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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5)
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同志在九月间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在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说：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住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层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眨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该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
“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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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安徽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4)
视察安徽时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
（对钢铁工业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
发展钢铁事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群众运动，不搞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
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
×××
劳动人民万岁！劳动人民万岁！
（视察舒茶公社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廿四日）
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
×××
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
（毛主席在参现除四害陈列馆时说）老鼠这个东西很狡猾，这样，老鼠就要大遭殃啦！
×××
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
×××
……以后山坡上要多开辟茶园。（视察合肥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
（毛主席到合肥时高兴地说）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
（毛主席在与妇女干部谈话时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厢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
毛主席指出，只有办好人民公社，才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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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武钢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3)
视察武钢时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
像武钢这样的大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了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
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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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武汉大学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下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2)
视察武汉大学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下午）
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
……
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当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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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游泳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1)
关于游泳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
“你们不要老在游泳池里面练，游泳池小。游来游去就那么一点，要多到江河里去练习。”
“要走出游泳池。”
“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敢。”
（注：毛主席1958年9月12日在武汉和游泳运动员的谈话）
“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应该提倡。”
（注：毛主席1958年9月在安徽和游泳运动员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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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0)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三）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教育这个东西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是一个革命。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大家懂得，没有问题了，党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题也不多了，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现在苏联对这个问题也想改革，他们正在搞一个文件，在那里酝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在那里作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个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
在财政方面，我找了一个材料：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全部财政收入是一千七百亿，今年起，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大概可以收××亿。你看，八年一千七百亿，五年可以搞××亿。这个事情很可以注意。那八年的头一年，一九五零年，只有六十五亿，可怜得很。第二年，一九五一年，一百三十三亿，增加了。第三年，一九五二年，一百四十八亿。这两年都是一百亿以上。到五三年，就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跃到二百二十三亿，五四年二百六十五亿，五五年二百七十二亿，五六年二百八十七亿。总而言之，这四年相当停滞，有所发展，都没有突破二百亿以上到三百亿。三百亿是去年，去年是三百一十亿。你看，以前搞了四年，都是二百几，去年一年就是三百一。今年可以搞到××亿。你看。由三百一，一跃进到了××。明年应该是××几或者××几亿吧？也不要××几，也不要××几，一下跃到××亿。我这说的是第三本账，××亿有可能。去年三百一只有一年，今年××亿也只有一年，××没有，××没有，明年一跳可以跳到××亿。是不是能够搞到，还要看，这是一种预计，或者还会更多一点。后年就会更多。五年××亿，平均每年××亿。这个数目值得注意。还有一个数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建设投资，五零年可怜得很，只有十一亿，五一年二十三亿，五二年四十四亿，五三年八十三亿，五四年九十一亿，五五年九十三亿，可怜。五六年不是搞“冒进”吗？由九十三亿一跃跃到一百四十八亿。说是搞“冒进”了，不是犯了错误吗？五七年就减少了一点，由五六年的一百四十八亿减少到一百三十八亿，减少了十亿，所以成为“马鞍形”。今年是二百六十八亿，明年总应该就可以搞××亿。前面这八年，五零、五一、五二那三年合起来是八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到五百亿，只有四百九十二亿，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只有××多亿，明年就可以搞到××亿，就是一年等于那五年，而那五年的五百亿办的那么多工厂，就浪费差不多一半，本来可以办两个，只办一个，时间本来只要一年的，要两年，那么明年这××亿，就可以当作××亿（等于一倍）来用。因为现在有了经验了。双反，破除迷信，打破了一些规章制度。这是两笔大账。
此外，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几个月出来的新事物。
还有一点是抓工业，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去了。搞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但是地方，他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抓了农业。认真抓农业，搞试验田，是从去年冬季起。这一抓，就抓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只两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讲了个抓紧，什么叫抓？什么叫紧？抓而不紧，没有抓起来，等于不抓，你拿烟也拿不到，拿饼干也拿不到，拿洋火也拿不到。抓工业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个钢铁，一个机械，有了这两门，万事大吉。钢铁是原材料，机械就是各种设备，包括挖煤炭和挖矿山的机械，开油田的钻探机械，电力机械，建筑机械，／t学机械，交通运输机械（无非是汽车、轮船、飞机，我们坐飞机就是坐机器），还有农业机械，如拖拉机，耕种机械，收割机械，农村用的运输机械，农村电气化用的电力机械。苦战三年，农村机械化还不会那么多，在第×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可能基本上用机械武装起来。所以一是抓钢铁，二是抓机械。没有钢铁，机械就没有材料，就不能造机械。机械里头有个工作母机，什么矿山，什么炼油，什么电力，什么化学。什么建筑，什么农业，什么交通运输，这些机器都要有个工作母机，无非是车、铣、磨、刨、钻之类，这些东西是根本的。今年不是二万多台，一发展就是五万多台，现在又搞到八万多台。这就是指工作母机。明年不是搞××万台吗？实际上明年争取搞××万台，如果明年能搞××万台，后年再搞××万台，我们这个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搞一百多万台机器。我们解放的时候，四九年只有八万台工作母机，还是破破烂烂都在内。今年年底有二十六万台。从张之洞起，到今年搞二十六万台工作母机。而这二十六万台里蒋介石交给我们的遗产是八万台。二十六万台减八万台，我们这九年搞了十八万台，但是同志们，明年这一年就不是八万了，也不是二十六万台了，而是××万台，一年××万台，后年搞××万台。苦战三年，明年××万，后年××万，××万台，连前头的二十六万台，是××万台。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人谈判就神气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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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9)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二）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刑。对他们使用绞刑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是一条绞索绞住了。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古老的绞索，他已经占领几年了。他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人的脖子套住了。中东是最近套住的。谁人让他套住的呢？是他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也是他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绞索的一端就丢在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手里，大家都骂他，不同情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是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他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湾，他是订了条约的，和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较活，没有什么条约，说是一个请，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一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舰队是杜鲁门。杜鲁门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没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边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人一愿意，就套上了。
金门、马祖套上了没有？金门、马祖据我们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不是讲现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看情况，那时候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约旦的侯赛因和黎巴嫩的夏蒙那样好？他们不能见死不救，昨天第七舰队的总司令比克利亲自指挥，还有那个斯摩特，不是放大炮吗？引得国务院也不高兴，国防部也不高兴的那位先生，他也在那里跟比克利一道指挥。
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不是有脱身政策吗？在朝鲜有脱身政策，现在我看形成了金、马的脱身政策。他们那一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脱身者，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占。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他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们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占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他不敢来的。除了我们这个阵营以外，它都要霸占。一个拉丁美洲，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还有个澳洲，澳洲也在军事条约上跟它连起来了，听它的命令。它用“反共”的旗帜取得这些地方好些，还是真正的反共好些？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件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他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那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
今年要争取钢一千一百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万，争取××万吨。后年再搞××万吨，不是××万吨吗？苦战三年，××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苏联去年就是五千万吨，加三年，他可以搞六千万吨。我们苦战三年。有可能超过××万吨，接近苏联，再加×年，到××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吨，接近美国（美国因为它经济恐慌，那个时候也许只有一亿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年，×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到××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经过酒精搞橡胶，搞纤维，搞塑料，等等。
至于紧张局势。也许还可以讲几句，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只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美国人骂我们，蒋介石骂我们，李承晚骂我们，也许还有一点人骂我们，主要就是这三家。英国是动摇派。军事不参加，政治上听说他相当同情。因为他有个约旦问题，你不同情一下，美国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国在约旦怎么办呀？尼赫鲁发表了声明，基本上跟我们一致的，赞成台湾这些东西归我们，不过希望和平解决。这同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一搞，美国人对他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
我想可以公开告诉美国人民，紧张局势比较对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利在什么地方呢？中东紧张局势对于美国有什么利？对于英国有什么利？还是对于阿拉伯有利些，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有利些。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各党派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慢慢这样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个航空母舰，就来了六个，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个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你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用了的，统统集中起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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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一）（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8)
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一）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最高国务会议，二月开了一次，现在是九月，六个月没有开了。二月那次会上，我们谈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讲了个大有希望，不晓得同志们记得不记得？我还比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还讲了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群众中出现。我们在座诸位，以及共产党里头有许多人，要办到这一点，也是要努一番力的。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那一次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批评了“好大害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你说是坏的，我说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吗？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评语实在舒服。“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岂有此理？”我说，恰好是有理，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评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门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简直就不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怎么分析呢？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攀攀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至于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也是有阶级不同的。资产阶级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过去的古董那就是宝贝。至于将来，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就是狗屁。这不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吗？
这六个月，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料不到的。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讲大有希望，那个希望究竟怎么样？比今天的现实还是落后些。
国内形势，如大家所知道，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二条叫政治较少。不是要反五气吗？五气的头一气就是官气。经过整风，没有整好的还有一些，但是大多数人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觉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过去不是的。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在工人看来，他们神气不对，是在做官，跟国民党没有分别，还是压在他们头上，所以有些工人工作就不那么积极，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是为手表、自行车、钢笔、收音机、缝纫机等五大件而奋斗，就是为个人奋斗。那个时期许多人不觉悟，积极分子只是一部分，落后分子相当多。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气，他们也就自我批判了：我们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不为社会，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因为合作社干部，县、区、乡干部搞试验田，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股热潮就起来了。冬季很冷也要搞水利，他们知道是为谁来干事情，是为他们自己，为集体，为全国。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万担，可以超过××。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以翻一番。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第一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如果说一千零五十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是十二年吗？五六年开始，五六、五七、五八，基本完成。这些都还是一些预计，还要看实际的结果。今年如果搞到××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超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起变化中。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这个问题，在民主党派中间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要逐步来，不能很性急。但是形势逼人。形势就是人，就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多数人造成一种形势，少数人就感到压力，就得打点主意，我历求是主张对立面的，没有对立面，谁也不干的。我有什么对立面呢？在我们民主队伍里头有很多对立面。此外还有在我们队伍以外的“地富反坏右”，这都是对立面。工人农民压迫我们，他们说，你做官，你得好好做，你做不好，我就整你。比如五五年上半年，有许多老百姓也实在不喜欢我们，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那个时候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也可以讲一个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食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党员，但是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他们叫“农民苦”，所谓“农民苦”，就是他们苦，所谓他们苦，就是余粮多。据江苏省的统计，在我们县区乡干部里头，这种人有百分之三十。他们每天叫“农民苦”，说统购统销太多了，不赞成。这一来，煽起这些农民，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各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批判各种迷信；什么解放区合作化不行，什么没有会计，什么平地可以，山上不可以，什么汉人可以，少数民族不可以，等等，破除了这些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那个时候，有些人又觉得恐怕不行了，多快好省也不灵了。同时斯大林问题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出来了，帝国主义反共反苏，那么一个潮流，国内就是右派酝酿活动。经过整风反右，才把这些东西扭转过来。而现在呢，就转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民主党派也好，科学界的人也好，工程技术界的人也好，资产阶级（工商界者）也好，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或者已经改变立场，或者正在向改变立场前进，也还有少数没有改变的，还有左中右。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我说像吃鸦片烟一样，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要慢慢戒，不要形势逼人，还要看事实。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没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万吨，粮食由三干七百亿斤到××亿斤。我还是讲个可能性，要努力。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这样一来，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特别是把四害一除，疾病大为减少。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县的经验，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将军”将得厉害，就是学生将教师，讲师、助教将教授，研究员将所长。有那么一个科学研究所，叫作药物研究所，设在上海，所长赵承暇有门本领，就是可以在中国的一种植物里头提炼出一种药来，可以治高血压。但是他老先生就是对什么人也不讲，他也不作。他那个所里的青年人就没有办法，他们呕了气，就自己干，结果苦战多少昼夜，搞出来了，能够提炼出那个药来了。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个所，有相当几个所。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材，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这是形势逼人，就是压迫。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们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青年里头，吊儿郎当的，阿飞，偷东西的，那种人也有。但是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要承认这一条。
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人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括进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一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我现在提出若干观点，提出一些看法供给各位，并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决定、作为一个法律。作为一个法律就死了，作为一个看法就是活的，拿这些观点去观察国际形势。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请各位拿这个观点去看一看，观察观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这样观察下去，究竟还是西方怕东方多一点，还是我们东方人怕西方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他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则使这些洲里头有许多统治者还是亲西方的，比如泰国、巴基斯坦、日本、土耳其、伊朗，可是人民中间亲东方的不少，可能是相当多。就是垄断资本家以及中了他们的毒最深的人是主张战争的。比如北欧几个国家，当权的也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不愿意战争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抓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一条，他们专扶什么“蒋委员长”、李承晚、吴庭艳这类人。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比较怕我们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第二条，美帝国主义他们结成军事团体，什么北大西洋、巴格达、马尼拉，这些团体的性质究竟怎么样？我们讲它们是侵略的。它们是侵略的，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现在的锋芒向哪一边呢？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败了，波兰也崩溃了，捷克、东德也崩溃了，连苏联也发生问题，我们也发生问题，摇摇欲倒，那个时候他们会进攻的。你要倒了，他们为什么不进攻？现在我们不倒，我们巩固，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它们就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搞什么印尼、印度、缅甸、锡兰，想搞垮纳赛尔，想搞垮伊拉克，想征服阿尔及利亚等等。
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的进步。尼克松是个副总统，在八个国家不受欢迎，被吐口水，打石头，美国的政治代表在那些人面前，被用口水去对付，这就是藐视“尊严”，没有“礼貌”了，在他们心目中间不算数了。你是我们的对头，因此拿口水、石头去对付你。所以不要把那三个军事集团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是侵略的，但是它并不巩固。
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我们每天都是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那么，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是不是？我看也不尽然。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益，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呢？因为紧张局势除去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争，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飞雨，烟雾冲天。这就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支持美国。可能还加一个菲律宾，叫作“有件条的支持”。比如伊拉克革命，还不是紧张局势造成的？紧张局势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但是归根结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这个观点列宁说过的，他是讲战争，他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他紧张起来。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索，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
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英美侵略军必须撤退。但是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它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你要反对侵略者，如果没有个对象，没有个靶子，没有个对立面，这就不好反。他自己现在跑上来当作对立面，并且赖着不走，就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所以他迟迟不撤退，总起来看对人民也不见得那么纯害无利，因为这样人民每天就可以催他走，你为什么不走？
第五条，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除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这个毒必须得放，放出来毒就消了。
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作生意。这个东西究竟对我们的利害怎么样？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多作生意，还是少作生意好？现在生意是作，是少作。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可能是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等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我们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十亿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年就差不多。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是讲总数，不是按人口，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就钢铁来说，要三亿吨，英国五千万人口，有两千二百万吨钢，我们有七亿人口，得要三亿吨钢，刚才讲七亿吨钢，要三亿吨钢翻一番还要多一点，那可能要十五年，也许还要多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了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搞了八年，七搞八搞，还只有那么一点。一九四九年粮食是二千一百亿斤，去年三千七百亿厅，在我们手里搞了八年，只增加一千六百亿斤，而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亿斤，可能到××亿斤。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个体经济。初级合作化，没有整风反右。钢铁也是一样，几十年只有那么一点，蒋介石只有四万吨钢，这还是张之洞遗留下来的。两个东西最要紧：一个粮，一个钢。有了钢就能作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作，挖煤炭的机器，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机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砌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扯远了，还是回到不承认的问题上来，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摘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他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他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他也打，不怕，他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现在我们要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支，将来要发几千万支，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有这么八个观点，当作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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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人民日报上的东西有很多大方向不对（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传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7)
批评人民日报上的东西有很多大方向不对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传达）
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有一定的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现在对国际问题的意见，有些是感想式。对许多国际问题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议论。
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发挥。去年整风的时候，我就预先考虑到反攻的问题。右派进攻了，要不要反攻？什么时候反攻？抓什么题目反攻？后来抓到了卢郁文这个题目。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什么时候批判，抓什么题目开火？后来新民晚报进行了自我批评，就抓住这个题目开火了。
对国内外问题都应该这样。
报纸宣传，报纸编辑工作，最近一个月比较杂，看不出方向究竟搞什么？去年反右派的时候，突出，一气呵成。今年春天，在发表《梅林看全国》的社论以后，也很突出。最近一两个月，东西很多，方向不太明了。报纸应该有方向，在最近就要转变过来，把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放在第一位。省报也应当如此。
一个时期要有一个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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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巴西记者穆里罗．马罗金．苏乌萨得杜特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6)
接见巴西记者穆里罗．马罗金．苏乌萨得杜特夫人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毛主席：……教育方面，过去的制度也要改变，主要办法是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面读书，一面做工，你们看过我们这样的学校吗？
马罗金：看过一些，学生很愉快，在实验室就能生产出东西来。毛主席：这是历史性的问题，也是国际性的问题。说是历史性的问题，是因为多少年来教育和劳动都是分离的，说是国际性的问题，是因为哪一国都是这样，学习和劳动相结合起来，学生不仅会得到科学知识，而且有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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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陈×，富春等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5)
给××，陈×，富春等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这个文件看了两篇（注：指计划说明要点）觉得不大满意，不能动员群众。这次会议各类文件，以农村类文件为最好，每样文件交待清楚，前后次序有逻辑性，文字通顺，一般具有鲜明性和准确性，特别是人民公社一件为最好。其次，如×××同志论教育的文章，虽较长，理论水平较高，逻辑性、准确性、鲜明性，三者都具。其次民兵决议写得很好，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其次是商业类文件，也不错，可读。工业类文件算考下等了。有一个较好的，就是那个不长的意见书，读得下去，提纲领。“说明要点”最差，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其原因，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辞学，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是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所谓不大懂辩证逻辑，就工业来说，就是不大懂工业中的对立统一，内部联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别。因此，杨思写文，不可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讲了一万次了，依然文风不动，灵台如岗之岩，笔下若立冰之冻。那一年，稍稍松劲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忘，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我对作者是很喜欢的，从文件内容看来，他是一个促进派，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坚决拥护者，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甚为不足，是在理论与文风。我的意思痛切一道，引起注意（过去我所做的一万次唠叨历史，是当作一阵西北风。）如不同意，可用通信方法，鸣放辩论。我写的是一张大写报，你们也写吧。如果同意，请你们会谈一下。我看你们的心意，把这类事当作芝麻，你们注意西瓜去了。却是写出文件叫人不愿看，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是不是呢？建议：重写一遍、二遍、三遍，以至多遍。写得同人民公社那样好。你们研究一下吧？你们做工业官，有工业就是不用心思，毫无理论研究，以致文件写成这样。建议；你们有空写工业纲要四十条，那样好就动手吧。写一篇好文章出来，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英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说明要点”，无年月日，无署名，不知谁人写的，表中有好几张，除作者外，恐怕谁也看不懂。为什么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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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4)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八月）
关于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提不提，提了有好处没有好处，（康生：和××，柯庆施同志谈过，人们认为过渡时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为主，但也提出一点疑问，是否影响整改，其次是否引起对八大几句话的争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主要的，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于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是不动的，第二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革命中有两条道路，即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两条道路，与现在两条道路不同。现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了。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行了一段了，从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宣布总路线以后，到冬季又让中宣部写了个总路线宣传提纲。如果不算今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只有三年半时间，算今年只有四年半，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个体农民问题也解决了。这种情况反映在八大，八大说社会主义改造己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能说不对吗？所有制解决了，人家服服贴贴打锣打鼓吗！八大指出在经济制度上也没有完全解决（资本家拿定息），在政治上也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斗争）还要继续改造。民主党派的一部分一一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富裕中农还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意，这在八大时并不是完全没有划清，八大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当时他们服服贴贴，现在他们要造反嘛。
青岛这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讲清楚了，今后为了策略，还是青岛的讲法好，即城乡都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没有熄灭等都讲了。这个问题到会的人知道就算了。不要因为“主要矛盾”那两个字，闹得天翻地覆。
×××讲的重庆那个工厂干部被工人斗得过不下去了。新工人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干部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排到资产阶级账上，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两种，一种是剥削人民的人，一种是不剥削人民的人。最大量的是中间派，没有中间派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最近不在报上搞，过几个月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写东西。几十年以后没有人剥削人了，总不能再排到资产阶级账上了。但还是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明朝朱元璋，南北朝时代宋刘裕也是那样的人。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解决，党内三个主义也属于意识形态。
大鸣大放是最好的革命形势，革命是要取得经验的，有人要大吵大闹就让他闹，革命这么多年就没有发明这个办法，今年和右派合作发明了这个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鸣大放这个办法是他们提出，我们接过来的。在延安时有兵的报和轻骑队，当时这个办法没有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在艺术、学术方面讲的，在政治方面右派提出来大鸣大放，我们接过来这很好嘛。××同志去过看过新乡工厂，从那个工厂的情况和现在的报告看来，用压的方法是不行的。
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个是肯定对的了，第二个在几个月内不在报上宣传主要矛盾，免得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影响整改，报纸上只宣传两条道路斗争。
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有几种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党内也有几种人。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就有阶级矛盾。所谓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但有对抗的一面。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与地主的矛盾，而是三部分人民的矛盾，这三部分人民之间，内部有一部分暗藏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如章伯钧等。今年把他们暴露了，我们用剥笋政策，今年是剥不完的。现在主要矛盾不是与地主的矛盾。湖南捉了七千人，没有人民反对，如捉章伯钧就不行。今天敌我矛盾是次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加上家属有几千万人，小资产阶级是几亿，对这些人主要是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大量的中间派，对这些人不能说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章伯钧之类是对抗性的。百分之九十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工农也有矛盾，工农矛盾也算两条道路的矛盾。
右派有多少人呢？最多有十五万左右，不是那么多，不能说主要矛盾，估计还要分化一部分出来，对我们有利，特别是有知识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查看八大文件第四页），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讲大体适合，斯大林讲完全适合有毛病。将来若干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和发展生产会发生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合作社是发展生产的嘛。我们这个制度比起印度来，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三百万吨钢，我们增加了四百万吨，你说我们的制度不好嘛。我们的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也有缺点。到几十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价值法则没有用了，货币可以不要了。
八大那句话（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没有什么害处，不妨害整风、生产、反右派、改进工作。这句话是好话，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民之间的矛盾，这是和外国比，和我国以前比。（康生：原来写这句话时，当时考虑写不写？反复考虑了，套了列宁的一句话。）这句话有语病的，但没有坏处，实际上没有发生坏作用，这句话不必去改了，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当时本来想改，已经印发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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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五）（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3)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五）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由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七十万个合作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最好。河南提出二千五百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离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人要三年。决议案上有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动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
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得怎样更合理，更好些。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们两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于什么呢？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地种。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当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一付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如果搞××斤粮食（今年可能是××斤，明年加一番）的话，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绿化？没有树怎样绿化？真正绿化，我看每人有了几千斤粮食，腾出三分之一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话讲得好，粮食再翻一番，钢搞到××到××吨，争取××吨，这是一场大仗，还是没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六月十九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摘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斤。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吨，后年再增××吨，苦战三年，达到××吨，基础就搞起来了，剩下两年，到六二年搞到××到××吨钢，就接近××。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要光地瓜。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一一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零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篇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执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一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一套，一从资产阶级一一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一一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一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我看所有的“长”一一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有些是当过兵的。现在有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万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土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它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有了钢铁、机械，可以挖煤、发电，什么都好办。封为“元帅”是有理由的。要抓，还要抓紧，不要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这个东西。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查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靠说服教育和斗争，如××、×××、古大存、孙作宾，新疆的什么拉巴拉也夫，总之，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只有那么少数人，只是十个指头的一个，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罚。劝告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是军队中的右派（没有划右派），××是地方上的右派，王明也是右派。为什么又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呢？因为他是老党员，搞了许多年，不能便宜了他，不当不行，你想不当，我想叫你当，不当中央委员就没事了，他的原则是一开会就害病，让他当，有益处。×××也是当一下好。或者改好，或者不改，总有一天要开除，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有“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吨到××吨，争取××吨，其中××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吨到××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有些同志怕没有活命了，统统都活不行，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树长有干，才有枝叶。人靠一根脊椎骨，是脊椎动物，是高级动物。狗是一种很懂人性的高级动物，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炼钢，和资本家差不多。
下次会议。两个半月以后再开，即十一月半在南方再开一次小型会议，时间不要这样长，因为，那时还不能总结。十月后。剩下个把月，还可以抓一下。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办得不太好）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四十一年的经验，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除四害。国庆、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杭州有个地方，去年只有一人生病，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医生没有事做，可以去种地，作研究工作，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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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2)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的比今年大还是和今年差不多？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于今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有灾，不要怕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个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休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的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今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插话：密植一千万株以上可能有失败的，五百万株没有什么问题，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苏联的集体农庄、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是表现为×××、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我们现在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也管不了，无非是开开会，一年抓四次，从前管得更少，无非是发发指示，通报一些情况。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石景山钢铁厂投资包干，可以从六十万吨钢搞到一百三十万吨钢，第二期就可搞到三百万吨，这是什么原因？这里边有鬼，请大家好好想一下，是群众的积极性来了。×××管的时候，实际上是设计员在专政。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印度独立之后比英国统治时积极性高。一独立就有积极性。当然它是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街道、工厂、民办学校，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发展了。
“死”活斗争问题。“死”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五九年的钢如果是××吨，××必须卡死，××吨是活的，如果××吨，就有××吨是活的，如果超过××吨，还可以分成食油多的多吃，少的少吃，这就活了。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中央究竟谁当家？大权独揽揽到何处？只有经济建设委员会是否够了？可否分设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总要寃各有头，包工包干，使大家有奔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嘛!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主十万劳改犯不算多。军队过去说自己落后，会一开，相互关系一改变，就出现了新气象，各地军队都在开会，军队大跃进已经起来了，可以搞各种名堂，军队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影不影响军事训练？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正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法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上海梅林公司搞双法，报上一登，全国开展。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现、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超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们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教员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门一门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苦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研究员青年人，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争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现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张道陵的每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职工宿舍要搞搭配，大片宿舍比公馆好。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大学教授比学生吃好一点。河南搞八十亿土方，粮食翻一番，河南能办到的，全国都应该办到。
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我们是为中国人民作宣传，对全人民是鼓劲，不考虑影响外国的问题，实际上外国会受影响。大搞请不请外国人，请多少？
同去告诉军队同志，军官要当一个月的兵，先从少数人搞起，一个人搞起来了，别人都要搞，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都要革命；一个合作社搞千斤亩，全国都要搞千斤亩。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你们来开会，还不是邓××发了一个通知，把你们都找来了，这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一百六十七种，已经找到了公式了，世界第一，沼气是四碳一氢，屁是二氢一硫，石膏是硫化钙。就这样一点来说，那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宋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三句话（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五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体可用，各地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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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入月二十一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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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
（一九五八年入月二十一日上午）
保证重点，明年搞××到××万吨钢，××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拚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十九个星期要抓十九次。二十四日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的，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钢是否能翻一番了？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不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
要拚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或者搬到重要地点去，首先保证重点设备一一高炉、平炉、轧钢机、电机和重要铁路重点工程、车床、吊车。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寃各有头，债各有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一个人也不能乱跑。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协作区之间，省与省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一点。还有一百三十三天，十九个星期，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
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河南修武县，全县二万九千多户，十三万人，成立了一个大公社，分四级：社、联队、中队、战斗小组。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秋收翻一番，群众就看出好来了，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销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群众拥护。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大整风以后，一条心。红安经验，就是一个典型。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洞，
身体好。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一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苏教清教徒的生活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东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争锻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就有些不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也出坏蛋，如××、××。××的意识非常落后，很隐蔽，摸不透他的心思，看来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高岗，饶漱石都没有“监察”出来，无非是检查湖南、湖北的“青森五号”（粳稻），真正起作用的是军委这次一千四百人的会。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过一个工人家庭作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高兴，“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要。我们的同志一年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一一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都是些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山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记、婚姻，人口、民事。
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了？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一千一百万吨钢以外，允许有机动。如果树、棉花要整枝，其它就不整枝，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械。准备一百亿元冲击，使合作社的冲击力有东西可冲。国家保证××万吨钢，剩下××万吨由省、地、县去安排，能超过一点更好，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有计划，有些事情难以预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是有一点，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要设几个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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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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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了一个四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六二年搞到××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
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一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粗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跑到别处去调，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搞××吨钢，用到那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小型的各省都可搞一些。
地方分权，各级（省、专、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
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是否种这样多薯类？棉花要不要种那么多？明年再鼓一年劲，粮食搞每人××斤再看。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网，一万年后，人多，汽车多，上街也要排队，飞机多了，空中交通不管也不行。在猴子变人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往后愈来愈不自由了。另一方面，人类大为解放，自觉地统治宇宙，发掘出无限的力量。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苦战三年。储粮一年（每人××斤）。红薯可以减少一点。
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性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要大鸣大放，才能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吨要完成，今年××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了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天津有一百万人能参加劳动而没有参加，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基本实现机械化，劳动力才能彻底解放。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一是检查。钢铁专门小组每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如种棉花整枝打杈保桃一样。这样会不会损伤下面的积极性？合作社不搞钢铁可以搞别的。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唱《逍遥津》就不能同时唱别的戏，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
钢、铁、铝及其他有色金属，今明两年要拼命干。不拼命不行。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
派人到越南去，我讲过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的，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了就埋在那里。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但要对立的阶级消灭了。才有可能，现在两个阶级各有各的计划，将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彼此，帮助困难的地方一个钱也不要。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拚几年命，以后还要拚，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不能按钟头计算时间，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河北省计划十五岁的青年十五年后可以大学毕业，半工半读，人民的觉悟就提高了。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军官要下放当兵，没有当过兵的要当一下，当过兵的再当一下也很有好处，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同来当师长、军长。云南有一个师长，当了几个月兵，了解士兵的生活、心理，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官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只要大家拚命的干，再过三年、五年就搞起来了。
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要搞点政治。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搞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能搞好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搞大公社统一计划，重点建设，枝叶去掉一些．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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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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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同志们还可看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农业也有一点。发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同志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铁、钢、铜、钼问题。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由×××同志负责。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陈、李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了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亿斤，每人××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斤，后年××斤，是否搞到2500斤至3000斤，以后再议。是否可以无限制的发展粮食，我看超过3000斤就不好办了。
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做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做官，官做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那么多干部子弟。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院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用毛笔写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
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是××万人去边疆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究竟是什么性质？紧张局势对谁有利？联合国承认有利还是不承认有利？到底谁怕谁？谁怕谁多一点？这个问题在党内也不是完全解决了。有人说：东风压倒西风，可见未压倒，否则美英在中东怎敢登陆？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党内党外都有怕西方情绪，有恐美病。谁怕谁多一点，恐怕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世界上有三个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后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一派是民族资本主义，一派是压迫别人的资本主义一一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原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可是它一反帝，就变成我们的后方。印埃两国都搞，但是比较对我们有利。我们两个主义站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原子弹双方都有，人民力量我们大，因此不会打。但是也可能打，我们要准备打。垄断资本也难说，假如他要打，是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横起一条心，对敌人用黑心，拼命的打，打烂再建设。讲清楚不怕打是好的。
对帝国主义的三个集团，我们在宣传中说它是侵略者，因为它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侵略。但是不要看得了不起，它只在一种情况下向我们进攻，即我们出了大乱子，反革命把我们推翻。匈牙利的反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了，他们不敢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巩固中，我们中国有七、八千万吨钢就巩固了。帝国主义那些条约，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是患了肺病的钙化组织，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巴格达条约搞了一个洞，中心突破，伊拉克一天早晨就变了。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渗透，我很欣赏×××说的他们怕我们穿过去，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是薄板墙，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是整中间地带的，他们没有机会整我们就整中间地带，并且互相整，英美整法国，又限制西德。我们宣传反对紧张局势，争取缓和，好像缓和对我们有利，紧张对他们有利，可否这样看，紧张对我们比较有利，对西方比较不利。紧张对西方有利的是能够扩大军火生产，对我们有利的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七月十四日早晨，伊拉克的盖子揭开了。紧张可以使各国共产党增加几个党员，可以使我们多增加一些钢铁、粮食。美英在黎巴嫩、约旦晚走一些日子好，不要使美国变成好人，多呆一天就多有一天好处，抓住了美国的辫子，有文章好做，美帝成了众矢之的，但宣传上不能这样讲，还是讲立即撤退。
禁运越禁越好，联合国越不承认越好。我们有经验，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何应钦不发供给、不给钱，我们提出团结自给，发展大生产，搞出的价值不只四十万元，棉衣也穿上了，比何应钦给的多得多。那时如此，因此现在各国禁运也有利。最好再过七年再承认。七年计划分三阶段，苦战三年、二年、二年。那时我们可以搞××到××万吨钢，面前有一个敌人，紧张对我们有利。
第十三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是深耕问题。目前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问题。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一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机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翻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可以一亩当三亩，现在全国每人平均三亩地。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将来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然后过几年再缩一亩。过去平原绿化不起来，到那时就能绿化了。如不深耕就无这种可能。
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
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题，协作区或较大的省可以生产轻武器，如步枪、机枪、轻炮等，武装民兵，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造那样多枪可能是浪费，因为我们不打仗，浪费点也要搞。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再用六年时间四人发一枝枪，全国共需一亿枝枪，每人发几十发子弹，必须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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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加的一段话（一九五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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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
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加的一段话
（一九五八年八月）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企业，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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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西哈努克时的讲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7)
接见西哈努克时的讲话（摘录）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
学生数目也要控制一下。小学没有关系。中学要控制一下，因为没有那么多事等着给他们做。……
不要搞普通的学校，要搞些技术学校，农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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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天津时的谈话（汇集）（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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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
视察天津时的谈话（汇集）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
（建立地方独立工业体系的指示）
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你们怎么样？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视察天津大学时的指示）
（天津大学张××校长向主席汇报学校情况说，这个学校已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还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
主席说：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有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河南省长葛县有的中学勤工俭学搞的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没有学进去。把脑筋学坏了。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
主席问王元之同志：天津中学有没有搞勤工俭学？（王元之回答：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搞起勤工俭学来了，六十多所中学还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
主席说：好啊！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
毛主席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毛主席对天大在短时期办起许多工厂很感兴趣。）
毛主席说：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五十岁以上的教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的、中年的都要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
（张××校长汇报说：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献礼，昼夜突击，说服他们也说服不了。）
主席很关切地说：连夜搞是否把人搞瘦了呢？还是注意有节奏的生产，有节奏的休息和劳动。
毛主席还指示：
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
一是党委领导；
二是群众路线；
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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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山东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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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视察山东时的谈话（摘录）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毛主席特别强调布置各项工作必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计划、指示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领导。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你们的小米长得不好嘛，我看群众的干劲太少！
好，你这个人（指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主任李书成。）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大干的。
你好，你（指山东省农科所付所长秦杰）学的学问能用上了。
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你们研究一下（棉花）为什么落桃，（棉花落桃）的问题，是否可以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
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在接见山东著名的劳动模范，农业社的干部们时说）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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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徐水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4)
视察徐水时的谈话（摘录）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这妇女解放得很彻底哩！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这个县是十一万多劳力，抽出了四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七万多人搞农业嘛！
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搞了九十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祝你们丰收！秋收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这里的干劲不小哩！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啊？（徐水县委书记说：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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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殖民主义者侵略西亚（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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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
谴责殖民主义者侵略西亚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在印度新任驻华大使向他递交国书时致答词说：
“目前由于殖民主义者对西亚的侵略，至使国际和平受到严重威胁。”
毛主席还指出：我们“必将更加高举五项原则的旗帜，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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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指示谈肃反斗争宣传等问题（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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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指示谈肃反斗争宣传等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传达）
文章发表的面比较宽了，目前可以采取少而精的原则了。
群众的检举很有作用。这要大大提倡。反革命最怕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报社有几百封条信。有材料，应写成新闻，读者知道自己的信有了下落。对反革命分子也要进行神经战。使他们知道我们发动了群众。并且进一步号召群众检举，写成社论。
不要把自由主义当作政治上闹独立王国、反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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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应举社社长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1)
接见应举社社长时的谈话（摘录）
（一九五八年六月）
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民政工作就是作人民工作，不要怕麻烦。
（见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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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0)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这次会议开得不错，有些同志的发言得好。（××专门请主席看几个同志的发言。主席看了张宗逊、刘亚楼等同志的发言。）张宗逊同志的发言很好，我赞成。这是经训总四级干部会议逼他写出来的，可见一逼就写出好东西了。只有一点我不同意，那就是张宗逊说他犯错误是因为没有很好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不对，应该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这次亚楼同志的发言也可以。这说明军队同志是有水平的，可以写出东西来。最好组织一些军师级同志发言，写写东西，因为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接触下面，写的东西能够理论与实际结合。会议内容应该丰富多釆，也要介绍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在文章中讲话时，不要批评苏联，教条主义是我们学习的问题，不是苏联先进不先进。
我军队开始就存在着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古田会议斗了一下，但没有说服有错误意见的同志，有的同志到今天还坚持着错误路线。肖克同志不仅有教条主义，而是个军阀主义，有资产阶级思想，教条主义、封建主义思想。
战争中按照苏军条令执行是不行的，还是搞自己的条令。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做教条来背，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要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现在教条主义者主张抄苏联，请问苏联当时是抄谁的？“八大”决议中有一章关于技术改革的问题，按照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提得不妥当，就是过分强调依靠苏联的帮助。争取苏联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如果过分强调依靠苏联援助，请问当时苏联又依靠谁来援助呢？
工农业大跃进，打破了迷信。我们在×年可以赶上英国，×年至×年赶上美国。明年我们钢产量，将达到××——××万吨。据说东北一九六二年即可产××万吨，这是整风的结果。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形成工业大跃进。军队训练已经八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也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战斗经验的同志，要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有些人提出苏联顾问同志看我们不抄他们的，就提意见或者不高兴那么我们就可以问这些同志，你们抄不抄中国的？他们说不抄，我们就可以说，你们不抄，我们也不抄。
××为什么革命胜利后没有搞好呢？除了对前一段未深刻检讨，接受历史教训不够外，一是迷信旧的东西、旧教条，二是迷信洋教条，迷信苏联，三是迷信自己。这个人工作很积极，很努力负责，就是方向不对头，政治上不够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放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但我建议在写决议时只要达到分清是非，搞清问题，就不要写出犯错误同志的名字。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没有写出名字嘛！
×主要是迷信洋人，有自卑威，没有打破迷信，不以自己为主。现在一个合作社也要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不然就会落后。湖北省新洲五个合作社搞得较好，麻城差点，可是新洲没有注意把自己的经验总结起来，而麻城派人到新洲学习，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推广，结果麻城工作跑到前面去了。军队过去打仗，还不是把下边打的经验总结起来，再去训练部队，又再去打仗吗？我们各种工作都要注意总结好的经验，加以推广。
苏联打败过十四个帝国主义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林总插话：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要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去我们就是研究敌、友、我的情况的。再翻译美国、日本的东西，将来美国在东方战争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况。对苏军的经验是要学习的。装备技术天天在发展变化，学苏军的技术经验也要用发展的观点去学。过去俄国人很怕拿破仑，因为他领兵曾打到莫斯科，最后俄国人又把他打败了，所以俄国人经常宣传他们比拿破仑还厉害。目前苏军顾问搞的东西（作战计划、想（？）都是进攻的，都是胜仗的，没有防御，没有打败仗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些人说，总结抗美援朝战争是经验主义。要知道朝鲜战争是个大战，我们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一定要总结。至于他们说我们是经验主义，那么，我们就说，你们搬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西也是经验主义。
肖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来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
关于学习苏联，对内讲“批判地学”，为了不引起误会，对外还是讲“有分析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最重要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定要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这一点要向苏联同志讲清楚。学习苏联，过去学、现在学，将来也要学，但学习要和我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同他们讲，我们学习你们，你们又是学那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苏联专家现在也有了转变，苏联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朱可夫事件后有转变。（陈总插话：据归国苏联同志他们也讲：来的时候是带着我们的经验来的，回去的时候是带着你们的经验回去的。）这就说明了大跃进的形势，不但鼓舞了我们中国人民，同时也鼓舞了苏联同志。（林总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主席曾说我们写的社论比真理报的社论水平高。关于上层建筑问题。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他们的战术，思想性，群众观点有问题。半学，就是学海陆空军使用，诸兵种协同。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技术科学，现代化战争组织要学，但也要用我们的群众路线的办法来学。要趁我们这班人还没有死之前。组织一批干部很好地把我们的一套搞出来，传授下去。）这样好。
李世民，曹操等，他们都是会打仗的。中国过去是有些东西的。凯风同志曾说《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列主义，我问他看了没有，他答不上。可见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就武断地下结论，是不妥当的。（林总插话：《孙子兵法》是有唯物论，有辩证法，《孙子兵法》是部集体创作的书，有孙子、孙膑、曹操、杜预等人。）
破除迷信是成都会议提出的，四个月来发展很快，八大二次会议后。更在全国全面开展，如鞍山，原计划产钢××万吨，但现在变了，到明年就可能达到××——××万吨钢。他们也搞大中小型结合，土办法洋办法结合。据×××同志从东北来信说：东北第二个五年计划可搞到××万吨钢。有了钢，有了现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我赞成多生产一些轻武器，武装广大民兵。（林总插话：民兵很重要。）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粮、钢，机械少，现在搞出了东西给大家看看。
海军发展值得研究，刘导生发言稿中提出十年搞××万吨位，这太少，最好搞××万吨位。一九六二年我们可搞××——××万吨钢，要这么多钢干嘛？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我们东边有日本、冲绳、菲律宾，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报复，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问题。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为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总插话：×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万吨钢，有××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
原来认为军队有很大的捞头，现在只有×多万了，考虑还减不减？去年减××万，留××万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情况不同了。
我准备下次座谈会上、专门讲部队整编和干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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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插话（根据记录整理为九条）（一九五八年六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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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插话（根据记录整理为九条）
（一九五八年六月廿三日）
一、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是没有，一种说是有，一种说是很多，一种说是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二、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
三、现在形势很好，特别是国内形势很好。现在我们要抓三样东西，粮食，钢、机械。×××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华东五省（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今年可以增产粮食××亿斤，如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作一个单位，两广、云、贵、川作一个单位，也各增产××亿斤，这样即使不算东北、华北、西北，今年就可以增产××亿斤。钢一九六二年可以达到××万吨到××万吨。赶上美国不要×年，×年×年就可以了。×年可以赶上苏联，×年，最多×年就可以赶上美国。有了粮食、钢、机械、十年内又不打仗的话，人民解放军大有希望，威力会大大地加强。到那时候，肖劲光同志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主要的，新的还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四、肯定讲我们要学习苏联，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过去学了，现在要学，将来也还要学。苏联的经验有三种：一种是好的，我们用得上的，就要取“经”；第二种是不好不坏的，要取其好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坏的，也可以研究，引以为戒。所以对苏联的经验要有选择地学。苏联顾问、专家，大多数是忠心耿耿的，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应当肯定。我们对他们应当做兄弟一样看待，不要把他们当做客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坏的只是少数，个别的，也有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他们就是有一个缺点：政治水平不高。有问题时要好好同他们研究，商量问题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团结诚恳对待他们，也要有批评，有斗争。这一方面第二机械工业部做得很好，向专家宣传我们的总路线，专家也说要向我们学习，批评我们有些人有依赖思想。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教条主义而否定一切。
五、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整。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搞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六、军委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一定要改进，方法就是一年去摸四次，像地方一样，有系统地去摸。住北京的人，官气多一些，政治少一些（现在有改进），因此要注意这个问题。军委领导要改进，下面有批评，我看这些是好的，要求高一些，都是为了改进军委领导。今后军委这样的会要每年开一次。今后中央开代表会议应多吸收军队同志加强，如地方上应相当地委书记以上参加者，军委师以上党委书记可以参加。你们不是说文件看不到吗？这次给你们多看一些。你们参加省委没有？（刘培基答：我们有八个人参加福建省委。）福建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知道的。
七、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指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反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八、王明至今还向苏联告状，告我三个东西：一是反对共产国际；二是搞个人崇拜；三是强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都做检讨。×××说：共产国际有错误为什么不能反？×××就是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他说得很对，××同志的这个报告也要印给大家看看。
九、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资金是××亿，由于没有经验，加上教条主义地照搬，浪费了一半，本来可以搞××亿的事业，可以做更多的事而没有做到。好处是取得了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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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8)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这次讲话不是指示。先讲几点意见供参考，是否对，供讨论。只当做问题提出，几年来习惯于这种形式，你们什么时候起来的？今天？我是昨天起来的。大家比我高明。经常接触实际。对军事没有抓。这几年，有同志批评了军队。但他也有责任，我有点单打一，这方式曾提倡过，但有时也有缺点。军事工作基本上作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也怪我去抓别的了，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头一页上讲不唱天来不唱地，开头先唱香山记。事情总是这样的。我这几天，不唱天，不唱地，开始先唱别的戏。这事也难免，唱《打渔杀家》不能同时唱《西厢记》，如红线女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据说有二百个，其他的时间不搞工作。虽有理由。但也不大好，有个空军政委说，他这次参加会议很荣幸，沾一点边，是否中央间接有点责任，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这是提出了问题。这次检查首先检查军委和各部。不要针对各军区，他们可以同去检查。你们越压迫我，我越舒服，中国人不受帝国主义压迫不起来革命。人不逼不革命。帝国主义压迫劳动人民，实际作了自己掘墓人。当然你们的压迫不是帝国主义的．是督促的意思，否则我们不会动了。事情关系到六亿人民，关系到世界持久和平问题。
军委几年来工作基本对的，但有很大缺点，责任首先在领导。
国内形势起了很多变化，几亿人民起来奋斗，这次会议批发了富春、先念、薄××、冶金部、一机部几个文件，希望大家很好地阅读（主要讲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值得仔细看看。现在我们国家的问题是：一曰粮，二曰钢，三曰机械。第一是粮，最重要，如若不相信，让厨房停伙三天行不行？现在的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每人千斤”（六千五百亿斤）今年可能增产一千亿斤，达到四千七百亿斤到四千八百亿斤。“苦战五年，争取达到每人一千五百斤”。到那时，我们的腰杆硬起来了。二曰钢，今年计划：五年之内争取六千万吨，要接近苏联（七千万吨）明年可能超过英国。从工业方面想办法，干部一年下去四次，抓四次。军队也如此，你们要我管少了，是要我多抓，驴驹子喜欢人骑，中央这些驴驹子也要有人骑。如果没有钢，不能造机械，炼钢本身也要机械（平炉、轧钢等）的发展，电力、石油、炼油、采矿都需要机械，还有交通运输机械（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农业也要机械（拖拉机、排灌机械等）。
当前是粮、钢、机械三个重要问题。
军委会开的很长，但还要准备很长的开，多则一年，少则三个月，最少一个半月。反正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六十条中有一条抓军事，同样每年要搞几次军事，过去中央抓得不够，现在愿意抓了。现在各方面进步很快，首先是地方，特别是农业方面。这是说中央各部门是有缺点的，多了一点东西，少了一点东西，多了一点官气，少了一点政治。南宁、成都会议，八届二次会议后，政治扩大会议后，有很大进步，不能说他们“一多二少”了。官气少了，政治多了。军队有的同志讲，工、农、兵、学、商，兵在老三，现在落后了，如果有些落后，是领导上有缺点，像今天这样的会议开的很少，这几年主要抓农业，搞出一套办法。解决了，以后搞工商也都弄出来了一套，还有一“兵”和学都往那里开会（康生：前几天主席讲：工农兵学商，农搞出一套思想解放了，工业也基本上搞出一套，商（财贸）也如此，只是兵与学未搞出一套来，意即“兵”“学”落后、思想落后。）开始动了。（康生：前几天主席的话有道理，教育的确还未搞出一套中国形式的来。）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教育。民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特点相结合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大众的——走群众路线的。教育与广大群众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留同志们三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有何迷信？思想没解放？这次会议务实太多，务虚不够，讨论中的时间不够，也可以看出这问题。大跃进中，群众思想跃进，教育工作跃进，我们领导思想仍落后。（主席把军事与教育会议并列，军事会议比我们务实多，时间多，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实的问题）我们这会有点事务主义，（他们的会还要开一个半月至两个月）这两方面都在开会。军队的落后，不是全部落后，中间脱节，可能上层热情少点，但也不是上层都如此，军事干部对我说：“各方面是大跃进，军事进步不够，心不安。”这是好的，经过这次会议后，会起变化的，军事会议要开得好，要讲清道理，达到一个目的。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五千万，地方比苏联小一半，但是比较好是温带，海岸线长，达一万二千公里，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这国家有山有平原，山是西边，平原在东边，这有好处，使水位落差比较多，可建水坝利用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苏联早一些，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算起，已有四十七年；俄国是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时间很短，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有三十八年，我们落后，但革命是自己搞成的，自己找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原理，也是一种辩证主义的原理，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作用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什么？在莫斯科会议前，我们有五条，后变成九条，这种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结合不行，因中国有其历史的特点，照搬不行，有过照搬，党的历史上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结果受到很大损失，但也有很多好处，给了我们教育，得了很多经验，同样的，凡是我们的敌人也给我们很多教育，也有好处。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等，再如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有些是党内性质的，王明现仍在党内，但他走到何处？将来再看，这人一开会就有病就是了。政治上犯错误，军事上也一定会犯错误。写过游击战争小册子，古田会议决议案是总结那时经验，划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军事的界限，那时这种界限不清楚，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军队中有两种路线，有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军事学，一套资产阶级管理制度很有兴趣，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谓外行指当时军代表政委不能领导军队，这种现象过去存在，现在当然不存。有些同志认为要领导军队非学过军事不可，你们大家是否进过学校，没有的。这不是说过去在军队呆过的同志没用，他们起了很大作用，没有他们革命要迟好几年，俘虏兵也有作用。（过去内战中俘虏兵也是内行）。
如果是缺点，大家都有，四军九次代表大会有那么一股空气，对资产阶级军事学特别有兴趣。林彪虽进过旧学校，但他反对那一套，另搞了新花样。实际上资产阶级军事管理制度无非是打骂制度。这一时期，喜欢旧的资产阶级军事学，管理制度那一套是一种什么思想？可叫作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后来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教条主义王明路线时代，有个外国人（李德）反对诱敌深入，反对游击战争思想，说是上山主义，他们要正规化，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此时旧的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归降洋教条主义，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实际也不是归降，而是两种教条主义合作，结果把我们的工作送掉了，来了个大游击，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穿过地球的中心。其他根据地也犯过错误，中央苏区还来了一个大扭秧歌，一直到陕北。
我们党有三次“左”路线，两次右倾路线，结果军队搞少了，受损失。但也有好处，取得经验，经过遵义会议，延安会议，延安整风，釆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把绝大多数同志说服过来，纠正过来。因此，不能说军事没犯过错误，正因为犯过错娱，蒋介石请我们走，我们就走了。长征中还有一些，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反中央。以后转入抗日战争时期，有些人犯过二次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若按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今天没办法在此怀仁堂开会和看梅兰芳的戏。
抗战后，解放战争中全党全军没有基本分歧。一九三八年六中扩大全会上讲述游击战争的好处，可建党建军建政，由九十万游击队变成四个野战军，主要说抗战，解放战争不是按洋教条，也不是按资产阶级教条办事。而是按照自己的一套，当然也参照外国经验，不是按着两种教条主义取得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胜利后，我们又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抗美援朝战争不是小战争。苏联同志讲过，在朝鲜战场上，敌空军的威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未遇到过，当时我空军不能到第一线（敌后）。第二线（三八线）只能在后方顶一下，在当时情况下，打败美帝国主义很不容易。有人说我没参加世界大战，不对，我们参加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厉害的战争。美国陆军怎么样？不清楚，总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在战略上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纸老虎，但是在战役和战术上要看成是铁老虎。
胜利后办了许多学校，产生了教条主义，请那么多苏联专家来，教条主义自然有了。到底有教条主义没有？对此有四种看法：（1）没有；（2）有，不多；（3）有，不少；（4）有，很多。那种对请大家讨论。
党的历史有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制度；一种是无产阶级接受外国的军事学和管理制度。对这两种都作过斗争，克服过。
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是否有？我看有点，分量问题可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的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没有。只写过几篇文章，那时有一肚子气，没有气也写不出来。王明由苏联回来，王明速胜论。（写文章说四年抗战胜利）当时有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党内主要批评速胜论，对国民党则主要批评亡国论。那是应时文章。现在的一套我不懂了，小米加步枪，我是看过的，辛亥革命时也背过。后来南、北议和，成了外行。
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
这次会议要作点决定，大的一个，小的可几十个，成都会议就是这样（三十多个）。实事求是讲道理，大家说，大家要讲心里话，我们也提倡直道心事（坦白、交心）。直道工作，有人怕讲了穿小鞋，穿有什么要紧？共产党怕穿小鞋？中国过去女人都穿小鞋。三寸金莲不妨碍她们生四万万五千万人，共产党人怕什么？穿上几十双有何要紧？我在成都会议讲过五条，杀头当然不会，我们提倡交心，我向你们交心，得罪人有的，总之要插旗子，不插红的就插白的或灰的，不要讲出话来过多斟酌，讲话可以，今天讲话也是乱吹，写出稿子就困难了。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全军团结，要团结起来，必须把问题搞清楚，否则不会真正团结，军人要爽快，交心才能达到团结。
为何要团结？要争取时间，最好十年不打仗，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有二十一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照二十一年算，还有八年。那么我超过英国只要三年，或者明年就差不多，再有七年超过美国，现在蒋介石台湾很小，但还神气，常搞出飞机来。如果我有一亿五千万吨钢，那时只要吹口气，他就要走路了，现在打雷他不理，再有七年，有强大工业，苏联有七千万吨，我有六千万吨，一九六七年可以超过苏联，接近美国，十年可以超过美国（有把握超过），到那时导弹工业，原子弹许有可能。
部队一年要开一次会。心里有一个方向，不要糊里糊涂，对肖劲光要讲明白，海军重要，但现在还不行，可是大有希望。明年可能搞到两千五百吨钢，事情也难说。谁想一亩麦子产四千五百斤，粮食今年可增产一千亿斤，也有同志估计为一千三百亿厅，我估计增它百亿斤有把握，一千三百也不反对。总之，国家强大，军队也必然强大，有七年可能接近美国，十年超过美国，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为此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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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7)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
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的工业，那有现代化的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一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
“既不能令，又不能受令。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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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原子弹、氢弹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6)
关于原子弹、氢弹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六月）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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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八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5)
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
（一九五八年五月）
中国人民得到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友谊，感到非常高兴。……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我们是站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一条战线上，相互支持，相互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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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4)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材。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曾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是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宇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凤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凤，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风起于青萍之末。侵谣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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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九五入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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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一九五入年五月十八日）
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和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搜集材料，编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大都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瞧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罚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的证明这一点，那就鼓舞很多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许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后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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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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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各行业搞各行业的。
科学家华罗庚是个中学生。
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是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付业，慢慢搞成了专业事。
当然。美国也有发明，但发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
一个人能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龄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二、三十岁敢于幻想，人学问多了，不行了。
白蚂蚁全世界没有办法．广东一个只读过中学的青年学生，想出了办法。
中国楚人卞和（即“和氏之璧”的卞和）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脚；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脚，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把璞玉于荆山之下。经过玉石匠割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
瓦特是个工人。
富兰克林是小报童。
种试验田要三结合一一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工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就是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用这些材料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己起来创造。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在天上？算不算神仙？是不是洋人？大家答复都是否定的，他们就有迷信。
两次讲话，一是破除迷信，二是讲国际国内形势，第三是讲灾难。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争。
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便农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八十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斤斗还是住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是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能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中国工业化道路，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不提和苏联比，实际上是和先生比。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对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包括思想在内），但不没收。人不灭掉，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搞恩赐观点，阶级斗争又过分了。
国内形势主要是农民问题：水、肥、土、种、密、深翻土，长葛县的办法是一个典型。
我主张重工业，冶金、机械、化学、煤炭、外贸都要讲一下。宁可迟一点闭会。
二十六个省、市、区，十三个发生问题。政法系统，文艺系统很乱，是全国性的。
两种：一种是右派分子。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
有几个文件印一下。王明和库西宁的谈话，天津一个支书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给主席的信。
天津支部书记很好，没有软下去。因为过去没有告诉那么多人，放不放，在那时是跟不上的。清华大学烂掉一个支部。
还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印一下，其中讲所有制基本解决就对了。但在相互关系即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没有解决，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是有点过分乐观，料不到还要搞这样的大革命。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会有斗争，要用长期的斗争来肃清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深厚的影响。单独一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免不了的，在所有制基本解决以后必须另搞一次。这次这场革命，没有料到几个月就解决，整风提前也没有料到。当时的整风是由于形势逼着而来的。同资产阶级斗争是必然的，但“反冒进”也促出了右派的进攻。借右派之力来整风，我有自觉的。放出来再想办法，斗几下再说。青岛会议印成了一个材料。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很坚决。提出：共产党倒了怎么得了？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无沦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经过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选举有什么意见？头上不长角不好，多了也不好。牛角两只角，正好，四个就多了。候补选一批就平衡了，候补多几个也没有问题。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7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大跃进不要太紧，红专学校学生上课都打瞌睡，这怎么行7中央苏区二次反围剿，两个星期打了五次仗，很少睡觉，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突击。要注意不要太紧，
协作区如何搞？是否定之否定。
大会后休息一天，再开两天会，每省一个，中央若干人参加就行了。
八月五日再开会，我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敔、军队。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
除四害，全民大动员，五岁的小孩都调动起来了。
各省党内出了问题的，要写一篇发言，有时间就讲，无时间就书面印发。这次会议的发言印一本丛书，事实上是自己评比，许多好经验非常丰富。
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以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议。
深翻学长葛县。一年不行，三、四、五年翻一次，总是可以的，增产一倍。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如“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这两个词。苏联，美英等国的读音都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就和外国的读音完全不同。自从秦始皇以来，从来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过去谓枣秋之邦；到了满清末期，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怕了，都变了奴隶，感觉不行了。从前骄傲，现在又太谦虚，来个否定之否定。
明年一千一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如果五年能达到四千万吨。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国。
中央一年抓四次，一次党代会。省抓六次，两次大检查，小抓四次。
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你多我也多，农民有，就等于我们有。
森林下放，地方包干。
竹子要大发展。北方不长竹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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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1)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三）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
（一）再讲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没有？搞了四十一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门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多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坏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识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门，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好多官僚主义者，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7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7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宇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作，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凤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机，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小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五）讲一个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娄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数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并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灾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零五举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火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的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设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的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由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旗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悬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游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产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再开三天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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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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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一、国际形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的。这个卫星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几个月以后；一年、二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的，两千公斤的。我在莫斯科议会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以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乱子比较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们阵营，它不算，不是我们不要，是他自己不干。我们阵营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没有那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乌云，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十条证据，证明我们从来就行。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究竟那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内，南京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没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可惜只有一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话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惭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那一年才看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七年来全国团结，就推翻了蒋介石，现在又要团结起来建设。七大有个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纲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不详讲，看材料）。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没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支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付武装的，是全付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那个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是一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的十二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参加这次大会的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个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了，危机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经过的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证明劳动人民被压迫者有生命力。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它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同志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二、国内形势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们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几个合作社的资料，那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没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产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不相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说的秋后算账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内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人喊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那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
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还要注意工作。谭××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往人代去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二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士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这扯远了，主要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串连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是要搞几个，抓几只麻雀，然后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现、方法论、认识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实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以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入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个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力争到四川，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西。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要向先进看齐……。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斤，就是早也要增产五十亿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些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三、除四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化的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一一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一一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后来居上。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么！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么！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么，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三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苏联经验。几个并举，群众路线，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的很好，斯大林这方面不会讲。列宁讲不管多大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十三年三千万吨可能超过，数字不着急。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富裕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
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好。又紧张又松弛，太紧了也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我们能行吗？
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斗争是为了团结，大中小结合，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那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居心不良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合乎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没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依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比如经济斗争，我们釆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和平土改，没有斗地主，没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不要恩赐观点和平土改。没有阶级斗争。没斗地主，没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设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只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超可能再要七年。王××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些。我们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农村依靠贫农，不过他没有这句话。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类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陈再励、李峰、吴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都黑了...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又看清楚了。他们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筋一下于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无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动摇的。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能进攻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四、准备最后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和××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为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和××××、×××、×××××谈话，我们有×××参加，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兴趣。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的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么事我不讲。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讲过，我说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他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兰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做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没有？使右派中有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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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一）（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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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一）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
地点：中南海怀仁堂
我讲一讲破除迷信。
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
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同志在不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二月、十月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没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指主席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
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官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过，还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他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一九○三年）创造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吴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作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有个黄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一个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的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
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
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再论”说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成为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
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真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
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的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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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关于苏联专家问题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8)
对宋××关于苏联专家问题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的不高明，因而双方隔离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队伍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专家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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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工作的十七项指示（传达记录）（一九五八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7)
对当前工作的十七项指示（传达记录）
（一九五八年四月）
当前有十七个工作：
（一）十年农业规划：1、水利规划：全国大兴修水利，甘肃省五八年一千一百多万亩，我省原定三十二万亩，有保守，现为九十二万亩（解放前全省为九十四万亩）认为差不多，现在看还落后，五八年要修九十四万到一百万亩，解决水利。2、肥料：要作到上万斤肥，打千斤粮。3、土壤改良：盐碱地的改良（如柴达木等地）。4、选择优良种子。5、改制、改良（农业技术改良，深耕细作）。6、病虫害的消灭。7、推广新式农具（包括农业机械在内）。8、副业发展：副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副业为了支援农业。9、发展耕畜。10、绿化。11、除四害。12、消灭严重疾病（传染病）。
这十二条中央、省、地、县、区、乡、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要作出规划。
（二）另有十二个规划：1、工业规划（主要地方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副业；5、森林；6、渔业；7、牧业；8、交通；9、商业；10、文教；11、科学；12、卫生。中央、省、地、县都要作出规划。共为二十四条。
（三）反浪费问题。要开展反浪费运动，国务院将发指示，贪污也要反，贪污不是大量，浪费是大量的，特别在建设方面浪费最大。×××同志讲：“浪费很大，各个厂（场）矿都有浪费，反掉浪费就能积累建设资金，他说柴达木建设（工薪）不降，不管有多少油，我主张不降。”增产是两个方面，即增产，节约。增产不节约就浪费了增产。
（四）正确解决农村积累和消费问题。在合作化开始一二年，为了显示合作化的优越性提出多扣少分。现在是要多积累合作社的资金，一个合作社的积累也是巩固社的，没有社的积累，社就无法巩固。可考虑50％作为社的积累，50％分配。合作化后，农村的情况是26％的农户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现在不强调生活水准，主要发展生产，现在不是要吃好，穿好，而是要真正苦干五年，艰苦奋斗，如果一人少用十元就六十亿，这对国家有好处，有了积累才能建设，有了建设才有希望。积累资金的办法：一种是国家的积累（包括企业事业公益金）。二种是合作社积累（合作社的公积金、公益金）。三种是国家税收积累。
全国取得一条经验，一些建设国家投资就搞不好，凡是自己动手就能搞好建设，要大量的依靠农业人口的劳动力来建设水利。自己搞水利建设就搞好了，靠国家投资搞水利就没搞好。
农业合作社里，可以搞社员个人向合作社投资，作成合作社的积累，来建设农业，集中生产，但不能强迫社员投资。青海一九五八年搞一至三千万积累，有些人是有钱的。
（五）搞试验田问题。各个党委要搞试验田。黄安县搞的好（土地不好）亩产八百斤，原因是人的作用，经营的好，黄安县提出千斤县，主席指出：中央到县都要搞试验田。牧业区搞牧业试验场，要抓紧搞先进，不搞落后。人的作用是主要的。要具体领导，什么工作都要具体领导，搞农业就要搞试验田。县、区、乡都搞，就能搞几十个，几百个场子。工业也要搞试验，这方面的干部不要住在楼上办公，应到工厂（场）去办公。搞出经验来，办学校也搞试验，文教厅的干部可搬到学校办公。真正深入实际，这是领导的根本问题。
（六）红与专的问题。红与专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红专两个方面都搞（红是政治，专是专业技术）要批判空头政治家。批判不重视政治的技术家，只讲空话是不行的，有些人不红，就是白的。
（七）打掉“官”风（全国反官僚主义一般化）。要提倡干部有革命的干劲，干部要有朝气。现在的干部不论新老，应是越老，于劲就越大。
（八）二十四条规划，省、地委在六月报中央，县委的规划除报地委外，直报省委，乡区的规划好的典型与不好的典型选择报省委。
（九）除四害：毛主席指示，要求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它的意义不仅是除四害，它关系着人的健康问题。
（十）绿化问题。主席讲天天绿化，大规模的搞运动，如木林、经济林。有些省提倡上山，河北省飞地，农业社抽人上山搞生产，搞牧、农场。
（十一）认真地搞地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争取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王震参观日本的农业发现许多工业分散在农村，我们要学习日本这种方法。省、地、县都应搞工业。
（十二）开会方法，地区联系问题。开会的方法我们党内有许多好形式。主席讲大鸣大放大字报是群众路线的新发展，几级干部会除讲工作外，还要讲理论、思想问题。这样就能提高干部的思想性、原则性。这次反右派是理论问题，又红又专。地方民族主义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不从理论讲，永远不能解决问题，浙江省委书记××同志的报告是标准，我们要看七、八次，报告中第八、九部分是敌我矛盾，政治、思想、革命问题。上海市委的报告提到了思想问题。
地区联系，更好地互相配合起来。中央提倡互相联系，过去大区撤消是必要的，大区撤消后密切了上下联系（省与中央），地区的联系是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各省可以互相订合同。
中央初步考虑了七个点。1．以上海为中心，华东五省。2．武汉，两湖、河南、安徽。3.广东，包括两广、湖南、福建、江西。4．成都，包括西南三省、陕西。5．西安、西北五省陕、甘、青（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河南。6．天津，与河北合并，河北、内蒙、山西、河南。7．沈阳为中心，东北三省。
各省开党代会，互派代表参加。
我们也要搞中心联系，农业社也要互相联系。
（十三）中央领导同志下乡问题，一年至少四个月下去。
（十四）中央同志下去，不迎接，不请客，不唱戏，以免躭误工作。
（十五）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报告谈得很明白，反右派以来有人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存在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是敌我矛盾问题（二中全会决议指出）。两个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两条道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右派是代表敌人的），但是敌人一天天减少。右派十五万要超过，这些右派搞了，敌人的量减少了，但是矛盾仍然存在，敌我斗争还有。但是敌我矛盾不是主要的。人民内部矛盾占了主要的，敌我矛盾2％，同时是分散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也可以采取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反右派中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上下之间，这是长期的大量的，因此，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或者看不到敌我矛盾。
（十六）不断革命，（这是对工作而言）工作以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行，今后是一个接一个运动，经过这次整风，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今后是解决技术问题，十五年后铁的产量要赶上英国。十五年，党的任务放在技术问题上，政治是统帅，灵魂，只有红不专，当空头政治家是不行的。工作要比赛，比先进与落后，全党要钻研技术，不钻研技术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但要红就要学习政治，要有共产主义思想，提拔干部有的人说不要德，有才就行，德是坚强的革命意志，没有是不行的。另外，要有技术。十五年后要消灭阶级，那时有没有革命，有没有斗争？还是有的。解决好了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不好就是敌我矛盾。苏联两个人造卫星的上天，证明科学技术超过了美国，因此，我们革命的干劲应赶上先进派。
（十七）对立面的统一。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有好与坏，才能比较出先进与落后。报纸也要宣传好的、坏的，大量的和主要的。比较的方法实际是积极性的比较。不但经济工作上要比较，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也要比较，主席讲一年比三次（党代表大会比，其他会议比）办法是：推广好的，批评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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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抚顺煤矿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6)
视察抚顺煤矿时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对于煤的综合利用问题，要好好的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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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5)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
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中国人算不算洋人？我们叫不叫神仙呢？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算。神仙是住在别的星球上的，我们叫凡人。别的星球上的人看我们，是不是也是神仙？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习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十五年普及，十五年提高，三十年后大家都是大学生，每乡一个大学。第一书记要当大学教授。
△每省都要釆取检查的办法，组织检查团下去，检查措施是否可靠。（安徽检查结果，有百分之二十是虚的），省委第一书记做团长，省长做付团长。民主党派也要派人下去。
△“搞水利，吃大米”，一下子讲到本质问题。人民看到前途，这么多人搞，总有希望。
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否则明年不好办，要留点余地。苦干三年，基本上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战了，我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真有假，都是真那不可设想。
（谈到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时）中央、省做样子好，还是不做样子好？省委先做个样子。
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其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从古以来，都是儿子此父亲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当然也有儿子不如父亲、学生不如先生的，一般是好。看戏的比唱戏的厉害。一般说来，戏剧的改进，主要靠观众。
△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后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注意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计划，雷厉风行搞，搞点油水给大师傅做菜。
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报纸宣传不要尽规划，要宣传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多注意了多快，好省注意不够。不好不省如何基本改变面貌？大话不必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喜功变为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无功而还。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猪八戒一辈子都自由主义，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好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高潮为什么会来，这是有历史的：（一）从前有过高潮（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下半年），有了经验。（二）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来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人们。有比较，有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一个“反冒进”。（三）为什么又高起来呢？鉴于“反冒进”不好。
△现在躭心又会不会“反冒进”，这么大的劲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势必影响上层建筑，那时议论又会出来（“还是我的对”）。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民主人士，就有不少在那里等着看我们垮台。又要刮风。党内中间偏右、观潮派，“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此时要和地、县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几化完不成怎么办？
△一曰好大喜功。打蒋、反右、灭资、五年计划，都是好大喜功，难道还是好小喜败？二曰急功近利。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阳。刘琨、祖逖闻鸡起舞，诸葛亮“不靖中原，誓不回师”。这不是急功近利吗？古人多得很。现在三包、定额、计件工资，这不是急功近利吗？三曰鄙视既往。就是要轻视过去。难道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西藏的奴隶制度不应轻视吗？伯达说：厚今薄古。四曰迷信将来。苦战多少年，没有将来有什么意义。
△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五百斤，北方三百六十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八百七十五亿斤）。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一不上天，二不入地，三不到外国。苦战三年，还是五百斤，三百六十斤。
△做一段，休息一天，劳逸结合，有节奏，波浪式前进，很必要。指挥劳动大军，两个战役之间要休息一下，连续作战是由战役组成的。
干一个时期，专门休息一下，悠哉游哉。成都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
技术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整风，打倒帝国主义，不是逼出来的？孔明的木牛流马也是逼出来的。一个对立物，把你一逼就逼出来了。
△大鸣大放，干部我压服你，我打通你，世界观基本改变了。过去人是两只脚的猪，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说是人民，讲得好听，事实上多多少少是这样。做了官都有那么点官架子。
从古以来，不听个人的话，只听空气的话。斯大林在世好像什么都好，死了什么都坏。
凡是乱得厉害（的地方），问题就接近解决。让闹，闹够，你们总是不通，一不让闹，二不让闹够。
△特大灾害要向群众讲一讲，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没有办法。
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股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只说压服地主，没有说压服群众。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蒋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
△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要有观点指挥材料，不要材料把观点淹没了。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先讲政治面貌（观点、思想），然后谈工作面貌，不能倾盆大雨，而是要毛毛雨（有些人一讲两三天，少则三个钟头）。不要企图把所有的观点都拿出来，这样人们接受不了。一个时候给人家几个观点叫宣传，一个时候给人家一个观点叫鼓动。又说政治水平很高，谈起来就是数目字。不谈政治，政治都没有，哪里有水平，政治与数字是官兵关系，政治是元帅。
干群关系，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承认的问题，只有我国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态度。列宁专门下乡，下厂，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特别是对官僚主义者骂得很凶。整风没有内外夹攻是整不好的。
经过大鸣大放后。看起来政治上是扎稳了根。如这次“双反”、大鸣大放，干部和群众不仅敢放，而且放得健康。干部、人民都有了经验，知道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应该拥护，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对什么人应采取什么态度。
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想看一看，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喊的：“看你跃吧！”“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
△毛主席指示：整风是纲，整风挂帅，生产是中心，带动其他工作。
△（在湖南×××汇报《群众的变化》问题时，谈到社会风气大变，农民安心在农村了）毛主席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如果许多人长期不安心农村要亡国的。这是非常好的新气象，应该非常注意。
△（在湖南汇报到干部普遍种试验田时）毛主席说：“这是全国普遍现象，在大跃进的面前，不仅要有干劲，而且要增加措施，空气要压得很紧。组织大检查的工作措施。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各省、地、县都要组织检查团去基层检查。今年是个非常年，今年好好看一年，以后胆子就大了。因此要很好组织大检查。各地要检查几次，检查很好。没有检查的要补上这一课。
△（在各地汇报抓水、肥、土的措施时）毛主席说：“这个问题还要研究。水利各省搞的也很多，特别是安徽搞了水利规划，搞了水网。
究竟什么肥（人畜、土肥、堆肥、绿肥），什么肥各占多少，如果是土，那就有问题。虽然如此，比过去多得多了，这也是好的。
翻地是很重要的，值得各省注意，把土大大翻一遍就能增产很多，这个经验值得很好推广。
△（在汇报到生产高潮中，相当多的干部强调稳，不前不后走中间时）毛主席说：“这是党内的稳妥派，实际上是落后，要把这种人抓起来，办法是不断提出新任务、新口号，使他们永远赶不上，这就推动了他们，他们就不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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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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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不会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一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现在划为中间偏右还没有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大约是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比较恰当。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十分之七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要调动他们，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改变，可以摘掉帽子。右可能转左，或转成中间；左也可能转为右，如考茨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如刘绍棠、陈伯华；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与前一个剥削阶级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反共，但不坚决，与蒋介石不同；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汉口有个资本家从汉口到北京就靠“拥护共产党，拥护公方代表”这句话吃饭，多一句也不讲。实际上思想没有多大改变。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的，是半心半意的。右派是无心无意的。经过去年一年到现在的斗争，这些人政治上正在发生着变化。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经过大鸣大放，农村、城市整风一胜利，一年生产的大跃进，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形势是人造成的。人成堆，多数人逼少数人。长江大桥、工业化等可放在形势里面。这个剥削阶级比较文明一点，我们也用文明的办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与反右斗争的方法不同。对右派釆取带点武的性质，无非是把他们搞臭。这是两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也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他们虽有三千万之多，但分散全国，在包围之中，处于孤立地位。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讲话，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只压服不说服。上海某大学一个女职员霸占一个厕所，不许别人进去。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所以，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乱，谁敢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理发、洗澡工人说自己不应该增加工资。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扳起面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红安县干部，老爷气一经改变，与群众就打成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宁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宁死早了，他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民，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读书，辩证法不甚通，唯物论也不甚通。脱离实际，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的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如济南有人说，（五七年）春季右倾了，只赞成夏季形势，不赞成春季形势。其实夏季形势也是不赞成的。夏季形势一文就说过，军队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不可用民主？可见这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去年一年，特别是今年丰收，苦战三年（基本或是初步）改变落后面貌，那时候人们就通了，真相信了，但还要写文章，用理论说服这些人。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他们肚子里是有意见的，不过嘴巴暂时不说，将来还要说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几亿人民蓬篷勃勃起来了。右派孤立了，三十万右派搞臭了，没有资本，资产阶级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对知识分子戴上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出英雄是左派，是我们这些人。将来犯错误的人，也出在左派，因左派有资本，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如××××是四十年政治局委员，脱离群众，一个工厂不去，一个农村不去。××××的好处，就是下去到处跑，人家说他是旅行家。当旅行家也有好处，过去我们打游击，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是南方旅行到北方，还要当旅行家。中央和省两级规定，四个月当旅行家，地县更多。这是赶出大门。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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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3)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生产高潮形成的原因。现在生产高潮是怎么来的？
（1）以前有过高潮，有了领导高潮的经验，一九五五年冬一九五六年春曾有过高潮……。
（2）反冒进的错误使许多人不舒服，使干部抬不起头来。但挫折对我们很有益处。一种搞快些，一种搞慢些，这样就有了两种工作方法的比较。反冒进就慢。这几年来两高潮形成了马鞍形，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春和一九五七年冬目前就高，中间反冒进就低。这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
（3）中央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三中全会和青岛会议上及时恢复了四十条，多快好省的和做促进派的口号。
（4）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群众干劲起来了，干劲足了。
两个战役之间休整问题。目前的生产高潮，动员群众很广。动员这么多群众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在战争时期，在参军上搞过大规模动员的。群众是个劳动大军，各级干部是指挥者，指挥者应当懂得在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
同时，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这个口号起了动员作用，不要改，中央还要再看一个时候，改变面貌，光挖沟植树不能算，粮食、油料和棉花增产，因为我们不是布置花园，做到棉、油、粮增产才算改变面貌，挖沟只是手段，不能算目的。去年我们注意粮食、肉，从明年起要大搞油料，各省要规划，雷厉风行。四十条要增加油料增产指标和措施，为了帮助兄弟国家也要提高，还可提口号（陕西种核桃，各地还可以搞什么），如为了支援东欧国家等，这样号召力更好些，对农民也进行了国际主义的教育。
关于“化”的问题。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
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要搞水利“好多吃大米”，这样就到问题本质了。口号新鲜，人民就看到前途了，很高兴。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化”了明年怎么办？还有什么干头呢？做事情应留余地。
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计划中的大灾除外写上去，要留有余地。
怎样才叫绿化，种上树不算绿化，真正绿化是从飞机上看一片绿才算。现在坐在飞机上看还是一片黄色。年年有工作做，不是没事情。五年能搞掉四害，就算好。
总之，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今年是历史上大跃进的一年，把经验总结一下。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
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楼看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就会说话，群众有怨言，就会从上而下的反映意见，影响上层建筑。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委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气，要搞措施，到十二月比实际，要看结果，吹牛不算数。实际上九月便会看出，比输了，活该。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像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那样子，增产有希望，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湖北省有这样的话：“鼓起眼睛看丰收，干部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会实现。”向农民讲清楚，可能某些地区有天灾，要鼓起眼睛看丰收，也要准备无丰收。要特别注意深翻地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几百个工也花得来。
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是将氧气砍掉一半。我们压缩还要加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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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四川省一个养猪场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2)
视察四川省一个养猪场时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
毛主席：（对饲养员）辛苦了，好同志！（握手）祝你们获得更大成功！
饲养员：全靠你老人家的教导！
毛主席：主要是你们自己的努力。
（对社长）能使你们全社妇女都当上模范吗？
社长：保证全能当上，毛主席！
毛主席：全当上模范未必得行吧！只能在二、三年内做到有一半妇女当上模范就不错了。你说我这个看法保守吗？（众笑）
毛主席：参观一下你们的养猪场好吗？
饲养员：欢迎，欢迎！毛主席多指教！
毛主席：别什么都要我指教吧，我和××都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在许多事情上，你们比我们内行多了，是吧？
毛主席：这是什么？
饲养员：是糖化牛粪，拿来喂猪的，猪很爱吃。
毛主席：真是新鲜事儿，牛粪也能喂猪！怎么个制法，介绍一下吧，（摸出日记本来作记录，向××说）来，我们都记上吧，这是群众的创造！从前我们就没听见说过。看来我们中国那句老话：“做到老，学到老”实在不错！
毛主席：（对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回家喂猪有意见吗？
饲养员：有啥意见呀！我一辈子也不愿意离开这养猪场哩！
毛主席：很好！可要把你学的科学，传授给群众才更好。
毛主席：……多看看先进的东西，眼光就会更开阔些。
（亲自给一头猪打了蛋清针，然后对××说）
这里的经验真不少，特别是代饲料，如果全国都推广，一年要节约好几十亿斤粮食哩！请记者同志在报纸上介绍一下好吗？
×××：办得到。
毛主席：最好后天见报。
（对饲养员）谢谢你们！对我们教育太大了！
饲养员：可有人看不起我们哩！
毛主席：谁？谁是顽固派？
（饲养员介绍一些人如何从轻视妇女到称赞妇女的成绩。）
毛主席：看不起妇女的人虽不多，但哪里总有几个，这不完全怪他们，过去封建制度对他们影响太深了，脑筋一下不容易转过弯来，又不能用飞机大炮来对付他们。那怎么办呢？我看除了加强教育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妇女同志们做出成绩来，多拿事实给他们看，看得多了，他们脑子里的那个封建王国就会不攻自破的。
（见《中国妇女》195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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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江峡》轮船员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1)
和《江峡》轮船员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对江峡轮三副、女青年石若仪说：“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接着，毛主席又问石若仪：“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当石若仪说到有四年多了的时候，毛主席转过去问杨大副：“你呢？”杨大副回答说：“三十多年了。”毛主席慈祥地对石若仪说：“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很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毛主席还说：“有些地方航道的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
毛主席对江峡轮船长说：“你的经验是丰富的，要多带徒弟，把技术传给青年人。”
（据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有关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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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批语（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0)
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批语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可以一阅。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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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的批示（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9)
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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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一九五八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8)
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
（×××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和汉族要密切，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使蒙汉两族合作。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族，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权，不管那里人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那个为共产主义，马克思作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许多地方被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首先要吃共产主义。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主义。
（×××发言时的插话）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大烟，国内每年用××万两，云南现有三十万两，烟土不要烧，收起来。技术革命开禁，不一定到七月一日。对整风无害。文化大革命也可开禁。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若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既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换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发言时的插话）
要把薯类、洋芋的名誉提高，列入正粮，不要叫什么杂粮。
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的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付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大家要多养猪，两头猪死不了。千斤社庆丰收，这不同于婚丧，吃一顿，每人×××，不必泼冷水。
大字报在农村可以推广。有四条好处：一、可及时议论国家大事，二、干部能听话，三、群众便于说话，四、不怕报复。这次会议作出一条决议，发一个指示。农村普遍贴大宇报。中国自有了大字报。
（×××发言时的插话）
北京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想去掉帽子。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摘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以。
（毛主席插话）
为什么不做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立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立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和管人是两面。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布置些问题，工厂报表要大减少。由几人小组负责整理一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出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来个专题鸣放。
（×××发言时的插话）
无产阶级之风压倒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现在有些虚，不是（实）计划，要措施，不要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计划会落空。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没有办法时，睡一觉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六十条你们要提出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金，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毛主席插话）
工业方面，全国平衡，超产部分，地方与中央分成，由地方调动。地方协作也可以平衡。六十条。加一条协作关系。
（×××发言时的插话）
八年中只有两个半年，大家很值得注意，肇源县去年百分之六十的亩产达到四百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乌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
成都灭鼠经验，不搞就不搞，要搞就两礼拜消灭。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清楚为什么会增长。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象医生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
我们苦战三年就可以赶上去。不要请他们来插手。要请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门。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协作会议应多开，一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不超过三个月。每次两天就够了。
“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头两年所需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人员．也可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有葫芦，照样子一画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毛主席插话）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得内行跟着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不是谭××等同志，靠些内行一百年也修不出来。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更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点款。
（×××发言时的插话）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作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迟了一点，但是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完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么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批评我们。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党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日所有制，一日相互关系，一日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不清楚）”“八路又回未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要继续搞。
（吴德发言时的插话）
（讲到要克服动口不动手的官气。安于现状的暮气。怨天怨地的怨气和制度，执行计划是春天必大，秋天必小时）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粮食三干七百亿斤，今年四千七百亿斤。靠住靠不住。有暮气，值得注意。
（×××发言时的插话）
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些情况，十年前陕北即此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土改区社会主义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全国有三个一千七百万（指人口）即陕西、江西，广西。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应普遍提高人工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读把土壤学宣传一下。
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四月间搞起来。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芦。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大家同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一次，一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员，一年作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红透。
中国历来男人是农民，女人是工人。女人是食品制造，纺织……男人造原料，所以男人心粗。
（谈到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三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钱多少可以分一点红。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分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
（毛主席插话）
（谈到三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那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没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会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
（毛主席插话）
（谈到水利局反对修东渠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覆盖面上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何研究培养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
（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谈到除四害、扫盲时）．大鸣大放，提出问题，几个星期，面貌大变。农民不见得那样保守。
（××发言时的插话）
公私合营全国取消定息，内蒙、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取。
（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多。农业，牧业都如此。……
下次会议，要把工业当成中心，大家要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一下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讨论一下。中央和地方合署办公。
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人广地稀的地方应用。二万五千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厂。水多的地方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厂。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小平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异议。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山东八个地委，两个反对省委，两个拥护，四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一条经验。
首先是阶级消灭，而后是国家消灭，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发言时的插话）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都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做，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有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当然按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座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的少，不在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以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太行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漭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两年，如工农业不大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
（谈到劳动中工伤事故时）工业也有，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五百人，一年一万多人，十年十万人，要有准备。
化肥太多破坏土质，还是以自然肥料为主。
河南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
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食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这样两本账，有伸缩，好些。
工业发展必然同购买力相符合，否则，像匈牙利工业产品没有出路怎办。工业产品必须和购买力平衡，这是一条原则。
党、政、军、商业机构缩小，技术机构扩大。
（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云南明朝以前是少数民族，以后才开始的。
（谈到水利化时）现在算成三年，大修水利。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些粮食。社现在可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并。
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房，不要茅房，这不发生爱国不爱国的问题。青岛、长春最好，成都就不如重庆，开封不如青岛。应有一个计划，十年内改变。房子样子搞好一点，不要封建主义，应搞些标准设计，采取因地制宜。几年丰收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建筑农民的房子。苦战七年到十年，改变农村房子的基本面貌。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
报纸是一个材料部，它反映很快，也很经常给我们提出问题。
过去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办事，反右派后，工厂并未搞坏，反而更好了，这是生产关系的改革。
中央的人没有上课，总有一天要比输的。比输也好，我们下去你们上来，一直下到当老百姓。
（周林发言时的插话）
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典作家没有讲，这个话不对，列宁说：“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承认，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未这样来说。工人阶级、共产党内部经常不统一的，参差不齐的。我们这些人那么统一了，三个月不开会就不统一了。因为各人所得的情报，材料和观点不同，就不统一。开会就是为了达到一致，不统一才开会，统一了还开什么会。
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
军队中废除肉刑——打骂枪毙，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调整矛盾的政策吗？当时推行这些政策不是长期工作之后才行通的吗？
各省市要准备出一点乱子，群众中出了乱子，领导中出了乱子，要有精神准备。不要采取赫鲁晓夫式的答复：没有矛盾。杜勒斯看到很多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有幻想，他读了几遍，他看见抱有幻想很危险，他就以全世界资产阶级总司令的资格说话，指出这个危险。英国报纸有些观念是对的，但他也摸到点气候。去年春季波兰拥护，中国右派拥护那篇文章，而左派摇头。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杜勒斯很赏识我那篇文章，他们注意七月一日的社论。他们很注意我们这些东西。资产阶级很注意研究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干部为什么不注意研究呢？美帝为什么注意我们的动向，因为它将要灭亡，总想看到我们的弱点，把芦苇当渡船。
请各省、市抓一下工业，抓一个月，没有一个月抓两个礼拜，然后到北京去开会．还要抓思想，抓理论，这是纲。以后口里要触到马列主义，现在是不讲政治经济学，不讲辩证法，也不讲自然科学，只要部门经济学。以后要略带一些理论色彩，报纸的社论，也应略带一些理论色彩，以此为荣。
大社可以办一些加工厂，最后由乡办，或几个乡联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工矿。
（谈到工商户要把股票给商联时）接受了被动，对内好，对外不好。每年只拿一百元，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帽子戴起来，对我们有利。要强迫他们要。他们交了股票，手里无股票，头上无帽子，政治资本就在他们手里。
群策群力。群策，即大鸣大放，大家出主意；群力，即大家动手。这个路线古来就有。
现在不科学的风气要转变一下。
（谈到民主党派誓师问题时）可以搞，交心可以，不要交服，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谈到工厂劳动强度问题，白天工作晚上出大字报出工伤事故时）应通报。着重要技术革命，大字报数量，不要追求。
（谈到少数民族闹事时）应当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解决。而不用战争去解决。贵州的事与川西不同，川西有五万枝枪，他先攻我。
去到少数民族地区，要批评过去欺负少数民族不对，解放后我们也有一个指头不对，不经常与群众说这一条，群众就会改变态度。
对四川西部藏族叛乱，八擒八纵，百擒百纵，比孔明的七擒七纵多九十三擒九十三纵，对杜聿明、王跃武，也准备纵。
（柯庆施发言时的插话）
（谈到工业的生产竞赛时）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搞个世界政府，地球政府，五年计划分工合作。
（谈到整改工作时）这与去春不同，去春夹杂着敌我矛盾，看不清楚。现在反保守，比反浪费目标鲜明，批评领导，领导觉得越批评越舒服。
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这些人要就不改，要就突变。
现在有些过去常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起来。资也破得差不多，无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
（谈到整风中工人当中阿飞和“废品大王”态度有很大转变时）过去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还统治着我们党，工人、农民，还没有兴起来。现在变了。无兴起来了，无的自由就扩大了，横竖自由××××，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灭掉。有些人感到不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没破尽。资灭多少，无的自由就有多少，有你的自由，就无我的自由。“废品大王”本来是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的，第五天资灭掉，无就兴起来了。
中间派现在是不敢动笔的。只要把无产阶级兴起来，他就有大的自由，才能写出东西。
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的很，知识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没有创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话。
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话。
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没有真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右派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遍的。
孔子是一个学派，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到汉朝的时候，政府才加以提倡和推广，之一学派得到发展。
在取消定息问题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于我们有利。
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净尽。必须向工人作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可以不动为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本。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的薪金高，说话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作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作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了解他们呢？
有些左派，例如邓初民在理论问题上是真左派，在政治问题并非真左派。
（谈到培养理论干部时）现在已经是理论落后于实际。
（陶铸发言时的插话）
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是不太完备的。没有这次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小学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山东的一个教训是没有划右派，没有搞臭、搞透，是非没有分清楚。鸣放不够，以致现在指挥不灵。广东问题较彻底。
全国青工、青农、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要在鸣放中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雪花膏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搞，但是苦战三年，不搞也可。
反对地方主义教育，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对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育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
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写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大，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销售点多设，排队购买的现象是可以消灭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份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价是有毛病的。
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一九五三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作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邓老根本不管“七届二中全会”，他搞“四大自由”，他说是河南取来的经验，但为什么不从西北坡取经，而从河南取经？
二中全会决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如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就看出其中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红军拿着武器，但是跟老百姓讲，平等，那是社会主义；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当时在陕北就讲那是另一种革命。当时在安寨发现一个安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为二中全会作了准备。但是没有唤起更多的人注意。例如邓老仍靠“四大自由”，也不跟中央商量，我说他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死不承认，直到七月三十日（一九五五年）他才缴出武器。因此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的，可以改造的，作为思想问题，经过严肃对待，坚持原则，改得彻底。但是有些同志对此却避开锋芒，表示宽宏大量，无非是怕不好混，不好共事，或者怕失掉选举票。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邓老讲过，要改造你的思想，不是撤你的副总理的职，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但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
革命路线吃过苦，经济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
（王任重发言时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没有料到的，如一九五六年斯大林问题，匈、波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小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
右派、反冒进都是对我们有压力，人民内部干群关系中也存在问题，心情并不舒服。经过整风反右派，关系改变了，大家的思想不得到解放，如铁道工人的节约，就可修六千公里的铁路。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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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六）（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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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六）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会议文件怎样处理，有些文件可以发给省、地、县，各省、各部选择一下，不一定都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必要可以印，反分散主义草案可以印发参考，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国内外反应可以印一本。至于这些讨论的指示，记录等，还要等候北京中央政治局发正式文件，不必全部印，也不禁止印，选印为好。总而言之，自己选择。
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是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虚少了一点，如果虚也有五天就好。这次实业长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
一道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虚实并举，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南宁是先虚后实），各省各部可以去斟酌情况办理。也不是讲任何会议都要一虚一实，过去我们太实了，现在希望虚多一点好，以便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结合。希望各省、各部去安排一下，没有到会的省、部由协作区区长，中央同志去传达。
一年抓四次，三年看头年，是否对？如果不抓四次，改为半年一次．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是一年抓四次。省、地，县可否这样？请地方同志去斟酌。协作区会议一年六次，每两月一次（曾有规定）是否引起大家埋怨开会太多了，开一下再看看，两个月一次，一次的时间不能太长，觉得太多了，将来再减少。目的是今年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
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
现在的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学是文教，兵是国防），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五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没有怎么谈论，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都没有看。人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性——色、声、香、味、触。我们工农兵学商样样有。还要加上一个“思”。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再次要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抽兵走，转业来而已，地方也要管军事工作。今后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一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到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釆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釆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出来，从中央、省到地三级的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一点较大的问题。党报的总主笔也须解放一部分。不能天天工作，少搞一点事，就有可能多管些事。解放出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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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6)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二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的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查研究。省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郝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一点，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局、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陈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这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由××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商。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二、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在一九五六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没有那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越请教得多，搞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不能说就正确了，因为还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即是已经证明了的，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未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解决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那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的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规律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十六个字战术，当时人们就怀疑，那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是找不着。但这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赫鲁晓夫片面的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材料，就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米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匈波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以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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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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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响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按：应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了。他写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部门的主要部门，也在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注：“瑞金”原文为“瑞金”>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是主张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冯雪峰。好人如×××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着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琪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性）、生动（性）。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
王鹤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滕<注：原为“膝”>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实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储安平不同，那是敌人骂我们，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一一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约在两、三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十八、十九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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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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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化）。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比，一年比四次，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骂人很凶，但是骂得好，同群众通气，把心交给群众。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越生得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个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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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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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之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注：原文为“想”>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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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2)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
现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来讨论。你们的问题也提出来。
一、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这是××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二、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去作。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三、税制和价格问题。
四、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县、乡工业是否实行八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五、第二本账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党代表大会通过后六、七月交人代会通过。
六、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十二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5－7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这就此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七、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八、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九、粮食包干问题，浙江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十、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十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十二、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釆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釆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此1957年多一倍，1958年又超过1956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那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十三、文教，有人提议搞14项。商业是否也搞14项？
十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只提出了技术革命。现在有人加上文化革命可以研究。
十五、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十六、整风问题。双反抓到了题目。知识分子“专深红透”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也是有真的，有假的，他们有小部分是假的，多数是半真半假的，可以发生突变的。不要多少时候就会变的，因为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基层整风如何作法？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错误思想也要解决。这些工作都要做，不然，热情就不够高。
十七、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一条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就是给右派一条出路。
十八、农具改革运动，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北省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新的萌芽。
十九、六十条现在还不是正式的文件，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二十、报纸如何办？中央、省、市、专（市）、县、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
二十一、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宦乡说英国的备忘录，刺得我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子锥他们，我看很舒服。他们不希望我们公开辩驳，是因为国际形势，国内大选和做买卖对他们不利。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是好的。朝鲜、波兰（农业问题）有希望，不是一团黑暗。十二国经济协作要研究。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可叫兄弟国家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否参加十二国协作会议，是否成为正式委员，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于实质。
二十二、国防计划问题。
二十三、出理论杂志问题。
二十四、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好做工作。
规章制度。××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馆，不许上街买鞋，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节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经验，从实际出发，搬的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像少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的不少，基本规章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上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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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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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方面刮起米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做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纪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
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lO．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早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期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经贸易。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付业和经济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做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以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和工区、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的做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拨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征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风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求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往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会议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谈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卞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自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此，促进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此经济、比生产、此技术，还要此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的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份。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浙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江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多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应该作出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足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那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认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们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儿句话中，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首先由它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是指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各方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过问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抓这项作工的。只是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要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做报告后加讨论的办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记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帅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接触本行业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业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晨突如其来的把完成品摆到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要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观点，还是比较恰当的方法，表达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竞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碰钉子的。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的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这是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章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去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起来作。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习一种外国语，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会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会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成。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办工厂或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多招些学生，但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或附属工厂，出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数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同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校，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除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业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省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波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的高产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配搭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后取得群众同意，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覆盖面积的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的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变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作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担任这种国家领导的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同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能形成正式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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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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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广泛地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迅速的改进。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一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的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反积习，一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越额百分之二点五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了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抵制，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波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然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他讨论一些原原则性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的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原则，并且也边辩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末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那就必然会失败。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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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教育工作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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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教育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要搞好卫生，减少负担，少紧张些，要吃的饱。学得太多，可以少学一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面增加收入，一面减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方面要克服忙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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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要点（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三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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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要点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三十日）
一、八年来第一次在一月讨论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这次人大要开的从容一些，多开小组会，大会可以少开，工作缺点看到的要加以批评，准备工作不太好，一方面开，一方面准备，文件可以在讨论后再修改，再发表。
二、我们这个民族，七、八年来看来是有希望，特别是去年一年，几亿人口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到处发扬了积极性，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40条修正，重新发布等。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可以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也有办法了，如除四害，全民族大有希望，悲观者不对。是大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文章就在大字。
我们民族还在逐渐觉悟，因为觉了，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才进行整风，反右派，中国又穷又白，穷就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做文章，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
现在生产与我们地位完全不相称，历史甚久，但钢铁生产比不上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群众热情甚好，它完全有把握十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头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现在群众热潮好像原子能，发出了热力，十五年后，要搞出四千万吨钢，五亿吨煤，四千万瓧电力，农业发展纲要40条，看起来，八年可以完成，为达到这个目的要有干劲，要鼓足勇气，力争上游。
三、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符合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中，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符合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
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喜不起未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四、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时，人们才会紧张，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节育，一方面节省，要成为风气。
五、工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比较做得好些，一种做得比较差些，也就是两种作风，譬如合作化，一种搞得快些，一种拖到七，八年才搞。我看趁热打铁，一气呵成为好，整风中大鸣大放很好，这是右派发明末后我们搞的，现在全民中用大鸣大放来整风了。
官风、官气要打掉，最好根除。像除四害一样，官风、官气也是一种迷信。要破除迷信，部长也好，总理也好，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感到在我们面前是平等的，自己感觉平等是靠不住的，要使对方感觉平等，湖北红安县的干部，1956年上半年官气十足，农民很不高兴，下半年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山东干部下放农村，农民说：“八路军又来了”，这几年官气大长，共产党要改，各党派也要改，共产党的负责人，除了病老以外，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北京，向劳动人民取经，回来加工制造，这样可以打掉官气。各党派和民主人士酌情办理，身体不行的可不去。北京不在地方好坏，而在中央机关不产生任何东西，即不生产任何东西，中央只是加工厂，一切原料出自工人、农民那里，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就有了东西。
六、劲可鼓而不可泄，有时没有注意，给群众以挫折。一个时期一些问题上发生了错误，如合作社曾有人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好，举登徒子好色为例，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个办法不好。右派就用这个办法攻击我们的，但好人有时也这样看，共产党也有这样的人。共产党也好，民主党派、工商界、知识分子也好，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就是右派，多数也是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好的。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至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七，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向技术革命，要认真学习，搞试验田，到工厂当学徒，要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不能松劲，六月可告一段落，但并不是说改造好了，将来还要整。
要讲不断革命论，解放后搞土改，土改后搞互助组、合作社。一九五六年是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接着五七年搞整风，再接着就要搞技术革命，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使冷场，在这里，要团结一个可能团结的人。
八、共产党准备大改。整风和反省，各党派也可以搞，现在已在搞，有很大的成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作风也可以改变的。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当能适应这种情况，各党派在进步，整风在继续，但不要勉强。要把事情搞好，把人整好，不是整坏，整风对共产党要求严格，对民主党派不要太严格了。不太严格不是不整，整整也好，试试看。目的是整得适合人民要求，把人整好不是整坏，相信会整得更好，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很值得高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成右派的不多，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人成右派还不到十人，但也给了我们以教训，去年四月三十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我们说过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改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要附到工人阶级的皮上来，否则变成梁上君子，但章伯钧、罗隆基等听不进去。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他们很高兴“长期共存”，但他们变成“短期共存”了。
口头喊万岁，切记不要都信，有些人大喊万岁，接受领导，但实际上却猖狂进攻。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直话，要去掉疑心。要将心交给人家，要当面讲，不要在后面讲。“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旧社会的话，现在不适用，逐步做到说真话。
九、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总是要说改造，从未说不要改造，知识分子要向劳动人民投降，知识分子在某一点说是最无知识，知识分子不失败一次，不会翻身。我们党失败过多次，从右的和“左”的两大错误中取得了教训，就全面了，民主党派不见得更高明，中共出了高、饶，你们就没有？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要经过严格考验，才能取得教训。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是政治、专是业务，不红只专是白色专家，搞政治的，如只红不专，不熟悉业务，不懂得实际，红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搞政治的，要钻业务，搞科技的要红起来。十五年赶上英国，要有成百万上千万忠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十、要开一个右派分子大会，在大会中，第一向他们致感谢，第二想帮助他们。所谓感谢，是指他们向工人和党进攻，当了教员。帮助他们，是想在其中使五成到七成的人，经过五年到十年时间，逐步变过来，为人民服务。总有不变的人，即使如此，也有用处，用处就是在他不变，容许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强迫，对右派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当然宽大无边是不好的，要有处分，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第一是为了许多思想上还未解决问题的中间分子，第二是为了这些右派本身，使他们有可能间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当然首先要他们自己下决心，但是还要我们帮助。
右派大会要开，那一天开，要研究，不只是北京开，各地也要开，先开小的，然后开大的。
（注：为便利阅读，把前后两次谈话按问题整理在一起，问题排列次序也略有变动，项目也是记录者所加——中央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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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7)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今天的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
八年以来，讨论国家预算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
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从容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做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真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做报告的人来没有？（答声，未了。）做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讨论修改后再发表。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具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瓧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瓧），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欤，汉欤，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五条罪状。（问在座的人：那五条？有人答……）
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铭枢你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像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像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的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小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军又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砂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看骂红安县以前有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要鼓干劲！鼓舞士气，劲可鼓，而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太好，在湖北等四省还好。大家看过登徒子写的好色赋没有，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别人谁都不要的，脸上有麻子，耳朵很大，还有痔疮，结果生了五个儿子，宋玉以此证明登徒子好色。因为登徒子告了宋玉一状，说宋玉很漂亮，好色，请楚王注意。我这里不是替登徒子翻案，是讲这个方法不好。右派就是这样攻击我们的。但好人也有的这样看。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有那么一天，攻你们一点。比如王云五在国民党时期当财政部长时，他说：“我没有研究过财政，还想学习。”结果人家就说：你没学，你就不能当财政部长。
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要革命球的命，从我们这里到杜勒斯那里，直径12，500公里，乘3.1416……，要大家努力，现在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空间还不行，现在我们抛卫星还不行，要改造地球表面，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还差一点，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要认真学习，要搞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工厂的干部每礼拜一天，半天，真正当个学徒工，这有什么困难呀，文学也要学一点。你是科学家文学家也要学，由郭沫若当老师，过去我不看《人民日报》，像蒋介石不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样，现在《人民日报》七整八整好了一点。
政治思想革命还要革，不能松劲，技术革命现在不登报，一登有的就会说，整风不要整了。要坚持整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放松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主党派，不利于改进工作。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六个月可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可改造好了，以后还要整。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约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遖来了吗？（应声；来了。）请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手参加这像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话。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愤怒，感谢右派是因为他们当了教员；第二，是帮助（监督）。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够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多数是有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像章、罗，要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于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变也好，有它的用处，它的用处就是不变。我们不怕它，因为它人数少。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再就是共产党大改革，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去年七月我与费孝通谈，他说他那时才感到孤立。你（指费说）现在还孤立吗？（费答：孤立。）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该批判，知识分子像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像旗杆那么高。罗隆基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条真理，工农出知识。除马克思、列宁是大知识分子外，我不算。费孝通到过英国，我就没有条件到英国。我去年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张皮都剥掉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有时沾上来了，有时沾上一点，有时在天宫中，梁上君子。我看知识分子要恭恭敬敬夹起尾巴向无产阶级学习，所谓（罗隆基说）“三颐茅庐”、“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温良恭俭让”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直讲知识分子要改造，七、八年都这样讲。知识分子一面说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骂娘，同仇敌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釆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没有先例。三、五反是场严重的斗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跳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须扑登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直话。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要去掉疑心，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做法，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我有点东西就先卖出去。
我开了支票，在人代会上再讲讲，我这支票也不一定兑现，如果代表们有兴趣，就讲讲。还讲这套。
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
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蒋介石把我赶到山上。他没有料到，他办了好事。我当时一看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也要有，我要从你手里拿枪，蒋委员长就当了运输队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赶我们“上山为寇”。后来，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求当一家人，大公报王芸生写了个《不要另起炉灶》。我们请蒋委员长封官，就可以不另起炉灶，你得给饭吃嘛！我说得加个但是，要是不给饭吃，就另起炉灶，你不封，我就自己封自己，上山为寇，落草为王。
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陈独秀是右的，王明是“左”的。你们听说过吧，唐朝有个什么诗人写的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同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你们看过“四进士”的戏没有？四进士的戏，有我们老毛家的一个毛朋，就是神气十足，巡按出朝，地动天摇。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有人批评好大喜功，那么能好小喜过吗？能重视过去，轻视将来吗？要好大喜功。要鼓励士气。
检查工作，一年四次，有些可以一年检查十二次，一年十二个月嘛！老鼠、麻雀、蚊子，一年检查十二次，看你干不干。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讲的是政治，专讲的是业务，要红色的业务家，不能要白色的业务家。你说你不是白色的，那么是灰色的，也不行；不是灰色的，是桃红色的，也不行。搞政治的人，如只红而不那么专，红也不那么真红，是空头政治家。当然有些人情况不同，比如年龄大，……凡情况许可的人都可以专，同时要更加红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就那么多。美国就搞他不赢，据说美国博士也有那么好弄的，当然也有是用功的，如杨振宁。
我们搞上层建筑的，不出原材料，要到外边去取，我们加工。
要改造右派，要帮助。要改革，这是激烈的改革，各民主党派要注意。
要把心交给人。
要釆取不断革命的方法。
公私合营，敲锣打鼓，黄炎老你没料到，我也没料到。抗战后，民主革命才三年半的时间就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我也没料到。世界是变化的，两个卫星上了天，谁也没料到，我就根本不懂。现在那边很被动，我们这边很主动。过去苏联面上有灰，两个卫星上了天，脸上也光彩了。双轮双铧犁能用，我要为他恢复名誉而奋斗。什么合作化不行，四十条不行，双轮双铧犁也抹黑了，这跟斯大林一样倒霉。
不讲了，大家讨论讨论，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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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文艺报》编委会的一封信关于1958年第二期《再批判》栏的按语（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6)
给《文艺报》编委会的一封信关于1958年第二期《再批判》栏的按语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九日）
即送北京《文艺报》×××、×××、×××三同志：
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的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多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信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
祝你们胜利!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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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纸工作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5)
关于报纸工作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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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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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一本，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惜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门考证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发生径流，总不开恩。总没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没有认真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顾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再一个是顽固（乔木到，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那个放的开？×××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哭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才放开了。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要不是那一次会议，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是好人，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反驳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多购一百亿斤，讲冒进，这一点有冒。闹得“人人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销量多，反映了农民没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查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减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告诉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查十二次。两本账，争取超额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请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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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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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干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到，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
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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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2)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
《哲学研究》第五期上李×的一篇文章，第六期上冯××的一篇文章，都可以看一看。形式逻辑是量变阶段的科学，是辩证法的组成部分。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有他的相对的固定性。定出计划，做出决议，是相对的平衡。定了以后，还是要变。平衡、巩固、一致……都是暂时的，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开会的都有散会的思想，越开得长，越想散会。
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级数学。这种说法值得研究。圆周割裂千万片它就方了。圆与方是对立的统一。
思维形式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形式逻辑有不少错误的大前提，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按形式逻辑来说并不错。它只管数量。不管内容。内容是各种学部门的事。
昨天讲了两个十二条。下面再谈几个问题：
一、水、肥、土等十二条，要抓住，相互平衡。有水无肥，有肥无水都不行，是相互联系的。农业十年以后（也许要更多的时间）要实行电气化。电气化犁田。畜牧与肥料有关。又是动力，是肉食，是工业原料。除四害与劳动力有关，增加体力，振作精神。
二、工业、手工业、农业等十二条要抓住。
三、反浪费。上海材料，梅林罐头食品厂四年中浪费了四十五万，占资产之一半，八年可以建同样大的一个工厂。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每个工厂、学校、机关、合作社都搞一下要节约多少物质。什么事都要有证明，没有证明人家都不信。只要一个材料就够了。剖一个麻雀就够了。不一定剖太多。
整风中以十天时间专搞反浪费（从放到改十天到十五天时间就可以）。可以搞几十亿。
四、消费和积累的比例要当作大问题来研究。这个比例有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六十等，各种分法要研究。春季即抓，不抓来不及了。这是大问题，搞得不好，工人农民不满意。一九五四年搞了九百六十亿斤，得罪了几亿农民。今年八百五十亿斤，暂时规定三年。我倾向于百分之五十。歉收、丰收有所不同。跟勤俭持家结合起米，可过日子。婚丧喜庆，一律从简。
五、要搞试验田。湖北省委关于试验田（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插话：浙江省委的报告，因为有了《人民日报》的按语，大家就注意去看了。）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六、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要做两方面的批判。专管政治，不熟悉业务不好。政治与业务就是红与专。搞政治的都要专有困难，但主要的部分要专一下。湖北省委试验田很见效，搞的时间并不长。
七、打掉官风。上海提出的。不要做官，统统把官风打掉，与老百姓平等。
八、按时交计划。
九、除四害。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每月大检查一次。“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这句话很好。
十、绿化。今年彻底抓一抓，做计划，大搞。听说三丈多高的树每天要吸收和散发一吨多水，会不会影响地下水？
十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各省地方工业产值比例要超过农业生产（产值）（包括下放给地方管的工业在内）。要有全国平衡，不能无政府主义。
十二、开会办法。要大中小型。（各省）“非常会议”（如党代会）一年一、二次；中型几十人到二、三百人（如开县委书记会议），小型的如地委书记会议。要下去开会，了解他们，“非常会议”谈政治，业务会议也要谈政治。
十三、省委书记、委员轮流离开办公室，一年四个月，到处跑，可以釆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办法。到一处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下去一周半月也好。不一定到一个地方就是三、四个月。
十四、内部不要请客，不要要人家请吃馆子，不要迎送。不专搞舞会，不请看戏。谁去机场接客人，要处分被接的人，这是打掉官气的一个方面。
十五、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的，先进落后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些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打老婆，甚至因此杀老婆，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问题看不到底，譬如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北京开会时还看不大清楚，会后南下．到山东，到其他地方一看，形势大变，才有把握写序言。这是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形势看不清。有些人硬不肯增产，总认为没有条件。开展整风，右派一下子起来，几篇社论，六月到七月大局一定，许多事是无法完全预料到的。
主要的占大量的矛盾，阶级斗争是主要的，是要革一个东西嘛。宪法上规定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搞得好再有××年就行。××年加八年，共××年，不用××年。我们每年这样搞一次整风，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了。大量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同大量中间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富裕中农中百分之四十赞成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不那么热心，百分之二十想退社，未真心退社。坚决退的是少数，有百分之五可能是右派，他们还是劳动人民，不划右派，要七擒七纵。
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
1．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官僚主义（现在要挂在资产阶级账上）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2．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
3．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先进占多数，落后占少数。可以这样领导，可以那样领导（如浙江平阳和黄岩两县就不同），只要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了解整个气候。如何领导，很值得研究。山东寿张县有个刘传友是深入领导的。鲁西无喂猪习惯，现在每户养两头，他还改造土壤。浙江桐庐油厂、酒厂在同样条件下比出品率高低，使落后赶上先进的材料很好。《人民日报》王朴写的短评也写得好，里面有辩证法（均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要宣传理论，讲辩证法，讲唯物论，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
经常把问题放在心上想一想，和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吹一吹，和自己的秘书平等地吹吹，看看他们的看法如何，找几个党委书记谈一谈，不作为决定，作为酝酿。在一个时期内把几个问题想一想，吹一吹，作为一个重要方法。不要事先不动脑筋，不想一想就开会。有些东西是慢慢成熟的。
十六、谈谈不断革命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土地革命，一九五○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了。
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还有技术革命。
1——4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1、2，3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找[照]桐庐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
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斯大林在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时，也提出了技术革命。
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消灭阶级再有××年就好了。以后，人与人之间思想政治斗争（或者叫革命）还会有，但性质不同，不是阶级关系，都是劳动人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时的斗争也是分两部分，一是劳动人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是属于主观主义——认识上的原因，或者还有领导的原因。懂得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好一些，否则差一些。“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莫斯科宣言中加上辩论法一段呢，因为它适应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来全世界都统一了，两派人争权还会有的，因为意见不一致，出各种报，演各种戏，各人争取群众。有思想交锋。那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是有的，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会有左中右三种人。上层建筑在那些顽固落后的人手中，又不许大鸣大放了。不会不改正错误，也会有冲突。没有军队了，也可能用拳头，用木棒。那时没有阶级，处理得好，对抗，处理的不好，也会对抗。一个进步路线，一个落后路线，是互相排斥的，是对抗的。××年后，国家权力对内职能逐步地不存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权力也基本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对劳动人民不能使用国家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
十七、政治家一定要懂些业务，农业搞试验田，工业搞试验品。要比较，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与车间、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要讲评比，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是可比的，不是不可此的。
政治家总要懂得一些业务。技术上要比，政治上也要比。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看哪一个搞得好。
大家把几篇文章看一看，《解放日报》登的上海梅林厂开展反浪费专题鸣放，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关于桐庐厂比出品率的报导和王朴写的短评）。一件事反映了全国性的事，大家一定要把人家的好事当作自己的好事。搞社会主义，不论问题出在哪里，都要当作自己的事。
学生中的右派，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继续读书，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学生要和他们往来，逐步把他们化过来，他们做了好事也要表扬，当然也有假积极的。
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整风，一切都是黄河为界，界线划得那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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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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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疋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疋，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为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治淮十二亿人民币搞了七年，治淮的数量，如果打七折（有些有质量上的问题），也是合算的。原来计划低了，后来超过了，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甘肃一千多万人口，劲头很厉害，值得去学习。
要抓十二条，今后要评比：1．水，2．肥，3．土，4．种（优良品种），5．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6．除病虫害（浙江因虫损失一亿斤，一年夏把虫灭得差不多了，日本无马克思主义。已搞得无虫了，我们有马克思主义），7．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等），8．畜牧，9．副业，10．绿化，11．除四害，12．治疾病讲卫生。
还要抓另一个十二条，也要评比，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副业，5．林业，6．渔业，7．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科学，11．文教，12．卫生。
四十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一九五六年工业产值增百分之三十一，没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比县比，社与社比。如果大家同意再商量着办。大家都要到别的省参观参观，自己不出门，比输了就活该。很值得到甘肃去一次。
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开几次会，开小型的会，抓地、县书记。地委书记的会，两个月开一次，每次不超过五天，县委到地委去开会（几个地委一起开，比较有兴趣）。大型的“非常会议”，一年只能开一两次，要两个月抓一抓，否则一年很快过去了。各省评比，在中央开会。
我自己每月同大家谈四次，到处跑一跑，每次两天到三天，看五、六个单位。
工业也要四十条，科学文教也要有。先有个别人准备意见，大家再七凑八凑才成。
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要认庙不认神。要有这么一个传统，有庙不论谁在那里挂帅，就由他做头，能凑合过去就行了。沙文汉，杨思一等是另外一回事。
湖北省委有个关于领导干部亲自搞试验田的报告，中央批转了，看到没有，很重要，要普遍搞试验。
关于积累与消费问题，究竟积累问题多大，有的提百分之四十五，有的百分之五十，有的百分之五十五。最好一半一半，要看年成，看地方，做几种规定。百分之六十分掉不是一般标准，是减产的情况。要勤俭持家，个人的消费要节约，红白喜事，大吃大喝要反对。各省要出个布告禁赌。婚丧喜庆，红白喜事，都要从简，家庭造酒，完全禁止也不好，爆竹不要禁了，有振奋精神的作用。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
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作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什么时候交计划，省地县社都要搞，先搞粗线条的省，要半年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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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一九五七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26)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一九五七年）
关于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提不提？提了有好处没有好处？（康生：和××、庆施同志谈过，人们认为过渡时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为主。但也提出一点疑问，是否影响整改，其次，是否引起对八大几句话的争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是主要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于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是不动的；第二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革命中有两条道路，即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两条道路，与现在两条道路性质不同。现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行了一段了，从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宣布总路线以后，到冬季又让中宣部写了个总路线宣传提纲。如果不算今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只有三年半时间，算今年只有四年半，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个体农民问题也解决了。这种情况反映在八大，八人说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能说不对吗？所有制解决了，人家服服贴贴打锣打鼓嘛，八人指出在经济制度上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资本家拿定息），在政治斗争上也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斗争）；还要继续改造，民主党派的一部分——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意，这在八大时并不是完全没有划清。八人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当时他们服服帖帖，现在他们要造反嘛，青岛这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讲清楚了。今后为了策略，还是青岛的讲法好，即城乡都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没有熄灭等都讲了。这个问题到会的人知道就算了。不要因为“主要矛盾”那个字，闹得天翻地覆。
×××讲的重庆那个工厂干部被工人斗得过不下去了，新工人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干部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挂到资产阶级账上，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剥削人民的人，一种是不剥削人的人民。最大量的是中间派，没有中间派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最近不在报上搞，过几个月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写东西。几十年以后没有人剥削人了，总不能再挂到资产阶级账上了。但还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湖北有个刘介梅就不是资产阶级，他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明朝朱元璋、南北朝时代宋刘裕也是那样的人。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解决，党内三个主义也属于意识形态。
大鸣大放是最好的革命形式。革命是要取得经验的，有人要大吵大闹就让他闹。革命这么多年就没有发明这个办法，今年和右派合作发明了这个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鸣大放这个办法，是他们提出，我们接过来的。在延安时有兵的报和轻骑队，当时这个办法没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在艺术、学术方面讲的。在政治方面右派提出来大鸣大放，我们接过来这很好嘛。××同志过去看过新乡工厂，从那个工厂的情况和现在的报告来看，用后的方法是不行的。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是主要矛盾，这一个是肯定对的了。第二个，在几个月内不在报纸上宣传主要矛盾，免得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影响整改。报纸上只宣传两条道路斗争。
所谓人民内部有几种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党内也有几种人。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就有阶级矛盾。所谓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但有对抗的一面。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与地主的矛盾。而是三部分人民的矛盾。这三部分人民之间，内部有一部分暗藏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如章伯钧等。今年把他们暴露了。我们用剥笋政策，今年是剥不完的。现在主要矛盾不是与地主的矛盾。湖南捉了七千人，没有人民反对。如捉章伯钧就不行。今天敌我矛盾是次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加上家属有几千万人，小资产阶级是几亿，对这些人主要是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大量的中间派。对这些人不能说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章伯钓之流是对抗性的。百分之九十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工农也有矛盾，工农矛盾也称两条道路的矛盾。右派有多少呢？最多有十五万左右，不是那么多，不能说主要矛盾。估计还要分化一部分出来，对我们有利，特别是有知识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讲是大体适合，斯大林讲完全适合有毛病。将来若干年之后生产力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和发展生产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合作社是发展生产的嘛！我们这个制度比起印度来，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三百一十万吨钢，我们增加了四百多万吨，你说我们的制度不好吗？我们的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也有缺点。到几十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价值法则没有用了。货币可以不要了。
八大那句话（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没有什么害处，不妨害整风、生产、反右派，改进工作。这句话是好话，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民间的矛盾，这是和外国比、和我国以前比。（康生：原来写这句话时，当时考虑写不写？反复考虑了列宁的一句话。）这句话有语病的，但没有坏处，实际上没有发生坏作用，这句话不必去改了。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子。当时本来想改，已印发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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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25)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九五七年五月）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的，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又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应当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来说，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为“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来说，“左”比右并没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因为是执行中央的方针犯的，不应当过多的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行计划经济所必须的对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须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一一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内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一一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70%左右，左派大约是20%，右派大约占l%、3%、5%到10%，依情况而不同，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最坚决，最猖狂，他们认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有一些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他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遍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新闻界、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相争夺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局，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肃反、三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些可能。对于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他们反对扣帽，这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和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
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来多少帽子，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凡是对中间派过去所扣的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肃反中，在三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作错了，都要公开纠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实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1%、3%、5%、10%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强烈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的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有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大多数批评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任他们。必须给予职权。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是对的就应该接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一遇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完成，我们的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必须进一步改善同他们的联系，以便让他们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的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日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
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的批评合理或基本上合理，包括××大学××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批评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互相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香花与毒草同生，牛鬼蛇神与鳞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除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庄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作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们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二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间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其伪善恶，有几条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你们把人们划为左、中、右，未免不合理吧？除了沙漠，凡有群众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为什么不合情理呢？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企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有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的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又是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诫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加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切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速，党群关系迅速改善，看样子几个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水平，则时间就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有两三个五年计划估计就差不多了。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以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达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人们正是这样希望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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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科学家、文学家谈人民内部关系（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24)
同科学家、文学家谈人民内部关系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对王蒙测查一下，青年人才开始写小说有缺点，要帮助，对起义将领也是帮助。现在有许多作家，和胡风有区别。应又保护又批评，在保护下批评。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生动，生活上的原因，观点上的原因，也不单是王蒙的问题。有同志批评中央附近不能有官僚主义，这个观点不对。为什么中央附近不能产生官僚主义，中央内部也出了坏人。如果照这些同志的观点，写这种文章的人要剐肉。总之，我们对待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在许多同志中未弄清楚。实际上许多人是反对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这这个东西，说地点不对，时间不对，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没有说服力，党里面经常有不正常的东西，在全国有很大的成绩和威信之下，滋长了一些坏的作风。这是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真正的无产阶级不到一千二百万，还包括有真假，为什么说共产党的缺点不能揭发，这种概念就不对。党的统一战线，党内实际上赞成的还是少数。再三讲过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有些同志不从帮助出发，一脚踢开。这种办法很简单，是简单开枪，这是国民党作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最大量是小资产阶级，这是客观现实。合作社主要的一部分富农中农不满，学校里面百分之八十出身小资产阶级以上，但多数人都不搞匈牙利。我们有许多同志就怕匈牙利事件，事物有两重性，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属性。匈牙利事件又好又不好，不好的事反过来就是好的。用片面性反对片面性，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方法。王蒙小说未写好，需要帮助他在实践中改正，李希凡开始写文章是好的，后来的东西无多特色，是否到人民日报脱离了生活，应生活在实际生活中。当小媳妇时好，当了婆婆就不行了，用教条主义方法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在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搜集大量材料发表意见。有些东西写得好，有些东西是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当了权，作了官，要警惕，不要骂人像骂儿子一样，不应是老人和小人的关系，不能以片面性反对片面性，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开始批判胡适有好文章的，以后一笔抹杀。过一个时期后，可补救补救。康梁也不能全部抹杀。自比有史以来的六大政治家。
就是这样的人，思想上面有严重错误、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写文章也要安排，大喝一声，笔下留人，要有说服力，应该坚决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要如此，党内百分之五、六十不了解这个方针，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好不好？要靠他们搞社会主义，要用适当的方法使他们得到改造。就是武天保，也不开除他。我们不提倡全国性的罢工、罢课来对待政府，要照顾到历史情况，我们的人民用这个对敌斗争的方法用惯了。宪法是也有规定这种自由。闹事不等于造反，六万万人口每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我看来是正常情况，百分之一的人闹事可能是永远的，至少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内。闹事的人可能也有反革命，不能说都是反革命。闹事中不合理不应答应，合理的应该答应。凡是合理的东西应该和群众站在一起。否则就要脱离群众。“你们都是公家人”，人民没有什么武器．，拳头和扁担。此起彼落是完全可能的，是正常现象，资产阶级也允许闹事，为什么我们不允许。
我们的矛盾是临时性的，但是矛盾不解决，隐伏下来不好，冻疮割了好。不能说我们是老革命就不许闹事，国民党也是老革命。
马列主义不能从真空中生长出来，只能从向敌对思想作斗争中，并从其中吸取合理的东西，才能生长发展。
我们的危险在于革命成功、四方无事。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个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和毒草作斗争中成长的，田里面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粮食和野草一起生长，“落霞与孤鹜齐飞”。不能只允许粮食。应该是香花和毒草齐放。
斯大林基本上是唯物论，也有辩证法，但辩证法不是那样多。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同志看事物，应是两点，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最近有个姚文元写了两篇文章（文汇报二月六日）：教条与原则。我看不能。过去提倡一家独鸣，历史条件限制，不如此不能打倒二十年的一家独鸣。
我们要写东西，要搜集充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有这么多出身小资产阶级的人，就必须教育，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容易，很简单，这决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产生、发展和灭亡。也许一千年以后，就不叫马列主义了。如果永恒，就不叫马列主义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三个留学生推翻永恒论，推动原子能来个新的革新）
有些东西能推翻，有些东西不能推翻。如地球总是转的。人类总有一天要自己否定自己，被否定掉，总有不适应的一天，变化成为另外一种人，现在人类本身就经过了多少变化。三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纯、青），后来又铁（旧、新）。动物可能反对我们，不会讲话；植物可能感谢我们，互相依赖。马克思未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到不久，社会主义的时间还不长，还无充分经验，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要不断积累经验。
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歪风，不要怕潮流，没有两个流就不行，需要交锋，越斗就越丰富，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应特别想到，掌握政权之后，不能用简单办法把人打倒。百花齐放为什么怕放，怕饭甄子过河。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不那么可怕，因他们还没有当事，官僚主义还未轮到他们头上。
大官僚主义也可以反，凡是怕骂官僚主义的人，就是怕骂自己。
哲学，杜林，黑格尔，马赫的著作能否找到看一看。《新建设》周谷城论大逻辑，有点道理。学校只听校长意见，不听学生意见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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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于怀仁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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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于怀仁堂）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开得很好，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懂得了很多事情，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次会上全部解决，某些问题可以解决，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一）上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我讲，在我们面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现在是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个大变动很久就是。解放战争，是一个大变动；上溯到抗日战争，也是一个大变动。解放战争，推翻蒋介石政府，现在变动更深刻，搞社会主义革命，几亿人口进入这个运动，在几亿人口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国家又广泛地进行经济建设，办了很多工厂，办了很多水利事业，交通运输事业扩大了，办了很多的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办了很多报纸，这在过去根据地的时候是没有的。报纸过去是有的，五年计划的四年中，特别是最近两年，突然学校、工厂多起来。这么大的变动，会反映到思想意识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国民党政府发生变化，一个上台，一个下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在土地问题上，一个起来，一个下去。过去被国民党统治的企业，官僚资本超了变化，最近私营工商业，又起了变化。几亿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都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大的变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一个旧制度，建立了一个新制度，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巩固。现在是未巩固的时期，例如合作社，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才能巩固。需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一年，再加上五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起来。不能认为建立了合作社，就巩固了。这是不可能的。建立新工厂都有个巩固过程，办个学校，办报纸刊物，都有这个问题。但是应该看到，会巩固起来的。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工业国，这个前途，应该看到。
（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有多少知识分子，还没有精确统计。大约的估计，各类知识分子有500万左右。可以作个粗略的分析，无非是左、中、右。少数人对社会主义不那么欢迎，甚至有敌对情绪，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走社会主义，不那么高兴，甚至有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制度长不长。会失败，或者希望总有一天会恢复到资本主义制度，这种人是很少数，有人说占10%，恐怕没有那么多，可能有1%、2%，或者更少一些。总而言之，有这么一些人就是。他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除此以外，90%以一上的人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其次，有些人对马列主义不那么都习惯，不那么热心，不那么欢迎。但是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列主义。所以在500万左右知识分子中，大概有l0%左右，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在内，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是赞成、拥护的。只有10%左右，或者还多一点，或许少点，这只是一种估计，对500万知识分子来讲，这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也学习了一点，但不那么熟悉，有些人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来说不同，有许多人，他不赞成社会主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在外国人面前，他们是爱国主义者。另一种是中间状态，是占大多数。少数人是反对的。这种不赞成的人，很长时期都会有的。如宗教家，他可以赞成社会主义，但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们是无神论者，可是宗教存在一天，他们就是有神论者。有些人心里不赞成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他不敢公开说，实际上是不赞成的，不应该强迫他接受，应该容许。大多数人当中，赞成的程度也有区别，赞成或者有几分赞成，或者还有一定的怀疑，要承认这种状况在很长时期内都会存在的。要求过高，就不符合事实，就会把任务减低。外国有一个马克思。中国怎能出几亿马克思，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我们就没有宣传的任务了。我们开宣传工作会议，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宣传的任务，要宣传得好。在几十年后使知识分子中更多的人接受马列主义的世界观，通过科学研究、生产和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马列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三）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无论办学校，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教育人民的人，都是人民的先生。500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没有这500万知识分子，我们一件事都做不好，我们国家的文化不发达，但有500万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先生要教出许多学生，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科学技术人员和他们的作品，报纸，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的国家只有三部分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教育人民的人。因此，他们有个任务，教育人民的人就要先受教育。尤其是在大变动的时期，500万知识分子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遗产，须接受教育。如果说没有学习的任务了，是否恰当呢？有人想：“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改造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恐怕是不恰当的。所有我们这些人，都有学习的任务。共产党员，如果不研究新的问题，过去旧了的不恰当的东西不丢掉，不接受新事物，不研究新道理，那么，教育人的任务就会作得很差了。这一点是否可以肯定下来，就是所有的人，包括500万知识分子，都要学习。说已经改造好了，不对，我看还要改造。在几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改造，因为，那时，又有变化了，又有许多新的问题出现。这时期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懂得多的人仍要学习。我看，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在这个基础上，有别人好心的帮助，而不是强制的学习，人家怕是大会搞思想斗争。欢迎个人研究，小组帮助。只能一面教，一面学，一面是教员。一面又是学生。并且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是学不好的。要向工人、农民、学生学习，要向教育的对象学习。要在生产、工作中学习。
（四）整风。共产党员要准备整风。我们在十几年以前做过一回，后来也整过几次，那是检查工作性质的，不是延安那样的整风。准备今年开始，中央做出决定，做试验，明年普遍地推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时候是要批判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其次是整宗派主义，不以六亿人口和500万知识分子为范围来帮助、团结这些人，不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就是宗派主义；再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克服缺点，纠正错误，要在全国造成一种自由批评的环境和习惯。整风方法与延安那样，研究文件，看点东西，自己有错误，有缺点，批评一下，不管什么人（包括中央委员）有错误缺点讲一讲，不用大民主，只用小民主。小组会上用小小民主也可以，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办法。也就在整风中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推进一步。多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陆定一同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说整风运动是思想运动，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很对的。有许多问题，马、恩、列、斯没有讲到，也没有看到，我们应该不限于他们讲过的范围，可以按他们的基本方针，按照他们的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发展，不能停滞，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但是停滞不前是教条主义。
（五）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除了这两种人外，就没有什么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要变农民。现在要提倡知识分子下工厂、农村去。最近有几个同志下农村，陈伯达、邓子恢两同志到农村住了几个月，很有益处，看了很多东西。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下马看花。陈伯达、邓子恢同志下马看了，几个月做了调查，交了朋友。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否应该下去？应该去，科学技术人员都下去那也不必，他就在工厂，研究人员是实验室的，都去这也不必，但有时下乡下厂转一转，也有好处。家在乡下，从不回家，一辈子见不到工人、农民是不好的。希望这些人，十人中有七个人到乡下、工厂去跑一跑，看一看。还有三个人因为年纪大，或是不愿去。有70%的人下去看看，了解情况。考察小学、中学，顺便看看合作社，人民代表，政治委员都下去看嘛，如果能办到这样就好了。也不是今天开了会，明天就了70%的跑光，那么合作社就会成灾，新闻记者这么多，他们招待不起。逐步的，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时间，争取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直接接触，看一看，跑一跑，与工人农民一道，混几个月，一年、两三年，在那儿住去，安家落户，两三年再回来，在延安曾经这样作过，那时知识分子很多，有一个时期，思想混乱，有怪论，闹得天下大乱，后来开了一次会，讲了话，也有一批人下去，就好得多了。知识分子照道理来讲是没有知识的，一不耕田，二不造桌椅板凳，知识分子只是看书，书当然不可不看，可以学习前人的经验，但光看书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有朋友，还要研究当前情况。现在有些人下去体验生活，有些有成绩，有些没有成绩。工人农民不和他们讲真话。一看“你是知识分子，你跟我又不一样，你是来搞调查的，大概想整我一下吧？”他就不和你讲真话。看你采取什么态度？这与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是有关系的。马列主义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现在，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小资产阶级变为集体劳动者，资产阶级变工人，这就有可能向他们宣传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知识分子按其出身来说，许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进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学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如我，就进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学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后来学的。要改变过去的世界观，换成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下去跑一趟，工人和农民不会和他讲真话，我们要造成风气，要有30%，40%，50%，60%，如多少年有70%，十一年之内，有7%的知识分子去接触工人和农民，研究问题，这样就可以把在书上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看到的常常会溜走，等于我们每天看报纸忘记了一样，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学到，主要是在工作中、实践中，才能真正了解，如果这样，书本上看了马克思主义，又接触工人农民，在工作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许多人就有了共同语言。有较多的人，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不只有爱国主义共同语言，而且也有社会主义共同语言。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如果不这样，我看，许多问题还是不好解决。作品也还是不能写好。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少学为好，学多了文章反而写不好”。这是一种说法。马克思自己说过，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妨碍创作，这是一种抵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他脑筋里有一种旧的世界观，或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不赞成新的东西。这要慢慢来，而且要有很长的时间，要造成风气。我们建议文艺上工农兵方向，如果说不是工农兵方向，还有什么方向呢？在延安时都是工农兵方向，今天仍然是，有人说如不是，那是什么？那只有资产阶级方向了。有入说：“百家争鸣，马克思一家，其他还有99家”。依我看，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西方世界是一家，我们是一家。还有，民族主义是一家，是中间地位。什么叫百家？新闻是一家，教育是一家，新闻中我这样办报纸，你那样办报纸即有两家。办学校，大学一家，中学一家，大学中的家可多！科学院的家可多了，技术人员的家也很多，其实不是什么百家，而是千家、万家，所谓百家，无非是言其多也。我说现在世界上基本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马列主义也有几家，马列主义一家，修正主义也算一家，挂了马克思主义的牌子，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例如英国的工党，也在说什么社会主义。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一家。三家。
（六）片面性问题，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陆定一同志的文章讲了这个问题。一种是肯定一切，一种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肯定一切，所谓100%的布尔什维克，不是99．9%，硬说是100%，经过十年的功夫，1935—1945年中，后来一查，“正确”没有了。教条主义外国也有，是将马克思主义片面化了，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工作，肯定一切，只许赞扬，不许批评。只许讲好，不许讲坏。北京最近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好多人包围青年作家王蒙，我们替王蒙解了围。把他救出来，虽然他的作品有缺点。但是，讲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揭露了官僚主义。总而言之，讲不得，一讲就军法从事，违犯了军法。我们过去军事时期，搞阶级斗争，有些学问，有些办法。但产生了简单化，行政命令，因为领导人民向敌人作斗争，有许多事情不能那么从容讨论，要迅速，这就养成了一种作风，只有那么一条经验，一条办法。在新的环境下还用这个办法，那是不对的。特别在军队工作久了的人，容易简单化。现在围剿王蒙的也是解放军，开了几个团，把他包围起来，那不好。
另外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否定一切。没有一件好事。工人、农民的事业，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是几亿人民的伟大斗争，没有什么好的可说，漆黑一团，使人丧失信心，这不合乎事实。一切都好，没有困难，也不合乎事实。也不是一切都好，要加以分析。例如钟惦棐揭露了电影中的缺点和错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要把他们揭露的加以改正，错误的要批评，正确的要改正，但他的批评是片面的，台湾很欢迎。陈其通等四人在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有的传达错了，说我赞成，我再讲一遍，我很不赞成。这几个同志他们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想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不过，有这么一种情绪，是讲毒草务必去尽；他们认为“百家争鸣”提出来，好处甚少，坏处甚多。据他们估计，成绩太少，缺点太多，放出了王蒙，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大势不好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文章里面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似乎是赞成，其实是反对这个方针的，对这个方针不通，有怀疑。他们的文章是没有说服力的，没有分析，简单从事，短促突击，人家看了文章是不会服的。我看了就不服，我不认识王蒙，我和他又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嘛，这两派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片面性，都是毒草，都要批评，但要治病救人，帮助他们。其实，共产党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过是代表很多的人，不单是个人问题。难道共产党以外，就没有了吗？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500万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左”派，有右派。不是真正的左派，是带括弧的。也有肯定一切，否定一切。这也难免。事实上，在工作中，在文章中，不可能不带有片面性。要求写文章不带一点片面性，有几万万个马克思？那里有这么多，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片面性，是过分的。事实上，批评起来，各人站在各人的角度，各人根据各人自己的经验来说话的，但是，可不可以要求逐步多一些辩证法？所谓片面性是违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也是违反辩证法的。是不是辩证法可以逐步推广，逐步多一些呢？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求一年一年，一天一天，比较全面的来看一些问题。这样多的作家、教师、新闻记者、科学家，都存有片面性，那就不好办，所以，承认有片面性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这是第一；第二，要逐步克服。一万年还有片面性，不然六亿人口，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成了辩证法家，总不会那样。要逐步推广辩证法，对事物要有分析，文章要有说服力，讲道理，不靠官僚架子来压服别人，不靠行政命令办事，要把做了几十年的什么局长、处长、部长抛在九霄云外。写文章要与人平等，官虽然大，话讲错了人家还是要批评。斯大林的官还不大？有了错误，人家还要讲。老资格，“革命的时候你在那里？你还不是在桌子底下爬！”或者是“当国民党”。摆出这一套，人家就不爱听。辩证法应该使他逐步地多一些，形而上学逐步少些，两种片面性逐步少一些。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人们说：“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可以，摘自然科学不行。”有些人听不惯，听了不舒服。我看他们说对了一半，现在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他懂，他能够讲，在一门科学的具体内容上，你不能具体领导。你讲不出来嘛！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他们也是针对这些事实来说话的。我说一半对，道理就在这里。一半不对是党既然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够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说，共产党只能领导阶级斗争，不能领导向自然斗争，这个党就要灭亡。这要有一个过程。过去忙于阶级斗争，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问题都要他处理，说有一百万知识分子入党，忙不过来，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种情况要改变，需要几十年，要三、四个五年计划，可以改变。科学要学会，要花很长时间。阶级斗争学会，也花了24年的时间，从1921年——1945年，24年才总结，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战略策略。自然科学也可能要这么多时间，无非是要进中学、大学，大学毕业了，研究一个时期，工作一个时期，也就学会了。像我过去不会作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也有很多人不会的，后来是逼上梁山，一教就会了。搞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年纪不大的人，都可以学，还可以调一些人去学习，学生中也有许多党员、团员，有十几年功夫，就懂得了，只要能够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再有十年，二十年；是可以学会的。现在科学家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是学生领导先生，还是先生领导学生？当然是先生领导学生。因为你是学生，他是先生。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好几个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好些同志一定要讲个为主，我看不讲也可以，似乎讲个阶级斗争为主舒服些，讲到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似乎不好。恰好我犯了这个讳，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题目，就是这个问题。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在内，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有斗争，有人说，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好些，不愿说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为详细说明，现在的情况下，是难解难分的。无产阶级思想之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你们说，谁为主？除无产阶级思想之外，谁为主很难分。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已作了总结，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人民内部问题，资产阶级思想也当作人民的内部问题来处理。现在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有些时候，可以放在一起讲。你说那些是属于小资产阶级，那些是属于资产阶级，很难划分，一定要分也可以。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要扣大帽子。似乎扣大帽子就好办事了，加他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许多文章都是扣帽子，当然也不是每篇文章都扣帽子。人总是要戴帽子的，在冬天不戴帽子，在外走不感冒我就不相信。但各人的帽子要适合自己的头，别人的帽子是没有量过尺寸的，往往捡了一顶即给扣上。
杂文如何写？是否一定要带片面性？前面讲了片面性是难免的，不要那么要求全面，那样是阻碍批评的发表。长文、短文也好，可以要求有不带片面性的杂文。比如，列宁有些文章是杂文性质，很有点像鲁迅，有些很尖锐，很讽刺，谁像谁，不去管他，你能说它是片面性吗？鲁迅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很多是对同志的，也有对敌人的。鲁迅的对付敌人，可否转过来对人民内部呢？倘若鲁迅活着，我看是可以的。“不敢写文章，摸不到领导的底子”，我看底子，就是马克思主义。合乎马列主义就是好的。现在的环境不算太坏，不像国民党时期要检查。编辑部要修改文章，但有些人的文章不要修改它。政府也没有设检查机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更宽了，但有个问题，即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是无所畏惧的，要讲道理，即辩证唯物论者，是很革命的，还怕官僚主义？我看不要怕。但是也不能否认环境问题，现在的环境还有些人不敢写文章，所以共产党要整风，对“老子天下第一”的人，要整得他们谦虚一点，以平等的态度来看问题，作者与读者都要有平等态度，鲁迅即以平等态度对待读者和作者的。真正好的文章是会受读者欢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清朝末年写文章，有文字狱，如章太炎的“九音书”、“殊天华”、邹容的“猛四头”，“革命军”，都是人民喜欢的。但章太炎与邹容同时坐班房，当时章太炎是唯物论者，章太炎很有唯物论，写了一篇驳康有为的文章，说“南海小丑，不辨菽粟”，就因此坐班房三年。章太炎有篇文章叫“虬书”，里面讲了很多东西，是直接骂康熙皇帝。章太炎的“民报”，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办，我们虽然纸张困难，领导也有缺点，但比章太炎办白话报条件要好多了。现在要改革这个国家，要有这样志向，要有仁人志士，使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好起来。想到这方面，就不要怕什么。又要改革，又要怕，就不好办。也要创造环境，使写文章的人能立志改革，有条件。
（七）是“放”还是“收”？这是一个方针问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放了这么久，有人想收。在讨论中同志们不赞成收的，这个意见对。中央即要放。会不会乱？有些人怕乱，乱即治，一乱一治。会不会变匈牙利？变不了，变了也不怕．匈牙利变好了，如果我们像匈牙利，有那么多的错误，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帝国主义在那里指挥。该变就变，怕有什么用处。我在1月18日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过真善美，真理是与谬论对立的，一万年还是会有错误的思想，总是有丑恶的现象。好与坏，美与丑，真与假，总是相对的，没有好，就没有坏，没有坏，就没有好，没有大坏人，就没有大好人。香花毒草是对立的，毒草长多了，即会有人把毒草挖掉。真理是与错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总有个比较，是从比较里头发展起来的。社会上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好人增多了，坏人就减少了，毒草不怕它多，多了可以肥田。什么叫毒草？我问过布尔加宁，欧洲一百年前洋柿子是不是毒草？他说：是有这回事。一百多年以前的毒草，现在变成香花了。我讲过耶稣，马丁路德，哥白尼，伽利略，孙中山，共产党，这个阶级认为是香花，那个阶级就认为是毒草；那个阶级认为是毒草，这个阶级就认为是香花。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香花，是全世界人民的毒草。蒋介石是不是毒草？是不是现在有点香了？以前他香过一个时期，北伐时香过，后来他反人民，抗日战争时期，还喊过：“蒋委员长万岁，”是我的老朋友，借过粮食。香花与毒草是对立物的斗争，对立的统一，有比较才能辨别，才能有发展，没有即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人间：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我说可以批评。如果批评倒了，那就该倒。我想是难于批评倒的，批评倒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把人民政府批评倒了，请蒋委员长回来老百姓就高兴？那不会的。所以不应有害怕批评的情绪。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作品，批评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发展时期不怕批评，没落时期怕批评，如英法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不怕批评，在十九世纪也还不大怕批评，十九世纪下半世纪就怕了。但还能容许肖伯纳这样的人。到了20世纪，很怕批评，美国在20世纪，对批评有如惊弓之鸟。在美国住过的人知道，美国那有那多的自由，他们控制得很严，合乎它的、无伤大局的，还容许一点，罢工不是总同盟罢工不带政治性的个别罢工还是容许的。人民政府刚建立不久，70%、80%多数人都是拥护的，10%的地主、富农、特务反对，不赞成。没有办法。民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有些勉强，××同志说的话，不太勉强接受社会主义，就是说，有点勉强。经过教育，他们才服。五百万知识分子，和他们有关系的，那么服，不见得。怎么办？有两个办法，有两种政策来领导这个国家；是放还是收？还是放。罢工，就让他罢工；罢课，就让罢课。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没有，小小民主也没有，逼上梁山，不罢课罢工怎么行？在那种情况下，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这样可以使90%或者更多一点，99%是好的，官僚主义比较少一点，但1%或千分之一，估计到那一年总有一些官僚主义者。人民对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不得已才举行群众斗争的，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百家争鸣”是一种科学方法，是发展真理的方法。“百花齐放”是推进文学艺术事业的方法。牛鬼蛇神，都搬到舞台上来啰，搬一点，也是可以的。搬了几十年，几百年，没看见毒死多少人，让它再搬一下，又有什么关系。我劝我几个孩子，去取得算命的机会，过了几十年，就没有命可算了。他们去算了一回，不诚心诚意，又讥笑人家。在杭州，我要他们抽签，他们到了什么寺去抽签。有的抽得好，有的抽得坏。我说，几十年之后，你想要体验这个生活，也不可能了。禁止人们接触丑恶现象，禁止人们看牛鬼神蛇，那是不好的。我并不是提倡每一场戏都要有牛鬼蛇神，有一点也可以，让它存在几年，能天下大乱？存在这么久了，中国人并没有毒死多少。四川省流沙河写了一个“草木篇”的诗，草木篇是毒草，出了这么一篇，以为天下就会乱了，我看出一百篇也不会乱，如果有一百篇，问题即解决了。在座的看过没有？好文章呀！可以再印一下，最好今天晚上就把它印出来。向草木篇开火，开的对；四川的同志，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是，批评的方法有问题。你们四川同志，不要以为我是赞成“草木篇”，反对你们的批评，我是讲，你们可以让它放一下，征求读者的意见，让懂得的人去批评。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不要怕犯错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真理的，是发展文化艺术的，是发展科学的，是使我们少犯错误。是辩证法的。有许多事情，开始我们是不知道，不会解决，要在辩论斗争中，才能学会。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我只是试答这几个问题。现在是放的不够，用这样的一个方针，我们企图团结500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是又好又不好。好，是爱国主义，愿意工作、学习。但不完全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差很远，接近工农群众，更差得远，对马列主义不熟悉，对工农不接近，这是可以经过教育改变的。首先要求共产党员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态度，面向500万知识分子，几亿人口。有官僚主义存在。说服与压服，二者必居其一，是要说服。不能压，只能放。以力服人不行，要以理服人。对付敌人，可以一刀一枪，简单明了，对待同志不能用粗暴的办法，甚至对待“草木篇”，是思想问题也不要用粗暴。抗美援朝，对美国是用粗暴的方法，对蒋介石，也是用粗暴的方法。我们对蒋介石打了那么多年，粗暴的方法就是打。可是我们在对500万知识分子，几亿农民，对多少万民族资本家，和民主人士，打的方法是不适宜的。有些同志，习惯那种方法，“你还调皮呀!”那是错误的办法，错误的方针。因此，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草木篇”、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有些亲戚朋友血肉相连被镇压的，这些人要他们那么舒服，不容易。一有机会，“草木篇”一篇，所以要提出统一战线，团结教育。
（八）对各省、市委意见。希望各省市委也开这样的会，把思想问题都抓起来，现在没抓，不是忙的问题，是面对5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的教员，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有很多新问题，关系很不正常。内部矛盾突出，要研究，要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地方党委第一书记要出马，我就是第一书记，陆定一同志把我找了出来，讲了一通．我不是讲第二书记，我是讲第一书记，做了第一书记，你就有责任抓。希望也召集这样的会议，党内、党外的同志都参加，这次没有解决的问题带回去。这样的会议，证明有益处。过去开会，共产党员开广次，非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开一次，各开各的。这次会是第三种形式，党内党外一起开。希望地方召开这样的会。把思想问题摆在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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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22)
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
记者问：生活在此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主席：我自己也无从知道，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外一点，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从长远看来，将来的一代应该比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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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21)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那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有什么不好？
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它还有那么多纲，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那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七千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达，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在战前有一千八百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告诉我，钢产打了个对折，剩下九百万吨。有七千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九百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资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雅尔达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呵！为了吃掉他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人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在我们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点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十六个国家。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活，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条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之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作罗科索夫斯基。作了这两件事情，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五千一百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旦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一一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也会赶上来的，他也会抛卫星的。这是真的。××××的告诉了美国会抛了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一年、二年、五年总是睡觉吧。你一年、二年、五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了。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子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十件证据，刚才讲了七件，下面再讲三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并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就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做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的时候，只有四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四万党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节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几个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活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国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过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Papertiger）。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思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一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作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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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实习生、使馆机关干部的讲话（摘录）（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大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20)
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实习生、使馆机关干部的讲话（摘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大学）
同志们：
我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鼓掌）我们都老得这样了。但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老的有经验，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热烈鼓掌）
世界的风向变了。去年气候不好，今年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有人答：读过。）这句话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说的。二个阵营，其中有中间地带，西方世界有四亿人，其中有很多我们的人，我们可以挖它的墙角，那里会发生地震的。我们有十亿人，我们中间也有它们的人，譬如中国的右派。这种人比较少，在中国约占百分之二左右。二方面都有对方的人。就好比宋末元初的赵孟俯妻子的一首词里所说的：“二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成二个泥菩萨，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这个比喻虽然不完全恰当，但有点是对的，即帝国主义阵营中有我们的人，我们这里也有他们的人。但他们阵营中我们的人多，在我们阵营中他们的人少。
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我们约有十亿人，帝国主义约有四亿人，还有几亿呢？（台下有人说：十三亿。）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十三亿基本上分布在三个洲：亚洲、美洲、拉丁美洲。十三亿中七亿多已取得民族独立，如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黄金海岸等。还有六亿在那边，如日本、伊朗、台湾、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那一套。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德、意、日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美不合作，这中间地带的十三亿人由二个阵营争夺，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鼓掌）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也没有在那里搞军事基地。
我们中国是个大国，（热烈鼓掌）又是小国。在政治、人口上是大国，但是经济是小国，还比不上比利时呢！你们大概不高兴吧！（台下有人说：不高兴。）但又有什么可以不高兴的呢！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
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一百年来这次大会是最大的一次，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几天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这个会开得很好，决定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台下说：不反对。）（热烈鼓掌）这二天在开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一上一个大转折点。在人类历史土有很多转折点，如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二个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一起开会，这也是大转折点。这是世界的战争，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暴风雨般的掌声）
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不对，应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所有制的改变是比较容易的。就这么一提，好比人民政府在这头，工农群众在那头，资本家在中间，二边一挟就挟过来了。
有些外国人说：我们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我这个脑子也是洗出来的。参加革命后，慢慢洗，洗了几十年。我从前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还有一些封建教育。孔夫子的书读了不少。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只知道华盛顿、拿破伦。你们就好了，你们很幸福，像你们这么大的娃娃就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多列士、杜克洛、陶巴亚蒂等。我们那时对于中国革命是怎么搞法，有谁知道？
我们大家都要割尾巴，我也劝你们割尾巴。中国有句古话“夹起尾巴做人”，这句话很有道理。现在人都进化了，摸起来就没有尾巴了，但无形的还有。右派就是尾巴翘得太高了。（大笑）青年人应该具备二点，一是朝气勃勃，二是谦虚谨惧。（热烈鼓掌）
今年国内五月到六月是满天乌云，我们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让右派骂。他们骂共产党是王八蛋，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少错误多。我们把它都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们还给机关学校下了指示：硬看头皮，别开口，国内贴了许多大字报，你们这里没有贴吧？北京大学贴了几万张，人民日报是“小字报”。好，鸣放就鸣放，就到人民面前去报账，让人民去讨论。右派是打垮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有的。你们没有做过工作，不知道。你们去当当厂长、党委书记、校长、副校长、教授、工程师试试看。一做工作，就会有错误。八年来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是件很大的事，我们要认真的改。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干部放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农民都说：“老八路又来了。”基层干部中只有百分之一有严重缺点，脱离群众，绝大部分都是好的，其中一部分有错误，但可以改正。
我国人口现有六亿四千万，已经不是六亿了。（鼓掌）要六亿四千万人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世界。要做到这一点，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老的四十条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部分有主观主义成分，在新的纲要中，化学肥料增加到一千五百万吨。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召集不少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话，问他们能否做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又如除四害的问题，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人建议麻雀不要打，那就网开一面，城里的不打。这里有没有四川人？（回答说：有）四川的老鼠是多得很。北京的苍蝇打完了，过了两年又有了。这个问题也要有决心，大家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这类事情上也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一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后，钢的产量就有二千二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他说十五年后英国约能生产三千万吨，那么，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超过英国，苏联就会超过美国。（热烈鼓掌）那时世界面貌就会大大改变。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要十五年或者多一些，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热烈鼓掌）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活五年。如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满意足了，（高呼：毛主席万岁!）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要是孔夫子现在还不死，二千多前的人现在还不死，那还成什么世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所以，我开始就和你们说了，世界是属于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句，祝贺你们，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呼）
毛主席的三项嘱咐：
一、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二、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
三、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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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19)
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在人民内部，尤其是在同志内部，采取强加于人的态度是不好的。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作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马克思他们会这样讲？无非也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研究一下，这里头有甚么冒险主义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看不见冒险主义。由此观之。冒险主义的性质也没有，机会主义的性质也没有。那么是一个什么宣言呢？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那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是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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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18)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这一套。在群众中间创造了这么一个方式。这个方式跟历史上有所区别的。在延安那一次整风，也有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敢推行，恐怕也是有点怕。后头有一个三查三整。三查是查历史，查工作，查思想，三整是整什么我忘记了。那个时候我们新华社社长范长江就下不了台，整了他两个月，然后才翻身。因为发动了群众。三反中间有多少个部长下不了楼，后头我们摆了梯子才接下来。从前军队里头，在战争时期，依靠战士们，依靠当地人民，没有那个地方发饷，没有那个地方创造枪炮的工厂，就只好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军队，地方都形成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整个革命时期，就没有现在这个大放，大鸣，大争，大辩，大字报。三反五反没有搞大报。三查三整没有搞大字报。再上去，延安那个时候出了一点大字报，我们也没有提倡。这是什么理由？我想或者是我们这些人那个时候蠢一点吧？恐怕还有客观原因，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内部又这么大吵，那就不好了。现在就不同了，那样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基本上结束了，全国和平了，所以才出现这样一个东西，找到了这么一个形式。这种革命的内容，它要找到这种形式的，现在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建设，而找到了这种形式，就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虽然有几怕，主要是两怕：一个就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你们胆子那么大？我就不那么十分相信。因为我们有许多人也是怕乱的，你说我一点也不怕乱呀？各民主党派是不是也有一点怕乱？还有一个是怕下不了台。当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这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好说了，比如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学校，开了多少会才放开。北京大学的江隆基算是愿意放的，也开了多少会。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除开个别人，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比如冯雪峰，他是个出版社的社长，他在那里放火，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数人，就是右派。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冯雪峰是个共产党。其他的人就不要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多数，要相信人民中间的多数人是好人。应该讲，工人多数人是好人，农民多数人是好人，资本家多数是可以改造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成员，共产党，青年团，应该相信多数，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的。所谓多数，究竟什么叫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就叫多数呢？不是这么个数目，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现在全国，我跟地方的同志摸一摸底，究竟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这个事，什么人都是生的，我们都是生手。我们过去只是搞好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破坏封建阶级所有制，买办阶级（蒋、宋、孔、陈那套人）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可以过来。某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也不热心，但是他可以过来。有些人对彻底的民生革命他肯干的，比如湖北省有那么一个雇农叫刘介梅，报上登了的，他是三代要饭，后来翻了身，发起来了，现在当了区长一级的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这个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社，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他开了展览会，痛哭了，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愿意改。他是湖北黄岗县的，在那个县里开个展览会，他就当指导员，分两个阶段，要饭的阶段，同后头发起来的阶段。像那样的人，我跟湖北同志商量，恐怕可以不开除党籍，因为他愿意改嘛。民主革命可过关，而社会主义这个关就有些人难过。因为这是最后一关，它是要破私人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少时候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大体上我看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多一点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五年计划，还需要十年左右。但是我看今年这一年是一个高峰。以后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洪峰？像每年七、八月，八、九月间，黄河的洪峰要来，以后这十五年是不是年年要来洪峰，你们水利部要筑堤，（笑声）我看恐怕不是那样，这个峰越搞越小。六亿人口中间，出了十几万右派，也是很少。我说全国人民中间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赞成社会主义，他们许多同志摸了这个底，有人说百分之十五，有人说没有百分之十，只有百分之几。大概百分之十可靠。对于社会主义，按他本心是不赞成的，这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于个别的贫农、下中农、工人，刚才讲的刘介梅那样的人。六亿人口中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有六千万。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他看小了。在这上头，我们就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第一个同盟军是在农村，有贫农、下中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刚才讲，有人说百分之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插话：是中农里边的百分之十五）我是讲全国人口，我跟一些省委书记摸了这样一个底。但是所谓坚决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的，很坚决的，可能要带到棺材里去的，他就不改，什么社会主义，他不听，月亮还是美国的好，中国的月亮差一点，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刚才你（指×××）讲了，三百万人里头的比例是百分之二点二，全国人口里头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如果集合起来，那是个很大的军队，如果他手里拿了枪，那是一千二百万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不会大乱？因为它是分散在这一个合作社，那一个合作社，这一个农村，那一个农村，这一个工厂，那一个工厂，这一个学校，那一个学校，这一个共产党支部，那一个共产党支部，这个共青团支部，那个共青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他不能集合。所以我们的基础，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把地主同买办这两个阶级不算，那两个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对象。我们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吗？帝国主义在外国，现在我们已经赶走它了，在国内就有一个封建主义、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同买办阶级，那是一个革命对象。这一个革命是在什么范围之内呢？是一些什么阶级发生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样三个阶级。
无产阶级数目很小，但是他有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同盟军，就是贫农、下中农。贫农是半无产阶级，下中农是中农，是有产，但他是比较苦的，这个数量，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体占百分之二十。现在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一部分是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两可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地主也有分化，地主现在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因为这几年的教育，出来了一部分不闹粮食，赞成统购统销，赞成合作化的地主，富农也出来了一部分。不要以为现在的地主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富农都是反对社会主义，资本家都是反对社会主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反对社会主义，事实不是那样，要加以分析，这里面坚决分子是大概百分之二。所以我们就要相信多数。你看，百分之九十嘛！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以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那个坚决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同志讲了，他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呀。地主更没有威信。买办资产阶级是丧失了威信的。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威信了。比如农村的富裕中农是有威信的。因为富裕中农生产是比较强的，贫农赶不上它。至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手，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国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不是说过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财富吗？的确是，你那一样都是缺不了他，没有他，不能开学校，教授离不了他，中学小学教员离不了他，办报纸要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这个阶级人数不多，几百万人，连他的家有几千万人，大概有三千万人。听说真正的资本家七十万，不包括家属。知识分子可能有四、五百万，我说一共打他六百万，五口之家（因为他们比较富裕，生儿育女比较多），五六就是三千万。这个阶级比较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自己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来，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大字也不认得几个，就比罗隆基高明。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同他们的知识分子，包括中间派，他们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是不服气的。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实际上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但是这里头就要分析了：右派是对立的，非右派是半服半不服。不是讲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是右派有这个思想，别人也有。总而言之，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就非搬外国去不可。无产阶级非上月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他都说你不行。我说经过这一次辩论，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那个文化不高明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讲本领，贫农不如富裕中农，但是讲革命，就是他们行。这可以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多数人完全可以说服。资产阶级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我刚才讲，富裕中农只有百分之四十是赞成合作化，有百分之四十是动摇的，只有百分之二十是不赞成的，这个动摇的就可以说服他。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这许多人，多数人都可以说服的，用说服的方法，不大服气，慢慢他就会服气。我看还要过若干年，大概经过十年。比如对苏联总是不服气，现在放出一个“月亮”来，好像又有点行了。（笑声）在苏联也是经过这个阶段的，说共产党不行，这样不能领导，那样不能领导，现在他们早已解决了，革命四十年了，我们还只有八年，所以难怪。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只要不是冯雪峰、丁玲这种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么下不得台呢？可以下台嘛，无非是三大民主。有则改之。
在这个基础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在这个时候出现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字报，什么大鸣大放，右派也可以搞大鸣大放，右派也可以出大字报。我说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鸣放是我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没有这个“大”字。去年×××有一篇文章，我们去年五月在这里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是没有那个“大”，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就涉及政治。后头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叫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右派也可以用，中间派也可以用，左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右派不利。问题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这样大鸣大放的口号，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我说，等于演话剧一样。从前抗日时期，北方有个新民会，是那个缪斌在这里搞的。缪斌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改组派。缪斌他后头当汉奸了，搞新民会了，他们搞话剧，报上登了，在太原演话剧，来赞扬日本的皇军，反对中国人。那么因为汉奸演了话剧，我们就不演了吗？我们还是要演。还有旧诗，黄老你是专家，这个东西什么人都可以用的。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写的那几首诗里有什么“××××乱横行”，什么东西，他可以用来反对革命的。那个时候我也说，这种人不要十分去追究他，那个时候他那种思想，就是要写一点诗骂人。我也很赏识他那几首诗。（笑声）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当然，右派是下不了台。但还是可以下台的，右派总要下台吧。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是一分为二，两点论，一部分右派将来可能把右派帽子摘掉。永远戴下去吗？从此不得翻身呀？我看不一定。可能有相当多数的右派分子，他想通了，大势所趋，他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置工作。右派因为他反对社会主义，他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当作过去对地主，对反革命派那样来办，基本的标志就是不取消他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总理：劳动改造。）譬如林希翎那样的人，现在做什么工作呢？她在人民大学扫地。听说她很愿意干那个事。那种人，娃娃，二十八岁了，也不娃娃了。自己撒谎说只有二十一岁，确实有二十八岁了。进青年团进不了，她就不高兴。现在孤立起来了，在学校里做点工作，劳动改造。那是个别的人。但是你要费孝通，还有人民大学的吴景超去劳动改造，那怎么行呢？那总不好吧。这么大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现在我们的干部许多要去劳动，北京就放了几万人下去，一定要做几年工，也算劳动改造吧。将来大学生要先做几年工，不然一辈子就没有做过工，没有种过田。当然，我不是在这里宣布吓你们，要你黄炎老、陈垣先生、张文伯都下去做苦工，（黄炎培：家里头做做也可以）老人不是说：“洒扫庭除，应对进退”吗？（笑声）这些话我们过去都说过。当然没有现在说得这么透，尤其没有摸这个底。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一下底，一方面是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是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用我们这个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波兰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他要封一个报纸，我们不需要封报纸，我们只一篇社论就行了。《文汇报》写了两篇社论，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第二篇社论就自己攻。《新民晚报》是自己攻。赵××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搞得很好。他说实在是犯了错误。我说，你犯了错误，你改了，就行了。《新民晚报》很小一个报，你们都不看的？这个报值得一看。在波兰不行，他要封一个报纸，封这个报纸，就惹起来来了，不晓得这两天结果如何？（总理：还没有完。）他那个问题，总而言之，还没有解决，他是反革命没有解决，右派问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思想、两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
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你们各位听了是不是吓一跳？因为你们许多人又不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虽然少，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八年以来增加了八百万，不要看这么少一点人，只有这个阶级才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全部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至于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都是过渡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要了，这个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要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慢慢变的，我在四月三十日就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然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那一次主要问题是讲这个问题，讲阶级起变化。这几个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说进了工会岂不是变成工人阶级了吗？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无产阶级了。学校里的新职员都进了工会，钱伟长不是工会会员吗？钱瑞升不是工会会员吗？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赏识他们。不过他这个才干用来反共反社会主义就不行了。怎么样把他们改造一下？比如费孝通，我跟他谈过，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下呀？（笑声）他学了我们土改里扎根串联的办法，他一共有两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什么北京、成都、武汉、上海、无锡各地都有，他说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他在那圈子里就出不来，他不仅出不来，他有意识组织这些人，代表他们大鸣大放。我说，你不要搞那二百个，另找二百个，到工人、农民里头去找二百个，他说不晓得还要不要我。我说，你不讲去调查吗？你再可以去调查，你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去调查，谁人不要你呢。这是我在六月初跟他谈的。所以有几个右派朋友是好，要交几个右派朋友，了解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都要有朋友，工人要有朋友，农民要有朋友，现在民主党派，大学教授，文学界，许多共产党的作家他没有工人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这是很大一个缺点。我看要到那里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个地方。在农民中你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当朋友，那个刘介梅你不要找他当朋友，他代表富裕中农的，要找贫农、下中农、找老工人。老工人他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容易辨别方向。所以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从来不悲观的。我在二月二十九日不是谈了吗？乱不了。不是讲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师范大学鬼叫一个时候，天下大乱，我看事情就好办了。
整风准备有四个阶段，刚才邓××同志也谈了一下，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风，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字，检查思想，学点马列主义，和风细雨，开小组会，搞点批评自我批评。五月一号整风文件讲和风细雨，许多人不赞成，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用处。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因为我们延安那一次整风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要来急风暴雨的，但是最后还是要归结到和风细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贴几千条，那个工厂当局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车间主任就想辞职，就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那时候也对他们讲，要让他们讲，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在六月八号以前，我们一概不驳，充分鸣放出来了，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鸣放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就是右派言论，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恐怕你们各民主党派现在也有了经验了，每个单位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每一个合作社，每个工厂，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明年搞不搞，明年再定，我们再商量，因为明年搞到五一，下半年再来搞一次，是不是有这么必要，但是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是那么怪的，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界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等于我们扫地一样，这个房子最好每天扫，我们洗脸一天总要洗一回，以后我看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只个把月就行了，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高峰，也许那时候要来一点洪峰。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有些东西我们没有估计到。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
整风的四个阶段，一个是放，一个是反，一个是改，一个是学，这样四个阶段，大概还要搞几个月。
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有改造的必要，他们不承认还要改造，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愿意改造，说我们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你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会抽筋剥皮。我们中国许多人都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思想改造为什么要搞？就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观点，知识分子要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老知识分子将来还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什么助教、讲师，他将来总有一天当教授，你讲学问，他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也可以行的。工程师、科学家，新的人出来了，那么这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非得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必须造成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跟资产阶级造成他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它没有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他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这要写一篇社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右派中间那些不变的，不愿意脱胎换骨的，大概章乃器就不能算，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手，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我们说你还不行，你是白色，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他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你是什么颜色呀，你还不是白色，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起来也很容易，并不困难，你就下一个决心，并不要读很多书，主要是着重在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阶级，我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方向去，他们不懂这个，我在四月三十号讲的那些，他们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我们上一回民主革命，不过革那三张皮而已，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革两张皮：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同小生产者所有制（小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在，新皮二张也不存了，现在剩下什么皮呢？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个公有制这个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是吃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饭，吃公有制的饭。那个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他还看不起这个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这个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都不如他。那个时候（四月三十日）我就劝大家，我打了一个比喻，我说这个事情也不容易，比如吃狗肉，我就有这个经验。从小不吃狗肉，我又没有吃过，但是我就反对吃狗肉：你没有吃过，为什么反对呀？你没有经验嘛！你说狗肉不好吃，你吃过没有呀？你何以见得狗肉不好吃呀？你吃都没有吃过你却到处发表意见，说狗肉不好吃，并且把狗肉送到你面前，你闻一闻就跑，这是因为社会上的舆论历来都是这么讲，狗肉古人是大吃特吃的，孟夫子的经济纲领就有一条：养狗。他说：“鸡豚狗彘之富，无失其时，七十可食其肉矣。”七十岁的人才可以吃肉，六十九岁不行，因为那个时候生产力很弱，只有那么多东西。马克思主义，因为过去反对的多，帝国主义反对，蒋委员长天天反，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有一句话，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就是说狗肉不适合人民需要，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个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右派反过之后，风平浪静，提出来的许多意见就不肯改了，我看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贴一贴，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要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要学，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个段落，这个，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年年反，天天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铰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的差不多，不过没有完结就是了。不要松劲。有些人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将来还说服他，说几次，他一定不服，你还天天开会呀？摆到那里，听他怎么办。我们采取不捉人，而且又不剥夺他的选举权的办法，对于这些人，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分化他，那么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怎么办呢？那也就算了，他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多数人要向前进，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面貌会有改变的。
现在我讲农业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还是那个目的，就是四、五、八，就是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都没有改，但是有些东西改了，譬如有些东西已经解决了，合作化问题就是基本上解决了。还有，这个条文次序都有些改。还有，过去有些没有强调的，譬如机器、化学肥料这两个东西，过去没有强调，现在要大搞，要加以强调。过几天开一次人大常委同政协常委的联席会议，讨论一下。讨论后就可以登报，拿到整个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今年冬天或者十二月什么时候共产党要开全国党代表大会，那个时候再通过。这是共产党提出的，这是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东西，就不是章伯钧的那个政治设计院。共产党要提到国务院，国务院再提到人民代表大会。今年冬天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早一点通过明年的计划和预算，过去我们不是总搞在五六月吗？现在要改一下，要提早。同时把农业纲要在那个时候通过。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现在已经开始有劲了。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开始泄了劲，现在整风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我向同志们说，这四十条以及工业计划，文教计划，完全有希望，比较还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这里头有些主观主义的，我们改掉就是了。比如农业纲要四十条里头有一个六百万双铧犁，这是主观主义的，我们现在把它去掉了。此外还有些修改，经过两年的实践嘛！但是总的说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有人说麻雀可以吃虫子，我看把它消灭，它与人争食。一方面它可以吃虫，但它也吃粮食。老鼠就没人赞成它，还有苍蝇、蚊子，是没有人赞成的，名誉不好，现在北京的苍蝇蚊子不很多，但是又有了。过去没有搞蚊子，去搞苍蝇麻雀了。这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把这几样东西也搞掉是不容易的，如果动员全国人民来搞，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就为之一振，我们要把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三个五年计划搞到两千万吨钢，再有十年就可以了。今年就是五百二十万吨，我们五年增加三百多万吨，拿一九四九年算，只有十几万吨，恢复的三年（一九五○、五一、五二）就搞了一百多万吨，现在又搞了五年，就达到五百二十万吨，再过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可以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跟打麻将一样，加它一番。
除四害，也是要求几年试点，大概要三年试点，五年突击，两年扫尾，十二年已经过去了两年，还剩下十年，如果在这方面搞出一点成绩来，人民的心理状态会变的。如果这个事情搞起来了，节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节制生育也是几年试点，几年突出，几年扫尾。这个事情也可以经过大辩论。
除四害要大搞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在农村里头，在城市里头，究竟灭得了灭不了苍蝇、蚊子、老鼠？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不对的，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是不想搞这个事，那也当然没有信心。我们是想搞社会主义，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灭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条里头有好多事情。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还有文教计划。
至于是不是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不是刚才讲了两种人了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取消，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爷你看我是多么有骨气呀！这是资产阶级的忠臣，他不投降。右派是跟封建残余有联系的，通气的，他们并没有通信，没有开什么会，但是彼此呼应，那个文汇报，地主非常高兴，地主就买了报，对农民读，你看报上登载了的呀，他们就想倒算。所以封建残余，反革命残余跟右派，他们实际上是通气的，还有外国跟中国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还有葛佩琦，最出名了。还有美国，他们很不赞成我们反右派，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也讲过的，我说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办？采取什么态度？你们怎么做准备？还是跟它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我不是在二月二十九号的前两天谈过那个话么？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然后不是搞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呢？我们说感谢日本人，我跟日本人谈过，我说你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你们这个侵略，激发全民族反对你们，提高了觉悟。
此外还有几个文件，就是劳动工资，体制问题，这些会跟大家商量的，要提到人大常委。还有一个工资同劳保福利，这个也要商量的，恐怕先还要去试验一下，作为草案在工厂里头搞一个试点，然后才能够决定。
右派不讲老实话，我们讲老实话，他不老实，他瞒着我们搞一些事情。谁晓得章伯钧搞那么多事情，这种人我看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部长怎么样？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吧？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个人民代表如何安排？右派如何安排他的工作？工作总是要有一点工作。这些著名的右派，人民代表恐怕难安排了。丁玲是不是选人民代表呀？人民代表不能选。明年要选举了，明年选举还要跟各位商量选举的名单。有些人，你一点职务也不要恐怕也不好。对右派的安排也是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有些教授，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当不成了。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当，学生不听。那么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当教授。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事情。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人也不摸底，等于我们对于许多地方不摸底一样。这一次，百分之二的坚决的右翼分子，可以在一个时候把水搞得浑，使我们看不见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这个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农村看得见底。工厂看得见底，学校、党、团、民主党派，这些都有底。章乃器这些人，你要长期共存，他是短期共存；互相监督，他是不相监督，章罗联盟，对长期共存这个口号最高兴了。一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个百花齐放，一个百家争鸣，他们最喜欢了，结果就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对右派的处理问题，请诸位去考虑一下，议一下，如何处理法。
今天是个通知性质的会议。请大家回去研究一下：整风问题，农业纲要。农业纲要会发给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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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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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一、这次会议评论一下究竟开的好坏？省委书记说很好，怕有的同志，不一定这样看法，开的很长很累，有些同志害了感冒，我也感冒了。恐怕成绩是主要的吧！交换经验，明确方向，统一意志，有很大好处。这次会议有两天没有参加，发言也未看完，我打算全看一遍，有的要看两遍，也怕你们没看完，希望你们也看一遍，这次发言有很好的经验。这样的会有必要一年开一次。我们是大国，工作复杂，一个也要开一次这样的会，省、地、县、区四级参加，加一部分社主任，中央明年打算一部分县委书记参加，我建议一年一次。去年未开吃亏了，来个右倾，工作松了劲（因开八大，无时间）。一年一次大概需一个月时间，各省可开一次四级干部会，把问题扯清楚。
二、整风讲几句。湖北提“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的口号好，广东南方日报用这样的题目写了一篇社论，很好，还说要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认真的放，也得认真的改。反右上了轨道，不必提大胆的反（主要是县以下基层还要反右派），省、中央也还要放，但主要还是要改的问题。今年整风创造了一种革命的形式，即几大：“大鸣、大批、大争、大字报”，现找到了这种形式，过去是找不到的，不能产生的，层层辩论那时不许可，因而土改打仗不能采取这种形势。现在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政权是巩固的用摆事实讲道理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了适合阶级斗争的形式，今后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整风也好，建议也好，都可以用辩论形式解决。不仅与中间派一道，也与右派一道，农村与地主、富农一道，上报，骂的狗血淋头，“党天下”“下轿”等，这是好的形式，容易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责任心。过去也有扎根串连商量，连长与战士平等友谊的谈话，这是民主的传统，无此传统是不可能有“几大”的，延安整风是写笔记，开小组会、反省，大家都感到帮助很大，搞了几个月，那次克服了主观主义，以后三查三整，三反五反，扎根串连都表现了一定民主形式。但大鸣大放和大辩论，这种更大的民主形式则是这次产生的，找到了这种形式对党的事业，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有极大的好处，这是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发展，要传下去。社会主义一定要能充分发挥民主，这种民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别的阶级是没有的，在此基础上实行集中，就可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巩固的集中制。民主是为着加强集中制，而不是削弱它。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只有几千万，专政靠几亿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贫苦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就可以巩固专政，加强集中。
三、农业。四十条修改后发下，在农村中希望很好组织一次辩论。提高认识，作出规划，省、地、县、区、乡、社我都问了一下。省、县、乡、社应该作出规划，专区和区也要作规划。这六级要作，抓紧搞。全面规划（即计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去年下半年不大强调了。这个老口号，现在还要强调做，何时作好规划？我问了一些同志，有的已做好了，有的还未做好。是否在明春，省、地、县三级做好，或明年“五一”前做好，不行就在明年底，这是长远规划——十年至二十年，定出后可能不完全合适，做了不合适将来修改，总是要修改的，大概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二十世纪速度快，不要照旧历书行事，最多也是廿一世纪初就可以达到，我看农业生产，地也不要那么多，有人就好办事，每人有几分地就够了，三亩地有些多了，当然还有节制生育，我不是奖励生育，各级规划都要到农村去讨论，规划很多，可分级分批的去讨论，粮食已有底，大小口平均四百斤就够了，种子、饲料不在内，湖南湘潭地委发言说，有一家七口人，每人五百零九斤，只吃四百斤，每人还余四百零九斤，南方四百斤稻就可以了，河北只有三百廿斤，三百一十斤，二百八十斤，豫北辩论的结果，过去富裕中农才吃到三百六十斤，还大喊大叫不够吃，饿死人。要很好的提倡勤俭持家，节约才能积累，国家、社、家庭都要积累，否则都吃掉如何能富裕。今年未受灾和收成好的地方要坚决做到“以丰补欠”，多搞一些积累，湖南提出搞百分之二十的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在外），全省共六亿元，不是平常的生产费，而是买肥料修农具，内有28%的基础（山区、平原不同，有多有少）即每年一亿二千元，这样做到很好，你们看可以则行，不然扣多了，就无优越性。管理费一定收缩在l%之内，以之增加到基层上面。要教育全国每个人要有志气，有远大目标。到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情况会大变，要看这一点，大吃大喝不算什么志气，还要勤俭持家，大约有十年就好了，你死了还有儿子、孙子、红白喜事应该少办，棺办农民大概还要的（我们中央的同志死掉烧掉，已经签了名的，要火葬否自定），但要节省，慢慢来，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也可以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解决，也搞个十二年规划狠狠改一改，要不要赌博，也只有通过辩论，改变风气。关于除“四害”我是有兴趣，但无人响应。同志讲的不多，幸喜有广东省韶关地委乐昌县搞的好，已做出榜样，消灭“四害”，把卫生搞好，这是文化，要提倡，两双筷子吃饭很好，可是费点竹子，但这样对手工业有好处，就多做生意。我提议：从明年起，两年试点、五年普及，三年扫尾，行否？或者三年试点，五年普及，二年扫尾，两头小，中间大，各地可参差不齐。我对这四样东西很感兴趣。中国要变成四无国好不好？过去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三无，“即无政府、无家庭、无阶级”。将来无政府是可以实现的，无家庭几百年之后也会不存在的，家庭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现在生产单位已不是了，条件全部改变即没有家庭了，大概需一千年，现在首先搞“四无”，把“四害”除掉，使我国变成高度文化的国家。
人口节约，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八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的地方也不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一下。我主张中学也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还有各地搞规划，有个综合规划很重要，即工农商学（无兵）的计划要结合起来搞，不是各搞各的，请你们看浙江的文件，红安县的经验很有用，各级农村工作领导同志都搞点试验田是好办法，我也很想搞点试验田，县、区、乡、社干部各搞一块试验田，这样搞技术就摸底了，无业务不行，要学点，内行光政治不行，工、商、农业都要懂点业务。今天讲的是农业，也搞个十年规划，十年，技术业务都要熟悉。我们不要先红而后专，一定要又红又专，现在的干部是先红后专，有些红也不红变成右倾机会主义，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不专。有些人提出先专后红，这是资产阶级观点，我们不要，但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建立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知识队伍，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就是说的技术，业务是可以学的，五十岁也可以学，不要胆怯，问题是在肯学，我们能的就是红星旗很红，政治上行，技术还是不行，右派和我们争的不可开交，说服不了人家，所以还要学。组织科学技术队伍，省、地、县都要有计划。十年内党委就是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都要有计划变成专家，百年树人，现在要减少九十年，要十年树人，在北方十年树木不行，树人是可以的，无此一条，没有庞大的技术队伍是不行的，社会主义是建设不成的，我们已解放八年，再十年，即十八年树人，基本上造成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技术队伍，以后就是扩大加强科学技术队伍再有十年，即二十八年达到苏联四十年的水平，缩短二十年，行否？这是可能的，因为有苏联的经验。
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同志讲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动摇，在此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建成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光说现代化工业（其中包括现代化农业）还不够完善，过去宣传工业是对的，今后要着重多宣传农业。
四、两种方法。凡事至少有两种方法，才能有所比较，一种是比较差的慢的方法，一种是比较好的快的方法，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好快的一种，如修铁路，一般都要选择几条路线加以比较，最后才确定。如大鸣大放好！还是小鸣小放好，要大字报不要？大字报哪个好？这里都有比较。不要大鸣大放总是放不开。北京市有几十个大专院校没有一个顺顺当当放得开，做了许多工作，一次两次会最后逼上梁山，不能不搞，否则引火烧身。过去革命也是有两种方法两种政策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才摸到一套正确方法，进步比较快了，建设有两种方法两种政策的，也可以有这样那样，如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等国家的方法就不一样，这些国家不同方法，我们可以选择做参考，但比较起来，苏联的建设道路是最正确的。我们革命有经验，在建设上经验甚少，苏联已经四十年经验，我们只有八年，苏联经验基本上是成功的，是较完全的，将来还会有错娱，当然成绩是主要的。苏联比我们强，我们要学习苏联，学习有便宜，不学习有损失。学习有很大好处，不学习有很大坏处。特别在我们反了教条主义后，学习苏联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学习对我们只有利而不会吃亏。因为苏联的经验最完全，比如人造卫星，现在大家都说它行，过去中国就有人（龙云）说它不行，美国也看不起它，可是他就放出了这个东西，五天了还在转。我过去也不相信什么人能到月亮去旅行之类的宣传，现在相信了，因只懂社会科学不懂自然科学，我不是专家，只红不专，现在看来，月亮可以去，金星、火星也可以。他们说五年到十年可以去月亮，我现在如还不相信，那就变成顽固派。但是，是不是可以将苏联的弯路撇开，比苏联搞得更快一点，质更好一点，苏联从一九一八年底才有四百万吨钢，再经过二十年只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时间达到二千万吨钢，这就说明我们可以搞得更快一些。我主张今后小钢厂多开一点有好处，比如二、三十万吨，三、四十万吨很有好处。
五、去年扫掉了，把多、快、好、省扫掉了。好省没人反对，但多快不提了，实际上多、快、好、省是互相制约的，好省是限制多快的。不像卫星跑的那样快，不切实际的多快，即不可能多快，那不能搞。但反过来，好是好，省是省，就是那么一点点，慢得要死，那也不行。我高兴的是这次会有个别同志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完全的口号。我看要实事求是，要提倡合乎实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去年把这个口号扫掉了，现在要恢复这个口号，你们赞成吗？还扫掉农业纲要四十条，四十条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共产党应该永远是促进会。我们有许多委员会，最根本的是共产党委员会，究竟你是个促进委员会，还是个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去年二中全会组织个小组促退，就是去年多花了三十亿，就只能在这点促退一下，多促退就要犯错误，也就是说，不可过分强调反冒进。因右派是促退派，我们与右派的根子不同，我们永远是促进派，要促退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如农业发展纲要上的六百万部双铧犁被促退了，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我是始终坚持的。
六、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问题。这是主要矛盾，毫无疑问。过去是反帝反封建，已经解决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在农村中是改造小资产阶级，中心问题是以合作化解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七、八大决议没有否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八大分析是指生产力讲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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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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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
中国两次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思想只是在党内作斗争。当时有两条道路，解放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是无产阶级革命。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主要矛盾，我认为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一九五三年在财经会议上提总路线，开始还不敢在全党宣传，先讲到县一级，五三年底在政协上讲开了。跟着宣传部起草了一个总路线宣传提纲。三年半以来，给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对个体经济也给了打击。因此反映到八大决议上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这句话也没有说错。基本解决不等于完全解决。政权问题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完全解决。
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的右派，一部分富裕中农，站在人民中反映人民。那时不是完全看得那么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那时还是提了改造）。当时他们服服帖帖，所以说基本解决了。今天强调这个矛盾是因为他们要造反。到今年青岛会议时就看清楚了，提出了城市和农村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但策略上还是按青岛文件上那样讲的好，到会的人晓得主要次要就行了。很长时间不讲了，如果现在加上去，闹得天翻地覆这不好。现在应再按青岛的讲法说他三个月。
工人中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党内的三大主义也挂在资产阶级账上。两条道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暂时不在报上讲。讲了有无可能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冲淡了；另外是内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任白戈讲的，可以从理论上写这个问题。
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个人与集体、青年与老年、工人内部等矛盾，是大量的东西，突然提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是否会影响鸣放？也不一定。但是要影响劳动人民内部吵架。
人民有两部分，一部分剥削过人，一部分没有剥削过人。受资产阶级影响，一部分人少，一部分人多。过几百年后就不能再挂在资产阶级账上，那就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矛盾基本解决，说的政治制度和所有制问题。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势力的问题大量的还没有解决。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唯心主义也是上层建筑，也得解决。
去年资本家敲锣打鼓之后，马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说不出口，不得人心，于我不利。以后鸣起来了，就好办了，取得经验就好办了。我们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就放出来了。过去资产阶级是服服贴贴，现在是大吵大闹，我们提鸣放，右派提大鸣大放。我们说在文学艺术和学术上鸣放，他们要发展到政治上。今年共产党与右派合作找出一个好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形式。在延安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胆子，没有经验，没有禁止，也没有放。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这次大鸣大放增加了我们的经验。将来还是鸣放的。百花齐放不包括反革命在内。一年一放还会放出来。把人民当敌人压是很危险的。论人民矛盾正是防止采取压服的办法。
第一条：在过渡时期肯定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
第二条：在一定时期在报纸上不讲，继续宣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加这两字，免得引起许多麻烦。
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目前正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解决，一提出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将影响整改。
人民内部包括三个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存在这三部分人中，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有区别。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是非对抗性的，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中心问题是三部分人之间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是暗藏对抗的，如和章伯钧等的矛盾就是对抗性的矛盾。对待这种对抗性的矛盾是采取剥笋政策，每年剥一点，今年剥了一些笋皮，但是剥不完。有两年不宣传社会主义就出来了。以后还要剥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没有错误，但是没有青岛的一篇就不够。现在主要问题不是封建残余、帝国主义残余（矛盾还是存在的），湖南捉了七千地富谁也不说话，但捉一个章伯钧就有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家属三千万，是大问题，工人阶级三口人家，最多四千万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农村富裕中农）。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有左派，大量是中间派，右翼只有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教育问题，批评问题。我们所提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资本家还有公民权。社会主义不能说是反帝反封建了，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同盟军。所以地主爱文汇报，是反社会主义的。
右派分子现在六万（一作五写——编者），将来顶多十五万到二十万，其中可以分化，应该去分化。如对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自然科学家、学者，能分化出来更好，要对他们进行工作。对一部分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现在明确：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主要（或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解决了，但没有完全解决。地富反坏赞成资本主义，剥削人的人赞成资本主义，也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两条道路斗争是经过长期斗争来解决的。“主要”和“基本”是一个意思。
八大决议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道理不能这样讲。现在矛盾，将来也还是要矛盾的，到合作社都改为国营农场发薪水的时候，也还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由两部分组成、公有制、集体制，将来二者也要发生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基本适合，也有不完全适合的地方，还有缺点，讲完全适合不对，斯大林提完全适合，就出了问题（报告第十四页）。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就不适合社会主义，但是还要修庙，修庙是为了达到毁庙的目的。为什么说大体适合呢？因为可以发展生产力。印度搞五年，增加了三十万吨钢，我们增加四百万吨。我们的制度不妨碍生产力发展。几十年后，集体与国营矛盾解决了，还会有新的矛盾。到共产主义价值法则不要了，军队不要了，当然也要国际环境许可。八大决议这句话，马、恩、列没讲过，但也没有害处。意思是要赶快发展生产，充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是没有讲清楚，带语病的性质，没有认真的讲清矛盾，是比外国、此将来，这句话现在也不必改，现在可不谈这个问题。列宁讲过苏联政权与落后的技术有矛盾。现在不讲，以后解释清楚就行了。严格地讲，说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不适合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恰好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生产力。许多经济学家说我们的制度与生产力有矛盾，说社会主义制度落后于生产力，这种说法不好。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领导方法，基本上有两种，按照一种方法领导，我们的事业可以进行得多快好省，按照另外一种方法领导，我们就会进行得少慢差费。
不仅革命工作有两种方法，建设工作也有两种方法。我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是个正确的计划，它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可是，这个计划能否再进一步作得更好一些？看来是可能的。例如，我们如果一方面充分发展大型企业，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中型小型企业，一方面抓中央管理的企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地方企业的积极性，速度就可能更快一些。现在看来，我们能否以十八年的时间，即三年恢复时期加上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达到年产钢一千八百万吨，甚至两千万吨呢？如果我们的方法正确，经过努力，有此可能。
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两种方法。不进行斗争，不反对少慢差费的方法，多快好省的方法就不能实现。我们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除了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还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这个纲要，是一个多快好省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我们还提出了一个“促进派”的概念，就是说，大家都应当作促进派，不作促退派。由于有了这几个东西，一九五六年我国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多用了点钱，多招收了一些工人，市场供应有某些紧张。这个缺点并不大，很容易克服。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一九五六年“冒进”，了。吹起一股风，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四十条”、“促进会”这几个东西都吹掉了。结果就影响今年经济建设的进展，特别是农业的进展。这个经验教训很大，不能不接受。总之，给群众泼了凉水，损害了他们的职极性，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论作什么事总要发扬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对于工作中的缺点也要批评纠正，但是要在保护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批评纠正，既批评他们的缺点也批评我们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我们的工作就可以作得更好了。我看，一个“多快好省”，一个“四十条”，还有一个“促进派”，都是好东西，不能吹掉，必须恢复。
我高兴的是这个会上有同志讲到“多快好省”的口号。
多和快有了好和省的限制，就没有弊病了。多和快，就是要求多办事。好，就是要求质量好。省，就是要求少用钱，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么，多和快就没有毛病了。当然，“多快好省”应该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不应该是主观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是在主观主义的条件下，总应该尽可能争取多一点、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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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听取整风情况汇报时的指示（摘录）（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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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听取整风情况汇报时的指示（摘录）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
要青年学生打杂扫地，也不是一件坏事啊！我看对青年一定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青年不再轻视劳动，要愿意参加体力劳动，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摘自《毛主席关怀我们》一文，《中国青年》一九五八年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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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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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
（谈到工商界）现在是过第三关，过第三关顶少还要十年。历史上包下来一批王八蛋、一路来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只是到了现在，他们就翘尾巴了。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他们就找岔子，并且搞组织活动。估计到他们有一部分人随时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暴露他们的办法。现在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上整风，右派分子的头子就翘尾巴，反共反社会主义了。把孙行者的尾巴打下去，花果山的猴子就不神气了。抓住改造，逐步把领导权转到左派和中间派手里。各省市基层把民主党派，教育界的领导权拿过来。学校实行党委制可以考虑，但我们必须领导学校，领导权过去是不巩固的，有一部分领导权是在人家手里，缺乏战斗力，一时搞得天昏地暗，例如清华大学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但党的领导并不巩固。科学技术界，新闻，艺术，出版，教育，卫生界，都有左中右，我们不占领导阵地，就搞不成社会主义。总之，要搞意识形态，要搞知识分子。过去搞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没有好好搞教育界。过去省委书记怕见大学教授，现在见了一下，见出名堂来了。再摸一个时期，就更清楚了。
敌我双方对政治形势的估计都不大对头。敌人方面对形势估计错了，我们对自己的估计也不是那么正确，在鸣放期间，觉得我们的力量比较小，对工农兵——我们的基础估计不足。现在看来，在工农党团员中只有少数，大部分是好的，我们也为假象所迷惑。
多次人民代表大会，政协都要斗一场。名义上在台上参加政权，大体上顺着我们，实际上是反对派，拥护是假的。到去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提出的“两百”方针，加上匈牙利事件，他们开始翘尾巴了。首先看出这个问题的是陈××等几个同志。说百花齐放可以，但放的不妙，放出牛鬼蛇神了。周恩来二月回来以后，罗隆基公开批评总理的外交报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还有几个学校闹事，工厂闹事，农村闹事，以为形势不妙了，其实就那么几个人，就是大学也是九个指头是好的，只有一个指头不好。反右只有一个多月，就看出来了。民主党派打他百分之二十，也还有百分之八十，经过六月，七月半个月，我们就完全清楚了。凡事皆要加以分析。分析了就有底了。这一下我们的心就放下来了。
敌人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工农估计不足，对左派也估计不足，这一点右派同我们一样。在中国搞匈牙利是搞不起来的。放，还应当有决心，不然就放不起来。
还有，广播，电话，电报，邮电要抓住，不让民主党派去发展。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的打，在打的当中，建立领导权。抓住这个时期搞他一年。如果搞到明年六月，全国人大改选，我们假如再提他们的名，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经过反右派，一定要换掉一大批。地方，明年年初就要开始政治改组，三月各省把改选搞完。我们这样估计：打算打一年。现在报纸上这样积极地吹，总吹也不行，还要搞点别的。右派分子虽然多，但头儿已经打了，打右派主要是打头子，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以后采取剥笋政策。其他的人，那怕也有些错误×他是领头××，×××，×××怎么打法？×××反人民，不公开反共不闹事，但死也不改。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不可小看，对右派分子要剥笋。
知识分子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工农事业不那么有感情。但他们有这样种种倾向，只要他们今天倾一点，明天倾一点，再过十天功夫就改造了。山东提议：要反右派的事情向工人农民作宣传。地主、资产阶级好像都在替工人，农民说话。我们要讲右派怎样进攻，我们怎样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广东罗翼祥）。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
合作化没有希望？有这样一些富裕中农，本想叫他们慢慢进社，也挡不住，进来了又想退出去。是否让他们退出去？从阶级路线来看，少数不愿在社的，可以让其退出。山东临沂地区一百多万户，退了一万户，过去闹事最多，现在是全省比较太平的地方了。退出去的不要苦他，也不扣右派帽子，将来愿意来的就来，要退的大体上有百分之一。愿意退的就允许退。今年秋天下这个决心看如何。
农村、工厂整风如何整法，要把解决的问题收集一下，准备意见。中央拟于八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开一次中央全会，地委书记也参加，研究整风与体制问题。党代表大会可在一、二月底到春节前召开。
整风问题，头一步以政治为主，结合思想（阶级敌对的、内部的）；下一步以思想为主，结合政治。这里讲的政治，主要指反右派斗争。其实，同敌对阶级的斗争，多数人向我们提的意见，如傅鹰，和我们不是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政治关系。如权限下放，也是政治关系。但像张轸那样的家伙，写信批评周，×，就要狠狠批评，要登报。这些人要告诉他好好重新做人，留一碗饭吃。民主人士的职务要重新安排，代表，委员，部长，厅，局长，在这次运动中有功劳的要上台，右派要下台。他们由长期共存，变为短期共存，由互相监督，变为无权监督，自己否定自己。
有职无权，人事制度，评级评薪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调整关系的问题。
每天都有高潮低潮，上报的人数要增加，并且要各行各业都反映到报上去，这样就不单调。下一步整风，思想要搞得深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要费点时间，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
今后反右派斗争就是两个字：一叫深，一叫改。对内和，对敌狠。徐州地委有百分之五十的基层干部是好的。另外百分之五十分三类：轻微错误的有百分之二十，比较严重错误，手头不干净的有百分之二十九，严重违法乱纪的只有百分之一。前两类可以主动下楼。办法是开开干部会，肯定成绩，检查错误。
什么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总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倾听群众意见，加以分析。好像游水一样，要顺水性，或者说是鱼水关系。干部脱离群众，就不能活。过去军队在战争中都是搞三大民主，为什么现在工厂、农村里搞三大民主呢？军队是拿着枪的，都不损害干部威信，为什么县、区、乡干部不能这样作呢？对干部一个是撑腰，一个是帮助。毛病要改，又不要伤害干部。大家批评一下，一篇检讨就可以过关，要教会基层干部过关。农村，工厂不能采取市机关，学校的办法。而采取三级干部会，社员代表会，支部大会，职工代表会等，就是陈伯达同志的办法。陈伯达在福建的办法，开始区、乡干部都不赞成，后来大部分的干部选上了，选举不要党团员保证，而是充分酝酿，群众提名。各省可搞点经验。
工厂干部要下车间，还要到宿舍。
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讲道理的关系，不是我打你通，我压你服。共产党不怕群众。实行民主的结果是增加威信，而不是降低威信。过去军队实行民主，就打胜仗。
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少杀不是不杀，杀少数人是完全必要的。浙江仙居，临海两县，合作社解散百分之八十。每年准备一百万人闹事，或者还要准备多一点。
河南长葛县修飞机场赶走农民，打伤四个人，这是国民党作风残余。有些国民党作风残余的是合乎实际的，一定要整好，虽然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彻底整好。这次整风，要想一次整好，一劳永逸，我才不信。现在要把闹事的数目扩大一点，六亿人民每年准备有三百万闹事，百分之零点五的人闹事，经过几年右派一闹，我们摸了底，就不怕了。过渡时期有个不稳定的时间，再有五年半能把社会秩序大体稳定下来，就是好的。总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陈伯达讲的不是狭隘经验。
（以上是7月17日上午会议上讲话）
（谈到打右派）北京打击了一千五、全国要打出十个北京来。大树是有根的。
大地主的儿子。这是新式肃反，要好好交待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斗争策略。
大字报是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怕大字报？因为我们总是多数。
工厂一定不要妨碍生产，那个地方烂，崩溃越多，那个地方就越好办事。省要派有经验的干部下去，硬着头皮，大放大鸣两个星期，只听不说。
（谈到区、乡、社整风问题）每个五年计划搞两次整风，一大一小。
不要搬石头，现在我们还靠这些石头。粮食年年增产，但是越来越少。去年动用库存七十亿斤，今年一定要搞八百五十亿斤。穿也是大事，现在折半了，越搞越少。怎么得了？
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像胡老头一样、罪已诏千万不下。
手工业社脱产人员太多，浙江兴登县七万人有三千五百多官，真是太多了，应该减三千，留五百。工厂非生产人员也太多，占百分之三十。苏联百分之二十五，美国只百分之三至五，现在要考虑。多的人要养起来，几年内转到生产中去。用节约下来的钱扩大经济事业。
整风范围扩大，党、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艺术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
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
共产主义者协会要大于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去当会长。
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搞个劳动教养条例。死刑不要轻易废除。地、富、反革命的选举权，不要给得太早了。不搞大，只搞小，这些关口要卡住。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反右倾思想，右派，极右派，合乎人情，顺乎天理。各省市对民主党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
（以上是7月18日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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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要点）（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13)
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要点）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同志们：
你们好。
今年三月下旬，就是一百天以前，我在这里同党内的同志们讲过一次话。那时我是来点火的。这一百天左右的时间内，局势有很大的变化，人民觉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就是打了仗嘛！当的我们是料到这些事情的，我在这里就讲过，不过当时没说过烧火这句话，而是说人家批评，我们要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以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就加以批评。我们总要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全世界也好，全国六亿人口也好，共产党也好，青年团也好，民主党派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工商界也好，学生也好，工人、农民也好（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多数人都是好人。他们的心都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比如这一次，以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教授与学生一起，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百分之一，只有七十几个人。经常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还不到百分之一。他们组织小团体，什么“百花学社”、“爱智者学社”、“黑格尔——恩格斯学社”、“孔夫子——毛泽东学社”，后来觉得还是不大妥当，还是叫“百花学社”。学生的“领袖”名叫谭天荣，现在是全国有名的人物了。这回可出了些英雄！左派、右派都出了英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人后悔了，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瘾。早知这么妙，何不大开放？让那些毒草长出来，让那些牛鬼蛇神出来，怕它干什么呢？那时，我们讲不要怕，可是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如×××等，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怕天下大乱。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他们是跟我们一块儿的，用不到怕。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打我们，他们用口骂，但是不用拳头打。至于那些极少数的人，譬如刚才讲北京大学学生中，百分之一不到的右派骨干分子，另外还有百分之一、二跟他们拍拍掌，拥护他们的。教授付教授中间，情况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有百分之十左右是左派，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对这些中间派，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一些同志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少数人怕天塌下来。就是河南的“杞人忧天”，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不怕天塌下来。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小组长、班长、学校里的校长、教授、助教、讲师、党委书记、党委委员、支部书记，包括我们在内，都是领导人物。我们这些人，总有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就是要把我们烧好。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毛病，包括我在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要定期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荧，五年再荧，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火烧二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就更好了吗。我们不是讲要锻炼吗？锻，是打铁，炼，是高炉里面炼铁，平炉里面炼钢，炼出来的钢还要锻。那个汽锤可厉害，我在苏联看见过了千吨的汽锤，一万吨的汽锤。我们这些人也要锻炼。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时讲锻炼舒服得很。“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但真正要锻炼，他就不干了。这回应该锻炼一番了，虽不是万吨汽锤，至少也有五千吨吧！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这是二股风，一个是大多数好人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他们批评共产党的缺点，要共产党改。另外有极少数的右派，他们是向我们进攻的。多数人的进攻是应该的，攻得对，这是一种锻炼。右派进攻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还是要感谢右派的进攻。对于我们党、对于广大群众、各民主党派、青年学生、工人阶级、农民，右派对我们的教育最大。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是“围剿”。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他们是要打倒我们的。
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一个党怎么革得起来呢？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他们要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第二，走什么方向，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这个方向？第三，要搞社会主义谁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那么多，先锋队是共产党。资产阶级也有一群，它也组织政党。是共产党领导。还是右派领导？共产党好不好？要不要？人民说要，右派说不要。我看在三个问题上进行一场大辩论，很好。革命对不对？建设对不对？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展开大辩论吗？这个问题是没有辩论过的。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民主革俞从清朝的末年起，经过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凯，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一直是在辩论的，抗日战争时，要不要抗日？也经过辩论的，一派人说不能抗，因为中国的枪不够，这是唯武器论。另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我们还是可以打，以后重庆谈判，旧政协，南京的谈判，这都是辩论。蒋介石一刻都不停地要打，打的结果是他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是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六、七年之内，社会制度的改革已基本上完成，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就是政府、政府机关、意识形态。譬如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句话讲得不对了。至少在这几十年内，全世界帝国主义没有消灭以前，这样讲不好的。报纸以及别的东西，如哲学、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事业、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自然科学分两部分，纯自然科学，它是不分阶级的，但是利用自然科学，谁利用自然科学，这是有阶级性的。北京大学“百花学社”的首领谭天荣，他就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现在讲物理学的人唯心论可多啦！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也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这一些，社会科学这一方面，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唯心论也多，而且自然科学里头也有许多唯心论，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的。你若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是照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讲社会怎么改造，共产党怎么整风，他就要消灭共产党。我们说要整好共产党，他说要消灭共产党。当时我们的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只听不说，说几个星期内硬着头皮，但把耳朵扯长一些，自己一句不说，我们也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也不通知支部干事会，也不通知团员，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清华大学党委会内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报告敌人了，叫做“起义”分子，共产党员“起义”这一件事，两方面都高兴。北京大学学生党员里头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内崩溃的多一些，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些。这些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们高兴就是了。那种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钻进共产党、共青团，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摇摆分子。他们“起义”我们高兴，不要我们清理，他自己跑出去了。敌人方面，也很高兴。我们把右派一包围，事情就反过来了，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来揭露他，不是起义了吗？还有一些右派也要起义的。现在右派也不好混了。
几个月以前我在这里讲话，到今天不到一百天，时局起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斗争的性质是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这一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成份有没有？有，但政治斗争占主要的成份。思想斗争还在下一阶段，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员也整风，经过思想斗争，提高一步，真正学习马列主义，真正的互相帮助。主观主义有没有？官僚主义有没有？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就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斗争还要个把月，右派分子尽是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不好办事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了，右派就是那么多，登得也差不多了，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七月，是反右派紧张的一个月，过了七月到了八月就要和风细雨了。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而我们主张和风细雨的。他们说共产党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即使我们从前搞的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在内，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地前进的。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这个时候的右派，那里有一根草，他就想抓了，因为他要沉下去了。现在他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以前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说和风细雨，天天下黄梅雨，秧菽烂掉了，粮食就没有了，就要闹灾，不如急风暴雨简便。现在是夏季，是暴雨天，到了八月，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可挖了。
我们中国历来受到两方面的教育，正面的教育跟反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又是第一个大好“教员”，从前有清朝、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以后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教员不够。我们有许多话，中间人士不听，要另搞一套。譬如“团结——批评——团结”他就不听。譬如讲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又不听。譬如讲民主集中制，他又不听。讲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又不听。讲要联合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他又不听。还有一条，他特别不听，就是说“毒草要锄掉。”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他出来。让大家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认为这些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长出来，就要锄，农民每年都锄草。锄掉可以做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还不是讲过吗？可是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锄草，就是跟他讲话，可是，草根本不听的，它明年还要长。锄了一万年，一万年还要长，一万万年，年年要长草，认为毒草是我们，他自己是香花。因此，他并非被除之列。他要把我们锄掉，他就没有想到他正是应该锄的东西。
社会主义来的急促。总路线各方面都学习过，但没有辩论。党内没有辩论，社会上也没有辩论，像牛吃草一样，先吃下去，然后慢慢再回头来嚼。我们的革命，在制度方面已经基本上改革过了，首先是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就是权力机关，意识形态等，这些都基本上改了，但是没有展开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展开大辩论。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你看孔夫子的《伦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传下来了，“十五贯”也传下来了，大字报我看也要传，譬如讲，工厂里整风，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如果是一万张，那是头等，如果是五千张，就是二等，如果只有两千张，就是三等，如果稀稀拉拉只有几张，吃丁等。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白话文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也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也有话剧，资产阶级也有话剧，汉奸也有话剧，抗日时期也有话剧。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并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像是利于资产阶级。所谓一个时候，是两个星朗、三个星期，只有那么一点。所谓硬着头皮，也就是那么二、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不是讲要锻炼吗？人生在世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真的把你送到高炉里去烧。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得到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一头是无产阶级，另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很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归根结蒂中间派都是好人，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想争取他们做同盟军，一个时候有点像。无产阶级争取他们做同盟军，一个时候也有点像。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是，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的批评是借着这个事来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刚才讲大字报，是方式的问题，是作战的武器之一，像步枪、短枪、机关枪，是轻武器，像文汇、光明日报，还有些别的报纸，是飞机大炮。光明日报，文汇报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过去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报纸，什么是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分不清楚。一个时候即使分的清楚，可是这些报纸的领导人要把它办成一个资产阶级报纸。他们仇恨无产阶级报纸，仇恨社会主义报纸。一个学校把学生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把学生领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工商界还是把这些工商业者（大、中、小资本家）引向无产阶级方向，还是把他们引向资产阶级方向？要不要改造？有人非常怕这个改造，说改造就有那么一阵自卑感，越改造越自卑。我看不应该这么解释。应该是越改造越自尊，应该说是自尊感，因为自己有觉悟，才要改造。有些人，自认为有很高的阶级觉悟，认为自己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这个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目来改造。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愿意改造的，当然，中间要经过踌躇、考虑、不断犹豫、摇摆的过程。越改造，他就越觉得要改造。共产党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三年一整，五年再整风，你说整了这一次风就不整了。难道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了二、三年，他都忘记了，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容易忘记。所以过了一个时候还要整。资产阶级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难道就不需要整风？不要改造？你说不要改造，调个名字，叫整风也可以。现在各民主党派不在整风吗？整个社会整整风，为什么不好？
现在民主党派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看整得对了。共产党不是路线问题，而是作风问题。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一条路，走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条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三个问题要搞清楚：革命的成绩、建设的成绩问题、几亿人做的事，究竟做得好不好？将来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的话，那么要受那一个党的领导？还是要章、罗同盟来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人辩论，把路线搞清楚。共产党内有一个路线问题，就是那些“起义分子”。那些“起义分子”是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对他们来说这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路线。我们历史上有一次教条主义是形成路线的，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打上一锤子，火这么一烧，它也就软了一点。各个机关里头，学校里头，工厂里头不是在讲下楼吗？不要国民党作风、老爷习气，合作社主任下田同群众一起耕田，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这样官僚主义就大为减少。出大字报、开会、开座谈会，把应该改正的，应该批评的问题，分类来解决。再学点马克思主义，提高一步。
我们中国民族，是个好民族。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们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既集中统一，又是生动活泼；有民主，又有集中；有自由，又有纪律。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要把人家的嘴巴封住，不准人家讲话。应该提倡讲，应该生动活泼。对大多数人是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样尖锐，怎么痛骂一阵，也没有罪。不受整，不给穿“小鞋”。“小鞋”要给右派穿。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你们游水不游水？只要一百天，每天一小时，不间断地搞，你本来一点不会游水的，保证你会游水，一不要先生，也不要那个橡皮圈，有了橡皮圈就学不会，人民就像水一样的，打比方，领导者从各级小组长起一直到我们这些同志，就是像游水的人一样，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你要顺那个水，顺着水性。不要去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不要和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错误的时候要好好讲，他不听，你就等一下，有了机会再讲，就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不要脱离水，不要逆水，要顺着水性。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认为老子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你们这些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可是决定问题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就是工人阶级决定问题。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我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上海有个资本家讲的，我是引伸他的话。他讲的跟我讲的意思不同。他说自己的东西都交出去了，公私合营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说我是资本家？还说我是剥削者？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中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过去或者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现在是“皮之不存”皮没有了，帝国主义跑了，东西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打倒了，土地归农民，现在归合作社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了；小生产（农民、手工业者）所有制现在也改变了，变为集体所有制了。虽然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尤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时间更要长一些了，因为这五张皮影响着这些资本家，影响着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老是记着这些东西，做梦也记着。旧轨道过来的人，就是留恋那个旧生活习惯，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请的先生，可是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要教资本主义，让你吃饭拿薪水，那工人阶级是不干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现在他除非落在新皮上。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在天上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飞。五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我们现在劝他们，经过这一场大批评，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我们现在在劝中间形态的人，中间形态的人应该觉悟，尾巴不应该翘得太高。你的知识是有限的，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那个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你就犯错误。你那么多知识，为什么犯错误？为什么动摇？“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你为什么动摇？现在不去讲右派的知识分子，那是根本错误的。中间派知识分子也犯错误，他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头脑不清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农民里头的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他一看就知道孙大雨这一套东西，他一看就知道不对。只要谈三句话，他就知道不对。用不看写这么长的文章。你看谁的知识高？还是那个不识字的人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是听无产阶级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这些人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他们不可，就非到各个地方跑一跑，跟他们谈一谈，看此事能行不能行，跟他们商量，以及跟他们接近的干部商量，就要到地方上来。北京是什么东西也不出的，他没有原料，原料都是工人、农民那里拿去的，都是地方拿去的。中共中央是一个加工厂。就是把这些原料制造好，制造不好就要犯错误。知识的来源，是出于群众，归根到底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什么叫真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讲不要脱离群众的。像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孙大雨那些人怎么办？打他几棍子是必要的。攻得他想回头，切实地攻，使得他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因为他们还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争取过来是有用处的，多少可以做点事情。而且他们这一回头又帮了大忙，给我们当了“教员”，教育了人民。他是以反面的方法，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我们并不准备把他拋到黄浦江里，还是要治病救人。也许这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他不愿意过来那末也好，那就带到棺材里头去，孙大雨现在多少年纪？算他活一百岁，还有五十年他坚决不改，巩固得很，这个堡垒攻不破，也就算了。尽攻他，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气，我们现在要办事，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了得。有那么一部分人不肯改，就让他带到棺材里面去见阎王，他可以跟阎王说：“我可是有骨气，我是‘五张皮’的坚持者。我眼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中国人左翼、同广大群众作过斗争，要我检讨，我都抵抗过来了。”可是现在阴间的阎王也改了，阎王第一个是马克思，第二个是恩格斯，第三个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地狱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地狱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这些人到阎王那里也是要挨整的。
讲的多了，不讲了。谢谢你们听我这个讲话。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整理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
（据新北大“雷达”战斗队翻印稿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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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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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纪要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过去好像一讲矛盾，就不得了，其实有什么不得了，蒋介石四百万军队，美国军队到了鸭绿江，也没有什么不得了。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对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者混淆两种矛盾。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报纸天天在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要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的饭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把矛盾从各方面分一下类，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等。卫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报上登一下，就可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劳动。这并不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扫扫街总可以。主要是表示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农民说，过去你们和我们一道土改，现在你们作了官了，不理我们了。过去合作社主任不参加劳动，很不得人心，群众很不高兴，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现在区乡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群众马上同他们讲真话。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活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比方在南方打秧锄草并不困难。当然，年老的有病的可以不去。我国有一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亿亩加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同共产党一道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那一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马寅初：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主席：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
现在不要搞唯物辩证法，要搞政治关系，搞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唯物辩证法，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希望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三分之一，即一百五十万左右的知识分子能接受唯物辩证法就很好了。今后学习都要自愿学习，自己研究，可以自愿结成小组。关于辩证法的课本要一年编一本，有些过时了，旧话要新讲。世界观是长期的问题。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五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要转过来为新社会服务，他们有的是旧的世界观，有新的世界观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很快的时间内就有很多人相信新世界观是不自然的。不可能的。估计十年之内，还会有三分之一多一些三分之二少一些的知识分子还会有旧的世界观，但这些人一是爱国，二是相信社会主义，这样就可以了。有些教授讲课讲马列主义，这是为了吃饭；但对自己讲，就说自己并不相信辩证法了。上海有一左翼教授说，解放以来“魂魄不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教社会科学的天天处于被动，历史要重写重教，在旧社会教书拿出来就行，一个课本可以教多少年，又没有这么多的会议。自然科学家好一些。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早已推翻，连民族资本主义也根本没有了，个体所有制也破坏了，有人说，私有制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皮不存，毛要附在新皮上，不能吊在空中。要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党、政、军、教育和经济工作人员（厂长、合作社社长不在内）等共一千四百万人，合计二千六百万人。这一千四百万人不是直接生长的，真正直接参加生产的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其余所有的人都要向工人过渡的。解放时产业工人只有五百多万，苏联初期也只有三百五十万人。社会前进不决定于人数，农民有几亿，并不能解决社会的前进不前进，农民最后都要变为农业工人，合作社变为国营农场，这可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五百万知识分子的毛要附在一千二百万的工人阶级的皮上，毛脱离了皮是不行的，总要在一家吃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脚（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过去的经济基础，一经地震，他们就悬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经附在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一个，说小资产阶级出二元论，资产阶级出一元论，有人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舒服些，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舒服，其实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社会风气，如我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的社会风气影响，受资产阶级的教育，我信过佛教，信过康德，信过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唯心主义，因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工商业者政治常识课本可学，但课本就是课本，思想还是思想，总有一部分人永远不会变的。条件反射，生孩子本来不痛的，就是社会舆论说会痛就痛起来了，要变痛为不痛，要医生作许多工作，要另外一种条件反射。不要相信所有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都相信共产主义。共产党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不相信共产主义而且不相信社会主义，他们相信的是民主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准备。原河北省付主席薛迅就反对统购统销，主张自由贸易。统购统销不搞不行，多搞也不行，明年准备除经济作物区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粮、油、肉由合作社自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不信社会主义，他们搞社会主义是随大流卷进来的。我就不相信民主党派都信社会主义，有一大部分人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也不愿公开讲，共产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农民中一部分，工人中一部分（工人也成分复杂，由五百万发展到一千二百万，人心不齐），对社会主义成不成功，共产党行不行，还要看一看。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上了贼船（共产主义之船）没有办法，会不会翻船要靠天。这是很自然的。
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人内部造反，花了几十年的精力，如从鸦片战争起算，已经百余年了。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与外国剥削者的斗争。单就最近几十年说，从共产党成立起，已有三十年，精力都耗在这上面。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就只会搞阶级斗争，共产党有术无学，这说对了一半。说我们有术无学，要看是什么学，譬如阶级斗争是一门大学问，不能说我们没有。这是经过多少年犯错误作检讨学来的。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的，如同帝国主义战争，同资本主义国家办外交，都是阶级斗争性质的。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界科学，不懂怎么办？我在一九四九年的文章中就说过了，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要老老实实地学，可能要同过去学习阶级斗争一样，需要几十年的时问。从党的成立到七大（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五）共花了二十四年时间，流了那么多的血，受了许多挫折才学会阶级斗争，现在学建设的新战争，要从头学起。能不能学会？肯定可以学会。有些党派专家多，如民盟、九三，民建也不少。总的说来，是新时代和新的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现在还在过渡时期，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新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巩固，打这个仗，要几十年，大概要二三十年。因为我们无经验，无干部。有苏联经验在前，可能我们比苏联略好或略差或一样。搞得怎么样，大家要看，我也要看，不能吹百分之百正确的牛皮。有人说共产党朝令夕改，特别是高教部。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会多就要变，今年基本建设就变了二十几亿。预算头年十一月就需要确定，提到人大常委，十二月就要发下去讨论，一月就要生产。提到人大是实际上的事后批准。缺少经验，需要学习，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验，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几十年经验，有些朝令夕改，是因为没有经验。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属于经济方面的。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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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11)
接见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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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见共青团八大部分代表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10)
在接见共青团八大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就是能掌握马列主义，站得高，看得远；立地就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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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局杭州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09)
在上海局杭州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四月）
（思想问题讨论时，毛主席插话，整理成五个问题。）
一、最高国务会议、宣传会议以后，知识分子情况：紧张空气比较缓和，党外知识分子初步和我们接近起来，犹豫情绪比较开朗，报告不是万灵药，还要用各人的药，要的东西不给他们，就处于被动，给了以后，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的。我们的办法是先整自己，把党整好，整得谦虚一些，讲道理。现在的问题就不是我们的问题。知识分子左派向我们要民主（放），学生向教授要民主，那时就要求救于我们。我们一放，他们自己就鸣起来，我们一紧，就向我们要。
民主党派，上海去年发展一万一千多，他们内部的问题就多起来，只有无产阶级不怕政变，错了，就改。他们中间问题就多起来了。
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攻一年。谁让我们有教条主义，攻掉就好，攻得过火，“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不清），我们想一想。陈毅同志三反时说：我们专政专了这么多年，让人骂一个星期也可以。问题是你倾盆大雨那样向我们倒来，我们也会大吃一惊。有些知识分子还怕放长线钓大鱼。有人说，对。共产党威信高，报上只要一二句话，风吹草动，就有人怕。党外怕，党内也怕。事情对，也要谦虚三分。压力大，自己要懂。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我们现在让人批评，以后再去分析。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一定要看，可能看二十年。党内也看，例如治病救人，有人不相信，直到后来看了事实，才相信。要经过许多考验，共产党的政治要受考验，领导者要受被领导者的考验。过去知识分子为旧统治者服务，现在生产关系改变，没有社会基础了。知识分子过去是寄托在封建、资本主义、个体生产制。知识分子出身哪个阶级，为哪个阶级服务。出身的阶级现在已破坏，吊在半空中，脚不踏实地。他们现在爬在我们的身上。工农通过共产党让他们做事，帮他们吃饭。我们还要用十几年洗脑筋，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他们想不要批评，说不出口来。现在有一千多万人悬在半空中，他们的脑筋是旧的，没有什么可怕。吊在半空中，很需要我们伸出手去接一把，如果我们热情地伸出手去，可以快一些。大部分过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最欢迎变化的是无产阶级。农民最希望蒋介石、美帝、地主起变比，但不希望小私有制起变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看到文化革命来的太突然太急，也可能变。毛脱了皮，伹魂还在旧的皮上，毛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他们常常魂魄不安。不变不会不安，不安是变的表现。有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长期不可能改变。……考验作家的世界观，就是要考验他们能否与工农打成一片，还是二片。下乡不能和农民说真话。党内的官僚主义者世界观也成问题，脱离群众。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又与群众格格不入，那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上有一批人，唯恐天下不乱，有反共思想，主张打出去。改造要几十年，有些人到死不改，大部分可改。有那么一部分老顽固，到死不改。
二、一定要放。怕放是道理没有讲通，或没有说服。这是有领导的反官僚主义。凡是不让放，毫无准备，结果大放。我们主张放，最大乱处无非是乱一阵。为人民办事，人民还是不满意，有人想不通，苦恼的很。总有人不满意，有满意有不满意。比过去他满意，比将来或比现在好的那些人他又不满意。这种情况一年以后也还有。如果都满意了，我们只要去睡觉好了。现在还没有放，怎么知道就要乱呢？过去阶级斗争，警惕性太高了，现在右一下子。一家独鸣了多少年，让他乱一下子看看。明显的错误，长期不批评是不好的。草多可以用拖拉机；蒋介石不是草，三年就打倒。中国知识分子，百分之十懂马克思主义，百分之八十是爱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可见毒草只是少数，似毒非毒、野草香花中间的是多数。这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个问题是新问题，干部还没有试过，试一试，试出味道来，顾虑就没有了。就是没有讲清楚，人民还会反对共产党吗？似毒非毒的是大多数，毒草是少数。
我不是鼓励人民闹事，搞闹事促进会。闹事打办公室要处分。乱糟，偏有一点。现在是党外情绪高，过些时，党内情绪也会高起来，先低后高。
解决一些问题，取得了一些经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政策都是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的，应该让干部去工作中试一试。
又怕又不怕，又高兴又不高兴，问题解决又不解决，这就是辩证法。比如打仗，开始提心吊胆，越打下去越大胆，没有几次路线错误，就不会现在这么好。好事多了，会骄傲，就会出坏事。苏联就是如此。王明错误大，没有自我检讨，没有威信。错了，紧张一礼拜，检讨了，就好了，还有免疫作用。邓老对合作化问题，我想彻底攻他的。对干部帮助的办法，就是攻。最多失掉一票，不想提名我。
巴金说杂文难写。一、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风气。二、彻底唯物论者是不怕的。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大家应帮他，不帮忙是站不住的。
鲁迅墓搞个运动场有什么不好？陈其通、钟惦棐代表两个片面。我也是片面无忧论……可以变成循环论，但辩证法不是循环论。
片面性多了，就要出辩证法。这些人无非要我们倒霉，我们就想得更坏一点。现在好像右了一些，但说服群众，不能简单化办法，对闹事不是彻底解决。事情处理过分了，不行。谁说要牛鬼蛇神？是群众要看。不能压，只有多演好戏。应该让社会复杂一些，把重心放在科学上面。有人说不开除闹事学生比国民党还毒辣，我们应该比国民党高明一些，有一个国民党和我们比较，很好。他们是在掘坟墓，我们不要学国民党。阻止广东学生来京请愿，我至今也难受。国民党对人民专政，共产党讲民主，这点应清楚。有人拿专政的原子弹向人民的头上幌一幌，这是不好的。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改变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人认为不是时候，与政治思想工作有矛盾。大规模政治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大做了结论。这个方针提出正是时候。
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很深。我想是说没有一条沟，没有界限是不好的，但不能成为一条沟，有沟，就脱离群众。
上海工厂有千分之一，没有万分之一闹事，有百分之一就好了。可以清除官僚主义。
从党内到党外。党内党外一起讲，戏就唱起来了，这样，可以把许多人推上政治舞台。
《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要整一整。
有人感到左不行右不行，难办。知道难办就好，就会动脑筋，否则就只说专政，说集中（即压）。
党内要不要斗争，当然要斗争。农民年年锄草，批评错误要有说服力，不能靠压。靠几篇文章不行，要以理服人，不要靠资格。
对敌讲力量，对人民讲理。没有理，不会历史主义，地位多高，不行。要多学习，多研究。干部摆资格，讲势力，是很危险的。
没有民主党派行不行？也行，苏联就没有。听不到反面意见，但打仗还是打胜了，也没有杀知识分子。苏联不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党派都是大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并没有农工。要给他们事做。
两头团结，中间批评。没有批评就是右倾。钟惦棐文章出来很久没有批评。
《文汇报》上批评要全面分析，这批评是有益的。
对民主党派人士要讲真话，有缺点就说。当民主党派也有苦处，听不到，看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也可以讲一些党的缺点。我们要打倒民主人士，他们就反起来。虚心学习，很有必要。
开了许多会议，不发消息。人民日报这是国民日报。
陈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党内同志，我就没有群众基础。
党内外应当有一条线，不应当有一道墙。第一书记要经常接见党外人士，把底亮出来，诱敌深人，也可以讲，不讲是不民主。让讲又是诱敌深入，怎么办？要从六亿人口出发，我们野心要大一点，知识分子有五百万，要争取他们。莫朴是宗派主义者，要交审，要审查党籍，为什么不要国画？他是搞丑术，不是搞美术。国民党还有国画。他是什么党，大概是第三个党吧？社会存在不能否认。社会存在有反革命，我们就要肃反。民主范围内的问题早已存在。火烧红莲寺也要采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怎么行？江丰、莫朴搞辩证法，为什么不要图画？只搞单干户？夫妻也要配对么！老干部要考虑，过去是一套办法，现在要解决人民内部问题。《新民报》看了几张，不是黄色报纸，软一点。不能领导科学，不要一下子顶回去，要请教，刘备还要请个诸葛亮。党外人士讲话是考虑过的。有时有错误，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不要说死了。
四、关于几个问题的认识问题
范瑞娟文章有二百多封信反对，我看没有黄色，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写文章要有逼，毛骡子没有人骑不行。领导、选报、准备、说服力、有利、五个条件。这么多条件，只有说服力比较具体，其他的都很难改，但不要教条主义。
对党的政策能否辩论，《人民日报》的文章组织都对？陈其通等的文章就不对。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总有些难办的事情，不成堆也不行。上海六百万人口，只有二百多××反对，可见是少数。报纸上也不能天天打气。一年开次会，春夏秋冬。文教事业是教育人民的东西，要经常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电影厂有人说力争香花，不出毒草。这精神不对，我们不怕出三分之一毒草，避免毒草是一句空话。
片面性。要求党外都避免片面性，都成为辩证法专家，一万年也是不可能的。上次我从自己谈起过。工作做得好，做得不好，永远存在。
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应该争取三分之一到党内来。民主党派可以跨党，领导人员不要入党，六年之内搞四分之一，三个五年计划三分之一入党。今年争取百分之十五入党，要稳步。今年如果不争取一批知识分子入党，对社会主义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方针，如果组织上关门，那是不相称的。我们党没有大作家，大诗人、大教授，要招兵。过去办不到，现在要努力。高尔基只读二年书，孙中山也没有受很高的教育，人是可以培养的。
教育上摇摆不定，有道理。没有经验，摇几次，就不摇了。初中教材中，应当有历史、地理、文物等等。过去中小学就学外国文，应该学。初中课太多，应该砍掉三分之一。学校教课怎么百家争鸣？应以一个为主或几个为主。
肃反检查是查五五、五六年的，过去的不查了。
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矛盾，这句话不对。
节育问题。马尔萨斯结论不对，可是人多是否一定要打仗？中国节育要看省份。江苏人多，东北人少。婚姻法不要改，多劝说不要早婚。
一千年还有革命，我说过，但不一定。
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将来不叫国有化，是球有化的问题。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好，就会被推翻。现在已有个别的乡政府、支部。
五、领导问题
要改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共产党的责任。不怪宣传部，要第一书记负责。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领导，还要看文章，要看历史、哲学、文学……历史分期。人家锣鼓喧天，第一书记什么都没有看，怎么解决？有人说，旁的事少干一些，抓思想工作，要看刊物，看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养成习惯，慢慢就有兴趣。党内也要讨论，讨论没有时间，不讨论也会没有时间。有人把“百家争鸣”念成“争鸣”。不懂要接接班，周瑜二十多岁，程普五十多岁，大敌当前，谁挂帅？搞文教工作，要有文化。诸葛亮初时不被重用，后来用了。那时能破格任用，现在为什么不行？去年评级，有人意见很多，破格提升有很多阻碍。当兵的没有文化，可难，可也要业余学习。现在是打另外一个仗。各级的将、校、尉、官兵要重新配备。各级干部要学会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不然，大将出马，耍了两下子，枪杆子就掉到地下去了。大学党委会要改组，接受干部任务完了，现在可调出来，有个把留在校里搞搞事务，“百家争鸣”，不要去当校长。
要做宣传工作，逼上梁山讲，要到大学里去讲，先与教师、学生谈谈。今天不讲，明天不讲，今年不讲，明年不讲，一万年不讲，怎么行？
高教部长、宣传部长、党委书记都请去讲，总比政治教员好一些。
定息问题。企业性质改变了，两重性质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但灵魂还在。定息搞短搞少，长期留一个口实，不合算。现在一年还一亿，还十年，将来还一千万。他们不要求取消，我们就还下去。小的资产阶级要摘帽子，不要小的一摘，大的不安，最后总归自动取消。
六亿人口中有缺点的，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不对可以不听，对的要接受。反对肃反，反对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驳一驳。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孙大雨说人家是反革命，最好在报上登出来。胡风、铁托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就脱离群众，这也是帮助的一种办法。做政治工作要有一点办法，不怕发表，要驳他。
各省要交流经验，不要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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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08)
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吗南京，从前也来过。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二十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各地方的问题都差不多，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
那么，合作化是不是阶级斗争呢？合作化当然不是一个阶级向一个阶级作斗争。但是合作化是由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由个体的制度过渡到集体的制度。个体生产，它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的地盘。资本主义发生在那个地方，而且经常发生着。合作化就把资本主义发生的地盘，发生的根据地去掉了。所以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你看，我们这个会场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那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这样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了好几年了，这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在最近几年了，现在也可以说是基本上成功了。这是过去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同志们，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跟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改变另外事开辟道路。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过去那个斗争，就我们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完结了，就国际上来说，还没有完结．为什么我们还要解放军呢？主要是为了对付外国帝国主义，恐怕帝国主义要来侵略，它是不怀好心的，国内也还有少数没有查出来的反革命残余分子，有一些过去被镇压过的，比如像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如果我们没有解放军，它又会起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现在守规矩了，资本家还不同些，我们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跟农民接受合作化不同，他们可以说是一种半强迫，就是说有些勉强，而且是在对他们相当有利的条件下接受改造的，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善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关于思想工作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有机器，就要有科学，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扳凳，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这种情况的变化，我想大家也就懂得了，也就意识到了。但是，似乎还有一些人不大清楚，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现在发生一些新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人民中间向我们提出一些要求，发生一些人民闹事。这些问题在什么地方？临时工、农村的困难户，学生方面，合作化方面，都发生新的问题。有一小部分工人发生罢工，有一小部分学生发生罢课，或者游行示威，请愿，复员军人也有想闹事的，也有一部分合作社社员，富裕中农，人数不多，但是他们不满意，要脱离合作社，还有些别的事情，他们不满意，向我们闹。怎么办？人民闹事怎么处理？我们就有必要讲清楚这个问题。矛盾应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叫做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类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就解决了第一个矛盾，现在要解决第二个矛盾。这里面表现在各方面。比如现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这也是矛盾。
我们技术不够，没有机器，没有文化，生活不好。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不是讲社会主义已经成功了吗？去年共产党开了大会，说社会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大概就要过好日子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它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建立了一种关系，跟过去的关系不同，人民进行生产，过去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那么一种关系，地主和农民的那么一种关系；现在，我们建立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用这样的一种相互关系去进行生产，也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进行生产。因为过去旧的方法不适宜，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发展，比较差些，弄得中国人民长期地又穷又是文盲，在世界上是人们看不起的。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还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是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是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就不能享福了。那当然不要那么长，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为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一百年，是很短的时间，就是搞一万年，人总要生活下去的。
刚刚革命，刚刚搞社会主义，这个生活怎么会好起来？粮食怎么会多起来？粮食多了没有呢？是多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没有粮食，现在还是没有粮食，还是不够。要过好生活，现在我们搞出十二年的生产计划，科学计划，农业计划，工业计划，一步一步来工作、生产。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这个问题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像他来到了世界上，样样要像个样子，因此要向他们进行教育，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教育，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
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我们祖宗给我们很少。我们的祖宗是谁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它是我们上一辈子，我们上一个政府。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把人民身上的肉刮去了，但是，他们走了，也就好了。他们走了，空出一块地方来。我们这块地方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东边从海边起，西边到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北边到黑龙江，南边到海南岛，就是这么一块地方，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五十年。……。
要分清两类矛盾，第一类敌我矛盾不能和第二类人民内部的矛盾混淆在一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是存在看矛盾的。这一点列宁曾经指示过，他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斯大林在开头，在列宁死了以后的一个时期，苏联的内部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也有一些比如托洛茨基那么样出名的人物，他有很多人，不过他大概是共产党内部的民主人士，而且是调皮角色，跟我们闹。此外，还有一些人，社会上也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那个时候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后来不行了，后来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谁要批评，百花齐放，那是很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都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种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你们南京许家屯同志说，很多学生向他来请愿，队伍很整齐，省长彭冲也说，纪律很好，在路上都是很好，一到他那个衙门里头，就喊“打倒官僚主义”，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拿到斯大林，我看就要抓他几个，难免有几个，头要落下地。你打倒官僚主义，不是反革命？其实一个反革命都没有，是很好的青年学生。而是那个问题应该解决，确是有点官僚主义，因为，那些华侨学生闹事，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学生这么一请愿，就帮助了我们，学生也得到了教育，很多干部也得到了教育，华侨学生也得到了教育。闹事的、打人的，也不打了，何必一定要天天打呢？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对他们很好地进行教育，没有发动群众批判他们。像这类问题，还有什么复员军人闹事。曾希圣同志，他在你们附近的安徽省，他那个地方复员军人闹事，找到他，他讲了四十分钟的话，问题解决了。开头还有一股气，后来这一股气不晓得哪里去了。总之问题是没有好多了，问题就解决了。其中已经查出一个冒充革命军人的人，也很坏，他是个领袖。
对于人民闹事，就是不能采取对地主阶级、对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那种做法，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除了那个犯了法的人以外，比如讲，他拿刀杀人，打伤人，跑到办公室把桌椅打得稀烂，这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那怕他犯了错误，他是领袖，率领人闹事，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出工厂，不要开除出学校，不要开除出机关。你开除他，他跑到哪里去呢？你开除出这个学校，他就进那个学校，那不是一样吗？你开除出这个工厂，他就跑到那个商店，他总要落一个地方。他不能跑到中山陵上去活，那个地方没有粮食，没有房子，他不能在那个地方活的，不能在野外活的，总要落一个地方。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可以舒服一点，我说你这样太舒服了不好，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有这么一点闹事的人，是不坏的。
我们再谈到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敌人同人民，人民同敌人反革命的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就是右倾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个不好，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各省应该注意。民主人士中间，民主党派中间，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有右倾的观点，他们比我们右倾观点有时还右得厉害一点。因为有些反革命，就是他们的老朋友，现在有些关在班房里，有些杀掉了，他们有点伤心了，因为杀了他们的亲戚，杀了他们的朋友。有的观点，我们要讲清楚。在党内这种观点是不好的。第二，也有夸大的观点，也有“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可不对。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要肯定。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如果不肃反，那可不得了。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而匈牙利没有肃清。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观点就是不符合情况了，夸大了。
对于第二类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比较显露出来了，比较暴露出来了。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同志中间的意见也不一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还要经过说明，经过讨论，经过研究，使得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统一起来。对于人民还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我们过去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那么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过去是向敌人闹事，那就革命，现在这个就不叫革命了。你把我革掉，怎么办呢？又请蒋介石来呵？但是事还是要闹的。因为事情你没有解决得好，凡是解决得好的，十个地方九个地方解决得好，十个问题九个解决得好，有一个地方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得好，那个地方就要闹。这个闹事是正常的。你没有解决得好他为什么不闹呢？请问：他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向“蒋委员长”去闹吗？他到台湾去了。他们就要向工厂的厂长闹，向合作社的社长闹，向乡政府闹，向市政府闹，向人民政府闹，向学校的校长闹了，因为你没解决得好。我们工作中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人很多，意见也不齐，因此存在官僚主义。这里也是有“左”有右的观点，对于人民闹事，也有主张用老的办法来对付，横竖我们办法是有一套，我们是搞了几十年，你晓得老子干革命干了多久呵!是不是？总是有一套办法，就是拿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有时候也用一下，压一下，叫警察。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国民党就用这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那完全是没有办法。过去对付帝国主义很神气、很威武、就是不怕。小米加步枪，你帝国主义、蒋介石、飞机大炮，不怕。不怕帝国主义，可有点怕人民闹事。我说，帝国主义你不怕，你还怕老百姓？可就是有那么怪，就是怕老百姓，帝国主义他是可以不怕，老百姓一向他闹事，他可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没有学过这一条，他还没有学好。过去学的是对付帝国主义的，对付蒋介石的那一套，要讲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所以，很值得研究。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同志们!究竟是对付帝国主义容易些，还是对付老百姓容易些？对付敌人难办些，还是对付人民难办些？敌人，你撵了多久，他就是不走，赖皮得很，特务钻到机关里头、学校里头、工厂、农村里头，他就不走。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是特务，他不是帝国主义、他不是地主、资本家，他是老百姓，他是劳动人民，很容易讲清道理，所以我们许家屯同志、彭冲同志对于华侨学生打人，很大一批学生不满意，向他们请愿，他们就来了一个说服，结果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我说，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因为这是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里包括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没有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你总要去安排他；失业的各种人，都要做适当的安排，总要使他们能够生活，有事情做。其中，有大约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但是也有一批，大概有五百万左右。其中不到一百万进了共产党，还有四百万在党外。他们干什么事情呢？他们在我们政府系统做工作，军队里面也有一小部分，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大学、中学、小学都算，财政经济系统有一百万人；还有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文学家、诗人、艺术家、画画的、唱戏的，还有新闻工作者，办报纸的，等等。上海很多。
这么一大堆知识分子，有些是工农化了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了共产党，有些没有进，但是很接近我们。积极拥护马克思主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占一小部分，大概占百分之十或者多一点，据江苏说有万分之十七。另外一点，他们是有敌对情绪的，但是，不是特务。他同我们敌对，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勉强地接受，没有办法，大势所趋。这样的人，也是的，可能占百分之几。中间的有百分之八十，或者没有这么多，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他们是中间派，动摇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些赞成，也读了几本书，但是，没有读进去，就是读在这个上面（指额头上面），没有进到里头去。考知识分子有个办法。人们说要分别一下，究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思就是说，带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比较资产阶级的要舒服一点。可是我说不然。我就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的资产阶级学校。那个社会的空气是资产阶级的空气，搞的那一套，就是唯心论的什么东西，康德的唯心论我就信过，你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读的是资产阶级，信的是资产阶级，你还能说是个小资产阶级？有的时候，是可以分的，也应该分的，但是讲到世界观，可就难分了。你说，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什么东西呵？是半唯物主义吗？我这个人马克思主义是后来钻进去的，后头学的，而且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跟敌人作斗争逐步改造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考知识分子，就是跟工人、农民一道，看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可以打成一片，大多数知识分子，他还离开得这么远，想要打成一片，打不拢来。他跟工人、农民没有感情，不是朋友，工人、农民有话也不跟他们讲，他也看不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你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就翘得很高，它就有些神气。因为他读了几句书，确实有些神气。劳动人民看见你那个神气，看见你那个样子，他就不舒服。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动摇着的中间派。他们一般的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他们还没完全接受。我说，他们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有半条心想为人民服务，这是好的。但是，还有半条心，不晓得放在哪个地方。你要说他拥护台湾，他也不拥护台湾，但他一讲外国，恐怕还是美国好。“你看，美国有那么多钢，美国科学很发达”。我说，外国好，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好，是不是好呢？是好。他们有那么多机器，那么多钢铁，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好是他好，不是你好，你美国有那么多钢，是美国人的钢，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钢。我们天天吹他那个好，有什么用处？它每年生产一万吨钢，我们没有。我们每年能多几万吨钢，我们就高兴。我们现在只有四百万吨钢，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完成四百一十二万吨钢，可能超过，可能多一点，可能有四百几十万吨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几万吨钢，最高年产量是一九三四年，主要是日本人的，那才有九十万吨。蒋介石搞了二十年，我说蒋介石该倒，是有道理的，并不是糊里糊涂我们把他赶走了。他搞了二十年，只有几万吨钢，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清朝末年张之洞他们搞的。我们搞了七年，今年来讲八年，可以搞四百多万吨钢。所以我们增加一吨钢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就高兴。你美国增加几百万吨钢，我也不高兴，你越多我越不高兴。你增加那么多钢，干什么呢？你增加那么多钢就很危险，要打我们的。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吹美国钢！钢！钢！那么多！这是我们要说服他们的，我们要说服知识分子。
有些知识分子在作教员。科学家都是教员，大学教授都是教员，中学、小学教员都是教员，教育人民；新闻记者，办报的教育人民；广播员、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教员；技术员，工程师，是我们工厂所必不可少的。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活动。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我们学校就不能办。我们有许多报纸就不能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共产党就没有出梅兰芳，就没有出周信芳；现在有个袁雪芬进了共产党，总还没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大学教授就没有，工程师现在开始有一点，很少；技术人员开始有一些进了共产党，大批的还是党外人士。
所以，我们几百万知识分子，不管他多么动摇，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们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现在只有他们当教员，没有别的教员，因为他是上代遗留下来的，是社会遗下来的。论他们的出身都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但是可以教育过来，我们不要搞唯成分论，鲁迅也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马克思就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列宁也是，那怎么得了呀？这就不能讲唯成分论。因为现在，他们——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没有社会根子了，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社会根子，我们已经挖了，现在他们落在空中，就像降落伞一样，吊在空中了，所以就便于改造，并不要怕他们。
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工农干部，看到知识分子，有点恼火，恐怕吃不消，咬不烂。知识分子有点麻烦是真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麻烦也就是读几句书，我们就是少几句书，你少几句，他的尾巴就翘起来，事情也就不好办，有的就难办。所以讲难办也就是难办。但是讲好办也还是好办。这七年，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进步，应该肯定这一点。你们江苏省可以证明，你们这里知识分子最多，是不是，总算是还有进步。
民生党派是什么呢？民主党派他们还都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面工农干部很少，有什么工农干部？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江渭清同志说，要我讲讲这个问题。
提出这样的方针是有理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要“放”，还是要“收”？现在党外人士就说我们“放”的不够，他们就深怕我们“收”。而我们同志呢？看那个样子似乎不对，就有一点想“收”。有一点想收兵。那么我们呢？中央的意见，也和各省的同志谈了，去年十一月开了二中全会，今年一月开了省委书记会议，我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是应该坚持下去。应该“放”不是“收”，不对的应该批评，错误的意见，错误的作品，或者一篇文章里头，一个作品里头有一部分错误，那就要批评那一部分，但是要用说服的办法。所以还是用“说”，还是用“压”？还是用“说服”，还是用“压服”？这两个办法里头，采用一个办法。还是“放”，还是“收”？这两个里头取一个。我们认为还是要“放”，不要“收”。那么“放”，就放出许多东西来了。有许多东西就不对头，怎么办？那么就“压”？还是采取另外一个方法，说服它？有些同志，手就有些痒，想去“压”，把对付阶级斗争的邢一套搞出来，军法从事，用简单的办法，或者是不调兵，用行政命令，看不顺眼的，就把它“压”一下。中央认为，这样不好，压是不会服人的。从古以来，就没有压服过人的。我们对敌人那是要压，压了之后，还是要“说”。比如俘虏一解除武装，我们就说服他。反革命，只要不杀头的，我们还是争取、教育、改造它。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又是用“说服”，不要用行政命令来高压，会不会天下大乱？我们说不会乱。会不会从各方面进行批评，在报纸上、刊物上、会议上批评我们的缺点，会不会把我们批评得不得下地，把人民政府批倒，像那个匈牙利一样，会不会那样？我说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大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大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老干部也批评不倒，所以，老干部不要怕批评。老干部批评一下很有好处，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人民政府怎么吹得倒呢？上海去年刮了龙卷风，把个什么大东西吹起了，房子还有什么装石油的，吹上天去了。起那么一股风，但是上海人民政府没有吹走，不管刮多大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替人民服务的，那要吹倒一半；那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政府敌对的，那么该吹倒。
毒素怎么办？百花齐放这一来，放出许多毒素，蛇口里吐出一朵花来。我说对于有毒素的东西，有篇文章叫《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志们大概都看过了，这个里头有这样几句话，说民主集中制，如果有缺点，就应该批评。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不能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的“涣散和混乱”。这个对不对？这个对了很好。你们拿这个东西，跟民主人士讨论，要大学生去讨论。这篇文章上讲了的：批判是可以，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这些原则性，原则必须如此。但是有一种灵活要注意，让人家说话的时候，会说出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来，百花齐放，会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么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中间可能出一些乱子，它的目的不一定跟这个相符。群众闹起事来，那些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都是没有学会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怎么会了解这一条？开起会来，批评的时候，会出一些乱子。这时候，如果到处都拿这一条去压：“你看，我有一本书，你看过没有？”也不行。你是要学我们彭冲同志、许家屯同志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样。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就搬出这一条来念，尽念。就是念这两句，别的话都不讲，保证他这个市长干不成了。因为要解决具体问题，他们有时候搞得过火一点，这是难免的。
文学作品里头，有些是不对头的。上海唱“狸猫换太子”，我是没有看过那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一点也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就没有看过，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搞那么一点，见见世面，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没有哪个反对，还有什么“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那些都是神话。也没有哪个反对。就是有另外一些东西，也不必那么急，让它搞一个时期，会有人批评的。出了几篇小说，写了几首诗，演了一些什么“狸猫换太子”，心里就那么急？我们可以慢一些，让社会评论，逐步地使他们那些作品，那些戏剧，加以适当改变，而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而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要让它出现，让社会上大家公评，总有一天它会慢慢要丧失，要逐步改造的。我们过去就是用一个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现在人家又慢慢出来了。可见得，我们的那个禁止是不灵的。
最后我讲一下要在党内党外把我们党提出的这些问题开展讨论。讲一样的话，在党内讲，也跟党外讲。比如半条心这样的话，也要跟他们讲“我就是讲你半条心，你怎么样？”“那就不行！你讲我半条心，就不行！”不行，我要打架，打架也不怕。你是半条心，我说你半条心，你还不舒服？你有半条好嘛！你还有半条心，这是讲世界观，我不是讲你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你是拥护的，但是有一些也不见得，譬如合作社这个制度，有些是怀疑的。但一般讲社会主义，五年计划，你要问他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宪法赞成不赞成，他赞成。共产党一般他拥护，但是讲到世界观，辩证唯物论，这一套就不赞成了，或者只有一部分赞成。我们讲半条心，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你还有一个任务，还要改造。你有二重性，一重是赞成社会主义，二重是不彻底，所以是半条心。想跟人民接近，但是又不能完全接近，不能打成一片，从乡里溜一转回来，还是差不多。
听说，你们南京曾经出了一件事，在“三反”的时候闹出来的。有一位作家，是作家协会里头的秘书长什么人，下去体验生活，带了城里的饭到乡里去吃，回来的时候，预先就有报信的到南京，南京作家协会接了信之后，就排起队伍来欢迎，站立两厢，我们这位体验生活的作家，走中街而过。总而言之，很神气就是了。还有一位在“三反”中间，他这个人结婚，一定要在结婚的那一晚，睡总统府蒋介石睡的床，他要去睡一晚。总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怪事就是了。来了“三反”、“五反”把这些事都暴露出来了。南京方面这些材料送到北京，我们也看到了，那种人心情状态，总是有他的兴趣，这是总统睡过的床呀，这个总统姓蒋，蒋介石呀，我今天结婚，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睡一晚。我们要使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刚才讲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就是些知识分子。我们要用他们。人们说用是好，可是他们没有用处，是老废物。废物也要利用，废物也有好处。应该用他们，应该开会，这回北京开政协会议，我也跟他们讲过一回，每年不要开会就是应付一下，应付一下过了就算了，而要是利用开会，每个省一年开一回，两回，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做工作，说服他们，使他们替我们去做工作，因为他们联系一些人，经过他们去说服那些人。这样的态度，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使用他们的态度。就是“利用”、“限制”、“改造”嘛。我们同志喜欢后面两条，一条叫“限制”，一条叫“改造”，就不喜欢头一条那个“利用”。我就“改造”你，我就“限制”你。当然那是对资本家讲的，现在对民主人士不好这么样，对民主人士不好讲“利用”、“限制”、“改造”，可是，我们的同志事实上就是一个限制，就是不去“改造”，不去“利用”他们，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有很多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像我跟同志们讲的话，我都可以跟他们讲，当然任何一个党，它有一部分事情是不跟党外讲的。民主党派他们也有一部分事不跟我们讲，我们也有一部分事情不跟他们讲，但是，关系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材料，比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的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最近，北京开宣传会议，开的比较好，有一百五、六十个党外人士参加。占五分之一。你们如果开的时候，可以多一些，可以让他们占五分之二。我们在政策这些问题上，艰苦奋斗这一点上，做很多工作。
艰苦奋斗，江渭清同志也讲了这一点，我先也讲了，要有多少年我们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但是不等于女同志不穿花衣服的，在衣服还是可以穿，据他们研究，花衣服便宜，现在做两套，里面穿花衣服，外面穿兰布褂子，那花钱太多，我们要节省，穿花衣服是个节省的办法。各种事情，我们都要从节约这点上，艰苦奋斗这点上，做很多工作。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精神不振作，就是做那么一点事情，没有事情就是打扑克、打麻将，听说打扑克成风，有时一打打到天亮。要养成读书的习惯。我不反对打扑克，也不反对跳舞，也不反对看戏，就是不要太多。我们的长处使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军事。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我们要在这方面学习。这些话我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那一篇文章里就讲到过，说我们过去的长处，我们所会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快要不用了，而我们所不懂的东西，现在摆在面前，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过了七年，更加觉得要提倡学习，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剩余的时问，把剩余的精余的精力用在那上头，这样想打扑克的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多了，味道钻到书里去了，钻在学习里去了。
有一些同志，表现革命意志衰退，缺乏“拼命”精神。什么叫“拼命”？水浒上有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一种拼命精神，有那么一股劲。现在这几年就慢慢地有一些同志劲头不大了。一闹一评级，有些人闹得不成样子，像什么三天不吃饭，我说四天还可以。你三、四天不吃饭，人送扳去，我说送早了，你让他饿四天、五天，一个星期不吃饭，就相当有问题了。三天不吃饭有什么要紧？急于送牛奶、鸡蛋，何必那么急呢。有些人痛哭流涕，比级别高低，比薪水多少，比衣服漂亮程度。
工资恐怕是要加以调整，中央还没有做出决定，去年不是提出工资改革，增加了工资？工资是应该增加的，但是有些是增加多了一点，如行政系统，也许还有教育系统。这不是讲工人、讲工厂，而是讲行政系统。我们有一百七十万行政工作人员（包括乡干部，不包括合作社），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另外有商业系统以及工厂以外的事业系统，还有三百八十万解放军，合共有一千万出头一点。这就是我们组成为国家的这么一个人数。产业工人过去几百万。现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因为我们国家大，工作人员也是要多一点。所以准备在有条件的时候，就是讲有出路的时候，把一部分人回到工厂里头去，回到合作社里头去。主要的生产是两个部门，一个工业，一个农业。就靠这两个部门来生产。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一些不很适当，引起人们不满。我说这个问题，如果社会上讲话的多了，倒是好办，因为讲话的多了，我们就有据据来一个调整，要保持过去我们革命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时候，那样一种精神，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股热忱。革命热情，就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到底。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看你能活多久？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或者九十岁。有一个画家齐白石，他有九十八岁。看你有多长的生命，到那个时候，你真是不能工作，你就不工作，当你还能工作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应该工作。而工作的时候，要有一种热情。缺乏热情停滞下来，这些现象不好，应该作教育。有些人就是因为机关庞大，许多人围在一起，没有工作，打扑克，毫无出路。你堆上一大堆，只有那么几件小事办，他不打扑克？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军队里头怎么样？今天军队里头的同志很多，平时的政治工作和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现在实行了军街制度和各种制度，一面实行这些制度，一面还要上级和下级打成一片，跟士兵打成一片，还要准许他们有批评，比如开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同志讲得好，他在“三反”的时候，在华东军区，说是我们专制了几年，现在让人家向我们专制一个星期可以不可以？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的，现在让下级向我们说一点话，批评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只有一个星期，可以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该是可以的。我是赞成这个说法。硬着头皮，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他们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做点报告，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三、四条，然后让同志们发言，补充一点，批评一下。有功劳的，人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的。战士们对连排长，也给他们一个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我们曾经做过，结果是有益的。军事里面的民主，军队里面的民主，这样不因为我们有军衔制度，有各种制度，而使上下、官兵以及军民、军队跟地方这个密切的关系受到损失。毫无疑问，上下应该密切，应该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官兵、军事干部跟战士们，应该密切地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应该密切的。
全党应该强调思想工作，我们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近来比较突出，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人们就说，是不是要“放？”恐怕危险。长期共存，为什么要怕长期共存？“你那个民主党派，我们革命的时候，你在哪里？”只要搬出这一条来，那他就没话说，他就遭殃，我们说这个时候还不要搬这一条，不要靠官职，靠职位高吃饭。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几十年，都是真的，可是有一天，你办了一件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这个时候，人们也不谅解。你解决的事情解决得不对尽管你过去做过许多好事，职位有多大，因为你今天的事办得不好，你对人们有损害，这一点他不能原谅。因此，我们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来吃饭。靠正确，不靠老资格。你还是靠正确、还是靠资格？靠资格就吃不了饭，因为你搞的事情不正确，你解决问题不正确。你虽然有资格，但是人们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索性都不靠资格，还是一个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老爷架子不要摆。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不摆官僚架子，不靠老资格吃饭。这一条，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新干部他们没有这个包袱，他们比较自由。他讲“老并不是你们好呀，你们就是革命几十年，我就是那个时候，你们革命的时候，我还在地上爬呀！”这一条他讲我们不赢，因此他就没有这个包袱。
那些新干部，我们对他们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如他们。比如讲知识，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现在这一代，只有他们能够在知识上教育工人阶级、教育农民。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知识分子呢？没有嘛！现在的大学，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儿女；中学据江苏省统计高中百分之六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初中也有百分之四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只有小学倒过来，大概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占百分之二十、三十，工人、农民子弟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这种情况，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要一、二十年，才能改变。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耐心争取他们，一面要说服他们，使他们进步，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教育他们，他们要做教员，必须学习，另一面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要向现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因为，除他们就没有知识分子了。
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只有它有前途，其它阶级都是向它过渡的。比如说农民，将来要变成农业工人，合作社几十年之后，就要变成国营农场，社员要变成农业工人，资本家现在正在变，再过若干年，他们也变成了工人。整个社会都是工人，所以只有工人才有前途，其它都是过渡的阶级。无产阶级要有他的知识分子，要有全心全意为他服务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半心半意。大概估计，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我们可能从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由现在的百分之十几或百分之十五，或者百分之十七（这里包括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而不算在里头的），因为进了共产党，他并不一定等于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共产党有一部分人倒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比如过去鲁迅就是这样的人。鲁迅好？还是陈独秀好？还是张国焘好？还是高岗好？我说还是鲁迅好，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非党人士，就个别人而论，进了共产党，并不等于比党外人士好（有一部分党外人士比共产党员好），争取扩大到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是进党，或者在党外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跟工人农民接近。还有三分之二，在这十几年当中，也会有些改变，由半心半意改变成再多一点，三七开，尾巴掉一点，有些进步。我们要争取这个前途。因为讲思想问题，就联系到知识分子问题。
至于合作化许多问题，我就不讲了，合作化是个好事，是确定它有优越性的。因为我们许多合作社证明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有一部分同志，还有疑问，党外人士还有异义。这一点要向他们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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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07)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刚才柯庆施谈到，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过去我们是长期从事革命战争，从事阶级斗争。而这个斗争，在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敌人的统治已经被推翻，社会制度的改革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过去的旧制度。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入之间的斗争还包括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报告和大会决议都说到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去年四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讲到一条敌我问题，一条是非问题。在那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到了去年上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确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方法对待新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这个问题，列宁曾经说过，他认为矛盾是存在的。但是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在斯大林的后期，人们说不得坏话，批评不得党，批评不得政府。斯大林实际上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把说坏话的，说闲话的当做敌人，所以就冤枉了许多人。斯大林在一九五二年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说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的。并且解决得不好，矛盾也会转化成为对抗。虽然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斯大林还是说得很少。我以为我们今天应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做出适当的结论，比较好。
比如说人民闹事这样的问题。这当然不会是普遍的，只是一些个别的，但是会经常有，因为官僚主义这个东西总会存在，我们要整风，要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凡是出了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就可能闹事。闹出了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成是普遍的事情，不应大惊小怪。应该看到这是在特殊情况下调整社会秩序的方法，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直到群众一闹才解决了，那么，群众为什么不闹呢？当然我们不是要去提倡闹。不闹而解决问题经过民主集中制、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的主张，实行这个主张，就需要反对官僚主义。如果有某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十分顽固，群众不可去提意见，而上级又没有及时发现、纠正，不把那个领导撤掉，那么，那里的群众就会闹。在这样特殊情况下，闹一点事有什么要紧呢？无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我们党内都有不同的观点，有右有“左”，在敌我矛盾的问题上，右的观点就是看不见敌人。现在不是说国内的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吗？有些人，就把基本解决看成完全解决，因此他们对那些人民痛恨的很坏的人，真正的特务，真正的坏人，也不去处理，这一种思想当然不对。夸大了也不对，夸大了是“左”的观点。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有些人却说还没有，说阶级矛盾很大。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些人忽视了这个事实，以为太平无事。我们共产党就是代表人民跟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的，后来又跟资产阶级作斗争，人民怎么会回过头来反对我们呢？过去没有设想过人民会有不满意，没有设想过群众会对我们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现在也还是不大相信。这是一种情绪。另外一种情绪，就是怕。出了一点乱子就是不得了，天下就要大乱，人民政府就要倒了，就算起了龙卷风，我们共产党会不会吹走呢？人民政府会不会吹走呢？马克思列宁主义会不会吹走呢？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不会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怕。不如此如果在客观上真有事非闹不可的形势，让闹反而比压着不让闹好些。这样一种看法，同志们考虑考虑。是否比较妥当一点，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我想谈一下知识分子问题。全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多一点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大约有百分之几。这两部分人合起来，据有的同志估计，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七。在另一方面，也有少数跟我们有敌对情绪的人。他们并不是反革命分子，而且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跟我们还能合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怀疑的。这样一种人大概有百分之几。其余百分之七、八十是中间状态的。他们了解一点马列主义，但是了解不多；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也容易动摇，至于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就还有困难。他们常说：“你们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党当作他们的党，像多数工人贫下中农那样。从他们跟工人农民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列主义的，他们到工厂里头、农村里头去看的时候，跟工人、农民不能打成一片。看是看了，但是有距离，互相不能成为朋友，不能谈知心话，也还是“你们他们”的关系。他们也在为人民服务，但是还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跟工人农民不是一条心，但也不是两条心，而只有半条心在人民方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各个世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方面，在跟工人、农民结合方面，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进了党，或者成为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来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似乎还是一个问题，这也是知识分子新的人生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我们要向他们说明在我们国家里，除了工人、农民就没有别的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已在农民。除了这两种人。第三种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替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的本身性质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你们还能提个地主方向，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那些力量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丧失了社会基础。至于几亿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已经进入了集体化，现在还叫小资产阶级就不行，他们已经变成集体农民，集体手工业者了。
当然他们的思想还拖了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特别是那些富裕中农和上中农，他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很严重。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思想。但是无论如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现在都只剩了一条尾巴，尾巴无论有多长，终究是要消灭的。因此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现在还流行着一种舆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这个话有没有理由？我们说有一半理由。在现在，党员工程师、教授、医生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确实很少，一般地说来，我们现在还确实不懂科学。我们的人不但没有时间也没有钱进大学，到外国去留学。还有，帝国主义国民党也不让我们留在城市里研究科学。许多知识分子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搞政治可以，军事也行。其实，这也只是现在的话。在以前我们没有胜利的时间，在我们打游击战争的时候，他们可不这么说，他们那时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行。总之是成不了气候。人民是要看事实的，因此在我们在科学上还没有占领领导地位的时候，要他们承认我们可以领导科学，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的道理也只有一半对，另一半他们就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显然不懂科学。但是我们还是在用国家计划领导着科学事业，用政治领导着科学事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发展了，科学也发展了，这是不是事实呢？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如果不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又是在谁的领导下工作呢？而且科学也是跟政治、经济一样，是可以学习的。我们既然可以学会政治和军事，也可以学习科学。如果说我们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经过了二十八年才取得了胜利，那么学习科学达到一般专家的水平，就不必用这么长时间。进五年大学，再加十年工作、有十五年的工夫就差不多了。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技术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吗？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放”，主张“收”。这些想法对不对呢？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发展科学事业，是一个基本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在目前的过渡时期对于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这个方针更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的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对于说错了的怎么办？用压服的方法，还是用说服的方法？中央认为压服的方法不好。压服就是压而不服，不可能压服。人民内部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不应该采取压的方法，无产阶级实行的专政只适用敌对分子。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界限。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说道理，是可以学会的。用了说服的方法人家还要闹怎么办？会不会搞的天下大乱？我说不会，只要我们坚持说理、充分说理，不会乱的。而且也不要尽是怕乱，出一些小乱子有好处，我们可以取得经验。对于那些有毒素的文章，或者别的有毒素的东西，我们要批判、要斗争，但是用不着怕。我们同那些有毒素的东西作斗争，会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同敌对思想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
我们要同敌对思想作斗争，我们自己的缺点首先要整顿。我们有很大的成绩，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也有许多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的。不应该肯定我们所做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最主要的，正确的东西。同时也绝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一部分错误和缺点。否定一切就是机会主义者，肯定一切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形而上学，它肯定一切而不加分析。如果把我们的工作加以分析，就会知道，我们的工作中间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有缺点，所以，我们要进行整风。
关于整风，中央还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实行。采用延安那时候的方法，从容不迫地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学习一次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作风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缺点，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批评是在小组内，不开大会，有多少毛病就是多少毛病。不要缩小也不要扩大，自己反省反省，同志们加以帮助。总之，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这样的态度来进行整风，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从延安整风以后，实际上有十几年没有进行全党范围的有系统的思想整风了。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我们自己来批评我们自己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丧失威信？我看不会丧失威信，会增加威信。延安那次整风就是证明。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得到了教育。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害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了自己。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在我们方面。我们把风整好了，我们在工作中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东西就更多，我们的本事就更多。同时也就会更谦虚一些，原来不会说服人的就会慢慢的增加说服人的能力。党外人士，可以让他们自愿参加。我们先整，他们后整。如果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知识分子参加整风就很好了。
整风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的革命的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的热情有些不足。注意待遇，注意享受的人多起来了，要经过整风使这些同志重新振奋起来。经过这么长久革命斗争，有一点疲劳，需要一些休息，这是可以理解的。看一点戏，跳一点舞。穿一点花衣服，这并不需要反对。我们所反对的是追求地位，追求特权，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凡是可以节省，应该节省的都要节省。阶级斗争，几十年革命，都是为建设开辟道路。而要建设，就必须珍惜人力、物力。建设的时间长得多，这是另外一场战争，我们希望在不很久的时间之内，中国比现在要好，比现在要富，比现在要强。革命就是为了这个目标，那一仗就是为了这一仗，那个战争就是为了这个战争。这个战争更艰苦，时间更长，比方说至少一万年。为了建设得更好更快，就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铺张浪费，追求特权、摆架子等一切坏习气。
跟党外的关系，应该比过去更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不要讲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
我们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会不会妨碍党的领导？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里头有这样几句话：“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决不能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我刚才讲的一些话，说是闹一点也可以，登一点错误的文章也可以。我们慢慢来批评教育，讲道理。这两种提法是不是互相冲突？文章上讲的原则性，我们现在说的是属于灵活性。要灵活地运用原则。不然，一个地方罢了工，我们就去嚷：“嗨，你破坏党的领导!”知识分子批评了我们，我们就责问他：“你要涣散无产阶级的队伍吗？你要破坏党的领导，破坏民主集中制吗？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吗？”到处拿这文章做挡箭牌。这行不行呢？这就不行。我们在原则上不提倡罢工罢课，不提倡错误的文章，不提倡有毒素的戏等等，但是事实上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罢工罢课，报纸上登了一些个别错误的文章，戏台上演了一些个别不好的戏，对于这些现象采取放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没有大害，反倒有利；采取压的方针，反倒不利。这样的方针比较容易调整社会秩序，调整领导者跟被领导者，政府跟人民，党跟人民的关系。这种调整的结果，正是巩固了党，巩固了民主集中制。
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家造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提，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这些人有错误缺点必须改，不改就不行，因为没有道理，无论党政府（原稿不清）都不实行官僚主义，不能强制人们做那些没有道理的事。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政治、经济，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地繁荣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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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06)
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刚才舒同同志给我出了题目，要我讲些什么事情。出了题目就要做。但是他出的题目很多，那怎么办？那么多题目，我只讲一个题目：思想问题。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讲：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比过去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同志们最好不要记录，记录就妨碍听，我倒不是要守什么秘密，我给你们交换意见，你们记人就忙了不记舒服些）。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也的确有些合作社办得不好，共产党也的确不大懂科学。还有苏联过去是比较好，去年以来就此较坏了，不晓得是个什么道理？总而言之今年比较好，去年比较坏。今年又好起来一点，苏联还是那么一个苏联。有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美国比苏联好，美国的钢此苏联出得多。此外，人民闹事
也发生得不少。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不晓得山东情况如何，听说也有一些），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纪律有些松弛。工厂里头，学校里头的纪律，合作社出勤的纪律，不是一般不好，一般还算好，只有一些不好。报纸上，不晓得你们山东报纸怎么样，北京、天津、上海的刊物上、报纸上，小品文，讥笑、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就看得出像舒同同志所讲，对合作社有些人就看得是不好，没有优越性，一片黑暗；有些人员觉得很好，很好就不注意它的缺点了。这一些情况下，就是有一些共产党人也跟着别人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些跟着资产阶级走，就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些。另外一些共产党人就不服气，说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事？搞不搞这个“百花齐放”？别的地方是搞了一下子，“百家齐放”，刚刚只放了十几朵花，（笑声）还没有放齐，“百家争鸣”，大概有一二十家出来争一争，放的中间，争的中间就说一些事情不那么好了。有一些同志就看不顺眼。他们就想收起来，说放得多了，要收一下，就是不要放了，或者少放一些，“百家争鸣”也收一下，主张收的这么一种思想，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外面讲什么我们也讲什么，踉着人家走；一种人就想收，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是个内因。当然外国的事情也影响我们。二十次代表大会把斯大林批评了一下，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铁托的演说，卡达尔的演说，（山东的报纸登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一些思想上的混乱。还有，我们工作中有许多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工作中间，我们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引起思想上有一些混乱。什么大混乱没有，我们中国，我说没有外国那么乱，当然就没有波兰、匈牙利那么乱了。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他们那么乱，譬如越南就很乱了一阵子。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原因，就是有外国的。但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八次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些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全国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也是阶级斗争。这是向什么阶级作斗争？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向跟资产阶级有联结的那个个体经济。我们要消灭资产阶级同那个资本主义发生基础的那个个体经济，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这个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还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了，就暴露出许多思想问题了，思想上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我说过去有的，特别是我们新进城来，解放大城市那个时期，同志们都经过，一九四九年、五0年、五一年、五二年、五三年那几年，那几年还不乱？还是那几年乱些？还是现在乱些呢？实际上，是那几年乱些，你像资产阶级那个时候他们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心里不安。但是过去那些不同的意见分歧就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吓住了，被解放战争、剿匪、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那些东西所吓住了，许多人不敢开腔了。并非没有问题，那个时候问题还很多，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民主人士这六、七年有很大进步，就是因为在这些斗争里头我们跟他们合作，应该承认他们是有进步的。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
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是基本结束，不是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一个尾巴也掉得很长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一家是无产阶级，我说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两家争鸣，这百家里头有两家，一家是资产阶级，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
所以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那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讲的，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我们是把它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他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不把他当做一个国民党特务那样的一个问题来处理。资本家呀你们这里苗海南呀，我们把苗海南跟蒋介石区别，跟特务区别，我们说他不是特务，也不是蒋介石，他就是苗海南。我们跟他合作，这一来，他说可以，他说愿意跟我们合作，咱们两个人就好办事，我们也愿意了，你们也愿意。前面刚才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临督”这样的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就是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究竟在座的同志赞成不赞成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刚刚来，平时我们又不在一道工作。我在别的地方看的时候，比如北京，许多高级的同志，部长，我说十个人里头可能有一个人赞成，一个人想通了，真正其他九个有些相当赞成，但是不那么十分赞成，各种程度不同。至于什么厅、局长，什么科长，这样几级的同志，开头是表示怀疑的多，什么“百花齐放”，放那么多花，（笑声）百家争鸣，那个是危险得很，咱们共产党就是一家，其他九十九家把我们包围，出来怎么得了，（笑声）要请解放军帮忙，杀开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才跑的出去哩。长期共存也是不赞成，那个民主党派大概有个什么七八年也就差不多了嘛，让他挖一个坑埋下去嘛，究竟谁监督谁，还要请他监督共产党呀！你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呀？这些同志，你说他没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权利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还是工人阶级、农民打来的，共产党领导他们，还是你们民主党派打来的？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但是还是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比较好。那有什么道理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它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使得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不管你多少花，你就得开嘛，那么其中有好看的花，有不好看的花，有很丑的花有毒草都可以开。那么毒草开出来怎么得了呢？世界上是有毒草的，人怎么样呢？是不是碰了毒草就死了？这样就有比较，有比较好办，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很复杂的。各种的花都可以开（各种的艺术）。人们就说，是否这样一来鬼就出来了，牛鬼蛇神就跑到戏台上来了。你们这些地方戏演得怎样？有没有牛鬼蛇神？别的地方就有，特别是上海，曾经不演许多的落后的东西，在戏台上打屁股，演包公的时候一定要在戏台上打屁股，现在我们不是讲废止肉刑吗？但是我们的包公仍然在台上要打屁股的。这些东西慢慢地会要淘汰的了。现在让他演一演可以不可以呢？让他演一下我看也可以。这些东西多了，人们就会说话，说话的多了，看戏的人就少了，它那个东西就不演了。过去我们生硬地禁止一下，以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他们演那些戏，就不如让他们互相竞争，“百花齐放”这样的办法比较好。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就是说：我们党就是因为功劳太大的原因，工人、农民的政党，我们党主要成分是工人同贫农的党，按他们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为在中国威望很大，这个威望太大，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以简单的行政命分，反正是人多嘛，社会上的威望也大嘛。所以我们特为请那么几位来监督我们，并且长期共存，我们有天，他们也有一天。我们就不必说，我们假使共产党有一百年，只准他们五十年，共产党还有五十年，只准他有二十四年。总而言之是要他们先死，先死几十年就是了，有没有那样的必要？它早死了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是不是呢？粮食就多了？（笑声）钢铁就多了？木材就多了？水泥就多了？礼堂就砌得更好了？并不见得。民主党派灭亡了，我们礼堂砌得更好了，不能证明这个道理。就是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就是说怪话，一年有那么几次找一些怪话来说，专门指出我们的缺点，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和压服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该大家展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是用压服的方法。两个方法采取那一种？一个是压服，一个是说服。这个压服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方法。我们打过仗的都知道，从井岗山那时候就打起嘛，什么大别山、什么各地方，对付敌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对付美国人在北朝鲜，就是抗美援朝，用压服的方法。对付反革命、特务用什么方法？我们就是压服它嘛，以后再来说服，先把它捣出来。压服这个办法是对付敌人的，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动手，人民内部就不是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笑声）人民内部就是讲道理，就不讲打，武力解决就不是个办法。或者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禁止，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是它在这边我们用强迫命令，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的。谁听你这个行政命令？还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几百万，还有那个老百姓，我们有了基本群众，就是工人、农民。第一我们有基本群众，第二我们有武装力量，所以那些民主人士吃不开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没有这两个东西，一没有基本群众，二没有武装力量。如果我们是采取了开放的方法，而不是把它收拢来，采取说服的方法，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因为现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采取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内部，不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人民，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专政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吗？专政是对付敌人的，而民主就是对付人民的。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是种民主的关系。当然民主要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讲不要领导。现在有些地方纪律松弛，缺乏纪律，这就有些过分。要克服这个问题，要用说服的方法，同他们好好的讲，开会，一次开不清楚开两次、三次会。跟学生们、工人们、农民们能不能说服呢？我们是能说服的。只要我们有理，就是用说理的方法，讲理的方法。如果我们搞错了，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用压服的方法，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这么个办法，那么我们国家就要受到损失，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压服不了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动手，总有一天这个手要收回来的。因为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那是解决敌我斗争的办法。是不是可怕？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不要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由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正确地解决，得出真理，艺术方面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文学艺术，科学方面会发展起来。这种功效不是一年、两年看得出来的，或者几十年内，十几年到几十年内看得出他的效力来的。这里就要准备着真正的坏人坏意见，就是讲：艺术方面有毒草，有毒的草，很不好看的花开出来了，开出来怎么办？我们说那东西也有用处，因为让世人看一看有这样的草，有这样的花。一个人硬是每天只都是看见好的不看见坏的，真理是跟错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让错误的意见说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意见。这个美是跟丑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好人是跟坏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一万年以后都有真理跟错误，都有美跟丑，都有好人跟坏人。有一些坏人，他是坏人，是不好，但是，又是好人的先生。有了坏人，人们就有了榜样了，就不学他们的坏了。有好人就学好人，单有好人没有坏人比较，人们分不清楚好坏。几岁的小孩子看戏的时候，他首先要问好人坏人，（笑声）所以不怕那个坏人，什么错误的道理那些东西，用不着怕。这样我们党跟政府的错误也比较容易克服。相反呢，倒不好的，倒是很可怕的，就是用压的办法。
我们党习惯了对敌斗争，我们党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我们会搞这一套，结果证明我们是会搞的，是我们胜利了，几十年嘛！所以人们也佩服我们这一条。觉得共产党有什么行呢？你们政治不错，军事也可以。我们有这两条人家佩服的。那么，是不是一开始就佩服呢？那就不见得。我们刚成立党的那个时候谁也不佩服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提出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军阀，人们只是听了一下，根本不理。后头又犯了错误，搞万里长征，稀稀拉拉剩下几个大人，我们那时候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那一套，人们也是不大理。以后就搞出名堂来了，到一九四八年那个时候，社会上许多人就变了。共产党似乎兴起来了，共产党就了不起了。特别是到了一九四九年胜负分明了，那就佩服的更多了。但是，同志们，建设人家不佩服，共产党能够搞建设呀？人家还要看一看，看来是行的，这些人就会搞那么几手，有那么一股蛮劲。（笑声）谁佩服我们会搞建设啊！现在在建设问题上面慢慢立起了一些信任，看你这个样子搞了六、七年也还有一点本领。但是讲到科学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说你们不行，还是我们来。这个东西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你们在座的都是科学家，是不是？（笑声）我们党科学家不多，其原因就是科学家不多，大学教授不多，工程师不多，各种艺术家有一点也少，就是这些方面不行。大学校长是党外人士当的多，山东大学什么人当校长？（问下面，回答：晁哲甫），晁哲甫是党内党外的？（问下面，回答：是党内的）党内大学校长还是要听党外人士的话。你没有教授，（笑声）有些当了付校长，人家党外人士不佩服。我们的党员就是学生、助教多，讲师里面有一点也少，教授里头很少。那么究竟是学生领导先生，还是先生领导学生呢？是助教领导教授，还是教授领导助教呢？所以这个问题发生得很自然。我说这个道理是有，他们讲得对，共产党就是不行，就是在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这方面我们人很少，甚至没有。还有许多文学艺术这一方面。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忙坏了，我们干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忙于搞阶级斗争，没有机会搞这个。过去你这个东西要有个地盘嘛，过去济南这些地方人家不许我们来嘛，什么山东大学、齐鲁大学他不许我们来嘛，来都不许来嘛。北京我是住过的，三十一年我是不能来的，就是不能进城，进了城他就要请我到班房里面去，（笑声）所以我们承认这些，但是可以不可以学会呢？阶级斗争我们学了二十四年，到了七大，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二十四年才作总结，我们才基本上学会了这个东西。犯过许多错误，又加上七大以来的这么多年。那么，我们搞建设、搞科学、学当教授、医院里面当医生、开方，是不是可以学会呢？比阶级斗争哪样困难些呢？阶级斗争那个东西我看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你一打它就跑了。（笑声）这个开刀好开，那个病人他不能跑的。（笑声）自然科学，五年大学毕业，再干五年就是十年，再干五年就是十五年，他不变成工程师呀，这些人他不能当大学教授呀？可以当的，有个十年到十五年可以学会的。现在设计、施工、安装我们已经学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了，管工厂也相当学会一些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呢？就要转入到学这些，搞建设。所以整个社会与自然作斗争，所以六亿人口与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可以学会的。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批评是好的，没有批评，压制批评就不好。斯大林就是犯这个错误。斯大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做了一些坏事，他混合这两者，拿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人民内部的矛盾，说不得政府的坏话，说不得共产党的坏话，一说坏话，风吹草动，就说你是特务，把你抓起来。所以现在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请愿。但是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要克服官僚主义，那什么罢工、罢课这些东西就会少的，但是怎样也要有。那怎么办？有就用对付人民内部的方法来对付。那么还要不要解放军？那么就把他解散，是不是？那行不行？“养兵千曰，用在一朝”，准备对付帝国主义，解放军是用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不是为了对付人民的。解放军就是人民的儿子，那么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父亲啊？（笑声）你总不能讲吧，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啦！人民打人民啦!那不行。解放军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是专政的武器。我们要跟国民党有区别，什么人比较怕批评，还是共产党怕批评还是国民党怕批评？我看就是国民党，他那个党最怕批评了，什么“百花齐放”这类东西，他们怕得很，只有我们敢提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我们说要跟他们共存几年他都不干。那个时候他们开一个什么国民党参政会，我也是个参政员，共产党有几个参政员，我们是以什么资格呢？不是以共产党的代表，而叫做社会贤达，（笑声）好听就是了，又贤又达了。（笑声）他不承认我们是共产党的代表。你还说长期共存，短期共存他都不干。（笑声）所以这样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只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比较大公无私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使全人类解放，要使整个人类解放，它自己才能解放。共产党是应当最不怕批评的，我们是批不倒的，风吹不倒的。十二级台风我们都不怕，十二级台风可以把一个大礼堂吹走，可以把这么大的（手势约二尺直径）树吹走，但是要吹走共产党，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老干部，我看是吹不走的，吹不倒的，（笑声）十二级台风都吹不倒，何况是什么五、六级、六、七级。你们到过青岛没有？我没有去过，我想去一下，我到过北戴河，七级风在海里游泳很舒服，平时没有风浪很吃力，要一步一步地爬，起台风一个浪头就有一两个人高。十二级台风我没见过。批评不倒我们的，批评不倒共产党，工人阶级、农民是批评不倒的。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手里掌握着真理，比较任何阶级我们的道理是更正确的。我们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作基础，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怎么能批倒呢？马克思主又怎么能一批评就倒了呢？吹了一口小气就倒了，那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大概是不要台风，这么招一下手就要倒的。（笑声）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吹倒一点我看也好吗，那套东西是要吹倒嘛，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
刚才舒同同志提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讲优越性尽是优越性，缺点一点都没有。一讲没有优越性就一点好处也没有。这是两种片面性。我们党内存在着，党外也存在着。两种制度作斗争，那一个胜那一个败，就是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谁胜谁败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你们看，分了胜负没有呢？按照我们八次大会所说的，应该说基本上是分了胜负的。谁胜谁负，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基本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就没有。作为社会制度，这两个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但是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还要看，人们还要看，资本家要看，农民还要看，资产阶级要看，小资产阶级农民要看，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还要看，我们共产党里头有一部分人也还要看。两种制度作斗争谁胜谁负，那个胜那个败，基本上可以说胜利了，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有两、三个五年计划。合作社至少要有五年才可以巩固，现在一般的合作社才只有一年多一点的历史。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这样两种思想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谁负谁胜那么就更要差一点的。所以现在相当乱呀，思想方面，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思想还是相当顽固的保守着。特别是关于世界观这一方而，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还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那么这个时期还要更长些。
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大概有五百万这样一个数目，其中学校里头：大学、中学、小学就有二百万人。此外，党的系统，政府的系统，军队的系统里头的知识分子，经济系统，商业系统，工业系统里面的知识分子，文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知识分子，合起来有人说有五百万这样多。其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只占少数。我们国家是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五百万人也就不少了。因此，我们要好好利用知识分子的队伍。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受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至于本人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后来的事。我想在座许多同志们中间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么一种情形。你母亲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交付你一个任务：要当共产党，要信马克思主义。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他并没有讲这一句话的，（笑声）他就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有共产党。这是因为后头社会斗争逼上梁山，我那个粱山叫井岗山。你们各有各的梁山。这个梁山就在你们山东。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十左右，五百万里头大概有五十万左右，也许多一点，这是讲真正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另外总有百分之几是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跟我们采取敌对的态度的，但他们不是特务。这一些人是民主人士，但是他心怀不满，根本反对我们，有没有呢？我看是有的，这也是少数。中间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间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寥寥，叫他下乡没有兴趣，到工厂里面看看，蹭一溜就回来了。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打成两片。我们说打成一片。他们说打成两片好，搞不成一片，就因为感情不融洽，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感情不融洽，隔那么一层。这些人世界观没有改，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个思想的乱，就是这样。他们为什么思想乱呢？他们动摇着，墙上的草，风吹两边倒，不风吹就站在那里，一风吹就倒，匈牙利一股风，苏联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一股风，还有什么地方一股风。世界上总是要刮风的嘛。他们可以倒过去，也可以倒过来。又很骄傲，那个尾巴翘得相当高，他认为他是知识分子，相当了不起。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值钱的。所以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真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他们，这些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的范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叫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可以，你叫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愿意，但是基本范畴还是资产阶级范畴。这个时期大概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过了几年了），大概还要经过十几年，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他们。要知道现在教书的是谁？就是他们。他们都是教员，他们办报纸，他们在学校里头教书：他是我们经济机关设计、办各种事情的人，他们是工程师，我们是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但是你们里面的知识分子比较少，你们如果说，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离开他们，那就不行，我们离不开他们，没有人教书，大学、中学、小学里头有二百万人工作，教书，有各种报纸，有文学，有艺术。山东唱武生的，山东大鼓，那不算知识分子吧，但梅兰芳要算，梅兰芳是知识分子。你们有个山东梅兰芳（叫什么名字，你们山东人，不知道山东梅兰芳吗？）
我再来讲一讲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地争取了一批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马克思就是这样争取过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替工人阶级服务。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现在有一批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刚才不是讲过了，五百万中百分之十左右，就是五十万左右，这是知识分子里面的核心力量。
各种阶级，哪一个阶级有前途呢？只有工人阶级有前途。我们现在有多少工人阶级呢？革命以前，解放以前只有几百万人，这几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现在在工厂里头工作的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六亿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万人，就是五十分之一多一点，五十人里头只有一个工人，人数这样少，但只有他有前途。其它的阶级都是过渡阶级，就是走路，走路走到那里，走到他那个地方去。比如农民，农民将来要机械化变成农业工人，集体化，集体化将来进到社会主义，就要变成国有化，全民所有制。现在的农业合作社所有制，将来几十年之后，要改成跟工厂一样，就是农业工厂，这个工厂里头种包谷、种小米、种大米、种番薯、种花生、大豆，资产阶级这大家都知道的，资产阶级现在正在过渡，他们也要变成工人。几亿人口的农民，手工业工人现在已经变成集体农民，将来变成国有制的农民，农业工人，使用机器，现在除个了少数人以外，这五百万人知识分子里头，其他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动摇的，在世界观问题上，在思想问题上。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上面也赞成，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一般地说，除了少数人他们拥护，他们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那么好吗。工人阶级已经把他们争取，经过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争取到自己一边，跟我们合作了，但是这个合作，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件事，世界观、灵魂世界又是一件事。要他们换掉世界观，改成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就要有一个时间。
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变，或者还没有大变，小变了一些，我刚才所讲的，他们和劳动人民有些格格不入，没有打成一片。文学艺术家不愿下厂下乡，下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的注意力不在那里，他们对农民的兴趣不大，对工人的兴趣不大。他们愿意回到家里面和知识分子搞到一块，我叫这些人是半条心。有半条心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半条心是好的。因为有半条心啦，剩下那半条心可以慢慢来嘛，那半条心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资产阶级思想。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一讲，他们就会跳起来，“你说老子半条心啦!”我说我就这样讲，你跳到屋顶上去，我还是这样讲，（笑声）因为你还是这样动动摇摇的，你们是愿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但你不是全心全意，是半心半意。有什么证明？就是你们跟工人、农民打成两片，不是打成一片。你们在工人、农民里面没有朋友，你们的朋友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就不如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但是他们不干，你把他赶也赶不下去。赶下去没有几天就回来了。但是工人阶级要求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要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面来一个改变，丢掉资产阶级世界观。我在报纸上讲：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一个破一个立嘛，它那个东西不破，这个东西不能立的。于是乎就发生了一个任务要破，破嘛有点痛，那你资本家现在都提出来嘛。资本家里头有大批知识分子，我们要使用他们，工人阶级要求大量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不是百分之百。应该是大多数，相信马克思主义，跟我们有共同利益，我们现在有共同利益。他们听到合作社办得不好就高兴，合作社倒霉他们就舒服，共产党出了乱子他们就开心，有这样一小部分人。但是，多数人他们还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吊在半天上，还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
我们党现在提出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我们先要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现在还没有决定，今天我也可以稍微讲一下：我们多少年没有做整风这个工作了，“三反”“五反”很激烈，那个东西没有在思想上面解决问题，准备进行一次整风，这样我们就估计可以争取共产党的作风整好了，可以争取广大的党外人士。谈到这个民主人士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合作还是不合作。这个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跟我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而是我们跟他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合作是好讲，我们跟你们合作，民主人士，苗海南，但是就是使用不使用的问题。有些人讲，他们没有多少用处，甚至讲是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嘛，废物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我今天不能具体讲苗海南是废物，苗海南大概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就是有些用处不多的人，也可以利用，有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一开会不是应付了一下，无非是每年开那么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应付一下，过了关就没有事了，大概一年有那么一、二个礼拜吧。这种态度是消极态度，我说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这些民主人士大体上都是党外知识分子，这一些人是老知识分子，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
这批人现在大学生有多少是工人农民出身的呢？全国的统计有百分之二十，一百个大学生里面只有二十个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中学生就不大清楚了，大概是四、六开，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有百分之六十，工人农民出身的有百分之四十，或者是一半一半。你们有这个统计没有？我在这方面没有统计，中学生升了高中恐怕还是他们的人多，还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多，什么年间大学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高中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至少要过三个五年计划以后，至少还要过十一、二年，这个情况才能起根本变化，也许时间还要长一些，再有两个五年计划还不够，也许还要三个五年计划。他那个种是要绝的，那是没有问题的，他是个绝根问题。这个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种呢？地主阶级还有什么种呢？他就没有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绝种嘛，就是以后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了，没有地主封建制度了，以后一万年都是工人、农民的制度，就是都是工农子弟。
最有前途的是无产阶级，现在这个时候青黄不接，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一步也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没有人教书，没有人当工程师，没有人研究科学，大学教授，中学、小学教员，大都是他们，文学家，艺术家，大都也是他们，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我们一步也不能动。所以应该好好跟他们团结。几个五年计划才能起变化。那个时候他们也变了，资本家变成工人了，地主变成农民了，他们的子弟也变了，现在正在变。
整风是用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跟人民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
整顿三风，整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也附带在里头整，比如贪污的问题，政治机关里面有贪污，特别是基层，合作社、厂矿里头的贪污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精神减少，革命意志衰退这个问题。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多起来了。过去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看两只眼睛，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茶碗里头的水叫茶。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用手形容全场笑声）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命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一滴眼泪也不出，一接触到个人利益双泪就长流。（笑声）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据说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三天不吃饭，我们说三天不吃饭也没有什么关系，一个礼拜不吃饭有点危险就是了。（笑声）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衣服，比较享受，这样一些事情出来了。这也算人民内部的矛盾。双泪长流，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有一个戏、叫《林冲夜奔》，上面说：“男儿有泪不轻洒，只因末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请看：男儿有泪不轻洒，只因未碰到评级这个机会。同志们，这个风你也要整一下吧，我们大家回去劝他一下，男儿有泪不轻洒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伤心处呢？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洒几滴泪，至于你那个几级几级，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流，往里头流，（笑声）要吞下去。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实际上是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是革命同志嘛，要奋斗，一万年也要奋斗。有共产党要奋斗，没有共产党那时消灭了，那时总要有领导者，总有一批管理工作人员，他们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总之，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是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替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振作起来。今年准备，今年是准备阶段，出告示，说要整风了，各地可以试整。有些贪污分子，他今年就要赶快收手。本来要抓到一些东西的，现在我赶紧放到这里，那么我们就不算贪污犯了。明年正式整的时候，你今年把他吐出去了，今年不贪污了，或者贪污了的怎么吐出去。那么已经吃下去了、消化了，变成屎了怎么办呢？变成屎了看其情况分期吐出。那个农民，合作社里面不吐可是不行，有什么三十块，就是大问题，那么你就分三期吐，今年吐十块，明年吐十块，后年吐十块，今年吐好了的整好了的。明年就不算贪污犯了。所以今年出告示呀，官僚主义整好了，跟人民的关系，跟下级的关系，当个厅长也好不容易啊！厅长底下有好多人，平时不是不大管的，等到你一整风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话的，你们在座总有厅长，局长，科长嘛。是不是扔一千炸弹就要整风了呀，我看不，我看不应这样做了，改一下就是嘛，我们的缺点，人民内部的缺点，不用人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搞小民主如果一个小还要少再加一个小字就是小小民主。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微风吹个不停，（笑声）我们来吹他二年。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什么东西吹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讲完了，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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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05)
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黄火青、吴砚农、×××、李耕涛四同志陪同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黄火青：同志们，现在请毛主席给我们讲话。（鼓掌）
毛主席：你们有什么问题？
黄火青：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主席解答的，可以写出来，现在主席先给大家讲。
讲什么东西？同志们，你们有什么问题？
很多同志没见过面，今天和同志谈一点事情。希望同志们提一点问题给我，你们的问题还没有来，那末，还有时间，我就先讲几句咯，就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好不好啊？（鼓掌）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党关心的问题，是社会上大家关心的，社会上民主人士，各界人士是关心的。对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可以，赞成，有一些同志看样子还可以，但是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争鸣”，咱们共产党员只算一“家”，九十九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有没有这个问题，同志们？就是有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有了解一些但是又不很多的，还有怀疑的，有不赞成的。有各种意见在我们党内。
过去我们党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工作呢？现在不是有建设工作吗，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阶级斗争，还不是建设工作。阶级斗争就是要推翻几种制度，就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那些制度。那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就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都是由于阶级斗争范围。打蒋介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里还有一个民主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那个声势很大，是不是？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前年下半年跟去年上半年这个高潮，那个时候锣鼓喧天，热闹得很。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这一方面。这个斗争时间很长，它从我们祖宗鸦片战争那个时候算起，一八四零年，从那个时候反帝国主义算起，算到一九五零年，就一百年了，到去年一九五六年，就有一百一十六年之久，才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旧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主要是讲所有制，现在我们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上层建筑就是政府、国家权力机关、军队，都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在过去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谁人相信共产党能够成功呢？开始有共产党的时候是不相信的，中间也是不相信的，因为中间我们经过失败。经过北伐战争时候的失败，后头，土地革命的失败，经过两次很大的失败，人们都不相信的。现在呢？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行在什么地方呢？说政治你们行、军事你们行、你们有这两门。人们说共产党有这两门，还可以考赢了。还是帝国主义考赢了？跟我们考，跟我们比，蒋介石，国民党跟我们比，谁比赢了？谁胜谁败？我们赢了。你赢了嘛，那就算嘛，赢是好的嘛，你赢了嘛，还有什么话讲，那好嘛，建设呢？历来人们就是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现在怎么样呢？我们一面革命，一面建设。我刚才是讲为“主”，阶级斗争为主，不是讲没建设，还是有建设，这一方面，我们是不会。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因为过去作阶级斗争的时候，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但是盖大工厂，什么设计、施工、安装，哪一套东西，我们就不会了。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教大学生，大学教授我们就很少了。在座有没有多少大学教授？（起立向台下问），有没有？大学教授请举手！一千都没有？有没有大学教授？总得有几个吧？（台下有同志举手）一个，那里有一个，少得可怜啊!同志们，（黄火青：有的没举手，毛主席又回原座继续说）有几个没举手？是啊，你们势力不大，你就不敢举手。
现在人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共产党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搞工程，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有几不行就是喽！这个话怎么样呢？你们听得到没呢？同志们！我听到了一些这样的话喽，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中学里头当教员的也少。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也是三七开；就是像斯大林犯错误一样，斯大林不是有三分错误有七分正确吗？我们有三分会七分不会。文学艺术方面。优势还是共产党以外，大学教授几乎全是共产党以外的，医生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以外的。是不是？教育界有二百万人，大、中、小学，所谓公教人员的“教”有二百万人之多，共产党干什么事情呢？共产党就是在学校里名为领导，实际上就是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嘛！所以应该承认，这是我们不行的一方面。他们讲得对，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我说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共产党不能领导，这是对的，共产党也能领导，他们没给讲。为什么也能领导呢？我说就是我不懂请你们干嘛！国民党也是一不懂，“蒋委员长”蒋介石他也不懂，国民党那个党对刚才讲过的这几门也是跟我们差不多，他也是做阶级斗争的这个党，他是专搞阶级斗争的，他就不搞建设。我们一面搞阶级斗争，这七年搞了点建设。他搞二十年，只有几万吨钢，我们搞了七年，今年八年，有多少吨钢呢？可能达到五百万吨钢，按照计划四百一十二万吨，可能超过。也许不到五百万，就四百多万吨。那么他二十年只有几万吨，我们八年有四百万吨，这就是说我们搞计划，此外，财政部给饭给这些人吃。国民党一无计划，二不给饭。同志们！不吃饭我也不能讲话，你们也不能听，科学家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医生也好，是要吃饭的，国民党有饭不给那些人吃，他专搞阶级斗争，给军队吃了，给那些政客吃了。我说李富春，一个李先念，世界上还有这两个人嘛，一个管计划，一个管财政，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做出什么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在这上面领导他们，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还有一条什么可以领导他们呢？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去领导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会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我们现在要学，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求搞这个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学机关里头做试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跟自然界作斗争，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加以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改变经济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花几十年时间。像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一样，阶级斗争谁会呢？没有哪个人会的，比如说我就不会，我是当小学教员的，进共产党也没有想到，相信资本家对我们宣传的那一套，进的是资产阶级学校，相信那一套，后头，大概是逼上梁山了。你们各位呢？老早就打定主意了，母亲生下来，就当共产党？是不是？交代任务就是共产党，我妈妈没有交代这个任务给我，那么是学的，是不是？什么土改，也是不会，各种都是不会的，打仗也是不会的，打了多少败仗，经过多少变化，跟着经验的增多，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是不是？经过许多失败，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些？因为我们付的代价很大，有几次革命失败，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万里长征以前的南方根据地都失掉了，白区也没多少工作了，那是因为“左”。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是因为右。阶级斗争右了，后头是因为“左”。有了这两条我们就学会了。所以陈独秀，王明（陈独秀就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后头这个人也死了。王明还没有到敌人那方面去）不管怎样，这样的人，都给我们很大的益处。不是他们个别的人，而是他们领导的这个运动，在一个时候失败了。这给全党以很大教育，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教育，那么代价是很大。现在我们的建设，是不是也付那么大的代价？如匈牙利从前的领导者，它的阶级斗争也是失败的。它的建设工作也是失败的，因为－闹嘛——去年十月一闹嘛，我（说）是闹得很好，有些人很不高兴这个匈牙利，我是很高兴。坏事就是好事。匈牙利还是闹好还是不闹好？无所谓闹不闹，总而言之是要闹的就是了，一个脓疮总是要穿的喽，我看可以争取，因为我们曾经学阶级斗争要付很大的代价才能学到，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是不搞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曾经付很大的代价呢？不是搞左倾机会主义吃的亏嘛，搞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吃了亏嘛，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以前的错误，在建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少的少付代价，可以避免像匈牙利那样的事情（有些语句不通，原文如此）
现在我们好好的想想，很需要想一想，有这么一种情况，作阶级斗争结束，这么一件事。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比如社会主义改造，镇压反革命，高潮的时候，我们的缺点，人们不大看得见，我们的缺点，我们还懂，我们在建设方面，科学，办学校，这些事情人们要原谅，人们比较原谅我们。社会上现在那个戏不唱了，×××，有没有？那就是镇压反革命，他的戏不多了，有还是有，在座的有军官，有军事干部，如果没有戏唱，还要他们干什么呢？当然还是有戏唱的，但是现在不唱，故养兵千日，现在还没有听见炮响，于是就把现在社会上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个问题是有了，因为这个锣鼓，阶级斗争的锣鼓，热闹得很，自从去年上半年锣鼓喧天，以后“八大”做了结论，那么这个东西就浮到上面来了，就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摆到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人们就更加要求我们了，你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说：“同志，我也有一套本领叫阶级斗争喽！哈哈!你们不要老是看我们不起吧！老子也是干了几十年的哟！”（笑声）但是我们老是讲这个话，就不那么好了。因为人们，承认你这条。他说你政治行，军事行，你是干了几十年，你是辛辛苦苦，那是没问题，功劳薄上有我们的名字，但是，同志啊，现在大学教书是怎么教啊，医院里头是怎么开刀啊，我是没学呀，中学怎么办呀？什么科学问题怎么解决呀，原子物理，什么东西、工程师、设计、施工、安装、运转，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要有一个时间，大概要远须三个五年计划，至于还要有十五年的时间，才会有一个改变，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因为这个东西需要学，需要时间，那么能不能学到，我看是一定能学到，没什么巧，自然科学，开刀之类，你没学就不会开，我去开刀，就是像一个相声讲开刀一样的，一定会当那样的医生就是了。但是只要学就可以学到。现在有没有人学呢？现在有人学，我们还要派人去学。比如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就在学，过十五年，他们就是大学教授，就是工程师，也许不要十五年，有十五年他毕业的时候，还有现有的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有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加入共产党，条件适合的也可以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党。所以再有三个五年计划是可以学到的。阶级斗争，那个容易学习呢？我看还是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学习。总比那个打仗，比那个肃反，像那个肃反，看都看不见，你说没有，又有，你说有，他又没写名字反革命。抗美援朝打美国人那样的仗，事实没有多少把握美国这样大堆，我们拿这么一个指头去打他。我看还是就要是中学毕业以后进五年大学以后出来做五年到十年工作，就可以当大学教授，就可以当工程师或工程技术人员开刀也可以。所以有些人看不到这些变化，大概共产党永远学不到。我看是可以学到的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到。那么先生是谁？先生就是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他们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跟他们学点东西，只要我们态度好，不摆官架子，不摆那个老子多少年，革命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啊？不把这一套摆出来，我们把这套装起来，因为那套摆得没有意思，什么几十年嘛，那个是历史家去写的。我们每天见面就把两句话讲完了，老子革命几十年，此外，就没有了，就等于没有干一样，因为那个事情完了嘛，那个事情基本完了嘛，阶级斗争的问题。咱们现在来讲科学，你有什么长处，我跟你学习。我懂不懂呢？我是一窍不通。首先承认自己一窍不通。那你过去干什么去啦？那么就是因为过去搞阶级斗争喽，就是忙一点喽。这样子答复一句那可以的了，就是少年失修嘛!少年失修，所以不懂。现在你可不可以教呢？有些教员还不那么爽快的哩。但是只要我们好好请教，他会教的。我说从前拜师付的时候要烧香，又磕三个头，现在天津还有没有啊？恐怕也还有吧!还有磕头的？（黄火青：不磕头了）不磕头了，（黄火青：订师徒合同）订师徒合同。现在磕头这一灾难免了，我说假如要的话，怎么办？一定要那个规矩呢？还有要磕三个头才教我们，磕不磕？这个时候发生问题了，我说咱们应该磕三个头。你要学本领嘛，那他的规矩是要你磕头嘛，头现在是可以不磕，但是诚心诚意向他学，要尊重师付啊，要尊重他啊，要努力学啊，这也相当于磕头了。这个精神还是要的。现在我们党里头是有种风气是不大好的，就是脑筋里头还是装满了过去那个几十年，新的风气没有养成，没有事情就是，你们这里是打麻将还是打纸牌啊？或者是看戏，或者是跳舞，横直是没有事情做，没有养成阅读看书的习惯。没有把我们剩余精力放在学习哈面去。这是一般喽。至于在学校里头，在工厂里头，在科学研究机关，在医院里头，我们的工作人员凡能学的，你能学那么一部分也好，了解一下内容也好。你完全不懂，你又要在那里做领导工作，就是无怪乎人家说我们不行了。你完全不懂，你学，你又要摆那么一套架子，这就不好了，应该学习。百花齐放，关于艺术方面，这样的方针也是这样一个时期则特别显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竞赛。放出坏事来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坏事，有许多怪议论。我说不要紧，这些怪议论批评它就是了。人们很怕开出来的花不好看，这个花有毒。百家争鸣，说是共产党只是一家，其它九十几家把我包围了。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在社会科学，在世界观这一方面的问题上，不是什么百家争鸣。是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百家里头按其性质分类，可分为两家争鸣。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两家的思想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小资产阶级算不算一家？当然也可以算一家。但是小资产阶级在基本点上，它是同资产阶级是一家的，它属于资产阶级那个范畴里头的。在共产党这一家里头，有没有争鸣的？事实上有，历史上第二国际这是一家，头上顶着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修正主义，现在还有修正主义--南斯拉夫，我们国家有没有呢？我们国家也有这样，可以找到这样的人这种人可以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国讲有修正主义，不必去讲，好像我们是有个修正主义派别一样，现在没有。但是过去有，陈独秀就是。陈独秀就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后头王明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错误，同志们知道不知道？第二次，就是打日本初期抗日初期那就是修正主义。现在钟惦棐不是写了篇文章吗？关于电影问题，否定一切，对于过去的成绩。另外有些同志就肯定一切，看不到缺点错误，人家批评不得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是什么人呢？就是陈圩、马寒冰，一月七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陈其通、马寒冰，我说这些同志好心好意忠心耿耿，追求正义，他们是保护党的，看到外面锣鼓喧天反对我们，就是不得命令自动出去作战这个自动出去作战的这些人们，他们是有一股精神他仇恨那些看不惯的那些东西，应该承认他们这点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方针同方法是错误的。天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找一找。“左”的右的，肯定一切的否定一切的这是两种片面性把我们的工作一切都肯定不加分析，这个东西不对，以前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拉科西就是这样，斯大林就是这样，斯大林，说他完全是教条主义者？也不能讲。这个人，他作了许多事，但是他有教条主义，他这个教条主义影响中国，使得我们一个时期革命就是失败，如果照他的办，后头的革命也办不成，现在我们就不在这里开会，这个房子什么人盖的，也还不是我们盖的，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还是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嘛。他是两方面都有，又有教条主义。一切搬苏联，我们必须学苏联，苏联的东西很值得我们学，错误和成绩这两方面，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没有讲要学习他的落后经验，那一天提过这样的口号呢？但是虽然没有提，有那么一些东西跟着搬过来了，在最后七年里头，但是大体上说，我们不算是完全不加选择，这就是硬搬，因为我们曾经对教条主义有所批评，而教条主义的来源就来自斯大林。
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同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不满意共产党，说我们不行，这个是我刚才讲了的，本来不行的就应该承认不行。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就具体的业务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的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政治去领导吧！国家计划去领导他们，所以我们有学习的任务，对这些错误的议论，社会上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究竟那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我们只有这样一个方法，别的方法都是不要，而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呢，就是记着继续过去那种方法，或者叫做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么就正军法了，拉出去简单的砍了（正军法嘛。因为我们习惯这种简单的方法）×××的办法（指镇压反革命－校记录者注）这个办法不行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对付阶级敌人呀，对付那些有血债什么东西的那些人们，就出去砍了吧，正军法嘛。因为我们习惯这种方法，我们习惯了。搞了几十年了，在阶级斗争里头，其实也不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喽，但是因为是对付敌人，我们很有一股劲，在现在呢，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这么许多人，大学教授、医生，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行了。这是另外一套。我们要经过学习，他们是对的，辟如科学、技术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而学习是完全可以学到的。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技术上领导他们。至于各种不同意见，分两类，一类是科学方面的，不论我们懂不懂，我们现在不懂，将来懂了，也是这个方针，不能“军法从事”的，×××的那个办法是不行的。只能采取“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大家讨论，一门科学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以后会得出真理，社会科学的问题，也是这样，凡属于科学的，都是用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而要改造这样一个情况，需要经过说服的过程。这些议论完全没什么可怕，有什么可怕呀，胡风怎么样呀，胡风不是抓起来了吗？那是国内他搞秘密的小组织，胡风这个人还活着的了，总有一天要把他放了的了，坐班房坐了一个时期，他的错误，他的罪就满了嘛。但是呢，胡风的思想并没有死，在社会上，胡风的思想活在许多人里头，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的问题，譬如宗教，马列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吗说服，这两个方法里头取一个，还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去想要压一下，这个压么就不服了，压不服的人；只会把问题压得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再来个，他挂笔账共产党犯了错误。你对美国人打过三八线，你用压服的方法，那是对的，反革命你用压服的方法，是对的。对国民党蒋介石、地主阶级使用压服的方法，你为什么用压服的方法对付科学呢？如果我们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就站不脚住，我们就输了，所以应该采取说服的方法。那么说服我们又不会说怎么办呢？问题是那么就学嘛。我们南方有一句话叫化子打狗，叫化子你们叫要饭的，他打狗是专门技术，“叫化子打狗，操习一门”，我们乡下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我们是不了解的，不会应付，不会说理，我们要学会说理，要学会写说理文章，学会做说理的报告。老子就是一冲。曾经有过一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手就是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他说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你三冲两冲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文章来有说服力。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特务，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大多数，也就是极少数人是仇视我们的，也不是特务，但是他是仇视我们的。许多人还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学了一点，但实际上不相信，再有一些人，相信了一些，不完全，这里头包括共产党员，我们党里头的同志有一些，但是没有完全学通马克思主义的，还不懂，你看两种片面性的人都有嘛，教条主义的，肯定一切的，别的人说不得坏话，本来我们有缺点，不许人说一说；也有另外一种人。什么都是坏的，否定一切。这两种片面性，这两种形而上学，可见得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发行《参考消息》在座的同志都看过这个东西吧，没有这么多吧，有呀。这个东西人们就会说了，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尽义务，一个铜板都不要，给他出份报纸来骂自己，共产党无代价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骂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看样子是这样的。我每天都看，许多东西就是骂我们呀，现在要扩大发行三十万份，可能有一百万人看，发到县一级范围看的，城市到什么一级呀？来锻炼我们，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锻炼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么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么样。说会乱，不会乱的。这就是把我们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所以有人这么说，这个《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那就会使反动气焰嚣张，因此那位同志（这是你们市委黄火青同志告诉我的），希望每一条国际消息都加一按语，那就麻烦了！同志！都要加按语？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去开座谈会，可能有许多怪言论出来的，怪言论我看是越多越好，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同他的敌对力量作斗争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那么我们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具体问题的情况来解决。对百家争鸣没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我们是马列主义，他们是国民党，我们是共产党。蒋介石那样的“老干部”，他们也是“老干部”，那些“老干部”可是批评不得呀，因为他们的脚是站不稳的，我们本钱大。这个地方没有摆一摆－一摆一摆几十年，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不要天天挂在面上，说老子干了几十年，但是人民还是知道的。老干部就是那样容易批评，一批评就批评倒了，吹一口气就倒了？你们都是老干部啊，有没有新干部啊？大概也有吧！现在专讲老干部，我看是吹不倒的，普通的风；除非是十二级台风，十二级台风可以吹倒树，吹倒房子，但是要吹倒老干部我看也还是不行。十二级台风要吹倒共产党，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老干部不行，新干部也不行，只要他是正确的。至于你有错误，正是要有点风吹一吹，要刮点风。这房子没有风扇哪？这是因为冬天喽！到夏天得搞点风扇，大概夏天人就要有点毛病吧。我们用洗脸打比喻你们是三天洗一次面还是一天洗一次呀？这样一件事情谁也不去研究它，不去研究为什么人们要一天洗一次睑，有的甚至一天洗两次，这个就是因为有灰尘嘛！既然这个皮肤不仅与外面是一条界限－“三八线”，它是与空气接触，它是“黄河为界”，它搞了一付面孔，它而且是个排泄机关，皮肤是个很大的排泄机关，它排泄那么多东西，人的面部我看周身就是它最脏，因为它有七个洞，出了些东西，另外还有许多小的排泄机关，因此每天要洗。那么党就不要洗吗，党也要洗脸。毒草不可怕，反马列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正有作用，我们需要那些东西跟我们来见面，以便和它作斗争，使我们发展起来，这就等于我们种牛痘一样。刚才讲的《参考消息》，要扩大发行。现在不是提倡种牛痘吗？牛痘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一种病毒，还是一种微生物，种那么点东西放在人里头，使你两个人打架，就产生一种免疫力量，以后就不出痘子啦，出了麻子就不出麻子了，因为他产生了“免疫”了；一辈子不害病的是很危险的。有个人写文章说我讲什么东西，说是小毛病什么东西，我是讲这一辈子不害病的人，就是有一天他要害病了，就是危险，就是了。因为细菌病毒钻他钻得太少了。经常害病的人呢，那些人比较牢固，因为他作斗争嘛！无产阶级思想他跟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各种艺术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互相竞争，来比较。百家争鸣，互相竞争，批评讨论，正确的东西才能发展起来。因此我们不要怕这个东西，不要怕，我们要到空气里头去，不要老在有暖气设备的房子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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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周恩来等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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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周恩来等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恩来：
X×、××、××同志：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成批得力而又适宜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几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中央传阅文件，五七年寅月一百零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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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03)
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七时，毛主席在他的办公室和新闻出版界代表举行座谈。参加这次座谈的有：上海《新闻日报》和中国新闻社代表全中华，《大公报》代表王芸生，上海《家汇报》代表××…谈话开始，主席先请上海方面的光外人士发言。主席问上海的《申报》是什么时候取消的？听到答称解放后《申报》就没有出版，主席便说，《申报》取消没有道理，人家是出了几十年的老报纸嘛！现在敢做什么报呢？（有人答道：改做《解放日报》了。）主席说：改了就不好吧，如果把它改回来又好像是复辟了，但是这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接着《文汇报》的×××提出问题。他说去年七月《人民日报》改版后，上海的报纸也改了一下，但是改了之后，问题也很多，大家都感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
主席说：现在心中无数，但是慢慢就会心中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打游击战，未打之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当然，打仗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就拿朝鲜战争来说吧，打美帝国主义就和打其名日本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无数的，打了一两仗，心中就有数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切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急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虽然出了那么多，教我们怎样去具体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就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的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事情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都不等于能够具体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办法。
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那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思想把它顶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的旧思想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
我们中国有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坏在成堆。《人民日报》就是这个样子，知识分子堆在一起，毛病就多起来了；但是堆在一起也有好处－知识集中。在知识分子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它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的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好的。
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陈其通、马寒冰他们几个那一类的教条主义，一种是钟惦棐那一类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听说陈其通这人还好，马寒冰就很霸道。他拿了文章跑到《人民日报》，一声“圣旨到”，邓拓就双膝跪下了。（××插话：当时他写了文章来，一进门，就说他们有些意见，要想争鸣一下，希望文章不要改动）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条主义，我就看不下去，简直强迫受训。钟惦棐这名字很古怪，他的文章倒能看下去。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难，但是思想方法片面、孤立，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主席说到这里。叫×××再说下去，×××说：现在报上开展批评也有困难，反批评往往简单化，太粗暴。《文汇报》上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初时老演员、老导演参加讨论十分热烈，后来电影领导部门的同志写文章，一枪把批评打回去，他们就很后悔，认为自己出头发表意见，是上当了。
主席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能一批评很有益，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不能改进。你们报上（指《文汇报》）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他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听说撤钟惦棐的职是不是？
（××答：是他自己要辞《文艺报》评论员的职。）主席说：我看也不必撤职，电影的问题本来就很多，老演员，老导演一肚子气，应该让他们发泄发泄。
（×××说：报上登的东西，读者意见不一致的，有些青年说《文汇报》登些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他们不要看，写信来抗议。主席说：你们的报纸编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不爱看，青年不爱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条件反射”。一种东西，不一定所有人都爱看的。
（《新闻日报》金仲华提出意见说：日常生活问题出现紧张现象的时候，人民群众提出意见的很多，报纸一封也不登，群众有意见，报纸登了，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人又有意见，说是刺激群众，造成更加紧张。不知该怎么办才对？主席说：可以试试看。（意思是说，也可以登一些出来看反映么样。）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意见，报馆可以和她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主席问到上海报纸的销路么样？金仲华答：《新民晚报》扩大报导面之后销数增加了很多。这时座中有人提到“心中有领导，编报无自由，读者不爱看；心中无领导，编报就自由，读者就爱看”这句“怪话”。王芸生接着说：这个说法是原则性的错误。）
毛主席说：这也要具体分析。报纸是要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是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中国革命也是这样。第三国际不灭亡，中国革命不会胜利。列宁在生的时候，第三国际是领导得好的。列宁死后，第三国际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领导，（领导入斯大林、布哈林就不大好。）只有季米特洛夫那一段领导得好。季米特洛夫所作的报告，是很讲道理的。当然，第三国际也有功劳，就是帮助各国建设党。后来教条主义不顾各国的特点，一切照搬俄国，中国就吃了大亏。我们用整风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列宁也是不承认第二国际的，结果十月革命胜利了。我们不要再搞国际了。情报局成立之后，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批评了南斯拉夫。（康生：还批评了法国和日本。）但也不是从此不要，但要就要像第三国际初期那样，各国独立自主，按情况办事，不要干涉别人。这些话，我和许多苏联同志谈过，和尤金、米高扬都谈过。
（有人问到报纸应不应该专业化的问题。）
主席说：有些专业化也好。好像《大公报》那样，开放自由市场的时候，我就爱看他因为他登这一类东西的多，又登得快。但是太专业化有时很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有人提到现在报纸上的东西太硬，反映了最近上海对于报纸问题讨论到的一些意见。例如说“思想性多了，报纸就不活泼”，又有人提出“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等。）主席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好。香港的报纸虽然没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夸大，传播毒草。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现在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说到这里，主席问《光明日报》的代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那位同志回答说，“是共产党员”。）主席说：“共产党员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嘛”。主席又说：你们的报纸还可以看看，副刊多。
跟着，主席问新华总社的朱穆之同志，你们的新闻受不受欢迎？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朱穆之同志回答之后，主席说：在阶级未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抑成报纸新闻都有阶级性。说：“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报导是没有的，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现在也报导一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形。原因是它想做生意，所以故意做些姿态出来给人看，因为经济危机压迫着它。必要时，蒋介石不也会做出些姿态来的，他也放和谈空气。因为美国压迫他，要用更加亲美的人如胡适等来代替他，他放出和谈空气，使美国不敢压他压得太厉害，现在美国学了我们过去那一套，过去我们联合民主党派孤立蒋介石，现在美国联合胡适等去孤立蒋介石，拆蒋介石的台，倒过来，却由我们去“保护”蒋介石了。蒋介石不垮比垮了好，垮了，胡适等更加亲美的分子上台，那更不好。蒋介石放和谈空气，是为了抵住美国的压力，我们不要揭露他的批评他。他放我们也放嘛。当然，蒋介石还是反共的，还是要骂我们的，他不骂就没有资本了。
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已退休3年，最近复出）反映了目前出版界的情况和他到湖南长沙一带视察所见的情况。他认为人们说目前出版的书又“缺”又“滥”，其实缺是主要的。因此他要求中央设法解决纸张供应问题，他又说目前中央各部都搞专业出版社，编辑，出版等整套业务都各搞一套，是否有此必要，可否只负责本部专业书刊的编辑工作，其他业务拨出来统一搞，以节省人力、物力，又各地大量搜集档案、旧书回炉，把大量资料性的档案、书报都毁掉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只管文物，不管资料，这样下去，将来要找过去的资料也困难。
主席对纸张供应问题说：轻工业部是否考虑多投资一点，这是不会赔本的。（文化部有一同志说：已请示过总理，计算了一次，增加投资无可能。）主席打断他的话说，人家谈的是要纸，你说没有纸，大家不要听，不要说吧。对于档案，旧书回炉问题，主席说，这是焚书的新形式，一看这样，别省也这样，恐怕浙江一带更多了，（向××说）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下。
谈到这里，××发言。他说：主席今天和出版界的谈话，将使中国报学史开一新纪元希望主席对于新闻工作的根本性问题给予指示。×××认为目前报纸工作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开展批评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过去长期存在，但是会后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报上开展批评搞得好不好，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很大，因此可否想出几条准则来规定一下？康生同志也插话说，现在报上开展批评碰到很多困难，不是有人反映说，“批评真军人，说你压制新生力量；批评老干部，说你立场不稳；批评民主人士，说你破坏统一战线”吗？
主席说：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来的。“三反”初期，说打出那么多老虎，后来一查，又说只有2％到3％了。肃反也有类似情况。“三反”实际上是整共产党，“五反”才是整资本家。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如果你推翻人民政府，蒋介石就要回来。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末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整风运动明年正式开始，今年先发一个指示，让大家有个准备，有一个非正式时期。在这个非正式时期，你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自己检查出来，把它改了，以后就不追究。不久以前，陈伯达同志回到他的家乡福建搞基层选举，就是这样的，有些干部贪污了，叫他把钱吐出来，向群众认错，结果群众批评了他之后；干部仍旧当选，这个经验很好。共产党整风免不了会波及民主人士，但是千万不要整死人。要用小小的民主的方法，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共产党整，大家就谦虚了。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我们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文艺有一点，人也不多，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譬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但是国民党也不懂。国执政20多年只造就200多个地质人材。我们解放七年，就选了一万多。行政领导就是“一个李先念加一个李富春”，一个管吃饭，一个管规划。现在是过渡时期。只好这样，这个情况，将来是要改变的。现在要争取80%以上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初步的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是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会全部贯通的，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恩主义体系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说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懂得的程度也不相同。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不晓得他们写了多少，大概我们翻译过来的还不到一年。（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同志说：翻过来的4７％）作为专家是要读多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功夫，读少一点也可以，主要的是注意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干部都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卜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
你们这次提出的问题很多，大家回去研究一下，试试自己来求得解答。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合起来开有好处，这是辩证法。可以把两方面的意见统一起来。（康生同志插话：这种开会方式大家还不习惯。党外人士有些顾虑，党内的人有些吞吞吐吐，主席说的是好办法。）主席说：你们回去试试行不行得通，行不通我就来个强迫命令。至于人数问题，我看党外人士可以占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二。
马寒冰他们几个人的文章，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对党中央的方针，他们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康生：现在对于中央的这个方针，也有三派，陈其通、马寒冰他们的文章代表“左”的一派，怀疑这个方针不好，认为以后不要宣传这个方针。右的一派则不管三七二十一，认为在报上闹闹有好处，闹闹有好处，但是要看如何闹。还有中间的一派，承认方针好，但是心中还不大有数，有畏难情绪。）主席说：怕什么呢？如果批评青年人帮助了青年人，批评老干部帮助了老干部，批评了民主人士巩固了统一战线，这样不是很好吗？（康生同志又说：现在部队干那对这个方针思想混乱，认为部队进行的正面教育，只能开香花，不能放毒草。）主席说：事实上也有毒草，只不过不以毒草之名出现罢了。因为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的意见当作香花开的。当然部队应该和其他部门有所不同，部队是下命令办事情的。但是我们的部队本来就有民主讨论，士兵可以批评军官，答复不满意可以再批评。部队不是也有贪污浪费和军阀主义吗？因此部队也要整风，不过搞得很乱就不成，要有领导的来开展。过去三反的时候，戏院“打虎”可以挂个牌牌出来，停几天不演戏，报纸可不能这样，有缺点可以开个会讨论，但是不能够明天不出版。（康生同志插话：对部队来说，应该“开言路，讲效果”。）主席说：这很好，各处都要这样。
关于新闻的快慢问题，在这次宣传会议上，新闻工作者参加了讨论。对于这个问题，主席说：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比如禁烟运动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的问题。因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污蔑我们卖鸦片，我们登了，不是正好供给他们宣传资料么？土改新闻也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新华社一播，（新华总社朱穆之同志说，是广播电台先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又如匈牙利事件当中纳吉登台这件事情，我们不明情况，又沉不住气，早登了三天，结果第一天登出的消息，没有说他好和坏，第二天的消息说他好，第三天又说他坏，群众弄得莫明。所以，本来情况不明，根本可以不登，这点法共就比我们高明，《人道报》在巴黎出版，四面都是资产阶级报纸，它未弄清情况，就是不登。
谈到再培养一些人写文章的时候，主席说：一定要找出能够写文章的人，而且现在已经找出了些。谈到批评人民内部事情的文章应不应该尖锐？主席说：对人民内部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对于当地有关政策性的可不可以批评？主席说：有些也可以批评。听说新疆有一个县城，商业系统就开了24间公司，《大公报》你们不是搞商业报导的吗？你们就可以搞几个典型来批评一下。（《人民门报》的××说：报纸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得不好，影响就不好。但是我们过去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文风生硬，现在情况不同了，文风不能适应。）主席说：过去就不适应了，有些文章使人看了不舒服，不讲道理，一出来就要压人。（××接着说：这个当然和我们报纸工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有关。刮风往往是由报纸刮起的。报纸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极力设法避免刮风，避免片面性。譬如这次宣传节育和晚婚，《人民日报》一开头就注意到防止片面性，可是消息、文章一登多了，下面就发生问题。）主席说：文章一多了，就以为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实在难办，在旧社会里，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纸上一登情况可不同。（××又说：譬如百家争鸣问题，有人以为争鸣的主要限于学术思想，实际工作不好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很容易混淆，比如关于劳卫制和因材施教的讨论，报上文章一多，有些学生和教师的思想就引起混乱，恐怕要划个范围才好。）主席说：完全学术性的，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如果一发现节育晚婚的宣传产生一些不良后果，那么报上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我们的文章，就是往往不及时。至于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回去研究。
（新华总社的朱穆之同志说：现在问题很多。是否可以专门开一次会来讨论总结一下呢？）
主席说：这次只是提出问题，过一会还要开会讨论。这次会议也是“五湖四海”，效果如何，将来再看。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其通、马寒冰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谈谈的必要。因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只解决了国际问题，现在我们国内（大规模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于是就有一股风，说批评多了，说人民闹事，惶惶不可终日；另外有些人又觉得还不过瘾，有些人要收，有些人要放。中央的方针到底怎样，大家都要来摸底。其实中央也没有什么另外的底，方针就是那么一个，不过有了新问题。罢工罢课都是人民内部的问题。罢课是因为去年招生太多，一招多，有些人恐怕招不够，于是就骗人。骗人，学生自然不满意。问题凑起来，就显得严重。这样的事情，今后还有。人民内部，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有许多民主党派，还有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现在是社会大变动，思想混乱就是反映了这个大变动，不反映出来倒是不可理解的。官僚主义是闹事的直接原因，因为官僚主义不肯改，群众就会闹事。中国人民是最守纪律的人民，上海副食品供应那么紧张，我们把情况摆出来，把道理说清楚，叫大家想办法，结果今年的春节不是过得很好吗？现在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问题。（×××说：我们过去和新闻界也联系不够。）主席说：不是没有联系吧？”今后我们每年都要开个会。我们今天还是过得比较好的，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到了1927年还很乱，文学艺术更乱，他们更穷，知识分子更叫，到现在已经搞了三十九年，商品也不见得比我们多。谈到这里，有人提到过去对苏联的宣传是否存在片面性的问题。
主席说：当然苏联有缺点，我们不要登，印度的缺点，我们也不登，现在就是两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宣传。对于这些，我们就是要片面性。有人说西德的生产比东德快，你们为什么老是说西德不如东德。可是我们在宣传上还是不要说西德比东德好，不过也不要说东德什么都比西德好。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缺点的，因为我们历史短，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在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的地方突破，取得革命胜利的。我会经对德国的同志说过，现在马克思在东方很忙，暂时还不能回去，所以他们那里的革命不能成功。现在亚洲政治上比英美进步，因为亚洲人的生活比英美的差得多。我们过去受剥削，很穷，穷就要革命，他们生活水平高，文化水平高，就是不革命。自然，美国也有好处，历史短，没有历史上的负担，他们学起历史来，就不像我们那样费劲，也用不着去讨论历史分期的问题。有时坏事也会变成好事。现在是东方先进，西方落后，以后再过几十年，东方国家把西方的帝国主义赶走精光，到那时候，他们没有殖民地可以剥削，油水就不多，而我们东方国家却富起来了。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人民就会进步。现在亚洲闹起来了，非洲闹起来了，如果拉丁美洲也闹起来，那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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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02)
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关于会议开法，听了主席录音报告，内容很丰富，要好好消化，最好多开小会，少开大会。）
好，开一星期，不够，再多开二、三天，开到解决问题为止，多开些小会。
（各地到会有党外人士，我们来的是清一色。）
党内也不会是清一色。
（对陈其通等四人文章，听报告录音与前次省市委书记会议所传达精神，不同。）
他们是以卫道君子的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是达不到卫道的。过去讲的是插话，可能听漏了什么了。
（关于党委各部门应分管政治思想工作及政府各业务部门不抓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第一书记要抓思想，回去告诉他们，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也不行。光是宣传部，孤单单的不好办。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各司局都要管思想工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问题很多。）
问题是多的，要放手，有好处。
（批评工作没做好。）
打大仗往往不可免先要打几次败仗，有了经验就会胜利。
（康生：团结，批评，团结，但往往一批之后，没达到新的团结，是批回去了，急得很，主要是仓促应战。）
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上海反映，党员与党员在报上斗。）
党内思想也很混乱，不要害怕，要放手，怕什么，难道地球会炸了！
（康生：党外也怕，怕宗派主义，不让人争鸣。）
（有人反映老教授对“争鸣”还有顾虑，写文章不容易，第一天文章一登，第二天给人一批，学生对自己也不尊敬了。）
那第三天再写一篇批回去就是了。
（有人提出，陈其通文章问题是否省市委书记会议强调一面，国务会议又强调一面，因国务会议有党外人士？）
党内党外要一起谈，关起门来，对外又一套，或单独对党外谈也不行．要党内外一起谈。
（闹事问题）
特殊的、个别的犯法分子当然要按法律处理。一般闹事的不要开除，总开除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去，他总要有个立脚点，还不是到学校、机关、工厂、合作社去。西安抓了一百多个流氓，社会很高兴，但学生中“流氓”跟社会流氓不同，知识分子不是社会那样“流氓”法，如不犯法，仍不要开除。……
（希望讲讲上层建筑与基础关系问题。有图画家说花草没有阶级性，还有自然科学问题。）
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但它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渗进一些人的阶级意识进去。
（当前思想斗争，是否可概括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
马寒冰文章是教条的，钟惦棐则是右的，两派我们都要批评，……“电影的锣鼓”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对。
（周×：所提的一些缺点，的确是有的，但“中申”一些同志情绪不对头。部里是不同意该文的。）
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不错的，但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百花齐放中，资产阶级思想出现会多起来，但并非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并非无一可取，扣帽子会把人家吓倒，不必每篇文章一出现就马上驳倒。
（陆××：大将不要先出马，不要打冲锋，先让党外人士发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少，要他们信马克思主义不容易的，如三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知识分子信了马列主义，就是很大的胜利。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因他没办法，不能不接受，但思想上不是很服。（××：北大哲学系系主任公开说相信唯心论。）他们政治上可以跟我们走，但要信马列主义不容易，有的搞康德，黑格尔几十年，可以逐步改变；有些一辈子也不变的。
（××说：百家争鸣还有顾虑，怕把是非问题弄成敌我问题。）
怕升级。
（有的人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暴露出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好像过去工作白费了。）
不暴露好像没有，暴露就很多，是否过去工作白费，解放才六、七年，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了？他们说出来是好的，我们得到机会去教育。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文章还没有说服力，企图压服。压是压不服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要几十年，批评人家一定要有研究，想打几棍子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过去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那是大风暴，是粗枝大叶，基本解决分清敌我，分清拿刀子杀人的，这是有数的。现在是分清是非，就要具体地讲，仔细一件一件的讲，如数学、物理等等…，还有一派派，必须具体讲是非。（有人问：这个是非怎么分？如新闻工作等就有争论，请主席讲一下。）我不是新闻家，你们是内行，××就是专家，我们要讲的是大是大非，要分清敌我。不是特务，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用的。
（湖北反映初级党校科级干部酝酿上街游行有五条理由，反对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改了，人家就不游行了，因此要加强党员教育。
（现在思想混乱，究竟原因何在？有的说是官僚主义，有的说是要民主、自由、个性，不要集中、专政、共性。领导要纪律、共性、集中，被领导的干要另一面，有的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
如果动不动就说“反对社会主义”，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妥当的，因为学校存在问题没解决，所以闹事，如湖北党校是什么问题呀？要分析。
（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官僚主义？……）
都有，不能用一个简单口号去套一切。现在与过去反对帝国主义不同了。合作化要搞好几年，个人与集体是矛盾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要改造，这就叫过渡时期。（……）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兰州原要开除几十个学生，现在不开除了，又有点草率收兵。）
开除几十个学生是国民党办法，事情结束如不解决问题，将来还是要闹事的，如讲到兰州林业学校、护士学校招生骗人家，学生闹事，我是站在学生这方面的。你欺骗人家么？（康生等：欺骗就是犯法，可以告到法院，有罪的。）像这样学校，你说是什么问题？这两校都是官僚主义，欺骗，又有官僚主义。……共产党员工作这样，要整不罢课怎能整掉官僚主义？学生中很多成分不好，但他要说“对，我是地主成分，但你为什么骗了我？”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人民自己专自己的政？个别犯法是例外，不犯刑法就不能法律制裁!
（党校讲课都用大纲，党内关于马列主义教育能否争鸣？）
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家，如果有不同解释，就是曾经有第二国际，列宁的第三国际，斯大林有马列主义，也有教条主义。
（教学大纲以前叫“法律”，后改为“参考”了。）
以前叫“法律”，现在叫“参考”，可见这“法律”就不太严肃了吧。
（四川曾想封《星星》杂志社。）
《星星》还是不要封。这次会议一开，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又会冒出来，不要急，我们不忙于理它，它大有劲头了。你们不是反映有些教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敌深入”吗？我们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两条：（一）必须批评，（二）必须批评得好，因此必须要有准备，要有说服力，毒草在中国长了几千年，再长七、八年、也不要紧。而且我们还是要做事情的。他们一肚子气，可以让他们讲，毒草不可怕，如用压下来的办法，还是要翻的。（有人说，《星星》所谓七君子中二个有杀父之仇的。）这样，《星星》出现那些东西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要有办法，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研究方法。中国有几千万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高等学校80%学生是他们子弟，那些有杀父之仇的，能不恨，不骂我们。但应估计到，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可以争取的，现在高等学校工农子弟还不多，在中小学。匈牙利高等学校60%学生是工农子弟，照样闹事，反苏反共，我们80%是那样子弟还没闹事。专业学校官僚主义为主，还有欺骗。在工厂里也有官僚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毒草是有的，但不是多数，占百分之几？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是小资产阶级，……现在是转变时期，大变化时期，在观念形态上一定有所表现的，但99%还要多一点是能够教育过来的，问题在方法，在于有说服力的文章，学校的教员，工厂的干部能讲得清道理，能说服学生、工人。光压，压得服人？
（百家争鸣中党内外有人动不动就说庸俗社会学。）
简单口号压不了人的，我们应当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要有说服力的文章。如果大家看来都对，只有一人说是教条主义，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多数人都说你是教条主义，那就不成了。地、富、资产阶级及其子女、知识分子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问题在于方法。极少数的人会教育不过来的，大约只有千分之几，但如果他们不拿起刀子来也不要紧。《星星》的“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钟惦棐的文章也是毒草，是机会主义之花；马寒冰的文章是教条主义之花，马寒冰文章中有这么一种气味——你是什么人？江山是老子打来的，你就乱放？我们要取得经验，要学会如何掌握。我们对付蒋介石、帝国主义是有经验的，掌握得好的，匈牙利的问题我们也掌握了。因此对问题必须研究，要用脑子，要学习，重要的是在斗争中取得经验。有两点：（一）对毒草估计过分了，几千年来，人民就这样容易毒倒啦？人民是有分辨能力的，不怕！让他放一下吧！党员（领导干部）不要先讲话，先让民主人士写文章，让党外充分讨论。（二）过去搞阶级斗争，我们是有办法的，现在是思想斗争，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的办法，现在是思想斗争，是不同了。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不要将敌人夸大而小估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去年一些专业学校采取欺骗办法，有个学校7000人罢课，全国有500万中学生，中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500万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
领导思想斗争的方法要研究，过去是对敌斗争，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现在问题是复杂的，有科学、文艺、高等学校，还有“草木篇”，他能写，我就不能写，诗经、楚辞是什么呀！大部是草木篇。他们和我们作对，不怕，四川是大国，有几千万人口。陈其通四人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但党外不赞成，党就孤立了。要发动知识分子讨论“再放”。
（航空学院付支书张云风写反动标语问题。）
他写“苏军滚出匈牙利”，我们要他“滚进”，他要“滚出”，学校里同意这意见究竟有多少？千分之一大概会有的。（有人提糊涂思想还很多）这是显明的敌对问题，大概就是千分之一，糊涂思想不算，世界上多得很。（××：支部表决开除张党籍问题，5人赞成，4人主张留党察看，是在负责同志讲了要开除以后表决的。）九个党员，五个赞成四个不赞成，说明时机未成熟，何必急，张有意见可在支部中公开讲，为什么要秘密写标语？这是恶劣！我们还可以研究经验，是否要开除？如要开除，什么时机开除？
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儿子也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说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少了些，像张云凤这样的少。（××：像张东荪那样的人，几年了，现在还放在那里教书，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害。许多教授公开说：“共产党会胜利是无天理！”我们也还是采取严肃批评与耐心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最近他自己公开检讨了，这说明还是有效的，对党无损害。去年还参加了知识分子会议。）还加了薪呢。思想斗争是“文”的，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当医生，开刀是为了把人救出。（……）
（有些教师认为不需要继续改造了．）
不要改造？我6O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还是老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共产党还是有点人情，是做事的。说到学术，人家说我们“不学无术”，我们这方面的确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学习研究。
（有高级知识分子说你们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
对，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在一定范围内是应当这样说的。）政治是上层建筑，为基础服务的，我们提出“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至于半导体、原子能等就应该由你们去搞，我就不懂，过去我们是阶级斗争，是种攻势，他们没办法，但不舒服。现在要建设，知识分子就以改造之身出来讲话，批评我们的官僚主义。他们批评是好的，为什么不可以把尾巴夹起来呢？要学习，要研究。（……）
（知识分子中的新老问题，老的怕新的批评。）
规律就是如此，后一代的人学过前人就批评前人。马克思就是如此，如果后代跟我们一样，什么好处？
（他们不公开宣称唯心，而是把唯心唯物搞在一起，搞乱了，借反教条主义之名，以抬高唯心，是他们百家争鸣之目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各的目的，但结果是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有人提出，“百家争鸣”没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那么明确，是否加上“去伪存真”或“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方法，唯心主义者是虚中求是。
（有的科学家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
党能不能够领导科学？能够，办办看，如领导不起，还是不行，我们是从政治上来领导科学，搞十二年规划，向科学进军，这个我还领导不得？
（××：去年我们搞照顾等等，做了总务长的工作。）
我们，总务长加李富春（计划），第一给饭吃，第二计划。现在科学研究，我们就是没那么多党员去充当所长，难怪人家说，这点不要去争，自然科学我就不懂，要请他们当先生，李富春加总务长，我一点都不领导？自然科学，先生还是你。
（苏联是否过渡到共产主义？）
还没有。
（陈伯达同志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所提知识分子通过两条道路达到马克思主义问题。）
自然科学家是通过自己业务实践道路来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指他个人通过的道路，并不是说不要领导。有些知识分子口头说党不能领导，但实际上我们领导了。列宁懂导半导体？但还是领导了。自然科学部门那么多，科学家自己也是懂得这个不懂得那个的。梅兰芳能领导京戏，还能领导话剧？他是旦角，难道能领导丑角，他领导得了程砚秋？结果还是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就是领导。他们事实上是说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还没有科学家”。苏联情况和我们不同，他已有大批党员科学家。（教授说：政治为教学服务。）
政治为教学服务，整个人民政府就是为工农服务，也为科学技术服务的。也是的，搞得好一点就发展得快一点，就是为其服务，并且全心全意地服务。
（对闹事学生、工人中共党员该怎么办？有困难。）
有困难，应当看有理无理。如果有理，党员应该站在群众方面，对十分坏的官僚主义，要反对。当然首先要极力争取和平解决，不罢工罢课，对于无理的，就不卷入。有理的，党员、工会、学生会应该站到群众方面。
（报纸要不要干预生活？）
报上的宣传要看对人民有利无利。没有抽象的言论自由，只有什么阶级的自由，阶级中集团的自由，有阶级的时候，是阶级办报，如果把报纸当作没有阶级性的，将来是对的，现在可不。
（有人提出省里传达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对的。）
我是先后插话谈过“这几个同志对党是忠心耿耿的，为了党的事业的，但文章则不堪领教”，下面这句话没了。
（康生：可能反映到会同志的一些思想，上一截容易接受，后一句就容易忽略。）
他们的文章反映出对敌对思想的仇恨情绪，没有这也不得了，也要保护。问题是他们是教条主义，方法是错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当然在放之中任何错误的东西都应该批评。现在放够了吗？鸣够了吗？不够的。人家还在猜我们的意图。认为我们是“诱敌深入”，因此必须再放。现在开宣传会议，大家同意这方针，要很好研究这方法。（一）党员不忙于写文章，让党外先写，当然要领导。（二）党员也应该写，但必须是要有说服力的，有研究的，有分析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方法，有分析就有说服力，我们应采取帮助人家改正错误的态度，而不是一棍打死的态度。
（关于八大决议，制度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所引起的争论。）
矛盾有，但不大。但保护生产力发展的，不能拿将来与今天比，也不能拿美国与中国比，这是不妥的，5O年后的中国会有不同，生产关系在50年内变动不多，苏联已经过40年么，现在还是适应的。矛盾吗，现在有，将来更大，现在小一些。这一句话在决议中本来已经删去，但给照原样印发了。临开会才知道。
在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会上对当前教育工作的指示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主席于三月七日晚间在颐仁堂和天津、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四川、陕西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当前普通教育问题。参加座谈的有：康生……等。
首先由主席询问学生闹事情况。经河南、山东两省同志汇报后，主席指示，学生闹事。应当重视，也要具体分析。如许昌学生向视察的人民代表提了一百多条意见，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你们应当很好地解决问题，不应当拖。你们都看过“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为什么没有闹事”的参考资料（中宣部办公室印发）吗？学校负责同志如能像该校校长和教师那样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主动地给学生讲清真实情况，师生同甘共苦，战胜困难，不是解决了问题吗？
主席又问去年由于合作化，办了很多学校，但出了很多问题，戴帽子的学校怎样，好不好？经各省同志反映情况，一般群众都欢迎，同时也提出困难问题，如校舍、设备、师资、领导等。然后主席指示，戴帽子学校是先进经验，群众是欢迎的、拥护的，不愿搞掉，这就是好的。要继续办下去。你们专家要求过高，并要正规化，这就不对。有困难，可以补充一些教师，发一些经费，要求放低一些；先使普及，便于生产，课程可简单一些。这时主席又问×××需要多少钱。经初步估计约八千万。主席说，一亿行吗？只要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节约一亿并不很难。
大家又请示主席，这样的办法，将来学生可以升学吗？主席指示，这种学校是为了满足人民对文化的要求，学生将来主要的是参加农业生产，课程简单一些才容易办，学生学得好的，同样可以升学。
主席又问学校就学有什么困难。大家都说很多学生交不起费，要依靠助学金来解决困难，特别是农村学生，但是助学金又不够分配。主席指示，合作化不过一年，合作社还没有巩固，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还有困难。三、五年后，合作社都像遵化县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中宣部办公室印发参考资料）一样，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因此，在三五年内，农民子女就学，要帮助解决困难，助学金不宜降低，还可增加一些。这时主席又问需要增加多少。经大家反映情况，×××提出高中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初中增加到百分之十八，可以解决问题。
主席又问每年初中高小毕业生升学是不是很紧张呢？同志们一致反映紧张的情况。主席指示，全部解决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略增加一些任务，适当地解决群众迫切的要求。戴帽子学校可以继续办下去，民办小学也可以提倡。群众需要而又能办的可以办，这时×××也提出厂矿企业机关办学的问题，主席表示同意。
大家又请示主席，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多少、快慢应该如何掌握？对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参加生产劳动，应该如何宣传教育？主席指示，对群众宣传，可就国家经济情况来说明。李富春同志已在全国政协讲过，你们可以听听他的说明。（三月十日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录音）。
同志们又提出若干关于教学计划和教材方面的问题，如科目多，分量重，内容深，教师水平又不高，师生负担都很重，教学质量都不高，特别是文学课学习苏联办法更感困难。主席指示，学习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不能有教条主义。中国是六亿人口的国家，情况很复杂，不能采取划一的办法。科目要减少，七、八门，九、十门就可以，教材要适合各地方情况，要允许各地方自编地方教材，如地理（如湖南省）、文学（当地文学家的作品）、动物、植物。现在这样的文学课本不好，要改编。这时候×××说：大家意见还不一致，要再研究。同志们又反映，政治课取消后，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困难。这时×××说明，政治课教学效果不好，因而学习苏联，不教政治课，只教宪法。主席指示，高初中要增加政治课，教材要另编生动的，包括基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隔二、三年要修改一次。宪法课这样教不行。当时就指定×××、×××、××负责编。并指示，要教育学生艰苦奋斗，招生时就要说清楚艰苦奋斗，不要讲得太好。师生要同甘共苦，共同办学，发挥创造精神。要劝导青年迟婚。各省市宣传部长、教育厅局长，要有一人专管政治思想教育。当时又指定×××拟发指示。
大家又反映，基层教育工作繁重，干部力量不足，又常常抽调搞其他工作。因此，要做工作，完成任务，必须充实人力，健全机构，如县市教育科局，乡文教委员。教师忙乱，侮辱教师，占用校舍等问题也要解决。主席指示，要加强地方教育行政领导，并指定×××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最后主席指示，教育工作是政治工作，很重要，省地市委第一书记要管政治思想教育。我就是第一书记，一要管政治思想教育。如果忙，每年开几次会，就可以解决问题。
（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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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01)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
同志们：
我没有多少话讲了，有几点说一下。
批评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有人谈到老干部批评的问题。还有人提到（在小组会的时候）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列主义，这个马列主义是不是可以不规定为领导的思想，或者叫指导思想？因为规定他为指导思想，使得有些人有点害怕。关于这个问题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有个很大的改变。我是讲由过去的那种领导，旧社会国民党，蒋介石嘛，那么一种领导，改变为让位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为我们的国家制度。这个工人阶级为领导末，他就是有个党。现在还是有党派的时代。这个党、这个阶级，这个党有一种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咯。那末，问题是他如何领导，如何指导。并不是说让一切人都进共产党，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去讲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这些东西，如讲世界观这个问题，只能够是逐步地使人了解，开头是很少的人，以后多一点人，以后又多了一点人，不能一下子要求很多人相信，就是不能强迫人相信这一点嘛！不能强迫人信什么东西，前天我提到了。精神上东西不能强迫人家相信，也不能强迫家人不相信。比如强迫人不信教就不行咯，强迫人要信这种教不信那种教是不行的。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行不行呢？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行的。但是马克思世界观是在一天天发展，相信的人一天天更多一些。但是无论怎样，几十年之后，我相信总还有许多人不相信的，不那信那个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的，有神论者不信。甚至几十年后，多少年后，还有相当一些人不信怎么办？原来就是在马列主义领导里头应该安排的，就是应该认识有些人不相信，事实上或许要如此，也只能如此。
能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他就没有用，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还怕批评，那就不行了。所以不发生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事实上唯心论他就批评马克思主义，宗教界也就批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不说就是了。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说成为与他那个宗教结合。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是该批评的。你一批就倒嘛，你是纸糊的、棉扎的，纸糊棉扎风一吹就倒。应该是不怕批评的。所以这时候，提出怕批评，就是有弱点就是了。这个弱点有没有？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当批评，无论那种干部、政府，缺点、错误应该接受批评的。并且成为习惯，人民政府成了习惯。批评就没有事；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嘛!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反革命，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出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我讲的不够。讲的这种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大讲这个问题，今天有朋友讲到咯。什么叫长期？我想这个问题答复比较容易，长期么就是你共产党有多长，他就有多长，就是，照办就是了。共产党有多少寿命么，就是民主党派有多少寿命。今天郭老说我们这些人统要向他看齐，无党派寿命最长咯。共产党有天要灭亡的，我们希望这一天不迟不早地到来。大概太早不行，太迟了没有必要。凡发生的事物，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生的，因此都有他一定的寿命，共产党就是一个事物。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用这些方法监督嘛。我们有各种机会嘛，比如今天就是机会，还有各种机会进行批评，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批评缺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说，你又讲大民主不适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是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包括肃反中间的某些作法。现在有人建议不要大民主了，现在的作法已经改了，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是老的。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大民生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大民主咯，都是小民生咯，有些一个“小”字还不够，再加一个“小”字，叫做“小小”民主，就是和风细雨比较好。现在所讲的就是那个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工厂，那样的合作社，那样的学校，那样的商店，那样的机关。那样的单位怎么办？它任何的民主都没有，大民主没有小民主没有，小小民主也没有。简直是官僚主义，一万年也不能解决问题，就是问题不得解决，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对这种官僚主义如果不允许他我看是不好的，应当允许他，虽然宪法上没有罢工的条文。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不提提倡这个，我们提倡反对官僚主义，提倡人民范围之内的所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罢工算不算一种斗争？也算一种斗争，用批评斗争，没有办法的时候，对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用这种方法是应该允许的。那么，先生管不了学生怎么办？应该是有纪律的，无论工厂、学校、商店都应该有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中国人民是有纪律的，是很守纪律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进行工作，政治思想教育很缺乏，很多方面缺乏。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有些地方，相当多的学校不能解决，没有教育。纪律也应该进行教育，应该先生学生打成一片，工厂厂长与工人打成一片，关心他们。那么这样一来的时候，那么还有什么罢工呢？凡是这样做了，就不会有罢工的。所以第一条是反对官僚主义。以后下面三条，就是第二条咯，如果个别地方、局部地方、个别工厂、个别合作社、个别学校，官僚主义十分严重，这个时候，不问事实上有罢工，事实上有罢课就是因为连小民主也没有，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有些地方的同志，回到各个地方，不要说北京开了会的，从此全国可以大罢工（笑声）全国可以大罢课，说是我说的，就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军队为例，军队我们曾经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战士批评军官，使军官很难受，战士批评连长，干部会批评军长、师长。大批评以后，这个师长、这个军长、这个连长他的工作更好做了。战士们是拿着枪的，可以用这样的批评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你就要检讨，你当连长的要检讨，你犯了错误！不能打人，官长不打士兵。军队这样做了，我们解放军里头有很大的民主，为什么我们学校不能做？我们工厂不能做？我们合作社不能做？我们合作社现在的时候，许多地方命令主义很严重。为什么我们机关不能做？是不是这样一做，天下就会造反，天下就会大乱？为什么军队没有乱，还这么打胜仗？那么打胜仗靠什么？一没有原子弹，二没有氢弹，洲际导弹，一个也没有，飞机也没有，那个时候武器不如敌人，如何团结起来？就靠肃清官僚主义，减少官僚主义，跟群众打成一片，走群众路线。
至于要服从领导，工厂要服从厂长的领导、指挥，学生要服从先生的指挥，要有学习的纪律，但是先生与学生要打成一片，关心学生解决学生的问题。现在学校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课太多，学生负担太重。我看我们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要么一个字不认识叫文盲，要认识字一天给你堆一大堆。所以讲到这个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个事情，我们要作调整社会秩序的方法之一，一种补充方法，经常的方法应该是克服批评官僚主义，但是如果办不到，用这种方法调整我们的社会秩序作一种补充方法也是可以的，也是应该允许的，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敌人的情况。我们准备发行一个刊物《参考消息》，在座的大概都看到了，《参考消息》过去发多少？发二千份，现在准备扩大到三十万份一个大报纸，比如《大公报》他是发二十万份，这个报纸发行比他多，有三十万份。由二千份准备跃进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就是要花钱买就是咯。凡是愿意购买这个刊物的，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这个刊物，那么人们就要说替帝国主义出钱办报纸，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固主义无条件件地办报纸。我说这个话也可以这么讲，那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要把你们骂我们的话，如何骂我们，你那里发生了的乱子，登在报上，作为内部刊物，有三十万人可以看到，一份不止看一人，还不止，什么“不得遗失”，那个东西人家遗失了怎么办？那有什么要紧（笑）（周总理：现在没有了）没有了，不要那么禁令，就是要我们的人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至于是不是受他的宣传，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变成他们的人，我看也有可能一、二个变，变一、二个，我们中国人多，刚才马寅老也讲了六亿人口嘛，变那么几个有什么要紧。蒋委员长这个问题，蒋介石他讲了许多东西，有许多著作、演说，听说有这么多长，我就赞成出全集，有人反对出全集，这个当然不公开发行，公开发行行不行？现在还不好公开发行吧，图书馆里里头愿意买，愿意看看，你要研究研究历史他是历史人物，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反映，他的意识形态，蒋介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要批判那些东西，他的文章都没有读过，那怎么批判法？那是不是读了他的文章统统就要到台湾进他那个党呢？是不是有这个危险呢？我看没有这个危险。有那么几个人要进也可以咯，这一条就是要见世面，要见风雨，不要坐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那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更加懂得咯，为什么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里面总要放出一些祸出来就是咯！要鸣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应该怎样看？我前天说了，不好的东西他另外有一个作用，一方面是不好，一方面是好，毒草有他的好处。它不单是一个毒，我举了种牛痘的那例子，这个细菌，病毒是坏东西，有些也有好的作用，它能使人产生免疫。
其他的东西还有什么？
比如匈牙利，有人批评我，说我讲的不够，没有讲清道理。匈牙利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什么错误那天也讲了一点，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我们也真不太清楚。过去那个拉科西，那个同志干了些什么事情也不大清楚，苏联许多东西我们也不太清楚，苏联比较好，拉科西那个时候搞得岂有此理。大概有这么几条，无非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那天我不是讲了吗？工业方针没有原料，没有销场，办大工厂，工人的薪水降低百分之二十，资本家简单地打倒。如讲我们的荣段仁先生把他打倒，到申新九厂当工人，一个匈牙利事件一起，他就出来组织工人委员会，组织什么会？组织工人委员会。他就那么简单，简单明了。（笑）知识分子没有改造，根本不谈知识分子改造，于是乎裴多菲俱乐部，记者协会，学生联合会就出来了。还有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没有群众跟反革命作斗争，而是少数人在那里斗，大批的真正的反革命没有受损伤。匈牙利来了大民主啦！这一次，大民主时间不长，可是要恢复要多少时候呢？有人说要三年，他们自己讲，他们的人跟我们讲要三年才能恢复到过去十月二十三日，一二个月的大民主，大民主好是好，可是要三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的大民主就减产一半，十月十一月，十月减产一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多少恢复一点吧！所以还有搞小民主好。搞大民主，我们在座的人相当多的人也受不了，是不是。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笑）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讲有一个时期，比如讲条件没有具备，无非是粮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现在每一年生一千多万，你要他不增，很难讲，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嘛，必然王国还没有变自由王国咯！在这方面这个人类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那天我讲了，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人类总而言之要自己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笑）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很好，今天讲的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说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但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有一些办法。人民会不会有这个要求，还是我们主观的，人民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农民要求这个，人口太多了家庭，他要求节育。城市里头农村里头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邵先生咯：嘿，你们两个坐在一起了。（笑）
不要向科学泼冷水，这一条好不好？我看好，不要泼冷水，科学家怎么能泼冷水。向科学家泼冷水这当然不好。一切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也不要泼冷水。科学家不要泼冷水，积极分子只要他积极，有时候工作做的不好，我们也不要泼冷水，帮助他改正错误，只有那个别的、极顽固的、无可救药的分子另外处理，无可救药的，科学家不要泼冷水。参观科学院，今天郭老将了我一军，这个恐怕没有办法，你既然将起我的军来了，不然你已经封了我的封号“官僚主义者。”（笑）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同志们说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得好，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科学家、技术人员、技术干部，学生们不要单纯技术观点，技术观点是好的，应该有技术观点，没有技术观点怎么搞技术？观点还没有哪有技术？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热心。但是单纯就不好咯！可以搞到替社会主义可以服务，替资本主义也可以服务，因为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对于新的政治关心，对于新的大局关心，但是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这不能完全怪他们，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些东西他们不能接受，就是我们所谓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他就没有兴趣来接受你这个东西，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在学校里头，在科学研究机关，在工厂，一切有科学技术人员存在的地方，学生们中间加强并且改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关于邦有道怎么样？贫且贱焉耻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个别的问题，这是所谓安排问题。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些人没有安排；一个是安排不适当。所谓不适当者就是有职无权没事做，或者就是安排的位置跟他那个学问才干不适合。人们承认邦有道，这个好，邦有道，邦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社会主义嘛!辩证法嘛，（笑）贫且贱焉贫就是薪水不够；贱就是没有工作，大概是不要讲他不注意劳动呐，没有工作或者安排得不恰当。他是用孔夫子来批评我们。所以孔夫子有时还有用处，（笑）这个是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缺点的问题，这个缺点很多，中共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统一战线方面的问题，希望各党派无党派的同志们关于这方而的问题有所准备，提意见给我们，什么话都说。那一些人搜罗起来贫且贱焉的有多少，其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
还有我们有许多缺点，我们在前进中间有很多困难，但是不要忘记外国也有困难，比如讲美国他有他的困难。红楼梦里斗著名人物王熙凤有言“大有人的难处”。因为人家给她借钱，他就说（诉苦）“大有大的难处”，刘老老借钱，因为他这么一说，刘老老就冷了半截，的确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据我看，我看，经济危机要来了，美国、法国、西欧、自由世界、西方世界，西方国家他们都矛盾很大，经济危机要来，这个东西恐怕不可避免的。美国的月亮恐怕也不一定那么好，还是要证明。有时刻他们的那么几个原子弹，多了几斤钢铁，他现在强点，这一点要不要承认，要承认，我们骂他纸老虎，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东西，我们说他是纸老虎呢？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是建立在不很稳定的基础上，谁人的基础比较巩固，还是我们的基础比较巩固，还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阵营不那么巩固，我们也有毛病，也有缺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意，我们的经济还落后，文化还落后，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意，我们的经济还落后，文化还落后，整个社会主义跟他比较起来我们还落后，可是他们是建立在一个矛盾更多更大的基础上的，不要忘记这一点。
最后我这个讲话，前天这个讲话，有些地方补充一点，修改一点，今天讲的同志们提了许多意见，这个东西不准备全部公开发表，因为有些问题比如讲罢工罢课这个问题，一公开发表，那好吧，全国就罢起来了吧！（笑）而我们的干部没有准备，我们的同志没有准备，地方来的同志开过会回去的时候，请你们要使他们有准备，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好讲，我们坐在这里好讲，身当共冲的是他们，要使他们有准备。局部的、若干个别的，是那些极端的官僚主义长期不能解决问题，是指那些范围。最后如果修改一下子，调整一下子，我讲的这一篇，准备发到县一级，党内党外都可以看到。几天之后我们准备开一次宣传教育会议、宣传会议、宣传工作、报纸的会议，准备跟他们再谈一次。完了。（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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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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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我讲这么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占我们很多的时间，问题很多。当然嘛，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实是要谈这两个问题。并不只是谈一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想讨论第二个问题，重点不放在敌我这个问题上。谈的时候，两个问题都要谈。这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过去我们都谈过的，叫做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要分清敌我，多年来我们谈这个问题。要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自己。要分清是非，这就是讲人民内部的啦，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是非的问题，不是敌我问题，那么敌我是不是也是是非问题？也是是非问题。比如我们跟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我们普通说，就叫做敌我问题（我们普通说的习惯说法，两个比较更清楚）。一类就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日报，写了文章，叫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那一篇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这两类矛盾，是说国际方面的事。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做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制度，与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两个制度的区别。专政干什么呢？专政管的事情它属于那一种范围呢？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压服别人，这里不完全是什么镇压了，比如讲不给选举权，比如讲他们不能自由出版报纸。敌对阶级，比如我们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分子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报纸，台湾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报纸，地主阶级不让它出版报纸，剥夺他们这些言论自由，剥夺他们选举权，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要行使专政，也要用民主集中制了。谁人去行使专政呢？就是要人民啦。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要去管制他，要去杀他，你要去捉他，当然要经过人民政府，要经过人民去作。现在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只适用于人民内部范围的。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大民主，小民主。
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似乎高兴这个事件。这是少数人所谓的大民主。刚才说了，专政就是要人民去专政，要用阶级去专政，阶级对阶级的专政，自古以来的历史上，所谓大民主，群众的民主运动，都是对付敌对阶级的。我们有些党外的朋友，当然是少数人，他们也搞不清这个；另外有少数人，他是带看敌对情绪，他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怎么样整一下，那也有的。“那一天学波兰一样，学匈牙利一样，把共产党整一下，我就开心了。这个共产党实在使我们混不下去，专制的太厉害了。”有一个大学生他发表声明，他要杀很多人，要杀几百人。几百人少了，要杀几千、几万、几百万、几千万。那当然，这也是有些过甚其词，真要他杀，也不会杀这么多吧！但是表示了他的一种心理状态。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属于幼稚的，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以为我们这个是太少了。他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主张外国样的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民主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但是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说，归根结底，人类这上层建筑（民主是属于那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一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就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一定要讲民主是目的就高兴一点。
自由，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们就跟他们讲，外国那个自由也不那么多，他那议会自由，做样子给人家看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看什么阶级的自由，什么集团的自由。英国保守党有保守党的自由，工党有工党的自由。保守党的自由要打苏伊士运河，工党就宣传不要打苏伊士运河。保守党里头分裂出一部分人，比如艾登的那一个助手，外交部付大臣，叫做纳丁，他就宣传，写文章一篇来宣传他的观点。所以艾登有艾登的自由，纳丁有纳丁的自由。阶级有阶级的自由，集团有集团的自由，甚至于少数人、个别人的自由。至于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过这样的东西。
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一些思想是错误的。企图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压制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样的方法是没有效力的，是有害的。你比如宗教，不能以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教，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不相信。凡属思想方面的问题，应用讨论的办法、辩论的办法、批评的办法、教育的办法、说服的办法，使人家相信你。
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放在那一类，放在第一类，还是放在第二类矛盾？我们中国这个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没有谈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他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官僚资本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有这样的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就是说跟民族资产阶级嘛，是一个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不对抗，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由第一类矛盾转变为第二类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采取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走向对抗。我们要把他放在第一类，那么就变成敌人了。不按这个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谈到，简单地谈到，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的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存在。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的？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讲，讲政府的坏话，说政府，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人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给我说，那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这两类矛盾本来容易混淆的，容易混起来，我们也有时不免混起来。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去斗，有没有呢？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问题是，我们就是有一条了，分清敌我。八年来，有些斗争斗错了，错了，我们就平反。并且机关学校，在延安时期就有规定，机关、学校、部队、企业．人民团体的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也不杀，小反革命不杀．大反革命也不杀，实际上执行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这一条。因为法律上有例外的，少数例外还是难说的。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杀的，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容易混淆还表现在两派，左派，右派。有右倾思想的人，他们不分敌我，认敌为我。不分敌我，这样的人还有，我们现在这还有。在我们看来，在广大群众看来是敌人，在有些人看来那是朋友。比如我这里有份材料，有位同志写信给我，现在发给大家了，是反对释放康泽。在他看来，康泽是敌人，这个人去年十二月出席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是襄阳地区的，康泽过去在襄阳那里工作过。杀过他的儿子，他是襄樊市的叫王和卿，他就反对。但是跟康泽过去是朋友的人就不同了，他那思想感情就不同了，所以这跟人民有很大的差别。敌我不分。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没有分别，有人却说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还好，我赞成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是一个月亮。但是说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还好，我就不相信。为什么你那个月亮比我那个月亮还好一点？“左”派，“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左派”是打括号的“左”，不是真正的左，这些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强调敌我矛盾过分。比如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强调过分，有把第二类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第一类，误认为敌我。这是肃反中屡次出现。我已经说过，这是“左”的。在延安时期，一九四二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用这样的一条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找出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后来那个时候，我们为了解决党内的矛盾，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与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鉴于以前所采纳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从西天取经取来的。那个“西天”就是斯大林，就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鉴于那个不妥，后来我们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就不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改用另外一种办法，另外一个方针，就是团结他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针，好像是一九四二年整风提出的，经过几年，到一九四五年，共产党开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达到了团结的目的，中间经过批评。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要有团结的愿望呢？如果没有第一个团结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垮斗乱了，一斗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因为你就没有想，主观上没有想，没有准备去团结他们，所以要有第一个团结。经过批评、斗争，最后达到团结的结果。这么一个过程，表明从这个过程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后来才推广到党外，逐步推广到北京。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批评的方法，不是你死我活，——“要么就是你，要么就是我”后来果然也就明白了，后来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比如讲，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在北京开的一次工商界的代表人物的会议，他们就是批评了一个月，结果批评得很好，并没有伤感情，而把问题解决了，资本家可以采用这个批评的方法，资本家即剥削者可以采取这个方法，我看要台湾采用就比较困难啦。因为这也是剥削者，这是两类剥削者。蒋介石采用就不行了，蒋介石和胡适就是另一类的，二个人的斗法。比如我们要批评杜勒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不可能的。（笑）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宗教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推广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合作社、商店都可用这个方法。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敌人已经解除武装的，比如过去我们对于俘虏，就是这样。在已经解除武装后我们对待俘虏跟没有解除武装之前，是两种态度。没有解除武装之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对这些劳改犯的人，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对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俘虏，解除武装的敌人，特务解除了武装，就是认清他是特务，决定不杀了。怎么办？改造他。改造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你还叫他活嘛，不要消灭他嘛。去年，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我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讲的十条，在那个会议上讨论了一个十条。十条里有两条（今天在座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会），一条是敌我，一条是是非。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是非关系，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人民内部的矛盾。
以上我讲的是第一，是开场。两类矛盾问题。
第二、讲肃反问题。
肃反问题就是第一类矛盾的问题。我说，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是很坏，还是很好？我看缺点是有，但是跟别的国比较起来，我们做得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匈牙利太右。我们有鉴于它，我们也不是特别聪明。因为苏联已经左过了，我们在哪里学了一点经验。我们自己也曾经左过。在南方根据地的时候，那个时期就不懂得，吃了亏，每个根据地没有一个根据地他不用，就是学苏联那个办法。后来纠正了，才得了经验，延安才规定了九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到北京有所进步，当然还有缺点、错误。现在进步了，比起苏联来，就是两条路线（指过去，不是现在，就是斯大林当政时期，他那个东西搞得不好）。他有两面，一面是真正反革命肃清了，这是一面对的；另一面杀错了许多人，重要的人，像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杀了百分之几十，中央委员杀了多少？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八十，而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中央委员抓起来杀掉的占百分之五十。我们没有干这件事，是有鉴于他了。杀错了的人，有没有呢？也有的。大肃反的时候，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那三年的大肃反也有的。杀土豪劣绅在五类反革命里面也有。但是根本上没有错，那一批人应该杀，一共杀了多少人呢？杀了七十万，从那以后大概杀了七万多，不到八万。去年起就根本上不杀了，只杀少数个别的人了。人们就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这么反复无常，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又不杀了。后来达四、五年只杀了几万人。去年起差不多根本不杀了，杀得很少，个别的。在五零年、五一年、五二年杀了七十万，香港的报纸把这笔账给扩大了，（当时我们也不需要跟他对账），他说我们杀了两千万，用减法来计算，二千万减去七十万，委实等于一千九百三十万，他那个多了一千九百三十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哪儿杀了两千万人呢？七十万人则有之。那一批不杀，人民不得抬头。人民要求杀，解放生产力。他们是束缚生产力，“恶霸”一一五霸天：东霸天、南霸天、西霸天、北霸天、中霸天，五类反革命的骨干分子，不杀掉怎么解放生产力？
现在有些人想翻这个案，有些朋友想翻这个案，翻那时候的案也是错误的，我看不要翻的好。如果翻，人民会起来打扁担，农民就要起来打扁担的，工人也拿什么武器，拿铁条打我们的。
比匈牙利，匈牙利对于反革命根本没有肃，杀了拉伊克，他倒是把革命分子杀了几个，而反革命就杀的很少，所以就出现了匈牙利事件。从我们国家看。匈牙利这样事件以后，人们说中国局面很稳固，外国人在这里看了也是如此，我们自己也这样觉得。匈牙利事件以后，中国有没有什么风浪没有呢？有那么一点小波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那春水是吹皱了，但是七级台风引起那样大的波浪是没有。为什么道理，好几个原因。肃反把反革命分子根本上肃掉了，剩下的没有几个，还有一点少数，极少。这是一条。第一条还不能讲这个咯。第一条是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根据地，解放军，共产党，民主人士，几十年斗争，锻炼出来，我们的党是生了根的；我们的军队是有战斗力的；我们是经过根据地逐步发展的；不是突然占领全中国。民主人士也是经过锻炼的，共过患难的。学生们，有“一二．九”、“九．一八”、“五卅”运动、抵制日货，“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起，各种学生运动也是在反帝国主义锻炼出来的这个传统。什么民生队，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是我们从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长期斗争中锻炼出米的。人民有教育，包括知识分子也有教育，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就是自我改造。而匈牙利没有。再有，我们的反革命肃得差不多，当然还有别的因素了。比如讲经济措施，比如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民主党派。现在我们大学生的成分怎样呢？百分之八十左有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而匈牙利大学生百分之六十是工人、农民的子女。工人农民的子女大罢工，大游行，听“裴多萍俱乐部”的命令，我们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我们也没有“裴多萍俱乐部”，当然罗，可是他们爱国，除了个别少数人说怪话、讲闲话主张大民主，主张要杀人之外，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是赞成社会主义的，是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强大国家的，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所以我们比匈牙利好。比较起来，我们的肃反没有苏联那么左，没有匈牙利那么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反革命就要肃清，有错误就纠正嘛！
有没有过火的呢？有。有没有漏掉的呢？也有。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采用的是群众肃反路线。采用群众肃反路线，这个路线当然也有它的毛病，但是主要还是比较好的，比较由公安机关，学苏联那样的公安部门单枪匹马地肃反那比较好，群众得到了经验，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犯错误，群众也得到了犯错误的经验，叫．做犯错误，搞对了，得到了批对了的经验。我们希望在肃反工作中这些毛病要加以纠正。中共中央已经采取了步骤去纠正这些缺点。我们提议今年明年（如果时间来不及有这两年，搞的好今年就可以搞完）来一次大的检查，全面来检查一次，总结经验。中央由人大常委跟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协同政协主持。个别的检查，不见得会有效力的，有人写一千信，说他有问题，就去检查一下，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要作好这个工作，第一，不泼冷水；第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泼冷水是不好的。“都错了”，“就是你们搞错了”，结果所有干部都抬不起头。一不要泼冷水，二有错必纠，一定要改正那个错误。这个包括公安部、监察部、法院工作、劳改部门都有许多毛病。由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主持，并且我们希望这些常委，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还可以参加，身体条件许可的都可以参加检查，全面的检查一次，这对于我们的法制工作会有帮助的。地方有地方人民代表跟政协委员去参加。“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是完整的一句话。表明两件事。第一条，还有反革命，有人说没有了，天下已经太平了，我们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的。这个不合乎事实。在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就有个北京，北京就有个航空学院，航空学院里就有一个共产党支部，共产党支部就有个支部付书记，此人叫做什么名字？这个人应该给他扬一下名吧！（台下：叫马云风）马云风就写标语一个：叫什么“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他又不跟党委商量，你一个支部付书记，他秘密写了很多标语，到处都贴了。他这实际上这位共产党员就赞成反革命暴动，赞成西方国去“援助”匈牙利。所以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过火的，漏掉的都有。这种人不一定是反革命，他有反动的思想，这个人后来了开除了党籍。但是还留他在那里读书。因为他有反动思想，也有反动行为，但是说他是什么蒋介石派来的人或者怎么样也不是的。发现反动标语还不少，在北京的学校里头，工厂也有，学校也有．所谓“无反革命”论，天下太平没有反革命了，这个思想是不对的。第二条：但是不多了，就是反革命很少。这两条都要肯定。如果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其结果就会要搞乱。至少，我说十个指头，除了九个，至少剩下一个。不是还有十分之一的反革命，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把反革命当成一百，可能只有千分之一，总之不多了。
是不是应该大赦？大赦的问题，很多朋友有兴趣。我对这个总不那个积极，消极分子（笑）。所以未免跟一些朋友有一点小小的摩擦。大赦可赦不得。宪法上规定了，那你当主席，你又不遵守宪法？我说，应不起这个名义。实际上也可以大赦，但不定要用赦这个名字，一下把反革命都放下去。如果大赦就必然包括康泽、王耀武、宣统皇帝、杜聿明，这些人放出去，老百姓势必反对。现在这时候，犯人劳改者就反映，“大反革命你们都免了，我为什么你们不赦呢？”所有犯人都这样讲，法庭无事可做，检察机关也不要了，因为康泽可以赦嘛，有人说：“台湾都可以赦免。蒋介石都可以赦掉他，为什么康泽这些人不可以赦呢？”谁赦蒋介石了呢？没有那个赦他，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决定赦蒋介石！我们是向蒋介石建议，你如果起义，你变成起义将军，就可以取得赦免的权利。台湾方面的人，你们要起义，我们现在不说蒋匪，“蒋介石匪帮”了，可是他可不同，天天叫我们为“共匪”，对民主人士也不客气，叫做“逆”，比如说“张逆治中”之类，在报上发表了。所以放不得。那么是不是永远不放呢？那不是。我看慢慢放，阴放一个，阳放一个，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反正是不登报，也不下一个命令。少数著名的分子将来考虑。比如宣统皇帝怎么处理？人家是个皇帝，我的顶头上司（笑）。上了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是他的部下，都是他的百姓，但是这位宣统皇帝他是得罪了人民，将来也可以放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放，现在还不能大赦，放出来对他没有益处，对康泽也没有益处，对杜聿明也没有益处。对这些人放出来，人民不谅解。请他们参观，看看天安门，看看武汉大桥，看看工厂，看看农村。宣统皇帝也看了，康泽也看了。学习、教育、看报纸、研究、是不是可以找点工作给他们做，也可以考虑。就在班房里放点工作。逐步放掉那些改悔比较好的那些犯人。改悔较好的，罪又不很重的，逐步放掉他们。以后这样放就是，不要在报纸上登报，因为这个是人民的问题，农民要拿起扁担来，工人要拿起铁条来打，我们是受不了的，我们的手无缚鸡之力。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造。讲这么几点，一个问题是合作化。去年下半年以来，上半年那个热潮过去以后，人们冷静地想一想，又发生了一些问题了，上半年优越性就很大，合作社一到下半年好像优越性就小了。来了一阵风，不是台风。而是有那一股小风，说合作化不行了!今天发的文件里头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请各位看一下，这里缺少一个坏的，一个坏的典型。将来要找几种类型，这是一个好的典型，是很艰苦奋斗的。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什么事情都是有困难的，新生事物的成长是要经过曲折的，要经过批评的。人们不习惯集体生活。人们对于集体生活不习惯，特别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是最不习惯。拥护合作社的什么人呢？就是贫农跟下中农。对于合作化不满意的是什么人？地主、富农以外是富裕中农。表示很不满意的，有些地方大概占全体农民百分之一，有的地方百分之二，有的地方百分之三，有的地方百分之五，总是百分之几。因为富裕中农在合作社头几年，是不如他的理想，比他单干时候要差，因为不能请工了！不能雇长短工了！那末，要多少时候合作社才能巩固呢？现在的合作社绝大多数全国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就是去年这一年，前年一个冬天。一年多一点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好，这个就不行的，是要逐步才能巩固的，大概需要五年，去年一年，今年起还要四年。比如王国藩合作社，他有五年了，在河北省遵化县，靠近长城，靠近热河有那么个县叫遵化县，这个合作社完全巩固了。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有所改善。七年以来，一九五零年起，七年以来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粮食，一九四九年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全国农民生产的粮食，而七年以来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现在有三千六百亿斤粮食了。去年我们有三千六百九十亿斤粮食。因此农民生活有相当大的改善，所谓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一部分农民还没有改善，缺粮户大概还有百分之十左有，有的地方百分之十五，有的地方百分之几。缺粮户在逐步消灭中间，我看大概过三年到四年。我们不是说合作社巩固要五年吗？有五年缺粮户就消灭了，以后统购统销就只统购不统销，农民我就不销粮食给他了，准备几年之内，我们不增加购粮的数目，增产不增购。现在农民手中有多少粮食呢？有三千六百亿斤，国家征农业税一小部分是小部分，大部分是买来的，购来的。征同购，征农业税和购粮这两部分共计去年是八百另二亿斤。三千二百亿斤中，国家手中拿了八百另二亿斤，统销在农村有多少？全国农村缺粮户和灾区农民，如种棉花的农民，只销三百九十亿斤、四百亿斤。八百亿斤中，城市及出口，出口只有三十八亿斤、四十亿斤，城市人口吃的后备粮合起来只有四百亿斤多一点，如果还有两年三年只征这么多粮，那么农民就会富起来，就可以养猪，养牲口，农民可以储备一部分，所以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叫农民苦、一片苦声是不对的。我们有些干部，也这么叫，有一些他们实际上是代表富裕中农。因为干部有了几千钱，寄点钱回去，今年寄点，明年寄点，几年之内他家里有了，就成了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叫的最厉害，就影响我们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受影响，大概也有什么亲戚朋友之类。这个就要加以分析。也有民主人士，也有共产党，有非共产党，跟着一起喊：合作社没有优越性。我看还是有优越性。不信，请看王国藩合作社就是一个典型。为什么匈牙利，波兰合作化搞不起来呢？波兰只有百分之六农村人口加入合作社，一阵风吹掉了大部分。哥穆尔卡一篇演说就崩溃了。一万多个合作社，只剩下一千多个，吹掉了一十分之九。在我们国家里能够有这么快的合作化，这是有好多原因：第一的最基本原因就是由于地少人多，多的要命，每人的土地很少，集合起来就此较好。第二是我们党、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步骤。采取有布步骤的，分几步，分几个步骤。因此我们与苏联的合作化的过程不同，他们的合作化几年不增产，而且减产。我们的合作化是增产，如去年我们增产二百亿斤。除了富裕中农叫，因此影响党内外同志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农民真正苦，就是刚才讲百分之几的缺粮户。还有一个是农村和城市的比较，城市工资比较高，现在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六十块，有高于六十块的，有低于六十块的，比如五十块，四十块还可过，三十块就差了，还有二十块、十七块的，一家四口，十七块。四七二十八，六十八元要过一年，那是最苦的。但是高的也有高达一百多元的，有没有二百多元的？有二百多元的。有的一个人一千块，家的四个人就有四千块，几年之后，你们看，农民要比工人富，你们看吧！工人除了一部分粗工、临时工工资不适当，一到城里来八十块一个月，有部分工资是不适当的，这跟农民一比较起来，刺激他们。但是城市跟乡下是两种生活，乡下如果每人有五六十元钱，一年一家就有二百四十元人民币，那就很可以过生活了。有个地方算了账，有四十八钱收入，每人四十八收入，一家四口每人四十八元，那生活很好了。乡村很多东西不要花钱买，城市样样要钱，所以是两种情况，把两种情况混合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关于资本主义改造。我没有研究，但我鼻子闻到那么一点东西，也在这说两句。在资本主义改造方面，也有那么一股小小的风，也是“风乍超，吹皱一池春水”。说是资本家就不用改造了，跟工人差不多了，甚至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有些人这么说，当然可能是少救人有这么一种思想，“如果要改造，工人阶级为什么不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是要改造。在阶级斗争中间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了工人自己，这是恩格斯说的。在阶级斗争中间，改造了其他人，也把自己改造了，并且无产阶级不解故全人类，那他自己就不能解放。这是一个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拿我们中国来说，如果不解放六亿人口，那工人阶级就本身不能解放，所以阶级斗争中间都有改造的，比如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们每年都有进步，这也是一种改造。我这个人从前也是个知识分手，各种思想都有。喜旺嘉错先生，你那个佛教我们拜过菩萨的，我朝过南岳山，为我母亲还愿。我信过无政府主义。
嘿！那个无政府主义很好，又信过康德的唯心论，你看我这个人多复杂。马克思主义后来才钻进去，把我脑筋改了一下，名之曰改造，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这几十年来，资本家就那么高明，一点不要改造了？我看不然，我都要改造，你不要改造了吗？（笑）你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了？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一面性对事物不能分析，总有缺点，两点论呗，优点缺点，而且资产阶级的根子还没有脱离，资产阶级还没有摘掉帽子，摘掉帽子还有一个时期思想改造。取消论这种观点如果胜利，那么资产阶级的学习任务就没有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学习嘛！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学习嘛，反而资产阶级不要学习了？那短期训练班就不要开了！这不符合工商业者多数人的愿望的。他们是愿意学习的，学习四十天回到工厂，面目一新，有了共同语言了，跟公方代表以前是格格不入，你是资本家，我是公方代表，两个人客气的很，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现在你算是资本家，还算我是资本家？我算是资本家吗？我进了四十天的训练班，回来时有了共同的语言。生怕听改造两个字，我们有些人。改造这个东西，美国人叫洗脑筋，我们叫改造。我看美国人确实是洗脑筋，美国人可洗得凶，我们这个还文明一点。照这种议论，那宪法就要改了，因为宪法上说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那都一样了，工人不仅和农民一样，而且与资本家一样，那工人阶级的领导就要取消。我刚才声明了这不是多数人的意见。这是有些人在说。
第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个问题。前面说的，我们六亿人民有很大进步，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进步，工人有进步，农民有很大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但是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现以后，有一些怪议论，我已经说过，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说将来可以赚薪水，无非是为吃饭，此外还有一个讨老婆，讨老公，大概是这两件事，一个叫吃饭、一个叫生儿子。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个东西不着重，好像这个马克思主义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行时了！也有缺点，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手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避免这个改造。过去那些改造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进步，学点马列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就学那么一行专业，一辈子吃不完。没有政治工作，不作政治工作。最近一个时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行政部门政府应该管。从前叫德育、智育、体育，现在我们变成两育了，智育专搞智育，此外还搞点体操，就叫体育。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学点这些东西。
第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又来了！不是反过了吗？现在又反铺张浪费。共产党是那么一套，而且摸得共产党不过就那么一套，几个月完后就没有事了，现在有那么一种议论，这个是不是难的？我看也有点真，真正反一次的时候是三反。三反时把铺张浪费，把贪污腐化反了一反，后来没有再反了。有一年提倡过一次节约，那是节约什么东西呢？那是讲节约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降低标准，就是前年节约了二十多亿，很大一笔钱。但有些地方节约不当，节约结果工程不好，节约过了。另外，在生产方面节约原料，以至降低了质量。就是基本建设降低了质量、生产降低了质量，这些是那次的缺点，但成绩很大，节约出来二十多亿。很大一笔钱。别的一般没有搞节约，机关、学校、工厂、合作社、商业系统、运输系统都没有搞，现在要提倡节约，现在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这样一来，现在就开始见效，桌椅板凳都不买了，地毡没人要了，我有一批地毡出卖，在座的没有受主。我看如果你们不要，我就没有办法，大家提倡增产节约，我有那么多地毯可不得了，现在反到我身上来了!这一回比较要搞彻底些。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来。我打个比喻，像洗脸一样，你们各位是怎样洗的，一个礼拜洗一次是不是？（笑）据我所知道的许多人的洗脸是一天洗一次，至少。有的一天洗几次。为什么道理？为什么一付脸要天天洗，干什么？那无非不是增产也节约？无非是为了面貌要漂亮一点，为了使尊容漂亮一点。每天洗一次面，这无论是共产党非共产党部搞这事嘛！并非共产党员提倡才洗脸，从古以来就洗脸嘛！现在反对贪污浪费，这东西就等于我们洗脸。人就是经常要洗脸。人不是别的动物，别的动物它就不洗。人是高级动物，所以他就要洗脸。我们的党，民主党派的一些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阶级、农民、手工业者这天亿人口，我们来提倡一个节约。
现在搞的不像样子，许多人无非是升官发财的思想大为发展，去年这个评级评出毛病来了。评级无非是争名夺利。争名于朝，夺利于市。
第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一条战略方针。所谓统筹兼顾就是六亿人口。同志们都是负责同志，替国家负责任的。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总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多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就有这么多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我看人类他对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大笑）这样子搞下去，我看人类要提前火拚的，就是趋于灭亡。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要快接近灭亡了。没有东西吃，加以提倡卫生，卫生工作一做，防疫针一打，娃娃那么多，可不得了，大家都是年高德劭，（大笑）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他是专门名家！（大笑）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笑）他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产计划部门好不好？（大笑）或者设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这一点现在不多讲，我讲还是用战略方针。比如，我们的一些事。救灾，全国每年都有灾，有很多灾民，要给他们粮食。比如统销，苏联就没有这样做，我们是把一切城市乡村，无粮户、缺粮户都计算在内。比如安排工商业就业，安排失业人员就业，统筹工作，各方面的统筹工作，所有这些都算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去年这一年差不多有三百多万人就业，麻烦，问题也很大，按照计划，原来计划八十万，而实际上差不多增加到三百万人，多了二百多万，工资支付就多了。不仅这八十万人增加了，原有的一千八百多万人的工资都有多多少少的增加，去年新增差不多三百万。这个负担很重了。但是失业是不是完全消灭了？还没有。比如广州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失业人员，他们说要想办法，不能一律而论，上海也有一些失业的人，其他地区还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是这失业的人已减少了。有人提，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办法很值得考虑，宁可薪水低一点。比如我们这些人十年八年不增加薪水，我这一提出来，可能你们大多数要反对，也许你们赞成的。如果十年不增薪，高级人员十年不增薪，我看死不了人。不会死人的!以不死人为原则。年还可以高，德可以劭，为什么德劭？不增薪水就是德嘛？（笑声）再增让下面去增一点。
学生问题怎么办？有百分之四十的学龄儿童到了年龄没有学校，这人民政府并非万能政府，人民政府办事不能一步登天。现在还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没有学校进。另外还有个事，这叫四百万，今年这一年有四百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中学，没有法子升中学，没有地方，没有经费，除了应升的之外，今年计划升的之外，有四百万不能升，高小毕业生就要回到生产队里头去，包括农村的。有多少初中毕业生不能升高中，有四十万，有多少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大学？一说四万，一说八万，一说九万。（周总理：初中是八十万，不是四十万）啊！初中八十万，不是四十万。这个早晚时间不同（笑）。八十万初中生不能升学，好多人就业也是问题，要等候就业，八十万这么多嘛！有九万高中生不能升大学，这也是发生一个就业问题。等候也是一种安排。比如买猪肉，一条长龙在后面等候，前面已经卖完了，只好回家，买不到了嘛!这个问题是相当大的问题，要请大家考虑，政府也考虑。总而言之，今年这计划就是那么多钱。一句话叫：钱就是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事。休息一下吧。（休息十五分钟）
第八，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这个人民内部的矛盾，列宁不是说过吗，人民内部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我说列宁那个时候，他不可能全面来考察这个问题，缺乏经验，他就死了。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他是一九五三年死的。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叫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书。在那本书里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的好，矛盾可以不发展为对抗性矛盾，处理的不好，那就发展为对抗（周总理：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来这一点了。我们鉴于苏联差不多四十年，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领导革命斗争，从搞根据地开始，一九二七年，也是比苏联同志迟十年。他们是一九一七年胜利，革命胜利，革命开始胜利。我们就是一九二七年开始在一些地方建根据地。一九二七年，三七、四七、五七年，我们也有三十年的经验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是这样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的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的资本家，私人士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斯大林，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讲没有辩证法。我们在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他：部分的但是严重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是那么说的。在他的影响下写的一本书，叫做“简明哲学辞典”，是两个人写的，其中一个就是苏联大使尤金，这是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在讲同一性的条件下。他有一个题目叫同一性，说了半天，驳了形式逻辑的同一性，根本就没有分析清楚形式逻辑的同一性跟辩证法的同一性是不是一回事，然后就引用恩格斯说，恩格斯讲没有什么同一性，实际上什么都存在变化，客观实际上没有什么同一，然后他就来个形而上学，他说对立的东西，相互排斥的对立物，不能说他有同一性，你比如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一个社会中，他们是没有同一性的，只有互相排斥，只有斗争。战争和和平没有同一性，生与死没有同一性。如果说这些东西有同一性就是错误的原理。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哲学家，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有所变化。我看的东西不多，但是看到他们开始有所变化。斯大林在哲学上有相当严重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所谓形而上学的观点，就是没有变化。战争就是战争，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我们的说法不同，资产阶级它变化为无产阶级，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转化为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无产阶级。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生转化为死，死也转化为生。他在同一性中，引了恩格斯的话之后（恩格斯那话是没有形而上学的）就来了一个形而上学，这两个东西它是不变化不能统一的，不转化的，但是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上他说到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处理得不好，而且可能成为对抗的。这东西说得好，不过不彻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看矛盾，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问的矛盾，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它是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要符合于经济基础，如果不符合就发生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些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百花齐放，可能胡风虽然坐在班房里头，胡风的灵魂却活在世界上，写出胡风那类作品还是可能的。但只要他没有破坏行为，胡风他为什么？他就是组织秘密团体，那东西不好，只要他不搞秘密团体，你开那一朵花，我们中国面积很大，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开那么一点花有什么要紧呐？开那么一点花给人家看看，人家也可以批评他那种花，说你这花我不喜欢。就是讲野草香花。有些是毒草。你如果只要粮食，只要大麦、小麦、包谷、小米、大米，根本不要草是不能实现的。每年农民都要除草，你们不信，今年春耕你们去看一看，那土里就要长草，不晓得那草从哪里来的。总而言之，年年长草，等于人天天要洗脸一样。农民年年要除草。禁止一切野草不准它生长，这行不行？事实上不行，它还是要长，你锄就是了。如果什么人下一个命令，所有的野草都不长了，那当然省事，那农民很感谢。但事实上有那么多的野草跟粮食竞争，其中有毒草。一株香花，一株毒草，我说你当然是要香花。但是教条主义也并不是香花。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教条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孤立性，搞片面是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这个学问古代就有了，但特别在资产阶级时代发展。在外国，中国也有。难分香花毒草。曾经在人们眼睛看起来，很多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都是要被打击的。比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曾经被人们认为是毒草。国民党、同盟会，那时候清政府看孙中山认为是毒草嘛！把共产党叫做匪党嘛！共匪嘛。跟共产党往来叫通匪嘛。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这是由毒草变成香花了，但是在台湾那个地方，他还说我们是毒草，还叫共匪。孔夫子也是不被承认的。孔夫子这老先生他一生不得志严他的道理人家不听。耶稣，在开始也是社会不承认的。佛教怎么样，释加摩尼怎么样？也是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受压迫，社会不承认。耶稣教到了马丁路德新教也是社会不承认。孙行者为什么被封成弼马温？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的封号，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干部鉴定），他自己的鉴定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的鉴定搞他个弼马温，就是说是毒草。薛仁贵当火头军，薛仁贵不是当过火头军吗？这是张士贵给他鉴定的。此外，哥伯尼的天文学，长期不敢出版，死了以后许多年，然后才被人家承认。意大利的伽俐略，他的物理学，达尔文他的进化论，在开始人家都不承认的。我看了一本科学小册子，安眠药的历史。安眠药是什么人发明的？是德国一个卖药的店员发明的。德国不承认，法国人承认，把他请到法国去了，以后被承认了。中国人有个李烈钧，国民党中央委员，此人死了，他是第一次从中国到马沙（译音），从马沙坐火车到巴黎，他吃安眠药，他说这东西是好，能使人睡觉。英国一个跳舞的，舞蹈家，叫邓肯，她生孩子，生头一个孩子非常痛苦，等到生第二个孩子用安眠药。我是说世界上一切发明，政治的、科学的、文学艺术的开始都不被承认。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也不被承认嘛!他是准备要“藏之名山，传请其人”，不能出版，当时没有出版机关，大家抄几份，那么大一卷一卷的，运输也困难。总而言之，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我们这社会不同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有很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究竟什么叫香花？什么叫毒草？斯大林曾经百分之百的香花，赫鲁晓夫一棒子，毒草，现在也香起来了。
最近有一些批评。我这都是讲共产党，共产党里也有右派和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棐，他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现在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赏识这篇文章。另外几位左派，就是我们军委文化部长陈沂，他的部下陈其通、马寒冰几位同志，在一月七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四个人署名，实际上是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所谓自从这个方针提出来，就没有大作品了。这个结论作的过早了一点．因为×××那篇文章是六月写的，发表是去年七月了。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等到这四位同志写文章是一月七日，只有五个月，几万字的作品怎么写得赢？所以只说没有大作品，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没有搞大作品了，不搞马克思主义作品了，不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尽搞些坏的了。到现在这么久了，我们人民日报是什么态度我也不清楚。在一月中旬和下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上，我把他们四个人的声明文章印出来给大家看了。当时有人民日报的同志在座，他表示了什么？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现在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了，究竟怎么办？你们发表这个东西是赞成还是反对？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民日报的？你总要处理一下嘛，或者是商量一下，自己没有主张，你们找中央同志研究一下嘛，看如何处理。我现在表示我的态度，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文章是错误的。但世界上的东西各有不同，各人喜欢各人的，钟惦棐的文章台湾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很喜欢，真理报登出来了，真理报就不登×××的那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四位同志的。此外捷克登了，罗马尼亚登了，很有市场（台上有人说：是文学报登了，不是真理报）是文学报？不是真理报？那还好一点。（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气味相投。教条主义就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就喜欢机会主义。恐怕现在要批评一下子吧，有一青年作家叫王蒙，不是王明，大概是王明的兄弟，（笑）写了一篇题目叫做“组织部新来的人”，也发生事情来了。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后头研究这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共产党跟共产党打架，讲的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其中有马寒冰的批评。还有人批评，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北京有一个共产党区委有官僚主义，因此就说他的典型环境放的不好，大概设在上海最妥当。我们的这个地方就不行。××的这个地方就不行，因为是中央所在地。不晓得这个道理是从那里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我学的很少，但是我没有看到过（笑）说中央所在地就不出官僚主义？中央还出官僚主义，所在地为什么不能出？中央出过什么人物呢？中央出过陈独秀、出过张国焘、出过高岗，饶漱石，还出过李立三、王明，那么多哩，这么一条道理，也是批评不对。
马克思主义还有发展，马克思不是已经学过了就完了，还要继续学的。情况是发展的，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六亿人口，我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是个大王国。农民有五亿，手工业者一千多万，小商小贩，地主、富，、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万人口，小资产阶级有五亿几千万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一点意见都不发表，统统口上打封条，只有吃饭时才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我说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讲话，把它堵住那很难办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意识形态一定要反映的，而且也要自己表现自己，用各种办法，顽强地、千方百计地要表现自己。我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它表现，只能够在他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说：同志，你的话里有点不大妥。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这些文章不是教条主义的文章，不能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要使用辩证的方法。要有说服力，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老干部能不能批评？这个批评的问题，从马克思以来，没有说过一次要分清老干部，说只能批评新干部，不能够批评老干部。我们宪法上规定，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那么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在犯错误这个问题上，错误思想上，也应该是平等的。有一批人比如是共产党的老干部或者是民主党派的老干部，因为他老，他就享受一种不受批评的权利，可不可以？我看不行的。你活着不受批评，你死了人家还要批评你，我们就批评过死人，批评过孔子、打倒孔家店嘛，人家死了几千年，还批评他嘛，现在孔子又好了点。斯大林也是死后批评的嘛！活人也能批评，死人也能批评，这个不分官职大小、老幼长短。是不是你越老越享福，避免批评呢？犯了错误以后，总是要批评的。凭老资格吃饭可以不可以？你老资格可以，这一方面承认。因为他老，活了那么大，他也不死。于是他有点资格，有点作用，还可以起跑龙套的作用，摇旗吶喊，拍拍巴掌帮助人家。我看梅兰芳就跑过龙套，跟人家合作，拿个刀站在那里。今天在座的有没有梅兰芳？我看你到了八十岁还可以起作用，至少跑龙套还可以跑。我这个人的作用，只能起一点跑龙套的作用，至于唱主角我是不唱了，那是我们周总理这些人物了，（笑）你们各位唱。“西厢记”是那个唱“红娘”。我是不能唱了。我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呢？我是那个老太太的角色，（笑）“西厢记”里头那个老夫人，她出来唱上那么几句，转那么几下就进去了，你如果尽唱，唱的多了，人家会赶你走的，（笑）而且老资格不管你怎么老，你事要对，要正确，你活到九十九岁是正确的，到一百岁那一天，你做了一件大混蛋的事，那你也是不行的。拉科西曾经作过什么好事，我也不知道，假若拉科西他没有作什么坏事，但在最后做了一件大坏事，你就不能因为是老资格而不受批评。新干部当然也是一样，也要受批评。列宁讲过上帝原谅他们青年人因为他们年轻。上帝还可以原谅他们。老资格的人就应该严格。老干部是这样，青年干部也应该严格，也要帮助他们。如果对青年干部严格，老大爷就特别舒服，我看那不见得好。要做长期耐心的教育。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不赞成中央的方针一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辩证物主义的对立面的方面，比如讲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文艺作品中间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应该给予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我说，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说服力的批评，而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这是人们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要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那些跟马克思主义不符合的，有些不符合的少，有些不符合的多，有些甚至是敌对的。这些统统都长起来的香花和毒草，它长起来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可怕，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年年长草，中国已经长了几十万年，现在不过是继续长嘛！如果你下一个命令，禁止什么花不准开，什么草不准长，其中可能不好的花里有好花。如历史上的进化论，伽俐略，哥白尼，这样一些花草。载着马克思主义帽子的花草，有时不见得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就是七分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三分资产阶级，七分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我们现在继续生长），是跟不同的事物作斗争。在一块互相批评，在批评斗争中才能发展。现在我们的同志把这些观点联系不起来，不晓得讲了多少次，多少年。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教条主义这一套，一等到写文章、演说、开会作议论的时候统统忘记了，没有治病救人的意思，没有帮助别人的意思，一棍子打倒。我们不说这方面，从这个问题我想到种牛痘的问题，为什么种牛痘？你们出过没有？我是出过的。出的不是牛痘，是类似天花的一种病菌，使它在人体里生病，人体跟这种病菌作斗争，作斗争的结果是产生免疫，不跟疾病作斗争就不能免疫。所以一辈子不害病的人是很危险的，经常害病那是好事，可以产生免疫。
第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大概同志们的文件中有几个关于这类问题的。昆明航空学校为什么没有闹事？（这里缺乏一个闹事的材料，最好找一个闹事典型的材料印一下）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认识青年当前的思想状况，青年团中央曾供了一个材料。去年二十八个城市里头，大学、中学，听说二十几个学校有七千多学生闹事。这个材料分析相当好，无非是官僚主义跟学生幼稚，青年、工人、学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艰苦奋斗同时，学校当局、办事人，各种的欺骗他们，又不跟他们同甘共苦。还有一个是工人罢工、请愿，总工会的报告中，部分的统计，有五十几起罢工，其中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多，最大的一次是一千多人的罢工。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我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常不断的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说匈牙利事件以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你看有几千个学生闹事，有部分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搞了几条，提出四条看对不对。
第一条，努力克服官僚主义，那么人家就不罢了嘛!努力地克服官僚主义，恰当地处理矛盾，那人家就不罢工了，就不闹事了。
第二条，官僚主义没有克服，他要闹怎么办？让闹不让闹？有两个方针，一个是不让闹，凡闹事者就说是反革命，就说是要造反。我已经先讲了，反革命是有的。但是很少了。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让闹还是不让闹？我说还是让他闹。罢工他要罢，农民他要闹，学生要罢课，农民要打扁担嘛！
第三条，闹起来草率收兵好不好？又有两种方针。刚刚闹过两三天，闹事的人还没过瘾，当局就急于想结束，这就发生矛盾。这怎么解决？我说让他闹够。施复亮先生就闹过事（好像在浙江），我也闹过事（在学校里）因为问题不能解决嘛!并且要让他闹够，一星期不够，二星期；二星期不够，三星期，三星期不够，四星期，总而言之，闹够了就不闹了。把闹事的过程，当成一个教育的过程，作政治课的过程，我们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思想工作没作好，官僚主义应把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工人打铁条，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一个过程。闹事的头子、领导人物要不要开除？我看不应该开除，除了个别的以外，如他拿刀子杀人，那他就得到公安局坐班房。因为他杀人、行凶。如果你又不打人，不杀人，没有那么严重，就不要开除。开除罢工、罢课的领袖人物，这种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一般的不应开除。领袖人物，正确的应该留下，错误的也应该留下。错误地留下干什么？留下当“教员”。因为犯错误，有些个别的清除了特务分子，是不是让他离开学校？我看让他学习，只要他不是现行犯。一个学校里有几个特务有什么不好？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你就舒服！所以清华大学那位学生要杀几千万人，现在留下，他就是“教员”，因为他发表了这样一个有名的宣言，这是难得到的。我讲的这四条，第一条，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闹得不够，让他闹够；第四，不要开除，开除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要一反国民党之道而行之。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人民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想法不同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学校负责人、工厂的负责人、合作社的负责人、机关里头的负责人，乃是来自五湖四海，许多人文化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也不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比那些文化低的人犯错误还大，那些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可厉害。我们党“左”倾和右倾都犯过，知识分子多，陈独秀，知识分子；李立三，知识分子；王明，知识分子；张国焘，知识分子；高岗不算，饶漱石，知识分子。
第十，闹事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
讲这个问题，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示威，我看又好又不好，有两重性嘛，商品都有两重性嘛，罢工、罢课这种事情也是两重性。匈牙利事件有两重性。你们说匈牙利这个事情好不好？我说又好又不好。当然，不好，因为他闹事，但匈牙利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反革命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肃清了反革命。匈牙利事件停下来，比过去巩固，现在的匈牙利比过去不闹事的匈牙利要好，社会主义阵营都取得了教训。所以匈牙利闹事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反苏反共的风潮全世界来了，第一次发生，特别是最近的一次全世界范围的，我们怎么看？我看当然不好。第二条，这是好事，因为帝国主义反苏反共，锻炼了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把机关报打烂，瑞士共产党搞的非常不好，总书记躲在山上，躲在我们大使馆里不敢见面，不敢出去，见面就打，大批党员脱党，荷兰、比利时很多脱党的。英国知识分子，知识愈高愈要脱党。脱党好不好？又好又不好，所以知识分子有两种，愈是大知识分子愈不赞成共产主义，混了几年、几十年的老党员也要脱党。这种知识分子留在党内有什么好处？主要的还是好，你脱出去了为什么不好呢？我们中国有胡适这位先生，现在他大作文章。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他提倡过“万花齐放、万家争鸣”。（笑）批评斯大林这件事情怎么看法？我看也有两重性。批评斯大林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实在有好处，一方面是不好。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使人家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他揭的办法不对，没有做过好的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么一方面引起全世界去年这几个月的下半年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匈牙利、波兰事件。所以他有错误的方面。我们在公开的文章上虽然没有指出二十次代表大会，但实际上讲了。我们与苏联同志当面讲了。讲什么呢？对斯大林事件处理不当，讲他们的大国主义。美国不承认我们，我看也有两方面，不承认我们当然不好，联合国我们不能进去，他说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应当被承认而他不承认，这当然不好。但是有个极大的好处，美国不承认我们，我很舒服。我与许多朋友交换过意见。总而言之，我没有说服他们就是了。我觉得美国现在不承认，最好过六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至少过六年后承认，这样比较好。最好过十一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使他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对我们利益不大，没有他，我们也能建设，等我们建设的差不多了，请他们来看一看。（笑）他们就是悔之晚矣，（笑）还是美国把尾巴一翘，硬起来，说不承认，我很高兴。美国差不多要承认，我有点发愁。但是美国的事情。美国的参谋长是美国人，不是我们这里的聂荣臻，或者那一个跟他打主意，但是也有准备，如果承认的快怎么办？还是接受一定要承认，我说也行，但是有个台湾问题。台湾必须归我们，这个东西有文章可作，不归还台湾，你承认我不算，英国是承认了我们，但我不跟你建立外交关系，建立半外交关系，不派正式代表，只派代办，因为在联合国他投蒋介石票。
我们有文章，可出现了几篇错误文章。刚才我不是批评了几位同志吗？同时要感谢他们，错误文章也办了一件好事，因为给我们根据，使我们批评有了对象。有教条主义文章、机会主义文章，这文章出了几篇，还要多出现一点，他的性质不但不好，不单是错误，另外有个作用，另有一种给我们反批评的可能。没有大作品，没有好影片怎么办？我说这是坏事，因为没有吗？长期没有终究就要来了的。物极必反，坏事做的愈多，好处就要来了。这个辩证法不是马列主义才发明的，在我们中国的老子，那个老子天下第一的老子（笑）早就曾这样说过。他说凡是坏的里面，要看成有好的，好的里面，看成有坏的，祸就有福，福就有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失去马，有人反而去庆贺他说：马失的好，失的好，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从前有人烧了房子还去贺喜的。日本人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大半个中国占去了，中国就叫失败。但是中国这个失败包含一个胜利，日本人的胜利包含着失败。占领大半个中国，还有菲律宾、印尼、东南亚许多国家，胜利包含失败，结果果然胜利转化为失败。而被占领国家，像中国的失败转化为胜利。难道不是这样吗？希特勒兵临城下，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整个欧洲被占领了，就要胜利，但是包含着失败，而被占领的欧洲，苏联大半个国家却包含了一个要胜利。
现在要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们看，这个等会儿再讲。我们中国有两条，一条穷，二叫蠢。说中国人聪明。但中国人不识字。一个生活水平不高，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生活水平很低，文化水平很低。这件事情也要看作两重性。我们革命就靠这两条，一个穷，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如果说中国人富起来，像西方世界那样的生活水平就不要革命。西方世界富，有他的缺点，其缺点就是不革命。生活水平那么高，其缺点是不革命，还不如我们文盲，我看还是文盲好。（笑）当然文盲还是要消灭。我这里不是来提倡继续保存文盲。我们社会主义改造这么快，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中国太穷了，如果打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样？马上就打。比如讲，我们散会后听广播，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怎么办？你们都不想？有没有精神准备？我看要作准备，要打就打，像学生闹事那样，要闹就闹，那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敌我矛盾。要打就打，有什么办法？全世界再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消灭一半，有人说，要统统消灭干净，我就不相信这个道理。尼赫鲁和我辩论过，巴基斯坦总理苏格瓦底也和我辩论过。我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第一条是不欢迎，第二条是也可以。（笑）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社会主义许多国家，九亿人口，三次世界大战，大概至少十五至二十亿，来个赤化全世界，帝国主义人口剩下就不多了。所以战争有两面性，有破坏的方面，同时也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人民精神状态紧张起来，使人民觉悟起来，使革命爆发。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怎么主张？你们怎么处理？又像日本占领中国一样，又把北京、天津、郑州、武汉、广东占去了怎么样？大家就是嚎陶大哭，我们那样情况来了，我们只是一个哭脸，连蒋委员长还不及，蒋委员长并不哭脸，我们大家都经过的，没有哭脸。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就打，你有多少原子弹？我们是一个也没有，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是打的结果归根到底，你是要打败仗的，因为你是反动的落后的，虽然经济先进，文化先进，可是政治是落后的。你是违反人民志愿。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灭不了，一个苏联，一个中国。地势苏联靠北冰洋，我们靠，昆仑山，（笑）灭不了。所以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看也有两重性。日本人跟我谈话，说很对不起，侵略了你们。我说朋友，你们做了好事。他给我搞糊涂了。我说，你们不打进来，不占领这么多地方，中国人民就教育不过来。我说你们当教员，调动了全中国人民来反对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功劳。国际间的事情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从前有人写过一首诗的：“二个菩萨，一齐打烂，用水调和，再捏成两个菩萨。你里头有我，我里头有你。”现在世界也是这样，世界也是两个泥菩萨。资本主义的泥菩萨里头有我们，社会主义泥菩萨里头有他们。于是你这个里头就有我，我这个里头就有你的。现在世界也是这样，世界是两个泥菩萨。那个匈牙利就多了。听他们的话就多了，东欧各国听他们的广播，苏联也喜欢听美国之音，欧洲电台的。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人，受他影响。还有特务，那是天天计算他们来了。有些地主把地契、田契保存起来，有些国民党把党证保留，等到那一天他们来了做证明。我们有党证嘛！向坏处去想，打大仗，一个打，一个不打，第一条准备他打，他要发疯嘛！当然最后我们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已有九亿人口，加一倍就是十八亿人口。第二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时间，或者更多一点。先说打败仗，不完全是坏事。甚至是好事。建设怎么办？建设停止。专门打仗。但是现在情况这个帝国主义他对我们搞什么？对社会主义阵营搞互相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现在世界上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是帝国主义争殖民地，争亚非。美国与欧洲帝国主义，英、法之类，这个是他们主要矛盾。三种力量，一种社会主义力量，一种民族独立运动力量，一种帝国主义力量。这三种力量斗争。而这第二种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力量，纳赛尔等可以和我们合作，在某些问题上，在和平问题上，在反帝国主义问题上，程度不同，可以眼我们合作的。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打仗结果对他们好处不大。不打仗呢？用抢地方的办法，美国人与英国人争亚洲，与法国人争非洲。我看采取这个办法。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他的方针就是我们的估计，好像我们叫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他的主要目标不是进攻我们，而是整英法。洛克菲勒把所有这些国家分成三类，一种是巴基斯坦亲美的，已经和美国签订定了军事条约；还有一个是中立国，像印度这类，他们采取和平中立，要拉拢他；还一种是殖民地，完全没有独立，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要假装帮助他。洛克菲勒这封信是去年一月份写的，今年不知什么地方找出来在德国（东德）报上登了，我们现在公布发表了，很值得看一看。
第十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关系问题，西藏问题。少数民族中国有几千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很广大，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人口占百分之六。所以我那个十大关系里头有一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主要是解决大汉族主义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是没有解决好。共产党准备今年开一次会，开一次中央全会，来专门讨论统一战线同少数民族问题。一定要改变这个大汉族主义作风，思想情绪，包办代替，不尊重少数民族。西藏有一派，他们想搞独立王国，现在这个当局有些动摇，这回印度请求我们允许达赖到印度去，他已经去过印度，现在已经回到西藏。美国就作工作。印度有个地方叫哥仁堡，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对西藏搞破坏工作。尼赫鲁自己跟总理谈，那个地方是间谍中心，主要是美国、英国。要是西藏独立，我们是这样，你搞独立就搞，你要独立我是不让独立的，我们希望按十七条协定办事。我们劝达赖，你还是回来好。你若在印度，后到美国，不见得有利。总理眼他谈了几次话，又跟其他搞独立运动的人，有这么一堆人住在哥仁堡的，也跟他们谈了话，还是回来。至于改革，十七条规定是要改的，但是改要得到你们同意，你们不改就不改，你们最近几年不改就不改。我们现在这样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不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看你们的意思，如果你说改就改，如果你说不改还可以改。为什么要那么急呢？
最后一条，第十二条，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逐步改变面貌。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个。我们现在走的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几大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轻、农的比例。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采取比较过去有相当的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十，就是说百分之九十是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同农业。对于农业有点刮得太多，当然刮来的钱是搞建设，不是进腰包啰。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重工业的市场在轻工业、农业。市场就是这几亿人，其中有五亿是农民。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苏联不是九比一么？重工九，轻农一。我们是重工业八（周总理：没有农业，就是重、轻比），没有农业，加上农业那这个此例要重新考虑一下。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总而言之，轻工业、农业使他发展起来。轻工业、农业这两个东西差不多是一个东西，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没有轻工业就没有农业。一个是原料，一个是市场，农业供给原料，轻工业就以农村做为市场。重工业是不是优先发展，那么六比一还是优先，这边占六，那边只占一么，还优先。重工业还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工业化的速度反而快一些。看起来慢一些，反而快一些，现在希望寄托在那上头，我看反而可能比他快一些。因为苏联在二十一年内，以钢为例，老底子四百万吨，我们九十万吨。一九一三年战争的时候，苏联钢是四百万吨，一九一七年革命，一八、一九、二○这三年不算，打内战。从一九二一年算起，一九二一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这个时间有二十一年半，二十一年半里头由四百万吨钢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合起来一千八百万吨。我们老底子九十万吨，不是讲一九四九年，而是讲最高年产量，主要是日本人的。至于蒋介石，那是很少，只有几万吨。我们从那年算起，从一九五0年算起，二十一年是那一年？假如帝国主义给我们二十一年时间，可不可能？我前面说到，可能的。有两种可能，一种不给，一种给。不给就打起来了，打个天翻地覆，天下大乱了。结果赤化全世界，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大半个世界，打了以后再建设，这也是一个办法。他要打有什么办法？更大的可能是他不打，很有可能给我们时间。二十一年照苏联那样，一九五0年，二十一年么到一九七○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六七年，六八、六九、七0年还有三年。我们现在说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我看差不多。二十一年，钢九十万吨，可以断定不止发展到一千八百万吨，可能有两千多万吨。如果我们采取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打针，迂回一点，在市场方面多做点工作，使农民吃饱，使农民有购买力，轻工业加以发展，农民生产更多的工业原料，生产更多的粮食，农民增加购买力，轻工业又有了原料，又有市场，重工业也就有了市场，化学肥料有市场，卡车有市场，水利投资要用钢，钢材有市场。用于轻工业、农业的电力事业要发展起来。关于经济问题。不准备多讲了，也没有时间。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才搞了七年。革命比较有经验，如何作革命斗争，政治斗争比较有经验，我们翻过跟斗，犯过错误。而搞经济这个东西，就没有多少经验，我希望不要学革命斗争翻那么大的跟斗。把南方根据地丧失干净，来个万里长征，剩下一个陕北根据地，军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一定要有那样的教训才把我们教育过来。那么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时间？相当缩短一点，不要那么长，犯错误所受的损失不要那么大，在革命中取得经验，花那样大的代价，要求这么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还缺少经验，究竟怎样恰当，有许多事情，还要积累经验。
苏联要不要学习？苏联好不好？现在似乎不好了。我看还是好的国家。谁能给我们设计、装备这么多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日本给我们没有？法国给我们没有？都不给。谁人给我们设计军事工厂、飞机、大炮、坦克？还是社会主义苏联。苏联有缺点这是一件事。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跟他们一类型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只有这么一个国家援助我们，是不是？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一点是肯定了的，单学苏联不是这样讲的。一切国家都要学，英文也要学，法文也要学，德文也要学，日本文也要学，单学俄文不够。但主要我们还是学苏联。因为只有他们给我们这东西，只有他们委派工程师给我们设计，教会我们的人能够设计!只有他能够给我们装备。科学合作也是一样，原子能除了苏联，那个国家能帮助我们来搞。所以苏联是学习重点。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一切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经验都搬来，好的坏的一起搬来，这是一种态度，这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学习落后的经验？我们并没有提出口号要学习苏联落后的经验，报纸上也没有登过。但是有时候实际上有些经验是落后经验，标签上写了个先进经验，实际上是落后经验，不应学习而我们学来了，也不少，这一部分要避免。要跟苏联团结，跟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这是个基本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一堆人比较可靠。第二才是亚非国家。至于帝国主义，那些人是没有良心的，良心有疑问的，杜勒斯就那么多良心？我就不相信，你又不给帮助，不搞机器来，有什么良心？天天骂我们，霸占着台湾不走、不放。
同志们，谈多了么。几点钟了？七点了。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不讲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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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颐年堂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99)
在颐年堂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
今天谈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文艺有了缺点，应当如如对待。
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的官僚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正面人物林震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生动。〕
我们的官僚主义就是没有整垮，应该批评。过去有一个片子（指《荣誉属于谁》）没有演，那不是因为批评了老干部，要保护老干部，而是因为在那个片子里，那官僚主义没有整垮。
《星星》（四川的诗刊）里面有几首诗还是好的，有几首是不好的，要酝酿一下，不要骂。
〔《星星》在叫喊，不要忙，沉住气，酝酿一下，不要仓皇应战，不打无准备之仗，过去的“批评”文章，群众投我们的票少。〕
对那些写了坏作品的作者要帮助，要调查。
对起义将领傅作义，对荣毅仁，我们都是帮助、改造。这样做了，他们就同我们合作。
坏小说，无非里面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只要作者在政治上同我们合作，就和胡风有区别，不能一棍子打死。
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
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难道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中央里面就出过坏人，像张国焘，高、饶、李立三、王明。坏人多了怎么办？照他们的办法就要用油锅煮。
〔李希凡的文章不能说服人，认为中央所在地的区委不会有官僚主义，是不对的。中央都出过高、饶，区委（有官僚主义）更不希奇了，“难免论”吗。（对林震也有些“难免论”。）
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错误的方针，很多同志实际没懂。对这个方针，十个部长大概有九个反对。
〔问题是作者（王蒙）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小说有消极影响。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因为写北京，（地方）太具体，就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样（批评）不能说服人。〕
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
是有官僚主义。我们党的威望大，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小资产阶级一共有五亿五千万之多，……这也是客观实际。
〔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大王国，党内也不可能没有小资产阶级。〕
说共产党的缺点不能揭发，这种观点不对。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际赞成的人很少，真正懂得的人很少，“整”，不能服人。
〔干部中真正搞通统一战线思想的人不多——要帮助人家改造，达到真正的团结。怎样帮助改造人家思想，很不够。办法常是整一通。“整”，很容易，但不是好办法，应不用。“整”，不能团结。〕
现在王明还是有选票，他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一脚把他踢倒。
“一脚踢倒”是老办法，那很容易。喜欢用这办法的人，最好开枪，开机关枪，那是国民党的办法。
…………
〔小资产阶级大王国是客观现实。工人阶级只有二千四百万，其中产业工人占一半，干部也占一半，这是一头；另一头是地富和资产阶级，大约有三千万；中间五亿五千万都是小资产阶级。一千二百万干部也并不都是无产阶级化，真正化了的大约有二百万。所以，看文艺问题要从这现实出发。〕
现在是大变的时期，有的人不满。农业合作化，富裕中农就不满。
〔大学生中地富和资产阶级子弟占80%，都是非工人阶级，青年问题多，并不奇怪。其中要搞匈牙利事变的极少，多数是拥护共产主义的。〕
但是，不满的人过去还是拥护抗美援朝，他们不搞“匈牙利”。当然，个别想搞匈牙利事变的人也是有的。
我们的同志就是怕，怕匈牙利事件。我看匈牙利事件也没有什么不好。要讲辩证法，要懂得事物的两面性，不这么一闹，就没有真正好的匈牙利。
〔……矛盾总要表面化，闹一闹还是好的。闹是片面性，我们用片面性去反对片面性，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同志有教条主义，用片面性反对片面性，用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
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
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
〔许多批评文章，立场对，但简单化。〕
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光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
马寒冰是什么人？也是一个什么官长，总是一个什么军长级的干部吧，他在《文汇报》的文章就写得不好，教条主义。
〔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立场很好，人民日报也可以发表，但是说服不了人，似乎百花齐放以后都错了，这是教条主义，朵朵香花是不可能的。教条主义是没有力量的，它所以滋长，原因之一是共产党当了政。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杜林，列宁批评卢那卡尔斯基，所以要下功夫，驳倒了他们。斯大林不同，（他当了政），所以他们批评不平等，很容易，像老子骂儿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批评不要利用当政的权力，需要真理，用马克思主义，下功夫，是能战胜的。〕
〔用教条主义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制论》的。斯大林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了，不是搜集大量材料发表意见。有些东西写得好，有些东西只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
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联名写的文章，后讲清楚原因，没有办法。陈沂，你写了几篇文章？有没有教条主义？出一个选集吧！全面检查一下。
教条主义的文章干巴巴，简单化，不能说服人。
教条主义滋长，是因为当了政。
马、恩驳杜林，很用了一番心思。但是当了政的斯大林就不一样了，他骂人不平等，没有说服力。
应该研究分析人家的文章。
当了政，骂人像骂儿子一样，不好。
当政党同人民的关系，不应当是老爷同人民的关系，不应该骂。
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过去批评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开头我们说，不能全抹煞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
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
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过去因为是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到二十一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的。〕
〔对地富、资产阶级要安排、改造，何况对小资产阶级？我们写文章常常笔下不留情。教条主义的本领是戴帽子、骂人、片面性，不是从团结出发，目的也不是团结。不是帮助改造缺点，达到真正的团结。
〔对人民内部的错误，要同对付敌人的错误严格地区别，（错误的杂文也是不区别）。对敌人无情斗争，对人民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否则就容易杀人。〕
应当“刀下留人”。
…………
过去延安整风，我们不是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治病救人，而是庸医杀人。对小资产阶级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将他们改造。〔那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靠他们吃饭，要把他们改造为工人阶级。〕我们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同志不了解中央这个方针：批评团结，治病救人。
他们就是怕闹事。
清华有个学生，说要杀几千万人，这太多了。这个学生也不要开除他的学籍。
学生闹事有理由，但也不提倡大罢课。他们反国民党反成了习惯。
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
对闹事的人不应当通通叫他们写悔过书，也不要写检讨。
因为有问题，还是闹一下好。
学生闹事，不等于造反。
六亿人，一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是正常的，六百分之一。
闹事的人根本不能说是反革命，可能其中有个别反革命。
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吆！
当然，我也不登广告，提倡全国罢工。
这些矛盾是暂时性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
出了事情，要看两面。（闹事的人也有两面性，警惕我们。有脓疮，出脓就好了。）
说老子是“老革命”不能反对。国民党也是“老革命”，比我们更老。我们不能采取国民党对人民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都是同敌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从资产阶级思想内，取合理的部分，发展起来，这样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现在的危险是以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只是打，是锻炼不出文
学艺术来的。
是不是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存在？〔百花齐放应允许毒草存在，允许风格不同。〕
毒草是毒人的，但是香花是同毒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
粮食地里有许多野草，庄稼是同野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苏联建设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地里一样有野草。有野草不要紧，一翻过来，就是肥料。
是毒草，可以说明，有的人主张写：“此是毒草，不许尝试”。苏联的办法是只要香花，不要毒草。其实许多毒草是借香花之名以生。我们的主张是：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
斯大林有唯心论，有唯物论，他有片面性。〔形而上学，有唯心也有唯物，斯大林两者都有，有辩证法，也有形而上学。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功有过，功大于过。〕
苏联同志转不过来，喜欢采用高压的办法。
教条主义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对王蒙作品赞美、骂，都是片面性。
王蒙有两重性，一是好处，一是缺点。
一点里有两点，一个事物包含有两个不同的侧面。
商品有二重性，王蒙也有二重性。
《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好。〔《教条与原则》很有说服力。〕
不能说以前都是教条主义。国民党曾经一家独鸣，所以打倒他们后，共产党也有一阵一家独鸣，这个一家独鸣是必需的，现在就不同了。
〔东欧出乱子，就是这原因。现在情况变了，必须百家争鸣。
要争鸣就要有准备。通过鸣来教育改造，而不是自由主义。一切不要一脚踢开，对错误要批评，也要承认二重性。〕
可以对大家讲清楚，不要仓促应战，不要仓促写文章。打仗，不是说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吗？没有把握的也就是无准备的。现在打的仗也就是无准备的。
有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残余，有从那里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思想斗争，有对他的教育责任。
我们现在是以少数教育多数。
不要用简单的办法开除。
他们可以当教员，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员。
马寒冰、李希凡的文章也有两重性，是教条主义，但可以促起注意。他们实际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实际，一万年以后还有非马克思主义。
而且，有一天马克思主义自己也要完毕。五百年以后怎样设想？现在五百年当过去多少万年。
将来的世界，阶级斗争完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东西就没有用了。
宣布自己是永恒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将来没有阶级斗争，但有新的斗争。那时社会科学领域内总会有新的学说出来。
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能推翻的，如同说地球旋转而太阳不旋转，是地球绕看太阳转。而
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是地球有一天还是要烂的。
人类也会被否定。有一天这样的人类不适合了，就一切毁灭，但这样对宇宙进化有好处。
三千年前，人类还用石头，以后进化到用铜铁，一直到用机器。人类历史五十万年，章太炎在“书”就讲过。铜器时代否定了石器时代，人类在地球上就是挖地皮过日子。谁也没有选举人类当地球的主人，许多动物，野兽没有选，细菌也没有选。大概只有植物才不反对我们。我们死了，可以供给植物养料，我们排泄的东西也可以供它们补用。
人类本身要进化，马克思主义者也要进步。
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大国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新问题。如何少走弯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六亿人口，马克思没有想到，列宁也没有想到，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几年。
我们六亿人口，将来有一天上街，在大街上走都得排队。将来在街上会挤杀人，怎样分配报纸，怎样看电影，怎样逛公园，都会成问题。
不能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还有很多问题要发现，要解决。
不要怕歪风。风总有两种，一歪一正。
吉林今年大水灾，就是下多了雨。两股流，一股寒流，一股暖流，不在黑龙江上空相遇，也不在辽宁上空相遇，偏偏在吉林上空相遇，作战，就下大雨。雨下多了，不好。但是如果不下雨，就是旱灾。两股还缺不得一股。
越斗争，越丰富，就会出现新道理。
（××：现在有一种倾向，写爱情多。）
没有爱情，人类就绝种。
（××：杂文有“难免论”。）
“难免论”要多登几篇，这样就引起注意了。
掌握政权也有两重性。许多人就是怕“放”，怕“鸣”。
〔我们应特别（注意）到，掌握政权之后，想用简单的办法把人打倒。百花齐放为什么（有人）怕放？怕饭票子过河。
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不那么怕，因为他们还（没）有当事，官僚主义还未轮到他们头上。〕
最近这种压法，缺乏说理，不大妙，应给人家出路，帮助。
（××：王蒙要求谈。）
谈两点：1．好，反官僚主义；2．文章还有缺点。
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
现在就是碰不得官僚主义，好像骂官僚主义就是骂自己，好，你自己既然承认官僚主义，就得骂。
不能讲北京不能批评，不能讲不能写党的缺点。
（××：说不搞工农兵了。）
不搞了，全国就剩下工农兵加知识分子了。
（××：工农兵搞得好，大家还是欢迎。）
是啊，我们反杜林反了许多年，还不知道杜林是怎样的，可不可以找到杜林的书？
（××：谈到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黑格尔、马赫。新建设周谷城论大逻辑，有点道理。〕
〔学校只听校长意见，不听学生意见不对。〕
①（翻印说明：这一材料是根据三份传达记录稿整理而成，以一份记录稿为主，〔〕内是根据另两份记录稿插入的。）
②这是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之前主席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对文、哲、教育界谈文化思想问题，着重谈文学批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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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上的一次讲话（摘录）（一九五七年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98)
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上的一次讲话（摘录）
（一九五七年二月）
再一个思想动向，在学校里青年学生值得注意，学校办多了，就不能就业，一不能就业就请愿，石家庄三千人示威，全国大专学校一千五百多所，有三十二所发生了问题，同时许多学校出现了一些典型人物，清华大学的武天保，西北大学的朱伯诚，武汉大学的陈伯华，鞍山的武俊卿，他们说社会主义不行了，他们要上台，现在大学里百之七十至八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欧洲来了一股风，大讲民主，这些人跟着哥穆尔卡的棒子转，现在是乡村的地主到城市去，规规矩矩。我们要分析他们脚下是空的，没有群众，天下如有变，他们也要起风浪。青年人是没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晓得，下雨之前，蚂蚁总是要活动的，思想动摇的人，一有机会就要动摇。从去年到现在，帝国主义对我们刮了两次大风浪，英国先搞垮了四分之一，美国搞乱了，五洲党影响较大，反斯大林牵涉的面比较广，我们要懂得外部情况和内部阶级动向，有些人永远是动摇的，有些人摇了几次就不摇了，台风年年有，大家都要注意，这是社会的自然现象。
——摘自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共中央、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第二部份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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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一九五七年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97)
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
（一九五七年一月）
都是老话。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夸大不行，过低估计要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胡志明把土改成绩估计低了，下了罪己诏，地主没有了，引起各方面（天主教、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进攻，现在纠正了。
去年一年，成绩是基本的，这个问题，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但民主人士和一部分同志的看法还有问题，认为错误缺点不少，所以有讲的必要。不足够估计成绩，合作社就有泄气之势。
我们历来的方针，赞成公共食堂，不另起炉灶，但要给管饭。一九四六年重庆大公报王芸生写社论说不要另起炉灶。我说“蒋委员长”要管饭才行，但“蒋委员长”不管饭。现在我们管事了，我们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把各党各派，民主人士都包起来，把国民党的人也包起来，这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战略方针。这条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少。统购统销，就是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公社缺粮户，城市无粮户都管，反革命也够一份饭，人长了肠胃就要吃饭。苏联办法不是这样，不是都给供应。统筹兼顾，学生也不可能都进大学，但要都给适当安排，或补习，或到农村去，或去边疆，或给救济，这个思想，要在不清楚的同志中说清楚，不能把人饿死，所有的人都要给以安排，这一方针乱子少。
想尽一切办法搞增产节约，解决困难。想尽办法困难可以解决。这点困难没有什么，比长征过草地好得多。草地没有房子，只有空气，过了大渡河后何处走？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现在没有想出几方几计来，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是千方，九十九计加一计是百计。
国际问题。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先泼冷水，后打气，要蒋冷静，不要冲动。希望寄托在我们内部出乱子上。
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这是一个怪事件，出了纳赛尔，要收回运河，艾登出了兵。英国资产阶级老于世故，老奸巨猾，出这样乱子不乱。这次艾登冲昏了头脑，犯了错误，把中东给了美国。主要矛盾在美国不在纳赛尔。文章都是美国对付英国的，美国想把中东夺回去。世界的矛盾基本的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借口反苏反共争夺亚非中东，两派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国，第二是英法。殖民地出了一股民族独立运动。美国对日本、台湾是用武的，对中东是有文有武。他们闹对我们有利。
我们是“保守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把九亿人口霸起来，易北河，三八线，十七度线一步不让，出了这个界线，让他们去闹，但我们可讲话。双方都搞颠覆活动，我们之中，有他们（地主、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更不要说劳改犯），他们里面也有我们（共产党，工人、进步人士）。消灭阶级要很长时间，资本家变成工人要几十年，基本消灭只是讲大规模的斗争。苏联的同志不愿意接触这个问题。帝国主义内部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大，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这是条战略方针。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迟几年跟美国建交比较有利。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一九三四年跟美国建交，经过十七年，当时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罗斯福上台，中东事件，苏联一封信，美国三军下命令戒备，究竟谁怕谁？双方都怕。谁怕谁多一些？我的倾向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些，这样估计：如果大家一睡，三天不起，就有危险。还要看到坏的可能性，帝国主义会发疯。
世界大战，现在打起来不容易，打起来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我和苏加诺谈，我们不急于进联合国，不急于和美国建交，使它在国际国内没有道理，把它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使它孤立，以后总有一天会建交，一百零一年以后建了交，他更无能为力，后悔莫及。我们房子已经打扫干净了，四害除了，找不到他们的朋友了，如同他们在苏联一样，后悔莫及。帝国主义不怀好心，战败国不怕，主要是美国。
中苏关系。皮总是要扯的。不要设想世界上没有皮扯，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因为总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有点皮，但不大，比以前更靠拢更团结了。他们的方法与我们不一样，要等待，要做工作。党内各种意见，对党员也要做工作，要谈话，要开会，要谈心。南下渡江，蚊子多，天热，没有馒头，江是渡了，但是思想没有渡。组织上入了党，思想没入党。思想工作就是麻烦，不能怕麻烦。党内语言不一致是常有的，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形势比人强，形势逼得苏联同志不能不适当有所改变。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国内国外都不利，二十次代表大会还是可以利用的。帝国主义利用，铁托利用，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要帮助他们，但不要忙，要慢慢来，当面讲，法宝不要一次使用干净。“利令智昏”，无非是五千万吨钢，三亿吨铁，二千万吨石油。这点东西算数，加一倍，加十倍也不算数，不这是地球上撂那么点东西，官当大了，也可能昏头昏脑，昏了要臭骂一顿。这次周当面尖锐批评，当面抬杠。十个指头九个一致，一个指头不一致，中央和省市也有不一致的，矛盾总会有，求同存异。
国际宣传要压缩一点，文工团，展览会要缩小一点夸张宣传，把尾巴夹紧一点。
还是要学习苏联。他们有很多好东西可学。要有选择的学，先进的、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错误的东西也要批判的学。三个五年计划把他们的基本东西学到手，对别的国家也要学。周出去的口号是找和平，找朋友，找知识，要到处找，单找一个地方太单调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对的，真理是同错误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同丑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事善人是同恶事恶人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恨蒋介石，但蒋介石是个什么王八旦，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蒋介石全集，还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禁止人们同丑恶、同谬误、同唯心主义、同形而上学见面，是很危险的政策，这将引起人们思想衰退，思想硬化，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们共产党人对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比较单调。因此讲不出几句有说服力的话。马恩列都不是这样，他们都努力学习当前和历史上各种东西，并教人们也这样学。斯大林差些，否定德国哲学（康德、费尔巴哈），因为德国打了败仗，也否定德国军事学。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祖宗。斯大林实际上是形而上学，不承认对立统一。哲学词典上是形而上学的说法：“战争不变到和平，和平不变到战争。两个东西是割断的，没有联系，不互相转化，只斗争没有同一性。”列宁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特殊手段，和平是战争的结果，政治是和平时期的斗争。战争时期酝酿和平，和平时期酝酿战争。斯大林教坏许多人，他们有很多形而上学，不承认对立统一，思想硬化，因此政治上犯错误。偶尔有不同意见就排斥，反革命只有杀头，谁对苏联有不同意见就叫反苏。实际生活使斯大林不能这样做。斯大林并不是都杀头，都关，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杀得多，一九三八年杀得少，一九三九年杀得更少。有不同意见就杀头行不通。我们就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订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我们报上，对一些有害言论没有反驳，登了一些不该登的文章，例如：“难免论”就可以不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有个大难免论。谁愿意犯错误，犯错误都是以后才知道的，开始时总是百分之百正确，但做的结果总是要犯错误的。这是历史经验，方针是少犯一些错误，报纸在做了准备之后，有了充分的说服力再回答，没有充分准备不忙于回答。有些作品要十几年才能产生，如大型文艺作品。有些在一个时期不可避免，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现在一放，牛鬼蛇神都出来了，过去你看不到，现在看看也无妨。不要一出就骂，这对增产粮食棉花影响不大，也不影响财政，爱情戏演一点也可以，让观众去判断，不忙禁止。
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东西，必须力争是鲜花，折一把都是臭的也不好，毒草占次要地位就没有害了。好像共产党为主，民主党派为辅一样，好像原子核和电子一样，原子核虽小但很重，拉开原子核要几个火车头的力量。核子外围的电子则很轻，它是自由主义的，但没有电子也不行，这也是对立统一。
准备发行四十万份参考消息，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发出来，替帝国主义尽义务，其目的是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毒草放在同志们和党外人士面前，使大家得到锻炼，否则，只知道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其他东西，不好。但要加强领导，好像种牛痘，使人的身体内部做斗争，产生免疫力。看参考消息，搬出唯心主义，出蒋介石全集，就是种牛痘。
人民闹事，很值得研究，这是新问题，我们过去和人民一起对敌人作斗争，我们和人民是矛盾的一个方面，敌人是矛盾的另一个方面，现在阶级快消灭了，要搞建设，反革命快搞完了，没有敌人了，对外虽有帝国主义，但它没有动，所以问题就来了，人民鼓起眼睛看我们，必须准备有一小部分人年年闹事，只要有精神准备，不会陷于被动。书记同秘书，部长同付部长，书记同书记要经常谈这些问题，分析交换意见，我的经验，这种研究有很大益处，匈牙利事件，拉科西、葛罗没有精神准备。河南临汝县三万人闹事，是最大贡献，下了一道赦令，把所有地主帽子都摘掉，推翻了乡政权，这就是打了一次防疫针，种了一次牛痘。石家庄步步放弃阵地，毫无精神准备，甘肃林校学生三百人闹得天翻地覆，无可奈何。共产党不怕蒋介石、帝国主义，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是新问题。两种可能，要放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如西藏不出问题，两个可能，达赖一跑到美国，二留在印度，达赖不回来，中国大陆也不会沉。闹事原因：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犯了错误，工作方法生硬，反革命分子存在，所以要完全避免闹事不可能，只要不犯路线错误，不出全国性乱子。即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大乱，占了几省几县，甚至打到北京西长安街，只要军队巩固，我们也不会亡国，国家更会巩固。要像卡达尔一样，在国会大厦有一个月不能睡觉，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历史走回头路，反复也是可能的。辛亥革命革了皇帝又出了皇帝，我们的制度是否最后巩固了呢？两种可能性，也可能逐步巩固了，也可能犯错误出乱子。出了乱子总有英雄豪杰出来收拾局面的，最后总会巩固的。
对闹事如何处理？闹对了，承认错悮，满足要求。闹得不对的不能迁就，要给以批评，争取群众。孤立坏人。除行凶杀人外，不能乱捉人，不要挫伤学生的积极性，要逐步引导他们。要有领导艺术，他要闹，让他闹够，不闹够不收场，否则还会闹。不要急于开除坏人，剥夺干净他的一切政治资本。甘肃提了六十人，处理简单了，石家庄闹事要放假，我看就是不放假，把是非闹清楚了再放假，利用他们当教材。
对人民绝对不要轻易开枪，捉人，要开枪只能向天上开几枪，不要怕闹，有理由应该闹，没有理由也闹不长。闹不出一二．九来，我们过去也是闹出来的。
各部长、各省市要研究思想动向，过去忙于业务，不研究思想动向是不好的，要改变。必须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不要学习国民党的办法。甘肃的办法近乎国民党，除非真正的反革命暴乱，才可用武力对付。
我们要加强工作，改正缺点，要加强对工农兵商学的政治工作，现在大家都忙于业务工作，不搞政治工作是危险的。×××出马到大学作报告，大家都要出来到学校作报告，重要的是学校和军队。有的说军队政治干部政治思想衰退，这还得了？！必须在增产节约和整风中好好整顿，把干部意志振作起来。四川学生要上北京请愿，不让来不好，来有好处，生活复杂一点好，不然太单调了，清一色的麻将难打。
青年团要加强学校工作，工会要加强工厂工作，民主人士让他们去批评，唱对台戏，批评不过两种：对的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越错越好，上台一讲就揭露了，梁漱溟、彭一湖、黄炎培也叫过，以后又检讨了，章乃器批评我们统战部，放手让他们批评，一批评就反倒把他们孤立了。民建会一斗，还给他们饭吃，部长还给他当，错误犯得越大越有教育意义。不要怕他们批评，不要跟国民党一样怕批评，对批评要分别情况，有些采取主动，有些采取后发制人。又团结，又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从斗争中取得益处，得到锻炼。坏人坏事有两面性，埋伏着好的作用，很多同志弄不通这个道理，表现在选择王明问题上。坏事包含好事，好事也包含坏事，出了事就认为不好，不加分析，是形而上学观点。去年大胜利，包含消极的东西，头脑膨胀。
我们在建设时期，对阶级斗争（是部分的），人民内部斗争（就主要的）经验不足。这是一门科学。应当很好的研究。一万年以后也会有人闹事，我们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内要取得经验。
法制问题，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成绩。守法是守社会主义的法，不能破坏法制。法是劳动人民制定的，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保护生产力，保护经济基础，一定要守法。没有完成肃反的继续搞，一年完成。肃而不清的看来不少，要在事变中逐步肃清，肯定过去成绩，给肃反干部撑腰。民主人士骂，让他去骂，不能因为他骂就不敢动手了。敢于闹事的人，改造过来可能是有用之材，徐懋功十二岁闹事，以后做宰相。肃反中的错误要严肃批评。按着法律要放手放脚，不要缩手缩脚。
争取今年丰收，稳定人心。合作社可以巩固，从初级社算起五年巩固下来。农业首先关系到五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非商品的产品很大，三分之二是自给经济。五亿人口自给，天下就稳定了。其次是轻工业的原料市场；第三，农业大部分是工业市场，如化肥、农具、铁路、几乎全部公路、电力、煤炭、石油、大型水利、建筑材料等，重工业的市场主要在农村。美国没有封建制度，市场广大；第四，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业，农产品变外汇。支援工业，农业即工业。第五，发展农业是国家积累的主要来源。所以要说服干部到农村去，要工业化就要搞农业。积累要搞出一个比例来。斯大林把积累搞多了，反而影响工业，究竟比例多大，还必须研究。总之要使合作社扩大再生产，能得到更多的积累，不能竭泽而鱼。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搞经济核算，利用作价法则计算成本，商品粮价格到一定的时候提高百分之五。现在全国商品粮一千万斤，十二年要提高到五千万斤，商品粮增多了，如果价格太低谁还种地？我不是说现在就要提价，但价格政策要研究。
合作社积累一年比一年增多一点，但仍不能太多，让农民吃饱一点，如果今年丰收，增加部分可多留公积金，丰收年多积累一点、歉收年平衡。
一切事情都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走路、开会、电话、声波、唱戏、说话、我写字，都是波浪式的，赞成学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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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96)
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
记录要点
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三个问题，即思想动向问题，农村工作问题，经济工作问题。还研究其它一些问题，如增产节约，法制（包括肃反），编制（主要是精简），中央与地方分权，税收，统战，少数民族，灾区，学生（大中小学），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今年的困难，粮食、山区、整风等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党内思想动向，社会思想动向应该抓住。
有的是家里的事，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党内有很大的发展。提一级不起床，提二级还哭鼻子，提三级才起床。党内不是比艰苦奋斗，比多做工作，而是比待遇，比地位。过去国民党有一个唐绍仪，由内阁总理做广东省中山县县长，我们共产党还没有一个部长去当县长。总而言之，升得降不得，比高不比低，比阔气不比艰苦。
再一个，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看法问题。合作社究竟有没有希望，究竟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听说重灾地区和丰收地区都没有问题，就是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那些地区发生问题。一部份人没有增加收入而减少了收入，于是议论都来了。这也反映到党内，北京有些部长下乡回来说：“农民无精打采，生产情绪不高”。有的干部议论：“合作化大有灭亡崩溃之势”。“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地方上有的宣传部长也不敢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受批评，三面挨骂。农业部门开了一次会，农村工作部，农业部两个系统泄了气，四十条有无必要，能否实行也发生了问题。
前年反右倾，出了冒进。去年反冒进，又出了右倾（右倾主要指农村，别的方面未究竟）。这里有一股风，各地可能都有，只是大小不同。好像台风有八级，有十二级。在干部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大部分干部家庭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富裕中农是动摇的阶级），听了家里的话，就说合作社不行。合作化无论如何会化好的。但一年两年不可能办好，我们合作化实际上只有一年半的历史，要有三年历史就可以基本稳当，有五年历史就吹不倒了。
学校办了，毕业生不能分配工作，不满意。地质部在石家庄专区正定县有一个地质学校，有一千多人因为没有分配工作而罢课闹事，要上北京，他们的标语口号有“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落后，没有优越性！”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公开说：“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去讲话：“你要杀人我要专政！”北京高等学校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大中小资本家子弟，工人、贫农子弟不到百分之二十。哥穆尔卡原来反对教条主义，他的话在学生中很吃得开，现在转过来反对右倾，也不行了。铁托、卡德尔的演说也受一部分人欢迎。听说农村中地主、富农到相当守规矩，城市中的民主党派、资本家也比较守规矩。因为这些人脚底下是空的，没有本钱。至于天下有变，上海、北京打下来原子弹，这些人变不变就很难说。现在这些娃娃们没有经验，没有他们老子长于世故，所以就冒了头，大喊大叫一气。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动，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现在赫鲁晓夫改变了，蚂蚁也缩回去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发生了两次大风潮，许多国家的党受损失，英国党搞掉四分之一，瑞士搞掉一半，美国党搞得天下大乱。东方党、中国党受影响较小，斯大林问题牵涉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有些人批判斯大林不加分析，过去拥护斯大林最厉害的人现在反对斯大林也最厉害。突然转了一百八十度，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道德。党内有些人台风一来就动摇，动摇分子一有风声就动摇。有的摇一、二次就不摇了！有的永远摇。小树、稻子高粱、包谷、墙头上的草，总是见风来就摇，只有大树不摇，台风年年有，政治台风不一定年年有，这种现象是社会政治的自然现象。
中国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党，但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有的党员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但马列主义没学好，思想上、政治上经不起台风，应当注意。党内有些人别的关都过了，只有社会主义关过不了。河北省委付书记薛迅，是“九·一八”后学生南下请愿的代表，统购统销中动摇了，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全国合作供销社付主任孟用潜也上书言事，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其实统购统销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他们这些人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党内这些现象，还没有结束。再过十年可能还不会结束。十年之后，是否所有的人真心相信社会主义，也不一定，一遇到问题，有人就会说他早就想到了。
军队干部对农民的生活反映要分析。有合理的部分（如薪水高），也有不正确的部分，可能有些人听了家里的话，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梁漱溟也替农民叫过苦，党内也有人叫，好像党中央省委不代表农民，只有他们代表农民。江苏有一个调查，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有余粮不卖。军队有同志反映说：“乡村左了，城市右了。”这种说法根本是错误的。举例说，一个农民一年收入六十元，工人一个月收入六十元，但一个工人养活四口人，平均每人十五元。以户来算，工人每年拿七百二十元，农民每年拿二百四十元，但城市费用大，农村费用少。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国家不能给他们发工资。农村很多付业没有抽税，税收取了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再从剪刀差取了农民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二，两部分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比苏联百分之四十五少的多，至于统购，只按市价买的。国家帮助农民主要是肥料、水利（小型水利农民搞，大中型水利国家搞）城市看来好像右了。过去资本家每年拿去一亿五千万，六年拿了九亿，现在定息七年这么给他八亿，共十七亿。那时候还要看情况，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钱买了这么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八百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他们的子弟要学匈牙利，挪到他父亲那里就要打屁股。
大学生给你助学金，请你读书。你要扩大民主我不怕，一遇大民主，第一欢迎，第二分析。对的我接受，错的我揭露。我无理就承认错误，坚决改正。你无理就抓住你的小辫子。地质学校罢课闹事，一讨论就分化了，七十个代表赞成三个口号的只有十几个人，反对的五十几个人，放到四千多人中间去讨论，都不赞成，十几个人被孤立了。扩大民主是好事，匈牙利没有大民主，就不能镇压反革命。出了乱子是好事，疮溃了脓包就解决了。不要怕事，
过去帝国主义蒋介石我们都不怕，难道还怕大民主吗？共产党怕大民主太不像样子了，不如段祺瑞，现在的党和政府是革命的，这一点上了宪法，娃娃们发疯乱叫：“打倒法西斯”，“要战争”，是违犯宪法的。中国改革不会被这些娃娃们冲垮的。如果几个学生娃娃把我们冲垮，那我们就是饭桶。
去年一年是多事之秋，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最激烈的一年。
我只讲一个问题。
其它问题，增产节约有一个文件。
肃反必须坚持，有反必肃，缩手缩脚是不行的，但法制必须遵守。
精简一定要坚持搞，一条是减人，一条是安排。一定要先把人安排好，再送出机关。
中央地方分权，你们感到不“过瘾”：“一没钱，二没权”。你们要什么请尽量提出来。
统一战线工作：有重安排不重改造的偏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对知识分子不敢改造。马寒冰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苏联下面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面有入说：“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他放，但是他要用革命的面儿放，就得让他放，里面有禾有草，只准放禾，不准放草，事实上办不到。草翻过来，就是好肥料。我们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和杂草作斗争。年年长草、年年除。没有国民党，就显不出共产党好。没有唯心主义，显不出唯物主义好。没有对立就没有斗争。只有斗争出来的，才经得起考验。矛盾不断发生、不断斗争、不断解决，一万万年如此，学了正面的，还要学反面的。只讲唯物主义不讲唯心主义，只讲辩证法，不讲形而上学，你就不知道反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也不能巩固，因此不仅要出孙中山全集，蒋介石全集也要出，黑格尔、康德、孔子、孟子、老子、二程、朱、王都要讲。你没看过蒋介石的文章，要反对人家就反不好，有人说，自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文学衰落了。×××的报告才只有五个月。就算文学衰落了，哪儿那么快。大家伙要长期准备，短时问写不出来的。作家要做工作，不做工作不给饭。作家坐在家里不到外面去，肚子里没有货，怎能写出好东西。
干部不提级，减薪问题要研究。
学生问题有入学、就业两个问题。
少数民族问题相当严重。
想尽一切办法的问题，我很赞成。（柯庆施的一个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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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一九五七年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95)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
（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思想斗争问题
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对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要有说服力，不是简单骂几句。如果简单粗暴，则歪风越刮越大。
今年五月人代会，七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没肉吃。总的是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要准备打这两仗，在座的代表要出马参战，每人准备一篇，要有分析。
同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富裕中农思想作斗争，要反复斗争多少年，富裕中农的影响很大，特别厉害，应当注意。
光搞业务工作，不搞思想工作，就会闹乱子。
每个省要有一、二个马克思，一、二个鲁迅。你们应该写文章，六十岁以下的都应该写。
每个省要培养理论家。现代有培养唱戏的，画画的，没有培养搞理论的。这也是个体制问题。你们靠中央，中央并没有不让你们搞。
二、闹事问题
对闹事怕不怕，我看还是不怕，闹更多的事也不怕。年年会闹事，以后会更多，怕有何用？矛盾要揭露，问题才能解决。社会是对立的统一。教授、学生与我们总会有矛盾，总会有吵架。再过廿年，老的死了，新的还会有问题。苏联革命四十年还有闹事。工厂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大学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他们闹事不要怕，闹到北京来也不怕。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采取消极态度。格罗从南斯拉夫回到布达佩斯骂群众，一下丧失威信，被轰下台，卡达尔则不同，既不骂群众也不跟纳吉跑，要准备出大事，可能就不会出大事，出了事要采取积极态度，正确方法，争取分化。有本领的人就是要在波兹南、匈牙利那样的情况下，搞出一个局面来。
但愿天下太平。但要放在最坏的方面，准备出大事。我们从延安来，准备再回延安。过去没有看过梅兰芳的戏，现在看了七年，第八年准备回延安。无非是打原子弹，打世界大战，犯错误，出匈牙利事件。只要思想上从坏的方面作准备，一切不怕。不准备就会哭鼻子。“七大”提出十七条，“赤地千里”。现在得了七亿人口的国家，出点事算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可奈何。
罢工、罢课、请愿，宪法上有的规定了，有的也未禁止。因此，第一，不要提倡，第二，不管合理不合理，要罢工请愿，就让他罢工请愿。提的合理的要纠正，提的不合理的要解释。教授要发议论让他发，以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为好，不要一棍子打死，如果总是压，结果一定会总爆发，就会变成拉科西，也不能一味迁就，如果一味迁就，又会变成纳吉。
小资产阶级想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争论，看谁胜利。但事前要作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争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看清是非。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全国大乱不可能，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者五万，中者三万，小者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就算工作作好了。
对闹事要开县区委书记会议作准备，区委书记、区专以上要有精神准备，先太平无事，消极怕闹，结果闹起来了，被动。先思想麻痹后事事答应。
不打问题不能解决，矛盾要经过斗争解决。河南回民杀牛受限制，起来打干部，一打就解决了。打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的，也是好的，有脓总得放。
对于坏人的处理，一律开除好不好？我看不要急于开除。也不要杀掉（反革命刑事犯除外）利用他作工作，把他当做政治教材，剥夺他的政治资本。简单处理就是思想工作不承认对立统一。对千肖罗、丁雪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对学校闹事的党员，讨论清楚再开除党籍，不要急于开除党籍。也不能开除出校。陕西关于工人成份摸清楚，搞的调查很好。匈牙利没有调查，乱子出来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鉴于这个教训，必须把工人成份摸清楚，了解可靠的、中间的、有问题的各有多少，现在调查可靠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要增加工人的比重，过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逐渐改变这种情况。大学生成份再过廿年才能改变。现在招许多工人、农民，在学校还办不到。
苏共二十次大会，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痛快的很，现在斯大林又活过来了。摇过去是本心，摇过来不是本心。帝国主义一棍子，社会主义几棍子，又摇过来，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不说不是本心。
三、哲学问题
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辩证法。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单的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又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统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平衡是暂时的，不断地在破坏，有的几天几个月就破坏了，刚平衡，马上又不平衡。同一者即是一致、同一、合一。党内有意见，开个会统一了，过两个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又开会。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也是对立的统一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主观主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统一的。哲学永远有斗争。有人讲哲学只讲一面，百花齐放，只讲放香花，不讲放毒草。我们承认社会主义有对立的东西。斯大林就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苏联不承认有对立，法律上不允许，实际许多错误的东西，都是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面掩盖着。
列宁认为单讲唯物主义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和唯心主义做斗争。要斗争就要研究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斗争出来的。
哲学领域里两个对立的东西在斗争，世界观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方法论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我们与蒋介石是对立统一；与民主人士也是对立统一。各种事物有矛盾的两个侧面联系，斯大林在辩证法上有错误，“否定的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会被否定，我们认为天下是稳定的，又是不稳定的。社会主义有一天也会消亡。如果说有一个社会上层建筑不会灭亡，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宗教一样了。
四、农村问题
丰收很重要。苏联去年丰收，许多情况好办了。我们有了一年的经验，今年要来个丰收年。如果今年大家努力丰收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很大，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历史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都减产，我一九五六年增产不大，一九五七年要大增一下。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是个目标，看三、四年能否达到。湖北是丰收，还有百分之十五的社员没有增加收入。应该向党政军民讲清楚，合作化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还犯错误，人家只有一年多的历史为什么不犯错误呢？要有三年的历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是可能办到的。农民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人生活苦，笼统的说农民苦是不对的，要有分析。所谓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收入减少了，有一部分老干部家里富了，反映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思想。
四十条在今年党代表大会上讨论过，宣传一下，亩产四、五、八百斤，争取提前一年完成。十二年计划十一年完成。
头三脚难踢，办事有三折，今年完成了才一折，要三个五年计划才好办。
自古以来，凡是先进的东西，一开始没有不挨骂的。进化论、马克思、孙中山、共产党都挨过骂。
只要有一个合作社有优越性，就可以驳倒一切胡说，以此做宣传。
五、经济问题
化学肥料，各省自己开厂。
要注意搞粮食，不搞粮食很危险。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罢工、罢课也有饭吃，天下不会大乱。油料和猪肉由合作社包干。国家只要不给。收来粮食也是这样（经济作物区除外），国家只管统购，不管农村统销，社包社，队包队。
两年后，不是与民争粮，而是怕国家不买，只要统购，不要统销。湖北省孝感县，现在情况就是如此。
新工矿区，要开国营农场，解决粮、油、肉、菜等问题。
大的工厂是必要的，小的要以有原料和销路为原则，大的要以国力有多大则搞多少为原则。
六、学校问题
初中要加农业课。
各省市要派干部加强学校，把学校抓起来。整个文教工作都应如此。
省委、地委、县委同志要分区分片向学生进行教育。
各省开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教师代表大会，一年一次，先准备好。一天报告，三天讨论解决问题，对学生工作没有安排应当安排。一年开一两次会，讲一两次话。要注意发现问题，不要等问题大暴露了再解决。现在好管了，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就是这么些单位。
七、文学艺术问题
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各省要注意，对重大成熟的问题，以一个人为主，组织些人写文章，准备一个月写一篇，把邪气压下去。
种牛痘可以产生免疫力（给你身体内部埋点对立物），为什么文学艺术不可以种牛痘？
宣传部，一、二个月召集记者谈一、二次，两个月谈一次也可以，现在是一年谈不上一次。
八、干部问题
干部尽往上提，提上来又没事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现在只得下放，不准上提。领导机关，人越少越好，无非是写文章，打电话。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组成国家。五亿人统统变成国家，那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当一世工人农民？不是不提拔，死了就得补。
极端民主，绝对平均，总是不行的。颜渊没有评级，是第二级圣人。
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要调整一下，县委委员中，可以外来与本地各一半。
九、领导问题
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部长，每年都要到工厂、农村去跑一跑，了解情况，才不变成拉科西。
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对各部看到等于没有看到一样，往工厂、合作社里钻。
真正的知识，出在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越是上面，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是要下去，二是调人上来汇报。北京这个地方不好，搞不到很多的知识，省里好一点。一定要下去，工业部长下工厂，农业部长跑农村。
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部长，每人一年一定要有一些时间下乡，研究问题。搞一个县、一个乡，两个月可以搞清楚，两个月不看电报还能看懂。现在听说大家都不下去了，机关里事情多了。
省委书记可以兼一个县（市）委书记，把原来的县（市）委书记压成第二书记。省委书记下去了，地县委书记也会下去。市委书记可以兼厂长、校长、党委书记。这样就可以深入实际，吸收知识。
区委书记会议，一年开两次好。逼的你研究问题。
上面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包括北京在内），一定要嗅一嗅。
各省要注意，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农村依靠贫农，学校依靠左翼，总要有个依靠。
胡志明在依靠贫农的问题上有错误，不是纠“偏”，而是纠“正”。对土改不肯定成绩，光讲错误，发了一个罪己诏——告农民书。地主一变为农民，民主党派反对一党专政，知识分子反党。有人提出要学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让学，说过去学中国学错了，结果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现在改变了。
十、其它
精简各省自己搞，有出路的先搞下去，尽可能转回生产。无出路的设教养院，听候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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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诗刊的一封信（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94)
给诗刊的一封信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同志和各位同志：
慧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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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93)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障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或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二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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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员会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92)
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员会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我对经济是外行，我就讲一些外行话。你们提出很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虽然时间不长，我已听到一些。昨天我找了正副主任开会，听到了一些，了解了一些情况，详细的你们开会讨论。陈云、×××副总理还要给你们作报告。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要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能解决的，总要解决的，我还没有研究过，有些问题还不能解答，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考虑，解决一些能解决的问题。
我看工商界这个时期以来，公私合营以后，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讲习班，每个城市几百人，上海一期几千人，十期就几万人，这都是很大的爱国主义。我们民族工商界的学习热潮，他们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学经济，学本领，大中小都愿意学习。
对资本家有大中小，我对资本家的看法和要求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料不到这样快，学习高潮这样高。你们开展不开展自我批评？（答：开展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许多人做了检讨，这个办法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我们也想在民主党派中推行这个办法，但是没有开展得很好。最近民建的会议，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我们两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了，没有问题了，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还有很多问题。像农业合作化问题、手工业合作化问题、公私合营问题。就是将来全部改造完成的话，还是有许多问题，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所谓问题，就是矛盾，就是不协调，就是不平衡。生活问题，工作问题，国内外问题，总是矛盾，是充满了矛盾的。从前有人问：俄国为什么出了一个贝利亚？后来斯大林也犯了错误，中国出了高岗，香港也闹其事，还有波兰、匈牙利、苏伊士运河问题，世界上问题多得很，我们今天提的问题还是一个类型，是工商界的问题，大中小的问题。
我现在来谈时局。
你们看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你们有没有吊桶？是不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社会主义恐怕搞不成呢？社会主义阵营要崩溃吧？我看就是崩溃，也没有大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是不会崩溃的，崩溃不了的。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还认为可以采取中间路线的地位，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作个桥梁，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边拿钱，这里边也拿，那里边也拿，这样做法好不好呢？我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不利，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是很好的，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他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能给我们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压迫的。印度受压迫二百多年，从来不给他们吃饱过，帝国主义是一毛不拨的，帝国主义就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这些国家，就是八国联军，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割了我们的香港、台湾，而香港是我们中国的，为什么要割走呢？万隆会议为什么能够团结亚非国家，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存心压迫人家，这个帝国主义是美国。拉丁美洲的人到了中国对我们很亲热。我今天还会见了一个巴西的代表。巴西是一个大国，有六千万人口，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巴西一直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那些幻想处在苏美英之间作桥梁，有所利得，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我们大工厂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来替我们设计大工厂？例如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坦克、飞机、汽车工业，谁真谁替我们设计的？英国从来没有替印度设计过，最近因为苏联替印度设计了一个钢铁工厂，英国跟着也设计了一个，美国也设计了一个，他们为了争取印度，才替他设计的。印度第一碱厂，是我们中国工程师候德榜先生替他们设计的。帝国主义要保守秘密，没有一个帝国主义给我们设计过。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宗教界、工商界的思想里，还有一部分无产阶级中，还幻想美国会帮助我们，英国会帮助我们，我们大家要好好宣传一下，究竟一边倒对不对？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在一起，我们的一边倒是平等的。我们不感觉有波兰、匈牙利所发生的问题，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是硬搬苏联经验的，硬搬苏联的经验是错误的。对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就与苏联不同，他们农业合作化后几年是减产的，我们农业合作化是增产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不仅所有人包下来，作为阶级是消灭了，作为人都包下来。工商界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收入，过去曾经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以来和政府合作，企业又公私合营了，这些好事不能说资产阶级对我们没有用，而是有用的，很有用的。工人对这一点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在工厂里从前和资本家是有斗争的，我们应该对工人说清楚。特别是工商界学习高潮以来，你们愿意学习，工人对你们会改变观感的。对资本家要宣传把个人事情和国家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之要想到国家的事。河北省合作化，过去的口号是“要发家，种棉花”，结果大家只管家。后来觉得这个口号提得不好，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就把家和国家联系起来了。你们现要把家和国家联系起来，这个国家你们也有份的。我们的国家是穷国，而且穷得很，今年只有四百五十万吨钢，明年才有五百万吨钢，日本是七百万吨钢，我们要赶上日本，要第三个五年计划，才达到一千万吨。
你们这个会的中心是讨论你们的事情，同时也要联系国家的事，回去宣传教育时也要联系到国家的事情。我们要几千万吨、几万万吨钢，要隔几十年、几百年。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还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小的精密的也不能做，只能做中型的。飞机还刚刚开始出厂，汽车还刚刚开始生产。甚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我们应该和苏联合作。我们的国家里没有像波兰、匈牙利那样的反苏潮流、反苏情绪，工商界中也没有，青年大学生中也没有，大学生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子弟，我们要团结教育他们。因为是你们的子弟，解决你们的问题，对他们有影响，入学入团，助学金问题，戴红领巾问题，青年团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一视同仁，要看质量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如果够不上，就是工农子弟也不能取，够得上，资本家子女也应该取。补助金问题，应该看学习和家庭来决定的。大的不要补助，中小的寒微的就应该补助，入团入党都应以此为标准，在中国是完全可以实行的。颜色不一，思想不一，还有两面性，有先进一面，有落后一面，是符合事实的。因素有一个任务，就是学习，如果都是好的，那么每个人都是孔夫子。如果每个在街上跑过的人都是圣人，蒋介石、希特勒都在街上跑过的也是圣人吗？侵略埃及的人、特务分子也是圣人吗？人是有所不同的，整个讲资本家是爱国的，但是有缺点，有正面的东西，也有侧面的因素，因此有学习的任务，否则就不要学习了，变成圣人了。康有为自己说，他三十岁以前做文章很能发挥，三十岁以后学到了顶点，他后来变成复辟，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人不要满足，七十岁、八十岁，还是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世界上的事情还有很多不知道，我们要加紧学习。陈叔老，你是翰林，你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你是不是都精通的？你是翰林，我是不行的，我连秀才都不是，知道得很少。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缺点，是有好处的。你们中间有秀才，有举人，就要来一个学习任务。
匈牙利事件出得好，还是出得不好呢？既然有问题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那些国家的工作没有做好，一概仿套苏联的办法，没有照顾到具体情况，出了毛病。因此得出一条教训，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起来办事。我们提学习苏联经验的口号，从来没有提过学习他们落后的经验。他们有没有落后的经验？有的，例如肃反工作，他们是公安部门搞的，我们是机关学校来搞的，是地
方党委来领导的，不是由公安部门负主要责任的，我们是全体动员，大张旗鼓地搞的，他们是神秘地搞的。民主党派自己去搞。现在是不是有人怕搞肃反？是不是搞到自己头上？你们有你们的苦，工人有工人的苦。政府要听两方面的意见。你们有就业问题，工人也有就业问题。你们有失业的问题未解决，工人也有失业的问题未解决。匈牙利事件证明，他们国家里面藏了许多反革命分子，成立了反革命的司令部，早几个月以前就在布置了，和外国也有勾结的。中国完全不同，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工商界也一样，只有个别的。关于过去与国民党有勾结，有往来，特别是大的，不勾结不行，那个不算。我们党也和国民党有过勾结，我也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当过参议员，我到重庆去参加过会。过去进过国民党、三青团讲一讲就行了，可以不算。所谓反革命分子有现行活动，如果是现行犯不管是哪个阶级都不行。我想是很少的。现在工商联比较干净了。现在的工商界不是以前的工商界了，反革命分子少了，可以告诉大家放心，个别的是例外。在我们国家里面，匈牙利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从去年潘汉年、胡风事件以来，到今年审查了四百多万人搞出了十六万嫌疑分子，查出了确实隐藏的只有三万八千人是反革命分子，只占百分之一点二。过去估计只占百分之五左右，是估计不对，是主观的，不符合客观事实。实际上机关学校只有百分之一多一点，社会上更少了。这是细菌微生物，不把它去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里面秘密捣乱，搞清了也教育了广大的人。其余十二万多人，宣布无罪，搞错了，我们赔礼道歉，那三万多人，一个不杀，大约百分之一劳改，其余的人都在原单位工作。今年又布置了×××人的清理，方法更讲究，还剩下四百万人要清理。主要工厂、私营企业现在不清，免得惊动大家，大家放心，将来清理要你们参加的，要工商联、民建和共产党城市组织都要参加，一道去清理，又是对个别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不能牵涉到过去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不算，过去做坏事后来做好事也不算。今天讲的是政治问题，你们关心的是经济问题，恐怕你们就听不进去。总的来说，中国和外国的形势是好的。匈牙利的事情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乱子还会有的，世界上还会出乱子的，不要认为出了高岗，出了贝利亚，斯大林犯了错误就了不起，匈牙利事情了不起，大家都可以睡得着觉。十月十日香港的人有些睡不着觉，过去几天就睡着了。你们有意见说政府帮助不够，你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多帮一些忙，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都摸熟了，我们就是这些人，是跟人民商量办事，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商量政府，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人的，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捧子，打得他头向下，脚朝天。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意见尽可讲，我们不会借故整人。
你们关心大中小问题如何解决，定息问题如何解决。大中小应分阶层。我现在提一点意见，是否对，请你们考虑。把小的占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内，叫做上层小资产阶级，过去这样搞过。像医生带两三个徒弟也是小资产阶级，渔民、船民雇用十几个人的也不叫资产阶级。在土改当中，有种小土地出租者，不叫地主，这样就使几万人得到好处，对于这顶帽子他们很感兴趣。资本家代理人或定息少的，如果不愿意干要老保，可以把他们划出来，不是今年是明年、后年划出来，以免使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要定息，使百分之九十的人过不去。剩下来的就是所谓大的。照经济学来说，美国也是这样做法，三十人以上就算大工厂，二十人以下、十五人以下的愿意放弃就放弃，不愿意放弃就叫他拿下去。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的利益。还是大的对国计民生作用大，还是小的对国计民生作用大？小的人数多，占百分之九十，但他们的经济不决定国家的经济生活，对国民经济作用大的还是大的。你们说主席专门照顾大资本家，不照顾小的，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你们分析一下，是不是照顾小的。小的人数多，不注意安排是错误的，要替他们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大的因为他们就是大，没有别的，一个大的抵几千万个小的。我们党对资本家也有过中小路线，例如统战部。这个路线应当承认是不对的。中小必然照顾，现在把他们放在小资产阶级范围里来解决。农民是小资产阶级，是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城市也有小资产阶级，现在小的定息只有几包香烟的就是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划过来。公私合营，国有化，大的国家意义很大，没有工业，我们就不能活，没有农业，我们就没有饭吃。不把大资本家很好照顾，百分之九十都摘了帽子，剩下的只有几个，面子上不光彩。别的都是红色的，我们还是白色的，就不好看。
定息问题到底多少时间，中共中央谈过，时间太短不好，赎买就真正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八大”文件里已有这个意思，还要和你们商量，可以不可以解决问题，小的会反对的，工人会反对的，工人会说太便宜了资本家。照工人的道理马上取消，中、小的搞一、二年就行了，为什么这样长？有两个抵触，第一是工人，第二是百分之九十的中小，他们的眼睛都红了，你们的生活好。这个就要说服，要赎买就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革命的一面，但实际本钱不大，工业私股只有十七亿，折合美金七亿不到，只有这一点儿，我们国家怎么会不受欺侮呢？帝国王义欺负我们是有道理的。民族资本只有这一点点，要赎买就全部赎买，不要省这个钱，要说服工人，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不要吝惜几个钱，不要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我们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人还有个尾巴痕迹。七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还可以拖一拖，还可以再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只要人情讲得过去。中小人数很多，要帮助她们解决问题。大资本家人少，但他们的资本大，比中小作用来得大，所以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应该是大中小路线。民建是大的路线，以大的为主是对的。工商联大会代表中小占多数，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同时要向他们说明，不要损害大的利益，因为大的对国民经济起很大作用，损害他们的利益对工人、农民，对国家、中小都不见得有利。中小的利益是尽早摘帽子，大的想拖长。你们可以各搞各的，要早摘就早摘，老虎头身七年，中小愿想拿还可以拿，这样做还可以不可以？现在没有法律规定，大家可以商量，到了七年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再拖一个尾巴也可以，因为老虎总是有尾巴的，我们第一个要照顾到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工业有一百六十万工人，资本主义商业也有九十万店员，合起来二百五十万，还牵涉到国营的工人、店员，他们会不赞成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党是有矛盾的。是否有右倾机会主义？是不是变成了资本家的党？要对他们说明，这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中小工商业者都是有利的。这个“利”他们一时是不懂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的子弟，他们是不要继承权，但是对于政府这样对待资本家，他们是会满意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上层领袖，宗教界是会同意的，很快的取消定息，他们会不满意的。还有外国人，外国人到中国都到上海看看荣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一部还是两部，房里有没有钢琴。法国有个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对亚非国家和西欧一些国家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而会损失很大，实际上没有几个钱，一年只有一亿二千五百万，有人说只有一亿一千万，七年共计八亿。这个钱没有送给日本人、美国人是送给中国人的。总之，“肥水不落别人田”，是“楚马楚得”是国家的购买力，也是公债抵销的对象，还可以开工厂，从各方面可以考虑。你们会议代表中小占多数，就要解决得说明问题啦。对中小要说明道理，要中小的代表负责说，大的不好说，如果大的说出几个好处，就要七年．这是不好说的，要××、×××副总理去说，在座的代表中小的也要去说人家共产党是不是要取消大的定息。荣毅仁先生的资本要抵到一个半北京，大家都看着他，全国十多万资本家，大约大的只有几千户人家，只看这几千户，不看那十二万中小户的。我们要整大的很容易，来一个高潮，敲锣打鼓就敲掉了。中小摘帽子不要一阵风，不要登报，一登报就来了，不搞高潮。这次会议如果报导，只说工商联、民建会代表团长都参加了，我讲了国内外的政治，作了分析，对经济问题也讲了些话，内容不要讲了。如果内容宣布了，工人和中小都要骂我，共产党就是要共产的，那有不共产之理。人家说共产党三头六臂很凶，实际上我们只有一个头，两只手，我们做事要“顺乎天理，合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人民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坚决行之，则未有不成功者也。”这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说的。我们两次革命就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都是方法问题，要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是还没有解决基本问题，目的不在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七年来发展了一些，但是很少，吹牛可吹半天，实际上只有四百万吨钢，明年只有五百万吨，再五年只有一千多万吨，在我们国家六亿人口不算事，比日本、法国可以超过，但赶上美国一亿万吨钢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陈云同志看到一个瑞典朋友，瑞典只有几百万人口，每人平均有二吨钢，照我们人口算，要几万万吨，美国现只有一万万吨，要达到瑞典的数字要超过美国几倍，所以过去搞民主革命，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工商联开会，民建开会，大家学习什么呢？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几万万吨钢，还要办学校，收音机都要，全国一切人民，至少要初中毕业，再过多少年，扫马路，厨师所有的人都是大学生，要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一切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该打，就是因为他一件好事也没有干，二十年才搞了五万吨钢。我们八年（算到明年）就有五百万吨钢，他是心不在焉。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这一千多万人向着生产方向，再几十年功夫，才能在文化上翻身。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今年一月里，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我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大约再过三年左右可以基本完成，这句话引起了很大波动。有人说这样快吗？“大约”、“基本”、“左右”，我用了这么多的形容词。什么是“基本”呢？就是指公私合营还没有取消定息，还有一个尾巴。全部完成就是取消定息。我认为时间定的长一些，早一点完成是好的。全行业合营谁也没料到这样快。现在国有化就不这样快了，快了对国家对民族不利。我们照顾大资本家，对整个民族有利，花的钱不多，讲的话要算数。可以影响外国的资本主义，对改造世界资本家有利。尼赫鲁、苏加诺、吴努以及法国资本家百代公司都在看我们，看荣毅仁……。现在的情况和我春天讲话是一致的，我只是讲“基本”上，那是指公私合营，全部完成还要七年，除了今年，还要六年。国内各方面都要照顾，对资产阶级、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工商业者、手工业、机关学校、工作人员讲清楚，不了解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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