖北亦已预许靳二，心颇快快；魏部急急向洛阳一带开拔，显然是图与国民军打成一气，并已派人向国民政府接洽，请委为军长。三部内容如此，再加上豫籍军人之携贰，樊锤秀及土匪之骚动，又加以饷械之缺乏，吴欲寄生于河南各派共峙之间已经不易，遑能言再有力量反攻。国民军此次失败全系张之江反动结果，此中真象亦在一七六期向报上不留情为之公布。退至绥、甘后饷弹缺乏，军心涣散，几乎不可收拾。此时最勇毅者当推方振武，仍不灰心的计划图陕工作。及冯玉祥、于右任于九月十日左右赶回（冯自任国民军总司令于为副司令），在五原召集诸将会议，准备恢复，三军有主，士气复振。现有一军约七万人，二、三、五军约三万人，韩、石等虽投阎仍为冯用。冯对于军中政治工作亦积极注意，惜物质极惑缺之。广东政府允月助六十万，而子弹之补充，则非出潼关打通京汉线没有办法。近日报载国民军已有在陕西得到消息，刘镇华已被逐出潼关外。长江战事，孙、蒋仍在相持。此次战争在北伐军方面，蒋纯用粤中带出军队进攻，唐生智并未参加；在孙传芳方面亦纯是孙之嫡系军队卢香亭、谢鸿勋等部作战，陈调元、王晋〔普〕等均不甚积极动作。两方皆以嫡系军队相搏，最后胜负虽未分，然大势看去，孙恐不免失败。因武昌已开城，孙已无援兵，海军又动摇，浙、皖、沪诸地亦不稳；而北伐军方面武昌既下，尚可调围武昌之四军万人参加作战；安徽方面亦有柏烈武旧部接洽叶开鑫（叶亦柏之旧部）对孙倒戈，故孙之胜利已无把握。孙既败后北伐军可取江西、福建两省，北伐战事至此便可告一段落，此后政治上将趋重于内部汪、蒋冲突问题。昨晚接广东鲍同志来电云：“此间得蒋给张静江电云：‘北伐军事只到江西为止，我以后专力军事，汪可回来任党及政府工作。但汪回必须附带三个条件：一、汪回当由汪精卫、李石曾、张静江组织三人合作的政府；二、汪回须听你们的话（你们指张静江等）；三、汪须改去以前的错误，不能做倒蒋运动。至于汪回时间须待北伐军事稍为结束之时。’”照上之电文，蒋对于汪的问题，似已多少受了我们的影响（胡公冕、特立、伍廷康陆续的去湘见蒋〉，现在军事既已快结束，而蒋又同意，故汪回问题可说此时已有点把握。汪回时期应在军事稍结束之后，这是可以的，惟汪回而与李、张三人组织政府及蒋专任军事不涉党政均不可能，且甚危险。张〔2〕之抬李、张与汪并列，其意欲以李、张制汪；其实汪固回后，其声望自足笼罩一切，政权便转移于汪，李、张不会起其作用。事实虽如此，然理论上我们仍应向蒋说明：1．石曾在北方与各方面关系甚深，能发生很大的作用，来粤便失掉这项作用。2．我们只承认汪、蒋合作的政府，不承认张能代表蒋（张、蒋虽均是中派，但张时时倾右，蒋则有时左倾，所以我们不能承认张可代表蒋）。我们同时要注意，若让蒋专任军事，而在政府及党的组织上没有蒋参加，可以再发生第二次的“三月二十”，所以又当劝蒋，军事与党政不能分离。军事上当容纳汪之意见，同时蒋亦必须加入党及政府组织。昨晚即复鲍电云：“观蒋给张静江电，他已稍有觉悟。他主张北伐军事有一结束汪始回，此意见我们可以容纳，至于汪回后不排蒋，当然不成问题。他要汪与李石曾、张静江合作，我们不必赞成：李石曾无到广东之必要，他在北方却极重要；汪只能与蒋合作，不能与张静江合作，张静江虽蒋之代理人，究不能说蒋、张的政见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仍旧要主张汪、蒋合作。党及政府领袖固应该是汪，军事领袖固应该是蒋，然军事与党及政府不能绝对分离，蒋如取此分离政策，将来十分危险，所以仍要汪、蒋合作。即是说军事是党及政府的军事，蒋当然要容纳汪的意见；同时蒋为党中央及政府委员，汪亦须容纳蒋的意见。”蒋若对于汪回之条件（如张、李、汪三人合组政府）一定坚持时，我们也可让步，因为事实上只要汪回，声势所被，这些条件皆成废纸，不能制汪。我们只虑汪回后左派及C．P．或者做得太左，激起蒋之反感，到〔倒〕不虑汪会受牵制。总结起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1．汪回时间当待军事稍结束之时——即江西战争确定后——。2．反对汪、李、张合作政府，反对张能代表蒋，仍提汪、蒋合作口号。3．在党及政府组织均须拉住蒋加入。4．只要蒋允汪回，对于蒋所提条件均可酌量让步，因为汪回则政权自然要落在汪手。再有关于国民军之出路及对奉、鲁冲突问题，我们应取下列政策：1．国民军此时最好能由潼关打出，达到京汉路得与北伐军联接，得到械弹之接济方能生存。2．但这个战略是马上可以同奉军引起战争的，国民军、北伐军在现时均不能即刻对奉作战，要减少与奉的冲突和分裂奉、鲁的结合，只有迅速进行与鲁张的妥协，一方面共同解决孙传芳，一方面使奉张不敢动。3．妥协的条件是江苏可全让给张，河南、安徽均可让一部分地盘或一部分政权。河南只在得到国民军与北伐军之间的京汉交通，其他亦可退让，如万不得已即安徽亦可让给张宗昌。4．K．M．T．北京政治委员会，李石曾、易培基等应急速进行与鲁张这个谈判，并挑拨奉、鲁间的恶感〔3〕。根据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刊印注释〔1〕“奉系”疑有误，似应是“鲁系”。〔2〕“张”疑有误，似应是“蒋”。〔3〕本文标点，编者作了一些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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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全国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英国帝国主义在“五卅”中惨杀上海汉口广州等处的爱国同胞的空前惨案，还未了结，现在又陡起杀心，在万县大屠杀而特屠杀，这是何等的严重问题啊！英国帝国主义这次在万县既利用不平等条约任意航行内河，不按航规，横冲直撞，致撞沉民船数次，沉毙人命数十，地方官提出抗议一味横蛮不理，反而用十二生的之大炮野战炮硫磺弹尽量施行轰击，伤毙人民至五千之众，焚毁房屋至数千间，损失财产至千余万，整个的万县城差不多成了腥血涂染的断瓦残垣；这不仅比“五卅”时的屠杀情形更凶恶惨酷十倍，简直是近百年来世界史上未有之惨案奇闻（除向敌人正式宣战外，没有如此用大炮肆行轰击者）。这种野蛮毒辣的行为，在帝国主义对于非洲南洋之野人尚不敢遽施，今英国帝国主义竟一再施之于中国，他简直视中国为屠场，视中国人为非人类，不过是他任意屠杀的对象罢了！这次屠杀的起因，表面看是由英船撞沉官船，与杨森冲突的结果，其实英国帝国主义早就在准备一个大屠杀，故屡次挑衅乘机待发。当北伐军兴师之初，英兵便在梧州上岸捕人，这是挑衅的第一次；当北伐军到武汉，英舰公然援助吴军炮击北伐军，这是第二次；九月四日在广州英舰派兵上岸，占领码头，逮捕工人纠察队，截获民船，强行驾驶货船进口，这是第三次；在万县便是第四次。因为英国帝国主义在“五卅”时虽然屠杀了数百中国人，却引起了全中国民众空前的反英运动，英国帝国主义在各方面都受了严重的打击，尤其在广东，昔日繁盛逼人的香港几成了荒岛，现在北伐军又攻入武汉，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伸入了长江流域，英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吴佩孚根本毁坏，英国帝国主义在长江的势力将根本摇动，因此，他便不顾一切，横行无忌尽量地使用他的炮舰政策来施行大屠杀了。英国帝国主义现在不但用各种方法扰害北伐军的后方，拼命帮助败亡之吴佩孚，并且正在援助孙传芳，助孙军费一千万元，子弹二千万，公然加害于北伐军，希图延长北洋军阀的统治，延长中国的内乱，以遂其在中国任意略侵〔侵略〕之野心。现在英国帝国主义一面援助孙传芳加害北伐军，一面在国际间提倡共同干涉中国，同时，复调兵遣舰，地中海之舰队近已来华，准备更大更凶毒之屠杀。全国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你们应该起来注意呀，我们今天不知明天英国帝国主义要轰击那一个城市，不知谁又是英国帝国主义枪口里的炮灰，真是死的恐怖充满了全中国人的周围啊！但是我们要指出，万县这样的屠杀惨案，靠什么政府交涉，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因为现时的北方政府以至四川地方政府，都是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工具，段祺瑞政府对于五卅惨案交涉之失败便是显例。现在只有民众起来，用自已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对付这个强盗的英国帝国主义，便是只有更广大运用五卅运动的经验，再形成第二个更广大的反英的五卅运动，以民众的力量与英国实行经济绝交，根本铲除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之经济命脉，同时一致拥护北伐军的胜利。只有如此，才能免除英国帝国主义强盗之第二第三次……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愿以全力来反抗英国帝国主义此种凶横残酷的强盗行为。全国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起来！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之炮舰政策！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援助中国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延长中国内乱！全中国人民起来排斥英货！撤退英国驻华海陆军！撤废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万县五千死难同胞复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根据一九二六年十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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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等（一九二六年十月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等（一九二六年十月四日）今日××、×××〔1〕同志由广东来，谈及广东情形，有三个重要问题，急应通知粤区注意的：第一，是对于左派的政策×同志言左派对于C．P．虽表示愿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仍很怀疑C．P．，觉得C，P．可怕（所谓可怕：（1）是指C．P．政策老炼〔练〕深沉；（2）是指C．P．有群众），觉得他们太没有根据；因此在合作之中，仍时刻防闲C．P．。据湖南区委的来信，亦说到民校左派均感觉C．P．太行，一切群众均在C．P．手内。同志们！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倘若我们不预先见到，不预先注意，则未来再发生一个“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很可能的。这并非我们故作耸听之词。左派既自己感觉没有根据，没有群众；同时怀疑我们，畏惧我们，防闲我们，便给右派以挑拨联络的机会。加以现时左派分子均尚少政党政策的训练，易为感情所冲动，更易受右派之煽动。我们必须使左派也自己感觉自己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住，在与我们合作中去掉怀疑、防闲的心理，始能防止右派之陷。要使左派有群众、有力量，去掉怀疑、畏惧、防闲的心理，这个责任全在我们。同志们常有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总觉国民党不行，处处非我们包办不可，不给与K．M．T．左派以负责任的机会，不给与K。M．T．左派以接近群众的机会，使得左派遂完全不能独立起来，有力起来。另一方面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影响又不能普及全部的群众。我们不让左派来参加争斗，便多给予右派和反动派更广大的活动领域。自然，左派现时还很稚弱，但他并不是始终稚弱不能有力的独立起来；如果我们与左派的合作不是包办而是扶助他们自负责任，则左派不难有力的独立起来。现时脱去我们包办的黄埔军校左派势力之形成，便是很明显的例证。国民党左派之有力的独立起来，对于我们只有好处而无一点坏处。在现时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包罗着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在革命运动中占着极重要的位置，这些群众绝不是C．P．所能包办组织起来的。倘使我们不扶助国民党左派有力的独立起来工作起来，便是等于背叛革命的利益。过去我们包办K．M．T．的工作已发生很大的错误，使党及革命的前途均受着许多坏的打击，一方面是不能使左派群众组织更广阔的发展，一方面是使斗争性质不扩大成为左右派之争而变成右派与C．P．之争，这个历史是不能再重演了。现在左派对于我们的怀疑、畏惧、防闲，又有重演旧文的倾向，粤区须严重的注意此事。免除左派的怀疑、畏惧、防闲及避免右派的挑拨抅抅陷的唯一方法，就只是：我们不包办一切，赞助左派起来自负责任，尽量的让他们也到工人中农人中去活动，让他们自觉也有群众，也有力量能独立。第二，是粤区干与各地党务之错误闻粤区对于此次入赣军队中同志抽出数人组织一党团，此党团并非对付军事工作，乃是付以计划发展江西党的工作之责任。在粤区之意，或者以为江西尚无我们组织，即有亦未必健全，故遂不嫌越俎代庖，然在组织的原则上实属错误。且决定后又不向中央报〈告〉，是使我们的党实际上形成两个指导，更不应该。粤区对于各地党部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进行，都必须经过中央，不好自由行动。这不仅组织的原则上应该如此，就是为熟悉各地方情形，粤区也赶不上中央，望切实改正。第三，是让同志了解党的政策自广州来的同志，都觉着粤区在应付一切问题的政策上似带有一点神秘性，同志都不了解。自然，有些政策是应绝对秘密。然而大部分总是宜使同志明白，然后同志方能行动，不好勉强同志简单的服从；这并不能保持党的统一的力量，只有减少党的行动的力量。若说同志幼稚，许多事告诉了他们，应用不好反出乱子；然而工作的大的趋向总应使他们明白，否则更要出乱子。活动分子大会宜常召集，详细解释我们的各种政策〔2〕。根据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六期刊印注释〔1〕本文中以“×××”代人名者，系原文如此。〔2〕本文原件标点不全，编者作了一些改动和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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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粤区信——时局变动与我们对于汪蒋问题之新决定（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给粤区信——时局变动与我们对于汪蒋问题之新决定（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汪精卫回粤固然非常重要，而实现时期必须万分谨慎。此时前敌情形殊未能乐观，民中开会时前敌如无胜利，确信蒋又不同意，尚不能决定迎汪，此问题只好推到第三次全国大会；倘蒋同意汪回则当然不成问题，蒋意如何，日内吴廷康同志必有电到粤也。蒋个人此时确日向左倾，前敌战况又不佳，不顾蒋之意硬迎汪回殊太危险。且汪回第一要义是救济广东，如能实去古应芬势力，改造一汪派为中心的省政府，再要求蒋严饬其党徒不妨碍左派在广东的政策，则汪虽缓回，似亦无大碍。“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这可算是前述三个办法外之第四办法，不得已时或只可走此道路。总之，民中迎汪决定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至要！[2]根据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六期刊印注释〔1〕本文原未署作者和时间，据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粤区来信，（见本书第635页）中说“十月三号及四号来信都收到了”判断，本文当即十月三日中央给粤区的信。〔2）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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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相关链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选版）
【附录1】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版）
【附录2】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最初版本（沙鹤闻）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六·二·一
说明：此文为发表时的原文。上传版经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选版）相互校对，毛选版删除的部分，这里以下划线标示；毛选版添加、改动的部分，在注释里标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呢，却并不是容易[1]。中国革命亘三十年[2]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3]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4]。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句：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我们不至于领了群众到失败的路上去么？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吗？要有[5]“不领错了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6]。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就是宣告这个策略的决定和敌友的分辨。但这个宣言极其简单。我们要认识这重要的策略，要[7]分辨那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业家，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小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五钟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的主力军种种不同的态度。
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欧西资本主义国内各阶级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看来好似奇怪，实际并不奇怪。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同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
我们试看中国社会各阶级[8]是怎么样[9]。（？）
第一，大资产阶级[10]。经济落后[11]半殖民地的中国，大资产阶级[12]完全[13]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要件，即[14]附属于帝国主义[15]。如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陆宗舆陈廉伯等）商业家（如唐绍仪何东等），工业家（如张謇盛恩熙等），
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
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
军阀（如张作霖曹锟等）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之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财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16]与（和）民族[17]革命之（的）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18]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19]极端的反革命派。[20]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第二，中产阶级。
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因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本国资本银行工商业的发展尚限在中产阶级地位。所谓银行业乃指小银行及钱庄，工业乃指小规模的工厂，商业乃指国货商。凡是大规模银行工商业无不与外国资本有关系，只能算入买办阶级内。）
小地主
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这个阶级[21]对于民族[22]革命乃取了[23]矛盾的态度。（：）即其受[24]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因，现在的革命运动[25]，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26]，又[27]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28]戴季陶的“真实信徒”[29]（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30]上发表议论说：“举起左手[31]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32]乃活画出[33]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34]。他们反对以阶级争斗说[35]解释民生主义[36]，反对[37]国民党联俄及（和）容纳共产派分子[38]。但[39]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40]，因为现在世界上[41]局面，乃[42]革命[43]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争斗[44]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45]两面大旗；（：）一面是赤[46]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47]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站在一边；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反革命分子[48]都集[49]于其旗帜之下，站在另一边。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等类，必须赶快的[50]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51]本阶级利益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个[52]幻想。他们现在虽然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们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即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迫他们让步稍多时（如农村中的减租运动都市中的罢工运动）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右翼）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本来买办阶级与非买办阶级，有一部分是未能截然画分清楚的。以商业论，固然许多商人是洋货商土货商划分的很清楚，但是在有些商店的店门内，是一部分摆设着土货，一部分又摆设着洋货。以知识阶级论，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赴东洋资本主义国家读书的留学生，固然是很显明的除了半身土气之外，又带上了半身洋气。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仍然不免是些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脚色。在这类人并不是纯民族的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做“半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乃是中产阶级右翼，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的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阶级做着很好的夥伴。中产阶级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此派在某种时候（如抵制外货潮流高涨时）颇有革命性。但其夙持之空虚的“和平”观念极不易破，而且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慌，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全国内至多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
第三，小资产阶级。如
↘自耕农〈，〉
小商
↘手工业主〈，〉
小知识阶级[53]——小员司，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54]
↘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55]小资产的人数，单是自耕农，就有一万万至一万二千万，小商人手工业主，知识阶级，大概自二千万至三千万，合计达一万三千万，这个阶级[56]虽然同在[57]小资产阶级之经济地位，但实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还有余剩，（。）用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58]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59]涎水，（。）对于赵公元帅（俗财神）礼拜最勤。这种人胆子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但是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60]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小资产阶级全数百分之十约一千五百万，乃[61]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62]，（。）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不少，这部分人[63]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随着[64]近年[65]帝国主义〈、〉军阀〈、〉大中资产阶级[66]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感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从前相等的劳力[67]，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即每天起早晨[68]，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才能[69]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他们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能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70]，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71]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72]小资产[73]的一半“十分之五”即七千五百万。第三部分是每年要亏本[74]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本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的（得）仅仅保等[75]，渐渐变的（得）要亏本[76]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从前[77]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比一切人大[78]，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革命的力量。其人数占小资产阶级中百分之四拾即六千万——一个不小的[79]群众，乃[80]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说[81]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82]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及（和）小资产[83]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84]着革命。我们从五三十运动[85]和两年来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渐定[86]是不错的。
第四，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乃包含〈：〉
↘（1（一））半自耕农[87]
（2）半益农
↘（3（二））贫农〈，〉
↘（4（三））手工业工人[88]
↘（5（四））店员〈，〉
↘（6（五））小贩
↘之六种[89]。半自耕农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占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大概各占六千万，三种共计一万七千万，乃[90]农村中一个极大[91]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92]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93]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94]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在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95]一半不够，须种[96]别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97]〈，〉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贷[98]，重价向别人粜粮，较之自耕农之（的）不[99]求于人，自然境遇[100]要苦。（，）然[101]优于半益农[102]。因[103]半益农[104]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105]：（，）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且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获（得），（。）故半自耕农之（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106]。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107]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剥削，（。）然[108]经济地位颇有分别[109]。半益农[110]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之（的）农具及（和）相当数目[111]的流动资本[112]。此种农人[113]，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种[114]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勉强[115]维持其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贫农[116]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117]。贫农[118]〈，〉既[119]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120]，肥料不足，田地[121]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122]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杂[123]，如牛负重。乃[124]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手工业工人[125]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因其自有工具[126]，且系一种自由职业，其[127]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半益农[128]相当。因[129]家庭负担之重，工资与（和）生活物价[130]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或（和）失业的恐慌，与（和）半益农[131]亦大致相同。店员乃[132]中小商人[133]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事畜的费用[134]，物价年年增涨[135]，而新例[136]往往须数年一更[137]，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与（和）手工业工人[138]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是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与（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手工业工人人数，大概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即二千四百万人，店员大概有五百万，小贩大概有一百万，合起半自耕农，半益农，佃农——人数，半无产阶级人数共计约二万万占全人口之一半。
第五无产阶级其种类及人数如下：（。）
↘工业[139]无产阶级——约二百万[140]：（。）
都市苦力——约三百万：
农业无产阶级——约二千万：
共约四千五百万。↘中国因经济落后，故产业工人（工业[141]无产阶级）不多[142]。二百万[143]产业工人之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144]，而大多数[145]在外资产业之下[146]。故工业无产阶级虽不多[147]，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148]。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及（和）焦作煤矿罢工，（、）及[149]五三十[150]后，上海，香港，两处之（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151]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152]“有组织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工具[153]〈，〉剩下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154]，（的）极惨酷[155]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奋斗[156]。都市苦力[157]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及（和）人力车夫占大多数，粪夫清道夫等都[158]属于这一类。他们除一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与（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组织的[159]集中及（和）在生产力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160]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业[161]无产阶级，乃[162]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163]，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乃[164]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与（和）贫农处于同一要紧的[165]地位。（改）游民无产阶级[166]〈，〉为失了土地的农民与（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其人数在二千万以上，乃国内兵争匪祸的根原，此游民无产阶级中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167]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红帮”，都做了[168]他们[169]政治和经济争斗[170]的互助机关[171]。处置这一批人〈，〉乃[172]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173]。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174]〈，〉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列表如左：〔《选集》没有下面的列表。〕
阶级人数
对于革命的态度
大资产阶级一百万极端反革命
中资产阶级四百万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但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小资产阶级富资部分——右翼
千五百万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
自足部分——中央七千五百万平时中立，战时参加。
不足部分——左翼六千万欢迎
六千万五千万
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
五千万参加
半益农六千万积极参加
贫农六千万勇敢奋斗
手工业工人二千四百万同半益农
店员五百万同半益农
小贩一百万同贫农
共二万万
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
二百万主力军
都市苦力三百万次手工业无产阶级的主力军
农业无产阶级二千万勇敢奋斗
游民无产阶级二千万可引为革命的力量
共四千五百万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现在可以答复了。一切[175]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的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176]，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177]乃是我们的[178]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摇动[179]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180]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181]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182]。（，）不要让他[183]乱[184]了我们的阵线！（。）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
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
○《中国农民》一卷二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一九二六·二·一
《中国青年》一一六/七期中国青年社一九二六·三·一三
注释：
[1]分不清～容易→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2]中国革命亘三十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
[3]就是～→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
[4]不失败→不失败的
[5]要有～→我们的革命要有～
[6]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请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7]要～→我们要～
[8]～阶级→～阶级的情况
[9]怎么样→怎样的呢
[10]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11]经济落后～→在经济落后的～
[12]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13]完全→完全是
[14]即→是
[15]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
[16]这一个阶级～→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
[17]民族→中国
[18]始终～→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
[19]乃→是
[20]～反革命派。→～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21]这个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
[22]民族→中国
[23]乃取了→具有
[24]即其受→他们在受
[25]但因，～运动→但是当着革命
[26]感觉着威胁→感觉到威胁时
[27]又～→他们又～
[28]有一个→有一个自称为
[29]～”→“～”的
[30]晨报→《晨报》
[31]左手→你的左手
[32]～”→～”这两句话，
[33]画出→画出了
[34]态度→状态
[35]争斗说→斗争学说
[36]民生主义→国民党的民生主义
[37]反对～→他们反对～
[38]共产派分子→共产党及左派分子
[39]但→但是
[40]不行→行不通的
[41]世界上→世界上的
[42]乃→是
[43]革命→革命和
[44]争斗→斗争
[45]竖起→竖起了
[46]赤→红
[47]被压迫～→一切被压迫～
[48]反革命分子→一切反革命分子
[49]集→集合
[50]必须赶快的→必定很快地
[51]以→以其
[52]个→一个
[53]阶级→阶层
[54]小员司、～小律师等→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
[55]～注意。→～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
[56]这个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
[57]同在→同处在
[58]虽～→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
[59]一尺长→一尺长的
[60]小资产→小资产阶级
[61]乃→是
[62]恰足自给的→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
[63]部分人→一部分人
[64]随着→而且因为
[65]近年→近年以来
[66]大中资产阶级→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
[67]从前相等的劳力→和从前相等的劳动
[68]起早晨→起早散晚
[69]才能→方能
[70]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
[71]但→但是
[72]大概→大概占
[73]小资产→小资产阶级
[74]要亏本→生活下降
[75]仅仅保等→仅仅可以保住
[76]要亏本→生活下降
[77]从前→过去
[78]比一切人大→很大
[79]一个不小的→是一个数量不小的
[80]乃→是
[81]说→所说
[82]即→即到
[83]小资产→小资产阶级
[84]附和→附合
[85]五三十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三十运动
[86]渐定→断定
[87]半自耕农→绝大部分半自耕农
[88]手工业工人→小手工业者，
[89]～之六种→～等五种
[90]乃→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
[91]一个极大→一个数量极大的
[92]一大半→主要
[93]这三种农民～→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
[94]然→但其
[95]有→大约有
[96]种→租
[97]作工或营小商→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
[98]借贷→借债
[99]不→无
[100]境遇→景遇
[101]然→但是
[102]半益农→贫农
[103]因→因为
[104]半益农→贫农
[105]一半→一半或不足一半
[106]半益农→贫农
[107]乡村→农村中
[108]然→其
[109]颇有分别→又分两部分
[110]半益农→一部分贫农
[111]数目→数量
[112]流动资本→资金
[113]农人→农民
[114]种～→可以种～
[115]勉强～→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
[116]贫农→另一部分贫农
[117]贫农→另一部分贫农
[118]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
[119]既→则既
[120]流动的资本→资金
[121]田地→土地
[122]所得无几。→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
[123]丛杂→丛集
[124]乃→他们是
[125]手工业工人→小手工业者
[126]因其自有工具→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
[127]其～→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
[128]农业中半益农→农村中的贫农
[129]因→因其
[130]生活物价→生活费用
[131]半益农→贫农
[132]乃→是
[133]中小商人→商店
[134]事畜的费用→家庭的费用
[135]增涨→增长
[136]新例→薪给
[137]一更→一增
[138]手工业工人→贫农及小手工业者
[139]工业～→现代工业～
[140]约二百万→约二百万人
[141]工业～→现代工业～
[142]不多→人数不多
[143]二百万→二百万左右的
[144]产业→产业的工人
[145]大多数→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
[146]～之下→～的奴役下
[147]虽不多→人数虽不多
[148]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149]及～→沙面罢工以及～
[150]五三十→“五三十”
[151]民族革命→中国革命
[152]他们→他们的
[153]工具→生产手段
[154]买办阶级→资产阶级
[155]惨酷→残酷
[156]奋斗→战斗
[157]苦力→苦力工人
[158]都→亦
[159]有其组织的→产业工人的
[160]新式→新式的
[161]农业→农村
[162]乃→是
[163]流动资本→资金
[164]乃→是
[165]要紧的→紧要的
[166]游民无产阶级→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
[167]乃→是
[168]做了→曾经是
[169]他们→他们的
[170]争斗→斗争
[171]机关→团体
[172]乃→是
[173]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
[174]引导得法→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
[175]一切～→综上所述，可知一切～
[176]大地主，反动的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付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
[177]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178]我们的→我们最接近的
[179]摇动→动摇
[180]应该把他当做→可能是
[181]可以→可能是
[182]他→他们
[183]他→他们
[184]乱→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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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复湘区信——关于湖南军事、政治、民众运动的策略和党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复湘区信——关于湖南军事、政治、民众运动的策略和党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附：湘区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兄方九月七日政治报告于本月二十四日才全部收到，想系检查严所以如此迟滞。关于（1）汪、蒋问题，（2）蒋、唐问题，（3）十月一日之民校扩大会问题，（4）未来之国民政府组织问想，（5）目前军事的战略等，中局均有主张刊入第四、第五两号政治通讯中，请详细查阅。兹就兄方九月七日信中所说各事答复如下：1，“扶蒋抑唐，政策无论在湘在鄂都要不得，蒋如今尚在向我们进攻，其嫡系部下（中央党部及一军）更腐败不堪。唐生智过去虽无革命的历史，但现在并无反动的事实；在对于湘、鄂的民众运动，对于湖南的省民会议之号召，其态度均较蒋为好，我们不能肯定的说他完全投机而毫无希望。或许说唐表现之好是为对抗蒋而然，我们亦只能维持实力派间对抗的均势，不使造成一人的军事独裁局面，绝不是无条件的抑唐助蒋。若果我们未拿住蒋先失了唐，是大大的失策，望兄方迅速改正此政策。2，陈公博此人十分不可靠，为要做官可以作出许多无耻卑贱的行动，我们有适当机会必须打倒他。3，此时蒋已攻赣，孙传芳亦已亲赴赣督师，我们现时对于孙传芳的政策，已不容犹疑的必须打倒他。这不仅事实上有必要，就是政策上也有必要。因为去掉了孙更使得革命的战线十分明了，一方是反动的奉系军阀，一方是进步的国民政府；让民众择一定其拥护，让帝国主义择一与之交涉，中间不容有第三者的选择。4，现时战事中心全在江西方面，北路、西路均不足虑，孙军若败皆可望风解体；北伐军若在江西方面失败，则不仅武汉不守，长、岳亦恐难保。王柏龄师及二、三、六军之战斗力究能与孙传芳精锐相持否，殊属疑问。故此时不宜分兵四战，宜劝蒋、唐捐弃成见，调四、七、八军精锐并力对赣。5，湘西方面之贺龙、彭汉章、袁祖铭等都要不得，贺耀祖也太游移，这种军队希望很少。兄处所采促他们离湘入鄂政策是对的，惟在他们之中所采扶贺制王政策则大大不妥；王天培前在重庆时很左倾，此人颇有希望，不能因其为保定系而遂摈之。我们对保系根本政策只能用宣传包围工作使之左倾，不可拿抑制保系做原则。兄处对唐对王态度均为此原则所误，应即改正此事，并望转告苏同学。6，关于六军之事，应一方面警告程潜，唐蟒辈荒唐恶劣，无言语可以形容，唐倘不离开六军，我们实爱莫能助；一方面程若仍诚意邀林回，林不应拒绝。且以后不应对六军希望过奢，对程操之过急。7，对于湖南省政府诸人，我们宜专注意利用他们的帮助，不失去一个可以发展民众势力的机会，尤其是打倒劣绅土豪的机会。至对于财政统一政策问题，只能是形式上的统一，不可主张太严格；而且此等事现时还只是唐氏家政，我们不必多过问替他来分家。8，此次湖南省党部代表大会的结果甚好，唐生智既加入省党部，应要求他帮助经费一万或八千元，再由省部以其半做农运。此时应由农会向省部要求大量津贴，此等经常组织费应由此方法得来，我们若再向他方面筹得经费，只能做我们在农民中的宣传教育经费。9，宜多多介绍商人、学生、农民加入民校，充实其左派，我们只取其最革命者；务要使左派惑觉自己也有力量，万不可使他们觉得我们力量太大由畏而忌。10，农运人才已由粤讲习所送回毕业同学三十人。农运经常费宜由省党部设法或移用从前旧农会之收入，我们只能筹特别费。农运工作急宜与左派合作打击反动派，我们不可过于包办。11，兄处所需“地方书记”人才，中局实无人可派，只能望之就地训练。党校款已有着，教授大纲已有拟就，望迅即筹备开课。12，所需军事工作人才，请开明用途，可以向粤中调取，因黄埔最近毕业了一批学生。至于政治宣传人才，必须用得其当，分子固须挑选，用途亦须审查，若湘西各军均很少希望，不能用大力的去干。13，请速调昌一〔颐〕同学来任中央军部工作，来时可先与一飞接头，了解过去工作状况。昌一〔颐〕走后其在湘职务由李植继管。军委和区委不能分开，军委一切行动区委都应负责，不能推为军委事。14，校费工费只能照最近核准之新预算（较原要求稍减），本年内不能够再加了。15，兄处请调主持水口山工作之张昆弟或袁达石均不能来，袁须赴汉口，张现任沪区工运委职，请速另觅人。至朱锦棠兄，已去函催令赴湘。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五号刊印附：湘区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武汉军事截至六日晚止，武昌、汉阳均尚未下。武昌被围已六日，双方死伤甚多，为东江之役所未曾有。吴佩孚死守武昌城，我军因不便用大炮轰击，所以不易就下；汉阳为八军担任，死伤亦多。确息七、八两日可得武汉。此次死伤之多者以四、七军为最，八军次之，独立团三营长死其一，伤其二（一重伤已入医院可无危险）；四、七、八军皆能殊死战。二、三军已于七日占领萍乡、安源向袁州前进，六军集中通城入江西，贺耀祖就独立第二师长职向鄂西进攻，贺龙等亦然。老蒋未入湘欲拿湘政权，抵长后见不可能乃谋取鄂政权，其中央、湘、鄂党部之联席会议及由此会议所组织之政经委员会用意盖在于此，而内定陈公博为鄂省事实上之权力者（名义为财政厅长）。但军事上此次取鄂各军仅四军一部分与唐无关系，其余皆可拥唐，闻蒋在前线已感觉对鄂无办法，决对唐让步，以鄂归唐主持，而已则入赣云。以我们的观测，唐在鄂必扶胡宗铎、刘文岛分任军事民政，而己则事实地取得财权、税收权，表面鄂人治鄂，实际受唐指挥。弟处对湘政治态度已得兄同意，目前尚无变更之必要。惟对鄂政策（扶蒋制唐）已报告兄处，尚未见复。蒋如全无办法则必离鄂入赣，此时吾校政策恐又有变更。鄂事虽直接归兄指挥，但所定政策实有见告之必要，幸明示。川、黔军在湘西甚糟，人民毫无好感，常德几至罢市。其首领袁（总指挥）、王、彭、贺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皆愿踞占湘西不去，他们虽皆欢迎政治工作然实无多大希望。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1）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统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出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有关系，且对民众亦较好。第一点已进行，二点须请示兄处，并非苏同学同意无效。六军伯渠与程已有冲突，林已对程宣布离开并已来长，临行时程未之知。细问林之情形，弟发现下之原因：特委派林去时对六军希望过高（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并设法培植我们一部分势力），林本此意去做，不免操之过急；同时林之工作超出政治工作以外，对程之经济的分配不均（程本人不要钱）及师、团长之吞肥过于干涉（政治工作人员任临时军法裁判，监督发饷、点验枪枝，在军事会议席上无顾忌的发言）。论理党代表可以如此，但根本国民党军队不应有党代表，引起一部分团长及唐〈蟒〉、李隆建等之不满；程本人虽欲把军队弄好，但事实上没人去更换坏的师、团长（程欲更换二个师长），为维持他的统一起见，当然不愿林之过于干涉。此外苏同志在大的需要上（地盘、军械）不能助程及程、林二人个性不相容，亦为直接与程不能相安之原因。我们的决定，林有退出六军之必要，但暂时只请病假，以顾全大局。如程诚恳请他回去则亦可暂回，但终以自动退出为好，特请兄决定见示。省政府内部分二派，财刘（岳峙）、教周（鳌山）与大学校长雷铸寰为一派，唐及建邓（寿荃）为一派，民冯（天柱）以唐之意思为意思。雷在粤替湘党部说了很多好话，粤方反湘共之空气因他而稍杀；刘岳峙为人正派而廉洁；周鳌山硬干而不懂教育；邓寿荃则建设方面很行，对我们近极表示好感，但人不正派，攻击者多（所以与我们接近？）；冯天柱为一官僚，很有与土豪劣绅勾结之可能。最近雷派与邓冲突甚烈，原因在财政统一问题，刘等坚持一切统一，而邓则主张每月由建设厅出款十万于政府，其余生产余利必专用在发展实业上，财厅不能过问，实际是一部分发展实业，一部分充唐军饷。邓如继续干下去则湖南建设方面必有可观；但同时替唐辟军饷来源，于财政统一有妨。我们的政策：（1）赞成生产利润多用在发展实业方面之原则，⑵同时拥护财政统一，而对冯在另一方面予以打击。民省代表会代表八十余人，我们不及一半，详细报告稍后寄来，兹述梗概如次：（1）大会空气甚左，但幼稚地方亦很多。（2）大会宣言、对政府各厅报告决议、各种工作决议，均系我们起草。起初我们取放任态度，但纯民党员无力干下，我们乃变更政策，替他们干一下。因为不如此不仅对不起左派，并对不起蒋介石。（3）人选完全照了我们的决定（共派与左派之联合委员会），正式执行委员十五人，我们公开三人，相当秘密二人，绝对者一人。（4）执委分工我们取退让政策，范博退出常委，另一同志加入（灰色），各部只拿农民、青年。（5）全体执行委员为唐生智、刘岳峙、雷铸寰、季〔李〕荣植（前任左派）、凌炳（左）、彭国钧（谭方来者〉、童〔董〕维健（左右之间）、谢让墀（左倾）、廖维藩（右倾）、范博、王基永、易礼容、周以栗、谢觉斋、熊享瀚。总括的说，此次结果尚好。其原因：（1）我们有民众的基础，各方自不得不表示向我们要好；（2）过去的退让政策收了效；（3）会期中各种民众欢迎会的宣传工作亦有效；（4）唐在开幕时演说表示拥护前省党部，希望下届慎重人选，老蒋以中央主席在大会报告极口称赞共产派，都有很好的影响。左派极与我们合作，但同时表示“共产派太行，社会上好的分子都到了共产党”，可见他们感觉要有基本势力，这点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已组成商、教两会，都极力表示合作；省民会议促成会亦快组成；各县省民会议促成会己通告各地设法组织。省民会议之空气很好，在长沙尤好，长沙之联合战线比前愈益扩大了，商会、教育会都与我们合作。工会之兴起颇为顺利。全省总工会已成立（工团联合会改名），从前之工业总会取消，会址拨归总工会。长沙总工会亦成立，岳阳、常德、衡阳均先后成立，水口山己恢复，锡矿山可恢复，安源已恢复，炭塘己成立。锡山、炭塘仍有纠纷，大概不成问题。其余各地之兴起者甚多，均能统一于全省总工会。劳工会信仰日落，内部分裂为三起，王光辉被逐，谌小岑霸占会内，其余一部分到我们这边来了，该会可望消灭。农协组织上与旧农会之纠纷已解决，建设厅态度很好（对工农都好），各地蜂起，虽土豪劣绅与县知事勾结破坏农协者不少，省代表会己决定从速召集，目前全省农运尚在我们手中，所惜者无钱、无人，此二点不能解决，势必有部分落在别人手中（甚至反动派）。商民运动渐起来，但缺乏主持人才。党务日益发展，工作日益复杂，全省工作无论在那方面都可起来，而我们各方又幼稚无力应付不来。此时不仅钱成问题，人才尤成问题，地方书记至少即可放出十个，但找不出二、三个合格的来。各地党的弱点渐露，幸长沙工作各方均尚圆满，能把各地弱点遮盖并引进起来。兄处如有可任组织及地委书记之人，请速派来。此外军事、政治工作之人亦可载〔裁〕得。兄来信谓此间向兄处索军运款，弟深诧异，因区委未尝如此；后询之军委亦称近来没有此事，此事是否兄处有误会。至于校费、工费请速批准新预算，农费亦请设法一点，校费以后必更有增加，组织发展不加人便糟耳。党校决办，专训练地委书记人才，但用费二百元不够，宣委另有报告。区委代表会需洋三百几十元，亦请批准。赴东大者恐至多只能来二、三女生，男生合格者须留校服务〔1〕。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五号刊印注释〔1〕本文正文及附件，原均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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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决定（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决定（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各级同学们：中局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与党的关系，有以下之新决定，望即依照执行：1，军委主任应由该地党委员会之一委员任之，并参加党主席团会议，俾知全党生活。2，军事特派员应与党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并商量工作；且应用他种名义（如组织部员）参加党主席团会议。3，关于军队中党员组织，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4，军队中同志的组织，应为纯粹按照军事系统的组织，如特派员干部小组等，直接归军委或中央军部管辖。5，凡在军事范围内介绍入党的同志，除十分秘密只能在中央登记外，应向该地党组织部登记。即中央直接派往各地做军事工作的人员，亦须在所在地党部登记。关于工作则只对当地书记〈发〉生密切关系，而不应公开对党部报告。6，决定同志做军事工作，应由党决定，并移交军委管理，然后再由军委分配其工作。7，军队同志关于党纪律事件，由军事负责人员提出党部执行。8，训练工作，应照准各地实在情形，本着党部每周训练大纲的精神，由军事负责人酌量在军队同志中进行。9，离开或撤换军事工作的同志，应由军事负责人移交党部调遣。10，以后在军队中活动去组织群众，在组织上可以支队为单位，依次递升；在名义上，可用民军，革命军，人民自卫军等。李承宣九月二十四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无年代，是编者根据中央通告第十二号，第二十五号并参照本文内容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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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局报告（九月份）――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局报告（九月份）――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1〕自十月间扩大会议后，全国重大的政治事变，就是北方国民军之失败与南方北伐军之胜利。这两部分军事力量，虽不能说是民众的力量，然而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是比较接近民众能予民众以相当自由的武力。因此他的失败和成功，不仅影响于军阀政治势力之消长，不仅改变了军阀间和帝国主义间利害的关系，并且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前途有极大的影响。武汉下后，国民政府所管辖之地，几占中国之半（包括国民军在内），全国革命空气非常高涨。自然现在的胜利，还只是一种军事的胜利，这种胜利能够保持否，我们亦无把握。不过目前这种军事胜利，可以促进军阀政治之崩坏，可以扩大民众运动之范围，我们并不迷信他就会成功一种革命，然而现时的情况，却不能不承认是一新的进步的时期。兹将这一时期的政治关系及我党在这种局面之下的发展情形，分述如次：国民军之失败与今后之出路自四月间国民军退守南口后，据形胜之要塞，设坚固之防御，随时可以威胁北京政府，一面又进兵大同，谋取山西，以求南下出路。直奉晋联军合计不下四十万之众，围攻国民军至五月之久，并不能有何进展。南口方面，奉联军一再冲锋，牺牲极大，已有退兵议和之说；直系联军方面，将怀二心，士无斗志，此种军队多属收编从前国民二、三军旧部而成，决难驱之与国民军作战，故初有靳云鹗新直系反吴之企图，继又有陈鼎甲等倒戈之事实。延至八月十二日前，京畿附近直奉联军约三万余人，均已商量就绪，与国民一军约定在十二日晚间由国民军冲出为信，截断奉联军归路，一举而歼灭之。岂知事至当时，国方无一兵之出动（由于张之江之破坏），而此计划根本失败，京津反戈军队，并被解散。此计划失败不过二日，奉联军累月猛攻之南口，突然陷落，真是一方面失败于功在垂成，一方面成功于失败之顷，致北方民众，更入水深火热之境地。南口既失以后，国民军匆遽撤兵，损失甚巨，余众不过七八万人，合二、三、五各军不过十二三万人，集中包头甘肃一带。国民军此次失败的直接原因固多，如1．多伦与沽源失守；2．延庆守军空虚被奉军暗袭；3．南口要隘龙虎台先陷落；4．子弹缺乏；5．战线太长；6．联军数量多于国军数量三倍。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统帅张之江庸懦无能，无中心政治思想，时时破坏进取战略，谋与直奉妥协（如大同天镇不肯猛攻，八月十二日之变不发命令）。此后国民军非另换强有力之将领，宣明政治主张，则纵有很好爱民能战的军队，亦不能救其失败（国民军兵士纪律之好，战斗力之强，与人民感情之治，在全国各军之上）。最近冯玉祥已统率其国民军全体正式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南方之国民政府与北方之国民军，现时在形式上已打成一片。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之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暂可自保，以准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北伐军之进展与吴佩孚势力之粉碎此次国民政府之出兵，初本在援助唐生智守住湖南，防御吴佩孚之南侵。后因北方有新直系之酝酿攻南口，直军有不稳消息，吴佩孚不得不匆匆北上，以南方军事委之赵恒惕李倬章陈嘉谟叶开鑫董政国等，指挥既不统一，士卒因欠饷过久，毫无斗志（已欠三月不发饷），虽有十万之众，已形如散沙，故北伐军一至，遂如摧枯拉朽，自岳州总攻击令下后，不过两周，遂进占武汉。吴佩孚匆匆由北归来，亲自指挥，然险隘尽失，士不用命，汀泗桥发愤一击，仍不能守，重诛将领多人，亦不能固结军心，北来后援军队或者观望不进，或因车辆缺乏运输不及，于是吴在湘鄂之十余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此时吴所有地，已只河南一省。河南境内，尚有樊锺秀之扰乱，豫籍反吴军人之活动，田维勤魏益三等军队，亦不能十分听吴指挥。吴势至此，可谓粉碎，今后直系实际首领，将转移为孙传芳，而战事中心，亦将移至江西方面矣。奉直关系之变化在南口未下前，北京之政权，虽曰直奉合作，然事实上全在吴佩孚指挥之下。吴所统兵士，又多系国民二、三军旧部，随时可以发生异动，足以为奉军后顾之忧。因此直奉间暗潮非常激烈，特以大敌当前，双方均只好迁就隐忍。及直军田部陈旅倒戈事件发生，吴佩孚在军事政治的设施上，遂不得不稍稍向奉联让步。南口为奉联军攻下后，此时奉联军凭借战胜之威，气焰万丈，于是要求改组内阁，要求三区地盘概归奉联，要求直军让出保大，种种条件，应时而起。吴佩孚利用奉联内部并不统一，奉联军既时显然有二大势力，一是奉张，一是鲁张，而奉张部下各军长间，如于珍与高维岳为察哈尔地盘亦有意见，吴因弄其挑拨离间之术，直接保张宗昌为上将军，更激动奉张之愤恨，双方冲突，已达极度。惟日本帝国主义深知当时奉直关系若一旦破裂，则北方动摇之直系军队，随时可重与国民军结合，反攻奉军。吴佩孚长江势力既未失败，则英帝国主义亦决不容亲日之奉系独握北京政权，因强迫奉系仍与直保存合作关系，维持直系之杜内阁。湘鄂战事的变化，使直奉间许多难解决的纠纷均能很顺利的解决，如保大移交问题，吴佩孚因鄂事吃紧，调北方之兵援鄂，自然不得不让出保大；内阁问题，在吴既失败后，便自然要改组。奉系现时确是很胜利的局面，然奉系今日，已不是整个的奉张与鲁张之冲突，牵张鲁张各自内部亦有冲突，正未容彼等过分乐观也。孙传芳之态度孙传芳过去虽唱五省保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口号，但实际派遣亲信得力部队四万人入赣，他的目的，并非援吴，乃欲乘北伐军与吴佩孚久战疲敝，以生力军从侧面进击北伐军，从容收取湘鄂两省，且收容吴之残余势力，继吴而为直系之领袖。此时孙传芳军与北伐军在湖北江西边界交战，此战若北伐军败，则不但武汉不能保，广东且有为闽军夺取之危险；若孙军败，则浙江之夏超，安徽之陈调元王普，江苏之白宝山邓俊彦等，都有叛孙而倾向国民政府之可能。北方政局与两张在现时战事中之地位国民军及吴佩孚之失败，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之低落，是奉张及日本帝国主义所庆幸满意的。不过奉派内部纠纷，亦正扩大，鲁张已非奉张所能统制。南口下后之地盘酬庸问题，张宗昌不能分得三区一部，即褚玉璞位置亦几乎动摇，非常不满，不过此时尚非决裂时候。奉派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目前之时局，是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与孙吴英维持反赤合作；一是与国民政府秘约共倒直系。国民政府现时的力量，不能打倒北方奉派，亦无力取得北方，双方目前利害，并不冲突，故这个妥协，是有可能的。惟无论奉派援吴或和粤，均必出兵攫取一部地盘，盖奉派此时正需取得新地盘，以位置其部将及多额兵队也。援吴必取河南湖北，和粤必取安徽江苏，恐为不可免之事。孙传芳若与奉派之关系弄得好，则让河南于张，而孙无北顾之优，合双方之兵力，以对付国民政府，则国民政府难免于退出武汉，甚至广东亦不能守。国民政府若与奉派之关系弄得好，则奉军沿津浦南下，可以牵制孙与北伐军之作战力量。奉张鲁张现时均有代表到粤，且闻有京汉津浦两路出兵，奉张取河南鲁张取江苏之说，前途变化如何，尚在酝酿之中。时局变化中帝国主义之态度南口下后，奉张遂代表日本帝国主义逐走苏联大使加拉罕。吴佩孚失败后，使英国在华之政治经济势力均大为低落，于是极力运动列强对华取共同干涉行动，但美法均拒绝英之要求。日本为此次政变中的最大胜利者，一面对英示其悯惜之意，一面拒绝英之请求。故英国此时，在国际上已难得到别国的帮助，除一面尽力帮助孙传芳等一切反国民政府之军事行动外，并直接动作以谋颠覆国民政府，具体的事实如：1．九月五日东方社汉口电：“三日吴军之军舰五艘悬挂英国旗欲突破金口。”是直明目张胆的庇护吴军向北伐军进攻。2．九月五日香港政府突派英舰两艘，驶泊广州省港轮船码头，水兵登岸驱除罢工纠察队，并捕去七人，阻止华人出入码头，干涉江面小船往来，粤政府抗议无效。此种举动，显然是意在牵制北伐军之后方，希图以武力倾覆国民政府。3．八月二十九日英舰万龙号在万县入口后，不受检查，欲以武力出口。杨森派兵四十五名，乘划船往阻，被撞沉没，因将后到之英舰万县万通二号扣留，要求赔偿。乃英领事竟调炮舰四艘，载兵赴万县，硬索二舰，用大炮向万县城轰击，城中房屋大半为大炮所毁，死伤人民不可胜计。又报载英国巡洋舰开里斯福号开斯托号韦特芳资号不日又将载兵来华，并许海军官长以便宜行事之权；其向我中国民众进攻的事实，已昭然若揭。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对于最近政局的变化，当然是志得意满。因为国民军与吴佩孚之失败，只是助成奉系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统治，降低英国在华势力，是于日本有利的。美国帝国主义，因为他过去完全受制于英日，所以他现在处处破坏英日帝国主义的进行，具体的事实如：1．破坏关税会议之成功；2．抗议新公债；3．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发生正式关系。又派人至广州视察，在新闻纸上对于广州政府备极颂扬。如国民政府能相当发展，美国似有首先承认及举办借款之可能。武汉下后国民政府诸问题1．目前斗争的形势目前武汉的军事胜利，自然说不上是一个革命，更说不上革命成功。但这个军事的胜利，却提高了全国革命的空气，扩大了民众运动的范围，促进了军阀政治之崩坏。许多小军阀，均有倾向国民政府的表示，虽明知他是投机的，然亦要有这浓厚的革命声势，才能有他投机的可能。现时斗争的形势是很明显的，国民政府代表一种革命势力，吴佩孚孙传芳代表英国帝国主义反动的势力，奉联军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国民政府与孙吴的战，亦即所谓赤与反赤之战，向英帝国主义争取长江流域的统治；至于北京政权，全落于日本奉联之手，国民政府与苏孙一时俱无力过回，奉联虽亦反赤一类，但目前与国民政府尚少实际利害的冲突，除非国民军已得陕西，国民政府国民军均要取河南时，双方始立于直接冲突地位。2．军事问题在岳州未下以前，据加伦同志的估计，以现时国民政府北伐的兵力，破岳州取武汉可以有把握，惟武汉下后，还是向北发展进取河南，抑回兵取江西，则当考虑。取江西，必与孙传芳冲突，同时英帝国主义为维持其长江势力，亦必出死力帮助孙传芳，这是取江西的顾虑。如果放弃江西，一直进攻吴佩孚，先联络樊锤秀取得河南，再同国民军联络，抛弃长江下游，只向内地发展，这样做固然有这样做的好处，但是战线太长，江西福建都可以从侧面进攻，很有后顾之忧，对于军事上也有不利的地方。最后的决定，还是下武汉后即取江西。我们中央对于此问题是很持重的。对于苏孙不主轻于开衅，极力避免冲突；对于河南亦不主张长驱直入。国民政府得武汉后，只求守住武胜关以南，从容统一西南诸省，以准备攻奉之军力；对于苏孙则采用拆台手段。国民政府不能取长江下游（因与英帝国主义冲突太利害，国民政府之能力尚不足以支持英之进攻），只是使长江下游不成统一的集中的力量，分散于各小军阀手中，则既可减轻英国利用的效率，又不能很大的危害国民政府。但是现时江西战事既开，此希望已是不可能了。此时吴佩孚之残部犹未尽驱出武胜关以外，国民政府之战线，自花园广水以至潮汕香港，非常辽阔。设不能与奉张鲁张妥协，令张不助吴孙，且出兵津浦以索〔牵〕制孙传芳，则未来战事之胜负，殊难预测。直系之势力，英帝国主义之势力，均残存此一角，其必出死力以相争，又可想见也。3.政治问题最主要的有两件事：一是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地点问题：我们的意见，国民政府欲统一西南诸省，不得不略采联邦形式。因为在现时军人割据惯例未消泯以前，若坚持严格的统一过急，只有逼迫这些人远离国民政府。只要求这种军人对民众的政策不十分反动，而且足以促进革命之向前发展，逐渐抉起人民团体参加政治，我们均可承认他的办包〔包办〕，而不必勉强用国民政府统一观念来干涉他。国民政府不可迁移武汉，仍当在广州，于各部之上应有一政务的组织。我们并须使蒋觉悟他把军权政权党权集于总司令一人身上之危险。他只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应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李唐及其他各方面之反感，蒋之地位固易动摇，国民政府亦受极坏影响。二是北伐的政纲：北伐出师的宣言只是“统一中国”四个大字，十分空阔，最近才发表新的宣言，提出：（1）扩〔廓〕清军阀（2）召集国民会议；（3）废除不平等条约三口号。我们希望更能有切合农民要求的具体政纲，但这恐不可望。武汉下后，我们的责任，就在努力实现召集国民会议，在汉口开会，姑无论这个国民会议不能就接受政权，然而在宣传上在训练革命群众取得政权上，是有极大的作用。在已归国民政府统辖之各省，亦可由人民团体发表人民的总要求，召集省民会议，以减轻军事独裁倾向。4．外交政策在这次政治变动中，英帝国主义处处陷于失败孤立地位，已激成他疯狂的直接行动。自然这种行动只有愈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感，使排货范围更为扩大。不过国民政府之外交政策，更须十分小心，不可有过分的急进举动，因为现时国民政府的实力，尚不能单独与英抗。我们应该一方面使英国的工人，英国的各派政党，不至一致赞成其保守党内阁武力干涉中国政策；一方面和缓对日美的冲突，使他们不至与英国一致采取共同干涉的策略；并极力避免与英军事的冲突及国际共同干涉的借口，尤其是在广东与汉口。5．国民政府内部的冲突问题长沙下后，第八军唐生智兵力扩充至六师之众，实际有二十八团，照粤军编制，可称十师，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四、七两军以学派关系（同属保定系），均亲近唐。而蒋介石所统入湘之第一军（即黄埔军）二师，沿途骚扰，时有逃亡，军纪败坏不堪。蒋入长沙后，见军事政治全在唐生智手，民众力量全在C．P．手，遂向我们及俄同志表示请维持一军，维持黄埔，维持蒋之总司令威信，招致已经退出一军之C．P．分子回去工作。但另一方面，仍放任右派之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民众中向我们进攻。又拉拢九军、十军，收编贺耀祖师以制唐生智。唐生智过去虽无革命历史，现在亦无比蒋更反动的事实，且比蒋还好一点（自然不能说永久可靠）。二、三、六军实力远不及蒋唐，以利害关系又自成一种结合，他们不满八军，也不满蒋，自身打算向江西发展。我们现在对付这各派冲突的政策是：一、从革命的全局看，若果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但在现时的军人，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二、所以我们对于唐势力之强大，不在如何限制他，而在包围他不反动，维持蒋能与之对抗。三、对于蒋之维持，也不是简单的，必须蒋能执行下之条件而后可：1．将党权政权速交与汪；2．清洗军中反动分子。此二事若不能办到，则照蒋现时众叛亲离的形势看去，我们亦无法维持其不倒。白色恐怖与民众革命情绪之高涨反赤军所在地，其军队无不纪律废弛，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强行不兑现的军用票，勒征苛捐杂税，一般人民苦不堪言。凡直接受战祸区域往往村落为墟，间接受战祸影响各地，亦百业凋弊〔敝〕，生活腾贵。反之在所谓赤军统治下的民众（指国民军与国民政府领地），反能保有相当的自由和相当的安居乐业。于是“反赤”一名词，在社会的宣传渐失其作用，民众以其身所经历，觉赤不觉畏，且有欢迎赤的倾向，甚至反动的醒狮派，亦以张宗昌等之反赤为反赤派之羞。北方各省，现完全陷没在反赤军铁蹄之下，民众自由已摧残尽净。工会农会国民党等，或被解散，或被逼入地底作工，报纸言论，稍不检点，即遭封闭，记者辄被杀戮。虽然政治压迫愈凶猛，则民众反抗力量亦随以扩大。河南山东一带，不断的农民红枪会暴动，虽被张宗昌寇英杰的炮火焚杀一时镇压下去，然绝不能根本消灭其反抗也。一般大商人小商人等受捐税及军用票之亏，革命情绪亦至浓厚，最近上海商人对北伐军均有一种好感，两月以来，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书竟销至二万余册，可见民众之倾向革命。在北京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西江苏各地，我同志之被捕及被杀者，在二十人以上。各地军警，搜索甚严，邮件检查更勤，故一切宣传物多不易发出。国民党内的变化1．蒋介石统治下之国民党现状国民党自从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已成了中派蒋介石个人专政的局面。蒋因欲完成和巩固他个人专政的地位，故对于右派亦不能不施以打击，如逮捕吴铁城，驱逐伍朝枢等。然对于我们仍不绝的进攻，对于左派仍有所怀疑，故右派时得乘着机会结合中派使之右倾，与我们为难。五月十五日的中央会议，直接限制C．P．之活动，同时取消了左派汪精卫在党中的领袖地位，而易以中派之张静江为中央主席。七月四日的中央会议，蒋又直接取消了张静江而自作主席。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蒋之中派分子，系以浙江人及黄埔系组成，现时党中军中政府机关以至广东大学握重权者，多此两系分子，大道各派各军之忌。在这样声势煊赫的中派政权之下，左派唯一的首领汪精卫又远适异国，不知踪迹，于是一般左派领袖，一部分根本动摇，行动右倾；一部分不满现状，而又无法以解决现状，彷徨无主。至于群众方面，则左派的群众，反日渐扩大。先说右倾的左派领袖顾孟余，在左派中是怀疑C．P．最深的一个人。丁维汾更糊涂万分，最近居然在会议中主张不要写叫“打倒帝国主义”，以免防〔妨〕碍北伐工作，自做中央青年部长后，便实行他之所谓“左派”理论：“只要抓住学生运动，其余一切民众运动便不成问题了。”他的部下王乐平，与之狼狈为奸，极力和我们为难，并运动北方青年，想破坏我们在北方的势力。左派对工农运动的态度，现在即根据武装的戴季陶（蒋）要管理左派甚至C．P．的原则，带着“北伐时期”的大帽子，在“北伐”这个名词之下，实行他们的自杀政策――讨厌工农运动；否认现在工农群众对政治及经济的正当要求。他们谈起来总是说：农会不好，工人要求太高等等不合实际的鬼话，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右派及反革命派的活动有怎样的危险。陈公博居然与孙科联名提议解散工人代表会（工人的工会）及广东总工会（东家的工会），由政府办一个什么总工会来统一职工运动。在他们组织的组织委员会与宣传委员会联席会上，居然通过这样的决议：“在工农运动中打倒左倾的流氓派及右倾的反动派”。何香凝宋子文甘乃光陈友仁等还保持真正左派的面目，他们不满于现状，要求有所改变。但他们无方法，不知怎样去进行，并且自己无组织无理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要C．P．为之领导。在群众方面，则左倾分子日渐增多，蒋介石视为他的基本势力之黄埔军校中，自C．P．分子退出K．M．T．后，迫起一般左倾的分子，要起来自负责任，直接与右派斗争；现时黄埔中左派分子几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右派的势力渐渐打落下去。他们与我们的关系非常之好，虽然他们没有显明的反蒋，但迎汪的空气非常浓厚，这已经使蒋及中派诸人十分不安。在工人方面，蒋介石袒护工贼陈森和非工人组织的总工会，已经使工人群众不相信蒋。在农人方面，因蒋军何应钦军及各地驻防军之勾结民团压迫农会，已不能使他们信认〔任〕国民政府，信认〔任〕现时中派的政权是能拥护他们利益的。在商人方面，小商人革命化自不必说，大商人代表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简玉琴，即反对目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与军事独裁勾结下的政局，极欢迎我党机关报《向导》，《人民周刊》的言论之一人。所以现时在广东左派的群众是有了，惜无有力的领袖，故政治态度常常动摇不定，虽有我们供给主张，亦无人出来主持号召。国民党中央党部自我们同志退出后，大权握于中派张静江叶楚伧之手，除与我们为难外，并无其他工作，不能与群众接近，日愈远离群众。左派的邓演达睹此现象虽不满意，然亦徒唤奈何，无法整顿。各省党部自五月十五中央会议整理党务案发表后，自然生出一些纠纷，从前“投机的右派思想左派组织”之分子，当然鲜明起来向我们进攻，但影响尚不十分大。另一方面，却逼起我们愈发努力扩大左派，抉起左派，参加工作，自负责任。广东有实力的右派李济琛是不满意蒋的（李在表面上虽常利用《向导》的话向蒋进攻，但他和古应芬关系不断，对于农民运动也有点怀疑，他部下更是压迫农民，所以他不是左派，只等左倾的右派）。上海的右派（西山会议派）仍以赤化攻击蒋，所以蒋现在群众中在党中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均陷于各方面攻击地位；另一方面拥汪复职的声浪一天一天的高涨。这便是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之现状。2．我们对于K．M．T．的政策在此次本党中央扩大会上已有很详细的决案，并具体实行办法。主要的意思就是：1．要建立我们独立的政治宣传，巩固我们的社会力量；2．积极发展左派的实力，使左派能够实际管理党务，直接参与反对右派之斗争；3．使K．M．T．的组织更宽大些，能包容整个的革命团体加入，使K．M．T．更能成为群众的大党；4．对右派不断的暴〈露〉其妥协及卖国卖民的罪恶，这是使右派失去社会地位隔离中派与右派结合的方法，这种攻击是与左派共同动作，才能免去使此斗争成为C．P．派与非C．P．派〈斗〉争之嫌。现时蒋介石独裁的局面大不利于K．M．T．之发展，然而在反对广东内外反革命势力之斗争里，我们还是要赞助他；我们以拥护劳动民众利益为赞助他的根本条件。我们极力促成迎汪复职的运动，但决不是梦想回复三月二十日前局面，决不是倒蒋。我们的口号是“汪蒋合作”。我们的态度是虽不退出K．M．T．但不代暂K．M．T．。3．迎汪运动现时广东内外反蒋迎汪空气异常浓厚，不仅在一切民众运动中，就是在所有军队中，甚至蒋之根据黄埔军校学生，亦不满现状，而提出迎汪口号。群众的情绪，都要求国民政府有一个新的改变，即要求恢复政治上左派的指导权，左派领袖亦正积极的进行迎汪复职运动。我们对于这种现象，若不急图补救，则民众会发生无组织的暴动，若只顾避免与中派的冲突，勉强拉住群众，然群众终是拉不住的。蒋介石近亦自觉自己地位之危险，非常恐慌不安，既不愿汪之出，惧汪出后为实力派所拥以倒己，又无法统一各部分军队绝对受己指挥，无法消灭群众之不满，无法巩固自己的势力，近日乃向我们同志表示请我们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派人请仲甫同志及伍廷康同志赴汉，请C．P．勿赞成汪回。在现时的情况之下，我们自然绝对不赞成“迎汪倒蒋”的口号，因为这样做将动摇了北伐的全局，而且蒋倒后，继起的军事领袖未见高过于蒋，愈滋纠纷。但我们亦不能赞成不变更现状，使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中派包庇下之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所断送。事实上民众及实力派的反蒋运动，亦非我们消极所能阻止。因此我们向蒋介石是这祥表示，我们赞成汪回，于K．M．T．于蒋有三种好处：1．是武汉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更能增加国民政府力量；2．新起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般人，他们与蒋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3．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至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断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又我们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之下赞同汪出：1．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2．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3．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我们还可再进一步的指出今后权力的分配给蒋汪和唐生智等避免冲突的一条出路：第一，为消灭党内外左派群众对于现状的不满，为使党的工作更能有力的进行，须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党权交与汪精卫。第二，为避免蒋与各地小军阀权利之冲突，为满足各地方民众自治的要求，须将各地方的军队及财政与中央划分，建立省民自治政府，使当地的民众能尽量参加地方政治，使当地军事领袖不至因蒋为中央军事领袖而虑其自身地位之动摇。第三，我们当引导蒋注意准备更远大的全部革命军事工作，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当使蒋知道过去的黄埔军队，在此次北伐中是失败了，以后须准备在武汉作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黄埔式的练兵；必须扩充至十师以上的力量，以备应付未来与奉系之争斗。照以上的办法，既迎合蒋好大喜功之心，又使他抛弃目前和汪的争持，及各个军阀间的权力或者不至冲突。以蒋现在所处之地位，或能接受我们这个忠告和主张。左派迎汪的宣传，仍听其充分的做，使蒋受这宣传的影响，更能左倾一点。4．《论国民政府北伐》〔2〕―文的影响仲甫同志在《向导》报上发表《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主要意思是：1．北伐只是一种讨伐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2．须防止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不能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这篇文章传到广东后，民党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开会时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包同志〔3〕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在中央党部接受黄埔同学这个控告后，开会讨论，李济琛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结束此案。在群众方面，工人农人商人中我们的宣传均发生很大效力。5．联席会议停顿之原因我们的代表是八月二十左右就到了广州，在广州约停留两周以上，当时因社会及各方面反蒋空气甚浓，中派疑我们与李济琛顾孟余等联成一气，有所顾忌，且惧我们在联席会上提出许多国民政府压迫农民的事实和他们麻烦，遂不肯即开；顾孟余切颇欲代蒋与我们开会，强迫我们作一些不应当的让步，但自拥汪复职运动发生后，亦不敢尝试；在我们方面，当然亦不急于早开，遂决定延期下去。6．民党扩大会议召集之内幕国民党已通告于十月一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执行委员会（每省二人）之联席会议决定对时局方针。在左派的计划，是想借这个大会拥汪复职；在中派的计划即蒋的计划，因见唐生智等部势力之强大，已非他自己所能节制，想提高党的威权，且想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一面借此以范围唐等，一面杜绝汪精卫回广州取得国民政府领袖地位。我们对于北伐的态度我们对于北伐的态度是：一、北伐的意义是南方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这种军事行动只是促进军阀政治之破坏，开展民众运动之局面，我们不能引导民众对于北伐存过高的希望，有坐待北伐军来解放的幻想。二、北伐当中须防投机的军人政客权位欲的活动，不可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与利益。北伐中我们的政治号召是：“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国民会议就是国民革命时代民众之联合战线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邑努力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兵士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必须在时间上有长期的斗争，由各地公团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才算完成国民会议这一运动的意义。我们不梦想此次北伐军事胜利就是一种革命，就能实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只是在从这个运动中引导当地民众起来参加地方政治斗争，把民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渐渐形成民众在政治上的势力。根据以上的态度和口号，所以我们不应当空洞的向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宣传北伐，指望北伐，而是宣传北伐中我们应做些什么，不说北伐军如何如何好，而说北伐军应该如何如何。在把北伐军与军阀军队相提并论时，我们不讳言这是赤与反赤之战，具体的指明赤是什么，反赤是什么，人民应该站在赤的方面去攻击反赤。在广东方面，我们指出北伐当中，后方民众运动尤重于前方之军事进行，指出强派公债，预征钱粮，卖党鬻爵及孙文主义学会勾结逆党与土豪劣绅，驻军勾结民团种种压迫农民的事实，均足动摇广东基础，政府又严厉镇压人民之集会自由（东江徐、何公然布告禁止农民集会自由，总司令部布告北伐期间禁止罢工），实属自杀政策。我们一方面极力为农民找一出路，不任令农民自然暴动或受陈炯明煽动以妨碍北伐；一面亦不坐视政府之苛取重压，引导农民作正当的斗争。在总司令的军事独裁局面之下，只有我们尚能站在民众方面，代表民众的利益说话，所以不仅农人工人群众信赖我们，就是一般小商人及民族色彩的大商人均信赖我们。粤区所发表的告民众书，真能代表各级民众的要求，把他们集合在“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去作争取参加地方政权的运动。总之中派的北伐是意在他们的政权扩大，我们对于北伐是要求民权运动的扩大。在湖南湖北等省，当北伐军未占领时，我们一面宣传赤与反赤之不同，一面领导当地民众作反对苛捐杂税争取自由等反对当地军阀政治的地方政治斗争。只有这样做，才能对于北伐更多实际的帮助，才能保障北伐军占领后的政策可以左倾（因民众自身已有组织且有斗争的力量）。此次北伐军能迅速的荡平吴军，得力于两湖农民援助之力非常之多，尤其是湖南农会的参战更勇烈。凡战事区域，我们所组织的农会均号召农民起来实际参加战争，因参战而牺牲的农民虽尚未得确实统计，然大致不在少数。农民既有此伟大功绩，北伐军将领对于民众自由亦不得不相当尊重，所以民众现在在两湖的政治地位完全是凭自身的力量争取得的。北伐军占领湘鄂后，我们便乘此机会愈加迅速的扩大民众运动，发表当地民众对于政治的总要求，进行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要求废除过去军阀政府所加于人民的各种压迫，取得人民最低限度之自由权利。在这次运动中，我们不但要为工人农民的利益而奋斗，并应为商人的痛苦而奋斗，才能结成很广大的民众联合战线；在政治上应力倡民权与自治，反对军事独裁。总之，我们对于北伐的态度并不幻想他就是一种革命，并不炫骇于目前的胜利而忽视了他所包含的危险；我们知道武汉下后的国民政府的现状还在严重的恐布〔怖〕当中。第一、中派领袖对于北伐目的只在争取地盘，内部暗潮甚烈；第二、英国正极力拉拢日本，促成张孙的合作以对付国民政府。从前英日张吴合作成功，国民军队不得不退出北京，现时若英日孙张合作成功，恐广东亦不能守。然而中派诸人方正欣喜于目前之胜利，骄张之气，漠视一切，虽有俄顾问之忠告亦听若无闻，前途如何殊难预言。我们应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留意的忠告他们，一面更切实的做下层群众基础工作，俾一旦环境变动仍能坚固的存在。党在各方面工作发展情形1．党的组织情形在本年七月扩大会议时，统计全党人数为一一二五七（各地报告仍是五月份的统计），此时在国内的党员至少在一万三千以上。因交通不便关系，各地报告月份参差不齐，尚不能目为目前精确之实数。兹将现时统计与扩大会议时统计比照列表如次：扩大会时统计现时统计湘区一六八六二六九九（八月份）北方区一七○○粤区四二○○四五五八（六月份）沪区二二四一二二二三（八月份）豫陕区三○五鄂区四二八一○○○（八月份）鲁地方五○○五一五（七月份）赣地方一○五川地方四二一二○（八月份）安徽二七三三（六月份）福建二三总数一一二五七一三二八一〔4〕从上表看，可知京粤豫赣皖闽各区域犹是扩大会时的报告，尚非现在实况。两月来有报告而发展最快者，当推湘鄂川三省，湘省在两月中增加一千人，鄂区增加一倍，川省增加二倍。湘鄂发展的原因，完全由北伐之影响，川省亦因北伐军进至武汉，一般投机的小军阀均望风来归，对于民众运动不敢十分压迫，且常常表示许多好感，所以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有为〕别省所不及者。目前各地工作，以粤湘鄂三省区最为重要。粤区有两年多的工作经验，负责同志亦甚得力，最近又特派任卓宣主管宣传部，张太雷编辑《人民周刊》，区委已较健全，故指挥工作尚不费力。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于空浮，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亦稳当周到。只有鄂区组织太不健全，不能号召群众，不足以应付目前变动的局面。中局已决调彭泽湘同志往作书记，项英育南亦已赴鄂，分任工人及中校工作；此外尚拟派一中央委员前往视察，并再增得力同志若千人去担任工人农民及国民党工作。北方区豫陕区山东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均在反赤军势力统治之下，压迫十分利害，这些地方的监狱中都关有我们的同志。因搜索很严紧，所以宣传品及信件的交通均受着很大的妨害，《向导》几乎全不能寄到。山东安徽等地，且因邮局检查出信件将我同志拘去枪毙。职工运动及一般的民众运动在这样严重高压的环境之下，亦不能有什么动作。同时我党在这些地方的工作除北方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作用外，余均在政治上无地位，在市民群众中无信仰（只有在工人学生中有我们的影响），处处都表现还是研究的小团体状况，而不是一个群众化政治化的党。在粤沪湘则已走入民众中去，湖北亦正在开始接触民众。江西地委原本很弱，不能了解当地政治状况，不知如何计划进行，党与群众几乎尚无关系。最近因北伐出兵江西，江西问题日愈重要，所以现已调刘峻山同志往作书记。安徽福建的组织尚小，作用不大。沪区虽亦在反赤势力统治之下，但因上海社会比较复杂，压迫之来尚有法可以对付，一切工作均尚能经常进行，在工人群众中有相当的基础，并已开始商民运动，参加地方政治斗争，惟在最近日厂罢工中表现出党的下级组织还在十分涣散，支部不起作用，同志对党认识不明了，应速加以整顿；尤具是对于罢工失败的一万七千日纱厂工人中，要加紧工作，设法维持他们对于上总及党的信仰。在反动势力统治各地的工作，很难有显著的发展，只是在使我们的组织更加严紧，使我们的政治宣传更能深入于各部分群众的意识（赤与反赤之差别）。在粤湘鄂三区的工作，现时是最好发展的机会。我们还要开始注意四川，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军人既倾向国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倾，政治的环境是比较自由，可以容许我们活动，在军队中我们有几个高级军官同志及一部分K．M．T．左派，也可以发展成一种局面。“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在各地或者还不十分了解，或者是没有执行，所以尚少成绩。支部若不能健全工作起来，则我们各地还不能算有党的组织，我们的基础还是动摇得很。党内工作者的坏倾向如雇佣劳动化与贪官污吏化的分子，自扩大会议后各地均已注意清洗，尚须继续切力注意。中央组织部尚无专人切实负责工作，中央局诸同志在扩大会后，特秋两同志赴粤参加联席会议，仲甫同志病入医院，几不能开会，虽仲甫同志在病中仍管理一切工作，但总有许多事情因而停顿。工委农委的工作方在开始整顿中。现时中央局因人少的关系，除开对于各地政治上的指导外，在组织上尚不能细密的工作。各地方党部普遍困难的现象是：1．缺乏得力工作者；2．经费十分艰难。因为这两个问题，常常使我们坐视一切机会之逸去而莫可若何。关于缺乏工作者的补救是各地办训练班及党校；关于经费缺少的补救，除极力节省及选择工作外尚无别的方法。2．职工运动两月来全国职工运动可注意的有几件事：1．是解决省港罢工问题；2．是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广东总工会的斗争；3．是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4．是大连的罢工；5．铁路工作方法的改变。关于省港罢工问题，七月间的谈判因香港代表态度极强硬，条件又苛刻。1．不承认罢工是一个严重问题（以为罢工已过去）；2．不承认沙基惨案；3．黄埔筑港只允许成四等港；且提出粤汉广九接轧〔轨〕为条件，遂致决裂。现时英国人仍以罢工问题向广东进攻。K．M．T．中派右派均反对罢工委员会，只有左派宋子文在财政上尚能按月照拨罢工委员会经费三十万。武汉战争中若提解决罢工，则只有助长反动派及中派声势。不过对于封锁问题，事实上表示让步，在内地厉行排货而撤消海口检查，同时要求谈判解决罢工。关于广州工人代表会与总工会的冲突。总工会只有二十几个团体，是东家的组织。工代会有一百三十几个团体，是工人的组织。国民党中派袒护总工会的首领陈森，袒护总工会，大为工人群众所不满，现时总工会在群众中已无多大力量。关于上海日厂罢工问题，起因于日本纱厂主利用这纱市疲乏的机会，借整理生产为名向工人进攻，开除各厂工人领袖，工人反抗则以歇业作抵制。我们决定的策略是：一、在工人方面自行让步，提高生产（自“五卅”以后工人对于工作实际是很怠工），不扩大罢工；二、在社会上利用种种反日问题，扩大反日空气，并发布工人的诉苦书以和缓日厂主的压迫。但这个策略并不能执行得很好，终于受厂家的逼迫扩大延长了这个罢工，现在已逾三星期，群众是非常消极，因此失败了。关于大连日本纱厂三千多人的罢工，同志被捕者数人，支持两月之久，因政治环境压迫太利害，终于失败。然在大连能发生这样一个运动，已经是很不容易的。关于路工运动，已依照扩大会的议决将发展群众组织的工作，取消从前特派员制度，全交由各地党部负责进行，铁总只注意上部号召宣传工作。3．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自北伐军入长沙后，其发展之速更有一日千里之势，现刻有工作者已有四十余县。在此次战争中，农民实际参加战争极为勇烈，故农民在政治上已自然取得一种地位。唐生智欲将农民协会拿在他手上去，但此计划终不能实现。右派中派亦正极力进攻。现时最感困难的就是缺乏农运经费，不能很畅利的发展，有被中派袭击之可能。湖北之农运过去虽无大成绩，然北伐军下武汉后，必有猛进的发展。广东农民运动的危机是：1．各县长多明目张胆的向农会进攻，他们的攻击口号是“农会就是土匪”，“干涉行政”，“扰乱治安”；2．驻防军与土豪民团勾结，借剿匪为名，枪杀农协会员；3．土匪民团及反动派极力摧残破坏农会组织。政府对于这种现象既没有诚意救济，且苛派公债，干涉农会自由，故农民非常愤激。我们只有一面引导农民作正当的要求外，并使他的行动不妨害北伐工作。农会会员既〔现〕已发展至一百万员，农民训练班亦正积极筹备开办，一万余农民自卫军也正在设法施行军事政治训练，无论如何困难，这两件事均要做到。4．学生运动最近在广州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共到代表五七人，C．P．占三四人，国民党左派十余人，右派五、六人，国家主义者无一人。我们虽占着多数，但在开会中极力避免学生运动的分裂，处处委屈求全的与他们合作，对于左派关系弄得很好，所以虽有丁惟汾顾孟余在上之操纵，右派分子在会内之捣乱，均算安全渡过。学总常委的选举完全为我们同志。此次大会主要的议决案：1．是统一全国学生运动；2．是争取学生本身利益；3．是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目前要做的工作〔5〕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据对这个报告，“迎汪运动”部分引用的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给广东信一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中的三条文字和其他有关内容分析，《中央局报告（九月份）》的最后写成时间，当不早于或稍晚于九月二十二日，故将此报告编排在九月二十二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十八号》和《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之后。〔2〕此文原题为《论国民政府之北伐》。〔3〕包同志指鲍罗廷。〔4〕总数“一三二八一”原文有误，实际合计为“一一一四八”。〔5〕《目前要做的工作》部分，中央于九月二十二日以通告第十八号作为一个单独文件下发（见本书第322页），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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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对于汪蒋问题，在九月十七日给粤委信已分析得很详细，并指出中局对于此问题所取的政策。蒋介石曾派胡公冕同志来上海见仲甫同志，请C．P．勿赞成汪回，其措辞是：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仲甫同志是这样的回答他：我们赞成汪回，于K．M．T．于国民政府于蒋有三种好处，第一，是武汉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则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更能增强国民政府力量；第二，是新起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般人，他们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第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致被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所断送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矗又详细说明我们在以下三个条件之下赞成汪回：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蒋介石又请吴廷康同志赴鄂，盖自知地位之危险，仍望我们能援助他。吴同志〔1〕已决定日内动身前往。在昨晚中局与吴同志会议，更具体的决定汪蒋之间、蒋唐之间权力应如何分配，才能避免他们相互间的冲突，给他们各一出路：第一，为消灭党内外左派群众对于现状的不满，为使党的工作更能有力的进行，须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将党权交与汪精卫。第二，为避免蒋与各地小军阀权利之冲突，为满足各地方民众自治的要求，须将地方的军队及财政与中央划分，建立省民自治政府，使当地的民众能尽量参加地方政治，使当地军事领袖不至因蒋为中央军事领袖而虑其自身地位之动摇。第三，我们当引导蒋注意准备更远大的全部革命军事工作，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当使蒋知道过去的黄埔军队在此次北伐中是失败了，以后须准备在武汉作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黄埔式的练兵，必须扩充至十师以上的力量以备应付未来与奉系的争斗，使他抛弃目前和汪的争持。照以上的办法，既适合蒋好大喜功之心，又使汪蒋及各小军阀间的权力或者不至冲突。以蒋现在所处之地位，或能接受我们这个忠告和主张。左派迎汪的宣传仍听其充分的做，使蒋更能受这宣传的影响左倾一点。前函所云第三办法暂时不可提起，且亦事实所难能。吴同志及特立同志〔2〕均订日内赴汉口〔3〕。九月二十二日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五期刊印注释〔1〕吴同志指吴延康。〔2〕特立同志指张国焘。〔3〕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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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八号——配合北伐年内各地应完成的十六项工作（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十八号——配合北伐年内各地应完成的十六项工作（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各级同学们！目前本党应集中全力进行下列各项工作。望各级党部于收到后即切实计划执行：1．帮助北伐军保住其既得之胜利。2．发展国民政府统治下各省之民主政治运动：实现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提出工农商等被压迫民众的总要求，要求民选省政府，县政府，乡自治机关。3．充实国民党左派的实力，恢复左派在广东的政权，实施左派的政纲。4．本年内，湖南湖北或其他北伐军国民军占领的省份，都必须召集全省农民大会，北方诸省及四川亦须努力发展农民运动——暴动或组织。5．武汉各业工会须于本年内组织起来，以充实固有之工联。6．在最近期内，北方各铁路之各大站及开滦五矿，都须有秘密工会的组织及我党的支部。7．最近期内湖北湖南都须召集全省工人大会，最好和全省农民大会同时召集。全国总工会即须在汉口召集全体执行委员会，发表全国工人经济上政治上要求的纲领；并须召请湖北湖南工联多派代表出席此会，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8．进行奉系军队中之秘密组织及破坏工作。9．进行保定系军队中之政治宣传工作。10．发展我们党独立的政治宣传（最紧要的是2、11两项），力求普遍，更其是在广东湖南湖北。11．发展全国反英宣传及排斥英货。12．全党各支部都开始工作、活动起来。13．各地党部，在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运动中，在—切政治的宣传争斗中，都须善于运用联合战线的策略，使本党日渐群众化政治化，尤其是沪粤湘鄂四区，务必去尽研究小团体的习惯。14．北方区要开始地方（直隶省的北京市的天津市的）政治宣传与争斗。15．沪粤湘鄂四区都即须设立普通党校，以养成党的及职工运动的下级干部人材。16．上海以自治市的运动，发展各阶级反抗军阀统治的联合战线。以上十六项工作，限本年内须一一办到，明年正月中央应派人巡行各地方，即按照此工作计划，检验成绩。李承宣九月二十二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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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1〕（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广东的国民党左派及工农商学群众，甚至黄埔学生，均不满于中派把持政权下的现状而想有所改变。积极的办法就是迎汪回来，左派正准备在第三次大会上或即在最近召集一临时代表大会实现此计划。乃中派忽宣布十月一日召集中委及各地省部联席会议的决议。此次大会讨论的重要问题，据公布者为：1．省政府之组织问题；2．中央政府迁移问题；3．请汪复职问题；4．催开国民大会问题。中派召集此次大会的用意，据我们的观察乃在蒋欲迁移中央政府，抬高党的威权（照现时党、军、政三权集中于总司令手的局面，此种办法即是所以抬高蒋之威权），以统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等。中派为欲使此计划之进行上不生阻碍可以包办，所以决定开会日期非常迫促（九月十号左右决定，距开会日期只二十日），远地代表通知且来不及，遑言赴会。我们除一面通知各地迅速选派代表前往外，一面并电请展期至双十节开会。各地代表都尽可能的全选左派去参加。我们对于K．M．T．此次扩大会的意见认为：1．应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因国民政［政］府迁至武汉，则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张静江曾说国民政府迁武汉后张继等均可请其加入）。表面上我们可以说国民政府不能放在前线上；若武昌修水战事未了我们更可说：“此问题须待军事结束后才能讨论。”2．应产生一左派政纲为左派行动的标准，为左派与我们合作的条件，逼中派照此施政。3．迎汪回来，表面上宣传汪蒋合作，但汪之就出与否须斟酌当时内外情势决定。4．改造广东省政府，可以组一个汪李（济琛）孙（科）合作的政府，去掉古应芬，肃清贪官污吏派。此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所以赞成汪回，就是为要救广东这块革命的基础，汪除任国民政府职外，事实上须拿到广东政府实权。5．当极力主张：国民政府当注重各省自治权，各省组织自治政府，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因为所谓绝对的集中统一，在目前全国的交通上，小军阀的变化过程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的自治政府可以容许民众参加政治，可以减少军事独裁倾向。左派顾孟余何香凝等对于此次大会十分注意，顾自任运动北方左派代表出席，派吴玉璋〔章〕来沪运动长江一带左派代表出席，并决定两项宣传原则：1．说明本党现状及三月二十日事变真象。2．口号是：（一）巩固本党左派与C．P．谅解合作；（二）恢复党权，拥汪复职。我们以为第一项太利害了，若把三月二十日真象说明，则蒋完全是反叛，现时尚不宜如此尽情揭露，可以含浑一点。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四期刊印注释〔1〕本文原未署作者和时间，从该文内容和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央复湘区信》（见本书362页）中，十月一日之民校扩大会问题……，中局均有主张刊入第四、第五两号政治通讯中”等语判断，此文是中共中央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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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粤区的信——制订左派政纲，促成汪蒋合作（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致粤区的信——制订左派政纲，促成汪蒋合作（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现时广东内外反蒋迎汪的空气异常浓厚，不仅在一切民众运动中，就是在所有军队中，甚至蒋之根据黄埔军校学生，亦不满现状而提出迎汪口号。群众的情绪虽如此，但就目前国民政府内外的形势说，是不是容许这个运动之实现而不发生危险呢？蒋介石是不是能不反对这个运动呢？我们对付这个问题究应采取什么态度？实为当前应决的问题。本月十六日中局与远东局联席会议讨论此事，有以下的结论：一、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各县知事及驻防军与劣绅土豪民团勾结，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反动工贼，袒护反动右派学生，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压抑一切民众的自由，因此使得广东的民众已不相信国民政府是能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府，甚至敌视国民政府。他们都要求国民政府有一个新的改变，即要求恢复政治上左派的指导权。我们对于这种现象若不急图补救，则民众会发生无组织的暴动。若我们只顾避免与中派的冲突，勉强拉住群众，然群众为切身利害所迫终是拉不住的；我们违反群众利益的这样做，不仅在群众中失去信仰，甚至为群众暴动所牺牲。有些同志以为，我们不必变更现在中派政权，在这个中派政权之下我们亦可发展民众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愈发展民众运动，则民众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为救广东，使我们不能不决定对于中派政权的态度，不能不决定因群众对于现状不满而提起的迎汪反蒋口号的态度。这个决定是不能游移的。二、我们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在选择这三个办法中我们有二事须注意的，即：（1）对于把K．M．T．看成只能有一纯粹左派政权的观念，应根本打消，所谓恢复左派的指导权，并不是纯用左派的人，是有左派的政纲，指导权在左派手中，可以容许中派甚至右派参加工作。（2）所谓左派，不是单看人的问题，是要有一对工农政策实施的左派政纲。三、这三个办法，第一办法太危险。因为：（1）是在现时北伐的内外形势中，一旦去蒋将使国民政府发生极坏影响；（2）是军事上继蒋而起之李济琛唐生智亦不可靠；他们因现时反蒋，故行动较蒋左，恐蒋去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因为蒋在前方不能自理后方事，若不去掉张静江叶楚伧等一般中派分子，则虽有左派政策亦不能行，因为所谓左派政纲，就是打击这般人的行动的。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汪蒋合作）。不过蒋现时是绝对反对汪出不肯与汪合作的。他的理由是汪出来后将为一般小军阀所拥戴以打他，分散了革命势力。实际上是与汪争首领问题。然而除这三个办法之外，我们又再找不出其他办法。四、我们现时仍是希望实现第二办法。我们可以向蒋表示，汪出并不是要倒蒋，并提出保证条件：（一）决不报仇；（二）决不取消整理党务案。但若蒋始终坚持不允，我们坚持要做，可以生出以下的影响：（一）逼起蒋纯走到反动方面去。在目前帝国主义者军阀右派群以反俄反共耸动蒋介石时，也许他会糊涂的受他们的影响，作出更蠢的事以打击左派；（二）或者是蒋离开了北伐战线。现时汪蒋分裂未免太早，所以我们须找一退步，便是采第三办法，由蒋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领袖。若采第三办法，我们对于现时民众拥汪的空气，汪蒋合作口号的宣传仍当不废，才足以胁蒋左倾，并须极力在民众中宣传左派政纲，使蒋不得不对民众让步。万一蒋不能执行左派政纲，逼起我们为救广东而不能不倒蒋时，因先有了左派政纲的宣传，去蒋亦较容易。五、左派群众以至李济琛等，对于十月一日K．M.T．将召集的扩大会议，拥汪出来呼声极高。我们当宣传汪蒋合作，至于此次大会就把汪拥出来否，须看当时国民政府内外的情势如何定夺。如国民政府形势尚在动摇，则汪出来引起的纠纷愈增加动摇分量，便不宜即出，必须局面较稳定后方可出来。我们并预备下第二办法走不通时的退步，采第三办法，此次扩大会议主要是希望通过一个左派的政纲为国民政府以后施政的标准，我们现时应预备这个政纲并宣传这个政纲（此政纲特委已拟就）。六、根据以上的结论，中局决定训令粤区注意以下工作：1．在十月一日的扩大会前，对于迎汪复职问题，当一面切实进行宣传汪蒋合作；一面注意内外环境的形势，勿授蒋以隙，被蒋借口打击左派。2．对于此次扩大会议，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3．这个左派政纲在扩大会前应立刻向民众宣传。一方是对中派示威，一方是暂时安慰民众，给民众一点希望。在扩大会开会时，粤省工会农会商人学生均可以做请愿示威等工作；外省工农商学团体亦可去函电表示民众对于KM．T．大会的希望和要求，以群众力量迫大会左倾。扩大会各省出席代表，我们亦当通知各省本校组织，尽量选用最靠得住的左派分子出席，不得已时才用C．P．分子。※※※除对于汪蒋问题外，中局对于粤区工作尚请注意以下数事：1．应把所有能力都集中在农民运动上，去做反对土豪劣绅工作。2．政治上要求召集省民会议，民选政权，反对贪官污吏。3，须加紧与左派合作。若粤区同志说没有左派，当速造成一个左派〔1〕。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四期刊印注释〔1〕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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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1〕各级同学们：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下，因为中派政权犹豫不定，所以工农商学各界之中左派空气日益高涨，而在全北伐范围内蒋亦渐渐不能做政治中心。恢复左派在党及政府之指导权实有历史的必要。所以十月一日国民党所召集之中央扩大会议〔2〕，如在全国革命势力发展之情势中，其结果国民党左派必然要迎汪。我们的政策是赞助左派在广东在全国取得政治上的指导，所以应当实行下列的具体办法：1．各省市党部务必使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十月一日的会议，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2．我们同志在民党中，应向左派宣传“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便是必须汪蒋合作，使汪能主持国民党，若反汪并同时反对坚定的左派政策，不但是使北伐消失革命意义，而且可危及广东的根据地。3．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4．此次大会主要是要产生一个左派的政纲（对工农政策实施的政纲），为我们与左派合作的基础，为左派行动的标准，逼中派承认此政纲施政。至于汪可以由此次大会拥护出来否？须看当时国民政府的内外形势稳定与否，蒋介石能不因此离开北伐战线或反动否来定夺。若有以上危险是不宜急进的，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5．扩大会开会时所在地之工农商学团体，可以做示威请愿运动，其他各地工农商学团体亦可发电去函表示对K．M．T．大会的要求和希望，以群众力量使大会左倾。6．左派国民党部应当宣传革命军的胜利，在于坚决实行中山北伐之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自然在北伐军克服地方，应使人民团体所组织之市民会议省民会议等参加政治，然后全国人民才能认北伐的胜利是真正的民权的胜利。总之，各地民党左派党部，应努力与民众接近，宣传中山北上宣言及第一次代表大会政纲。如此扩大左派的政治势力，然后在国民党中央十月一日的会议上左派的势利〔力〕才有政治的社会的基础。李承宣九月十六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无年代，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2〕指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原计划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召开，实际开会时间是十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会议通过了《本党最近政钢决议案》、《国民政府决议案》、《最近外交政策决议案》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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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发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直接以武力阻难北伐的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发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直接以武力阻难北伐的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一日）〔1〕各级同学们：第十三〔五〕号通告已指出吴佩孚之失败影响于英国在华政治势力之低落，经济利益之危险，英国必用尽方法以求挽回此失败的局面，现时正假口反赤关系极力运动列强对华取共同干涉行动。然日、美正利于〔用〕英之失败彼等得乘机分取英之利益，故英之运动一时显难得到完满结果。情急势绌，遂显出其最后凶残面目，除尽量帮助孙传芳及一切反国民政府之军〈事〉行动外，并直接动作以谋颠覆国民政府。具体的事实：1．九月五日《东方社》汉口电：“三曰吴军之军舰五艘，悬挂英国旗欲突破金口”，是直〈接〉明目张胆的庇护吴军向北伐军进攻。2．九月五日香港政府突派英舰两艘，驶泊广州省港轮船码头，水兵登岸驱除罢工纠察队，并捕去七人，阻止华人出入码头，干涉江面小船往来，粤政府抗议无效。此种举动显然是意在牵制北伐军之后方，希图以武力倾覆国民政府。3．八月二十九日英舰万龙号在万县入口后不受检查，欲以武力出口。杨森派兵四十五名乘划船往阻，被撞沉没，因将后到之英舰万县、万通二号扣留，要求赔偿。乃英领事竟调炮舰四艘，载兵赴万县硬索二舰，用大炮向万县城轰击，城中房屋大半为大炮所毁，死伤人民不可胜计。今日报载英国巡洋舰开里斯福号、开斯托号、韦特芳资号，不日又将载兵来华，并许海军宫长以便宜行事之权，其向我中国民众进攻的事实已昭然若揭。各地同学于接到这个通告后，应更加紧和扩大反英的宣传，并提出排斥英货的口号，造成全国反英的空气。此项排货行为在沪、汉等地因有种种的顾虑，虽不能有力的执行，然不可无广大的宣传；在内地则冲突不甚直接，英之干涉力较难达到，可以大做。务望迅速执行为要⑵！李承宣九月十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无年代，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2〕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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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发起反对英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攻击北伐军的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发起反对英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攻击北伐军的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1〕各级同学们：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吴佩孚现在被北伐革命军困在武汉，已陷于快要覆灭的境遇。吴佩孚之失败，就是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统治权的失败。不仅最近的将来的北京政府完全落在日人指挥的奉张之下英国无法参与，就是英国根深蒂固的长江势力也要受着打击，所以他要用尽方法来援助吴佩孚。1．包围苏孙〔2〕出兵援吴，每天路透电社〔社电〕总是伪造战报，淆乱社会观听。2．香港政府援助陈炯明及右派反动派密谋在粤捣乱。3．派遣多数舰队驶赴汉口，希图防害北伐军的进攻。据九月三日《大陆报》载，驻汉的英舰竟向北伐军射击。又据五日《东方社》汉口电，三日吴军之军舰五艘悬挂英国旗欲突破金口。各地同学应速起来提出“反对英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攻击北伐革命军”的口号，发表宣言，极力在民众中造起反英运动，以遏阻英帝国主义之阴谋⑶。李承宣九月六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无年代，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2〕苏孙指驻兵江苏省之孙传芳。〔3〕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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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重庆信——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致重庆信——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附：重庆来信——四川各派军阀动态（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八月三号来书收到。川中现实局面非常复杂，前者玉兄〔1〕过沪时曾细谈及。彼时所得结论：1．川中虽有种种派别，如速成系、保定系（以学派分）、大邑系（以地域分）、骨肉系（如刘湘与刘文辉之叔侄关系）等，但此种派别均为一时势利之结合，可以随各个人当时之利害关系朝合夕变。2．每个将领均企图扩张个人势力，部下同样效尤，故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3．在革命潮流高涨、广东政府势力向外发展和吴佩孚势力失坠之时，一定有大群的投机军人跑向国民党，国民政府方面来也打着革命的旗号。4．虽然他们是投机的不是真革命的，然只要他们这样做，是可以分裂军阀的势力，可以加速军阀政治之崩坏，我们自然不当拒绝而当接受。我们且可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5．因此，我们不能对这般人希望过高，不能过于相信他们，我们只在藉此机会：Ａ、可以扩大民众的运动（因为他表面总要允许相当的一点自由权利），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Ｂ、可以播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可以有在旧军队中培种新的力量的机会。6．倘若我们把这般人看得太高明了，过于责望他，过于信赖他，都要发生很大的危险：Ａ、过于责望他只有使他远离我们，感觉我们不能合作，便跑向右派反动方面去。Ｂ、过于信赖他则不免为其所卖而失望，且白丧失我们许多工作能力不能用在自己的基础工作上。从你们这次来信中说刘湘之忽然宣传北伐军的胜利，派代表向民党输诚，取消玉等的通辑〔缉〕令；刘文辉之拟请玉长成大，翻印三民主义等书散发军中，向民校要人作政治工作；黄隐之在合州试办黄埔式的军校，暗派人赴粤；赖部袁旅之特别倾向民校；杨森对于向时俊过于接近我们之不满；何光烈态度之突然变坏。这些消息，仿佛是很可诧异的。何以反动的刘湘、刘文辉全倾向国民党？何以我们已有接洽认为比较左倾有望的何光烈、杨森竟又改变态度？其实这并无什么可异，这正表现这般人的投机性。成都同学对于刘文辉工作之失败，就是把他看得太高明，责望过高，反转一无所得。你们对于何光烈之失望，也是因过去过于信赖他真革命，自然惊异他今日之特别反动。我们能认清这般人的投机性质，自然能使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方针进行，不会随着他们态度之转变而受影响。总之：1．我们不拒绝他们之过来以破坏军阀政治。2．我们籍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3．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因此，对于反动的刘湘，他来接洽亦可以不拒绝；对于口上言论非常革命的刘〔何〕光烈、杨森也不要过于信赖。我们自然很希望在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但这不是勉强能够速成的。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二期刊印附：重庆来信四川各派军阀动态（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自吴佩孚任免川中军民首长的命令到后，四川的政局突然呈现一种混沌的局势。旧二军系的刘湘及其部属都手忙脚乱起来，恐慌已极；保系的邓锡候等趁此时机极力与杨森要好，准备拜受吴氏的新命，藉以压迫刘湘下野。这个时候，刘、邓、杨都在调兵遣将，战争的爆裂大有一触即发的样子。但是刘、邓、杨备战的期中而北伐军攻克长沙的消息突然传到，于是刘湘一派的人从无法中得此一付解危剂，又大肆活动起来；保系的邓、田等，一面为北伐胜利的空气所摄〔慑〕，一面因内部刘自乾和其部属的意见不一致，也就迟迟的不能就职。同时，川中各派的大小军阀因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都形成一种摇摆不定的样子，对于广州和此地的民校有大部分的人都表示好感，甚或极力的与民校拉扰。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工作也因之扩大。特分别的报告，祈兄处迅与指示，以便有所遵循。旧二军系的刘湘，在政治上的外援与皖系的段比较接近，因此对直吴常呈不满的态度。加以去年驱杨和今年阻挠杨之行动（全是为保持大二军系之统一）均不见好于直吴，故刘在政治上与吴的关系无形中完全断绝。所以此次吴对于川中之新命，旧二军系的将领几乎全部在免职之列。刘和他的部下大多数都是头脑冬烘，且与进步系的关系异常密切，故前此民右与进步系等的反动份子竟迫其下令通辑〔缉〕××和×〔2〕，并对民校加以种种的妨碍。但是现在外因吴将其一切职务免去，内因邓、杨等的结合行将迫其下野，遂走头〔投〕无路，陷于最困难的境地。这时恰逢北伐军在湖南胜利的消息传来，他遂得藉此宣传以抵制邓、杨（当攻克长沙的电到时，刘亲批速送各报登载），一面藉安岳军团冲突问题，嗾使川东的团阀曹燮阳等组织伐暴团，联络川北各地的团防向邓的防地进攻（此事现尚未完全停止），以牵制其后方；一面派人与杨森表示好感，愿与合作，将川中军、民、财各政交杨，以作保全其地位的交换条件。但是恐杨终不利他，又主使旧二军系全部和新二军系的一部分将领先组织一丙寅军委会，来处理川中的军、民、财各政，以及摘〔嫡〕系唐式遵为主席，以便抵制杨的行动，藉以示恩于各将领；并又促这加入委员会的各军联盟电吴，求其收回成命。他这样布置犹恐不足以抗邓、杨，又使其部下蓝文彬通电主张自治，以抗吴的命令，并派人赴蓉极力的把刘自乾拉着（此人与刘有叔侄关系，与杨森素不合，且为保系的实力者），使其牵制邓、田。同时又变其疾视民校的态度，忽将前次对我们的通辑〔缉〕取消，以表诚意，并派代表输诚愿与合作（自然是别有用心的水漩式）。我们看他来得太滑稽了；且前次兄处又有严令不许与他发生任何关系，——虽嘱玉兄转呈一切，但未得兄方的命令，故只好取不即不离的政策与之周旋，藉以减轻目前的压力。保系的刘自乾在四川的军阀中要算野心最大的人，随时都想利用机会揽川中政权，向来的政策是挟保系以威刘，复藉速成系以制邓，常操纵于两系之间以自厚其实力。此次吴对川中的新命，他仅仅一个军务会办，心其〔甚〕不满，落得施其操纵两系的故技，从中来获利。故一面迫邓、田不许就职，要其联名电吴保留刘湘位置；一面藉保系反刘的空气来压迫刘湘，使其事事听命于己，以便消灭其宿仇杨森。近来因北伐军在湖南的胜利，遂动其投机之心，把他前次命令封闭的叙府学联和后援会等启封，并向民校极力要好，自命为是中山信徒，翻印三民主义等书散发军中，以表其真诚；又嘱人要玉兄去长成大，并愿出资办一日报为民校主义的宣传，且向民校要人在其军中去作政治工作。无论其投机与否，这样表示算是十足了。然因成校同学幼稚的关系，向其要求太急，而民右和旧派遂乘机造谣包围，引起了他的疑惧，遂将成大和将开办的□报纸诸问题搁置不提，现只是对民校表好感而已。弟处刻另派同学负成校民校的工作，以图挽救这个好机会。邓锡候本人是川军中旧派的代表，且与进步系关系太深，左右的人几乎全是进步系，刻正想利用机会拜吴新命。不过他的部下因受革命潮流的激荡，有些表示左倾的分子如黄隐近暗地派人赴粤，并令其弟慕颜在合州办一军官团，仿黄埔的办法组织政治训练班，不时请命于民校，并要人在该军工作（已派有二人前去）；近复要求先委以相当名义，于必要时自行宣布，以便受国民政府的切实指挥。因此民校要我赴合与其协商并考察其进行状况，对于他的要求拟介绍其代表赴粤接洽。我拟一、二日内即行前往，勾留三、四日即可归来，详情俟归时再报。赖心辉前因受保系的压迫，得刘自乾的援助始得离蓉赴沪。近又被吴将其免职，与刘湘同一命运，遂与刘的行动同一步调，也派人向民校要好。他的部下袁旅尤其对民校表好感，我们已派有同学三人在该旅工作。何光烈因要排斥进步系的张表芳〔方〕，故不得不拿民校去做挡箭牌，所以要请玉同学赴顺为之办高中，以作与民校输诚的表示。但现在他的态度突变，日昨来电云学校因经费无着，本期不能开学，请暂缓聘人。据派赴顺庆同学的报告，他对于前次成立的工会和民校等近来都表示压迫，且禁学生入党，已完全立于反动地位了。不过他的部下秦、杜两旅对民校的表示甚好，尚能保持一切进行。玉同学如尚留沪，请转告其不要聘人了。向时俊近日对民校的表示较前更好，近拟在该师内成立一训练处（内容注重政治训练），设立一训练班，调该师中下级军官来听讲，要求民校派人拒负训练全责，其一切规划均要我们为之主持。刻正着手进行，大约本月半间即可实现。杨森近来因环境关系和内部均不一致，应付时感困难，不特对民校无若何之表示，并且深不满意向时杰（俊）的行动（这是向对我说的，或许别有用意）。近来因急欲迫刘下野，与保系之邓勾结甚密，刻正准备本月十号与保系各将领在万县开军会定他们对刘的方法，藉以与刘现在所组织之丙寅军委会相抗。川中有无战事，恐要在他们这两个会开后才能决定〔3〕。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二期刊印注释〔1〕玉兄指吴玉章。〔2〕原文如此。〔3〕本文正文及附件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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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二号——反对孙传芳致书蒋介石并借此打击右派（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十二号——反对孙传芳致书蒋介石并借此打击右派（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今日（八月二十三日）上海各报皆载有孙传芳致蒋介石书，兹剪上一份以作参考。其主要意旨是劝蒋排除俄国人与过激派，“如以外国人指挥过激党，则举国所疾，虽欲避舍而不能，如去外国人削除过激党，则不待用兵，无不可商之国事”。又谓：“如易帜而来，必尽东道之谊，否则将以讨赤御外相周旋”〔1〕。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1．联俄联共政策是先总理生前决定，国民党大会通过，并非蒋介石所创。反对此政策即是反对先总理，反对国民党。2．反对帝国主义，破坏军阀政治，必须结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国内革命的党派才能增厚革命的势力，所以联俄联共的政策是对的，是革命的政策，且并不因此而失却国民党之独立，正足以表现国民党之革命；孙而反对此政策，则孙亦在被革命之列。在我校的机关报上宣传，则当用很犀利尖刻的文字来反对右派及孙传芳，籍〔借〕此给右派一很大打击。要点是：1．右派平日高唱反共反俄反对中山之联俄联共政策，现在孙传芳可与他们作同志（据我们所得消息，右派确与孙勾结，孙之此信亦为右派分子手笔）。2．孙传芳劝蒋勿用外人，但广东政府所用之外人，决不会效法上海外人之指挥孙者指挥蒋，决不会叫蒋效孙奉外人之命而杀刘华。3．孙谓如去外人除过激派则不待用兵无不可商之国事，可保证一切问题均可得中正适当解决。我们当抬出孙之丑史，劝孙勿说此大话，当新直系运动失败时，孙对吴恐慌万分，几十列车的军械运送保定，百万巨款效纳军前，放还盐税收入，派兵出发江西，战战兢兢，惟恐吴之议其罪，今乃高视大言，谓自己能力可以解决一切，实太不自量⑵。李承宣〔3〕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这两处引文，其中第二处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海《申报》所载《孙传芳致蒋介石书》原文有出入，按文件原样刊印（2）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3〕李承宣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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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局致北方区信（节录）——对孙传芳的政策，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北伐政纲问题（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局致北方区信（节录）〔1〕——对孙传芳的政策，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北伐政纲问题（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一日）……………………我们建议国民政府对孙及五省的政策是：1．北伐军事战略暂不动江西，先趋武汉，以避免激出误会，引起五省卷入讨赤。2．极力在孙部下各省活动，如皖之陈、赣之邓、苏之白、浙之夏〔2〕等，以拆孙之台。3．国民政府绝不梦想取得长江下游（因为与帝国主义冲突太大），只是要使长江下游不能成一统一的局面，而为许多小军阀分割的局面，要如此才能使帝国主义困难利用这些工具给国民政府以很大的危害。第三、关于北方区的政治工作我们每次接北方区的政治报告，总只是看见分析将军间之关系，就是只有高等政治没有低等政治。例如最近一次之政治报告，关于各实力派之内容及我们的策略分析得很详尽，惜乎没有关于各地京津等处民众之政治问题。北方区因有特别的关系，常时接触这些高等政治问题，而且能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中给以多少的影响，在革命全局的发展上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若忽略了下层民众的政治要求及政治行动，则我们将与社会隔离，无从知道各阶级民众之政治态度，无从在民众中建立我们广大的基础；便是上层政治活动之所得，或只是为人作苦力，未见于我们有很大的利益。所以中局希望北方区以后除上部的政治工作外，尚须切实注意引导当地民众作地方政治斗争，对于现时北伐声浪震撼各地之时，在北方亦不可空洞的宣传拥护，宣传北伐军如何好（事实上北伐军也绝对到不了直隶），只是努力引导当地民众反抗一切苛捐杂税，反抗一切压迫，做地方政治争斗，做反吴、反反赤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结果实际就是援助北伐，对于北伐军不必宣传他如何好，只是根据他的政纲，宣传民众对于北伐军应该要〈做〉些什么。第四、关于张伯英处活动问题在现时新局面正在开展之时，张伯英在河南之活动我们固应加以注意，应努力乘机打入工作。惟有应得十分小心的，即：第一，不可专赖此类草头将军，把他看得过于高明，为之组织宣传队大干特干（如泽湘兄的计划）；第二，我们的力量当多分用于独立的民众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否则当了苦力仍不讨好。在南蒋北冯之间，我们自然希望有一以于右任为中心之中间势力作缓冲，但于右任是否有实际领袖之可能，尚希兄方再从各方面加以考察。……………………………4．四四号〔3〕尚余三人，谢持、居正、张继。彼等勾结樊锤秀、袁祖铭，说樊向粤索巨款军饷不送即不服从。且樊之建国豫军总司令为中山所委，可算是第一个北伐先锋，何必服从蒋呢！？此等右派均预备俟湘鄂战争形势稍定时，提出改组国民政府迁移武汉问题。………………………7．关于革命军出师之政治主义，原宣言上仅有“统一中国”四个大字，我们问力子〔4〕究竟还有较明确具体之表示否？渠谓老鲍曾主张提出土地政纲（大约系清丈、减租、新租制等），蒋不赞成，甚至提议到武汉始发表蒋尚谓太早。至于政治问题，则鲍仅说有四种假定：一、国民政府迁武汉与国民军及其他分子组联合政府；二、一直往北打定都北京；三、至武汉后经营川、滇、黔；四、至武汉后只整顿内部。由蒋自择其一。力子谓自然现时不能定，且谓避与苏孙冲突，宜暂发布明白政纲⑸。………………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二期刊印注释〔1〕标题“（节录）”及文中之省略号，均系原文如此。〔2〕皖之陈、赣之邓、苏之白、浙之夏，指安徽省之陈调元、江西省之邓如琢、江苏省之白宝山、浙江省之夏超。〔3〕“四四号”代指当时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之伪中央党部，地址在上海原环龙路四十四号。〔4〕力子即邵力子。〔5〕末句原文如此，疑为“宜暂不发布明白政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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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五号（龚字第二号）——铁路工运归所在地方党部指挥（一九二六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五号（龚字第二号）——铁路工运归所在地方党部指挥（一九二六年八月九日）〔1〕路铁工人运动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但过去工作未能有好的成绩，虽然有许多客观的原因，但在工作指挥组织的系统上完全集中于铁综〔2〕，离开各地工作范围之外，实在是个主要的原因。铁路工人满布全国，事实上铁综实在无法指挥，各地工作仅靠一个特派员，自是更难做好。此次扩大会议认铁路运动不好，是党的一个莫大损失，所以对铁路工作的原则有新的决议。现在根据这个决议拟定具体办法如左：一、以后各铁路工作完全归所在地党部负责。各地党部应该把铁路运动认为是该地最重要的工作。二、各地对所属的铁路工作，应该有具体的经常的计划和步骤。对铁路上的党的支部，应特别加意发展训练，督促其活动。三、以前铁路工会各级机关过于党化（差不多都是同志，完全失了党团作用），以致工会机关的行动与党的机关的行动每多混淆不清。如铁综派在各地特派员对于铁综的报告，可以是工会的报告，也可以是党的报告。这种现象对于工会的群众化是有害的。四、铁路工作以后既完全归各地党部直接指挥管理，则关于人员的调动，经济的支配，也归各地直接〈管理〉，完全取消从前由铁总派赴各路经常特派员的制度。发展各站铁路工会的工作，当完全由当地党部负担，铁综只与各站工会发生正式关系。而经由各地党部发展之各站铁路工会，须注意与铁综关系之密切，以巩固铁路工会之统一。五、在工会尚不能独立必须派人工作而又无他项名义可用之地，可以用铁综特派员的名义去活动，但实际上仍受该地党部指挥管理，仅形式上以下级工会的名义与上级铁综〈发〉生关系。六、铁综党团在今年三月间已取消，现在中央已派定王荷波同志为铁路运动特派员驻铁综，并指定章龙同志为铁综宣传部主任，汝明同志为铁综组织部主任。以后各地关于铁路运动报告一面直寄中央，同时寄一份给特派员。特派员对该地工作有意见亦可以直接写信给该地党部。七、铁综以后应极力注重宣传工作，并须经常派人巡视各路，与各路工会发生亲密的关系，增加各路工会和群众对铁综的信仰。八、各地对各路或各站已经组有工会者，须使该路或该站工会与铁综发生亲密关系。铁总出版之《工人周刊》，尤应极力设法在工人中推销，使其深入群众。以上几点主要意义，就是以后各路工作归各地党部完全负责，在已经组有工会的地方，在工会的系统上仍旧应该与铁综发生亲密的关系，并增高铁综在群众中的信仰。自八月份起，前受铁总党团直接指挥之各路特派员，均归各地党部管理，各地党部得斟酌情形而量为去取。以后各地应按照这几项办法切实执行，并须将现在的情形及以后的计划从速报告中央。龚华辅八月九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无年代，是编者根据中央通告第三号、第八号的年代并参照本文内容判定的。〔2〕铁综即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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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致粤港罢工工人书（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致粤港罢工工人书（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罢工工友诸君：你们的奋斗，已经支持一年零两个月了。你们是为全民族的生存奋斗，为全民族的利益而牺牲。“五卅”以来，普遍全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都因武力摧残而暂时归于消沉，惟有粤港罢工一直支持到现在，而获得很大的成绩。粤港罢工系继上海罢工之后而发生，最能表示全中国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并指示工人阶级是反帝国主义最有力量和最有组织的群众。粤港工人罢工的结果，曾经赞助国民党肃清了广东内部的反动势力，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并统一了广东全省。香港对广东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势力及其本身的经济地位，都被削弱。罢工工友自身亦已获得最可宝贵的奋斗经验，组织的力量因而日见加厚。这些成绩虽然是罢工工人受了很大的牺牲换来的，可是很值得的。香港帝国主义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对头，而且是广东全省人民以至全中华民族的仇敌。香港本来是中国的土地，因为鸦片战争而割让于英，是历史上有名的贩卖鸦片的口岸。一直到现在，香港还是贩卖鸦片军火和人口的港口，土匪海盗的巢穴，反革命派的营寨。总之，危害中国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发源地，就是香港。香港人口共计六十万人，外人仅占二万，其余都是中国同胞，其中除少数走狗买办土匪海盗反革命派以外，都是操工商业的善良人民。可是这五十几万同胞，在政治上受少数外人的统治，经济上供养这少数外人，简直受尽亡国奴的痛苦。罢工工人之抵制香港，即是为全国人民报仇雪耻。香港既然是中国南部的经济枢纽和交通咽喉，帝国主义者又根据这优越地位，制造种种谣言，以图淆乱听闻。他们最厉害的谣言之一种，就是说工商业的种种损失，都是罢工的结果。这样挑拨中国人反对中国人。其实中国南部人民历年来生命财产的损失，都应由香港负责。这次因罢工而发生之工商业损失，亦由于香港之无诚意解决罢工。罢工工人只是忍受极大痛苦为全民族争得政治上和经济上许多权利。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奴隶中国人民，养我国民的独立精神，同时培植本国工业和国货在广东市场的发展。香港不肯从早解决罢工，足见香港政府丝毫不顾香港商人的损失，反而想因破坏罢工的结果，维持他鱼肉中国人民的地位。稍微有点良心的爱国人民，都应十二分的赞助罢工工人，反对香港帝国主义。罢工工人在此长期奋斗中，都是受了不少的牺牲。冬天没有衣服被褥御寒，夏天居住又不足免病，每日罢工工人只能自己有饭吃，妻子儿女都饱受饥饿之苦。一般反革命派民贼奸细之流，不是包人落港，就是包运米粮和仇货，以图破坏罢工，甚至少数国民党右派领袖，还想摧残罢工，拍卖广东，以图换得香港的贿赂。这种人不但是罢工工人的仇敌，且是全民族的败类。本党是为工人阶级及全体贫苦民众利益奋斗的党，在粤港罢工中间，始终与罢工工人手握着手的一致奋斗，并始终以罢工工人的利益为前提。亲爱的罢工工友！罢工已早到了解决的时期了。罢工工人屡次表示愿意牺牲政治条件和一部分经济条件要求解决罢工，而香港置之不理，最近国民政府与英国帝国主义者之谈判中，英代表又谓罢工已成过去，对于沙基案和粤港罢工都不肯让步，因使会议停顿。罢工工人和全国民众处此情势之下，一面应由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募集巨款救济罢工工人，本党亦自当本此目的为罢工工人奋斗到底。总之全国民众和罢工工人应注意的有二：一，须使罢工工人不至为全国民众而感受经济上极大痛苦；二，中英谈判须得相当的胜利。亲爱的罢工工友！为达到上项的目的，我们更应坚固我们的团结，振发我们的精神才行！谨祝粤港全体罢工工人万岁！罢工工人的最后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根据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六七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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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四号（龙字第一号）——成立农委发展农民运动并定期报告农运工作（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四号（龙字第一号）——成立农委发展农民运动并定期报告农运工作（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1〕各区各地转农委：自扩大会后中农委已有负责专人，担任指导各地农运，望各地向〔尚〕未成立农委者亦须急速成立，以便进行当地衣运工作。以后各地对于农运要特别注意。且在这样荒灾兵祸的客观条件下，农民生活已陷于绝境，农村中已起了极不安的现象了，而张吴二军阀在北方又大肆搜刮和屠杀，使农民更深一层痛恶军阀，欲找寻新出路的心理益坚决，如河南，山东，陕西红枪会的暴动便是明证。我们在这当中，应尽量利用各个地方的事实，扩大宣传和组织，深入农民群众，领导农民有组织的加入国民革命战线，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在农民中充实起来，尤其在河南与湖南，此项工作更是中心工作，因此各区各地应加倍督促同志努力于农运工作。同时各区各地对于农运情形和进行概况要与中农委发生密切关系，使中农委明了各地工作发展的趋势，好予以指导和纠正。因现在除了广东外，各地农运都在开始时期，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其应付的策略，稍不审慎则容易走入错误，甚至发生绝大影响，阻碍全部工作进行。以前各区除广东，湖南略有报告外，各地往往不做农运专门报告，都是随随便便在总报告中带一二句，纵专做报告亦不按期，或间几个月或半年，才如著书般的做一报告来，或笼笼统统说一大套空话，很少切切实实的报告。这种情形对于中农委的指导工作感觉非常不便，以致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于农运前途将要发生绝大危险。中农委曾再三通告，而各区仍不能按照报告，如此玩忽，影响于农运工作异常重大。今特严重通告，以后各区各地，每月至少应将农运工作情形专门报告于中农委一次，其临时发生之斗争亦应随时报告！万不得有误！龙沛然八月七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无年代，是编者根据中央通告第三号、第八号的年代并参照本文内容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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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1〕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一年以来，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尤其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更易有此现象。不过因为我党指导机关的力量很强，所以这些投机分子尚不能动摇我党的政策，只是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此种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望各级党部于接此信后，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局，是为至要。八月四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无年代，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和有关文件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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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二号——关于省港罢工的通告（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二号——关于省港罢工的通告（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省港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屠杀革命民众的罢工，是中国革命运动进程中有名的政治罢工，是“五卅”以后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全国中之坚持最久使帝国主义受绝大的打击的罢工。省港罢工坚持有了一年之久，在积极方面，统一了广东，建设了广州国民政府，巩固了南方革命的根据地，扫除了广东内部的最反动的军阀力量；在消极方面，减轻了大英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威信，至使香港政府受了很大很大的实际经济的损失。省港罢工尽了许多任务，建立了许多伟大的功绩，早已到了结束的时期了。勇敢而进步的省港罢工工友们，也很明了到省港罢工是政治的罢工，政治的罢工与经济的罢工性质不同，故在去年十一月间，已能够接受我们[我们]的政策，愿意牺牲政治的条件和经济的一部分而取得胜利的解决罢工。但是，香港政府宁可忍受经济上绝大的损失，——每天一百八十万，这是香港政府自己说的，其实还不止此数——而千方百计想恢复大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坠之威信；宁可帮助陈炯明和培植国民党右派孙科、伍朝枢等的政治势力，推翻左派的国民政府，造成大英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反动政府，拿政治的武力的方式以破坏罢工，而不愿意和国民政府交涉，尤不屑与省港罢工代表直接谈判解决罢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广州国民政府是左派执政的时期。当时的政府，尚知道省港罢工而为金〔全〕民族而奋斗的，故一面极力帮助省港罢工，一面想与香港政府磋商有利的解决罢工。农工商学各界尤一致拥护罢工胜利，二月初间曾热烈的举行过一次援助罢工周，即香港的中小商人，也知道香港政府的无理，愿意私人凑足三百万补助罢工工人，解决罢工。香港政府因慑于民众拥护罢工之热烈不得不派人到广州与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罢工，也不禁止香港商人之凑资补助罢工工人。这是过去一年中解决罢工最有利的时期。香港政府始终无诚意解决罢工，始终想保持大英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威信，始终想扶起陈炯明、邓本殷、林虎等小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取得广东政权以破坏罢工。在省港罢工刚开始发动时期，香港政府即嗾使杨希闵、刘震寰等与陈炯明结合，谋叛国民政府；继而收买国民党右派，收买凶手，刺死帮助罢工最力的廖仲恺；继而运动许崇智部下梁鸿楷、莫雄、张国贞等想根本推翻国民政府；继而又以金钱枪械资助陈炯明、林虎等第二次占据东江。邓本殷、魏邦平等在南路起事，熊克武在北江响应，从东江北江南路合兵包围广州。幸而这种计划都失败了，广州政府的危机，都安然过去了，而省港罢工得以勉强维持。可是，以前各段的危机虽然过去，而三月二十的事变，又突然暴发。三月二十的事变是国民党中派右派联合向左派与我们进攻的表现，结果左派政权转移到中派手里，且当事变中间，也曾派有武装军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监视工人行动。三月二十事变以后，自然，广东全个政治局面都起了巨大的变化。此时武装中派专政，右派乘机向革命努力进攻，香港政府又得了一个破坏罢工的最好机会。香港政府此时撤退派遣往广州谈判解决罢工的代表，禁止香港中小商人筹资补助罢工工人的行动，同时以一千万元贿赂及一万万元借款收买国民党石〔右〕派，且帮助他们攘夺广东政权，依然复用从前破坏罢工的手段而更加厉害，更加猛进。这是从三月二十至五月十五中间的过程，这是省港罢工最危险的时期。五月十五国民党全体委员会议，我们采用了必要的退让政策。固然，在采用这个退让政策中间，有许多的理由和原因，然维持省港罢工，使之得到有利的解决，是许多理由和原因中之最重大的理由和原因。我们退让的结果，中派和右派分离了，右派攘夺政权的空想打破了，香港政府的阴谋又不能实现了，这又到解决罢工有利的时期了。所以我们为罢工工人的利益设想，为使历史上有名的省港罢工不致被香港政府破坏，就是使省港罢工不致失败，香港政府得不到胜利。我们在这个时期，极力主张胜利的解决罢工，就是在不牺牲工人的经济利益之下，满足工人最低限度的要求的解决罢工。罢工工人也明了有利的解决罢工的时期又到了。国民政府也相当容纳我们的提议了，于是撤换外交部长，迫走胡汉民而以陈友仁继任，派出政府代表三人直接向香港政府要求派出同样的政府全权代表，谈判解决罢工，这已是我们一个让步。香港政府始终虽没有解决罢工的诚意，而表面上亦派出代表三人：一是香港政务司，一是华民政务司，一是驻广州沙面的英国领事。双方正式代表在七月十五日在广州开会了，香港政府代表想离开罢工问题而提出交涉排斥英货问题之解决。他们说：罢工已成为过去的事件，目前只是解决排货问题。这足以证明香港政府确无解决罢工诚意的表现。他们何以离开罢工问题而专谈排货问题？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对于排货问题一定不敢接受的，他们又想利用国民政府现在出师北伐，需款甚急，可以金钱收买或商量借款，幸而当时右派已受了打击，否则就会成为事实了。在我们方面，一面坚持罢工并未成为过去事件，一面表示愿意接受谈判排货问题，香港政府狡赖不过，故得继续谈判，而双方意见相差太远，谈判破裂自是不可避免之事。总结起来，香港政府一直到现在，始终无诚意解决罢工，他始终想利用反动势力以破坏罢工，这是很明显的事实，这是省港罢工延迟至一年之久而尚不得有相当的解决一个总原因。但是香港政府除了施用上面所用的手段和阴谋去破坏罢工之外，为什么尚没有更进一步采用更剧烈的武装力量直接破坏罢工？这是我们要说明的。香港政府不采用这种手段，不是相信国民政府有抵抗香港政府的能力，也不是以香港的力量敌不过广东，尤不是国际间的道德和什么人道主义。就是因为省港罢工是为全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假使采用更剧烈的手段，虽然或者可以一时破坏省港罢工和压服广东的革命运动，而反会促起全国民众的共奋，将会引起全国排英的大运动。在狡猾阴诈的英国外交家，不会采用这种愚笨的政策。省港罢工至今尚不得到有利的解决，由于香港政府无诚意，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国民政府始终不肯负责解决罢工，也是一个原因。省港罢工在广东建立许多伟大的功绩，就是国民政府差不多也是省港罢工运动所产生出来的。在理，国民政府如果真有诚意拥护省港罢工，和有决心为罢工工人设想，肯牺牲一点作有〔有〕利的解决罢工，那不问香港政府有无诚意和能否接受要求条件，都应该以政府的力量，筹备款项补助罢工工人和兴办各种企业以安插工人。这样办法不独使香港政府受了绝大的打击，而且在国民政府也可以日趋于稳固，这是国民政府应有的责任，可是国民政府始终没有这样的决心，而且简直没有这样的计划。在现在南方的政局来观察，国民党内右派一时的慑伏，广东内部尚不致有十分动摇，而且北伐军的进行有相当的进展，长沙攻下，这都是解决罢工比较我方有利的条件，这个时机，再不可错过了。而且广东政局底下，尚有许多危机潜伏，中派动摇不定，本是可左可右的，又时常挟持省港罢工以迫我们让步；右派时常与香港政府勾结，借解决罢工以取得政权，当然更不用说的。就是一般民众对于省港罢工的援助已不象从前的热烈了。其中中小商人又因罢工期间太久，受了些损失，因而有怨望罢工的了，这都是商〔香〕港政府破坏罢工的后备机会，时时可以利用的。现在的情形是：香港已经雇到了十分之七的工人补充罢工工人的缺，实际上他所怕的是封锁及排货。但是封锁对于中国商人也感困难而不满了，所以香港并不急〔急〕于要解决，我们知道延长封锁——罢工——既不能使香港屈服，又足以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因此我们对外的口号应当是：一方面从速结束罢工安顿罢工工人，别方面加紧香港封锁，排斥英货，迫使即日解决沙基惨杀案问题。我们现在要有决心和有很好的政策去结束罢工了，但我们的目的要工人得到有相当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不使香港得到政治的胜利。我们欲达到我们的目的，除督促粤区努力于联合各界一致拥护罢工并设法催促国民政府负责为有利的解决罢工外，我们各地党部应极力进行下项工作：（一）联合各地工农商学各界一致举行排英大运动，并宣布香港政府破坏省港罢工及延宕罢〈工〉解决的阴谋。（二）通电鼓励省港罢工工人，并责备广州国民政府应该对于省港罢工为有利的解决——就是假使香港政府不愿意解决罢工，也应当由国民政府筹备巨款补助罢工工人并安置他。以上两项具体的办法，在运动中间，尤当注意解〈决〉。省港罢工是为全民族利益而奋斗的，使此次省港罢工而失败，则大英帝国主义的气焰，更加高张，对于各地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民众将更受摧残和屠杀而益肆无忌惮了。张万和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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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为政权而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附件四为政权而斗争[1]
我们面前有一张论纲领和策略的传单，题目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致俄国同志们的一封信》。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帕·阿克雪里罗德[2]、阿斯特罗夫[3]、亚·马尔丁诺夫、尔·马尔托夫[4]和谢·谢姆柯夫斯基[5]。
这封“信”极其精练地概述了革命问题。当传单的作者们的话题从战争造成的局势转到政治前途和策略结论的时候，分析方式就不再精准无误了；连术语也变得模糊不清，社会的定义也变得含混了。
初看起来，在俄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流行着两种情绪，第一种情绪是关心国防（从罗曼诺夫到普列汉诺夫[6]的每一个人都尤为关心这一点），第二种情绪则是普遍的不满（从反政府的官僚分子的捣乱行为到街头爆发的叛乱）。这两种流行的情绪也造成一种关于将来人民革命[7]的幻觉，以为这种革命会从国防事业中产生。但是这两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于“人民革命”问题的提法的含糊性，即使这个提法形式上是同“国防”事业对立的（像在马尔托夫等人那里一样）。
战争本身以及战争的失败，既没有引起革命的问题，也没有形成解决这个问题的革命力量。我们的历史完全不是从华沙向巴伐利亚大公投降开始的。无论是革命的矛盾还是各种社会力量，仍然和我们在1905年头一次碰到的相同，不过最近十年来的事件使它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战争只是以机械的直观性暴露出政府客观上的软弱无能。同时，战争也扰乱了社会意识，似乎“所有的人”都沾染了反击兴登堡[8]的愿望和敌视六三体制[9]的情绪。但是，正如组织“人民战争”的工作一开始就碰上了沙皇的警察，从而表明俄国的六三体制是事实，而“人民战争”是虚构的一样，进行“群众革命”的工作也一开始就碰上了社会主义警察普列汉诺夫。如果普列汉诺夫后面不是站着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即一般说来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民族民主派和民族自由派的话，的确可以把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所有追随者都看成是虚构的。
（图为卢卡宁，彼得堡苏维埃代表之一，同时也是革命过程的参与者。）
这封“信”当然不能无视用阶级来分解民族，这个应该用革命的手段从战争的种种后果和现政权下拯救自己的民族。“民族主义者和十月党人、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企业家、甚至还有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官僚制度没有能力保卫国家，他们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封信完全正确地作出了关于这种立场具有反革命性质的结论，因为这种立场的前提是“同俄国目前的统治者——官僚、贵族和将军们联合起来保卫国家”。这封信也正确地指出，反革命立场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爱国派”的特点，但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社会主义爱国派也有这个特点，这是这封信根本没有提到的。
由此必然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不单是最彻底的革命政党，而且是国内唯一的革命政党；和它同时存在的要么是那些不那么坚决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集团，要么就是一些不革命的政党。[10]换句话说，尽管的确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从革命角度提出任务的社会民主党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却是十分孤立的。我们必须最清楚地认识到这第一个结论。
当然，政党还不算阶级。政党的立场和它所依靠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之间可能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以后可能发展为深刻的矛盾。在人民群众的情绪的影响下，政党本身的行为可能会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谋划时就更不应该依靠像政党的口号和策略步骤这样一些比较不稳定和比较不可靠的因素，而应该依靠比较稳定的历史因素，比如民族的社会结构，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其发展的趋势。
然而这封“信”的作者们却完全回避这些问题。对于在1915年的俄国什么是“人民革命”这个问题，他们只告诉我们说，它“应当”由无产阶级和民主派来完成。什么是无产阶级，这我们知道。但是什么是“民主派”呢？是政党吗？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来：不是。那么是“人民群众”吗？什么样的“人民群众”呢？显然，是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只能是这些人。
我们在若干篇题为《战争危机和政治展望》的文章中，对这些社会力量可能具有的革命意义作了一般的估计。根据上次革命的经验，我们探讨了1905年的力量对比情况在最近十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呢，还是对它不利呢？在讨论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策略时，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心问题：1905年以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强大了呢，还是更加衰落了呢？我们以前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命运问题。如果有人至今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他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给过这个问题的回答：由于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也像民族战争的时代一样，已经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来说是如此）。民族革命和民族战争之间是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殖民掠夺的体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内政制度。它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民族对立起来。
手工业和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最近十年来，这个阶层的社会意义已经无可争辩地变得更小了，因为我国资本主义对付中间阶级的手法比老牌的经济上发达的国家要残酷得多和剧烈得多。
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无疑是增长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也增长了。但同时，他们以前那种虚伪的“独立性”也最终消失了：知识分子在组织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舆论方面的作用，决定着他们的社会意义。他们同资本主义的物质联系使得他们充满了帝国主义倾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封信说：“甚至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是完全不对的。不是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而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本来应该说，不仅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而且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夸张知识分子的特性未必会扩大“民主派”的队伍。
总之，工商业资产阶级进一步没落了，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的立场。城市民主派还谈不上是革命因素。剩下的是农民。但是据我们所知，不论是阿克雪里罗德还是马尔托夫，都从来没有对农民的独立的革命作用给予过分的希望。他们是否认为，最近十年来在农民不断分化的过程中这种作用已经增强了呢？这样的假定既明显地违背理论见解，又明显地违背一切历史经验。
然而这封信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派”呢？所谓“人民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
立宪会议的口号需要以革命形势为前提。存在这种形势吗？存在。但这丝毫不是在说：仿佛俄国终于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民主派现在准备并且能够对沙皇制度进行清算。相反，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什么的话，那恰恰是表明了国内缺乏革命民主派。
六三体制的俄国企图在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解决国内的革命问题。这种企图遭到了明显的破产。这并不是说，对六三体制负有全责或者一部分责任的政党会走革命的道路，而是意味着：军事上的惨败而暴露出来的革命问题（这个问题将驱使统治者进一步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将使这个国家里唯一革命的阶级倍加重要。
六三体制集团动摇了。它的内部有倾轧和斗争。这并不意味着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面前提出了政权的革命问题，并且准备冲击官僚制度和团结的贵族。但是这意味着政府抵抗革命冲击的力量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削弱了。
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信誉扫地了。这不是说它们不经战斗就会交出政权。杜马的解散和最近内阁的更迭，向一切需要证明的人说明：这种情况离我们还很远。但是官僚制度的不稳定的政局（这种不稳定还将进一步发展），会大大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动员。
城市和农村的下层人民将越来越贫困，越来越受欺骗，越来越不满，越来越顽强。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一支独立的革命民主派的力量起来同无产阶级并肩进行活动。这支力量既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领导成员。但是这无疑意味着，下层人民中间深刻不满的气氛会有助于工人阶级实行革命的冲击。无产阶级越是不等待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出现，越是不迁就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被动性和局限性，就越是坚决地和不妥协地进行斗争，它打算走“到底”即夺取政权的决心就越是让大家看得清楚，也就是说，在决定性的时刻它就越有可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当然无济于事。对于关系着国家政权的成败的军队说来情况尤其如此。只有当军队群众深信革命的阶级不单在表示不满和举行示威，而是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且有可能夺得政权时，军队的大多数才会倒向革命的阶级。
国内存在着一个客观的革命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战争和败北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统治者越来越趋于瓦解。城乡群众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而能够利用这种形势的革命因素只有无产阶级。而现在的无产阶级和1905年比较起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信”里有一句话似乎接近全部问题的这个中心点。这句话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应当“在推翻六三君主制的全民斗争中带头”。我们刚才已经指出“全民”斗争可能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上面所引的“带头”一词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进步的工人们不弄清楚后果究竟如何，就比谁都慷慨地流血，而应当理解为他们应该在政治方面领导整场斗争（这场斗争首先将是无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那么很明显，这个斗争的胜利一定会使政权落到领导斗争的阶级手上，即落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手上。
因此，这不单是关于“革命临时政府”[11]（这是空洞的形式，历史进程将用某种内容来充实它）的问题，而是关于革命的工人政府的问题，是关于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
全民立宪会议、共和国、八小时工作日、没收地主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口号，它们将和立即停止战争、民族自决权和欧洲联邦等口号一起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中起巨大的作用。但是革命首先是政权的问题——不是国家的形式问题（立宪会议，共和国，联邦），而是政权的社会内容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直接准备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么立宪会议或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在目前条件下便会完全失去直接的革命意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不从君主制手中夺取政权，那就谁也夺取不了。
革命进程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这是特殊问题。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延缓发展或加快发展，保证革命的胜利或再一次导致失败。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无产阶级都必须看清楚自己的道路，并且自觉地走这条道路。首先它必须摆脱幻想。无产阶级在它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最坏的幻想始终就是指望别人。[12]
[1]摘自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10月17日的那期。我们之所以选择把这一篇写在1905之后很久的文章收录进来，是因为这篇文章简明扼要地讲述了第一场革命（1905）到第二场革命（1917）这一过渡期的情况。——原注
[2]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БорисовичАксельрод，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中译者注
[3]伊萨克·谢尔盖耶维奇·阿斯特罗夫（ИсаакСергеевичАстров，1876年？月？日—1922年4月22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转向取消主义。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纳里姆，随后流亡瑞士。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派，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8月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后反对十月革命，多次被捕。1921年被流放到哈尔科夫，在那里成为乌克兰孟什维克领导人。1922年被流放到土耳其斯坦，在转运至萨拉托夫监狱途中死于斑疹伤寒。——中译者注
[4]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Осипович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5]谢苗·尤里耶维奇·谢姆柯夫斯基（СемёнЮльевичСемковский，1882年3月4日—1937年3月9日），苏联科学家、哲学家。原姓布隆施泰因（Бронштейн），是托洛茨基的表弟。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7年流亡奥地利。1908年起担任维也纳《真理报》编委会委员。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年8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中央委员。1917年9月任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8—1920年期间在基辅大学任教。1920年退党，在哈尔科夫大学任教。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6]虽说不在本书的讲述范围内，但读者注意并警惕一点：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俄国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按当时的称呼）运动的其中一位开创者”，在本文作出之际已经彻底的滑向护国主义一侧了，并且，在接下来的“本书后传”《俄国革命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左翼。——Uni
[7]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国历史上，“人民”不止一次地起到了消解阶级话术、模糊阶级意识的作用。——Uni
[8]保尔·冯·兴登堡（PaulvonHindenburg，1847年10月2日—1934年8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普法战争后在总参谋部工作，1911年退役。一战爆发后重新入伍，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战役和马祖里湖（MasurianLakes）战役中大败俄军，1914年11月初被任命为东线德军总司令（Ober-Ost），11月底被晋升为陆军元帅，1916年8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兴登堡劝说威廉二世退位。1925年被右翼政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在4月里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最终使纳粹党上台。1934年病逝。——中译者注
[9]即序言中提到的“六三沙皇制”。——中译者注
[10]原文直译为：“和它同时存在的不单是一些不那么坚决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集团，还有一些不革命的政党。”——中译者注
[11]原文直译为“临时的革命政府”。——中译者注
[12]这里的着重点是中译者加上的。——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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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一号——反吴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一号〔1〕——反吴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1．目前政局的形势帝国主义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在军事上宣传上所造成的反赤胜利局面现已开始动摇了，具体的事实如：1．英日帝国主义间的冲突日渐增加，关税会议的破产即可证明，同时影响于借款无着，财政没有办法。2．现时中央政府——杜内阁亦因内部的冲突已陷于难维持地位。3．吴佩孚自田维勤部下发生反戈之事实后，已证明其完全不能向国民军作战（田部下反戈的军队已成为国民军的第一道防线，但田维勤军队与国民军直接对抗时部下尚不肯作战，何况现在对于反戈的田维勤军队。最近田维勤军队中又有新的反戈的事实发生，并闻田部下逼田反吴的消息）。4．直鲁联军及奉军因田军实际上没有作战及谎报军情的结果，在南口战争中遭了很大的损失，加之毕庶澄在青岛又有不稳消息，所以一方面痛恨吴佩孚，另一方面则将对国民军停止作战。5．山西战事国民军已得到相当胜利，晋阎已与国民军议和（由李烈钧在太原直接与阎锡山订互相不侵犯的条约，雁门关以北之十三县划归国民军，以南归晋阎）。6．刘镇华在陕西始终攻西安不下。7．河南樊钟秀势力渐次扩大。8．东三省灾荒及奉票之跌落，财政困难，无法救济，加以自郭松龄变后，实力大减，不易充实，已有对国民军妥协消息。9．孙传芳已通电吴张主和，此不啻请吴下野之表示。10．唐生智已占长沙，迫岳州；江西之方本仁旧部，川黔之袁祖铭部队，均输诚国民政府；北伐军大有长驱而下湘赣进窥武汉形势。11．反赤宣传在民众中已渐生出反感，甚至如守旧报纸及醒狮报等均明白攻击反赤军之暴行而不愿与为伍。以上这些事实不仅表现英日张吴间的冲突没有妥协，而且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势力已渐次崩坏，现在吴佩孚不但是没有力量去南征，即其自身之存在亦尚成问题。孙传芳已准备代吴佩孚为新直系之领袖，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张作霖，一方面虽欲乘吴之败而伸张自己势力，造成青一色的奉系内阁；一方面亦预见到难免有一个冯蒋孙之三角联盟请其出关，不能不对于津浦、京奉沿线特别布防。北伐军之胜利，已唤起了全国革命民众之注意，甚至影响到一部分小军阀均有输诚革命政府趋势。所以我们可以说全国反赤潮流现已到一低落时期，而革命潮流则随北伐军之进展而上涨，广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2．北伐的意义北伐既成为现时全国革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究竟北伐在民族革命中占着什么位置，我们对于北伐应取什么态度呢？在一六一期向报上我们已经指出〔2〕，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民众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北伐之军事行动只是更促进军阀政治之破坏，开展民众运动的局面，若果我们对北伐希望过高亦是错误。现时一般民众对于北伐的确是存着许多幻想，存着许多等待倚望的心理，便是我们同志亦多有对北伐存过分的希望，把北伐看作革命的唯一出路者，这对于革命的前途是要发生不好影响的。我们并不是反对北伐，是赞成北伐，尤其在现时广东北伐更为必要。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时吴既失势，正是革命势力伸张之机会，更须北伐。不过我们虽极力赞助广东政府之出兵，同时须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1．令民众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工作；2．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3．为北伐而先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所以当具体指出现时广东政府出兵的性质，提出我们独立的政治主张，而不可笼统的宣传北伐。广东政府之出兵，第一步是为防御吴佩孚勾结香港帝国主义、右派、陈炯明及赵恒惕、叶开鑫等图谋覆灭广东政府；第二步是因吴佩孚地位之动摇，乃由防御而转为进攻形势。故北伐的出兵就是反吴战争，就是制止反赤运动的战争，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应该由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北伐，才能使北伐更多具有革命的意义。3．在此时期中我们总的政策口号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已在一六三期向报上出一专号〔3〕，指出现时人民所受的痛苦，指出解放的出路，指出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提出我们的主张并各阶级民众共同争斗的政纲。原文说：“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因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无论在全国或在一地方都是民众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国民会议的运动就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市努力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兵士、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必须在时间上有长期的斗争，由各地方公团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如此才算完成国民会议这一运动的意义。”“由现在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到将来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必须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争斗。在这种困苦争斗时间，广州国民政府固然是这一争斗之拥护者，即对于一切比较接近民众的武力如国民军等，也应当要求其拥护这一争斗。但人民仅仅希图由这些拥护而达到成功，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至于希望军阀〔4〕采纳民意召集真正民众的国民会议〔5〕，那更是做梦。只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之各阶级的民众，首先在各地方集中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手工业者各团体的力量于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进行自动的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一面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对苟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才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收〉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由此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解决人民自己的痛苦。”反吴战争中，本党应提出的政治口号，即是根据此次所发表的“对于时局主张”，使之变成全国民众的政治主张，并在各地方具体的实现起来。总括起来说，就是引导民众做推倒军阀政治由民众管理政权的运动。在这运动中我们的工作是：1．我们一方面应努力宣传扩大反吴战争的范围，同时应积极的提出广东政府之北伐或反吴战争之扩大是拥护“国民会议”之实现，不应空洞的模糊的宣传北伐，令民众发生坐待北伐之幻想。2．指出人民不能仅仅希图由北伐之拥护而得到自身之解放，得到国民会议之成功；必须各阶级民众首先在各地方扩大自己的组织，并且联合起来，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以简单明了的口号：“反对军阀专政，人民团体参政”，由反对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才能影响北伐使更具有革命的意义，才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受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3．我们对于现时反吴战争的北伐及反吴战争范围之扩大，不能梦想他马上便实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完全解除人民的痛苦。我们知道，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必须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争斗。但是我们现在便应当努力宣传和组织群众，领导一般群众的政治行动，我们才能在此次北伐军事进展中只希望得到以下的结果：Ａ．利用反吴及北伐的宣传，在各乡各县各省引导当地民众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在这个争斗中形成各阶级联合的组织（如乡民会议、县民会议、国民会议等），并找到共同奋斗的政纲，使民众在民族革命争斗中更前进一步。Ｂ．如果武汉为北伐军占领后，我们可以先由各地人民团体自已召集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这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是有很大影响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工作目前应即开始进行。4．在各地方当努力造成各阶级民众联合的组织。这种组织或用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的形式，或用各团体联合代表大会的形式，为共同行动的机关，有共同行动的政纲，这个政纲一定是要能代表当地各种被压迫民众的要求的。这种各界联合团体，应当做成市民会议县民会议的过渡机关，即对于地方政府成为当地人民的代议机关。总之，北伐军事的前途，我们尚不能预言，可以为蒋冯孙的联盟支配全国的政局，使吴佩孚下野，使张作霖出关，造成比较进步的局面；亦可以是奉系与新直系（孙传芳）妥协而抗住北伐军不能下武汉，国民军不能出南口。我们只有更努力促进各地方民众积极起来做民众管理政权的争斗，可以威胁新直系左倾，可以使革命的前途更有希望。4.在各地方我们具体不同的工作在现时反吴战争中，我们总的政治口号自然是要求“国民会议”，要求民众管理政权，并且这个宣传已经不是如以前仅是空洞的鼓动，而是要各地民众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抗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逐渐形成各阶级联合的组织，议定共同行动的政纲，由一地方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民众的势力。民族革命的成功是要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奋斗的，我们要从现在的斗争，更深厚革命的势力。惟这个工作在各地方实行时，因客观情形的不同，其进行步骤自然不是一律，特具体指明如下：1．在广东，一方面应鼓动民众赞助北伐，同时应指出不可因北伐而牺牲民众的自由与利益。揭出香港帝国主义者、买办阶级、地主、陈炯明、孙文主义学会右派等勾结捣乱的阴谋。广东政府只有在他能不牺牲工农的利益，可以保证北伐的胜利，可以巩固北伐的后防。广东区委现时应该利用已组织之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更引导他做地方政治，要求由工农商学代表大会而过渡到省民会议，虽不能说即由省民会议接受政权，然在第一步的宣传上是有很大作用的。同时自然要注意充实各界团体。2．在北伐军已经占领的地方，如湖南应迅速扩大民众运动，要求人民的自由权利。我们的党当发表一湖南人民的总要求，组织各界人民团体的联席会议或委员会，对于省政府提出政治要求及主张，事实上要做到伐〔代〕议机关，执行革命的工作，指导湖南各阶级民众依此去斗争；当进行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的运动，要求废除过去军阀政府所加于人民的各种压迫，取得人民最低限度之自由权利。3．在北伐军战事区域内，如湖北、江西，应引导当地民众做切实的地方政治争斗，应有地方政纲，号召各阶级联合的组织（省民会议、县民会议或各团体代表大会等），要求政权的民权主义化，很具体的反对一切苛税杂捐。这一运动的意义，一方面破坏当地的军阀政治，同时给北伐军做一种准备（在准备中甚至可与反吴的小军阀接洽，分裂军阀统治，惟此是秘密工作）。4．在孙传芳统治下的地方，我们的宣传不仅逼孙与吴脱离关系，更当逼之向祸国殃民的奉张进攻，指斥他的和平运动是延长奉张在北方的统治，加重北方人民的痛苦。5．在北方各地，当号召民众积极的起来响应北伐，惟不可造成等待北伐军解放的宣传。北方的民众要得到解放仍须自己积极的起来，从地方政治的直接争斗以汇合北伐革命的势力，达到全国民众的解放。张万和〔6〕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标题下有一注：“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后一切通告都重新编号，此为第一号”。〔2〕指《向导》一六一期所载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3〕指《向导》一六三期所载《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4〕《向导》一六三期所载《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中，此处还有“政府”二字。〔5〕同上，此处还有“并执行国民会议之议决”一句。〔6〕张万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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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⑴（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上海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经济大本营；同时又是中国的第一个大产业区。上海这个地方，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上立论，是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站在本党的观点上立论，又可以创造一真正的共产党。“五卅”以后的上海，确是革命的上海，虽然帝国主义者的工部局和中国的官厅以及大商买办阶级联合的单独的向上海民众进攻，但是上海的民众仍然亦趋革命化。最近几个月以来之上海中小商人反对苛捐杂税运动，上海一般平民之反对物价高涨的原始暴动，上海工人之经济的大罢工等都是证明。上海现在已经是到了阶级分化的显明时期。大商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工人手工业者学生以及普通的一般平民是革命的；中小商人虽充分的表现出革命的情绪，但尚未有能脱离大商买办阶级的影响而走入革命的正轨；即资产阶级中亦（已）渐渐的显露出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行动的事实。过去上海区虽曾注意到上海地方的政治争斗，但这种争斗尚未深入实际，到现在还说不上能影响到上海的中小商人和普通的一般市民，今后上海区须特别注意作上海的地方政治运动，须知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要领导上海的革命运动，使上海日渐革命化，不变为亡国的上海，只有夺取中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上海区须提出上海市民的总要求，即上海市民运动的政纲，使上海一般市民不认为我们是洪水猛兽，而认为我们是工人和被压迫民众的利益的代表者。并依此政纲的意义建立革命民众的联合战线。第一步使他们在我们的思想影响之下，进而使他们的行动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区委的政治行动，应当以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心，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于每个地方政治问题上与上海当地政府（工部局商埠督办及南京省政府）奋斗，不断的给他们以打击，暴露买办劣绅把持所谓民意机关而实行卖国卖民的罪恶，并指出资产阶级政客的妥协和平是幻想。沪商协会应使之成为中小商人的组织，不应使之在大资产阶级影响之下，亦不应使普通的店员参加（大公司的店员不在此例）。因为沪商协会应该〈是〉拿住中小商人和使中小商人日渐革命化的机关。本党须设法经过沪商协会等组织，影响上海的中小商人。国民党的工作在现在亦极重要。客观上，中小商人，进步的绅士，大学教授，学生，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都是国民党的群众。过去因为上海特别市党部纯全在我们包办之下，而一般同志又没有认清上海的国民党的工作，结果不但国民党没有发展，并且弄成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这是上海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大损失。今后须使国民党群众化，国民党的工作应归国民党左派办理。在国民党左派尚未形成时，上海区应想出各种方法（如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我们应占少数，使左派得参加工作等）形成一国民党左派。上海的学生运动，自从去年五卅运动停顿之后，即在国家主义者，孙文主义学会派恐吓〈分〉裂的状态中，上海区领导自己的及国民党左派的群众得避免这一分裂，这是运用联合战线的结果。今后上海区须特别注重继续运用联合战线，提出学生运动统一，学生为自由而奋斗等口号，以使学生运动不致发生破裂。至于今后上海学生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当然是郭任远朱经农等所主持之上海各大学同志会及上海各大学学生同志会。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口号——读书救国，师生合作——适合于一般落后的及反动的智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应当是各派反动智识分子的总汇合。今后上海区须领导上海的学生群众与他们争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海区的组织工作最近虽然比较严密，但尚涣散，今后须使每个党员参加党的生活，党的出版品能深入党内以及党外的群众。在上海市的各级党部如部委支部可以试行初步的德谟克拉西，即部委的委员，区委可以指定一部分委员，同时部委的代表大会亦选出一部分委员；支部的书记归部委或区委指定，支部的干事由支部全体大会或支部代表大会选出。党员数量的发展在大的支部中应注意发展质量，在小的支部中应注意发展数量；同时在各厂内应注意各间的发展。健全支部的干事会使支部直接成为某某厂中的群众的核心，是目前上海区的组织一方面的最重要的工作。今后上海区须直接训练支部的书记，进而至于支部的干事。发展街市支部亦是目前的急务，因为有街市支部之发展，然后才可以说在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中有我们的核心。上海的工人运动，最近虽然有很好的成债〔绩〕，上总在各工人群众中确实有无上的威权，但各产业工人各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尚未真正群众化，且因为帮口的关系，最近发现党与工会不能指挥工人群众的危险。今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应：（一）使各产业工人及手工业工人的组织群众化，使上总成为真正的群众的领导者；（二）整理已有基础之各工会的组织，防止工人群众的原始的自由暴动，纠正过去各工会少数无群众的领袖的包办形式；（三）注意海员，铁路，邮务，电车，电话，码头等工人之组织与发展；（四）提出上海工人经济上生活上的痛苦的总要求，使社会上真正明白工人的痛苦，而表同情于工人的各种行动如罢工等；（五）利用各种机会随时去做公开工会的运动，取得在社会上事实的工会地位；（六）极力防止帮口的发生，以免工人内部之分裂，并须派入到各种秘密结社中（青红帮等）去活动，利用他们的关系来巩固我们的组织，减外〔少〕破坏我们的力量；（七）注意整顿各区的工人纠察队，防止流氓工贼之捣乱；（八）须注意手工业与店员的组织，并须消灭黄色工会在手工业中的势力与影响；（九）注意培养下级职工干部人材。上海的宣传工作甚为重要，过去可以说上海区没有做过经常的宣传工作，不过做了一些临时的政治鼓动，今后须巩固上海区的宣传部；并宜在上海区之下办一定期的周刊，给各种的反动思想以打击和答复，同时根据上海民众的实际境遇，指明上海民众以革命的出路。至于发不定期的传单和小册子关于某一政治问题或思想的争斗，亦是必要。上海的同志，党的文化程度非常之低，今后上海区须注意提高党的文化程度，区委办党校党刊，各部委办高低级训练班，多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及设立各种临时的委员会，都是应当采纳的方法。根据中共上海区委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出版的《教育杂志》第一期刊印注释〔1〕本文原载中共上海区委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出版的《教育杂志》第一期，现与中央扩大会议的文件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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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本扩大会议乐受粤区以其经验所得提出对广东农民最低政纲的要求，认为农民运动在广东已有两年的长期奋斗，农民群众对于本党已有相当之认识而表示其热烈的同情，但是不知道本党对于他们的政纲，因为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指示出来，虽然他们有感于我们同志奋斗的精神，然不明了我们党的主张，对于本党仍未十分了解而确定其趋向本党之决心。况且本党在广东农运奋斗之结果，已能引导农民实际参加政治经济的斗争，使他们因此奋斗的教训，有感觉夺取一部分政权之需要，而本党在广东一向未有公开表示其自已主张；只在民校中提出笼统而不实行的条件，已令农民失望而不能激起其继续奋斗的精神，及提高其对革命的勇气，即在同志工作方面，到了此时也感觉难于应付此种农运高潮而失其指导的能力。因此，本党为指示广东农运实际工作同志以活动的方向，及对农民群众目前要求指示其出路，均有订立目前最低政纲之必要，特决定如（甲）；并决定目前应付的策略如（乙）。（甲）目前最低政纲〔2〕一、目前最低限度的政纲Ａ.关于经济的（一）一般佃农的要求为佃租之减少。在广东已屡次发生减租运动，但口号必须切实而能行并且要普遍，故主张分别依照向例纳税方法“减原租百分之二十五”。（二）自耕农及小地主之苦痛苛捐杂税之繁苛。故满足自耕农及小地主之要求，应提出“废除一切杂捐附加税（不论是国家的及地方的）及不法苛抽（如民团团费之类非政府机关征收者），另定统一的单一的所得税。”（三）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如违以违法论罪。（四）由国家设立农民银行，以最低的利息贷款与贫农。（五）政府须扶助农村合作社之发展，禁止奸商垄断物价，屯积居奇。（六）整顿水利，救济灾荒。（七）统一度量衡。（八）废除业佃间之不平等契约，如铁租、押租、上期租等；及种种苛例，如田信鸡送租……等。由政府制定批耕条例，业主有不执行此项条例时，农民可向乡民公断处陈诉解决之。（九）改良雇农经济地位及注意农村中之妇女与童工。Ｂ．关于政治的（一）各地民团团员必须是有业的土著，团长必须由乡民大会公举。其经费之预算决算均应由乡民大会公决之。（二）乡长由乡民大会选举充任。（三）乡村财政绝对公开，管理财政人员，由乡民大会选出充任。（四）乡村裁判应由乡民大会选举公断处执行之。（五）主张县委员制（五人），县长民选，但在此过渡时期赞成政府指派，但人民有请求撤换权。（六）各县人民武装自卫团体，可成立全县之连防，组织“县团部”。不受县长节制，省政府下组团务厅，管辖各县团部。Ｃ．关于教育的（一）普及乡村义务教育。（二）以地方公款十分之五以上办乡村义务学校。二、实施的方法以上政纲是本党在广东用以号召农民群众而指示其出路之一种目前最低限度的主张。我们固然要领导农民即时为要求这些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奋斗，〈尤〉其应该要求国民政府采纳实施，惟在实施之前，我们马上就要普遍宣传，要经过相当时间的宣传，使农民得到深切的认识，才能施行愉快。不能因此仅仅激起农民情感作用，一时高兴以暴动形式出之。因此事前要有充分之准备，可以用本党名义公开向各方面宣传，尤其农民群众中，使农民认识这是C．P．的主张，对于他们是有利益的，并且可以得到此利益。同时可用党的名义公开写信给广东省农民协会，并由广东省农民协会将此政纲交下各级协会去讨论，或由各级协会召集代表大会或全体大会去通过赞成。我们同志可以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在各县各级协会每个会议中，提出此政纲来研究讨论并加以充分之解释，使农民很普遍的接受我们的政纲成为他们群众自己的要求，然后提出国民政府请求实现，甚至可以做许多小册子，或在周报日报上发表论文及新闻以扩大此宣传。总之，我们要力主实行此政纲，但须用煽动宣传建议于农民要求政府去实施，以和平的手段合法的手续出之。因为现政府是建筑在扰乱和破坏之上，而扰乱和破坏和平的是一切反革命派，故我们不妨谈谈守秩序与求和平，而不提出高的空的紧张的口号。如果农民要求等待许久还不实行，农民对现政府必有深切的认识，到了此时我们另外想别的革命的方法来实现了，而此时的农民对于革命也格外有了进步了。但是目前的工作，还是不要放弃，在此政纲未实施以前，现时关于农民利益局部的要求还是要力争，不然，我们的党，就不成其为领导者了。比方减租运动，在从前已经得到胜利的地方，如海丰广宁等处，仍应继续。比方劣绅土豪，假借团局所抽之杂税，我们应当马上号召农民起来反抗，不必犹豫。雇工生活之改良，如该地有可能时，当然可以去扶助（但在协会内以不发生互相冲突为限）。反抗贪官污吏运动，现在设立业佃仲裁机关，参预乡间财政，要求罢免贪官污吏等，均是目前可以做并且必要做的事。不可坐候此项政纲之实施，而放弃目前的工作。最近北伐事件更要根据民众利益努力宣传，可以组织农民代表团到湖南去，和筹备全国农民协会，这均是目前紧要的工作。（乙）目前应付的策略一、怎样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Ａ．发展党的必要。发展党的必要可以分几点来说：第一，从前我们党的组织，是从广州发展到各乡村，所以乡村的农民运动跟到就发展起来。现在则反是，现在各乡村的农民运动已有很大的发展，而党无相当的发展，所以现在党不能指挥农民群众，发生许多缺点。第二，广东有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分配在六十多县，而我们有支部组织的地方，不到二十个县，人数不过六百，所以现在在客观环境下面，农民本身表现弱点，我们党不能指导，长此以往，农运将来必发生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必定归到党的本身来。第三，我们党在中国领导农民，是要使农民由本身经济的解放得到政治的解放。若是党不发展，不能领导农民群众，即是不能尽他的使命。故现在在理论及事实两方面，在农村中都有发展党的必要。Ｂ．过去的错误及其纠正法。从前我们在乡村里面做党的工作，发生有许多错误：第一，党的支部组织在各县县农民协会内，结果变成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的运动，并且与党团的作用胡混了。第二，从前吸收同志的条件太过苛刻，以为一个人必须身家性命都不要才可以做同志，因此一方面使一般同志者变成失业的人，非到县区做执行委员不可，别方面的影响，是农民所见这样苛刻的条件，以为非放下犁头不能做同志，往往不敢加人。第三，支部不开会议，时常希望有秘密的天然的C.P．的机关开会，没有秘密地方便不开会，使得同志没有机会接受党的训练，使党的发展发生障碍。第四，不会利用机会，所以在农村本来不集中的中间，不能找得同志。现在要改变这种错误，要：（一）要把党的基础建筑在乡农民协会上面。乡农民协会，是农民奋斗集中的地方，所以应当在乡〈农〉民协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二）实行有定期的乡农民协会全体会员大会，这种会议是训练农民的好机会，在会议中间可以吸收同志。（三）要利用时局问题或农民与地主发生冲突，革命潮流高涨时吸收同志，必要时可指定专人组织特别委员会负此种责任。（四）在乡区协会中，可以附设农民俱乐部，当农事不忙时，选择接近〔我〕们的好的农民开讲演大会或讨论会，在这中间也可以吸收同志。（五）在可能范围内，各县农会可以开办训练班，专找农民中间的进步分子来学习。但人数不要多，时间不要长，宁可继续多办，我们便可在其中找同志。（六）在可能范围内，可由各县农会选择好点的分子，并使我们能干的同志加入，组织旅行团到广州来旅行，可以借此集中他们来广州训练。此种旅行团可按照先后次序从一县推到各县，但事前要通知区委，使我们有一准备的训练计划。（七）用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实行从前农委决定的农民训练班。Ｃ.区委应负的责任。以前我们在各县因为没有训练同志的人材，所以一方党的范围太大，各地没有报告，组织很散漫，因此区委不能指导得很周密，对于党的影响很大，今后区委应当注意。（一）区委召集各县能干的同志来省组织训练班，养成支部书记人材。（二）由区派七个得力同志随时到：甲、梅潮海陆丰；乙、惠州；丙、西江；丁、北江；戊，南路；已、中路；庚、琼州七大区视察农民运动，检阅农民的力量，督促同志做工，整顿党务。（三）在某个时期中，区委可以规定各县应吸收同志的人数，一面督促进行，一面给他们好的方法。如未做到即加以处罚。（四）区委应有的指导。区委一方面应当规定吸收农民同志的计划，同时也要规定吸收乡村手工业工人、学生、妇女各种同志的计划。免得影响农村中党的整个进行，而太偏重于农民方面。二、我们同志怎样在农运中工作Ａ.规定同志工作（一）专任农运的民校特派员同志和在各地党的组织下做农运的同志，向来公开用国民党各级党部名义，或用各级农民协会职员宣传员名义，同时自身又为C．P．或C．Y．的同志，时常因自己弄不清楚，发生不少的错误。有的用民校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权力指挥一切，农民协会好象是特派员的附属品或统治机关，固然有时我们同志因应付反动分子，不能不以民校中央名义镇压之，但相习成风，农民只见到特派员，而不重视自身组织的农民协会。有的在同〈一〉地方民校某级党部同志主持，同时某级农民协会也是同志主持，工作上自然打成一片，民校党部与农民协会混为一体，使农民对于自己的协会与民校分不开，竟至莫明其妙。有的特派员同时也为农民协会职员，时常不分别任何属性及有何作用，任意用特派员名义或农民协会名义号召农民，使农民见到一人而两用，竟至无所适从。有的在农民群众中一时高兴，不顾环境如何，便代表C．P．或C．Y．公开讲演，或引起反动派借口煽动，或因一时不慎，说话技术不好，致使农民怀疑，驯〔甚〕至弄巧反拙。最显著而最错误的就是顺支同志，竟利用民校县党部名义，命令农民自卫军打死土豪谭十二的事件，因此在组织上在行动上都生出很坏的影响。此后我们应使做农民运动的一切同志了解：（1）我们党及团的组织同国民党的组织、农民协会组织根本不同的地方；（2）党的组织与民众组织的作用；（3）各个党在政治上之使命与农民协会的责任；（4）我们同志做农运的意义及特派员的任务；（5）同时要使其明白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尤其要训令同志，未得党及团的上级机关许可，不能代表C．P．或C．Y．演讲。（二）我们同志以前工作，是走马看花式了无实际的，不能接近群众，更不能指挥群众，最近如此次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发现曲江代表和该县协会捣乱事件，是最好的例证。此后应特别注意下层工作及秘密工作，我们同志应以乡协会为工作基础，如人数不敷分配时，最低限度要以区为工作基础，要指定乡、区协会注意有定期的农民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这种会议很重要，是很切实际的训练班，各县负责同志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务使协会成为群众的组织。农民群众的威权能监管不良职员的舞弊或反动分子侵入，并使农民于大会中受到训练，渐能出来办理农民协会之事，杜绝领袖包办，消灭农贼之发生。（三）我们同志对调查工作做得太少，因为各方面有种种关系，只知道单方面是不够的，比如农民生活状况如何，与农民有关系的商人、学生、手工业工人及一般民众状况如何，驻防军、官吏、绅豪、地主、民团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与农民关系如何，秘密结社如大刀会、土匪、三合会等与农民有何关系，农民之风俗，言语习惯如何，一概忙〔茫〕然。因为以上各项如果未调查清楚，便发生：（1）宣传时或不着实际，使农民不能了解如何能组织起来；（2）宣传时或口号过高引起敌方的进攻，或促成反动派联合战线，或未反动者而激之使其反动；（3）宣传时或触着宗法社会的忌讳，引起无谓的反感而阻碍工作。此后应指导同志注意乡村调查工作，及制定调查表，使同志为有系统的做乡村调查工作报告，最低限度，都要做到某一种的调查报告。（四）我们同志以前组织协会太看死了，只求能够死板板的仅仅照章程人数成立个乡或区协会，尽了开幕时应有的训词、演说、授旗、授印等礼及报告成立经过等手续便算了事，往往成立之次日就发生内部纠纷或因会员人数少之又少，致引起外间之压迫，抵挡不起而马上失败，或宣传不成熟，便令其成会，使成农会开会之日即农会闭会之前夜。因此以后要令同志们善于运用章程，适合农村实际，仍照组织系统及广东省协会颁布之组织手续而组织之。（五）我们同志以前的工作，是农民协会运动，不是农民运动，更不是带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农民运动。因此：（1）不懂得农民生活状况，农民目前要求是什么，农民目前所可能得到的需要，应该如何设法去要求，总是不注意。所以弄得农民有所求而不为之提出，令他失望，或目前得不到的需要而鼓动农民起来要求，引起许多纠纷，甚至于失败。（2）没有政治的常识，不明了革命的意义与阶级斗争，往往在不应该动时常使农民同地主争斗，只知道打倒地主、土豪、劣绅，甚至鼓动农民暗杀，完全不明白阶级斗争的过程及其运用。（3）不明了农民运动的趋势同民族运动的趋势，在广东统一的时候，不知使农民运动与民族运动发生关系，使农民运动与民族运动一起走。此后要使同志明白中国的农民运动及其趋势，设法向农民宣传减免消极方面与地主阶级不必要的斗争，一方要注意农民目前生活及其需要，领导农民为自身利益奋斗；一方为扩大农民组织及训练他们，领导农民参加民族运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中国革命而奋斗，指示他们革命的方法与解放的步骤。同时为要达到上面的目的，更要注意各阶级联合战线的作用意义，及其实现的方法，在筹备各种纪念会或举行各种示威运动时，农民协会要出来会同各界发起，不能单独举行。在各种运动中，我们同志不能表现自己很能干很会出风头，要找各界共同利益所在，在各界共同利益方面做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如广宁方〈面〉各界联合剿匪，农军出力，商人出钱，工人侦探，学生宣传之联合战线是。在各种联合战线中，农民方面提出来的要求不可过于单纯，要顾到各阶级的利益，在目前还要注意改良运动，如乡村里面的教育慈善等建设事业都要注意到。总之，所谓各阶级联合战线，不只呼一呼口号就算完事，要在实际方面对于各乡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学生、妇女各方面做一点工作，切实拉拢他们，不能再犯从前的幼稚病，见了小商人呼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如此才能得到各方面的同情，使自己得好好的发展的机会，才可以利用各界民众的组织力量来改造农村的组织，打破封建制度下的种种阻碍民众运动的基础。Ｂ．训练和指导其工作（一）可以利用时局变动及农民临时发生的事情，指示同志活动的方法，使之在实际活动中得到训练。（二）注意对各同志个人谈话，每个同志来区委农委报告时，在当面谈话中要他报告当地农民运动情形，并指示其方法。（三）各同志发生错误时，要特别指出其错误的原因所在，及此种错误对于农民运动的影响和关于党的纪律如何，并纠正其错误，指出其错误补救的方法。这样指示同志的事件，最好拿到支部去报告及讨论，使一般同志都因此受到党的教育。（四）办短期特别训练班，给以党的教育，如报告国际、中国、广东的政治经济状况，农民运动趋势及应付的方法等。三、怎样应付政治环境Ａ.在广东农民运动一年来的奋斗过程中，既已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在广东统一后，农民运动既经占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同时因为与政治接触，与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都有了关系（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有了问题）。国民党左派在广东统一后，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生出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国民党右派因为农民运动同他们实际的利益冲突，仇视农会，散布种种谣言，影响国民党左派对于农民运动在动摇的状态中。在此时我们认为农民运动在政治上很危险。因此我们要尽量设法接近左派，对他们解释种种误会，使他们谅解，并集中农民群众到左派旗帜之下坚持其信心，使他们对于农会发生好感。别一方面要减免农民与国民革命军种种无谓的冲突，消灭右派的仇视。这就是说，要集中左派的力量，镇压右派，使农民运动得继续发展。Ｂ．在现在农民组织中，露出许多弱点，而广东统一情势之下，乡村的封建组织一点没有动摇，使一般无聊政客、落伍军人、土豪劣绅、民团土匪乘机向农会内外夹攻，这是农民协会本身目前绝大的危机。我们除了在政治上得到左派的拥护外，还要努力在乡村间努力实行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使各种民众在统一战线之下组织起来。同时要和各界如商民协会、学生会、各种职业工会、妇女团体实际联合起来。在利害共同的时候，要积极和他们合作，尤要避免无谓的冲突，如果发生互相间的纠纷，我们可以在两不相妨害的条件之下，合他们和平解决，或在必要时对他们表示让步。Ｃ．农民自卫军原为抵抗地主武装之进攻，其作用是拥护农会之存在和发展，并不是借作攻击地主之用的。现在各地农军，时常向地主阶级挑战，弄成种种纠纷，一方损失了农民的实力，一方惹起外间的批评，尤其使没有组织之农民发生恐惧和讨厌的心理，这是很坏的现象。此后农军应当按照省农会组织大纲而组织之，不许有常备军，非得省农会许可不许单独行动。同时要注意农民自卫军的政治训练。从前我们对于农民自卫军的调查工作太缺乏了，现在应该与军委协商，开始做调查及训练的工作。Ｄ．民团是地主阶级保护自己利益的武装，在现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既没有决心取消他，同时更没有决心积极帮助农军发展时，我们从消极方面做种种缴民团的枪，收回他的公款，想在消极方面取消民团，这是不可能的。况且一年来农民同民团的冲突，得了不少的牺牲，这是很不上算的事情。因此我们以后应该注意积极方面巩固和扩大农会的组织，好好的训练农民自卫军，如果农会组织普遍了，我们就可以提倡农民自筹自卫，不纳团费，民团如无团费，将来一定会自行消灭的。Ｅ．我们以前对于土匪的态度有三种：（1）对受生活压迫而表同情于农会的土匪取合作态度；（2）有些土匪对农会俩不相关的，设法和他联络要他不受地主利用；（3）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派有关系的土匪或积匪⑶，取攻击的态度。但是在现在的实际工作中，可与我们合作的土匪他要加入农会或者不知不觉的跑到农会来了。因此农会有了土匪，引起外间不少的攻击。对第二种土匪他是唯利是视的，虽然我们怎样联络他，却敌不过地主的钱多，时常反被地主利用而打农会。第三种现在受了反动派的利用，变成专与农民为敌。因为反动派他想利用土匪摧残民众组织，以达其在政治上捣乱的目的，所以如此。我们对三种土匪在理论的原则上，有时可以羁縻他或者可以说改良他的生活，使他变成好人；但是实际上都是阻碍革命的行动，阻碍农会的发展，而农会得不到丝毫的益处。因此我们觉得有肃清土匪之必要，尤其是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有关系的土匪。我们应该在各县扩大各县组织的人民治安会，在会中我们要取得位置，或者由我们号召起来组织，使国民政府实行剿匪的计划中，得到一个良好的方法，免使因剿匪而农民受了莫大的损害，这是我们目前应该注意的。四、怎样巩固农民协会的组织省农民协会现在已经到了危险万状的地步了。自从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政治环境大不如前的好，国民党右派加紧向农会进攻，现在反动派更盘据了民中，将来定要直接干涉农民运动。我们协会方面，虽然会员人数很有增加，但只是地盘扩大使会员在数量上增加，会务并没有增加，所以这种现象固可说好，也可说很不好。省农民协会现在不能普遍指导各县工作，有些县协会，不但不得省协会许可而自由行动，并且连报告都没有。省农民协会与各县协会关系，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各县协会的组织很不巩固，一有打击，定生影响，各县没有领袖，我们不能指挥当地群众。在这种情形之下，决定农民协会怎样在我们独立指导之下，我们怎样领导他工作与怎样去巩固他的组织及挽救他的危机，很是重要，分述如下：（一）我们要在农民群众中做成领袖的地位，一切行动思想要成为农民之表率，为群众之核心，深入其中，遇事站在群众前面。（二）利用此次第二次农民大会所决议，号召农民加入协会，扩大协会的组织，增加会员的质量与数量。（三）协会纪律须我们之遵守，以巩固协会内部。（四）注意会员的政治训练，多开会，每次开会必须作政治报告，并报告及解释上级协会的通告及《犁头》上的文章。并要讨论所报告的东西，开会后并须向省协会报告。（五）农会为农民自身的运动，不要依赖政治的力量，要统一组织与策略为长时间的争斗。告诉农民，除掉一时的怯弱心理，唤起农民自信力。（六）各级农会间必使之有密切的连络。（七）努力于农民思想之改造，农民在封建制度下的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宗族关系、迷信、不能集中等天生成的弱点很多，通通是不革命的，应加以改造，在广东之现势已有改造之可能，但仍要注意技术方面，不好因此引起无谓的反对。（八）注意农村妇女及青年，集中农民群众于协会领导之下。（九）报告须绝对确实。（十）不要忽视防军县长之力量，他可以捣我们的乱，不必要的冲突，必须避免，并讲点外交手段。（十一）要做分裂敌人联合的工作。（十二）农民往往没有自信力，很迷信绅士，我们应利用各种机会，尽量揭破绅士的假面具，使绅士的威权失掉。（十三）协会经费独立，不能同民团一样抽捐，这是广东财政统一所不许的。（十四）防止土豪劣绅操纵协会之办法，农民协会须规定正式同特别会员的区别，及其各别的权〈利〉义务：1．凡用自己劳力耕田者为正式会员，其他为特别会员；2．特别会员无表决权，不能当代表；3．特别会员的会费比正式会员加倍；4．农会不能保障特别会员在会外的利益；5．特别会员在会内作工多年且有成绩者，可由省协会通过，承认为正式会员。如此，土豪劣绅看见加入农会不但得不着利益，且要多缴会费，自然不愿意加入了。——此节要等待第三次农民大会通过，现在可向农民宣传准备着。（十五）劝导〈会〉员缴月费的办法：一方面造预算决算，并提出新的工作计划，一方面由省协会出一本很浅近的会员入会须知，发给会员。（十六）防止任协会职员后失业的办法：在农会县、区做执委的人，因为不能同时耕田，所以第二次改选失败后，也不能回去耕田，往往失业而流为土匪，以后当到耕忙时，应强令其回去耕田，免得失业。（十七）调查会员的办法：省农会应统一全省会员的证书、号数、襟章等，特别会员及正式会员的证书要不同。（十八）宣传农民抵抗地主并非干涉行政的办法：外面有许多攻击农会干涉行政的，固然农会有许多事情同地主冲突，是现在法律内所没有的，但是地主常做许多事情，如民团并非经政府批准，即向农民抽收各种苛捐，也是法律上所没有的，地主这样利用乡村里面的政治力量来压迫农民，如擅捕农民私刑拷打及遽行审判处罚等，也是干涉行政。这种宣传可由党内做成小册子，分发出去。如此一方面使农民更有阶级的觉悟，一方面更可使外间人知道这是农民同地主冲突的必然的现象，是农民不得不抵抗地主使然。五、教育宣传Ａ.在农民群众中党员不过四百左右，而会员人数，达六十余万，似此已成为尾大不掉之局，并且负指导工作者又只十余人，人才每感困难。故现在急须训练数十领袖人材，在农村中选举能活动并得农民信仰的同志二十至三十人，加紧训练一二个月，灌输党员的必具智识和活动方法，修业期满后，分发各县主持党的内部工作，训练及吸收该地党员。Ｂ．在省协会内设“农民招待所”〈方〉便外县来省之农民。〈为〉得有机会向之宣传，内除招待食宿外，并设俱乐部阅书报室种种娱乐的设备引起其兴趣。六、出版现在关于农民出版物有三种：第一是《犁头》，省协会出版；第二种是《中国农民》，第三种是《农友》，以上二种都是民校中央农民部出版。《犁头》为省协会之机关报，以前内容不适宜于一般农民，故省农会至少有两种定期刊物，一种是将各地报告材料尽可能的公开，详细叙述农民生活状况，补以论文作一种公报式，以便向外宣传，为做农民运动的同志参考。一种是纯粹给农民看的，内容文章务求浅显而有趣味，解答农民疑问，多插图画，农民需要的智识，农民通信等项。关于第一种，定价发给，不滥赠送（可定最廉价），以所收入办第二种。第二种完全在农村分散，篇幅不多，而增多份数，每期至少印三万份。二种均为周报，每周出版一次。今更分述办农民训练班的理由办法如下：理由：广东农民协会组织的地方，共有六十六县，人数不下八十余万，我们负责而活动的同志以七个大的分区人员计算（即各办事处）每办事处平均五人，只得三十五人；而协会的基础组织（乡协会）共有万余个，故只此上层工作人员同志三十五人已不够应付种种临时发生事件之用。至说到下层干部人材更为危险，纵使在农村工作和现在耕作的农民同志都算起来也不过八百余人，还是不够以区农会为单位而分配之。因此为多吸收农村同志发展党的组织，为培养农会干部人材计，均有急办农民训练班之必要。此议已经粤区在半年内的决定，而且认此为最好的建议，可惜限于财力而不能见诸实行。办法：先择地域重要或发生问题最多的县份先办，第一期以附近广州之十个县份招生，每县三十人。依次及于各县，定一个月毕业，拟办六个月（六班），以现有农会的县份计算，半年内可以办到，共养成人数一千八百人。此每县三十名中间，要指定同志三人至五人分几个小组训练，规定一个月内要完全吸收为同志，纵不能完全，最少可吸收三分之一，因为其分子必择比较好的而接近我们的。因此半年内可吸收千八百同志，散布于差不多全广东省，其功效至巨。若由此千八百人，散布六十余县类推出去，更加以在各县党的组织巩固起来，其成绩更为可惊。训练方法照现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差不多，但训练科目应比较简单浅显而切合实际，教员完全由我们有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或请民校左派分子担任些，此在外交上认为必要时行之。根据一九二六年十月出版的《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原铅印单行本刊印注释〔1〕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月出版的《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单行本，目录中的原题是《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观与中央扩大会议的文件编在一起，并改为现题。〔2〕小标题（甲）“目前最低政纲”，原文缺，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增补的。〔3〕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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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济难运动的议决案（委员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关于济难运动的议决案（委员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济难运动为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工具，此种运动直接可以联合各阶级各党派反抗军阀与帝国主义之暴行，间接可以引起大群民众参加〈或〉同情于革命运动，各级党部应〈重〉视此项工作，并切实执行以下数事：一、各级党部应在各方面帮助济难会之组织，使各该所在地方成立正式分会，其分会已经成立应设法促进其发展。二、督促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济难会为会员，并在可能范围内担任济难会的各种工作。三、凡在本党指挥下之团体，应引导之使加入济难会为团体会员，并使其分子完全加入济难会为个人会员。四、各级党部须在委员会中（或党员中）指定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担任各该区域内之济难运动。五、各支部须在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及各市区中指定相当同志（至少一人）为负责人，担任各该学校机关工厂或市区内济难会会务。六、在各大城市及各大工业区域中须在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之下，设各种群众组织委员会以分担各种群众中之济难会之组织（如工学农商妇女儿童等）。此项委员会，应使之与党的各种运动发生密切关系，其负责者遇必要时应当参加各该种运动负责同志之会议。七、各级党部应会同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制定各该地方济难运动详细计划并经济预〈算〉，呈报中央核准。此项计划之制定及负责人之指派，须于今年八〈月间〉寄到，至迟不得过八月底。八、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在政策上须完全受党的指挥。中央济难运动特派员对于各地担任济难运动工作同志的指导，应经过各地区委或地委，如果是没有党部的地方，则暂由中央济难运动〈特〉派员直接指挥（济难会全国总会对于各地方分会公开的指导，当然不经过党部）。九、党部应定期召集济难运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使之了解党的活动之全部，以为济难运动之参考。一切济难运动政策之规定，重大问题之解决，以及用人之指派，党部须交济难运动特派员或委员会拟议而决定之。十、党员担任济难会工作时，均须用公开名义并受公开机关之委任，最好为大会当选之职员。十一、同志应在各公开的济难会中，担任实际工作之职务，而不必取过高的位置。此项较高位置，应以非党员之左倾分子充任之。十二、济难会各地公开机关之职员，同志及左倾分子须占大多数，但同志不得过三分之一。十三、同志之在济难会工作者，应切实与非党员分子合作，不得包办一切，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将工作情形公开报告。十四、济难运动负责同志，应将其活动情形，按月报告党部转呈中央。十五、各地济难运动负责同志，关于济难会之宣传，其态度应灰色，文字应通俗，更应注重〈地方问题〉。十六、各地如有反动的压迫〈发生时〉，应用济难会的名义，召集各界各团体作坚决的反抗，〈同时应将〉该项事件发生之真象连同照片报告济难会全国总会，以〈便作广〉大的宣传。十七、济难会全国之总宣传〈机关（《光〉明》半月刊及《济难》画报），各地济难运动负责同志应设法为之征〈集〉材料，济难会总会之临时的新闻，宣言，通电等应设法〈在〉当地报纸发表。十八、各地之被难者，不论其党派阶级宗教之别，同志皆应详细调查报告济难会及其上级机关，请求适当的救济。十九、各地工作同志，应绝对遵守公开济难会之章程规定，不得任意变更，以引起反对者之借口。二十、各级党部应该视济难会为一种社会团体，不得视为党的附属机关，任意以命令支配之；更不得不顾济难会之章程规定，任意要求救济经费。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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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运动议决案（委员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妇女运动议决案（委员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看了中央妇女部的报告，妇女运动在各地都有相当的成绩，妇女运动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表现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同时又发现出许多缺点，如只有机关活动而少深入群众（广东北京）：不注意党的发展，出版物太单调〈太政〉治化等。因此今后我们的妇女运动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注意群众过去在许多地方，我们都是拿国民党的妇女部，妇女协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机关去活动，去号召群众，但结果多忘记了群众，没有打入群众，而只占据这些机关；遇到某种运动发生时便借这些机关的名义去发宣言传单打电报等，因此愈使群众怀疑而畏惧，而我们便愈离开了群众，我们便愈加孤立，这是我们很大的错误。今后我们的工作，固然不能不利用民校，妇女部，妇女协会……等机关去号召群众，但我们根本的责任是在“号召群众”，取得群众，决不是占据机关，形成一种机关运动。因此我们要根本注意群众的工作。二、联合战线现时在妇女群众中也因阶级分化的影响发生了派别，尤其是在广东。因此在妇女运动中对于各种派别的妇女间之联合战线问题，成了很重要的问题。在过去我们对于这点未免太主观了，我们往往只顾自己行动，只提出自己的口号，而很少注意到各阶级妇女群众的利益和各派妇女团体的主张，结果我们成了很单调的孤立的活动，而丧失多数群众的同情，这也是过去的错误之一。因此我们今后应该特别注意各阶级妇女及各妇女团体间的联合战线。要建立这条联合战线，我们便须注意：（一）多注意妇女本身的利益；（二）遇各种运动时须相当的尊重其他妇女团体的主张；（三〉避免包办的形势〔式〕及各种不必要的冲突。三、劳动妇女和女学生应该怎样注意劳动妇女和女学生，我们在第四次大会及去年的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上曾经说过。可是各地至今还很少有成绩，有些地方甚至还很少注意（如北京广东湖北等），这是很坏的现象。我们须知劳动妇女运动固然是我们妇女运动中的骨干，同〈时女〉学生运动亦极重要，因为女学生在现时一方面是女工运动〈之一〉种工具，另一方面在一般妇女运动上，又是打破宗法社会的思想习惯之唯一动力。四、农妇运动农妇运动现时还只是开始，但当农民运动正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往前发展的时候，将来的农妇运动在中国妇女运动上一定要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此时虽不能有怎样具体的计划，但我们至少要开始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开始准备作农妇运动的人才，尤其是广东和湖南须特别注意。五、妇女出版物的妇女群众化最近在各地妇女出版物一天一天的加多，这不能不说是种进步的现象。可是这些出版物内容，不是千篇一律，便是太政治化〈或〉太笼统的理论化，而很少能真正代表妇女本身说话，表现妇女的真正痛苦和实际要求。因此以后各地我们自己的及在我们指导之下的妇女刊物均须力谋改良，切戒空洞的政论和其他空洞的理论，多描写妇女的切身痛苦和实际要求，务使每个妇女看到都感觉为她自己说话，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对于一般麻木妇女宣传和鼓动的效果。六、整理各地妇女部及妇女运动委员会各地现时虽有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但多很不健全，故都不能指挥各种的妇女运动。我们今后要想加紧进行妇女运动的工作，整顿各级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是一个先决问题，各级党部须特则〔别〕注意此点。七、发展党员和养成妇女运动人才至〔自〕上次扩大会议后，女党员虽增了不少，但是比较起男党员的数量来，还是差得多。并且只限于上海湖南一二区域，其他和〔如〕广东湖北北京等地女党员的数量简直发展非常之慢，这是很不对的，以后各地须特别注意女党员的发展。至于妇女运动的工作人才更是缺乏，以致各地妇女运动的工作都感觉进〈行困难〉。因此养成妇女运动的人才（尤其关于女工农妇运动的人〈才〉）也是目前各地党部最重要的责任。各地党部在可能范围可开办妇女运动训练班〈或〉妇女运动特别讨论会，〈或〉召集负责及可造就之女同志与以经常的训练等。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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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军事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一、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同时反动的军阀又因彼此敌视和军队中的内部冲突，与雇佣兵之因过分虐待而离异，使我们易于在反动军队内部进行工作。乡间有许多贫苦农民的秘密武装组织，且已开始爆发有政治义意〔意义〕的武装暴动，如河南山东红枪会之种种行动，就是一例。城市工人阶级的争斗中，亦常常发生与工贼武装冲突的事件。南北铁络工人都渐能于内战中，表现他们的作用。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从前我们同志不注意军事运动，表示研究性质团体的色彩。最近本党同志虽然注意军事行〔运〕动，却又袭用国民党军事运动的老方法，专门运动高级军官和用金钱联络土匪头目。表示未能了解本党目前军事工作的责任，和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的意义。二、过去半年的工作，〈只形成〉了中央及各地工作机关及其相互之关系，对于收集材料和工人自卫团的进行，获得相当成绩。除在进步的军队中做了相当的政治宣传工作外，对于反动军队中的工作，多半注意上级军官间的冲突，未能与下级官佐和兵士群众发生关系，对于武装农民团体（如红枪会等）尚未开始有计划的工作。三、此后应设法在反动军阀的军队中，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兵士支部，并与士兵群众发生关系，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同时应用全力在兵工厂军械局等处活动，并组织支部，务使反动军阀不能利用这些武器。对于农民武装团体，应首先注重训练他们的下级领袖，特别是政治训练；至于工人自卫团的进行，不在人数的扩充，而在从政治上和军事上训练工人自卫团的中坚分子。四、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他们的行动须完全依照当地党部的指示。五、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各地军事工作负责同志，应与当地党的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向书记报告工作情形，并和书记商量自己工作。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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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一年的奋斗中，组织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且渐能接近青年工人群众，吸收了一部分革命的青年工人。工作上颇能尽<力>领导学生工人及一般青年群众参加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这是扩大会认为满意的。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领导青年作本身利益斗争和一般文化运动及在党指导下作政治斗争的青年革命组织。过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仍是没有尽到本身的使命，未能青年群众化，这是以后应当注意改正的。自去年五卅运动后，中国工农和一般国民革命运动均有极大的发展，因阶级分化所发生的反动思想和组织，日渐扩大，甚影响于青年群众。这时团的任务，就是要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和青年本身利益上去获得更广大的青年工人农人和学生群众，领导他们在党的指挥下去参加目前的革命斗争。为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独要继续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多吸收革命的工人农人学生和其他被压迫的青年分子，使团的组织深入下层青年群众，而且要力求工作青年化，因为没有关于青年切身的工作，团的组织是不会深入青年群众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放松应有的政治活动。中国学生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革命作用仍将继续扩大，学生运动若能在我们指导下而发展，这对于党以后的农民组织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必有很大的帮助，今后党应与团切实指导，但团切不可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指导转交于党而减少其积极活动的成分，反而影响于学生运动的发展。党与团虽然经过一次年龄的分化，但仍有许多地方没有党的组织，另有许多新的地方宜于先发生团的组织。在这许多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团应负责帮助党发生党的组织，在党没有组织之前且须执行党的各种决议。同时在有党而无团组织的地方，党应帮助团发生团的组织。团既应注意组织与工作青年群众化，在这工作进行中，党应更加多量的指导与帮助，党在工人运动中，应注意青工童工特殊经济利益的拥护。党对团的指导与帮助须注意保持团〈的〉独立精神，不可处处干涉团的行动，反而阻碍其工作的发展。各地须注意整顿下层党与团的组织关系，〈不宜〉任意调用团内负责同志，凡是兼团员的党员，应积极参加团的工作，以尽领导团员积极活动的责任。同时团应注意从工作中培养积极活动分子，以充实下层指导力量.总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的工作，应注意求其青年群众化；同时党应视团的工作即党指导下的一部分工作，而加以切实的指导与帮助。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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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学生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在民族革命运动中，革命的学生算是一种重要的成分，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都可以看出。因为他们在客观上大部分是濒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在主观上学校生活中有易于接受革命宣传的知识与机会。今后“国民的联合战线”工人农民之次，便算学生是重要成分。不过学生要在国民的联合战线中有力量，必须自身要有学生的联合战线，以集中学生群众的势力。过去，我们在学生运动中，也曾注意到学生的联合战线政策，即统一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在上海，都收了相当的效果，在他处或未采用此项政策或表面上采用此政策，而无适当的方法应用此政策收得效果。今后当依左列原则，决定适合各地实际情形之策略，以巩固并扩大学生的联合战线：一、在各校学生群众中努力宣传“学生运动统一”的口号，不分主义党派宗教的组织统一，主张统一，行动统一。二、所谓学生的联合战线，所谓学生运动统一，决不是说要各派学生都联合统一在我们的主义主张口号之下，而是由我们向学生群众提出各派学生之大多数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革命口号与主张，以统一学生运动。三、所谓主张绝〔统〕一，乃是行动上的主张之统一，而不是思想上的主张之统一。因此在一切实际运动中，我们固然只能提出大多数学生能够接受的口号与主张，以扩大学生的联合战线，以统一学生运动；而在日常的政治思想宣传上，仍应尽可能的列举各种具体事实宣传我们的革命理论与策略之必要，在思想上影响学生群众，以取得我们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四、我们固然要与国民党左派学生亲密的合作，在一切对外的政治争斗和学生自身利益的争斗，都必须十分恳切的邀请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基督教派的学生合作，以暴露其领袖之反动或无能，使其群众左倾。五、我们的力量应在各校学生群众中，学生联合会职员，我们只须联合左派占过半数已足，切不可取包办形式。六、在日常的政治思想宣传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基督教派，丝毫不能让步；惟所谓不让步，乃指事实分析与理论辩驳而言，不可轻以反革命反动派等恶声相加，在私人关系上，尤不可失了友谊的态度，致惹起无党派的学生不快之感。七、我们对教会学校的态度，只能攻击教会教育，不必攻击教会学校，更决不能攻击整个的教会学校的学生。八、我们在各校的同志，宜努力学校功课及注意学生生活（如学生俱乐部讲演会等），尽可能的不脱离本校学生群众，然后才能够建立我们〈在〉学生群众中〈的〉领导地位。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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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商人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国商人在民族运动中有三个倾向：最反动的是洋行买办银行钱业大的百货公司等洋货商，这最〔是〕纯粹买办阶级，他们差不多已没有民族观念了。其次就是由大商买办进步到新兴的企业家，纱业丝业航业等，他们因为企业扩张，需要政治的扶助，有了点政治觉悟，也有了一点民族观念；然而他们未尽脱离买办阶级以〔的〕意识，希望以改良手段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得到一点利益，尚不敢公然与民众接近。中小商人则多倾向革命，至少不反对革命；他们和帝国主义者无直接经济的关系，他们受军阀的苛税杂捐和大商排挤两重压迫，而时有破产的恐惧，他们又没有工厂，不怕工人罢工，因此他们能够和革命的工人学生群众接近，并且他们自身就是很广大的群众。我们商人运动之对象，正是中小商人的群众，他们是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中一重要成分，城市运动中有了他们，才免得工人学生孤立，乡村运动中有了他们，才免得农民孤立。我们商人运动之方法，乃是用商民协会等类形式，组织中小商人群众，以图改造现有的商会，而不是仅仅联络现有的商会。因为现有的商会这种机关，尤其是大都市的商会，不但为大商买办所盘椐，不能代表中小商人，并且空洞没有群众。我们商人运动之重要目的，是组织中小商人，尤其是宣传中小商人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妥协卖国行动，同时也要反对中小商人出资给保护大商买办阶级的商团保商队，中小商人应该提议组织一般市民的保卫团。商民协会，应该是个纯粹中小商人的组织，不加入大商，同时在资本化的大都市，不宜加入下级店员，因为这些地方的下级店员应该归到商业职工的组织，他们和其他商人有特殊地位及利害冲突。在政党的关系上，革命的中小商人，应该是国民党左派的群众，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应该尽量集合这些群众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派的力量。如果该地国民党左派在商人群众中已有势力，则可经过国民党指导商人的〈组〉织及行动。商民协会中如果有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党团工作亦不可放弃，以图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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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一）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一般中小农民不堪贪官污吏之搜括，苛捐苛税之剥削，军阀战争之破坏，土匪溃兵之骚犹，以及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破产，土豪劣绅之鱼肉，才发生这种农民原始自卫的组织。虽然这种组织在发展以后，混入了一些游民分子参加在内，或是有些地方他的指导权落在土豪劣绅手上，然而绝不能说他纯是土匪的组织。过去及现在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红枪会运动，他的要求和行动，都是直接间接反抗军阀政治的，他是真正民众的武装，他已成为民族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利用。（二）红枪会不仅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并且是发展农民协会必须注意的工作。在红枪会最发达的河南山东直隶数省，农民运动与红枪会运动，尚不能十分划清楚，惟应注意使农会成为整个的农民组织，红枪会成为农民武装组织。在眼前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三）红枪会是民众反对军阀政治的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必须与别的革命力量联合，且受别的革命力量之影响，始能减轻其失败成分与反动性质（因其组织散漫与迷信，故不耐战斗，且富破坏性而少建设性）。（四）我们应该给他们一点组织的方法和行动的政纲，这个组织方法和行动政纲，应该是极简单明了十分易懂的。关于组织方法，第一步我们先宣传他们联合各地方红枪会，组织一秘密交通机关，为各方面互通声气接洽互助之所。这个通信处由我们红枪会同志负责来做，最初只是一通讯调查机关，渐渐的使他有力的造成一指导机关。交通机关设立后，第二步便想设法召集各地方红枪会黑枪会等领袖，开一代表会议，形成一简单的组织，议定一共同行动的政纲，这个共同行动的政纲，不外下列几项：一、抵抗土匪；二、抵抗无纪律军队之骚扰；三、抵抗苛捐杂税；四、抵抗拉夫拉差；五、拒绝行使军用票，或要求以政府所出纸币纳税；六、保护地方秩序（即参加地方自治工作）；七、监督地方财政公开；八、反抗贪官污吏。这些口号，必须换成当地民众所最易懂得的话句。红枪会现时的行动，只能在上列口号范围以内，只是自卫的组织，可以要求参加地方自治，万不可纯以这部分势力企图拿住整个的地方政权。（五）不必积极去反对红枪会的迷信教条，因为这正是他们所能团结奋斗的要素。这本是落后农民不可免的现象，只要求他国〔实〕际行动有利于革命之发展。（六）在河南山东现时的特殊情形，真正农民的红枪会，与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土豪利用的红枪会，均是反对张宗昌和吴佩孚的。我们自然要使他结成反对当地军阀政府的联合战线，同时须巩固农民真正的组织。（七）红枪会的指挥权，是常常容易落在土豪手中，变成土豪利用的工具。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又常常成为土豪最得力的基本群众，战斗力亦以他们为最强，我们对他们的政策是：如不能把他们结合在反对当地军阀政府的旗帜下时，须先取得其群众，第一步使真正农民的红枪会，不受其虚声恐吓，能够壮胆的独立存在，第二步努力使土匪性质的红枪会不为土豪所利用，反而站在农民方面去攻击土豪。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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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一）农民运动的趋势自近年来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加紧剥削和压迫以及军阀战争的频繁和扩大，以致形成现时弥漫全国的农民暴动，如新近河南，山东的红枪会暴动，四川，陕西，直隶的减租抗捐运动，广东，湖南的农民协会运动，并且在这些运动中表现一些共同的倾向：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预征钱粮，反对贪官污吏，反对民团之压迫，反对战争之扰害；同时且表现积极的要求，要求自己的组织，要求武装自卫，要求有一个不苛取不扰民的政府，在农民运动较进步的广东，更要求取得一部分地方政权（县长民选等）。总之，现在的农民已经感觉到自身的痛苦，而不能再忍耐了，已经自动的（不管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原始的或有组织的）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阶级（地主土豪劣绅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了。换言之，便是农民已经起来参加国民革命的战线了，并且在实际政治上现已发生很大的作用（如广东国民政府之胜利，河南国民二军之失败），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照这种趋势看去，我们可以说，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因此扩大会有以下的决定。（二）经济的与政治的要求广东的农民运动，已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政纲，从全国来说，则尚早一点，尚不能即订出一有组织的政纲。在这个决议案不是要有系统的说明农民之要求，而只是找出全国最急切需要的那几项是马上就要行动的。至于整个的农民政纲之提出须待至第五次大会时方能议及。属于经济的（甲）限定最高租额，农民所得至少要占收获百分之五十；（乙）限制高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能过二分五厘；（丙）反对预征钱粮及苛捐杂税；（丁）要求免除陋规，一切征收按市价计算；（戊）统一度量衡；（己）禁止囤积居奇，提倡农村消费合作运动。属于政治的（甲）农民集会结社自由；（乙）县长民选；（丙）乡村自治机关及一切公益机关，均由乡民开大会选举；（丁）地方财政公开；（戊）反对民团执行逮捕审判等司法职权；（己）剔除诉讼积弊，禁止差役需索。（三）组织问题（甲）农民的组织不能太严格，太拘泥于农民协会之形式，如果各乡镇已有联庄会，守望社……等真正农民群众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而又不易变更，则不必一定强之改为农民协会形式，且容许其加入县农民协会。惟全县农民的组织，仍统一于一个县农民协会。（乙）我们此时农民运动的口号是：“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因此，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如单提出雇农组织或佃农的组织），不能明确的指出有若干亩田地者不能加入（因为不易定出一个适当标准），只能比较概括的指出〈以〉下之两种人，不准加入农民协会：一、不耕种而拥有多数田地者；二、重利盘剥者。（丙）对旧农会政策，农民协会会员，一面须尽可能取得旧农会，以免劣绅土豪利用旧农会——所谓合法机关——压迫农民。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四）宣传问题〔1〕（甲）一切鼓动和宣传，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忌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乙）那〔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应该有方法的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有时为使自己生活农民化，冀求容易接近农民，且有暂时附和群众迷信形式之必要，以取得新的工作发展。（丙）农村中阶级关系极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丁）宣传方法，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好能改变乡村传说神话而把我们的宣传附会上去，不要作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五）对地主民团及地方政府政策（甲）对地主政策：我们的政策是用全体农民联合的口号，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绅土豪者。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口号，以打倒劣绅土豪的口号，事实上打倒大地主。（乙）对民团政策：民团固然是地主土豪劣绅利用以压榨平民，拥护他们自身利益的一架机器，但现时就望要根本消灭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政策是一面对团丁宣传，使不助土豪作恶，一面对团总人选，主张由乡民大会选举，或用其他适当政策，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使民团的权力第一步移到开明的小资产阶级手上，而不为农民运动之障碍。（丙）对地方政府问题应分别来说：一、对军阀统治下的政府，应不断的反抗，或分裂削弱其统治以达到要求；二、对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方及国民政府影响下的地方，应以民众要求的形式取得权利。（六）农村联合战线此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急需各地农民大规模的暴动，始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各地农民自身为生活所迫，亦有急起暴动取得一部分政权而不可遏抑之势，尤其是广东。这种暴动也会使农民受很大的打击，我们的工作，不在遏抑此暴动，而在农民暴动中善于运用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就是联合农村中其他群众如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者，共同行动，以免农民孤立。即在平时的政治活动，亦应采用农村联合战线如下列几种形式：（甲）在平时可取工农商学联合大会形式或各界代表大会形式；（乙）在国民会议高潮时可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城乡分会；（丙）在地方有事时可组织人民保安委员会。至关于农民运动对各方面所取的政策与态度，已包含于本议决案各条之内。（七）对教会所取的态度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实，说明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之先锋，他们一方面替帝国主义作侦探察中国内地情形——政治经济民情风俗，究竟是个什么的状况，另一方面，他们又用着和平博爱等，说着好听的名词，甚至用一些金钱出来收买民众对于他们的信仰，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如果遇着教会明显的为恶（如霸占田庄强买民房包揽词讼等）的时候，我们便须鼓动公愤，群起反对，我们在此时努力参加。（八）对土匪政策对于压迫农民的土匪，当然要尽力反对，就是不压迫农民的土匪亦不可让他加入农会，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只可使他在农民与土豪劣绅斗争时，站在中立地位，不为土豪劣绅所利用，因为若让土匪混入农会，是易使农民组织腐化，而且给外间攻击的口实。（九）武装自卫（甲）农民现时要求武装自卫是必要的，但须注意两点：一、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二、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因为有了常备的组织，便免不了因权力关系而时引起与各方面的冲突（如地主民团驻防军……等）。（乙）自卫军名目可易为自卫团或其他名目，以免引起误会和嫉视。（丙）自卫团之组织，不要过于复杂，务取其简单容易行动。（丁）自卫团之政治训练，尤重于军事训练，否则素无组织训练的农民，在有了武装之后，很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甚至于为军阀或首领所利用。（十）农民运动与国民党关系各种农民组织不必带政党色彩，不必用政党名义去做（工会名义可以用），如果已有国民党农民运动工作的地方，我们当与国民党合作，惟农民协会对国民党关系，在组织上应是独立的，不可成为党的附属品。（十一）农村中我们党的发展（甲）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乙）农民加入我们的党，应以是否忠实而勇敢的为农民利益争斗为标准，不必问其有无宗法社会思想及迷信。（十二）〈工〉作方法我们的农民运动，工作时期还不很长，除广东外，差不多方才开始，虽然做了不少的错误，却学会了不少的经验，在以后工作方法上，特指出以下几个可注意之点。（甲）一般的注意一、做农民运动工作的人，必须注意先使他自己的言语行动生活服饰农民化，而后始能接近农民，使农民接受宣传。二、要深知民间疾苦，才能说出农民的要求，要懂得客观可能行动的限度，才能引导农民去斗争，要会应用联合战线的策略，才能使农民不陷于孤立而失败。（乙）在未有工作的地方一、应利用乡村小学教师或本乡同志城市中的本乡工人，假期回里的学生等，去发起组织，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师是农村中天然的指导者，当努力取得这部分人。二、利用各种重要事件下乡宣传时（如“五卅”宣传北伐宣传等），乘机组织农民协会或类似的组织。三、设法办农村补习学校农村俱乐部或组织游行讲演团消费合作社……等，以深入农村发起组织。四、应详细调查该地农民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找到可以接近他们组织他们的方法。五、须注意从许多无组织农民暴动中，去使他从暴动中发生组织。（丙）在已有工作的地方一、应特别注意下层工作及秘密工作。村或乡农民协会是农民组织的基础，村或乡农民代表大会要做到能定期开会，会前须有充分的准备，开会时须尽量引起农民发表意见，避免机械式的讲演式的宣传。二、时时调查农民疾苦及与农民有关的各种方面的现象，能够不断的找出农民要求，而引导其有方法的行动与取得农民利益，才能维系农民对于组织之信仰与拥护。三、对农民要求，当设法知道，设法提出，有时客观环境不能提出时，亦当详为解释，并慰勉他不要丧气，切忌简单的将其压下。四、必须使党在农民中的发展，能成为一切农民运动发展的核心，才能巩固农民运动的基础。五、不可贪图工作便利，倚靠政治势力，应处处注意使农民相信自己组织的力量。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注释〔1〕小标题“（四）宣传问题”，原文缺，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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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一、五卅运动以来已经证明工人阶级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是一个主要的势力，并且在这一个革命的怒潮中，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和民族自觉及初步的组织能力，都有很广泛的增进。虽经帝国主义与军阀历次的屠杀和摧残，然工人阶级仍继续不断的反抗。同时在广东历次肃清反动军阀的争斗中和北方反奉战争中，工人阶级都能有组织的参加奋斗，也证明工人阶级已有进一步的觉悟。最近因军阀搜刮及战祸天灾和输出品之漫无限制，发生普遍全国的经济危机，如纸币跌价，强发军用票，米价奇涨，百物昂贵，欠薪等……。工人阶级在这危机中，实际工资日见降落而受巨大痛苦，因此经济罢工风潮遂普及于各处，虽尚五组织的丝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不断的罢工，这种罢工风潮，且将随着经济危机而日益继长增高，工人阶级的境遇既然如此，只有日趋革命化。同时这种组织力薄弱的罢工，亦易于为帝国主义者军阀和中外资本家所压服，我们为抵抗敌人的压迫起见，应加紧努力，不要失掉一个指导的机会，务使经济罢工运动的结果足以强大中国工人阶级的势力。二、中国职工运动自始迄〈今〉都是在本党指导之下，尤其是在“五卅”沪港工人罢工中表现最为明显，所以本党对于职工运动不是党与工会关系密切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本党各级组织经过工会的形式去指导和训练广大的工人群众的问题。（甲）本党指导工人运动不在于包办工会机关，而在于能够不断的提出切合工人阶级实际的经济的政治的要求，与党员之确能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乙）是经过本党的工厂支部去影响广大的工人群众。因为党的工厂支部是最接近群众的组织，所以无论工厂里面发生何项与工人利益有关的事件，本党各工厂支部都应该立即起来活动，为全体工人奋斗（但须经过工会这一形式），一面籍〔借〕此组织和训练工人，一面善用这些具体的日常的争斗，促进工人群众阶级的觉悟，引导群众去参加工会的工作，工会就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所以我们更应该用工会的工作和日常的斗争去教育工人群众。如此方能将过去用党团包办工会机关的工作转而为党员群众影响工人群众的职工运动。三、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主要职任是领导全民族的解放斗争，工会与其他阶级民众团体建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行动的联合战线，就是实现这一职任的唯一策略。所以工会须时常发布有关各阶级民众共同利益的主张，并且要领导工人群众实际参加这种行动。我们运用这一个政策往往易于发生毛病，不是因恐怕联合战线的分裂，易于忽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阶级斗争口号与要求过高，易于妨碍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我们要知道，必须工人阶级团结愈坚固，然后联合战线的势力才更充足。工人阶级的团结力又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渐次发展，所以轻视阶级的利益，不但是有使工人阶级离开我们的危险，而且足以根本动摇联合战线的势力。同时阶级争斗的口号与要求过高，易使资产阶级利用这种要求与口号，为隔离工人阶级之宣传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还有第三个毛病，就是应用这一个策略时，只是发表一些空洞抽象的全国的总的政治口号与要求，而不能运用到实际的日常的斗争上去，这个毛病差不多是很普遍的，这就是除“五卅”时的上海及现在的广东外，完全不能把这一个策略发生实际的行动的总原因。要使这一个策略能够实现，必须从群众的日常的切身的问题做起，就是许多地方的政治经济问题，如苛捐杂税问题，米价问题，纸票问题，参加城市选举问题及军队的骚扰问题等。实行这一策略不但是由工会发表几篇宣言就够了，并且要以工人阶级做中心，起来号召各阶级的民众作实际反抗的行动，然后这个联合战线才能深入群众，渐次巩固起来。四、本党中央的或地方的出版品，须切实登载关于职工运动的消息和论文（此事虽屡经决定，但未切实执行）；过去本党的定期刊物，都不免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不是文字太艰深，就是凭空发议论，不切事实，很少登载工人的投稿，最近虽然有些进步，但是还未能普遍的群众化。根据过去经验，只有画报最能影响工人群众，各级党部以后应注意发刊工人画报的工作，而各种刊物亦须注意插画一栏。五、自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此一年之内，全总在广东工会中建立了很好的信用，尤其是在省港罢工工人中间。可是在全国各地工人中全总尚无何等影响，今年“五一”举行〈的〉第三次劳动大会，虽然没有在全国工人群众中发生重大的影响，可是有点教育和宣〈传〉的意义。最好的现状是全国所有有群众的工会（除广州少数工会外）都加入了全总，而全总的领导机关还算健全。因此在最近期内，应注意全总上海办事处的工作：第一，要在组织上与全国各地工会发生密切关系；第二，要在上海发行一个领导全国职工运动的定期刊物；第三，建立巡行员的制度，实地指挥各地工人的争斗。党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应注意指导和运用全总这一机关。六、我们有了许多工会的高级统一机关，固然是很好的，同时我们的职工运动却发生了一机关化的危机，此时我们要注意工会组织的群众化，就是要注意工会的低级组织。在过去我们对于工会组织问题有两点错误：一偏重机关组织的形式，二虽曾注意工会基本组织，但未能正确的运用这一基本组织。在工会组织不能公开的地方，不必拘于工会的名称和形式上的组织，要想出种种形式的组织和名称来组织工人（如学校，俱乐部，饭堂，医院，音乐会，体育会，合作店，技击会均可）；这种组织只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群众的虽少亦可；二、是要阶级的。关于工会基本组织（工厂内的各部门的支部或小组）的运用，过去的缺点，不是太偏于形式，就太偏于严格或近于机械，其实基本组织的主要意义，是工人群众活动的单位，基本组织不在于形式上的一律，而在这个基本组织真能为群众的核心，渐次吸收工人群众和构成工会的一个活动单位。如果过于严格成为死板机械的东西，也就失掉了工会支部或小组的作用和意义（例如一个工厂里某个工作部门共有一百个工人，其中加入工会的有二十个工人，无论厂主或监工虐待这一百个工人中任何一个，这二十人的工会会员所组织的基本组织，应立即召集这全间一百工人开会讨论和解决一种适当的行动，反对这件虐待的事实。就是在不能开会的地方，亦须在厂内或厂外分头进行宣传和煽动的工作，务使这工作部门的全体工作都同情于工会组织而加入工会，并使工人群众学得日常争斗的方法，这就是工会基本组织的主要意义）。同时我们要注意下级工会委员会和工厂工人代表会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些委员和代表多半是工厂中的中坚分子，必须他们受了相当的训练才能适当的运用工厂支部或小组这一组织。这是建立工会组织比较切实的办法。七、因为中国政治情形的纷乱和经济情形的复杂，全国工人的要求很难得到一致。除广东外，工人的自由权利的获得，可真是全国工人一致的要求，至于改良待遇等，当按各地各种工人的实际境遇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一时不能达到目的，也要开始宣传；关于工作时间，我们应立即宣传至多不得过十小时，及每星期休息一日的制度。中央及地方都应提出全国的及地方的工人要求的大纲，向工人群众及一般社会广为宣传。八、在轻工业工厂中，如纱厂，烟厂，丝厂等，青年工人和女工数量上都占很重要的成分，因此青年工人和女工参加工会运动罢工运动以及一切群众运动均能积极行动。为提倡他们更加努力的参加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及训练工人阶级战斗的人材起见，我们应当注意引导他们奋斗，施与他们以必要的教育和训练，在各种经济罢工中，应注意提出他们的特殊条件，在有青年工人和女工的工会内，必须选择他们的能干分子，当选为工会委员会的委员。在各工会党团中亦必须有C．Y．的代表参加，以便C．Y．组织在工人群众〈中〉能为一致之活动。九、按照各地职工运动实际运动状况和各地工人的最低限度要求，各地区委和地委，都应拟定目前职工运动的实际计划，报告中央批准，并督促党的工厂支部和工会的党团切实执行。全国职工运动中最重要的产业如铁路，海员，矿山等，最重要的地方为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处，这些地方的交通及搬运尤为重要。（甲）北方铁路工会除京绥路工会外，都被压迫而不能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存在，过去铁路工会尚未能获得群众的基础，党在铁路上的支部也不发达。加之铁路工人中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的差别甚大，客观的组织上也有许多困难之点。今后应该用不拘形式不拘名称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方式以及秘密的方法〔1〕，组织各大站铁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路棚工人搬运夫等铁路工人，一面应用方法反对卖国军阀，一面应以日常最感痛苦的事实团结自身，并与沿铁路的他种工人和农民发生密切关系。为达到上项目的起见，应将这些工作责任，由铁总特派员手中移交到本党各路的党团各站的支部手中，以免从前铁总遥制之弊。各路各站的工作，由各当地的党部就近负责进行，不但各当地的党部比铁总就容易于督促，而且工作由党部负责，比从前专责成铁总遥制之特派员个人，实际上是增加了铁总工作的人力。这个计划实施之后，各级党部必须认定铁路工会的工作是该地党部职工运动中第一重要的工作。今后铁总除派遣巡行员指导和考察各地铁路工作外，并不派遣驻在各路各站之经常特派员，而发展各路各站铁路工会的工作，当完全由当地党部负担，铁总只与各路各站工会发生正式关系；而经由各地党部发展之各路各站铁路工会，亦须注意与铁总关系之密切，以巩固铁路工会之统一，并须注意将工作情形由各路各站工会报告铁总，以便铁总发行定期刊物，指导各铁路工人运动。（乙）过去海员工会，除在一部分航海轮船上有相当基础外，内河轮船上的海员加入工会者尚少；粤港罢工后，一部分最革命的海员又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因此海员运动在最近的将来应在航海轮船上进行秘密工作，并设法使内河轮船的海员加入工会，海船〔员〕工会的组织亦应推广到各大口岸，自然党的组织亦应随着工会的发展而努力发展。以后各当地党部对于海员运动更应十分注意。（丙）过去矿工运动，除安源已被摧毁，一时无法恢复外，只有开滦，淄州，博山，焦作，大冶，水口出，锡矿山等处有过相当的组织，以后一面应继续进行这些地方的矿工运动，一面又应派人进行抚顺，井陉，临城，自流井等地矿工运动。（丁）上海总工会虽为上海全体工人所拥护，然其基础尚在一部分纱厂和印刷工人上面，以后组织海员铁路邮电码头街道交通工人等工作最为重要。上海工人因生活痛苦或阶级自觉心较甚之故，最易发生无组织的罢工与暴动，须本党工厂支部和低级工会强大起来，方能使上海工人的动作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动作，同时应极力争得上海工会的公开存在，并普遍宣传上海工人的总要求。上海党部尤须指导上海工人参加上海的地方政治和经济的改良运动，上海工人方能积集他们革命经验，和夺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戊）广东职工运动有两个缺点：（一）一部分产业工人尚在少数反动〈领〉袖影响之下，（二）工会中旧行会的积习甚深。本党的广东职工运动在最近的将来，一面应注重运用联合战线的政策获得兵工厂，铁路，邮电，自来水等工人群众，一面要注重建立摆脱旧行会积习的少数模范工会，不能专注重所谓工会统一运动。省港罢工应急谋解决，尤以今后香港职工运动的恢复为粤区主要工作之一。本党工厂支部的发展，应注重吸收工人群众，对于工会职员之加入本党者，须严加选择。（己）天津，汉口，青岛，大连等处，都在严重压迫之下，多数工人尚无组织，今后应极力发展这些地方的工人组织，同时须避免机械式的和太严格的应用工会支部或小组这一毛病。须注意应用日常争斗事实，以各种公开的秘密的方式组织工人团体和工会基本组织，尤其要注重党的工厂支部的发展，目的在于获得工人群众中的中坚分子以为发展各种争斗的准备。（庚）在内地很少近世产业各城市中，各小工厂工人商店店员和手工业工人，亦须特别注意，因为他们是这些地方大产业工人的代理者，即是国民运动中有力的群众。这些职工的组织虽然不能十分严紧，可是第一步须使这些职工团体成为阶级组织，不使资产阶级分子混杂其中，这是最要注意的。十、过去一年中，全国工人阶级都在热烈斗争的状况中，因此本党即忙于指挥这些热烈争斗，因此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员常被调遣，而未能经常的担负责任，因此对于全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未能为有计划的进行。以后中央须指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经常负责人，根据上项决定计划的实际方法，由中央随时指导各地党部切实执行。十一、现在职工运动的人材极为缺乏，尤其是下级干部人材。在最近期内，应于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处，设立职工运动训练班，训练下级干部人材。并须设立一高级训练班——在上海或广州——养成全国高级指导人材。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注释〔1〕《六大以前》所载本文，此处还有“注意下层群众”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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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扩大会议看了中央宣传部报告之后，认为今后宣传工作应当赶紧整顿，宜即采取下列的具体办法。一出版物问题（甲）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应当更加加增鼓动的性质，使能反映中国革命民众的日常斗争而与以指导，不可太重于分析的论述。再则，一、应再多加宣传各地工农运动的意义；二、各地政治通信都须整顿，务使每一地方重大事件都不空放过。（乙）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务须按月出版，适应革命的思想斗争之急需——因此，党内理论力量既然很少，必须把他们暂时集中于《新青年》（如《向导》上过于编〔偏〕重理论分析的论文，北京《政治生活》上的历史的理论的文章，都可以登载于《新青年》）。再则《新青年》上须设法增加中国经济的研究及工农运动的历史的理论的论述。《新青年》上还应增加Ｃ．Ｙ．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使他成为Ｃ．Ｐ．及Ｃ．Ｙ．中央的共同出版物。（丙）中央通俗的机关报——《劳农》（或《工农》），亟须添设，先办月刊，以后设法改为周刊。这一机关报应当给工农群众读者以政治的指导，须能搜集全国工农状况及其政治经济斗争的消息，登载各地方的工农通信。这种机关报的目的是使工农群众能明了全国革命斗争的状况及意义，并充分表现实际的工农生活及其斗争。（丁）《党报》——还须改良整顿，使能集合中央各部及各地之党内生活和工作经验，以为训练同志之材料及指导。（戊）为使中央各出版物能有定期的审查，为使我们所主持的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的机关报能与党有密切的关系并能适当的运用策略，为使中央对于各地方的各种出版物能有周到的指导起见，必须设立一编辑委员会，由《向导》，《新青年》，《劳农》，《党报》，《中国青年》（Ｃ．Ｙ．），《中国工人》（全国总工会机关报），《中国妇女》（妇女联合会机关报）等之主任编辑组织之；这委员会至少每月开会一次，报告中央及各地党的，工会的……机关报之状况，加以审查。二部务问题中央宣传部在今年四月底以前简直并未执行部务，现在应以现时所有力量积极整顿起来，务须实行下列的最小限度的工作。（甲）设立消息课——将现有中外报纸杂志，每星期及每月编成言论及消息汇录，交给中央各部各机关报编辑处。（乙）设立图书馆——将重要的中西书籍分类按期编成目录，并收集中央及各地一切刊物（党的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会的及其他机关报，以及北京广州汉口上海之有力的重要的刊物与书籍）。这等图书目录办到相当时间，并应分寄我们各级机关，规定借书办法。（丙）日常部务——（一）随时根据中局决议之宣传动员及时局解释，拟定政局宣传大纲；（二）时常发出关于各地宣传部部务的通告；（三）与各地宣传部通信，答复他们的报告和信件；（四）依据编辑委员会决议，每月对于各地一切刊物，加以总的批评（当然仍须随时写信指导各地地方的刊物）；（五）最近期间先调查各地思想言论界得一大概后，以后每月须调查一次：我们实行了几次全国的“宣传动员”，各界各派对于我们这种宣传的态度如何，对于各地地方的“宣传动员”亦是如此；（六）最近期间先调查一次各地经常的教育工作（支部中之理论及党务训练工作）之情形和方法及特别的教育工作（训练班等类的工作）之状况；以后每月须审查一次这种工作的成绩。中央宣传部应将全国的Ａ鼓动，Ｂ宣传，Ｃ调查，Ｄ中央地方各种刊物的期数及其对于重要事件的论解，Ｅ编译成绩诸项，做一书面报告于中央局。三编译工作问题中央宣传部急应开始编译工作——（甲）理论的译著，应先定一最小限度的计划，大致应当编译可以继续共产主义ＡＢＣ的书籍。（乙）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a）《革命常识》——中国革命中最重要问题的通俗的解释。（b）《党务常识》——党的工会的学生的妇女的……各种工作的组织宣传等方法原理之解释和论述（如支部之意义及党团之运用等）。（c）初级党校（训练班）的教授方法（实际的课目表及参考材料汇录）。（丙）鼓动的小册子——解释第五次时局主张的极通俗的各种小册子。（丁）各种纪念日宣传大纲汇录（如列宁，李卢⑴，“二七”，“三八”，“三一八”，“五一”，“五四”，“五五”，“五七”⑵，“五卅”，济难日，少年日⑶，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双十纪念，非基周⑷，反帝周，职工追悼周，孙中山廖仲恺纪念等），并附参考材料。四地方报告问题每月各区委及地委必须按期报告，并具备下列各项（如某项无工作，亦须说明理由，报告准备开始这种工作的计划）：（甲）每月鼓动成绩（中央性质的和地方性质的宣传动员之结果及其传单——我们的反对派的——虽然应当随时迅速零寄，但每月应作一综合的报告和结论）。（乙）每月宣传成绩（俱乐部研究会等理论宣传工作——广州已经可以有，其他地方则至少应利用中央理论刊物为材料，使同志在党外吸引非同志对于我们的理论注意，使他们用通信和我们讨论，地方刊物上应注意与当地各派辩论。此等工作成绩均须每月报告）。（丙）每月综合报告地方所出各种刊物期数及当时的中心口号。——地方政治刊物应当根本上注重当地的政治鼓动和地方问题（各地党的工会的学生会的妇女的……各种刊物，应按期快邮递寄中央宣传部——其相应分寄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部C．Y．……者，与宣传部无关，不可以为已寄数份，便不专函寄送宣传部）。（丁）每月报告思想舆论的调查。（戊）每月教育成绩（支部中每月一次理论上的讨论，以试验同志在主义上了解的结果；时局讨论上每月总论党员群众对于政治的了解程度；纪律上每月总论同志间的意见或组织问题中所发现的原则中的某种倾向）。（己）每月党校成绩（如办理各种训练班及教材办法成效等）。（庚）每月总〔综〕合报告中央各种刊物在当地的影响（各地同志或非同志对于中央刊物的批评或思想政策上指导的需要）。（辛）每月综合报告当地同志对中央刊物（《向导》，《新青年》，《劳农》上的）政治的理论的工农的通信共有几篇及其目录（不论是谁做的，各地宣传部都应当报告）。五工农通信问题我们的党要能知道审查群众的情绪而与以指导，必须在宣传工作上亟亟实行工农通信的决议。组织工农通信员的方法，大约可以有四种：（甲）宣传部在工人中挑选能够写普通讯〔信〕的人，使他们随意写自己的生活情形，工作条件以及家庭状况，说出自己的感想和对于政治问题的认识等等；（乙）宣传部挑送几个学生同志派到工人区或农村中去，笔录工人农民的谈话；（丙）宣传部委托工委农委在群众工农区域的负责人，请他们用种种方法找这种工农通信；（丁）罢工抗租抗税等事件起来之后，宣传部特别派人到工农区域去，或委托工委农委负责人，用上述方法去找群众对于当时事件的意见感想之通信。各地宣传部应时时注意编制工农通信的问题单子，使工人农民通信员能按照这些问题答复。中央宣传部及各地宣传部为执行这些工作起见，必须自身先整顿起来；中央及各级委员会里对于宣传部的关系，也须格外严整重慎〔慎重〕，如人才之分配，办事手续之完备等等。扩大会议认为上届（去年十月）扩大会议的宣传问题的议决案，至今实行的不及百分之一二，中央及各地宣传部是不能〈不〉负责任的。同时，那一宣传问题议决案当然仍旧适当，此次扩大会议认为只须规定很具体的办法，以求实行；所以对于宣传部的工作有上列的具体规定，责成中央及各地宣传部切实执行。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注释〔1〕李、卢，指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2〕一九一五年一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五月七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时内答复，袁世凯于五月九日基本加以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和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我国人民把五月七日作为国耻纪念日。〔3〕少年日即少年国际纪念日，亦称国际青年日。一九一五年一月五日在瑞士举行的国际青年大会规定，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全世界被压迫青年检阅自己力量以图打倒统治阶级的纪念日。〔4〕全国学生总会第七届代表大会议决：耶稣诞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后一星期即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为“反基督教周”。每值此周，各地群众均亦举行各种反基督教的活动，简称“反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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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最初版本（沙鹤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最初版本
沙鹤闻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思想发展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篇重要著作。它在大革命时期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不仅为多种刊物所刊载，而且印行了单行本，并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广为流传。建国以后，它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更为人们所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思想理论界和党史界的一些同志，对这篇著作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发表了一批颇有见地的文章，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有的提到这篇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在有的重要观点上作了修改和补充，希望能重新刊印它的最初版本，以便通过比较研究，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
根据现有材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早发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1925年12月1日出版）。1926年2月1日又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上刊载，并作了个别文字改动。后来，广东汕头书店按《中国农民》所载文本一版，再版了这篇著作的单行本。1926年3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第一一六、一一七期连载这篇著作，作者又作了多处修改。此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篇著作没有再印行过其它版本。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先后出版的各种毛泽东的选集、文集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中，也都没有收入这篇著作。
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当时仅收集到这篇著作在《中国青年》发表的版本，毛选收入时就是以此为底本进行修订的。著作年月也按《中国青年》发表的时间定为1926年3月。毛泽东对这篇著作作了多次精心的修改和补充，印过几次修改稿。在此期间，适值中央决定重印1942年编的《六大以前》这部党的历史文献集，经毛泽东同意，将这篇著作作为党的历史文献补编入1951年2月编定的《六大以前》重印本。但此时毛选编辑工作尚在进行中，在《六大以前》重印本编定后，毛泽东又对这篇著作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形成后来收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最后定本。毛选出版以后，陆续发现了《中国农民》和《革命》半月刊的版本，60年代初期在修订毛选一至四卷注释时，曾有同志提出这篇文章的著作时间应按照《革命》半月刊发表时间改为1925年12月1日，后因“文革”开始，修订工作停顿而未果。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历次版本所作的修改，反映了他对文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过程。特别是收入供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最后定本，是他经过精心雕琢奉献给广大读者的精品。毛泽东治学严谨，从不满足于自己在一定时间内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而是注意从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成果中汲取思想营养，修正和补充自己不恰当或不完全的认识，力求在理论表述上更加清晰、准确，在语言文字上更加通畅、精炼。因此，收入毛选的这篇著作，无疑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当然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为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过程，阅读毛选以前的各个版本，特别是最初版本，同样是必要的。这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版本，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考虑到研究工作者的需要，本刊现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最初版本重新发表；即将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两书编辑组（即受湖南省委委托，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毛泽东早期著作集》、《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的湖南编辑组）合作编辑的《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也准备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在大革命时期发生过较大影响的著作的最初版本，连同收入毛选的版本一并收入集中，并在题注中对历次版本的主要变动情况作简要的介绍。有关版本的变动情况，我们将另行撰文介绍，不在这里一一赘述。
○《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第四五—四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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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版）（一九二五•十二•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相关链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选版）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初版）
一九二五•十二•一
本文按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刊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句：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我们不至于领了群众到失败的路上去么？我们一定可以成功么？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就是宣告这个策略的决定和敌友的分辨。但那个宣言极其简单。我们要认识这重要的策略，要分辨那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人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小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之种种不同的态度。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看来好似奇怪，实际并不奇怪。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帝国资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同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
我们试看中国社会各阶级是怎么样
第一，大资产阶级。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要件，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如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如陆宗舆陈廉伯等）商业家（如唐绍仪何东等）工业家（如张謇盛恩颐等），
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
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
军阀（如张作霖曹锟等）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之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
第二，中产阶级。如
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因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本国资本银行工商业的发展尚限在中产阶级地位。所谓银行业乃指小银行及钱庄，工业乃指小规模工厂，商业乃指国货商。凡是大规模银行工商业无不与外资有关，只能算入买办阶级内。）
小地主
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
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这个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乃取了矛盾的态度。即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的运动。但因现在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他们反对以阶级争斗说解释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及容纳共产派分子。但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因为现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争斗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擎着，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集于其旗帜之下，站在一边，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擎着，号召全世界反革命分子都集于其旗帜之下，站在另一边。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本阶级利益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可以断定他仅仅是个幻梦。他们现在虽然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们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即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迫他们让步稍多时（如农村中的减租运动都市中的罢工运动）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右翼）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本来买办阶级与非买办阶级，有一部分是未能截然划分清楚的。以商业论，固然许多商人是洋货商土货商划分得很清楚，但在有些商店的店门内，是一部分摆设着土货，一部分又摆设着洋货。以知识阶级论，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赴东西洋资本主义国家读书的留学生，固然是很显明的，除了半身土气之外，又带上了半身洋气。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大学校专门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仍然不免是些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脚色。在这类人并不是纯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做“半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乃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争斗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的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完全无缘者，此派在某种时候（如抵制外货潮流高涨时）颇有革命性。但其夙持之空虚的“和平”观念极不易破，而且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慌，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全国内至多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
第三，小资产阶级。
自耕农
小商
手工业主
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
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小资产的人数，单是自耕农，就有一万万至一万万二千万。小商人，手工业主，知识阶级，大概自二千万至三千万。合计达一万万五千万。这个阶级虽同在小资产经济地位，但实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还有余剩，用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涎水，对于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这种人胆子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但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小资产阶级全数百分之十约一千五百万乃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也不少，这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很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随着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大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感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与从前相等的劳力，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量，即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他们骂洋人叫“洋鬼仔”，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仅怀疑其未必能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要占小资产的一半（百分之五十），即七千五百万。第三部分是每年要亏本的。这一部分人，大概原先本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的仅仅保等，渐渐变的要亏本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从前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小资产阶级中百分之四十，即六千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一定参加革命；中派可以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及小资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五卅运动和两年来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第四，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乃包含，
（1）半自耕农
（2）半益农
（3）贫农
（4）手工业工人
（5）店员
（6）小贩
之六种。半自耕农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占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大概各占六千万，三种共计一万万七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在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种别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之不求于人，自然境遇要苦。然优于半益农。因半益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且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获，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分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此种农人，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或一半以上。不足部分，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勉强维持其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手工业工人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其经济地位略与农业半益农相当。因家庭负担之重，工资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或失业的恐慌，与半益农亦大致相同。店员乃小商人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事畜的费用，物价年年增涨，而薪例往往须数年一更，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与手工业工人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是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与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手工业工人人数大概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即二千四百万人，店员大概有五百万，小贩大概有一百万，合起半自耕农，半益农，佃农人数，半无产阶级人数共计约二万万，占全人口之一半。
第五，无产阶级。其种类及人数如下：
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
都市苦力——约三百万
农业无产阶级——约二千万
游民无产阶级——约二千万
共约四千五百万。中国因经济落后，故产业工人（工业无产阶级）不多。二百万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而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故工业无产阶级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及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之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有组织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工具剩下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及人力车夫占大多数，粪夫清道夫等都属于这一种。他们除一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组织的集中和在生产力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业无产阶级，乃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乃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与贫农处于同样紧要的地位。游民无产阶级为失了土地的农民与失了工作机会的工人，其人数在二千万以上，乃国内兵争匪祸的根源。此游民无产阶级中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做了他们政治的和经济的争斗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总上所述，列表如左：
阶级人数对于革命的态度
大资产阶级一百万极端反革命
中资产阶级四百万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但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小资产阶级富资部分—右翼千五百万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
自足部分—中央七千五百万平时中立，战时参加。
不足部分—左翼六千万欢迎。
共一万万五千万
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五千万参加
半益农六千万积极参加
贫农六千万勇敢奋斗
手工业工人二千四百万同半益农
店员五百万同半益农
小贩一百万同贫农
共二万万
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二百万主力军
都市苦力三百万次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主力军
农业无产阶级二千万勇敢奋斗
游民无产阶级二千万可引为革命的力量
共四千五百万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现在可以答复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
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呀！
○《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第四〇—四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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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集》（共十卷）及《补卷》（共九卷＋著作提表）PDF电子书及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及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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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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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集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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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年表
《毛泽东集》
第一卷初期（1917.3～1927.4）（共38篇）
第二卷井冈山期（1927.～1931.8）（共2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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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言给宫崎滔天的信
体育之研究工人夜学招学广告
工人夜学招生广告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民众的大联合*文化书社组织大纲
*文化书社启事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新时代发刊词
北京政变与商人
「省宪经」与赵恒惕
英国人与梁如浩
纸烟税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
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三三三一制
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如果讨赤志同仇仇亦吾良友
颂声来于万国
「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
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
邹鲁与革命
向左还是向右？
赤化原来如此
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李春涛）
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
右派的最大本领
宣传报告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附录1】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版）
【附录2】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最初版本（沙鹤闻）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湖南的农民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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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协最近训令*湖南致中央函*湖南省委来信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井冈山）土地法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兴国县）土地法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给林彪同志的信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东塘等处调查赣西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木口村调查*土地政纲*土地法兴国调查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反富农问题
第三卷瑞金期Ⅰ（1931.9～1933.8）（共78篇）
第四卷瑞金期Ⅱ（1933.9～1935.10）（共4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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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自军士兵兄弟书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暂行税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关于婚姻条例的决议婚姻条例关于一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与人民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苏维埃建设重要的训令关于实施劳动法的决议案劳动法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实施办法对于临时最高法庭审理AB团改组派军事犯等要犯的判决书的决议案毛泽东给袁国平的信为杭武工作给闽西的一封信临时中央政府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中央政府给湘赣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电内务部的暂行组织纲要关于继续改造地方苏维埃政府问题关于中央政府周年纪念反对国际调查团报告书通电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九号命令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号命令为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征发富农组织劳役队为多种杂粮禁种毒品事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关于各级选举运动的检查为纪念广州暴动同时纪念宁都暴动周年纪念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八号为严紧出境行人事为提前春耕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事为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举行追悼大会以纪念赵博生同志事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进攻平津！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再一次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为发动群众帮助政府人员工作耕田，解除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庭顾虑，增加政府的工作能力事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为夏耕运动给各级苏维埃负责人的信关于设立国民经济部的训令为限制特别快信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实行广泛深人的查田运动召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为节省五万担谷子卖给红军告瑞金会昌博生石城四县群众否认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通电关于解决群众粮食问题在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土的报告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问题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反对最近国民党卖国的大连会议通电*为查田运动给瑞金黄柏区苏的一封信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临时中央政府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中央政府电贺东方红军的伟大胜利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中央政府庆祝国际反帝非战大会开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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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展查田运动今年的选举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关于教育工作农业税暂行税则纠正推销公债的命令主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四十九号关于土地斗争由一些问题的决定关于从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中央政府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农业税暂行税则补充条例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为红军烈士纪念塔的题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第二电庄严的开幕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大会闭幕词关于二全大会选举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为福建事变宣言中央苏维埃组织法雇用辅助劳动暂行条例司法程序惩治反革命条例婚姻法乡苏怎样工作？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毛泽东同志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朱德毛泽东向白军士兵抗日六条纲领的建议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选遣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第五卷延安期Ⅰ（1935.11～1938.5）（共39篇）
第六卷延安期Ⅱ（1938.5～1939.8）（共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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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国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第二号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致蔡元培书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书给林彪同志的信给徐老同志的信关于中日问题及西安事变的谈话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致西班牙人民书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致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自劳德的信七月八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等电七月八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反对自由主义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农村调查」序言一在抗大校舍落成大会上的训词鲁迅论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谈话（论一党专政）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演说词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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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共中央复电致谢美共产党全代大会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雅德先生傅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之谈话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毛泽东同志致国民参政会的贺电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五四运动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ToAmericanFriendsoftheChinesePeople
第七卷延安期Ⅲ（1939.9～1941.6）（共43篇）
第八卷延安期Ⅳ（1941.7～1942.12）（共2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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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袖毛泽东论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共产党参政员捐款援助香港反汪工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毛泽东先生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的题词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在延安各学校及青年团体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祝贺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同志驳斥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造谣的谈话*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通电参政员毛泽东等致国民参政会电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团结到底*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皖南事变发表命令与谈话*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函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届会议理由毛泽东同志致电白劳德同志抗议美大理院对美国人民的阶级判决「农村调查」序言*共产党对国民党八中全会宣言及蒋介石演词发表意见「农村调查」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延安评论家对时局之评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谣言与烟幕改造我们的学习延安评论家称炉边闲话具有两面性迫德妥协与准备参战远东慕尼黑深堪注意*延安评论家之评论*国民党缺少什么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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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驳斥何应钦*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鲁忠才长征记」按语在延参政员电悼张季鸾东方反法西斯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各民族加强团结毛泽东同志发表广播讲演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延安观察家之评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延安评论家称两年内击横日寇日寇短脚愈拉愈长反对党八股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延安观察家评斯大林谈话红军的伟大胜利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对中国国民党十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发表意见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第九卷延安期Ⅴ（1943.1～1945.12）（共57篇）
第十卷解放战争期（1946.1～1949.10）（共5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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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电贺联共党暨红军将士庆祝红军节二十五周年红军伟大胜利批判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一封信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毛泽东同志作详尽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七一干部晚会上毛泽东同志总结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质问国民党毛泽东同志复电山东临参会慰勉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论合作社电斯大林庆祝十月革命节在延安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毛泽东同志号召发展工业打倒日寇与中外记者团谈话*长沙失陷后的危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毛主席勉励指战员坚持为人民服务*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欲挽救目前时局的危机必须改组政府及统帅部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延安观察家评论蒋介石演说具有危险性文教统一战线方针*延安权威人士评国民党党政人事调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新年献词*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生产，也必须生产*延安权威人士驳斥魏道明谎言毛主席追悼彭雪枫同志的娩词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开幕词论联合政府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此届国民参政会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毛主席电复七参政员欢迎来延商谈国是*评蒋介石七七演说评蒋介石参政会演说赫尔利蒋介石的双簧似将破产新华社记者评论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毛泽东同志电贺美共克服投降主义重建共产党对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毛泽东同志发表声明新华社记者驳斥「蒋介石命令」挑拨内战破坏世界和平毛主席答复蒋氏一电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出了内战信号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赴渝商量团结大计*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毛主席抵渝发表谈话对大公报记者的谈话毛主席在渝发表谈话希望谈判有良好结果在参政会茶会土的演说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晚会上的演说中共发言人驳斥吴国桢撒谎历举国民党军进犯铁证*中美人民行动起来制止中国内战扩大*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大召开问题称国民党当局片面行动透露其大举内战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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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通告*延安权威人士评称政协会获重大成果*中共中央发言人三月十七日谈话*驳蒋介石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延安权威人士声明反对贝纳期援蒋法案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毛泽东论世界局势（和史特朗女士的谈话）接见美记者斯蒂尔毛主席答复时局问题电贺斯大林元帅祝苏联第二十九届国庆新年祝词中共权威人士评论目前时局*蒋贼介石卖国殃民国人都可得而诛之*新华社记者评论掩饰美国亡华罪行鸨母妓女串演双簧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共发言人严正揭露蒋美勾结行凶迫害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发言人严斥蒋美肮脏买卖*新华社记者评南线我军破击战大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李鼎铭先生追悼大会上的挽词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评论宜川大捷改变了西北形势「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序言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毛主席朱总司令电贺朝鲜政府成立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中央负责人评论中国军事形势我中原及华东司令部劝杜聿明等部速投降*陕北某权威人士谈战犯名单问题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华社记者发表评论揭露战犯蒋介石求和阴谋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国共产党发言人评南京伪行政院决议就南京伪政府「和谈」阴谋及释放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中共发言人表示严正意见中共发言人发表声明惩办战犯一项必须加上惩办日本战犯反动派集团既已四分五裂还空喊什么「全面和平」国民党战犯集团妄图拯救他们自己由「呼吁和平」改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中国各民主党派连合声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毛主席朱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约法八章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舰暴行严正声明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毛主席亲临讲话号召团结建设人民首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四评白皮书五评白皮书六评白皮书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毛主席开幕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毛泽东集》补卷
第一卷少年时代～1920.12（共104篇）
第二卷1921.1～1928.12（共4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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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书便条给黎锦熙的信给黎锦熙的信给黎锦熙的信给罗学瓒的信各国的罢工风潮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强叫化研究过激党实行封锁证明协约国的平等正义阿富汗执戈而起来因共和国是丑国好个民族自决可怜的威尔逊炸弹暴举不许实业专制割地赔偿不两全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彭斯坦各国没有明伦堂什么是民国所宜？大略不是人走崑𪨧山到欧洲好计策摇身一变我们饿极了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哈哈！女子革命军*什么话德意志人沈痛的签约高兴和沈痛卡尔和溥仪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畏德如虎的法兰和约的内容日德密约政治家不信科学便死死鼠湖南学生联合会兑记问题研究会章程给黎锦熙的信表同情于师范学生原来是他倒退一步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驱张敬尧代电反对张敬尧私约卖矿的呈文湘人对张敬尧运烟种之公愤悼杨昌济先生「代讣」启事给陶毅的信给黎锦熙的信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给周世钊的信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给黎锦熙的信湖南改造促成会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给萧子瞕的信发起文化书社*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营业细则*分社简章*分社注意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厉史及现状证明「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释疑再说「促进运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全自治」与「半自治」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请愿书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给向警予的信给欧阳泽的信给罗璈阶的信给李思安的信给张国基的信给罗荣熙的信给罗学瓒的信出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启事「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发刊的意思及条例「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序为易礼容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加的按语*长沙文化书社广告给肃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毛泽之辩诬函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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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紧要启事给蔡和森的信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填写的一文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宣言长沙土木工会章程*粤汉铁路罢工之宣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劳动立法的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外力，军阀与革命省宪下之湖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民党中央党部第四次会议宣读第三次会议纪事录——毛泽东提出议案为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填写的一文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大示威*宣传报告决议案*关于宣传决议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目前农运计划*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在湖南全省农工代表大会欢迎会上的演词*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农民问题案在欢迎鄂豫二省农民代表大会上致词对农民宣言中央农运讲习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致省农民协会函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欢宴会上的开会词*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中央委员宣言在紧急会议上的发言在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意见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湘赣边界特委湖南省委信致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
第三卷1929.1～1931.12（共56篇）
第四卷1932.1～1936.8（共5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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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告商人及知识分子*告全国士兵弟兄书*告绿林弟兄书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前委致中央的信四军军部命令*农民协会章程*朱毛红军前敌委员会报告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致中共中央*中国红军第四军（朱毛红军）告国民党军队士兵书*土地法*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宣传员工作纲要*红军第四军状况*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富农问题流氓问题进攻吉安的命令由萍乡出发向吉安的命令*红军士兵会章程一军团进攻吉安的命令一军团总攻吉安的命令给湘东特委的信*目前政治形势与丁万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移师于江东岸分散工作筹款的命令给江西省行委的一封信*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八个大胜利的条件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十一号命令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击尤岗张辉瓒部命令红军第一方面军追击敌谭道源师的命令红军第一方面军分散筹款的命令*红军第一方面军继续东移加紧筹款的命令胜字第六号为争取第二次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胜利的准备工作红军第一方面军南移整顿、训练和筹款的命令*夺取第二次大战胜利的宣传大纲*第二次大战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击富田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攻击南团高树勋部队的命令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一至八次会议记录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十四号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九次会议记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布告：处决黄梅庄给红十二军的三封信关于第三次反「围剿」的号令约溪命令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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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入过反革命组织的工农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关于变更和补充居民与苏维埃代表的比例标准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三号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批准江西省苏第一次代表大会各种议案的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执字第四号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修正暂行税则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批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的决议案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命令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二十五号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中央执行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临时中央政府一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工作报告书中央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三十四号为检查和取缔私人枪支禁止冒穿军服事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肃反委员会决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闽粤白军士兵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关于执行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实施「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的决议关于此次选举运动的指示吉安的占领为发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给东北人民革命军及义勇军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中字第五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援助上海美亚绸厂工人罢工斗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毛泽东朱德告白军官兵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给张国焘的电报中央军委命令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关于在直罗镇战役的指示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关于规定伤病员柴菜费、调养费及抚恤费的通令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与红色中华记者的谈话为东渡黄河给杨立三同志的指示信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招生布告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毛泽东彭德怀致王以哲张学良电举行「五一」全苏区赤少队总检阅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
第五卷1936.9～1938.12（共556篇）
第六卷1939.1～1941.1（共10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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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决战动员令共产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会给红军战士与苏区人民电红军领袖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我们要抗日就要停止内战、要停止内战就要文武都来*扩大救亡陈线、加强抗日力量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周恩来同志电*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对蒋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谈话*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王以哲家属悼唁*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毛泽东朱德致绥远追悼大会唁电*现阶段的中日关系祭黄帝文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训词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为印度祝凯华捐款写给抗大的一封信在欢迎中央考察团晚会上的讲话红军将领致蒋委员长电关于对日作战方针的题字命令*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红军将领庆贺平津胜利通电在「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上的演词*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谈话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为抗大建校的题词我们的责任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目前的时局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词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指示对平原游击战指示给艾思奇的信关于文化的重要指示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给施方白的题词*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贺各警备兵团「五三十」抗运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紧急声明*陕甘宁边区政府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致全国各界人士公函*中共中央为抗战一周年给蒋委员长及全国抗战将士电一万封慰问信运动致蒋介石信辩证唯物论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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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炮兵团的题词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毛陈参政员因公电渝请假聂荣臻著「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序在「三八」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上的讲话在「三一八」纪念晚会上的讲演给梁毅的一封信抗大三周年纪念为延安「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的题词在抗大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在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的讲话反投降提纲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就学习六届六中全会文件给林彪校长的信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在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谢子长烈士亲笔写的碑文欢迎尼赫鲁先生来延在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同斯诺的谈话在何柱国军长、斯诺先生、白列斯托夫、马果夫同志欢迎晚会上的讲话给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复电在抗大四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为「延安世界语者」的题词在延安青年纪念二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欢迎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晚会上的讲话驳斥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造谣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祝贺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在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演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强固团结与进步在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于蔡元培逝世时发出的唁电给新疆督办盛世才贺电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蒋桂在华中的军事动态及我之对策致彭德怀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对付蒋桂军攻击之部署致叶挺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叶挺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致叶挺等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关于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准备应付任何黑暗局面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致刘少奇等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关于蒋介石反共形势的分析及我之部署致周恩来关于国内形势和应付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反对反共投降的策略问题致彭德怀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致叶挺、项英关于复何白电内容要点致周恩来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致李克农等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关于「佳电」发出后各项工作的部署情况致周恩来关于在谈判中要求顾祝同停止汤、草两军东进问题致叶挺、项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佳电」发出后的工作部署致彭德怀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致周恩来关于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实质及我之方针致周恩来等毛泽东、朱德关于同意皖南新四军行动布置致叶挺、项英在边区中央局经济自治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询问皖南新四军是否已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准备致项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叶挺及一部人员速作北上部署等问题致叶挺、项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布置接叶挺过江等问题致刘少奇、陈毅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叶挺过江不应征求蒋介石同意致叶挺、项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新四军立即分批移动致叶挺、项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新四军必须在十二月底开动完毕致叶挺、项英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毛泽东、朱德关于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路线致周恩来、叶剑英毛泽东、朱德关于必须销毁一切机密文件致项英毛泽东、朱德关于新四军渡江仍应戒备致叶挺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同意新四军由皖东分批渡江致叶挺、项英关于缓复刘为章电等问题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应分批走苏南致叶挺、项英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立即开往苏南致叶挺、项英毛泽东、朱德关于新四军应迅速离茂林东进突围致叶挺、项英毛泽东、朱德向刘少奇查询项英等情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领导问题致刘少奇、陈毅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指挥致刘少奇、叶挺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突围中项英等离队情况给周恩来等的通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应速谋突围致叶挺、饶漱石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由叶挺负责等问题致叶挺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叶挺等询问突围情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应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致周恩来、叶剑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中我之对策给刘少奇、陈毅的通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以答复皖南事变的指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叶挺等询问蒋方是否停战撤围及皖南新四军情况关于同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叶挺等的通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周恩来、叶剑英与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刘少奇、叶挺等的通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国民党军解决我七千余人情况给周恩来等的通报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立即停战撤围致周恩来、叶剑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指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何应钦致国民党各部队急电内容的通报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周恩来、叶剑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刘少奇、陈毅询问皖南新四军人枪数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蒋介石已令各战区向我进攻情况的通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应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刘少奇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关于「一·一七」命令后形势的估计给刘少奇的通报关于对蒋介石应取对立态度不怕破裂致周恩来关于对蒋介石的策略致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关于对付蒋介石的方针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电贺英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卷1941.2～1945.4（共63篇）
第八卷1945.5～1949.9（共10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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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毛泽东等七参政员致参政会秘书处删电询问周恩来、董必武是否已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等问题关于蒋介石反共情况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关于坚决不出席参政会问题致周恩来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周恩来关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致司徒美堂先生等复电关于同意由周恩来处写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致周恩来关于国际关系与国共关系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关于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问题致周恩来电福斯特同志祝寿关于国共继续团结抗日问题致周恩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接见绥米学生代表时的谈话电唁张冲先生家属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为王观澜同志的题词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文化课本」序关于全边区部队学习「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慰问信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给李鼎铭的一封信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电报庆贺英工人日报复刊电对刘少奇「论党内斗争」的按语给中共北方局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报官僚主义者的画象*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为志丹陵题词视察南泥湾时的讲话给冀察晋分局的电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给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接见外地来延安的工作干部时的讲话对延安市民众代表的讲话柳树和松树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在职工代表等招待会上的讲话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延安大学教育方针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准备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讨论的各项问题*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电贺罗斯福当选连任同包瑞德的会谈关于劳动英雄的讲话时局及其他问题苏联红军记念日致斯大林元帅贺电电唁A·托尔斯泰之丧致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复电哀悼罗斯福总统之丧唁电杜鲁门总统「七大」工作方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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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解放柏林的贺电给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的电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和国民参政会六参政员的会谈纪录致斯大林元帅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给蒋介石的复电给蒋介石的复电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谈话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的八项原则性意见与王世杰的谈话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会上的讲话对英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之答复致高树勋将军贺电*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对东北问题的主张欢送马歇尔元帅时的谈话对叶挺向中共中央申请入党的电文的复电给延安烈士陵园的题词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电吊加里宁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等的唁电反对美国军事援蒋声明给美国海员工会的复电致上海人民请愿代表慰问电电慰马叙伦先生等致重庆各界名流等复电致电李公朴先生家属吊唁电唁闻氏家属致电陶行知先生家属吊唁给槟榔屿侨胞的复电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指示给民盟马来亚霹雳分部的复电电贺高树勋将军起义周年对逞罗华侨七十一团体的电电贺华中民主联军举义周年春节对于区村干部居民的号召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莱芜战役的电报指示为莱芜战役拟定的作战方针电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保卫延安的命令给内蒙人民代表大会复电关于孟良崮战役的指示关于辽沈战役的电报对刘少奇同志给晋绥同志的信的批语给各野战首长的指示吊唁续范亭同志庆贺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致斯大林元帅电给傅连瞕的信对习仲勋关于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为纠正「左」的错误关于新区土改问题给粟裕的指示为八路军炮兵团成立一周年题词关于审查新区土改指示给刘少奇的信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地改革问题给李井泉、习仲勋等的指示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对邓小平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关于准西土改斗争策略给中原野战军后方司令部的指示复李井泉同志的信对薄一波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问题的报告的批示对李井泉关于老区贫农、中农领导地位问题的报告的批示给朱学范的复电关于部队中民主生活的指示对「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检讨」的批示关于解放北平的一份指示电文关于新区工作策略问题致邓小平同志电对西北局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土改和整党指示的报告的批语亲笔修改的喊话材料对全党干部研究列宁「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的指示给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致电慰问德田球一同志遇刺给香港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的复电致电哀悼日丹诺夫同志病逝致电吊唁冯玉祥氏之丧给海外侨团的复电电勉吴化文将军给曾泽生等的复电电贺苏联十月革命节关于平津战役的电报给何其澧、张克侠的复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给廖运周等的复电给宋庆龄电哀悼冯裕芳的唁电*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任何外国或联合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复沈钧儒、章伯钧电对党委工作的十一条指示给重庆号起义官兵的复电给傅作义的复电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电慰国民党起义伞兵电慰起义海军官兵给张轸将军及前国民党军十九兵团的复电给吴奇伟将军等的复电祝涅克索八十寿辰的贺电哀悼季米特洛夫的唁电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给左协中将军等的复电给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的复电*无可奈何的供状给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等的复电致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先生信庆贺美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的电祝波立特连任英共总书记二十周年的贺电祝的里雅特区共产党开二次大会的贺电祝法共中央委员人道报总编辑加香八十寿辰的贺电给董其武等的复电给陶峙岳、鲍尔汉的复电
第九卷补遗（共10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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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肖子升的「一切入一」自学笔记所写的序言「伦理学原理」批语湘江评论启事湘江评论申明*湖南学生联合会呈省长文关于赵女士自杀事件学生之工作*张敬尧私运烟种被获*张敬尧私运烟种续记湖南各界公民向北京府院张敬尧十大罪的呈文*湘代表驱张之新运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湘事维持会内幕*湘人力争罢免张敬尧湖南各界人士斥张敬尧侵吞公款等罪行电*湘人斥张敬尧破坏和平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俄罗斯研究会简章湖南人民宪法会议选举法之要点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组织法之要点反对统一怎样做去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更宜注意的问题*劳动各团体致参众两院电*粤汉铁路工人致朱先生*粤汉路全体工人致全国各地工团快邮代电*长沙泥木工人全体快邮代电*长沙泥木工会援助缝纫工人通告*长沙泥木工人六千四百余人快邮代电*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为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支援信*长沙泥木工人致长沙县知事快邮代电长沙泥木工人代表与吴政务厅长的谈话记录及呈省长的文*长沙泥木工人布告*铅印活版工人之要求条件*铅印活版工人条件*长沙铅印活版工人上工宣言*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通电*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工友第二次通电*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萧衡珊先生电*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吴子玉先生电农民问题决议案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关于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关于党报决议案「国民运动丛书」书目*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之经过*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宣言*全国农协执委就职通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关于讨蒋通电「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中国土地分配的调查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在武汉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说明土地委员会报告*全国农协给陈嘉佑的电*全国农民协会要电六则*全国总工会、农协电告湘工农团体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农运策略*全国农协电请解决长沙事件*中央农运讲习所给各省党部函*考送学生章程中央农运讲习所招生计划*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全国农协请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农运策略的说明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湖南运动的大纲*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到安源时之报告筹款公函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对于土地问题决议进攻谭道源的命令命令第一方面军命令为汪锋等中共代表亲自签名盖章的介绍信与斯诺关于特别问题的谈话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在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在延）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的号召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几个问题为大众日报周年纪念题词中共中央关于时局政策的指示给肖三的信给周恩来的电给欧阳山的信给欧阳山、草明的信给聂荣臻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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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党的发展经验和缺点一、自从上次扩大会议以后，本党组织在数量上又发展了三倍以上。最近八个月来，虽在五卅运动潮流已经逐渐低落之后，而本党在全国各地的组织，仍能于各种形式之下，领导民众运动。从全国革命运动的实质看来，本党确成了一个政治核心；从各地群众运动的实质看来，在许多方面，本党确已渐渐的站在领导地位。二、在过去的组织工作中，我们有了下列的经验：（甲）经过各种的运动，我们得以接近于广大的民众，得到民众组织的发达和党自身的发展。（乙）因为注重发展工作的结果，已使本党在几处革命潮流较高民众运动较发达的区域，取得了群众，并从群众中建筑了基础的组织。（丙）因为开始注重支部工作的结果，已使本党有了较好的社会成分，吸收了进步的分子，深入在无产阶级群众里，于秘密工作形式下种下了初步的基础。三、这些经验从实际工作得来，是几件好的结果。但是本党在组织上仍是非常幼稚，有许多大的缺点。这些缺点之最大者有四：第一是各级党部尚不认识组织工作的意义，多以为组织工作只是技术的，而不了解组织工作的政治意义。第二是支部工作尚未真正建立，过去的支部都仅有其形式，各级党部尚不明了支部的意义，亦尚不知支部工作的方法。第三是党团的工作太不好。第四是党的机关不健全。组织工作的意义四、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止于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换言之便是：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没有好的组织，便不能指挥广大的群众运动，运用党的政策；一个好的政策，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组织之工作。一个幼稚的党要能做到布尔塞维克化，要能做到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能做到从思想的团体么〔变〕为行动的团体，要能做到从支部基础的工作到大的群众行动，便要靠有好的组织工作。五、本党在组织上，正当发展，但有一种危险，时时有发生之可能，这种危险是指导力之薄弱，主观的力量不能适合客观的需要，以致失掉了许多活动之机会。尤其是群众的政治行动若遇指导力薄弱时，其损失甚大，这是组织上最严重的问题。客观的革命运动之进程，是逐日发展的。本党在组织上的最大责任，就是要愈更推进革命的运动，拿住运动的重心，在其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指挥一切，这不仅是中央组织部的责任，亦是各级党部组织部的责任。因此扩大会议决定：以后中央对于各区，各区对于各地方，最好能常派遣特派员，考查并执行此种任务；在某地发生特殊事变时，此种派遣更不可少。六、什么是组织工作的最大障碍呢？那就是对于发展组织的怀疑心理。在目前暂时的军事反动政局之下，革命运动就进行不已。依反动政局而革命化之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在此时的问题，就是：这些群众若不接近于无产阶级党的势力，便会走入买办资产阶级的圈套。自“五卅”以迄现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便是联合战线之最多数群众属于何种势力之问题。这个意义便是说，假使本党若不能扩大与领导群众，便会使资产阶级与反革命势力日益增加，因此扩大会议特别提起严重的注意，重新提出扩大本党的口号，务使本党更加发展，征集更多的革命工人农人与知识分子。七、对于无党群众及无组织的群众之工作，也是本党在组织上的责任之一。在各种工作形式下造成许多同情于本党的组织和群众，是目前最需要的工作。如济难会工作已有相当的成效，惜各地党的机关未能加以充分注意。此后如济难会，游艺或体育之团体及教育文化性质之团体都应加以注意与活动。支部的意义与工作方法八、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就是集合这许多的社会的核心，而成为一个党。支部的组织是按照社会的生活而精密分划的。但本党现有的支部大半失去这个意义，只是在各种社会组织或区域里，征集了革命的分子，而成立党的分部，给以党的训练，而并未做到支部自身在此社会组织或区域里的核心作用。党的支部若没有这样作用，决不能接近群众领导群众。这是一个最严重的缺点，应当要立刻改正。九、改正此缺点以建立真正支部的方法有五：（一）现在我们党的基础仍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党的活动工作者也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今后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要把党的基本工作责成各支部，建立每个支部的活动工作，在每一个支部里实行分工，使每一个同志都有活动，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使各支部里都有全党形式的各样工作（如职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协作社，济难会〔1〕，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分配书报，介绍同志，报告消息，交通传达等，……按照各支部的情形，其人数与环境的需要而定）。大的支部，在秘密时代，因人数过多不便常开支部党员大会，又为收取党费传达命令等事务，支部内可按工作部门分编小组；但我们必须认清小组是在上述情形之下而存在，不是党的基本组织，党的基本组织，只是每个工厂每个矿山每个学校等整个的支部。（二）建立强有力的支部干事会，以领导本支部的工作，如大支部内又分小组时，除支部干事会应扩大外，且需按期召集组长会议；支部干事会须有计划的有秩序的积极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训令〔2〕。（三）改造支部的性质，只许有两种性质之支部存在：（甲）工厂支部，农村支部，或学校支部；（乙）街道支部或区域支部（即按住居地址而分划）；这种确定支部性质的作用，一为必如此始能建立支部的工作，一为避免与党团的作用相混杂。（四）在大的工业区域中（如上海香港武汉天津）及大的农村中，如组织发展，支部加多时，应于区委或地委下，添设部委，按区域分划几“部”，联合若干邻近之支部，组织“部委员会”，管理本区域内的各支部工作。（五）从中央至区委或地委，从区委或地委至部委，从部委至支部干事会，以至组长会议，是党的本身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关系要非常密切；在组织工作上，从群众的支部或小组起，要严格执行：（甲）政治行动，（乙）发展工作，（丙）推销书报，（丁）缴纳党费诸种工作。十、党在发展状况中之时，组织工作的懈怠与不精密，便会使党没有行动。各种性质的会议，无论在怎样情形之下，务须要设法举行；只要各个分子在会前有预备，便是十分钟或二十分钟的会议亦是有益且有效的。支部或小组的会更不可间断，在开会前预备自己的报告和意见，是每个同志的责任；召集开会，综合各种报告作结论，执行决议和训令，是每个组长与支部书记或干事的责任。各区委各地委或部委下的“活动分子大会”或“负责工作同志大会”，应尽可能的多多召集。党团工作十一、党团的作用是为实现党的政策，加重党的影响于各种非党的组织，如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种社会团体里，和党的支部组织及作用均不同。党团的组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或自成一个系统，而是依随党的组织，在各级党的机关之下成立，并受其管理；从中央至支部干事会，有各级的各种性质的党团。党团的性质且多临时的，常为变动的，由各级党部规定其存在，人数过多时指定其组织干事会。十二、党团的工作，便是整个的代表党的意见，贯彻党的政策，其中没有各分子的单独意见。党的机关对党团有决议时，就必须执行，党团中的每个分子，就应为这个决议而动员。党团中大多数的决议，除必须通知受指挥的党机关外，每个分子就应为这个决议而动员。在一定范围以内，党团的工作是须由自己讨论的。党团的意见与党的机关（如某厂工会的党团与同厂的支部干事会）意见有不同时，便须立刻提出于上级党的机关去解决。十三、过去党团工作之缺点甚多，甚至未明了党团的意义，有成为党的第二组织之倾向。这些缺点是应竭力改正的。各级党的组织尤须不要忽视，党团中的同志，在党的基本组织（支部）是不能脱离的。党的机关十四、政党是不能没有机关的，共产党自然也须有其机关。我们的党的机关，便是列宁所说的“职业之革命者”之组织。党的机关的作用，就在推进党的组织，执行党的政治的与技术的职任。尤其是在发展状况中的我们的党，不能没有很好的机关——无产阶级科学的组织。十五、党的机关之健全，其必须条件有二：（一）组织的完善与合乎需要；（二）工作人力之充分与负责。过去的组织，往往仅具有其形式，或甚至只有一个名称，而没有实际的工作。如各部的组织，各种委员会的组织，都有这种毛病。这些毛病之来源虽有由于人力之不足者，但亦有时是不合乎需要。欲求纠正这些毛病，一方面是要从组织构造上检查以求整顿，另一方面也须从人力的补充和适宜的分配上着手，使负责工作者增多并充实起来。据中央组织部此次的报告，统计全国工作人才，仅依目前的需要，至少应有区的工作人才三十五人，地委或部委工作人才一百六十人，特支工作人才一百六十人，共三百五十五人，而实际现在担任党的工作者，勉强只有一百二十人上下。由此可见人力与实际需要相差之远，应竭力养成工作人才以为救济。十六、上次扩大会议曾经决定：中央各部要有确定的组织，中央及区书记应当不兼部务，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部，经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这些决议只有一部分已实行，大部分尚未做到，如中央组织部至今尚无专人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同志时常派往他处临时工作，农民运动委员会至今尚未成立。自此次扩大会后都必须逐渐实行，力求改正过去在工作上的缺点，并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各级党的组织，同样的要整顿起来；必使党的组织都健全以后，才能推进群众的革命运动。自中央以至各支部，各级机关间，必须建立互相密切的关系；各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各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都须有定期报告。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注释〔1〕中国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以救济一切为解放运动而死伤或入狱者及其家属为主要活动内容。该会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一九二九年底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2〕《六大以前》所载本文，此处还有“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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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一、广州三月二十日事变，民党中央五月十五日会议，黄埔军校六月七日又提出的处置共产派问题，——凡此一切，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广东方面，现时攫得政权者是武装的中派，而全国则有右派的反赤运动，他们都向共产党进攻。这种进攻之所以可能，固然是因为客观政治形势大有变动（国民军败退，北方帝国主义军阀反革命胜利，吴佩孚重登政治舞台与英国勾结，日本又扶起张作霖，并借中东路事件反对苏联等等），然而我们的党，自身亦做了些错误。因此我们一方面从中央直到支部，应当宣传解释此次右派及一部分中派国民党对我们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的反赤运动相呼应的，实质上确是反革命的行动；但是别一方面，我们还要研究右派中派之所以容易利用最近政治形势向我们进攻的原因，并且要设法消灭这些原因。二、国民党右派，以至于中派之所以容易向我们进攻，提出要求我们退出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前次〔此〕指导国民党的方式错误，实际上简直使左派自己不参与党务及反对右派的斗争；我们自己造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形势，而使实质上是左右派之争的性质隐蔽起来。同时我们既不使左派在政治上及组织上自己形成起来，当然国民党的发展便因此遇见妨碍，不能充分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可是右派及中派却正利用机会而在这些分子之中发生影响。我们既没有实行去年十月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我们自己各地党部更加独立行动及结合左派与右派实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斗争；我们因此也就没有能充分的〈在〉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更没有能在北方政治形势恶化之后，以民众革命化的势力，反对右派及武装的中派之进攻。三、去年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意义〔见〕是：（一）我们留在国民党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帮助他们发展国民党，并且反对右派，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代替左派；（二）我们自己的党政治上更加独立起来。这种决议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看国民党的性质是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革命的知识分子，中等工商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手工业及小商人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并且仍旧认为国民党的发展及我们参加国民党的指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之一。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已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所以现时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如果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关系，现在就要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自领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他，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主张现在就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而仅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这种倾向是表现最近一年来日益形成的资产阶级，要夺取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果有些同志，仍旧认为共产派应当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那么，这已经有广东的经验，证明这种观点亦是错误的。因为国民党现在的组织形式和他的社会基础本不适当，再加之以我们的占领，自然因过分的集权而实际上变成狭隘的小团体，反使大多数革命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因散乱游离而消失其力量。这两种观点，虽然恰恰相反，然而却有同样的政策上的错误，对于中国解放运动有同样的危险；最终的结果，是使共产党及无产阶级与大多数城乡小资产阶级隔离，实际上是将这些群众的指导交给大资产阶级。四、我们党里，现时所以有这些错误的倾向，因为最近形成的客观形势，的确是非常之复杂。一年来无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双方的“自我形成”，必然直接反映于国民党——这就是共产派与右派互争对于中派及左派的影响。我们的党所以现时应当格外对于国民革命发展的远景有明显的观察，对于国民党有确定的策略。必须使中央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相互关系的观点，真正能为党员群众所了解而造成相当的正确的观念。本次（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认为：解决我们和国民党组织关系的正当形式问题，虽然是下次大会的回题，但是现在已经必须有下列的决定：1．实行去年十月扩大会议的议决我们各地及广东党部的独立行动。2．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同时改正以前束缚左派及实际上不使左派管理党务参与反对右派斗争之策略上的错误。3．积极发展左派的党外群众的组织，尤其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之中（政治的俱乐部等），以这些社会团体扩大国民党的基础。4．我们应当使国民党左派明了，国民党的组织不能是一阶级式的集权的政党，有太严格的纪律和章程。现在必须引进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化的群众于国民党，所以党的组织形式可以通融而宽大些，例如国民党下级党部至少要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使与群众接近，不必太侧重于死板的章程而自己束缚自己；例如革命的社会团体未始不可整个的加入，这样可使国民党成为极大的群众的党。5．我们应当和左派共同进行更实际的反对右派的经常斗争，暴露他们的妥协及卖国卖民的罪恶，只有这样才能使中派与右派隔离。五、我们对于现时的国民党的目前紧迫的职任，尤其以实行反右〈派〉斗争为最重要。我们在现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反对广东内外的反革命势力之斗争里，虽然他们在中派指导之下，当然还要竭力赞助他们；我们同时应当有拥护劳动民众利益的自己的政策，而且以这一政策做赞助他们的根本条件。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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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1)（一九二六年七月）]（一）去岁扩大会议至现时政治状况的变迁与我党在各时期的策略自去岁十月扩大会议至现在九个月间的政治变动可分为三个时期，每时期我们均有不同的策略。这三个时期的分划是：自直奉战争至郭松龄反戈为第一时期；自郭松龄失败至国民军退出北京为第二时期；自国民军退出北京至张吴会面为第三时期。第一时期是军阀政权动摇时期。在此时期中，奉系军阀已经溃败，皖系军阀已经没有实力，直系军阀犹未再起，帝国主义者一时亦失去驭制各派军阀之能力，表现非常恐慌；段政府极力勾结国民军，吴佩孚亦向国民政府示好，仿佛南方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功一比较赤色的政府之形势。在此时期中，本党的策略是：自孙传芳反奉军事发动，即提出扩大此次战争性质之口号，说明反奉战争应该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集合一切革命力量于反奉旗帜之下，这个宣传在民众中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深入军阀的队伍中去，于是有郭松龄之反戈。本党同时又提出反对直系护宪运动及防止奉直联合之口号，盖已预见直系得势必然护宪，奉系若败必力求与直系妥协，企图巩固军阀的统治政权。第二时期是帝国主义者想消灭此革命高潮，一方面努力促成英日吴张军事上的反赤联合战线，一方面在民间造起广大的反赤宣传，将此革命胜利打消下去。在此期中，我们的策略是要分裂反赤的联合战线，所以主张在北京暂时成立一灰色的政府，可以容纳皖直两系参加，专门对奉。但此政策终未实行，而吴佩孚已在汉口实行联奉，开始向国民军进攻，此时我们遂主张广东速出兵讨吴，以救国民军之危。然结果此政策仍不能行，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党在政治上的力量还不强大，故虽有好的政策，仍不能影响国民党国民军充分实现。第三时期的重要现象是：一方面军阀政权重新稳定，一方面英日张吴〔吴张〕暗潮极烈，同时广东国民政府实际出兵北伐。英日吴张间的冲突虽很严重，但因国民军之实力仍然存在，奉直咸有戒心，所以只是暗潮，而未进于明显的破裂。在此期中，我们的政策，在北方是国民军和奉反直，在南方是国民政府援湘御吴。北方的反赤军（奉直晋三方），若能一致合作的进攻国民军，则国民军很难存在；但三方合作，均无十分诚意，各有私图，故国民军似不至于失败；然在奉直间无大变化时，国民军亦只能自保而难于冲出。南方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总之目前军阀政权的稳定，只是在英日吴张勉强合作中，得到很短时期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决不能持久的。（二）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最有权威的是英日两国，现时他们共同的目的，是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其不同的意见是：日本偏重北方以扶助张作霖为唯一政策，对于南方之反对吴佩孚，不但不甚注意，且视为奉张统治中国北部之机会；英国则一意扶助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孙传芳），不但要他们镇压中部的民族运动，并且需要吴佩孚替他们向南征服广东，向北和奉张争得一部分政权。除英日帝国主义之外，在中国影响较重要的，要算美国帝国主义了。美国的政策和英日不同，他并且公然宣传中国人应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之可怕的侵略，只有美国能以资本帮助中国的实业发展与和平，他的政策是撇开军阀，而抓住中国的资产阶级，用美国资本的道威士计划来代替英日统治中国。法国帝国主义方集其全力经营东欧及近东，又加以英国政治的压迫和美国经济的压迫，对于中国问题，他已无力顾及。我们对付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目前是特别注重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其次美国，因为英国在华的势力，根深蒂固，领域极广，日本尚只是一部分，美国更无固定地盘，他的最凶恶的道威士政策还在将来。英国每欲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只以未得列强一致合作而不得逞，所以利用其相互间的冲突，以分裂政策破坏其联合进攻，即所谓共同干涉，这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必要的策略。（三）各种社会势力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在民族革命运动过程中，我们应知道各种社会势力及其趋向。现时中国社会势力，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之反赤运动，这都是中国的半封建势力，他们都公然站在帝国主义旗帜之下，号召反革命。军阀的势力已日就崩溃，皖系军阀已等于消灭，直系在表面上好象复兴起来，实际已成强弩之末，最有力的还是奉系军阀；军阀之致命伤要算是内部分化，最显著的如冯玉祥及郭松龄之倒戈，此外如方振武唐生智均已归到革命旗帜之下，甚至于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者接近苏俄之倾向。这种新发生的现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表现军阀势力之崩溃，一是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开始形成。买办阶级据有全国商会及银行业，他的势力还很雄厚，然而他是中国资本主义之开创者，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买办阶级中也起了分化，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带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色彩。官僚完全是军阀之附庸。新的士绅是大学教授外国博士等，乃是买办阶级的爪牙，或直接是帝国主义之工具；旧的士绅如城市及乡村之劣绅地主土豪，专替军阀官僚剥削农民，他们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之真正基础。第二种是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者之革命运动，这是新的革命势力，刚与第一种旧的半封建势力对抗。虽然他们在组织上尚需要普遍的发展，在思想上尚不脱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第三种是中小商人之反抗运动（如抗捐抗税等），犹豫怯懦的小资产阶级，固然不容易脱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之统治，而因为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压迫，他们的政治思想终比大资产阶级浪漫一点，他们对于革命运动的态度，常站在大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第四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在现时尚多未脱尽买办阶级的思想，但他正随着产业之发展而日渐分化。他与买办阶级对帝国主义不同的态度是：一为无条件的合作，一为有条件的合作。换言之，即是资产阶级想用改良方法向帝国主义要点东西，如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判权，收回租界等。他们要得到这些东西，方可与帝国主义妥协。他们对于军阀的苛税勒捐破坏铁路运输尤其是战争，一致深恶痛绝。广东上海一部分急进的分子，渐表同情于革命，且想利用工农群众势力，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得到他们的要求。可是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要求，非经过革命实难得到，所以他们未得到这些要求以前，在客观上是有倾向革命之可能的。在以上四种势力中，我们将用何种力量来革命呢？当然的只有第二种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第三种中小商人受帝国主义经济之压迫，苛捐杂税之剥削，只有感觉革命之必要，无反对革命之必要。工农阶级，应该拉拢他们，才能免自己陷于孤立。第四种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我们应该明白了解现时中国的革命，毫无疑义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在估计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力量中，便非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及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在事实上，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特别在上海，加之军阀内部分化之结果，新生的军事势力，在他们的思想上行动上，无一不表现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形成，这是我们所万不应忽视之中国民族运动中新发生的现象。不过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他们不能革命到底，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因此，我们此时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该应〔应该〕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以防其将来之妥协；一方面极力巩固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促进资产阶级之革命化，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半封建势力）。我们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受资产阶级之统治，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四）国民党内之分化和我们的态度国民党内部之分化正是反映上面四种社会势力。反动的右派（李福林冯自由马素古应芬等），代表第一种；共产派代表第二种；左派（汪精卫甘乃光等）代表第三种；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蒋介石等）代表第四种。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态度应该与对全国各种社会势力之政策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犹之在社会势力中我们现在还不能敌视资产阶级，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若幻想代表多阶级的国民党能够成为整个的，或希图国民党为单纯的左派所垄断，不与其余他派合作，这更和戴季陶左右并排的观念是同样的错误。（五）民族运动之前途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我们可以看见有两条道路：一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一是由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拿住小资产阶级，并结合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我们的责任，就在努力扩大工农群众的力量，拿住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始终能够巩固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则中国民族运动便有由第一条道路之可能。如果我们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或者我们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工农阶级不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使革命运动中道夭折，均不免要由第二条道路的运命。中国工农阶级要能实际领导这个革命，其最重要的条件，必须代表工农势力的本党成了群众的党，而且有很好的组织，才能够一面尽量扩大工农群众的组织，一面结合国民党左派以抓住小资产阶级，领导此革命到底。说到我们党的现状，在全国一般的宣传上，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之过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六）九个月中党的发展及工作党的发展在九个月以来，从好的方面看：一、党员数量是增加了三倍；二、我们虽未能在组织上影响小资产阶级，但能够模糊的领导全国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在京沪粤湘等地；三、在全国的政治鼓动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事变所发出的口号及政策均能影响民众；四、上海天津唐山湖南的职工运动均较前有基础，特别是上海的职工运动，已渐充实起来，唐山天津虽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之下，而根基尚未完全破坏；五，广东湖南的农民均有了群众的组织。从上面看固然我们的党是发展了，但在发展中也包含不少的缺点：一是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可从几方面看出：（甲）同志都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乙）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丙）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二是各级党〈部〉自中央［部］以至支部，指导训练的力量均不充分。三是支部只有名义而无工作。四是理论的宣传非常缺乏，鼓动工作亦多不切实际，不能深入群众。五是职工运动多只是机关运动，没有群众充实这一机关。六是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损失。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注释[1]《六大以前》和铅印本《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招待委员会议决案》称这次会议为“第三次扩大会”；这次会后《中央通告第一号》关于中央通告重新编号的说明和其他文件以及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文件，都称这次会议为“第二次扩大会”。据考证，称“第三次扩大会”，可能是将“三大”以来几次中央扩大会议按顺序排列下来的，即“三大”后之一九二四年五月的中央扩大会议（第一次），“四大”后之一九二五年十月的中央扩大会议（第二次），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扩大会议（第三次）；而称“第二次扩大会”，则可能是从“四大”后按顺序排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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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1〕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精神上物质上都日就衰弱的中国民族，正因这一个运动才有新的转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的劳苦民众之代表，既觉到现时的中国，确是到了民族解放运动之重大时机，故必须将我们对于时局的根本观察及职任布告于全国民众之前。自从北方的国民军败退之后，奉直两派军阀压迫人民比以前更加一天天的厉害起来。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勾结这两派军阀，正在计划怎样在中央在各地方建立军阀专政，以帝国主义者为后盾，并且利用买办官僚及老民党中之卖国分子，以扑灭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各界人民，深受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及本国军阀的虐政和连年战祸，尤其是最近两年，不但农民破产，就是中等商人，甚至于大商人、小官吏、自由职业者，也都不免破产困穷，流离失所，更用不着说最窘迫的工人了。一般农民都备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鱼肉和兵匪扰害的苦，无地的农民更苦于租重无以糊口，有地的农民又苦于预征钱粮，勒派公债以及各种名目按亩附加的捐税，以至一方面农民被迫失业，流为兵匪，一方面农业衰败，生产减少，不但农民无以自存，且影响到城乡一般平民，米荒问题日益剧烈。在工业方面，因为外人把持海关，对进口货出口货都不能采用保护税制，国内制品不能与外货竞争，又加以国内战争，运输阻滞，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不但未能自由发展，且日在破产愁烦的生活中；工人所得工资不够维持生活，还要受中外厂主及职员之任意凌辱打骂，童工尤甚，虽女工亦不免。手工业工人及厂主，均因外资输入，日益失业破产。一般商人因为连年战争不能做买卖，军人扣火车不能运货；各种苛税杂捐不算事，还要强用军用票及滥发纸币，等于没收商人的财产；军阀直接或勾结商会领袖向商人摊派公债，强索报效军饷，强索不遂，甚至于拘捕恐吓，等于土匪绑票。学生则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或家庭无法供给费用，而时有中途辍业的恐慌。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一切在国家行政机关教育机关靠月薪生活的下级职员教员，受欠薪及搭发公债、国库券、公益库券、军用票及纸币跌价的苦，至于不能养家活口。兵士不但得不着正饷，连给养衣服都不足，还要为官长去杀人抢劫，抢得太不好看了，枪毙抵罪的仍是兵士；巡警的困苦，和兵士差不多，还要加上军队的压迫。解除这些痛苦乃是中国人民目前最急迫最低限度的要求，决不是什么赤化，或者可以说是国民自救的赤化，而不是共产主义的赤化。可是真正赤化的中国共产党之目前的职任，正是要团结全国受苦受难的民众，为免除这些痛苦向帝国主义及军阀争斗。照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凡是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的共产党，都应该代表一切被压迫民众之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争斗，不单是代表工农利益向资产阶级及地主争斗。因为殖民地的工农群众，为自求解放计，必须力争整个的民族解放，推翻本国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才有出路。中国的工农及一切受苦受难的民众所以这样穷，这样苦，这样受压迫，不用说乃是军阀尤其是帝国主义之赐。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驻扎海陆军，把持中国的海关，强迫中国的关税要遵从他们的协定，阻碍中国工商业之发展，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价超过于出口货价总在三万万两银子左右；赔款和外债本息之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有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及银行纸币所吸收去大批款项，更不计其数，如此中国安得不穷！帝国主义用经济侵略的手段，把整个的中国都弄穷了，复用政治的侵略手段，各自勾结中国一派军阀，使之对他派军阀战争，或对接近人民的军队战争，以巩固其在中国既得之权利，并继续增高其经济侵略，如是赣宁战争、洪宪战争、直皖战争、三次奉直战争，以至最近反国民军战争，遂充满了民国十五年之历史。被外国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而原有手工业农业经济日渐破坏之整个的穷中国，又加以十余年继续不断的战争，所有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等一切民众的苦痛，都由此而来。所以中国人民要解除切身的苦痛，追求苦痛的来源，则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压迫，实是刻不容缓的事。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大资本家、小中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机关职员等，无一不受外国资本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大家起来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这应该是人人所赞成的。解放中国也只有这条道路。现时国民运动中的右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附属于此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与帝国主义爪牙纯粹的买办阶级稍有不同，他们虽然也赞成“国民的联合战线”，可是他们以为大家既然要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军阀，工人农民便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即放弃阶级争斗，以免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其实这种见解非常之错。第一，他们不明白工人群众组织工会以罢工争求自己生活改善，目前这种最低限度的阶级争斗，不但毫没有减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并且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当随工人的阶级争斗的战斗力而增加；因为工人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实际表现出来。他们主张工人放弃阶级争斗，便不啻主张削弱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斗中的主要军力。第二，他们又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才有出路，抑制工人的阶级争斗，不是他们的出路。第三，他们更不明白革命的工人阶级，是不肯妥协的，是要为全民族利益奋斗，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到底的，香港工人牺牲职业，艰难困苦的支持一年余的罢工，便是一例；不象资产阶级只顾狭隘的自己阶级利益，他们只要于自己利益有损，便马上主张停止民族运动，如五卅运动中工部局一停止电力供给，中国厂家即时主张停止罢工，便是一例；他们只要敌人对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有点让步，便马上抛弃全民族利益的争斗而与敌人妥协，如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民族运动给资产阶级一点小小让步（关税会议、汉口上海租界增加华董、部分的交还上海会审公堂），一部分资产阶级便急急和帝国主义者妥协：修改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条件，解决日厂英厂罢工，嗾使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破坏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高唱“中外合作”“中日亲善”，这也是一例；主张抑制工人阶级争斗的他们，这样只顾狭隘的自己阶级利益，这样不顾民族的利益，这样为自己阶级利益而出卖民族利益，试问他们能比卖国卖民的买办阶级高明多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罪人，军阀及买办阶级之次，就要算到这班一面反对阶级争斗一面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右派了。谁要“国民的联合战线”，谁便应当脱离这班破坏联合战线而妥协卖国的右派！现在的根本问题，正是资产阶级的右派是否因妥协卖国脱离“国民的联合战线”，——而不是工人农民的阶级争斗破坏联合战线。农民反对军阀土豪大地主的争斗，也同样能够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因为这样，中国大多数人民才能脱离少数特权阶级的压制束缚，自由团结起来，去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广东农民以反抗地主土豪的力量，助国民政府讨平英国走狗陈炯明，便是一例。谁说工人农民的团结和争自身的利益便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便是他们自己不要“国民的联合战线”，不要最不妥协的工人农民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我们的党认“国民的联合战线”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最紧要的职任，并不因阶级争斗而有所摇动。我们要揭开妥协卖国的右派借口“反阶级斗争”“反赤”，等口号，帮助帝国主义者离散中国民众之黑幕，我们更加要坚决的主张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在过去的经验，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即以上海总商会只顾自己阶级利益之故首先退却，加以英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拿“过激”“赤化”这类口号离散民众而失败了。这一联合战线失败，英日帝国主义者乃指挥奉系军阀，封禁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及总工会，压迫总罢工，摧残由奉天到上海的一切民众运动；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低落下去。英日帝国主义者，不但离散了中国民众的联合战线，还进而团结了奉直两系军阀成一反赤的联合战线，向接近民众的国民军进攻，号为反赤战争。此次反赤战争的意义：是英日等帝国主义者以联合的力量，一面根本断绝中国民众运动得到武力援助的机会；一面强迫奉直两系军阀结合起来，以巩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之地位。因为自从五卅运动爆发于上海、香港以及全中国，又加以北方国民军之发展，郭松龄之倒戈反奉，那时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地位，实有些根本动摇。反赤军在奉天在天津在大沽在北京在河南都由英日有力的援助，在北方得了胜利，杀人、纵火、奸淫、抢劫、勒捐、强用军票、搜查学校、封闭报馆、枪杀记者〔2〕、严禁工会农会等反赤政纲，已遍行于北京及直鲁豫诸省，将来或更推行于南方。反赤军入北京后，其内部英日间吴张间都发生了利害冲突，冲突的焦点乃是内阁问题：一方面是英吴，一方面是日张，都想组织已派势力占优势的内阁，并想有一个在己派势力支配之下的〈国〉会以控制北方政局；因此相持不下，而一时又不易决裂，因为他们尚有一利害共同目的未曾达到：英日之共同目的是讨灭南北二赤（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吴张之共同目的是攫得关税二五增收及大借款，在这等共同目的之下，他们不得不暂时勉强合作。在他们合作之下的北京政府，无论是那一派稍占优势，无论是颜内阁、杜内阁、孙内阁或陆内阁，他的大政方针，终不能抹杀现行的反赤政纲，并且还要加一条更重要的反赤政纲——卖国借款。帝国主义者始终需要这样的一个中国“中央政府”来替他们宰制中国人民，拥护他们在中国之特权与权利。人民若不承认军阀的反赤政纲和这样的政府，便应该自己马上团结起来，恢复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并扩大这一联合线战〔战线〕到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充实这一战线到一切民众中，自动的召集全国农民、工人、商人（实业家包含在内）、机关职员、教员、学生、新闻记者、兵士等民众的国民会议，发表人民自己的政纲，更进而推翻军阀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民国十一年奉直第一次战争后，本党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即已指出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又指出“恢复国会以维法统”“联省自治”“依赖吴佩孚”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尤其特别指出吴佩孚得势，“更要因此酿成和袁世凯成功后段祺瑞成功后同样更难解决的时局。”同时我们的提议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即改正协定关税制等十一条）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并说明“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民国十二年黎元洪出走的北京政变时，本党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又指出“逐黎不过是历来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患，造成中国危局之一个必然的结果，而非时局危机之因，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又指出“拥护黎元洪”“拥护段祺瑞”“国会南迁及制宪”“团结西南联省自治”“借助列强”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同时我们的提议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它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来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民国十三年九月第二次奉直战争开始时，本党第三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明“此次战争直接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间接是英美与日法帝国主义的战争”。主张：“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土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本党第四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我们更主张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因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无论在全国或在一地方，都是民众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因为不但现在的国会已因贿选而死，即另行选举一新国会，也只能代表军阀官僚而不能代表民众。吴张对于国会之争执，并不真是因为护宪问题，乃是各自争得北京政权，以便进行卖国大借款；吴佩孚要叫直系的贿选议员占住国会，张作霖则想叫自己的政客另组国会，以便借“人民代表机关”的名义，实行自己和帝国主义的大买卖。在理在势，今后都必须以人民团体亲自直接选派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军阀官僚包办选举的国会制度。有许多人对于国民会议，还有三种怀疑：一是以为各地方、各职业的人民团体尚未普遍的成立；二是以为各人民团体选派代表仍然与国会选举一样，免不了军阀及政党之支配；三是以为国民会议之议决，无力令军阀政府执行。其实这三种怀疑都似是而非，我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并不似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限于一般人所希望的那样速成；我们固然要努力使国民会议这一制度迅速实现，我们更要努力使国民会议这一运动尽量扩大；国民会议的运动就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市努力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兵士、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必须在时间上有长期的争斗，由各地方公团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如此才算完成国民会议这一运动的意义。不但国民会议运动可以促进各地人民团体之组职〈织〉，即现时已有的团体至少已经可以实现发表政纲的第一次国民会议；于此可见对国民会议第一种怀疑之错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派代表到国民会议，选举者和被选者的关系始终不断，不象国会议员由官绅包造选民册，包办初选复选，选举者和被选者始终没有关系，因此至少可以减少军阀支配大部分的可能；至于受政党之支配，如果能如此，那便更好，现在国会议员选举的大病，正因为没有有力的民众政党支配，才受军阀支配；于此可见第二种怀疑之错误。由人民团体自己召集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或者还可以在军阀政权时代实现，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决无在军阀政府之下实现的道理；于此又可见第三种怀疑之错误。由现在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到将来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必须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争斗。在这种困苦争斗时间，广州国民政府固然是这一争斗之拥护者，即对于一切比较接近民众的武力如国民军等，也应当要求其拥护这一争斗。但人民仅仅希图由这些拥护而达到成功，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至于希望军阀政府采纳民意召集真正民众的国民会议，并执行国民会议之议决，那更是做梦。只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之各阶级的民众，首先在各地方集中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手工业者等各团体的力量于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进行自动的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一面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抗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方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受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由此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解除人民自己的痛苦。在这些困苦争斗期间，各阶级的民众，必须有一共同政纲，为这一联合战线之共同争斗的目标；这共同政纲最低限度者亦须如左：一、废除辛丑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二、收回海关，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收回会审公堂，废除领事裁判权；三、各国撤退驻华海陆军；四、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五、解除直奉两系军阀的武装，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老弱不能继续服务的兵士及失业游民；六、改善军士生活及提高兵士教育；七、禁止军警拉夫、封船、扣车及强住民房学校；八、禁止非军人犯罪交军法裁判；九、禁止军用票、滥发纸币及勒派公债军饷；十、停止预征钱粮、征收陋规及一切苛税杂捐；十一、由国库省库拨款救济水旱灾及抑平米价；十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关于罢工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保护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十三、废止督理督办制，实行省长民选、县长民选，实行由省到乡村的地方自治平民政权，肃清贪官污吏。十四、颁布工会法，修改现时便于买办劣绅操纵的〈农〉会法、商会法；十五、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及农民最高税租额之法律；十六、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十七、禁止勒种鸦片；十八、限制重利盘剥及免除欠租〔3〕；十九、颁布工厂条例，禁止中外厂主及职员虐待工人，并改良工厂有害卫生的设备，特别保护童工及女工；二十、承认商业职工（店员）得有在商会之外的独立组织，并确定其最低工资；二十一、确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属各学校经费，并免除学费；二十二、确定并增加国家行政、教育各机关下级职员的薪水，并承认其组织；二十三、承认妇女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一切法律上和男子同等的权利。这一个政纲恰恰和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吴佩孚、王怀庆等此时在北京及直鲁豫各省所行的反赤政纲相反，他们或者要说这一个政纲是赤色的，可是这一个二十三条赤色政纲，确是各阶级民众目前最急迫需要的东西。此时勾结为患的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势力，还是很强大，除了全国各阶级民众联合战线的力量，不断的给他们以痛击巨创，使他们溃败，他们决不会因人民的要求而让步，给人民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各阶级的民众联合战线，必须有一共同政纲才能成立；尤其要参加这一联合战线之各阶级的民众，都忠实于这共同政纲，为共同政纲而共同争斗，不只顾自己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共同政纲，而消极退却，如上海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态度，然后这一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持久，才能奋斗到底，才不至中敌人始而离间终而各个击破之计而获得最后胜利。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呵！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所加于我们的痛苦，已经使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们有没有推翻他们的力量呢？确是有了，所差的只是“国民的自信力”。此外涣散与孤立，也是我们的力量表现之障碍。现在据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全国已有一百二十二万有组织的工人，有组织的农民也有八十多万，这二百万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乃是国民的联合战线中最耐苦战的基本军队。至于商人、学生早已有了全国的及各地方的组织，他们大部分迫切的需要革命，而且已经有组织的参加革命运动。兵士是有组织的，只要我们能努力将他们从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抢夺过来，也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我们现在仍旧是涣散的吗？不是的。所需要的只是这些有组织的民众总团结起来的“国民的联合战线”。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也不是的。去年五卅运动，因为有了英、俄、法、德、美、捷克斯拉夫及日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之同情与援助，帝国主义者遂不敢把我们当做义和团看待，并不得不给点小小让步，如关税会议、司法调查、租界增加华董等。“五卅”以来各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如里夫及叙利亚之对法战争，如埃及之排英运动，如阿拉伯以政治的罢工表同情于叙利亚，如土耳其联结苏俄反抗英国侵夺其莫塞尔，以及最近朝鲜对日之大示威，这些运动都足以使帝国主义者手忙脚乱，阻碍其对于中国的进攻。至如苏俄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英国工人之革命化及最近大罢工，更是促成世界革命之显著的进步，而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无法救治的隐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革命的联合战线之一员，我们已经不是孤立的了！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呵！我们已经不是涣散的了，也不是孤立的了，其速奋起毋馁！其速发挥“国民的自信力”，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以此推翻国内军阀，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如此中国民族才有出路呵！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根据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六三期刊印注释〔1〕本文过去曾先后编入《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和《六大以前》两书中，标题分别为《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2〕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京报》主笔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邵飘萍在北京被奉系军阀警察捕去，《京报》被封，二十六日，邵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惨遭杀害。〔3〕《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中，本文这一条为“豁免灾区的钱粮及欠租，限制重利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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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鉴：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剥削之下，国民革命之需要迫切万分；中国社会中一切革命分子正须建立强有力的联合战线。本党代表中国无产阶级，久已认定处此世界社会革命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平民之唯一职任，即为实行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与国际帝国主义以巨大之打击，一方面解放中国民族，别方面即为完成世界革命。本党之此种政策实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之阶段及世界政治之趋势，乃一整个的历史时期中之根本功作，决非临时应付或利用之手段也。贵党于中国历史上有革命之伟大功绩，辛亥失败以后，仍能继续为被压迫人民奋斗；本党认为此种奋斗之目的，在于完成辛亥革命，澈底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及军阀之下，此不仅为贵党现时之历史使命，抑且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本党之职任。故本党与贵党合作之政策早经明白确定，盖此即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唯是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无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实在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凡足以达此目的者，即为适当之方法，原不拘拘于形式。然当本党决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之于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本党亦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现亦可适用此种合作方式，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得加入贵党，同时，本党与贵党结政治上之联盟。自此以后吾两党革命之联盟已于三年来引导中国民众，努力奋斗，五卅运动之蹶起，国民政府之成立，以及军阀之崩败，国民军之形成，皆使革命势力得极广大之发展；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恐惧战栗于吾人联合战线之下，然彼等既利于国民革命战线之破裂，以减杀中国民众之革命力量，乃日施其造谣离间挑拨反赤之伎俩。五卅运动至于今日，帝国主义既已利用反动军阀征服国民军而攫取中国政权，对于民众施以严重的压迫及屠杀，且已从湖南着手，开始四方围攻贵党执政之广州国民政府，以为澈底消灭革命势力之计。自然更在阴谋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勾结革命政府所在地之内奸，从内部摧毁贵党；彼等意欲以卑劣手段，利用反动分子攫取广州政权，如此外攻内应，以摧残中国之革命。因此现时中国之革命势力，实在危殆至于极点。故吾两党之共同职任，即在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其内部，反抗以至于推翻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当此英日吴张战胜而形成反动统治并在日谋力讨所谓北赤南赤之时，吾人尤当集中全力于反抗其压迫革命势力及民众之斗争，且领导一般党外的民众，使集合于国民革命之战线。今贵党于本年五月十五日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亦尝报告及此，然因党内纠纷，不无特别侧重于“党务整理”问题之处。帝国主义者见之或且疑为贵党已中其奸计而自破革命战线，表现右倾，因而私心欣幸，俟机欲动。然贵党之出此，或者认为与本党合作之方式，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部分人之疑虑猜忌，致使为反动派所乘，散乱革命之阵线，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几种之改变，祛除一般无谓之疑忌，然后决然肃清内部，打击反动派，方能整齐革命之战线，以全力对待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与压迫乎？若果此，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此原则为何，即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不问其团结及合作之方式为何也。果若此，则吾两党联盟之根本精神，不因反动派之分裂政策而稍减，帝国主义之欣幸，适足以自暴其奸而愚矣。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至于“党务整理案”中，关于以后两党合作方式之问题，则吾两党本为革命联盟中之友军，可各自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总之当此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征服中国，压迫民众之际，革命势力遇此，正在酝酿磅礴之时，吾人双方俱负有历史上重大艰巨之使命与责任，愿贵党于“整理党务”之后，更加努力奋斗，肃清反动，巩固内部，与吾人及一般民众结合伟大广泛之革命的联合战线，有明确之政策，积极之行动，勿为帝国主义者所乘，则中国革命之幸也。专此谨致革命的敬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启（印）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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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全国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兵士各界民众们！在帝国主义者所称“赤色的五月”，尤其是赤色的“五卅”，无论英日等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怎样诅咒我们，恐吓我们，如果我们中国人，心还是赤的，血还是热的，便不能不拿出一百二十分热诚，来纪念去年今日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运动，即赤色的五卅运动，并继续这一运动，一直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完全解放，才算是完成了五卅运动的工作。去年今日的五卅运动，是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对压迫者帝国主义作大规模反抗之第一次，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帝国主义者知道这一联合战线的运动，足以使他们的在华既得权利根本动摇，并且民权将因此伸张，拥护他们权利的中国军事独裁政府，也要根本动摇。所以五卅运动一开始，帝国主义马上便采用分离这一联合战线之政策，如以关税会议增加二五，贿买北京政府，使它离开这一战线；以上海西商会容纳总商会要求的口惠，谎骗中国大资产阶级，使他离开这一战线；以赤化过激等头衔，恐吓知识分子及小商人，使他离开这一联合战线；最后则指使其走狗奉系军阀，老实不客气的压迫由奉天到上海之一切民众运动，并破坏其组织——工会学生会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等，而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低落下去。五卅运动中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既为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所破坏，又加以奉系军阀之高压，中国的革命形式，由五卅运动一转而为反奉运动。反奉运动中，因为有国民军及直系军阀之加入，其声势颇大，尤其是郭松龄反戈时，直系军阀至于急急向国民政府及国民军联和；然而卒以没有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充实这一运动，以致郭松龄败亡，国民军溃退，北京便发生了空前的“三一八”大屠杀，反奉运动失败，反动政局遂自此开始。同时，在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方面，已经由破坏我们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建立他们所需要的反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合战线，即反赤联合战线，由英日帝国主义者，结合奉直两系军阀及一切反动派，向一切所谓赤的势力进攻。由郭松龄败亡，到北京“三一八”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者反赤联合战线运动之开始成功。并且帝国主义者反赤运动全部企图及其成功，还不止此，现在已经可见的是：（一）以反赤口号结合了奉直两派军阀，又以实力援助他们将所谓赤的国民军驱逐到长城外，他们的烧杀强奸抢掠强用军用票增加苛税杂捐枪毙记者搜查学校查禁工会农会等“反赤政纲”，已经在北京及直鲁豫各省实行起来；（二）集中了奉直两派军阀势力，统治了中国北部及中部，并想组织直奉两派的联立政府——比段棋瑞时代更反赤的更巩固的军阀独裁政府，来大借卖国外债，来有组织的压迫民众；（三）嗾使直系军阀由湖南江西福建向赤色的广州国民政府包围进攻；（四）更准备一点小小恩惠（如汉口上海租界工部局增加华董，上海租界公园开放增加华董，表示上海会审公堂可以交还，停止越界筑路可以商量等），引诱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加入他们的反赤联合战线；（五）收买一班失意政客高等流氓及所谓老民党，做普遍的反赤宣传，一直影响到赤的营垒内部，使赤之自身也有意的或无意的发生了反赤的倾向，若国民军主张整顿学风及放任段氏之“三一八”大屠杀，若国民党左派竟接受了右派西山会议的理论及主张修正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如三月二十日事变及五月十五〈日〉会议⑴的精神所表现。帝国主义者反赤运动之成功，现在已经可观了，由去年“五卅”至今年“五卅”这一年中，已经使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变成全中国的反赤运动，已经使中国革命的高潮，变成了反革命的高潮；并且将来他们必然还要继续干下去。总之，帝国主义者为他们自己在华既得权利之保障及继续发展，其势必然要尽量利用一切反赤势力之联合，以铲除中国所有赤的势力，好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永远消沉下去，不至死灰复燃，这才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反赤运动之全部企图及其成功。可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虽然很强大，而他们当中利害冲突也很大，他们自己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发展，更是他们的致命伤；直奉两派军阀虽然比民众有强大的武装，而他们当中有旧的历史仇怨和新的利害冲突，决无长期合作之可能；至于一班反动派的反赤宣传，已经由反赤军在北方之行动，渐渐使一般社会感觉得反赤比赤实际可怕，因为赤的行动与宣传，并未曾实行或主张没收入民的财产，而反赤军却以派捐派公债军用票等名义，没收了北京及直鲁豫各省人民的无数财产，因此他们的反赤宣传已渐渐失了效力了。以上是反赤战线这一边的形势。赤的战线这一边的形势又是怎样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事实一天不消灭，中国革命的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也一天不会停止，即最和平稳健的大商资产阶级，以实际利害关系，也不至无条件的变成不复燃的死灰，况且现在这灰还未死；国民政府及国民军，虽然有了一些右倾的错误，在客观上终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及破坏军阀势力的力量，他们若能得着赤俄及全世界赤党赤色工会更有力的援助，他们是能够为各阶级革命的民众扩张地盘的。由这两条战线的形势看起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反赤运动之全部企图，能否得到最后成功，当然是个疑问。不过依我们从去年“五卅”到今年“五卅”这一年中的经验，赤的战线即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线，要想不为帝国主义的反赤战线所破坏而获得最后胜利，第一要紧的是充实巩固自己的联合战线，大家都要认清自己的战线和敌人的战线，认清那些是自己战线内的友军，那些是敌人战线内的敌军；并且要认清敌人战线内的敌人终是敌人，不可因其笑脸甘言，遂以为可与合作；更要认清自已战线内的朋友终是朋友，不可因细故而分裂战线，为敌所乘，不可宽待敌人而苛待朋友。从去年“五卅”到今年“五卅”，赤与反赤这两条战线，都分明列在我们面前，赤的战线之胜利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胜利，失败的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反赤战线之胜利即帝国主义与军阀之胜利，失败的是中国民众；最近北方反赤战争之结果，已明白告诉我们是这样，已不由我们再犹豫再思索了！全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兵士各界的革命民众呵！血肉模糊的“五卅”纪念，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身奋起的悲愤纪念啊！各阶级的革命民众都应该挺身奋起，以满腔悲愤，恢复去年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并扩大巩固此战线，以打倒反赤的直奉军阀，实现国民会议。只有实现真正代表民众的国民会议，接收政权，才能够完成五卅运动的工作：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解除一切人民的苦痛；这两件事都不是结托帝国主义而存在的军阀政府与代表军阀的国会所能够办到的。我们今年“五卅”纪念的口号是：赤的“五卅”烈士精神复活起来！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复活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的反赤运动！打倒直奉联合的反赤！实现国民会议！完成五卅运动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五月三十日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五五期刊印注释〔1〕五月十五日会议即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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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三号——北方政局与我们的宣传活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三号——北方政局与我们的宣传活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1〕各级同学们：最近的政局尚在继续发展变化中。内阁问题，护法护宪问题，均密切关联直奉合作之命运。从今日的消息，颜阁〔2〕已预备十三日就职，阁员分配奉仅得一内务，二张〔3〕已拂袖出京，直奉的关系就从此决裂么？不能遽然的断定，尚须视英日的关系，国民军与直奉双方的关系，国民政府援湘的实际行动，直奉军阀内部各自的冲突等等事实的发展如何，始能判定。因此现时我们虽可以决定说直奉终不免于冲突，但冲突发于何时及怎样适应当时情势而指出行动的口号，尚有待于经过一个时期的考虑。惟在最近很短的时期内——从现在至“五卅”——我们却有几件该做的工作：一、是怎样把援助英国罢工问题及“五卅”周年运动联合在一块做很广大的群众宣传。我们要借援助英国罢工问题举出许多具体的事实，指出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之联合性，打击国家主义派，戴季陶派“外不亲善”“仁爱性能”之错误思想。不仅口头宣传，并须设法有实际的行动（如募捐，英厂工人罢工等，但须注意这种罢工仅是一种政治的示威，当有一种表示，但又不可扩大），须使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的观念，深入于一般群众的意识，尤其是资产阶级及自由思想之大学教授等，应使得到一点觉悟。如果英国罢工能支持至“五卅”时犹未终了，则“五卅”我们的表示当更激进一点。从现在起，我们即应宣传排货运动，一方面又努力募捐接济英国罢工工人及香港罢工工人。“五卅”周年纪念日到时，各地当尽力做罢市一天，罢工一天，罢〈课〉三天（自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并有游行集会演说等表示。这天应提出的总口号为：（1）废除不平等条约；（2）收回租界；（3）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此外，各地尚可斟酌当地情形增加切合当地要求的口号。二、对于现时政局，我们提出下之口号努力宣传：Ａ．反对英日张吴联合政府；Ｂ．反对贿选国会议员复职；Ｃ．人民自动召集“人民会议”解决国法问题。在一切排货募捐的工作中，均可公开提到“反对英日张吴联合政府”的口号。五月十三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用“曾延”署名的“通告一五五号（转录大学通告一O三号）”转发的。文末，“五月十三日”是转发时间，文中“从今日的消息，颜阁已预备十三日就职，阁员分配奉仅得一内务，二张已拂袖出京”等语，系上海《申报》等报纸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发表的消息，据此判定本文时间为五月十二日。〔2〕颜阁指颜惠庆内阁。〔3〕二张指张学良、张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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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一号——最近政局观察及我们今后工作原则（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一号——最近政局观察及我们今后工作原则（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最近政局发展的情形有如下之分析：一、当反奉战争初起时，我们即看出结果若为国民军胜利，则民众革命的势力必得到一广大的发展；反之则帝国主义者必指挥直奉反动军阀造成一最黑暗的政治局面，要根本覆灭一切革命的进步的势力，现在不幸因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分裂破坏，这个最反动的局面竟来到了，自国民军退出北京后，马上由北而南全国民众都加紧的受压迫。二、但是在胜利之敌人的营垒中，为权利的分配，又已开始露出冲突的裂痕，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唯一重要的政象就是奉吴发生暗潮，此暗潮之焦点就是护法护宪之争执，及助长此争执之关系奉吴两方实际利害的内阁问题，奉不利于直之护宪造成直派的内阁，直因在北方军力单弱非从政治上进攻无由分得北京若干政权，遂演出现时北京之无政府的现象。三、不仅吴张之间暗潮甚大即张吴部下亦不统一，张作霖已不能代表整个的奉军，东三省内部有新旧之争，直鲁联军之张宗昌李景林暗斗极烈；吴佩孚本无多大实力，徒凭纵横捭阖手段，倚仗汉阳兵工厂的械弹，帝国主义的金钱，以形成今日之势力，但内容非常空虚，部下暗斗亦甚激烈，只要一处失败，便有全盘瓦解之虞，所以胜利后的张吴，将来的纠纷正多。四、国民军退南口后，实力并未减灭，随时可以威吓北京政府，直吴在北方军事上虽远不及奉张，但随时有联国之可能，遂迫得奉张不得不对直吴让步；所以直奉军阀及其背后英日帝国主义者实际利害之冲突虽终不能免，然以政治的环境，又不利于即时决裂，不得不别谋暂时弥缝之一策，以和缓其急冲。其策为何？即继续军事行动，分讨南北二赤，使奉吴势力得分途发展，不至两力汇集于北方，随时皆可发生冲突！此策之见诸实行者，即直鲁联军进攻南口，吴佩孚进攻湖南，企图颠覆广东政府。五、帝国主义者军阀这个互相妥协分工合作的政策实行，将来的效果如何呢？奉吴若真能分向南北发展，虽不能完全免除他们在北方之冲突，当能和缓其目前冲突的危机。不过吴欲完全覆灭国民政府，奉欲完全消灭国民军，事实上恐不可能，彼等在南北若得到相当的发展时，其相互关系自必重入危机，此时广州政府若有充分的准备，国民军在北方尚能保有若干实力，则直奉战争重开时，中国政局又必有一次新的大变动。（参看向报⑴第一五二期《最近政局之观察》一文）自然现时全国的政局，完全陷入于极反动的恐怖状态中，一切革命的进步的势力，处处遭受摧残，但是这种局面，恐难得到一长期的巩固。第一、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侵略攘夺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本性，他们相互间的冲突虽能弥缝一时，终是不可避免，必然要到来的，国民军刚刚退出北京，而第四次直奉战争已经开始酝酿，军阀间权利地盘的冲突，已经闹得很凶，迟早终必爆发。第二、因为这种极端的恐怖政策，不惟不能降低民众革命的热血，反将民众反抗的气焰日愈提高，“三一八”的屠杀，奉军在北方一带的暴行，使得每个极端和平妥协的人，亦不能忍受，甚至如王士珍熊希龄等亦垂涕而道，这都是只有驱使民众日愈走上革命道上的；山东河南一带不断的发生农民暴动（即红枪会运动），虽因无组织而暂归失败，但他的运动，却只有增高，并没有消灭。第三、广东的国民政府及北方的国民军不能消灭，则随时可以威吓反动势力，可以促进军阀内部之分化和崩坏。根据以上的理由，所以我们敢断定现时最反动的局面，欲得到一长期的巩固，比较困难。但若果我们只计算敌人的弱点而不计算自己的弱点，没有正确的应付策略，则此种长期的反动局面，亦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我们应该把工农运动，国民党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国民军，均算入反帝国主义方面的势力，在这许多部分的工作中，均有很大的不足。第一、是现时的民众运动是分裂的，往往只是工农群众及一部分革命学生孤军作战，没有造成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因此力量自然薄弱，比如“三一八”的屠杀，事实之严重虽远过于“五卅”案，然因联合战线之破裂，反不能激起一个普遍全国的大运动，普通社会对此事仿佛很冷淡，鼓不起他们参加的热心。第二、是广州政府的基础并未十分巩固，从表面看广东全省固然统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粤开会表示左派在全国的胜利，然而其严重的危机也有为我们所必须知道的：一、从三月二十日的事变可见左派内部尚有许多误会，几乎动摇国民党联俄联共的根本政策，几乎演出太平火并的悲剧！二、右派反动派在粤仍潜伏着很大势力，三月二十日事变，及最近广州学生会内部的风潮，京沪右派分子之纷纷赴汕头，马超俊公然出面广州市上煽动兵工厂对政府罢工等事，均证明右派反动派活动之可怕。三、广东的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等，他们的利益常与国民政府冲突，且有相当之武力（民团）与财力，足以抵抗政府，广东的土匪亦极凶悍，乌石山匪巢，举二军全力尚未攻下，东江罗浮之匪因山势太险，更无法消灭，这些反动势力，都可为陈炯明魏邦平等再起之根据。四、上部机关自然是革命化了，但下部组织仍充满从前的贪官污吏，既不能推行革命政府的政策，反多丧失革命政府对民众的信用。五、香港帝国主义者近在咫尺，随时可以资助反动势力直接的或间接的袭击广州政府，吴佩孚的挑拔阴谋，已深入我们的内部，而国民政府对于反吴亲己之武力，尚不知设法罗置。北伐的军力与财政固须设法充实，而以上的危机若不能很小心的消弭，则前途危险正多，国民军的失败，唐生智的失败，国民政府均负有很大责任（吴佩孚攻豫攻湘时国民政府能积极援助决不至于失败），惩前慑后，我们又怎能十分乐观呢？第三、是国民军虽其战斗力甲于全中国军队，而其现处地位亦有很多可虑地方：一、十万大军居住塞外贫瘠之地，饷弹难〈望〉十分充裕，又受直奉联军大同南口热河三面袭击，若直奉联军真能协力并攻，则应付须十分小心才能守住。二、国民军将领之间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态度，必须有统一的行动策略，切勿再蹈二军覆辙，方能应付四围的敌人。从以上的分析，所以我〈们〉虽知反动势力的统治并不十分巩固，敌人的内部裂痕正多，新的发展的局面很快又可到来，但是若果我们在民众中的工作，国民政府国民军〈的〉工〈作〉，应付失当，亦可造成比现在还要更反动的局面，固然革命运动不会因此消灭，帝国主义间军阀间的冲突不会从此除去，然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确实是受了很大的顿挫，又要多延若干岁月，多经若干痛苦，这是不可否认的。每个忠实的革命党员，试一回想郭松龄倒戈后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极胜利的局面落到极反动的局面，总应知道我们的错处是不能统一革命的势力，分裂了革命的战线，才演出今日的恶果：无论在民众运动方面，在国民政府国民军方面，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错误。照现时大局的情形，自然不是一个革命势力积极进攻的时期，敌人内部的冲突固多，反动势力的统治固不十分巩固，然而革命的力量也尚待于整理和集聚，目前只要广州政府及北方国民军能守住现有的实力，等待直奉冲突之到来，已是很大的胜利。我们现时的出路，已在《我们今后怎样工作》小册子中说得非常明白，“只有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无一时无一事不努力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统〈一〉一切革命的势力，能够救济现时反动的危机，能够作将来新发展的准备。“如果我们的政策应付得不好，不能深入群众〔2〕，不能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便不能尽量利用各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等之利害冲突，尽量的发展他们在客观上的革命要求，引导他们加入革命战线，那么，不但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危险地位，就是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都会因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威吓政策或欺骗的改良政策，影响到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销沉下去”。统一革命的势力，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原则，我们要真能应用此原则到事实上去，必须注意我们过去工作的缺点，使我们的口号能适合群众的要求，能集聚更广阔的群众，使我们的态度不为群众所畏避或惊奇，而乐与我们接近，使我们的行动不仅注意全国普泛的政治煽动，尤在能引导他们日常生活的要求。在目前极反动的局面之下，加以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破裂，因此不能产生象“五卅”波动全国的大运动，不能用一种普泛的政治宣传把一切民众都组织起来，只有从一切小的斗争，部分的要求，地方的问题去打入民众。利用群众切身的日常生活要求，去说明总的政治要求；要在平时有这种系统的经常不断的宣传，要在这些工作中才能把群众集聚起来训练起来，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总之，我们现时的工作方法，是要注意地方的问题，零碎的问题，要从零碎的解决汇合到总的解决，要从地方的问题汇合到全国的问题。自然注意零碎的问题，地方的问题，而忘了总的政治的目标，必成为枝枝节节的改良运动。同时若只有总的政治要求，而没有这些部分争斗的工作，则这个大的运动也没有充实的内容，必〈须〉使全国的问题和各地方的运动能连结起来。按照现时的政治情形，依照上说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求同志在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有以下之注意：一、对于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我们要在群众切身的日常生活问题去领导他们的要求，要利用这每个小的斗争中去取得群众，我们不仅注意工人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并要注意一般市民的要求，甚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要求，若果客观上是能给帝国主义军阀以打击的（如上海之华董问题，各省之抗税运动），我们亦应赞助他。我们要详细研究地方的政治军事财政等问题所及于市民生活的关系，要懂得各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会去领导他，使之皆成促进革命的势力。我们不要忽视一般的和平改良运动，在极端反动政局下的改良要求，亦具有革命的性质，若指导得好，更可使群众由改良的要求激进至革命的行动。在一般的宣传，最好是举出具体的事实来说，不要只空洞的高呼打倒军阀帝国主义等名词，令听者感觉太抽象，并且认为这是Ｃ．Ｐ．派的老论调，不愿意听，宣传的文字及说话总力求通俗，譬如我们宣传奉军之残暴，日本帝国主义援助奉军之种种事实时，如军阀及帝国主义二字为群众所不易了解，便只简说张作霖的军队如何如何不好，日本人如何如何侵略中国，总要他听去不觉新奇容易接受。过去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行动左稚，并且还未脱研究的小团体的习惯，不能称为政党，只可以说是一个学会，至多只做到游行示威发通电的工作，不能实际领导群众日常切身的要求，不能成为群众政治行动的主脑。现时这种游行示威发通电的工作，在极反动的政局之下，也不可能了，我们要改变活动的方法，注意小的问题，部分的问题，地方的问题，依群众日常〈切〉身的要求，努力促起罢工抗租罢市罢课等实际行动，我〈们〉只有在这些实际行动中获得革命的群众，成为群众政治行动的主脑。二、对于工人运动：我们不要希望现时奉张汉吴严重压迫之下能够有公开的工会活动，万一发现，必定是工贼的或妥协的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因为不如此则反动势力决不允其公开活动。所以我们对于各地工会之保持牌子问题，认为不甚必要，而特别注意于发展工会下层组织的秘密基础，建立工会运动中之党的核心，只要我们的职工运动有可靠的群众基础，则工会公开才有作用，否则公开亦是无用的。在现时严重压迫之下职工运动不能有很大的政治斗争，我们当注重部分的要求，零碎经济的要求，以促进工人的地位，扩大工人的组织，加紧工人的团结。三、对于农民运动：取得农民，怎样引导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是本党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帝国主义商品的输入，军阀连年不息的内乱，生计日窄，捐税日重，使得中国的农民已很快的走到要求武装暴动时期。近来国内的战争，已有农民参加，并显示出他伟大的作用（广东革命军讨平东江的胜利及河南国民二军的失败几乎完全是农民之赞否问题），尤其在自今以后农民对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作用，将愈增大，吴佩孚能利用河南的农民以驱走岳维峻，但并没有使农民的痛苦减轻分毫，反愈加重，则吴佩孚将来亦必为农民所逐，现时豫鲁两省红枪会之暴动，已是使张吴不能安枕了。在湘粤两省农民运动比较可以公开的地方，我们当特别注意于农民的组织问题，勿使有不必要的暴动，无组织的进行，但在湘粤以外之地，特别是直鲁豫川等省，则当注意于无组织的农民暴动，因为在这些最反动地方的农民运动，当然不能事事照我们有计划有秩序的去进行，无组织的突然暴动事件，一定很多，每一次暴动无论其成败，都能给军阀以若干的打击，暴动刚一开始，我们便应速去指导他，要使此暴动能多得一点好的结果，能从这个无组织的暴动中，发生出组织来。现时在全国一般的政治宣传，除注意上说之工作方法外，应提出下之口号：一、制止反赤运动。二、农民（民众）武装自卫。三、统一革命势力。四、巩固广州国民政府。五、人民，国民政府，国民军，联合起来消灭直奉卖国军阀。六、召集国民会议。七、革命民众的政权。这些全国总的政治要求，必须与地方部分的要求连结，必须从一个地方许多具体的事实来引到这总的政治要求，才能使这总的政治要求有具体的内容，有拥护的群众。斗争的总目标虽可统一，但在各地的进行上，须视其环境，更具体的分别指出其主要当为之事：一、在北方的工作：Ａ．当援助国民军使不为张吴所消灭，则对于将来北方的政变，尚可发生极大的作用。Ｂ．张吴攻打国民军压迫民众运动，皆号曰讨赤，我们当设法广遍的宣传赤与反赤之差别，不必替国民军讳言赤化，而积极的是认赤化，举出具体的赤与反赤事实对照宣传，在开始宣传时，可以不必拿出Ｋ．Ｍ．Ｔ．及Ｃ．Ｐ．的名义去说话，尽量利用一切灰色团体或秘密方法去散布并张贴此种印刷品。二、在广东方面工作：Ａ．当帮助国民政府肃清内部反动分子，巩固革命基础，统一革命势力。Ｂ．当使广东以外一切不与帝国主义军阀结缘之武力均结合于广东政府旗帜之下。同时，我们必须在工人中农民中革命的学生中，造成党的真实不拔的基础，并且努力获得小商人群众之同情。三、江浙区上海一带的工作，须尽力赞助一般市民的要求，如华董问题闸北自治问题等，虽属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但却可利用这些事件把民众组织起来，把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扩大，使工人阶级免去孤立地位。对于华董问题，我们可为这般资产阶级指出一条出路，即扩大华人纳税会的组织，使之造成一与西人纳税会议对抗之实际的市议会，令帝国主义不得不相当让步。在江浙区上海一带的宣传行动，均极力注意勿过左倾，总求能集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总之，现时的政局已到了一个极反动的时期，固然这个反动势力的统治并不十分巩固，敌人内部的裂痕正多，然而民众革命的力量亦很涣散，国民政府忙于对付内部的误会，忽略全国的政治，不能积极的有所动作；国民军三面受敌，应付不易；所以很难说到利用帝国主义军阀的冲突机会而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除非巩固广州国民政府，肃清内部一切反动势力，援助国民军守住北方，又能在一般民众的宣传中，扩大和巩固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则新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现时的工作原则是：统一革命的势力。取得群众，深入群众，扩大及巩固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注意部分的要求，地方的要求，从小的斗争汇合成总的革命势力。巩固广州革命政府，维持国民军在北方的势力。注意农民运动。五月七日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校刊》第七期刊注释〔1〕向报即《向导》周报。〔2〕《我们今后怎样工作》小册子中，此处还有“不能获得群众”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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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祝词（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祝词〔1〕（一九二六年五月）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诸同志们：中国农民的数量，不但在全中国人口比例上居最大多数，在全世界各国农民人数比例表中，亦居第一位。可是中国农民所受的困苦，也居第一位，因为中国农民兼受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兵匪六种蹂躏，是别国农民所未曾同时感受的。敌〔被〕人指为睡觉的中国农民，现在已经开始醒悟，开始组织自己的团体，并且准备自己的武装，向六种蹂躏者反抗了。中国农民要注意两件事：（一）中国完全在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压迫之下，非到摧〔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民族革命得着胜利，农民所受六种蹂躏者所给之困苦是不能免除的，因此农民运动必须与全中国的民族得着〔革命〕运动相结合；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群众参加也不会成功。（二）工人是现在革命运动中之最急进的先锋，且城市工人又站在政治重要地位；因此农民运动有与工人运动结合之必要，而且革命的工人阶级有领导这些运动之必要。本党是代表中国农民工人利益而奋斗的党，本党目前的职责是领导中国农民工人参加中国民族革命的争斗；同时，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代表中国农民工人利益而争斗。因此，此次大会提出“全国农民工人大团结”的口号，以贡献于大会，并祝大会之成功。全省农民大会万岁！中国农民运动万岁！中国农工大团结万岁！中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一九二六年七月出版的《中国农民》第六、七期合刊刊印注释〔1〕本文原无时间，是根据《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经过和结果》一文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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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每个同志必读的小册子——《我们今后应当怎样工作》（载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介绍每个同志必读的小册子——《我们今后应当怎样工作》〔1〕（载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附：我们今后怎样工作（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各级同学们：自从去年“五卅”以来至现在，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各阶级联合战线的政策，着着成功，工人阶级日陷于孤立地位，所有四方八面向我们进攻的危机，已迫在我们眼前；我们要救济这个危机，只有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无一时无一事不努力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能够抵抗这反动势力的进攻，这乃是今后准备时期的工作原则，也就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工作原则。但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在宣传上活动上极力矫正过去的错误始有可能。错误之最重要者如：（一）不注意地方问题；（二）宣传口号提得太高；（三）不懂联合战线政策之实际应用；（四）同志个人对外态度不好等。中央特为此刊印一本小册子，总合我们数年来工作的经验，指出这些错误对于工作的响〔影〕响，这本小册子名《今后我们应该怎样工作》〔2〕。陷在反动势力四面包围中的我们，只有依着这本小册子所指示的道路走去，方有活路，否则处处都是死路。望各区委，各地委，各支部接到此印刷品后，每个同志均发给一本，当令详细读过，其不识字者，支部应负责特别为之解释，必须使各个同志均了然于这小册子上所说的话，并须将本小册子宣传的影响，详细向中局报告。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附：我们今后怎样工作（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五卅运动的高潮，到“三一八”屠杀告了一结束，也就是中国革命运动告了一段落。自“五卅”上海血案到“三一八”北京血案是一时期，北京血案后又是一时期。今后这一时期固然不是进攻时期，也不能说是退守时期，乃是一集聚有组织的群众革命力量并统一这个力量之时期；有了这个力量，才能够抵抗目前严重的反动势力之进攻，才能够进到比五卅运动更有广大的群众，群众更有组织更革命的一新时期。今后这一时期可称为五卅运动时期和未来的新时期间之准备时期。我们已经不是开始工作，我们是继续工作，所以在过去工作中一切苦的经验，即实际工作中学的知识，是我们最可宝重的导师，在这准备时期工作中，须要把它一点一滴的都记在心头；这些经验与知识，任何马克思列宁的书中，都未曾为我们具体的预备，是须要我们亲身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的。落后的中国民族，当然还未能懂得民族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重要；可是在事实上，五卅运动确是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联合战线中各阶级性之存在，当然是另一问题，而且永远是另一问题）向帝国主义进攻。然而帝国主义者却懂得这一联合战线之可怕，所以五卅运动一开始，他们马上便采用分离这联合战线之政策，如：以关税会议增加二五贿买军阀政府，使他离开这一战线，以上海西商会容纳总商会要求的口惠，谎骗中国资产阶级，使他离开这一战线；以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小资产阶级（学生及小商人），使之离开这一战线；最后则指使其走狗奉系军阀，压迫罢工，压迫工会，而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低落下去。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既为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所破坏，又加以奉系军阀之高压，中国的革命形式，遂由五卅运动一转为反奉运动。反奉运动中，虽然因为有国民军及直系军阀之加入，其声势颇大，而未有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充实这一运动，以致郭松龄败亡，国民军溃退，北京便生空前的大屠杀，反奉运动遂失败。同时，在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方面，遂由分离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而组成中国反对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即英日奉吴及一切反动派反赤的联合战线，向国民军进攻。国民军溃退，反动的奉吴军阀得了胜利，自然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反对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成功；然而帝国主义者用心周到，他们以为单单组成和军阀反动派的联合战线，把大资产阶级放在外面，恐怕只能一时镇压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而不能使这一革命运动永远销沉下去。于是聪明的帝国主义者，最近更准备给大资产阶级以若干让步（如速结沪案，汉口、上海租界工部局增加华董，表示上海会审公堂可以交还等），把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也拉入他们的反赤联合战线，更进而利用大资产阶级，去领导城市小资产阶级，用改良手段即欺骗工人的手段，破坏工人革命的组织（如上海工部局总董费信对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说：“中国工人的罢工运动是有人鼓动领导有人利用的，我们何不亦利用之，别用一种方法，使其易于就范。”），至少也可以使中国工人及其政党陷于孤立地位，如此，才能够使中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即民族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不至死灰复燃。帝国主义者太聪明了，我们今后切不可太笨。在过去工作中，我们不会用心对付小资产阶级，迫得他们对我们发生怀疑与恐怖，五卅运动时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之破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聪明的帝国主义者破坏我们联合战线的政策及他们自己联合战线的政策，大部分均著著成功，尤其是最近，如北方的国民一军有参加北京惨杀案之重大嫌疑，如南方的广州事变，分明是敌人破坏我们联合战线的阴谋已达到我们的营垒内部，所有反动的势力四方八面向我们进攻的危机，已迫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救济这个危机，只有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无一时无一事不努力“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这乃是今后准备时期中的工作原则，也就是民族革命运动中任何时期的工作原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应付得不好，不能深入群众，不能获得群众，不能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使不能尽量利用各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等之利害冲突，尽量的发展他们在客观上的革命要求，引导他们加入革命的战线；那么，不但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危险的地位，就是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都会因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威吓政策或欺骗的改良政策影响到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销沉下去。在过去我们未能深入群众，获得群众，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除去客观上的原因，我们主观上的原因也非常严重。我们在各地的宣传及活动都做得十分不好，不但未能深入群众，获得群众，而且有时故意的离开群众，说他们都是反动派都是反革命（这种情形在北京、武汉最甚）。我们今后要深入群众获得群众并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必须在宣传上及活动上极力矫正过去的错误如左各项：（一）不注意当地的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而只有全国政治运动的总口号和全国的普泛的政治煽动。北京所出之刊物可用之湖南、湖北、广东……等地，湖北所出之刊物亦复相同。群众对于这种宣传感觉空远不能唤起他很深的注意，习久且生厌恶心理摈而不看，这是证明我们的宣传不能深入群众。我们要得到群众不可只注意很大的问题，尤其不可开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老套头，而是要注意许多地方政治人民生活，这些琐细问题，都是群众日常切身感觉到的。能够领导群众从事这些日常争斗，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训练群众的政治意义〔识〕，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比如在上海的宣传，我们不仅做全国的政治运动，对于本地问题如：卷烟税风潮，闸北市政的纠纷，工部局越界筑路，米价高涨问题……等，均须利用各种方法各种组织形式去参加领导。在其他各地，我们不仅研究全国的政治问题，特别注意研究本地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能引导当地民众日常的要求。只有在这样的宣传中可以扩大群众的联合战线，可以巩固我们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领导这些日常争斗最好的公开组织就是国民党，所以以后各地对于国民党工作当更加紧注意。就是全国政治运动的总口号，也应当利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种种问题，不断的向群众宣传，很详细的解释这些口号，使群众能把他们切身的日常生活的要求和这些总的政治要求——如国民会议之召集，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国民政府，广州政府北伐等——切实的联结起来。以前我们宣传的缺点，遇着中央有关全国政治运动的口号，各地同志仅仅用各种团体的名义根据这些口号而号召表面的运动，却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央所指示的革命的总过程，因此也就并没有在日常工作里不断的向群众解释这些政策的意义，甚至于用各团体名义号召这些运动时，连这些团体本身的群众，都还没有切实了解这些口号和政策，这便是因平时没有有系统的经常不断的宣传之结果。这种缺点实在是因为我们没有会把全国的问题和各地方问题连结起来。（二）第二个大的错误是：但凭主观的理论，不顾群众的心理，把口号提得过高，完全不懂斗争的战术，不知详细计算敌人的力量，不知怎样集聚一切反对敌人的力量向敌人进攻。要有适合群众要求的口号，才能集聚这些反敌人的势力。若果口号提高了，色彩鲜浓了，使群众畏避，自己陷于孤立，甚或群众反被反动方面吸收过去，更是危险。自己以为很革命，其实破坏了革命，这种左稚的毛病，我们各地的同志做了不少的错误，以后应得十分的注意。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时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对于一切小军阀，如果能推他向进步的路上走，更不可向他提出过高的口号吓退了他。（三）第三个错误是不懂得联合战线政策之实际应用：（1）不懂得联合战线必须是群众的，必须努力获得各派（反动派也在内）的群众，和他们的领袖联合是不够的；必须获得各团体之群众，获得各团体机关及职员是不够〈的〉，过去我们在各团体中如工会、学生会、农会及其他临时集会等等，每只看到一时工作的便利，只注意占据机关，多占职员，显出一种包办的形式，反因此使一部分群众脱离了这个团体，甚至于使这些团体分裂，分裂后我们即或仍占有大多数，亦属分散了革命的势力，况且未必能占大多数。所以我们要扩大及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统一革命的势力不使分裂，我们的同志在任何群众组织中都只是领导（事实上的政治领导），而不是包办，只是努力使群众愿与我们合作并接受我们的主张，而不是占据机关及多占职员。（2）不懂得联合战线必须有共同的要求与口号，若没有这一共同的要求与口号，组织上的统一终必至于破裂无疑。联合战线这一政策，乃各派相互不提出自己的特有主张而提出各派共同的要求与口号才能够成立的；若我们固执自己的主张而不提出共同的要求与口号，这便是强要各派都向我们投降，而不是联合战线。联合战线之意义，不但是要他们让步向我们联合，我们也不得不让步向他们联合。我们向他们让步，自然是一个损失，然而我们如果有革命的计划，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为革命进行而让步，为扩大及巩固革命的群众势力而让步，这便是有价值的让步，不算是损失。（3）笼统地指整个的他派群众都是反动派都是反革命而不与之讲联合战线，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某一时期，我们甚至同右派、醒狮派、工贼下面的群众联合战线都要讲（如此次北京血案）。（4）联合战线不但要行之各阶级间，并且要行之工人阶级之本身，现时已有工人同志站在非同志的工人以外，工会会员站在工人群众以外的危险倾向，所以同志与非同志，工会会员与非会员，都有切实讲求整个的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即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宗教工人群众联合战线之必要，非此不足抵御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及工贼之联合进攻。（5）联合战线有各种形式，有经常的，有临时的，我们不可拘定一种形式。如济难会就是一个很好应用极广大的联合战线之组织，然而往往轻于表示我们的政治态度，过于显露党派的色彩，于这一联合战线之发展上尤有阻碍，也必须即加矫正。（四）第四个错误，乃是同志个人对外态度不好，也给我们党的运动以很坏的影响。态度不好有二种：一是在群众中，外观上表现色彩太浓，有些同志，在各方面几乎要把C．P．的招牌挂在脸上，使群众一见便认识，或于非必要时把自己的党籍告诉非同志的朋友；其实C．P．的招牌绝不在脸上或口上，而应在实际上活动上，而在每一次演说能痛快的说出群众所要说的话，每一种主张能切实合乎群众的要求，总之能使自身群众化，能实际领导群众，能获得群众的真实信仰。自然在某种环境或在宣传上有必要时，用不着隐蔽我们的面孔，但在一般场合，尤其是下层实际工作同志，在外表上色彩是愈灰色愈好。二是对社会一般人的态度太严峻了，换句话说就是太不客气了，因此社会上每有同情于我们的人，也嫌我们态度不好。我们的党，已经渐渐由少数人研究主义的团体，进步到一个群众的行动的政党，便不应再保留离开社会之别一世界的状态，而应该改变到打入社会的状态，因此我们每个同志为党之一员，同时亦为社会之一员，我们的社会还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社会，我们若以对无产阶级同志的态度对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便是一个错误。我们太严峻了，便不能和他们接近；我们太武断了，便不能使他们了解；我们太特别了，便使他们歧视；我们太操切了，更使他们骇怕。他们对于我们个人怀疑，往往遂至对于我们的党怀疑；反之，他们佩服我们个人，也会至佩服我们的党。在国民党工作中，对于国民党同志，这种个人态度更要特别注意。此外，在各地宣传工作上，只注意形式而不落实际的毛病，亦须痛改。这种注重形式的毛病，不仅是对外宣传煽动不问群众的需要，只重主观的见解；即对内训练，亦只是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不先客观的研究群众的意见，则所注入的理论，必不能深入群众之意识，使他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打成一片。我们在党内党外的群众中，都要时刻留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领导群众的本领，只有在群众中虚心领受他们的指教才能够学得。必须有这种本领，才能领导群众争斗，才是领导群众争斗而不是下命令叫群众跟随我们争斗。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载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上，原未署发文单位和时间。根据文中“中央特为此刊印一本小册子”及“须将本小册子宣传的影响，详细向中局报告”等语判断，本文及附件当系中共中央发出。〔2〕这个名称与本文及附件的标题都不一致，均按原文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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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九十七号——反对张吴进攻国民军与湖南和破坏中俄协定（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九十七号——反对张吴进攻国民军与湖南和破坏中俄协定（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最近北方政局趋势已日渐明显，张吴的联合并未破裂，英日相互间的妥协仍然继续其联合作战的目的，□□□以反赤为名消灭中国一切革命势力，其联合作战的计划大概是：1．北京政府为直奉两派共同组织，不过这个政府一定是奉系的势力较大，因为吴佩孚在北方的兵力远不如张作霖，□知难而退，另谋别的出路。张作霖方面为对付实力未消的国民军起见，亦不敢抛弃与吴之联合，所以能形成一张吴妥协的北京政府。2．张作霖向北发展对付国民军。3．吴佩孚向南发展，先去方本仁、唐生智及长江反吴势力，然后合闽、赣、湘、滇、香港及粤中陈炯明等遗孽，包围广东革命政府，谋一举而颠覆全国革命根据地。4．英日主谋驱逐加拉罕离华，不惜破坏中俄协定，断绝中俄邦交。帝国主义者这种阴毒险□的计划，已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反动时期（因为这个计划能调和帝国主义间军阀间利害之冲突而形成联合战线共同压迫中国革命运动）。吴佩孚向南发展计划，已经着着实现：（1）方本仁被吴利用方部下将方逐走。（2）又利用叶开鑫及湘中反唐军队围攻唐生智，并令江西派忠于方本仁之蒋镇臣由湘东出兵，既打击唐生智，又灭却江西邓如琢肘液〔腋〕之患。（3）吴现令京汉局长劳之常以铁路南段附近地亩，向某银行贷款一千万元，又拟出售象鼻山矿以作南征饷源。吴攻唐之名义及计划显然是为湘粤联合而发。唐生智若守不住湖南，则广东地位将陷于非常危险。因此各级党部应指挥所属团体有如下之工作：1．对吴佩孚继续战争：反对吴佩孚讨赤出师之欺骗，要求和平。2．宣传口号是：反对军阀战争！要求和平！召集国民会议！3．在一般的宣传中，附带提出英日帝国主义驱逐加拉罕离华的阴谋，是在破坏中俄协定，□□□□中俄关系，灭除他们侵略的障碍。4．尽力利用并发□□□□□的一切民众胜利，以打击吴之势力。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用“曾延”署名的“通告一五一号（转录大学通告九十七号）”转发的。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是转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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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1〕（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附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附二：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诸同志们：去年第二次劳动大会后，接着便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在此次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尤其上海和香港工人，表现出惊动世界的战斗力，不但使帝国主义及军阀震恐，并且使中国的资产阶级震恐；香港工人至今尚能支持一年的政治罢工，上海工人也能保持为从来所未有的群众组织，这是使今年的大会比上年的大会，更有新的生命。现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全国人口比例上虽然还很幼稚，而在政治争斗上，弱小的中国工人运动，已在世界革命影响上收了很大的结果；这是因为工人运动一开始，不但有静的组织，而且有了动〈的〉政治争斗——民族革命的争斗，使计算世界革命力量的人，不得不把中国工人的力量列入。现在反动军阀的势力又布满了北京，使北方的工人运动，尤其是路工和矿工运动受很大的打击；然而崩溃中的中国军阀，决不能长期的维持其统治地位，我们工人群众正应在此反动时期中，格外努力积聚我们的力量，即静的组织力量，以备马上将来的动的政治争斗——与军阀决死战的最后争斗。我们以后积聚我们的组织力量，不应仅仅是产业工人，并要普及于一般劳苦群众，以扩大我们在数量上的战斗力；我们的力量在数量上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在争斗的质量上也是会增加的。而且，我们不但要组织一般劳苦的工人群众，并且要和劳苦的农民群众组织亲密的同盟，领导他们参加一切经济的政治的争斗，才免得工人阶级孤军独战之困难，因为现时中国工人的数量在全中国人口比例上还是很小。总之，我们必须努力扩大及巩固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才能够抵抗一切特权阶级的压迫，以至获得我们政治争斗的初步胜利——民族革命的胜利。本党是〈代〉表中国工人及农民利益而奋斗的党，本党目前的职责，是领导中国工人农民参加中国民族革命的争斗；同时，在民族革命中，代表中国工人农民利益而争斗。本党和工人同志们携着手奋斗已经四五年了，现在方开始和农民携手走上战线，因此，在此次大会提出“全国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大团结”的口号，以贡献于大会，并祝大会之成功。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万岁！中国劳动运动万岁！中国工农大团结万岁！中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五一期刊印注释〔1〕本文的两个附件：《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和《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是编者附的。附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一九二六年五月）Ａ．“五卅”以后的工人与“五卅”以前的工人，有什么不同呢？工人经过五卅运动，似乎浑身都增加了力量。“五卅”上海二○○．○○○工人的要求，虽未达到，罢工亦未胜利；但是，上海工人斗争经验的增加和组织力之扩大，已是不小，即阶级意识和自尊心都有长进。香港和沙面工人罢工将近一年，他们已获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工人阶级本身势力与经验之增加，和革命根据地因之而巩固。北方铁路工人城市工人和矿工受摧残最甚，最近张吴反动势力伸张的结果，使北方各工会不能公开存在，而暂时秘密起来，但是北方工人历年奋斗积聚之力，决不因而丧失。总之，“五卅”以来，全国工人牺牲虽大，全国各工会均遭压迫或封禁，但是工人的奋斗力和觉悟，是有加无已的。Ｂ．全国民众经过“五卅”以来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已有极大的觉悟。民众之觉醒，使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日渐动摇；张作霖、吴佩孚等的军阀势力暂时虽有伸张，然军阀内部万难统一，必日见崩溃而无疑。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各种社会中都起了新的变化，即新势力与旧势力之冲突，冲突的结果，旧势力必日见消失。五卅运动之影响，并由城市而入乡间，同时全国工人中已有一部分工人（即广东工人）获得自由，并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蹂躏的中国，已产生一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基础日见稳固，必能担负全中国革命的任务。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势力危而复安，卖国军阀亦尚未根本崩溃，都是用最残忍露骨的手段以维持其最后生命，无异病人之回光返照，而其死亡之日，必不在远。Ｃ．工人阶级最近之目的在求经济之改善与相当之自由，而其责任则在促成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死亡。工人阶级的要求，虽尚在工资的增加，工时的减少与待遇之改良，以及工会之公开存在；然在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存在的时候，不但不答应工人的要求，而且以枪炮屠杀工人，因此工人之经济改善与自由权利之获得，必在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后。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如何团结全国工人一致奋斗？在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运动中，工人阶级应尽什么责任？是这次劳动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Ｄ．全国工人在屡次奋斗〈中〉，只学得一种组织的方式，就是公开的工会组织，而且是比较原始的简单的组织形式。我们不否认公开的工会组织的重要，可是仅有公开的工会组织是不够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有好些种，有时还要依照当地的情形而定，目的在能团结最大多数的工人。工人阶级第一个组织形式，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政党在于团结，目的一致，和最能奋斗之工人为全工人阶级之利益而奋斗；工人政党的组织，是工人阶级最厉害的组织，为压迫阶级所最害怕的。因此，压迫阶级总是离间工人群众与工人政党之关系，可是工人群众尤须拥护和运用工人政党以与压迫阶级相抗。第二种形式就是工会，在能公开的地方须有公开的组织，可是在不能公开的地方，也须有秘密的工会。秘密工会的作用，在少数诚实而勇敢的工人，不拘形式，能指挥工人一致奋斗。第三种方法，就是以合作社，工人学校，俱乐部，图书室，饭堂，寄宿舍等等合法的组织团结工人。总之，工人阶级必须利用种种形式组织来奋斗，方能达到改良地位的目的和担负历史使命的责任。Ｅ．工人群众中，战斗力量强，首推大工厂，铁路，轮船，矿山，码头，市政的产业工人。凡工人群众的解放运动，必须此种产业工人为中心，再联络和组织各小工厂工人与广大的手工业工人与商店雇员共同奋斗，工人运动才能一致而更有力；只有大产业工人，数量上未免太少，小工厂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商店雇员又失之散漫，只有以少数产业工人为中心，而环绕着广大的手工业工人，小工厂工人，和商店雇员运动，才是统一的有力的工人运动。因此，大产业工人必须赞助各种职业工人的经济争斗和组织，而各种职业工人必须跟着产业工人而为全民族和全阶级之利益而奋斗。Ｆ．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但是农民是散处在乡间的，很难得成功一个整个的政治势力。政治总是以大城市为出发点，而产业工人却在大城市中占重要地位。因此工农群众整个的解放运动，亦必发动于大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但是工人群众要得胜利，必须有广大的农民为后盾。因此，工人与农民之关系，不但是同盟而已，而且工人群众随时要提携着农民一致奋斗，这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不要忘记的。Ｇ．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中，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奋斗，工人阶级固应立在最前线，然亦应与各阶级革命民众（特别是学生小商人），建立联合战线，则民族革命势力乃愈见壮大，更易促其成功。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了工人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责任，今年的大会可以更说得［更］具体说〔些〕，全国工人阶级必然护拥为负担国民革命和为全国民众利益奋斗的国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国民政府之下，已获得相当之自由，工人阶级为保持他们已获得之自由，就必须巩固国民政府，而且全国工人都必赞成北伐，虽是为国民革命实现于全中国，同时也为全国工人自由普遍实现。但是中国有组织的工人要能在国民革命中尽最大的力量，就必须一面组织占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人及雇员，一面提携着农民整个地参加国民革命。“五卅”以来，全国产业工人已表现伟大的反帝国主义势力，已有组织的产业工人团结手工业者及在国民革命的阵线上奋斗，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及解放自己的不二法门，这也是目前的工人唯一的责任。Ｉ．工人阶级要完成他的责任，目前应注意的问题：（一）工人群众虽然经过五卅运动，但是他们的势力还没有基础，所以工人群众目前就用种种组织的形式团结工人，巩固工人阶级努〔势〕力的基础；（二）利用许多小的斗争（如部分的经济斗争），扩大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三）要求工会组织的自由和劳动法，我们知道现在反动局面之下，工人自由和劳动法是说不上的，可是这也是团结工人攻击敌人之一法；（四）号召全国工人及民众拥护省港罢工，务必使省港罢工得到适当之解决，因为这是和全国工人运动的盛衰，都很有关系的；（五）立即与农民大会商定密切联合一致奋斗的方法，并决定各地有组织工人如何帮助农民组织团体的种种问题；（六）敌人破坏我们之又一方法，就是利用工贼，我们必须随时尽力铲除工贼。Ｊ．工人阶级在奋斗过程中，又须注意两点：（一）必须有统一的指挥，由全国以至于各地方，都必须如此。因此，大会认定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全国工人唯一的指挥机关，各地工会之统一，亦必设法促进之。（二）工人阶级每次的奋斗，必须审察时机与自己的战斗力，畏缩退后固不可，轻举妄动亦不可，因此两者都是取败之道。Ｋ．中国工人的奋斗要跟随着赤色职工国际及与世界工人发生密切关系。五卅运动中，外国工人非但反对他本国政府压迫我们，而且给罢工工人许多物质上援助。尤其是东方各国工人，我们要与之联络；不但打倒帝国主义需要如此，就是要使我们罢工能够胜利，不致为外国工人破坏亦须如此。根据一九四六年三月出版的《中国职工运动文献》刊印附二：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全国工友们！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集会，参加者全国六百九十九工人团体（总会及分会），到会代表五百○二人，共代表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人。在这次大会上最重要的问题是结算“五卅”以来全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工人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并规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切斗争的策略。全国工友们！我们这次大会是经过五卅运动后的第一次大会，便是我们工人阶级经过最猛烈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后的第一次大会。我们知道，五卅运动不仅是中国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一个伟大的运动，并且是中国工人阶级全体直接参加反帝国主义和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一个空前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我们工人阶级虽牺牲了不少的生命，牺牲了无限的精神，受了无限的痛苦，然而在这些牺牲和痛苦的当中，在苦的奋斗当中，却得着了许多苦的经验，许多宝贵的教训。第一，在事实上证明了我们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之最勇敢的先锋军；第二，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先锋军，并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队伍里之一枝有力军队，是世界革命之一枝有力军队；第三，对于帝国主义之凶恶和帝国主义之与反动军阀之勾结得到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第四，在工人阶级起而参加和领导真正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时，大资本家因阶级利益与阶级偏见的冲突，竟不惜投降敌人，压迫工人，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五，农民是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真正同盟者（广东农民的表现是显然的事实）；第六，在国际上真正帮助中国工人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只有苏俄和世界的工人阶级（如各国以经济援助我们罢工和示威反对中国政府等）。此外，我们在组织上增加了工人的新组织，第二次大会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现在有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人，尤其学会了许多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方法。所以大会认定这些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是我们将来斗争最好的武器，是我们工人达到解放的指南。现在正是英日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奉直军阀的反动势力在北方胜利了，便是从五卅运动的革命高潮又回到反动势力横行的高潮来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用种种甘言巧语向中国资产阶级让步，企图联合中国资产阶级共同压迫中国的工人阶级，恢复他“五卅”后所丧失的威权，破坏“五卅”后我们工人所成功的力量。全国工友们，帝国主义此种阴谋和进攻，不但是中国革命一般的危机，并且是我们工人阶级自身的危机。我们工人应起来认识此种危机的严重，因此，我们在政治上要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肃清北方的反动势力，要求最低限度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经济上我们要求最高限度工作时间和最低限度工资的规定。全国工友们，一致团结起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本着五卅运动以来宝贵的经验，提携着全国的农民，共同努力奋斗。我们的口号是：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奉直军阀！打倒投降敌人破坏革命的买办资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走狗工贼及一切反动派！拥护省港罢工！全国工人大团结万岁！全国工农同盟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三曰出版的《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第十一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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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段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段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自“五卅”以来，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向中国民众进攻更有组织更有计划更有实力，一方面与中国资产阶级妥协，并散布反赤的宣传，以分离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一方面尽力援助直奉军阀扑灭接近民众的武力之国民军。此种进攻到现时更为凶狠，国民军之二、三军已在英日吴张联合进攻之下完全失败，只剩下国民一军孤军作战，既无法得到充分饷械之接济，又陷于四面包围之中；而吴佩孚、张作霖方面有帝国主义充分之援助，虽濒于绝境的张作霖亦能赖日本之力起死回生。所以现时的局面非常险恶，倘若国民军在北方完全失败，则全国将陷于顶反动的局面，广东政府在这样大的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亦将不免于陷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生死存亡关头。此次大沽事件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日本以四驱逐舰引导奉张军队袭击天津，国民军之制止通行乃是正当防御应取的手段，〈乃〉英日领导的使团，竟援引辛丑条约提出最后通牒于中国政府，限期撤消大沽口一切防御，是无异于解除国民军武装，让反动势力为所欲为，且在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上亦并没有禁止对于〈入〉港外轮之检查，可见帝国主义者通牒之凶蛮无理。北京民众特为此事开市民大会，提出“反驳列强之通牒”“固大沽之国防”“反对日舰援助奉军上陆”等口号，向执政府请愿，严驳使团通牒，乃段卫队竟开枪击毙三十人，重伤轻伤不下百人，段祺瑞、章士钊等且预备以煽动群众大会之罪名逮捕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段祺瑞之敢于出此凶残手段，盖以国民军现时所处地位不得不敷衍妥协，段乃敢于如此。这次屠杀较“五卅”尤为严重，再加上现时政局之反动趋势，我们更应以胜过“五卅”之努力来对付此事。党现在关于此事决定之政策是：1．为要援助国民军，为要免中国陷于极反动的局面，使革命进行遭受极大的挫折，我们应利用这次屠杀，鼓动一个全国民众的大运动，类似俄国一九○五年冬宫请愿屠杀而起的全俄革命运动。2．我们所提出的口号务期更普遍能容纳一切的群众参加。中央决定的总口号为：讨伐残杀爱国学生的段祺瑞！反对威吓中国的使团通牒！取消辛丑条约！我们要在这个口号之下，集聚一切的群众：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醒狮派，均来参加这个运动。3．不能提出过左的口号，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特别是上海的工作更当注意此点。反对张作霖反对吴佩孚的口号先不提出，以后再提，因为上面总口号的结果自然是不利于吴张的行为。4．在我们的宣言传单内尚可补充以下的意见：Ａ．追悼被杀爱国同胞。Ｂ．抵制英日货。Ｃ．开国民会议惩办媚外军阀。Ｄ．段祺瑞是屠杀学生的凶手。Ｅ．辛丑条约是剥削中国主权最甚的条约。Ｆ．三月十八日又是一次国耻，望同胞勿忘国耻。5．对国民一军勿加攻击，他们政策的右倾乃现时所处的危险〈地位〉使然，只严电冯军将领速起讨段。6．用各团体名义电方本仁、孙传芳、唐生智、夏斗寅、叶开鑫等促其讨段。7．现时只有广州政府能积极起来联合长江方面反吴的势力并造成全国民众的大运动，可以救一军地位之危险与政策之右倾，可以救中国革命之危局。望各地于接此通告后迅即执行。钟英曾延白三月二十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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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全国的民众！抑知今日严重时局及其由来否？原来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五卅”以至郭松龄反戈攻奉，中国的民众已有胜利的希望，帝国主义者发了恐慌，不得不亲自出马，援助他们的走狗向中国民众反攻。第一个反攻即是日本出兵满洲，帮助卖国贼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第二个反攻即是英国以大批军械帮助吴佩孚攻打河南，日本以大批军械帮助李景林，张宗昌攻打直隶；第三个反攻即是广州英国帝国主义借税务司利用中国海关封锁广州海口，为摧残广州国民政府和饿毙广东人民之计，并隐藏着借此发动炮击广州的阴谋，英报且明白宣布将以十万大兵征服中国的计划；第四个反攻即是日本公然派遣舰队掩护奉军兵舰进攻大沽口，且炮击大沽炮台；最近第五次进攻即是他们反来借大沽事件以最后通牒威吓中国，且指〈使〉段祺瑞屠杀反对此项最后通牒的学生与市民，以形成今日严重的时局，即英日段张吴联合屠杀中国民众的时局！全国的民众！我们觉得目前时局的急转直下，比之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件的最后通牒时，民国八年五月巴黎和约签字时，及去年“五卅”上海租界政府屠杀爱国同胞时，更严重十倍。“五七”、“五四”、“五卅”——这三时期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屠杀同胞因而引起全国民众热烈的反抗运动。经过这三时期，中国民众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才形成了布满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可是现在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用枪炮军舰大队人马间接以实力扶助卖国军阀，企图根本消灭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全国民众历年牺牲的结晶，甚至稍具民族色彩的势力。消灭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实行屠杀全国民众，使全国民众永无翻身之一日，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目前这一时期是再危险没有的了。正当全国民众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之时，帝国主义者却用最后通牒拥护剥削中国主权最甚之辛丑条约。甚至在天津禁止中国当局检查外轮，超出已有的不平等条约范围之外。英日等帝国主义威吓中国的最后通牒，固然给中国民众以莫大的耻辱，同时亦是援助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等实力压迫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帝国主义者为什么援助张吴？当然因为他们都是拥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卖国军阀。为什么压迫冯玉祥？因为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吴两派军阀统治中国之障碍，冯玉祥之失败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吴之胜利，这正是此时中国民众应该对冯军表同情的缘故。民众对冯军表同情之意义，不是拥护一个军阀，乃是督促他们与全国民众共雪帝国主义者所给予中国民族的耻辱。日本军舰在大沽枪杀许多中国兵士，虽然他们是国民军，可是也是中国同胞，亦不好任帝国主义者自由杀戮罢！全国痛恨的段祺瑞为什么敢于枪杀大批学生市民呢？为谁枪杀他们呢？自然明明白白是老卖国贼段祺瑞受了英日指使，为拥护辛丑条约而屠〈杀〉爱〈国〉同胞！爱国同胞死于帝国主义者之手，已足使人愤不欲生；今爱国同胞为爱国示威而死于自称中国执政之手，全国民众又将何如！？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全国的民众！我们能不为这些死者复仇么？我们能不讨伐这个杀人的卖国凶犯么？全国的民众！帝国主义者已从各方面用最后手段对付我们了，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等已是显明的帝国主义者的刽子手了。他们所要摧残的目的物，自然是全国要求民族自由的民众，他们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首先要扫除达到这个目的的障碍物——广州的国民政府及北方的国民军。因此广州国民政府和北方国民军与全国民众发生了生则共生亡则共亡的关系了。在此种时势之下，民众或则坐以待毙，或则急起直追，杀出一条血路，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据我们想象，无论平时有何政见不同，无论是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富商大贾，研究系，进步的军阀官僚等等，在此次争斗，即对于讨伐段祺瑞，取消辛丑条约和洗最后通牒的耻辱这三件事，都应有所动作，若有人坐视不动，无论平时说得如何爱国，无论是否以反赤为口实，都是中国民众中的败类。苟安的心理是再不能有了。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打倒了段张吴，中国才有和平的可言。否则苟安就是送死。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敬告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打倒惨杀爱国同胞的段祺瑞！肃清一切卖国军阀！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建立人民政府谋全国真正和平！欲达上列四项日的，真正爱国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助成他的北伐使命，同时亦不惜以重大牺牲实际援助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最后的时机到了，我们再不能犹豫了。或存或亡，在此一举！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六．三．二十根据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四七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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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各级同学们：最近中央局因下面两个顶严重的问题，在京召集特别会议，这两个顶重要的问题是：1．仲甫同志〔1〕因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同时，上海地面反动势力日愈严重，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右派、醒狮派、工贼，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中央局处在这困难情形之下，应赶急设法对付。2．现时的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全力以资助直奉军阀向国民军、国民政府、人民进攻。如果吴张势力战胜，全国政局必定转到极反动的局面，那时仅广州政府孤军作战，处于四面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也许因此而失败；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持得住北方现有的局面，广州政府在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势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所以现在这个时期实是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我们应迅速认定什么是我党目前在政治上第一的责任，以及如何支持北方的危局，如何巩固广州国民革命的根据〈地〉，皆是急待总合南北同志的报告而速决定的问题。到会同志十二人，计中央委员七人，C．Y．代表一人，北方区重要同志二人，粤区重要同志二人，开会二〔四〕天，会议七次，自二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四号。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会议问题遂集中注意于“目前的政局与我党主要的职任”一案，会前中央及南北负重责同志已有数日的非正式讨论，正式开会时反复辩论又经二日，方始作最后的结论。这个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暴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已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广东政府不幸而失败，则中国将经过一长期的反动，给中国国民革命以巨大的打击。北伐的号召不是什么护法护宪，而是真能解放农民的痛苦；中国的革命，工人固然占着领导的地位，然非更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不会成功。全国农民现已走到一个准备暴动的时期，所须要的就是我们去组织，所以我们说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在“关于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这决案中详细分析：1．“五卅”以后全国各阶级联合反帝运动战线之逐渐分化崩坏，工人阶级日陷于孤立隔离地位；2．要引导国民革命得到胜利必须是取得农民的援助，造成工农势力的大联合；3．从工作的经验来看，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能以发展，因此我党当使此政权推广及各省，所以广东政府的北伐便成第一等重要问题；4．现时是英日张吴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向接近民众的武力国民军进攻倘若得胜，必继续推翻广东政府，所以现时在北方应该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抵御这个反〔进〕攻，才能维持民众运动在北方比较自由的基础，才能为广州北伐的接应；5．广东政府只有北伐才能扩大中国的革命运动，能使自己免于孤立。所以这次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革命势力的往北方发展，亦就是加紧在农民之中工作。在这个决案内，特别指出广州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州政府北伐关系之重要以及农民问题在现时之特别严重，这两点非常重要。不维持住北方国民军的局面，以接应广州政府之北伐，则广州政府必陷于孤立；不努力取得农民，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则工人亦将陷于孤立。然而各地同志在执行这决议案时，须注意勿生出下列之误解：1．只注意广州工人农民运动工作，而放弃其他工作；2．以为有了国民党国民军的政权，而后可以发展工农运动。这个决议案的真意义要使同志们对于广州政府农民运动国民党国民军政权之重要格外深切了解，在党分配他的力量时轻重缓急有所选择，但并不是叫我们只注意广州工作，农民运动工作。非有全国各地革命宣传的响应，则广东是孤立的；非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学生、商人之参加革命，则工农联合战线亦是孤立的。国民党国民军政权所在之地方，固易发展工农运动，另一方面，也只有工农运动的发展，更能促进国民党国民军政权格外左倾。望各地同志于执行以上之决议案时十分注意。关于中央地址问题，须视何地能更便利的执行党在最近将来之重要使命，能顾及党的全部工作，能建立党的中央完密强固的组织。会议决定，如北方国民军地位稳定，则中央决移北方，而于上海设交通处，广州设临委；如北方政局反动，则移粤与否尚须讨论。此次会议，又决定于“五一”节日在广东召集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农民大会的意义更为重大，望各地已有农协组织之地，迅速发展成立省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立刻准备代表和搜集到会讨论材料（北伐路线必经之湘鄂豫直四省工作尤为重要）；未有农协组织之地，亦用〔应〕从速着手进行，并努力搜集有关农民问题的一切材料，以供党决定农运策略时之参考。议事日程共有十一项：1．现时的政局与党的重要职任；2．中央地址问题；3．国民党问题；4．北方军事政治工作问题；5．广东问题；6．三特区工作问题；7．河南问题；8．铁总问题；9．五一节在广州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劳动代表大会问题；10．设立长期党校问题；11．反吴宣传问题。兹择关系比较重要而且普遍之两决议案附录如后：1．现时政局与共产党主要职任议决案（略，见本书第53页）2．国民党工作问题（略，见本书第60页）钟英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陈独秀字仲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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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国民党同志们：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内，中山先生所期望的民族革命运动，固然有了突飞的进步，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山先生有灵，应有两件最痛心的事：一是国民党左右派之分裂，一是反赤运动之高涨。全世界反赤运动的主人本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指示反赤运动者自然也是他们，尤其是英日帝国主义者，他们所用在中国反〈赤〉运动的工具是反动的军阀（如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陈炯明、魏邦平等）及反动的知识阶级（研究系国家主义派及老民党反动分子如尤烈、徐绍桢、章太炎、冯自由、马素、邓家彦等）；他们所反的赤是工会农会学生会共产党国民党国民政府，甚至于国民军和郭松龄，更甚至于段祺瑞治下之贾内阁，也算在赤化之内。这班鼓吹反赤的人们，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无一不是背叛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他们所反对的赤化〈派〉，大部分都是参加民族运动的，而且除共产党之外，没有一个说得上是什么〈赤〉不赤，可见他们所谓反〈赤〉，实际上乃是用反赤的旗帜和反帝国主义的旗帜对抗，为帝国主义者来破坏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先觉，他若亲见一班老同志竟参加这种破坏中国民族革命的反赤运动，岂不是一件痛心的事！至于国民党左右派之分裂，中山先生有灵，那更是痛心了。右派对于党〈内〉的纠纷，不待第二次大会来解决，竟痛痛快快由西山会议产生了在广州统一的中央党部以外之中央党部，接着又另立和左派分离的各地方党部，在分裂之形式上，我们可以说是右派之错误。分裂是西山会议决定的，右派对于左派分离之理由，在西山会议的议决案可以看出，一是反对共产派，二是反对苏俄，三是反对联共联俄的左派，在分裂之理由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右派之错误。国民党联共联俄，本是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国大会时所决定的革命政策，当时公然表示反对此政策的便是冯自由一派。列席西山会议的右派领袖们，自以为是中山正统派，又声称不能和反动派合作，可是实际上西山会议之目的及其主要的议决案，乃是反共反俄，乃是抛弃了孙中山的政策而采用了冯自由的政策，这是我们所深为惋惜的。或者他们自己不承认是根本上反共反俄，不过对共不赞成党内合作，联俄须以平等待我为条件，即令是如此，已经明明白白将中山先生联共联俄政策加以修正了。这一修正，不啻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根本推翻，不啻表示冯自由的主张对于孙中山的主张之胜利；因为对他党党外合作是普通的党略，联络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是普通的外交政策，和中山先生联共联俄之特殊的革命政策不同，中山先生看清了国内无产阶级的共产派有党内合作之必要而无危险，看清了国外无产阶级的苏俄必然以平等待我而无所疑虑，才决定联共联俄这两个特殊的革命政策，现在右派对此政策而怀疑而修正，至少也可以说是孙中山与冯自由之间的调和政策。右派对于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为什么这样怀疑而要加以修正，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小问题，而有很大的社会原因，值得我们说明的。在前，中国民族运动，如洪杨事件，如义和团事件，都只是原始的农民暴动；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参加运动的主要成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之知识者站在领袖地位，因此，中国民族运动的形式及性质，遂进了一步；到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以来，全国大都市都发生了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运动，并且发生了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运动一开始即带着浓厚的民族运动色彩，且直接参加民族运动，因此，中国民族运动的形式及性质，更进了一步。这一个进步，遂反映到领导中国民族革命的国民党，在党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的国民党，其中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如章太炎、冯自由等，看轻了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地位，不相信中国有继续革命之必要与可能，遂先后脱离国民党而投降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其余的革命分子，虽不曾看轻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之力量，而同时看见敌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力量还是很雄厚，感觉着自己孤立，遂有结合同盟军之企图；这一企图在国民党是必要的，也正因这一企图使国民党起了猛烈的分化：一派企图向左结合无产阶级，一派企图向右结合资产阶级。企图结合无产阶级，遂不得不采用容纳共产派联俄拥护工农利益等革命政策，企图结合资产阶级，遂不得不修正联共联俄政策及提出阶级调和的口号，国民党左右派乖离的真因完全在此。依照中国革命之现状，这两派的主张究竟谁对，这更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在每个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固然应〈该〉采用适当的口号与策略，努力获得资产阶级之参加，至少亦要能够使他们中立，万不宜驱之使其站在敌人那边；可是国民党若企图结合资产阶级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同盟军，来担任困苦克己的决死斗，不能不说是一个幻想。全民族的经济解放运动，本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应该努力参加的；可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大半都是从买办阶级蜕化出来的，他们和帝国主义者及本国封建军阀，有很复杂的经济关系，未来的抽象的希望，敌不过他们眼前具体的利害打算，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运动走一步退十步的态度，也就是这个缘故。反之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乃是他们的经济生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并且他们大部分亲身在外国资本家鞭箠之下，每日做十二小时以上的苦工，资本帝国主义之凶猛，他们比任何阶级都看得清楚，所以他们在事实上已很猛烈的参加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国际状况上看起来，帝国主义本是资本主义获得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掠夺发达到最高形式，所以各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不明助或默认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掠夺与压迫的；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的，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苏俄及德国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德国共产党。依据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说民党左派企图结合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同盟军是对的，因此中山先生的联共联俄的革命政策也是对的。可是反动派对于中国共产党及苏俄所造的谣言与非难，国民党右派竟据以做怀疑及修正中山先生联共联俄的革命政策，这也是我们应该辨正的。他们捏造中国共产党之谣言很多，最重要的是破坏国民党或是想变国民党为共产党。可是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若企图破坏国民党，便成了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工具；在事实上，自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国民党党员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大有进步，所破坏的只是帮助国民党打败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反动分子，这正是反动派所痛心，所出不得不出死力来造谣非难共产党的最大原因。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中国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决不至有变国民党为共产党之幻想。他们非难苏俄，最重要的有三事：一是蒙古问题，二是中东路问题，三是广东问题。在国际革命运动上说，援助一切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是苏俄开国的国是，他援助蒙古民族，和援助中国民族是同一的理由，并且同时他不赞成外蒙压迫内蒙，和不赞成中国别的大民族压迫蒙古民族也是同一的理由；在国际交涉上说，中俄协定已经明白规定蒙古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是中俄对于蒙古关系，已经不成问题了，所余下来的就是政治组织问题，这是要中蒙两民族自己决定的，难道我们愿意承认苏俄对蒙古的关系和法国对安南、日本对台湾一样，要他亲手交还我们吗？中东路的办法，不过是暂时的局面，拉得克和杜洛斯基都解释的很清楚，为什么要维持这暂时的局面，此理甚明，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若今天交给张作霖，明天便转到日本手里或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共管，苏俄是希望中国的人民政府早日成立，能够接收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并不是企图永远中俄共管的，我们若望苏俄马上交还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表面上虽然是为中国向苏俄争得此路，实际上是为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向苏俄争得此路。关于广东问题，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似乎更是不须辨正，他们硬说广东已经被苏俄统治了，嘉伦将军掌着军政权，鲍顾问掌着民政权，可是嘉伦将军和鲍顾问都已经先后离开广东，试问现在执掌民政权、军政权的又是谁？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民族革命进行之故，现在极诚恳的劝告中国国民党的右派同志们，你们如果真是中山主义的信徒，便应该完全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而不加以怀疑与修正，而不站在孙中山与冯自由之间的调和地位，便应该取消和左派分离的党部组织合成整个的左倾的中国国民党，来努力担负中国民族革命的工作。眼前民族革命之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打倒反赤运动，你们及资产阶级虽然不曾积极的参加这个运动，似乎取了中立态度，这是不够的。他们所谓反赤，俨然和反帝国主义是对抗的口号，明明是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利用中国反动的军阀和反动的知识分子，向中国参加民族运动各派反攻的政策；因此，负有中国民族革命使命的中国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者之反攻，是不应取中立态度的。所以我们在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高声叫出总的口号：中国国民党左右派结合起来！全中国的革命派结合起来！打倒破坏中国民族革命的反赤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月十二日根据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四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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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目前北方战争的宣传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应付目前北方战争的宣传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一、认定此次张吴胜利，国民军在北方失败，将来到一长期的反动，给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重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国民军若能守住北方，待至数月后广东政府北伐，必能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所以目前的战争，实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二、过去全国对于反吴的宣传做得太少，特别是北方尚没有充分的在群众中的煽动，国民党须速成立一宣传委员会进行此项工作。三、指定秋同志〔1〕起草通告，特同志〔2〕起草宣传大纲，口号是：反对卖国军阀，建立和平，召集国民会议，在这三个口号之下要求冯玉祥出山。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注释〔1〕秋同志指瞿秋白。〔2〕特同志指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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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最高党校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开办最高党校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决定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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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在广州召集第三次劳动代表大会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革命军人代表大会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五一节在广州召集第三次劳动代表大会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革命军人代表大会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劳动与农民大会决定举行，革命军人代表大会因无可能不召集。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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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总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铁总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一、铁总党团与各地党部的关系问题，交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拟出详细明文规定。二、指定U．同志为铁总党团书记。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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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河南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一、豫陕区委重新改组。二、豫陕区目前应注意的工作：Ａ．立刻建立党的秘密基础。Ｂ．立刻建立工会农会秘密组织，加紧注意农运工作。Ｃ．注意军事工作，为对付目前战争指定七人组织临时军委应付。三、劳动学校暂时停办。四、关于河南同志取消区委书记决议案。中央特别会议，听了中央报告豫陕区几个同志排斥区委书记Z．F．同志〔1〕的情形之后，——这种情形是经过中央长期的郑重的事实上的调查和考察的，认为：一，Z．F．同志在河南做区委书记的工作，固然非常努力，并且各方面都有成绩；可是因为中央所派的区委委员，有几个以不得已的原因而不能即刻到任，以致于区委的组织不健全，于是Z．F．同志执行职务的时候，往往在组织上手续上有疏忽或不适当的地方。二，Z．F．同志在指导工作的时候，有时对于同志的态度不大好，平常时候他的个人生活上又不免有些浪漫的不检点的地方，足以引起一部分同志对于他——负重大责任的区委书记发生猜疑，因此在工作上便生出不好的影响了。在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之后，Z．F．同志自己既没有看清事态的严重，当然也就不曾将详细情形报告中央，以便设法即时解决，而任其酝酿，因此Z．F．在这几点上，的确有疏忽和错误的地方。但是这少数不满Z．F．的同志，在这种情状酝酿既久之后，竟趁Z．F．同志因为党的工作暂离河南的时候，召集所谓区委会议，贸然议决停止Z．F．职务，不等中央决定，对他的弹劾案也在这种非法越权的议决之后才提到中央，中央特别会议认为这些同志的行为，显然违背纪律，决定对他们下极严重的警告。这些同志都应当明白自己的极大的错误，中央审查他们对于Z．F．的弹劾案中各条，认为Z．F．同志除上节所述之疏忽或错误外，别无甚么严重的错误，这已经在审查双方的报告和意见完全证明，他们自己也都承认本来决无受停止职务的处罚之理；况且这些同志擅自议决停止Z．F．同志的职务，完全破坏纪律，这却是严重的错误。再这些同志之中尤其是C．同志，他的行为既已放浪，并且不但不接受郑州地方书记M．同志的批评，反而在京汉路党团会议上公然乱说党中分裂两派，以此鼓动不明白事实的同志反对Z．F．和M．同志，这种行为和态度，几乎可以说是自绝于党，应受留党查看三月的处分。至于M．同志于正式以党的名义批评C．同志之外，还在私人谈话中随意说及，亦有不谨慎的过失。凡此一切都是共产党所不能容许的，一般同志都应当明了注意，使党内不再发现这种现象。中央特别会议根据这一决议，特别委派中央候补委员W．X．P．同志〔2〕和豫陕区委对于该区一般同志详为解释。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注释〔1〕Z．F．指王若飞。〔2〕W．X．P．指王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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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区工作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三特区工作问题〔1〕[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三特区目前应解决的一个急要问题，就是农工兵同盟会的工作问题，根据北方区报告所得的结论：一、本来我们是想利用此种组织，去集聚西北散漫的农工兵群众，为西北民众运动的基础。但是过去工作同志的工作，是夸大而不切实，没有了解这是党的一种群众工作，而只注意是招集土匪的军事运动，发生很多的错误，只是替国民军招收了一大批土匪式的军队，自己的工作全没有基础。二、三特区最主要的群众是农民，为组织农民可无须乎同盟会去号召，可用农民协会的旗帜，比较更明确与切实，现在应该结束同盟会的工作，转到农协的工作，绝不能够再去发展同盟会，只是利用同盟会已得的一点线索，去做农协及国民党工作。三、农工兵同盟会中的蒙古群众，可加入内蒙古国民党或中国国民党，极力发展中国国民党工作，并须保持与内蒙古国民党友谊的关系。四、北方区须派一得力同志去指导三特区工作。五、以后三特区内蒙古国民党及农民运动工作凡有相关的问题，由国际所派蒙古代表与北方区会议决定。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注释〔1〕三特区指一九一四年设立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一九二八年改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十年代分别并入河北、山西、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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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广东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一、平山赴莫问题：——往返限定三月回粤。二、K．M．T．〔1〕中央要求与C．P．中央时开联席会问题：——不能称为联席会，不是许多中央委员参加，不把他的性质看得很严重，是决定政策的会议，只是随时遇有纠纷可互派代表商量解决的仲裁会议。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注释〔1〕K．M．T．是英文国民党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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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一、自“五卅”以后，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在别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军阀，已逐渐崩坏，在崩坏的过程，逐渐分化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此种势力常表现反抗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之反动军阀，如直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国民军，奉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郭军——现时之魏益三部。因此中国C．P．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二、现在北方的国民军，便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尤其是其中之更左派。但是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三、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Ａ．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Ｂ．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四、为执行以上的工作，C．P．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尤其在北方更感觉有特殊的必要；并且在北方以往的军事工作都是临时应付，因此中央对北方军事工作应有个系统的计划。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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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工作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国民党工作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一、以往各地对于民党的工作，都只做了仅仅成立民党机关的工作，而尚没有使这机关去集聚大群的民众，以后应极力注意改正。二、当努力宣传二次大会的成功，宣传广东政府，极力发展左派的群众。三、在与反动军阀帝国主义醒狮派等更反动的势力斗争中，对于右派采用联合战线的政策，去取得他下面左倾的分子，去分散右派下面的群众，去暴露右派首领的罪恶。四、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的工作，当在各地用民党名义迅速发展农民运动。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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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址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地址问题[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一、中央应在何地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的中心，中央须在何地才能执行党目前这一重要〈的〉职任。二、党在最近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同时须顾及北方上海已得到的民众运动工人运动的基础；中央所在地必须能顾及上面所指工作，才能尽党整个的使命。三、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因为：Ａ．上海不是政治的中心；Ｂ．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Ｃ．不能有完备的技术机关以指挥日愈发展的群众大党。四、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惟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地〉，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便。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决在北京；万一不幸国民军在北方失败中央决移广州。五、中央若在北京，以四同志组织中央局，二同志在粤组临委，上海设交通局。六、C．Y．中央与C．P．中央同住一地。七、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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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本是各阶级极大的联合战线，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久便分裂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被向来所没有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所恐吓，别方面受帝国主义者假意的亲善所赂买，渐渐的脱离民众〈的国〉民运动，以致于工人阶级单独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而流血。资产阶级分裂国民运动之后，虽然向来是趋向于革命的学生界，也就开始阶级分化，工人运动〈的〉群众化，不但没有〈使〉学生界更加团结，反而使他们也起分裂。——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到此便完全发露，学生界中现时从共产主义派到国家主义派，各自反映中国社会中各种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派代表工人阶级；国家主义派则代表买办阶级，徘徊于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之间。中国无产阶级，却还并不因此而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及学生界中的一小部分已经得到帝国主义者的真正让步，其实资产阶级的分裂国民运动，离开国民革命先锋的无产阶级，——就是在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来论，也是太早的。这种分裂的发生，仅仅因为资产阶级希望出卖群众运动，便可以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可是资产阶级完全是自己骗自己，实际上所得的不过是一九二九年关税自主的空言应允，和法权会议的骗人把戏，这种客观状况之下，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真正妥协，暂时还没有可能。所以以后资产阶级的对抗帝国主义，还是不可免的。然而事实上如果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要有真正的斗争起来，工人阶级立刻便要陷于孤立隔离的地位，如今已经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方面，只要有小小一个真正的让步，中国民族运动的分裂起分化，一定还要厉害起来。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对于自已和自己的阶级，正确的指出农民问题的意义，那就是我们的党不能尽自己的天职，——没有做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军和领导者的能力。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最彻底一贯的联盟军，他们亦是需要国民革命有彻底的成〈功〉的，如今的政治总象和革命前途，已经使这一问题成为极严重的问题。“五卅”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根本便是对于农民工人无限制的剥削，农民和工人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最主要的目的，便就是避免这种剥削，所以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我们的党在前次大会及最近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已经讨论过农民问题，并且有了大致的决定。现在我们应当归纳事实和工作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这种议决能以实行而有成效。从发展农民运动的观点上来论，国民军和国民党的〈政〉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当特别努力于各方面的工作，以求推广这种政权于各省，以此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而使工农联合战线有真正的可能。在现时政局之下，——工人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差不多是孤立的，——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五卅”的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给反动军阀一个有力的打击，使他们内部崩败冲突，以致于在政治上军事上逐渐失败；可是不久英日帝国主义便建立吴佩孚张作霖的联合战线，向国民军反攻。北方国民军固然漫无中心，还决不是革命的人民的武力，可是他们确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并且确有破坏崩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作用，所以英日张吴反国民军的联合战线，当然压迫反对一切国民革命运动，如果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居然战胜，帝国主义者于更进一步的分裂国民运动之后，必定能以造成非常反动的局面，而且更比前要加增多倍的力量来维持他，——因此也就必定是很长期的。同时这种帝国主义反攻的胜利，必然继续进攻而要推翻中国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才能使全国人民得着必需的保证，——以开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取得最后的解放。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于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他不但得着奋起斗争的南方几十万工人的助力；并且有几十万有组织的农民赞助他；他以工农阶级的革命斗争做柱石，而能扫清一切反革命的军阀，统一广东的民政财政军政，废除苛税杂捐等等，因而也就得一般人民的同情和赞助。可是如果广州的国民革命势力和潮流不能发展于全国，他必然陷于孤立地位，同时受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的压迫，必致于不得不妥协而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况且他是现时唯一的革命中心和革命运动策源地，只有从这个地方发展国民革命的运动而后有大规模的政治上的意义和成功。现时中国北方国民军的反对张吴，各地农民自然的骚动，与工人阶级的组织及斗争的扩大和发展之中，广东国民政府——工农的革命联合——实在是最重要的主力军，而帝国主义方面也在竭力想法扑灭这些势力。我们的党在这些革命势力与英日吴张等帝国主义的联合的直接的间接的斗争里，应当认明现在是历史上的重要时机，是革命胜利的出发点。我们的党虽在中央扩大会议之后，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然而在这革命时机之中，党的政治上的势力，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时机而发展，对于一般民众的政治指导，不能巩固扩大，那么仅仅是党的组织上的扩大，决不是保证我们能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种种，这次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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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孙中山先生纪念日宣传大纲（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关于孙中山先生纪念日宣传大纲（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1〕孙中山先生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他的死，不但是中国国民党的损失，而且是全中国人民的损失，也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损失。因此三月十二日应是国民革命最广大的宣传日，宣传纲目如下：一、孙中山遗留下来的不只是三民主义，而且有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和广州国民政府；我们应号召民众拥护孙中山先生遗留下来的一切，如有破坏中国国民党的统一和广州政府的，都是中山先生的叛徒。二、借孙文主义之名，而行破坏统一的国民革命之实，不是真正孙文主义的信徒，乃是孙文主义的叛徒。真正孙文主义的信徒，要在中国国民党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之下遵从孙中山先生一切主义和政纲（如联俄集中革命势力，如容纳共产分子等）并以革命精神切实执行的，才是真正的孙文主义信徒。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建国大纲，商团事件宣言，北伐、北上诸宣言，遗嘱和致苏俄书，应为宣传主要材料。四、应极力宣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宣言和一切文件，并宣传广州政府的最近状况，从事征收党员，以发展左派力量，并喊出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应是革命的势力检阅的日子，革命势力集中中山旗帜下的日子，纪念中山先生的民众，应自矢为革命党徒。五、在这一日应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开国民会议；利用种种目前事实从事宣传，使成为有力的运动。并喊出为纪念中山先生，民众应遵照其遗嘱立即达到废除不平条约和开国民会议。六、要求一个统一全国的革命的政府，这个国民政府，一定要在中国国民党指挥之下，能实行反帝国主义的职责。纪念中山先生的运动，在许多地方，应要求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放假一天，即能办到停止半小时工作亦是好的，至少亦应召集群众大会、讲演会并游行示威，发散小册子传单；此种运动，应由各地国民党党部领导民众团体举行之（右派民众团体，亦应邀其参加）。在北京、广州等处，C．P．、C．Y．亦宜设法公开参加，最好能派代表出席演说。口号应是：中山先生精神不死！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不死！集合于中国国民党之下，实行中山先生的主义和政纲！召集国民会议！组织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各地如有关于地方性质的口号和宣传亦可斟酌加入。在这一日并可要求［广求］广州民党中央惩办中山先生叛徒——西山会议诸人及上海伪中央分子。当日纪念情形，须由当地党部电唁广州民党中央。一切筹备经过，纪念情形，及所得结果，立即详细〈报告〉中央，至盼！应注意多吸收学生妇女诸分子，以增加民党左派实力。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用“曾延”署名的“通告一三五号”转发的，通告说：“兹转录大学孙中山先生纪念日宣传大纲于下：”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是转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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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1．国民党自从孙中山死后，内部有冯自由居正谢持马素等之反动，继之以戴季陶修改革命的中山主义之宣传，邹鲁林森叶楚伧邵元冲等西山会议之发起与孙文主义学会之组织，莫不挑起党内左派右派反动派的重大纠纷，酿成党的严重恐慌，同时影响于革命政府的动摇，如滇唐侵略刘杨之叛省港罢工仲恺之死等，几乎颠覆了广州的革命政府。在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等，莫不欣然预计中山死后国民党必然分裂，广州政府必然崩坏。他们把国民党只看作是中山一人的国民党，把中国的革命只看作是中山一人的要求；他们不相信中山死后国民党革命政府还能存在，更不相信国民党革命政府还能转〔较〕中山在日更大发展。他们用尽一切的阴谋援助党中的反动派右派向党捣乱，资助一切反动势力向革命政府进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他们以为是没有开的希望了，即令有可能也一定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不知要闹许多风潮。然而现在事实的证明，他们一切的期待一切的努力都失败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竟很好的开成。所以我们对于这次大会的成功，应努力宣传：Ａ．这个成功是表示中国民族运动的成功，是证明中国的民族运动不因中山之死不因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勾结党中右派反动派捣乱而消灭。Ｂ．这个大会，在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上是极有价值的。Ｃ．这个大会，是整个的统一的大会，是唯一能代表全党的大会（海内外有组织的各地均派代表与会）。同时证明少数反动派右派捣乱之无能为，证明他们的行为不是什么党的分裂，只是这般人背叛了国民革命被淘汰出去。Ｄ．这个大会，是真能接受中山的遗嘱真能继承第一次大会的宣言和政纲的大会。Ｅ．说明在这次大会中经过的好现象，右派反动派并无力捣乱，而左派与共产派的关系非常之好，双方并没有什么意见，仍一致的协作。Ｆ．努力宣传这次大会的一切材料，特别是宣言及各种决案。我们宣传这次大会的成功就是宣传左派的成功，宣传大会的一切材料就是宣传左派的思想和政策。2．我们现在对于国民党工作，应该懂得下列几个主要策略：Ａ．C．P．与国民党合作政策：仍当继续从前的政策，与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竭力赞助左派发展革命运动的工作，竭力赞助左派对右派的斗争，竭力扩大左派的组织；同时，又要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因为左派的发展是要以C．P．为核心的，离开了C．P．，绝不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国民党左派。Ｂ．左派与右派的联合战线：为对付目前的反动政局，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勾结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为增强国民会议宣传的势力，我们应建筑一民众团体的联合战线，我们要在这个联合战线的策略中去减轻右派的反动力量，去拉住一部分较好右派首领，去取得右派下面的群众。实行这个策略须注意下列几点：一、在现时中国大革命的高潮当中，没有确定的右派，因为确定的右派一定要成为反动派。现时右派的首领，多是很动摇的，常常徘徊于革命政策与反革命政策之间，尤其是右派下面的群众，性质更不固定。所以我们对于右派的政策，决不能拢〔笼〕统的把他看成与左派敌对的固定的组织，更不能逼他团成一气，把他看成整个的对象来攻击；我们要努力使他们逐渐分化，好的走到这方而〔面〕来，坏的驱逐出国民革命战线之外。联合战线的政策便是由此产生。二、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反对右派的口号策略，努力宣传左派；一方面又要讲联合战线，这本是很冲突的事。过偏于前者的宣传，一定是减少行动势力；过偏于后者的联合，一定是破坏革命的行动。因此，必须应用得当：（Ａ）联合战线不是注重形式的联合、机关的联合，而是注重增进行动的势力，不放过一切行动的机会可以取得的一切势力。（Ｂ）在思想政策的宣传上绝对不能让步，应努力痛斥右派的错误；在行动上则力求取得其合作（如对于反日出兵之示威运动，国民会议促成会之进行等等），以壮大运动的声势。三、应设法抓住右派中比较左倾的首领，应把他放入各级组织之内，使他在左派势力包围之下，不要让他站在组织以外；因为使他站在组织以外的结果：（Ａ）可以影响一部分群众离开党，激起他们的另自结合；（Ｂ）或成为反动派利用号召的工具。四、在联合上部首领的工作当中，切不要忘记是要借此以打入下部的群众中去，是要借此以引起一切的行动，从行动中证明我们政策的正确，去取得右派下面的群众；倘若仅注意上部的形式的联合，则这种联合是无用的。3．参加大会的代表回转本地后，应即依照民校第二次大会议决及本党政策，与该地区委或地委详细订出该地发展民校工作的计划，预备召集全省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应努力多找左派分子参加，并应选出一些左派分子在党部负责工作。4．在宣传工作上，除上面所指出努力宣传这次大会的成功，努力宣传这次大会的一切材料外，尚有应注意者数事：Ａ．要有计划的切实管理各地民校的出版物。Ｂ．赴会代表应努力宣传广东政府的成绩，宣传广东政府的成绩也就即是宣传左派的成绩，宣传左派政策的成功。Ｃ．在解释三民主义中，应根据第一次第二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小册子，说明要用如何的方法如何的力量才可以实现三民主义，指出戴季陶思想之错误，国家主义之反动。Ｄ．少说抽象的理论，多注重事实的宣传，如大会的经过，广东革命政府现状等，这都是可以实际打消右派、反动派的造谣的。Ｅ．对于西山会议分子，大会虽已决定分别处罚，各地代表回后，仍可宣传他们的罪恶错误，并可作成决议或宣言，请求中央依照大会决议严格执行，令这般人在两月内有明白悔过的表示，否则请中央开除。5．这次大会表示出国民党左派之胜利，我们以后更应努力扩大左派的群众，坚固国民党左派的基础，也就是坚固国民革命的进行。同时，我们在这种扩大左派组织的工作中，须注意下列数事：Ａ．发展左派仍当以C．P．为核心，同时要扩大巩固C．P．的组织，因为离开了C．P．，一个国民党的左派是不会形成的。Ｂ．在许多地方，从前只作了利用国民党机关的工作，尚没有真正形成群众的左派组织，以后须努力充实。Ｃ．应该在商人中农人中学生中军队中妇女中各种群众组织中，去努力发展左派的区分部。Ｄ．应该注意青年学生在国民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必须特别巩固左派在学生群众中的组织。Ｅ．工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必须使之了解民族革命不可离开阶级斗争及民族革命的党和阶级的党之不同地方。Ｆ．从现在到中山死后周年纪念（三月十二日），应该有系统的规划出扩大国民党左派应有的工作，要利用这一短期机会使左派的组织更为巩固。6．此次全国大会已规定各地党部的经费按月发给，同时并说明关于经费使用的原则应该是多用于运动上而少用于机关上，倘若某个地方只说起许多机关安置有许多领薪水的人，而实际运动做得很少，这是绝对不容许的。7．各地须在本月内，将该地发展民党工作计划并现时该地民党状况，作成报告图表，寄给中央，望勿迟延。钟英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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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兵士小商人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一九二三年“二七”残杀京汉铁路工人的刽子手吴佩孚，现在又破坏全国的反奉战线，转而与全国共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等联合，进攻反奉战争的友军国民军了。这是反奉战争起后中国政局上最大的变动——由进步势力结合进攻反动势力的局面，转而成了反动势力结合反攻进步势力的局面。此局面若继续下去，则在中国将被一黑暗的大反动统治着，英美日的代办吴佩孚和张作霖将镇压住这几年来，特别是“二七”以后勃发而日益增长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而造成远东的黑暗局面，危害于日在发展的全世界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特把吴佩孚此次联奉反攻国民军这一件事的危险，在全国革命民众面前指示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向是站在全国革命民众前面的：我们于每次政局变动时际，都很明显指示民众以政局的趋向及民众应有的努力。我们在反奉战争初兴时，即指明爱国的民众是反奉运动大潮中之主潮，民众应该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到奉系军阀因革命潮流的逼迫而成郭松龄之倒戈，我们亦已指明全国革命的民众应该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结果，因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和吴佩孚的暗中破坏反奉的联合战线，以致奉系军阀仍然得保其残喘而与吴佩孚联合起来。这也是因为在这几个月的战争中，革命民众未能积极行动之所致。现在的局面更加危险了。全国革命的民众此时正处在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决战的时机，若不急起向吴佩孚行总攻击，则任这局面发展下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所受的打击将不堪设想了。全国的革命民众！我们再不能迟疑了。我们应该积极的行动。向吴佩孚行总攻击！吴佩孚是奉系军阀之最后的拥护者。打倒吴佩孚——这不啻是严重打击奉系军阀的势力，这也即是扫除国际帝国主义压服中国民族一种有力的工具。我们应该一齐起来集中于这一步工作——打倒吴佩孚，援助国民军。国民军此时正在直接抵御吴张反动联合的进攻，民众要肃清反动势力，必须援助这一支军队。而民众自身也应该迅速崛起，向反动的吴佩孚作大规模的示威，并集合在一种行动的组织之中，表现自己的势力，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督促国民军不犹豫的、不妥协的对付吴佩孚并肃清吴系在长江的势力。在这状况底下，尤其是武汉的民众和河南的民众更应该特别努力实行驱逐吴佩孚并努力参加反吴的战争。同时，我们即应进行召集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于吴系政客一切护法护宪的主张，自然都是我们所应根本反对的。全中国一切革命的民众，快起来！打破吴张的联合！打倒吴佩孚！打倒张作霖！打倒英日等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根据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四五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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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组织部通告第二号——加强支部工作与组织统计工作等（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组织部通告第二号——加强支部工作与组织统计工作等（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各级同学们：本校各级组织部以前太少注意自己的工作，中央特指出几点，望各级严厉执行：一、支部为本校基本组织，编制上当极其精细严密，务期每个支部内都能分配得有指导训练的人材，书记，组织，宣传，会计，统计，于可能范围内宜各有专人负责，最少亦不能专任一人身上。二、地委对支部一切工作和发展状况，当严密的监示，如工作和发展上有阻碍时，当迅速探求他的原因而解决之。三、每个支部应有自己的工作计划，由支部会议议决后交地委批准。四、支部会议每次会议议程，须由支部干事会事先讨论准备，不能临时乱凑，每次会议必须有一个政治或其他重要报告，于组织幼稚的地方，地方可指令作何种报告，并供给材料或演讲人。五、征收月费能给同学们对组织更密切些的一个事实教训，务按期征收，集三月不纳者，须询问理由。又对月费数量，各地殊多差异，特将校章第二十八条原文更明析的解释如下：生活费月费一元——三○元百分之二三一元——六○元一元六一元——八○元百分之三八一元——一○○元百分之五一○一元——二○○元百分之十二○○元以上特别征收六、各级组织对每个同学工作能力务必十二分注意观察，如有特长能力当即竭力训育，多令参加某工作以资练习，必如是才能挽救我们现在人材缺乏的饥荒！七、各项统计，为本校极重要工作，可以计算我们的力量，可以考察我们工作的成绩，可以作我们各种工作进行的准绳，以前对此，实在过于忽略，以后各级都要有专人负统计责任，按月如期呈报上级组织，以前所发到各地每月统计表，负责人员调查表和同学调查表都极其重要，应如期填就，有便即寄送，为方便邮寄起见，特另造一种简表（另附），即从本年一月份起，务必每月填写寄来！八、每月各级书记总报告及组，宣，工，农，妇各部分报告各项费用的决算，任如何应当执行，不能疏忽迟延。钟祖之〔1〕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钟祖之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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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基础组织与其职任决议案[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工会的基础组织与其职任决议案[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职工运动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发展已经过了五六年的长时间，但是我们党在职工运动中的成就，直到现在，还是很稚弱的。因此党的发展受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党的决议，屡次明显指出工会工作的方针和策略，说明我们党所要求的工会应该是一种革命群众的斗争组织，而此种组织，首先应合于组织严密与权力集中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职工运动才有真正充实的内容，党的发展，才有着落可靠的基础。一年以来民族革命的高潮，造成一个极普泛革命的中国，中国工人阶级参加这些运动，表现出他已在国民革命中占有积极领导的地位，在这个局面之下，全国职工运动正处在革命潮流日益高涨的时期，工会组织问题，到此更成为党的中心问题；因为只有严紧工会的组织，增加工会的实力，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负担历史的使命，澈底与敌人争斗。可是这时候我们指导下面工会的组织，多半失之空疏，组织既然空疏，就说不到能实行澈底的争斗。现在正是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资本家及一切反动派联合压迫工人阶级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革命的武器——工会——在这个斗争中要克敌制胜，更感觉到他的本身应有严密坚固的组织，如果多数工会仍是过去一般的松解〔懈〕的情形，那就不能保证将来的胜利，并且保不住这些组织一遇到外力的压迫，能不完全瓦解。所谓组织的松懈，通常是下列所举的缺点：一、在多数工会中还没有按照第四次大会工会小组的决议案执行，工会会务完全推在少数负责的办事人身上，下面虽有一部分充当代表的下层领袖，他们的职务也不过是工会与会员间的一个居间人，除代征会费，传递命令，并没有十分注意处理本工作部分工人的切身利益问题，或做些教育训练工人的工作；这样，大多数工人对于工会的关系是很疏远的，工会的内容，渐渐的空虚起来，久而久之，这等工会便变成了一个空招牌的组织。二、也有些地方的工会，虽曾实行过工会小组的办法，但是因为负责工作者不能灵活的运用这个方法，实行的成效殊为有限，这些工会组织的形式是改变了，实质上并不见有甚么多大的进步，所谓小组干事会，仍不能实行他固有规定的职权，仍是代表制的变象，工人对工会仍是极散漫的，工会的基础工作，还未奠定；工会各级的组织，未能各尽其用，这些工会仍有待于更大的努力，才能期望有较好的进步。三、在过去不少的工会斗争中，是很利于做工会组织发展和巩固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同志，在那些斗争中往往有忽略了这一点，失去促进工会组织的机会。以上所举的缺点构成的原因，自然有些是客观环境的原因。但是各党部（自中央以至支部）缺乏经常的指导，确应负一部分责任；其次便是许多负责工作的同志缺乏对于工会基本组织的认识和努力。为纠正这个错误起见，各级党部对于此点应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使各个负责工作的同志增加认识和努力；为使同志对于工会基本组织问题有明了的观念起见，兹更为下列较详细的规定和解释：工厂小组的意义和系统一、工会是领导一切争斗的机关，他的组织应该集中而严密，才能担负阶级争斗的工作。所谓严密，即是要使工人群众在工会中加紧团聚起来；所谓集中，便是工会上层组织与下层组织有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使工人群众万众一心的结合，成功一个强有力的机关。小组组织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二、小组无论在公开或秘密的地方，均应承认为工会的基本组织，因为在同一工作部分的工人，彼此均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小组的作用，在平时是训练工人的单位，可以使工人变为明白勇敢而能活动的分子，在战时这些经过训练有胆有识的战士，便能与敌人持久的争斗。三、在工会不能公开的地方，应先从各工作部分中找得觉悟的革命分子组织小组，这个小组是绝对秘密的，可以避免外力的压迫。扩大这些小组，便是成立作坊地方工厂委员会的准备。在工会已经公开的地方，工会下层的组织，也应依照小组办法实行，此种组织对外亦须守秘密。四、小组从每—个工作部分（或地方和作坊）组织起，在那些工作部分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成立小组。小组人数不定，人数不多时只须设一组长；人数较多不便指挥和开会时，可组织小组干事会，干事会之下，依工作地段或场所得分组队或排以便指挥。小组干事会设置书记一人，负指挥该会工作之责，干事会并应尽量罗致许多活动分子参加干事会工作。五、在同一产业或职业有两个相连以上之小组，便可以成立作坊地方工厂委员会。六、联合相邻之二个以上的工厂委员会，便可成立该产业和职业工会。关于小组及委员会之名称，因历史环境之关系，暂时不必强求一致。七、工会或工厂作坊委员会及小组即在公开时，其内部组织，亦应对外严守秘密，为防御压迫起见，应常常有特别的秘密组的准备，如秘密办事机关、交通队、候补办事人员等。小组书记或组长的职任一、书记或组长对于本会工人应负积极指导训练之责，对于工厂作坊及地方委员会之一切计划，负有切实执行之义务。二、书记或组长是工人群众与工会委员会间的媒介，一方面要与群众接近，明白工人群众的情形和他们的心理，同时要与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洞悉工人群众的情形，使工人了解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的政策，使工会有一致集中的精神。三、无干事会的小组全体会员大会及干事会〔1〕，每星期一次；有干事会的小组全体会每月至少一次；小组下之每队每排之全体会至少每星期应举行一次。每次会议中应报告工会工作、时事要闻，讨论执行上级机关命令事项，工厂中作坊〔作坊中〕或地方临时发生的问题，或讲演职工运动、政治问题、劳动常识、本产业情形、个人批评等。四、遇有每个的斗争的机会发生，书记或组长应唤起全体工人热烈的参加，不要放过了一次斗争的机会（书记名称不定，可按照情形改为总干事或干事长）。工厂委员会的意义一、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是职工会的中坚组织，在各国及无产阶级柄政的俄国，同样重视此种组织，视为职工会的根本工作。二、凡一切参加经济争斗及政治争斗之积极行为，均为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最重要之工作。三、工厂作坊和方委员会，应领导工人学习管理生产事业，他应该做本厂产业管理的一切秘密工作，应当洞悉工厂一切技术上、管理上、贸易上的种种内情。此等工作即为打倒资产阶级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备。四、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应受上级工会之指挥，不得因各工作部分委员会之分立，而妨碍工会权力集中之原则。五、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应注意严密指导监督各小组的工作，经常派人出席小组会议，敦促工作之进行。工会目前的责任工会全盘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同时应注意建设在阶级争斗的关系上面。只有在不断的争斗中，工会的组织和发展以及巩固才有保障。这里我们要注意上次党的扩大会议所指给我们的几点：一、在工人群众中指明每个阶级争斗，都是政治争斗，必须政治争斗得到一步胜利，才能保障经济争斗得到一步胜利。以前的“二七”运动，及现在的“五卅”运动，都是显例。每个的政治问题及政治争斗发生，工人阶级不可取消极的旁观态度，我们应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以取得工人阶级的利益。二、工人运动不能离开政治争斗——全国的政治争斗，更不能苟安于保守局部的胜利与安全，作和平的幻想，忽视了全国的政治趋势与阶级争斗。三、经济争斗是工会的日常生活，今后不但不能忽略此项争斗，并且要增加争斗深入之程度，即在政治争斗中，亦不可忘了经济的要求，因为只有经济争斗的奋进，才能增长政治争斗的力量。四、中国的政治自由必须经过长期的争斗，所以中国的工人组织，我们固然在每个运动中都首先要求公开的组织之自由，但同时必须做长时期的秘密组织之准备，决不可因一时的得着公开之自由，便忽略了秘密的训练及秘密的组织（秘密机关及指导者与交通人员），尤其是要防御工贼暴力捣毁工会及工〈人〉领袖，（工人自卫团）须努力秘密进行，水〔永〕久的存在和发展，一直到自卫军之成立。五、在工人群众中指出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收买工头工贼，组织工会，或向工人宣传工会及共产党不利于工人等，这都比军阀压迫工人阶级还要利害。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注释〔1〕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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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表于《中央副刊》第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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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表于《中央副刊》第七号
说明：此文为发表时的原文。上传版经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选版）相互校对，毛选版删除的部分，这里以加粗＋红字标示；毛选版添加、改动的部分，在注释里标出。
一农民革命
（一）农民问题的严重[1]
我这回[2]〈，〉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3]，（。）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计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及（和）农运[4]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颇为不少。许多农运[5]的道理，与（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6]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全中国无论何省[7]都有；（。）所以[8]各种反对农运[9]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的矫正；（。）革命当局各种对农运[10]的错误[11]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运[12]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13]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14]，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15]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的命运将强迫你迅速的（地）选择罢了。兹将我的考察和我的意见，逐段写出，作为革命同志的参考。
（二）组织起来
湖南[16]农运[17]，就湘中、湘南已发达[18]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时期[19]，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赵[20]〈，〉为公开时期[21]。此时期[22]〈，〉农会会员[23]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24]，能直接指挥[25]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26]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军官们[27]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期[28]，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指挥[29]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农民[30]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上[31]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计一千万[32]）。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到了农会[33]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指挥[34]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I]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三）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有了组织，便行动起来。他们[35]主要攻击的目标，为[36]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制度[37]，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结果[38]〈，〉把几千年封建地主[39]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他们[40]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绅士[41]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42]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扯皮[43]的小事，都[44]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人在会场里放个屁也是灵的。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作[45]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停止了[46]他们的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的回答[47]。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少[48]。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49]吓那些从前反[50]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51]的名字进[52]那农会的册子去才放心。农会[53]往往严厉[54]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的（地）过日子，（；）摒（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下[55]的人，现在都[56]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与（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四）糟得很与好得很[57]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就立刻跟着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乃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II]即使是很革命的人罢[58]，受了那班满城风雨的“糟得很”派[59]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情状[60]，也居然[61]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头所说，乃[62]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63]历史的使命，乃[64]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65]这个打翻封建势力[66]，乃[67]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都做到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乃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这是[III]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得[68]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一个[69]变动，乃[70]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是反革命[71]。
（五）“过分”[72]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73]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74]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若是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75]家里，一群人滚[76]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77]。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般人[78]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晴，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79]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所以唐孟潇先生也说：“农民在乡下捉土豪劣绅，十个有九个是对的。”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80]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81]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82]农民群众，形成这个[83]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过分[84]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农村[85]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86]。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大[87]权力，（。）必须不准人批评[88]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过分[89]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90]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91]与[92]前一派不同，但实质[93]与（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的（地）反对。
二革命先锋
（一）痞子运动[94]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乃[95]痞子运动，乃[96]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见[97]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98]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与（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运[99]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100]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总而言之[IV]，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101]立足地位，完全剥夺了[102]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103]之（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104]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垄）。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二）革命先锋或革命元勋
一件事[105]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与（和）“好得很”是一例，“痞子”与（和）“革命先锋”又是一例[106]。（改）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主要[107]工作,（。）但[108]这种革命大业，革命主要[109]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各不同，对于革命的观念[110]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有钱余，有谷剩的，叫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江西[111]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去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痞子[112]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的回答[113]：（？）“农民协会么？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114]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说[115]。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如[116]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上万[117]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的〈，〉出队示威，（。）富农[118]心里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都[119]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的写[120]在红绿告示[121]（标语）上面。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么？”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
↘“把你们入另册！”
↘“再[122]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
在这样的形势与威吓之下，富农才慢慢的（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123]。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改）中农呢？（没有余钱剩米，也不欠账，每年保得衣食住的，叫中农）中农[124]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与[125]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么？”“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么？”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协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莫性急啦！”中农这样回答。[126]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127]虽比富农略好，但始终不能积极，[128]仍然保存他们那种游移的态度。（改）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只有一种人[129]，就是贫农。从秘密时期起，一直到公开时期，都是他们[130]在那里奋斗，[131]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只有他们与（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的（地）向土豪劣绅营垒打击[132]，一切破坏的工作都只有他们做得出。他们对着富农中农说:
↘“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
↘富农和中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
↘“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
↘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是农村中生活落伍或半落伍的，他们中间之一些[133]，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贫农[134]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富农[135]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本[136]，完全失去生活根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137]，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占七十[138]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本[139]，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七十[140]分之五十。（贫农数目，他县或没有长沙这多，但相差当不大远。）这个贫农大群众，[141]乃[142]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143]），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特别是赤贫部分）〈，〉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144]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协[145]（即乡协）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协[146]职员，赤贫阶级[147]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级[148]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149]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过分”[150]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与（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协会[151]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无意中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协[152]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痞[153]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口号[154]，同时尤[155]要注意不做出[156]帮助土豪劣绅（虽然是无意的）打击贫农阶级的领袖[157]。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158]，但[159]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匪患[160]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161]他“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的（地）骂“痞子”。对于[162]这些“少数不良分子”[163]，只[164]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他们的群众宣传[165]，对他们本人训练[166]，去把农会的纪律弄好[167]，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失贫农阶级的信仰[168]，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三农民与农民协会[169][V]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两段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170]农民所做[171]事很多，[172]我们须得把他们[173]所有[174]行动过细检查一遍，看[175]他们[176]所作所为是否如外间所传通通要不得[177]。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统计[178]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指挥[179]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一）[180]将农民组织在农会之下[181]
这是农民所做[182]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那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起来[183]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起来[184]，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起来[185]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起来[186]，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187]农民还全未起来[188]，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189]一百万都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190]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运[191]正大发展，（。）截至月底[192]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193]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至少满[194]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乃[195]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正在农协[196]指挥[197]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兹将去年十一月湖南各县农会会员统计列下：〔《选集》里没有下面的统计图表〕
十五年十一月份各县农协会员数量比较表
（二）[198]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199]，即是在[200]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争斗[201]。这个争斗[202]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争斗[203]，（。）这个争斗[204]不胜利，一切经济争斗，如减租减息资本土地等等[205]，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县[206]）〈，〉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争斗[207]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与（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争斗[208]，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一）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无数[209]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战[210]。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211]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212]打下去。
（二）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213]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214]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三）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资所[215]，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有些地主为免祸计，自动的[216]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四）小质问（。）有[217]破坏农会[218]言语[219]行动而罪[220]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语[221]行动了事。
（五）大示威（。）统率大众〈，〉向[222]与（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家里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还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家里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的。
（六）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战栗[223]。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最[224]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225]了脸，（。）但[226]〈，〉结果农民[227]议决〈，〉今日[228]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七）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下[229]，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VI]监狱里关人与（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八）驱逐（。）这是土豪劣绅之[230]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便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运[231]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232]跑到上海，次等[233]跑到汉口，三等[234]跑到长沙，四等[235]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虽已是第四等了，但耳目更多[236]，发觉甚易。湘政府[237]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班。
（九）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乃农民与（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如[238]宁乡的王致泽[239]，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乃农民与（和）各界[240]督促政府枪毙的。如湘潭之（的）晏容秋，乃[241]农民与（和）各界[242]强迫县长直接枪毙的[243]。宁乡之（的）刘昭，乃[244]农民直接打死的。如醴陵之（的）彭志蕃，益阳之（的）周天爵、曹云等〈，〉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判[245]后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246]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一个二个[247]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248]。湘潭银田寺[249]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二[250]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个，活埋四个。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251]开张〈！〉”这两个叫花子[252]便各自[253]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白色农村恐怖[254]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一二个[255]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三）[256]经济上打击地主
（一）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谷[257]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上争斗[258]上一件大事。在（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与（和）囤谷[259]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果然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也大减了，囤积居奇的绝迹，此事曾引起地主富农商人以至政府的大不满，但这是占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广大群众所为，在他们目前的利益上他们认为应该如此，这件事的政治的经济的解释还在后而再说。
（二）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小弱时代[260]，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261]一到[262]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263]，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都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宣传[264]，地主们亦都在问减租办法，断无反抗的可能了。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三）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及至十月以后，便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因自耕，退佃可以准许[265]，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四）减息（。）安化已普遍的（地）减了息，其他县亦都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266]，完全卡借[267]，农村几无放账[268]的事[VII]，此是农村一大问题，详细当待后段论列。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账[269]。旧账[270]不仅减息，连老本都[271]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四）[272]推翻乡村土豪劣绅的封建[VIII]政治[273]——打倒都团
旧式的都团[274]乡政机关[275]，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所占领，（。）他[276]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277]，有独立[278]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捐等[279]，有独立的司法[280]如自由[281]逮捕〈、〉监禁〈、〉审问〈、〉处罚等。这样的乡政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鼻子[282]里“哼”一声，农民都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普遍的地主阶级[283]威风打下[284]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都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285]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的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五）[286]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287]武装，中路较少，西路南路[288]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枪[289]计，七十五县共有枪[290]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于此数。农运[291]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过猛[292]，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如[293]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仍属倾向于投降，如[294]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对敌[295]地位，如[296]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297]正在加以打击，均可[298]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而[299]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裝拿过来”，乃[300]建设农民武装的一部分[301]，在目前虽然有一些还正在斗争中，但湘中湘南各县是已经不成问题了，只有湘西还有些问题。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
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运[302]各县，梭镖[303]便迅速的（地）普及[304]。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乃[305]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战[306]的一种新起的“东西”[307]。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东西[308]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他（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六）[309]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IX]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在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310]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311]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都[312]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都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运[313]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314]；（。）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315]〈，〉不敢捱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时[316]，县知事与（和）土豪劣绅是勾结的[317]。农民[318]的权力涨至与（和）地主权力平行时[319]，县知事取了两边[320]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是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的。上头所说“农民[321]说话飞灵”，乃[322]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323]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与（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列席[324]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及县学生联合会、国民党[325]县党部的代表[326]。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是[327]丝毫没有问题的[328]。现在的县政府〈，〉形式与（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乃[329]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新靠山，才[330]开始巴结民众团体，才变成[331]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与（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两[332]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民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333]，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禀帖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放在那里空虚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七）[334]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X]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335]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336]的阴间系统及[337]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支配外[338]，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神权、族权[339]、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340]，乃[341]束缚中国人[342]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为[343]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治[344]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肉刑死刑[345]，再也不敢拿出来[346]。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的[347]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运[348]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农民[349]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的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许多[350]菩萨，因为办区党部地址[351]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是[352]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所以当地的道士[353]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与（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与（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说[354]：“莫造孽！”原来无论何地[355]，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与（和）妇女，青年与（和）壮年农民都是不信的[356]。农民协会是青年与（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的（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357]。性的方面也比较的有自由，农村中三角及多角关系，在贫农阶级几乎是普遍的。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的（地）摇动[358]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制度[359]，都随着农民权力之（的）升涨而动摇。唯[360]在已往以至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都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361]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的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争斗[362]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经济问题[363]。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和）片面的贞操观念[364]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365]胜利后[366]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367]生硬的（地）勉强的（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呢，那[368]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的口号[369]〈，〉专来破坏农运[370]。湖南[371]湘乡、湖北[372]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373]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374]自己的双手去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的（地）代庖丢菩萨。我们[375]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是[376]：“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丢[377]，祖宗牌子要农民自己打碎，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摧毁。[378]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改）“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
↘“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罗，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农会工会[379]〈、〉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
↘“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千[380]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什么[381]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的[382]农民都笑起来，（。）我料想在他们的一笑中间，神和菩萨都跑光了。
（八）[383]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一定不能罢[384]，（。）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385]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386]去，复[387]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出到[388]他们的嘴巴[389]。假如[390]有一群孩子[391]在那里玩罢[392]，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叶开鑫[393]，一会[394]一个打败了，一个跟了[395]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固然街上的小孩[396]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397]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改）孙中山先生[398]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中[399]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的（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样[400]的人路上[401]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
↘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买（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了[402]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菜园[403]农民时，菜园农民立即[404]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得[405]话说。湘潭一个区[406]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与（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
↘“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农民协会[407]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的样[408]，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广大的政治宣传影响，及[409]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三次[410]大的群众运动[411]，（。）在这些运动[412]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的（地）举行[413]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所以效力很大。今后的注意[414]，就是要在[415]各种机会里，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使他的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九）[416]农民诸禁
农会[417]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严禁[418]和限制起来。最禁的[419]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420]。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没有[421]。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大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非常之禁得严[422]。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迟抗[423]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枪[424]，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425]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各县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426]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淫亵的小戏，许多地方都禁止演唱。
轿子（。）好多县都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禁止坐轿子已成风，只有做农运的人可坐，否则呼打。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们总想打，惟[427]农会禁止他们。做农运[428]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而轿工无事做要失业，岂不是[429]害了你们自己！（？）”农民们想清了，答曰：“不错呀，”他们于是出来新轿子[430]，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所以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一文赚[431]，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牠[432]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鸡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鸡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牠（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吃酒席（，）丰盛酒席普遍的（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有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二都[433]有铁家湾[434]讨媳妇，用的（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把蛋糕席搅得糜烂[435]。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南方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一种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际的力量[436]去禁止，城里人总是要吃牛肉，故城里人总是要杀牛。农会起来后，实际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商[437]。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县城亦无人敢杀。一个农民他有头牛[438]从高地跌下来脱了脚成了废牛，不敢杀，问过农会，得允许，才敢杀。株州商会冒失[439]杀[440]一头牛，农民一天涌上街问罪，结果商会罚钱而外，加上放炮竹[441]作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闹[442]，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议决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恶[443]，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坛庙[444]，素聚流民，说也不服[445]，农会起来后，都悄悄[446]走了。同地湖堤团农会[447]，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多得很[448]，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顶——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都[449]禁了；（。）二都禁放鞭炮与（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改）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是对于恶习[450]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的等[451]。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452]受商人剥削非常厉害，不得不消极的自卫[453]。这是奸商剥削的缘故[454]，并非农民有拒绝工业品[455]，实行东方[456]文化主义。农民的[457]经济自卫，有势必[458]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贩卖，共同生产[459]，（。）并[460]须政府与[461]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便不必以阻谷为维持[462]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工业品[463]入乡为经济自卫的唯一方法了[XI]。
（十）[464]清匪
从尧舜禹汤[465]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那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黑夜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466]，（。）有些地方〈，〉虽然还有些小偷，（。）土匪[467]〈，〉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那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禁阻谷米[468]，谷米[469]价值极廉，去春每谷一担价六元的，去冬价只二元，贫农可以用较少的钱买较多的谷，民食问题不如从前之[470]严重。三是会党一概加入[471]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里头公开的（地）逞[472]英雄〈，〉吐怨气，于是“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禁绝[473]。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都[474]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
↘“农民协会么？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子好处！（。）”对于禁牌〈、〉赌、鸦片与（和）禁匪[475]，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十一）[476]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477]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478]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之（的）兴起，土豪劣绅之（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479]，（。）这也要算[480]农民协会[481]功绩之一。
（十二）[482]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483]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完全是农民[484]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乃[485]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未受文化的国民[486]，这个里面，最大多数就是农民，（。）农村里剥削阶级[487]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努力在[488]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在学校读书[489]时，看见[490]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是“愚民可恶”[491]。民十四[492]在乡下住了半年，[493]才[494]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极对[495]。乡村小学校[496]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而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497]。故农民宁欢迎私塾（所谓[498]“汉学”），不欢迎学校[499]。（，）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一个乡农民协会有夜学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夜学[500]，以为[501]这样的学校才真正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的来源，就是提取地方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彼此不免发生冲突，结果[502]〈，〉总是各得若干，有些地方农民[503]或者要完全得了。农运[504]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505]自然[506]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507]所学校在乡[508]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十三）[509]合伙铺运动[510][XII]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的的确确是农民的需要[511]。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的（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曾为盐[512]组织合作社的非常之多[513]。地主卡借[514]，农民因借钱而[XIII]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多[515]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运[516]的同志，总是殷勤的（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运动[517]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合作的名词在农民太不通俗，或可以译之为合伙铺。[XIV]
（十四）[518]修道路〈，〉塘坝[519]
这也是农会[520]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521]道路非常之坏，（。）因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所以只好让他（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522]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523]出于强迫，但[524]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他[525]干旱，饿死佃农，他[526]却只知收租，不知其他。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的（地）发命令强迫[527]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的（地）对地主说道：
↘“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已修。因此〈，〉多不好的塘坝变成[528]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皆[529]农民在农会指挥[530]之下做出来的，[531]请读者们数一数[532]〈，〉那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之（的）意[533]，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534]，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与（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XV]
本文原版还没有找到，这里印的第三章是最近辗转抄录得来的，可能有错误之处，待将来找得原本时再加校正。《毛泽东选集》卷一所载，仅有一、二两章，为便于阅读起见，全文补载于此。——编者
○四四年版《毛泽东选集》卷一〔第一、二章〕
☆○四七年版《毛泽东选集续编》〔☆第一、二章○第三章〕
☆《战士周报》三五、六期合刊/三八期/三九期一九二七·三·五/三·二七/四·三
[1]严重→严重性
[2]这回→这回到湖南
[3]五县→五县的情况
[4]农运→农运工作
[5]农运→农民运动
[6]绅士阶级→绅士阶级那里
[7]全中国无论何省→很多地方
[8]所以→所有
[9]农运→农民运动
[10]农运→农民运动
[11]错误→各种错误
[12]农运→农民运动
[13]力量→力量都将
[14]党→党派
[15]画脚→画脚地
[16]湖南→湖南的
[17]农运→农民运动
[18]发达→发达的
[19]时期→活动时期
[20]驱赵→驱逐赵恒惕
[21]时期→活动时期
[22]时期→时期内
[23]会员→会员的
[24]三四十万→三、四十万
[25]指挥→领导
[26]因→因为
[27]军官们→北伐军的军官们
[28]第二期→第二时期
[29]指挥→领导
[30]农民～→因为农民～
[31]只上→只写
[32]计一千万→有约一千万
[33]到了农会→集合在农会
[34]指挥→领导
[35]他们→农民的
[36]为→是
[37]宗法思想制度→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38]结果→其结果
[39]地主→地主的
[40]他们→地主
[41]绅士→地主
[42]“一～→“人们所谓“一～
[43]扯皮→吵架
[44]都→也
[45]作→做
[46]停止了→被剥夺了
[47]农民的回答→农民这样回答
[48]不少→不可得
[49]拿了→拿了这事
[50]反→反对
[51]他→他们
[52]进→写上
[53]农会→但他们
[54]严厉→遭农会严厉
[55]绅士下→绅士权力下面
[56]都→却
[57]糟得很与好得很→“糟得很”和“好得很”
[58]罢→吧
[59]那班满城风雨的“糟得很”派→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
[60]乡村情状→乡村的情况
[61]居然→就
[62]乃→乃是
[63]他们→他们的
[64]乃→乃是
[65]势力。→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66]这个打翻封建势力→打翻这个封建势力
[67]乃→乃是
[68]觉得→觉到
[69]一个→这个
[70]乃→乃是
[71]就是反革命→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72]“过分”→所谓“过分”
[73]但→但是
[74]地主→地主的
[75]劣绅→劣绅的
[76]滚→涌
[77]滚→滚一滚
[78]一般人→一些人的
[79]谁→谁个
[80]作→做
[81]阶级→阶级的
[82]成千成万→成千成万的
[83]这个→一个
[84]过分→所谓“过分”
[85]农村→乡村
[86]力量→力量所造成的
[87]绝大→绝对
[88]批评→恶意地批评
[89]过分→所谓“过分”
[90]反革命派→反革命派的
[91]表面→表面上
[92]与→和
[93]实质→其实质则
[94]痞子运动→所谓“痞子运动”
[95]乃→是
[96]乃→是
[97]见→听见
[98]但→但是
[99]农运→农民运动
[100]但→但是
[101]没有→没有了
[102]完全剥夺了→没有了
[103]农协→农民协会
[104]绅士→绅士们
[105]一件事→对于一件事
[106]又是一例→都是适例。
[107]主要→重要
[108]但→但是
[109]主要→重要
[110]观念→观感
[111]江西→所谓江西
[112]痞子→所谓“痞子”
[113]富农的回答→富农怎样回答呢
[114]见→见过
[115]说→这样说
[116]如→例如
[117]上万～→每乡都有上万～
[118]富农→这时，富农
[119]都→也
[120]明明的写→明明都写
[121]红绿告示→“红绿告示”
[122]“再～→或者说：“再～
[123]抽丁→“抽丁”
[124]中农→他们
[125]与→对
[126]“～”中农这样回答。→中农回答道：“～”
[127]农会→农会的表现
[128]但始终不能积极，→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129]只有一种人→主要力量
[130]都是他们→贫农都
[131]奋斗，→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
[132]打击→进攻
[133]他们中间之一些→他们中间有很多人
[134]贫农～→乡村人口中，贫农～
[135]富农→地主和富农
[136]资本→资金
[137]乞丐→乞丐的
[138]七十→百
[139]资本→资金
[140]七十→百
[141]群众，→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
[142]乃→乃是
[143]痞子→“痞子”
[144]取得→取得了
[145]农协→农民协会
[146]乡协→乡农民协会
[147]阶级→阶层
[148]阶级→阶层
[149]他们→他们的
[150]“过分”→所谓“过分”
[151]乡农协会→乡农民协会
[152]农协→农民协会
[153]“痞～→所谓“痞～
[154]口号→议论
[155]尤→尤其
[156]不做出→不可做出
[157]领袖→错误行动
[158]“赌钱～不居”的→有缺点的
[159]但→但是
[160]匪患→盗匪
[161]叫→叫做
[162]对于→要解决
[163]分子”→分子”的问题
[164]只→也只
[165]宣传→做宣传
[166]训练→进行训练
[167]弄好→整好
[168]损失贫农阶级的信仰→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
[169]农民与农民协会→十四件大事
[170]但→但是
[171]所做→所做的
[172]很多，→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
[173]他们→农民
[174]所有→所有的
[175]看～→逐一来看～
[176]他们→他们的
[177]是否～不得→究竟是怎么样
[178]统计→分类总计
[179]指挥→领导
[180]（一）→第一件
[181]农会之下→农会里
[182]所做→所做的
[183]起来→组织起来
[184]起来→组织
[185]起来→组织起来了
[186]起来→组织起来
[187]县→县的
[188]起来→组织起来
[189]约→约有
[190]时→时期
[191]农运→农民运动
[192]月底→一月底
[193]登→登记
[194]至少满→便约有
[195]乃→是
[196]农协→农民协会
[197]指挥→领导
[198]（二）→第二件
[199]打下→打下去
[200]在→从
[201]争斗→斗争
[202]争斗→斗争
[203]争斗→斗争
[204]争斗→斗争
[205]一切经济～等等→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
[206]两县→两区
[207]争斗→斗争
[208]争斗→斗争
[209]无数→很多
[210]打战→打颤
[211]土豪劣绅→土豪劣绅的
[212]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213]农民→农民的
[214]农会→农会的
[215]贷资所→贷款所
[216]自动的→自动地
[217]有→遇有
[218]农会→农会的
[219]言语→言论
[220]罪→罪状
[221]言语→言论
[222]向→向着
[223]战栗→颤栗
[224]最→很
[225]乌→黑
[226]但→但是
[227]农民→农会
[228]今日→今天
[229]关下→关起来
[230]之→中
[231]农运→农民运动
[232]头等→头等的
[233]次等→次等的
[234]三等→三等的
[235]四等→四等的
[236]耳目更多→农民耳目甚多
[237]湘政府→湖南政府
[238]如→例如
[239]王致泽→杨致泽
[240]各界→各界人民
[241]乃→则是
[242]各界→各界人民
[243]直接枪毙的→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
[244]乃→是
[245]审判→判罪
[246]少→少的
[247]一个二个→几个
[248]杀匪→“杀匪”
[249]湘潭银田寺→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
[250]民二→民国二年
[251]叫花子→叫化子
[252]叫花子→叫化子
[253]便各自→就是这样
[254]白色农村恐怖→农村白色恐怖
[255]一二个→几个
[256]（三）→第三件
[257]囤谷→囤积
[258]争斗→斗争
[259]囤谷→囤积
[260]小弱时代→弱小时期
[261]但→但是
[262]一到→到了
[263]加租→加租加押
[264]宣传→做宣传
[265]退佃可以准许→可以允许退佃
[266]共产→“共产”
[267]卡借→“卡借”
[268]账→债
[269]账→债
[270]账→债
[271]都→也
[272]（四）→第四件
[273]政治→统治
[274]都团→都团（即区乡）
[275]乡政机关→政权机关
[276]他→“都”
[277]五六万→五六万之多
[278]独立→独立的
[279]捐等→如亩捐等
[280]司法→司法权
[281]自由→随意对农民施行
[282]鼻子→他们鼻子
[283]阶级→阶级的
[284]打下→普遍地打下
[285]地方上→地方上的
[286]（五）→第五件
[287]阶级→阶级的
[288]西路南路→西南两路
[289]枪→步枪
[290]枪→步枪
[291]农运→农民运动
[292]过猛→甚猛
[293]如→例如
[294]如→例如
[295]对敌→敌对
[296]如→例如
[297]现时→现时农民
[298]可→可能
[299]而→放
[300]乃→是
[301]一部分→一方面
[302]农运→农民运动
[303]梭镖→梭镖队
[304]普及→发展
[305]乃→是
[306]打战→打颤
[307]“东西”→武装力量
[308]东西→武装力量
[309]（六）→第六件
[310]得到→得到了
[311]霸占→霸占权力
[312]都→几乎都
[313]农运→农民
[314]飞灵的→“飞灵的”
[315]中午→中午捉
[316]涨起时→涨起来的时候
[317]勾结的→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
[318]农民～→在农民～
[319]平行时→平行的时候
[320]两边～→向地主农民两边～
[321]农民→农会
[322]乃→是在
[323]打下去→打下去的
[324]列席→出席
[325]国民党～→以及国民党～
[326]代表→代表们
[327]是～→应当是～
[328]～的→～的了
[329]乃→是
[330]才→这才
[331]变成→变成了
[332]两→几
[333]承审→承审员
[334]（七）→第七件
[335]权力→权力的
[336]土地→土地菩萨
[337]及→以及
[338]三种支配外→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
[339]神权、族权→族权、神权
[340]思想制度→思想和制度
[341]乃→是
[342]中国人→中国人民
[343]为→是
[344]政治→政权
[345]肉刑死刑→残酷的肉刑和死刑
[346]出来→出来了
[347]的→得
[348]农运→农民运动
[349]农民～→办农民～
[350]许多～→有许多～
[351]区党部地址→国民党区党部房屋
[352]是→因为是
[353]道士→道士们
[354]说→他说
[355]原来无论何地→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
[356]的→了
[357]多→多些
[358]摇动→动摇
[359]思想制度→思想和制度
[360]唯→但是
[361]但→但是
[362]争斗→斗争
[363]经济问题→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
[364]片面的贞操观念→不正确的男女关系
[365]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366]后→以后
[367]力→力量
[368]那→那就
[369]～的口号→～等反革命宣传口号
[370]农运→农民运动
[371]湖南→湖南的
[372]湖北→湖北的
[373]利用→利用了
[374]他→他们
[375]我们→共产党
[376]是→应当是
[377]丢→去丢
[378]摧毁。→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379]农会工会→工会、农会
[380]千→百
[381]什么～→有什么～
[382]的→得
[383]（八）→第八件
[384]罢→吧
[385]妇女→妇女们
[386]脑子→脑子里
[387]复→又
[388]到→到了
[389]嘴巴→嘴上
[390]假如→比如
[391]孩子→小孩子
[392]罢→吧
[393]叶开鑫→做叶开鑫
[394]一会→一会儿
[395]跟了→跟着
[396]固然街上的小孩→街上的小孩子固然
[397]乡下→乡下的
[398]先生→先生的
[399]中→里
[400]样→模样
[401]路上→在路上
[402]找了→找到
[403]菜园→卖菜
[404]立即→便立即
[405]没得→没有
[406]区→区的
[407]农民协会→共产党和农民协会
[408]政治学校的样→政治学校一样
[409]及→在
[410]三次→这三次
[411]群众运动→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
[412]运动→集会
[413]举行→举行了
[414]今后的注意→今后值得注意的
[415]要在～→要利用～
[416]（九）→第九件
[417]农会→共产党领导农会
[418]严禁→禁止
[419]的→得
[420]麻雀→麻雀牌
[421]没有→也没有
[422]非常之禁得严→禁得非常之严
[423]迟抗→违抗
[424]枪→烟枪
[425]“万岁”→“万岁”们
[426]还→还有
[427]惟→但
[428]做农运→办农会
[429]不是→非
[430]出来新轿子→出了新法子
[431]一文赚→钱赚
[432]牠→猪
[433]二都→湘乡二都
[434]铁家湾→一家
[435]糜烂→稀烂
[436]实际的力量→实力
[437]杀病牛和废牛商→杀病牛和废牛的
[438]头牛→一头牛
[439]冒失→冒失地
[440]杀→杀了
[441]炮竹→爆竹
[442]莲花闹→莲花落
[443]恶→凶
[444]雨坛庙→雨神庙
[445]说也不服→谁也不怕
[446]悄悄→悄悄地
[447]团农会→乡农会
[448]多得很→很多
[449]都→也
[450]恶习→社会恶习
[451]～的等→～等等
[452]农民→农民极为贫困，
[453]消极的自卫→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
[454]这是奸商剥削的缘故→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
[455]工业品→工业品和城乡贸易
[456]东方～→所谓东方～
[457]的→为了
[458]必→必须
[459]共同贩卖，共同生产→共同买货和消费
[460]并→还
[461]与→予
[462]维持→限制
[463]工业品→某些工业品
[464]（十）→第十件
[465]尧舜禹汤→禹汤文武
[466]没有→没有了
[467]土匪→至于土匪
[468]农民禁阻谷米→农民运动起后
[469]谷米→谷子
[470]从前之→从前那样
[471]加入→加入了
[472]逞→合法地逞
[473]禁绝→告绝
[474]都→也
[475]禁匪→清匪
[476]（十一）→第十一件
[477]税捐→税捐的
[478]但→但是
[479]减轻→减轻了
[480]算→算是
[481]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
[482]（十二）→第十二件
[483]只→只是
[484]农民～→由农民～
[485]乃→正
[486]未受文化的国民→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
[487]剥削阶级→地主
[488]努力在～→在努力～
[489]在学校读书→做学生
[490]看见→回乡看见
[491]是“愚民可恶”→未免有些不对
[492]民十四→民国十四年
[493]半年，→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494]才→方才
[495]对→对的
[496]小学校→小学校的
[497]讨厌的→讨厌的人
[498]所谓→他们叫
[499]学校→学校（他们叫“洋学”）
[500]夜学→学校
[501]以为→认为
[502]彼此不免发生冲突，结果→争议结果
[503]农民→是农民
[504]农运→农民运动
[505]文化→文化程度
[506]自然→迅速地
[507]几→几万
[508]乡→乡村
[509]（十三）→第十三件
[510]合伙铺运动→合作社运动
[511]农民的需要→农民所需要的
[512]盐→盐的需要
[513]非常之多→很多
[514]卡借→“卡借”
[515]多→往往
[516]农运→农民工作
[517]合作运动→合作社运动
[518]（十四）→第十四件
[519]塘坝→修塘坝
[520]农会→农会的
[521]乡村→乡村的
[522]定→定出
[523]乃→乃是
[524]但→但是
[525]他→塘
[526]他→他们
[527]强迫→强迫地主
[528]变成→变成了
[529]皆→都是
[530]指挥→领导
[531]出来的，→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
[532]数一数→想一想
[533]意→意见
[534]唤起民众→“唤起民众”
后注本文→《战士周报》
[I]于是在四个月中→于是在去年十月至今年一月四个月中
[II]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或曰“糟得很。”
[III]～墙脚。这是～→～墙脚，农民在几个月内挥动他们的铁锄，挖去了这个墙脚；这是～
[IV]赌钱打牌的，总而言之→赌钱打牌的，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
[V]三农民与农民协会→农民与农民协会指挥之下做了些什么事？
[VI]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要知事办他的罪，或由县农会函请知事，由知事派队兵下乡捉人办罪。现在～
[VII]农村几无放账的事→农村几无富人放账的事
[VIII]推翻乡村土豪劣绅的封建～→推翻乡村封建～
[IX]推翻～政权→改造县政治打倒贪官污吏
[X]推翻～的男权→动摇宗法思想制度开始打倒族权神权夫权
[XI]这是奸商剥削的～为经济自卫的唯一方法了→看这个趋势，农村将完全退缩到自足经济时代，除盐以外，农村将抵制一切商品进乡，同时又尽量阻止农产进城，如现在把谷米阻得天死地煞一样。我们不要看轻这些小情节，这就是“中国的剪刀问题”，不想法子抑压工业品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即城市不向农村让步，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XII]合伙铺运动→合作社运动
[XIII]农民因借钱而～→农民因受荒而～
[XIV]合作的名词～为合伙铺。→〔《战士》没有上面的文字〕
[XV]～有什么两样？→～有什么两样？（第三节完全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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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六·一二
农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之下，生活一天一天地坏下去，许多人弄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真是无“居”可“安”，无“业”可“乐”了。
自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东方侵略，打破了我们的“锁国政策”，冲开了我们的农业经济，我中国的农民便做了外国资本家的奴隶。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做出许多粮食、棉、麻、丝、茶……等类的东西，他们只稍微拿几个钱出来买了去；他们用机器制造各种新奇的货物，运过来，不知买了我们好多的钱去了。什么洋油、洋布、洋钉、洋碱、洋瓷、洋铁……说不尽的洋货，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城市，渐渐的打入我们的乡村了。我们不用机器做的土货无人买，我们作田也挣不到几个钱，他们洋资本家就一天天发财了。
帝国主义者剥削我们的方法，是霸占海关，自由输入货物，廉价发卖，刮去我们的银钱，破坏我们的手工业；是霸占矿山、铁路、航路，开设工厂、银行，——利用我们的贱价劳力，替他产生红利，利用我们的贱价原料，替他生产商品，夺取煤铁，操纵运输。而且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结，以厘金和盐税间接剥削农民，以亩捐附加等类之捐税直接剥削农民。帝国主义者更借了许多款项给军阀，军阀又加重剥削农民以还债。军阀更利用失业的农民，组织雇用的军队，帝国主义供给了枪械，乃造成武力，为压迫农民之工具。
帝国主义既挟了他的金钱武力，又勾结国内军阀、买办，所以在中国横行一时，农民辛辛苦苦做工的结果，都转几个弯子跑到他们荷包里去了。
国内军阀和土豪劣绅之剥削农民，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制度。他们不象资本家之剥削雇佣劳力，却是将农民的生产结果，分割一大部分去，即是租税制度。地主是如此地直接或间接（如包佃制）取之于农民，军阀也是如此地直接（如对自耕农）或间接（如对佃农）取之于农民。他们每年从农民身上刮起去的，大约要占农民收获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
他们互相结托，又与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联络一致，共同榨取农民的血汗，而且共同镇压农民的反抗。到了饥荒年岁，农民忍无可忍，自然地暴动起来，时常有推倒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形势。太平天国之役，是中国南部农民的大暴动。义和团之役，是中国北部农民的大暴动。可是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反动势力压下去了。
然而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绝不因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镇压而消沉。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因此各地的仇杀教士案、饥民骚动案（近年之大事如宣统年间饥民焚烧湘省巡抚衙门，如临城劫车案，都是这些人干的），时有发生。他们这些革命的团体，是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的，是不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所以决不能成其大事。
现在全世界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有策略的革命已给了我们农民一个好榜样了。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二十年前，就已和农村中自然发生的革命团体联络，并且引导到真正的政党路上去，领导我们农民革命。在政治上定了“建设民主”，经济上定了“平均地权”作解放农民之标准；随时随地，给我们农民以适当之策略，向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作战，以求达到目的。
湖南农民在数年以前于衡山岳北已开始有组织的萌芽。前年上半年湘潭农民又有一部分起来，结果是被赵军阀摧残，不能顺利发展。去年二月株州汪先宗先生为农民利益殉难，军阀土豪之凶横已极，而农民情绪之激昂也增进，物极必反，于是酿成驱逐赵恒惕之猛烈运动。[1]驱赵一事，农民是有很大的力量的。吴、叶反攻的时候，农民替北伐军当间谍，运输，带路，破坏敌人后防，甚至拿着梭镖鸟枪担任游击或加入作战，如醴陵、株州、平江、华容各地，不下十余战，都有农民加入，因此竟阵亡农民多人。试看湖南农民之参加北伐战事是何等地勇敢肯牺牲呢！
及至北伐军到了鄂赣以及浙豫前方去了，湖南农民则竭力巩固后防，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这种运动是非常广大的。差不多各处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受了莫大的影响。他们平日作威作福，胡作乱为，不把农民当人，到了今日，真不敢再拿出从前的排调来了。因为我们农民是不晓得讲斯文讲面子的，我们硬干起来，听他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受我们一打，不怕他们倚着残余的势力还要反攻，还要大规模的残杀农民，如嘉禾、临湘、攸县、益阳、安化、宜章等地，惨案迭出，我们直认他是回光返照，我们毫不恐惧退缩。这一点子革命工作，我们敢说也比得上打开武昌城。因为乡村中土豪劣绅的势力是军阀的真正基础，打破这种势力，非农民起来，实在难以办到。
当今的革命政府，其主要工作，我们觉得应当是继续铲尽军阀政治的基础，发展民众的组织；在这个工作进行之中，我们农民是要舍死忘生地拥护其成功。
但是，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各被压迫的民众，不止是解放农民，我们岂可以只顾到农民的解放吗？是的。不过农民解放是一个枢纽。农民的解放如果实现，其实也就是各阶级的利益。现在工商业的不发展，其中一大原因，即是三万万农民无购买力；而农业的不发展，即是农民无生产力。如果农民解放，农民在经济上能减少地主的剥削，必能使农业改进，而因为他们之购买肥料、农具、布草等类，工商业必同时发达。从前法国革命，也因为农民得着一部分解放，法国富力大进；近来俄国农民根本去了地主的剥削，生产力一年年增进，都是明白的证据。工商百业既因农民解放而繁荣，至于教育文化，种种建设，更何待言呢！
然而目前政府的财政困难，市面的金融停滞，社会上呈现异常的恐慌，许多的传言，都怪了我们农民，认为是农民革命产生的结果，冤哉枉也！目前的恐慌，是有实际的原因的。一层是战争封锁，米不能出长江，盐不能进岳州，这里就损失米捐盐税两宗大的收入。一层是湘西财政没有统一，黔军及各种新色部队截留税收，这样又损失了全湘三分之一的财源了。一层是反动派从中操纵，例如耒阳打杂税局事，虽然有一半是杂税局本身有弊病该打，还有一半却是反动派利用时机，想在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的当中挑拨恶感。反动派在各处造谣煽动，诸如此类，是很多的，有此数个原因，所以弄的社会不安。何能归罪于农民呢？！
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以外，其实这是革命争斗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骇怕“纠纷”，采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免除纠纷之旧的政策已不适用了；我们只有大家建设新的政策，即是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治，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
本大会仅代表湖南二千七百万农民，精细考虑，决定今后革命争斗自求解放的策略。凡我湖南诸农友们！要集中于省农民协会旗帜之下，依照本大会的策略努力奋斗呀！
我们口号是：
全中国的农友们联合起来！
拥护革命政府！
铲除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
肃清农贼！
整理财政，剔除中饱！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农民国际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〇《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一九五六
△《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湖南省农民协会编一九二六·一二
整理者注：
[1]“于是酿成驱逐赵恒惕之猛烈运动。”中“惕”与“。”均为整理者据《湖南现代革命史料汇集》第二册第二分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第三五四、三五五页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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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农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湖南的农民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长沙通信——
（A）现时已有组织的农民
（一）县农民协会的统计
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者：三十六县。
已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者：一十八县。
共计五十四县
（二）人数的统计
一、自本月统计的，三十县，五三六一三七人
按上月统计算的，十一县，五〇五，〇〇〇人
无统计估算的，十三县，三〇，〇〇〇人
共计五十四县，计一〇七一一三七人
二、有十万人以上的——四县
有五万人以上的——六县
有一万人以上的——十二县
有五千人以上的——十二县
有一千人以上的——十八县
不满一千人的——二县
三、人数最多的县份有十四万人
人数最少的县份有二百七十四人
四、各县人数统计表
说明：
A、为本月有详细报告的
B、按上月报告推算的
C、无统计估算的
D、县协筹备处
南县A七〇〇〇茶陵A一一二六六
衡阳A八八二二三道县A一四三五
资兴A五〇〇〇泸溪C五〇〇〇
绥宁A一一〇〇湘沣B一〇〇〇〇〇
耒阳A二四四四五祁阳B五〇〇〇
彬县A一〇〇〇〇湘乡B六〇〇〇〇
浏阳A一三九一九〇？BC一〇〇〇
攸县A一〇〇〇〇长沙A七一四五〇
醴陵A五〇〇〇〇宝庆A允三七七
华容A一〇〇〇〇临湘OC五〇〇〇
汉寿A七二二九常宁OC五〇〇〇
蓝山A三五五〇宁德OC一〇〇〇
桂阳A六二四三安乡OC二一〇〇
新田A五一五〇新宁C一〇〇〇
酃县A五四六八溆浦C一〇〇〇
宜章A七四一八三宁乡B五〇〇〇〇
湘阴A一七六〇〇新化OA六三七七
益阳A一五六八〇临洋OA一一六六
安化A六二三〇〇永明OA二一八一
陵零A七〇〇汝城OA八八六五
岳阳OA二〇七〇常德OA九五四五
武冈OC五〇〇〇芷江OA二七四
沅江OC一〇〇〇城步OA八八九
？OC一〇〇〇嘉禾OC一〇〇〇
江平B一〇〇〇〇〇桃源OC一〇〇〇
来阳B一〇〇〇〇〇？OC一〇〇〇
永兴B一〇〇〇〇沣县OD二五四九
（B）北伐中之农民参战
一、供给：北伐军所经地方，农民即均能供给饮料，或少数之食粮，代为煮饭等事。
二、向导，侦探：此种工作，沿株萍路，浏阳、平江、长沙湘潭、宁乡、衡山、南县、华容等处均有。
三、运输：农民自动受军队雇请运输者之外，有组织的替军队运输之事亦有。
四、扰乱敌军后方：湘潭、平江、南县、浏阳、沿株萍一带等处皆有。
五、参加战斗：死伤[人]数及夺得枪枝尚无精确统计，大略如左：
A、株州：唐军二次攻入长沙时，农民与叶斗，缴枪百余，及机关枪大炮等。
B、醴陵：北伐军入长沙时，农民夺枪二百余及机关大炮等，十一月赣方败兵入醴时，农民缴枪甚多。
C、平江：七月北伐军入平，农民参战死二十五人，夺枪数百枝及机关枪等。十一月二师兵变，农民围缴变兵枪二百五十枝，现政府要收此枪，农民反对，正在相持中。
D、浏阳：农民救出被围北伐军一团，击退敌溃兵，有死伤，并夺得枪枝。
E、华容：一次蔡鉴军入华容，农民与驻军共同击退，二次蔡鉴入华容，农民三千余人单独击退蔡军。
F、沅江：华容第一次击蔡军时，沅江农民参加。
G、湘潭：农民设疑兵，助北伐军过河，攻击溃兵等。
H、宁乡：救出被围北伐军一团，攻击溃兵，夺得枪枝。
I、株萍沿路：与敌军冲突毁铁道。
[J]、长沙：围攻溃退军官，助政府围缴溃兵变兵。
六、农民参战之原因：
A、党人宣传的效果，农民都知道北伐军是拥护工农利益的，要援助北伐军胜利，农民然后才能得到利益。
B、对北兵叶军之仇视，两方军纪比较，使农民仇视更深。
C、受农民协会的指挥（有最少数是自动的）。
D、在九十月中农民之愿意参加战争，则为欲得到枪枝，因此时农民武装的要求已经起来了。
七、农民参战之影响：
A、农民政治观念之进步。
B、农民自信力进步。
C、使政府认识农民力量，影响政府左倾。
（C）现在农民的倾向
（一）农民已觉得他们参战有功，需要报酬了，就是没有参战的各县，也觉得党人的宣传应该兑现了。
（二）经济的要求：这种要求已普遍了有农运的各县，下面的要求是最普遍。
一、减租——还没有不纳租的（耕地农有）要求。
二、减息——从八九分息减到四五分也就满足了。
三、解决荒月食粮问题——形成了普遍的平粜阻禁运动。
四、减捐税——少数地方有不纳捐税的要求。
五、减押金，及不得无故退佃等——尚无明确的观念。
这些要求可说是很低，都是他们直接的，有些地方是各种要求都已起来，少数地方还只觉得一二种。在湘南近广东广西一带农民的要求，比湘中一带较高。
（三）政治的要求：
一、改造团防——他们对团防局人还非常注意。
二、反抗都团——许多地方都团已经失了作用，毁打都团总的事甚多。
三、希望一个好的政府。
农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可说都还是非常幼稚。县长民选等口号农民固然没有感到，就是乡村的政治要求，也还只有消极的；至于反动派所造的“没收土地”“组织工农政府”这类谣言，更是连影子也没有。
（四）武装要求：农民武装要求，现在日见急迫了。他们都愿从溃兵变兵手中夺得枪枝，如此次平江农民的留枪运动（见前参战情形）非常激烈。
（D）农民已起来的斗争
（一）减租运动：
一、衡阳的减租运动：衡阳的租额，表面是说东佃各半，实际上佃户得不到半数。自从民国五年因大水和增加教育经费的关系，全县渐次普遍[增]加了租，增加的数目虽然不是一律，却是没有不加的。这样一来，佃户所得，比从前原来不及五成的数目更少了。自唐离湖南以后，衡阳加入了农协的农民就有很迫切的减租要求。于是提出全县复租的口号，就是要恢复五年以前（民国五年以前）的租额。结果，全县都得恢复了民五以前的租额。农民在此运动中加入农协者，约七万人。同时反动分子也就在这次运动中团结起来了。这次运动可说是全县农民加入协会的和未加入协会的都参加了。
二、各地的减租情形：除衡阳外，各地只有零碎的减租运动，某一个佃农民对某个田主减租。因为各地每当更换佃户或田地易主之时增加租额，有时加得太多的，佃户即请求减少。这种事实经农协替农民解决的甚多。这虽不是一个斗争，然农民因此对农协增加信仰。
三、减租运动，本为各地农民急迫的要求，但收租期间已过，故未发生斗争。一般农民的观念，都以为明年减租的问题为有一番大斗争。
（二）减息运动：
一、安化已全县普遍减息成功，未发生特别反动。约由月息七八分减为四五分。农民亦认为满足。
二、岳阳一部分农民的减息运动，尚未结果，大约可胜利。
三、湘阴牛洲农民要求免欠息失败。
四、各县都有减息运动皆无大冲突。
（三）减押运动：
一、浏阳全县减押金为每租谷一石，押金二元，已成功。但此后是否将有冲突，尚难断定。
二、岳阳一部分湖田，地主拟租每石增加押金七元，农民已起而反抗，地主亦联络三县团对付，此事将有大冲突。
三、各县尚有小的减押运动。
（四）减税运动：
一、攸县，醴陵，宜章，皆有减税运动。
二、安乡已将全县亩捐取消，但增加田赋附加。
三、岳阳一部分农运要求取消亩捐与团防冲突，尚未结果。
（五）[垦]荒运动：
安化农民要求在冬月由农民自由种杂粮不纳租。一部分已成功。一部分尚在争持中。
（六）平粜阻禁问题：
一、起因：连年湖南均有灾荒，每到荒月，乡村中均缺乏食粮或食粮暴涨，于是形成了一种农民平粜阻禁运动。
二、这个运动，可说是有农民组织的地方十之七八都有了，不过形式各有不同罢了。约有下列的各种形式：
A，由农协或由乡民会议，议决谷价，不得高于此价卖谷。
B，议定两种或三种谷价，并决定一种人吃某一种谷价。
C，有限止的运谷米出境。
D，谷米一概不准运出境。
E，待荒月再议谷价，现时不议。
F，只留租谷的几成。
三、这个斗争引起来的冲突：
A，闭粜：地主不粜谷，则强迫粜谷。甚至罚钱殴打。
B，偷运：发觉偷运则将谷充公或罚钱。
C，因议谷价而引起冲突。
四、影响：地主商人都发生了大的恶感，即大自耕农，佃农亦不愿此办法，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政府对此举亦甚不满意。
五、省农协的政策已决定只准留一部分租谷以备荒月之平粜，不准无限制的阻禁。但已成群众心理，一时甚难改变。
（七）与团防的冲突：
一、宁乡团防局长（在乡分局）已皆由乡民会议选举，及有农协组织之处，农民均极注意人选。
二、岳阳。
A，团局禁止农民开会，冲突，农民请愿结果，团局解散。
B，农民为抗亩捐与团防冲突，尚未结束。
C，两团防冲突，击毙农民十余人。
三、嘉禾团防枪毙农民。
四、桂阳反动派勾结团防调兵入城解散农民协会。
五、资兴团防强迫改组农民协会。
六、湘潭农民反抗团防斗殴枪杀农民一人。
七、牛洲（岳阳）团防禁止农民组织协会。
八、各地均有农民与团防冲突之事，多为团防胜利。
（八）与土豪劣绅的冲突：
农民与土豪劣绅的冲突，可以说是无时无地没有了。土豪劣绅对农民之进攻，也是一天一天的利害起来。农民对他们殴打，控告，游乡，罚款，驱逐，无一不有。自然多数是由他们对农民进攻而引起民众的愤怒。
（E）乡村政权情形
（一）有些乡村已由农协取了政权。
（二）乡民会议在许多县中都有了，可以为乡村最高立法组织。有少数县中的团防局长和乡董等，也可由乡民会议选举。
（三）有少数地方有农协教联商协工会等联合的组织取得了乡村政权。
（四）有许多地方乡村政权已为国民党党部取得，同情或赞助农运。
（五）多数地方仍由土豪劣绅把持以压迫农民。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则时时发生冲突。
（F）农民自卫的组织
（一）湘南各县因唐生智的提倡，都有挨户团的组织。这种组织的指挥机关虽然是在绅士地主们手中，却团员及下层指挥人都是农民。在有农民协会的地方，自然不费力的成了农民的组织。挨户团没有枪械，多有梭镖（一种尖刀接以长柄的武器）鸟枪马刀等。多数有定期的操演，且有操演费。（每次每人约五百文）湘中各县如平江浏阳长沙……一带也有此种组织，但不普遍，且无操演费。他们此次参战及防匪，都能显出很大的作用。组织人数无统。
（二）湖南的农民，除挨户团以外，没有别种自卫组织。虽然以前有农民自卫军，自卫团等名称，皆因经费无法解决而停止了。
（三）平江，安化，醴陵，湘潭……等处，农民夺有少数枪枝（平江有二百五十枝，尚有问题未解决）这都可拿出来作农民自卫之用。
（G）土豪劣绅之破坏农运
各地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势力，都渐渐团结起[来]了。他们对农民进攻约有下列各形式：
一、秘密组织保富会保产会白化党三等：公开组织区董联合会，乡镇联合会。
二、宣传农协是将要抽丁，抽人头税，吴佩孚来了是会杀头以恐吓农民，使之不能加入农协。
三、他们宣传农协共产，行什么三三一制。
四、组织假农民协会，发表宣言主张什么三三一制。
五、混入农协包办，包办不成则捣乱。
六、收买，煽动，或提倡乡土观念，宗法思想，迷信，使农民起来反对农协。
七、混入国民党压迫农民，包办农协。
八、宣传北伐军失败。
九、与民右派，赵，孙勾结。
十、假装农民暴动捣乱毁税局，以便各方对农运失掉同情。
十一、利用团防等直接压迫农民，屠杀农民，解散农协。
他们这些破坏手段，各处都似有联络的进行。
○《向导周报》一八一期向导周报社一九二七•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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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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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一九二六·一一·二五
江浙两省在中国为工商业特别发达之区，因此工人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重视。至于这两省农民，便少有人重视其地位，而且多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其实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是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之谈。我们试一考察江浙农村之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悬想完全相反。以下所述各县具体事实，只算我们近来得到的一极小部分材料，然已足证明江浙农民并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种太平富庶无多痛苦的农民了。
崇明长江口之一岛，岛之全域为崇明县，均长江泥沙沉淀冲积而成。岛之四周年涨新沙，因此沙田甚多，佃农甚多。今举上沙一地为例。此地地主剥削佃农非常利害，每千步田要纳保证金五十元。这种田完全是新涨的沙田，农民逐渐替地主们经营成熟。成熟后，地主管田底所有权，农民管田面的权。每年耕种所用人工，肥料，农具种子等均归农民自备。秋收后每千步田要纳租谷五百斤甚者五百斤以上。地主到农民家里的时候，农民要请他吃好酒饭，不然便难免加租。收租的秤，大概都在二十两以上。农民如稍反抗，马上送县究办。农民若今年欠了五元租，明年就要你还十元二十元，又不得不还，于是农民之破产者年年有之。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起了一个暴动，并没有什么赤党过激党煽动他们，他们自己成群的起来打毁警察局，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并大闹县署要求减租。后因团结不固，首领被捕，以致失败。今年江苏遭了普遍的旱灾，田亩减收，上沙地方每千步田农民只收谷三四百斤，而地主缴租却坚持要照旧例缴五百斤。地主且以“佃业维持会议决”以欺农民（佃业维持会系十一年地主组织以欺农民的），于是农民恨地主益深，暴动又将发生了。
江阴从无锡乘轮船前往，到一处地方，叫顾山镇。这顾山镇介在江阴常熟无锡，三县之间，三县大地主很多，压迫佃农很利害。去年秋天，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顾山人周水平（周原在无锡省立师范毕业）回到本乡，看不过眼，乃劝佃农组织团体，名曰“佃户合[作]自救社”。周往来各村，宣讲农民痛苦声泪俱下，顾山农民从者极众，江常锡三县交界各地农民都为煽动，如云而起，反对为富不仁之劣绅大地主，一致要求减租。但当农民尚未完全联合起来之时，劣绅地主早已联合起来，江阴、常熟、无锡三县绅士地主同时动作。文电如云片告到孙传芳，孙传芳那有不听劣绅地主的话，于去年十一月便把佃户合作自救会解散，把周水平捕获，今年一月便把他枪毙了，减租运动算是一时镇压下来。当周水平灵柩回到顾山安置在他家里时，农民们每日成群到他灵前磕头，他们说：“周先生是为我们死的，我们要给他报仇！”今年大旱，稻收不好，农民又想起来要求减租。可见他们并不怕死，他们知道只有团结奋斗，以减少贪暴地主的剥削，才是他们的出路。又江阴东乡有一名叫沙洲的地方，亦有农民反对[地]主的事。此地主苛例为交上期租，江苏人所谓寅交卯种，是一件于农民经济上很痛苦的事。现在农民要求种出还租，正在那里奋斗。
丹阳这里述丹阳县吕城镇的两件事（这吕城镇在丹阳东乡，靠近沪宁铁路）。一件是反抗当铺欺剥农民。事在今年夏间。吕城镇上有一家当铺，一天被马玉仁残部在县西茅山为匪者到境抢了一回，但所抢不多。当铺主人即鸣[控]报失，说典当的衣物都抢去了，同时密将衣物乘夜移藏他处。这些衣物的当户即近镇各村农民，闻讯，邀截于路，得原物之一部，但已被移藏之部未得。典物的农民乃起而组织“当户联合会”，向吕城镇当铺算帐。结果，当铺赔偿损失一部，即每人赔偿等于当价之数目，共赔了九百块钱。此事证明农民有团结便可得到胜利，设这回没有团结，便让奸狡的当商欺剥了全部的当物去了。又一件是反抗劣绅富农强迫农民缴钱戽水。事在今年夏秋一直到现在尚未了结。江苏各县农村的河里，现在很普遍的采用一种机器戽水，叫做“戽水机器”，以代替旧法的手车脚车车水。吕城镇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感觉得要戽水改用机器。但这个地方的劣绅及富农便乘机图利，抢头先做，组织一个“机器戽水公司”，集合资本一千四百元，买来一架机器，安置在河里，用公司名义出布告，要农民每年按亩出钱，若不出钱不准戽水。农民们一打算：所有这几村的田一年按亩缴纳的钱，即够买一架机器，集资自买一架，一次出钱，年年可用，用公司的机器，则年年要缴这样多钱。于是大反对劣绅富农的公司。本地有几位小学教员颇帮农民的忙，帮他们组织一个团体，叫做“农民促进会”，在这个团体内，组织一个“机器戽水合作社”办法也是农民按亩出钱，自凑足一千四百元，买了一架戽水机器。于是河里有两个戽水机器，一架是公司的，一架是合作社的，公司的那一架完全摆在那里没有人理会。劣绅气极了，用种种诬词告到孙传芳那里。结果派兵下乡，大索过激党，捕去四人，通缉三人，声言不用公司机器的人都要重办。当兵来时，村中壮年男子都躲在禾丛中，只留下老弱妇女小孩见兵士的面。
这些犯了重罪的农民，单是送兵太爷免捕礼就送了一千余元，其余被搜掠者不在内。此案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好在现在已是孙传芳不甚如意之时，吕城的劣绅们或者也稍稍感到难尽如意，亦未可知。
无锡离无锡县城十五里之徐巷镇，不久之前也出了一件小小乱子。此地大商兼大地主的荣德生，他要在此地修一条马路经过农村，拆毁镇上房屋，廉价收买过路田亩，此事直接损害农民经济，故农民们组织农民俱乐部反抗荣德生。结果荣德生屈服，允许田二百元一亩，新植的桑苗一角钱一株，镇上房子不拆。
青浦沪杭路侧之青浦县，上月内发生农民反对重价买荒之事。本县荒地，农民缴价买荒，历来定价每亩三元。此次劣绅串通县长林贞一，组织一公司，以每亩三元领得荒地，而以每亩十二元卖与农民。农民组织垦务联合会反抗，劣绅官厅则多方恐吓。现仍在争持中。
泰兴东乡王家庄地方，今年因旱少收，农民要求减租，与地主起了激烈的争斗。地主不但不肯减租，反压迫农民。农民中之一人因恨极图杀一万恶之地主。地主报县，捕农民三十人入狱。
泰县泰县森森庄地方之农民，今夏因旱请求减租，起了一个运动。地主压迫，捕去为首数人。
徐州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红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争斗，比他处更多，缕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洼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由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扑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天灾之外，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
慈溪慈溪属浙江，在宁波之西，近月本县山北地方曾发生一次大的暴动。这山北地方的农民本来是很强焊的，时常有械斗的事发生，加以近年官僚警察无理的压迫，劣绅地主加倍的剥削，农民积愤已深。恰巧今年晴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没有收成，那地主的铁租又一些儿都不肯减，农民的闹荒暴动就因此爆发了。农民的暴动一爆发，一般游民无产阶级都很勇敢的参加进来。九月十三日上午，聚积二千多人到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把警察署焚毁了，把警察的枪械也缴了。又转至乡绅地主家“吃大户”。吃了以后，因愤乡绅地主的凶恶，把他们的屏画古董门窗壁络都捣毁净尽，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也不大听人劝导，只是这样发泄他们的忿气。
隔日乡绅逃至城内告发，军警陆续下乡大搜农民，农民领袖多已逃散，“犯法”“犯罪”已成了普遍的宣传，农民因此胆怯起来，这个暴动就镇压下去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在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
○《向导周报》一七九期向导周报社一九二六·一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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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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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农民问题丛刊序——一九二六·九·一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那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份。换句话说即是那一个陈炯明势力削减的县份，必是农民起来的县份。我们无庸讳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说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现在是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须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渐的起来，才可以确实证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渐的减削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1]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几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基此理由，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预计：全国三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粵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材料，本书只收得五种（第二十二种至二十六种）关于此问题的材料并不是很缺乏，为了出版仓卒搜集不及，他日尚当另外编印。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在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的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他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他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从五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经过看来，我们读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议决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不有此感觉，本书对于外国的材料也搜集了一点，（第十五种至第十八种），但是太少。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农业经济的材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详细的翻过来。本书内惟俄国农民与革命一篇算得比较的详细，我们亦很可以拿来与中国的情形比较一番。
一九二六，九，一
编者按：这是毛同志所著之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记者以其与国民革命有很大关系，特转载于此，以为一般农运同志参考。至该刊内容，阅者如欲采讨，请向国光书局售买。这是记者附带说明后的介绍话了。
〇《农民运动》八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编印一九二六·九·二一
注释：
[1]此处引号系《毛泽东集》原书如此。——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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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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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一九二六·一
你跑到农村中间去，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见有下列八种不同的人：
大地主
小地主
自耕农
半自耕农
半益农
贫农
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
游民
这八种人分成八个阶级，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
中国大地主的来源，一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贵族后裔及现在的官僚军阀，一小部分是城市富商置买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极少，其利益建筑于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五种农民的严重剥削之上。其剥削方法分为五种：第一种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乃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剥削，此种剥削极其普遍而惨酷；第二种高利贷，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削剥，这种削剥之惨，有时较重租更甚，往往有因借债累息，数年即完全破产者；第三种重捐，乃用一种压力强迫自耕农半自耕农按亩出捐以充团防局经费。此团防局（或名民团）乃地主阶级的武装，为镇压农民暴动维持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之必要的设备；第四种为对于雇农的剥削，即剥削其剩余劳动。但中国尚少资本主义的农业，大地主多不亲自经营土地，故此项剥削小地主较多，大地主较少；第五种为与军阀及贪官污吏合作在本年包缴预征田赋，而来年索取重息于完粮之农民。合这五种削剥加于农民的惨苦，真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大地主阶级人数，以收管业五百亩以上者计算，在农民中大概约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属在内），在全国三万万二千万农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计）约占三十二万人。
小地主数目比大地主多，全国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其来源大部分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升上来者，亦有一部分为都市商人购买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及现在之小官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此种人颇受军阀及大地主的压迫，故颇有反抗性，然又怕“共产”，故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国内高等知识分子如大学校专门学校教员学生以及东西洋留学生一大半都是小地主子弟，所谓国家主义乃自他们口中倡导出来。盖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一个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但因现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国家主义国家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他们反对以阶级争斗说解释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及容纳共产派分子。这一班人乃中国中产阶级的右派，他们颇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但中产阶级中有一个左派，在相当时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如在农民协会运动气焰高涨时，小地主中间的左派分子可以引其帮农民协会的忙。但其性质极易妥协，其血统到底与小地主右派及大地主要亲，与农民协会要疏，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上和环境上都有特别情况的人。
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分三种。第一种自耕农是有余钱剩米的。即每年劳动所得，除自给外，还有余剩，用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小地主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涎水，对于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这种人胆子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的小地主颇接近，故对于乡村小地主们中那些什么“老”什么“公”什么“胡子”的“谨防过激党”“谨防共产”的宣传颇相信，自然这些谨防的话又是从大地主们中那些什么“大人”什么“老爷”的嘴[里]来的。这班余钱剩米派，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对于现代的革命在他们没有明了真相以前取了怀疑的态度。但这部分人在自耕农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全数百分之十。中国的自耕农人数，有人说超过佃农，雇农的总数。但把半自耕农除外，一定只占农民的少数，大概自一万万至一万二千万。自耕农中的富裕部分约占其中百分之十，计千二百万人。第二种自耕农是恰足自给的。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也不少。这种自耕农比较第一种自耕农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随着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感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从前相等的劳力，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即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他们骂洋人叫“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能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自耕农的一半，约六千万。第三种自耕农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自耕农好些原先本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的只能保守，渐渐变的要亏本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从前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真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自耕农中百分之四十，即四千八百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说三种自耕农对于现代中国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第三种左倾的自耕农马上参加革命；第二种中立的自耕农亦可参加革命；即第一种右倾的自耕农受了佃农及自耕农左翼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
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这三种农民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自一万五千万至一万七千万。分开来说半自耕农大概占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各占六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在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粜粮，较之自耕农之不求于人，自然境遇要苦。然优于半益农。因半益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且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获。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
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分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此等农人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勉强维持其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
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亩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雇农乃农业的无产阶级，有长工，月工，零工三种。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乃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乡村手工业工人地位比雇农要高，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因家庭负担之重，工资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与失业的恐慌，亦与雇农差不甚远。
游民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之剥削压迫及水旱天灾因而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分为兵，匪，盗，丐，娼妓。这五种人名目不同，社会看待他们也贵贱各别，然他们之为一个“人”他们之有五官四肢则一。他们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妓娼为“媚”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闽粵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做了他们政治和经济争斗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中国游民无产阶级人数说来吓人，大概在二千万以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中国农民》一卷一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一九二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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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宣传报告
一九二六·一·八
文字宣传[1]
（一）日报
（甲）党办者：
（1）上海民国日报以前系叶楚沧等的私人报，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收归党办，支扩充费数万元，以后月支经费二千五百元至三千元。然自始即不能算作真正的党报，其言论纪载荒谬之处甚多。西山会议后，变为反动派的机关报。
（2）广州民国日报以前系广州市党部办，十三年十月始收归中央宣传部管理。发行数由千余分增至一万一千余分。
（3）广州国民新闻以前系反动派机关报，廖案后收归中央宣传部管理改为党报，广东省党部成立归省党部管理。目前日出七千五百余分。
（4）香江晨报曾有一个时期收归党办。后叛入敌党，现已停版。
（5）香港新闻报十三年七月起脱离陈炯明关系，属本党指挥。罢工事起被港政府封闭。被封前销数达八千余分，销路海外多，香港次之。
（6）北京民报出版未久，被张作霖封闭。
（乙）同志个人办或用社团名义办的日报，调查未周，不计。
（丙）海外华侨党部所办大小日报颇多，调查未周，不计。
（二）周报
（甲）党办者：
（1）中国国民党周刊第一次大会后中央所办，不久停刊。
（2）广州民国日报，曾附属有文学，科学，孙文主义研究，经济，平民，农业妇女，影画等八种周刊，然不久即停。
（3）党声周刊归中央宣传部主持，初附属于广州民国日报，后独立，然不久亦停。
（4）评论之评论第一次大会后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主持，附属上海民国日报发行，不久停刊。
（5）上海民国日报附属之科学，平民，等几个周刊，不久均停。
（6）浙江周报第一次大会后浙江省党部所办，不久停刊。
（7）新民周报第一次大会后湖南省党部所办，不久停刊。
（8）中国国民西山会议后由上海各区党部联合会出版，主旨在对抗西山会议及右派之言论，现改为三日刊。
（9）武汉评论湖北省党部主持，继续未断。
（10）政治周报十四年十二月出版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每期四万分，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
（乙）广东方面各军及各军校所办周刊半月刊等，如
黄埔军校的《黄埔潮》
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
第四军的《军声》
攻鄂军的《人道》等。
（丙）同志主持用社团名义办的刊物，此类颇多。如
学生团体的刊物，各地都有，如《中国学生》等。
工人团体的刊物，如《工人之路》等。
农民团体的刊物，不多，广东方面稍有一点。
军人团体的刊物，如广东方面之《中国军人》《革命军》《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烟台之《新海军》等。
妇女团体的刊物，全国约四五种。
其他团体所出刊物。
（三）月报
前年有《新建设》《新民国》二种，不久即停。现只有中央农民部主持之《中国农民》一种，初出版。
（四）通讯社
（1）中央通讯社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颇有成绩，办理已两年了。
（2）其他有关系之通信社数家。
（五）书本
（1）中央的中央宣传部出版的书约三十种（内关于孙先生的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十二种。关于其他同志的如汪先生讲演集等十一种，中央宣传部编纂的约五种）共发行三十九万三千九百五十九册。惟散发偏于广东方面。
（2）各地的不明，无统计。
（六）传单
（1）中央的中央宣传部共发传单八十三种。惟散发尽在广东方面。
（2）各地的不明，无统计。
（七）标语
（1）中央的广州市上中央宣传部与广州公安局合作，做了两种标语：一种钉在电线柱上，一种写在墙壁上。均取材于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及孙先生之遗言。
（2）各军的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海军，黄埔军官学校，及第二第三两军附设之军官学校，由各政治部主持，发布各种标语，为数不少，收效极宏[2]。
（3）各民众团体的广东方面农会工会印发颇多。
图画宣传
（一）图画宣传的重要
中国人不识文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党的文字宣传，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
（二）经过之成绩
（1）中央的去年四月起才实行，做得颇少，又偏在广东方面，分为下列三项：
（甲）每周供给四幅小讽剌画于广州民国日报（间有缺）；
（乙）每周出一种宣传画（间须两周或三周出一种）；
（丙）印刷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之小照片。
（2）各军的各军政治部于图画宣传做得很不少，尤其在战时，于军行所至之处张贴图画很多，及于民众的影响很大。
（3）各民众团体的广东工农两会做了不少的图画宣传，最能激动工农群众。北京上海两处也有一点。
口头宣传
（一）口头宣传，于宣传中，在分量上，在效力上，均占重要地位。
（二）在农民工人兵士学生召集会议，在此会议中作各种内容的演说，是为经常的口头宣传。
（三）在各种政治变动，成示威运动时，作各种的演说，是为临时的口头宣传。中央党部曾数次组织宣传队。各省各埠大规模有组织的宣传，五三十运动中及以后，做得很多。
（四）负责同志于开党员会时，作政治的党务的报告，是为对党内同志的教育。中央党部于总理纪念周常行之。
两年来十四重要事件之宣传
（一）本党改组发布宣言政纲，明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其结果：
（1）使民众认识了本党及本党之目的，一变从前怀疑本党的态度。于对外宣传有极大效果。
（2）统一党内目标及方法，使怀抱个人或少数人目标及方法者，逐渐淘汰出去。于党内教育收效极大。
（二）收回粵海关事件反帝宣传，帝国主义明白与本党破脸，本党亦明白反帝；在宣传上有大影响。
（三）沙面罢工之反帝。
（四）商团事件使民众认识了买办阶级的罪恶。惟此事件本党的宣传做得不力，反革命派攻击本党的宣传却做得十分起劲。
（五）中俄协定国人从此明白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国家与反帝国主义国家之别。北京以及各地反帝同盟奋起。“反帝国主义”一口号开始为民众所接受，本党为此发布一宣言。
（六）反直战争民众从此对强大军阀失信用。孙先生发布北伐宣言。
（七）总理北上发布北上宣言。提出“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
（八）国民会议促成运动与段祺瑞对抗，使段之善后会议民众全不信用。同时使民众更深切的认识本党政治主张，“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在此运动中，深入于民众。
（九）总理追悼运动使民众认识孙先生，认识本党及本党目的。此追悼运动极普遍，达于穷乡僻壤，“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因此更深入民众。此时本党发布与段祺瑞绝交宣言。
（十）五三十运动空前的反帝。在此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驻华海陆军等。民众因此认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此运动因奉系军阀高压失败。但有一成绩：即上海香港的工人起来了。此次在宣传上收效极大，乡村农民群众已普遍的知道了本党有拥护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宣言。
（十一）廖案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之残暴。本党用追悼及文字图画等的宣传，做得很不少。
（十二）反奉战争使民众明白认识帝国主义与其工具中国军阀之关系，明白认识中国军阀崩坏之迅速。在此战争中，民众有了接近革命成功之感觉。在各地的反段运动中，提出与当地军阀直接冲突的口号，如北京民众之“驱逐段祺瑞”，武汉民众之“驱逐吴佩孚”，长沙民众之“打倒赵恒惕”，一变从前避免直接冲突之和平态度，革命空气，空前的紧张。
（十三）反教运动两年来反基督教的组织和宣传，遍于全国各地，使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之宗教的侵略。
（十四）军队中平时之政治教育与战时之政治宣传本党在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所作之政治教育，造成了反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在广东各次战役时所作之军民联合的宣传，使军队爱护人民，人民拥护军队。此一事仍可算得本党一大成功。
敌人的宣传
我们的宣传之[一]部分，不能不针对敌人的宣传去做，现在且一看两年来敌人的反革命宣传。
（一）帝国主义两年来因本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特别猛进，帝国主义诬蔑攻击本党的宣传，亦特别利害。乃提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号召其在中国的工具官僚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向本党进攻。香港上海天津北京奉天汉口各外报，及外国通信社之造谣诬蔑挑拨中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二）各派军阀国内各派大小军阀一致拥护帝国主义发出的两个口号（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而扩大之。
（三）买办阶级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然比任何反革命派之宣传为努力；香港工商日报，上海新闻报，可为代表。
（四）研究系拥护官僚及大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时事新报晨报可为代表。
（五）安福系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以新申报为机关。
（六）联治派拥护官僚及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中华新报乃其机关。
（七）国家主义派学了点西洋国家主义的样子，拥护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共产”“反苏俄”十分起劲，醒狮周报乃其代表。
（八）国民党右派本党右派自西山会议后，也学会了“反共产”“反苏俄”两句口号，跟着以上各反革命派起斗，取了敌对本党的态度；上海民国日报乃其代表。
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三十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缺点
从两年来的宣传工作中，发现了如下各缺点：
（一）党报不健全；
（二）对各重要事件的宣传指导不敏捷，而且多未能尽量的做；
（三）指挥系统完全缺乏，上级与下级党部的宣传部间，完全失去连络，成了人自为战的局面，许多宣传部负责人因此放弃职务；
（四）检察纠正之职务，完全旷废；
（五）宣传材料之充分搜集，及供给于下级党部，完全未办；
（六）有计划的党内教育，几乎没有做；
（七）偏于市民，缺于农民；
偏于文字，缺于图画；
以上均是以前本党宣传工作中最大的缺点，以后应一一改正之。
〇《政治周报》六七期合刊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六·四·一〇
注释：
[1]加粗小标题在《毛泽东集》原文为字左（相当于横排字下）加着重号。以下均同。——整理者注
[2]《毛泽东集》原文中“收效极宏”之“收”字为“□”，现据本文原件上海图书馆影印本辨识、补录。——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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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最大本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右派的最大本领
一九二五·一二·二〇
右派机关上海民国日报十二月三日社论说：“只有怕革命党的军阀，那有怕军阀的革命党”，他拿这个理由去反对下面汪精卫等感电的话：“中央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有军阀的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因此民国日报以为中央全体会议在北京开会，可以表示勇敢，可以表示不怕军阀。民国日报的错误在那里？他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革命党的活动有公开与秘密之别。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他的党的组织与会议在敌人势力之下完全是秘密的，他的主张和宣传则是公开的。在敌人势力之下要将党的组织党的会议公开起来，那必须先得敌人的谅解，就是至少有某几点是于敌人有利才能得到他的默许或者还能得到他的保护。但这还成了什么党呢？这只能是敌人的朋友，不是要革敌人的命的革命党。段褀瑞容许了右派在北京公开的开会，他能容许汪精卫谭延凯等到北京公开的开会吗？该报又谓孙总理去年曾到北京不怕段祺瑞。不知孙总理去年能到北京有两个原因：一是段褀瑞刚上台其政权尚未稳固压迫国民党的政策尚未确定；一是当时北京的警察权尚握在同情于国民党的冯玉祥手里。没有这两个原因，孙先生是不能公开地到北京的。假如孙先生至今还在，段祺瑞一定不能容许他在北京公开的做革命运动，他一定须秘密起来，或跑到别处去。北京乃至全国各反动军阀盘据的地方，都有国民党的组织，各级党部到处都有机关，党员及干部同志随时都有会议，都有各种企图消灭敌人势力的勇敢奋进的工作，但这都是秘密的。在这些组织和工作中，只有左派在那里不断的奋斗，右派党员都畏惧不敢近前。右派的长处就是一张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几个口号，他们也能不看党的决议案背得出；至于实际的做法，实际的行动，他们一听见就吓落了胆。右派只有一张嘴，他们并没有手与脚。他们只有胆子在段祺瑞面前开会，没有胆子到广州开会，因为广州的革命空气把他们吓杀了。他们议决了他们所谓的第二次全国大会明年三月在上海或北京开会。依我的观察，他们的大会如真能召集得成（不管人数多少）未必敢在北京开，因为段执政的龙庭已是坐不大稳了。他们大概会在上海开会。在帝国主义的老巢里，向各国领事工部局洋大人巡捕房红头阿三面前公开着国民党的全国会议，这很可以表示“勇敢”。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的开会，这是右派最大的本领，左派分子望尘莫及！
○《政治周报》三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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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
一九二五·一二·二〇
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既如上述。然而这是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后之一方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政府实现今日北京右派会议之目的，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梁鸿楷郑润琦魏邦平莫雄朱卓文等企图于刺杀廖仲恺后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熊克武图从北江袭取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图从虎门袭击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炯明邓本殷欲从东南两方打到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没有效。国民党右派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集。由“枪炮轰击”的方法，改用了“议决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效力怎么样呢？实在难说。自然，右派会议的种种议决，只算是儿戏的议决。但是这种“窠里反”的方法，确实比在“窠外反”要进步。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慰。即使右派中有几位口里还在说打倒帝国主义，即使右派中还有一部分并无诚心为帝国主义利用，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政治周报》三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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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
一九二五·一二·二〇
帝国主义痛恶左派国民党的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国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能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其种种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郑润琦，莫雄，魏邦平，陈炯明，林虎，洪兆麟，邓本殷，熊克武，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取消政治委员会；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能领导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帝国主义痛恶苏俄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雇用俄顾问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议议决辞退俄顾问鲍罗庭；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增加一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等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政治周报》三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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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削除〕*（李春涛，一九二五·一二·一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削除〕*
一九二五·一二·一三
*本文实为李春涛作品，《毛泽东集》第一版中被误认为毛泽东的作品而全文收入。其原因可能是该文在《政治周报》上刊于署名“润”的文章《赤化原来如此》后，并且未有署名。《毛泽东集》第二版中将此文正文删除，仅存其目，题目后标明“削除”。现按《毛泽东集》第一版所收正文录入，并参照《李春涛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补部分文字。文中“[]”内的文字在《毛泽东集》第一版中为“□”,依《李春涛文集》补入。另有，文内“应先把中国知识阶级”中的“应”在《毛泽东集》第一版中为“[起]”，据《李春涛文集》改。——整理者注
陈炯明的反共产宣传文章里，有一篇是《敬告青年学生》，末尾几说句：“共产党的政策，还要灭绝知识阶级，我青年学生，总算知识阶级，共产党成功时，[就]要把知识的青年学生，一个一个杀尽。”要知陈炯明的话对不对，应先把中国知识阶级的地位作一个分析。我们觉得有知识的人们不能承认他们是一个阶级，只能承认他们是一些有知识的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一种共通的利害，能够促成他们联合做一个阶级。他们有的做了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等的秘书或参谋；有的做了张[謇]穆藕初陈[廉]伯等的辩士或书记，说农民不该减租和工人不该罢工；但同时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投入农工阶级的战线里了。依此，我们很可明白每个有知识的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跟着近世产业进步必然的结果，早已失去了他们所谓自由职业的尊严和保证，由中间阶级暂沦为无产者，势非死心塌地参加农工运动不可。若他们竟忘却了自身在现存社会上的地位，而情愿开倒车去和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帮忙，那才算是有知识的青年被人杀尽。被谁杀尽呢？直接被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冤杀，间接被帝国主义毒杀。
○《政治周报》第二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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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化原来如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赤化原来如此
一九二五·一二·一三
十一月二十三日申报北京电：“使团得粵详报，识蒋介石主义虽标赤化，但对于人民颇爱护，反之反共产军陈林洪等部到地方时，反多共产行为”。原来赤化就是爱护人民。赤化我化[1]，安得染遍着全中国！
○《政治周报》二期一九二五·一二·一三
注释：
[1]《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赤化[俄]化”，据《政治周报》原文改。——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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