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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轻工业设备制造工业的指示（一九五六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91)
对发展轻工业设备制造工业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
在轻工业部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对发展轻工业的设备制造工业指示说：“专用设备有条件自己搞的就自己搞，不要依靠机械部门。”还尖锐地批评，“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重工业部门都积极地抓，你们却推；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都应积极地抓，将来移交出去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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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90)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经济问题
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的前进着，建设也是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马儿跑得快一点，有时马儿跑得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第一是我们没有经验，第二是我们的经济建设要以形势为转移。比如过去经济建设可能搞快了一些，那是因为当时存在战争形势，如果马上要打的话，重工业搞多一点，就有必要。经济建设的进行是波浪式的，有起伏的，一波逐一波，就是说，有平衡、破裂。而破裂之后又恢复平衡。当然，波浪式的起伏也不能太大，不要一下子又反保守。可是循着波浪式的规律发展前进则是必然的。如果承认了这点，那么今年冒进一点就不是了不得，明年搞少些也就没什么，总的来讲，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正确的。
165项是决定中国工农业发展的重点工程，这些不能不搞，但少许搞快了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至今已经四年了，总的情况是好的，生产前进了，工人收入有所增加，人民生活改善了一些，虽然社会上紧张一些，但也还过得去，基本建设成绩也还是好的，建立了许多工厂，有很多过去不能自己生产的产品、现在已经能够自己搞了，像过去那样什么都要依靠外国的落后情况，已经开始有了改变。在工业方面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应该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正确的。当然，错误也是有的，这主要是因为经验不足，而且今后也可能会有错误。因此，不能说我们总结这四年经济建设的经验，就能够完全掌握了经济建设的规律，一点错误都不犯了，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项目是165个，而限额以上的项目一共是八百个，其中大多数是自己搞的，只有一百五十多个是苏联帮助设计的，其它有些是东欧兄弟国家帮助的，主要还是自己设计的，谁说我们不行呢？虽然我们自己搞的数量不少，但大的工程是苏联帮助设计的，小的才是自己搞的；如果大的都能由自己来搞，就行了。看来，如果第一个五年计划有缺点错误的话，那么最大的缺点错误，就是没有经验。建设工厂只有骨没有肉，也就是说，把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而对于附带的设备——下水道、马路、邮电、茶馆、酒楼、宿舍、剧院等等都没有相应地建设起来。实际上，真正要建设一个工业城市，不把这些包括进去是不成的。西北现在有很多困难，搞得很紧张，这是因为城市没有基础，工厂搞起来了，没有理发的、缝衣服的，马路没有，汽车不够，物资运不进去。因此搞工业，只是设计工厂本身，那是不够的，必须把工厂的许多附带的服务性的设备和福利设施一并计划进去，而过去我们没有列入计划。我们的八百个项目本身的投资经费是够用了的，可是一旦发展下去，所需要的经费势必会增多，而这些我们又没有计划进去，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漏洞。今年问题并不大，而问题大的却在今后，如这次不发现建设工厂中骨和肉的关系问题，只是搞厂房、机器设备，不搞附属设备，工厂是建立起来了，可是问题会有很多。尽管我们在建设上，我们犯有主观主义错误，然而错误不犯一点也是不行的，因为没有经验。犯了错误，也就可以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从而得到教训，主要是把错误改了就行了，不要泼冷水，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应当在这个前提下面，来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对于群众要求而暂时办不到的事，一定要公开告诉群众，反复地向群众解释清楚。
以后搞预算，每年要搞两次，中央全会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三榜定案。因为预算是个框框，经济建设速度的快慢，主要决定于预算。×××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讲得很好，他说：现在到底哪一年的计划是冒进不冒进，就看这年财政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今后要使建设速度能够保持经常稳妥，搞好预算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中央把它提到二中全会上来讨论，是有道理的，是要大家关心这个问题。讨论一次还不够，还要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得我们的预算搞得比较准确，同时也可以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
省委、市委及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抓财政经济和计划，而现在没有抓的居多，要迅速改正这个缺点。各级党委在改革已经完成之后，要搞建设，而党委如果不抓财政经济和计划，建设如何能搞得好呢？党委是外行就没有办法领导，要想成为内行，就要深入进去，抓起来。中央现在已转向抓财政经济和计划工作。
粮食、猪肉这个问题很大。今年的粮食，虽然全国还是增产的。但灾区面积很大，由于对粮食销售没抓紧，半年来多销了很多，浪费也很大，大家要好好把粮食问题研究一下，看看怎样才能保证供应，又要不发生问题，不要浪费，不要多销。猪肉和付食品供应都很紧张。这些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特别是谈到农产品价格问题，邓子恢同志在福建发了一个电报，他主要是讲农产品收购价格低了，尤其是粮价，所以农民不愿生产粮食，他主张提高粮价，同时，中央主张对生猪的收购价格也提高一些。现在解决粮食问题，一方面是节约，抓紧不要多销，另一方面，还要使农民愿意多生产粮食，这对于解决副食品供应，特别是猪肉，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农民不愿生产粮食，没有饲料，猪也就养不起来，如果粮食多了，再把生猪价格提高一点，发展生猪也就比较可靠一点。总之，农产品价格要定得恰当。有些同志希望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赶快搞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剪刀差的情况，是以国民收入为一百，剪刀差价占百分之三十，而农民直接的税收负担，全国平均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是完全必要的。
不管怎样，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提倡“勤俭建国，艰苦奋斗”。我们用一角钱，不能只做八分钱的事，而要做一角一分、一角二分钱的事。在困难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就想着要国家拿钱来解决困难。当然，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应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困难的时候，不依靠钱，靠我们的模范作用和艰苦奋斗，也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据说兰州建设工厂，办公大楼首先就建立起来，可是没有工人宿舍，现在工人只得睡在棚子里。
搞经济建设，还要靠报纸，要使报纸在经济建设中，在整个工作中起很好的作用。要抓好报纸，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群众讲清楚，提高群众觉悟，大家眼前都苦一些来搞建设，建设好了以后生活就可以好一些。如果只是提高生活，而不把群众觉悟提高，问题还会发生。如：匈牙利的人民生活提高不多，但也不是很坏的。可是，由于没有教育，没有提高群众觉悟水平，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很大，以致出的乱子很大。
此外，今后应该多强调与人民同甘共苦，首先是宣传领导机关干部要起模范作用，然后才能要求群众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是个艰巨的任务，只有艰苦奋斗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必须要强调生产，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才有可能逐步提高，强调领导机关干部的艰苦奋斗，发扬过去艰苦朴素的作风。同时号召人民与我们同甘共苦。
二、国际形势问题
目前的国际形势，发生问题的地方是中东和东欧，看来都不是好消息，但也可以说是好消息。因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就表明有问题，有矛盾存在，既然有问题就要暴露出来，而事件爆发，使得问题明朗化，清楚了，这样就可以找出原因，采取措施，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把问题能够解决好，使波兰、匈牙利能够搞得更巩固些。如果从这方面看，又是好消息。所以有问题，终究都要爆发，迟爆发不如早爆发，早爆发的问题可能小一点，容易解决些。“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之后，有好的一面就是可以接受经验教训，如果确实在失败中取得了教训，也就有所收获，这就是好的。如波兰、匈牙利事件，教育了波兰、匈牙利的革命人民，也教育了苏联，同时也教育了我们。问题是会不断有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问题也还是不断发生的。“革命”这两个字，在字典上大概不会取消的，什么叫革命呢？就是说，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解决矛盾的办法就叫革命。现在的革命，就是指消灭阶级；将来的革命，内容和性质可能会有些不同，但是，有矛盾就有斗争，要解决矛盾就要斗争，这在将来同现在和过去的意义上，还是一致的。将来阶级消灭之后，矛盾的性质可能同过去有所不同，但是矛盾依然存在。如今天的中国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般来讲，本来它不是对抗性的，可是如果解决得不好，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
三、中苏关系问题
目前，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领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如果动摇了苏联的领导地位，会使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陷入更混乱的状态，我们拥护苏联不是因为别的，主要大家都是共产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既然我们彼此有着共同的目的。苏联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为什么不拥护他呢？当然，拥护苏联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东西都加以盲目的拥护。事实上，我们一向都不是盲目拥护的，有些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我们是不采用的，我们中国革命和工作的方针、政策、路线，都是我们党依照中国的特点、情况，独立确定和制订的。应该说，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居于领导地位，也是恰当的，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也是有基础的。苏联还是有不少先进经验。虽然苏联过去也有些缺点，有些做法不够妥善，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改正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而我们有些同志过去就是片面地把苏联看成十全十美，现在调过另一方面又看成什么都不好了，这是片面性的表现。
马列主义者看问题不能片面，事物有真美善与假丑恶之分，而又是相互对立的。对苏联的看法，过去看不能什么都好，今天也不能认为什么都不好。实际上，近来苏联在许多工作中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作了不少努力，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而且是向好的方向走。这说明苏联基本上是好的，过去是好的，现在是好的，将来会是更好的，当然，缺点也是有的，有些问题处理方法不够恰当，在理论方面也有些错误。
我们党一开始就学习苏联。群众路线、政治工作、无产阶级专政等，都是由十月革命学来的。列宁在当时是注重发动群众、组识工农兵苏维埃等等，不是靠行政命令。列宁派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问题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斯大林的后期，虽然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是他把列宁的一些东西抛弃了，脱离了列宁主义的轨道，脱离了群众等等。因此，学习斯大林领导后期的东西，教条主义地往中国搬用，我们是吃了一些亏的。现在苏联还有一些先进经验，也是可以学习的，然而，有些东西是不能跟苏联一样的，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经济建设的十大关系，都是中国的做法，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所以学习苏联的口号，还是要提，只是不能盲目、教条地生硬搬用。同样，我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些好的东西，也可以学习。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而我们主要是学习人家的长处。
斯大林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否定矛盾，至今还没有彻底消除斯大林这种观点的影响。斯大林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但是，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他把个人摆得高于一切，否认集团，否认群众，个人崇拜，更确切地说，是个人独裁，这就是反唯物主义；斯大林也讲辩证法，实际上是行而上学，如联共党史中讲辩证法，把矛盾放在最后。应该说辩证法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矛盾对立的统一。由于他是形而上学，才产生片面的观点，否认事物的内在联系，孤立静止地看问题。讲辩证法则是对立的统一的看待问题，所以是全面的。生同死、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的矛盾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又有内在的联系，所以，有时这种对立又能统一。我们认识问题不能只看到一面，应该全面分析，透视它的本质。这样，对认识一个人来说，就不能一下子什么都好，一下子又坏得不得了，连一点好处都没有。为什么我们党是正确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一切问题，都是从客观情况出发，这样就比较全面而不绝对化。其次，群众路线，被斯大林看成尾巴主义，没有认识群众路线的好处，许多问题都用行政办法来解决，而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承认群众是创造一切的、历史的主人，没有什么个人英雄，只有群众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实际上，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却把群众路线忘却了。在反斯大林的同时，也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和强调群众路线的意义，当然，最近已经开始注意了，但认识的还不深刻。再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为列宁所强调的。当时列宁第三国际同第二国际的分歧，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机会主义者则不肯承认。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教训之一，除了工作中有缺点等之外，就是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反革命分手，也就是说，没有认真地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以致使反革命分子乘隙捣乱。还有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我们一向主张应该是平等相待，国有大小，各有所长，各兄弟国家有着共同目标，所以一定要团结，平等相待，不能有任何优越感。我们的党自从遵义会议以后，是独立地执行政策，独立地决定方针，保持独立的地位，按照中国情况办事。建国以后，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对西方国家的幻想，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妥协，而是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中苏关系必须搞好，对于苏联为首的领导地位，不能发生动摇，否则，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应该肯定，苏联总的方面是好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必须以苏联为首，对于这一点必须向党内外加强教育，很好地讲清楚。
四、大民主与小民主问题
近年来，党内和党外都有人要求实行大民主。其实，要求在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提法是错误的。究竟什么叫大民主呢？大民主是来用对付敌人的，从我们的历史上看，陈胜、吴广揭杆起兵以抗秦，王莽废子婴而篡汉，东汉灵帝时黄巾起义，汉晋之际曹操、刘备、孙权分争天下，清朝的洪秀全、杨秀清等搞金田起义……等等，是大民主的作法；我们搞革命推翻蒋介石的做法，也是大民主的作法，这次举行反对英法侵略埃及的示威游行，也是大民主。应该说我们是赞成搞大民主的，但是必须确定：大民主是用作对付敌人，反对统治阶级的，在人民内部是不能用大民主的。同样，帝国主义、阶级敌人对付我们也是用大民主的手段，这次匈牙利事件就表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分手是用大民主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对付敌人一向是采取大民主，只是在今天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对付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大民主，也不希望采取大民主，而是用整风的办法，微风细雨般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办法。但是，在阶级矛盾没有解决之前，我们对于敌对阶级向来是采取大民主的。
当然，大民主也可以适用于对付官僚主义分子，因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损失、恶果，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成都有些学生罢课，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就要到北京请愿，两路进军，一部列车到了宝鸡，一部列车到了郑州，第二机械工业部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人前去把这些学生劝阻回去了。应该让他们到北京来，你们事情做错了，又不肯承认错误，人家到北京请愿，还拦人家。你们没办法说服他们，我们向他们承认错误。不叫他们来，是不是怕影响不好？或者是怕增加我们的麻烦。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来与不来，影响就是那样，来也不会增加，不来也不会改变，真的来了，就是再忙也要接见他们，并且向他们承认错误。
群众有道理的请愿是完全应该允许的，将来可以考虑在宪法中加上一条：允许工人罢工。这样对于改正工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人一罢工，就使厂长领导紧张，就不敢光坐在厂长办公室里指挥了，而要到工人群众中去实地看一看，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
大民主，我们是赞成的，如果现在用它来解决问题，恐怕民主人士、大学教授、资本家和党内的一些人（如官僚主义分子）却不赞成，因为一实行大民主，群众就会起来清算和“整”他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这些人已经整得够呛，再来个大民主，又得挨整，可以想象他们是不会欢迎的。其实，虽然大民主是对付敌人的，也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分子，但是，我们也不必害怕它，问题在于只要能够把工作做好，认真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群众只会拥护，也就不会搞什么大民主来反对了。
五、少数民族问题
对于少数民族，我们一定要团结好，不能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过去几年来，对于少数民族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同时，民族问题将会在很长时期里存在着。看来，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它的问题就可能少一些。这次波兰与苏联，匈牙利与苏联相互关系上的一些问题，也都包括有些民族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在中国，西藏地区的民族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因此中央几次都提出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不要以为团结少数民族是很容易的事。一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切实把少数民族团结好。
我们对于民族工作，过去存在一些缺点，对改正要有信心，不要怕人家反对，因为有缺点，人家才反，缺点没有了，也就不会再反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党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党的干部是土生土长的，这些干部有北伐时代的，有土地革命时期的，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也有建设时期的。而且都是在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不仅如此，我们党的领导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军队是忠实可靠的，因此应该有信心，不要害怕造反，要做到“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要悲观，不要怕大民主，但是必须很好地改正我们的错误，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否则，将是危险的。
六、整风和整编问题
我们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贪污浪费以及下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明年一月，中央对这个问题要发个指示，确定整风的方法和内容，动员全党作好准备，7月以后再开始进行。在7月以前，主要是作准备，作个人检查，如果在整风之前已经改正了错误，那就不要再整了；对于还没有改正的，属于一般的问题，还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只有对于那些错误比较严重而没有改正的人才做重点的批评。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正错误，不整就改了，不是更好吗？中央的意思就是在这次整风中，一定要搞彻底，不是刮一阵风，不是搞突击式的运动，不要来个突然袭击，不要损伤元气，也就是说，不是采取暴风骤雨的大民主的做法，而是用微风细雨的小民主的做法，事先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以达到提高干部思想觉悟水平、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目的。
过去整风，有些大民主的做法，特别是时间有限，搞得简单粗糙一些，以致伤害了一些好人，这次有充分的时间，一定要做到治病救人，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干部如此，就是对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也应当如此，都是用小民主的办法，耐心进行说服教育，提高认识，改正错误，改进工作。应该做到：既有保护，也有斗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和平时期，是赞成减少一些军队的，要很好地进行整编。同时，地方也要大大紧缩编制。大家都要做思想准备。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一讲工作，开口就先要编制、要人，并且认为编制越大，人越多，工作才有办法，好像不这样就不能进行工作。实际上，并不如此，往往编制愈大，人愈多，就会增加我们的官僚主义，现在有些同志做工作，很少考虑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挖掘各方面的潜在力量，相反地是：动不动就是得多少编制，多少人。所以这次中央下决心，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军队要大大精简，地方的编制也要大大压缩。
同时，还要反对领导干部的特殊化。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并且取消特殊待遇，和群众打成一片，艰苦奋斗，不能脱离人民。看来，值得考虑的特殊待遇，一是物质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
党内上涨的享受风气，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必须加强思想教育，来批判和克服这种不好的风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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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9)
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治政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二十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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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大”一次会议上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8)
在“八大”一次会议上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讨论候选名单）
七大开了一个团结的会，团结的结果，使得中国取得了革命胜利。现在是建设的任务，也要求我们团结。
我们中国革命时间很长，已经二十八年，这中间经过很多曲折复杂的道路，犯过多少路线错误。所以这样，还是个觉悟的问题。如果全党都觉悟很高，那些错误路线就执行不通。直到错误很明显了，才清楚。可是反对了这种错误以后，又犯了错误。不过，正是因为经过的时间那样久，我们才从中搞出一套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不经过那样许多挫折，是不能有这些建设的。现在我们搞建设，希望错误不那样长。那样长的时间，是牺牲了多少人才让我们学会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与群众关系——走群众路钱，才有了认识。我写了那些文章，没有几次斗争经验是搞不出来的。问题是，在建设当中，还要犯那样长的错误，栽那样多的筋斗吗？可以不必，主要的问题在于认识。我们六年学会很多，但是科学技术还没有学会，还要作很大努力。现在我国有十五万高级知识分子，第三个五年计划，要发展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我们就有许多科学家、工程师。……我们应当避免走那样多弯曲的道路，就要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更少一些。一般讲中央和高级干部中间主观主义还是比较少的，否则中国革命为什么会胜利了，我们在斗争中也没陷于孤立呢？但是我们还是有主观主义的，比如中央批转过一个地区的一长制经验，当时就是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不如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相结合好，团结全党关系很大，我们这次会议应该是一个团结的大会。
这一百七十人名单，是反映了革命发展过程的。比如上海、天津、鞍山、沈阳各处工人都没有，有的说那你还是工人阶级，还是马列主义？问题在于二十二年根据地，根据地里这批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你说我们不是，我们可是反对了帝国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呀！马、恩、列、斯都不是工人，他们不懂得中国农村先胜利，城市后胜利这个条件。城市胜利才几年，要等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会变了成分。纪念孙中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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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7)
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晚）
大家都没有言发了，我来发个言。
今天是开今预备会议。（邓）××同志已经讲了，要讨论和修改几个文件。
（一）
这次大会的目的，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使我们的工作作得更好些，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总结经验和修改党章可以使我们的工作作得更好。
我们团结全国一千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说服、团结工作。
过去，外国同志不了解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整风运动，后来逐渐地有了了解。现在全世界上都了解我们党是正确的，一般外国党的同志是了解我们的。我们作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资产阶级也不能否认我们的成就。
俄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反革命的阶级。同等他不干，他反对苏维埃政权，消极怠工，进行破坏活动，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
美国不让新闻记者来，就是杜勒斯也承认我们有这些好处，（即成绩、长处），以至他们不敢派人来。（笑声）
这次会议有四十九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这很好。
过去我们没有执政，大家看不起我们。现在我们执政了，水平也提高了，大家看得起我们。外国同志很尊重我们的党。过去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不会打球，不会游泳，连月亮都不好，有辫子，有小脚，鲁莽得很等等。认为一切都不行。现在我们翻身了。但单有党不行，党是核心，必须要有群众，要依靠群众。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是非党员干的，譬如梅兰芳，周××都不是党员。我就不会唱戏，在座的同志也许有会唱的。因此要好好团结全党和非党员。团结工作中还有许多毛病，要搞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外要团结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全世界各国。团结全国、全党、全世界一切积极因素。为什么呢？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应该说是伟大吧？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党是伟大的，革命是伟大的，国家是伟大的，建设是伟大的。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点理由的。那时蒋介石只有几万吨钢，而我们现在就有四百多万吨钢，第二个五年计划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在十一年以后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变为世界上几个强国之一。世界上年产二千万吨以上的国家是不多的。不仅如此，再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可以超过美国，而且应该超过美国，否则，我们六亿人口干什么呢？美国在六十年以前也只有四百万吨钢，我们现在有四百五十万吨，比美国落后。如果我们几十年赶不上，就要杀掉一批人，要开除地球籍。否则，我们就对不起世界各国，对世界的贡献不大。
（二）
在思想作风方面——我们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很多主义吧？（问邓××）中央文件上还有个官僚主义，我们这里只讲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是经常扫清又兴起，又扫清又兴起，到一万年还是有的。
为什么斯大林会犯错误呢？就是由于主观主义，主观与客观不符，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但是很多文件没有好好谈到这一点。我们的文件，要尽量克服主观主义，一定要尽可能的合乎实际情况。过去我们中国革命，因为主观主义带来了很大损失，革命力量失掉了百分之九十，经过三九年整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政治与实践相结合，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宗派主义也是由于只看局部。现在只谈地球上。只要有利于团结，我们就要同意。要团结全党、全国、全世界的积极因素，要团结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首先是苏联，不能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就不学苏联了，这是不对的。人家搞了几十年，不能不犯错误，他的错误只是一部分，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这是主流。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有了马列主义，变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是也不要认为苏联一切都是香的。苏联自己也说有的是臭的。我们过去也有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王明、高岗、饶漱石，他们是我们的教员。但是最大的教员还是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他们用枪炮教育我们，——必须要搞好团结。这里讲的团结是自己的对手，打手，而且是错误的方面。（正确的对手就不要说了）骂过自己是机会主义的人，交过手的人，不是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与自己意见完全一致的人，就没有什么团结的任务。要积极地帮助教育犯错误的对手改正错误，旁观是消极的作法。
（三）
八大中委多少人合适？我认为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比较妥当。苏共中委近三百人，他们的党年龄长一些，我们等两年再说。人太多了，也不好办。演连环套就是人多一些，我看过连环套。七大七十人再加一倍，多一点比较合适。
三八年是我们实际工作很主要的基础，但是人不多。不好安排，也是个问题。我看还是……吧！五年以后再谈。
大家要提二百八十，一百九十，二百，都是二百人的，权力在代表身上，你们要提三百人也可以。我也是代表，只有一票也没有办法。
上届中央没有辜负七大的委托，作了很多工作，有成绩，没有过大的问题。其中有个别同志的成绩，也很难作如此估计，如王明有病，不能用脑筋，一写检讨就要害病，不能写。可能真有病，也可能没有病。王明写过一次检讨，承认了中央路线的正确，但是不久他又不承认了，我说不承认可以收回检讨，但是他不收回。李立三同志是比较谅解王明的。
王明和李立三同志提不提呢？大家可以考虑。王明同志这次有病，不能参加会议，七大是选了他们的。这次我们也可以像七大一样选他们。我们不选犯错误的人，那就是以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就是把和自己斗过的人不要。
最基本的就是他们不是一个个人，他们代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愁起来垂头丧气。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比重很大的国家，我们党的农民的比重也是很大的。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就占一百万，这一百万党员，放在资产阶级不恰当，放在无产阶级也不适合，放在小资产阶级最好，他们主观主义多，宗派主义也不少。我们选他们两个人，是表示我们对这种犯思想错误的和对反革命与分裂派（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有所不同的。陈、张、高、饶等有政治纲领，王、李也有，但他们和高岗、饶漱石不同，这是有社会原因的。动摇分子，机会主义，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是无原则的。如王明，先犯“左”后犯右的错误。张国焘也有。他最近在香港听说想回来，回来也好，蒋介石少一个人。没有党籍还可以有几个籍。
小资产阶级在紧要关头就要动摇的。王明有时右得不得了，有时“左”得不得了，七大选了王明，李立三，十一年来对我们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影响。今天的水灾大概不是因为他们仍然选上了中委吧？
选了他们，是不是大家都会去学王明呢？不会的。选了王明、李立三，就是让出两个位子来。把两位正确的同志或有小错误的同志让给他们。位子让出来是不公的，是这样的。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是这样的。能不能说：“正确的不如错误的，犯小错误的不如犯大错误的”。问题不在这里。道理是他们在世界上出了名，我们选了他们，全世界都会说：共产党在等待他们。外国都知道，别的国家像我们这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是很少的。这次会议虽然筹备仓促，但还有十多天时间，一定要开好。……大家要竞竞业业，看文件，选举，发言，好好的加以组织。依靠大家努力，会才能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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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6)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在基本原理方面是相同的，在形式和风格方面又是互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各国的艺术都以社会主义为内容，而又各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有同，有异，有共性，有个性，这是自然的法则。一切事物，不论自然界、社会界、思想界，都是如此。好比一棵树上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不一样，每一棵树要找出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是不可能的。
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基本原理方面，各国都相同，而在基本原理指导下的一些小的原则和表现形式，各国又有不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在基本原理方面，两个革命是相同的，在表现形式上，两个革命却有许多不同。例如革命的发展，在俄国是由城市到乡村，在我国是由乡村到城市，就是两个革命的许多区别之一。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否认自己的民族特点，盲目崇拜西方，以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是错误的。“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阑尾，吃阿司匹林，这些医疗方法，就没有什么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有民族形式问题。这是因为艺术是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表现。同民族的习惯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具有民族范围的继承性。
中国的艺术、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为了否认中国的东西，就说中国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都有自己的规律。没有自己的规律，就不会形成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抱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只是没有去研究中国艺术的规律，不愿意去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这是对于中国艺术的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历史上的东西，有精华，有糟粕，混杂在一起，积累的时间又很长，要把它整理出来。分清精华和糟粕，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不要历史。把历史割断，把遗产抛弃，是不行的，老百姓不会赞成的。
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向外国学习。外国的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学习，而且要学好。基本理论尤其要学好。有些人主张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主张对不对呢？不对。所谓“学”，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马克思主义这种基本理论就是在西方产生的，这难道能分中西？我们难道能够不接受？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不利的，也没有不接受的道理。过去第二国际曾经企图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讲了一些否定、修正的道理，都被列宁完全驳倒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必须接受。但是这个普遍真理又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人民正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把它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就这一点说来，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一样的。一切外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学，学好了就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性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例如，西方的医学和共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解剖学，你说，不要学？这些近代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相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这样，艺术当然更是这样。要向外国学习。吸收外国一切好的东西。但是，学了外国的东西，要用来研究和发展中国各民族的艺术，否则就没有研究和发展的对象了。我们学习外国的艺术，学习他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艺术。
要承认，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是落后了。艺术方面是不是这样的呢？在艺术上，我们有长处，也有短处。必须善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故步自封，外国的文学不研究，不介绍，列国的音乐不会听，不会演奏，是不好的。不要像慈禧太后那样，盲目排外。盲目排外同盲目崇外一样，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吃过教条主义的亏。什么都是照抄外国，照搬外国，结果是一个大失败，使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把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迟了许多年。其原因就是有些同志，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教条出发，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教条主义，假使我们不反掉，就没有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艺术方面，我们也应当吸取这个教训，注意不要吃教条主义的亏。学外国的东西，不等于统统进口，硬搬外国的一套。要批判的吸收。向古人学习是为了今天，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中国人。
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到，中国的好东西也要学到。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酣。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两边都要学好，两边都要有机的结合起来。鲁迅就是这样，他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很熟悉。但是他的光彩，首先不在于他的翻译，而在于他的创作。他的创作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式的，但是他是中国的。我们应当学习鲁迅的精神，精通中外，吸收中外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
当然，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不容易的。这要有一个过程。中国的东西里面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例如写小说，语言、人物、环境，必须是中国的，但是不一定是章回体。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并不坏。两者结合是要改变形象的，完全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东西要变。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中国的面貌都正在大起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中国的东西还是要有自己的特点。外国的东西也在变。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变化又有新的发展。我们要注意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特别注意吸收社会主义世界的东西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步的人民的东西。
总之，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在这方面不要怕“标新立异”。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更必须有适合中国各民族需要的“标新立异”。这种为中国各民族老百姓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了。土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中国老百姓所不欢迎的。
这里有一个对待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但对艺术事业不利，对整个革命事业也不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几百万人。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有近代文化，我们一定要团结、教育和改造他们。买办阶级有文化，那是奴隶文化。地主阶级有文化，那是封建文化。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由于长期受压迫，文化和知识还不多。比较起来，在没有完成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近代文化技术方面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只要我们政策正确，把他们教育和改造过来，就可以使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能不能够把他们教育和改造过来呢？能够的。我们在座的许多人过去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从资产阶级那边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转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转过来了。所以，一定要团结他们，把他们教育和改造过来。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才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座的都是音乐家，学西洋音乐的，你们有很重要的责任。整理和发展中国的音乐，要靠你们学西洋音乐的人，好比整理和发展中医要靠西医一样。你们学的西洋东西是有用的，只是你们应当把西洋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学好，而不要“全盘西化”。你们要重视中国的东西，要努力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要以创造中国自己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东西为努力目标。你们掌握了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你们的工作就是前途远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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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千万不能拿唢呐、胡琴去吹奏，还是管弦乐队。我们要提倡民族音乐，但西洋的管弦乐还是应当要，因为世界上都作兴这种东西。这等于我们穿军服，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和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当然我们的军服同苏联的也不完全一样，有中国军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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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5)
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主席：欢迎你们，中国人民欢迎你们。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斗争，很同情你们。恐怕只有帝国主义不高兴，也只有美帝国主义，英国可能还好一些。怎么样？在美国干涉你们的时候，英国采取什么态度？
阿本斯（下简称阿）：英国看起来没有表示态度。在安理会上，对危地马拉要求制止帝国主义干涉的提案，英国投了弃权票，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
在事件发生时，有一艘英国商船正在危地马拉港口运货，被美国大使馆操纵的空军飞机打沉了。
主席：英国在危地马拉有什么利益没有？
阿：英国在危地马拉没有任何利益。在上世纪时，英国取得了危地马拉的一块领土的让与权，这一块领土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主席看地图）。
阿本斯夫人：就是地图上的英属洪都拉斯。
阿：我们一直在要求收回它。
主席：收回这块土地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吧？主要的还是美国对危地马拉全国的侵略。在事情发生时，你们的邻国表示什么态度？墨西哥采取什么态度？
阿：墨西哥同危地马拉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友好，墨西哥政府尽力表示中立。
主席：墨西哥属北美洲吗？
阿：是的。
主席：中美洲有那些国家？
阿：中美洲包括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
主席：不包括巴拿马吗？
阿：不。巴拿马原来是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由于巴拿马运河区的关系，它才成了一国。另外，中美洲五国在独立后成立过统一的中美联邦。
主席：你们南边的国家态度怎么样？
阿：南美各国人民对危地马拉都很同情。
主席：干涉是来自海上的吗？
阿：不。侵略是直接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来的，显然是美国国务院直接挑起来的。事情发生前，在加拉斯加召开了美洲国家的外长会议。会上，杜勒斯提出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提案。这一提案是要一切美洲国家迫害共产党人和所有保卫本国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人士。危地马拉反对这一提案，因为这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并使垄断组织增加对其他国家的渗入的提案。
主席：这个会是几时开的？
阿：一九五四年三月开的。
主席：美国到处以反共的招牌为名，而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洲国家共产党人数很少，苏联离的很远；为什么美国那样急于反共呢？
阿：美国所以急于反共，是因为共产党坚决为本民族的主权，独立以及从垄断控制下争取解放而斗争，并且揭露本国政府的卖国企图。
危地马拉代表团在加拉斯加会议上指出，美国是利用反共的旗帜掩盖着进一步渗入其他国家和加深殖民控制的企图。
美国提案的投票情况是这样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弃权，危地马拉代表团投票反对，其他国家投票赞成。
危地马拉的态度受到各国进步的革命力量的尊敬，因为它不仅表达了危地马拉人民的意愿，也表达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意愿。
主席：我们知道的。
你们的朋友多些，美国的朋友少些，你们的朋友比美国的多。
美国的胜利是暂时的，危地马拉终究是你们的，是危地马拉人民的。一切民族都要独立。
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还有欧洲国家的账。全世界都不喜欢美国，包括英国在内。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它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日本、南朝鲜、中国的台湾、菲律宾、南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受到美国的侵略。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阿：国际形势最近两年的发展，有利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亚洲国家就是这种例子。亚洲形势对其他大陆的斗争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现在听到了亚洲的声音，以后一定会听到拉丁美洲的声音。
主席：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给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思想上要求变，小的要求变大。美国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本国人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主席问在座的人的年龄）我们这里有三个清朝的人、四个民国的人——四个国民党的人。（笑声）
满清，要推翻。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打仗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满清。大，也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几年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人民对土地的要求。不知道他晓得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就失败于一个军阀首领袁世凯。
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老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而后，孙中山（后来是蒋介石）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军阀都消灭了。
蒋介石统一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二十年，力量最大。我们力量小，当时五万党员，经过镇压只剩下几千党员。敌人到处捣乱，还是按照老规律，强大的失败，因为他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日本很强大，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都赶到了偏僻的地区，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日本军国主义和希特勒也是按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赶到了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经过抗战时期，打日本，我们发展到了九十万游击队，枪炮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四百万。（阿本斯向夫人惊奇地说：四百万。）打了三年，国民党打不赢我们。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
现在美国很强，不是真的强。美国政治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本国人民也不喜欢。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做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笑声）
整个历史都证明这一点。人类有阶级社会的历史已有几千年，可以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在美洲，美国要让位给你们。
阿：感谢主席先生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帮助。
主席：我们的经验，供参考，不能照抄。
阿：我们一定会使它适合我们的情况。我们感到很有信心。再过五、六年，我们愿意再到中国来看中国人民的成就。这种成就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民，也是为了各国的人民，包括危地马拉人民。
主席：中国人民是你们的朋友。中国人民的成就中，有你们的一分；你们的成就中，也有中国人民的一分。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终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阿：亲爱的主席先生，能亲自向你致意，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极大的友谊，对危地马拉人民的极大的友谊。在我们的人民的心目中，主席先生受到极大的尊敬。（主席：谢谢。）我们祝贺主席先生在国家工作中的成就，祝主席先生的个人幸福。
主席：我们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我不懂。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
我们性质上相同，只是所住地区、民族、语言不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我们同帝国主义却有性质上的分别。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乔冠华在三十八度线上的板门店同美国谈判了两年多，也是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
纸老虎，是从战略上说。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来说，重视它，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怕，可以轻视它。但是它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斗争，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因此需要时间。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多才搞出名堂，搞出个朝鲜停战。现在又在日内瓦谈了快一年了，还没有谈出名堂来，也可能谈到二十一世纪去。只要美国拖到二十一世纪，你就得准备拖。
不要悲观，不会拖那么久的。
同美国打交道，像我们中国所说的吃牛皮糖一样。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阿：现在各国人民的风雨正在打美国。
主席：对。
刚才你说五、六年后再来中国，是说五、六年后有把握取得胜利吗？
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取得胜利。但我们相信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主席：你（指阿本斯）是从欧洲移去的？
阿：我父亲是从瑞士来的。母亲是……
主席：你呢？（指阿本斯夫人）
阿本斯夫人：我相信我有点西班牙血统。
主席：西班牙血统的占人口的多少？印第安人占多少？
阿：在危地马拉，印第安人占百分之七十。
主席：其他中南美国家的印第安人多吗？
阿：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巴西印第安人多。阿根廷、智利差下多全是欧洲移民的后裔。
主席：有人说，美洲人是从中国去的？
阿：危地马拉人很像中国人。
主席：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也可能是从中国去的，也可能不是。南美、北美一共有多少印第安人？
阿：（犹疑）几千万吧？
主席：这是不是就出现了欧洲移民同本地印第安人的合作问题？
阿：工人和农民都受到剥削。尤其印第安人受到歧视，身上标着号码，像牲畜一样。
主席：你们从欧洲移入的人，是不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统治另外一部分人，那么你们这一部分被压迫的人就容易同本地人接近了。所处地位相同。
你们的政府实行了土改的政策，把帝国主义和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外地来的人当总统，把土地分给本地人，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拥护。
阿：我们确实把反动党派搞出来的压迫取消了一些。我们那里没有种族歧视，黑人不受歧视。
主席：危地马拉有黑人吗？
阿：很少。
主席：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政策太进步了，也是一个缺点。是不是一切地主的土地都没收？有民族资产阶级吗？地主中间有没有不跟美国走的？人民不喜欢美国，对美国关系小些的地主，可以团结。这样就能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包括一些虽对本地人歧视，但又对美国不高兴的人。
阿：地主阶级一般是亲美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帝国主义的利益对立的。我们听了危地马拉共产党的建议，改正了前任政府的一个错误。前任政府为吸引人民的支持，采取了一般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的政策，造成贫富对立。我们改变了它，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合理要求。
但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民族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支持政府，我们却远离了他们。
主席：我们这里也有地主中间的左派，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反对蒋介石，和我们在一起。
除开逃往台湾的那些以外，我们接收了整个资产阶级，接收了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大、中、小学的教授、教师。教育他们，要他们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工作中犯了一些“左”的错误，使他们感觉到不舒服，引起他们的反感。
大体上可以说，经过五、六年的合作，团结得更好了。
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只要没有跑到台湾，我们也接收了下来。但我们处理得不好，有些有职无权，挂个名。这些非切实改正不可。水利部有个参事郑洞国，挂个名，没有事做。长期下去如何得了。文史馆不做事情。有些地方政治协商会议也不做事情，这是缺点。
你在中国对我们的错误缺点要注意，要进行比较。（主席问陪见人：还要为阿本斯组织些什么座谈。吴茂洁答：已组织了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还要组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统一战线问题的座谈。）尽讲好的，你就不要相信他。他不讲坏的，你就问他，有什么坏的。
还能在中国留多久？
阿：到八月十四曰。我们因签证问题，必须在下月底前回到法国。
主席：那么还可以到各地看看。多找些人谈谈，找共产党人，也找其他党派的人，找起义将领、资本家、宗教界人士。你们如有少数民族问题，也可谈谈，这方面我们有点经验，也有错误。
张奚若：他们已参观了民族学院。
阿：很感谢主席先生所讲的话。我们将利用在中国逗留的时间来学习。我们已经学到了你们的政策的灵活性，你们给每一个不同美国在一起的人以机会，使他们为人民服务，并在服务中承认自己的错误。
美洲的一些政治领袖，往往不是这样。他们对他们自己，也从来不承认有错误。
主席：你很老实，想到的就说了出来。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在根据地的头几年，采取可以叫做“一切打倒”的口号。除工人、农民外，什么人都不要，通通赶掉。这样，蒋介石倒感到舒服了。蒋介石力量大了，把我们从南方的很多根据地赶到北方的一个根据地。这样，我们就“想”，批评、改正了这个错误。
我们的历史上犯过三次“左”倾、两次右倾——陈独秀、王明。此外，局部的、个别的也犯过右的错误，如张国焘、高岗。
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日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有很多老师：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这些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帝国主义、法国、德国、意大利，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都是我们的教授，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错误。如果你们有错误，你们也可以取得教训。美国就是你们的教授。现任总统阿马斯可以说是你们的第二个教授。
阿：在告别之前，我首先要表示感谢。我们占了你很多时间。我们知道，这些时间并没有白费掉。我们要把主席先生的话带到我们的政治力量中去，来改进我们的工作。非常感谢。
主席：谢谢你们来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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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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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
对《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的批评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刘少奇命令陆定一由旧中宣部的人写成，刘少奇、陆定一审阅发表的。后来，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这篇黑社论。）
六月二十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又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社论讲反右不到半年，就认为反右成绩很大，估高了。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买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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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3)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发言中表现神气不足，下级对上级关系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灵魂被吃掉了似的，有许多话不敢讲。各省也有此问题，民主不够，但劳动模范讲话有神气。我们财经会议与四中全会有副作用，因为有几条规定，大家有话不敢说。财经会议有些同志发言不恰当，有些同志不敢说。
另一个原因是对情况了解不够，讲得不清楚，不深刻。财经制度××，先念同志都有意见。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改变了才能改变作风，要给下面一些权。
我们的纪律多从苏联来，太严了会把人束缚起来，这样不可能打破官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制度恰当。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苏联制度的一长制是怎样来的，政治局与国务院均未作决定。各地要分权，不要怕说闹独立性，中央并未作决定，均可讲。各地可先搞条例、细则、办法，宪法规定是允许的。要使各地有创造性，神气活泼。从明年起每年搞一次大会。五一不要开大会了，可以开小会娱乐，苏联五一口号不要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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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以来我们有些呆板，不活泼。四中全会是应当开的，反高、饶是对的，决议是很必要的，否则再让高岗搞一年，是不可设想的。但产生谨小慎微，有的不敢谈国事，是不对的。四中全会前有些破坏现象，需要克服。高、饶破坏活动应当堵塞起来，但有些谨小慎微，莫谈国事，应该分别清楚。有两种国家大事，一种是破坏性的国事，如高、饶应当反对，一种是建设性的国事，应该大谈特谈。财经会议时，有些同志讲错了话，受到了一些批判，但和高、饶之事必须区别。党在大革命时期，是生气勃勃的，后来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后又有“左”倾盲动，失败后就不活泼了。八年中，“八·七”会议后的一个短时期，六次大会后的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短时期是正确的。土地革命时期有三次“左”倾，抗日时期有右倾，二次“左”倾是自己的，第三次“左”倾与共产国际有关，第三次“左”倾的四中全会的决议是俄国人写的，强迫我们接受，特别是王明路线，对革命力量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鉴于这个教训。应当分析批判地接受，张国焘是右倾，抗日时期又有右倾。三次右倾非常集中，不准讲不同的话。失败了，不准讲失败，鉴于历史教训，后来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团结有斗争。抗日时期根据地独立性很大，发挥了地方积极性，但有点分散主义，有的闹独立性，不应发表的发表了，这与王明路线有关。为了纠正这种现象，中央作出了增强党性的决定，有了一元化，但保持了很大的自治权。解放战争时期拟定了请示报告制度，纠正了过于分散的偏向，最近几年不正常，集中多了些，究竟工厂、乡村，合作社、地方要有多大自治权，苏联四十年来还没有经验，我们也没有经验，要研究。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决定的，也不是地方决定的，就照办了。如一长制，雪峰同志提出来，中央才讨论的。我们党历史上有王明路线的过于集中，有第二次王明路线过于分散，适当的集中是必要的，但过于集中也是不对的，就不利于调动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请同志们很好地研究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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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国家、集体收入分配的比例问题。我同意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国家和社，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最好百分之三十。（包括农业税、附加、合作社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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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
党委制是无疑的，请研究列宁的指示。厂矿、合作社、商业流通过程、运输等企业要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独立到什么程度要很好研究。我们不是高岗的独立王国，但要鼓励公开合法的“独立王国”（不上宪法），才好办事，一点没有是不好办的。国务院如何分工管理，要研究解决，中央设多少部，有多大权力，不久就要决定，地方设多少部门，管理哪些事，有多大权力，几个月内搞出个草案来。中央各部门要注意教育干部给下层解决问题，地方来中央见不到人，拖延不决，有问题几年得不到解决，应查其原因。这两个问题要解决。用什么方式既能见到人，又能迅速解决问题，请中共各部注意。
地方有权抵制中央各部给地方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指示、训令、表格，多制止了多一些也不要紧，此权只给省、市委（政治上比较成熟），不给地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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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要体现纪律和创造性，群众路线应体现在这里，各省要研究一下，没有纪律不行，但纪律搞得太死会妨碍积极性，妨碍创造性与积极性的纪律应当废除。党章草案中规定设一个副主席或几个副主席，是否可以仿照人代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法，设常任代表五年一任，可起监督作用，请大家考虑。
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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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平衡是需要的，地方的独立性不能妨碍全国的平衡，有全国的平衡，才有地方的部分平衡。没有全国平衡要天下大乱。北京东西不上上海，怕上海货来冲，所以要有全国平衡。没有这个平衡，全国工业化搞不起来。鼓励地方独立性不要偏到一面去。现在强调独立性是必要的。
经济工作今明两年要切实摸一下。每一省、市委都重汇报一次，搞些典型。我们没有经验，将要找些部、区、委、广研究一下。别人说中央英明领导，我们是知道又不知道。
四天会不能什么都谈，肃反、统战、少数民族、国际问题谈得少，请各地注意部署一下，反革命要肯定，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民主党派与我们有分歧意见的，现在反革命是少了，应该肯定还有反革命，今年肯定要杀一些，在机关学校口要清理，没有清出来还要清，不能松劲，要进行艰苦的工作，半个月打一次电话督促。你们对各地委也可以采取打电话的方法。
党内处分：县、区、乡干部处分过多过重，高级干部（包括处长以上）犯错误结论难做、处分一下去（对此要查清原因），过严过重都不对，除反革命外都要给以改正机会。
少数民族问题，井泉同志讲了，四川是对的，虽有些报复已纠正，其他地区也要注意。
国际关系问题。一部分不要盲从，有的我们已有经验。苏联已展开很大批评，有些在我国、在苏联都不适用，我们鉴于他们的垂直领导犯了很多错误，如对肃反，我们就大部不捉、一个不杀。一长制是军事观点，群众路线还是恩赐观点、积累资金办法是剪刀差还是征税都有问题，但不是说苏联没有东西可学了，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帮助我们建设的是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现在只有这样一个国家，虽然有那样多的错误，但是值得学习的多，我们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对外国任何小国一律要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不要翘尾巴，虽然我们不是帝国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开始翘不起来，但是过早学会了些东西就可能翘尾巴。要教育出国同志，要老老实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的、坏的、中间的都给人家看。苏联有沙皇时代，我们有蒋介石，我国有小脚，别人要照相，让他们照，衣服穿的不好，不怕难看，在外国人面前撒谎，总有一天会揭穿的。传达问题，有些东西任何地方都可以讲，斯大林、第三国际作的坏事可以传达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可以，不写在文章上是为了照顾大局（这篇文章只写了一句“出了些坏主意”）不准备在报纸上和群众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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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2)
论十大关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经济、财政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交换了一些意见，政治局又讨论了几次，综合起来，有十个问题，十个矛盾。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们历来的方针。过去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为了新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论在革命中间，或者建设中间，同样应当实行这个方针。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有一些问题还是值得谈，其中有些新东西。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有不够的地方。谈一谈，考虑这些问题，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可以少走些弯路。我先把十个问题念一念：
第一个问题，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第四个问题，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第五个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第六个问题，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第七个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
第八个问题，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第九个问题，是非关系；
第十个问题，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些关系，都是一些矛盾。世界到处都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现在我来讲上面提的十个矛盾。
第一，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大家没有异议。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并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没有犯过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错误。他们片面地着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生活品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轻工业和农业都是比较注重的。我们市场上的货物比较充足，同有的国家在革命以后的市场情况不同。我们的生活品，说十分够也不那么够，但是我们有相当丰富的民生日用商品，并且价格是很稳定的，人民币是稳定的。这并不是说，现在没有问题了。也还是有问题的，就是对于轻工业，对于农业，比过去要更加注意，就是适当地调整一下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要在工农业总投资中适当地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
这样，是不是重工业不是为主了呢？还是为主。是不是对于重工业不注重了呢？现在这样提，投资的重点也还是重工业。
今后需要在轻工业和农业方面多投一点资，让这方面的比重加重一些。加重一些，是不是要改重点？重点没有变，重工业还是重点，但是轻工业和农业这方面要加重一些。
加重的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发展重工业，需要有资金的积累。积累从那里来？重工业可以积累，轻工业和农业也可以积累。但是，轻工业和农业能积累得更多些，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你究竟想发展重工业还是不想？或者想得厉害一些，还是想得差一点？你如果是不想，那就打击轻工业，打击农业；你如果想得差一点，也可以对轻工业少投一些资，对农业少投一些资；你如果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就要注意发展农业，使得生活品更多些，积累就会更多些，几年之后，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也就会更多些。所以这是一个真想、假想的问题。
当然，对于发展重工业，真想假想，在我们这里来说，不适当。谁不真想？就是想得厉害不厉害。你真正想重工业想得厉害，你对轻工业就应当多投一些资，不然你想得就不十分真，只有九分真，那就不厉害，那就是你对于重工业不十分注重。你如果十分注重，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因为：第一是它能满足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它能更多更快地提供积累。
在农业问题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农业集体化了，搞得不好也还是不能增产，农业机械化了，搞得不好，也同样不能增产。有的国家的农业，不能增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有问题，在税收上使农民的负担很重，在价格上农产品很便宜，工业品很贵。我们在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同时，得把农业摆到一定的位置上，实行正确的农业税收政策和正确的工农业品价格政策。
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那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那一年的日子就好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用少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是一种办法。用多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又是一种办法。前一种办法，片面发展重工业，不照顾人民生活，后果是，人民不满意，重工业也不会真正搞好。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作法，反而会使重工业发展得慢些和差些。几十年后算总账，那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把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结果是，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好些。
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发展内地工业是对的，是主要的，但必须注意照顾沿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的、大的错误。但有一些缺点。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一点不那么十分注重了，恐怕要改变一下。
原有工业，无论是重工业，轻工业，多少在沿海？
所谓沿海，就是辽宁、河北、北京、河南的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些沿海的地方，重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也在这些沿海地方，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事实，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如果还不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的生产能力，那就很不对了。
我们应当尽量利用可能的时间，使沿海工业有所发展。我不是讲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应当建在内地。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比如鞍钢、抚顺就在沿海；比如大连有造船工业；唐山有钢铁工业，有建筑材料工业；塘沽有化学工业；天津有钢铁工业，有机械工业；上海有机器工业，有造船工业：南京有化学工业，还有其他许多其他工业；现在我们准备在广东的茂名（那地方有油页岩）搞人造石油，那也是重工业。
今后，大部分的重工业，百分之九十或者还多一点的重工业，应当摆在内地，使全国工业布署逐步平衡起来，使全国工业有个合理的布局。这毫无疑义。但是，部分重工业还要在沿海新建和扩建。
过去工业的老底子主要在沿海，我们如果不注重沿海工业，就要吃亏。充分的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好好地发展沿海的工业，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发展内地工业，支持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的态度是不对的。这种消极态度，不但妨害沿海工业的充分利用，而且也阻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我们都想发展内地的工业，问题在于你是真想还是假想，如果是真想而不是假想，就必须多利用沿海的工业，努力搞好一些沿海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从现有材料看来，有些轻工业工厂建设很快，投入生产并全部发挥生产能力以后，一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这样，五年之内，除本厂以外，就可以增加三四个厂，有的五年可以增加两三个，有的可以增加一个，至少可以增加半个。这同样说明利用沿海工业的重要。
我们的远景规划缺少四十万名技术干部，可以从沿海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中培养出来。技术干部不一定要科班出身。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鲁迅，大学没有毕业。在旧社会，他只能当讲师，不能当教授。肖楚女同志更是没有上过学校。应当相信，技术工人，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可以成为很好的技术干部。
沿海工业，技术高，产品质量好，成本低，新产品出的多。它的发展对全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有带动作用。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总之，不发展轻工业就不能发展重工业，不利用沿海工业就不能建设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不能只是维持，而是要适当的发展。
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把兵统统都裁掉了好不好呢？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敌人在“整”我们，我们还受敌人包围么！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国防力量。在抗美援朝这一仗以后，我们的军队更强大了。自己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起来。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制造汽车，不晓得制造飞机，现在我们开始能制造汽车了，也开始能制造飞机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先搞卡车，不搞轿车，所以我们每次只好坐外国的车子来开会，想要爱国，爱不那么快，哪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坐自己的汽车那就好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我们过去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我们已经相当强，以后还要更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摆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使军政费用支出的比重，分几个步骤，降到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使经济建设有更大和更快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国防建设也就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这样，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飞机，很多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你真想原子弹吗？你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要多搞经济建设。你假想要原子弹吗？你就不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少搞经济建设。究竟怎样才好，请大家研究一下。这是战略方针问题。
在一九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关，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即有三分之一的支出用于不生产的方面，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想办法把这个比重降低下来，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最近，我们跟各省的同志谈，他们对这个问题谈的比较多。
讲工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每个工作日的产值增加了，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不注意这点是不妥的。
解放以来，工人的生活有很大改善，这是大家知道的。有些过去家里根本没有职业的，现在有人就业了。有些只有一个人就业的，现在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就业了。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家庭，过去他们没有就业的，后来夫妇两人还有一个女儿都有了职业，合起来生活当然就不错了。我们的工资，一般的说，还不算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又因为物价低而稳，生活安定，工人的生活水平同解放以前是根本不可比的。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一直是高的。
上面讲的，是要注意发挥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工厂，整个生产单位也有一个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都有统一性和差别性。不能光有统一性，没有独立性，没有差别性。比如，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是独立性。有的人去散步，有的人去读书，有的人去吃饭，各人都有各人的独立性。如果一直把会开下去，无休止的开下去，那怎么行呢？那不是会把人开死吗！所以，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人都要有主动性，都要有一定的独立性，都要有同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
给生产者个人以必要的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主动性，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好不好？应当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差一些，那当然不要。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起来，把工厂的折旧费也都统统拿走，使得生产单位没有一点主动性，那是不利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经验不多，在座的同志们的经验恐怕也不多，我们正在研究。那么多工厂，将来还要多，使得它们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这对我国的工业化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讲到农民。我们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也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全国因水灾减产，我们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农民就有意见了。不能认为我们一点缺点也没有。没有经验，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
点。由于我们发现了这个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加上丰收，一增一减，使农民手里多了一百多到二百亿斤粮食，所有过去对我们有意见的农民都没有意见了，都说：“共产党真是好”。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同工厂一样，也是生产单位。在集体经济组织里面，集体同个人的关系必须搞好，必须处理得恰当。搞得不好，不注意农民的福利，集体经济就不会办好。在这个问题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是犯了错误。在那里，集体经济组识，有些大概办得好，有些办得并不是那么好的。办得不好的，农业生产就不那么发展。集体要积累，但必须注意，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除了碰到不可抗拒的灾害以外，必须在增加农业的基础上，使农民每年的收人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我们跟各省的同志们谈了夏收、秋收的分配问题。所谓分配问题就是：①国家拿多少；②集体拿多少；③农民得多少。以及怎样拿法的问题。国家是税，集体经济组织是积累和经营管理费，个人就是分粮食分钱。
集体经济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了。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再扩大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对生产费、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这几项，我们应当同农民在一起研究出一个确当的比例。
国家要有积累，集体也要有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国家的积累，我们主要是经过税收，而不是经过价格。工农业品的交换，在我们这里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工业品是采取薄利多销的政策和稳定物价政策。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国家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这一条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重视。
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更多的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现在看起来，恐怕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我们的宪法上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只要不违背中央的政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而情况需要，工作需要，地方也可以订些章程，订些条例。在这方面，宪法并没有约束。
重工业要发展，轻工业要发展，就要有市场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巩固中央的领导，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天天给省、市的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是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些都应当改变，都要商量出调整的办法。
中央的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作主。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盲目下命令。在这方面，我们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
先同地方商量，在商量好了以后再下命令。
我们要统一，也要有特殊。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必须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为高岗那种闹独立王国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省、市对中央部门有不少意见，要提出来。地、县、区、乡对省市也会有不少意见，省市也要注意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得太死。
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
中央准许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不能叫作“闹独立性”。
总之，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力，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有利，把地方的权力缩的很小，恐怕是不那么有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也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大家好好研究讨论。
第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们的政策是稳当的。得到少数民族的赞成。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是有的，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按人口，汉人占大多数，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排挤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所以，要在汉族中间广泛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要来一次检查。早两年有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在来一次检查。如果有关系不正常的，应当加以调正，不要只口里讲。现在有许多人讲不要大汉族主义，口里讲得好，实际上没有做。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究竟怎么样才适合，也要好好研究一下。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汉民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下宝藏不少，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汉民族必须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经过民族关系的改善，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统统调动起来。
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这是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这一条不是什么新的，但是因为说到这里，应当把这个关系说一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有几个党好？现在看来，还是有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一直到一切党派都自然消失了的时候为止。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好处。
党派是历史上产生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是历史上产生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凡是历史上产生的，也要在历史上消灭。共产党是历史上产生的，因此它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是这个命运。
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将来都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非有不可，否则不能
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不要机构庞大，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又说回来了。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对这些人，我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要把他们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中国在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外交政策“一边倒”，抗美援朝，士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也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一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因为他们要爱国，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要有所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说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都有利。
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同志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省委书记要抽出一定时间检查一下，部署一下，把这个工作推动起来。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呢？它是消极因素，它是破坏因素，它不是积极因素，它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
那么，消极因素可以不可以转变为积极因素？破坏因素可以不可以转变为有利因素？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可以转变？这要看什么社会条件。死顽固，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必然有。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条件下，就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将来有一天是会转变的，当然，有些人或许没有来得及转变，阎王就请去了，有些人谁晓得他们那一年会转变？
由于人民力量的强大，由于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变成不反革命了，他们参加了农业的劳动，参加了工业的劳动，有一些人还很积极，做了有益的工作。
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有几点是应当肯定的。比如讲，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不是应该的？似乎有这么一种意见：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要。这么看是不对的。应该承认，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让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就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各种不同的处理，是应当的。这些办法，都需要给老百姓讲清楚。
杀了的那些，是什么人呢？那些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重的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一批“东霸天”、“西霸天”，对他们讲宽大，老百姓不赞成。肯定过去杀这批人杀的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不肯定这一点就不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应当肯定的，在社会上还有反革命分子，但是已大为减少。我们的社会秩序很不错，也还不能放松警惕。说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了，高枕无忧，那就不对。有少数
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破坏活动，例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对多数反革命分子，要把他们交给农业合作社来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还不能废除死刑，假定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杀了人或者炸了工厂，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第三点，应当肯定的，在机关、学校、部队里面进行镇反工作，我们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些人不杀，不是他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掉了没有什么好处，不杀掉却有用处。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就让他去劳动改造，把废物变为有用之物。再说，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机关镇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错误，可以保证犯了错误还能够改正错误，可以稳定很多人。不杀头就要给饭吃。所以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奔头。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长期的艰苦工作，大家不能松懈。
第九，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允许人革命，人家犯了错误，必须采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写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皮上长了几处癞疮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的愈厉害，结果闹得愈被动。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
过去，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那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对不合他们胃口的人，他们总是随便给人先安上犯过什么错误的罪名，不许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人，使党受了很大损失，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如果我们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那是不好的，已经进了党了，人家犯了错误，不准他改正错误，也是不好的。
我们应当容许人家革命，有人说对犯了错误的人，要看他是否改正。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只说对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那就是要向他们做些工作，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对犯错误的人应当一是“看”，二是“帮”。对犯错误的人，要给工作，要给帮助，不要幸灾乐祸，不给帮助，不给工作，是宗派主义的做法。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其中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犯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谨慎了，可以少犯错误。我们希望所有犯过错误的人都有免疫力，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危险，更要警惕，因为没有这种免疫力，容易翘尾巴。
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会整到自己身上，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结果跌倒了爬不起来。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是非要搞清楚，分清是非关系，可以教育人，可以团结全党，党内有争论，有批评，有斗争，这是必要的。按照情况，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采取一点斗争，这是为了帮助他改正错误，是为了帮助人家。
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个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有一种国家领导人不敢提这个口号，也不愿提。要有一点勇气，就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我们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民族的长处。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长处，不是说就没有缺点，没有短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这两点都会有。我们的支部书记、军队的连长、排长，他们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开会不为别的，总结经验有两点：一个是优点，一个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只有优点没有缺点？那有这个事？一万年都有两点，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个人有个人的两点。总而言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提出学习外国的长处，当然不是学习他的短处。过去我们这里有些人闹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一个跟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
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绝对主义，往往当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要这样，不可盲目地学，要有分析，要有批判地学，不可以搞成一种偏向，对外国的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用。
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对这种教条主义，我们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但是现在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还是有一些教条主义，应当继续做批判工作。
我们是这样提问题的，学习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要能够独立思考。
我们公开的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地学下去，我们公开的承认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
要向外国学习，就要认真地学习外国文字，有可能，最好多懂得几国文字。
我认为，我们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有两条优点。
第一，我们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帝国主义压迫，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翘不起尾巴，骄傲不起来。但是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有点过分，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我国人民的自信心提高起来。要像孟子所说的“说大人则藐之”，把抗美援朝中所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外国人的长处都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文艺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无产
阶级政党，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当然我们比起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来说，革命先胜利一步，也要防止骄傲。
前面这两点，是缺点，也是好处。我曾经说过，我们穷得很，又是知识不多。一为“穷”，一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算那么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不高。穷则思变，才要革命，才要发奋图强。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当然，我是就大概而言，我国的劳动人民有丰富的智慧，而且已经有一批不错的科学家，不是说都没有知识。
一穷二白，使我们的尾巴翘不起来。即使将来工农业很大发展了，科学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了，我们也还是要把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下去，不要把尾巴翘起来，还是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因素，间接的因素，直接的积极因素，间接的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而奋斗！
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
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纪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中央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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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1)
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子弹并不比刀枪厉害，你们相信不相信？古人用刀枪打了几百年。汉代中国人口有五千万，一打只剩一千万。唐代又发展到五千万，安禄山造反，一打只剩下一千多万。用冷武器打仗拖延很久，死人很多。大片土地无人，欧洲历史上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拿破仑时代开始发展到步枪，可打八百米远，以后又发展到大炮，用热武器打仗。我们没有试过原子弹，但可以算一算：全世界有二十五亿，原子弹就算杀掉一半还有十多亿，也比过去用冷武器时死的人少。我们中国有六亿人口，原子弹杀死掉一半，还有三亿人口，有二、三十年又恢复过来了。
……每一个民族里总有坏人的，不可能设想只有一种好人。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因此，一万年以后戏台上还要演好人与坏人。假如没有坏人，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冲突和矛盾，那么就没有戏可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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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行火葬的倡议（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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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关于实行火葬的倡议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希望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现代化的火葬场。
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有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希望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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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大林问题（一九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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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关于斯大林问题
（一九五六年）
（4月在苏共二十大后不到两个月，先后对米高扬和苏联驻华大使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集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10月23日接见苏驻华大使时指出）斯大林是希望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10月30日接见苏驻华大使时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摘自《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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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8)
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
（当汇报基本情况时）
××部汇报，列了目录，一目了然，各部都要这样作才好。
你们可以搞点展览会，把各种交通工具展览一下。
学院学生太少了，可怜得很。
将来可能有一、两千万吨船，中国可能突出。世界海船吨位，我国不到百分之×，这表现我国太穷。
公路少，应多修。地方工业和修公路都要发挥地方积极性。
（当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与今后措施时）
运价高，束缚生产力，工农业产品交换不起来。
“一长制”刺眼得很，怎么不改个别的名词？需要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降低运价问题，财政方面打小算盘不妥当，运价高，束缚生产，税收减少，结果害自己。工农业都在发展，两方面交流，靠运输纽带，中间路太狭，通不过去，发生矛盾，就影响两方面发展。过去地方公路标准太高，修不起来。
有许多事，开始听，好像有道理。学习苏联经验要结合实际才行，脱离实际就错了。
地方交通会议后，情况有转变，可见领导还是重要的，不然六亿人有六亿方向，不得了。开片会办法很好，一年一次，也可一年开两次，先规定会期，下边就动起来（如消灭血吸虫病）。各种铁、木轮车改为胶轮车，要赶快改。
人力车已合作化百分之二十五。合作化当然要得，怎样化法要注意，有些先挂个号也可以，不挂心不安，能组织就组织，不能则不勉强。
对资本家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现在资本家愿意不愿意？现在小资本家愿意，工人愿意，大资本家随潮流走。现在问题是怎样安插。中国资本家特点之一是许多资本家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思想不一定比高岗、饶漱石、潘汉年坏，比陈光、戴季英坏。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私有财产是否三年收归国有，还要考虑，将来可能给他们福利基金。
福建省委提的对个体车船改进意见，你们可以拿几个社试一下。每个省试一下，再下决心。
肃反，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真反革命有技术的，已经知道了，在次要岗位上亦可控制使用。
灯光装猪法是怎么回事？可见强迫命令不行，猪尚不能，何况人乎？
（当汇报远景规划时）
一九六七年达到××万吨船，这还像个样子。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
（当汇报几个问题时）
机关汽车统一管理方针很对。汽车，主要看需要，要与工农业相适应。
交通和轻工业如不能适应，有一天我们会挨骂的。
地方运价降低问题，开个会先商议透，看准后再决定。
简易公路，要个标准，各地乱修，则不得了。
你们对的意见我都支持，我已经说过把事业办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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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准备情况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7)
对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准备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
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它已发现血吸虫病的省分如四川、广东、福建等，也应当请他们派代表参加，请与柯庆施同志商处。
会议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钩虫病及其它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讨论。会议应当定下一次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会议，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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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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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
改进或扩充生产设备，应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解决，不应使用企业奖励联金。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当时张国焘在长辛店工厂办了一个工人夜校，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名叫李实的当校长，我还到那里参观过一次。
（当汇报到不少干部满足于现有成绩，缺乏从发展上看问题，满足于数字上完成任务，缺乏对国民经济发展及周围情况的认真研究，因而思想工作、组织工作、技术政策、干部培养都落后于发展希望时）
你会不会打麻将？打麻将要看三家的牌，还要看桌上已经打出来了什么牌之后，才决定自己打什么牌。
××人多，家底大，成绩也不小，容易骄傲，应该注意这一方面。
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找到的。苏区只剩下一个根据地，白区几乎全搞光了。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一律团结，也不是一律斗争，既不是只“团”无“斗”，也不是只“斗”无“团”。对于党内的关系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反从前的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是否主观主义会缩短一些。自从一九五三年反主观主义之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进了一步，但是带来了一个右倾。当然你们是采取原谅的态度，你们说中央的领导是英明的，你们自己犯了错误。所以必须要在去年提出反对右倾的口号，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反对右倾。共产党要反过来反过去，多反复几次就要好些。
（当汇报确定部长、副部长每年至少下现场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对，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要常到现场去。
你们自己要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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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一九五六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5)
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一九五六年）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学教育。要求做到一般的社有小学和业余文化学校，一般的乡有农业中学，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提倡勤工俭学。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按照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和体育活动。
（摘自《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改草案）》第三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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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4)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的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住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到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四号）
（注：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为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而召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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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3)
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会议开得很好。听了各位同志的讲话，很高兴，可以看出同志们的水平很不低，很高，许多讲话是很好的。
现在我要讲的是领导方法问题。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拿最近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等几件事来看，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可以迟一些、坏一些，也可以早一些、好一些。我们在延安时，曾组织过宪政促进会，现在没有了；现在有人说中央是全国社会主义促进会，这次会议也是一个促进会，省、市委，各部门，也是促进会。领导机关可以促进，也可以促退，也可以有进有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是国民促退政治，它促使社会倒退。我们的领导机关应该促进事业的发展，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如农村工作部有一个时期就是农村工作促退部，因为它要砍掉些合作社；卫生部有一个时期也是促退部，把事业搞垮了。各地方、各部门是否也有这种现象呢？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就丧失了上层建筑应有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基础，上面还有政府，党，各部门，这都是上层建筑，必须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果不促进，就丧失了它的职能。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为了使上层建筑能够适应基础，促进社会的发展。你们对客观情况的发展注意不够，估计不足。凡事都有两面性，一万年后还是有两面性，但是，今年和明年不是一样的两面性，如果一点不变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但是现在是马克思主义的，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农民几年来对他们的落后性抛弃很多，最近几个月，农民跑得很快，几个月就改变了个体经济。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我们总是说他们“唯利是图”，现在他们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变成公私合营了），“唯利”又怎样“是图”法？对知识分子也是尽说他们不好，可是这次会上同志们说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占40％左右，中间分子也占40％左右，落后的当然还有，但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应该促进这种改变。可是有的同志看不到这种变化，想到没有对象的地方去决斗，对像没有了，还要斗，这就变成唐·吉柯德了。当然，还有对象，但也在起变化，因此我们应当欢迎这种变化。我们应该看到在生产关系改变后的新形势，去年上半年那样困难，到处骂我们，党内、党外都说我们不行，就是为几颗粮食，下半年不骂了。下半年有几件喜事，丰收和合作化是两件大喜事，还有肃反也是喜事。最近两三年，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化，这些情况反映在同志中间，人民中间和知识分子中间，我们应该认识这些情况，并且适应这些情况。
讲到促进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同时也应该注意不要搞那些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锣敲、打鼓、报喜，这是好的，这正是促进嘛，这正说明中央是社会主义促进会嘛！但是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有些情况要引起我们注意，值得谈谈这一点。农村发展纲要中已把好些农业增产的指标去掉了，右倾保守思想存在于各方面，两种领导方法采取哪一种？我因为其中有些还没有研究，没有充分根据，例如垦荒五亿五十万亩，据说用的钱要等于一年的预算，要多少人民币？垦荒仍是要垦的，但是否能垦那么多，要仔细研究。计划一定要行得通，一定要建筑在有根据的基础上，不然又要搞成盲目性。现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了。合作化快是好的，但不要无根据的快。各省同志要注意。高级化务必要做到在绝大多数人满意条件下高级化，现在听说，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对放弃土地分红还放不下，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如等几个月。北方可以到今年秋冬或明年春天再转，明春最好。建议你们多考虑。陈云同志说公私合营，人家送上门来，不要不好，但问题是内心是否通，如不通，那就等几个月，等几个月并不算长。我建议这样，不要以为又是来阻挡你们，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总要叫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高兴，不高兴的过了百分之几就有问题。各部门计划指标也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本来可以做的不做，是不好的，但无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就叫盲目性，就是“左”倾冒险，虽然目前这还不是主要的倾向，但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的头脑不那么清醒，不敢于实事求是，怕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难听。凡是经过调查研究，办不到的，要敢于说办不到，敢于停下来，把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
北京已进入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要完成，还要做几年工作（比如说还要三、四年），资本家定息的尾巴哪年割掉，还要看情况发展。北京资本家清产核资用自评的办法，可以介绍，以后农村中地主富农入社，那些人好，哪些人坏，哪些人算社员，哪些人算候补社员，哪些人应当管制生产，可不可以也让他们自己去评，我们加以领导，建议各地试试看，让他们自己里头发生斗争。
再一点，有的同志引用我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到的：“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句话，我说“不能完全按照”，这就是说大体上还要按照，否则五年计划，岂不也没有了。但是有的同志一改改成“已经不能按照”或“已经完全不能按照”，可见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了。
吴玉章同志的发言讲得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都赞成，你们赞成不赞成？老百姓问题不大，识字很容易，但有些人觉得采用罗马字拼音，好是很好，可惜罗马字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外国人学习，“用夏变夷”，没有问题；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用夷变夏”，就有问题了。洋字比较好，吴玉章同志说的有理，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汉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说：“汉字是世界上万国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见得。因此我们采用罗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国发明的，现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吗？罗马字出现在罗马，英、美、俄等国不也都在采用吗？我没有学过文字史，他们过去也都有自己的文字的。据说我们中国字是仓颉造出来的，我看不见得。社会主义不是出在俄国，俄国也学了。外国的好东西，我们要统统拿过来，变成我们的东西，要在一、二十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汉朝、唐朝就是这样的，唐朝奏乐、舞蹈有七种，有六种是外国的，唐朝很有名，搞久了就变成中国人的。
在吴玉章同志的讲话中，其中有一条我是不赞成的。就是他说：“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去年七月三十一日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肃地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并用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来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结果。”“这种新的观点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的物质生活的发展，已经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产生出来，当新的观点和理论产生以后，它们就成为最严重的力量，就能促进解决由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过程所提出来的新任务，就能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样说来，好像农业合作化是新的事情，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但是，这不是什么新东西，联共党史上就写到的，他们是地球上第一次做这件事，还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讲过了，三十多年前，俄国已经做了。我们现在讲的，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和理论。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过去在欧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已经提出了新任务，产生了新的观点和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后列宁又加以发展。我们有没有新的东西呢？有的，那就是在形式和细节方面，如互助组的普遍发展，全行业公私合营等，这是新的。关于过渡时期和资产阶级联盟，在理论方面，列宁已讲过了，只是我们实行得比较完全和有步骤，这很好，有必要加以发展。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要注意情况的复杂性，善于分析，以适合各种复杂情况。许多工作，也还有发展余地，譬如肃反也要发展，现在肃反有一个准备阶段，大有文章可做，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好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就能做到比延安、甚至比去年又快又好。准备工作做不好，底没有摸清，就会把时间拖长，树敌太多。这都属于领导艺术，也都大有发展余地。去夏以来，几方面的工作，如反胡风、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领导艺术都是有发展的，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更发展一步，我们在理论上也应有所贡献，把前人讲过的进一步的发展。但十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显着的新东西。
和平问题。和平问题是大家很关心的，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有十二年时间，来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呢？看来是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经过二十一年，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过去十年，还可能多些。现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已有不同，主要是德国和日本与过去不同，挑战不大可能。美国讲究赚钱，蚀本他不干，没有人抬轿子，自己不想用脚走路。现在美国军队的摆法，就不像打仗的样子，它到处搞基地，就像牛尾巴捆绑在桩上，怎样好动呢？但是还要估计到也有可能突然袭击，世界上可能出疯子的，必须估计到。所以我们的工作，越能提早完成越好，越有利。
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多了，如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知识分子问题现在还没有主动，还要过一些时候才能主动。在工业方面也没有主动，大批机器还要靠外国，大的、小的（精密的），我们都不能制造，只能造中等的，“两头不行，中间可以”。我们吹牛皮吹不起来，工业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重要的工业装备和精密机器都不能制造。地大、人多，但是自制的汽车、坦克、飞机有多少，一辆汽车，一架飞机，未免太少吧？有什么值得翘尾巴的！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以后要使每人都有华罗庚那样的数学，都要能看《资本论》这是可能的，二十年不行三十年，最多一百年就差不多，否则叫什么共产主义？同志们回去要向各方面说清楚这件事情。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过后赶上世界水平。我国地方大，人口多，位置也不错，海岸线很长，（就是没有轮船）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再加努力，是能够办到的。否则六亿人口，又是勤劳、勇敢干什么呢？几十年以后，如还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是不应该的。现在美国只有十几颗氢弹，一万万吨钢，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应该搞它几万万吨钢。
中国有个好处，一个是穷，一个是白（无知识），这也有两面性，穷就要革命，知识少是不好的，但好比这张白纸，这一面写过了，就没有什么好文章可做，这一面没有写过，是空白的，就大有文章可做，几十年后，就可以赶上外国。
（此记录稿未经校对，好多地方没有听清，仅供参考，勿公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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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2)
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左”比右好，不对；右比“左”好，也不对。有些人思想落后在实际后边，头上没有角，没有斗争性。两条道路斗争，不进行批评，批评不尖锐。怕批评，怕丢选票，均右倾之表现，党内有反之必要。农村部经验主义右倾，六中全会做了批评，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是严重问题。资本主义改造、镇反、合作化均如此。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过去农业落后于工业，十七条出来赶上来了，压迫工业进步，如初级社，三、四年不提高，不利的。五九年可能会社会主义。十七条思想反保守主义，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基本措施，先进经验，半年前不考虑，现在变了。出现了极大变化，极大的生产力，像发现新大陆，大陆本存在，看不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五七年百分之九十，手工业也要快，计划太少了。五七年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工商业国有化原说六二年，也许提前。合营了，变国又不难了，合作化十八年改为十年，证明落后实际。群众潜力极大，可多办事，应该反右倾反保守，提前完成改造。建议，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改掉“大约”、“基本上”、“十五年左右”等不定语气。可争取的争取，如订货要求提早，利用在休战期间，加快速度，完成总任务。这就是“八大”思想。如做到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战场好办。赶快搞极有利，要打台（？）好打，但不完成建设任务则困难，要加快，各项工作均又快又多又好，较短时期得到较好成绩。办得到有条件，群众要求，办得多而好，即稳步前进。过去反盲目冒进出毛病，反掉群众干部的积极性，不对的。扫盲，反冒进反掉了，正气不升，邪气高涨，干部群众均没劲。这样问题：中央未能及早提出，是中央失职。群众说：“跟共产党走，没错。”大方向说没错，但具体说，我们错了，群众也跟错了。前进有几条路，上中下三策，
比较正确的合理的路钱即站在前头，鼓舞群众前进，而非站在后边泼冷水。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成绩，按这，即稳步前进。按常规办事，时间长工作少，即保守路线。要克服，有两种方法：全面规划，接近群众，非坐在办公室办法，要接近群众找出新事物、新经验，先进经验，推广。不一定捉麻雀好多才知肝胆。知浙、皖可快合作化，即知全国可搞。保守主义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抓先进的批评落后的，发现新的生产力，群众潜力，这是一个领导法则，是领导方法，才能说服人。坐办公室，不接近群众，不抓先进，不行。公事要办，但只办公事是不行的，出去跑也要抓先进的，不能只搞落后的回来。一个负责人七至十周，接近群众。办公室式，只能常规法。先进经验是要突出常规的。客观事物，天天突破，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这是前进规律。平衡了不可改变的观点是不对的，不平衡中抓先进的，带动其他，才能前进。不怕突破、出矛盾。永远太太平平必出错误。冲破而又求平，才是辩证法。这才能鼓舞群众积极性，提早社会主义建设，快、多、好，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稳步前进。
我国和苏联比较：（1）我是二十多年根据地经验，三次革命战争的演习，经验极其丰富。胜利前，各个方面均有经验，左右好几次，很快组成国家，完成革命任务。（苏是新起家，十月革命，无军，无政，党员少）。（2）我有苏联及其它民主国家之助。（3）人口众多，地位很好，勤苦耐劳。不合作化，农民无出路。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到社会主义，不要老比苏联。我三个五年即可搞二千四百万吨钢，就比苏快。现在是两翼高涨，主体可能落后。两翼易骄，但最易骄者为工业，首先是重工业。鞍钢即有骄。很可能国家社会主义化了，但非工业化（比例不过六十，体系未建立），可否让农民等一下？那是不行的。农民社会主义化，并不妨害工业化。不能让他们等。两翼工作做了严格的检查。此外，对工业问题，也应做一次严格的检查，也按期过过大运动。财经、贸易、文教均要检查。八大做一次总结性的检查，这就是中心问题。反保守、右倾、消极、骄傲，发现先进经验，改变领导方法，做到又快又好。动员群众批评，自我批评，克服保守主义，做出来更多成绩，全党准备，全人民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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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产节约的讲话（纪录稿）（一九五五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1)
关于增产节约的讲话（纪录稿）
（一九五五年）
我们是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均很低，建设社会主义，十五年内是过渡时期，中心是工业化，打物质基础。在现有条件下，继续贯彻党的艰苦奋斗传统。资金唯一来源靠自己积累。第一个五年十个指头，只做了一个。二、三个五年资金需要更大，不厉行节约无法完成任务。如果非生产建设投资突出了，会破坏工农联盟和全国团结，农民为什么不进城？十五年内，不可能样样现代化，样样社会主义。是打基础阶段。非重点建设，非近代技术装备的工厂，第一个五年感到困难，第二第三个更要大。削国防不可能，削行政人员，也非安置生产，非加强生产不可。不可设想削减建设国防人员解决问题。只有全面节约解决问题。
过去认识不深，贯彻不透。如工厂，福利设施均社会主义设施。已无福利可增加。先抓生产、开工。
农场也太近代化了。牛场120万平方米，先进社会。
工房、宿舍、高楼、大厦，百把万，住不起。长春汽车厂、乌拉尔厂，宿舍太漂亮了。厨房，西太后出来也要说话了。这是不了解建设困难，忘记传统，违背工业化方针及与农民共艰苦患难的精神。
生产和生活不平衡。节约为了增加积累。
一、除近代化技术设备以及和设备必要配合的厂房（国外的按国外设计，国内的按可能削减），其它一律降低造价。和延安窑洞看齐，办公室、教室、农场、宿舍、车站等按过渡时期标准，用十五年、二十年。一律砖木结构，甚至土坯子，竹泥墙。
一类是现有大城市，可以砖木。
二类新的单独城市、厂矿，要用土坯。
办公室、学校50—70元
宿舍20—50元
不同宿舍不同房租。
仓库40—50元
车站50—70元
首都盖大楼装样子，须国务院批准。
工程部六—八月拟出标准。
二、新建工厂、铁道、农场、福利、设施，根据生产、利润、业务的情况，逐年设施。先抓重点，如宿舍、卫生所无利润以前不建设。不可一下子社会主义，是远景，不是一下子社会主义。首先礼堂不可搞。
三、新建企业其它方面厉行节约。轻工业至多一年的筹备机关，以前筹备由部局直接筹备。
设计，照标准。重工业部门到苏联的人太多。
实习生的待遇要降低。
每个环节，严加控制。厂内办公室，沙发一律不准，也不买收音机。不要厂长和职工生活脱离太远。
四、现有新城，计划均要修改，不要搞社会主义化，要利用旧城。工业要相当疏散。
（1）不搞高大建筑。一层两层。
（2）非工业集中的城市，根本不建城市。如职工用水，可用地下水，用自来水者公共使用水龙头。
马路要，绿化面积慢慢来。
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化”。二十年后，再用新规划。
五、今年准备建筑的高楼大厂，未动工的一律停止。
六、地质勘探：
（1）勘探量不必增加。
（2）希望增加的，增加50％工作量。
七、建筑部六、七、八个月交出标准。
（1）生产方面：
1．降低成本：工业6％加到7.5％；铁路2.5——3.5％；商业2.9——13.9％；
2．节约原料，轻工业、棉花、卷烟量。
3．重工业完成新产品试制计划，上半年49％，不及一半。
4．一律停止收新工人，先内部清理调整，现在都核不清。现在人多了。
5．每一环节，直至清理垃圾。鞍钢月搞五万吨钢铁，指标到车间。
（2）生活消费：
1．除招待外宾外，一律只供清茶一杯，一律不请客、会餐。
2．办公室不买沙发，首长办公室，两个小沙发，用会议桌。
3．公文表报节约，非国家统计局批不可发。
4．减少汽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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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一九五五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0)
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
（一九五五年）
一、这次会议牵涉面很广，是一次大的争辩
这次会议，解决了很多问题，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的一次大辩论。这次全党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牵涉面很大——重工业、轻工业、财政、金融、贸易、交通、文教、卫生、科学、镇反、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党、团、工会、青年、妇女、内务、军队等。应当有这次大辩论，总路线公布后没有展开过这样的辩论。应当使这次辩论到农村支部的同志中去展开。城市支部党员中也要展开。使各方面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各项工作都要有全面规划。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同一时间内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个时候，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能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巩固起来，才能彻底割断了农民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才能彻底孤立了资产阶级，才能在农村的广阔土地上最后根绝了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和农民还没有结成巩固的联盟。过去在土地改革基础上的工农联盟，正在动荡不定。土地改革的利益，农民已经不满足了，有的已经忘了；我们还没有给农民新的利益（新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不富裕，资产阶级还会找到岔子向我们进攻。
几年之后，我们将看到新的情况：工人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更巩固的联盟。过去土地改革基础上的工农联盟是暂时的，不巩固的。不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就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就不能共同富裕起来，阶级就会向两级分化，穷的、富的都不会相信我们，工农联盟也就不能巩固。农村合作化以后，穷的变富，富的更富，农民就会相信我们。过了若干年以后，地主、富农也会相信我们。全体农民一年一年富裕起来了，商品粮食增加了，就会出现完全新的情况，资产阶级的咀也就堵起来了。
我们现在有两个同盟：一个是和农民的同盟，一个是和资产阶级的同盟。这两个同盟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都是必要的。我们和资产阶级同盟，对他们实行利用、限制，暂不没收，是为了搞到他们的工业品，来满足农民的希望。农民和我们一样，爱吃饭，爱穿衣，很爱东西（工业品），光给票子还不行，还会藏粮不卖。我们利用和资产阶级的同盟，来对付农民的惜售思想。我们又利用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与工业原料，去制服资产阶级。要他们拿出工业品，接受改造。你不拿出工业品，就不给你粮食和工业原料。这样，就在经济上制止了资产阶级搞自由市场，在政治上孤立了资产阶级。没有这一条，他们不服。这就是两个改造的互相关系。
两个同盟，和农民的同盟是基本的，永久的；和资产阶级的同盟是暂时的。因为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将来无产阶级队伍中，要有几百万资产阶级里的人加入进来。但是，反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则是长期的。土地改革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它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家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它使农民分得了土地，使工人和农民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结成同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孤立，一九五零年三中全会曾经指出，没有完成土地改革，不能四面出击。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民靠拢到我们这边，我们才能搞“三反”和“五反”。农业合作化以后，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后巩固了工农联盟。这个新的工农联盟，将使资产阶级最后被孤立起来，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有人说我们太没有良心了，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良心是不多的，在这方面良心少一些才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了。我们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使资产阶级成为历史上的东西，这是很有意义的，是一件好事情。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是要消灭的，资本主义也是一定要消灭的。
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再有十二年，就可以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每年可以产钢一千八百万吨到两千万吨，发电量七百三十亿度左右，原煤二亿八千万吨左右，原油一千几百万吨左右，金属切削机床六万台左右，拖拉机（折合每台十五匹马力）十八万三千台，汽车十二万八千辆，水泥一千六百八十万吨左右，化学肥料七百五十万吨左右（这个水平相当于苏联一九四○年的水平，单以拖拉机的出产来说，和苏联一九五四年的产量差不多），粮食达到六千亿斤，增产一倍，棉花六百多万吨，超过了一倍（均和一九五二年比较），拖拉机共达六十万台，机耕地达到百分之六十一。再有两个五年计划，完成农业技术改革，机耕地达到百分之百。我们实现这个任务，需要一个和平建设的时间。这个时间能不能取得？我们外交部的同志，对外联络部的同志，军队上的同志，要努力争取，才有可能取得。
在这个五年内，国内国外的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大的胜利，将要取得更大的胜利。过去几年，我们取得了四个方面的胜利：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镇压反革命；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这四个方面的胜利，都带有反资产阶级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以后还要给以粉碎性的打击。反对唯心论，要继续长期的搞，三个五年计划把唯心论彻底反下去，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队伍。今明两年，在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二百万人中进行肃反。反革命分子看不见，但一查就查出来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公安部都查出了反革命分子。全国已经在二百二十万人中间查出了十一万个反革命分子，还有五万个重大嫌疑分子。搞反革命，要合乎规格标准，要搞真的。漏一点是难免的（如延安整风，漏了潘汉年、刘雪苇），但要少漏。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也打了胜仗。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对资产阶级展开了巨大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使它抬不起头，取得了主动，否则，我们被动。
二、这次会议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破除了很多迷信
会议中的许多发言，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的观点。
首先是：大发展呢还是小发展？这一次解决了这个问题。群众要求大发展，农业适应工业也要求大发展，主张小发展是错误的。
新区能不能发展？新区也能发展。
山区能不能发展？山区也能发展。
灾区能不能发展？灾区也能发展。
落后乡村谁不能发展？落后乡村也能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除西藏、大小凉山外，少数民族地区也能发展。
没有资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没有文化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干部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过去有人说：“建社容易巩固难。”建社并不十分容易，巩固也不见得难，要说难，都有点难，要说容易，都容易。为什么偏要说“巩固难”呢？就是不要办社。
没有机器不能办社的空气也不大了。
坏社、三等、四等、五等社，除解散外，还有什么路可走？除开个别不解散不行的及富农搞的假社可以解散外，其余可以不解散。经过整顿是可以办好的。
中央农村工作部不光出谣风，还出道理。有人说：“如不赶决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我们是一字之争。我们说：“如不赶快上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
耕牛死亡，一部分是合作社的“罪过”，但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死牛的原因是粮食问题，牛皮价格问题、牛的年老问题、水旱问题等。
今年春季农村紧张，有人说是合作社办得多了引起的。根本不能这样讲。主要是地主、富农的叫嚣，富裕农民也叫嚣，不缺粮的也争着买粮。部分是粮食问题引起的，部分则是虚假现象。叫嚣一下也好，我们把粮食问题摸了一下底：去年遭灾减产，我们多购了六十亿斤，今年增产二百亿斤，又少购了六十亿斤，在农民方面，就增加了二百六十亿斤粮食。
“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论调，也是悲观主义。苏联搞社会主义几十年了，还有优越性，我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有几十年，几十年以后，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了，我们又搞共产主义。
最近几年，应该不应该办一批高级社？应该办。办多少，各地斟酌。
木帆船兽力车也可以办合作社，几百万劳动者应该组织起来。
三、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要有全面规划。我的文章上讲合作社规划，除此以外，对农业生产，全部经济规划（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短距离开荒、移民、绿化山庄——特别是北方的光山希望绿化，北戴河、香山都是石山，也可以绿化——供销社、信用社、技术推广站），文化教育（时事、扫盲、小学、中医、唱戏、放映电影、收音机、出版物），整党建党，整团建团，镇反（四川江津的落后乡，镇反搞得好，江津地委书记的发言，可以看一看），妇女工作（没有妇女，就没有儿子，我们都是妇女生的，轻视妇女就是反对母亲，反对母亲就是不孝），青年工作都要规划。
每个合作社都要有自己的规划，每个乡要有全乡的规划，全国应该有二十二万个乡规划。区的规划有人说不要，我看要一个好，不然没有责任。每个县要有全县的规划。省、自治区都要有规划，着重做好县、乡两级的规划，各省应该先搞出一两个乡、县的规划，发出去叫大家照办。
发展速度：根据大家意见，分三种地区：一种是多数地区；一种是一部分少数地区；一种是另一部分少数地区。
1、多数地区：1956、1957、1958年，三个冬季，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波之间有一伏，两山之间有一谷，应该有，一个间歇。1958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2、一部分少数地区（华北、东北、城市郊区）：分两个浪潮，即l956、1957年两个冬春（其中个别地区，也允许一个浪潮，一个冬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3、另一部分少数地区（西藏、大小凉山除外）：希望四个、五个甚至六个浪潮，到1960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即使这样，也不能算机会主义。因为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是短不了的。总之，条件不成熟的不要搞。
什么叫做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就是完成了百分之七十、七十五、八十。
太慢、太快都不好，都叫机会主义。有慢的机会主义，也有快的机会主义。
要加强领导。省、地、县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随时看到问题，随时解决，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放马后炮（半个省也可开会）。不要爱好事后批评，最好问题刚露头就批评，不要使问题成了堆再批评。情况不对，就要立刻刹车。省、地、县三级，均有剎车之权。
必须注意防左。防左也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是光防右。速度有前边说的就行了，以后就要比质量，比规格。质量的标准：要增产，不要死牛（我没有说不要死猪，但是猪也不能死）。如何才能达到标准？（1）执行自愿互利政策；（2）全面规划；（3）灵活指导。这三条领导上要抓好。有人拿苏联犯过左倾错误来警告我们，我们要记取苏联的经验。
关键在于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六个月（今年十月至明年三月）。这五、六个月，务必不要出大问题。
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再重复。牛也要讲衣食住，要有人管。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有本领，今后不要发生死牛之风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
今后五个月之内，省、地、县、区、乡主要负责人，首先是书记、副书记，都要钻进合作社，成为内行。钻不进去，就要改换工作，就不叫他钻了。
五个月之后，中央也许又召开这样的会议。每省也许请个别县委书记参加，全国增加二、三十人。都要写发言稿，要有新的东西，讲新的问题，如全面规划、经营管理、领导方法（如何作到又多又快又好）。
领导方法的几个建议：
1、一年开几次会，开大会，开小会。
2、遇到问题随时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只要搞清楚几个合作社，就可以作出结论。捉一个麻雀，解剖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中国麻雀，外国麻崔都一样，不希望个个去解剖。
3、打电报、打电话。
4、巡视检查。坐吉普车也可以，坐马车也可以，两条腿跑也可以。
5、改善刊物。各省的刊物我都看了，有编得好的。缺点是编辑不负责。不管内容如何，见了文章就登。刊物的字不要太小，行不要太密，不要用新五号字，要用老五号字，使人家容易看。这次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看了一千二百篇。我关起门十一天，看了一百二十篇，周游列国，写按语序言。我看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每年要编一本书，每县要有一篇，公开出版。说是“党内秘密”，我看毫无秘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叫人民出版社出版，给每个民主人士送一本。
6、发简报。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十天一次简报，紧张时五天一次。内部是：发生什么问题，进度如何。省委对中央半月一次简报，紧张时十天一次，内容要简单明了，写几百字就够了。
四、关于思想斗争
这次会议，在思想上交了锋，这很好。历来经验证明：思想斗争要中肯，思想要交锋，你一刀，我一枪。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彻底性。交了锋，就会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搞清楚，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历史上犯错误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愿意改正的，一种是不愿改正的，要争取愿意改正的。对犯错误的同志有两条：一条，本人愿意继续革命；另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人家革命。凡是不准许人家革命的就很危险。白衣秀士王伦，赵太爷不准许人家革命，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也是不准许人家革命，结果自己的命被人革了。历史上犯过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大多数都能改正过来。一条是自己改，一条是要人家帮助，要有欢迎批评的态度。除极少数人如陈光、戴季英等人外，都是可以改正的。
中央农村工作部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首先是邓子恢同志。错误的性质是经验主义的右倾错误。邓子恢同志已经作了检讨，有人说检讨不彻底，中央政治局认为基本上是好的。邓子恢同志过去在长期斗争中做了许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不要把成绩当成包袱。只要虚心一点，不摆老资格，就可以改正错误。
“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是纲领性的错误。“四大自由”应有限制，改为“四小自由”。经过利用、限制和改造，最后把它搞掉。不能既不限制，又不改造。要搞掉，需要有准备，要有代替的东西，没有找到代替的东西，就要搞掉，就会犯“左”倾错误。
有些同志“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这些同志不好好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根本不理党的决议。自己不翻书本，也不叫秘书查一查。
有些同这很喜欢分散主义，爱闹独立王国，爱独裁，不爱和别人商量，或者口头上拥护集体领导，实际上爱个人独裁。总觉得独裁舒服，受了批评不舒服，好像不独裁就不像个领导的样子。资产阶级还有他们的民主，难道我们还要独裁吗？
有些同志只办公事，不研究问题，不接触干部，不接近群众，不与人商量，不交换意见，老是教训人。这些同志嗅不到政治气候，虽然事物已经大量普遍存在，但感觉不到。这是得了政治上的感冒。
五、关于一些个别性质的问题
1．改变富裕中农在合作社内的领导地位，要讲步骤、方法。要使本人和群众都知道不宜作领导，并且要有较好的代替人。处理方法要分别不同情况，不要一阵风都拉下来。有些人可以拉下来；有些人可以降为副职，或者作委员。个别干得好的还要继续存在，不要动。不要把富裕中农当富农看待，他们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富农不同，他们是动摇的，富农是反对的，他们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
2．在支部和群众中说明：我们分阶层，分上、下中农，并不是划成分。是因为上下中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不同，对合作社有热心与不热心的区别。就是在一个阶层内，态度也有不同。所以要分期分批吸收入社。几年之后，所有农民都入了社，也就没有阶层的分别了。
3．地主、富农入社，在基本合作化的地区，可以按其具体表现，分批吸收入社。过去说全国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才能吸收，现在有一个县基本合作化以后就可以吸收了。对他们中间老实的，可以给社员称号。对不老实的，有的不给社员称号，叫“候补社员”，劳动改造，经济上同样给报酬；有的不让入社。所有入社的地主、富农，三年、五年内，一律不准担任领导职务。地主、富农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可不可以当文化教员？我看可以，但不作结论，你们再研究。不要叫当会计，当会计是有点危险的。
4．高级社的条件，请各地按实际情况研究。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办。
5．合作化与粮食“三定”要两不误。粮食“三定”与合作化的时间如何安排，由各地自己决定。
6．征兵，个别地方可以推迟到明年四月，但一般不要推迟。
7．夏秋之间可以建社，不要完全集中到冬春。但在两个浪潮之间要休整。人每天都要休整一次，不休整，换不过气来。
8．“勤俭办社”的口号很好。城市反浪费，乡村也要反浪费。勤俭起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不要懒惰，不要豪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经济核算等等，都要这样办，但经济核算要逐步推行。
9．明年四月以前，不要在县、区、乡三级搞肃反。去年结合建社搞粮食和征兵，工作就粗糙。今年要细法，不要搞得哇哇叫。
10．国营农场问题，这次没有讲，是个缺点。下次要有人讲。中央农村工作部下去研究一下。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天一天大起来。
11．继续地、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当然狭隘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首先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要真心真意地帮助他们。没有少数民族不行，他们占土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财富多，没有赛福鼎、乌兰夫不行。
12．在合作社中，要把文盲扫掉，不要把扫盲扫掉。
13．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事物在时间、空间（特别是时间）中运动，人们观察事物如果不合实际情况，看过了叫“左”，看不到叫右。例如合作化大发展的条件成熟了，不去大发展，就右了；明年一年要全国达到百分之八十，就“左”了。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说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目的。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是右了。
14、是否有发生“左”倾的可能？完全有此可能。如果领导上不注意发展情况，不注意群众觉悟，没有全面规划，没有分期分批，只喜欢数量，不注意质量，没有控制，就一定会发生“左”倾错误，一定会弄得人叫、牛叫、猪叫；叫了就会死，死人、死牛、死猪。是不是会要“倒宣传”，必须设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和各种困难，如可能减产，死牛等。要公开向群众讲，使群众有准备，当然也不要把群众吓倒了。
在适当时机，在人们的脑筋膨胀起来的时候，压缩一下，不使它过分膨胀，是必要的。
是不是根本不要忧虑？必要的忧虑和清规戒律仍然要，不是完全不要。猪八戒还有三规五戒。必要的间歇、刹车、关闸是应该有的。当人们的尾巴刚翘起来的时候，就给他新的任务（例如明年要比质量），使他来不及骄傲。
15．允许县一级有百分之十的机动数可不可以呢？我看可以，不作结论，建议你们考虑。
16．煤油太贵，是否减价？陈云同志说可以解决。
17．有人怀疑将来会不会翻案，我看大势所趋，翻不了案。
18．有人问趋势如何？大约十五年左右即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加一点：大约五十年到七十五年左右即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在这个时期内，国际国内，党内党外，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复杂的程度不同的冲突和斗争，一定会有许多困难，例如世界大战，耍原子弹，出贝利亚、高岗、饶漱石等。有许多事，现在还不能预料到。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五十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
19．决议和章程：决议会议通过，政治局修改后，很快公布。章程等于第二个宪法，还要国务院公布，征求意见，然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20．所有发言稿都以可带回去，但不要印。每个人留下一份修正稿，要换的稿子，十月二十五日前交中央办公厅。“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样本可以带回。现在的文章，古文多，半文半白，“应该”只写“应”，“并且”只写“并”，“时候”只写“时”，“贯彻执行”只写“贯彻”。写文章，要讲逻辑（文章结构有内部联系，前后不冲突），要讲文法修辞（文字紧密，语言生动），应该请文章专家帮忙。
21．如何传达？讨论工作中，把记得的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决议和章程要学习。
22．注意作好“八大”代表的选举工作。
23．周总理给大家作一次时事报告。
24．省、大区为单位开一次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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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9)
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
民主人士下乡，提出粮食和镇反问题。
必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合作社必须互利才能自愿，没有互利就不能自愿。牲口不归公，假公道，投资平摊，贫农给。
停、缩、发。该停者停，该发者发，该缩者缩。
民主人士下乡考察，口径对一对，十几个省问题较多，他们提出来，我们抓住。
成绩、缺点，他们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其实乱子不少，大体还好。看一下，好的、坏的、中等的，加以分析，清一清，多少没有乱子的。
反动势力猖獗，要讲一下。民主人士眼里没有反革命，借他们压一下有好处。
他们当民主人士也不好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合作社也乱子不少，大体还好。一日停，二日缩，三日发。缩，全缩半缩，少缩多缩，按实际情况。不干不行。
后解放区，一般就是发，基本是发。华北、东北也要有发。
该发即发，该停即停，该缩即缩。
自愿互利，互利换得自愿。取得中农入社，即有利于贫农。半，半有利，不能解释为中农吃亏。从马列都没有说过这种话。贫农给贷款，腰杆硬起来。
章程要完全不使中农吃亏。
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少杀，关改多。我主多抓，民主人士主大赦，不便反对。宪法有，可以讨论。赦好？抓好？我已大赦过，党团三反都赦了，战犯也赦了不少，也有赦了又作反革命。
手上还有一批，上校以上七百多，讲放不放，要张治中立状子，放出去能钓鱼。
大捉特捉是重点，大赦特赦不是重点，是人民的意见。七月开会时，大家都认为有大捉必要。
粮食问题，党内外有潮流，曰：大事不好。我说：大事还好，有点乱子。五年计划，要搞粮食、搞供销。
农民中缺粮户要粮，余粮户也要粮。从生产上解决。过剩粮不可买，空下来。
主要矛盾：个体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矛盾。
粮食工作五利：一利缺粮户，二利市民，三利灾民，四利城工，五利打台湾。
粮食工作无损自给户，稍损余粮户。
现在供应三亿人。
河南材料，缺粮户百分之一点五，该叫。
统购问题，有人说定产高了，是偏低，是偏高？偏高多少？高有无百分之二十？弄清楚才能答复党内外的人。会议上插话（广西省汇报时）：
一万七千个社缩一、二百，小事。发展五千个社，少吧！
（湖南省汇报时）：
怪不得湖南不叫。（指粮食工作）
发展四千个，这么少，不到一翻呀！
（江西省汇报时）：
发展八千个，百分之三十四的乡。再发展一万四千个。
（湖北省汇报时）：
周转粮不能没有，不放入计划，好呀！不买过头粮，不计周转粮。
（浙江省汇报时）：
现在五万五千个，已退七千个，再退三千个，尚余四万五千，空白乡还要发展，其余各省可否翻一翻。
（江苏省汇报时）：
落后乡百分之五有反革命，百分之十坏人，蜕化分子，这是反革命同盟军，县区乡三级干部要调查。不能让中农作主，中农可以教育，他要按党的政策办事也可以。
三万二千个不发展？！要比一比浙江。
（安徽省汇报时）：
不发达的省，要利用发达省的经验。江苏赶上去，湘鄂两广要放手发展。合作社多数要大发展，百分之九十较好，百分之十退。
（山东省汇报时）：
死人真省粮？湖南说死几十人，只死一人。现象、本质分开，一股台风天黑了，不得了。一查，是假的，合作社百分之九十是好的，是经多次风的。再讲几点：
一、证明百分之三至五，机动幅度再研究，不决定。八百八十亿，十一亿重点减。湖南、安徽、山东要加一点。交粮食会议，为粮食需要者设。
二、层层负责有好处，但会形成无数独立王国。二十多万个要统一、分级。统一计划下各省负责。
三、周转粮、细粮、粗粮照旧。不要在粮食上舞弊，供应太广。××缺是假缺。
四、合作社自愿互利，如果自愿，要拍扳。承认了的，照着办，保证百分之九十可靠。
五、习、法、公核有争执，党委统一，合法又敏觉，做好。饶、潘、杨案子，包庇三个反革命。用大叛徒胡京和。可以传达到十四级以上。
胡风案子另发通知，那个字号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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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一九五五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8)
在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五五年）
前途如何？趋向如何？你们为什么老是不相信？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你们有一点财产，你们的想法和工农不一样。你们中有一部分人也不这样想。你们应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看清社会发展规律。现在社会主义的趋势和前途是肯定的，在改造两种私有制的时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小农私有制），许多人总心不定，总要问这个问题。这就是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看社会发展，可以把握，可以安定，但还要常常讲。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不是少数人，统一战线要不要，不是随便可以废除的，不是中共中央要不要，而要看统一战线对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利，有利就要，无利就不要。从中国革命长期的经验来看，有统一战线比没有统一战线好。我们的事业和蒋介石日暮途穷恰恰相反，各项建设都在开始。大家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来替你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我们要使全国大为发展大为富强，我国是大国，但不富强。飞机大炮都不能自己造，谈不上繁荣富强，但按照我们计划办事，可以富强，这是大家的富，大家的强。
……
听说各大城市工商业界有学习小组，令人高兴。要有几个核心人物，是先知先觉。有无可能？过去有些懂得政策方针的人，可以设想能组成这种队伍。
有人计算全国工商界和城市小资产者共约三千万人，这是很大的队伍。过去宣传不够，我看总的这几年工商界是有进步的，这个总的估计是必要的；工商界有坏人，共产党内何尝没有坏人。我上面的估计是有事实根据的（公私合营、买公债……）。否则就没有信心，下文就难办了。讲成绩当然不抹煞缺点。要全面估计。
肃反也如此，一件东西总有这件东西的性质。老账不要算，我们算新账。
共产这件事，我看是好事，你们以后会看得见。经常说就不可怕了，私有制大大妨碍了全国统筹，妨碍我国走富强的道路。不要说了睡不着觉，要说好几年，不可能靠一个早上。我们商量来办事，现在只讲宣传，核心分子做宣传，大家不要感到可怕，要感到可喜有利。
我们现在提出的改造政策，就是马克思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大概十五年左右，这个期间，工人阶级为资本家每年生产的利润（一年几个亿）十年就有几十个亿之多，所以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给资本家出钱收买了工厂。
我们在安排上做了工作及政治地位的安排，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地主不同的政策。过去你们说共产党是洪水猛兽，现在你们不愿叫资本家，愿叫工人，这是可以达到的。我国地大物博，现在每年只有二百多万吨钢，实在太不像话。我们要全国努力，工商界也要努力，四、五十年总行吧，我们要争这口气，超过美国。李富春说超过美国用不到一百年，我同意。
领导好些，工作就好些，领导不好，工作就差些。我们要注意领导的规划，要考虑用什么办法使大家更愉快更起劲些。有朋友说有些小企业还漏税，这是学习不好，也是没有教育好。
宣传问题，再讲几句：不要一阵风，像台风一样不好，说马上要共产，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因大、中、小进展不一。不要引起损失，要有准备，要有秩序有步骤的前进。为此核心分子很重要。我们是有成绩的，柜台上没有断过商品，这是了不起的。我看这是有国际意义的，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资本家走在前头，给世界各国资本家做个榜样，这是很光荣的。日本资本家很关心，认为我们搞得好，人和物品都没有损失。古话说：“做好事越多，前途越好”。不要你们是先进，就来一个高潮，不要只看到你们几百人，要看到几千人。农民参加合作社，有犹豫有怀疑。资本家也不例外，不要以为怀仁堂一会，就解决了问题。十五个吊桶是逐渐取消的，否则那来的这许多抽水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看这是一句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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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贺诚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7)
中共中央关于贺诚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
几年来贺诚同志在主持中央卫生部工作中，在方针路钱上和中央有分歧，特别是团结中西医、医学教育、面向工农兵和干部政策等方面，贺诚同志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贺诚的错误，已多次进行过批评教育，希望他切实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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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同志的指示（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6)
对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同志的指示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毛主席接见一中队的全体同志时，向大家提出学习文化的任务。今年七月二十日，又作了具体指示，他说：“根据你们的任务特点，可以少学点制式教练，多学一些文化科学知识，多学一些地理、历史、数学、物理、化学。五年中学毕业。”……中学课程一结束，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指示，又办了业余大学。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单武，而且还要成为有文化的政治人员。你们在这个学校学习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
（摘自《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在职干部文化学习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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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5)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编者按：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第二两批材料的公布，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人们要求追究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他们问：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关于这个问题，人民政府已经获得大批材料。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第三批材料”中发表出来。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在下面的材料中，人民可以看出那被胡风捧为“追求革命十多年的革命作家”的阿垅和自称追随革命二十年的胡风本人的真实面目。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他们为什么这样坚决呢？原来胡风、阿垅等人都是别有来历的人物。
阿珑，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了几个月，不上前线，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少校军事教官去了。这里发表的一封信是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从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写的，他已从胡宗南那里转到这里受训，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山洞”这个地方，是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所在，也是蒋介石本人在重庆期间的住地。
胡风，即张光人、又名谷非，湖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加入过共产主义共青团。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许他退出了团。后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以后，他在上海混进了左翼文化团体，从内部进行了种种分裂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他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从这里发表的胡风给阿垅的一封信里，也可看出胡风和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的陈焯的关系。胡风的这篇简单的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因为他隐瞒得很巧妙，大家被他骗过了。
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以前狂热地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反人民内战的胜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失败上；而当蒋匪溃败，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就潜伏在大陆上以更加阴险的两面派手法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他们对解放后的新社会、对人民革命政权，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说“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他们诅咒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完蛋”！
当本报公布了第一、二批揭露材料之后，还有一些人在说：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一个小集团，他们不一定有什么反动政治背景。说这样话的人们，或者是因为在阶级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还有一部分则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吕荧。
现在，已到了彻底弄清胡风这一批反革命黑帮的面目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
按：从这一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风分子张中晓说，他“几乎恨一切人”。许多人认为“胡风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胡风事件不过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没有关系”，看了这类材料，应当觉悟过来了罢！
按：从以上两封信里可以看到胡风骨干分子绿原的真面目，胡风集团的骨干就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绿原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够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在后一封信里，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绿原还在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万恶的共匪”，可是，一九四八年初他就由另一胡风骨干分子曾卓介绍为共产党党员，打入了地下党的组织。后来绿原突然潜逃。武汉解放时又突然回到武汉，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产党”，接收《大刚报》。一九五零年再度钻进党来（参看本材科第二十八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就是这样来“追随革命”和钻进共产党里面来的。
按：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末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按：卢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按：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按：胡风集团分子和其他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都采取方然在这封信里所讲的两面派策略，特别是他的（二）、（三）两条策略，很可以欺骗许多人。但他们总有漏洞可以给人们找到，胡风集团的被揭露，就是一个证据。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的觉悟程度和警惕性提高了以后．他们的两面派策略就更易被揭露了。
按：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些人口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视批判唯心论这一斗争，或者说自己没有唯心论，或者说自己和胡适无关系，因而最好避开不谈。但胡风集团却是重视的，他们在研究如何对付的方法。“这里存在着矛盾和困难”。批判唯心论果然给了胡风集团以“矛盾和困难”，这就可见批判的对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难道也有“矛盾和困难”吗？
按：一大批胡风分子打入中国共产党内取得党员称号这一件事，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注意。绿原解放前曾经一度钻进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后因潜逃失去党籍。在一九五零年，这个反革命分子又对我们的党组织“用最大诚恳写过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除了文艺思想而外，“其余大体合格”，果然后来又被接受为“党员”了。这样的事，难道还不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的注意吗？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在用尽心思欺骗了我们之后爬进党内来的，他们把这当作“一场斗争”看待，他们斗胜了我们，他们进来了！
按：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在那里招手呢！
按：从这一类的信里，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要让他们“滑过去了”。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可见整风是有益的。怕整风的人不都是反革命分子，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对他们的方针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对他们的方针则是进一步挖出他们的反革命根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次整风，即过去的几次思想斗争中逐步地暴露出来的。由于那几次整风，才产生了胡风集团内部的分化，才迫使胡风集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才有最后的大揭露。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即人民民主专政面前，只要这个专政是提高了群众的觉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那就不管有多少暗藏的反革命集团，也不管每个反革命集团的内部纪律如何森严，攻守同盟如何坚固，总有一些人可出分化出来的，而这种分化是于人民有利的。舒芜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一事使得胡风集团大伤脑筋，就是一证。近日各地许多胡风分子们纷纷坦白，自动地或被迫地交出密件，揭露内情，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吗？
按：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文艺方向，极端仇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党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歌颂工农兵，要暴露工农兵的敌人，而胡风集团恰是工农兵的敌人，他们觉得暴露工农兵的敌人这会使他们混不下去，就会“屠杀”他们这伙反革命的所谓“生灵”，就会“压杀了”他们这伙反革命的所谓“新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敢公开地反对这个讲话，而且胡风还教唆他的党羽在表面上要“顺着它”，有时并引用其中的一些字句。这些．都是胡风分子伪装自己的假面具。而在这封密信里，就完全暴露了胡风分子仇恨这个讲话和反党的真面目。张中晓说：“这书（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现在不行了”，在文艺界里面不是还有一些人也这样说过么？说过这种话的人，请注意读读张中晓这封信吧！当然，有些说这样话的人，他们还只是抱着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所以不能认识这个讲话的重要性。但是，张中晓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却深深地了解这个讲话在全国解放以后会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掌握群众，并对各种反动的文艺思想起摧毁性的作用，所以他们就急于想阻止和破坏这个讲话的影响的扩大，他们所谓“现在……不行了”，道理就在这里。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一种策略。他们的本意是“几乎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就规定了战斗的艰苦性和长期性”。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三十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何××、周×同志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
按：胡风集团在他们的三十万字上书和其他的公开言论中，好像他们主要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作家而不反对其他的人。他们当然从来不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人物（只在有时小骂几句以作晃子，即所谓“小骂大帮忙”），但不反对其他的人则是假的。这一点我们从胡风们的许多密信得到了证实，原来他们对鲁迅、闻一多、郭沬若、茅盾、巴金、黄药眠、曹禹、老舍这许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轻蔑、谩骂和反对的。这种不要自己集团以外的一切人的作风，不正是蒋介石法西斯国民党的作风吗？
按：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现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按：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没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损伤”，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内，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像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
按：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史无前例”也是对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斗争必然地深化了”，这也说得一点不错。只是“封建潜力”几个字说错了，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语的反话，如同他们所说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一样。
按：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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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4)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编者按：自从舒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以后，人们被胡风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所激怒了。本报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各界读者写的大批文章和信件，他们一致要求彻底揭露胡风及其集团的罪恶，这种愤怒的情绪是不可抑止的。但是，有些同情胡风、或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罢，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现在发表的材料，是从胡风写给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的六十八封密信中摘录下来的。这些密信都是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在这些信里，胡风恶毒地污蔑中国共产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针、污蔑党的负责同志、咒骂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在这些信里，胡风指挥他的反动团体的人们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着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在这些信里，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在这些信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解放以后，胡风更加施展了他的两面派手法：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当他向党举行猖狂的进攻失败以后，他就赶紧指挥他的党羽布置退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准备好每人一套假检讨，以便潜伏下来，伺机再起。这就证明了胡风及其集团的反革命阴谋的极端严重性。我们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
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的通信，大部分采取了鬼鬼祟祟的、隐蔽的方法。胡风和他们相约，在信中使用了各种代号和隐语，信上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负责同志、文艺界负责同志和党员作家，都用了代号。收信人的名字和胡风自己的署名也很不一致，信封上的名字往往是收信人的妻子或其他人；信末的署名也经常变化或不署名。胡风的许多信用的是《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的信封信纸，许多信封上写的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罗寄”“上海青年报罗寄”“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张寄”或其他机关名称。
下面就是从这些密信中摘录出来的材料，按内容分为三类，每类大致按写信的时间先后排列，并加必要的注释。信中旁点都是原有的。
按：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么？他们分不清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就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零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按：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希望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从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一）解放以来，胡风集团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更加有组织、更加扩大了，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的进攻更加猖狂了；（二）如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们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隐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三）由于他们的阴谋被揭露，胡风集团不能不被迫从进攻转入退却，但这个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疯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绝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士重来。胡风用“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这类的话来鼓励他的集团分子，就是证明。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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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3)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一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封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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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一九五五年上半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2)
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
（一）理论
开会要先有精确的文件，不要凭口讲，很危险，文件为凭，通过中央。“五一”“五二”均有文件，每一条均经中央看过，关系几亿人口，不可一轰而起、而念、而散，就了事。
（二）调查几个典型，找人派人来，太多了就害了事情。抗战时晋绥二十个乡典型材料不能做结论，（被批评过）形成一片黑暗。任弼时一个乡解决问题。
河北，解散百分之六，退出百分之七，贫农哭脸不退，还有一部分不愿意退。
不算大账，只算问题件数，怎么行？你们钻到工作里不出来。
粮食也是，春天很苦，秋天又好了。五三年春天都说苦得不得了，党内党外均叫，不谋而合，夫唱妇随。
今年又报告元帅，大势不好，我说再探，大事好，小事不好。麦子好，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四好，何以不好？这不是生产积极性，是消极性，我前后调查了十六个省，百分之九十八大体还好。你们心中无数，百分之八十五农民改善地位，大体好。这样讲，半分钟讲清楚了。你不说大数，只说小数。
（三）中央五一、五二年均提出合作方针。五三年来北京的人，闭口不谈改造，毫无影响，“言不及义，难以哉。”我抗这个潮流，四大自由，个体经济。共产党群居终日，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个体经济的小惠，要达到护国利民的目的，难矣哉。五一年，总路线传到省，五三年无人讲社会主义。我放屁，很臭，无人听。
（四）你们搞社会主义，是逼上梁山的卢俊义，不情愿坐第一把交椅。取消这个比喻，因为你们不是俘虏。不过．你们那么高明，尾巴挺那么高！对社会主义不热心。五三年，西楼讲好行小惠。财经会，中山解决总路线。以后不叫贯彻总路线，说是打倒大老虎，高饶横切一刀，许多人说话不确当。中央孤立无援，搬来××。你们自己有资本主义思想，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经济，整整一个时期嘛！
社会主义不是中心。我说了几句有名的话：“过渡时期”你们无兴趣。高级干部中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不信请重新看看五三年财经会议发言。
我们批评薄和高饶两个目的。我们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他们借此攻击中央。
我放屁，社会主义之屁，总是香的吧！
冬季邓子恢通了，天下太平了。
今天谈农村工作：
1、陈伯达发牢骚，他这个人不直爽，说没问题——有问题，说没有——有事。副部长为什么不能过问？拉屎撒尿睡觉以外，无第四件工作，杂牌副部长，有理由重视他。你们马克思主义好像比我们高一些，虽高也要请教，不耻下问，他起草了两个草案呀！
2．你们既已知道中央总路线指示，五三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一点不露，证明脑子里一点社会主义没有，满脑子资本主义。我专门害人，讲了言不及义，挖苦一番。
财经会议，恩来宣布那几句话（总路线的几句话）。会议上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发言中不见社会主义。
你们的话不合中央要求。我们是修理好×××，高岗是横扫一刀，你×××和我同山同乡同志，当时不能和我一致。四月党代会才解决问题，从此才变成同山同乡同志了。你们要再看看演说，很不成话，尾巴那么多，天下第三第四，很不健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风格。
蒸酒磨豆腐，不敢称师傅，总之未准备进入社会主义。
农村会议（五三年）邓子恢发言，只在自己发言中，夹着点我的意见，不成体系。
改造已四年了，五一——五五，我党已建立了广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网。对资本主义改造，一部分合营，大部分加工订货。广大的互助组，——大批合作社（五一年已有了），各省市的人对这些大事物不认识。如此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社，新鲜事物好像没有看见。当时我在每个文件中都添上合作社。反五多，对的，但言不及义。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经济秩序，则是不对的。
这说明革命转变，经过中央宣传，首先是高干间的宣传，那时大家听不进去。除高饶等外，均是好人嘛！
前年七月八日财经会议，十月农村会议，有些同志对高饶斗争不积极，有些同志不愿自我揭发。李先念老实，比如他对农民问题改了意见，我直接派人去调查，都说大为改善。五三年大区来人都说苦，要减税反查田定产，我很摇摆，但不知为什么要反，是怕侵犯农民利益？犯了什么罪？现在又摇到原来主张了，因为站在农民苦，站在保护私有，才反对查田。建设费中，工人担百分之九十，农民担百分之十，谁苦？
个体经济不能产生这么一点，一个工人顶几十人，你们都不生产，工农是生产者，工农是负担者。间接税当然农民是不少的，七算八算还是工人多，对中国农民，我们的政策是稳的。
搞一万件材料（死人、牲口、抢粮、万件黑暗）集合起来不过百分之六。（河北）人百分之七，百分之九十四是巩固的，百分之八十是真的。安平细雨乡材料，二条路线，请求不入社一年，认为蒋介石路线，全年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五退出，双方舒服。
河北一个小社六户，三户贫农要办，三户中农不办，还办下去了。中农是动摇的，互利政策也不那么灵，不揩油，他还是不来，抵抗社会主义优势。非大势强迫不可，心甘情愿不可能，不会像吊膀子逛街那样舒服。
强迫就是对中农的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大体还是贫农，中农要第二个五年，要和中农妥协，除非完全自由（半妥协，抽象的话，传出去出问题，统购中某些人不能和他妥协，但不是用刀子，而是要吃饭，一定要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干，我没有说过不要互利自愿。）就是说要做宣传教育工作，社会主义对他们无损害。就是让他们不自由，不自由问题很大，全妥协妥协不成。
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没有中共中央加上省市委坚持不行。六、七个人决定大事，七百几十万人听他们的话就是吃一餐饭，靠七百万人来表示意见，不成功，因合作不自由。简单宣传“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说我不需要，宣传这个叫不识时势。
要承认自己马克思主义不够，去年决定发六十万，成功的，五三年“农民苦”，不对。底子薄也是农民苦，反查田定产也不对，讲错了话的人要声明。
高说，估计大局有利于他，只西南未定，错了！
你们听见风不和我说，梅兰芳到上海演剧，还要拜杜月笙，为啥不拜我。
我好说挖苦话，为使人不忘记，致成为明日黄花，我好不客气，客气不习惯。
人们说粮食，损失农民积极性，要须知，粮食购七百亿——八百亿，我搞了八百八十亿，不到三分之一，三百五十亿回到农村，供应和日本、国民党多不了很多。共产党来了，增加了人口，多数是农民自己生的呀！从前农民照这样供城市，军队比国民党少，浪费少。
多购了点，不良结果是影响牲口和猪，实际略多了点，如影响猪、牲口二百万，因素多种，自然杀也是一条。回民就是杀牛的，河南项城打起来了，打也是好事，得到教训。延安很多了，还是杀，皮价太贵。二百万，河南杀六十万条。但河南总数量是增加的。事物要有分析。
瘦弱有之，不是多数。
不积肥等十几个例子，一讲形成观念，不分析。损害积极性不符合事实。只猪牛有点损失，三年内可以恢复。
不用干部去调查，我用的是义士。干部你要什么，他来什么。上有所好，下必有胜焉者。
对合作社估计不妥的（陈云报告，吸收你们的材料吧），没有说好话，你们没有看出来。
人人说统购，户户说粮食，一股风需要专政，堵风想办法，坚持方针。
五亿多人，多数，能顺倒我们社会主义，要专政。
浙江可否恢复一下，“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不好。
黄炎培，得意的不得了，整了他一下。
专政，实际无产阶级专政。只听农民的，他就要自由。中农不揩油还是不来，到了时候，考虑进不进。进不进那好？宁要不自由。贫农不一定能完全照我们，不见得。基本做到使中农不吃亏。有全是中农的，有贫农虽多的，坚持十分之三的中农当委员，贫农中农利害舆论就不一致。
大体过得去，使中农过得去。牲畜，私有公有，历来经验如此，公喂不利养育。工作方法
先搞好文件，不要长，长了反不好。
全国性的，不是个别的问题，要有文件，使中央有所凭据。先让中央看看。×也可以参加，事先中央知道全部内容，免得口径不对，损失威信。
一年两次会，此次会议，文件未发，已迟了，落在后面了，要发一个章程，根据章程发议论。
是否要等到秋后估计？用不着，现在完全可以估计，否则是不信积极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巩固，粮食叫喊不到百分之五，现在完全可以估计的。那一年也要如此估计，尽管有许多缺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五三年财经会议，说各部路线错误，几十个财经部门看成基本上不对的。应是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缺点，这就清楚了。）此次有反革命，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人心稳定。
我号召上顶下压检查，解决百分之几。心中无数，吃了饭，开留声机，随便讲，锢住自己，最近又说合作根本不好。你们经过几次革命，为什么出这毛病。农村会议开后，中央又开，内部吵起来了。预先有个文件就行了。
插话
1．（谈到山东曹县错误时）把少量错误扩大为全体。
2．你们不是不听话，而是听另一种话。
3．过渡时期每天都动荡，每天削弱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要动荡，不要稳定，一动就要地震，有四大自由，反而不稳定了。
4．农民怕冒尖是很好的事。贫农的力量，社会主义的空气，你们倒要解除，成为资本主义万岁。正要你们怕。
5．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是概括四大自由等口号的总方针。
6．湖南洞庭湖社开了一次会，如同俄国工党第一次会议了，但也是个历史不能抹杀。
7．反对者坚决，我们更坚决，自己不坚定，无法坚定别人。
8．十二种人，缺粮户灾民、经济区、乡村手工业者、小商贩、渔民、盐、牧、林、船民、城市、自足户（百分之二十）、余粮户（百分之六十五）。据社会经济法则，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统购是生产关系与所有制有关，带有强制性质，没有专政手段绝对办不到的，不能靠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挑皮，抢粮暴动都是生产力要挑皮，各种办法（饿肚办法——示威性质）。有的是假不进会进，要求资本，有的是真的，要注意，不注意要报应。大体是适合的，开花、种麦、搞肥料等等，也有小破坏。现在措施是稳定的，购粮减、征不加。一万二千干部下乡说服。
专政，资本家、地主、富农、余粮户某种程度要反对，靠无产阶级，靠坚决的同盟者——贫农。
你们看看历史，共和国成立标志着过渡时期开始，内部是五二年，但延安时即有国营工业、互助合作社，苏区即有社会主义因素，那要到四九年！
9．农村会议，解决了揩中农油，很好，还要互利，等价交换，现在贫农基础太少了，不能完全建在他们身上，家族之间不是风平浪静，舆论争执不少。
10．贫农贷款不去，贫农必揩中农的油，揩定了。中农的油一定不揩，也不可能。再过两年，大风刮进来，两条路，非来不可。
11．增加支援。
12．干部（有人说）“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不一定，上层也有不好的，高饶坏人，中间也不少，“下层糟”，很不好，工农基础，坏上层倒。百分之几糟，百分之九十几好，资产阶级也是百分之几能改造呀，不能全部糟，这是片面观点，那几句好听，不对劲。工农总不是剥削者。
13．打电话，抓住组织问题。
14．防左，要有季节，研究一下。秋收以前大发展，让他吹起来再说，收割以后，再估计五五年数字定了，又要数量又要质量，我们已订了条约，河南百分之三十，空白手，无事做，为什么闲起来？要填满！他怕他烂，他一个不烂更不好，烂了再办好。房子死了人，还不住人？让他垮一批，春季开会节制一下，开天把会，一个人十五分钟。
注：本文似记录不全，飞白很多，较难懂。如能参考农工部的工作情况（统购、合作化）及党内斗争（反高饶）的背景，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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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常委会上的指示（一九五五年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1)
在中央常委会上的指示
（一九五五年春）
去年责成×××同志把中医工作总结检查一下，今年发现下层对中医中药有抵触情绪。责成××同志限期把中医中药做出成绩。
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有得到解放，中国六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数量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很少向领导反映，原因是中医古野，西医当权。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历史证明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设立机构研究中医药，中医进修西医化了，说中医不科学，是有其不科学之处，但不能过早的批评，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几年来未做出成绩是不对的。……
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二年中医。
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接待和待遇，因为中医功劳大嘛。反对中医间的宗派，加强中国医药的研究。（对贺诚说）河北不是有个祈州吗？（贺诚说：有。）那是中药的集散地，商业部门必须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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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词（摘录）（一九五五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0)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词（摘录）
（一九五五年三月）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
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使国家基本工业化。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
……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
但对待困难：
（一）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
（二）在战略方面，我们要藐视困难，就是说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而这却不过是垂死的力量，我们则是新生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遇的任何巨大困难，把他们放在“不在话下”的话里，这是我们的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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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9)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三月）
对待一切犯了错误，有所觉悟，愿意进步的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看一看，等待他们改正错误，而且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打三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尤其是犯了错误，更需要别人帮。“看”，等待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是必要的，不过是消极的。必“帮”，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早日改正错误，这才是对待同志的积极态度，……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两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完全是不同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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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摘录）（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8)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摘录）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一九二一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强大的敌人给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
×××
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他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
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以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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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五项任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7)
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五项任务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第一，协商国际问题。第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组织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第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层相互关系问题；并联系人民群众，向国家有关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第四，协商和处理政协内部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第五，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努力进行思想改造。
（《人民日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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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医问题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6)
关于中医问题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四年冬）
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在手工业、农业的生产基础上产生的，对金、木、水、火、土的理论可以加予批判，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保护和发扬。批判必须懂得，什么叫科学，正确的，系统的知识叫科学。西医是否科学，也带有唯心的，像机械唯物也需要加以改造。中国应有一个医，不应该长久的有两医，西医名称是不妥当的，应有唯物辩证的一个医。有的人看不起中医，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也有人把中医强调得太夸大了，也是不对的。中医医院要有重点的试办，中医进修问题，对其进修基础课是对的，应加入经验交流课程，讲中医药理恐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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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5)
对中医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须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
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如对中医举行考验，内容有生理、病理等课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给证书。另外，还有中医条例，中医进不得医院等）。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也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就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思想要改变。
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一、要抽调一百名到二百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而且学习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二、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并提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使中医到医院里作诊工作不感到困难和顾虑。三、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譬如，有些药材因培植时间较长，由种植到培植收获需二、三年以上，如白芍为四年生植物，黄连为六年植物，个体农民往往没有力量种植，又如有利产药地区，如甘肃、青海交通不便，生产的药材不能及时运出，农民往往把药材当作燃料了。过去一些中药因加工设制的技术不良，浪费很大，包装和贮藏方法不好，霉烂损坏的现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至于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
四、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过去由于难懂，再加不重视，无人整理。中医医书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并组织他们（总结）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
为了实现以上种种工作，首先在于纠正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只要思想上有改变，上述各种工作才能贯彻。
今后那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如作不好这个工作，就将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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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思想批判的指示——与陆××、周×的谈话（一九五四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4)
关于学术思想批判的指示——与陆××、周×的谈话
（一九五四年）
毛主席说：不是没有警觉性。我们有些党员就是保护那些仇视马克思主义的。自己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还反对别人反对。
俞伯平的唯心论是很明显的，把家谱孤立起来看，他的批评标准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客观唯心论和相对论。
对资产阶级合作，政治上是朋友，但不能把他捧为父亲，不能放弃原则，接受他们的意见是对我们有利的才接受。如共同纲领是在党的领导下搞的，而古典文学是他们领着我们搞的。
要在学术各部门清除唯心论。
整个学术界和文艺界主要是投降主义，光是反自由主义还不够，因为不能包括一个阶级思想反对另一个阶级思想。很多战线上没有战士，没有斗争。很多党员是吃、睡、休息。
第二个问题：学术界缺乏批评。“官书”为什么不能批评呢？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说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也还可以批评哩。鲁迅之所以便人感到亲切，就是把自己思想告诉读者。
怕批评后抬不起头是不对的，总是有些人抬不起头来。当然改正错误后他可以抬头。
进行批评应有充分理由，若一律抹煞、武断，这是军阀主义的，我们要这样就要失败。有些有待证明的都可以讨论。思想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也可以坚持，也不一定是错误的，开始时对的总是少数。各家意见都可以暴露，特别是我们都缺少学问。红楼梦问题不要急于做结论。学术问题要开学术会议来解决，不能由中宣部来做。
第三，关于扶植新生力量。几个部门都不注意这一点，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老干部要好好帮助青年作战。老干部往往缺乏生命力。注意青年，招募新战士，这是领导的作用。
要注意“小人物”。任何有成就的人，过去都是“小人物”。在我们生活中，文化工作中没有“小人物”是不成的。……在大学中要培养助教，重点放在培养青年。要相信一代好似一代。
《清官秘史》很多人以为是好的，毛主席以为是错的，到义和团时我们拥护光绪就是拥护帝国主义了。还有梁思成的建筑，既不经济，也不好看，穿西装戴瓜皮帽。印刷机和广播器没有民族形式。
文字是要拼音的，但现在注意字母的样子太不好看了。若用民族形式就好推行了。这有个民族心理问题。毛主席最后说：我今天讲的是个意见，不要看成不能动的。更不能用作打击别人的力量。
对俞平伯的斗争应该停止了，应转到批判胡适的思想。特别借此向全国人民宣传唯物论思想。唯心论，唯物论要作些通俗宣传。
这次斗争要分清敌、我、友。对敌要打击，敌方就是有些进步的东西也不要去鼓励，我方的缺点也不要急于批评，对朋友要保护。不要把战线弄乱，一团混乱。
斗争由中宣部领导，郭老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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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卫生部党组报告时所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3)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卫生部党组报告时所作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一、关于中央卫生部向中央的报告要点，和中医工作指示草案，毛主席指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特别指出这次检查卫生部工作的方法很好，开了二十多次会，从下面提出许多意见，翻了个底，这样方能解决问题。单是上面讲话还是不够的，必须靠自下而上的批评，这样才能解决得透，解决得好。单从上面解决问题，总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自上而下的批评结合起来，看法才能全面，解决才能完全正确。他说，这种办法在今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用过了，解决了大问题；文委也用这个办法来检查卫生部的工作，结果也很好。这种办法应该提倡。
二、毛主席指出，卫生工作的队伍很大，单是国家卫生工作人员就有二十几万，他要管的是五亿多人口的生、老、病、死，这真是一件大事业，极其重要。因而我们的责任很重。
三、毛主席说，几年来全国卫生工作的成绩很大，但是缺点也很多很大。他指出，卫生工作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政治工作少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太少了。
技术是不是多了？也不见得。医疗、医病都有许多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正因为政治太少了，技术也管不好。
毛主席最着重指出的是：党必须领导一切，必须领导卫生工作。他说，“卫生部党委领导同志认为卫生工作是特殊的技术工作，中央不懂技术，我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报告了中央也不一定有办法，因而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请示报告；认为文委是文化机关，尽是文化人，不懂医学”，因此，“对文委领导有一种不够尊重的情绪”。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说，从这种逻辑出发，×总司令就不能当海陆空的总司令了，因为他不能开坦克，驾飞机，打大炮呀！但×总司令完全能当总司令，因为我们是用政治来领导军事。毛主席说，“你不懂这一门，你就不能管我”，这种思想是相当多的，也不仅卫生部门有。在我们的军队中，军事不服政治管的问题，是经过长期斗争才解决了的。卫生部门必须用最大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党要领导一切：要领导飞机大炮，领导生旦净丑，领导生老病死，就是说，要领导军事、经济、文教卫生和其他一切工作。任何专门的东西，党都要去领导。譬如唱戏，党也要领导。毛主席说，×××唱戏唱得好，但他唱的只是旦角，不唱生、净、丑角，旦角中他只唱青衣，别的也不唱。他是很专的。他不能领导别的。如果他来当主席，就当不好。但是我们的党领导他，领导戏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我们凭什么来领导？毛主席说，我们要用政治来领导。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领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离开政治就说不上领导。他们当卫生部长的，自己的职位就是作领导工作，也就是作政治工作。毛主席批评过去卫生部几位副部长的分工办法，谁管政治，谁管业务的办法是错误的。在旧中国，官僚们有所谓政务官，军事官之分。在我们这里，可不是这样，也不能是这样。凡是领导人都应该政治领导。作为领导人只管技术，只记得技术，只管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势必政治挤不进去了，没有政治领导了。作领导工作的人都要懂得党的工作，懂得作群众工作，决不能只管医务，不管政治工作。
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领导，决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毛主席问周总理，卫生部的重要文件经过政务院通过批准的多不多？周总理说很少。毛主席说，人家是独立王国，就不受你管！
四、毛主席也着重地批评了卫生部缺乏集体领导，并且指示了应该怎样进行集体领导。他说，××同志积极负责，就是说骨干是好的。但单干、盲干就不好了。盲干就是忽视党的领导，忽视政治对业务的领导。单干就是不要集体领导。大家知道，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同志在自己的检讨中说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往往不经组织的认真讨论，即由个人决定，独断专行。毛主席指出，这种单干的作风就要把事情办坏，使自己孤立。这也不能说明个人的个性强，这不是真正的强，而是弱。毛主席指示，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耐烦地和人家商量问题，遇事和群众商量，和上中下三方面商量。自己以为什么都正确，这是完全行不通的。领导者必须讲道理，有说服力，这样才算真强。党组开会要认真准备，要虚心争取大家的意见，要学习中央开会的办法。
五、毛主席着重指出，我们的医务部门领导人员中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其具体表现就是那种不愿受党的领导，缺乏政治，群众观点薄弱，不要集体领导等思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全国卫生队伍中相当普遍，我们一定要加以批判。
六、中央卫生部工作经过检查后，已开始有所转变。但同志们信心还不够，这首先领导上要有决心。毛主席指出，中央卫生部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同志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挂在××同志一个人账上，其他同志也应负一定责任。他希望中央卫生部的领导工作要有个彻底转变。他问××同志有这样的决心没有。××同志回答说有这个决心。……毛主席说，这主要要提高思想转变作风，这次会议一定要开好，使大家有信心。
七、关于业务方针上的几个问题，中央对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基本上都同意。
关于中医问题，毛主席说，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是在近代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不合理部分要去掉。西医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该是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的一个医。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把中医提得过高了，也是不适当的。中医医院可以试办。中医进修问题，让他们学一些基础医学知识是可以的，但应该加入中医临床经验课程。医院可以请中医看病，治好了要向他学习。中西医的名称是不妥当的。
八、城市、工矿卫生，城市医疗要改革，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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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巴尼亚大使呈递国书时的答词（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2)
在阿尔巴尼亚大使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三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愉快地接受您所呈递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任命您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它具有光荣的革命的历史传统。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后十年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一切破坏阴谋，满怀信心地建设着自己的美好生活，并取得了光辉的成就。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捍卫祖国的独立和安全的斗争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比的劳动热情，使中国人民感到钦佩。
中、阿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五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已结成了兄弟般的友谊。我深信：在互派大使之后，我们两国之间的真诚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不但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幸福的增进，并有助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阿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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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1)
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六月）
我们要纠正领导上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一定要有请愿、罢工、罢课的自由，我们是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前进嘛！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嘛，小字报、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都是很好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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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草案公布时的话讲（记录稿）（一九五四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0)
宪法草案公布时的话讲（记录稿）
（一九五四年六月）
一、恰当地正确地总结了经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经验；建国以后各方面建设的经验；同时又总结了反面的经验（历史上各种宪法），并且总结了外国的经验，但以自己民族的经验为主，资产阶级有革命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否定。
二、恰当地正确地结合了原则性与灵活性。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贯彻在各方面。灵活性，统一战线，逐步实行。不逐步就“左”，不实行，就右，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逐步实行的灵活性相结合。少数民族有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根据特殊情况制定单行条例。
宪法可以实行，而且必须实行，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实行，要弹劾（共产党员犯罪，要开除党籍）。有了宪法，全国人民就有了清楚而正确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的总章程。这在国际上还发生很大的影响，宪法有民族性，又有国际性。
究竟要多少年进入社会主义，这话不要讲死了，十五年只能打一个基础。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国家主席的权好像太小了。有些条文没有写进去，并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科学，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该多少就多少。对古人今人都不能迷信，对了就信，不对就不信，我们不提倡崇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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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预算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9)
关于国家预算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六月）
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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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李×的一封信（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8)
给李×的一封信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兄：
七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处，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需加以比较说明，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九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几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都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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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教育（一九五三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7)
青少年的教育
（一九五三年）
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很懂得这个事情，他提倡孩子要活泼，要顽皮。他说“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鲁迅全集》第六卷第84页）在有些地方要让我们的后一代学我们；但有些地方就决不要后代再学我们，再学我们就糟糕。我们总是中孔夫子的毒太深了。不仅学校如此，就是托儿所也要很好注意。现在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还好，一送到托儿所就“机械化”了。在这些方面，我们要下很大的功夫，用很多方法，把我们的青年、儿量变成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一样。有这样的人民，建立这样一个国家，那我们中国就了不起。要懂得人在幼年、青年的时候，正是性格、品质慢慢形成的时候，如果在这方面不会教育他们，将来的损失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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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领导骨干、教材等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三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6)
对学校领导骨干、教材等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
l、领导骨干：大专院校，中学必须有骨干。骨干配备大专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中学由地方负责，从宣传部门，青年团干部下去。有了好校长就有好教师。
2、教材问题：集中力量编，语文、历史等原则问题，由陈伯达同志等解决。
3、整顿小学：防止过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要照顾农村特点。私塾也要让其存在。小学有三类：（1）中心小学、完全小学；（2）一般小学；（3）速成小学。小学问题主要便利农民子弟入学。教师只要不是现行犯，不做反革命宣传就可存在。对超龄学生不应赶出，首先教好。民办可办，不要求太严，群众需要自愿，学费可收。五年一贯制暂缓执行，提早了。小学生不能都升学，这不叫失学，要加强劳动教育。
4、学生建康，高中大部分要有助学金，要增加营养，减轻负担。
5、教育工作重点和关键：重点，高等学校和高中，关键问题是师资。中学要重点办好一批。如何办好高中，这是我们的重点任务。
6、招生要注意成分。
7、速成识字法，在农村有局限性。应是群众自愿的业务教育。
8、中央教育部任务：（1）方针计划；（2）教材。
9、总的方针和工作重点：过去主要毛病是盲目冒进，不能适应建设，我们任务是培养干部和逐渐（适应）生产发展，目前在培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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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5)
给徐悲鸿的一封信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静文同志：
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的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朌！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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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4)
对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切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和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展，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而去强迫解散它那就不对了，不管那一天这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有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该吹倒的，像大名府四百几十个社只剩下五十多个了，倒了几百个，其中有倒错的，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要蹩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在个体经济基础上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计免，打井开渠，小型水利，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步犁水车，喷雾器，六六六，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从小农经济基础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社会主义总路线联系起来，就不是小惠了，不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就是小惠。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裕中农和富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住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那么反对冒进，克服五多，以及一切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个体农民在供销社入了股，这一部分股金所有制上也有变化，他也有了一点社会主义）。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所有制。同时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样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矛盾就完全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场）。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段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了发展互助合作或者是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这一类的话。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干涉农民过多，那个时候也确实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那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城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主观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但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计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办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要不得。不仅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不分散的合作社，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也是要不得的。不要把需要做，可能做的，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该用这个标准去检查。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吧！都是错误的，检查工作应该本着这个标准。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吧，强迫解散也是错误的吧！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符合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反映。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缺乏恰当的分析，其实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其中百分之五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帮点忙，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农民是苦，但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说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我们不满，其中地主和富农也有区别，就是地主中间，也有一部分他的子女在城市工作，一个月寄十多万块钱（按：指旧币）回去，他的生活也并不苦。“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互助合作搞合作社，这不仅是方向而已，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是解决总路线问题，批评薄一波的错误，也是关于总路线的问题。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国家工业化，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展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改革政策要交待清楚，交待政策这件事很重要。你们说“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没多大问题，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开展第二个战役。其中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不能不承认嘛？还得承认他是合法的，他还是胜利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你们讲了，但是还要估计到会还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领导，做起来他会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数字控制数字，派任务，以后再检查完成没有，这就是积极稳步。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现在据检查，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社减产，办得不太好，这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产，这也是难免的，但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都是合法的，但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区干部，县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他们不办社会主义之事，他们做什么，办个体经济之事吗？）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书记，中央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并不是要费很多唇舌。中央现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社会主义之事上。办资本家之事，也是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比如现在全国工商联开代表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蔬菜的生产供应，主要是有计划供应，不仅大城市，像鞍钢，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那能行呢？东北局农村工作部要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蔬菜生产，搞互助组，有先后矛盾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合作社，甚至集体农庄，可以不可以研究一下？
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以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五七年可到七十万个。可是要估计到，可能有时候突然发展一下，可能是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一月再开就迟了，今冬就错过去了。规定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了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议执行情形，这个办法是公安部提出来的，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任务，早一点，九月二十六还要开一次会，提早一点，布置冬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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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3)
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的讲话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去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应当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苏联在三十六年前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坏人，建设了三十六年才有现在的成绩。我们建设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因为我们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口很多，有五万万几千万，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也很广大，有三个五年计划就能建设得很好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
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间；而且要根据你们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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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2)
关于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
（谈话纪录稿）
办好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疆，无论大中小县，都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少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配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不要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收兵。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十月开会后，十一月、十二月，明年一、二月，北方还有三月，有四、五个月可搞，明年三月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二月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况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再到合作，但是直接搞社也可以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的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社这件事，看做极为重要的事。个别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难道说既不走资本主义，又不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如果又不去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十月开会，你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又要守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法律不能废除，现在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化，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化，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以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代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可以带一点，应加以研究。该搞中的，就搞中的；能搞大的就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做好，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老区应该多发展一些。有些区可能此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坝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点。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海与关内后解放的地区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州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该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为了搞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较快的发展起来。
华北、山东，华北现有六千，翻一翻——摊派，翻二翻——商量，一翻半或两翻，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了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打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集体农庄）。当然要搞的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均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要大大超过，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的矛盾问题。是私有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个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人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级的，土地入股；有高级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建。一个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是提高生产力，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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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1)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了XXX、XXX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辉煌战绩及在这个基础上坚持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并获得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表示完全满意。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们在这一正义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并对你们致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一九五○年十月一十五日，正在美国侵略军大举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逼近我国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地开往朝鲜，支援朝鲜人民军抵抗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在两年零九个月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秉承着祖国人民的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在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援之下，在以伟大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各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之下，顽强战斗，坚持谈判，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疯狂侵略，揭露了敌人残暴好战的真面目，使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遭受了严重失败而不得不接受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业绩，树立了中朝人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榜样，表现了我们和平民主阵营的坚强团结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尊敬和赞誉。
朝鲜停战的胜利，根本粉碎了美国帝国主义并吞全部朝鲜进而侵略我国东北的狂妄计划，保卫了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打败了侵略者的凶焰，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人民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及其军队一道，以自己的胜利的榜样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了一个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阴谋是必须击败和能够击败的；只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侵略战争，坚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争端，那么，和平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朝鲜停战的胜利，是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运动的胜利。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还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问题在朝鲜人民自己处理自己问题的精神下的和平解决，尚有待于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去协商解决。中国人民是一贯主张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人民愿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作坚强的后盾。
鉴于美国好战分子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正在进行着种种预谋，企图阻挠和破坏政治会议，并进一步破坏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警惕，继续努力，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加强战斗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更紧密地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坚守阵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挑衅行动。
全国人民将以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继续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将尽力来帮助英雄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平生活。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在祖国人民的鼓舞和支持之下，必能不负祖国人民的期望，为保障朝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为争取鲜朝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而继续努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永久友谊万岁！
（注：本文是毛主席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起草的一份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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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与第一学期开学的训词（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0)
对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与第一学期开学的训词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军事工程学院陈院长和全体教授、助教、学院工作人员同志们：
当你们开学的时候，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与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的希望的就是要有大批的能够掌握和驾驶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专家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住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你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科学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专家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专家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骄傲。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专家，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195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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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9)
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
（一九五三年七月）
闹独立性的问题不存在，我们没有这个印象。现在缺乏的是团的独立工作，过去缺点是这方面，而不是闹独立性。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青年团的独立工作。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有一点，但也不多。团的工作根据各地党委反映都是满意的，满意就是配合中心工作，所以说满意得很，现在要求来个不满意。就是适合青年特点来些独立的活动。团的领导机关要学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党的领导机关也要学会，就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不断的组织群众。
过去团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团的领导下，配合多方面的革命工作，得了很大成绩，成绩很显著。无论城市、工厂、农村、学校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胜利，他们是很有纪律的，他们完成了各项任务，现在革命不是天天革，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革命完成，现在转到建设工作。建设就要学习，学习如何领导青年和成年一道在农村把农业做好，在城市把工业做好，在学校把学习做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近代化军队。这些都是全国人民都要做的，除了小孩子。
但是十四——二十五岁是人们长身体的时间（二十五岁以上就不长了）。又是工作时间，又是学习时间，如果对长身体不重视则是很危险的。成年人也要学习工作，他已学了多少年；但青年刚学习刚工作，故与成年有不同，很多东西成年已会，而青年不会，例如种地青年就不如老年，如果十八岁会种地那是因为他以前学的好。十四岁——十八岁和十八岁——二十岁不能与成年人一样的强度，不能按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挑重担子，他们就是要玩。娱乐，不玩就不高兴。十八岁以后就要恋爱结婚，这与成年人不同；成年人这问题解决了。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只有六、七小时，开始有一小时睡不着，普遍感到睡不够。要下一道命令，下一道命令就解决了。不要讨论，强迫执行。教师们也要睡足，尤其是青年们要睡好。（周总理：青年团要带头。）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庆祝他们身体好；二，庆祝他们学习好；三，庆祝他们工作好。只有八小时睡眠时间，学生是不够的。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如果九小时不行，就再增加一小时，一共十小时睡眠时间。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使大家疲劳不堪。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军队、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鲁智深、李达学习就不高明。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只有九小时睡眠才能获得八小时睡眠。初中现在上五堂课，多了一些，可考虑上四节课，一定要把娱乐、休息时间计算在内。现在积极分子开会妨碍娱乐、休息、睡眠，应该减少这些活动。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要两方面兼顾。现在是学习太厉害了，后者却不够了。（周总理：还有工作太厉害。）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时间与娱乐睡眠二方面要相称，两方面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睡眠、休息、玩也要抓。过去抓一天，那一头抓不紧或未抓（用手打比）。跟教育部的人说，要说服他们，你如果这样还是太松。工厂学校搞得紧，会太多，五多。现在要抓紧，减少会议次数与时间。一定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方面也来个抓紧。党中央已决定减少会议学习时间，你们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为什么不执行？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顾工作，而不顾青年的身体，则用这句话抵他一下。理由很充分，这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的成长，为了年轻一代更好地发展。我们一代吃大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有大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如果哭则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他们设想。
关于选青年干部当中委问题：周瑜那时当统帅，曹操下江南，谁当统帅那时成问题，就找个青年团员——周瑜，周二十九岁当统帅，要指挥黄盖等，老的就发生问题，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
现在“周瑜”当中委大家不赞成；党是否把年龄大的都挑选过来，年轻的不选呢？党中央选的就有年轻的，自然要挑选一批，不能统统按年龄，要按能力，原来九个三十岁以下的，现在六十几，超过四分之一，三十岁以上占了四分之三，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余青年人是否称职，没有把握，如不称职则以后可改掉，可连选连任，有不连选的，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绝大多数以至全体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当然强，有经验，但其它方面却在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清楚，手脚慢，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充分相信青年人，可能个别不称职，不要怕不称职。
要说通那些不赞成的同志这样做：一是照顾青年特点，一是照顾团的系统工作，同时受各级党委领导，这总是不会错的。这不是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这么讲。这是按事实，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搞青年团。这是普遍大量存在的事实。青年要长身体，因此工作情况就有不同。特别十四岁到十八岁。青年妇女与男子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不修改这一条，也许只有一百万拥护你们，八百万不拥护你们。
工作要放在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先进部分不过瘾，他们要严，但要说服他们。有人说团章义务多权利少，改了没有？（胡××：八条已改为七条。）还有七条之多？（李昌：已经缓和了些。）是要缓和一下，照顾几百万群众。不要只顾几十万、一百万最活动的分子，要使多数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四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要自动退团，这个太严了。党章六个月，你们跑到党的前面去了。农村青年是比较散漫的，不能像学校、军队、工厂一样。搞六个月不行吗？
办不到的，厉害的，不要在团章上规定。“不要背后乱讲”也是这样，原则性要灵活执行。法律条文要执行，也还得几年。应当是那样，实际是那样，是有个距离的，如婚姻法彻底实行至少三个五年计划。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不歧视妇女，不打老婆，有一百万办到就很好了。把“不歧视妇女”划掉了也是因为办不到。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还是让人背后骂骂，不准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有的人可以在房子里，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中南海，在北京，在中国，走来走去还可以革命，只是不要到香港台湾。敌我界限要分明，搞掉自由主义就搞死了。有许多人只能搞这一套，党内自由主义还不少。
威信是慢慢建立的。过去军队编歌谣骂人，我们就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未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了解，真正了解才相信他。你们团中央威信就很高。有些人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青年团只有四年历史，×××刚上台不久，不是一个早上就会佩服的。小伙子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骂是不可能的。
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他小广播，他就会说没时间了。抓住大的，慢慢就会好了的。问题总是有的，不要以为一下子就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问题的。
根据社会的发展，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可以完成，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国家工业化，就是说工业产值同农业产值相比较，是七与三之比。到了百分之七十，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大概十五年可能达到百分之七十。讲基本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谨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猛。发展互助合作组织，要建立在自愿原则上。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搞猛了就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的进行。我们过去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也不打。你们这个会议是开得好的，你们算是有准备的。过去打蒋介石，开始犯主观主义错误，后经整风，改棹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建设之仗。什么叫建设？就是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如何执行，应有特殊规定，应照顾青年的特殊条件。
十年至十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时间不要公开宣布。在报上登载只说相当长时间。团内可传开。资本家会不会吓一跳？吓半跳是会的。农民不怕者来，怕者不来，从少到多。现在组织起来的，东北是百分之八十，华北百分之七十，南方不同，要作一些精神上的准备和组织上的准备。北方，合作社也不能大发展，河北六千个合作社，一百四十六个县。劝他们退社转互助组的有两千多户。条件不够，还是搞互助组。今年发展比去年多五倍，如果每年多五倍，那还得了。明年再加一倍，这样速度是相当快的。发展合作社一要有群众自愿条件，二要有干部条件。要有许多办法，才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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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团二大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8)
对青年团二大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六月）
团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中，三十岁以下的只有七个，太少了，女的也太少了。老一点的成熟一点的党员参加领导是需要的，但必须增加些青年，不要搞成老年人专政，不要搞成青年老年团。
要一批一批地割韭菜，不割就不好吃了，老干部还有一万吗？可以再调出五千。
团代会的报告，有人反映有些空，是不是要求的高了。我看是满意的。三十岁以上的人不满意，二十五岁以下的看不懂。
几个文件党把的紧紧的，我看在党的领导下，团要有独立活动。几个文件都是讲中心工作，一天天干巴巴的，搞的太严了。纪律要有，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有纪律，那就不要用纪律了。
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中心工作，守纪律，青年向成年学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青年要有自由活动的一面。一方面老成，另一方面不老成，天天老成是不好过的。有严格的一面，也要有不太严格的一面。
要教育青年活泼点，不是少年老成，而是生动活泼，这是原则问题。这是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问题，不然要脱离群众。
太政治化了，太老成化了，变成青年成年团了。搞的下面没条件了（指系统领导），没有独立活动了。
今天我们指导你们搞独立活动，监督你们搞独立活动。
“向歧视妇女现象作斗争”，斗争太多了。婚姻法的贯彻得十年到十五年。要教育不要斗争。
“不要自由主义！”（文件中的一句话）社会上要允许自由主义，党内要反对自由主义。背后讲是发表意见的一种方式。在广大群众中禁止这一条是办不到的。
“对上级指示，不执行不发表意见”（文件中一句话）。指示要执行，至于不发表意见，我们这个会议也有一部分发言，一部分不发言。
对青年不要管得太紧，小孩子打架，只要不打瞎眼睛，出点血没关系。鲁迅的儿子批评鲁迅说你不像个爸爸。
叫我讲什么？我就讲打架、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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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同志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7)
对白××同志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白××同志这个报告，深刻地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一）请×、×主持，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付部长及白××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讨论施行。（二）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付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不一定要学过医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付部长。以上请×、×酌办。
因为白××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见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这样一个人作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参考白××的报告，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
无领导，无政府，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作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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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摘录）（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6)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摘录）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我们的各项工作，应当遵循总路线，为总路线服务。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错误。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
……
有的同志在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有几种错误观点，是必须批驳的：
第一，有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第二，有同志提出，“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多大错误，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没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是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们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国营经济早已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上面所说的是右倾性质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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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高教、教育两部的请示报告时的指示（摘录）（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5)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高教、教育两部的请示报告时的指示（摘录）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十一日）
毛主席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的领导骨干问题，而且首先要解决大学的领导骨干问题。同意总理意见，从宣传部门与青年团抽调一批干部，去充实大学的领导。关于中、小学的领导骨干，应该由地方在几年内逐渐加以解决。毛主席认为训练与提高中学领导骨干很重要，东北的经验是好的。毛主席说：有了坚强的校长，就会产生好的教员。
毛主席对教材问题特别重视。认为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一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
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该改编教材，编辑教学法。
关于整顿小学问题，毛主席认为，“整顿巩固、保证质量、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很好，但是整不要整过了头。
××同志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也发展不平衡，不可能把全国小学都办成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应该过分强调正规化。农村小学可分为三类：一，中心小学；二，不正规的小学；三，速成小学，编速成教材。农村小学应该便于农民子女上学。毛主席同意××同志的意见，并指出应该容许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规的小学存在。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分手，只要不进行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给他一本教科书去教。甚至和尚、尼姑，只要不宣传迷信，也可以让他们教书。
用多种多样办法办学，不强求一律。
关于超龄生问题，中央同志都认为不能把超龄生送出学校。毛主席说：“你们对七、八岁儿童这么爱好，对超龄生就可以不管？”并且说：“应首先把超龄生教好，让七、八岁孩子迟几年上学并不大要紧。”这就告诉我们先教育超龄生，对发展生产有利。适龄儿童迟几年上学，影响不太大。
小学城乡比例一样，不对。城市小学比例应该大些。
关于小学经费问题，毛主席指出，税种税率必须统一，收支也必须由国家统一掌管。不能像过去那样，搞什么教育经费独立，指定一定的税作教育经费。毛主席同意中央统一支拨，预算由省（市）县拟造。
民办小学，毛主席说，可以容许。不限定几年，能办几年就办几年，横直公家不出钱。学田，也可以允许留，但是要在有机动土地的地方，并有可能拿出来的条件下，才能给学田。
学费也可以收。
小学教育，应该强调劳动教育。关于五年一贯制问题，毛主席认为既（然）贯不下去，只好缓行。五年一贯制的文件，并不错，只是实行过早，应该推迟。
毛主席对青年健康，非常注意，指示增加大、中学生助学金。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毛主席认为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搞好卫生，减少负担，少紧张些。毛主席说，要吃得饱，学得太多，可少学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方面增加收入，一面减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一方面克服忙乱现象。因此，决定大学生增加到十七万元，高中生除少数有钱子女外，一律发给助学金。初中生也增加助学金。
关于设置重点中学问题，毛主席认为要办，具体数字要按实际情况办。可以研究一下。留苏预备学校十所，要分配到各大区。办留苏预备学校，并不是说排除其他学校学生投考留苏；同时，留苏预备学校学生也并不一定全体一律留苏，还要经过考试和审查。重点学校一百五十至二百所。
毛主席指出：“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着重一些。”周总理指示，可以从部队机关抽调干部学习。
初中招生，毛主席和××同志都认为，能多招一些，就多招一些。今年还是招六十五万人。
（根据前教育部党组一位同志记录，未经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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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友谊（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4)
最伟大的友谊
（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
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导师，不朽的列宁的战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奇·斯大林同志与世长辞了。
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活动引导苏联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转移了全世界的局面，这即是正义的、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世界大规模的范围内，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一——八万万人以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影响，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感到了无可比拟的沉重的悲痛，激动着全世界的正义的人们的心。这就是表明，斯大林同志的事业和他的思想掌握了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业已变成了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引导那已取得胜利的人民由胜利进入新的胜利，同时也将引导那一切还在邪恶的资本主义旧世界压迫下呻吟的人们能够对于人民的敌人进行勇敢的冲击。
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不能设想，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能够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关系全人类的命运的，而这些胜利的光荣应当归于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胜利的理论；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贡献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贡献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贡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这一切创造性的理论，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使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为解放和幸福的斗争及其胜利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是给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贵的遗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现在，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斯大林同志。这是多么的不幸啊！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悲痛化为力量。为着纪念我们的伟大的导师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名义下的伟大友谊将无限地加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亲手教养起来的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完全相信以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是一定能够继承斯大林同志的遗志，而把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并且发扬光大的。
毫无疑义，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将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强大。三十年来，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推动了世界的大踏步前进。现在苏联已达到这样的强大，中国人民革命已获得这佯的伟大胜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已有这样的巨大成就，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压迫反侵略的运动已有这样的高涨，而我们的友谊和团结的阵线又是这样的巩固，所以，完全可以断言，对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都是不怕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将被我们所粉碎，一切卑鄙的挑拨都是完全没有用的。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我们的友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全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及正义的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伟大的国际主义原则上，因此也就是牢不可破的。
显然，我们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
让一切帝国王义侵略者和战争贩子们在我们伟大的友谊面前颤抖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万岁！
伟大的斯大林的英名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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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问题的回答（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3)
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问题的回答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传达记录，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国的拼音文字字母和七百简体字材料这两个材料，已经送传毛主席看过。他翻阅了简体字。他认为这种工作不必太急，不要因为人家催就操切办事。事情关系很大，影响到几万万人，是长远的事情。不要受了外界压力，轻易作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可以多征求意见。已经有了方案，可以作为继续研究改进的材料。
关于简体字：毛主席认为现在的简体字不够简，有些字与原字只差一两笔，有些字笔划仍多。笔划形状仍然不顺利，写起来别扭。如“氵”可以用“讠”（电子版制作者注：两点水）代替，有了写两点的时间，就比点三点要快。作简体字可以更多利用草体。草体难记。但是可以把一些草体字规律化，作为基本形体、类似日本的片假名，字的基本形体数目少，规律化，学习书写起来就方便。这样就和现在汉字的秩序不同，汉字的数量必须大大缩简，那就要把两三个汉字合并为一个，即一个字可以代用好几个字。如圆周的“圆”即用“元”。一元、二元、花园也用“元”字。这样才叫简化，可以利用假借，以外利用简单容易的草体，不用笔划仍繁难的草体。汉字的数目减少，字的笔划也大大减少；难于减少的，利用假借；这样就能做到的确是简化了。笔化少，写着就顺利。
他举了个例子：如“氵”字旁，用一笔作“し”。要把字形规律化，就不能按原来通行的。因为原来的简体字并没有什么规律。
关于拼音文字：毛主席认为我们用的拼音字母，笔划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还难写。
毛主席认为何必搞成方块，方块字千年来害人不浅。字母的笔划要向一面倒，“永字八法”要废除，那样写法不合现代化的要求。现在这些字母有的笔划多，有的写着不顺，笔划方向复杂，纠缠太多，向四面八方发展，所以难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本就是打破方块体式的。
因为原来汉字笔划可恶，所以非打碎不可。主席赞成把注音字母多改一些，也赞成改用两拼，以便代替汉字。比如现在这套字母就不好代替汉字。因为有些字母和音书比汉字还难写，比赛不过，这种拼音字母就要落选。
又如注音字母也不能代替汉字，三个字母写不到一起，与汉字合，显不出来简单。拼音字母如果不比汉字简易，在群众中立足就会有困难，主席对这套字母不满意，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要一边倒，这样才能为人民所接受。“注音字母”谁都没考虑它作文字。要制作拼音文字，就是再费一年时间，也算是很快的了。如果照现在的样子拿出来，恐怕人人会阻碍它。在制作字母方面要花工夫。
总起来说，主席希望文字要能真正作到简单，如果不简单，就不能推行。因为文字主要是要写，不仅要数量少，而且要便于写。例如，“云”不好写，改作“士”也难写，草书“e”稍顺一点。我们的字母一定要比日本字母好，不要比他坏。现在的注音字母和简体字，还不如日本假名，要多征求各方意见，加以改进。
这次郭沬若主任在莫斯科曾经谒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很关心我们的文字改革，问到，“你们的文字改革搞得怎么样了？”郭老提到，在方言不统一情况下，汉字仍然有用处。斯大林说，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话，对于文盲，汉字是无意义的。郭老说一定要改。
改革文字是费时间的，费十年时间也可以，不必求快，但一定要好。
……
现在无人要求废除汉字，但也不能走到另一极端，替汉字辩护。汉字学起来还是困难。……我们的儿童学字的时间，要比拼音文字国家多两年。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就发生问题。比如五年一贯制的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程度比拼音文字国家的浅得多，但是大家仍嫌生字多，教学起来，学生觉到吃力，各方面都提意见。我们小学生的语文水平和欧洲国家比相差太远。我从大连回来，火车上看到李立三的孩子（三年级学生）看俄文大仲马的小说“侠隐记”，三天可以看完。中国的三年级学生根本不能看这样深的书。算术，外国小学一年级就有文字题，我们到三年级才有。这妨碍教育多大！如果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比别人多学两年，损失简直无法计算。所以不能不改用拼音文字。如果考虑到打字、印刷、打电报等问题，而也使国家工作效率受到很大的损失。发电报，人家用电动打字机，排字，人家也用机器，在这上面耗费的时间的损失不能计算。至于字典难编，尤其余事。但是鲁莽的方法，认为汉字可以立刻废除，也是不对的。首先要有妥当的方案，其次要有实行的步骤，过去把文字改革想得太容易，现在又反转过来替汉字辩护，都是不对的。毛主席剧烈地攻击方块汉字，认为汉字千年来害人不浅，必须改革。《中国语文》出了半年，但是很少看到充分说明文字必须改革的文章。比如说，就没有一篇比较汉字与拼音文字教科书等的优劣的文章。反对方块字，要拿出真凭实据，汉字的电报，打字和印刷等都可以拿出来和拼音文字作比较。不这样做，有时候连提倡文字改革的人都有点动摇。这主要因为我们改革文字的主要理由说的不清楚，文章的逻辑不强。
……
我们的纲领是文字必须改革，决不能有不用改革或怀疑改革的话，但是如何改革，改革的理由是什么，必须说清。
……
提倡文字改革是对的，缺点在于没有作详细的调查研究和比较，在文章的背后没有事实来支持他。往往是议论多，科学的研究少。比如打字问题要收集最熟练的，相当熟练的，不熟练华文打字员的成绩，拿来和英文、俄文的同样的打字成绩作具体的比较。这样才能说服人。
……
所谓字的笔划要“一边倒”就是笔势要顺。比如“水”字就不好写，方向变化多。“三”字方向虽顺，起大太多，也不算好写，像“水”则必须改造。
……
一边倒，不是每字笔划都是一个方向，如“千”字就可以不改。因为它和阿拉伯数字“4”相似，比“干”好写。主要是不要起笔太多。要写起来流利，并不是说任何由右向左的方向都不要了。笔划的组织也要简单。
毛主席的意思是要大改，这样的工程就要复杂一点，必须与代用字一起考虑。
拼音文字要和汉字配合得上，不能设想某日公布后立即就要实行，要准备它跟汉字掺用一个时期。拼音方案，简体字中有些符号，就用拼音字母代替也好，特别是虚字，如“的”字就可以用字母代，虚字要极简单，每字一笔两笔，不一定必须有通行简体的才简化。例如“的”字本来就没有简体，但用的次数最多，必须简化。
……
有些难写的地方名称也要改，比如盩厔、鄜县、鄠郿等，都可以用拼音字母代替。
（根据首都文字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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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2)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摘要）
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
（《新华月报》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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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部关于召开全国劳动保护会议向中央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二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1)
对劳动部关于召开全国劳动保护会议向中央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二年）
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或稍加忽视后一方面，那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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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一九五二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0)
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
（一九五二年）
一、私人资本在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要不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
二、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
三、很好的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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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黄河时的谈话（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9)
视察黄河时的谈话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老根据地的人民出了大力，我们要注意帮助他们。
这个大水库（三门峡）修起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瓩，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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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李×的一封信（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8)
给李×的一封信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几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朌！
顺候敬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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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当会办经济（一九五二年七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7)
我们也应当会办经济
（一九五二年七月）
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当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一定不拥护我们。
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到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一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作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些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转引自李先念：《努力学好经济工作》
（《人民日报》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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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李×的一封信（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6)
给李×的一封信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
××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你！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请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不满足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希望，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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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实践论解说的两处修改（一九五二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5)
对李×实践论解说的两处修改
（一九五二年三月）
一、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这即是说那时的中国人还……
二、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有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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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反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二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4)
对五反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二年三月）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人民日报》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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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词（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3)
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词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祝我们全体——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住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们，我们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一九五一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许多是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一九五二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人民日报》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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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些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2)
关于一些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二月）
把劳动力组织在“变工队”、“扎工队”、“换工队”……等这一类的农村劳动互助组织里，有组织地进行耕种、锄草收割，这此单独耕种省工，又能多打粮食。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
只有中国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能全部的真正的独立。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七月）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这个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新民主国家的出现。……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
同志们，我们现在要和许多旧社会出身的人合作了。我们要小心，要预防旧社会的坏习气钻到中国共产党身上来。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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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马××的一封信（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1)
给马××的一封信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认为（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谈此词题，）是正确的，请马付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朌。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节录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向中央报告关于学校工作的指示电文
“……
（三）转入正常学习，又须防止过去加多课程硬赶功课的偏向。此次参加军校学生之体格检查中，即可看出，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的结果，学生体质虚弱，患病者很多。但解放以来，各地也未能很好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之原则，因此造成公立学校之体格最差，大学较中学又差的现象还严重存在，这点应引起十分警惕。应按华东局高教会议的规定，适当减少正课时间，照顾学生健康需要。……”
毛主席批语：这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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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0)
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们：
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现在开会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以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它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出席和列席人员中包括了许多为人民所公认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我们这次会议的这个规模，充分表现了中华人又共和国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即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我们应当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示庆贺和敬意！
由于上述三大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实现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我们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资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要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会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围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希望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我们是依靠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获得的。住国内，我们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在国际范围内，我们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由于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各方面工作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没有料想到的。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老，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他们也看不到帝国王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的国家在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我们的敌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还想欺负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还想称霸世界。但是，同志们，我可以断定他们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欺负的，以苏联为首的伟大和平阵营是不能侵犯的，全世界和平人民是不能欺负的。同志们，自从伟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就确定了，现在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而使这个局面发展和巩固了。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生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没有成立的时候，但是结果如何呢？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吗？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想要称霸的帝国主义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结果吗？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苏联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住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德、意、日三国侵略者的老路，则其结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吗？总之一句话，今后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绝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同志们，只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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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的谈话（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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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的谈话
（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分地的问题，与宗教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去分。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希望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这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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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改《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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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批改《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为什么]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在发表杨平同志“陶行知先生发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要]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未农民反封建革命]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战]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阶级]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奴隶“文化”、奴隶“道德”，]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奴隶“文化”、奴隶“道德”]，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历史唯物论的灭亡。就是承认超阶级的“文化”“道德”的胜利，承认奴隶的愚民改革的胜利。]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乡，说明了我[们关于历史唯物论和新民主主义的学习还是极其肤浅的。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武训传》来学习，来清醒我们的头脑，来扫除我们思想中的唯心论和改良主义。]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试看下面自从电影《武训传》放映以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
（目录说明）
[因为武训能有这样的意义和影响，所以我们认为认真深入这个讨论是必要的，我们特别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过意见的人来参加这个有重要意义的讨论。]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一历史唯物论，但是一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注：方括弧内是主席删除的，黑体字是主席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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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镇反工作和肃反工作的批语（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7)
关于镇反工作和肃反工作的批语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党委坚持此种政策。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对镇压反革命分手，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道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
（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
对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须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
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已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处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
“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除非我们采取步骤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否则人民的国家就会受到危害。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
看法妥当，让他们活动，注意观察，大有可为。他们是在如来佛手掌中，跳不出去的。你们应当当作一件大事去办。积极而又艺术地去做观察和侦察工作。
对《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必须重视人民的来信，要给人民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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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6)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
经过此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尚未破获的特务间谍分子的活动，必须更加隐蔽。因此公安部门必须进行更系统的侦察工作，并教育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注意防奸工作。
×××
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少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此才能获得社会的同情；才能避免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才能分化和瓦解敌人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生产建设。
×××
此外应明确的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的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的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的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照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审查捕杀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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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军事系统审查旧人员中答复“包下来”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5)
关于政府、军事系统审查旧人员中答复“包下来”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大军区，并转各军区；中央各直属部门，各特种兵团，中央政府各党组：
（一）关于在政府系统中和军事系统中审查旧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各地各部门现在开始着手进行。在答复“包下来”的问题时，我们看见有说得不适当的。例如，有的人说：“解放接收时原封不动包下来了，今天又来处理，是否有矛盾？”答复：“没有矛盾。镇压与宽大结合政策，并无变动。以前包下来是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安定工作，特务分子不积极生产，而积极破坏生产，今天既然已了解他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还不处理？”（膝代远同志在铁路工会的报告）。这样答复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三章的布告，内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分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的人们（这些人占大多数）则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的人们，而使他们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问题但不严重，利于团结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有些问题，但不严重，只要坦白承认错误，可以继续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须调动工作岗位）。
（二）所谓有严重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惯匪、特务、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军官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
（三）下面是李××日给中央的信，其中所说的工厂和矿山的恶霸应予惩办，这是毫无疑议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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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培养干部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4)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三月）
（钱俊瑞同志传达）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
1、旧技术人员是国民党的遗产，是很有本领，但还不能依靠，应争取团结。
2、全国大中学生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儿女，也是国民党的遗产，但给培养改造，其中有一部分能依靠，也有一部分不能依靠。
3、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培养技术干部的骨干，最重要的是培养我们党、军队中十多年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是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可抽调大部分去训练。另一部分从工农速成中学、从工农子弟中培养一部分，即是说要从这两类人经过培养后，团结上边这两种人。
（摘自徐方庭同志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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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同志谈话纪要（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3)
与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同志谈话纪要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
（×××简述此次统战工作会议两项议题中第一议题<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情况。谈及工商界、上层知识分手及宗教界均已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时，主席指出一）
对佛教问题的处理，要研究一下，要使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佛教改革如何作，要他们里面的开明分子商量一下。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没有信佛教的自由，庙都被占了。信佛教的人也不少，不要不理会。北京市恐怕要给他们腾出几个庙来，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恐怕要重修一下。
（主席问西北、西南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回答此运动已住大城市中及部分小城市展开，主席指示——）
应该趁此时机展开，这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小城市如天水的商人最近曾有电报给我，说他们已经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运动应普遍开展，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进来。
（谈到运动如何进一步开展时，主席指示——）
可找几位这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谈，好好研究一下。
（有同志反映，朝鲜战争中，特别美帝在仁川登陆后，谣言较多，思想混乱，当时我们在宣传上还做得不够。主席指示——）
在宣传上应当采取攻势，对特务造谣，镇压一下好。
反美、土改、镇压反革命，是当前三大运动。
（中南同志反映，在土改中，农民进城捉人影响工商业。主席指示——）
不可不捉，不可多捉。匪首恶霸是要捉的，但应合法地捉。（中南和两南同志报告，武汉和西南设立了城市联络组和减租退押调处委员会，作为适当处理土改和减租退押城市联系问题的机关，主席指示——）
设立这样的机关好，在几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要设立（县城是否设立，可以考虑），并且民主党派参加，由市政府管理．区别可捉者捉之，不可捉者则不捉，双方兼顾，合理解决，以免发生无政府状态。退押是要退的，也可经过这类机关商量。退多退少，适当处理，能多退则多退不能多退则酌量少退。
（主席问到华东情况，回答苏南各地现在情况好一些。主席说——）
黄炎培先生准备去苏南看看土改，我向他说：你们去看看很好，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和地主富农三方面的意见。
（各地同志反映，地方上有些同志对民主人土去视察尚不免有所顾虑，主席指示——）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
（地方同志反映。对于民主人士的视察和批评，缺乏积极的欢迎态度，主席进一步指示——）
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情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十个指大有九个是好的，最多只有一个指头不好。你们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要知道除了恶霸、匪首和特务分子以外，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手，我们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而要采取积极态度。这个办法屡试屡验，结果总是好的。一切消极态度都是不对的，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有人看到毛病要骂怎么办？共产党连帝国主义都不怕，还怕人家骂？对民主人十要进行教育，并让他们参加活动。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的。
（关于统战会议的第二个议题，即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发展问题，主席指示——）
这一问题要好好解决一下，不然我们所做的和所讲的不一致，下面同我们不一致，就不好。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这个问题应当写出几条，指示一下，应该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让他们去做，好处多于坏处少。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针。
（各地同志反映，关于民主党派发展问题，有些地方干部思想上还有若干阻碍，如果没有党委有力的支持，就不易贯彻。主席指示——）
......应该使全党了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可以进步的。这次绥远二十三兵团已经调到冀中，这个部队的军长师长都是原来的人过去和我们打过很多仗，连这个部队都可以进步，为什么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不可以进步呢？我们应采取积极态度去办，不要怕麻烦。要使他们了解抗美、土改、肃反是必要的，并且使他们参加。搞国家政权总是有麻烦的，怕麻烦就不要政权好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过去找他们来都不来，现在来了，你们
又怕麻烦。
（×××提到，有关统战部门本身的工作还缺乏一个章程，此次会议准备拟出几条，主席指示——）
对统战部的编制、任务、范围和作法均有所规定，这是好的。直到地委一级均应有统战部门的组织才好，是如何办，也研究一下。
（有同志反映，主席去年说过，注意统战工作的，在党内还是少数，这个状态，今年在若干地区没有多大改变。主席指示——）
这个少数派是正确的，只要坚持土改与肃反，这就不是右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要用积极态度去组织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使他们参加斗争，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少数派会慢慢扩大，主要依靠好好说服人家。应当每年开两次统战会议，一次大的，一次小的，各中央局至区党委都应如此。不要怪别人只怪你们自己没有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不要使自己陷于孤立，要好好做出成绩来给大家看。你们要很好地取得党委书记和组织、宣传等部门的帮助，善于经过党委和党委负责同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你们当中要出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中南同志提出镇压反革命分子应与土改中反霸斗争有所区别。主席说——）此一问题，×××同志已经发了指示。江西四十七军向中央的报告，在一个多月中，二十多县里，杀了匪首×××人得到老百姓的欢呼。（主席已将此报告批示转发奋大行政区传看，并嘱到会同志都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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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2)
给徐悲鸿的一封信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
悲鸿先生：
一月十三日给我的信并附×××先生所为书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见应×先生予以照顾。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则请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
此致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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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志愿军党委的指示（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1)
对志愿军党委的指示（摘录）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其它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谊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的团结朝鲜人民四项原则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的团结朝鲜人民四项原则：
一、拥护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
二、严格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命令；
三、爱护朝鲜人民利益；
四、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缺点，增进团结。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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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0)
给徐悲鸿的一封信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悲鸿先生：
有×××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财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朌。
顺头教琪×信附陈
毛泽东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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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一九五○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9)
给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
（一九五○年）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一、打破封锁，改变半殖民地经济状态
力戒急躁，计划要切实可行。
帝国主义对我们各种斗争直到封锁，目的在迫我就范。打破封锁之道，最重要的是军事上迅速解放全中国，外交上及时主动一面倒，内部则强调自力更生，从长远建设着眼来提出问题。中央同意××局对城乡问题意见，应迅速进行，决心把农村工作做好，并认真动员和作出调动干部下乡计划。另外，反封锁要在政治上抓理，绝不可仅由共产党作决定，而应与各界共同决定。最好通过各界代表会讨论决定。疏散难民应立即进行，疏散旧人员应慎重，给以生活之道，做到仁至义尽。工厂内迁不是从解决上海当前困难着眼，而应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长远计划来提出，作出计划，分别先后、公私，对私厂内迁，必须：（1）与各阶层共同讨论决定，大家负责。（2）必须自愿，不可强制，但应宣传动员。（3）自愿迁者予以真正帮助，不论公私工厂，均应求其内迁后有出路。（4）可迁而不愿迁者，倒闭了责不在我。学校可内迁一部，国民党中央各机构，也应适当安置各地．精简节约应即实施，无作战任务之部队可分驻农村，加强农村剿匪右群众工作，减少地方武装。对精简人员应注意安插，不可送走了事。节衣缩食以不病倒病人为原则。最后，应充分认识半殖民地经济不能希望一下改变，力戒急躁，一切计划，必须切实可行。
二、工作上政策上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
对党内应从理论上反复教育，说明必须团结党外人士的重要意义，克服怕麻烦，不愿接近民主人士，对招待民主人士较为看不惯，认为：“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毛主席说，一定还会加一句：“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思想倾向，使全党了解团结争取党外人士。甚至把付作义、程潜、张治中之流争取过来为我所用，虽有小麻烦，但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对人民非常有利。要学会算大账，要善于批制地学习敌人的斗争策略，才能消灭敌人。今天我们力量强大，应有大气魄，一切能用的人都拿来用，虚心学习其长处，不怕他们造反。对大中学处理要非常慎重，不在人事上轻易更动，对资产阶级学者要慢慢加以改造。在学术上必须采取老实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不懂充懂，否则必然大失威信，陷于被动。对党外人士要主动谈“过三关”问题。第一关是封锁，大约三个月以上；第二关是土改，要三、五年左右；第三关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知社会主义迟早要实现，但仍力争时间，总要求心里有个数才放心。
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几种形势
（1）人民代表会议――大体上接收城市二、三个月，了解了情况就可召开，主动把党的意见变成大家共同决定，共同负责执行。
（2）共产党和各党派，各界人士的干部会议——约一月召开一次。除党内秘密外，一般政策问题，要争取主动普遍传达。开会时应由主要负责人出席，才能使人家重视。这种会可减少党外人士顾虑，并可以教育广大中间分子，及时给进步分子以斗争武器，孤立右派分子。
（3）军政委员会。
（4）顾问团。
四、改进工作办法与领导方法
领导机关对必要会见的人要见，必要的会议要开，但不可过多过长，陷于被动。要学会节约时间，集中力量解决重要问题，平时要充分利用通报、电报、社论来实现领导。对下面要定章程出“安民告示”（明确指出），经常给予任务，定期检查，传达经验，表扬优点，批评缺点，使领导经常处于主动。
五、加强国际主义教育
向党内党外反复说明一面倒的真理。对苏联朋友表示热情、关心、友好的态度；苏侨来往采取护送制度；主动向其解释不同习惯；对缺点也可经相关负责人正面讲清。帝国主义国家的侨民，愿走者尽量帮他们走，多走无害，但方式要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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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词（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词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此次会议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决定了各项方针。
这种总结经验和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齐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里，不但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而且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代表们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许多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见，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这种方法，我希望我们今后继续采用，并且希望各大行政互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会议在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土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纳并见之实行的。
我们一致同意了全国委员会的会务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这里有土地改革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好的。在这些报告中，适当地总结了过去时期的工作经验，规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我们这些会议所以有这样多的议题，是因为我们的浙国家成立之后，各方面工作都在开创，都在发展，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在各个战线上开展真正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在军事战线上，在经济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任土地改革的战线上都是从古未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各项工作都待总结，都待指示方针，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多的议题。我们的会议按法律规定是每年开会两次，其中将有一次为议题众多的会议，一次为议题较少的会议。中国是一个大国。实际的人口超过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又处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这佯做，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我想我们是做得对的。我们这次会议议题很多，中心的议题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问题。大家同意刘××副主席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地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地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现工业园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们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然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地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过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据大法即共同纲领。我们在这次会让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强迫他们做这做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取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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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马××的一封信（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7)
给马××的一封信
（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
马部长：
原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议开过，中、小各宜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
毛泽东
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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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士的报告（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6)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士的报告
（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
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和英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也增多了。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很团结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觉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苏联、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和我国建立丁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军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它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则破获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现在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在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我们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万万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人民政府组织了对灾民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工作。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就可以想象，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失业者。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识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在用大力继续做此项工作。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约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东北），或者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则因为解放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因此我曾说过：我们现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希望三个条件：即：①土地改革的完成；④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⑦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希望相当的时间，大约希望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的经济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统的整编工作是必须的，亦须适应地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错误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错误的。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往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它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颇。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的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上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股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全党应在一九五零年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股：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与人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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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庆祝大会上的祝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5)
在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庆祝大会上的祝词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有可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收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一一列宁主义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和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邻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和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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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4)
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
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除在几个战线上必须专心致志追歼残敌以竞全功之外，已有大量军队进入整训，或不久即将进入整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间，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的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设建工作。”这里给了我人民军队除了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和加强整训这些伟大任务以外的一个光荣而巨大的任务。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这一生产任务是必须而且可能实现的。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必须实现，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难，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逐步的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以实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人民解放军的广大的干部们和老战士们都懂得，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以实现，还因为在战争结束了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能够实现生产任务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因此，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一九五零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约一部分国家的开支。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推广。此种生产运动应订出较长期的计划和具体的步骤。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军队领导机关应根据件地情况，调查研究，今冬做好准备。
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走私、囤积、投机，企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于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反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为了使军队正确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运动，兹规定：
（一）在师、军以及军分区以上各级，成立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其任务为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计划，监督生产计划的实施，检查违法行为。
（二）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军队生产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之下，掌管全部生产资金，生产活动和生产结果的处理。合作社系统和军队指挥系统平行，相互密切联系，但不相混淆。
（三）实行公私兼顾原则，公平合理的分配生产红利，其中应有百分之四十为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为该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借以建立公私革命家务，一方面作到军队部分自给，一方面使生产者个人有所收获。此项个人收获，或自己留用，或寄回家用，或存储合作社备用，由个人自己决定。
（四）在土地缺少地区，除参加各种可能的手工业，工业，水利事业，运输事业和建筑工程之外，军队首长可和当地人民政府商量并在农民自愿的原则下，参加劳力、资金、肥料、农具、与农民移种，使之增加产量，公平分配成果，但必须注意不得强制执行，不得与民争利。
（五）各军区部队的生产计划，须与各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的生产计划相结合，统筹生产资金。所有军队生产资金均作为投资，必须计算利息和订定还期。所有军队生产事业均须照章纳税，并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不得违犯。
上述各项，望各军区首长严格注意，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的生产建设工作获得显着的成绩，并随时检查，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缺点。各地人民政府对当地军队的生产工作则有予以指导和协助的任务。
主席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抄自新华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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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3)
给徐悲鸿的一封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悲鸿先生：
表示敬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
顺颂教琪。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注：新中国刚刚成立，徐悲鸿先生敬请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央美术学院题字，此为主席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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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铁路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2)
关于铁路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十月）
解放军打到那里，我们的铁路修到那里。
（转摘自滕××在全国铁路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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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沬若．张云逸、邓小平、高来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谭平山、张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再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日一日
抄自《新华日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九五零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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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45）
编者附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的心情，编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编入本书的是毛主席解放前发表过而未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著作，基本上按其发表时间的顺序编印。
由于我们政治水平有限，加之缺乏经验，在编排、校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由于时间关系，“勘误表”也来不及与同志们见面了，同志们在学习过程中若发现了错误之处，请自行更正。在此我们表示歉意。
由于校对疏忽，第231页上《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讲话》（摘要）未编入“目录”。
本书仅供校内革命同志学习，希望妥善保存，严禁外传、引用。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编者：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中南民院革委会宣传部、武汉师院革委会宣传部
一九六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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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深刻的阶级内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4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深刻的阶级内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摘自1968年4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祝贺湖南省革委会成立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
※※标题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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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祝词（一九四七年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43）
新年祝词
（一九四七年一月）
在一九四六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阴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阴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规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这个运动是任何力量阻止不住的。但是反动派总是企图阻止。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在于团结一切力量，击败反动派的阻力。在一九四七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统一战线，将要迅速发展。而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则将要得到比一九四六年更重要的胜利，其结果将是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有利于和平的恢复与国家的独立。
我们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力求战后各党派的合作，但是同时提出了警告：“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及‘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的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打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曾经作了极大的忍耐和努力来阻止内战的发生和扩大，不幸这个努力是被反动派的全而进攻和国民党一党的“国大”所破坏了。但是中国人民仍在通过两种努力来继续争取和平。即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粉碎反动派进攻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日见高涨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的这个联合意志将要确定地压倒任何反动分子的意志，从而使各党派间诚意的和平谈判和全国范围内真实的和平生活成为可能。现在国民党当局还没有表示任何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指使下，正在忙于以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装饰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末，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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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丹陵园红星纪念塔上的题词（一九四三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42）
在志丹陵园红星纪念塔上的题词
（一九四三年）
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
（原载《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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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主席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41）
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主席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同志们：
这好高干会议开得很好，已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开了十一天会议，这个问题解决得很恰当，很多同志都讲话了，据我听见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讲得很好，只有个别同志差一点。批评错误路线，所有的这些批评，绝大多数的同志，我看是很好，只有个别同志差一点。这中间有××同志的结论，××同志的发言，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在批评朱理治、郭洪涛他们两个人历史路线上的错误，在这次斗争中间教育了我们大家，也使得中央更加明了了情况，懂得了历史。在这次会议中间，暴露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创造边区的以及后来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这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同志，而且进步很快。在各个根据地比较起来，究竟那个根据地的党更强一些？那个根据地的干部比较起来更好一些？当然各个根据地的党，都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党，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但是比较起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干部有更好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边区是曾经经过内战。经过土地革命。西北同边区是经过了这三个时期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时期。而别的根据地的党，拿每一个根据地的全党来说，那么他们的党龄，大多数同志的党龄要短一些；干部中间有一部分是新来的，外面来的，是新提拔的。而我们这个根据地则不同。这个根据地是经过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虽然那时还没有根据地，可是有工作；因为有工作，所以后来能创造这个根据地，比方那时学校有支部，有的城市如绥德，延安等地都有支部，乡下也许有个别知识分子在工作。就由于他们，所以后来建立了根据地。他们和群众农民结合起来了，有兵营，有国民革命军，这是好的。后来国民革命军有一小部分就变成了红军。这时我们开始有了武装部队，这是地方和军民结合起来了，因此就创造了根据地。拿同志们的表现来说，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进步很快。在这一点上，我们后来许多参加工作的同志，外来的同志，应该向本地向志学习，特别向本地同志学习。我想实实在在是这样的情形。因为本地同志，特别是其中大部分同志是经过了三个时期，他们亲身经历了这样长期的三个时期的斗争。因此他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他们有经验，比较更好一些，比较那些只做部分工作而没有这样的独立创造出一个根据地，没有经过长久的历史，没有这样丰富的经验，自己应该懂得，我们是差一点。这些同志应该向本地同志学习。事实证明他们是比我们强，甚至某些职位高的同志，也要向现在职位低的同志学习。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这些同志比我们强一些，更正规一些，这些同志更原则些，这些同志此我们更马列主义一些，更布尔什维克化一些。所以那些轻视本地干部，有这种观念的，当然口里不说，他口里绝不会说：“我轻视你们，看不起你们”，但是心里有着看起人家所谓“土包子”。人家没有走那样远的路；而自己走了若干路就成了洋包子。比方拿那两个根据地来说，这个是根据地，那个也是根据地，他们在这个根据地没有走一段路，是土包子；洋包子是从那个根据地到这个根据地来工作，所不同的就是多走了一段路和没有走那一段路。像从那个房子走到这个房子，你就洋起来了，你多走了一段路，所差就是这一段路，如果说两个根据地所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从那个根据地到这个根据地，就是一段路，一个走了一段路，一个没走一段路。这一段路算不算经验？算经验。因为多走一段路，两万五千里或几千里。从上海、天津来的，但是有一个缺点，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这个根据地现在还在，你们那个上海天津，现在呢？现在垮光了，全国白区十分之十，全国白区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光了，全国苏区百分之九十都垮了，只剩下这一个，你那样高明，又是你那里垮了。是不是每个同志都要负责？都不高明？所有万里长征或走几万里来的都要负责呢？那不是这样说，但是从那里走来的同志应该懂得，自己此本地同志所差别的，就是多走了一段路。从那里走到这里。你那里失败的责任谁负责？上海天津垮了谁负责？大多数同志要负责，尤其是领导同志要负这个责任，但我们在那里工作也是土包子，土包子与土包子，这里头，没有理由产生轻视人家，因为你那里领导不好，再加上客观的原因，敌人的压力很大，主观领导的错误，所以白区弄得差不多完了，各个根据地都失败了。所以我想许多新同志以及老干部，到边区工作的同志，应该诚心地向本地干部学习，这样大家绝不会嘴里讲，轻视他们土包子。口里没有那个可能讲，讲出来那不像样子。在心里没有一个，就有十个这样，但有若干是这样想的，这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次会议中清楚地表现这一点。有些外来的同志，甚至职位高一些的，比起本地同志来要差一些，他们不及本地干部。应该使他们懂得，本地干部更原则一些，他们的工作更有经验一些，工作更有办法一些。关于这一点，我想在这个会议中，应讲清楚的。因为这个会里有两部分同志，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本地同志很进步，进步很快，掌握政策很好，那么就没有缺点了吗？不要向外来同志学习？他们就不能当我们的先生？那可不然，无论任何同志与同志间大家相互都是先生，就是中央和地方，和边区同志，相互间都是先生。中央不向你们学习，中央从那里做起？中央不拿你们作先生，事情是办不了的。比方这次解决历史问题，没有这十一天的会议，没有你们贡献的材料，暴露了这样的事实，要中央同志完全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参加，你们不讲，他怎么能知道呢？所以中央同志要以你们为先生，要以他领导的同志为先生，要向他们学习。同样他们也应该这样向中央同志学习，也要向外来的干部学习，那怕他就就是一个新来的，新加入党不久的，因他总有多少长处。比方一个新的知识分子，一我们可以请他当教员上文化课，这不是先生吗？这些本地同志应了解，自己还有缺点，我们要提高文化，提高理论，××同志讲：“要提高我们的理论，补足我们的缺点”。这样相互学习，相互尊重，不是相互轻视，相互排斥，这样来解决问题就好了，问题就能好好解决。我想这次会议，不但解决历史问题，而且解决将来团结问题。将来团结问题，这里面有一部分本地同志，另外还有一部分外来同志，这两部分同志必须很好地合作。很好合作必须除掉轻视的观念，尤其不应轻视本地的同志，我们应向他们学习。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次会议已经过去的一个段落，我讲是这样一点意见。
今天我想讲斯大林同志这十二条，讲十二条与刚才讲的全党路线搞清楚，全党团结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讲这十二条的。
斯大林同志说：“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同志互相敬礼时，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致“布礼”的敬礼。就是好像大家都说，你也是布尔什维克，我也是布尔什维克，他写信给我，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我写信给你，也是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但我们是不是空的？这个布尔什维克敬礼是不是空谈呢？我说要看是否空谈，就要按照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具备了条件没有。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就不是空谈；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如果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或者具备不完全，那么我们就不是叫布化，只是向着布化。“化”是不容易的。斯大林讲十二条，布尔什维克有二三个条件，还有些条件不合，那么你还能算布化吗？不能够。是向着布化，但是没有“化”。
现在拿我们全党来说，是怎样的情况呢？拿我们全党来说，我想应当是这样看，我们还是向着布化。要讲布化我党实在有多少条件？具备了多少条件呢？一般地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从它的工作说起来，从这个党的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关系说起来，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要讲到化，什么叫“化”呢？就是彻底完全得很，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么在我们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说，完全布化，我看我们还差，还是许多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我们来看这些条件，像斯大林所讲的。
第一条：“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翻来覆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这一条对我们党怎么样呢？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一条在我们党许多地方、许多部门没有实行，或者没有能够完全实行。这个里头，现在我们是不是国会党团的问题？是不是工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斯大林举的例子是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不是国会党团的问题，不是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问题。因为我们的国会党团――我们重庆参政会有党团，边区参政会有党团，这个党团没有像斯大林所讲的脱离党把党看成附属品，而拿那个东西作为主体一一以国会党团为主体，实际就是中央。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就是党中央，那一种现象我们没有。我们许多同志说：这一条是不是可以要？我们许多同志读了这一条说：这一条和我们不适合，我们没有这一条。那么我们就讲到别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看“党是一切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这个“最高”是领导一切形式的组织。一般组织形式，在这里所谓职工会、国会党团，这个问题是有别的例子。现在的事实来说，我们有政府、我们有军队、我们有民众团体，党领导什么东西呢？现在拿我们各个根据地来说，党就是领导政府，领导军队，领导民众团体。除了这三个工作以外，我们还领导什么东西呢？我们不领导别的什么东西，因为除了这三个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除了这三种以外，我们还有党务工作，整理党的组织。那么整理党务工作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为了整理党务工作而整理党务工作是不是可以呢？我们说可以的。为什么呢？完全不为别的，就是为着要把军队搞好、政府搞好、民众团体搞好，所以我们要搞党务工作。党务工作里头包括干部工作，为什么要把干部搞好呢？因为这些干部，不是军队干部就是政府干部，很大多数干部，除了少数党务工作干部以外，十分之九是军队的干部，政府工作的，民众团体工作的干部，民众团体工作里头，有工会、农会、青年、妇女、合作社，文化团体，文化团体中间又有各种团体，有文学会、哲学会、戏剧会一一戏剧里面又有新戏旧戏，有木刻等等，这一套都是民众团体，这一套可多得很，你这党不管军队、政府、民众团体的事，你管什么？你这个党的干部，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所以党务工作的目的，完全不是为别的，搞这么许多人，给你小米吃，吃得你发涨（笑声），就要作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党务工作，做这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搞军队，搞政府、搞群众团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把这些搞好，才好跟敌人作斗争。
但是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观念，实实在在存在着这一观念，你这个党部就管你的党务工作，我的政府你少管点，我的军队你少管点，我的民众团体你少管点。这种情形是想象中的呢？还是事实上就有呢？少管到不管，不管到反对。反对的是什么人呢？是张国焘，他就是反对我们，他不要我们管，他自己搞一个中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闹独立性，自己有军队，反对中央管他，而他要推翻这个中央。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抗战中间还有这样的同志，中央的命令他不执行，就是皖南事变以前有这样的事，其它的军队像这样严重的事是没有的，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像张国焘是最标准的，突出的。第二个是项英，是比较次一点，是没有公开暴露这些事情来。再有的是服从一部分，不服从一部分，这些在军队里有没有？军队里面也有过，合我脾气的就服从，不合我脾气的我不服从，口里没有公开讲不服从，但心里却这样想，做起来是这样做。在边区党政军民关系上，就有这样的现象，党的意志，决议案不能执行。比如党政军民关系上，军民合作不能够执行吗？相当长期不能执行。这个不执行是不是原则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能够执行，没有法子贯彻执行，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政府的工作，我们实际的政策，政府执行的政策，应该是很合符党的政策的，这方面我们有没有缺点？有缺点的，步调不一，政府内部步调不一，政府与党，政府里头工作的党员与政府党领导步调不一。
第二，群众团体，群众团体有没有这种事呢？也有过这样的事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过去群众团体之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如青年工作，所谓闹独立性，闹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反正跟党的政策不相合，随便搞一套。文化团体中的党员对党的政策。对党的领导这个关系在过去也是有过许多毛病的。比如《解放日报》第四版，那时有一个时期是一个独立国，什么人也不能干涉，这一版和别的版甚至变成这样的事：如像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和英国差不多。在某一点上甚至有过之。实际上这一版是闹独立性。报馆的意志不能在这一版实行。现在我们无论那一版，那一篇文章里那一个字假使要干涉也可以。一共有四万字，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都是服从的，只有一个字不服从有什么关系呢？不提出时不是原则，不提出时不关大局，如果他一个字不准报馆编辑干涉，如此下去四万字都要闹独立性。讲出来党一个字也要管，好像说你这个党挖苦得很，一个字都要管，一个字不要管怎么样？允许他订一个条约，说：你可以闹独立性。那么第二个字，第三个字都来了，他可以闹独立性，为什么我又不可以闹独立性呢？不可以的。党是管一切的，他如果要管一切都是可以的。什么叫党？现在我们，在“九一”决定中已经搞清楚了。好像政府工作就不算党，西北局不算党，木刻、戏剧就不算党，只是群众团体，那么这个党还很小，只有这底下几个房子才叫党，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观念。我们所谓党是一切党员，党是党员组成的，……（原稿不清）。旧戏里头有党，新戏里头有党，工会，农会、青年、妇女中都有党。比方除了军队、政府、民众团体，工人团体，农民团体，文化团体以外，还有什么呢？一个党也没有了，就完了。假使这样尊重党的领导，可是我们这里不能叫党，我叫军队，我叫民众团体，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不要这个党，因此就没有党了。西北局不过是几间房子住在那里，有几个人在那里。
所以关于这一条，我们现在的例子，现在要执行斯大林这一条，就是领导一元化，要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要承认这一次大会整个关系的决议案。承认党是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一切无产阶级党以外的组织，通过他的党员，一定要归党领导。这种闹独立性差不多自有红军起就有了，在根据地中特别发生这些事情，在根据地以外这个问题少些。
根据这种情况看来，我们说比较布化，当我们写这个字时，我们就想想我们“化”的程度，我们布化的程度还是差一点，拿全党来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党，拿部分的干部，甚至相当一些同志来说，布尔什维克化还没有，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
第二条：第二讲论，“必须使得党，特别是他的领导者，完全地精通与革命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第二就是说要精通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脱离实际的，跟实际是联系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关于这一条，在我们党来说，我们党是有过历史的。我们的历史怎样呢？第一个时期，很高的热情接受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干了一次革命，叫做第一次大革命。从有党到一九二七年，前一段是准备大革命，后一段执行大革命。这是在什么原则之下？这是在什么思想之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这一条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因为中国的党是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时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列宁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传播。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广泛的传播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有所谓马克思主义，还有所谓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一一列宁主义是不大知道的，差不多一般说是不知道的。因为中国落后得很，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变，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这样久，无产阶级运动有了这样长的时间，现在列宁主义在俄国有一个胜利，有过几次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是不大知道的，有某一些人，有某一些翻译印刷，但是一般的是没有的。但在这一个时期，十月革命本身对中国是有很大宣传，十月革命本身影响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以后，有很多东西流传到中国来，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有很大的事变，在这情况下中国产生了“五四”运动，产生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这时候克思主义的宣传就更多起来了。就有一些知识分子，中国自己产生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李大钊为首的，就产生一部分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始自觉地研究，所以能够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不然，一九二一年可不可能建立中国共产党呢？这个可能是没有的。因为在一九二一年以前，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宣传，经过几年的酝酿，又产生了“五四”运动。没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都是难的。有十月革命，又有了“五四”运动，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所以能在一九二一年开始建设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一一九二七年这六年、七年当中，我们党是个幼年的党，幼年的党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大革命。像这样一种历史，在外国都不很多，只有六、七年的工夫，干出这样一个大革命来。国共合作，在这中间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大革命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那时候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以及全党的活动，都是以马列主义作基础，同时按中国党的实际情况提出纲领进行活动。有些人似乎觉得中国党开始没有理论的，特别是靠后一个时期，有那么一些同志感觉只有自己是有理论的。我们就讲五四以前，就讲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这四年中，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有相当普遍的宣传。那时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有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本身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产生的。不然怎样设想呢？怎么忽然产生了一个共产党呢？这个共产党不是马列主义是什么主义呢？是基督教主义呢？还是孔教主义呢？（笑声）后来有些同志觉得从前那一套不是什么马列主义，只有自己才是马列主义，这个我看是不对的。另外还有些同志也觉得我们从前那一套不是马列主义，而只有新翻来的才是马列主义。那有这个事，不是这样说的，事实就不是这样，没有共产党以前，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那时李大钊他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间李大钊就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那不是马列主义是什么主义？又不是基督教主义，也不是孔教主义，是马列主义，实实在在有书为证。所以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以后还有一个内战阶段，一个是抗日阶段，就是两个东西的斗争，一个是马列主义，一个是反马列主义；一个是真马列主义，一个是假马列主义。这个会开了十一天，××同志也这样讲，一边的口号是“为马列主义而斗争”，朱理治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有两万多字；这一边便叫做“右倾机会主义”，也算一个主义，不过是个“机会主义”。（笑声）历史现在证明，这个现在不要书上找证明，书上也有证明而且有人证明，究竟哪一个正确呢？就是叫做“右倾机会主义”的那个正确，被杀的那些人正确。杀了二百四十个，杀的是什么人呢？杀的是马列主义者，杀了二百四十个马列主义者，坚决的马列主义者，很好的马列主义者被杀掉了。再有一批因为中央来了，没有杀得及，大呼一声“刀下留人”（笑声）。这个情形只有一个苏区吗？不只一个苏区有，特别严重的有三个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和这里。中央苏区，赣东北，四川苏区也有，不过没这里严重。这是一个错误的路线。一闹，这个错误的路线就损害整个的革命，对中国革命有损害，这中间包括了一部分共产党员，马列主义者，把共产党员与马列主义者屠杀了，这是一个结果。此外，就是搞光十分十、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和全国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就是这样搞掉的。第一阶段中间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大革命，到了后期分裂了，陈独秀也自称是马列主义者，但是那时候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那时候的马列主义，他后期的马列主义是什么马列主义呢？是假马列主义。结果怎样呢？结果被正确的马列主义克服了。
“八七”会议把他清除了。清算了大革命的失败，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合不合符马列主义？不合乎。是真的马列主义还是假的马列主义？是假的马列主义。什么人把假的马列主义陈独秀这部分人清除出去和他作了斗争？党里面正确的马列主义，后来也向立三路线作过斗争，向右倾机会主义作过斗争。李立三也是假借马列主义之名，所办的事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后头就是“九八”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所以我们党第一次大革命开始有向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后来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的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个时期整个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左”的机会主义。整个内战时期，就有这样三个斗争。这三个斗争是什么对什么？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对不合符马列主义原则的斗争，向这样的几个路线作斗争，向立三路线、苏维埃后期的路线、张国焘路线，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作结论。我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一个性质的，不过那是全党的，你们是西北的。这样一个结论要不要作呢？要的，“七六”就要作这个结论的。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办的事是一种什么路线呢？现在同志们都讲了，现在的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比较合乎实际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我想这个是事实。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党的领导思想，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比较好的。因为鉴于大革命那个时期的胜利，那个时期的失败，又鉴于陈独秀机会主义，又鉴于内战时期我们有很大胜利，可是我们也有失败，我们犯了立三路线，我们中间那个路线和张国焘的路线，有过这一连串的历史。这两个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分裂。这样的经验就能够使得我们有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得比较正确一点。全党的觉悟在这三个阶段里也比较过去要提高一些。但是有没有缺点呢？我想还有很大的缺点。在开幕那天我曾经说过，我们党内，现在有一种自由主义。像中央所提出来的一样，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不是统治的路线，但是在全党还有残余。这种残余合不合乎马列主义原则？不合的，对于这种不合马列主义的残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自由主义的态度，隐瞒包庇，不注意；一种是向它作斗争，肃清这种残余。为什么要提出整顿三风？从去年七月一日起，中央发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今年二月中央又提出了整顿三风。现在差不多一年工夫了。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工作，进行了这样大的一个学习，进行了工作检查。这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对不正确的残余，对这个歪风的残余，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应该釆取批评的态度，纠正的态度。在遵义会议后（一九三五年一月）自由主义这种态度就产生了。遵义会议以前是一种“左”倾的错误，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来说，拿政治斗争，党内关系来说，是一种“左”倾的错误；遵义会议以后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党内是不是还存在毛病呢？毛病是有的，选就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坏倾向。在这时期的主要偏向，我们党内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坏现象，而不是一种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这几年来，我们党内的主要坏现象是过火斗争呢？还是自由主义呢？是自由主义。过火斗争有没有？还是有的。在某些地方斗争还是大的，但不是主要的坏倾向。遵义会议以来，党内主要的坏倾向是自由主义的倾向。在过去犯这种“左”倾错误的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后，就容易犯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你们这次十一天的会议，朱理治、郭洪涛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过去是过火的“左”倾斗争，“左”的错误。抗战以来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是“左”倾为主还是自由主义？朱理治在银行工作，就闹独立性。郭洪涛散布谣言，挑拨离间，这是左还是自由主义呢？是自由主义，过去“左”的转成了右的态度。
现在我们讲到第二条，我们把中国党分为三个时期，北伐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这三个时期从开始就是在马列主义之下建设的，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分这样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指导中国革命；后来产生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来了一次斗争；第二个时期，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指导中国的内战一一国内战争，但是偏向又产生了，李立三路线，中间这样一个路线，张国焘路线，不过这三个路线都被我党正确的路线克服了。哪个路线是正确的，哪个路线是不正确的？那几个不正确路线已把它克服了，现在是正确的路线，而拿这个正确的路线克服了不正确的路线，所以这个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是正确的路线。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如果说过去是“左”，在这个时期，党内到处表现了右的倾向。教条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拿了马列主义实行对马列主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以马列主义作招牌。马列主义自以为懂了，你就要去做，但是不做。我们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咬文嚼字，做也做，做的时候他就做错了，他乱搬运公式。还有一种不做事，只读书。读了好多“箭”不放出去；一种是无的放矢；一种是有箭不放，当作宝贝古董。在延安近来发生的哪一种呢？是后一种。他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连边币跌价都不能解释，这种读书是脱离现状的。这种偏向要不要改革呢？要改革。能不能釆取自由主义态度？不应该，特别是在宣传教育机关中，这个现象不能容忍了，再不能够发展了，所以要整顿三风。边区党员是三千，二千，是二千九百呢？总之有一部分党员，名为党员，实际上于党不利，是反党的，是党棍，我们党内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他们以党员招牌进行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吴奚如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它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现在向新四军打电报，证明他是被俘过，他也承认怎样当特务，怎样订条件，怎样放他的。王实味最近也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组织了五个人的反党集团。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一共有一百几十个人，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一个反党的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苏、宗真。什么人知道呢？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那晓得他们反党呢？读他们的文章还说很好。整顿三风时，他们就先要来整顿三风（台下哄动），我们现在有许多党员在这个时期麻木了，不自觉了，许多党员马列主义的作风看不见，容忍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现在暴露了，这样的人他终久要说话做事，在他的说话做事的表现中间，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以为这样也算个共产党员，而不把共产党员和这些入加以区别，许多人没有嗅觉，没有警觉性，这都是麻木现象。这次会议我希望同志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党要来一个清理。这算什么呢？是不是自由主义呢？他们是自曲主义态度。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残余不说话，不斗争是自由主义的态度。在郭洪涛的破坏党；朱理治闹独立性，以前不讲，这次会上讲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自由主义。过去有些同志不报告，听了他的造谣不反映，这次会议反映了很多关于过去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我们在这里谈了一点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斯大林告诉我们，把它列作第二条，要我们注意理论。我与党校的同志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党校准备要读几十本书。中央的理论学习计划在整风以后，还要继续执行。我们党里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特别是在座的同志们，有经验的同志们，不久我们要读起来，以前我们读了一些，没有这样多。从前党内有这样的两千多人，高级的同志每人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恐怕我们就要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在明年就要开始做这个工作。三、四十本读得了读不了呢？读得了。在党校有一年半。就很好了，没有一年半也差不多。有许多书一个星期就可以读完一本，像《共产党宣言》那样薄的小本，不作别的事，一个星期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四本，十个月就四十本，读了四十本就差不多了，眼睛就打开了。在座的同志们，工作的同志们，假如有计划，三年的工夫可读四十本。从《共产党宣言》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可以选三，四十本，有些可以读二十几本，有些甚至读几本，主要的读几本，最高的要读完三、十四本，在座的同志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党校的同志有十个月左右的时期。我们这样实行，这样计划，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三个历史，再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样就把我们的党大大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要有进步，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化就能化得更好。现在我们很弱，马列主义的战士很少，理论方面很弱。因为很弱，所以××同志也讲到，为什么朱理治那一套在这里能出卖呢，居然还有人信他的。有些人不信他，又不能很好提出意见说服他。为什么许多人信他的呢？为什么许多人不能拿很好的武器和他作斗争呢？这就是因为我们很弱，在理论上很弱。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增强理论办得到办不到呢？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觉得自己对于很多马、恩、列、斯的书很难清楚，很难读懂，自己没有信心。关于这个问题，这几个月的整风学习是解决了的。我看见许多以前认为自己对马列主义没有可能学到的这些人，现在有转变了。以前他们认为读马列主义大概就是些专门读马列主义的人才能精通，这件事是他们时事，至于自己虽然很想读，但是没有可能读通。最近在二十二个文件学习中间，引起了他们的信心，建立了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可以学到的信心，一点点地，慢慢地学是可以学到的，大大地引起他们读书的兴趣。因此在这次高干会议以后，我们应该有一个学习运动，看书能看进去的同志，能看懂的同志，我们要有这样的目的，一个人选择几十本书，认真地天天读，一这一遍地读，在职的三年为限，学校的十个月为期，一定要实行斯大林讲的第二条。实行这第二条，使我们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如果不然，那么布尔什维克化是不能那样讲的，不能讲我们就是布尔什维克化了。
第三条，必须使他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了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的结果，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我们作决议案，提出口号，向全党，向下面以及向各地作出指示的时候，根据什么呢？斯大林同志讲不应该根据一些东西，而应该根据另一些东西，即不应该根据背熟了的公式、历史的比拟，而应该根据什么呢？根据革命运动中的具体条件，这一条拿我们前一年的历史来说很清楚，斯大林这一条我们很容易理解，首先应该根据这样的东西，有两样东西都可以根据：一样就是公式，历史的比拟；另外一样就是根据革命运动的历史条件。过去我们所犯的错误，所发生的毛病就是根据了第一样那个东西，如果实行他这一条就没有这种错误与毛病。过去我们在历史上犯的几次错误，恰好就是没有依照斯大林讲的这一条。如你们这次会议中，像朱理治、郭洪涛他们那些“指示”，他们根据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讲“优势劣势问题”，国民党加日本他们说敌人处于劣势，而我们则变成优势，那时全国红军有多少呢？在提出这种优势劣势的时候，全国红军不到十万，后来也只有十几万人，具体的条件很清楚：一个是多数，多数多到那个程度，少数少到那个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在口号中间还有一个“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讲过，把这三千人一个一个地摆起来，也不能打通国际路线（笑声）。你只三千人怎么能打通国际路线呢？还有“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的口号，这也差之不多。（笑声）但三千人从洛川到鹿县的六十里恐怕也摆不够，三千人可以摆多长呢？一个人也只能有这样宽，再有一个胖子也不过这样宽（笑声）。况且还有小鬼。要从具体条件出发。这是根据具体条件吗？不要在稍山里边建立工会，工人根本没有，可是一定要建立工会。还有一个口号是要“打中心城市”，还有一个口号叫做“决战”，朱理治的文章里就有决战这个口号，提出决战那个口号时，还要打中心城市，担绝作会门工作，拒绝做土匪工作，他们发出的就是这样的指示。恰好另外一些同志和他相反，如×××、××他们制定的口号，他们制定的指示，他们要作会门工作、土匪工作，把会门工作，会门斗争的形式，变成对我们有利的形式，把土匪工作，土匪的斗争形式变成有利于我们的斗争形式，如和军阀联络一下，朱理治说这就是和军阀勾结，我们不是和军阀勾结，而是利用他们。那时全国积极要求抗日，我们要打击在野的党派，在朝的打不倒就要打倒在野的，人家已经在野了，你还要打倒他（笑声）？要在稍山里建立工会，世界上那里能找出这样的文件，这样的指示（笑声）？为什么这样？这也因为外国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引用历史上的比拟，所以也要写一下。我们也要搞一个集体农场，因为过去苏联有过。要打中心城市，或许是因为在北伐的时候打过武汉，外国一一现苏联也打过彼得格勒，于是我们也可以打中心城市吧？这是不是周密分析的结果呢？这种口号，这种指示是不是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的结果呢？关于那个时候对国际国内的革命具体条件，并没有作过分析，或者作过分析，但这个分析完全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此造成许多笑话，造成大错。另外斯大林还讲到，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他这里把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作周密的分析放在第一位，而要不要考虑国际经验呢？他讲必须要考虑，不考虑国际经验不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广大的经验，苏联是革命已经胜利了的国家，这样好的经验你不要，完全靠自己搞，完全要自己来，对不对？不对的。但应当把这一部分放在后面，把那一部分放在前面。以前有一种译本是把后一半放在前面的，现在有正确的译本，首先要照顾到国内国外的当前的具体情况，并加周密的分析。我们制定的各种口号、指示，就应该是依据这些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的结果，应是根据这种周密分析的结果来制定口号、指示，同时必须考虑到外国的经验，但对外国的经验要恰当的估计，不是硬搬。
从前在这一点上的缺点就是硬搬。要知道外国经验是在外国当时当地，所谓它的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我们中国应当考虑到人家这种经验，而且必须要考虑，但是必须要估计到两种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外国反对自由主义，外国反对德波林，我们也反对自由主义；我们也应该反对中国的“德波林”。但是，是不是一样呢？不消说，自然不能一模一样。苏联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我们现在也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我们要不要釆取那个经验呢？当然要采取的，但是一模一样的搬取就不行。在外国，在苏联有过清党运动，我们现在也要把党来一个洗刷。要不要采取外国的苏联的经验？要采取外国的经验，但主要应从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分折。比如王实味确确实实是个托派，吴奚如确确卖实是个特务，边区里也确实有一部分党员是党棍，是坏人。我们对这些人，对我们党员，要一个一个具体来看，要按照具体条件来处理，同样也要考虑到外国的经验，正如上而所讲讲，制定口号这些东西都必须注意。比如我们刚才讲过的历史上有许多缺点、许多口号制定的不确当，糊里糊涂制定口号，像朱理治，郭洪涛制定的就是这样。现在我们看，今天有些什么口号，有抗日统一战线，抗日的口号制定了没有？制定了，是怎样制定的？是从当前具体情况出发制定的。像国共合作，各阶级合作。又比如，从前我们有一个八小时工作的口号，现在我们还坚持这个口号，但八小时工作制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是一个宣传口号，不是一个行动口号，而不是像过去某些人所认识的那样，在农村里马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朱理治，郭洪涛就要在稍山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我们现在还是十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只当作一个目标。将来全国工业发展了，到那个时候一定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苏联现在工业发展的结果，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比八小时还减了一个小时，所以，八小时工作制度只是一个目标。另外，过去还提出了不分富农、中农的田的口号，今天我们提出了减租减息，缴租缴息的口号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所提出的口号是不是根据国内外的具体情况加以很周密的分析呢？是不是根据这些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而制定的呢？是根据周密的分析，周密的研究。如减租减息，缴租缴息的口号在今天是适用的，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是有效的。又比如三三制的口号，是不是根据当前国内具体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呢？是的，我们周密分析各种经验，认为要实行三三制，所以我们开参议会，我们和各党派人士合作。我们今天实行三三制是糊里糊涂制定的呢？还是周密分析以后制定的呢？是周密分析以后制定的。十小时工作制度，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总口号）都是这样制定的。今天整顿三风、精兵简政这样的口号提出来了，如整顿三风这个口号，是糊里糊涂提出来的呢，还是确有需要呢？回答说，我们现在确有需要。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提出来的呢？还是确有需要？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恰当的，只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才恰当。这是在现在这样具体条件下我们加以具体分析的结果而提出的口号，各地方要实行，就要讨论，我们边区一定要实行精兵简政。有些同志在去年参加过参议会，在参议会通过精兵简政以后，并没有加以周密具体的分析，因此不能够进行彻底。精兵简政过去不只进行过一次，为什么会进行得不彻底呢？就是因为没加以周密分析，没有把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比如我们边区有多少入，要穿多少衣服？这中间是有矛盾的，老百姓少，公家人多，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发展生产，一方面要精兵简政。究竟在今天能够简多少？政府系统，党的系统，民众团体系统，执行这个精兵简政政策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精密的分析；像现在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他们所作的那些工作，是先加以具体的周密的分析，然后再加以具体的规定，这个工作作风是对的，、不是那样糊里糊涂的说现在要精兵简政了，就简。以前简过好几次都说没有简彻底，那就带了一点糊里糊涂，几次精兵简政都没有实行好，没有彻底。糊里糊涂，没有加以周密的分析。所以斯大林讲的这一条要不要注意呢？我看斯大林讲的这一条很重要。我们要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就要注意这一条。如果没有这一条行不行呢？如果没有这一条就不行，就要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就要打通国际路线，在稍山里建立工会，搞集体农场，打大城市，再搞肃反把马列主义者肃掉，这些经过具体分析没有？没有，就是糊里糊涂乱杀一顿。斯大林讲这一条，就是讲我们要具体分析，所以这一条就是一个方法论，是一个思想方法，是二个看问题的方法。我们拿前一年的历史反省一下，过去凡是对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研究，同时及顾外国经验，那工作就做得好，反之，不注意对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研究，工作就做不好。结果制定的口号，政策就不合实际。不合实际的口号、指示就一定行不通，做不好，所以这是一个方法论，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捡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这里有个第四条，后面有个第十二条，都是讲检查，但这两条的意思是不同的，这条里的“检查”指什么？主要讲检查口号、指示，实行原则的路线；后面是讲检查工作作风。这个路线的实行，口号的执行，具体的工作。第三条说，要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来制定口号和指示。这是一个方法论。但是单有这一部分够不够呢？不够的，因为你说是根据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所制定的口号、指示，方法论还没有完。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所制定的指示要在实践中间得到证明。理论从实践中抽出来又在客现实际中得到证明。第三条讲的这个从实际调查中抽出来就是讲所谓调查研究。口号，指示，决定、决议案，就像你们现在所做的讨论的东西，从实际反映，成为口号、指示，这是方法论的，第一条。还有一条，你们说正确么？那么那时他们也讲根据实际呢？朱理治也讲的，他也是根据国际形势有两个世界的对立，国内形势有两个政权的对立等……。要在实践中考验，结果是白区十分之十，苏区十分之九搞掉了，在革命烈火中检查这个口号，检查结果怎样呢？烈火中那个可谓烈矣，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可谓烈矣，检查的结果，那时的口号、指示正确不正确呢？不正确的。像打中心城市，稍山里建立工会、打通国际路线，肃反这些东西，无论那个都是不正确的；而另外一些东西是正确的，××、×××倒是正确的，岂不是革命烈火斗争检查正确不正确呢？朱理治、郭洪涛不信我们试试看，使得使不得，不然就转弯。现在我们的指示，我们刚才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十小时工作制，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等等。像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政策，这些口号，这些指示，究竟跟实际合不合？我们要来检查。比如我们过去党内的教育制度，学校的教育制度，我们检查这个制度合不合教学的方法？我们检查结果是教条主义的教育方法。那么怎样？就要改。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马列学院，党校也算火焰，教育了一两年检查一下，检查里头有教条、里头有三风。过去我们边区有两次作了精兵简政的决定，现在实行了几次，在今年春上，检查的结果，还不彻底。今年我们这个高干会，决定了许多，这次高干会以什么为准呢？开这个会是不是正确？我们承认是正确伪。如果不承认正确，那我们就不要作决议，既然作了决议、就要承认是正确的，是根据具体条件周密分析，这样作出来的。但是是否正确？不在于嘴上讲的，究竟怎样？最后的证明要在你去做，作对了就是对。但在作的过程中，不对的还要修改，你这决定的许多东西中是不是每条完全对？如果每条完全对，那是你周密的分析很恰当；如果还有一二条不对，那就是周密的分析还差。一切中央的指示、口号、决定都是这样，不能糊里糊涂地讲中央一切都对。这样讲的人是盲目的，是一个没有觉悟的人，我们说现在中央的都对，这是因为中央过去有这样多的经验，有这样大的胜利，、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现在是比较慎重的解决问题，是来一个周密的分析。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正确？只有在实行以后，证明这个东西以后，才能说正确，不然是不能说的。中央不能说自己提出来的口号，指示一经提出，不要证明，就是正确的，不能这样说的。如果可以这样说，斯大林的第四条提出来做什么呢？岂不是多余了吗？理论是从客现实践中抽出来的，又从客现实践得到证明，这是第四条。我在这里讲话，我决不能说我的话一讲出，那就完全正确，这要在实行以后证明他是正确的，才是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是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可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宣言、而在他的行动。朱理治、郭洪涛他们的宣言，我看也差不多，他隐瞒党，单把他所说的所讲的一点和过去此，有进步，但我们相信不相信呢？在他作出以后，过去他隐瞒党，以后不隐瞒党了，过去胡乱搞，今后不乱搞了，过去犯错误，以后不犯错误了，过去破坏党，以后不破坏党了……那时我们就信了。马、恩、列、斯告诉我们说：宣言，决议案这些东西，不是检查一个党，一个干部，一个同志的主要标准，检查一个党，一个干部，一个同志的主要标准是在他实行的结果。所以第四条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主要的。一个人做事是有计划的，他要做决议，口号，没有第四条是不行的。单有第三条，没有第四条是不行的。
第五条：
“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流毒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人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这一条讲什么东西呢？这一条就是讲工作作风，他这里的原意是不要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因为社会民主党那时就没有革命的作风，而是一种改良的作风，所以应当把党的作风改造过来，放在新的革命的基础上，新的革命的步调上，新的革命的精神上。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第二国际是改良主义统治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从那种改良主义中分裂出来的。第三国际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因为它不革命。条件变化了，今天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民主党呢？它是改良的作风，它没有办法领导无产阶级去革命。所以要有一个新的党，列宁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新的党。各国按照布尔什维克作风建立了共产党，如法国、俄国，英国、美国和我们中国。这样的作风，他这指示、口号、政策、作风实行以后，自然而然地使群众一天天革命化，使工人农民就不再那样想改良，不再妄想第二国际想的那一套，使他们一天天革命化，教育广大的群众，他讲的本意就是这个。这对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没有。×××同志的文章讲得很好：我们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中国党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左，犯过许多大的错误。一个是右的，我们今天讲这一条，应该讲什么呢？就应讲反对自由主义。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同时我们当然还要反对过“左的，比如征粮工作，不调查乱派一顿，命令主义。这样实行能不能让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呢？这是已经革命的地方，还可以使他们更革命，还需要他们更革命。比如，当兵打日本，要出公粮，就是革命工作，命令主义能不能使边区农民自然而然地出公粮？当兵呢？不能的。同时我们有自由主义，就是刚才讲的。党内有很多的坏蛋，有王实味，有吴奚如，我们中央研究院，过去的马列学院，这具体的例子，是不是一种新的作风？那里头缺乏新的革命的作风。我们鲁艺，在报纸上看到，在××同志领导下，现在转向新的革命作风。你说过去就不革命吗？不对的，过去也是革命的。那里有很好的新的革命作风，使得群众自然而然革命化，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鲁艺的学生，这都是群众。怎么样使他们自然而然革命化？我想具体的步骤就是整顿三风的办法。在这个月中间，你们看中央研究院，在范××同志的领导下，整顿三风是在新的革命步调下实行的。这些步骤，使中央研究院的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使得鲁艺的群众，在××同志的领导下自然而然地革命化。现在每一个机关，比如“解放日报”社，五湖四海，集合了许多入，要特别注意自由主义。我们边区这地方有党校，有边区师范，有财政系统，有银行，有各种机关，从各方面来的入都有，大家不熟悉，不了解，带来了各种不同的倾向，我们就实行这种步骤，叫做整顿三风，实行这一种此过去更进一步时新的革命作风，使这些人自然而然革命化。比如什么笔记啊，漫谈会啊，大座谈会啊，小座谈会啊，传观笔记啊，开展批评啊，实行这样的步骤，使得这些人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全边区要实行这个步骤？你们回去也要实行这一条。我们过去的作风，有许多不健全与不正确的地方，那是改良呢？还是革命化呢？我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拿每一个口号，每一个指示、每一个动作，使干部，使群众有新的革命作风，这样使学生自然而然地进步，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效率自然而然地提高。过去，不安心工作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是存在着实际问题，很多的入，天天想调动工作，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有多少呢？不只一两个，有好几百，好几千个在工作岗位上不安心，因此我们就来一个适当的解决，就是整顿三风，自我批评，这样一来，他们就安心了。他们调动工作也愿意了，从前调动工作哭哭啼啼，讲价钱，现在觉悟了，已革命化了，已进步了。斯大林讲“改良与革命”对我们有没有用呢？有用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问题，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有的问题，命令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我们就是要新的革命作风。我想这样来解决，这样来实行这一条，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党内的广大干部，党内的广大群众，这样来培养教育广大青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培养和教育边区这一百四十万人民，这样来培养和教育我们三、四十个工厂里的工人和工作人员，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各个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这样来培养和教育我们军队里的干部和士兵。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是不是应该这样解释？我想是应该的。这第五条对我们是有用的。
第六条：“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关门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这里讲这一条要把原则性，要把革命的原则性同联系群众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教育群众，而且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你要讲要教育他们，要向群众学习，要倾听他们的呼声，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如果不是这样。想把革命的原则同联系群众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不联系群众就不能教育群众，就不能向群众学习。你只讲党的最高原则是不行的，党员的作用是指导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不联系群众，你有什么办法教育群众？有什么办法向群众学习呢？你不联系嘛，教育个屁。教育不了，学习不了的。你不联系就脱离，你与群众脱离了关系，不仅不可能引导群众和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以及推知群众的迫切需要。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群众脱离了关系你怎么提高他呢？要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先锋队的水平，将来，几十年，几百年以后，逐渐地提高到了党的水平，那时共产党就不要了，全世界的阶级都废除了。阶级废除了以后，群众的文化发展了，教育发展了，群众跟党差不多了，那时候党就不要了。我们现在在革命的过程中，就要这样逐渐地教育群众，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如果不联系不接触群众，那怎样去提高他们呢？而且也不可能倾听到群众的呼声，你怎样知道人家的迫切需要呢？人家的迫切需要是要打游击，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农民的事，而你在这里要在稍山里建立工会；人家需要的是分土地。你需要搞集体农庄；人家需要十小时工作制，你要搞八小时工作。
这第六条是讲群众工作问题。斯大林告诉我们对于群众工作要“把群众的日常生活上的需求同基本要求联系起来”，基本要求就是最高原则。但是用什么方法去搞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八小时工作制呢？这就要依据具体的条件，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环境，要求低一些，比如破除迷信是最高原则，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话一说出来，就到处破除迷信，到处打庙，就发生了问题。比如在×县有一个庙打了，老百姓就不高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是先锋队，我们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我们主张破除迷信，知道没有什么神与佛，我们是不要庙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呢？不知道他们现在还要是有原因的，是因为生活条件、经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外国人开洋船，我们中国人是开木船，开木船就要信龙王菩萨，开洋船就不必信了。木船不信龙王菩萨翻了不得了，洋船翻得很少，很大的风浪也不怕。乡下信观音菩萨，所谓送子观音。破除迷信是最高的原则，如果今天破除了迷信，同志，他们没有中央医院，人家生娃娃生不出来怎么办？生死了怎么办？（笑声）我们有中央医院可进，中央医院有金大夫，有外国医生，如果生不出，他可以开刀破肚，如果生不出可以挖出来。那就是灵得很，这就不要迷信了。迷信是有原则的，是受生产条件、经济条件限制的。比如我们是反对求菩萨吃药的，但有人要求神，因为这个有两个好处：第一吃了不会死人；第二比较便宜。要是请医生，还要给他吃猪肉，这就要好几元钱，还要送“色对”。医生的药有时还要吃死人的，其实如果到处有西医，如果中医进步的话，那么求菩萨也会减少。我们这破除迷信是个最高的原则，但我们现在应该迁就他们。比如婚姻自由是我们的一个最高原则，现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文章，相当地鼓励了这点，而“统统是乱七八糟”（此处未听清楚）。我们说不要破除迷信吧，这就是忘记了最高原则。中国讲民主，但在重庆、西安去讲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忍耐一下。所以要把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不要忘记了最高的原则性：破除迷信、婚姻自由、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集体农场、打大城市……等等最高原则不要忘记，这个原则是我们建立党的最高目标，忘记了就不算共产党。可是还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今天能够办到的，可能做到的，就这样来做，这样才算与群众密切联系，才算与群众接触了。澎湃同志在海陆丰，他在那里自己也去敬菩萨。澎湃同志是农民运动的大王，他是一个大学生，又是一个留学生，他是一个地主，又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大王，是个共产党员，是中央委员。他怎样做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萨。老百姓是二月十九日拜观音菩萨，你也去，他们就说你好。如果不去，他们就说你不大好。为什么不相信菩萨呢？你也去，他们就说你好。如果不去，他们就说你不大好，为什么不相信菩萨呢？我看你这个人不大正派吧，菩萨不可信，我说我们就来信一下吧，你说我相信菩萨，人家看到你是大学生，又是留学生，看到你相信菩萨，人家说，你说个好同志，群众见了你就请你坐下来，就请你吃茶，这就是联系了群众，还应该穿群众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如果戴这样高的拿破伦的帽子，穿一双皮鞋，手里拿着司的克，这样就不行，一定要穿农民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迁就他们的落后，要接近他们，同他们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这样就可以教育他们、也就可以向他们学习，也就可以懂得他们的迫切要求。我们懂得了以后就要慢慢来，把土豪打了，田地一分，菩萨就少了。在中央苏区就只有老太婆还相信菩萨，特别是有儿子在军队里当兵的老太婆，他们还相信菩萨，他们求菩萨保佑她的儿子打胜仗，如果她有几个儿子在军队中，或者死了儿子的，她就更相信菩萨了。而在一般的群众中就不相信，特别是青年人不相信菩萨，因为他们是身强力壮的，靠自己，所以他们不相信菩萨。老太婆相信菩萨，她们是有各种原因的。这是一条，就是群众工作的原则，要把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一个是最高的原则，一个是联系群众，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郭洪涛、朱理治他们搞的是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敬观音菩萨敬一次还可以，如果天天敬，这样就把共产党混同于老百姓一样了，就变成了老百姓的尾巴。人家天天敬观音菩萨，如果你也天天敬观音菩萨，这样的相信观音菩萨，你就放弃了最高原则性，相信菩萨要能把握住最高原则性。苏联还有教堂，但是现在全国教堂已经没有用处了。现在只有几个老太婆还相信，在高加索有几个地方的老头子，老太婆，他们还相信，他们相信也就让他们相信，但是不要跟他们做尾巴。苏联天天反对信宗教，信宗教有信的自由，反宗教有反的自由；信宗教的宣传宗教，反对宗教的也宣传反对宗教。信宗教的，他们天天喊上帝万岁，如果取消了反对宗教，专门宣传宗教，也天天喊上帝万岁，那就变成了尾巴主义。这一条是群众工作的原则。应该不是关门主义，又不是尾巴主义，要作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七条：“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这就是要把革命性与机动性，灵活性这两个东西相配合，如果不然，党怎么样呢？那么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有些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一条特别提出，第六条着重于群众工作，第七条讲统一战线原则，讲统一战线的战略战术，讲斗争的战略战术。斗争的形式，组织的形式，这就是战略战术问题。这一条可以成为一大本书，斯大林每一条都可写成一大本书，第二条是理论，第三、第四条是唯物主义，每一条都可成为一本很大的书，第六条讲群众工作，第七条讲统一战线，斗争形式，因为我们不但有部分基本群众，而且有一部分别的阶级，别的集团。我们革命要按照可能性，可能与他们联合就同他们联合，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比如我们的三三制，这个三三制是最大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我们要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同、灵活性配合起来，我们曾经打倒过地主，现在要联合地主，实行三三制。过去曾经没收过地主的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这个办法叫什么呢？叫灵活性、机动性，这是不是丧失了革命性呢？托派这样讲我们，也说我们投降了资产阶级，投降了国民党。过去我们同国民党作战十年，今天日本人打来了，又同他联合，这叫做灵活性、机动性。而托派说我们反革命，投降了国民党。我们说相当的改善工人生活，他们说我们投降了资本家。所以“左”倾的人就拿这些话来骂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右倾。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讲的就是这个第七条，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那时候欧洲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的共产党中有些人提出反对打迂回，想在一个早上革命成功。莫斯科的革命成功了，我们还做什么国会工作，他们反对做国会工作，也反对利用国会做讲台，他们反对同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列宁在一九二○年四月作了这本书，过去不大注意它，郭洪涛、朱理治过去就没有看过这本书，也不忠实这本书，看，也是眼花了没有看进去，而这上面许多东西都讲了，第三条上面的东西大概那上面也讲了，那本书上主要讲了统一战线问题，讲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如果不讲灵活性，只讲革命性，那么有没有可能来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各种组织形式呢？没有可能的。
要只讲打仗这一种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形式。八路军、新四军要不要灵活性呢？我们去开参议会。去开国民参议会，这个要不要呢？我们还是要的。我们还是要到重庆去开国民参议会。就拿日本占领区、沦陷区来说，八路军在华北打，新四军在华中打，天津，北平、上海、冀中现在是日本占领了，我们岂不是束手无策吗？人家占领了，我们打不出，我们有没有办法？我们有种办法，叫做合法斗争。伪军是合法的，人家承认的，我们可以利用伪军，在伪军中做点工作，比如像怠工，这不是很大的违法，如今天推托出发，修路推迟两个钟头到工也不算很大违法，这就是掩护我们的工作人员过路，晋西北老百姓在沦陷区用怠工的方式不去修沟，有几个区的老百姓就不去修沟，这是合法的，是在合法形式下进行的。八路军、共产党提出这样的口号，但沦陷区老百姓要提出这样的口号，头就会不见了，那一个区域的老百姓，李四张三跑出来说：“日本人，我们打倒你。”那他的头就保不住了。要搞合法斗争，你老爷叫我修路，好吧，回去后就可以少修一点，可以不修一点。现在日本士兵开了代表大会，有很多条要求，在“解放日报”上登了，在各个地方都作了。那些要求是什么呢？要日本人发手巾，要日本人允许炒菜馆子存在。这是什么斗争形式呢？这是合法斗争。因为炒菜馆子是日本人承认的，因为法律上有，后来不承认了，发手巾法律上也有，现在不承认了，可是没有手巾就不能洗脸。这是合法斗争，这个如果实行了，手巾发了，炒菜馆子也能存在了，也就满足士兵群众之意了，那么这个合法斗争就胜利了。没有手巾就发动斗争，这就慢慢把觉悟程度提高了，变成为群众运动，这样的一次二次三次就慢慢地把，群众的革命性，积极性，觉悟程度提高了，这就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推病》中讲：“布尔什维克三次革命的经验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是最丰富的。”的确，是最丰富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十五年中（一九○三一一一九一七年）经过三次革命，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流血斗争与不流血斗争。这一方面，中国的经验也许还要丰富些。因为我们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是同时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五年以前没有苏维埃，只可以作些合作斗争。我们不然，我们过去十年内战是非法，可是在白区我们可以作些合法斗争是他们许可的，如搞合作社，黄色工会。那时××同志搞黄色一工会、合作社，讲他是机会主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国民党区内可以作两种斗争：一种是利用合作社、黄色工会，学校等等作合法斗争；另外还可以搞非法斗争，白区也有暴动示威，只要条件可能，虽然法律不允许，我们还可以做。在日本人区域也是一样，在日本人区域作非法斗争，有时还不适宜，有时还是要的。现在法国、德国立刻准备推翻希特勒的斗争是必要的。我们演过一个新木马计的戏，他所写的斗争是什么性质呢？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两种，像神秘的不能使人知道的那一部分是非法的，像可以同人家合作的，如要求加工资。章程上有的他不做，我们就要求，这是合法的斗争。新木马计描写了这两种斗争，比如《水游传》上的祝家庄，两次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做了新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帮助我们打宋江的那就欢迎的很，相信他们，这就是合法的，但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有一种斗争形式，只有合法斗争，没有非法斗争也不行，如社会民主党。单有非法斗争，没有合法斗争是“左”倾。列宁曾批评过“左派”幼稚病，要把这两个东西配合起来，要有灵活性。现在联合整个世界反对法西斯，这个阵线包括罗斯福、丘吉尔、还有我们中国的国民党，包括范围这样广大，苏德协定并没有放弃和英美的关系，苏联的大使还在英美，而苏德协定破裂的时候，英美苏协定便建立起来。英美苏合作不成功，因为张伯伦反对，要搞慕尼黑。张伯伦要联合希特勒打苏联，我们让他们打张伯伦，我们要和德国合作，因为他要联合德国打我们，德苏协定，德国和我们订条约。张伯伦到了胜利就变心了。实现公开化就是去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苏德战争。英美苏等国的联合，灵活得很，如果没有这样的策略，不采取这样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就不行。有哪些组织形式呢？英美协定、工会、青年大会，美国也有个青年大会，援军青年大会，有中国代表，有美国代表，这是组织形式。要灵活地运用各种组织形式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一种死板的固定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是不好的，斯大林专门一条讲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的问题，要有最高的革命性，同时要有灵活性。从前是打倒国民党，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变化了，我们联合国民党。人家进行反共高潮和我们斗争，我们只好斗争，等到形势能够转变的时候，我们立刻放弃斗争。阎锡山搞新军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援助新军。当那时候我们能够搞好，我们便和他搞好。斗争的手段是为了达到团结，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今天只讲这一点，下次再讲（鼓掌）。
今天我把这个问题讲完。关于第六条、第七条还有些同志不大清楚，为什么原则性不能和关门主义相混淆？为什么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相混淆？底下又说，为什么不可调合的革命性不能和冒险主义相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相混淆？关于这一点，这个原则性，他是说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的最高原则性，这是讲我们做群众工作，我们对基本群众，比如讲群众里面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要把落后的提到先进地位，要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提到先进的党的水平，这就是最高的原则性和最高的觉悟性，但是不要离开群众，这里头不要有关门主义，所以讲不要与关门主义相混淆。如果讲原则性，比如拿党内来讲，经常有许多同志所谓提高到原则的高度。比如在中央苏区，有一个学校里头，就是关于吃辣椒的问题也开展斗争，把吃辣椒提高到原则高度，说不准吃辣椒，如果吃就没有原则，提高到原则的很高程度，这个东西是不行的，这那里是原则性呢？这种东西实际上不是原则性，而是关门主义，是乱用原则。这叫做原则？这个不叫原则，这叫做关门主义。这样只能搞一个不吃辣椒的党，那么吃辣椒的人都不能进来。所以有许多关门主义假借着原则性，他们的口号是原则性，实际上不是原则性而是关门主义。我们要善于区别，不要把原则性同关门主义相混淆。原则性是广大群众他们所适合的，广大群众今天不适合，将来也是适合的。比如前天讲破除迷信，这一点要破除，但今天广大群众信迷信立即提高到先锋队的不信迷信，是不行的。我们怎样把广大群众的信迷信提高到先锋队的不信迷信？这就要和广大群众接触，逐渐地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工作。在这个陕北，你来破除迷信，你来提倡婚姻自由都要注意这一条。所谓原则性，我们要善于区别。有些人假借原则这个名词而实际上是关门主义，那是实际上不要原则性。至于联系广大群众时又不要忘记了这个原则性，最高的原则性不要忘记了。如果忘记了，比如迷信的破除，今天老百姓是信迷信的，因此我们就不做破除迷信的宣传工作，一切信迷信的可进工会、农会。你讲在我们党内也有少数人信迷信，也有的，我们陕甘宁边区三万个党员，你说一个也不迷信吗？信迷信的还是有的，还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赞成婚姻自由的。那么现在我们不能拿信不信迷信，拿赞成不赞成婚姻自由来作为检查党员的标准，要拿另外几条，作为标准。我们跟群众最广泛的联系，但不要做群众的尾巴，不然就做了群众的尾巴。这叫做最广泛的联系但不能做群众的尾巴。最广泛的联系是一件事，做尾巴又是另一件事，因此我们讲最广泛的联系不能与做尾巴相混淆。我们讲最高原则并不是脱离群众，但我们要向着最高原则性走去。我们要经常记得：最高原则绝不是关门主义，关门主义是一种东西，原则性是另一种东西。这是讲原则性和落后性，怎么使群众的落后性提高？但不是尾巴主义？我们要经常记得，最高原则性绝不是关门主义。
至于第七条“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这是讲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已经讲了，因为西欧的共产党，他们提出这样的口号：“不作任何妥协。”列宁批评这个口号是要不得的，是错误的。但是当西欧的共产党提出那样的口号的时候，他们自命为“很革命”，自命为“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作任何妥协是革命性。但是他们是不是革命性呢？不是革命性，这是冒险主义，他们不作任何妥协，可是群众的觉悟是这样，他们不利用国会，不利用合法斗争，不看群众的觉悟程度，他们不作国会斗争，不利用其他的合法斗争，就是进攻，这就叫做冒险主义。这个时候要迂回，要妥协，列宁讲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的时候，他说：在党的历史中曾经作过许多妥协，这一妥协要有最大限制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但这不是迁就行为，第二国际的行为才是迁就行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要和别的阶级、别的成分进行妥协，进行合作，甚至利用敌人。例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了沙皇的国会，这个国会是敌人的，不是同盟者，但是因为法律上有这样规定：共产党员可以进去当议员，共产党可以以若干票当议员。这时候全国没有大革命，像这样的当然可以利用，如果不利用，这不是革命，实际上是冒险主义，是冒险的进攻。所以需要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最大限制的灵活性，比方讲这样的例子，苏联跟德国法西斯妥协过，就是在去年六月以前的德国，曾经订过德苏协定。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族国家的党，在十年前就和资产阶级妥协过，在全世界上恐怕中国第一次和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共同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甚至现在全世界共产党，除了法西斯国家的资产阶级外统统同他们进行妥协的。在中国是同国民党、同地主，在我们边区是同地主。所以那样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无产阶级对于别的阶级只有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它，至于资产阶级那是不能的。现在我们不但同资产阶级合作，而且同地主合作，各个根据地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抗日。英国资产阶级的保守党，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中国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祖国苏联都同他们进行妥协，这个妥协不同于迁就行为。这个妥协吗迁就行为吗？这不叫迁就行为，这是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结合起来了。我们和他们进行妥协，是不是忘了革命，就一直妥协下去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这样想，这样希望，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妥协不忘革命，革命不忘妥协（笑声）。现在需要妥协，因为妥协有很大利益，而且要同全世界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妥协起来。比如波斯同苏联订条约，波斯的皇帝向苏联妥协了，但这不叫迁就行为，完全丧失立场。革命完全不管，比如张国焘就是这样，张国焘跑出去以后到了汉口，在《大公报》》上落了宣言，发表他的意见（这个宣言现在还可以找到），他讲的妥协就是迁就行为，就是完全不要原则性，完全不要革命性，革命与妥协的关系他只要妥协不要革命；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那些冒险主义，一一九一八以后的冒险主义，在这里开会，你们清算了朱埋治、郭洪涛两位冒险主义，他们是“左”顿机会主义，是清算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革命性？他们不是革命性是冒险主义。
这种冒险主义绝不能与革命性相混淆。革命中间的冒险主义，他们的这种冒险主义，他们自称为革命性，自称为是革命理论，自称为是革命的政策，所以有些人也觉得他也有革命理论，也有革命的政策，这是不懂得什么叫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政策的人，就糊里糊涂地无疑问地相信他这种宣传，以为这是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政策。但是这不是你搞错了，这是冒险主义。我们讲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是和冒险主义相混淆，不可调和的革命性是一个东西，冒险主义又是一个东西，这是两个东西。斯大林讲了，在统一战线中右倾的东西可能增长，所以我们要防止那种借口最高限度的灵活性，实际上变成了迁就行为。典型的是张国焘，口头上是灵活，实际上是迁就。斯大林讲了要我们注意，这是这六条，第七条的补充。
第八条：“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第十条：“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的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这两条在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也分作两条：关于反对机会主义，关于我们自己队伍中间有错误应该批评，这两条分开。在这里第十条的范围和《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所讲的那个似乎多少有些出入，有些不同，但是大体上意思差不多。现在我们在这里就把《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四条来看看。《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一共有六条；第一条讲党，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同这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的第一条一样，基本点是一样的；第二条要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要有革命的理论，跟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第二条一样；第三条讲工人阶级的统一；第四条讲共产党的统一；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第六条讲群众工作。关于工人阶级统一，第三条就是讲工人阶级统一，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应该是统一的，那些欺骗工人阶级的政党，实际上是反革命政党，应该和他们斗争。要有革命的党，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共产党，列宁式的党，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武器，这样的党，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武器的共产党。工人阶级要清洗自己的队伍中那些反革命分子，要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使工人阶级统一，还有就是使党统一起来。
第四条就是讲党的统一，我们就是讲党的一元化。
其次，党史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革命斗争，如果不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有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新社会即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
“我们党内生活发展的历史，乃是在反对党的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同布哈林分子反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把他们粉碎的历史”。而斯大林分析了这种东西，说应该粉碎，并且说：“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为了与党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而耗费的时间未免太多，以为我们把这些机会主义分子的意义未免看得太高。但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正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工人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容许有缺乏信心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不同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不难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受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团级的领导司全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洗出去。”（《联共党史》四三三页第八行至第十五行。）
这里讲了几种人，讲了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叛徒。比方讲机会主义，如果他不是叛徒，那就是机会主义。但是党除了对机会主义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还有叛徒，比如王实味、吴奚如。前天讲了吴奚如表面是共产党的，实际上给国民党作事，这叫机会主义嘛！王实味是个托派，他在这里组织五人民党集团。这叫什么？这类叫叛徒。机会主义就是在政治上，比方讲，这一次你们开了十一天会，清算了过去的历史，朱理治、郭洪涛过去那一套搞在陕甘宁边区来损害党，损害革命。这样的前方堡垒一一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内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者，那么在进行斗争的时候是什么呢？前面是敌人，后面也是敌人，堡垒中也有敌人，参谋部内也有敌人，结果捉了许多人，把××同志，×××同志也捉起来了，杀了二百四十个干部，几乎把领导人都杀了，把大批共产党员都杀了，××，×××也几乎杀了，你说危险不危险，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这叫三打祝家庄。一打祝家庄打不进去，二打祝家庄打不进去，三打祝家庄打进去了，为什么打了进去呢？小说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不但正面进攻打进去，而且那堡垒是从内部夺取的。新木马计告诉我们，要我们从内部夺取。我们对敌人的态度如此，敌人对我们的态度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自己，我们堡垒里面，我们党里，特别是我们领导机关，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危险性就是在最高领导机关，像中央、中央局、中央代表团、大代表团、小代表团等这样的权力机关里头有机会主义。朱理治究竟是不是叛徒？现在要查，查出来是叛徒的话，就是以机会义的帽子进行叛徒的实质。我们同意一个同志的分析，同意张秀山同志的分析，张秀山同志讲得对，他说：他的前途有三个：第一个前途，反对党，退出共产党，走到反革命方面去；第二个前途，继续两面派；第三个前途改正错误。这三种都有可能。这种分析我认为是很恰当的，这三种是讲现在，将来总有一条，要就是反党闹事；要就是继续两面派，隐瞒党，欺骗党；要就是改正错误。至于这三种可能那一种可能性大？现在难以分析，我看我们现在的政策，还是允许他们在党内，使他们进步，这是我们的。但还有他们自己，要他们自己觉悟。如果他们自己觉悟了，可能走第三条路一改正错误，不然就是第一条或第二条。
《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五条讲什么呢？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到工作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这里讲到应该看到缺点，应该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不要骄傲，应该看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不要害怕，应该承认错误，不要怕及时的公开的承认这些错误，要公开的承认，并且要诚恳的纠正，要公开的讲，不要关在小屋子里几个人讲一讲。既然认为是错误，就应该公开的纠正错误，公开的承认，诚恳的纠正这些错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党就不能成领导者。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能战胜的。”
这里《联共（布）党史》告诉我们要在犯错误中间来教育自己，教育干部。如果隐瞒错误又怎样呢？这里讲了，第一，讲应该怎样；第二，讲如果我们纠正了这些错误，就会很好，这样党就是不能被战胜的，如果总隐瞒不纠正又怎么样呢？“如果党竟隐瞒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困难的问题，用百事大吉的粉饰词令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自高自大，高枕而卧那它就会必遭灭亡。”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不是路线问题，所谓机会主义路线问题，也不是什么叛徒、奸细的问题，而是我们工作中个别错误的问题。（这样的）。这次这个会，过去十一天是清算过去历史上的问题，以后若干天还有讨论，这个性质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又反对闹独立性反对自由主义的错误，我们要讨论闹独立性的问题，自由主义错误的问题，我们要精兵简政，我们要整顿三风。现在我们整顿三风的基本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纠正自由主义的错误，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错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犯了独立性、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的人，他们应该釆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隐瞒错误的态度吗？不应该的。对党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应该隐瞒这些事情吗？高干会是党的，西北局是党的一个组织，高干会是整个边区党的高级人员的会议，应该隐瞒自己的错误吗？如果隐瞒这个错误，如果隐瞒这个迫切的困难，精兵简政是不是迫切的困难？整顿三风是不是迫切的困难？如果百事大吉的虚夸（粉饰词令）来隐瞒自己的缺点。我们边区党的系统，政府系统，军事系统，民众团体中有妇女、工人、农民、文化人等，应该不应该用百事大吉的虚夸（粉饰词令）来隐瞒自己的缺点？不应该！应该承认错误，应该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人家对我们批评，我们自己也应该作批评。如果党开始骄傲起来，不看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的公开的承认、纠正这些缺点，那么党就可能免于灭亡。所以这里讲的，党史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承认错误，应该看到错误，应该及时的公开的和诚恳的纠正错误。
第二、如果是这样的公开纠正错误，承认错误，那么党是不可战胜的。党史再告诉我们，我们党如果不是这样，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百事大吉，隐瞒错误，抹杀迫切困难的问题，一味自高自大。《联共（布）党史》讲到自高自大，在我们延安也有自高自大，不好！老子天下第一，不好！这里没有讲老子天下第一，你加上一句也差不多，这里讲自高自大要不得，把枕头枕得高高的睡觉，那就要灭亡。
我们讲，如果不纠正错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就要发展，就要亡党亡国亡头，你这个头也要亡掉，二百四十个干部的头亡掉了，××，×××的头几乎亡掉了，“刀下留情”恐怕党就不免灭亡。《联共（布）党史》在这里首先引了列宁下一段话：“政党对于本身错误所持的态度，就是表明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在真正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对于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考察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党，是不是认真办事的党，是不是在真正执行它的义务。这个党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义务，这就是讲要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一一这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执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自己的阶级，以至于群众。这种错误是不是包括路线错误？我想也可以包括路线的错误。在一些时，以及不久以前的时候，党的领导机关犯路线错误，因此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路线的错误。因路线的错误而一直走下去，像孟什维克路线，托洛茨基路线的错误，后面没有作反革命的事，还是革命的时候，那是路线错误，但是不包括成为一种派别的继续的斗争，同党对立起来，以至于走到反革命，这是属于那一条呢？这是属于第四条。我想这个也可以包括犯大的错误，也可以包括犯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至于现在我们整顿三风这个思想斗争是属于那一条呢？是属于第五条的，《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告诉我们，要我们有这个区别，要把这第四条和第五条加以区别。成为党内一种派别，小组织派别，继续他一贯的路线错误，这是属于第四条的。这些应该给以无情打击。在第三条里头引了列宁的话,他说：“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极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它一切政党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统一。”对于第四条，要清除出去，要像割我们身上毒疮一样割掉；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所有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至于第五条，就是一个教育态度，就是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对于第三条、第四条，党外反革命的派别，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吗？不能用的。因为小组，小派别，一贯的反党，那不能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对王实味、吴奚如也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吗？这个不是的。他们可不可以觉悟呢？当然他们也可能觉悟。我们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写：对于反革命分子或者特务分子，我们给他回头，给他们活路。但是这些人能不能当党员了？不能当党员。过去我们把这个东西，（现在已需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党内长期没有这个区别，没有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区别，把第四条和第五条混合起来。现在我们根据《联共（布）党史》结束语，要加以区别。假如真正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们想做好，现在我们能釆取第五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之，没有希望了的，暗中釆取两面派，继续第二条，第三条，继续破坏党的行为，像第四条中所列举的，像俄国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等这样一些，没有问题？这些人后期当了敌人的侦探，而他们前期因为一贯错误路线，这些人应该用第四条的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给他们以无情的打击。甚至还可以救药的，还有希望的，用第五条的态度。我想以后应该这样的分别第四条和第五条。我们的党，现在正需要这样的分别，过去是没有这个分别的、长期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两条是分不清的，差不多犯了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跟反革命没有区别，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
第八条就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必须使党不害怕批评自我批评，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能根据自己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里我们解释一下宽大政策，党内的宽大政策和党外的宽大政策不同，这两种宽大政策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内有宽大政策，对外也有宽大政策，但是这个宽大政策不同的，和一些同志所想的那样的宽大政策是不相同的。譬如像发展党员的决定，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央有个决定，要发展党员，那个上面说要大批发展共产党员，同时说不要使一个坏分子混进来，这叫做开门政策，大开门，但他同时又关了一扇门，对坏分子是关了门的。你说要宽大政策，是的，我们要大批吸收共产党员，革命的积极分子可以进来，但对于坏分子要关门，对于不是坏分子是革命的要开门。我们的施政纲领是对外的，对外要釆取宽大政策。敌人分子，俘虏，特务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回心向善，不坚决作坏事，愿意改正错误的，应该采取宽大政策，这是不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对愿意改正错误的是宽大政策，但是没讲对任何反革命统统宽大，这样日本人也可以来开会，日本飞机可以降下来在这里添了油再飞上去（笑声），这是不行的。中央的宽大政策一一对党内对党外的宽大政策，是不是像一些同志所想的那样？这不行。我们的宽大政策在实行中有了毛病，有了自由主义，把宽大政策变为自由主义，在各方面生长了自由主义，我们的党务工作有自由主义，政权工作有自由主义，军队工作有自由主义，我们的财政经济工作有自由主义，锄奸工作有自由主义，我们的宣传工作也有自由主义，以致使我们一些部门，有相当多的人，眼睛看不清，像吴奚知这样的人也不去看一看，像王实味这样的人也不去看一看。吴奚如、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在我们的党报上，我们的党报会发表不正确的文章。我们党报上的文章是不是统统都是革命的人写的？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一个叫吴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呢？这是应该审查的。我们各部门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们所谓宽大政策，麻痹了、误解了，解释不正确，而把自己搞得昏头昏脑，很多问题不加解释，没有斗争，对于干部保持一团和气，有了斗争是不是原则性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呢？很多地方没有。说这是执行中央的干部政策，像这样的执行，不是正确的执行中央的干部政策。有些部门，有些干部没有严肃的态度，强调一方面，缺乏一方面。团结教育，强调了这方面，缺乏另一方面，批评，对错误的斗争。经常教育、斗争性这方面是缺乏的。如果缺乏这方面，这样的政策叫不叫干部政策？至少不能讲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错误的，是有错误的干部政策。干部之间的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个原则：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有了错误要斗争，要有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化的第八条，也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
我们是不是完全执行了这第八条？我们是不是完全实现了《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教导的第五条？我们的干部政策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吗？我们党内关系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了吗？拿斯大林讲的十二条的第八条和党史的第五条来看，有许多部门，过去如中央研究院，鲁艺，从前的马列学院，那样的自由主义作风，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付马列主义，对付党。我昨天讲过这两个学校改造得很好。从前那种作风一延安许多机关学校的作风，那叫正确的关系吗？那叫正确的制度和干部政策吗？不能的。在那些严重的地方，完全是不正确的；在那些不十分严重的地方，是不十分正确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善于发现错误，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承认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所以列宁告诉我们要“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办了没有？没有办。我们就有错误，我们就是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
最近中央关于对党外的宽大政策，有了一个解释，再过几天请博古同志印些单张，在会场上发一发，大家讨论下这个问题。现在有相当多的反革命分子、奸细藏在我们党内，藏在党的环节中，我们不懂得，因此忽视了，好像不大要紧。抗战以来大批人进党，其中混进一些坏人来，他们藏在共产党里，我们不知道，对于这样一些人也釆取宽大政策吗？我们现在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是两种斗争，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党员是这样性质的斗争；但还有第二种，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这就是对于吴奚如、王实味这样的人，现在我们开始在几个机关里审查，发现这样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座的同志都是高级领导同志，在各个机关里，领导部门里，要非常仔细地注意这个问题，要分别这样的两种斗争：一个是第四条，一个是第五条。第四条是一贯反党的错误路线，后来一直走到反党的那样派别，那样的思想，要无情的打击，清刷除去；第五条就是讲犯错误，共产党员犯错误，有大的，有小的，要自我批评，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应该区别这两种。当前整顿三风的时期，也正是有这两种：一种是对我们大多数同志，拿中央研究院来讲，一百二十多个人，反革命的只有几个人，那么他们一百一十多个着重自我批评，着重自我教育，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对五人反党集团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我们现在有两种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没有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反对就查不出来，最近两个月，大家学习，整风，发现了这两种斗争，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一个是少数，一个是多数，少数是领导人，多数是群众，多数人要和少数人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作好。我们整顿三风也只有少数的领导和多数的群众相配合，我们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两个斗争要少数和多数的配合，一定要有少数人的领导，但只有少数人是不行的。
怎样使我们党完全统一，达到高度的一元性，使我们的心成为一条心，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你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怎样像法？人有男的女的，不一样，老头子和十七，八岁的娃娃不一样，高的矮的不一样，我们是讲我们的心一样，不是讲别的一样。我们要一条心，但我们党内有一种人只有半条心（笑声），完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是一条心，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它，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是半条心，他要革命，但有许多东西是妨碍革命的。再有一种人是两条心，就是王实味，吴奚如，朱理治到底是半条心还是两条心？这是路线的不同，郭洪涛和朱理治他们是两条心，××，×××他们是一条心，这两种人是两条路线的不同。那么吴奚如，王实味他们也是两条心，他们不但是两条路线的不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在革命队伍中有路线的不同，这是两条心；革命与反革命也是两条心，路线不同实际上是反革命，但他们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犯错误，假如朱理治不是反革命故意混进党内，那么是共产党员犯了错误。现在我们要把这两条心分别清楚，路线不对就是要把路线的错误克服。是反革命，革命要把反革命清除出去，要把半条心用教育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过来。陕甘宁边区没有半条心？闹独立性是一条心还是半条心？闹的轻的就是半条心，闹的重的就是两条心，张国焘他闹的重了，就是两条心，在边区大体上说还是半条心。现在党，政、军、民、学、有闹独立性的不是一条心，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步伐整齐。
在这里我们还要讲一下关于批评错误的提法。这一个问题有的同志深怕抹杀了他的成绩。有没有这样的同志呢？有。这样的同志不只一二个，有相当的一部分，深怕抹杀了他的成绩。抹杀成绩，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本来有成绩，为什么要抹杀呢P但是问题要看怎样的提法。王实味他有一个提法，我们又有一个提法。王实味他是不讲成绩的，抹杀成绩，只暴露黑暗，他是反革命的，他要达到他的目的。我们自我批评，现在这里有两个文件可以作证明，我在党校二月一号整顿三风报告中，关于我们全党成绩的问题，这个报告一共有一万多字，二月八号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也有一万多言，两个文章合起来有两万多字，但是讲成绩的只有一百多字。那么，是不是我把成绩抹杀了呢？我没有抹杀，这里有这样一段：“我们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我们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和人民一道，在领导人民，向民族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成绩，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我在这里讲的只有一百多个字，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一百另一个少一个（笑声），那就对不起（此段是按照《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排印，字数此原搞略有减少）。关于我们全党的成绩，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二十一年全党的成绩，我只讲了这一百个字，全文有多少字呢？全文共有二万多字。但是讲成绩我只讲到这一百个宇。那么是不是可以讲我抹杀成绩了呢？我不能这样讲，我这里并没有抹杀。我们的成绩只有一百个字，其它都是讲缺点和我们的错误。至于这个错误放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假如还要多讲的话，还可以讲一点，扯它一长篇，要这样作是可以作得到的事。但是我们现在是作的什么呢？我们作的是自我批评，不是吹成绩，我们只有这样一句话：“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谁敢驳我们说，现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完全是占统治地位呢？我讲不是占统治地位，这个是上了书的（笑声）。关于理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高了些。”再下面讲的就是我们的理论还是不够。你说我统统都讲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吗？和过去一样吗？我没有这样讲，我讲的是比较过去高了些。如果再要多讲的话，也还可以扯它一长篇，但是我们现在是作什么呢？我们是要把缺点指出，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就差不多了（笑声）。
关于知识分子，我们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骄傲自大，脱离实际。关于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唉呀！那么我们革命知识分子就了不起！再下面都是讲知识分子的缺点。关于中央“九一”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怎样估计我们党的成绩呢？我们的统一，我们的团结，估计了没有呢？我们估计了，就是“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的统一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团结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这有什么证据呢？这是有证据的。假如没有统一、团结，乱七八糟的话，那么抗战怎么能打了这么久呢？所以关于自我批评的提法，据我所知道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懂得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在会议上怕抹杀他的成绩，在会议上非要摆成绩不可，那么我们可以雇上一个人，吃饱了饭，一天到晚地说：成绩，成绩，成绩！成绩！……（笑声）这样的讲上一个钟头。如果还不嫌少的话，我们边可以再讲，这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开的是什么会？如果是驳王实味，那就不同了，因为他是否认成绩，我们就摆一大堆成绩给他看，他否认成绩，我们就是要成绩。我们有一百个字和这七十个字是讲好的，我们不否认成绩。我们的目的就是讲：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成绩，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还有毛病，闹独立性，还有自由主义，这有其他一些具体的毛病，因此，有那三两句话来讲成绩就差不多了。再下面就是分析缺点和错误。列宁曾经说过：要我们“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产生错误的条件，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办法。”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东西，他们不愿意公开地承认他们的错误，不愿意分析错误的原因，不愿意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条件，他们过去不愿意这样，也不会这样搞的。
现在讲第九条：第九条讲什么呢？“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
这一条斯大林已作为布尔什维克一个条件，要有这个条件才能是布尔什维克。没有这条就不是布尔什维克。这条讲什么事情呢？对我们现在有没有意思呢？这条很值得我们注意，而且过去我们对这条很有收获。但在许多地方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完全不懂得这条，这一条的重要性他们完全不懂。这里形成领导核心的问题，有中央领导核心，有地方领导核心。中央的领导核心是经过大会选举出来的。斯大林告诉我们，在我们中央领导机关建立的时候要注意地方领导核心、机关、学校、团体的领导核心要不要呢？也要的。没有领导核心，事情办不好。现在我们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的机关团体中不注意，完全没有注意，或者注意的很不够。这就是讲如果没有领导核心，真正要办好那里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要办好一个学校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要办好一个团体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比如说文化团体，没有一个领导核心，要把文化工作搞好，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青年工作亦是一样。边区应该有一个领导核心。过去在边区工作的同志，相当多的人不懂这一条。似乎不要领导核心可以，似乎我自己就是一个领导核心。（笑）
他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核心，他亦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核心，我也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核心，这样就是三个领导核心了。（大笑）因为各人都以自己为核心，那么就是有了好多核心了，但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不，只有一个核心。领导的一元化，还是两元化，三元化？什么叫闹独立性？独立性实际上就是多元论，个人自以为是领导核心（笑），你要附属于我，我是核心（笑），你们都是我的附属品我便舒服了，这不是实事求是。“九一”决定便讲这个问题。“九一”决定这里有两种领导核心。边区已经开始实行了，以西北局为领导核心，所有党、政、军，民、学的领导同志都要参加西北局，但是要集中在西北局，不能各人搞一样，在一个床上睡觉、作的梦各不相同，在关中、三边、直属县，陇东、绥德，要建立五个领导核心。别的根据地也是一样，建立两种领导核心。关中党、政、军、民、学没有一个集中领导机关，怎样进行斗争呢？怎样搞经济，怎样搞财政，怎样搞干部教育，怎样和特务作斗争呢？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只有统一才好进行斗争，才便于和敌人斗争。在机关学校中，还有好多同志，不运用这一条。现在中央研究院很好了，过去那种状态好不好？不好！过去那种状态，一百二十个人，像一百二十块砖头，在这里没有分别，没有形成领导核心。那时，王实味他们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即五人反党集团。我们共产党没有形成这样的领导核心。王实味利用整风，墙报一出来，那时便是王实味的天下了，许多人被拉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有讨论，他们有汇报，他们有研究。你文章不会作，我王实味写一篇，用你的名字。他们用多种策略、汇报制度、研究政策、研究如何斗争，你写的文章我怎样驳都研究一下。他们有领导核心，但我们没有，所以在前一时期，我们打了败仗。尔后，我们便集合部队，批评我们的缺点，好多已经跑到王实味那边去了的人，由于我们的部队开会检讨了一番，又一个一个的回来了，反过来打王实味了（笑）。中央研究院最近大半年是很可以研究的，是一个很大的教育。现在形成了领导核心，是怎样形成的？是不是随便搞三四五六块砖，便成为领导核心呢？在一百二十块砖中，随便找几块出来，便是机械的凑合，不是有机的配合，这样是不行的。是要从斗争中产生出群众的领导分子，积极的活动的最先进的分子。现在中央研究院不同了，不仅一百二十人觉悟了，特别有几个人，他们会鉴别王实味、李实味，他们有办法，他们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干部，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干部。但是现在有的机关、学校，没有注意这一条。平均主义，大家都是干部，不是在同志中，在干部中，依照干部的实际来分析。天天讲分析，自己不作分析。假如分析，总是大体上可以分为积极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种，只要上了一百个人，便有这样的情况。这次分析边区三万党员，有多少积极的，多少中间的不是很坏的，多少很坏的？我们作了任务。讲党内政策，对于积极分子要团结，在积极分子里，要由一少部分人组成为领导核心。另外还有许多积极分子，仍可吸收他们中有威信有办法的。通过他们去教育很多人，教育不很积极又不很坏的，教育他们联系群众，你也联系一个群众，他也联系一个群众（笑），这就联系了广大群众，于是乎，大家进步，对少数落后分子进行教育。领导核心自己要教育自己，要进步。很多人进步了，少数落后分子也落后不起来，也不大像样子了。你们联系群众我看就不大像样子。反革命王实味，现在住在窑洞里怕得很，过去王实味谁也去看他，你的“野百合花"写得好呀！（笑）现在是臭狗屎了。我们的鲁艺、延大、党校、解放日报社、军事学院，那一个部门，那一个机关，那一个地方，都要依照这个办法。这是斯大林同志讲的第九条，搞个领导核心。
这个领导核心，究竟有什么条件呢？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家讲是十分忠诚，不是九分，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这里讲的主要是全国全党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要十分忠诚。人家说要十分忠诚，你只有九分忠诚，那这个领导核心就建立不起来，就不合斯大林的条件？那也不是的。那也要按照你的情形，要把一百二十个人中间，最积极，最原则的分子团结起来。
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什么叫作忠诚？斯大林同志讲：所谓十分忠诚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谓十分有经验，是足以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领袖。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原文是这样：“这些优秀分子是十分忠实的，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之意向底真正的表达者，并且他们是十分有经验的，足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底真正领袖，善于运用列宁主义底策略和战略的领袖。”他的忠诚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他的经验足以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领袖。领导阶级斗争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所以他底下讲；要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策略和战略。就是阶级的代表，不是说个人的代表，小集团的代表；来一个宗派主义好不好？来一个派别代表，个人代表、个人野心家好不好？那可不行。斯大林说，这可不行，而是要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阶级意向的真正的表达者。朱理治、郭洪涛过去所办的事，是不是真正的“代表"？“真正的”三个字不要，“革命无产阶级之意向”那几个字也不要，他是朱理治、郭洪涛的代表，是一部分人的小集团的野心家，或者是一个人的代表，他个人的代表，代表他自己。闹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到底代表谁呢？代表无产阶级吧！但无产阶级已经讲好啦！无产阶级的总代表是斯大林（笑声），他在第一条中就讲好了，我们是不要独立性的。而他们呢？又要闹独立性，你们就不能代表，没有资格，资格取消了。这样，领导核心的人，第一条是忠诚，第二条是有经验；忠诚足以成为阶级的代表，不是小集团、个人野心家，闹独立性。在今天，他们足以对付王实味，足以教育同志。比方在一个学校里，善于拿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善于拿革命去克服反革命。在各县的同志又善于作别的一些事，要善于财政经济，善于征收救国公粮，还善于一些别的事，要作这样的领导核心。
第十条：
“必须使得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高限度的一致性。”
这一条，上面已经讲过了。它指示要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怎样叫作改善？比方说我们边区有三万党员，要洗刷一部分，现在听说有三千个党棍、极坏的分子。其他的要教育，那么现在在边区三万党员中，清洗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党棍是不是叫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叫做。在延安也清洗了一部份。比方讲，如果把王实味这一套包括在内，要洗刷的还有与王实味不同的，没有组织五人民党集团的，就是那些很坏的，完全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他们。要经常清洗，要经常吸收。现在边区就有许多在党外的比在党内的还好，党员比他们差。要把那些好的吸收进来，要把那些差的清洗出去，这样叫做经常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我想这一条在边区党可以作，在延安完全可以实行。
第十一条：
“必须使得党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要制定这样一种纪律。这样一条，不但在别的条件上区别于社会民主党，而且在这一条上也区别于社会民主党，因为社会民主党他们不要这种纪律，不要这种铁的纪律。消极的自由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在边区存在着，在延安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因为这种自由主义是破坏党的纪律的。自由主义的发展，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就没有纪律，闹独立性，小广播，讲价钱，调工作不动，不服从决议案，讲了不做，见了坏分子不批评，见了不好的思想不作斗争。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那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就不能创立起来了。斯大林是要我们创立铁的纪律，而这种自由主义的发展能不能使这种铁的纪律创立起来呢？是不能的。底下讲到，这样的纪律，建立这样铁的纪律，要有什么条件，斯大林严正说：“这种纪律是基于思想的一致性，运动之目的之明确性。”要整顿三风，要开高干会，是基于思想的统一性，运动目的之明确性。运动目标是要明确，我们边区的党还有不明确的，“要打出去。”但现在我们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团结抗战，一部分人想打出去，就跟这个运动的目标相反。整顿三风也算是一个目标，整顿三风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一个是要克服暗藏的反革命，运动目标要搞明确，如果不搞明确，如在整顿三风开始时有些同志不明确，认为这个运动的目标是整一部分人，而我是不在内，是整某一部人，不是整所有的人。后来把这个目标讲清楚了，整顿三风是整顿全党，拿边区来说，拿延安来说，我们党主要是干部，所以我们干部要参加这个整顿三风的运动。不认识字的要听讲，认识字的要学文件；这时整顿三风的目标明确了，因而现在有了大的发展，在延安有中央研究院、鲁艺、延大、自然科学院以及各部门，各机关，中央各部门，军委各系统，那些部门都统统要进行整顿三风，同时学习检查工作，每人有份，整顿每个人，那时目标就明确了，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纪律来。有些人躲风，我有病了！哎呀！肚子痛！要门诊部给我看病，出去门诊，却不看病，而到山上去打扑克（笑声），这样就躲了风，没有整了，这样有没有纪律？这样就没有纪律。现在有不少人躲风，现在整风一来，他的歪风就躲了，于是就找门诊部，哎呀！肚子痛！各种办法都来了，这时要实行纪律。运动目标明确了，少数人的纪律就好执行。如果运动目标大家都不明确，那就没有法子整风。
精兵简政也算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要明确它是实行在困难时期，我们的政府、军事机关工作人员太多，要精简。我们的干部有很多缺点，如官僚主义等。有这样情形，所以我们完了几项，要精兵简政，官僚主义要打倒，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要简政，要精兵简政，人要减少，因此一定要统一思想，不要闹独立性，要使每个机关，每个工作人员能发生很大效能，不要马马虎虎，要节约，现在是困难，要反对官僚主义。这样一来，把精兵简政这个目标就明确了，这个运动的目标就明确了。全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唯一的目的，一切的势力，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一切的目的，一切的势力就是为了打倒法西斯阵线。这问题，在前年参议会上讲过，这样的目标我们经常提出。参议会为了什么？是什么目标？没有别的，专门为了打倒日本，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任何别的目标。现在我们当前的运动，这样明确的目标，可是虽然这样讲，又发了“七七”宣言，我们还有一部分同志，他们还不懂得，所以我们还要研究，这次会议还要讲的，要使运动的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统一，思想统一，运动的目标统一明确，实际行动要统一，不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什么地方看出思想统一与远动目标明确呢？要看实际行动，实际行动的统一，就证明你的思想统一。
运动的目标要看清楚，还有党内广大群众。对党的任务要自觉。这个担子我不愿担，勉勉强强的担负起，如果这样的党员多了，纪律就建立不起来。许多党员对于党所提出的任务，他还不懂得，完全是被动的，你要我担我就不担，没有自觉性。要使党内广大群众懂得党所提出的任务。党的任务是抗日的任务，团结的任务，我们反对自由主义的任务，要精兵简政，要整顿三风，大的小的这些任务，每个任务要党员去作的时候，要使党员清楚，要他有自觉性，要使它真正了解。现在我们边区有三万多党员，在做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党员，对他们的任务还不明确。比如讲征收救国公粮，过去曾经发生过许多毛病。由于党员对于这个任务不自觉，党员对：于征收救国公粮的这个任务不自觉。有那么一些党员，在征收救国公粮时发生了毛病，就不能执行纪律。
斯大林讲，纪律的基础是基于什么？斯大林说：“这种纪律是基于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的目的之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性及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任务之自觉态度而成长起来的。”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纪律。纪律是逐渐成长起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马克思发了一个命令，要我们搞纪律我们就搞纪律，不是这样的。因此这样纪律就搞不起来，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这样的教条是不是可以建立？也不可以！马、恩、列、斯指导我们一个方向，纪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好办了，纪律是创造出来的，不是现成的东西，我们有工作做，纪律就有了，思想的统一性，运动目标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性，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任务要有自觉的态度。现在我们自觉的态度与作风很多党员是不够的，那么我们铁的纪律怎样？不够！那么布尔什维克化，化的怎样？化得不够。不要以为我们党一化就化得很好，如果化得很好，还有什么事做？没有化得好。我来讲这十二条，我向同志们说明。就是要同志们懂得，我们现在的毛病很多，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我们的党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党要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化得彻底，现在还没有那样地好。拿纪律一条来讲，好容易一个纪律，思想统一，运动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统一，党内广大党员群众对于任务要有自觉性，做到了这些，就有铁的纪律，做不到这些，就是像钢，某些地方像豆腐，某些地方像水一样，离铁就很远，那么铁的纪律就没有。
第十二条：“必须使得党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之执行”，“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文的危险，这只能破坏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党的信任。”
要检查决议案的执行，看怎样行的，一个是决，一个是行。决而不行就要检查，决而行，决而不行，决而行了一半，那有什么办法知道？就是检查，如果不然，那么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文的危险，这只能破坏广大的无产阶级的群众对觉的信任。
搞了一个决议案又不执行，搞了一个土地政策，我们就要执行，我们决定了要行，要在陕甘宁边区行，陕甘宁边区要按照具体情形，还要决一下，中央决一下，他们还要决一下，所以现在边区还要搞一个土地政策、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决定，这很多决定，还是一个决，还是不行，什么时候行？就要在乡下行，现在有多少村多少乡？要在乡下村子里办到减租减息，交租交息，那叫做行。怎么晓得行，要检查！这是斯大林告诉我们的话。
所以这十二条，斯大林讲：“没有这些和类似这些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化便是空想。”
如果没有这些和类似这些的条件，那么布尔什维克化是什么东西？没有这些条件，布尔什维克化，化得了化不了？化不了！那就困难，斯大林把检查工作放在最后一条，就是告诉我们要经常检查工作。
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这次大会也算一次检查，首先是作了历史的检查，再还要讨论许多的问题，你们下去实行去，做了将来还要检查。
这是十二条，比较明显扼要！这一共大概一千多字，在所有的文件里头。恐怕是最短的一个文件，有一千四、五百字。只有一千五百字，就把我们整个党一切重要的原则问题都提到了。这十二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的经验的总结，从一八四三年到明年就是一百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百年了。现在我们整顿三风，这些文件，不但总结了中国二十一年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全世界一百年的经验。这个文件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写的。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二年，十七、八年了，差不多二十年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对于我们中国党是完全适合的。将来，有党存在的一天，都是适用的。斯大林写的文章又不是马克思写的文章，怎么叫一百年？没有一百年的经验，斯大林是写不出来？马克思就写不了这样具体。在马克思那时候，不能写得这样具体？能不能写出这十二条呢？很难？没有这些经验！《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三、四、五条，没有后来的经验，就很难写，就是第二条，他写得那样具体，那样明确，不但可以而且一定要以新的结论，这种思想，马克思早已有了。马克思他自己讲他的东西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总结这一百年的经验，才能写出。那些个结论原则是被新的结论原则代替了，列宁的那一条去代替了马克思的那一条，以前能不能写？没有经验怎么能写出！这是告诉了我们以后怎样做，写得这样具体了！
关于第一条：要有革命的党，要有领导一切的革命的党。这一条相当于《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一条。我们有“九一”决定，我们有党的统一领导，还有一个“增强党性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讲；“不要闹独立性”。这一次高干会，又整顿各组织间关系，叫做整顿关系，这是我们对于第一条这样的实行。
关于第二条：我们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要联系实际，不脱离实际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相当于《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二条。第二条就讲得很详细，在这里他只讲一两句话。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在这里，讲到教育政策时，告诉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他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教条式的，一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六中全会我们也讲过这个东西，六中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决定”，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两个决定，都提到怎样学习马列主义，至于其他的就不讲了。这是如何精通马列主义的问题。
第三条：就是我们的口号、指示，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分析，再照顾国际的经验。这我们有一个“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反对根据公式，那种公式主义，根据历史的类此来制订口号，政策。而要根据客观实际，具体的调查分析，来制订口号、政策。
关于第三条、第四条是讲方法的问题，制订口号，指示的方法论如何指示，如何检查。第三条制订，第四条就是证明。证明这个口号指示正确不正确？要在实际中间，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证明。这是第三条、第四条。
第五条：关于要有新的革命作风，使群众自然而然地一步一步地革命化。我们有“宣传指南”，就不要搞教条式的，采取革命的步骤使得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不要那一种跟“宣传指南”相反的那一种宣传，那一种态度。我们说反对党八股，我们还有一个“四三”决定，在“四三”决定上有许多步骤，“四三”决定上讲的，在各机关、学校已经实行了，在中央研究院实行的有很大成绩；在开始，有的同志站的是反革命立场，而现在这些同志逐渐转过来了，站在我们这方面了；后来使反革命分子统统孤立，使过去不觉悟的分子也没受到损失；这一次搞好了，有很好的经验，在前两个星期，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央研究院总结六、七月的学习，那个东西很可以看，那个东西不是党八股，那是按照实际的过程写出来的。
第六条：讲群众工作，讲群众工作中的原则性同群众的落后怎样适应。群众落后，我们要讲原则，就是这个原则性跟广大群众不要脱离，即不要关门主义，讲原则不是关门主义，讲接近（联系）群众不是尾巴主义。这个中央以前有一个“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也就是《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六条，即是最后一条，专门讲党与群众的关系。而在我们这里，边区，比如像在绥德、陇东那些区，怎样使我们又能坚持原则性，高度的原则性，但是又不要变成关门主义。要跟群众密切的接近，又不是跟着落后群众的尾巴走，而且把他提高一步。怎样实行？我们有经验。
第七条：不要冒险主义，又不要迁就行为。这是讲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是讲统一战线中的问题。这个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有季米特洛夫在七次大会上的报告，有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各种文件，从“八一”宣言起，在反摩擦中，在反“反共”高潮中，反摩擦斗争中，我们有许多斗争经验。我们的三三制，我们的土地关系，对于土地关系的处理，对于劳资关系的处理，我们的锄奸政策等等各种政策；我们的施政纲领，这些东西，都是跟斯大林讲的这一条，是一类的性质。不要冒险主义，但也不要迁就行为。冒险主义不等于高度的革命性，不可调和的革命性。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也绝不是尾巴主义。而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关于国共合作的时期，关于国共合作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中期，抗战的初期，关于最近二三年，关于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我们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锄奸政策审查一下，在有些同志他所想象的宽大政策，在这个会中间，小组讨论中间，有许多同志不满意，我们应该杀的不杀，应该捉的不捉，土匪闹到那样程度，还要宽大政策，斯大林的十二条中是没有的。土匪天天打，打到瓦窑堡、延安附近，还要讲宽大政策？！他那种宽大政策是从那里来的？！人家打得你要死，群众在到处叫，你还在说施政纲领的宽大政策？！施政施纲的宽大政策那么好！这样一来，日本的飞机也来加油，你还要宽大，你说可以吗？就讲这样的政策？就是检查这样的问题。
第八条：要讲自我批评，要改正错误。就有列宁、斯大林论自我批评。二十个文件中有的，这里引列宁论自我批评，有《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有“四三”决定，“四三”决定中告诉我们怎么样做自我批评，有这样一些问题，有《反对自由主义》有《反对党内几种不良倾向》。这样一些文件，都是关于第八条的。我们所办的，我们所实行的这些文件，
过去的不讲，讲现在的，我们的整顿三风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我们的所谓正确的干部政策究竟是什么东西？这要搞清楚，胡里胡涂的团结，缺乏原则性的团结，团结得了团结不了呢？团结不了的。这样党内的宽大政策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宽大政策？缺乏批评性的，缺乏斗争性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不正确的。
第九条：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中有四个干部标准，这四个标准也可以说是干部的四个条件（无限忠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第一条要忠诚。刚才讲的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第九条中讲的二条；一个是忠诚，一个是经验。这两条在季米特洛夫的四条标准中有，斯大林时是第一条，季米特洛夫的也是第一条，这个忠诚要经过考验，你自己讲那不行，要在法庭上、战斗中、艰苦工作中证明了的。第二条要跟群众联系，密切地联系，要有证据，你说你跟群众联系了，我说我跟群众联系了，那个不行。要群众自己觉得。你是他的领袖，要群众觉得你行。他不觉得你是他的领袖，那就不行，那不是季米特洛夫讲的要使群众自己觉得你是他的领袖。现在有那么一部分人，跟群众没有联系，而自称为领袖，站在领袖的职位上，自称为群众的领袖，而实际上，群众并不承认他是领袖。郭洪涛，朱理治，那时候在陕北，自以为也是领袖，而群众不承认他们是领袖。……群众、老百姓不证明、不了解你，他决不承认你是他的领袖的。所谓联系群众，什么标准呢？就是群众赞成你。所以有些同志出去到一个地方，我就和他讲，开头不要夸夸其谈大讲一顿，你不跟群众、干部联系，就没有办法知道群众与干部的情形。你讲的话一定会错，不是二定会错，（笑）这是一定的，你没有联系，没有工作，干部就不认识你，你怎么工作呢了！如果在这里不夸夸其谈，只有跟干部连系，眼睛多看一些，耳朵多听一些，然后再讲，那么，夸夸其谈一定会少了，人家就信了。不然人家戴上耳套，戴上眼镜来听，你讲的不大切合实际，人家相信不相信呢？有原则一条――不相信你，你讲得不像，谁吃了小米饭来听你那个“不像”。因此，这样的同志，站在领导地位就要很好的注意。
季米特洛夫讲的干部四个标准的第三条，是讲独立工作能力，斯大林的两个标准讲了。他讲的两个标准；一条是忠诚，是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一条就是要有经验，足以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季米特洛夫讲的第三个标准就是讲的这个，要我们鉴别干部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问题。第四条就是连系群众。
所以这个第九条，要形成领导核心，我们党要有领导核心，不要是平均主义，中央、地方、西北局以及各个警备区、我们的学校、机关，我们现在把这些发展起来，扩大起来，都要做领导的骨干，领导的核心，这些骨干分子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有两个条件，因为他在这样短的文章内，不能把所有的条件列举出来，我们照季米特洛夫讲的有四个条件：领导骨干要十分忠诚，经过考验；同群众连系，使群众承认你同他们有连系；要有独立工作能力；要守纪律。所以关于第九条，我们可以参照季米特洛夫给干部的四个标准。这里，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对干部，党员平均主义的一种看法，没有分析，没有积极分子同坏分子的区别，这也是不对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不对，搞领导骨干就要进行教育，对不好的倾向，就要进行斗争。
第十条，就是讲“必须使觉经常地改善自己的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这就是《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四条，这个结束语的第四条与第十条相关，虽然内容不同，但大体相当《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四条。……巩固党必须要清洗坏分子，经常地改善党的组织，那么党的组织应该是什么人呢？应该有个标准，怎么样做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如何……（不清）中央有巩固党的决定，《联共党史》第四条讲了这个问题。对坏人要怎么样同他斗争，要把他清洗出去。
第十一条，就是讲纪律，要建立纪律，革命的党没有纪律不成。斯大林讲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标的明确性，实际工作的统一性，党员的自觉性。这样就生长起来了纪律。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我们选有这样的文章，是列在二十二个文件之内。
第十二条，最后一条是讲检查。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他那样的文章，在马克思那时候讲是没有可能的。在马克思那个时候没有可能讲民主与检查那样的文章。比如，什么是检查？在这次边区高干会议以及你们回去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而不是普通的人。……现在延安各机关也要检查，延安有的机关现在已经检查了，整顿三风有部分的检查，跟着有大的检查，要那一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者去检查，在“四三”决定上面讲了这个问题。
所以，关于这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我想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因为它的字很少，只有一千五百字。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这就是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现在我们能不能使用呢？我想每一条都能使用。可是有些情况，像社会民主党，我们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条，使用这一条。如果我们这样作下去，那么布尔什维克化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说我们会此现在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呢？要向那个方向去化他一步呢？我们在今年这一年，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在边区高干会是要化一部分，而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个“化”，我们是要自觉的，我们要很清楚，我来讲这个十二条，斯大林也讲了，而且是在多年前讲的，在一九二五年就是这样讲的。而这十二条，对我们恰好是适用的，我们要自觉地去做这工作。
我们对马列主义要学习，前天我所讲的，我们要学习，干部要有计划地读书，读三、四十本马列主义的书。特别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不读则已，一读就读通了，就可以读进去（笑）。马列主义呀！我们是土包子，我们怎“能让得通呢？我们有什么资格读马列主义呢？你们是讥笑我吧！”而恰恰是土包子，就容易读得通，而有些人倒不容易读通。像外面来的，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他们读了，也只是书面上的。而土包子就容易读通，一读就容易读懂。这次整顿三风的文件，就是一部经书，二十二个文件，再加上三个，一共二十五个文件，全部只有十二万九千字，不到十三万字，我们读八个月，这样读下去。在这里，分两种人，一种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一种是知识分子。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就容易读懂，没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就要钻牛角尖。比如；为什么叫“四三”决定？为什么不叫“四二”决定？（笑）又，什么是精神实质？又是精神又是实质，你讲我给听听。他们钻的不得了，搞不清楚。这些同志，要他们先读，然后再让他们到工作中去，然后过了一二年，再叫他读，那就有味道了。所以读马列主义，精通这本书是完全可以的，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一读就有效力。朱理治、郭洪涛过去没有工作经验，他们过去大概读过几本书，他到这里就大摇大摆地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笑），写了文章也是一、二万字。他的列宁主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哪一个国家的？他的列宁主义一定不是苏联的。哪个列宁主义这次会证明了的，他的列宁是哪国的列宁呢？是他的列宁。这就等于没有读书，如真读几本书，也就没有那个。我们有工作经验的同志，读了，是不是像他们那样呢？一定不会的。我们读几本马、恩、列、斯的书，就够了。我们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不会这样的。我们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的工作，是会做得更加好。因为马、恩，列、斯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不是像朱理治那样的人，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也没有看见过，认识是在照片上看见过。那个是不相同的，样子也不相同，那个真是革命的圣人，他们是精通得很，他们的态度也是好得很，他们和我们一样，同我们很接近，不是和我们离得很远，他们很好，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读了马、恩、列、斯的著作，就愈要同群众接近，如果不接近群众，那就是与群众离得很远，那就是愈读得多，就越是没有读进去。列宁就不是这样的。他们根本搞错了，那是反对了列宁，反对了马、恩、列、斯。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党一定会搞得好，要布尔什维克化，一定会化的，我们已经有了进步，整顿三风，高干会，精兵简政，……这些同志们作下去，要有信心搞下去，一定会搞好，一定会更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要我们全党，我们实际工作的同志能够这样去做，慢慢地来，一年搞一本，搞三、四十年就可以搞三、四十本。有些人是走马看花，一走就过去了。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要仔仔细细地看（笑）。今天是要下马看花，要慢慢地看，我们读他三，四十本书，一年读一本要三，四十年，今年已经六、七十岁了，还能读几本书？我们要读三、四十本书，有的一星期可以读它一、二本，甚至几本，比如像党校，我们规定党校，计划八个月读三、四十本书，我们有一个大概，把三、四十本书下马看一下，将来做工作，一、二年以后再来翻一翻。如果说早把字典所有的字完全读了，是不可能，如果说把字典所有的字都读了，这样的人，在全天下都难找。连马克思在内，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今天翻一下，明天翻一下，慢慢地来。我们的工农干部、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完全可以这样，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我讲的话完了。（全场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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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勉山东临时参议会的复电（一九四二年九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40）
慰勉山东临时参议会的复电
（一九四二年九月）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诸先生：
寝雷电悉。贵会坚持敌后，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为民族申正气，为全国作榜样，凡属国人莫不钦佩。当此中国抗战阵营内部一部分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投降主义者，企图对敌妥协，为制造内战。危机严重之际，当望贵会及敌后全体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而奋斗，全国爱国同胞都是愿意援助你们的。目前世界局势极端不利于德意日法西斯强盗与中国叛卖民族及准备叛卖民族的无耻的投降派。苏联红军的铁拳即将打断希特勒野兽的脊骨。英美盟邦的爱国军民，亦正为最后打倒法西斯而努力。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自由解放的伟大目标，是日益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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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39）
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
（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我们向你们全体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致以最亲烈的慰问。回想从抗战开始，我八路军主力开往华北前线以后，四年以来，你们留守边区，是有很大成绩的。你们曾经胜利的保卫了我全军后方、巩固了边区治安，屏障了整个西北。在四年当中，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军事技术、政治文化的学习以及内部的工作上，都有了进步。你们并且辛勤劳苦，普遍的进行了生产运动，克服了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打下了自力更生的基础。这些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你们大家全体的团结努力。
现在已经冰解河开，春天来临，这是我们走上新的一年的开始，苏联的红军要在今年打败希特勒匪军，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人民都在为了打倒德、意、日法西斯匪军而紧张刻苦的工作着。我们则为配合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准备反攻，要在今后二、三年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今天我们的面前还有种种困难。我们双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敌人虽然已经被削弱了，但是还相当强大，并且非常狡猾狠毒；国内的亲日派还未肃清，时刻都在想破坏抗战，破坏我军，破坏边区。因此决不容许空洞的乐观与粗心大意，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与友军的团结，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使边区更加巩固坚强。
其次，我们的军事技术和文化水平还须大大提高。全体战士和指挥员们，必须好好锻炼身体，加强练习瞄准、投手榴弹、劈刺、各种武器的使用，学习各种战斗动作，提高战术水平。要以大力来组织文化教育，努力克服文盲，克服我军特别是干部中文化水平低下的弱点。
我们还须要加倍努力生产运动，这是我们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物资困难，改善部队供给的最有力的方法。要多多种菜，养猪，拦羊，发展棉毛纺织，组织运输工作，我们的口号是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达到完全自足自给的目的。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前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的。
全体战士，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全体同志们，今年是我们增长力量，准备反攻的一年。我们希望由于我们大家的积极努力，能够早日举行反攻，到那时我们将把丑恶的敌人从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扫除干净，把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旗帜插遍全中国。胜利光明已经在望，这个日子已经不远。我们在此伟大的年初，向你们大家致同志的慰问。希望你们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奋发努力。预祝你们今年在战斗、学习、生产和全部工作中，得到新的巨大的胜利和进步。
谨致
敬礼
1942年3月4日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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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38）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也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敖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产生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同时，着重的认真的办理干部学校，抽调许多干部进入各种干部学校，施以系统的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对此决不应该稍有忽视。但最大数量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需的与可能的教育，实在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这样做，而且我们必须这样做。
（二）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者不得其法，或者轻重不分，或者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者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者脱离实际，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
（三）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
（甲）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不论从事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宣传、组织、民运、锄奸、财政、经济、金融、送药、卫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并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每一部门的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必须指导所属干部，有秩序的进行学习，而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及其宣传教育部门则负总领导的责任。其学习范围，包括以下五项：第一、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例如军事部门精细调查敌我友三方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择其要点，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军事干部。其余类推。第二、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例如财政工作人员应熟悉财政政策与财政法令。锄奸工作人员应熟悉锄奸政策与锄奸法令。其余类推。第三、是关于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例如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的经验，加以分类和综合，抽出要点，写成文件，教育所属干部。其余类推。第四，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例如党的宣传部门，将我党二十年宣传鼓动工作及其政策的变化发展，加以叙述与总结，编成教材，教育宣传工作干部。其余类推。第五、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科学知识。例如军事干部研究军事学，医务干部研究医学等，每一部门均须研究自己的理论。对于上列各项业务学习，各部门领导机关负有供给材料指导学习及考查成绩的责任，务使所属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职务之目的。轻视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观点是错误的。
（乙）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项。关于进行时事教育的办法，包括督促所属干部看报，对所属干部讲解时事问题及以地区或部门为单位，召集干部作时事报告等项。关于进行一般政策教育的办法，应为一切干部所应普遍学习的，例如将中央对时局宣言，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关于调查研究决定及边区施政纲领等，使干部阅读，加以解释或讨论等；或动员与本部门业务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有使所属干部加以研究之必要者，例如向军事指挥员解释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等。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顾大局的弊病。必须指出，空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同样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必须指出，一股情况与一般政策虽为一切干部所必习，但其分量轻重应依各部门性质而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医生、技术专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其分量应该减轻，对于党务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等，则其分量应该加重。关于政治教育缺乏经常性的毛病，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应有计划地克服之。
（丙）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对于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其教育与学习范围，暂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宣传教育部门要负责解决课本问题。其教育与学习办法，在环境许可的地方，必须一律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或一机关独办，或数机关合办，或釆取轮训制轮流抽调干部集中一地学习，都是为好。在这些补习班或补习学校中，应有未任的教职员，辅之以兼任的教职员。在环境不许可的地方，则用小组学习制，以该机关某一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减少其日常工作，使他兼任教员，亦可专用教员。文化班或文化学校，可分为初级的及中级的两种。初级班为不识字及粗识文字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高小程度为合格；中级班为已有相当于高小程度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中学程度为合格。干部分班应以文化程度为标准，不以职位为标准。此外，某些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虽属知识分子，但尚有补习国文及文法之必要者，则用小组学习制或其他办法补习之。为着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应在党政军机关内，提高文化教员的地位，最好的文化教员应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优待。对办理文化教育有功的人员应受到奖励。
（丁）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与原则，例如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等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以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为主。其具体进行，应采取高级学习组与中级学习组的办法，以自学为主，加以集体的讨论与指导。
（四）四种教育的时间分配及课程分配，使之互相联系而不互相冲突与脱节，由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负责调理之。
（五）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一切材料均须由领导机关加以审查，任何包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毒素的东西，均须严格地加以清除或批判。
（六）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以发展其业务而不妨碍其业务并不妨碍干部健康为原则，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在情况不许可的地方或部门，学习时间可以伸缩。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作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七）实行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考试、测验与赏罚制度，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订定之。
（八）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之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上面。为着干部而需用的人员（教员与职员）应加以严格的审查，并应首先调给之。各级领导人员有参加教课的责任。为着干部教育而需要用的经费，应最大量地供给之。
（九）对于从事干部教育的人员，尤其是教员，应加以教育，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订定之。
（《整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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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37）
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
（一）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八日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是综合五年来各地经验而得到的结论。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注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系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在政治上则实行三三制，使地主资产阶级觉得还有前途。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你则可以争取回来。
（二）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釆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积极援助群众打击地主，摧毁其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树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这种广大群众的热烈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过左的行动，而这些过左的行动，如果真正是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而不是少数入脱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这足以达到削弱封建势力发动群众之目的。在这时，如果畏首畏尾，害怕群众参加，那就是右倾错误。这是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应被联合抗日的战略所限制，不能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以致迫使地主阶级跑到敌、顽方面坚决反对我们，或跑出去了也不愿回来，妨害抗日战争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因此，党的策略不是在事先防止这些过左行动的发生，以致妨害群众之充分发动与充分起来，而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充分起来后，能够及时的说服群众。纠正过左行动，给与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证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抗战之战略目的。这就是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中，也不是一切打倒，而是争取一部分倾向我们的地主（打中有拉），中立、麻痹一部分动摇不定的地主，集中火火力打击一部分最顽固的地主（但与内战时期打击地主的内容与形式都不相同）。在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中，我们必须表现极力宽大，认真实行三三制与交租交息，认真保障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公开批评内部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纠正过火行动。在这种时候，如不着重说服党员说服农民争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与敌顽的联合，就有使我党与农民陷入孤立以至失败的危险。但在纠正过火行动与作自我批评时，必须同时注意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热烈情绪或热气，须知我们正确的批评过火行动与宗派主义，决不是向这种热气泼冷水，使干部造成消极、群众失望、地主反攻的局面。在正常的斗争过程中，应该有一种酝酿斗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主还是优势，农民正在准备斗争，如果把这个作为第一阶段，则实行斗争（打）为第二阶段，团结抗日（拉）为第二阶段。在晋察冀区域除了雁北及平西尚未普遍与彻底按照我党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以外，其它基本区域都经过了酝酿，斗争、团结这三个阶段。这是正常的策略模范。在其它若干根据地中，也有这种模范。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执行联合抗日这个战略方针的总过程中，应该极力注意的策略阶段。
（三）各地过去在执行土地政策中所发生的过左错误，大体已经纠正。在今天一切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而地主又已不至严重争议的事件，应作为已经解决，不再变动，维持良好的抗日秩序。但对三三制之没有彻底执行，及地主农民间尚有重大争议的事件，仍须着重纠正错误。
（四）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的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也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因此目前需要强调反对这种右倾，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群众热情的地区，在广大农民群众自觉自愿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地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各地党部必须检查此问题，如有些人釆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就须向他们指明加以纠正。
（五）在农民已经充分发动，彻底执行了减租减息，经过了“打”的阶段，因而进入了“拉”的阶段的地区，由于我们开展自我批评纠正过火行动，彻底实行三三制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地主阶级必然要抓住新政策之有利于自己方面加以扩大和农民作斗争。这一阶段（拉的阶段）各阶级的争议，只能采取民主的合作的合理的方式去进行，而文化落后的农民群众，甚至区多干部，遂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地主所欺骗，或被地主收买操纵区村政权，或被地主打击而不敢回击。因此必须教育县区村三级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争的本领，熟悉政府的法令，熟悉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必须防止被收买。
（六）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在减息问题上：第一，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包括公账、私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才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息。第二，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如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民自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民只要有钱贷，即使利息是三分四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但子农民有济急之益。同时政府每年的建设费中应以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投于农村，作为对农民的低利贷款（包括合作社贷款在内），以发展各根据地基本的农业经济，而以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投入公营工商业及私人商业。须知发展农业不但是农民的利益，而且就是扩大政府税收的最好与最可靠的来源，就是解决财政部门问题的基本政策。
（七）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及三个附件都已公开发表，各地应立即公布广为宣传，认真实行。这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长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须实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的。至于本指示则是专门对党内，不得公开发表。每一个根据地内应利用会议，党校、文件，使党的基本干部懂得党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然后经过他们使下及干部懂得，使这种具体的策略教育确收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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