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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还是向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向左还是向右？
一九二五·一二·一三
半年以来一班人有一种议论，即是说左也不好，右也不好，另外提出一种中间意见，排斥右派也排斥左派，自己标明是站在中间地位。这种事情在广东不多见，而在江浙颇普遍。因为在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站在广州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香港，站在香港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广州。陈炯明率领反革命派军人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齐站在香港旗帜之下，国民党左派率领工农兵学商各种革命民众一齐站在广州旗帜之下，所以两边是用大炮互轰。在这互轰中不能有中间派，他有也只能藏头掩面躲在一派旗帜之下用低声发言用轻步走路。假如有人要站在广州香港之间，则其宣言必定是“香港不好广州也不好”，那香港的大炮一定对准他轰，广州的大炮也一定对准他轰。江浙一带现在还没有大炮互轰之事，“两边不好”的议论于是乎大盛。本来今年五月三十日甲方的大炮已经在南京一带的[砰]砰地响了，幸喜乙方没有大炮，只有些拳头做不成“互轰”，未[酿]成对抗的乱局（罢工一下子也算不了事），使“两边不好”的议论还可以公开的宣传，“留正气于两间，存自由于天地”。但我们若假设一个局面，假设那南京路上的群众，不但有拳头，而且有大炮，又是汪精卫蒋介石带领着，把那巡捕房砰的一声打个粉碎，随即占领工部局，所有“红头阿三”之[类]一齐变了俘虏；马上封锁吴淞口，在南北塘狮子林驾上大炮（象虎门一样），炮台上起扯“包打帝国主义”旗帜。这时候上海一定不幸要闹成广州一样的“乱局”，也会设置了卫戍司令部，请着王懋功先生之流做了司令，每日坐了武装汽车在马路上飞巡。时事新报之类一定发封（也许醒狮周报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这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将怎么办呢在自然还有北京。但是北京也难靠久，总以段执政坐得稳为条件。段执政坐得稳那是没有问题的，不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可以高挂起招牌，就是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也可以在那里开会，比较张家口还要自由——话虽如此说，我至今还有点糊涂，何以张家口不准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开会，岂那里不是段政府管辖的地方吗？如果段执政不在——且慢，即使段执政在也难免有照料不周之处，[1]不是听说有两个人被人捉上汽车载入城内打了又给写悔过书吗？咳！段执政辇毂之下也出来这种乱子，世事真是难说！更可痛着：[据]北京执行部电称：十一月二十八日发生革命运动，市民围攻执政府，要驱逐段祺瑞。又称：国民大会议决三条，第一条组织国民政府（很不幸！自然是照广州的样）又据路透电称：“二十八日北京示威，学生执广州旗帜，工人执红旗，未见国旗。游行者分散传单，上书推翻段祺瑞，诛朱深，枪毙国贼，解散关税会议，国人武装，群众革命，真正国会等字样”时事新报在这段电报之前标题道：《可骇的示威》！怎么办？这里又有了“可骇的示威”假如将来真会组织什么“国民政府”，在那政府的屋顶上高挂起“广州旗”，岂不又酿成了广州一样的“乱局”？不但如此，这“乱局”也许蔓延全国，到处仿照办理，多数人起来“自由”，硬把少数人“不自由”。站在中间的先生们！请问怎么办呢？向左？还是向右呢？
○《政治周报》二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一三
注释：
[1]“照料不周”在《毛泽东集》中为“[所]料不[及]”，据《政治周报》原文改。——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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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与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邹鲁与革命
一九二五·一二·五
邹鲁说：“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应该觉悟，切不可因人家说旧同志不革命便抹杀一切。若不是我们同志屡仆屡起，那能有民国。若不是讨袁护法讨贼北伐诸役一向无前，那能有今日的历史。就是共产得意的工作焚毁商团，仍须要靠杨刘。打杨刘仍须要靠许梁。即今日之制许梁，又何莫非老同志。”很好！邹先生！就请你革命罢！实在没有一个人有本领敢于抹杀革命的老同志！须知单是“有民国”“有历史”是不能算数的，须得现在还是革命，须得将来还是革命。若那老同志杨刘，老同志许梁，我看还是少举例为好。
〇《政治周报》一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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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
一九二五·一二·五
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然此种制造，只能比较抽象，不能太具体，太具体便容易自己擢穿使人不信。然此次陈炯明在东江，为了孤注一掷以图幸胜，竟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他竟捏造所谓“共产章程”以恐吓人民。他们的传单中有一张题目叫做“劝粵民协助粵军讨伐赤党”。那里面说：“呜呼！我父老兄弟知蒋中正拟订之共产章程乎？区区之愚，窃虑蚩氓无知，以为共产者共富人之产，于一般贫民无与也。或更大有造于贫民也。而抑知大谬不然。吾综厥章程，概括言之：有所谓三三三一制者，盖对于产田言之也。有所谓四四二制者，盖对于房屋言之也。而对于工厂商场资本稍厚者，则更完全没收之。”[1]但近日香港工商日报却载道：“省商代表到港，港商代表假座华商倶乐部，请省商代表开第二次大会议磋商解决工潮恢复交通事宜，华人绅商与省商代表皆围坐于一长桌。省商代表简琴石起言，省城政府实非行共产”。假如有人拿了简石琴的话去问陈炯明，我料陈炯明必将答道：“简石琴自己扯谎，别人共了他的产他还说未共呢”。
○《政治周报》一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五
注释：
[1]本文中“没收之。”与“但近日”之间的引号（原为竖排引号“﹂”）在《毛泽东集》中被编者误认为“一”，据《政治周报》第一期原文改。——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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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
一九二五·一二·五
这是陈炯明在东江所发反共产印刷品上面的一句口号。这句口号确实响亮，只可惜“反共产中国国民军”要去“大同盟”有点为难。象奉天张督办所部与汉口吴子玉先生所部，实在可算得“反共产中国国民军”了，但是何从“大同盟”呢？
○《政治周报》一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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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声来于万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颂声来于万国
一九二五·一二·五
有个潮梅绅学商联合会打了一个响应刘志陆的电报，里面说：“共产妖党，煽祸粵东，近之足以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远之足以酿世界以灭绝人类之忧。我刘公仗义发难，为天下先。行见旌旄所指，浆食争迎，拉朽摧枯，大勋立就（记者按立字有弊）。赤化赖以铲除，国基由兹奠定。岂特与云南起义马厂誓师先后鼎足，抑且全世界人类赖以保障，全球劫运赖以挽回，纪念垂于千秋，颂声来于万国”。处处不忘“全世界”“全球”，眼光何等远大！刘志陆如果真把“赤化”铲除，“颂声”之来，一定可靠。万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
○《政治周报》一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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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讨赤志同仇仇亦吾良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如果讨赤志同仇仇亦吾良友
一九二五·一二·五
刘志陆等的电报，于数了国民政府八罪之后，加上“呜呼”一段，接着说：“总之出师靖难，伐罪救民，如果讨赤志同，仇仇亦吾良友。师直为壮，胜负无待交绥。得天者昌，仁暴无难立判”。刘电列衔诸人如段执政各部总次长张萧赵方周各位督办督理，或省长以及岑吴康梁诸先生，固然是讨赤[志同]。但香港金总督伦敦包总理，何尝不是讨赤志同？却不将台衔列上去。而且金总督助了如许金钱军械，又保护了陈总司令在香港开设总司令部，讨赤之志，炳若日星，却徧将台衔漏列，真不知是何用意？电末师直为壮数句说的更属糊涂，他竟在替国民政府做功德颂。
○《政治周报》一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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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一九二五·一二·五
杨坤如的布告已经领教了，还有刘志陆等给“北京段执政，各部总次长，奉天张督办，湖南赵省长，武昌萧督办，江西方督理，福建周督理，岑西林先生，吴子玉先生，康南海先生，梁任公先生”许多人的电报，那上面却稍不同。他那“其罪七”中说：“我国社会，素称重农，主佃利益，所得常均，互助精神，自然而合。今乃诱以均地之说，乱其互利之序。”，不免与杨坤如冲突。照杨坤如说：“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己得三成，一成公[1]用。”各方面都得一点，到可以说是“互利”。刘志陆[说]的却是“均地”，其意谓广州政府教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都均分了，地主从此没有租收，所以是“乱其互利之序”。一个说地主还有三成，一个说地主一点没有，未知北京等处朋友，到底相信那个的话。
○《政治周报》一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五
注释：
[1]《毛泽东集》原文此处“公”为“[会]”，据《三三三一制》及文意改。——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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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一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三三三一制
一九二五·一二·五
“何谓共产？财产充公。不准私蓄，贫富皆穷。造作好语，名曰重农。三三三一，其实不通。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己得三成，一成公用。”这是杨坤如贴在惠州城厢内外的“反共产”四言韵语告示。一个新从北京来而头脑颇算得清醒的朋友问我道：“三三三一制到底有这回事没有？”我听了纳罕。我尚未答他时，心里想：难道你也有点疑惑或者广东竟行了什么“三三三一制”么？我便带着冷峭的神气答他道：“有是有，不过还在杨坤如的告示上。”他说：“香港晨报不是国民党的报？那上头也载着”。于是我才知道所谓香港晨报也有这种新鲜议论。原来香港晨报在杨刘叛变以前确与国民政党有过关系。杨刘叛变省港罢工以后便为刘震寰买了去做了香港洋大人和所谓陈总司令也者的机关，利用省港断绝交通，就在香港那荒岛上香港晨报那篇幅上涌出了许多的“事实”，三三三一不过那许多“事实”中的一个，却不料远远地送到了北京饱了北京朋友的眼福。我因此想：现今世界上的东西，无论是那动物（如人之类）或静物（报纸之类），不必看得太拘板。因为现在“革命”“反革命”分了家，那些动静物件，可以今天在这家，也可以明天在那家。香港晨报在国民党时，做了国民党的机关报；他被香港洋大人刘震寰先生与夫所谓陈总司令也者买了去，便只能算做他们的机关报。这正如冯自由马素一班人在国民党时，是国民党员，及被段祺瑞买了去，虽然嘴里还说国民党，招牌也是挂的“国民党俱乐部”，然而只算是段褀瑞的人了。我不是特別有恨于香港晨报和冯马几位先生，我是不得已要借光这一个例子点破给国内外许多朋友看，于观人察物时别要上当。至于杨坤如的告示做的词章俱佳，只有“其实不通”一句，算是败笔，所谓一粒老鼠屎点坏一锅汤者非耶？但那是秘书的过。
○《政治周报》一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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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一九二五·一二·五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上实现了十四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东征军不曾拉夫；废除了广州市场的赌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骤；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确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肃清；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们并不隐晦我们的缺陷，我们不是说广东业已改造——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还有许多扰乱治安的土匪；还有许多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内幕积弊还有许多未尽除去；我们不是说这些缺陷都没有了。我们是说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肃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已可开始刷新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凡所施为，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昭昭在人耳目。而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咀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咀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内哄”“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政治周报》一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五
☆《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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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一九二五·一一·二七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以反奉战争关系重大，其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各地各级党部，亟宜指挥全体同志，作广大之宣传，使全国国民了然于此战争之原因及目的，特制定宣传大纲，首为反奉战争各方面之分析，次举宣传纲领，次列九个口号。经毛泽东部长提出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会议通过。兹录全文于左：
（甲）反奉战争各方面的分析
（一）帝国主义方面去年奉直战争，起于英美帝国主义欲挟直系统一中国排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企图。其爆发于江浙战争，乃美国帝国主义欲垄断江苏无线电报借款，排斥日本无线电报借款。故其时美国及[亲]美派竭力助齐燮元，而日本及亲日派乃竭力助卢永祥。此次反奉战争仍然一脉相承，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奉系背后，美国帝国主义站在直系背后，惟英国帝国主义在去年奉直战后鉴于直系之不中用，于五三十运动全国反英时，不得不极力与日本协调以重利勾引张作霖镇压上海的反英运动，后且相传英国以巨款助奉[扩]充奉天兵工厂企图以奉系统一全国之说。此时直系以杨宇霆督苏上海增兵和在北京所开关税会议有利奉张之故，不得不早日发难。狡猾的英国帝国主义在此次战役内究竟助奉助直，此时尚难完全断定。大概日本为对抗美国计，宁愿拉[拢]英国以共同役使张作霖。然英国如察张作霖有不利形势，而其旧仆吴佩孚有胜利的可能时，为巩固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计，他会舍新欢而联旧好，也是意中之事。故英国帝国主义的态度，将看何方胜利把握较多即助何方。
（二）军阀方面在直奉对峙的局面中，直系方面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七省地盘，四川之袁祖铭及袁祖铭支配下之贵州，名义上也属直系。但这几省内部各有特殊的派别，吴佩孚孙传芳亦必互相分裂。在反奉战争剧烈时期孙吴自须联合作战，现在战事停顿已现裂痕，将来战胜奉张，必然分裂无疑。奉系方面，自来即有老少两派。去年胜直以来，因权利的分配内部暗斗日甚。财政竭蹶，奉票跌至五折以下。前之攫取直鲁苏皖，即为解决财政问题。此时苏皖已失，又因国民军之威胁，山东及直隶之京汉线亦将不守，关内财源尽矣，聚数十万饥军于山海关内外，其势利于速战而不利于持久。奉直两派军阀，无论那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恶凶的帝国主义。[惟]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认为一员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再以国民之力肃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的必要。
（三）政派方面在此次反奉战争中，政派之态度可注意者为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新外交系，及上海南通等地之买办阶级。安福系在军事上的势力此时可说已经没有。其在政治上的势力，早已裂为亲直亲奉二派。惟因亲直派失势，亲奉派在北京当权，故北京政府变成完全代表张作霖的东西。研究系自曹吴当[国]即附曹吴。曹吴虽失败，仍为吴佩孚主幕。此次直系抬头，研究系蒋方震等及该系猪仔议员猬集汉口，借以攫取利益。联治派乃合政学系益友社及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一派政客如章炳麟等许多小政派而成，现时亦均聚在吴佩孚旗帜之下以谋活动。顾维钧一派所谓新外交系，一向是直系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卖国经纪人，此派现与研究系及上海南通等地买办阶级深相结纳，一同聚在直系旗帜之下，努力做其卖国运动。上海南通等地买办阶级，去年反直战争时因美国帝国主义之指引站在直系一边。此次直系再起，亦马上从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的意旨，做了直系响亮的应声，而且是直系有力的柱脚。以上各政派，除代表日本帝国主义与官僚利益的安福系属于奉系一边外，其余代表官僚及地主阶级利益的研究系联治派，代表英美尤其是美国利益的新外交系，与上海南通买办阶级，都站在直系一边。
（四）国民军方面国民军与英美日本帝国主义都没有关系，因此同情于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国民军的最大特点。此时因策略上必需尚未与张作霖决裂，或且取暂时的妥协，但这是一时的事。本党欲[图]接近国民革命之成功在反奉战争后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则国民军在北方之胜利实为重要关键之一。
（五）国民政府方面本党在广东的基础现已十分稳固，北江熊克武部早经解决。东江陈炯明部又已肃清，其小部[窜]入闽边者已派兵追[剿]务绝根株。南路邓本殷部亦不日可以解决。全境统一可说业已告成。英国帝国主[义]勾结陈炯明等消灭本党革命势力之企图，业已完全失败。省港罢工问题，港商港政府知无别法可以对抗，现正力[图]转圜，不日可得到胜利的解决。目前本党在广东方面所致力者，为革命军军力之精练扩充，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之刷新整顿，工农商学民众运动之扩大。总之以最短之时间，积极准备实力，俟南北形势发展至相当时限，即发兵北进，领导全国国民为国事之彻底解决。本党业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对时局宣言，指明反奉战争之目的。并用国民政府委员会名义致电直奉两方重要将领，勉其一致推倒奉张，并于奉张势力倒后建设合于民众目的之政府及政策，以验其对于本党拥护民众利益主张的迎拒。
（六）民众方面此次反奉运动在民众意识方面，乃为反抗拥护英日帝国主义压迫爱国运动之奉系军阀的运动。故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枝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此时民众之愤怒奉系军阀为历年所未有。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胜利即反英日胜利的观念，与广东民众之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国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故此次反奉战争在民众意识方面与在“直皖”“奉直”几次战争时都不相同。
（乙）我们的宣传及准备
各地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须有组织有计划的觅得各种机会，于同志中尽力解释于民众中尽力宣传以下各点：
（一）各国帝国主义在此次战争中的阴谋。
（二）为英日帝国主义走狗的奉系军阀如胜利，则民众将受到绝大的危险。
（三）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于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因直系代替奉张执政，人民亦将受到极大危险，直系当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记。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级欢迎吴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地方，尤宜注意宣传此点。
（四）各种反革命派如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新外交系，买办阶级，都是与人民利益绝不相容，不可不揭其阴私一律排斥。
（五）在各派反奉势力中，冯玉祥一派与吴佩孚孙传芳一派不同之点，即冯与帝国主义无缘，赞助国民革命；吴孙则受帝国主义指使，反对国民革命。故人民于友敌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
（六）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因为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人民利益的拥护者，人民痛苦的慰劳[者]（举广东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此次统一广东积极建设的事实）。
（七）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此次反奉战争，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大运动。
（八）国民党对时局宣言主张之四条：一，建设统一全国之国民政府。二，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期间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三，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时间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对于不平等条约为根本之解决。四，此国民政府必保障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乃结束此次战争的唯一办法。不照此四条，则战争结局，仍然是帝国主义军阀合作支配的局面。人民仍然要受与从前同样的危险。
（九）为实施国民党的主张计，应该赶快准备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在各种人民团体中，“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之必要”应继去年的宣传重新奋起一个普遍的宣传。各省省党部各特別市党部于必要时，应该在所辖范围内全体动员，对于国民会议作猛力之宣传，以期唤起民众之注意。
（丙）口号
（一）打倒张作霖段祺瑞。
（二）打倒英美日本帝国主义。
（三）打倒一切阴谋政派。
（四）人民起来指挥反奉运动。
（五）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结束反奉战争。
（六）建设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七）取销不平等条约。
（八）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
（九）一切革命分子速加入国民党。
○《政治周报》一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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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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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
一九二五·一一·二七
致各级党部电
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各同志均鉴：近接北京中央执行委员林森等铣电（十一月十六）[1]，主张在北京西山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覆电严驳。盖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事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之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今年四月间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开会未半，即中辍南下，继续开会于广州，即基于此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岂可复蹈故辙，使军阀与反动分子得遂其破坏革命之阴谋。况第二次全国大会原定八月十五日在广州开会，嗣因省港罢工，交通梗塞，广州扫除反革命派，战事频仍，以致屡次展期。兹者广东全省统一，广州安如磐石，纵使交通颇感不便，亦无碍于开会。故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电嘱林森诸同志尊重决议，愿念事势，迅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致生纠纷。除胡汉民同志现在莫斯科，李烈钧柏文蔚两同志于役京外，已电征同意外，弟等一致尊重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之主张，并竭其全力以拥护实行。谨此宣言，诸维鉴察。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谭延恺，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鱗符，于方舟，张国焘，感（十一月二十七）。
〇《政治周报》一期广州政治周报社一九二五·一二·五
注释：
[1]此处“铣电（十一月十六）”，在《政治周报》中原为“铣（十一月十六）电”，当为报纸编者误，《毛泽东集》一仍其误。在此纠正。——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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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烟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纸烟税
一九二三·八·二九
我们时常说：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或者有人不相信；我们不时常说：外国人（尤其是英美）的假亲善只是想借“亲善”两字好多量压榨中国人的膏血，或者也有人不相信。自禁棉出口令遭洋大人反对而取消，可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现在又来了洋大人压迫政府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可更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申报八月二十八日北京电：“阁议，英美公使抗议加征地方纸烟捐，结果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征收纸烟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六月三十一日杭州总商会致北京政府电：
“窃维奢侈征税为各国之通例。近年卷烟盛行，以吾浙论，每岁销场竟逾千万，消耗之巨，骇人听闻，流毒之烈不减鸦片。当局有鉴于此，特命设局征收，化无益之消耗，作修路之正用。乃闻外商借口条约权利迭与政府交涉，殊不知此种特税，完全取诸吸户，与烟商毫不相涉；纯粹浙人所输之捐，外商又劳干预！且系国内行政主权，断不容外人侵犯，自应据理力争，勿任有所借口，主权幸甚。”
原来英美据了协定关税条约，不许中国对外来奢侈品自由抽税，任凭是“纯粹浙人所输之捐”是“国内行政主权”，只因为是对外国货，所以到底不许抽税。
英美烟公司所出的纸烟，一小部分是英美日本国运来的，一大部分是英美烟商用中国的烟叶雇中国的劳力在上海汉口等处中国内地设厂制造的。制造出厂时照“条约”出了一点轻微的税，大批运到各省，以后就再不许中国“自由”抽税了。浙江一省销纸烟价“年逾千万”，全国每年销纸烟总额无确数，照浙江一省推算起来，至少在二万万元以上，真是“骇人听闻”！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外国人向我们“亲善”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1]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向导周报》三十八期向导周报社一九二三·八·二九
注释：
[1]此处句号为整理者酌情所加。查《向导周报》原文，无此句号，应为当时报刊编辑误；《毛泽东集》也无此句号，应为编者保持原文原貌而未改。——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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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与梁如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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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与梁如浩
一九二三·八·二九
威海卫交涉现在逼着要签字了。除了山东人，全国国民并没有何等表示，这到底是什么缘故！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记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利害的？
办理威海卫交涉的人：一个是督办梁如浩，一个是帮办陈绍唐。据陈绍唐在山东旅京同乡会宣布梁如浩罪状说：“梁督办居心媚外，向英人献保留刘公岛之策。威海卫之交还关系军事上甚巨，梁氏甘心卖国，以无条件的交还，变而为继续的租借，且变而为永远的租借，无非另有交换，专谋利己。……梁氏恨余破坏其卖国阴谋，始则托人向余疏通，饵之以利，力言余个人一切开支将来均可代为报销，且结束后之种种利益，亦可分润。经余屡次拒绝，且仍要求其完全公开，梁氏知余不可以利动，乃继以威胁。至激烈不能相下时，梁氏往往拍案厉声[1]向余曰，此事我有全权办理。往往指挥左右将余扶出门外。余愤不可遏，曾屡次拟以身殉。一日余随手取一砚即欲向头自击，某英人睹之大惊，向余劝阻，梁氏亳无所动也。……”
梁如浩与英人所订之威海卫草约计甲乙两部二十三条，八月二十三日济南国民大会已经指出其丧权辱国重要的地方出来了：
（一）变接收为续租草约允许英国续租十年，十年后有展期续租之权。且将历来未经租于英国之威海卫城，一并划为特别区域而续租之。
（二）断送领土领海草约规定（1）中国地方长官应换给英国原租人“永租”凭照；（2）按照外人永租华地向来办法，不收任何手续费；（3）英国保留官地，中国不应收用；英国租出之地中国应予承认。其断送领土为如何。草约又规定：（1）刘公岛海面之拋锚所，须俟英国海军不使用时中国方得使用；（2）英国海军得在刘公岛派兵登岸操演打靶；（3）英国海军得在刘公岛拋锚所拖至外海操演。照此规定，英国占领刘公岛及其海面，其陆战水战各队得自由出没于我领土领海。
（三）断送国家主权草约规定刘公岛威海卫间一并划为特别区域，既不统属于山东地方，又非真正统属于中央政府。我政府名义上虽得委派政官，然警察须由英国人统带，财政由海关税务司（英国人）管理，市政则由中英合组之中英委员会办理。我国委派之行政官不过徒拥虚名，担负英国债务之偿还及公费之筹备而已。威海卫竟做了香港第二，国家主权完全断送。
迷信华盛顿会议的同胞们：华盛顿会议给了我们的在那里？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那里？威海卫交还是要把威海卫变为香港第二；汉口英租界天津英租界期满仍要强迫续租；要求广九路与粵汉路接轨欲置长江上游及西南各省于香港政府的经济侵略之下；关税会议则主张以研究厘金问题为限（八月二十六日伦敦电）；最近更撇开一切假面具提出铁路共管案来了。迷信华盛顿会议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那里？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那里？
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
国人应速起反对汉奸梁如浩！
○《向导周报》三八期向导周报社一九二三·八·二九
注释：
[1]《毛泽东集》原文为“历声”，据《向导汇刊》第一集（向导周报社，一九二四年）第二八七页改。——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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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宪经」与赵恒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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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宪经」与赵恒惕
一九二三·八·一五
“…自湘西问题发生，赵氏地位动摇，不能不假省宪以自卫，故前数日即令其党羽方克刚李济民等以金钱买公团通电，或作一群众运动…寓拥护赵氏于维持省宪之中…定五号午前八时举行游街，…彼辈发信以工人团体为多，以为工人头脑单简，必有千余人可来，讵是日候至十时，不特无一团体到会，即私人参与者亦只彼辈亲朋数人而已，彼等焦急万分，乃派人四出，至素为匪徒包办之中华工会及养济院佛化讲演院等处，每人大洋五角，并备点心一餐，雇请百数十人，于十二时出发游街，游街之先，在教育会幻灯场开会，一党和尚叫化等共一百二三十人。首由：
（1）和尚炽培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
省宪法不如谓之省宪经，如佛家之有佛经…坐中和尚叫化即两手乱舞；
（2）散会后出发：
前有大旗二面——一书省宪维持会——一书省民请愿大会；
第一队——为长衫马褂队，俨然省民代表，约二三十人；
第二队——中华工会，约五六人；
第三队——佛化讲演团，光头博衣，约四五十人；
第四队——养济院，约四十人；
五光十色…演此丑剧，尽滑稽之能事……”（见民国日报）。
我们历来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不是联省自治，乃是联督割据；我们历来反对军阀烂政客假窃名义的省宪，因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反做了军阀烂政客争权争利的保障。湖南最是个明证。赵恒惕现在堂哉皇哉兴“护宪之师”了，而他两年来——有省宪以来——惨杀劳工（黄庞等），勒封报馆（大公报，自治新报，新湘报），剥夺人民书信自由（邮电检查员未曾撤去一日），剥夺集会结社自由（封人力车工会，封碾谷工会，封外交后援会，多次禁止学生工人的集会），庇护其军队贩卖栽种鸦片烟，贿买选举（派遣属员私造省宪的总投票，用钱私造省议会，用钱买得省长），向商人勒捐（长沙总商会会长，屡被迫逃），向农人提征田赋（有些县提征到民国十七年），破坏法定的预算比例减教育实业费增加军费，钩结吴佩孚萧耀南：何一不是戴省宪假面具与人民为敌！他这次兴师动众，也是和蔡钜猷争鸦片税（所谓特税）起始。赵恒惕这样万恶不赦的东西，居然还在那里假借名义大吹大擂“护宪”，真不怕羞死湖南人！
○《向导周报》三十六期向导周报社一九二三·八·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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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与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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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与商人
一九二三·七·一一
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上海总商会复于六月二十三日经会员大会议决，发表对全国国民的宣言，这个宣言里说：
“用敢掬诚宣告中外，自本月十四日起，所有曹锟高凌蔚等因僭窃政权对内对外种种行为，凡我国民概不承认其有代表国家资格。除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请各自维持其境内之治安以维现状外，其善后建设事宜，谨当与全国国民共谋解决。”
总商会同时议决否定“不能代表民意”的国会，并组织一个民治委员会以为积极解决国事的机关。上海各马路商联会和上海总商会这次举动，总算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总算是商人们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大家知道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商人之迫切要求裁厘加税，是他们利喜切肤的表示；但裁厘加税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因为裁厘有损于军阀的利益，加税又有损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假使把厘金通通裁掉了，结果是军阀一天一天瘦而商人一天一天肥，那时商人起来推翻军阀真是只要“一声喊”，搬了石头打自己的脚，聪明的军阀决不做这样蠢事；假使把外货的关税特别加增，或竟废掉协定关税由中国自己定出保护关税来，把中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撤去了，一转瞬间国内工商业加速度发展，外货在中国就立刻没有立足之地，狡猾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更决不做这样蠢事。所以裁厘加税，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简直是有生死关系，断不是黎元洪一纸稽滑的起身炮命令所能做到的。我们再看最近上海纱商要求国家发纱业公债为曹锐靳云鹏破坏，要求国家禁棉出口又为外国公使团破坏，更足证明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这些都是上月二十三日到了上海总商会会员大会的那些体面商人穆藕斋先生们亲自尝到的苦味！
商人们历来“酷爱和平”，未想到政治的改造需要革命，不是几个“裁兵制宪理财”的电报所能收效；更未想到革命须要自己出马，号召组织全国国民，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革命的实力；甚至以为改造政治不必需要一个政党，而怪国民党之努力革命为多事；商人们从前这些幼稚而且怯懦的心理，试将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岂不要哑然失笑？从前还有一部分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竟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试把近来美国怎样阴谋扶助那商人及全国国民所反对的曹锟去抢夺政权，以及怎样出死力妨碍商人所要求的禁棉出口政策等等实际的事例看来，就可以知道迷信美国的错误了。我们从这次上海商人对于政变的举动看来，知道他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至其对于美国阴谋侵略中国的愤恨，我们从上海总商会和银行公会反对美国商会及美侨协会“乘我国民于民治运动奋斗期中，高唱隐含共管中国的论调，而以中国商会及银行界已予同意之谬说，建议本国政府”的文电看来，“中国商人媚外”的恶名，至少也洗去了一部分。
上海的商人起来了而且行动了，我们希望上海以外的商人都一齐起来一致行动。现在的时机是火烧眉毛尖一样的迫切，再不容我们躲懒睡觉；现在是要团结全国国民实行做革命运动，更不容于商人之中还分出派别。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不为曹锐和一班“官僚资本家”所迷惑，汉口的商人不为吴佩孚所劫持，一齐起来和上海商人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商人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末了，我们还有须警告全国商人的：第一，革命的大业[不]是容易的事，在向来外力军阀两重压迫革命的中国环境里更不是容易的事，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的；要实践总商会“与全国国民解决”的宣言，不要再蹈从前商教联合会拒绝工人加入的复辙。第二，现在商人们既已很勇敢地踏上了革命的第一步，就要赶快去踏上第二步，坚持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办法，整严步法，努力向前，不达目的不正；切不可稍遇阻力就停止不进，或更走向和外力军阀妥协的错路上去。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向导周报》三十一·三十二期合刊向导周报社一九二三·七·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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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发刊词（一九二三·四·一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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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发刊词
一九二三·四·一〇
本刊是湖南自修大学同人创办的，也可说是同人发表研究所得的机关报。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虽然自修大学创办伊始，同人的理想还在试验时期，将来成绩如何，不能预告，但是这出发的目标，自信非常正确，若凭着那种精神和志气做去，必有成功的希望的，本刊便是一个实验的标准了。
因此本刊出世的使命实在是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倘能借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改造的事业和研究，那是同人所十二分盼望的。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四
☆《资料选编》一九六七
☆《新时代》湖南省图书馆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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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一九二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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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一九二一·八
湖南人近有“自修大学”的创设，他的宗旨在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希望入学的人都能自己读书而共同研究，在中国现在“大学狂”潮流中，可算最实际的教育制度了。该校近发表宣言，说明创立的宗旨：
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组织的。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他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那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的很。但是书院也尽有好处。要晓得书院的好处，先要晓得学校的坏处。原来学校的好处很多，但坏处也就不少。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业行为罢了。[1]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生。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总括这些坏处，固然不能概括一切的学校说他们尽是这样，并且缺点所在，将来总还有改良的希望，但大体确是这样，欲想要替他隐讳，也无从隐讳。他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项特长，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以上是说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学乃取其利去其弊。现在再说自修大学独有的利，而书院和学校则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义与非平民主义。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是一。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是二。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是三。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既如上说，那么自修大学的内容怎么样呢？现在说一点大略于下：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就是专为这一项而设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最后要说自修大学在湖南的必要了。诸君，湖南不是至今没有一个最高的学术机关么？省立大学在最近期内之必无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过是一个官式大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而住在这湘江流域沅江流域资江流域澧江流域的三千万湖南民族，他们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将如何去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呢？湖南人尽管是峥嵘活泼如日方升的，尽管是极有希望的，但使没有可以满足其精神的欲求而发挥其文化的冲动，湖南人到底有甚么意义？说到这里，便觉得湖南人有一种很大的任务落在他们的肩膊上来了。甚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之设，窃取此意。事势上虽不能和湖南人个个发生关系，精神上必要使他成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虽不能说一定有很好的成绩，但努力向前，积以年月，相信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的。
该校现暂设文法两科，文科里面的科目为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新闻学，哲学等。法科里面的科目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这些都载在该校的组织大纲内，和上面的宣言同时发表的。
○《东方杂志》二〇卷六号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三·三·一
☆《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四
☆《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七·二
☆《新时代》湖南省图书馆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七
注释：
[1]本句加粗处原文《毛泽东集》原文为加着重号。——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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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一九二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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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
一九二一·四
（一）
我们在去年曾出过一本社务报告，是报告“发起”及“临时营业期内”的情形的。现在这《第二期社务报告》，是报告从去年九月本社开幕至今年三月底“第一个半年”里的情形。长沙文化书社是去年九月初开幕的，[1]到今年三月底，有了七个月，与本社组织大纲“六个月一报告”之例，多一个月，这是因为算账之便多出来的，以后还是按照组织大纲“六个月一报告”。
（二）
我们出这本报告的意思：头一层：与我们社里有直接关系的社员诸君，我们经理社务的人，在职务上应将如何推销书报种种情形，报告给大家，使社员都知道社里的实在情形，才算完了[2]我们的职务。第二层：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讨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第三层：我们这个社的任务，在我们的《缘起》里曾经说道：“……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在组织大纲里也说：“……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的机会”。[3]象这样极大的任务，是不能由我们几十个社员一肩担负的。我们为达到“人人有阅读机会”的目的，最注重的是各县开设分社，以七十五县每县设一个分社，[4]每一个分社有十个社员计，就要有七百五十个社员。所以我们惟有将社务公开，使远近同志的人，明白这个社的益处，分向各地开设分社，并口头或实力帮助我们的传播事业，“广布全省”的目的，庶几可以达到了。第四层：我们社里有的是书报，少的是本钱，为什么呢？[5]因为书报是外边来的，要几多也有。本钱是社员出的，社员不皆是富翁；社员所做的事又不单只书社这一件，那里有许多钱来做本？并且社的本是“公财”性质，没有退也[6]没有息，我们这些穷社员，从那里出得来许多呢？然而文化书社这件事，的确是一件极可注意的事，试举其益，便有两宗：
（一）经营简便；
（二）不消耗本钱。[7]
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经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8]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因此我们为扩张社务，并推广各县分社起见，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我们计划于二年内替书社筹足公共资本三千元）。我们不知谁是愿意帮助我们的，自然不好到处去问，惟有将[9]社务公开起来，庶几同情于我们的人，好自动的予以帮助。第五层：我们以前全是贩书，自己没有出版物，现在正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印刷局”，以与书社的“发行”连为一贯，然后本社乃有独立出版物。这样社务便更加扩张，非多邀同志和多筹资本（编译社定三千元，印刷局定五千元）不行，因此也得把社务公开起来，才可邀大家的同情和注意。最后还有一层是属于我们社内职员关于营业上的利益的。第六层：就是要社务发达，务必要账目[10]清楚，我们社内的账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11]三种，“日算”是每日晚上将营业的账算出结果，“月算”是每月一号将上月全月内的账算出结果，“半年算”是将半年的账算[12]出结果。这本社务报告里面所列的“营业情形”，就是“第一个半年算”的结果，我们有了这一算，手续既到，观念乃明，改正旧的失误，定出新的方案，便容易的求进步了[13]。
（三）
在第一期社务报告里报告了的，此处就不报告了，文化书社自去年八月一日假楚怡小学开会发起，八月二十日订约承租潮宗街湘雅医学校房屋之一部分为社址，九月九日营业开幕，并十月二十二日假长沙县署[14]开第一次议事会以后，几个月间社中可纪的事，略如下述：
1、议事会临时会[15]十二月二十九日假长沙县署[16]开议事会临时会，到会者：姜咏洪，[17]贺寿乾、王季范、周惇元、郭涛僧、彭荫柏、熊瑾玎，易礼容，[18]赵运文、刘驭皆、毛润之诸君。姜君咏洪主席，[19]讨论“另觅社址”及“添筹股本”两个问题。首先讨论社址问题，因现社址僻处草潮门一隅，房屋亦觉不够，欲图社务发达，宜于较为适中的地点觅一较为宽大的房屋。决议社址自要迁移，惟须慎重，务期一迁，便可安固，在未觅到相当房屋并布置清楚以前，仍在湘雅原处。因开会之前日船山学社总理仇亦山君[20]允将学社[21]房屋一部分借用于书社，众以此举甚善，惟须明定契约，不背“安固进行”之目的才好。结果决定由本社与船山再切实交涉。次讨论经费问题。以第一次议事会议决尽本年筹足千元，现尚少五百三十元，大家以零募不是办法，姜君咏洪[22]乃愿独力筹措此五百三十元。遂散会。
2、与商务等书局订约此为本年一月以后的事。本年一月以前，外埠书局如“中华”，“亚东”，“泰东”，“新青年社”，“北大出版部”，“学术讲演会”等，均经订约销书；至本年一月，始由杨君端六介绍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约分销。分销的折扣：七，八，九折不等。二月，与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交涉销书亦成，惟伊文思是一个西书公司，中文书甚少，湘省在[23]现在于西书不甚需要，故不能多销。三月，北京成立了一个新知书社，是和文化书社宗旨大致相同的一个新起的书社，刊印一部《罗素五大讲演》，[24]与本社交涉代销预约，本社已答应代销。有一个在四川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将他在四川未销完的书托本社代销；又有一个在北京的“亚洲文明协会”，托本社代售其新改组出版的《时事月刊》[25]；本社均经答应。此外新起的杂志社与本社交涉代销者，在这个期内尚有多家。
3、书报畅销本社所销的书百六十余种，杂志四十余种，报三种，自去年开幕至本年三月底，除开寒假时一个月外，余月均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一面固因为本社资本太少不能向外埠大批买书小批则随到随尽的原故；一面也是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潮的反面激刺，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买书的人，自然以学界为多，但如《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以年龄论，买书的人自然以青年为多，壮年以上的人次之。
4、成立分社本社既欲各县均有购买新书的机会，就非在七十五县都设立分社不可。本社对于设立分社，并不是本社自己去设，只是帮助各县的同志在各县去设立起来。不知本社内容的人或疑分社设立甚难，其实为事至易。资本只要买第一批书第二批书的钱，少则五十元，多则百元，第三批以后，即将头二批的书价收回转购便得——是一。各县生意多，固无问题，生意少，也不要紧，分社横直是附着公共地方开设，不要独立门面，开销便不要多，僻县陋镇，或一年只能销几十元，乃至几元的书都不要紧——是二。本社对于分社照本退与，不赚分文，所有优价折扣，都归分社，因此分社即因生意少不能多得赢利，亦断不至亏耗本钱——是三。附带经营，不须多的人员——是四。销不完的书，可以退还本社，不至因为滞销至于虚耗——是五。有此五层，所以说开设分社是“至易”的。本社截至今年三月底，已经成立了的分社凡七，即“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七处。分社外尚有“贩卖部”七处。“分社”何以别于“贩卖部”呢？1.分社可以得到全部优价，就是折扣照原店全部让与；贩卖部要少一点，只能有百分之五的报酬。2.分社在外县，贩卖部在本城的各校[26]或个人。（个人专贩卖小册子于平民及劳动界的，仍让与优价）。
（四）
上述之七分社及七贩卖部，今依成立的次序，将其“成立的月日”，“设立的地点”，“创办人”，“销书额”四项略列于左。至其详细状况，本社已向各分社征集，容后具报。凡下所列，截于三月底止，四月一日以后成立的分社及贩卖部未列。
分社
平江文化书社九年十一月三日成立，设在平江县城救贫工厂。创办人：张子谋，李六如，喻寄浑，吴大拙，方维夏等。销书额约六十元。
浏西文化书社九年十一月十日成立，设在浏阳西乡金江高等小学。创办人：宋先觉，陈章甫等。销书额约六十元。
武冈文化书社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设在武冈中学校。创办人：邓宗禹，夏大纶，戴华声，夏昌言，戴源漳，欧阳刚中。销书额约四十元。
宝庆文化书社十年一月八日成立，设在宝庆城内武庙区立第三国民学校。创办人：匡日休，黄麟，贺民范等。销书额约一百二十元。
衡阳文化书社十年三月二十日成立，设在第三师范。创办人：屈子健，贺恕等。销书额约八十元。
宁乡文化书社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设在劝学所。创办人：萧淑沩，姜肖岩，何叔衡等。销书额约五十元。
溆浦文化书社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成立，设在劝学所。创办人：邹士桢，蒋竹如，周显槐，官堃，胡剑峰，吴家瑛，舒修序，易克埙[27]，龚伯安等。销书额约七十元。
贩卖部
第一师范学校贩卖部经理人黄铁和等。
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贩卖部经理人熊科易，李运鸿等。
楚怡小学贩卖部经理人谭协吾，刘仲楷，姚家闻等。
修业学校贩卖部经理人刘驭皆，张自任，李振玉等。
杨世才
何浴秋
蔡增准
（五）
文化书社自民国九年九月起，至民国十年三月三十一号止七个月间的营业状况，开列于左：
一、收入方面
书社在七个月间以书籍杂志日报售出。所收入的代售（分项以细账为准）
（甲）书，杂志；
一、现金零卖的收入：洋捌百陆拾玖元捌角陆分捌；钱叁百陆拾陆千柒百捌拾文。
二、顾主记账的收入：洋壹千肆百壹拾伍元捌角柒分伍；钱贰百叁拾叁千捌百叁拾文。
三、分社柒家的收入：洋叁百肆拾贰元壹角伍分陆厘肆毛捌；钱贰拾千零贰百壹拾文。
四、贩卖部柒家的收入：洋壹百玖拾伍元肆角柒分叁厘肆毛伍；钱陆拾陆千贰百叁拾文。
五、定杂志的收入（指杂志已经付出去了的前收定价）：洋壹百伍拾玖元零壹分叁；钱伍千玖百捌拾文。
六、本社退还原店的书作卖出论：洋伍拾元零壹角肆分伍；钱贰千壹百文。
甲项共计：洋叁千零叁拾贰元伍角叁分零玖毛叁；钱陆百玖拾伍串壹百叁拾文；
（乙）报
一、时事新报：洋叁百叁拾叁元肆角肆分肆厘肆；钱叁拾壹千贰百叁拾文。
二、晨报：洋贰百零贰元叁角玖分柒厘；钱贰拾伍千叁百伍拾文。
三、大公报：洋玖元肆角玖分肆。
四、湖南日报：洋肆元肆角。
五、实话报：洋叁元陆角玖分壹。
乙项共计：洋伍百伍拾叁元肆角贰分陆厘肆；钱伍拾陆串伍百捌拾文。
甲乙两项：
洋叁千伍百捌拾伍元玖角伍分柒厘叁毛叁；钱柒百伍拾壹千柒百壹拾文，扣洋肆百陆拾肆元零壹分捌。
共计洋肆千零肆拾玖元玖角柒分伍厘叁毛叁——七个月间的总收入。
二、付出方面
本社在七个月间从外埠买来书报所付出的代价及营业上之消耗。（分项以细账为准）。
（一）书报代价付出
（甲）书局及杂志社：
一、上海泰东图书馆：柒百玖拾捌元玖角伍分伍。
二、广州新青年社：伍百叁拾陆元伍角伍。
三、上海亚东图书局：肆百伍拾叁元陆角肆。
四、北京大学出版部：贰百叁拾元零陆角贰分捌。
五、上海中华书局：贰百零叁元壹角捌。
六、武昌利群书社：壹百伍拾柒元柒角肆分伍。
七、北京晨报社：壹百伍拾伍元零壹分伍。
八、北京学术讲演会：壹百贰拾肆元叁角柒分陆厘贰毛伍。
九、长沙群益书社：玖拾柒元伍角伍。
十、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伍拾玖元柒角；叁千陆百文。
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陆拾玖元贰角捌分伍。
十二、上海新妇女社：伍拾叁元贰角伍分柒。
十三、上海新教育共进社：肆拾贰元肆角陆分肆。
十四、北京新生活社：肆拾壹元叁角叁。
十五、江苏省教育会：叁拾元零捌分伍。
十六、北京罗宗翰：贰拾捌元陆角伍。
十七、长沙矿业杂志社：贰拾元。
十八、北京易家钺：壹拾玖元贰角。
十九、长沙熊瑾玎：肆拾串文。
二十、南京暨南学校：拾陆元肆角陆。
二十一、上海中国科学社：拾贰元肆角捌。
二十二、北京新中国杂志社：拾壹元玖角。
二十三、北京林毓兰：拾元零贰角。
二十四、唐山工业专门科学的唐山社：拾元零捌分。
二十五、长沙新民学会：拾伍串玖百文。
二十六、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社：玖元贰角。
二十七、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捌元柒角伍。
二十八、北大绘学杂志社：捌元柒角伍。
二十九、海外新声社：拾叁串陆百文。
三十、北京劳动音周刊社：捌元壹角柒分捌。
三十一、北京曙光杂志社：捌元。
三十二、北大音乐杂志社：柒元捌角。
三十三、苏州妇女评论社：柒元陆角捌。
三十四、北京家庭研究社：柒元贰。
三十五、上海学术研究会：陆元肆角伍分。
三十六、上海广文书局：陆元。
三十七、长沙任策奇：伍元柒角。
三十八、上海工商友谊会：伍元伍角柒。
三十九、广州劳动者社：肆元捌角。
四十、北京通俗医事月刊社：肆元捌角。
四十一、长沙罗毅：肆元陆角柒分伍。
四十二、武昌高师教育学术研究会：肆元。
四十三、上海李若松：肆元。
四十四、长沙黄和钧：陆千文。
四十五、北大数理杂志社：叁元捌角。
四十六、上海复旦大学平民周刊社：叁元伍角。
四十七、巴黎华工旬刊社：伍串伍百捌拾文。
四十八、北京女高师周刊社：叁元壹角肆分伍。
四十九、北京亚洲文明协会：叁元。
五十、新少年社：贰元柒角叁分。
五十一、武昌高师数理学会：贰元陆角肆。
五十二、湖南省教育会：贰元伍角。
五十三、北京高师英文学会：贰元肆角。
五十四、福州通俗卫生社：贰元肆角。
五十五、南京暨南学校中国与南洋杂志社：贰元壹角陆。
五十六、北京高师数理学会：贰元壹角。
五十七、上海友世画报社：贰元。
五十八、少年社会杂志社：贰元。
五十九、长沙汇同印刷局：壹元陆角捌分。
六十、上海民心周刊社：壹元陆角。
六十一、北京高师工学会：玖角陆分。
六十二、北京人道月刊社：柒角。
六十三、北京奋斗周刊社：陆角叁分。
六十四、北京实业周刊社：伍角。
六十五、北京批评周刊社：肆角。
甲项共计：
洋叁千叁百叁拾伍元壹角贰分捌厘贰毛伍；钱捌拾肆串陆百捌拾文扣洋伍拾贰元贰角柒分——共计洋叁千叁百捌拾柒元叁角玖分捌厘贰毛伍。内减“社内存货”伍百陆拾元零捌角贰分陆厘柒毛伍；
甲项实付去洋贰千捌百贰拾陆元伍角柒分壹厘伍。
（乙）报馆
时事新报馆：贰百壹拾柒元叁角伍。
晨报社：壹百伍拾元零肆分。
大公报馆：捌元捌角叁。
湖南日报馆：叁元伍角。
实话报馆：伍元玖角伍。
乙项共计：洋叁百捌拾伍元陆角柒分。
甲乙二项共计：叁千贰百壹拾贰元贰角肆分壹厘伍。
（二）营业消耗付出
（甲）薪水
（经理员一，营业员三——一管书、一收账兼管报、一管报，烧饭兼走杂一，特别交涉员一。）
共洋：叁百玖拾元零贰角肆分。
（乙）杂耗：
（邮费，汇费，印刷费，广告，纸张，房租，其他杂耗等），
共洋：叁百肆拾元零伍角壹分叁。
甲乙二项共计：洋柒百叁拾元零柒角伍分叁。
以上付去方面共计：洋叁千玖百肆拾贰元玖角玖分肆厘伍。
收付两抵：得“纯利”壹百零陆元玖角捌分零捌毛叁——七个月间营业上的实在赢余。
（六）
营业上经济的情形，既如上述，谅大家都明白了。至于本社推销书报的情形，也应该有一种统计：一来，见某种书在湖南销数若干，便知某种书所及于湖南人的影响；二来，每半年有一次统计，可以比较某种书每半年销数的进退。但要将所有的书报一并列出，其事很烦，今以不甚重要的不列；下列的各种，都是书的内容比较重要些的。凡称“部”，是一书有二册以上的。称“本”，是一书只有一册的。
（一）重要的书：
杜威五大讲演二百二十部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二百本
社会主义史一百部
到自由之路六十本
工团主义六十本
现代教育之趋势百六十本
动的新教授百五十本
社会与教育百五十本
实验主义一百本
社会与伦理五十本
美国民治之发展七十本
科学与人类进化之关系八十本
蔡孑民言行录一百本
迷信与心理一百本
点滴八十部
伦理学之根本问题五十部
西洋伦理学史四十部
社会改造原理一百部
晨报小说第一集二百本
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二百本
新俄国之研究八十本
劳农政府与中国八十本
朏盦客座谈话四十部
托尔斯太传一百本
教育哲学百五十本
试验论理学二百五十本
协力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十部
哲学史一百五十本
中国哲学史大纲八十本
中国文法通论六十部
南洋群岛三十部
南洋四十本
新标点儒林外史百四十部
新标点水浒一百部
白话书信百八十部
短篇小说百三十本
尝试集百四十本
达尔文物种原始三十部
赫克尔一元哲学三十五部
罗素政治理想七十本
女性论七十本
国语组织法八十本
社会问题概观四十部
思维术四十本
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六十本
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七十本
哲学问题二十本
（二）重要的杂志：
新青年（月刊）二千本
劳动界（周刊）五千本
新潮（月刊）二百本
平民教育（周刊）三百本
新生活（半月刊）二千四百本
新教育（月刊）三百本
少年中国（月刊）六百本
少年世界（月刊）二百八十本
科学（月刊）一百本
中华教育界（月刊）二百本
改造百八十本
民译二百五十本
（三）重要的报：
时事新报每天七十五份
晨报每天四十五份
（七）
社员所投股本，今依交到次序，披露于左：
八月八日
收赵君运文光洋十元
八月二十四日
朱君剑帆光洋一元；纸洋九元
八月二十五日
易君培基光洋十元
八月二十八日
郭君开第光洋五元
八月三十一日
王君季范光洋五元
吴君小山纸洋十元
九月三日
潘君实岑铜元八串一百文
方君维夏铜元七千八百文
易君礼容光洋十元
九月四日
刘君驭皆纸洋五元
九月八日
姜君济寰现洋二十八元；纸洋十二元
林君韵源纸洋五元
九月九日
姜济寰小纸洋五十九元三角；钱一百文；纸洋六元
九月二十四日
陶君毅光洋十元
周君世钊纸洋二元；钱二百文
何君叔衡纸洋二元；钱二百文
熊君楚雄纸洋二元；钱二百文
九月二十七日
郭君开第光洋五元
林君韵源纸洋五元
十月二日
熊君楚雄纸洋八元
十月四日
潘君实岑纸洋八元
十月五日
王君季范光洋五元
十月十七日
毛君泽东光洋十元
十月二十日
邹君蕴真纸洋三元
大公报馆光洋八元八角三分
十月二十三日
刘君驭皆纸洋五元
十月二十九日
熊君梦飞光洋四元
十一月一日
周君世钊光洋一元；纸洋三元
十一月四日
匡君日休光洋六元
唐君吉杰光洋十元
何君叔衡纸洋八元
周君世钊纸洋四元
十月十三日
左君学谦铜元一百四十八千五百文；纸洋一百元
十一月五日
贺君民范光洋五元
仇君鳌光洋十元
十一月八日
陈君书农纸洋十元
十一月十五日
彭君璜光洋三元
十一月二十一日
任君慕尧光洋二元
十二月九日
大公报馆光洋一元一角七分
十二月二十一日
方君维夏光洋五元
十年一月十八日
左君式民光洋十元
二月二十七日
王君林苏光洋二元
姜君济寰光洋二百元
纸币折成光洋合共收光洋六百九零二元六角三分五。钱一百四十九串二百文
（八）
本社职员
易礼容（经理）
毛泽东特别交涉员
李庠（营业员——管书）
唐自光（营业员——管报兼管书）
王仙梅（营业员——管报）
黄德安（烧饭兼走杂）
以上是现在的职员。在这个期内尚有陈君子博任君培道在社各担任营业约两个月。（完）
社设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
○《湖南历史资料》（季刊）一九五九年第三期〔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九·二八
注释：
*因所据底本为节本且多有删改，故《毛泽东集》对本文仅不完整地收录了前三节，其后以省略号结尾。因《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对本文全文收录，且号称保持原貌、未加删改，故现据《新民学会资料》将后五节录入，补齐全文，并该五节相应版面格式以《新民学会资料》为准。对于《毛泽东集》所录前三节文字，也参照《新民学会资料》酌情进行相应校订。所有校订、增删的文字，均予以标注。所有校订、增删的标点，因数量大且意义小，故不予标注。所有与《新民学会资料》相异而予以保留的标点，予以标注。——整理者注
[1]《新民学会资料》此处无逗号。——整理者注
[2]《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完成了”，据《新民学会资料》删去“成”。——整理者注
[3]《新民学会资料》此处为逗号。——整理者注
[4]《新民学会资料》此处无逗号。——整理者注
[5]《新民学会资料》此处为“甚”而非“什”。——整理者注
[6]《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还”，据《新民学会资料》改。——整理者注
[7]《毛泽东集》原文中的“（一）……；（二）……”是直接接于“两宗：”之后，并未另起段落。据《新民学会资料》改成如此段落格式。——整理者注
[8]《毛泽东集》原文此处无“则莫……一个书社的效”，据《新民学会资料》增补。脱漏原因，当是底本如此。而底本为何删去，则不详。
[9]《毛泽东集》原文此处无“将”，据《新民学会资料》增补。——整理者注
[10]《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账务”，据《新民学会资料》改。——整理者注
[11]《毛泽东集》原文“日算”、“月算”和“半年算”之间为顿号，据《新民学会资料》改。——整理者注
[12]《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算账”，据《新民学会资料》改。——整理者注
[13]《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定出新的方案便容易”，据《新民学会资料》改。——整理者注
[14]《毛泽东集》原文此处无“假长沙县署”，据《新民学会资料》增补。脱漏原因，当是底本如此。而底本之所以删去，或是出于政治考量。国民党左派姜济寰一九二〇年担任长沙知事，并积极支持文化书社事宜。故书社得借长沙县署开会，当出于姜的支持。后姜虽参与并支持南昌起义，但起义失败流亡日本后终于三十年代回国担任国民党政权行政院参议。或是因此政治污点，《毛泽东集》所据底本的编者将本文中所有与姜有关的内容均予以删除，且未加说明。——整理者注
[15]《毛泽东集》原文和《新民学会资料》此处“临时会”后均无空格，据下文添加。——整理者注
[16]《毛泽东集》原文此处无“假长沙县署”，据《新民学会资料》增补。——整理者注
[17]《毛泽东集》原文此处无“姜咏洪，”。姜济寰，号咏洪。——整理者注
[18]《毛泽东集》原文此处无“易礼容，”，据《新民学会资料》增补。脱漏原因，当与姜济寰同。易礼容虽曾为中共党员并参与中共革命，但后来脱离中共并投靠国民党旗下的黄色工运组织。——整理者注
[19]《毛泽东集》原文此处无“姜君咏洪主席，”，据《新民学会资料》增补。——整理者注
[20]《毛泽东集》原文此处无“总理仇亦山君”，据《新民学会资料》增补。脱漏原因当与姜济寰同。仇鳌，字亦山，国民党人。——整理者注
[21]《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学校”，据《新民学会资料》改。——整理者注
[22]《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现据《新民学会资料》增补。——整理者注
[23]《毛泽东集》原文此处无“在”，据《新民学会资料》增补。——整理者注
[24]《毛泽东集》原文此处无“刊印一部《罗素五大讲演》，”，据《新民学会资料》增补（《新民学会资料》中为双引号，现改为书名号）。脱漏原因，当与姜济寰同。罗素曾来华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整理者注
[25]《新民学会资料》原文此处为双引号而非书名号。——整理者注
[26]《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各学校”，据《新民学会资料》删“学”。——整理者注
[27]《新民学会资料》原文此处为“禾”与“熏”组成的异体字，据《溆浦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十五页该为“埙”。——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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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社启事（一九二〇·一一·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文化书社启事
一九二〇·一一·一
各县教育代表及听讲诸君同鉴，敝社为同志共同组织，专任介绍各种新出版物。现为使各种新出版物推广于全省各县，俾多数人有阅读机会起见，拟在各县设立分社或介绍处，诸君如有愿担负此项责任者请来潮宗街五十六号本社接洽为感。（通函亦可）
文化书社启[1]
○《湖南历史资料》（季刊）一九五九年第三期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九·二八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九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四
△湖南《大公报》一九二〇·一一·一
注释：
[1]《毛泽东集》原文无此句，现据《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补入。——整理者注
|
*文化书社组织大纲（一九二〇·八·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文化书社组织大纲
一九二〇·八·一
（一）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1]广布各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关于在外埠出版之书籍，本社与各书店及各丛书社订定专约，每出一种，即尽速寄湘，以资快览。关于各有价值之日报，本社视阅者较多，即与订约，代办分馆。关于各有价值之杂志，本社与各杂志社订约，代办分发行所。
（二）本社资本金额无限。[2]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以次扩大，以后本社全部财产为各投资人所公有。无论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自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复再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三）本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付与全权，经营本社一切业务。为经营业务起见，经理得雇请必要之助理人。[3]经理及助理人应支取相当之生活费及办事费，其数由议事会决定。
（四）经理每日每月均须分别清结账目一次，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于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三月·九月[4]），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并商榷进行。
（五）本社设总社于省城，设分社于各县，分社俟经费充足时举办。
（六）本社在社内设立书报阅览所，陈列书报，供众阅览。此项阅览所，俟经费充足，更须分设。
（七）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平时有欲知悉本社情形者，可随时来社或投函询问，当详举奉告。
（八）本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另行规定。
○《湖南历史资料》（季刊）一九五九年第三期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九·二八
☆《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四
△湖南《大公报》一九二〇·八·二五
注释：
[1]《毛泽东集》原文此处有逗号，据《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删除。——整理者注
[2]《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逗号，据《新民学会资料》改为句号。——整理者注
[3]《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逗号，据《新民学会资料》改为句号。——整理者注
[4]《毛泽东集》原文“三月”与“九月”间为顿号，据《新民学会资料》改。——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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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大联合（一九一九·七·二一/二八/八·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民众的大联合
一九一九·七·二一/二八/八·四
（一）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的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如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如我国的什么“北洋派”“西南派”日本的什么“萨藩，长藩”为国内强权者的联合，如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踞。）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利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库府（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抬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的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做“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以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要染一染指。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为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键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二）以小联合作基础
上一回的本报，已说完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今回且说怎样是进行大联合方法？就是“民众的小联合”。
原来我们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
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
诸君！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寇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椅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了“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啊！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诸君！你看我们的试验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贫乏——几件坏仪器，使我们试验不得。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我们阅书室是空的。我们游戏场是秽的，国家要亡了，他们还贴着布告，禁止我们爱国。象这一次救国运动，受到他们的恩赐真多呢！唉！谁使我们的身体，精神，受摧折，不娱快？我们不联合起来，讲究我们的“自教育”，还待何时？我们已经堕在苦海，我们要求讲自救：卢梭所发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我们尽可结合同志，自己研究。咬人的先生们，不要靠他。遇着事情发生——象这回日本强权者和国内强权者的跋扈——我们就列起队伍向他们作有力的大呼。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着在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母良妻”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自由的恶魔！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条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刻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我们为着没钱，我们便做了有妇的鳏夫。我和我的亲爱的妇人隔过几百里几十里的孤住着，相望着，教育学上讲的小学教师是终身事业，难道便要我们做终身的鳏夫和寡妇？教育学上原说学校应该有教员的家庭住着，才能做学生的模范，于今却是不能。我们为着没钱，便不能买书，便不能游历考察。不要说了！小学教师横直是奴隶罢了！我们要想不做奴隶，除非联结我们的同类，成功一个小学教师的联合。
诸君！我们是警察。我们也要结合我们同类，成功一个有益我们身心的联合。日本人说，最苦的是乞丐，小学教员，和警察，我们也有点感觉。
诸君！我们是车夫。整天的拉得汗如雨下！车主的赁钱那么多！得到的车费这么少！何能过活，我们也有什么联合的办法么？
上面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们受苦不过，就想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
上面所说的小联合，象那工人的联合，还是一个很大很笼统的名目，过细说来，象下列的
铁路工人的联合，
矿工的联合，
电报司员的联合，
电话司员的联合，
造船业工人的联合，航业工人的联合，
五金业工人的联合，
纺织业工人的联合，
电车夫的联合，
街车夫的联合，
建筑业工人的联合……
方是最下一级小联合。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的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象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事，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象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连合。
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该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
（三）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新形势
上面两回的本报已说完了（一）民众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二）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于今进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有此动机么？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
（一）我们对于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到底有此觉悟么？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们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虽然仍是少数所干，我们却又觉悟那么威风凛凛的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朘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施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因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埔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已有此动机么？此问我直答之曰“有”。诸君不信，听我道来——
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谘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谘议局乃有各省谘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诸谘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其后革命党化成了国民党，谘议局化成了进步党，是为吾中华民族有政党之始。自此以后，民国建立，中央召集了国会，各省亦召集省议会，此时各省更成立三种团体，一为省教育会，一为省商会，一为省农会。（有数省有省工会。数省则合于农会，象湖南）。同时各县也设立县教育会，县商会，县农会。（有些县无）此为很固定很有力的一种团结。其余各方面依其情势地位而组设的，各种团体，象
各学校里的校友会，
旅居外埠的同乡会，
在外国的留学生总会，分会，
上海日报公会，
寰球中国学生会，
北京及上海欧美同学会，
北京华法教育会。
各种学会（象强学会，广学会，南学会，尚志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科学社，亚洲文明协会……）
各种同业会，（工商界各行各业，象银行公会，米业公会……，各学校里的研究会，象北京大学的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有几十种）
各种俱乐部……
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思想开放的产物，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上列各种，都很单纯，相当于上回本报所说的“小联合”。最近因政治的纷乱，外患的压迫，更加增了觉悟于是竟有了大联合的动机。象什么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全国商会联合会，
广州的七十二行公会，上海的五十三公团联合会，
商学工报联合会，
全国报界联合会，
全国和平期成会，
全国和平联合会，
北京中法协会，
国民外交协会，
湖南善后协会，（在上海）
山东协会，（在上海）
北京上海及各省各埠的学生联合会，
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
都是。各种的会，社，部，协会，联合会，固然不免有许多非民众的“绅士”“政客”在里面，（象国会，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全国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等，乃完全的绅士会，或政客会）然而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则纯粹平民及学者的会集。至最近产生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的联合，我以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动机，实伏于此。
（三）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果有此能力么？果可得成功么？谈到能力，可就要发生疑问了。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有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同共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依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久，还没一头走欧洲的小船。全国惟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象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好容易谈到民众大联合？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抗？
虽然如此，却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
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第一集
☆《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七·二
☆《资料选编》一九六七
△《湘江评论》二～四期湖南学生连合会一九一九·七·二一/七·二八/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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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一九一九•七•十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一九一九•七•十四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1]“不应该那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2]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3]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见解，[4]在学术方面，[5]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呼[6]着什么是真理？[7]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8]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9]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10]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众］[11]，浑浑噩噩，[12]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13]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14]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盘，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利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腐败，[15]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意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发他们。[16]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17]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18]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书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
☆《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七•二
☆《资料选编》一九六七
△《湘江评论》创刊号一九一九•七•一四
注释：
[1]《湘江评论》原文此处无逗号。——整理者注
[2]《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3]《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4]《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5]《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6]《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寻”。——整理者注
[7]《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8]《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9]《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10]《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11]《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民族”。——整理者注
[12]《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13]《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14]《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逗号。——整理者注
[15]《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16]《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逗号。——整理者注
[17]《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18]《湘江评论》原文此处为句号。——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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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夜学招生广告（一九一七·一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工人夜学招生广告
一九一七·一〇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句白话：
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校，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种；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要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请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
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碍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第一师范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启
○《工人夜学招生广告》毛泽东同志旧趾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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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夜学招学广告（一九一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工人夜学招学广告
一九一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
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启
○《工人夜学招学广告》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工人夜学校旧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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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之研究（一九一七·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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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之研究
一九一七·四·一
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者，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体育果有如何之价值，效果云何，著手何处，皆茫乎如在雾中，其无效亦宜，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1]苟自觉矣，则体育之条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致〕[2]远之效，亦当不求而自至矣，不佞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知海内同志，同此病而相怜者必多，不自惭赧，贡其愚见，以资商榷，所言并非皆已实行，尚多空言理想之处，不敢为欺，倘辱不遗，赐之教诲，所虚心百拜者也。
第一释体育
自有生民以来，智识有愚暗，无不知自卫其生者，是故西山之薇，饥极必食，井上之李，不容不咽，巢木以为居，皮兽以为衣，盖发乎天能，不知所以然也，然而未精也，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人体之组成，与群动无不同，而群动不能及人之寿，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人则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而愈明，于是乎有体育，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而考其内容，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络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其体育即准此为程序，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故其结论，在使身体平均发达，由此言之，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
第二体育在吾人之位置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徳智也，顾知之者或寡矣，或以为重在智识，或曰道德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今盖多不知之，故儿童缘读书而得疾病或至天殇者有之矣，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中学之年，身体之发育尚未完成，乃今培之者少而倾之者多，发育不将有中止之势乎，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舔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学者亦若恶此生之永年，必欲摧折之，以身为殉而不悔，何其梦梦如是也，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
第三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
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步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
学校既起，采各国之成法，风习稍稍改矣，然办学之人，犹未脱陈旧一流，囿于所习，不能骤变，或少注意及之，亦惟是外面铺张，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不有体操课程也，非不有体操教员也，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非徒无益，又有害焉，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饮食不求洁，无机之物，微生之菌，入于体中，化为疾病，室内光线不足，则目力受害不小，桌椅长短不合，削趾适履，则躯干受亏，其余类此者尚多，不能尽也。
然则为吾侪学者之计如之何，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况于体育乎，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
第四体育之效
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前既言之，体育之效，则强筋骨也，愚昔尝闻，人之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大抵二十五岁以后，即一成无变，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致于强，未可知也，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此盖指薄志弱行之人，非所以概乎君子也，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3]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今之伍秩庸先生，七十有余岁矣，自谓可至百余岁，彼亦用思想之人也，王湘绮死年七十余，而康健钁铄，为是说者，其何以解邪，总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
非第强筋骨也，又足以增知识，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强弱分，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
非第增知识也，又足以调感情，感情之于人，其力极大，古人以理性制之，故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又曰以理制心，然理性出于心，心存乎体，常观罢弱之人，往往为感情所役，而无力以自拔，五官不全及肢体有缺者，多困于一偏之情，而理性不足以救之，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以例言之，吾人遇某种不快之事，受其刺激，心神震荡，难于制止，苟加以严急之运动，立可汰去陈旧之观念，而复使脑筋清明，效盖可立而待也。
非第调感情也，又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距[4][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第五不好运动之原因
运动为体育之最要者，今之学者多不好运动，其原因盖有四焉，一则无自觉心也，一事之见于行为也，必先动其喜为此事之情，尤必先有对于此事明白周详知其所以然之智，明白周详知所以然者，即自觉心也，人多不知运动对于自己有如何之关系，或知其大略，亦未至于亲切严密之度，无以发其智，因无以动其情，夫能研究各种科学孜孜不倦者，以其关系于己者切也，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而运动则无此自觉，此其咎由于自己不能深省者半，而教师不知所以开之，亦占其半也，一则积习难返也，我国历来重文，羞齿短后，动有好汉不当兵之语，虽知运动当行之理，与各国运动致强之效，然旧观念之力尚强，其于新观念之运动，盖犹在迎拒参半之列，故不好运动，亦无怪其然，一则提倡不力也，此又有两种，其一，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夫荡子而言自立，沉湎而言节饮，固无人信之矣，其次，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惟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夫徒有形式而无精意以贯注之者，其事不可一日存，而今之体操实如是，一则学者以运动为可羞也，以愚所考察，此实为不运动之大原因矣，夫衣裳襜襜行止于于瞻视舒徐而夷犹者，美好之态，而社会之所尚也，忽尔张臂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宁非大可怪邪，故有深知身体不可不运动，且甚思实行，竟不能实行者，有群行群止能运动，单独行动则不能者，有燕居私室能运动，稠人广众则不能者，一言蔽之，害羞之一念为之耳，四者皆不好运动之原因，第一与第四属于主观，改之在己，第二与第三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
第六运动之方法贵少
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有老者年八十犹康健，问之，曰，吾惟不饱食耳，今之体操，诸法樊陈，更仆尽之，宁止数十百种，巢林止于一枝，饮河止于满腹，吾人惟此身耳，惟此官骸藏络耳，虽百其法，不外欲使血脉流通，夫法之致其效者一，一法之效然，百法之效亦然，则余之九十九法可废也，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筋骨之锻炼而百其方法，是扰之也，欲其有效，未见其能有效矣，夫应诸方之用，与锻一己之身者，不同，浪桥所以适于航海，持竿所以适于逾高，游戏宜乎小学，兵式宜乎中学以上，此应诸方之用者也，运动筋骸使血脉流通，此锻一己之身者也，应诸方之用者其法宜多，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近之学者，多误此意，故其失有二，一则好运动者，以多为善，几欲一人之身，百般具备，其至无一益身者，一则不好运动者，见人之技艺多，吾所知者少，则绝弃之而不为，其宜多者不必善，务广而荒，又何贵乎，少者不必不善，虽一手一足之屈伸，苟以为常，亦有益焉，明乎此，而后体育始有进步可言矣。
第七运动应注意之项
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有两人于此，其于运动也，一人时作时辍，一人到底不懈，则效不效必有分矣，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凡静者不能自动，必有所以动之者，动之无过于兴味，凡科学皆宜引起多方之兴味，而于运动尤然，人静处则甚逸，发动则甚劳，人恒好逸而恶劳，使无物焉以促之，则不足以移其势而变其好恶之心，而此兴味之起，由于日日运动不辍，最好于才起临睡行两次运动，裸体最善，次则薄衣，多衣甚碍事，日以为常，使此运动之观念，相连而不绝，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每次不必久，三十分钟已足，如此自生一种之兴味焉，第二能生快乐，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亦缘有恒而得也，快乐与兴味有辨，兴味者运动之始，快乐者运动之终，兴味生于进行，快乐生于结果，二者自异。
有恒矣，而不用心，亦难有效，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心在鸣鹄，虽与俱学，勿若之矣，故运动有注全力之道焉，运动之时，心在运动，闲思杂虑，一切屏去，运心于血脉如何流通，筋肉如何张弛，关节如何反复，呼吸如何出入，而运作按节，屈伸进退，皆一一踏实，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着吃饭，穿衣则想着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
文明柔顺，君子之容，虽然，非所以语于运动也，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喑呜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礼，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二者在初行运动之人为尤要。
运〔动〕[5]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他所当注意者尚多，举其要者如此。
第八运动一得之商榷
愚既粗涉各种运动，以其皆系外铄而无当于一己之心得，乃提挈各种运动之长，自成一种运动，得此运动之益，颇为不少，凡分六段，手部也，足部也，躯干部也，头部也，打击运动也，调和运动也，段之中有节，凡二十有七节，以其为六段，因名之曰六段运动，兹述于后，世之君子，幸教正焉。
一手部运动，坐势。
1握拳向前屈伸，左右参，三次。左右参者，左动右息，右动左息，相参互也。
2握拳屈肘前侧后半圆形运动，左右参，三次。
3握拳向前面下方屈伸，右左并，三次。左右并者，并动不相参互。
4手仰向外拿，左右参，三次。
5手覆向外拿，左右参，三次。
6伸指屈肘前刺，左右参，三次。
二足部运动，坐势。
1手握拳左右垂，足就原位一前屈，一后斜伸，左右参，三次。
2手握拳前平，足一侧伸，一前屈，伸者可易位，屈者惟趾立，臀跟相接，左右参，三次。
3手握拳左右垂，足一支一揭，左右参，三次。
4手握拳左右垂，足一支一前踢，左右参，三次。
5手握拳左右垂，足一前屈，一后伸，屈者在原位，伸者易位，两足略在直线上，左右参，三次。
6手释拳，全身一起一蹲，蹲时臀跟略接，三次。
三躯干部，立势。
1身向前后屈，三次。手握拳，下向。
2手一上伸，一下垂，绷张左右胸肋，左右各一次。
3手一侧垂，一前斜垂，绷张左右背肋，左右各一次。
4足丁字势，手左右横荡，扭捩腰胁，左右各一次。
四头部运动，坐势。
1头前后屈，三次。
2头左右转，三次。
3用手按摩，额部，颊部，鼻部，唇部，喉部，耳部，后颈部。
4自由运动，头大体位置不动，用意使皮肤及下颚运动，五次。
五打击运动，不定势。打击运动者，以拳遍击身体各处，使血液奔注，筋肉坚实为此运动之主。
1手部，右手击左手，左手击右手。
（一）前膊，上面，下面，左面，右面。
（二）后膊，上面，下面，左面，右面。
2肩部。
3胸部。
4胁部。
5背部。
6腹部。
7臀部。
8腿部，上腿，下腿。
六调和运动，不定势。
1跳舞，十余次。
2深呼吸，三次。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一七·四·一
☆《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七·二
☆《资料选编》一九六七
注释：
[1]此处加粗的文字，在《新青年》原文中被加以圈点，但《毛泽东集》中未加任何标示。以下所出现的加粗文字，均同此例。——整理者注
[2]在《新青年》原文中，此处“致”为“政”。——整理者注
[3]《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耶]”，据《新青年》所刊原文改。——整理者注
[4]《毛泽东集》原文此处为“[讵]”，据《新青年》所刊原文改。——整理者注
[5]此处“[动]”《新青年》原文为“运”。——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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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宫崎滔天的信（一九一七·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给宫崎滔天的信
一九一七·三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
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此
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
植蕃
泽东
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
丰采聆听
宏教惟
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
上
○《朝日新闻》东京版一九六七·七·三（夕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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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
例言*
●本《毛泽东集》是根据下列编辑方针编集的：
一·本集是收录尽可能收集到的、由一九一七年起至一九四九年间的毛泽东的著作。
一·先后序是按执笔即演讲等所付的日期，以编年体为原则，不能确定的，则参照发表年月日等以为次序。详细请参照补卷的毛泽东著作系年。
一·本集中“毛泽东的著作”的范围，是以下列的标准来决定的：
1付有毛泽东署名的文章，不管是个人署名、共同署名均收入无遗。
2虽无毛泽东的署名，但有根据证明确是毛泽东作品的，亦予收录。
3依右所述[1]为基础，除论文、报告、演讲、书简以外，谈话、宣言、法令、电报等也都收录入著作的范围。
4其他如诗词、题辞、摘录、集体著作等收录在补卷内。[2]
5但是只见于现行《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本集不予重录。
一·关于同一著作如有不同的版本，则依下列原则决定采用的底本：
1初出或与比较接近的版本，即出版时期较早的优先采用。
2但只限晋察冀日报社一九四九年版《毛泽东选集》及中共[3]晋察冀中央局编印一九四九年版《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用为底本，与在此之前的版本如意思上有不同之处，则予注明。
3采用的版本中如有误植、脱字、不明之处，则尽可能根据其他版本订正、补充。
4本集采用的底本如与现行《毛泽东选集》中所收录的有不同之处，不论大小，均注明无遗。
一·以最终卷做补卷，作为全卷的补遗，而且同卷中收录诗词、题辞、摘录、集体著作等之外，卷末并付版本考及毛泽东著作系年。[4]
一·字体是使用中国现行的简体字。
●本《毛泽东集》中采用下列的注释方法：
一·各著作的篇末，均一一记明刊录过该著作的单行本、杂志等，其中用以为底本的附上○符号，又曾用以为原文误植订正、脱字补充等参考的附上☆符号，未及见的付上△符号，比对勘查后，未有裨补原文的则不付任何符号。
一·与现行《毛泽东选集》相异之处的表记，是以旁注及眉注、补注表明。用以对照的版本是一九五一年——六〇年北京版《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选集》）。
旁注的[5]
123……是眉注要说明之处。
付上×符号的文字，符号是表示《选集》中省略去的。[6]
（。）（，）等，（）内的符号是表示《选集》中采用的。
和·它·他等亦与右同。[7]
〈。〉〈，〉等，〈〉内的符号是表示《选集》中新加上的。
↘符号是《选集》中没有改行，（改）符号表示《选集》该处有改行。
用以上的符号而未能解决的相异之处，在各篇作篇末的补注栏付补——补2……注明。[8]
而且，与现行《毛泽东选集》有相异之处的其他版本，用眉注、旁注表明。《鲁迅论》（第五卷所收）等正属此例，遇此情形，则在眉注冒头出示对照的版本名称，如〈文献→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原文采用“四四年版选集”“四七年版选集”，而与在以前的版本有相异之处时，则于该篇作篇末注明，是为后注。
一·因为印刷不清楚等原因而不能辨读的文字用□以表明，编者判断的文字付以“］”的符号[9]。明显是错误的，根据其他资料不能订正，又编者不能判断的情形下，则原封不易。
一·〔〕内的文字是编者所加的说明。
一·原底本中用的﹃﹄〝〞，本集中全统一为﹁﹂。[10]
一·各著作的发表年月日原底本中没有明记的，尽可能在标题之旁付上。
一·标题的*符号，表示经编者判断是毛泽东的著作的意思。[11]
注释：
*本《例言》据一九七六年香港中国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翻印、一山图书出版的《毛泽东集》第一版（以下简称“中文一版”）录入。部分文字、标点、段落格式据《毛泽东集》第二版日文《例言》（以下简称“日文二版”）做了调整。——整理者注
[1]原文为竖排，故有“依右所述”之说，即横排的“依上所述”。——整理者注
[2]日文二版中无此句。——整理者注
[3]原为“央”，据日文二版改。——整理者注
[4]日文二版中无此句。——整理者注
[5]中文一版“旁注的”直接连在“（以下简称《选集》）”之后，且未以句号结尾。据日文二版改。——整理者注
[6]此类文字，本电子版中以加粗并红色字体标识。——整理者注
[7]中文一版中未有本句，据日文二版译出补入。日文二版中原文为：“和·它·他なども右に同じ。”此处所说是指，底本中的“与”或“他”的异体字之类的文字，在《选集》中改为“与”、“他”或“它”（不止于此三例），《毛泽东集》编者的处理方式为直接在相应文字右侧旁注上《选集》中文字。本电子版的处理方式为，将《选集》中的文字用括号括起，置于相应文字之后，如“与（和）”。——整理者注
[8]《毛泽东集》中的补注“补1……”在本电子版中改为尾注“Ⅰ……”。
[9]《毛泽东集》原文中“]”标识的本电子版改为以“[]”标识。所谓以“]”标识的文字，除《例言》所提到的底本印刷模糊遂由《毛泽东集》编者辨识的文字外，还包括因底本遗漏而由《毛泽东集》编者据上下文补缀的文字。——整理者注
[10]]《毛泽东集》中竖排引号“﹁﹂”酌情改为简体横排引号“”或书名号《》。——整理者注
[11]]日文二版中无此句。但在日文二版正文中仍有标题前标*的文章。——整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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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会的发展与统一问题[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产业工会的发展与统一问题[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一九二六年一月）]一、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各种产业尚在幼稚时代，但在这一年以内，按照产业而形成最重要的工会，计有铁路、矿山、海员、纺织、码头、印刷、邮电、烟厂、铁厂九种，这九种产业工人，确是我们最近运动之基础，而这九种产业工会，实是革命发展的工具，所以现在之工人运动，当注全力于此。今分述于下：1．铁路工会运动。从国民军之势力到了河南以后，铁路总工会遂能乘时发展，从去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代表大会之后，从前被直系军阀所封之各路工会，均先后次第恢复，而新的工会亦成立了不少。但在组织上并未深入群众，这是一大缺点。以后铁路总工会的责任，应如下举：Ａ应切实整顿铁路总工会之本身，使其健全。Ｂ应派人切实整顿和发展各路工会之下层组织。Ｃ应利用各种机会，参加政治斗争，引起群众对于政治的兴味，使其明了铁路工人在革命中之重要地位。Ｄ各路须努力发展本党的组织，各路工会应从速发展党团，为指挥各路工会之运动。Ｅ当努力造就工会之干部人材，尤应吸收非同志中之进步分子，使其参加工会之重〈要〉工作。2．海员工会运动。在香港、上海一带之海员工会，从“五卅”以后，亦能受本党指挥，香港与上海之海员罢工，确能使帝国主义者受一重大之打击，惟天津、汉口、宁波、青岛诸处之海员，尚未有相当之组织，同时关于内河之海员，尚无确实之调查，上海之海员工会，实际上有为上海之大买办阶级及虞洽卿李征五等篡夺之势，开资本家势力深入工人群众中之恶例，而香港上海之海员工会并未成为群众之组织，这确为海员运动中之一最大的缺点，我们以后在海员运动中之方法：Ａ在汉口、天津、青岛、宁波四处，应从速设立海员工会，非但在外洋与沿海各轮船上的海员，当切实组织，同时关于内河轮船之水手，亦当组织起来。Ｂ在海员工会中，当尽量发展本党的组织，务使海员中之各种运动均能受吾党之指挥。Ｃ在海员工会下面之各帮公所及寄宿舍、俱乐部，当切实与其联络，作为我们势力伸入海员群众中之导线。Ｄ切实整顿海员工会之下层组织。Ｅ在上海之海员工会，当根本改组，务使资本家之势力，排除在海员工会以外。Ｆ努力消灭各帮同乡观念，使海员工会不起分化之危险。3．纺织工人运动。纱厂工会在中国之新式产业中，在数量上看来，确占重要位置之一。最近一年以来，纱厂工人的组织，较之其他的产业工人为有成绩，各种政治运动，均能切实参加。惟全国之纱厂工人，尚无统一的领导机关，在指挥上未免有不能一致行动之弊。以后纱厂工会之工作应注意：Ａ当切实联合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河南、山东各处之纱厂工会，筹备组织全国之纱厂总工会。Ｂ在各处之纱厂工会中，应有党团的组织。Ｃ纱厂中女工及童工占多数，当努力注意女工及童工运动，培养女工及童工在工会中干部人材。Ｄ在无锡、南通等各处纺织区域，应即着手开始组织。4．码头工会运动。码头工会以码头工人之分子复杂，且因其工作之性质不固定，工人之工作亦因之常有移动，所以码头工会之工作为各种产业工会工作中最难之一部分，因其分子之复杂及工作之常移动，所以码头工人易为人利用，而形成法西斯蒂。在过去的经验中，上海总工会之利用码头工人，捣毁总商会，而上海总商会复利用码头工人骚扰上海总工会，这均为明显之例。倘我们对于码头工人平时不加以注意，将来在革命运动中，必受其他人指挥，所以我们现在应进行下列之工作：Ａ努力整顿和发展上海、汉口等处已有之码头工会，取得码头工会之群众。Ｂ天津、青岛、南京等处，应设法组织码头工会。Ｃ联络已有之码头工会，筹备组织全国码头总工会。Ｄ码头工人中，青红帮及其秘密结社之分子很多，我们当切实与之联络，利用之以巩固工会。Ｅ码头工人大多处于包工之下，而受包头之剥削与压迫，当引导下部工人，打倒包工制（我们当离间各包头之联合战线，分头设法反对局部之包头）。5．矿工工会运动。最近一年以来，在山东虽着手进行，但因奉系之压迫，所以无多大的发展。唐山矿工运动，以前无成绩，自国民军之势力伸入直隶后，渐有新机，然为时不多，亦无何种成绩。安源矿工俱乐部，从前确为矿工之模范，惟最近因工会政策太趋于保守至引起外力压迫，全体瓦解，以致影响湖南其他矿山工作。其余湖北、奉天、山西等诸大矿区，亦均未进行工作，此数十万产业工人中之运动最不佳，我们以后不能随便放弃，应进行下列之工作：Ａ中外合资或外资的矿，要用政治问题引到经济斗争的目的。Ｂ应注意附近之农民及铁路工人联合使其拥护工会。Ｃ不要太看重客观情形，不引起工人之经济斗争。Ｄ应注意上级技术工人以免他们不与工人群众行动一致，同时注意下层苦力工人，平均发展。Ｅ包工制应打倒。Ｆ矿工中地域帮派之分及青红帮等秘密结社，应用教育宣传之力防止其流弊。Ｇ办合作社以防剥削。Ｈ防止工头之反动行为。Ｉ努力发展党之组织。Ｊ注意发展自卫团。Ｋ努力提高矿工之文化。6．印刷工会运动。印刷工人，较其他各种产业工人的智识为高，各处之印刷工会之已成立者有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天津、杭州等处，我们当进行之事项：Ａ筹备组织全国印刷总工会。Ｂ选择并造就普遍工会之干部人材。Ｃ努力注意全国各大报馆之工会小组，使全国各报馆之印刷事宜渐渐的为我们所操纵。7．邮电工会运动。邮电工人为传达消息上占很重要之位置，我们应进行注意之事项：Ａ在上海已有之邮务公会中，当设法充满下级职员与工人之势力。Ｂ我们进行之各处邮务与电报局之工会，应先着手工会小组之组织。Ｃ努力在邮电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以作工会运动之基础。Ｄ尤其应注意各大城市之电气工人使其完全在我们指挥之下。8．烟厂工会运动。在上海、汉口之大英烟厂工会，因受环境压迫，致罢工失败而工会消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又为工职〔贼〕所占据，各处如天津、奉天之各大烟厂，在组织方面尚未着人进行，以后应注意下列之工作：Ａ在上海、汉口应在可能范围内在各烟厂中设立灰色之团体，同时须秘密吸收各烟厂之活动分子，进行秘密组织，为将来成立工会之准备。Ｂ在天津、奉天、上海等处，当开始组织。9．铁厂工会运动：Ａ努力发展并整顿全国各地的五金工会。Ｂ组织全国五金总工会。Ｃ铁厂工人各在包工及工头底下，则努力进行推翻包工制或反对工头之工作，并进行改良学徒制。Ｄ各兵工厂造船厂，虽在军事范围内，进行颇为不易，我们当努力进行灰色团体如俱乐部、学校等，促本党之势力借此潜入其中，作将来运动之地步。二、产业工会之统一问题。产业工会之权力应集中，产业工会之指挥应统一，而尤注意各产业工会以及各种产业工会以下之各工会在群众中建筑稳固之信仰，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工会有力量，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工会能真正的指挥群众，现在将各产业工会之统一的系统及其相互的关系与指挥的程序，逐一规定如下：（一）产业工会之系统表及其指挥相互之关系：全国总工会实为全国职工联合会之意义，我们应以全国中央职工联合会目之，因为他的组织，是由于全国各产业总工会组织而成为全国职工运动之最高机关，在职权上而言，全国总工会能直接指挥全国之各产业总工会（即各区之职工联合会），如上图所表示者。各区总工会（即各区之职工联合会）他能直接指挥所管辖之各产业工会，照系统上说，除受各该区总工会之指挥以外，当直接受全国产业总工会之指挥。这两方面指挥之区别，大概以政治及产业之特别发展而分，例如：1．关于政治上之事件，各区产业工会应受各该区总工会之指挥。2．关于产业上之特殊发展及特殊争斗，工会〔1〕应受全国产业总工会之指挥，但各产业工会接到了全国总工会〔2〕之命令后，应报各区总［总］工会，而各区总工会得按照当地情形及该产业之特殊利益，有命令产业工会暂时停止执行该上级命令之权，但必须用敏捷的方法报告高级总工会复议。3．下级工会之指挥问题，可以照此类推。至各区总工会（即职工联合会）对于全国产业工会之关系，可互相通信商酌关于其所商各产业工会之重要问题，惟全国产业总工会不能直接命令各区总工会（即职工联合会）执行任何种之事务，因为在系统上各区总工会只能直接受全国总工会之命令与指挥。至于产业工会之互相关系，则全国产业总工会应经过全国职工会（即全国职工联合会）而发生联络关系，各区各产业工会，应经过各区之职工会（即区职工联合会）而发生其联合关系，余类推。（二）全国之分区。全国应按照产业上地位，而划分为广东、上海、汉口、天津、奉天、湖南、青岛七区，在此七区中，在尚未有职工会（区职工联合会）组织之区，应即刻进行着手组织，在已有总工会（区职工联合会）之区应即就行区之职权而指挥在区以下之各外埠的工人运动，务使在最近的将来，各区工人运动之指挥集中起来，在吾党的指挥以下，使本党职工运动之基础更形稳固。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注释〔1〕原文如此，似指各区产业工会。〔2〕原文如此，似指全国各产业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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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职工运动自发生以来，即完全在中国共产党指挥之下，故中国职工运动完全由中国共产党所手创所组织的。在这种发展形式上，能使职工运动缩短了革命的过程，直接走上了革命的正轨，同时使党的本身上，因缺乏历史上的实际经验——党与职工运动实际的关系固不免发生离开党的发展而单纯发展职工运动的错误，“二七”前后的事实，就是我们过去历史上的教训。自第四次大会后，在职工运动中虽注意党的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又发现党对于职工运动不甚密切的关系，因此，常影响到职工运动软弱无力。这种现象在铁路工人运动中发现最甚，上海职工运动在“五卅”时也免不了有此现象。党的组织和发展与职工运动不密切相关，不仅失掉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意义和作用，并且使职工运动陷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工人阶级的势力，容易为环境所支配而动摇无定。职工会承认党有思想指导权，并促成党与职工会组织上联络之设立，“党应当是一个中心组织”，这都是列宁说明党与职工会关系的重要，所以我们的——共产党的职工运动，应当发展党的组织，成为工会的中心，党不仅在职工会获得一切的指导权，并须与党外群众密切相关，成为工人阶级最积极先进，同时又是密切的一部分，然后才能使无产阶级实行历史上的使命。因为我们的职工运动，是为无产阶级谋最后的解放，以至取得政权，这是我们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时刻不要忘记的一点。中国职工运动，已走上革命的阶级〔段〕，同时促成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联合战线，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压迫和摧残，也随之而增长，斗争的形式日趋于严重，中国共产党在这种进程中，要执行他在历史上的责任，不仅努力组织群众，训练群众，并要加紧的在职工运动中，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与职工运动的密切关系，以巩固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并利用各阶级间的冲突而使工会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以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然后始能引导工人阶级由国民革命而至社会革命。因此，我们在职工运动中如何发展党的组织与建立密切关系，以及如何巩固这种关系，却是目前最重要而迫切的问题，遂有如下之决定：（一）职工运动有了组织的地方，党的组织应随着而发展，负职工运动责任的同志，他固然努力工会的组织和训练的工作，同时应在可能范围内，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主义和政策，使群众对本党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使群众与党渐能发生亲密关系，随时介绍工会中觉悟的勇敢的分子，加入本党，以扩大本党在工会群众中之组织；在未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应努力发展党的组织，这也是他重要工作之一。（二）我们党的政策和主张，虽不能直接命令工会，然亦可由工会党团和支部间接在工会组织中而执行和指导；在工会一切政策，不能不经过党的决定。所以每一工会中，须尽力活动，组织党团及支部，成为工会中的中心，使工会行动实际在党的指导之下。（三）党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他的职任固然是决定职工运动的策略，指导职工运动一切的活动，并且每次职工运动委员会决定之策略，由党部在各工厂支部详细解释，讨论执行的方法，不使致成单调的职工运动。（四）各级党部对于所属之工厂支部，当然注意组织和训练工作，同时指导该支部一切活动，尤其是注意工会活动的指导，以及督促执行职工委员会及其产业工会最高党团的命令和政策，遂可免去党与职工运动单纯发展之弊。（五）党团的作用是决定工会一切斗争的政策及工会一切大体方针，支部是教育党员及督率党员的工作，在工会负责人为非同志时，应由相近的同志包围他，使他无形中执行党团决定之政策；但党团决定之大的政策须经上级党部通过认为必要时，再由党部通告有关系之下级党部协同进行。有时工厂之支部同为工会之党团，他一方面受该工会最高党团之命令，同时又属于党部的指导。（六）各产业工会之下级党团，固直接属于该工会之上级党团，执行一切命令，同时因地方关系，亦应受当地党部之指挥。倘上级党团来命令时，该党团〈应〉报当地党部，如此种命令或政策，当地党部认为〈对〉该地全部工作有妨害时，即令下级党团停止执行，一面由党部报告上级党部取决，同时该地党团将党部决不能执行理由，呈报上级党团。有时为迅速起见，由党部直接与上级党团商定。至于该地发生临时事故，当地党部有决定政策及直接指挥之权，必不能违反上级党团根本之政策。（七）全国的或地方的总工会之最高党团，他只能在全部工作上，大的策略上，直接命令所属之下级党团；但为贯澈某种政策及避免各地冲突起见，须呈报中央及区党部或直接通知各地党部，说明某种政策之重要及内容，请其协同督率下级党团及支部执行。有时关于某地之工作，最高党团应派人与该地党部共同商定。（八）在职工运动中发展C．P．〔1〕时，同时应注意C．Y．〔2〕之发展；在工会中之党团，在必要时，应使C．Y．负责同志参加。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注释〔1〕C．P．是英文共产党的缩写。〔2〕C．Y．是英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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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报告决议案[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1）(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报告决议案[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1）(一九二六年一月）]一年以来职工运动确有显巨的发展，这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党缺乏系统〈的〉经常指导，所以在一年中职工运动的损失仍是很大。第一，没有运用客观的形势充分发展我们的工会工作；第二，一切工作大都只有外表形式的组织，在基础上观察没有充实可靠的内容；第三，党在职工会中没有相称的发展；第四，全国工厂小组的成绩不好。所以今后中央职工委员会应该有比较更强健的组织，尤其是关于职工运动宣传的工作，过去几乎没有做，应该努力改正。职工运动委员会对于各党部工会工作同志应有极密切的关系。关于统计分配等技术方面工作亦应大加注意和改善。此外各级党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到处发现与上项相同之现象，中央党部应注意改正之。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注释[1]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是中共中央决定并召集的一次会议。据署名“中央职工委员会K．T.C．(按:K．T．C．即张国焘)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出的给“区委”的通告称：“中央第五十八次会议，议决于明年一月二十日召集开一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搜集各地关于职工运动的一切材料，决定今后全国职工运动之政策，与各地具体进行之方针，……兹奉中央议案，特此通告召集，望兄处区委会同当地职工委员会选派代表三人，并须由当地职工运动委员会会同当选代表将当地职工情形，详细而且正确的作一书面报告，和一切统计，届时务交出席代表随身带来。”这次会议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或十五日左右召开，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央报告决议案》、《铁总报告决议案》、《湖北职工运动决议案》、《上海区职工运动决议案》、《山东职工运动议决案》，《河南职工运动议决案》，《湖南职工运动议决案》、《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产业工会的发展与统一问题》、《工会的基础组织与其职任决议案》、《职工运动中之宣传问题草案》，《职工运动中之青年工人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中之女工问题议决案》、《工贼与工人自卫团议决案》等十四项决议，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公布。本书选编了《中央报告决议案》等四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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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七十四号——反对日本和张作霖借中东路问题发动反苏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七十四号——反对日本和张作霖借中东路问题发动反苏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各级同学们：中东路事件本系发生于细故（路局要求张作霖运兵须履行军队免费的手续），现在张作霖正小题大做，一味强硬，始而以武力占领客车，既而逮捕站长，今则已逮捕中东路局长伊万洛夫下狱，甚至围困哈尔滨苏俄使馆，这还全是一种宣传的态度，总之这是目前一个极严重的问题。这还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一）日本帝国主义见近来中国民众反日空气大高，便想借此转移中国人之视线于苏俄。（二）日本帝国主义想借此展长其退兵时期。（三）想借此在国际间造成反苏俄的新进攻形势。同时奉张又素恨苏俄，此时也想逞一点对外的强硬态度，以博得一般苏俄的反动派之同情，以和缓反奉的空气。并且日本帝国主义看到苏俄此时不利于取强硬态度，即苏俄不能用武力抵抗，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便唆使奉张如此的强硬。日本帝国主义此种阴谋非常刻毒，尤其易引起反动派对于反苏俄的宣传与结合，而放松了目前最要紧的反日与反奉运动。所以我们现在须：（一）极力向群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与奉张之阴谋。（二）防止反动派的宣传，尤其须防止他们的种种示威行动。（三）在积极方面进行反日与反奉的宣传和行动。如万一不能阻止反动派召集反苏俄的会议时，我们便须在该会议上向群众提出反日与反奉的口号，极力提高反日奉的空气。钟英一九二六．一．二五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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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鼓吹反奉联合战线，恢复或重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鼓吹反奉联合战线，恢复或重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各级同学们：对于此次政局的分析与应付，在前第七十一号通告中已说过，兹更补说于下：（一）目前政局是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影响直系有渐趋于日奉直联合之势。故最要紧的是人民和进步武力的联合战线。此时直奉妥协虽在进行，然尚未成功；国民一、二、三军表面上似不和，然实际上尚甚合作，均此时须极力鼓吹人民、国民军、国民政府一致反奉的联合战线。（二）我们在主张召集国民会议的实际进行上，我们应恢复去年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或重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或恢复或重织〔组〕须按各地情形便利为准），但无论恢复或重组，我们务须极力扩大其范围，务须与各种社会阶级的派别合作，极力免除不必要的分裂现象。（三）在现时政治情形之下，对于实际能否解决政局，我们不必存过分的希望。我们的根本责任是在乘此机会宣传民众与组织民众，在群众中扩大我们的势力，扩大革命的势力。钟英白一九二六.一.十九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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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今后党和团共同指导学生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今后党和团共同指导学生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同学们！过去全国学生运动，完全由团负责指挥，这是我们过去看轻学生运动的错误，因为中国学生运动（普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学生运动）在民族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有不少的政治作用，即是一般中等以上的青年学生，因为社会环境之养成多富于政治趣味。为学生运动前途更有力的发展及党与团指导得力计，两校中央特从新决定：（一）以后各地学生运动由党与团双方负责指导，学生团体以内之党团书记，由当地党的执行机关指定之，团的执行机关可指定党团中一人关〔向〕团负责，党团开会时党与团执行机关均可派人出席。（二）以后党与团均须注意在学生中发展党及团的组织，团尤须注意于中学及高小以内的发展。（三）为扩充学生运动群众力量，以后须在各高小组织学生会，并使加入当地学联（学总亦将通告各地）。（四）各地须注意寒假期内，利用回乡学生扩大我们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关于以上决议，对于中国民族运动中学生运动的发展及团的青年化工作，有极重大的关系，望各地严格遵照执行。钟英曾延〔1〕白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曾延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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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发动召集国民会议和建立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的宣传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发动召集国民会议和建立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的宣传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各级同学们：最近北京的政局，已经显然表现出军阀统治的崩败；冯玉祥下野，段祺瑞不日要下台，奉张自郭松龄倒戈之后，军事力量上也受了巨大的打击，孙传芳、吴佩孚更没能力独自攫取政权，——于是北京方面的政治便显然现出极动摇的状况。这是“五卅”以来民众的国民革命运动的结果。可是，人民方面如果没有继续的积极的有力运动，迅速的从军阀手中征取政权，那就奉张因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而扑灭了郭松龄，吴佩孚公然表示停止反奉，国民军受了这种奉直联合的恐吓而散乱自己的势力（冯玉祥下野，第二军内的直系分子抬头）——帝国主义者便不难帮助反动的奉直军联合而恢复军阀统治的新反动政局。我们职任，应当赶紧联合国民党，学生，工人，小资产阶级等革命群众，督促右派，国家主义派，以及商会等人民团体，起来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出兵，反对“五卅”重查结果的总运动里，引导他们进一步而力争国民会议预备会的召集；主张由广州国民政府联合国民军，人民团体代表及一切反奉势力组织委员制的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立刻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我们应当指出现在广州国民政府对外的省港罢工交涉，能有胜利的形势，正因为这一政府受农工商兵等一般民众的赞助，人民有结社，集会，罢工，言论的自由，所以关税自主，“五卅”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中国解放运动中的问题，只有象广州一样的中央国民政府才能解决。再则我们应当指出，广州政府之下如今军政统一，财政统一，已经扫除一切反动军阀，苛捐杂税烟赌拉夫等的压迫政策和腐败现象完全消灭，亦是因为有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及一般民众实力的赞助，所以北部军阀统治的根本铲除和人民权利的保障，也只〈有〉建立象广州一样的中央国民政府。这种宣传和运动是现在使民众革命化的必要方策。我们宣传的口号是：1．国民军应与人民联合继续反对奉系军阀及一切卖国军阀；2．冯玉祥不应取消国民军名义，尤其不应取消极的态度；3．反对奉直反国民军之联合；4．反对护宪和法统；5．广州国民政府应与国民军及其他反奉势力，以及全国人民团体代表（商会，学生会，农民协会，工会等）共同组织委员制的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6．保障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罢工之绝对自由；7，释放一切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政治犯（山东，江西，湖南……），启封一切爱国团体，尤其是上海总工会。我们运动的方式：1．各地各种团体应根据上述口号分别电致冯玉祥，国民军，广州国民政府及全国各团体；2．各地应由国民党（左派党部），学生会，工会等发起召集各团体联席会议，讨论这些时局问题，反对“五卅”重查结果和日本出兵；3．在民众之中，根据上述的口号及主张做极广泛的宣传。钟英〔1〕白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钟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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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一九二七年七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全党同志公鉴：今平山兆征谨宣言退出国民政府，敢以退出之理由为全党同志及全国人民一详陈之，庶便平山兆征此举之意义昭然于世，以示郑重。平山兆征之加入国民政府本为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亲密合作之一种表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总理即认定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国民革命成功之必要条件。此诚中国革命人民伟大领袖所手订之明确政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历次中央全体会议，复加以肯定的阐明与承受。直至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所主持之中央会议，乃以所谓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工作之权利，此种破坏孙总理容共政策之行为，使国民党受巨大之损失，盖自此以后，蒋介石式之军事党羽乃渐足而攘权，于是党权遂日以丧失。然共产党员素视其为国民革命之工作，在于如何使革命日益进展，绝无视国民党中工作为猎取高官厚禄之意，共产党员及一切国民党忠实党员之任务，皆在使国民党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之群众运动为根据而日达于革命。故虽有五月十五中央会议之整理党务案，而共产党员仍努力继续实行合作政策。于此可见首先破坏孙总理合作政策者非共产党员，乃冒充孙总理信徒之叛徒也。此等为〔伪〕国民党员以限制共产党为名，实则图谋以军事独裁压制国民党。不宁唯是，破坏孙总理革命分子集中国民党的政策者，其目的尚下限于阴谋出军治党，且在于修改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国民党之主义乃代表大多数民众，尤其为农人以反抗半封建制度的余孽力求解放之理论。而封建余孽之肃清又为全国人民埠〔根〕据三民主义而争得解放之必要条件。今蒋介石等之政策则恰与此相反。故其行为乃为抛弃民众运动之正轨，而走入与人民公敌合作之峪〔歧〕途，其始终与豪绅反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军阀相妥协，固无足怪也。然共产党员终为忠实于孙总理之主义及政策之信徒，始终留在国民党之内，至今不稍动摇，盖吾人之希望，乃在国民党以党的力量战胜其少数领袖之具有反革命的阴谋或其他犹豫动摇之政策。国民党内及国民革命军内真正革命的孙总理信徒以及共产党员，以最大的努力向前奋斗，复类〔赖〕世界革命民众之代表共产国际与以伟大的赞助，中国民众始终团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而同向军阀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进攻。于是去年第一次北伐乃大异于畴昔，盖此次北伐得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之参加，乃能继续摧灭许多人民之公敌。人民之希望于北伐者，在于其能除去中国民众之内外压迫，故虽有如此巨大之牺牲能仍不借赴汤蹈火以赞助之也。为国民革命而死者以数万计，伏尸累累，或死于敌人之枪炮，或死于敌人之虐诬，或且为响应北伐军而死。死者之中，谁为国民党员谁为共产党员将不可分析！彼等之英勇的牺牲，使军队及民众皆随之而益加奋励。综览北伐的整个过程中，真正国民党员及共产党员曾以万分的努力保持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广大民众中之基础，使革命得以进展至于长江流域。民众运动及军队之英勇，曾经屡次打击国民党中反革命的及犹豫妥协的领袖之阴谋。此等所谓领袖，当时即已图谋出卖革命，以便走入豪绅反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之反革命的营垒。革命军占领长江流域之后，北伐告一段落，方将补充增加新的力量，而准备最后决战以达到完全之成功。然广州三月二十日之故枝，复发现于长江流域，为〔伪〕国民党的领袖以及永久犹豫动摇之分子，又起而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阴谋根本推翻集中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之政策，而欲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当时蒋介石要求中央党部及政府均迁赴南昌；此种要求，实欲使革命及党的指导机关，尽入其军事独裁之掌握，以便实现其将国民革命转移于买办资产阶级及反革命营垒之企图，终至屠杀工农以逞其欲。迁都南昌之要求，实为三月二十日反革命政变及五月十五日背叛孙总理政策之复演，且为其更扩大更详尽之计划。当时国民党中央即觉南昌方面之要来〔求〕，对于国民革命含有危险性；虽国民党中央当时所见之危险仅在党权军权之争，而大多数未深察其军事独裁之社会基础，然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之运动已造成相当的基础，使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得以亲密合作，而武汉遂成真正国民党之中心。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完〔全〕体会议于以召集，对于南昌方面加以纪律之制裁，并通过各种议决案明定国民革命进行之方针，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如能诚意的履众〔行〕，则国民革命之完成指日可期，而反革命的一切根株皆当断绝。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不仅可为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亲密合作之基础，且予共产党员以义务，便分负国民政府对于国民革命之艰巨的责任，面革命战线亦因此而愈益巩固。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即为国民党承认群众运动为国民革命中之伟大动力的表示，并以对抗南京政府所依赖之买办封建资产阶级。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决定推举共产党员加入政府，实有历史的意义，盖中国国民运动已显然分为两个营垒，一方面为半封建的分子及买办资产阶级，别方面为广大的劳动民众以及一切真正民主分子，武汉之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实能继承孙总理所领导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精神，决然与劳动民众民主分子相结合，而认明革命的道路。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政府之决议，其意义如此。非然者武汉中央与南京方面叛徒之决裂，即毫无意义可言，至多不过是各个私人之争权夺利而已。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决非为个人之争权，乃欲以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之共同努力的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至于最后的成功，而反对南京方面叛徒之反革命以救革命于澌灭也。自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以来，革命运动中乃有极重大之事件，即所谓湖南问题是也。湖南农民运动之进展，已至于与封建余孽决死斗争之阶段，或且为反抗千百年来积重的压迫及不堪言状的穷困而发生之民众暴动。农民运动之如此伟大的进展，乃使阶级矛盾更深一层的暴露出来，甚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中亦发现此种矛盾之存在。此等极严重的问题，使国民党中央不得不与以明确的答复。解答此问题之道有三：（一）赞助农民运动，以党及政府的积极办法领导农民运动，使渐达革命之根本目的；（二）为所谓过火所震惊，其实所谓过火即革命的急剧风潮，及〔乃〕—切有历史意义的群众革命运动所不能免，如为之震惊失措，则势必进而反对农民运动，压迫农民群众；（三）立于旁观地位，任令反革命势力消灭一切革命运动，施行残暴的屠杀。此三者之中，中央所择者为何？或谓湖南问题之解决当为和平方法。诚然，为保持联合战线以反抗奉张宁蒋之反革命起见，共产党员不但不反对和平的解决方法，且竭力赞助之。此则更可见只须尚有丝毫保持联合战线之诚意，共产党员终为联合而牺牲。今事实上则所谓和平的解决方法，已变成空前未有之屠杀，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屠杀之事迭见不鲜，党部则被捣毁，工农团体及其自卫之武装则被解散。中央委员之中如徐谦顾孟余等方在日夜咒骂民众，凡民众救护革命之行动，概视为不当；又复曲解孙总理之理论，谓中国不能有阶级斗争。实则中国国民革命之全部历史，皆阶级斗争之历史。唯反对垂死的反动的封建阶级及买办资产阶级之阶级争嗣〔斗〕，为发展国民革命之最大动力。帝国主义对华之经济上财产〔政〕上的独裁，固经过买办资产阶级以实行者也；而买办资产阶级之剥削工农，未有不经过豪绅等类不〔之〕封建阶级。反抗此等阶级之阶级争斗，实为国民革命之要素，非此不能完成三民主义之革命。然国民党中央委员之中，竞有人敢于与民众运动宣战，甚至与国民党历史上之革命的主义及政策宣战。此种情形之下，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已为中央自身所背弃，当然更不能见诸实行。国民党而不能实行此等议决案，则其结县将不免回复到改组以前之状态，即完全依赖极不稳定之军事结合。尚何遵照第三次［全体］中央全体会议议决案之精神以发展国民革命之可言！因此共产党员同意于加入政府之基础已经消失。共产党员既为革命的国民党员及共产主义者，则在此种状况之下退出政府，乃其天职。平山兆征之决然退出政府，其理由如此。平山兆征之引退，乃对于国民革命与民众明认自己之责任。国民党中之革命同志当能谅能平山兆征退出政府之意义。平山兆征之行为，实为国民革命之利益起见，始终遵循孙总理之革命的遗训，忠实于吾党。此后当为国民革命努力奋斗，益加奋勉，愿致〔与〕全体同志共勉之。谭平山苏兆征一九二七年七月日根据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二○一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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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国工农的斗争，乃是共产国际第一线阵地上的斗争。中国革命，仍继续为共产国际底注意中心。在注意到下列各点时：一、中国事件底疾速的展开速度，使该国的政治局面和社会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二、中国革命，因军阀和雇佣部队之叛变，因反革命力量之结合，因最近一时期所爱的一连串的局部的失败，而遭受了特殊的困难；三、最后在注意到最近中国共产党领导所犯的一连串的最严重的错误时，——共产国际认为必须以如下的决定（为了发挥共产国际执委随时所发出的指示而采取的），诉于全体同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一切分部之前：（一）共产党人正确策略底最重要和最必需的先决条件，乃是对革命局势当前阶段之一切特质加以最严格的冷静的马列主义的估计，对革命所经过的阶段加以正确的规定。只有了解了当前时局之特质，才能正确地规定斗争着的共产党之特殊任务，才能提出合于实际生活的革命的口号，才能确定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正确策略。需要十分明确和十分具体地规定中国革命现时阶段的内容，并且为了这一点，需要批判地认识革命过程底全部进程。（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曾把中国革命的性质规定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在发展的现阶段上——而同时其锋芒又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共产国际执委曾指出，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之趋势。七次扩大会议在规定中国各种斗争的社会力量之位置和比重时，同时曾指出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之势必加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势必日益分解，并首先预先预言了大资产阶级之势必退出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这一点出发，曾作了指示，叫准备工农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这是在蒋介石叛变前几个月的事。以后的事件（本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达到了其流血的顶点）证实了共产国际底这种预测，各阶级发生了根本的变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而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革命遭受了局部的失败，而推移到新的更高的阶段了。（三）本年五月所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曾又作了详细的决议案。这次全体会议已将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当作既成事实为出发的。这次全体会议，曾规定了蒋介石叛变以后所造成的局势之具体特点，并对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相适应的处理路线。这次全会的总指示曾是：面向群众，竭力解开土地革命，武装工人和贫农，扫清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道路，坚决使国民党民主化。这次全体会议曾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描出了独立的共产党方面跟国民党左派在武汉政府内可能进行共同工作的那些必要条件。这次全体会议认为，当前局势之微妙地方，乃是三个阵营（一是封建军阀张作霖的阵营，二是还在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斗争但已屠杀工农的蒋介石的阵营，三是武汉的革命的阵营）之存在。共产国际执委在其决定中，曾谓强调军阀与某些军事部队的不可靠，乃是非常重要的，与此相联系，并认为，改组军队，创立绝对可靠的革命部队，与工农组织保持联系，保证军队中的干部人员，将雇佣军队改变为革命的正规军队等等问题，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共产国际根据这些决定的精神，随时给中国同志作了指示。（四）最近几个礼拜来，事件更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共产国际认为这些事件中主要而特殊的有以下各点：阶级的矛盾更加而且非常显著的尖锐化了。中国无产阶级之群众运动，已经广泛地展开了。群众的土地农民运动也广泛地展开了。对于该国一切毫无例外的政治集团，都露骨地提出了对于土地革命态度的问题。军阀和军队官佐都公开地投入反革命的阵营，而宣布自己为农民的敌人了。长沙叛变了的将领，大肆屠杀农民，不论武汉国民政府，也不论国民党底上层领导者，对此种叛变都没有予以制止。冯玉祥也叛变革命了，他与蒋介石勾结在一起（徐州会见），要求武汉政府投降。武汉总司令唐生智，也在屠杀工农，残杀共产党员，把他们逐出军队。反革命的军阀，从蒋介石起到唐生智止，正在携手言欢。同时，武汉底统治分子，掩饰反革命军阀底行动，帮助他们，解除工人的武装，搜查无产阶级的组织，制止土地革命，进行反对共产党员的斗争。而国民党座上层领导者，也赶急准备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开除出去。这样，武汉已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了。事件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中国斗争的当前时局的基本特色与特质，就是这样的。不过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关于政权、关于对武汉政府态度、关于合作、关于以后斗争方针等问题上，却给中国同志们指出了相适应的策略方向。（五）共产国际依靠着列宁的学说，过去曾经认为而且现在也认为，在一定的阶段上，在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范围以内，与它的联盟和联合，是正常的，是完全允许的和必要的。在革命进程底一定阶段上，援助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或其军阀、买办势力之军事行动，也是可允许的，而且甚至必需的，因为这种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对革命事业有益的。从列宁主义的这个观点看来，（把中国革命）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那是应加以驳斥的，而且已经驳斥倒了；在俄国，布尔塞维主义抛弃了与反革命的自由主义之一切和任何妥协，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与资产阶级各集团的联盟及对其军事力量予一援助，只有在此举不妨害中国共产党底独立工作的范围以内，只有在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还没有出面反对工人和农民，只有在资产阶级还能够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历史任务以前，才能许可的。当北伐解放了群众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援助北伐，那是完全正确的。当武汉还在反对蒋介石的南京的时候，援助武汉，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联盟的策略，自从武汉政府投降革命底敌人的那一刹那起，就根本变成谬误的了。那在革命底前一个阶段上所适用的，现在已经绝对不适用了。自然，党的领导底一定的困难，也正是在这里，对于象中国共产党这样年青而无经验的党之领导，尤其如此。加以事件之自发的、不可制止的突飞发展，在时间上缩短了斗争的阶段，使过程迅速地转移，并减少了所采取的某一策略方针还可适用的时期，因之，上述的困难，更形增加了。在紧张的革命局势之环境下，必须要高度迅速地抓紧时机之特点；必须要善于临机应变；必须要迅速地、适时地更换口号；必须要随时改编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队伍；必须要对已经改变了的局势，作强有力的反应；当联盟由革命斗争之因素变成它的桎梏的时候，必须要断然地撕破这种联盟。（六）如果在革命发展底一定阶段上，中国共产党方面援助武汉政府曾经是需要的，那末现在援助武汉政府的方针，对中国共产党便是自取死亡，要把它投到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的。不顾共产国际底劝告，国民党底上层领导者，在事实上不仅没有援助土地革命，而且放纵了土地革命底敌人。他们批准了解除工人的武装、征剿农民、以及唐生智之流的弹压政策。他们在种种借口之下，把讨伐南京延期，而且实行怠工。武汉政府底革命作用已经完结了，现在它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了。武汉急进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可能还敢作出，急进的”、假革命的“英勇姿态”，如宣布讨伐南京之类（如果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压迫土地革命，那末，这种讨伐底革命意义，就等于零了）。不过这种装模作样并没有改变事情底社会阶级的本质。武汉已成为反革命之帮凶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底领导核心和中国全体同志所应当十二分明确地考虑到的新的和特殊的东西。（七）中国共产党底现今的领导机关，近来曾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错误。中国共产党应当依照共产国际底指示，展开和领导土地革命，公开地批评和揭穿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底“急进”的领导者之不澈底的和怯懦的立场，警告群众预防军阀方面叛变的可能，武装大量的工人，十二分坚决地推动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没有执行这些指示。中央不是领导土地革命，而在许多场合之下，作了制止土地革命底因素。党的个别领导者，提出了显系机会主义的口号：“只有在革命扩大以后（？！），再加深革命”，或如“先占领北平，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这些口号，曾被党的代表大会所推翻了，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代表大会表现了党的群众的情绪。中国共产党大批党员群众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在农民、工人、城市贫民中间，曾经进行了自我牺牲的真正革命的斗争，这时中国共产党底领导机关所进行的却是逼迫群众后退的路线。共产国际执委底革命指示，却被中国共产党底领导机关所拒绝了。而且甚至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竟然“同意了”解除工人的武装！不顾武汉政府头子们底显然反革命的行为，谭平山毫无勇气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而代以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假”。共产国际在秘密的指示中，一再最严厉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共产国际曾经警告，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纠正自己的错误，那末，它就要公开地批评它了。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拒绝了共产国际底指示，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起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乃是自己的革命责任。（八）共产国际认为，必须马上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底这些错误，并将此事通知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共产国际认为：1．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2．在退出武汉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要求严办一切迫害工人和农民的分子，从各方面揭穿武汉政府底政策；3．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4．用一切办法加强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巩固职工会，准备工人群众去进行坚决的行动，领导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5，展开土地革命，继续用“平民”式的方式，即用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联盟之革命行动，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有系统地武装工人和农民；6．鉴于压迫和惨杀，应建立战斗的不合法的党的机关；7．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认为，关于党的一般政策，特别是关于党的领导之政策问题，获得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全体党员根据共产国际底决定，团结党的队伍。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全体党员与党的领导底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共产国际执委在满意地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底正确立场和党员群众底英勇斗争时，确信中国共产党显露了自已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改造自己本身的领导和否认破坏了共产国际底国际纪律的领袖们。必须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他们因与党的全体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用这种办法可以克服现在党的领导之机会主义。共产国际执委认为，伟大的中国革命之进程，已把这样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唤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行动了，以致任何力量都不能压服他们念运动了。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胜利将是属于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一九四四年七月出版的《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论中国》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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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载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载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为布告事：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闻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深恐外间不明真相，致滋疑窦，为此布告，仰各界人等一体知照。此布。根据《汉口民国日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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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反抗土豪劣绅之武装袭击（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反抗土豪劣绅之武装袭击（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为令遵事，农民运动过去因为发展甚速，组织上未能健全。加以土豪劣绅猛力反攻，逐使乡村斗争日趋急剧，上级机关之指导偶有不周，即不免发生无组织之行动。已经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及第二号训令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极力纠正。务使各地农民，俱在农民协会指挥之下，有组织有计画的继续与一切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斗争，以尽我农民在革命过程中推翻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及军阀统治的政治基础之职责。并指出各地农民目前的斗争目标，应为建立乡村自治而奋斗。现据各方报告，在湘鄂赣三省中，土豪劣绅进攻农民，非常猛烈。在江西六月五日当局遣散党务政治工作人员后，谷地土豪劣绅，纷纷乘机蠢动，吉水劣绅则勾结流氓，进攻农民协会，下乡捉人；南昌一区，劣绅则拘捕执行委员；新建土豪劣绅则逮捕农协会员，牵去农民耕牛；铜鼓革命团体，均被捣毁；弋阳反动军队，更大行残杀农协职员；亲和四区农协，不但为反动派所捣毁，并被捕去职〔执〕委二人。在湖南五月二〈十一〉号事变〈日〉，许克祥即屠杀省农协，省工会，工人运动讲习所，党校等处同志及农民工友共三十余人。事变以后，更派兵袭击湘潭常德各县民众，而农民死伤枕藉者，将及万人，并将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斩决而以脚踢其头，并用洋油注其腹内而焚之；旁观民众，莫不愤怒万状。在湖北尤为凶猛，湖北各县土豪劣绅不但勾结土匪及会党的腐败领袖，惨杀农民，如新阳〔阳新〕土豪劣绅用洋油烧死农民九人；沔阳土劣勾结硬肚会惨杀农民五十余人；天门土劣勾结土匪惨杀农友二十余人；钟祥土豪劣绅勾结硬肚会惨杀农友十余人；汉川土豪劣绅勾结流氓杀伤农友十余人；麻城土豪劣绅勾结红枪会黑枪会白枪会残杀农友百余人，烧毁民房数十村皆是。他们更利用反动军队力量，以图根本扑灭农运，因以动摇革命根据地。夏逆〔杨〕许张于〔1〕诸逆相继叛变，每到一处，即将在押土豪劣绅释放，使之率领逆军到处屠杀。嘉鱼杀死农民卅余人；咸宁武昌均杀五十余人；天门烧农民房屋三百余间，杀二十余人；公安烙死数十人；枣阳残杀五百余人；沔阳残杀二十余人；宜都残杀数十人；麻城〈沿〉乡捕杀，烧毁房屋，奸淫妇女，共杀死五百余人；随县前后杀死一干人以上；罗田惨杀六十余人；黄安惨杀一百余人；钟祥劣绅王恕堂更占领县城，挨户搜索，‘惨杀二百余人。其他夏口，黄冈，应山，应城，圻〔蕲〕春，江陵等县的豪绅，亦莫不闻风兴起向农民进攻。挖眼拔舌，刳肠斩首，刀割沙磨，洋油焚烧，红铁火烙，均为豪绅对待革命农民的残酷刑罚。对待妇女，则以绳穿贯其乳而驱其裸体游行，或零碎割死。农民之死难者，已达四五千人，而荆门松磁〔滋〕宜昌等县，仍在继续屠杀中；即国民政府首都武汉，仅距汉阳县城十余里之地，亦不免发生土豪劣绅围杀农民之事实，湖北全省完全为白色恐怖所笼罩。总计湘鄂赣三省党员农民工人之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其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感情之毒计，亦正积极进行，往往捏造事实，指鹿为马，故甚其辞，希冀军人向民众团体发生剧烈之冲突，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于以推翻党国，虽人民痛苦，亡国灭种，亦所不惜。同时贪官污吏起而与土豪劣绅，互相响应，共同捏辞诬蔑农民，以图离间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如黄冈农民协会本无铲挖烟苗事项，而贪官污吏，竟蒙呈中央予以解散即其著例。现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因已明悉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洋奴以及一切反动派，乘我军北伐与奉军战斗剧烈之际，向我国民政府联合进攻之毒计，而训令全体武装同志，对于指鹿为马，过甚其辞之传言，谨〈慎〉调查毋堕反动派之阴谋。然日来各城〔地〕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溃军屠杀农民事实仍有愈演愈烈之势，贪官污吏离间政府与人民之阴谋，亦复屡出不穷。各机关近来接得诬控农民之状纸，每日不下数起。在此种严重情形之下，各级农民协会极应一致请求国民政府：（一）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并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使工会农会共产党等革命组织，享有完全自由，团结革命势力，实〈行〉讨伐蒋介石。（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豪劣绅，严惩造谣离间的蒋介石奸细及一切反动分子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仇鳌彭国钧萧翼鲲，解敌〔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恢复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省工会省农协及（一）切被摧残之革命团体，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并令湖南省政府唐主席从速镇压湖南之反革命派。（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农民协会之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因为土豪劣绅之气焰不灭，则创设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终属不可能之事，经济上之建设，更无从可以实现，而国民政府之基础，亦末由巩固也，此令。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六月十三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十七日《汉口民国日报》刊印注释〔1）夏斗寅、杨森、许克祥、张联升、干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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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农运新规划五项（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农运新规划五项（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1〕为令遵事，前此蒋夏诸逆，相继叛变，均以反对农工运动为旗帜，最近许克祥在长沙谋乱，亦以农工运动过火为号召。此虽反革命派一贯之口号，而非农工运动本身真有所谓过火与否之问题；但—方面因革命潮流飞涨，初期农民运动之原始现象，未能完全免除；他方面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中国农民运动，已进到一个新时期，必须采取新政策，始能适应新环境，已由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中明白指出，现为使此新时期之新政策，更能顺利执行起见，再指出下列五事，务望各省农民协会，立转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照办理：（—）注意强固组织严重〔肃〕纪律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因为发展甚速，难免不有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乘机混入，以遂其破坏农民运动之企图。他们每每假借农民协会名义，作出种种妨害大多数农民利益及农民协会名誉之事实。现欲改正此种不良事件，必须多数农民积极参加各级农民协会；各乡区农民协会，更当尽可能的随时召集代表大会，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并为执行新政策起见，各级农民协会，应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增选新职员，增加新的指导工作人员。同时使耕田的贫农佃农雇农及自耕农，成为农民协会之坚固的社会基础。（二）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农村中的小商人为流通金融之主要分子，并为［与］农民同立于被压迫的地位，农民协会应即领导农民，与之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煮酒熬糖，以及其他商业品，虽为商人之利益，同时亦与农村经济有关，农民协会必须予以护保〔保护〕。农村谷米，在乡村自治机关未成立时，应由农协计算农村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而军米亦得充分的供给。农村中之其他重要出产品，亦宜与城市商业，发生良好的经常关系，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以前有些地方，因为抽捐派款及其他原因，遂使城市商业与农村之关系，日益恶化。今后对于此种情形，亟宜纠正；并当有组织的扶助商业之发展，以妨〔防〕奸商过度之剥削。对于革命军人之家属及财产，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已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指导农民，予以切实保护。此项工作，目前尤须与慰劳救护革命军人之运动，一致加紧进行。（三）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乡间禁酒席，禁斋果香烛，反对一切迷信及宗法社会之旧习，改良乡间妇女之地位等运动，因为打破封建社会恶习之必要的行为，但必经过长期间的宣传，使一般民众，俱能了解；社会文化亦已提高，方可行之而无碍。倘必操切从事，则不惟得不到良好效果，反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以破坏乡村的革命联盟。（四）开始乡村建设事业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为镇压反动封建势力，巩固农民已得胜利，消灭乡村无政府状态，而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新环境之重要工作。已由本会呈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各级农民协会，应即联络乡村革命平民，努力进行，务于最短期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农民银行，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及其他建设事业，各级农民协会，亦应与其他革命平民，共事建设。（五）加紧宣传工作农民运动一有相当发展，土豪劣绅等反动封建势力，除一面集中力量残杀农民外，一面复收买走狗，捏词诬陷，造谣煽惑。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对于组织农民协会，既无经验，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土豪劣绅更复小题大做，以耸听闻，夏逆叛变以后，其行动尤为猖獗。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非常懈怠，土豪劣绅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之宣传，遂得以充满于乡村及城市，甚至革命同志，亦受其影响而怀疑农民运动。以后各级农民协会，不但要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呈露于革命同志革命民众之前，用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并须真实将农运详细情形，尽量发表出来，使上级农协得以随时指导其工作，纠正其错误。对于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更须作一度很普遍的宣传，使一般农民俱能澈底明了，农民运动的新方向，而积极按照本会所示途径，努力工作。凡此五端，均为巩固革命联盟，促进国民革命之要务，各省农民协会必须领导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行。倘有奉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者，本会必当绳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有反动派假借农协名义，滋生事端，或捏词诬陷者，各级农民协会亦须报告上级农民协会，转请政府，立予扑灭，母〔毋〕使滋蔓！是为至要，切切此令。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2〕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二十七期刊印注释〔1〕原件未标明时问。《汉口民国自报》（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登载本文时所加按语说，训令由全国农协“昨日发出”。据此判定，本文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按语全文如下：“中国革命已进展至口新阶段，全国农民协会，为使农民运动适应此新阶段，曾训令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切实执行新策略。该会为使此项新策略，更能顺利执行起见，更于昨日发出临字第□号训今，训令各省农民协会，强固组织严肃纪律；保护革命同盟者之利益；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加紧宣传工作。并谓倘有阳奉阴违或执行不力者，必绳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有反动派借名滋事或捏辞诬害者，亦须立予扑灭，毋使滋蔓！自此以后，中国农运必能在该会指导之下，获得伟大的发展。”〔2〕原件无下款，此是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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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七年五月）一）中国革命之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最近事变完全是证明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之观点，更明显的证明了列宁对于中国革命的国际作用之预言。伟大的中国革命将更成为意义重大之动力，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之全部组织及其最董要的国际的中心。因此，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之政策，是掩没中国革命意义之政策，是蒙混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意义之政策，是羌〔毫〕无内容的口号，和平主义的半截行径之政策，直接为压迫中国革命的屠杀战争作辩护（陶姆士phomas[1],麦克唐诺MacDonad[2]徒）———是帝国主义者的直接帮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革命之重大的国际意义还要加大，正因为帝国主义要实行压迫中国民众之反革命的强盗战争，帝国主义军队已经集中中国（外国军舰，外国步兵，旧本事实上霸占满洲，英美等国事实上占据各重要通商口岸等），他们这种政策与他们向苏联挑衅的政策同时并进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领袖对于中国革命之具体态度，——一就是积极在思想上准备大战，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掩饰其社会帝国主义——。共产国际以为，一切政党及其他组织，凡自命为工人政党工人组织者，如不坚决反对干涉中国，仅仅鼓吹消极的态度，以麻醉工人阶级之注意力，则客观上（也有主观上的）是帮助帝国主义。这不仅是帮助帝国主义去绞杀中国工农，向巩固帝国主义制度，而且是帮助帝国主义去准备压迫苏联的战争并普遍的准备新的世界大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用最积极的手段拥护中国革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反抗，以阻止军队军械之输送，最积极的与干涉中国奋斗，是切支部的义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向无产阶级及劳动广大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与作用，解释反革命的干涉中国与准备新战争间，特别是准备反苏联的战争间之关联，以及与帝国主义在本国内进攻工人阶级（英国的反工会法，法国的军事法，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恐怖等）之关系，这是一切支部的义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百折不屈的揭破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之勾当，揭破他们步步和帝国主义勾结，对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捣乱行径，这个工作也必须同时进行。（二）民族革命运动的危机与中国的新形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中国革命中事变的进展，证实了共产国际最后（第七次）扩大会议之革命动力的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尤其认定事变的经过，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转到反革命方面的诊案。这个过程的表现是蒋介石及其他军事领袖的反革命政变，是右派离开国民党后组织南京政府，假借国民党组织，成立他们自己反革命的组织。蒋介石政变，暴发了中国一种普遍的新政局，产生了主要阶级力量之新离合。蒋介石所掀起的政变是各阶级重大的联合转变，因此共产国际的策略也要从这新形势中出发。企图与蒋介石或国民党右派妥协之任何尝试，必会变成直接投降蒋介石，显然背叛中国革命的利益。资产阶级与其军事领袖背叛革命之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工农群众运动之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之胜利，他方面在于帝国主义联合压力之加大。民族资产阶级看见群众运动发展，看见那革命的阶级要求与口号，必然要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不愿革命继续进展———他也真这样做了。这样一来，民族资产阶级便离开了民族战线，跳到反革命的营垒去。革命虽有部分的失败，虽受了蒋贼之徒的叛变，但是走进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的联合分裂了，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同时加大。在中国革命的进展中，那已告终结的阶段的特征，在乎两个营垒对峙：一方面是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与买办阶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是民族革命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的营垒。这个阶段有由两营垒对峙变为三营垒鼎立之趋势，划去资产阶级，使之与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农民之“左派联合”相抗。目前的局面，正以此三派鼎立为其特征。蒋介石屠杀工农，但仍反对北方军阀。然而战斗的全般逻辑，仍将变三派为两派，为新式的两派，因为蒋介石白崇禧等所领导的大资产阶级必然日与封建反动的领袖及外国帝国主义接近，以促成这个过程。中国革命的危机与社会阶级力量目前的组合说明并证实，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革命属之，只有这样，才可说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只有在反对已经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澈底的民族自由斗争不仅与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或土地革命的要求毫无冲突，而且要直接以下层广大民众奋起推翻帝国主义之革命运动的扩大为前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在革命的过去阶段中，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仅拿北伐战争来说，他遍处扩大了工农群众运动，工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已可为这个策略在历史上的辨〔辩〕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认为，主席团同时指令揭破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机关中战略上最重要的地位，以孤立国民党右派之势，而集中视线于群众等，这样做的是对的。同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主席团在蒋介石事变后所即刻发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内，对于蒋介石叛变所持的态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复提明，蒋介石政变及其表见[现]的剧烈的阶级转合，是将来全盘策略之出发点，资产阶级既背叛了民族革命运动，成了反革命的积极势力，不能再与他统一，妥协或联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内部问题之路线，是直接由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在华政策的态度演出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口头上是赞成上海工人的，实际上，把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间划条鸿沟，反对中国工人的先锋—共产党人—，反对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此他们是赞成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联合的胜利的。正统社会民主党与黄色职工国际愈趋于拥护蒋介石之途，联合黄色“工人组织”，希图以反革命的工会代替革命的工会。国际少数主义诬蔑共产党人，不说他们分裂了中国革命运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这样说），便说他们拥护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不力（这种中伤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发出的），而实际上，他自己不仅成了帝国主义的盟友，而且是他那中国通信社人的把兄弟——一南京那伙工人阶级刽子手的把兄弟。（三）中国革命的部分失败与反革命的主要力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政变（上海，南京，广州等处）是中国革命的部分失败，相当的加强了反革命的联合。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若说这个失败便决定了革命的全部命运，这是错误的见解。这见解之反以不正确，仅举一端便可明了。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大敌，而置帝国主义势力与资产阶级间之关系不顾，且同时看轻了劳动群众伟大的无间的运动。要晓得帝国主义用尽手段向革命进攻，在民族革命战线中，一切动摇分子中间，布满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反革命的策源地不得国际帝国主义的保障，蒋介石的全副力量早被胜利的革命军打得粉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一切支部的必要任务，是向工人阶级及农民说明事实的本相，要知帝国主义的军队事实上占据了全中国的工业区域，正是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那比较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若不直接间接受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拥护，必不会成中国革命之大患。外国武装干涉者集中战斗力，封锁海港，困围革命的中心，接济反革命的军队，离间破坏革命的武力，用尽外交上的压迫手腕。在革命政府下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势力，驱策外国和土著资产阶级组织生产上商业上金融上种种怠工封锁的政策。至于帝国主义之狂暴猖獗，以扑杀工人，扑杀共产党，压迫农民运动，孤困苏联，尤须特别提明。但是革命虽有部分的失败，而另一方面，过渡于更高阶段的发展，更有力的动员群众之发轫，农民运动之扩大，暴动武装队之组织，此项与日俱增的组织武力屡次战胜了叛军，虽然反革命的恐怖猖獗万分，而工人阶级的组织继续保存，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之增大无已，———凡此种种，都是中国革命继长增高之主要征象。武汉国民政府及左派国民党，就其主要的趋势看来，是城乡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之表现。虽然某个军官某派军官以及国民党“左派”某个政治领袖某派政治领袖有继续叛变之可能——一而且必然不可免——一，但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必将调动群众；此群众运动正是将来胜利之担保。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取消派意见根本错误，这派意见竟以为中国革命目前的危机是胜负已决的失败，必然造成一种国际的局面。这种显然错误的意见，只会成为破坏无产阶级队伍的工具；在这共产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特别必要的现在，这种破坏组织尤其危险。（四）组织工农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国革命中艰巨的困难，尤其是因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武装干涉或他种干涉，以及中国国内动摇的社会成分叛卖革命投降敌方所生的困难，造成了目前斗争的条件；为战胜这种困难计，必须广大劳动群众加入斗争始可。只有这些群众参加积极斗争，才能造成一种政权，打退内部的反革命及帝国主义的干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造成中国革命程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上之先决条件。要想引导群众加入斗争，只有在乡村实现土地革命，在城市满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才有可能。毅然取消缴纳富豪之佃租，重新分配土地，没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等之一切田产，禁止商〔高〕利契约，取消贫农受重利盘剥之债务，大减赋税，课税摊派于富豪之家等等———这些口号必须在全国，特别在武汉政府统制区域内实现出来；必须拿这些口号推动群众，使之反对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北方军阀。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重要。同时共产党必须在政府内努力，使政府促进土地革命之暴发扩大。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在目前发展的阶级〔段〕中成为实际上工农革命的组织政治中心，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机关。另一方面，只有在这种从上面和下面协同实现土地革命的政治之原则上，才能在坚固的革命的基础上，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编一切旧有的军队。在城市中，必须设法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工人在工厂内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其钤[箝]制工人成为毫无权利的“等级”之一切法律，须一律废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承认工人组织之权利等等。同时必须迅速，大胆，果决的实施武装工农群众之政策。最先武装那已经有组织的觉悟的部分。此政策务须以全力使之实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力量，直接的，间接的，以及联同国民党左派，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在工人中极力发展党员，在城乡劳动群众中极力为国民党发展党员，必须使国民党以最大的速度成为最广大的组织———这是目前中国共产党之主要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中国共产党极力注意一切工农群众组织须各方面的加强与扩大之必要，如职工合，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合，工入自卫团等，以及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乡村工人组织，农民自卫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小手工业工人，家庭工业工人组织等等。在这一切组织中，必须宣传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工人阶级之强大的群众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任多可以和民族革命之任务相互对峙。他以为，象那欧洲极左派和社会民主党抬〔提〕出的这种对峙说法，没有别的作用，只有使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放弃领导权，名义上是为保护那所谓“无产阶级的”行会精神，其实这种行会精神，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变相，因此，这不过是使无产阶级成为民主派的附属品而已。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转入反革命的营垒以后，无产阶级却逐渐成为整个民族革命运动中可公认的领导者。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的中国革命，如不提高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使之成为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则必不能继续发展与最后胜利。（五）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想把他肩上的任务完成，只有保有自己工人阶级先锋的政治面目，和那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目划分清楚才行。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共产党不许融解于别个政治组织之内，他必须成为独立的力量，他是一特殊阶级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是全国最澈底最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因此，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所阻，对于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不定，尤不能放莽批评的权利。恰恰相反，须知只有这种批评，才可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向左，才可在革命斗争中，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可解作是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尤其是与农民断绝关系。从这点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坚决的反对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反对那根本上必然弄到退出国民党的态度。目前提出，“即刻勿须退出国民党”，与提出“退出国民党”两个口号，一般荒唐，因为在目前的瞬间，无产阶级的政党恰要在国民党内，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在目前的情形下，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如果看轻国民党这个革命运动的特殊组织形式，实际上便是助成右派攫得国民党的旗帜，正因为国民党的旗帜是国内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因子，所以蒋介石引着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千方百计，要打起国民党的大旗前进。共产党的策略，万不可为蒋介石的机变作保障（退出国民党路线，便不能免这种结果），而要揭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是民族革命的叛贼，是国民党的叛贼，是中山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叛贼，是投奔帝国主义者的降将。共产国际执行委会认为，说民族（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阶级革命已经“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在蒋介石政变之后，便是广大的群众也明了了民族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继续进展。正因为这样，所以不能把国民党的旗帜，不能把民族自由斗争的旗帜让给民族自由斗争的叛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既要大胆的坚决的扩大群众运动，也必要一般大胆的坚决的努力变国民党为真正的群众组织，使他包纳城乡劳动民众才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为完成其自身任务，须使其组织形式能相当适应。赶改组，尽量接近群众，实为必要；其次，要在工农手工业者中间大征党员，容纳工农兵士手工业者之整个组织入党（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行会，军队组织，农民游击队如“红枪会”等，惟须肃清其反革命分子，以及工人自卫团等等）；国民党的地方及中央指导机关励行选举等。只有把定这个坚决的路线：国民党发展为真正广大的，群众的，革命民主的组织，指导机关真正是由选举产生——才能为中国民主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发展，造下先决条件。只有把定这个路线，才能为防止那国民党左派某个动摇部分之可能的而且必然的退伍（如广州的事实），为防止那某个动摇军官及其他军事领袖之叛变，造成制裁手段。应时的揭破一切匀结蒋介石或帝国主义之动摇趋向，并在宣传煽动上采用具体办法，或竟用组织上的制裁手段，这是共产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除维持且扩大自己党组织外，尤须极力影响国民党的行动。要想实现这种任务，必须先完全了解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澈底把定自己思想的政治的路线，加强巩固自己的组织，使工人同志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在工农群众中加强党的影响和党的威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在中国共产党中，恰恰对于这点有无数动摇存在；党在批评国民党的领导时，不能常常表现充分的坚决，而且在党内对于发展群众运动表现相当的畏怯，尤其是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没收土地，驱逐豪绅地主等问题上，可以看出。这些动摇，在目前阶级〔段〕中特别有害于革命，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内同志，并非人人都能充分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大规模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同志内上述的错误和动摇，是必要的；不然，则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相当的动摇之危险便加高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政党站在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之前端，要最无情的和遏制此运动高涨之一切企图奋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信，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发展极速，已经做下了革命的英勇的模范，必能很快的改正这些错误，须知这些错误是由事变的异常复杂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幼稚中发生的。（六）武汉政府，政权问题，军队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看轻武汉政府的意义，因此实际上否认他极伟大的革命作用，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就其阶级成分而言，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中产阶级。所以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他已经走到工农专政的路上；在阶级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赶去了那些跟着资产阶级跑的人们，战胜了无数叛变之后，则武汉政府便必然发展到这个专政的方向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武汉“临时革命政府”的活动，是必要的。那个不主张参加，或对于此问题抱一种不定的怀疑的态度，他形式上很是”激进革命”，但在实际上是重演一九○五年俄国少数党的错误；俄国少数党[3]那时以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不可能的，宁愿组织“极端左派的在野党”，但是实际上跟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后，摇尾乞怜。少数党的态度的特点，正因为他反对参加革命的政府，而参加反革命的混合政府。参加武汉革命政府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党的混合政府，并无丝毫相同之处，因为武汉政府的确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封建制度，现在更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之大部。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同时，对于自己最亲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坚决，也要加以批评，并确定政府的政策之正确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中国党特别注意，革命政府与民众间的亲密联合，在目前实在是空前的必要。只有靠着这种亲密的联合—————这种联合是特别要国民帮助才能做到的———，只有坚决的打条走向群众的路线，才能永久加强革命政府的威信和地位，使政府成为革命的组织中心。为武汉政府划定这条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实现此项任务，不扩大群众运动，没有农民革命，不坚决改善工人阶级地位，不变国民党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的伟大的组织，不继续加强职工会，扩大共产党，不造成武汉政府与群众间之最密切的联络，则胜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得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共产党人参加政府，仅仅可用这项策略辩护。不是这样，则参加政府将成为领袖结合政客勾结的戏剧，受了实际生活的冲刷，受了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必至烟消云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桩任务，便要把政府中的活动和群众中的活动联结一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扩大国民党内民主化，收容最广大的群众，迅速发展各种工农的群众组织，最合革命的需要。中国发展中的特点，象革命的国民党这样特殊的组织，可以直接决定政府的成分，是绝不可忽略过去的。用国民党收容广大民众，使群众选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经过这些在选举制的基础上建设的组织，成立民族革命的政府—这是劳动群众和革命的国家政权间联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适合中国革命的月前阶段。因为武汉政府统治下各省状况之不同，则地方政权的组织，在最初时期，必然采取种种色色的形式（在乡村间，“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政权，以及国民党委员会政权等等）。共产党人在组织地＜方＞政权时的主要任务，便是领导广大劳动群众，领导千百万工农参加组织，组织成后，参加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在目前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这个口号没有别的意思，（在武汉政府统治区域内）只可作为布告苏维埃政权解释。在中国革命进展目前的阶段中，即刻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必然被认为是两个政府，是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线，是越过国民党这个群众的组织及国家的政权，直接拿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但在革命的继续发展，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已经开始，则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即成必要，这时，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便成了党的中心口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以为，改编军队的问题，编制绝对委身于革命的队伍，军队与工农组织间之联络，建立军队中干部，改编佣兵为革命之常备军……在目前特别需要。至于武装革命的工农，编成绝对可靠的队伍，在军队内确立共产党及坚确不拔的国民党左派之影响，肃清军队中反革命分子，组织工团军，尤须特别注意。（七）目前中国革命政策之几个策略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站在极端复杂的任务前面。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斗争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之并进，帝国主义大批军队之驻华，实际上中国之分裂为三部，经济状况及政治状况之综错万分，帝国主义之统一战线与此统一战线内之冲突，中国各部革命成熟程度之极端参差，革命之特殊的“军事”形式，以及国民党左派内及军队内部之种种矛盾……凡此种种，都使革命在进展中，发生无数非常的困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武汉政府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纵衡排[横捭]阖的策略，根本上是完全可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那借口“国家政权既是非无产阶级的性质，根本上便不能用纵衡排〔横裨〕阖的‘布列斯特，策略”的意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这项意见是建筑在疏忽的理论的和政治的错误上面。在无产阶级革命日形成熟的条件下，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站在革命的反对派，与政府对峙，他照例是反对战争的，是赞成推翻现政府的，是绝不救济现政府的困难的。在中国目下现有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是赞成武汉政府所进行的战争的；他既参加武汉政府，则他对于武汉政府所行的政策，是负责的；他是要尽量救济武汉政府的国难的。所以，共产党不能“根本上”反对纵衡〔横〕的策略。负责武汉政府政策的共产党，如果永远而且在一切条件下，反对妥协的策略，这就是说，共产党要无条件的同时向各方作战，这明是大愚特愚。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这个问题必须最具体的，拿各种具体条件去解决；这些具体条件不能够事前看到，因为交战各种势力的比例不能事前精确看到，不能绝对精确估计的原故。这纵衡〔横〕策略的可用性也必须适用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政府绝不能无条件的即刻没收一切外国企业。在这里，妥协也是根本上可以应用的。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民族及外国资产阶级在各种企业内（工业，商业，银行业）怠工破坏，产生失业，希图制造经济之紊乱与破产，政府便须没收，国有这些企业。民族革命政府不能姑息革命的敌人任意破坏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面乡政府必须采用严厉手段，改用自己的机关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帮助，经营此项企业。何时应该妥协，何时必须转守为攻，这要就具体条件决定。共产国际特别以为，有些同志在蒋介石上海政变时建议实行暴动的策略，十分谬误。这项策略的究竟，非以暴动进攻帝国主义及蒋介石作先发制人之计，便须广布阵线，用武装力量和他们斗争。须知暴动的策略乃是暴动既发，便要采取攻势。所以有了相当胜利的希望存在，才可着手暴动。暴动是“玩”不得的。“无论如何都要暴动”的策略，不是列宁主义的策略。假使上海工人发起了广大的武装行动，则必被蒋介石帝国主义联合武力扑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在一个毫无胜利之望的战争中，便会平白洒尽。在中国目前一般形势看来，共产党须采用如下之一军事政治的战略：共产党拥护向北发展之军事计划，而同时无条件的加深武汉政府统治全区内之农民革命，极力破坏蒋介石之后方与军队，以图扑灭此贼，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也不该以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须知“向着群众”之足以克敌，在内战中亦然。加以政策正确，革命之胜利，是靠得住的。共产党必须尽力从各方面加强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战线。除以全力扩大农民革命外，尤宜同时保障小资阶级劳动财产不受侵犯，并助其反抗高利资本等等之斗争。除这样去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的真正革命势力之联合，并以全力团结这些阶级力量在武汉政府管区内组成强有力之组织外，在反革命的区域内，共产党也必须站在群众运动的前端。自党组织到农民协会，建设强大之秘密组织，组织且领导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准备群众行动，以及兵士中的工作，这些统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八）共产国际之各国支部与中国革命从中国革命之一般意义作用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一、国际大部分支部未曾充分了解这个意义，在拥护中国革命的工作内，表现积极之缺乏；二、参加“反帝国主义同盟”之共产党人同样表现积极之缺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加速纠正此项错误，极为重要，因此建议于各支部，种种方案宜在下列各项严厉执行：甲、报纸上的煽动和宣传；乙、职工会内及其他工人群众组织内之工作；丙、在各国殖民地内及依附其宗主国之各国内的工作；丁、预备派往中国之军队内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各党部注意，必须加十分严重的准备，不仅口头上，要实际上阻止军队军械运往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令各支部担起这项任务，在帝国主义军队中最积极的活动，并宣传这些军队直接转到中国民众革命军队方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制成上项之各种具体方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支部以弟兄的敬礼，誓以全力拥护他伟大的革命斗争。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刊印注释：[1]陶姆士，英文名应为Thomas,JamesHenry,今译托马斯，詹姆士·亨利。英国工党内阁的大臣。[2]麦克唐纳，英文名应为JamesRamsayMacDonald,今译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3]指孟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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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月）*这是写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署名的还有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同志等。郭沫若来〔7〕，道及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⑻，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近日宁波、杭州、南京及上海之大屠杀与捕杀共产党⑼，死伤者近四百人；封闭党部、工会，解散市政府，强缴工人武装，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组织租界包探、流氓专司暗杀，成立工贼工会，压迫工人，引诱资产阶级，巩固政权，控制财源，更得以动摇左倾而穷苦之军队。蒋氏之叛迹如此，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广东屠杀现又开始〔10〕。粤沪每月一千五百万之收入将源源不绝。蒋氏现已赶走薛岳〔11〕、严重〔12〕及所有左派军官，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左倾军队日益煌惧。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反之，政府苟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则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13〕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溃。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又，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14〕也。如何，望与左派同志切实商复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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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相关链接：我与《向导》周刊（郑超麟，1993.1）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
*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1]，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2]，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3]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5]，坐飞机回广东[6]了。吴佩孚[7]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8]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9]，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10]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11]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12]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四件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13]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14]、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15]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第五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16]，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它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六件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17]的代表们。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它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18]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19]，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第九件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20]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21]。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清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22]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23]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它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24]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25]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26]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27]有什么两样！
注释
[1]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2]赵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年以后，他是统治湖南的军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形势下，被迫辞去湖南省长的职务。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旧部被北伐军击溃。
[3]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4]“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5]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进军江西的时候，排斥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了败仗。许多报刊刊登消息说蒋介石受了伤。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农民群众还认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农则反对他，听到北伐军打败仗和蒋介石受伤的消息后很高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来。从这时起，地主富农就对他改取拥护态度了。
[6]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
[7]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一九二○年七月，他打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开始左右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军阀混战中失败。一年后再起，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前，他据有直隶（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军从广东出发，首先打倒的敌人就是吴佩孚。
[8]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十节。
[9]不应当容许富农加入农会。一九二七年时期，农民群众还不知道这一点。
[10]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11]指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
[12]袁祖铭，贵州军阀，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期间曾经盘据湘西一带。
[13]亩捐是当时县、区、乡豪绅政权除抽收原有田赋之外，另行按田亩摊派的一种苛捐。这种捐税连租种地主土地的贫苦农民都要直接负担。
[14]督军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管辖一省的军事首脑。督军大都总揽全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地方性的封建军事割据，是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
[15]都总、团总是都、团政权机关的头领。
[16]“挨户团”是当时湖南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17]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它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
[18]这句话引自《孟子•尽心上》，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毛泽东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它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
[19]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的一个将军。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
[20]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东泰安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经统治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他镇压过上海工人的起义。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他的军队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21]东方文化主义，是排斥近代科学文明，标榜和宣扬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的一种反动思想。
[22]会党指哥老会等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7〕。
[23]山、堂、香、水，是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的一些宗派的称号。
[24]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勾结帝国主义，策划反革命的阴谋，形成了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对抗的局面。
[25]张静江（一八七七——一九五○），浙江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是国民党右派头子之一，为蒋介石设谋画策的人。
[26]刘岳峙，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的头子。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被当时还执行革命政策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清洗出党，成为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
[27]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所作《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毛泽东在这里用以比喻蒋介石辈口谈革命，实际上畏惧革命，反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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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对国民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对国民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九月十九日《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对国民党工作有以下的决定：“……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可见土地革命的急剧的发展，已经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澈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假设在国民党中有这些单独的，革命的，‘对〈抗〉派’的成份发现时，我们应赞成他，推动他到继续革命斗争的道路，使他完全与国民党的反革命上层分子断绝关系，但同时应当知道，这种工作比起党的主要任务（组织暴动）是占次要的意义。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即使以后在自然的群众运动基础上，或许另有发现国民党组织之可能（现在还不是这种现象），则我们应当知道这种力量不是主要的决定成败的力量，而是革命之临时的，不可靠的，不坚决的同道者罢了。……”自此之后客观的事实愈加证明国民党只是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工具，是空前未有的压迫和屠杀的象征，其本身更反映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内部冲突而分裂互斗日趋于消灭死亡。因此中央不断的在对各地工作的指导中和《布尔塞维克》上暴露国民党的罪恶，指示反国民党的必要和我党领导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的任务和策略。但是最近以来，各地党部如江西安徽陕西福建云南等仍然不明了中央决议，而对国民党保持政治上的幻想，甚至仍然保留一部分同志于国民党内想借其名义以发展工农斗争。其实，国民党部既已纯粹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极残酷的屠杀工农共产党，则利用国民党名义以发展工农斗争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恰恰是代表旧的机会主义的余毒。因此严重命令各级党部对国民党执行下列的工作：一、命令同志一律退出国民党，并绝对实行反国民党的工作，如有对此犹疑的分子，即断然开除其党藉〔籍〕。二、绝对退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如有犹疑不退出的开除党藉〔籍〕。三、对国民党军队和对一切反革命军队一样，须设法派遣同志进去充当兵士和下级军官，在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和纪律之下，做破坏反革命军队的工作（遵照中央军事工作计划）。四、经过党部的决议，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的工作。但必须限于有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五、在每一个斗争和运动中，向群众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并且告诉群众撕毁青天白日旗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根据国民党屠杀工农共产党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反革命事实，不断的向群众宣传国民党的罪恶和死刑。——在暴动的地域绝对禁止国民党的存在。六、根据中央的策略和布报的文章在理论上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国民党一切反革命的决议和宣传。七、对于国民党御用的黄色工会和假农会，须利用种种事实向工农群众宣传其罪恶，使群众退出，来组织自己的真正工会和农会。绝对不许幻想利用国民党工会和农会去做工农运动。八、在群众的斗争和游行示威的运动中，须利用种种事实鼓动群众捣毁国民党的反动机关（如党部工会农会……等等〉，殴杀反动领袖，特别是在暴动的时候须毫不容情的去做。九、在党的组织上，党员中如有国民党反动领袖的子侄和戚友，如党部认为工作有不便时，须令其退出党藉〔籍〕（十二月十日的长沙暴动事前被市党部反动分子之儿子C．Y．同志向其父亲泄露了）。中央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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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俄绝交宣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俄绝交宣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压迫剥削的民众：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政府，已公开命令“对俄绝交”，枪杀广州之苏联副领事，驱逐各地苏联领事出境，没收各地苏联领事馆及一切国营商业机关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这样的攻击和侮辱，甚至不惜破弃最反动的国家所不敢破弃之国际公法，如政府官厅公然枪杀外国领事等，实在是公开投降于帝国主义，靠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为护符，以与中国人民的良友——苏联，为敌。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教唆者——帝国主义，为甚么这样毅然决然的仇视苏联呢？因为近日来中国的工农兵贫民群众正酝酿着一全国的革命大暴动，此暴动已在广州开始爆发，此暴动一起来，足以推翻全国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政权，铲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他们，这些反动派，看见自己的统治权力岌岌可危，便不惜准备并实行以最残酷手段镇压民众的暴动，而且迁怒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以为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之存在及其活动是足以鼓励中国民众，使之加紧革命斗争的。因此，反动的国民党内各派，自白崇禧经过蒋介石以至汪精卫，都联合一致，不惜公开背叛其总理孙中山联俄的遗嘱，而完全投降于帝国主义，当帝国主义的先驱走狗向苏联进攻。反动的国民党的代表人之一——蒋介石，曾经公开的宣言：“必须联合各国（帝国主义者的国家）以反对第三国际。”在帝国主义的唆使和逼迫之下，他们遂宣布“对俄绝交”，隔绝中国革命势力与世界革命势力之联系了。反动的国民党甘为世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之事实，从此就完全揭露于中国革命民众及世界革命民众面前。苏联是世界革命的祖国，它是以发动世界被压迫剥削人类反对帝国主义及各地豪绅资产阶级为天职的。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尤其时时刻刻准备着，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力量，援助中国工农兵贫民的革命。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及其国家，绝不隐讳它援助中国革命之事实。即现在反动的国民党军阀及官僚，以前也曾假借革命民众的名义，得着苏联的帮助，然后能战胜北洋军阀，而造成现今统治过半个中国的地位；——谁想他们竟也投降帝国主义，加入世界反革命战线，反认中国革命群众的良友——苏联，为仇敌了。苏联对于中国首先自动废除一切旧俄不平等条约。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经过中国工人民众极大的革命努力，方才从他们手中夺回汉口九江的租界及其他“让步”；现在，因为国民党叛变，而帝国主义者重新向中国革命进攻，取回租界，侵占新权利，在这种时候，国民党政府更进而“对俄绝交”了。就这两件事实比较看来，我们益加能够认识国民党政有之卖国求荣至于何等可耻的程度！本党是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先锋军，是领导中国革命唯一的党；本党明白宣言：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绝对不能代表革命的中国，其一切“对俄绝交”的命令绝对不是中国广大多数人民的公意，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认苏联是仇敌，而我们民众则仍然认苏联是中国的良友，永久与之联合为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而奋斗。中国全国的革命的大暴动，目下正在酝酿待发之中；广州的暴动绝对不是此大暴动之流产，而仅仅是此大暴动之一序幕。中国全国的革命的大暴动，不久将象火山般爆发出来。反动的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呵！你们切勿以为有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武力为靠山，可以任意屠戮苏联的外交官吏，可以任意驱逐苏联领事出境，而苏联是无力反抗你们的；你们须知广大的民众暴动即将推翻你们的政权：今日借去的债，明日将要加倍偿还啊！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俄绝交”了，然而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高呼：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府！铲除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全国工农兵大暴动起来！建立苏维埃中国！土地归农民耕！工厂归工人管！和平给一切民众！苏维埃大联合万岁！中俄革命民众联合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共产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一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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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们！全国劳动群众们！全国亲爱的同志们！十二月十一号是我们每一个都应当深记着的日子！我们将永远记忆着这个日子，因为这一天在广州高揭起了苏维埃政权鲜红的旗帜，因为在这一天广州英勇的无产阶级与广州近郊的农民联合一致推翻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政府，建设了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在这一天我们精悍的兄弟们，勇敢的同志们磨拳擦掌同向资产阶级反动底炮垒进攻，终于占据了一切政府行政机关！暴动的无产阶级，成千成万由广州近郊奋勇入城的农民以及投向革命的兵士们，大家都随手的武装起来，异常英勇的实行争斗，虽然军阀竭力反对，而广州终被劳动群众占据了，军官们都被从司令部中驱逐出去，警察都被从他们的警署之内赶出，银行电局一概被占，监狱概被开放，两千多被监禁的工农也全被解放了。拥集在成千累万的群众大会之上的劳动群众在李福林军队底枪林弹雨之下，而意志始终坚决，终于将李福林的军队击退河南〔1〕，在广州建设了工农兵代表会的政权与广东革命政府，政府委员大多为工农分子。农民与工人，苦力与水手，铁路工人与海员，人力车夫与手工业者，共同宣告：他们不能在豪绅地主资本家买办阶级商董及军阀们底政权之下再忍受下去了，他们不甘愿使自己的家庭再继续着被掠夺遭破产，使自己的婴儿再在工厂中消失其几尽的血液，他们不愿再交出用自己的血汗积聚起来的最后一粒米，去养活军阀豪绅。劳农革命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天便宣布革命政府之成立正为执行民众的意志：一切土地概交给用尽自己的力量耕种他的农民，立即除消使农民破产之杂税苛租等农民不能担负的重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劳动与保障失业者……等等。这些都订为革命政府的法律，这些法律都是劳动群众亲自拟订的，这些法律都是劳动群众的名义颁布出来的。为保障这些法律，全广州的工人群众坚决的决定以保障这些法律的名义号召成千累万的农军奋勇入城，使广州的劳动群众与工人联合一致，号召革命的兵士都投向民众方面来。为保障自己的政权，劳农政府使全广州的劳动群众联合一致，在战争之中立即组织起新的工农革命军，兵士大部均为工农分子而非旧的兵士，他们随手武装起来，从商店中夺取了长剑短刀斧头，一直杀到城中杀出城外，占据了广州兵工厂复换用枪械。工农兵代表会联合了所有劳动群众成为整个铁的团体，在两天的短期之内组织了这个政权，震动了全中国任何一隅的劳动群众，燃起了每个工农的心房对于胜利的新希望，确信与决心，……。工农兵代表会实现的第一秒钟已经引起所有的民众刽子手之痛恨，仇视与莫大的惊吓与恐慌。他们一致在扑灭劳农政权的目标之下联合起来，企图使这个政权化为血污之海。在劳农政权实现的第一秒钟已经使一切民主派，自由派，国民党以及其他资产阶级的杂种，王八蛋们忘记了自己口口声声高呼的“爱民”等甘言蜜语，同他们昨天还认为是自己的仇敌的杂种们一致来扑灭第一个工农政府。李福林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在仇视图谋解〈放〉自己的工农群众之下，一致联合起来，由各方面进攻革命的广州，把广州铁桶也似的包围着。我们同志们的英勇终难于匡救自己，……。工人与农民经过了三天的血战，至本月十三日，才被迫不能不放弃广州以冲出重围。四千英勇战士的尸首纵横于广州街上。成千成万的工人冲出了广州，为保留自己手中的武器，以继续在广东已经开始的事业。十二月十三日失陷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只存在了两天，但是同志们，我们在任何一刻能忘记了这两天吗？残酷的反动不以屠杀四千英勇战士为足。新被逮捕的二千同志严遭拷问，嘲弄，而后尽被斩决，烧死。在广州被诬为共产党员者不知有几千百万，所有粗掌巨臂的工人和农民都被诬为“民众的公敌”，而胜利的军阀，张着血污的口残笑着假借民众的名义。他们的凶残在历史上只有法国资产阶级扑灭巴黎公社及白党反对苏联两事可比，他们的凶残掀动了残酷血潮扑入广州。新的所谓“讨伐”之师正向广东开拔，他们的目的在于扑灭广东一切民众运动，军阀们正在庆祝欢迎。同志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十一十二两日。存在两夭的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可为我们的团结一致继续争斗直到博得胜利的标帜。我们不能忘记，在狂烈仇视无产阶级之下不独军阀，资产阶级，地主及买办阶级互相联合起来了，而且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也锁在一起地携手起来，他们忘记了前仇，现在成为至亲好友。美国与日本的船舰载运着兵士前往广州。英国帝国主义者正在煽动鼓吹军阀从事此举。将来由广东的讨伐必定是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共同压迫。现在他们——蒋介石李济琛程潜胡宗铎为此事都联合一致了。现在他们唯一的敌人是工人与农民及苏维埃共和国。打倒帝国主义本是国民革命开始举起的旗帜，为什么现在把“反对帝国主义”这几个字样都忘掉了呢？为什么全世界劳动群众的至友，存在十年工农得安适生活的唯一无二的苏维埃联邦偏是中国政府唯一的仇敌？为什么在他们夺回广州之次日全中国各地的苏联领事馆都被封闭并被撤消承认呢？为什么把广州苏联领事署的办事员整个的捕去，斩决，而且污辱呢！为什么汉口苏联领事署署员也都被捕？为什么包围上海苏联领事署驱逐领事出境，而每一个从领事署出来的人都被检察呢？为什么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的代表，没有一个西欧列强的代表提出反对已经确实的广州惨案？同志们！这是因为一切资产阶级，一切地主，一切军阀与一切帝国主义者，现在结起了联合战线反对中国劳动群众及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他们把女工们活活的烧死，诬她们为共产党。军阀们亲自枪决劳农国家——苏联的领事，原不过因为他们是工农共和国的代表。同志们，我们应当知道苏联的代表也同我们一块儿死难了，我们应当记忆着苏联领事署署员之被斩决死难，原因为苏联领事署内高悬的镰刀斧头红色旗已经招展了十年之久，正是全世界资本家怒目仇视的标帜。英国与苏联断绝了国交，他们也望中国资产阶级照他们一样动作。中国资产阶级重复博得胜利，其实正是他们的失败，一切被压迫民族唯一的至友被逐出中国之境，中国资产阶级便完全依靠着帝国主义。中国资产阶级消失了他最近的独立性，现在中国一切资产阶级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者掌上的玩物，驯服的奴隶。反动重复庆祝胜利，白色恐怖的潮流掩没了整个的中国，但是是否能持久呢？就在他们胜利的第二天，他们又重新互相争斗起来。重复分占地盘割据中国依旧是他们目前的问题，我们敢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各派的纷争与互斗必将重新加厉起来。资产阶级现在虽然在广州得到了胜利，但是他始终不独无力满足工农群众的欲望，并且自顾不暇。他们虽然在反对苏联与中国劳动群众的目标上结成了联合战线，但是怎样分占地盘，怎样剥削中国，及怎样分据中国富庶省区等问题依旧是他们纷争的焦点。同志们，我们不要灰心丧气，我们必须知道，资产阶级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我们必须使他们这次胜利成为最后的一次。我们必须知道，从广州退出的革命工农兵士的争斗仍然是继续下去，我们必须用全力去帮助他们。我们反对反革命政权的争斗不应一刻放松。我们要记忆着死难同志底鲜红血液正是争斗中的旗帜，我们必须高举着这个旗帜勇往前进，坚决我们的意志誓死争斗，不达到胜利不止。今后，我们必须使一切劳动群众团集于工人阶级的周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作更有组织更团结一致的争斗，如此方能胜利。我们必须准备自己的力量作坚决的斗争，但可不是立即总暴动起来。现在立即总暴动，将必败于残酷的反动之手。他们正希望全中国的工人以及上海工人现在就手持枪械出作巷战，以造成新的血海，使一切革命争斗长期沉没于血海之中。同志们，我们不能作如此的盲目争斗。我们必须继续着我们勇往直前的工作，以推翻军阀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我们必须百倍的加紧这种争斗。我们同志们为坚决的目的而流的血正浸润我们，工人和农民。我们全副的精力必须注重于建设我们秘密的组织，我们继续作农民游击战争，我们必须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努力以博得胜利。同我们携手前进，帮助我们的，有全世界的工人。同我一气的，还有苏联劳农共和国。我们的队伍不会有一分钟的分裂，我们有铁的决心去博得胜利。且让他们在今日庆祝胜利，我们以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一致的力量回报他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你们——全国的工人，举行定期示威罢工，以反对发生于广州，普遍于全国的兽类行动，向他们表示全中国工人阶级的愤怒，这种愤怒刺入全中国劳动群众的血管。全世界的工人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正在不断的争斗，广州的工人与农民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已经争斗起来，而领导广州工农革命军作争斗的共产党，号召全体工人同志作定期示威罢工。共产党号召全体农民继续着反对豪绅地主的游击战争。共产党号召你们——全国的工农与劳动群众立即起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准备着作新的斗争。共产党号召全体同志一致起来讨伐广州。共产党特别转告兵士们，你们不当为军阀之玩物，你们不当甘为民众之敌，你们自己都是工农底子弟，为什么任军阀们的指使去屠杀工人和农民？为什么以自己兄弟们的血污染自己的手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共产党确知在广州事件之中已经使许多兵士醒悟过来，深信兵士们将必与工农群众联合一致在鲜红的革命旗帜之下共同奋斗。最后我们高叫：（一）打倒一切工人阶级及农民的刽子手！（二）打倒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三）推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四）广州被压迫工农兵代表会政府万岁！（五）全中国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万岁！（六）一切被压迫民族及全世界劳动者的朋友——苏联万岁！（七）记念着苏联代表者的血液，一致拥护苏维埃劳农共和国！（八）在红旗之下，严紧我们的队伍，锻炼我们自己武器以备新的争斗与胜利！（一）〔2〕我们热烈的请求全世界的工人援助我们的争斗，共同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二）全中国的工友们我们要表示我们队伍的一致，一齐举行定期罢工！（一）海员们及铁路工农们，农友们及兵士们不要让一粒弹丸一个兵士去打革命的广东！（二）农友们继续的和地主豪绅争斗，夺取土地，与工人联合起来！（三）兵士们转过枪头打人民的刽子手，打军阀官僚，一枪也不打工农们及农友们！（四）中国的劳动者，广州之暴动是我们争斗的旗帜！（五）全中国劳动者胜利万岁！（六）全世界劳动政权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期刊印注释〔1〕河南，指广州市珠江以南，白鹅潭以东地区。旧称河南街。〔2〕此外（一）和以下的序号为原文所有，未予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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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广州暴动形势下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广州暴动形势下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虽受了三次挫折，而有部分的失败，然而目前的局面，一方面新旧军阀的混战日益扩大，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日呈崩坏之象，其对于民众不仅绝对没有实现一点改良的事实，反而变本加厉的执行其剥削压迫屠杀的政策，一方面全国范围农民暴动的普遍发展，工人阶级对于资本家反攻的日渐剧烈，——客观的革命潮流，无疑的是继续往上涨，党的历史的使命便是要善于领导革命潮流，一直发展到工农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土地革命。扩大会议后，中央根据此决议与几个重要省份的负责同志讨论决定各省工作计划训令各省党部执行。尤其对于广东，中央坚决的训令广东省委，须于最短期间变张李的军阀混战为工农夺取政权的战争。对于两湖，中央亦曾训令两湖省委于最短期间布置出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一个月以来，客观的事实，完全证明扩大会议和中央策略的绝对正确。新旧军阀间旧的战争还没有表现能决定最后的胜负，各个营垒内部新的战争又正在酝酿爆发（如西征军入湘，程潜李宗仁之冲突，何应钦白崇禧间之冲突），国民党内军阀政客官僚的领袖们——豪绅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经公开的互相攻击和倾轧，所谓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预备会议〔1〕之经过，不过是在民众前面公开他们互相冲突的丑史，宣布国民党临死的丑态而已。而在他们敌对的一方面，一般的工农阶级的斗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正有光明的发展，在两湖境内农民暴动彼仆此起的走向更激烈的状态，武昌的数万纱厂工人，在军警严重压迫之下，自起动手杀死十几个改组委员。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部战争和因战争而兴的种种苛捐暴敛之下，已表示游离，怨恨，一小部分有重复倾向革命之可能。特别在广东，东江的农民暴动早有伟大的胜利，海陆丰一带已有五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现了党的土地革命的策略。在十二月十一日的早晨的四点钟，霹雳一声，广州的工农和革命兵士几个小时之内，从张发奎黄琪翔之手夺取了广州政权。广州暴动是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一个“信号”。他开始了广东的总暴动，即使会有暂时的部分的挫败，甚至退出广州，可是广东工人及农民群众这一暴动力量的发动，不是反革命军队所能很快的消灭的，群众的力量还正在发展，一天一天的要有更广大更多的群众力量来拥护革命。这一广州暴动，他不仅向全国工农群众证明他们凭自己的力量可以解决一切，而且是向豪绅资产阶级证明了他们的末日降临。为了全国革命局面的激剧的转变，尤其是为了广州暴动的胜利，中央对各级党部有以下的通告：（一）在广东总的策略是：广州的力量应迅速扑灭附近的敌人向外发展与海陆丰等势力接合，尤其要紧的是立刻发动全省各地的工农暴动，以全省各地的暴动来保卫决定广州的胜利，同时广州应立刻宣布苏维埃政权，颁布没收土地给农民的法令，颁布劳动法，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反革命资本家的工厂公司，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财产，由政府分配，组织赤卫军拱卫革命的广州，扩大工农革命〈军〉，征调大批党员团员加入。（二）在两湖党团应全体动员加紧准备在新的战争（西行军入湘）中实现总暴动，农民游击战争，工人经济斗争，应立刻尽可能大大发展。农民割据的局面要立即开始，特别是湖〔湘〕南应立刻割据起来，使之变成海陆丰第二，因为那边有很好的环境和我们的军事力量。在江西应集中党团的力量到赣南赣西发动，与湘南湘东联合造成割据的局面。赣南湘南须立即发动，可以直接声援广东。总之，现在要以两湖及赣东南的暴动保卫广东的胜利，扩大全国的总局势。（三）在全国各地党团全体动员，根据中央宣言，实行一个广东暴动的宣传周。在这宣传周的工作是尽可能利用种种方式如群众集会，游行，飞行集会，文字标语，画报等等，把广东暴动的事实和意义向工农群众作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宣传，以唤起他们继广东而起的斗争。（四）在全国各地，凡有党和团的地方，要从这个宣传中和宣传后发动农民群众的斗争，或发展农民游击战争。在工入群众中，特别是武汉上海天津青岛无锡等有广大群众的工人区域［外］，应尽可能举行一天或几小时的同情罢工，在罢工的时间开会演说，或游行示威。并且事后利用群众热烈的情绪发展工人经济斗争，并领导他〈们〉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总之，工农群众对于广东暴动不仅要有一个同情的表示，尤其要认识广东暴动是工农阶级整个暴动的开始，同样在当地发动激烈的斗争，才是真正给予广东以有力的援助。（五）在广州的暴动中，因为有一部分的革命兵士参加，所以更能迅速的取得胜利。广州暴动应当继续扩大敌人中的军队工作，广东而外的各省，今后要有计划开始兵士工作，暴动发动时，敌人中兵士的响应是能给暴动以异常的助力的。特别在准备总暴动的两湖，这种工作更为迫切。（六）党和团应利用广东暴动的实际材料，在党团的支部中举行热烈的讨论，从广东问题可以讨论到整个的革命的局面和党的整个的策略，当地的实际争斗及党的改造……等实际问题。除对于广东两湖江西中央另有具体的指导外，特此通告，务望切实执行。中央十二月十四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刊印注释〔1〕指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这次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到十日在上海召开，共开会四次。谭延，李济深、蒋介石、汪精卫等参加了会议，会上由于蒋介石取得了日本的谅解和美国支持的许诺，并策划了反汪的攻势，迫使汪精卫等不得不提出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愿将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之事交蒋介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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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同志！广州的工人兵士已经暴动起来，将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张发奎黄琪翔打倒了。广州四乡的农民也已经起来参加革命的暴动。广东各县的农民暴动正在发展，尤其是海丰陆丰等东江一带的农民暴动，早已得到胜利。如今全广东几千万的工农兵士都在剧烈的奋斗，要根本推翻土豪乡绅资本家国民党的政权。这是工农兵士群众第一次革命暴动的胜利。这是工农兵士群众第一次自己起来取得政权，——广东工农兵士群众已经自己遣派代表，组织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组织工农革命军，实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没收反革命资本家的工厂公司，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真正保护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广东的工农兵士自己动手解放自己了！全国的工人农民兵士赶快起来，继续着广东工农农友斗争，争得我们自己的解放。只有这样，才能免除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自从国民党背叛中国革命之后，不但北方军阀更加凶暴的压迫屠杀工农，不但国民党的新军阀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李济琛张发奎黄琪翔唐生智何健程潜等等，残杀我们工农，而且这些新旧军阀互相混战，驱遣我们兵士同志做炮灰，又使我们工农贫民的生活更加痛苦，又使豪绅资本家更加重的压迫我们。同时，国民党的各派，虽然各自依附军阀，互相争权夺利，然而他们一致的站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方面，来压迫工农。国民党军阀互相的混战，苛捐杂税，拉夫派粮，破坏全国的经济，使全国几万万的工农贫民兵士流离失所，冻死的冻死，饿死的饿死，杀死的杀死。国民党的政府还要定出法律来，帮着资本家，实行强制仲裁禁止工人的罢工，组织工贼走狗的所谓“工会”压迫真正工人的集会结社自由。……国民党的政府，还要帮着豪绅地主，强迫农民交租纳税，勒收种种苛捐，满布贪官污吏，敲剥民脂民膏。国民党的政府，为要巩固豪绅地王资产阶级的权力，并且和帝国主义去勾结，将工人夺回来的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英国，禁止抵制日货；国民党的反动，英美日帝国主义者得以横行中国，动辄惨杀中国的人民和兵士。总之国民党背叛革命，使全中国都在白色恐怖之下，全中国都在军阀混战之中。国民党以前说革命“唤起民众”，但是，他唤起了民众，却并不是甚么与之“去奋斗”，而是屠杀民众。民众是起来了。民众起来革命是要推翻豪绅地主，是要实行耕地农有，是要实行劳动保护，是要推翻一切剥削和压迫，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众政权，是要澈底解放中国，使中国真正成为几万万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中国。国民党却正反对这些事的实现。国民党看见民众要实现这些要求，他便立刻反动，——所谓清党反共，便是排斥代表工农兵士群众利益的共产党，便是压迫工农的革命运动，国民党便由此而变成纯粹军阀官僚的党，变成豪绅资产阶级的党。现在国民党的各派，不论是蒋介石汪精卫李济琛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何健李品仙冯玉祥阎锡山，没有一个不是已经屠杀了成千成万的工农的，没有一个不是克扣军饷搜刮民脂民膏的。从今年四月蒋介石上海屠杀以来，经过两广浙闽的大屠杀，经过武汉汪精卫唐生留等的反动，经过张发奎黄琪翔汪精卫回粤残杀示威的工人群众，国民党所杀的工农民众，至少总在三四万人以上了。这些屠杀表示甚么呢？这就是表示国民党要保护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而剥削工农，国民党成为工农民众和全中国的敌人，国民党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表和刽子手。中国的工农民众和兵士，实在不能再忍受这种残暴的剥削和压迫了。中国的工农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暴动起来，推翻这些军阀国民党的统治，推翻豪绅地主资本家！中国的工农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屡次起来暴动反抗，日常不断的奋斗：湖南湖北及最近江苏的农民暴动，武昌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叶贺军队的南昌暴动和占领潮汕，——虽然这些争斗都被反革命的国民党所摧残，但是群众的革命势力始终是存在着。如今广东的工农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起来暴动而得着胜利了。这一种革命力量是从工农群众自己的奋斗之中生长出来的；他们不是靠甚么军队来替他们革命，可是他们能够自己创造出真正革命的民众的武力——工农革命军：他们自己暴动起来夺取敌人的武装，他们和兵士群众联合，兵士群众自觉的参加暴动反对反革命的军阀长官，他们不想望任何官僚军阀政府的“法律政治”来解放他们，他们早已看出国民党的所谓农工政策完全是欺骗和屠杀压迫的政策，他们自己起来组织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苏维埃政府，自己来定出法律政治，真正保护工农的法律政治，真正打倒豪绅地主资本家势力的法律政治。这是全中国工农兵群众的革命先锋。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的胜利，已经在广东开始了；我们大家要一致起来拥护这一胜利，扩大这一胜利。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敌人的势力还有很多很多没有铲除，他们一定勾结起来，一定勾结帝国主义，来进攻革命的广东，他们正在各地死命的压迫剥削我们的工农兵士贫民。我们应当以全力来进攻反革命的势力——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我们应当拥护革命的广东工农，我们要一致拥护广州的工农兵代表会政府——苏维埃政府，中国第一个真正民众的革命政府。我们并且应当团结起来，打倒当地的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我们大家都要象广东的工友农友一样，起来组织自己的政府：赶快准备我们的力量，赶快团结起来，赶快武装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工农兵士民众革命的斗争和暴动，在各地打倒一切反动势力，才能真正统一中国，创造真正民众的独立中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才能真正解放中国的工农，铲除一切豪绅工贼，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实行耕地农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实行工业银行矿山铁路航轮国有，与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和苏俄社会主义的国家联合起来。全中国的工人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扩大巩固我们阶级的组织，造成群众的工会，反对资本家的进攻，准备武装暴动。不要替反革命军阀运兵去打广东的工农兵代表会政府。全国的农民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群众一致的抗捐抗税抗租不还债，武装暴动起来，铲除豪绅地主，没收土地。不要给反革命军阀的粮饷，解除他们的武装；不要让他们的军队通过去打广东的工农兵代表会政府。全中国的兵士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杀死你们反革命的军阀长官，不要听他们的命令去杀工农弟兄们。你们原都是贫苦的工农，你们应当赶紧和工农联合起来暴动。你们都是穷得没有田地才当兵，你们即使有田也不能耕，你们即使要做工也不能做，这都是因为军阀混战扰乱全国，使你们穷困失业，这都是因为军阀豪绅地主霸占了你们的田地，还要教你们去做炮灰。你们的出路只有和工农联合暴动起来，夺回田来耕种。你们应当和广州的兵士同志一样，自觉的起来参加革命。中国工农兵代表会政府万岁！苏维埃的革命万岁！拥护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国民党政府！中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铲除豪绅地主资本家的一切权力！解除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的武装！工农兵武装暴动胜利！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土地国有！一切土地归农民耕种！没收中外大资本家，实行工业国有！工人监督生产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颁发土地给兵士和贫民！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国家救济失业工人和贫民！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九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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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1〕各省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全体同志：党内的组织上的改造是我们党目前最紧急最严重的问题。从“八七”会议以来，至此次中央扩大会议，党的政治任务和目前斗争的策略，已有更明显更具体的决定，同时工农阶级的革命亦日益高涨，军阀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纷争亦日益激烈，而且继续不断的崩溃。当前的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主观力量是否能在新的政治任务和策略之下领导这高涨的革命潮流，向前奋斗以至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最后胜利。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已很明显的指出我们党因为组织上将别是各级指导机关有极大的缺陷，——机会主义的余毒，必须经过一次澈底的改造，始能担负此一任务。而党员群众在“八七”以后更始终未能深切了解党的新政策，并且党的上级指导机关更多于有意无意之中不尽职地将中央决议搁置起来不传布到党员群众中去。所以“八七”会议以来的新精神，党员群众只是从群众斗争中了解了一些，但这样的了解于党的行动党的组织是有极大缺陷，而不能产生出一个行动的革命的组织的。现在这个决议案便要把我们党组织上缺陷的根源和改造的出路告诉了我们，同时扩大会议从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又已定出适合扩大会议改造原则的各级党部新的组织法。在这里中央再通告实现这一改造的五项具体办法，各级党部务必严格遵守，否则以故意反抗党的改造论：一、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从小组以至省委，必须经过全体会议或代表会议的选举，重新改组一次，具体办法如下：（—）小组组长或支部书记由所属全体党员选举。（二）支部书记支部干事会由支部大会选举，支部党员在三十人至五十人以上时得因当地环境关系分次开会选举，总计票数最多者当选。（三）区委在三十人至五十人以内的（依照当地环境关系而定，下仿此）由区大会选举；三十人至五十人以外则由各支部大会选出三十人至五十人（每支部选一人或数人）的代表会议或分次大会选举之。（四）县委市委由各支部选举三十人至五十人的代表会议选举之（支部数目超出代表数目时，得适用复选法）。（五）省委由各县委各特支各直辖区委选举三十人到五十人之代表会议选举之，正式代表中之工农分子须占二分之一以上，并须有重要工厂支部的代表。二、无论选举代表或选举指导机关之会议，在选举前，须提出中央扩大会议之决议及全国党的问题材料特别是当地党内的问题，在会议中引起群众的激烈的辩论，使群众了解党内组织上的一切缺点和改造的意义后然〔然后〕开始选举。三、省委市委县委须派出真能了解“八七”会议，扩大会议的种种决议和具有澈底改造组织的精神的分子出席下级党部选举代表及改组领导机关的会议，指导“党内讨论”，中央须派出同样的分子到重要的省分及重要的工农区域指导改组并巡视。四、扩大党的民主化至最高限度，激发党员群众对党内问题的讨论，一切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群众的讨论，务打破党员群众对党之政策不敢讨论或不懂得怎样讨论的成习，即在极困难的环境中不能先经过群众的讨论，亦必须使上级党部的策略得到党员群众的了解。五、除非该地党部极端没有基础（如新成立的支部），或因发生特殊问题该党部不能行使职权时，或因事实上必要经过下级党部的请求时，上级党部不要派人去作书记，或常务委员。中央十一月十日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注释〔1〕原件标明时间“十一月十日”有误，根据本文内容和中央通告序号判定，应为“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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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关于党团关系（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关于党团关系《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这是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的通告（党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团中央通告第六号），由当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起草，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后，经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修改定稿。最近CY〔2〕中央局扩大会议，发现有些错误观念。这些错误观念的产生，多半由于党团关系不好而形成，极有迅速纠正之必要。第一种观念，就是认为团在中国没有特殊工作，主张取消团的组织。在党的负责同志中也同样有这类的主张。这种情形完全是因为团的工作遇到恐慌，没有找到正当工作方针的表现；是由于团的指导机关与一部分党的负责同志脱离青年工农生活，不明了青年工农的要求与习惯，感觉青年工作困难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这并不能真正代表团员群众与青年工农的意识，而是表示团的领导机关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形成剪刀式的发展。主张取消团的人，仿佛取消团的组织便可以加强党的力量，其实取消的结果必定是消灭党在青年工农中的影响，完全是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第二种观念，就是把团看成做文化运动的组织，以为一切工农政治斗争既有党来领导，团可以专心做文化工作和儿童运动。这种观念是以前党对于青年运动的指导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的遗毒之表现。从前“工农运动有党负责，CY注重学生运动和文化工作”的观念，直到现在在党内还没有完全去掉。江苏崇明岛的党组织最近还说，“CY替党做技术工作的，一切对外活动都由党员负责”。这种观念同样是犯了取消主义的投机主义的错误，充分表现没有明了团是青年工农无产阶级的群众的政治的组织的意义，是帮助党获得青年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组织。这次CY中央局扩大会议指出，这观念必定把团变成第二国际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非政治的），是非常正确的批评，因为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引导青年工农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消灭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第三种观念，就是以团代党的先锋主义倾向，以为党的组织与政策完全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团应领导一切斗争变成整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主张更改团的名义为青年共产党，入团年限提高到二十五岁甚至二十八岁。这种观念之产生的远因，是由于团在初期（一九二O到一九二五年）即有第二党倾向的影响。近因是：（一）有一部分下级党部没有脱离机会主义的遗毒，表现畏缩退后，致使团轻视党的力量与作用；（二）党内民主主义成分之缺乏，团没有广泛讨论党内问题的机会，党不重视团的意见与提议，没有注意提拔青年党员及兼党之团员担负党内工作；（三）团在反动压迫之下没有找到做下层青年群众工作的方法，而着重没有深入群众的政治斗争，因此形成错误倾向。虽然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这种先锋主义倾向的结果，可以走到形成第二党的危险！先锋主义的倾向，根本是由于反对机会主义的方法不正当，就是在团的机关中工作的党员，不站在党员方面努力去与机会主义奋斗，而无意之中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团”反对“机会主义的党”。这种倾向是非常之不对的。在团之中工作的党员应当站在党的新政策之上，一方面去指导面的工作，另方面努力于站在党的观点上作积极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次CY扩大会议对于这几种错误观念都有极严重的批评，认为是青年运动中的危机；指出CY今后应当加强团的政治任务，积极领导青年工农参加一般的政治斗争；团应极广泛地讨论党内政治问题，并注意青年工农兵士中的下层群众工作；应注意在群众斗争中去建立面的基础，改造团的指导机关的社会成分，使团真正布尔什维克化，变成党在青年无产阶级中极有力量的政治组织。党中央完全同意于CY扩大会议的精神，并且严厉指出党内主张取消CY，把CY看成文化运动团体，不帮助CY在工农青年群众中的发展与斗争，客观上使CY走到没有出路等等，是非常之错误，是机会主义的表现；须认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与第二国际青年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工农无产阶级的政治的群众的组织，团的组织是保有独立性的，只有第二国际改良派的青年运动方才是只做文化工作的团体，是党的附庸机关。同时中央党与团严厉指出团的先锋主义倾向的危险，党团指导机关应在工作中去加以防止。但防止先锋主义，绝不是加团以不必要的限制，反而妨碍了团的发展与工作之进行。最近各地党团关系非常恶劣，主要的现象就是党对于团的工作缺少积极的指导与帮助，以致团员看不起党，骂党是机会主义组织而单独领导群众斗争；互派代表双方没有负责执行，多半只有团的代表出席党的会议，团的会议党则不派人参加（或派技术人员出席），甚至弄成了党与团的斗争。假若党与团不能双方负责纠正，必定可以引起极严重的不好的结果。因此党与团的中央特此指出这种现象的危险，并提出下列办法，各级党与团应认真执行：（一）党与团各级会议应切实执行互派代表的办法，仅如此方能消灭党与团间主张上的冲突，使党能了解团的情形，使团能明了党的政策。（二）党内重要问题与政策，应提到团内讨论，对于一切政策的决定，应注意团的意见与提议。（三）各级党部应经常听团的工作报告，随时加以指导与帮助；在党的机关报及党员群众中，时常提出团的问题的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党应多给团以物质上的帮助。（四）兼团员的党员应努力参加团的工作，负有领导团员群众的责任；团应经常介绍好的团员入党（但非满二十三岁者不必脱离团），增加党在团内的成分与影响。（五）团应注意提拔新的积极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的工作，并继续不断地输送一部分干部到党内工作，但党调团内负责同志时须得双方同意，以不妨碍团的工作之发展为原则，如双方有争执时，须提到上级党团机关解决，党不得任意调去。（六）团应继续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与政策上进行反对党内与团内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党的组织弱小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不改变，放弃工农运动的指导时，团可以并且应当站在党与团上级机关政策上，联络党员群众领导当地工农运动与斗争，但须注意在斗争中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且注意强健党的组织，消灭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七）团部机关对于当地的党的机关的政策和行动，认为不正当，甚至机会主义的时候，不应当单独地站在团的地位而应当同时站在党员的地位，联合赞成他们的主张的党员，向上级党部机关陈诉意见，要求上级党部机关审查。（八）党应注意帮助团的发展并强固组织，在没有面部，是团的组织单弱时，党须指派得力同志担负团的工作，建立团的组织，尤其在乡村中，团的组织极少又薄弱，党应命令乡村党部成立团的组织。（九）党应注意加强团内的政治教育工作，时常派人到团内报告党的情形与政策，使团员能了解党的作用，使每个团员将来能变成很好的团员。（十）今后党对上级机关报告中须叙述团的现状，团对上级机关报告中亦应叙述党的状况及团对党的意见。总之，党与团的关系，最近所以发生不好的现象，发生团反对党的倾向，其原因在于党和机会主义奋斗以来，党的健全的干部还没有造成，一般党员群众有不满意于干部的情形，因此少数地方的团的机关便变成表现这种不满的机关。所以只有彻底实行党内民主主义，令一般党员群众（团部工作的党员当然在内），尤其是工农党员，都能对于党的组织及政策表示意见，使他们的意见能够战胜机会主义的倾向——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团与党之关系问题。团应当在党最近扩大会议的总政策之下，在团最近扩大会议决议的指导之下，发展真正的青年群众工作，肃清团内的机会主义，以及军事冒险、玩弄暴动的倾向。只有团真正成为群众的斗争的组织之时，方能与党同时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之任务。以上所指各项现象与整理党团关系的具体办法，在目前斗争紧张情状之下有极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团应认真切实执行，仅是这样才能加强党对于团的指导，使团能广大地发展。各级党与团部应当随时将执行情形报告上级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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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关于广州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关于广州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广东省委：你们二十八日来信已接到。（一）关于广州暴动的计划，中央赞成。应注意广州市及四郊工农群众之发动。广州市现状如何？如有可能，即当由群众自动手的公开工代会，造成“第二政府”之局势。——自然应当尽量扩大群众的斗争，以达此目的，工代会应当做成群众斗争之公开指导机关，做成发动暴动的机关。四郊农民斗争起来之后，即可加派代表进工代会；兵士的革命群众开始斗争以至发动反抗时，亦加派代表入工代会，使工代会如此变成工农兵代表会。（二）广州以外的农民暴动，仍可用革命委员会（即你们通告中所称临时政府）。东江革命委员会，为陆丰一区的暂时指挥机关。各县则组织革命委员会为发动暴动之机关，直到苏维埃成立为止（中央以前所说取消的革委，是单指叶贺军队的革委而言）。各县之上，如东江或将来的南路等，有暂时一区域的联络之必要时，则可以组织某区的高级革委（如现有之东江革委）。这种高级革委，应尽可能的由群众代表参加——如东江革委会中，即应由海陆丰等各县苏维埃加选代表进去——这是一种临时政府的性质。广东暴动胜利——广州工人暴动占领广州之后，这些分区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在广东省苏维埃成立之后取消。（三）苏维埃之组织，依照此次会议决议进行。如今海陆丰的成立苏维埃是很对的。但应注意：使群众真切了解感觉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故苏维埃成立之后，在此紧张群众斗争之时，必须（1）多开苏维埃会议，一切重大政策办法都经过这种群众代表会议决定，一切执行政策，须在会议上报告——不要将实权尽归之于县苏维埃执委；（2）代表对选举人实行负责报告；（3）选举人应能实行撤换代表之权……；（4）县城中实行职业选举，工厂选举。苏维埃政权不可轻易忽视，——如果海陆丰城市不守，县苏维埃政府不应轻易解散，必须仍为指挥作战之机关，退至可守地点，指导进攻。（四）苏维埃（海陆丰）事实上选举后之社会成份，行动，状况等详情，速来报告，至要至要。（五）关于失业农民的问题，应当（1）在群众中鼓动提倡分给土地与失业农民，尤其是农军，（2）苏维埃政权设法筹措基金给他们以资本（买耕具等）；（3）农民群众的意见之采纳——分配土地筹办法，都须经群众中广泛的讨论，然后由革委或苏维埃颁布办法；（4）乡村中多余的人民自然要加入工农革命军，鼓动他们来当志愿兵——农民暴动的发展与新政权形成过程中，工农革命军的扩大（正式军队）是事实上部分解决这一问题的地方；（5）关于雇农问题，则海陆丰等处土地已在分配中之时，一部分雇农应当分给土地（与上述之失业农民同），主要的是要组织雇农工会，定出并实行改良他们劳动条件工资的法令与条例。这一进一步的分化是土地革命过程中不可免的，我们应当现在就做这种准备工作。（六）海丰织造厂据报告是说：“归工人”，这是不对的，应当宣布归县苏维埃所有，苏维埃政府派人做主任，而厂中工厂委员（委员）会参加管理。要实行我们的劳动政纲（1，小时……女工童工的优待等等）。报告中有“分给工人”字样是否是将织机分给工人领去？如果是如此，是不对的。（七）广州以外各县之发动，须迅速。虽说以广州为集中的目标——夺取省政权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乡中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工作。（八）工农暴动发动前发动中，土地革命（土地党纲草案）劳动政纲及政权目的的宣传应当竭力深入普遍，使群众知道暴动的目的。否则原始的农民暴动极易趋于一枪（抢）便跑的倾向（如陆丰群众手拿麻布袋的心理）。苏维埃的宣传须极普遍。（九）省委反张黄战争之宣言〔1〕，虽然在反对张黄之一点说得澈底，然而在暴动的积极目标说得太笼统。廿八日信中说，“广州工人必须起来保卫广州”之“保卫”两字不可解，广州尚在张黄手中，尚是反革命的，何以要“保卫”呢？（十）海陆丰等处，党应做极广大的公开宣传，应努力在群众中发展，广东全省的党务要尽可能的实行选举，由下层党的群众选绎他们的指导者，不好的或不中用的同志应无情撤换，使同志群众公开的批评。现在情形如何？宜速详报，并做文章来。中央十二月五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刊印注释〔1〕张（发奎）黄（绍竑）战争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爆发的粤桂战争，亦称张、李（济深）冲突。广东省委反抗军阀战争宣言认为，此次张、李的冲突，只是两派军阀互相争地盘加重剥削工农群众的战争。所以广东的党要率领两广工农全体起来反抗这次战争，利用军阀战争之际，扩大各地工农暴动，以联合各地零碎暴动，成为广东全省的大暴动，建立工农兵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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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江苏省委信——关于乡村暴动问题的答复（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致江苏省委信——关于乡村暴动问题的答复（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江苏省委：你们十二月份的农运计划，因为写得很具体，中央昨（六）日常委会不能冒然作答，但关于急需解决的数事经同志口头提出当场解答如下：一、目前农暴可以发展的区域是无锡常州宜兴苏州一带。这一带的客观情形，统治阶级蒋白两派军阀久已箭在弦上，时时表现两方互相冲突的可能。最近的国民党中央会议有人从中竭力斡旋，主张牺牲西山派改组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广西派让出全部上海以换回广东，但这个协调终无多望，并且益发证明统治军阀两派的冲突益甚爆发益近就是了。统治军阀由摇动而冲突而战争，自然是乡村斗争由游击战争发展到暴动的一个极好时机，不过这个地带的乡村斗争虽曾经过宜兴无锡常州的先后暴动，然因为发动以后形成了军事投机局势［的］，以致一经失败明溃散无余，土地革命始终未能深入。暴动失败后各地负责同志又多避难来沪，现时省委所根据的乡村斗争生活还多是以前的事实，若于此冒昧地定了一个全省或无锡等地暴动的日子，于发展农暴有碍，便对统治军阀将生的混战也尚不能有此确切的估定。因为定期暴动的条件是应该在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群众斗争加紧时的必要根据上。现时我们在江苏乡村的工作方开始派人去加紧或仅开始去工作，而统治军阀的混战也正日近；在这样情形之下，不应是预定一个暴动日期，而应是预定一个发动暴动的期限，以催促各地加紧斗争加紧游击战争之预备和发动，庶几军阀混战到来不致坐失时机，并且可避免我们工作同志因为有了定期而坐待而不发动日常斗争，不作游击战争的预备和发动之危险。譬如十二月内，〈各〉区域按照当地情形必须将乡村斗争做到如何地步——或是抗税抗债，或是发动游击战争，或是打杀豪绅地主及卡丁官吏……，将城市斗争做到经济罢工，组织秘密工会，公开群众集会……，更普遍地宣传暴动夺取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反是于暴动大有助力的，并且这也就是发动暴动时必要工作，而借此可以考察工作同志是否努力加紧此斗争工作以准备暴动。二、乡村的暴动是可以从游击战开始以发展到暴动的，但不是派几个武装的游击队到乡下去便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的。须知游击战争本不是单纯的武装行动，真如军队游击队之专门袭击敌人，而是应包含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武装的四方面意义。一个游击战争的发动，当然需要一点武装，当然需要些武装行动，但当打杀豪绅地主官吏一开始，便应使土地革命的意义在群众中愈为明了，分配土地即使不即实行焚地主房屋，毁契约债券，分配富室财产物与无产贫民实属必要。改变乡村封建关系固不是嗟咄间事，但打破族长的信仰绅士的秩序，这于江苏是最切要的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也必须在斗争中广大的宣传，而这一斗争更必须是群众的。（一）假使群众并未发动起来，逢以武装行动去开始去领导这一斗争，势必又是军事役机，并且有些斗争，没有群众便无法发动。本来游击战争与暴动之不同点只在暴动是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而立即要夺取政权的，游击战争是因夺取政权尚无可能而群众斗争尚未发展至最高点时，或因统治阶级的力量足以扑灭一个暴动局势于极短期间而群众又无退路可守时的另一个斗争方式。（二）游击战争扩大了发展了，自然会走到夺取政权的形势，而群众斗争更会发展到最高点无疑，故游击战争也可以转变为一个暴动或一径发展到一个暴动。但游击战争不是没有失败的，它比暴动实更易失败。因为暴动不应轻易玩耍的，而游击战争在可能时便须发动，应视为乡村日常斗争之带有武装性质的一个方式，所以乡村的日常斗争而不带有武装性质的便不得视为游击战争，不过这种非游击战争的乡村斗争在农暴运动发展的区域一定日益减少罢了。现时江苏各县最切要的工作便是发展这游击战争，有些地方如无锡常州宜兴这一个区域便可从游击战争发展到割据的暴动局面。但如果不在此等地方发展游击战争，并不从引导群众抗税抗债，打杀豪绅，宣传土地革命，暴动夺取武装夺取政权作起，则一个总暴动局面永远不会形成的。便是定了一个时期，也不过是几个游击队的军事投机而不是群众的武装暴动。三、城市职工运动与乡村农运关联问题在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决议案中说得很明白，省委问无锡等处的农运既有可能，这几县城市工人是否需要响应，这一个问题的答案不应是预备响应或不预备响应，而应是在这几县中给职工运动同志一个同样的限期，告他们在此期中如何发展工人的日常生活斗争，如何组织工会，如何让工人懂得政治斗争的重要和扩大政治斗争，如何引起工人对工农革命的需要，如何使工人受得武装的秘密训练。这些工作如能依期做好了，自然是一个暴动的准备工作。时机好了，也许工人群众为暴动的发动者，也许为农暴的响应。时机不好，农暴只能在乡村成一个割据的局面，则响应亦不需要或只需一个骚扰。在现时无锡等处的农民尚不能确定一个日子，则城市工人之响应与〈不〉响应自更不能先决。并且冒昧预决了，不响应固然要不得，响应也是使工人群众与职工运动者发生倚赖的观念，忽视工人本身力量，甚至不努力本身工作。（下略）〔1〕中央十二月七日根据一九二八年二月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八期刊印注释〔1〕“下略”是《中央政治通讯》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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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十一月九日中央扩大会议组织问题的要重〔重要〕任务决议案严重的指出：我们党在武汉反动以前所以成为机会主义半孟塞维克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个政治派别，形成一个政党，还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自觉的成为一个阶级的时候，还在工农阶级运动初具雏形的时期。当时正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占重要作用的是最左翼的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因此这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首先渗入我们的党而形成我们党的最初干部；至于工人贫农群众的加入我们党，固然随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日益众多，然而已经是比较迟的一时期里的现象。因此我们党的领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手中。但是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当时仅仅是受着最初一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农〔人〕贫农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澈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澈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气成见幻想……带到我们党里来。因为如此，所以在政治上造成武汉反动以前的机会主义半孟塞维克主义，一直到现在，这种主义的余毒，还潜伏在各级领导机关中，不容易铲除。因为如此，所以党没有工农群众化，不能尽“群众的组织者”之职任，不能成为领导群众战斗的核心。因为如此，党不能成为铁一般的无产阶级战斗的党，而只是小资产阶级浪漫的集团，一切党内生活和日常工作都只是自由的浪漫的不规律的，反动势力的压迫一来，整个的党即完全瓦解：逃亡的逃亡，消极的消极，怠工的怠工，反叛的反叛。武汉反动至今，由五万而降至不及两万，不及两万的党员中，积极的分子至多不过五分之一，而且多半是在那里无计划的无组织的执行个人的英勇斗争。因为如此，“八七”以来，中央许多正确的确〔彻〕底革命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往往达到各地，被旧的占据领导机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搁置不行，亦不传达到下级党部及党员群众中去，或者谬解而成为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党的另一个主要缺点，就是各级党部指导之不集体化。从中央以至县委甚至于大的区委，都身分成几部几委，各部各委可以独立派人独立指导工作，部和委之主任自然而然成为分业的专门家，党的组织自然而然分裂成数多的独立系统，特别是军委工部农委，简直成了军党工党农党。本来中国的党是封建社会之产物，很容易流于首领个人的独裁形式，因为组织法的不完善，这种现象更容易发生，因此党的指导集体化亦为改造党的主要问题之一。总之，根据“八七”以来斗争的教训，组织问题已占了党中第一等重要地位。党的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于他的组织，全在于他有革命的阶级组织，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共产党如果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决不会成为群众的力量，决不能尽他在工农革命里的领袖及领导者的历史使命。中央今正式警告全党同志，只有自中央以至各级党部坚决的切实执行这次扩大会议的组织决议案，才能使我们党变成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组织而能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否则必然在此反革命势力与工农阶级革命高潮的冲突激荡中完全溃散而至于灭亡。如何执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呢？主要的是在扩大会议精神和基本原则之下进行下列的工作：一、改正各级党部的组织法。二、从斗争中改组各级党部，提选多数积极的工人贫农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三、从斗争中洗刷一切游移，胆怯，消极，怠工，投机的分子。四、从斗争中发展党员，特别努力在工人贫民军队中发展党的支部。五、切实改造支部的工作，须健全支部的组织。六、纠正职工运动中和农民斗争中组织上的错误。七、改正各级党部日常工作的方式，并练习秘密工作的技术。八、严格的执行党的纪律。九、练习武装暴动的技术。中央为实现上列的目的除派人巡视各重要党部实地指导外，并准备分别讨论出具体的计划训令各级党部执行。首先对于各级党部机关之组织上和成分上的改造有以下的规定：一、中央，省委，县委，市委以至大区委，废止设部制度，集权于常委（小区集权于区委）。组织宣传改为科，为纯粹技术机关，其他部分如军事等在工作有必要时可设科，科之主任无需执行委员兼任。大的省委或县委可以成立组织会议（常委代表，C．Y．代表，工委主任及其他指定参加之人）讨论组织工作计划，工委必须组织（非工人区域的区委不须组织），工委主任必须为常务委员之一；农委取消，因为现在阶段党对农民斗争的指导根本是政治的策略的，无单独设立农委之必要；有劳动妇女群众的地方可以设立妇运委员会；有工农正式军队的省分可以设立军事委员会，此外可斟酌需要组织“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凡委员会对于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只是搜集整理材料和对于工作计划建议的机关。中央之组织现时如下表：二、常〔省〕委以下各级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人数及其成分应如下之规定：（一）省委：大省―执委十一人至十七人，工人贫农成分须占半数，常委五人至七人，至少须有工人贫农分子二人或三人。小省―执委七人至十一人，至少须有工人贫农分子三分之一，常委三人至五人，至少须有一工人分子或贫农分子。（二）县委：大县――执委七至十一人，须有工人贫民分子占半数，常委五人，至少须有一贫农分子，工人区还须有一工人分子。小县――执委五人至七人，至少须有工人贫农分子二人；常委三人。（三）市委：执委九人至十三人，工人分子须过半数，常委五人，至少须二个工人分子。（四）区委：大区――执委七人至十一人，城市须有工人过半数，乡村则须贫农分子过半数，常委五人，城市至少须工人分子占三人，乡村至少须贫农分子占三人。小区――执委三人至五人，城市须工人分子占过半数，乡村须贫农分子占过半数。（五）有支分部或有小组之支部，设干事会由三人至五人组织之，工农支部的书记及行事会应尽可能由工人贫农分子充当。三、中央，省委，县委，市委必须经常的有一人巡视下级党部直至支部小组的工作。四、党的基本单位为支部，支部之下可分支分部或小组，支分部之下可分小组。每一工厂成立一支部，工厂中之各部各间则为支分部，支分部超过十人以上则分成小组。街道支部有零星分子六人以上时得分小组，一街道中有同业或同商店同作坊之同志三人以上时得分组支分部，党的组织系统仍受街道支部管理。惟一街道中有大公司或大商店，其中同志满三人以上时须独立成立支部。各街道之同业支分部为职工运动便利起见，得以其名单同时报告于该业总工会之党团。党团干事会得党部之许可，于必要时得召集同业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工会本身问题，但不得视为党的经常会议，与街道支部相混（从前有些地方每一手工业工会中同志成立一支部，这样支部的作用与党团相混，应解散编入到居住地的街道支部）。农村支部，在南方各省以乡农协范围为支部单位，北方各省以村为单位。农村区的范围以农村中直接于县政府的行政单位为范围。五、省委所在地之城市党部，必须由省委兼（即分成若干区直辖于省委）。非大都会（如南京，北京，广州）及大工业区（如天津，上海）不能设市委。省委县委之下可以有特支特区。特委之组织是临时性质的，即为工作需要的临时组织，如为某几个区域或某几县分的工农联合暴动而组织的指挥机关，其权力当然可以指挥当地整个党的工作，但不是经常的党的系统。六、党对群众的组织，只能经过党团去指导，绝对不可妨碍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如工会即党，党即工会。所有工农会纵然在秘密的时期，亦必须组织党团。并须吸引非党员的工农积极分子参加指导机关。另一方面上级党团绝对不许直接指挥下级党团，致破坏党的组织系统。全国各路各级铁路工会党团，须受当地相当党部指挥，不能由上级工会党团直接指挥命令下级工会党团，致有形成铁路党的危险。七、各级党部必须按定期开会，区委，支部，支分部，小组，支部于事会必须每周开会一次，省市县区的常委至少每周须开会二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支部书记联席会议，活动分子大会，须斟酌环境尽可能时常召集。八、严格征收月费必须视为改造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除开失业在狱者以外，党员的统计须于三个月内做到以月费的实际征收为标准。九、过去党与团的关系异常之坏，须迅速的改进，各级党部须切实的执行互派代表出席，党对团须尽其指导与帮助的责任。十二月一日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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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此次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召集的时期，正是九月两湖农民暴动失败及叶贺军队与广东农民暴动失败之后。武汉反动本党八七会议以来，革命力量在三省（湘鄂粤）农民暴动及叶贺南征之中的继续兴起，又受着挫折。这种挫折的原因，主观上大半是由于我党各级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的遗毒。此次中央会议的主要任务，因此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澈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此次大会的主要精神可以说是继续完成八七会议扫除机会主义的任务，澈底重造我们的党，并更加确定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的路线。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如下：（一）考察中国的现状，指出国民党新旧军阀之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根本不能稳定，根本不能经过任何改良政策而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本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民权主义与民族解放的任务，所以中国革命客观上必要是继续发展，要由工人阶级领导极广大的农民群众，实行平民式的澈底的土地革命（完成革命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是无间断性质的革命。（二）因此，本次会议所以定出土地问题的党纲草案，确定的指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歼灭一切豪绅的权力及中国旧社会关系。指出工业国有的党纲上的要求，指出工人要求实行完全的监督生产，工厂归工人管的口号。指出暴动的工农民众应当建立自己的军队，破坏军阀的雇佣军队，吸收一般兵士群众加入工农暴动，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指出工人阶级今后更须努力领导一般反帝国主义斗争；提出取消一切外债，收回一切帝国主义攫取的特权，租界，海关，税务等等。综合起来，便是指出中国现时革命的发展，已经直接的要求我党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明显的定出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权，而建立中国“劳农政府”之目标，必须由我党率领工人阶级与农民夺得政权，建立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民众，才能统一中国，而使他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三）客观上工农民众虽经最近历次的失败（叶贺之败及两湖广东农民暴动的不能胜利），然而各省反动军阀自相混战，同时工农的斗争仍是日益爆发（直隶山东的农民暴动，最近江苏宜兴无锡江阴苏州的农民暴动，上海广州工人斗争的兴起，两湖工农的艰苦斗争……），显然证明革命并未低落，而正在高涨，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在速度上，也是有无间断的性质。现在虽还不是全国工农总暴动立时爆发而有必然胜利之形势，但已经是工农民众四处自发的奋斗起来，有汇合而成较大范围内的工农总暴动夺取政权之趋势。（四）于是我们党的总策略，便是：一、发动农民间潜伏待发的暴动，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努力使农民自发的暴动有最大的限度的组织性；二、发动扩大产业工人手工工人店员之日常经济斗争，引导这种斗争使发展而成广大的城市劳动民众的革命高潮，一直到武装暴动；三、联合工农暴动的力量，汇合各处自发的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五）因此，必须坚决的率领民众实行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坚决率领农民实行耕地农有——自动手（平民式的）夺取土地，坚决率领工人力争改善日常生活，从减时加资改良待遇，一直到要求监督生产。这些日常斗争必须切实的领导，发展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一直到夺取政权之清楚的认识，鼓动他们自己起来武装暴动，建立劳动民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六）关于日常的革命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则根据过去之经验及机会主义遗毒之教训有详细的说明，要知道在如此革命暴动无间断的爆发过程中，能否汇合而有较大范围之胜利，全靠本党的指导是否完全脱离机会主义而言，是否本党各地党部全力去发动当地群众，创造群众力量，不存依靠某某军队等机会主义心理而定，所以特别指出并纠正策略上可能的错误倾向：一、忽视城市工人店员等的经济斗争及城市的暴动，或者等待农军来解放工人，或者仅只视城市为军事上响应农民暴动之力量；二、农民暴动中专靠武装的力量（农军），甚至专靠杂色军队土匪首领的力量，而不发动群众，不执行土地革命的根本任务（杀戮豪绅，分配土地等等）；——这是单靠〔军事〕机会主义之第一种；三、对于农民自发的暴动，认为过早而不去领导，甚至阻止群众的革命行动，只想着有组织的“自己”军队的力量的发动与行动，根本不顾群众；或者群众方面很少去注意发动，只想一面军事上的发动，因而在群众中暴动情绪尚未成熟之时过早的发动，徒然做孤注一掷的牺牲；——这是军事机会主义的第二种；四、农民暴动之中只注意领着武装势力去扑城，甚至完全不考察敌我军力方面的战术，以夺得县城，固守县城，为暴动之唯一目的，以取得县政权，发布告没收土地为土地革命之唯一方法，同时却忽视乡村中的土地革命工作，不去更多更广的发动乡村群众，不去率领他们肃清暴动沿途乡间的一切豪绅反动势力，不去率领群众自动手的解决上地问题，这当然亦是军事机会主义（上述关于乡村的几点，自然同样的关系到城市暴动）；五、城乡暴动之时，对于小资产阶级多所顾忌，唯恐惹起反感而想保存安宁秩序，其结果，可以对于豪绅工贼反革命，采取犹豫动摇不坚决之政策，同时对于一般工人贫民群众反而远离，反而要限制或禁止其革命行动；六、因为对于武装暴动有一般的军事机会主义的错误观念，而只注意军事技术的工作，或只是等待暴动时机之降临，对于工人的职工运动部分斗争渐加忽视，对于农民自发的部分要求不加领导，总之，这是不知道本党只有努力去领导这种日常斗争，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上去，亦是很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倾向，此次会议的决议已经明白指出，应努力的纠正避免。（七）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则指明：农民暴动的游击战争应尽量的发动，以秘密的农民团体所组织的革命委员会指挥之，尽可能的摧毁一切豪绅的权力，一有固定的革命地域，即须建立农民代表会议的革命政权。城市之中则须于革命委员会或其他暴动的指导机关发动之时，即尽量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机关，使能在暴动爆发的胜利之后，很快的变成苏维埃。农村与县市之间的暴动必须努力团结势力而联合起来，从游击的暴动进于建立革命政权并向外发展的局面。（八）关于军事运动有更新的决定：应将极大部分的力量，用到兵士方面，从提出兵士切身要求，运动兵士反抗反革命军官，一直到参加暴动，令极下层的兵士群众发动起来，并且派代表出来参加劳〔暴〕动的指导机关，以至于加入苏维埃。其他的军事工作完全更以这一方针为目标。（九）至于组织方面，则认定本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造成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如此的党，客观的革命潮流无论如何伟大是不能胜利的，即使胜利也不能真正巩固革命的胜利而自发展。本党目前急迫的任务便是：一、建立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上的健全干部与下层基础（党部组织之具〔集〕体化，工人化，巡视制度自中央至地方的实行，工人，农民，兵士等支部之确实建立等等）；二、建立布尔塞维克的中心思想，各地负责同志参加中央党报（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各地地方党部对中央党权〔报〕定期通讯的责任，依照新的方针，在党的群众中公开讨论党的一切政策，并于中央党报上讨论。（十）关于职工运动则特别组织一委员会，有专门的决议案，尤其特别指明的，便是建立广大群众的革命工会的系统，注意恢复发展全国的海员铁路工作。（十一）最后，此次会议实行整饬政治纪律，对于不坚决的执行布尔塞维克的策略，甚至故意违背中央命令，以及显然有叛党行为的党员，都有明显的批评与分别的处罚。总之，此次会议所给的总路线，是非常之重要，与八七会议同样是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关键，各级党部接到此次会议的议决案，应当本着这次会议的精神，切实执行党的策略和组织上的整顿工作。中央十一月十八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二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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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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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湘鄂省委：
唐生智系军阀已日趋败溃，据沪报载唐已出亡，武汉交何健，湖南交刘兴，八军亦退湖南。这虽不足证明唐系军阀纯全溃败，亦不足证明南京系军阀程潜，李宗仁等之大胜利。但两湖大小新军阀从此混战的局面将益趋激烈而不可收拾。现在两湖的局面，不是南京系军阀程潜等可以平定，亦不是唐走后何健，刘兴等可以长久维持。新军阀与老军阀不同之点，在于冒革命的招牌，做他个人的企图，至于抢夺地盘则一，两湖地盘为程潜，谭延闿，鲁涤平并李宗仁，胡宗铎等所欲得，同时何健，刘兴，李品仙等亦不至因唐走而双手送交程谭。他们之间将有更激烈的冲突，何况唐走的消息尚未纯全证实，而他的亲信力量可都集中于武长铁路与湖南，这显然是以武汉交何健作为缓冲，湖南则用全力保守。唐之力量一时并不至根本消灭。此外在湖北之方振武，贺国光，刘佐龙，李桑，湖南之方鼎英，许克祥，范石生，周西成等又各盘据数县，跃跃欲试（有些已经动作），唐之失败，将更引起他们积极抢夺地盘的行动。总之，两湖大小军阀混战的局面将益趋激烈而带较长时的性质。两湖的财政工商业因此而更要走入纯全破产的地步。凡此都是促成两湖土地革命发展之最好条件。两湖在现状之下在极短的时期内有造成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之可能。中央特命令两湖省委注意两湖革命最近发展之前途，同时命令两湖省委利用唐生智系军阀崩溃与大小军阀混战，工商业财政破产的局面更积极的发动两湖的革命，创造部分的暴动，汇合而成为总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的暴动，乡村与城市都应一致的动作与准备。至于目前急须进行的工作，中央特命令坚决的勇敢的执行下列各项，同时两湖省委接到此项命令后应更具体的定出工作计划即刻执行。
（一）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的败溃时应：一、有组织的领导广大的群众捣毁反动派的总工会以及改组委员会，即刻当着群众宣布恢复老总工会，老工会，但同时须注意保存秘密工会之组织，最好开始建立工厂委员会；二、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三、尽量发动工人的经济罢工以至总同盟政治罢工；四、组织工人群众夺取溃兵与警察的武装，在未实行这种行动前即应组织工人革命军或工人武装自卫队；五、领导失业工人捣毁失业救济局，劳工部，警察局，以至抢米，抢银行；六、在汉口长沙如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
（二）在乡村中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东西，分配土地，捣毁与抢劫所有政府的征收机关，停止缴纳一切田租捐税，停止一切缴还一切借债〔1〕，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鄂省委应当在极短的时间内领导农民割据公安，石首，当阳向极西发展，并与湘西联合，割据天门，沔阳向四周发展，割据麻城，黄安向鄂东与京汉路发展，恢复鄂南的工作成为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与湘北联合，恢复鄂东的工作；湘省委，应当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割据湘西，湘南，湘北各数县与鄂西鄂南联合。应当恢复长沙附近数县的农民运动，以至与长沙工人联合扑城。在割据的县分应根本肃清乡村一切反动势力，改变所有乡村的旧关系，按照中央最近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充分执行。为执行上面的工作，两省委应很迅速的各派二百至三百同志到乡村中工作。
（三）两省委均应发表宣言，反对军阀战争，提出争斗的政纲，各省总工会亦应发表宣言，提出争斗的政纲。
（四）应特别注意敌人兵士的宣传与破坏敌人军队的工作，两省委之下应设立一特别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其主要方面为煽动兵士暴动，杀戮高级反动长官，参加工农暴动，改编工农革命军，关于这项工作，两省委应有一详细而即刻可执行的计划。
（五）目前主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士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没收地主的土地，耕地农有，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农政权万岁，土地革命胜利万岁，打倒欺骗民众的国民党，打倒新旧军阀，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资随物价高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停止一切借债，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绝对自由，工人监督生产，革命的兵士暴动枪毙反动的军官，革命的兵士参加工农暴动，工农兵士联络起来建立工农革命军，分配土地与退伍兵士。
十一月十五日
附：
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两湖秋收暴动以及广东的失败，土地革命的发展虽然受了一些打击，但整个的革命潮流仍然是要愈益高涨的，这是由于下列的情形决定：
（一）沿海以及长江流域一带新军阀豪绅行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因我们在两湖与广东的失败而比较的稳定，他们本身不可调和的利益的冲突，且日渐酝酿而纯全爆发，最近唐生智系军阀与所谓南京派军阀的武装冲突（同时亦是英日的冲突）便是一显明的事实，这个冲突的范围，将要继续发展而扩大，且将有发展成为新旧军阀混战的局面之可能。这个冲突之继续发展与扩大，无论某系军阀之胜利都是新军阀豪绅与资产阶级的政权稳定之大破坏，即是客观推翻革命潮流益愈高涨的动力。
（二）因为新旧军阀战争之爆发与扩大，战争区域，城市与乡村直接受战事之破坏与痛苦（如军用捐拉夫封船等），战争的影响的区域，间接亦要受苛捐杂税，预行钱粮，特别捐等等的恩匪。工农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反军阀战争以及谋解放争斗的意志与觉悟必益愈坚决而发展，换言之他们的阶级意识与争斗必益愈扩大与剧烈。在工商业方面因战争的影响，交通的断绝与阻碍，货物生产金融都要受重大的打击，势必减少停顿以至破产，这些情形又要引起城市与乡村中暂时或长期的恐慌，而益愈促工农以及一般劳苦群众与豪绅地［地］主资产阶级的冲突，最近武汉工厂倒闭，资产阶级整个的向工人阶级进攻，失业的工人日日加多，工资减少，工人的待遇上愈益恶劣便是具体的事实，由这些事实发生出来的工农群众日常争斗的总和，便是整个的阶级争斗之发展，即是革命潮流的益愈高涨。
（三）两湖秋收暴动与广东的失败，因为本党土地革命的策略未能深入群众，下级党部未坚决的执行以至未能唤起广大的（广东与湖北有几处不在此例）群众的行动，在群众的本身方面除了少数地方，并未受如何的打击，他们的观念至多不过是大势改变，还须等待新的时期，即此便武断革命的潮流不能发展是绝端的错误，这种错误的观念纯全由于不懂得本党正确的策略深入与坚决的领导广大的群众奋斗的作用。
（四）因为工农群众之一致掘〔崛〕起，劣绅地主与资产阶级之阶级意识亦益愈发扬，他们对于工农群众之残忍非人的压迫亦益愈奇特，如鄂南地主对待鄂南农民之“宁肯误杀一千不肯走掉一个”之坚决行动等等事实，将要引起工农以及一股劳苦群众之反攻，加以两湖大部分的地方土地革命之进展，正在开始，这些情形都是革命潮流将要高涨的象征。
总之目前的革命潮流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它虽然受了相当的打击，暂时不能有总的爆发，但他将因新军阀战争之开始而益愈高涨。长江局认为目前本党策略上主要的责任是继续广东未失败以前中央政策的精神，积极领导工农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反新军阀战争，聚集与扩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力量，加紧一般的劳苦群众的政治的宣传，加紧乡村中土地革命之发展，创造一新的革命的大潮，准备一夺取政权的总的暴动，但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
在这一总的策略之下应即执行下列各项具体的工作：
一、长江局所管辖之下的八省（2），在最近的时期各省均须特别举行一总的全省动员的反新军阀战争的宣传周。在这一宣传周中指明新军阀战争之内幕，国民党之反动，工农以及一般劳苦群众必须靠本身的力量发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才能铲除新旧军阀，才能解除压迫。在这宣传周中各（省）委均宜用本党某省委名义发表宣言，这一宣言必须罗举新旧军阀统治下工农群众被压迫的事实。
二、在宣传方面除反对新军阀战争鼓动土地革命外，须加紧苏维埃政权意义之宣传。
三、积极发展土地革命，目前主要的争斗方法为实行与扩大游击战争，各省并须依照各省农民组织力量与敌人空虚的情形划成若干区域，动员大批党与团的同志前往指导，占据县城或割占数县以为各地土地革命发展之村镇。
四、加紧大的城市如长沙武汉等工人的经济争斗，秘密工会的组成，并开始工厂作坊委员会之建立，反对与消灭反革命的改组委员会等工作。
五、开始兵士中的宣传，其方法为个人谈话，拜把，发通俗的小传单，联络伤兵并开始注意敌人军队中重要部分（如手枪队炸弹队机关枪队）的破坏。
六、准备在战争区域内夺取敌人的武装。
七、发展党员与团员的数量与质量，吸收大批新的工农革命分子入党。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
补注：《罗亦农文集》中收录了《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并注明：“这是罗亦农代中共中央长江局起草的党内文件。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注释
〔1〕原文如此，疑有误。
〔2〕据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中共中央对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长江易所辖范围为七个省，即：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十月二日，长江局第一次会议提到的是八省，即加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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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职工运动决议案在初期北伐的过程中，仅只两湖的工人斗争得到短期的进展。但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终于中途受了阻碍。至于河南的工人，在帮助北伐军得到胜利后，不但没有得着丝毫解放，反而更加遭受压迫和剥削（铁路工人欠饷多至十二个月少六七月，卫辉纱厂工人在经济斗争中被冯玉祥惨杀三百余人）。从蒋介石四月十二在上海向工人阶级开刀始，继而四月十五李济琛在广东的屠杀及长沙的马夜事变，江西朱培德河南冯玉祥的反叛一直到七月十五汪精卫公开反动，照理，在这些省份的工人阶级应当对反动派严重的反攻。可是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影响已深，不但没有反攻，反而在职工运动中表现两种极坏的事实：一是根本屈服于敌人放弃职工运动如河南湖南江西等；一是进一步投降加入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如上海安徽等。至于北方各省如直隶山东山西则自“五卅，高潮低落以后即无形放弃职工运动，北伐军兴而后更专一等待北伐解放，停止了一切活动。如此种种，全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经过一度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他们曾经参加此一斗争而受了莫大的牺牲，然而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并没有得着丝毫解放，我〔他〕们的阶级意识反而一时陷在模糊的状态，他们的革命情绪，反而表现一时的消沉，“二七”“五卅”的悲壮的斗争不能复起于国民党背叛的过程中，这是什么原故？主要的是我党的机会主义整个的运用于职工运动中的结果。“八七”会议，适当国民党左派背叛，社会阶级激剧变化的时候。会议主要的目的是改进党的政治路线，决定新的工农斗争的策略及改造党的组织。当时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的主要点是：激剧的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发展秘密工会，反对黄色工会，提拔新的领袖。这样的决定无疑的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这些决议并未能有相当的实现。本来党的组织上的改造就没有相当的完成，“八七”精神仅仅走到几个省委，没有到下面去，自然这些决定，还大部分只是白纸黑字的留着，我们只要看下面的事实就可以明白：在四省秋收暴动的期中，没有看见工人起来。尤其是在许多农暴区域中的城市常常不能成为农暴的中心指导者，事实上反而等待农暴，甚至乡村农暴已大大起来，城市一点也不能予以帮助。同时党在工人中关于农民暴动事实的宣传亦异常缺乏，广州武汉的工人斗争一直到两湖秋暴及叶贺失败以后才起来，湖南江西河南现在才开始有计划的工人运动。直隶山东农民暴动已经起来，工人斗争则依旧寂然无闻。上海一直在湘鄂粤失败了之后才开始反统运动，至今工人斗争尚不能有广大的有组织的发动。就全中国说一般的成为农民激进工人落后的现象。不仅没有激烈的斗争，就是秘密工会的组织亦没有进步。各地党部对于农民斗争虽做了不少的军事投机的错误，还算是有意的不断的在那里领导。面对于〈工人〉斗争则确不免有忽略的倾向，至少也是无意的或顾此失彼的忽略了。这是“八七”以后职工运动主要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发展下去，无疑的要使工人阶级在土地革命中失掉领导地位。此后在策略上亦表现两种极严重的坏的倾向：一种是旧的机会主义的余毒，不敢领导工人向前斗争，而想与政府国民党工会妥协保存一点与工人群众的关系，最显明的如浙江工运负责同志不愿坚决的退出反动工会，上海一部分下层同志留恋“统一委员会”及最近安徽省委同志决定加入西山会议派的芜湖市总工会等等。至于“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就是在很重要的城市和工人区域也很迟的才提出，公开的反国民党运动除上海广州市外也没有什么工作。另一种倾向便是军事投机，不坚决的去发动群众，而靠一种偶然的机会，强迫工人起来，工人因为不明了斗争的意义，一旦失败，则情绪消沉，不易复起，如蒋介石下野时沪西纱厂之罢工及最近沪东纱厂之罢工是；或则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不深入群众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而迷信暗杀万能（非群众的红色恐怖），不暗杀几个工贼和反动派，则不敢到群众中去（浙江省委山东省委中的一部分同志以及上海的一部分同志很明显的表示这种倾向）。上面这两种倾向，虽然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所取的手段不同，根本上则同是机会主义的余毒的爆发。不把这两种倾向肃清，则我们党终久不能深入群众而要被群众唾弃。至于工会的组织工作亦异常缺乏，在白色恐怖严重的进攻以来到处工会组织都无形消灭，而以党的支部替代了工会，或则虽有工会，亦只是一个变相的支部组织，底下并没有非党工人群众（如上海），而事实上，党员群众又每多退缩不前不能领导群众。因此工人根本没有自己的团结，一切斗争更加难得起来。右面所述是“八七”会议后职工运动中主观方面主要的缺点。但是，虽然我们主观上做了不少的错误，全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却确在逐渐的往上发展。新旧军阀不断的战争使中国工商业愈趋衰落，中外各厂大多关厂或缩减生产，失业工人日益增多，在业工人因为工钱缩减，纸币低落，厂家欠饷，待遇苛刻，一般生活程度的增高，生活愈加陷于痛苦。南方各省屡次反革命的政变，和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不仅不能改良这些现象，反而使之变本加厉，对于工人群众的屠杀较之北方军队还要凶残。无论政府国民党部或蒋记唐记冯记阎记李记所委任的黄色工会，无不是公然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而不能对于工人群众维持其暂时的欺骗。全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已逐渐开始，武汉上海广州已经有激烈的发动，特别是广州工人十月十四以来八次大的罢工示威，已经足使反动阶级骇惧万分。“国民党”三字无论在南方北方一般工人群众对之一点没有信仰，黄色工会成了工人群众眼中的锋刺，武汉上海广州的工人群众已经公开的枪杀国民党的工会改组委员和工会将派员，广州工人已在高呼“撕毁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举起革命的红旗”。总之全国工人阶级已经逐渐认识国民党的反动，而开始凭仗自己的力量起来与资本家豪绅军阀和一切反动势力宣战了。依这种描述，证明觉的中央“八七”以来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合于实际的。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决议更加明白指出要为争得工农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因此党的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便应转注于这一政治重心，使工人阶级在政治组织上真能负起为实现工农政权而战斗的领导者的任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扩大会议对目前职工运动的策略和方法有以下的决议：一、要把政治决议所指出的任务实现于职工运动方面，首先便应坚决的与有意或无意忽略职工运动的倾向奋斗，事实上使职工运动成为党在群众中的景主要最根本的工作，事实上使工人阶级能成为农民贫苦民众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同时应坚决的肃清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的余毒，从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脑海中洗去一切妥协，退缩和军事投机对国民党幻想等反革命思想。在组织上应当从工会指导机关和党内职工运动指导机关中澈底撤换一切投机腐化退缩消极的分子，代以积极勇敢的工人分子。二、党的职工运动主要路线是从不断的领导工人作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从斗争中严密工人的组织，加紧工人的政治训练，扩大工人的武装组织和训练，一直发展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就是说我们在工人群众中一切组织宣传工作要经过实际斗争一直为达到这一目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前进。现时应立即开始全国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反军阀战争的争斗。对于经济罢工，党的各级党部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提出各业各种工人的经济要求，以这种要求组织号召工人群众爆发罢工争斗。现时无论矿工路工海员纺织工人以至种种苦力手工业工人店员都有极切迫的经济要求。现时经济罢工是开创新的职工运动的唯一道路，而且是如干柴着火一般极容易爆发的，我们党应当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站在工人群众前面勇敢的领导他们。党的中央应当以各地能否爆发经济罢工为考察各地改造职工运动之成绩的标准。同时党对于罢工的策略（尤其是在某种产业恐慌时）及罢工失败后如何继续发展争斗以及现在一部落后工人之畏缩心理如何救正，须特别加以注意，求得适当的指导方法。党在工人阶级中应作的政治工作应不仅限干宣传工作，应当利用机会实行政治的集会示威游行，以至于政治罢工，特别是当现在新旧大小军阀的混战时期，在战争的区域中应当发动反军阀战争的争斗，至少应当做到开会游行示威并在紧急的当中夺取武装的工作，在一般政治要求中应当提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和反对白色恐怖，逮捕工人及要求释放被捕者等等。同时应当知道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虽然由于其斗争的目标不同，何在事实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经济斗争必然进到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在未能最后夺取政权时每人〔每〕归结于经济的斗争，在一切经济斗争中必须提出政治要求，在一切政治〈斗争〉中必须提出经济条件。如此才能使工人明白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相互的关系而继续不断的奋斗，直至最后的胜利。在一切争斗中须扩大而深入的宣传“苏维埃政权”，宣传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罪恶，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的口号，提出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及土地革命的口号，举出镰刀斧头的红色旗。三、在宣传上必须特别注意向工人群众解释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意义及其重要，尤其要利用每一个农民暴动的事实详细向工人群众宣传。党必须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缔结亲密的联盟而成为农民领导者，为达到此目的，不独应当在工人群众中作口头上与纸上的宣传，并应当从组织上和斗争中求其实现，各城市乡村的联合暴动，如矿工铁路工人与附近农民的结合，如派遣失业工人到农村中去指挥暴动等等是。四、最近重要城市所发生的罢工运动，实为“八七”会议以来新政策之下无产阶级继续不断的壮举，但是其中大部分终为资产阶级获得胜利，其原因不独在于黄色工会与官厅之掣肘及彼等与厂主联合一致向无产阶级反攻，同时更因为我们的工会组织薄弱，党的指导不力，运动之散漫无组织及罢工工人相互间缺少联系等等。因此各级党部应当坚决的做发展与巩固秘密工会的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吸收广大的非党的积极工人群众加入工会，并且使他们参加秘密工会的工作，坚决的改正“党即工会”或整个的包办工会机关的积习和错误。在最短期间内，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必须完成所有最重要的工会委员会的组织，并须在保存党的势力之下，使新的非党积极工人干部人才参加其工作。尤其要紧的是在大产业中进行从下而上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产生必须经过群众的选举。工厂委员会的存在在原则上是公开的（在保持秘密工会正确的指导之下尽量使广大的非党工人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为扩大工作范围起见必须做到组织公开的工厂委员会。因此，现在已经应当造成为将来争工会公开有所保证的一切必要条件。平时对于工人大会，工人代表大会须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的举行，要尽可能经过工人代表大会或工厂委员大会解决关于工会及日常斗争的重要问题，使工人群众自觉其组织上的责任并加重对于工会的责任，一方正所以改正几个领袖包办工会的积习。在工人运动高涨或白色恐怖稍微缓和之时，党必开始作公开选举工会机关的运动，并将国民党政府所委任的工会指导员一概驱逐撤去。中央对于全总海总铁总的工作须加以整顿使之起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矿工，邮务，纺织亦须促成其全国组织之产生。秘密工会与党的支部必须尽量的利用公开之可能性组织一切工人团体，如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公共寄宿舍，公共饭堂等等以团聚于工会之周围。五、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与政府国民党委派的黄色工会，眼见共产党在工人群众势力很大，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对于罢工运动的政策而图谋于罢工工作之中把工人阶级夺为己有。他们有时也给罢工工人一点小利，如提出秘密工会所提出的要求再加上他们自己提出的欺骗工人及罢工救济等等。自然，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的工会是唯一的公开工会，因此他们有把一部分工人从我们领导之下夺取之可能，但是他们的企图始终不过是暂时的，终究要归于失败；因为他们——反革命的政府绝对不能向工人稍事让步，更不愿抑制厂主们贪求无厌的欲望。党必须研究他们的政策之改变，与目前政府工人政纲之内容。党与秘密工会必须在日常斗争的事实中不断的向工人群众指出他们所以予工人以经济帮助或其他种种欺骗，其用意不过在于使工人放弃自己的要求和斗争，转而向资产阶级摇尾乞怜。对于反对政府国民党或冯记阎记……等所委派的黄色工会，除开右面所述我们敢勇〔勇敢〕的片在工人前线领导他们作经济政治斗争，从不断的日常斗争中宣传揭破黄色工会之罪恶，使工人阶级脱离开他们的影响而外，在组织上我们应当提出“工人自己选举工会，反对任何机关委派工会”的口号，并实行工人选举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使各工厂工人共同议决实行反对政府国民党以工人部之职权改组工会并指派工会指导员，抵制他们的机关，拒绝缴纳会费，同时厉行红色恐怖去对付右派工会的委员也是可以的，在能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如此种斗争的时候，更有必要（如广州工人之反工总会运动）。六、为帮助罢工工人，必须筹备罢工救济费，我们应当提出“不要给右派工会一个铜板，大家共同筹备罢工救济费，的口号，并指导工人实现这一个口号，那怕每个工人每月只能蓄储三五个铜板，也是有异常重要意义的，同时全国总工会必须向国际无产阶级不独要求政治上的帮助，并当要求他们在经济上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七、因为关厂缩减生产，休业及开除工人等所引起的失业与饥饿使一部分工人起工团主义的妄想，以为夺取工厂自行生产或毁坏机器可以挽救工人失业与饥饿的危机。党与秘密工会的任务在于指出这种倾向对于工人阶级之不利，同时应当提出“工人管理生产”的要求。说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实际冲突起来，资本家便使成千累万的工人失业之事实，只有进攻资产阶级是政治斗争最有力的武器。八、党对于失业工人，须使之团结于下列口号之下：（一）向商人与工厂主征税救济失业工人。（二）政府开发社会工作给失业工人做。（三）开办公共饭堂与公共寄宿舍。（四）发给失业工人经常的津贴。（五）失业工人津贴费由失业工人自己管理。为使失业工人为这些口号而奋斗，必须组织示威游行，向政府商会要求上列条件或以捣毁政府国民党工会，捣毁政府管理发给津贴费之机关相威吓。失业工人必须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于秘密工会指导之下。党必须注意组织失业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并设法派遣失业工人到农村中去作农民运动的工作。九、海员铁路工人矿工为中国主要产业工人，亦即中国无产阶级的重镇，现时党在这些工人中的工作非常之微弱，党的高级指导机关应根据下列之原则规定各个的工作计划，督促各级党部执行，并尽可能直接指挥监督其工作。（一）海员曾经有名的斗争，至今还成为广东工人斗争的重心，可是除开广东一隅外，别的地方极少工作甚至于完全没有。党应当有计划的发展海员工作，在邮船和大轮船上发展海员工会支部和党的支部，在重要的商埠成立海员工会分会，于最短期间于已有基础的工会中发动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从这样的斗争以加强他们的工会组织和政治觉悟。党应当分派一批人才去担任海员工作。（二）铁路工作自“二七”失败后，即渐渐消沉和腐化。除开极少的铁路如广东如株萍外，党的支部和工会机关多落在工人贵族手里，成了不战斗的机关。同时因为过去铁总党团组织系统的错误，铁路党团另改一系统，不受相当的当地党部之指挥，铁总特派员亦多离开党的指导，铁总又无法给以灵敏的监督指导，于是铁路工作愈益离开群众，许多铁路的工人群众反对工会反对C．P．，因为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原故。“八七”会议以后铁总虽努力企图改造，然因人力关系，亦仅限于京绥京津铁路有部分的改进。在此反对军阀战争和工农暴动夺取政校的时期，铁路工人的作用尤其异常的重要，党应当派人在几条重要的干路如京汉津浦京线陇海京奉粤汉沪宁沪杭正太等重新开始工作，恢复并改造工会，发展下层组织，改造并发展党部，恢复党的威信，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改正党团组织上的关系，上级党团绝对不直接指挥下级党团，各级党团完全受相当党部的指挥管理。铁总特派员同时受相当党部之指导监督。（三）“五卅”前后全国矿工中，我们党有相当工作的将近二十万人，“五卅”高潮低落后，至今一方因为产业恐慌而致部分的或全部停业，如汉冶萍三公司及枣庄之煤矿，一方则因党的自动的停止工作，如鲁普〔晋〕豫各矿省，因此，此二十万的矿工工人中仍旧留有基础而尚在继续不断奋斗百折不挫的仅只有安源之数千工人（湖南秋收暴动安源二千余工人为先锋攻萍乡醴陵浏阳）。北方各省不仅工作停顿，连党的组织亦形瓦解（唐山只剩二十几个同志，工人根本不信任C．P．，下级同志要杀区委负责人）。这是何等可耻可痛的事情！现在党应当重新建立矿工运动的基础，尤其是对于直隶之开滦五矿（五万人），门头沟（二千人），山西之阳泉（三万人），井径〔陉〕（数千），山东之淄博（五万人），枣庄（一万余，尚余一部分未歇业），河南之六河沟，焦作，江西之安源（尚有五千人），湖南之锡矿山（约二万），水口山（三千），炭塘子，湖北之大冶，奉天三〔之〕本溪湖须派专人去进行秘密工会发动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十、同时党的中央对于大的工人区域，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青鸟香港等处以及其他重要城市的职工运动工作，须特别注意加以指导和监督，目前尤须注意工作上和组织上的改造，尤其是在这些城市中的市政工人运动须特别加以努力。这些工人的厂家不是帝国主义者便是当地的军阀政府，斗争一起来即是直接的与当地统治阶级的冲突，特别在工农暴动的当中，足以制统治阶级的死命。各地党部须战胜一切困难，开始并发展这种工作。为要使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指导者，那么各级党部对于各县城市工人运动便应当加紧工作，不仅要发展工人的工会组织和经济斗争，而且要充分给以政治的训练（如反对国民党夺取政权，武装联合农民，土地革命等等），使之不断的为夺取政权追求根本解放而奋斗。一切城市的工人运动中，党须坚决的领导店员手工业者对于店东手工业主的经济斗争，必须如此我们才能取得广大的下层资产阶级〔1〕的拥护，才能在各县城市造成暴动的主要力量（当然还不是中心力量）。十一、工人秘密的武装训练已成为中国工人斗争中迫切的工作。重要的工人区域须派专人担任训练工作，同时党应当尽可能帮助先进的工人得到武装，尤其是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应当有组织的领导工人夺取武装。关于工人武装训练和工军的组织，武装暴动的技术，中央须另制详细的计划和规定。十二、根据党一般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在工人群众中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运动，要更加积极的做起来。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之下和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中更应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融成一气，利用每一个机会激烈的发动起来。十三、女工工作与童工工作必须较前加紧，必须吸收女工及青年工人到工会中工作。尤其是在纺织业工厂中，资本家每每利用童工女工以抵制成年男工，在一切斗争中辄大抵开除成年男工代以女工童工，以逐渐消灭工人队伍中中心的力量。党的策略就是要使成年男工了解提高女工童工特别的经济要求之必要，如帮助童工女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运动，提出童工女工工资与成年男工平等等以激发动女工童工的斗争，使之与成年男工结成亲密的战线，以抵制资本家挑拨离间的阴谋。十四、训练工作在目前有很重大的意义和需要，在训练工作中，必须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罢工争斗胜利之条件及反对黄色工会等工作详为解释，使工人都能了解才算尽事，在各重要工人区域中，必须出版象《上海工人》一样的印刷品。党必须在纸上或口头宣传上猛烈的批驳右派工会领袖高谈阔论之阶级调和政策，并尽量的批评他们在《劳工日报》成〔或〕其他反动报纸上发表之文章及他们〈在〉工人会议席上之演说报告等。十五、为使本决议案能切实的实现，党的中央须注意以下几点工作：（一）派遣积极的能干的同志到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产业工人中去工作。（二）改换旧的工人领袖和工运指导者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代以新的积极的分子。（三）党的职工运动经费须直接指定分配于各重要产业工人，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城市，不交由各省党部自由支配。帮助各种总工会党团及各省党部制定所属范围内工人运动总计划。各级党部对于所属范围内各种各业的职工运动，须随时制定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工作计划，以尽领导或创造的责任，不可限于零碎的应付的状态。各省委必须每月对中央作职工运动报告，尤其是单独受补助费的区域，或产业，每月必须有一专门报告。如一个半月不作报告，中央应停止其补助费，两个月不做报告，便撤换工作人员。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注释〔1〕本文在《河南省委通讯》第六期登载时，此处为，下层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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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公布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各级党部及一般同志都可以：一、参加讨论这一草案；二、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三、提出书面的增改意见；四、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这些意见和材料应当临时寄来中央，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这一草案及增改的意见，应当提出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作最终之决定。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本草案为立夫同志所拟，要大家公开讨论，以待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决定。同志等如有意见，修改或增补，理论分析之改正，或者自己另提一整个草案，都可以在本报刊布。）绪言中国共产党认清：中国乡村之中地主豪绅富农的成份不在少数，他们依据自己的暴力机关（民团、团防、商团、军阀的军队，以及他们所勾结收买的土匪），他们依据帝国主义的助力，对于土地制度之革命的变革，竭全力以抗御。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农民最剧烈的阶级斗争能够消灭劳动民众敌人的经济政治上的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用最“民众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实行革命的变革土地制度，组织乡村中的农民代表会议政权，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府。在这一斗争之中，苦力和雇农将要有很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坚决的反对并驳斥一切蔑视雇农苦力之反革命的理论（如谓农民运动不应是，流氓地痞”的运动等等），而且要努力去组织苦力雇农于阶级的组织之中，引进他们的代表参加革命政权之指导机关。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尽力吸引乡村中的中农分子，使他们站到贫民方面来，这些中农也是要推翻旧制度的。中国共产党认清这一斗争是非常之艰巨的，但是，同时要指出：广东、湖北、湖南的农民已经在本党指导之下实行许多次英勇的武装暴动，这种情形证明在好些省份之中，己经形成了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战斗的组织之中，竭全力以赞助农民的一切斗争，宣传以城乡劳动民众武装暴动而建立苏维埃政府之主张，并且在群众运动相当的阶段上进而组织苏维埃。中国共产党认明：农民之中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地消灭，国民党欺骗民众的甚么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减低利息到年利百分之二十等的主张，无论甚么地方也不能实行，即使实行也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政策。各省红枪会等类农民组织的发现，以及这种组织的奋起斗争，也就证明农民了解武装斗争之必要。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去肃清这些组织之中的反动分子，肃清农民意识里的反动遗毒，努力去改变这种组织，使成为真正阶级的组织，能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共产党员应当到这种组织之中去进行适当的工作。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实行同盟抗租罢税不还债，拒用无价纸币和军用票等类的纸券，并且要竭全力去赞助这种斗争。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群众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并且赞助农民自发的这种斗争，反对军阀的征发拉夫派粮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这种斗争之中，宣传农民武装暴动以反抗农民之阶级仇敌的必要。（一）中国的农业经济与土地关系，不但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欧美不同，并且和欧洲中世纪时代（资本主义前期）的土地关系也不同。这种差异的最重要的前提，实在就是中国生产之自然界的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之特殊条件。中国农业生产的方法上，有许多特点，使农村经济呈特殊的状态，这些特点就是：自觉的整顿水利之重要（必须人工灌溉），多量的调剂水旱器械与建筑之必需，中国本部之主要区域没有畜牧事业，农村经济中用以耕种的牲畜比较的少，多量的肥料之需要，绝对没有停耕若干时间以与地休闲之办法，必须耗费多量的徒手劳动。如此的农业生产方法，再加上商业重利资本的早期发展，防御游牧民族侵犯及水灾必须巨大的工程（如长城、运河、黄河河工、堤工等），应付天灾又须有种种救济组织，对于游牧民族要能征服他们，强迫他们变成农业民族：这些情形综合起来，便造成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列宁所称为“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中国如此之多的小农经济，实际上不相关连，可是中国很早便有貌似统一的国家政权，这种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之一，便是人工灌溉。中国官僚制度的作用向来非常之大，这个原因便在于此。中国的官僚不但是地主和商业重利资本利益之政治上的代表，他们并且就是直接实行重利盘剥和大商业的本人。诸侯制度的采邑以及阀阅专有土地的制度（如贵族阀专有土地之制度）之在中国已经很早就根本崩坏了（秦始皇之后，约当基督纪元〔1〕前三世纪）。此后经过很长期的无政府状态，经过非常残酷的阶级战斗，然后最终的形成所谓亚洲式的生产方法。中国的国家用从细小的许多诸侯采邑变成亚洲式的专制政权，有极发达的官僚制度。农业与农民的家庭工业（纺织等）相联结，又使亚洲式的生产方法有很大的内部稳定的状态。商业重利资本，对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地方市场，互相关联很薄弱的地方市场，有极大的威权。诸侯采邑阀阅式的土地制度崩坏之后，中国的土地关系经过许多种的变更，都是由于种种历史形势而来的，或者征服其他民族，或者受外来的影响，或者经过很大的民众运动，各地市场关系之扩大或缩小等等。可是农业劳动的方法，根本是没有变更的。中国农村生活的特点是：人工灌溉有能决定一切的重要意义，官僚的作用非常之大，官僚和土地私有制及商业重利资本有密切的关联，欧洲中世纪所未有的地主与商业重利资本大规模的剥削农民，土地使用时分割得非常之琐碎细小（同时，并不妨害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资本主义前期式的地方市场对于农民经济有相当巨大的威权。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发展全国的生产力，农业技术的进于更高的阶段，在现时都阻碍于这旧社会制度的遗毒。（二）中国各省的土地关系并非一致相同的。本党各地党部应当细心研究各该省的土地关系，必须估计到各地的特殊情形，要收集各地的经验，适应各该区域特别的情形，而实行党纲及政治命令。南方各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绝无疑义的是佃农及半佃农（粤、桂、鄂、湘、闽、浙等）。北方有几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农（晋、直）。殖民地域的土地关系又有特殊的情形（吉林、黑龙江等）。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宣言承认内蒙古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一直到分立国家，并且要极力赞助内蒙国民革命党力争自决的斗争。对于回族地域，本党也应估计当地特殊的土地关系。中国有几省还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党应当努力奋斗，消灭对于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而赞助他们进于更高的文化程度。（三）农民分做三种：一、佃农，二、自耕农，三、半佃农。三种农民之中，都有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的区别。分辨农民中的这些种类，在农业生产方法的条件上，必须不仅以生产范围（耕地亩数之多寡）为标准。水田旱田，田地之肥瘠，每年收获次数等，都要估计到。各种农民之中，在中国本部最大多数是贫农和小农，贫农和小农都是每年收入不够维持最小限度的一家生活的（这些农民在各省之中有的占百分之五十，有的占到百分之八十，以省份而不同的）。富裕的农民只是农村中的一小部分，可是重利盘剥，剥削雇佣劳动，出租耕牛及农具，强租贫民田地，或者将自耕所余田亩出租，兼营农业，商业或农村副业，与乡绅及官署有交往联络；这些事情，富裕些的农民都可以做的；因此，富农虽然少，而他们在农村之中却比较的有些势力，当然他们的势力比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势力要小得多。中国阀阅制度（贵族）很早就消灭，族长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地主家族里的分家，使田地分割，现时更有地价高涨的情形，农村中的资本流入城市商业，变成重利盘剥的资本；这些情形使地主阶级之中的中心人物并非大地主，却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的贪狠，他们对于佃农剥削的残酷，并不让于大地主，甚至于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宗法社会的旧俗，不能使佃农的地位比较好些，反而更加坏些。险地主，商贾，一部分富农，重利盘剥者之外，中国农村中的剥削者，还有土豪乡绅也有同等的重要。乡绅虽然常是有田地的，兼营商业和重利盘剥的，或者做官的，但是一般而论，他们是多余的智识分子，专靠农民的余剩生产品而生存，他们用租税课捐的方法，有时简直用强迫贡献的方法，榨取农民的余剩生产品。他们是官署与农民生产者的中介人。土豪和民团一样，亦是压迫农村劳动平民的寄生虫的暴力机关，这些寄生虫是尺动势力在乡村中景靠得住的根基。荒地沙田等官产，都被治者阶级所霸占。祠田族田庙田等的收入，都是乡绅所榨取地主商贾乡绅所办的公司，或者各个军阀乡绅重利盘剥者，都能以极贱的价钱收买屯垦的官地。治者阶级霸占官地，以及侵吞祠族庙宇田产的收入，更加增加他们的权力。（四）中国的租佃制度有特殊的情形：分租大半是用谷物，并且大半的习俗是佃农有永佃权的。租佃制度，一般而论，都没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主的对手方，极大多数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因投资于农业有承租地亩的；地主的对手方，都是穷饿的农民，租田耕种以求生的。只有沿海几省（粤、苏、浙）接近大都市的地方，有极少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地主对于佃农无限制的剥削，一般而论，都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地主不但将“绝对地租”与“收益地租”以及水田灌溉设备中所放资本的利息都拿了去，并且连佃农所耗费于田地的成本上的利息也拿了去（此处所有名词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名称），不但如此，甚至于将佃农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也拿了去；如此情形，自然使佃农的收入，往往低于他们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数目。但是，除出这种习惯上旧式的剥削方式以外，新式的租佃关系也在发展起来。地主竭力在设法使永佃权变成定期的租佃制度，而且力求其为短期的租佃。旧式以谷物交租的方法，以及每年看收成交租的习惯，都渐渐的变成新的方法。铁租（每年不论丰歉，佃农须交一定的租额〉的办法已经很广泛。押租（佃农预先交纳一定的押金方得租种田地）的办法，也在实行起来。这些新方法之外，旧时的剥削方法仍旧保存着。佃农一定要替地主做工，所得报酬非常之少，佃农一定要替地主送礼，有种种奇怪的各目，还需请地主或收租人吃喝等等。佃农欠债之后，便要替地主当奴隶（广东、山东），卖男卖女还欠租，不能还租的佃农须要坐监牢（广东、浙江等省），土豪民团可以任意毒刑拷打佃农，或者是因为不能交租，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如此之类的剥削方法非常之多。尤其在中国中部各省（江、浙、皖、赣等），租佃关系之中有所谓“共有田地”：地主有田底，佃农有田面。这种情形大半由重利盘剥而来的，或者是由于佃农代垦地主荒地而来的。中国永佃权的存在以及“共有田地”的制度，很明显的证明中国农村之中并非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占优势。直到最近，地主方才开始用全力夺取那种“共有田地”的所有权，要想使旧式的，共有田地”，变成完全地主所有的田地。地主竭力要想取消有碍于剥削的旧式的永佃权及收租时的旧习惯（荒年照例减租，每年只收一次收获的租，贫民可以自由检拾稻场上遗落的稻梗等等）；地主要想变更旧式的亚洲式的土地所有制度，使成为比较现代式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然而农民的倾向，却是要使地主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五）贫农小农甚至中农所有的土地，仅仅是形式上的所有权罢了，形式上享有这些田地的生产资料罢了；其实治者阶级用课税贸易诳骗种种方法，不但将“佃租”收去，并且收地价的利益之极大部分，甚至于将农民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极大部分都收取了去。自耕农占多数的省份，现在也在自耕农迅速的变成佃农的过程之中（山西、河南）。赋税的压迫，经常不断的军用征收，根本破毁农民的经济。军阀的战争，匪乱的蔓延，商业交通的停滞，往往造成地价暂时低落的局面。地主军阀官僚商贾豪绅得以大批的收买田地，使自耕农变成任农。时常不断的灾荒（直隶、山西、山东），预征钱粮，每年勒捐数次，更使重利盘剥的现象加增。重利盘剥者强逼农民将田地零星的抵押，农村中的治者阶级用种种方法掠夺农民的所有权。自耕的农民变成佃农。（六）水利的使用上，也有极剧烈的阶级斗争。地主竭力抢夺灌溉水利的支配权。商人的公司或豪绅地主的公司往往掠取河流溪沼，而使农民付钱买水。农民方面，自己也知道各个小农经济没有能力改良水利，开辟水源，甚至于不能保存原有的天然水利（水利是农民生产的盈重要的前提），于是他们总是想望国家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可以深切的明了：只有劳动者的政府能够实行改良人工灌溉的方法，应用新发明的技术。农村之中金钱货币的势力日益增加，于是重利盘剥者的威权也就扩大。农民之中最贫苦的分子（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各省而不同），甚至于连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资财也没有。天灾战祸，因而不断的破产失业，还要履行种种旧习惯中糜费的礼节（婚丧赶节等等），都使农民不得不向重利盘剥者借钱。借钱的利息，从月利二分到十分。重利盘剥之中还有一种借贷〔贷〕谷物的办法，这种办法的残酷更是无以复加，简直是公开的掠夺农民。收获前借一石谷，收获后便须还一石半，甚至二石谷。收获前几个月借的债，收获后即须照全年付利还本。荒年天灾的时候，重利盘剥甚至于可以剥削到几个几十个的村庄，剥削到全体的农民。军阀的统治根本破坏农民的经济：他们的重税杂捐，军事征用，派车封船，派粮，拉夫，拉马匹等等，完全是破坏农民经济的。地主还要转嫁一部分赋税杂捐到佃农身上，以及一般农民身上，这种税捐一争之中收到两三次，甚至于六次。厘金杂捐式的关卡无限的增加，商人所受的榨取，也转嫁到农民身上：输出时，商人因为估计所负捐税，而更加抑低收买原料的价钱，如此转嫁税捐到生产者身上；输入时，又如此的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军阀制度之下，以前征收赋税的旧习惯与相当的限度，完全消灭了；中国贫苦农民所负租税，远过于普鲁士或美国的农民。巨商地主与官署勾结，并且有些权势，反而可以比贫民少担负些。地方税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日益增多。再则，农村的破产使匪乱日甚，匪乱的蔓延又使农村破产更甚。帝国主义对于农民经济市场的权威，也更加厉害更加深入。外国工厂生产品的输入，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式的手工工场及家庭工业的发展，都使帝国主义侵入的地方农民旧式的家庭工业（纺织、豆油等）受着非常之大的打击。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相联合的中国旧经济基础，根本破坏，其崩坏的速度，比工业的发展快得多，农村中多余的劳动者因此没有地方可以吸收，所以极大多数的失业群众的到城里当苦力，变成土匪，流入军阀的军队，南方各省的人便到安南、暹罗、南洋群岛，北方各省的人便到满洲、蒙古去。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农业中各种种植的分配，大有变动。例如茶的出产，因为印度、爪哇资本主义式的茶叶大农场竞争的力量很大，日本茶叶生产的组织也比较的好，中国自身则厘金杂捐日多，所以中国茶叶生产大受破败的影响。种蔗的生产也是如此，爪哇、台湾等处蔗业大农场之竞争，外国糖的输入，都使中国蔗业生产衰落。欧洲化学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中国土靛的生产。帝国主义的侵凌，以及中国本国纱厂丝厂的发达，使国内植棉种桑的地亩大增，然而欧战之后，中国棉业受着美棉印棉的竞争，小农的棉场自然抵敌不过——中国小农还受着重利盘剥者的压迫呢。中国重利盘剥的资本家本来正在努力侵入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业之中来。制油植物的种植也大大的发展；但是与植物油（豆油、菜油、桐油、花生油等）及豆类菜类同时输出的本来还有一种肥田用的重要物品——豆饼。满洲方面输出于日本的，就有大批豆饼。同时，种植鸦片及烟叶的地方也多起来。英国帝国主义用枪炮强迫输入鸦片于中国，完全是为着赚钱。现在军阀便强逼农民种鸦片，以便他们抽收鸦片税。福田多变成鸦片烟叶等的田。水利不整顿，灌溉的设备破坏，于是农民往往不能不将稻田改种番薯（马铃薯）。贫民的食料一天一天变得更坏了。商业却日益扩大起来，但是尽在旧式的商业方法的范围之内。贫农和小农不得不在收获之后立刻出卖谷物，简直不暇顾及市价如何，他们只能照村中最低的价格出售，因为急于要付田租，赋税，债息。等到第二次收获以前，他们早已完全用尽了，只得出很高的价钱去买米、借米吃。商业重利资本将与工业有关系的农产品（丝、棉、茶、豆、烟、靛等）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向农民生产者收买这些农产品。农民中段贫苦的分子受着市场的一切痛苦，而不能得着市场的丝毫好处，至多也只能得着很少很少的好处。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产品之极大部分的利益，是国外贸易的输出商（外商洋行）所得的，是中国商业重利资本所得的。乡村中的货物流入城市不能得相等的代价，中国的货物流出国外，又不能得相等的代价。这一过程，因为帝国主义霸占铁路内河及沿海的航路，造成扩大商业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于是更加厉害。外国财政资本引起中国的采取工业（煤、铁等矿），后来又发生几种制消费用品的工业（如纱织、烟厂、榨油、食物制造、酿酒等）。农村中剥削所榨取出来的资本，投入运输业商业，亦有些投入工业。但是，同时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关税，国内市场容量的有限，军阀统治，货币制度的不统一，财政机关的混乱，商业重利资本的优势等等，都阻碍工业的发展；频数的经济恐慌使资本溢出生产范围而停滞，甚至于商业之中也不周转，于是这些资本及城市中一般积蓄的钱财转而购买田地及经营重利盘剥，于是小地主的数量增多而农民之佃农化的过程更加急。帝国主义利用银价的低落掠夺全中国。中国的银行家巨商及重利盘剥者受着了这种损失，便转嫁给农民生产者。同时，在欧战之前便开始一种过程：农村中及城市贫民中最流通的货币（铜元）之价格，日益低落，欧战之后这一过程继续的厉害起来。铜元的购买力，因为军阀政府的滥铸，而日益低落。再则，军阀政府发出许多纸币，军用票国库券等等，这种东西过不了几天便不值钱了，使农民及城市贫民受巨大的损失。银行公司及单个的商贾，也各自发出纸币剥削农民。中国经济日益成为货币经济，然而乡村城市中流行的货币，仍旧带着资本主义前期的货币之种种特质。中国农村中绝无因〔田〕地的农民有极重要的意义：苦力、雇工、船夫、渔夫等。做搬运夫的苦力有好几百万，土木作及其他农业工作的苦力也不少。这一阶级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始祖，昂格思所称谓“前无产阶级”〔2〕的。他们受着最残酷的剥削。他们往往几星期几个月找不着工作做，所以他们的境遇更加苦。农民的失地和农民家庭工业的崩败，尤其主要的是田地的零星分割（贫农小农所耕田地非常之琐小），都使苦力农场工人的数量增加。中国条件之中，播种灌溉插秧等工作时，甚至于小农都不能不添请别人帮助。富农等便可以雇用长工。有些地方，地主给农具种籽牲畜，叫雇农替他耕种，收获之后雇农只得极小的一部分，或者很少的工资。这种农民，中国亦称谓佃农，其实已经是雇农。他们的地位很象半奴隶的农奴，却不象现代的农业无产阶级。按日计算的雇农，或者按期雇定的雇农，一到田忙过了之后，便无从找着工作。对于农村的剥削，最近还有些新的方式发生。旧式的家庭工业，如绳丝等，现在固然已经崩败澌灭；同时，却发生新式的家庭工业，为领取资本家的原料而在家织布、制花边、绣花、制草线、制帽，制肩、制散制中国旧货的估衣等……这些新式家底工业，大概有商店定制包销，对于农民，尤其是农妇的剥削非常之厉害，他们所得工资简直不能养活。中国卷入国际贸易的漩涡之中，帝国主义攫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中国劳动民众受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地主官僚商业重利资本联合的统治，交通与工业之中资本主义的原素增加，旧国家的崩坏，军阀制度的发展，凡此一切对于旧式生产方法给了非常之巨大的打击，根本上使他崩毁。然而同时要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却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一方面帝国主义阻碍中国的发展，别方面地主及商业重利资本依靠着帝国主义及旧官僚机关与军阀军队的权力也阻碍中国的发展。帝国主义利用剥削中国劳动民众的旧方法去剥削全中国，中国的治者阶级又在竭力巩固剥削民众的旧方法，还要运用剥削民众的新方法，以稳固自己的威权和地位。所有这些情形结合起来，便形成中国农业的一般的衰落，收获减少，旧时的水利设备破坏，天灾频数，水旱饥荒相继，农村破产，土匪蜂起已成一般的现象，重利盘剥的加重与扩大。阶级斗争便在如此的背景上急遽起来。旧社会制度崩溃下来，满灭下来，而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便只有两条路，资本主义的与非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造成巨大的生产机关，应用极新的技术，列强竭全力以互争世界市场，互争销售货物与搜取原料的场所，财政资本运用极新式极巨大的军事技术机关及海陆军以争夺市场，以服征〔征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如此的时期之中帝国主义剥削与新旧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只能够非常痛苦迟滞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且必须外国资本输入中国的速度大大的加增。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中国，就是几千百万农民苦力之死亡，几百万女工童工在工厂之中磨折惨死，流血的掠夺的战争（如此的混战局面之下，军事上简直不用甚么技术器械相斗，而只是用几千几万人的性命为牺牲，以相搏战），极巨大的天灾水旱，极残酷的剥削工人，陆续相继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更加侵略，更加要攫取矿山铁路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或者简直是默契的瓜分，很快的几辈工人相继死灭，一般劳动农民的死亡，全国人口的大减少。从崩溃的旧中国社会非常迟滞痛苦的转入新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道路，便有这些不可免的结果。第二条路——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便是劳动民众反抗中国治者阶级与帝国主义之联盟统治的极艰苦的斗争，以群众的武装斗争统一中国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除尽一切种种的剥削者，将劳动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地主豪绅重观盘剥者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与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经过第一期艰苦的斗争之后，运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之辅助，而进于新式技术的生产方法，工业农业大大发展，造成新的习俗，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程度，行向劳动平民解放后之光明的将来，自由的劳动，一直到进于自由世界，没有一切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联合农民及城市贫民，组织并准备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以推翻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及其代表之军阀官僚的政权，而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实现第二条道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认为要澈底变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肃清一切崩溃浸乱的旧社会关系，所以主张为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起见，必须实行下列的办法：一、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二、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租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三、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乡村中的革命政权机关，他要按照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土地，使旧时佃农中的富裕者不能变成富农，并使革命军队的战士及无地的农民能够分到土地耕种。同时，共产党要努力实行革命的土地改良。四、寺院教会的土地，皇族旗地官地公产等类的土地，一概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此等土地的租田制度，亦一律取消。五、祠产旗产的土地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共产党要赞助农民去根本消灭这一种陈腐恶化的土地制度。六、官荒沙田湖田等的土地，亦一律归农民代表议会〔会议〕支配；并且要努力设法，使实行垦殖政策时得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以及工农军的兵士。七、一切豪绅反革命派的财产完全没收。八、农民代表会议要措筹基金，保证无产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废等）的生活。九、一切森林矿产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苏维埃国家之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当设法保护森林种植森林，并开采矿产。十、整顿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农民代表会议执行，井泉溪沼等完全归农民使用，农民经过农民代表会议而行使这种权利。共产党并认改良水利扩大灌溉源流，采用新式技术机器电力等，为自己的重要职任之一。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改良灌溉的合作社运动。十一、共产党要努力设法实行防止水旱的工程，建堤导河填筑淤地筑造牧场等等；并实行预防饥荒的设备。十二、一切苛约重债一概取消。共产党要组织低息的农业借贷，设立农业银行及农民之借贷合作社。十三、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合作社运动：销售农产品及农民之家庭手艺产品，贩买农民日常的必需品及家庭手艺的原料等。共产党要发展工业而使农民得着廉价的现代新式的农具，禁止贩售肥料的私人垄断，——贩买肥料归农民的合作社办理。共产党还要实行乡村中筑路修道的建设事业。十四、军阀政府的一切赋税，完全废除，厘金废除，包捐包税的制度废险。革命政权重定单一的统一税制，税收的一部分应当用作乡村的公费。一年只在收获后收一次税。确定统一的货币及度量衡的制度。十五、颁布保护雇农苦力的法律。政府当以发展工业而开办公共事业的种种工程，修筑道路，奖励农村手艺，以保障苦力失业者的工作。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六期刊印注释〔1〕基督纪元，即公元。〔2〕昂格思，即恩格斯。前无产阶级，今译无产阶级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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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一）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二）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中央常委应只通知各省被选的代表。（三）第六次大会的代表选举法如下：一、各省党部得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应由各省党部代表大会选出，如因秘密组织的环境关系，不能开代表大会，则由各省委全体会议派出代表，然而应当尽可能由扩大的省委全体会议选派。二、各省党部派选代表以五百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五百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何必行中央的同意。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如果没有被某一省党部选为代表，因而无表决权，则可以无表决权的参加大会。四、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得派五人出席大会。五、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四）第六次大会的议事程序现在大致相定如下：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及策略。二、中央的政治与党务报告。三、中国革命过去的分析及将来之前途与党的任务及策略。四、土地问题党纲。五、革命的工会之任务。六、党的组织任务。七、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八、选举中央委员及出席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代表团。（五）各省党部代表会议的日期及议事程序，由各省省委决定之，函知中央。但是各省党部会议，至迟当在第六次全党大会两星期以前。各省党部会议时，应当将大会议事程序中的议案，择要先行讨论，中央当在全党大会以前一个月将大会议决案的重要草案送到各省。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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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纪律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政治纪律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十日）]（一）本党第五次大会对于党内政治纪律的整顿，非常主观，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每一个共产党所必具的最低条件。（二）自从今年七月事变公开宣言退出国民政府之后，决定抛弃以前迁就资产阶级领袖的妥协政策，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武装暴动，“八七”会议更加详细的指出：一、以前本党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今后应当毫不犹豫的信赖群众的力量，澈底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并且决定于秋收时间于湘鄂赣粤四省领导农民举行暴动，去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三）这一政策的执行，不应有丝毫犹豫的余地，但是在各省暴动过程中本党的指导机关与负责同志做出许多违背策略的严重错误：一、八一事变中前委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决定南昌暴动是四省暴动的一部份，应以农民主力发展土地革命的斗争，绝不是希望单纯军事上的行动与胜利，但是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而做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属于政治上的错误，就是没有明显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政权的政纲，不坚决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而徘徊于没收二百亩五十亩土地主张之间，实际上只是实行了“耕者无其田”的政策。属于策略上的就是军行所到之地，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没有采取屠杀并摧毁其一切政治社会组织完全没收其武装的策略，及沿用军阀“不扰民”的观念，枪毙了乘机抢掠的贫民，再则没有实行没收豪绅财产以解决财政问题，却想用旧式军阀经过豪绅筹款的办法以剥削贫民和劳动民众。属于军事上的就是拘泥于原在武汉预定的军事保守政策，不走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赣西直入广东的路，而只顾避免敌人攻击，采取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来的赣东荒凉道路；在瑞金会昌战胜敌军之后，复不直往南下进攻梅县，惟恐伤兵辎重运输之困难而折回走上杭汀州绕道取潮汕，使敌人从容布置以致完全失败！再则从暴动开始一直到潮汕失败始终幻想与张发奎妥洽，甚至写信与张发奎联络，委任小军阀的杂色军队，在南昌暴动的后路而对于不稳的蔡廷楷部队不敢采取非常手段，以致中途叛变，使我们军队受很大的影响与打击，这种指导上的错误徒使我们军人同志在南昌瑞金会昌汤坑三河坝诸役很勇敢而决无退却的牺牲了三百多，兵士群众亦极其勇敢的蒙了很大的损失，而结果仍不免于失败。此种错误的根本原因乃在前委因袭着军事投机的遗毒，不信赖群众力量，没有发动农民创造真正工农民众政权的决心，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违背中央政策的行动。二、南方局广东省委对于农民暴动指导也做成了严重的错误。当南昌暴动军队向广东发动的时候，广东党部应即鼓动农民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起来暴动，实行夺取政权，不容有丝毫的犹豫与等待。但是广东省委的指导仍然是动摇不坚定，表示不信赖群众能作暴动的主力，重要错误就是；(一)政纲口号上拘泥规定五十亩以下不没收，另提减租百分之三十的口号，(二)战术上农军只取侧面攻击——仅仅作帮助贺叶牵制敌人之计，而没有号召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因而没有猛烈搏击的战术，(三)根本上没有发动农民群众，完全靠已组织好的农军势力行动——或为纯粹军事行动，而不是农民群众的暴动，南方局反而只注意介绍小军阀的杂色部队与前委，只注重于军事上的牵制；(四)地域上海南高雷虽起，而无关大局，西江方面简直只接洽有枪的零星部队农军或土匪，没有到群众中去号召，因此这地始终没有暴动，黄绍雄部队遂得安然渡过，东江农运除普宁五华海陆丰外都极其涣散无组织，党更失其指导作用，以致叶贺军队到达潮属后，农民暴动转反停顿而不能扩大；(五)既没有把广东农民运动做主力，又根本没有发动群众，所以使群众之中发生等待叶贺的心理，自然一般农民自己没有深切知道自己起来夺取政权——这是政治宣传之大错误。三、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中央屡次指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并且向省委书记彭公达同志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要省委改正此错误，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群众上面，遵照中央两湖秋暴计划切实准备，当时经过反复辩论，结果彭公达同志虽勉强接受，但省委的指导仍然没有改变旧的军事投机的错误：（一）公达违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动看做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致暴动开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参加斗争外，各地农民群众实在没有一点行动；（二）在暴动区域以内完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具体政纲，以致农民只以为是共产党的捣乱，甚至省委怀疑农民应需要土地，反对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三）在工农军所经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以致农民视若客军过境，因这些指导上的错误与怀疑的结果，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四、鄂北暴动中央在“八七”会议后便指定特别委员会前往发动指导，孰意特委至鄂北对于农民群众反抗赋税钱粮，反抗军阀情绪不加重视作发动之指导，反转轻视民众力量，坐待张兆丰军队之到来。及张军被解决，又拟令张往联络农民反对樊钟秀以图军事投机之尝试，这都是根本上与中央的策略和付托的使命相反。鄂现暴动已经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行动，湖北省委与鄂南行动委员会，决定会攻蒲圻城的战略，但行委恐农民武装缺少，战斗力量薄弱，而临时决定停止攻城，以至溃散，这也是充分表现不信赖群众力量临阵退却的错误。（四）除上列暴动区域党部指导机关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外，王若飞同志未经过省委指导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以内工作同志组织革命同志会，欢迎来沪投降蒋介石的汪精卫，亦属组织上与政治上的极大错误，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同志在汉口时因为伯环境险恶，不执行中央分配之工作，私自逃出汉口，显然违反党纪。（五）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上列执行错误政策之党部执行机关及负责同志，决定下列的处罚。一、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今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智识份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同时忽视党的决议，不得中央许可私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与汪精卫代表陈春圃谈话，更大骂本党中央及农运；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展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便在负责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反党空气，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在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其后在革命委员会中更争先做而后通知或径不通知前委的举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二、张国涛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涛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涛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三、这次前委指导做出极大的错误，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四、徐光英同志在汕任公安局长时，取缔工人〔2〕擅自逮捕并杀乘机抢劫贫民三人，应处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五、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土地问题策略的口号，不发动群众而只有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六、湖南省委委员彭公大、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消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七、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应予以全体警告，陆沉为特委书记，其主张更多军事投机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工作，应开除中央委员资格。〔八、鄂南行动委员会傅××〔3〕同志，应留党察看半年。〕九、王若飞同志因指导党团工作的错误应予警告。十、杨匏安同志应开除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十一月十四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注释〔1〕本文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讨论通过后，又经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是中央常委会议通过的时间。原件第五项纪律处罚条款中所缺第八条，按《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第十三期（油印本）补全，并以〔〕标明。〔2〕原文如此，疑有误。〔3〕傅××，符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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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十日）]（一）组织任务之重要最近的革命斗争之中，组织问题更加占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于他的组织，全在于他有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共产党应当有布尔塞维克的组织。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成为群众的力量，决不能尽他在工农革命里的领袖及领导者的历史使命。最近劳动民众革命运动所受的历次失败，就是我们本党所受的历次失败，很明显的暴露出革命营垒里组织上的弱点和缺点，这许多弱点和缺点，不仅是表现本党在组织上乃〔不〕能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奋斗，而且党员的本身在有些地方（如湖北），当反动势力比较严重的时候，便公开的脱党以至为敌人当侦探；有些地方整个的党的组织甚至根本瓦解。同时本党自从放弃机会主义之后，虽然在极反动的改局之下屡次遭着失败，但是工农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大增，尤其工人同志的积极，大增长起来，提拔工人同志负指导职任的工作，虽然还很不充分，可是已经使党日益健全起来，可见本党组织的健全与发展，只有在反机会主义的政策及组织原则之下更加努力，更加切实执行新的方针，战胜这些缺点和弱点，便是中国共产党现时第一等主要的任务。（二）党的组织之大弱点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一、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形成一个政党，还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自觉的成为一个阶级的时候，还在工农阶级运动初具雏形的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资产阶级曾占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智识界，这种情形影响到中国被压迫民众之阶级自觉，及阶级斗争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去时期之中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主要的，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渗入了我们的党。这种成份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干部。工人贫农群众的加入共产党固然随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日益众多，但这已经是比较〈迟〉的一时期里的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当时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澈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澈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种组织成份，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2〕的策源地——这种机会主义一直影响到叶贺军队中党的领导机关的行动。最近许多正确的澈底革命的党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八七紧急会议及其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谬解而成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这是因为实行这些决议的分子，仍旧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八七紧急会议就已经指出：党的下层群众是行动的革命的，党的指导干部却是机会主义的，这种情形便是党内有两种不同的社会成份，因而有两种不同的阶级政策之反映。只有小部分党的干部，团结在党的中央之下的，能够坚决的抛弃小资产阶级式的观点，抛弃机会主义的方法及犹豫动摇的政策，以及其他种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特性，——必须全党都经过如此的改造，才能锻炼出澈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一—布尔塞维克的党。过去各省委在组织上更加犯了不集体化的毛病，各部处理各部的事务不是太专门化了，但是于预到党的整个行动，如工农部不经过党的组织系统而直按〔接〕派人往各工会各县担任党的工作，军事部因有其离开组织部一贯的组织系统，致使各地党部时有工党，农党，军党之称，今后这种组织上的错误，中央必须负责纠正！务使这种各省党的各部的分裂的活动完全打消，并建立党的民主集权制，使一切工作都集体化于省委委员会及其常委中。（三）党的改造之重任因此而得的结论，自然便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每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一切非工农的分子完全不给工作，或者完全开除出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不如此主张，这是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份占最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份，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员的成份，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须全部换成工人。这一改造工作，当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成工〔功〕，但是必须愈快愈好。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去切实这一改造工作。同时从最低支部起，提出工农分子，使担负实际指导的工作。各省在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以前，要开各省党部代表大会，或者省委扩大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澈底新造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尤其重要的是：各地群众党部的工作，譬如组织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军事部，要由最靠得住最坚决的工人同志担负，在乡村中呢——由贫农同志担负。工会中的指导干部，也要立刻换工人分子。总之，最主要的要使党成为斗争的组织，要使一切斗争都变成为党的集体指导，以消灭个人的英雄式的领袖和指导之弊病。至于一般党员的思想与行动，党的组织的责任便是要监督与训练他们，团结与熔化在八七紧急会议以来中央的政策指导之下，洗刷一切旧有的机会主义的遗毒。（四）党的基本组织与民主主义化党的组织上的第二个弱点，便是许多大工厂大商店尤其是乡村和军队之中，至今几没有党的支部。乡村之中，严格的说起来简直没有党的组织，各地乡村中，至多只有特派员或者隘少的知识分子的党部委员会，他们之下并无支部，甚至并无党员。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已经可以看出：没有先进的贫民分子所团结而成的党的组织，本党便很难指导农民斗争，或者简直没有指导的可能，至于农民暴动便成了完全自然爆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最近各地农民暴动军比较的抗御力很弱，农民暴动的持久性比较的少，大半就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能在农民之中实行“群众之组织者”的作用。而农民广泛的群众组织，完全要靠党在乡村之中有扩〔广〕大的支部组织，网罗全境，结合乡村贫民及苦力中最坚决最革命的分子。再则在军队之中没有支部（兵士党员），也就是军阀能够很容易的调动军队镇压屠杀工农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党对于拆散军阀军队的工作，如果没有在军队中的支部去团结革命的兵士和下级官长，那么，简直是不可能的。当然，主要的还有在大工厂大商店之中建立并巩固党的支部的工作。学校中的支部当然也要注意。总之，支部工作在党的组织现状之下，占极重要的位置，过去因为支部工作不好，以至本党不能在群众中起广大的作用，而党员之散漫，党的政策不能深入群众，甚至不能深入党内群众，都由此而生。今后须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至于支部的经常组织工作如按期开会等要严格的执行，这些都是树立党的基本组织的工作。再则全党〈党〉员应严格的执行交纳党费的义务，党费以有收入者为标准，各级党部都要按月计算党员的实数，要做到依党费核算党员的数目。现在很严重的秘密时期固然不能实现完完全全的党内民主主义（党部机关自下至上全属选举，重要问题由全党党员讨论等等），但是就是在这种严重条件之下，引进党的下层群众，使他们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与政策的决定，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比以前更加百倍的努力去实行。并且要使尽可能的支部书记由党员群众选举的办法，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支部，此等区域更须进一步尽可能的实行区委由各支部选举的办法。（五）工会的组织问题组织广大的无党工人群众于革命的阶级的工会之中的工作，也有非常之大的缺点。革命的工会现在只有很不健全的很薄弱的革命的机关，而没有工会会员。只在很少的几个工厂之中，有些工会现在的下层组织，如半公开或秘密的工厂委员会，至于一般而论，差不多完全没有工会会员的群众。其实组织工人，尤其是无党工人，却是工会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党员，应当认清自己的主要任务便是吸引各个工人到工会里去，组织工人群众，使各厂都有工会的组织，使工会成为群众的组织，必须使极广大的先进的工人，党外的工人，各个的加入工会做会员，必需每月的统计工会会员的实数，按时收工会的会费（宁可定到极少的会费），必须在各工会中实行发给会证，必须在下级工会机关（工厂委员会）除共产党员以外加入无党的工人，绝对要避勉〔免〕党代工会的形式，因而不发展工会会员的流弊，党应当建立工会独立的组织系统，使支部在工人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吸引广大的非党的群众加入工会。（六）农民的组织问题乡村之中党的支部应当是很秘密的，除党的支部以外，必须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于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组织之中，这些农民协会在革命的高潮时，劳动者夺得政权，就要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七）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党与青年团差不多完全不发生关系，这亦是组织上非常之大的缺点，必须在最近期间改正。党与团的支部，区委，县委或市委，省委……必须互相发生密切的关系，互派代表。党部的各级委员会必须定期的听团的工作报告，而给他们以指示。党应当对于团给以经常的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八）党与反动团体从前党曾经派遣党员到我们阶级仇敌的组织之中（如黄色工会，工贼工会，国民党党部等等）去做侦探的工作，，但是经验上所得的结果，大半是很坏的。因此，如今在一般的通例上决定抛弃这种政策，除非有非常之大的必要和意义，才可以偶尔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所派遣的党员必须是确实可靠而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同志。＊（九）党的组织与纪律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的分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秘密组织的规律，不容任何轻忽而破坏，秘密机关的地址，绝对只准在工作上必须知道的党员知道。保存秘密文件的数量应当减到最少限度，绝对不容保存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单。通信上必须用密码的方法。各级党部的常务委员会不得起过五人至七人。五人以上及两点钟以上的集会，非极端的必需不得举行，凡是稍稍破坏党的秘密组织纪律的，立刻应当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简直开除党籍。（十）发展党员的数量问题党员的数量自从国民党反动以后有极大的减少，从五万余党员减至万余党员，这虽然一方面证明过去吸收党员与训练党员的方法错误，但欲使本党新的策略深入群众，党的组织重要责任之一便是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入党，必须多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扩大党的力量，然后本党才能担负新的使命。十一月十四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注释〔1〕本文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讨论通过后，又经中央浪委会议修改审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是中央常委会议通过的时间。〔2〕“布尔塞维克主义”有误。据《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应为“半孟塞维克主义”。本文其他版本也作“孟塞维主义”、“半少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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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十日）]（一）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观的革命形势本年八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已经考察武汉七月反动之后中国的一般政治状况，断定那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稳定，在现时中国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时指明：一般政治军事经济的大危机，因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大大的扩大发展起来，这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实。中央曾经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受着两次巨大的失败：四月间沪粤的反动，七月间武汉的反动，然而中国革命决不会就此长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认为这种悲观的观念是绝对不正确的。中央那时认为必须继续扩大深入革命的斗争，并且要坚决的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以后的政局，完全证明中央这种考察是正确的，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对的，固然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的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固然广东两湖的农民暴动一处也没得确定的大规模的胜利，但是革命虽然又遇着了这几处部分的新失败，然而三个月来一般的斗争经验，更证明了本党的策略完全是对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农民众的斗争又重新猛烈的爆发，一般政治状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了很严重的变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考察现时的斜时机而决定适应这种客观时机的策略。（二）中国社会的总危机与农业经济中国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虽然胜利，然而那些产生伟大的中国革命之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仍旧存着。沪粤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那些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增多起来，更加使这些矛盾的爆发急速起来。这就是因为得着胜利的反动势力，竭力在那里巩固中国的旧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是陈旧腐朽落后野蛮的制度。于是这种情形的背景里，那一般的总危机便尽量的大大开展起来。这就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尤其是农民的广大群众之革命斗争的高潮。农民经济的衰落破败，一天天的更加带着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质。今年（一九二七年）是相当的“丰年”（除直隶山东两省已经完全被战祸天灾所破灭之外，其他各省的天时，照例应当使农业经济相当的改善，但是事实上差不多全国都因过去的灾荒与战祸，同样是成千累万的人饿死杀死，不过是比灾歉的直鲁略好些），可是这所谓“丰年”，不但没有阻止些农民经济的崩败，而且更加增进农民经济崩败的过程。因为“丰年”的结果，人民反而要多出些钱米租费给地主和政府（例如浙江今年借口丰年迫缴历年欠赋），地主和重利盘剥者要追取农民的旧欠，买办和商人要抑低农产品的价钱，军阀更借口增加税捐至两倍三倍（江苏今年增收田漕的亩捐）。所以所谓“丰年”即使不比荒年更加使农民破产，至少也和荒年一样。地主的剥削农民，商人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农民，军阀的掠夺农民，豪绅官僚等等的压迫农民，现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弄得农民不但不能恢复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于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已经被这些有产阶级剥削到不能一日忍受的地步，农业经济的“重复生产”，即使在极隘小的范围内也简直是不可能的了。除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直接剥削外，军阀还要掠夺农民，他们不但征发粮食牲口，并且要拉夫，再则因为战祸连年的关系，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国家秩序混乱分崩，天灾日益倾数（这些天灾亦大半由于中国社会制度而来的），还有财政金融的紊乱，使乡村中多量的出产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着相等的报酬，商业和市场的停滞纷扰，使农业经济上技术方面的准备也日益破毁，乡村中土匪蜂起等等，――凡此种种，都使农业经济崩败衰落。农业经经〔济〕的危机是一天天的增加，而有天崩地陷似的暴落的趋势，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工农革命的澈底胜利和剧烈的土地关系的变革。（三）工商业的危机中国工商业及金融中的危机，尤其有明显的表演。中国革命客观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造成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一革命任务，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中就应当解决的。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走近解决这一任务的一步，而且更加使这一任务的解决远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但增加中国的分裂离析，而且发生许多新的混战，各省之间有战争，每省之内也有战争，现在全中国都是混战。商业交通在各省之间固然是时常断绝，就是在一省之内也往往东阻西隔，各省都是乱紊〔紊乱〕的金融状况，原料机器燃料的运输减少了不少，有些地方简直断绝了。反革命的屡次政变之后，外国资本家的竞争势力又增加了好几倍。再则中国农民的家庭工业，手艺等类的事业，更加破产停滞。国内国外的贸易都是日益衰落（一九二十年上半年输入减少百分之五十）。外国资本利用银价的低落，财政的紊乱及国民党的屈服，更加在中国多量搜括金钱财货。全国的破产穷困，经济的衰落，都在一日千丈的堕落下去。几百对农民，几十万工人店员，都在失业，都从商业及一般生产过程之中排斥出来。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反动，就是如此的“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四）帝国主义侵略之急进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完全降伏于外国资本主义，而增加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实际上夺回了汉口的英租界，而且完完全全统治了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得着了绝大的胜利，满洲内蒙正在变成完全的日本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的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的完全屈服。他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现时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过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只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具。从革命开始到现在，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统治力，从没有现在这样强大的。伟大的中国之被压迫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虽然以前一向是治者阶级向帝国主义做买卖的“投机事业”的对象，但是从没有象现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国民党）治下这样厉害的。（五）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国内政策方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便是只能采取法西斯蒂主义及亚洲式的野蛮专制之凶恶手段。白色恐布〔怖〕，穷凶极恶的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劳动民众；这种反革命政策，在国民党治下，达到了空前的野蛮程度。中国旧式的野蛮毒刑，对于革命党人的非刑拷打，还要加上建立黄色工会的把戏和警察包探所组织的工贼性的“工会”，渗入工人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日益增长，同时他自身之内的分化崩溃的过程却也在急转直下的前进。中国资产阶级，固然绝对没有能力实行反抗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反动的革命使命，而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最初期，便背叛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能力做稳定团结反动势力的动力。对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他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国家，或者就在资产阶级地主联合的基础上统一中国，都简直是他没有丝毫能力去实行的事。这是他历史上的运命。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联盟，其结果是使中国更加分崩离析，使割据互争的局面更加纠纷，自然要造成继续不断循环不息的军阀混乱的屠杀战争，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一切建立巩固的国家政权之尝试，就算在一个小小省县的范围里罢，都是完完全全破产。无间断的屠杀混战及空前的贪婪淫佚腐化，――便是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国家机关之致命伤。国民党曾经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今很快的腐化堕落，完完全全变成无主义无目的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狗窠，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的党，贪赃舞弊杀人凶犯投机奸商的官僚党，这事实很明显的反映着资产阶级反动的全部腐化崩败的景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八月间便预言：国民党要变成一个象祥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党，尚且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很对的。本次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本党认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本党不但要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国民党，而且要努力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压迫民众的罪恶，要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中国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的流产，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他们不能造出一个有一定政纲的党，更不用说要他造出一个具有政治意识的政纲了。（六）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特别的作用，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完全没有稳定的可能。经过革命的三次失败，仿佛反动稳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须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治制度能够由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一些，同时，必须在现时国际国内之中，有渐进的，作算是非常迟缓痛苦的改变社会制度之可能，可是实际上现时在中国没有这些条件。中国没有这样一个阶级，能够负起责任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不过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蒙蔽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领导权到手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刻便不得不将他转交给豪绅地主阶级，就是完成反革命势力的复辟，结果是反革命的领导权仍旧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而不在资产阶级手里。如汪精卫等类的政客，想“改良”土地关系（如应允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等），可是这种政策在几天之内便完全破产，单是这一例子便证明改良政策不过是公开的欺骗。再则全世界客观的形势是革命的，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又在急进的施行，这种情形也就是使中国没有由改良主义得着外国资本家的帮助，而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要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使中国完全永久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二）帝国主义战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战胜苏联。此外中国不能由改良主义的方法去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革命虽然受着屡次很大的失败，而中国劳动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不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用尽，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最近几月的经验，铁一般的证明这件事。中国伟大的革命已经唤起如此广大的工农苦力群众，他们都起来实行独立的政治斗争；民众激愤的革命力量，决非几个月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所能完全扑灭的。所有这一些情形，都使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观察，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期间必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总之，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澈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七）革命的高涨与低落的问题中国革命的无间断的性质，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里农民暴动的高涨，就可以证明。九月间农民暴动普遍广东湖南。虽然这种互相隔绝的群众自发的暴动，遭着屡次失败，然而农民运动的爆发仍旧继续着，有些地方（如湖北）甚至于更加厉害起来。十月间农民暴动又在江苏直隶热河山东开始了。同时几个主要的无产阶级区域，如上游广州武汉，经过一期退落情形之后，工人运动又带起比较猛烈的革命性质。农民运动的潮流，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爆发，不过暂时还比较的弱罢了。南京与武汉军阀争夺地盘的屠杀战争强盗战争开始之后，劳动平民反〔更〕加受着痛苦，广大的工农群众更加愤激，虽然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非常之严重的压迫屠杀搜捕，然而群众的革命斗争，却正在刚经失败损伤的地方，陆续的继起。群众正在自己失败的经验上，学习革命的斗争。固然，过分估量革命的高涨及群众的革命力量组织力量，因而认为可以有大范围内立刻的胜利，这是错误的；然而经过革命三次大败之后，在现今这种反动局面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终于重新爆发；如果对于这种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药不能轻恕的错误。因为革命潮流的低落条件，至少是：（一）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二）改良主义的渐次实行；（三）革命群众之溃散与消沉。单是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才使敌人惊惶失措而拼命的严厉镇压。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布尔塞维克的党，不去积极发动群众，领导革命潮流的发展，而以为自然革命高潮的到来，自会胜利，那也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八）现时的总策略现时形势中之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便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中国共产党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那是会变成拼命的“孤注”的，然而党应当去领袖一切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发动。所以共产主义者应当做一切农民暴动的指导者。如果农民暴动的发动，事实上不能有多分准备起见而推迟，如果这种暴动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围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固然，游击战争开始之后，攻袭城市，尤其是小县城，是农民群众常有的倾向，本党尤当领导这种斗争，使适合于战术上的目的，袭其不备，夺其武装，杀戮豪绅，摧毁其各种权力机关。但是，农民暴动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至于城市之中，则游击战争的策略，比较起来要难实行得多，所以往往在城市之中有不适宜采用这种策略的时候。要到城市之中已经最终决定举行暴动，巷战已经开始，那时，党才可以运用这种游击战争的策略。然而现在在一切工业区域，已经要建立工人的武装队自卫队，训练战术，利用他们在日常的反抗黄色工会的斗争之中；这已经是工业城市之中现时所不可迟缓的任务之一了。城市暴动的必须条件是：（一）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涨及革命情绪――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二）治者阶级统治之动摇崩溃的形势；（三）一般市民（中层阶级）的慌乱犹豫摇动，对于治者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于同情于治者阶级之颠覆；（四）工人阶级之革命力量之组织，技术上的准备。因此，党不但不应当在城市之中只注意到所谓军事工作之准备，而忽略各市以及各县工人手工工人店员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之指导与发动，而且应当更加加紧这种斗争；每一次极小的斗争之中，也要引导工人群众去了解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及与农民暴动联合推翻统治阶级之必要；这样，于〔才〕是切实的在政治上准备城市之中暴动。关于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的联络关系，是党的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但是，这种联络，只有经过党的组织与规定计画。群众的暴动，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要适合当地的环境与时机，既不能互相等待，亦不能在明明没有立即暴动的形势中，而以军事投机的方式做军事上的互相影响。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暴织〔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再则，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下，可以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军事投机主义。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发动，固然是军事投机主义，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不以发动群众为根本政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而只相信军事的力量，只知道军事上的布置准备攻守进退的规画；因此，暴动之中只见军事的行动，并不充分发展群众斗争的根本工作。二是借口准备的不充分或者采取等待政策，而不发动当地的群众，甚至群众已经多数的起来暴动，尚且对于领导这种暴动仍旧是怠工或动摇犹豫；这种倾向的不信任群众力量，不发动群众的政策，甚至阻止群众自发的斗争，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政治生命。党对于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应预先指出他们的危险性而努力扫除之。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众暴动的责任，固然是使他尽可能的有最大限度的组织性，但是，一切群众自发的斗争，即使是党所认为过早的，党也有起而领导之〔之〕责任。最后，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一般贫民苦力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当尽力吸引他们参加工农的斗争；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恐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党不但要努力去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而且要去领导贫苦农民，领导起潜伏待发的暴动，发动游击斗争；应当发动工人的阶级斗争，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领导他们汇合而成总暴动，获得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胜利。（九）〈苏〉维埃的口号与工农政纲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党应当在文字口头的宣传上，对于最广泛的群众解释：“为建立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而实行革命斗希的必要”（“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但是，只有确实无疑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巨大高潮的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方才可以并且应当组织苏维埃，以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这所谓“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是说暴动在一定区域内已经有固守较长时间的可能；只要有这种可能，便应当建立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只要暴动真正是发动群众的，那么，暴动胜利时，这便是事实上不能不执行的任务。至于游击的农民暴动，还只有袭击移动的时候，当然，那组织暴动的当地革命委员会，继续以临时政权的性质为暴动之指导机关。总之各地农民暴动的发动，应当以当地农民的秘密团体（农民协会等）所推出的革命委员会来指导（城市暴动便是工会等推举的革命委员会），应当尽量发动群众，引进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实行自动手（“民众式”）的没收土地，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实行游击式的战斗――解除敌人的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这种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画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如果已能占据城市一县成数县，以至于一省，工农暴动已经联合起来而获得胜利，那便有建立苏维埃之必要。城市中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之建立，尤其要吸引广大的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城市暴动一开始，甚至尚未开始之前，已经要有群众斗争组织的雏形，如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等，要积极领导这种群众斗争的组织，使成为革命的暴动的中心机关，实行革命暴动独裁的机关。暴动胜利一有巩固的可能，这类的群众组织便要变成苏维埃，而为革命的政权机关。暴动的胜利，只有在建立苏维埃的过程中，能使工农群众真正自己获得政权，而更加尽量的来发展革命巩固革命的胜利。――所以苏维埃的组织既不能在胜利绝未巩固之时开始，因为这可以陷于忽略军事战斗而专事选举，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减弱革命的独裁制以至党的领导权之危险；苏维埃的组织也更不能借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因为这便更加要增长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这便将工农暴动完全变为军事行动，只去攻城夺地，只知道军事上的规画。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农］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党应当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依各地的情形群众的信仰而定）。这种农民组织必须是贫苦农民群众（破产贫困之自耕农，佃农，雇农，失业农民）之阶级斗争的组织，且是暴动的组织（决不能视为类似工会的经济的组织）。然而党应当确定方针：暴动胜利之时，要农民协会变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现时就应当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及农民协会的过渡作用。所以苏维埃口号并不与组织农民协会相冲突，可是“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应当取消。苏维埃口号之外，还要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农民暴动未发动的地方，秘密的农民团体是有需要的，本党应当引导他们到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没收土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总方针，已经载在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之中。党应当坚决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犹豫圆滑的修改或谬解土地问题上的党的主张。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税，取消一切苛约，重利债务，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党坚决的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城市之中，除苏维埃口号以外，还有劳动问题党纲：八小时工作制，绝对的增加工资，规定休息日，社会保险，要求监督生产等。再则，应当对于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解释，并且要在暴动胜利之时实行下列的事：例如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如建筑工人贫民住宅等。只有在这种革命的口号之下，本党才能组织被压迫群众的暴动，而得到胜利。（十）反对军阀战争与军事问题反对一切军阀战争的问题，是中国现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赞成中央最近所发反对军阀战争的宣言，认为对于军阀战争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是非常之对的。“失败主义”便是要使交战的双方军阀都失败，因为军阀的失败崩溃，就可以开展群众革命运动的环境，而使工农暴动容易得胜。本次扩大会议更特别的指明：“失败主义”的革命策略，在南北新旧军阀战争的时候，对于本党是天经地义。对于劳动民众，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统治，与白崇禧、唐生智、汪精卫的统治是一样的。北方军阀大半自身便是很大的地主和重利盘剥者，是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的代表（商业资本与重利资本及官僚大地主的政权）；南方军阀是豪绅地主（重利盘剥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双方虽然现在还是反动之中互相不同之种类，可是工人阶级及农民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本党的任务，便是在一切军阀战争之中，努力将这种军阀战争变成革命战争，将这种屠杀掠夺的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富豪军阀的国内战争。本党应当向劳动工农民众解释的，对付军阀屠杀战争之唯一方法，便是各地工农兵士群众起来实行推翻自己当地的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革命暴动。本党应当组织群众以备暴动，在优越的时候发动群众而指导他们暴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夺取这些混战殃民的军队的枪支武器。中央认为必须更加加紧在一般广泛的平民群众之中做反对军阀的宣传。“反对战争”的口号，中央认为是对的。但是宣传这一口号的时候，必须解释，要能永久消灭这种军阀的掠夺战争，只有劳动贫民的革命的胜利，而建立苏维埃的政权。军队之中的革命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更加重要而更加要加紧破坏这些军阀军队的工作。中央现时特别指明：虽然中央政治局屡次提及这一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到处受摧残，或者简直没有做。农民暴动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认为就是这一工作没有丝毫成绩的缘故。本次会议现时特别命令各级党部立即开始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的秘密工作。除主要的革命口号之外，军队中的宣传，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饷项，要求发清欠饷，给士兵好衣服好住所，废除肉刑，反对军官侮辱士兵，兵士监督军官的财政收支等等。本党应当号召兵士参加工农暴动，没收军阀财产，兵士派选代表参加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同时，中央认为必须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总经验，尤其是屡次失败的教训，都证明要使中国现在的雇佣军队，变成革命斗争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组织上的主要原则，便是志愿兵制度，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成分，应当是阶级觉悟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新军队中应当有集权的军需供给机关。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十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八七紧急会议以来的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这种情形自然的结果，竟使本党以全力去指导无产阶级农民的斗争；在这种艰苦困难的条件之下，本党所以没有能分一部分注意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国际〔民〕运动上来。同时，正在这一时期之中，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保镖的军阀（国民党）逐步屈服，实行其卖国的亲帝国主义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工人苦力群众赤手空拳夺回来的英租界，国民党竟归还了英帝国主义者，这是何等的耻辱。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也竟取消了。南京政府曾经企图使盐务署的外国督办服从自己，但是英国领事几声抗议便把国民党吓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蒙满，而国民党政府一句硬话也不敢说。所有这些事实都更加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是澈底的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引起极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应当领袖中国劳动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严格的揭发治者阶级的卖国行为，以及国民党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口头禅。本党应当号召无产阶级及广泛的被削剥〔剥削〕民众起来奋斗：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立刻撤退外国海陆军，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企业，银行――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中国人民所有，取消一切外债――满清政府及军阀政府零趸出卖中国所借的外债。同时，本党应当经常不断的对工人及一般劳动民众解释：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治者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真正的平民政权――苏维埃政权，同时，也只有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赞助。（十二）机会主义的遗毒八七紧急会议虽然严厉的反对以前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半孟雪维克主义的政治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虽然屡次纠正地方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然而党内仍旧有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之遗毒。叶贺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昌暴动政治上意义的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前敌指挥者不是实行革命的策略，而是在各种主要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只提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之土地，主张减租到收获百分之三十，不注意农民群众的革命宣传，不准工农自动的独立的实行杀戮豪绅地主反革命派，抛弃征发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之政策等等）。军事上很坏的策略，也表现前敌党的指导，没有革命的建议力，没有果断的意志和方针。许多次的农民暴动之中，指导者犹豫动摇，没有革命的坚决的意志，都是多次失效的主要原因。这种机会主义的特点，便是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去依据工农民众，而总想依靠靠不住的军队力量，总只想做勾结杂色军队的把戏。中央这次会议认为必须以全党的力量，来排除这种危险的致命的机会主义之遗毒，这种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指导干部是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刻用最坚决的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肃清其中的机会主义的分子。要知道最近两湖广东及叶贺南征的失败，其原因由于主观上的错误的占极大部分，没有强固健全的非机会主义的党的指导，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再则，本会议认为还要预防党内别一种危险倾向发生之可能，――这种倾向便是对于工人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部分要求的斗争，职工运动的工作，估量太少。其实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不但和指导部分要求的斗争的工作不相冲突，而且更加要党积极的去领导工人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日常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的革命的组织。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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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常委通过）一、现在的政局，已经是全国的军阀大混战：北方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张宗昌的战争，南京政府参加津浦线上的战争，南京和武汉又已开始战争，广东也派范石生方鼎英许克祥等与唐生智开战，广东内部李济琛与张发奎之间又酝酿着战争。其他各省，如福建等，内部还有许多小战争和冲突，——总之，可以说实实在在的全国军阀混战的局面。这种混战，无论他的名义是甚么，北伐也好，讨伐党贼也好，实际上都只是反映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各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反革命的军阀的战争。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完全变成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党，他的内部仍旧是不能一致，仍旧是互相冲突；国民党的各派，所谓西山派，蒋介石派，汪精卫派，唐生智派等等，都只是各系新军阀的代表，他们之间互争甚么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威信或者第四次执监会议的正统，都只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实际上只是各系军阀争夺地盘的招牌而已。军阀之间的这种混战，国民党内的这种纷争，证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二、中国革命因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暂时胜利，而受着很大的挫折。今年四月间蒋介石李济琛的东南反动，摧残上海广东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势力。五月廿一日湖南的政变起直到七月十五武汉的排共会议止，完成这种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胜利于两湖江西。最近九十月间两湖暴动的挫折及八一革命的叶贺暴动军失败于潮汕，使全国反动势力庆祝自己反革命的“最终”胜利。但是反动政权的不能统一不能稳定，立刻在他们自己之间的纷争和战争之中表现出来。中国革命虽然受着三次的摧残，但是反革命的势力并不能完全将他消灭，这是很显然的事实。三、广东，湖南，湖北的农民暴动没有能胜利，并非农民群众的力量已经爆发而被反革命的强力的力量所扑灭，乃是我党当地指导机关，中着很深的机会主义的余毒，不曾去发动群众，大半变成军事投机而致于失败（参看上次中央政治报告〔2〕及关于叶贺失败的通告）。现在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下，国民党军阀屠杀压迫民众的局面之下，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浙，山东，北方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工农的经济状况因战争及经济恐慌而愈加困苦。只要看广州工人在叶贺已失败之后（十月十四日），仍旧群众的起来示威，□夺取工贼的工会机关，苏州工人群众反对总商会及厂主而示威游行，逮捕总商会会长及商团团长，上海工人群众起来捣毁工统会的各区机关；广东琼崖高雷的农民暴动仍旧占领着许多县城，海陆丰的乡村中仍是农军的势力，湖北，湖南的农民暴动势力仍旧存在着，江浙的抗租运动日益爆发，江北的农民都有武器，时时有反抗的趋势，河南，陕西的工〔红〕枪会天门会群众往往夺得到乡村中甚至县城中的政权；最近山东阳谷范县一带亦有农民暴动，鲁北饥民更将普遍骚动起来。工农民众的革命力量，在这军阀混战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不能稳定的局面之下，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四、我党的职任，便是指示工农群众以正确的革命的路线：（1）工农贫民兵士群众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及军阀的祸国殃民的战争，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中央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最近中央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已经指示得很明白）。如果在这种军阀混战中，要说民众应当赞助国民党北伐，或者赞助南京讨伐党贼唐生智，或者说武汉政治分会较好，要赞助他反南京，或者勾结张发奎倒李济琛，……这种策略便是卖阶级卖革命的策略。民众在这种军阀战争中不应当想望某一方面胜利，而应当努力使交战的双方面都失败，这就是民众起来反对战争，一直到暴动推翻双方的军阀国民党政权。（2）工农民众暴动，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暴动之中要完全以发动群众为主要的革命力量，要广大的民众自己起来，自己感觉到非夺取政权不可，要在暴动期中及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能组成当地工农代表会议，为革命的权力机关。如果早就存着“继承国民党正统”的心理，或者采取国民党的办法，例如随便派定几个军事领袖的人，委任各机关的官吏，便算夺取了政权，——这便是非常错误的政策。同样，这种暴动之中用不着任何“中国革命委员会”等类类似国民党式的大元帅府或国民政府的空名义，拿他来委任军长师长。这种悬空的“中央政府”的名义，只足以勾结土匪首领杂色军队的小军阀，使土匪及兵士群众认为自己的参加暴动，完全是为着首领或长官受着了高高在上的某政府的委任，而不是参加工农群众的暴动。总之，暴动的权力机关，应当是革命群众自己的机关：暴动之前，由当地工农秘密团体组织临时革命委员会，指挥暴动；暴动之后，立刻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举出当地的革命政权（乡村中是某村农民委员会，县城中便是某县工农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会）。（3）工农民众暴动的武力，应当从民众之中创造出来。当地的民众如果能够发动，他们群众的猛烈的搏击反动的政权机关，他们之中虽然只有很少的武器，也必定能够夺得反动派的武装，广东历年来的农民斗争，上海最后两次的工人暴动，以及最近九十月间湖北的农民暴动，都有极显著的经验。如果，一说起暴动，便只想着军事行动，想某地有杂色军队几团，有土匪几股，可以勾结运动起事。这种对于“暴动”的国民党式的旧观念是机会主义的余毒。工农暴动的武力必须是群众中创造出来，即使联络土匪军队，也必须由工农民众和兵士群众的结合。应从民众的直接行动，夺取武装，编成工农革命军。（4）工农民众的暴动必须实行群众的革命独裁制，——这就是说必须无可顾惜歼灭一切豪绅，摧毁豪绅资产阶级的种种权力机关——政府官吏军事长官，都要无情的歼灭他们，不可以存着妥协观望的心理，尤其不可以借着“治安”“秩序”的名义抑遏群众的这种革命行动；我党只应当领导群众，在这种风暴的革命行动中逐渐建立革命的权力机关，领导群众，使成为更有组织更有战略的行动。（5）现时的暴动前途，农村之中比城市之中更加多些客观上的可能。土地革命的怒潮，将要在农民的群众暴动中发展开来。农村之中的农民自发的减租减税运动，必须领导到抗租抗税的直接斗争，杀戮征收入员，发展到杀戮一切豪绅，夺取武装；立刻便应指导这种斗争到群众自动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征发豪绅地主的财产，——农民自动手实行耕者有其田，是现时暴动的主要内容。应当在一切日常琐屑的斗争中，使一般农民群众明了感觉到夺取政权土地的必要：“或者是农民有政权而得着土地，或者是豪绅（国民党）有政相而减租也减不成！”（6）城市工人中的经济斗争亦是如此。虽然极小的劳资纠纷问题，如今在国民党的政权之下，解决起来总是工人受损失，或者受欺骗。我党在城市中的准备暴动工作，所以决不是单在于准备武器，练习战术等（这些事固然是万分必要的），而主要的是在政治上准备工人群众以及贫民群众的革命认识，使广泛的群众感觉到：非自己起来取得政权不能得着解放，甚至于不能得到生活状况的丝毫改良。工人在这种经济斗争中必须建立秘密的广大群众的工会——阶级的工会；如果在通常的经济斗争中，尚且不能团结一般非党的群众，那么，城市中的暴动，便不能有群众的基础。总之，城市工人的斗争，现时应当集中全力于武装暴动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这种准备工作是不能和经济斗争分割开来的。（7）这种暴动政策之下，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应当是非常坚决的：固然这于暴动没收地主大资本家的财产时，对于小商人，并不须没收，但是群众的斗争剧烈，切忌顾忌破坏“秩序安宁”，会失去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摇动态度。我们对于店东小资本家励行澈底的劳动法，反对者便没收。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小贩，贫民……)，应当吸引他们参加革命。（8）关于这一总政策的宣传，应当避免过去机会主义的倾向，根据中央最近宣言的精神，号召群众自己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要求自己握得政权。这种宣传应当从党内开始，使个个党员懂得，个个党员能线为群众中的宣传者。五、总之，我党现时的政策是号召工农民众反对军阀的战争，工农民众武装暴动推翻一切种种的统治军阀；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发动群众，实行群众的革命独裁，创造群众的工农革命军，来实行暴动；从抗租抗税的斗争中领导农民自动手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杀戮毫〔豪〕绅，一直到暴动；从工人日常经济斗争中扩大阶级的工会组织，直接的群众行动反对资本家，一直到武装暴动。六、客观的中国革命发展之阶段及群众的革命力量，不但确有这种武装暴动的可能，而且急迫的要求这种暴动。不过主观上，群众的革命力量没有能充分的团聚和发动，这是因为我党党的力量薄弱，各地党部机会主义的余毒很深：如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只想着练几军的正式军队才是革命的力量，群众已经爆发而我党指导者临阵脱逃，有着强大的军队力量（如叶贺），不使之工农化，反而在政纲上策略上使之国民党化；有爆发的可能而不发动群众，只进行土匪首领的或农军的军事行动……（参看中央最近政治报告及关于贺叶失败的通告）。所以现在的形势之中，只有坚决的抛弃机会主义的思想，坚决的去发动群众，在各地尽可能的实行武〈装〉暴动。只有在这种积极的斗争中，能够团聚发动群众中的革命力量，也只有在这种积极的斗争中，能够改造我党。锻炼提拔出各级党部工农分子的干部，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七、在这种总政策之下，中央已经决定各地应当实行领导工农民众起来暴动：——广东的农民暴动应当积极领导群众起来，叶贺的残部已经编成工农革命军，还要与农民群众中的农军合组起来，受当地农民政权的指挥，实行土地革命，摧天豪绅政权；广州的工人虽然又受李济琛张发奎的压迫，但是他们已经进到夺取政权的认识，应当领导他们准备暴动起来。两湖的农民也应当发动起来，尽所有的武装力量继续奋起，同时一般农民群众起来解决当地驻军，推翻唐生智等的政权。江浙的农民与工人也要领导起来暴动，以推翻南京政府为目的，至少是扩大土地革命的潮流于农民群众之中，摇动南京政府的政权。张作霖与冯阎之下的工农民众也是如此，尤其是山东——那里的农民群众部分的已经起来。这种暴动政策之下，完全要靠发动群众的广大与否，来决定暴动胜利的程度：各地自动的尽可能的发动，至少可以使国民党军阀的政权不能达到乡村之中，不能收着丝毫税捐饷粮草谷车船，至少可以使一般地主不能收着丝毫租钱租米债息，不能自由运输军队饷械，不能任意压迫剥削工人；或者发动范围能够扩大，联合好几县而成立某省临时革命政府……或夺得着省城，根本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如此汇合而成全国，或某几省的暴动军联合的局面。八、各地党部必须坚决的执行这一政策，各在当地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如果：（1）存着互相等待的等待政策，心上想着别的地方应当先动，应当占领如何广大的区域，然后本地方能发动，或者，为要便利发动起见，虚张声势说某地某军（如以韵说东征，最近说叶贺）已经革命成功，因而使本地群众不信任自己的力量，而有依赖别地方或军队势力的心理；或者（2）预先有着恐惧失败的心理，因而认为不可“轻举盲动”，少些斗争，多“保存着”党的组织；如果有这两种心理，那就又是机会主义毒农作，势必至于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应当知道只有各地自己努力的发动群众，方能造成汇合而为全国总暴动的局面；只有积极的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能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在斗争〈中〉扫除机会主义的分子，提出新的革命的工农的新的干部。各地党部（南湖〔湖南〕，北方，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的特殊工作，中央已经有信去指导，都应当赶紧积极的计划，定出更具体的工作步骤，来实行这一总政策，宣传这一总政策。尤其要注意的是：派遣工作同志到农村中去发动暴动及农民斗争的时候，必须注意选择工人同志去（智识分子则必须确实坚决革命没有机会主义的倾向的）；否则每每智识同志，因为本身或戚属是小地主绅士，而自己根本妥协犹豫，以至出卖农民的革命。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九期刊印注释〔1〕原件未标明时间。据会议记录，本文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2〕指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中央通信》第七期。报告主要通报了八七会议关于武装暴动新政策提出以后，两湖、广东农民暴动及南昌起义军队进入广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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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一：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附二：张太雷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席上）
·附三：张国焘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九日）
（一）南昌暴动与南征的意义
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从国民党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始终是扩大些在所谓“青天白日”之下的军事势力，全然不肯发动民众，使民众自己起来取得政权，取得土地，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恰恰相反，当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工人贫民自己起来民众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时候，这些国民党旗帜之下的“革命军官”立刻便攻击农民工人，大施屠杀，蒋介石四月中的上海屠杀，广东屠杀，……是如此；湖南唐生智等的马夜政变〔1〕及清乡，以及冯玉祥在陕豫的屠杀政策，也是如此。就此证明国民党的一切新军阀都是代表豪绅资产阶级而反对工农压迫工农的〔2〕。所以中央在宣布与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破裂之后，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粤赣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而叶挺军队的南昌暴动，便是这一民众暴动，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之总政策中的一个计划。
叶贺南昌暴动，在一般的民众武装时期之中，占有何等重大的地位，这是非常明显的。民众自己的发动，以及真正革命军队的暴动，以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这历史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中空前的事件。所以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不但如此，我党以前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其错误的主要点，便是无产阶级政党抛弃独立的政治行动，侧重小资产阶级领袖妥协让步。只有决定四省民众武装暴动，以及率领叶贺军队暴动反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塞维克道路的新纪元。
因此，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南昌暴动之后，只抱着军事投机的心理，而不信任群众，不认识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的工农政权之倾向，甚至于暴动开始之后，仍旧抛弃土地革命之旗帜，那就更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叶贺军事上的失败，不是我党真正的失败；只有南昌暴动中之指导不能完全脱离机会主义的遗毒，所使南昌暴动减少其历史上应有之意义――这可是我党政治上的失败。
（二）叶贺南征的经过及其失败
南昌暴动后，叶贺军队从南昌经过抚州，瑞金，会昌，遇见钱大钧的及一部分黄绍雄的军队，与他们大战，结果，南昌暴动军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打了很大的胜仗。会昌之后叶贺便未照预定计划直下寻邬，到梅县，竟改变途程折回汀州，上杭一带，再经大埔一直往潮汕去。但是等到叶贺军队到潮油〔汕〕，敌人方面陈济堂〔棠〕，王坎3〕，黄绍雄已从四面合围来攻击。
叶贺军队虽然在九月二十四日先锋即刻到汕头，汕头工农军也起来暴动，然而到九月三十日即被反动军队所逼，不得不抛弃汕头，而竭全力到汤坑去御战。这最后一次战斗，敌人方面有一万五千，我军只有五千，巷战〔4〕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现在的情形是：二十五师一千余兵因到汕头时尚留驻三河坝，不久即被敌军隔断，现在退向闽边。汤坑之战败后，叶挺只余七八百人退甲子港而溃散。尚有贺龙二十军之第一二师二三千人奔往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琛收编。
（三）叶贺暴动失败后之政策
南昌暴动军的失败，诚然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失败――工农武装暴动的开始时期，革命方面所有的这一些正式编制训练过的军队，不但不能征取广东发展土地革命，而竟溃散了一大部分，这诚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武府反动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更新的时期――工农民众暴动的时期，叶贺军队的革命战争，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的一个强大的副力。这新时期中，我们的主要政策是组织民众暴动，赞助民众暴动，叶贺的南征，不过是这总政策之中的部分问题，我党这个新的武装暴动政策，完全是合于革命发展到新阶段时客观上所要求的。只要看看九月初直到现在，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阳，咸宁，蒲所，公安，石首，松店〔滋〕，江凌〔陵〕等县，农民甚至于徒手的暴动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占领县城，革命民众自己选出县政府，乡村之中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没收地主，杀戮豪绅……湖南，安源的工军和农军暴动进攻醴陵，株州〔洲〕的农军以一支枪夺取株州〔洲〕，平江，浏阳的农军曾同时暴动占领县城，长沙四郊的农民也起来暴动，广州则自四月十四李济琛反动后，四处暴动起来。但要看这种情形，但知道客观上革命的发展，的确已经到了一般工农暴动的时期；我党的责任，便是组织和准备以及赞助指导这民众武装暴动，在各地率领民众起来推翻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在这种总暴动之下，叶贺军队自然有很重大的意义，但是，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现在叶贺军队固然失败了，工农民众的力量还却正开展，对于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之认识，正在与新旧军阀国民党的剧烈的斗争之中，日益广泛而深入于工农群众――不但在两湖广东是如此，现在江浙北方豫陕……差不多各省都有如此的现象。这种情形之下，难道叶贺军队一败，革命便了结了么，当然不是的。叶贺的失败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叶贺的军队可以给敌人打散，工农民众的力量并没有打散。我党准备组织发展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仍旧应当积极的进行。
因此，现在广东虽然已经没有立刻以大军攻取广州夺得全省政权的可能，然而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仍旧在发动，叶贺所剩余的势力应走“到农民中去”帮助当地农民摧毁豪绅的政权，建设农民群众的政权，引起农民群众自动的起来没收土地……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叶贺所余军队自身要改组变成工农革命军。
（四）叶贺南征中我们主观的错误
叶贺军队的南征，何以竟至失败呢？固然，客观上敌人的军力比我军强大，全中国的报纸交通整个儿的权力都在敌人手中。然而失败的缘因之中属于我们主观上的错误的亦是很大：
一、前敌委员会政纲的错误――主持叶贺南征的我党指挥机关，前敌委员会决定政纲之中，关于土地问题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东一个农民听见这一主张便说道：“这叫做耕者无其田”！这句批评是再正确也没有。
二、策略上的错误――叶贺南征军所到的地方，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并不是猛力摧毁他们的组织和政权，都〔却〕大半偏于犹豫妥协的策略。并未猛力歼灭土豪乡绅，并未完全解除他们的武装，摧毁他们的金融机关，摧毁他们的交通联络。不敢坚决的实行没收征发的政策，却用军阀筹饷的老办法，和他们和平磋商。对于豪绅是如此，然而一到汕头，对于乘机稍稍抢掠的贫民，都〔却〕立刻枪毙了三个人，“为的是维持秩序，――那是〔时〕还是维持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秩序！，广东有一个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这就是说：这次来的军队还非工农贫民的军队，并没有大大杀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叶贺军队之中“不扰民”的口号几乎高于一切〉。
三、政权认识上错误――“耕者无其田，的“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广东做甚么呢？要创造甚么样的政权呢？当然，带着这种政纲和策略的军队，对于政权不会有明了的认识。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没有深切觉着自己应当代表工农贫民去行使权力，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革命独裁的力量。没有在群众之中去创造真正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力量，而是想象着自己是一种军队的力量，类似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一）可以乱发委任状，联络杂色军队土匪首领；（二）可以派人与张发奎谈判，弄些纵横捭阖之术……。
四、宣传工作上的错误――叶贺军队行军的时候，兵士之中并没有做充分的宣传及政治工作，所过地方的民众之中也没有宣传。同时，敌人的宣传都〔却〕非常之利害，军队行过抚州之南，差不多十几天不见一个人，这是因为朱培德等反宣传的恐吓当地居民的缘故，我军却没有先行派遣宣传〈员〉，说明“八一革命，南昌暴动及南征的意义。
五、军事上的错误――军事上的错误，更是很多，不能详细叙述，简单些说：南昌暴动没有采取直下赣州，吉安，一则可以打散朱培德钱大钧隔绝张发奎，使他们不能与李济琛黄绍雄连成一片，而如现在之从容布置，围攻我们；二则这条是大路，沿途农民运动有些基础，可以随处摧毁豪绅政权，引起农民群众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逐步交农民防守。南征的路线是取得抚州，会昌，寻邬等闽赣边境荒微之地，农民简直尚未起来的地方，这已经是一个失着。然而这还可以说，仅仅是一种可能，最明显的是：一开始便有与张发奎妥协之等待犹豫的倾向；对于不稳的部队，如蔡廷楷部，采取非常软弱的摇动的政策，致使蔡廷楷得以诈术损坏我军很多很好的部队。再则，现在瑞金，会昌打了胜仗之后，又不追踪南下，直到梅县，汇合当地已经奋起的农军，发动当地农民暴动，击散黄绍雄等敌军，直取兴宁，五华，占领全东江区域却又折回走上杭，汀州，与敌人避道而行，使敌人得以腾出十多天的工夫从容布置。
总之――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既没有明显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政权的政纲，又没有坚决摧毁豪绅政权的策略，――工农说是“耕者无其田”，“蒋介石第三的军队”。这种机会主义的指导之下的军队，如何能责备农民群众不起来援助，农民对于这种军队自然是不会出力赞助。事实是叶贺军队根本不去发动农民群众――前敌指导，只知道军队是主力，“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根本上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因此将富有历史和伟大的意义之“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总之，此次失败，并非农民未赞助军队而失败，而是军队未发动工农群众，甚至反而阻滞民众革命斗争而失败的（例如普宁农民群众数万围城攻豪绅的巢穴，军队去帮助，打进了城竟反而不准农民进城，不准农民大杀土豪乡绅，说是维持秩序）。
六，南方局〔5〕指导广东农民暴动的错误――南方局指导广东农民暴动的政纲战术上的错误，中央早有信去指正（见《中央通讯》第六期）。叶贺军队与广东农民接触之后，尤其见得出：（一）政纲和口号上拘泥规定五十亩以下不没收，另提减租至百分之三十的口号；（二）战术上农军只取侧面攻击――仅仅作帮助叶贺，牵制敌人之计，而没有号召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因而没有猛力搏击的战术；（三）根本上没有发动农民群众，所谓暴动，大半是，或是完全靠已经组织好的农军势力行动――或为纯粹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农民群众的暴动；（四）地域上海南及高雷〔6〕虽起，而无关大局，西江方面简直只接洽有枪的零星部队（农军或土匪〉，没有到群众中去号召，因此这地方始终没有暴动，黄绍雄部队遂得安然渡过；（五）既没有把广东农民运动做主力，又根本没发动群众，所以使群众之中发生等待叶贺的心理。自然，一般工农自己没有深切知道要自己起来夺取政权――这是政治宣传之大错误，就是我各地党部也没有详细考察反动势力，作种种夺取政权的准备，――这是技术工作上的缺点。
（五）叶贺失败所得的教训
前敌委员会及南方局的政治上的错误，虽然最后改正了些，――例如土地问题政权问题等等，但是已经太迟了，那时军事上已经近于失败了。叶贺南征中我们所得的教训是非常之大的：
一、政权问题――今后革命的任务，应当明显的确定是要创工农贫民的革命独裁的政权――苏维埃的政权。国民党已经死灭，他的旗帜最多不过是“蒋介石第三”的旗帜。必须是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必须是群众选举的剥夺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政权。
二、土地问题――今后应当切切实实明了“农民群众下层自动手没收土地，之意义。土地问题决非某一政权（自蒋介石第一到蒋介石第三的一切政权）所能出一布告法令，限制几亩以上不准没收的，农民暴动即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分配田地”；农民自动手的干，我党应当竭全力以赞助，并且要领导他们去干。耕者有其田及分配土地普遍群众斗争，客观上是土地国有的实行，因为只有群众如此行动起来才能创造出工农民众的国家，只有工农民众的国家才能实行土地国有――宣布耕者有其田是全国人民的〔7〕，宣布一切人不得买卖土地。
三、劳动问题――我党在武装暴动创立工农贫民政权的要总政策之下，自然有最澈底的：（一）“八小时工作制……等，的工人问题政纲；（二）工农政权要没收中外大企业及银行，要实行国有银行大工业及一切交通事业；对小企业手工工场等厉行澈底的劳动法，对于不遵劳动法的店东厂主严厉的处置，一直到没收。
四、策略问题――对于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必须极严厉的实行歼灭政策，不能稍有犹豫动摇的态度，并须勇敢的摧毁他们一切权力机关，武装的，金融的，交通的，一切种种反革命工具。对于小资产阶级不可以存着怕他们反动而迁就他们的心理；我们猛烈的摧毁现在有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秩序，小资产阶级是要动摇甚至反动的。但是工农政权的确立，实际上也是解放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他们客观上只有赞助工农是他们的出路。
五、军事问题――辛亥革命直到现在，都只有“将变，――冯玉祥，郭松龄，唐生智，周凤歧等等的倒戈，“民军”“游击队，等等土匪首领的受编。现时我党的军事行动，必须是“兵变，――兵士群众，土匪群众在我们政治口号之下移转他们的武器来反抗长官，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总之，既名为民众武装暴动，那就必须是民众的。工农群众奋起抢夺敌人的武装，兵士土匪群众举起武器来干，――打倒一切“上等人”的权力。如此之军事行动，才是民众的武装暴动，这种暴动里才能产生真正的工农革命军。这种主力的创造和发动之中，才能偶尔利用“杂色军队”和“土匪首领”“中立”；否则便是国民党（“上等人，的党）老方法――纯粹利用军官及土匪首领，结果，是无穷的造成豪绅资产阶级的武装势力而已，他们始终是要杀工农的。
六、党的问题――在这总的武装暴动工农革命政策之下，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政策上，如这次委任杂色军队，及与张发奎接洽等，都是前敌各个人的任意行动。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再则工农革命军中，必须有党代表的制度。三则各地党部必须深深建筑于群众的基础上，在日常斗争中一步不放松的宣传夺取政权的必要。四则各地党部必须详密的探乘〔察〕敌人武力上，财政上……的情形，总之，党要在政治上技术上真真实实的做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好准备。
叶贺失败之中，如上述之许多错误，显然机会主义的遗毒，我党必须深切的认明：下极大的决心，重造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游底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造成真正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然后才能担负起现时所负的重大使命。
十月二十四日
附一：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南昌暴动
七月十九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谭平山同志亦到。当时在军事上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回岭、涂家湾一带，二十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三军移驻彰〔樟〕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同时湘鄂农民运动虽受严酷之摧残，仍继续不断的在各处武装斗争，城市之工人亦在继续斗争。当时党的政策，正准备在秋收时期号召广大农民暴动，在武汉亦正准备作反政府的大示威。所以就当时形势，“南昌暴动”已经是我党必然应取的政策。不过我们动身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之任务。因此我们到后，第一次会议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当然当时这种观念还没有脱离机会主义）。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的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我与中夏即赴庐山和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请秋白代表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越二日形势益紧张，张发奎尚未到浔，态度更右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之C．P．，同时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因此更有进一步之决定，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平、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次项决定在此次会议上有很大的争论，至第二日恩来同志始完全决定），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遂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失。我们遂于二十七日齐赴南昌，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当时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三十日晚举行暴动。二十九日早午，连接特立〔8〕同志自浔发之两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三十日早特立同志到南昌，当开前委会，特立报告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当时，恩、代、立、湃、平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三十一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特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举行暴动。是晚因二十军某营长泄漏秘密，增加行动时许多困难，至翌晨六时始将三、六、九军在南昌之部队完全缴械。
（二）军事计划与回粤之经过
暴动之第二日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之下组织参谋团主持军事计划。关于军事方面自南昌至汕有多次之讨论，其经过大略如下：（我没有参加参谋团和党内的军委故仅知大略。）
一、关于回粤路线的讨论
关于回粤路线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由樟树、赣州，取道绍〔韶〕关，沿粤汉路直取广州。另一意见主张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以为是此路线可以避免敌人之攻击。并且可以很快的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当是俄顾问、恩来及参谋团同志都主张后者意见，只有很少军事工作同志及一部分非军事工作同志主张第一种意见，所以结果遂决定取道赣东取东江。
二、由南昌至瑞金
五号从南昌出发，经三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板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夫子）。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二十军最坏，军队纪律亦极坏，放枪拉夫等事随时都有）。
第十军〔师〕亦于到达进贤时，将我们在该师之主力范进〔荩〕同志团（三十团）解决，开到浙江去找南京政府收编去了。原来参谋团决定第十师走极左翼，与中路相距近百里，因此无法监视。
在临川驻了三天，对外及军队的宣传工作方才开始（前委才决定许多宣传工作的计划），在军队的党的组织，和军队本身都有相当的整理，所以从临川到瑞金二十日中情形比较好，行军亦较缓（每日平均约五十里），兵士可少休息，天气亦较凉快。但是沿途农民因受AB团的宣传，对我们更加仇视，数日不见一人。譬如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我们到时，全城仅留有四十八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女（在我们未到前曾经土匪骚扰）。因病落伍兵士常被农民惨杀。过石城后才比较好些。
到临川时因为二十军十一军的参谋都逃跑了，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漏的危险，所以决定到瑞金后，改道经汀杭取东江。
将到瑞金时得探报，已有敌人，遂决定攻击瑞金的计划，在离瑞金三十里之壬田市与敌人接触，仅三小时击破敌人三团，我军亦伤亡六百余人，遂取得瑞金。
在瑞金得到敌人许多文件，方知敌人攻击我之计划，并有优势之敌人在会昌，钱大钧、黄绍雄两部约计十八团。遂改变计划先攻破会昌之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汀杭取潮汕，因恐会昌之敌不破，敌人可以随时袭击我之后方。同时过会昌经寻邬取东江山路很多，给养极为困难（据以后调查并不如是），故不得不先攻会昌再折闽南而取东江。
会昌之战极激烈，将钱大钧之主力完全摧破（钱军力约一万人，败后仅收集二千余人），我军亦伤亡八百人，黄绍雄的损失极少。
因战事及军队迂回往返的关系，在瑞金停留约一星期之久（前委在这星期中开过几次会议，一切政策都有很大的改变），始到汀州。
三、由汀州至汕头
在汀州时关于取东江的计划有详细的讨论。当时有两方面的意见；一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盖料敌人恐慌已极，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取。并且经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之可能。一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盖恐敌人死守，潮汕不得，便难取得外面的接济。恩来、希夷均主前说，俄顾问与贺龙、伯承等均主后说。同时―般军官长期行军之后，均欲得地休息，多赞成后说，遂照后说意见决定。自上杭至潮汕，沿途毫无战事，到汕头时敌人已退二日。
四、汤坑之战与潮汕失守
原定到潮汕的第二日即向揭阳出发，但因筹取开拔费的关系，在潮汕停留三日始出发。当时二十五师留在三河，二十军第三师留守潮汕，因此出发前方者仅二十四师及二十军之第一第二两师，共计不够六千战斗兵。
当时敌人已到达汤坑，总计兵力五师以上，约一万五千人，三倍于我。在分水、汤坑之间激战三昼夜，我军伤亡过多（二十四师之下级干部伤亡殆尽，二十军亦死团长二人〉无兵补充，遂不得不下令退却。同时敌人以一部兵力攻潮州，以海军攻汕头，汕头之敌虽被击退，潮州竟失守。于是不得不并汕头放弃。
九月三十日晚二时，遂决定放弃潮汕退海陆丰。革命委员会到普宁之流沙两日始与军队会合，但是在流沙之西十里便有敌人截击，遂溃败不可收拾，当时二十军之两师已过前方，仅二十四师在后面，退至甲子港时收集仅九百余人，现尚驻在陆丰一带。二十军将到陆丰时，遂被陈景〔济〕棠军缴械。留在三河坝之二十五师，曾大败敌人，亦已伤亡过甚，向和平〔平和〕方面退却。现在尚余二千余人，枪枝约千余支。
（三）政权的组织
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
在暴动之前，决定在原则上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实际上便是组织一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名义上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来号召，反对宁汉政府。暴动之翌日即由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的名义，产生革命委员会。
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人选，经过一次的讨论，主要的争点，便是关于张发奎的问题。在暴动之初，对张发奎的态度已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暴动的决定不必问张的态度，和必须拉拢张始能暴动。最后的决定虽然是不管张的态度如何，由我们直接来干。但是在许多事实上，还是表现许多妥协敷衍张的政策。如暴动的第二日还由贺叶分电告张，并表示欢迎他来南昌，同是并用民众团体名义电张欢迎，在宣传上还不大景拥护张总指挥的口号”（这些都未经前委会正式的决定，在当时也没有同志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到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特立、平山同志极力主张须加入张，恩来、立三主张张不应加入，但没有力争，代湃无甚可否。所以结果张竞为主席团之一，而黄琪祥〔翔〕、朱晖日亦列名革命委员会之中。
到瑞金后得到上海报纸，方知不但张发奎等已经鲜明旗帜反共，即所谓各省左派分子，亦完全投降于武汉政府，而武汉政府又实际上投降了蒋介石。同时各省军阀都用国民党名义封闭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因此国民党名义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所以联合国民党左派，继承国民党正统已从事实上证明是当时机会主义的幻梦。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对于政权的性质，须根本改变，应该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不过在工农政权之下须有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便是工农分子占多数和C．P．占多数的政府。同时决定乡村政权应完全归于农民，并须以贫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的多数，县政权，工农分子应占绝对的多数。
到汀州后，又决定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方可以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这是表现当时对于帝国主义过分的恐惧）。同时并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虽然加入了许多工农分子，如顺章、荷波、兆征……同志等，然实际上几成对原定的政策的敷衍办法，因为除兆征外都仅是空衔的政府委员。
（四）土地革命的政纲
在九江会议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的意见，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翌日恩来到浔，始传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方得最后的决定。
关于土地政纲的第二次讨论，是在南昌暴动以后，农工委员会提出农民解放条例中，有“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一条，当时会议上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或以为二百亩的限制，限制还是大低，主张没收三百亩到五百亩以上的土地。或主张实行武汉议决后搁置之土地政纲，“肥田五十亩，瘠田一百亩”。甚至还有主张全不提出者。最后代英同志说：“我们这次八一革命就是要实现土地革命，所以我们决定了土地政纲，在沿途就要开始实行。只要真能实行，就是没收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都是好的”。因此遂照原案通过了。
此项政纲决定后许多同志都很怀疑，沿途找到在军队中的广东农民讨论，有一个农民很痛快的答复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很少，除掉许多公田以外。这―句话把许多同志的脑筋都惊醒了，因此，到瑞金后前委会议遂决定改“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的限制。废弃原有农民解放条例，另提出一修正条例。
第三次的讨论系在上杭讨论国民政府的政纲时，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因为觉到农民暴动起来了，不但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会实行没收，就是二十亩以内的自耕农都会没收，甚至平均佃权，湖南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土地的处置便是前例，我们政府当然不能因为他超过了土地政纲限制和侵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便压抑他们。所以应根本提出“没收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至于拉拢小地主的方法，可用其他的政策，如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后由国家发给一种有息不还本的积〔债〕券等。特立的意见，对小地主仍当有相当的保障，所以主张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因为多数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所以当时的决定还是“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到第二日，广东省委来了一份详细的政纲，对土地问题，是“没收三十亩至五十亩以上的土地”，对于依靠田租为生活者不没收，并已经在谷地宣传。因此，特立再召集会议，遂照特立的意见“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通过了。
（五）劳动保护政策
在暴动之前后，很少注意到工人问题，直到瑞金以后，前委会才讨论一次关于劳动保护的政纲，结果，由农工委员会提出一劳动保护暂行条例，仅十九条：内面规定产业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工人每日十小时工作，因公伤亡之赔偿，和疾病死亡的抚恤，失业保险及童工女工的保护，产前产后的八星期休息等，条文很简略，也未经过严重的讨论便通过了。
（六）财政政策
自南昌暴动后，革命委员会成立日曾讨论到财政政策的问题。当时意见在原则上几乎一致，就是要根本改变以前军阀的财政政策，将财政的负担从贫苦的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阶级，并决定即时废除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的意见）。到了临川以后，军饷一天天困难起来（因纸币不能用），急须设法筹办现金。因此想起关于财政政策的大的讨论，总括起来有两种意见：一主张沿用旧的政策，就是每到一城，即行提款、派款、借款等，实际上就是利用一般劣绅土豪来筹款。这种政策的结果，自然是剥削到一般贫苦的工农小商人身上，大商劣绅反可从中渔利；一主张应完全抛弃旧的方法，目前的政策，应该以征发（如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等。平山、伯渠等都主张前一个意见，立三、特立、代英、恩来等都主张后一个意见。这两个意见当然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采用前一个财政政策，不单如军阀筹饷无异，并且要动摇我们的根本政策（如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所以在会议上虽然有争论，因前一说的理由不充足，自然是决定采用新的财政政策。但是到了实行的时候，却又发生问题了。因为在赣东一带全无农民运动，谁是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很难于调查，而旧的方法确可以筹到少数的现金。因此从临川至瑞金筹款方法极为混乱。如是平山同志得出一个原则，“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到汀州时因为商会承认筹款，所以对于惩办土豪劣绅都主张放弃了（平山曾两次写信给我，要我缓提土劣）。但是结果上了一个很大的当，原来汀州商会承认三天内缴款六万元，遂放商会在城乡大派款，连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及很小的杂货店都派他们十元八元不等，到是十万元以上家产的仅出三五百元。这样搜索的结果，三日仅得二万余元，并且闹得满城风雨。因此革命委员会只讨论一次，立三、特立等极力批评这种政策的不当，遂又决定完全取消旧的方法，采用新的政策。遂在汀州大捉豪绅，实行没收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的已出的派款，仅二日，即得四万余元。如是决定到广东后全用新的政策，并组织一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潮汕，竟又完全放弃了。当时平山同志提出两个理由：第一、大规模的行发没收恐惹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大规模的征发没收的结果，将是商业全停，秩序混乱，使反动派得出扩大宣传。特立同志为第一种理由所摇动，恩来为第二种理由所动摇，如是财政政策一仍旧贯，战时经济委员会便从此夭殇了。
（七）镇压反动派
在革命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保卫处，专为镇压反动的机关，并决定对于土豪劣绅等反动派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开始在赣东一带因无农民运动，几乎无法进行。仅在驿前、广昌、平〔屏〕山市、瑞金、会昌等处杀了三十几个土豪劣绅，和几个AB团的分子。到汀州杀了四个劣绅。在当时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的屠杀反动派，但是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捕〔埔〕四人，汕头十二人。原定的政策竟未能实现，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重要的反动分子已闻风先逃无法搜捕；第二、潮汕以东农民运动极弱，主持同志的观念极为糊涂。如在大埔要当地同志开一反动派的名单，以便按名拘捕，他们却在名单上注记：“某人应处以徒刑五月、三月，或无期徒刑等”，其他如三河坝等地完全没有农协的组织，更无法拘捕；第三、我们主观上放弃镇压反动派的政策，如在汀州、潮、汕时，平山几次和我说要缓办反动派，徐光英同志就汕头公安局时，反动派还没有开始惩办，反先捉乘乱抢劫的人三名枪毙了。有一个海员工友看见了，马上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潮汕失守时，牢内还关有几十个反动派（多半是工会送来的），竟无法杀他（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反动军队到，自然马上出来，更利害的反动了。汕头工会也极弱，有这个工会捉来，那个工会强迫要保，后来要总工会审查一张名单来，弄了五天还无结果。
（八）宣传工作
在革委之下，设立一宣传委员会，专管宣传工作，同时又设立了总政治部，管军队内部的宣传工作。然而此次的宣传工作，却做得坏，宣传的口号，政策的错误，这是由于总的政策的错误，当然不能归究于宣传工作，但是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兵士亦不明白。二十军的兵士沿途骚扰农民拉夫、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就是十一军的兵士直到失败后还说：“四军十一军本是合一的，就是叶挺弄坏的。”这都是因为宣传工作没有深入兵士的原故。
（九）赣粤工农运动和暴动
江西党的组织极弱，工农运动当然不好，赣东除临川、宁都有特支组织外，其余所经各地毫无组织，完全没有农民运动。反动的AB团的势力却很大，所以在赣东一带不单是不能得到农民的帮助，并且受了很多的阻障。
沿途向兵士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极好，只要到了广东，各县的农民，一定可以马上暴动起来，至于夫子粮食等当然毫无困难。不但是一般兵士都很相信，所有的同志都是这样想。但是一进广东界，却使人大失所望，农民对军队的情形还不如福建。到了大埔，已经有工农讨逆军的组织，并且准备暴动已经两三月之久，但是只有很弱的极幼稚的军事技术的布置，全未注意煽起群众的工作，更未注意群众的组织。以至我们军队到了，连拘捕反动派的工作都不敢做。军队开拔时要他们召集一百农民组织农民军，保卫县政权，结果仅得五十余人。
三河坝在军事上极为重要，但是当地全无农会的组织。松口为工农讨逆军第八团团部所在地，仅有七十几个农军，农民群众亦未起来。我们交了一百五十枝枪给他，结果找不着农民来拿。
我们想象中的汕头，一定工人运动很发展，工人的斗争一定很利害，因为在省港罢工时经过很长期的斗争。但是到了汕头，表现得非常之弱。我们预备将以前的警察完全取消，因为完全是压迫阶级的工具，组织五百工人义勇队来代替他。经过三天的号召仅得七十余人，并且都不甚愿意，因为饷项睡食等等都不如意。可见群众的阶级觉悟非常之弱。
在汕头也经过数月的暴动准备，但是也因为只是注意军事技术的准备，不知道对群众政治的煽动，所以结果群众不能起来。
潮汕以东一带农民运动较好，农民群众经过长期的斗争，暴动军事的准备亦较完善（仍是缺乏对群众政治的煽动和组织），群众亦自动起来参加。所以在我们军队未到以前，农军已将海陆丰两城占领了。我们到时，朝〔潮〕阳、揭阳的农军也占了县城，普兴〔宁〕四乡的农民都起来暴动将县城围住了。反动派死守县城，有枪八百余枝，机关枪大炮都有。农民围攻不下，派人要军队援助，当时派了十一军一营人去助攻，只数小时便攻破。本可将普宁所有土豪，聚而诛尽，但是这一营长（同志）在攻破城时，不让农军进城（因恐农军杀戮太多），同时并宣布“革命军是不扰民的军队，决不会随便屠杀的。”到军队撤退时，农军也不敢杀了。因负责同志这样想，“军队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他不于破城时大杀反动派，或者是团体预定的政策。”
只有朝〔潮〕阳方同志带的农军于破城之后曾大杀反动派，农民异常欢迎他。浮阳〔洋〕农民与地主激战数日，后经军队的帮助将民团缴械后，农民将地主大烧杀了一次。但这些地方的反动派尚未完全肃清，而军事上已完全失败了。于是各地的农军都只好仍旧上山去。
〈十）党的组织
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
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虽然是党的政策与组织脱离机会主义进入波尔失威克〔9〕化的一大关键，但是对于八一革命以后的政策未能充分注意。为〔如〕国民党问题，政权问题，财政与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均未有明确的决定。至于指导的技术上，更是疏忽。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蒋介石下野，我们到汀州看见上海的《申报》才知道。
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到南昌时前委组织比较完善，后来革委成立，都加入到革委去了。并且都是担负很繁重的工作，各项技术工作人〈员〉也取消了，于是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同时负责的几个人，都是前后左右分途而走，很难集合―块开会。因此除掉几个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许多重要的问题都由负责同志随意办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可以说前委本身组织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指导。譬如在汕头再与张发奎联络，和滥委阵炯明部为师旅长等事，有几个参加前委的同志当时全不知道，直到香港才听见说。
在革命〔委〕内工作的约二百六十余人，内有一百八十余同志，但是到汀州才组织起来，开过两次大会和几次支部会。至于他们的工作，前委全未能加以管理和指导。
军部方面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的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
经过各地党部的组织，都异常幼稚，并且充分表现机会主义。在赣东一带不必说简直全无党的组织，就是在粤东一带所有各地的党部，不过是一些共产分子的集团，全不是群众的斗争的组织。有些地方曾极力做暴动的准备，但只注意军事技术，全不深入到群众中去。这种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实在是党的根本的危险。
（十―）结论
八一革命在客观上是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工农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就是国民革命最后一个阶段，土地革命的客观〔10〕。但是因为党的政策深中机会主义之毒，不但是得到一个最后的失败，并且把本来客观上付与的意义都完全失掉而成为一种简单的军事投机。第一、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象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之中几乎全数是c．P．，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便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第二、明知道八一革命的意义，主要的是土地革命，但是却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这种“耕者无其田”的土地政纲，就是党在第五次会以后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的结果。第三、可从对汪精卫的幻想中得着很大的教训，但是却又恋恋于张发奎，到了潮汕张完全反动了，看见他到广州挂了一块反南京的假招牌，却又对他悬着很大的幻想。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依附强力的心理。第四、不敢屠杀土豪劣绅，反对征发没收的政策，却维持旧的秩序来装璜国民政府的招牌，充分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汕头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真是一点不错！第五、暴动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没有群众便无所谓暴动，但是我们在各地暴动，只有军事的准备，完全没有发动群众，并且到准备暴动时，注全力于军事组织，把原来的群众组织都放弃了。所谓工农军的暴动，不过是变像的军事投机。第六、不去极力发展群众，却认与陈炯明的余孽接洽及联络土匪等是重要工作。第七、军事行动不图与敌人作决死争，却极力避免敌人的攻击，这都是军事上的机会主义。
这次八一革命的政治上的错误，可以说党的历史上的机会主义的结晶，伟大的八一革命，完全被机会主义断送了。当然军事上虽然失败了，革命还在继续高涨中，革命的主力工农群众还在继续奋斗中。不过我们不深深领会这些教训，我们还会继续做断送革命的罪人，同志们不要忘记了八一革命中所得的宝贵的教训！
附二：
张太雷报告
――“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
（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席上）
这个报告分开几方面说：
（一）政策决定之经过
我们首先说明向〔白〕中央决定南昌八一暴动，是决定在四省秋收暴动以后。此时解释要以农民为主力，去进行土地革命，并未丝赢依赖军事力量。后来南昌客观上容许我们动作，中央决定要动。但只认定南昌暴动是四省暴动中的一部分，仅仅是土地革命的一个帮助。希望军队到广东来，能够与广东农民暴动打成一片，绝不是希望单纯军事的胜利，因为这是没有意思的。在南昌开办的时候，平山同志主张干，但他主张干的原因说是：贺龙主张，叶挺也同意干，故他也主张干，这完全是军事冒险的运动，绝不是如中央决定去干的政策一样。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于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
（二）政治上的错误
这次军行所至，与土地革命毫无关系，未曾帮助农民有蓬蓬勃勃的斗争，沿途只知道叫军士怎样守纪律不扰民。可以说这次我们的军阀〔队〕，不是什么革命军，只算是王者之师秋毫无犯。不准军士抢土豪劣绅地主之财物，甚至鸡犬亦不能擅取，宁愿饿肚，还算在彭湃乡村中杀了几十人。我们军队到的地方，并没到乡村中去骚乱，杀戮土劣，闻在汀州捉了十人，亦只勒索数万元了事。到了汕头，更是沉寂，其情形闻之便要下泪，什么宣传，筹款打反动派，一概没有甚么，闻说曾招集了一个大会，标语传单不多。见警察就跑了，我们不知把工农分子去代替，反去找回旧的，始有人站岗，至兵舰陆战队上岸那天，警察竟为内应。我们对警察还这样不忍杀戮，甚而至公安局的名义都不肯改为政治保卫团，这虽然很小的事情，亦足见他〔我〕们保守关〔观〕念太深。
各地农民亦没有得到军队的帮助，潮汕农民亦可〔未）动。同阳〔11〕农民自动起来，亦只派军队甚少去援助。普宁城派了一营人，攻西城，军队竟从防军之要求，不准农民入城大杀土劣。农民是非常不满意，觉得我们的军队与其他军队没有什么分别。大家都〈以为〉把敌人打了克复广州，甚么问题都可解决了，遂不注意怎样趁军队力量所及的地方去负起帮土地革命进行之任务，这与国民党划分军政时期宪政时期的观念错误是一样的。
（三）军事上的错误
军事上的错误亦是跟着政治上的错误而来的，譬如国焘不主张在南昌动作，因为是对张发奎有许多幻想。就是临走的前夜亦与张发奎作很长的谈话，而且说还有希望。军事上的错误在南昌动作开始的时候就有，就是对蔡廷楷部，过于相信，以为他不会背叛，迟迟不解决他，致被中途逃走，同时影响到二十军。不然，多了几千兵或不至有这样利害的失败。同时军事计划因为想念取广州，所以行军是很快的，沿途抛弃枪枝大炮无数，死人亦多，然后至会昌又折回，不由筠门岭〔12〕入，以为给养困难，其实并不是事实。裕叶〔13〕去平远回来报告，筠门岭一带给养都可能的。这又当进不进的贻误时机，使敌人能够集中。
其次军队中的侦探工作做得不好，敌军作战计划与人数完全不知，汤坑之后仍是乱摸的。还有就是主力军队不集中，二十五师竟调去三河坝，遂为敌人击断不能援救。总之，这次失败，是军事行动与东江农民没有联络，鼓起土地革命之高潮，与农民暴动打成一片。
（四）我们应有之认识
此次的失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必然失败的。但经过这次之后，有些人根本会怀疑到农民，以为农民没有力量，这个错误观念，我们应该严厉反对的。
（五）目前的方针
目前工作方针，与前大不相同的，就是以前还有些妥协存在：一、以前五十亩以下土地不没收的，这实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碍，以后便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都要一概没收，澈底的干去；二、以前还是用国民党旗帜去号召，以后便不要了，改用红旗。以前只限于宣传苏维埃，以后便要真正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表面上似乎与前所差无几，实际已大大不同，就在换红旗一点看来，已表现出我们的坚决。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象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的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我们必须接近新的精神，抛弃一切旧有的观念，甚至以前是很好。根据此政策，我们的工作是：
一、二十五师已退彰〔漳〕州，约二千余人，二十四师已到海陆丰一带，约有千把人，贺部师长已叛，但闻兵士脱离者数百人。我们现在要决定他们去做政治的流寇，不应象过去只注重掠夺政治经济的中心，他们每到一地，便要杀土豪劣绅，帮助农民起来便要组织工农政府，扩大宣传，我们不是希望一定要这个政权能够稳固很久。
二、军队一律改工农革命军，指挥在参谋团，实则直接受南方局指挥，不致再成为单纯军事投机行动，旗帜改红旗。
三、各地且仍应积极准备，有机会便起来。
四，革命委员会要改组，权属中央，名单更要中央决定。至各省要不要革委，由中央决定。至将来革委之产生，或可招集全国工农兵代表会，或某一种形式。其余各条，在目前工作纲领〔14〕上面已有写出，现不重述。我们有个问题，就是以后是否还有希望，革命前途是否高潮？我们可以肯定说，是高潮的，有希望的。我们从主观方面说，自军事失利后，海陆丰农民仍继续的奋斗，打贺部叛军，十四日广州海员示威大运动，自动夺取工会，打工贼，至海南农民占据五县，组织政府，现仍有占据全岛之希望，武汉湘农民仍旧在奋斗中。再从敌人方面说，全国已入混战局面，冯张之争，晋奉之争，唐生智与南京之冲突已明显，周凤歧何应钦亦交恶日甚，李张因我军失利，而成李张黄鼎虽而三之势，日在准备伙并之中。我们的失败，并未促成敌人的团结，反促成敌人的冲突。反一方面说，我们因这次失败使我们不再幻想单纯的军事行动，而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假使这次我们胜利了，前途可否乐观还是怀疑的。因同志中多仍充满旧的观念，党的力量又弱，同志中竟有争领袖的表现，胜利了恐也不是革命的胜利。
总之，我们得到了此次教训，必须抛弃过去的错误观念，澈底执行党的新政策，这样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附三：
张国焘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九日）
此次潮汕可痛之失败消息，谅兄等已于报章中略得一二。弟与立三、代英、伯承、伯渠、玉章、贺龙、彭湃，平山等均于七号来陆丰等处，陆续逃至香港；太雷、倚〔绮〕园诸兄先弟一日起程返港，但至今未到，不知是否遇险；恩来、希夷〔15〕诸兄尚在军中。二十五师原在三河烦，现向闽边退却，二十军及二十四师剩千人现在陆丰。欲知详情说来话长。回忆弟奉命赴浔时，我军已集中南昌，当即赶赴南昌与前委同志会商，诸同志都主张立即与张发奎分裂，彼时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惟发动为一事，发动后如何进行又为一事，主张发动者，内有少数同志多不明白争领导权的意义。然集吾党国民党工作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于一处（吾党政客及平山等），虽主发动实在无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谓之左派投机主义。故彼时军中同志，亦尚无与张分裂之决心，政客们更是不知道发动之后如何进行，应用何种政策，弟名之为“毫无争夺政权之准备”。彼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解决农民条例等，都是仓卒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二篇宣言，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政治工作人员如章伯钧之流，都是借军队掩护出海逃生之心理。出发南昌军事上却有十师之变，××范荩同志等死之〔16〕。假使彼时我们要解决十师，并非不可能，徒以无争夺政权之准备，遂为人所实。出发南昌时，实现固有许多困难，最困难者为夫役缺乏，故从南昌到抚州一路甚为狼狈，大炮丧失殆尽，机关枪亦失掉不少，枪枝二三千枝，子弹更不知其数。行军毫无精神，从军官一至兵士不知为什么地〔到〕广东去。同时同志中有几件表现：一、实在没有法子我们就上山，二、我们在这种〔里〕无法生存，跟军队到广东去再说；三、反对汪精卫等的宣传并不热烈；四、对于革命认识不清。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准备，虽然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但是事实上证明其为左的投机无疑。如此无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遗毒。
从抚州至瑞金一路只是简单的行军状况。在南昌时，我们得到七十万纸票，十万现洋，可是纸票不好用，积极方面无所表现，消极方面因行军不易得到夫子及粮，故亦不能说是很有纪律的军队。拉夫者有之，抢人鸡子者有之，而尤以二十军为甚。及到瑞金、会昌，幸而战胜钱大钧。此时我军战斗兵只剩八千人，出发时共有二万一千人，十师变，去掉五千人，沿路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人，瑞金、会昌之投损失千人。到瑞金时政治意识始稍明显，吾人所讨论者：一、政府的组织形式；二、政府的政策――土地革命；三、利用国民党旗帜至何程度；四、财政政策；五、军队的补充问题。然会昌战胜后，吾人不走会昌出寻邬到粤之平远，反折而走闽之汀州、上杭，实为最大之错误。政治上同志对于土地革命虽积极宣传，然土地革命应如何进行，则极少明了者。政权形式则尚欲利用国民党旗帜，故主张县市区乡政府则建设工农占百分之九十的政权，上级则主张利用国民政府名义，并主张用各省县市革命委员会名义以及以左派清党的办法改组国民党，召集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盖欲与汪精卫等争正统也。对于财政筹款方法，始终采择于利用土劣摊派款项之旧式办法之间，惩办土劣尚未能坚决进行。从抚州到粤边，一路毫无我党组织及工农势力之可言。
吾人抵粤前以为广东之工农必有相当之准备，乃事出意外，所经大埔、三河坝、高陂。留〔溜〕隍、潮州、汕头等处，工农势力均极弱。然吾人又不先于梅县、兴宁、五华占潮汕之△背，而竟直下潮汕。敌人占住梅县、汤坑，丰顺等处优胜形势，我军遂成为斧〔釜〕底游鱼，焉得不败。
汤坑之役，敌陈济棠、徐景唐、薛岳、王俊等部约一万五千人，我军二十军二十四师只五千人，敌黄绍雄部围袭潮安，我只一团守，廿五师又远在三河坝，汤坑战两昼夜，我军死伤二千人，敌死伤四千人，然终不能胜敌，潮安失守。如是二十军二十四师既不能退饶平与二十五师联络，遂不得不仓卒退潮阻〔阳〕之关埠走贵峋〔屿〕，聚于普宁之流河〔沙〕。及抵流河〔沙〕开紧急会议，而又为敌所截击，我军遂一败不可收拾，弟等即于是处四散逃至海边，雇民船逃香港矣。
抵港后与省委会议，知粤局张李冲突在即，吾人仍须集中工农势力争取政权。集中地点：二十五师在闽边之韶〔沼〕安，二十四师及海陆丰之农民集中海陆丰，江西农民及琼崖农军均设法集中，以及仍用革命委员会名义，不用国民党名义，军队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废止国民革命军名目，积极发展工农斗争等，革委预备立即发布宣言。总之，此次运动之中，同志死者极多，同志忠实能奋斗者亦最多，然十一军尚不能说是c．p．军或工农军，只能说包括很多c．P．分子之有纪律的国民党军，二十军只说是表同情于我们之旧式军，革命委员会则甚复杂，党的组织极松懈，党亦无职权，军事上政治上均甚幼稚，毫无夺取政权之准备。如此溃败，实堪痛心，中局对此次事宜有表示。同志如贺龙、伯渠等均欲赴俄，请中央送之往，弟不日即返沪，报告一切。对子八月七日之决议及告同志书己略知一二，弟完全拥护，并欲日内回沪，面受处罚。船即开，甚急。并致党礼！
国焘
十月九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曰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七期刊印
注释
〔1〕马夜政变，即马日事变，因事件发生于五月二十一日夜晚，故当时又称马夜政变。
〔2〕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登载时，此后还有：“直到今年八月一日，叶贺军队因此而暴动，反抗武汉政府――反抗这摧残土地革命压迫工农屠杀共产党的所谓国民政府，叶贺军队，是中国革命之中第一个真要站到工农贫民方面来，真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及军阀政权的军队。八一暴动主要的是在此。”
〔3〕王俊，当时任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
〔4〕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登载时，此处为“苦战”。
〔5〕南方局，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决定成立，代表中央领导广东、广西、闽南等地党的工作，负责在上述地区传达并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十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南方局。
〔6〕高雷，今广东省湛江地区，民国初年称高雷道。
〔7〕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登载时，此处为“宣布耕者的田是全国人民的”。
〔8〕特立，张国焘。
〔9〕今译布尔什维克。
〔10〕原文如此，疑有误。
〔11〕原文如此，疑为“揭阳”之误。
〔12〕筠门岭，在江西省会昌县南部。
〔13〕裕叶，兰裕业。
〔14〕这个纲领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由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发出。纲领认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现在的暴动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纲领决定了当前的行动方针十条，主要内容是：一、只有靠“土地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力量起来，才能得到胜利。军队应与农民的革命力量打一片，不应认为是土地革命的主力。以后应当注意于农工群众自动的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扩大。二、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三、革命武装绝对受南方局领导，应成为农民暴动的有力导火线，切忌作成“单纯军事行动”。四、各地工农应扩大本地的政治或经济斗争，扩大到夺取政权。五、扩大土地革命与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宣传。六、加强敌军工作，促进敌军的分化，发展在士兵中的组织与影响，反对幻想与军阀妥协或其他“政客式的军事投机的行为。”七、发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杀戮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八、有计划地筹措工农革命军的给养，不得扰乱农民。九、中央革命委员会仍秘密存在与活动。十、公开宣传党的主张与共产主义，发展党的组织与农民协会、工会的组织。
〔15〕叶挺，字希夷。
〔16〕××，应为徐石麟，又名徐石林，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参谋长。范荩，又名范孟声，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第十师三十团团长。当时报载徐石麟、范荩等人被害消息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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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的工农兵士及一切劳动平民！南京政府和唐生智开战了。又是贫苦的兵士流血，贫苦的人民受痛苦了。他们已经攻城夺地，调兵遣将，拉伕派饷了。这些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冲突，不论是南京、武汉，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都是祸国殃民，剥削和压迫工农贫民的。冯阎和张作霖早已开战，今南京和武汉又打仗了。不久，孙传芳、张宗昌又要打南京和上海。全国大混乱的军阀战争——奸淫掳掠的屠杀战争开始了！就是广东，也在酝酿着李济琛、黄绍雄和张发奎的战争。全中国都是万恶的新旧军阀争权夺地的战争。工农兵士及一切贫民，以至于小商人，都尝够了军阀战争的痛苦。农民被剥削到一粒米也不剩，被军阀拉夫、派捐、封船、扣车、派粮、派草……兵灾所到，田亩荒芜，整个的村庄〈遭〉到烧杀蹂躏，奸淫掳掠。无所不至。这些新旧军阀拼命压榨贫民的膏血，苛捐杂税无奇不有，——农民一年劳动所得，差不多有四分之三要拿出来付租税。如果农民反抗这种强盗似的禽兽似的蛮横压榨，那么，他们便大施屠杀，几十个村庄一批一批的烧毁，老弱妇女也不能免。这些军阀还要拉夫，——强逼工人苦力到战场上去送死，强迫他们搬运几百斤的重担，牛马似的鞭打他们。被拉去的夫子，不但一个钱也得不着，而且常要打死、饿死、做死。夫子做不动了，军阀便不顾他们死活，把他们丢了，甚至于还要把他们枪毙。军阀封农民的船，抢农民的车，船夫车夫都得替他们当差。战争一起，纸币更加要滥发了，甚么国库券、金库券、二五库券又要大批的发出了。工农小商须得使用这种不值钱的纸币。还要强迫人民担负公债。上海方面已经榨取了四千万元的公债；现在为着战争——又要发行二千四百万元。因战争的关系，米盐油等日用必需品，运输都日益停顿，价钱一天天的飞涨。因战争的关系，交通断绝，商业停滞，棉丝等等原料不能运到市场上来，工厂要关门，工人的失业更加一天天的增多。资本家只顾要自己不亏本，成批的开除工人，或者简直关厂，帝国主义遇见中国这种混战，更加可以乘机取利。这些万恶的禽兽似的新旧军阀互相吞噬的时候，帝国主义便可以更加来进攻中国——满蒙协定呀，中日商约展期半年呀，汉口英租界交还英国呀。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又抢夺几条新的铁路去，又霸占了几个满篆矿山去，他们还想更多占领中国的领土，侵入内蒙古。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利用军阀的互斗和国民党的妥协屈服，又将汉口租界抢去。汉日英租界是工人贫民群众夺回来的呵！如今卖国的国民党却将他让还英国。今年一月间工人贫民赤手空拳将这租界夺了回来。而现在——十月间，还不满一年，国民党的军阀，有着全副武装的军队，却拱手交还英国！中国一般劳动民众，穷苦得饭也没有吃，受着非常之大的痛苦、压迫、抢掠、奸淫，而这些军阀还要打仗！谁在这里破坏长江流域，谁在这里延长战祸茶〔荼〕毒民生？就是国民党。唐生智是国民党。他这个军阀、地主、银行家、荒淫骄奢的重利盘剥者，他在湖北、湖南、安徽成千成万的屠杀工人和农民，屠杀共产党员，摧残两湖的农民运动，残暴到极点的镇压两湖的农民暴动。唐生智说，他不满意南京政府的政策，不承认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这完全是鬼话。他自己的政策和南京政府的完全一样。他为什么打仗？不过为着争地盘，他抢着了安徽，还想抢南京上海，占领整个的长江流域，他要他来杀江苏、浙江的工人农民，——南京派的国民党杀了还不算！他是张作霖、张宗昌的同盟者，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现在已经受日本帝国主义军械子弹以及汉阳兵工厂材料的供给。他是杀工人农民的刽子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以及一切工农的责任，就是要反对唐生智，推翻唐生智！现在南京政府打唐生智。难道南京政府比唐生智好些么？南京政府之下的将军也是国民党的军阀，也和唐生智一样，是清党反共的所谓忠实同志。这些军阀和唐生智是一样的，——一样的刽子手！南京派的将军李宗仁、白崇禧、程潜、何应钦，也是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大资产阶级以及买办的代表，和武汉的唐生智、何健、刘兴一样，和冯玉祥、阎锡山一样，和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一样，和汪精卫、张发奎、李济琛也是一样。何应钦在福建、浙江，到处屠杀工农共产党。他现在明的暗的听英国帝国主义的驱策。他是蒋介石的走狗。白崇禧就是四月间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他最近还在天天杀共产党，天天杀无产阶级勇敢的战士，他逮捕了几千几百的革命党员，关在龙华。李宗仁、程潜等类的东西，也是军阀，也是工农贫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他们打什么仗，为什么打唐生智？他们的目的，也和唐生智一样。他们是想抢地盘，争权利，抢夺剥削工农的权位。这次战争的“意义”，就是——究竟哪一个能够有全权搜括长江流域剥削劳动民众：是唐生智呢，还是南京派的一班狗强盗？张发奎、汪精卫、陈公博等等，现在正想利用长江流域的混战，从容霸占广东的政权。但是李济琛、黄绍雄又要同他们战争。这些革命叛徒，这些无耻的地主豪绅资本家的走狗，他们帮着杀了成千成万的工农，还在那里说工农政策，实行减租等等……人民被他们欺骗得长久了；他们自己的屠杀政策早已揭穿他们的假面具，现在再骗不了人的了。他们是劳动民众最可恶的仇敌，因为他们用那些欺人的“革命”口号，掩饰他们的真面目，还想用国民党的臭招牌骗人呢。他们和李济琛、黄绍雄的战争，也是军阀的战争，和南京武汉的战争是一样的。工友们，农友们，城乡的贫民！在这种全国大混战的军阀战争之中，我们拥谁呢？我们应当使这种战争得甚么样的结局呢？我们应当反对一切军阀的战争！我们应当推翻一切军阀：北方的，南方的，武汉的，南京的，山西的，河南的，广东的或广西的。我们对于现今互相搏噬的军阀，都要打倒。我们知道：无论那方面战胜，对于劳动民众都是非常之大的祸害。所以我们现在，和欧战时候欧洲俄国的革命工人一样，应当积极的行动，使各派各系的军阀统统都失败。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的战争。然而要肃清这些新旧军阀，消灭一切战争，只有推翻军阀政权之一法。要消灭军阀的政权，就必须工农兵士起来反对军阀。应当使军阀的战争变成一切劳动民众反对压迫剥削及帝国主义的伟大的战争。只有这样，我们将地主阶级的土地夺回来给农民，没收一切大工厂、大银行、大企业，消灭重利盘剥，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澈底的改良工人及一般劳动者生活，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国民党的欺人口号，革命叛徒的反动政策，决不能救中国；只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伟大的武装暴动，才能开始新中国将来的光明之路，肃清中国之内的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几万万工农民众不再受残暴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共产党知道：这种反对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要经过极大的阶级战斗，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是一切劳动民众的领袖，我们知道：必须在斗争之中组织群众，走向这个伟大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是实行着：一年以来光荣的上海工人的暴动，广东农民的暴动，两湖农民的暴动，叶挺、贺龙军队的战斗，都只是这一极大的斗争之中的片段。我们应当利用这几次英勇的战斗之中的经验和教训，准备更大更新的爆发。我们应当将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组织得更好，扩大到工农群众之中去，吸收一切优秀的革命分子。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更加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努力的反对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反对这些民众的和革命的叛贼。我们更加努力的反对一切军阀战争，反对一切军阀及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一切工农兵士贫民实行伟大的武装暴动。工友农友兵士贫民同志们！准备着作战，经过日常斗争，一直到推翻劳动民众的一切仇敌！前进！前进！反对军阀战争——反对一切租税，反对无价值的纸币库券，反对强逼公债1反对南京的军阀，反对唐生智，反对张作霖，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反对张发奎，反对汪精卫……！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力争中国的统一解放！推翻一切寄生虫压迫者的政权！一切政权归劳动平民！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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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今年的辛亥革命纪念——双十节又到了。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那里去了！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国民党改组之后，接受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解放工农阶级的政纲，方才得着新的生命和新的革命力量；中国的革命方才经过五卅运动而重新大大的发展，方才能有去年北伐的胜利。但是，革命的发展把豪绅资产阶级吓坏了——他们赶紧要阻止革命，以保障自己阶级的权利，因此，他们竭力想把国民党变成豪绅资产阶级新式军阀的党。今年四月蒋介石白崇禧李济琛等开始屠杀工农民众于沪宁广东，八月唐生智汪精卫张发奎完成这种屠杀于两湖江西。直到宁汉妥协，国民党之最反动的分子西山会议派完成这种反动事业——将国民党改组一笔勾消。重新兴起的革命，就在这一年内被沪宁武汉各派革命叛徒的反动所摧残。现在的所谓国民党，把阎锡山王宠惠等都算做所谓忠实同志；把冯玉祥唐生智白崇禧李宗仁李济琛张发奎等军阀各自霸占地盘剥削民众大施屠杀的局面，称为党权胜利，——这种国民党完全又是军阀官僚的党。辛亥革命的事业岂能希望他们来继续！所以今年的双十节纪念的意义，就在指示民众：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要开辟新的道路——国民党既然与共产党分裂，既然自绝于工农民众，既然自绝于他过去的革命历史，自绝于辛亥革命的事业，既然背叛革命，那么，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辛亥革命后十七年中国的现状是怎样？十六年以前还可以说，差不多是全中国都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但是，去年十月十日的时候，武汉便由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随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占领许多省，如今山陕河南江浙直到广东都算是在所谓国民党旗帜之下。这一年总算是国民党军事上的大胜利，地盘的大扩张。但是今年十月十日的时候，中国的现状又是怎么样呢？在一年之中，工农群众奋起斗争，引导革命到胜利的道路上去：汉口九江的租界，是工人群众夺回来的，上海工人的暴动推翻孙传芳毕庶澄的统治，两湖及各地的农民实行民众政权的真正民权政治，铲除豪绅资产阶级的势力，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开始实行耕者有其田……，革命是已经开始向真正解放工农民众的道路上发展。但是国民党的领袖不要民众的胜利，宁可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从四月起直到八月初，先是蒋介石等在东南各省，后是汪精卫唐生智等在两湖江西，开始屠杀压迫民众及共产党，把工农民众反抗豪绅资产阶级贪官污吏新旧军阀的革命行动，都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沪宁武汉先后反共，都是号称保护所谓纯粹的国民党，其实，显然是转入反革命，压迫革命的发展，将国民党的旗帜来做军阀官僚豪绅资产阶级反动的文饰。国民党反共而背叛革命压迫民众的结果，便造成现时的局面。现在的局面是：（一）所谓国民党的政府，不论是南京的所谓中央特别委员会，是武汉的所谓政治分会，是广东的所谓政治分会，都已经与工农民众立于仇敌的地位，他们天天屠杀工农；——这种政府完全是反革命的政府，与北京张作霖的政府完全一样，不但不能得着民众的赞助，而且是民众所要推翻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既然与工农民众宣战，他便是与中国反帝国主义力量断绝关系，自身要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帝国主义看见中国革命的这种挫败，自然是非常高兴。因此，关税自主不能实行，沪抗铁路被英国军队掘断而中国方面甘心屈服，汉口英租界最近事实上已等于重受英国领事管辖的状况，汉口九江英日水兵杀戮中国人民及兵士，而所谓国民党的党部及政府不敢反抗，反而宣传应当和平了结勿为过甚；日本撤退山东的驻兵，上海的国民党党部便立即命令取消对日大同盟。这种外交上的屈辱，对于帝国主义力求妥协，摇尾乞怜的丑态，表明今后的国民党及其各派政府，已经不成其为一种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附庸，延长其对中国统治的工具了。二、所谓国民党治下的各省，一概和以前军阀统治丝毫无二，不过多些国民党党部及其御用的假民众团体，摇旗呐喊欺骗民众罢了。他们对于真正实行平民政权（如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政府，两湖各县的农民协会政府），实行压迫屠杀，对于要求经济生活改善的工人，也是压迫屠杀，还要派他们御用的工贼工会（如上海的工会统一委员会）专门破坏罢工，遇有罢工，他们就说先复工再谈条件，结果，工人次次受骗。三、宁汉合作一致北伐的呼声唱得非常之高；国民党真正统一提高党权肃清恶化腐化的呼声也非常之时婚，而事实上呢，南京九月十五日的会议开都开不成，立刻唐生智便在武汉组织武汉分会，宣传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立刻冯玉祥和唐生智开始冲突，武汉方面宣传反冯；立刻何应钦（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互抢上海，和周凤歧抢夺浙江，张发奎和李济琛互抢广东；还有唐生智抢刮安徽，又进而要抢夺江西。这是甚么统一，甚么党权！最迟一月来—─南京财政部军需处等发表财政报告，公然的供出各将领在海关税务机关等处搜括几万几十万，各方收支虚报，互不相符——军费每月到一千七八百万以上，浙江邵元冲等侵吞公款；武汉财政部的官员作弊投机被人揭发，广东财政厅的官员也是如此。这种情弊岂非明明白白表显出：这些所谓国民党的军官及官吏，纯粹是军阀和贪官污吏，他们互相争夺搜括民脂民膏！这和张作霖等政府有甚么同样！四、最近，阎锡山和奉张开战了，冯玉祥也动兵打徐州了。国民党的领袖叛徒又要高叫一致北伐，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了。请问照上述的许多事实，这些国民党军阀，即使打到了北京，算甚么革命，实行甚么三民主义！他们在现有的地盘上，件件事是反对三民主义背叛三民主义的，他们得着了新地盘，仍旧是压制工农剥削民众大施屠杀的军阀统治，这算是甚么打倒军阀！而且即使他们这些国民党军阀相互之间偶然可以私利关系，结合起来去打奉鲁军阀，不久，他们自己之间的裂痕仍旧要破裂，他们之间互相争城夺地搜括金钱卖国殃民，必是要重演一部辛亥革命的失败史！总之，今年双十节的政局告诉我们：国民党已经不能反帝国主义，因为他们帮着帝国主义屠杀工农已经好久了，他们已经不能反对军阀，因为他们自己便是军阀，便是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之间——张作霖张宗昌等与国民党诸军阀之间的战争，所谓北伐，不过是军阀战争，不过是浪费民众的膏血，使兵士去做他们争权夺利的炮灰，并且更加加重对于工农的剥削和压迫罢了！工农贫民兵士的群众，应当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应当自己拿起枪来打倒这些新旧军阀，要这样才能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我们的口号是：“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民众的战争已经开始了！工农民众的革命正在急剧的进展，而国民党与非国民党的军阀，却要阻止他，民众如何不要拿起武装来扫除他们！帝国主义现在假手于国民党的军阀来压迫民众；中国资产阶级也已宁可和帝国主义妥协，霸占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和外国资本家共同剥削工人；中国的豪绅更是经过国民党的军阀屠杀农民，霸住土地，维持封建式的剥削。这些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压迫民众，又在互相争权夺利以兵士做炮灰，克扣兵饷。工农贫民兵士如何能不起来反对他们？如今工农贫民兵士反对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战争，间接的亦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今年双十节纪念的意义，应当是民众起来反对军阀的战争，实行民众的战争之新纪元！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军队已经一次打进了汕头。广东各县农民，尤其是海陆丰梅县兴宁的农民，已经起来实行这种战争。湖南醴陵平江浏阳的农民也已经起来暴动，湘〔湖〕北通山通城崇阳公安不〔石〕首等县的农民亦已起而暴动。他们杀土豪乡绅，没收地主的土地，他们实行耕者有其田，他们自己分配土地。农民暴动的潮流已经波及各地，河南江西安徽零碎的农民暴动也时常发见，其他各省，如直隶三河县的联庄余等，无处没有自然爆发的农民武装斗争。工人群众，尤其上海武汉等处的工人，被国民党军阀或北方军阀的压迫到极点，资本家趁着反动政权的暴力屠杀共产党，便着着进攻，工人的经济生活困苦到极点，——例如京奉京汉铁路欠薪至十一个月之久。工人武装的打击反动分子，各城市中时常发见。工农群众武装暴动以反对一切新旧军阀统治的民众战争，确实已经开始了。叶贺军队中的革命兵士不过是开始参加这种民众战争的一部分；革命兵士倒戈打倒自行的反革命军官的运动正要发展起来。这是辛亥革命的真正继续，只有这暴动的胜利，才是革命的真正胜利！工人们，你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努力起来奋斗，做今后民众的革命战争的先锋。你们现在的痛苦，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除，只有：努力组织自己的真正工会，实行猛烈的反对资本家工贼国民党御用工会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组织工农贫民的政府，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农民们，所受的剥削已是无以复加了，田是你们耕的，享用的都是豪绅地主。赶紧起来奋斗，拿起武器来，自己组织农军，推翻你们的压迫者。乡村之中的政权，你们自己拿起来！杀土豪乡绅，实行耕者有其田──谁能耕几亩就分配几亩田给他；不耕田而坐着吃田租的地主，都不准有田。这样，农民才得解放。广东湖北海南前农民已经部分的暴动起来了，你们赶快继续大家起来！一般贫民兵士们，你们的痛苦也只有团结在工农暴动的旗帜之下，才能得到解放。尤其兵士，你们都是穷苦不过的工农，没饭吃再当兵，替军阀做炮灰。从前还说国民革命军是革命的，如今所谓国民革命军，已经完全反动！你们只有掉过枪来打杀这些新旧军阀，派出代表来参加政府，和工农共同实行民众的战争，编成真正的革命军队，把一切反动政府都推翻，然后你们能耕田的可以分着田耕，能做工的可以找着工做！辛亥革命十七周纪念的意义，只有实行民众兵士反军阀的战争，以继续完成中国革命，真正建立工农平民的民权，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如今广东两湖的工农暴动已经起来，虽然部分的有失败，但是国民党军阀的屠杀，并没有能征服我们，我们只有继续努力奋斗，达到民众的最后胜利！推翻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一切反动的政府！反对南北新旧的一切军阀！反对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国民党！反对国民党走狗包办的假工会假农民协会！对于一切反动政府拒绝交纳税捐！对于豪绅地主拒绝交纳田租！工农贫民兵士暴动继续辛亥革命！工农贫民兵士暴动建立平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实行劳动保护法！一九二七·十·十根据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出版的《前锋周利》第五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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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相关链接：罗亦农
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
（一）广东的胜利，革命运动之猛烈发展，使中央不能不迁居于革命的中心区域，指辉〔挥〕这一革命运动。在事实上中央将与长江各省隔绝关系，故有长江局之设。
（二）长江局所辖范围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
（三）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执〔职〕权，指辉〔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上列七省的党务须纯全受长江局的指辉〔挥〕，但长江局须随时将所处理之工作与决定报告中央，受中央的指导。
（四）两湖与广东为中国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长江局的第一个最大任务便是坚决的发展土地革命。两湖的土地革命如一时不能发展到最大的限度——消灭唐生智统治，取得两湖政权，则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依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以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长江局必须领导所属党部坚决的执行这次工作，同时，并须特别努力建立与发展这次工作。河南也为农民运动比较发展的区域，长江局须同样注意河南农民运动之发展。至于安徽四川江西陕西的农民运动亦不可忽略。
（五）长江局第二个大的任务便是发展所属范围内之职工运动（特别是武汉三镇）。目前主要的工作为：发展经济斗争，建立秘密工会与工农革命夺取政权之宣传，（六）长江局第三个最大任务便是改造所属各级党部。因现有各级党部多不能领导各地的革命运动，长江局负责同志须不断的巡行各地，实际指导各地工作。在党的内部工作须特别注意党内干部之培养与从党员群众中提拔负责同志工作。
（七）为增加各级党部的指导与党中干部之培养，长江局须不断的刊发政治通讯，至于对外的宣传，最好由各省党部独立的出一种政治刊物，如技术上不能铅印至少须用油印办法。
沈保和〔1〕
一九二七·十·一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补注：《罗亦农文集》中收录了此文，题为《中共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并注明：“这是罗亦农代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文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注释
〔1〕沈保和，中共中央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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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广东省委函——对《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工农军作战方法》的意见（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致广东省委函——对《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工农军作战方法》的意见（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你们的《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工〉农军作战方法》及《告广东闽南民众书》都已收到。中央对你们有以下的意见，请你们查照：——一、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中央认为有几点很重要的可以防〔妨〕碍革命发展的：第一是你们保留一部分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中央前信已经告诉你们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至于没收土地之后对于老幼废疾的救济，是革命政府之下的另一工作，不能因为这个便保留一部分地主制度。第二是你们肯定小商人的选举权利，并且规定县革命政府选举代表小商等要占百分之二十〔1〕。其实，以两湖暴动的经验，大小城市的小商人，大部分［是］自己是地主或与地主有深厚的关系，至于大城市的小商人则更有与买办阶级有密切关系的。这些分子在土地革命激剧的发展中，必然走到反革命的方面，所以我们不能肯定他们有一定的选举权，完全要看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而定。况且在大城市中暴动胜利后，应组织苏维埃，更不容有百分之十至廿的小商人代表（见国民党工作及苏维埃决议）。第三是你们肯定“不没法〔收〕工厂作坊”。这也是不正确的，在中央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已指出对于反革命的工厂作坊是有没收的必要的。我们固然不决定没收工厂作坊，但是对于反革命的工厂作坊必一定要没收。不然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政权，保障革命的发展。总之，我们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态度，要以不妨碍革命的发展及工农的利益为原则，不可事先作法以自限。这是要你们特别注意的。第四是关于国民党的工作。中央对此另有新的决议，随信寄上，请你们查照执行为是。二、关于《工农军作战方法》的。第一，在整个的计划中，你们有胆小，怕牺牲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弱点。例如你们肯定：“工农军与有训练和有组织的军队作战，要想取得胜利是很难能的”，因此你们便断定工农军作战必须要“避免正面战斗”，要在战前“示意各级指导人员以败后收容地点及方法。”你们在计划上这样胆怯的暗示，必然会影响到群众不能坚决的作战。并且处处避免正面的战斗，势必只能在乡村中迂回作战，而不能去夺取城市。实际，如果我们真正如暴动的主力建立在农民群众的身上，而不是靠单纯的工农军的军事行动，则我们枪支虽少，不难扑灭有数倍枪支的敌军（这是两湖的经验）。这里，所需要的是我们的指导者和群众的坚决的勇气。我们何可在事先自己就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第二，你们肯定“城市要实行暴动，必须要有得力农军的帮助”，这无异说没有农军的帮助，城市中即不要暴动，更具体地说，即是城市的暴动要等待农民的军事行动。你们的理由是说“现在城市的工人大多数没有枪支”。这样的决定，实在太书生了。假设在乡村中农民暴动很激烈，城市已经很恐慌，而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又很高涨的时候，我们无论有多少枪支，都应立即举行暴动，不能等待“得力农军的帮助”，换言之，便是不要等待直接的军事力量，否则便是军事投机。总而言之，农民暴动，要以农民为主，军力副之。要鼓动广大农民革命情绪和革命行动（大批杀土豪劣绅政府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抗租抗税，分配土地）。如此发展广大农民的坚决斗争，暴动才能胜利。断不能有等待军事的心理。三、叶贺军队不知已达到什么地方？此时广东全省应不等待叶贺之达到，即行发展普遍的暴动，对于这点前已有两次信给你们，现在执行的程度如何，你们应随时作详细的报告来。中央九月廿三日根据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六期刊印注释〔1〕《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原文为：“百分之十小商人及贫苦智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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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最近几月的经验（包括南昌军队中的暴动与两湖广东革命的农民暴动的爆发）指示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已经很快的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形式上国民党现在正经过分化堕落的过程。由其腐烂的尸体中产生出赤裸裸的军阀专政。所有共产党员的努力，打算创造秘密的革命国民党的组织，或稍为团结左派分子，一直到现在尚无成绩之可言。在别一方面呢，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已因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灭了。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可见土地革命的急剧的发展，已经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澈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假设在国民党中有这些单独的，革命的，“对抗派”的成份发现时，我们应当赞助他，推动他到继续革命斗争的道路，使他完全与国民党的反革命上层分子断绝关系；但同时应当知道，这种工作比起党的主要任务（组织暴动）是占次要的意义。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即使以后在自然的群众运动基础上，或许另有发现国民党组织之可能（现在还不是这种现象），则我们应当知道这种力量不是主要的决定成败的力量，而是革命之临时的，不可靠的，不坚决的同道者罢了。总之，此后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主要的原则有两点：一、对于宁汉各派的国民党领袖机关及政府，积极的反对，定出明显的推翻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都已成革命的叛徒，民众的仇敌；二、对于零星散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只认为是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可以在每次斗争中，使他们来赞助我们及革命的民众。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左派问题既有不同，则对于八月中央决议案中的苏维埃的问题自然亦有异点。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但中央同时又预先防止那种急忙的与真正革命高潮不相连贯的成立苏维埃。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当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当这些中心地点正〔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换句话说，在小城市里的政权仍旧必须照中央原来的决议去组织（除去对国民党的左派问题），在农村中最近期间“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仍完全有效。根据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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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通过）一、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二、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便要丧失革命。三、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之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暴动，暴动无疑义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四、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五、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一为湘南各县，郴州、宜章、汝城、永兴及衡阳、头阳、衡山两路，准备须于九月六号开始暴动，夺取衡阳，暴动成功后，会合潭醴之师合取长沙。第二区为湘中、湘东各县，为安源、醴陵、湘潭、湘乡一路，浏阳、平江一路，宁乡、益阳、安化一路，湘东〔阴〕、岳阳、长沙与其近郊一路，各路以长沙为中心作准备，于九月十日开始总的暴动。各区暴动成功之后，除留一部分力量维持本区之秩序外，即应迅速调遣大部力量攻长沙。长沙于九月十二、三号，应有一暴动，实行取得政权，推翻湖南省政府。湘西分临澧、安乡一路及常桃汉一路，常德为中心，准备于九月十号开始爆发，夺取常德为长沙声援。此外湘中之宝庆一带，及湘西之澧县一带，亦须有准备于九月十日左右发动，以为各路主力之声援。〕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六、南〔湖〕北暴动应划成下列各区：〔1．鄂南区即武长铁路区，为通城、崇阳、通山、蒲圻、嘉鱼、咸宁、武昌（近郊不在内）七县。2．鄂中区为沔阳、潜江、汉川、天门、京山、应城、监利七县。3．鄂西区为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昌、宜都、松滋七〔八〕县。4．襄枣区为泉阳、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县。5．京汉路区为黄陂、孝感、应城、应山等县。6．鄂东区为黄冈、鄂城、大冶、蕲春、黄梅、广济、阳新等县。7．武汉区为武汉三镇与四郊。这许多暴动区域，应从鄂南开始（九月十号），鄂南开始之日，鄂中、鄂西即须大暴动，与鄂南联络创成一独立局面，威吓武汉，或从鄂南攻岳州威吓长沙。袭枣的暴动如主客观有可能，张兆丰的军队又到，九月十号之前即开始，至迟十号与十号后一、二日即行动作。如鄂中、鄂西暴动胜利，张兆丰军队须速调至暴动的区域，完成暴动直攻武汉。武汉此时须有一大暴动，至少亦应有一大的骚扰（如主观力量暴动不可能时）。鄂西、鄂中暴动如不能成功，则张兆丰的军队，须用各种方法，调往湖南或留在襄枣。鄂南、鄂中、鄂西、襄枣暴动开始之后，鄂东区、京汉路区须尽量响应。〕七、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某农民暴动区域军事的指导用某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执行各境当地基卫，以之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矗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前，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即应改称农民革命军。八、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对于反唐的杂色军队（许克祥除外），如能对于暴动取中立的态度，则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发展暴动，并须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暴动成功后，对于此种部队斟量予以解散或改编。但这决不是说要牺牲我们的根本主张以换取他们的中立。在暴动中对于有反暴动倾向的杂色军队和土匪，虽然他们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决他们。九、暴动为实行澈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事实的结果是全部），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实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民选革命政府，消灭一切非农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装。十、暴动之前须极端注意兵士中的宣传，鼓动他们起来杀戮反革命的军官；一有可能，便应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这种组织应是广泛的群众的。暴动之中要吸引兵士参加。这种革命兵士的组织可以做改编新革命军的成分。十一、暴动的口号：暴动打倒武汉政府，暴动杀尽土豪劣绅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动派，暴动为死难民众复仇，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暴动恢复一切革命民众团体，暴动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暴动打倒叛国叛党的汪精卫，暴动打倒残杀两湖人民的新军阀唐生智，暴动组织革命军，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平民和兵士的革命联合万岁，农民革命胜利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十二、各区的暴动在未发动之先，在离城较远一点的乡村即应杀戮土豪劣绅反动的大地主，提高农民革命的热情，举行各区农民群众大会，多作群众的政治宣传（按照上列的口号加上实际的事实），如发传单、讲演、壁报、告示等。在暴动方开始，首先即须征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乡区的中心城市，屠杀政府的官吏，宣布革命委员会政权，然后才能发展普遍的暴动。十三、暴动方开始即须掘断铁路，破坏水陆交通，占领破坏邮政机关，割断所有的电线，造成敌人的绝端恐慌的状态，然后才可便于暴动的发展。但因交通机关的破坏，同时影响于我们自己的联络，各暴动区域应当想出特别传递息消〔消息〕的方法，切不可因此而迟延等待某区的暴动，即令暴动发生后各方关系断绝，亦应按照预定的未成功与已成〈功〉的地点猛烈的进攻，绝不可犹豫，犹豫便是破坏暴动的胜利。十四、暴动胜利的地方，应无情的镇压肃清反革命。对于买办及反动的资本家，如果他们经济怠工或封闭工厂，则工会应当占领工厂，以之交给革命政权管理。至于反革命的豪绅则应坚决的没收其财产。但必须注意应用正式革命政权机关实行这种收没，严禁私人的抢掠侵吞。十五、长沙、武汉两湖省委，应有一特别的暴动计划。十六、各区的暴动内部的指挥为各区的特别委员会，直接归省委指挥。〔2〕根据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四期刊印注释〔1〕原件未标明作者和时间，五、六两项作了删节。据会议记录，本文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的。原删节部分，按《湖北秋收暴动的简单报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的引述补全，并以〔〕标明。〔2〕据《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载《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第十一期）的引述，此后还有：“武长铁路如发生指挥上的不方便时，两湖省委的特别委员会即应联合组织，归中央直接指挥，同时受两省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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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八号——关于职工运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第八号——关于职工运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本党系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特别注意工人运动，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力量，对于“五卅”“粤港罢工”“上海三次暴动”与两湖工人群众有广大的革命力量现表〔表现〕，每次都有数十万工人参加去斗争，故此更加要十二分注意。从前本党及各地对于工人运动，看作一部分工作，甚至于许多负责的同志，有毫不相关之意，这就是从前之放弃错误，现在中国工人到了经济最苦痛的时期，我们应加切实注意指导，使工人阶级一致起来，作广大的斗争。这次本党对革命有新的策略，才能应付全国恶劣环境，对于职工运动议决案（另录），各地各区接到之日，须即日开始讨论及不迟疑的根据议决案去执行方可使劳苦工人起来，本党庶可基础稳固。对于议决案要说明的，有以下各点：（一）中国革命受了帝国主义影响，一班反动分子，都走到大资产阶级队里去。旧军阀张作霖孙传芳等不消说，现在新军阀及无耻官僚如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李济琛等都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战线上背叛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拿国民党招牌来屠杀工农与民众，封闭，改组，占领工农会及人民固体，这种手段，可说残忍毒计，破坏中国整个革命的罪人，屠杀民众的刽子手。我们对付方法，一方面向工人群众宣传，口头或印刷品及用种种［长］方式尽量把他们的罪恶指出，使工人明白，反抗他们欺骗工人之冒牌假工会，认识他们是无耻官僚新军阀及工贼之面目，不信任甚么军阀东征北伐，只有工农团体〔1〕创立工农革命军，建设苏维埃政府。（二）资产阶级勾结新军阀，向工人进攻比从前尤为厉害，推翻工商互订条件及无故关闭工厂，任意开除工人，开信用低价纸币库券来发工资，借端抬高物价等手段对付工人，使工人失业发生极大的恐慌。我们积极领导工人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作有系统的斗争，尤要积极引工人奋斗，取得经济要求条件之胜利，及要求救济失业工人，或失业工人介绍，时时注意罢工斗争的策略；同时须在日常生活宣传中，准备工人武装暴动的情绪及组织，有时可以扰乱秩序。总之，要使资产阶级经济动摇，反革命政权不能稳定，领导工人众群〔群众〕，使他〈们〉了解必须工农民众自己起来暴动，夺取城市政权，建设平民政府。现在中国国民革命，主要的土地革命农民暴动，如遇当地农民土地革命的时候，对反动军阀政府应有破坏的行动，城市工人应即起来罢工或破坏交通扰乱敌人后方，以响应农民革命。（三）工会须由工人做领袖，反对一切反革命御用走狗，、侵入我们真正工会，因为反动派系代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行使其法西士蒂，及改良主义来欺骗压迫工人。我们极力反对他们侵入工会，及占领，改组工人工会等把戏，如有反动派成立伪工会，我们派可靠同志参加他们工会，在内部侦探其消息，及指导工人尽量做经济政治斗争，如不得工人满意要求，就借此宣传他们欺骗工人，卖工人阶级之事实指出，使工人不信任，把他们打倒。我们过去做职工运动同志，多数智识分子，高居领袖地位，不懂得工会由工人做领袖的意义，并有些养成官僚资产化习气，以后要纠正从前错点，须要造出工人同志当工会领袖，为工会基础，然后工会可能巩固，因为智识分子，在工会当领袖易招物议，及工人多不大信仰，某一个时期或变迁，他在工会地位必然动摇，甚至倒台。最近湖北这次白色恐怖，智识分子因无地位不能站稳，工人同志找不出，几于就要塌台，这点教训，都要马上改正。我们在工会尽可做指导及技术秘书顾问等工作，不必要领袖自居，只要革命力量发展。当然工人领袖智识简浅，我们惟有用十二分精神训练他们，使工人同志了解及加增其智识，成为工会领袖材干，这是我们加倍注意的一件工作。（四）各地工会多被封闭或占领，我们要把工会秘密组织起来，作指导中心，无论在公开时期，亦应有预备秘密的组织，提防反革命摧残以得退步避免惨杀。现在各地工部都取消，改为工委，应由各省委，区、县各地成立工委会，参加多数工人同志，及职工运动有经验者加入工委，仍由当地党部负责指导，不至视职工运动系一部分工作，甚至不闻不问，以补从前之缺憾。尤其是要注意下层组织及训练，只靠几个领袖拉拢是靠不住的。每一个地方及工厂都要成立党团，使我们政策深入群众致能推动革命运动而底于成。（五）纠察队训练更加要注意，因为中国军阀，那个都靠不住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军队，工农革命军，才能说我们的劲旅，切不可学武汉之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妥协，把纠察队解散之毛病。现在积极的训练工人武装，不仅单为自卫计，要预备工人革命军之组织，与反动军阀反攻，夺取政权。现在上海工人，天天望武汉政府派兵东下的幻梦，北京天津的民众还有等待北伐的期想，可说太于迷信，我们应想得到最后胜利，只有靠自己武装工农起来，这个革命才能保障，才可成功。（六）反帝运动应该要顾到工人经济问题，因为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是一样的，比如英美烟公司，与南洋烟公司，两个都是剥削工人的，我们如赞成南洋反对英美，使工人的阶级意识糊涂，其结果英美工人失业，南洋未必收受，劳动条件亦许更苦，这样，岂非我们指示工人空做中国资本家的傀儡。总之，我们反对外国资本家，帝国主义者，是必然的，但是同时，应当更加注意于反对中国资本家的工作（以前甚至上海华裔工厂里我们的工作都非常薄弱），我们的经济争斗要求应当是对中外资本家是一律的，我们工会的反帝国主义争斗在政治上固然要做一般民众的先锋，在经济上尤其要认清反对中外资产阶级的阶级的职行。（七）各地职工运动至少每月报告一次，从前各地都忘记了，以后至少每月一次，把当地工人运动情形，分别详细列表报告：一、斗争经过，二、组织问题，三、人数统计，四、业职〔职业〕产业，五、成立日期，六、筹备之中，七、工人生活状况，八、对第四次劳动大会决议案有何意见？九、负责领袖姓名，十、经费之收入与支出。从速报告，以便随时指导。八月二十五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三期刊印注释〔1〕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登载时，此处为“只有工农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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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复湖南省委函——对暴动计划、政权形式及土地问题的答复（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复湖南省委函——对暴动计划、政权形式及土地问题的答复（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1〕携报告来，中央常委即开一会〔2〕专门讨论湘〔湖〕南工作问题，××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兹将结果答复于次：—、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你们在此计划中都有两个错误：（一）从你们的书面报告及××的口头报告，可见对于长沙附近各重要县份农民暴动的准备非常薄弱，而要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好象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二）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并没有积极的有组织的去准备长、潭、浏、确、乡、宁等处暴动）。事实上××两团已经不能为我们用。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发动点；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长沙之发动，须先从长平浏一常〔带〕及潭醴衡一带有充分的准备（民众的和军事的），同时在长沙城应有充分的政治宣传，与群众的组织的准备。在宝庆〔3〕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南发动与湘中联合来攻唐许，并夺取唐许的武装，然后向长沙发展，会合湘中湘南的力量，取得政权，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的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整个的湖南暴动要能与湖北互相呼应，尤其是湘北鄂南应发生直接的联络。在暴动之前，要有适当的政治口号，调动广大的工农穷苦民众，就是说要使你〔他〕们在暴动时知道为什么要暴动而来积极奋斗，这一点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我们要有组织的全党动员到工农群众中去准备，省委中委员亦可以一部分出发到重要的地点工作。湘西工作也要有相当的准备，如政治上的宣传，军事上的联络和组织土匪农军等，以备如果鄂雀那一部队〔4〕能到湘西时之大暴动。“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现在就可以使用起来，以此名义为中心去号召民众。至于我们力量薄弱的地方，也应当普遍的宣传抗税抗租（用国共名义来号召），次有力的地方应以武力拒绝一切官吏地主的租税，进而实行杀豪绅官吏。此外你们还应注意下列数点：（一）暴动的口号应为“暴动打倒武汉政府”，“暴动杀尽豪绅反动的大地主”，“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暴动打倒叛党叛国的汪精卫”，“暴动组织农民革命军”，“暴动打倒叛国叛党的省政府”，“暴动实行民选的革命的省政府”，“农民革命胜利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二）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三）特别注意破坏全省交通的工作，如铁路、轮船、邮电等，应即派出得力的人准备，于暴动时即破坏全省交通。（四）在暴动中心的城市中尤其是长沙，在政治宣传方面应将上列口号引用具体的事实煽动全体革命民众，其方法可用：发短少（小）传单、日刊、宣传〈品〉、壁报、壁画、歌谣……等；在群众组织方面，应拿住各厂各职业工人的中心，现时即须准备暴动时如何罢工，罢工后如何分配群众参加各处巷战，同时即须开始分区指挥各区的民众以便暴动时之指挥，现时指挥的形式，即为暴动时指挥的形式。（五）对于各县的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应有经常的实际的宣传，最好办一小小日报，虽油印亦可。（六）对于兵士的工作，须特别分出一部分积极力量去做，宣传他们组织革命的兵士参加暴动的工作。（七）你们派人到县的方法（即每县派去一两人）不妥，应将我们的力量集中到几个重要县去，甚至有些县不派人去亦可。（八）湘南方面，仍须立即派得力同志前去，湘潭、聚陵及平江、浏阳应各有一得力人派去。二、政权形式，已在政治决议案中说明，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但不是照以前那样的工农赞助国民党。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据××报告看来，亦应依照议决执行，而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三、土地问题，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没收小地主土地”的口号不提出，但我们不要害怕没收小地主土地，革命发展到没收小地主时，我们要积极去组织领导，其结果仍是没收一切土地，不马上提出这一口号只是对小地主的一种策略。在没收地主土地的过程中，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不免有打击，我们也不避免这种打击，但我们更不要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我们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下进行革命，一旦地主阶级消灭的过程中土地国有只是一种法令问题而已。对地主家属则以能耕者给田，不能耕者则没收为原则，土地没收后由革命政府宣布简单的田税税率法（累进的田税，至多不超过收入百分之三十），每乡区提出救济贫民的基金（包含地主的老弱家属）……（下略）八月廿三日附：湖南致中央函〔5〕（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上略）……（三）某同志〔6〕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之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农工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四）土地问题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般解决。昨日与乡下来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大要是：（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平，至于甲区移住乙区暂不可能。（四）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办法分为……（中略）四等：一等收百分之四，二等收百分之三，三等收百分之二，四等收百分之一。此草案昨日虽在省委会讨论〈一〉次，尚待多征询农民同志意见然后再请兄处作最后之决定，兹先将草案录上借供讨论资料……（下略）〔7〕八月二十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三期刊印注释〔1）本文原稿删节的几个人名均为何资深。〔2〕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第七次会议。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及何资深、王一飞参加了这次会议。〔3〕宝庆，今邵阳市。〔4〕指张兆丰为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师。〔5〕周恩来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插话：“我在长沙发了一封信向中央提议：国民党旗帜不要了，要共产党；不要国民革命军，要工农革命军；不要国民党政府，要工农革命委员会。”从内容看，本文即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6〕某同志，指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7〕正文及附件中的“下略”“上略”“中略”和删节号，均是《中央通信》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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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六号——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第六号——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一）今后学生运动原则学生群众是各种社会阶级青年的集合，当此社会阶级如此剧烈分化的时候，学生群众的分化及其组织之分裂是自然的趋势；今后学运的原则，应当抛弃以前笼统的“统一学生运动”的口号，在学生本身利益一直到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致力于团结左派学生的运动，以推动学生群众的分化，使左派学生群众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参加民权革命土地革命中的各种紧急斗争，同时应分化右派影响下的学生群众以削减敌人的力量。（二）学生群众斗争的方式学生境遇日益痛苦，革命运动日渐紧张，我们应切实领导学生群众参加政治的本身的和思想上的各种斗争。A．政治斗争。除领导学生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军阀斗争外，应毫不妥协的反对反动派的国民党中央和所谓国民政府，进行争得学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一切政治自由，务使左派学生实际参加土地革命的实施——在学生之中宣传本党最近的政策，及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凡我们指导和影响的公开和秘密的学生会学联会，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必须跟着党的政策照学生的口吻发宣言和主张，绝不能因为组织问题和其他关系而对于政治主张有何让步。要组织革命学生青年，准备他们积极参加各地暴动工作。B．本身利益的斗争。因为武汉与南京北京情形同样的反动，我们应打消以前“在革命政府之下减低学生本身利益要求”的观念，而尽量提出学生应有尽有的要求。领导学生群众起来反对政府，将摧残教育的罪名加之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除“参加校务”，“择师自由”，“经济公开”等要求外，应提出“反对军队占据学校”，“反对停办和合并学校”，“确定教育经费及其来源”，“减少学生读书负担”等口号，总之，须注意从本身利益的斗争，去引上政治斗争的道路。C．思想斗争。现在一切反动思想——反阶级斗争的理论乘反动势力进攻而发展，我们应从反而打破这种思想与理论，从事实上解释阶级斗争的需要，说明中国革命应有的前途，和苏维埃政权的内容和形式，尤须注意解释土地革命是扩大中国革命力量完成革命的必要条件。总之，在学生群众中应从思想上去结合左派学生群众，攻击一切危害革命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此目的，应注意党与团的刊物在学生中的推销，同时注意学生自己刊物的整顿与纠正。《中国学生》应仍出版，使之成为左派思想的领袖刊物。（三）学生运动中的组织形式当此反动派进攻，革命学生会及学联会不能公开存在，公开学生组织被反动派包办的时候，学生运动中组织原则，应一方能适合于号召群众，同时须求其便利于斗争。A．须保存学生会的秘密系统组织。在学生会或学联会被反动派占领或封闭（如北方）而不能存在时，我们应使秘密学联会能存在，以便号召学生群众，并进行政治宣传（通电，宣言……）且须使各级学生会间发生系统上的组织关系，在秘密的全国学生总会指导之下进行活动。各地学生运动委员会应负事实上主持秘密学联的工作。B．发展左派学生青年团体的组织。因为秘密学生组织不便领导组织学生群众，今后应改变以前“在革命政府范围以内应集中学生于学联会之下，不必另组织青年团体”的政策，而加紧发展青年团体的工作，以结合左派学生群众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同时又是我们公开活动领导学生群众斗争的工具。今后应按学校与地域发展此种组织，何不必设立任何全国性之统一组织。C．注意破坏敌人的学生组织。在我们领导下的学生会或学联会，不应加入反动派包办之学校和全国或全省学联会，因此而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应设法使一部分学生组织中立，但我们应派一部分得力的灰色同志参加反动派之各级学联会之组织，其目的是破坏他们的组织与工作，而进行内部左倾群众的结合和整批退出其组织的运动。（四）全国学总工作A，缩小机关，并完全使其秘密存在。党团书记最近期内尽量督促湘鄂赣豫等省秘密学生组织之成立，设法与各地秘密学联建立良好之关系，对子一切政治问题应极敏捷的根据党的政策发表主张。力求《中国学生》能按期出版，并想法推销到各地学生群众中去。B．学总应注意武汉工作，可以与武汉市及湖北省学联建立极亲密之工作关系，协同准备开学时学生中各种活动。C，学总负责同志应多与党或团中央接洽，全国学生运动应由党与团共同负责指导，纠正以前团应多负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有〔由〕党负责的错误观念。各级学运委员会应认真加紧工作。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三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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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五号——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第五号——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自处反动环境以来，本党妇女运动，似乎停顿了一样，这是表现我们的落后，表现我们的极大的错误，现在我们应该立刻纠正这些落后和错误，并且各级妇女部应在各地恢复积极工作！其职任首先便是：（一）恢复各级各地妇女部工作（尤其在反动最压迫的地方，许多女同志都在五形中离开了。如现在湖北，即是如此），妇女部负责者，应集合最少数活动分子专去找寻已离开的女同志，继续要她们恢复党的生活，尤其是女工方面要督促她们切实的执行。（二）吸收女工农妇同志，并训练她们的秘密工作的智识（行动技术态度及活动的方法），指导她们的斗争，领导她们（尤其是女同志）参加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在工农团体指导之下），一直到参加暴动中的各种工作。（三）在工农群众中必须根据党最近对政治上的策略，派人去秘密宣传，务使这种宣传深入群众，以巩固我们的下层基础（四）现在反动派极力想拉拢工农群众，而且公开的把工农团体来改组，可是我们无论遇到甚么困难的时候，不能放弃工农群众的。要领导群众起来反对这些官办的假民众团体，所以要在秘密中恢复她们本来的组织，巩固她们与秘密工会的关系，同时可派女同志（可靠的）到反动组织中去活动。（五）我们对于妇女运动，必以女工和农妇为中心，所以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六）一般妇女运动的团体，必以女学生及其他智识分子为中心，所以也要多注意智识分子方面去努力的（参看第八项）。（七）反动派的妇女团体中，本党亦可派少数得力同志去工作，她们应受党的严格的指挥与监督。（八）与左派的革命的国民党共同组织各种独立的智识妇女的小团体，如研究社，俱乐部，进化社，慈善团体以及同学会等。经过这些团体，宣传并赞助党的政策。要使她们对于农工运动实力的赞助，秘密与工会中的女工发生关系，并可公开的组织妇女劳动之调查，救济罢工失业等之募捐，宣传农民革命之意义等。（九）对于这些智识分子，在她们的营垒中必须根据我们的政策和理论，建筑一种革命舆论的中心！这样才能使她们的力量巩固，可以对抗反革命者的进攻。（十）本党妇女部应指导这种智识妇女的革命团体中之党团工作，并参加女工农妇的组织工作。（十一）革命妇女的小团体中的分子，可以加入公开妇女协会，在她们之中发生左派党团作用，拆散反动妇女领导的群众（如遇有会场中，右派提出反动主张的时候，领导群众反对她；而且不使其通过，或简直使她们不能开会），揭发她们的虚伪及反动之真面目（如反动的假革命者，对于女工所提出的要求等等，我们应领导群众逼其非实现不可，即此可以证明她们是欺骗工农妇女的，使群众不信任她们，而且认识她们不是为真正农工妇女谋利益的）。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三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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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1〕（一）中国革命，现时正在自己发展之中，经过极危急极剧烈的转变关键。这一转变关键，即是各种阶级力量剧烈的变更其结合之形势；各阶级力量之变更其结合形势，实在早已开始，而以四月十二的上海屠杀至七月十五的武汉政变为其结局。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份，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革命营垒中，阶级分化，已经表演完结。民众〔族〕资产阶级开始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并已与反动的封建军阀联盟。蒋介石的四月十二屠杀以前，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营垒之中，有两个倾向并存着：一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一是急进的革命主义的倾向，这两个倾向一直互斗到现在。现在呢，已经是两个完全独立互相仇视而不可调和的营叠〔垒〕相抗衡：一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营垒；一是工农的革命营垒。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任务，现在已经完全放到工农运动身上，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才能履行这一任务；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与国际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直接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亦在其中——如此，方能履行这一任务。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运动之间的联盟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固然日益趋于不可避免的破裂，然而并不一定要象现在这样的破裂形势。工农民权独裁的胜利，亦是各种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可是这种胜利，只能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达到。各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如果要达到工农运动方面的胜利，那就必须是民权革命的急剧的前进与高涨。然而实际上现在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胜利，这当然是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严重的失败。这一失败的责任，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指导之机会主义政策，阻碍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放任资产阶级的行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居然能吸引几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到自己方面去（尤其是智识分子及与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的一部分反动分子）。这种反动的胜利，其规模很大；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尤其是四月以后，不执行那种屈服的取消群众运动的方针，而能切切实实行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那么反动的胜利，不能如此之大的规模。现在中国革命经过极厉害的危机，其原因便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指导群众运动的方向，完全是错误的不革命的。战胜这一危机的基本条件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之正确的革命的策略，要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力解决革命斗争中每一阶段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一切任务。（二）中国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许多任务之中的任何一个任务，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先变成了反动的力量。中国革命在现时这一阶段之中，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不但反对封建制度的余孽，并且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而且革命已经造成一种力量，足以来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在这两年来，已经发展得非常之伟大。然而正因为这种力量之发展，便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反动的营叠〔垒〕之中，而革命却还没有能使中国之国际地位，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得有任何重要的变更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暂时的胜利，这种情形使中国革命之两个前途的问题变成目前紧迫的问题——已经是中国平民的一般斗争的中心问题了。如果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和国际帝国主义妥协成功（而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力求这科协定的成立），如果他竟能在全国范围的实现与封建势力的反动联盟，如果封建资产阶级的联盟能够完全镇压工农的群众运动，最后，如果国际资本政治上经济上确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帮助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巩固起来，——那么在这些条件之下，中国的发展就会走上长期的迁延的使几千百万工农受着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灾祸的道路，——以资本主义来排斥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经济关系。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如果得有巩固的胜利，并有外国的赞助，则中国将要进于“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不过比较前一世纪的普鲁士更加要受阻碍，更加要多受痛苦，因为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与野蛮性，实在是一切进步中之巨大阻碍。即使对于向着资本主义前途之进展，亦是极大的阻碍，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必然的不可免的与世界帝国主义加重其对于中国之殖民地政策的剥削互相联结。至于别一种的发展道路，则必须革命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而建立工农的民权独裁制，方才得有保证。革命在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上，其客观的内容是：一、完全解放中国于外国资本压迫之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的特权，取消外债，关税主自〔自主〕，外国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交通机关收归国有等等）；二、建立全国的国外市场，——没有在政治上统一中国，没有消灭军阀的割据，没有集权的中央政府，这是不可能的；三、肃清一切阻碍中国发展的封建遗毒（取消地主豪绅的私有田地，土地国有，重新分配土地，自上而下坚决的推〔摧〕毁一切国家机关，而代之以革命的民权的新政府，歼灭土豪乡绅官僚军阀等）；四、急剧的改良工人阶级之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坚决的取消工人九无权无利穷困不堪的现状——这是外国资本在中国之经济力量之主要根源之一。这些任务，只有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制，才能够实行。然而中国现状的特性，更在于这种自无产阶级农民来实行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反抗中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直接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及农民，为着完成民权主义的革命反〔及〕中国之民族解放，也不能不进而没收一切外国工业及一般反革命党财产，这就要超过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及农民，怕超过资本主义式的关系，怕进于社会主义式的道路，那么，就是民权革命也不能得到胜利的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将以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与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并且要靠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方面的帮助。然而这一转变始终将要是一个无间断的过程。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性，以及无产阶级独裁胜利之存在，就是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之客观的保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认清的主要的目的。至于这两种前途中，究竟那一种前途得以实现，那就只有斗争可以决定。为要有正确的指导起见，必须要很清楚的分析一般的客观形势的〔以〕及每一时期各种力量之相对关系。（三）据一般的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巩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张发奎军队之中共产党员在南昌起义，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就可以算得这种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先声。如果革命之重新高涨客观上的前提不具备，则南昌起义的暴动也就不可能的了。这些主要的客观前提是：（一）中国现在任何稳定都不能有——因为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政变，其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本是如此。中国的革命，本来是由于这封建制度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内，因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集聚了许多种的国际国内的矛盾，日益增长激厉所致。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中任何一个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格外剧烈起来，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可见，为什么现在发展全国的大危机，这种危机的急遽，正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之后。极紧迫的经济危机（财政、商业、工业都是如此），和政治军事的危机互相联结着（国民革命军的崩壤〔坏〕，军阀的分裂和互斗，蒋介石下野，武汉政府内不可免的纠纷分裂割据的大扰乱，表面上虽然南京和武汉政府要统一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最后，国民党也在崩坏），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不能够继续力争中国的民族利益，不能够保障中国几〔国〕家的统一，不能够解决工人问题土地问题，不能够预防经济的大崩坏，资产阶级军阀自己的营垒里，土崩瓦解的倾向非常害利〔利害〕。这种全国的大危机的出路，只有民权革命澈底的胜利，否则，便要使民众受着无限的痛苦，中国的政治经济经过极大的崩坏，中国因此而大大的退步，由此而准备“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二）工农之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受着失败，然而还〔没〕有大破坏，还没有因为受了镇压简直不能够重新高涨。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人区域中秘密工会的奋斗，就足以证明，虽然白色恐怖非常利害，然而群众的积极仍在日益增长。广东、湖南、湖北、陕西、河南等省，虽然有极残酷的反革命的压迫，然而农民运动的革命基础仍旧存在，革命已经引进极广大的工农群众，他们的生活状况，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简直是日益恶化而没有出路。所以这种群众独立的自然暴发的斗争，不能为任何恐怖政策所完全镇服。（三）中国的国际状况没有经过任何的变更，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以巩固，民族资产阶级力求与外国资本妥协，然而同时，他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代表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面〔两〕面政策，自然又使企图完全统治中国的外国资本离开他，使外国资本和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发生困难。别方面呢？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有冲突，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联盟之内，亦有冲突，——互相争权夺利的枪地盘主义是他们的天性。这种情形，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阻碍。最后苏联及国际的革命运动，不〔又〕是加强中国群众革命斗争的绝有力的动力。有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后，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之组织和正确的政策，便是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坚〔决〕定胜负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保存了自己的战斗队伍，不怕反动的缉捕压迫，而且能够改正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凡此一切，总合起来，便使中国共产党负着极大的任务，就要在一切客观上有可能的地方，都立刻准备组织革命的暴动，认清自己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权制裁〔独裁制〕。（四）因为中国各省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没有集权的政府，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能预定一个时期举行全国的暴动，以推翻中央政府来决定暴动的胜负。现在本党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现时便趁秋收时期而实行抗租抗税，在这一样的时期之中，各省暴动的时日，只能看当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当认真的明了并且应用马克思、昂格斯、列宁的暴动学说，——暴动是一种艺术，不是可以耍着玩的，要极精细的在技术上组织上政治上准备好，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久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要破坏动摇我们阶级之武装力量。因此，本党应当极快的征调最大限度的力量，到新旧军阀的军队中去工作，组织并发展我们的支部。这一任务，是现时非常紧迫刻不容缓的任务，本党以前差不多完全没有注意到。民众工农暴动的胜利，势必引起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及一切反动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残酷的反攻，从经济怠工，直到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的准备填压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实行猛烈的革命战争。必须准备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企业工厂，采用极严厉的镇压政策，——实行革命的独裁。（五）暴动之方式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这有以下的几个理由：（一）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出来的，国民党的领袖已经被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所利用，以为反动政策之工具，不但背叛了国民党党纲主义中的一切革命的进步的成份，而且弊送了国民党，使他要丧失政党的资格。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能使国民党形成资产阶级的领导政党，这种政党必定要在与现时国民党不同的社会政治基础上方能发生。要恢复国民党，便只能恢复革命的国民党，或是简直不能恢复。汪精卫唐生智的所谓党权三民主义等等，完全是冒充国民党的假招牌，以掩饰其反动的政变，——这次政变其实是国民党亡党的政变。（二）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形成了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本党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固然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变成了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但是在下级党部之中，党员群众的行动，是以纠正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共产党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使中国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业群众之中，已经很有革命的威信。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这些分子，本是左派国民党的主要群众。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胜利，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分崩。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反革命派所吸引去了，他们的群众政治上是崩坏了，无所适从了，中有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本党现在和他们合作而组织秘密的革命的国民党。但是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的群众运动方面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本党应当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要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甲〔用〕。同时共产党应当极谨慎的避免过去指导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保障本党的自己的完全的政治独立，保持本党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之摇动犹豫之无限制自由（参看中央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尤其重要的：是使革命的国民党民权主义化，凡是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暴动而胜利的地方，工农群众团体，应当用团体加入的方法，加入这种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团体联合的党，使反动分子不能假借国民党党部名义，来实际上做阻滞革命的工作。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结构，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涨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六）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虽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置的唯一方式。本党认为照现在的形势，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而且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完全只要看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之程度如何而穷，所以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如果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能够成功（如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还来不及完全消灭国民党），那末，本党就应当在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时，使苏维埃制度得以从新的革命政权之中生长出来，——这种新的革命政权，现在就要着手组织，依照最广泛的各种革命阶级选举的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七）政权〔2〕为指导各地暴动起见，应当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成功之后，这些革命委员会之中加入左派国民党人（何必须保持共产党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的指导权），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临时的革命政府之性质，全省范围之内，应当称为某省临时革命政府。乡村中之暴动成功之后，革命委员会立刻应当组织农民协会而以一切政权交给他，农民协会秘密存在的地方，必须在准备暴动的时候就使农民协会的指导者加入革命委员会。城市之中的革命委员会或则某省的临时革命政府在暴动胜利之后，就要着手组织新的政权，应用下列的形式：平民代表会议，由各工厂工人，各职业工会的手工业工人或店员，学生会学生，小商人团体的小商人，军队的兵士等以职业选举团体选举的方法（不以区域为选举原则），以人数为标准，公选代表组织之。由选举平民代表会议，选出某县某市的革命执行委员会，城市之中的政权便完全交给他。全省的政权应当由各县平民代表大会选出。各县革命委员会及各省临时革命政府，应当定出召集这种城市平民代表会议或全省平民代表大会的日期，这种日期依暴动之后的形势如何而定，如果组织新政权尚须很大的政治上的准备，则召集代表会议的日期，可以略为迁延。资产阶级及封建军阀等类的阶级，不应当叫他们参加革命的政治机关。本党现在提出下列口号——乡村之中是“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之中是“革命的民选的政权万岁”！（民选革命政府）。（八）军队除去澈底的反对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以外，民权革命是决不能胜利的。这种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军阀如今很容易的利用雇佣军队来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证据。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本这个目的，本党应当努力的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同时应当想种种方法武装工农（如某市工军，某县农军的地方性质的武装，不用旧的纠察自卫的名称），无论如何不能解散他们。从这些工农武装，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九）对帝国主义的策略民众暴动胜利的地方，如果可以遇见与资本主义列强直接的接触（例如广东以及其他有海口的地方），那么，本党应当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应付的策略，使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不至于过早的发动。本党应当继续不断的增加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领导经济的斗争（如抵制外货等），同时如果与帝国主义的直接冲突可以根本牺牲新兴的尚未巩固的革命政权，——当这种工农阶级民权独裁制还只有很小的地盘的时候，——那末本党应当暂时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夺回租界，没收外国工业使为国有等等）。应当记着，——帝国主义在中国各种反动势力的赞助之下（从张作霖一直到汪精卫），必定时时刻刻来挑衅，想借口来屠杀，来镇压真正革命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平民政权。本党应当预先看见这种危险，在不利于新的革命政权之时机，不要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赞助之下，等到对于革命最有利的时机，然后要领导中国工农民众去直接的与帝国主义斗争。（十）最近期间本党对于农民运动，工会运动，以及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已经有八七紧急会议各个议决案，并且有中央紧急会议的告全国同志书，这里不再复述。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刊印注释〔1〕原件未标明时间。据会议记录，本文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2〕六、七两项标题重复，疑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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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现在武汉的所谓国民政府及所谓国民党中央，已经公开的和南京、上海的反革命党以至于蒋介石妥协了，这并不是什么奇事，这本是在意料之中的必然的结果。最初今年三四月间，武汉国民党的中央，热烈的进行党权运动，那时他还不失为国民革命的中心。但是，不久他便反动起来。武汉与沪宁之争，本来客观上是革命平民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与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然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袖和军官，大多数始终甘心代表豪绅资产阶级，只想利用民众的赞助，以取得自己的权利和禄位。所以等到民众真正起来要求三民主义和平民权利的实现，他们便立刻把工农群众的利益抛弃，把国民党的革命的主义和政策抛弃，他们早已接受了蒋介石等的反革命政策。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是甚么？就是：（一）与帝国主义妥协以求巩固反动的统治；（二）为〔如〕军阀同样的把持并抢夺地盘；（三）屠杀民众，摧残人民的自由；（四）利用工贼以摧残工人，利用农贼以摧残农民；（五）帮助买办大资产阶级，剥削一般民众兵士；（六）实行所谓清党运动，其实便是排斥革命党员以至屠杀共产党。试看，自从夏斗寅，许克祥背叛革命以来，武汉的所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是不是步步实行这些反革命政策，尤其是武汉的所谓国民党中央七月十五日会议公开破坏容共政策以后；本党已经两次宣言，详述武汉反动的罪状，并号召革命的民众和一般国民党员起来声讨，和声讨蒋介石一样。武汉方面既然自己实行这些反革命政策，那么他们的所谓东征所谓讨蒋，自然不过是地盘权利的抢夺。为此，他们可以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秘密出卖湖北、湖南的矿山等等，蒋介石也在派代表到美国去，秘密协商所谓互惠税则。他们都是同样的新式卖国贼，只要看：蒋介石空口排日，空口的反帝国主义，然而对上海租界的加税，却始终不肯澈底反对，而且还要压迫抗税运动，现在始终令大资本家虞洽卿等与租界当局妥协了。武汉的领袖，如果到沪宁，其结果也和孙传芳、蒋介石一样，始终不能澈底力争甚么关税自主等等的，他们只想地盘和金钱！他们对于民众的赞助一概已经拒绝，他们在武汉，早已压迫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了。武汉方面的所谓国民党中央，既然抛弃革命政策，自然只成了新军阀唐生智、何健、朱培德等的招牌和工具。汪精卫专和唐生智、何健等勾结，利用许克祥等屠杀工农，甚至为之文饰，比蒋介石与张作霖妥协，有过之无不及！所以他们尽量帮助这些军阀抢夺地盘，企图消灭革命的铁军，解散北伐中百战百胜勇敢牺牲的叶挺的军队，以致贺龙、叶挺等不得不决然以对付反革命的方法对付他们，毅然本着国民革命的工农政策及三民主义而起义。武汉方面的军阀，当他们还带着国民党的假面具，而且没有敢公开的反对三大政策的时候，已经亲自动手屠杀工农群众以至学生妇女——许克祥的长沙政变，是铁一样的事实。至于所谓国民党中央，放纵豪绅贪污鱼肉平民屠杀工农，那就更不必多说了——湖南政变后成万的工农被屠杀，死状之惨酷，为亘古所未有；湖北省农民协会六月间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时，统计有四千七百余农民被杀；江西驱逐共产党员及革命的国民党之前后，工农群众被杀者也不在少数。这些人是谁杀的，严格的说来，亦是汪精卫等之政府及中央所杀的！这所谓中央和政府，除空口保护工农的欺人命令之外，何尝有半点办法去替工农严惩这些反革命的军官和豪绅；不但如此，他们反而承认唐生智等摧残民众团体的方法，自己帮助他们来解散农民协会及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等革命机关。共产党与革命的国民党合作之方针至今未变，对于国民党总理的联共政策至今竭诚执行。然而国民党领袖汪精卫、顾孟余等，既然背叛国民党及国民革命，既然甘心做豪绅军阀的刽子手，既然甘心做屠杀千万民众的杀人犯，那么，共产党当然不能和他们分负这种责任，所以宣言退出国民政府，而与革命的国民党领袖孙夫人、邓演达同起号召国民党员和民众，来推翻这些叛徒及蒋介石、张作霖的反动统治。他们这些叛徒却还敢冒充国民党中央，还有脸尽说自己和蒋介石等沪宁叛徒不同！事实终归是事实：七月三十日他们在汉口已经公开的屠杀车夫，激起武汉工人的总同盟罢工的抗议；他们接着便是大施逮捕和杀戮——如今被捕的工人民众几百，被杀者已在五十以上，其中共产党员死者二十余入。最近汉口的消息：卫庆司令部已下密令捕杀共产党，有“宁可格〔枉〕杀千人，不可使一入漏网”之语！有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在此，武汉叛徒即使在所谓讨蒋宣传之下再说得花言巧语些，事实不能欺骗民众的。武汉方面已经实行所谓改组民众团体，将一切群众所选的工农学生妇女团体完全解散，其手段是先密令军队强占工农团体的房屋，表面上下令军队退出，实则自己派遣工贼农贼实行改组。就是以前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武汉市党部，最近也和湖南政变后的各级国民党党部一样，也和四月十二上海屠杀之后，东南各省的党部一样，遭了解散和改组。他们并且学蒋介石一样用法西斯蒂的办法来摧残工农群众！他们的讨蒋宣言上说蒋介石“利用工贼以摧残工人，利用农贼以摧残农民”，一面骂蒋，一面同时学蒋——解散全国及湖北的总工会及农民协会，停止一切民众团体的活动，还组织所谓工人武装队，这种所谓工人武装队，就是七月三十日汉口洋车夫罢工时，殴打车夫工会委员长几至死命的地痞光棍（卫戍司令部用一千元收买来的）。此后的武汉，已经和上海同在这种反动的豪绅资产阶级之白色恐怖之下了！武汉方面早已和上海、南京一样，政府的财政政策，不外是剥削平民的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国库券、金库券（湖南）等。对于买办奸商的封锁及其扰乱金融的阴谋，不但不严重惩办，没收他们的财产以救济贫民，反而时时庇护他们的反动行为，如故意停厂使工人失业，和〔私〕运现款出境以扰乱金融（汉口美孚洋行每天收进现款五六万元）。当初工人群众起而裁制这种反动行为时，这些所谓国民党领袖便大骂“过火”，下令禁止。蒋介石、白崇福收虞洽卿等贿赂一千五百万元而屠杀上海工人，汪精卫、陈公博等亦就会同汉口的买办奸商（把持总商会的商阀）解散店员工会。蒋介石等在东南抽苛捐杂税，汪精卫等便在武汉滥发国库券。他们借口集中现金筹备兑现之政策，而实际上将汉口四五百万现金任令各新军阀（唐生智等）分配。其结果，上海对武汉的封锁固然使长江上下游的经济都起极大的恐慌，而军阀的朋分现金，更使一般民众——贫苦的小商人、工人、兵士困苦到万倍。小商人本是破产到不堪，简直没有生意做，十家有九家关门，米盐油等都没有了。工人每月得十几元国库券，实际只得二三元钱，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农民拿一担米只换几张没有用的纸。兵士更欠饷到三四个月，衣履不周，天天挨饿。钱到甚么地方去了？原来军阀和贪官污吏买办奸商，正趁着这钞票低折的时候，大做买卖，从中操纵呢！而唐生智说：“国库券让他倒好了，——张敬尧在湖南发几千万纸币，倒了亦没有死人！’哼！这些军阀滥发库券，等于抢劫现金盐米，还想再发四千万中央银行钞票，陷人民于万死之地！武汉方面在值此反革命政策之下，还敢说他们的反共和蒋介石的反共不同，真是无耻之尤！武汉现在也在“清党”了。他们的一切政策既然和蒋介石丝毫无异，他们的清党反共，自然也是排斥一切革命党员，以求获得反动之“自由”。他们说清党是同时肃清腐化分子。请问，在上述那些反动政策之下，还有什么腐化不腐化——执行那种反动政策的人，他们自己就是腐化的分子。蒋介石、李济琛以至冯玉祥、阎锡山等，现在都是一致实行这些反动政策。豪绅资产阶级及一切国民党中代表这些阶级的军阀官僚政客，便一步步的走向反革命，甚至以前国民党的领袖从戴季陶、胡汉民一直到汪精卫，也都在工农平民与豪绅资产阶级两相争持的过程中，到头来始终完全站到反革命方面去，甘心背叛国民党之主义及政策。从今年四月十二日的上海屠杀直到七月二十〔三十〕日汉口屠杀，只不过是这些反动过程的最露骨的表演而已。如今武汉与沪宁的妥协，自然是当然的结局。武汉的所谓中央与政府，现在却说蒋介石的离宁是他“屈服于党的纪律”。这是何等无耻的话。我们知道：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李济琛、白崇禧等，在一致压迫民众的时候，互相之间有许多冲突，蒋冯唐白李等的部下又有许多互相冲突的利益。这在〔些〕是封建式的豪绅阶级以及薄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天性使然，他们没有全国的利益，而只有同系的同乡的地方的行业的利益，他们之间不会没有互相的斗争——以民众为牺牲，以兵士为炮灰的私战。他们早已背叛革命，所以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绝无革命的意义。这次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对蒋介石，也不过是这种军阀私斗的第一幕。表面上武汉、南京的政府仿佛可以统一起来，实际上立刻又要发现唐生智与李宗仁、白崇禧，或者冯玉祥与阎锡山、唐生智之间的斗争。全国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大危机，并不因这次宁汉妥协而缓和，而且还有继长增高的趋势。奉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黄绍雄、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等等大小新军阀，在英美日列强帝国主义勾结玩弄操纵之下，纵横掉〔捭〕阖，朝三暮四的明争暗斗，立刻便要发生全中国之极大纷扰，战争，苛税，屠杀……这是宁汉妥协的“意义”了！蒋介石的离宁，决不是甚么“屈服于党的纪律”，甚么“消除分裂危机”。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徐州会议时，既没有人下野，亦没有人承认武汉，那时他们是和冯玉祥联合起来压迫武汉。如今他们被奉鲁军阀打败了，然后“服从武汉”——请问，这是什么“屈服于党的纪律”！——蒋介石离宁的代价是甚么？就是上文所说的武汉政府与军阀帝国主义妥协，屠杀工农民众，排斥革命党员，剥削平民兵士之政策。武汉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勾结，甚至于与张作霖企图妥协（汪精卫自己说的），武汉中央及政府拥护了屠杀两湖工农的许克祥等豪绅资产阶级，解散了真正工农的全国及两湖的总工会农民协会，以及其他工农民众团体，杀了不少共产党员及“枉死的”一般人民——武汉政府及中央这样十足的实行了反革命，然后再博得屠杀上海工人的白崇禧等的夸奖——白崇禧、李宗仁的文（八月十二日）电说：“诸公毅然清党讨共，是护党救国之忠诚，已与宁方一致！”所以蒋介石在私利冲突而失败的时候，还能着着实实的教训武汉“诸公”一顿，——白崇禧等的寒（十四日）电说：“总司令（蒋）驱共目的已这……现双方所争持者皆不成问题。”蒋介石的下野宣言说〔1〕，他“要求湘鄂赣傣省澈底清党……昔时曾受共产党迷惑者，迄今亦觉悟其非……然如何能不要一切实的保障，俾一误不复再误；所谓切实之保障者无他，即相率会议于南京，用符驱共产党之名实。”这明明是说：汪精卫等的屠杀民众和共产党，还太不惨酷，——“你们不到南京向我投降，始终算不得真正反共产党——始终算不得十足反革命党！”蒋介石离宁，而汪精卫等能与沪宁豪绅资产阶级的刽子手白崇禧等妥协，这个代价就是中国几千百万人民的鲜血和痛苦！汪精卫等现在也就无耻的公开的对蒋介石的政策投降——武汉中央在白崇禧等文电以前，先就有一个求和的通电，这一“通告全国党员”的电报上说：“至于武汉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如个人服务有所不善，当受第四次全体会议之处分，如认为有改组机关之必要，亦不妨提出会议，听候解决。”这里所谓“有所不善”，大概就是恐怕南京方面的反动军阀还嫌他们杀人杀得太少了，排斥共产党太不出力了！总之，武汉的所谓政府及中央，虽然因勾结屠杀上海工人之新军阀白崇禧等，而能够去蒋，而实际上是更进一步与新军阀主义同化，对蒋介石的种种反革命政策投降。现在宁汉的妥协或“统一”，不过是豪绅资产阶级代表之政客军阀互相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罢了！汪精卫等的反动，到此已完全揭露，丝毫假面具也不用戴了！中国政局这样的变化，从今年四月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是中国的反动豪绅资产阶级一步步的完成他们篡窃国民党旗号，以实行其反革命的过程，中国国民革命因为这种反动危机的完成，的确是遭着了部分的失败。但是，中国工农已经起来，中国的一般革命平民与兵士，都不能容忍这些革命叛徒，新旧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奉鲁余孽，一致的压迫和剥削，使全国陷于空前的政治经济的危机——东南各省在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琚周凤岐之下，两湖、江西在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之下，河南、陕西在冯玉祥之下，山西在阎锡山之下，奉直鲁在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之下，都是普遍的遭着屠杀压迫，以及不见换的纸币库券苛捐杂税！这些新旧大小军阀还在互相排挤私斗，延长战祸，分割中国。中国的工农民众兵士决不能忍受的。我们自己要拿起枪来，推翻这些大小军阀！我们决不能迷信甚么东征北伐，这反正不过是以暴易暴。我们决不能迷信甚么国民政府“统一”，国民政府早已消灭！如果还认这种屠杀民众摧残工农的新旧军阀政府为民国〔国民〕政府，承认他们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那么，这不仅是国民党的耻辱，而且是一般民众的耻辱！我们革命民众和国民党一般革命的党员，应当自己起来恢复革命的国民党，夺回我们大多数人民的权利。要“工人有饭吃”，”耕者有其田”，要一般平民得着解放，要全中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要工农及一般革命平民自己拿到政权！中国的工人农民要取得真正的政权，中国一般革命平民〈要〉取得政治自由。中国的工人，要求切实的改良生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增加工资，要求工资发现金，要求劳动法的保障。中国农民要求土地，要没收大地主土地，要求农民协会组织的自由，要求农民协会的真正民权制的乡村政权。中国的兵士要求改良待遇和增加兵饷，要求土地和工作。中国的一般平民反对买办奸商操纵金融经济，反对不见现的纸币。中国的平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的特权，及收回帝国主义霸占的海关租界，没收他们的工厂企业。中国的工农群众，你们的这些要求实现，然后真正是三民主义的实行，但是国民党的叛徒，自蒋介石直到汪精卫，都一致的反对这些要求的实现，反对三民主义了。你们只有自己起来，拿起武装来，达到这些要求！南昌起义的贺龙、叶挺的军队，正本着这些要求，力争革命的继续发展，力争没收大地主，歼灭一切豪绅军阀，力争耕者有其田，工人有饭吃，力争真正民权的实现，——力争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建立，以推翻一切新旧军阀的残暴僭窃的叛徒政府。——贺龙、叶挺他们的军队，已经本着这种目的而起义了。这种军队才能成为民众的武力，才是真正力争三民主义的实现。全国的民众兵士们！赶快拿起武器来，创造并扩大自己的军队，夺取自己的政权，国民革命的胜利方才能够达到！现在武汉的所谓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已经公开的与南京反革命派妥协，最终的暴露自己的反动了。如果这种新旧大小军阀的反动政府不推翻，那么，他们之间的妥协冲突并吞分裂，必定使中国更陷于实际上瓜分亡国的惨祸！只有真正的革命的国民党，如孙夫人、邓演达的主张，还是信任“亿万民众的力量，仍然要继续奋斗，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全国的民众兵士们！赶快起来，在共产党与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推翻这些互相勾结的叛徒和一切新旧军阀！只有武装工农民众，创造民众的革命军队，力争真正民权政治的实现，工农兵士民众真正自己取得政权，推翻这些大小新旧的军阀统治，然后国民革命才能成功，然后工农解放的道路才能开辟出来。中国工农兵士及一般革命的民众！团结起来！歼灭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新旧军队〔阀〕，及背叛国民党的一切种种叛徒，创造我们的自由世界——工农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根据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出版的《前锋周刊》第二期刊印注释〔1〕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旬，蒋介石在津浦路前线和孙传芳、张宗昌作战失利，国民党营垒内各种矛盾加深。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在上海通电宣布下野，提出实现宁汉合作，并力北伐和彻底肃清共产党的三项愿望。九月底从奉化赴日本，回国后在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支持下，积极筹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这次会议，蒋介石重新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进一步加强了对党政军权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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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一号——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第一号——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后，中央通告重新编号，且以后各部通告，统由中央常委发出，特此附白）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是国际代表根据国际电令所召集的，这次会议并且改选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给全党以新的精神，并且定出新的政策。各地党部务必要将这次会议的决议（告全党同志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以及组织问题的议决案）给一般党员详细讨论，使得切实的了解并切实的去实行。八七会议的意义之大要如下：（一）过去党的指导机关（自中央以及地方）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第五次大会以前由于不能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已经做了些错误，第五次大会以后，又因为不能了解对付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而更加错误。总以为既要联合国民党，便必须要一种让步政策。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不免泯灭了。其实布尔塞维克的革命策略，在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中，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勇猛的进攻封建势力军阀及帝国主义，以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必须有这种独立的革命斗争，然后方能取得革命之领导权，然后方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及农民。固然让步退却有时是必须的，但是以前中央的政策客观上不仅是让步，却是放弃领导权——因为客观上是处处等待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去“独立”斗争，于是他们摇动犹豫之时，中央自己也不免摇动而犹豫了。过去党的指导机关，还有一种倾向，便是注重于领袖的接洽，——民党，军队，甚至于红枪会土匪等工作，都是如此。而对于群众的斗争，不能加以充分的领导，客观上往往反而加以阻滞。没有“平民式的”精神，而偏于上层领袖的结合联络。这种不依据群众斗争的力量方法及精神，而注目于上层领袖的政策——自然处处要迁就那些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领袖，而专采用让步政策，自己认错承认幼稚等等。各省党部的政策亦多采用这条路线，最显明的例子如陕西河南，当冯玉祥反动时极力退缩以图换得冯之中立。顺直省委〔1〕迭次政治报告都主张向武汉“左派”让步，以免促其右倾，并主张有决心实行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发布对中等阶级的政纲等。（二）客观上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土地革命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剧烈的改革，澈底的铲除封建制度，这是最澈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表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决不能领导这种革命，他已掉过枪来了反对这一革命，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买办豪绅相联系的反动成份，也决不能和这土地革命的发展同道。何况当时武汉政府及军队中尚有直接代表地主豪绅的分子。如果土地革命已经由群众剧烈的发展，则组织这些群众的力量而独立领导工农城市贫民的联盟进攻，便是当然的结论。但是，当时中央机关及指导的同志对于土地革命问题有许多歧见，结果，是一个总退却的指示。工会（店员等）的斗争之中亦是如此。这样，客观上便是党与正在奋斗的群众脱离了。（三）再则，以前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职任，始终没有明了的观念。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之中是唯一能引导民权革命到底的阶级。现在农民的土地革命及农会的政权革命，既是民权革命最高形式的表演，无产阶级自然应当和农民群众建立真正的斗争同盟，领导他们去打倒土地革命之一切障碍：新旧军阀，豪绅地主，反动的资产阶级以及虚伪的“左派”。“谁不赞成土地革命及真正的民权革命（农会政权）谁便是假左派，谁便不是左派”。因此，早应有建立纯左派政府的决心，亦即建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真左派的国民政府的决心。——否则永无所谓工农民权独裁制。但是事实上当时对于武汉政府的观察，确有偏重于承认他已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独裁的意思，因为当时并没有力求刷除其中豪绅资产阶级的分子，却在保存这一联盟政府。因此种种，当时中央政策之客观上的理论是：缓和些阶级斗争，以保存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五次大会的政策和方针并没有实行，却是抛弃了。如今中央紧急会议接受国际的批评，必须使党员群众完全了解这种批评的意义，造成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指导，因此，必须将这些紧急会议的决议，极普遍的发到各支部之中，使党员群众都能够研究而实行；使党员群众的意见得以督促各级党部机关。党的政策问题，都要使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讨论，以实现真正革命意义的党内民权主义，党的群众正在努力斗争，依据他们的力量，是纠正机会主义错误最主要的方法。※※※各地党部接此通告及八七紧急会议议决案后，务必从速翻印传递下级党部，开始讨论，并立即遵照这些议案改正或实行党的组织，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运动之新方针。附上八七紧急会议议案一册，项目如下：一、告全党党员书；二、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三、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四、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五、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吴世荣八月十二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一期刊印注释〔1〕顺天，北京的旧称；直隶，河北省的旧称。中共顺直省委成立于一九二七年春。一九三○年十一月以后改为河北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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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湖南省委：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1〕对于湘省工作有以下的决议，请查照执行：中央前次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其意义是要我们党坚决的去领导四省农民革命高潮，发动土地革命的暴动，推翻四省反动统治，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农会政权；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至于口号上则为“民选革命政府”，“真正平民的民权政治”，故宣传上可说：“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当召集工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民权政府。”而实际上何时可以组织这种民权政府，则应看当地革命委员会权力巩固后再定）。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四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根据马也尔及你们的报告，对于南昌暴动有两个意向：一个是南昌军事由闽转粤；一个是由湘南编军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前一个意见是要南昌军力避免斗争离开四省暴动，后一个意见是重回粤军事看轻湘省暴动，不免本末倒置。中央认为都是错误的。实际湘省如真正集全力发动本省暴动便是给南昌暴动以根本上的有力的响应。总之，你们要明白南昌事变要与四省秋收暴动联为一贯，在这一个原则之下去决定实际工作计划。中央又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湘南特别〔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湘南工农会中在马变以来旧的领袖最大部分被压迫去了或被枪毙，此刻只有赶紧的坚决的提取在这几月斗争中表现的积极的“暴徒分子”到各工会领导机关做领袖，同时我们党便也要坚决的赶紧的大批吸收这些“暴徒分子”入党，以建立党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就是会匪之富于革命性的也要多多介绍加入。必如此党在国际指导之下新的路线方能实现，秋收暴动才能胜利，要毫不犹疑的执行。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十五万到廿万的左派党员及其组织曾在我们指导之下奋斗到现在，我们党更要坚决的从组织上取得这些组织，从政治上去领导他们，使他们成为秋收暴动的重要力量。不要单靠凌炳谢觉斋〔2〕的秘密委员会去领导，因这种委员会只能号召而不能实际去领导的。现在全靠我们下级党部去拿住相当的左派党部共同争斗，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尽可介绍入党。湘省委组织没有工农分子参加，中央认为应当改组，兹决改组的办法如下：1．由泽东公达负责与湘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2．新省委以九人组织之，九人不限定都在长沙。九人中至少要有三个工农分子，三个工农运动的负责同志。3，中央指定胡〔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特此通知。吴世荣〔3〕（安中原改）八月九日根据中央档案原稿刊印注释[1]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举行，苏兆征、瞿秋白、李维汉、罗亦农、王荷波、张太雷、毛泽东、蔡和森、彭公达、任弼时、顾顺及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分工，中央常委的组成，北方局南方局的组成，湖南省的工作以及政权问题。[2]谢觉斋，谢觉哉的则号。[3]吴世荣，中共中央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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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之临时政治局以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组织之。（二）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三）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同时须组织南方局于广东，至少须有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三人加入。（四）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传播之于全国。机关报之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之。政治局之下应设一特别的出版委员会，专掌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责任。北方顺直省委（或北方局），南方局，以至上海省委之下，亦应设立出版机关及传播秘密宣传品传单等工作。（五）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六）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各级党部委员会，省委，市委，县委，区委都应当在最近期间改造成下列的方式：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中，分出三人至八人之常务委员会――为指导机关，由其上级党部机关批准；此等常务委员会即应执行各该党部委员会之一切职权。每一党部都应严格的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小的破坏秘密规律，都应与以严厉的处分（一直到开除）〔1〕。各级党部都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如组织各式各种的学生团体，小商人团体，妇女团体，俱乐部等类之组织，利用尚未被封之工会等等，在这些组织之中组织党团，受党的严密的指导，各种伪国民党的下级党部之下，也是如此）。但是即使在最公开的条件之下亦应有秘密组织及工作，这是现时环境中最主要的职任。（七）秘密状态之中，保存工会的组织亦是最重要的职任之一。一切工会中应当速建立起党团来，人数不要超过五人至七人，须完全服从相当的党的委员会之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工会机关的指导，应由各级党部从速审查，换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同志担任这种指导。（八）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的服从，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停止职务，开除党稍等等）。（九）一切支部应当立刻进行秘密工作，并即按照此种目的而改造。每一支部都应当分成五人至八人的若干小组，每组有一组长（并应有候补者），以与支部于事会联络（如支部之下尚有按生产部门的“分部”，则与“分部”于事会或书记联络）。各十（小）组尽可能的每星期集会一次，进行一切党的基本工作，经过这些小组进行各该企业中（工厂等）的工作。（十）每一支部之中，须挑出最可靠的同志――负责同志；支部干事会与负责同志应有特别的联络――应按期召集负责同志开会，或全部的集会，或代表的集会。（十一）每一区的党部亦是如此，在小城市或村镇，则可由全体党部之中挑选负责同志，直接与市委或县委联络，经过这些负责同志，党部委员会即易指导该地全体的党部。（十二）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下，现时须即组织审查委员会（各省委就是监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有否不可靠的分子。这种审查不应带有清党的性质，而只是去掉对于党部不可靠的分子，以及可疑的分子。我们党应当在此过渡于秘密状态之际，极力保存多量的党员，要使每个党员都不与党部脱离关系。（十三）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武汉党部转入秘密状态的关键，因为此处有好几千党员而大半都是没有经过秘密状态的，中央应当帮助湖北省委进行这种改组的工作而直接的督促他。（十四）自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委员会之成份，都应经过上级机关重新审查，使能更新而巩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而肃清其中曾经在最近几日〔月〕表现机会主义的分子。（十五）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最近党所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需要澈底的讨论，付在群众之中加以审查，并根据之以审查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因此，不论如何严重的压迫，必须在本次会议后，设法极慎密的进行党内的讨论：先由支部讨论，然后在各省之区、县、市、省开秘密会议，详细讨论党的政策问题，而根据这种讨论，改造各级党部的机关。（十六）党对于青年团的关系，须有极严格的变更。须切实实现各级党部与团互派代表的原则，――团部代表有表决权，并引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参加党的政策问题之讨论。附表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刊印注释[1]以上三十九字原件文字排印时错讹较多，按《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决议案》（油印本）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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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我们革命已经到了最严重面向新的方向进展的时期，必须有新的策略去领导劳动群众起来，发展伟大的组织，猛往直前的奋斗，方能使无产阶级真正获得领导权，而求达工农独裁之实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联合并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完成民权革命，而进于社会革命。此种总的任务之下，职工运动目前的重要点，就是真工会与假工会之战，现在南京武汉政府，已经都是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仍旧打着国民党是革命的假招牌，还要说保护工农，维持工农等的欺人的空话。因此，他们尽着想法把持伪工会机关——其实这种骗术，多已暴露无遗。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反对这些政府，反对北方军阀的政府，对于他们摧残工会或所谓改组工会，都应当立刻坚决的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职工运动中之现时所应特别注意的便是：（一）工会应当是真正工人阶级的组织，群众的组织，从一般工会机关直到全国总工会，都是在本党指导之下，由群众所选举出来。现在各地如上海、南京、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省，以及最近湖北省总工会机关都被反革命派所占领或改组，全国总工会也遭同样的摧残。蒋介石、李济琛、唐生智、汪精卫、陈公博等，派出御用走狗，把各地工会机关占领，这种冒牌的假工会、工贼工会，我们要尽力去反对他，各工会都要发宣言、示威、罢工及经常的广大宣传，否认这些假工会，使个个工人都了解真假，并来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原有的真正工会。（二）工会须由工人做领袖，反对一切反革命御用走狗侵入我们真正工会。因为这些走狗受了帝国主义资本家直接间接的指使，正在用各种方法来欺骗压迫工人：法西斯蒂改良主义同时并进。我们应当派少数得力同志参加假工会之中，做破坏的工作，拆散他们的团体，打倒他们的一切信用，遇有伪工会到群众之中活动的时候，便对他们提出工人的要求，以揭露其真相。（三）本党应当领导群众力争真正工会之公开，实行工人结社、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之政治斗争，再则工人阶级目前景急切的要求，便是经济问题，因为不但工人受着一般的经济金融恐慌及资本家的加紧剥削，而且反动潮流之下资本家必定向工人店员进攻，悔弃旧约，取消工人已得之胜利，本党应当领导工人努力于反抗这种反攻及一切剥削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不但以改良工人生活为目的，而且可以增进工人的革命化，并强固其战斗力，决用不着怕工人只顾经济斗争而忘却政治，将来成为经济主义。现在中国情况之下，每次经济斗争，只要有共产党的指导，必然增进政治斗争的剧烈，经济斗争是政治胜利的必要条件。（四）经济斗争之目前要求是：一、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及店员至多不得超过十小时，童工女工至多不得超过八小时，并不做夜工。二、失业的救济，应由国家及资产阶级担负（须将失业工人组织为有力量的团体）。三、妇女产前产后应有八个星期（五十六天）的休息照发工资。四、同样工作，须有同样工资。五、劳动保险及工厂工人住宅之卫生设备。六、增加工资，并按照物质高涨照加工资。七、工资须发现金，不得以信用低落的钞票或国库券等代替。（五）现在职工运动在严重的压迫之中，各工会应有秘密的组织，以防反革命的摧残，而保存我们的实力，各地工运同志，党团支部，更须加以严密的防护，并绝对服从党的指挥，不能有丝毫疏忽。（六）现时的严重压迫之下，工人更应当有自卫的秘密组织，然不要重视个人的暗杀政策，当注意组织群众的斗争。（七）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八）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如果反革命的资本家闭厂怠工实行经济封锁，则工会应领导工人实行占领某工厂交于当地革命政府管理。（九）应选有觉悟的工人到农村间去做农民运动，并可轮流派工人到乡间工作，使工农关系在实际上密切起来。（十）职工运动中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占极重要的位置——中国大多数小城市中，甚至只有手工工人及店员。本党必须坚决的领导他们斗争，组织他们的职业工会，力争改良他们的生活及政治社会地位。（十一）职工运动中以后要更加多注意产业工人，特别是：铁路、海员、电报、水电、电话、邮政、运输、兵工厂等工人……他们不仅是我们的主要基础，并且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中他们是打破封建势力及在城市中的大本营之伟大力量。（十二）职工运动是本党的基本工作，应改正以前把他看做部分工作之错误，应以整个的党来指导他，所以各级党部之工人部应即取消，另设职工运动委员会，经过党部委员会直接指导职工运动中的党团。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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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农民的革命运动在国民政府的境域内有了广大的农展（主要的在湖南）现在却遇见暂时的失败。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成份依据军队的武力与国民政府的机关联合着进攻，给农民运动以很大的打击。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当认为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这是由于党的指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带有机会主义的犹豫及摇动政策。共产党对于农民运动指导的摇动不定（由地方机关直至党的中央）是反映小资产阶级之动摇，客观上弄到破坏农民暴动。共产党应当转变过去的方向，坚决的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如果对此问题还要继续的动摇，就有使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危险。虽农民革命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免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组织之捣毁，农村中的白色恐怖之盛行，随之而经济压迫之增加等等，都只是加紧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必然准备着新的革命爆发，比前次的规模和力量更要超越。农民运动不得无产阶级政党有统系的革命指导，很容易无组织的，凌乱的，自然的爆发，反动军阀可以不费力量把他镇压下去，因之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易有系战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在最近的期间，农民暴动的口号应当是：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二、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字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剥盘〔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与苛约。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等）。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的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协作社等类办法）。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国民政府所下的减租二五的命令，很明显的是现在国民党领袖之一种欺骗手段，因之，我们党对于国民政府之决议，应揭破他的阴谋虚伪。因为这种减租不能实现，所以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以答复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这一骗人的决议案和命令。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现在已和对于新旧军阀的政府一样，本党必须引导农民反对他。对于每次摧残农民都要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尤其要经常的反对一切豪绅军阀御用的假农民协会。最近开始暴动的口号之中，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但是，并不是说是农民运动不免要起而反对出租田地的小田主的时候，共产党可以认为这种事情是过火的是反革命的。共产党应当力求农民运动之中能有最大的组织性，但是共产党决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咒骂“无政府行为”所吓退──不论自然爆发的农民运动走的如何远，都应当如此。因为本党之农民革命问题上的行动政纲，在这一整个的时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这一极通俗的口号，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再则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应当明显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之政策。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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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鉴：（一）绪言同志们！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见了极艰巨的折磨。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三个月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他自己也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今冒国民党之名，甚至于冒“左派”国民党之名，来摧残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如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农民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兹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工会机关之中到处只见军阀豪绅指派来的走狗，压迫受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革命的军阀一直到被革命吓慌了的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现在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却称共产党为入民之公敌。国民党现在的领袖汪精卫等，卑劣无耻的叛背了国民党的主义及其习性，接受军阀的命令而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中央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革命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如果现在所有的工会还没有捣毁净尽，如果工〈农〉运动的革命的指导者还没有完全被杀，如果政府还在宣言保护工农团体，那末，这不过是因为反革命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领袖还没有完全集中团聚自己的力量。我们要知道，如果群众运动不能够起来坚决的反抗，那末，最近期间白色恐怖决不会灭〔减〕弱，只有越发厉害。我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尊重，工农，没有丝毫的幻想！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他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现时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没有完全镇压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冒充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的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实已经背叛了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汪精卫，孙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白色恐怖要在汪精卫等叛徒的旗帜之下而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现在的情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运动，捣乱工农团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诉你们的，便是你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伟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他的作用是绝对的伟大的，现在我们党的作用是更加要大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都说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势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们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们党对于形势变更之后的职任之履行如何而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他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各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恍然，而且因为有群众之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作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摇动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假的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还有更加不革命的行为，这些情形，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譬如说：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是上海共产党，――无产阶级所写的。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员指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受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杀，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折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济琛，领导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能在五县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象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点一滴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的一页。农民协会实际上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协会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分配土地于乡村贫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层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的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的努力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员群众的行动真正是英勇澈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作用。党的群众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泉，有他们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如何大，都是很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摇动犹豫，没有坚决行动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指导机关的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斯主义的了解。党的指导每当解决这些革命之根本问题的时候，时常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争斗，这种奴隶制度正是帝国主义依据中国封建关系以建立其统治之基础。如果以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那么，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国际向来反对这一类的观点，认为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反对以国民革命的职任与阶级斗争的职任相对立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在西欧各国的极左派及社会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实这是抛弃中国民权革命中之无产阶级领导权，抛弃领导权而争所谓‘劳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实际上要使无产阶级变成‘民生〔主〕营垒’的尾巴”。中国革命中各种社会阶级的作用是怎样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于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的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营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又在维持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破坏，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以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农民反对地主豪绅及强盗式的政府机关之阶级斗争，是民族的解放运〈动〉之必要条件和不可分离的成份。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严厉――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从别一方面观查，外国资本在经济上勾结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买办）。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之保存与扩大。至于所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那么，他们是受外国资本的竞争而为其所排挤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因此，他〈们〉被逼对于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于有一时期曾经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改，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今年四月间既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免的使他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以掘断帝国主义经济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非常之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决〔放〕之最澈底最坚决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之争斗的发展，就是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议决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的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澈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谁要民族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并扩大激厉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成份，与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份，其余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亦因自己客观状况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阶级运动之胜利，利于城市工人乡村农民之胜利，，自然更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然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这种犹豫与动摇，往往对于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的程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阶级运动的力量而决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革命，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而左倾，愈能站到革命战线上来，反之，如果革命的阶级及共产党自己也表现动摇不澈底不坚定，则小资产阶级愈加倾向于有产阶级的营垒，反革命的营垒。无产阶级的先锋，除自己的坚定与果决外，没有更真实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列宁屡次的说过：“谁要帮助摇动犹豫的入，他自己便应当开始就不摇动不犹豫”。我们应当记着：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政策；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摇动是不可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当前的问题。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确定共产党的革命的策略的。然而我们党的指导，在理论上，尤其是实际上，刚刚对于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之估量，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这就预定了党的指导之机会主义的动摇犹豫政策。中央完全象孟塞维克派似的，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彷佛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的发给上海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令说：“中国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月忽略反帝工作”。彷佛专注意于进攻封建制度，而得不到好的结果。中央骂共产党员走得太远了，要叫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农民往后退。这一指令里又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C?P?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这样，中央那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这一通信里还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于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渡过这种困难，那就是资产阶级胜利。我们应不应当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策呢？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么，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就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我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一指令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党运动完全是工人回想”，而要到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说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就是实行蒋介石四月十二屠杀的资产阶级，转向帝国主义求妥协的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的方针，足见中央指导机关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见解都是错误的。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和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谁要替这种机会主义辩护，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三）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久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发出，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既然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亦要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重合时期中客观上可能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轨道上去的时期中，都是如此。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至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这种要求工人阶级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之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当每次领导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我们力争增进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认识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同时共产国际指出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农民，首先是其中景觉悟最有组织的成份。这一政策国际是认为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的斗争是相应的，和本党党员群众的斗争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党指导机关却是走的别条路。他只在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及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终决定之权属于政府。在各阶级联盟的政府之下，起先一时期，这一政府而且正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定出如此的策略，这在客观上不是为工人的利益，实是为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大大的阻碍了工人运动。那时国民党中央有禁止不得政府同意之外国企业中之罢工之决议，又有要工会不为工人要求而斗争，却要守劳动纪律的决议，我们中央并没有反对。中央那时以为限制些工人运动，可以保存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没有懂得我们不坚决的拥护工人利益，只有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右倾。中央想尽方法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限制他们直接的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斗争，其实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便永世也说不到工农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央那时规定这种策略，实是因为对于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观念是错误的，对于国民革命之利益的观念也是错误的。自然爆发面发展的工入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完全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并且发生了武装工人纠察队，及广大的劳动童子团等等。工人阶级自己觉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来反抗资本家，面资本家早已反革命，对于生产则怠工，故意造成工业的危机金融的紊乱。只要工会逮捕几个厂主店东，一般资产阶级便大叫其“过火”，于是不但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跟着乱叫，而且那时本党中央也跟着这样承认。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坚决说“过火”怎样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说给工人听，不应当占领工厂，即使工厂主的故意闭厂，也不应当；说不可以封店，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可以；又说决不该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显然是反革命党，也是不该。潮流似的，工人阶级向着真正工农民权独裁制进行，中央都〔却〕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路。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他反而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小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国民党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违法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们中央对于这个命令，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抗议，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个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不但是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亦复如此。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还说这是不对的。最近中央曾经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秘密工会，而使他们加入蒋介石的黄色工会。对于群众的惧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问题里也是如此。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智识份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的要求之后，方才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智识阶级。当要办党校的时候，中央非常坚决的要使工人份子减少些，说中国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识不发达不觉悟。然而事实上譬如上海工入，其政治意识比党的指导机关高得多。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澈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四）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进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及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官僚寺院等一切土地，禁止苛约，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减］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伪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中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及于北方军阀。”“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指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之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工农独裁的机关。”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提示指令的，乃是违背中央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和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刻刻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他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之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及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二〕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1〕方才提出这一问题。当第五次大会时，虽然土地问题的议决案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人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袖的共产党员在这委员会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四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力〔立〕即实行解决，等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共产党湖南省（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甚至于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正时〔是〕湖南农民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地的时候！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是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的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回题，已经引起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为，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军阀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为是蒋介石的奸细做的，共产党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入家属的事，专事挑拨离间。他们故为左倾之宣传，而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有些过火行动，亦许是反革命派故意挑拨出来的”。他还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须使之消灭”。如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导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中央的政策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出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既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政权交付了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着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意识是怎样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祥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中央坚决反对分地，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五月甘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中央虽不敢公开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行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五月廿五日的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一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跟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是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并且坚决反对分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么，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犹豫的阻滞，那么，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再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衣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二大队偶然没有接到这一命令，居然扑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退却。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是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争斗的决心，简直是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要看五月二十六日的决议案：“现时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时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的地方，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来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行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了湖南政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对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竞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的指导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佚出轨范而侵害多数农民之份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宫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不革命的妥协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么，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然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于农民群众有正确的指导。（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指导政策亦是遭了同样妥协主义错误铁束〔链〕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理论与实际决不如共产国际之指示及党的下层机关之后动相似。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应取的态度，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上有详细的规定，但在此决议中的那些指令早已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前给过中国共产党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之观点，曾经向中国共产党有过完善的通知，但我们中央在实际上的动作恰与国际的方针相背，这是证明党的指导如何深远的在那里执行自己的妥协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底下的决议：“中国共产党要能担负起他的任务，只有他自己能做工人阶级的先锋，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就与最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都要有区别。共产党在任何政治环境中不能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相混同。他应是独立的力量，他是一国之内的特别阶级，即无产阶级最澈底最革命的阶级组织。因此，共产党对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在自己旗帜下动员群众的工作，决不能自己束缚起来；他不应当放弃批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权派的动摇不穷的权利。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左倾，并巩固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之领导权。在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共产国际执委认为，由勇敢的坚决的发展群众运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应当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村劳动群众的组织。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国民党当前的任务，须要有适合他们的组织形式。必须更向多与群众接近的路线上去，尽可能的赶快改组，使广大的工农与手工业者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工农兵士与手工业者的组织，实行团体的加入（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的储蓄组织〔2〕，兵士的组织，农军，红枪会――除去反革命成份――工入纠察队等〉，国民党地方与中央机关应完全实行选举制等等。只有此等坚决的去发展国民党，使他成为真正广大的，真正选举的，真正群众的，真正德谟克拉西的组织，才能创造发展中国民权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前途。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对抗国民党左派一部动摇分子之不可免的可能的退出（譬如广东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反对那些背叛的军官。共产党应即时暴露与蒋介石或帝国主义妥协的种种动摇政策，并即定出适当的宣传煽动及组织的具体办法。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与发展自己党的组织，增加对于国民党工作的影响。他要能担负起此等任务，则必须完全认识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组织之努力与巩固，并吸收工人党员参加党的指导，提高党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并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威权”。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的活动，简直和国际议决案上明明白白指出来的路线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对于那些革命的主要问题，如工人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对资产阶级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所取的立场，实际上说既如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则他当然不能保障共产党自己独立的面貌之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亦与国民党的指导犯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以致于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假使说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则是因为他自己的下层组织与党的群众的功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了与国民党“左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在大多数省分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国民党中达到领导的影响，而中央却反对这些组织。在中央五月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国民党工作大纲）〔3〕上说：“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的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族运动发展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二、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应当建筑在他的“最大要求”，就是说在革命的现阶段上不适用共产党的政纲，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三、民族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己的“最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运动的正确策略之篡改，恐莫此为甚罢！再此议决案上又说：“在国民党报馆服务的党员，不应当使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应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这岂不是放弃共产党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之表示，岂不是完全服从国民党的指导！共产党的这种“服从作用，甚至于他的领袖正式承认，还以为这是很正确很适合革命利益的呢。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之上）实际上已经被国民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议决案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答复，竟同意于这种办法。共产党领袖亦有这样说的：一方面固然共产党员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但在别方面则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百的独立，因为我们现在还须与国民党联合。有了这种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数主义策略基础的妥协办法，还要装出庄然的样子说，这是实际的“共产主义”的政策。共产党的领袖简直没有想过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动摇不澈底半途而废的骑墙政策，实际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批评。共产国际所要求的澈底激烈的公开的批评，当然更不用说了。对此最明显的，就是中央在党整个公开的时期中，都没有打算出服一份党的日报（虽国际之多次的哲促）。中央关心的不是这些事，而是怎样使共产党员不在国民党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看见国民党群众，永远没有打算过与他们接近，而只看见领袖。对于领袖作用的估计过分而估计群众作用太不足的流弊，可以从党对于许多主要问题的估量看得出来。总是想着应当看某某领袖对此的态度如何，应当使其中立，但不是说工入农民群众，对此的态度如何。譬如为要使李济琛在广东中立，所以把改选国民党市党部的口号取消；为要使汪精卫中立，所以把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四月）对于土地问题的建议取消；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也不坚决的去反对湖南的叛徒；为要使朱培德中立，所以当他驱逐共产党的时候，亦不提出免他的职的口号。所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由“左派”领袖之愿欲来确定的，而“左派”领袖之愿欲，就是武汉军阀的要求。因为“左派，要求共产党人到东部去工作，而中央要停开第五次大会，或如中央一向赞成北伐，但当“左派，决定东征，则中央也马上通过那样的议决，虽然以前中央坚决的反对国际代表不主张向北去的建议。在其他许多的重要问题，都是如此。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月来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特别在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确信，并且还要使全党及受我党指导的群众也确信下列的理论：共产党及跟他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在现〔现在〕必须让步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当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发展，当工农的群众运动刚刚走人大道，并且群众自己想到武装自卫的组织，正须要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使革命前进并巩固与［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联合，筑下坚固的革命基础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只是说要退步，要退步，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状况，创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论。但可惜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日常工作：拒绝土地革命，为着所谓“过火”，赞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组织，以同样的口实去解散劳动童子团。在湖南问题的阻怯政策与最后好听的自动解除武汉的纠察队，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几日〔月〕内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政策之一部分。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进〔集〕大成于七月卅号〔4〕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5〕，现在抽几条出来看看：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五、国民党中的C．P．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C．P．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会议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多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时参加政府工作之C．P．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及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国民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七、依照国民党党义得武装工农，但工农武装队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如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减少或编入军队。八、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市街等事。九、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省总工会派员改组，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事。十、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这已不仅是机会主义与妥协了，这简直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资产阶级领袖去监督，并且是自动的交出来，还要说这是“照例”。――这不是客观上对于群众运动出卖，对于革命变节是甚么呢？共产党领袖所认识的与国民党联合的方法是这样的！这种认识是毫无半点共产主义政策的意味，列宁认为共产党员可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协商，但只在保持共产党的宣传，煽动与政治活动之完全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宁说：没有这种条件自然不能与之联合，否则便是变叛。客观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的策略是对革命与共产主义变节的，列宁对于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时常说：“要注意‘友军’如同注意敌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则认为应当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交给工农运动很明显的敌人！党应当在过去指导的错误中学习。党应当明了，他的力量与他的将来，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在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组织上面。党应当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的下层群众，与他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的下层的组织联合，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谁能公开的反对此中央是国民党的叛徒，这些叛徒之中谁配称国民党的左派！最后，与我们联盟的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之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组织等的实现力量如何，并且要我们自己党的政策停止动摇，而领导群众去督促其领袖，方能确定。所谓与左派联盟，实是与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我们党应当首先注目于下层群众，如智识阶级，手工工人，店员等，赞助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而时时记着一切和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联络，大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六）共产党员之参加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政策之不正确，与违背共产主义，在其参加政府委员的同志行动上与党对于参加政府的整个方针中，充分的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立场，亦如其他许多革命的主要问题一样的，和国际的方针及初步的共产主义政策，都发生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参加武汉政府的决议是这样说的：“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共产党应当很坚决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要批评自己的同盟者之不坚决，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评；并且要保证政府政策之正确。共产国际执委特别叫中国共产党注意：现时革命政府与民众之密切的连系是十二分必要，只有在这种密切连系的基础上，才能经过国民党而实行这一政策，只有建筑在群众上的方针，才能渐渐的巩固革命政府的政权，及其为革命之组织中心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巩固武汉政府的这种影响。不能实现这种任务，不能发展群众运动，没有土地革命及坚决改善工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使国民党变为真正劳动群众的广大组织，没有继续的巩固工会与发展共产党，武汉政府没有与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那就不能使中国革命得到胜利的实现。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证实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若无此条件而参加，则就带有上层的勾结，与政客的结交性质，而他们必须为实际的生活与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所摈弃。要时常的使政府工作与群众中的工作相连系，实是中国共产党必要的任务”。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政府问题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党员的总长做了些什么？看事实：共产党员在得到委命后两月才开始组织自己的部务。农政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就职典礼时的演说，除批评他是可耻的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豪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然无一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村状况”，反对“过火，的话。谭平山就职后，马上就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之则“严罚”。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此数月［月］内，他们并没有公布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与乡村中剥削的法律及改良经济关系的法案是公布的（劳动法草案，减租草案，农村自治法等），有些并且没有预备向政府提出。这些总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照国际的决议案应是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与群众连系，来维持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则成了最滥的资产阶级官僚的统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失共产党的面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蔽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特别是农政部长的政策，除了说他是反对农民的政策孟塞维克的政策，简直没有别的合适的名称。土地问题应是农政部顶主要的问题，但是完全把他忘却，甚至农政部发到各省的调查表，竟无一关于土地关系的问题。谭平出同志上任后，第一件事实，就要打算“镇压”湖南的农民运动。对此，中央是赞成的，并且还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领袖，实行恢复“秩序”的任务。这次出征已经成行，但尚未至目的地，而长沙已发生反革命的叛变，这些叛变很敏捷的很澈底的实现了谭平山同志所领袖的出征之任务。当谭平山同志结束他那不光荣的总长任务时，还来个长期请假的退出，重新又丢党的脸一次，当反革命渐渐在武汉国民政府境域内巩固，当国民党内正在酝酿了不要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趋向，如此才可自由的完全压迫工农运动而与蒋介石及反革命军官妥协；谭平山同志却很愿意去迎合反动军官与胆怯的国民党领袖之希望。他脱身的办法是借口于理想的病症，来实行他的长假。并且他的请假是事先与汪精卫商量，然后再与中央讨论，但中央不仅不反对这种行动，而反完全同意这种计划。因为在七月三号中央会议上通过的十一条中有说：为“避免纠纷”，同意于临时退出，这是所谓革命的政策！谭平山既因“病”而请了长假，但还不够，还要说“因政局困难，不能纳农运于正轨”。共产党总长在最负责任的时期中，由战场上逃脱还不够，而且重新还要向农民进攻一次。每人都应当问一问，从这几句话里得到些什么结论：一、农民运动是走上不正的路了；二、只有武力能纠正他，因为共产党员的总长有了共产党的群众组织的完全威权，尚还不能“纳入正轨”呢！这是直接承认许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动作；这简直是直接号召反革命！他的代表毫不受处罚的在政府内做了这些顽意，莫非这还不是共产党的耻辱？但是中央对于谭平山的声明，没有发表过一句话。本来他亦无从反对起，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政策。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是为要更左的去推动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为要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成份，并经过坚决的实际的革命斗争去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变武汉政府为工农民权独裁。中央对此问题的革命提案，完全不了解，他变共产党参加政府为资产阶级改良的总长主义。这与多数派主张共产党员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九O五年）的见解，相去不知多远！在一九○五年，当时俄国亦是同祥的民权革命的任务，亦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革命政府之要求――亦是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列宁对此，在其《两个策略》的小册子中说：“我们应当指出此政府的行动政纲，适合过渡的历史时期之客观条件与无产阶级之德谟克拉西的任务。这个政纲就是本党的最低限度的全部党纲，是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的关系之基础上，最近尽可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造的政纲，这是一方面；别方面就为往下的进行到实现社会主义……。可以有人反对说：临时政府，因为他是临时的，所以他不能执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同意的积极政纲；可是这种论调，只有反动的诡辩派及帝制党才会提出来反对我们。因为如果不执行什么政纲，那就是让腐败的封建专制的农奴制度继续存在。对于这种制度，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政府才能容忍。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由下的去影响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为要求由下的来实行督促政府，就应武装起来……。武装督促的目的――是为保持巩固并发展革命的‘胜利’，这些胜利，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上看来，是在实现我们最低限度党纲之内的。临时革命政府是为革命赶快得到胜〈利〉的斗争机关，是为赶快的揭发反革命的企图，而并不是实现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之机关……。这种胜利就将是专政，就是他必须要依靠武力武装的群众暴动，而不是那些由和平方法得来的‘公开’机关。因为要实现无产阶级及农民所赶快急须的改革，必定引起地主与大资产阶级之残酷的抵抗，所以只有用专政来对付……没有专政便不能破坏此抵抗与击破反革命之企图”。武汉政府现在亦变为专政的机关，但不是工农的专政，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之机会主义政策，却正是客观上帮助这种专政实现的！（七）武装问题与对于军队之关系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足以证明我们党对于革命之中这种非常重要的问题，亦有在原则上极不正确的趋向。人人都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除少数共产党员率领的部队及党所号召进去的工农），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都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极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只能暂时和革命相伴，都希望借此升官发财。对付这种军队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重兵上的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使军队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如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土之中没有任何工作，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个月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很多的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亦是非常之可耻的。湖南政变及其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的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正式与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的湘赣事件宣传大纲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助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六月十四日）那时湖南的情形是很明显的了。湖南每个工人每个农民每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然而中央还不限于这种口头上的话，甚至于组织总示威反抗长沙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去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将领。这种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关于朱培德的事也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政策和他的主谋。然而中央始则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反动，不嵌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是比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的领袖，而是我们的保镖的，所以应当对他要包容些。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就使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星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成为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以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的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络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候，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及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八）党内问题与对国际的关系中央所以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这种条件之下，党内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甚至于党有极大公开工作的地方，所谓党内民权主义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自然在这种党内情况之下，中央得以放开手去实行自己的机会主义，所以他自己也不求真正实行党内的民权主义。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非常之奇异，共产国际的历史上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形：在如此危机严重的时候，居然坚决拒绝共产国际最高指导机关的命今和决议。这已经不算是简单的破坏纪律问题，而是直接对于中国的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要知道中国革命不但有全国的意义，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中国革命的命运，大部分足以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呢。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执行极不正确的政策，使革命陷于失败的政策，自动的取消革命而投降，并且很坚决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服从国际的指导。不但如此，还要故意破坏国际的责任与纪律，甚至认为可以不把国际议决案通知全党，使党员得以研究而说出自己的意见。因此，共产国际最近不得不公开的批评我们中央的政策，而且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及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九）结论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党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最近的指示，给我们以发现这种过去指导的错误之可能，救了我们的党，这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很坚决的承认过去中央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须根据这种过去的教训根本改变方针。在这封信里，我们已经在正确的共产主义观点上，分析过去的错误，我们坚决的站在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理论上来分析的。应当要使全党及每个党员，极注意的研究这些问题。应当使全党党员详细的讨论过去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七月△日的）以及这封信，便是讨论的根据。党若不能受着过去的教训，便不能向前进，不能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讨论之中当求得相当的结论。应当不但批评过去党的指导，而除去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份，而且必须将全党工作，都依照共产主义的革命性查一过；应当事实上转移群众工作的方向；应当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应当与青年团建立密切的关系，加多的帮助他的工作。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这次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向党的中央要求实行。但是党的中央指导者，真是觉得这是有害于那种机会主义政策的，所以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上的重要，应当和他有密切的关系。最后，虽然政治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并且，必须尽量设法保持党的组织，勿使为反动势力所破获。要建立壁垒深严的秘密组织，但是，同时要是能斗争的秘密的党的机关。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党必定有充分的力量以坚决的革命性渡过这个变革的关键。我们号召全体党员，积极的来帮助党做这件事；我们深信同志们奋斗的坚决性及对于革命的忠实，必能使你〔我〕们战胜一切困难，而坚决的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一期刊印注释〔1〕指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至二十二日在武汉召开的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省农民协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通过了乡政权问题，没收逆产问题，地租问题等三十五项决议案，提出，农民协会是农民求解放的唯一道路，农民运动首先是要推翻乡村土牵劣绅的统治，进行乡村民主自治，并且提出了没收逆产，减轻租课，废除苟例等要求。会议最后选出了新的省农民协会领导机构。〔2〕俄文为“страховыеорганизацииремесленников”，本书选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此处译为：“手工业者行会”。〔3〕这个文外的中文稿未能保存下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存有一份英文稿，题为《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中央政治局通过），译文如下：“1．两党所有机关，从最高级机关到最下级机关，都应举行联席会议。为了在这些联席会议上就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取得实际的成果，共产党人要提出具体建议，并且以群众行动来支持这些建议。这些建议将不是以工农最高要求为基础而是依开展国民革命和加强国民党左派之需要而定。2．共同参与对工农运动的指导。共产党人将引导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以便使国民党更加接近群众，增加它在党员中的威信。3．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要遵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政策。他们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执行国民党的政策。他们要在行动中注意提高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他们要同狭隘地方主义进行斗争。4．在国民党各机关刊物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要谋求把它们变成共产党的刊物。他们将根据国民党的革命原则和政策来办这些刊物。5．共产党员要辞去那些在革命现阶段没有必要由他们担任的国民党党内职务，而让国民党员去担任。”〔4〕似为七月三号之误。〔5〕这个文件的中文稿未能保存下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存有一份德文稿，题为《对国民党关系方面的退却纲领》（一九二七年七月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于武昌），译文如下：“（1）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盟是孙中山的政策，这一政策为国民党各次代表大会所承认。如果现在由于军事力量的原因有人企图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那么，这将会大大损害国民党的力量和革命性，这只能暴露它的弱点。我们不希望国民党遭受这种不幸。（2）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帮助国民党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重新组织革命。目前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共产党人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这一斗争。（3）共产党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国民党。但是，国民党中央必须在它的地区采取措施，制止对共产党的一切迫害。（4）国民党是一个反帝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政党。这种反帝斗争必须是国民政府的宗旨。（5）共产党参加政府（中央和地方）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是以国民党的名义。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但是，它不是执行机关，这两件事（参加政府和共同协商）并不合有联合政权、分割政权的意义。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6）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他们的要求必须符合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政府的法令。同时，国民党必须根据它的决议保证这些组织的自由和工人、农民的利益。（7）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武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8）没有政府和国民党的允许，工会和纠察队不得行使行政权，如逮捕、审判、巡逻。（9）店员工会必须由国民党和总工会进行改组。他们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越店主的经济能力。工会不得干涉店员的雇用或解雇，不得干预店铺的管理。工会不得惩罚店主。（10）禁止童子团行使警察职权，如逮捕、干涉行人等等。（11）兵工厂、水电厂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人的工会不得干预管理事务。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或者不满，必须通过总工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以便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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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小引（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自七月初旬武汉国民政府公开的反动以来，本党中央政治局已转入秘密状态而组织上有所改变，即派定五人为常务委员会，代表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决定派独秀同志赴莫斯科商定此后之总政策。当时即先接受国际电令，宣言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即七月十三日的中国共产党对政局宣言。这一关键已是本党改变政策之开始。不久，国际方面又有电令来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而决定新的政策。但是，那时正是七月底的时候，时局紧急，因此，先由常委发出七月廿九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可是也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等到八月七日，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这一会议，到者有中央委员十二人，候补委员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国际新代表出席报告召集这次会议的意义。——虽因人数不足不能作全党正式的中央委员全体紧急会议，但是这八七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议事日程如下：一、国际代表报告，二、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三、党的新任务报告——分四项：A．追认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中的左派国民党政纲，B．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C．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D．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四、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果，通过上述各议案，兹印布如下，并选举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七人〔1〕。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八月十一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一期刊印注释〔1〕正式委员九人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七人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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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1〕（一）根据中央最近农民斗争之议决案，决定这个行动大纲，准备在湘粤鄂赣四省实现。（二）中国革民〔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在这里党的政策需要新的变更，革命的社会势力需要新的聚集和训练。现时反动的统治始终没有稳定，农民群众满心期望秋收胜利，因为新遭了挫折，正在寻找他们新的奋斗的方略，“秋收暴动”是对于这个客观情势的适当的答案〔2〕。这次抗租抗税的暴动是土地革命急剧发展之新阶段，他至少要动摇反动的新旧军阀的政权，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的前途。（三）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具体的表现便是强农民建设与小地主联盟的乡村自治，及五次大会后对于国民党种种限制农民革命的训令不加反抗，反在实际上指令下级党部执行国民党之反动训令。这个错误是由［是］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整个政策来的，现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对的，对小地主不可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的去领导的。明白了这个才能不自陷于矛盾的狭巷中，而可以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四）暴动的战略：（1）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对各地的暴动及革命的政权尽可能的联络，向反革命势力进攻。（2）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3）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4）实行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并实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5）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其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6）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之分配。兹将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每省具体工作抄一份于下：鄂：湖北暴动大纲〔3〕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经济上实行四抗（租，税，捐，粮）。其他可根据大纲拟一具体的计画。湘：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画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权〉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赣：1．马上夺取乡县政权；2．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3．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4，积极参加革命军对反革命派的军事战争。粤：革命军所占地方，原则与江西相同，军力暂未达到地方即起来暴动响应，夺取乡村政权，建设农会威力并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如有可能立即夺取县政权，因此引导革命政权夺取全省。安中原三日根据中央档案原稿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未标明年月，此年月是编者判定的。〔2〕有的党史资料书中收入的本文，此后还有：“这次暴动的意义虽然不能认为就是土地革命之成功，但至少是土地革命的发动。暴动在经济上难有很大的胜利，但必然的可以使农村革命的势力得到新的聚集和训练，可以促进农民夺取武装和政权的决心，发达其根本消灭土地私有制的意识，同时党内对于土地革命的认识亦将得到进一步的明确，这是今年秋收暴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这段话原件已经删掉。〔3〕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总同盟政治罢工后湖北党的策略》，这个文件是由罗亦浓提出的其中关于农民秋收暴动的内容为：，至于乡村中的工作，党为领导农民响应武汉的工人及革命的南昌的军事暴动，必须派大批同志至乡村中工作，执行下列各项任务，同时即是土地革命的开始：一、抗捐抗税；二、断绝武汉政府粮食的接济；三、极端破坏乡村经济；四、杀戮土豪劣绅，消灭他们的政权，发展广大的农民运动；五、武装农民并集中农民武装于某几区域，即开始流寇式的革命；六、破坏湘鄂赣交通；七、联络会匪；八、提倡农民协会政权。为执行上列贫任，暂以鄂南、鄂东、鄂西北襄东一带武汉近郊为最重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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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前委信——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致前委信——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1〕前委〔2〕：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行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索〔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同时决定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供给相当的饷弹。党内由泽东郭亮夏希〔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日率领前往目的地为要。中原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原件日期字迹不清（既象“一日”，又象“八日，）。本文署名中原，系一九二七年六月至八月四日以前中共中央代号。据此判定，本文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2〕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根据中央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成立，成员为：周恩来（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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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1〕国民党革命同志鉴：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你们这封信，是在国民党最严重的生死存亡的危急时期，革命同志领袖对于革命的主义政策实行叛变，居然压迫工农运动与共产党分裂，这种叛变可以使国民党变成反动派工具，和反革命军入的傀儡。四个月以前国民党的中央指导机关，还有勇气力量和蒋介石破裂，不使其反动的军事独裁得以摧残党权，那时，国民党中央还想和革命的工农共同前进。现在呢，背叛国民党的领袖，已经对于摧残工农运动，压迫共产党，投降封建势力，取消民众革命胜利等类行动，公开的颂扬和赞助了。武汉政府本来是反对蒋介石之反动的革命斗争的中心，如今却是在反动军人及其政治领袖的淫威之下，变成军阀政府；中国之内，这种军阀结合的地域本有许多，现在的武汉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武汉政府现和蒋介石等类革命之公敌，实际上毫无差异，每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首先便是工农兵士以及一般忠实党员，凡愿努力继续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伟大的奋斗事业，立志为国家民族谋解放，而牺牲的战士，都应当详细的明白：几千几万的中国同胞已经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之中，英勇的牺牲了，他们誓死而争斗的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却发生如此现象？为什么领袖之中发生叛变的行动？以后革命的党员对于国民党的新任务是什么？现在的领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政策，实行怪异的改篡，却想借口于六月间发现的所谓“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秘密文件，来解释他们自己篡改孙中山先生政策的理由。但是谁亦不能欺骗的，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可以知道这是企图懦怯无耻的巧自文饰，国民党指导机关对于国民党主义政策之叛变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很远的，决不是单单因为那所谓秘密文件而发生的，国民党现时领袖之叛变，实际是因为他们甘心代表封建资产阶级，以及市侩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市侩豪绅的代表，遇见革命的决死争斗，正是开始的时候，革命的劳动民众，正在奋起与封建势力搏战——他们却怕丧失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民众运动的广大发展异常惊惶，因此宁可背叛革命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和四个月前蒋介石之背叛革命是一样的；如今武汉的领袖实际上是投降了蒋介石！国民党现时领袖的叛变，断非是偶然的，和出人意外的事变。这种叛变实在反映中国革命中间有许多种资产阶级成分的骑墙派，而实际上终竟是反动的态度一这些资产阶级经过买办阶级而与帝国主义连络，经过地产制度而与封建势力勾结，经过军官领袖而与军阀制度相勾连。因为他们剥削工农，所以必须反对工农运动，因此种种，他们不能执行真正的民众革命，此等社会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伪国民党领袖，和民众是相隔离的。所以只想用民众运动以满足国内几部分资产阶级的私利，而使各种劳动阶级仍旧处于无权利穷困不堪的地位，他们只想利用群众做自己的工具，想踏着革命的民众兵士和党员的尸骨，去造成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不愿意劳动民众得有真正的解放，和真正的民权，他们宁可重新和世界帝国主义妥协，和封建豪绅结合，只要能镇压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之争斗，而使之俯首帖耳的服从自己，他们甚至于已经不能够继续单纯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要有反帝国主义的战争，非有广大的群众不可，而他们——例如蒋介石、唐生智，宁可去请日本顾问，却不肯依工农运动的力量，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情形，就足以解释国民党领袖以前动摇犹豫及现在决然叛变。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国民运动中封建资产阶级派第一次攫取国民党党权的尝试，那时伪左派的领袖就不能组织革命分子及一切力量以抗御此种反动，却任令反动势力笼罩广东，这种左派遁述国外，不战而走。其意若日：“民众自己将会对付新军阀，我辈何须坐待成功，归来即可高居领袖地位”。三月二十日之后八个月到今年一月间，蒋介石又想用迁都南昌的手段实行政变，那时的伪左派领袖又不能立刻勇敢地决定号召民众起来和他奋斗，他们动摇犹豫迟徊不决者整整的两个月，蒋介石却正好利用这两个月的工夫，组织团结反动的势力，一直弄到屠杀上海工人而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伪左派的领袖，不肯决然的根据工农群众运动的力量和蒋介石奋斗，他们是在研究军事投机的方法，直到看见可以依赖唐生智、谭延阎等新军阀的偶然结合之势力，方才与蒋介石破裂，同时这种依赖唐生智、谭延阎的计划对于伪左派是可以预藏稍一种反对工农民众的武器，以备工农民众真正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积极奋斗之时，他们可以有恃而无恐，可以转过来便压迫民众。因汪精卫等之动摇犹疑，而蒋介石得以镇压东南各省的工农运动，与李济琛等相匀结，以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汪精卫等类的伪左派领袖到现在已经暴露自己的正面目了，然他们时常以空口应承，说要民众，说为民众而奋斗以及其他种种革命的空谈，巧自文饰，以掩藏其骑墙政策及其与蒋介石奋斗之不澈底。今年三月间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面上的决议案是很革命的，但是伪左派的革命领袖不肯实行这些决议案，明明规定要实行土地改革，劳动立法，平民自治等等，然而等到群众真正起来跟着第三次全体会议所提出来的口号而勇敢奋斗的时候，这些所谓左派领袖却不仅不肯起来为民众运动之领袖，连同自己所有的政治法律的权力，以助工农运动，铲除封建余孽，反而仇视并破坏这些民众运动。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实行土地革命，等到湖南被压迫的农民与封建势力决死抗争之时，伪左派领袖便动辄以“过火”咒骂农民运动，说农民协会尽属流氓土匪，不但不协助农民之艰苦的争斗，并且奖励反动军官压迫农民。城市中工人店员斗争，也遇到他们的仇视。他们不但不惩罚阴谋破坏金融经济实行反革命的买办奸商以及蒋介石的奸细，反而在工人店员努力赞助革命而与这些反动买办奋斗的时候，迭次的对于工友店员施以抑制，放纵反革命的买办豪绅。劳动法的命运，也和乡村自治条例及土地法令一样，始终不得公布；即许有所谓保护工农的命令，也始终不能见诸实行。任令贪官污吏军事长官摧残民众，买办奸商进攻工人。总之国民党中央第三次会议虽有许多的革命的决议案，而事实上国民党领袖并未施行分毫政治法律的权力而解决工农小商人的痛苦，一面反而只以国民政府的政治法律的权力压迫工农。当这个时候，有些所谓左派领袖如顾孟余等，已经和反动的领袖（刘佐龙）阴谋举行反革命的暴乱，准备驱杀共产党员及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密藏军火于汉口日租界，并在军官中实行反革命的宣传。后来杨森叛乱，于学忠等扰乱湖北的西北境，夏斗寅进逼武昌城，许克祥屠杀湖南工农，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阴谋推翻国民政府，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国民党革命同志出江西——此等反革命举动，陆续继起，不可胜数，而国民党中央不但不征调一切力量以裁制反革命军人，却迭发反对工农运动的训令，命令宣言，文告以助长新军阀的反动，文饰他们的反革命。这种政策一直继续到现在——七月中旬。实际上这些伪左派领袖，放任夏斗寅的叛军，使能巩固其势力而摧残十余县的工农团体，他们承认朱培德“停止”江西的工农运动，他们自己默认许克祥的长沙政变，便能畅心如意的屠杀湖南人民，摧残工农运动，他们自己下令解散湖北好多县的农民协会。这些伪左派领袖不但不要民众，并且不要一切革命党部及党员，不论其为共产党与否？反动军人当然不但反对工农，并且反对民权主义的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江西各县党部曾被迫而停止工作，湖南省党部县党部都被解散。国民党中央对于这种事件，不但不反对，而且自己也帮着实行（如解散黄冈等县党部〉，这些领袖既摧残工农，又摧残自己的党部及党员群众岂非背叛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六月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徐州会议的时候，冯玉祥公开的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等到这个时候，国民党领袖必须决定选择一条道路！或者同着革命的民众前进，或者同着反革命的军人反动。这时候，冯玉祥对国民政府提出反动要求，唐生智赴湘后，亦来两电，要求“改组”工农运动，实际上便是要求镇压工农运动，并且要求排斥共产党（如何健对于军队的排共令）。这些领袖，在群众运动有力量时候，放纵反动军人去压迫他，到了群众运动已受历次的摧残削弱之后，当然更加要站到反动军人方面去，因此，这些国民党的领袖，完全接受反动军人之排斥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等新要求。这些情形本是最近六月底至七月半武汉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篡改国民党的革命政策的真相，而决非借口于所谓共产党的秘密决议案所能掩饰的。最近国民党领袖在冯玉祥、唐生智系的反动军官淫威之下最后的决定压迫工农运动，本此目的而与共产党破裂。现在他们要掩饰这种反动政策，反而归罪于共产党对国民党之不忠实。然而，譬如孙科，他在五月间对美国新闻记者谈话，就说：国民党要共产党员当国民政府的部长完全是为着容易对付工农运动起见，汪精卫等亦是如此见解。这算是对于共产党的忠实态度吗？这实在是要利用共产党做压迫工农运动的工具，共产党决不肯被人如此利用，国民党的这些领袖，都正因为共产党不肯帮助他们压迫工农运动，而宁可与共产党员破裂，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工农运动政策是不肯背叛的。国民党领袖既得政权，实际上早已有了实行这种政策的可能，，应当尽力进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标语及其他革命的口号。事实上，弄成了国民党领袖不肯自上而下进行这些政策和口号，却任令民众是孙中山先生主义之最好的实行家，比实际上背叛孙中山先生政策之领袖高明万倍，国民党领袖既有政权，他们早有实行改组军队的可能，使军队真能拥护民众利益。然而他们不但不进行这种“使军队成为民众武力”的政策，不但不遵循孙中山先生向来认为军阀并非革命可靠的同盟之遗训；反而痛骂共产党要增加工农分子于军队之中，并肃清背叛革命的军官，为一种罪恶。国民党的这些领袖们，跃然不能了解这种革命的根本职任，既然不能代表国民群众的这种迫切的希望和要求，他们就不配僭称国民党的领袖。他们是篡窃权位，是镇压国民党革命意志的政客吧了。现在的时候，既然国民党的领袖将国民党拱手让之于反动将领专恣的掌握之中，那末要求国民党组织的民权化，使其多数党员推举革命的领袖，——实在是最近理最切要的要求。国民党指导机关之现状是如此，国民党中央已成反动军官掌股上之玩物。犹豫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变成反动的实行者，参与反动的行为。武汉领域之内，如今也和蒋介石的领域一样，工农运动都受很大的压迫。无论国民党中央发表许多虚假的欺人的空论，决不能掩盖许多铁一般的事实，武汉已有二十五个工会被封，湖北许多县的农民协会已经捣毁，湖南的工农运动已经被摧残，江西也曾被暂时“停止”，国民党中央已经允许唐生智及其他将领任意驱逐共产党，国民党中央现时的政策显然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进行工农政策而实行压迫工农运动，不联合共产党而与共产党破裂，不联俄而在机关报上宣传反俄，汪精卫所领导的一切领袖也放弃了污秽了国民党的旗帜，背叛中山先生的遗训。即使现在为满足唐生智蒋介石的私战，对于民众这种战争丝毫都没有益处，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客的俱乐部。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称国民党领袖的资格，他们已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叛徒，如果国民党不能脱离这种指导机关，这是国民党的亡党。国民党的一切同志都应当和孙夫人、邓演达及其他革命领袖一样的明白！如今只有决然的完全和背叛革命与党的少数领袖决裂，而团结广大国民党员群众于革命的政纲之下才能救党，使国民党的旗帜不要变成反动的旗帜。革命的国民党的政纲是什么呢？（一）首先便要进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政纲，以其三大政策为方法，反对所谓一民主义二民主义的叛徒，反对实际上抛弃三大政策而空言三民主义的政客，实行扶助工农，联共，联俄政策。（二）反对背叛革命的汪精卫一派的人——他们是甘心做反动将领的工具了。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使能担当得起国民党的光荣的旗帜——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三）决然的推翻封建制度的壁垒及其一切余孽。最主要的封建壁垒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地主豪绅军阀贪官污吏重利盘剥者对于农民的剥削掠夺制度，只有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才能肃清封建制度的关系，要实行这种口号只有农民自己起来力争土地，从豪绅手中夺回政权。（四）消灭城市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牛马奴隶们的劳动条件。只有满足他们要求方能造成解放劳动民众的前提，要工农组织之完全自由，对于工农运动予以切实赞助。（五）力争真正民主政权的建立，便能代表中国广大的群众及劳动群众。推翻压迫剥削民众背叛革命之官僚军阀的政权。（六）取消一切军阀性的军队，造成真正人民的军队，由革命的将校指挥而不用封建性的军阀。实行武装工农。（七）无妥协的实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与苏联亲密的联盟，与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及工人阶级结合巩固的联合战线。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力争中国的解放与统一，反对买办阶级的影响及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八）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力争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及工资的增加，实行救济失业工人，要恢复一切工农组织及工会的权利——这是几年来革命运动胜利的成绩。（九）力争一般革命群众工农团体的一切政治自由，拥护真正革命的民权的国民党，反对背叛革命的篡窃国民党旗帜的假国民党。国民革命的胜利，真正民众的胜利，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制度，都只有站在这种纯粹的遵照中山先生学说的政纲之上方有可能，只有实行这种政纲方能辟开发展革命的道路，使大多数中国人民得到利益而不仅为各种封建资产阶级中少数高等华人博取权利。孙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真正革命的党人，应当团结起来开始为这个政纲而奋斗。我们共产党员决心和这种中山先生的真正忠实的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同死决一死战。我们决不服从现在这种伪国民党中央之开除共产党分子的决议，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权僭称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他们已经违背国民党的主义政纲及中山先生的遗训。一切国民党的革命同盟，都应当团结起来，努力救党，自然不要放弃任何公开的可能，但是要准备着这些伪国民党领袖会竭力追逐国民党的革命同志使丧失一切自由，而处于秘密地位。所以要准备着在无论何等环境无论何等条件之下，我们大家都应当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伟业，努力为解放中国广大的劳动民众而奋斗，而牺牲，力求革命之最后胜利，毋使国党竟亡于封建资产阶级反动联盟之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武汉政府反动后中国共产党之政治主张》刊印注释〔1）原件未标明时间。据中共八七紧急会议文件《小引》，本文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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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国民党领导机关，因为湖南农民运动，实际表现国民革命是要实现土地革命，而把一切封建势力的基础摧毁，于是发生恐慌与摇动，又因为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封锁武汉，唐生智军队的反动与二六军右倾，及冯玉祥的公开背叛武汉，于是完全屈服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军阀豪绅地主等。国民党的政策，始而动摇，对于许克祥不加惩罚，对于夏斗寅不加扑灭，既而嘉奖许克祥及夏斗寅所领导之豪绅土匪屠杀工农摧残党部及人民团体，并且政府自己亦下令解散党部及人民团体。最近受反动军队之要挟，国民党中央居然于七月十五日开常务委员会（C．P．未到）决定：（1）一月内召集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解决C．P．问题；（2）在未开会以前对于有违反国民党主义及政策，加以严励〔厉〕处罚；（3）派代表到莫京商议合作办法；（4）对于工农团体及共产党员之自由，用训令加以保护。但在国民党中央除孙夫人及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数人外，余均实行反动，宁愿做军阀的秘书，不愿做革命的群众领袖。汪精卫派之虚伪主义现已完全揭破。汪将国际向他提议国民党应组织两万C．P．，三〔五〕万工农分子军队之电报〔1〕做一种煽动分家之材料及投降蒋介石唐生智之掩饰。国民政〈府〉一面下令保护工农及C．P．，但反动军队一面摧残党部民众。中央对于此已发表宣言〔2〕，攻击武汉政府之反动，声明共产党参加政权之条件已消灭，命令谭苏〔3〕退出政府，但仍留在国民党内与一切革命分子团结奋斗。谭苏二同志已示威的退出国民政府。民众对此更形愤怒〔4〕，即将国际电报公布在中央日报上每日登载。我们已发表对此电报之答复。孙夫人发表宣言〔5〕不满于现中央之政策而避住上海，邓演达因不满汪等亦早已离汉他去，左派下层领袖除一部分受买外，现拟择一地点集会以求团结左派在党内反抗反动的与虚伪的领袖。中央对于现时武汉反动之策略如下：1．认武汉中央政府已完全反动，武汉不再为革命中心而为反革命中心。故我们应攻击其反动行为，披露其虚伪，不可再事拥护其罪恶。对国民政府固然不应再说拥护，对汪精卫亦须历数其改变三大政策曲解三民主义之罪恶。2．与国民政府合作之条件基础既已消灭，当然应立即召回国府内之党员。惟仍须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者即国民党员，所以我们与其他革命分子是真正党员，汪精卫等已不是真正信徒。我们要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反动政策。3．我们现在要积极宣传反对武汉中央的反动政策，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及邓演达的宣言。4．要根据答复《容共政策经过》之一文，宣传汪精卫等借该电报以文饰其反动。5．要根据现武汉中央之虚伪欺骗政策，指出武汉政府一方面颁布保护工农及“二五”减租，一方面任由军人摧残屠杀工农占据捣毁工会农会。在两湖应积极领导工农要求工农会的自由，立即惩办摧残工农占领工农会的武人，如此以揭破武汉政府之假面具而使工农认识其真面目。当政府不能接受民众要求时，总罢工与抗税是必要的。6．要积极领导两湖工人，反抗资本家之进攻及毁约，并应要求增加工资补偿因票价低落及物价增高之损失。武汉的失业工人在十万以上，我们要领导他们向政府要求工作及救济，并向资本家要求失业救济金，如此我们一方面能使他们成为反抗反动政府的一支有力军队，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成〈为〉工会的拥护〈者〉，以反抗反动派之分裂工会政策。7．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实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向土豪劣绅反攻，残认〔忍〕［的］地推翻其乡村政权而建立农会政权。8．领导城市贫苦居民做要求平低物价，纸票兑现，收回国库券之运动。9．我党要准备全国秘密工作，办法另详组织部通告。安中原七，二四根据中央档案原稿刊印注释〔1〕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文中所引“第二个文件”。〔2〕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3〕谭平山、苏兆征。〔4〕原文如此，疑有误。〔5〕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宋庆龄《为抗议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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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一）近年农民运动的进展，已表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这一革命在中国目前已经受了一个挫折，其原因：（1）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不强健，换言之，即无产阶级主观上的组织力尚不能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这一革命联盟，（2）工农武装没有建设，（3）我们党动摇不定政策的错误，（4）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所谓革命军的阶级性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能担任一新的历史的使命——土地革命，他们由限制工农运动而进到反对，屠杀工农的整个的反革命，这种叛变是历史的必然，证明了革命的深入，丝毫不足惊奇。我们党的责任只有坚决的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这是目前革命的客观情势，要求我们一个新的策略上的答复。（二）现在全国农民，整个的在新旧军阀之下喘嘘的活着，十几年新旧军阀战争的负担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最大部分架在穷苦农民身上。在北方，苛捐苛税的繁重已经迫使大多数的农民抛弃土地，得不着生活；南方各省，农民的痛苦与北方无异，屡经奋斗所得的些许自由，又重新完全被剥削。无论南北大多数遭受过度的压迫的穷苦农民（佃农，半自耕农，雇农，失业农民以及大部分自耕农），他们已经觉悟起来，到处和他们的敌人奋斗，尤其在南方自李济琛唐生智之屠杀以来，农民之反抗奋斗更加英勇而坚决。同时新旧军阀因为他们彼此间的冲突和内部矛盾，不仅不能建设一个统一的反动政权，反而一个一个很迅速的正在继续崩溃下去。因此全国的革命潮流，表面上虽似一时的低落，实际却是继续往上涨。目前的反［反］动局面只是革命转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阶段时阶级冲突的反应。我们的党只有坚决的站在这个土地革命的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怎样开发土地革命的潮流呢？只有敏捷的认清客观情势，抓住每一个机会，提出适当的口号，领导广大的群众继续不断的争斗才能达到此目的。此时，“不缴苛捐苛税”，“不缴预征钱粮”，“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取消高利贷”，“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及一切公共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旧军阀”，“实现革命民权”，“实现乡村农会政权”，“民选县政府”，“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武装”，“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抗租抗税之自由”等口号，应当是开发土地革命的总的动力。（三）在北方各省如直鲁晋豫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多数，他们苦于繁重的税捐日益破产，流为土匪或逃亡他省在这里，我们要以自耕〈农〉贫农佃农雇农为中心，联合一切农村穷苦民众及小地主结成斗争的联盟，反抗一切苛捐苛税，及预征钱粮，反抗一切战时的征发，实行减租“二五”，同时从这种斗争的发展进行夺取乡村政权，夺取武装以至于没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宇庙等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及地主〔1〕。在南方湘鄂赣粤等省则佃农占多数，次之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受地主视租的剥削，同时自耕农小地主则受军阀税捐的剥削极为繁重。我们应立即于实行“二五”减租，反抗苛捐苛税预征钱粮的口号之下实行罢租罢税，一而借以揭破武汉南京政府减租减税的伪善面具，一面以佃农自耕农贫农为中心团结一切农村穷苦民众以至于小地主，进行严重的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夺取乡村政权武装于农民协会之下，以至于没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以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我们现在应用全力宣传聚集农民群众力量而实现之的口号。无论在什么地方反对超过年利百分之廿的高利贷的争斗应澈底进行，因为这是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共同要求。（四）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在南方各省如广东湖南，虽则农民运动的主要特点已经进到没收大地主，具实农民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单纯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依湘粤的经验，这个分析是丝毫没有错的。所谓政权的争斗，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换言之即农会政权之建设。在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的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耕地的或失业的），包括了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穷苦农民联合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会政权。这是乡村政权的一个正确的形式，要开始在各地实现起来。（五）根据两湖农民运动的经验，应当指出在农民协会组织上要特别注意的几点：（1）每一省农民运动要把我们的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占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宁可为求这些区域的深入而暂缓扩大，万不可只求扩大而忘记了中心基础工作。（2）农民协会既团结了一般农民群众，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小商人，并且在一定条件之下，小地主也包括在内，则农协各级领导机关的成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大概小地主一般的不吸取在领导机关内，此外在区分执委内佃农，自耕贫农，失业农民至少各占五分之一，在区执委内小学教师的当选是有必要的。（3）各级农协设立妇女部及青年部，乡村儿童运动及儿童团体完全受农协青年部之指挥，农妇概加入农协，不另组织女界团体。（六）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但是现在所谓革命军实际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领导之下，到处屠杀农民，武装冲突已成为农民运动中极普通的现象，因此在现时阶段中农民运动确是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每一个农民运动者如果没有十二分注意这个问题而谋给予正确的答复，便等于没有准备农民革命得到胜利。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今指出几项大要的办法如左：（1）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2）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的投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并用种种方法时时进行破坏其组织夺取其武装的工作。（3）对团防局保卫团等地主阶级的武装，在不能即刻夺取具武装时亦采用上项的办法。（4）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B．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5）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同时如过去只知联络其领袖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也是不能收效的。在南方一般以“劫富济贫”为标语的会匪，在农民革命的高潮中又输入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同时他们的行动也能与农民协会接近甚至团结了在农协之下。本来他们多半是失业农民或将近破产的农民，他们的经济口号如“劫富济贫”就和“没收大地主土地”接近，他们自然是地主阶级的仇人，是城市反动军队的对敌者（在没有被他们的反动领袖拍卖以前），假使能领导他们上正确的革命的轨道，一定可以成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帮助者。但是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是异常之恶劣的，他们的领袖多半是带有候补军阀的性质。因此他们得不到正确的政治的领导走上革命正轨为一定的目标而奋斗，而以“打家劫舍”为惯常生活，其行动与思想完全随其领袖为转移。因此我们要懂得会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一面又要明白他们走向反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其方法与上项大体相同。（七）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过去是没有能够相当的尽其领导责任的，许多地虽然能有十万几十万的农民群众的争斗，但每每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活动，而〈不是〉党的组织在那里尽其领导职任，有些地方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没有深入群〈众〉（都只在区协没有到了乡协），或者虽有组织而不起作用，或者便是农运负责同〈志忽〉视党的集体的领导而习于个人的活动，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每每〉感觉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2〕之概。党在平时既不能尽其组织上积极的责任，△△时，自然更不能希望其成为唯一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如果木党的领导能△△确的在农民中建立起来，那末，第一，要使党的支部能够深入到乡农协，并△△正成为群众争斗的核心。第二，党对农民的指导必须经过党团（改正过去△△领袖的错误），党团要绝对服从党的指导。第三，各省党部的农民部要△的建立起来，对一省的农民运动每次定出一月或两月的计划，督促并△△各级党部切实执行。〔3〕安中原宗容明一九二七·七·二○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原文如此，疑有误。〔2〕典故出自《中庸》，原句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3〕此段〈〉内的补正，均据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出版的《陕西省委通讯》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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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二○一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二○一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此草案，愿与全国一切革命分子共同商榷而实行之。）—、反帝国主义A．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全国民众应一致要求立即撤退驻华之外国海陆军。B．收回租界，由租界居民组织市民议会管理之。外人之居住租界者，均须受中国法律之约束，并负担同等之纳税义务。C．取销在华外国银行之一切特权，禁止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弊〔币〕，凡中国资本之银行，具有充分之担保金与合法之地位者，其纸币得通用于全国。D．无条件交还海关，建立减轻出口税增加入口税之保护税则。E．取销外国商轮自由航行中国内河及滨海各埠之特权，严禁私运军火及鸦片吗啡等类毒物。为发达本国航业计，应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并加以扩充，得政府许可之私入航业，亦予以保护。F．外人投资于大企业如铁路矿山之类，因而获得之管理权及政治权利，应一律取销，并从新厘定其经济权利。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工厂，须从新登记，受政府之完全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允许，外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开设工厂。G．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教会、学校、医院、报馆及其他以慈善为名之机关，均须受中国法律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许可，不得借口此等名义购置地产。二、经济A.立即恢复铁路与轮船之交通，禁止军人扣留车辆船只和阻碍其通行之举动，如有不服禁止者，应由政府严惩之。B．商品应自由流通，特别是日用品，如米煤茶盐等类贸易，应逐渐由政府管涯，以免奸商操纵居奇。C．废除厘金及农产附加税，停止预征钱粮，并减轻一般日用品之税收，增加奢侈税，并规定统一税则及每年一次的农业税。D．统一财政，取销苟捐杂税，虽止一切摊派及勒索。E．由政府颁布工厂法、劳动保护法及商店法规，务使被雇于工商业之劳动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F．合并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为一国家银行，发行一种全国通行之纸币，私立银行概无发行纸币之权。三、政治A．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以促进中国的统一，反对任何分裂革命势力之企图。B．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组织乡民会议、市民会议、县民会议，以实现县市乡之完全自治，并组织省民会议，为省政府之监督机关。C．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各省代表应由各省省民会议及人民团体选出。国民会议之目的，应解决免除外力侵略统〈一〉中国解除人民痛苦诸大端，反对蒋介石等利用国民会议为称孤道寡之御用机关。D．实行澄清吏治，剔除财政积弊，建立廉洁政府，使人民得安居乐业。E．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组织革命团体之一切自由。四、工人A．规定产业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手工工厂作场〔坊〕工人及店员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一小时。童工女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B．规定晨〔最〕低限度工资，并应随时物价增加工资（在现在经济状况紊乱时期，应每季调查一次为增加工资之标准）。C．扫除封建式的劳资关系，建立契约式的劳资关系。D．切实救济失业工人（由政府拨款或收集慈善机关的款项，制定失业保险法等）。E．禁止虐待童工女工和使用童工女工作危险的工作。F．工厂须遵守政府的工厂法，改良工人卫生状况，同样的工作，须给以同祥的工资。G．女工产前产后，应有六星期休息，照给工资。H．开除工会职员，须得工会同意，雇用工人应以工会会员为限。I．发展工人处〔补〕习育〔教〕育。J．工人有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及武装自卫权。五、农民A．农民有组织农会之自由及武装自卫权。B．一律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仰农交句〔田〕租额最高不得超过收获量百分之三十。C．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由原佃耕种，纳租于政府。D．非地主收回自耕及农民自愿让佃，地主不得自由换佃。E．废止包田制及押金制。F．取销税额以外之各种苛例，如田鸡个稞等。G．禁止高利借贷，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H．由政府设立农民银行，以低利贷款于农民，并由政府扶互〔助〕农民，设立消费、生产、贩卖、信用等合作社。1．取销旧有民团团防局等机关，禁止任何方面式〔武〕装袭击农民。六、军人为减轻革命军入痛苦起见，应由政府设法改良兵士生活，至少军饷不得拖欠。政府并应没收一致〔切〕反革命派之财产，以之建立设备较周之军人医院，优恤残废军人，并教养其子女。退伍兵士，由政府给予土地。七、教育确定教育经费，提倡平民教育及补习教育，增加小学教师薪金，减轻学生学费。八、妇女禁止缠足、童养媳及买卖妇女等恶习，男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根据《向导》第二○一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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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全国的工人农民及一般革命平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对于你们发表宣言，意思是要解释明白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以及本党为保持民众之革命胜利而奋斗的政策。一年以前，国民党的政权还不过在广东一省，而在此之前，甚至广东省内还有许多区域，和中国其他各地一样，都在反动军阀的掌握之中。——这些反动军阀，继续不断的自相攻战，极其残酷的压迫平民，将我们中国零星分割而出卖于外国帝国主义，维持着垂死的封建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使几万万民众永久的处于奴隶地位，永久的穷困饥饿。然而从国民党改组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造成了广东的革命基础；从广东向北发展，得着全国各地革命平民的响应，居然将许多巨大的军阀逐一的打倒，——这些大军阀的武装力量其实比国民革命军要利害得多呢。吴佩孚的势力被歼灭于两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也被打败，最近张作霖又在河南败绩。中国之大部分，已经脱离旧时军阀的统治，民众应当可以自由的组织起来，以求自己及中国之最后解放。革命运动的力量，已经有伟大的表演，甚至于列强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向群众的猛进让步：例如英国在汉口九江的租界竟不能不交还中国，并且始终不敢公开的实行其久已准备的武装干涉。这种革命胜利的原因何在呢？何以军阀帝国主义不能不对于革命民众的进攻而退却呢？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中国革命之伟大领袖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明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之进行当在此三大政策领导之下的时候，国民革命日见其巩固发展，而成为革命敌人所震骇失措的伟大力量。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内军阀的压迫，已经几十百年，如今走上了自由解放独立的道路，眼见得可以得着经济发展的前途；所以中国的农民，本是几百千年受豪绅地主的压迫；中国的工人，本是在囚徒牛马似的条件之下工作；中国的贫苦市民，手工工人以及小商人，本是异常的贫困，日趋于破产；——他们这些极大多数的中国平民，在这一时期之中都奋起斗争，力求自己的解放。民众在三大政策之下得以勇猛前进，捶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之锁链，而锻炼解放中国的武器，以力争极大多数人民之民权，以解除中国之束缚，以消灭中国经济发展之障碍。然而一方面固然逐步的得着胜利，中国劳动民众固然警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而别方面，平民之明的暗的仇敌，也就觉察得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他们的手段和方法有许多种。外国帝国主义者派遣军舰军队到中国，驱使他们的爪牙北方军阀作战，并且挑拨离间国民革命军的长官。以前军阀是公开的反对国民党的，后来看见不能够反对革命的伟大旗帜，于是假意归顺革命，戴起国民党的假面具，想在国民党内部来从事破坏革命。至于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买办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更是用尽方法压迫工农运动，或是公开的用武力来摧残，或是秘密的用挑拨离间造谣诬告的手段来破坏。资产阶级呢，他以前是和群众运动同路的，随后看见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吓退了，于是宁可跑到革命的敌人方面去，只要能够镇压工农运动，——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宁可心甘情愿的替帝国主义者当奴才，婢膝奴颜的求他们谅解，却不肯牺牲一个大钱来改善工农的生活！再则，国民革命军中本来有许多长官，冒着国民党的招牌而自己扩充武力，搜括金钱；到后来，他们看见民众的胜利将近实现，各种各式的军阀制度都要完全灭亡，——就公开的背叛革命，同着资产阶级共同积聚力量，以攫取国民革命的指挥权，压迫工农，而与人民的仇敌妥协。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的叛变，便是这种阴谋的第一步，然而没有完全成功。这是因为北伐的胜利解放了中部中国，民众运动积极的自动的发展，表现伟大的新的力量，足以打击军事独裁的暴力。然而蒋介石的野心不死，他到今年三月间，便公开的叛离国民政府，夺取东南诸省，自江西至上海沿途屠杀工农，而把持国民党于自己掌握之中。这就是对于国民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打击。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对于这种阶级分化的现象，持甚么样的态度呢？那时国民党指导机关的革命性还没有用尽，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也还有些前进的勇气。今年三月间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足以表示国民党的指导机关，还能够依据于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以抵抗反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完全赞助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使他易于团结大多数人民而与封建资产阶级及反动潮流相奋斗，并且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己的党员应加入国民政府，以分负武汉国民党在此艰巨时期的重任。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许多议决案，形成我们联盟的政纲。这些决议是：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以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为赞助工农经济状况之改善而设立农政部劳工部，以便制定改良社会之法则，而实行之；坚决的赞助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其他。所以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足以悉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决心抵抗反动进攻，而且愿意广大的发展工农运动以保障国民革命之向前进展。国民党既然有这种决心，共产党自然更加要与国民党巩固的联合，而为双方共同的任务奋斗。共产党派遣自己的党员加人国民政府，同时当然认定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将要很诚意的履行自己第三次全体会议所规定的责任，当能和本党党员之参加政府者共同努力于革命斗争之进展。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正因为人民相信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绿〔缘〕故，所以那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反抗封建余孽列强侵略的工衣运动，乃有如此迅速和广大的规模。两湖农民有好几百万都奋起斗争，反抗封建阶级的统治，反对豪绅地主贪官污吏及军阀，要求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标语之实现，要求平民政权之建立。城市中的工人，也努力的起来推翻残酷的牛马似的劳动条件。如果国民党中央真能依据民众运动，那么千余万有组织的农民，二百八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必定要成为国民革命之极巩固的基矗那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必定要受着致命的打击，而不能复活。然而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不愿意如此！国民党中央与垂死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关系，却比他与中国新兴的革命力量的关系更加密切些，因此，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领导权又落在反动军人之手。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草案〔1〕，当然更不说实行了。而劳动法的制定与公布更遇到许多阻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照理应当注意中国平民之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手工工人的呼声，但是他却不是如此，他专听豪绅地主出身的反动军官，——这些反动的军官是时时反对农民运动的。今年四五月间，正是应当实行社会改良以扫除城乡封建关系之根株，而与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的时候，正是应当武装工农以抵抗反革命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国民党领袖及国民政府反而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更使动摇犹豫的分子转移于反动派方面去，并放任反动派使能自由的准备进攻革命。反动军官利用这些犹豫动摇的政策，而公开的反攻民众运动。反动的恶浪陆续继起：蒋介石走狗的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现在早已到了国民党中央应当选择正道的最后时机：究竟是同着革命前进还是同着反动后退！直到最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仍旧是不肯决然的同着革命前进，仍旧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对于湖南的反革命政变，没有任何的处置；国民政府反而默认这些政变而加以掩护，与以合法的根据，使反动派得以完全摧残工农运动。湖北夏斗寅的反动势力并未歼灭，其实很有充足的军力足以办到。而湖北各县的反动派，却摧灭了许多的农民协会。国民政府不但绝无肃清反动的办法，反而事实上帮助反动派的进攻，——因为政府的政策是解散或改组工农团体，这些工农团体的罪状，就是努力牺牲以反抗封建制度而已！这种情形是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一般都是动摇妥协的政策，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本党的观察，认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多数领袖的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可使宰割中国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及其他军阀的旧统治，仍旧一变而为瓜分中国的蒋介石冯玉祥许克祥等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中国仍将继续受着残酷的剥削，革命将受普遍的摧残，民众将更受无限痛苦，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将要高奏凯旋，帝国主义的统治更加可以稳定。中国共产党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中国共产党反对这种政策，因为对于他，民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一切工入农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都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与你们共同奋斗到底的，必定能够引导民众经过革命的一切艰苦时期，去达到最后的胜利，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的〔及〕资产阶级完全攫政（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他们这种阴谋和暴行是使革命破产，实在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因为抛弃土地革命，就是抛奔消灭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而封建制度不消威〔灭〕，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决不能推翻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解放中国。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权主义的政治。中国共产党将要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以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中国共产党将要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中国共产党更将继续进增工人利益的斗争：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的严格确定，改良劳动条件，救济失业工人，保护女工童工，力争工人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及工人之武装自卫。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解放农民之斗争：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保护小田主的田地享有权，不没收的田地当实行极大限度的减租，废除苛捐杂税陋规苛约，改良雇农之待遇增加其工资，解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力争农民武装自卫之权，建立乡村自治，限制高利盘剥，设立农民合作社，要求国家以充分的经济辅助农业，并实行拨款借贷于农民。中国共产党亦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废除一切直接间接的苛捐杂税，制定统一的稳定的货弊〔币〕，反对新旧军阀阻碍商业交通，保护本国工商业以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反对买办高利盘剥者之剥削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更将为兵士的利益而斗争，要求兵饷按时发给，反对克扣兵饷，要求改良兵士的待遇及生活条件，反对新旧军阀牺牲兵士的生命而从事于争权夺利的私战，主张兵士退伍后应由国家发给土地或与以工作，使得从事于和平的生产事业，对于归入革命营垒的所谓土匪游民亦应当如此。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如果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真能实行这种革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及反动派的阴谋，那么，中国共产党必以全力赞助这种真正革命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假借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以自文饰。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民族解放民权政治民生改善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赞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之遗训。所以中国共产党，必定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根据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二○一期刊印注释〔1〕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旬到五月初，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开会讨论土地问题，最后提出了《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草案，确没收反革命分子和大地主土地，而目前还只实行减租减息。这个草案送交国民党中央以后，汪精卫拒绝批准，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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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亲爱的同志们：自“二七”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和本党携手奋斗，已经四年多了，这四年当中，中国工人阶级和本党同志为革命奋斗而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所屠杀者，遍于全中国南北各省，积尸可以成山，尤其是最近封建资产阶级的代表新军阀蒋介石及其党徒白崇禧李济琛夏斗寅许克祥等在南方之屠杀，旧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在北方之屠杀，更为残酷。本党李大钊等同志们在北京之死难，汪寿华等同志们在上海之死难，邓培李森刘尔松〔崧〕等同志们在广州之死难，杨昭植等同志们在湖南之死难，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中国革命青年愈向前进展〔1〕，帝国主义愈惊恐发狂地救〔教〕唆其走狗向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及本党横施屠杀；帝国主义愈惊恐发狂，教唆其走狗之范围愈扩大，不独旧军阀受其教唆，即曾经投机混入革命之新军阀及一切游疑中立分子，亦［亦］受其教唆，转过头来，戴着革命的假面具，向工人阶级及本党毫无顾忌的摧残。工友同志们！现在和革命势力不相容的，不只是帝国主义及其老走狗张作霖，也不只是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蒋介石，凡是被革命高潮所吓退而接受帝国主义教唆的人，都会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走到反革命那边去；所以中国革命成功的担保，即中国民族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剥削而解放的担保，乃是工人阶级及本党同志的血。现当革命的高潮中，反革命的恶潮亦日益增涨，造成中国革命运动之一大危机，革命的工人阶级正在此危机中召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有非常严重意义的。工农同志们！我们在第四次大会时的力量固然比前几次大会时的力量增加了，但是敌人的力量也同时增加了；因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不但是老军阀，现在又加上了大资产阶级及大地主的代表新军阀。我们今后向他们作战的力量，不但要集中工人阶级自己的势力，而且要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战；因为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样是受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及大资产阶级之压迫者，这三个阶级都是中国革命的势力。所以此次大会之中心口号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工友同志们！今后革命的争斗将愈加艰难困苦，我们须愈加努力。本党庆祝大会之成功，同是预祝大会后全国工友们和本党携着手奋斗到底，以获得我们的最后胜利！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万岁！全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万岁：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万岁！中国国民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曰根据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二OO期刊印注释〔1〕原文如此，疑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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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各省委特委临委鉴：现在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了以农村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我们同志尤其是农运负责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各方面必须有深切的了解与明确的认识，并须根据第五次大会之土地问题议决案，而且〔具〕体的运用，然后可以使党切实领导农民运动，以推进革命势力的进展。因此各同志对于这个通告，务须特别注意，并且切实执行。上次农字第五号通告，是关〈于〉国民政府治下农运之新策略的政治局议决案，然而各地都应注意参考，这是湘鄂农运的经验，本次通告则为一般全国农运策略之说明，仍是根据那议决案的原则。（一〉政权问题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固然是土地革命，但是土地革命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现在阶段主要特点是农民政权之争斗。（一）自耕贫农众多而尚受新旧军阀压迫的地方，非有建立农民之革命民权的目标，不能使此等贫农形成斗争中的领导者，而联合一般人民去开始反对军阀豪绅的运动，亦不能使他们真正明了革命战争（北伐东伐或西伐）的目的和意义。此种政权的斗争方能促起土地问题的暴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二）新旧军阀之下佃农及失业民众多的地方（尤其是广东）亦须立此目标以指挥暴动，虽则此处的主要特点仿佛已经是没收大地主，其实没有争政权的目标，单纯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够的，此等地方的主要口号是为土地而争政权。（三）国民政府之下，农民事实上取得政权的县份及区乡，曾经有许多地方（至今还保存着几县呢〉，可是以前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任令农会孤军独战，现在的亲〔新〕政策是事实上帮助农军反攻。如今豪绅的反攻在湖南湖北江西都演成剧烈的危机，民已得之胜利（事实上的民权）几乎全被摧残，此时农民政权之斗争所以更加要加紧，要对于豪绅的进攻，组织极坚决猛烈的反攻。在这斗争过程中便要开始没收大地主，就是要以行动去领〈导〉小资产阶级左派，一面对他们让步（见上两次通告），别方面就挟持他们去共同反对劣绅土豪，自然必须以建立民权为目标。第一，农民群众有势力的地方，立即成立自治筹备处，吸引小资产阶级参加，标明除劣绅大地主反革命（已被没收者）外，一切小地主享有公民权选举权；农民群众势力尚小的地方，亦宜以此政权斗争为目标。而实行武装斗争时便是为乡村自治而战，为镇压乡村反自治者而没收其土地。各级农协，应群起要求政府颁布自治。第三〔1〕，农政部与农协发生亲密关系，双方互相响应，农政部从上而下的帮助农协之政权斗争，农协自下而上的拥护农政部之政策，通电控诉豪绅请愿派代表等运动都可以增加这农政部的威信。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政权问题之决议案我们知道农民运动中贫农最革命的，中农也来参加革命了，其结果引起其他一般被压迫的民众都积极起来根本上推翻封建政权。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应当是这个政权中的领导者，否则农民政权不能巩固。贫农领导政权应当指导吸引一般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封建势力的分子，代表农民及其他乡村一般被压迫的民众的利益的特别是贫农利益的向土豪劣绅地主封建势力给以严厉的压镇〔镇压〕。同时乡村农民运动及农民政权，必须在市城〔城市〕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赞助并巩固革命的国民政府。封建地主阶级乃几千年来压迫剥削农民最利害的一个阶级。不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政权，则农民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从做起。所以农民运动的初期，必须领导农民用种种革命手段实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权力，标明为民权的政治而斗争的目标，必造成很紧张的革命空气，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是十分必要的。一般人对于农民运动认为过火的批评实际就是占〔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上面企图消灭农村的斗争。我们必须严厉的加以纠正。非如此不能根本摇动乡村封建政治，使一切斗争得到胜利，农民政权确实的建设起来。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封建地主的时候，农民协会应成为乡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完全指挥这斗争，使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一切政治组织（如民团，团□，团防局等）完全消灭。在这个过程中应即建设民主的区乡自治制度，以保障农民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农民不特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参加县政治的方法是：一面使县政问题皆由县长与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的民众的团体开会议解决，一面促县政府改民选委员制。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他们要求国政府省政府赞助农民争政权之争斗，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农民协会的政治地位应当尽量的提高。（二〉经济斗争经济斗争之进行，在阶级分化没有明显的地方，减税运动可与富农小地主等共同作战；在阶级已有明显分化的地方，减税运动以及实行统一的农业累进税之要求，仍是各种农民作战的共同目标，就是反对高利贷，也不特为佃农之问题，应即竭力领导他们努力斗争。至于减租运动，则尤为重要，这实是没收大地主运动之第一步。在经济斗争中，更当注意青年农民的利益，但不能与整个经济斗争脱离。对于雇农手工业者，在目前情况之下，不宜另有独立的组织，惟农协对于他们的利益，应该切实拥护。如雇农人数太多，农民经济斗争扩大则农协内可以组织雇农部（手工业部亦是如此），但对于农村的联合战线，亦须注意巩固。因此一方面要使雇农要求得到满足，他方面为防止会内的冲突计，应使雇主及一般群众了解雇农改良生活的必要，有必要时农民协会应为小农雇主及雇农冲突时之仲裁机关（青年雇农牧童亦在此例）。经济斗争之进行，各地的宣传亦有不同，张作霖治下则减租减税没收大地主，三种斗争宜看各省农民经济状况而定。注意之点主要是要引导这种经济斗争，收得到最广大的群众，而且能立刻转变到政治斗争以至军事行动。蒋介石治下亦是一样的，但是广东应当特别注意更须明确的以农民政权及没收大地主为暴动之标帜。在湘鄂赣三省则除〈根据〉情形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尤须注意的有两件事：（一）是经济斗争在程度剧烈的地方，必须转入农民协会自己开始经济的建设事业，如借钱的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等。（二）至于减至〔少〕苛捐杂税的运动必须各地方调查实情向政府提出具体的要求，田税的问题与土地问题应联合在一块进行，并须指出非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之趋势，至没收后之土地则须征收农业累进税。土地问题确为不能不解决之重要问题，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不但是佃农贫农，即失地之农民及短期之雇农亦有迫切的要求，就是苛捐杂税等等压迫之下的自耕农也大多数感觉土地之缺乏，并且农民运动的根本目的，即为改变现在的土地制度，使耕地农有实现而进于国有。我们即使在阶级分化未明的地方亦须宣传第五次大会之政纲，使农民及一般人民了解解决土地问题之必要与策略。土地问题应与经济斗争之发展合而为一，应使农民了解减税减租并不能澈底求得解放，必须〔必须〕进到没收大地主土地的阶段方能开始解放农民的土地革命。对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则必须使之中立，使农民得和国民党左派及一般被压迫民众结合进攻土豪劣绅大地主。我们的党在目前必须用很大的力量进行这个工作。实际上小地主与富农不一定是土豪劣绅，不可使他们落于土豪劣绅大地主领导之下因而巩固反动的政权。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小地主及中等阶级一方面虽然可以反对土豪劣绅，他方面客观上也是农民的剥削者，所以对于他们要求减租是不没收其土地财产之交换条件。全国的减租运动都须注意这一，并须宣传国民政府之佃农保护法，国民政府治下，则须要求此法之严格的实行。分地运动是贫农要求解决生计问题的迫切表现，其起原则在减租减税的运动，但我们党不能放任他们自由做去。分地〔分地〕虽然是必不可免的阶段，但在将来革命已有新的发展，已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巩固的联合战线时，可由没收而均分，然后再走上土地国有的道路，然后国家开办屯垦方能解决失地农民及兵士之土地问题。至于现时的联合战线，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合战线，国民政府及其军官之中还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于大地主的少数分子也在内。现在减租减税的运动和解决一部分贫农的生计问题（利用合作社，加入军队，兴办立〔工〕程等方法）都是将来解决土地问题之准备而已。所以客观上如果有紧迫的必要，一方面固然可以由农民协会，最好是乡村自治政府设土地委员会，设法分配若干土地与此等贫农，但只是将没收之公产庙产大地主荒地官地来分配，而不是均分，别方面必不可过早的提出均分土地的口号，尤其是均分财产的口号。阻卖问题是乡村中荒歉或因剧烈斗争而经济破坏的时候所必然发生的。农民协会以及将来自治机关，必须注意这种斗争，不使过于延长，随时筹算本地所需米粮，如已有多余，即需竭力流通，这不但对于保持与国民党左派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是必要的（如供给军米问题），而且为农村经济本身的利益，亦是必要的。（三）武装问题农民政权的斗争与土地的斗争，直接要求本党十二分注意农民武装的问题，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农民运动，往往一开始便急转直下进于武装的冲突的，各省军部须派有军事工作能力及经验的同志训练农民自卫军，使其有野战与迅速集中的能力。在北方各省，则须取得红枪会的实力与群众，使之脱离土豪乡绅的影响而置于〈我们的〉指导之下。成〈立〉乡村自治机关的保安队，并须实行民兵制，使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军事训练，并使有一批复一批的武装训练与补充，这个问题尾非常严重，各省军部及农民部，均须积极切实准备，同时必须号召农民加入军队。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武装问题之决议案1．各省应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2．武器种类除枪外，应使每一个农民协会会员都置备鸟枪梭标大刀木棍等武器一件。3．对付旧有地主阶级的武装如团防民团保卫团等分为三种办法：（一）使政府下令各省均限于组织农民自卫。旧有之地主阶级武装团体须一律解散，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二）只要为政治环境所许，能以农民力量强夺其武装的即行强夺。（三）不能实行〈上〉两种办（法〉的地方，则用改选其办事人方法，使在土豪劣绅手中的武器，移转与农民协会接近的绅士及其他进步分子手中。我们必须在此种移转的过程中参加活动，在团丁中设法施行政治宣传，使之减少为地主阶级利用敌对农民的思想并表同情于农民协会，渐次归到农民协会手中。4．全国农协会提出〔提出〕农民自卫军组织法，请国民政府颁布。5，应使国民政府照各省农民自卫军状况领取或廉价购买枪弹。6．各级农民协会，应一律设置健全的农民自卫军部。7．中央及各省的军委（未组织军部的应即组织），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军委讨论农民自卫军问题时应与农委开联席会。8．应有计划的经常的宣传〔2〕装之残暴无理，农民应即建设自己的武装，以保障农村革命的胜利。（四）组织问题农民协会之组织，一开始便含有与乡村中旧政权对抗之第二政权的性质——这一层〔层〕意思，应当十二分的注意。农民协会在运动始起的时候，不论是减租减税或减息，不论是武装的争斗，总之都是反对豪绅大地主的斗争——亦就是反对军阀的斗争。固然阶级分化不胜清楚的地方，小的豪绅会骄合在协会或红枪会之内，共同反抗军阀及当地巨绅。但斗争稍稍发生，小的豪绅便要反动，便要转到一般农民联合乡村中小商人小学教师等而反抗豪绅大地主的阵势。一般农民之中自然是贫农，和地少的自耕农，无地的佃农雇农，以及游民群众，占中坚的地位。所以农协的组织，应当以贫农为中心。但是又不可以游民为唯一的基矗而应以佣农等耕种田地的贫农为其基矗经济落后的地方，小工业及小商业并非与农业有明显的分化，那就同时要吸收这种分子到农协之中，至于中农富农也不用排拒——斗争的过程往往使他们自愿加入农协——只须农协机关（执委会）里巩固贫农的领导地位。应竭力引导本地真正农民参加农协机关，愈多愈好。农协会在自治政府未成立之前他是乡村中的第二政权，亦就是乡村中革命分子的团结。乡村政府建立之过程中他居于领导地位。乡村自治政府既成立之后他是政府的中坚。事实上等于指导政府的组织。共产党因民党之党团经过农民协会而指导乡村政府——农民协会便成了更扩大的国民党，他在中国之政治的民权化的过程中占着非常之重要的地位。（五〉联合战线问题乡村中之联合战线，当以贫农为中心，领导□□□□富农并吸收小商人手工业者，小学教师进步的智识分子；同时，对小地主革命军官让步。农民协会对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须尽量拥护，领导他们向大地主土豪劣绅斗争。在北方的工作，须特别注意于领导农民及智识分子（小学教师等）一同努力作反军阀的运动。在蒋介石统治之下，小商人及智识分子均有暂时被蒋介石诱惑的可能，宜尽量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以暴露蒋介石欺骗民众的罪恶，以强固农民斗争的联合战线。在湘鄂赣三省亦须联合小商人及智识分子，使其坚决的占〔站〕在农民方面。再须宣传土地问题之解决，不但对贫农有利而且有利于乡村中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也只有他们和贫农联合攻击豪绅大地主，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保障他们的利益。当富农小地主对农村革命尚持怀疑，甚至恐惧的时候，农村革命之中心势力的贫农，固不可不去推动他们，以实行的行动去领导他们，使他们一同尽力于农村革命，何要注意他们的利益，决不可以使他们占〔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北方各省的初期运动尤宜注意于此。农民必须与城市工人结合密切联合战线，具体的发生密切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帮助，如经常的互派代表，遇事互相报告，互相以实相助，指明工人的敌人与农民的敌人是互相勾结的。他们双方常常各造谣言，离间工农，实则他们是共同剥削压迫农工的。（六）会党问题会党（哥老会等类组织）原来是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压迫的组织，他们有很严格的组织，勇敢的精神，很有对于共同奋斗的义气。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机械的纪律）及其游民的性质使他们往往为豪绅所利用，他们的组织在农民之中往往很有发展，他们久受压迫，他们因农协起来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自由，故他们对农民协会的组织的感情很好。农协应取得他们的群众，这是非常必要的，假若农协排拒他们，则他们在旧式的首领指导之下是有被地主利用成为法西斯蒂的可能。我们对他们应该有积极的很好的宣传与训练，同时须有具体的部分解决乡村游民目前迫切要求的方法，以及国民革命对于他们的政纲，使他们能明了本党能代表贫苦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农协中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会党。可介绍会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会党中有阶级觉悟的应介绍加入本党。凡会党的行动与农协冲突时，应设法调和，纵使证实其为受人利用而反动，也应只惩处其首领，不要傍及群众，以防遇此被压迫之贫穷群众都无路可走更形反动。就是攻击其首领，也不宜操之过激，只宜以具体事实暴露其首领不能澈底为农民谋利益的罪恶。不能放任他们使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领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们游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来指导农协的运动。对红枪会问题亦是如是。（七）国民党问题从前农民对子国民党往往不愿意加入，土豪乡绅又往往利用国民党党部的组织，以打击农民。以后对于国民党由乡村直到城市的党部，都应领导农民群众加入。我们党经过国民党乡村党部之党团作用去指挥农协及自治机关的工作。乡村农民的国民党党部应成为国民党左派的基础，在政治主张及策略上，都应当从下而上的给上级党部的左派以建议而督促之实行。至于国民党的农民部，第一，应占〔站〕在党的地位给予农民运动物质经济的帮助；第二，在形式上予农民运动以指导，在农村中宣传国民党之革命的农民政纲。国民党农民部对于农协并非统属的关系，须使农民协会的整个系统，俱置于全国农协之下。何如国民党，欲以上级机关的态度命令农民协会则亦不宜加以直接反对，而应辨别其政策之革命与否，加以纠正或敦促，农民加入国民党后应注意向其宣传国民党政策及左右派之分别，使农民的政治观念进步，这样，才不致如现在有许多地方农民反对国民党，又有许多地的农民以为凡有国民党的名号便都是革命的。（八）共产党的发展问题第一，应在贫农中间努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第二，要用党团指挥各种农民团体，对于农运工作尤须有精密的计划。例如每级农民部，对于该县农运工作至乡应有每半月的计划，而省委农民部则至少应有每一月的计划。——应根据第五次大会决议案及中央之政策，加紧努力地为土地革命农民政权而奋斗，自然应当有系统有组织的逐步筹划。（九）青年工作C．Y．中央最近已有具体的决定，曾经C．P．中央农委的审核，兹从略。（十）协作社协作社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现时已是非常之重要。所谓协作社，不必一定照着“西洋学院”的组织而要实现其主要的意义，帮助贫农脱离重利盘剥及奸商之垄断居奇等种剥削。所以各地可以就原有的组织，或农民自己的习惯为改良之形式，不必尽同。必须造成协作社的人材，研究各地农民自己的经济，从速创办协作社以补助农民的经济斗争。——尤其是信用合作社。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关于协作社之决议草案1．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力均在工人阶级手中时，那合作社的组织可容易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2．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力，均在资产阶级手中时，那末合作社在经济方面可以说完全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了。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可以利用他来作改良派的宣传，以愚弄小资产阶级，他们用合作社的机关为借口说凡此便可消灭资本主义，以取消工人阶级的奋斗政策及其阶级斗争。3．国民革命的发展，使目前中国的近状到了介乎一、二之间的一种情形了。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此方法，才〈能〉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可以使农民于乡村阶级分化时减少压迫。在目前中国民主革命尚未完全得着胜利保障之时，合作社之工作应该采如下之方式：（一）利用合作社为强有力的经济武器以反抗奸商重利盘剥者的压迫，此种经济的武器可以成为改良贫农一部分生活的工具。（二）合作社应当形成一种引导农民加入农协使其参加乡村斗争的组织形式。（三）合作社应用全力以帮助农协的发展，合作社成为一组织各种农民的形式，乡村有许多手工业者，他们本身的利益自觉农协尚不能把他代表出来，但利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则可引导之参加农协。4．在组织许多大规模合作社之前，应向农民宣传合作社的意义与其重要，同时并须作提高农村文化的宣传，所以协作社可起首组织的地方必须在那有强有力的农协组织的地方，因该地之群众有合作社之要求。换句话说，合作社是要跟着农协的发展而发展，同时须受农协之领导。5．在阶级的地位上我们收集合作社的会员应采取与农协收集会员的相同标准，如此才能抵制和操纵合作社乡村的资产阶级及压迫者之影响，同时合作社社员虽应采用农协收集会员的标准，但并非只有农协会员方可人合作社，反而言之，合作社必需成为引导中农，贫农加入农协之一工具。6．当北伐军继续向北方军阀进攻，帝国主义者向华侵掠（如英国桑中实力于上海等）时，合作社只能得着政府，很少的帮助。因此，合作社的经济，需自己独立，只有向乡村募集的方法，所以在乡村各公款内，农协应当拨一部分作为合作社的基金。在目前情形之下，我们所要组织的合作社当一方面要费少许的经费，另一方面又要成效很快，这种的合作社即为消费合作社，因为生产合作社，需要多数的金钱，机器与较高的文化。在乡村所有的修地筑堤的旧式社会，农协应当使之根据合作社的意义改良。在乡村手工业区，应当组织为他们组织购买原料，分卖出品的合作社；此最后的两种合作社的程式可说为达到生产合作社一种最近的组织。7、组织合作社的方法，应当在城市或省会之地建立中心的合作社，以便在转便宜的市场，购买生产品以帮助农民。所以应在有二、三十小合作社组织的乡区组织一中心，成为较大的合作社，省会亦然。安中原安〔宗〕容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此段序号有误，少“第二”。〔2〕“宣传”后原件缺十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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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各省省委鉴：六月一日政治局通过的国民政府下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已由农字第五号通告，通告各省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此种策略关系农民运动前途，亦即整个革命运动之前途，异常重大，尤其对于湘鄂赣各省农民部必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无得怠忽！此策略大纲所指出之最主要者为农民政策建立之运动，然分析要点有三：（一）土地革命之开始，如没收大地主及土豪劣绅之田产等，并非过火，仅为现时革命阶段之策略起见，指明不没抄小地主及革命军官之重大意义。（二）指明均分田地甚至财产，则确为对于现在之不正当的正〔政〕策。（三）指明其他政策，虽有本系正当的，然因本党指导力之弱及农协执委成份之缺少农民，致令永久以无组织的行动出之，——此等无组织行动固为革命初期所难免或且必需，然长此以往未能及时加以组织指导，使已行之革命胜利得以巩固，而进展于新的时期，则其流弊甚大，此等无组织之行动，如下列各事，目前尤当绝对迅速纠正！（一）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吃排家饭等行动，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都在大地主政治影响之下，实行反对革命运动。现时农协本身必须使此种行动不殃及小地主及革命军官。至于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现时不但不能停止，而且正在他们反攻时期，必须更加坚决的进行。但是，在现在政局之下，必须在每次斗争中设法尽量的搜集此等土豪劣绅之罪状及证据，不能再用原始的方法；此等真凭实据即可交给政府机关办理的工具，宜切实注意。（二）禁米出境，勒写捐款，铲除烟草，禁止酿酒等事，足以使商业停滞，妨碍城市与乡村之交通，引起中小商人之反动，更可以使政府借阻止军米妨碍税收的口实，实行压迫农民运动，以后亦当绝对停止。关于阻谷问题，农协需精密计算乡村之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或多量供给军用。农协捐款，除巨绅土豪之罚款外，其他均须指定用途，例如协作社之建设，本应与捐主以某种权利，似此方能收充裕经费联合小商之实效。否则农协在本乡的写捐，往往使小商人恐惧怨恨，而实际并未收得此款。此等行动宜立即纠正，反正收不着的，宜立即公布取消。至于农协向外来采办货物之商人捐款，则亦非办法，——农协应有组织的规定适当的物价，勿使奸商垄断而剥削农民，却决不可过于恐骇外来商人，使农村经济与城市商业断绝关系。关于不必禁止谷米出境，亦是同样的情形和理由。（三）反对旧礼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萨等束缚农民的恶俗，改革男女关系的运动等，自然都有进行的必要，但是这些都是文化运动，只能用宣传而不能用鼓动方法，更不能用强迫方法。农协并非共产党，实际上是农民政权之雏形，对于宗教尚且必须以信仰自由为原则，而由国共两党党部去耐心解释宣传。——可以没收庙产，而不可以强迫捣毁其神像祖宗牌等。至于宗法迷信尚深的农村中，甚至于反对这些陈腐东西，都必须以仅〔谨〕慎出之。关于组织问题。各级农民协会，均须尽可能的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尽可能的实行改选，一方更须使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尽量参加各级农协之执行委员会。整个农民协会必须以耕田的佃雇自耕农等贫苦农民为中心，而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学教师等，建立革命联盟。此种改选运动（代表大会）应以巩固农协实行新政策为号召；一方面可以略举无组织行动之各该地的具体事实加以匡正（通过相当的议决案），别方面关于乡村自治运动之要求应极热烈的宣传，由各区各乡农协向政府请愿。再则对于没收大地主反革命派亦须对一般人宣传，各级农协应标明不没收小地主，使农民群众及其他阶级皆能了然。最后，此种改选运动中尤须注意揭露豪绅反攻之凶恶于全社会，议定抵御镇压之具体实行方法。此种各级区乡县以至省的农协代表大会，如因剧烈之武装斗争而难于开会时，则现有农协委员会必须举行上书□事，组织确不健全者，必须改组。各级农民协会，对全国农民协会必须发生亲密的关系。全国农民协会已发布之临字第一号训令〔1〕，及将发布的临字第二号训令〔2〕，各级农民协会尤其是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必须通电拥护，一方面表示各级农民协会已有实行新策略之决心，他方面亦可以提高全国农民协会之政治地位。各级农民部，须知农民运动已至极严重的时期，我们如果不能切实执行党的政策，以改正过去的错误，万难挽救目前的危机。换言之，即将使整个农民运动，受致命的打击，亦即使整个革命运动受极大的创伤。所以，各级农民部，务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严厉执行，至要！至要！安中原宗容明〔3〕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即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华全国农协发表的《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今认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农民运动必须采用新政策，才能对付敌人的挑拨，巩固联合战线发展农民运动。新政策的重要内容为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建立区乡县民主自治政府；严厉对付一切反革命派；切实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家属；武装农民群众；改良贫农生计；尽量供给军米；保障佃农雇农之生活；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使地方的农民运动与仓国革命过程合而为一。〔2〕即本书《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农运新规划五项》。〔3〕宗容明，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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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亲爱的同志！中国革命正在经过一个危急的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必定遇到许多难关，并且要克服许多困难问题。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醒觉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国民党革命的农民政策已经促起农民群众之奋起，实施这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革命的将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靠贵党在此时期之坚决的行动。土地改革刚才开始，就促进了反动分子之反革命行动。代表不劳而获的大地主阶级之封建军阀，已经起来实行用武力反抗农民。他们威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欲加以破坏，——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依然忠实于他们革命的主义，依然领导农民从事历史上的反封建势力之斗争。军队中有些分子反对土地改革确是事实。不过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并非——亦不能——反对农民的解放。兵士们大都是无地或贫苦的农民，他们不会很自觉的反对农民运动。如果兵士们对土地改革表示敌意，就是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仍在受军队中反动分子的剥削。以兵士论，革命军在客观上应当是一个土地革命的军队。大多数的下级军官也是从中等阶级招募来的，他们也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国民革命并妨害不着他们的财产，他们必不以行动来保护豪绅大地主的政权和利益。现在把持一切政权和特殊权利的是豪绅和大地主。他们消灭之后，经济的关系和政治的权利一定要民权化。所以土地改革，不但不妨害城乡的中等阶级，并且可以解除他们的经济的停滞，给他们以政权。如果将这一点给他们说明白，革命军中之下级军官一定很忠实的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民权的土地改革政策。再者国民革命军的将领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领袖，对于土地改革定能拥护。国民革命军的组织如此，整个的革命军决不能敌视土地改革。其绝大部分（兵士，下级军官，上级首领）定能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那么，最少数的反动分子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他们有反革命的行动，不难一鼓荡平之。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反动的军阀已经公开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变，长沙的政变可十足的表明这一点）。他们已经向工农运动宣战了。他们的屠杀工农群众，和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李济琛一模一样。他们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他们侮蔑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威权。长沙政变发生后，湖南省党部即被解散，并未得国民党中央的批准，擅自成立省党部（及所谓救党委员会）。打毁党校，劫夺前方购买军米之款项，国民政府所派遣之特别委员团中途被阻不得到长沙，并且自由派军队到各县屠杀农民工人学生妇女。这是明白的反革命行动。少数反动军阀，背叛了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高级军事长官，而在湖南篡夺了政权。国民党的责任到此情形之下，非常明显，宜立即下令讨灭此少数叛徒，以维系其最高权威，还是和他们妥协？国民党如果采用第二种办法，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的主义，国民党的政纲，都将推翻，将在国民党政治的生命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湖南的反革命必须讨灭，迅速的行动已经十二分必要了。犹豫不决，必遗后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采用以下的行动，削平湖南的反革命：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以此行动处置反革命，不仅湖南一省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发生坚强的信仰，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他们必定自己起来向国民政府之敌作战！当大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军阀代表向国民革命反抗时，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一定要和民权主义的群众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促醒他们革命的觉悟，并领导着他们大胆的向反革命进攻。当反动分子以公开的反叛行动集合他们的力量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倘不果决的领导劳苦群众向反革命势力作殊死的革命战斗，则一切反革命势力得有更多机会放胆集合发展其势力向革命进攻，革命前途将陷于危险！谨致革命的敬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六月四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曰出版的《向导》第一九七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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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农民群众（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农民群众（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农友们：国民革命是要使你们从长期剥削中获得解放，是要去掉你们所难忍受的痛苦，是要使耕者能有其田。全中国的农民是反对非人的生活。你们要结果帝国主义的优越势力，你们要推翻吸吮人血的军阀。你们要从那不自耕种而坐收田租以供其浪费的大地主手中夺回土地。你们要破坏压逼乡民的豪绅的政权。国民革命的急速发展促进农民反抗豪绅的潮流。湖南农民已经做了农民运动的先锋。从贫苦农民身上榨取利益的反动阶级已经被农民运动吓得不得了。广东农民协会已经在李济琛恐怖之下，做了牺牲者，但是他们尚在英勇的奋斗。现在反动派又在湖南抬起头来。反动的军阀，又在湖南握有凶横不法的政权，已经把赞助农民运动的省党部及省政府解散。在长沙以至全省有许多农人与工人都被惨杀，这些反动派是要消灭湖南农民运动。现在农会是向这个反动势力抵抗。他们这样做不单只保存全国农民的利益，还是保存国民革命的真意义。所以现在湖南农民是应当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扶助。湖南农民是整个农民运动的先锋，应当反对大地主豪绅及反动的军阀。你们应当在乡村中建设民权自治政府及土地委员会。你们应当把大地主资本家公司与基督教会的土地收归公有。你们应当破坏豪绅的政权。你们应当将豪绅所霸占的所谓公有田地，以及庙宇祠堂的田地拿回来，交与乡村自治政府中的土地委员会。你们应当武装起来与反动势力奋斗，而保持革命中所得之胜利。长沙的反动军阀应当推翻。当进行这样争斗时，湖南农民应当知道怎样结合友军。大地主与豪绅是农民的敌人，他们也压逼小地主。所以农民（佃农，自耕农，无土地的雇农等）应当与小地主结成同盟，共同参加反抗大地主与豪绅的争斗。因为要巩固同盟军，对于小地主无论如何是不能加以扰害的。革命军人正在向帝国主义与军阀作战，也是农民的友军。对于他们的土地也不能没收，对于他们的家属更不能波及。革命兵士大部分是无土地的贫农出身。对于他们家属有侵害，对于他们有夺取财物的行为，都是有害于农民运动。这些幼稚行动给反动派的军阀官僚有很好机会去鼓动兵士来反对农民运动。禁止这些幼稚行动是农民协会的重大责任。农友们！湖南农民是应当努力去推翻在长沙的反动军阀。他们起来推翻反动派，大家是应当帮助的。如果他们消灭下去，不仅全中国农民运动是披摧残，即国民革命也要动摇而破灭。反动派的地位将重新建立，而帝国主义的死亡亦将迟延。反动派军阀所要的不仅是压逼农民运动，而主要的是要消灭国民政府。农民不要把兵士看做敌人。农民与兵士之间要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兵士都应当为农会会员。兵士原来也是农民，完全为经济所逼不得已投身军队。他们是无土地的。无土地者是盈千盈万在中国。他们应当有土地。对于这些盈千盈万无土地的人，应当设法实行屯垦的政策而安置他们。兵士应当加入农民运动，去实现这个要求。所以兵士们应为本身利益而加入农民运动，去反抗反革命派与反动派。湖南的农民，要屈服长沙的反革命派〔1〕，要大家积极准备武装起来去推翻他们，帮助国民政府重新在长沙建立政权，拥护国民党反抗反革命的军阀。打倒长沙凶横的军阀许克祥等！打倒大地主及土豪劣绅！恢复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湖南的政权！建设乡村自治政府！田地给农民与兵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四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七期刊印注释〔1〕本文在《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载时，此处为“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同志，要求长沙反革命派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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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农运策略（一九二七年六月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农运策略（一九二七年六月初）〔1〕各省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兹将政治局（六月一日）第△次会议通过之农民运动策略大纲通告如下，务必迅速令农民部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国民政府下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一、最近的时期中，贫农与地主间发生空前的急剧的冲突，革命的农民运动突然的发展。因此澈底改革土地制度的问题，也便爆发了，这是革命的当然的现象，并非所谓“过火”，但是，更加剧烈的冲突之继续发展，则对于全国革命的形势与暂时的联合战线的关系，实在含着很大的危险。本党应当预察这种危险而给农民运〈动〉以正确的指导。二、现时国民革命军的军官，还是革命军队中的重要核心。但是，同时他们皆是地主阶级出身，大多数自己是小地主。贫农力争改革土地制度的斗争，打击了军官的利益，因此，军官的政治态度便要改变。如今还没有靠得住的军官，也没有阶级觉悟的军队。如果现时在军队中的军官，完全离开革命，那就足以使整个革命运动发生很大的崩裂，甚至于破灭。三、各级党部应当迅速执行第五次大会的农民政纲——就是不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同财产。这种策略现时非常的必要。但是并不是说：这种策略便可以完全在政治上取得地主同情的军官〔2〕，使与工农结合永远的同盟。—切私有地产者的阶级关系，是很确定的。这样的策略，仅只是延宕与革命军官剧烈冲突的时间，求得整顿工农运动的组织力量之可能。我们运用这种策略，可以得到充足的时间，来组织革命的工农群众的武装，而且我们的影响，应该深入军队之中，一方面是逐渐改良军官的成分，另一方面是提高军队的阶级觉悟，使反革命者难于利用兵士来做反工农的工具。四、现在应当特别注意小地主之间甚至自耕农及半自耕农之间，虽可寻出界限，然而他们的经济，都建筑在私有制度之上。所以不正确的政策，真可以使自耕农的群众，都落于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之下（如平均田地甚至于平均佃权，以及均分财产，强迫捣毁祖宗牌，没收兵士邮寄回家之款等，都是不正当的政策）。均分田地的口号，现在尚不能提出（至于均分财产，则根本上不应当宣传〉。均分田地，非先给土地国有不可。各级党部应当对于农民协会的指导者，详细解释均分田地口号之危险。这一口号可趋使小地主甚至于富裕的佃农，都站到地主方面去。五、农民协会的基础，应当从无地的农民移转到大多数的佃农自耕农。同时对于无地农民的迫切要求，应当有具体暂时解决的办法。至于根本政策如屯垦荒地，亦应当急速公布。“无田地者应当得到田地”这一口号是应当提出的，同时，要对于无地的农民解释：以国家财力实行屯垦政策来解决无地贫农的问题，以及实行均分田地，都要革命完成之后，方能实现。无地的贫农，实在是革命的先锋，现时他们应当加入革命的武装势力以至于直接到革命军队之中去。六、关于土地的斗争，应当有极明显的政纲，——就是没收大地主。不论国民政府的态度怎样，没收大地主的田地，是要实行的。这一要求的实现，不能单靠国民政府的命令，还要农民自己的力量。但是，为着策略上的原因，对于大地主田地之没收，应当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然后才能实行。没收大地主田地是农民运动现时的职任，要在最近秋〈收〉期间开始执行。六、〔3〕最近几月以来，革命的农民运动之发展过程里，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普通的罚款禁止米〈出〉境……往往殃及小地主。此等无组组〔组织〕的行动，自然要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着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实行反对革命的行动。甚至于农民协会之内也发生纷扰，一部分私有田地的农民自己与农民协会相冲〈突〉。有些地方还实行禁烟禁酒等的“道德运动”，于是亦用强迫手段，如铲除烟叶等的办法。至于一般“平产”式的没收财物，罚款式的写捐，更使农民自己相斗，使小商人亦起反感，至于怠工罢业，因而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地主豪绅之金融经济的封锁政策反而容易领导小资产阶级，同向农民协会攻击，——因为农村之中的经济日益停滞，以至于牵及国民政府领域内之一般经济商业生活。这种无组织的斗争方法，都带着中国原始的贫民暴动之性质，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与以正确的指导。七、然而那些无组织的行动，客观上是革命初起时之风暴时期的必然现象。这些现象，表现土豪劣绅威权与政治力量堕落而动摇。实际上正需要直接建立农民政权，由风暴时期进于巩固革命胜利——农民政权的时期。国民政府对于乡村自治的政策，过于迟缓的实行，而对于肃清土豪乡绅的封建政权至今没有决心。因此我们的党应当执行下列的职任：须以农民群众为首干，联合农村中一般被压迫的人民，澈底的推翻豪绅的封建政权之势力，而建立乡村自治，进行没收反革命及大地主的田地，满足贫农目前的要求，并使农民在各地的斗争，与国民政府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总斗争相联结，替国民政府建筑更深的社会基础。总之现在主要的职任是以农民为领道〔导〕建立乡村自治的革命的农民政权，用一切可能的适当的方法，以政府的形式续继反土豪乡绅大地主之斗争。这种新的农民运动之策略，其意义是：注重农民政权的斗争，这是实行土地革命，所最必要的，并使国民革命军之军官与中小地主中立；亦就是要推动左派国民党，使他们和我们共同赞助农民自己进行没收大地主田地的初步土地革命。这种策略，并非降低农民运动的，而是对于农民运动，更加加以觉悟的无产阶级正确指导，引导农民作更进一步巩固革命胜利之斗争。八、所以目前农民运动的根本任务及我们党指导农民运动的任务如下：（1）农民协会，不但要团结无地的农民，而且要凡是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都要团结，以建立革命的联盟。而且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都应在联盟之内。（2）按照着农政部所颁布的条例，以及本党所决定的方针，进行乡村自治的运动，组织革命的农民政权。（3）解除土豪乡绅的武装，使农民夺取其武装，组织并巩固农民的武装势力（农民自卫军），自卫军的队员，应以农民协会会员充当。当乡村自治政权稳固后农民自卫军当为唯一的乡村中政府军队（或将称为保安队），以征兵的制度，使个个革命农民受着武装训练。（4）进行改革土地制度的预备工作，调查大地主的限度，搜集必需的材料。引进国民党党部及其群众参加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在农民群众及一般民众中解释宣传这个问题。（5）指导改良贫农生活状况的斗争。更加注意减轻佃农剥削之斗争。实行减少捐税的运动，宣传并要求统一的累进农业税之实行。研究改良雇农生活的办法。实行建设消费借贷生产的合作社。（6）引进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参加指导的工作。真正农民不但要多多参加乡区农民协会的机关，而且要参加县省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农民协会的机关中，应多量加耕种田地的贫农，使他们成为协会之中心。九、农民协会现时最危险的病象，便是本党在许多时机中，欠缺党的指导。各级党部对于各地斗争的形势，农民协会组织的成份农协机关的成份，都缺乏精确的考查；对于各阶级农民的趋向，亦没有明晰的观查；对于农民协会会员的数目，武装农民的数目，亦不能够详细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正确的整理材料。十、农民协会内部的情形，亦是不大好，省县乡区的各级协会之间，尚未发生密切的关系。有些指导农民运动的负责人员，往往惯于虚报农民组织的数目，夸大农民斗争的事实，——这简直难于有正确的实际的指导，而且妨碍政治方针之确定。农民运动之指导机关里，缺少真正农民和非同志的参加，这是很大的缺点。省县农民协会指导员的成份里往往只有不知乡村情形之知识分子。十一、因此我们党对于农民运动之组织上的责任是：（1）必须检查农民协会机关之成份，而且要开设非党员的及真正农民的训练班，以求一般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的工作，使党的指导深入乡村群众，各省农民协会应当积极注意实行这件事。（2）引进革命的国民党员参加农民运动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如果国民党不参加农民协会的运动，那么非但国民党脱离了农民协会，而且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也会跟着脱离农民运动的同盟，因此，同时必须发展国民党组织于农民之中，扩大并强固国民党左派在农村中之基础。（3）必须努力整顿共产党党团的工作，农民协会中之党团与团〔党〕部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达到密切的关系。各级党部机关应时常注意讨论农民运动，尤其是省县党部之农民部与各级农民协会中的党团。如此，方能准备正确的指导。尤其主要的，是要努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于农民之中，并且必须强固党的支部工作。党对于群众的指导必须切实建立，——要征取向来在旧式秘密结社（如哥老会，青红帮等）指导之下的群众。※※※各级党部尤其是湘鄂赣，接到这一个大纲，必须加以详细的研究，迅速规定具体办法，来执行这一新的策略，并且将运用此策略于各该地的具体的情形的计划，即报告中央，至要至要。中央常务委员会安中原〔4〕中央农民部宗容民〔5〕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原件未标明时间。本文内容是转发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下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中央通告农字六号》时间是六月四日。据此判定本文时间当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至四月之间。〔2〕似应为“同情地主的军官”。〔3〕“六”与上段序号重复，疑误。〔4〕安中原，中共中央的代号。〔5〕宗容民，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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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第一章党员第一条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第二条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党员一人之介绍，经过支部干事会之审查，支部会议之通过，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正式党员或候补党员。第三条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工入，农民，手工工入，店员，兵士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智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无候补期三个月；但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第四条候补党员参加支部会议时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遇必要时得由市或县委员会决定允许其参加市或县党员大会；但无表决权。第五条凡经中央委员会或省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市或县委员会，非劳动者亦须经过候补期。第六条凡党员移转国外，须得中央之同意及第三国际之介绍，始得为所在国共产党党员。第七条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第八条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凡年龄在二十岁以内而愿入党者，必须经过青年团；但青年军人不在此例。第九条凡党员由一地党部转到另一地党部，须在该地党部登记成为该地党员。凡党员在省内移转须得省委员会同意；省外的移转须得中央的同意；但遇有特别情形（如在秘密工作情形之下）得酌量通融。第十条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所在地之市或县委员会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反时由市或县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第十一条凡开除党员须经隶属之支部大会及省监察委员会决议及得省委员会之批准方能生效，并将其开除的理由刊布在党的刊物，在省委未批准以前得停止其一切权利及工作。第二章党的建设第十二条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十三条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党部之执行机关概以党员大会或其代表大会选举，上级机关批准为原则；何特殊情形之下，上级机关得指定之。第十四条地方党部对于地方部分的问题有自行解决的权利。第十五条各级党部最高的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及代表大会。第十六条全体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委员会。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为该级党部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并指导党务及政策。第十七条党的组织系统为：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湿—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市或县——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区——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生产单位——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第十八条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报告及提议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有所命令及指导均须按照党的系统手续。第十九条为党的各种专门工作各级党部得设立各部管理之（如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等）。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均隶属于各级党部。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组织制度均须得中央之命令或同意。第二十条区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区委员会之批准与市或县委员会的追认；市或县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市或县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省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组织须得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各级党部之执行机关（自省委至支分部于事会或书记）之选定及撤换须得上级机关之批准。第三章党的中央机关第二十—条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一次；中央认为必要时或有三分之一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之请求得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中央已经决定或三分之一的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请求之临时代表大会，中央须在两个月内实现之。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之召集与大会之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须在大会前一个半月公布；全国代表大会须有代表全体党员之过半数方为合法，代表人数百分率由中央委员会规定之。第二十二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工作为：1．讨论与批准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2．审察与修改党纲及党章。3．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策的方针。4．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及其他等等。第二十三条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由大会规定，遇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监察委员离职时由候补委员按次递补。第二十四条中央委员会得代表党与其他政党及机关发生关系；得组织党的各种机关并指导其行动；得指导与监督中央机关报并指定党的中央机关报的主任；得分配党的人才及支配党的经费。第二十五条中央委员会经过党团指示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第二十六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须每三个月召集一次；遇必要时行召集临时中央委员会议或扩大中央委员会议。候补中央委员得参加中央委员会议及扩大中央委员会议，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但中央委员缺席时，候补委员临时依次递补，则取得表决权。第二十七条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入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并选正式中央执行委员若干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时，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正式政治局委员离职时候补政治局委员依次递补。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得改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Se—cterariat）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第二十八条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月须给省委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第四章省的组织第二十九条各省有两个市或县委员会以上，中央委员会认为有组织省委员会之必要时，即派员到该省召集省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省委员会（简称省委〉。第三十条省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及候补委员人数由省代表大会决定；但须得中央委员会之同意。如正式委员缺席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第三十—条省之范围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第三十二条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市委员会暂代省委员会之职权。第三十三条凡不能成立省委员会之党部，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其附属于邻近之省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第三十四条省委员会可推举省委员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第三十五条省委员会得指导省委之下各种机关；得指导与监督省委机关报及指定省委机关报主任；得分配工作人才；得分配省委经费；得经过党团指导省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第三十六条省委员会每六个月召集一次省代表大会报告省委员会工作，及改选省委员会。第三十七条省委员会每月须向中央委员〈会〉作省委员会及县或市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第五章市及县的组织第三十八条各市或县有两个区委员会以上或有五个支部以上，经省委员会之认可，并派员至该市或县召集市或县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市或县委员会（简称市委或县委）。第三十九条市或县委员会均隶属于省委员会。第四十条省委员会所在之市，该市不另组织市委员会，该市之区委员会，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第四十—条市或县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及候补委员人数由市或县代表大会决定，但须得省委员会之同意；正式委员缺席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第四十二条凡不能成立市或县委员会之地，该市或县之党部则由省委员会决定隶属于邻近之市或县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第四十三条市或县委员会可互推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务会议，处决临时事务。第四十四条市及县委员会得指导市或县执行委员会下之各种机关；得指导与监督市或县机关报；得指定市或县委员会机关报主任；得经过党团指示市或县政府及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得分配工作人才及支部〔配〕市或县委员会的经费。第四十五条市及县委员会每三个月召集市或县代表大会或全体党员大会一次，报告市或县委员会工作及改选市或县委员会。第四十六条市或县的划分，由省执行委员会决定之。第六章区的组织第四十七条凡在一区内有两个支部以上，市或县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派员赴该区召集党员大会，由该大会选举区委员会（简称区委）。第四十八条区委员会人数，由党员大会决定之，但须经市或县委员会之同意。第四十九条几不能成立区委员会区域内之支部，由区委员会或市或县委员会，决定其附属邻近之区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市或县委员会。第五十条区的划分，由市或县委员会决定之。第五十—条区委员会每三个月改选一次。第七章党的支部第五十二条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农村，各兵营，各学校，各街道及其各机关内或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支部，但须得区或市或县委员会之批准。第五十三条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支部的任务是：（一）积极在各该工厂等之内活动，领导该处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二）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三）吸收新的党员；（四）服从地方党部从事组织与宣传的工作；（五）积极参加地方政治经济的斗争；（六）尽可能讨论党的重要问题。第五十四条每个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公推三人组织支部干事会，隶属于区委员会，无区委员会之地，则直接隶属于县或市委员会。第五十五条在多量党员产业生产部门中，可组织支分部，支分部亦可组织干事会，不能组织支分部之党员多的支部，得组织小组，支分部之下亦得组织小组，小组公推小组组长一人，直隶属于支部干事会，或支分部干事会。第五十六条党员不满三人之处，则设一通讯员，属于最近之区委员会，或市县委员会。第五十七条支部于事会［议］，每两星期中，至少召集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报告支部于事会的工作，及讨论支部所在之机关或区域内的一切实际政治及经济争斗的问题。第五十八条支部于事会每三个月改选一次。第五十九条军队中支部，直归军事部管理，关于政治宣传及教育训练工作，则由宣传部及组织部经过军事部执行之。第六十条支部书记之撤换，须经过支部全体党员大会之通过及得区或县市委员会之同意。第八章监察委员会第六十—条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第六十二条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第六十三条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第六十四条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第九章纪律第六十五条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决定以前，得完全自由讨论之。第六十六条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即认为违背党的共同意志而处罚之。处罚之方式如下：A．对于整个的党部则加以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B．对党员个人，则加以警告，在党内公开的警告，临时取消其党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及其他的工作。留党察看，及开除党籍。第六十七条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党员及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决议不同意时，得各该党部过半数党员的同意，得对于上级机关提出抗议，但在抗议时期内，未决解以前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第六十八条党员不经党的许可，不得加入一切政治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党的［之］许可，应正式宣告脱离。第六十九条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第七十条对于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须经党的委员会，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第十章党团第七十—条在所有一切非党群众会议，及执行的机关（国民党，国民政府，工会，农民协会等等）中，有党员三人以上，均须组织党团，党团的目的，是在各方面加紧党的影响，而实行党的政策于非党的群众中。第七十二条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中，讨论与某个党团有关系之问题时，该党团得派代表参加讨论。但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第七十三条为实行党团的日常工作，当指定党团干事会或党团书记处理党团的日常事务。第七十四条各级党团均隶属各级党的委员会，党团对于党已有决议之各种问题，应严守与正确执行之。党的委员会得添派或撤回党团的分子，但须向党团说明其理由。第七十五条党团对于其本身之日常问题得自由解决之，党团与党的委员会有不同意见时，党的委员会，应召集党团全体会议重新讨论之，并决定最后的办法，在党团方面对于最后之决定须敏捷执行之。第七十六条在党团所在之机关或组织中的重要位置的候补人选，党团须与所隶属之党部机关共同商定之。对于工作位置的调换，亦须用上列方法。第七十七条党团所讨论之事项，有关于含有政治性的问题时，党部机关须派代表参加。第七十八条在非党群众及组织中，遇有解决重要问题时，党团须在党团会议，或党团干事会中事先讨论与决定。第七十九条在非党组织中，对于每一个问题的决定，当在该非党的组织会议中付表决时，在该会议中之全体党员（即党团分子）如有违反党的决议，则按党的纪律处罚。第十一章经费第八十条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列各项：（一）党费党员每月收入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二角。凡无收入，及月薪不满二十元者，得由市或县委斟酌情形核定减免之。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发百分之三；八十元以外者特别征收之；失业工人及在狱或在C．Y．的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义务捐，由各地党的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三）党外协助。第八十一条军队中党员党费，由所在地军部征收，转交党部会计科。第八十二条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委员会支配之。第十二章与青年团的关系第八十三条青年团中央，应派代表出席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各级党〔团〕部亦应派代表参加各级党部机关之常务委员会议，此等团部之出席代表应有表决权。第八十四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应派中央委员任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各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应为当地党的委员会委员。第八十五条各级党部机关应派代表出席各级团部机关之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单行本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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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反动的军阀分子已开始向工农运动实行公开进攻。在长沙和湖南全省对工人纠察队实行缴械、逮捕和枪毙，并且解散工会和农会，这表明了当前军事和政治形势的严重性。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准备进行推翻反动分子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迫切任务。五月二十[二十一]日的长沙事变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十分相似。这两次事件的不同之点是，广州政变虽然是由一个有全国影响的人物指挥的，其规模却没有象长沙事变这样大。从三月二十日以后所犯错误中取得的教训，将帮助我们党找到正确的策略。正如在三月二十日之后一样，今天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立即推翻敌人或者我们彻底投降，这里有一条中间道路，必须找出这条中间道路。在各种军事力量的当前这种相互关系下，冒立即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之险，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不可取的。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时间，保存自己的力量，为不可避免的战斗作准备。党必须同左派国民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必须向左派领导人说明局势的危险性。必须使他们相信，这次进攻不仅是针对工人和农民，而且是针对一切革命分子。如果不打垮反动封建军阀分子的政权，连国民党本身的存在也将处于危急之中。当前的形势将迫使国民党内部发生阶级分化。共产党必须加速这一过程，并且把小资产阶级左派争取过来。保护和加强左派国民党，是革命发展的条件。能够而且必须用“保卫革命的国民政府”的口号去准备反对军阀反动势力的公开武装斗争。在左派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旗帜下，可以把最广大的民主群众动员起来，去进行反对军阀反动势力的政权的斗争。必须千方百计地保卫党的合法地位。我们的同志将不退出政府。鉴于这些考虑，政治局决定：（1）接受唐生智在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的电报中所提出的纲领，即：一、支持国民政府；二、联合苏联；三、支持工会和农会；四、把被收缴的武器归还给工人和农民的纠察队；五、反对蒋介石和张作霖；六、继续进行第二次北伐。（2）在上述条件下承认湖南的省政府。（3）同左派国民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同汪精卫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结成一个联盟去反对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军阀反动势力。（4）争取左派国民党支持如下的要求，即：有进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自由；把被收缴的武器归还给工人和农民的纠察队。（5）保卫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利用以这种策略手段争取到的时间，来为同国民政府势力范围的军阀反动势力的不可避免的战斗做准备。做到这一点的基本条件，就是彻底改变把革命的未来的宝压在所谓的左派军阀身上的老政策。当前的局势就是这一错误政策造成的，这种政策必须废除。在充分利用各个“左派军阀”领袖之间的矛盾的同时，革命必须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把工入和农民武装起来，并且把士兵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这是党在以上述策略手段所争取到的时间内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政治局决定：（1）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2）把工人和农民组织所拥有的武器隐藏起来。（3）弄到大量的武器，并且把它们分发到各战略地点。（4）用派我们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来扩大叶挺和陈嘉佑（ChenCha—Yo）领导的部队，在六个月之内把他们的几个师扩大为几个军。（5）利用第二军、第六军同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之间的矛盾。用派遣大量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进去的办法，把第二和第六军掌握到我们手中。（6）为收复广东进行鼓动。一俟占领郑州，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必须转过头去收复南方，此点不容忽视。政治局还决定派一位政治局委员去湖南重新组织党在该省的活动。将本决议立即通知鲍罗廷和谭平山同志，让他们按此路线行事。未经政治局批准，他们不得执行在原则上不同于本决议的路线。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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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议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议决）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土地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这些纠纷已引起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解决此目前严重的问题之态度是：（一）城市中工运问题，应该迅速执行已决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决议案及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而解决。（二）乡村中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已没收之军人产业一概发还（其曾愿捐助者得不在此例）。（三）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1）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2）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固然湖南农民运动之发展有些地方，其势非事实上进向没收大地主之土地不可，这种趋势，是一部分劳苦贫农要求所必然发生的，而且局部的在各省实行是可能的，可是必须在两个条件之下：（一）能使革命军官中立，（二）能与左派群众及领袖共同行动。固然如此，但是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还是巩固革命已得之胜利，即是建立乡村政权（乡民会议直至县政权），以政府形式继续深入农民反土豪劣绅之斗争。根据《中国共产党最近主张》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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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鄂省委拟，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鄂省委拟，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武装纠察队指挥问题A．大队调动——如总工会调动须得卫戍司令部同意，如卫戍司令调动须得总工会同意。（理由）因武装纠查一方面为军队性，一方面是工会的纠查，故调遣时，须得双方同意。B．保卫工会之小队调遣——如守卫等事总工会应有调派之权，事事须得卫戍司令允许，双方都感繁困。C．无枪纠查完全归总工会指挥。二、停工问题A．政治停工必须得总工会命令，总工会应极慎重，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决不下停工令。B．五一节全国及鄂省总工会代表大会开幕日应全体停工一天。C，各产业工会成立改选等代表大会开会日，该产业工会停工一天。D．商店停市，非得政府命令不得行之。E，店员分会开成立或改选会停工半天。三、司法权A．工会无政府命令不得拘捕非工人。B．工会得拘捕工贼及反革命条例之工人。C．对于工贼及违反革命纪律，工人有审判权，但不得审判非工入，如因误会而拘捕非工人，应立即送往政府相当机关。D．对于工贼及违反革命纪律者，在未审判前及审判后，判定不到一星期拘留之罪，有拘留权，一星期以上之徒刑，即须交政府适当机关。根据《中国共产党最近主张》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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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夏斗宣的叛变，是表现目下反动分子假充革命党的事实依然存在。这些反动分子虽说站在革命战线里，他们却时时想利用机会反对革命破坏革命。但是革命的运动已经强大起来，消灭革命已非易事。革命的势力是建筑在大多数工农群众之上，工农已有为革命而战斗的意志，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革命的运动未曾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削弱，革命的势力现已立于不败的地位。故对于夏斗寅及其同类定能以必要的手段应付之。象夏斗寅一类的反动派，以反共产为借口，实行反革命反国民政府的阴谋。他们想联合在城乡的各种中等阶级（如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的小生产者，智识分子等）于反革命旗帜之下，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又制造共产党将破坏中等阶级的谣言，以引起社会的恐慌。处此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关于与中等阶级的关系上，有详细说明的必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如果是破坏中等阶级的，他便不用亦不能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而且使自己的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所以实际上，共产党对中等阶级的态度，以这个事实作证明，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正式决定，工农小资产阶级之革命民权的同盟，是中国国民革命将来的发展和最后的成功的唯一保证。这三种阶级长期的攻守同盟，除非在互相保障条件之下决不能形成。无产阶级决不能一面和中等阶级互相同盟，又一面破坏这个同盟军。反动派藏在“共产党运动过火”的假招牌之下，滥造谣言；我们不用很多的申辩，就可以知道，他们实际是想破坏国民革命，分裂反帝国主义的民权的联合战线。在宣言，决议，告民众书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等阶级的态度，已经剀切说明。现在我们总起来叙述如下：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城市减轻压迫小商人的苛税苛捐。年来军阀内争，封建式的苛捐如厘金等破坏商民的经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经济封锁，同时也给经济金融以很大的打击。共产党因为反抗军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于商人的利益同工农的利益一般的拥护，所以主张除反革命者外，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夏斗寅等类反动派的宣传，完全是谣言，帝国主义痛恨共产党，张作霖绞杀共产党，孙传芳以反共产为口实，用暴力压迫响应革命军的上海工人，蒋介石屠杀工人，捕拿共产党，李济琛残杀共产党。那些杀戮共产党者之为人及其目的，是尽入皆知的。他们是反革命者，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现在夏斗寅也拿着“反共产救中国”之“鲜明”的政纲，举兵叛乱了。但是他实际所要求的是什么？他的要求和其他反共产的英雄的要求是一样的。他不是想救中国，他是想保障帝国主义，军阀和反动的封建势力，使革命不能达到根本铲除这些东西。夏斗寅等类的军阀，吮吸劳苦群众的膏血，当然要痛恨共产党，恐惧共产党，要共产党的头颅，作他们“拥护”国民政府的代价（国民政府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可疑的反叛的拥护），但是民权的中等阶级决不要被他们所迷惑。封建军阀势力在国民政府治下的复兴，不但不能帮助商业的发展，反倒要蹂躏中小商入的利益。夏斗寅是想拿口头帮助中等阶级谋利益的圈套，来昏迷中等阶级的观察，使中等阶级能帮助他叛变的军事行动。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边发生不安。夏斗寅欲利用军队中不安的情形，以达到他的反革命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小地主的政纲已明白规定，农民幼稚的行为，决非共产党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在一面消除这些不幸的幼稚情形之外，同时将其客观的原因述说一下。消灭这些客观的原因，可以挽救现状，消灭反动派的借口。农民群众热烈的欢迎北伐军到来，希望能将他们从多年压迫奴役之下拯救出来。当中国国民党农民政纲颁布的时候，正是久经践踏的劳苦农民开始为新生命斗争的时候。他们见到农民的政纲，满腔燃烧着热望，于是自然表现出来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政纲实行的时期确实太延搁久了，农民焦急的等待着。在这个情景之下，急促不谨慎的行为，实行上恐不能免。如果国民党能照着自己的农民政纲，按部就班的实现农民的要求，那么，农民运动中这些不幸的事实，或者不致于发生。革命答应过要给农民土地及自由，这些事件实现的愈快，社会的情况愈好。中国共产党严格遵照国民革命的进程，领导农民反对封建的剥削及宗法的压迫。乡村之中，农民和封建宗法的统治已经起了斗争，共产党的政策，如上边所说，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推翻封建宗法的专制，建立乡村民主的政权。共产党更拟于特殊情况之下，要求政府允许小地主抽到某种规定的佃租。乡村封建宗法统治的破坏，不仅有利于农民，乡村和城市的经商阶级都能得到经济的进展。农民经济情况的改善可以促进商业。封建统治的衰灭，可以扫除商业发展上的束缚。如果小地主对于国民政府所保证的某种租率认为满意，对于革命柱石的农民运动不加反对，农民对他们一定不加妨害。所以想防止自由发展的农民运动，不能免之幼稚现象，唯有将中国国民党所规定的农民政纲从速施行出来。这可以巩固革命的基础，使农民群众集合于国民政府的周围；至于夏斗寅等类的叛变只要以迅速的坚决手段消灭之。中国共产党决定向以反对共产党的过火行为保障中等阶级利益为借口的夏斗寅正式宣战，号召工农群众随于国民政府之后削平复斗寅的反叛！城乡中等阶级为夏斗寅等反动派所蒙蔽，他们势将违背自己的利益。中等阶级的真实利益，必从国民革命的胜利（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中得到，万勿受夏逆斗寅的玩弄，在反共产口实之下反叛革命。并且应当急速起来和工农携手，共同保障革命，反对反叛的反动派。中国共产党誓竭诚与国民政府协同共进，并郑重声明维持与中等阶级的联盟，保障中等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确信夏斗寅的造谣，在国民革命军和中等阶级中，决得不到轻微的影响，此次的叛变指日肃清，夏逆不久定要成擒，依反革命罪案尽法惩办。无产阶级将武装起来枕戈以待，保障革命赞助国民政府实施国民党的农民政纲。打倒反动派罪魁——夏斗寅！打倒反国民革命的一切封建军阀！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的大同盟万岁！国民革命的领袖国民党万岁！国民政府万岁！中国共产党五月十八日汉口根据《中国共产党最近主张》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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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议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议决）本党第五次大会所规定的普通原则足以范围国共两党的关系。我们在此革命阶段中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是健强并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向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依然加入国民党内，因为在此时期的社会成分上说，国民党代表一个革命的同盟，此政治同盟将领导德谟克拉西的革命破坏封建制度，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共产党根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政纲政策的基本原则，系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领导其阶级的斗争向最终的目标——社会主义实现方面前进。工人阶级利益的实现需要革命的发展。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就是发展革命的一个条件。所以强健并造成此同盟是无产阶级的职任。因为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是最革命的一个阶级，他就是巩固那个政治同盟并推动这个同盟遵守一个坚决的不变的革命政策向前进行。然而在此革命的阶段中，无产阶级并非占有革命全部的指导。他只是保证左派国民党，按照环境的要求进行革命。国共两党的关系，在此阶段中，建筑在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领导权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他合作，强健左派，帮助他领导革命，可是同时不要失掉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利益而行动的政治独立的性资〔质〕。无产阶级决不在牺牲阶级独立性条件之下，加入左派的国民党。无产阶级只有借用他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执行巩固国民党和推动国民党逐渐前进。无产阶级因为要保证革命的前途，必定加入左派的国民党，共产党的策略一定要兼顾到同盟中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利益。第五次大会关于如何保证城市小资产阶级乡村企业者和无产阶级的协调，已经有了明白的规定。现时革命的发展，使本党对于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上，亦有规定明确政策的必要。遵照第五次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提出下列的实施办法裨〔俾〕国共两党的关系（特别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之可能的困难，消灭下去。（一）劳工部下设立仲裁厅解决雇主和店员间的冲突。（二）劳工部颁布劳动法，包括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恤金，保险，劳动条例，店员工作条例，更须注意。（三）调和店员过分的要求，规定营业管理权，保证店员不干预营业。由总工会代表，劳工部，商民协会，店员总会组织委员会考查店员提出的条件，并按照物价比例规定合理的限制。（四）现时对帝国主义的商业不禁止，不阻挠。（五〉除发现有反革命的活动，或有反革命的嫌疑者，商民得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然而影响国共两党关系的小资产阶级之不满意，并不能因此条件之实施，而和缓起来。城市小资产阶级经济的苦痛，系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在国民政府领域内实行经济封锁的结果，至于连年军阀的战争，苟税（厘金等）的征收，也是造成小资产阶级痛苦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必须帮助小资产阶级去反抗此种压迫，除非打破经济的封锁，小资产阶级的情况并不能改善。欲打破经济封锁，只有革命的胜利才作得到。所以在反抗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中，无产阶级同时就保障着小商人及手工业生产者的利益。附：工商联席会议决议案（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五月十六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全体执行委员，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全体执行委员，在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举行联席会议，五月二十二日继续开会，所有关于工商间一切问题，决议如下。此项决议案，已得武昌市商民协会及汉阳县商民协会之同意，并允共同努力促其实现。第—改良店员待遇问题决议：一、营业室内，夏季须设置电扇或风扇；冬季须设置火炉式火盆。二、夏季各店店员，由店东按名备送汗衫一件，毛巾一条，惟价金不得过两元。三、每月朔望，店家须备办较优之肴馔。四、店中至夏季须备置经常救济药品。第二店员工作时间问题决议：店家暑季在上午七时一律开店，店员每日工作时间，原在十一小时以内者，照旧。如在十一小时以上者，一律改为十一小时。若营业有延长之必要时，可规定店员轮班工作。在工作时间内，店员不得自由离店。如有要事离店，须经店东或管事之许可，在工作时间外，店东不得限制。第三工商界线问题决议：一、凡手工业之店东，自己作工，而又雇有工人者，应一律加入商民协会。但不能因自己作工，故意裁减原有之工人，影响工人之生计。二、在手工业中之自做自卖（如缝艺鞋艺等）而未雇用工人者，以其依赖作工维持生活，而非完全侍资本营业可比，仍属劳动性质，则加入工会。三、凡独立贩卖之小商店，而未雇用店员之店主，则加入商民协会。以其恃资本营业，而非靠卖劳力可比。四、商店之经理，多半为店主之代理人，应加入商民协会。五、在非个人经营，而为股份组合之商店，其股东同时又服务于店内者，则加入商民协会。但此类店中之股东，在职务上有经理店员之分别者，其担任店员工作之股东，则加入工会。若其雇用店员甚多之大商店，有股东掺杂其中工作者，则该工作之股东，仍加入商民协会。六、半工半商性质之摊担职业者，界乎工商之间，但其经济地位，又无显明宾东之界限。因组织分裂，易于在营业上发生纠纷，现值革命紧张之时，为巩固革命力量，消灭民众组织内部冲突起见，在工会商民协会双方所属之摊担职业组合，均一律退出会籍，另组织摊担联合会，直辖于汉口特别市党部，此种决定，由汉口特别市党部，湖北全省总工会，及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共同召集各方摊担职业组合，会商执行。第四劳动童子团问题决议：一、童工在店内工作时间，规定以每日八小时为限。在工作时间之内，童工不得无故离店，须受店东之正当指挥。在工作时间之外，童工之行动，店东不得加以限制。惟童工作工时间应如何轮班支配，童工日常店外行动应如何自治，童子团总部当有极完善之规定，商民协会可提出意见，以供童子团总部之参考，童子团总部亦当以其规定通知商民协会。童工在每星期中，得休息半日，作为教育训练时间。二、店东担任意工之童子面服装费，每人至多不得过六元，以一次为度。三、童工操练或其他集会后致误过开膳时间，店东须预留膳食供其膳用，为养成童工坚苦卓绝之德性起见，其预留膳品，或由童工自行料理，店东不必另给零用费。第五用人问题决议：一、工会及店员，不得强迫店家加用店员。二、店员有不正当行为或不服店家之正当管理者，店东可先通知店员工会辞退之，如发生纠纷，由商民协会与湖北全省总工会解决之。三、平时辞减店员，依照解决工商纠纷委员会所订条例办理。附：解决工商纠纷委员会决议案九条1．凡在工会现任职务者，不得辞退，但有私人过失者不在此例。2．凡有实据证明亏本不能支持者，得收歇，但须以营业状况证明之。3．因营业状况证明须得缩小范围而辞退店员者，依该店员服务时期以定辞歇（按民国十四年营业之资本结算，亏折至半数者得收歇，亏折三分之一者得缩械。4．店员有重大过失者，得辞退之，但必由工会另行介绍，得店东经理同意补充。5．被辞退之店员，照辞歇条例发给辞歇费，有另外条件者，得参照另外条件行之。6．学徒除有不端行为者，不得辞退。7．被辞歇之启员，若原有与店东给川资之规定者，外省及武汉外之店员，照给原定川资之半数，无川资之规定者，不得援例。8．论季营业者，照先年同期营业习惯办理辞就。9．营业缩小范围，必须辞退店员之店家，按缩小之成分比例之。四、店家加用店员时，由店员总工会之职业介绍所介绍之，但介绍之店员，由店家试用一星期，如不合格，可即辞退，另行介绍；介绍之店员，店家可索相当担保。但店家因营业特别发达，而不肯加入时，由商民协会与湖北全省总工会根据报告审查后酌加。第六营业收歇问题决议：一、店主收歇问题，由湖北全省总工会与商民协会审查实在情形，依照解决工商纠纷委员会所定条例，及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为停业及辞歇工人问题议决案》解决之。如工商两方不能解决时，呈请政府仲裁机关解决。但在未解决以前，店东不得有运货私逃等事。店员不得有逮捕店家及管理店产等事。二、店东因或种关系弃店私逃时，其财产由商民协会及湖北全省总工会处理之，惟须尽先发给该店店员及工人之救济金，并呈请政府备案。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为停业及辞歇工人问题议决案》1．凡有重大影响于生产之工业或市面之商业不许无故歇业。2．无故停业者，须给工人六个月工资之救济费：3．因折本不能支持停业者，手工业商店须给以两个月工资以上之救济金，工厂须给三个月工资以上之救济金。4．辞歇业或裁减工人，须照下列比例给工人救济费：工作一年以内者一月；工作三年以内者二月；工作五年以内者三月；工作十年以内者四月；工作十年以外者六月。第七营业管理问题决议：一、店员应促进商务［务］之发展，在工作时间内，不得怠忽工作。二、店员及支部不得干涉店家之营业管理权。三、店员在工作上应受店家之正当指挥与管理。第八工商谈判问题决议：一、由湖北全省总工会与商民协会组织工商俱乐部，解决一切工商间之纠纷问题。工商俱乐部之性质及组织法另订之。二、店员总工会因与商民协会关系最切，得加入工商俱乐部，共同处理各项问题。三、支部不得单独向店家提出要求，店家亦不得单独承认店员支部之要求。其有要求条件须经店员总工会盖章。第九工人对店东算总帐问题决议：工人向店东提算总帐事，已由湖北全省总工会通告制止。其有特别情形成发生纠纷时，由工商俱乐部解决之。但店东不可私自承认其总算帐之要求。第十码头工人运货问题决议：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商民协会，武汉码头总工会，及武汉市政府，武汉公安局各派代表开会，共同商定解决之。第十—救济失业工人问题决议：一、商民协会须积极宣传救济失业工人。二、商民协会须设法筹措失业工人之救济金。三、用工商联席会议名义呈请政府迅速办理以下之事项：（甲）京汉路货车迅即通车。（乙）沪汉汇兑迅即恢复。（丙）即速结束河南战事，讨伐蒋介石，恢复长江交通。（丁）肃清土匪，恢复襄河交通。（戊）饰令各处军队不得驻扎民房，并恢复建筑事业。第十二停工参加大会问题决议：由工会单独通告全体工人停工参加大会者，每年以两天为限。其他纪念日得商民协会同意可全体参加；或由政府及党部命令行之。面普通纪念大会，每店店员以三分之一之人数轮流参加。第十三抑平物价问题决议：立即由商民协会筹划市面各种必需品之充分供给；并组织物价委员会，限制各种货价之过分增涨。第十四工商联合问题决议：一、湖北全省总工会与商民协会，共同发表工商联合宣言及标语，作广大之宣传；并召集工商扩大代表大会，作积极之联合。二、所有关于起草工商联合之宣言标语及宣传大纲，以及筹备召集大会之一切事项，须组织委员会负责办理，此委员会由全省总工会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各推三人组织之，并请武昌及汉阳商民协会参加。三、推选结果，总工会推定向忠发刘少奇董锄平三人；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推定刘云生刘一华毛晋阳三入。第十五其他种种问题决议：一、工商联席会议每月举行一次。二、最近尚未解决之工商间一切悬案，均照此次工商联席会议所决定之各项原则由工商俱乐部办理之。三、由商民协会负责向店东宣传，解释并制止一切谣言，尤其是“要共产”之谣言。四、工商联席会议已得圆满之结果，归纳其精神作如下之口号：工商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工商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工商联合起来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工商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工商联合起来援助北伐胜利！工商联合起来巩固革命基础！工商联合起来废除苛捐杂税！工商联合起来收回海关！工商联合起来拥护政府集中现金政策！工商联合起来拥护政府外交政策！工商联合起来巩固武汉金融！工商联合起来抑平物价！工商联合起来救济失业工人！工商联合起来制止一切谣言！工商联合起来肃清土匪！工商联合起来解决土地问题！工商联合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工商联合起来拥护中国国民党！工商联合起来完成国民革命！工商联合起来完成世界革命！湖北全省总工会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根据《中国共产党最近主张》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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