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
|---|
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1919年3月）一早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讨论第二国际的殖民地政策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时，人们就已经看出，第二国际的多数成员及其领袖对这些问题所持的观点与其说是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点，还不如说是接近资产阶级观点。不过，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毕竟采纳了革命派列宁和卢森堡所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说：“一旦战争爆发，社会党人就必须进行干预，以早日结束战争，并采取一切手段，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发动群众，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在1912年11月巴尔干战争时期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曾发表声明说：“让资产阶级政府记住，普法战争导致了巴黎公社的革命起义，日俄战争则发动了俄国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各国王朝的称雄争霸，为了外交密约的信誉而互相厮杀，是犯罪行为。”※※※1914年7月底和8月初，在世界大战爆发前24小时，第二国际的领导机关还在谴责迫在眉睫的战争，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滔天罪行。所以，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当时所发表的声明，后来竟成了对第二国际领袖的最有力的控诉。※※※帝国主义战争刚一打响，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便背叛了工人阶级，以“保卫祖国”为借口，纷纷投降“本国”资产阶级。德国的谢尔曼和艾伯特，法国的托马和列诺得尔，英国的韩德逊和海德门，比利时德王德威尔得和德•勃鲁克尔，奥地利的伦纳和佩纳斯托费尔，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鲁巴诺维奇，瑞典的布兰亭和他的党，美国的龚帕斯和他的同伙，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之流，纷纷鼓吹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实现“国内和平”，拒绝以战争对付战争，从而把无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者的炮灰。至此，第二国际便宣告彻底破产和死亡。※※※于是，富强国家的资产阶级趁经济普遍发展之机，以其巨额利润中的区区一小部分来收买利诱工人阶级的上层——工人贵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路人”纷纷加入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并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方针逐渐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主张走议会道路的工人和平运动领袖，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书记、编辑和成员组成了工人官僚等级，他们一味谋求本集团的私利，对社会主义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这样，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就蜕变成反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政党。人们通过第二国际已经看出有三个基本派别。经过大战，直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初期，这三个派别的轮廓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1，社会爱国主义派（“多数派”）。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杀害了共产国际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现在，社会爱国主义者已经暴露了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真面目。他们按照资产阶级的旨意，执行所谓“解决”战争的计划，即：把绝大部分捐税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不触动私有制；让资产阶级继续控制军队；解散各地正在兴起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政权。一句话，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到目前为止，尽管共产党人对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进行异常尖锐的斗争，但工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叛徒给国际无产阶级带来的危险。因此，向全体劳动人民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叛卖勾当，开展武装斗争以使这些反革命政党不能为害，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首要任务之一。2，中派（社会和平主义者，考茨基分子，独立党人）。这一派在大战前就已开始形成，主要是在德国。大战初期，各国“中派”的立场观点与社会爱国主义者几乎基本相同。“中派”的理论头子考茨基替德、法两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所奉行的政策辩护，说什么国际只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而已，考茨基的口号是“为和平而斗争”，“在和平时期进行阶级斗争”。战争爆发之后，“中派”就主张“联合”社会爱国主义者。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以后，“中派”继续鼓吹“联合”的主张，即让工人共产党人同杀害共产主义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实行联合。在战争初期，“中派”（考茨基、维克多、阿德勒、屠拉梯、麦克唐纳）就开始鼓吹以德、奥两国社会党领袖为一方，以英、法两国社会党领袖为另一方彼此释怨。现在，大战已经结束，“中派”仍在鼓吹这一主张，致使工人无法看清第二国际瓦解的原因。“中派”已派代表往伯尔尼参加叛徒社会党人的国际代表会议，这样就使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更容易欺骗工人。把“中派”中最革命的分子分化出来，这是绝对必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中派”的领袖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在组织上同“中派”决裂，这是历史的必然。各国共产党人应根据各该国运动的发展阶段来确定决裂的时机。3，共产党人。在第二国际中，这一派始终捍卫共产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无产阶级任务的观点（即1907年在斯图加特通过的列宁－卢森堡修正案），但他们依然居于少数。这一派中，德国的“左翼激进派”（即后来的斯巴达克派），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荷兰的论坛派，瑞典的青年派和许多国家中青年国际的左翼，构成了新国际的最初核心。这一派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战争一开始就提出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派现在已经组成了第三国际。二1919年2月社会党在伯尔尼举行代表会议，是复活第二国际这具僵尸的一次尝试。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清楚地说明，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与这次会议毫不相干。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英勇的德国无产阶级，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中的共产党人，瑞士的无产阶级，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瑞典、挪威、芬兰的左翼工人政党，乌克兰、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无产阶级，以及英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青年国际和妇女国际，都公开拒绝出席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伯尔尼代表会议。在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之中，那些同目前真正的工人运动还保持一定联系的人，组成了一个反对派，他们至少在谴责俄国革命这个主要问题上抨击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政策。法国洛里欧同志痛斥伯尔尼代表会议多数派是资产阶级走狗，他的意见代表了全世界一切有觉悟的工人的真正意见。在所谓“战犯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始终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德、法两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像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一样，互相指控。伯尔尼代表会议在无关痛痒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揪住资产阶级部长们在战前的所作所为不放，却不肯承认战犯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两个交战集团的金融资本及其社会爱国主义的走狗。伯尔尼的社会爱国主义多数派力图找出战争祸首。其实，他们只要照一照镜子，就不难找出某些祸首了。伯尔尼代表会议就领土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完全是模棱两可的。这正是资产阶级所求之不得的。因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伯尔尼代表会议替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有功，作为一种褒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克列孟梭先生接见了伯尔尼代表会议代表团，并且拉他们加入帝国主义巴黎和会的一切有关委员会。在殖民地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显然是迎合自由资产阶级的殖民地政策，这种政策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剥削和奴役作辩护，所不同的是，它试图用人道和慈善的词句来粉饰这种剥削和奴役。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鼓吹德国殖民地应继续归德国所有，即这些殖民地应继续受德国资本的剥削。由此而出现的分歧证明，协约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实质上是抱着奴隶主的观点，认为英、法两国的资本继续奴役各该国的殖民地是天经地义的。由此可以看出，伯尔尼代表会议已经把“滚出殖民地！”的口号忘得一干二净了。在“国际联盟”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表明，它是跟那些企图不择手段地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亦步亦趋。伯尔尼代表会议非但不揭露巴黎和会的强盗行径，反而支持巴黎和会，甘当它的驯服工具。代表会议把劳工法问题交给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去解决，这种奴颜婢膝的态度说明，社会爱国主义者存心要保留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度，使工人阶级为微不足道的改良所欺骗。社会爱国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政策的嗾使下，企图使伯尔尼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以为将来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打掩护；只是由于会议反对派竭力反对，这一企图才没有得逞。伯尔尼会议反对派挫败公开的沙文主义分子的这一阴谋，间接地证明：西欧无产阶级同情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决心反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群资产阶级走狗躲躲闪闪不敢讨论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足以说明他们对工人代表苏维埃必然普遍兴起感到恐惧。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出现的划时代的事物。伯尔尼代表会议漠视这一事物，就公开暴露了它精神上的空虚和理论上的破产。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企图复活的“国际”是一群工贼的黄色国际，这个“国际”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已。代表大会号召世界各国工人同黄色国际作坚决的斗争，并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虚伪诈骗的“国际”加以提防。 |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1919年3月）72年以前，共产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预言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即便在那时，有产阶级就已经正确地预感到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死敌，于是对刚刚登上斗争舞台的共产主义百般攻击、诬蔑、仇视和迫害。70多年以来，共产主义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其间，既有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有低落衰退的时期；既经历过胜利，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基本上是循着《共产党宣言》所预示的道路向前发展的。最后决战的时期虽然比社会革命倡导者所预期的来得迟了一些，但是，这个时期终于来到了。我们作为共产党人，代表欧洲、美洲、亚洲各国革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莫斯科集会，深感继承和实现72年以前就已提出纲领的共产主义事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在此集会的目的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清除共产主义运动中起腐蚀作用的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在欧洲瓦砾遍地、疮痍满目的今天，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们竟然忙于追查战争罪犯。为他们摇旗呐喊的有他们的教授、议员、记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治帮凶。长期以来，社会主义一直断言，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认为两大营垒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有产阶级处于私有观念的贪得无厌的欲望是战争的根源。大战爆发前两年，各国社会党领袖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揭露帝国主义，说它是今后引起战争的根源，并警告资产阶级说，军国主义的罪行定将受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惩罚。时至今日，五年战争的历史已经不仅使德国的掠夺野心大白于天下，而且也使协约国与之不相上下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可是协约国的国家社会党人却跟他们的政府一唱一和，继续把被推翻的德皇说成是战争罪犯。不仅如此，在1914年8月曾把霍亨索伦王朝的外交《白皮书》捧作各国人民神圣福音书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现在跟协约国的社会党人一道，低三下四地指控他们从前奴颜婢膝地为之效劳、如今已被推翻的德意志帝国为战争祸首。他们妄图以此使人忘却他们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博得战胜国的欢心。殊不知，事态的发展和外交上的揭露已经表明，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统治阶级，正如被推翻的罗曼诺夫王、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这些国家的资本家集团一样，都是罪恶昭彰的。直到战争爆发前，英国外交界始终没有揭开它那神秘的帷幕。英国政府唯恐吓住柏林政府，使柏林政府不敢发动战争，而始终不肯明确地表露自己打算加入协约国作战的意图。其实，伦敦是希望战争的，因此才故作姿态，一方面使柏林和维也纳指望英国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使巴黎和彼得格勒坚信英国必将参战。在漫长的几十年间，由事态的发展所逐渐促成的战争，终于在英国直接和蓄意煽动下爆发了。英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支持俄、法而达到既消耗俄、法两国，同时也消耗自己的死敌德国的目的。只是由于德国军事势力过于强大，英国才不得不由表面参战变成真正参战。大不列颠按照历来的传统，打算坐山观虎斗，不料，这个角色却落在美国身上了。英国的封锁限制了美国利用欧洲流血而进行股票投机活动，但是华盛顿政府却俯首就范，因为协约国以巨额的利润补偿了由于违反“国际法”而使美国资产阶级所蒙受的损失。不过，迫于德国军事上的巨大优势，华盛顿政府也终于放弃了虚伪的中立。美国对欧洲大陆所采取的态度，正是英国在以往战争中对欧洲大陆所一贯采取的而在这次战争中又试图采取的态度，即：利用一个营垒以削弱另一个营垒，并且只在确有把握捞到好处时才参战。按照美国的标准，威尔逊所下的赌注并不算大，但这是决定输赢的赌注，因而威尔逊赌赢了。这次大战使人类从饥寒交迫、瘟疫流行和残忍野蛮中认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而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贫困化和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学究式争论。拥护矛盾缓和论的统计学家和老学究，几十年来，挖空心思，不分真伪，从世界各个角落里搜寻材料，企图证明工人阶级的某一些阶层和某一种人的福利正在逐步提高。他们认为，群众贫困化的理论已经在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头子们的轻蔑嘲笑声中被埋葬了。其实，这种贫困化现在已经不单属于社会方面，而且也属于生理和生物方面了，这已是千真万确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帝国主义战争的浩劫把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的成果断送净尽。这是因为，被战争埋葬于血污之中的经济协定和议会协议正如战争本身一样，都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中产生出来的。金融资本使人类陷于战争深渊，但金融资本本身也在战争中起了灾难性的变化。纸币对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依存关系完全被破坏了。纸币作为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手段和调节者的作用日益缩小，最终变成征集、兼并以及干脆实行军事经济掠夺的工具。纸币贬值，标志着资本主义商品流通陷入致命的总危机。如果说早在战前几十年，对生产和分配起调节作用的自由竞争就已经在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为托拉斯和垄断组织系统所代替，那么，在战争期间，这种调节和指导的职能已从经济联合组织的手中直接转归国家的军政机关手中了。原料的分配，巴库或罗马尼亚的石油、顿涅茨煤炭和乌克兰小麦的利用，德国机车、火车车厢和汽车的遭遇，对饥饿的欧洲的粮食和肉类的供应等一切世界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既不是由自由竟争，也不是由本国或国际托拉斯和财团等联合组织来解决的，而是靠直接诉诸武力的办法来解决的，今后应继续诉诸武力。如果说，由于国家政权完全受金融资本的支配而使人类惨遭帝国主义大屠杀，那么，经过这场大屠杀，金融资本就不仅使国家军国主义化，而且也使本身军国主义化了，因而除非采取铁血手段，金融资本就不能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在世界大战之前，机会主义者借口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号召工人实行节制；大战期间，他们打着国内和平和保卫祖国的旗号，要求保持阶级和平；现在，他们又以消除可怕的战争后果为理由，要求无产阶级自我牺牲。如果工人群众依了他们，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在几代人的白骨上，以更集中和更可怕的新形式重新发展起来，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值得人类庆幸的是，这种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经济生活国有化虽然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所极力反对，可是已经成为事实。自由竞争、托拉斯、辛迪加及其他经济垄断组织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倒退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将来生产究竟由什么样的国家来实行国有化，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换句话说，是全世界的劳动大众将沦为胜利的世界集团（它一旦胜利，就将在国际联盟的幌子下，借助“国际”陆军和“国际”舰队，在一地烧杀抢掠，在另一地施舍利诱，并给无产阶级统统带上镣铐，以达到维持其统治的唯一目的）支配下的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呢，还是欧洲和其他个洲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接管支离破碎的经济，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使它复兴起来呢？只有靠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缩短目前的危机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既不承认世袭特权，也不承认财产权；它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从拯救饥饿的群众的需要出发。为此目的，它将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实行普通劳动义务制，规定劳动纪律，以便在数年之内不仅治好战争创伤，而且使人类达到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发展阶段。※※※当初，民族国家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现在，它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至于那些陷于欧洲及其他各洲列强围困中的小国，它们的处境更为困难。这些小国是作为大国分割出来的部分，作为支付各种劳务的辅币，作为战略上的缓冲地带，而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它们都有自己的王朝，自己的统治集团，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自己的外交手腕。战前，它们之所以能保持虚伪的独立，正如当时欧洲列强之所以能保持均势一样，完全是因为两个帝国主义营垒彼此长期对抗的缘故。战争打破了这种均势。战争初期，德国占了巨大的优势，小国只得迎合德意志军国主义，以保留自己的一条活路。德国战败后，小国的资产阶级又和爱国的“社会主义者”一道投靠胜利的协约国帝国主义，把威尔逊纲领中假仁假义的条文看作是维持其独立生存的保证。的确，小国增加了，从奥匈帝国和沙皇帝国的领域中分割出若干新的国家。可是这些国家刚刚成立，就为划定国界而相争相杀。协约国帝国主义趁机把原有的和刚刚成立的小国结为联盟，利用它们互相仇视和软弱无力，把它们束缚起来。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压迫、蹂躏弱小民族，使它们陷于饥饿和屈辱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像不久以前中欧同盟国帝国主义者一样，喋喋不休地空谈民族自决权。其实，民族自决权现在无论在欧洲，无论在其他各洲，都已经被践踏无遗了。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保证弱小民族自由生存。无产阶级革命将把各国地生产力从民族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根据共同的经济计划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使最弱小的民族能够自由而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文化事务，而毫不损害集中统一的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这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在殖民地帮助之下进行的战争。被卷入欧战的殖民地人口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到欧洲大陆来作战的有印度人、黑人、阿拉伯人、马达加斯加人。但是，他们为什么而战呢？是为继续充当英、法的奴隶而战。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罪恶统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黑暗。因此，在所有殖民地都接连发生公开的起义和革命骚动。在欧洲本土，爱尔兰的流血巷战表明，它仍然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它本身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大战期间，在马达加斯加、安南和其他地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军队曾经一再镇压殖民地奴隶的起义。在印度，革命运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最近还导致了一次亚洲规模最大的罢工，吓得英国政府在孟买出动装甲车来对付罢工。可见，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在巴黎和会上被列入议题，而且殖民地本身也认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威尔逊纲领至多不过要改换一下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标签。要解放殖民地，必先解放宗主国的工人阶级。英、法工人推翻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并接管国家政权之时，也就是安南、阿尔及利亚、孟加拉的工农，以及波斯和亚美尼亚的工农活得独立生存之日。即便是现在，比较发达的殖民地的斗争也绝不仅仅是民族解放斗争，它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社会性。资本主义的欧洲强行把世界最落后地区卷入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旋涡，而社会主义的欧洲将以其技术、组织和思想影响，来援助解放了的殖民地，使它们早日过渡到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的奴隶们！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实现之时，也就是你们自己解放之日。※※※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在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践踏了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欺人之谈。无产阶级执政时，只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所采用的方法绝对行不通，它要创造新的、更高的工人阶级民主的条件和形式。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它最后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一直在破坏政治民主，因为这一过程不仅使民族分化为两个严重对立的阶级，而且使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阶层以及最贫苦的无产阶级下层处于经济上朝不保夕、政治上毫无权利的境地。在某些国家里，工人阶级根据本国历史发展的情况而利用政治民主制来组织反对资本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的国家里，将来也只能照此办理。但是，城乡的广大中间阶层却被资本主义远远拖在后面，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落后整整几个时代。目光短浅、只看见本村教堂钟楼的巴伐利亚和巴登农民，因资本主义大酒商掺假而破产的法国小酿酒商，受银行家和议会敲诈勒索的美国小农场主——所有这些被资本主义推出发展大道的社会阶层，只在形式上根据政治民主制度享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而实际上，关系人类命运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金融寡头不经议会民主制而在幕后决定的。过去在战争问题上是如此，今天，在和平问题上也是如此。只要金融寡头还认为有必要利用议会表决来掩盖自己的暴行，资产阶级国家便能施展包括欺骗、煽动、攻讦、诬蔑、收买、恐怖等一切手段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些手段是历代压迫阶级留传下来的，如今又因为资本主义技术的种种创造发明而花样翻新。要求无产阶级在同资本作你死我活的决斗中，虔诚地遵奉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无异于要求一个为生存而奋起与强盗搏斗的人，遵守法国式角斗中由对手任意规定而不为对手所遵守的限制性规则。面对不仅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而且连政治民主机关也都成为血迹斑斑的废墟这样一种现实，无产阶级就只有建立自己的机关，以首先保持工人阶级内部联系并保证工人阶级能够以革命的方式干预人类未来的发展事业。这种机关就是工人苏维埃。旧的政党，旧的工会，就其领导阶层本身看来，证明是没有能力解决、甚至也没有能力理解新时代所提出的任务。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新型的组织，它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可以容纳不分职业、不分政治觉悟水平的广大工人群众；它又非常灵活，可以不断更新和扩大，可以广泛地吸收新的阶层，并向所有靠拢无产阶级的城乡劳动阶层敞开大门。工人阶级赖以进行自治、斗争、进而夺取国家政权的这种组织是独一无二的，是经过各国检验的，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成就和百试不爽的武器。在劳动群众觉悟起来的一切国家里，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正在建立和将要建立起来。巩固苏维埃，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并以苏维埃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相对抗——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有觉悟的、正直的工人的首要任务。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能够消除由于战争、饥饿、有产阶级的暴利以及从前领袖的变节等惨重后果而在工人阶级内部所造成的分裂。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最容易而且最有把握在苏维埃已团结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国家内夺取政权。通过苏维埃，已经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将能够管理全国经济和文化的一切领域，就像现在俄国所作的那样。从沙皇统治下的国家、直到最“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是和帝国主义军事体系的崩溃而同时崩溃的。帝国主义所动员的数百万军队之所以能够维持住，只是因为无产阶级尚未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民族分裂，意味着军队必然瓦解。最初，俄国是这样，后来，德国和奥国也是这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绝不会例外。农民造地主的反，工人造资本家的反，以及工农造君主制或“民主制”官僚政治的反，必然促使士兵起来造军官的反，并进而引起军队中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严重对立。国家对抗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和正在转变为阶级对抗阶级的国内战争。目前，资产阶级世界反对国内战争和红色恐怖的一片哀号是政治斗争史上一次最大的骗局。本来是剥削阶级使人类濒于死亡边缘的，可又是它们步步阻挠劳动群众前进，又是它们策划阴谋和组织暗杀，又是它们请求外国武装援助以保持或恢复其搜刮民脂民膏的特权。假如没有这一切，那么，国内战争便不致发生。国内战争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强加给工人阶级的。既然工人阶级不自暴自弃，不放弃自己的前途即人类的前途，那就必须以牙还牙。共产党从来不人为挑起国内战争，每当国内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时，它总是力求缩短战争时间，尽量减少牺牲，并首先保证无产阶级赢得胜利。因此，必须及时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时武装工人，及时建立共产主义军队，以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就是这样的军队，这支军队是为保卫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地狱国内外的一切侵犯而诞生和存在的。苏维埃军队和苏维埃国家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先进工人深知工人阶级的任务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因而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展之日起，就力图使这种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1864年在伦敦成立第一国际，便为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联合奠定了基石。普法战争造出了一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德意志，使第一国际一蹶不振，但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各国工人政党的发展。1889年，工人政党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二国际。但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重心完全放在国内，放在民族工业的基础上，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未超出本国议会制的范围。几十年来，在组织工作和改革工作的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领袖，但这些领袖大都在口头上承认而在行动上背离社会革命的纲领；他们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甘当资产阶级的奴仆。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的机会主义性质，终于在事态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政党采取革命斗争方法的时候彻底暴露出来，造成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破产。1870年的战争暴露出第一国际的社会革命纲领还缺乏群众的坚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第一国际遭到打击；1914年的战争则暴露出强大的工人群众组织仍然敌不过业已变成资产阶级国家附属机构的政党，从而使第二国际遭到破产。※※※这里所说的，不仅包括现在已经公然投靠资产阶级阵营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而且也包括那些态度暧昧、立场动摇的社会主义中派。前者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得心应手的代理人、亲信和屠杀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刽子手；后者现在力图恢复第二国际，即恢复第二国际上层领导人物的狭隘性、机会主义和革命的软弱性。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目前法国社会党多数派、俄国孟什维克派、英国独立工党，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实际上是要填补战前第二国际的旧的官方政党所占据的位置，是要照旧鼓吹妥协投降的主张，千方百计瓦解无产阶级的斗志，拖延危机，从而加重欧洲的灾难。因此，同社会主义中派作斗争，是打垮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我们这些在第三国际中联合起来的共产党人，决心清除衰朽的官方社会党的不彻底性、欺骗性和腐朽性，并以直接继承和发扬从巴贝夫起直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止的历代革命前辈的英勇奋斗和牺牲精神为己任。第一国际预示了未来的发展，并指出了发展的道路；第二国际联合并组织了千百万无产者；第三国际则是一个公开进行群众斗争的国际，一个实现革命的国际，一个行动的国际。社会主义已将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批判得体无完肤。国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共产主义的旗帜已经引导无产阶级取得头几次伟大胜利，我们号召全世界各国男女工人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在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反对君主制、反对特权阶层、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反对形形色色的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受各代表团的委托，由下列代表署名：德国代表团——麦克斯•阿尔伯特俄国代表团——尼•列宁德意志奥地利代表团——伊•卡•格鲁贝尔匈牙利代表团——安•鲁德尼扬斯基瑞典代表团——奥托•格里姆隆德瑞士代表团——弗里茨•普拉廷美国代表团——波里斯•雷恩施坦巴尔干联盟代表团——克•拉柯夫斯基波兰代表团——温什里希特（尤罗夫斯基）芬兰代表团——伊•西罗拉乌克兰代表团——尼•斯克雷普尼克拉托维亚代表团——卡•海利斯爱沙尼亚代表团——汉斯•贝格尔曼亚美尼亚代表团——艾库尼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侨居区代表团——古•克林格尔俄国东部各民族代表团——亚雷莫夫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团——昂利•吉尔波 |
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1919年3月）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经验全面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大国为瓜分世界和强化金融资本对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经济政治独裁而进行的角逐。千百万人伤亡、无产阶级受奴役、中等阶级破产、资产阶级上层靠军火合同和贷款等等大发横财、各国军国主义势力反动气焰万丈——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对民族自卫、国内和平和“民主”的幻想开始破灭；而缔结和约的政策更使各国帝国主义者露出马脚，致使“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暴露无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与德国帝国主义真面目的暴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后来的布加勒斯特和约都暴露了中欧大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性和反动性。战胜国迫使无力自卫的俄国割地赔款。它们制造了一些仆从国，从而把民族自决原则当成了一块掩盖兼并政策的遮羞布，这些仆从国的反动政府助纣为虐，推行掠夺政策，镇压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德国帝国主义因为在这场世界范围的较量中未能占居上风，其真正野心还一时无从公开表露，所以不得不同苏维埃俄国勉强和平相处，用伪善的言词掩饰其反动的掠夺政策。以世界战胜国自居的协约国列强摘掉了一切假面具，彻底暴露出世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协约国的胜利与世界各国的组合协约国列强的胜利使世界上所谓文明国家分成了几类。第一类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即胜利的帝国主义列强（英、美、法、日、意）。第二类是因战争而破败不堪、因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而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及其以前的仆从国）。第三类是协约国的仆从国。这一类包括同协约国一起作战的资本主义小国（比利时、塞尔维亚、葡萄牙等），以及新近成立的民族共和国和缓冲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俄国境内白卫分子建立的共和国等）。中立国的地位近乎仆从国，但它们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强大压力，因而它们的地位往往又接近战败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则是一个工农国家，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它在社会方面构成对胜利的帝国主义的巨大威胁，使帝国主义胜利果实随时可能断送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及其自我暴露统治世界的五大国即协约国列强的“和平政策”，说穿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彻底自我暴露的政策。它们标榜这是“民主外交政策”，其实这只能表明秘密外交的全面胜利。它们依靠秘密外交，背者世界各国千百万劳动人民并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任凭金融托拉斯的代理人进行交易，来支配世界的命运。一切重大问题都是毫无例外地由巴黎五国委员会在没有战败国、中立国、甚至没有仆从国参加的情况下开秘密会议决定的。劳合－乔治、克列孟梭、索尼诺等人在演说中竟直言不讳地宣称兼并和赔款是必要的，并且是正当的。他们一面虚伪地宣称要“为普遍裁军而斗争”，一面公开鼓吹必须扩充军备，尤其是借口所谓“保卫海上自由”，而要保持英国的海上霸权。协约国所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已遭公开蹂躏，而代替这一原则的则是统治国及其仆从国对有争议地区的瓜分。不经当地居民公决，亚尔萨斯－洛林就并入了法国；爱尔兰、印度和埃及被剥夺了自决权。南斯拉夫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使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在瓜分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的问题上，无聊的讨价还价正在进行中；瓜分德国殖民地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开始；等等，等等。赔款政策已达到洗劫战败国的地步。战败国不仅被迫支付几十亿的货币帐单，不仅被夺走了一切军用物资，而且被协约国抢走了机车、铁路货车、轮船、农具、黄金储备，等等。不仅如此，战俘还沦为战胜国的奴隶。现在协约国又提出了由德国工人缴纳实物贡赋的方案，其目的是要把德国工人变成协约国资本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极端民族仇恨政策表现为协约国报刊和占领当局对战败民族大肆进行诽谤，表现为实行粮食禁运，企图置德、奥两国人民于死地。这个政策使得协约国的帮凶——捷克和波兰的沙文主义分子对德意志人以及犹太人施加种种暴行，其野蛮程度较之俄国沙皇专制政府的一切暴行有过之无不及。协约国的各“民主”国家还奉行极端反动的政策。无论在协约国各成员国内部，或是在协约国支配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反动势力嚣张已极；法国甚至倒退到拿破仑三世的黑暗时代。协约国在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占领区扼杀革命，并以断绝粮食公营相威胁，唆使战败国的资产阶级妥协派政府迫害革命的工人。协约国扬言，它们要把敢于升起革命红旗的德国舰只一律击沉；它们拒绝承认德国工人代表苏维埃；它们在德国占领区废除了八小时工作制。它们不仅公开支持中立国家的反动政策，不仅指使仆从国家推行反动政策（如波兰的巴德列夫斯基专制制度），而且唆使这些国家（芬兰、波兰、瑞典等）的反动势力反对革命的俄国，并要求德国出兵进攻俄国。协约国列强之间的矛盾统治资本主义世界的列强，虽然在帝国主义政策方面其基本路线是一致的，但在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种种深刻的矛盾。矛盾的集中点，主要就是美国金融资本炮制了一个和平纲领（所谓威尔逊纲领）。纲领的要点是：“海上自由”、“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所谓“海上自由”，说穿了，就是取消某些大国（首先是英国）的海上霸权，使美国商船得以在海上畅行无阻。“国际联盟”意味着剥夺欧洲大国（首先是法国）直接统治或兼并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权力。“殖民地国际化”也是如此。炮制这个纲领的背景是，美国资本尚不具备世界第一流的商船队，不能在欧洲直接进行掠夺，因而只得借助于贸易和投资来剥削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因此，美国资本想迫使其他列强共建大国辛迪加，以“公平地”分享剥削世界的权益，把大国之间的斗争变成纯粹的经济斗争。高度发展的美国金融资本的如意算盘是，取得霸主地位，进而取得经济和政治的霸权。“海上自由”同英国、日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还同意大利（亚得里亚海）的利益，有着尖锐的矛盾。“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不仅同法国、日本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且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也有一定的矛盾。法国限于工业不发达、生产力遭受大战的严重破坏，加上金融资本以放高利贷为主，所以法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不择手段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即野蛮地掠夺德国，对仆从国家直接进行控制和实行强盗式地剥削（如提出“多瑙河联盟”方案，成立南斯拉夫国家），以及向俄国人民强索沙皇政府所欠法国的债款。此外，法国和意大利（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有日本）既是大陆强国，它们还可以实行直接掠夺的政策。欧洲列强出了同美国有厉害冲突之外，它们彼此也有厉害冲突。英国担心法国在大陆上得势。在小亚细亚和非洲，英国的利益同法国的利益也有矛盾。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的黎波里[1]同法国有厉害冲突。日本同英属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问题上争执不下，等等。协约国内部的两大集团列强之间的上述矛盾必然导致协约国内部形成各种集团。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两大集团：一是针对美国和意大利的法英日集团；二是针对其他列强的英美集团。法英日集团直到1919年1月初，即威尔逊总统放弃他取消英国海上霸权的主张时为止，始终占统治地位。后来，英国工人革命运动和英国士兵革命运动的发展，促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彼此妥协，一致对付俄国的冒险行动并谋求早日缔结和约，致使第二大集团即英美集团在英国迅速形成。自1919年1月起，英美集团占据了统治地位，它既反对法国有掠夺德国的优先权，也反对法国过活的掠夺。这个集团对法、意、日三国的兼并要求施加了限制，并阻止新成立的仆从国直接从属于这三国。在俄国问题上，这个集团的态度较为和缓，但其真正的用意是：腾出手来先把世界瓜分完毕，把欧洲革命镇压下去，然后再来镇压俄国革命。与两大集团相适应，在列强内部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极端兼并派和较温和派：威尔逊——劳合－乔治集团支持温和派。“国际联盟”鉴于协约国列强内部存在者不可调和的矛盾，“国际联盟”即使名义上成立的话，它也只能扮演资本家为镇压工人革命而结成的神圣同盟的角色。但是，宣传“国际联盟”，这却是扰乱工人阶级革命思想的阴险手段，因为，它取消工人革命共和国实行国际联合的口号，而代之以新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以达到虚构的民主国家实行国家联合的目的。“国际联盟”是一个骗人的口号，社会党叛徒在国际资本的指使下，利用这一口号来分裂无产阶级队伍，为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效劳。全世界的革命无产者必须同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主张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加入这个具有掠夺、剥削和帝国主义反革命性质的联盟。战败国的国内外政策奥地利和德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的惨败和内部的崩溃，导致资产阶级妥协势力在中欧各国革命初期的纷纷上台。德国社会党叛徒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对内实行保护和恢复资产阶级经济统治和政治独裁的政策，对外则实行要求归还殖民地并允许德国加入掠夺性的“国际联盟”的政策，以期德国帝国主义东山再起。随着德国白匪势力日益嚣张和协约国营垒日益瓦解，资产阶级和社会党叛徒的大国野心也愈加膨胀。同时，资产阶级妥协派政府秉承协约国的反革命旨意，讨好协约国，唆使德国工人反对俄国工人革命，以此来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并使德国工人脱离别国工人兄弟。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和妥协派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重复着德国资产阶级妥协派的政策。协约国的仆从国协约国帝国主义对协约国的仆从国和由协约国新近建立的国家（捷克、南斯拉夫以及波兰、芬兰等）所奉行的政策是，依靠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将其变成民族主义的反革命运动中心。运动的矛头指向战败国，并且通过彼此之间的斗争，使新兴国家保持均势，并从属于协约国。此外，还要通过这种运动来阻挠新兴“民族”共和国内部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最后，还要建立白卫军，以对付国际革命，特别是对付俄国革命。至于比利时、葡萄牙和希腊等与协约国结盟的小国，由于它们完全从属于大国，并企图倚仗大国兼并小块领土和取得少量赔款，所以它们的政策完全取决于大国的政策。中立国中立国的地位相当于不享受特权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仆从国。协约国对中立国所采取的手段与对战败国所采取的手段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上略微缓和一些而已。其中一些为协约国较为赏识的中立国向协约国的敌人提出种种要求（如丹麦要求兼并弗伦斯堡，瑞士要求对莱茵河实行国际托管等等）。同时，中立国执行协约国的反革命指示（驱逐俄国大使馆人员，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招募白匪等等）。另外一些中立国，它们的领土则时有被人分隔的危险（要求将荷兰的林堡并入比利时和对斯海尔德河口实行国际托管的方案就是如此）。协约国与苏维埃俄国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残暴性和反动性在对苏俄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十月革命伊始，协约国列强就站在俄国反革命政党和俄国境内各个反革命政府一边。它们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兼并了西伯利亚、乌拉尔、俄国欧洲部分的沿海地区、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的一部分。它们从所兼并的地区中已经和正在盗运木材、石油、锰等各种原料。它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雇佣匪帮的帮助下，窃取了俄国的黄金储备。英法间谍在英国外交官洛克哈特的指挥下，阴谋炸毁桥梁、铁路和火车，以破坏粮食供应。协约国用金钱、武器和弹药支持反动将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克拉斯诺夫在罗斯托夫、尤佐夫卡、诺沃罗西斯克、鄂木斯克等地绞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协约国借克列孟梭和比松之口，公开宣布“经济封锁”的原则，即对革命的工农共和国实行饿死的原则，并答应给予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克拉斯诺夫匪帮以“技术援助”。协约国始终拒绝苏维埃共和国一再提出的和平建议。1919年1月23日，协约国列强迫于内部温和派势力的加强，建议俄国境内各个政府派代表出席太子群岛会议。这项建议无疑也是对苏维埃政府的一种挑衅。2月4日，协约国接到苏维埃政府的肯定的答复，苏维埃政府为使俄国工人和农民摆脱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战争，表示愿意向协约国割让领土、提供赔款和租让权。尽管如此，但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这项和平建议仍然置之不理。由此可见，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反动的兼并野心何其强烈。今后，他们难免不逼迫社会主义共和国进一步地割让领土，难免不对社会主义共和国施展新的反革命阴谋。协约国的“和平政策”向国际无产阶级彻底暴露了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各种帝国主义的本质。同时，这种政策也表明，各帝国主义政府并不能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金融资本并不能恢复被破坏的经济。金融资本继续统治下去，不是导致文明社会的彻底毁灭，就是导致更加残酷的剥削、更进一步的奴役、在政治上更加反动和进一步扩军备战，最终导致新的毁灭性的战争。[1]原文为Тироцe?(提罗尔)，恐系的黎波里之误，见本卷第190页。——译者注 |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列宁，1919年3月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相关链接：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列宁（1919年3月4日）根据这个提纲和各国代表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声明，在一切尚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国家中，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如下：（1）向工人阶级广大群众说明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意义，它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必然性；它必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2）在一切工业部门工人中间，在陆海军士兵中间以及在贫雇农中间推行和组织苏维埃。（3）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内部稳占多数。载于1919年3月11日《真理报》第54号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02页译文刊印 |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列宁（（1919年3月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相关链接：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列宁（1919年3月4日）1，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首推谴责专政而维护民主这一条。资本主义报刊和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用各种方式重复这一论据。一切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都清楚地看出它是欺人之谈。2，首先，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争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3，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尝试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4，所有社会党人在说明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阶级性质时，都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最准确的科学语言所表达的一个思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机器，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劳动群众的机器。[1]那些现在大反专政而维护民主的人中间，没有一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曾在工人面前赌咒发誓，说他承认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可是现在，当革命无产阶级正要起来破坏这个压迫机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又改变腔调，说资产阶级把“纯粹民主”恩赐给了劳动者，说资产阶级已不再反抗，愿意服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说在民主共和国中过去和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资本镇压劳动的国家机器。5，一切想以社会党人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热诚地同情公社，可是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比中世纪制度进步得多，但它们是有历史条件的，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要起根本的变化。正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在对公社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说明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有产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zertreten）人民。[2]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遍及全世界、谁都清楚是在继续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教训，重新弹起关于“一般民主”的资产阶级旧调。公社不是议会机构。6，其次，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的、军队的、警察的机构，而代之以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对真理的嘲弄）的德意志共和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就十分清楚地再次证明了，起劲地维护“一般民主”的人，事实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7，“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不难明白，在剥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况下，答应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候，无论在1649年的英国，或者在1793年的法国，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策划复辟活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保证，尽管资本家一定会拼命反抗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另一方面，工人们很清楚，即是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主”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来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8，“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无数次承认，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得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剥夺资本雇佣著作家、收买出版社和报纸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旧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这些事实再次表明，维护“纯粹民主”实际上就是维护富人能控制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最腐败的制度，就是欺骗人民，用冠冕堂皇然而虚伪透顶的言辞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9，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们表明，臭名昭著的“纯粹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就愈公开，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就表现得愈“纯粹”。在共和制的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在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美国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雇佣军队对罢工者进行的血腥屠杀，这些事实和无数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企图掩盖的一条真理：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到资本的权利发生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会公开表现出来。10，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即使在最自由的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确定让德国还是英国的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集团大发其财，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甚至在德国战败以后，协约国各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正是战争大大擦亮了劳动者的眼睛，撕掉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漂亮外衣，使人民看到了在战争期间和借战争的机会大搞投机牟取暴利的无数事实。资产阶级假“自由平等”之名进行了这场战争，军火商假“自由平等”之名发了一大笔横财。伯尔尼黄色国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对群众掩盖现在已被彻底揭穿的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剥削性质。11，在欧洲大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由于德帝国主义战败而得到的共和制自由刚刚实行了几个月，就使德国工人和全世界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阶级本质究竟是什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这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优秀人物和领袖惨遭杀害，而且还因为这一事件使欧洲的一个先进国家——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先进国家——的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在社会爱国主义者执政的情况下，军官和资本家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者即受到国家政权监护的人，这说明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些人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表示愤慨，但又不明白这个道理，这种人不是迟钝，就是伪善。在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共和国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所谓“自由”，就是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自由。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民主制度的发展不是使阶级斗争变得缓和，只是使它更加尖锐，而由于战争的一切后果和影响，阶级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了。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驱逐布尔什维克，追缉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例如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一的瑞士就是如此，在美国则发生了蹂躏布尔什维克的大暴行，如此等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竟会害怕来自落后的、饥饿的、破产的、被几千万份资产阶级报纸成为野蛮和罪恶之乡的俄国的几十个人，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观点来看，简直是笑话。显然，能够造成这种惊人矛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12，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用来抗御曾经导致战争并且正在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在这方面唯一的防卫手段。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制度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而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只有那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而发展、扩大、团结起来、站稳脚跟的阶级，即无产者阶级。13，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14，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同任何专政一样，是由于必需用暴利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利镇压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利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镇压极少数人即地主资本家的反抗。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一般地说必然使民主形式和民主机构发生变化，而且要使它们变得能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空前广泛地实际享受到民主。而已经实际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苏维埃制度，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苏维埃机关，也确实意味着和确实做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真正有可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情况，甚至近似的情况，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至少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整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过去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被用各种手法加以排挤而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经常被吸引来而且一定要吸引来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15，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也不能实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立刻实现、全部实现这种平等，因为只有不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从瓜分和重新瓜分生产资料的斗争中捞取好处的工人政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16，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被组织得尽量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组织得能使劳动群众同管理机构接近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并用生产单位（如工厂）来代替地域性的选区。17，军队不仅在君主国中是压迫机构，而且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是压迫机构。只有苏维埃政权这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固定的国家组织，才能使军队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真正把无产阶级同军队融为一体，真正做到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8，苏维埃国家组织便于无产阶级这个由资本主义高度集中起来和教育出来的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劳动人民中分散落后的阶层。19，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这种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一直保存着，而且必然要保存下来，它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20，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21，下一事实特别能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1919年2月10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的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年2月11日，柏林出版的、由黄色国际的参加者主办的报纸《自由报》刊载了“独立党”告无产阶级的一篇宣言。宣言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TragerundSchutzerderRevolution（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的苏维埃，建议让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中止国民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这种提议表明那些维护民主却不懂得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这种把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那种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蓬勃兴起的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所作的怯懦的让步。22，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谴责布尔什维主义（但由于害怕工人群众，他们不敢正式通过这样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做得对。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抱怨布尔什维克迫害他们时，企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收到究办是由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谴责布尔什维克，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纯粹民主”，而是在自我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和感到，自己在国内战争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正因为如此，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应当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同志们！我还想对最后两点作些补充。我想，要给我们作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同志，是会把问题讲得更详细的。在整个伯尔尼代表会议期间，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已经讨论了两年。1917年4月，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两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2月11日，柏林《自由报》刊载了一篇告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在上面签名的不仅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且有独立党人党团的全体成员。1918年8月，独立党人赫赫有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是民主和苏维埃机关的拥护者；但苏维埃只应当具有经济意义，决不能看作国家组织。在11月11日和1月12日的《自由报》上，考茨基又重申了这一点。2月9日，刊登了鲁道夫•希法亭的文章，他也是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权威理论家之一，他建议通过法律，通过国家立法，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会议结合起来。这是2月9日的事情。11日，这个建议经独立党全党通过，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出来。尽管国民会议已经存在，甚至“纯粹民主”已经变成现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理论家们已经宣称苏维埃组织不应当成为国家组织，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动摇！这就证明，这帮老爷确实是一点也不理解新的运动及其斗争条件。它还证明，这种动摇一定有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在这一切事件之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将近两年之后，我们看到伯尔尼代表会议竟通过了那样的决议，只字不提苏维埃及其意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代表在哪一次发言中有一句话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帮老爷作为社会党人和理论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死亡了。但是，同志们，从实践上看，从政治上看，这是群众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明证，因为这些一向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苏维埃国家组织的独立党人，忽然愚蠢地提出把国民会议同苏维埃制度“和平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独立党人在社会主义和理论方面已经破产，群众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无产阶级中的落后群众正转到我们方面来，他们已经转过来了！因此，从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优秀成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已经等于零了；但是它仍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这些动摇分子使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深信，这次代表会议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国孟什维克走过的发展道路几乎同德国独立党的理论家们一模一样。起初，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他们是拥护苏维埃的。当时只听到他们喊：“苏维埃万岁！”、“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是革命的民主！”。等到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他们的调子就变了，说什么苏维埃不应当与立宪会议并存。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也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建议，如把苏维埃制度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把苏维埃并入国家组织之类。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成立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得到推行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提出：究竟要苏维埃，还是要国民会议，要立宪会议，要资产阶级议会制；首领们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认为，在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当这样提问题，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决议，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我曾请奥波连斯基同志把它译成德文。他答应了，但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尽量凭记忆把它转述出来，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决议的全文。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毫无所知的外国人，对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很难表示自己的意见。凡是布尔什维克肯定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当然在斗争期间也只能是这样，因此，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很长很详细的决议就十分重要了。这项决议的全文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印刷工人报》上。在这项决议中，孟什维克简要地叙述了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决议中说，他们谴责自己党内那些在乌拉尔、在南方、在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决议列举了所有这些地区）同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集团。孟什维克党内那些同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在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但决议的最后一条把那些转到共产主义者方面的人也谴责了一通。由此可见，孟什维克不能不承认，他们党内是不一致的，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些人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大部分孟什维克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并且在国内战争中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究办孟什维克，而且如果他们同我们作战，同我们的红军作战，枪杀我们红军指挥员，我们甚至还要枪毙他们。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敬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从政治上看，这一切纯粹是孟什维克的欺人之谈。从历史的角度看，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并没有被确诊为精神失常的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大谈布尔什维克如何反对他们的同时，怎么能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全都拼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究办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我想，我应该为大会记录弄到一份决议全文，并提请外国同志们予以注意，因为这个决议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且为评价俄国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地争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时而倒向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的阶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革命中，情况都是这样的。在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两个敌对营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绝对不可能不存在中间阶层。这些动摇分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遗憾得很，这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将站在哪一边去进行斗争得分子还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就是我们通过一项决议，专门讲以下三点。第一，西欧各国的同志们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向群众讲清苏维埃制度的意义、重要性和必然性。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考茨基和希法亭作为理论家已经破产了，但《自由报》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毕竟证明，他们正确地反应了德国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在俄国革命的头八个月，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问题讨论得很多，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机构。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不是通过理论而是通过时间前进得。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以前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来，没有说过不承认立宪会议。只是后来，苏维埃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并且掌握了政权，只是在那时我们才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匈牙利和瑞士，这个问题要尖锐得多。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大好事，因为它使我们坚信西欧各国革命会进展得更加迅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就是斗争会来得很猛，工人群众的认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有政治教养的德国广大工人群众至今还不明白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用议会制思想和资产阶级偏见熏陶出来的。第二，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当我们听到苏维埃的思想在德国甚至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胜利。要阻止住它的进程，只能得逞于一时。至于阿尔伯特同志和普拉廷同志对我们说，在他们的农村中，在农业工人和小农中间几乎没有苏维埃，那是另一回事。我在《红旗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反对农民苏维埃，但它完全正确地赞成贫雇农苏维埃。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如谢德曼之流，已经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贫雇农苏维埃。遗憾得很，我们从阿尔伯特、普拉廷等等同志的报告中看到，除匈牙利外，在农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也许这里还包含着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可靠胜利的相当大的实际危险。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起来，并且不是像从前那样组织成工会和合作社，而且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才能认为胜利有了保障。我们的胜利得来比较容易，因为1917年10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1917年10月26日（旧历），即革命后第二天，我们政府就颁布法令，承认了还在克伦斯基时代农民苏维埃和农民大会就表达过的全体农民的夙愿。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此，我们才这样容易地赢得了压倒多数。当时对农村来说，我们地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过了半年以后，我们才不得不在国家组织的范围内，在农村中开始了阶级斗争，在每个村庄建立起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的委员会，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于俄国落后，这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用适合那里的也许是新的形式在农村居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第三，我们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取得胜利的一切国家，主要任务是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昨天我们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其他同志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是我想提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当然，我们不能事先规定发展的道路。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作为政党，我们力争并且应当力争在苏维埃中占多数。那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共产主义革命。因此，我想建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85－501页译文刊印[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译者注[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译者注 |
共产国际行动纲领（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行动纲领（1919年3月）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所孕育的各种矛盾，在一次大爆发——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中，极其深刻地暴露出来了。资本主义企图用组织生产的办法来克服它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资本家成立了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一类的强大联合组织，以代替无数分散的、互相竞争的企业主；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勾结起来；整个经济生活都处在资本主义金融寡头支配之下，这些金融寡头依靠联合组织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地位。垄断代替了自由竟争；各个单独的资本家变成了资本主义联合组织的成员。有组织的状态逐渐代替了疯狂的无政府状态。但是，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逐步为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状态所代替，世界经济的矛盾、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却日益加剧起来。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强盗国家之间的勾心斗角，必然导致惨绝人寰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为了攫取利润，世界各国的资本争夺新的销售市场，新的投资场所，新的原料产地和殖民地奴隶的廉价劳动力。帝国主义国家既然瓜分了全世界，既然把亚、非、澳、美各洲的千百万无产者和农民变成了牛马，它们就迟早要在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中暴露出资本的无政府的真正实质。这就是掠夺性世界大战产生的根源，也是它们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资本主义还企图克服自己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文明”大国的资本力图掩盖社会矛盾。资本靠掠夺殖民地人民来收买雇佣奴隶，使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对付被压迫的黄种、黑种和红种殖民地人民方面取得一致利益，而对欧美工人阶级，则强迫他们接受帝国主义的“祖国”概念。但是，这种用来树立工人阶级爱国心和对工人阶级进行精神奴役的一贯收买做法，由于战争而走向自己的反面。人身的消灭，对无产阶级的绝对奴役，骇人听闻的压迫，贫困和堕落以及世界性的饥荒——这都是为换取国内和平而付出的最终代价。国内和平破灭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了国内战争。一个新的时代，即资本主义解体的时代，资本主义内部崩溃的时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土崩瓦解。殖民地的骚动，尚未独立的弱小民族的骚动，无产阶级的起义，某些国家内节节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军队的瓦解，统治阶级一手支配人民命运的地位的丧失——这就是当前世界的形势。人类的全部文化已遭摧残，人类本身也处于完全毁灭的威胁之中，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拯救人类，那就是无产阶级。旧的资本主义“秩序”已不复存在，也无法继续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结果就是混乱，这种混乱只有最大的阶级，生产者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才能克服。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真正的秩序——共产主义秩序。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本统治，消灭战争的根源，打破国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自力更生的合作的社会，实现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友好。然而，世界资本并不甘心，正在准备决一死战。它打着“国际联盟”的旗号，高唱和平主义，进行最后挣扎，要把自动裂开的资本主义体系弥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来挫败资产阶级的这个新的大阴谋，反击阶级敌人，并利用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经济的杠杆。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后胜利之日，将是人类解放的真正历史开始之时。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手中最强有力的政权工具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就是由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军官指挥的资本主义军队、警察、宪兵、狱吏、法官、神甫和官吏等等。夺取国家政权，这绝不只是更换内阁成员，而是消灭敌对的国家机器，由无产阶级掌握实际权力，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军官和白卫队的武装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武装起来；撤换所有资产阶级的法官而组织无产阶级的法庭；消灭反动官吏的统治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的管理机关。无产阶级的胜利系于粉碎敌人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也就是说，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胜利并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后，才能迫使从前的敌人在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逐渐参加共产主义建设，来为无产阶级效力。民主和专政无产阶级国家同任何国家一样，是一个压迫工具，所不同的是，它是压迫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剥削阶级为了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总要不择手段地作垂死挣扎，所以，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要粉碎他们的反抗并使这种反抗不能发生。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居于正式的社会统治地位，又是一种过渡的形式。随着资产阶级反抗之被摧毁，随着资产阶级之被剥夺，随着资产阶级逐渐变成社会上一个劳动阶层，无产阶级专政就将消失，国家就将消亡，社会上的阶级划分也将随之消失。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纯粹是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臭名昭著的“民意”也同人民统一体一样，是并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在意志上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阶级。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需要这种欺人之谈，需要这种“民意”的谎言，以便在这些漂亮的字眼掩饰下确立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并把本阶级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阶级。相反，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则完全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即苏维埃的阶级实力，来消灭资产阶级的特权并保证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冠冕堂皇地在形式上承认一些权利和自由，但劳动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限于物质手段而不能享受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资产阶级却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物质手段、自己的报刊和组织来欺骗蒙蔽人民。与此相反，苏维埃制度这一新型国家政权的实质，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真正能够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苏维埃政权为人民的出版、集会和结社提供了最好的宫殿、房屋、印刷所、纸张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民主才可能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及其议会制允许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这只不过是空谈，事实上，群众和群众团体完全被排斥在政权机关之外，完全被排斥在真正的国家管理工作之外。而在苏维埃制度下，因为苏维埃吸引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国家管理，所以国家事务由群众组织进行管理，也就是由群众自己通过群众组织进行管理，这是逐步引导全体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管理工作的唯一途经。由此可见，苏维埃制度所依靠的是苏维埃、革命的工会、合作社等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由于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由于规定选民无权撤换议员，而使群众和国家之间的鸿沟愈益加深。与此相反，苏维埃制度，由于规定选民有权撤换代表，由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工作机关，所以能把群众和管理机关二者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所以易于建立，还因为在苏维埃制度下，选举不是以人为划分的选区为基础，而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这样，苏维埃制度便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即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民主。在这种制度下，工业无产阶级作为最有组织、政治上最成熟的阶级而成为领导阶级；只有在它的领导下，半无产阶级分子和贫农才能逐渐翻身。必须利用工业无产阶级的这种暂时的优越地位，把农村中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从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下解放出来，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一同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剥夺资产阶级和生产社会化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瓦解，要想在现有阶级关系中，在原有的基础上恢复生产是不可能的。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即便胜利，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得到预期的改善，因为消费品的涨价使每一次胜利都成为泡影。工人的生活只有在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亲自管理生产之后，才能改善。在那些经济显然已经崩溃的国家中，由于工人为增加工资而奋起进行的坚决斗争来势凶猛，并有蔓延全球之势，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可能保持下去。为了振兴经济，为了早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以免这种反抗延长旧社会垂死的挣扎，从而使经济不致遭到彻底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剥夺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并使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公共财产。现在，共产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是历史指给人类的唯一出路。机会主义者妄想恢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推迟国有化，到头来只能推迟危机的解决，造成全盘崩溃的直接危险；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保全社会的真正生产力——无产阶级以及社会本身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要对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实行任何形式的瓜分。相反，它要使生产力进一步集中起来，并使全部生产服从统一的计划。经济全面国有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现在支配工业的大银行收归国有；接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经济机关，将其移交给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接受一切公用企业；把组成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工业部门以及按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程度而在技术上可以收归国有的工业部门收归国有；把农村的大庄园收归国有，改为公营农场。至于小企业，无产阶级应视其规模，逐步地加以合并。同时必须强调指出，小产业不应剥夺，对于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业主，也不应采取任何强制手段。这一阶层将通过示范和证明新制度优越性的具体实践而被逐渐纳入社会主义领域。新制度将把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别从富农、地主的经济压迫和捐税（特别是通过废除公债）等重担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起集中生产管理机关并能够实现工人管理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同生产过程有密切联系的群众组织。在分配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应以合理的产品分配制度来代替商业；为此，必须采用的步骤是：大商业由国家经营；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以及市有的一切分配机关一律由无产阶级接收；对在过渡时期仍起重大经济作用的大型合作社组织实行监督。上述机关要逐步地加以集中，组织统一的整体，以便实行产品的合理分配。无论在生产方面或者在分配方面，都要利用一切熟练的技术专门人才，但是，只有在其政治反抗被粉碎之后，同时又能适应新的生产制度，而不在为资本服务以后，才能任用。无产阶级并不打算压迫他们，相反地，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充分施展创造才能。资本主义历来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无产阶级专政则把二者结合起来，从而使劳动与科学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除了剥夺工厂、矿山、庄园等等以外，还应取消资本主义房产主对居民的剥削，把高楼大厦交给地方工人苏维埃，让劳动人民迁入资产阶级的住宅，等等。在这一翻天复地的变革过程中，苏维埃政权既要坚定地建立越来越集中的庞大管理机关，又要吸收越来越多的各阶层劳动人民参与直接的管理工作。胜利之路革命时代要求无产阶级采用能够把它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的斗争手段，即群众斗争手段，群众斗争必然导致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公开发生直接冲突。其他一切手段，诸如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进行革命活动，都必须服从这一目的。要取得斗争的胜利，一个先决条件是，不仅要同资本的公开走狗和绞杀共产主义革命的刽子手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决裂，而且要同在危急关头背叛无产阶级而去讨好无产阶级公开敌人的“中派”（考茨基分子）决裂。另一方面，还必须联合革命运动中那些从前虽然不属于社会主义政党、但现在总的说来是赞成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例如某些工团主义分子。当前，世界各国革命运动正在高涨；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勾结起来，随时企图镇压革命；变节的社会民主党企图联合起来（在伯尔尼组织一个黄色“国际”），充当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的走狗；因此，无产阶级的行动必须绝对协调一致；成立真正革命和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势在必行。国际能够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国际革命的利益，从而实现各国无产阶级的互相支援，因为，没有经济方面及其他方面的相互支援，无产阶级是不能建成新社会的。另一方面，与社会党的黄色国际相反，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将支援被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以促进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世界大战爆发时，资本主义强盗口口声声说他们只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很快地就以它在俄罗斯、乌克兰、芬兰的血腥暴行暴露了自己的强盗本性。现在协约国列强的面目，甚至在最落后的居民阶层面前，也暴露无遗了，原来他们是世界强盗和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他们同德国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串通一气，嘴上挂着伪善的和平词句，企图用坦克和穷凶极恶的殖民军队来扼杀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暴徒的白色恐怖，惨不忍睹。工人阶级的牺牲，不计其数，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优秀战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无产阶级必须自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自卫。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这场最后的斗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打倒资本的帝国主义阴谋！国际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
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英〕珍妮·德格拉斯（J.Degras）选编，197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CommunistInternationalDocumentsVol3,1919-1943
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英〕珍妮·德格拉斯（J.Degras）选编，1971
東方出版社
出版说明
序言
1929年
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美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的信（节录）
3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共产国际成立十周年的宣言（节录）
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印度革命运动的宣言（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5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欧洲各共产党会议筹备国际反战日的声明（节录）
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7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经济斗争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斗争日的决议（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布哈林的决议（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墨西哥的宣言（节录）
7月18日共产国际关于中东铁路争端的声明（节录）
10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阿拉伯斯坦起义运动的决议（节录）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英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1930年
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日本共产党的决议（节录）
2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日本即将开始的选举的决议（节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
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决议（节录）
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节录）
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苏共报告的决议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9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选举结果给德共中央委员会的贺电
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就俄国革命十三周年发表的材料（节录）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美国黑人问题的决议（节录）
11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李立三的政策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12月经政治书记处认可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关于工厂党支部的通知（节录）
1931年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关于在经济危机加深和一些国家有利于革命危机的发展条件下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任务的提纲（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关于对苏联进行干涉战争的危险的决议（节录）
8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节录）
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和红色工会国际欧洲书记处就日本侵略满洲发表的呼吁书
1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四周年的宣言（节录）
1932年
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给西班牙共产党的信（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党员状况给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任务的提纲（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工会党团工作的决议（节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任务的提纲（节录）
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工人斗争的教训的决议（节录）
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关于远东战争和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反对对苏军事干涉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西班牙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的宣言（节录）
11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五周年的宣言（节录）
1933年
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德国形势和关于统一战线的声明
4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德国形势的决议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9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独立工党的信（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六周年的宣言（节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
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提纲（节录）
1934年
3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奥地利事件的宣言（节录）
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关于共产国际成立十五周年的提纲（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10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为采取联合行动以支持西班牙工人向第二国际提出的建议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七周年的宣言（节录）
1935年
4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第二国际拒绝在五一节举行联合示威的声明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8月1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节录）
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决议（节录）
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决议（节录）
9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危险给第二国际书记处的电报
11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第二国际执委会采取的态度的声明（节录）
1936年
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法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九周年的宣言（节录）
12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西班牙共产党活动的决议
1937年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6月8日季米特洛夫就援助西班牙给第二国际主席的电报
6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第二国际执委会双方代表关于援助西班牙的联合声明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二十周年的宣言（节录）
1938年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致敬信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决议（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纪念日的宣言（节录）
1939年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二十二周年的宣言（节录）
11月季米特洛夫论工人阶级在战争中的任务（节录）
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斯大林六十寿辰给他的贺信（节录）
1940年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
1942年
5月1942年五一节
1943年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建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6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声明
〔附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资料来源
索引
感谢乔木录入及校对 |
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英〕珍妮·德格拉斯（J.Degras）选编，196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
CommunistInternationalDocumentsVol2,1919-1943
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
〔英〕珍妮·德格拉斯（J.Degras）选编，1960
北京翻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编印；1964年6月第一版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译出
↘序言
1923年
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就统一战线问题告全体工人书（节录）
1月共产国际致美国工人党的信
1月1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
1月18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法国军队开入鲁尔区告全体工人、农民和士兵书
1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国际工会联合会和第二国际建议采取联合措施支持意大利无产阶级的信
1月16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就鲁尔被占领问题给第二国际、维也纳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公开信（节录）
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号召反对印度滥施死刑告全体工人书
3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给法兰克福法德工人会议的信
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决议（节录）
4月共产国际五一节宣言（节录）
4月季诺维也夫对“美索不达米亚人民代表”致共产国际书的答复
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节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
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关于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合并的决议（节录）
6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决议
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节录）
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关于英俄冲突的决议
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关于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的决议
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决议（节录）
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决议（节录）
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反对保加利亚新政府告保加利亚工农书
8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为建议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德国问题致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公开信
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粲科夫对保加利亚共产党采取迫害行动的声明
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法国共产党的信（节录）
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挪威工党全体党员的信（节录）
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萨克森联合政府问题致德国共产党的信（节录）
1924年
1月对工人组织和党外团体中的共产党党团的指示（节录）
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1923年10月德国事件的声明（节录）
1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建立工厂党小组的决议（节录）
2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英国工党政府和英国共产党的决议（节录）
3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4月季诺维也夫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通报（节录）
5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日本工农书（节录）
5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在叙利亚的法帝国主义的宣言（节录）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6月26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节录）
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大战爆发十周年的宣言（节录）
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提议（节录）
7月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
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的提纲（节录）
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会工作策略提纲（节录）
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英国工党政府的决议（节录）
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决议（节录）
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策略的提纲（节录）
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告东方各族人民书（节录）
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苏瓦林委员会的决议
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四次扩大全会
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道威斯报告的宣言（节录）。
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章程
9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负会关于中国的宣言
10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英国共产党的指示：关于英国共产党在1924年10月英国大选中的做法
1925年
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草拟的共产党模范章程（节录）
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提出的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宣传鼓动工作的组织条例草案（节录）
3月14日季诺维也夫为孙中山逝世致国民党的唁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
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会关于农民问题的提纲（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会关于俄国共产党内部争论的决议（节录）
4月4日俄国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国际监察委员会关于布兰德勒、塔尔海麦尔、拉狄克等人的决议（节录）
4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工作会议关于各情报部工作的决议
4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致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信（节录）
4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索非亚教堂爆炸案的声明
4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发表的声明（节录）
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局通过的各国共产党组织制度条例（节录）
6月8日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的宣言（节录）
6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局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宣言（节录）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局关于当前组织任务的决议（节录）
8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信（节录）
9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致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926年
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在列宁逝世二周年颁发的宣传员提纲（节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附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各国共产党的信中的致各支部信
1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
2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抗议封锁广州的决议（节录）
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问题的提纲（节录）
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关于共产党人在工会运动中的任务的提纲（节录）
3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关于英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3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关于拟定各种巩固共产党的群众影响的方法和形式的决议（节录）
3月11日第二次组织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批准的关于共产党工会党团的组织结构的决议（节录）
3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关于整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3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关于法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关于德国问题的决义（节录）
3月2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组织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局批准的关于工厂和街道党小组的决议（节录）
3月26日由第二次组织会议发布、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局批准的关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部的组织结构的指示（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5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英国总罢工的宣言（节录）
6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总罢工的教训的提纲（节录）
9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干涉中国和苏联的宣言（节录）
10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撤销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决议
11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印度尼西亚起义的宣言（节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英国形势的决议（节录）
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取消共产国际主席一职的决议
12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提纲（节录）
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尔的决议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节录）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把马斯洛夫、路特·费舍、乌尔邦斯、萧列姆和施旺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决议（节录）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波利斯·苏瓦林的决议
1927年
1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德国共产党内情况的决议（节录）
1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抗议美国干涉拉丁美洲的声明（节录）
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3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呼吁书（节录）
4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蒋介石反共事变的声明（节录）
4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就张作霖袭击北京苏联使馆后公布的文件发表的声明（节录）
5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若干中国共产党人被处决的抗议书（节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
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英苏断绝关系的声明（节录）
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英国形势的决议（节录）
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和魏奥维奇同志的发言的决议（节录）
5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战争和战争危险的提纲（节录）
5月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决议（节录）
7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日本的提纲（节录）
8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援救萨科和万泽蒂而发出的呼吁书
9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的声明（节录）
9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关于把托洛茨基和魏奥维奇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节录）
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英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俄国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宣言（节录）
11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苏联共产党反对派的决议（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任务的声明（节录）
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论广州起义
1928年
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关于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苏联共产党反对派的提纲（节录）
1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波兰和立陶宛冲突的决议（节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
2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节录）
2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英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节录）
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关于中国事态的呼吁（节录）
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列宁社的决议
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关于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的决议（节录）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8月29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节录）
8月29日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
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的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节录）
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托洛茨基、萨普龙诺夫等人的申诉的决议
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的申诉的决议。
10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与汉堡地方盗用党组织经费事件有关的事情的决议（节录）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黑人问题的决议（节录）
12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全印工农政党代表会议的信（节录）
12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德国共产党内的右翼危险致该党的公开信（节录）
〔附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资料来源
索引
感谢落雨耀灵录入及校对 |
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英〕珍妮·德格拉斯（J.Degras）选编，197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CommunistInternationalDocumentsVol3,1919-1943
DOCUMENTSVOLUMEI1919—1922
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英〕珍妮·德格拉斯（J.Degras）选编，1956
北京翻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编印；1963年10月第一版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译出
〔说明〕凡已录入的文献，链接之前皆以↘标示。其余暂为空白网页。
↘序言
1919年
1月24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
↘共产国际成立大会
3月4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
3月4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3月5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二国际各政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节录）
3月5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告全世界工人书（节录）
3月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节录）
3月6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3月6日↘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3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匈牙利革命告各国工人、士兵书
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书
4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言（节录）
5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凡尔赛和约各项条件的宣言
6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武装干涉俄国的宣言（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发出的呼吁书
7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第二国际卢塞恩代表大会的宣言（节录）
8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声明
9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议会和苏维埃问题的通报（节录）
9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博洛尼亚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1920年
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信（节录）
1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法国社会党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2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的信（节录）
2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俄波战争危险的宣言
3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国内战争的宣言（节录）
3月〔4月〕5日↘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共产党发表的宣言（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各国工会的信（节录）
5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波兰进攻俄国的宣言（节录）
5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的信
6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公开信（节录）
6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信（节录）
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告（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即将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呼吁（节录）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7月19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俄波战争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呼吁书（节录）
7月19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提纲
7月24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的提纲
7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法国社会党的信（节录）
7月28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
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提纲（节录）
8月2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议会的提纲（节录）
8月4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节录）
8月4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
8月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8月8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宣言（节录）
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俄波战争致英法工人的呼吁书（节录）
8月↘就成立红色工会国际的决定对世界各工会发表的宣言（节录）
8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的信（节录）
9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俄国向波兰提出的和平建议的呼吁书
9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无产阶级的信（节录）
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就法国工会代表大会对法国工人发表的宣言（节录）
9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节录）
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工会全体成员的呼吁书（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全体左翼党员、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信（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工会国际委员会致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公开信（节录）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一个同情政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节录）
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法国社会党都尔代表大会的信
〔补录〕↘匈牙利的白色恐怖
↘苏波战争
↘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1921年
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1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各国社会党维也纳会议的声明（节录）
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五个委员辞职问题的决议
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宣言（节录）
4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的三月发动的声明
4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开除保尔·列维的声明
5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款问题的声明（节录）
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议程的通告（节录）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6月29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节录）
7月4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世界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节录）
7月9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德国共产党内部情况的决议
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节录）
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提纲（节录）
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组织的决议（节录）
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提纲（节录）
7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发表的宣言（节录）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即将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的提纲
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致英国工人书（节录）
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对俄战争的危险的呼吁书
12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成员缴纳党费的决议
12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救济俄国灾区的呼吁书
12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法国共产党马赛代表大会书（节录）
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各支部提供材料的通告
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指示，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关于对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所的工人以及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所采取的态度（节录）
1922年
1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联合宣言（节录）
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任务的决议
2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祝贺红军建军四周年纪念的贺电
3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法国共产党的决议
3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东方问题的决议
3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英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反对战争危险的提纲（节录）
4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第三国际代表会议的声明
4月4日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代表会议发表的声明
4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三个国际代表会的声明发表的声明
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柏林会议结果的声明（节录）
5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热那亚会的声明（节录）
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九人委员会会议的声明（节录）
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法属北非民族主义运动的宣言（节录）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法国共产党的决议（节录）
6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凡尔赛和约签订三周年发表的声明（节录）
7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海牙会议结果的声明（节录）
7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意大利工人书（节录）
7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巴勒斯坦社会主义工党不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发表的声明（节录）
9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德法两国共产党科隆会议告两国无产阶级书（节录）
9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土耳其问题的声明
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意大利社会党的信（节录）
10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信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告意大利工人书（节录）
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11月20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致土耳其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公开信
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东方问题提纲
11月28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致拉合尔全印工会大会的贺电
11月30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行动纲领：关于采用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提纲的指示（节录）
11月30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黑人问题的提纲
12月2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法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12月4日致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工人联合会、致各国工会和致海牙国际工会和合作社代表大会的公开信（节录）
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行动的指示（节录）
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策略提（节录）
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凡尔赛和约的决议
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决议（节录）
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改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今后工作的决议
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各国无产阶级援助苏俄的决议
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国革命五周年”的决议（节录）
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的决议
12月共产国际告意大利无产阶级书（节录）
12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关于海牙和平大会的联合宣言（节录）
Issuedundertheauspicesofthe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
OXFORDUNIVERSITYPRESS
LONDON1956
感谢Earblt录入及校对 |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pdf下载：Ⅰ、Ⅱ】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
（1922年11-12月）
·编辑说明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
开幕式（1922年11月5日）
·克拉拉·蔡特金主持开幕式
·选举主席团
·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
·宣读贺电
↘列宁同志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
·克拉拉·蔡特金关于欧美政治犯的讲话
·费利克斯·柯恩宣读《告欧美政治犯书》
·贝隆宣读《告意大利工人和农民书》
·阿扎里奥宣读《告俄国劳动人民书》
·片山潜宣读《告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红军和红海军书》
·柯拉罗夫宣读《告红色彼得格勒男女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第二次会议（1922年11月9日）
·通过会议议程和议事规程
·选举各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人：季诺维也夫）
第三次会议（1922年11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博尔迪加（意大利）
↘拉狄克
↘瓦伊陶尔（捷克斯洛伐克）
↘恩斯特·迈耶尔（德国）
↘瓦尔加（匈牙利）
↘路特·费舍（德国）
↘纽拉特（捷克斯洛伐克）
第四次会议（1922年11月11日）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贝克尔（德国）
↘拉狄克（俄国）
↘迪雷（法国）
↘博尔迪加（意大利）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
第五次会议（1922年11月11日）
·宣读贺信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米哈尔科夫斯基（波兰）
↘墨菲（英国）
↘哈康·迈尔（挪威）
↘布哈林
↘卡尔（美国）
↘福尔（法国）
第六次会议（1922年11月12日）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罗斯梅（法国）
↘拉维斯泰因（荷兰）
↘兰德勒（匈牙利）
↘阿塞威多（西班牙）
↘多姆斯基（波兰）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
↘赛登（捷克斯洛伐克）
↘兰德勒（匈牙利）
↘片山潜（日本）
↘拉科西（匈牙利）
第七次会议（1922年11月12日）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马歇尔（美国）
↘萨利文（美国）
↘乌约维奇（青年共产国际）
↘马拉卡（荷属印度）
↘季诺维也夫：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讨论总结
·表决通过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斯考西·马罗（意大利共产党多数派声明）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共产党少数派声明）
↘迪雷（法国）
↘苏瓦林（法国）
↘多穆瓦（法国）
↘佩鲁索（意大利）
↘迈耶尔宣读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佩里克（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全国联合会声明）
↘挪威代表团声明
↘多姆斯基声明
第八次会议（1922年11月13日）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人：列宁，克拉拉·蔡特金）
↘列宁
↘克拉拉·蔡特金
第九次会议（1922年11月14日）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人：克拉拉·蔡特金，贝拉·库恩）
↘克拉拉·蔡特金
↘贝拉·库恩（匈牙利）
第十次会议（1922年11月14日）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人：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
第十一次会议（1922年11月15日）
·资本的进攻（报告人，拉狄克）
↘拉狄克
第十二次会议（1922年11月16日）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报告（报告人；博尔迪加）
↘博尔迪加
·讨论资本的进攻和法西斯主义问题
↘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
↘普尔曼（美国）
↘乌尔邦斯（德国）
第十三次会议（1922年月17日）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报告人：埃贝莱因）
↘埃贝莱因（德国）
·讨论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拉迪奇（南斯拉夫）
↘安贝尔-德罗（瑞士）
↘拉狄克
·讨论资本的进攻问题（继续）
↘拉维斯泰因（荷兰）
↘施特恩（奥地利）
↘哈里·维伯（英国）
↘霍恩勒（德国）
↘罗斯梅宣读抗议逮捕波兰革命者的信
↘拉狄克作讨论资本的进攻问题的总结发言
↘季诺维也夫
↘韦尔蒂（瑞士）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pdf下载：Ⅲ】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
（1921年6-7月）
·出版说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告和信件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初步议程的通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致已加入和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公布被邀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组织名单（初步的名单）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
第一次会议（1921年6月22日）
·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
·选举主席团
·致贺词
↘加米涅夫（俄国共产党）
↘瓦扬-库丘列（法国共产党）
↘弗勒利希（德国统一共产党）
↘布里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杰纳利（意大利共产党）
↘托马季（法国工会运动）
↘胡烈特（英国共产党）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
↘竹口（日本共产党）
第二次会议（1921年6月23日）
·选举大会秘书处
·表决并通过大会议程
·托洛茨基作《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的报告
第三次会议（1921年6月24日）
·讨论托洛茨基的报告
↘勃兰德（波兰共产党）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捷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波甘尼（匈牙利共产党）
↘塔尔海默（德国统一共产党）
↘贝尔（英国共产党）
↘克拉拉·蔡特金
↘罗易（英属印度共产党）
↘克南（德国统一共产党）
·托洛茨基作总结发言
·表决并原则通过托洛茨基和瓦尔加起草的提纲
第四次会议（1921年6月25日）
·拉狄克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
·表决并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
·确定各代表团的分类和票数
·季诺维也夫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
·关于麦克斯·赫尔茨被到处终身监禁致德国无产阶级的文告（拉狄克）
第五次会议（1921年6月26日）
·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声明）
↘弗勒利希（德国统一共产党）
↘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
↘诺伊曼（德国统一共产党）
↘谢顿（荷兰共产党）
↘米哈拉克（波兰共产党）
↘捷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杰纳利（意大利共产党）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明岑贝尔格（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第六次会议（1921年6月27日中午12时）
·继续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雅克莫特（比利时工人党左翼）
↘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
↘克拉拉·蔡特金（德国共产党）
第七次会议（1921年6月27日）
·继续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弗里斯兰（德国统一共产党）
↘奥韦尔施特拉滕（比利时共产党）
↘克南（德国统一共产党）
↘贾瓦德—萨迪（波斯共产党）
↘特拉奇尼（意大利共产党）
↘拉科西（匈牙利共产党）
↘史密斯（英国共产党）
第八次会议（1921年6月28日）
·讨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
↘季诺维也夫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声明）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贝尔格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季诺维也夫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
·讨论意大利问题
↘拉查理（意大利社会党）
↘杰纳利（意大利共产党）
↘列宁
第九次会议（1921年6月29日中午12时15分）
·继续讨论意大利问题
↘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声明
↘马菲（意大利社会党）
↘拉柯夫斯基（乌克兰共产党）
↘克拉拉·蔡特金（德国共产党）
↘托洛茨基（俄国共产党）
↘洛里欧（法国共产党）
↘洛佐夫斯基（俄国共产党）
·讨论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
↘关于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
↘洛里欧（法国共产党）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季诺维也夫
↘拉柯夫斯基（乌克兰共产党）
↘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季诺维也夫
↘诺伊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洛里欧
↘季诺维也夫代表执行委员会讲话
·表决并通过关于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
↘奥地利代表团的声明
↘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声明
↘马尔察恩和诺伊曼两位同志的声明
↘近东远东代表团的修正案
第十次会议（1921年6月30日）
·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的声明
·瑞典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声明
·拉狄克作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世界形势概况
↘“荷兰派”理论
↘群众斗争的经验
一、英国矿工的罢工
二、意大利的斗争
三，捷克斯洛伐克十二月罢工
四、三月发动
↘最近将来的口号
↘结论
第十一次会议（1921年7月1日中午12时40分）
·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特拉奇尼（意大利共产党）
↘列宁（俄国共产党）
↘米哈拉克（波兰共产党）
↘沃甘（英国共产党）
第十二次会议（1921年7月1日晚8时）
·讨论拉狄克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布里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布哈林（俄国共产党）
第十三次会议（1921年7月2日12时30分）
·宣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支部）和匈牙利代表多数派的声明以及杰纳利的声明（克南）
·继续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巴利斯特（美国共产党）
↘弗里斯兰（德国统一共产党）
↘勃兰德（波兰共产党》
↘诺伊曼（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明岑贝尔格（青年国际）
↘宣读匈牙利代表团少数派的声明（克南）
↘卢卡奇（匈牙利共产党）
↘塔尔海默（德国统一共产党）
↘克拉拉·蔡特金
↘瓦扬-古久里（法国共产党）
↘贝尔（英国共产党）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第十四次会议（1921年7月2日晚）
·继续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
↘台尔曼（德国统一共产党）
↘托洛茨基（俄国共产党）
·讨论并表决关于停止讨论的提议
·拉狄克作总结发言
·宣读蔡特金的声明和意大利代表团的声明（克南）
·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的声明（波拉诺）
·德国、波兰、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代表团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多数派、青年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声明（黑克尔特）
·表决策略问题的提纲
第十五次会议（1921年7月3日下午2时）
·讨论工会问题
↘季诺维也夫关于红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发言
↘黑尔克特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
第十六次会议（1921年7月4日晚7时30分）
·经济委员会作关于世界经济问题的总结报告（报告人瓦尔加）
·讨论：
↘德国代表团的声明（弗勒利希）
↘托洛茨基的声明
·表决并通过经济委员会说明和修改的提纲
·选举策略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东方问题”委员会、工会运动委员会主席
·讨论工会问题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贝尔格曼作工会问题的补充报告
↘埃尔斯曼（澳大利亚）
第十七次会议（1921年7月5日中午12时）
·庆贺克拉拉·蔡特金65寿辰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克拉拉·蔡特金
↘洛里欧（法国共产党）
·列宁作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
·讨论：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柯伦泰（俄国共产党）
↘托洛茨基（俄国共产党）
↘克隆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
↘布哈林（俄国共产党）
↘列宁
·表决并通过关于俄共策略的决议
第十八次会议（1921年7月6日）
·继续讨论工会问题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米西阿诺（意大利共产党）
↘埃尔瓦莱（上西里西亚）
↘海伍德（美国）
↘勃兰德（波兰共产党）
↘洛佐夫斯基（俄国共产党）
↘马歇尔（美国）
第十九次会议（1921年7月7日）
·继续讨论工会问题
↘兰德莱尔（匈牙利）
↘里斯（奥地利）
↘雷斯（澳大利亚共产党）
↘摩根
↘古尔维奇（美国）
↘托拉尔巴·贝奇（西班牙共产党）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
↘托马季（法国共产党）
↘贝尔（英国共产党）
↘莱奥·皮夫洛（美国芬兰人组织）
↘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
↘宣读挪威代表团的声明（杰纳利）
第二十次会议（1921年7月8日晚8时）
·明岑贝尔格作关于共产国际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报告
·弗勒利希的发言
↘附：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提纲）
·通过关于修改青年问题提纲的五人委员会的任命
·蔡特金作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问题的报告
·讨论：
↘吕伊札·柯尔雅尔
↘柯伦泰（俄国共产党）
·表决并通过关于妇女运动问题的两个决议
↘加强妇女工作的国际联系以及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在这方面的任务
↘对妇女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第二十一次会议（1921年7月9日晚8时30分）
·拉狄克关于策略问题委员会工作的说明
·表决并通过策略问题的提纲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声明（扎克斯）
·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代表团提出关于德国统一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讨论：
↘马尔察恩
↘塔尔海默
↘季诺维也夫
·表决并通过关于德国统一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美舍利科夫作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报告
·关于共产党人在合作社中工作的提纲
第二十二次会议（1921年7月10日晚7时）
·表决并通过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提纲
·克南作关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问题的报告
·讨论：
↘沙弗涅尔（瑞士共产党）
↘季诺维也夫
↘瓦扬-古久里（法国共产党）
第二十三次会议（1921年7月12日）
·讨论东方问题
↘汤姆·曼（英国共产党）
↘苏列曼-努里（土耳其共产党）
↘季米特拉托斯（希腊共产党）
↘阿加扎德（伊朗共产党）
↘马胡尔-别依（革命穆斯林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
↘拉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
↘卡西扬（亚美尼亚共产党）
↘茨哈卡雅（格鲁吉亚社会党）
↘阿维洛娃（阿塞拜疆共产党）
↘马纳卞德拉·纳特·罗易（印度共产党）
↘张太雷（中国共产党）
↘南曼屯（朝鲜共产党）
↘吉原太郎（日本共产党）
↘卡拉·加吉耶夫（土耳其斯坦）
↘茹里因（法国共产党）
↘柯尔雅尔（法国共产党）
↘柯拉罗夫
第二十四次会议（1921年7月12日晚）
·主席团的声明（克南）
·弗勒利希关于青年国际问题的通报
·表决并通过关于青年国际问题的提纲
·克南关于组织委员会的通报
·讨论并表决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提纲
·黑克尔特关于工会运动委员会的通报
·表决并通过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
·选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克南的结束语
·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
·关于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纲）
·论策略（提纲）
·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
·三月事件和德国统一共产党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提纲）
·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代表统计表 |
追思沈文铨（1921年-2010年）（俞益敏，2010年1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追思沈文铨（1921年-2010年）
俞益敏
我和沈文铨，是1946年10月10日《学生日报》创刊时，当时总编辑包敬弟请我和沈文铨到编辑部担任校对工作而认识的。他是“翼社”发起人之一，年龄最长，被尊为大哥。他在东吴大学化学系读书时，曾患上肺结核而辍学在家休养，1946年的翼社召开社员大会，他也没有参加。
1948年4月，我从国民党中统局监狱交保释放回家时，他已到上海和俞硕遗同在启秀女中教书。当年8月周祖德任台湾兴台公司上海办事处主任，请我参加工作，也请沈文铨兼任办事处的会计，于是我和沈文铨又在一起工作了，对他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他祖籍苏州吴江，为吴江工商业地主。他有一个哥哥和二个姊姊，哥哥在上海钱庄工作，大姊在苏州任小学教师，小姊在上海交大图书馆工作。他从小酷爱运动，尤擅长单杠。他的兄姊都很高大，唯有他长不高，他自己说是从小练单杠所致。
1949年春，他旧病复发，回苏州休养，他在启秀女中的课由我去代。1950年秋，他病愈回沪，到复兴中学任教，住在校中，每星期六就去俞硕遗家。此时俞硕遗父亲去世，他的继母带了二子二女共五人来上海居住，这样俞硕遗经济负担很重，加上不善理财，我和文铨每月资助他才得以维持全家生活和弟妹的读书。沈文铨的收入很大部分被俞硕遗花掉的。朋友有通财之义，但像沈文铨这样仗义尚属罕见。
1950年春，我加入了国际主义工人党（中国托派少数派），才知道1949年少数派统一建党大会时，俞硕遗纠集了沈文铨、杨宝骢、周祖德和严西成，以马克思小组参加了建党统一大会。俞硕遗当选为中央委员。我参加后与俞硕遗沈文铨三人成立支部，从此我们三人经常见面，支部会就在俞硕遗家召开。1952年12月22日对托派大逮捕时，我们都被捕了。但分别关押，我们无法来往了。
1953年9月底，我从车站路看守所转押到提篮桥监狱。沈文铨也押来了，虽没有住在一个监室，但对我们管理较松，各室间能够说话。1954年春，对我们判决下来了，我和沈文铨均判五年，我们二人没有送去劳改。
1956年6月底，突然又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在各地劳改队劳动的托派也调来了，一起关在一号监二楼的东部，共约三、四十人。一天下午，将我们带到一、二号监之间的小花园里坐好，张芬、刘静贞等女托派也来了。一位政府人员对我们讲话，宣布对我们实施参观学习，看看这几年共产党在工农业、商业、教育等领域的建设成就，是否在建设社会主义？沈文铨和我在同一监房居往，从七月初开始每天带我们外出参观，整整一个星期，以后让我们讨论，再写思想小结，这样前后搞了一个月。我们估计是要被释放了，但一直到9月下旬还没有动静。月底时，突然叫我和沈文铨拿好行李，将我们送回车站路看守所，关在新建监房底层一间大监房内。原来是俞硕遗受刺激太深而发疯了，知道我们是俞硕遗的好友，希望我们在一起时可给以精神慰藉，同时也给我们任务，观察是装疯还是真疯。俞硕遗来时，是由两个大汉扛头扛脚扛进来的，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面还在高声吵骂。没有被服行李，我们走过去招呼他，他也不理我们，自归自地用饭罐头敲打地板和骂罗瑞卿，这样共处约一个半月，政府干部召见我们二次，我们均认为他是真疯了。后来将他送精神病医院治疗，我们也就回到老监舍二人同室，每天除了在室内走动以活动手脚外，给我们看解放日报，也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我们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读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也得知波匈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事件等。我就对文铨说：我们的问题恐一时难以解决了。
1957年3月间，又把我们送到第九劳改队（建筑队）劳动，在江湾建造体育学院，我们在泥工组，生活在一起。在斗室中关了四年多，一旦可以在较大范围内活动，我很兴奋，在脚手架上跑来跑去挑泥桶，扛水泥等；文铨体弱，就做些拌水泥等活。劳改时可以写信给家人来接见，文铨就写信给在交大图书馆工作的小姊来江湾见了面，并送了些钱和食品，我只有老母亲一人，故只写信报了平安，没要她来，我被捕时身上也有些钱，我们就在“开大帐”时买了点副食品和订了一份人民日报。
1957年6月初，又把我和文铨调到提篮桥监狱，住在关押监内服劳役犯人的三号监，我和文铨没有关在同一监舍，但白天牢门不锁，可以自由出入，没有安排我们做劳役。和文铨住在一起的是二个年轻人，文铨与他们似乎很谈得来。我对文铨说，这次把我们调回来，按刑期，我们还有半年多时间，我估计是要释放我们了，这时要注意一点，这些年轻人都是小阿飞，不要与他们搞在一起。文铨认为他们都很讲义气，与他们谈谈没什么要紧。几天后，其中一个年轻人不知为什么对抗管教而关了禁闭，文铨竟走过去和他谈话，并送饼干给他吃，看守看到后阻止时，沈文铨非但不理采，还与看守争论起来，于是文铨也被关了禁闭。接着我被调离三号监到一号监二楼，见到郑超麟等人。与文铨咫尺天涯，不能见面了。
1957年6月17日，公安局曹元良科长（带我们参观学习的负责人）找我谈话，给了我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认为我有悔改表现而提前释放。就这样我和钱思敬等多人，凡五年的提前释放，七年的则为假释。
我获释后在新成区联合补习学校教书，1957年12月中旬，一天校长对我说：“新成分局有二位同志要找你有事，”就陪我到分局，我见到曹元良在等我，见面后，就严肃地宣布我被逮捕。我提出我又没犯法，逮捕证上没有写明白逮捕事由，我拒绝签字。当然仍被拷上带到车站路看守所。我询问再次逮捕我的理由，曹元良除了说有人检举揭发我不老实外，讲不出具体事由。这样我第二次被关进了车站路看守所。
1957年底的一天，车站路看守所要我们听提篮桥监狱开宽严大会的广播，我听到了沈文铨的信息：“沈文铨不认罪悔改，不服管教，加刑十年。”这是分别后听到的唯一信息。
我后来被送到军天湖农场劳教，1980年1月我释放回家，由街道介绍到吴泾中学教书，同年10月的一天傍晚，我从学校回家，先到我大哥家看望母亲，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沈文铨和郑良，惊喜之余，互诉衷肠。原来文铨被加刑后先是和郑超麟等人关在一起，1970年1月被押到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改，刑满后仍被强迫留场做职工，实际上是受管制。
后来我对再次被捕劳教，沈文铨对被加刑提出申诉，结果都得到撤销，我们要求原判的五年一起撤销，不予受理。
沈文铨于1983年才离开白茅岭劳改单位回到苏州老家。他加入过托派，也没有做什么工作，只判了五年，后来无辜被加罪十年，到期后还被强迫留场十五年以上，共计三十多年，一生最好的年华都在苦难中渡过了。沈文铨没有结过婚，回家后已经六十多岁了，无儿无女，苏州虽有房产，侄子对他也很好，但毕竟思想沟通困难，不免有寂寞之感，所以他经常到上海和郑超麟、郑良等老朋友聚会，来时住在我家，我们好作彻夜长谈。还结伴外出旅游，去过普陀山，长江三峡，龙虎山，北京，扬州等地。一次我和沈文铨，周履锵三人，游天下奇秀温州雁荡山，在温州会见了王国龙、周仁生、钱思敬等十来位提篮桥关在一起的老朋友。有一次沈文铨和我到南京旅游，晚上去逛夫子庙，天黑人多，我叫他注意不要被挤散了，结果不幸言中，还是跑散了，我四处寻找，也不见人影，只好到派出所报案，并要求民警帮助寻找，一直忙到半夜，毫无信息，害得我一夜不能安睡。第二天打电话给他的侄子，打算请他一起来找，他的侄子说，叔叔已经回来了，正在睡觉。原来他走散后又记不得旅馆的店名和地址，急中生智，乘火车回苏州了，我急得到处找他时，他已在家中睡大觉了。
1986年我突患坐骨神经痛住院，我写信告诉了他，他接信后立即赶来上海，他说：“你住院没人照顾，我来照顾你”，我听了很感动。1999年我住处拆迁，所得的补偿款不够购新房，他得知后要汇给我一笔钱，我请他自己留下养老，购房款我已准备好了，但他还是执意给我。结果他特意从苏州来上海，将钱给我，我一再婉谢，他说：“我到上海来没地方住，你给我留个床位可以睡觉总是可以吧。”原来他大姊去世，遗产中分给他十多万，所以一定要分给我，我只得收下。2000年，他80岁，我把他请到上海，老朋友二十来人为他祝寿，聚餐甚欢。2006年，我也虚龄80了，他特地来上海为我祝寿。这次也是两桌二十来人，除家属外，老朋友有十多人，而其中陈道同、周履锵、沈云芳、翁淑青、曹家聪、白素冰、黄庆荣等人也都属兔80岁，正是一群共同受过苦难的兔子大祝寿。大家欢聚畅谈，互道珍重。
他离开劳改农场后，退休工资还是由农场发的，数量很少，只够维持最低生活。他虽出身工商地主家庭，但平生自奉节俭，衣以蔽体，食以果腹。生活上非常随便，毫不讲究，带有文人传统不修边幅陋习。可是他得知朋友生病或生活困难，只要他手中有钱，总是立即慷慨解囊帮助，周仁生生病，他得知后立即寄去数千元。
文铨生活在苏州，又没有说得来的朋友，过去常到上海会晤老朋友。我与文铨相识六十多年，情同手足，近年他对我说：“我现在老了，脑子记性衰退，耳又聋，听不清，以后你要到苏州来看我了”。我说：“可以，只要我能走得动，每年来看你二次，春秋两季各一次。平时可多写信联系”。自此以后，我每年去苏州二次，在他家住三四天，陪他谈天，他总是非常高兴。他患有糖尿病，治疗过度，导致低血糖昏迷过几次。有一次走在路上突然昏倒，幸路人打110后急送医院。他的侄子为防万一，和他商量，请他进养老院，可以有人照顾，他觉得也是办法，于是住到养老院。但他侄子怕他独自一人外出时，又会发生跌倒等事，对养老院讲不能让他独自外出，他外出时，要养老院派人陪护，这样养老院阻止他外出。这犯了他的大忌，试想一个被剥夺自由三十多年的人，对自由是多么地渴望，没过几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又要把他关在养老院里不准自由出入，他怎么受得了，于是吵着要回家，不愿住养老院了。吵得他侄子没办法，只得打电话给文铨在上海的侄女，并打电话给我。我和文铨侄女就一同到苏州，在养老院里大家商谈。我见到他身体尚佳，脑子清楚，以前因过度治疗而引发低血糖致昏迷跌倒，现在吸取教训，不过度治疗，养老院有卫生员每周测血糖，可不致发生意外，应该可以让他自由进出，但出门时对门卫讲和记录一下。他侄子总觉得不放心，我就对他们说，文铨失去自由三十多年，他心里不能承受再被关养老院不能自由出入。以他目前身体和精神情况，独自外出，应该没有问题。在我的一再劝说并保证下，侄女侄子终于同意让他自由出入而解决了问题。紧接着文铨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每月的养老金，只够付养老院的各项费用，这样我就没有零用钱了，写信买邮票钱也没有，何况订报刊杂志的钱，当然我还有点存款，但能用上多少时间呢？还有看病的医药费用更是无从筹措，若在家中，就可省很多，养老金就够开支了。”文铨侄女说：“阿叔，你放心好了，尽管安心地在这里怡养天年，当你的存款用完后，需要的费用全部由我负担，一直到为你养老送终。”文铨说：“你能对我这样，我当然非常喜欢，但也觉得惭愧，当年我曾答允送你一辆自行车，那是你非常渴望的，结果钱都给俞硕遗拿去化了，没有履行诺言，至今心存歉疚。”他侄女说：“我们小时候，你对我们的关心爱护，有时胜于我父亲，我们是永远铭记的，你就放心吧！”我当时就将他们的谈话记录成文，由他和侄女侄子都签了名，一式四份，各人都执一份，另一份存养老院，这样总算解决了他不安心住养老院的事。
我仍和他约定，每年春秋二季去苏州陪他住几天。因为他进养老院时，与其它人无法相处，故他自己包了一室（三人住的），并留了一张床，为我去时可睡，所以我去时，也住在养老院，并在养老院搭伙，倒也方便。
今年10月17日，我又如约赴苏州，我老伴认为我年纪大了，不放心我独自前往，陪我同去。苏州火车站正在扩建，只从北门出入，我弄不清楚，兜了几个圈子才找到公车站，老伴走累了，就坐出租车，到达养老院已过了下午5时。在进大门时，门卫就对我说：“沈文铨已经连续几次到门口，看你来了没有。”可见他渴望和我会面的急切心情。我进去后，他正在吃晚饭，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要张罗到食堂去为我们买饭，我阻止他，说到外面吃算了，另外还要为老伴找旅馆。
我吃好晚饭，为老伴找好旅馆后回到养老院时，已经晚上8时，交谈了一会就休息。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到外面散步活动，6时30分，听到服务员叫大家起床准备早餐，我就回到房间，见文铨还没起床，觉得奇怪，因为以往我起床后，他也跟着起床，从没到6时30分还不起来的，我走到床前叫他时，只见他眼睛发呆，人没有知觉，我急忙去找到服务员，还打120急救车，服务员又打电话给院长，院长嘱急送医院，我就伴着同往附近的苏州中医院急诊，医师诊断为低血糖，立即为之打点滴葡萄糖盐水等，约一小时后，他醒过来了，问他怎么搞的，他说大概昨夜服胃药时，拿错了药，吃了降糖药了。医生嘱住院治疗，但他坚决不同意，说：“低血糖只要补糖就好了，我现在已恢复了，不必住院。”在他坚持下只好伴他回到养老院。
下午和他谈天，一切很正常，到晚上9时许休息。19日早晨起床，我发现他床上被子翻开，人不在，我以为他去厕所了，走去一看，也没人，就走回到他床的另一面，见到他倒在床下，一只夜壶则翻在他一旁，幸好里面是空的。我将他抱到床上盖好被子，去叫来服务员，又急送医院，还是低血糖，进行了急救。他醒来后我说今天不管你怎样，定要住院治疗，他也答应了，但医院没有空床位，他侄子急速去人民医院四院，找到熟识的医师预定了床位，我就回到养老院拿了行李，待老伴回来就回上海，他坐三轮车上，匆匆告别。想不到竟成永诀，思之惨然。
11月18日上午，我去医院开药，回来老伴说，文铨侄女来电，说文铨今晨去世了。我急电他侄女。原来当天住进人民医院四院后，第二天他就私自从医院出来，走路不慎跌了一跤，把手跌痛了，且迷了路，由交警送他回养老院。在养老院没几天，又昏迷过去，只好再送医院，诊断结果是双肺纤维化致呼吸困难，严重缺氧，只能靠吸氧维持生命，因医院病床紧张，只能将他转入护理医院。在护理医院没几天，就在18日晨2点多去世，他侄子得到医院通知后，就来电告知。他侄女又说：“准备20日大殓”，并征求我对骨灰处理意见，我说：“没有意见，你们决定好了”。我并对她说，追悼会我不去参加了，请她代送花篮，我将汇上200元，花篮上写我和姚燮成、郑孝鉴、卫贾森四人，他们都是文铨的好友，一人在国外，一人在四川，均已年迈，不可能来苏州送别了。我又顺便发E-mail给计天明，他是藉云龙和汤雪华的儿子,和文铨相识，我告知了他文铨去世的消息。
22日文铨侄女给我电话，谓汇款收到，她为我们献了一只花篮，写上了四人名字，又说计天明大殓时去了，还和他们谈了一会。又文铨骨灰安葬在他父亲墓边。
沈文铨，1921年9月8日出生，2010年11月18日去世，国人惯用虚龄，他终年90岁。文铨是一位抱有人生理想的一个好人，性格随和，但他也很执拗，认准了的事，他会一往无前地去干。他很重友情，很仗义。
为寄托哀思，作文如上。
2010年12月20日 |
立此存照：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发行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上刊登的有关中共整肃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派资料汇编（1935-193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相关链接：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发行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上刊登的有关中共整肃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派资料汇编
立此存照
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2007年4月出版
出版说明
《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发行的机关报，具有史料价值。中共为了保存资料，曾影印出版《新青年》、《响导》、《布尔塞维克》等合订本。也于1980年影印出版式了《救国时报》的合订本，但不知什么原因，只限海外发行，大陆的图书馆也没有收藏。因此国内学者不易读到并引用。
为不使史料失传，在王观泉先生策划下，由周履锵具体操作编成此摘编。本会特予以出版。
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2007年4月
(封面上部)
扉页上端：影印者说明
《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机关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法国巴黎创刊，主编为吴玉章等同志。初为周刊，不久改为五日刊。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出版了第一百五十二期后，决定移到美国继续出版，但未能实现。
这次影印，尚缺第四十二期至第四十四期、第四十六期至第五十期。
扉页下端：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影印
北京胶印二厂印刷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海外发行。
《救国时报》创刊号（第一期）
《救国时报》创刊号（第一期）
№
标题
期号
出版日期
1
社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
第59期
1936年10月5日
2
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伍平）
第59期
1936年10月5日
3
托陈派甘作汉奸（诚）
第61期
1936年10月13日
4
托洛茨基取消派之汉奸面目（元）
第63期
1936年10月25日
5
鲁迅遗言：托陈派主张“有背于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第63期
1936年10月25日
6
鲁迅遗言：托派行为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第79-80期
1937年1月30日
7
托陈派帮助日寇灭亡中国
第79-80期
1937年1月30日
8
立报：出卖祖国罪无可宥
第81期
1937年2月5日
9
一致反对日寇走狗托洛茨基匪徒（青）
第81期
1937年2月5日
10
须更警惕反对日寇与托洛茨基匪徒（世界知识评论）
第82期
1937年2月10日
11
日陆相证实：托洛茨基匪徒与日本暗探勾结
第86期
1937年3年5日
12
日本之奸细网
第96期
1937年4月28日
13
托洛茨基匪徒助日寇侵害我国的又一铁证
第97-98期
1937年5月1日
14
托洛茨基匪徒之最近活动：张慕陶大受日寇奖掖陈独秀的‘牢’中生活
第103期
1937年5月30日
15
托洛茨基匪徒在上海的活动
第106期
1937年6月17日
16
日本军部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上海通讯）
第107期
1937年6月25日
17
旧俄白党和中美托洛茨基匪徒狼狈为奸
第108-109期
1937年7月5日
18
读者来信：托洛茨基的罪状
第114期
1937年7月31日
19
为大众日报进言——揭穿托洛茨基匪徒的私货（柳咏宜）
第119期
1937年8月25日
20
南京政府分批释放政治犯
第122期
1937年9月10日
21
肃清内奸，争取抗战胜利
第123-124期
1937年9月18日
22
要求逮捕和惩办托洛茨基匪徒
第126期
1937年9月30日
23
广西当局破获托洛茨基匪帮在后方倡乱的阴谋
第127期
1937年10月5日
24
肃清侨胞中之日寇侦探奸细——托洛茨基匪徒
第127期
1937年10月5日
25
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第128期
1937年10月10日
26
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浩然）
第130期
1937年10月20日
27
要求提高对托洛茨基匪徒的警惕性（上海来信）
第132-133期
1937年11月7日
28
陈独秀之汉奸言论（浩然）
第135期
1937年11月15日
29
陈独秀之汉奸言论（续）（浩然）
第136期
1937年11月21日
30
托陈汉奸匪徒卖国通敌搞乱后方，陕甘宁公审托陈匪徒
第151期
1938年2月5日
31
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匪徒
第151期
1938年2月5日
·汇编简要说明
·《立此存照》编后记
·附录1—3
一：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王观泉）
二：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郑超麟）
三：苏联平反三十年代四大错案——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恢复名誉
关于《救国时报》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创办的机关报。1935年12月9日在法国巴黎创刊。前身是这年5月15日在巴黎创刊的《救国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领导。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等先后任主编。印刷所和发行部设在巴黎，先后由吴玉章、吴克坚等负责。以海外华侨为主要对象。着重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经常刊登中共国央主件（“国央主件”疑系“中央文件”之误——抄录者）和毛泽东、斯大林的著作，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等。初为对开一张，周刊，后改为5日刊、3日刊。发行量初为5000份，后增至2万份。发行43个国家。在国内曾行销北平、上海、天津、武汉、西安等城市，在四川、新疆等地也有读者。1938年2月10日出至第152期后，迁到美国纽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锋报》合并，仍以《救国时报》名称出版。后因工作人员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宣布停刊。
——载《中国近现代史大典》下册第651页。
（中国近现代史大典编委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
第四国际章程（2003年2月第15次世界大会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章程
Statute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
（2003年2月第15次世界大会通过）
蔚然译
序言
1、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第四国际，是由接受和实行它的原则和纲领的支部和战斗员组成。在不同国家组成的支部联合成单一的世界组织，在主要的政治问题上共同行动，而在尊重民主规则下进行自由讨论。
2、第四国际的目的是帮助无产阶级和受帝国主义剥削的各国其它阶级提高政治意识的觉悟和组织起来，以便消除资本主义的压迫、匮乏、不安全、战争和杀戮。第四国际寻求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原则是：工人阶级和所有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提高无产阶级和受帝国主义剥削的其它阶级的政治觉醒和组织起来，乃是达到无阶级社会的第一步，志在确保民主的计划经济、持久和平、社会平等、保护生态环境、反对一切压迫和确保人类团结。
3、第四国际把人类的先进社会经验总结在它的纲领中。第四国际牢记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从巴黎公社、俄国1917年10月革命、第三国际最初的四次大会、左派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1938年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及其后历次大会通过的关键的纲领性文件等取得的经验教训成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基础。
4、第四国际在转变的进程中，从当前的斗争开始，直至同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决裂，致力于如下的斗争：
●争取工资劳动者当前和过渡时期的要求。
●争取民主权利和大众自由。
●为同资本主义决裂的革命，以生产者的国家管理取代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斗争；为在占领的国家争取民主和民族的斗争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
●争取在社会生产资料属于社会财产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工人自我组织、民族自决、政党和政府分离。
●争取民族的和工人阶级运动在民主基础上的群众联合，尊重多党制、倾向的多样性，和保证对资产阶级与政府的独立。
●在斗争中扩大自我组织和尊重民主权利。
●反对所有寄生的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会、民族主义的……）控制群众组织。
●反对压迫妇女，争取独立的妇女运动。
●反对压制同性恋者和任何形式的性压制。
●反对民族压迫，尊重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
●反对种族歧视和各种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
●反对宗教特殊论，主张宗教与国家分离。
●反对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破坏生态环境。
●争取积极的国际主义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保卫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许排斥、不许进行宗教主义、不要出于外交手段或功利主义的考虑提出任何要求。
●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男女平等的、民主的积极分子的政党。
●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多元的、革命的国际。
5、第四国际的基本组织单元是由各国支部构成。每个国家支部志在集合所有力量；这些力量同我们一起追求共同的奋斗目标，即：建立群众性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党在国内的阶级斗争中有能力担当起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决定性角色。这就是说，鉴于一个国际组织不可能代替革命斗争中各国的领导，所以第四国际冀望通过各国支部的斗争才能达到它的最终解放人类的目的。 |
梅尔端：组织问题讲话
<!--
div.Section1
{page:Section1;
}
span.MsoFootnoteReference
{vertical-align:super}
h3
{margin:13.0pt0cm;text-align:justify;
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
line-height:173%;
page-break-after:avoid;
font-size:16.0pt;
font-family:"TimesNewRoman";
}
-->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组织问题讲话
——1950年7月5日至8日在干部讨论班上的讲话
梅尔端同志讲
阿春、陈一明、焦励夫记录
（梅尔端即喻守一，中共早期湖北省委领导人，后加入托派。这讲话是1950年在香港为在港托派干部讲解组织原则的）
同志们：
在未开始讲本问题之前，让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谈这个问题呢？刚才马基同志说过：“在今天，我们还未树立一个具有规模的党组织。”我们感觉得很惭愧：竟然在我们的组织中，有许多超过二年以上党龄的同志，连一般的政治问题还未弄清楚。但在组织方面的了解则更加蹩脚，以至我们再抹些地方感到支书人才的缺乏。我们常常说老党（老C.P.）的组织官僚化，但老党一般说来，在基层组织里的负责人，他们对一般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应该立即开始弥补这个缺陷。领导机关的责任，最为重大。我们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材料，供给新参加我们组织的同志读之。有一个学习的根据。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新到组织来的同志，没有系统的学习。但领导机关未曾有功夫去做这工作，于是才想到许多变通的办法，今天的学习，便是其中之一。
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不是希望你们被动地听了就算，希望大家到这里共同讨论组织问题，大家跟我合作，谈完之后印刷出来，使同志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希望大家多提问题，多提意见。这是第一点。
第二，讲话的第二个项目是秘密工作技术问题（这项不在这讲话之内印出来。——编者）关于这方面，我是最蹩脚的，但它又是最重要的。我只能拿我在党内学到经验，跟大家谈一谈，但仍是很零碎的。请大家帮我忙，就当我们大家的工作经验，看看是否能弄出一个完整的意见来。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训练班，而是一个讨论会，请大家多提意见。
我过去在基层，曾经发现有些同学听懂国语的，但他们听不懂我的话。很抱歉，我说的是南方国语，可能连北平人也听不懂的国语，请你们也帮帮我忙。
第一讲
前言
现在我开始讲组织问题，但是侧重于技术性方面的。可是技术从属于原则。关于组织原则，我们有一个文件是很完满的，那就是当大会通过的《组织原则与方法》，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很多遍。大家可以回忆它里面论及的问题，以它为原则来谈技术问题。
无产阶级为什么要有党？
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来领导呢？无产阶级运动已开始了一百年。我们时常说：“无产阶级运动必须有一个党——一个坚强的党。”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前体会到的是不够深刻的。经过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成功，一九二五——二七中国革命的溃败，德国一九三三年革命失败后希特勒的登台，我们才深深地感到须要一个坚强的党。如果没有坚强的党，无产阶级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一个坚强的党呢？关于这，老托已经为我们解答过了。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他们可以有党，可以无党，或者可以没有坚强的党，但他们仍是可能成功的，但为什么呢？为什么过去资产阶级不需要或只需要一个不大好的领导，也能完成他们的革命，而无产阶级必需一个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呢？这是由于无产阶级是在最不利的条件底下从事于自己的解放斗争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培养它的物质基础了。在欧洲，十三世纪以后，近代城市的形成过程，亦即资产阶级革命物质基础之形成过程。到了十六世纪以后他就逐步超越了任何阶级，连封建主及专制帝王在内。物质力量的对比，它是优胜的。在文化方面，换言之，在知识方面，它也有长期的准备。文艺的复兴是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而接受旧的遗产，发展新的文化之起点。从这个时代起到革命爆发，有两个世纪。资产阶级，有财富，有文化素养，习惯于指挥别人，成为先天的政权候补者。所以，虽然没有良好的领导，仍能取得胜利。
但无产阶级，在物质条件方面说，一点也没有。它是一无所有的。因为没有物质财富，所以被迫要以全部时间、全部力量，用于生活的维持，因而也就谈不到文化。因而在这方面，它是不够，或是最缺乏的。再不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人类文明就有破裂危险的时候，无产阶级仍为全体自觉起来，尚不能把握到其历史的使命。无产阶级，习惯于被奴役的地位，而不惯于统治别人。它惯于“与”而不惯于“取”。在这种情形之下，在物质条件处于如此不利地位，文化如是低的条件之下，如果没有我们本阶级挑选出来的先锋队的领导，无产阶级就谈不到觉醒，谈不到胜利。革命不可能用和平方法完成的，而是要靠全阶级的暴风雨般的行动完成的。因此，它必须要靠一个勇敢、正确的核心，来团结全阶级，走向战斗。这核心就是党。
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从这里，每个同志都必须警觉到身上所承担者的责任。必须为着无产阶级，为着全体劳动者，为着全人类，创造一个这样的政党。
我们党的组织原则
这样的政党，组织上究竟采用什么原则的党？大家知道，是布尔什维克党制，是民主集中制。布尔什维克党制及民主集中制，并非当无产阶级意识的斗争那一天起，当无产阶级运动产生那时候起，就被把握到的。其间，实在经过了无数迂回曲折和艰苦斗争的道路。这种党制，在第一国际时代是没有的。在第二国际时代，一般的也是没有的。这一原则普遍于全世界，到第三国际创立以后才开始。
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突然灵感一动发明出来的。它是第三国际的最先进支部——俄国党在其本身的长期斗争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在第三国基础成立时代，也经过了激烈的斗争才为大会所接受。为了它，第三国际第一次大会的某些参加者脱离了行列。可是布尔什维克党之取得这一原则，也不是和平的，而是经过了斗争的。大家知道，最先确定这一原则的是一九O三年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竟因是分裂了；甚至大多数代表也不赞成这一原则，因为在历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办法。其次，即在布尔什维克党派本身，也并非通过了原则就能全部实现它，而是经过了党内长期斗争的。大多数人，只在工作过程中，在痛苦经验中，才体验到非使它变成有血有肉的活制度不可。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史，在组织上，可说是为了党制，而反对那些玩票主义者、自由主义和革命空谈家的历史。当时有很多人，共计列宁不民主。但十月革命是一个考验。只有经过这一考验，才使这一原则不可动摇地深入人心。但当其无可动摇时，却有人在内部，在接受者原则的虚伪面具下，来动摇它。这些人，口头上都说接受原则，但在行动上，他们既不民主，也不集中。第三国际各支部，甚至我们中国的左派反对派，也有很多人因党制而分裂，有些人，甚至借着民主集中制而分裂出去。从此可以明白，知道这一党制是一回事，但运用它，变它为有血有肉的政治制度，又是一回事。
我们今天能否是民主集中制成为我们党的活的党制度，对于我们，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它，甚至比政治制度更加重要。我将这句话表面上似乎很不正确，因为组织服从于政治。但我这句话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的政治遗产太多了，我们在政治上已经绝对有了保障。但谈到组织，我们却刚在开始建立。因此，在党内，能否给布尔什维克党赋予血和肉，乃是生死问题。我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大。
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是什么呢？说起来太简单了，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民主讨论，集中执行”。但这八个字，说说容易，做起来，实现起来，就总不简单，绝不容易。请大家自问一下，我们做到了这八个字没有。同志们，我们距离这还远得很呀！
在这里我只指出内容，但不加以说明了，因为这个讲话是侧重于技术性方面的。
两种偏差
我们要防止两种偏差，就是苏克林主义和史大林主义。苏克林主义代表着一种小资产阶级观念，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制“集中”那一部分，太不对了。民主，应该达到绝对的程度，即每人在最细微的问题上都不须与别人综合的程度。很明显，在理论上说，我们很少有发生这种偏差的可能，尤其是经过了二十年斗争以后。在这二十年的斗争里面，有这种倾向的分子，都跑出去了。他们是少数派。现在，他们虽仍挂着托洛斯基主义招牌，但他们是中国的苏克林主义者。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很少有发生可能，并非绝无发生可能，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已有萌芽，已有某些倾向存在。这就可以看出，我们并非不须警觉这方面的偏差了。它是常常会发生的。因此必须用俄国佬当的党内批评手段，挡住这种偏差。
史大林主义与苏克林主义相反。它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制的民主部分只是写写，用作粉饰的，但在实际上是绝不可要它。将来，我们的问题也许在这方面。因为C.P.的胜利，已引起普遍的注意。有人要接受C.P.的长处。C.P.的长处在于集中，并从集中中产生行动一致。这是对的，但可能从此产生偏差。另方面，在反省时，有人觉得，在我们组织内，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行动一致。因此很多人都感觉必须纠正这个缺点厉行集中，这是对的。但太强调了也可能发生偏差。因此，我们必须说，不错，C.P.发挥了行动之一致，是好的，但如果我们能运用货真价实的布尔什维克党制，将在行动一致上发挥得更好。我们不是纯粹的客观主义者。我们不能因为C.P.的胜利而说它的党制是对的，我们不能拿C.P.的党制的“行动一致”与我们党的现实状况相比而得出抄袭C.P.的结论，而应当拿C.P.与列宁党相比，而得出建立列宁党制的结论。
同时，我们再反省我们过去的党内状况时，觉得过去的缺点，不在于“太民主”，而在于这种民主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民主。一个无产阶级党所需要的民主，是与一般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立足于个人主义基础的民主，是不同的。无产阶级的一切行动，是以无产阶级的集体制为前提的，因此，它所需要的民主，也应该立足集体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缺点在于知识分子的个人意气。如果不以集体为前提，“民主”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但也只有真真把握了民主这一前提，才能谈到集中。如果忘记了前提，可能堕落为史太林党一样。它的党制就是君临一切。但这不是革命的集中，而是极权。我们由于反省而看到得过去的偏差，和将来可能发生的偏差，必须加以注意。必须注意：要有组织观念，又集中观念，把握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春：你刚才说，我们以前发生过苏克林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同盟时代，以后就……
梅：我只说以后会少了，但不是说不可能发生。
春：问题不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集中方面的可能偏差。
梅：我是预防因C.P.的胜利，不仅在政治上会影响我们党，而且会在组织上是某些同志走到肯定它的党制。C.P.是从更好的党制中堕落的。比较我们党的现况（即不够集中），在发挥力量方面说它是较有效能的。但正因此会发生偏差。如果我们把它以前那个党旧党制与它相比，即这党的党制更好。这是一方面。其次，由于反省的结果，也会因过去不够集中而不能行动一致而产生否定民主的倾向。过去党的民主，是不集体的民主。恐怕将来会发生的，则是少了前提的集中。但前者不是民主，后者也不是集中。
李喜：苏联史大林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于苏联的整个国家机构。中国史大林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于它的国家机构、它的供给制，等等。你说我们将来有可能由史大林主义偏差，基础在哪里？
美：我们党存在于现社会中。物质基础不一定在我们的圈子内。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这就有一种可能，使我们发生逐渐偏差，我们自己不能保证完全不受外部压力的压迫，而不去有意识地加以克服。其次，党目前的偏差（不够集中）哪里来？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比重大。小资产阶级能昨天拖我们发生这种偏差，明天同样可能拖我们发生另一种偏差。
西：史大林党，有军队，有真实物质基础，因它的官僚集中上能做出一点事情。但我们没有真实的物质基础，如果发生了史大林主义，则一定众叛亲离，而做不到一点事情，并且把唯一足以挽救人类的希望都摧毁了。
梅：按照你的意思，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建立民主集中制吗？
西：不是。史大林主义式的集中，足以毁灭党。但我们同样有可能建立民主集中制。
第二讲党员
严格地说，党员这一项目，本来不属于组织机构范围，因为组织是集体的，而党员则是个体的。但集体以个体为起点，丢去个体谈集体，是空洞的。因此我们讲组织问题，不能不首先讲党员。
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我们的党员呢？我们的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顾名思义，已经给出了哪种人有资格。我们说，首先是工人有资格。前几天，我们在文汇报上看到，他说一个革命党，在成分上工人占了少数，也无问题。这对不对呢？
——不对！有一个听讲者答。
是的，不对。一个革命党，工人占少数，也很有问题。这话是不对的。文汇报说，因为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所以工人占少数不成问题。好，有政治路线，大家就可回家去。文汇报这种见解，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念——唯物论。但在我们看，不仅工人最有资格参加党，而且一定要做到工人占多数。在座的同志，很多本来是知识分子，但差不多都已到了工人中。为什么呢？“存在决定意识”，因为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不能保障我们成为一个革命党员。而工人的生活习惯，则较能保障一个人称成为革命党员，工人在自觉自为以后，就更能为整个阶级的利益服务了。
但当时工人政党，而不是工人群众组织。因此，并非凡属工人都可入党。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我们只吸收工人阶级中有阶级觉悟的那一部分工人。但我们的党是否只有工人才能参加呢？不是，不可能全为工人。很明显，劳动运动史上最伟大的领袖，差不多都不是工人。这可以说是工人阶级本身不光荣的事情。但这是无产阶级生存的不利条件，和他的处于战斗中的不利地位，尤其是文化方面，造成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却又必须运用历史的全部遗产的。但另一方面，从这一事实中，即无产阶级能从异阶级甚至对立阶级中争取最优秀的人来为自己服务，也就表明无产阶级的前途，并证明：即使是异阶级的优秀分子也只有走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围棋服务，才能运用发挥其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文化成果。这一点也是无产阶级解放必然胜利的保证。因此，除了工人以外，党必须选择异阶级的优秀分子。这种分子，接受了人类历史的全部遗产，而且觉得，只有无产阶级解放才是人类的唯一出路。这种分子我们必须吸收他。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党员，一方面是我们本阶级的分子，另方面则是异阶级的投降分子。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到是其本阶级的叛徒是无产阶级的俘虏。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要自觉，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战斗部队中的一员；要防备本阶级向自己招手：“回家吧，孩子们。”
是否有阶级觉悟就能成为我党的党员呢？不是。绝大多数的工人，尤其是中国工人，尤其是上海工人，都会自觉到解放工人阶级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但如你因此就叫他入党，他们将会发生很多问题：我们的家怎办呢？我的孩子怎办呢？参加党会被捕，会受电刑，会啥都，我们不能做这样的牺牲。从此可见，不是每个懂得工人解放只有靠工人自己的工人，都可成为党员。工人也这样，异阶级的分子就更不要谈了。并不是同意我们党纲的人就可参加党的。必须还有一个条件：有牺牲精神。
必须具有无产阶级意识，而又有牺牲精神。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后一点。今天，因为懂得我们的人太少，所以我们发觉一个同意我们政治主张的人，就觉得非常宝贵，觉得要更进一步“解劝”他，而忽略了后一点。这是非常错误而危险的。
只有具备了这种前提条件，而又同意我们的党纲党章和参加组织生活的人，才能成为党员。
党员权利
党员的权利是什么？党员在党内的权利首先表现在政治上。我们的党，是一个政党，因此，党员的权利首先表现在党政策的制定之上。换言之，每个党员都有权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这个权利是绝对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党员的发言权。但政策决定之后，在某些党员看来，仍有可能不完全，执行时，仍有可能有偏差，因此，党员不仅在制定党政策是有发言权与表决权，而且在制定政策之后有批评权。这一权利，在原则方面也是绝对的，但有时在执行上，会受若干限制。例如在紧急的行动关头，或讨论已经延长了很久，党在政策决定了之后，可以规定直到下次代大之前，停止讨论。
我们的党，党员有政治发言权、决定权与批评权，这一点，是我们和C.P.最不同的地方。这一点，是我们拿C.P.和我们比较时必须注意的地方。C.P.在平时，尤其是最近，也高叫批评自由。而且在党会议中，也的确表现得有很热烈的批评。其批评的热烈，甚至超过了我们。但如果你深刻地注意一下，原来这些发言自由与批评自由只限于业务工作方面，限于政策执行得好不好，而绝没有扩张到批评政策本身。你看看它，甚至政策草案，都只是叫下层学习，而不是叫下层讨论。注意，有机会接近C.P.的同志们，切不要当初以为C.P.什么场合也没有批评自由，等到亲眼见到它热烈的讨论时，又以为它有我们的批评自由了。慢点下结论吧。请你留意它是不是真正的政治民主。一个C.P.党员，如果你现在批评一下“毛泽东思想”，那你一定失去自己的头颅。
第二，党员有选举权。这个权利围着保障一个东西：从政治民主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必须由党中最优秀的人去执行它。有选举权当然附带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罢免权。没有罢免权，选举就是虚伪的。一个人，如果抱着个人投机心理入党，入党后拼命向上爬，为了向上爬，他当然尽量表现自己，以争取被选，但等他一入了党机关工作，却发挥其劣根性，做起事来，只想个人利益，不想组织——如果这样的人一多，就可能发生官僚化，为了保障党，因此必须有罢免权，同时这一权利，决不是纸上空谈的。这一权利是绝对的，领导机关决不能有任何借口，取消这一权利。
我们国际的章程规定，保证党内民主的方法之一，就是选举权。我们党章也一样规定，虽然上级有权解散、改组与指定下级机关之权，但绝不能成为永久性。通常指定了组织名单之后，同时要决定召开下次代表会议的期限。因此指定的组织，绝不能有正式的名称，而只能叫临委或特委等。这一点，也是我们和C.P.不同的地方。C.P.，表面上虽然写着有权选举，但实际上一切领导机关人员都是指定的。有一个明白的例子：王明做过C.P.中央委会总书记。但他甚至不是中委。王明，不仅书记都是第三国际指定的，而且连中委地位也是指定的。当时这情形，也绝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次于中央的各级组织，在中共任何一级都是指定的。从大区委员会起，一直至最下级止。这是C.P.不民主的表现。
我知道有些区的支部，在选举支书时，很随便，好像做戏一样，你推我，我让你，很不慎重。其次，在香港，我知道很多同志在背后批评，说领机不配领导他们，这不好，那又不对。但在会议时又不作声，觉得批评领机太难为情。老实说，如果发现领导机关有缺点，不提出批评；觉得其不配做领导，不要求罢免，是对党的不负责任态度。相告组织，太多闲谈冷语，这种情况，国内是没有的。有些同志，对特委会，在背后批得体无完肤，觉得它不成，千个不成，万个不成，但为什么不公开说出呢？有些同志，自己感到，领导机关有些人，有非常吓人的坏处，不仅不配做领导者，甚至不配做人。但这些同志，都只在背后谈话，对有感情的同志发发牢骚，而不公开提出。事实上，如果你觉得领机真有这样的人，就应提出开除他。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到一般同志的组织观念观念的不健全，爱面子，讲面子。所以我以为必须整风，整这些爱面子讲面子的风。
第三，党员有被选举权。这就是说，参加领导机关的权力是均等的。但我们要明白，政治发言权是绝对的，选举权是绝对的，但被选举权不是绝对的，换言之，是有限度的。为什么来作限制标准呢？党龄，我们党章规定，支书和支干，要三个月党龄；地委要六个月；省委要两年；中委要五年。有人会说：这个党不民主！假如有一个人，能力比任何党员都强，难道还要受党龄限制吗？要得！为什么？不得已也。因为领导机关健全与否，是保证行动的重要条件。能力可以从别的地方看出来，但重视是需要时间考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甚至有侦探打到中央委员会去。因此党必须要警觉。参加领导机关的同志，必须经得起考验。考验必须要时间。
过去的北方组织，情形很好。有个同情者说，“你们的党是好的，因为你们的领导者是经得起考验的，但你们呢？我不知道，因为你未经过考验。”群众，也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党，你们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不用党龄来限选举呢？
限制选举，是不是像股份公司那样，有优先股有普通股呢？不是的，负责人太重要了，因此不得不予考验，而考验则须时间。
党员义务
第一个义务，就是在经济上支持党。理论上说，这一点本来不是党员的第一个义务，但我现在体委第一项。为什么呢？从我们香港组织今天的实际情形出发。我记得，在建党大会上，X照同志说过一段惨痛的话。他说，中国工人阶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都是被控制的，没有自主权。这与经费很有关系。被谁控制？被第三国际控制，被莫斯科控制。史太林，利用经费这一武器，控制组织。你做总书记，你赞成我，我津贴多一点；他做总书记，他不赞成我，我津贴少一点，或索性不津贴。在中国左派反对派发生以后，老党的中上层领袖，很多反对派或同情反对派的人，都因此回到党内去。当时在党内，一发现反对派，就开除出党。这些领袖都是职业革命家，平时为了秘密工作，切断了一切社会关系，等于在生活上宣判其死刑。如此很多人回去了。刘少奇，先在中共第二把交椅的红人，就是这种人中之一个，所以犀照同志说：我们必须接受老党的经验，必须党员自己养党。必须注意：有可能仅为了这点问题，就影响整个党。
现在我们处于艰苦的环境里，每个同志都已尽了最大的贡献，但当还是感到不满足。于是有人说：你们的财政政策或财政观点有问题。我们人数那么少，而且多数是工人，当然穷。因此经费不能只建立在党员经济支持之上。领导机关应该创办实业，领导机关应该做点生意，领导机关应该打开同情关系，对吗？对的。但这种说法不对，领机那样，不对。难道党是领机自己的吗？领机有几个人呢？老实说，领导机关最没有这种条件。照理说，领机应该全是职业革命家。做生意，打开同情关系，要有钱，要有时间。领机同志，吃饭都要靠党维持，他们哪里来的钱做生意？他们全部时间都做党工作，哪有时间去探听应否买一两金子呢？（听者笑起来）领导机关同志最秘密，因此也最少社会关系，如果有人知道他是党领导人而又同情他，那么这人与做党员相距不离远了。但普通的同志，因为他社会关系多，活动广，所以常常以纯粹的感情也可获得同情者的帮助。因此你不要以为，你按照党的标准交了党费，就已完全尽了你经济支持党的义务，就可要求党这样那样了。如果这样，当就要做“杨妹”了（笑）。每个同志，必须对经济上支持党有正确的观念。交党费，只是最低限度的义务，但最高限度的义务，是无法规定的。每个党员，都有义务替当经济在各方面想办法。
第二项义务，是行动上接受党的工作分配。我们的党，是有组织的。因此人人的行动都必须配合。这就叫做组织。接受党的工作分配，是对的。这是忙怒骂？不是的。组织分配工作给你，必须搞索尼完成的程度，和用什么方法去完成。当然你是可以考虑的。你可以考虑：是否有更适合的人选呢？我是否能如期完成呢？因此你有献议之权。甚至有抗议之权。虽然如此，党分配工作给你仍是绝对的。你只能在工作上考虑能否执行，但并非原则上接受不接受。有些同志，党分配工作给他，他左推右挡，党向他这样解释，那样解释，他无话可说了，但仍不愿解说。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我不高兴做！同志们，这话是多么严重呀。推论到底，这话等于说“我不高兴做”这个党的党员。一个人这样说，两个人也这样说，那我们还成什么布尔什维克党？我们还成什么组织？我们只是“一伙人”罢了。
我们要知道服从党的工作分配。就是服从集体的决定。个别说，就是服从支部的决定，服从上级的决定。支部会，你自己是有份参加的，你有份参与会议，参与决定，当然你应该服从。但上级分配给你的工作，甚至连讨论也没有。上级分配给你一件工作，如果你问它有什么理由，它可能答你：“有必要”，而且你最适当。你在问：为什么“有必要”呢？它可以答复你：不能全部告诉你。这是官僚吗？绝对不是。你会说：“某某同志比我更适当。”但领导可以说：“某某同志已经有更适当的工作。”你也许会说这是官僚。但这绝不是官僚。你可以提出异议，由领导机关重新考虑，但如果领机维持原案，你就要服从绝对不能违反。
焦：你说，党员要服从支部和上级所分配的工作，但支部的决定，党员是有份参与的。因此他服从支部决定就等于服从了他自己，但上级的决定它是没有参与讨论的。那么我问你，上级机关这一权力由什么来辩护呢？
梅：这个问题的辩护，寄托在下层对领机的信任之上。
焦：我们能否这样辩护：上级领导机关是由下级选举的，因此在大会开幕期间大会有全权处理党务。分配工作是党务的中心工作之一。因此服从你XX的代表在大会上所投的一票，而这一票又是民主权利？
梅：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我以上讲的就是党员权利和义务的一切，做到了这些，党就成了。做到了这些，还不成。那就是领导机关不成，她要负责，那你就要提出罢免，或者在下届大会不投他们的票。
X
XX
今天，我们香港组织最缺乏的是党性，这首先表现在组织观念的不健全上，表现在不认识党员权利和义务。有人以为权利要尽，但义务却可马马虎虎。比方内部公报最近讨论政治问题，有些同志不好好地讨论，希望别人讨论好作出结论。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唉，我水准不够，哪配讨论呢？这就表示党性不够。就使其他的同志比我高明得多吧，但古语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他们有一点看不到而我看得到，说出来，不是很好的帮助吗？其次，你承认水准低，那你就应该提高你自己。但这不是叫你日读夜读，要你从马克思一直读到我们的犀照都要念得通通透透。念过的人不一定好，它不可能是“两足书虫”。有些人一本也没有念过，但决定政策却呱呱叫。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参加党内讨论。在这过程中，一切理论与政治都融汇在一起了，因此在不断的讨论中他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从此可知，读书，与训练班，都只是提高政治水准的辅助，重要的在于参加党的讨论。
说到这里，我要跑一次野马了（所谓跑野马，就是讲题外话）。有人认为自己没有时间，不能读书，因此很消极，但我告诉你，一个工人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到，非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则不能解放无产阶级，而且他的一切行动都以此为出发点，他也许没有读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但他可能是一个呱呱叫的党员。但有些人，读过很多书，一到行动是可救不成。俄国有些老头子，能够知道某句话在马克思拳击的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但在十月革命中蹩脚得很。读书，是提高政治水平得很好的条件，但不是最好的手段，更不是唯一的手段。有人说，我什么书都没有读过，怎样影响群众？那我告诉你：你要以你的日常生活，你的人格，你的言行，你在斗争中的应用，去影响群众。你能以这些影响群众，使他跟你走，那你就替党做了很大的工作。
西：你说，异阶级分子参加党就是投降，但这种投降分子，是优秀分子，是有教养、有文化的分子，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农民没有教养、没有文化，是否拒绝他们参加党呢？
梅：我讲过，在我们的行列里，出现异阶级分子是无产阶级不利条件造成的。但不利基础也非一致的。因此接受进步的观念也是参差的。因此我们去散播这进步的观念时也不同。进步的观念不发生于农民之中。但这并非说，农民不能接受进步的观念，尤其是有无产阶级的党存在的时候。因此，我们讲过的，与容许农民参加党，并不矛盾。
第三讲
支部
支部在党组织中的地位
党章说过，支部是党的细胞。这就是说，党组织最小的单位，使支部。我们有时又说，支部是战斗的单位，这名词是从军事学里借用来的。这一名词，说明了：如果把党组织看作战斗组织，则直接从事战争的单位，使支部，换句话说，我们党在群众中活动时，最主要的单位是支部。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事实，因为除了支部之外，我们还有小组。组织规模小的时候，止步于小组两者常常分不开，但规模大了，则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不同。如果说，支部是最小的单位，那么小组呢？如果我们把党看成行动组织的话，则小组不是行动或战斗的单位。因此，因此，我们在党章里就找不出小组的地位。目前党的有些同志，甚至负责人，都分不清两者，这是很大的缺点。因此，一会儿我讲附带说明小组。
编支部的原则
在什么地方，那些同志应编在一起，成为一个支部呢？
我们的党是工人的政党。我们的组织，应该建立在产业基础之上。因此，我们编支，第一就应以产业为基础。一个产业，一个支部。这个厂，无论我们发展了多少人，比方说，这个厂有一万个工人，我们发展了几百个党员，这几百个党员也应该编在一个支部之内。在统一的产业部门，我们应该在一致的统一的实际工作指导之下进行群众活动。从前老党，一个支部常常超过几百人的。
其次，是按职业编支部。例如在学校中，教员编教员支部，学生编学生支部，一间学校，一个支部。这种理由很简单，因为同属一个职业，利害一致，都可以编为一个支部。
在不能按第一种或第二种方式编支部时，才能按第三种方式编支部。这方法就是按区域编。按区域编支部有两种情形，一是本来不能按产业或职业编的。比方某同志，他根本没有职业，或一般上很难按职业编支部（如小商人、医生、律师等）；这等人，应按地域编，如某街支部。二是因为人数太少，比方某个小城市，只有十个八个人，如果城党委则太过夸张，故亦可编为一个支部，因此，按地域编支部，则是不得已的方法。
支部的机能
支部是在群众中活动，干群众工作的。支部的一切活动，都应以其所在地的群众工作为基础。老党从前有一个口号，叫做“一切工作为支部！”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一切工作都归支部吗？”这是机械的说法。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当时群众的行动党，因此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群众工作，其他一切党工作都是帮助，而群众工作，则应以支部为中心。具体地说，就是这样：（1）党的一切群众工作必须通过支部；当然，当应有全国的计划，各地的计划，但无论这些计划多么宏大，执行时必须通过支部。（2）每个党员的工作，必须在支部中确定（当然是应为机关以外的党员）。既然党员的主要任务为群众工，同时必须配合同支部、同地区及全国的计划来做，所以每个同志都必须在支部中确定其工作。
根据这种解释，我们就可以确定，支部生活的中心是什么？我们答：群众工作。很多人，抱怨支部工作不充实，说支部生活没有内容，说支部不讨论理论问题。我们答道：他误解了。老实说，支部会根本不应该讨论理论问题。支部不仅应该讨论怎样进行群众工作，而且要检讨和确定每个人的工作。因此，支部不怕没有讨论的内容。如果支部变成灰色的，没有内容，不活动的东西，就表示支部不健全，表示支部没有群众工作，有群众工作就不怕没有内容。有群众工作就碰到各种各式的问题，支部就要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就个人说，那怕我只有一个对象，问题（此处有四字印刷不清），我为了考察他，就要转告支部，大家去查，我可以将对他的下一步影响方法，提出来，在支部中讨论对不对。为什么没有问题讨论呢？我很奇怪，但这刚反映同志们不明白支部的机能，和自己做一个革命党员的任务。
我们党是一个集中的党，因此群众工作也要集中。支部是集体实行的机关。支部生活灰色化，就表示没有把握到正确的方式。我们或者有一个地方性的工作计划，但支部没有将其具体化，没有讨论怎样在支部中实施；或已讨论，但没有讨论每个人如何配合。结果人自为战，结果减低效率。有组织的活动或无组织的活动，不仅在于有无计划，而且在于能否分工合作。现在是有计划或无计划，将影响今后党的全部工作。如果没有计划，不能分工合作，说严重一点，就是无组织状态。要改正这一缺点，必须使支部生活正常化，必须使支部成为推动群众工作、执行计划、和配合工作的机构。但这绝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这是麻烦的事情。配合工作不是简单的事情。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试验，才能克服困难，同时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支部负责人要把握支部机能，把握他的支部在其工作地点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对工作对象要了解，对支部同志要了解，并且把这一切运用于支部生活之中。要支部生活真正的正常化，必须靠每个同志的正确的支部观念和组织观念。同时负责人对工作要有相当的计划与经验。现在，我觉得香港组织最严重的现象是支部不正常，而主要的（此处有五字印刷不清）则在于缺乏做支部书记的同志。
在这里，我介绍一下老党时代的支部的通常的议程，大体还可采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改正观念。这议程约分下述几点：
（1）
支部书记报告：A、上次会议的决定已自行结果；B、报告上次会议以后收到的上级的通告与文件——大部分为工作性质的。
（2）
工作报告——每一个同志报告，如几个同志共同对一个对象作工作时，则可推出一个人报告；报告在此期间内工作的情形，成绩及遭遇到的困难。
（3）
工作讨论——讨论支书及支干会事先准备的工作计划，同时讨论工作过程中发现出来的问题。
（4）
临时动议——临时发生的事务性的问题。
（5）
批评——以工作为对象，以支部为对象，加以批评；对每个人在工作中发现出来的缺点，加以批评。
对于批评，老党是很注意的。这一项绝不能取消。支部书记，事先必须规定时间，如果时间不够，宁可取消临时动议，但批评绝不能取消。这一点，我们必须模仿。没有批评精神，也就是组织生活不正常的原因。有些同志有满腹牢骚，但只在背后提出，窃窃私语，而从不公开批评，结果组织得不着好处，个人得不到好处，反而只得到坏的结果，惹起组织纠纷，你说我作不负责任的批评，我又说你作人身攻击。组织本来是在不断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中长成起的，但不幸却在这种发现错误的过程中衰落了。因此我，慎重地建议：建立正确的批评制度。
英里：支部生活只讨论群众工作，如我们所参加的支部一样，没有讨论过政治问题，不是有点偏差吗？
梅：过去环境好时，老党每周有两次会议，一次是支部，讨论工作，一次是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现在的偏差是只有支部生活而没有小组生活。在某种角度看，两者都是重要的。问题在负责人怎么调整。
英里：所以在支部中曾主张支部分为两部分，因为环境不容许召开两次会议。
梅：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建议，因为现还没有谈到小组呢。
支部负责人（支书或支部干事）的责任
（1）
计划工作——这就是支部负责人，要按照的群众工作计划，按照地方组织的群众工作计划，想办法把它运用到支部的工作对象去，从此订出实际的工作计划，再提交支部会议讨论和通过。讨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使工作完满，而且在于在讨论过程中，使每人都能把握到工作计划的精神与运用的方针。因此讨论工作计划，不仅有工作意义，而且有教育意义。这就是支部讨论工计划和上级讨论工作计划不同之处：上级只在于工作计划正确完满，但支部在于把握计划的精神。因此，支部书记或支部干事，必须顾虑到，不仅要订出一个好的计划，而且要通过支部讨论，使人人了解这个计划。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支部负责人，要设法领导他的支部解决这些问题。
（2）
分配工作——我们党内，每人的工作都由支部决定。这一点，并没有减轻支部负责人的分配工作的责任。支部同志，大多都在有准备状态下参加支部生活的。因此，支部负责人必须对一切问题都先有腹案，经过支部讨论，修正或同意之后，通过执行。从此可以看到，支部决定成员的工作，并没有减轻支部负责人的责任。分配工作这个东西，说起来是一个简单问题，但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始能做到。支部负责人，姚某同志去复旦某项工作时，必须先考虑这个同志的个性、人事和能力，又要考虑在支部所有同志之中，是否它是最适当的人选。因此，为了分配工作恰当，党就要求支书和支干会中的组织委员，对每个同志都有各方面认识，如个性、政治水平、能力、兴趣等等，而不是临时应付。这样，当党一有需要之时，就能够马上决定谁适当于担任某项工作。这样，就可使支部负责人所提出意见，意欲通过，同时可得到支部同志的景仰，而确立其威信。今天，有些支部书记把自己当作支部同志的联络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3）
传达上级的指挥与要求，推动支部执行——这一点用不着说明，但很容易忽略。有些同志，常常觉得此工作不在自己计划之内，很像负责很少，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
〔附〕小组
因为小组不是正规的组织单位，所以要“附”。
小组的性质
我们说过，支部是党的组织，是党的最基本的单位。它是着眼于工作的。小组也是组织，但它不是工作的组织，而是另一方面的组织，是教育的组织。但我们的党，是行动的党，所以小组就不是正式的组织单位。党的一切教育，有形的无形的，都应通过小组生活。小组生活归谁管辖呢？贵宣传部，但支部则归组织部的。
小组活动内容
首先是政治教育，包括一般性的与全国性的工作计划的讨论。因为小组是教育的单位，有人以为完成政治讨论就完成任务了。不要误会呵。党，不仅要提高每个同志的政治水平，而且要培养其人格、行为和生活习惯诸方面。因此小组教育，在与全内容的教育，这一切都应放在小组里面讨论的。
现在，我又介绍老党的小组生活内容，给大家参考：
（１）政治报告。
（２）讨论——按照党整个教育计划从事讨论，因此事先应有讨论大纲。
过去，参加党的人，经过入党手续后，必将他们编为一组，施以最基本的教育。教育内容，是“新社会观”一书——这本书是苏联红军中的政治读本。这种小组的教育，是有延续性的。
编小组，尽可能以同样政治水平的人编在一起。比方国内有工人农民加入党，他们甚至可能是文盲，在这种场合下，一般的知识教育也应该在小组中进行。因此，小组生活可说是千变万化的，按参加者的程度、成分等等不同而决定。但一定要有计划，与延续性。
（３）批评——与支部批评不同，它不批评工作，而只作生活批评。某同志有坏习惯，会在群众中起坏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批评，要求他改正。通过这种批评，使每个党员都有很好的生活习惯。这不是干涉私人生活，但也是干涉私人生活。私人生活党也要干涉吗？一个个名党员，既然能够把他所有的一切都贡献给革命，贡献给党，私人生活为什么不可让党过问呢？一个小小的缺点让它发下去都会致命的。
也许有人会发脾气说：这是我的私生活，参加了党，难道一点个人自由也没有？这和史太林党有什么不同呢？似的，在我们党里没有绝对的个人自由。但我们和史太林党不同。史太林党绝对的否认了私生活；但在我们看来，私生活必须与集体利益相配合。在革命党里可以说没有私生活自由，或者说容许私生活自由的范围很少。当做一个普通人，选择什么做配偶，任何人都不能够加以干涉。但在我们党内，选择配偶问题可能成为问题。有时，党是不许你和这个人结婚的，如果你和一个党外人结婚，则一定要得到党的批准。你会问：为什么呢？党可以说：为了党。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武汉有个女同志叫做王水兰。这位女同志，在同志们的私下闲谈时，常称她为我们的皇后。当时有两个男同志，一个做外部工作的（在国民党宣传部做事）、一个做内部工作的，是湖北省委。这两位男的对女的都很好，不就弄到三个人都心情恍惚起来，影响了工作。这样，这样私人恋爱问题就成为组织问题了。于是党作了一个决定：限王水兰在短期间内（几天）确定要哪一个，或者两个都不要。（听者笑起来）此时，C.Y.曾惹起讨论，但讨论结果认为党的决定绝不过分，是对的，因为这件事已影响到组织工作了。
愈是上级，他的私生活愈要注意，因此也愈少自由。比方我们的犀照。如果是普通同志，夫妇分了居，我们党不一定会去干涉。但如果是犀照，不仅他和“老太婆”分了居，就是他俩口子吵下嘴，我们也要去干涉他们的（笑）。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于我们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有人说：C.P.的生活批评，已经抹杀了人性，我们不能学它。对的。C.P.的生活批评，已经发展到不容许辩解的地步。他们说不须辩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的自我批评，达到只许说自己弱点的地步。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弱点，或者还未发觉自己弱点，不成！你一定要自己伪造一些弱点出来，说我是个混蛋，我不是东西，我是一只狗，而你们则是圣人，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是基督，因为我跟他走，跟他学习，在他领导下“进步”！那你就呱呱叫，是最好的“布尔什维克”！这样，生活批评成为官僚统治的制度和手段。
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因C.P.的罪恶做法而否认了自我批评。C.P.的做法，根本剥削了人类的尊严。但尊严是党员自觉地为人类而牺牲的基本条件。C.P.的自我批评，不是真正的生活批评。我们党现在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存在，必须以生活批评为手段，克服我们的弱点，以集体的力量，推动个人在生活上进步，在各方面进步。
小组长的任务
支部人数，我们是不加限制的，但小组人数则有限制。通常，一个小组不超过十个人。小组负责人不叫书记，而叫组长。小组长的任务，不在于推动工作，而在于推动教育，其任务，具体如下述：
（１）
参加支部教育计划的制定——和支部书记及支干会宣传干事一起制定。甚至同一论题的问题，亦可按小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进行方式。
（２）
推动学习——包括两方面，一为未讨论之前，推动个人事先准备，找参考资料，并可要求各人事先准备发言提纲。因此，组长就要与各组员有经常的接触。其次是推动个人发言。尤其是有新同志加入的小组中更要如此。因为新人不惯于发言，觉得自己不会说话，有自卑感，肖组长就有义务去推动他们发言，为了这目的，可以多做私人谈话。
（３）
帮助同志们改正缺点——小组长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成为他（她）们小组中的生活模范。因此，小组长，应该是老大哥或者是老大姐。虽然或者他（她）们的年纪很少，他要涵养。他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支部书记或许可以让一个性急的同志担任，但小组长一定要各方面都比较健全的。正因为小组不是组织中正式的单位，所以小组长可以由支干会指定。
在什么情况下小组可以代替支部？
在某些时候，小组可以兼负支部的全部或一部工作；又有些时候，支部可以兼负小组的全部或一部份工作。但这种情况必须有条件来限制：
（１）
在平时，支部太大，支干会分了支分部，还很难开全体支部会，向我以前参加的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录者）一个支部就有几百人，分为四个支分部，每个支分部都有干事会，仍不能经常开支部大会。
——什么叫支分部？——有人问。
所谓支分部，就是支部的一部分。比方北大，一所学校就有几百人，它里面有工学院，有文学院，有农学院等等，因此在北大支部里，可分为若干个支分部。在支干会之下，可成立支分部干事会。又如在武汉兵工厂，也有好几百同志，厂分枪部、炮部等，因此也设支分部。
如果设了支分部，仍不能经常开支部大会，在这种情形之下小组就可代替支部一部分工作，比方说，小组可兼讨论群众工作。
（２）
第二个条件——就是在地下工作时代，为了技术，开会人数要减少，为了保密，同志要互不认识，因此缘故，支部人数就应该减少。在此情形之下，小组会议可以代替支部会。既然小组某部分工作可以代替支部，那么，小组长亦应该负一部分支书的责任了。但我们应该明白，这不是正常的。
小组同时兼具支部的职能时，当然应该讨论群众工作，但虽然如此，它对工作仍没有决定权。或者说，他的决定，必须经支部干事会批准。无需说明，支部讨论工作有两个意义，一是决定工作，而是教育同志，使其了解工作。在小组兼具支部的职能时，支干会可以要求小组侧重于第二种意义的讨论。在这种情形之下，支部大会的机能，尤其是决定权，就为支干会所代替。从此可见，党的活动条件愈困难，领导机关的权力愈大，直至中央委员会，都是如此。
我说过，支部和小组不能分开，是非正常的，是权宜措置的。因此，我在这里时说，我们必须清楚这两者，但现在事实上又不能实行，尤其是支部不大，支部与小组实际相等的时候。在这情形下，可以下述两个办法来补救：A
尽可能把支书和小组长两个职位，由两个同志来担任；B
一次会议分为两阶段，一半为支部会，一半为小组会。支书为支部会当然主席，但小组会不一定为组长做主席，可以轮流当主席。当然，如果观念清楚可以不划分，但现在不清楚，应该划分。以上是建议，请不要记录在“讲话”里。
西：支干会具备领导机构性能吗？
梅：具备。
西：支部党员大会闭会期间它有全权吗？
梅：它有全权；但通常，支部会每星期开一次，支干会的“特别”权力也只限于事物工作方面。支部大会，有时不能每周开会，但也不能超过一个月开一次。
西：支部太大有没有支部代表会呢？
梅：根据我的经验从来没有过。
西：支分部很多，支部有大，不能开会又如何？
梅：很少有这种情况。比方在某一企业中，工人有两万，同志有几千，划成支分会之后，人数就可缩少了。不过在秘工时代，很少可能发展到这样多人，如果真能发展到这样多人，环境就一定好，我们就能召开支部或支分部会了。但如果真能有如你所说的一样情形，也可以召开支分部干事全体会议。当然，我讲的都是过去的经验，如果将来我们发展了，我们也可以创这先例的。
此外，老党过去还常召集活动分子会议，目的在使党员明白党的政策，但它只具解释性质和咨询性质。
西：支部如果不大不少，又有支干会，工作计划当然由大会决定，在这情形下，支部对支干会的决定，有无复决权？如有，如何实施？
梅：复决权这件事，我过去从没有遭遇过，大概因为支干的决定，多数具有浓厚的技术性质，而支干会的干事，能力又较强，不大会错误的缘故。支干会如果感觉困难，可以召开支干扩大会议。
岑：小组会政治报告，通常由谁负责？
梅：通常由支书或支干会宣传干事。如果支部太大，小组太多，则由小组长。但老党对这点有些改变，政治报告多数是在支部中而不是在小组中进行，这样做，大概有以下两个原因：A
政治报告，与工作有密切的关系；B
避免麻烦，并使小组有充分的时间从事于讨论。
岑：支分部与支部的关系如何？
梅：隶属于支部。
方芬：如果支部太小，但同志间时时又不配合怎么办？
梅：可分小组，在小组中讨论工作。
第四讲地方机构
我这里所说的地方机构，包括两个东西，在党章中，这限额东西是分开说的，但在这里我是从广义说的，即指中央委员会与基层组织之间的一切机构组织而言，按照党章所说的就是省委会和地位会。现在我将两者放在一起讲，因为它们只有权力大少的不同，但没有性质的不同。
地方机构的组成
地方机构，按什么方式组成呢？照党章规定，必须由选举方式产生；地委会由地方代表大会选出，省委会由省代表大会选出。地方工作的着重点，多半为执行中央命令。正因此，为了避免官僚化，故规定必须选举产生，而不能由中央指定。有没有特殊情况呢？有的。党章规定，上级对下级，有监督、改组以至解散之权。可是解散了一个组织，而法定的又没有产生之前，怎办呢？只能指定人选。但这些只是临时的，我们不能叫做省委会，而只能叫临委会或特委会，同时应该指明下届大会之期限。如果没有指明期限，每人都有权抗议或提出要求。
焦：在最艰难的秘密工作时代，可否特殊地用指定来代替选举呢？
梅：不应该有。党章规定，只有选举，才能保障党内的民主。
地方机构的职权与组织
地方机构的任务，通常是监督和指导下级党组织的工作。因此，它的权力的来源，有如下几处：A
执行上级命令，只负监督下级组织之责；B
跟上级的及更大范围之一般工作计划，定出本地区之特别的工作计划。党愈公开，中间机构的权力也愈小；党愈困难，中间机构的权力也愈大。因此我们不能硬性规定它能做什么。
通常，地方机构起码由五个人组成。为什么？因为各部门负责人可能过分重视自己范围的工作，忽视其他部门的工作，因而可能惹起偏差，各走极端；在这情形下，就应该在负担实际工作同志之外，增加两个不管部，以便整个机构更加完善客观，顾到全面。通常，如果不能组成五个人的地方机构时，我们不把它作为地委，而组成特别支部。但在党规模小的时候，在某些重要的城市中，当然可以例外。机构小时，多份只分书记、组织与宣传三部，书记顾及全般工作，推动全面工作；组织部主理组织、训练及群众工作事宜；宣传部负对外宣传及党内教育之责。组织大时，还有主管特定的群众工作机构，如工人部、妇女部等等。这些部视需要确定，委员会大时，通常有常设机构，即常委会，在习惯上，书记、组织、宣传三部之主管人都参加此常设机构，或者毋宁说，这三部负责人通常都由常委担任，但常设机构之人数需视情形决定。机构内部，有时需要专管事务性的一部，这就是秘书处，秘书长人选，不一定是委员，因为秘书长的选择标准，与代表大会时选举领导机构的标准不同。秘书长有机列席委员会会议，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
组织部的职责
我在这里讲一讲组织部和宣传部的职权。这两部，在地方机构与中央委员会，其职权都是一样的，因此在这里讲过之后，在别的地方我就不再讲了。组织部的职权如下：
1、
对新党员与新成立的组织之审查与批准。党章规定，新党员，必须经过支部通过，经上一级的组织批准，始得成为党员。这一工作，连中央组织部也要做的。因为有些特别支部，是直属中央管辖的。
2、
移转批准于手续办理。这一工作连中央都做的，如办理出国事宜。这点我们与老党不大同。老党时，同志在国外通常都组织旅外支部，它受当地国家党的领导机关指导工作，但其直辖上级机关仍在本国。我们现在则不同。某同志旅居国外一定时期，则应转入该国的支部，如中国有个同志留在美国，则应转入美国支部。这就表示到：一个国的党员，同时就是世界党的党员，但一个世界党的党员，不能同时做两个国家支部的党员。两者必须放弃一个，按照国际章程规定，应该转移，从此可知，我们的组织具有更大的国际性，而国际权力也更集中。
3、
党员奖励之审查与批准。比方有特殊贡献的党员，可以在内部公报褒扬他；如犯错误，应该处罚，这些都是要经过组织部审查与批准。
4、
党籍的登记与统计。这一工作，是以个别党员为对象的。
5、
下级机构人选审查和同意。省代大或地方代大与全国代大不同，全国代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国际章程没有规定要经国际同意。但在一国之内，地方级代大选出之领导人员，必须经上一级领机同意。
6、
向同级的委员会（如省委组织部向省委）提出组织决议案。
7、
一般群众工作计划之执行。
8、
下级工作之审核与检查。
9、
主要干部训练。
组织部的职权，大抵如此，或有遗漏。他由此中职权，但他仍以整个领导机关名义发言，只有纯事务性的事情，可以用“部”名义“通知”。用整个领机发言，表示到全体下层对上级全体之意。
宣传部的职权
1、
宣传工作：
A.
出版翻印及分发上级的宣传品；
B.
内外宣传物撰述于分发；
C.
宣传计划之拟定，宣传工作之指导；
D.
对机关报之控制；
E.
一般文化工作之指导；
2、
教育工作：
F.
对内教育材料之撰述与分发；
G.
党内教育计划之拟定与教育工作之指导；
H.
下级宣传教育工作之检查；
I.
主管党校政治教育方面；
J.
临时性的政治训练班。
〔附〕区
“区”有两种，第一种为大区，如华北、华南区；第二种为小区，如现在香港的去。但两种性质与职权都是一样的。
1、
性质——“区”不是组织的正式的一级，不是法定的机构。但当然如此，并不妨碍它的职权。
2、
职权——与一级地方机构的职权没有什么区别。但其职权来源则有区别。各级领导机构的职权，受党章及民主选举来保障，但“区”组织，职权的来源与保障只有一个，它所代表的上级机关。他代表上级，以指导和监其所管辖的下级组织。从此出发，便规定了它的产生——由上级指定。通常，地方委员会都由代表大会选举，但从来就没有区代表大会这个东西。
第五讲中央委员会
地位
中央委员会，用一句话说，是党的最高的领导机关或指导机关，但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很明白。因为它之上还有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党章说，中委会是代大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此话是有限制的。其实在代大闭幕期间，中委会也不是最高权力机关。所谓最高权力，就是在它之上没有再高的了，它有权做任何事情。但最少党纲和党章，中委是不能修改的。它只有解释权。因此中委会不是最高权力机关。党章的说法只是一种习惯的说法。
职能
从此可知，终为市领导方面的最高机关。领导，通常是指行动方面，在这方面，它是最高机关。
产生与组成
只有一个方式产生，就是全国代表大会。多少人组成呢？党章虽有人数规定，但并未一成不变的。人数决定于党的规模，党员人数越多，中委会人数也越多。但相信不会少过七个人，如党章所规定的。昨天我说地委会最少五个人，但中委会七个人是最少的了。
机构
中委会可设常设机构。因为中委人数多，而且通常散居各地，在各部门中工作，因此日常在中委所在地为党工作的人，一定很少，故必须设立常设机构。地委会的常设机构是常委会，但从布尔什维克党直至我们中委会的主要常设机构都叫做政治局，或叫政治委员会。为什么？很简单，为的是说明中央的最高领导是政治领导，但各地领导机构通常只是组织领导。我党现在只有这一个常设机构。但中委会是否只有这一个常设机构呢？不是。如布尔什维克党，通常就有政治局与组织局（从来史太林改政治局为书记局）。如果有这两者，互相关系如何定？在党内的地位又如何呢？职权又如何区分呢？通常两者都有中委产生，组织局受政治局监督与控制。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我当时正当，政治领导是最重要的，因此政治局有更高权力。至于两者职权的划分，政治局负责日常的政治领导，组织局负责日常的组织工作领导；换言之，组织工作，是在政治局领导之下，由组织局主持的。老党初期也有这两个机关，我们为何不依布党及老党组织两个呢？没有更大的理由，只因规模少组织少而已。因而把政治组织两方面的工作集中于一个领导机关。
政治局领导日常组织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它之下应设辅助机构，除宣传组织之外，尚可视规模大小而增别的机构。中央机关事务性的工作为秘书处，他在组织局（疑应为政治局之误。——今注）领导之下。
关于党的机关，越是上级，觉得越没什么可说，因此我在此停止了。
岑：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否为当然总书记？
梅：应该说总书记为当然主席。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过主席。C.P.今天有主席制，总书记是最高负责人。
我在这里又要跑一次野马，是关于到领袖之观念的。反对派时代，在独秀被捕之后，只有少数分子觉得需要有个中心，其他同志都不能合作，你骂我，我骂你，意见不对即再组织一个临委。党的中心，在通常，多数体现于个人领袖之上。但同志们由于痛恨史太林的个人统治，故宁可不要领袖。但经过二十年痛苦，同志们觉得必须有个中心了。中心虽不是个人，但最少是领导机关。我们对于领袖的观念，应该加以改变；或正确地说，应该恢复原来观感。
“领袖么？历史有过希特拉，有过墨索里尼，有过史太林。”人们会反驳道。但是，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在我们的脑海中并非超越于党之上，而只是较有远见，较有经验，而且站在同志们的最前面的一个人或一批人而已。因此我们要信任他们，震中他们，承认他们是领袖。但他们仍是一个人，一个同志而已。因此，列宁甚至在死之前，在其威望达顶点时候，仍可以批评他，现在你们听到领袖两个字，不要怕。我们须要一个史太林么？不是，我们须要领袖么？是的。史太林制，是个人党制。因此他是神圣，是上帝；因此他是全能的。但在我们看来，领袖仍是一个人，人是有缺点的，因此我们不苛求，苛求到领袖放个屁也一定是香的。我们的错误观感，证明到我们虽然意识到反对史太林的个人政治，但仍受其领袖观所影响。对于我们，领袖有错误，就要严厉批评，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能做领袖。
有些人读书读得迂腐了，就用最高的标准，用马克思，用恩格斯，用列宁，用托洛茨基的标准，去衡量领袖。同志们，几百年来你见过几个马、恩、列、托了？这些人不是每时每刻都能产生出来的。但从经验上，我们必须有领袖作为我们的核心。因此，在我们组织里，政治上最稳定，处理组织工作较妥当，并能代表我们组织传统的即应推之为领袖，珍惜它，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组织。我们可以坦白的说，彭述之同志其人，绝不容易得到。但我们并非对领袖不批评。不是。倒反我们应以更高的标准来批评他，批评得更严厉。有人以为彭述之政治上不及托洛茨基，组织上不及列宁，因此说他不应作领袖。但又因为它是老头子，觉得不好意识批评他。于是乎只在背后发发牢骚。其实这两种做法都不对。但说下去又越出“讲话”范围太远了。
第六讲全国代表大会
地位
在党内，它是最后的、最高的权力机关。但要说明，我党是世界党的一个支部。在一个国家内的党，和世界党，都采取民主集中制。因此全国代表大会，如以自己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就不是最高权力机关；国际章程规定，国际执行委员会及世界代表大会，对任何国家的支部都有羁束权，不服从就可开除它。
代表的产生
通常是区域人数比例制。艘先用去，并以人数的比例。这是绝对的么？不是，特殊情形下可以变更。比如说，假如这次代大讨论很多妇女问题，希望妇女代表多一点，中委会就可特别规定，每区代表，妇女代表不得少于几分之几。又如为了使少数民族多点代表，也可特别规定，最低限度选一个，又如乡村与城市，假如希望城市党员多点代表，也可特别规定。国际大会也是一样。如上届代表大会，国际特别规定几个重要的国家出席代表特别高，这样做法理论上似乎不对，但事实上是应该的。至于代表人数的多寡，没有一定，组织规模愈大则愈多。
职权
（１）
决定与修改党纲党章。只有它有权作这工作。比方今天由于史太林党胜利，我党党纲很多地方需要修改，但中央委员会不能修改它。
（２）
总要政策的决定——包括一般性的工作方针在内。这一点可能大会闭幕期间，中委会也有最高权力。
（３）
审查中委会报告。
（４）
选举中央委员会。
（５）
接受全党个人的或组织的诉愿。——他不能拒绝任何诉愿。
（６）
当即的最后决定权，但国际章程规定，最后决定权属于国际大会。
会前准备
大会筹备权威中委会。其他皆属非法的。召集大会的通告，最低限度要在三个月前发出。草案起草好也须于三个月前发下讨论，党内公报特别出特辑，登载各种意见。任何人，任何（此处有两字印刷不清）都有权对草案提出（此处有一字印刷不清）案来。中委会并且必须发下讨论，不得拒绝。这些都是第四国际从俄国党争中和第三国际经验中得来的，为的是保障充分的民主。如中委会违反，可抗议，宣布为非法，要求延期。
傅挺：中委会不是最高权力机关吗？
梅：党章中只是一种习惯的说法，方便的说法，但不是严格的说法。党纲党章它就没有修改权。
郑稽：并非说中委会在一切问题上都没有决定权，只说它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有最后决定权。
梅：“最高”的意义，就是说，在它之上再没有别的东西高过它了。
郑：少数派人为一国与世界的关系，相等于省与全国的关系，因此不须要党纲。
梅：不对的。第一，超过国界，今天尚没有完全差别。第二，在各方面虽然具有世界性，但仍未实现，各国的发展不同，因而不同比例。
胡海涛：临时代大，有无时间限制？是否规定一定要代表大会闭幕之后若干时期才能召集临时代大？
梅：没有。只要在两届大会之间则可。权力在中委会。但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党员或组织要召集，则中委会不得拒绝。但在这种情形下，会前讨论或者不能按照章程规定进行。
第七讲其他
按照党章讲到，这里正规的组织算是讲完了。其他有几个重要问题，我放在这里来讲。
党团
这里所指的党团，不是指党与青年团，而是指党内的一种特殊组织。它是什么呢？因为我党人数少，相信很少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呢？一句话：是做党外机关工作的党组织。支部通常做群众工作，党团作机关工作。参加者很有限制。A
必须是在某团体内作机关工作的。举个例吧，如某工厂，我们在该厂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工会，每一同志都有权力有义务参加支部，但并非每一参加工会的同志都参加党团。必须在工会机关内（领导机关内）参加工作的通知，始能参加。B
如果参加机关的同志多，则只有在机关中有发言权，以至有表决权的同志始能参加，甚至只有重要负责人始参加。比方全国总工会，人多，同志多，但并非凡参加工会领机的同志都参加党团，而要在总工会领机中有地位的同志始参加。党团通常是很少人的。
党团，是党以集体力量影响此机关工作之决定与执行的党机关。
党团归谁管辖呢？不一定，按它的性质决定。支部是按级领导，即支部受地委或支干会领导。党团则不然。如全国总工会党团，因其为全国性，应直接由中委会领导。省工会党团，应由省委会领导。党团，通常都不受支干会领导，而且同一群众团体的党团，其上级领导，通常较诸在该群众团体中工作的支部的上级领导为高。比方说，你们某厂的工会党团，最少也应收取委会领导，但工会支部，则受支干会领导就成了。
党团领导人通只有一个，就是书记。而且这负责人通常都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党团中最高地位的同志担任。而由两个以上同志在机关中同意地位，则以党龄较高者担任。
焦：但法理权究竟谁属？
梅：上级指定。可以说，通常由上级在机关内指定有地位及党龄较长者担任。
英里：党团的决定，它有权要同一团体机构内的支部执行吗？
梅：没有这个须要。因为它做机关工作，支部不能起作用。经常，只有需要群众压力时，才须要支部帮助。此时可以经过党团的上级，命令支部相配合。通常，支部都受党团约束，但还不是法理上的。
郑：受中央领导的党团，有权要求受省领导的党团配合工作吗？比方全国总工会的党团，有无权力支配省工会的党团？
梅：通常是通过中央命令各省委要省工会党团执行。
梅：很多名称，当与青年团都是一样的。但党团这名字就不同。青年团在机关工作的组织，叫“团组”。
党内小组织
史太林党，实际上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我们则不同。我们不否认无产阶级有阶层存在，因此有多党必要，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也是如此。托洛茨基就说过，有阶层，有不同意见，因此有异党存在之必需。我们既不承认党外无党，更不承认党内无派。老实说，过去一切政党史都是党内派别的斗争史。不能党内无派。但这并非说，在党内，任何人都可以无原则的“派一下子”。不是。不能无原则。
党内校组织（即党内派别），在什么条件之下始容许呢？简单说：在整治意见的基础之下。换言之，与党正式意见不同，而且是政治上的，才能容许。但即令如此，在组织上仍是受限制的。第一，在党内不能形成有纪律性的派别，正如一国内各地方不能有独立的宪法独立的政府一样。我们不赞成党外无党，但不容许党内有党，只许为争取多数，互相交换意见，互相商榷，但不是纪律性的团体。第二，不许将自己的意见传到党外，除了在中委会容许的特殊情形下。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一个党对外只能有一个意见，为了统一号召群众，不许“越过党向群众谈话”的。但它也享受权利。在其小组织内部，可交换意见，不受停止讨论之限制。它甚至可以产生中央性质的联络机关。在全党讨论期内，它有权要求中央将其意见交付讨论。如果它有相当人数，还可要求参加党内公报编委会，代表大会一定要为反对派预备代表席。国际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亦应容纳反对派参加。
如果在讨论过程中，政治意见的不同已经消除，小组织即应解散。
在这里，我又要说一次题外话。很多同志，对于我们过去的少数派，只侧重于政治争论，而不注意多数派与小数排对组织问题的态度，以判是非。这是不对的。少数派自己出版对外机关报，事实上等于成立另一个党，等于脱党。因此它应受纪律制裁的。
焦：反对派，可否有其自己一派的组织生活呢？
梅：谈到组织，必有纪律，因此不容许有组织生活，但如果指的是经常开会，讨论讨论政治意见，甚至成立联络机关，则容许。如有选举，反对派个人可按反对派反对者一票，就可证明无纪律约束。
郑：如在不同区域，小数派是否可以不受秘密工作的限制而联络？
梅：他们有权交换意见，但须受党纪律限制。
郑：如果他们要求到每个支部出席讨论呢？
梅：不可以。
英里：组织意见不同，可以形成一个小组织吗？
梅：因为我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如不同意这个，就是分裂了。
焦：在争论期间，在某种情形下，反对派可以出席下层讨论。比方说他是中央委员，当然他可以和多数派一起去省委会去辩论。
梅：但他不是以执行机构的代表资格去，而只能以反对派代表资格去。
春：在代表大会上，代表可否放弃其原来的区的意见，拥护别人的意见呢？
梅：问题在于不受其区域限制，发言绝不受约束。否则我们的代表大会就成为国际联盟了。
唐：能否这样说呢？这个代表，它有权代表其区域提出任何意见，但也有权代表其区域放弃自己的意见，接受别的意见？
梅：不能这样了结。问题在于，我们选举代表，是去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而不是推选代表去参加某个联合会，因此在代表大会，我们从来就没有地方代表团。
干部及其他
史太林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们现在把这句话当成金科玉律，这句话就是：“干部决定一切。”干部好，党就自然好。他们把干部训练视为最重要的组织任务。这句话对吗？不对。我们应该这样说：只有党好干部才会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同观念。像他们所说那样，我们就应先培训干部然后搞党。因此必须从上而下。但我们，认为干部是从党的健全中产生出来的，是从领导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因此是从下而上的。
但这样，是否领导机关培养干部就没有责任了呢？不是。上面的说法，只是说不应从上而下用挑选的方法去培养干部，但某人在群众斗争中已表现出有特别才能，可为干部，领导机关就有义务去培养他，政治上帮助他，工作上帮他忙，（此处有三字印刷不清）经验给他。史党可以挑选一些不是干部的人做“干部”，我们则是对在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施以训练。因此，我们并没有减轻了训练干部的责任，尤其是组织部。
英里：请你讲一讲跨党问题好吗？
梅：我们原则上禁止跨党。不许别党的党员为别党的利益服务，加入我党。我们也不须要加入别的党。我们保持独立。但这不妨碍在特殊情形之下，派同志参加别的党。这种情形，有两个条件：把别的党看作群众组织，或为了特殊任务。
英里：如有此必须，可否组织党团？
梅：如果在异党领机中工作，应组党团。
李西：决定于两者性质的不同。党是阶级的先锋队。青年团是先锋队领导下在青年中的班群众组织，但不是党。就两者的关系说，团是独立的，但它接受党的领导。理论上说，团接受党领导与否，它有自由权。党领导青年团依靠两者：第一为政治说服力；第二，依靠参加青年团的党员组成的党团。团开代表大会，当就要开党团大会，准备争取对团的领导权。如果争取失败，党对团的领导就失败。就老党习惯，团中央总书记有权出席党中委会，当夜有权出席团的。此外各级都是这样。事实上党对团似乎有约束力，但理论上没有法理根据。当张团长都没规定一定要服从党。既然团的中央委员会使团的最高领导机关，它就有权接受或不接受党的决议。但事实上，两者是一家。
焦：我有一次在团的刊物中，看过耀如同志一批文章，是反对温洲同志时写的。他认为团无论在哪方面都要服从党的决议，因为党代表大会中，团是由代表出席。他说这就是民主权利，因此它有集中的义务。我认为他（此处有一字印刷不清）说得很不对。团派代表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并非像党一样，按区域比例选出来的，而是整个团派几个代表而已。怎能说这是民主权利，一定要它服从党的集中呢？党有五百人，也许有五十个代表，但团有五千人，也不会有五十个代表的。如果一定要服从党决议，岂非要五十人服从五百人？所谓民主集中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在这里变成多数服从少数了。我认团接受党的领导，但他自觉地做的，但不能说是纪律。党团之间根本上绝无纪律存在可言。你以为耀如对吗？
梅：如果按照事实，按照经验，你对团说，如果你们不接受党的重大决定，那就表示我们分开了，因此请他们接受，那是可以的，但如果照法理做，认为团一定要服从党，而且以民主集中制来作辩护，当然不对。
郑：犀照同志就不是这么说法。
李西：团员入党后，尚保留团籍吗？
梅：不一定。过去老党决定年龄时，是由三年重叠的：团员要十八岁至二十六岁，党员则为二十三岁以上。理由大概是加强党对团的控制。
焦：有一次，很像我听过犀照同志说，团员入了党，永远保留团籍的。
梅：是团主动的。如果你不声明脱离团，它会保留你的团籍，但如你超过了年龄，则无表决权，而只为名誉团员，如果不是这样，郭的几十年，我们的团就不是青年团，而是老年团了。当然干部是不受年龄限制的。
其次，要说明，团员入党，通常没有候补期。
英里：少年团由谁领导？
梅：团领导。
第八讲结论
这个“讲话”并不完满，只是一个概括而已。它需要不断的补充（此处有两字印刷不清）。但在今天适用上，我认为也差不多了。
回头一想，可见得“讲话”的真正的中心部分，都是技术性的。技术的东西即使全部照办，也许只是一个空壳，一个架子，而不能达到组织的目的。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赋予一个架子以内容，将死的东西变成活的东西。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哪里呢？在于纪律。因此我们说，建立铁的纪律是我们的前途的关键。如果我们不能建立铁的纪律，就永远不着实际，永远无效果。因此我们要号召：为建立党的铁的纪律而奋斗。我们的确要做到这一点，不打折扣。对爱面子，对自由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
我们必须有明白的观念：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但组织必须在铁的纪律中，成长起来。也许有人说：那就建立起纪律好了。不。不是这样简单的。并非一做就可。要建立铁的纪律，必须由其前提，就是：每个同志都必须有充分的爱党精神，每个同志都要肯定：我爱护组织，将组织视为比我个人更重要的东西。因此考虑问题时，不以我个人，而以党为前提。为什么一定要同志们有自觉的爱党精神始能建立铁的纪律呢？因为我们是政党，不是强制的机关。我们不能对同志们强制。什么叫强制？强制的最高意义就是“不让你活”。但我们没有这样，就是有也不是这样用的。我们的最高纪律是开除。开除吗？有什么问题呢？如果同志们抱着这个态度，就根本无法建立纪律。因此，必须视党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当然，我们不是说，党员根本没有爱党精神。我只说只有百分之五，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五十。但达到百分之百的很少。
现在领导机关考虑问题，被迫不仅从组织观点考虑，而且要从同志的情绪考虑，领机对一个同志作决定，说来说去都不接受，最后说（此处有一字印刷不清）了，他（她）还不接受。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去。”领机要迫地对他说：“那我带回去特委考虑考虑吧。”（笑）同志们，“我不想去”，其意义就是：“我不想做党员。”特委要刊物收费。有些同志不赞成。并且说：“如果收费，我就不看！”同志们！“我不看”，推论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这些问题，成为领导机关最头痛的问题，要以情绪来考虑问题，不成为组织，因为组织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呢？因为爱党精神不够。
如果将纪律建立在爱党精神之上，将组织建立在铁的纪律之上，再将这“讲话”的一套运用起来，我们组织就成了，不能这样做，一切都是空的。
所以我说，组织问题是生死问题。当然，组织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因为爱党精神是从政治信心来的。所以爱党精神，不仅应当作政治问题处理，而且应按组织问题处理。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就是香港同志缺乏同志爱，这与国内同志有天渊之别，我看到香港，只有私人感情，但没有同志爱。我在老党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我们看同志间的关系，超过了与任何人的关系，超过了父母，超过了妻子。我们要发挥同志爱。我们要使每个同志，留在组织里是温暖的。我们要培养同志爱。
完了。
焦励夫注：
（１）
这篇记录，只有第一讲后部约十分之九，经过讲述者梅同志阅过。其余绝大部分，由于梅同志卧病在床，由于赶着付印（整理五千字，发稿五千字），完全未经梅同志校阅过。
（２）
原来被指定做记录的是阿春和陈一明两同志。陈一明同志的草稿交阿春整理。本“讲话”开始的一小段和第一讲的头部分，完全是阿春同志的记录，因为我没有记这一部分。第一讲的其它部分，完全按我自己的记录整理的。这部分就是经梅同志校阅过的那部分。
（３）
第二讲以后全部都以我的记录为基础，而以阿春同志所整理的记录为参考。如果我漏去的按阿春的补上。如发觉我与阿春所记有不符的，则按讲话的逻辑决定采用他记的或我记的。但多数是按我的。 |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大事提纲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p.title1{text-align:center;line-height:180%;font-size:19pt;font-family:黑体;letter-spacing:3px;margin-top:30;}div.a1{font-family:"TimesNewRoman";mso-fareast-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1pt;color:#000080;padding-left:4px;padding-right:4px;padding-top:1px;padding-bottom:1px;background-color:#D1E9E9;}div.a3{font-family:"宋体";mso-fareast-font-family:TimesNewRoman;margin:10pt32px;font-size:11pt;padding-left:4px;padding-right:4px;padding-top:1px;padding-bottom:1px;background-color:#E7E7CD;}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大事提纲向青编者按这是1951年编写的一份参考材料。当时香港有一批年轻的非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理解刚刚胜利不久的中国第三次革命，正在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并且有激烈的争论）。这份材料的作用是简单扼要地提供一些事实。原作题为《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大事提纲》。叙述历史的范围是从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由两个人分别编写。现在重印的是向青所编写的开头两章。后面大约还有三章，由另一位编写，所包括的年代较短，但写出来的字数多许多。这后面部分现在没有找到，所以不能印出。这次重印，除第一章内涉及蒋介石、史迪威和罗斯福的一句话以外，全部照原文，没有修改。这自然并非表示作者现在认为原文没有值得改进之处。只是修改起来，工程浩大，目前没有可能做到而已。现在对那句话的修改，是删除了原文中所包含的“想当然”的成分。目录第一章从二次革命失败到抗战胜利·反动的十年·两条路线的抗战第二章战后和平改良之梦·从受降冲突到蒋毛会谈·战后中国经济状况·国民党政权之削弱与群众运动·战后中共的特点·政治协商会议第一章从二次革命失败到抗战胜利反动的十年1927年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使国民党获得了政权。北方军阀的残余也加入了国民党。因为这个政权是残酷地压碎了群众运动之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更谈不上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实行任何社会改革了。资产阶级只有跪倒在蒋介石的刺刀之下，依靠蒋介石的暴虐的军事独裁来保护他们的经济特权。旧军阀打倒了，但是国民党的灵魂不过是一批新军阀。他们一样地分成派系割据一方，各自依靠帝国主义支持而互相混战。他们和旧军阀不同的，只是更资产阶级化而已：他们与产业资本家和新式银行家的联系比较更密切，而对旧式地主的关系比较疏远，统治的方式也比较现代化。他们不像旧军阀那样做着专制皇朝的梦，而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作典范了。这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已经确定地占据了支配地位。产业资产阶级虽然也会尝试控制这些新军阀，想用汪精卫之流的政客来实行文人政治，但是由于不敢发动群众起来，他们的梦想终归落空。他们的“民主”运动徒然供给军阀混战以漂亮的口号而已。1931年的所谓“国民会议”，只不过合法地批准了国民党军事独裁政治。实在的，中国资产阶级所能够创造的政权，最“进步”也不过如是了。在1928和29年间，因为国民党统治暂时稳定，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投资增加，所以工商业稍微活跃起来。农村的情况也大致平稳。但是到了1930年，在未解决的土地问题基础上，农民骚动又重新抬头而且蔓延起来了。1931年夏季，长江和黄河发生大水灾，灾民达一亿人，同时深受经济恐慌打击的帝国主义者又加紧对中国经济侵略，严重威胁中国民族工业。9月18日，日本发动沈阳事变，中国政府采取可耻的不抵抗政策，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丧失了最富庶的东三省，使中国经济遭受致命的打击。次年1月28日，日本直接进攻中国经济的心脏——上海，有计划地破坏中国工厂。后来在停战协议之中取得在上海的驻兵权。1933年5月，日军又未受丝毫抵抗地占领了热和省。中国经济在此种侵略打击之下迅速破产。国民党政权充分暴露出它的腐朽无能。但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革命领导，革命势力不能在此危机中兴起，遂使中国人民被国民党拖到一条空前险恶的灭亡道路上去。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错误指导之下，把革命失败当作是更高的发展，在1927年底拿出苏维埃政权口号作为当前行动口号。等到城市的暴动发动不起来的时候，就寄托希望于几支号称“红军”的农民游击队，企图“用农村包围城市，用农民推动工人”，人工地掀起革命高潮。这就是所谓“立三路线”的时期。这个路线使共产党更远离群众，尤其是把工人中的基础差不多丧失干净了。1930年11月，共产国际以李立三为替罪羔羊，清算了盲动主义路线。但是新路线仍然是不顾现实工人运动状况，盲目地在农村中发展“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冒险路线，只不过是在军事路线上比较谨慎而已。对于工人，并不是在一些基本的经济要求和民主口号之下去逐渐恢复和组织他们的斗争力量，却把工人运动变成农民游击战的辅助力量，变成“保护苏维埃运动”。于是党就更加远离工人阶级，更彻底地以农民武装斗争为其活动基础了。当“九一八”以后，学生之中像“五四”时代一样地掀起了救国运动，工人的自发斗争也多少复兴的时候，共产党并没有提出一个能为群众了解的民族民主的政纲去组织群众运动，却想把抗日口号直接联系到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上面去。结果，城市群众运动因没有革命党的领导，只昙花一现便沉没下去。共产党也仍然在乡村中从事孤立的农民战争。从1927年下半年各地暴动中形成的“红军”，在1928年全年和1929年初的时候，即使对于农民来说也是非常孤立的。他们躲在山上，过着类似土匪的生活。1929年春天，他们开始下山，到农民中做一些群众工作：驱逐地主和国民党官吏、平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29年底，“红军”才有了比较固定的制度。随着农村破产的深化和农民骚乱的复起，在1930年上半年里“红军”已经建立了十几个分散的据点，总数约有六七万人，主力在江西、福建边境的所谓“中央苏区”。清算“立三路线”以后，他们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逐渐扩大在偏僻乡村中的根据地。1931年11月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苏维埃共和国”最主要的领土是江西福建边境的“中央苏区”，约包括十七县土地和三百万人口。其余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省边境的“苏区”，领土人口更少得多，而且非常不稳定。全部“红军”总数约十五万人。江西“苏维埃”的三年历史，是一部悲壮而无出路的农民战争记录。农民为了夺取土地，或为了保护已经分得的土地，用无比英勇的精神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战斗。他们的武装只是少量而陈旧的步枪，甚至于是红缨枪、锄头、木棍、石头，连机关枪都非常稀罕。而敌人有的是机关枪、大炮、飞机。在数量上敌人也超过“红军”许多倍，还有世界第一流的战略家做参谋。凭着革命的斗志，农民军打退了敌人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但是农民军的战斗力在军队优势的敌军压力下逐渐耗竭，“苏区”内部商人和富农的势力逐渐抬头，农民群众对于斗争前途的信心逐渐动摇，终于不能支持下去了。1934年10月，“红军”开始突围，向中国西北方作“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壮烈的行军和战斗，“红军”在整整一年以后到达了陕西北部。中共领导的农民“苏维埃”运动在华中地带失败的时候，也正是中国经济危机最严重，民族独立最危急的时期。本来世界经济在1932年末至1933年初期间已经从恐慌的顶点转入萧条阶段，渐渐有些起色，但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拼命加紧经济侵略，借此转嫁经济恐慌的祸害，并取得经济复苏的条件，所以中国经济在1934—35年间仍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入超数额不断增大，再加上美国实行收买白银政策，中国的白银（当时中国还使用银本位货币的）在1934至1935年间大量流出，物价不断跌落，1935年间日本更进一步实行大规模武装走私，中国民族工业纷纷减产、倒闭或卖给帝国主义者。面对如此凶狠的侵略，国民党不但无能抵抗，反而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提携”，承认华北和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禁止一切抗日宣传和爱国运动，充当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许多人民为了爱国的罪名而被监禁屠杀，许多报刊因“妨碍邦交”而被封禁。在被征服的过去“苏区”里，整村整乡的人民被杀光或者圈禁。“苏维埃”运动的失败使群众更加沮丧，大批中共党员脱党、“悔过”、甚至卖身作狗。思想上的复古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飞扬跋扈。在1934年下半年和1935年前十个月里，全国简直没有任何群众运动。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看起来，这时期都是一个最阴沉黑暗的时期。在这八年当中，共产党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27年7月以前，中共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党，只因为本身的幼稚，才追随了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致使革命失败，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的官僚主义统治者，利用这次革命失败，加强对于中共的官僚式的控制，肃清其中的布尔什维克党派（左派反对派）革命分子，迫使它适应苏联的外交政策而行动。从1927年“八七会议”起，中共的领导人已经自觉地迁就克里姆林宫的要求。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失败，更便利了克里姆林宫对中共作进一步的控制。在清算了李立三之后，一批在中国革命中毫无基础的莫斯科留学生（以陈绍禹为典型）被派回中国充当中共的领袖。虽然这批人手中的权力不久之后到底被毛泽东等土著派夺回，但是毛泽东等仍然要迁就和利用克里姆林宫的势力。所以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中共的性质已经根本改变。它的思想方法是经验主义，它的政治路线是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混合物，而且迁就着苏联官僚政权的要求，它的组织原则是官僚集权主义，它的成分绝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它与工人的联系变得非常微弱了。八年来中共所执行的冒险主义政策，不过是堕落的第三国际整个冒险路线的一部分。现在这个路线的失败也不限于中国，而是全世界的。1935年7月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开第七次世界大会，斯大林官僚集团正式埋葬了“第三时期”的神话，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提出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与“和平阵线”的路线，联合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集团去进行反法西斯和反侵略斗争。根据这个新的总路线，在长征路上的中共中央于8月1日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一切抗日军队组织统一的抗日联军，及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代替国民党政府。起初中共是不以蒋介石派为联合对手的，但是顺着机会主义的逻辑走下去，它终于得到结论：只有以最有实力的蒋介石为对手才能够达到有效的“联合”。1936年5月5日“红军”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并为表示不愿与拦截去路的蒋军作战起见，宣布将二月间由陕北派出渡黄河前往抗日的部队撤回陕西，声明愿与一切军队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中共随后并公开宣称停止阶级斗争。八月廿五日中共中央正式致书国民党，要求恢复像二次革命时一样的国共合作。这时在“人民苏维埃政府”（已经不是“工农苏维埃政府”）中之下的地方，已经停止了没收土地，对于劳资斗争也尽量设法缓和之。在以前的时期里，中共脱离广大的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在偏僻的乡村里从事孤立的、冒险的政权斗争；现在它为了争取广大的群众同情，打破孤立状态，又走到另一极端，宣布放弃阶级斗争政策，并实际限制工农阶级斗争的发展了。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金融恐慌压迫之下，另一方面却从镇压农民暴动的胜利和世界经济的复苏上面看出前途一线希望，于是在1935年11月4日宣布白银国有，以不兑现的纸币作为法币，加入英镑集团（后来又转而依附美元），同时实行通货贬值，这一个措施，配合着农产物丰收和帝国主义者增加投资，使中国经济暂时略微活跃起来。南京政府趁此时机逐渐控制各省半独立的小军阀，1936年7月连最有力的反对者两广军阀也征服了，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大提高。但是南京政权的巩固是非常靠不住的。非常有限的经济复兴伴随着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更甚渗入，日本吞并全中国的行动正在加紧进行，反叛的农民军并未被消灭，经济复苏使工人经济斗争与一般民众的爱国运动都重新抬头，爱国运动并得到了改变政策的共产党领导。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一个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当时学生因为反对在“防共自治”的名义下将华北划为日本控制的特殊地带，所以起来作示威游行，和卖国政府的军警冲突。这个事件引起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响应，并促成“全国学生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爱国团体成立，使1931—1932年间昙花一现的民众爱国运动以较大的规模复兴起来。1936年夏季的两广军阀反蒋运动也是利用这种爱国运动的。爱国情绪渐渐传染到兵士和下级军官身上，尤其是被派去“剿共”的军队里面。1936年末，在陕西“剿共”的东北军内部蔓延着反战情绪，连它的司令官张学良也受到了影响。蒋介石亲身跑去西安镇压，但是反倒于12月12日被东北军扣留起来。本来这个事变很可能成为蒋介石个人政治权利的终结，引起国民党内的严重政治危机，使群众运动趁机高涨起来。但是莫斯科方面严厉斥责张学良等反蒋行动实际帮助了日本侵略，通过中共劝令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令中共趁此机会向蒋介石表明愿接受他领导抗日的诚意。结果西安事变就成为国共重新合作的转折点。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之后，西北的“剿共”内战实际停止了。半年以后，抗战爆发，新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于是中国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条战线的抗战日本帝国主义无餍足的侵略，要占尽中国全部资源和劳动力，不让中国资产阶级分享一杯美羹，因此迫使中国资产阶级逐渐感觉到有抗战的必要。在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以为共军将被消灭，“安内然后攘外”的政策可以实现了。但是西安事变打破了他的梦想。他从这次事变得到两点教训：（一）共产党的势力在目前是难以消灭的，它的抗日口号在民众中得到广泛响应，甚至于影响到了军队；（二）只要他实行抗日，共产党就可以放弃阶级斗争路线，拥护他作民族领袖。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就停止了“剿共”战争，同时开始对日本侵略者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对平津的进攻。8月13日又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终于被迫起来“应战”了。“七七”的次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出通电，号召国共两党合作抗日。7月15日又向国民党提出合作宣言。在这宣言里，中共保证4点：（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二）取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动政策，停止没收土地及赤化运动；（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四）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统辖。8月底政府已经把共军改编为第八路军，陕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但是延迟到9月20日国民党才把中共的合作宣言公布。于是新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了。中共在这一次的统一战线里面，正如1927年以前一样，放弃了独立的阶级斗争路线，采取阶级调协政策。但是有许多其它情形是与前次不同的。在1927年间，中共领导着200多万有组织的工人和近千万有组织的农民；现在它与工人群众差不多断绝了联系，它的主要力量只是一支驻在非常落后地带的不满10万人的农民军——这是比以前恶劣得多的条件。不过，上次革命军的惨败和十年内战的经验，对于中共也不是白白过去的。现在中共无论如何总要坚持组织上的独立，对于国民党抱着相当警戒的态度，再不肯自动解除武装和空着手等待国民党施行各种改革了。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进行抗战，自始就是没信心的。全面战争已经爆发，但是政府并不正式宣战，也不没收日本在华财产，甚至在最初几个月还继续把庚子赔款支付给日本。它从来不会相信过中国自己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侵略者，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帝国主义的干涉上面。最初国民党集中最精锐的军队死守上海，目的就是造成有利的谈判地位，争取英美迅速出面干涉，特别是希望在当时举行的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中取得有利地位。但是这时英美并不肯出面干涉，只通过一些空洞的谴责日本侵略的决议案。这时实际上支持中国的只有苏联，它希望用国共合作抗战拖住日本的后腿藉以减轻侵苏威胁。上海在死守3个月以后终于放弃了。这个撤退竟造成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不经一战地放弃了南京。同一期间内，国民党军在华北溃退得更要快，日军在华北所遭遇的真正抵抗只是八路军的抵抗。自此以后，除了1938年3月在台儿庄打了一场胜仗之外，国民党军就一直是迅速地败退。1938年9月底，正当日军逐渐迫近武汉的时候，欧洲方面英法对德意签订了慕尼黑协议，暴露出英法帝国主义的脆弱，于是日本放胆进攻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华南。10月底，国民党军可耻地放弃了广州，狼狈奔逃，数日后武汉也失守。悲观情绪弥漫在政府中。国民党副总裁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发表“和平之门未闭”的谈话。湖南驻军和省府惊慌失措地放火烧长沙城，给抗战添加一页丑史。抗战第一阶段就在此时结束。中国丧失了全部沿海地带和华北、华中平原，政府退缩到西南山区去。这第一阶段的战争暴露出单纯军队抗战的无效，和国民党军队的无能。在抗战第一阶段里，国民党政府对于民众运动比较开放，与共产党的关系也相当和谐。这时候成立了许多救国团体，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涌入军队作政治工作，只要不公然反对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的各种言论都能够自由发表，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盛极一时。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等小党派也在承认蒋介石为民族领袖及不反对三民主义的条件下被允许公开活动了。这时期政府财政和兵源都还不成什么问题，人民的负担没有怎样加重，生活水平也大致和从前一样。北方共军改编后，于8月底被派到山西前线参战，受阎锡山指挥。他们与阎锡山合作组织群众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军“决死队”，发动民众抗战。八路军（不久改为十八集团军）有办事处在首都，常常能够直接向民众发表谈话。中共机关新华日报也在首都出版。在南京失守前有大批青年公开地与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到陕北去，也没有受到政府多少阻碍。1937年10月间政府正式将长江一带的共军游击队（他们是在“长征”时留下的）改编为新四军，次年五月间集中整编完毕，派到安徽与国民党军共同作战。这时期可以算是“全民联合”抗战的黄金时代。但是，在这美好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这时期的热烈抗战空气，仅仅以民众一时的热情为基础。民族解放斗争并没有和民众生活改善以及民众的政治权利之提高联系起来。政府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谈谈的自由而已。热情的知识青年可以去唱抗战歌演爱国戏尤其是宣传“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但是绝对不能真正把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要求实际的生活改善或者侵犯到军阀官僚的统治全权。1938年7月设立的国民参政会，不过是政府用请客式约请拥护蒋介石的各党派上层分子和一些“社会名流”来谈谈的咨询机关而已，它的作用不是监督政府，而是向政府表示忠诚。抗战期间的罢工是死刑犯的行为。停止土地斗争是中共得到合法地位的主要条件之一。在这种情势之下，充满爱国情绪的工农群众自然而然地暂时停止了阶级斗争。国民党统治的地区里，各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完全照旧不变。共产党在阎锡山统治区里因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一切都要等待阎锡山批准，所以连最初步的改革（减租和政权民主化），都不过是一些要求而已。在河北、河南、山东的敌人后方，共产党联合一些不愿撤退的国民党军以及其他抗日分子建立了几个游击根据地，在那里也是为了“统一战线”的缘故，只实行了一些政治上的民主改革，而经济上的改革非常稀少。新四军在长江两岸抗战，只是一支纯粹的军队而已，它只能向民众表现为一支不同平常的军队，但是不能过问政治问题。这样的抗战阵营和这样的抗战政策，到了军事上遭受严重失败，经济上最进步的领土丧失，敌人对华政策从赤裸裸的屠杀、破坏、抢劫开始转变为“中日合作”“经济开发”的时候，就暴露出内部的致命弱点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了。武汉失守以后，一派资产阶级，以汪精卫为代表，干脆向日本投降，藉以保存一部分在沦陷区的财产，在日本占领军的刺刀之下分润一杯剥削的残羹。另一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则一面对抗战消极怠工，另一面加紧压迫后方民众，确保残余领土上的统治权，等候将来国际形势变化，可以在英美保护之下收回全国的统治权。资产阶级这两派不但在客观上是分工合作的，而且实际上经常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汪精卫投敌后很久蒋介石政府还不肯公开声讨他。至于后方的密使往来和特务合作，尤其是在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游击活动方面，是一直保持到抗战结束的。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了“反共”“防共”的政策，开始肃清各种民众救国团体和军队里的左倾份子，捕杀共产党员。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只保留一个空虚的名义，郭沫若等左倾的宣传人员被排斥了。同时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也开始把枪口转向共军，甚至联合日军“剿共”。几个月的时间，整个风气转变了，前线是沉寂的，民众的热情也消失了，一度受过民众热烈爱戴的军人重新成为与民众隔离的，甚至变成民众憎恶的对象，弥漫在大后方的是一种沉闷的消极等待的空气。1939年12月，正当苏芬冲突，世界反苏反共空气最浓厚的时候，国民党军第一次大规模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在山西方面，阎锡山也攻击“决死队”和解散“牺盟”并捕杀其中左倾分子。所谓“抗日统一战线”，到这时事实上已经破裂。自此以后，所谓中国抗战实际上已经成为两条战线分别的抗战了。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山地以后，对于抗战完全采取消极态度。从来不主动打敌人，只有在敌人进攻的时候才勉强应付一下。留在敌后打游击的一百万大军，陆续崩溃和投降，残余的部队也表现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并不主动打敌人，反倒常常联合敌伪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根据地。他们对游击区人民的统治方式和敌伪并没有多少分别。防卫着“大后方”的战线，一直到1944年春以前，因为日军不大进攻，所以大致维持不变。平静的前线变成文武官员和商人对敌贸易的港口，大量战略物资输出资敌，而从沦陷区购入消费品甚至奢侈品。前方士兵变成替长官驮运货物的骡马。抗战长期化以后，中国面对着的主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在抗战刚爆发的时候，有不少工厂从沿海迁移到了内地，同时在内地也新设了不少小规模的工厂。广州沦陷以后也还有大约3年的时间是不难有外国人输入生产器材的。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从事建设和发展生产，只顾用通货膨胀、田赋征实、统购统销、专卖等手段加紧掠夺人民，同时利用特权豪夺兼并，扩大官僚资本。从1939年起，“大后方”经济已迅速恶化。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外的海陆交通线完全断绝之后，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了。1941年底，通货数量已经达到战前的十倍以上，物价（以重庆批发价为准）则增到二十七倍。以后每一年通货膨胀再比上年约增一倍以上，物价约增两倍半以上。到了1945年6月胜利前夕的时候，通货膨胀已达二百八十几倍，物价则为二千一百多倍。所以官私资本纷纷脱离生产部门而趋向囤货、投机、高利贷和封锁线走私。工、矿甚至农业生产不但不增加，反而日益萎缩。在这种情形下，谈准备“反攻”，纯粹是欺人之谈。事实上，国民党寡头集团对抗战的态度，可以用“待胜”两字说尽。他们只盼望美国主子从日本手里把中国江山抢过来，让他们去当一名总管。国民党官方甚至公然说“我们是替美国打仗”，并用这个“道理”去教育军队！其实他们连配合盟军作战也不积极，只愿意坐待接收。根据这一个大原则，蒋介石自然就放心地在后方拼命压榨民众，窒息一切抗战力量的生长，把最精锐的部队用来封锁“边区”，在前方，则指示大批军队投降，造成“降将如毛，降官如潮”的现象，与敌伪合作企图剿灭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抗日武装与地方政权。抗战期间国民党曾有一次公然进行内战，这就是1941年初的新四军事变。新四军从1938年起在长江下游一带作战，两年间已发展到正规军十万人，另民兵数十万。这样的发展引起国民党莫大的恐慌和仇视。1940年10月，国民党军进攻在江苏北部的新四军，被新四军大败。于是国民党连用阴谋，以军委会名义，借口避免“摩擦”，命令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经过相当时间谈判之后，新四军终于接受命令北调。不料1941年1月7日当直属军部的一万人行军到皖南泾县附近时，突被国民党军七万人包围攻打。新四军被歼九千人，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战死。国民党政府于是宣布新四军“叛变”已经解散。同时在大后方大批逮捕共党和左倾分子，封闭进步书店，禁止进步书报发行。中共则一面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陈毅继任新四军军长，继续在华中作战（该军在以后两年内又长大了一倍），一面在国内外宣布事变真相，要求惩办事变直接负责人，并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这时全面内战简直如箭在弦上，有一触即发之势。只因为资产阶级内部还有许多人反对在此时内战，例如民主同盟就是在此时以团结抗战为号召而成立的，国民党内部也形成反对派，华侨资本家尤其强烈反对，美英帝国主义也不加以支持，蒋介石才不得不悬崖勒马。但是经过这次事变之后，抗战的中国已经截然分裂成两个系统的政权和军队，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反动空气是更为浓厚了。当国民党寡头集团和大商人大地主大发其国难财的时候，下层民众是生活在地狱里。开战时政府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但是实际上最大的富豪不但不出钱反而发大财，一般的资本家与地主也负担赋税很轻，最贫苦的农民却是出力又出钱。所谓征兵，实际上只征农民和其他贫民。被征的壮丁像罪犯一样地被押解到兵站和前线。他们的生活确确实实比畜生坏得多：永远吃不饱饭，常常遭受残酷的殴打。军官打死几个兵比打死一匹马要随便得多，因为马是要花钱买来的，但是壮丁可以随时随地拉来，而且征兵的次数越多也就使军官勒索钱财的机会越多。兵士实际打仗的机会很少，他们经常的责任就是替长官挑运货物，建造华丽的“公馆”，充当姨太太的卫兵和轿夫以及到“公馆”里当仆役等。无论前方后方，兵士逃亡的非常之多，死刑的恐吓也阻止不了他们。从1937年到1944年间，国民党共征了一千二百万壮丁，真正因作战死伤的约有三百万人，没有一名士兵退役，但在1944年军队中实际只保持三百万人，其余六百万人就是受虐待而死亡和逃跑掉的。这些受着非人虐待的兵士，一旦有了枪支在手，就去欺凌和抢劫和自己原属于同一阶级的民众，造成军民之间的互相仇视。农民除了兵役负担之外，还要直接间接负担比战前提高了许多倍的田赋——田赋简直成为政府唯一有实效的税收。筑路和筑飞机场等工程也征用了大量的农民，他们的命运比征当兵也好不了许多。粮价高涨对于贫农和中农并无丝毫好处，事实上抗战八年里农民在多重剥削之下破产得更甚，土地更加向大地主之手集中了。在灾荒的年头政府也不放松抽剥，反而连外国捐来的赈款都中饱一大部分。抗战八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凄惨无比的农民血泪史。因此在战争末期大后方的农民暴动逐渐增加了。在大后方第二个受苦最厉害的阶层，是靠薪水为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大减。例如大学教授有一个时期实际收入只及战前的四十分之一。整个战争后期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都比普通工人高不了许多。经济地位如此恶化，再加上政治的极度反动与腐化，人民思想言论自由完全被剥夺，大批“思想犯”被屠杀和关入集中营，就使一般知识分子变成了现状的反对者。这些不满心理甚至传染到下级军官里面。至于有某种权力或地位上便利的公务员，则普遍染了贪污作风。结果使国民党统治基础大大削弱。一般工人的生活也因物价高涨而恶化，但是和其他薪给阶层比较起来，则恶化得不那么厉害。加以当时工人里面有不少是新从乡村中出来的比较落后的成分，工厂比较分散，政府压制得厉害，又缺乏政党领导，所以工人运动很低沉。至于与官僚集团联系较少的中小资本家以及乡下的“土财主”受到官僚集团的排挤压迫，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也逐渐增长。民主同盟之类的小党派之生长，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这一分化过程。所以，国民党寡头政权在抗战期间是越来越孤立了。当正规战线限于沉寂状态，国民党对抗战采取消极政策，大后方经济、政治形势日渐恶化的时候，在敌人战线背后，主要的是华北和华中，民众的抗战游击队却正在迅速生长中。在抗战的第一阶段里，八路军派出许多小规模部队深入广大的沦陷区，发动民众组织游击队，有时也联合一些已经成立的民众抗日队伍和国民党留下的部队，陆续建立起许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敌军开始扫荡华北占领区。八路军连用机巧的游击战术，在民众积极支持下，不但没有被敌军消灭，反而歼灭许多敌人，抢夺大量武器，扩大了自己的部队和游击区。1940年敌军获得教训之后，改变战术，仿照国民党从前在江西“剿共”所用的办法定出碉堡封锁计划。但是八路军马上发动“百团大战”——出动一百个团共四十万在几千里的敌后战线上同时进攻，从8月下旬起猛烈战斗三个月，使敌人计划不能按期施行。自抗战开始到此时为止，八路军由八万人发展到五十四万，新四军由一万五千人发展到十万人，游击区人口共有五千余万。在此时期中，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政策也有了相当改变。在1938年以前，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解释是一切行动务必设法得到国民党同意，因此在他们作战区域里的政治工作是纯粹宣传多而实际的改革少。1939年起，小规模的国共“磨擦”逐渐发生，同时日军进行“扫荡”，中共为了发动民众起来自卫，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地固执“统一战线”了。1939年末国民党大举进攻“边区”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现在他们不再强调“独立性服从统一性”，转而强调“统一战线”之内也有斗争，以及要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了。同时游击区内的地主阶级的行为也给共产党上了“统一战线”的一课：这些地主们纷纷响应国民党军和日军而向农民和八路军进攻。于是共产党不能不允许甚至发动农民起来向地主斗争。在1940年春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以后，农民纷纷要求没收地主土地，有些地方已经自动停止交租，甚至分了一些土地。但是这时中共仍旧坚持“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的原则，极力向农民解释：现在的问题是土地归中国人还是归日本人。他们所实行的经济改革仍旧以减租减息为限。正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共产党的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两书，说明中共的政纲。1941年和1942年两年里，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游击据点和陕甘宁边区受到了最大的考验。华中新四军遭日军和国民党军夹攻，华北日军也发动凶残无比的大扫荡。华北日军建筑了长达万里长城六倍的封锁沟和封锁墙，配合着碉堡防线，用来分割和围困游击区，保护交通线。又用“铁臂合围”“梳篦清剿”“烧光、杀光、抢光”“蚕食”“清乡”等手段对付抗日的军民。在这两年内，八路军人数减至三十万，华北解放区人口从四千万减至两千五百万。面对这空前险恶的形势，共产党除了学会许多更巧妙的新战术之外，并且在经济、政治以及党员思想上作了不少改革工作。这些改革就是使他们能够通过这两年战斗考验的基本原因。经济改革主要的是发动农民把久已宣布的减租减息政策普遍认真执行。1942年1月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号召各抗日根据地认真执行和严密检查减租减息工作。跟着这个运动之展开，农民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都比较提高了。大批农民参加民兵和八路军，农民救国会成为最有力量的民众团体和政府的重要支柱。一向已经实行的地方政府选举制度，经过真正的减租减息斗争之后，才使农民觉得有实际意义。在这些初步改革之后，农民的“变工互助”“增加生产”运动也发展起来。在党员思想方面，1942年4月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个运动主要的作用是使党员精细研究现实环境，注重行动策略，纠正空虚浮夸和粗枝大叶的学风，采取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消灭对内对外的宗派主义作风，以及增强党性等。这个运动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中共对外对内的官僚主义作风，更不能根本纠正其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但是对于干部在执行既定路线（这些路线仍然是党上层官僚根据经验主义思想方法独断地决定的）时的作风，是有相当影响的。中共后来能够在广大的地区迅速发展游击根据地，在群众中生根，得力于这次整风运动不少。1942年冬以后，华北解放区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一面展开生产运动，一面扩大解放区，收复失地。1944年3月中共领导下分布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区的正规军已有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万。1945年4月又发展到正规军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解放区共十九个，分布在十九省内，包括人口九千五百万。事实证明中共领导的军队和地方政权已经成为积极抗战的主力。中共的正规军队并不像国民党军那样强迫征来，而是自愿参加的。解放区政府改善了农民及其他贫民的生活，使他们真正得到参政权，使他们在人格上与剥削者平等，因而令他们觉得抗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军队里指挥员与兵士同甘共苦，没有森严的官兵阶级界限。出征的军人的家属有政府和民众团体照顾生活。兵士在军队中可以学到文化和政治知识。这些军队的成分绝大部分是农民，但新四军和太行山区的部队中有较多的产业工人。太行山区吸收了山西许多煤矿、太原兵工厂和几条铁路的工人，并有一个铁路工人团。至于民兵则是不脱离生产的民众武装队伍，他们的责任是帮助正规军保卫自己乡土以及维持本地的治安。所有解放区都在乡村里面，而且多数是比较贫乏落后的乡村。自从1939年起，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再没有从国民党政府领到粮饷和军火，同时陕北边区在经济上也被封锁了。但是由于减租、减息和增产、垦荒等运动，除了1942年夏季敌人扫荡极凶的几个月期间以外，所有解放区都能够使军民足食。1943年以后普遍展开军队及公务员生产自给运动，使人民的赋税负担减轻不少。小规模的工厂和工业合作社在解放区也日渐发达。这些情形都是与国民党统治区恰好相反的。政治方面，中共在解放区的政策是提高劳动民众的地位，但并不彻底压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是企图使各阶级的力量互相平衡。这个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解放区政府的“三三制”，这就是：政府委员和参议员三分之一是工农分子，由共产党代表；另外三分之一是各党派和无党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最后的三分之一是“开明”资本家和地主的代表；共产党所占总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实际上当然所有的分子都不能反对中共的总路线，不过中共对于地主资本家的让步也是实际而非虚伪的，中共从这种妥协的政策得到若干眼前的利益：一小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替解放区政权积极服务；沦陷区有些地主资本家支持中共抗日活动，甚至带着财产跑到解放区来；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华侨中有不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同情中共；美英帝国主义在战时也压制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的企图。但另一方面，先进的工农分子当然因此受到了压制，被加以“左倾冒险主义”或“托派”的罪名。不过群众超过中央的头而遭受暴力镇压的事情并不多，因为，一般说来，群众是受了中共宣传鼓动才开始有阶级自觉，起来要求种种改革的，那时地主资本家也没有力量来摧毁群众运动。中共机会主义的罪恶在当时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1944年3月，敌军进攻河南，汤恩伯等部国民党四十万大军一触即溃，敌人毫不费力地打通了平汉铁路。饱受压迫怀恨已极的民众沿路袭击国民党败兵。五月间敌军又在湘北进攻，国民党军未战先怯，虽有美国空军和炮兵助威，也无力抵抗。文武官员狼狈奔逃，把人民、土地、物资和空军基地一概抛弃。十二月初，敌军已经从湘桂线一直打通到越南，从东北到广西划一条线把中国分割成东西两半，同时从广西打上贵州，威胁四川，震动重庆。国民党政权面临全部崩溃的危机。在这期间，大后方要求国民党做政治改革的呼声高涨起来。美帝国主义也对中国局势非常担心。这时正是美军在太平洋上节节胜利，逐渐迫近日本和中国，准备作最后决战的时候，美国根据驻华文武官员和新闻记者的报告，看出国民党政权即使不被日本击溃，也有被共产党取代的危险，所以决定自己直接出面干涉。1944年7月初罗斯福要求蒋介石把国共两军一并交给“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直接指挥，藉以达到统一中国军队的目的。8月间又派赫尔利为私人代表来帮助蒋介石。史迪威和美国一部分官员主张尽量利用中共军队，认为可以笼络中共使它脱离苏联影响永远放弃共产主义而变成对美国“友善”的纯粹的民主政党，必要时并可以用中共代替腐朽无能的国民党。这种政策引起蒋介石深刻的反感。蒋最初口头同意而实际拒绝把权力交给史迪威，用尽办法使得史迪威无法执行参谋长的职务。1944年10月，罗斯福终于把史迪威免职。此后就由赫尔利执行帮助蒋介石愚弄中共的政策。赫尔利来到中国以前，国共谈判已经开始了。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1944年5月国民党派代表与共产党开始谈判统一问题。共党主要的要求为：（一）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二）允许中共公开合法活动及释放政治犯；（三）承认解放区所有现状及解除对陕北边区的封锁；（四）共军改编为十五个师。国民党的答复为：（一）只有在“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即中共交出军队之后，才允许中共合法活动，解除对边区封锁及“宽大处置”共党政治犯；（二）对于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只能承认陕北边区一个，其余一概要取消；（三）共军只能改编成十个师。这次谈判一直拖延到9月中旬国民参政会的时候还无结果，双方代表都出席参政会报告。会后中共又提议“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个主张得到民盟和国民党“开明分子”冯玉祥之流赞同。不久学生运动也提出联合政府口号。赫尔利于9月初到重庆。他由美来华途中经过苏联，曾与莫洛托夫谈到中国问题，莫洛托夫非正式表示认为中共并非真正共产党，并表示苏联愿改善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及愿见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1945年4月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尔利证实苏联态度如此。）赫尔利将苏联态度告诉蒋介石。鼓励他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11月间，赫尔利到延安与毛泽东晤谈后，将中共的五点草案带回重庆。这草案的主要内容是主张先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及联合统帅部然后统一指挥军队。但国民党坚持保存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将共军并入国民党军。后来国民党又将其方案修改为成立各党联合战时内阁，但最后决定权仍归国民党，军队问题则由蒋介石任命一名美国将领直接指挥共军。这次谈判一直拖延了大半年，双方意见仍不能调和。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赫尔利赞助之下开始与苏联谈判中苏条约，企图借此获得苏联支持而解决中共问题。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下日本。两天以后，苏联向日本宣战。再过两天，日本发出求降照会。8月14日，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同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旅顺、大连、中长铁路协定在莫斯科签字。中国八年抗战至此宣告结束。中国的外部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非常尖锐地提出来的中国命运问题，留到新形势之下去解决了。第二章战后和平改良之梦从受降冲突到蒋毛会谈中国在抗战当中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重政权对立的局面：一方面是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另一方面是共产党所代表的以农民为基础的新政权。由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和中共采取机会主义政策，所以这两个对立政权之间没有爆发全面的内战，也没有公然宣布破裂。中共领导下的各“解放区”地方政府还没有联合产生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它们名义上还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合法政府，但军队却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解放军”。这样的两支军队和两种政权之间，一等到共同敌人打倒之后，自不免就要发生内战的。在抗战末期，双方都已经为这前途而准备着。1945年8月10日，日本发出求降照会，当日朱德就以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所有解放军向各铁路线及各大城市进军，将日伪军缴械。次日，国民党政府急忙地一面命令“十八集团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同时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抗拒解放军接受。但是13日朱德干脆地公开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在非常强硬的回电里充满了根本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权威的口气。14日新华社记者说“不论是南京伪政权，或是重庆蒋政权，都是彻头彻尾反人民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反动政权”，说它们是一对“双生子”，“它们又要和在一块，共同反对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15日朱德又向英美苏三国大使声明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不能代表解放区及沦陷区人民及解放军。于是沦陷区各地展开了国共两军的接收竞赛和冲突。共军迅速扩大了解放区范围。这些行动和言论表示出中共已经决心停止对国民党退让的政策，不惜用内战手段来解决两重政权的矛盾了。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强大的一个国内反对力量。如果只靠它自己和帝国主义援助力量用武力去解决，那是很少胜利希望的。所以国民党使出两个狡猾手段：贿买苏联官僚和欺骗中共。7月间在莫斯科开始的中苏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中国政府将中东铁路（这是苏联已于“九一八”以后卖给日本的）和南满铁路联成中国长春铁路归中苏共有共管，旅顺作为中苏共用的军港由苏联管理，大连作为中苏共管的自由商港。以此为代价，国民党政府获得苏联公开支持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包括这些内容的条约及协定于8月14日正式签字。两国并毫不含糊地正式申明有如下的谅解：苏联政府将一切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斯大林的政府在与蒋介石政府谈判这宗卑鄙龌龊的交易的时候，并没有把谈判进程公开发表给中苏人民知道。斯大林的苏共党也没有事先征求正在准备内战的中共的意见。对于这样一个协议之成立，中共和中国人民一样惊奇不已。等到中共知道协议内容并证明并非虚假的时候（两国政府到8月25日才把条约、协定及附件正式公布），它明白了美苏都是支持蒋介石政府的，于是突然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虽然仍旧要求承认解放区政府和军队，要求其所领导的军队有权参加受降，及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等，但是现在的措辞已经和十天以前大不相同，它承认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地位，恢复用“八路军”“新四军”等名义称呼自己的军队，再不是用一个独立的政权和军事系统的名义站在对等地位上向国民党政府说话了。8月28日毛泽东接受蒋介石邀请，由美大使赫尔利陪伴着飞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和平建国”问题，重新喊出那已经收起了五六年的拥护蒋介石的口号。在蒋毛会谈当中，各地冲突仍然继续着。解放军因地利之便（它们大部分军队本来就在敌军据点周围），很快就占领了广大的土地。许多遵照蒋介石命令抗拒解放军的日伪军被他们解决。从8月11日到双十节两个月内，解放军共占领了包括人口一千八百多万的土地，占领城市一百九十六座，其中有烟台、秦皇岛、威海卫等海港，张家口、山海关等军事重镇及南京附近的句容、六合等县城。整个华北沦陷区，除少数几个大城市以外，完全被解放军控制，东北乡村也渗入了大量的解放军，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则在苏联军队手中。华中方面，整个苏北都落在解放军手里，苏南、安徽、湖北等地区新四军部队也控制不少地方，连南京也受到新四军威胁。华南地带解放军在广东东江和海南岛山区占据一些土地。国民党为了抢夺收复区政权，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一面收编汉奸军队李守信、孙良诚、吴化文、孙殿英等部三十万人，并令日军保守原占领地抗拒共军接收，同时请美空军赶紧代为从大后方空运精兵十四万占领南京、上海、北平。原驻晋西南的阎锡山部队在日军支持下开入太原，随后为争夺晋东南而和共军展开大规模战斗。绥远方面傅作义部队也和共军发生了猛烈冲突。从9月底到10月中、美军陆续在塘沽、秦皇岛和青岛登陆，替国民党占领港口，开辟向华北和东北进军的桥头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了四十天，终于在双十节发表一个双方签署的“会谈纪要”。在获得协议的各项中，国民党允诺了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迅速结束训政、保障人民自由权、推行地方自治、给予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严惩汉奸及解散伪军、取消特务机关等，共产党则自愿将长江以南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的共军向北撤退，重申拥护蒋介石及实行三民主义的诚意，双方共同保证“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但是关于最实际的问题，如受降问题及解放区政权问题，则完全谈不出结果：共产党要求划分地区参加受降，国民党坚持共军必须先“接受中央命令”再考虑；共产党要求若干省市由共方推荐主席市长等，后又改提解放区政府重行民选或暂保现状等方案，目的无非是保持已得的地方政权，但国民党坚持“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关于国民大会代表和宪法草案问题也没有成立协议。至于整编军队问题，只大致决定共军缩编为二十师，具体办法仍待继续讨论。这一次会谈，即使在表面上也没有得出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案，它唯一的作用只是让国民党欺骗中共，争取时间和比较有利的战略形势以便向解放区进攻。战后中国经济状况经过八年战争以后，中国本部的生产能力与战前比较并没有很大差别。主要的损失是棉纺织、电力、铁路、船舶和棉花。战前中国原有纺锭五百万，停战一年后复工的才有半数，其余仍待修理。发电量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铁路也损失很重，主要的损失在南方各线。船舶在战时损失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战后接收敌产足够填补损失。1946年间大量购船，使总吨数超过了战前，差不多达到战前在中国的中外船舶的总数。农村中耕畜损失不少，但粮食产量除1944至45年间作战的豫湘桂等省外大致仍维持战前水准。棉花产量则只有战前一半，主要原因是许多棉田都改种粮食或其他本地消费品。另一方面，生铁产量比战前增加了一半，煤产量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其他部门的生产能力大致维持战前的水准。收回东北和台湾的结果，使中国生产能力超过了战前。这两个地区都是有巨量粮食盈余的，收回以后可使全国粮食自足。东北工矿业虽经苏联抢劫之后生产潜能仍超过中国本部之总和。台湾工业虽比不上东北，但对于贫乏的中国也是一笔很大资产。当时中国所有的黄金、白银、美汇等外汇资产数量为1935年币制改革以后最丰富的，政府所有共值9亿美元，私人所有至少也有好几亿美元。战前法币总值还不足4亿美元。假使从此消灭了通货继续膨胀的财政上的原因，这一大笔外汇资产是足够稳定币值的。币值之稳定是逐渐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主要条件。但是绝顶反动又绝顶腐化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好好利用现有的物质基础去进行经济的复兴和建设。国民党首先就非得“剿灭”百万以上的农民军，重新征服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不可。为了进行这个内战，它就不得不继续用种种手段凶残地掠夺人民。为了应付财政需要，通货膨胀在战后继续发展着：1945年8月纸币流通量为五千亿（注）到年底已经增至一万亿，再过半年又增至二万五千亿，1946年底已达三万八千亿。膨胀的速度超过了抗战期间，工业生产大受妨碍，民众生活日益困苦。刚胜利的时候政府宣布收复区停止征粮一年，但是事实上有许多地方不征本年的粮却补征过去七年的粮。不久，为了全面内战，干脆取消了免征令，改变办法，美其名曰分期减征，其实不但不减，还要加上征购征借，结果田赋比战前加重四倍以上。政府颁布“二五减租办法”，在农村政权握在地主手中的条件下，根本是一纸空文，有些场合地主解释起来减租办法反倒变成加租了！惨无人道的征兵办法也继续实行，害的农民人财两空。农民在此重重抽剥之下，再加上内战炮火的摧残和反动军队的劫掠，破产得比战时还要厉害。联合国救济总署运来的救灾物资，大部分被政府和官僚私人变卖赚钱及供给军用，小部分分给公教人员和学生藉以堵塞批评，真正拿去救济灾民的部分少之又少，而且其中还有许多是败坏无用或不合用的东西。战火使交通不能恢复，煤和原料不能运来，产品也运不出去，这样就更增加工业生产因通货膨胀而遭受的困难。政府不保护民族工业，致力生产，却开放对外贸易，输入大批廉价的外国消费品。1946年入口货总价值为出口货之五倍（1937年才不过二倍）。官僚买办从中大赚钱，民族工业却被排挤得无路可走，外汇基金也迅速耗竭。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的工厂矿坑，到了那些只会搜刮的官僚手里，有的减低产量，有的拆毁盗卖，有的闲置生锈，有的火焚水淹，无一不被糟蹋。到了1946年底，所接收的工厂之中开工者才达到35%，产量更不及此数。在经济普遍衰败情况下，官僚独占资本集团却越发肥胖起来。战后中国经济的明显特点之一，就是官僚独占集团之操纵一切。中国资产阶级必须祈求军事独裁政制来保护自己，因而不得不让军阀官僚获得超越一切监督而任意掠夺国库和人民的权力。军阀官僚主要地靠政治特权所获得及运用的资本就是官僚资本。抗战期间，由于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紧张，更助长了政府独裁权力。大官僚们在战时经济困难情况之下，更便于利用特权去加紧剥削劳动者与兼并较弱小的资本家，尤其尽量利用非生产的方式（商业的、金融的、超经济的）去扩充自己的资本。当时英法两国势力衰退，美帝国主义成为抗战中国唯一的主人，这种国际关系之变化也有助于官僚资本之集中化。因此蒋宋孔陈等官僚资本集团在战时变得势力更为惊人，手段更为凶残了。江浙财阀本来是国民党官僚的雇主，经过抗战之后却完全变成国民党官僚集团的附庸了。胜利以后，利用接收之便，官僚们把敌伪的企业和物资尽量中饱私囊，对于收复区的民众以征服者的姿态任意搜刮，这种黑暗现象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公开予以警告道：“收复之后腐败堕落至此，何以对地方之人民”。于是官僚资本又陡然膨胀了许多，没有人确切知道官僚资本集团到底有多少财产。但据一般估计国有资本无论在银行界和产业界都占80%以上，铁路完全是国有的，船舶也有大半国有，而这些资本完全在大官僚控制之下，他们可以任意利用和侵蚀。他们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侵入一切经济部门，成为无所不包的垄断集团。任何私人企业如果不归附为他们的臣属就一定被他们排挤扼杀。但他们对于生产的兴趣远比不上对于出入口贸易和商品、黄金、外汇等各种投机买卖的兴趣，因为他们挟着绝对优势的资本和一切特权去经营后面这些事业是绝对有把握获得超利润的。在战后初期，美国货如潮涌进的时候，他们就是最大的美货买办，黑市场、走私等一切非法经营的大老板也是他们。政府每一次改变金融和贸易政策，都是为了他们全体或某一集团的私利，而不是为了安定国民经济。每一次大经济风波都是他们内部斗争的结果或是他们为了私利而有意造成的。在战时和战后中国经济不安的情况下，资金外逃是一般的趋势，这些逃亡的资金中最大的一部分也就是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因为官僚资本过于飞扬跋扈，战后中国反官僚资本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较弱小的资本家提出“经济民主”口号，中共也跟在后面呼喊。但是软弱而又反动的中国资产阶级连最起码的政治民主制度都不敢尝试，更没有回天之力去挽回资本集中化这个自然的倾向了——官僚资本不过是中国式的独占资本而已，它所以具有如此格外丑恶的面貌，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极端反民主与依赖外国帝国主义之结果。战后中国对各国经济关系有了改变。战前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最大的是英日，其次才到美国。战后日本势力已经被打到，英国的产业投资虽然还存在，但是在财政、金融和贸易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势力了，反之美国却一跃而起，成为中国经济的最高主宰者。美国控制中国经济的方法主要的不是靠产业投资，而是靠财政、金融和贸易。中国法币价值与美元联系，靠美国货款支持。政府财政也靠美国支持，尤其是军火差不多全靠美国供应。美国货垄断了中国市场，造成“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现象。美国对中国这样的控制方式，使中国人民格外感觉难以忍受，同时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性。解放区经济从战时承继下来的物质基础并不比国民党区好，反而是比较贫乏一些，因为解放区大多是农村，没有多少工业，而且是被日帝占领较长久被破坏较猛烈的地方，东北虽然一度差不多完全被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军”控制，但是不久就把最主要的各工业城市丧失了。内战对于解放区像对国民党区一样也是一个重大负担。解放区也发生通货膨胀，但是程度没有国民党那么厉害。各解放区有不同的纸币，除陕甘宁边区外各区纸币价值都比国民党法币高，但陕甘宁边区纸币对法币价值逐渐提高。解放区政府财政对通货膨胀的依赖性不像国民党那样大，没有普遍的贪污现象，赋税负担分配比较合理，公务员和军队薪饷很少，并尽量生产自给。自从抗战结束后解放区里就逐渐展开清算汉奸、恶霸和“不法”地主的运动，没收了一部分土地分给贫农。战后初期解放区经济结构与国民党区比较虽然无根本不同，生产力也没有多少发展，但是劳动人民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逐渐相对地提高，各种生产事业都用全力去推进，所以令劳动人民对前途怀着希望，这就是与国民党区最大不同的地方。国民党政权之削弱与群众运动国民党政权是在革命群众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它对于中国的根本问题一点也不能够解决，所以它从来就谈不上真正的稳定。它之曾经得到暂时的相对稳定，并不是以国民经济的繁荣为基础，而只是革命运动失败或消沉的结果。抗战期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解放区民众政权，战后群众运动更普遍高涨，因此国民党政权就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了。给予国民党政权最大威胁的就是农民力量的兴起。解放军和解放区的发展主要的就是反映农民之兴起。除了正式的解放军活动以外，国民党统治区里还有不少自发的农民骚动。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而且是战后整个民主运动一支重大的力量，许多农民以外的民众也对它怀着热烈的希望和受它的鼓舞。战后工人运动的发展达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空前的高度。战争一结束，大后方的工人就为复员费、遣散费等要求而发动斗争。收复区的工人，以上海为中心很快也就跟着起来。战后一年内上海工潮统计，根据上海社会局报告如下：月份工潮件数其中停业件数参加工人数其中罢工停业人数1945年8月6111468510601945年9月21666044250121945年10月1781779501504311945年11月1141236574154441945年12月68114083668231945年1月12432163142845521945年2月12949126367955751945年3月138601787391375571945年4月188361548141084941945年5月16229109650291751945年6月11594474928701945年7月125445771882在1945年内工人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要求复工、胜利金，解散费等；1946年内的主要要求则是增加工资及其他改善待遇。这些斗争绝大多数是工人胜利的。工人得到三大收获：组织工会自由、罢工自由、按照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同时在工人运动中也开始有“联合政府”等政治口号提出来了。青年学生在战争后期已经积聚起来的对于现状的深刻不满，随着抗战胜利的欢呼而立刻爆发成广泛的民主运动。学生思想普遍地急速地左倾，“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被他们接受作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的中心口号。1945年12月1日，学生反内战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西南联大遭受昆明军官总队学员和特务武装攻击，酿成惨案。在这个惨案刺激之下，从大后方到收复区的学生运动就普遍爆发起来了。多年以来国民党对于学校的特务控制现在已经失效，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学生自治会，在“民主墙”上出现了从批评学校行政到批评国家政治的各种意见书、控诉书和行动号召。有些学校里形成学生自治会与学校当局争夺学校管理权的“两重政权”状态。这种不满现状的思想并弥漫于各级教员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面。他们在抗战期间，由于经济地位恶化，已经对现状发生深刻不满，战后看见经济政治形势毫无好转，不满更为加深。政府因此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支柱；反之民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却获得了许多干部。国民党寡头政权之绝顶无能而又残暴，连资产阶级内部也引起分化。这个分化表现在两种现象上面：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新党运动，另一种是国民党内部的派别分化。资产阶级的新党运动最主要的是民主同盟的活动。民主同盟原来是各小党派的联盟组织，1944年才改为兼收个人分子与社团单位的政党，主要分子是一些大学教授和律师等上层知识分子。它的内部倾向纷杂，主要的倾向是代表产业资本家的自由主义改良派，但也包括一些带有温和的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比国民党更右的国社党和国家主义的青年党（青年党在1946年政协开幕时就脱离了）。他们标榜中间路线，充当国共冲突的调解人，想一方面利用共产党势力和一般民众运动的力量压迫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实行若干政治改良，另一方面把共产党拉进资产阶级政府而磨掉它的革命锋芒。战后初期群众运动高涨，尤其是刚刚觉醒起来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构成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展的沃壤。挂着“民主”旗帜的刊物像雨后春笋似的盛极一时。以实现“和平”“民主”为政纲的新成立的党派多到数不清，无论是政纲内容与党名都令人难以辨别。国民党内部也形成了所谓“民主”派，老投机家冯玉祥、李济深、孙科等都向当时的民主运动暗送秋波，企图压迫当权派实行一些微小的改良以挽救整个国民党政权。经过抗战以后，国民党官僚、警察（包括秘密警察，即特务）及军队机构扩大了许多（有人估计文官比战前增加了70%），但是这并不能增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不但由于经济上无出路引起广大民众反抗和资产阶级内部分化，使国民党政权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而且国民党统治机构本身也空前的腐化。通货膨胀使一般政府人员的薪俸不足以维持一家温饱，文武官员有权位可以利用的就普遍贪污舞弊，政府一切施政在他们看来仅仅是私人弄钱的机会，一般兵士警察和没有权位便利的官员就对工作毫无兴趣，像一般民众一样地对现政权怀着深刻的不满。整个统治机构变成了一架指挥不灵的机器。国民党政权连它自己的政府人员的服务忠诚都无法获得了。战后中共的特点八年抗战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阶段。在1937年抗战开始的前夕，中共只有八万农民军驻在人口一百五十万的陕北，这个地区里的农民就是它的主要的社会基础。另外有一万多游击队散布在各地，但这些游击队都是在非常艰苦的孤立状态中，没有多少群众联系。党员五万人大多数是在军队中。那时中共虽然已经把最受民众拥护的抗日口号作为中心的鼓励口号，但是仍未能在广泛的行动中与“苏区”以外的群众结合起来。抗战爆发供给中共一个好机会，让中共在积极抗战和领导民众作初步的政治经济改革当中取得广大民众的信仰。在民众看起来唯一能够提出他们迫切需要的民族民主政纲，并且唯一能够在实际斗争中领导他们的政党，就是中共。在抗战结束时，中共已经有党员一百二十多万，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主要的是在农民中）并且领导着统治九千余万人口的解放区政府和九十余万的解放军，它的威望比起战前简直不可以同日语了。战后初期高涨起来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其他民众运动很自然地首先找到中共来作领袖，这样更增强了中共的声势。因此共产党大大提高了自信心，它虽然在苏联官僚压迫之下未敢立即实行用武力推翻国民党，但是再也不肯像1937年一样卑屈地接受国民党收编其军队和以保持一个小小的特区地方政权为满足了。中共群众基础之扩大，不但提高了它在国内政治上的地位，而且加强了它对苏联官僚的独立性。抗战期间中共的发展事实上完全是靠自己努力，并没有得到苏联的实际帮助（抗战初期苏联曾支持中国，但一切援助都是给国民党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渐渐形成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式的变种，即所谓“毛泽东思想”。两三年的“整风运动”使毛泽东土著派在思想上也压倒了和同化了一部分纯粹受莫斯科支持的“国际派”。1943年第三国际之解散，终止了中共与莫斯科的正式联系。1945年4月在延安开幕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在党章里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把自己本国党领袖奉为神圣的偶像，并且标榜独特的“马列主义”理论的事情，在全世界斯大林党里面是没有先例的，这象征着中共对苏联官僚的独立性。日本投降前后对苏联官僚与中共官僚之间对国民党的政策的重大分歧，也暴露了两者之间联系薄弱。战前的中共是苏联官僚的外交工具，战后的中共虽然仍然要迁就苏联压力，尤其在意识上受着斯大林主义深刻的影响，但是它在本国已经有相当深厚的根基，再不是完全听命于苏联官僚的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双十节所签订的国共“会谈纪要”（通常称为双十协议）里面，虽然庄重地声明了“坚决避免内战”，但是协议的墨迹未干，各地冲突反比以前更为扩大了。10月13日，即“会谈纪要”发表之次日，蒋介石密令“剿共部队官兵”“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这时候阎锡山的大规模“剿共部队”正在晋东南遭遇一次歼灭性的大失败。同时沿着平汉、津浦等铁路，国民党军也在加紧向华北进军，共产党军则破坏交通以阻止其前进。十月底在冀南邯郸附近，国民党的“进剿”大军又遭到一次歼灭性的失败。在江南方面，共军则遵照双十协议于10月18日开始由皖南、苏南、浙东、浙西四个解放区向长江以北撤退。10月11日国民党军由美舰载运登陆秦皇岛，数日后又攻占山海关。尽管共军在江南以行动表示退让，当国军不断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共军在华北也不示弱，所以在双十协议发表后的两个月间全面内战的危机是更为严重了。国民党已经用行动表明它用武力征服全国的野心，但是在1945年冬季的时候有两个重大的因素使它未能立即公然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第一个因素是战场上形势的不利，第二是美国政府之反对。当时国民党军虽已恢复了江南的控制权，但是在华北的形势还是不可靠的，在华中的苏北和中原地区也有相当大的共军存在，东北方面则共军得到苏军予以若干方便正在源源不绝地渗入，并获得日军留下的大批武器，国军只占有很少的，在漫长的补给线顶端的几个据点，当时如果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很可能被共军迅速地席卷东北和华北。加以当时国民党区内群众运动高涨，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获得广泛响应，这更增加国民党在内战中地位之危险性。因此国民党当时仍以继续使用欺诈手段为上策。美帝国主义方面对于国民党地位之不利看得更清楚，所以坚决反对国民党当时作军事冒险行动。11月27日，立场坚定但手段尚欠圆滑的赫尔利大使宣布辞职后，杜鲁门立即派前任参谋总长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内战。杜鲁门授权马歇尔“以最坦白的口气对蒋介石及中国其他领袖人物说话”，特别说明分裂战乱的中国将不能得到美援。12月15日杜鲁门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和27日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对中国的决议，都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及国民政府吸收各重要党派分子参加。在三外长会议公报中，苏联方面并透露接受国民党政府请求而展期撤出东北以便国军作充分的接收准备这个事实。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民党最后决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诡计。此时中共认为和平改良有了希望，也最后决定参加政协，并于12月16日派代表到重庆。马歇尔于12月20日到中国。中共和各小党派（托派当然除外）都表示热烈欢迎。中共对于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抱着很大的幻想，觉得似乎是“史迪威路线”复活了，以为美国会压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成立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及实行若干民主改革。若干保留与警惕在中共本身是有的，特别涉及重大的实际问题（如政权、军队等）时在行动与言论中表现出来。但是中共没有鲜明地向群众提出警告，它一般的言行都是助长群众幻想的。连它自己都没有根据蒋介石、马歇尔、杜鲁门等人的阶级立场而理解到善意合作与和平改良之不可能，当然更谈不到警醒群众了。一小部分国民党死硬派对马歇尔的反对与憎恶，在客观上也尽了助长中共及一般民众的幻想的作用。在马歇尔调停之下，国共双方于12月27日作第一次正式会谈，共方当即正式书面提出停战提议。1946年1月5日获得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协议。根据协议成立一个由国、共代表各一人连同马歇尔组成的三人会议，商定关于停战、恢复交通及受降的办法。1月10日，即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之日，国共双方正式发出停战命令，13日起生效。随即在北平设立由国、共、美代表各一人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查各地冲突情形及执行停战命令。双方特别声明，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的整军行动及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是不受限制的。政协由1月10日至31日开会三个星期。参加者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及青年党四党代表及一些无党派的所谓“社会贤达”，都是由国民党政府聘请的。蒋介石在开幕典礼中提供四项诺言（一）保障人民自由，（二）各党派合法平等，（三）地方自治，实行普选，（四）释放汉奸以外的政治犯。最后达到五项协议，协议重要内容如下：（一）政府组织：在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以前，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国府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委员四十名，由主席任命，国民党只占半数，三分之一票数有否决权，国民党并口头同意有十四名委员须经中共同意任命之，即让中共有否决权。行政院也改组吸收各党派人士参加。（二）“和平建国纲领”：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以蒋介石为全国领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地方自治。收复区有争执的地方政府暂时维持现状，等国府改组后再解决。（三）军事问题：由国共两方面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先将国共两军分别整编，然后再统一整编为五十至六十师。“军党分正”“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四）国民大会：承认1936年选出的一千二百名旧代表，另增台湾、东北代表一百五十名及党派与“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口头协议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之名额分配为国民党二百二十，共产党一百九十，民主同盟一百二十，青年党一百，“社会贤达”七十。（五）宪法草案：组织宪草协议委员会，修改1936年5月5日宣布的所谓“五五协草”。将国民大会变为无关重要的会议。以立法院为国会下院，监察院为上院。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向立法院负责。确定省自治制度。政协的“成就”在当时引起广泛的欢呼，无论在国民党区或共产党区都举行盛大的庆祝。但是，姑不论这些协议是否真正代表民众利益，它们能否实现呢？下述的一些事件已经预先答复了这个问题：一些政协代表在聆听了“蒋主席”的四项承诺以后，政协还未闭幕的时候，就遭受军警来寓所搜查；同一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沧白堂开会也有特务来捣乱打人；政协闭幕后十天在重庆较场口举行的庆祝会又发生特务打人的血案。（注）中国通货膨胀数字没有精确统计。政府很少发表，偶然发表的也不可靠。本章及上一章内所载数字都根据杨培新的估计，见《中国通货膨胀论》。杨氏的估计是最稳健的，大致与政府宣布的接近。别人的估计有超过一倍以上的。但本提纲的作用是提供事实材料以便了解旧政权崩溃及新政权建立这个事变，这是一个政治的过程，所以在这里不必斤斤计较经济材料的准确性。 |
刘仁静谈会见托洛茨基的经过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刘仁静谈会见托洛茨基的经过刘仁静口述曹仲彬整理刘仁静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曾参加过党的一大，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生前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新中国初期，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声明，对参加托派问题进行了反省并承认了错误。上个世纪70年代，为了研究党的一大，我曾数次访问刘仁静，他同我详细谈过他的留苏生活，以及他埋藏在心底多年且对其余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桩往事——与托洛茨基的会面。如今，我也进入了耄耋之年，为了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一些史料，现将我记录的刘仁静的谈话整理如下：赴苏联学习的经历1926年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曾向中央和总书记陈独秀表示，感觉工作任务重、关系复杂、自己能力不够，有些难以胜任。于是，陈独秀就考虑派我到莫斯科学习，增强我的工作能力和本领。不久，陈独秀问我：：“苏联为支持各国革命，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一个培养各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党校，你是否愿意去学习？”我表示很愿意去学习。到9月前后，党中央正式通知我赴苏学习。和我一同赴苏学习的都是党培养的对象，大约20人左右，属于党的干部，我记得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顾顺章，另一个叫罗汉（又名罗雪岑）；青年学生较多，如陈赓、秦邦宪（博古）、张安仁（仲实）、鲁易，李伯钊等等。我们先坐船从上海到海参葳，再由海参葳乘火车赴莫斯科。到达后只有我一人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其他人分别进入中山大学、军事学院等院校。国际列宁学院，坐落在莫斯科市内离普希金广场不远的厨子街（后改名为伏洛夫斯基街），是专为培养各国党的高级干部而设立的。学院规模不大，全院学生约百余人，只有一幢不大的楼房。不过后来又在校旁空地上进行扩建，一年多后，建成了一幢五层大楼，我们许多人都搬进了新大楼。这个学院的院长叫高尔莎诺娃，苏联人，是当时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夫人。记得当时学院开设的课程有：《列宁主义》、《俄共党史》、《西欧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俄语》等。我入学时才发现蔡和森也在这里学习。不久蔡和森奉调回国，列宁学院又只剩我一个中国学生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学院的扩大，又陆续由国内以及中山大学等处调来几个中国学生。他们是吴玉章、董必武、朱大杰、彭泽湘、阮仲一、周达明、马员生等人。国际列宁学院，学习组织得较正规，平常以自学为主，讲授为辅；而各种小组讨论、问题解答、专题讲座之类的形式也应有尽有，有时还邀请联共中央领导同志来讲课。可惜学院未抓联系实际这个根本环节，没有提出如何把列宁主义结合于本国实际。国际列宁学院的学习，实际上只有死啃书本，学些一般的历史和经济常识，显得死气沉沉。现在回想我在这段学习中的收获，只能说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俄文。我的思想转向党中央和总书记陈独秀派我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道路，真正取得苏联革命的经验，便日后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使其胜利。当时我确实是抱着同样目的赴苏学习的。后来，由于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引起联共党内的争论，引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辩论，也引起我思想的变化。1926年下半年至1929年上半年我正在列宁学院学习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那时，十月革命激起的第一个浪头渐渐低落下去了，原来期待世界革命很快到来的普遍想法，却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趋稳定而打破。由此，联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展开，并产生分歧。在历史转折、高潮与低潮中，使缺乏经验、缺乏洞察力的青年人产生思想混乱，思想转向并不奇怪。1926年到1929年，我在苏联学习期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是正确总结经验，迅速找出继续革命的新道路。当时首要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共产国际作了错误估计，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策略，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力支持国民党，支持蒋介石，把蒋介石看成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我认为问题的根本就在他们处处估息迁就国民党，这正是养虎遗患的结果。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拒不承担责任，反而宣称共产国际的领导“完全正确”，错误全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陈独秀身上。中国党是错了，共产国际更加错误。中国党领导没有经验，是幼年的党，主要策略的决定权都在共产国际手中。相反，托洛茨基早就看出中国革命中的主要问题，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确实是高瞻远瞩。而我思想的转变，正是始于大革命失败后我接受不了共产国际的结论，为中国党和陈独秀鸣不平，思想产生矛盾。后来我接触了托派材料，党得托洛茨基的理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我对共产国际结论的不满心理，终于导致我最终深信托洛茨基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所以倾向托派。此后，我内心愈来愈经常地出现一个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我想去拜访托洛茨基，亲眼看一看这位大人物，更多更深地了解他的思想和理论。秘密拜会托洛茨基尽管我这时在思想上已经成了一个托派分子，但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参加托派。国际列宁学院里没有托派组织，我是自发地倒向托派，思想上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到我倒向托派时，托派在政治上已经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这就使我思想上虽靠拢托派，却不敢暴露。所以，我访问托洛茨基，是瞒着党组织，偷偷摸摸去会见托洛茨基的。1929年，我在莫斯科的国际列宁学院毕业，接着准备回国。一般回国都是从莫斯科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我另有打算，于是，我向共产国际的负责同志提出要求，从欧洲回国。共产国际的负责同志最后同意我从欧洲回国，给了我一张护照和800美金，以及一张到德国柏林的火车票。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王若飞俩同志。我怕钱不够，就向王若飞提出，从欧洲回国钱不够，他又给了我200美金。此外，阮仲一把他爱人留给他的一个在中国的存折约100美元，也送给我。这样，我回国的钱共有1100余元美金。在共产国际负责的同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同学们的大力支持下，我打点行装，于4月间回国。我的行装中有一个小箱子，其中装满了我苦心搜集的托洛茨基的著作。我把凡是能找到的托洛茨基的著作都收集齐全，一心想原封不动带回中国。从莫斯科到德国柏林要途经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等。到德国柏林后，我借住在廖焕星的岳父（一个德国皮匠）家，并买了一张旅游图。我在柏林也寻找过党的组织关系。在中共柏林支部，我见到成仿吾。由于我一心要寻找门路去拜访托洛茨基，我对结交德国共产党人的兴趣更大些。我找来找去，终于会见了德国党的领袖纽曼和右派领袖布兰德勒、塔尔海姆，左派领袖乌尔邦斯、马斯洛夫等。纽曼曾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国指导过广州暴动。乌尔邦斯是德国党的左派领袖，一心关心德国的斗争，由于他曾在狱中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很有名，他主编的《民意报》也很有影响。由于他那时倾向托派，我希望他能把我引见给托洛茨基，所以特地到他的报社去找他。但他却没有把我引为同道，没有对我表现出什么热情来，只同意把我那箱托氏著作寄存在他那里。我怎么也没想到，不久后他因中东铁路问题与托洛茨基意见不合而分手，而我当作宝贝的那箱书，竟然也要不回来了。我曾为自己的巨大损失而万分痛心。不过，我却有幸拿到乌尔邦斯给我的托洛茨基的地址。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乘车经波兰至罗马尼亚的康斯坦萨，再由康斯坦萨乘船直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是横跨欧洲和亚洲的城市。到了伊斯坦布尔，我急于要见我心目中的伟人托洛茨基，随意找了个小旅馆安顿下来后，就很快搭上小火轮，直奔托洛茨基寄居的普灵西波岛。普灵西波岛离伊斯坦布尔不过半小时路程，托洛茨基住在这岛上的一条偏僻的路上，住宅面海、环境幽静，门口还有土耳其警卫。由于我有乌尔邦斯的介绍，托洛茨基夫人就直接把我带到托洛茨基住宅的工作室。托洛茨基仪表堂堂，戴一副眼镜，脸尖尖的，留着小胡子，显得很精神。托洛茨基看到我后对我说：“见到你我很高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你的俄文讲得很好。”其实我的俄文讲得并不好。他问我莫斯科与德国的情况，我告诉他布哈林已失宠，又告诉他我会见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的情况。他听了不置一词，他显然对这些人已经不感兴趣了，而且他对苏联的近况显然比我熟悉，无需我报告这些一般情况。我说，他们还不是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接着说，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在跌倒又爬起来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我见他案头堆积着许多文稿信件，就问他最近忙些什么？他告诉我他正在写自传《我的生活》，准备两个月写完。我们这样随便谈话，越谈越投机。为了能够畅所欲言，托洛茨基建议我每天上午来谈。托洛茨基把和我的谈话当成他工作的一部分，后来为了不至拖延时间，影响我回国时间，又改为整天谈。我们每次谈话都很严肃认真。有一次，我去得晚了一些，他就责备我道：“你为什么迟误了呢？你小心别迟误了革命！”他不仅严守约谈的时间，认真与我谈话，而且还叫他的儿子在旁边用速记记录他的谈话内容。这份记录后来没有给我。我想，他所以会这么重视，愿意停下手头写作，抽出大量时间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异国青年长谈，大概是因为他希望通过我能在中国为托派打开局面，同时由于他还是首次有机会在一个中国信徒面前发挥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因而不免特别兴奋。托洛茨基和我谈话中，首先谈到的是不断革命论，也谈到世界革命正面临低潮的形势，还谈到斯大林一手造成的联共清党。不过，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当然是中国革命问题。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托洛茨基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他认为，中国革命表面上是革命人民与封建军阀的斗争，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革命失败了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托洛茨基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个错误，是强调国共合作。托洛茨基还认为，共产国际的第二个错误，是反对建立苏维埃，等等。我们前后谈了十几天，累计有数十小时。1929年7月，我依依不舍地告别托洛茨基，又绕道欧洲回国。这次，我从欧洲回国途中瞒着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偷着去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拜会了托洛茨基，这一行为完全是个人决定的。我在苏联学习时，联共开展了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他被开除出党，又说他是个“反革命”，我看过他的文章，我不相信曾和列宁一起领导了俄国革命，担任过红军总司令，并领导着红军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的人是“反革命”。所以，我特意到伊斯坦布尔去拜访他。我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二十多天，天天同托洛茨基交谈。我临走时，托洛茨基口述，他儿子帮助打字，打出了《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的文件，这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我把它带回了国，作为指导中国托派的行动指南。因进行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1929年8月我暗访托洛茨基回国后，就与郑超麟把托洛茨基口述的《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俄文稿翻译成中文。翻译好后，交给陈独秀看了。后来在我们办的刊物《十月》上刊登了。我回国前，由史唐等少数被苏联驱逐回国的中山大学托派学生，在上海成立“我们的话派”的托派组织，陈独秀也组织“无产者社”托派组织。他们之间矛盾不断，我两边做工作，调解两派的关系，使其联合起来，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我干脆和王文元等人也成立了托派组织，出版刊物《十月》，因为，我们被称为“十月社”。1930年夏天，由留苏回国的赵济等人也成立“战斗社”托派组织。当时，中国拥护托洛茨基的有四个组织。托洛茨基曾多次给我们写信，要求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后来，“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战斗社”四个托派组织，经过多次协商，于1931年5月召开四派统一大会，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我没有参加统一的会议，也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我与陈独秀在反对派的策略上有争议，关系搞得很不好，最后托派竟然把我开除了。我去见托洛茨基之事，开始党中央不知道，后来知道后，就在《红旗》上发表了《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我三日内把会见托洛茨基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我没去报告，也没有回答。1929年底，党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可是没有通知我，我也没有看到开除我党籍的决议。后来还听说，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基曾到列宁学院追查过谁给我的路费。另外，美国的伊罗生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事先他通过人来找我，请我给他翻译，后来我翻译了。1971年该书再版时，他在序言中还提到刘仁静曾给予的帮助等等。 |
附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附录
一、重新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二、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摘要）
·殖民地革命
·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
·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国际
一、重新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这篇附录是1963年重新统一的宪章。它简要地阐明了第四国际的基本原则。
1）濒于崩溃的社会的当前危机，实际上反映出革命的领导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危机。全球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已使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更趋成熟。只有在全世界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迅速改变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不发达状态，解除人类遭受核毁灭的威胁，保证全世界实现持久和平，无限富裕，文化无限地发展，人类获得完全的自由。只要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还没有取得胜利，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就将继续浪费大量资源，使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继续遭受可怕的苦难，使社会和种族的不平等以及独裁政体继续存在下去。饥饿、不安全和压迫，加上资本主义一直在渲染核毁灭的威胁，构成了一幅阴暗的画面。
2）出乎我们所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前辈的预料之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迟迟没有到来，这主要应归咎于领导工人运动的传统政党的无能和它们充当资产阶级或克里姆林宫官僚主义集团的帮手的无耻行径。对于1918—1923年和1943—1947年的战后主要革命高潮以及其尖锐程度次于前者的1932—1937年的高潮都遭到失败，没有取得应有的结局，即无产阶级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取得政权，这些政党是有责任的。
3）只有建立一批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勤劳的农民夺取政权的新的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成功地解决世界危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些政党。一个确定了口号和过渡性措施的纲领在建党工作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克服领导危机的主要问题是要消除存在于群众目前的觉悟水平和客观需要的觉悟水平之间的鸿沟。群众的觉悟目前停留在只关心眼前的事务和问题的水平上，而客观需要的是要具有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以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和工作的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工人国家的觉悟。在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工作中，必须应用列宁主义的方法。其中包括在现有的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中，耐心地和坚持不懈地吸收工人，但是在需要或时机合适的时候，也灵活地接近各群众组织的、有可能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各种派别。个别地吸收和各种大规模的策略性运动是建党的补充办法，这两种办法各自都有特殊的困难和特殊的危险。一方面，由于党处于被迫孤立的情况下，在改建的过程中可能产生宗派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由于要适应改良主义的环境又可能导致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行叫做“打进去主义”的策略时，可能会遇到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情况，因此，一般都应保持一个公开的独立工作部门，包括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报刊。应该充分意识到，偏离这一准则将会带来重大危险。
4）作为国际组织的第四国际和作为各国政党的第四国际各国支部必须接受民主集中制原则。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证明了这些原则的正确性。民主集中制既符合执行革命任务时采取迅速而有纪律的行动的要求，又保证了讨论的自由和组织各种派别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真正的政治生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重视内部民主，而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的工会运动所培养出来的那些官僚主义者却把各种令人窒息的制度强加给那些受他们控制的工人组织，两者的制度是截然相反的。
5）改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运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来推翻资本主义。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特权和权力，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利益。由于他们死气沉沉，持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或者害怕暴动会把他们赶下台，所以他们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非常勉强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战斗。托洛茨基主义者虽然谴责并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两个孪生的祸害，但并不把这些组织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叛徒领导等同起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认为，主要的任务不在于单单同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打一场笔墨官司，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争取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使他们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并参加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中来。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繁荣的压力下，同时由于受到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罪恶时所产生的反作用，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必须进行一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来反击这股修正主义思潮。
6）虽然官僚主义特权集团篡夺了政权，但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摧毁了资本主义以后出现的生产方式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不论它有哪些缺点、错误甚至罪恶，仍然比资本主义进步。苏联的生产力已有了惊人的发展，通过一场宏伟的工业和文化革命，已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世界第二个工业强国，它已在许多技术领域内向帝国主义的领先地位提出了真正的挑战。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件崭新的大事，它证实了计划经济的内在威力，同时也说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无条件地捍卫这个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
7）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把自己的权力和寄生的范围扩张到东欧和北朝鲜各“人民民主”国家。但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这个集团不得不通过各种军事的和官僚主义的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这些手段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当时环境反常，当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权暂时垮台，加上战时和敌人占领时期大屠杀后工人阶级的力量极为薄弱。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变质的工人国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直在保卫这些国家，使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不能得逞。
8）在无产阶级民主已被斯大林主义破坏的工人国家里以及在由于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因而从未有过无产阶级民主的工人国家里，必须为恢复或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为实现劳动群众对国家和经济的民主管理而斗争。斯大林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就已通过一项反革命政策破坏了无产阶级民主。现在摆在列宁主义力量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批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工人阶级行使他们推翻官僚主义阶级专政并代之以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权利。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次政治革命。随着无产阶级民主恢复到一个高级的水平，所有的工人国家，首先是苏联，就将恢复它们在斯大林时期以前的吸引力，从而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将掀起一个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高潮。
9）在古巴出现了一个工人国家——它的形式尚未定型——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古巴革命的领导是在完全不受斯大林主义派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7月26日运动正在朝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为一系列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目前可供学习的榜样。
10）世界革命已出现了新高潮，特别是在中国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因而苏联无产阶级——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德帝国主义并且由于苏联在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都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已得到加强和巩固——对官僚主义专政的压力，特别是从斯大林去世以来，已越来越大。为了减轻这种压力，当权的特权阶层作出了广泛的让步，废除了各种极端的警察专政形式（解散了强迫劳动营，修改了斯大林的粗暴的劳动法），摧毁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斯大林历次清党的许多受害者恢复了名誉，显著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在各个领域里取消了对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某些限制。赫鲁晓夫政权并不想零打碎敲地拆毁官僚主义专政；它的目的也并不是要来个“自我改造”，而是在面临人民的压力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想维持特权阶层的政权。但是群众却把这些让步只当作是他们应得权利的一部分，并力求把已得到的权利变成新的支点以争取实现他们的最后要求，即恢复无产阶级对国家经济的民主监督。在欧洲各工人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地位在缓慢地然而稳固地得到加强的这种情况是斯大林主义的世界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11）由于南斯拉夫和苏联两国共产党领导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发生了冲突，因而各种分歧也就引人注目地暴露了出来，终于摧毁了斯大林主义的清一色结构。匈牙利工人的政治革命的尝试使这一冲突更加恶化。而古巴革命则更进一步地加深了这个危机。随着中苏发生意见分歧，这个危机已成为世界政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危机直接说明了各国官僚主义集团之间以及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同处于该集团影响下的各国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同时也说明了斯大林主义是同取得了胜利的、富有生命力的革命根本不相容的，因为先锋队在革命中正在力图重新遵循列宁的教导。因此这个危机具有非常进步的性质，它标志着在重建一个世界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群众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12）同斯大林主义的世界性危机结合在一起的殖民地革命，目前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殖民地革命已迫使帝国主义几乎完全取消了直接统治殖民地的方式，而代之以间接统治的方式，即同殖民地资产阶级（即使有些地区的资产阶级还处于萌芽状态）进行新的“联合”。但是，这种想阻止被殖民地革命唤醒的国家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尝试，遇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如果不扔掉资本主义同时粉碎帝国主义的控制，就无法解决这些国家的解放和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等历史问题。因此，殖民地革命有着发展成为不断革命的倾向，即先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然后转向没收帝国主义托拉斯的财产和废除“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最后走向建立工人国家和实行计划经济。
13）在从提出简单的民主要求开始到最后摧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革命道路上，由无地农民和半无产阶级力量组成的游击队组织，在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领导率领下，能够在破坏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权以及加速它的垮台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从战后的经验中应该得出的主要教训之一。必须有意识地把这个教训作为建立殖民地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的一部分。
1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欧成功地获得了暂时的稳定。这个强加在工人阶级头上的历史倒退，主要应归咎于斯大林主义派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叛卖，因为他们曾阻止群众在战后革命大危机时期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资本主义这种暂时的稳定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的增长已造成了一些更重大的。归根到底也是更富于爆炸性的矛盾。其他的帝国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也受到了这些矛盾的影响。至于它们表现的形式，则包括：地理上日益缩小的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已越来越激烈；制止通货膨胀的需要和把潜在的经济大危机转化为更有限的经济衰退的需要，这两者之间已显得越来越互不相容；一方面是维护“社会和平”有好处，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就必须在工人的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就业机会等方面打坏主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已日益加深。这些矛盾将使阶级斗争更加残酷，有可能从经济斗争上升到尖锐的政治斗争，而且如果领导得好，就有可能在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中掀起工人运动，以发动一场新的进攻，在资本主义的那些最后的堡垒中向它挑战。
15）社会主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胜利是持久和平的唯一可靠的保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帝国主义一直在有步骤地准备新的冲突，从而挑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起来反对所有的工人国家，其中苏联是它的主要目标。重整军备已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永久性的主要支柱，已成为符合资本主义世界联盟的头子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目标的一种经济需要。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和苏联周围布置了大批反革命力量。它在一些新的解放斗争面前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试图把它们淹没在血泊里。它的武装干涉已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在古巴为加强其军事防御力量而作出努力时所发生的危机中，那些统治着美国的拥有亿万财富的家族已表示准备对苏联发动核攻击，甚至不惜使人类和文明冒被毁灭的危险。只有美国的工人阶级才能从华尔街那些疯子手里夺走这种无法想象的毁灭力量。至于把美国无产阶级提高到能够承担落在自己肩上的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负责夺取世界社会主义决定性的和最后的胜利——的水平，在这方面，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将起决定性作用。
16）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全力参加一切争取单方面裁减核军备的人民群众运动，并为立即停止一切核试验而战斗，同时也明白地指出，当前人类到处面临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抉择：要么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要么是核毁灭。对这个两点论的明确理解不会瓦解群众的士气。恰恰相反，它是打倒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一副最有力的兴奋剂。相信不必消灭资本主义，特别是在美国，单靠“和平共处”就能够保障和平，这是致命的幻想。消灭核战争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阶级斗争，为社会主义而战斗。
二、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摘要）
〔……〕必须认识到世界革命的这三种主要力量——殖民地革命、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构成了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每一种力量都影响着另外两种力量，反过来，它自己的发展也受到它们有力的推动或制约。一般说来，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迟，无疑地已阻碍了殖民地革命，使它不能迅速地和自觉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在一个发达的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已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高潮，或是已取得了胜利，那么在这个高潮或胜利的影响下，殖民地革命本来是有可能出现与上述相反的情况的。上述的这种推迟的情况也使苏联的政治革命不能尽快达到成熟的阶段，这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向苏联工人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榜样，说明要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另一条道路可走的。然而，尽管殖民地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高潮受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的妨碍，但这种情况却反过来推动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去改变这种革命推迟的现象。
殖民地革命
〔……〕从根本上说，殖民地革命是这二十亿人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和开创者的不可抗拒的趋势。从社会各阶级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建立工人国家才有可能实现，这就为殖民地革命的趋势提供了使它走上不断革命道路的客观基础。
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殖民地革命——首先是中国革命，接着是一连串的起义——已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体系无法象在1921年以后那样获得暂时性的稳定。殖民地革命已打乱了国际力量的对比，使之不利于资本主义，并已迫使帝国主义发动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防御战以求阻止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又不能不遭到失败。这样，殖民地革命就大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它使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得到了必要的时间来超越帝国主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时在军事质量方面所占有的领先地位。
殖民地革命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使帝国主义崩溃的。说起来好象很矛盾，它甚至没有能力去破坏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相对稳定的局面……
在说明这个表面的矛盾现象的许多理由中，有一条理由是特别重要的：只要这些通过殖民地革命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仍然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参加资本主义的市场，那么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的实际势力就不会被摧毁。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统治由一种直接的形式变为间接的形式而已。
〔……〕由于殖民地革命迄今为止大体上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范围内，所以它并没有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受到重大的打击，也没有在已经失去了昔日帝国威风的帝国主义国家内引起重大的经济危机。
〔……〕近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中发展相当快的私人资本，不愿向正在进行殖民地革命的不发达国家输出其剩余价值，这已成为一个主要问题。政府对投资的担保能够减少但不能克服这一困难。
只要绝大多数新兴的独立国家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范围内，从世界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困难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毛病”，多少还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加以治疗，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是这样。只有在那些主要的半殖民地国家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成为工人国家的时候，殖民地革命才会在经济上使世界资本主义受到打击，其严重的程度足以在那些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迅速地造成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构成殖民地国家进行不断革命的客观条件的基本内容是，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集团没有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解决因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那些主要问题，这方面表现得最尖锐的是，资本主义无力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至于主观条件方面，那就是殖民地群众对争取国家独立和争取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一般是不加区别的。
〔……〕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来说，最有可能出现的远景是一系列持续不断的社会革命危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集团虽然会绝望地企图加以抑制或控制，但是，它们却将不顾不可避免的挫折，周期性地冲破这些限制。这个持续不断的不稳定和社会危机时期并不一定会导致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无产阶级力量或农民革命力量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或是说，工人国家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正象把殖民地革命的开始阶段（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的率领下）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殖民地革命取得胜利的结束阶段等同起来那样，一切以为这个过程将自然而然地或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的想法，必然导致对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作出错误的估计，并用幻想和愿望来代替科学的分析。
〔……〕由于这些国家的特殊的社会学结构，无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产业工人，因为除阿根廷以外，他们在这些国家的靠工资过活的总人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在有职业的劳动者的总人数中也只是一小部分。应该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理解为所有完全或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即产业工人、公用事业工人、佣人、矿工、种植园工人、农业工人、乡间和都市的零工或临时工。
〔……〕在日益壮大的游击队形式下，农民在殖民地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无疑地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料的要彻底得多，其决定性也大得多。他们显示了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传统颇为不同的社会特性。
〔……〕要确定当前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总进程中的地位，单单考虑它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起的作用，只看到它已使帝国主义受到了几次重大的打击，或者光是考虑它在经济方面曾起过什么作用，只看到它还没有使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那是不够的。还必需仔细观察殖民地革命对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工人运动所发生的影响，以及对已蜕变为官僚主义国家或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中反对派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所发生的影响。
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
〔……〕自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以来，所有曾促使苏联群众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各种因素都已大为削弱；各种有利于使群众关心政治和加强他们在政治上的斗争性的条件正在成熟。第一个工人国家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和全世界都已不再孤立。斯大林去世后群众的生活水平已迅速提高，这是在技术和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群众对官僚主义集团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的结果，这就使人民能将一部分精力用在文化和政治方面。苏联已作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出现，甚至在许多技术领域内已经占有领先的地位，但这却使本来就相当低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更为荒谬的程度，从而促使群众提出越来越多的经济要求。帝国主义进攻的威胁依然存在，于是官僚主义集团完全有意识地每过一段时期就利用这一威胁来压制反对派的呼声。但是，当这个官僚主义集团的头子们不断地吹嘘他们拥有使帝国主义战争贩子遭到惨败的能力的时候，群众不能不感到在这个导弹战争的时代里苏联在世界事务中已拥有新的威力和地位。
〔……〕必须把群众一般地施加压力、群众开始行动（这种行动总是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和开始发生真正的政治革命这三者明确地加以区别。要在眼花缭乱的许多事件中作出这样的区别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要作出区别的对象是在同一个过程中的一些连续的阶段，而每一阶段又和下一阶段互相联系，其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在对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殖民地革命、政治革命（尤其是苏联的政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的时候，时间因素是很重要的而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苏联并没有恢复无产阶级民主，但它对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仅仅是因为苏联证明了一个落后的国家能够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在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都很先进的工业国家。如果在不很远的将来，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在苏联重新掌权，从而在国内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并在国外建立起革命团结，那么殖民地革命同工人国家结合的进程就将大大加快。
〔……〕苏联的政治革命如能早日取得胜利，那么这对加速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甚至会起更有决定性的作用。苏联如果在更高的水平上恢复了苏维埃民主——这意味着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以来，第一次出现质量上优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民主的和精神自由的制度——那么这就会一下子消除掉帝国主义国家中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共产主义的主要反对意见。
〔……〕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苏联的政治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忽视在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内取得突破的非常现实的机会，而把全部赌注押在一张牌上，那显然是在犯错误。
〔……〕认为单靠工人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进步就能决定性地改变帝国主义国家阶级力量的对比或者推翻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这样的思想应当作为错误的思想而加以摒弃。
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战后，西欧出现了革命高潮，美国掀起了罢工浪潮，在这以后，工人运动及其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面临的客观条件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预料恰恰相反，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的工业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将近半个世纪内从未有过的发展。这种经挤增长同西欧传统的工人政党以及美国工会的官僚主义集团的机会主义叛卖政策的相互作用，在没有一个革命的领导可以取代的情况下，使欧洲的资本主义得以获得了暂时的相对稳定。因此，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在一段时期内就转到了殖民地国家。
〔……〕从理论方面来说，应该明白工人的态度是由许多力量决定的，生活标准的绝对水平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而已。对高生活水平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它是通过工人的斗争得来的，因而是必须加以捍卫的一系列胜利果实，而另一种则是把它看作是一伙“宽厚的”老板的“恩赐”，这两种看法是有天大的差别的。在第一种情况下，高生活水平能够大大加强战斗力而不会起抑制的作用；在第二种情况下，高生活水平则会起到破坏士气的作用，使人对阶级合作产生幻想，而这些幻想却正是那些资产阶级代言人和工人运动的右翼理论家在培植的。
（……）西方的两代革命家都受到这一信念的熏陶：即深信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危机或全面崩溃同时出现的，正如过去在战争中或军事失利时曾经出现的情形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中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但是理论和历史又一次证明，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这仅仅是可能导致革命危机的道路之一。
〔……〕如果说过去吃得很差的无产阶级的某些优良品质在西方工人身上似乎已经消失，那么在他们身上却出现了另外一些新的优秀品质，这正是西方无产阶级获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结果。熟练工人与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在知识方面的差距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大大地缩短了。从技术上来说，现在的西方工人有把握地实行社会主义的自管的能力已比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要强得多，他们更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在生产过程中自觉地发挥领导作用。
今天的工人也更容易理解所有各种因素在经济方面的全部的相互作用、所有各种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计划化在实际上的必要性和目标。在许多国家内，空余时间的增加也意味着工人群众广泛参加政治管理的可能性，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否认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资本主义是工人学习社会主义的伟大教育家，至少在经济方面是这样。
第四国际
〔……〕1963年是第四国际成立二十五周年，离开始用“托洛茨基主义”的名称来称呼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将近有四十年了。在思想领域内，我们的运动是有贡献的，要证明我们的运动有存在的必要，光举出这一点就已绰绰有余了。它的纲领性的宣言和它在世界范围内所参加的阶级斗争，都已表明它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传统的合法继承人和接班人。各种事件在许多方面都证实了这个评价，因此，连它的反对者也不得不到它的“武库”里来借“武器”，尽管在方式上是部分的、片面的和加以歪曲的〔……〕。
要是我们从思想领域转到组织方面来看，那么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显得远为逊色了。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除世界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之外别无其他的利益。对于建立一个除了本身的存在别无其他目的的“组织”或是象一个单纯施加压力的集团那样的“组织”，它是并不感兴趣的。它所谋求建立的组织是为实现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样一个既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这就需要有尽可能高的觉悟，因而也就需要有不折不扣的诚实与正直而不管其后果会使人痛苦到什么程度。要具备这些品质是往往同要迅速建立组织相矛盾的。第四国际除了循着这条困难的道路前进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因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所要求的。由于第四国际代表着这一强大进程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觉悟，所以它自己的最后命运也不能与之分开。
〔……〕只要考虑一下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之奋斗的纲领，就会感到指责它在组织工作上停滞不前那是非常肤浅的。比起它刚开始时，也即在苏联做左翼反对派的时候或是比起在它的创始人被暗杀的时刻，今天它已强大了好几倍。
〔……〕必须着重指出两个有重要意义的发展。第一，在最近几年内，不同程度地随着世界各地的革命普遍出现高潮，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显著地日渐壮大。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符合世界无产阶级的客观需要而不是一个在短时期内发生于某几个特定的国家里的昙花一现的现象。尤其应当把它的成就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其他反对派的成就比较一下，因为这些反对派在开始的时候力量要强大得多。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已多次显示出它对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的吸引力，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党派，共产党的也好，社会民主党的也好，也不管他们的国籍有多么不同，例如美国和比利时、法国和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意大利，希腊和英国等，都一样有吸引力。
〔……〕归根到底，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命运是同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辩证的内在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要真正理解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什么在组织方面出现这些曲折的变化和怎样解决它的最困难的组织问题，就必须从这一基础出发。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人们本来是可以指望这个新的高潮将首先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是事实上我们却看到这个运动和世界革命的具体进程的关系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只有经过很长时期以后才能最终地从中得到好处。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同时也是唯一的事件，即苏联的胜利。这一胜利引起了连锁反应，但其最后的结局如何目前尚难以预料。受压迫的各族人民象过去一样，重新转向了第一个工人国家，以求从中得到启发和引导。但是苏联当时的政权却掌握在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集团手里。所以，暂时地在力量上得到了加强的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是这个官僚主义集团。
〔……〕建立另一个领导工人阶级的机构，也就是说建立一批新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中心任务。问题不在于不断地重复这一基本真理，而在于具体说明应该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事实上，群众性的革命政党的建立包括三个具体的过程：忠实捍卫和不断丰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培养、教育和锻炼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干部；使这些干部具有群众影响。这三个过程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脱离了群众运动，那么这些干部就成了一个宗派集团。背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那么投身到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干部就可能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不吸取那些作为群众的一部分、正在进行斗争的干部的实际经验，那么革命纲领本身就要变得千巴巴的，蜕变成内容贫乏的一些教条主义公式。
〔……〕“打进去主义”的目标并不是象某些评论家胡说的那样，要建立一个“施加压力的集团”，而是要在某些国家中所必须面临的现实条件下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策略是充满了危险和困难的，只有经常想到这些危险和困难，才能胜利地加以克服。不过，在进行工作的某一段时期中，也只能采用这一策略，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没有的。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其特点，因而这个策略也随之而发生很多变化。在应用这个策略的时候必须个分灵活，不能搞教条主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所应遵循的准则是，要保持一个公开的独立工作部门，包括拥有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刊物。
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不论它处于什么样的特定情况下，只要它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从事宣传的小团体，就不可能起到领导群众的作用。然而，它能作出有效的贡献，帮助群众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经过积极的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会消除他们的理解水平与客观形势之间的差距。最概括地说，要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也是必由的途径。对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1938年写的《过渡纲领》中已作了概述。必须通过研究群众觉悟的变化和通过与群众相结合的持久努力使这个纲领始终符合形势的发展。
〔……〕建立新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仍然是一项中心战略任务。为了协调这项工作，这些政党现有的核心应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际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十分了解，对真理的决定性的检验就是人的行动。没有行动的检验，那么任何理论都必然会变得干巴巴的，内容贫乏。要对世界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仅举一桩事实就足以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一百多个国家的人民经常被卷入世界性的事件中，有时达到一触即发之势，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有对世界形势作出经过反复研究和实践检验的分析，才能使一个世界性的运动的各个部分摸到前进中的历史的脉搏。只有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能使各种派别在行动中团结一致、同时又能民主地交换意见的国际，才能对世界各地的经验作出恰如其分的估量，并据以制定世界范围的革命任务。如果对世界形势的发展缺乏总的了解，要想在一国的范围内作出正确的分析或采取正确的行动，这在今后已不再可能。世界各国及其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相互依靠。认为革命运动可以在“一国”范围内或在一个孤立的“地区”内建立的见解，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星际旅行的时代里就更显得陈旧过时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要建立某种机构，在质量上要不同于把一些国家的组织简单地合并在一起的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各国的经验和意见集中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国际性的领导机构，它的能力要比单独一个国家的政党的能力大得多。基本的概念并不是要集结一支知识分子队伍（不管这种做法是多么有价值和多么必要），而是要在国际范围内使一些深深地扎根在本国土地上并和本国群众血肉相连的政党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国际领导机构就有能力完成双重的艰巨任务：使理论符合形势的发展并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以指导有关日常遇到的重大问题的革命行动。 |
八、托洛茨基主义派的“长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八、托洛茨基主义派的“长征”
对一个很久以来一直在进行“长征”的运动，对一个经受了许多考验、而且虽然目前出现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新阶段，但还需要克服许多巨大的阻碍才能达到自己目标的运动，现在不是给它的历史作结论的时候。我们想在这里只是略为议论一下，这首先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那些对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发生兴趣、但又对捍卫这种思想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人数很少的情况感到惊奇的人提出来的，甚至每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时也难免要由内心深处提出这样的问题：“建立第四国际符合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托洛茨基建立了第四国际，并且说过，他为第四国际所作的工作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和内战时期的工作还要重要”，而且是不能代替的（“完全按照字面的意义来理解[1]”）。他这样做，这样说，有没有道理？有人为了反对第四国际，喜欢强调它所遇到的困难而忽视它的政治力量和生命力，因此总是浮在问题的表面。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学他们的样。
如果我们从唯一在这方面具有说服力的、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第四国际漫长的历史本身就已经用事实证实了第四国际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贯穿着国际工人运动史的这半个世纪里，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瓦解和社会主义世界开始到来的这半个世纪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所有早已出现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工人运动的国家里，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多次战争、革命和反革命，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此期间建立了许多自称属于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经过了这么多年后，那些经受过多次危机、分裂和镇压，历尽了时而取得进展、时而被迫后退的多次变化，但至今仍然存在的组织，不是和第二国际有关系，就是和第三或第四国际有关系。对于一件贯穿了几十年——这可是些什么样的年代啊——的事，我们不能把它发生的原因归之于偶然性，也不能归之于一些战士特有的才能。因为在每个组织里，都有一些忠诚的战士，他们都具备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的各种才能。只有用客观的原因和深远的历史原因才有可能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情况恰恰符合黑格尔的思想：“凡是合理的事物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事物都是合理的。”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这种情况的深远原因必然贯穿着这几十年的历史，并且具有国际性意义。
我们在前面曾多次根据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对第四国际所遇到的困难作了解释。首先是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往往突然发生转变，而且各种离心力在起着作用，这是同前一时期，即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迥然不同的；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再象前一个时期那样，逐渐积累工人力量，从而得以建立起一个个大的政党，把先锋队和整个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形成几个规模庞大的系统。同时，斯大林主义的泛滥，破坏围绕十月革命胜利而建立的革命国际的支柱——布尔什维克党；政治骚动和苏联官僚主义的残酷不止一次地使许多革命力量迷失了方向，走入了死胡同。在资本主义逐渐上升时期出现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而后者的修正主义则更为阴险。孤立的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历史，使人感到又吃惊又害怕，从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国家资本主义；官僚主义集团，即新的剥削阶级），当这个可怕的表面现象把革命掩盖起来之后，这些修正主义就不承认还有什么革命了。最后还有数十亿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他们再也不愿意做历史上的可怜人物，正在努力把几个世纪的事情通过一次或数次飞跃来完成，因此，他们所进行的革命往往具有一些奇异的形式。
尽管世界形势如此，或者说得更正确些，由于世界形势如此，所以在工人运动的政治舞台上仍然充斥着许多传统的党派，这也是因为工人群众不能没有组织。在历史上没有无中生有的事物，一些新的革命政党主要是通过这些传统的政党发生巨大的危机才能涌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部自觉的历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觉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实现。
这些组织之所以能够经受这么多年来的一切考验，这是因为它们已深深地而且非常牢固地在近五十年来的世界现实中扎下了根。
第二国际的那些组织，一方面同欧洲的那些古老国家的工人阶级，从其出现开始，即一直有联系，当时那里的工人阶级正在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以保护他们的日常利益；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也同资本主义社会有联系，而后者只要拥有满足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的手段，就能继续存在[2]。
那些正统的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围绕十月革命和苏联的胜利建立起来的，而且似乎体现了这一胜利在世界范围内的继续。那个第一个工人国家，因为它是第一个，特别是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唯一的工人国家，所以吸引了所有觉悟到必须以一个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托洛茨基主义者已反复说明，苏联经济发展的意义，特别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最广大的群众来说，比官僚主义制度完全取消工人的民主的意义不知要大多少倍，因为这些群众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小小的好处一无所知。对这些国家的战士来说，苏联的物质援助，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仍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也比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所搞的叛卖阴谋更易使人感觉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多少真诚的革命战士，虽然对共产党的政策感到不安和担心，但由于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感到无所适从，所以仍然长期留在共产党内，那些人数比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战士更多的广大阶层，必须等到另外一些工人国家出现并且暴露了它们之间的严重分歧以后，才能把不同工人国家的领导集团区别开来，才能懂得克里姆林宫是在损害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同帝国主义在搞妥协，从而莫斯科就再也当不成“领袖”，再也不会有吸引力，而一个致命的危机就会波及各国共产党。那些领导工人国家的政党是完全要受到国内社会危机影响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则蜕化为改良主义，这迟早会在它们内部引起分裂，所有的党员将必须在公开宣布的改良主义和新兴的革命组织的政策之间作出选择[3]。
第四国际当然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任何联系。第四国际一直在政治上反对资本主义世界，在理论上反对一切修正主义思潮——斯大林主义即其中之一[4]——以捍卫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生存，但是却受到这个国家最无情的血腥镇压，往往比资本主义的镇压还要厉害。但是第四国际仍然能够存在并向前发展，因为在所有这些年代里，只有它一直代表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性的根本利益。这可并不是它根据什么超自然的权利自封的。它自创立时起，就继承了列夫·托洛茨基和苏联左翼反对派同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它合法地继承了这二者，因为它继承和坚持了它们的传统。完全受斯大林主义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和后来被斯大林主义糟塌和瓦解的共产国际本身，在当时都只不过是些篡权的党派和组织而已。
第四国际之所以能够继续不断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因为它作为国际，一点也不反对无产阶级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夺取政权，但反对在世界革命取得胜利以前优先地只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这些年来，所有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但却只有一个民族的目标或者不参加国际组织的组织，都已受到了惩罚，不是已经在世界上消失，就是在决定性的政治问题上犯了错误。
凡是真正愿意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人，在任何时刻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已经给予严正评价的国际图景。因为，世界的整体性从来也没有象现在那么突出，那么复杂。托洛茨基在为《共产党宣言》九十周年写的一篇序言里，提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他接着写道：“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把我们这个行星上所有的‘文明的’以及不‘文明的’部分如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以致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已明确地具有世界性。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曾试图清除《宣言》在这个基本问题方面的影响。可是苏维埃国家已蜕化为波拿巴主义的国家，这幅杀气腾腾的画面说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谎话。”
自托洛茨基写了这几句话以来，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同赞成“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后来又赞成这个理论的翻版“民族道路”（这是在苏联处于孤立的时期，根据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条件提出来的）的人的看法相反，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更加突出了。没有比越南战争更能说明革命运动必须制定一个全球战略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了。没有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更能说明一个官僚主义集团的民族利益能把社会主义这个词糟塌到多么卑鄙的程度的了。
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单单在报纸上关心世界政治是不够的。必须制定一个国际性的策略，这只有同全世界正在进行战斗的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第四国际尽管人数不多，但却具有无比的政治力量，一些象苏联和中国那样的大国的领导都怕它，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官僚主义利益看得非常清楚，决不会以追逐幽灵为乐。第四国际之所以能这样，这是因为它通过自己成员的活动，把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士和起义农民、美国的黑人、南非的战士、黑非洲和北非的各族人民、中东的革命战士、亚洲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东欧，苏联等工人国家的先锋队、西欧的劳动者和青年先锋队等等都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它这样的一个整体。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派向第四国际发动反革命攻击时，往往说它起了某种它实际上没有起过的作用，或是把它所发生的影响的程度说得超过了实际的程度，但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没有一场重大的斗争是第四国际的战士所没有参加过的。它的战士们从这些斗争中取得的经验教训都体现在国际运动起草的所有政治性和理论性的文件里。由于没有行动，就不可能有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所以第四国际是当今综合和统一各大陆阶级斗争教训的唯一的革命组织。因此，它所作的分析和在国际上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比某些个人或集团的高明（这里对它的正确性丝毫没有夸大的意思），不论他们是多么聪明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怀有多么良好的愿望。
关于这一点，国际局限性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古巴的党。它比所有其他工人国家的政党杰出的地方是，它确实已表现出自己是真正的国际主义党，正在设法援助那个为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组织。但在1968年，它对法国五月事件保持沉默和对侵捷事件所采取的立场，使许多为它辩护的人和朋友大失所望。它对殖民地革命问题是理解得非常透彻的，可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在政治上没有尽职的情况呢，这是因为它的视野局限在拉丁美洲和殖民地国家，对欧洲工人运动以及东欧、苏联等工人国家的问题都不了解，因为它在国际上没有同能够扩大它的视野并使它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深刻和全面理解的一些组织建立联系。
1933年以来，有人多次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在建立第四国际之前，必须先建立各国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只有在这样一个过程达到顶点时才建立国际。换句话说，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把它比作造房子：必须先砌好墙（各国政党），然后才能盖房顶（国际）。这种想法说明，这样想的人完全不理解在二十世纪的世界里国际同其各国支部的关系。我们不要忘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组织曾制定出了一个真正完全符合我们时代和本国革命要求的纲领。在一个事实上是以不断地发生战争、革命和反革命为特征的时代里，在一个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里发生的事都会影响大都市的时代里，怎么倒认为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是能够建立起一个革命政党的呢，这不是让那些革命力量去为了未来而战斗，而是使它们退回到早已过去的时代。因为，既不可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也没有“民族道路”，世界革命的工具只能是一个世界性的政党。建立这个党的工作在各个国家中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世界各国的革命发展并不平衡。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国际和在每一个国家中建立几个革命政党，这并不是两个在时间上分开的任务；这是国际和属于它的各国组织之间不断互相影响的同一过程。最后，为了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回顾一下资产阶级特别害怕国际的存在，已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是没有益处的。
在世界革命几乎完全以殖民地革命为标志的年代里，当欧洲东西方在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是改良主义的时候，根本谈不上建立国际的问题。1968年世界形势的大转变很快就把通过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组织来实现国际上协同行动的必要性放在首要地位。国际这个概念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在欧洲产生的，并且已经多次成为现实。近几十年的斯大林主义并没有摧毁这个传统。此外，欧洲是世界生产力最集中的地区。那里的生产力比任何其他地区更受到民族国家的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过时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发生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取得胜利，因而也没有能建立起一个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联邦，二十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德国的分裂造成的，在社会上和地理上一分为二的欧洲，随之而来的是两种讽刺性的“统一”，一边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另一边是经济互助委员会。欧洲重新出现的革命高潮必将把欧洲的社会主义的重新统一和无产阶级革命国际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未来的国际革命组织将采用单纯地把今天的第四国际加以扩大的方式来组成呢，还是通过别的方式来组成？这样提问题，不论你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在回避今天存在的问题。谁也不能认为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会象密涅瓦从朱庇特脑袋里出来那样突然出现，并奇迹般地创造出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各个组织的情况就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局面，所以必须从目前已有的条件出发，进行战斗，才能改变这种局面。
我们首先引以为憾的是，这么多年来，第四国际没有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力量；我们也不否认，我们曾经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认为这不是在主要问题上犯的错误，因此，即使避免了这些错误，仍然不会引起第四国际和工人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很难设想，在这五十年间，即使有过这样做的客观可能性，也仍然在已经进行过的许多尝试中，找不到一个成功地解决了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机构问题的组织。在许多批评过第四国际的人中间，谁也没有指出过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些，而且自己也并没有做得更好些。相反，每当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出现新高潮时，总是第四国际站在斗争第一线，总是它的战士们首先在这许多国家里鼓动群众运动。
目前存在着那么多宗派，但第四国际并不是其中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动荡的时期，它的历史是一部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政党的历史。由于一些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工人运动因而扩大，超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在进行斗争的一些组织所掌握的范围，从而工人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复杂而奇特的现象。因为，在好几年的时期中，工人运动有了扩大，同时，出现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在组织上大倒退的现象；这个先锋队不得不在政治行动方面放弃了一部分阵地。但是第四国际从未在理论方面放弃过一寸阵地。不但如此，它还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作出了丰富的贡献，使得新的一代能够据以解决许许多多问题：工人官僚主义和工人国家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政治革命、殖民地革命的不断发展、法西斯主义和非常波拿巴主义化的国家的理论，等等。第四国际的历史是它的全体成员有合法权利引以自豪的历史。作为先锋队干部组织的第四国际在理论和政治上的成果将使人们能够超越它曾不得不花那么多时间才走过来的那个阶段。今天，参加第四国际，就是参加在各个大陆许多国家里正在进行的战斗，就是为了同第四国际所有的战士一起制定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战略，并且在任何有可能实施的地方都付诸实施：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找到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共产国际，并且在今天的战斗中举着它们的旗帜，争取胜利。
[1]见《流亡日记》第74—75页。艾萨克·多伊彻写的那部出色的托洛茨基传的第3卷（1929—1940年），虽然对他的生平作了正确的介绍，但却没有如实地提到托洛茨基这个时期的业绩和活动，特别是他在最后十年中致力于建立第四国际这件事。多伊彻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认为托洛茨基本来应当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撰写象《俄国革命史》这样的一些著作，而不应当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活动，分担它的困难和危机。在多伊彻看来，这些完全是浪费时间。但是，就象马克思曾经中断他的经济理论工作，把他好几年的时间用在第一国际方面，解决它内部的困难（这经常使人想起第四国际所遇到的困难）那样，托洛茨基首先是一位革命战士。特别是他在把自己于1917年以前对党的问题的见解与列宁的作了比较之后，已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反省。为第四国际而斗争，对他来说，也就是把列宁为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所进行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2]人们可能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社会民主党的存在是同资本主义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岂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已经在工人国家里绝迹这件事是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手段无关的吗，“一党制”的理论岂不是就找到了证明其正确的根据了吗？这个问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但并不属于本书范围。我们在此只能说明下述两点：1）在历史上，革命高潮和革命胜利总是大大削弱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政党和中间派政党，但并不一定使它们消失；2）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只要工人阶级各阶层对他们的日常需要和他们的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各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工人阶级内部在整个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有差别的。因此，在过渡社会里，各种政党将都能存在，其中有的具有较突出的改良主义的特点，有的则具有较突出的革命的特点。不过这是一个未来的问题，现在虽有可能从理论上来解决，但最好还是将来让人类自己去解决。
[3]早在斯大林主义初期，托洛茨基即指出，如果不抛弃斯大林主义，它将把各国共产党引导到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上去，同时这种立场也不可能保持很久。事实上，出现上述情况的期限比托洛茨基估计的要长得多，但是他很敏锐地早已看出了这个趋势。
[4]有人曾经浪费许多篇幅，徒劳地企图证明斯大林主义合法地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但不难证明，斯大林主义的政治观念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出现的社会民主党各左翼思潮的政治观念之间在理论上是很相似的（孟什维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意大利的最高纲领派、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布拉克—齐罗姆斯基派，等等）。 |
七、世界形势的转变（196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七、世界形势的转变（1968年）
从1965年12月底召开世界代表大会时起，人们即可注意到各国支部复兴的一些预兆：许多青年参加了各国支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他们的代表。这个现象在以后几年里更为显著，并因而产生了大部分都是崭新的问题。我们已处于历史进入当代政治阶段的时期。
正是越南战争以完全无法否认和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式，加速了世界形势的转变。当时在欧洲，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好象一潭死水，在工人国家中，实行了“非斯大林化”后，出现了改良主义，但发生这个转变的条件却正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逐渐成熟起来。正象马克思过去说的，革命这个老鼹鼠总是在毫不留情地挖它的地洞，直到有一天被它在下面挖空的地面崩塌为止。另外有一些现象也对世界形势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例如中国的“文化革命”，尽管它多次采用了过火的形式。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已表明，“文化革命”的目标实际上是以另一个同样也是官僚主义的但是较有活力的机构来取代一个僵化了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个目标是通过发动群众反对旧的机构的方式来实现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看到这些发动群众的场面、并因而受到激励、也采取革命行动的人可真是不少啊！
另一个国际性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已行动起来，这是世界形势发生这种转变的先兆。直到那时为止，一直是只有不发达国家的大学生才参加群众斗争；其实这也毫不足怪，因为在殖民地革命中总是大学生在发挥重要作用。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生登上政治舞台还是一个新的现象，甚至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这样的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各个国家的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由于这个现象是国际性的，因此必然有一个共同的客观基础。在大体上可以说是经济繁荣的时期中，大学生——不是少数，而是大量地——在不受传统的工人政党控制的情况下，起来反对大学的体制，接着又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结构本身，这还是第一次。各种迹象表明，青年工人也在觉醒，虽然暂时还不如学生那样明显，但也倾向于摆脱传统的工人政党的控制，寻找自己的道路。此外还出现了一个更出人意料的新现象，中学生也在觉醒，开始关心政治生活。第四国际立即就理解在青年中产生的这些情况发展的特殊重要性。
各支部迅速地层开了支持越南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目的在于组织具有实效的、强有力的示威游行，这和世界和平运动的那些没完没了的请愿和活动是截然不同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世界和平运动这个莫斯科和平共处政策的工具所提出的进行“谈判”的要求，同以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越南的胜利为目标的革命政策清楚地区别开来。
中国和支持中国的国家所执行的政策，不管它在许多方面有多么混乱，仍然有助于使克里姆林宫的卫星党制订出援助越南革命的政策。
对革命浪潮的推进最可贵的贡献之一是切·格瓦拉提出的著名口号：“要创造第二个，第三个越南”，他为了实现这个口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托洛茨基主义战士总是站在西欧许多国家为此而建立的政治组织的最前列，这些组织的目的在于把所有同意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群众行动的人组织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是西欧支持越南的最初几次示威游行的创始人（1966年10月15日在列日；1967年10月在切·格瓦拉去世时；1968年2月21日在柏林）。他们在伯克利的战斗中和在美国所有的反战活动中都站在最前列。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在英国开展的运动得以团结一致，并于1968年10月27日在伦敦举行了十万人的示威游行[1]。
在保卫越南的活动中，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总是密切联系广大的青年阶层，这些青年在寻求一项革命的政策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有关十月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真理。经历过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特别是经历过令人精疲力尽和组织涣散的漫长岁月的西欧各国和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吸收了新鲜血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更新了自己的组织。
这个现象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宗派主义的责难：“你们吸收大学生，不吸收工人等等。”且不谈象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样的先锋队组织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在能够找到工人运动所不可缺少的宝贵的知识分子力量的阶层里进行活动和吸收新成员，单就这个现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普遍地出现这一点来说，就值得我们进行分析，因为这是和过去不同的、新的社会状况的一种特定的现象。科技的进步、经济上的需要和科学领域里的新发展引起了大学的迅猛发展，大学生的人数已增加到这样的程度，使他们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这些大学生给自己准备的社会地位也同从前不同了。他们从进入大学时起，甚至在中学里，就非常注意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们甚至是最早感觉到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矛盾。在美国，这个现象特别普遍，在别的国家里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从现在起，在帝国主义堡垒里约有六百万大学生，他们所占的人口百分比并不比农民的低多少。他们集中在那些设有大学的城市里。他们的学习已不再象从前绝大多数人的情况那样培养他们接他们父兄的班，做资本家、工业家、商业家或者从事自由职业（医生、律师）的资产者。今后这么多的技术人员已不再有希望在那些大企业中获得为数极少的高级职位了。他们是注定只能自食其力，受资本主义大公司或者国家的剥削。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属于中产阶层，也象工人一样受到失业的威胁。这些人数如此众多的大学生阶层对社会其他各种矛盾特别敏感。他们看到了他们学到的知识是在为资本主义服务（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例如，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为错误的或者剥削别人的目的服务），也看到了社会对最受压迫的成员（殖民地人民群众，黑人）犯下的残酷罪行，这就使他们很快地从批判正在进行某种改良、但其目的只是使他们能够担任这些使人发狂的职务的大学教育，转而批判他们这些阶层的成员也深受其害的社会罪恶的深刻根源。
当战后国际形势发生最大的转变时，第四国际刚刚开始筹备新的世界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除了探讨世界形势的总趋势以外，还要研究象中国“文化革命”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特殊问题。
1968年一开始，越南的春节攻势就给美国人造成了惨重的失败，毫无疑问，这一年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史上大发展的一年。有两件大事特别突出：第一是法国1968年的五月事件，五月事件是由大学生的革命开始的，接着发展成一千万工人的大罢工，又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卷了进去，破天荒第一次牵涉到国家权力、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许多制度；第二是苏联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个星期中出现的革命高潮，就其规模和力量来说，在一个工人国家里，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对这两件大事很难找到适当的形容词，此外还有几件产生同样影响的事件需要补充一下：
1）1968年选举总统时美帝国主义两个政党发生了领导和政治体系的危机（约翰逊落选，对汉弗莱和尼克松普遍表示冷淡，两人都丧失了政治威信）；
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危机，莫斯科终于丧失了在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是清一色的和等级非常分明的集团中的“领导”威信；
3）英国工党政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英国工党是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大的一个，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一直对它抱有很大希望；
4）在拉丁美洲，多年来在政治上比较消极的城市群众已开始行动起来，连墨西哥也不例外，直到那时为止，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却一直认为本国是不会发生拉丁美洲式的革命的。
两年来国际形势的动荡，特别是青年一代已摆脱了传统的政党的控制而参加运动，给第四国际欧洲各支部提出了改变策略的问题。这些现象出现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立即在策略方面作了某些调整。特别是在法国，自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各工人政党对这次战争采取了自己的立场以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立即就这样做了，不过当时只是部分调整。青年运动声势浩大，正在形成象共产党左派那样的潮流，其力量之大已足以使其成为能在许多国家政治舞台上起作用的因素，因此，欧洲各支部自1967年起已就策略问题展开了辩论，以便对“打进去主义”问题重新进行审议。辩论的趋势是认为需要改变策略。由于当时传统的政党势力非常雄厚，而我们的先锋队则力量很薄弱，从其活动来看，实际上还没有能超出宣传团体的阶段，双方力量悬殊，所以“打进去主义”是当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从现在起，已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些组织，它们虽然在目前人数还很少，但在某些能对国内发生重大影响的领域内，仍然有能力进行一定的活动。另外，自制定“打进去主义”的策略起到现在为止快要十五年了，制定这个策略的根据是当时的力量对比和估计那些传统的政党的危机还会发展，其目的是在它们内部组成左翼派别（见本书72页）。由于经济长期繁荣，各传统的政党中的左翼派别已普遍受到整个群众性工人运动右倾的影响。只有几个例外。但对我们来说，这几个例外却说明了我们过去的策略是正确的。
那些不停地谴责“打进去主义”的人最后陷入了宗派主义的泥坑而终于无计可施，而我们在1968年五月事件发生以后只需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在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中实行这一策略后就建立起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这个组织，这就足以说明这个策略是有效的，同时也是托洛茨基主义对法国1968年的五月事件[2]最宝贵的贡献。我们也不要忘了，德国的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这个组织也是在本国的群众性组织——社会民主党内部诞生的。
1968年世界形势的转变标志着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开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死气沉沉、停滞不前时期的结束，标志着工人国家中实行了几年“非斯大林化”措施后出现的“改良主义”时期的结束。这个转变同时也结束了差不多完全以殖民地革命为标志的世界革命时期，这种情况使人对世界革命产生了很大的曲解，从而出现了许多改良主义的或革命的理论，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无产阶级，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发挥革命的作用。但是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广大劳动者开始行动，拉丁美洲各大城市中举行示威游行，这些事实已给这些理论以致命的打击。将近二十年来，这些错误的看法影响了世界革命，但现在它们已处于被清除的过程中。
国际形势的变化也间接地反映在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中。自1935年以来，特别是西欧各国共产党一直以“人民阵线”、“民族阵线”、“左翼联盟”等名义，提出对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一些派别进行阶级合作的政策。但是他们给这个政策确定的目标是经常改变的。在战前，这个政策的目标不过是“堵住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在战后则立即变为“人民民主”，这是一种伯恩斯坦式的民主，一种逐步地而且时间又不定地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但现在他们却提出了他们的“先进的民主”，说这是一个迅速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段。显然，一个以和平道路和议会道路为基础的政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只能导致失败。但这也是一种征候，说明他们为了迎合他们的群众的愿望，现在已不得不谈论在短期内进入社会主义了。
第四国际正是在这些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说都比以前要有利得多的新条件下筹备它的1969年世界代表大会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国支部的八十八个代表，另外还有三十个国家的兄弟党派的代表和观察员。
大会通过的主要文件计有：
——关于世界革命新高潮的提纲和芒代尔同志关于提纲的辅导报告（除两票反对外，其余的都一致通过）；
——罗卡同志提出的关于拉丁美洲革命远景的决议（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和利维奥·梅唐同志为提出这项决议所作的报告（以绝大多数票通过）；
——关于第四国际在最近期内开展对激进青年的工作的方针和根据阿尔贝同志提出的一个文件中所谈到的有关这项方针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决议。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芒代尔同志所提出的上届统一秘书处的工作报告、一个关于第四国际的财务情况的报告和几个关于探讨德国、阿根廷、锡兰和英国的运动形势的决议。在英国，直到当时为止还没有正式的支部，大会承认以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作为第四国际的英国支部。
提交大会表决的关于世界革命高潮的提纲，将1968年出现的世界形势的转变归纳为下述六个主要方面：美帝国主义于古巴革命胜利后发动的帝国主义的反攻，曾经暂时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和许多非洲国家里获得了重大胜利，但英雄的越南人民于1968年发动了春节攻势，重新掌握了军事主动权，挫败了美帝的反攻；越南人民的抗战节节胜利，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普遍地慢了下来，这个情况使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阶级斗争更加激烈；法国1968年五月事件掀起了欧洲革命的高潮；捍卫越南革命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中又发动了革命斗争，这给殖民地革命带来了战胜重重阻碍和加速革命进程的可能性；在越南革命和法国革命危机的影响下，已经蜕化为官僚主义国家的或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条件已臻成熟，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人民大规模地行动，甚至已经在敲苏联的大门了；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新的青年先锋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摆脱了传统的群众组织的控制，这为解决我们当代的中心任务——建立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机构——创造了条件。
工作报告理所当然地提到第四国际的一些战士在许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情况下，在下述的那些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保卫越南和古巴革命的运动，保卫象乌戈·布兰科、秘鲁革命者和墨西哥大学生那样遭到资产阶级追捕的战士或者象莫泽莱夫斯基和库龙那样遭到国官僚主义集团追捕的波兰同志的运动，支持阿拉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等等。报告同时也提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报纸和出版物在全世界的发行量已出现大跃进，托洛茨基的著作已翻译成各种文字，在一些从未看到过他的著作的国家中，以异乎寻常的数量初版或再版。
工作报告特别重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1968年五月事件的干预。这次干预使法国支部得到了更新并使1969年的世界代表大会得以召开。此后法国支部就由共产主义联盟代表，这个组织比原来的法国支部，力量要大十倍，其发生影响的能力也非后者所能比拟。
除了这项辉煌的进展以外，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指出，世界各国到处都有新的进展。第四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机构都增添了新鲜血液，他们都是年轻的干部，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已开始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大道上前进的、新的一代所可能具有的崇高品质。
世界形势的转变不单单表现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成员组成和进展上；对这一转变并非只是作一般的肯定，而是按照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传统，在深入分析的过程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除了象过去那样确定了各项总的任务以外，这次辩论还补充了一条特别有力的附注，强调这次转变的主要后果，如必须把第四国际的活动提高到这一新形势所要求的更高水平：第四国际不应再满足于以宣传自己的纲领的方式去参加群众斗争，它必须竭尽全力进行干预，发挥领导作用，至少在某几个国家中和在某些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应采取行动并通过行动在某些方面打开局面的可能性问题，可以说是这次代表大会上十分热烈的主要辩论的指导思想。
在讨论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主要文件时，大家看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过去在艰难的岁月中曾试图阻止斯大林主义的兴起，但没有成功，以后又投身到重新出现的几次革命高潮中去，但它们仍未摆脱官僚主义的枷锁，现在才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是单从理论上而是通过行动来切实有效地证明自己的纲领的有效性，从而在群众斗争的仍然有限的几个方面打开局面。这次代表大会清醒地看到了这个新形势，看到了它必然会带来的后果，也看到了它可能通向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的道路的远景。显然，不论这次代表大会有多么重要，这样的形势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代表大会，投票表决一下就会实现的；当前的时代要求第四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和所有在政治上同第四国际有联系的组织随时注意使这个转变成为现实，也要求加强运动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
这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共产主义联盟就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通过推举阿兰·克里文同志为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发动了规模不同寻常的竞选运动。这次运动的范围超出了法国的疆界，向全欧洲广大阶层的人民介绍了第四国际。从此以后，共产主义联盟在法国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它的成员不断增加，影响也不断扩大。它是大家公认的法国极左派的主力军，而这个极左派已经显示出它有能力动员好几万人去参加示威游行。
自从召开了第九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第四国际的大多数支部以及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但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有的支部的成员甚至增加到十倍。在瑞典、卢森堡、爱尔兰等许多国家中，过去没有属于第四国际的组织，现在已成立了一些组织，它们将成为第四国际的支部。一些国家的支部，过去由于当时的环境，有的人数已大为减少（例如墨西哥和瑞土），有的甚至已经消失（例如西班牙，那里的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曾多次采取行动，曾与马德里的共产党共同组织了一次反对当地大学的斗争），现在又都在重新建立起来。在日本（日本支部已经取得了规模相当大的发展）、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在阿根廷，作为人民革命军政治领导的革命劳工党已开始发动武装斗争，它的有些军事行动已为它在全拉丁美洲赢得了声誉和威望。在玻利维亚，当班塞尔发动政变的时候，革命工人党正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在反政变斗争中牺牲了许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托马斯·昌比就是其中之一。总之，第四国际已越来越深入地参加了世界各国的阶级斗争[3]。
第四国际所取得的进展特别具体地体现在1970和1971年的两次重要的示威运动中。1970年11月，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所在地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提出了“红色的欧洲”的口号来反对托拉斯的欧洲，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欧洲才能克服旧大陆东西两部分之间的分裂。有三千五百多人在热烈的气氛中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的青年。第四国际在代表大会上号召于1971年5月在巴黎举行一次示威游行以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同时把巴黎公社的战斗继续下去以实现世界公社，实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支三万人左右的游行队伍经过贝尔维尔和梅尼尔蒙唐这两个区，在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牺牲的地方——拉雪兹公墓的公社社员墙前列队行进。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报纸这样写道：“这个游行队伍绝大部分是青年”，“气氛十分热烈”，同时承认，在为纪念公社一百周年而组织的这么多次示威游行（社会党，统一社会党，等等）中，除了法国共产党聚集了约六万人的队伍以外，我们这支游行队伍人数最多。
第四国际成立以来这么多年，要算现在进展最大，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我们不应以此为满足，因为同世界形势的要求还相差很远。还要走很多路才能达到第四国际的目标：建立有能力取得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领导机构和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很久以来，托洛茨基主义者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而历史的必然性，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者深信工人阶级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革命的能力，深信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深信他们据以作出的分析的正确性，这一切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样做的唯一的基础。他们当时在广大群众中间进行活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今天，那些传统的政党虽然还在阻碍我们走这条道路，还在毒害工人的阶级意识，但是，今后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活动的基础的己不仅是理论上的信念了。年青的一代在资本主义矛盾的冲击下，正在寻找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同时他们的先锋队也在行动中和思想领域里开始重新接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同青年一代的先锋队开始结合起来了。
[1]没有比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宗派主义者拒绝同“小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立场更可悲的了，这个立场，在当前的情况下，使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对第四国际及其拥护者发动猛烈的攻击和对改良主义派及斯大林主义派政党进行纯粹是口头上的揭发，最后导致他们完全孤立于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之外。这样，他们在1966年10月15日派了几百个英国青年到列日去揭发第四国际以后，就没有参加10月27日在伦敦举行的示威游行，这也许是战争结束后英国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总之是最有战斗性的群众示威。这次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事实上也是左派反对威尔逊政府总政策的示威游行；他们揭发它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杂烩，是一个“骗局”。
我们不喜欢用引用和滥用语录的方式来援引权威性的原则；但对这些只相信死扣文字才能更好地进行思想斗争的宗派主义者来说，有时提一提经典著作的原文还是有益的。让我们看看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是怎样写的：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着重号是列宁加的）（见《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181—182页。——译者）
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同非无产阶级群众打成一片这句话就被放在正确的政策这几个字的前面。列宁这样表达他的思想，是需要十分大胆的。如果这些话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写的，那么我们的那些宗派主义者会说些什么呢？
[2]法国1963年的五月事件也使我们能够对“打进去主义”的劲敌——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策略作出评价（它在古巴和越南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同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路线相仿）。在这个战后欧洲规模最大的阶级斗争事件中，这个组织天天横加指责，在它看来，除了自己的成员以外，别人都不是革命者，在群众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武装力量发生冲突时，它不但不参加斗争，反而每次都发出警告，劝说群众散开，不要走向“屠宰场”。读者可参阅达尼埃尔·邦萨伊德和亨利·韦贝尔的《1968年五月事件——一次总演习》一书，两位作者在这本书里卓越地阐述了这个组织的宗派主义怎样和为什么在决定性时刻的行动中变成机会主义，而在群众退却的时候又重新变为宗派主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行指责。
既然这里提到这个组织，希望读者原谅我们再作一个补充，这个补充虽然可能看起来仿佛是个人私事，但是却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历史密切相关。这个组织由于对第四国际的立场提不出稍微严肃一些的批评，于是就对本书作者进行攻击，并且总是纠缠于战前的一些事件。这些攻击的要点已收集在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布鲁埃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汇编》里，他并在托洛茨基的文章里加了许多边注。他们的目的在于要人相信，托洛茨基在1935—1938年期间的主要活动就是和我所属的派别进行斗争，而且这个派别对1936年6月运动的失败负有很大责任。当时在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它们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退出第四国际时就变得更加严重（见本书第37页）；于是发生了一次分裂，并且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论战。我不打算详细叙述1935年分裂的经过，因为必须写一本小册子，才能说明我今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这本小册子同宗派主义的黑白示意图是毫无相同之处的。无论如何，说我当时是托洛茨基论战的攻击中心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另一个“指责”，那简直可笑。另一方面，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末，对托洛茨基在发生分裂后仍然在杜威委员会上要求我以“朋友”身份作证的事，又如何解释呢？再说，就算我在1935年错了，那又怎么能证明我今天的立场和第四国际的立场是错误的呢？好奇怪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竟然提出这样的“论证”！最后，布鲁埃仿佛已忘了我后来已同托洛茨基重新团结的事了：如果他曾想象一个历史学家那样行事的话，那么，为了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为了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出片面的、不完整的、因而也必然是错误的介绍，他就会去寻找托洛茨基和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哪些共同之处。那他也就会看到，关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既没有要求对1935年分裂的原因和责任预先进行一次辩论，也没有要求我作“自我批评”。
[3]甚至在第四国际飞跃发展时期，也有一些评论家不是出于无知就是不怀好意，说存在着“好几个”第四国际，因为有几个小组或者委员会挂着第四国际的招牌来反对第四国际。一直忠于自己的信念的斯大林主义派，并未利用这种情况来谈论什么“好几个”第四国际，而是利用它来把我们的立场和这些组织或者委员会的立场混为一谈。这方面的现状与过去十年相比，可以概括如下：
第四国际在这方面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国际委员会”，它主要由两个大的组织，即法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A．J．S．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所组成，再加上几个其他国家的不甚重要的小组。后来，这两个组织发生分裂，各自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胡说要“建立”或“重建”第四国际。至于它们的政治立场，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帕布洛领导的那个派别已与第四国际决裂，他们老是纠缠着那个自管问题不放，把它说成是工人运动的灵丹妙药。他们在政治上演变的过程中，采取了非常浓厚的印象主义立场；例如，他们估计帝国主义在1965年初就会迅速地撤出越南，在兰科维奇被清除时，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已发生了政治革命，同时他们又发现了中国的斯大林主义；他们对锡兰的平等社会党表示同情，直到后者变为镇压属于J．V．P．这个组织的青年的同谋者为止。此后他们就抛弃了决裂后一直使用的“第四国际”这块招牌，希望能从某些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等的群众运动所组成的统一战线中获得解决办法。
请读者原谅我们经常提到“波萨达斯派”。这个集团，从他们所发表的作品来看，显然不怎么值得进行政治分析。 |
六、1948年至196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六、1948年至1968年
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到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
·战后的动乱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危机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1951年）
·建立革命政党的策略的转变
·对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评论
第四国际的分裂时期
·1953—1954年的分裂
·第四次和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54年和1957年）
·危机和重新组合（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
·国际委员会
重新统一了的第四国际
·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
·对重新统一后的第四国际的攻击（分裂主义党派）
·锡兰支部的蜕化变质
·第四国际的各项运动（重新统一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到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
参加1948年4—5月间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许多支部，特别是欧洲的许多支部，在战后，已得到更新和加强；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开始在本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所以，尽管当时那些老的政党，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它们的力量有所增长，但这次大会仍旧通过了第四国际各支部的近期发展远景，并提出了“在建立群众性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道路上前进！”的口号。
但当时的形势正朝着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的征兆，在大会期间还很不明显，不足以对发展的方向作出正确估计，连推测一下也不可能。战后，西欧的革命浪潮似乎暂时地平息下来，实际上，革命的低潮早已开始。“冷战”在当时尚处于初期阶段。苏联人在几个星期后就要封锁西柏林。“布拉格政变”，也就是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夺取政权，还只是几个星期前的事。那些叫做“人民民主”国家内部的社会变革，也只是开个头。没有任何预兆可以使人预见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在两个月后将要破裂。
紧接着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在随后的几年中，都发生了一些完全意外的大事和形势变化。其后果是无法推测的，因为世界已以一种连最卓越的、最有洞察力的、最有远见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未考虑过和想象过的形式出现。这些动乱带来了一些极端复杂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此外，人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件单一的、能够单独地据以作出判断的事件，而是在许多年中间隔地出现的许多事件，并且它们相互之间不一定有联系。这些事件在几年以后才最后构成一幅与人们曾见到过的（甚至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算起）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似乎由于形势出现某些情况而重新受到怀疑，由此出现了许多看法和理论，它们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如果简单地重复一些基本论点，把它们看作是与时间、空间无关的真理，用这种方式来驳斥这些看法和理论，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第四国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和新形势对照，对形势的特点重新作出说明，对远景和任务重新进行估计。不坚持不懈地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那就不是给共产党的辩护土们，就是给无数的、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者，留下了活动的地盘。
为了叙述清楚起见，我们将不按年代次序，而是首先指出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整体，以便描绘出几年后出现的总的图景。这样，人们就会看到已经提出来的那些理论问题和应该加以解决的各种困难，就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来记载第四国际的行动，并对这种行动作出一项客观的判断。
战后的动乱
首先概括地叙述一下1947—1960年前后这一段时期中所发生的主要事件和基本变化。
1947年，“冷战”开始。接着，在1949年美国的原子垄断被打破以后，苏美两国在发展核武器方面的竞赛开始了。从那时起，世界大战的问题就有了新的提法，它不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其破坏范围的广泛程度完全不同于叫做常规武器的破坏范围这一点出发。
1947年是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一年。同时，由于进行“冷战”，为了保护其“势力范围”，苏联采取军事的和官僚主义的手段，进行东欧国家的社会改革，苏联的军队早就在战争期间进入了这些国家。尽管这些军队对曾经和德国人合作过的有产阶级的成员采取了某些措施，但他们仍旧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保持原封不动。“冷战”迫使克里姆林宫清除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基础，并把这些国家改造成工人国家。
1948年6月，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次大危机以苏南关系破裂的形式爆发了。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各种指责，使人想起战前的“莫斯科审判案”中的那些指责（法西斯分子，间谍等）。但是，这是克里姆林宫对所有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霸权第一次被否认；否认它的霸权的是这样的一个党，它曾在战争期间领导武装斗争并不顾斯大林的意见，坚持斗争，直至建立起一个工人国家为止。于是斯大林就对东欧的其他工人国家进行镇压，以免南斯拉夫分裂的例子在这些国家中重演。但是，南斯拉夫事件是苏联由于战争期间抗击了希特勒的军队并取得了胜利而获得的荣誉达到顶峰的时候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失败。
1949年10月，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也是在不顾斯大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提出的、同蒋介石要和睦相处的意见的情况下取得的。垮台的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岛（福摩萨）。从那时起，这个政权只有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才能支撑下去。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已逐年扩大。现将其归纳如下：
1）使国际上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变化。
2）大大地推动了殖民地的革命；从那时以来，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地大陆燃起了革命的烈火；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越南，革命在继续，首先是与法帝国主义，然后是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革命在发展，1959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年代中，殖民地革命发展到近东和北非，1960年起发展到黑非洲。
3）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在扩大。
在战后的年代里，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国家以及工人国家中，也发生了许多动乱。现将其归纳如下：
在许多殖民地国家中，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帝国主义，其次是其他帝国主义——在对这些国家保持经济上的控制的同时，实行一种灵活的退却政策，给这些国家以表面的政治独立。这些间接统治的新形式被称之为“新殖民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殖民帝国主义在控制经济方面已为美帝国主义所取代。出现了某些特殊类型的本地的资产阶级政党（庇隆主义，纳赛尔主义，苏加诺主义等等）。它们有时曾冒险和群众运动对抗。在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在这样的一个政党领导之下取得的，它尽管不是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特别是并非从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却为革命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最后，在殖民地的运动中还有许多政党，它们或者努力在东西方之间搞平衡，或者在某个时期靠拢工人国家，然而却并不把它们的国家改造成工人国家。
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在不断发展，但是，这些运动既不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建立充分的、团结一致的关系，又不接受工人国家的正确政治路线，所以，除拉丁美洲的古巴外，它们要找到一个能以最小的代价、解决由于它们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落后而造成的问题的政治方针，这是困难的。
苏联从1917年以来的孤立处境，在西方（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和东方（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有了突破口。后来，又在美洲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古巴。一些工人国家加入了苏联的行列，这些国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之外，经济上都不如苏联发达。在艰难的战后重建时期，忠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观念的斯大林主义，厚颜无耻地掠夺邻国，因此，经过了这一段时期，苏联已取得异乎寻常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经济大国。在东欧新的工人国家中，新的所有制形式一般也带来了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并没有显著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初期，这些国家实行了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同样的国内制度。但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引起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因为斯大林主义是同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不相容的。这样，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就在许多因素的影响下开始表现出来了：苏联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受到警察制度的限制，其他工人国家的需要同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发生对立，世界革命不断高涨。各国共产党已不再总是自动地站在莫斯科一边了。中国在斯大林主义危机中起了一种完全特殊的作用。
在西欧，那些一般在战争后期壮大起来的共产党，除了象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外，都未能在工人阶级中扎根。社会民主党仍然是或者重新成为工人阶级的拥有多数的党。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1948年的南斯拉夫事件是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开端。从那时起，这个危机事实上一直在发展：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立即开始的“非斯大林化”，1953年6月的东柏林事件，二十大，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中苏冲突，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在那些经济很发达的国家中，革命一直没有取得胜利，这种情况在一段时期内，必然对“非斯大林化”发生影响。这就决定了：这种情况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长期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克里姆林宫官僚主义集团所控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部分成员国仍处于莫斯科的霸权之下。而中国和苏联关系的破裂，则大大地打击了克里姆林宫在共产主义营垒中的威信，但中国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作出决定性的发展。
在狭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了十分意外的现象。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承认，在战后复兴和重建时期过去之后，人们将受到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威胁。那些自称特别熟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主国丧失了殖民地将会因此而崩溃。然而，资本主义世界却远未崩溃，反而出现了十五年左右的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之所以会中断，不是由于发生了危机，而仅仅是由于出现了一些时间和范围虽然经常变化、但总是有限度的“经济衰退”。这样就实现了所谓“消费社会”或“新资本主义”。从表面上看，这种“消费社会”或“新资本主义”和马克思阐述过的资本主义已不再相符。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繁荣时期中，那个最早组织起来的并具有马克思主义老传统的欧洲工人运动，却停顿不前甚至在政治上大倒退：社会民主党为要把自己改变为“人民党”，甚至想正式放弃社会主义，共产党正在“社会民主化”，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在瓦解，革命先锋队日益名存实亡。社会主义运动诞生于欧洲，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它是在这样的远景中建立起来的，即准备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欧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运动已和过去的这个形象不再相称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在十月革命的最初几年里，列宁和托洛茨基曾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和在欧洲有可能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从1948年起，革命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区掀起了高潮，而在宗主国，工人运动却处于或似乎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低潮。最后，在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官僚主义集团的统治显得很稳固，而和他们相对的则是消极地忍受他们统治的工人阶级。
资本主义国家失去了殖民地，但却获得了空前的繁荣，而且其工人阶级几乎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水平，缺乏政治抱负；在工人国家中，新的生产关系有了发展，而官僚主义集团却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统治，工人阶级也没有被动员起来；在基本上以农民为基础的殖民地结构的国家里，革命出现了高潮。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许多这样的理论：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否认马克思所阐明的、无论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殖民地结构的国家或是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应肩负起来的历史使命（在工人国家的阶级特性问题上也出现了许多理论）。只有置身于整个世界所受到的，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也必然受到的巨大压力之中，才有可能掌握这整个发展过程。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危机
要否认这些动乱，要想引证那些最伟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写的、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等方面的一些著作，用这个办法来代替对这些动乱的解释，这是不可能的。要驳倒那么多的理论，要能够行动起来，就必须借助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形势进行研究，从中找出能对这种新形势作出解释的关键问题，同时看一看在那些方面应该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调整、修改和充实。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有投身到阶级斗争中去，同时，在斗争的烈火中把自己的判断和新形势进行对照，这样才有可能做到。第四国际过去就是这样努力地去做的，当时它的处境已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它置身于其上进行活动的政治舞台是任何革命党派都没有遇到过的。除了我们所描绘的十分复杂的世界图景以外，第四国际还经常受到两个有组织的、资历很老的工人运动的阻挠，它们是只有在攻击革命思潮的时候才会感到有劲的。1947年以来，“工人国家”这个因素在工人政治中已占有新的、重要的地位，它以斯大林主义的形式出现，左右工人运动已有这么多年了。由于在世界不发达地区已有许多工人国家，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将愈来愈复杂。
必须很好地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世界发生各种变化的规模，才能理解向第四国际提出的各种任务和问题，评价第四国际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年代里所采取的立场，并尽可能客观地对其活动作出判断。必须很好地了解这种情况，才能对第四国际所经历的内部困难，特别是危机和分裂，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一部第四国际的详细的历史必然要对发生的每次危机和分裂进行研究，研究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研究这方或那方所捍卫的主要和次要的立场，以及研究个人的作用等等。但从事一项这样的历史性的工作，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观点出发，并对产生上述情况的一般原因和发生对立的、但与某种个人立场无关的主要倾向，予以正确的评价，那么这项工作才会有价值。这就是所谓要掌握一种危机哲学，我们在这里将把它作为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来加以研究。而我们的许多对手却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就只好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来介绍这部历史，通篇都是多少有些枯燥无味的流言蜚语。
让我们用一段并非无关紧要的议论来作为开始吧：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危机已经引起，而且仍在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又发生了一次危机！又发生了一次分裂！那些本应和第四国际讨论它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人，却更乐于用这些话来攻击第四国际，他们是从来不放过这样说的机会的。我们根本无需否认我们运动的危机常常是灾难性的。这种特征长期以来似乎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特有的，而且是那些大的组织可以高高在上地、幸灾乐祸地看着的。可是，这一特征今天已经广泛地成为工人运动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组织的共同特征。事实上，工人运动中真正反常的东西倒是那个清一色主义，也就是在一些自称信奉世界上最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内部，那种扼杀一切独立政治思想的“统一”。无论何人，只要他回忆一下工人运动的历史，就会发现，在工人运动内部，那些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分歧的各种思潮和派别是经常发生斗争的。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除非不断地把理论、立场和方针同现实进行对比，否则是不可能预见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发展的。我们正面对着一个经常动荡的、过去和现在都天天出现“新事物”的世界，所以上面所讲的情况就更显得理应如此了。分歧是一种正常的情况，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什么对这些分歧进行争论必然经常会导致分裂。因此应该探索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的或主观的原因。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已经有了解释这种状况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分裂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下列事实引起的：这就是由于组织的人数不多而且在群众中扎根不深，因而在建设革命政党所应遵循的方针上或在对事物的分析上所产生的分歧就变得更为突出。这些分歧恰恰是经常导致在克服这样一种局势所应采取的策略上发生对立。全世界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处于一些庞大的势力下，它们不仅能分裂小的先锋队，而且还能分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分裂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等等。人们可以轻易地就绘制出一张令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分裂图表。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拥有的理论基础是向敌对势力要分裂我们运动的意图进行反抗的一个宝贵的要素；但是一个理论基础，不管它的力量有多大，毕竟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在面对那些能够在某些时刻，在一些国家或一些国家集团中获得巨大发展的物质力量的时候。如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每一次危机和分裂中，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发觉是什么因素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对许多战士起了无法比拟的作用，以致于他们脱离了第四国际。
主观上，由于组织的规模小，因而它经常被视为一个次要的，不必太重视的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形势就因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在那些认为已经找到了能使运动迅速发展的方向的人看来，组织一分为二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使人数显得少了一点而已。我们的运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因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中而感到压力很大：一方面是革命形势客观存在，提出了大量的任务；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力量不够大，办法不够多；这两者之间很不相称。这种状况就使上面所讲的那些看法变得更为强烈。但是群众组织里的看法却正好与其相反。在这些群众组织里，对广大群众负责并认识到组织的作用的战士们，即使在这些组织内部突然出现一些严重的分歧时，也不敢挑起分裂。
我们并不是说，要解释这些分裂和危机能举出的因素就只有上述的那几个。例如，一些个人因素同样也起过作用。但是，为了使人们对我们的历史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就必须把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放在前面，没有这些因素，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就不可能显示出来。在大约十五年的时期中，发生了一些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当时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斯大林主义派或改良主义派的领导所控制的组织里还占多数，同时这些变化主要是影响了世界上那些经济最落后的国家而不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这种形势为许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也产生了一些倾向和思潮，它们对形势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它们以为可以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形势的这一种因素或那一种因素上，而不必重视第四国际的政治力量。常常有这种情况，那些搞分裂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中，以及这一过程正在把他们引向何方。
注意一下下述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意义的，除少数例外，那些已和第四国际决裂并且在1963年第四国际重新统一时没有来参加的人，不管他们在脱离组织时可能有多大的抱负和力量，仍然很快地就迷途知返了，只是人数减少了一些，当时他们在政治上并未销声匿迹。我们也不应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意外事件的产物，而是应探索它发生的原因。不过我们不必去找个人的原因，因为并没有发生过个人丧失意志或缺乏能力的情况。应该把这种情况归因于：1）他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政治道路；2）他们脱离了国际运动，而这个运动，由于具有国际性，最能反抗那些在世界上横行的巨大势力，最能在自己的错误发生时就加以纠正。国际并不是一个赋有神力的偶象，也不会创造奇迹；但是，不管它的人数是多么少，由于它的既民主又集中的特性，它能够最好地防止一切国家的弊病，并反抗全世界各种力量（各种国家主义的力量，为各种性质的政党所控制的群众运动等等）所施加的压力，国际就是这样的一支力量。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1951年）
如前所述，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克里姆林宫和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之间的关系发生破裂。莫斯科为分裂这个领导集团，为在南斯拉夫寻找有影响的、反对铁托的力量，甚至为企图对这个领导集团采取暴力行动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均属徒劳。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著名报告中，用下面的一段话叙述了斯大林在决定公开宣布开除铁托时的精神状态：
“我还记得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开始人为地扩大时最初几天的情况。一天，我从基辅到了莫斯科后，被召去见斯大林。他一面给我看一份最近寄给铁托的信的副本，一面问我：‘你看过吗，’他不等我回答，又说：‘我只要动一动我的小手指，就再也不会有铁托了，他就完蛋了。’”
自从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内部清除了所有的政治派别以来，这是他在自己的权力达到顶峰时第一次遭到失败，并且第一次看到一个共产党和一个工人国家起来反对他。
这个关系破裂的消息刚一公开，第四国际的领导就明白，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危机今后将大大地公开化了，克里姆林宫和富有生气的革命显然不可能并存，应该援助南斯拉夫反抗斯大林的攻击。第四国际的领导也明白，苏南冲突在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国家中迟早会引起巨大的反应，应该利用这个时机以便建立新的革命领导。
各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都很快地动员起来，援助南斯拉夫的革命以回击像激流般冲来的、莫斯科和各国共产党的诽谤。在许多国家里开展了运动。人们用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以及召开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和斯大林主义作斗争。在许多国家里，第四国际的组织是到南斯拉夫去的各种青年大队的创始人，这些大队，有的是调查队，有的是支援队，有的是工作队，都是为南斯拉夫革命服务的。它们取得了相对的成就；几千名青年在那里入了党。对于斯大林主义来说，南斯拉夫事件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愈合的伤口。
在一个短时期内，第四国际各个支部能够利用南斯拉夫的危机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一过程在1950年中断了，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南斯拉夫的领导虽然在此以前，在内政的许多方面以及在批判斯大林过去的部分所作所为方面，都有了进步（在内政方面，如自治等），但在国际上却采取了一种可耻的态度：它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赞成联合国对北朝鲜进行军事干涉。这种态度使许多为南斯拉夫辩护的人土灰心丧气。因此，想乘苏南分歧的机会来扩大革命先锋队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只能等待在其他地方再爆发斯大林主义危机。
当南斯拉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危机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中国革命的胜利却成为迫使人们对形势重新进行估计的一个国际因素。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肯定，这个胜利，根据和上面所说的差不多的理由，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比南斯拉夫事件要严重得多的斯大林主义危机，但是我们可不能认为这个危机将马上爆发。中国在大陆上刚刚摆脱了蒋介石的政体，当美帝国主义把台湾作为反对新生的共和国的堡垒时，中国就感到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受到威胁。新中国在一段时间里，不能没有苏联的帮助。“冷战”、朝鲜战争、南斯拉夫的国际政策、中苏合作，这一切都证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远景已不再能使人满意。对形势必须重作估计。此外，各支部已不再能获得象战后那样的发展，困难越来越多。这也势必要重新审查我们的工作方针。
在1950年11月举行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召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关于第四国际的国际远景的提纲，以便将其提交1951年8月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在通过提纲时，只有法国支部的多数派严厉地表示反对。
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二十五个国家的七十四位代表。
在大会上以三十九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获得通过的主要文件是《关于第四国际的国际远景和方针的提纲》。
这个提纲研究了国际形势，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世界资本主义而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变化。它一开始就强调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当时正以种种形式（建立各种联盟和划分其势力范围，“冷战”和军备竞赛等等）在加紧地进行着。提纲并不否认美苏之间暂时妥协的可能性，认为这首先是由于克里姆林宫执行保守政策，但也指出这场战争可能在相当近的时期内发生。提纲又指出，这场战争，从它的性质来看，将是一场“革命—战争”，帝国主义能否取得胜利还是个问题。对战争前途作出这种估计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军备经济将对经济形势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通货膨胀、劳动者生活水平下降等等）。
另一方面，提纲指出，在苏联和所谓“人民民主”国家中，战后重建工作一完成，就开始出现经济上的发展。但是，尽管经济上取得成就，斯大林主义却并无任何发展。斯大林主义，即苏维埃官僚主义，毫无历史前途。提纲从南斯拉夫和中国所发生的情况出发，得出结论说，那些共产党，即使在实行改良主义政策的时候，也不完全是正统的改良主义党，然而这些党也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只不过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在某一个特殊的群众运动的某些条件下，这些党甚至可能脱离克里姆林宫政策的方向，制订出一项超越他们的十足改良主义的目标的政策来。提纲强调指出存在于群众、共产党和苏维埃官僚主义集团之间的具体矛盾关系，声称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利用这些矛盾，为此应该参加到群众的实际运动中去，特别是参加到共产党已成为群众性组织的群众运动中去。
除了这个提纲和一个规定要在当时形势下贯彻这个提纲的政治决议外，第三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其他三项重要决议，其中一项是论述“人民民主”国家的。它引述了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49年4月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一个文件，把东欧国家称作“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这些国家与苏联不同。苏联是个从无产阶级革命中诞生的工人国家，但它后来有了官僚主义弊病；而这些国家则主要是克里姆林宫进行军事的和官僚主义的干涉——充其量再加上被官僚主义地、有限地动员起来的群众的支持——的结果，这些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革命，它们在诞生时就已带有官僚主义弊病。
对于经历过一次真正革命的南斯拉夫这个特殊情况，大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描述了从游击战开始的革命的各个阶段。这项决议指出了该国多方面的进步和它的右倾的国际政策之间存在矛盾，揭示了这项政策在国内可能产生的各种危险，包括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危险，但指出，这样的资本主义复辟决不会和平地演变。1951年的这项决议说明第四国际最近对中国和古巴指责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驳并非随机应变。
最后的一项决议是关于拉丁美洲的，其主要特点是第一次对那些庇隆主义式的政府，即“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性质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类“民族资产阶级”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寡头政治（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因而获得发展。他们以对劳动群众作微小的让步为代价，使大部分劳动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这场反帝斗争，但其程度根据各国的情况而有所不同。
建立革命政党的策略的转变
为了补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提出的远景和分析，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52年2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策略的决议，第一次把“打进去主义”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推广和扩大到把一部分群众性的社会党或共产党包括在内。
这个新的“打进去”的策略是从列宁和托洛茨基提倡的一些典范或策略中得到启发而制订出来的，也借鉴了马克思在1848年的德国革命中以及稍后在第一国际成立时所执行的路线。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由于材料不足，没有明确表示意见，但告诫人们对“是否要加入工党的问题”[1]不要作任何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从下述这类原则出发的：“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自己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2]列宁指出，在这方面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3]各国的特点，以便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这些特点上去。
象我们在前一章中所阐明的那样，托洛茨基在1934年曾经指出，要建立一个能够完全独立地活动的、能够动员工人阶级投入行动的革命政党，这就可能要求一个由于人数较少因而基本上属于宣传团体性质的组织，暂时打进一个改良主义的或中间主义的组织，以便通过适当的工作将其正在向左转的派别中的一些力量争取过来并帮助他们取得经验。战前的“打进去主义”就象是对社会党的一次袭击。
战后不久，第四国际表示赞成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参加工党，这与战前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比利时工人党或美国的社会党中实行的“打进去主义”不同。对英国的策略的基础是该国工人运动的结构，首先是政党和工会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使得英国工人阶级把工党当作自己的党，而把保守党则当作是企业主的党，甚至在他们不同意工党领导人的意见和政策时他们也仍然忠于工党。
新的“打进去”的策略既考虑长期的远景，又考虑当时的形势。
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工党在执政几年后，内部形成了以比万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当时国内、国际形势都有利于一个向左转的群众性中间派在英国形成和发展。对当时的形势作这样的分析的依据是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总提纲。我们当时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新的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困难日益增加的远景会促进比万式的各种派别在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也会使共产党内形成各种群众性的左翼派别。因此，必须帮助这些派别取得经验，使他们经过当时还不能预料的一些阶段，最后组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对长期远景的估计是从实际了解到的有关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出发的，诸如，除了一些例外，那些老的改良主义的工人党依然存在，那些共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很难获得发展。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工人阶级和这些党有联系，主要不是由于这些党的纲领或政策，而是由于这些党长期深入劳动人民之中，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人民来说，这些党还是一种多少有些用处的、至少是每天可以使用的工具，由于劳动人民并不准备离开这些党去接近那些还没有在行动中显过身手的新组织。欧洲国家工人阶级这种组织上的惰性，由于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比在组织上进步得快，也会在革命时期程度较轻地表现出来。在一个欧洲国家里，没有一次重大的社会危机能够不在这个国家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里，尤其是在居统治地位的工人政党里，引起重大的危机。因此，在群众性的政党里，尤其是在各国主要的群众性的政党里，进行长期工作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4]
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的理论规定了一个这样的政党应该具有的各种基本特点，但不能规定建党的方法，因为采取什么方法，这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和每个国家的特定条件。革命的政党只能随着阶级斗争而发展，因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产生一个有能力领导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上的先锋队。对于那些在一个纲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小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各个支部通常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设想这些小组单靠个别地吸收人参加小组的方式就能发展成真正联系群众的先进政党。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组成的，一切政党的组成不仅是通过个人参加的方式，而且还通过因重要的政治事件而发生的合并、群众性派别的演变以及分裂等方式。因此，大部分共产党都是在那些老的社会党由于自己在1914—1918年世界大战中所执行的政策和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发生了内部变化之后组成的。第四国际从未考虑过，现在也没有考虑通过其各个支部人数的逐渐增加而发展成一个群众性的国际。此外，在最近几年里，这些支部所执行的策略符合许多欧洲国家的青年和大部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极不平衡的状态所造成的特殊条件。“打进去”的策略正是根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从未经历过的复杂情况而制定的。他们人数极少，宣传工具不足，又面对着囊括了极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并几乎把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存权利都剥夺了的一些政党。在新形势下，一些潜在的派别会在何处产生？我们认为，应该摈弃任何以为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从其总体上看，要比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在政治上更先进的极左思想。从而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参加群众组织，但丝毫不放弃我们的纲领。过去曾试用过的这种“打进去’的策略无疑是充满了风险的，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却并不是根据一种一成不变的、毫无风险的验方汇编来制定的。所有那些在当时曾大喊大叫，指责我们投降的人，在这一点上至少是弄错了；今天的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在许多场合下却在政治上追随这些老党派，与第四国际各支部的表现不同。
在“打进去主义”方面，第四国际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策略不同，因为在社会党内比较民主，允许组成不同的派别，而共产党则不能容忍党内出现丝毫的不同观点（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对社会党，就应该全部参加进去，而对共产党则就必须象列宁以前关于留在反动的和改良主义的群众性工会组织里的问题所劝告大家做的那样，“采取一切机智灵活的方式”和“隐瞒真情”[5]的办法，同时留一部分人，保持独立，公开阐明第四国际的全部立场。
对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评论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决议，第一次试图回答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继续在不断动荡的战后形势所提出的问题。因而，看一看提纲中有哪一些论点在以后得到了证实，又有哪一些论点在以后已被否定，这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要作出适当的判断，就不应忘记，任何分析都不可避免地有缺点和错误。这是因为生活中会出现一些分析的时候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或者是从社会各种力量的斗争中产生的新倾向。重要的是，应该看一看从分析得出的行动路线从整体上说对某一特定时期的形势是否适用，看一看这条路线是否能使这个组织在事件发生时正确行动，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加以对照，以便考虑新出现的因素和倾向以及在发现分析有错误时加以改正。
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我们只阐述基本上正确或错误的观点。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总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不利于世界资本主义。大会还正确地指出，这一点在当时并不影响资本主义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仍然占着优势（目前它在经济方面仍然占着优势，但在按严格意义讲的军事方面，总的来看，这种优势已不再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每个方面都是均衡的，诸如陆军，海军、空军、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等等）。
以苏联为一方，美国为另一方，各自组成集团，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这种形势大约在十五年以后，当每个集团里离心力已大为增强时，才开始发生变化。可是，即使把新的情况考虑在内，我们也不能说今后会出现或可以划分新的联盟或集团，而且也不能说原来的集团在国际关系严重恶化时不会再重新出现。
提纲中对于苏联官僚主义集团的双重作用，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双重作用，以及对于群众、各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双重作用，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不考虑这些情况，就不可能在战后的那些重大事件中确定方向。对南斯拉夫和中国发生的情况的解释是绝对有根据的，此外，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这一文件中用下列的一些话指出，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我们要求所有依靠工农并以他们的名义说话的政党和组织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决裂，并走上为工农的政权而斗争的道路。我们在这个斗争中将给予他们全力支持以反对资本主义反动派。同时，我们坚持不懈地宣传过渡的要求，并认为这些要求应成为‘工农政府’的纲领。
“由传统的工人组织来成立这样的一个政府是不是可能？我们已经说过，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可能性至少是很少的。然而也不可能预先在理论上就绝对否认，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斯大林主义派的政党，在极其特殊的复杂情况（战争、战败、财政崩溃，群众的革命攻势等等）影响下，有可能会在和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上走得比他们愿意走的更远。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大的情况在某一个地方实现。并且一个象上面所说的那种‘工农政府’也真的成立，这也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已。”
托洛茨基的这些话表明，在用最大的努力为建立捍卫第四国际纲领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斗争的同时，并不排除出现特殊情况的可能性，即在异乎寻常的客观环境的作用下，即使在一个非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革命也能取得胜利。托洛茨基认为可能性很少、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情况，在战后就曾出现过几个。不应该否认这些情况，否则就会在世界舞台上完全迷失方向。但是也应该揭示这些情况产生的条件来说明它们的特殊性，以便使人清楚地看到，这些情况并非是一些可以加以推广的例子，不能从而推论说不必建立革命的政党。战后，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那些宗派主义的派别里，有些小组因为害怕从这些事例，按照十足的形式逻辑推理，将不能不得出建立革命政党是多此一举的结论，所以对于那些在一个非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的领导下、由于处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中而产生的工人国家，否认它们的存在。否认这些事实只会在以后使自己采取错误的立场。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对战争和经济远景的估计是错误的。当时美国和苏联连续进行核爆炸，研制毁灭性愈来愈大的武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远景已非常醒目。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政党多年来都是根据这样一种远景来确定其方针的。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甚至以推行一项“边缘”的国际政策而自吹自擂。但是我们要重复说一下，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人们是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繁荣时期的前夕，其繁荣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此期间只出现一些轻微而有限的衰退；我们也不知道有哪一个作者曾经约模地作过类似的预测。这种出人意料的经济情况发生变化的主要后果是，发生资本主义危机和世界大战的远景变得比大会提纲所预料的要遥远得多，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的经济情况没有糟到极点，就不会引起战争[6]。提纲估计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将不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而是在世界大战期间发展到顶点，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危机比预料的时间要近得多。而反对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的人则一般都认为，即使从较长的时期来看，斯大林主义也不会真正发生危机。换句话说，提纲的主要错误是在估计发生资本主义危机和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相对时间方面，因为提纲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将发生在斯大林主义危机之前，可是以后发生的事却正好相反。
第四国际的分裂时期
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时，在第四国际内部还没有出现象关于苏联的阶级性质这样的原则性分歧——这种分歧过去曾使运动分裂了好多年。从表面上看，国际是团结的。至于法国支部内对代表大会的论点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即那些将在以后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人），与其说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分析本身，还不如说这个矛头是指向那些策略性的结论的，因为，一般地说，他们只是批评这个分析的某些部分，而在那些结论中，他们却看到了一种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的现象。
1953—1954年的分裂
上面指出的对未来估计的错误本来是不会引起分裂的。况且也没有人提出过另一种估计。然而代表大会结束后，过了两年，在国际范围内就发生了一次分裂。在这之前一年左右，首先是法国支部发生了分裂。
怎样来解释这次分裂呢？我们已经指出，人们正处于形势发生意外变化的初期，其结局如何则还不清楚。因此，我们在事后发现，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取得的几乎全体一致的意见事实上掩盖了一些不同的立场和倾向，这是并不太奇怪的，这些立场和倾向以前之所以没有暴露出来，并不是因为在组织内缺乏民主，而是由于形势没有明朗化。后来出现的分裂不仅是通过第四国际分裂的形式，而且也因此而发生在每一个党派的内部，这种情况就为上述原因作出了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两个因素起着即使不算是决定性的、至少也是重要的作用。首先，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论点远没有为全体支部所理解，包括它们的一些领导在内。而第四国际的领导，只是当分裂突然发生的时候，才对事情有了一清二楚的了解。他们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也没有很好地掌握组织的总的状况，直到1953年筹备下一次代表大会时，他们才十分意外地、而且为时过晚地觉察到这一点。
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的几个月里，第四国际和拒绝贯彻大会决议的法国支部多数派[7]之间的关系恶化，以致国际主义共产党于1952年年中发生分裂。这次分裂并非到此为止。在这两个都自称是属于第四国际的组织的内部，很快地就出现了分化。国际对它们作出了违反纪律的处分，并且在当时得到了将在第二年和被开除者一起建立国际委员会的那些人的赞同。
后来，在英国支部内（它已在工党内部进行了有计划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十分激烈地爆发了分歧，引起了分裂，而分裂的各方甚至在事前还没有明确自己的立场。
在分裂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次内部危机。当时，在这个国家里，这个先锋队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麦卡锡主义越来越猖獗。这个组织内的多数派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一个倔强的少数派则正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为了和多数派进行斗争，这个少数派一方面不表明自己的基本立场——至少在其公开发表并为国际所了解的文件中是这样，另一方面竟剽窃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那些论点及第四国际后来发表的那些文件，特别是供筹备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用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文件。当这个内部斗争终于引起分裂时，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和第四国际的领导有着分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多数派将其责任归诸国际的领导。此外，组织之间以及甚至是个人之间的猜疑掩盖了政治上的分歧。最后，在这段时期内，实际上个人之间既无接触，也没有交换过观点。就是这样，事前也没有在国际运动中进行广泛的政治讨论，就突然发生了一次国际规模的分裂。一个少数派组成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少数派和该党断绝关系后，就立即公开表明要清算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且公开反对第四国际。
我们已经说过，麦卡锡主义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曾施加过巨大的压力，并促使被迫同清算思潮作斗争的这个党的领导抵制在他们看来是危险的革新。这事发生在1953年，当时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即采取了初步的“非斯大林化”措施。第四国际的领导已为决定在1953年5月召开的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准备了一个叫做《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的文件。而这个文件却出乎国际的领导的意外，竟然成了导火线。由于这个文件是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并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得到补充的，所以我们将在以后再对它进行分析。然而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说，它在将要组成“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身上激起的反应却不仅仅是担忧而已：他们从中看到了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的现象，看到了第四国际的瓦解，看到了“帕布洛主义”。
这次分裂是第四国际曾经遭受过的分裂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尽管我们不能把所有那些离开了组织的集团或个人都看作是永远和国际分道扬镳了，但其他的几次分裂，从它们的性质和事实来看，确确实实是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决裂了。相反，这次分裂实际上主要是把运动本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继承了第四国际，而另一部分则组成一个委员会，进行派别活动。这次分裂深刻地影响了双方的元气和发展。因为它给第四国际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在一个象我们多次指出过那样的、充斥着使运动多方面受到不同程度压力的强大势力的时期中，无论是那个保持第四国际名称的派别还是另一个派别，一方面它们都不稳定，另一方面它们内部的离心力量都增强了。这就必然使某些思潮各持己见的特点更为突出，同时也削弱了象这样的一个组织和它作为中央的威望。在这次分裂的几年期间，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些成员和集团所发生的一些演变决不是非发生不可的。如果没有这次分裂（在我们看来，这次分裂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本来是有可能不用等到组织实现重新统一，就能较快地而且代价也一定较低地统一对战后世界的看法的。
第四次和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54年和1957年）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是在会议期间发生的分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筹备和召开的。代表大会于1954年7月举行，有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大会的部分时间被用于和一个小集团打交道。这个小集团曾发动一场激烈的斗争，反对国际委员会的支持者，但在分裂出现之后，他们就立刻把他们十分猛烈的火力转而指向第四国际。他们认为，为建立新的革命政党而进行的斗争是没有必要的。这个小集团甚至没有等到大会结束就很快地瓦解了。
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深入研究上次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场。会议还通过了两个主要的文件。由帕布洛提出的那个文件论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与真正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它指出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建立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任务。为此，文件强调了要在行动中而不是在纲领中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必要性。它叙述了在群众组织内部所发生的情况并指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这些群众组织中选择一个立足点的必要性，当然这里并不涉及改造这些群众组织的问题。在主要的论述的基础上，文件还补充了一些专门的论述，讨论对各个不同的国家所应采取的策略。
由欧内斯特•芒代尔提出的另一个文件的题目是《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这个文件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修改和补充。因此，我们就把它放到后面去谈。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是，制止了分裂所造成的后果的发展，重新组织了力量以反对分裂所引起的离心倾向以及巩固了刚受过打击的组织。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恢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可能的也是值得向往的。决议委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没有派代表来出席这次大会的组织进行接触——也就是说属于国际委员会的那些组织——以向它们说明代表大会关于团结问题的立场。
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第四国际内部的情况开始稍有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从1955年起，人们就发现，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经济形势突然发生转变。经济繁荣开始稳定起来。这就必须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55年10月对此作出了第一个回答。它注意到经济形势的好转和一年多以来开始出现的经济繁荣。在它的回答中，描述的内容多于理论上的分析，而且对远景问题持审慎态度。
在运动的状况好转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因素是在苏联和东欧工人国家中出现的变化。在苏联，斯大林去世后，在继承他的领导集团中，一场斗争正在继续进行。贝利亚第一个遭到了消洗。接着马林科夫不得不让位于双驾马车布尔加宁—赫鲁晓夫。斗争还要继续进行两年左右。最高领导层的危机和这个领导集团所作出的让步，使人们在这个清一色主义横行了如此之久的地方，有了发表不人云亦云的意见的可能性。
接着来的是1956年。这主要是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的一年。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揭发了斯大林的许多罪行。他并没有去找产生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相反，这个报告是用牺牲斯大林个人的办法来挽救官僚主义政权。在波兰，先是罢工接着是一场群众运动，使哥穆尔卡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他曾经是斯大林的一个受害者。在匈牙利，克里姆林宫看到群众已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伊姆雷•纳吉的态度犹豫不决，于是就通过苏军的血腥干涉，镇压了这场群众运动。
另一方面，在殖民地革命方面，法帝国主义和越南之间的战争刚通过1954年7月签订的日内瓦协议宣告结束，接着就开始了阿尔及利亚的战争（1954年11月）。
1956年也是发生苏伊土危机的一年。在这次危机中，英国和法国的统治者在苏伊士运河为埃及收归国有以后，伙同以色列对埃及进行军事干涉。在华盛顿和克里姆林宫的共同压力下，英法被迫停止了军事干涉。
第四国际的所有支部都投入了两种活动。首先，它们干预了斯大林主义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危机。这个危机主要是表现在这些党的知识界和学生中，但它也必然波及到一些工人阶层。此外，许多支部在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方面以及更普遍地在援助殖民地革命方面日益加强合作。
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内，人们看到，各支部都已重新行动起来，吸收了一定数量的新成员，信心有了提高，这应归因于我们过去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主要从理论上对斯大林主义所作的论述第一次在现实中大规模地得到了验证。除吸收了数量还很有限的新成员外，我们这个组织发表意见的机会有了增加，政治威望也有了提高。
就是在这些条件下，从1956年11月起开始筹备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具有与上次大会完全不同的特点。
在大会筹备期间，按照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国际委员会作了一次和解的尝试，以求达到重新统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刊上，关于苏联和“非斯大林化”的分歧显得减少了。这次尝试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组织之间相互不信任的情况继续存在。
1957年10月，二十五个国家的一百来名代表和观察员出席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兄弟代表中间有一个阿尔及利亚战士的代表团。
一些事件的发展使战后的动荡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要大得多）得到了澄清。代表大会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并在下列文件中作出了这些问题的结论：《国际政治和经济展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殖民地革命》和《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衰落与消亡》。
由帕布洛作报告的、题为《国际政治和经济展望》的文件，首先详细地说明了美国和西欧突然繁荣的原因。它解释了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反危机”的办法，分期收款的销货法所起的作用和公债等等；它还补充说，资本主义为取得它以之自吹自擂的成就所采用的那些方法将会引起越来越频繁的经济衰退，带来科学技术的停顿状态和货币的长期贬值。关于工人国家的经济方面，文件确认这些国家取得了飞快的发展，但指出这些国家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强调生产资料的生产，常常不考虑生产成本，由于各种社会的原因，将不得不给予消费资料的生产以一个日益重要的位置，并对它们的经济也进行“合理化”的改革。文件远没有主张采取象利别尔曼、特拉佩兹尼科夫、西克之流的改革派目前正在为之辩护的那些解决办法，而是强调指出，工人民主的首要作用是作为一个取得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并非仅仅是作为一个政治因素而已。文件还强调指出，虽然从绝对数字上看，殖民地国家是取得了一些经济上的进展，但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实际上是处于相对的倒退之中；这就必然会导致这些国家的群众日益贫困，因而也就必然保存了使殖民地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的客观条件。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方面，文件宣称，虽然由于经济形势，不可能立即发生革命斗争，但在某些国家里，根据经济周期的各个不同阶段，会出现要求满足切身利益的斗争。
由皮埃尔•弗朗克提出的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大会文件指出，殖民地革命是战后的主要事件，它已打乱了自有工人运动以来的一切远景，也打乱了那些根据革命在东方获得胜利之前就在西方取得胜利的论断提出的、十月革命以后的远景。文件指出，只有不断地进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的阶段内它是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取得胜利之间的环节。文件对殖民地运动、对它们的领导的性质、特别是对那些明显具有波拿巴主义特点的领导的性质、对帝国主义以及各工人国家（苏联，中国）对于殖民地国家和殖民地运动所采取的政策，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文件研究了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各自的作用。文件还着重指出了殖民地国家中游击战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一个军事因素，而且也是一个组织群众和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因素。代表大会强调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特别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部必须把它们的一大部分活动放到殖民地革命方面去。
第五次代表大会修改了上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并作了补充，补充部分的题目是《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消亡》。由欧内斯特•芒代尔提出的整个文件是关于斯大林主义、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最完整的文件之一。它以十月革命以来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为出发点：1917—1923年的革命高潮，1923—1943年的低潮，1943年以来的新高潮。它回顾了斯大林得以在苏联得势并凌驾于各国共产党之上的客观条件（苏维埃国家的孤立和落后状况、世界革命的低潮），并把新形势下的客观条件与之相对照：已出现了好几个工人国家，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强国，世界革命出现高潮。这样，文件就阐明了发生斯大林主义危机的论据。它论证说，苏联今后不会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除非它在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而这种可能性又是非常小的。所以，斯大林主义危机就可能会引起官僚主义集团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正面冲突。文件指出：这些“非斯大林化”措施是官僚主义集团保护自己而不是对自己进行清算的措施；现政权力求通过这些措施在官僚主义集团内部找到一个更广泛的基础，并平息群众的某些明显的要求。文件中有一部分是在1956年发生了那些事件之后写的，其中所谈的远景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会立即加剧。它没有预见到人们将可把这个时期称之为“改良主义”的时期，它紧接在赫鲁晓夫于1957年清洗了“反党集团”之后，并且延续了将近十来年之久。文件在最后还包括了一个关于政治革命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是以托洛茨基于1938年所制订的《过渡纲领》中的那些要求为基础的，同时也考虑了苏联的新情况和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经验。在这个文件中，一些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危机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中苏分歧在以后的发展将使这个主题具有新的、深刻的内容。
第五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许多代表就某些论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并未发生派系斗争。第四国际已大大地恢复了元气，它全体一致地再次宣告要促进国际运动的重新统一。然而在代表大会上所显示出来的团结的后面，正酝酿着新的危机。第四国际的领导已经感到有摩擦存在了。
危机和重新组合（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
1953年的分裂曾使北美各国的运动和第四国际对立，并因而使国际处于危险的不稳定状态。因为亚洲代表在国际中的人数较为有限，而且锡兰支部，如同我们将在以后看到的那样，已走上了蜕化变质的道路，此外，欧洲各支部的工作条件越来越不利，它们周围的政治空气日益淡漠。诚然，欧洲各支部将把它们大部分的活动用来为阿尔及利亚革命服务，但是，不管这部分活动有多么重要，它所接触到的也只不过是对殖民地革命表示同情的、多半不是无产阶级的少数人土，而且在他们中间不乏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怀有失败主义情绪的人。殖民地国家和欧洲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在殖民地国家中，群众运动即使遭到失败，也能很快地重新积聚力量；革命的烈火于1960年已烧到了黑非洲；在美帝国主义鼻子底下的古巴很快就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在欧洲，政治上几乎是一潭死水，由于戴高乐在1958年上台，无产阶级即将遭到自战争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失败。
另一个也必然会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生影响的、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中苏分歧。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第四国际，而且也影响了已经聚集在国际委员会周围的那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国际委员会内也出现了分化。因此，酝酿重新统一第四国际的过程不仅包含着分化也包含着重新团结。然而在此期间，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次严重的危机在第四国际内部已开始形成。
在第四国际的领导成员中，分歧的观点首先表现在关于欧洲各支部的一些策略问题上，因为这些支部把它们大部分活动都用于帮助殖民地的革命。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些倾向，即认为欧洲各支部为各自国家的问题而进行的活动，如果不说是无用的，至少也是无关紧要的。这些倾向是那些对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再寄予任何希望的思潮在我们运动中的反映。尤其是戴高乐在法国当政后，这些倾向就更为严重。工人阶级遭到的失败是沉重的；在1958年的下半年，共产党由于被戴高乐夺走了一百五十万张选票，第一次在选举中遭到了重大的失败。对于某些人来说，援助殖民地革命已经不是一项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重要任务，而是今后唯一可做的事情，因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说是永远，至少也是在很长时期内，不会再出现在议事日程上。
当时，在第四国际的领导成员中，帕布洛和波萨达斯之间出现了一种相互配合的局面，他们团结一致，反对“欧洲人”，反对那些不愿意放弃在欧洲的群众运动中进行政治活动的国际领导成员，尽管这种群众运动的战斗水平一般是很低的。将近1959年年底，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召开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帕布洛同志和桑滕同志在阿姆斯特丹被拘留，并因进行了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活动而受到起诉。
第四国际对这两位同志的被捕作出了反应，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保卫它的战士的运动，这也是一个和捍卫阿尔及利亚革命联结在一起的运动。
这两位同志的被捕使波萨达斯获得了对第四国际的大多数领导成员发动一场激烈的派系斗争的机会。为了在代表大会上成为多数，他动员了他在拉丁美洲的全部力量。他自称是帕布洛的代言人，就是从这时候起他走上了立场和言论都越来越狂妄的道路。他在代表大会上竟然狂妄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原来声称同意加入他这一派并对他表示同情的一小群同志就此与他分道扬镳了。波萨达斯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后，继续在国际内部进行了几个月的斗争；接着，在帕布洛获得释放前不久，他又突然出现在受他支配的拉美机关刊物上公开攻击前者并和国际断绝了关系。
参加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约有三十个国家的一百来名代表，由于波萨达斯派发动了缺乏政治内容的激烈斗争，因此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讨论并没有使国际的主张取得真正的进展；在不少场合下，都必须对一些相当幼稚的看法进行反驳，即认为革命将持久不断地处于高潮，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能力采取能把革命的势头控制在一定时期内的措施，至于采取能阻止它发展的措施，那就更不用说了。但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那些文件并非没有重要意义。
由欧内斯特•芒代尔提出的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文件指出，工人国家的经济已有了增长，尤其是中国已作为工业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同时驳斥了赫鲁晓夫所作的吹嘘，他夸口说苏联将很快在经济方面超过美国，这在当时是有许多人相信他的话的。至于资本主义国家，文件重复了以前关于出现“突然繁荣”的原因所作的解释，并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工艺技术革新的迅猛发展方面，作了更深入的解释。它也指出了已经开始实行的欧洲共同市场可能发挥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对于殖民地国家，文件着重指出了按人口计算向后倒退的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并宣称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工人国家的经济援助都不足以使这种状况得到暂时的缓和，因而也不足以消除那些有力地推动殖民地革命的原因。
由利维奥•梅唐作报告的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文件特别研究了若干地区或殖民地国家的形势。文件用了大量的篇幅研究即将获得国家独立的阿尔及利亚革命。有一项特别决议是关于古巴的，它回顾了不久以前使这个岛国成为美洲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革命过程。
由皮埃尔•弗朗克提出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文件，指出了在1953—1957年的动荡岁月之后那段时期的“改良主义”的特点，以及在工人国家中正在开始形成的新矛盾。文件还研究了各国共产党所遇到的新矛盾。它指出了几个星期之前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通过的文件所包含的中苏妥协的特点，并得出结论说，这种妥协是不可能持久的，中苏危机不可避免地会再次爆发。
平等社会党（第四国际的锡兰支部）自1948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因而大会对此感到十分不安。1960年3月，平等社会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这个结果完全同它和第四国际原来的希望相反。对这次在分析和远景估计上的错误的原因，该党领导并没有作深刻的检查，如同第四国际在专为该党的问题所发的一些内部文件中所努力做的那样，而是开始采取了一种明显的机会主义政策，这是国际所不能同意的。国际的书记处就公开声明和该党脱离关系。第六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公开发表的决议，表示不赞同该党在选举失败后所执行的政策，尤其是反对它投票赞成斯里兰卡自由党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决议并呼吁平等社会党纠正他的政策。
波萨达斯和他的那一派（他们在拉丁美洲失去了许多地盘）曾喧喧嚷嚷地自称拥护帕布洛，甚至否认他们自己是一个和帕布洛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派别。但代表大会结束后，在帕布洛获释前两个月，波萨达斯突然在拉丁美洲公开攻击帕布洛。为什么会发动这个连帕布洛自己在当时也感到意外的突然攻击。这事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原来波萨达斯和帕布洛虽然一致同意反对那些被他们称之为“欧洲人”的人——他们尤其是把矛头对准了欧内斯特•芒代尔、利维奥•梅唐、皮埃尔弗朗克……后来又对准了“北美人”——但在中苏分歧的问题上他们却直接对立。中苏分歧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象对整个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一样，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1959—1960年期间，当中苏冲突开始作为两党之间主要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而发生的冲突，公开暴露出来的时候，第四国际几乎是全体一致地作出了反应，批判地支持了中国人，因为他们关于某些基本问题（殖民地革命、和平道路和议会道路、和平共处，等等）的立场，和苏联人的相比是进步的。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即在中苏实行妥协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结束后不久，第四国际一致同意关于中苏分歧的分析。那时还被监禁着的帕布洛在给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中写道：
“不管中苏分歧这个危机出现不可避免的曲折，和偶然的弥合，可以认为，按严格意义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一翼（苏联方面）和具有中间派倾向的这一翼（中国方面）之间的分裂是深刻而持久的……”
但是，在1961年年中左右，第四国际内部对于中苏争论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波萨达斯在和国际断绝了关系以后，不仅几乎完全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甚至宣称中国所以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是受了他的影响。我们知道，莫斯科当时用捏造毛泽东关于原子武器的某些言论的手法，正在极力无中生有地指责他要发动核战争。然而波萨达斯却毫不犹豫地把事情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宣称为了确保世界革命的胜利，苏联必须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战争。他还重复了中国人攻击卡斯特罗的言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8]。在国际内部，当绝大多数人人保持原来的立场时，帕布洛却全部推翻了他的观点；他把中国人的立场看作是斯大林主义的立场，几乎不加批判地支持了赫鲁晓夫，尤其是南斯拉夫。
国际委员会
第四国际的历史自然也包含了组成国际委员会的那几个组织的历史和国际委员会本身的历史。关于这后一个问题，我们感到抱歉的是只能提供一些简要的情况而不能提供更多的材料。困难首先在于国际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并不相当于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而是相当于一个在成员之间联系不太紧密的派别。根据参加过国际委员会的那些同志向我们提供的情况，委员会很少举行国际性会议；而且他所采取的立场经常是通过来自各国支部的文件，在委员会的各支部之间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所以，在回顾了上面指出的国际委员会的组成条件之后，我们将在这里讨论一下导致国际委员会和第四国际重新统一的一些情况。
我们曾经说过，原先就存在着一些政治上的分歧，特别是在“非斯大林化”的初期对于“非斯大林化”意义的评价方面，对第四国际中央在1953年使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发生分裂的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也存在着一些猜疑。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多年来，这些猜疑——它们是特别针对帕布洛个人的——是取得和解的一个很大的障碍。然而从1956年起，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中苏分歧却使两个组织在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立场上接近了起来。
另一方面，关于殖民地革命的问题，国际委员会的那些成员和支持者，特别是北美和拉丁美洲的那些人，主要在古巴的那些事件上获得了一个经验，它在好多问题上和第四国际关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经验是类似的。
在国际委员会内，多数派的立场和第四国际内多数派的立场是趋向一致的，而一个少数派却站到了一些不同的、明显对立的立场上去。这终于在实现重新统一的时候，在国际委员会内引起了分离。在这个委员会里，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和法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虽然双方的立场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却彼此商定抛弃上述的那些观点而采取宗派主义的立场。
在他们看来，殖民地革命并不存在。殖民地国家就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因而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这些国家里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有对群众运动的背叛。他们用狭隘的眼光来看这些国家的农民，把他们比作西欧较富裕的农民。虽然他们自称信奉托洛茨基主义，但却不懂得这些国家里的革命具有持续不断的特点。当革命在古巴取得胜利时，他们不愿承认。在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委员会的一项声明中，人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话：在古巴发生了“一次政治革命，政权已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手中转到这同一个阶级的另一派手里……这样，除了基马尔•阿塔图克、蒋介石、纳赛尔、尼赫鲁、卡德纳史、庇隆、本•贝拉……之外，我们又看到了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政权没有建立一种新型国家”，本质上与巴蒂斯塔政权没有区别。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到今天还认为古巴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卡斯特罗是一个同巴蒂斯塔和蒋介石同属一个类型的统治者！
关于非斯大林化，这些党派几乎完全不承认斯大林去世以来在苏联所实现的进展。他们认为谈论自由化措施的存在是向斯大林主义“投降”。他们没有能力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的“自由化”和根本不存在的“民主化”区别开来。
事实上，他们认为，自1938年成立了第四国际和通过了《过渡纲领》以来，世界上没有发生过深刻的变化。他们只是十分死板地按照纲领行事，而把那些力求理解我们时代的新情况并致力于制订一项和这些新情况相适应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斥责为投降分子。
重新统一了的第四国际
一个相当长的、充满危机和分裂的时期可能是一个重新统一时期的序曲。当代的所有重大事件——“非斯大林化”、中苏冲突和殖民地革命——并非仅是引起了托洛茨基主义派的分裂，还将有助于克服那次最严重的，在1953—1954年期间发生的分裂。
第四国际的多数派和国际委员会的多数派对于象“非斯大林化”和殖民地革命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政治观点很接近，关于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也很类似，这就必然要提出重新统一的问题。因为——在托洛茨基主义开始在世界上重新兴起的时期内——双方都意识到运动的分裂正在给第四国际的远景带来重大损害。在1961—1962年期间，双方开始接触。在历次会晤期间，有迹象表明，人们从报刊上可以看到的双方和解确实是认真的，要实现重新统一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障碍。
为了召开一次联合代表大会给重新统一作准备，在第四国际和国际委员会之间成立了一个代表人数对等的委员会。无论在第四国际或国际委员会的内部，那些曾经反对重新统一并具有相反的政治方向的人（一方面是帕布洛派，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和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想使有关重新统一的讨论从属于对1953年的分裂及其原因和责任的讨论。但双方的多数派都拒绝接受这样的建议。没有人想否认这样一个讨论的重要性，但必须在能使它取得积极效果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发生分裂的原因属于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在六十年代它必然还要在当时的政治问题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如果分裂的原因，如同我们认为的那样，主要与形势有关（分析的错误或对未来估计的错误）或属于组织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些原因就不应当成为重新统一的障碍。对于分裂的原因及其责任的研究应当具有教育意义。因此，经双方同意决定，在重新统一时将不提出这个问题；等以后重新统一已得到巩固时再加以研究。于是讨论就有可能在不影响组织活动和不必按照分裂时期存在的分裂路线行事的情况下进行。那些愿意重新统一的人清楚地看到，在那些少数派的要求的背后首先隐藏着他们想利用这次讨论的希望，但这并不是为了促进重新统一，而是为了再一次证明分裂是有正当理由的，更严重的是为了让分裂永远保持下去。
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
在第四国际筹备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国际委员会筹备所属各组织的一次会议的同时，那个代表人数对等的委员会就着手进行重新统一工作。这项工作将在上述两个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的联合代表大会中完成。该委员会准备了要共同讨论的各项文件。
第四国际的代表大会和国际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1963年6月，召开了有二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波萨达斯派没有接受大会的邀请，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和法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则拒绝参加。上述两个会议召开后，接着联合代表大会就宣布了重新统一，正式通过了在两个会议中投票赞成的各项文件，并指定了统一后的新领导班子。以帕布洛为首的少数派，就国际形势和第四国际的任务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文件；他们在领导机关中有他们的代表。
大会决定发动一场运动以营救不久前被捕和有被判处死刑危险的乌戈•布兰科。
锡兰支部有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但是我们得知这个支部的情况很糟糕，锡兰代表所代表的只是该支部中的少数派。关于这个支部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在后面将再会谈到。
大会用了一整天时间讨论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帕布洛对此已提出了一份报告。大会一致认为，阿尔及利亚的革命非常可能象古巴那样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并决定尽最大努力动员第四国际及其支部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
大会通过了一个扼要地阐明托洛茨基主义基本立场的十六点宪章[9]，作为重新统一的基础。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以前已经通过了这个纲领，想以此表示对重新统一的全面支持，因为它由于美帝国主义“民主”的法律规定，不能在组织上正式参加重新统一。
除有关国际政治形势的决议外，大会还通过了两个重要的政治文件。一个文件讨论中苏冲突和苏联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形势。另一个论述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
有关斯大林主义的文件描写了斯大林主义瓦解的全貌，对中苏冲突中所暴露出来的分歧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双方的立场进行了缜密的评论，并且也研究了在其他共产党中出现的分化现象。此外，文件分析了古巴的那个政党，指出它的立场大体上是进步的，同时也指出它的视野仅局限于拉丁美洲的问题。文件还详细探讨了工人国家的形势，因为那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有可能成为反对派的一些思潮。文件把南斯拉夫作为特殊问题加以探讨，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南斯拉夫的方向比其他工人国家正确，但是南斯拉夫把地方分权推向极端，又让市场规律自由地发挥作用，这些做法都含有严重的危险性。文件重新列举了一个针对工人国家的行动纲领的要点，这个纲领使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得以干预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并在那些工人国家的内部找到据点。
大会的主要文件阐述了“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它表述了全世界绝大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经过战后出现的大动荡后所得出的结论。
这个文件一开始就指出世界革命已从苏联向殖民地国家发展，而不是象人们长期以来所展望的那样，向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文件还指出，革命在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心脏地带之前，已首先在其外围地区中爆发，这个过程绝不是一个避免不了的过程，它主要是传统的工人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派政党背叛的结果。
接着，文件说明，世界革命在当代正在各有其特点的三条战线上继续进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说是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殖民地革命，这种革命有转化为不断革命的趋势；在工人国家里，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文件强调指出，世界革命并不是把这三部分加在一起的总和，因为世界革命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是互相影响的。文件正是把它的最大一部分篇幅用来研究上述每个部分各自的特点和它们的相互影响。
但是，文件并不局限于研究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还同样深入地研究了“主观”条件。文件在提到第四国际一成立就给自己确定的任务，即必须建立一批革命政党时，回答了许多既不断然反对第四国际，也不反对建立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的必要性的战士所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第四国际没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为什么在1923—1943年的低潮时期过去后，第四国际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文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文件说明，主要由苏联军队给纳粹主义所造成的失败，是怎样立即为斯大林主义派政党服务的。
1914—1918年的战争只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欧洲各国劳动人民基本上都卷入了这次战争。当时由属于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组织起来的这些劳动人民，在战争结束后，对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感到非常愤慨，纷纷响应十月革命的号召，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他们这种心情是毫不含糊的，即使他们当时在政治上还是十分模糊的。1939—1945年的战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但与上一次世界大战有所不同。因为它一方面象上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又是一场抗击德帝国主义及其他轴心国的苏联卫国战争。德帝国主义的军队占领欧洲，给这种局面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欧洲劳动人民都要保卫苏联，跟本国的纳粹主义作斗争。由于斯大林和各国共产党所奉行的政策，他们不仅是在同资产阶级政党或社会党实行联合的情况下，而且还在和苏联结成“同盟”的资产阶级政府领导下进行战斗。在很多人看来，战斗始终高于一切；这些事情要到取得胜利时，才会得到澄清，再者，各国抵抗运动的纲领也会使人产生幻想。这些情况使得欧洲劳动人民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的心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要缓和得多。无论如何，他们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丝毫不怀敌意，他们把这些领导人看作是作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才战胜纳粹主义的苏联的代表。当时，托洛茨基主义者为揭露各国共产党和本国资产阶级搞阶级合作政策所作的宣传，是不会有人理解的。这种情况就使欧洲资产阶级得以在各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已爆发的革命压了下去。斯大林主义危机只是在“冷战”开始后和在战后繁荣时期才开始出现并广泛地扩大的，而在这个繁荣时期，群众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
文件也说明，当时斯大林主义危机在极端复杂条件下已有了发展，而那些最富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国家却处于其工人阶级对政治漠不关心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第四国际是如何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许多巨大的障碍的；文件同时也指出，尽管如此，这些障碍却并没有拦住第四国际前进的步伐，而是随着那些传统的政党的影响逐渐减弱，第四国际的前进步伐变得越来越坚定。
这一文件[10]在结论中非常有力地论证（当今世界上从未有过如此不容辩驳的论证），第四国际处于目前的状态是有道理的，是为将来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第四国际作准备的。据我们所知，至今并没有人曾经试图对这个文件提出批评或反驳，甚至连部分的或间接的批评或反驳也没有。
对重新统一后的第四国际的攻击（分裂主义党派）
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结束了使第四国际的各种离心力作用越来越厉害的那种组织状况，但是这些离心力量并没有消失，这方面的困难并没有因重新统一而被克服。
在重新统一后的第四国际中，已经团结在一起的大多数组织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困难的问题，那怕是无关紧要的也没有。相反，它们必须为捍卫第四国际而进行斗争，既要跟那些不愿意重新统一的人作斗争，又要在第四国际内部同以帕布洛为首的派别作斗争，而且斗争了好几个月。在这些人看来，第四国际重新统一最后要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此，他们必须千方百计趁重新统一还不很巩固的时候就加以破坏。
代表大会重新统一了绝大部分的托洛茨基主义力量。波萨达斯派的力量不久就很快地减弱，只是在阿根廷，还有一个人数较多的小组；在其他地方，他们的人数就都是以个位数计算了。而帕布洛派在代表大会结束后一年左右，和第四国际公开决裂时，他们的人数同样是很少的。留在第四国际外面的，仅有两个人数相当可观的党派，一个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另一个是法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但是，在第四国际内很清楚的东西，在第四国际外却不是这样，这些留在第四国际外面的党派通过报刊来表明他们的存在，而报刊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攻击第四国际的。
我们已经阐述了希利和朗贝尔两个派别的宗派主义立场，在这里没有必要用很大篇幅来加以重复。奇怪的是，甚至在帕布洛分裂出去，过了好几年后，他们谴责第四国际实行帕布洛主义的攻击也仍然越来越多，而对帕布洛本人的攻击却少得多，因为帕布洛从第四国际分裂出去后已不为他们所重视。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帕布洛和他的思想，而是第四国际及其支部的存在和活动。他们大肆鼓吹他们的“委员会”在1966年4月召开的那个旨在“重建”第四国际的国际会议，但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绩，而是以同那些参加会议的观察员决裂而告终。
波萨达斯派主要是在拉丁美洲给第四国际带来了损害，特别是古巴人，他们误把波萨达斯派看作是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在拉丁美洲的代表。1966年1月在哈瓦那召开的三大洲会议上，卡斯特罗对第四国际和其他革命派别的攻击，有一部分就是基于波萨达斯派所维护的荒谬观点。第四国际尽管一刻也没有放松保卫古巴革命的活动，但仍坚决地、然而在措词上又恰如其分地指责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言论。我们已能看到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是在第二年，即这个声明发表一周年时，哈瓦那电台广播了卡斯特罗的讲话，但没有重复攻击第四国际和其他革命派别的那一部分言论。
帕布洛和他这一派的成员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就马上发动的攻击延续了好几个月，在这期间他们攻击的内容经常变换。由于法国工人阶级因戴高乐上台而遭到了失败，于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在获得独立前的几年和紧接着独立后的几年中所取得的发展，对帕布洛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正确地看到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进程和古巴革命的进程之间有相似之处，因而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在阿尔及利亚获得胜利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我们同帕布洛没有分歧。但由于他一方面越来越同第四国际失去了联系，而另一方面又错误地寄希望于他个人有可能对阿尔及利亚革命运动的最高领导施加影响，他终于制定了一条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或宗派主义的国际政治路线——那时他从印象主义出发来决定他的立场，但有时在很短的时间里却又彻底加以改变——但采取的态度是否认建立一个从现在起就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的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他提出了一个自己在过去曾竭力攻击过的关于第四国际的一个概念，即第四国际是一些派别的联合组织，它们彼此独立，只是在一致同意的问题上共同行动。他和第四国际决裂后，就特别热中于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因为他的观点已同建立新的革命政党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而是着眼于目前的那种群众运动了。
锡兰支部的蜕化变质
统一后的第四国际的领导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锡兰支部的问题。这里，我们把整个问题重新回顾一下。
平等社会党是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与所有其他支部相比，这个组织因其来源、组成、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国内的影响而具有十分独特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锡兰本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某些特点所决定的。尽管锡兰与印度为邻，但在这个岛国上却未曾有过象印度那样的资产阶级争取独立的运动，印度的国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殖民主义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中，敢于组织起义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锡兰争取独立的斗争是由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在英国大学留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此外，他们中间的一些最著名的人物，由于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就探求革命失败的原因，了解到托洛茨基对于这个革命的立场，接受了不断革命的理论。他们回到锡兰后，就建立了平等社会党，并开始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把由于苏联同英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而拒绝进行反殖斗争的锡兰斯大林主义派清除出党。他们受到了迫害并被监禁，后来越狱逃到印度，参加了该国的斗争，并对建立第四国际印度支部作出了贡献。战后回到锡兰，他们在战时的态度使他们在劳动群众中很得人心。锡兰的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即买办资产阶级，与英国资本家有着牢固的联系，他们从后者的撤退中得到了好处，未经过丝毫斗争，就在印度之后于1948年获得了本国的独立。这个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统一国民党于是就上台执政。而平等社会党那时也就作为第二个党派，即劳动者的党而出现在岛上。因此，这个在内部清除了斯大林主义派并加入了第四国际的政党，同其他支部不一样，它不是在工人运动内部，从危机和反对那些传统的政党的斗争中产生的，而是那些最先在锡兰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为摆脱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要求独立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英勇斗争的产物。
该党的领导机构大部分由这些人组成：科尔文•R．德席尔瓦、莱斯利•古纳瓦尔代内、伯纳德•索伊扎、多里克•德苏扎和埃德蒙•萨马拉科迪，他们都是知识丰富、战斗性强的人。领导成员中还有其他一些人，如纳•马•佩雷拉，此人在理论上造诣不深，生性投机，他的威信来自系统的工会工作；这些人在政治上是不受领导核心重用的。该党的基层是由非常忠于本阶级、富有战斗力的劳动者所组成；然而由于客观原因，在领导的政治修养和基层组织的政治修养之间起初有着很大的距离。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对英语一无所知；他们又没有用僧伽罗语或泰米尔语编写的适当的政治教育材料，因此，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的理论仅有一些肤浅的概念。总的说来，平等社会党原先并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经过党内斗争，该党的领导斗争和清除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几年时间内，该党的领导确实象革命的领导那样行事，努力使自己的组织向托洛茨基主义发展。在1953年8月12日，即举行使国家处于瘫痪状态的总罢工那天，该党的态度鲜明，以后，它又很英勇地反对那些曾一度使锡兰的两个主要民族彼此对立的地方自治主义思潮。
然而，该党的领导成员尽管很有才智，但并非没有弱点。该党没有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体制，其历次代表大会事实上是一些普通的大会，会上滔滔不绝的雄辩有时倒比提出政治论据更重要。经过一段时间，该党在获得选举成功以后，忽视了对表面的行动主义的政治教育，党内走议会道路的倾向在增长，而该党的领导虽然觉察到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在自己受到其毒害之前同这些倾向进行充分的斗争。此外，该党虽然有一个牢固的工人基础，但很少深入到占岛上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群众中去，而且也几乎没有为他们制定一个纲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后来在政治上表现混乱的原因。在很长的时期内，它一味批评僧伽罗族的工人（科伦坡港的工人、运输工人、小职员等），后来它终于艰难地深入到锡兰无产阶级中人数最多的种植园工人中去。这些工人都是印度人，过去由于英国人需要劳力因而移居锡兰，但他们从此既失去了印度的公民资格，也没有获得锡兰的公民资格。
第四国际经常向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着重指出他们的这些弱点以及克服这些弱点的必要性。然而，它也只能对该党的那些懂英语的党员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以该党的条件而言，即仅限于当时它的最先进的部分，也就是它的领导成员。
在好多年时间内，锡兰国内只有统一国民党和平等社会党两相对峙。但在五十年代，由于统一国民党分裂，产生了锡兰自由党。该党于1956年，出乎平等社会党领导人的意料之外，在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平等社会党领导人曾正确地断言，这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它所依靠的阶层比统一国民党更为广泛；但他们不是去深入分析自由党选举获胜的原因，而是认为这个新的政党将会象统一国民党那样在执政中很快地失去权势，从而给平等社会党取得政权铺平道路。
平等社会党就是带着这种对未来的估计来进行1960年3月的选举，希望通过这次选举成为议会的多数派。它为这次选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它所遭到的失败也更明显。从那时起，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就迷失了方向。他们在政治上开始摇摆不定，而更加公开地提出改良主义立场的纳•马•佩雷拉的影响也就开始扩大。选举过后，他立即向党提议与锡兰自由党组织联合政府。这个提议被拒绝了，但是平等社会党的议会党团对锡兰自由党的资产阶级政府实际上投了信任票。第四国际公开表示不赞成这次投票（见第90页）。
接着，当群众起来反对新政府的措施时，平等社会党也转而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但对自己以前的态度没有作严肃的自我批评。锡兰自由党在1960年的选举中比较稳固，这种情况使平等社会党的领导更加游移不定。在政治上，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不得不承受它不重视锡兰农村问题的恶果。他们不懂得锡兰自由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于买办资产阶级的统一国民党，锡兰自由党所依靠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并已能赢得平等社会党过去所不重视的农村群众的支持。然而，在1962—1963年期间，当群众运动重新高涨之际，平等社会党又部分地向左转。它同锡兰共产党和另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组织（M．E．P．）组成了一个所谓左派统一战线，在锡兰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战线，假使它的纲领没有不足之处的话，本来有可能成为在议会外夺取政权的起点。可是，一场展开了一半的斗争已蕴藏着最严重的后果。
在平等社会党的领导成员中，纳•马•佩雷拉长期以来在才智和政治魄力方面都受到其他领导成员的压抑，现在这些领导成员自己摇摆不定，这就使他摆脱了他们的控制。这个迷失了方向，思想混乱的领导机构终于发生分裂：以科尔文•R．德席尔瓦和莱斯利•古纳瓦尔代内为首的主要核心对锡兰自由党采取了和缓的立场；而以埃德蒙•萨马拉科迪和巴拉•塔姆波埃为首的另一部分人则捍卫了正确的原则立场，但第四国际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所采取的方式是宗派主义的，认为要说服基层起来反对党的偏向，这种方式是不合适的。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纳•马•佩雷拉背着党同总理进行了谈判，然后要求党立即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以便就总理向他提出的关于联合政府的建议作出答复。这个锡兰的党派组织在政治上的分化瓦解当时已经达到了很深的程度。在代表大会上，大约25%的代表原则上拒绝参加政府，即参加资产阶级政权的任何做法。在投票表决对佩雷拉的决议进行修改的问题上，曾领导过该党达二十五年之久的元老派科尔文•R．德席尔瓦和莱斯利•古纳瓦尔代内，仅仅得到10%的票数，而在最后一次表决中，他们只保持了4—5%的票数，其余的票数都归佩雷拉所得。这样，佩雷拉便成为该党的领导人，并同他的某些朋友一起参加了政府。
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谴责了1960年投票通过预算这件事之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它的机关报《战斗者》上独立地对这次谴责公开表示支持，于是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就非常马虎地把方向纠正了一下；但后来，该党领导又显得游移不定了。第四国际曾多次进行干预，想更有力地和更全面地纠正平等社会党的路线。在第四国际重新统一前，出席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锡兰代表是萨马拉科迪同志。那时他所属的左派虽然已经同领导机构中属于中间派的多数派分离，但仍不认为早就应该组成派别进行战斗。平等社会党刚组成左派统一战线，代表大会就给它写了一封长信，指明这一政策在四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着缺点：
1）对1960年的错误，分析和批判得不够；
2）关于左派统一战线作为议会外的组织的性质以及它的潜在的各种可能性很不明确，但这个组织的外表看上去倒象是一个议会党团，二者之间形成明显的对比；
3）对同盟者（共产党和M．E．P．）的机会主义政策未作任何公开的批判；
4）泰米尔族种植园工人的工会没有参加左派统一战线。
后来，第四国际统一秘书处于1964年4月23日得知了纳•马•佩雷拉的活动后，即加以谴责，宣布如果接受这项政策，那就是背叛。在同年6月6—7日在科伦坡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第四国际的代表皮埃尔•弗朗克在全体与会者面前谴责了这个搞联合政府的政策。面对着关心代表大会召开的情况的锡兰全国舆论，皮埃尔•弗朗克声明，如果接受这个搞联合政府的政策，那就将引起平等社会党与第四国际之间的决裂。统一秘书处在大会投票通过以后就立刻这样做了。
代表大会投票以后，那些拥护第四国际的代表又重新聚集在一起，以便重建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不幸，托洛茨基主义在锡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从那时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了。
第四国际的各项运动（重新统一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非常幸运，第四国际的团结一致的领导，已不再只忙于应付内部发生的困难问题和敌对党派的攻击了。整个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这就使重新统一获得了巩固并为第四国际的大发展准备了条件。
第四国际发动了一场运动，为一些被关在监狱中的波兰革命者，特别是为华沙大学左派思潮的发言人莫泽莱夫斯基和库龙这两位青年领袖进行辩护。第四国际发表了他们的一封《致波兰工人党的公开信》，这封信是左派和托洛茨基成为反对派以来第一个来自工人国家的反官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封信也使人了解了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政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多年来，在那被斯大林主义几乎完全控制的地方，或是说在那右派政党横行一时的地方，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一次得到了阐明。此外，第四国际已能多次把来自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文件和立场公之于世。最近，第四国际还使全世界工人了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左派的立场。
第四国际用各种方式干预中苏冲突。所有的支部都利用所遇到的机会，对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危机施加影响。在争论激烈的时候，苏中双方领导的相互指责对方的所作所为有利于第四国际。
上面我们提到过保卫古巴的问题。在这方面应该强调指出，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派的活动为澄清古巴人对托洛茨基主义所采取的立场作出了很大贡献。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国际上发动了一场保卫托洛茨基主义战士和秘鲁农民领袖乌戈•布兰科的运动。这场运动尽管起步稍慢，但规模很大，四面八方送来了表示声援的声明，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中，集会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这场运动如此气势磅礴，以致于感动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工会和一些与共产党有联系的组织。第四国际从来没有发动过这样一场国际性的运动。毫无疑问，这场运动首先是与拉丁美洲，其次是与越南的客观形势的发展相配合的，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公众的关注。这场运动首先使起诉一再延期；后来，乌戈•布兰科对起诉也作了卓越的答辩。这场运动终于使他避免了死刑，如果不向世界舆论告急，不把世界舆论动员起来的话，法庭本来是一定会以对乌戈•布兰科所提出的那些罪责为理由，判处他死刑的。
此外，从1965年初起，也就是紧随着美国佬在越南实行战争升级以后，第四国际向所有的支部、所有的先锋队发出警报，要他们投入到援助越南革命的行动中去。
重新统一后不到二年，又决定召开一次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65年12月举行，有二十五个国家的约六十位代表出席。在会上可以看出重新统一后的情况良好，因为离心倾向已大大地得到克服。第四国际可以把它的主要精力用于对外活动方面，并且可以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制定它的政策了。
代表大会首先把保卫越南的问题放在首位。由于后来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群众突然遭到惨重的失败，所以代表大会就强有力地宣告必须用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战略去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战略。代表大会发出了一个号召：
“工人国家的共产主义劳动者、共产党员、工人、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动和扩大你们的运动，迫使克里姆林宫停止它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暧昧的秘密会谈，因为在会谈期间，克里姆林宫只吝啬地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英勇的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少得可怜的援助。你们要大声疾呼：‘给越南人民飞机和火箭！’
“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贫农和民族主义战士：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对它同时进行打击。趁帝国主义将它的主要力量投入越南战争的时候，增辟新的战线，在条件许可的任何地方，痛击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
“全世界的劳动者：迫使所有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和所有工人国家的自称是以社会主义名义说话的领袖结成牢不可破的反帝统一战线，给帝国主义以猛烈的打击，迫使其让步！”
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该决议论述了几个主要的问题，其中包括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危机——这种危机已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和在美国出现的新的反对派思潮。除了这个决议外，代表大会还讨论和通过了好几个文件。
I．里维拉提出了一个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的文件。文件详细分析了反映西欧各国不同特点的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共同市场的矛盾。它强调指出了向“强国”发展的各种趋势及这些趋势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它注意到，在好几个国家中出现了反动思潮和剥削外国移民工人（而且往往是有色人种工人）的种族主义倾向。这个文件指出，传统的斯大林主义派政党或社会民主党都已完全蜕化变质以及工会组织被其同化的危险日益严重。文件注意到，在工人运动为社会民主党所控制的国家里，左派倾向实际上都出现在工会运动内部，这是因为工会的一部分官僚为了不完全失去工人的信任，不得不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文件最后声明，与那些理论上保持革命立场但对时代完全持怀疑态度的许多思潮所想的相反，资本主义矛盾，甚至在新资本主义范围内，其激化的程度已足以使群众的防御性经济斗争可以在一定的时候发展成为争取实现一些过渡性要求的进攻性斗争，并带来建立二元政权机关的革命形势。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我们才认为应该制定每一个国家特定的过渡纲领。
关于《中苏冲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文件是由利维奥•梅唐提出的。文件首先研究了从各方面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中国过去是否有过一段斯大林主义时期（或更一般地说，在所有落后的工人国家中是否必然会出现一段斯大林主义时期），文件的回答是否定的，它指出了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种种差别，同时重新肯定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即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官僚主义化形式，因为它是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而这种情况的凑合在历史上是再也不会重演的了。文件对亲北京和亲莫斯科的党派分别作了详细的研究。文件中有一章是关于卡斯特罗主义的。
有一个文件是关于《非洲革命的进展与问题》的，内容很丰富。在非洲，老殖民主义广泛地为新的结构所取代，差不多已有十年了。文件把非洲划分为三大地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仍然存在的地区；完全是新殖民主义结构的地区和正在发生革命变革的地区。
第一个地区基本上限于非洲南部。这个地区没有特殊的理论问题，关键在于那里非常激烈的斗争所提出的问题。
处于第二个地区内的国家有：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前法属西非殖民地的大部分、刚果、塞拉勒窝内[11]、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这个地区也没有麻烦的理论问题，它的新殖民主义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因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确定革命战士的任务。
第三个地区包括加纳、桑给巴尔、几内亚、马里、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一般说来，这些国家，有的通过群众斗争已经获得了独立，有的已采取了反帝的、有时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措施，并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已站在最前列。文件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这些国家的演变、各阶级的状况和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等等，特别着重描述了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其中特别着眼于本•贝拉的经验和几个月前，即1965年6月19日，布迈丁在发动政变取得政权后所形成的新形势。文件指出了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的矛盾并竭力提出了足以使这些国家在群众推动下转变为工人国家的条件。
文件的最后一章论述了各种远景、任务并作出了几个基本结论。文件阐述了非洲革命的特点，这是由于那里存在着十分落后的地区，由于正在瓦解的部落形式面临着二十世纪世界的社会主义远景，由于这个大陆各方面发展很特殊所致。文件指出，即使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简单办法，除非工人国家，特别是从西欧和北美工业发达国家中创建的工人国家，给与大量的无私援助。文件要求第四国际的战士把帮助培养具有创立真正的革命政党的能力的非洲干部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
关于这个文件的讨论是非常热烈的，特别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本•贝拉政府的特点、埃及政权的特点等问题的讨论。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这一文件。但大会仍然认为，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讨论基础，许多问题的讨论必然还要深入。大会决定，关于这个文件的讨论，会后将继续进行，而关于非洲革命的问题，则将列入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1][2][3]见《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243页。——译者
[4]在讨论参加工党问题时，重点是放在工人运动的结构方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讨论重点，则是当时的形势；结构问题大约在1954—1955年才重新提出。
[5]见《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210页。——译者
[6]第三次代表大会实际上并没有讨论战争临近的问题，而是讨论了“战争—革命”的概念。
[7]国际主义共产党发生分裂时，其人数比例为55%对45%，这是一个能使内部斗争加剧的比例。
[8]我们只谈波萨达斯笔下的那些政治活动，并情愿把他自与第四国际断绝关系以来所写的文章中出现的新问题搁置一边，因为他在文章中煞有介事地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然而他也只能是自己崇拜自己而已。
[9]见附录I，第147页。
[10]见附录Ⅱ，第154页。
[11]塞拉利昂的旧称。——译者 |
五、从第四国际成立到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1938—194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五、从第四国际成立到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1938—1948年）
·第四国际的成立（过渡纲领）
·世界大战的考验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只是二次新的世界大战的短暂的序幕。在六年里，千百万人被动员起来，编入军队，拿起武器，从一个大陆被运送到另一个大陆，投入相互残杀的残酷战斗。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仍然超过整个资本主义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因此，克里姆林宫在战争开始时同希特勒德国缔结了一项条约，这个条约在两年后为克里姆林宫同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缔结的一些协定所代替。这种合作赋予抗战以一种模糊的阶级特点。在战争期间，群众运动开始摆脱各“大国”的控制。而殖民地则利用宗主国的失败，开始奋起斗争。苏联于战争末期在东欧获得了一个势力范围，但东欧的社会性质只是在下一个时期中才最终确定下来。社会党国际在战争开始时就垮台了，共产国际在1943年为斯大林所解散。在战争期间参加作战的一些老的工人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在战争结束后都执行一项愈来愈右的政策。
第四国际的成立（过渡纲领）
当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笼罩全世界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于1938年再次召开，这时正值在慕尼黑签订资本主义的临时妥协性协定之际。托洛茨基又一次提出成立第四国际的问题，并把作为第四国际在整个一段时期中活动的基础的《过渡纲领》提交给大会审查。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阶级斗争和远东的战争》，肯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支持中国的斗争。
在这次大会上，人们又听到了这样的意见，即认为宣告第四国际成立为时过早，认为这样的一项决定将不能为群众所理解，等等。这种意见也就是在1936年据以作出那个不赞同当时就成立第四国际的决议的那些论点，它们遇到机会就会又在人们耳边响起。
过去，当工人运动内部将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步骤时，都曾遇到过一些反对意见。这次成立第四国际也引起了一些类似的反对意见。在同第二国际决裂和成立第三国际时，也是这样。反对成立第三国际的意见认为，只有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才可以算作群众性的共产党。而在反对成立第四国际时，他们提出的理由则是，工人运动正处于大低潮而且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缺乏群众基础。但是，要使这些情况变得有利，要创立有群众基础的组织，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抛开纲领和组织，等待客观条件向有利方面转变。事实上，提出这类反对意见是为了掩盖他们反对这个纲领，拒绝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之作斗争。
为什么托洛茨基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他强调到这样的程度，甚至在《过渡纲领》最后的一章中，也可以找到对那些反对宣告第四国际成立的人所进行的公开论战呢？[1]这是因为对他来说，这首先不是什么人数的问题或是什么或多或少的劳动群众对我们决定的理解问题，这首先是，而且特别是一个政治远景和政治上连续性的问题。托洛茨基最清楚地意识到，整个工人运动——特别是我们的运动——即将进入到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一个帝国主义战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阶级敌人的巨大压力和能瓦解并摧毁一个在数量上象我们这样少的组织的强大离心力。现在我们在事后观察一下在战争期间我们的运动内部所发生的情况，就可以觉察到，如果在战争爆发时第四国际还没有宣告成立，那么这就会使所有外来的压力和已经出现的离心力的强度增加千百倍。在我们运动的地下状态和在国内的孤立处境所造成的困难面前，会有多少屈服于各种压力的战士，在他们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时候，将不从捍卫和维护在战前早已确定的组织及其纲领的需要出发！会有多少人将倾向于制订一个新的纲领，思索自己应归附于什么样的“新思潮”！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我们已阐述了革命运动的历史连续性是何等重要。托洛茨基宣告第四国际成立的目的，主要是想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中确保这种连续性。在1938年的大会上宣告成立第四国际，这绝不是“过早”，而是恰是时候。这个创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是第四国际给自己取的名称——的决定，对工人运动是一个难以评价的贡献。
我们经常强调《过渡纲领》的重要性。因为它回答了下列的这些关键问题：怎样把人类从这个充满着危机、世界大战和从不停休的动乱的恶梦中拯救出来，人类在这个恶梦中已挣扎了五十年左右了。怎样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
《过渡纲领》既是一个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把劳动者组织起来的纲领，也是一个在劳动者夺取政权以后立即采取行动的纲领。[2]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社会党有两个纲领，一个是最高纲领，它要求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另一个是最低纲领，即当前他们正在为之辩护的那个纲领，这是一个不提夺取政权问题而主张改良的纲领。共产国际早在其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已提出过渡纲领的概念：“为无产阶级的具体需要，为一系列的要求而斗争（这些要求，从其整体来看，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并构成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各个阶段；个别地看，则其中每一项要求都体现了广大群众的某种需要，即使这些群众还没有自觉地站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来），共产国际就是用这种斗争来代替中间派和改良主义者的最低纲领。”[3]
人们不能把《过渡纲领》称之为第四国际的基本纲领。基本纲领是工人运动自开始以来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总和。它现在并没有撰写成一份单一的文件，而是分散在许多基本文件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国际的头四次大会，左翼反对派和第四国际的基本文件等等）。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过渡纲领》就是这个基本纲领的政治部分，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一个从基本经验教训出发、阐明了一个具有下述目标的纲领的部分，这个目标就是以群众现有的觉悟为基础，动员他们投入行动，然后通过这些行动教育他们，把他们引向夺取政权的最高阶段。
这个纲领有一系列要求应得权利的、民主的和过渡性的口号，它们符合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需要，也符合阶级斗争发展的逻辑，其中关键性的口号是劳动者政府这个口号。同共产国际第三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情况一样，这个口号在《过渡纲领》中不是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而是当作一种应同某一特定时期的群众觉悟和组织情况相适应的过渡性政府的组成形式。不提建立一个采取反对资本主义措施的、属于劳动群众的政府的远景的纲领不是一个过渡纲领。
自《过渡纲领》制订以来，其有效性已经过检验，特别是在战争结束的初期。在这个时期里，一些传统的组织，在环境的压力下，被迫重新采用了上述的一部分口号，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回避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和建立劳动者政府的口号。几年来，这个纲领的有效性还在这个事实中表现出来，这就是《过渡纲领》的概念已为改良派和中间派所重新采用，但其目的却是为了阉割这个概念，并向群众提出一条所谓新的（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能使资本主义社会在没有革命的动荡的情况下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既然《过渡纲领》的性质已是众所周知，那么我们就不能也不应把它看成是狭义地不可改动的。这个纲领所依据的基础，即根据一个综合各种要求的纲领，动员群众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个原则仍然是不可改动的，但是这些要求和它们之间相互衔接的关系，每次都应该符合时间和地点的条件。
从1938年起，《过渡纲领》就阐明了在战后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类国家的特点，一类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类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类是工人国家（当时只有一个苏联）。
世界大战的考验
大战前不久，国际书记处迁到了美国。[4]
大战给我们的运动带来了一些重大的损失。首先是托洛茨基在撰写了特别会议（1940年5月）的《宣言》后几个星期，被人暗杀。在欧洲各国也是一连串的大屠杀。在法国，有马塞尔·伊克和前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布拉斯科；在比利时有莱昂·勒苏瓦尔和亚·莱昂；在希腊有普利奥普洛斯；在德国有维德林。这儿只引证几个领导同志的名字；但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却有成百成千人。
我们在欧洲的那些支部，大部分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原来的领导人几乎都已由年青的成员接替。
此外，那些资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各种审查和检查制度，不准旅行等等）造成了我们各支部之间组织联系的中断，从而使我们大部分支部只能在本国的狭隘范围内活动，并且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反动的政治压力非常大，新闻都带有偏向，而且连一个稍微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的国际中心也没有。
在美国，国际书记处只能和几个“同盟”国保持联系（现在还保存着这种联系）。过了几年之后，才在德军占领国的支部中间成立了一个欧洲书记处。
虽然存在着这些特别大的困难，但是，当1946年国际联系恢复时，我们却看到，大部分支部打破了疆域观念，在那些主要问题上都遵循了一条共同的总路线。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许多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内部就没有发生过斗争和危机，现将其主要者分述如下：
1）在美国，战争一开始，沙奇曼和伯纳姆就在因德苏条约而感到愤怒的小资产阶级舆论的压力下，指责了我们对苏联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并持续了七个月之久。这次争论牵涉到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一直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等全部基本问题。围绕在沙奇曼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后来就和社会主义工人党[5]分裂，自行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一组织直到它消失为止，已愈来愈背离我们的纲领。
这次争论的全部内容已收集在两本重要的书里：一本是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另一本是坎农的《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发生了这次分裂之后，1940年5月，在美国召开了一次特别国际会议，谴责了分裂主义者的政策和活动，并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这份宣言是托洛茨基于1940年5月写的，就是说，正是在希特勒的攻势席卷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时候。而当时，斯大林在事实上已和希特勒结成联盟。必须指出，斯大林的一些特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企图暗杀托洛茨基的。这份宣言再一次指出了发生战争的直接原因，说明了那些大国的立场，揭穿了用来愚弄群众的、关于“祖国”和“民主”的谎言，撕下了希特勒当时正在展开的“和平攻势”的假面具，并在陈述斯大林的政策和他所起的作用这两者的危害性的同时，发出保卫苏联的号召。宣言中有好多章节用于论述殖民地国家的问题（中国、印度、拉丁美洲），用大量的篇幅揭露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党和形形色色的中间派政党所起的作用。宣言最后号召大家支持第四国际，支持这场不是实现社会主义就是沦为奴隶的战斗。
大约一个月以后，即6月30日，托洛茨基写了一篇关于德军占领了直到大西洋海岸为止的全部欧洲大陆的文章。在这篇题名为《我们的道路未变》的文章中，特别有着下列的几段话：
“法国步欧洲其他较小国家的后尘，正在沦为一个遭蹂躏的国家……［帝国主义的民主］不可能从法西斯主义的手中‘拯救出来’。帝国主义的民主，只能为无产阶级的民主所代替。如果在目前的战争中，工人阶级把自己的命运同帝国主义的民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只会带来一连串的失败……希特勒确曾夸过口，要在全欧甚至在全世界建立德国人的‘千年’统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辉煌的前景将连十年也维持不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去帮助帝国主义军队开创一个‘革命的局势’，而在于为必将出现的革命形势准备，锻炼和组织自己的国际队伍。欧洲的新的军事形势并没有使阶级斗争的革命原则过时。第四国际没有背离它的道路。”[6]
2）对于德国支部来说，更确切地说，对于设在国外的领导这个支部的委员会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于多年的流亡生活而变得意气沮丧的组织是如何蜕化变质的真正悲剧性的过程。泄露出这种蜕化变质的第一个文件就是那个题名为《三个论断》的文件（1941年）。这个文件的基本思想是，法西斯主义继帝国主义之后，构成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人类已倒退到如此地步，即人类已不再是处在世界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而是被抛回到一个像1848年那样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的时期中去了。
3）在法国，我们看到了两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即国际主义工人党和C．C．I．，在敌对阶级的压力下都开始走上错误的道路（但方向相反）。当它们各自在内部开展了政治斗争，纠正了出现的偏向之后，就于1944年初，通过成立国际主义共产党（即第四国际法国支部）而实现了统一。
1966年2月28日，“工人之声”派在一本题名为《世界革命党的问题和重建第四国际》的小册子里，向第四国际提出了断然的谴责，其理由是：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爱国主义的态度；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于1944年实现联合和成立国际主义共产党时，第四国际对这个政策没有进行批判。下面就是这本小册子里的部分原文：
“各派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国际主义工人党、C．C．I．、十月派）于1944年初实现了统一。有人笑嘻嘻地原谅了1940年的沙文主义政策，真是全都忘了，他们可真是一贯正确。”（第8页）
“……第四国际于战后确认了法国支部的政策，很明显，这个政策也是机会主义的。”（第10页）
对于这些同志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断言并不正确。1944年2月，也就是说，在德军占领期间，召开了一次第四国际欧洲会议，在它的议事日程里，就有在法国实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和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的问题。这次会议对有关组织所采取的立场并没有“笑嘻嘻地原谅”，而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次会议所采取的立场成为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统一的基础。这次欧洲会议的所有文件都刊载在地下出版的一期《第四国际》杂志中。我们把《关于工人运动的形势和第四国际发展远景的提纲》中的第29点这一部分转载在下面。它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对当时发生的事作了再好不过的解释。遗憾的是这些同志在提出他们的看法以前，没有进行必要的核对：
“29．特别是在当前战争期间，第四国际运动经受了最艰难和最严峻的考验。它得站在国际主义原则的立场上进行自卫，既要避免发生这样的危险，即受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个流行病的感染（这个流行病从一开始就已把群众都传染上了），又要对付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
“我们已能看到，在因法帝国主义于本国及其他地方被打败而造成的环境的压力下，某些支部，首先是法国支部，在按照国际主义的原则办事方面，确实出现屈服于压力的现象，这表现为其平时的政策常常带有因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遭到失败而激怒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民族主义的影响。
“法国支部在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以及用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在这个时期它已全部为法国同志所控制）的名义所发表的那些主张，都有社会爱国主义的错误倾向，对于这种倾向，由于其同第四国际的纲领及总的观念都不相容，应公开地、彻底地加以谴责并抛弃之。
“战败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偏见的一种表现，而群众的‘民族主义’则仅仅是他们反抗占领国的帝国主义进行剥削的一种反动的表现。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没有把这两者区别开来，而是把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看成是进步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越出戴高乐主义的范畴，满足于给戴高乐主义换上一个更为‘革命的’名称。他们把战败的、帝国主义的法国资产阶级置于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样的地位，在民族问题上得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概念，并且对民族主义组织的性质散布了有害的幻想。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组织根本不可能成为假定的‘盟友’，它们必定会暴露出其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先锋队的真面目。
“同样地，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虽然从这样的完全正确的观点出发，即革命的政党必须参加群众的斗争并把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从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却顺从地在策略上和意识形态上作出了危险的让步，他们不懂得争取群众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用国际主义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的清晰语言来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卖国的含糊语言。
“但是，还得补充一下，如果说对这种右的中间主义的错误倾向加以谴责是有必要的话，那么对于象法国C．C．I．在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左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第四国际同样应该最有力地加以谴责。这种倾向就是在全面地捍卫马列主义遗产的借口下，顽固地拒绝把群众的抵抗运动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
“既然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众为争取他们的日常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是针对占领国的帝国主义的，而且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口号下进行的，那么宗派主义谴责这个斗争是‘民族主义的和反动的’，就是在妨害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斗争的革命力量，并且自动地脱离了广大群众的实际斗争。
“然而，这种社会爱国主义的错误倾向，从一开始就遭到法国支部的革命基层以及国际组织的其他成员的有力的、合理的抵制。”[7]
所以会犯这些错误，这首先是由于这些战士在继续进行战斗时（这可不是一场单纯地进行口头交锋的战斗，而是一场争辩的可能性极为有限的战斗），受到了与和平时期完全不同的巨大压力。但是，不管这些错误有多么严重，它们仍然不过是错误，从未变成背叛行为。曾经为捍卫第四国际的旗帜而作出巨大牺牲的这个运动——人们决不应忘却这段历史——已经亲自纠正了这些错误。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国际联系一恢复，在美国的国际书记处和欧洲书记处就共同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在1946年春季举行，约有十二个支部参加。这次会议具有代表大会的权力，它选出了一个新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新的国际书记处。会议制定了政治方针，并为新的领导机构规定了任务：筹备一次世界代表大会。这些决议得到了未能参加这次会议的那些支部的认可。根据新的世界形势而制订的新方针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支部都改造成为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并且热望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因为直到那时为止，它们的活动都局限在宣传方面。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花了将近两年时间。筹备的内容包括进行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基本立场，特别是反对想修正我们在苏联问题上的立场的各种倾向。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聚集了十九个国家的二十二个组织的代表。它表明了我们运动的力量在战后一般地说已变得更为强大，但还没有能在哪一方面显得更为突出。它还表明了在一些工人运动相对地来讲尚处于开始阶段的国家里，如在远东和拉丁美洲地区，开展我们运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此外，谢里·曼根提出的一些新规章业已获得通过。
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议程里，除了总结自召开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以来的组织工作之外，还讨论了三个主要的政治问题。首先是米歇尔·帕布洛所作的一项关于世界大战结束后三年里的国际形势的报告，然后讨论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的局面，复兴欧洲和苏联的困难问题，以及“冷战”的开始等。大会指出了当前工人运动的形势以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并向第四国际各支部提出了继续努力建立群众性的政党的任务。
由皮埃尔·弗朗克所作的关于《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世界革命》的报告着重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殖民地世界正在被重新瓜分，美国正在取代那些被削弱了的、已不能维持其原来的统治的老牌帝国主义。但是报告也指出了那些帝国主义者在许多殖民地国家里实行战略退却的政策，他们放弃了直接统治的老形式，转而采用借助于当地的富有者阶层进行间接统治的新形式。因此，大会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将沿着这个人们随后称之为新殖民主义的新方向发展，同时在他们认为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利益需要保卫的地方进行殖民战争。
大会把绝大部分时间，甚至可以说把主要的时间，用于讨论由埃内斯特·芒代尔所提出的文件：《苏联和斯大林主义》。苏联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之后进行扩张，苏联军队侵占了一些东欧国家，并在占领期间肆意横行，犯下了大量罪行，但却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这一切已到处引起人们纷纷争论苏联的阶级性质。大会在讨论后所提出的那个文件，再次肯定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已成为一个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论断，同时说明这种蜕化变质已达到何等程度。文件指出，在苏联，矛盾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尖锐。它仔细分析了斯大林的政策，阐明了官僚主义对经济发展愈来愈起着一种绝对的阻碍作用，从而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战争结束后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官僚主义政权。文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研究了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那些国家，即为苏军占领的东欧国家，最后认为，这些国家过去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的国家体制和职能。文件用好多页的篇幅分析了各个共产党的情况，并着重指出，同战前相比，这些共产党已经十分突出地滑向改良主义。最后，这个文件研究了讨论苏联问题的世界意义，并驳斥了关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
过去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曾经不断地提出苏联的阶级性质问题和保卫苏联问题，并曾多次引起分裂。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标志着第四国际内部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已告结束。从这时起，在确定苏联是“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基础上，争论的内容就转变为这个国家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它们的意义以及这些变化给政治任务带来的后果等问题。在有关苏联的阶级性质问题的各次争论中，在分析国家、运动、政党的方式方面，都出现了方法论上的深刻分歧。从而，在政治领域里也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分歧。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攻击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大部分人，在“冷战”时期都以争取“民主”反对“极权主义”为名，或多或少地公开站到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来反对苏联。我们认为，那个参加了美国社会党并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战争进行辩护的沙奇曼就亲自提供了这方面的最丑恶的例子。
回顾过去，人们看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作用就是在面临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出现的各种离心倾向的情况下，再次肯定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立场。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少的任务，但这次大会没能起更大的作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将向第四国际提出这次大会所没有讨论到的一些问题和任务。
[1]“但是怀疑派没有缄默：‘难道已经到了宣告成立第四国际的时候了？’我们将回答说：‘第四国际不需要“宣告成立”。第四国际已经存在而且正在战斗着’。”
[2]见本纲领1967年再版前言。
[3]《论策略》。
[4]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这一部分历史，可以参考国际书记处提交给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审查的工作报告。（《第四国际》杂志，《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特刊。）
[5]当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第四国际的美国支部。1940年通过的沃勒斯法案禁止工人组织参加国际组织。于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只得正式退出，但仍然严格地忠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
[6]这两个文件（原文如此。——译者）登载在列夫·托洛茨基所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鼹鼠出版社出版，第187,261页。
[7]见《第四国际》杂志，1944年4—5月，第6—7期，第8—9页。 |
四、1933年至1938年：建立第四国际的准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四、1933年至1938年：建立第四国际的准备
·《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
·第一个《过渡纲领》草案
·“打进去主义”
·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战争将临
1933—1938年期间，经济稍有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进行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扩张，刚被法国（1936年6月）和西班牙的群众运动所制止。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发动了一场内战，对劳动群众来说，这场内战后来是以悲剧告终的。在远东，日本发动了一场后来被证明对它来说是毫无希望的对中国的战争。在苏联，随着五年计划的执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他们的自由受到很大的压制，布尔什维克老干部和整个革命先锋队被消灭。在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过去几年来的分裂已经为建立“人民阵线”的“统一”政策所代替。这些政党和资产阶级各种派别的这种阶级合作，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同前一时期一样的灾难性后果。
1929年的经济危机带来了从1932—1933年开始的严重的政治后果。
1932年底，弗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为了使经济复兴，他实施了有利于美国无产阶级内部工会运动发展的新政。直到那时为止，在美国无产阶级内部一直是行业工会占优势，大企业的劳动者还没有被组织起来，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建立填补了这个空白。但是，这种变化除美国以外并没有立即取得效果；美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有待于大踏步地前进，这大概是要等到下一次发生大危机的时候才能实现，而下一次大的危机不一定只是从美国的经济方面开始的。
1933年初，由于改良主义派和斯大林主义派的两个工人政党的政策的配合，导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这两个政党由于不同的原因，通过不同的手段，都反对劳动人民统一行动。它们还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使整个德国无产阶级在希特勒运动兴起的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消极和缺乏反抗性。它们都象进行竞争的小店主似的进行活动，并且都把它们相互对立的集团的利益置于他们以之自夸的阶级利益之上。随着希特勒上台，我们的总方针也转变了。我们放弃了改革第三国际的斗争，转而着手建立第四国际和新的革命政党。
这一决定不是一下子作出的，我们是在这一方面开始的，在1933年的头几个月中，我们放弃了改革德国共产党的斗争，因为很明显，一个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犯了错误的政党已是历史性地不可救药（见托洛茨基的文章《德国工人阶级会重新起来，而德国共产党则永远不会》），我们当时等待了解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反应。但是它们的反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黑克尔特的一份完全支持斯大林主义派在德国实行的政策的报告，尽管各国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在内心里是反对这个政策的。斯大林主义早已决定性地控制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国际，早已消亡了。
在执行委员会的这次投票表决后，1933年夏，我们运动的国际全会几乎一致决定改变我们的国际方针。
在那时之前，我们早就谈论过有关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改革问题，但是在谈论时没有经常对这三者加以区别。所以当我们的方针改为主张在各国建立新的革命政党和在苏联建立一个新党时，这就要求我们澄清对苏维埃国家的立场。那时，我们就十分精确地，对从此以后已不可能加以改革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还有可能加以改革的、仍然保持无产阶级国家性质的苏维埃国家，作了区别。以后，在1935年，对这一问题我们的观点也有了发展，终于肯定了在已经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苏联进行一场政治革命的必要性。之所以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是因为这不涉及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生产关系，而是要摧毁官僚主义集团的绝对权力和在苏联重建工人的民主。
上面提出的问题是有关这样一个国家的问题，在这个国家中，生产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而是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致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集体化，对外贸易的垄断以及计划经济），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被剥夺了可以用来改变和纠正局势的权力和一切民主权利。托洛茨基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不管它已经完成了多大的业绩，从资产阶级本身的观点来看，这场革命仍然需要进行另外两次革命，即1830年的革命和1848年的革命，才能全部完成。他认为，十月革命也需要加上另一次革命才能完成，这另一次革命的目标并不是要改变基本的生产关系，而是要在工人国家内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
“官僚主义集团正在准备的反对自身的革命将并不是象1917年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革命：它不涉及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用另一种所有制形式来代替原有的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历史上，除了有过用资产阶级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社会革命外，还有过推翻旧的统治机构而不触及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2月的俄国革命）。推翻波拿巴主义特权阶层自然对社会将有深刻的影响，但是这仍然属于政治变革的范围……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曾经有必要进行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还得根据这个历史所赋予的特权，再进行反对官僚主义专制制度的第二次革命。”[1]
托洛茨基关于进行一次新的革命、关于在苏联进行一次政治革命的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纯理论的、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特有的概念。自从斯大林主义开始发生国际危机以来，这个概念已超出理论范围而在现实中开始实施。除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外，其他一些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推理，也有了这种看法，尽管他们表达的形式常常是很混乱的。
我们运动的历史的前一段时期的特点是，在组织这一运动时，坚持原则。在新的时期中，我们在组织上就采取了很大的灵活性。而在为改革第三国际而进行斗争时，无论是那一种思潮，只要在改革第三国际的问题上态度稍有含糊，我们都坚决地与之决裂。但是肯定第三国际已不可救药，这意味着革命意识的大倒退，而且要预言一个新的国际和新的革命政党将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建立，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当时打算努力宣传我们纲领的优点，说它最完整地表达了当代无产阶级的经验，但是我们不能预见我们将怎样去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将通过什么样的组织途径来建立革命政党和改变我们同工人运动的其他革命思潮的关系。在这段时期中，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进行过两次实验，其中一次的重要性有限，而另一次则重要得多。
《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
从1933年7—8月份起，重新聚集革命力量的问题已具体地放在我们面前，因为英国的独立工党召开了一个向所有不属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组织开放的会议，以研究希特勒的胜利在全世界和工人运动内部所造成的局势。我们决定参加这次会议，旨在使会议了解我们的立场和试图把所有愿意在世界工人舆论面前捍卫成立第四国际必要性的组织聚集在一起。这种活动同布尔什维克在其他环境下，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上所进行的活动相当类似。会议最后发表了《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这就是由我们的国际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德国的工人社会党和荷兰的两个组织（革命社会党和工人社会党）共同签署的一个文件。
工人社会党属于193l—1932年期间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策而同该党决裂的社会主义左派。希特勒上台前夕，工人社会党的领导权掌握在瓦尔歇和弗勒利希手里，他们原来是共产党的右翼反对派（布兰德勒派）的领导人，后来和该派决裂而参加了工人社会党。
O．S．P．是荷兰的一个组织，它在来源方面相当于德国的工人社会党。
革命社会党是由老共产主义战士斯内夫利特领导的，他在荷兰的工会政策问题上同共产国际早就发生过争论。在荷兰，他领导一个工会联合会，即N．A．S．，在该联合会内，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了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进行斗争，斯内夫利特终于把他的工会派别组成了一个政党。
《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宣告了必须建立新的国际和新的革命政党，并确定了作为建立这些组织的基础的那些要点。这并不完全是我们的纲领。但是，其主要内容已包含在这个宣言里了。
“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在全世界的影响是很小的。但是，在荷兰，上述的两个组织共同召开了几次会议，并合并组成了工人革命社会党，以后该党加入了我们的运动，后来在西班牙革命时又同我们决裂了，因为在那期间，它支持P．O．U．M．。在工人革命社会党中，反对这种政策的基本上是由桑滕领导的青年人。在战时，就是这些青年人组织了第四国际的荷兰支部。工人革命社会党的领导H·斯内夫利特，虽然在西班牙战争时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政策的问题上，同第四国际运动决裂，但仍然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战时，他被纳粹分子枪决，英勇牺牲。
关于避居国外的工人社会党的那些领导人，他们已堕落成为不可救药的中间派。《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签字后不久，他们成为托洛茨基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并且是所有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先进的人土中间散布无法形容的混乱思想的中间派组织集团（伦敦局等）的创始人。战后，瓦尔歇当上了东德的官员；相反，弗勒利希则同情我们的运动。
第一个《过渡纲领》草案
在叙述最重要的、第二个建立革命政党的实验以前，稍谈一下希特勒上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势。
由于纳粹主义取得了胜利，在德国，整个一段时期中，已看不到革命的远景。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狂，但并不是没有遇到抵抗。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控制了工人阶级，由多尔富斯领导的反动的教权派唆使劳动者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拿起武器，并在1934年2月战斗了一个星期。由多尔富斯造成的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失败，为在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取得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杀死了多尔富斯和取消了他的党派后就在奥地利站住了脚。
1933年后，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法国。希特勒的胜利打破了1918年在凡尔赛建立起来的欧洲的平衡局面，这就暴露了法国所曾遇到过的最可怕的制度危机，而且这个危机现在仍然继续存在。人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法国已不再是一个头等强国。为了恢复它的地位，或不如说，为了维持它的地位，法国资本主义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采取降低群众生活水平的办法，而这只有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体”时才能进行。法国资本主义试图通过1934年2月6日的反革命政变的手段摆脱议会的形式。但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事情进行得过早了。法国工人阶级完全受到了这次暴力行动的打击；他们警觉到法西斯危险的威胁，国内的政治形势因而变得非常紧张。
面对日益增长的法西斯的危险，我们鼓吹在法国建立工人组织的统一战线。但是，为了实现这个主张，必须提出一个行动纲领，根据这个纲领，才有可能动员劳动群众，使之能脱离资本主义把他们推入的险境。就是在那时（1934年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在托洛茨基的合作下拟订出来了。这个文件特别使人看到制订第一个《过渡纲领》草案的重要性。次年，比利时的同志们拟订了一个类似的纲领（不顾他们国家的法令），诸如此类的情况尚有不少。因此，1938年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远非是临时凑合的东西，它是国际的各个支部许多经验的成果。
我们已经讲过，法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联盟开展了一场有组织的、建立统一战线的运动；在2月6日以后的一周内，共产主义联盟同处于马尔索·皮韦尔影响下的社会党塞纳省联合会建立了一条统一战线。
从1934年2月份开始，群众要求统一行动的压力加强了。同年7月，社会党和那个斯大林主义的党，在这种压力下，被迫签订了一个统一行动的协定，这项协定并没有任何具体的革命政策作为基础。但是，相互激烈攻击了这么多年的两个党号召工人阶级建立共同的战线以对抗反动派，这一事实本身就在劳动群众中激起了巨大的热情。
这项协定也产生了与我们有关的另一种后果。就在我们为争取共产党和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而开展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取得胜利的同时，一些对我们的组织非常不利的后果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我们过去所接触到的同情者，部分是在共产党内，更多的是在法国社会党内。[2]这后一个组织的成员人数已有很大发展，大部分是无产者，而且常常是共产党的老战士。这时所有这些同情者都不再同情我们了。这并不是由于敌对关系，而是由于他们对革命政党的概念和必要性缺乏明确的政治见解——尤其是当统一战线在建立起来的时候——并且也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有很强的吸引力。
我们的会议不再经常有人来了，我们的组织和从前一样又陷入很大的孤立境地。不可避免地一场危机在我们组织内部发展起来了。于是大家就研究怎样摆脱这种孤立状态，怎样设法同一个当时在法国尚未为人所知而其广度却在日益增长的群众运动接触和联系，怎样同群众一起参加他们正在进行的实验。
“打进去主义”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开始进行为建设一个革命政党而在组织方面着手的第二个大实验。在一段时期内，我们曾经尝试参加到一个力量更强的组织中去，在此期间，我们这个托洛茨基主义集团在参加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时，将暂时失去它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在托洛茨基亲自推动下，共产主义联盟打入社会党的问题提出来了。1934年9—10月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这种叫做“打进去主义”的政策以后在其他国家中也实行起来。最初，这种政策在我们国际组织内引起了很大的分歧，甚至分裂。1934年10月的国际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才批准了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打进法国社会党的政策。从此以后，这种策略已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绝大部分组织所采纳。
在整个第一个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3]在法国社会党内是站在非常鲜明的政治立场上来进行活动的。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吸引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属于“社会主义青年”这一组织的、在“革命社会主义青年”这样的名称下集合起来的整个派别，从而更新我们组织的队伍。相反地，在人民阵线建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却是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脱离法国社会党的，而且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出现分裂，这样，通过打入法国社会党而获得的好处就损失了一部分。
在其他国家，特别在比利时和美国，“打进去”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在比利时，在沙勒罗瓦盆地拥有工人基础的那个组织在波里纳日争取到了一个同样是很强的工人基础。在美国，同社会党决裂后，这个社会党在这样的打击下就此一蹶不振。[4]相反，在西班牙，反对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打进法国社会党去的宁和安德拉德很快地就同卡塔卢尼亚工农同盟在错误的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了从未超出中间派范围的P．O．U．M．。
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战争将临
尽管工人斗争的浪涛汹涌澎湃，其中特别是1936年6月在法国和在其他一些国家的运动以及西班牙内战，但整个这一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在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临近爆发的威胁之下。
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国际运动的活动集中在三次大斗争上：
1．反对人民阵线政策的斗争，特别是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政策。我们的组织以极其失望的心情，驳斥了这个阶级合作政策。斯大林主义派和社会民主党——这一次是联合而不是分裂——通过这个政策给工人运动造成了最严重的灾难。人民阵线时期是斯大林主义派阶级合作政策最重要的时期。然而，在这一时期，除了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派以极有限的形式参加了政府外，其他的斯大林主义派没有参加政府。参加政府只是在斯大林主义派的另一个阶级合作的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那个时期，才普遍化的。
工人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自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统一战线是各个大的工人组织为达到或多或少比较广泛的共同目标而同一行动的组织。1933年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捍卫了德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为抵制纳粹主义兴起而建立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统一战线，一般地说，是起积极作用的，然而这是以革命的力量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为条件的。至于“人民阵线”，则决不是这种情况，人民阵线是一个政治凑合体，是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同资产阶级的一些派别拼凑起来的一个集团。在这些情况下，这种集团总是在一个资产阶级纲领的基础上，在一个阶级合作纲领的基础上拼凑起来的。
斯大林主义派为这样的一条路线作辩护，他们坚持说，工人阶级不应该疏远小资产阶级，不应该要求应得的权利，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使用暴力等等，就会使小资产阶级感到害怕。人民阵线政策的目标，按照斯大林主义派的看法，大概就是要拉拢小资产阶级，使其习惯于同工人政党一起走，并且要建立越来越广泛的“民主”，最后可能就通向了社会主义。然而，这些论点都是错误的。首先，不应该把小资产阶级同象法国的激进党那样的一些政党混为一谈，这些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其选民是由小资产阶级构成的。工人阶级将其纲领的目标定得低一点，并不真的就更具有吸引力。小资产阶级也并不真的就特别拥护议会和选举制度而反对暴力。德国纳粹分子的例子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使用了最野蛮的暴力，并且甚至不怕把“社会主义”一词放进他们党的名称中，进行了“社会主义的”蛊惑性的宣传。我们不能用甜言蜜语来吸引小资产阶级。他们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动摇的，而且在动摇的过程中，往往被力量强的一边所吸引。关于这一点，所有参加过罢工的工人都是很清楚的。当罢工者表现坚决时，小商人往往是同情他们的；但是，当罢工者表现出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时，他们的态度就立即转变。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政客的干预和压力，“人民阵线”一直具有摇摆、软弱的特征。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显示自己的力量、果断和决心时，才能带动一部分中产阶级并使其另一部分保持中立。
2．对中派主义的斗争，主要以谴责伦敦局和一些中间派组织如P．O．U．M．（西班牙的）、独立工党（英国的）、工人社会党（德国的）、挪威工党[5]的政策为特征。
反对中派的斗争也包括一次结果不太令人满意的、打入工农社会党[6]的实验（这是由于这一时期中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处于分裂状态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一切摇摆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思潮或集团都属于“中间派”。因而，这个称呼就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有一些中间派的群众组织，如德国独立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社会民主党分裂，其中很大一部分于1920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
但是，在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一些传统地、天生地就是中间派的小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期中，这些小集团主张从老的党派手中夺取群众，但认为可以不必拟订一个有条有理的纲领来作为建立新的革命国际的基础（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宗派主义”）。当然，他们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在那些对老的党派已感到失望、而且由于工人运动出现大低潮而感到无所适从的先锋队战士中间设下各种障碍，不让他们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搞清问题。
在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局已无生气。工人社会党和工农社会党也是这样。英国的独立工党已只不过是一个历史遗迹而已。
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基本的和最艰苦的任务之一。改良主义的表现形式不会使人感到模棱两可，因而同它作斗争是比较容易的，至少对那些不以日复一日地提提应得权利的要求为满足的战士来说是这样，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激化的时期。相反，要对中间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单是理论上的揭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战术上采取极大的灵活性，因为中间主义的表现形式，花样最多，最为变化无常。它很会使用革命的辞藻，广泛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总是言行不一。大家可不能忘记，考茨基的中间主义曾经控制第二国际达二十年左右，直到1914年8月，才被列宁亲自完全抓住。而且在漫长的岁月中，那些共产党，在深深陷入改良主义之前也实施了一项中间主义的政策，欺骗了广大群众。那些中间派思潮常常认为可以通过提供捷径，把一部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抛入大海的方法来争取到大量群众。不相信存在这样的捷径，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完整性，在中间派看来，这就是在搞“宗派主义”。迄今还没有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曾经找到过这样的捷径，这远非是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而是丰富了它。对于在经济比较发展和社会结构更为复杂的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说，情况就更是这样。用一个打过折扣的纲领，用一些不能解决这样的一些国家的革命所提出的各种复杂问题的方针，我们是永远不会取得胜利的。由于看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面前堆积起来的那些困难，因此，把理论和政治的内容去掉一些，走一条似乎比较短的道路，这可能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所有这样做过的人——半个世纪以来这样的人很多——都一事无成。不过，他们倒是已阻碍了建立革命政党的进程，已使不少战士迷失方向，特别是当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由于力量薄弱，还不能有力地起来反对中间派经验的时候。
3．反对莫斯科审判案的斗争是一场捍卫人身的斗争，老实说，也是一场在俄国以外的一系列国家内为争取我们运动的生存而反对象雪崩一样压在托洛茨基主义战士身上的、斯大林主义派诽谤、挑衅、普遍的野蛮行为和罪行的斗争（在法国有谢道夫·鲁·克勒门特；在西班牙有N·布劳思，穆林；在瑞土有伊·雷伊斯）。
1936—1938年，在莫斯科有三件大审判案，在这些案件中，担任检察官角色的是那个以前是孟什维克、战后成为外交部长的维辛斯基。在第一个案件中，被告们（主要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I·N·斯米尔诺夫）“承认”自己受权力欲的驱使，阴谋反对斯大林。在第二个案件中，被告们（其中有皮达可夫和第一件审判案的组织者雅果达）“承认”他们和前一案件的被告们共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在第三个案件中，被告们（布哈林，拉柯夫斯基等）“承认”他们全体，包括在其他案件中已经被判处死刑的人在内，长期以来充当为盖世太保、美国情报局、日本天皇等服务的间谍。除了这些“案件”外，红军的那些高级将领（土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普特纳）同样在搞阴谋的借口下被处决了。在所有的案件中，主要的被告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列夫·谢道夫，托洛茨基被说成是历史悠久的反革命代理人。搞这些案件的目的是准备杀害托洛茨基和列夫·谢道夫以及清除老的布尔什维克卫士，因为在天际已露出战争的魔影的困难时期中，他们可能成为和斯大林主义派相对抗的革命反对派的中心。尽管我们开展了运动，尽管在杜威委员会[7]面前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些案件是可耻的政治阴谋，但是斯大林仍然达到了他的目的，而且当时有象戴维斯大使那样的美国大资本家的代表们列席旁听。整个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越来越走下坡路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土气严重低落。对我们运动来说，最使人痛苦的例子是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流散各处，其程度已使第四国际在某一个时候不能不宣布对他们的活动不再负责。
1936年，召开了第四国际支持者的国际会议。当时，托洛茨基希望宣布成立第四国际，但是这个仅取名为“争取建立第四国际运动”的会议没有考虑他的建议。
[1]列·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第11章，《一次新的革命不可避免》。
[2]即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译者
[3]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在参加社会党时所采用的名称。
[4]见J．P．坎农所著《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一书。
[5]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它脱离了伦敦局，并从那时起，在本国起着社会民主党的作用。
[6]这是在人民阵线瓦解时，被勃鲁姆开除出法国社会党的、取名为“革命左派”的派别所组织的政党。其领导人为马尔索·皮韦尔，他在战后，重新回到“老家”，并且直到他死为止，一直激烈反对托洛茨基主义。
[7]该委员会系由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组成，其领导人为资产阶级哲学家、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家杜威。该委员会曾出席参加一件“反审判案”并作出了托洛茨基无罪的结论。 |
三、1929年至1933年：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形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三、1929年至1933年：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形成
·保卫苏联
·反对希特勒的危险的统一战线
·为纠正共产国际的斗争
1929年至1933年，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千百万人被摈离生产，或者甚至一离开学校就失业。如此产生的社会危机，并不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而是以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胜利而告终。殖民地的反抗和革命斗争开始日益增多。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行他们的“长征”。在苏联，在扼杀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始了五年计划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各国社会党虽然提出了阶级合作的政策（“较小的害处”），但一般仍未进入政府机构。各国共产党贯彻了极左和宗派主义的政策（“第三时期”）。两种政策——社会党的和共产党的——的结合，麻痹了无产阶级。
按照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行事的斯大林，在1929年初把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的时候，以为已最终摆脱了那个在其一生中又一次遭到放逐的人。本来在那时他就早已彻底地摆脱了托洛茨基，但是，就象三人联盟破裂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声称的，他害怕进行谋害会给自己带来不祥的后果，因为他的地位还很不稳固，托洛茨基的威望在苏联还相当高。在苏联，托洛茨基可能从未停止过他的活动；他拒绝按照斯大林的要求，作出停止活动的书面保证。在托洛茨基拒绝以后，斯大林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即切断托洛茨基同苏联的一切关系和接触。放逐托洛茨基的用意想必在此。不要忘记，斯大林过去曾认为1917年前革命者流亡国外是无关重要的事。斯大林后来不得不承认，放逐托洛茨基这个办法错了。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不断地策划暗杀事件。
托洛茨基一到达土耳其，就把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别以反对瓦解国际革命运动作为自己的任务。
从1924年起，在共产国际及其大部分支部中就出现了离心倾向，但除在苏联外，实际上并不存在有着自身政治特点和完整的纲领的集团（或许意大利的波尔迪加派是个例外）。相反地，在1924—1929年期间，形成了一批人数少、一般同工人阶级没有牢固的联系、彼此争吵不休、缺乏真正的政治上的一致的集团。这种情况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到很好说明，即各个共产党是从工人运动中各种各样的思想潮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时间也不允许对这些党——在它们开始蜕化变质以前——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政治和组织等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一次再教育和统一思想。革命运动一转入低潮，布尔什维克党的蜕化变质一渗进共产国际，在那些不愿同斯大林的腐化同流合污的人们中，就出现了种种政治基础各不相同的反应。在法国，1924—1929年期间，就出现了六个彼此各不相同的反对派，而每一个反对派本身又同样是很不统一的。
托洛茨基刚到达土耳其，就署名古罗夫给所有的反对斯大林政策的集团和个人写了一封信，提出打算重建国际组织的问题，并要求他们在三个主要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苏联问题，英俄委员会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在这封信以及后来写的其他信件中，托洛茨基区分了存在于共产国际中的三种基本思潮，而各个集团显然在不同程度上与之有联系或将与之有联系：
1）左翼反对派：它捍卫列宁主义的基本的政治和组织原则。这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早就主张的。
2）右翼反对派：它遵循布尔什维克党右翼（布哈林）的方针，是由这样的一些集团所组成：它们反对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出于反对其基本政策，也不是出于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主要出于反对其“极左的”错误；这些集团（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是其中最重要的）都尽力各自制订独立的国家政策；从这一点看，他们接近于社会民主党左翼。
3）处于中间的是斯大林主义派：它是为克里姆林宫效劳的官僚主义的党羽。
托洛茨基在他的那些信件中还特别指出，党的内部体制问题固然重要，但仍应从属于基本的政治问题；这不可能是一个同右翼（布兰德勒分子）组成集团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象他们一样批评党的体制问题，那末，相反地，在主要的政治问题上，在总的政治方向上，他们却是和我们完全对立的。
我们的国际运动，在1923—1933年期间，基本上处于一个确定原则和培养干部的时期。这是我们大批支部建立起来的时期，在此期间，我们学习“使用托洛茨基主义的语言”，——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
就在这个时期，在法国成立了出版《真理》的集团（1929年9月）和在1930年成立了共产主义联盟。1930年4月，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个当时力量还很薄弱，但后来变成国际书记处的国际中心。我们的运动不断发展，1932年，召开了哥本哈根会议（托洛茨基参加了这次会议），接着在1933年召开了一次通过“十一点”纲领的会议，这“十一点”就是我们的基本纲领的摘要。
现在我们来看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保卫苏联
1929年夏发生中东铁路事件时，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派别中就提出了保卫苏联的问题。那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有一段路线要经过中国领土。[1]关于在中国领土上的那一段铁路的管理问题，苏联和中国当时订有协议。这些协议是在列宁的政府主动废除了在沙皇时代签订的所有条约（这些条约属于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类型）后，由苏、中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缔结的。中国的反革命势力取得胜利以后，蒋介石想用武力把负责管理该段铁路的苏联人员赶走。从战略观点上看，这对苏联构成很大的危险，因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太平洋的港口会因此而同整个西伯利亚隔绝。苏联政府派遣红军进行干预，以回击蒋介石的进攻，使之尊重苏联的国家权益。这时，人们就听到了许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谴责“苏联帝国主义”和提出后来我们经常听到的其他一些论据。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1923年汉堡起义的领导人乌尔巴恩斯开始为有关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辩护。[2]就在这时，托洛茨基写了一本《保卫苏联和左翼反对派》的小册子，关于从那时起多次被提到的这个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第一份相当完整的说明。托洛茨基明确指出了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的产物——的阶级性质。对苏战争的目的在于摧毁这个社会的基础（集体所有制……），而不是摧毁警察制度。苏联被打败也会导致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后果，帝国主义将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项新的租借条约。苏联被打败还会使全世界人民群众深为沮丧。要保卫苏联，这根本就不在于接受或支持斯大林的政策。相反，斯大林的政策乃是威胁苏联的最大危险之一，因为斯大林在全世界寻找“同盟者”，不惜使世界革命受到损害。即使在战争期间，这个政策也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永远支持苏联！决不支持斯大林的方针！”如果发生世界性的冲突，唯一的、真正的、保卫苏联的办法，那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发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不论这些国家是不是苏联的“同盟者”。
反对希特勒的危险的统一战线
从1930年起左翼反对派进行的主要斗争，是为在德国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的斗争。左翼反对派的政策，同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的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后一种政策，概括起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已进入最后危机阶段，因而（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整个资产阶级法西斯化了，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也变成了一个社会法西斯党；因而对苏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因而出现了群众的激进化，他们把总罢工和革命斗争日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其目的是武装起义。按照这个“逻辑”，按照这个“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从中引出的政治结论是，不能同社会法西斯政党建立统一战线；反之，应当首先同社会法西斯政党进行斗争，以便能够在它背后并通过它打击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孪生兄弟”。斯大林主义的这一国际政策在德国的种种表现和带来的后果最为骇人听闻，而当时德国劳动人民面对希特勒匪帮，却处于分裂状态。更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普鲁土的公民投票），斯大林主义派还同纳粹分子一起投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再如：在1929年5月1日由社会民主党的警察局长策尔吉贝尔领导的警察局杀害了约三十名柏林工人以后，共产党宣称，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应该打击的、策尔吉贝尔一类的人。因而，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孩就是“小策尔吉贝尔”，于是共产党的儿童组织被命令在学校里打击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孩。希特勒上台前不久，在由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市政府管理的、柏林的公共运输机构里，德国共产党党员和纳粹分子共同担任罢工的纠察。这个“第三时期”的政策，在社会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之间挖了一道鸿沟，并且使德国无产阶级在面临纳粹分子兴起之时陷于瘫痪。
左翼反对派进行了一场国际性的斗争，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争取在德国建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以阻止希特勒上台。托洛茨基写了许多小册子支持这场战斗：《现在怎么办？》、《唯一的道路》、《给德国工人的一封信》，《德国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关键》。
局势的发展和我们进行的干预，使想回避问题的斯大林主义派也必须就希特勒上台的危险采取立场。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召开了一次巴黎地区的报告会，当时的书记塞马尔把德国问题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奶油蛋糕”。共产党在比利时的比利埃大厅召开的一次公众集会，招致了斯大林主义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非常激烈的冲突。
后来，共产国际由于对工人群众在希特勒的威胁面前表现出来的不安心情不得不作出反应，同时也是为了替克里姆林宫在民主国家和希特勒德国之间的外交手腕服务，组织了“阿姆斯特丹委员会”以便开展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这是由斯大林主义派控制的“大”型组织的首批经验之一。我们的组织“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在普莱耶尔大厅召开）的代表大会，以便揭露这些会议只是耍花招。为什么这样说，当时是有好多理由的。斯大林主义派把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割裂开来。[3]这样，就传播了这种思想，即仍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采取一项非革命的政策，是能够阻止法西斯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
当时“和平共处”政策就已猖獗一时。这个政策并非是赫鲁晓夫发明的（许多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和亲中国的评论家就是这样断言的），它是斯大林发明的。在托洛茨基于1928年写的《共产国际纲领批判》[4]一书中，就能找到对这种“和平共处”政策的谴责。赫鲁晓夫和斯大林不同之处，并不在这个政策的根本问题方面，即要同资本家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以便使苏联能安静地搞“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对这个政策的实施起支配作用的、不同的条件方面。无论什么情况，群众革命斗争的利益，始终从属于克里姆林宫外交上的需要，甚至被牺牲掉。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虽对苏联领导人的这个“和平共处”政策进行过那么多次的谴责，但同样因为要搞“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对锡兰、[5]孟加拉、苏丹、喀麦隆等国家，却实行了同样的反革命政策。
也由于这一政策，斯大林主义在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旗帜下，重新引进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大门就这样为同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人土”或“和平之友”实行合作开放了。克里姆林宫就这样在通向建立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以及后来的民族阵线的道路上开始迈出了最初的几步。不过，这些组织都是耍花招，因为斯大林主义派的头头们主张依靠这种组织手段来建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统一战线，而他们所组织的只是那些原来就接受他们领导的人。这样他们就歪曲了革命工人和群众中的工人组织之间的统一战线的概念。
为纠正共产国际的斗争
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一大批支部是在我们运动内部出现许多危机的那个时期建立的。正由于在许多国家中没有大规模的工人斗争，正由于我们的运动同群众很少联系，我们内部的争论往往带有过于浓厚的个人色彩。但是，一场斗争的个人因素却同政治的和组织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所有这些危机，也就是为建立同群众的联系和为建立革命的领导而斗争的各个阶段。只有庸人，只有中间派，才会对此加以嘲笑，而不力求理解它。在这个时期，同波尔迪加派在同一个国际组织内进行合作的企图，没有取得结果。哥本哈根会议表明，在特定环境下，要在同一个运动内部实现共处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整个这个时期的政策是，反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和新的革命政党。我们的政策把为纠正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支部的斗争作为基本方向。尽管我们遭到排斥，我们还是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国际及共产党的一个派别，一个为使这些组织重新采取一项正确的革命政策而斗争的派别。
在这个时期，我们遭到某些思潮的反对，它们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说同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已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对此，我们回答说，我们对工人组织的态度不能让诸如我们遭到排斥等主观的考虑来支配，也不能单纯地由这些组织的领导所遵循的政策来决定。革命政党和一个革命国际的存在和建立，是同历史情况和人们不能任意抹煞的、特定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历史特点，是从它们的形成、它们同俄国革命的联系、在工人阶级中的斗争岁月中得到的。这些组织那时是联系群众的。斯大林主义糟蹋了第三国际的历史特点。尽管我们为纠正第三国际而进行了斗争，但是只有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才能说明第三国际，从革命的观点来看，是否最终地已经山穷水尽，无可救药。从1923年开始，在每一次革命高潮中，我们看到，左翼反对派都是乘着工人运动的高涨，在各共产党内得到发展的。当时还不能说这些党的官僚主义化已经无可挽回。不应忘记，当时的那些共产党尽管早就由斯大林主义派领导，同今天这样的政治机器还是不同的。它们仍然是革命的组织。不过，我们在反对“第三时期”的政策的斗争中，曾经提醒过，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和希特勒的胜利可能正是能使我们改变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的历史事件。应当回顾一下当时的世界局势。欧洲的工人阶级构成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殖民地的运动则还仅仅是刚刚开始。
对于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国际不应该是一个任意建立的组织；它应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则和一个历史时代的所有先锋队的具体化和体现。第一国际标志着这样的时代，那时，工人运动第一次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共和思潮中解放出来，开始在阶级的基础上独立地组织起来，虽然在理论上还不纯洁。1914年以前的第二国际，标志着这样的时代，那时，许多国家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和资产阶级民主广为传播的时期，在这些国家里，工人运动是以建立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第三国际——这个组织只有在它成立后的头五年中才是真正的共产国际——则标志着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进行最初的几次冲击的时代。只要第三国际本身还拥有可能把它从官僚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加以纠正的革命力量，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就根本反对另建一个中心，并且认为，在这个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中心的组织之外从事一项（另建一个中心）任务，这是把革命力量引入歧途，也浪费了革命的力量。在德国无产阶级被纳粹击败和共产国际毫不犹豫地赞同斯大林的政策——他对这次失败要负很大责任——的情况下，再要把一个已经如此地表现出没有生命力的组织复兴起来，这已无用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的时期已经到来，酝酿的时间需要多长，是无法预见的。但无论如何要立即着手进行。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转向要建立第四国际和新的革命政党时，在那些曾指责过我们改革共产国际的政策、并鼓吹过要建立第四国际以反对我们的人中，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来同我们一起进行这项任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在组织一些“极左”的集团，这就证明，在当时批评我们的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比在有关共产国际有可能进行改革的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要深刻得多，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是由于对党和对党同工人阶级的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
[1]后来修建了一条只经过苏联领土的铁路。
[2]可是，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是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由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威尔、考茨基等人创立的。
[3]显然，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特定的运动和行动，应该由一个革命政党来领导，但是这些运动和行动应该具有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特征。
[4]列·托洛茨基：《列宁逝世后的共产国际》，法国大学出版社，第134页。
[5]斯里兰卡的旧称。——译者 |
二、1923年至1929年：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二、1923年至1929年：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
·苏联的政策
·英俄委员会（1926年）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
·不断革命还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1923年至1929年是继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的革命时期而到来的革命低潮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欧洲的经济有了恢复；美国资本主义代替了1926年发生第一次大危机的英国资本主义而跃居世界首位。在中国，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雄伟而又悲壮的方式开始了。在苏联，经济发展缓慢；官僚主义在一场内部的严酷的斗争中把苏联政治的总方针从世界革命转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上。在许多欧洲国家里，社会党上台执政，而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却陷入一场危机，并完成了它们的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的最初几个阶段。
我们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23年至1929年。其实，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国际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运动，而只有一个苏联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这个派别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某些集团和个人的支持。但是，这些集团和个人同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间的联系仅限于书信往来，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都还没有真正的国际性的协同一致。
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从其形成时起就表现出我们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国际主义。这个派别在1923年形成，是以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的某种估价为出发点的，它在六年中所进行的主要论战，既涉及苏联的特定问题，也涉及世界革命问题。
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失败后世界形势的转变即上述的出发点。德国共产党后退了，而社会民主党则前进了。遭到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内多数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人联盟）反对的托洛茨基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革命高潮已经结束，我们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并认为，这向共产国际及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部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出了新的任务。
从1923年至1929年，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层开斗争：
——苏联领导的政策；
——英俄委员会（1926年）；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
苏联的政策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纲领批判》和《被出卖的革命》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极其广泛的阐述。我们在这里只简单地作些说明。
国内战争结束后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工人运动的转入低潮，对苏联的社会关系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政治上的消极情绪在工人队伍中增长了。一部分革命的优秀分子牺牲在战场上。在红军中担任指挥员的另一部分人，复员后在国家机关和经济工作中担负了领导职务，带来了军队的传统的指挥方法。城乡的资本主义势力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获得了发展。力量对比朝着同革命时期相反的方向变化。国家机器由此取得了越来越加强的独立地位和日益增长的权力。列宁在其最后一段时期的全部活动就是揭露这种危险。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1]要了解列宁曾怎样揭露这一方面的缺点，可以读一读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
布尔什维克党的官僚主义化带来了并助长了国家的官僚主义化。作为革命工具的布尔什维克党生锈了。一个满足于既得利益的暴发户阶层占了优势。这些社会阶层以及国家机器的最适当的政治代表，就是以“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为代表的书记处。
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最后几次会谈，涉及到组织一个同党的书记处开展斗争的派别的问题。以《列宁遗嘱》为名而为人们所熟知的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两封信，揭露了分裂的危险，并建议把斯大林从党的书记的职位上调开。[3]
1923年10月，托洛茨基揭露了日益增长的危险，并且提出了一项新方针，其特点是：反对党的官僚主义化，接受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青年进入党的领导机构，参加这些机构的选举，以及一个工业化计划和某些旨在推动贫农反对富农的措施。
开始时，这项“新方针”并没有遭到政治局的多数派公开反对，但是等到要把它贯彻执行，多数派就什么也不干了。相反，这个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这是当时人们谈起这几个人的名字时的次序）组成的领导集团，却采用重新挑起那些早已由于发生了许多事件而大大地过时了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在二十年前的老分歧并加以歪曲的手法，猛烈地层开了一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承认，他们当时捏造了“托洛茨基主义”。莫斯科的反对派，也就是托洛茨基根据为实现“新方针”而进行斗争的需要所组织起来的第一个派别组织——这个派别组织集聚了一群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战士，它是我们运动的第一个组织——在莫斯科的一些支部中开始取得某些成功以后，由于受到种种官僚主义手段的压制没能在党内取得发言权。
这场关于过去的分歧的斗争，掩盖了官僚主义阶层反对国际主义的革命政策的斗争，这甚至连某些发动这一斗争的人也没有觉察到。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集团所遵循的政策越来越向右滑了。1925—1926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分裂了，而斯大林当时则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赞同下，继续执行这个政策。右倾的政策主张“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要“以乌龟速度”实现社会主义（布哈林）；工业化则被指责为是没有意义的（斯大林声称：“农民需要母牛，而不是留声机”）。
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集团于1926年组成的、不得不采取秘密方式结集起来的反对派，曾为通过一个工业化的纲领和一项反对富农、投机商和官僚主义分子的政策而进行斗争。布哈林—斯大林领导集团终于在1927年接受了一个五年计划，但是这个计划的发展速度却是一年比一年慢，这反映了这个领导集团对这个计划的怀疑和敌视。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另一个速度较快的计划制订出来了。
1927年底，官僚主义集团没有信心地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初——破坏党的团结并把反对派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不到三个月——被富农的危险吓坏了的斯大林，揭发了这种情况，随后同布哈林右派分裂，急剧地向左转，并开始了一项极左的政策（五年计划必须在四年内完成，农村集体化必须完成百分之百等）。这项由一个失去政治生命的党依靠行政命令，以粗暴的方式官僚主义地加以执行的方针，几乎把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缘。
原来的布尔什维克党一一清除了右的和左的反对派以后——只是作为官僚主义的政治机器而存在了。革命干部遭到流放或被消灭。从这时开始，官僚主义的统治加强了，官僚主义的政策忽而滑向最卑躬屈节的机会主义，忽而滑向最疯狂的极左主义，“之”字形地发展，但它的总方向归根到底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机会主义。这些极左的转变，目前已经停止了。
英俄委员会（1926年）
斯大林主义派就是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把苏联命运同世界革命割裂开来，开始以向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施加压力的行动来代替保卫苏联的革命斗争。施加压力的办法主要是采用各种政治手腕和策略，那些共产党在采用这些手腕和策略时以吸引比自己所能动员到的更为广泛的群众为借口，放弃了一部分革命纲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尽管英帝国主义已经开始衰落，美国资本主义直线上升，但是世界的反动中心仍是英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反苏的，因为俄国革命的榜样对于遭受英帝国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具有非常大的感染力。从政治观点上看，英国的工人运动这时正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1924年，工党在选举中获胜，但很快就从它与自由党人共同执政的政权中被踢出来。将近1926年时，在英国的工会中出现了向左转的发展趋势。当时英国共产党力量很弱——现在还要弱——而且它在工会中开展的少数派运动的力量也相当弱。为了同威胁苏联的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斯大林向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建议，以在国际范围内重新实现工会的统一为借口，着手建立一个由英国工会和俄国工会组成的委员会。为实现国际性的工会的统一，建立一个俄国工会和英国工会的统一阵线，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虽然这样做具有这样的危险性，即主要是工会的一些上层人物在打交道，基层很难加以监督。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建立英俄委员会的真正目的，是使之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的中心”，成为保卫苏联的斗争的政治中心。为了回答当时仍是政治局委员并且坚持认为必须只能信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辩解说：“您愿意同‘您的’英国共产党人做些什么呢？”
在成立英俄委员会的目的上的分歧，不只是一场笔墨官司。英国的阶级斗争，赋予这一分歧以悲剧性的内容。英国工人的向左转表现为发动了一场争取矿山国有化的斗争，并导致了一场得到整个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的矿工罢工。
1926年5月，十天的总罢工迫使英帝国只能屈服。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危机的第一次表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高潮。英国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从这次艰难的考验中摆脱出来，首先是由于英国工会领导的背叛，他们阻止了总罢工，使矿工有好几个月孤立地继续作战。在任何一个熟悉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概念的革命者看来，对于英国工会领导这样的态度，俄国工会方面应立即与英俄委员会决裂，并呼吁英国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但是，把“保卫苏联”看作是群众革命斗争的突出任务并将其作为英俄委员会的基本目的的斯大林，却继续维持这个委员会的存在，而它的活动当时却已仅限于成年累月地进行无聊的争论。当英国共产党和少数派运动的革命战士谴责他们工会的改良主义的领导人是叛徒时，这些人胜筹在握地辩解说：“这决不会是苏联人的意见，你们是不能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者和叛徒的吧。你们看，他们与我们在同一个委员会里联合起来了。”这项政策解除了英国共产党和少数派运动的武装，使他们情绪沮丧，而少数派运动从这时起就消失了。
总罢工后几个月，英国的工会领袖们在充分利用了这个委员会后，认为它对他们已不可能再有用了，于是就谴责苏联工会，说它向罢工的矿工提供经济援助是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并以此为借口解散了英俄委员会。在此之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就已谴责斯大林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政策，并在总罢工被出卖时，为解散这个委员会而发动了一场激烈的运动。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
1925—1927年期间，中国的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工商资产阶级——其政党是国民党——企图利用这次革命高潮把中国统一起来，当时的中国分成许多被军阀们各自割据的省份，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相互不断地进行混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几年中，以陈独秀——北京的一个教授，1910年起就参加了中国革命斗争——为中心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毫无经验，对它在这段时期中的政策负有全部责任的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斯大林主义是这个集团在政治上的表现——不信任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贫农，对他们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持反对态度。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出于其民族主义政策的需要，支持同中国资产阶级实行和解的政策。为了给这样一项阶级合作的政策辩解，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为中国制造了一个“四个阶级联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被认为是“进步的”）的理论。它还发展了工人和农民共同组织政党（两个阶级的政党）的观念，进一步论证了革命应分阶段进行以及工农民主专政应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过渡阶段的必要性。
这项阶级合作的政策实际上导致命令中国共产党参加到国民党中去。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放弃了独立的政策，特别是在革命高涨时期反对建立苏维埃，反对土地革命的向前发展，以免侵犯国民党军官的土地。曾有好几个月，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竭力吹捧国民党的头头们是无产阶级的盟友，反帝斗争的先锋，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头头蒋介石被说成是中国革命的“英雄”（见1926年底1927年初的《人道报》）。在国民党军队从商业发达的南方向北方进军期间，上海工人起义并在国民党军队接近上海时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的阶级本能促使他们拒绝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上海；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上海工人让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开进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蒋介石一驻扎下来，就开始进行一场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屠杀。
一直按照共产国际斯大林领导集团的命令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久以后又同国民党的一翼，即由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实行合作，执行了相同的政策，并由此带来了相同的结果。当中国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转而成为左翼反对派时，他揭露说，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曾公开宣称：“工人应当做国民党的苦力”。
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展开了一场越来越猛烈的斗争，反对斯大林对中国的政策，这个斗争的高潮同苏联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斯大林主义派的整个斗争的高潮是一致的。
不断革命还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构成苏联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三个主要问题，在理论上可以归结到一个相同的问题：为坚持不断革命，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斗争，也就是为坚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政策，反对苏联官僚主义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政策而斗争。在1923年开始的这场斗争，既不是——象一些对于政治显然一窍不通的人所仍然认为的那样——个人争夺权力的问题，也不是——象一些记者和资产阶级政客所仍然在描写的那样——在关于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上，或由于无知或由于要把斯大林主义说成是革命的稻草人而产生意见分歧的两个革命流派之间的斗争。它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一场代表着两个不同社会集团的两个政治党派的斗争。左翼反对派自觉地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性的根本利益，而斯大林主义派则代表力求稳定其权力、力求巩固而后扩大其特权的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集团的利益。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个派别的头头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蜕化变质，开始时并不是自觉的，但他们成为一些社会阶层的俘虏，充当了这些社会阶层的政治代言人。经过若干年以后，这个派别变成了工人运动内部最自觉和最危险的反革命力量。
在苏联，这场斗争在1927年11月，即十月革命十周年时达到了最高潮。当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反对派喊着自己的口号，举着自己的反对富农，投机商和官僚主义分子的标语牌和旗帜，参加官方组织的示威游行。已有好几个月，斯大林派不断地向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反对派挑衅，特别是还千方百计派遣挑衅分子打进去。为了不致被暗中搞垮，就必须公开地进行政治活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示威游行，成了斯大林主义派实现党的分裂和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战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借口。[4]
第二年，苏联的左翼反对派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当时在阿拉木图建立了左翼反对派的中心。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决定把他驱逐出俄国。
1929年以后，苏联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我们的第一个支部——逐渐失去同它的主要领袖列夫·托洛茨基的联系；因而我们运动的组织中枢也转移到了别处。从这时起，我们就很少得到有关我们的派别——它后来在斯大林的镇压下垮掉了一一的情况。关于反对派领导核心在“莫斯科审判案”之前很早的一段时期中，在上乌拉尔斯克的与世隔绝的政治生活，人们可以在西利加的《在充满弥天大谎的国家中》一书中找到若干线索。但是，对于一个背离了布尔什维主义而站到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去的人所提供的线索，应该采取必要的审慎态度。
在上述这个时期中，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斗争的主要文件，是得到季诺维也夫分子（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就作出了第一次妥协）赞同而编纂的《一九二七年政纲》。
关于我们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还要再说一句话，这就是，他们的领导成员不仅包括那些因参加十月革命的领导而为人们所熟知的老布尔什维克，而且还包括一大批在革命年代和国内战争中培养出来的青年干部，其中有些人具有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且从来没有屈膝投降过。他们同我们之间联系的中断，对我们的运动确实造成了一个大缺陷。
[1]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08页。——译者
[2]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13—654页。
[3]这两封信在苏联是禁止公开发表的。但斯大林曾有两次不得不提及确有这两封信。苏共二十大以来，这两封信和列宁的其他手稿（见《列宁全集》第36卷），以及《列宁秘书的日记》（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489页）的公布，完全证实了托洛茨基所写的，即在列宁一生的最后一段时期中，为了同放松对对外贸易的垄断以及斯大林采取的镇压姆季瓦尼领导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派别的措施作斗争，尤其是为了在党的下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党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其政治代言人斯大林，列宁争取并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由于列宁生病和不久后去世，没有能这样做。
[4]十年后，在“莫斯科审判案”开庭时，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反对派参加示威游行这件事被说成是企图“暴动”。 |
一、历史的连续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一、历史的连续性
当斯大林的蜕化变质刚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1923年诞生了。从那时起，它经历了我们时代所有的重大事件，并在这些事件中在世界范围内保证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之间，有一个十二年左右组织上中断的时期（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保证了政治上的连续性）；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也出现过近十五年的组织上的中断（政治上的连续性则由恩格斯个人保证，他以同各主要国家的党的领袖保持联系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国际中心）；从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其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和齐美尔瓦尔得派维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使之没有中断。
我们是在第三国际中诞生的。从1923年至1933年，我们作为共产国际的派别，曾在第三国际内部或者外部，为夺取中间派的领导权，并使第三国际走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进行过斗争。当客观条件不容许我们坚持这个目标时，我们就毫不停顿地转向建立新的党派和一个以共产国际头四次大会为基础的新的革命国际。尽管1923年以后工人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尽管十月革命发生蜕化变质，尽管斯大林主义在工人阶级中所起的可耻的作用，革命运动的连续性并未中断，也并未停顿下来。
一个革命组织的代表大会和决议并不是简单的形式问题，也不仅仅是确定当前的政策。代表大会和决议记载由党构成的集体的经验、它的行动准则、它在不断更新部分成员的同时继续活动的范围。就是组织不再存在了，这一切对那些想在以后重新建立革命政党的人仍然是有用的历史资料。但只是作为历史资料而已。要恢复和重新确定组织的适当范围，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各种尝试，有时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第三国际的蜕化和由此而来的涣散无力，严重地阻碍了历尽千辛万苦的我们运动的前进步伐。但只要稍为想象一下，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曾经中断或在某个时期不再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了，当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就足以使我们理解当时各种困难会增加到怎样的程度，一些革命者要重建一个坚定的政治运动和一个国际领导机构就会需要逾越更大的障碍。
历史将会表明，在托洛茨基的整个事业中，在保持革命的连续性方面，托洛茨基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我们各种不同的组织都曾用过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名称的话，那么历史也必将理所当然地以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名称赋予我们（的运动）。 |
绪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绪言
迄今为止，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第四国际的历史还没有任何人作过研究。目前在一些大学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只涉及某些时期或一些局限性很大的问题。我们写这本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青年战士了解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过去的情况。这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原系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一所学校于1948年所使用的课本，当时曾出版过。我们稍加修改后把这一部分重新出版，并补充了那时以来的情况。
在这本书的范围内，我们想提供第四国际历史的基本情况。迄至今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由于受本身力量所限，主要在思想领域内，通过分析以及对远景和纲领的制定来对阶级斗争施加影响。一般地说，它还不能通过其纲领和口号来动员群众和领导他们的行动，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将在这本小册子里述及。因而，第四国际史应首先叙述第四国际在大规模社会斗争中的立场——这种大规模的社会斗争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存在的四十五年中，已成为世界的特征——并说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这些斗争中是怎样保卫和丰富了从马克思到共产国际头几次代表大会这一时期中所明确提出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力求阐明各个主要阶段的情况，第四国际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第四国际曾经参与过的争论和它所采取的立场。
我们把这本书局限于第四国际运动的历史方面，不包括它的各个支部的历史，除非其中某一个支部在特定的时期内与第四国际运动的历史有着特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谈到它。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几乎没有涉及有关历史学家称之为“阶段论”的问题。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期，比当时任何人想象的要长得多，复杂得多。没有一个政治运动象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那样紧随在十月革命之后发生，它的连续的各个阶段甚至同1923年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一致的。当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开始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革命浪潮进入低潮的时候在苏联诞生。它在1929年经济大危机期间向国际范围发展；1933年德国工人运动瓦解后它转而着手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国际；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时，建立了第四国际；战后，当大规模的动乱出现时，它重新制定了方针。今天，随着世界形势于1968年开始转变，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也发生了新的转变。
在这本书中，我们只着重指出了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各式各样的诽谤，但是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由于其发生的规模和带来的迄今尚存的恶果，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上一世纪，福格特之流疯狂地诽谤马克思和他的支持者是解放运动中的一群魔鬼。这些诽谤同得到一些强国支持的、想把第四国际说成是二十世纪的一群魔鬼的诽谤相比是多么渺小无力。
在这本书中，有很多问题没有谈到。根据我们对此书确定的目标和篇幅，我们不能写进许多细节，不能用大量的引文来说明问题而又不增加二、三倍的篇幅。我们必须选择主要的：我们希望做到正确地阐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在保卫先前采取的立场方面，以及在所有的困难时期中（其困难程度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进行斗争的条件而大为增加），在由于世界的变化而产生的新问题的面前所采取的新立场方面的国际进程。
本书作者四十多年来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并在1931年第一次进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国际领导机构。虽然这本书广泛地表达了许多第四国际领导成员的观点，但是不能把它当作第四国际的“官方”历史。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我们认为不可能有“官方”的历史，包括他们自己的组织的“官方”历史。组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不可避免地需要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定行动路线。历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来决定政策，但是历史不能由政策来决定。如同在其它问题上一样，斯大林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迫使受其掌握的历史学家写“官方”的历史，事实上就是勒令他们按照当时的路线定期地重写历史。他们最后只能伪造历史并且显得越来越没有能力从历史中总结出客观的教训。
皮埃尔·弗朗克
1968年11月15日
在本书的第二版中，我们补充了若干页材料，旨在使本书补上在过去三年中第四国际的活动。同样，我们在书的某些部分增加了若干段落，以便更好地说明第四国际所采取的某些立场。
皮埃尔·弗朗克
1972年4月 |
第三次革命与革命共产主义党的任务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第三次革命与革命共产主义党的任务马基一九五一年三月党报编辑部按语：去年秋天，广东特委会在对“行纲”（录入者注：即行动纲领）数度讨论之后，曾推定马基同志（他当时是特委会委员）执笔写一个草案，以备提交中央参考。今年三月，马同志将草案底中心部份转到党报编辑部。虽然草案中许多基本论点，编辑部同志都表示同意；但仍有若干观点和草案行文，编辑部诸同志不加以支持。因此编辑部就另行起草（以马同志的草案为基础）。这就是现在发表于此的文件。它被提出作为讨论的基础。它只是“行纲”的中心部份，至于个别要求与口号，待经过更深刻讨论与研究之后，再行起草发表。在编辑部讨论和起草了本文件（即现在发表的文件）之后马同志也曾将其草案数度删改，而且连个别口号与要求也补上，我们现在将马同志的草案作为他个人的意见一起发表出来。第三次革命在发展中建筑在人民血泊之上并统治了中国二十二年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崩溃，结束了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开始的历史阶段，揭开了中国历史之新的一章。这是第三次革命底初步胜利。推翻国民党，使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内战，是在中国社会底深刻的阶级矛盾基础发生的。在抗日战争中，自动起来抗敌的下层民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以一九二七—三七年代的农民战争底残余队伍和干部为核心，在共产党领导和控制之下，形成了和扩大了民众自己的抗敌游击队，在广大的乡村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这些游击队和地方政权，虽然没有意识到革命远景，更没有提出革命政纲，但由于阶级斗争的逻辑使然，不可避免的与原有地主资产阶级或日本帝国主义的正式政权互相对立和冲突。抗日战争结束后，地主资产阶级对民众变本加厉的压榨，以及国民党政权决心消灭两重政权局面的反动措施，促使那在过去受着相当压抑的内战猛烈地全面地爆发起来。在战争过程中，农民军底领袖，为局势所迫，放弃土地改良的政策，号召农民起来没收地主底土地，抛弃与国民党政权和解的幻想，而使局部的，目标含糊的农民游击战争，发展成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底统治的革命。但这次革命却不是一次正常的革命，而是一次歪曲的革命。这种歪曲的特征，就在于群众运动兴起之不平衡与不充份，阶级斗争不能自由而广泛地展开。整个工人阶级，在这次革命中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而且越是接近政权转移的时候，它的运动也越是微弱。农村的土地斗争，总是落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行动之后，作为它的补充。长江以南的地区，纯粹是被从北而下的军事力量解放的。一切形式的群众斗争，都被隶属于农民军底军事活动。只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底普遍的衰败，以及中国资产阶级过份的腐朽，才使这样一个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被歪曲的革命，能够获得其初步的胜利吧了。新政权底建立，并没有表示到革命已经终止。纯粹军事的战争，虽然可以推翻一个成为革命任务障碍物的反动政权，但绝不能完成革命任务本身。正因为此次革命是社会深刻的矛盾基础上爆发的，因此非进一步推动一个群众运动，以补足过去的军事斗争不可。共产党，不管它怎样注意于磨去群众底锋芒，但它不能以纯粹官僚的行政措施代替群众行动；它只能限制或延缓这种运动吧了。广大的农村目前所进行的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和平分土地的斗争，正是这种群众运动的表现。城市工人底斗争还远远没有获得能与农村斗争相比拟的发展，更加没有超出新政权底“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之外。但是，比诸过去，工人阶级是活跃了。他们提高了政治兴趣，燃起了干涉社会生活的信心。这些，是工人阶级积极起来行动的先决条件。旧政权的残余份子：反动官僚、国民党特务份子，旧军队底劣迹超彰的军官，正在被新政权加以清除。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抗美援朝”为主要表现的曾经和正在展开。这种斗争，吸引着群众，尤其是知识份子层参加。这一切，表现着革命仍然存在，而且在发展中。它将向那一方向发展，以什么形态结束，将由阶级斗争底活生生的进程来决定。这次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前资本主义的障碍物底矛盾之上发生的，它的直接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解决土地问题。因此，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充当此次革命底主要动力的，是以贫农为主的广大的被剥削的城乡下层小资产阶级。由于这个时代的资产阶级之彻底腐朽与社会主义革命底必然性，这次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动力的革命，就绝不能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辟道路。事实上，这次革命正是劳苦群众在反资产阶级及其政权的生死斗争中获得初步胜利的。因此，它有可能，而且要保证胜利果实就不得不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底先奏。正因此，这次革命是不断革命胜利底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有悠久的历史与组织传统，同时它又获得了苏联官僚层的支持，这个官僚层在近二十多年来就假借了十月革命权威作其掩护的。自从第二次革命失败以来，共产党就以全部力量投进农村中进行游击战争，因而它在农民中，在军事斗争中，有深刻的传统与经验。它的党员和群众，在反对国民党征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曾作过无数英勇的牺牲；正因此，它能在广大群众，尤其农民和知识份子层中，建立了程度不一的威望。而这次革命，又正是从农民中发动，而且以军事活动为其主要形态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在革命底第一阶段，就能够毫无障碍的握到了领导权。农民留居乡村，力量是不能集中的。正因此，它缺乏政治独立性。在城市无产阶级运动没有及时兴起并作他们的领袖时候，零碎的，步骤不齐的农民暴动，是不足摇撼资产阶级统治的。但二十多年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由于得到共产党作为组织者，散漫的，但对土地如饥似渴并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痛心疾首的农民，已经形成一枝军队。这枝军队，甫经出现，就不仅成了农民暴动底主要武器，而且反过来成为左右农民暴动的领导力量。这枝农民军队底指挥者，在最初，是来自城市的（此处原文留空，下同）知识份子和工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依靠于农民，把他们组织成军队，用作农民暴动的武器。但共产党，长期以游击战争为专业，同时又受了苏联官僚层意识的支配，早就养成了经验主义的与官僚集权主义的传统。就以这一传统，共产党反过来又握着那枝农民军队的生死权，并以这枝军队为工具，骑在农民头上，变作农民斗争底全权的指挥者，控制着和左右着农民斗争的进程，规定着它的面貌。当这枝军队脱离了散漫的游击战争阶段而在全国规模上进行争夺政权的斗争时候，共产党，又挟着它的大军，拖着广大的农民群众，窒息着或者镇压着本已微弱的城市工人阶级斗争之自由展开，把一切形式的群众斗争导入它的军事斗争的河床，而在走上政权之后，又以同样的武器，君临全民族头上。就由于农民斗争、农民军队、工人阶级运动和共产党这些因素之历史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遂使这次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歪曲——史大林主义的歪曲。在整个内战过程中，共产党阻碍着群众彻底的阶级自觉，不教他们明确认识斗争的对象和最后目标，不让群众斗争自由展开和获得阶级的民主，同时用那些腐臭的阶级调协和分阶段革命的“理论”蒙蔽群众，禁止他们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底权力。在资产阶级腐朽入骨并且毫无力量的时候，仍容忍它，并与它共同组织政府。虽然如此，但共产党，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党。它的主要成份，既非资产阶级出身，又非受资产阶级收买或被其意识支配的。它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党。过去十多年来，它曾经好几次企图——在力量关系不利的条件下——以换取若干社会改良和民主权利为代价，与大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并对其屈膝；但中国社会矛盾之不可调和，资产阶级之彻底腐朽，使改良主义缺乏基础，因而阻止了它，使它即使在政治上最无耻地投降的同时，仍不放弃其武装队伍，其地方政权及其在农民中的基础。它的党员成份，它的社会根基，它的起源及历史传统，它的国际背景，推动它在不前进便死亡的十字路口，走上了政权。同样由于上述诸因素，使它在走上政权之后十四个月，虽然在意识上尤其是在生活上深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仍未同化于资产阶级；反之，它却意识地在工人阶级中找寻政治基础，并视资产阶级为“非我族类”。共产党底小资产阶级基础，在夺取政权之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它必须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之间找寻社会根基。如果它最后“选择”了资产阶级，那它就要完全丧失任何“革命”色彩。如果它“选择”了无产阶级，那它就必须——因为它已走上政权——切断与资产阶级的任何联系，并对后者加以清除；同时，又因为它是在革命进潮而不是在退潮中（如史大林官僚那样）走上政权并转变为无产阶级党的，那它（以一个掌权党的资格）就不得不逐渐开放无产阶级民主，并从此出发，不得不脱离反动的国际的史大林主义传统。而在转变的关头，它又必须将党内对立的一翼加以肃清。究竟共产党“选择”那一个阶级，决定于其领导层的主观意志者少，而决定于社会斗争及其对共产党群众的影响者多。新政权底性质及其内在矛盾旧的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官僚等），已经在内战中被摧毁了，新的国家机关，是以农民军的领导层为其基干，并吸收了一小部旧国家机关的残余份子，重新创立起来的。因为新政权是直接从农民军底军事胜利下建立起来的，又因为新政权在建立之后“允许”了农民作步骤不一致的土地改革，因此，它就自然地以农民武装队伍为其直接的权力支柱，而且最后分析起来，它也反映了农民底要求，并且获得了后者直接间接的支持。在城市里，它企图取得工人阶级底拥护，正在有意识地加强原来非常微弱的对工人群众的联系。它的社会改良，已经开始消除工人和城市贫民过去对它的不满。广大的知识份子层，受了革命热情的鼓舞，自命为工农利益的拥护者，群集在共产党周围，热烈地参加社会改造的工作。资产阶级有若干代表参加这个政府（主要是省以上的政府），与官僚军队、警察之间保有若干微弱的联系。但资产阶级对于新政权的政策，只能凭藉其财产力量给予影响，而不能加以控制和决定。资本阶级（原文如此）参加这个联合政府，完全为的是充当内奸，企图利用群众底觉悟性之不足，和共产党底妥协政策，以谋从内部篡夺政权。从此可见，在阶级基础的角度看，新政权主要是建基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群众阶级觉悟不够，由于工人阶级斗争没有充份发展，以致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得以遂行，而对它容忍和退让。正因为这次革命从头起就遭受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歪曲，群众底革命创意力被窒息，尤其是工人阶级底阶级斗争意识和行动被阻碍，群众运动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就使到这次革命虽然已经达到推翻旧政权的阶段，但仍没有群众斗争的统一组织——苏维埃性的组织兴起。正因此，在政权形式的角度看，这次革命所创造的新政权就带有邦拿巴特（即拿破仑）主义的色彩。这个邦拿巴特政权，把自己抬高到全民族之上，自视为一个对历史行程的某种非阶级的监视者，企图依照着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图式，一方面在官僚铁腕控制之下“有步骤地”实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另方面则调节与缓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幻想在数十年后“和平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在如此条件之下，新政权对于一般资本家底财产权不加以侵犯的立场，就含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了。既然新政权并不是以劳动者底群众组织为直接基础；既然广大的群众没有最基本的阶级民主，也不能对社会生活予以基本的干涉；既然工人阶级对国家和生产工具不能实施广泛的与密切的监督和管理，那么这个政权就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受到资产阶级底物质的和意识的力量之强大的影响，使资产阶级有和平恢复其统治的可能。也正因如此，目前私有财产一般地存在而且得到新政权严密地保护这一事实，就不是一个工农政权对于资本家财产的暂时略策或革命的步骤的问题，而是最后决定新政权底阶级性质的标准了。从社会的角度看，新的政权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权。从一切特点中可以看到，新政权内部充满了爆炸性的矛盾，具备着两种绝对不可调和的倾向。它将感到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边来的相反的压力日益加重，发觉允许它的政策左右摇摆的振幅日益缩小（此处可能遗漏句号）它底革命的起源及其阶级基础与它所凭依的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的构成份子之间的不同的阶级根源的冲突，必须彻底解决。如果它不被社会两大敌对阶级之任何一方推翻，以“解决”它本身所包藏的内部矛盾，那末它必须彻底地“一面倒”。而此种解决必须同时结束它目前所表现的小资产阶级拿破仑主义色彩。经济局势国民党政权底崩溃及由是而生的一切政治社会变革，并没有使中国社会发生本质的变化。新的政权无论在何种意义说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使它的政策，不能自觉地压止资本主义的生长。事实上，私有财产目前仍一般地普遍存在着，而国营企业也像私有企业一样，不能逃脱利润法则的支配。土地，无论新旧解放区，仍然操诸私人之手，且有自由买卖权。交换市场，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依照资本主义的供求率展开。这一切基本的因素，明白地表现着：中国仍然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革命底初步胜利，使民族获得了政治的独立，并给土地问题的解决开辟了道路，但它却没有造成充份的条件，完成这两个历史任务，并保证中国社会生产力底飞跃的发展。目前中国工业生产所面对着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打破外面的桎梏，而是如何扩充自己的生产力以满足迅速膨胀的市场需要，也就是如何迅速进行资本建设的问题了，而这种资本建设，又需要从工业生产过程以外去积累的。在维持土地私有制和农民“发家致富”的政策下，小农生产所造成的资本积累，将一方面造成农村底新的阶级分化，甚至造成新的地主阶级，这反过来就限制了农村生产和资本积累底继续提高；另方面，这种资本积累既然操纵在富农手中，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形下，它将被用作商业投机，而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工业资本，反而会相对地削弱了工业资本底积累，形成对于工业发展的威胁。庞大的私人资本之存在，吞蚀了巨量的剩余价值，其中一部份必然用于奢侈消费和商业投机，而投入工业生产过程的一部份，因受盲目的利润率支配，也将偏重于轻工业。剩余价值的这种无计划的分配，不仅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与重工业的发展作适度的配合，而且将加深国营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削弱后者底资本积累，加深全国经济发展底不平衡。目前，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之间，已经发现了不详的剪刀差。如果土改逐渐完成，农村经济获得安定和复兴，原有的工业设备底生产潜能发挥净尽之后，这种剪刀差将更加扩大，以致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城乡将形成对立的局面。富农将囤积农产品，并抵制工业品。工业将陷于缺乏原料和市场的状态。资本家将联合富农，用各种各色的方式，要求对向贸易自由，要求国营工业与商业恢复私营，要求国家放弃对于市场的监督与统制。在此时候，矛盾必须加以解决，过渡状态必须终止。或者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完全恢复对全国经济的控制，吞蚀革命所产生的初步成果；或者是一般私有财产被没收，土地自由买卖被禁止，富农财产受限制并且被征收，彻底实行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并且实行工人阶级对工业的管理与监督。而此一或那一转变，也将同时使阶级关系，政权结构，作一次相应的改变。革命底前途经济的和政治的状况、阶级的关系，都显示了目前整个局势的矛盾和它的过渡性质。这种局势不能维持一个历史时代，它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局吧了。下一阶段，中国有如下几个可能的前途：（1）资产阶级，在群众运动受抑制或向下低沉的条件下，利用其财产力量及意识力量，腐化了共产党的大部份及其领导层，使它变为自觉地替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党，并因此反过来将政府及一切社会政治措施，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加以改组，而此，也就表示到资本阶级（原文如此）和平地恢复其统治，也表示到今天的革命是一次流产的革命。在社会学的分析上，这一前途是可能的；但在目前资本主义普遍衰败的情形下，这一前途完全是或然性的。（2）资本阶级要恢复其全部的统治，尚有一条道路可循，就是在帝国主义直接军事经济帮助下，各派资产阶级合流，利用着新政权底各种困难，内外夹攻地推翻当权的共产党，重新建立资产阶级的野蛮统治。资产阶级为要完成这一血腥的工作，不仅必须击败共产党及新政权底军事抵抗，而且必须击败自动兴起或被共产党启发的工农群众运动。因此缘故，它将是一次流血的阶级斗争。如果不幸被资产阶级成功，中国工农将须偿付许多热血与头颅，而且把中国再拖进长期混乱的时代中；这次革命，将再一次成为失败的革命。（3）在较顺利的条件下，工人阶级运动能及时地兴起，并迅速地与农民没收土地的斗争相配合，一方面直接侵犯资本家底财产权，另方面反抗共产党底拿破仑主义统治。在一个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下，这一群众运动能够使目前的革命推到彻底的阶段，推翻目前的共产党政权（如果共产党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变质为工人国家。在革命的这种扩大与加深中，共产党内部将必然发生分化，革命的一翼将站在工农方面，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这一条道路，也是流血的道路，但它可以开启中国人民底最后解放的道路。（4）在国际阶级斗争或国际史大林主义的加深分裂底刺激下；或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日益增加的威胁下，在国内工农运动的压迫下，共产党可能肃清党内的右倾份子，容忍或发动工农群众运动，逐渐开放阶级的民主，在政府中铲除代表资产阶级的份子，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而把中国变质为工人国家。这条道路，虽然较少流血，但绝不是和平的量的转变，而是质的转变。这样的一种转变，将表示到：中国共产党开始脱离国际史大林主义的集团及其思想羁绊。同时也表示到，在历史铁的规律支配之下，由于不愿脱离群众和埋葬了自己，连共产党也被迫非慢慢地走上托洛茨基所提出的道路不可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第四国际中国党——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将愿与走上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的共产党并肩作战，和它共同完成革命的使命，并在这过程中批评与校正它的错误。中国革命究竟走向那一前途发展，现在尚未明朗；它将要依靠国际阶级斗争底发展；美苏的冲突；国际史大林主义集团底内部情形；中国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工农群众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进程；中国内部的经济情况；共产党内部的发展诸因素，来决定。局势的基本特点与我党底任务目前阶段，是革命的两个浪潮之间的过渡阶段，它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1）地主阶级，基本上已被清除，或将被清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失败，经济制度也处于危险中。政权，已经从大资产阶级之手，转移到以贫苦农民，尤其是其武装队伍为基础的农民战争底领袖之手。（2）对帝国主义，中国已经获得了政治的独立；土地改革仍在进行；革命尚在发展中。（3）群众斗争底发展，非常不充份与不平衡。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仍未冲出共产党给他们划下的圈子，和给他们规定的“步骤”。城市工人底斗争，仍没有与农民斗争相配合，发展到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水平，它们被迫限在“劳资两利”的框壳之内。全国的群众，在意识上尚未超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范围，尚未接受或自觉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4）在革命过程中，群众运动直到今天仍缺乏自由发展的机会。他们没有阶级的民主，也没有一般公民的民主权利。工人，农民和士兵，都缺乏一个真正群众性的，内部民主的、统一的，全国性的斗争组织。（5）共产党及其控制的新政权，以其半吊子的，幻想与反动兼备的“新民主主义”为思想指导，仍能控制着群众，并握着对群众的发动权。它规定群众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每一具体步骤，它阻碍与抑制城市工人阶级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它以拿破仑主义统治君临全民头上，不给群众及以最起码的民主。但在发展的进程中，它必然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双方来的相反的压力，最后屈服于任何一方。（6）最革命的党——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人数仍非常之少，且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群众中没有深厚的根基，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针对着上述的特点，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底主要任务，就是提高群众底觉悟性，启发无产阶级斗争达到高度，使群众冲出“新民主主义”的思想骗局，推动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清除地主资产阶级本已破产的政治势力和摇摇欲坠的经济势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歪曲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变质为独立而统一的苏维埃国家。为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的条件是争取工农群众底阶级民主，为它们底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开辟自由发展的道路；为他们言论、出版、集会、组织、居住、就业、罢工、示威和武装的自由；为一切以工农为基础，或以工农名义发言的政党，能够公开存在，并能自由争取群众的支持。在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群众斗争中，每一步都必须与组织工农兵委员会的口号相联系，并且用这一口号，把一切个别的要求贯穿起来。工农兵委员会再经出现，就表示革命已发展到它的顶点。建立一个工农政府，就成为最迫切的实际任务。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现在没有足以干涉事变的力量，而且是新政权捕杀对象的地下革命组织。我党以坚决而勇敢的姿态，参加一切存在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不管这斗争怎样微弱也不管是何种方式的斗争）以此推动群众运动的高涨，以此博取群众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如果共产党发动或支持这种斗争，我党将与它并肩作战，与它共同斗争，并保持对它的政治批评；如果共产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或为了保卫其拿破仑主义统治而反对这种斗争，我党将与工农群众一起反对共产党或其政府的干涉与镇压。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底政策，现在尚未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了解。我们现在必须做的工作，是耐心地，同时灵活地对群众，包括共产党党员群众在内，加以解释。中国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和广大的工农群众，将必接受我们提出的纲领，因为我们的纲领，是历史发展底客观必然性和工农群众底阶级利益之自觉的反映。下面我们以工农兵委员会为中心政治口号，提出一连串要求与口号，作为目前时期群众运动的斗争纲领。（中心部份至此为止） |
中国托派运动资料选辑3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font-size:11.5pt}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font-size:11.5pt}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font-size:11.5pt}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ont-size:11.5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托派运动资料选辑3新苗出版社1996●出版者序言（1996.8.12）●第三次革命与革命共产主义党的任务——党报编辑部提出作为党内讨论之基础（1951.3）●马基：目前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行动纲领草案）（1951.4）●马基：为何称这次内战为革命与这个认识的重要性——再认识中国事变的出发点（1951.5）●第三次中国革命决议案——一九五二年五月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通过●附录——犀照：对“中国第三次革命”草案的几点修正意见出版者序言为了帮助有兴趣的人了解中国托派的历史，我们曾于一九九四年出版过一辑《中国托派运动资料选辑》，其中有三篇回顾中国托派运动和展望前途的文章，都是七十年代中期写的一个个人意见。随后我们继续搜集和挑选值得出版的文献，有些并且打了字，准备陆续出版。现在这个第三辑有五个文件，主要是一九五一——五二年间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国托派的多数派）内部政治争论的一部份文件。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对中国托派造成极大的思想冲击。但是这个影响并没有马上在托派多数派里面显示出来。托派的领导人预料会受到中共的迫害，在共军渡过长江之前已经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而多数派更把中央机关从上海搬到香港。但是多数派的领导人和主要干部并不觉得自己原先对中共的政治评价成为问题，也没有预料到新成立的中共政权即将对中国社会造成深刻而长远的改变。关于这点，读者可以从一九五〇年一月革共党的的政治决议（见本选辑的第二辑）看出来。他们甚至认为，中共的胜利根本不配称为革命的胜利，尤其不是托派二十多年来所准备迎接的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中国托派称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为第二次革命），而只是一次农民战争之类的胜利而已。不过，他们当然看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托派在中共统治下的政治活动的方式和口号运用等等，自然需要作不少的改变，同国民党统治下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在通过一九五〇年一月的政治决议后，整个组织继续讨论行动纲领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有人形成了新的看法，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而这个革命有极大的机会进一步发展，很快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基本上符合托派传统的不断革命论的预测。至于中共当时绝口不提社会主义革命，强调现在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几十年内不会改变，这种成见未必有多大力量抗拒历史的推动力。这个新见解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初向多数派的中央组织局提出来。组织局很快就基本上同意了，但仍有一些细节不同意，而且嫌最初那个书面意见太简略，于是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一个正式的文件，用党报编辑部的名义（其实只是个化名）提出来，作为党内讨论的基础。这就是本辑第一个文件的来历。那场党内争论很激烈，在党内发表的文章放多，震动很大，形成严重的危机，但主要只限于香港组织的范围内。因为那时与大陆组织的联系已经很困难、很微弱，同时中央政治局（老一辈的领导人：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已经去了海外，没有机会参加。争论双方当时称为“基础派”和“任务派”。前者是基本上支持那个讨论基础的，后者坚持原先的看法，认为新见解是离经叛道的。这场争论实际上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就停止了。那时收到第四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决议案（即本选辑的第四个文件），争论的双方都基本上接受国际决议案的见解。但是党内的危机并未解决，不过那是后话了。除了国际决议案之外，这辑里面的文章完全是“基础派”方面的。这自然是个很大的缺点。照理，应该同时载有“任务派”的文件。但这辑的主要技术工作（打字等等）早在几年前已做好，现在要增加内容有很大的困难，只好先照原样出版。我们随后要尽快出版补充的（尤其是任务派方面的）文件。本辑最后一个文件（大事提纲）本来不是讨论意见，没有必要编在这里。不过，那篇很简略的历史叙述，在当年实际上多少帮助了托派同志对一九三七年以后的中国和中共的重新认识，另方面，今天的年轻同志也觉得它未尝没有一点参考价值，加以同样是早已编排打好了字的，所以就保留了下来。由于我们的人力和物力都太微弱，这个资料选辑的工作有许多缺点，这方面我们自己是很明白的，但我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那些最值得保存和出版的文件赶快印出来。但愿以后有机会作出改进。也许以后有别人接替我们，把这工作做得更好。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二日第三次革命与革命共产主义党的任务——党报编辑部提出作为党内讨论之基础一九五一年三月党报编辑部按语：去年秋天，广东特委会在对“行纲”（录入者注：即行动纲领）数度讨论之后，曾推定马基同志（他当时是特委会委员）执笔写一个草案，以备提交中央参考。今年三月，马同志将草案底中心部份转到党报编辑部。虽然草案中许多基本论点，编辑部同志都表示同意；但仍有若干观点和草案行文，编辑部诸同志不加以支持。因此编辑部就另行起草（以马同志的草案为基础）。这就是现在发表于此的文件。它被提出作为讨论的基础。它只是“行纲”的中心部份，至于个别要求与口号，待经过更深刻讨论与研究之后，再行起草发表。在编辑部讨论和起草了本文件（即现在发表的文件）之后马同志也曾将其草案数度删改，而且连个别口号与要求也补上，我们现在将马同志的草案作为他个人的意见一起发表出来。第三次革命在发展中建筑在人民血泊之上并统治了中国二十二年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崩溃，结束了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开始的历史阶段，揭开了中国历史之新的一章。这是第三次革命底初步胜利。推翻国民党，使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内战，是在中国社会底深刻的阶级矛盾基础发生的。在抗日战争中，自动起来抗敌的下层民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以一九二七—三七年代的农民战争底残余队伍和干部为核心，在共产党领导和控制之下，形成了和扩大了民众自己的抗敌游击队，在广大的乡村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这些游击队和地方政权，虽然没有意识到革命远景，更没有提出革命政纲，但由于阶级斗争的逻辑使然，不可避免的与原有地主资产阶级或日本帝国主义的正式政权互相对立和冲突。抗日战争结束后，地主资产阶级对民众变本加厉的压榨，以及国民党政权决心消灭两重政权局面的反动措施，促使那在过去受着相当压抑的内战猛烈地全面地爆发起来。在战争过程中，农民军底领袖，为局势所迫，放弃土地改良的政策，号召农民起来没收地主底土地，抛弃与国民党政权和解的幻想，而使局部的，目标含糊的农民游击战争，发展成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底统治的革命。但这次革命却不是一次正常的革命，而是一次歪曲的革命。这种歪曲的特征，就在于群众运动兴起之不平衡与不充份，阶级斗争不能自由而广泛地展开。整个工人阶级，在这次革命中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而且越是接近政权转移的时候，它的运动也越是微弱。农村的土地斗争，总是落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行动之后，作为它的补充。长江以南的地区，纯粹是被从北而下的军事力量解放的。一切形式的群众斗争，都被隶属于农民军底军事活动。只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底普遍的衰败，以及中国资产阶级过份的腐朽，才使这样一个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被歪曲的革命，能够获得其初步的胜利吧了。新政权底建立，并没有表示到革命已经终止。纯粹军事的战争，虽然可以推翻一个成为革命任务障碍物的反动政权，但绝不能完成革命任务本身。正因为此次革命是社会深刻的矛盾基础上爆发的，因此非进一步推动一个群众运动，以补足过去的军事斗争不可。共产党，不管它怎样注意于磨去群众底锋芒，但它不能以纯粹官僚的行政措施代替群众行动；它只能限制或延缓这种运动吧了。广大的农村目前所进行的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和平分土地的斗争，正是这种群众运动的表现。城市工人底斗争还远远没有获得能与农村斗争相比拟的发展，更加没有超出新政权底“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之外。但是，比诸过去，工人阶级是活跃了。他们提高了政治兴趣，燃起了干涉社会生活的信心。这些，是工人阶级积极起来行动的先决条件。旧政权的残余份子：反动官僚、国民党特务份子，旧军队底劣迹超彰的军官，正在被新政权加以清除。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抗美援朝”为主要表现的曾经和正在展开。这种斗争，吸引着群众，尤其是知识份子层参加。这一切，表现着革命仍然存在，而且在发展中。它将向那一方向发展，以什么形态结束，将由阶级斗争底活生生的进程来决定。这次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前资本主义的障碍物底矛盾之上发生的，它的直接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解决土地问题。因此，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充当此次革命底主要动力的，是以贫农为主的广大的被剥削的城乡下层小资产阶级。由于这个时代的资产阶级之彻底腐朽与社会主义革命底必然性，这次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动力的革命，就绝不能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辟道路。事实上，这次革命正是劳苦群众在反资产阶级及其政权的生死斗争中获得初步胜利的。因此，它有可能，而且要保证胜利果实就不得不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底先奏。正因此，这次革命是不断革命胜利底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有悠久的历史与组织传统，同时它又获得了苏联官僚层的支持，这个官僚层在近二十多年来就假借了十月革命权威作其掩护的。自从第二次革命失败以来，共产党就以全部力量投进农村中进行游击战争，因而它在农民中，在军事斗争中，有深刻的传统与经验。它的党员和群众，在反对国民党征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曾作过无数英勇的牺牲；正因此，它能在广大群众，尤其农民和知识份子层中，建立了程度不一的威望。而这次革命，又正是从农民中发动，而且以军事活动为其主要形态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在革命底第一阶段，就能够毫无障碍的握到了领导权。农民留居乡村，力量是不能集中的。正因此，它缺乏政治独立性。在城市无产阶级运动没有及时兴起并作他们的领袖时候，零碎的，步骤不齐的农民暴动，是不足摇撼资产阶级统治的。但二十多年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由于得到共产党作为组织者，散漫的，但对土地如饥似渴并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痛心疾首的农民，已经形成一枝军队。这枝军队，甫经出现，就不仅成了农民暴动底主要武器，而且反过来成为左右农民暴动的领导力量。这枝农民军队底指挥者，在最初，是来自城市的（此处原文留空，下同）知识份子和工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依靠于农民，把他们组织成军队，用作农民暴动的武器。但共产党，长期以游击战争为专业，同时又受了苏联官僚层意识的支配，早就养成了经验主义的与官僚集权主义的传统。就以这一传统，共产党反过来又握着那枝农民军队的生死权，并以这枝军队为工具，骑在农民头上，变作农民斗争底全权的指挥者，控制着和左右着农民斗争的进程，规定着它的面貌。当这枝军队脱离了散漫的游击战争阶段而在全国规模上进行争夺政权的斗争时候，共产党，又挟着它的大军，拖着广大的农民群众，窒息着或者镇压着本已微弱的城市工人阶级斗争之自由展开，把一切形式的群众斗争导入它的军事斗争的河床，而在走上政权之后，又以同样的武器，君临全民族头上。就由于农民斗争、农民军队、工人阶级运动和共产党这些因素之历史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遂使这次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歪曲——史大林主义的歪曲。在整个内战过程中，共产党阻碍着群众彻底的阶级自觉，不教他们明确认识斗争的对象和最后目标，不让群众斗争自由展开和获得阶级的民主，同时用那些腐臭的阶级调协和分阶段革命的“理论”蒙蔽群众，禁止他们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底权力。在资产阶级腐朽入骨并且毫无力量的时候，仍容忍它，并与它共同组织政府。虽然如此，但共产党，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党。它的主要成份，既非资产阶级出身，又非受资产阶级收买或被其意识支配的。它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党。过去十多年来，它曾经好几次企图——在力量关系不利的条件下——以换取若干社会改良和民主权利为代价，与大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并对其屈膝；但中国社会矛盾之不可调和，资产阶级之彻底腐朽，使改良主义缺乏基础，因而阻止了它，使它即使在政治上最无耻地投降的同时，仍不放弃其武装队伍，其地方政权及其在农民中的基础。它的党员成份，它的社会根基，它的起源及历史传统，它的国际背景，推动它在不前进便死亡的十字路口，走上了政权。同样由于上述诸因素，使它在走上政权之后十四个月，虽然在意识上尤其是在生活上深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仍未同化于资产阶级；反之，它却意识地在工人阶级中找寻政治基础，并视资产阶级为“非我族类”。共产党底小资产阶级基础，在夺取政权之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它必须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之间找寻社会根基。如果它最后“选择”了资产阶级，那它就要完全丧失任何“革命”色彩。如果它“选择”了无产阶级，那它就必须——因为它已走上政权——切断与资产阶级的任何联系，并对后者加以清除；同时，又因为它是在革命进潮而不是在退潮中（如史大林官僚那样）走上政权并转变为无产阶级党的，那它（以一个掌权党的资格）就不得不逐渐开放无产阶级民主，并从此出发，不得不脱离反动的国际的史大林主义传统。而在转变的关头，它又必须将党内对立的一翼加以肃清。究竟共产党“选择”那一个阶级，决定于其领导层的主观意志者少，而决定于社会斗争及其对共产党群众的影响者多。新政权底性质及其内在矛盾旧的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官僚等），已经在内战中被摧毁了，新的国家机关，是以农民军的领导层为其基干，并吸收了一小部旧国家机关的残余份子，重新创立起来的。因为新政权是直接从农民军底军事胜利下建立起来的，又因为新政权在建立之后“允许”了农民作步骤不一致的土地改革，因此，它就自然地以农民武装队伍为其直接的权力支柱，而且最后分析起来，它也反映了农民底要求，并且获得了后者直接间接的支持。在城市里，它企图取得工人阶级底拥护，正在有意识地加强原来非常微弱的对工人群众的联系。它的社会改良，已经开始消除工人和城市贫民过去对它的不满。广大的知识份子层，受了革命热情的鼓舞，自命为工农利益的拥护者，群集在共产党周围，热烈地参加社会改造的工作。资产阶级有若干代表参加这个政府（主要是省以上的政府），与官僚军队、警察之间保有若干微弱的联系。但资产阶级对于新政权的政策，只能凭藉其财产力量给予影响，而不能加以控制和决定。资本阶级（原文如此）参加这个联合政府，完全为的是充当内奸，企图利用群众底觉悟性之不足，和共产党底妥协政策，以谋从内部篡夺政权。从此可见，在阶级基础的角度看，新政权主要是建基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群众阶级觉悟不够，由于工人阶级斗争没有充份发展，以致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得以遂行，而对它容忍和退让。正因为这次革命从头起就遭受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歪曲，群众底革命创意力被窒息，尤其是工人阶级底阶级斗争意识和行动被阻碍，群众运动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就使到这次革命虽然已经达到推翻旧政权的阶段，但仍没有群众斗争的统一组织——苏维埃性的组织兴起。正因此，在政权形式的角度看，这次革命所创造的新政权就带有邦拿巴特（即拿破仑）主义的色彩。这个邦拿巴特政权，把自己抬高到全民族之上，自视为一个对历史行程的某种非阶级的监视者，企图依照着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图式，一方面在官僚铁腕控制之下“有步骤地”实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另方面则调节与缓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幻想在数十年后“和平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在如此条件之下，新政权对于一般资本家底财产权不加以侵犯的立场，就含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了。既然新政权并不是以劳动者底群众组织为直接基础；既然广大的群众没有最基本的阶级民主，也不能对社会生活予以基本的干涉；既然工人阶级对国家和生产工具不能实施广泛的与密切的监督和管理，那么这个政权就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受到资产阶级底物质的和意识的力量之强大的影响，使资产阶级有和平恢复其统治的可能。也正因如此，目前私有财产一般地存在而且得到新政权严密地保护这一事实，就不是一个工农政权对于资本家财产的暂时略策或革命的步骤的问题，而是最后决定新政权底阶级性质的标准了。从社会的角度看，新的政权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权。从一切特点中可以看到，新政权内部充满了爆炸性的矛盾，具备着两种绝对不可调和的倾向。它将感到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边来的相反的压力日益加重，发觉允许它的政策左右摇摆的振幅日益缩小（此处可能遗漏句号）它底革命的起源及其阶级基础与它所凭依的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的构成份子之间的不同的阶级根源的冲突，必须彻底解决。如果它不被社会两大敌对阶级之任何一方推翻，以“解决”它本身所包藏的内部矛盾，那末它必须彻底地“一面倒”。而此种解决必须同时结束它目前所表现的小资产阶级拿破仑主义色彩。经济局势国民党政权底崩溃及由是而生的一切政治社会变革，并没有使中国社会发生本质的变化。新的政权无论在何种意义说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使它的政策，不能自觉地压止资本主义的生长。事实上，私有财产目前仍一般地普遍存在着，而国营企业也像私有企业一样，不能逃脱利润法则的支配。土地，无论新旧解放区，仍然操诸私人之手，且有自由买卖权。交换市场，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依照资本主义的供求率展开。这一切基本的因素，明白地表现着：中国仍然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革命底初步胜利，使民族获得了政治的独立，并给土地问题的解决开辟了道路，但它却没有造成充份的条件，完成这两个历史任务，并保证中国社会生产力底飞跃的发展。目前中国工业生产所面对着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打破外面的桎梏，而是如何扩充自己的生产力以满足迅速膨胀的市场需要，也就是如何迅速进行资本建设的问题了，而这种资本建设，又需要从工业生产过程以外去积累的。在维持土地私有制和农民“发家致富”的政策下，小农生产所造成的资本积累，将一方面造成农村底新的阶级分化，甚至造成新的地主阶级，这反过来就限制了农村生产和资本积累底继续提高；另方面，这种资本积累既然操纵在富农手中，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形下，它将被用作商业投机，而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工业资本，反而会相对地削弱了工业资本底积累，形成对于工业发展的威胁。庞大的私人资本之存在，吞蚀了巨量的剩余价值，其中一部份必然用于奢侈消费和商业投机，而投入工业生产过程的一部份，因受盲目的利润率支配，也将偏重于轻工业。剩余价值的这种无计划的分配，不仅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与重工业的发展作适度的配合，而且将加深国营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削弱后者底资本积累，加深全国经济发展底不平衡。目前，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之间，已经发现了不详的剪刀差。如果土改逐渐完成，农村经济获得安定和复兴，原有的工业设备底生产潜能发挥净尽之后，这种剪刀差将更加扩大，以致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城乡将形成对立的局面。富农将囤积农产品，并抵制工业品。工业将陷于缺乏原料和市场的状态。资本家将联合富农，用各种各色的方式，要求对向贸易自由，要求国营工业与商业恢复私营，要求国家放弃对于市场的监督与统制。在此时候，矛盾必须加以解决，过渡状态必须终止。或者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完全恢复对全国经济的控制，吞蚀革命所产生的初步成果；或者是一般私有财产被没收，土地自由买卖被禁止，富农财产受限制并且被征收，彻底实行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并且实行工人阶级对工业的管理与监督。而此一或那一转变，也将同时使阶级关系，政权结构，作一次相应的改变。革命底前途经济的和政治的状况、阶级的关系，都显示了目前整个局势的矛盾和它的过渡性质。这种局势不能维持一个历史时代，它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局吧了。下一阶段，中国有如下几个可能的前途：（1）资产阶级，在群众运动受抑制或向下低沉的条件下，利用其财产力量及意识力量，腐化了共产党的大部份及其领导层，使它变为自觉地替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党，并因此反过来将政府及一切社会政治措施，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加以改组，而此，也就表示到资本阶级（原文如此）和平地恢复其统治，也表示到今天的革命是一次流产的革命。在社会学的分析上，这一前途是可能的；但在目前资本主义普遍衰败的情形下，这一前途完全是或然性的。（2）资本阶级要恢复其全部的统治，尚有一条道路可循，就是在帝国主义直接军事经济帮助下，各派资产阶级合流，利用着新政权底各种困难，内外夹攻地推翻当权的共产党，重新建立资产阶级的野蛮统治。资产阶级为要完成这一血腥的工作，不仅必须击败共产党及新政权底军事抵抗，而且必须击败自动兴起或被共产党启发的工农群众运动。因此缘故，它将是一次流血的阶级斗争。如果不幸被资产阶级成功，中国工农将须偿付许多热血与头颅，而且把中国再拖进长期混乱的时代中；这次革命，将再一次成为失败的革命。（3）在较顺利的条件下，工人阶级运动能及时地兴起，并迅速地与农民没收土地的斗争相配合，一方面直接侵犯资本家底财产权，另方面反抗共产党底拿破仑主义统治。在一个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下，这一群众运动能够使目前的革命推到彻底的阶段，推翻目前的共产党政权（如果共产党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变质为工人国家。在革命的这种扩大与加深中，共产党内部将必然发生分化，革命的一翼将站在工农方面，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这一条道路，也是流血的道路，但它可以开启中国人民底最后解放的道路。（4）在国际阶级斗争或国际史大林主义的加深分裂底刺激下；或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日益增加的威胁下，在国内工农运动的压迫下，共产党可能肃清党内的右倾份子，容忍或发动工农群众运动，逐渐开放阶级的民主，在政府中铲除代表资产阶级的份子，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而把中国变质为工人国家。这条道路，虽然较少流血，但绝不是和平的量的转变，而是质的转变。这样的一种转变，将表示到：中国共产党开始脱离国际史大林主义的集团及其思想羁绊。同时也表示到，在历史铁的规律支配之下，由于不愿脱离群众和埋葬了自己，连共产党也被迫非慢慢地走上托洛茨基所提出的道路不可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第四国际中国党——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将愿与走上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的共产党并肩作战，和它共同完成革命的使命，并在这过程中批评与校正它的错误。中国革命究竟走向那一前途发展，现在尚未明朗；它将要依靠国际阶级斗争底发展；美苏的冲突；国际史大林主义集团底内部情形；中国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工农群众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进程；中国内部的经济情况；共产党内部的发展诸因素，来决定。局势的基本特点与我党底任务目前阶段，是革命的两个浪潮之间的过渡阶段，它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1）地主阶级，基本上已被清除，或将被清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失败，经济制度也处于危险中。政权，已经从大资产阶级之手，转移到以贫苦农民，尤其是其武装队伍为基础的农民战争底领袖之手。（2）对帝国主义，中国已经获得了政治的独立；土地改革仍在进行；革命尚在发展中。（3）群众斗争底发展，非常不充份与不平衡。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仍未冲出共产党给他们划下的圈子，和给他们规定的“步骤”。城市工人底斗争，仍没有与农民斗争相配合，发展到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水平，它们被迫限在“劳资两利”的框壳之内。全国的群众，在意识上尚未超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范围，尚未接受或自觉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4）在革命过程中，群众运动直到今天仍缺乏自由发展的机会。他们没有阶级的民主，也没有一般公民的民主权利。工人，农民和士兵，都缺乏一个真正群众性的，内部民主的、统一的，全国性的斗争组织。（5）共产党及其控制的新政权，以其半吊子的，幻想与反动兼备的“新民主主义”为思想指导，仍能控制着群众，并握着对群众的发动权。它规定群众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每一具体步骤，它阻碍与抑制城市工人阶级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它以拿破仑主义统治君临全民头上，不给群众及以最起码的民主。但在发展的进程中，它必然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双方来的相反的压力，最后屈服于任何一方。（6）最革命的党——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人数仍非常之少，且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群众中没有深厚的根基，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针对着上述的特点，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底主要任务，就是提高群众底觉悟性，启发无产阶级斗争达到高度，使群众冲出“新民主主义”的思想骗局，推动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清除地主资产阶级本已破产的政治势力和摇摇欲坠的经济势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歪曲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变质为独立而统一的苏维埃国家。为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的条件是争取工农群众底阶级民主，为它们底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开辟自由发展的道路；为他们言论、出版、集会、组织、居住、就业、罢工、示威和武装的自由；为一切以工农为基础，或以工农名义发言的政党，能够公开存在，并能自由争取群众的支持。在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群众斗争中，每一步都必须与组织工农兵委员会的口号相联系，并且用这一口号，把一切个别的要求贯穿起来。工农兵委员会再经出现，就表示革命已发展到它的顶点。建立一个工农政府，就成为最迫切的实际任务。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现在没有足以干涉事变的力量，而且是新政权捕杀对象的地下革命组织。我党以坚决而勇敢的姿态，参加一切存在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不管这斗争怎样微弱也不管是何种方式的斗争）以此推动群众运动的高涨，以此博取群众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如果共产党发动或支持这种斗争，我党将与它并肩作战，与它共同斗争，并保持对它的政治批评；如果共产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或为了保卫其拿破仑主义统治而反对这种斗争，我党将与工农群众一起反对共产党或其政府的干涉与镇压。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底政策，现在尚未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了解。我们现在必须做的工作，是耐心地，同时灵活地对群众，包括共产党党员群众在内，加以解释。中国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和广大的工农群众，将必接受我们提出的纲领，因为我们的纲领，是历史发展底客观必然性和工农群众底阶级利益之自觉的反映。下面我们以工农兵委员会为中心政治口号，提出一连串要求与口号，作为目前时期群众运动的斗争纲领。（中心部份至此为止）目前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行动纲领草案）马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第三次革命第一阶段底特征国民党政权底彻底崩溃，结束了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开始的历史阶段，解开了中国历史之新的一章，这是中国第三次革命底初步胜利。推翻国民党，使中共取得政权的内战，是在中国底深刻的阶级矛盾基础上发生的。在抗日战争当中，自动起来抗敌的下层民众，主要的是农民群众和一些知识份子，以一九二七——三七年代的农民战争底残余队伍和干部为核心，在中共领导之下，形成了民众自己的抗敌游击队，在广大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这些游击队和地方政权，虽然没有意识到革命的远景，更没有提出革命的政纲，但由于其阶级性使然，不可避免地与原有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底正式政权互相对立、冲突。抗日战争结束后，资产阶级和地主对民众变本加厉的压榨，以及决心消灭两重政权局面的军事行动，促使那在过去受着相当压抑的内战猛烈地全面的爆发起来。阶级斗争的逻辑迫使中共采取革命的土地政策，抛弃与国民党政权和解的幻想，提出夺取政权底口号，把局部的、目标含糊的内战发展成为推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革命。因为这次革命是从农民中发动的，而小资产阶级农民底本性就是使它的领袖同时成为骑在它头上的主人的，所以这次革命从头起就盖上了其领袖——中共底鲜明的印记。中共由于其组织传统以及获得假借十月革命权威的苏联官僚政权底支持，在革命底第一阶段占据领袖地位，是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竞争的。但是它一方面因为十几年来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专业另一方面因为受史大林主义思想支配，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官僚集权主义作风和狭隘浅薄的经验主义思想方法，以致站在领袖底地位上对这次革命起了莫大的歪曲和障碍底作用。它障碍群众底彻底的阶级自觉，不教育群众明确认识斗争底对象和最后目标，反倒用那些腐臭的阶级协调和分阶段的革命底理论去麻醉群众，制止他们彻底摧毁削剥阶级（原文如此）底权力。群众底革命创意力被压缩在官僚主义的狭窄的孔道里面：群众斗争领导机关，地方政府和军队指挥部都不是民主选举、也不受民主监督的，群众底斗争行动须经党官僚批准。一切其他方式的群众运动都隶属于军事行动。工人革命份子被从本阶级里拉出来溶解到农民军里面去，工人群众则仅被赋予保护产业及欢迎“解放军”的消极任务。“解放”战争越是扩展到大城市，越是向南方推进的时候，这种歪曲底程度也越增大。结果这次革命底第一阶段就表现为一个歪曲的革命。这个歪曲的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群众兴起之不平衡和不充份；整个工人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并没有起积极的作用，长江以南的地区也差不多纯粹是被外来军事力量解放的，只因为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过份腐朽，以及全世界资本主义普遍的衰败，连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也拿不出充份的力量来干涉，才使这样一个歪曲的革命获得胜利底机会。新政权底建立，并没有宣告革命终结。正因为新政权是从群众革命运动当中诞生出来的，所以当它胜利后仍不得不继续推行一些民主性的改革，尽管已经当权的中共要比过去更关切地磨去群众运动底革命锋芒，防止他们“过火”，但是这些改革绝不是纯粹的行政措施，也不可能机械地遵照中共预先指定的程序和限度去进行。它们无论如何总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底过程，只有斗争本身才能决定它们的前途和结果。广大农村里的减租减息、清算恶霸、土地改革，表示革命底果实在继续扩大中。肃清国民党残余游击队、惩治反革命罪犯、以及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反帝运动，表示内战底延续。在参加企业管理、订立集体合同、实施劳动保险中，产业工人也比较活跃起来了。广大青年群众底思想改造运动，表示革命在民众意识上产生了效果。这一切都证明革命仍然存在，而且在继续发展中。这次革命和它所创造的政权底阶级性质这次革命底性质，从它的直接的历史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和解决土地问题）看起来，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但是阻碍民主革命任务之解决，因而成为革命之直接敌人的，正是资产阶级政权。充当革命动力的，则是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其中以贫苦农民为主。也包括若干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众和一小部份工人。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共，过去本来是一个无产阶级党，但在上次革命失败以后，已经把主要的根基移植到农村里面，堕落成为一个建立在工农两阶级基础上面，又接受苏联官僚政权指挥的官僚中派主义的政党了。因此，从动力上看起来，这次革命又是反资产阶级的，含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倾向的。事实上，推翻国民党政权是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底初步胜利，所以它是不断革命胜利底第一阶段。革命底阶级性质决定了它所创造的政权底阶级性质。原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官僚等）已经在内战中被摧毁，只有一小部份残余份子被吸收到新机关里面去。这新的国家机关是在内战中以农民军底领导层为基干而重新建立起来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中共手里，中共现有的主要阶级基础是农民，而以农民军转化成的常备军为其直接的权力支柱。但是它自从进入大城市以后，就一直有意识地加强原本非常微弱的对工人阶级的联系，它的一些改良政策已经逐渐赢得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较多一些的支持。广大的知识份子层受了革命热情的鼓舞，自命为工农利益底拥护者，群集在中共周围，热烈地参加社会改造工作。中共虽然容纳若干资产阶级代表参加联合政府（主要的是中央政府），并允许资产阶级党派与官僚、军队与警察之间保持若干微弱的联系，但是它本身底主要成份既非资产阶级出身，又非受资产阶级收买或受资产阶级意识领导的。资产阶级对于联合政府底政策，只能凭藉其财产力量给予若干影响，而不能加以控制和决定。它们的财产本身反倒是依赖中共底怜悯才得以保持。它们参加这个联合政府完全为的是充当内奸，企图利用群众底觉悟不够和中共底机会主义错误，以实现从内部来篡夺政权的阴谋。上述的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使新政权能够暂时地把自己抬高到民族之上，自居为一个超阶级的权力而实行独裁的统治。因此，在政治学的意义上，新政权是一个以农民和工人两阶级为基础，而对资产阶级作若干容忍与退让的过渡性的邦拿巴特主义政权。这个邦拿巴特主义政权，和典型的邦拿巴特政权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典型的邦拿巴特政权是革命退潮底产物，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中国现在这个邦拿巴特政权虽然也是对革命有障碍作用的，但它是革命初步胜利所创造的，是不彻底的革命的进潮的产物。这个政权底邦拿巴特主义特征，最显著地代表现（原文如此）在如下事实中：这次革命虽然动员了广大的群众，但是并没有成立苏维埃性的群众民主机关，而且在夺取政权之后，召集普选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立宪会议）仍然是遥遥无期的。这个邦拿巴特政权幻想以一个对于历史行程的非阶级的监视者的身份，一面实行“有步骤”的反封建社会改革，另方面根据“劳资两利”底原则，使中国社会按照“新民主主义”底历史发展图式而逐渐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条件之下，新政权对于一般资本家财产权不加以侵犯的立场，就含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了。既然这个政权并不是以劳动者底群众组织为基础，广大的群众并未能密切参加国家底管理，因而无产阶级不能实际控制这个政权，同时资本家底财产却广泛地存在着而不受工人监督，那么这个政权就不能不时时刻刻都受到资产阶级底物质力量和意识力量之强大影响，有被资产阶级和平地重新征服的可能。这样，新政权对资本家财产不侵犯的政策就不是一个工农政权对于资本家财产的某时期的策略或者步骤的问题，却足以决定现政权仍然是替资产阶级底历史利益服务的了，也就等于说：现政权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因此，现在这个政权是一个特殊的两重性质的政权；它从反资产阶级的革命中生长出来并以工农阶级为基础，但目前仍然是替资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的。它的两重性质，是它的主要阶级基础——农民底两重性质的反映。这一个过渡性的两重性质的政权，内部充满爆炸性的矛盾，自然是非常不稳定的。它将感觉到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边来的相反的压力日益加强，发觉允许它的政策左右摇摆的振幅日益缩小。它的革命性的起源与它所依凭的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解决。在两大敌对阶级之间，它必须彻底地“一面倒”。或者逐渐加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血肉联系，最后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之最集中的统治；否则就要将革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发动无产阶级群众起来，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底残余政治权力，没收资产阶级底财产，而它本身变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将来它究竟走到那一个方向去，将由今后国内的阶级斗争（包括联合政府内部的斗争）以及国际上的阶级斗争来解答。无论如何，这一个解答是不能拖延到许多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造底问题与出路革命底初步胜利已经提供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任务的起点，但是，只有等到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改造得足以保证生产力底发展的时候，这个任务才算是完成。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撤退和土地改革所造成的中国经济底新形势，要求工业生产迅速提高，以满足市场化需要底膨胀，尤其是维持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平衡。提高工业生产，在目前中国主要的就是资本建设的问题。庞大的私人资本之存在，吞蚀了巨量的工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其中一部份用于奢侈消费和商业投机，只有另一部份投入工业生产过程。前一部份底作用纯粹是加深经济底不平衡，日益侵蚀工业资本底积累。后一部份完全受盲目的利润率支配，也不能完全配合工业建设底远大计划而且由于它的竞争影响，必然要使国有工业底资本建设也受到妨碍。因此，今天中国仍然存在着的庞大的私人资本，就成为工业资本建设底一大障碍。现在中共企图用统制手段来消除这种障碍。但是，既然统制经济是不能超越过资本主义底基本法则（为利润而生产）的，所以这种手法绝不能解决问题。要想迅速提高中国工业生产，除了有效地利用工业本身积累的资本以外，还需要从农业生产中吸收资本。但是在发展富农经济和维持土地私有制的原则之下，小农生产所造成的资本积累，主要的是保留在富农和投机商人底手中，并不会自动流入工业生产过程，反而加深经济底不平衡，造成城乡对立。去年秋收以后，已经发现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之间的不详的剪刀差。这不过是一个预兆。将来土改完成，农业生产迅速提高，原有工业生产力已经发挥到顶点的时候，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就会酿成全面的严重危机。那时候资本家和富农就会煽动不满的群众起来形成重大的压力，要求开放对外贸易，恢复旧日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甚至威胁到新政权之存在。避免上述危机唯一方法，就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没收私人资本，工人监督生产，严厉压制富农生长，用种种财政的和物价的政策吸收农业剩余生产物转化为工业资本。这种政策只有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之下才有可能。因此，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迅速结束目前的过渡状态，把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则是丧失革命初步胜利底果实，退回旧日的的悲惨状态。中间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对资产阶级妥协、容忍的政策，只能够招致革命底惨败。革命斗争底目前形势与前途目前形势底基本特点如下：（1）地主阶级已经在基本上被击溃了。即使在未实行土改的区域，地主因为已经丧失政治权力底支持，也成了待决的囚犯。他们的残余势力只有化为零星的土匪，进行烧杀劫掠的破坏活动。资产阶级也同样丧失了政权和有力的政党。他们之中的一部份逃亡到海外，继续支持帝国主义刺刀保护下的蒋介石残党。另一部份则留在大陆上，对新政权伪装恭顺，实际上一面利用经济力量设法同化新政权，另一方面伺候着时机响应外来的武装进攻而重新夺回政权。（2）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已被打倒。目前它们没有力量用政治、军事的手段重新征服中国，只能够一面向中国施行经济上的威迫利诱手段和支持反革命份子底活动，一面积极准备未来的侵略大战。（3）因此，目前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在于敌人底强大，而在于革命主观力量底不足。主观力量底头一个弱点就是群众兴起底不平衡。唯一有资格充任革命领袖的工人阶级底兴起远落在小资产阶级之后，工人在新政权建立后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的时候，才逐渐活跃起来。直至目前，工人阶级还没有什么足以与农民运动相比的群众运动。（4）群众主观力量不足的另一事实为缺乏民主权利。既没有苏维埃式的斗争组织在其中实现劳动阶级的民主，也没有资产阶级性一般公民底自由权。新政权虽然是从群众运动中兴起并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但是并不受群众监督。群众运动在邦拿巴特官僚钳制下不能自由发展。（5）群众意识上的觉悟也很不够。一般群众底觉悟程度仍未超过小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幻想，分不清敌友，看不出正确的革命前途，一切群众运动底领导权仍被中共垄断。（6）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份子数目非常少，在群众中没有深厚的根基，实际上仍旧是一个宣传小团体，并且受到新政权残酷的迫害。这样的局势显然是一个不稳定的过渡局势。继续进行中的阶级斗争不断改变着阶级力量关系，使局势变化。国际关系和外国革命运动底发展，中国经济形势底变化等每一步演变，都可能使中国局势受到严重的影响。虽然由于这次革命底歪曲特性，会使这个过渡局势比一般正常的革命过渡形势延长一些，但是它绝不能延长到几年以上，更不能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局面，这是可以断言的。这个局势的可能前途有以下几种：（1）在群众运动受抑制或低落的条件之下，资产阶级利用其财产力量及意识力量腐化了共产党，使它变成资产阶级自觉的工具，因而也把现政权的机构和政策按资产阶级底意志加以改变。这就是资产阶级和平地恢复统治的道路，也表示这次革命是一次流产的革命。这个前途虽然可能，但是在目前资本主义普遍衰败的情形下，这个前途底或然性是很小的。如果资产阶级复辟，多份是按照下一条路径。（2）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直接帮助下，利用新政权底各种困难与错误，里应外合地用武力推翻新政权，重新建立其野蛮的统治。资产阶级要完成这项工作，不但要击败击败共产党和新政权底军队，而且要击溃工农群众力量。这将是一次残酷的阶级战争，意味着第三次革命底失败。中共现在对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客观上正是替这两个失败前途铺路的。（3）工人阶级运动在第四国际中国党领导之下及时兴起，领导着农民，推翻中共底邦拿巴特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收资产阶级底财产，把中国变成一个工人国家。这将是一次新的革命，完成第三次革命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在这次革命中，共产党内部必定发生严重的分化，革命的一翼将站在革命工农群众方面共同斗争。照目前条件看起来，因为中共与资产阶级底联系底微弱，这个前途底或然性也是很小的，如果无产阶级及时起来夺取政权，多份会走下一条路。（4）阶级斗争和国际斗争日益尖锐化，中共遭遇到资产阶级反革命底严重威胁，在工人运动底压迫之下左倾，发动或容许工农群众运动起来，肃清联合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份子和党内右倾份子，没收资本家财产，把中国变成工人国家。这条转变的道路，虽然较少流血，但绝不是和平的转变，而是在更高水平上的一次新的内战，也就是现已开始了的不断革命底顺利完成，在这个斗争当中，我们第四国际党人将一面和中共并肩作战一面批评和纠正它的错误。中心口号：工农兵代表会议这次革命底特殊性质和它的初步胜利所造成的形势，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把歪曲的受抑制的革命转变成群众自觉的革命，一直进行到底，建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专政。为了克服群众运动底不平衡发展，我们要特别集中力量于发展工人运动，使它赶上其他的群众运动，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领导其他的运动，克服小资产阶级底动摇性。在一切群众运动中，我们要有系统地解释必须在民主基础上选举自己的斗争领导机关——工人、农民或兵士代表会议，以此发挥群众底革命创意力，冲破中共对于群众运动的官僚控制。在此种群众性的民主组织中，可以使群众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我们的革命政纲也可以公开提出来争取群众底拥护。现存的联合政府是对于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巨大障碍，我们必须以真正的工农政府去代替它。但是因为它目前仍是群众眼中的革命代表者，获得工农群众底拥护，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提出推翻它。我们要在各种改革运动中号召群众自己选举代表会议作为独立的群众组织，逐渐把这些代表会议汇合成为各地方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迫使政府承认这种组织为其权力基础。如果政府拒绝群众的要求，就可以借此暴露政府底反工农性质，让群众了解建立真正的工农政府以代替它的必要。当我们提出每一个实际要求，号召群众普遍起来斗争时，我们都同时提出工人、农民或兵士代表会议作为群众运动底组织形式。只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够保证群众运动底自由发展，并形成工农群众底权力机关。因此我们把工农兵代表会议作为目前的中心口号，将发展工农兵代表会议作为中心的任务。等到这种组织普遍发展起来，就是我们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真正的工农政权的时候了。民主口号毛泽东政权虽然名为“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它标榜民主主义，只不过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已，事实上连最基本的民主权利都不许人民享有，甚至于公然施行“军管”制度，对于工人底阶级斗争行动尤其加以最严厉的镇压。这种情形是对于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劳动群众必须坚决地进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我们要求人民有人身的自由：禁止任意逮捕，禁止不经公开审判和充份辩护的监禁和处决，取消一切公开的和变相的集中营。我们要求人民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有权用一切方式批评新民主主义和政府一切施政，废除出版检查，反对强迫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求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除正式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党派以外，一切团体都有权公开自由活动，不许警察特务监视社团和会议。我们要求人民有居住、迁移、旅行、通讯的自由：废除居留证和通行证制度，不许秘密检查通讯。我们要求公私事业的工人及一切受雇者有罢工和纠察之自由：反对强迫仲裁，反对军警特务干涉罢工和纠察。我们要求人民有示威游行和请愿的自由，政府不得借口匪特煽动或利用而禁止示威游行。我们要求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及解决国家当前一切重大问题。除正式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者外，一切党派及个人都有权自由竞选。我们要求立刻召集民众普选的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地方政府，代替上级委派的政府，取消军事管制。保障工人权利为了保护工人，避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败坏，以及为了保证工人能充份发挥其战斗力领导一切劳动人民去巩固及贯彻革命底胜利，我们要求立刻实行以下各项：（1）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特别沉重及危险性工作底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星期日休假，假期工资照发，休息时间由个人自己支配，反对任何变相的强迫延长工作时间。（2）由普选的工人代表会议制定工资标准，工资依生活指数调整，一切公私企业一律遵行。（3）普遍实行劳动保险，保险项目包括疾病、伤害、失业、年老、死亡等项，保险费由公私雇主负担，工会办理。（4）由工人代表会议选举工人担任工厂检察员，监督一切工厂之安全设备及一切有关工人福利的事宜。（5）由工厂及车间工人会议或代表会议规定生产标准，反对公私雇主用任何强迫手段提高劳动强度，反对用“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等名义造成工人中少数特权份子及迫使工人互相作生存竞争。（6）凡工人都有权自由加入工会及组织工会，各级工会执行机关一律实行由下而上的选举与监督，反对从上而下的官僚控制，反对军事代表及党团代表干涉工会，工会应成为工人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反对把工会变成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7）彻底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特别沉重，有害健康或发育及危险的工作禁止雇用女工童工，禁止雇用女工及童工作夜工，女工分娩前后共休息两个月，工资照发，雇用女工的工厂必须设立免费的托儿所，彻底废除对于学徒的封建压迫，由工人代表会议制定详细的保护女工童工条例作为法律。（8）由政府拨款普遍救济失业工人，在各城市组织失业工人代表会议，在地方工人代表会议领导之下执行救济失业工作及设法分配工作。政府应兴办公共工程，或在现有产业内实行轮班工作制，以吸收失业工人，但工资不得因此减低。土地农民政纲土地改革是在这次革命第一阶段中最大的收获，也是中共全部政策中最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一部份。但即在这方面中共也没有采取彻底的革命路线。现行的土地改革法对于富农剥削者底地位是予以保护的，土改之进行要受官僚自上而下的控制，而且要在官僚有把握控制得住的时候才准许开始。准许分配后的土地自由贸卖（原文如此）出租，完全是为了富农利益而牺牲贫雇农的。由此可见，贫雇农只要一日未曾得到无产阶级同盟者底领导，就一日未能实现自己彻底的解放。只有我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提出彻底解放贫雇农的政纲。我们号召各地贫苦的农民立刻按照民主方式组织农民代表会议，进行没收地主富农底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地主富农底耕畜、农具、种子、房屋以及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财产，也都一齐没收分配。在分配土地和对地主的其他斗争行动中，以农民代表会议为全权的领导机关，反对任何方式的官僚干涉。土地分配后禁止买卖、典押和出租。我们同时要求国家银行贷款扶助农民生产，尤其是扶助农民自动经过合作社方式逐渐实行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政府应立即停止对农民的征粮、借粮、强迫献粮、附加等繁重赋税、改征单一合理的土地税。农民负担的赋税须低于任何资本家所负担的捐税。工人监督生产及管理生产将中国落后残破的经济有计划地改造成为进步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是一件非常艰巨伟大的工作。只有吸引广大的劳动人民密切参加这个工作，才能够制定合理的计划，避免官僚底盲目的武断，才能够使经济事业真正为劳动人民底利益服务，才能够避免官僚和资本家造成的巨大浪费，才能够有效地压制资本家对于经济计划之破坏。同时参加生产管理也是提高劳动者底觉悟和管理能力，使劳动者将来能够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必要过程。因此，普遍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和管理生产，是刻不容缓的当前急务。在一切公营的企业中，应立即由全体工人、事务人员、技术人员选举代表，与工会在该企业的支部代表及经理共同组成企业管理委员会，为该企业最高权力机关。其中工人及工会代表合计数须超过总数之半数。经理之任用须得管理委员会同意。经理须服从管理委员会之决议。在一切私营企业中，应立即由全体工人及下级事务员、下级技术员选举监督委员会，监督该企业之生产、交易、生产设备之变动、增雇解雇工人及其他重大业务措施。企业之全部账簿及仓库均须向监督委员会公开。凡有关国民生计的企业、未经监督委员会批准不得停业及减低生产。擅自关厂或厂主逃亡的工厂充公，交工人直接管理。由各管理委员会及监督委员会选举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共同监督全国经济计划之拟订与执行，反对官僚任意规定的计划。中共要使公营企业底管理委员会成为官僚管理机构底辅助及咨询机关，我们要使它成为工人手中的权力机关。中共要使工人与资本家在私营企业底劳资协商会议中妥协，使工人接受替资本家加紧生产的任务；我们要分裂劳资协商会，把它们当作阶级斗争的战场之一，在斗争中组织具有权力的工人监督委员会。没收大企业归国营在目前如此贫乏的基础上进行复兴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必须把现有的一切生产设备和资金加以最经济合理的运用。“精简节约”底口号，如果当作真正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策，应该首先就是要铲除社会寄生份子——大资本家，和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浪费。因此劳动人民应该要求立即实行：（一）没收所有私营银行，合并为单一的国家银行；（二）没收矿山、森林、重工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事业、公用事业及大商业归国营；（三）对外贸易全部由国家独占。所有没收企业中，除劳动者底小额存款或股本外，一律不给赔偿。我们提出这样的政策，并不是要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这只是朝向真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第一步，是劳动者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底发展，所不得不采取的步骤。保护独立小工商业者无产阶级所要求没收的，只是资本家用来剥削劳动者的资本。对于独立的小生产者和小商人，并不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也不强迫把他们经营的事业社会主义化。相反地，只有在没收资本家财产及实行了工人对于国家银行和国有产业的监督管理之后，独立的小工商业者才能够免收大资本底压迫，而得到国家银行底帮助。我们主张由国家银行贷款帮助独立的小工商业者，特别是帮助他们自愿地组织生产合作社。无产阶级用如此的政纲号召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到工人代表会议底周围来，共同为打倒资本家底剥削而斗争。民族纲领联合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政策和对资本家的妥协政策一样，是无异于养虎为患的。今天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上的统治能够维持，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仍旧强大有力，而是因为被压迫人民底觉悟仍旧不够。中国人民如果用猛烈的革命手段收回帝国主义者所侵占的一切权利，不但不用骇怕帝国主义者底武装干涉，而且能够刺激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民族起来推翻帝国主义者底统治。因此，我们绝对反对中共对帝国主义的懦弱政策。我们要求立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九龙、澳门，取消旧政府所负的一切外债，无赔偿没收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产业，并宣布中国退出帝国主义者用以欺骗和压迫世界劳动人民的机关——联合国。至于苏联官僚政权底掠夺中国的经济利益，侵害中国主权，企图把中国变成其附庸国的反革命卑污自私的行为，以及中共对苏联官僚的阿谀谄媚政策，我们也同样坚决反对。我们要求立即收回旅顺、大连，在真正平等互助基础上重订中苏条约。我们要求废除蒙蔽人民的秘密外交方式，并公布新旧政府过去的一切外交秘密，新中国底外交政策应该是在人民监督之下的，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建立反帝国主义联盟的革命外交。联合政府剥夺弱小民族自决权的政策，是它的邦拿巴特式反民主统治底必然政策，与无产阶级底立场毫无共通点。我们主张中国境内各弱小民族应有完全的民族自决权，包括脱离中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利。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反对大汉族主义！中国境内各民族底联合必须以完全平等自愿为基础。工农民军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一面把原来是在革命运动中组织起来的农民君变成了脱离人民的常备军，另一面又在国民党政权原有的警察制度基础上重建职业警察，作为它的邦拿巴特政权压迫人民的工具，阻障着革命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因此，为了克服邦拿巴特主义底障碍，让革命运动自由发展，必须把革命民主底思想输入到兵士之中去，在兵士与工农群众之间建立起亲密的联系，最后并用工农民军完全代替雇佣的军队和警察。我们站在无产阶级党底立场，要向工农群众和农民出身的“人民解放军”兵士作耐心的解释，争取他们起来反对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式的常备军，反对指挥员在军队中的独裁权，要求成立兵士委员会管理军队，要指挥员只负责军事教练和指挥作战，并用工农全体武装轮流服役的制度代替雇佣的军警。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劳动人民底民主制度避免资产阶级重新掌握军队警察作为维持其剥削的工具。（完）为何称这次内战为革命与这个认识的重要性——再认识中国事变的出发点马基一九五一年五月差不多整整一年以前，当省特委会发动讨论行动纲领的时候，我用《中国事变底检讨与我们的行动策略》底题目写了一个意见提纲。当时我期待着一场热烈的讨论迅速展开，达到对于中国事变的深刻的认识，并吸收关于策略方面的丰富教训，从而定出我党当前的行动纲领。不料那一次的讨论并没有广泛展开，特委会本身的讨论也不深入（因为大家都没有成熟的意见），后来竟以行动第一为理由，不从根本检讨整个事变和当前局势，只草草地定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想就把这一套秃头的具体要求当作在新形势下指导行动的纲领，结果不但没有行动起来，而且连纲领都没有写成功！当然，说到没有写出来这一层，我个人是不能辞其咎的；不过今天回头想想，由于处理这个纲领的态度根本错误，所以即使写了出来也不会有补于实际行动的，现在，行动纲领底讨论重新发动，党报编辑部已经提出了一个草案作为讨论基础。这一次不但绝不致于再像上次那样的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而且这个草案提出了一套新的见解，促使全体同志对于中国事变来一次再认识。不管结论如何，这次讨论一定会成为我党思想发展史上一道划时代的里程碑。最近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已有不少改变，我的新见解已经发表在我个人提出的草案（目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底任务）中，现在我再把我的见解逐一要点加以说明。这篇文章所要说明的就是我的意见之第一点，也就是整个意见底出发点。在说明我现在的见解的时候，自不免批评到我所认为是错误的过去见解，而且有时不免批评得有点辛辣。为了避免万一的误会起见，我预先声明，我这样作绝不是想藉以表示我自己一向正确，更不是攻击某些个别同志。事实上大多数的重要错误都是全党共同负责的，我个人甚至有时是站在错误立场底极端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人民解放战争”底胜利，不仅证明我们在政治估计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暴露我们对于事变底实际发展太缺乏敏感。我们太沉迷于抽象的理论，而太少注意客观事变底发展。我们没有充份考虑目前各种具体条件底特殊配合，不去衡量现存的运动在目前形势中的客观的重量，也没有精细分析现存运动中各种倾向底相对比重，而只粗枝大叶地拿一两条抽象原则去衡量现实运动。因为运动不合我们的理想标准，我们就轻视它。不管外面已经天翻地覆，我们还只是轻蔑地骂一句“没有出路”，就埋头去干我们的小圈子工作，安心期待着另一个狂风暴雨的大革命从现实的运动以外涌现出来。等到国民党政权已经被中共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推翻以后，我们还不马上深刻地检讨，重新认识这次事变，顺应着群众前进的趋势把革命推进到底，反而一味斥骂“不彻底”、“反动”、“麻醉”、“疯狂”，天天预言着新政权底崩溃，见群众失望沮丧则喜，闻群众欢呼庆贺则郁。但这种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的心情终于抵抗不住群众底压力，我们同志在事实底强烈光芒照射下渐渐感觉头昏目眩，有些就动摇起来，另有一些则越发向孤独的角落里钻，靠不接触外界来维持自己的内心平衡。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已经使我们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今天我们重新研究中国事变和检讨自己的策略时，首先就要彻底扫除这种教条主义和教派主义底遗毒。马克思主义最可贵之处是它应用动的逻辑底方法，从发展上去认识客观事物，所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永远青春、不断发展的。谁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精神。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变，都要在马克思主义上面添加一点新的东西，或者把某部份旧的东西刷新。现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事变，这个事变自然也要多多少少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底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部份之一，就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途程的认识，也就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行程的认识。这一认识底不断发展是最显著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底时代，这部份理论只有一些基本点。他们只指出这一过渡时期必然要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无产阶级专政逐渐完成经济改造的任务之时，它本身也逐渐衰亡，最后进入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时代。同时他们之处这个过渡期的开始时间虽然在各民族不同，但最后完成则必然是全世界联同一齐的。至于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底爆发先后，如何互相影响，以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关联等问题，马恩只给了一些很简单的提示，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即无产阶级革命真正实现的时代，才由托洛斯基和列宁提出成熟的综合发展律和不断革命论。托洛斯基更根据苏联底经验而提出关于孤立的工人国家不免要堕落这个问题的成熟理论，又研究了堕落工人国家对于世界革命行程的反作用，但最后一部份在托洛斯基时代也还是一些初步的提示而已，它的成熟必须等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最近我们第四国际内部对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的研究结果，就是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添加了这一部份的内容。我们生长在这过渡期间，并亲身担负着实现这种社会改造底责任的革命者，必须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我们对于这个过渡时期底具体行程的认识并用新的认识去指导我们下一步的革命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配叫做真正的革命者。如果以认识大方向为满足，机械地拿抽象规范去衡量现实事变，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宗旨，用宿命主义的消极等待替代灵活的行动策略，那就不配叫做革命者，而只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罢了。书呆子到了他的书斋的薄木门板挡不住群众底巨浪的时候，就会悲观动摇，或者疯狂甚至于变节。战后世界革命运动底发展，尤其是南斯拉夫革命运动底发展，使我们充份认识到苏联官僚政权对世界革命运动的重大影响。史大林主义，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底伪装之下，严重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革命，使许多国家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直到夺取政权的时候，甚至于夺取政权后的初期，都还遭受到史大林主义的歪曲。过去我们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领导之下，团结在广泛的民主的苏维埃机关周围，才能够夺取政权。现在历史事实才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初期的时候，也可能不是这样十全十美，而带有一些歪曲的。我们现在重新研究中国事变，必须适当地考虑到史大林主义着一个客观因素对于事变的重大影响。在中国和在许多别国里一样，史大林主义（苏联官僚政权底物质力量和它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严重窜改）对于群众运动发展底路线、形式和速度，共产党底意识和政治路线，以及革命政权机关底形式和成份等，都不免会给予歪曲或阻碍底影响。但是，各国的史大林主义党并不是一个离开一切阶级而独立的社会力量，它并没有与一切阶级无关的自己的物质利益。它们只能对革命运动加以歪曲和阻碍，却不能根本推翻革命运动本身底发展规律。当它领导着一个群众运动的时候，它们无论如何总是代表某一阶级执行某种社会的职能，而不是站在超阶级的立场纯粹利用群众。最后分析起来，不是史大林党住在着其所领导的运动底命运，反倒是运动底发展决定史大林党底命运。因此，对于在史大林主义党领导下的运动，我们除了认识和批评史大林主义党底错误以外，还要（而且是最重要的）认识运动本身的客观意义，尤其是阶级意义。我们要认识、批评和设法纠正一切歪曲，但是不可只看到次要的特征而忽略了基本的特征，不可因为看到某些歪曲现象就否认事物底本质。“人民解放战争”是第三次革命我们过去的教条主义错误最极端的表现，就是顽强的否认这次“人民解放战争”是一次革命。原先，我们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里，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绝无可能夺取全国政权，所以它只能够停留在骚乱底阶段，而不配叫做革命。后来农民居然在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我们仍然说这个事变不能叫做革命，因为它有种种缺点云云。后一态度简直是否认与我们的理论不符的事实。把理论当作死板的教条，完全不顾实际情况，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中国所发生的事变是：一个进步的群众运动从下而上地用暴力推翻了旧政权。这样一个事变已经具备了革命底基本特征，我们除了称之为革命以外，没其他的称呼方法。我们一向都承认国共内战是一个真正的内战（与军阀混战之类不同）所谓真正的内战就是发展到了公开的武装斗争程度的阶级斗争。现在这个内战已经造成了全国政权转移之结果。这不是革命是什么东西呢？我以为中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就已经有了革命形势（注一）由于中共底机会主义错误（政协路线），虽然使群众运动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七年初遭受了暂时的部份的挫折，但是整个革命形势并未消失。等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方面在中共底《土地法大纲》号召之下掀起了土地革命底巨大浪潮，同时“解放军”发表打倒蒋介石政权的宣言，于是内战就发展成为正式的革命了。反对理由之批评会有人说：在这次事变中民众没有普遍动员起来，所以不能叫做革命。这种反对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从来没有一次革命是把全体民众完全动员起来的。革命底定义也没有规定至少要动员百分之几的民众。例如辛亥革命，只有数量很少的革命党员和“新军”、会党等参加，一般民众完全蒙在鼓中，但是人人都承认这是一次革命。若单以动员群众的数量为准，则现在这次革命比第二次革命还要正式。因为，二次革命中组织起来的群众不过一千多万，但这次在“解放军”渡长江以前已经有一万万以上的农民起来分配了土地。另外会有人争辩道：这次推翻国民党政权纯粹是靠军队底力量，所以不能算是革命。这种论辩也同样地不值一驳。群众斗争有种种方式，军事斗争也是其中之一。“解放军”是从武装暴动、土地斗争、减租减息、民众抗日自卫以及其他群众运动中生长起来的，它是争取和保卫民众某些利益的武装力量，所以它本身就毫无问题地是群众运动底力量之一。人们会举出最后一个反对理由：在这次事变当中，城市民众，尤其是工人，简直不起作用。不错，工人在这次事变中的作用非常微小。但是，这个理由只能证明这次事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不能证明它根本不是革命。如果说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算是革命，那么不断革命论就会变成如下的毫无意思的“同意反覆”（录入者注：疑为“同义反覆”之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算是革命，所以落后国家底革命任务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够解决。这简直是对于托洛斯基理论的讽刺！认为这次革命只是农民战争而不是革命这种意见，犯了双重的错误。第一，中共所领导的这个运动虽然以农民为主力，但它不仅仅是一个农民战争。战后几年里城市中前仆后继爆发群众斗争。整个运动底纲领内包括有把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底要求以及其他许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要求，这种纲领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所能提出来的。中共以及参加这个运动的大量的知识份子干部，并不是以土地改革为唯一的或最终的目标，他们反倒是把土地改革作为使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所以，把中共所领导的这个运动看成仅仅是一个农民战争，这是错误的。第二，即使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到了发展成全国性的广泛的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叫做革命。单纯农民战争虽然不能成为社会革命，但是可以成为政治革命。恩格斯就毫不迟疑地把一五二五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叫做革命。过去否认这次内战为革命的真正原因过去我们大多数同志都认为这次“解放战争”不是革命，其实并没什么严重的理由。这种见解的根源，一方面是我们对于中共和农民运动存有偏见，另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运动太疏远，太不了解它的实际情况。我们认识（录入者注：疑为“认为”之误）中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党，而是多年来不断地与它的机会主义斗争，因而不自觉地培养成一种过份轻视和仇视中共的心理。同时我们把革命当作一件圣洁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很难把“革命”这个圣洁的概念与“中共”这个污秽的概念联结起来。如果把中共所领导的运动叫做革命，我们觉得简直是侮辱了革命，这是我们在情感上万难容许的。对于一个以农民为主力的运动，我们也同样抱着一种轻视的心理，总觉得它不配享受革命底荣誉。加以我们党底基础完全在“新解放区”里面，尤其是在城市里面，而“解放”初期新政权给民众的印象的确很不好（当时民众送给中共“更惨党”之类的绰号），致使我们过份低估这个运动内的群众力量及其革命性质，所以在它胜利之后还不能认识到这是一次革命。其实如果我们首先把种种偏狭的心理扫除，再去密切地研究中共所领导这个群众运动底实际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就不会这样过份轻视它，更绝没有理由否认它是一次革命了。我们内战策略错误之原因与严重性过去我们因为长期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以及革命本身底存在，以致犯了一连串策略上的错误，现在许多（也许会占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我们过去对农民运动采取旁观和消极批评底态度是错误的，提出双方无条件和平口号也是错误的，并且认为这种态度与“内战决议案”底正式态度不符。但我认为错误的地方不仅是执行政策时有偏差，而且是政策本身缺乏一个正确的局势分析作前提。正因为政策变成悬在半空中的，所以才难以使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紧紧掌握住这个政策。我们没有认识到战后中国已经处于革命形势中，没有把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当作在这革命形势中的一枝（录入者注：疑为“支”之误）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错误地拿战后的农民运动与从前江西的农民“苏维埃”运动相提并论，认为同样是无出路的冒险行动。不知一九二七——一九三五年的农民暴动是在革命形势不存在时期的运动，所以没有出路（注二），战后的农民暴动则发生在革命形势当中，所以不是冒险反而大大有胜利之可能。由于这个分析之错误，就使我们在“内战决议案”所规定的对农民运动的同情态度变成勉强的，或纯粹是一种表示而已——对于一个离得又远而又注定无出路的运动，谁能够寄予真正热诚的同情与积极的支持呢？因此我们就一直对这个运动非常轻视，对它的注意既不够密切又不够客观。当它本身力量和对其他民众的影响增大时，我们武断地说这只是一时的兴盛，将来一定会衰落；当它略受挫折时，就危言耸听地夸大其严重性。最可笑的是认为中共随时可以放弃平分土地政策而与蒋介石重新妥协，没有看到一九三六年中共投降是过去孤立斗争失败的结果，而今天整个形势对它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是非常有利的，它没有理由投降，即使要投降，农民群众也不会伏伏贴贴地跟着它投降（注三）表面看起来，我们的错误是不自觉的教派主义的错误（说是不自觉的，因为我们正式的决策不是教派主义的，但在日常宣传鼓动中则充满教派色彩。）：把运动本身与其领导者（中共）看成一体，因中共政策之无出路而断定整个运动无出路。其实这种错误底真正原因是我们没看到当时中国底形势已经是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才忽视了这个运动本身底深厚的根基和大大发展之可能，简直把这个运动当成中共制造的因素而随时可以抛弃的。至于我们不能认识现实的革命形势，则是因为我们固执着只有当庞大的工人运动兴起时才能够成第三次革命。所以我们的教派主义错误是建基于教条主义错误之上的。因为这个认识底错误，所以我们对中共的批评常常不恰当地着重批评其政策底冒险性，因而产生“双方无条件和平”底错误口号。其实，如果说出（录入者注：此处可能多一“出”字）中共政策是冒险政策，那只是因为中共想靠一个对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纲去打倒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它的政策底冒险性是以妥协性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当时应当着重批评其妥协性，应该号召农民作坚决彻底的斗争才对。当时既然看不出革命形势和革命本身底存在，我们自然就不会向工人群众指出这种事实，不会藉此唤起工人阶级底革命自觉和革命决心，更不会对中共运用联合战线策略了。在一个革命已经爆发之后，我们不去扩大它提高它，却梦想另一个独立的革命在我们自己领导之下兴起。结果不但使我们的党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以及在后来大大丧失了群众底信仰和动摇了一部份党员底信心，而且也多少妨碍了当时工人运动底兴起。所有这些错误都根源于局势分析底错误。局势分析底错误虽然不是基本原则底错误，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可以说是中国托派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错误。局势分析之重要性我们过去因为没有认识革命形势以及革命本身之存在，已经付出了非常重大的代价。“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我们应该痛切检讨，从过去的错误中吸收教训，好好地分析当前局势和估计可能的前途。托洛斯基常常借用斯宾诺沙底话来勉励我们；“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托派二十多年坚持着革命路线，到头来居然不认识眼前的革命，因此错过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机——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大哭一顿也很值得。不过，问题不在于哭与不哭，而在于能否深刻地理解和彻底地改正。如果哭一顿能够令我们更痛切地理解过去的错误，那么我们就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吧！反之，如果在“忠实于我们一贯的主张”和“冷静”这两个假面具之下拒绝承认过去错误，也拒绝承认现实，那么我们就会变成不会哭，不会笑，也不会理解的顽石或者木偶了。那时候，就会证实了叛徒陈独秀骂我们的话：“他们的头脑已成为化石，组织已成为废墟”。正确分析局势是革命艺术底一个重要部份。局势分析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同的分析终归会引起实际策略上的分歧。只有局势分析得正确，才会顺理成章地得出正确的策略。如果局势分析错误，纵使偶然得出正确的策略，这种策略因为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内部的一贯逻辑，也不能够充份有效地执行出来。我们的内战策略之失败，就是一个大教训。在分析局势的时候，判别革命形势与非革命形势是最基本的判断。革命形势之下的策略与非革命形势之下的策略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讨论这次内战是否革命，绝不仅仅是名词之争。这问题实在是以后全部讨论的出发点。只有认清了这事变是否是一次革命，才能够正确了解当前局势底性质，群众运动底力量和事变底内在逻辑（包括群众心里变化底方向和整个事变底可能前途等等），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确定鼓动工作底路线。一九五一•五•十七（注一）这里所用“革命形势”一词底意义是指革命将会爆发但仍未爆发的一种形势，那时统治者已不能按照常态稳地实行统治，民众运动则活跃起来，亦即列宁所说“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发生革命”这一句话中所指的“革命形势”，而不是指革命已经爆发了的形势。另外有些人习惯于称这形势为“革命前夜形势”。为避免误会起见，特此注明。（注二）严密地分析起来，我们应该说只有在一九二九年以前的农民暴动才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因为那时全国无论城市乡村都在革命退潮当中，那时期城市暴动也没有出路。当时所有的暴动都不是客观形势造成的，而是由于第三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训练造成的。但是自一九三〇年起，广泛的农民骚动已经成为革命复兴底征兆。此后我们虽然仍旧认为史大林派脱离工人想单靠农民武装斗争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无出路的，但是对农民运动本身却认为是可能有出路的。我们相信农民运动底高涨会推动城市底群众运动，农民暴动可能一直支持到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它夺取政权的时候，那时也许中共改正了错误政策；也许工农群众抛掉中共，另外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者。当时我们并不预先断定那时的农民运动无出路，尤其不用这种泼冷水的态度去对群众说话。（注三）一九四八年我们（录入者注：此处疑漏“把”字）新区暂停土改当作中共放弃土改的征兆，是大大夸张了这件事底意义。其实中共这样作不过是想“有步骤地”实行土改罢了。过去它一向都是在统治为巩固的地方暂不土改的。第三次中国革命决议案——一九五二年五月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通过一、毛泽东胜利的意义1.经过四十年来的痉挛，帝国主义的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而在中国被摧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表示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即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勾结，阻碍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在中国实现的这一时代的终结。它代表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起始，也即是这一革命的历史任务实现的开端：将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民族统一，土地问题的解决，将一切封建与封建前期的残余从国家、经济、风俗教化中扫清。这一革命的动力是其不断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本身的完成将这一不断生长置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2.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摧毁是解放（录入者注：疑为“解决”之误）中国第三次革命历史任务的先决条件，因而此次便如有第二次中国革命过程中一样，否定了孟什维克——马丁诺夫、布哈林、史大林——革命“阶段论”的理论。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之得以开始解决并非由于与国民党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是一场与国民党及中国资产阶级血战的结果。中国第三次革命是在与蒋介石破裂而非在与之同盟的基础上起始的。正因此，廿五年来由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与国际托派运动顽强地保卫的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在其诸要点之一上得到了证实。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仅仅是第三次革命的端始。它代表展开于我们眼前的不断革命过程的启始。中国革命的任务，尚无一项彻底解决，虽然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羁扼的解脱大体上已告完成，但外国资本却尚未没收。由于帝国主义军队及在朝鲜、台湾、越南和缅甸帝国主义供养的军队之存在，在台湾海面美国第七舰队的存在，以及在日本之美国军队与其基地的存在，帝国主义对人民中国的威胁仍继续存在。一般说，中国大陆的统一是已告完成了，全国粮食与工业消耗品市场之统一已有显著的成就。香港、台湾及中国领土内苏联据地（尤其是内蒙与新疆）实际上仍处于中央政府管辖之外。这些领土重新归入本土，民族统一的彻底实现才有可能。土地改革已达到完全摧毁农村旧有地主占有阶级，但尚未彻底完成。在新解放区内，富农的财产仍然存在，在老解放区内，在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富农又重新生长起来。土地之私有，土地自由买卖造成财产之新的集中于富农手中，将贫农置于资产阶级高利贷与商业剥削的支配下，正如过去一般。封建与封建前期的残余在经济与法律的领域内大大地扫除；在社会现状中，特别是在风俗教化方面，这些残余的扫除是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现仅达到最初的阶段；在国家机构的领域内，资产阶级财产与中共党机构内官僚倾向之“共存共济”是真正民主改造之强大障碍。4.由此也同样证实了不断革命论之另一要点：在一个落后国家（如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只有在这一革命不断生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时才能解决。要根本彻底解决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必须摧毁资产阶级财产制，动员工业城市内的工人群众，使革命涌出于中国大陆现有的界限。目前的革命政权的巩固需要使国家机构坚实地基于工人与贫农的真正民主委员会上。另一个历史的抉择便是城市与农村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巩固，阶级敌人之渗入国家机构与中共党内，与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台湾、朝鲜及缅甸代办之结合。并当时机到临，旧有统治阶级夺回政权的内战将重新展开。5.毛泽东的胜利是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它颠覆了亚洲的阶级力量关系，并强有力地刺激了越南、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印尼、甚至印度、日本及锡兰的反帝运动。它对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予以一凶猛打击，同时间接助长了近东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反帝运动。它在国际平面上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关系，迫使帝国主义修改其军事、政治与经济的计划，并确定了基本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国际力量关系的进展方向，同时它也开始减少克里姆林宫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及对亚洲群众革命运动控制的程度。对于后者，苏联官僚层已不得不暂时接纳北京——莫斯科的共同领导，正如它不得不在中苏协定中承认在平等权利基础上毛泽东为其同道的作用。二、毛泽东胜利之诸原因6.旧有统治阶级是以帝国主义——主要是日、英、美、法诸帝——代理人的地位统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帝之全然失败与英法两帝之极度衰弱，对中国买办地主阶级的统治实为一致命打击。美帝随之成为这一政权唯一的保障，但它也同时成为整个世界资产阶级秩序的唯一支柱。既不能于同时将其军事与经济力量卷入所有的大陆，美帝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不得不将力量集中于巩固西欧的资本主义。它之退出中国对蒋介石则是一无情之狠击。7.然而，美帝之退出中国，也正是由于国民党政权自身的崩解。这一政权与国内所有的阶级相远离，又无力阻止飞跃的通货膨胀，而盲目地被拖向经济的灾劫，其所能者便仅是从事大规模的贪污，致使一切美援更不敷应用。至于其军事失败则由于其农民（组成的）军队在毛泽东的土改影响下瓦解而加速了。这廿年来苟延残喘并无能解决任何一个中国人民的重大问题的中国社会之解体以招致的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便造成毛泽东胜利的客观条件。8.但是为了实际赢得这一胜利，一些客观条件还并不足够。它还需要中共领导对于夺取全中国政权问题的态度有所变动。中共，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起，正如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及在一九三七年一般，便与资产阶级及其主要工具——国民党进行阶级合作政策，但继在两大主要的敌对社会力量：资产阶级——拒绝妥协且从事一项军事行动以图征服中共所占领的土地；贫农——已开始自动起来在华北地区内分配土地——的联合压力之下才被迫而改变其方针。中共方针从与蒋介石合作的政策转变为肃清国民党政权是逐步地经过以下数阶段：a一九四六年五月指示，批准土地改革，限于中共占领地区。b一九四七年十月发布在全国施行的土地改革法大纲。c一九四七年末之宣言，呼吁推翻国民党政府。中共方针之这一改变也是得助于下列事实：中共领导在其旧的“革命阶段论”内添加上新的内容，特别比过去更着重于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起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及强调这一革命（不论其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之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份。9.苏联官僚的政策，非但远未能有助于中共实际方针之这一转变，却完全致力于维持其固有立场：a一九四五年与蒋介石缔结协定。b对满洲工业的占领与拆卸，而在内战的决定关头瘫痪了工人的斗争。c对蒋介石之技术援助，苏联军队之撤离满洲重要中心一直缓到国民党军队的到来。d对中共施行压力，以使其维持游击战的策略，而不攻打大城市。e苏联外交官之致力于达到蒋—毛联合政府之建立。假如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存在客观上有利于毛之胜利及苏军将一部份从日本俘获的物质弃于共军造成有利于此胜利的军事条件之论据是确实的话，上述因素的比重则更大得多。这些因素表明：毛泽东胜利之最后获得仅是因为中共的方针事实上是超出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之外进行的。三、毛泽东政权的性质10.无论从其政纲、其传统、政策之动力来说，中共不可能同化为一农民党。中共，在教义上将其本身置于马—列主义的平面上，确定其历史终的是要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以此精神及依傍苏联的精神来教育其干部——在一般意义上具有相同于其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群众的史大林主义党之诸特征。其“四阶级联盟”“建立民主资本主义”“劳资两利”等等机会主义与孟什维克战略观点，在一整个时期内确实由于其农民占优势的社会组成而加强了。这些观念曾于一九四五——四六年间阻遏了城市革命潮流的上涨与土地革命之间的衔接。富农份子之渗入中共甚且有一度暂时转移了党队伍内阶级斗争的方向。但是事实已全然证明：处于敌对社会力量的压力之下，中共以其经验主义的、犹疑的、矛盾的及机会主义的方式走向革命的道路，而非走向反革命的道路。这便是确定中共阶级性为一机会主义工人党性质的最确实的证明。自一九五〇年起对农民入党之停止征收及招入工人党员的运动更加着重地显示出中共阶级性质，正如该党全般外交政策所指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并不是一农民战争，也即是说，在农民党领导下之农民暴动，能够在落后国家内推翻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农民暴动，只有在一工人党中运用自如的领导之下才能开始解决革命的诸问题。11.在农村中旧政权的摧毁，一部份是由劳苦农民群众之直接行动，一部份是由中共依靠部份或总动员群众的行动。这一随地区而异并与该国各地区社会情形之巨大纷歧相联系的转变，在中国形成了社会关系之最错杂的图画，但是这一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在全国范围来说，则如下：a农村旧占有阶级（华北之封建地主，中部与华南之乡绅阶级）均全部被摧毁。b资产阶级财产关系一般仍然存在，土地自由买卖，无限制的原始积累，农村所积累之资本大部份转入于商业性的投机目的。c富农财产在某些地区仍然存在，而在某些其他地方则被摧毁。d在华北与华中，新的社会状况已稳定下来而趋于新的社会分化，一个从土改中抽取利益，且将愈来愈专擅一切为自身的新的富农阶级也已形成。e在华南区，社会情形仍处于整个颠覆的景况中；土改的终结又与反资本家的斗争衔接起来，土地财产权仍然大部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f在西南区土改仍在进行中。12.在城市中，财产关系尚无基本改变，新政权已接受早经国民党国有化的产业部门（旧为日本财产），此外且将四大垄断家族的财产（官僚资本）国有化。这些包括重工业及对外贸易之主要部份（在这方面，国家垄断确实存在）特别是在东北，国有化部门占有很大比重。在中国其他地区，即在轻工业与商业资本占主要地位的地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仍决定性地存在，经过一个过渡期间后，受着经济复原需要之驱迫，中央政府曾以种种方式鼓励私有资本的积累与开展。在这一目标之下，它曾对工人要求行动加以极大限制。然而，工会与合作社运动之发展，劳动保险之采用，通货膨胀之逐渐消除以及以生活指数来确定工资，皆表示工人阶级已获得的实际利益，这些利益有助于无产阶级的自信心战斗精神与政治兴趣的逐日增长，而对这一发展，中共将越来越被迫予以赞许。13.总括来看，目前在中国各阶级间存在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诸关系代表一种特殊的双重政权的局面。握于中共手中的政权被迫而愈来愈趋于支持工人与贫农身上。这一局面符合于不断革命诸问题解决的初步阶段。这一双重政权的局面在实际上显示于全国中央政权由中共及其军队所控制以及经济权利之仍然大部操于资产阶级手中这两者之“共存共济”的现象中。资产阶级代表之参加中央政府并非仅是虚名而已。纵使这些代表在政府内无实际行政权利，他们的职务并非人质，而具观察者之用意；他们之出席于政府内既为目前中央政府所需要，同时反映资产阶级在许多领域所掌握的实际权力。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他们也同样可能一开始便成为摧毁新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所持有之经济权力仍然是对国家与中共机构腐化解体之经常威胁。愈是走向国家机构之较低层，则政权之双重性也便愈无定形而效率也愈高。14.双重政权的局面显然是过渡性的，其往后发展是由在本国与国际平面上的阶级间力量关系来决定的。在这一意义上，决定因素在今天是中央政府的作用。该政府不是在平行线上反映敌对阶级的压力，而且不论其中派主义的犹疑不决，基本上是朝着摧毁资产阶级政权参与力量之方向行进的。在这平面上有决定性者并非其小资产阶级劳资妥协的官方理论，而是面临国内与国际阶级间爆炸性的冲突而采取行动的历史意义。我们确定该政府之性质为工农政府，因为：一方面它已在实际上与资产阶级的历史利益破裂而走向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它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政权之摧毁，又尚未彻底清除国家机构内从上至下之政权双重性。该工农政府只将是真正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之一短暂的过渡阶级（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阶段”之误），而本国与国际局势的动力则将愈来愈推动它走向这一道路。四、中国革命的前途15.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之为机会主义工人党之特征具有双重意义，且在该党矛盾的政策里反映出其基本面目。中共向革命道路每走前一步，总是怀着千万的顾忌犹豫且全然是经验主义式的。事实上，这些步骤均是与其全盘理论与纲领的传统与其目前之官方教条——“新民主主义”的教义相矛盾的。为第三次革命之爆发所解放的庞大爆炸性的社会力量所推动，中共不得不，且将愈来愈趋向于不断革命的道路——仅这事实的本身也就确定了该党的阶级性质与所起的客观作用。中共所拖着的整个孟什维克政纲与机会主义的负荷已对革命加上了巨大的挫伤，它曾阻碍了一九四五——四七年工人运动的上升与农民运动的进潮之相衔接，而自觉地终端后者的进展。它也招致了城市内由经济崩溃引起的群众运动之退缩（一九四七——五〇年）。由于其实施土改方式的不彻底，在经济领域内更积聚了种种困难，且无疑地将在未来引起重重的危机。经验主义是实现像中国革命如此巨大的历史任务之最不完备的工具，但是它既已开始在实际上实现这一事实，便是确定中共未来政策演进的决定准绳。它将会愈来愈趋于与经验主义、机会主义及谬误纲领藩篱相冲突。16.这一演进将首先由国际局势的压力，由互相冲突的两个阵营内阶级力量在世界平面上两极分化来确定。战争愈是迫近，美帝则愈将动用其在亚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的基地，则大中产业内私有财产的保持愈将与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相矛盾，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发动基地。中国资产阶级必认为帝国主义之军事胜利为恢复其政权之唯一出路，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爆发，它将尽种种方法从事破坏工作。朝鲜战争之爆发，在中国已刺激起内战，驱使毛泽东政权不得不加强其反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其左倾政策最初则是由一九五〇年二月土改之扩展而发动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能是中共对于资本主义关系转变的起端，直达到肃清国家机构内从上至下的双重政权。这样一项转变的实行与城市资产阶级财产没收之完成则将显示工农政府之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这一政权的变化终告失败的话，则将是中国内战的重新展开；革命政府与反革命政府在本国领土以各自的武装相抗衡，而使一切革命的成果重又成为争夺的目标。在国际方面极不利于帝国主义的阶级力量关系，以及世界上革命斗争愈益扩大的前途之下，此第二前途极少可能。17.阶级力量在世界平面上愈是向两极分化，中共则愈被引致强化其对资产阶级的态度，而愈是被迫向无产阶级群众呼吁来支持这一政策。不论其动员如何有限度与受控制（参阅最近反官僚反浪费运动），但反过来，它便愈冒被群众本身的压力更往前推去之危险。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以及目前中共政策之下社会内在的基本矛盾终将猛烈爆炸的情形中，尤为如是；这些社会矛盾是：一方面是贫农与农村中剥削分子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城市内工人与“民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即使新政府所获得的经济成果在短期间延缓了这些矛盾冲突的成熟，最终说来还是促成他们的成熟。未来的阶段是阶级斗争极度紧张的阶段。在阶级斗争中，中共将被迫而打击城乡的资产阶级。国土之庞大，官僚集中控制之艰难，农村资本与剥削之迅速复苏，千万被剥削者革命觉醒之不平衡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将减少中共目前妥协性周旋下去的可能性，而加速阶级之间最后决战的来临。18.中共是以一个经验主义地从克里姆林宫领导下解放出来的史大林主义党而进入中国第三次革命。加于其上的国际与国内的社会力量将决定其从根本上是机会主义的工人党转变为左倾中派主义的政党，走向革命完成的道路。但是这些力量也将改变其组成，且在某种程度内，甚至改变中共党的机构。土改的施行已使许多农村中基于富农分子之上的党组织破裂。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展开在这同一意义上推动了一个不断的肃清运动，群众之觉醒则愈来愈加强无产阶级渗入党内。从该党社会组成观点来看，该党与资产阶级之破裂或将使领导转入无产阶级份子手中。中共——本身即是不断革命的对象同时是其主使者——内部之不断的翻腾将不可避免地，至少在一个过渡期间放松党机构之独裁制与组织上的高度控制。这一党内部的酝酿甚至达到党领导层分化的这一可能性也不在排斥之列。更有可能的是：长期间建立起来的中共领导，在革命上升的整个过程内保持其外表的团结，而其大部份将亲自指使中共党之成为左倾中派主义党的转变。这一转变，一方面将加强中共政权的基础与在劳苦大众中的支持，同时也将增强它的自立与对克里姆林宫的批评精神；苏联官僚层在其中国的经济关系中的破坏政策也在此同一意义上有所作用。然而当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未遭遇决定性失败之前，或至少当世界局势尚未有急剧改变之时，中共与史大林主义的破裂极少可能。五、第四国际与中国革命19.既已充分了解第三次中国革命爆发之决定性历史意义，第四国际就无条件地保卫它，抵抗其一切阶级敌人。第四国际指斥帝国主义尝试阻挠毛泽东政权之稳定与在事实上从事侵犯中国之反革命战争之一切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图谋与压力。第四国际完全支持毛泽东政府之要让：帝国主义的或由其供养的军队推出台湾或中国边境的地区——朝鲜、越南、缅甸。第四国际提出中国与英、葡、苏联所缔结之不平等条约应加以废除，在此包括香港、澳门及新疆与外蒙等受苏联管辖地区归还中国。第四国际也支持毛泽东政府在法律上与事实上为世界各国承认其合法地位及其作为中国人民代表立即参加联合国的要求。第四国际要求对中国解除封锁，并能在平等地位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商业关系。第四国际向一切亚洲国家的政府及全世界工会组织与工人呼吁：在对帝国主义无须给予赔偿，并在已经逃脱出帝国主义控制之国家间相互的基础上制成亚洲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全盘计划。第四国际特别向西欧的工人组织呼吁：在它们的纲领内写上对革命中国工业设备之无条件援助的原则，并一当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在该国内成立时即付之实现。自然，第四国际的中国党员将列于保卫中国革命成果的前列，参加进一切实现革命斗争的先锋队里，不管这一斗争是由新政权或是由群众发动的。20.第四国际与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对毛泽东政府予以批评的支持。其意是说：在以下诸点上对该政府的方针加以强烈的批评：a对国家结构与党的制度：中国国家并无苏维埃式的结构；政府并不是主要支持在工农委员会上；在那些工农委员会已有雏形的地方，并非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在那些委员会已由群众的星散拥起而组成的地方，他们的一般民主发展已由政府所遏阻。党的官僚结构也影响到国家机构。对革命的反对派份子的迫害更应特别加以谴责。b关于在工业领域内工会、党与国家职责不分：纵或认为在经济中一资本主义部门之保留为不可或少者，党与国家的作用不是在于宣行“劳资两利”，它们的责任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资本家。c对于土改之尚未完成，尤其是富农财产的保持与对农民低利贷款之国家机构的缺乏。d对革命“阶级论”（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阶段论”之误）之谬误理论观点及“民主义资本主义”（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民主资本主义”之误）等等之批评。这一批评将一般地以建设性的方式并以对本国经济社会现实之清晰自觉来进行，无论如何，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伴随以一个时期比俄国更宽广更长远的新经济政策，不完全取消城市与农村小型工业、商业、手工业等诸领域内的财产私有权，因为以个别人口计之工业积累的速度在一个过渡的长期间是相当低下的，而主要是依靠农村生产力发展速度与国外援助得以前进。21.为了实现无条件地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对毛泽东政府批评地支持的方针，第四国际的中国战士们必须彻底渗入本国群众运动，即如国际第三次大会所决定者。这一渗入的目的是与中共党及其他群众组织内的最高战斗性且最自觉的成份联系起来，推动他们前进以达到不断革命在中国的完成，及为这些组织和政权本身的民主化而斗争。这一方式之策略形式将由中国支部与国际执委会之密切商议来制定。（附录）对“中国第三次革命”草案的几点修正意见犀照下面所提出几点修正意见，是我认为草案中重大的错误或缺点，必须加以修正或补充的。……（下略四十五字）（1）草案在《毛泽东胜利的意义》一章中说：“中国第三次革命是在与蒋介石破裂而非与之同盟的基础上起始的。正因此，廿五年来由中国托派与国际托派运动顽强地保卫过的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在其诸要点之一上得到了证实。”我认为这段话是曲解了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托氏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观念是：在落后国家（如俄国、中国及印度等）要彻底解决延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如土地改革及民族独立统一等），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但无产阶级专政一经成立后，便不以解决民主任务为限，而必须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即没收城乡资级的私有财产放在议事日程上。这一不断革命的基本观念是托氏在《不断革命论》及其他许多著作中重三复四地叙述过的。这也正是“廿五年来中国托派及国际托派运动顽强地保卫过的。”而毛泽东在这回第三次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恰好相反。它完全依靠脱离城市工人群众的农民武装队伍，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特殊情况下（此种特殊情况详见我的报告）夺取了政权，但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以民族或民主资产阶级建立了“联合政府”，不是没收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是保护它。这显然是根据孟什维克主义极端反动的“革命阶级论”（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阶段论”之误）（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所表现的）顽强地人工地扭曲了中国不断革命的自然发展过程。如果我们要承认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是“托氏不断革命论在其诸要点之一上的证实”，那就等于在毛泽东胜利的惊炫之下歪曲了不断革命论。至于说“中国第三次革命是在与蒋介石破裂而非与之同盟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与不断革命论的证实完全无关。因为自第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取得政权后，蒋即已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了。何况毛泽东之与蒋决裂，并非表示与整个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是与民族或民主资产阶级党派建立“同盟”以反对后者的。不断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无级专政。所以托洛斯基说：“中国革命本身含有不断革命倾向，只因为它含有无级专政的可能性。不谈这个可能性与离开这个可能性而谈不断革命，那将像是企图盛满但那伊特（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可能有误）姑娘们的无底桶。只有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且变那政权为反对国内外一切压迫与剥削的斗争工具，才能保证革命的不断性。换言之，保证它走向前去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见托著《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问题》二〇三页）但这段话与草案中所谓“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在其诸要点之一上得到了证实”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当然，我们绝对不应根据我们的不断革命论的纲领规范去否认毛党所开始的第三次革命的重大意义。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因为毛党胜利的客观意义而贬低不断革命论，用不断革命的名义去附会或曲解它的胜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要认识毛泽东胜利的客观意义及其诸原因，但同时必须站在不断革命的观点上去分析此种胜利是如何受到“革命阶级论”（录入者注：疑为“阶段论”之误）（即“新民主主义”）的扭曲而变成了现在的畸形，及因此畸形所引起的阻碍和可能发展的危险前途。我们的基本任务是站在不断革命的纲领上为挽救、推动和完成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我在这里特别提醒草案的作者注意：中国的土地革命与俄国不同，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这特点就是：“中国没有贵族地主，也没有受反贵族地主利益的共同性联系起来的农民等级，中国的土地革命是为了反对城市和乡村资产阶级的。”（见托氏一九二八年某月致卜勒阿布列仁斯基的信）但现时毛泽东所实行的土改，恰好是在保护城市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利益中进行的，这是值得非常注意的，应该在决案中特别指明。（2）在《毛泽东胜利的诸原因》一章内，不但对于诸原因的说明不充份，而且有些是歪曲的。关于这方面，我在《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中已叙述得很详细，无须重复。这里只提出关于“苏联官僚的政策非但远未能有助于中共实际方针的转变，却完全致力于维持旧有立场，”——这一问题加以简略的批评。草案所指出：“苏联官僚维持其旧有立场”的事实共有五点，兹逐一批评如下：A“一九四无年与蒋介石政府协定”。这当然是事实，但这事实是在“一九四五年”而非“一九四七年”，即毛党政策转变之年。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协定，正是在克里姆林宫与帝国主义力求妥协及毛泽东与蒋介石力谋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情况之下签订的。所以毛党当时极端拥护和歌颂中苏协定签订的“伟大成就”。B“对满洲工业的占领与拆卸，而在内战的决定关头瘫痪了工人的斗争”。这也确是事实。这正是克里姆林宫官僚层的最大罪恶。但这罪恶行动正是毛泽东党所热烈拥护的。事实是：当时一部份群众曾为苏联拆卸满洲工业而举行示威运动时，中共曾极力反对和破坏此种运动，并在它所控制的报章、杂志和演说台上极力为苏联官僚此种罪恶行动辩护，因而曾引起了颇为剧烈的争论。C“对蒋介石之技术援助，苏联军队撤离满洲主要中心延缓至国民党军队的到来”。所谓“对蒋之技术援助”不知何所根据？我们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和听到这种“技术援助”的事实。至“苏联军队撤离满洲重要中心延缓至国民党军队的到来，”这完全是根据《中苏协定》的规定，而这《协定》又恰是毛泽东党所热烈拥护的。D“对中共施行压力以使其维持游击战的战略，而不攻打大城市”。中共之“维持游击战的战略而不攻打大城市，”绝非由于苏联的压力，而是由于其本身力量的关系，特别是缺乏重武器的配备的使然，当苏联以俘获日军的重武器武装了中共的军队时（如林彪的第四方面军等）便开始“攻打大城市”了，而且这种战略的转变正是在苏联军官的策划与指导之下进行的。E“苏联外交政策之致力于达到蒋毛联合政府之建立”。从大战停止到一九四六年末确是如此的，但是蒋介石完全拒绝与毛泽东的任何妥协而向后者发动猛烈的军事进攻之后，苏联不但在外交上完全停止了此种政策，而且在事实上已协助中共准备总反攻了，如加紧扩大林彪的队伍，从旅顺大连偷运军火接济山东及河北等省的中共军队等等。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前面的逐条反驳，我相信草案企图将中共反蒋政策的转变硬说成为“超过了克里姆林宫的目的”是不成功的。换言之，要想将中共政策的“转变”与南共政策的“转变”放在同一平面上，是找不到任何事实作根据的。反之只有将中共政策的转变与克里姆林宫反帝国主义政策的转变（所谓“冷战”）配合起来看，即前者的转变是由于后者的授意或指使，才是符合于客观事实的。（3）在《毛泽东政权的性质》一章中，称毛泽东党为“机会主义工人党”，我在我的补充报告中对毛泽东党性质已有更详细的说明，并修改了我以前对这问题的意见，故在这里不想多加以讨论。我只要求草案作者解释托洛斯基称中共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已逐渐堕落成为离开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党或“中国的社会革命党”是否错误？及以国际第七次执委会议决案认定：“从社会观点看，中共是两阶级的政党……”是否正确？对这些问题不加以明确的解释和答复，中国同志们是很难接受草案的定义的。关于毛泽东政权的双重性，我在补充案中已经提到，在大体上我对草案是同意的。但草案“确定该政府的性质为工农政府”，我认为是很可疑的。因为这与托洛斯基起草及我们国际第一次世界大会所通过的过渡纲领关于“工农政府”的解释不相符。依照过渡纲领的解释：“采用工农政府的口号时是仅指在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党口中所说的意义即反资产阶级与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即要求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与自由资产阶级决裂，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犀），但无论如何不是后来不肖门徒所给予的民主主义，使它虽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却成为这一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但现时的毛泽东政权，不但没有与资产阶级（即毛泽东所谓的民族或民主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是与之“同盟”建立“联合政府”或“人民民主专政”。若承认现时的毛泽东政权为“工农政府”，那显然不是“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口中所说的意义”的“工农政府”，而只是“不肖门徒所给予的民主主义……”的“工农政府”。因为事实上，不但毛泽东称自己的政府为“民主主义的”，而且在他的中央政府中有三个副主席，好几个部长，几十个政府委员为资产阶级党派或团体的代表，基本的政策由中共与这些党派和团体所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而且各省政府及县政府都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甚至有几个省份的省长为前国民党的将军。（如湖南云南等）正因此，我们应该“在这种情形下向旧领导（即现时的中共）作有系统的要求和资产阶级决裂”，“成立工农政府”。这“便是揭露”中共“之背叛性的工具”（以上引句都出自过渡纲领中的论工农政府一节。）同时也就是革命地动员工农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有力口号。所以在现时的中国情况下，不是“确认毛泽东政权的性质为工农政府”，而是要求毛泽东党与民族或民主资产阶级决裂，进一步成立工农政府，以便走上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4）关于《中国革命之前途》一章内所指出的前途，我觉得不但不清楚，而且对中共的演化多少是过份乐观的或理想化的。原因是由于草案已确定“中共是一个经验主义地从克里姆林宫解放出来的政党而达到第三次中国革命，加于其上的国际与国内社会力量将决定从根本机会主义的工人党转变为中派主义的政党。”事实上，中共之走上第三次革命，并没有从克里姆林宫解放了出来，反而是在后者的束缚下行动的。因此，它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仍然保持其原来的史大林主义的性质。虽然在国内外矛盾的冲击之下可能经验主义地更向左转，甚至转变为中派主义的党，但这不等于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彻底的完成。南共早已走到了中派主义的政党，但结果又往右方后退了。这就是从史大林主义党转到中派主义党的一个富有教训意义的例子。因此，我认为中共将来即令在国内外的矛盾冲击之下更向左转，但假如没有世界革命高涨的刺激，即没有克里姆（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克里姆林宫”之误）控制以外的重要国家革命胜利的刺激，中共是绝难脱离它的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假如有了克里姆林宫控制以外的重要国家的革命胜利，则中共本身不可免地要分化和分裂。只有从这种分化和分裂中出来的革命左翼才能回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与托派合流成为真正的革命领导，以此彻底完成中国的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便是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所应努力争取的前途。只有如此，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加入中共所领导的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才会感到有个清楚的革命远景，才有决心和勇气去进行极度艰苦的斗争。否则，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将看不出自己的远景，而陷于混乱，没有信心，最后将被溶解于中共势力的影响之中。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 |
向青：进步青年刋物的路向──关于「七○年代往哪里去？」的我见（1972年3月18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进步青年刋物的路向──关于「七○年代往哪里去？」的我见向青（1972年3月18日）「七○年代」两周年纪念特大号上登出注销耕莘君致编者的长信，要求「七○年代」确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编委会答应下期答复，同时表示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应该提出来的。根据两年来这个杂志的内容演变看起来，根据编委会和支持者在这两年中的行动表现看莘君的信恰好提供了一个推动，一个鼓励。现在让我也来表示一点意见。积极的改革者还是消极的逃避者？关于必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两条道路之间作一个明确的选择，我在拙作「保卫钓鱼台运动往何处去？」（「七○年代」十月号）里面已经提到过这点（顺便说，该文排印出来有不少错误，例如好几个人名印错了，有一句话脱漏了一截）。凡是对人类前途和社会出路积极关心的人，都不能不在这两条根本相反的道路之间作一个明确的取舍；今天的中国人尤其不能规避这个抉择。不过，据我看今天「七○年代」的编委会也许首先还要彻底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他们要做积极的社会改革者，还是只对社会现状作消极的批评，甚至要走幻想和逃避的道路？过去两年的「七○年代」，把左右两方面（甚至是极左与极右）的文章兼收并蓄，这是很奇特、很矛盾的现象。两种如此对立的立场，怎能在同一个编委会里面并存呢？这点实在不容易了解。自由主义的信仰，不足以解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不但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派不是这样，就连「七○年代」编委会，也不会容纳根本相反立场的人，例如坚决拥护港英殖民地统治的份子。所以，一定另外有某种纽带，把那左右两种思想联结起来，一定有某种共同基础让那两种倾向可以（至少暂时）和平共处。我只能提出如下一种解释。我猜想，在编委会之中，确定地拥护资本主义制度或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大概都很少，尤其是死心踏地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恐怕更绝无仅有。他们一般都不满现状（包括所谓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全部现状），不肯接受一切既定的生活方式，反对任何既成的政权和统治集团。他们反对的东西很多，却还不知道应该拥护什么。反对现状就是他们的共通立场，他们就在这个立场上联合起来。他们既可以拿左派的论据去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地制度，也可以利用右派的论据去攻击共产主义（他们和今天大多数人一样，把共产主义了解为现状的一种类型，即苏联和中国那种现状，尤其是苏共和中共那种极权统治的方式，而非了解为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他们并不觉得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一切都无非是反现状而已。反对这一部份现状，并不意味着拥护另一部份现状。西方传统的民主主义和东方官式的共产主义，都是替一部份现状辩护的思想，他们觉得大可以两者都反对，而不必反对其一，拥护其二。放一只疯狗去咬另一只疯狗，目的只在于更容易把两者都消灭。下文将要说明，他们这种看法倒并不完全错误。如果「七○年代」始终限于对世界现状作消极的批评，或者是限于对个别事件和局部问题采取积极立场，而并不打算朝向某种远大目标作长期有系统的奋斗，那么，他们尽可以继续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根本道路采取超然、中立、或一律反对的态度。那样，这个刋物就要成为一部份青年发发牢骚，吐口闷气，松弛内心紧张（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寻求自我精神解放）的工具，对群众，对现实社会没有多大影响，或者，倒不如说，替现存制度起一种安全活塞的作用。翻翻过去两年的「七○年代」，我们可以看出，它有一部份的内容多多少少反映出一些嬉僻士的逃避现实的倾向。如果站在嬉僻士一类的立场上，当然不必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有所取舍，只须一律反对便是了。此外，温和稳健的自由主义和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助长这种倾向。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出「七○年代」还表现出相当强烈的积极倾向：他们关心群众的利益，勇于参加实际行动，热心研究各种政治学说，尤其是进步和革命的学说。他们这方面的表现，实在替香港出版物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如果这种积极改革社会的倾向确定地占了上风，他们自然不久就要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问题确定立场。因为，现代任何实际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能超出于这两大阵营之外。我衷心期望「七○年代」迅速确定地走上积极改革社会的道路，彻底扫除任何消极逃避的思想成份。如果不幸有一部份人无法抛弃消极逃避的思想的话，那些积极的改革者就要和他们分道扬镳。道不同，不相为谋。资本主义是怎样的一条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互相对抗的形势，大略可以描写如下。一方面，官式共产党（斯大林派）统治的力量大大膨胀，苏联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强国之一，又新成立了十几个共产党国家；凡是发生庞大激烈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得到胜利的国家，都终归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是共产主义成就的一面。但，另方面，共产主义也有许多失败的地方。所有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国家，几乎完全是本来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比较落后的，即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让共产党得胜（捷克和东德是例外，但那里的共产党政权并非经过正式的群众革命而成立，而只是在苏联压力下受同化的结果）。同时，共产党统治的丑恶一面，即那种可以和法西斯相提并论的极端专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当然不同），也在世界人民面前，尤其是先进国家的人民面前，相当普遍地暴露出来了。至于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版图日益缩小，内部危机重重，越来越被迫对共产主义势力只能采取守势，但另方面，二十几年来，它却再没有发生过像战前那种普遍而且急剧的经济危机。相反地，技术和生产水平还大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法西斯的恶梦彷佛也跟着莫索里尼、希特勒一去不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律变成所谓「福利国家」，政治民主之外，又新添了所谓「经济民主」，正式的工人阶级组织都变成稳健的改良派了。在这形势下，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振振有词地说：「看吧，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预言那样走上绝路，反而得到了新生，变成人民的新资本主义，变成有弹性的开放社会，不断在进步，不断在改良。早期资本主义那种经济危机的病疾已经克服了。共产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内在的必然趋势，而只是外来的威胁。只有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那些贫困落后的人民，才会接受共产主义的诱惑。而他们一旦接受共产主义制度后，很快就要大吃苦头，大叹上当。」这种论调相当容易被群众接受，尤其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方。因此，即使在激进的青年中，共产主义的影响似乎也在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新左派思想等。资本主义真正已经反老还童，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方面的诊断吗？其实并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地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表明这种制度含有本质上的矛盾，障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迟早要灭亡。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诚然没有发生过好像1929年那样猛烈的大危机，但同样是由于「生产过剩」而造成的「经济衰退」，却不断发生，大约每四、五年就有一次。这证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从「衰退」（即程度较轻的危机）的频繁出现看起来，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性质更为明显了。然则为什么大危机变成了小衰退呢？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指出，阻止大危机出现的主要力量有二：一个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另一个是社会保险制度。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是促成或维持资本主义繁荣的一个重大因素，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社会保险制度的缓和危机作用，那是由于，现在如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有某一生产部门首先发生危机，实行减产裁员，或者缩短工时了，因为有失业救济金的原故，那些受影响的工人，并不致于一下子完全失掉收入，因而丧失了对其他部门产品的购买力，由此开始产生不景气的连锁反应──过去的经济危机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现在有了社会保险制度，当危机出现时，国民收入降低的程度就不那么厉害，也不那么急速，所以危机比较容易缓和，仅仅成为有限度的「衰退」。经过1929年经济危机的大灾难之后，又鉴于今天世界共产主义势力如此庞大，世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时时刻刻都在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经济危机的征兆，用尽种种办法去阻止它，缓和它。所谓「调整的经济」或「计划资本主义」，无非就是一套减轻经济危机的办法。他们除了依靠上述两种力量之外，还经常交替地使用放宽和收紧信用贷欵的办法，但这只能起一点辅助的作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还有另一原因使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比较温和，那就是：这段时间属于一个发展的大周期。他们说，资本主义经济的景气循环，除了有小周期之外（从前大约七至十年循环1次，现在是四、五年），还有大周期的循环，大约二十五至三十年循环一次。例如一九一三至四十年是停滞的大周期，其中的繁荣年代是短暂轻微的，危机却严重而长久。从一九四零年到七零年左右，是发展的大周期，这期间危机轻微，发展却重大。如果这种见解正确的话，那么今后的经济危机就会比较严重了。无论如何，这一两年已有种种征兆，表明长期的繁荣行将过去了。即使今后还能够继续彷佛分期付款的办法那样，把大危机化为频繁的小衰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障碍生产力发展的说法也还是正确的。当世界上还有许多人过着贫困生活的时候（例如在美国这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至少还有1/5的人口过着贫困的生活），竟把全世界人口每年收入的一半左右不是用来建设，而是用来破坏，用作军费，要这样才能避免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还不足以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腐朽的制度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只有经常处在毁灭人类文明的核弹大战威胁之下，才能维持工作和生活，难道他们应该拥护这样一种制度吗？（共产主义国家也要负担庞大的军费开支，但谁都知道，他们的经济不靠这种开支来支持。这是两种经济制度根本不同的一点。）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险制度，虽然给工人阶级一些好处，但一点也没有改变财富分配极端不均的情况。资本家阶级依旧控制大部份的社会财富，而且在国民收入中所占去的比例越来越大。因为资本家一切行为都以自己发财为目的，所以他们宁可每天花费成亿美元去向越南（以及美国）的穷人作战，而并不真正向美国的贫穷作战；宁可大量制造油浆弹和落叶剂去破坏越南的自然环境，而不去解决美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宁可送军火给那落后国家的军事独裁者去屠杀革命人民，却不会向那些国家输出自由民主制度。那些最低收入的人，那些盼望有更光明、更广阔前途的青年，难道应该满足于仅仅不致饿死，难道不应该首先起来要求一种更好的制度，让社会财富归生产者大众掌握，让生产潜能更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用在更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方面吗？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有一千万工人起来罢工和占领工厂，这证明：那所谓新资本主义的环境，并未使工人阶级丧失革命战斗性。在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堡垒的美国，那些黑人、学生、妇女、以及青年工人等等，正在大步走上反资本主义的道路，其它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展开同样的过程。香港的青年应该以此为借镜。如果资本主义还是一条前程远大的出路，它就应该很容易推广到所谓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去，给他们带来迅速的进步，好像十九世纪里资本主义在西欧和北美的扩展一样。但我们现在看见的是：资本主义列强在第三世界里到处都起着阻碍进步的作用，老是跟最反动的土著势力结合起来；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兴国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危机重重，充满爆炸性的矛盾的，越大的国家越是如此，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尼。反过来，凡是深入的群众革命胜利了的地方，都成为反资本主义的工农国家，而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普遍得到迅速的进步。怎样看待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之令人不满，连它那些辩护士也无法掩饰了，于是他们只好这样辩解：「资本主义诚然有许多弊病，但总没有共产主义可怕。共产主义许诺给你们地下的天堂，你们实际得到的却是地狱般的暴政。共产党的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却有限，而且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这说法目前确实能令不少人信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斯大林、毛泽东、勃列日湼夫之流是共产主义最可怕的敌人：他们那种专横反动的统治，成为今天阻止群众接受共产主义道路的最有力的因素。我们姑且不谈所谓资本主义不像共产主义那么可怕这说法是多么片面，它故意忽略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可怕现象，那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部份，还有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更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将来阶级斗争尖锐化起来，资产阶级大有可能重新采用法西斯的办法）。让我们暂时限于答复他们对共产主义本身的攻击，限于答复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是欺骗这个说法。评价一种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主要根据它的实际表现，而不是根据它的理论和诺言，这种态度本来是正确的。不过，具体的事物是多面的，而且包含有内在的矛盾，所以，想把它认识清楚，也要从多方面去考察，要去分析它所包含的内在矛盾的发展方向。还有，更重要的，要记得：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虽然人的行为和可能的成就，都要受自然和社会环境限制），所以，要根据积极奋斗的精神去选择道路，不要只顾得考虑究竟是适应这部份的现状好呢，还是顺从那部份的现状好，两害择其轻。如果你搭上了贼船，摇到江心，梢公露出贼人面目的时候，你只顾得寻思到底是吃板刀面好呢，还是吃混饨好，那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想个法子，把那贼人的刀夺过来，连船也占领，然后才能扬帆远去。为了解答共产主义运动是否欺骗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共产主义理论里面到底包括些什么「许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私有财产制度的最高与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相当阶段，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物，因而造成种种巨大的社会灾祸，如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等等。工人阶级为了消除这些灾祸，打开新的出路，就需要而且能够起来革命，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创造共产主义制度。但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不是随着没收资本家财产一下子就能创造出来的，整个社会的改造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需要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以及一切非剥削者的劳动者的政权。因为这个政权是历史上唯一的代表大多数人去压迫少数人的政权，和过去任何政权相反，所以，它一方面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专政性质，不像过去的政权那样假装是代表全体人民，代表整个社会，另方面，它最不需要，也最不适宜，另设特殊的国家机关，如官僚、警察、常备军等，而可以并应该尽量由劳动人民自己直接去实行统治。这样，对劳动人民来说，它又是最民主的政权。随着共产主义改造的进展，这个政权的民主化程度将越来越扩大，它的压迫职能将越缩越小，最后完全消失。于是国家这东西就消灭了。那时才是正式共产主义时代的开始。我们要特别看清楚三点。第一，共产主义理论所说，把资本家的财产收归国有，可以解除生产力所受的束缚，这点已由现存的各工人国家的实例证实了。尽管这些国家的政权不是健全的工人政权，因此它们的经济政策也常有重大错误，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迅速的。这证明了国有财产制的优越性。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最多只能算是朝向共产主义走去的过渡社会（如果它的发展正常，确实是向前进而非开倒车的话）。要等到国家消灭了，共产主义社会才真正出现。因此，现在的苏联和中国等，不能算是共产主义的代表。第三，共产主义理论只说，无产阶级专政（俗称工人政权或工农政权），按照它的本性，应该并可能是最民主的政权，却并没有保证工农政权在任何条件下都一定是民主的政权，绝对不会发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堕落或歪曲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是行动的方针，不是什么宗教福音。它并没有许诺有怎样一种地下天堂会凭神力或自然力自动出现，它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各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互相斗争所造成的结果，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只是根据客观的可能性，指出无产阶级应该朝什么方向奋斗而已。列宁在苏俄建国后，不断指出这个政权还有许多官僚主义的不健全性（那时工农群众基本上还能享受到民主权利，和后来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专制下不可同日而语）；连共产党一党专政，他也承认是不得已的不正常的办法。他死前不久还向托洛茨基提议，联盟向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专制倾向展开大规模的斗争。后来，托洛茨基领导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断为抗拒官僚专制主义的堕落潮流而斗争，并在理论上进一步说明，怎样的世界历史条件和什么社会力量促成无产阶级的专政暂时堕落，促成工农群众暂时丧失对政权的直接控制，让那些官僚变成骑在主人头上的恶仆。托洛茨基的后继者，也从理论上说明了为什么战后那些新兴的共产党国家一开始就是官僚主义变态的。所以，现在苏联和中国等国的政制，并不是健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苏联和中国那种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者，并不代表正常、健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好比英国工党和资本主义各国那些工会官僚并不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一样。所有这些工人阶级的官僚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他们虽然以工人阶级为生存的根基，却因为屈服于敌对阶级的压力，已经变成一个骑在工人群众头上，另有其本身特殊利益的集团了。苏共和中共早已抛弃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在实际行动上，早已不是按照共产主义纲领去做了。他们虽然还要保存自己国有财产制度，因为那是他们的生存基础，却越来越没有兴趣把国有财产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推广到外国去，越来越害怕世界革命的发展，拼命阻止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谈不到什么共产主义是欺骗。把苏联和中国的现状称为共产主义，那才是欺骗。斯大林、毛泽东、赫鲁晓夫、勃列日湼夫之辈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自称为列宁的继承人，那才是欺骗。如果你是拥护资本主义，根本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么你大可以对那些共产党官僚采取「又勾结又斗争」的策略，而且越来越是勾结多于斗争。你会发现这些共产党官僚实在是最得力的反共助手。所以罗斯福、丘吉尔曾和斯大林做好朋友，现在尼克逊也和勃列日湼夫、毛泽东双方「直接挂钩」，如果不然，如果你是不满意资本主义的，但又鉴于中苏等国的实际情况而对共产主义有所怀疑，你就应该考虑下列这些问题：国有财产制度是否比资本主义制度进步呢？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是否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让政权落到一批新兴的极端专横的官僚手中去呢？是否国有财产制度一定要是产生官僚专政呢？工农群众是不是天生地不可能自己直接掌握政权呢？工农群众跟那些自封为伟大领袖的骗子斗争，是不是命定永远要失败呢？工农群众是不是那样软弱无能，那样没有「种」，只有在吃板刀面和吃混饨两种命运之中选择一种，不是受资本家统治，就是受极权官僚统治，永远不配自己做主人呢？问题提得正确，就等于解决了一半。上述那几个问题，没有理由统统要得出悲观的答案。我这样说，并不是把理论问题化为纯粹是信心的问题，并不是简单诉诸感情。我们的信念，在理论和事实两方面都是有根据的。谁要是说共产主义根本是欺骗，他必须证明国有财产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产生官僚专政。但所有的反共理论家都未曾证明这点，他们甚至根本没有鲜明地提出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他们只限于指出现有的共产党国家统统是官僚专政的（其实，十多年来古巴的情形和别国大不相同，但这点谈起来不简单，也无关这里所谈的主旨，暂且不提），以为这样就够了。最自相矛盾的是，他们一方面说工农群众打倒资本家之后无法保障自己的民主权利，另方面却极力保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农群众确实享有民主权利，而且断定这种权利可以一天天扩大。原来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不靠他们自己用力量争取来和保障的，反倒是靠那少数千万富翁，靠那越来越依靠制造杀人利器发财，越来越和政府官僚直接联成一体的资本家来保障的！这是工农群众可以接受的逻辑吗？这是没有丧失科学良心的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的逻辑吗？（我在这里只反驳那些替资本主义辩护的反共理论，而没有涉及无政府主义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耕莘君的长信已谈到不少，我不想在这里再补充了。倘有需要，以后再写专文来谈。）共产党官僚确实专横得厉害，彷佛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国有财产的主人。全体人民的生活命脉都操纵在他们一个集团手里，尤其是操纵在他们那最上层的寡头集团（甚至唯一的最高领袖）手里，因此他们可以任意施为，任意驱策和压迫群众了。但，解救之道何在呢？那些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说：「既然那些有实无名的社会财富的主人这般凶恶，你们不如废除国有财产制度，索性把社会财富正式交回给资本家，让他们名正言顺地做主人，那时你们就得到自由民主了。」当然他们没有说得这样明显，这样赤裸裸，但他们全部漂亮的理论的真正核心，其实就是这样一句话。难道无产阶级群众不应该想一想：连篡位僭权的主人都那样凶恶，谁能保证正式的主人不同样凶恶，或更凶恶呢？事实上，现有的共产党国家，一般都是从来没有自由民主的，过去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也是不自由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提出另一种解救办法，那就是：保存国有财产，保存无产阶级专政，但打倒那些篡位僭权的官僚集团。让工农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工农群众想打倒那些官僚篡位者，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不是随时可以做成功的，但绝无理由说不可能成功。历史经验证明：越是专横的统治集团，到了被压迫人民忍无可忍，起来革命的时候，就崩溃得越快。那些官僚寡头本身也知道自己的权位是名不正言不顺，很难公开辩护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做得比任何正式剥削阶级的专制政权更专制，不能容许批评。但，越是这样，他们就越发孤立，将来倒台得越快，也越彻底。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会刺激起共产党国家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共产党国家本身在经济文化上的进步也会推动群众起来革命。一九五三年以来，工人国家的反官僚革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发生革命时，世界资产阶级非常兴奋，以为工农群众会接受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在当时彷佛多少有一点根据，因为那时群众里面的政治倾向相当复杂，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份子也确实有一部分影响。但后来越把革命运动的真相研究清楚，就越知道群众运动的主流毕竟是拥护国有财产制度的，他们所反对的只是苏联官僚及其在匈牙利的傀儡。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民主化运动，里面虽然仍有少数右倾份子，但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明显地占绝对优势，以致帝国主义者不敢对它抱什么幻想，因而再不像以前看见匈牙利革命时那样兴奋了。有些比较坦白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甚至公开表露出深深的忧虑，他们说，如果捷克的新试验成功了，不但苏联政府要受到极大威胁，「自由世界」也要头痛，因为，有了共产国家民主化成功的实例之后，还拿得出什么理由去反对共产主义呢？这番话，比较中共那种猫哭老鼠式的对捷克遭苏军入侵表示同情，有意义得多了。中共一面说同情捷克反抗苏联侵略，一面却实际接受苏共侵捷的籍口，像苏共一样地诬蔑捷克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运动是倾向资本主义，是想跟帝国主义「直接挂钩」，这就证明中共的同情是虚伪的。中共寡头丝毫没有帮助捷克的反官僚革命运动，内心里反倒庆幸它被压碎了。再后来，一九七零年底，波兰工人迫使哥穆尔卡下台的罢工示威运动，不但其拥护社会主义的性质谁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而且，工人群众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敌视整个官僚层，对任何一派的官僚（包括那牺性哥穆尔卡来安抚工人的一派在内）都毫不信任，毫无好感。但过去波兰工人曾信任哥穆尔卡（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工人曾信任纳吉，捷克工人曾信任杜布切克。这些事件证明，工人国家的反官僚革命一步比一步更成熟了，工人群众自然而然走上真正共产主义者所指出的道路。在中国，毛泽东利用他过去领导革命的巨大威望，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运用空前狡猾也极端冒险的策略，暂时达到了他的两重目的：一方面利用群众力量把官僚层内敌对的派系清除掉，另方面把群众革命力量在这个假革命中消耗掉，藉此延缓真正的反官僚革命的爆发。尽管如此，在一九六七年里，这次假革命却几乎弄假成真，毛派官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红卫兵群众运动控制和镇压下去。这就证明，反官僚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实际存在的。无论如何，共产党原有的庞大组织和威望都已经瓦解烟消，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强力地控制着生活的一切方面了。更有意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湖南省无联所代表的真正革命派，他们坚决拥护共产主义，同时决心打倒整个官僚统治机构。再看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情况。事实证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走不断革命的道路（即超越资本主义改革的限度，直接走上工农专政和国有化计划经济的道路）才能得到巨大进步，这点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无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不发达的国家，斯大林派共产党（不管是亲莫斯科的也好，亲北京的也好）都越来越不能垄断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了。相反，真正的共产主义分子在群众中的声望却日渐高升，这些分子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另方面也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工农国家的官僚专政，主张建立真正由工农群众掌握权力的政权，由此过渡到没有阶级对立、没有压迫、没有国家、真正富裕、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总而言之，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是唯一彻底反对世界丑恶现状的道路，是唯一有效的进步道路。至于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现状的一部分，无论拥护哪一个，都是拥护现状，都是保守派。老一代的人曾经面临那样悲惨的形势，除了腐烂的资本主义和专制的斯大林主义之外，很难看见第三种前途。但即使那时，也有少数最有眼光、最坚决、最勇敢的人，在逆流中前进，坚持为人类真正光明的前途奋斗。今天，一方面由于那些先锋份子不懈的奋斗已经收效，而更重要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内在危机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于是世界三大地区的激进青年都开始迅速认识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出路了。这是最可喜的现象，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源泉，在于它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需要，符合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暂时被打倒，但他们随后又从大地的母亲吸取新的力量，跳起来重新战斗。我深心盼望，「七○年代」的编委会和积极支持者，也确定地站到同一立场上来，为同一目标作有系统的奋斗。过去「七○年代」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把自己当作一个公开论坛。耕莘君提出批评道：即使自由主义者也应有自己的主张。我完全同意这批评。如果你是个积极的改革者，就不能只听人家说，只看人家干，你就要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注重宣扬自己的主张，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实地干。刋物可以容纳不同的主张，可以公开讨论，但这方面要有一定限度。对立得太厉害的主张，应该各自去办不同的刋物。偶尔登载和本身立场尖锐反对的文章，也应该选择那有代表性而且有理论价值的，同时要加以批评。如果你本身拥护共产主义，或者不是死硬反共的，却在你的刋物上不加批评地登载美国参议院那种低劣的反共谩骂宣传品，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道理。为了维护言论自由的原则吗？他们的言论自由已经太多了，爱好那一类东西的人，尽可以去听「美国之音」，看美国新闻处办的「今日世界」，还有无数其它报刋，用不着再拿我们宝贵的篇幅供给他们。简评两种见解以上我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说了不少话。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一篇这样的短文当然谈不清楚。我所谈到的，可以说只是一些基本要点的结论，和问题的具体提法。我希望可以促使大家去进一步研究，并且对进一步的研究多少有一点帮助。为了更加肯定真正共产主义的道路，我想简单批评一下两种可能把人引入迷途的见解。第一是所谓北欧式的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有人极力鼓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都要分头向这条路前进。首先应该指出，所谓北欧式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独特的社会制度，那根本还是资本主义，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还原封不动保存在那里。北欧国家不过实行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而已。在那些国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是英国工党一类的货色。所以，叫中国大陆走北欧自由社会主义的道路，拆穿来，就是叫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可以猜想，如果中国真经过「和平演变」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当然不会一下子把原有的国营企业交给少数私人占有──这样引起工人群众的反抗太强烈了──而大概会一步步来：先把每个企业单位变成该单位工作人员全体共同所有，然后一步步增加少数上层人员所占的股份比例。无论如何，只要原则上开放私人资本家的经营自由，不久就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重新垄断社会财富和国家政权。）鼓吹这条道路的那位甜言蜜语、通情达理的反共专家，胃口比尼克逊还要大，到现在还大肆鼓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美其名曰中国统一之道。如果台湾和香港变成北欧国家那样，当然是进步了一点。问题是，怎样去实行呢？靠谁的力量去实行呢？如果给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虽然不能根本改变老鼠的命运，总比较改善了许多。可惜想出这聪明办法的老鼠没本领去挂。台湾和香港的现政府，既不允许民主，又不允许社会主义，在民众拿出力量来之前，连起码的言论自由，连压制一下公开盛行的贪污，连实行罢工纠察，连限制房租疯狂上涨，都做不到，那位大政论家却叫我们希望和平稳健地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接受他的教导，只好在读完武侠小说、发财术、马经、狗经、以及他的政论之后，闭起眼睛去梦游北欧。一旦民众显出了充分的力量，能够自行决定一切的时候，倘若再自限于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那就等于在资产阶级神圣的财产权和残余的国家机关面前立正，等待资产阶级重新纠集它的力量，好像扑灭巴黎公社那样，重演一次杀人盈野的资本主义。上述那位大政论家的真实目的，不外就是这两种。其实，这位大拍港英马屁之余还不忘时常吹嘘一下中国世界第一以示爱国的大政论家，何必舍近而图远，要去学习什么北欧社会主义呢？咱们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先生」不是宣称信奉它吗？）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法宝，既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又可以避免那「杀人盈野」的阶级斗争，安安稳稳地就可以──不仅实现社会主义，甚至达到共产大同呢，岂不更妙？倘若找得到一个社会力量去实行的话，三民主义早就在中国实现了。我要批评一下的第二种见解，是某些极左派红卫兵的见解，他们认为中共政权不是官僚主义变态的工农政权，而是「红色资本家阶级」政权。类似这样的理论，其实几十年前就有了，不过，我相信这些红卫兵是模仿毛泽东的理论方法得出如此结论的。毛泽东认为苏联政府领袖已经背叛马列主义，所以他们的政权已不能算工农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政权。同理，那些红卫兵过去认为周恩来代表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现在有些人连毛泽东也划归同一类去了。我不知道那些青年革命份子从这种理论得出什么实际的政治结论。如果他们的结论只是打倒那红色资本家的政府，代之以工农群众的民主政府，对国有财产制度仍旧要保卫，计划经济仍然要实行，那么，他们的立场实际上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没有分别，只是理论上，尤其是所用的术语，有点分别罢了。但如果用严格的态度去对待理论和术语，把它们推论到底，就会得出大不相同的实际结论来。红色资本家到底也还是资本家，恰似红白玫瑰同属玫瑰一样。资本家的财产和政权，工人阶级没有责任去保卫，所以中国大陆现存的国有财产制度和政权也不值得工人阶级去保卫了；如果另一派资本家要来推翻中国现政权，我们也不应该去保卫它。再如果那另一派资本家是比较民主一点的，照理工人阶级甚至可能暂时和它联合行动，去打倒那最专制的红色资本家政权呢。于是乎，这些革命青年就被他们的错误理论驱使，放弃了保卫过去革命的主要成果（国有财产制和以此为基础的工农政权）的责任，不知不觉地跌进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去了。此外，这理论引起的问题还多得很。红色资本家是整个资本家阶级里面怎样的一层？在典型资本主义社会里占什么地位？怎样起源？有什么历史任务？为什么他们不用法律公开确定他们的财产权？为什么不能说他们只是工人国家里篡位夺权的官僚？红白两色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那样特别，完全不像金融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之间，或工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中国红色资本家的政权是何时成立的？中国过去曾否有过真正的工人政权？如有，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红色资本家反革命胜利的？为什么没有遭受到工人阶级方面强烈的抵抗？如没有，原来过去中国革命是红色资本家领导的，岂不证明落后国家的资本家还有伟大的革命作用？岂不应该承认资本主义道路还行得通？岂不应该高呼新生的资本主义万岁，红色资本家万岁（至少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工人阶级想在不发达国家领导革命，岂不变成幻想？如果中共是红色资本家，苏共更早就是红色资本家了。原来资本家还有这样强大的再生力量，到处都能够复辟，而且到处都没有遭遇工人群众明显的反抗，这样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岂不悲观得很？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岂不是幻想？可见，革命理论问题不是拿油漆往人家身上一涂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军队警察都袖手旁观，你想把个别官僚或者名教授、名演员揪出来，往他身上涂墨汁，给他戴上牛鬼蛇神黑帮的高帽子，那不用费很大力气，也不致引起太大的后果。可是，给整个官僚层漆上「红色资本家」的牌号，却不那么简单了。你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不能公开喊出来，也可以心中这样想。这样你心里也许很痛快；不能砸碎他们的狗头，也把他们骂个狗血淋头。不过，你把官僚层称为红色资本家阶级，并不会令他们更容易倒台；反倒是，术语的错误引起理论混乱，甚至引起行动方针错误，结果反而妨碍反官僚革命。应该指出，这里所批评的两种错误见解的性质是大不相同的。那提倡北欧路线的人是彻底的反革命者，他在故意骗人。至于相信红色资本家理论的红卫兵，却是幼稚天真，他们从毛泽东学校里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太少，刚开始自己摸索道路的时候，仍然摆不脱毛泽东的窠臼。毛泽东既然领导过中国革命得到很大成就，他自然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至少值得我们参考。不过，如果你想从他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却要十分小心。他那铺子里所卖的理论货，都是质量很低劣的，尤其不适合在工人国家已成立后使用的。更进步的「七○年代」最后，为免误解起见，我想说明一点。我主张「七○年代」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站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并不是主张「七○年代」变成清一色说教的刋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科学精神，最注重客观事实，它不是死硬的教条，它要根据对社会的客观研究而定出群众应走的道路。马克思最看不起那些把他的学说当作教条（用今天中国流行的话说，就是当作「最高指示」）的人。他因此甚至说过，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来反对强迫的思想统一的（只有在某些实际行动上，才主张同一阶级、同一组织内的人要少数服从多数）。因此，如果「七○年代」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决不妨碍它继续成为一种活泼、有生气、有争辩的刋物。相反，扫除了那部分客观上替反动立场张目的内容，也克服了那种令一部份进步人士怀疑却步的混乱性质之后，一定会吸引更多的群众来支持，尤其是吸引那些认真想为社会打开新出路的青年来支持，结果「七○年代」将会代表更多群众的心声，更广泛深入地反映社会现实，提出更实际有效的奋斗方向，成为更有生气、更有影响的青年刋物。（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 |
向青：中国托派的现状与前途(1977.3.18)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托派的现状与前途向青(1977.3.18)（1）中国托派在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后遭遇到极为悲惨的失败（这个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我党尚未作出正式的结论），随后，唯一残余下来的香港组织又在多年中实际上没有什么活动，直到一九七三年才逐渐恢复活动。最近四年来，党的情况比起前一阶段当然是有所进步，但这进步并不大，更不能说我们已经充分利用了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这四年的活动只可以算是在摸索道路中从重开步走。现有党员人数约为一九四八年建党大会时的十分之一，而且只在香港一地保有组织。我们组织各方面的情况，即使拿我们这个从来未曾十分上轨道的小团体的标准来衡量，也还非常不健全。我党尚未确定地走上复兴之路。党是否真正有光明的前途，还要看我们能否迅速确定正确的方针，以及作最大的努力。（2）中国托派四十多年来一直都只是宣传小团体（有时统一起来，但更长的时期是分裂为两个以上的小团体）。二次大战后，我们曾以为有条件开始向群众党转变了；一九四八年的建党大会甚至表现出很大的自信心。然而，事实上我党后来很快得到的，却是极为悲惨而且并不光荣的失败。今天，虽然我们的长远目标仍旧是成为一个足够力量领导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党，但在目前阶段却还没有可能实际上开始从宣传小团体向群众党转变，而必须首先重建我们作为一个宣传小团体的基础（过去原有的基础，已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崩坏了），争取尽快成为一个稳固的、真正富有宣传工作能力的小团体。在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前，我党有一个党纲，它是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尤其是一九二五年革命以来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这是我党在思想上的基础：同志们由于一致接受它而团结并组织起来，又根据它的指导而进行宣传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但这个基础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第一，原有的党纲已被历史发展超过了：那纲领所提出的革命目标，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实现了。第二，关于在革命后的新中国里面继续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虽然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中国新社会的性质，政权的性质，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动力），党内同志事实上早已（大约自从五十年代末期以来）有了一致的确定的见解（正因为如此，才一直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团结），但这些见解还欠缺一个坚固的并为全党同志一致接受的理论基础。我们同志这些共同见解，主要是模仿托洛茨基对堕落后的苏联的见解而得来。托洛茨基对苏联有深刻精细的研究，他关于苏联的革命理论和路线令我们完全信服，我们又看出第三次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在本质上和斯大林官僚集团篡位后的苏联相同，因此我们相信同样的理论和路线也适用于中国。我们能够认识和确信这些，是一种光荣而非耻辱，是优点而非缺点。但，作为党的思想基础，这是不够坚强的。这还带有很大的信仰成分，还不完全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党的坚强的思想基础，也就是党纲的理论基础必须是对新中国本身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必然的趋势所做的周密的科学分析。在这方面，我党不但还没有达到见解一致，而且，这个研究工作根本还进行得很少，至今还没有任何一套深入而成熟的意见提出来。在这样脆弱的思想基础上，我党根本没有可能进行强有力的理论斗争，没有可能通过有力的宣传工作对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生重大影响，更谈不到把整个先锋队以及整个阶级争取过来了。革命党在思想上的稳固性，一方面表现在纲领性的正式文件上，另方面表现为党具有一个稳定的、名副其实的领导核心，构成这核心的一批领导人，在相当长时期内表现出显然比一般党员有更高的才能和献身事业的热诚，因此获得一般党员衷心的信任和尊敬。他们是党的革命思想以及经验的化身。在第三次革命胜利前，我党可说曾具有这样一个核心，那就是以犀照和耀如二同志为代表的领导集团。那时，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见解都为全党所支持，同志们普遍都相信他们是党内经验最丰富，能力最高强，而且最忠心的人。可是，中共领导的革命胜利暴露了我党有重大错误，连带地也暴露出原有的领导核心实在并不胜任。以后二十几年来，犀照同志和中委会原有的其他同志一直都没有做到纠正过去的错误，补救原有的缺点，为党重建一个坚固的理论和政治的基础。因此，同志们很自然地普遍对他们丧失了信任，而越有独立思想能力的同志越不再信任他们。至于一九五二年成立起来作为原中委会继承者的全临会（最初由在港中委加上他们所选拔的一些同志组成，后来经过多次改组，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成员是原来的中委，而只有一个是最初的全临委员，但始终一脉相承），更一贯地表现出极不胜任，得不到同志信任。这情况在最近四年里并无好转，只有暴露得更明显。他们挂着领导机关的名义，却完全起不了真正的领导作用。目前我党显然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核心。至于党的组织基础，也削弱到不但在数量上比过去更微弱得多，而且在质量上也不能同过去相提并论了。我党虽然从来都是个很微弱的小团体，但第三次革命前总算有好几个地方分部，而大部分组织和党的中心都在国内，因此可以算是个中国全国性的小团体。但现在我们仅余的组织全部都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里面，不但是在现实的国境以外，而且是在和国内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近几年新加入的年青同志，一般都从来没有踏入国境；而老一辈的同志，即使是曾在国内生活和活动过的，也全体都四分之一世纪以上没有在国内生活了。我们同国内人民之间有极大的隔膜，我们的组织不但再不能算是中国全国性的组织，简直差不多变成非中国的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方针和政策必须严格地从现实出发。革命的政治就是现实的政治。在我党目前的情况下，不脚踏实地集中力量从事重建党的思想基础，却谈什么迅速脱离宣传小团体的处境，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纯粹是有害无益的空谈，是不可原谅的自欺欺人。只有在重新打稳我们作为宣传小团体的基础之后，才谈得到实际开始向群众党转变。（3）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们走一条最艰难的道路来建党：我们必须在中国国境以外的香港来着手重建中国托派运动。香港的命运同中国大陆有密切的联系，香港的革命一定要配合着国内的革命才有可能成功。但在香港和大陆都爆发革命而且汇合起来之前，香港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却与国内截然不同，因而适用于香港的政治纲领、策略、口号以及活动方式也和适用于国内的大不相同。我们香港组织必须同时进行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本地的革命准备工作和为将来到国内活动作准备的工作。这两方面怎样互相配合，力量怎样分配？这问题是我们决定每一个阶段的具体任务和工作方法时所必须首先考虑的。(4)在国内政治革命爆发之前，在香港形成托派领导的强大的群众运动（若不是代替了毛派的领导地位，至少也和毛派势均力敌），这种可能性是微小到几乎等于零的。困难在于如下的情况。香港根本没有实现任何重大改良的前途。港英当局只想在所余无多的继续占据香港期间拼命搜刮，绝不肯对群众作任何重大让步。对于任何严重的群众斗争，它一定施以无情的镇压。在香港有极大潜势力的中共，也决不支持香港群众的重大改良要求，因为这对它没有必要，改良的结果反而要显得国内人民的生活更不如香港。因此，我们想通过争取部分要求的斗争，建立起强大的群众运动，是做不到的。如果群众真正起来争取重大权利，只有走革命的道路。倘若中共愿意发动香港群众起来革命，当然不会有多大困难。可是，假使群众在托派（或任何与中共敌对的党派）领导下起来革命，只要中共在国内的统治尚未陷于麻痹，就要面对中共和港英联合的镇压。这点是任何人都极容易想到的。而这种考虑就足以把群众阻吓住。这是一方面。另方面，香港群众的生活事实上比国内群众好（而且比东南亚一般国家的群众都好），这又令香港群众极难感觉有必要起来作冒死的革命斗争（寄托希望于刺激国内群众也起来革命）。因此，在国内爆发革命之前，托派想靠革命口号来领导香港群众也是极少可能的，除非当时国际形势已有极大变化，例如托派在其他国家领导革命胜利了。将来多份仍旧像过去一样，要由国内的革命高潮刺激起香港的群众运动，而非反过来由香港的革命刺激起国内的高潮。我们要预计到，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在真正巨大的高潮出现之前，我们仍旧只能是一个小组织，完全不能和毛派相比。(5)根据上述展望，我们应该确定如下的方针。（A）香港组织要时时刻刻都面向中国大陆。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要注重为将来到国内活动作准备。这方面的工作要比本地的革命准备工作点更优先的地位。第二，在香港的宣传工作也要注意对国内问题的分析和表示立场，而且时时刻刻都把香港的根本问题当作中国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尤其是在对各阶层的激进运动进行干预时，更须注重宣传我们对中国的纲领立场，批判其他党派对中国的立场。（B）理论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尤其是关于中国问题的）比鼓动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更重要。这并非表示我们要故意少做鼓动和组织工作，或故意把他们押后。不是这样。凡是碰到这种工作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不放。只不过，我们要预先了解，这方的工作机会比较少，成绩也不会大，所以不要因为千方百计勉强去试探这方面的工作，甚至仅仅空谈和幻想这方面的工作，以致妨碍了可以投入更大力量而且更有实际效果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同时，我们要了解：即使是在支持或号召某种实际行动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还是宣传重于鼓动和组织。这就是说：主要是周详深入的解说道理，而不是简单直捷的诉诸感情，也不是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还非常弱小，我们在群众中只有狭小的根基，甚至完全没有，不但想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极难做到，连希望广大群众都听见我们的声音而且激动来（这是鼓动的作用）都很难，我们实际上只能希望首先对群众中最富于政治敏感、最有思想能力的少数先锋分子发生启发作用，使他们经过深思之后接受我们的见解和主张——这就是要靠宣传工作。只有把整个先锋分子层争取过来，以他们为媒介，才能领导起广大群众。（6）中共的统治自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上层危机中打滚。由于官僚特权层的本性决定，中共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时，不是采取比较民主、比较多依靠群众的路线，而是反过来越来越脱离群众，加深寡头统治和个人独裁的程度。但结果并未达到维持党的团结和稳定的目标，反而使上层危机接连爆发而且日益剧烈。去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相继逝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更深刻的上层危机的时期。目前对“四人帮”的斗争固然还在继续发展中，而这整个斗争也不过是这次危机的开端罢了。在上层危机出现的时候，群众也活跃起来，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这或是由于群众主动地利用官僚统治的缺口来表达不满和提出要求，或是被某一官僚派系发动起来作为打击敌对者的力量。这种群众活动将在以后的危机中继续出现，而最后将生长成为反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但从各种迹象来看，这种社会动荡在短期内（例如一两年内）酿成革命爆发的可能性还很小。十年来所有的群众行动，其中那些最激烈、最明显提出夺权目标的，都或是某一官僚派系所发动，始终在他们控制中，成为官僚内部争权的工具，或是不在官僚控制中，但也因未能提出符合全国人民需要的口号，而在人民眼中成为和人民利益无关的过激派行动（甚至是比原有的官僚当权派更难令人信任的过激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各派红卫兵的夺权行动就属于这类。至于那些符合全国人民需要的行动和呼吁，例如天安门事件，李一哲大字报之类，则还未抛弃对整个中共官僚层的期待，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这些现象表明：政治革命的酝酿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由于十年来中国人民已经饱受毛泽东大搞假革命之苦，饱受在继续“革命”的名义下给予他们的种种打击，所以他们那种普遍对现状不满的心理，与其称为“人心思变”，倒不如说是“人心思安”，“人心思治”。固然“变”与“安”或“治”并非绝对对立的，真正的思“变”，也不过是希望经过“变”而达到“安”或“治”，但“思安”和“思变”两种心理毕竟是不同的。思变的时候，人民已经对现状，对当时的统治者感觉到再不能忍受，他们宁可形势变得比现状更乱，相信只有经过更大的变乱，把原来的统治者打倒，然后才有安定的、较好的日子。但“思安”则是感觉纷乱、震动、牺牲已经太多了，更多的变乱和牺牲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希望那些掌握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人放下屠刀，让人民过安定的生活。现在中国人民的普遍心理属于后一种，大多数工人也一样。毛泽东的威望下降，周恩来变成新的偶像，其主要意义也在于此。这不是革命临近的征兆，而是革命前途尚远的征兆。现在继续“革命”在中国的名声并不好，普通人民都把它当作灾祸。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新领导集团提出“大治”的前途，是争取人心的聪明手段。但我们不可把目前群众这种“思安”心理了解为反动的潮流，因为他们对之失望并拒绝的，不是真革命，而假革命，是毛江派假借革命名义所进行的种种对人民无益的争权夺位的斗争，和假借革命名义对人民物质利益和精神自由的进一步侵害。对假革命的唾弃，并不是反动，而是进步，虽然还没有立即走到欢迎真革命。目前中国人民中真正“思变”的，主要是十年来被大批“下放”乡村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其中曾为红卫兵积极分子，而后来受到“狡兔死，走狗烹”式对待的青年。这是一个造成社会不安的重大因素。其中个别分子可能成为革命先锋分子。但作为一个社会层来说，他们是不够条件成为未来政治革命的主力或先锋的。他们太分散，又不在社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他们很有几分像流氓无产阶级。在全国人民绝大多数“思安”的情况下，他们“思变”也不足以造成革命形势。（7）根据上述对中国形势的了解，可得出如下几点与实践有关的推论：（A）我们的刊物有时把中国形势估计得太接近政治革命，或对个别情况不明的动乱事件轻易附会了反官僚斗争的意义（如一九七五年的杭州动乱）。这样的宣传，对今天的中国群众是特别无效的。不但因为没有充分根据，有时根本不正确，所以不能令人信服，而且很容易给饱受假革命之苦的群众一个坏印象，让他们觉得我们唯恐天下不乱，企图浑水摸鱼。今后我们要采取更客观和审慎的分析态度，务求得出真正站得住的结论。如果资料不足，就宁可存疑，指出不止一种的可能性，而不要捕风捉影，把愿望当事实，成见作理由。(B)为了帮助国内群众改变他们的心理，对继续革命从厌弃和害怕转为接受和期待，我们的宣传中心应该是提出和解释适合中国需要的各项具体要求，这些要求的总和就是我们的政治革命纲领，以此纲领同其他政治立场划清界限，主要是同“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形左实右”假革命路线，各式各样的过左空想，以及真正的走资派路线。同时要证明任何一派官僚都不可能实现这个纲领，由此打破改良主义的幻想。（C）为了迎接未来的中国政治革命，我们在香港还有相当长时间来作准备，可以按常规地工作，目前不必作紧急应变的布置。（如果我们看到国内形势显出政治革命迫近眉睫了，香港组织就应该立即全力展开紧急的党员思想武装和动员的工作，尽可能使每一党员都在短期内充分了解和熟悉我党对国内的纲领、策略和工作方法，准备在革命爆发后尽量回到国内投入战斗。为此目的，不惜把本地工作大部分甚至全部停止。）（8）希望在香港领导中国革命，是可笑到极点的幻想。若以为未来革命的整批核心领袖人才可以在海外培养出来，等到国内政治革命爆发时回去就职，那也同样地不切实际。海外的托派运动只能成为未来的全中国托派运动洪流的源头之一，只能提供干部和领导人才的一小部分。如果海外的运动将来在全国的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那只可能是酵母的作用，而不是领导或基干的作用。倘若在国内革命爆发之前香港已形成了托派领导的巨大的工人运动，这运动自然可以成为国内工人运动的先锋和样板。但前面已经说明，这种机会是非常微小的，我们不能把希望和计划寄托在这上面。我们在海外（以香港为主）发展托派运动的总目标只能是：培养出一批干部，他们不但富有在当地做革命工作的能力，而且对国内情况有充分认识，将来可以在国内政治革命中充当精良的酵母。海外培养出来的干部，在了解国内种种条件以及同国内群众打成一片的方面，自然不能和国内生长的干部相比，但可能在另外几方面对国内的革命运动有特别大的贡献，那就是：介绍托派的传统，介绍外国的革命经验，介绍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进步方面，以及打破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幻想。我们海外组织为了能够帮助国内的运动，除了要使海外同志尽量熟悉国内情况外，应该特别在这几方面尽量提高同志的能力。目前，国内革命形势尚未出现，国内群众对我们毫无同情，而且根本不认识，我们在香港的力量又非常微弱，在此情形下，我们想把宣传品和工作人员秘密送进国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目前的任务不是在这方面作无益的空想和冒险，而是脚踏实地，积极地按上述方针为将来的国内活动作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同时尽力发展香港本地的实际工作。只有在这两方面都有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托派运动在香港真正成为群众运动之后，才有可能通过某种孔道把我们的革命思想和活动情况传到国内去，发生影响。我们现在距离这必要的水平还非常遥远。这同我们那销路狭小，内容贫弱而且常犯错误的刊物引起本地毛派攻击，我们的少数人抗议行动有机会被本地传播媒介报道，相差十万八千里。（9）过去几年里，托派思想在香港公开地宣传，还有一个自称支持第四国际的革马盟以公开组织的身份存在着，都没有受到港英法律的禁止。这是以前香港和国内都未曾有过的公开活动机会。根据香港的形势和港英政府的利害关系，可以估计港英这种比较开明的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改变。主要理由如下。（A）中共在香港已经有极大的潜势力，这是港英所感受到的最大的潜在威胁。但港英已明白，长远看来，不可能光靠严厉压迫来消除这种威胁。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它必须争取香港香港中国居民的民心。（Ｂ）放宽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是一个争取民心的有效手段，可使居民觉得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有胜过国内之处。（Ｃ）在并无民主政制的条件下让居民享有较大的自由，对港英的统治权并没有直接的损害，反而有开放安全活塞的作用。（Ｄ）港英政府了解：开明政策主要是让一些微小的政治派别比较容易活动，至于中共的活动则是无论如何也压制不了的；而那些小派别即使有活动的自由，也极难发展到具有威胁港英统治的实力，却可以起一部分抵消中共影响的作用。既然港英政府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同时近几年来香港的青年中又有显著的思想激进化的酝酿，我们自然应该抓紧这个公开化的大好机会。不但原有的种种公开活动可以进一步扩大，而且应该首先把青年团变成公开存在的团体，同时积极准备下一步把党也公开出来。青年团和党的公开存在，可以便利群众对我们的认识和直接接触。在党实行公开之前，要加紧发展青年党员，同时有计划地让青年同志担负更多的将来要公开出来的工作，包括很大部分的组织性工作在内。这是因为种种条件使青年同志比较容易担负因公开化而增强了的压力。自然，青年团或党的公开出来，并不表示团或党的每一组织单位、每一机构、每一成员和一切活动都公开出来。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如何配合，要随时随地按具体情况决定。这是新选举出来的领导机关的责任。（10）托派运动（包括我党）在香港的复醒，是同香港青年的激进化分不开的。今后这个地区托派运动的前途，也主要决定于青年激进化的发展和托派在这方面的路线。香港青年的激进化是世界性的同一现象的一部分：有同样的根本原因，同一的根本趋向，而且同实际各地的激进化密切联系着。但香港的特殊环境决定了香港青年激进化发展的特殊迟滞性。一九六六年的反对天星小轮加价事件，才第一次显露出香港青年激进化的端倪。次年中共领导的反英抗暴运动的规模更大，不过性质上同前后的其他事件有很大的分别，以致后来的激进青年一般都把它当做非我族类，其实这也是香港青年激进化过程中的一步，而且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许多人受了影响而不知道）。一九六六年在大学里发出了改革的呼声。“七O年代”的创刊和中文运动及保钓运动的发生，使青年激进化成为人所共知的现象。在一九七O年至七二年初，这地区的青年激进化运动最显著地表现出和西方青年运动相同的特色，而且仿佛也有相同的发展前途。这时“七O”（刊物和团体）显然成为整个运动的中心。但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大转变（中美友好，越战签订停战协定），香港青年激进化的发展缓慢下来而且色彩大变了。一九七二年下半年起，“七O”明显地衰落下去，同时发生重大的分化。所分化出来的，有倾向托派的小团体（不止一个）。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在香港处于非常孤立地位而尤其与新兴激进青年疏远的毛派，却突然挟着强大祖国的声威，吸引了香港青年（以学生为主）的一个重大部分，成为激进青年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派。（11）到今天为止，香港青年的激进化无论在规模，深度或影响上都还很有限。这运动既未能实际干预政治，也没有改变社会一般人的思想，没有引起其他社会集团的激进化，甚至在学生和青年工人里面也只是个微弱的少数。当前世界青年激进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强烈的行动性。但在香港，最大规模、最激烈的行动，不过是三、四千人的示威或集会。最近两三年，连两三千人的集会都很难做到了。这完全不是因为香港那些已经激进化了青年不重视行动，不积极扩大他们影响，只是他们的努力得不到更大的结果。他们想发动强有力的群众运动，但结果只成为少数人的抗议表示。而且由于在这些行动中所提口号通常都太抽象，有时甚至同资产阶级舆论的要求没有什么分别（例如反贪污运动），而并没有指向革命道路，所以连思想教育的意义都不大。在所有青年激进化高度发展的地方，至今主力都是学生运动。最初，香港一般人也把以“七O”为中心的激进化运动称为学生运动。但不久人们就发现，“七O”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并不是学生，而是职业青年或已离开学校而尚未有固定职业的青年。学生中的激进化程度还很低。无论全港学生中或任何一所学校中都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学生运动。学生的激进化不但数量上还很小，而且性质上主要还限于开始关心和思索教育制度和整个社会的各种问题，并没有达到以群众行动争取重大改变和在心理上全盘否定传统制度和传统思想的程度，而且现在还没有向这方面迅速发展的征兆。一九七三年以来在香港学生中有相当发展的毛派思想，是兼有激进性和保守性的两性怪物。一方面，由于它在中国代表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而且坚持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它在香港是激进思想的一种；另方面，它极力培养中国人民对于共产党统治者绝对服从并不断歌功颂德的奴隶性，而且它现在实际上保存香港现状，同港英政府以及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友好，对香港的革命运动怠工，甚至连民主改革都不争取，所以它又是保守的思想。目前，它在香港激进青年中的势力超过任何其他党派。但由于现阶段它的保守性压倒激进性，所以成为香港青年激进化继续发展的巨大障碍。毛派在其中的势力和作用，也是香港的激进运动的特点和弱点之一。托派是在香港最早对青年激进运动积极干预的党派。由于这种积极性和托洛茨基主义本身的优越性，加上国际托派运动的帮助，所以尽管香港老一代托派的人数极小，也能不久就在这新兴激进运动中发生相当影响，而倾向托派的青年成为激进青年中引人注目的一派。但决不能说我们托派已经充分利用了这机会。大约在一九七三年之前，托派的干预是全无组织性的；名义上始终存在的我党，根本没有作有组织的工作。一九七三年开始有“七O”出身的青年加入我党之后，党也未能给这些青年党员有力而正确的政治领导。事实上，他们一直基本上是自行摸索道路，只从党得到很少的帮助，其中以物质帮助为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他们从外国托派所学习的比从我们党内学习的更多。至于站在我党之外的倾向托派的青年运动，我党更未能影响和争取。直到代表大会的前夕，包括全临所提出的大会决议草案在内，我党一直没有对整个香港青年激进运动作过分析或总结。这一方面是我党极不健全的重大表现之一，也是不利于香港青年激进运动发展的因素之一，虽然不是主要的因素。（12）香港青年激进化的微弱，是有深刻根源的。其他地方青年激进化有巨大的发展，是因为青年不但在现制度下受到种种压迫，不但看见种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学生集团，而且他们眼见以民族解放运动为主的革命运动在全世界不断发展，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所以他们相信自己也能够经过群众运动而改变自己的命运。香港青年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也同样眼见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他们并且同战后最大的革命胜利（即中国革命胜利）有直接的血肉关连，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住在本是中国领土的香港，但他们的心理感受却和别处的青年不同。大约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为止，香港青年中，以青年工人为主，是有一股强烈的向往中国革命的潮流的，而且屡次掀起斗争行动。由于身为领导的毛派一贯地限制这股激进化潮流的发展，后来更在国内施行种种错误政策以致引起群众普遍的失望，香港青年就消沉下去了。往后，香港经济在工业化中繁荣起来，生活水平同国内的差距增大，国内政治局势更日益驱使群众失望，于是香港青年成为全世界最保守的一部分。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之交，新的一代青年开始登上舞台。他们没有亲眼看见中国怎样从革命走向保守，没有对中国革命怀过热望，所以也没有感受失望的打击。共产党的中国在他们眼中不算是什么新的中国，也不代表革命，而是既成制度之一，是令人不满的世界现状的一部分。他们自觉是被中国所遗弃的儿女，因此心中有一份悲哀和愤慨，但并不稀罕回到那破裂了而两边都没有幸福的父亲或母亲的家庭。民族自觉和对民族运动的向往，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现实存在的两个中国之任何一个，他们所认同的是一个抽象的、只存在于他们的奇特想象中的中国，比较像五四时代的中国，却不像今天的中国。他们是香港变种的中国人。他们有一种从香港看世界的世界观，在这世界观里，中国大陆处于扁平世界的朦胧而可怕的边缘上。他们不愿意多想到它，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同它有太密切的关连。他们最注意而向往的，是西方花花世界。他们之中的普通人向往于西方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或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所看到的一面），但少数最敏感、最富于反抗性的分子，以及一些不适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参加个人竞争的分子，却受了当前世界青年激进化的感染和鼓舞，走上模仿西方激进青年的道路。后者就是“七O”集团初期的形象。他们那种相当轻视和忽视中国大陆的思想，当然是天真幼稚的表现。但这种幼稚性一时间成为一种动力，成为勇气的源泉，使他们充当了香港青年新的激进化的先锋闯将。不过，香港的特殊地位，它不能摆脱中国大陆的决定性影响的处境，并没有改变。这无情的现实终于随着“中国热”而强烈地印入了现在这一代青年的脑子，所以香港青年始终不能像别处的青年那样充满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现在绝大多数香港青年都不希望中共的统治伸展到香港来。另方面，他们却很明白：一旦终止港英统治，必然是由中国政府来接收。因此他们不能不感觉到：倘若用激烈的群众运动争取改变香港现状，若非在港英镇压下失败，就是找来中共早日接收，等于从油锅跳入火炉。就是这种自觉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特殊心理，使香港青年不能像别处的青年一样地大规模激进起来。香港青年对现社会的疏离化，表现为玩世不恭、逃避主义以及反社会的个人暴力行为的，大大超过表现为激进的集体行为。要改变这种情况，除非中国大陆发生革命或出现极强的激进化潮流；其次则倘若有一个大国或邻近香港的国家建立起真正革命民主的工人政权，也会有很大的鼓舞作用。现在并没有这类巨大变化临近的征兆，因此可以估计香港青年的激进化在短期内也不会有巨大的发展。至于中共的内部危机，其继续发展必然动摇香港一部分青年对中共的信仰，这是我们从思想上争取他们的机会，但目前这还不足以改变香港青年的心理，使他们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13）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在香港采取如下的青年工作方针：（Ａ）目前的青年工作，主要是对零散的青年小组和个别青年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育，尽可能吸收他们入团，然后再进一步培养他们成为党员，而不是拿一套特别的青年运动纲领去领导群众性的青年运动（这样的群众运动还不存在）。（Ｂ）为了进行上述工作，一方面要出版适用的期刊和书籍，另方面要分别建立许多青年学习小组。每个小组要进行有系统的学习（学习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各种切身问题的看法，重大时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革命的基本路线等），有机会时也讨论和决定实际行动的问题（例如当组员所在的工厂或学校发生斗争时，或有机会去协助某一群众斗争时）。但不要成立那种名义上仿佛是个群众性的行动组织，其实既无实际行动也没有群众基础的空头组织。这种空头组织不但无用，而且助长浮夸的歪风邪气，令诚实严肃的青年疏远，而轻浮狂妄的青年走来。（Ｃ）既然目前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同样并未高涨，而且同样没有迅速高涨的条件和征兆，所以谈不到特别选定哪一方面作为我们的工作重心，也不需要特为派人到哪一个圈子里去工作开辟工作。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办好一份刊物，由通俗书籍配合着，进行广泛的公开宣传工作，借此尽可能影响到较多的个别先进青年，不论他们是工人或学生或属于其他阶层，然后用学习小组的形式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系统教育，把他们变成我党在某一社会圈内的根基。要使刊物成为小组工作的集中领导工具：不但提供学习资料，而且解答他们的问题，反映他们的活动情况，传达他们的呼声，发表他们学习写作的一部分文章（其余部分可在小组内部传阅或复印发表）。在过去四年里，虽然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推动广大的群众运动，其实只做到了一些小组教育工作，只在这方面有些收获，这就是因为现实条件决定了如此。不切实际的方针不但无效，而且浪费本来可以用在更有效方面的力量，会产生令人沮丧的后果。过去全临不但没有帮助青年同志认识符合现实条件的工作路线，反而提出比青年同志自己的想法更不切实际的路线，今后新的领导机关必须做到在这方面有不同的表现。（Ｄ）青年团的问题是目前党的群众组织工作的中心问题。必须坚持第四国际第九次世界大会关于青年工作所决定的原则，使青年团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青年政治团体，而不是党的附属团体。党只能依靠本身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正确性和显然较高的水平去争取青年团自愿的合作和拥护，而不能要求青年团接受党的指挥和约束。在我党极其微弱的现状下，党应该考虑自己是否还要维持独立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性，亦即重建党和团的两层组织是否可能和必要，而不应该不顾实际地企图建立一个受党控制而没有自主权的青年团。后一种态度只能使我党和最富于活力、最优秀的革命青年疏远甚至对立起来，走上腐朽和死亡的道路。（Ｅ）香港目前除了我们的青年团之外，还有若干其他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变态工人国家的官僚政权的社会主义青年小团体。其中“社青”、“革马盟”和“七Ｏ”更同我们的青年团有密切关系。对于这类团体，我们必须确定哪个是在政治上趋向接近我们的青年团的，哪个是有原则分歧的敌对者（竞争者）；对接近者要争取它同我们的青年团合并，对敌对者则要划清政治和思想的界线，确定对它进行思想斗争的策略。不争取原则立场一致的团体合并，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能够把全体社会主义青年战士领导起来的组织；不同敌对者在政治和思想上划清界线，在决定关头就会迟疑和动摇，甚至走上错误的道路。（Ｆ）社青从头起就是我党支持的标明社会主义立场的青年团体，本来应该从头起就把它当作我们托派的青年团来建设，但全临却硬要它重走“七Ｏ”初期的老路，幻想它可以成为一般“社会主义”的“群众”团体，以为政治立场的含糊性和无定型的组织方式是可以吸引广大群众的优点，而在它的内部再成立一个秘密的托派青年团。这条不切实际、完全错误的路线令两方面都不能好好发展，尤其使我们的社青工作表现出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以致把社青的面貌弄成非牛非马，引起一些成员和接触者怀疑、不满和疏离。现在必须立刻改正我们对社青的政策，促使它迅速提高到托派青年团的水平，然后和我们的青年团合并。(14)目前在香港和海外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之中存在着若干个自称支持第四国际的小团体以及一般地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密切的合作，更没有积极争取统一，但另方面也没有标明彼此究竟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小团体之中，至少有我党和革马盟分别以托洛茨基派自居。这情况是妨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海外华人中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主观因素。这不但使本来可以集中起来的力量分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而且增加各团体成员的思想混乱，妨碍群众对托派立场的认识。我党要从现在起彻底清除派系成见和狭隘性，放弃全临过去几年间所坚持的不切实际的立场，不再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和要求党外一切托派分子来“归队”，而要主动地努力争取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原则立场上同其他小团体统一起来。在统一实现之前，首先争取各团体部分的合作和密切接触，如合作出版公开刊物，出版联合的内部讨论公报，互派代表列席对方某些会议等。作为各小团体统一的基础的原则立场，除了一般地接受第四国际的章程和纲领外，我们特别注重在以下几点上的见解一致：（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国家；（Ｂ）中共是这个工人国家的特权官僚层的代表，中共政权是官僚专制政权；（Ｃ）这个官僚政权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Ｄ）必须用政治革命来推翻这个官僚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Ｅ）革命的准备工作的重心是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Ｆ）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政策要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Ｇ）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同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密切联系着，这些地方的革命运动才能成功；（Ｈ）这些地区的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动力的一部分，对于自己地区的特殊问题更应有自主权；（Ｉ）在这个地区里，以普选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要求的民主纲领仍然是初步动员群众的工具。有若干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各小团体之间的意见分歧可能很大，例如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理论解释，托派在这次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检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演变，毛泽东思想同斯大林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本身是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非常值得所以站在或接近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团体和个别人士研究和讨论，但这毕竟同现实的政治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连，而且在每一团体内部也同样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所以不应成为决定统一问题的根据。此外，关于政治纲领的更具体的部分，即中国工人阶级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等方面应当采取的路线，以及适用于港澳和台湾的具体纲领，也不必在统一之前先取得一致意见。因为，第一，在这些局部问题上即使有分歧也不妨碍统一；第二，我们这样的小团体并不必须立即有这样详细的纲领；第三，我们还要作更充分的研究和讨论，然后才有可能在这方面得出正确的结论。（15）过去三年多，我们的公开刊物十月评论一直继续出版着，而且大致上能够依期，对中国和香港的重大事件也迅速加以评论，这是中国托派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纪录。这一方面固然由于近来在香港有较大的出版自由，另方面也由于全临对这工作的重视，以及某些同志在撰写、编辑、付印和财政支持等方面的积极努力（反过来，有个别同志过去对这方面未尽应有的努力，则是应受批评的）。这是过去整个阶段里我党工作的最大成绩，最有积极意义的一项。不过，从质量方面看，十月评论是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有些地方是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撇开个别文章在分析和主张上的错误不谈，整个刊物主要的缺点是文章的内容不够深入，不够充实，说服力和吸引力都不高，连党内同志和亲近的同情者都不能成为热烈的读者。造成刊物质量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力量太弱：人手少，一般的水平也低。这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情况（即使充分动员起所有的力量，也未能立即改变人力不足的情况）。然而，如果采取更好的工作方法，却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现有力量，而且促进工作能力的普遍提高。要建立起刊物编辑工作的计划制度和检讨制度。首先，向全党作一次普遍的征求意见，要求全体同志对过去几年的十月评论尽量提出批评，越具体越好，根据这些意见定出改进的方针。以后，编委会要每期事先进行组织稿件，讨论内容要点，事后检查成绩，尽最大努力发现缺点，不断设法改进。各支部也要尽量推销十月评论，利用它来做宣传和内部教育工作，同时经常提出对它的批评和要求。不但要批评它的内容，连写作技巧以及版面设计、印刷、发行等等都要注意，务求在全党的关心和督促下使它成为一个有力的宣传工具。（16）在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势下，我们完全可以在公开刊物上表明我们的政治主张（十月评论影响不深，并非由于不能畅所欲言，而是由于有点言之无物），因此没有另办地下机关报的需要。不过，为了更容易接近广大读者，我们也不要在刊物上标明机关报的字样。机关报的性质和作用并不是靠挂招牌来表现出来的。因为我们整个组织还非常微小，而写作的力量更薄弱，所以目前不应该另外出青年团的刊物，连对社青的刊物的支持也要撤销，集中全部力量把十月评论办好。十月评论的内容要变成比较多样化，同时要尽力做到深入浅出，形式活泼；要加强启发性，注重从群众的角度提出问题；虽然以革命政治为中心和主导，却不限于谈革命和群众斗争，要令开始思索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中学生都有兴趣阅读。当然，这方针并不表示以后的十月评论连少数比较长而不容易看懂的文章都不要。我们现在只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仅仅一种刊物办得好，所以就必须，第一，集中力量；第二,令这刊物成为真正综合性的。出版期刊是我们目前的工作中心，在这工作上要充分表现出踏实、摸索、内容胜过形式、花小钱办大事的无产阶级办事精神。我们要争取革马盟和国际主义工人党同我们合作办十月评论。在谈判合作条件和方式时，主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凡任何一个参加合作的团体坚持登载的文章都必须登出；第二，编委的数目和人选根据人才主意决定，但代表每一个团体的人选必须经该团体同意；第三，编委会对刊物的编辑工作依多数决定，并有最后决定权。我们不必害怕这样联合编辑的刊物上出现某些不同意的公开争论。在现实条件下，这种公开争论只会帮助托派思想的深入和澄清，因而加深正确思想在党内外的影响，而不会有坏处。（17）在过去几年里，我党没有重视青年同志在社会扎根的问题，这是急须改正的缺点。凡是已经离开学校而又没有条件做职业革命工作者的同志，都应当重视学习职业技能和从事比较固定的职业。每个同志的职业问题都是所属支部要出处理的问题之一。一个革命团体如果多数成员连固定职业都没有，是谈不到对工人运动发生影响的。过去几年间，“七O”,革马盟和社青都企图从外面来干预工人运动，但得不到什么持久性的收获，不过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要发挥我党香港组织过去的一个优良传统，提倡“做好工人”。工人党员未必时时刻刻都能够是身边的工友都达到无产阶级觉悟(这要受许多客观条件限制）,但他无论何时都能够，因而必须努力做到，使身边工友觉得他是个好工人，而不是个狡黠偷懒或者好高骛远，根本不在乎做工的人。只有被工友认为是好工人的党员，到了斗争时刻才容易成为群众领袖，才能够为革命事业和为党在工人群众中建立威信。党要吸收好工人做党员，不要“二流子”。同样，青年同志在学校里也要重视学业，虽然不是整个地接受传统教育那一套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是做统治阶级所希望的那种好学生。做革命的（即有批判能力的）好学生，比做传统标准的好学生需要更大的勤奋，恰似革命职业是最艰苦的职业一样。富于学习精神的人才能够成为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党需要各种优秀的人才，因此党要重视吸收好学的学生。不肯刻苦学习的人，不是革命者的好材料。（18）革命党需要有一批职业革命工作者，他们用全部时间为党工作，由党给他们必需的生活费。但革命的小团体，尤其在落后地区，常常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中国托派就从来做不到这一点。今后短期内也难望做到。中国托派老一辈的主要领导人事实上不大为普通职业工作分心，但这是由于他们选择同革命工作最有关连的职业工作（例如翻译可以卖钱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或靠亲友支持，同时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压到最低的程度。今后有志贡献全部时间给革命工作的同志，还是要效法这种靠自己和私人关系的办法。最近几年党的开支已经阔绰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这主要是靠一部分中年同志的特别支持，他们在过去多年间实际上把精神用在挣钱上面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也难望长久维持下去。因此，目前不能定出任何增加开支以维持职业工作者的计划。对于有志做职业革命家的青年同志，党暂时只能从培养他们的专业才能着手。（19）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我党在中国大陆的组织已经全部被破坏，处于香港的全临会已经完全失去同国内同志的联系，但二十几年来一直还保持着全国领导机关的名义，现在又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举行这次大会，这是极不符合实际情况，因而也极不合理的。现在代表大会本身正式决定，这次会议改称为中国革命共产党海外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行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职权，如听取和审查全临会的工作报告，修改党章等。我们组织今后一切活动完全用我党海外组织的名义进行。代表大会选出一个海外组织委员会作为大会闭会期间的领导机关。（20）由于一九七三年以前我党活动多年停滞，以及最近四年的组织生活仍未正常，新党员和老党员之间在年龄上、经验上、见解上以及党生活作风上都有很大的差距。今后党员必须积极设法使两代党员在工作中多合作。在组织生活中多接触，互相取长补短，以发挥全体党员的积极作用，并形成一致的正确认识和优良作风。青年党员在相对数量上的日渐增加和所负责任的日渐加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也是我党继续生长的表现。党要有计划地促进这个青年化的过程。由于中年一辈的党员能力不强，党现在就要在工作分配上作出妥善安排，使中年的党员处在积极但辅助的位置上。（21）无论为了重新打稳我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或为了积极参加整个第四国际的内部大争论（这对整个国际来说，也是澄清思想的巨大步骤），都急需有经常出版而印刷清楚的党内刊物。为此，必须把设立党内的印刷机关（包括维持职业性的工作人员）当做我党一个紧急任务，动员必要的财力和人力。新选出来的领导委员会必须把这个当做首要的工作。（22）党的财政几年来一直是有巨大赤字，而且赤字不断增加，主要靠某些同志的垫支来维持，并没有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案，也没有发动全党来认真设法解决。在这样的朝不保夕的财政状况下，党是没有可能展开有计划的工作的。相反，许多重大工作都随时会因为财政破产而陷于停顿。代表大会现在决定立即把党的实际财政状况向全党公布，发动全党讨论解决方案，尤其呼吁有财力的同志和能够向外取得捐助的同志确定地承担最大责任，作出最大的贡献。（23）青年团是目前唯一有可能由我党自己来创立的群众组织（即真正的群众性组织，而不是零散的非党小组）。但究竟是否适宜创立这样一个组织，以及，倘若适宜，应该采取怎样的步骤，还须详细考虑客观和主观的各种条件。至今为止，革共青的筹建工作是未经全党讨论的，连全临本身也没有周细考虑过，因此这工作进行得并不能令人满意。现在代表大会决定责成有关的负责人提供必要资料，把全部资料向全党公布，发动全党检讨过去筹建革共青的工作，并讨论关于青年团的根本方针问题。（24）中国托派的历史任务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处境却一直非常艰难。正因为处境艰难，所以至今未能产生强有力的领袖，无法避免犯了重大错误，遭受悲惨的失败。但尽管如此，中国托派在不绝如缕的生存中表现出生命的强韧力。他们屡败屡战，跌倒又起来。这样的组织是应该可以打开光明出路的，只要新的一代托派战士既小心避免重蹈过去的错误，又认真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四十多年来中国托派没有什么成就，错过了历史性的大好机会，这并非因为他们只顾空谈，不去实际苦干（某些浅薄的人以为如此），而是由于不懂得怎样干：认不清每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不会根据每一时期的特殊条件确定实际方针和具体工作方法。所以，病根不在于太坚持原则，太注重理论，面临行动时顾虑太多，而在于对理论了解的太浅薄，研究工作做得太粗疏，考虑问题是太不周到：只抓住一部分原则，却忽略了其他同样适用或更适用的原则，无论处理理论或行动问题都太简单，太片面，太倾向于效仿人家既成的模型而忽略了自身处境的新要求。对症下药，我们今后要更加深入地学习理论和历史经验，具体的分析实际条件，透彻地考虑什么策略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倘若鉴于过去中国托派置身于实际斗争之外而遭遇惨败，便以为今后只须强调行动精神就够了，不必多谈理论，也不必长期耐心地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那不过是从一个错误走到另一个错误，结果只有断送托派的前途而已。须知，这样了解中国革命的教训，只是最可笑的浅薄之徒和思想懒汉的自作聪明，中国革命的胜利领导者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并没有得出这样的行动主义的结论。相反，他们倒一贯强调正确的理论、路线、政策和党领导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事实上，中共在第三次革命中得到成功，并不是靠一股行动主义的精神，他们的路线和策略是经过研究和试验，经过复杂的党内斗争才确定下来的。他们的路线虽然有缺点，却符合当时最主要的客观需要，也符合他们当时的主观力量，因此才得到一时的成功。所以，问题始终是哪一种纲领、路线和政策正确，而在争论中始终要根据理论——经验的总结就是理论。那些主张少谈理论的人，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最浅薄、最错误、最不值钱的理论，即不要理论的理论，或理论以浅薄为上。行动主义在中国托派今天的处境中尤其有害。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或稍微有一点革命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群众行动不是革命小团体随意呼喊召唤出来的。在一九三七至四九年间，中国有广大激烈的群众运动，托派自然“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在看分晓”（列宁引拿破仑的话），而我们竟没有这样做，理应受到失败的惩罚。可是，今天哪里有“真正的战斗”让我们中国海外托派去投入呢？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以宣传为主的初步革命准备工作，一点一滴的艰苦建党工作，也就是行动主义者最不喜欢也最没有本领去干的工作。昨天到丧事人家去恭喜，今天到喜事人家去吊丧，这样的傻瓜永远干不成革命。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实行推翻中共官僚专政的政治革命（台湾、港、澳的反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局部的、附带的问题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工人国家政治革命成功的先例，连爆发这种革命的先例都不多，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开辟新道路。这是我们的任务的艰巨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这种革命的目的是改变整批国家领导人，他们要确实比以前的统治官僚善于管理国家机关和国民经济，因此革命党必须在上台之前就表现出他们有这种能力，当权后再进一步证实他们胜任。否则群众就不会有革命的信心，或者一次革命还解决不了问题，需要更多的政治革命。这种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要困难得多。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主要只是替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扫除障碍，是“破”，不是“立”；政治革命则不但要“破”，还更要“立”。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革命甚至比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还更难，因为在社会革命中，无产阶级还可以相信，只要打倒剥削阶级，把权力夺取到自己手上，其他一切困难都可以慢慢设法解决，但政治革命则一定要新的统治党比旧党胜任才有意义。在这里，空洞的民主公式没有多大用处。中国人民恰好欠缺民主传统，既不善于运用民主制度，又对民主没信心。革命党想在取得政权之前得到群众的信仰，至少要让群众看出它有一套真正充分总结了工人政权过去经验的纲领。这样的纲领不是随时随地写得出来的，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巨大任务，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身居海外的微弱团体，尤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学习。刻苦学习，坚持学习，向马克思主义经典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学习外国的经验，在自我检讨中学习，向群众学习，向敌人学习！无产阶级只有在不断自我改造中才能改造世界。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八日 |
《坎坷》李永爵〔李平〕《夕阳红》（200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李平〕《夕阳红》（2008））
《夕阳红》
李永爵〔李平〕（2008）
作者李永爵，又名李平，1921年生。早年在香港读中学，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立志为建立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他一生坎坷，在沦陷期间，曾被敌伪逮捕；在国民党时期，被国民党逮捕；在共产党时期，被共产党逮捕，一生被监禁、劳改、管制达卅年之久，世间罕见！他为了寻找革命真理，奋斗终身，光明磊落，无怨无悔！他的回忆录反映了那一段险恶的历史进程，值得人们一看。
序
“你不要，我要！”
手拉手，防跌倒
移风易俗好
牵手十年
手足情深
大小妹探亲
平淡度过05年
开心与疲劳
老友与新朋
潇洒与自由
老人与废品
孝敬与宽容
孝心祝寿寿绵长
情深若海
痛不欲生情不欲死
春游
节日欢聚乐融融
一生愉快与遗憾事
助人为乐
童趣
健康投资
只当漂流在异乡
圣诞之夜
好梦
讲真话
“我们已经超额了！”
手捧《坎坷》喜若狂
见马克思去
附录：小小说
结婚前后
数迷
三个女囚
孽子
木兰花开
晚霞
后记 |
他们如何反对托派（香港1970年代毛派和托派论战集）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18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他们如何反对托派
石中英先生的反面教材
（香港1970年代毛派和托派论战集）
·出版说明
第一部分：石中英先生等的反面教材
·且剥一剥托派分子之皮（石中英）
·托派祖宗：托洛茨基（学史）
·托派分子举的是什么旗？（石中英）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学习札记（石中英）
·托派对中国革命的破坏（石中英）
第二部分：我们的答复
·香港毛派扮的是什么角色？（英中石）
·我们的声明——（《十月评论》社论）
·十月革命的真相——答石中英先生（泰山石）
·什么叫“不断革命论”（焚火）
·斯大林为何刺杀托洛茨基？（惠可）
·托派，毛派，历史真相——揭破毛派的造谣诬蔑（向青）
·反对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焚火）
·毛泽东与无产阶级专政（焚火）
·从中共的历史发展证验托派致鲁迅的信（一丁）
续编目录
·让谎言与历史事实对照（军行）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内容（史骊）
·评石中英的奇谈怪论（张开）
·学习一点布尔雪维克的历史（许人）
·录入者说明（暗火）
国际出版社印行·单行本
（本书原编者）出版说明
在香港低能的反托合唱队中，石中英先生起了男高音的作用，但他们唱的是斯大林时代以来的老调，毫无新腔，只不过把“托派——汉奸”的公式，翻作“托派——苏修”罢了。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把石中英先生的原文和我们的反驳印在一起，让认真想了解中国革命问题和托派思想的读者能明白真实情况，并作出一定的评断。
也许这是非常有益的，我们感谢石中英先生，他提供了最好的反面教材。
我们没有针锋相对地和石中英先生讨论一切问题，希望读者参考下列诸书：
不断革命论ABC
十月的教训
苏联的社会性质
中国革命问题（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三本小册子）。
【注：以上四部书都已公诸于互联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也有收录，点击链接即可】
第一部分：石中英先生等的反面教材
且剥一剥托派分子之皮
石中英
一、忍不住
实在忍不住。
忍不住那些人，戴上“最革命”的面具，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却干着卑污的勾当。
忍不住那些人，自称“最关心工人利益”，自诩“最支持青年运动”，却暗地出卖着他们的利益。
忍不住那些人，会所内挂着马克思像，插满红旗，播着国际歌，开口无产者，闭口无产者，却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托洛茨基吹捧成“当代革命唯一正确的领袖”，诱骗别人站到他旗帜下来。
忍不住，就是忍不住一小撮托派分子在这小岛上招摇撞骗，欺蒙、出卖工人和学生。
于是，不自量力地拿起笔，就要为他们剥皮。
二、话说“十月”
似乎托派分子很喜欢“十月”
十月，确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节日。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的道路，也是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大众谋求解放的道路。
就因她越受景仰，那些人就越“喜欢”把她作招牌。
他们有新近出版的刊物，就是以此命名的。
记得，中国早期的托派分子，在1928年期间，也成立了一个叫“十月社”的小组织，出版刊物《十月》。
托洛茨基的徒子徒孙，对“十月”是何等“情有独钟”？
其实，这还不是他们首创，只是跟他们的老祖宗学步吧。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就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妄想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归功于己。
当时，一些抬轿吹喇叭的，也把他吹捧成是“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起着“特殊作用”。如今，也有人称他为“现代革命唯一正确的领袖”。
骤眼看去，真教人肃然起敬。
可事实呢？
翻开历史看看，奇怪，当时由列宁委出的十月起义“总部”，五个人中，有斯大林，却没有托洛茨基。
显然，他不是“首要人物”，也不是“唯一领导者”。
更糟糕的是，联共党史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就是因为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的准备会议上，先提修改案，延缓起义，后又泄露了起义日期，迫得中央提前起义。
原来，这个什么“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特殊作用”竟就是破坏十月起义。
亏他还有脸挂起“十月”的招牌，为自己面上贴金！
三、斧头、镰刀
比以“十月”为名的杂志出版得更早的刊物中，有一份又挂着另一个招牌。
是油印的，版头上，涂着一个斧头、一把镰刀。
斧头，代表工。
镰刀，代表农。
本来，交叠着的斧头镰刀，是党徽，代表着工农联盟。“镰刀推翻着世界，斧头砍出新乾坤”，正是这个意思。
但，奇怪，版头上的符号好奇怪。
右面有只手执着斧头。
左面又一只手执着镰刀。
斧头、镰刀相对，像快要发生碰撞。
——不是交叠，而是对立；这意味着不是联盟，而是敌对。
又带着弄糊涂了的脑袋，翻开历史，也翻开了托洛茨基的著作。
我感觉，早在1905年，他就说过这样的话：
——农民“不应估计为一种革命力量”。
——革命要“跳过农民运动”。
——“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甚至，“会引起战争”。
呵，原来如此！……
难怪，有些满口“工人是先锋队”的人，却把斧头和镰刀画成对立。
也难怪，他们实质上并不是想工农结成坚固联盟，斧头镰刀并举打出一个工农的新世界，而是加强他们的矛盾，使其对立，削弱其战斗力。
四、“高超”的理论家
有个托派分子近日自我吹嘘说，在香港，没那几个人，够他理论水平“高”。
对这句话，我是深信不疑的。
因为，至少有一点得承认，他们划分历史的方法，真是只此一家。
且看他们怎样划分香港学运历史。
他们将历史从1967年划分。1967年前“一片空白”，1968年开始，有了一点：而自从他们的刊物现世后，才是“划时代”的大事，学运“真正开始了”。
他们又怎样划分工运呢？
他们认为工运在1967年后“停顿”了，空白了六年，但自从他们插手后，去年，“工运”又复生了。
好一群“高超的理论家”，他们在“创造”历史。
这还不算高超，还有更“高超”的哩。
他们说年老工人的斗志已“退化”了，工会已开始成为“阻碍工运”的力量。
“新的力量”，“新的希望”全寄托在年青工人身上。既可回工会，“改良”工会；也要自组“工人行动委员会”，自行领导工运。
青年学生呢？他们也把大专学生和中学生划分开来。
他们说大学生只懂空谈，要中学生快快行动起来。
这是睁大眼睛造谣！
这明明是搞分裂！
但这一招，也并不是他们首创，而是他们老祖宗的“伟大”发明。
早在1923年，托洛茨基便发表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阿谀青年，说他们是“最可靠的晴雨表”，教他们向“蜕化了”的老干部作斗争。
他们就是用这些“高超”的理论，欺骗青年，唤使他们盲动，孤立，令工人学生内部分裂。
正如抗日时期的鲁迅，早就对托派分子斥责的一样：“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去，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高超的理论家”们，可曾听过这句平凡的话？
五、写后
写后，不觉一阵厌恶。
是唱反调的就大声唱反调，是反华反共的就大声反华反共，却偏偏要穿得堂堂皇皇，涂脂抹粉。
真想不通，这小小的岛上，也出现这样一小撮人。本来想，量他们也不成什么气候，算了。但终又忍不住他们那招摇撞骗的嘴脸，日益猖狂搞分裂、搞破坏的恶行，结果还是不放过他们，拿起笔来替他们剥皮！
但我知道，他们决不会因皮被稍剥而停顿。他们的“皮”有的是，一块被剥，也可以马上若无其事地披上另一块。
他们就是这样恬不知耻，死心不息。
呸！这些家伙！
写于1974年7月22日
托派祖宗：托洛茨基
学史
托洛茨基（1879——1940年）和他的追随者，最初是俄国革命运动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流派，从1903年起就与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前夕他们混进了布尔什维克党之后，没有一天中断过反党、反列宁主义的活动，最后走上勾结各种反革命分子，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罪恶道路，完全堕落成反革命的匪帮。
托洛茨基狡猾地窃取了马克思的语言，把他的“理论”标榜为“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根本对立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开始提出，在以后各个革命时期又披上不同的外衣。它的要点是：无产阶级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甚至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因而托洛茨基主张跳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一贯否认农民是革命力量，否认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因此，托洛茨基的这一“理论”实际上又反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这种“理论”还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在俄国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等到欧洲其它国家发生革命时一起取得胜利。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粉碎了托洛茨基的谬论，但是他仍然坚持其反动“理论”，认为只有立刻发生世界革命，苏联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以此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根据这种“理论”，托洛茨基还胡说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不能克服的，必然引起“战争”。他把这种“敌对的冲突”和“战争”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这在实际上就是取消工农联盟，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出笼，就遭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尖锐批判。列宁把他这种谬论称为“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托洛茨基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向敌人泄露了预定的起义日期。1918年初，托洛茨基伙同布哈林反对列宁关于签订对德和约的主张，阴谋怂恿德帝国主义加紧对苏联的军事进攻[注]。在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狡猾地改变了“策略”，竭力装出赞扬、称颂的姿态，把列宁称为“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但是，正如斯大林指出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以虚伪地歌颂列宁为幌子，而把锋芒对准列宁主义的真正捍卫者——斯大林。他不仅到处建立派别组织，在其同伙中征收党费，散布其反动的政治纲领，建立秘密印刷所，而且组织了反对苏联政府的示威游行，疯狂地反对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1927年11月，苏共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开除出党。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1940年死于国外。
后来查明，托洛茨基早就伙同布哈林等阴谋暗害列宁，里通外国，出卖情报，干了大量凶杀、破坏的罪恶勾当。正如斯大林在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作的报告里指出的：“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或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几十年来，托洛茨基匪帮在许多国家活动。托洛茨基的魔爪也早已伸到中国来。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勾结，于1929年形成了一个反革命小组织，散布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类的反革命宣传，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卑污工具。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阴谋活动。
[注]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从1917年12月开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与德国方面进行谈判。尽管德国方面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仍然坚决主张签订和约。因为这样可以赢得时间，整顿国家经济、建立红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用“左”的词句，反对列宁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使苏维埃政权遭受更大的损失。最后1918年3月3日，苏联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赢得了时间，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为后来击退帝国主义武装进攻创造了条件。德国战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了这个条约。
托派分子举的是什么旗？
石中英
二三托派分子诱骗一些人闹事的时候，人们轻易可见，他们总是举着红旗，又举起黑旗。
为什么又红又黑，时红时黑？到底是真的红，还是真的黑？
红旗，他们举着的是红旗，据说是代表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据说是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据说是代表着“起义”。
黑旗，在红旗旁边的黑旗，据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传统的旗帜，据说因为他们痛恨任何政权，也没有自己的“祖国”，故此只能在一面他们自己也不尊敬的黑旗下，集合起来。
两面旗，表面上是如此的不同，为什么他们却一并举着？亲亲密密的一并举着？
※※※※
红旗，诚然是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标志。
但托派的红旗，却刚好是诱使工人阶级失败的旗帜。
光听他们喊口号，光看他们写标语，那“反对反对再反对，打倒打倒再打倒”，似乎不可一世，往往令人侧目。
仿佛，他们才是最彻底、最激进的革命派。
仿佛，他们是在为工人阶级的早日胜利而战斗。
但事实是这样吗？
从他们的老祖宗托洛茨基开始，什么所谓“激进”，“早期胜利”，装的都是同样货色。
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叫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
如果照着去做，俄国革命又会陷入1905年由于没有农民配合行动，而令工人起义孤立、失败的覆辙，又会有无数的鲜血白流！
列宁严厉地批评这口号，指出它企图“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而变成是“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为了结束沙皇对德帝国的战争，新生的苏维埃准备与德签订和约，但作为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却以极“左”的口号（即战争能导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总爆发），违背了中央训令，延缓了签约，让苏联的工农大众蒙受了大量的损失——生命，金钱，土地！
列宁愤怒地指出，托洛茨基的这种行动，“实际上帮助了德帝国主义，并妨碍了德国革命底增长和发展。”
虽然，时代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托派这种不分革命阶段，不组织广大同盟军，只懂喊出什么“革命总爆发”，贸然进攻，视夺取政权如“儿戏”的行径，不单是引导革命走向失败的捷径，更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
历史证明：工人阶级的解放，不能光喊“行动行动”，更重要的，是要执行一条正确的路线，以及建立一个以它为核心的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按阶段、按形势，集中力量，孤立、打击少数最主要的敌人。
没有这些，就根本谈不上胜利。
但是今天这小岛上打着红旗的二三托洛茨基的徒子徒孙，他们除了学会他们老祖宗侈谈美丽革命词藻的技巧外，还学会了什么呢？
学会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他们学会了打起红旗冒充革命派；他们学会了打着红旗反红旗。
就在这面“红旗”下，他们大骂由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祖国，又企图唆使工人向自己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的工会作斗争。
就在这面“红旗”下，他们把弹药射向了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和朋友，骂学生运动，骂进步的知识分子，骂爱国的资产阶级。
就在这面“红旗”下，他们狂热地膜拜着他们老祖宗“夺权儿戏”的“公式”：“静坐罢工——纠察队——自卫团——工人民军——无产阶级武装”。他们故意教人不讲政策，不顾大局，提出不但行不通、而且打击一大片的“不交租”，还号召什么“总同盟罢工”，甚至要马上“赶走老板，占领工厂”，建立“社会主义香港”等等。
就这样，它口口声声“工人阶级利益”，却恰恰破坏了工人阶级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破坏了工人阶级胜利的一切根本条件。
就这样，托派的“红旗”，只能是工人阶级盲动、孤立、分裂、失败的旗帜，决不是革命者而只能是暗害者的组织。
明明如此，却还要染成红色，这不是为了骗人，又为了什么？
※※※※
比起来，倒是黑旗黑得较为坦白。
它声言反对一切政权、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当然，包括了社会主义。
它的阶级基础是被迫得发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幕后远方，另有其人，呼之欲出。
今天，它似乎在反对一个剥削阶级当权的社会，明天，不要明天，它已在反对一个被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他们要“重新解放”社会主义的中国。
它是剥削制的必然产品。但它的思潮却是对工人阶级解放，对工人阶级专政的一种反动。
但“最后革命”的托派，竟把他们的“革命的”红旗，混在反动的黑旗里，这倒引起人们警觉、质疑。
请问：从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无政府主义“革命性”的可尊敬的先生们，到底，你们是希望你们是革命的同盟，还是反革命的杂烩？
这，不是昭然若揭了么？
什么红黑并举？只不过是红在表皮，却黑在骨子里！
什么红旗黑旗？他们反对工人当家作主的祖国，企图分裂工人阶级的组织，引导斗争走向盲动，干扰正确的方针政策，实际上，这符合了谁的利益？
只要稍待时日，在时代的急风暴雨之中，那旗上的红，旗上的黑，都会被通通冲去，露出本来的白。
那只不过是一面白旗！那很可能是一面社会帝国主义遥控的白旗！
1974年9月19日深夜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学习札记
石中英
一、序
一切阶级，总要在他们的前人身上，汲取战斗的力量，总要从他们本阶级的精神武库里，选出锐利的武器，为现实的斗争服务。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我们逐步深入揭露和批判托派的今天，重温鲁迅于1936年写成的战斗檄文——《答托洛茨基的信》，以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充实我们的战斗精神，实在很有好处。
现在，就让我们回溯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场尖锐的斗争去吧。
二、一场尖锐的斗争
1936年——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
这年，阶级斗争是何等的激烈、复杂！
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九一八”之后，鲸吞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步伐也越来越加速了。
但蒋介石却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了著名《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宣言指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田中奏折所预言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在实行，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征服地，四万万同胞都将变成亡国奴。”
宣言向全国人民号召：“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益的不同”，“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迅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一致抗日的呼声在全国各地响起来了！
但在这时，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他提出了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实际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将抗日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
在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和刘少奇白区工作错误路线的结合下，在文化战线上，又出现了所谓“国防文学”的口号。
这口号的本质，抹煞了民族战争中的阶级矛盾，要工农大众一切服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1936年2月，窃据了“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周扬，为了执行王明的路线，秉承王明的意旨，背着鲁迅，解散了“左联”，另外筹备成立一个把反动文人也拉进去的“作家协会”（后称“文艺家协会”），大力宣扬其“国防文学”。
4月24日，鲁迅复信给一个原“左联”的成员，断言拒绝了参加“作家协会”，抵制了错误路线。
周扬一伙老羞成怒，用造谣、诬陷、恫吓等手段迫害鲁迅，甚至化名在反动小报上写文章攻击他，骂他是“左的宗派主义者”、“托派”。
就在这时，托派分子以为有机可乘了，便于6月3日，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攻击共产党和抗日统一战线，挑拨鲁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一场尖锐的斗争开始了！
在重病中的鲁迅，身受周扬一伙围攻的同时，又要面对托派的挑拨。但他以坚如磐石的立场，无畏的气概，深刻的洞察力，在重病之中坚持战斗；终于，在6月9日写成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这一战斗檄文，对托派的谰言进行了猛烈的回击。
1936年7月1日，文章在《文学丛报》和《现实文学》同时刊出了。但周扬一伙把持的《光明》、《文学界》竟然拒绝刊登。
这封信发表后，托派气急败坏，猖狂反扑。
7月4日，陈仲山又写了一封长达11页稿纸，洋洋4000字的信给鲁迅，一面为托派的谬论进行无力的狡辩，一面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斯大林进行放肆的漫骂。甚至收起了上一封信给鲁迅的“推崇”，改为恶毒的人身攻击，并要挟鲁迅将此信以“‘托洛茨基派’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为题发表。
鲁迅未予理睬，只在7月7日的日记中记了一句：“得陈仲山信，托洛茨基派也。”
三、托派的诽谤和挑拨
托派的来信，一开首便对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抗日统一战线这三者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它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武装反抗，成立工农红军的政策说是“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Reds即红军——录入者注】，它并且污蔑此举令致“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到难期的将来。”
来信继续攻击的，便是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它诽谤这是“放弃阶级立场”，“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至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
攻击红军运动，攻击一致抗日政策之余，来信更大骂共产党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官僚党制”。
除了骂，还有赞。赞谁？赞自己。
——我们这个团体，自1930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斯大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
——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
——但恰因如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来信末尾，更企图向鲁迅进行阿谀拉拢，送上他们的刊物《斗争》、《火花》等，还交代了联络的方法、地点、时间。
四、鲁迅的回击
面对这样的诽谤和挑拨，鲁迅是怎样进行回击呢？
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托派的两个要害和特点：一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的政党和领袖，二是从极“左”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以掩盖其反革命的面目。
他在回信中劈头就说：“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斯大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责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在回信中，鲁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斯大林和社会主义苏联进行了英勇的捍卫，并对托派的老祖宗托洛茨基实施了无情的揭露——
“因为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
在回信中，鲁迅对托派的自吹自擂，无耻地诽谤中共红军运动以及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的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去，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这就揭穿了托派谬论的本质，刻画出他们卖国贼的嘴脸。
在回信中，鲁迅更以大无畏的气概，愤怒地斥责了他们：“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鲁迅并且敏锐地觉察出，托派在这个时候向他进行挑拨，来信，是有背景的，这就是“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指周扬一伙骂鲁迅是“托派”的事——作者按）
而面对阿谀拉拢，挑拨离间，鲁迅断然答复——
“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
“那切切实实，足踏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这样，他就以极鲜明的态度，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表达了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崇敬、热爱的感情。
这样，鲁迅就在这篇不足千字的信里，粉碎了托派挑拨离间的阴谋，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抗日的主张。
五、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这一光辉的战斗檄文，当时，曾散发出何等炫目的光辉；而今天，它仍然是一件强大的精神武器。
结合现实的斗争，当我们捧着它，读着它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注意的呢？
（一）它提示了我们，一个革命者，必须坚定地站在革命政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立场上。
当时周扬一伙，从右的方面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阶级投降主义；而托派分子，又从极“左”方面攻击这政策，胡说实行它就是“出卖革命”。
试想一下：如果这战线破坏了，方向错误了，抗日战争难道没有失败的危险？
而鲁迅，就是敢于反潮流，坚定地顶住了这右的和“左”的干扰，挺身而出，捍卫了正确的路线。
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写后第二天，即6月10日，鲁迅又在病中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正式提出了“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这口号的性质和内容，强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阶级的领导的责任”。
他深刻地指出：“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
他又批判了两种错误的干扰：“托洛茨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
后来，鲁迅更鲜明地申明了自己的立场。“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
鲁迅就是以这一坚定的立场，使托派分子的诽谤、挑拨和干扰，彻底破产了！
而在这小岛上的三几个托派分子大肆攻击香港同胞爱国反帝统一战线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今天，学习鲁迅的这种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正确路线的立场，不是特别显得重要么？
（二）它提示了我们，对托派分子的言论，必须透过它美丽的“革命”词藻，看到了内里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本质。
列宁说：“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璀璨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托洛茨基的徒孙们”给鲁迅的来信中，极尽自我吹嘘的能事，把自己打扮得是何等革命，理论又是何等高超？但鲁迅只是轻轻的几句，就把他们的画皮揭开，指出这“高超”“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故必然会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同时，他更敏锐地从他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发出是否“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的质疑。
他更无情地斥责了他们口头大讲“革命”，实质却破坏抗日的丑恶行径，是“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而在鲁迅逝世后，抗日战争中，事实毕竟证明了鲁迅观察分析的正确。托派的确和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津贴，进行破坏抗日战争的卖国活动。
而今天，这里的三几个新老托派分子方才加紧了他们的阴谋活动，不少人，特别是不大熟悉他们历史的年青人，往往会困惑于他们美丽的“革命”词藻，迷糊于他们激进的口号和行动，不能一下子看透他们形“左”实右的本质，以及他们反革命的嘴脸。
因此，学习鲁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力“显微镜”，透过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外衣，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它提示了我们，对托派分子的路线和拉拢，必须划清界线。
托派是在鲁迅受到以“正统”自居，实质像“奴隶总管”一样的周扬一伙迫害之际，以阿谀拉拢的手段，进行挑拨离间的。
如果立场不定，出以私心的话，当在一方受压，他方被捧，必然会向后者靠拢。
但鲁迅却分清了是非、区别了敌我，以毫不含糊的态度，拒绝了托派这一挑拨拉拢，公开了自己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那切切实实，足踏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他并且拒绝了他们鬼鬼祟祟的拉拢，把来信公开，并写信公开作答，向全国人民申斥了托派这一阴谋。
这种大公无私、爱憎分明的态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此时此地，有些人对正确路线或有疑虑、或有不解、或有不满，是正常的。内里有着认识问题，有着社会根源，也有着一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但绝大多数是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的；或者通过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总而言之，是要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但对托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径，则不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了，而是分清敌我、划清界线。不然的话，托派分子正向他们招手呢？
六、后记
读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也有好几十次了，但总感到所得的只如九牛一毛，沧海一粟。
本来，有些东西是只能感受到，并不能立即化为自己的所得的。比如信中那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态度以及深刻的洞察力就是。
但阶级斗争又是这样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实的斗争，迫使我要一再学习这一光辉檄文，而又这样不自量力地写下这篇“学习札记”。
因为我实在感到：我们做着的，正是上一代未完成的事业，上一代未完成的战斗，而这事业、这战斗，又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继续和完成的。
就让更多的人，从这篇光辉檄文中汲取更大的战斗力量吧！
这就是我的一点希望了。
托派对中国革命的破坏
石中英
一、前言
伟大的中国革命，走着它长期、艰苦、曲折而又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路程，如今，由它所诞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快满二十五年了。
在阵阵欢歌颂语之中，人们可曾听到，也有着恨得咬牙切齿的声音？
在一片旗海飘扬之际，人们可曾记得，这胜利，是战胜它内外的敌人，才赢取得来的。
而就在这些敌人之中，托派，就是时刻妄图暗害它的一个！
二、中国革命的道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也宣告成立。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
只有完成前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却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主席更指出，一个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武器。
而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
三、所谓“反关税革命”
1921年至1927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的工农大众联合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斗争。
而就在这时，混进第三国际的托洛茨基，便开始把黑手伸到中国革命上来了。
他企图把中国革命性质孤立在所谓“反关税”的斗争上。
他说：“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这样，他就抹煞了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这一现实，抹煞了反帝反封建的不可割裂的任务。
中国的革命，只是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同时，他又反对联合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民族民主革命。
他提出，要马上组织红军，马上成立苏维埃政府，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这就混淆了革命的阶段，乱了自己，益了敌人！
四、从极“左”到取消主义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勾结，背叛了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是反抗，还是投降？是坚持革命，还是取消革命？
这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
也是这时，托洛茨基又出来说话了。
他说：“中国工人阶级已被打败；中国将经历一个反革命时期。……新革命会爆发，但何时爆发，不知道。”
反抗吗？他认为只不过是“打败还拿出拳头来”一样，是“无聊，没出息的”，只“会加深反革命，彻底毁灭革命幸存的一切残余力量。”
就这样，他从极“左”转到了极右。
就这样，他又企图把中国革命引向“不可知论”，引向取消主义。
更恶劣的是，在他的影响和勾结下，面对敌人屠刀的中国共产党，又得面对内部的敌人。
1927年“八七”会议后，当时窃据党的总书记职位的陈独秀，联同了一些人，站到了托洛茨基的立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企图分裂党，但没有成功。
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只能进行“合法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
怎样的“合法斗争”呢？
托洛茨基指出：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平等直接无记名普选的全权制宪会议”，“即国民会议作为斗争的中心口号”。
试问，当国民党右派正进行大屠杀，实施白色恐怖之下，又怎样进行“公开的”、“合法斗争”呢？
除非，这是跪在地上，高举双手的投降！
当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像他们那样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吓破了胆，从极“左”转到极右，他们拿起了武器，从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进行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
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了。
一个又一个红色政权，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
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彻底破产了，但面对这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他又怎样说呢？
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拒绝承认武装的农民队伍和红军是一个东西。”而苏维埃，则只是“山上苏维埃”。
他甚至别有用心地把红军和工人对立起来。他在《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写道：“有一个像这样的时刻到来：农民队占领了工业中心，并且弄到和工人面对面对立起来”。他更造谣中伤：“他们是要使武装农民攻击先进的工人的。”
必须指出，在这个时期内，托派成为了中国革命叛徒的一个集结点。
如1931年，右倾分裂主义者罗章龙，就对中国革命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公开拥护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反六大，骂红军和根据地，分裂中央。
又如1936年，张国涛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失败后，也曾向托派组织靠拢。
五、在抗日战争中
1937年，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合国民党一致抗日。
这时，托派又以极“左”面目出现了。
他们污蔑，此举是将中国共产党“置于蒋介石差遣之下，以此消灭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底创造力”。（〈第四国际紧急大会宣言——论中日战争〉）
他们提出：要在抗日战争中“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一度以极右的“国民会议”口号、攻击武装斗争姿态出现的托派分子，突然“革命”起来了，要一下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令人费解？
说穿了这只不过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使共产党和中国工农大众孤立失败而已。
在这时期，毛泽东主席对他们这一伙的无耻谰言一再进行了批判。
他说：“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他更进一步阐述了革命的性质、前途和转变，以及当前的政策。
他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为争取千百万民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
但托派分子在理论上被击败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接受托洛茨基“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又是什么能引致中国、日本革命的总爆发的‘最革命’的理由），暗中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津贴，从事攻击共产党和抗日战争的卖国活动。
就这样，中国的托派分子，已经完全堕落了，成为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和卖国贼了！
就这样，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放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六、死而不僵，苍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
这是多少中国人民流血奋斗的胜利，这是多伟大的胜利！
托派分子继续反对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
他们继续破坏解放战争。
但随着托洛茨基的死亡，“第四国际”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暴露的丑态和恶行，已被愈来愈多的人们识穿了本来面目，被欺骗的人少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也趋向四分五裂，溃不成军。
1949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坚强的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着人民的一切公敌。中国的托派分子，也销声匿迹了好些时候。
但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相继上台，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之后，在六十年代后期，他们又在世界各地活动了。
1973年8月29日，中共十大新闻公报中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就是个托派分子。
如今在这小岛上的三几个新老托派分子，也开始继续和加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破坏活动。
他们把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中国，指向了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攻击社会主义中国是“官僚极权统治”，公开号召要举行什么“推翻中国官僚制度的革命”。
他们污蔑我国的革命外交路线，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企图欺骗香港同胞与祖国人民对立；他们招降纳叛，准备着他们口头的“革命”，实质的复辟行动。
但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又岂是这几个嗡嗡叫的苍蝇所能中伤得了？
伟大的中国革命，又岂是这几个反动分子所能破坏得了？
在我们迎接社会主义祖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高歌猛进，祝愿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强大；也就让他们，这一小撮托派分子，中国革命的破坏者，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抽泣发抖吧！
1974年9月27日晚
第二部分：我们的答复
香港毛派扮的是什么角色？
英中石
从事革命工作，与压迫阶级作生死斗争，这只有坚苦卓绝的人才能胜任。中国革命过程中，不知牺牲了多少这样的革命家。但革命成功之后，拥护革命则容易得多，至少革命已保证了他们的安全，更不必说革命能给予他们以某种利益了。
香港现在多的就是这样拥护革命的人，他们只要能够随声附和，就够了。由于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拥护革命的，首先是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利用“爱国”之名，另方面利用殖民地政府的三高政策发财致富，这些名为“爱国资本家”的少数人，他们占有庞大的地皮、房屋、戏院、酒楼、国内生产品输出的垄断权；他们与世界金融资本，当地的殖民统治者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有几种身份，“爱国资本家”之外，又是“港澳知名人士”，“工商界领袖”等等，他们每年“代表各界”去北京参加国庆庆礼，回来发表谈话，欢呼“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他们有“左”倾舆论拥护，参与和招待各种官式宴会，住高楼华厦，进出坐名牌汽车代步，有的因为营养太好，需要减肥。这批投靠毛派的“红色资本家”占有物质，权位，精神上的优势。
直接代表国内的宣传机构，都奉行现行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提倡“爱国一家”，“和平共存”，“中英友好”，他们“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实质上是改良主义者，阶级调和论者。他们骂四反运动的激进青年为“托派”，到现在还运用从斯大林时代起早已用滥了的诬蔑：“托派就是汉奸”。
至于某些中间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拥护革命，则是近二三年间的事，若干大学生，大学教授，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逆转，乒乓外交实行之后，谨慎地从反共立场转移到拥共立场，特别受了美籍华人学者不断访问中国的刺激，他们中间掀起了“认识中国”这个运动，其中小部分人并由此转为文化打手，以骂“托派”表示拥护革命的忠诚（例如《盘古》），另一部分则因具有调查、研究、思考的精神，能面对现实，睁开眼睛，所以成了毛派的反对派。
广大的工人群众仍然在无组织状态，所谓左派工会，实际上并不领导工人进行改善生活的斗争，他们在工人自发斗争时，反而尽阻遏作用，替资本家效劳，他们对去年电话公司工人的怠工就是显著的一例。聚居在木屋区徙置区的劳苦大众，是香港这个金字塔社会的最下层，毛派从来不顾及他们的利益，所以和他们无缘，最明显的表现是两个国庆，十月一日是与国内有关系的大银行大工商业，中共官方及其领导下各团体的国庆，十月十日那一天，木屋区徙置区一片旗海，几乎全都是过了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什么有这种反常的奇怪的现象？除掉极少数是国民党残余分子外，就其他一般劳苦大众来说，并不表示他们还在倾向历史上已被淘汰了的国民党，而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毛派确实放弃了对他们的阶级领导，毛派遗弃了他们，他们也就不拥护那照理应为他们所欢迎的“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身受了殖民地统治者的剥削，又和一般的资产阶级，特殊的红色“爱国资本家”有深刻的阶级对立，他们碾转在最穷苦的生活中，但为了表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竟选择了错误的旗帜。
这个矛盾现象显示了社会低层无出路的精神状态，被骂为托派的激进青年正在寻觅通向他们的道路，四反运动争取在摩士公园集会，可说是这种道路之一，为了不让默默地吃苦的阶级受到革命精神的影响，殖民地统治者利用司法与警察，毛派利用谩骂与诬蔑，分工合作地给激进青年以打击，企图堵塞他们与劳苦大众公开结合的道路。
1974，7，30。
我们的声明
《十月评论》社论
最近，在本港“工联会”所出版的《香港工人》第25期第26期里，和在本港的一些“左派”报刊中，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漫画。这些文章和漫画，首先完全脱离事实地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污蔑，然后任意地把《青年工人》、《每日战讯》、《十月评论》这几个刊物，和一些批评学联会领导层现行工作路线的进步分子统统骂为“托派”，并且诋毁这些刊物和进步氛围为“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走狗”。为此，本刊特发表声明如下：
以造谣污蔑、滥加罪名来攻击批评者是官僚主义分子的一贯手法。大家知道，早在四十多年以前，斯大林就已开始用“反革命”、“帝国主义间谍”等莫须有的罪名，制造了无数的冤狱，以此屠杀了整代老布尔什维克和迫害反对者。而三、四十年以来，中共领导层也一直以斯大林为师，同样以造谣污蔑和滥加罪名的手法迫害反对中共错误政策的革命者。时至今日，斯大林一手造成的罪恶已不断被揭发出来，尽人皆知了。同时，托洛茨基毕生致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实，也已经由尊重事实的人们传播而大白于世。因此，今天《香港工人》等报刊用造谣污蔑的手法，直接攻击革命者，只是奉行斯大林当年的故技而已。
另一方面，“左派”分子喜欢任意给批评中共政策的人加上“反华反共”的帽子。在把持本港工人、学生组织领导权的“左派”分子看来，他们是“唯我独尊”的，毛主席固然至高无上，他们自己也不容别人批评。他们认为谁要是批评中共的政策，谁就是“反华反共”，谁要是批评他们的工作路线，谁就是工运和学运的“罪人”。他们之所以采取如此横蛮跋扈的态度，决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共领导层时而隐瞒克里姆林宫的罪恶而“一面倒”与之结合，时而不惜违反阶级立场而把仍然保持国有财产制的苏联和克里姆林宫官僚层混为一谈，从而强指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中共一方面极力污蔑批评中共外交政策的革命者为“帝国主义者走狗”。但为了对抗苏联，却又主动地向帝国主义政府大送秋波，由邓小平和姬鹏飞发表所谓“喜见西欧壮大团结”的谈话，公然鼓励西欧帝国主义扩张势力；——从中共这些翻云覆雨的做法，大家可以清楚看到：中共领导层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目前已堕落到不惜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泥沼里面，大家由此可以理解到：中共越是自觉地向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寻求结合途径，就必然越是害怕别人对它的批评。同时，中共的外交政策既然如此露骨地叛离了马列主义，他们就必然只好把马列主义束诸高阁，干脆对批评者进行无聊的污蔑。
自《十月评论》刊行以来，它所发表的文章和译作，一致地表明了同一立场和态度。这些原则的立场和态度概括如下：
（1）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主张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实施社会主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权力，首先以国有财产制代替私有财产制，以计划经济的生产制度代替一味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进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势力，把整个人类社会导引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充分富裕和充分和谐的境地；
（2）反对一切新旧的殖民主义，在支持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指出目前所有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已毫无例外地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因此，革命群众不能对这些资产阶级抱持丝毫的幻想，从而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以无产阶级主力来进行，亦即民族斗争必须与阶级斗争相结合，民族革命必须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来进行，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
（3）肯定中国第三次革命底胜利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革命的推动作用；指出由于中国已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中心势力和基本上实行了国有财产制度，所以新中国是一个工人国家；我们在号召所有革命者一致捍卫新中国的国有财产制和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敌视和军事包围的同时，指出中国人民不应对这些帝国主义者抱持丝毫幻想，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一贯来结合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特别是近年来主动结合帝国主义势力的外交政策；另方面，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专政，而不应该是盘踞国家权力机关的官僚对劳动人民的专政，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一贯来所实行的官僚独裁制度，主张和号召中国工农起来要求中共实施社会主义民主。由于中共坚持把持国家权力的官僚制度，因此在中国实行政治革命就无从避免。
（4）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号召捍卫苏联和其他一切工人国家的国有财产制，同时反对这些工人国家的官僚层统治，特别反对克里姆林宫官僚层对于其他工人国家（包括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主张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中进行争取确立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革命。
（5）对于克里姆林宫和北京中共当局之间的对立，我们认为基本上是两个官僚统治集团之间的对立；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应该影响到苏联和新中国这两个工人国家的国家关系；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宫过去在中苏“友善”的时期中无耻地对中国实行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而目前则更恶毒地对新中国采取军事威胁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克宫这些政策无疑是反动的，我们坚决加以反对；但无论如何，中苏两国统治层之间的矛盾不应超越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因此，我们在要求克里姆林宫撤退中素边境的军队的同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对中苏两国统治者施行压力，要求他们要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利益而进行和解（但他们却偏偏分别对帝国主义阵营进行“和解”活动而不肯互相和解）。
（6）我们主张在一切革命斗争中，自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所有政治派别，都应该在行动上一致地对付阶级敌人，这些政治派别相互间的歧见可以而且应该在思想斗争中寻求解决，但不可以也不应该为了自己派别的利益而拒绝对付阶级敌人的共同行动，特别不应对其他派别进行污蔑。
以上是本刊立场的概括叙述。我们不认为本刊所发表的文章事无巨细都完全正确，我们恳切地希望读者们给予客观的批评和指正。对于存在于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所有的歧见，我们希望大家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进行讨论或争论。污蔑我们的中共分子须知道：造谣污蔑并不能发生辩解自己错误立场的作用，因为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1974年8月份《十月评论》
十月革命的真相
——答石中英先生
泰山石
十月革命距今只有五十八年的历史，但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真相，几乎已不认识，这固然由于自1924年起，斯大林一系篡夺了苏联的政权，有系统地伪造历史，以致积非成“是”，而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歌功颂德派，唯崇拜是务的小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者，对于十月革命彻底的阶级斗争观念，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他们简直仇视“革命”。
毛泽东劝人读一点世界史，但没有劝人读革命史，本来，联共党史（一部颠倒事实的书）是干部必读书，但斯大林被鞭尸后，联共党史有了赫鲁晓夫版；中共现在还没有一部正式的历史，但如果有一个永不错误的领袖，那么这种党史或革命史，一定是一部神话史。
幸而斯大林无法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我们现在能避免引用斯大林政敌的证言，只引用亲眼目睹十月革命发生党史一切情景的第一手史料，那就是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reed写的《震动世界的十日》，这是列宁热烈推荐的书，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被禁止发行，斯大林遭受清算后立刻恢复出版的，中译本出版于1957年11月，印五万本，相信以后没有再版，所以我敢断定，石中英先生一定没有见过这本书，否则，他不会说得如此荒唐无稽。现在我们从这本书摘录若干段落：
“10月25日（俄历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秘密讨论组织一个特别军事委员会的问题。次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它立刻宣告禁止一切资产阶级的报纸；谴责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10月29日（俄历16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公开的大会上，托洛茨基提议正式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
“在10月30日（俄历17日）全彼得格勒团队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再承认临时政府。我们的政府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我们将只服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震动世界的十日》中译本75页）
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席都是托洛茨基。
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是拥护布尔什维克派的革命部队，临时政府及一切反革命军事领袖千方百计要调离它们，它们成为十月革命的主力。
武装暴动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然而一切左翼的革命党派都反对武装暴动。
我们只在《震动世界的十日》中举出两个例子：
高尔基主编的《新生活报》指出：“反动派和临时政府的报纸都在激怒布尔什维克起来暴动。然而，暴动只会替一个新的科尔尼洛夫反革命阴谋铺平道路。……”（同上57页）
“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在考虑武装起义的问题。10月23日（俄历10日），他们通宵达旦地在开会。全党的智慧的精华，所有的领袖人物，以及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代表都出席了。在那些知识分子当中，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武装起义。甚至俩军人都表示反对。第一次投票的结果，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竟被否决！
于是有一个普通的工人站起来说话，他的脸激动得发抖。他用严峻的口吻说道：‘我代表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发言，我们是赞成武装起义的。你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吧！不过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让苏维埃被摧毁掉，那末我们就和你们一刀两断了！’有些士兵附和他的意见。之后他们重新投票表决，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被通过了。……
然而，那些以梁赞诺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右派，却继续顽强地反对武装起义。”（同上59——60页）
“每个人都期待着布尔什维克有一天会突然在街头出现，击毙所有那些著白衣领的人。但事实上起义却非常自然的和十分公开地发生了。”
“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星期二早上，全城因出现在街上的一张宣言骚动起来了，宣言的签署者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所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
告彼得格勒居民书
公民们！反革命已经抬起了它那罪恶的头。科尔尼洛夫分子正动员力量来打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破坏立宪会议。同时这些屠杀者可能企图在彼得格勒街上引起骚乱和屠杀。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把维护革命秩序免于反革命和大屠杀的责任担负起来。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容许任何叛乱和暴行发生。请求居民们逮捕流氓和黑帮的煽动者，并把他们带到最近军营里的苏维埃委员会讯办。坏分子的第一个企图就是在彼得格勒街上造成纷扰、抢劫、搏斗枪杀。必须把这些罪犯从地面上清除掉。
公民们！我们要求你们维持绝对的镇静和自持。秩序和革命的事业掌握在强力的铁腕中……”（同上77页）
这篇布告预告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个消瘦的、长发的人，他是一个数学家和棋手，曾一度当过沙皇军队的长官，后来成了一个革命家和流放犯，谁也不知道他叫奥夫辛科，只知道他的浑名叫安东诺夫。他正在专注于制定夺取首都的计划。”（同上77页）
就是这个安东诺夫，是托洛茨基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中主要助手之一。
“打这里（斯莫尔尼）通过的有这样的一些人物：波得沃斯基——一个瘦削而留有胡须的平民，他满脑子都是成熟的起义作战计划；安东诺夫——没有刮胡子，领子很脏，因睡眠不足而走路摇摇晃晃；克雷连科——是一位脸部宽而身躯矮壮的士兵，经常微笑着，爱指手画脚，言词尖锐；连班柯——一位面容安详，留着一把大胡须的水兵。参加维护苏维埃政权的这一战斗以及未来各次战斗的一些人物，就是这样的。”（同上81页）
我们在斯莫尔尼这沸腾的大厦中，可找不见斯大林的踪迹，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简直不起什么作用。
“彼得格勒苏维埃夜以继日地连续开会。当我进入会场大厅时，托洛茨基正要结束自己的讲演：
“有人问我们——他说——是不是准备组织发动。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作明确的答复。彼得格勒苏维埃认识到，终有一天全部政权是要转到苏维埃手里的。这样的政权转移，将由全俄代表大会来实现。需要不需要武装发动，这将取决意图破坏全俄代表大会的那些人们。
我们明白，我们的政府既然由临时内阁的人员所代表，那它就是一个可怜的、无能为力的政府；只要历史的大扫帚一挥，它就会让位于真正子的人民政权……我希望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能依靠全体人民已经组织起来的自由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如果政府企图利用短短的苟延残喘的时间——24小时、48小时、72小时来攻击我们，那么我们就要用反攻来回答，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托洛茨基在如雷的鼓掌声中宣布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同上82页）
临时政府方面，已“决定逮捕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即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
“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各会议及群众大会上也作了许多发言，他们在这些会议上也是号召要人们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主席布隆什太因——托洛茨基的发言……”（同上84页）
“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如下的决议：
（1）各团、各连和指挥所委员会及苏维埃委员，各革命组织，应连续不断举行会议，集中掌握有关叛乱分子的计划和行动的一切情报；
（2）任何一个士兵不得本部门委员会的许可不应擅自离开；
（3）按照每一部门出二人，每一区苏维埃出五人的名额标准立即向斯莫尔尼学院派送代表；
（4）有关叛变分子的一切行动，应立即向斯莫尔尼学院汇报；
（5）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全体委员和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应立即邀请到斯莫尔尼学院参加紧急会议。
反革命分子抬起了自己的犯罪的头。
士兵、工人和农民的一切成就和希望都面临绝大的危险。但是革命的力量不可计量地胜过革命敌人的力量。
人民的事业是有把握的。叛变分子将被粉碎。
没有任何的犹豫和怀疑。坚定、镇静、忍耐、果决。
革命万岁！
军事革命委员会”
“彼得格勒苏维埃在革命风暴中心所在地斯莫尔尼不断地举行会议。代表们累得倒下来，在地板上就地睡觉，睡醒后立即参加讨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沃洛达尔斯基三人在一天内的讲话时间分别占到6小时、八小时和12小时。”（同上89页）
“入夜，广大的会场充满了士兵、工人和密集的一群穿着深棕色的衣服的人，他们在蓝色的烟雾中闷声闷气地低语着。最后，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向新的代表大会的代表致敬，而新的代表大会向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带来了死亡，也许向它所建立的全部革命秩序带来了死亡。不过在这次大会上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才有发言权。
托洛茨基代表布尔什维克走上了讲台，欢迎的掌声如雷。大家全体起立向他欢呼。托洛茨基那副憔悴而消瘦的面孔，显示出像魔鬼麦斐斯托费尔那样凶狠的讽刺表情。”（同上91页）
“在楼梯台上，我看到职工会委员会主席梁赞诺夫。他的神情很阴沉，用牙咬着自己的灰白头发。‘这是疯狂，疯狂！’他大声喊道。‘欧洲的无产阶级不会起来的！整个俄国……’他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手往前跑去。”
梁赞诺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并且亲自体验到列宁论战的全部可怕的力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托洛茨基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声明临时政府已经不再存在。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的性质”，他说，“在于欺骗群众”。
“现在我们兵工农代表苏维埃面前的一项史无前例的考验是：建立一个除了兵工农的需要以外不知有其他目的的政权。”
列宁在讲台上出现了。他受到雷动般的欢呼……
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声明，已经给前线发出了关于起义的电报……
场内有人说：“你们预先决定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
托洛茨基（冷冷地）说：“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已经由彼得格勒工兵起义这一重大事实预先决定了。”（同上105页）
“在喧嚣和不安中选出了主席团。……在这以后，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了台，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仑泰，诺根……上台就座。全场起立，鼓掌。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多么飞黄腾达，在四个月之前，他们还是不被人承认，到处被人驱逐的党派，现在却到了处于起义风暴中的伟大俄罗斯掌舵人的最高地位。”
石中英先生，为了你否认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从《震动世界的十日》引用了上述若干句。我想已经够了，如果认为不够，我想再引用斯大林自己说过的话，也许更有意思。
1918年11月6日，斯大林在《真理报》（241号）一篇纪念论文中说：“暴动底灵魂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佛拉底弥尔·意理趣（录入者注：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那时秘密住在彼得格勒包格区。10月24日晚上，人家要他到斯莫尔尼去领导总的运动。暴动底一切实际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下完成的。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卫戍军之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灵巧的指挥，党主要地首先应当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同志和波得沃斯基同志是托洛茨基同志底主要助手。”
斯大林的话，说到“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中央委员会许多人反对武装暴动，最著名的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梁赞诺夫，而斯大林呢，他依违两可，随风驶舵。
那么，不是有石中英先生所说的“由列宁委出的十月起义‘总部’，五个人中，有斯大林，却没有托洛茨基么？”
有的，10月16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会，反对暴动的人提出一项理由，“我们甚至没有中心”，根据列宁提议，中央委员会议决组织一个革命军事中心，推举史维特洛夫，斯大林，布卜诺夫，乌里茨基和杰尔顺斯基负责，并规定这个中心作为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1924年，当反对托洛茨基时候，第一次从档案中发现出这个决议，于是以后在斯大林的“历史”著作中，这个从未起过作用的“中心”就成为十月暴动的“领导者”，而真实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却成为十月起义的“破坏者”了。
石中英先生也许只相信“联共党史”不相信《震动世界的十日》，但我们要摘引列宁对于约翰·里德这著作热诚推荐的话：
“……我衷心地把它推荐给全世界的工人们。我希望这本书能被印成千百万册，被译为各种文字，因为它给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震动世界的十日》美国版序言）
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用最有资格的历史的证言，答复石中英先生的造谣诬蔑，不过我并不责怪石中英先生，有道是“与狼在一起，必须学狼嗥”，全世界的斯大林派都是唱一个调子的，哪怕是“毛记”的斯大林主义者。
石中英先生其他的责难，慢些再一一答复，现在只以介绍十月革命的真相为限。
1974年8月20日。
什么叫“不断革命论”？
焚火
最近，工联会属下的一切刊物，对《十月评论》下了总攻击令，它们从陈旧的武器库中拿出来的断兵残戟，实在不值得一驳，我们的回答不是为了它们，我们要借此让认真革命的，或已开始觉悟的无产阶级弟兄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它们忘记了中共八大二中全会中的决议：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不断革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期以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至于一夜之间，“新民主主义”忽然失踪，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竟长期以来都是不断革命论者，它们迄今没有解释过。工联会今天反对的“不断革命论”，究竟和八大二中全会正式宣布的有什么不同，工联会的所有刊物上也不加以说明，我相信工联会诸位先生对这个问题并不懂得，他们不知不觉在反对“毛泽东思想”了吧！
什么叫做“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流亡土耳其时，曾归纳五十四条提纲，我们只引用最主要的几条。
一、纵的方面：“无产阶级以民主革命领导者资格取得政权，必须而且很快地就要遇着一些与深深侵犯资产阶级财产权有关的任务。民主革命直接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之成为不断革命。”（提纲第八条）
二、横的方面：“在一国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境界发生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新的更广大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只有当地球上新的社会最后胜利时，这革命才达到完成。”（提纲第十条）
“某一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它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准备好去团结农民夺取政权，那它就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直至完成的。反之，无产阶级为因民主革命结果夺得政权，则在此国内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以后命运，就不仅依赖本国生产力，而且依赖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依赖于后者比依赖于前者还更多些。”（提纲第十一条）
中国革命的发展，完全符合“不断革命论”的，按照八大二中全会的说法，“还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夜，党中央就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地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后来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之后，他们确定这个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人民民主专政”。
但是中共之承认“不断革命论”已在政权成立的九年之后，即1958年5月5日的八大二中全会上，客观的革命发展迫得他们不得不部分地承认这个真理：落后国家为要完成民主和民族革命任务，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中共不是一开始就承认这个真理的，他们经过痛苦的道路，才承认这个道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他们虽然早已认识了“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但因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规定人民的意义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可是“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几乎腐蚀了中下层的全部共产党员，于是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中共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完全结束，彻底打垮了大小资本家，榨干了私人资本的资金，美其名曰“社会主义改造”，实则实行了彻底的没收。
对于农民的政策也是如此，毛泽东以调查研究出名，他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主张在革命中吸收富农，他认为富农虽然动摇，但乡村的统治者完全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所以他的农民政策非常不一贯，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征收富农多余土地，但在1950年冬天到1951年春天，反而改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即仅在特定条件下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对富农其余土地一律不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80页）可是仅仅一年，江苏昆山县的西宿乡的富农和投机商人，就利用政府的政策大大地发展起来，“富农戴惠伯，用五斗米买回了土地改革时征收的三亩地，并且疯狂地说：‘谁用钱来就来我这里借’。富裕中农郭惠如，在土地改革后，不到一年时间，就买了九亩田。到1953年，全村出现了11户新富农。全乡九个党员中，有五个做生意的，四个卖地的。另一方面，有许多的农民经济情形变坏了。根据53年的统计，全乡出卖土地的有39户，借高利贷的有57户。有两户贫农下降为雇农。当时贫困的农民都很着急，有人说：‘这样下去，不是又要走老路了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这就是现实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讽刺画，也就是终于使中共及毛泽东懂得“不断革命”的历史规律。工联会诸位先生只知背诵反托的滥调，他们何曾了解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现在我们接下去再谈所谓“蔑视农民”的问题。
毛泽东把农民分做富农、中农、贫雇农各种不同阶层，这是对的，严格说，这不过是个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农民之间利害的一致不能表现于一种共同团体，一种全国会社，或一种政治组织，在这方面说，农民家族之间并未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名义争取自己利益，无论在议会里或在国民大会里。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必须让人去代表。”（《路易邦那帕底雾月十八日》）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于农民作出如下的结论：
“全部经济学——人们如果从经济学上学得一点东西的话，——全部十九世纪革命史和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说农民不跟着无产阶级走便跟着资产阶级走。我要对那些人说：你们如果不知道此点……那么请思考一下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罢，就请思考一下十九世纪任何一国政治史罢。那要告诉你们什么原故的。资本主义社会底经济是这样的：统治的政权能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它推翻了资产阶级。这个社会底经济没有其他的势力。”（《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217页）
托洛茨基与列宁在1917年以前的争论，是列宁主张“工农民主专政”而托洛茨基则主张“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专政”。但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四月提纲》，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这使习惯于“工农民主专政”老口号的布尔什维克派大吃一惊，列宁回答他们说：“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新任务……”
托洛茨基称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底重新武装。
列宁在1918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书中，对十月革命如此解释：
“不错，我们的革命乃是资产阶级革命，当我们尚与全体农民携手前进时候。”“发生的事情恰如我们所预言了的。革命底过程证明了我们的主张之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贵族地主，反对中古时代（在此范围内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然后同最穷苦的农民一起，同半无产者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去反对资本主义，连带反对农村的富人和投机者，在此范围内革命就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列宁四卷集》第三卷706页）
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意见的符合，更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坚强的联合领导，十月革命胜利了。列宁死后，反托阴谋逐渐扩大，才从档案中掘出列托二人之间的争论。“不断革命”，“蔑视农民”都成为攻击托洛茨基的最新口号。在苏联内部发生的争论，表示新的官僚主义正在发展，但同时有关中国革命的争论，则恰恰葬送了1927年有希望的中国革命。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攻击托洛茨基的也是“不断革命论”与“蔑视农民论”。
斯大林不仅把中国国民党视为“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党，而且在东方各国更组织正式的工农党，不仅在殖民地国家，而且在日本，不仅在东方各国，而且在世界，不仅有工人的第三国际，而且另外要组织农民国际。
农民是否能够组织一个政党，这个政党是否能赞助革命，这在俄国已有先例，社会革命党自命为代表农民的，但在二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之前，这个党完全拥护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它们的土地政策，只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才由后者充分彻底地实行出来。在中国，斯大林派认为“国民党底社会成分是一个工农的党。国民党中十分之九——此数目曾反复重述过千百次——是倾向革命而可以与共产党携手并进的”。一到上海武汉叛变革命及以后，“这些十分之九的革命的国民党，便泥牛入海，踪影全无了。”
托洛茨基说：“要了解那些可贵的十分之九哪里去了的问题，第一我们必须了解两个阶级政党存在之不可能，就是说同时表现两种互相排斥的历史路线——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存在之不可能；第二必须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决不能有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就是说不能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而不依赖资产阶级也不依赖无产阶级的政党。”
“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取名为农民党的组织，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变相。农民假使没有从私有者底心理改变到无产阶级观点，则一碰到根本问题时，他们必然跟从资产阶级。事实上，每个依靠或是想依靠农民，并且如有可能还想依靠工人之资产阶级政党，必然要戴上两三个阶级政党的色彩底假面具。这个有名的工农党底观念，好象是故意特别为那些需要农民或工人的帮助资产阶级政党造出的面具。今后，国民党要在历史中成为这一个政党的模型的。”（《中国革命问题》第94页）
从国民党的经验看来，这是不是蔑视农民呢？对于农民的本质如何，列宁虽然主张“工农民主专政”，可是他在与民粹派采取不断的斗争中，把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分得很清楚。
列宁在1905年革命时，再三不倦地说：
“对农民应有不信任底态度，应在组织上与之分立，应准备与之斗争，而把农民看成将来会变成反动或半反动的力量。”（《列宁全集》六卷118页）
1906年列宁又说：
“最后的劝告：城市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们，你们单独组织起来！虽然是很小的私产者反‘劳动的’私产者，你们都不要相信他们，不要相信任何的私产者。……我们拥护农民运动到底，但我们要了解，这是别个阶级底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而且将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九卷410页）
1908年他解释说：
“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无论如何不能看作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不同阶级或不同政党底合并。不但合并，即是任何长久的和合，也足以破坏工人阶级底社会主义党而且会减弱革命的民主斗争。”（《列宁全集》十一卷上册79页）
工联会诸位先生，我们引了列宁的许多话，你们是否也认为列宁“蔑视农民”呢？列宁的话和托洛茨基如下的话究竟有什么分别？
“……近代历史，尤其是最近二十五年来俄国历史，告诉我们，产生农民党的道路上有一个不可超越的障碍，就是小资产阶级经济上及政治上的依赖性及其内部深刻的分化，为这原故，小资产阶级（农民）底上层每逢有决定性的关头，尤其当战争和革命时候，都是跟大资产阶级走的，其中的下层则跟着无产阶级走，中间层则选择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在克伦斯基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中间的阶段，即没有什么工农民主专政。”（《不断革命论提纲》第六条）
1949年，中国第三次革命，也是没有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它直接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即毛泽东后来不得不承认的“不断革命”。
1974年8月9日
斯大林为何刺杀托洛茨基？
惠可
列宁有一次批评斯大林，说他只会烧一样辣的菜，他担心他死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冲突会引起党内的分裂，所以他在遗嘱上提议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务，不幸，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预言，但如果认为历史是由个人的性格来决定的，那就陷于唯心的错误了，列宁只是指立足在两个阶级之上的党，如果不能存在一种协调，则崩溃是不可免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斗争的表现，在这种斗争中个人性格如何，似乎是无足重轻的琐事，但有时这种琐事会具有决定性。
从1923年起，斯大林在党内逐渐占有优势，到1927年，托洛茨基所有职位通通被撤消，而且被开除党籍。1928—33年，他被充军至新疆边境阿拉木图，后又被放逐至土耳其的普林基博岛，他的同志，朋友，家属，有的充军到西伯利亚，有的被软禁，有的被枪杀，他的大女儿因被斯大林取消护照，在柏林自杀。[i]（录入者注：他的大女儿不是“因被取消护照”才自杀的，但的确因为处于30年代纳粹崛起的极其压抑和恐怖的德国[纳粹特别反共、反犹太人，托洛茨基及其子女这两项都占了]，而他的大女儿季娜又特别富于革命的敏感气质，她难以到土耳其的父亲身边，又由于斯大林取消护照不能回到莫斯科的母亲身边，终于精神分裂而自杀，参见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第三部《解除武装的先知》）[/i]
1934—37年，由于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刺，斯大林在莫斯科连续进行震骇全世界的审判案，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均罗织在内，任何公开审讯的罪犯，异口同声自认为法西斯走狗，且均受托洛茨基主使，西道夫——托氏长子为联络人。西道夫于1938年因病在巴黎一家医院中留医，被格柏乌毒死，托氏秘书克利孟也被绑架，肢解后投入塞纳河中。
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有系统地揭发审判案的虚伪，以美国杜威博士为首的世界和平人士，组织了保托委员会，用传讯托洛茨基方式，证明托洛茨基无罪，后来德国法西斯覆没后，在纽伦堡如山堆积的秘密档案中，找不出一件与斯大林炮制的托季中心案有关的文件，托氏遗妻向法庭追问，有苏联参加的法庭竟默不作答。
放逐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说来，是一大失策，到斯大林希望与希特勒勾结，瓜分波兰时（1939年9月），他已决定刺死托洛茨基。
1940年5月24日午夜，突然约有30名暴徒，冒穿墨西哥警察制服，骗开托洛茨基家的大门，用手提机关枪向托氏寝室扫射，临走时还丢了两枚炸弹。托氏夫妇和他的外孙立刻滚下床，平卧在地板上，奇迹地竟没有受伤。当时守门的托氏秘书及卫士罗拔·赫特，事后在一所荒屋中发现尸体，上面盖着石灰。
不久，墨西哥探破了案，证明被捕的暴徒都与墨西哥共产党有关。
托氏事后写了篇文章《斯大林要我死》，他预言说：
“这次罪行准备得这样周详，花这样大的力量，却遭遇偶然的失败，这对于斯大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格柏乌一定要向斯大林要求将功赎罪。斯大林一定要证明他的权力。罪行的重演是不可免的……”
这以后，就出现冒名为杰克逊的格柏乌凶手，他于8月20日利用时机，用鹤嘴锄劈中了托洛茨基的天灵盖，斯大林如愿以偿。
这是格柏乌处心积虑布置下的阴谋。
杰克逊从巴黎到英国来的假护照，原是1937年3月发给英籍加拿大居民东尼·巴比希的，他生于1905年6月13日，在南斯拉夫的洛文那克出世。巴比希当时参加西班牙的国际志愿军，谁都知道，国际志愿军受斯大林党支配。后来据苏联驻西欧的格柏乌首领克里维茨基的暴露，当时所有战死的国际志愿军或被格柏乌杀死的人，其护照均为格柏乌所没收，供以后制造假护照之用。巴比希的护照于是改成为假名杰克逊的护照了。
杰克逊是格柏乌手中这样的工具，他被安置在托洛茨基有关的朋友当中，假作同情第四国际，在第一次暗杀托氏不成之后，他设法接近托洛茨基，阴谋得逞，伟大的世界革命领袖倒了下来。
托洛茨基的卫士们冲进房间，打倒杰克逊，托氏呼喊：“告诉孩子们，不要杀死他，要留他做活口。”
杰克逊被打倒时，不自主地悲哭道：“他们监禁了我的母亲……他们叫我做这事情。”
杰克逊被捕受审，他袋中早就预备好一份自白书，内容如下：“一、他是第四国际同志；二、第四国际总部派他到墨西哥；三、他对托洛茨基幻灭了，因为托氏命令他去苏联进行怠工；四、他不得不杀死托洛茨基，然后自杀。”这种自白书和莫斯科审判案中被告们的口吻如出一辙，克里维茨基在美国一家旅馆中被格柏乌暗杀时，袋中也有这样的自白书。
墨西哥当局知道他的自白书及证供前后矛盾，但当凶手自知免于被杀之后，他的神情愈清，口供也就愈狡猾。墨西哥早已废除死刑，他以杀人罪被判二十年，刑期一满，格柏乌就把他弄走，后来不知所终。
据托洛茨基的秘书约翰·韩生的记述：“自从1937年9月以后，托洛茨基诸秘书就想实行一种制度：每个到屋里来的人都需经过搜查，看有暗带武器没有。他们又图谋定下一条规则，即：托洛茨基无论何时都不可单独在书室与任何一人说话的。托洛茨基不能容忍这两个办法。我们信任的人就让他进来，无须搜查，否则干脆不让他进来。他不允许搜查他的朋友。无疑，他觉得，即使搜查也没有用处的，而且反能给我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觉。格柏乌人员如果进来了，他总有办法使得我们的搜查全无功效的。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有好几打这样的朋友，被他的卫士们视为凶杀未曾发生以前的杰克逊一流人的。至于无论何时须留下一个人在他的书房里面——这提议也行不通。他的客人有多少同他谈私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能在卫士们面前自由谈论的！违反他的意思，那时他和我二人都感觉不舒服的；除我以外，他不允许他人有此失礼事情。托洛茨基是政党的建设者和思想工作者，他宁愿信任他的朋友而不愿猜疑他们。
托洛茨基底卫士们都要猜疑一切的人。但托洛茨基并不以本人得到护卫为满足，他还要教卫士们以组织一个政治运动底一些根本原则。互相猜疑，在他看来，比较包含一个奸细在组织中更有涣散组织的作用，因为这种猜疑对于一个十分灵巧的奸细是没有用处的，托洛茨基深恨人们对于第四国际党员和同情者的个人的猜疑。他认为这个猜疑比较它所欲医治的病症更加有害些。
每逢谈起这个问题时候，他常爱告诉我们以马林诺夫斯基底故事。马林诺夫斯基做了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委员，国会代表，列宁心腹。那时马林诺夫斯基乃是可怕的帝俄秘密警察派来的密探。他送了几百个布尔什维克去流放，去死。然而为了维持他的被信任地位，他不得不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毕竟断送了他。无产阶级革命是强过于最狡诈的密探的。
卫士们能够防止托洛茨基被谋杀么？他们如果小心一点能够防止杰克逊混进屋内来么？能够防止另一种更巧妙的方法？能够防止下毒药么？能够防止郊游时暗中开枪射击么？能够防止格柏乌特别制造的武器，实行直接的自杀式的攻击而为我们有限的手段所不能察觉的么？
格柏乌自己经过他们的密探杰克逊之口已经回答了：‘下次攻击时格柏乌要用其他手段的’。”
※※※※
天真的读者也许要疑问：人类的历史既然使我们脱离了原始的野蛮状态，好容易经过漫长的，曲折的道路，达到了原子能解放的最高阶段，为什么我们还突然发现在文化，政治和道德方面，闯到最黑暗的时代去呢？最令人不解的，就是这些罪恶都是假社会主义之名而行，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些罪恶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已在一个国家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发生的。当斯大林在全世界人类面前吹奏“一国社会主义”完成时候，他却搬演一场可怕的戏剧，可怕程度只能与中世纪末期才能相比。我们看见了规模更大的异端审判所（莫斯科审判），女巫和妖精（托洛茨基派）的追捕，火刑柱代之以更细密和科学的精神与肉体的残酷刑罚，忏悔与被迫的自供，公然流行的谎言，极端颠倒的是非观点，马克思主义代之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目的不择手段，整批整批的伽利略式的人物公开在“法庭”宣誓放弃自己的“错误”学说，当然我们也见到布鲁诺式的倔强人物被处以较火刑更残酷的死刑。这幅图画在人类过去历史上找不到同等程度的色彩，罗马末期，文艺复兴初期，都要对之黯然失色，为什么如此呢？托洛茨基有如下的解释。
“我们的时代类似于文艺复兴时代，这是我们生息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意义而言的：垂死挣扎中之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以及将要代替它的新世界。社会的矛盾又已重新达到异于寻常的尖锐性。……”
“当作一个通例，可以说：阶级斗争愈尖锐，愈紧张，社会的危机愈深刻，政治所取得的性质愈紧张，则国家权力也愈集中，愈无情，也愈加坦白地‘剥除道德的外衣’。……”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说谎的时代。……说谎是矛盾，斗争，阶级冲突，个性压迫，社会秩序的果实。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它是全部人类历史的一种属性，有些时期，社会矛盾来得特别尖锐，说谎超出常态，说谎变成社会矛盾的极度尖锐性的一种属性。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以为在全部人类历史中，再难找出任何事物，足以和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所组织的庞大说谎工厂相比的了。……”
这样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我们只须加上一点补充的说明就够了。这个人类底新的伟大过渡时代的伟大悲剧，它的一切线索的枢纽之所以出现于莫斯科，就是因为苏维埃国家正是代表一个异常不稳定和尖锐的过渡政制。它是异常不稳定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最弱一环上面；它是异常尖锐的——因为在一个狭小，孤立的过度贫乏的民族范围内，它的社会主义手段并且没有根本解决一切紧张的社会矛盾，它的象征式的胜利只是造成新的更紧张的社会对抗。在这一意义上，苏维埃国家永远徘徊于这条歧路之中：或者走向彻底的世界变革，因此在世界规模上造成一个稀有稳定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继续压缩在狭小的旧圈子里，在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中枯萎下去。苏维埃那个稀有恶毒的官僚政制正是过渡时代的历史过程过分拖延，而苏维埃底社会矛盾又异常复杂和紧张的产物。不懂得“一国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便不会懂得1500万强迫劳动的可怕现象，不懂得劳动力的可耻的屈辱和堕落，便不会懂得格柏乌的审判案和谋杀。但如果不把所有这些黑暗的现象与十月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国有财产——计划经济及其成果配合起来看，便不会懂得整个苏维埃制度及其深刻的内在矛盾。苏维埃官僚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最机动的传力带，正因为它的特权的地位安置在最尖锐，最复杂，最不稳定的历史交叉点——苏维埃制度之上。
与列宁共同创造了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他永远把个人命运与整个人类的命运连结起来看的（录入者注：更准确说是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命运连结起来看的），他在十月革命中突然被抬到政权的高峰，那完全由于历史火车头的作用，所以当革命高潮退落时，他除了及时采取守势，竭力保持既得阵地——至少是理论阵地，团结革命精英，教育新生一代，忍受一切迫害——被逐，监禁，充军，流亡……之外，别无其他侥幸办法。他说：“不要把个人的野心放在事业之上”，这是一个革命家的生活态度。当第一次袭击之后，他对墨西哥警察当局说：“斯大林将选择希特勒向西欧进行闪电攻势时，再来一次谋杀。”他懂得斯大林将小心地利用炮火的掩盖来结束这一代伟大革命家的生命。战争既然无情地每天将整千整万人送上屠场，人类哪里还能保护一个托洛茨基！
但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他在革命退潮中逆流前进，他以殉道者的坚忍刻苦精神，为下一阶段的革命作准备，并以此锻炼新的革命家。他在人类历史的永远进步上看待反动时代，他成为革命的乐观主义的化身，他在《自传》的最后一章说过如下的话：
“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曾图谋改进人类生活，消灭定期性的猛烈危机，而立下一种更高的文明之基础。这就是十月革命的意义。自然，革命提出的任务并未曾解决，但这任务本来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解决的。还有一层，必须把十月革命看做整个人类新历史底出发点。
十月革命要求人们采取更大的历史距离来测量。惟有那些教不会的蠢材才能责十月革命未曾于11年之间（按托氏《自传》写于1929年）给人类以普遍的抚慰和繁荣。如果拿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底尺度来测量——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上两个阶段，其间相隔差不多三个世纪——则我们只消指出底下事实就可感到惊异，即是：落后而孤立的俄国，革命12年之后，群众底生活水平已经不低于战前水平了。这已经是个奇迹了，但十月革命的意义自然不在这里。它是一个试验，为了达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将要修改，重造，也许连基础都要重造。它将建立于一种完全新的技术之上，而呈现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经过几十年后或几百年后，新的社会制度将回头看看十月革命的，正如资产阶级革命回头看看德国宗教改革或法国大革命一般。……
那么你个人的命运怎样呢？——我又听到这个问题，其中求知心夹杂着有嘲谑意味。这里，我只能添加很少的东西在本书说过的话上面。我并不拿我个人命运的尺度去测量历史过程，恰恰相反，不仅客观上而且主观上我都在那与社会发展过程不可分离的联系当中估计我个人命运的。”
他又在《自传》的跋文上说：
“拿土耳其做放逐我的地方，这对我的敌人们虽然有种种好处，但比较广义的远离还是未尝做到的。俄国朋友被流芳了和监禁了，但外国朋友，一般忠实的，填补了他们的空位。一些青年同志到普林基博岛来，在我们家庭中过了几个月或一年以上的生活。其中有法国人，有德国人，有捷克斯洛伐克人，有英国人，有美国人，有中国人，也有印度人，私人的新交际和新友谊，缓和了我们在小岛上的生活；这些关系乃是工人运动中政治派别新结合底特殊表现。俄国左派反对派渐渐具有国际的性质。于是产生了几十国支部和几十种刊物。文明人类底一切语言都产生了一种广阔的文献。当我写这几行字时候，左派反对派运动已经确定地同共产国际决裂了，已经提出准备新国际——第四国际的任务了。……
说到这里，怀疑论者一定要打断我的话，问我道：
‘你加入第二国际一共有多少年头？’
‘从1897年到1914年——即是17年以上。’
‘后来呢？’
‘后来，大战一开始，我就与第二国际决裂，以后大约五年我写了创立新的国际而斗争，这新国际创立于1919年。’
‘这是说，你有14个年头中，属于第三国际了？’
‘差不多是这样。’
‘现在你要创立第四国际了么？这不好象一只松鼠在笼内兜圈子一样么？’
‘不，不是这样。人类底发展不是沿着一条直线的，而是沿着一条复杂的线——因为并没有什么罗盘和规矩来指示道路，道路乃是各方面活力底斗争所辟成的。工人阶级底历史底轨道也不例外，每次大成功之后，无产阶级——当代人类中唯一进步的阶级——便以几次新的失败，幻灭和退守来偿付代价。第二国际当时曾完尽一个伟大的教育使命，但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底狭隘精神葬送了它。资本主义从上升时代过渡到停滞时代，改良主义便丧失其立足地了。他方面，民族疆界对于经济发展也已变成狭小了的：社会爱国主义带了一种深刻反动的性质。第二国际被第三国际所代替。十月革命就是第三国际底历史洗礼。但革命也是一种深刻矛盾的过程，革命各阶段是由当时当地环境所决定的。革命产生出一个新的领导层，他们采取了最近视的最保守的官僚主义手段去保卫革命所创立的社会制度，同时也腐蚀这个制度。苏维埃官僚借助于十月革命权威以压服共产国际，埋没其个性，损毁其力量。最近几年来，这个官僚给予无产阶级的只有一种闷塞人的警察制度，一些致命的错误和一些严重的失败。无论它愿意不愿意，结果它总帮助了那些被历史判决死刑的社会民主党暂时再生起来。它在口头上猛烈攻击社会民主党，而在事实上把地盘让给它们，以此就开启了门户，放那历史上未之前闻的反动钻进来。德国法西斯底胜利正是第二第三国际联合投降所造成的。这类罪恶是不能饶恕的。那些担负最大的政治失败责任的党，是注定要退出舞台的。无产阶级或迟或早总会从这个可怕的反动出来而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但那时无产阶级将在一个新的旗帜底下集合其队伍。这就是第四国际准备工作底历史意义。让怀疑论者先生们去冷讥热嘲罢！历史不是怀疑论者做成的。’……”
※※※※
苏联共产党所以称为的托派，他们本来自称为“左派反对派”，以后全世界共产党组织内部都陆续形成了“左派反对派”，他们一致认为联共党和第三国际虽然堕落，仍有从内部改良的可能。1933年1月20日，希特勒在德国取得政权，客观上完全得力于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的政策，此时证明要从内部改良联共党和第三国际已完全无望，全世界托派认为要组织第四国际，才能负担世界革命的任务，于是在1938年9月3日，在瑞士某地召开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过渡纲领》，而列宁与托洛茨基创立的第三国际，则在德苏战争后，斯大林为要取信于民主帝国主义国家，于1943年自动宣布解散。
第四国际今年召开了第十次世界代表大会，支部分布所有国家，它继承了第一，第二，第三国际的革命传统，诚如托洛茨基的最后遗言所说：
“我确信第四国际将得胜利，前进！”
1974年11月2日
托派，毛派，历史真相
——揭破毛派的造谣诬蔑
向青
最近几年来，香港出现了非毛派的左派青年运动，起初是学生运动，不久又发展到工人里面。思想上，最先占优势的是无政府主义和新左派思想（即战后新兴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其中最富于革命精神的一部分，很自然地走到托派（正统的马列派）的立场来。虽然目前香港群众运动的规模还很有限，托派青年的实力很小，但几乎凡是有斗争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有托派的参加和影响，而且他们总是最英勇最坚决的一批。这情况当然引起那早已失了革命性的毛派震惊，感觉到他们对群众运动的官僚控制大受威胁了，不得不开动他们的宣传机器，大肆展开反托运动。他们反托的武器，无非是开山始祖斯大林传下来的那一套：造谣，诬蔑。
我们看到最近发表的毛派反托文章，有7月28日《新晚报》上石中英写的一篇（《且剥一剥托派分子之皮》），和《香港工人》25期和26期上的几篇。这些文章大骂托派在香港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出卖工人利益。可是，奇怪得很，他们那许多文章竟没有一篇能够举出一件具体的事实，拿出一个实际的例子，证明托派在香港怎样充当帝国主义走狗，怎样出卖工人利益。也许因为托派反对现存的港英殖民地统治，所以是“走狗”；只有像毛派那样，否认香港存在着殖民地统治，同时叫中国居民乖乖地守英帝的法，纳英帝的税，才算是“革命”，“爱国”吧！也许因为托派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反加价群众大会，所以是“出卖工人利益”；只有像工联会的毛派官僚那样，叫工友们不要去参加反加价大会，才算是“维护”工人利益吧！
毛派举不出一个近在眼前的托派“罪恶”的实例让每个工人学生都可以去调查，核对，却连篇累牍地攻击几十年前托洛茨基本人在俄国说过什么错话，干过什么坏事。他们盘算着，今天在香港没有几个工人和学生熟悉几十年前俄国的事情，于是他们那声势汹汹的攻击便可收效一时了。可是，在稍有批评头脑的人看起来，单凭他们这种舍近图远，厚古薄今的做法，人们就有充分理由怀疑他们是在横加诬蔑了。
我们且来检查一下毛派石中英对托洛茨基的攻击吧。
托洛茨基和十月革命
石中英竟敢蛮横地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而他所根据的“历史”，无非是1938年出版，根据斯大林指示编著的《联共党史》。这部说谎的奇书，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认为它有学术价值，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大概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再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人好意思引证它来当作权威了。我希望石中英或任何毛派分子答复以下几个问题：
1917年十月在俄国夺取政权的是不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是不是托洛茨基？直接指挥武装起义行动的是不是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不是托洛茨基？在1923年以前出版的任何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或论文中，无论是苏联或外国出版，又无论是拥护或反对十月革命的，如果提到十月革命的两个最高领袖，有哪一本书或哪一篇论文不是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有谁说是列宁和斯大林？
石中英提到那个由斯大林等五人组成的所谓“十月起义的总部”，这不过是斯大林在1924年才发明的神话而已。关于这件事的真相，在托洛茨基所著《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的附录之中，已有详细的考证（见该书中译本290—297页）。如果石中英或任何人不服，让他们来逐点反驳，或者引证任何历史家的详细反驳吧！
石中英甚至连引证《联共党史》都引证得不正确。《联共党史》明明说五人“总部”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见1948年上海时代出版社版，255页），石中英却说是“列宁委出的”。告诉你吧，石中英，列宁并不是像你们的毛主席那样的党内的皇帝。
托洛茨基与农民
斯大林在1923—28年间实行鼓励富农发家致富的右倾政策，靠富农和一切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帮助打败托洛茨基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此期间他发明了托洛茨基一贯反对农民的神话，此后，全世界一切斯大林派（包括毛派）就不断重复这种对托派的诬蔑，石中英当然也不例外。
石中英说他自己“翻阅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发觉”托洛茨基在1905年说过以下的话（除号码外都是石中英的原文）：
（一）农民“不应估计为一种革命力量”。
（二）革命要“跳过农民运动”。
（三）“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四）甚至，“会引起战争”。
首先，我们要问石中英，你是在托洛茨基什么著作中“发觉”这些话的？什么书名？俄文本还是中译本，还是其他译本？哪一年版？什么出版社出的？第几页？如果你不能清清楚楚回答，你就不能避免说谎者的耻辱。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那几条引文的意义。
先看第三，第四两条，因为那是完整的句子。
托洛茨基居然估计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发生冲突，这在毛派的心目中真是“罪该万死”了！可是，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以及石中英之流的小喽罗不是整天捧着列宁的招牌来招摇撞骗吗？让我们看看列宁怎样说吧。
列宁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所载的是列宁在1905年1月至7月之间所写的文章。该卷354页上有如下的话：
“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一致。社会民主党一再强调指出，革命人民内部这种阶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我们应该说明一下，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是列宁所参加和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
347页下还有：“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忘记农民二重性，没有忘记可能发生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农民运动。”
列宁全集也许不是人人都容易找来查阅的，但1972年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选集今天在香港到处都有。这个选集第一卷633页上有如下的话：
“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农民运动的。我们准备着（现在立即准备），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时，就同她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只有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把这一双重任务简单化，或者把它压缩为单一的，简单的任务。”
是否列宁也“实质上并不是想工农结成坚固联盟……而是加强他们的矛盾，使其对立，削弱其战斗力”呢？石中英是否打算去剥列宁的皮呢？他躺在水晶棺材里等着你。
再看头两条引文。
请读者仔细看清楚，并非
——“农民不应估计为一种革命力量”。
——“革命要跳过农民运动”。
而是：
——农民“不应估计为一种革命力量”。
——革命要“跳过农民运动”。
即使我们相信引号之内的话是托洛茨基的原文（实际上我们毫无理由相信，因为石中英并没有指明出处），那也只是句子的谓语部分而已，并非完整的句子，不能表达出完整的意思。你随便替它加上什么主语，就能叫它表达什么意思。在第1条里，“农民”两字是石中英擅自替它加上的主语。第2条内的“革命要”也同样是石中英加上去的。用同样的手法，我可以说我“发觉”石中英在新晚报上说：
——毛派“就是这样恬不知耻，死心不息”。
——毛派“在这小岛上招摇撞骗，欺蒙，出卖工人和学生”。
——毛派“睁大眼睛造谣”。
石中英肯不肯认这笔帐呢？
铁锤和镰刀
《每日战讯》的版头上画着铁锤和镰刀的标志，不是像苏联国徽那样铁锤与镰刀交叉（石中英把铁锤误认为斧头了。不过这点是不重要的，而且许多人都这样误认，我们且不和他计较）【录入者注：自由主义思想家李泽厚虽然常常陷入唯心的泥潭，但他却洞察到这一事实，即毛泽东等中共党人一度把党旗上的铁锤误认为斧头，认为很有象征意义。这一点很有意思。显然，镰刀象征农民，而铁锤象征工人，而斧头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游民和流氓无产者的暴动】，而是两者并举。于是石中英大发议论，说两者“像要发生碰撞”，“这意味着不是联盟，而是敌对”。
这真是匪夷所思的议论！
如果铁锤和镰刀并排举起就“像要发生碰撞”，那么，两者“交叠”岂不是已经“发生碰撞”？人们不禁要问：石中英的这种过敏性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也许他从前见过许多刘少奇和毛泽东并立，以及林彪同毛泽东并立的照片，后来他们都“发生碰撞”，拼个你死我活了，所以现在他一见到并立，就联想到“碰撞”，“敌对”。
鲁迅与托派
那封据说是鲁迅在1936年口授的骂托派的公开信，毛派利用过不知多少千千万万次了，现在石中英也照抄如仪。可惜他们不敢公开说出鲁迅所写的托派“高超”立场究竟是怎样的立场。
当时有一位托派分子寄了一份托派的机关报给鲁迅，上面表示托派对民族解放斗争的立场，那就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不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要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这同当时中共（在斯大林指示下）的立场冲突。中共的立场是：一切服从民族统一战线，独立性要服从统一性。因此他们骂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独立性的托派为“汉奸”，说他们的“高超立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
但是，后来毛派不但修改了历史。现在毛派整天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同时自吹一贯主张无产阶级要坚持政治独立性，反对独立性服从统一性。因此，毛泽东在1938年在中央扩大六中全会上的著名政治报告，即《论新阶段》，只好收藏起来了。毛泽东当年许多文章后来编入选集时也都大加修改了。【录入者注：参见共网专栏“毛泽东思想与未经篡改的毛著”http://red1917star.googlepages.com/mao】只有一点不改，就是，仍旧引用鲁迅骂托派的。
莫斯科审判案
斯大林在1936——1938年间导演了一连串的莫斯科审判案的丑剧，把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杀光。他所加给他们的罪名是，勾结纳粹，企图推翻苏联。现在，这些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卑鄙的冤狱，早已被人彻底揭破了。纳粹早已覆亡，纳粹的档案证明莫斯科审判案完全是诬陷。许多被诬者早已在苏联恢复名誉。但是，毛派今天还厚着脸皮在《新晚报》，《香港工人》等报刊上继续散播着斯大林的无耻诬蔑，攻击托洛茨基为暗杀者。
早在1937年，已经有一批世界著名人士，以美国哲学家兼教育家杜威为首，组织了一个公正的调查委员会，审查苏联官方控诉托洛茨基父子案件的真实性。结果他们得出结论：“托洛茨基父子无罪，莫斯科审判案是罗织。”杜威委员会的判决和详细理由，载于一本四百余页的书中，题为《无罪》（NotGuilty），现由美国MonadPress重印出版（另有一本六百多页的书，译载托洛茨基在杜威委员会上的供词）。这是全世界有识之士公认的权威判断，与《联共党史》那种无耻谎言绝不相同。
我知道，毛派有一个现成的反驳，就是：杜威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的判断不值得无产阶级革命分子信任。
问题不是上相信这个人还是相信那个人，而是他们的论据和推理是否站得住。斯大林——毛泽东派从来没有具体驳倒杜威委员会的判断，甚至从来不敢尝试去做。
倘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的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请问那些美籍华人学者，如杨振宁，王浩，任之恭等，是否资产阶级学者呢？为什么毛派拼命介绍他们对大陆捧场的话呢？
谎言挽救不了官僚的没落
斯大林官僚反动派自从1923年起就借助于造谣，诬蔑来攻击托洛茨基和托派，1938年的《联共党史》是那些无耻谎言的集大成之作。但是谎言毕竟不能长久压倒真理，今天托派在全世界的影响都在增长，反倒是大多数斯派的徒子徒孙不得不多多少少承认他们的祖师爷的罪恶了。毛派是全世界最顽固的斯派，他们至今还捧着那部臭不可当的《联共党史》作为圣经，从那里找寻反托的武器。可是，中国民众见过毛派对刘少奇先捧后骂的丑态之后，尤其是见过毛派对林彪先捧后骂的丑态之后，对于毛派的历史著作和人物评价的正确性再不会有多大信心了。新的一代革命者正在兴起，谎言也挽救不了毛派官僚的没落。
1974年11月10日
反对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焚火
大约在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以后（录入者注：这里是指作为具有自下而上群众运动性质的1966—68年文革的结束），毛泽东在与斯诺作私人谈话时说：“党正走着修正主义（苏联）的复辟主义道路，正在诞生一个新阶级，一些官僚势力的统治者，一群脱离人民的干部贵族。”（见1972年×月新晚报译载《革命长程》⑩）
我们对毛泽东的百分之百附议，但他没有把这样正确的话写成指令，当做语录，普遍登载在报头和所有刊物的第一页。现在进行中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远没有指出这一个明显的目标，我们认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反党，反国家机关，军队，工厂，公社等组织中的自发形成的官僚主义，官僚阶层。
真是历史的讽刺，1924年开始的苏联的左派反对派（托派）与斯大林派争论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斯派则反对托派的“平均主义”。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现在已成为“经典著作”了，此次学习运动中，大家有许多文句是征引这本书的，托斯争论时也大量征引，但征引列宁文句，目的为的是反对官僚主义，与宽泛地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同，从这方面说来，可见毛泽东避重就轻，未能贯彻他与斯诺谈话时提出的目标。
苏联当时争论本身，还有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消亡”问题，官僚主义正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阴影之下的，所以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专政，乃是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中一个桥梁。所以在它本质上说来，它带有暂时的性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附带的但也是很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准备自身的解体。”
这个“过渡时期”的特征，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如美国建立起来，也不能即刻供给每个人到‘各取所需’程度，因之还要被迫去鼓励每个人尽可能的多多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鼓励的责任，自然落在国家的肩上，而在国家方面，也不能不采取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按照劳动来支付的方法，虽然加以种种修正和改良。”
托洛茨基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资产阶级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于马克思这段话有如下的解释：“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托洛茨基认为这个结论对于了解苏维埃国家的习惯那种，有决定的意义。他说：“只要以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己任的国家，一天还要被迫以强暴手段来保卫不平等，即保卫少数人物的物质特权，那它就一天还是‘资产阶级式’的国家，纵然没有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原是为了加速物质力量的发展，它应该有助于社会主义的目的才对——但这只是在最后的分析上说的话。工人国家从最初即直接带有两重性质：在它保障生产手段（资料）的社会公有上，它是社会主义的；在生活品的分配上，它采用资本主义的计算价值的方法，以及从这种方法所发生的各种结果，它又是资产阶级的。……”
“工人国家之最后的面目，是由它的资产阶级的倾向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之间，相互关系的变迁如何而决定。若是后者战胜，那事实本身就应该意味着宪兵的最后消灭，亦即国家解体成为一种自治的社会。仅仅从这点看来，就可明白苏联的官僚主义问题有何等重大意义，不但在它的本身而且以它作个象征来看。”
以上所引托洛茨基的话，都见于他著的书：《被背叛的革命》，这本书科学地分析和批评走上官僚主义的过程种种方面，绝不含有党派成见。这种批评也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从列宁死后，托洛茨基就继承列宁遗志，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作斗争了。
这种斗争之中的一个方面，乃是“反公平，反平等”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反对派提出的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说得来也是从马克思对于《哥达纲领批判》的一封信中，得出下面结论的，即：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在社会主义初期，分配范围内仍将保持资产阶级法权。但马克思并不是说在那时候要创立新的不平等，只是说，在工资范围内，旧的不平等不能一下子就消灭，需要相当时期逐渐地消灭罢了。斯大林利用马克思科学的论断，不正确地解释成为官僚阶层取得特权与利益的理由，反复过去革命所获得的胜利，只不过让官僚阶层能坐享其成。他们进行凶猛疯狂的斗争来反对“平等”，反对“不断革命论”，免得这些理论妨碍他们的既得利益。斯大林在保卫这些利益时，得到大批大帮的拥护者，其中有以前的自由党人，社会革命党人，门雪维克。他们簇拥进国家的甚至党的机关中，对斯大林大唱赞美歌。
毛派向来不许贬斥斯大林，但发生学习运动之后，《学习与批判》有一篇文章说，“苏联从列宁逝世之后，逐步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斯大林……在工资分配方面，由于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和缺乏经验，强调技术而忽视政治，强调专家而忽视群众，强调物质鼓励而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而不反对高低悬殊，结果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不断扩大了党政负责人和知识分子同人民群众个人收入方面的差距。……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
下面几句话，说的虽是赫鲁晓夫，但对于斯大林一样合适：“在工资分配方面，他用‘物质刺激’来偷换‘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扶植起那些盘踞各级领导岗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形成苏联社会上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以上的话，除了不准确的用语“阶级”两字我们不能同意外，其余都可以签字在上面，我们几乎怀疑这都是从左派反对派当时纲领上抄来的呢！
无产阶级专政之加强，乃是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毛泽东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官僚阶层发展得如此根深蒂固，简单地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补于事的了。我们赞成毛泽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运动，但这运动必然广泛而深入，直至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扩大无产阶级民主，实行真正的专政！
官僚阶层的形成，与党员成分大有关系，据斯诺在《大河彼岸》一书引用在党中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人的回忆：“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屠杀之初，我们共有五万人。在几次大屠杀之后，剩下来的便只有一万人。今天，我们这群人中只留下了八百名。”
“我们的党员人数目前超过了1700万人”，中国共产党一位负责人于1961年6月30日宣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党，而百分之七十是于1953年后入党的。他们是党的新血，很多人还未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知识分子党员（指教师、学生、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人数从1956年的5%增加至1960年的15%左右。工人阶级党员的比率也占了15%，少数民族的党员占4%。农民党员仍然占着较大的比例，但比率从接近70%跌至66%。”
后来在《革命长程》中，斯诺有更简洁的说明，“到1965年，人民共和国只有7岁，党员已达到1000万，其中80%是革命后才入党的。到1960年，党员人数增加到1700万，其中有70%是朝鲜战争之后才入党的，到1965年，党员据说接近1800万，还有3000万共青团员。2/3的党员是农民出身，但行政干部中有许多技术人员和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除了高级领导层以外，党的老战士变成了递减的少数。”
关于党员成分所起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从未加以分析，中共是在农民武装斗争的胜利中取得政权的，但农民出身的党员，据后来事实表示，容易走上资本主义腐化的道路，最近报刊上又重新加以揭露。1953年，中共昆山县西宿乡的九个党员中，四个买地的，可见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如何能使党员变质！
这种党员成分的变化，正是让斯大林走上官僚主义道路的土壤，据托洛茨基的分析：“在十月革命之后五年以内，97%的党员在革命胜利之后入党的。再过五年，则100万党员中之绝大多数，对党在革命初期的情形是茫然的，更不用说革命以前的秘密状态了。
“只要说出这一层就够了，那时至少有3/4的党员只是在1923年以后才入党的。革命前入党的党员数——这是说，曾经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已不足1%。1923年那年，党被大群青年无试炼的人所冲淡了，他们很快地被定型着，藉以在机关中职业家们的激励之下起灵活的YesMan（百依百顺的人——译者）的作用。党的革命核心之此种削弱，乃是党机器对‘托洛茨基主义’胜利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我们非常同情毛泽东提出的教育运动，而且也相信他企图解决的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种种问题，但要这种运动行之有效，必须允许党内有派别存在，党外有党派存在的权利，而且要彻底解除斯大林化，恢复列宁主义的历史真实，排除个人崇拜，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毛泽东与无产阶级专政
焚火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25周年以后的今天，毛泽东重新号召“无产阶级专政”，不无令人感觉奇异的，事实上，空空洞洞的尊法非儒，批林批孔之后，必须在政治上落实，这就是这一次“重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
毛泽东从来否定中国革命要获得胜利，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他的有名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主要说明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四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而革命的性质，则是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论）；他最反对当时托派的主张：“不断革命论”，认为这是左倾的空谈，中国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他提出如下的看法：“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而且第一步的时间相当长的，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毛泽东这个观点，直到1951年仍未放弃，虽然在实质上，1949年取得政权以后，所谓经过协商会议上台的由各党派组成的人民政府，只是共产党一手操纵的独裁政权。但毛泽东确实想实现他的“新民主主义”，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广大的发展”，但经过了两年的短短时期，中共不得不进行“三反”“五反”，镇压民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据1951年11月19日《解放日报》的揭露：
“华东……31岁，山东临沂人，学生出身，1938年在延安入伍，同年八月参加共产党……在革命胜利进入大城市后，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奢侈生活的影响，滋长了个人主义的享乐思想，终于发展到蜕化变质，而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在任职九个月间，利用自己职务，先后贪污人民财产共达2.47亿元（相当于人民币2.47万多元）之巨。生活日益腐化，竟至以3000万元（等于人民币3000元）巨款，分租房屋，先后与两个不正当女人骈居。”
此外，当时的一个姓曹的共产党员，他做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他住在战犯汤恩伯的“公馆”犹嫌不足，竟化了巨量汽油洗掉原有油漆，另花2500万元（等于现在人民币2500元）重加粉饰，他坐的汽车有暖气、冷气和收音机设备，吃饭顿顿要点菜，民政局群众说：“曹局长的生活比地主资产阶级还好。”（《解放日报》1952年3月14日）
这种新闻在当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到处滋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暴发户，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实现后的结果，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是“和平共处”的，资本主义的势力也不是“和平发展”的。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了“新民主主义”，正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改造”，及此后不断进行的种种运动。
这次与“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提出的，还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特别在生产原本落后的国家中，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本是无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都正面提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按劳分配，各取所需”，马克思主义者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主观上要尽量减少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长的时候，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已严重地走上官僚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受苏联党制影响，也逐渐形成了官僚主义，即使是在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在草创初期的红军中，也可以说有意维持着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他在1929年12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大力反对所说“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到延安时期，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已显著地提高，“托派”王实味所讽刺的“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主要就是反对共产党中不平等现象。毛泽东首先扼杀了这种批评精神，以此助长了官僚主义的不断形成和生长。据《解放日报》以后的揭发，上述姓曹的共产党员，“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通常说的解放战争初期），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他个人仍独自保有马一匹，汽车两辆。十里、八里路也要坐汽车。1947年‘三查三整’的整风运动中，胶东行署揭发出来的材料证明曹××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就得由二三百个中农来负担。”这样一个中级官僚，在解放之前二年已有如此享用了，虽被揭发，解放后仍身居重要职位，当然腐化得更厉害我们不禁要问，解放后深居在中南海的第一级官僚层的生活又如何？这在红卫兵后期所有的揭发，都已足够骇人听闻的了。
毛泽东不过提到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八级工资制的差别，从最高到最低，不过是44元与22元之间之差，称不上是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为什么不提到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工资等级呢，据我们所知，这种工资的差额远远不能与八级工资相比，最高一级（主席委员长）是644元人民币（视地区有别，更高的为728元人民币），其间高低的差距达30级。总工程师技师之类的差距分十八级，最高一级的工资达377元，最低的练习生为27元5角。至于农民收入最好的每月仅仅20元，其次15元【录入者注：应该注意到农民基本能靠自己种的解决吃饭问题，对农民来说更重要的日常消费来源是其他家庭农副业，据莫里斯·梅斯纳在其史书中提供的数字，大跃进之后的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1/3的收入源于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这方面恰恰是毛时代多次严厉限制的，更别说七十年代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下乡青年则每月收入8元，由政府包底，即，如果工分所得只有6元，由政府补给2元，这点连吃饭都不够的工资，造成了下乡青年的大批回流，成为城市中的黑市居民，迫得为非作歹，对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与道德的）贻害无穷。
在文化大革命期中，宣布毛泽东自动减薪之前他的薪水究竟有多少？而属于艺术家一类的工资，如马连良红线女的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他们当然都是属于两三百个中农才能供应其生活的权贵阶层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由这样一种为资产阶级法权所结成的中上官僚层所统治，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可见并不是探本溯源之论了。
毛泽东从来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问题。1972年11月14日，福建省莆田县有个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他的大儿子下乡后的遭遇：“每年的口粮只有湿谷二百来斤（晒干、脱壳后约为一百斤米），大半时间要回家吃黑市粮……”在乡村无处住宿，“有关部门不加过问，完全置之不理”，“可是一些政治舞台上有势力的人物”，当初装模作样地带头送子女下乡，风头一过，就“借口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把他们调离农村，安排当工人、上大学、参军，他愤愤不平地写道：“面对着我们社会上‘走后门’成风和任人唯亲的现实，政治上无依靠的一般群众的子女，便只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份儿。”
五个月后毛泽东回信给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据说在去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获悉李庆霖是党外人士，就提出“如果他愿意入党，可以参加十大，如果不入，也可以参加四届人大。”现在李庆霖已是“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全省高等院校领导小组副组长。”
加入了官僚阶层行列的李庆霖，以后是否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还是因为政治上“有依有靠”，便和“走后门”的现实妥协，这就得看将来的作为了。
但解决了李庆霖的个人问题，是否就能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也许就是毛泽东反对“走后门”那种官僚主义的方法之一。
要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必须步骤，光是“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是没用的，这是社会实践的问题。毛泽东从1950年起，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但这种专政不仅只是共产党一党的专政，而且表现为毛泽东一人的专政，和斯大林时代的政制并无分别。有时以个人崇拜济“专政”之穷，可是文化革命之后，毛泽东已完全丧失了威信，个人崇拜再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了。尊秦崇法，批林批孔掩盖了官僚阶层内部的斗争（军事政变如果成功，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早就埋葬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运动也不可能解决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更不会解决统治阶层与人民之间的利害矛盾。
无产阶级专政要行之有效，必须与无产阶级民主并行不悖，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作为专政的解毒剂，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定会堕落成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专政，斯大林官僚主义的历史罪恶（此次“无产阶级”教育不提斯大林，也许毛泽东已屏弃了斯大林），已经彰彰在人耳目，毛泽东官僚主义尚未作出历史的结论，他自己一直在各种运动中企图从内部清洗官僚主义，但实际他是官僚主义的真实保护人。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大力镇压红卫兵，就因为红卫兵已不可能成为特殊的打击刘邓派官僚主义的工具，而已认识到并在实际上要以革命手段打倒一般的官僚主义了。毛泽东宁愿背弃他亲自缔造的红卫兵，保护一般的官僚主义，由此造成以后他所谓的“林彪的资本主义复辟”，现在又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企图遏止蔓延全国的“走后门”这个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祸害了。
要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必须承认“党内有派，党外有党”，中国党内的派别斗争，从来不给反对派以公开表示意见的机会，以此形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斯大林利用苏联1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联共大会中作为临时决定的禁止党内有派别存在的禁令，杀尽了十月革命中起主要领导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为特尔米多开辟了道路【特尔米多，即“热月政变”，指群众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被篡夺——录入者注】，毛泽东所称的苏共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无不导源斯大林的一派独裁，一人独裁。现在毛泽东的党制仍是承袭斯大林的，他的无产阶级独裁理论，只不过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或只是党内占优势的一系的决议罢了。劳动人民既无可能有代表他们意见的派别存在，当然只能一切唯命是从，有时为了迎合当局意志，不得不编造假统计，假记录，上瞒下骗，以致形成贻讥中外的大笑话，有如全国大炼钢、亩产十万斤、吃饭不要钱之类。
“无产阶级专政”，其目的在乎不让资本主义复辟。按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落后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即使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关系还是会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从工农本身中滋生出来的，所以列宁在世时期，从不认为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可以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当时连斯大林也深信，如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革命，苏联有被覆没的危险，只当列宁死后，帝国主义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让苏联得到喘息机会，斯大林才有“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引致中共所称为的“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的“一国社会主义”也在步苏联的后尘，图谋和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将来的趋向如何，现在当然不能断言，但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变，随着基本建设的成长，必然会走到民族自大。
在外交方面的反动措施，更损害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共的信心，在巴基斯坦、锡兰、智利、中共都和各该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携手，无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对内不实行民主，对外放弃了世界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由共产党专无产阶级的政，由毛泽东专共产党的政，既不能限制资本主义的法权，更不能消灭社会的不平等，在没有人民监督的官僚阶层控制之下，不平等的增长只会助长社会分化。
毛泽东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话，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但他绝不谈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演变；他提倡要多读些世界史，但对于斯大林的篡改革命历史默不出声；他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反对两霸，但想以霸制霸，不再提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相信苏联已经过一次资产阶级复辟，但不谈“财产国有制”在苏联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支配地位；他反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但认为斯大林历史上功盖于过，这都使他的理论无法自圆其说，以致他提倡的运动成为具文。
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之真实本质的只有托洛茨基，但这和“不断革命论”不可分离。
他说：“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过迟的国家说来，尤其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说来，不断革命乃是表示：这些国家底任务，民主解放和民族解放，其完全的和真实的解决，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为全国被压迫群众，尤其农民底领导者），才能设想。”（提纲第二条）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非结束革命，仅是开放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国际的阶级斗争基础之上才能设想的。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占压倒的优势之下，这个斗争必不可避免要引起内的国内战争和外的革命战争。这里就藏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底不断性……”（提纲第九条）
“在一国边界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境界发生了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深的更广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提纲第十条）
在那十月革命后的反动发酵中产生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乃是唯一理论能一贯彻底同不断革命论对立的。
“不肖门徒（按：指斯大林们）在我们的批评打击之下，图谋限制那个理论之应用于俄国一国（因为俄国有特别国情：领土广大，天产丰富），但这个图谋并无益于他们，反有害于他们。放弃了国际立场，总要走到一种民族独尊论的，即赋予自己的国家以特别的权利和优点，能发挥他国所不能的作用。”
“一国社会主义论”，不论是斯大林牌子的，或是毛泽东牌子的，对于社会主义说来，都是一种“反动”，现在两个奉行“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如果“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手段，最后只能达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战争，甚至毁灭性的核子战争，那么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不该加以干预，免得人类濒于灭亡吗？
从中共的历史发展证验托派致鲁迅的信
一丁
背景：四个争论问题
鲁迅致托派的信，向来为反托人士所引用，但从来没有人在历史的光照之下，检讨这个托派陈仲山给鲁迅的信，是否言之成理，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发展，现在距离当时已有38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有25年，应该更有可能作一次深入的研究，证明陈仲山所说的是错误还是正确。
为要理解托派陈仲山致鲁迅信的时代背景，我们首先必须从历史的回顾里提一下当时苏联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下列四个问题进行：
（一）无产阶级政党底绝对独立问题这争论开始于1923年，斯大林一系赞成加入国民党，认为国民党是群众组织，是各阶级底联盟，共产党应该加入进去，以便争取群众，争取领导，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斯大林一系领导之下，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不是什么群众组织，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可以加入资产阶级政党，更不可服从其纪律，信仰其主义。为了争取群众，为要保证对全体革命群众的领导权，更为要保证革命胜利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共产党必须保持组织上与政治上的绝对独立。
托洛茨基的反对没有用，1925年他提议中共退出国民党，遭否决；1926年3月12日因中山舰案蒋介石发动一次政变，他再提议退出，仍被否决。1927年4月12日及7月15日国民党两次清共后，已没有国民党可供加入了，但南昌暴动仍在青天白日旗下举行，直到广州暴动，这面旗帜才被工人撕破了，改举红旗。
（二）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问题这问题是以如下方式提出来的，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是否使中国的阶级斗争缓和了，还是加紧了？斯大林一系认为这压迫可使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减少到最小限度，所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及农民可以结成“四个阶级联盟”，采取国民党形式。
托洛茨基猛烈地反对这个立场，他认为“以为帝国主义机械似地从外面焊合了中国底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会减弱，但会增强诸阶级底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底主要来源……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托洛茨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并无“鸿沟之隔”，“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比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要无比地更接近些，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战争，有如内部的制动机，它们以继长增高的仇恨看待工农群众，愈来愈准备和帝国主义者妥协。”所以他特别提出列宁的话作为警告：“工人们必须叫民众对资产阶级政客底欺骗睁开眼睛，必须教他们不要信任空话，而只要信任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团结，他们自己的武装。”
（中国资产阶级一连串屠杀工农的事实，打破了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神话，但信奉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并不从这里得出教训，万隆会议的五项原则，驱使印尼无产阶级重受资产阶级的屠杀；他们更进一步以武器帮助巴基斯坦的资产阶级地主军人的专制政权，去屠杀东巴的工农群众。“第三世界”的理论，就是殖民地四个阶级联盟理论的翻版。）
（三）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大成分最杂的中间阶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斯大林一系以阶级合作政策去迎合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去联络乡村中的上层分子，特别是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勾结汪精卫，邓演达，宋庆龄，代替了争取中间阶层的革命责任；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指的是被压迫阶级底几千万几万万城市与乡村的广大贫民。这个联盟不能通过阶级合作，必须工人阶级领导城市与乡村的广大贫民，从事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与土地革命。
（四）组织苏维埃问题当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引起了无疑的革命进潮之时，托洛茨基提议在中国开始组织苏维埃，藉以汇合蜂拥而分散的诸股革命力量，藉以统一下层的斗争力量，实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反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的统一战线，由此防止军事领袖，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领袖们底叛变。斯大林们竭力反对，理由为：①苏维埃将破坏对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②将予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反对革命的口实，③苏维埃是暴动机关，只适用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④中国国民党已经是实际上的苏维埃。
但是，革命失败之后，在“退兵时的一战”的广州暴动中，却组织了苏维埃，而且以后一直进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直到1937年再次投降国民党为止。
明白了苏维埃党内的争论之后，我们才可以把陈仲山的信与《毛选》中的文章对照，主要是1945年4月20日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决议在1969年版的《毛选》中已被删除。
瞿秋白的盲动主义
陈仲山的信写于1936年6月3日，信的第一段如下：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即Communist——录入者注】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这段文字包括的时间，起自1927年8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其间又可分为瞿秋白领导的盲动主义时期，立三路线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我们且把当初的历史大事简列如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共，
7月15日，武汉政府汪精卫正式清共，
8月1日，南昌暴动，叶贺南征，旋即失败，
8月7日，中共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九江召开会议，瞿秋白上台。
可是这个由国际决定的八七会议领导人瞿秋白，一开头就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
关于瞿秋白领导的盲动主义政策，中共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如下论断：
“……‘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1927年11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
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据官式记载，1928年初已经停止，到4月就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那么何以有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不断继起呢？这是中共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设下的陷阱，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跌下去的。
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的立三路线
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布哈林指导的，决议案断定中国当时的局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它批评了右的机会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但并不指出两个高潮之间应该提出什么策略，以从事革命斗争。
第三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也于同时举行，通过了布哈林起草的纲领，此时斯大林与布哈林的斗争已显迹象，斯大林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决定了全世界共产党未来的路线，影响到中国的就是立三路线。
“第三时期”理论宣布资本主义危机的极端尖锐化，在全世界范围内，革命正走向高潮。中国共产党在盲动主义之后，正彷徨无所适从，斯大林既已排斥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及民主革命政纲，六大又为事实所迫，不得不将苏维埃改为宣传口号，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武装暴动，于是遂使中共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正在此时，联共十六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4月开会，宣布中国革命的“高涨”快要到来，就此鼓励比瞿秋白时代更大规模的盲动，造成了更悲惨的后果。
“高涨”二字，引起中共当时领导人不少迷茫，要到如何程度才算是“高涨”，这是猜谜式的问题。据一位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托派后来回忆说：“在最初，中共多数对这个指示倾向于较消极的接受，因为刚不久才让‘滚牛奶烫坏了嘴’【南方人把‘烫’叫做‘滚’——录入者注】，如果将新高潮的快要到来作了左的解释，又怕要碰破头颅，周恩来和我们研究这个文件时候，就显出非常谨慎，甚至有几分为难，我们曾反反复复地言论‘高潮’二字的意义，查究了它的原文。这二字本是俄文的翻译，含有‘高潮’和‘高涨’两层意思，它有点等于英文的Rise，所以周恩来最后说，中译文应确定为‘高涨’，他怕的是‘高潮’会被了解成‘最高潮’，因而重犯盲动的错误。至于‘快要’二字，据我的记忆，我们在讨论中的解释，也倾向于较远前途的。不过过不多久，由于国际第三时期的作风愈演愈烈，斯大林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左转，再加上中国好些同志的附和，尤其是江西方面的意见，中央便日益从‘左’的角度去解释‘高潮’与‘快要’了。其结果便是所谓‘立三路线’。”
所谓江西方面的意见，就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的意见，据现在的说法，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批评他的悲观思想的，我们引用他对“高潮”的解释如下：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一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儿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快要到来的“高潮”，已是现在在眼前的事，十月怀胎快要分娩了，他后来虽然批评了立三路线，其实他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促成者，他应该分担它的责任，他写这篇文章时，已在江西成立苏维埃政府，脱离了井冈山时代的局促局面，所以从历史上说来，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这实在是一种神话。可是从《历史问题决议案》看来，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是有分歧的，虽然7月27日红军的进攻长沙，占领三日，仍是立三路线的最高表现。
决议说：“在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孩子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6月11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
关于毛泽东与李立三的分歧，只有单方面的叙述，决议说，李立三“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接着开的是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纲，他已是党内永不犯错误的“神”，李立三指摘他的话，我们只能从《决议案》的引用中见到，所以无从判断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点是否如毛泽东事后所说，因而也无从判断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点谁是谁非。
“立三路线”的可笑可悲，作者是身受的，那时上海的工作，便是占领马路，起初是大马路，即是英租界的南京路，凡可调动的工人和一般同志，三三两两地散立在马路两侧，时间一到，就散传单，喊口号，演说，过不多时，人高马大的大批巡捕坐车到来了，动手捉人，最积极最勇敢的人最先被捉，一个英国三道头（这里叫帮办）用手义住了我的后颈，我跌倒在地，几个工人同志从后袭击他，等我爬起，他们已打到几丈远。年青女工最勇敢，那时都流着发辫，被捕时给包打探（这里叫杂差）一手拉住两条辫子，两手四个，捉进捕房去，大多判六个月监禁。示威次数越多，参加人数越少，地点也逐渐改变，最后只在北四川路短短一段路面举行，只要有一个人被捉，其他就悄然散去，那时接触的省委区委时时换人，他们大都已关在监狱里，所以领导也越过越薄弱，等于把革命者送给敌人去监禁。
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
立三路线的时期不长，据《决议》所说，不到四个月时间，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及其后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线。但这次会议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如说它的错误只是“策略上”的，不是路线上的，实际在国际的“第三时期”哲学下面，谁敢不奉行这个路线？所以接着来的，“在1931年1月召开的四中全会，就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政策的新的在政治纲领。”就不是奇怪的事了。
“陈绍禹（按：即王明）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
《决议案》指出王明路线的错误，是在“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两句话表示王明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冲突，和王明依仗斯大林的撑腰，在党内篡夺党权的事实，虽然毛泽东不敢正面指斥斯大林。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始于1931年9月，止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据刘少奇在八届代表会议上说，在王明路线下城市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三十万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五千人。
反革命局势下的革命民主运动
以上的叙述，主要根据共产党及毛泽东的文献，但完全和托派陈仲山致鲁迅信所述的符合。现在还应该谈一个问题：在反革命局势之下，革命政党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从事革命工作？
六大决议说中国局势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那么在新的浪潮未起之前，共产党是否应该不断暴动，不断起义，以促成这新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取得绝对胜利之后，作出《历史问题的决议》，但除了批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之外，对这点也不是不置一词的，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从井冈山起，到延安止，始终从事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的建立，直到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放弃“第三时期”理论，在全世界采取“人民阵线”路线后，才跟着斯大林王明一转走到‘右’倾机会主义。
1927年革命形势大好时，斯大林拒绝成立苏维埃，到革命失败，他又拒绝革命的民主运动及国民会议口号。
托洛茨基认为一个革命党底“最大任务是要晓得如何及时地认识一个革命局势，与如何彻底地利用它。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这个局势完结了，以及就政治观点看，变成了非常革命的局势了。”在反革命局势下面组织苏维埃，托洛茨基比之为“事后挥拳”的勾当，斯大林与布哈林将一次革命底尾巴当作了另一次革命的头，由此确定了暴动路线，希望依靠在由革命余波所激起的农民身上，单凭军事行动，造成大革命，并保证其胜利。结果，大量流了中国革命者底血，又延缓了第三次真正革命的到来。
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对于“革命高潮”的解释，如果以1946年算做中国新革命真正到来的时候，那么他所谓“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竟逾时十六年才诞生。
托派陈仲山的信中，并没有正面提出在“两个高潮之间”，托派主张的“革命民主斗争”的策略，这策略之符合现实的政治形势，在共产党中，至少是毛泽东本人，确有同样的认识，而且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过。
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资产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要转入到沸腾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不消说，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是落空的，“民权革命的政纲”早已为斯大林所排斥（他指托洛茨基提出民主口号为取消派），但“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仍为斯大林所保持，亦为毛泽东所信奉，所以托洛茨基于1928年6月在阿拉木图充军地预言过：“……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将来，还有不少的盘旋，倾向左的政策。对于那些喜欢‘民族联合战线’的人们将来还有许多引诱的机会。如果今天告诉中国共产党员说：1924—27年，你们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完全是正确的，但现在它已经确定地跑到反革命阵营中去了，所以这联合现在不适用了，这种说法，是于将来客观环境发生转变及资产阶级必然左倾时，要第二次解除共产党之武装。”
这预言在1935年7月25日的国际七次大会中应验了。
共产国际的世界性的策略改变
七次大会提出了“联合战线”策略，以代替“第三时期”，基于这个改变，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毛泽东作了瓦窑堡报告，开始了第二次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
我们现在引用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段如下：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斯大林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为要证实这段话，我们仍须从旧文献中找出真凭实据，首先是王明在莫斯科假借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它提出“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该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一再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为此，宣言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组织全中国的抗日联军”。
毛泽东在延安立刻表示拥护《八一宣言》，他在1935年2月27日瓦窑堡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报告，对资产阶级有如下的分析：
“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右翼……”
可是什么人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左”翼呢？据毛泽东的说法，那是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真是奇妙的阶级分析，可是后来“全面抗战”时，毛泽东又转而大喊“蒋委员长万岁”！
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的说法，正是“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不管他用正面反面的说法，总是美化了资产阶级的本质，为了安慰资产阶级起见，他又郑重作出如下的保证：
“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毛泽东和斯大林王明不同的地方，在于遵义会议以后他在党内所占的地位，以及经过相当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党和军队业已恢复的自信，所以另一方面他对党内反对“联合战线”的左翼分子说：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道路
经过八年抗战四年内战之后，毛泽东不仅战胜了蒋介石，而且也战胜了王明和斯大林，因为他走的是“独立自主道路”，他以第二次革命中国共合作的前事为鉴，不让斯大林再次出卖中国革命，他确实是懂得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去对付他心目中的一切敌人。
但这是后话，在1936年，王明和毛泽东对于统一战线并无歧见，即使有，毛泽东也阳奉阴违。
最有教训的一回事，毛泽东采用了托派的革命民主斗争的策略和国民会议的口号，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说：
“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可是毛泽东不管如何采用了托派的策略，他总是一贯地反对托派的，他在瓦窑堡会议中，为了堵塞托派及共产党中来自左翼的批评，特别说：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时间内会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托派分子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才是“瞎说”，1927年以后，托派说资产阶级已完成了反革命，但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由此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与国民会议口号，反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中共在三重冒险政策之下进行苏维埃运动，到后来反而政治上投降了资产阶级，如果毛泽东不违反斯大林的意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当然只能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覆辙，听凭资产阶级的再次屠杀，新四军事件就是显著的例子。
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信所指出的就是这个前途，事后证明毛泽东扭转这个失败的前途，王明成了“右”倾的机会主义者，历史的讽刺是，毛泽东后来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不断革命论者”。
关于转变论，1956年8月中国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另有一种说法，基本上也是符合托派策略的：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是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
刘少奇宣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时期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按：指不断革命论）来指导革命的”，确是坦白而诚实的承认。
鲁迅回答托派的信，并没有正面回答陈仲山提出的论断，只是用中共惯常的诬蔑骂托派是“汉奸”，而且用势利眼光奚落托洛茨基之被逐，这都不合鲁迅论人论事的准则。这封信虽然至今仍为中共所利用，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鲁迅的言行，以他文学家的敏感，他确已见到托派陈仲山所指出的事实，而且又以有病之身力加以反对的。
1927年10月鲁迅曾说：“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没有革命的。”这是国民党的反革命取得胜利的时期，也就是瞿秋白进行盲动主义的时期。
1936年他死前说：
“用笔和舌，将沦为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众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这种话，几乎都可替托派陈仲山的信作注解的。
※※※※
反托专家石中英先生虽说研读鲁迅致托派的信已有十余次之多，但我认为他仍是一无所得的，因为他不从活的历史事变去对证托派所指出的错误，这错误经过毛泽东一系的胜利，已经用“决议”的方式，批准了托派致鲁迅信所提出的指斥是铁一般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了。
1974年，10，4。
续编目录
让谎言与历史事实对照
军行
天安门事件【指1976年4月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录入者事件】以十分迅猛的力量，震动了全世界，惊醒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年青人，也冲击着中共。这在香港表现得很明显。
许多大、中学生对这事件的反映，可说是多年来对政治事件反应最强烈的。第94期《盘古》杂志的大专同学座谈记录，反映出这方面的一部分情形。
毛派大刮“反托风”的真意
面对这种冲击，香港的中共和亲中共人员，便发动了反击，托派帽子又满天飞，几乎把所有对天安门十万群众表示同情支持的青年学生，都说成托派，或与托派有关，而托派则被说成是帝国主义、苏修、台湾蒋政权的走狗。
从《文汇报》、《新晚报》到《盘古》、《青年知识》等，都不时刊登攻击托派的文字；从工联会会议上理事长等的发言，到培侨中学毕业礼上校长的致词，都在大骂托派的“罪恶活动”。反托成了时下流行的热门题材。人们的目的，是想把托派描写成万恶的“魔鬼”，以图阻吓一切不满、反对中共的人，使之不再表露出不利于中共的言行；另方面也想藉此冲淡天安门等事件对中共的坏影响，震慑党内外人心。今天这种反托热的规模，恰恰反映出人们受天安门事件冲击的震动程度。
鲁军凭空捏造
至今为止，所有反托的言论中，5月16日《新晚报》发表的鲁军先生那篇《“港托”“老托”“俄托”三代托派合论》，可算是反得最卖力，他所罗织的“罪状”也最多：
“原来‘老托’在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后，已接受了日寇的‘津贴’，努力替日寇效劳了。从几十年历史侃侃来，不论俄国的托派还是中国的托派，都是‘职业反革命’，可以为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和任何一类反动派服务。请看，俄国的托洛茨基最初不是替德国帝国主义效忠，后来不是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么？中国的‘老托’陈独秀、彭述之不是先后依附过德、日等帝国主义，后来又服从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吗？托派这个‘有奶便是娘’的反革命传统，也被今天的‘港托’全盘继承了。”
鲁军摆出了‘言之凿凿’的语气，仿佛他真是根据“几十年历史”事实来说，越说得肯定、越说得恶毒，就越能使别人确信无疑似的！
但实际上，这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造谣污蔑。鲁军能举出任何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这些无耻诽谤是真实的吗？
托派一贯的主张和实践
与鲁军所捏造的污蔑完全相反，托洛茨基及他所建立的第四国际，几十年来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内，要推翻帝国主义政府；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要支持、推进民族解放运动；在特权官僚层统治下的工人国家，要保卫国有财产制，并推翻官僚层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所有这些主张，都详见于他们几十年来发表的纲领文件和书籍、刊物中。他们的立场是鲜明而不容歪曲的。他们长期受尽所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特权官僚层等统治者的迫害打击，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无数的牺牲，但他们始终不屈地继续斗争（1968年参加了、而且部分领导了法国革命，多年来在美国反对美帝进行越战及国内种族歧视等，就是他们这种全球性斗争中较具规模的表现）。
抗日时期的历史事实
毛派污蔑托派“服务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但历史事实显示，在抗日时期中“服务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却正是中共自己。早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共就主张与蒋介石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一切都服从于这条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见中共党主席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录入者注：1949年后出版的毛选删改了这份报告，删改版和未删改版，均收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栏，在第二卷中】。托派则主张在进行抗日战争中要保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独立性，不放弃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要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应战”错误政策，以便于把抗战坚决进行到底，争取彻底的胜利；因此，托派当时也批评中共的政策是阶级调和合作政策。但中共却因此而反责托派为“汉奸”。事实证明中共当时对抗战的政策及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是极右倾的机会主义。虽然中共后来在重印当年的一些文件时加以某种修改，企图以此掩饰其错误，但那些已流传在民间的旧文件却仍保持原来面目，成为历史文献，无法修改或否定了。
托派因斯大林而被指责为“反苏”
中共跟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之后，经过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才第一次违反了它以往的意见，勉强而隐约地承认了部分事实：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他“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俱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里用的字句虽特别婉转轻描，且只限于后期，但已经公开违反了中共在这以前对斯大林的评价，而较为接近于托洛茨基们过去所批评的一部分事实。但对于特权官僚层的存在，对于斯大林在中国的反蒋的解放战争中的实际态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损人利己政策，在经援中国名义下实行不等价交换（中共当时还要美化之为“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等等，却仍替苏联官僚守密；直到中苏论争爆发之后，才逐渐地零散地透露出来。
【录入者注：很显然，当时中共这种极有限的承认只是跟从莫斯科指挥棒的表现，由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不打招呼”半公开批判斯大林、而当时北京还洋溢着对老毛的个人崇拜歌功颂德，让中共简直措手不及，闹了大尴尬，老毛曾抱怨苏联人搞“突然袭击”。对于赫鲁晓夫这种根本是为了自己派系权斗的有限批斯政策，当时的中共首先必定是见风驶舵跟从，到底以官僚本位利益为转移，根本不可能去做阶级意义的根本反思。】
中共自己转为反苏和同帝国主义勾结
在中苏共交恶之后，中共作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宣布苏联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成为战争的主要危险来源，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中共宁愿其他帝国主义“强大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苏联。过去，托派如实地指责斯大林官僚独裁，主张推倒这个官僚层而实行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无条件地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抵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进侵；中共却跟在斯大林后面，同声指托派这种态度为“反苏”，因为“反苏”于是成为“帝国主义走狗”呢？而仅仅由于托派维持一贯对苏联及其领导层的态度，不同意中共今天对苏联的评价，于是又被中共骂为“苏修走狗”，“为苏修效劳”了！由此可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是中共。托派被加上的罪名，是随中共对克里姆林宫官僚的态度而变换的！谁保卫苏联？谁反苏？谁是苏修走狗？谁替克宫辩解？都有历史作证。
《学习与批判》的证言
中共的辩护士仍要“不甘失败”地解释：苏联只是由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才发生这种变化；在斯大林生前，苏联仍是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远离事实的曲解是经不起证验的。1975年第三期《学习与批判》中《有这样一张便条》一文，便部分地指出了：“苏联从列宁逝世以后，逐步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斯大林……不断扩大了党政负责人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个人收入方面的差距”。这就是说，不是含糊的在“斯大林逝世以前”，也不是在他“一生的后期”，而是“从列宁逝世以后”，他就开始实行了的。这样，中共的刊物便打了中共一记耳光，部分地证实了托洛茨基三十年代所指责的那些事实了！
新旧立场的矛盾
中共理论政策历来反复多变，这使它底辩护士左右为难，使他们在根据中共某一立场从事辩护时，免不了抵触中共的另一立场。例如：当鲁军先生企图引用鲁迅的信来打击托派时，他就免不了把自己落实在中共的旧的立场上，而与中共今天的“权威理论”有所抵触。十分明显，鲁迅当年骂托派“高超理论”的信，是根据中共当时的政策而立论的。但是，这条在当时为整个中共大力推行的路线，却在近几年来被指斥为应由王明派负责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了。
鲁迅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理论家；他当时跟在中共后面随声附和，高谈政治理论，如果还有可原谅之处，那么，在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中共的立场已不断改变之后，今天仍有像鲁军这样的人，死捧着鲁迅那封信继续抛出那些破烂货，企图以此表现自己是反托的急先锋，这不但证明毫无“自知之明”，也表明他不懂得几十年来中共立场的变化。人们所采用的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只是大套帽子的手法。
同样的手法和帽子
这种手法，与中国国内近几年来的大套帽子的手法如出一辙。例如林彪在中共九大代表中共中央报告：“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但四年之后，中共的十大又宣布林彪是：“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而刘、林两人，在垮台前都曾经先后是中共的第二号领袖，先后是党主席的唯一继任人。我们固无所爱于刘林，反而认定他们都同样是应被打倒的特权官僚层代表；我们之重引这许多罪恶性字眼，只想证明滥加罪名的手段早已公然盛行于中国，而且还是施之于自己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哩！对于非共党的政敌，当然更加无所不用其极了。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不久，旧俄统治者曾制造大量政治谣言，企图打击革命者，例如广泛谣传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同类的污蔑当时也加诸托洛茨基身上。但这种造谣很快便被粉碎，既然无损于革命者及其事业，也阻止不了反动统治者的倒台。
鲁军今天仍沿用旧沙俄反动统治者当年滥加于列宁、托洛茨基头上的罪名，这也证明他不过拾沙俄统治者的余唾，继承它的衣钵罢了。
“从几十年历史看来”，尤其是近十年的中共党争历史看来，要紧随某一派系的领袖后面呐喊“服务”，并非一件易事，常会因某个上层“班主”的失势而使追随者的“饭碗”被打破，也常会因时移势易而有今是昨非之悔。如果为了一时的“米饭”而昧着良心，写出任意诬蔑不同政见的文章，那才真的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必会被人民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括弧内文具俱借用自鲁军的《合论》）。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内容
——回答石中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史骊
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派对托派的诬蔑和攻击，再度炽烈起来。虽则其中并无新意，还是两年来一贯的手法：扣政治帽子、放政治恐吓；将“托派”打为“阶级敌人”，“与蒋帮、苏修勾结”等等。
两年来毛派不断“批托”这件事本身，正好证明了托派这个“幽灵”，不断徘徊于毛派斯大林官僚的头上，并且发生着影响力。
天安门事件清楚地暴露了毛派官僚主义的面貌，并且显示给人们看，托派长期以来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成果（国有化财产、计划经济等）与毛派官僚层之间，以及人民群众利益与官僚层狭隘私利之间的矛盾底正确性。人民群众之起来反对官僚层，并会最终导致政治革命，已经不再是托派纲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已揭起了第一页的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了。真理本身具有无比的说服力，被事变发展证明为正确的真理就更具有无比的说服力。为此，毛派之重新发动攻击托派，企图以其庞大的宣传机器，来掩饰一件事实，是可以理解，不足奇怪的。不然的话，毛派对他们长期指责的“一小撮”托派如此声势汹汹，自然是小题大做了。
带领“批托”的，是《新晚报》，执笔人是颇负盛名的石中英。两年之前，石中英也曾扮演过“批托”闯将的角色。坦白说来，他的文章相较起其它毛派对托派的那些“不值一驳”的谩骂、诽谤和以历史谎言来诬蔑是，较有一点点内容的。亦为了这原故，两年之前我们便回答了石中英的“批托”论点（《十月评论》1975年7月15日及9月15日）。可惜他还没有回答我们，如今却来展开新的“批判”了。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派，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然并不害怕有内容的责难和批评。无论我们的反对者的论点如何荒谬怪诞，只要不是凭空诬蔑和滥扣帽子（石中英自然也用这一套），我们自当回答。
5月16日《新晚报》“风华”版上，刊登了石中英最近的“批托”文章：“托派要的是什么‘民主’”。其中第五节名为：“托派怎样歪曲马列主义？”在这一节里面，石中英断章取义地抽引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欲证明托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欲证明托派“硬把社会主义民主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我们从未说过是“主要内容”，我们是说，社会主义民主乃是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需内容），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就来回答这种真理，看看是谁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石中英说：“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在阐明这个原则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这就是公社的原则！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重点在石中英文章中原有）
我们知道，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前，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采取何种政治形式的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谈及公社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内说过的——史骊）这点相适应，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列宁选集》第三卷205页，重点原有）
上引列宁的话表明，马克思是依据“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的；而后来马克思也的确是这样做了。但是石中英却指责我们所说过的话：社会主义民主是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石中英最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是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简单地“概括”（实则歪曲）为“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我们只要摘引石中英所引的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讲话中的整节，就足以暴露石中英的诡计：“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恩选集》第二卷443页，所有重点都是加上去的）
石中英先生，你引用马克思的说话时，是否明白马克思这些话的意思呢？马克思是说：公社需要“建立阶级统治的新形式”，这个“新形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就是“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基础”，和要来一次彻底的“变革”；但要达成这个目的，却不能让资产阶级专政继续下去，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特别是它的军队）而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军队。这个军队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后来在其它文章（例如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是“用武装的人民”来组成的。但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却要随之而实行上述的一连串消除特权和官僚制度的办法。这就是马克思这段话的全盘意义，绝不是石中英所简单化的“公社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要证明石中英的故意歪曲，让我们再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释和引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话，也就够了。
列宁写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是怎样的呢？公社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
“一向作为国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即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公开选出，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单单’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单单’，事实上意味着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实行得像一般所能想象的那样极其完全极其彻底的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既然由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者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记得干干净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把这一点看做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把带有革命民主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看做‘幼稚的东西’而‘忘记了’它一样。”（《列宁选集》第三卷，205—207页，重点原有）
对于这些巴黎公社的教训，对于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形式，石中英同样地“照例”不提。它反而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个没有血肉的空壳，抽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内容：他如此写道：“而且民主从来都是手段，绝不是什么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重点在石中英文章中原有）
我们同意这句话的表面意义。但是我们与石中英不同，他给这些话以唯理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理解，而我们却有一个辩证的理解。
在石中英看来，民主单单只是一种“手段”（不要忘记，石中英先生，依你的逻辑，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是社会主义本身——都只是“手段”，共产主义才是“目的”啊），而无阶级的社会才是“目的”。但手段与目的并无相连的、辩证的关系。手段是否正确的、是否必需的，完全无关重要。目的就是一切！
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着互相关联的、辩证的关系。用的手段是否正确，会影响到目的是否能达成。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无疑是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但却是必须的手段。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无阶级的（正正是无阶级的，即没有压迫的、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是不可思议的。而更重要的是，假如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一种形式）不是逐步消亡，从而逐步日益扩大民主，最终做成无产阶级民主（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多数对少数的强制）也消亡，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不可思议的。
让列宁来告诉石中英吧：“消灭国家权力是以马克思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即平等和自由是不能实现的。只有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才能实际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经常参加国家管理，为国家的完全消亡作好准备。”（《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列宁选集》第三卷，725页，重点是原加的）
“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也就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社会的国家改造，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削者’的措施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更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的措施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208页，前一重点原有，后二重点是加上去的）
在这里，列宁不但说明无产阶级民主是到自由和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需桥梁；并且指出了要将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指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
在后一点上，也正是石中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他说：“你们（指托派——史骊）或者侈谈‘社会主义民主’，避谈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或者玩弄‘偷换概念’的鬼把戏，硬把社会主义民主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
石中英先生，你对我们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你熟悉一点点托派和斯大林派（毛派）斗争的历史，你便不会说我们“避谈无产阶级专政”。在1949年之前，中国托洛茨基派都反对斯大林所提出的阶段革命论。斯大林主义主张在中国先建立资本主义然后才实行社会主义（或如毛泽东提出先实行新民主主义），托派以不断革命论的立场，指出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将无可避免一开始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录入者注：早期的共产党人把1911年辛亥革命称为第一次革命，1925—27年大革命称为第二次革命。斯大林派曾荒谬地认为1927年5月武汉汪精卫国民党政权正是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完成的产物——“工农民主专政”，但托洛茨基及其战友及时指出蒋的政变表明第二次革命已失败，民主民族任务一个都没有解决，还需要第三次革命，且只有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这个专政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尽管斯大林派—毛派理论上仍死抱“先民主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教条神话，但在十分特殊有利的国际革命情势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压力下，1947——1956年所发生的激烈事变（1945—47年苏联决定在东北建立一个准工人政权作为对西方阵营的缓冲外围，与最强大工人国家苏联的有机联系和东北后方的存在对1946年开始的内战的历史前景具有决定性意义），也称1949年革命，反倒变形地实践了不断革命论，史称第三次革命】。托斯两派的斗争，历史已证明托派的正确。所以石中英今天才敢侈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而我们更从来都不曾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我们甚至不曾将二者等同起来看待。在你看来，只要有了解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万事大吉，就可保证共产主义的来临。因而，你将民主简单地当成“从来都是手段”，忽视了无产阶级民主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里的作用，你忽视了无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有效政治形式。因此，你将二者断然割裂开来。坦白说，将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是你，而并不是我们。（顺便一提，石中英的这种思维方法，是有其根源的。那是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将什么“主要”和“次要”割裂，实则忘记了“次要”。这种思维方法，往往是机会主义和教派主义的泉源，并且已经在不少问题上产生极坏的影响。有机会时我们再来好好讨论这个问题。）
而在我们看来，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是不能够存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将无产阶级民主当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去膜拜。并不像那些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者，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变成统治阶级的初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是说，还需要一个国家机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活动。但问题并不止于这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历史过渡的形式，它的目的、它的历史任务（正如石中英引马克思的话），是消灭一切阶级以进入无阶级社会。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就要使用一种与这目的相适应的必要方式（或是石中英所说的“手段”），那就是社会主义民主。
列宁说得更清楚了：“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步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190页，前一重点原有，后一重点加上去）
这个“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政权形式，就是以巴黎公社（和后来1917年俄国革命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为蓝本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而“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在这里一再阐明了专政和民主的联系。
作为毛派的“理论家”，石中英不可能不熟读列宁的著作，更不可能不熟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但人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断章取义和歪曲到什么程度。
新一代的毛派，其理论是建基在狭窄的中共官僚层利益之上的，这就是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原因。石中英之把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专政硬生生割裂出来，因为他不能不保卫那个早已代替“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中共官僚层，这个官僚阶层，绝不会让中国人民享有无产阶级民主。因此，石中英就算在口头上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他却必须把它变成僵死的空壳。他企图把无产阶级民主说成“次要的”、“过时的”，或者是无关重要的，甚至叫人干脆“忘记”了它。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是有责任给这类官僚层利益的辩护士以一个明确的回答。
评石中英的奇谈怪论
张开
近几个月来，香港的中共或亲中共分子，在他们的刊物和集会上大力刮起“反托”风。石中英也参加了这个反托大合唱。他在5月16日、23日和6月27日的《新晚报》的“风华”副刊上，分别发表了三篇长文，题目是：“托派要的是什么‘民主’？”“托派到底在‘反’什么？”“托派分子是‘新左派’吗？”
在前两文中，他似乎想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姿态，引用列宁和马克思的一些文字，像要进行理论斗争那样！
由于他所谈及的问题，大都是目前许多人所关心和想了解的问题，而他又以马列主义的阐释者自居，大责别人的“歪曲马列主义”，因此，笔者愿与石先生讨论一下他所谈论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
石先生引用列宁的说话：“只要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这些话是绝对正确的。
但石先生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了解，却是这样的：
“概括起来，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或‘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在阐明这个原则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这就公社的原则！”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
石先生把马克思所说的“首要条件”改说成“主要内容”；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这算不算是“阉割”和“歪曲”呢？让列宁下面的话来答复吧：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57页）
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又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列宁在发挥“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殊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形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了！”（《国家与革命》同上书207页，粗体字原有，以下所有引文粗体字也是原有）
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忘”记解释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些最重要的意见，正表现出他也是列宁所批评的“人们”之一。列宁用这样多的字眼来强调取消特权和高薪，同时要“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以随时撤换”，以便使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全民化，由人民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的重要性；这种思想贯穿在《国家与革命》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而石先生却只“强调”“无产阶级的军队”，并把它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这是多么明显的篡改列宁的主要思想。
中国的实际
是否石先生没有读过列宁的著作而不知呢？不会吧。那是不是因为他认为列宁所强调的这些意见并不那么重要；至少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它的军队）那么重要；而共产党就是工农的全权代表，它所享有的权力就是工农行使国家政权职能的全民化表现呢？
他表面上不否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应该享有“社会主义大民主”。他还举出些“事实”，来证明现时中国的人民大众正在享有这种“广泛的民主”。但他却赞成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同时，他还举出了毛泽东的“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等“标准”，去判断何种言论或行动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内。这就是说，全国劳动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这个党又必须绝对服从党主席的领导），只有在拥护中共领导这个大前提下，人民才有“民主权利”；任何与中共最高领导有不同的意见、批评甚至反对中共的意见或表现，都会被视为“不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便是“阶级敌人”，便是反动的言论或行动，必须加以禁止和镇压。这就是说，全国人民只有跟着中共最高领导后面走，说同样的话这样一种“自由”；全国只有“一言堂”，只能有一种完全“统一的认识”和意见，亦即八亿个脑袋都必须全部变成一个脑袋！
石先生举例说：中国工农“运用着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直接对党和国家的路线和政策，发表意见，讨论和监督”。他企图以此证明人民大众享有广泛的民主。但他能否证明，中国工农可以对中共主席所代表的路线和政策，发表不同的、尤其是相反对的意见，而不会受到打击，不会被视为“反革命”吗？
他又举出大半年前对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为例。但谁都知道，当时在中国进行的，绝不是不同意见各方面从事针锋相对、自由发言的“大辩论”，而是在党中占优势的“官方”的意见对不同意见的大围攻；任何不同于党主席路线的意见，都没有发表的机会（除了被官方片面而零碎地引用作为抨击的题材之外），更不要说替自己意见进行辩护并反驳批评者了。在所有报刊电台上，全国人民所见到的听到的“大辩论”，不都是千篇一律地拥护党主席的路线政策，异口同声地谴责那些不同意见为“修正主义”吗？
其实，不要说一般的工农大众，即使是中共的干部甚至高层领导人，如果一旦被列为受抨击和斗争的对象时，他们也同样被剥夺了公开发言替自己辩护的权利（文革前的丁玲、胡风，文革时的刘少奇以至陈伯达，数月前的邓小平，都无一不是如此。）
对于所有这些铁一般的有目共睹的事实，石先生是否闭起眼睛不看，而只是站在替当权者歌功颂德的立场，坚持这样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呢？
列宁曾经无数次指出：“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选集》第三卷634页）。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和劳动群众一样所要求的民主。但石先生却断言今天中国已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了。如果中国存在着的不民主事实竟算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话，那它只是毛泽东框框内的“民主”，是拥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民主”！
去年初，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显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又同时规定人民的基本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置于一切权力之上，“合法地”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力。它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这又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置于“最最高”的地位，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这虽然是把多年来的现实毫不掩饰地写进宪法之中，替中共的官僚独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但这种做法却是荒谬绝伦的，正如把林彪的地位写进党章中去一样。
列宁的榜样
在列宁时代的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布尔雪维克和任何个人的名字，更不要说硬性规定某一党或个人一直享有最高的绝对权力了。反之，它们都明白规定：“政权应当完全独属于劳动群众及其全权代表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为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代表大会的呆板，则具体规定由一定人数的选民选出（中国四届人大的代表却是由中共内部各种势力、集团“协商选举产生”，并把这一办法正式写进宪法内）。
布尔雪维克，和其他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一样，当时都可以在选举中竞选为苏维埃代表，事实上也争取到多数的席位，但他们完全是由于选民的衷心拥戴而当选，丝毫不是由于自订自封的“合法”特权而垄断了一切国家权力的。
石先生认为中共天然应享有这样的最高权力，凌驾于全国工农之上，把全国人民原应享有的民主自由“集中”在中共手里。为了借用列宁的权威来辩解这个事实，他重复地引用列宁如下的话：“谁要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但他漠视或故意不提列宁在同一篇文章内的那段话：“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同最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就必然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列宁选集》第四卷181至182页）
在列宁领导期间的布尔雪维克，是具备列宁所举出的这些条件的。但中共却与列宁时代的布尔雪维克不同，并没有这些条件。它虽然利用二次战后有利的阶级斗争形势领导中国革命获得了胜利，但它夺取了全国政权而成为当权党后，却高高在上地脱离了劳动群众，不能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丧失了对革命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推行了许多错误的政治路线、政策，使最广大的群众从切身经验中不能确信其领导正确。“没有这些条件”而强调“铁的纪律”，这不是列宁所批评的“空谈”、“废话”是什么？
而且，即使当时的布尔雪维克具备了这些条件，赢得了劳动群众的衷心信赖和拥护，但列宁决没有滥用国家权力，践踏劳动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反之，他总是念念不忘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利用这些工人组织起来保护工人免受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要善于利用国家的政权的措施，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的政权侵犯。”（同上书408页）这表明列宁是如何重视将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高置于第一位，而群众的利益则包括他们的民主权利在内，国家政权（包括领导国家的当权党）是不应加以侵犯的。
特权官僚层
中国共产党在成为全国的当权党后，党员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握有无限大的政治权力，控制着整个国家机关；他们的职权既非经过劳动群众“全面选举”产生出来，更不受劳动群众的监督及随时撤换。他们完全剥夺了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实行官僚的专横统治。他们也同时享有经济上的特权，越高级的领导人，所享受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待遇和薪酬就越优。这是国家在全国明令实施的制度（如1956年公布施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等所确定下来的。凡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会体会认识到这种官僚统治及其政治上经济上特权的普遍存在。既然上中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长期而固定地拥有这种政治、经济特权，这一群人（或称之为集团）构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即一个享有官僚特权的阶层（简称为“官僚层”），那是以真名称呼实物，完全合乎事实的。
石先生认为这是可笑的谬论。他不从中国有无存在这种事实来说，却反而说，托派“蔑污”党为“官僚层”，是因为托派反对“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政治权力不集中”，工人阶级就不能够通过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党的领导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削弱了，资产阶级复辟也就容易了”。
其实可笑的正是石先生的推论。苏共“政治权力集中”的结果，如照中共今天的说法，不但把苏共变成法西斯党，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而且也把苏联这个工人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哩！这种判断（自然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比诸托洛茨基派之判断在斯大林当权后，一直存在着特权官僚层，不是更严重得多吗？当时斯大林正是以石先生的大文所引用的那些话来加以反驳的。想不到石先生今天仍要用这些话和推论来反驳。
托派对新中国也存在“官僚层”的判断，完全是根据二十多年来客观上存在的事实作出的。还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许多事例，已开始由中共证实早有这种官僚特权的存在：文革时期揭发出来的官僚特权事实则更多更普遍。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掌握了党、政大权，中国政权一度被称为“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大片”而非“一小撮”（正因为这种形势，才迫使在党内国家机关内居于少数地位的毛派，要发动红卫兵来夺回权力）。在文革十年之后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升级了，他们更被指为“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即是说，那些被指责的中共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已经构成一个“阶级”，而不仅仅是一个“阶层”），并且是历史上已成反动阶级的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骑在工农头上的官僚们），他们都已成为被打倒的革命对象了！石先生，这些都是“污蔑党”吗？这些都不是反证托派评价的正确，经得起事变考验吗？
人们也许要说，刘少奇等“阶级敌人”已被清除了，邓小平也被撤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占优势，党是更加纯正、更健全了，二十多年来的斗争，“正是防止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这些搞资本主义的‘大官’们重新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不少重大措施，都能“防止‘新的资产阶级’搞复辟”，“是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有力保证。”（石中英文）
但是，单只打倒了几个或“一小撮走资派”，就算是肃清了“党内资产阶级”（实即是官僚特权阶层）吗？不！既然被视为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数就决不止这么“一小撮”；而且，官方报刊今天仍在宣称走资派“正在走”！单只把干部短暂地轮流下放劳动，就能铲除掉他们所拥有的官僚特权吗？单只在思想上言词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能根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破除实际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和特权吗？不！就算是那些声称大反“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大破“资产阶级法权”的“大官”们，他们本人仍然照领着高薪，照享着优厚的生活待遇，照旧行使着政治上无限大的权力。（甚至在文革初期号召红卫兵造反时，为首的号召者，仍把自己几个人划定为不许别人批斗的人，这便证明这些领导人是如何的热爱自己的“特权”。）不管他们如何激烈地抨击某些干部的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如何谆谆地劝告人民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但对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不厌重复地指出的巴黎公社的经验，要全面选举并随时撤换一切公职人员，取消其特权和高薪等，却绝口不提（因此石先生在其本文中也不提这些），更不敢谈及中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高等级高待遇，何以依然维持不变（虽然从文革时起已减低了些）。为什么近年人们只在重复指出现行八级工资制相差三几倍的“不平等”，却不见指出高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一般工农间收入待遇相差几十倍的更无比大的不平等？为什么人们不首先从取消这样大的不平等来开始，以身作则地示范去“破除”特权（或称为“资产阶级法权”）？
石中英先生，你自称那样熟识马列主义，遵行马列主义，憎恨官僚特权（但又否认中国存在官僚特权），那么，你是否能够给读者解答以上的问题，并加以辩护呢？
第四国际的立场
石中英先生在他的第三篇批托大文中，完全像他所说的“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那样，跟着热闹一时的反托论调，搬出他所能搬的污蔑骂人字句，一反他在前两文作出的谈理论、摆事实、讲道理的姿态。
他确定地说，第四国际“只不过是一个国际性的反动组织，打着‘左派’旗号的帝修反的别动队而已。”他根据什么事实作出这个断语呢？
首先，他说第四国际在1938年9月成立，“不到一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这时成立“就是急急准备为德、日帝国主义效劳，反对人民革命，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石中英，你能够拿出任何证据，任何第四国际的文件，来证明你这几句话是真实而非污蔑吗？根据历史事实和第四国际的文件，与石中英所说的完全相反，第四国际在成立时候，公开发出宣言，号召各国人民起来革命，以阻止和反对那场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另方面又号召全世界工农和苏联人民一起“无条件保卫苏联”。（“打倒苏维埃贵族”绝非反对苏联，而是有效地保卫苏联及其国有财产制的途径之一，因为这些“贵族”错误地领导苏联、侵蚀着苏联的基础，败坏着苏联的威信。）
历史事实证明，与石中英所说的完全相反的，“为德、日帝国主义效劳”，给“德、日帝国主义打气”的，正是斯大林所代表的“苏维埃贵族”，而不是第四国际：斯大林在1938年8月25日，同希特勒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协定，使希特勒放心进攻欧洲其他国家，因而在一个星期后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纳粹德国占领了波兰等国，并得到苏联大量战略物资供应之后，1941年又开始进攻苏联。斯大林这些错误政策，当时都曾受第四国际及托洛茨基所指责、反对，后者更及时提出正确的反帝反战主张。（中共只在1956年才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第一次公开但又轻描淡写地指出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
石中英先生接着仿佛证据确凿地说：“例如中国的托派分子，接受了‘第四国际’‘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请问石中英（你所说的这个“指令”，是在何时发出，由什么人签名发出，而你又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如果你不能提出证据，加以具体说明，那就至少证明你是误信第四国际政敌所捏造的谎言。事实上，根据第四国际所有的文件，他们从始至终都坚持中国抵抗日帝侵略的战争是进步的解放的战争，对中国的抗战采取保卫主义的立场。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在日帝占领区中坚持对日帝汪伪的斗争，并因而遭受了许多打击和牺牲。
石中英又说：“近一两年来，‘第四国际’更为苏修霸权主义效劳。他们公开支持受苏修指挥的葡修夺权，支持苏修侵略安哥拉而称之为‘支持革命’，反对中国的革命外交路线，反对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要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接受苏修的指挥，以反对‘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为名，帮助苏修争夺‘世界霸权’。”
第四国际从来支持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帝国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民族运动，包括支持安哥拉的民族独立运动，不但反对葡萄牙对它的束缚，而且反对南非及扎伊尔的入侵；因此它不支持那两个已成为南非及美国工具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和安哥拉全国独立民族联盟（UNITA），而批判地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及它所宣布建立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种批判地支持的态度，不因苏联及古巴的大力援助而改变，正如它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批判地支持，不因苏联的大力援助而改变一样。但石中英却把第四国际这种立场说成是“支持苏修侵略安哥拉”。如果这种明显的歪曲能自圆其说，那就请问石中英：你以前是否支持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政权，有无以苏联的援助作为先决条件？而这种支持是否就等于“支持苏修侵略”越南？
第四国际支持葡萄牙的革命，号召葡国工农兵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成立工农政府，实施社会主义政纲；它不以目前的改良主义工人政党（葡国共产党、社会党等）之暂居群众领导地位，葡共和社会党会在可能成立的苏维埃和工农政府中暂占优势而改变其立场，正如列宁在1917年4月后，不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中暂居优势而仍然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样。列宁这个立场表面是支持改良党派夺权，实则是迫使它们与资产阶级决裂，不然就要在群众面前暴露它们的妥协性叛卖性，以此争取群众站到革命政权方面来。难道列宁这样也是为敌人“效劳”，而不是已被十月革命胜利证明为正确吗？
【录入者注：正如本人在小册子一开头的说明就特别指出的，此时第四国际已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这段话不仅有对被压迫民族运动的“批判地支持”这样含糊不清的话（当它作为一项原则投入具体政治实践时，其政治边界是模糊不清，往往是要出人命的），最后一段更表现出一种与第四国际机会主义倾向有关联的态度。
作者在这里含混地把“苏维埃”与“工农政府”（而二月革命出现的临时政府也一度被主流认为是一种革命政府）相提并论，却以当年列宁党对苏维埃的支持这一正确路线作为掩护，就包含了可能的错误倾向。革命运动中临时出现的“激进政权”与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苏维埃，根本不是一回事，苏维埃和“激进政权”的确都可能有改良党派占据优势的情况。革命工人党应该支持即使是改良党派占优势的苏维埃，却万不能支持本质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激进政权”，而不管在这种政权里有多少“工人代表”（有再多真正的工人代表也是作为小资民主派的人质处于其中）。作者的这一“细微”的“错误”当然不是“一时不慎”造成的，而是第四国际机会主义倾向的反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第四国际为了“批判地支持”尼加拉瓜的小资激进派——桑地诺政权，更是炮制出一种带有系统性的机会主义理论：把桑地诺政权看作从资产阶级专政向工人政权过渡的一种既非无亦非资的激进革命政权。那时的第四国际，已是病入膏肓，离开马恩列托的政治立场很远了，尽管理论上只是修改了“一小部分”。】
北京的外交路线
北京从错误地断定苏联是战争的主要危险亦即主要敌人出发，要建立一条“国际反霸统一阵线”，目前是“动员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所有愿意进行斗争的力量，中立美国，集中打击苏联”；同时也“不排除将来所有力量会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主要危险”（《盘古》95期33页韩丁访问稿）。即是说，不排除将来同美国及德日等所有帝国主义结成统一阵线，去反对苏联。这种政策是极端危险而有害的，它只能有利于真正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完全不利于世界工农群众，特别是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工农群众。如果将来苏联在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战争中而被击溃，那不仅表示克里姆林宫官僚层之被推翻，而且表示十月革命所建立迄今仍保持着的国有财产制的被推翻。
为了建立这条统一战线，北京对葡萄牙革命、安哥拉革命都采取了有害的错误立场，为的仅仅是苏修势力的影响葡共和安人运。这表示北京要把世界各国工农的革命利益，都完全从属于这条反苏战线的利益。
第四国际及其前身（左派反对派），从莫斯科官僚层形成之日起，即一贯坚持：必须打倒这个官僚层，才能根本改变苏联政府的一切错误有害的内外政策，才能使苏联顺利走向共产主义；但它坚持必须经过苏联工农的一次胜利的政治革命，便可从上层割去这个肉瘤，继续保存国有财产制，而绝不能假手于外国帝国主义，以免危害苏联十月革命的成果——进步的生产（财产）关系。这个一贯立场，绝不等于“帮助苏修争夺‘世界霸权’”，或者要其他工人国家“接受苏修的指挥”。如果石中英所批评的这两句话是真实的，就必须公开明白指出：这两句话是引自第四国际哪一个文件的。如果他办不到，那就暴露人们只是在歪曲或捏造而已。
关于上述的问题，还是建议人们去认真研究一下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盘古》第95期译载的贝却敌等的文章吧。客观研讨、独立思考才是追求真理的应有态度。一味随声附和，无论对己对人都是无益反而有害的。
石中英的阶级立场
石中英最后以“坏事做尽的托派”为小标题，列举了香港“托派分子”所“做尽”的“坏事”。为了揭穿他到底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话，有必要摘引他所列举的“坏事”如下：
在1973年捉葛柏反贪污运动中，“当时托派分子掩藏身份，联合‘专上学联’等学生团体组成了13个反贪污团体，……逐渐被托派分子骗得了领导权。他们硬要将这运动，引向所谓‘反资反殖’，并硬要搞什么示威游行，令到大部分大专团体的负责同学受到了票控……。
“他们千方百计插手劳资纠纷……在劳资谈判期间，他又通过其马仔，硬要工人罢工……。
“托派分子又恶毒攻击大专学生，搞‘认识’，不搞‘参与’。
“学联搞论坛，他们救济了大小喽罗，准备了‘理论’，在公开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妄图夺取发言权和运动领导权。
“他们搞什么‘四反运动’，搞绝食、示威、包围警署、集会，借‘反资反殖’，想将矛头逐步指向社会主义祖国。”
这许多指责都说明了一点：在石中英眼中，所有“反资反殖”，反贪污的示威游行，争取工人权益的工人罢工，反加价加费、反失业、反贫穷的“四反运动”，又在学联的论坛上面发言……，都是“坏事”。那么，只有不参加社会斗争，不反对一切不合理事物，只跟在北京外交政策后面同殖民主义者及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才是“好事”。这就是自称信奉马列主义的“革命者”的现实立场！到底谁是站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方面，谁是站到压迫阶级、剥削阶级一边，让群众的雪亮眼睛去判断吧！
由于石中英的三篇“反托”长文所谈及的问题很多，本文只能择其中较重要的问题加以评论。其他未谈到的，只好等将来视有必要时再谈了。如果石先生愿意对本文的意见作进一步的辩论，那笔者也很乐于再奉陪的。
1976年7月31日
学习一点布尔雪维克的历史
——回答纪容君的《关于托派问题十答》
许人
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派一方面对敢于站出来支持天安门群众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同时更发动其宣传机器，展开了一个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围剿。“批托”的文章，多得如一个惊慌过度的人底冷汗一样，是和他惊恐的程度成正比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再次大规模“批托”，倒不是偶然的事——上次大搞其“批托”，就正是反加价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当时香港正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挣扎，物价飞涨，工厂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然而，毛派领导下的工联会却没有领导香港的工人对抗老板把资本主义的恶果专家到他们身上，放弃了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责任。结果起来呼吁群众斗争的，反而是一些青年组织，这无疑引起了工会下层曾眼对领导的不满。为了消除那愈来愈大来自下层社会的压力，工联会的领导们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批托”行动，正如一些国家用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矛盾一样，毛派的目的，是要把敢于出来号召保卫工人利益的激进分子，打为别有用心的托派分子，并特别强调他们只不过用“左”的行动来保卫“右”的利益，用“反华反共”的压力来迫使一般的群众不敢投入“反加价”的行列。这样工联会便能达到“制动机”的功能。
天安门事件后的“批托”潮，基本上怀着同样的目的。只要我们细看这些“批托”的文章，便不难发觉在内容方面并没有对任何问题作出分析，它的作用，就只不过当为一顶政治帽子，意图吓阻那些本来不愿做中共应声虫的青年们，乖乖地臣服在“祖国”的权威之下。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毛派把一切不同意他的人都列为“托派”了。这种指鹿为马的手法，无疑可造成一种“声势”，迫使一些软弱的人急急“表态示忠”。但另一方面，却引起了不少关心社会的青年对探讨“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趣。毛派的理论家们，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共的官僚们至死也不会明白，就是他们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官僚统治，埋下了天安门暴动的种子一样。
毛派刊物《新知识》第五期也加入了“批托”的大合唱，刊登了一篇自问自答方式的“批托”文章，在此，我们不妨对纪容君的一些观点和“历史事实”也来讨论一下，帮助他对“托洛茨基主义”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过，我们的批评和讨论都只会集中在理论问题，特别是历史真相这方面；至于其他占文章大部分的谩骂和诬蔑，我们都认为不但对讨论无益，反而有害。这除了作者继承了斯大林和毛派的“辩论手法”外，实则可以不理。
“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
斯大林派一直都把不断革命论作为“托洛茨基主义”一切“谬论”之泉源而加以攻击。然而，任何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略有认识的人，都知道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的，是马克思而非托洛茨基。但是，纪容君却硬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的对立起来。纪容君怎样解释马克思的论据呢？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既有彻底革命精神，又必须是革命发展阶段论，是两者的辩正统一。”这样，作者便利用了所谓“辩证法”作为幌子，抽空了马克思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和革命经验的结论，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变为“在彻底革命的精神”下，实行“革命发展阶段论”。问题的重心应该在哪里呢？不是什么抽象的“彻底革命精神”，而在于落后国家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以及政权底推移的问题。
1848年德国革命以前，马克思虽然明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根本敌对，也知道资产阶级胜利之后要利用新的权力来反对无产阶级，但他总认为在封建专制下为了本身利益，资产阶级至少也会肃清封建残余，解决其本身的民主任务。然而，两年的革命使他明白，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不一定会去肃清封建，造成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不一定会建立种种社会和政治条件，让工人拿作武器去反对它。因此，虽然工人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但是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应当努力使政权尽速脱出封建专制党派之手，但又不使之稳定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手，而应当使之赶快落到无产阶级手里来，才能保证社会改造成功。这才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真正内容！
列宁捍卫的，就正什么棵这一理论，在1906年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大会上便和门雪维克在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上展开了斗争。然而纪容君不提这些，却说列宁发展了不断革命论是“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原理”，即“一国社会主义”。
事实是否真正如此呢？在大会上，列宁在答复普列汉诺夫关于复辟的问题时说：
“我想这样来说明这个道理：俄国革命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市有制也好，国有化也好，分配也好，复辟都是不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的后备军。”（《列宁全集》第十卷P249）
如果按照纪容君的观点，列宁简直是在“散布消极失望的思想了”。然而并不，当时不单只列宁，就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像当时俄国这样落后而且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能在一国的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只有先进的欧洲才有这些物质条件。因此，列宁把俄国革命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全集》第十卷P71）这以纪容君的话说，就是所谓“毕其功于一役”了。
纪容君强“借”了列宁的口来说他自己要说的话后，便“引证”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反动性”的两个“例子”。
在第一个“例子”，纪容君责难托洛茨基“在俄国1905年民主革命高潮中……故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质的区别，主张无产阶级‘跳过’民主革命阶段，抛开农民，依靠‘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夺取政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
其实，只要读者曾阅读过托氏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著作，便可知纪容君的指责是如何与实际不符的了。托洛茨基并没有主张“无产阶级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但他却指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不能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托氏更没有“抛开农民，依靠‘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夺取政权”，而是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要将农民的革命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上夺过来，领导农民，并且只有在这个同盟军的支持下，才能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反对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吗？并不！“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之政权形式就只可能体现为得到农民赞助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否认1917年4月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民主专政”这两个公式上发生过争论。但在俄国革命的国际性和不断性的问题上，列托都是一致的。纪容君之所以有意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歪曲，和加以对立起来，目的只不过为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披上“革命传统”的“遮羞布”，这些革命的叛徒愈是要反对革命，就愈是要借助革命的威望。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都不惜千方百计，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正统继承人。
跟着，纪容君指责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夜“用极‘左’的姿态取消实际上已经条件成熟了的革命”。又指十月革命后“散布消极等待和悲观失望的思想”，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可能在民族国家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托洛茨基之领导十月革命这一事实，就正好反驳了纪容君的“指责”。托洛茨基并没有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反之，他底不断革命论的其中一点，就正是指出：俄国的无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民主任务，“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提出民主任务”，“而且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于议事日程”。（《十月教训》P83）托氏绝非反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认为要顺利完成建设，却不能在一国范围，而要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之后三年，即1920年，列宁在论及俄国（特别是十月革命前）国内外形势和党任务时也反映出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望：
“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的条件的问题时，我们始终肯定地说这个胜利只要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是不可能巩固的；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估计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P371—P372）
最后，笔者不能不一提的，就是“不断革命论”的问题自从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证实后，到列宁死前，党都在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没有人把它提出来争论。只不过在列宁死后，斯大林才把它用作攻击他底政敌的口实而已。
托氏的《总结与前瞻》一文，最有系统地发挥了“不断革命论”。该文曾于1906年收集在他的论文集《我们的革命》中出版。在1921年，《总结与前瞻》的英译本在莫斯科出版前，俄文版已再版多次，英译本也包括了作者在1919年3月12日的俄文版序言。在序言中，作者指出十月革命正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
小册子的封面引着：“共产国际出版，莫斯科1921”，封底则印着“共产国际印书馆”。当时，共产国际的主席是后来“三头”之一的季诺维也夫，而布哈林则是共产国际的全职人员。故此，中央委员会和列宁都没有可能不知道这再版多次的小册子。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托的“不断革命论”真是反革命的大毒草，那为什么当时列宁在这样重要的问题还是竟不加以批评，而且还会容许“毒草”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出版和发行呢？（特别是作者在序言中竟强调历史已证明不断革命论正确），难道纪容君以为在1924年之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是无知或被蒙蔽？我们还可以列举不少当时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赞同“不断革命论”的言论。纪容君对此事又如何解释呢？
托洛茨基和门雪维克
纪容君在说明了“不断革命论”的反动性后，便跟着列举了一系列的“历史”，企图制造星星，把托洛茨基说成一个在十月革命前一直都是站在门雪维克的立场来反对列宁，到“革命高潮”才“随风驶舵”“混进了列宁领导的布尔雪维克”的“骗子”。
在讨论纪容君所说的历史之前，我们不妨说明一下：我们绝不会掩饰托洛茨基在当时所犯的错误，唯心地塑造“永不犯错”的人就只适用于神，这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通之点。但在批评这些错误时，却绝不能恶意地加以夸大和歪曲，而应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分析错误的原因，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可惜，纪容君却为了要攻击托洛茨基放在首要地位，竟不单恶意地夸大托洛茨基在当时的错误，更实行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以达其“批托”的目的。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纪容君所说的“历史”！
——1902年，托洛茨基“表现出明显的动摇，时时摆向鼓励工人只应进行阶级斗争的‘经济派’”。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时，托洛茨基”“否认俄国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后来又滚入了孟雪维克（少数派）的泥潭。”
根据纪容君的“历史”，1903年第二次大会时开始发展成布尔雪维克（多数派）和门雪维克（少数派）的分歧，是由于“第二国际”的“唯生产力论”。而托洛茨基则支持门雪维克反对列宁的布尔雪维克。
事实上，在1902年，“托洛茨基是个激进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列宁全集》二十卷P346）。后来，列宁严厉批评托洛茨基，主要并不在政治上的分歧，而是他当时在组织上的调和主义。另一方面造成1903年两派分歧的，并非什么“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却是有名的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当时的分歧还未发展得明显，还未到原则的不同。那时列宁极力反对开除少数派。到1904年，列宁才成立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委员会的局（BureauofMajorityCommittees），也就是那个时候，争论已发展到关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革命前途的问题，秋天，托洛茨基便脱离少数派，从此再没有以门雪维克自居。1912年前，无论布尔雪维克和门雪维克都还是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直到1912年，在多次事变的冲击之下，两派才正式分裂。
纪容君故意不提门雪维克和布尔雪维克分歧的发展，也没有指出后来和门雪维克造成主要分歧的关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态度这个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致（注一）。这无非是要把当时的种种争论都说成为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然而，1911年1月24日斯大林致友人的信中，还把当时的争论指为“茶杯里的风波”而已，这些“茶杯里的风波”现在竟成为“反革命”的滔天大罪了（注二）。
托洛茨基在那个时期的错误，并非如纪容君所说的；而是在于争取门雪维克“中派”分子的地位看得过于重要。他以为排除了门雪维克右派的取消派和布尔雪维克的左派的前进派，就能把两派团聚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之中。他不明白，正如列宁指出的，真正的团结只能通过对所有机会主义者的决裂，特别是在革命退潮的时期，要保留马克思主义力量并非靠抽象、表面的“团结”，而是建筑在对干部关于运动策略和前瞻的正确教育上面。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稳定、集中和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当时如此严厉地批评托洛茨基，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反对门雪维克和布尔雪维克相近，然而在组织上却是“非党派性”的“超然派”。托洛茨基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承认当时在组织问题上正确的是列宁，错误的是自己。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托洛茨基说到“联盟”的问题时，曾详细地解释了1912年8月联盟的错误。
“我想说的就是所谓1912年8月的联盟。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联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我创立的。政治上我与门雪维克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不同意。我也跟极左派的布尔雪维克‘前进’派不同。在总的政治倾向上，我更接近于布尔雪维克。但我反对列宁的‘制度’，因为我还不曾懂得为实现革命的目标，一个熔合得很坚固的集中的政党是不可少的。因此我组织了这个成分复杂的插话性的联盟，它反对着党中的无产阶级派。
“在八月联盟中，取消派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组织，‘前进’派也有类似派别组织的东西。我是孤立的，有共同思想者而无派别组织。大多数文件是我写的。故意避免原则上的不同意见，目的要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造成表面的一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去。列宁予八月联盟以无情的批评，而最严厉的打击落在我身上。列宁证明道：只因我在政治上既与门雪维克或‘前进’派都不相同。所以我的政策是冒险主义。这批评是厉害的，但是确实的。
“让我提到这事实，作为‘可恕之处’，即我本来的意思并不想拥护右派与极左派来反对布尔雪维克，而要统一整个的党。布尔血维克也被邀请出席八月会议。但因列宁直率地拒绝与门雪维克联合（这是正确的），我便只能和门雪维克与‘前进’派缔结不自然的联盟了。第二个可恕之处是：成为真正革命党的布尔雪维克主义这一现象本身，那时还只是第一次发生，在第二国际的实践上，尚无先例。不过我决不想藉此来解脱我自己的罪过。虽然不断革命的观念无疑地揭露出是一个正确的前景，但那时，特别在组织方面，我还不曾清除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我患了对门雪维克主义的妥协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宁的集中主义的毛病，八月会议开过后，联盟立刻便开始分解成它所组成的几个部分。不多几月后，我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组织上也立于联盟之外了。”（托氏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即中译《论苏联国家性质》P.141—142）
这样，托洛茨基便坦率地、诚实地解释了他自己的错误。然而，正如托洛茨基在1924年给苏联党史局的信中指出：
“当我站在布尔雪维克外面，当我和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分歧达到顶点时，我和列宁意见的距离还没有如今天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每一个基本问题上和列宁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距离这样大。”同时，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如果和斯大林及老布尔雪维克在1917年4月前的妥协和摇摆相比，后者的危险更不知大得多少倍！
1917年11月14日，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列宁提到就算在十月革命后调和主义还对党构成威胁时说：
“基于妥协，我甚至不能着重地谈到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就说‘统一’是没有可能的，托洛茨基明白这一点，由那时候起便没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布尔雪维克。”
列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以前把托洛茨基和布尔雪维克分开的，也就正是他的“调和主义”，自从托氏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后，便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布尔雪维克了。而且列宁更好象预知有人会利用托洛茨基和布尔雪维克的旧分歧来大加攻击，在他最后致中央委员会的信（即著名的列宁遗嘱）中，论及季诺维也夫和卡明尼夫的“个人品质”时，就指出“十月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正如非布尔雪维克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P.616）
纪容君一味抓着当时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分歧，如获至宝地大造其文章，这种偷梁换柱，以假乱真，歪曲篡改的伪造“历史”，是斯大林派的惯技，在以后的证论中我们就会渐渐“习惯”的了。
托洛茨基和十月革命
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领导了十月革命这一事实，纪容君也明知再不能简单地一笔抹煞。因此便借用了毛派攻击“党内走资当权派”的“论句”，说什么托洛茨基只不过“是在十月革命前几个月才混进党的”，还“窃据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要职。十月革命后，窃据了人民外交委员会（外交部长）、陆军和海军部人民委员（国防部长）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从内部来篡党。”
纪容君不敢一口否定托洛茨基的地位，便索性简单地来一个“窃据”作为交代！然而，纪容君，如何解释为什么十月革命竟会由一个“骗子”所领导呢？是否“能说会道，巧于伪装”就能成为十月起义的领导者？作者又是否想指出列宁和当时所有的布尔雪维克，都被蒙蔽了呢？为什么斯大林和其他的布尔雪维克在当时的作用竟又比不上一个“骗子”呢？以为能用阴谋手段来代替革命政策的人，只适合作为资产阶级底政客。一次革命的高潮，却正是对革命者、甚至整个革命党的理论、组织、能力、忠诚之最高考验。同时也是对各派革命理论的试金石。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一切的优点劣点也必特别明显地展示出来。1917年布尔雪维克所发生的几次政治危机，便是最佳的证明。这正如列宁在革命后曾指出“1917年，布尔雪维克吸收了在当时最接近它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的最佳分子。”
托洛茨基回国后并没立即加入布党，只不过为了争取当时拥有四百名彼得格勒工人的区际派和布尔雪维克合并，而不是和列宁有任何的分歧，布尔雪维克在1917年5、6、7月所发出的大量文件，很多都是出自托洛茨基之手。同时，七月事变之后，外面正疯狂地指责布尔雪维克是德国间谍，在列宁和齐诺维也夫被迫隐藏起来，卡明尼夫则被捕入狱，当时整个党迫得再转向地下。在这个最危险和困难的时刻，托洛茨基竟公开地保卫布尔雪维克，并在7月23日致信临时政府，声明站在列宁和布尔雪维克的立场（该信原文刊于《不断革命的年代》P.98）。这不但表明托、列的一致，同时更表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勇敢精神。
另一个例子，也可说明列宁当时对托洛茨基的信任。在一封致中央委员会关于布尔雪维克在立宪会议的代表问题时，列宁论及托洛茨基和他的候选人：
“我们不可能容许没有经过考验同时加入党不久的候选人（例如U.Larin）……我们必须对提名作特别的重新考虑和更改……
“不用说……没有人会反对，例如托洛茨基的被提名。因为，首先，当托洛茨基一抵埗的时候，就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第二，他极力争取区际派和布尔雪维克合并。最后，在那麻烦的七月事变中，更证明他能肩负起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并献身而依附着它。明显地，这并不适用于大部分被提名更证明的新加入成员。”（《1917年布尔雪维克第一次合法的中央委员会》P305，列宁格勒历史局出版）。
大家都应知道，列宁对于选择在公开场合代表党路线和意见的人是十分严格的。他对托洛茨基的信任，没可能只因为托“能说会道，巧于伪装”。在1918年11月6日，即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斯大林在《真理报》（第241号）一篇名为《最杰出党领袖的作用》的文中写着：“所有十月暴动的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可以肯定地说，关于军队之所以迅速走向苏维埃，党都特别地和主要地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勇敢地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这当然不是“托洛茨基及其死党”的“吹捧”。纪容君的强词夺理，正如斯大林后来竟能改口说“在党或十月暴动当中，推斥力机都起不了特别作用”（斯大林：《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P.68）一样，大可获得斯大林伪造学校的毕业证书！
注一：在反对资产阶级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治上观点是一致的。列宁指出门雪维克之所以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自觉地趋向妥协”（《列宁全集》第十卷P258），而“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即在俄国当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在经济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们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们的观点的，撇开‘不间断的’革命的问题不谈，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列宁全集》第十二卷P.456）
注二：1925年12月23日的《ZaryaVostoka》刊登了斯大林在1911年1月24日致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把列宁和门雪维克的争论指为“茶杯里的风波”。该信刊出后，便立刻被斯大林禁止再刊登。
托洛茨基与布列斯特和约
当纪容君义愤填胸地谴责托洛茨基对德和约之态度时，他只告诉读者托洛茨基作为代表团首席代表“拒绝签和约”，“公然对抗列宁的指示”，因此“是叛徒的行径”。然而，我们的“批托”专家却没有告诉读者一个极重要的事实：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完全通过党内讨论，同时是获得布尔雪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的多数意见！
另一方面，纪容君更故意混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意见，当然也没有把造成党内意见分歧的原因和争论的过程介绍出来。以纪容君“为批托而批托”的立场来说，争论的真实意义相对来说当然是毫不重要的了。
其实，列宁当时反对得最激烈的，是布哈林和那些左派共产主义者，而非托洛茨基。列宁在那个时期的争论性文章，主要是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要进行“革命战争”的立场。至于批评托洛茨基的立场，列宁则只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总结整个争论时提及，指出：“托洛茨基同志的策略在他拖延谈判的时候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则在于“当战争状态已经宣布结束而不签订和约”（《列宁全集》二十七卷P.101）。不过，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却丝毫没有影响列、托之间的关系，和约签订后数日，列宁还动议把托洛茨基选为人民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军事要职。
争论的实际过程是怎样的呢？1918年初，列宁根据具体的客观分析认为在当时旧沙俄的军队正完全瓦解、军队纪律当然无存的情况下，要俄国继续作战，根本是没有可能的事，因此必须立即和德国签订就算是“掠夺性的、无比苛刻的和约”，以获得喘息的时间。但以布哈林、拉狄克等为首的一派却反对签和约，认为进行革命战争，对德帝抗战。至于托洛茨基，他明白由于军队的瓦解，已没有可能继续作战，因此他同意立即结束战争。不过他认为在停战的同时，应拒绝签和约，以尽量拖延谈判，并利用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他后来更和列宁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他们就一直坚持下去，等到最后通牒才让步（见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的结论》，《列宁全集》二十七卷P.101）。托氏认为和约的条件只有在德国继续进攻的“大炮威胁下”才可接受，以便展示给全世界和德国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已用了它最大的努力来对抗德帝国主义，粉碎英法帝国主义者诬蔑布尔雪维克为德国间谍的谣言。另一方面，他更期待西方的革命能及时爆发，援助俄国。
其实，整个问题的中心并非在“革命战争”这个抽象的原则上，而是在估计1918年初德国革命是否成熟到可以使苏维埃政权不用继续战争而同时能避免签订不利的和约。正如列宁后来总结时说：“革命战争一定会到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分歧”，“我们的分歧在于：德军不会进攻；我们是否应该宣布战争状态已结束；为了革命战争的利益，是否应该做实际上的退却，放弃领土，以便赢得时间。战争和政策要求我们签订最耻辱的和约。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策略，我们的分歧就会完全消失了。”列宁这一番话，不但直接指出分歧的核心所在，并说明这次争论本身并非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对客观估计的策略上的分歧。类似的争论在1920年曾再度发生，不过反对者和支持者却互调了位置，——当时毕苏斯基底波兰侵略军被逐出苏联领土后，党中央委员会便为“应否继续追击波兰人到华沙”这问题发生另一次争论。列宁和齐诺维也夫等主张继续进攻，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则以波兰革命局势尚未充分成熟，波兰群众不能给红军以足够支持为理由反对进军华沙。列宁获得党多数通过，红军继续西进。但结果攻势在华沙郊外被遏止，红军战败溃退。列宁后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中，承认当时的错误。（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三十二卷P.162）正确的是托洛茨基和拉狄克，那么，纪容君又会怎样来评价列宁当时的估计错误呢？
1918年1月21日，对德和约的分歧在党内公开爆发，列宁在党的工作人员扩大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关于立刻签订单独的割地的和约问题的提纲》，认为应立刻和德国单独媾和。然而在当时出席的63人中，支持列宁的只有15人，支持托洛茨基“不和不战”的有16人，至于支持革命战争的却有32人。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意见都属于温和派和少数派。
1918年1月24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决定了和谈代表团所应采取的态度。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约定在德国进攻前不签订（如上所述），因此会上列宁并没有作出立即签订和约的动议。跟着大会投票表决托洛茨基提出的动议：“我们结束战争，但不缔结和约”，投票结果以九票赞成七票反对获得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8月——1918年2月会议纪录》，国家印务局19129年出版P.207）。托洛茨基才于2月10日以和谈主要代表的身份宣布战争结束，但拒绝签订和约。至于斯大林当时对托洛茨基底动议的态度可见于1918年2月1日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斯大林同志：‘在这困难的局势之中，托洛茨基的立场——他处于中间的意见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同上P.216）
如今，读者不难看出纪容君是如何“创造历史”，他指托洛茨基“公然对抗列宁的指示，破坏谈判”，是如何与事实不符了！
1918年2月17日，即在一星期的期限未满以前两天，德军统帅突提出最后通牒，声明从2月18日就处于交战状态。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晚间的会议上，再提议立即开始同德国进行新的谈判，签订和约。结果还是以六票对五票被否决。托当时投反对票，是因为进攻还未开始。为此，列宁把问题提出的方式改变一下：“如果德国人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国的革命，又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未满是否要缔结和约？”这提议进行表决时，弃权的的有洛莫夫、布哈林和乌里茨基（《列宁全集》二十七卷P.68），而托洛茨基则投票赞成，因为这和他们的协定一致。第二天（2月18日），德国人开始进攻，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晚间会议通过列宁的提议，给德国政府拍发无线电报，通知同意按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2月18日夜间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往柏林。
2月2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同时24日才在《真理报》发表列宁早在1月21日所提出的《关于立刻签订单独的割地的和约问题的提纲》。列宁的意见，到那时才正式成为党的多数意见！
可是，德帝国主义者却有意使和约不能签订，1918年2月21日，德国荷芙曼将军一方面提出更苛刻的和约条文，另一方面更进行挑衅，镇压芬兰的工人运动。这使一部分的布尔雪维克（包括托洛茨基）认为德国很有可能已和协约国达成了秘密协定，来摧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因此就算布尔雪维克签了和约，德国还可能会继续进攻。在这种情绪下，2月23日，布尔雪维克中央委员会便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应否接受更苛刻条件的问题。会中，列宁动议立刻接受德国政府的媾和建议，并且主张准备革命战争。会中支持签订这个和约的有列宁、齐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和索科里尼可夫。反对的是布哈林、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和洛莫夫。托洛茨基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是全体一致意见，我们就能从自卫组织着手，而且定能有很好的成就……不过这必须要看有着最紧密的团结。但既然这个一致并不存在，因此我不能承担投票赞成战争这个责任。”
投票结果是七票赞成，四票反对，四票弃权（托洛茨基的弃权给列宁一个必要的多数）。会后，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洛莫夫、布伯诺夫、耶可夫连夫、皮亚塔可夫和伟·斯米尔诺夫宣布退出所有党内和苏维埃的职位，以便自由地进行他们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鼓动，他们更通过莫斯科省委会进行活动，并出版自己的派系刊物《共产主义者》。和约终于在3月3日签订。不过到了1918年11月，由于德国的战败，和约结果被废除。
最后笔者想一谈的，就是斯大林当时的意见。虽然后来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把他说成是和约列宁站在同一阵线，“对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反党分子”，但正如笔者曾引用1918年2月1日的中央委员会纪录，斯大林是同意托洛茨基当时意见的哩。还不止此，让我们看一看迟至1918年2月23日中委会的会议纪录：
“斯大林同志：‘我们无须签订和约，但必定要开始和平谈判’。
“列宁同志：‘……当斯大林说我们不用签署和约，他是错误的，必须签署这些条件。否则三个星期内你便要签署苏维埃政权的死亡证。’
“乌里茨基同志，在反驳斯大林时，指出我们一定要接受或反对和约的条件，但却没有可能继续谈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8月——1918年2月会议纪录》，国家印务局19129年出版P.249）
当时德国已在2月18日开始进攻并已占领Dvinsk时，斯大林在23日还说“不签约”而“继续和谈”。纪容君先生，你对斯大林的态度又有什么意见？英国的谚语说得好：“事实是很顽强的东西”，歪曲历史事实以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是终要露出马脚的。纪容君先生，还是真真正正的“摆事实，讲道理”吧。
职工会的争论
既然纪容君所关心的，就只是“批托”，那就难怪在他底眼中，整个托氏的政治生涯就只有和列宁的不断争论。至于托氏领导十月革命，组织第三国际和建立红军等事实，纪容君则要么就避而不谈，要么就捏造历史，给予读者们一连串假象。在“职工会的争论”这个问题上面，纪容君又再一次有意的故技重施。
根据纪容君，职工会之争论是由于列宁提出了“改变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征收农民全部余粮以供国防需要的政策，代之以新的粮食税政策，超过税额的余粮归农民自己支配，允许私人贸易有一定的自由，有利于商品统筹。”换言之，即是以“新经济政策”来取代“军事共产主义”。而托洛茨基就趁着“政策有重大改变，不少人思想上有混乱”，政治上动摇，因而“找到职工会问题，作为进攻的题目。”
这简直是颠倒历史！
事实上，在职工会的争论发生时，列宁还未曾提出他的新经济政策。而职工会的争论实际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产物。当时经过了三年的国内战争，工人群众已渐渐不肯忍受军事命令的方法。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死巷。1920年，制成品的总产量只及1913年的12.9%，农业生产则在1917年至1919年两年内降低了16%。城市的困境，造成大量产业工人流向乡间。1917年有300万产业工人，而1920年却只有124万人，即减少一般有多。这种状况，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意味着布尔雪维克的阶级基础（即本已占人口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正趋崩溃。因此，这不仅是“经济危机”的问题，而且是关乎苏维埃共和国生死存亡的问题。
早在1920年初，当托洛茨基从乌拉尔回到莫斯科时，就已主张必须放弃军事共产主义。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计划，主张废除粮食征发制而代之以谷物税和商品交换。可是当时遭列宁所反对，结果被中央委员会以11票对4票否决。在往后的一整年中，整个经济还在死巷里挣扎，找不到出路。面对这种情形，在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下，托便提出把工会纳入国家机关的提议，图谋使工会作出更加紧张的努力。托的提议引起热烈的争论。然而争论并未触及主题，党的讨论围绕着工会的作用、任务和它与国家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而且争论的问题愈来愈多。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把这次争论指为“一种过分的奢侈行为”。他说：“几个月来，我们太奢侈了，我们时常醉心于研究各种细微的分歧。……这场争论应当帮助我们懂得，我们的党，是一个大约不少于50万党员，甚至超过50万党员的党……而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党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就会局部地反映到党内来。懂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P166）不错，当时的争论就好象是军事共产主义陷于没有出路的反映，就争论的本身而言，错误的是托洛茨基，但是就争论的前提（军事共产主义）来说，错的就是列宁，因为如前所述，托在一年以前就说军事共产主义已不能再继续，主张采用新经济政策，但遭列宁反对。
从以后的进展来看，就算是列宁所赞成的“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这提纲也并不能解决当时的困境，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危机中，在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下，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物质及文化保护者和共产主义学校这些作用，也绝不可能实现。
纪容君指责托洛茨基，说什么“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目的，是妄想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这只是恶意的夸大，以证明托氏的“叛徒行径”。列宁当时虽然严厉批评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并且毫不掩饰地指出了这些错误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但他却强调，不要夸大意见的分歧，因为不少对布尔雪维克怀有强烈仇恨的人，正到处造谣生事，利用党内的争论来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的总结时，列宁引用了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讲的话：
“党在学习不夸大意见分歧。在这里不妨把托洛茨基同志对托姆斯基同志提出过的正确意见重述一下：‘在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论战时，我常常说，我很清楚只有像托姆斯基同志这样有经验有威信的人，才能当我们工会的领导者。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最近在季明戏院，我也这样说：‘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影响。’（12月30日争论纪录第34页）不用说，党是会把这一正确的论断同样也用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列宁全集》三十二卷，P96）（着重号笔者所加）
这种精神是毛派和纪容君不能理解的。在列宁的时代，当党内发生思想分歧时，便会通过民主的讨论来解决，论战双方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会被随便指为反革命或走资派，就算在第十次大会通过了禁止派别存在的决议后，对于分歧的意见，党还是采取耐心说服、解释的方法，而不会像中共今天的动不动就把“反革命、走资派”的帽子压制反对者。
在他的《遗嘱》中，列宁提及这次争论说：“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列宁全集》三十六卷P617）列宁对托的批评是中肯的，他明白到托洛茨基错误地提出要把工会归并于国家机器并非如纪容君所说那样，而是由于他“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读者不妨参阅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88页，列宁很清楚地说明他的这种批评）。
真正能为当时困境指出了一条出路的，却是列宁在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关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党全体一致通过了这决议，关于职工会的争论便几乎被取消了。因为前提（军事共产主义）既然已取消，以此为根据的争论也自然随之取消，至少要用别的方式提出来。对托洛茨基来说，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只不过是重提他一年前已提出的建议罢了。他当然立即便和列宁取得了一致。至于纪容君所说第十次大会“责令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凡违反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开除出党”是“对托洛茨基一伙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其实这个决议开头针对的，是柯仑泰的工人反对派，而非托洛茨基。我们只要引用列宁在大会上的一段说话便足够明白了。
“当我在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托洛茨基、基谢廖夫两位同志进行争论时，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两种看法。‘工人反对派说’：‘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了。’‘托洛茨基发言说：{谁不了解需要联合，谁就是反对党，当然我们是要联合的，因为我们都是党内的人}。’我同意他的说话。当然，我同托洛茨基同志有过分歧，但是当在中央形成了一些互相对立的派别时，党就要进行裁决，要求我们按照党的意志和指示联合起来。我和托洛茨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参加了矿工代表大会并且来到这里。”（《列宁全集》三十二卷P.193。着重号笔者所加）
这段话是不是对纪容君“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呢？
列宁逝世后又搅了什么花样？
纪容君全篇文章最“精彩”的部分，要算是他诬蔑托洛茨基在列宁死后怎样篡党夺权这一套了。这段精彩之处，就是他用来攻击托洛茨基的一切，正适合用在斯大林身上。革命的叛徒愈是要篡夺革命的成果，愈是害怕革命的力量，便愈要“借助”革命的威望，来达到反动的目的。在列宁死后，“颂扬列宁”，“解释和改造”列宁主义，伪造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诋毁列宁主义的，是斯大林，而非托洛茨基。不顾托洛茨基的抗议，斯大林和他的同路人在红场上建立了一座陵寝，把列宁的遗体放在水晶棺里。他们再不把列宁看做一位革命的领袖，而把他变成一个无害的“神”，用“死”的列宁来反对以前“生”的列宁。列宁的思想和他的著作，被人们任意歪曲和篡改，使之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对立起来。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演说家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有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人们一天天重述过去轶事，征引列宁二十年前所写的论战文章，混乱之，篡改之，歪曲之，尤其是使人觉得好象是昨日的事情。大家都莫名其妙。这一切如果是真的，列宁一定会知道的，十月革命不是发生于这一切之后么？国内战争不是发生于十月革命之后么？托洛茨基不是与列宁同为共产国际创立者么？……”托洛茨基指责的那些“人们”，不正就包括纪容君吗？请问纪容君，你要借列宁之名夸大歪曲那些大大小小的久争论来攻击托洛茨基究竟居心何在呢？
东方战线的“例子”
托洛茨基在内战时期的贡献，他底超卓的军事能力，无论在党内或敌对阵营都是一致公认的。可是纪容君却要告诉读者“托洛茨基多次违反列宁的指令给革命战争造成巨大损失”。并且取了“东方战线”的争论作为“例证”。不过纪容君没有同时告诉读者，当时类似的争论根本就穿插着整个战争时期，由于这些争论只不过是一些策略上的分歧，因此每次都能被事件的进程所解决。
关于东方战线的争论，基本上是由于两个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应继续进攻西伯利亚，而后者则赞成据守乌拉尔，把主要军力调到南方战线以瓦解对莫斯科的威胁。托洛茨基赞成后者，但结果采纳了前一计划，并得到辉煌的战果。当时列宁的态度怎样呢？
争论得最剧烈时，中央委员会在1919年7月5日对托洛茨基所提出的辞去人民军政委员会的职位之要求作出如下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顾及到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并以详细讨论后，皆一致认为毫无疑问地不能接受他的辞职。
“在托洛茨基同志自己选择的最艰苦最危险和目前最重要的南方战线的工作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将会尽力给予托洛茨基同志更大的方便。
“托洛茨基同志作为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完全有权同样地成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和他自己提议并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南方战线委员。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并给予托洛茨基同志采取一切手段的权力来完成他认为需要更正的军事策略。并且，如果他这样要求，会给予党大会便利”。
决议的签名有：列宁，加明尼夫，加里宁，斯大林，克列斯庭斯基，西列布里亚科夫和斯他史索娃。
纪容君企图用一个例子来篡改内战的历史事实，破坏托洛茨基的威望，但正如其他方面一样，他没有成功。
谈谈左派反对派的“超工业化”
在前面谈及不断革命论时，笔者曾指出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心目中，俄国的十月革命实在是世界革命的序幕。这说明为什么他们要在革命胜利后即建立起第三国际，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反映了当时世界革命浪潮的兴起。然而，在德国革命失败，整个革命浪潮趋向消沉时，历史之神又替自己找到了另一个面谱——斯大林，革命陷入低潮造成群众热情底冷却，他们的悲观情绪，便是斯大林的官僚层成长之必需土壤。1924年秋天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便是这种转变的理论表现，也成为这些官僚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自从列宁病后，由1923至28年间，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党内发生了剧烈的斗争。早在1923年春天，托洛茨基已指出假使工业停滞下去，那么工业和农业的价格之悬殊，就会像两把剪刀一样愈分愈开，因而造成城市和农村破裂的危险。当时随着农业经济的日渐恢复，农民中的分化也日益增长，而富农在党底“面向农村”的政策下，更得到飞快的生长，一方面落在贫农身上的农业税，远比富农为重，而富农又把国家的信用贷款握在自己手里。在自己的政策的束缚下，政府向这些压力退让。1925年竟承认了农业中雇佣劳动和租借土地为合法。到了1926年春天，大约60%必须出卖的谷物，竟握在只有6%的富农手里。国家不但没有能力用谷物来抵偿国外贸易，就连供应国内需要也不够。这样，便不得不放弃购入工业品、机器和原料，倒过来又阻碍了工业的发展。
面对这些危机，左派反对派提出“对于乡村中个别富农的生长，我们必须加速集体农场的发展以抵制之。我们必须有系统的拨出大批的款项，逐年的帮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场。一切合作社的工作，应该带有转变小的生产为大的集体生产之目的。”
然而，要实行农业集体化，便要有广大的工业发展作为基础。1926年党会议上，左派反对派答复说：“加速工业化，特别是用对富农增税的方法，将会产生大量的货物和较低的市价，这对于工人和大多数农民都是有利的。……‘面向农村’，并不是教你们把背心对着工业，它只是说工业要向着农村，因为国家的‘面’假使不包含工业在内，那对于农村是没有用的。”托洛茨基在他1925年的著作《俄国往何处去，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便阐述了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
可是，当时以斯大林、莫洛托夫、赖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形成的联合，却反对这些勇敢的经济意见，他们虽然口头上没有抛弃农业集体化的主张，但却把它当作是几十年以后的事。而发展工业化，则正如斯大林在1927年4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所说：现在要企图建立涅泼斯特罗水电站，就如一个农民不去买一只母牛，而去买一架留声机一样，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超工业化”谬论。
1923年，反对派要求施行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遇到的是反对和嘲笑，但曾几何时，以前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在后来竟成了斯大林打击布哈林（右派）的武器。1927年的最初的五年计划，这计划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上之怯懦，被后来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所代替了，这种经验的180度转变，加上1929年11月斯大林宣布的全面集体化所造成的社会灾害，这些官僚的盲目强暴和赌博的方法，难道纪容君认为连一提都不值得吗？其实，纪容君不敢提到，是因为后来的发展，正好证明左派反对派的正确，而只不过由于官僚们的犹豫不决，眼光狭窄，和计划保守，才导致以后的不必要牺牲和损失。
托洛茨基是如何被开除出党的？
1926年，反对派和斯大林的路线分歧日趋尖锐，党内斗争也一天天的严重。是年秋天，反对派公开在党支部会议上说话，而斯大林所控制的党机关则实行疯狂的对抗，1927年第二次革命被斯大林的阶级妥协政策所断送，数以千计的中国共产党员成了错误政策的牺牲品。一阵怒潮弥漫于全党，斯大林政策的明确破产，的确吸引了不少人团结在反对派的周围，但更重要的，中国革命的新失败却更加深群众对世界革命之失望，并迫使斯大林在组织上尽快地反扑反对派。
第十五次党大会的临近，使对付反对派的行动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斯大林要在第十五次大会把反对派解决，因此赶紧要使分裂成为既成事实置于大会之前，纪容君极力强调10月至11月的所谓“全党大辩论”，其实大会代表的选举却是在正式宣布“辩论”之前举行。而且在这次“辩论”中，在“格别乌”的指挥下，“暴力”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拳头和鲜血，夹杂着诬蔑和谎言，致使这个“辩论”完全有名无实。斯大林只是用它替消极反对派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已。开会时，那些军队编制的打手使用纯粹法西斯的暴力手段来捣乱会场，使会议不能正常举行，虽然这样，反对派还是不畏种种危险困难，进行政治上的斗争。
11月7日，为了庆祝十月革命的十周年纪念，莫斯科举行了示威，反对派以自己的标语参加了示威行列，要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纪容君说反对派搞的是“一个反党反苏维埃的示威游行”。但反对派的标语和口号，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标语绝非攻击党，他们要求党“向右派开火，向富农官僚开火”，“实行列宁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拥护列宁党底统一！”难道这就是反党的罪行，而且这些标语的一些内容，不正是斯大林后来反对右派时所采用的吗？
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第五期的《学习与批判》便把它喻作11月7日的红场示威。这种比喻当然并不正确，但却可反映出官僚们对革命群众的害怕和愤恨。起初，左派反对派和其他示威者一起和平游行，并没有暴力的事件发生，然而斯大林却着令专门组织的打手们抢夺反对派的标语，撕成片片，并殴打揭举标语的人。参加这些袭击的人包括着一些著名的不革命的、甚至法西斯分子。据托氏的回忆，一个民警还借口警告，公然对他的汽车开枪。
11月16日，越非自杀了，他企图以他的死来表示对官僚们的愤恨，为了要阻止莫斯科工人参加送葬，人们故意把他的葬礼安排在工作日举行，但结果仍有超过一万人参加。
12月底的党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虽然把反对派清除了，但却替这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开启了官僚专政的黑暗时代。大会决定开除全体反对派，交由格别乌“处理”。不过，这并未能阻止反对派的战士们保卫列宁布尔雪维克的革命传统，只不过以后的斗争场所，转移到监狱和流芳所中去罢了。
斯大林的丑剧——莫斯科审判案
1929年，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流亡国外。但他还坚持不懈地进行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说：“人们要求我放弃一切政治活动，这就等于说人们要求我放弃那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斗争，我不停地进行这个斗争已有32年长久了，即是从我达到自觉生活时候起就进行这个斗争了。把我这个活动说成为反革命的乃是那些人，他们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被我控告：践踏了马克思和列宁底教训，违犯了世界革命底历史利益，破坏了十月革命底传统和指示，不自觉地然而更危险地在准备着‘热月反动’”（《托洛茨基自传》P241）。纪容君就正是“那些人”之好学生，模仿着“老师们”的话，纪容君指责托氏“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勾结，搞破坏和捣乱”，然而，谎言掩盖不了事实，托洛茨基发表的无数文章和评论，不仅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驳斥斯大林主义，而且还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前线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对由斯大林到纪容君等诬蔑圣手之最佳反驳。
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了，纪容君说它是“一个共产国际相对抗的反革命组织”。不错！第四国际的成立正是宣告了在斯大林把持下的第三国际政治上的死亡——当时的共产国际已没有能力领导各国被压迫阶级实行世界革命。同时，第四国际的纲领，更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保守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对抗。至于它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就必须一方面从它的纲领和文件，另一方面则从它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才能判断，纪容君没有这样做，他既没有明确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指责，更不敢分析在今天的阶级斗争中第四国际究竟犯了什么政治上的错误。那就不可避免地陷于盲目的谩骂。
作为斯大林的门徒，纪容君就有义务去宣扬斯大林的神话，正是“一则为神功，二则为弟子”，而后者无疑是更重要，因为斯大林的神像一道，那以斯大林为师的中共官僚们便会面临危险。他们看了苏共二十大之后，群众的矛头由斯大林的神像转向整个官僚层的逻辑发展，不由不恐慌起来。但，“神话始终是神话，月亮没有嫦娥是迟早要揭穿的”。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大审判，就是斯大林式神话的最高峰。
莫斯科审判案的被告，全是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唤起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全新社会体系的老革命家。但通过对他们的指控，斯大林却要我们相信，除他以外，整个列宁时代的中央委员会，这些曾与列宁同生共死的老布尔雪维克，这些曾经以罕有的狂热，和自我牺牲精神毕生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竟会背弃自己的理想，背弃那经过自己艰苦斗争而胜利的革命事业，毁灭了自己所建立的苏联政府，沦为间谍和卖国贼。
可是另一方面，在整个审判中，检察官都不能提供确实的证据，赖以判案的，就只是被告的“自白书”，自我招认为社会主义叛徒、法西斯分子和彼此的互相指证。
笔者不打算在此详述这出历史荒谬剧。我想特别一提的，就只是关于纪容君言之凿凿地说：“托洛茨基指使他的儿子谢多夫，串通季诺维也夫等人，在苏联秘密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暗害团总部’和‘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在一些城市组织暗杀团，按照托洛茨基和德日法西斯特务机关的指令，有计划地暗杀斯大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刺探国防机密情报，破坏国防工业和交通运输，组织反革命叛乱……”这几点。这些也是莫斯科审判案中托氏的“罪名”。但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蔑，却由于捏造事实一时大意，而被揭露出来。纪容君用这个早已人所共知的谎言企图欺骗读者，难道不觉得汗颜吗？以下便是斯大林的阴谋被揭穿之大约经过。
由于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指为“阴谋组织”的领袖，就不得不把捏造的阴谋的线索延至国外，即托氏所曾到过的丹麦、法国和挪威，但人民检察官在审判中却位能提出托洛茨基和国内阴谋领袖据说曾通讯数年之久的任何证据，因此便捏造托氏曾与阴谋组织人员在国外会面。
在第一次审判中，被告霍尔斯曼“自我招认”于1932年11月间他因公务到达柏林以后，即与托氏的儿子西道夫（即纪容君笔下的谢多夫）秘密相见，并遵照一个阴谋党魁斯米尔诺夫的命令将一份报告和秘密电码交给西道夫转交托洛茨基。后来有一次会面，据说西道夫提议霍尔斯曼和他同到哥本哈根去见托洛茨基，两三天内他便到哥本哈根，住在布理斯托旅馆里，在那里的休息室和西道夫会合，一同去见托洛茨基。
霍尔斯曼又说，托氏对他说：“必须除掉斯大林……同时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选出适当的负责干部。”
当报纸刊出霍尔斯曼的供词时，托洛茨基斥之为伪造的，并立即透过外国新闻界请苏联法院和检察官维辛斯基问霍尔斯曼他进入丹麦时用的什么护照，用的是什么名字。
检察官明知不能向霍尔斯曼提出这个问题。因他深知丹麦当局对于所有入境外国人的姓名和护照均有记录，如果霍尔斯曼说出一个进入丹麦时用的姓名，新闻记者便会向丹麦当局调查，因而正式确定他根本没有到过丹麦，和托洛茨基会面的谎言便会不攻自破。
在当时，霍尔斯曼的供词在整个案子是一个主要关键，因为其他被告的罪状都是以此为根据的。他们的罪名是执行“实施恐怖行为的训令”，而这项“训令”则据称从哥本哈根托洛茨基处由霍尔斯曼带回来的。
为了要死无对证，法院立即宣判十六名被告死刑，第二天（1936年8月25日）便被枪决了。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如纪容君一样，“毫不怀疑”地便相信斯大林的神话。1936年9月1日（即十六人被处决后六天）丹麦政府发行的《社会民主报》刊载了一项石破惊天的报导：布理斯托旅馆，即据说霍尔斯曼和西道夫于1932年在此约会见面并由该处同王托洛茨基公寓的那家旅馆，早已在1917年拆毁了。
这项惊人的报导迅速地由世界各地报纸转载。斯大林罗织的冤狱被公开拆穿了。追究的信件如雪片飞来，但斯大林一直保持缄默不讲一句话。
由著名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担任主席的调查团，对于这“哥本哈根事件”作了详尽的调查，并发表结论指出“霍尔斯曼并未与西道夫相见，也并未和他一同访会托洛茨基，并证明霍尔斯曼并未在哥本哈根和托洛茨基见过面。”
其次，调查团更列举了多项证据，证明谢多夫在11月23日至12月2日期间——即托洛茨基在丹麦的那九天——不在哥本哈根。
现在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纪容君要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的真相，来达到其“批托”的目的呢？如果纪容君是严肃的话，也应该根据真正的事实，加以深入的政治分析后，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指出托派的“反动”。但可惜没有，这是纪容君所代表的毛派的一贯作风，他们这种对待不同政治意见的人的态度，就只会使他们愈来愈为革命者所唾弃，“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纪容君语）。亲爱的读者们，无论你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怎样，都需要耐心地，深入地研读一下托氏和他底追随者的著作，需要学习一下布尔雪维克那些没有被歪曲过的历史。因为要真正培养出独立思考，主要都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仅以一句话结束本文：“进步的动力乃是实话而非谎言”。
1976年9月
录入者说明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论战性小册子《他们如何反对托派》，反映了1970年代中期和后期，香港小岛上的毛派掀起的两场反托浪潮，以及香港托派的反击，这样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历史事件。在关于托派的历史旧帐实际上已经算了无数遍后的今天，在当今中国泛左派内部的“论战”已过多过滥过于混乱的今天，我为什么还要选择录入这本百八十页的小册子？它有什么思想理论价值？有什么现实意义？作为主动请缨录入本小册子者（另只利用word文档的校对功能检查了一遍），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浅见。
要了解这本小册子对今日现实的意义，须知当时香港左运和青年运动等背景。二十世纪香港一度受内地工运和革命的深深影响：二十年代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震惊世界，香港左翼工运——中共工运及三四十年代托派工运都有过兴盛，一九四九年革命后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曾大为激发香港政治左转，在港形成一个较强大的亲北京左派运动，当时它首先是毛派的运动。但毛北京却实行着一种狡猾的双重标准：在大陆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同时，却维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英帝殖民地秩序，以便作为与资本阵营和平共存、相互沟通的政治象征，集中表明了工人国家官僚向资本主义世界妥协和有所保留的政治特征（香港虽弹丸之地，但在国际资本主义金融和地缘政治秩序中占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后来邓的走资路线大大得益于毛北京的这项政治保留：官僚政权通过中英谈判承诺五十年不改变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国际政治资本，并通过香港的亲北京大资本得到了资本主义化“改革”的大量物质支持，港资在八十年代一直是内地最重要外资之一，更是最稳定的外来投资）。
由于这一特殊政策，五十到七十年代受畸形工人国家政治牵引、置身资本统治下的香港毛派，比把持畸形工人国家的毛北京更表现出“原生态”毛派性格：理论上装潢诸多激进词藻，政治实践上却处处对“爱国的”资产阶级妥协（资产阶级分为“爱国反帝的”和“反华的帝国主义走狗”），精神气质更接近秩序党和专权党棍，实际充当着毛北京官僚层的走卒喽罗，这必然要漠视甚至无耻地公开压制工人劳动群众对“爱国资产阶级人士”的反抗斗争。1974年发生的反托争论的直接动因就是当时的反加价运动，当时资本主义处于战后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在港托派积极参与和很大程度领导了反加价运动，并团结推动激进左青起来为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由于对毛北京官僚政权及其对之“统战”的港英资产阶级（当然，是“反帝爱国”的“进步资产阶级”）的双重依附，竟使得香港毛派运动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辅佐大资产阶级的可耻的奴才运动，他们不但拒绝参与这种反抗资本压榨的群众斗争，而且不是从斗争的立场来批评托派，而是干脆指斥这种斗争为“坏事”（参见小册子续编目录张开《评石中英的奇谈怪论》末节），或者可笑地称之为“用左的行动来保卫右的利益（反华反共的利益）”（参见小册子续编目录许人《学习一点布尔雪维克的历史》）。
在当时，以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为标志的世界革命浪潮推动激发了七十年代香港青年的激进化，首领风潮的是无政府主义、新左派和托派。毛派也因文革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有过较大影响，但1968年世界革命浪潮兴起时，却正好是内地的文革群众运动被以毛为首的官僚层残酷斩断终止之时，引起了毛派群众的严重混乱、极大困惑和痛苦失望。由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生命力和严格性，以及在港托派分子积极公开争取，一批早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真诚左青很自然转向托派（这些有历史文献已公诸网络，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感兴趣者可自行查找）。文革的群运于1968年惨败后毛党就不断趋向保守和专权化（而后所谓文革更多被宫廷阴谋斗争所支配牵引），甚至远远超过了1966年以前任何时候，以至1975年毛党“理论军师”张春桥公然鼓吹“全面专政论”（认为权力集中和专制还不够，还要更专制更集中）。1976年竟发生毛党官僚公然屠杀和平集会反官僚主义群众的天安门四五事件，（事后中共邓派曾为此事“平反”，但）当时毛党竟公开污蔑集会群众为阶级敌人，引发共运内外惊讶困惑，许多人翻然醒悟和离弃毛党，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出路，乃至开始投入反对官僚主义的民主化运动。（中共邓派对这种群众斗争有限默认纵容，很大程度上使得它在派系斗争中胜出，邓派80年代初一坐稳就将那些多半对官僚层抱政治幻想的活动分子及进步群众严厉驱散。）尽管后来的“革命左派”——毛修遗老遗少们正儿八经地指责邓派向资本主义世界妥协，但毛北京的国际政策右倾早在1960年代末就开始了（毛氏倾向“联美反苏”，由此反对在越南战场联苏反美的主张者林彪），林彪被斗垮后，毛党官僚层就竭尽全力谋求与美帝国主义及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和解。（这种无耻的政治路线具体表现为毛北京直接支持斯里兰卡资本政府1971年镇压农民革命起义，与智利皮诺切特反革命暴政握手甚欢——1973年9月兵变篡权的皮将军为私有产权的神坛血祭了成千上万革命工农，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和希腊极右反革命政府恢复邦交和正常贸易关系。毛党无耻破坏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丑恶罪行曾导致国际上许多倾心毛北京的激进群众幻灭，最著名的就是60年代后期日共和70年代初期的日本赤军先后与毛党翻脸。日共一度是国际上最大的毛党支持者。）
官僚层翻云覆雨、公开打压进步群众的事实，使原先同情或支持毛党的香港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警觉和怀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深具秩序党心理的香港毛党奴才们组织了公开的反托大合唱，但是水平却奇低、奇烂、奇粗劣（参见小册子收录的香港毛派五篇反托大论，及托派论争文章中的大量引文），并且把所有质疑斯大林主义的左青都扣上托派帽子以便一棍子打死。连录入者本人最初都曾疑虑：这些真值得打字吗？但我很快意识到：文章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思想水平——我们也不指望整天坐办公室指挥青年的斯-毛官僚大佬整出什么好货来——而在于它真实反映了现实斗争中的“原生态”毛派（即没有工人国家直接为之粉饰的、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毛派）的精神状态，并且可与同一场争论的香港托派说法进行很好比较，开诚布公地让二十一世纪今日更广大中国左青（而不只是七十年代香港左青）独立思考、分辨识别。从而我认为至少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认识当今中国左圈被包装和吹捧得很高超很激进很时髦的毛派和毛主义（或称毛泽东思想、“马列毛主义”、“革命的毛主义”都一样），实乃斯大林主义一个特殊变种。毛派除它自身主要特色——农村包围城市论和武装革命理论——外，在一切根本问题上都是斯大林主义的魂：词句包装不同的阶段革命论，跨阶级合作（留一手所谓与“进步资产阶级”统一战线），迷信组织派系实力和狡诈的权术权谋（骨子里蔑视独立的和纯洁的阶级意识），等等。应指出：毛派大搞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其实还不是最大要害，因为这些不过是取得政权后自身特权利益的表现形式罢了。在它们取得政权前，它们倒可以把自己有限地伪装成捍卫阶级民主、平等革命和真正反官僚的左派，甚至用词句激烈抨击斯大林主义（比如当今中国不少毛左派就是这样标榜自己所谓的革命性）。而这种更接近“原生态”的毛派，特别在阶级斗争水平还不高（而且内地左派脱离工人阶级及其斗争仍相当远）、内地左翼仍相当混乱（连大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都会被认为是左派，自吹反资反官热衷革命干嚎的毛修分子自然更被主流喊做“极左派”了）情况下，是有一定迷惑性的。这种迷惑性虽然暂时还不能危害工人阶级，却会非常耽误今日左青左少，让青少年误入歧途乃至葬送青春。
二、有助于最快了解到托派与（毛派，即本质上的）斯大林派的基本差别，通过鲜明的论战和简洁的文风（虽然小册子很长，但一共有十八篇文章，每篇都较精练浓缩，且互有联系、配合和紧密的对证），最快地了解这场复杂得让许多左青望而生畏的重大历史论战，通过紧凑有针对性、反托者的对手较有水平的辩论，还能提起泛左青少年读者进一步学习探究的兴趣。
更可贵的是，与香港毛派厚古薄今、拿死人攻讦活人的无聊做法不同（顺便一提：今日毛修对革马派的多数攻击与之如出一辙），这些反击的托派把论战与香港毛派在当时的种种实际表现、乃至与当时中国共运现实特别是一九四九年革命及其后毛北京一系列政治实践较好结合起来了，来说明斯毛派的问题，证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正是“托派理论”（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三、托派在争论中对一九四九革命及其后毛北京政治实践的现实批判，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对毛时代的吹捧仍是当今毛派的一大“工作重点”，而对这种吹嘘的政治批判至今在大陆范围，仍主要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脑残弱智下三滥谩骂，或《炎黄春秋》杂志“两头真”遗老和其他社民主义文人典型的贫乏无力讨伐。实际上，托派并非事后诸葛亮地批判毛时代，而是在毛皇帝如日中天时就发出了许多精辟有价值的分析和批判，只是，对大陆地区这些声音由于被主流迫害挤压而微弱，当时只局限于香港及海外能影响中国革命的边缘圈子里。
这本有关根本性质的思想论战小册子，能够为当代左青读者提供富有营养的重要视角，重审毛时代和当代毛派的主张。同样重要的是在开始真正的阶级争斗前，应有严格的思想澄清过程——历史之神为我们规定了这一任务，尽管它在中国内地还相当落后，成堆左圈“理论”垃圾山有待推倒铲除——当年流亡港澳和海外的托派同志们并没有白白度过，或只局限于香港一时一地的活动，他们过去的努力十分有助于今天的思想清算，即最起码而又相当关键的战前准备。可喜的是最近半年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加快了对中国-香港托派与国际托派过往评论分析的整理速度，我对本书的录入也属于这种集体努力。
但应认识到，小册子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不可避免带有缺点不足。这缺点不足并非个别人个别文章的问题，而是共运的整体问题，需要我们学习时特别注意思考、批判和力图克服。我认为至少有以下问题：
其一，作为历史上最饱受造谣污蔑和各式迫害（东西方阵营夹攻）的政治派别，又由于长期反复自我辩护和自卫的真实需要，更由于共运主流排挤而致边缘化，乃至离开阶级的种种倾向（官僚篡取了十月革命招牌和一堆工人国家的强大物质因素），“我们托派”的派别本位意识在托派中特别发展，这在中国托派有时尤为严重。实际上中国托派直到五十年代初期仍有全国性的工运组织网络和干部队伍，在一些重要城市（如上海、重庆、香港、温州等地）还曾有不小影响，自从一九五二年毛北京一网打尽托派、以此向斯大林八十大寿政治献媚之后，中国托派被当作“阶级敌人”大多数被监禁，少数流亡港澳和欧美。大多数托派在监狱冤死病死或家人朋友被株连、歧视（这就是毛党吹嘘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尽管他们鲜少发私人牢骚（接触过这些老托派的人都赞赏这一品质），但潜移默化中却形成了较前更深入的派别本位意识。实事求是地说，这本面向公众的小册子倒没有反映多少这种派别观念（这可能部分因为当时香港托派内部也有不少派别和难以确定的倾向接近者，作为整体的党派实际并不存在，七、八十年代一度尝试建立托派工人政党，终因大气候和运动本身薄弱无疾而终）。留在大陆的老托派由于完全脱离工运及群运，饱受摧残打压，更带有这种倾向（参见山东托派赵芳举自传、广州托派刘平梅的著作，及郑超麟回忆录）。而这些托派已不是工人阶级的有机部分，而是斯-毛官僚淫威下被迫离开阶级的受难群体，很多中老年的同志在“社会主义”的监狱里度过二十几年三十年之久。我们应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却要无情扫除他们可能危害今日共运的派别本位意识。今日学习时应特别注意这点。
其二，主编小册子的香港托派实际是当时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的一个支部，小册子具有鲜明的党派性，这些香港托派也就反映了第四国际本身的问题。如前所述，托派因为边缘化等问题也具有离开阶级的倾向，更因为任何革命工人党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蚀中，如果迟迟缺乏相当程度的阶级斗争土壤和成功的工人革命，就不可避免加深蜕化倾向（第二国际是个典型）。第四国际实际上在战后资本新一轮扩张长波中，甚至在老托还在世时就包含有机会主义倾向（老托多次进行尖锐严格的党内理论和政治斗争）。正如多伊彻所说，三十年代托氏的西方支持者中太缺乏俄国革命锻造的那种“真正严肃的战士，他们全身心地忠于事业，为了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也如李星所补充的，“除了英雄主义，帝俄革命工人运动还具备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而非后来被极度抽象化的‘党’——的无限忠诚”（《怀念钦查泽同志》译序）。翻遍第四国际文献，几乎在战后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它都更像托洛茨基生前严厉批判的“中派主义”，而非严肃忠诚的独立阶级立场。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是当时主流托派）就采取了对毛主义北京方面“批判地支持”的中派政治立场，尽管它在理论上对毛主义批判得头头是道（应该说是严肃正确的），但在政治实践中为了“集中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主义”，却一而再再而三“批判地支持”那些反对莫斯科路线、但同样伪善可耻的左翼政治机会主义势力：从南斯拉夫的铁托到古巴的卡斯特罗，到中国的毛泽东。当我们注意到小册子里对毛主义和毛北京官僚层的正确的理论批判时，应分辨出其中的政治结论（例如小册子续编目录里张开的《评石中英的奇谈怪论》有一节特别集中表现出特定的党派性），那决不属于革命社会主义的阶级独立路线。所以应认识到，香港托派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可以完全信赖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实践经验，他们只是传承了作为左翼分子应该传承的革马基本理论道统。
明白这些并不可怕，也不是“原来托派也好不到哪去”的过堂宣判那么简单，它首先深刻提醒我们：学习未经篡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固然极为重要，但正确的理论并不保证阶级利益在政治实践中得以有效贯彻，未来还得靠进步的青年一代（包括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来开辟，新的运动应该牢牢把握与阶级结合的实践路线，同时更以革命的马列主义为起点。过去的要加以批判清算，现在还有许多事情有待我们点滴努力，只要我们采取以阶级本位态度实际地（而非口头上）投身现实的阶级奋斗，就能逐步看到阶级事业的广阔丰富，新一代的左青和无产者必定大有可为。今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无量，有志左青和觉悟分子须分秒必争抢抓时间点滴努力，走融入工人阶级共同奋斗之路。
以上这些看法也算是我学习本书的若干心得，供参考批判，也作为录入者与前辈、与今日读者的一种交流探讨方式。另外，我在小册子文章中少许地方加了注，或补上网络链接供参考，或加以某些解说，或适当补充或批评。这些注都有明确标记。为使小册子今日更具可读性和战斗意义，我把最想说的已在此说明，小册子中也会尽量少做注解，力求严格凝练。但最后我还是要说：对于这种擅自给历史文献加注的行为，请求原作者和读者宽谅。
录入者：暗火
二零零九年三月廿九日于华南某城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修剪冗字 |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现代革命史文献丛刊，200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现代革命史文献丛刊，2007）
坎坷
李永爵〔李平〕（现代革命史文献丛刊no.1，2007）
作者李永爵，又名李平，1921年生。早年在香港读中学，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立志为建立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他一生坎坷，在沦陷期间，曾被敌伪逮捕；在国民党时期，被国民党逮捕；在共产党时期，被共产党逮捕，一生被监禁、劳改、管制达卅年之久，世间罕见！他为了寻找革命真理，奋斗终身，光明磊落，无怨无悔！他的回忆录反映了那一段险恶的历史进程，值得人们一看。
序
混沌初开
思想觉醒
到上海去
被日伪逮捕
抗战胜利
办民众学校
有情人终成眷属
被国民党逮捕
回南方去
被中共逮捕
回上海去
发挥余热
坚强的女性
“天堂”之旅
在郑老身边
黄昏之恋
幸福晚年
附录：怀念篇
我的引路人——陆绩
尊敬的刘家良叔
作家藉云龙
青年诗人陈景光（篮天）
怀念谢山
太兴，我的好兄弟
劳改挚友黄德楷
“贴身秘书”李培
好老师，丁毅
安息吧，唐咏兰！
不屈的人姜君羊
附录
缅怀李永爵同志（周履锵，2008年9月5日） |
邵鲁回忆录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邵鲁回忆录前言我，邵鲁，工人托派分子，曾两次入狱，一次是1935年到1937年，抗战前夕由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逮捕入狱，抗战发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双方释放政治犯时被释放的；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反右斗争时在西安以托派分子罪名逮捕入狱，于1962年释放。我于1929年到上海，在上海电话公司当外线工人，不久就结识了共产党人，并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其宗旨是宣传马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临时工作委员会，我以工人身份被选为临委成员之一，其中成员系知识份子和留苏人员组成，主要斗争目标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托派与共产党主要分岐自己是理解，认识都是很差的，可是在这过程中受到教育，提高了政治水平，所以我才坚决认为托派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当时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窃取了苏联政权，恶毒的迫害了与列宁共同革命的一些老革命者，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并把托洛茨基放逐国外，指示其特务人员在墨西哥杀害了托洛茨基，在国际上不支持德国共产党，并和希特勒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在东方与日本友好，把中国东北的利益让给日本，在中国与蒋介石合作，造成4.12政变，在抗战过程中对托派人员污为反革命，杀害暗杀等手段对付托派，还造谣说什么托派拿日本人的津贴，可说恶毒之至，这一历史冤案终将大白于世。同时，在抗战长期过程中，托派始终坚决与支持托洛茨基革命路线，在各个角度发挥作用，时至今日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战争是胜利了，但是斯大林派共产党托派政治路线谁是谁非这一公案，不是少数人说了算的，只有让后人和历史作出定论吧。一九九六年十月十日邵鲁回忆录（之一）1930年春，我在上海考取上海电话公司外线工人，专干电话外线架设，安装各种规格电缆等工作，是一种较苦的工种，每月18元工资，经过短期培训，我被派为一个外线组的一个组长，共有10几个人，这时社会潮流正值左的局面。在电话公司招收工人之际，托派、斯大林派，有不少人考入了电话公司工人队伍，开展工人运动。托派有罗士潘（是莫斯科东大学生）、孙猴子、李希、朱崇文，他们四人都是托派的知识分子，因每天大家到公司领派工单，因此常见面，后来就熟了。这时我和同组工人曹永康在爱文义路斯文里合租了一个亭子间居住，小组同伙中有阿倪、扣宝、赵志澄、阿毛等人，其他人记不起名字了，罗士潘、李希、朱崇文还有四川人（记不起名字了），常来我住所闲聊，很投机，常谈起五卅大罢工，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和条工厂的工人运动的高潮，不受时局的影响与感染。就谈到了共产党指出工人是未来新世界的创造者，是革命的主力军，并教我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只有在其领导下，人民才有幸福的日子。这伟大的事业只有托派共产党才能领导成功，他说他们是共党，劝导我们加入托派共产党闹革命，并说陈独秀是我们共产党的头头，我们受了一个时期的鼓励教育，大家都很兴奋热情，起初我们有邵鲁、赵志澄、李文志、曹永康、阿倪、樊杏泉、扣宝、杨镇8人加入，后来陆续有人加入，大家都觉得很光荣，由他们三人介绍加入托派共产党，有一天，时间记不清（事前在小组中和大家说明了）由陈其昌代表党负责人，他也是沪西区委书记到我的住处作了正式入党手续，此后陈其昌、刘仁静定时来开会，讲革命知识，这样电话公司工人支部成为托派工人组织的优胜支部。托派这一名义是在加入前时罗士潘、李希、朱崇文给大家说明的，指出斯大林派的革命路线是错误的，理由是斯大林指示加入国民党闹革命，造成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杀了很多工人，解除了工人组织的武装，查封总工会，共产党人被杀了很多，再就是四·一二后为革命最低潮时期，第三国际斯大林派仍说成是高潮，在上海和全国各地以盲动路线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我们托派则认为在低潮期应以过渡时的“国民会议”口号下进行一些民主活动，为争取自由，人民有言论，结社居住，出版人身安全等。工人准备下次的革命高潮到来，再为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不顾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工人的革命前途，反而和日本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出卖中东路和东北的重要资源给日本人，实质上是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完全背叛了世界的国际革命运动，在西方斯大林派竟与反动的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葬送了德国共产党，这时伟大革命导师托洛茨基在第三国际会议上公开提出，苏联应立即出兵德国，帮助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并出了名为“世界革命的关键在德国”一书，但反动的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完全失去了世界革命的意义，至此完全失去国际革命的领导资格，反而受希特勒的壮大后，不畏苏联受到重大损失并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灾难。这些都是斯大林第三国际的罪过，对这些事例给我们电话工人增加了知识，提高了革命的水平，我们都为托派的革命道理感动，并为托派闹革命到底。1930年夏末时间，我那年是17岁，在靠近南京路的巷子里一家中等旅馆里开会，内容是举行电话公司大罢工的一些问题，以及声援上海美亚绸厂的大罢工。我当时被选为电话公司罢工委员会委员之一，在一个较宽大的房间里有十多人，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认识的有陈其昌、刘仁静、罗士藩，还有几个穿西装的人不认识也不知道姓名，这时郑超麟是否在场记不清了。一会儿来了一个老者约50多岁，穿一件旧衣长衫，由刘仁静介绍，这是电话公司邵鲁同志，他是雪衣同志（即陈独秀），会议立即开始，分析了当时情况，电话公司罢工主要目的是增加工资反对开除工人，具体分工是，我们（托派）提任电话公司外部工作（控制电话设施）和纠查工作，干部派（斯大林派）提任电话公司内部罢工措施，以便造成全市电话瘫痪。我们沪西、沪东的组织全部动起来，法南区多数由知识分子担任宣传工作，约一个小时后散会，大家离去。现在回忆当时的几项决议：1、调集沪区工人支部来电话公司作示威性的集会，以壮大声势；2、法南区文化界同志们作好宣传工作；3、指定专人每日向领导会报罢工情况次日，所有电话公司工人以及托派沪东区工人支部来了些同志，参与示威性的集会。电话公司总部声势很大，罢工委员会派出代表与公司谈判，这时公司宣布华工工作人员不得进入公司内部工作，所有内线工作部由外国工人担任，外线工作重要者也派外国工人干，这样我们的控制全市电话安排受阻，罢工效果不大，坚持了半个月，罢工失败结束，此后，公司当局对罢工积极者陆续开除清理，我当然是被开除者，并视为赤色分子，罗士藩、李希、朱崇文以及斯大林派的人开除了不少，这一结局事前已计到，当时客观形势是1925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期，共产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党内极左思潮是很大的不利因素，也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托派组织只好暂处休整、学习阶段，陈独秀由陈其昌陪同来过我们小组两次，主要说的是革命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外的政治口号是“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大事，对内健全组织，壮大队伍，都要以“国民会议”为纲领，此后不久陈独秀（详细日期记不清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上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上大字标题登载了这一消息，同时全国著名的章士钊大律师为陈独秀的义务律师，震惊了全国文化界、政界。这时以陈独秀为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委员会”（托派）受到致命的打击，虽有以彭述之、王文元、刘仁静等人的维持残局，终因当时的客观形势所迫，加之国民党凶恶的白色恐怖，自身的经济力量，没办法，只好暂处于休整时期。我们沪东、沪西、法南区基层组织为陈独秀的逮捕立即印发传单，秘密走向街头、各大交通要道散发传单，抗议国民党的逮捕陈独秀，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时东西两区的工人基层组织仍由陈其昌、刘仁静和一些骨干份子（分子）予以维持，以扩展影响，等待新的中央机构成立。关于陈独秀逮捕入狱后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筹备和组成——左派反对派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可能是1934年，托洛茨基宣布成立第四国际，并派美国人哥拉斯来中国协助开展工作，还有几个英国人。哥拉斯当时在上海大美晚报任记者，这时又逢12.9学生运动之际，北方各大学的学生南下请愿，其中有些托派学生，有燕大学生斯颂德，此（北）大王流星、扈焕之，刘加良以及其他等人。到上海，通过关系与刘仁静、陈其昌会见，此时哥拉斯也和这些人联系上。留法学生尹宽出狱在沪，也参与了建立临委会的筹划组成工作。这时我是唯一以工人成分参与工作，其他一些人起码是大学生，有留法的，莫斯科回来的最多，都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记得我第一次与哥拉斯见面，是斯颂德、扈焕之我们三个到法租界哥拉斯的住所见面的，谈话是用英语，斯颂德最流畅，简单的一般用语我也懂些，此后凡开会都是在哥拉斯家，一是为了安全，二是节省话费，这次建立临委的特点是，留俄学生中在莫斯科为了反斯大林的不正确路线，其中四个派，现在记起的派别有十月社、无产者社、战斗社、“我们的话”。现在回忆，其当时几个派别的全（合）作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家的动机是好的，意图把中国革命推向正确的政治路线。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又值革命低潮之际，存在的问题难以统一大家的意见，而且彼此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也很不一致，例如：国民会议问题、对红军问题、加入国民党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反对派与第四国际关系问题，以上问题虽然长期争论，也未达成一致。名义上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内部争论斗争难以俩合，甚至一部分人各干各的。我感到遗憾的是，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了，没有受到正规学习，消化不了高级理论知识，但长期受到这些革命先进人物的帮助教导，坚信共产主义是对的，左派反对派是正确的。我和另外一个人，他叫程松生，杭州人，他父亲是浙江教育厅厅长，这人与斯全很熟，我们全在沪东区一个胡同里，在第一排一家的三层阁楼上。临委的一个据点是我们的印刷机构，在第七排一家楼上。扈焕之和王流星住在那里，以此开始了工作。我们的主要刊物是工人报、机关报、“火花”传单以及其他印刷品，稿件由扈焕之、王流星二人送来，吃饭用煤油炉自己做。经过了一段时间，扈焕之、王流星二人三、四天没来送稿件，我和程松生商量去里面看看，房东见了我很紧张的说：“你们的三个朋友被巡捕房抓走了。”我只好装作镇静的说，这是怎么回事，赶快去看看。我和程松生很快离开了，回到我们阁楼里，我俩商量如何办，此时肯定组织被破坏了，是否还有其他人？其他据点我俩都知道，无法联络，哥拉斯那里不敢去，特务肯定发现哥拉斯的住所，特务守候抓人，幸好我知道哥拉斯邮政信箱号，程松生用英文寄了一封简单的信，约他在桥头公园会面。我俩与哥拉斯会面，谈明情况，临委领导机构确已被破，哥拉斯并说了另一个不幸的消息，刘仁静在北京被逮捕。刘仁静去北京的经过是：刘仁静随英国人尹维生，他原是斯大林派，在上海利用他是外国人身份办了一份报刊，中英文含刊（刊名记不清了）。因他不满斯大林的政治路线，而同情托派，其报刊内容变了托派内容，这时斯大林对他施加压力，断绝了经济支持，又遭国民党特务的暗算，其报刊无法继续出版，所以才去北京，参与托派活动，同刘仁静同志北京，对外伪称刘仁静是他的私人秘书，到北京一下火车，在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抓走。这一情况是尹维生通知哥拉斯的，至此临委领导的主要人物都已被捕入狱。哥拉斯说只有暂停一时期再说，程松生暂回杭州家中住些日子，互相告别很有信心的说：“我们一定要东山再起。”我现在回忆时间是1935年初，对我的安排则是有电话公司同志们支持，还有临委主要人陈其昌未被逮捕，他想办法，积极为我找工作，并筹资金让我学会汽车司机，不久哥拉斯买了一辆旧的小汽车，为了对外工作方便，也可暂时解决我的职业，吃饭问题。哥拉斯夫妇都会开车，其爱人是外国银行打字员，对我安排只是权宜之计，也可为组织作些工作，另外租了一间三层阁楼，如有印刷文件随时可印。这个时期不经过（？）上海128蔡廷楷将军的淞沪抗战，哥拉斯利用其新闻记者身份去闸北战区采访，我也随同开车去战区参观，亲眼目睹日军的惨酷暴行。凡接进（近）战场的路口都挂起大牌子‘中国人通过格杀无论’。闸北区的居民扶老携幼，潮水似的涌入租界区。128当天日本飞机炸坏火车北站，商务印书馆，空中的纸灰、火药气味数日不消。19路军英勇抗击，给日本以严重打击，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声援19路军，无奈软弱的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签订沪战协定，至此128抗日战争暂告停止。我入狱的经过时间是1935年初，我和尹宽、李希三人去电话公司赵志澄家吃包（饭？），他的住处是法华交界的民国路，路南是华界区即上海旧城，路北是法国租界，去了他家因饭还得等些时候才能做好，又因住房很小，我们说出去逛逛，到那里去，对面是城隍庙，快到庙门口时，来了数十个特务，各出手枪，两个特务驾一人，只说“走”氢（？）我们三人绑架到上海市公安局，什么话也没问，先关在楼上的牢房，住了三、五天就搬到下面牢房，这间牢房很大，靠墙是大通铺，能住20多人，其中关的都是共产分子，南面有铁窗，国民党每天早上做早会升旗集会都在院子里，可以看清楚也可听清楚。关在这里到不寂寞，说话、唱歌没人问，因为这是临时寄押室，一天送三顿饭，吃的是大米饭，菜是豆腐、豆芽，不受限制，看上去油水还可以。说起原因，情形为什么这样好，据说是国民党的政策变了，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犯人不代刑具）”，表面是缓和了些，骨子里还是凶恶照旧。在公安局看守所住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只问了一次话，我说我是电话公司外线工人，现在给外国人开车，有租界驾驶执照，也问了尹宽、李希，没有逼供，情况还平静。有一天院子里来了好多小汽车，看上去都是些上层人物，后来听说是何香凝来要儿子，不放人不行，公安局没办法，只好把廖承志交给香凝带走了事，这事也哄动上海市，大新闻一件。在这个多月的期间，看守所关的一批人都熟了，彼此无话不说，反正大家都是反对国民党的，其中多半是斯大林派的人，大家情绪很好，都不畏惧，而且意志决定，也谈了不少情况。如上海的组织连续七次遭到破坏，中央组织机构数次建立不起来，有的中央要员从莫斯科回来到东北一下船就被特务抓了。党内出现不少叛徒，党组织连续破坏，叛徒是主要原因。这时斯大林派组织了打狗人，专打叛徒及特务，声势很大，当时的政治空气黑暗紧张。一天夜晚几个特务进来，把我和尹宽、李希三人带上手铐，坐警车走了，一会车到上海北站，特务把我们三人押上一辆火车，是辆小守车，没有其他旅客，天亮到了南京，押送到一个机关，每人给吃了一碗面条，后又押送到一个深巷内的一个大院叫开门，进去后把我送到一个最里面的小院内，是旧式房院，看上去是过去大户人家，深宅大院。这时我和尹宽、李希分开后再没有见过面。我住一间厅房改为四个小房间，进门靠右的一间，这里原来住了一个人，小个子约三十来岁，彼此通了姓名，他姓张名字记不清了，睡的是上下铺，我睡上铺。据他说对门是住的教育界上级人物，其中一个说是个教育厅长，年纪约在50多岁，穿的是长袍，外表看来是很文雅，也很和善，详情不知，因为生（一？）天三顿饭是在地厅一张桌子上吃饭，按时每天三次送来，伙食还好，无人过问，很平静。每天只有和同住的张某闲聊，时间久了，熟了，谈话范围很广，无话不谈，主题还是放在政治方面，尤以两派斗争和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较多。他说他是山西省委之一，逮捕后伪称自首，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那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分三个大区：上海、武汉、北京，其中头头是共产党叛徒，也是留俄学生，叫顾顺章。前面谈到中共领导机构经常遭到破坏，就是托派组织也是这个叛徒头头指挥的，这位张某当时在外也很活耀，他还懂世界语，也教了些世界语给我，可惜时间久都忘了。在他口中才知道往的这个大院叫党公巷，是国民党特务的保密受押所，他说这次被国民党发现仍为共产党作内线工作，非处死不可，只是时间问题。不久他就被带走了，下落如何无法知道。在这个寄押所住了春夏约半年多，到了秋凉时才迁至和平门外，首都反省院，实际是政治犯受押集中营，较正规化。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下，还算平静，没有什么逼刑拷打，还有些人疲乏味（人情味？）。我编在工人组，有30多人，还经常上课，内容是三民主义好，共产党主义不适合中国，其中有教国文的才先生，没有课本，是话（活）页文选我很感兴趣，至今难忘的是他讲的明末清初吴三桂引清兵的故事，一篇“圆圆曲”，怒发冲冠为红颜，表现了吴三桂的为人。生活还是一日三餐吃包饭，院方不开灶，在饭厅开饭，但不能随便交谈，有警卫监视，小组里有个积极分子，姓赵，小个尖嘴厚颜无耻，一副讨人厌的面像，什么共产党不好，三民主义救国救亡，人人讨厌他，但无可奈何他。这时我在想办法揍他，利用吃饭机会，说他多吃了大家的馍，美美的揍了他一顿，大家表面劝架，心里痛快，此事哄动全院，院方立刻给我上镣，关入禁闭室，每天给少量馍头，开水，关了约半个月才放出来。我的名字也传开了，自然也是在押人的焦点新闻。院方为了宣扬其优待政策，也办了什么娱乐会，说唱等项目，都是在押人表演，其中演出一幕陕西戏，杀狗劝妻，是我第一次领误奏腔（？），后来听说演老生的的是个部专干部，小生是个军人，旦角是个工程人员叫马建平，三人都是陕西人，后来在西安遇到了马建平，说来很有趣，这时我在关中公司担任调度员工作，一天交通厅在解放电影院为职工放电影，坐在我身旁的人很注意的看我，很突然的总（说？）道你是不是邵志诚，我说是，又说还记得南京反省院你打叛徒的事震惊全院，在押人都敬佩你。这时我想起了演杀狗劝妻时的马建平，互相谈了些出院以来的情况，彼此成了好朋友，电影开始了，此后常常见面。双十二事变前后，时局紧张，八一三沪战前夕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双方释放政治犯，我被释放，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控制不能回上海，只能暂回泗水再说，这时8.13沪战开始，日本轰炸各大城市，在泗水不能久住，没有职业，天气冷了，只好仍回上海，到上海南上下火车，因战争时期，外来人不准进入租界，怎么办，打听了一下有办法，只要给租界警察一块钱，就可由铁丝网钻入租界。暂住在泗水同乡人在跑马厅给外国人养马的信（住？）所。因为被捕前就住这里，有床铺家俱等，同乡们对我很热情，吃住没问题，住下后立即去找电话公司的同事们，想见一下，很是热情，谈了被捕入狱的经过情况，归（当？）下急于解决的是找工作和组织联系。还好陈其昌、王文元、彭述之等人还在上海，哥拉斯回国了，组织派梁公衡与我经常联系，梁是山东人，是曲阜二师的学生，虽相处不久，可是彼此感情很好，原因是同乡人又能（有？）组织关系，一直到我在兰州时期都未断关系，经常寄书报给我和第四国际动态对我帮助很大，以及托派在西北地区人事关系为刘仁静在西北战干团作俄文教授，还有四川的张维良，兰大教授金洪图等人。因为我当时干汽车司机工作，在川陕地区汽车做联络工作较方便。来西北工作在上海战争紧张时，国民党防空学校，在上海招考机械士被录取，这时沪战吃紧，沪宁公路已不通车，需绕道杭州去南京，共200多人，在南京培训学习修理探照灯，高射炮。因战争失利南京会战开始，我们的机械士训练班除留少数人就地参加会战外其余者立即撤退，大家先我为代队组长，校方也派一人，我俩带领200多人北撤，这时南京已成战场，空中投弹，枪炮声日夜不停，我们又要购买撤退所需的给养，校方也发了棉衣，派了一只大民船连夜过江，搭乘北撤的列车北撤，沿途日本飞机扫射，轰炸，停停打打，我们高射炮火对付日机，经过三天才算平安到达武汉，住了不久又南撤至长沙，经短期培训，南京失守，武汉也相继为日军占领，长沙会战到照测第八队，住防兰州，在衡阳住防期间，经同乡介绍与秀怡结婚，随队进住兰州，以上是我入狱出狱的经过，在兰州住了约十多年，生了育慧、育智、育信、育祥组北（？）四人，抗战八年，在生活上虽然穷些但总的方面是平顺的，没有受逃难颠沛之苦，幸哉幸哉。托派与中共分岐，我所领会的如下：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托派坚决主张不能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加入后所有组织和人员要被控制，没有民主可谈，对外要执行国民党的政治路线，给群众造成一切革命成果都是国民党干出来的，显不出共产党的成绩，其后果在政治上，组织上被其利用，后果不堪设想，这种错路线，托洛茨基在第三国际会议上早指出：革命的政党必须旗帜鲜明，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由无产阶级的队伍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民族问题，建设革命的社会总是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彻底解决，在革命的过程中的策略，为国民会议问题，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问题，必须告诉人民大众，以革命的先进者，组成先锋队的领导与争取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为加入国民党问题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起初打着左的旗号以求壮大，实质是反革命的政党，革命者应该认清这一实质问题，而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造成了不幸的是这一错误路线，引发了四·一二国民党的大屠杀，大批党人被杀，大部分党组织被破坏，共产党遭到极大损失，这都是斯大林独裁专行的恶果，反把这一错误罪过放在陈独秀头上，当时的陈独秀是第三国际委员之一则执行命令行事，实质上是执行斯大林的命令行事，这一真象，可说世人皆知，甚至今天的共产党领导层也无法否定。因为左派反对派不断的以实事揭露第三国际的错误路线，因此对托派形成刻骨的仇恨，以种种诬蔑之词把托派说成是国民党的走狗，拿日本人的津贴为日本人服务，等等种种滥言损害托派，最后发展成为仇杀左派反对派（托派）暴露了斯大林派及中共无耻的暗杀托派的暴行，共产党是无法抹掉的，历史的发展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对红军的问题关于红军这一问题，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不行，说成是“土匪流寇”，当时我的想法，国民党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有帝国主义的帮助，红军只是难以取胜的，逐步演变，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冲破五次围剿，完成25000里的长征壮举，在陕北坚（艰）苦经营，加强宣传形成一支强大力量，与国民党作了长期斗争，又在抗日战争中与国民党合作，提出联合抗战，在抗战中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我参加的托派组织因忙于建立领导机构，又纠缠于长期的内部争论，对红军问题是淡薄的。说到今日的共产党，主要是以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的政治路线，难道这就是中共所说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吗？”试问这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实现吗？试问他们的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又到哪里去了？而今天的俄国实行的西方民主制又给俄国人带来了什么？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限于水平，也未见到相反文件和主张，实无法说出自己有什么进一步的看法和意见，总觉得与我所知道的和理想不相符。但另一面为贪污腐化，对异已者的压制，开放后随着引进大潮一些西方毒素的生活方式，使中国的文化道德受到冲击，对此有些是不赞成；但在经济建设方面，我看是有成就的，国际的有利机遇也是重要原因。九·一八后的世界局势世界形式（势）的演变，东方日本发动9·18侵华战争，西方有希特勒的掌权，当时，这样的国际大事，第三国际斯大林派理应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国际革命运动，在这严生（重？）局势下，托洛茨基在第三国际会议上力主苏联出兵德国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在东方应积极与日本划清界线，帮助中国各进步党派联合抗日，以拯救世界革命，今日看来这些正确的革命路线，斯大林不予接受反而把托洛茨基排出第三国际，流放外国。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也是第三国际斯大林提出的，托派是不同意的，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理由是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没有世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支持是不行的，资本主义者是不允许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宣布不搞革命输出，也不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闹革命，但也得不到资本主义者的同情与支持，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其政治路线的实质也在变化，其前途怎样只有等着瞧，今日俄国的形式就可说明这一问题，斯大林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那里去了？反而变了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现实充分证实30年代托洛茨基领导下的托派反对一国社会主义是正确的。邵鲁回忆录（之二）师颂德——浙江诸稍人尹宽——留法学生有关师颂德的事情：师全现在叫师维至。师全的哥哥叫师颂德，围棋下的好，太极拳打的好，看不出一点学者的风度，有一次在上海，他坐洋车，洋车夫敲他的竹扛。洋车夫说，你瘦和像个柴火棒子，有什么能耐，洋车夫就动手打他，他几下就把洋车夫反倒了，吓得洋车夫拉着洋车就跑了。他象棋下的好，没有事情我们就下象棋，我们几个人下他一个，有时候他让我们车、马、炮，就这我们也下不过他。师全经常到我们这儿来，他从家里来就必然会来我处。后来，我搬到另外一个点，都是山东人住的地方，吃馍和菜。他来后也吃这种菜饭，吃的很香。谈起此事记忆很深，据我回忆，到第三个年头他就没有来过了。这时候，陈独秀还没有被捕。当时有四个派别“我们的话”战斗社。后来他们委吸收工人，我们电话公司分到两派，一派是托派，一派是斯大林派，我被吸收到中央，不久，陈独秀被逮捕。过了不久，其他成员也被捕了（沪涣之、伊宽等人）。我怎么被免了，我在胡同口租了一间房子，负责印刷文件，在街上买了些铅字，自己排版，自己印，和我一起印刷的是师全的同乡，教育厅的儿子叫程松生。他们在的点在胡同的里面，我们几天没有去了。一天，我去看他们，一进门，房东就说巡捕房的人刚走，你早来一步也得把你抓走。我想，坏了，我装作没事的样子，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个工人怕什么？我说，我去看看他们，我就赶快跑了。这时候，我是专职搞地下工作的，他们被捕后失去组织关系，没有经费。这时候程松生就回老家了，怎么办呢？又一个英国人叫伊洛生，原来是斯大林派，后来变为托派，刘仁静认识他——伊洛生。经费原来靠莫斯科，后来，也没有来源，刘仁静给他当翻译。这时候特务就盯上了伊洛生，他们后来去北京，一下火车就叫抓了，伊洛生是外国人，没有叫抓。我是怎样叫抓的，我们几个人在朋友家吃饭，饭没作好，到文庙去逛逛，一出租界就叫抓了。九五年九月下三日我、马玲珍与我父亲去看师维至（师全）录音。记录如下：师：你来看我，我怎么能担当起，按道理我应该到你处去看看你，让你跑来看我。邵：能见面很不容易。（我父亲很激动一直在哭）师：我当时很年青，考虑的也很多，家中也有个老母亲，不过我有正义感，我没有你那么有勇气，为了一个阶级不怕死，不要命，拼命与国民党斗。我考虑的问题也多，陈独秀的托派与斯大林派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邵：这个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有详细的资料。师：我现在没有什么病，最近脚发肿。邵：我的耳朵没有什么，眼睛不行了。师：我一直在想你们托派，国民党抓你们，说你们是国民党的罪人。共产党说你是叛徒、汉奸、反革命，没有什么道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现在出版一些书。邵：除过你给我的一本外，还有几本书出版。师：前前后后出版了二十几万字的书，稿费很低。邵：我的回忆录写到了（）。师：这个是糊涂蛋，后来他跑过延安在报上发表了他的口供，我看了后心里很难过，他人不错就是糊涂。我现在清清白白的做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怕，你的儿子们理解你就行了。有个叫郑超麟的人你识识吗？师：这个人解放后当过人大代表（按：有误，应是改革开放后当上海市政协委员），写过一本书回忆，提到过你们的托派。邵：他写过我们没有，没有认出我们吧？师：这个人写的真话，没有攻击托派，别人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这本书在楼下，我在台湾看到过一个叫严林风写的书，这个人你认识吗？邵：认识呀，他不如郑超麟，当时我们发现他要变。师：他现在和我一样在写书当老师。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我的出身及参加托派的经过。郑超麟是留法的，所以周恩来都认识他。郑超麟写的回忆录中关于提到托派的人80%我都认识，50%的人很熟悉。根据提纲说。关于我的家庭出身，出生在山东省泗水县一个贫困的家中，贫困的程度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在我记事的时候，我父亲在北洋军阀的部队里当兵，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住在我外祖母家中，我上面有个姐姐。我外祖母家也很穷，后来没有办法我外祖父把我母亲、我和我姐姐一家三口送到我父亲那里，送到我父亲驻扎的地方，就是离青岛不远的的兰村。当时没有办法我父亲是个小班长，后来生了个弟弟，由于穷困，不久就死了。在兰村呆了一年，我母亲得了病，后来搬到即墨县，我母亲的病一天天加重，后来就病死在即墨县。靠大家帮助买了一口小棺材，埋在了即墨县，我很小其它记不得。当时，不能在部队呆，就把我和我姐姐送回泗水县我伯父家。我伯父家也很穷，他当小学教员，也有孩子，加上我们俩个日子更不好过，也没有钱上学。到了八九岁的时候，我伯父就把我又送到我父亲那里，一直到十一、二岁我父亲又把我送回泗水县。回泗水县，在县立小学读书。我的天资是好，总是名列前茅，期终考试总是甲等第一名。到了十四、五岁，没有钱上学了，这个时候，我父亲的部队开到南京驻防，这时北伐开始了，家里没钱没地，无法生活，我伯父让我找父亲，我伯父给我写了个假路条，把我送上火车，我一个人到了浦口，后到下关，在下关，有一个从小在泗水县和我父亲一起长大的一个老乡，在下关派出所当巡长，又是同乡，又是一块长的，这个人叫李德云，就把我寄存在那里，那里生活便宜，这时北伐就开始了。英国人炮轰南京，一天夜里，北伐军进城了，战争打了一夜，北伐军胜利了，我父亲的部队就垮了，我父亲当时有一支驳壳枪，他把枪卖了回到了南京，把我安顿在原来的派出所，他就到上海去了。先是住在一个老乡家，这个老乡是干什么的当请愿警，什么是请愿警，就是政府拿一部分钱，民间赞助一部分，挂公安局的牌子，穿警察服装，工作地方是中国电气公司，在闸北长安路是中国地界，代销社备牌电池。我父亲考上了租界里的警察学校，租界叫巡捕，因为在租界收入较高，这时我十岁，电气公司招考外线工，这个公司是美国人办的承办自动电话，把上海电话改成自动电话，这个美商收买了电气公司、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等，我就通过这个老乡郝东升，他给头头们说了些好话就把我招收为外线工人。考上以后，培训了三个月就当了外线工。培训完后，还要考试，我考的很好，让我当了一个小头头，英文叫（）。因为我比较聪明，电气零件的中英文名字，我很快就认识了，带十四个人工作。当时小组有一个外国人负责到公司领材料，每个小组配一个工程车，后来这些工人都拼到了上海电话公司，一开始每月18元，后来涨到了32元。这时候正是1925年，革命处于低潮，上海是政治、经济中心，工人运动仍没有停止，罢工游行不断。我当时脑子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这个时候，托派有许多人考进了电话公司，名义上是当工人去了，实际上是作工人的工作，电话公司是个上万人的公司，各国工人都有、当局无法严格审查。我当时很活跃，就成了他们的发展对象。这时候，有一个湖南人名李希，和罗士浮就来找我，李希是个学生，罗士浮是留莫斯科的，人很好，很潇洒，先发展的我，后发展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赵志城，不同姓，但同名。当时没有说加入托派，说是加入共产党，头头是陈独秀，但是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头头，人人皆知，他们宣传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是为广大群众谋福利的，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同意加入共产党，介绍人是李希、罗士凡，他们经常来上课讲革命道理，我们这个小组的政治觉悟提高的很快。后来，我接触的人就多了。有刘仁静、陈其昌，尹宽没有接触。当时他关监狱。他们来小组上课，经常上课，每礼拜都来开会，给我印象最好的是他们都是大学毕业教授，外国留学，对我们工人很热情，很有耐心，也很能吃苦，我很受感动。工人们也受了感动，所以我来，常到我住的屋子里谈革命道理，彼此感情很好。当时我是这个组的组长，当时托派在上海有三个支部，一个是沪西区，负责人是陈其昌，一个沪东区，主要是电话公司，还有一个是法南区，主要是学生和教授。当时我不知道是托派，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组织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头头是陈独秀，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否则会把中国革命引导到失败的路线上去，这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存亡，尤其是当时国际上发生的事情和希特勒签订互合作条约。在东北，出卖中东铁路，把帝俄时代的财产卖给日本人，给日本人让步，这时候还没有说明是托派。又过了一段时间，说我们组织在国际上的头托洛斯基，托洛斯基是第三国际负责人，斯大林阴谋夺权，把托洛斯基赶下了台，他撑了权，托洛斯基对中国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叫“中国革命问题”，一共三本，我当时比较年轻，还看不懂，只知道有这本书。这个时候，上海电话公司酝酿罢工，罢工的目的是增加工资，反对开除工人是经济斗争。这个时候，斯大林派和我们合作，我们叫斯大林派是干部派，他们叫我们是取消派。我住的房子比较大，无形中成了一个政治中心，两派都来，每天都来开会，两派彼此都知道也互相辨论和争论，大家合作共同搞这次罢工。这个罢工也组织了罢工委员会，我是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委员，租了一个中等旅馆。当时的场面也很大，各大报纸的记者都来采访。这时候，托派的主要人物都来指导过罢工，决定怎么办。我们的任务是罢工开始后，破坏外线的主要设施，内部工人破坏内部的机器，我负责福州路两段，这一地区，罢工前托派在一家旅馆开一个重要会议，参加的有陈独秀、王文元、刘仁静，我代表沪西区罢委会参加会议，到了那里，陈其昌介绍，这个人是陈独秀，这个是邵鲁，彼此认识一下，这次会议是在春末初期之间，会议的内容是按照罢委会的决定举行罢工，积极支持罢委员会，沪东沪西区工人积极参加法西区的学生和老师作宣传和鼓动工作，积极配合，大概开了两个小时，就散会。这是我第一次见陈独秀，可能是化妆吧，把貌不惊人，穿一长褂，戴一个草帽，一个小老头。说他是陈独秀，没有人相信。散会后，举行罢工，罢工地点在福建路，场面很大，交通断阻，马路上挤满了人，工人也在公司门口集合，要求资方解决问题。学开车的经过，电话公司给每个小组配了一个工程车，当时开车的是泗水县的老乡，我对开车很感兴趣，这个人是托派，这就是同志关系了，第天中午，他去吃饭，我就开车，所以车很快的就学会了，技术也提高了很快。一九九五年十月三日问：郑超麟主要写的是什么？答：他现在主要写的是从1920年左右的事，写尹宽、周恩来等人到东方大学的过程，在东方大学，彭述之是二把手，是东方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头头，是头头中的二把手。从留法的学生中到莫斯科去的人我知道的比较少，只知道尹宽、刘仁静、秋白，他们回来后给我谈，当时去莫斯科主要是学习斗争，回来后都知道，等待是坐监狱被杀头、流放去的时候，都知道回来后的下场，因为反动势力太强大，不是去学博士，当专家。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明确，后来，事实就是如此，苏联对列宁很崇拜，对托洛斯基很崇拜。郑超麟一块回来的人共12人，回来后，七人被军阀杀害，郑幸免。问：你怎么认识郑的？答：电话公司罢工，陈独秀来罢工委员会指导工作，郑超麟同陈独秀一块来的，在会上，介绍了这是郑超麟，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没有接触郑。问：电话公司大罢工是如何失败的？答：时间是1931年，失败的原因是力量不够，领导上有问题，主要是力量不够。在当时情况下，运动都是突如其来，很少有充分的准备。问：彭述之你是怎样认识的？答：我到上海后，我就知道彭述之是共产党的头头，当时我是一般党员，没有资格参加党的高级会议。我在南京被释放以后，回到了上海（1936年）。当是组织上派梁公衡来找我谈话，在当时才被国民党释放，组织上不可能立即恢复你的关系，要考验一段时间，梁公衡是泗水县人，是我的老乡，梁说组织上派人来找你谈话，时间和地点通知了我，实际上是在马路上，一般领导都穿得很朴素。梁介绍这就是彭述之，给我的印象，这个西装革履，穿很讲究，谈话的内容，鼓动士气，在监狱的情况，继续干不去，他当是是左派反对派的二把手。问：你如何参加临委？答：当时中央委员会要从工人中选一个委员，就让我们电话公司小组推选一个，小组一致推选我，当时斯颂德等领导都在场，事前也酝酿过这件事。问：斯大林派和托洛斯基派的分歧是什么？答：据我所知，斯大林派是盲动，极左。我们提出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发展工人运动这是个政治口号。当时中国革命只有依靠工人阶级领导，只有等待工人阶级的壮大、成长。斯大林派说我们是取消革命，说我们是取消派、斯大林在第三国际大会上指出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托洛斯基不同意理由是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你加入了它革命成功了功劳是国民党的，失败了责任由共产党承担，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我们主张独立，我们主张联合这种，联合是事务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例如罢工，双方在一起联合起来搞这都可以，斯大林派主张利用国民党壮大自己，这是不可能的，陈独秀是第三国际的代表，第三国际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革命失败后，把责任推给陈独秀，这是一个冤案。在国际上，希特勒正在发展，当时德国共产党很强大，第三国际领导上托洛斯基指出，苏联应出兵支持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但斯大林不同意并与德国签订友好条约，中国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虽不强大，但应抗日，但苏联与日本签订条约，出卖南满铁路，第三国际是国际工人的组织，决不能出卖各国的利益。在备（德？）国，德国共产党失败，在中国，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节节败退，当然这与蒋介石不抵抗有关。问：顾顺章的问题？答：顾顺章是留苏联的，也是个头头，回来后叛变了，出卖了很多的人，主要是斯大林派，托派的很多成员也是他出卖的。问：你的被捕是不是有人出卖？答：我当时已脱离工人，专职搞地下工作，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特务到处抓人。问：演三娘教子的二三个人是干什么的？答：一个是中共的财经部长；一个在东北驻防的一个师长；一个是（），后来在公司局当技术员。问：在监狱里搞清了你的身份吗？答：他们始终没有搞清我的身份，我说是工人，没有文化，不知道政治，国共合作就被释放，当时被判刑的有尹宽、（）、（）、（）、（），都判了七年，刘仁静没有被判刑。问：关于刘仁静取保候审的事？答：不是刘仁静取保候审、在北京、刘仁静及他的爱人及女儿一块被捕的、刘仁静托人捎信给我，说如果在外面找一个保人他爱人和女儿就能出狱。我在南京找了一个卖电气的老板，让他担保，他也同意，这样刘仁静的爱人及女儿就出狱了。问：跑马厅是什么地方？答：跑马厅是租界中的租界任何人不能进去，是现在的人民广场。我们的几个老乡在跑马厅里给外国养马，我到上海就和他们住在一起，一些家俱也放在那里，自己做饭蒸馍。后来，师全找我，就到这里，这事情他记得很清楚，吃馒头大葱。问：后来再见到刘仁静没有？答：1942年前后，我来西安，据梁公衡说刘在西安，胡宗南战干团当教官。我来找他，他住在大雁塔附近。并领导我看过几个托派支部，他说这是他发展的，陶绍武介绍的，陶是中央毕业的，在兰州一个公司当科长。他是个托派，不过是挂名的托派。九五年十月八日问：你看过郑超麟回忆录，有什么感想？答：郑超麟写的我看到前一部分，他写的四·一二事件，所（？）我后来到上海听别人讲，写得很真实。他写的比较详细。“四·一二”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给（跟？）我以及我三0年参加托派的思想是一致的，最坏的一点就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那时候，斯大林和第三国际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托派中也有人有这种思想。当初咱们共产党想抓人家，结果让人家把我们吃掉了。“四·一二”开始搞的很不错，工人动员起来了，围剿了北洋军阀，也就是孙传芳的部队，收交了很多的枪支，后来北阀军也就是蒋介石的部队进驻了上海，派了卫戌司令，戒严司令占领部工会，“四·一二”失败，是加入国民党，我加入托派就同意这种观点，失败后，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这是不正确的，郑超麟在这一点说的比较详细，说1929年前后，对陈不再露面有各种说法，说他消沉了，洗手不干了，实际上在探索。在1929年才看到托洛斯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1930年，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问：罗士藩的情况？答：孙猴子是他的外号，四川人，是个知识分子，一块考入电话公司，很活跃，他作内线工作。他和罗士藩的活动，国民党早就掌握了，所以考入电话公司不久，国民党就开始抓他，他跑掉了，他怎么跑的，他住亭子间，半夜里，国民党特务一推门他就跳窗子跑了。当时，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个背心，后来报给我们学，马路上的人认为他是一个长跑运动员。托派的电话支部，在1930年以后是比较健全，人数多，训练的好，质量高，接受能力强，在当时的工人支部中，算是个佼佼者，是个很有力的支部，当时一提电话支部，大家一致认为是工人支部的骄傲。问：国民党的国防部部长你认识？答：对，他叫高魁元。高魁元是黄埔第四期的学生。国民党占领南京后，他是宪兵连的连长、驻防国民政府，那个时候我没工作，年纪小，有同乡就介绍到他那里，高魁元是山东驿县人，我就给他干勤务员，干的时间很短，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他是国民党的国防部长，跟他关系不深。邵鲁回忆录（之三）关于顾顺章的事情：这个时间大约在1936年，我那个时候由于托派问题，被国民党逮捕，关于南京党公巷秘密监狱，与同一间房子的犯人所谓的干部派，也就是斯大林派，这个人姓张，我们共同住了三个多月，弄熟无话不谈，他知道我是托派，他是山西省委之一，他那个时候投降国民党，搞间谍工作，假投降，后来国民党发现了就把他关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谈到了顾顺章，关于顾顺章的事，在我没有入狱以前就听说顾顺章是叛徒，把干部派的组织破坏了好几个，这是我们在外面听说的，后来在这里又谈起顾顺章是叛徒，他好像投降了国民党，与顾顺章有牵连，作内部工作，顾顺章是不是作内部工作就没有人听说，肯定这个节段顾顺章中叛徒这是无疑的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分三大区：华北区、武汉区、广州区专门对付共产党，顾顺章是主持人，其它情况他不知道了，根据他的情况，他说国民党非要他的命不可，住了三四个月他就被解走了，到什么地方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顾顺章被杀的情况我不知道，当时顾顺章是国民党的红人。顾顺章该杀不该杀，在当时，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来看这个人该杀，他也破坏过托派组织，他也了解托派情况，陈独秀的被捕不能不说与他无关，托派中央组织建立不起来，与他也有牵连，那个时候干部派成立了打狗队，专门对付叛徒，顾顺章是留莫斯科的，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是中央机构的人，跟郑超麟原来都在一起。现在回忆起一九三五年前后，正是托派最困难的时候，经济上没办法，吃饭都没办法，在政治上受共产党干部派的扼制，从未听说过顾顺章对托派好，肯定顾顺章是叛徒，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我们能听说到的应该杀他，这不算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主要破坏干部派和托派的领导机关，据说他常住南京，我们接近的不管是党公巷秘密还是南京反省院，都是马列主义者，各人的表现一目了然，从未听说顾顺章是好人．一九三六年，我关在党公巷秘密监狱，先关在后面，后来搬到前面住，搬到前面住的时候，我们托派的三个人住在一起，一个是李希，一个是尹宽，李希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李希是源南人，那时电话公司招工人他就考进去了，尹宽的名声大，他是留法的，跟邓小平在一起，在周恩来的前面，搬到前面来住，伙食情况不算坏，大半饭尽饱吃，白菜豆腐还有点油水，国民党政变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在监狱里接触了好多人——文化界的，大学教授，还有广东人，还有人给我们上课，还有人讲音乐，收买人心，天气变冷的时候反省院建好了，建在南京晓庄师范都是西式建筑，一排一排的搬进后就开始上课了，我（无？）非是三民主义好，共产主义不好，你们不要上当，还有老先生给我们印象很深，讲古文、活叶文、陈园园。伙食还可以咆饱饭监狱不开伙，二个人一个房子，都是斯大林派，托派当时人数少，抓进来的人也少，还有音乐家，一个人拉二胡，拉的很少，还有科学，后来分班，我被编到工人班，尹宽是研究组，李希是中级班，以后我们三个人就很少见面，中间有个大院子，放风就在这里，斯颂德是燕京大学的，在南下示威时加入托派，那时候陈独秀还没有被捕，斯颂德是浙江人，是个大户人家，他兄弟们都在国民党里任职，其中一个人当军长、驻防武汉，斯颂德去作策反工作，后来这个军被国民党打垮了，我住一间房子，斯颂德住一间房子，斯颂德住的房子比较保密，一般人不知道，我住在跑马厅，跑马厅的马夫很多是泗水人，住在那里是为了作掩护，因为跑马厅是外国人的。我在监狱的号码可能是74号。与刘仁静的关系，说起来关系比较密切，接触的也多，也有私人感情，我认识他大概是1934年前后。他的经历据我知道的，他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生的组长，他的俄文特别好，能直接和托洛斯基会面谈话，他的政治观点基本上同意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这是个原则，不过他的观点在这个原则下强调经济复兴论，他认为中国经济不复兴，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搞不出国民党，尤其是工人阶级成长了，那些民族资本家也受帝国主义压迫，也可能和我们走到一起来，这是他的中心思想，在那个时候许多文章阐述过他的观点。在我们电话公司小组加入托派以后，我当时是小组长，经常来的是刘仁静和陈其昌、陈其昌是沪西区委书记，可以说每个期都来，讲马列主义，讲工人阶级，讲政治形势，所以彼此感情越来越好，他的生活来源是靠卖文章，翻译些文章，关于科技文章类，靠这谋生，在文化界他相当熟，在莫斯科是个红人，社会关系相当多，前后来支部两年，他帮助斯大林的人办了一个刊物叫中国论坛，中英文合版，主办人是伊洛生，是斯大林派的，他跟托派找交道的过程中立场发生了转变，替托派说话了，这样以（一？）来，斯大林派就把这个刊物封闭了，断绝经济来源，这样就搞不成了，上海临委成立的过程中他就到北平去了，以什么名义去呢？以伊洛生的私人秘书，伊洛生是英国人，国民党拿他也没有办法，刘仁静借他的保护到北京去，北京他也熟悉，在离开上海的时候，特务就把他跟上了，他们去北京一下火车就被特务抓了，我们怎么知道的，刘仁静一被抓伊洛生就通知了格拿斯，当时我也作了精神准备，因为刘仁静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不能不作精神准备，同时派人营救，但是无能为力，后来他就被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当时去北京时带着老婆和孩子，过了一段时间，他写信出来，说当局准备释放他老婆，这是他第二个老婆，头一个老婆是莫斯科留学的，后来观点不一样分道扬镳了，条件是找保人，我们研究了一下，我就利用社会关系找了一个电气公司，给我们开了一个保证单，就把他老婆孩子释放了，刘仁静继续被关着，后来转到苏州反省院，后来我们知道他和国民党的斗争意志不如以前了，不然的话不会对他这么宽松，他放出来，当时不知道，后来听说他对国民党妥协了，把他释放了。解放后，他到北京去，因和刘少奇关系不错，当了刘少奇的私人秘书，当了一个节段把他安置到了一个大学当教授，共产党对他怎么办，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意思算了给一碗饭吃，就没有深究，后来大学教授也被解聘了，解聘后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当一个顾问，翻译文章，他跟罗章龙关系也很好，他们都是政协委员，文化革命我去北京落实政策，去看了他一回，彼此见面很好，谈了此经过，当时有那些人，据他说尹宽回到安徽故乡，被共产党杀了，另外一次见而是在1937年，我在中国银行开车，来西安时经过，别人知道刘仁静在西北战干团当教官，见面后呆了一段时候，他说在西安托派发展的很好，有好几个支部，有很多工人，他还领着我到几个支部看了看，确实有其事。尹宽是安徽人，留法的学生，当时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邓小平，当时他是个小人物。最近看了邓小平的记录片，我回忆了以下，我们认识在1930年左右，上海工大罢工，上海各界大罢工，电话公司当然要参加了，当时我们电话公司还是主力之一，现在回忆起来相隔快70年了，郑超麟的面容和形态回忆不起来了，可是每次会郑超麟都去了，托派的重要人员陈独秀都参加了，开会时郑超麟也在场。这次会是大一旅馆里开的，陈独秀、郑超麟对这次罢工作了部署，支持罢工，部署电话公司怎么办，当时有两大主力、沪西是电话公司，沪东是电力公司为主力，这两大主力对罢工起了领导作用，现在回忆，郑超麟是福建人，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尹宽都是在法国留学的，在他写的回忆录中，大部分我都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郑超麟我很熟悉，虽然见面次数很少，我们之间经常谈论他，谈论他的观点，因为我是临委之一，在会上常常争论一些问题，也提到过郑超麟的观点和看法，他的观点是坚持托洛斯基有召开国民会议，不断革命论等观点，但对游击战，刘仁静的经济复兴论当时争论的相当利害，当时我的水平很低，只能听不会发言，提到郑超麟我很熟。和我相处最多的是刘仁静，陈其昌、斯颂德、北大的王流星、扈焕之、家良（湖南人）。 |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斗争》（1936-1937）相关链接：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斗争DOHTSENG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打倒国民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解决国事
彻底改善工人生活，没收土地归贫农
拥护工人国家——苏联
联合苏联，武装抗日，争取民族独立
建立第四国际，领导世界革命
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1936年第一卷
【PDF】第一期（1936年1月15日）
【PDF】第二期（1936年2月15日）
【PDF】第三期（1936年3月15日）
【PDF】第五期（1936年5月1日）
【PDF】第六期（1936年6月15日）
【PDF】第七期（1936年7月15日）
【PDF】第八期（1936年8月15日）
【PDF】第十一期（1936年11月15日）
1937年第二卷
【PDF】第三期（1937年4月15日）
1936年第一卷
第一期（1936年1月15日）
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封公开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王凡西起草〕）
中国学生运动的复活及其出路
世界工人运动消息
上海二万人力车大罢工
工人通信（张成志，张顺根）
问题问答（李阿林，陈时义）
给法国工人的一封公开信——史大林的背叛与世界革命（托洛斯基）
战争在前进中——英意对阿的冲突与无产阶级的态度（马尔丁）
上海文化界的救国空谈
援助意大利同志之反法西斯反战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
第二期（1936年2月15日）
蒋介石如何“调整中日关系”？
援助法国工人斗争！——法国真理报的来信（P.罗斯）
又是一次欺骗！
我们要怎样的“联合战线”？
萨劳内阁“较胜一筹”？
战争与第四国际——对有思想的青年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演说词（托洛斯基）
援助泰洛夫！
卖国的国民党联合帝国主义者压迫并残杀工人的新血迹——反对国民党压迫六河沟煤矿工人！组织梅世钧惨案后援会！组织孙振华惨案后援会！
问题问答（罗青）
第三期（1936年3月15日）
骗谁？
第五期（1936年5月1日）
五一祝辞（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反对国民党宪法
一九三六年的五一节——过去失败的教训与今后斗争的道路
法国选举表示了什么？
第四国际的苏联支部（托洛斯基）
变动的世界战线
问题问答（王炎）
第六期（1936年6月15日）
援助法国的大罢工！
华北局势
胡汉民之死与国民党内争
反对一切军阀内战！
华北走私的意义
论史大林与霍华德的谈话（托洛斯基）
伦敦国际劳动大会的丑态
民众力量已挣碎南北军阀的压迫
第七期（1936年7月15日）
论国民党的“统一”与“抗日”
我们对“联合战线”问题意见的总括
法国何处去？——法西斯还是革命？
庆祝法国无产阶级新党的成立！
第四国际在西班牙的任务——给西班牙同志的信（托洛斯基）
论救国阵线——批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言及政纲
工友们，起来！为反抗剥削而斗争！
《中国革命问题》（第三集）出版
第八期（1936年8月15日）
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到革命去还是到法西斯去？
日益奴化的华北
工友们，起来！为实行工厂法而奋斗！
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纲领”——请看“第三党”的真面目！
募捐启事
给安德列·纪德的信（维多·绥奇）
史大林监狱的中国同志（西里加）
工人们，联合起来！反抗资本家剥削！
国民党惨杀定海渔民
不打自招（寸铁之一）（托洛斯基）
华南通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华南支部）
第十一期（1936年11月15日）
怎样领导目前的大罢工？
全国民众动员保卫绥远！
启事：我们对各派联席会议的态度
评“毛泽东给救国会四领袖的信”
莫斯科审判之原因
马德里危急了！
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帝国主义
1937年第二卷
第三期（1937年4月15日）
为西班牙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托洛斯基）
纪念“四一二”
史大林党的死亡！（怀今）
中日经济提携的真面目——中国资产阶级之“期盼嘉宾”（子良）
国民党的经济建设（经）
革命与反革命（国际消息）
国内工人斗争消息
目前罢工斗争之前途（近）
绸厂大罢工的经过及其教训 |
中央宣传部关于取缔托派书刊及其他反动书刊问题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函（宣字第1772号，1953年7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中央宣传部关于取缔托派书刊及其他反动书刊问题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函
宣字第1772号（1953年7月10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371页
说明：这份文件罗列了当时中共所查知的托派书刊，有历史参考价值。其中部分并非托派著作，或是作者早已脱离托派，甚至投靠国民党。请读者细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上海市委宣传部：
收到你们寄来的上海市文化局“关于取缔图书馆托派书刊工作的报告”、上海市委文化处“关于取缔旧书铺中托派书刊的计划”及“应予查禁之托派书籍目录”各一份。我们意见如下：
一、关于查禁托派书刊
我们同意你们以收购资料的方法达到取缔旧书店中托派书刊的目的，但应注意：（一）通知工作人员一律不得用查禁的名义。（二）登记收购结果，以供公安局研究，对其中来源可疑的书店（例如此项书籍很多很新），以适当方式进行侦察。
我们同意取缔以下各种托派书籍和有关托派的书籍：
一、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著）；
二、十月教训（托洛茨基著）；
三、德苏协定的前因后果（托落茨基者）；
四、苏联问题与辩证法（托洛茨基著）；
五、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著）；
六、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托洛茨基著）；
七、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著）；
八、托洛茨基自传（托洛茨基著）；
九、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意因著）；
十、不断革命论A·B·C（意因著）；
一一、儿子、朋友、战士（托洛茨基著）；
一二、杜威对托案的考察报告与说明（即《真理在前进中》）；
一三、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译）；
一四、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杜威等编）；
一五、恩格斯评传（列宁、托洛茨基合著）；
一六、中国的经济情势（阿尔库斯著）；
一七、为我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纪德著）；
一八、从苏联归来（纪德著）；
一九、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托洛茨基著）；
二○、从列宁到史大林（林伊文著）；
二一、炮火中的世界动向（凤岗著）；
二二、托洛茨基之脱逃（托洛茨基著）；
二三、列宁（托洛茨基著）；
二四、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
二五、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托洛茨基著）；
二六、俄国革命记实（托洛茨基著）；
二七、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托洛茨基著）；
二八、列宁传（托洛茨基著）；
二九、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托洛茨基著）；
三○、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著）；
三一、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著）；
三二、苏联党狱（郑学稼著）；
三三、俄罗斯革命轶史（维多·绥奇著）；
三四、中国共产党攻击陈独秀等的反响（雷宇同编）；
三五、苏俄党争文献（陈幻、王季平编）；
三六、陈独秀的最后论文与书信（陈独秀著）；
三七、我对于抗战的意见（陈独秀著）；
三八、第三国际史（郑学稼著）；
三九、追击与反攻（严灵峰著）；
四○、中国社会史论战与批判（李季著）；
四一、苏俄第一次第二次五年计划论战（托洛茨基著）；
四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严灵峰著）；
四三、毛泽东先生评传（郑学稼著）；
四四、中国与日本（郑学稼著）；
四五、我选择了自由（维克多·格拉夫青科著）；
四六、世界革命与苏联（佛葛林斯基著）；
四七、苏俄的企业（斯特龙女士著）；
四八、苏俄之前途（托洛茨基著）；
四九、民族野心（陈独秀著）；
五○、我们断然有救（陈独秀著）；
五一、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陈独秀著）；
五二、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陈独秀著）；
五三、马克思学说（陈独秀著）；
五四、论中国共产党（李建芳著）；
五五、神圣的民族战（郑学稼著）；
五六、从外交谈判到民族战争（郑学稼著）；
五七、苏联党争（郑学稼著）；
五八、第四国际与战争（托洛茨基著）；
五九、五五宪草研究（叶青著）；
六○、民主政治新论（叶青著）；
六一、抗战中的问题（叶青著）；
六二、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叶青著）；
六三、救国哲学（叶青著）；
六四、中国民族运动之现在与将来（李麦麦著）；
六五、长期抗战所必须的条件（欧伯著）；
六六、史太林（陈汉年译）；
六七、苏联党争之解剖（高晶斋著）；
六八、托洛茨基（李麦麦著）；
六九、苏联为什么不出兵（刘镜图著）；
七○、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著）；
七一、苏俄之前途（托洛茨基著）；
七二、救国大纲（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七三、史达林与托洛茨基（意思门著）；
七四、苏俄共产主义的崩溃（张天化著）；
七五、中国经济其发展其现状及其危机（李麦麦著）；
七六、中国经济危机及其前途（朱其华著）；
七七、一九二七年的回忆（朱其华著）；
七八、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朱其华著）；
七九、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朱其华著）。
我们同意取缔以下各种托派刊物：
一、新声（原名青年与妇女）；
二、青年与妇女；
三、求真；
四、新旗；
五、动力；
六、动向；
七、风云；
八、西流；
九、破晓；
十、民主与统一；
十一、新苗；
十二、掼针；
十三、救亡青年；
十四、阿友报；
十五、抗战与文化。
以下各书不应取缔或不必取缔，并望各购三份送中宣部：
一、震动世界的十日（里特著）；
二、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Lardler著）；
三、莫斯科、柏林、罗马（鹤见桔编著）。
1917年革命文选（Ulianoff著），此书是否即为列宁之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何以列入托派书目，请查告。
以下各书，请先送中宣部审查再决定是否应禁：
一、阿比西尼亚与意大利（EmileBurns著）；
二、道德与辩证法（李书勋译）；
三、西班牙内战与国际局势（欧伯著）；
四、西班牙内战与国际局势前途（欧伯著）；
五、奥国是怎样失败的（欧伯著）；
六、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薛农山著）；
七、哲学批判集（谭辅之编）；
八、社会主义思想史（雷岱尔著）；
九、读兵杂记（杜沧白著）；
十、苏俄游记（秦抱扑著）；
十一、俄国革命史（杨幼炯）；
十二、从莫斯科归来（胡铭著）；
十三、苏联见闻录（AnthintGemieldHays著）；
十四、世界市场上英日之对立（阿立达·阿列托，兹瓦维奇著）；
十五、太平洋争霸战（柏拉宾斯基著）；
十六、大英帝国的两块基石（刘少严著）；
十七、美国操纵世界大战（亚尔培盖次等著）；
十八、理论与实践（高语罕著）；
十九、日本企业与太平洋战争（康士坦丁、波波夫，瓦因合著）。
二、关于查禁其他反动书刊：
我们认为《关于取缔旧书铺中托派书刊的计划》中所提到的考茨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书籍，实际上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在十月革命以后所作诋毁十月革命的书籍可以作为反动书籍收购。考茨基早期著作如《资本论解说》及《阶级斗争》等书曾在中国革命中起过作用，《基督教之基础》（神州国光社出版）及《土地问题》等书系重要学术著作，不能视为反动书籍。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著作都是学术性质的，亦可不查禁。
计划中所提到的“有显著抵触共同纲领之蒋匪、汪伪、法西斯主义著作以及其他反苏反共书刊”，提法不甚明确。抵触共同纲领的书很多，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具体指明蒋介石、汪精卫、希特勒、莫索里尼的著作是反动书籍，应予查禁。又“顺带以公安局名义加以没收”的办法亦不妥，如须没收即应由公安局以正式手续办理。其他凡事属过去，与当前现实无关者，或其书刊已近绝迹者，均不必查禁，以免徒增纷扰。
三、关于检查中应注意事项及查禁书刊之处理
（1）凡查禁书刊，望每种各送三份给中宣部保存备查。
（2）检查大学图书馆需尽量慎重。除极少数最显著反动者外，不要查禁，并且应由校内负责人自行检查，自行停止出借并予封存，而不要从校外派人去进行查禁。
（3）请注意查明与托派有关的出版社（略）的现状并提出对策，连同此次取缔托派书刊情况报告我们。中央宣传部 |
我知道的翼社和中国托派（汪文郁，200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我知道的翼社和中国托派
汪文郁
遭逢全国性的“肃托”大搜捕
1952年我是上海《解放日报》文教组的一名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记者，那年冬天，因病正在职工休养所疗养。12月22日星期一晚上8时左右，突然有两个公安人员出现在我面前，顷刻间我被双臂反剪戴上手铐押上了一辆小吉普车，旋即又直驶新闸路我母亲家进行查抄。他们什么也没有抄到，一小时后，只拿了一条薄被子回到车上。午夜时分，当小吉普停下我被押下车时，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只见眼前一片很大的操场上，正攒动着许多持枪的武装人员。操场的一边有座大楼房，敞开着大门，大门口也站着成群身着灰蓝色棉制服的便衣人员。一辆又一辆大大小小的吉普车陆陆续续驶来，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押进这楼房。我在大门口被卸了手铐，拿上被褥，被押进楼房。
事情发生太突然了，没有想到我会被拘捕。在牢中，我思绪纷乱，坐卧不安，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又被突然叫出牢房。当我挟着被褥出牢门时，只见日光高照，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操场上仍站着不少武装人员和便衣。我和十来个年龄相仿的人被先后押上一辆中吉普囚车，在警笛声中离开眼前的大监狱。囚车过了白渡桥后，并未驶向提篮桥上海监狱，而是沿着杨树浦路直驶，然后在上海发电厂附近拐入一条小巷，进入有武警守门的一幢小洋楼前停下。事情已明白：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肃托”行动。当时我以为只是发生在上海，并不知道实际上是准备周密的全国性统一大搜捕。这里，和我在一起被关押的大约有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高等院校的学生、中学教师、医院小护士、青年工人和几个失业人员。年龄都不满三十岁，有不少是温州人。他们中有的尚未进入社会，有的和我一样涉世不久，现在都当作托派嫌疑犯了。
不久，我们被集中在一间空房中。一个已记不清姓什么的班主任，语气平和地对大家说，政府办这个训练班是为了挽救一批人。要求大家在这段时间中认真学习，坦白交代问题，彻底与托匪划清界线，以取得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今后还可以回到各自的岗位工作，回到学校读书。如果有人想蒙混过去，拒不交代，可以去提篮桥继续交代，直到交代清楚为止。每个人还发了一本名为《肃清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匪帮》的小册子。
人民政府并没有像苏联斯大林那样滥杀无辜，而是网开一面，宽恕了一批人。被关押在学习班，与翼社有关的有五人。我暗暗地计算一下，可能还有五、六个人被关押他处。这样，在托派一案中被拘捕与翼社有关的竟有十多人，占全体社友的半数左右。令人吃惊的是，翼社中还出了俞硕遗这样的托派中央委员。
翼社本是一个自发的友谊性青年团体
翼社原是纯友谊性社团。在1946—1949年中国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曾先后两次被卷入政治漩涡。1948年11月，翼社中“托派问题”的发生，使不少社友迷失方向，失去了投奔革命的机会，并在这一次肃托中身陷囹圄。
我是翼社社友，曾亲身经历了前后两次灾难。
我在1946年就读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夜校部，同时在校长顾执中办的民治通讯社当记者，半工半读。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中，曾和广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反蒋、反美、要和平、争民主的学生运动。1946年10月，民治通讯社被国民党淞沪杭警备司令部查封。同年11月，经同学介绍，被上海《学生日报》聘为特约记者。仅仅时隔一个月，这家报社也被查封了。以后，《学生日报》总编辑鲍敬文进了《文汇报》当文教版编辑，曾打算介绍我到那里工作，不料1947年5月，《文汇报》也被查封停刊。经过多次往来，我与鲍敬文、蔡大雄等开始熟悉起来。1947年5月，我被同学选为全校学生级联会夜校部主席，积极地投身到火红的学生运动中。不久，我突然胃出血病倒，贫病交迫，无钱就医，幸亏得到鲍、蔡两人的帮助，被送进医院治疗。事后知道，为我支付医院住院费和医药费的是翼社社友羊聪。他与我并不认识，单凭蔡、鲍两人相求，就伸出了援助的手。
这时，我才开始知道翼社的名字。翼社是由一群青年人自发组织成立的纯友谊的小团体，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鲍敬文、蔡大雄、羊聪、沈一全、姚轶群、俞硕遗原是东吴大学附中的同学，他们都酷爱京戏，喜欢在课余时聚在一起哼几句。以后大约有了二十多个社友，都是这些发起人的朋友、亲友和同事、同学。其中还有些社友是蔡大雄执教各中学的高中生，都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大多数社友倾向了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1947年5月，我由同学韦以群和蔡大雄介绍，经过社友大会通过，参加了翼社。
1947年8月，因家庭困难，我与蔡大雄和蔡的学生、老家在扬州的社友夏中瑞3人住进威海卫路587号富通印刷公司内原《学生日报》经理部的一间空房内。这里存放着《学生日报》的上千册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文学经典著作，也有解放区作家赵树理、李季、丘东平、刘白羽等的著作。这里也就成为翼社社友间图书流通和朋友们相聚的地方。
9月19日下午5时左右，我在愚园路上海幼儿师范学校参加学联集会回到住所时，只见我们的房内已一片零乱，蔡大雄、夏中瑞和俞硕遗、余裕明、韦以群都呆坐在一起。国民党“中统”特务在秘密逮捕二楼富通印刷公司人员时，竟将我们也同时逮捕了。这就是当时震动上海的“富通事件”。这一案件涉及翼社被秘密逮捕的有十三人，是翼社第一次被卷进了政治旋涡。我一生中也第一次戴上手铐，被当作共产党嫌疑，投进了大牢。
1948年初，我们陆续出狱后，翼社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社长鲍敬文及和他一起的社友与翼社断绝了联系；社友潘秋月、程亦凤是中共地下党员，由于“富通事件”，她们出狱后就去了解放区；蔡大雄仍被关在特务机关牢内；翼社的发起人之一的俞硕遗就成了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我们几个被逮捕过的人，出狱后都想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投身革命。俞硕遗也曾与余裕明、岑小昀和我商量过，准备将翼社转入地下，通过电话簿上的地址，从邮局散发油印传单，进行反蒋的革命活动。第一期传单的内容拟定为《翼社的9·19事件教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残酷统治，希望从中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系。这种想法是很幼稚的，翼社是个无名的小团体，有什么地上地下的。
我走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牢狱，就被民治新专校方开除。当时父亲已五十多岁，因为失业，只身飘洋过海去太平洋美国关岛基地做苦工。母亲仍以女红收入为生。我处于失学失业状态，生活艰辛，精神困惑，我急切地想找到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可是人海茫茫如何寻找？这年11月间，我发现俞硕遗与社友羊聪、姚轶群、孙一全，还有俞的外甥邹一德常在一起，听说他们想翻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引起我的好奇和兴奋，以为他们已找到中共地下党了。有一天见到余裕明时便问起此事。余悄悄地告诉我，他们在搞托派活动。
这之前，我从未听到过“托派”两字，不知道托派是什么。余裕明就告诉我，托派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托洛茨基是俄国十月革命中的红军总司令，也是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去世后，他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不仅被斯大林派人暗杀了，而且连他的妻子和儿女也不放过。
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使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于是我找到俞硕遗想探问一个究竟。因为他在翼社中是一致公认的诚笃忠厚的正派人。他的回答是：托派是好是坏，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只是斯大林把一切都弄颠倒了。托洛茨基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后又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建立起一支红军，在两年半的内战中粉碎了英、德两国支持的叛乱部队，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托洛茨基应该是捍卫和拯救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而不是反革命。大家和我一样，对苏联共产党内的斯、托两派之争，弄不清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对托洛茨基的理论也是半信半疑，只是对托洛茨基的不幸遭遇产生了一股同情之心。
托派人士的讲话使我们迷失方向
那时，人民解放军已在辽沈、平津及淮海战役中相继取得重大胜利，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幕后指挥，李宗仁上台同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一时间，国统区内出现了一些政治和缓气氛。明眼人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虚伪的政治欺骗。翼社中有人想不通了，俞硕遗就组织了一次时事座谈会。一个星期日下午，岑小昀借用圆明园路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救济会三楼会议室，为座谈会提供了既清静又安全的场所。开会那天，大部分社友都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捉的危险前往参加。
俞硕遗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据说曾留学苏联，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因坚持自己信仰被开除出党后来到上海的托派负责人之一的王先生。他大约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面容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架的近视眼镜，西式分头的两鬓已显露几丝华发。他身着一套浅灰色西装，裤子的臀部留着一个小小的补丁，神态自若，有学者风度，看上去是一位清贫自守、信仰坚定的革命志士。我从未见过人们所说的职业革命家。现在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见到虽与中共政见不一、但却共同信奉马列学说的托派领导人，心情十分激动和崇敬，也十分好奇，一心想听听这位革命者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些看法。
俞硕遗简单介绍后，王先生开口了，他的谈话带有浙江口音。讲得比较分散，不成系统。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
他认为，当前的国共和谈有可能达成某些协议，这跟中共长期在农村搞革命有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久了，就会有大批贫下中农涌进党内，他们会把农民的落后意识，落后习俗带进党内，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农民起义，没有胜利的希望。他说，1853年马克思对中国的太平军起义，曾经寄予期望，可是十年之后，太平军攻下南京后，他了解了太平军的事实真相后，失望了，就曾在书中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因此，王先生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谈到鲁迅，他认为作家是要有自由的，也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个党、哪个组织的指挥。如果他还在世的话，相信他绝不会写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来。
他的话一下子把我们全都弄蒙了。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我们的思绪顷刻间变成了跳跃不停的浪花，扰乱了我们对当前中国革命的原有认识和向往。难道中共领导的革命真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可是事实又否定了我的一些疑问，因为全国各大城市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掀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等群众反蒋的爱国运动，不都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我与翼社的许多社友一样，没有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没有肯定托派的理论。我们都被牵进了思想迷宫，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我们中有人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按托派的说法要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就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家争论不休。俞硕遗就组织大家分甲、乙两组进行理论学习。甲组学习的是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乙组学习的是《辩证唯物论》。据说，参加甲组学习的社友，在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争论得很厉害。多数人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俞硕遗却说中国早在明朝时就有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经过商业资本的长期侵蚀，加上国际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资本主义不但在城市替代了封建残余，而且已深入到了农村，商业经济已支配了农村的经济构造。他又举例说，中国农村过去照明用的是灯草和桐油、灸纸。自从使用了火柴、煤油和汽油后，工业产品进入农村，农村也就随着城市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种说法，令人感到滑稽，但似乎谁也说不清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渗透和作用。大家只是相信俞硕遗为人，相信马列学说，才半信半疑地接触了托派的一些理论。这两个学习小组，大约相聚了三四次就自动散伙，谁也不想在桐油灯和煤油灯之间钻牛角尖了。
1949年1月间，俞硕遗准备召开翼社社友大会。会前，余裕明告诉我：俞硕遗想通过社友大会，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统一大会。据说托派内部有多数派和少数派两派。我们接触的是少数派。而托派中两派的形成，是由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家在对中国抗日战争性质的重新认识上产生了分歧，便有了两派。又说托派是讲民主的，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以通过争论来达到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当时，俞硕遗的这一想法，使翼社多数社友感到意外。因为翼社的多数社友当时对托派虽有同情，但并不等于相信，更不清楚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如果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的会议，显然不能代表全体社友的意志，因此，我们都向俞提出劝阻意见。俞硕遗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托派问题的发生，使这个社团又经历了一次思想分歧的变化。当时，一部分社友对托派不理不睬，保持距离；有的已跟着俞硕遗开始热衷于托派的理论；我和姚轶群、袁旭等则始终半信半疑，主要是看不到托派的群众基础和它的革命前途。翼社从此也就名存实亡了。后来，由孙一全的透露，我才知道：1949年2月俞硕遗没有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的统一大会，而是与羊聪、邹一德、孙一全、严西成五人以“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参加了这一会议，其它人全被蒙在鼓里。
摆脱了影响，却走不出阴影
1949年5月，上海的解放使我精神振奋，压在我们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终于被共产党推翻了。眼前的事实使我认清一个问题：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是中共不是托派，托派所说的一套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这样，我理所当然地投入了向往已久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报考进华东新闻学院。同年12月，我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工作，是共产党将我这个一无背景、二无靠山，已沦为社会贫民的穷学生送上工作岗位，我感受到翻身的喜悦。
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托派问题成了我的心病。我经过严肃认真的考虑，将自己与托派和翼社的关系和盘托出，毫不保留地向报社党组织作了交代。镇反运动过后不久，有一次见到余裕明时，他告诉我：翼社社友、托派成员严西成因为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一些残余武装分子，企图在某地建立武装根据地而被公安部门抓获，镇压枪决了。这一消息使我十分震惊。托派是信奉马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现在竟沆瀣一气，企图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托派问题既已由党内问题成为反革命问题，那么我与翼社中托派的关系岂非由朋友变成“匪帮同伙”了吗？
1953年7月3日，我终于在报社人事科长带领下走出公安局学习班大门，从此处在千夫所指的逆境中讨生活。尽管我只是个托派同情者，没有被判刑坐牢，但已等同社会上的刑释分子，到处受人歧视。我像一名脸上刺着金印的发配犯，永远不能抬头见人。虽曾一度由报社机关学校的文化教员调到报社编辑部工作，但在“反右”斗争结束后，还是被精简下放到农村劳动，先是在上海郊区，继而被支边去青海。从此被赶出了上海城市，也被清洗出了新闻队伍。对此，我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情绪波动，因为经过拘捕审查和现实生活中的羞辱和歧视，我已经渐渐失去个人的欲望和追求，甘心从事长期的劳动了。
几年以后，翼社中的余裕明被释放了。他告诉我，翼社社友中因托派问题被判刑的有：他本人被判五年；孙一全被判五年，后加十年；岑小昀被判十五年：俞硕遗已当上托派中央委员，没有判刑，和托派领导人郑超麟一样，被监禁。羊聪去了台湾，邹一德去了国外。以后又听说，俞硕遗因神经错乱被送进医院。
五十年来，“托派问题”如同梦魇一样缠身，使我失去了青春年华、远大理想和向往革命的追求，而是变成了一个时刻想到有罪在身的小人。“文革”浩劫后，头脑渐清醒。我感悟到斯、托之争，归根到底是苏共内部的权力之争，让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牺牲在斯大林的屠刀下。1988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为托派冤案平了反。几个月后，苏联解体了。对此，我没有喜悦而是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惨剧，苏联的历史可能不会如此写法。
中国的托派是一场时代悲剧，长期受到种种诬蔑、中伤和残酷地迫害。它的成员在十分险恶的处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向往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是他们往往是书生气十足，不切实际、坐而论道的空谈。我这个平凡的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悲剧中，成了一名无辜的受害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2004年9月29日给我此前供职单位的公函中，明确写明“经查阅，档案中没有关于托派成员的定性和处理”，这么轻轻的十几个字，却是我至今也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梦魇，沉甸甸地缠了我五十年。
（作者为上海离休干部，上海市作协会员）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5期《炎黄春秋》 |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五周年的宣言（节录）（1932年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五周年的宣言（节录）
1932年11月4日《国际新闻通讯》第12卷，第93期，第2977页1932年11月8日
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已存在十五年了。十五年前，人类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纪元。社会主义，最优秀、最崇高的人们的理想，第一国际曾为之奋斗，千万个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代表曾为之献出生命，今天已在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建立起来。……
五年计划在四年里胜利完成，这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一个巨大贡献。强大的苏联，是反对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的不可战胜的和平堡垒，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动势力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猖獗的沙文主义的突击队。……
把苏联工人阶级专政十五年的成就同资产阶级统治和执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十五年比较一下吧。
哪条是正确的道路？哪条道路对工人阶级更有利？是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千百万农民所走的道路，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诱使你们走的那条道路？……
的确，在苏联，掌权的无产阶级在达到其崇高目标的过程中曾经历过许多困难和牺牲。但是，苏联工人的暂时损失，同你们的资本家老板、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为挽救资本主义而要求你们承受的无数苦难和牺牲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啊！前者取得更迅速的物质、文化发展，后者则陷千百万人于失业、挨饿和死亡。
是的，掌权的苏联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留下的经济、文化落后状况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还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如果你们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并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赶出工人阶级的队伍。没有什么叛卖行径，没有什么出卖工人阶级的卑鄙勾当，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为了挽救资本主义所不肯干的。
是谁在帝国主义大屠杀期间提出、支持国内和平的主意？
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
是谁，伙同了帝国主义者、伙同了工业党，为干涉苏联作准备，并在苏联组织怠工、捣乱活动？
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
是谁充当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看门狗？是谁把参加过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罢工的革命工人赶出工会？
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
是谁正在为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
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
是谁在7月20日为德国的法西斯将军们开路？
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
工人们，请注意。社会民主党人答应过给你们和平。同资产阶级一道，他们向群众编造了国际联盟是和平工具这种神仙故事。
事实上，国际联盟早就暴露出它是战争的工具。事实上，帝国主义新的大屠杀枪声已在远东响起。事实上，得到第二国际大力支持的社会民主党人麦克唐纳和邦库尔政府，正在绞杀印度和印度支那的工人和农民。事实上，社会民主党支持在殖民地的血腥战争。……
工人们，农民们，受压迫的殖民地的各国人民！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之际，共产国际向你们，受资本主义奴役和帝国主义掠夺的无数受害者呼吁，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奴役和反对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调和的斗争中把你们的力量联合起来。……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你们才能在斗争中获得胜利。只有你们的积极参加和大力支持，共产党才能在工厂中和在群众组织中加强布尔什维克阵地，才能领导你们走向最后的阶级斗争和历史性的胜利。 |
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
索引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关于海牙和平大会的联合宣言（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关于海牙和平大会的联合宣言
（节录） |
第十三次会议（1922年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十三次会议
（1922年月17日）
会议开始：11时15分
主席：柯拉罗夫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报告人：埃贝莱因）
↘埃贝莱因（德国）
·讨论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拉迪奇（南斯拉夫）
↘安贝尔-德罗（瑞士）
↘拉狄克
·讨论资本的进攻问题（继续）
↘拉维斯泰因（荷兰）
↘施特恩（奥地利）
↘哈里•维伯（英国）
↘霍恩勒（德国）
↘罗斯梅宣读抗议逮捕波兰革命者的信
↘拉狄克作讨论资本的进攻问题的总结发言
↘季诺维也夫
↘韦尔蒂（瑞士）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统计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统计表
顺序国家或地区政党或组织
代表人数
1奥地利共产党7
奧地利巴勒斯坦社会党14
2澳大利亚共产党4
3阿塞拜疆共产党6
4英国共产党14
英国社会党1
英国反议会派1
5亚美尼亚共产党8
6阿根廷共产党2
7南昨国际社会主义同盟2
8巴库青年团1
巴库东方各族人民行动与宣传委员会1
9巴什基尔共产党2
10比利时共产党2
比利时社会党2
比利时青年团1
11白俄罗斯共产党2
12近东青年团1
13保加利亚共产党19
保加利亚青年团1
14布哈拉青年团7
15匈牙利共产党12
匈牙利青年团1
16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5
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2
德国统一共产党25
德国青年团8
德国妇女同盟1
17荷兰共产党5
荷兰青年团1
18希腊共产党3
19格鲁吉亚共产党11
格鲁吉亚青年团1
20丹麦共产党6
21远东共产党2
远东青年团1
22埃及共产党1
23印度共产党4
印度青年团1
24爱尔兰共产党2
25意大利共产党21
意大利社会党3
意大利青年团4
26西班牙共产党5
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4
西班牙工团主义派5
27加拿大社会党1
28中国共产党1
中国青年团1
29吉尔吉斯共和国共产党1
30伊斯坦布尔共产党1
31朝鲜共产党2
32拉脱维亚共产党11
拉脱维亚青年团1
33立陶宛共产党9
立陶宛青年团2
34卢森堡共产党4
卢森堡社会党1
卢森堡青年团1
35墨西哥共产党1
墨西哥青年团1
36蒙古人民革命党2
37挪威共产党1
挪威工人党11
挪威青年团2
38巴勒斯坦共产党2
39波斯共产党5
40巴勒斯坦共产党3
41波兰共产党20
波兰崩得3
42俄国共产党72
俄国青年团2
43罗马尼亚共产党10
罗马尼亚青年团4
44美国统一共产党10
美国日本共产主义小组1
美国青年团2
45鞑靼共和国共产党1
46土耳其斯坦共产党4
土耳其斯坦革命同盟2
47土耳其共产党4
48乌克兰共产党22
49芬兰共产党30
50法国共产党8
法国工团主义派9
法国青年团3
法国工团主义少数派11
51菲尤弗基尔亨社会党3
52希瓦青年团1
53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27
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团2
54瑞士共产党13
瑞士青年团2
55瑞典共产党15
瑞典青年团3
56爱沙尼亚共产党5
爱沙尼亚独立社会党2
爱沙尼亚青年团1
57南斯拉夫共产党12
南斯拉夫青年团2
58爪哇共产党1 |
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
1．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变本加厉地剥削青年和资产阶级军国主义转而利用青年这双重压力之下产生的。这个运动是对企图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毒化青年工人这一举动的反应，是对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不重视青年工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要求这一态度的反应。
在大多数国家，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并不是在那些日益走向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而在有些国家，青年组织甚至是在违背它们的意愿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把青年成立独立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看成是对它们的机会主义政策的一种莫大的威胁。它们企图对青年运动实施官僚主义监护并取消其独立性，妄图以此来压制青年运动，改变其性质，使之适应自己的政策。
2．帝国主义战争和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对这场战争所采取的立场，必然要加深社会民主党与国际青年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它们之间的公开冲突。在战争期间，由于征兵和服兵役，由于军事工业中的剥削加剧和后方军事化，青年工人的处境极度恶化。社会主义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已经奋起反对战争，反对民族主义，从而同社会民主党划清了界限，并采取了独立的政治行动（1915年在伯尔尼、1916年在耶拿召开了国际青年代表会议）。
在反战斗争中，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由于得到优秀的成年人革命团体的支持，而成为团结革命力量的中心。这样，青年组织就承担了大多数国家所缺少的革命政党的职能，成为革命斗争的先锋队和政治上的独立组织。
3．随着共产国际和各个国家共产党的成立，青年革命组织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青年工人因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加上他们的心理特点，易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因而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比成年工人更力旺盛的革命热情。但是，青年组织的先锋队作用，即作为一种政治领导力量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作用，则应让位给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如果继续作为政治上独立的领导组织存在，就势必要产生两个彼此仅在成员年龄上有所差别的分庭抗礼的共产党。
4．当前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作用是，团结并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青年工人，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战士。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再也不能满足于只在人数不多的宣传小组中开展工作。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除了坚持不懈地按照新方法进行宣传鼓动之外，还应当与共产党和工会一道，积极领导经济斗争，这也是吸引广大青年工人的手段之一。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为适应自己所担负的新任务，应当进一步开展教育工作，而积极参加一切革命战斗，则是在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基础；同时，必须把参加革命斗争同马克思主义教育密切结合起来。
在近期内，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克服青年工人中的中派主义思想和社会爱国主义思想，并使他们摆脱社会民主党及其青年领袖的控制。同时，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应当大力促进党的“年轻化”，这也是群众运动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因为青年组织中的老成员都迅速地转入共产党的队伍中去了。
善于分辨各种政治问题，参与创立共产党，以及积极参加革命战斗和革命活动，这是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同中派组织、社会党组织的根本区别所在。
5．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同共产党的关系，根本不同于革命青年组织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在争取尽快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斗争中，必须保持高度的统一和严格的集中。在国际范围内，施加政治影响和实行政治领导的只能是共产国际；而在各个国家里，则只能是各国的共产国际支部。
服从这种政治领导（纲领、策略和政治指示），并加入整个革命战线，是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义务。鉴于各国共产党的发展水平不同，在特殊情况下对这项原则的运用，必须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与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各该国的特殊条件来共同确定。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创立之初就将严格的集中制确定为自己的原则，今后在对共产国际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传播者和领导者的关系上，要遵守铁的纪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可在组织内部讨论一切政治问题和策略问题，可持有这种或那种观点，并按照通过的决定在本国共产党的队伍里采取行动，但绝对不得持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之间如果有重大意见分歧，后者可行使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诉的权利。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放弃政治上的独立性，决不等于取消其组织上的独立性，因为从教育青年的角度来看，这种独立性是必要的。
鉴于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统一是革命斗争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因而在某些国家，历史上形成的青年组织受党直接支配的情况，一般说来应予保持。二者之间如有意见分歧，则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同解决。
6．当前，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彻底克服青年组织中那种由绝对自主时期遗留下来的独立实行政治领导的思想。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应当充分利用青年报刊，并调动整个组织机构，教育青年工人，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统一共产党的战士和重要的成员。
随着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把引导广大青年工人群众这项工作变成群众性的运动，青年组织就应当愈加重视并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
7．要体现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密切协作，两者就必须在组织上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党的中央机关和州、区、地方组织中，以及在共产主义团体和青年社团的基层组织中互派常驻代表，并派出得力代表出席对方各级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这都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共产党就能经常指导青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并给以支持，而青年组织也能对党主动作出自己的贡献。
8．在青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之间要建立比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和共产党之间更为密切的相互关系。青年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对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实行集中领导，对各种青年社团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在没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地方建立新组织，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及其纲领开展国际共产主义宣传。
青年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的组成部分，因而它要贯彻执行共产国除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要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青年共产国际的活动，不得超越共产国际的决议的范围，它要把共产国际的政治意图贯彻到自己的所有支部中去。互派得力代表和不断地密切协作，可保证取得共产国际的经常监督，并可保证青年共产国际各方面的活动（领导工作、宣传鼓动、组织工作、加强和支持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取得丰硕的成果。 |
附录1—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附录1—3·附录一：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王观泉）·附录二：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郑超麟）·附录三：苏联平反三十年代四大错案——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恢复名誉附录一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王观泉关于中国托洛茨基派领袖陈独秀及其一派是不是日本汉奸，近十年来经过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诸学界的共同努力，已经真相大白。原来是一场政治大骗局，一件令人不齿的政治陷害事件。但由于把陈独秀打成日本汉奸毕竟是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旧案”，一时之间予以彻底解决诚非易事。《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与《旧案新考》（以下简称《新考》）（1）均是为陈独秀汉奸问题辨诬的权威性论文，本文就算是再探讨或再考罢。上述《探讨》和《新考》代表着目前公认的看法，就是王明和康生1937年11月回到延安，遵照前苏联把托洛茨基及其一派或观点相同者打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一派打成日本汉奸。如《探讨》中说：“陈独秀的‘汉奸’问题第一次公开提出，是在陈独秀出狱以后的1938年初。据现有资料，最早说陈独秀充当汉奸的，是我党1938年1月28日延安出版的第29、30期《解放周刊》发表的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以下简称《铲除》）。《新考》亦作如是说：“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发生了一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是由王明和康生挑起的，他们一口咬定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对陈独秀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造成恶劣的影响。”《探讨》和《新考》所依本的康生《铲除》文中陷害陈独秀为汉奸的首要“罪证”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领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2）倘若仅此而已，那么，只须戳穿康生编造的“托匪中央”向唐有壬代表的日本侦探机关领取每月300元津贴的谣言，“陈独秀是否汉奸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然而，历史真相远较《探讨》或《新考》所析的复杂得多。1936年10月5日，巴黎中文版《救国时报》第59期第一版，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道，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为加强这篇报道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论。这篇报道与社论，才真正是“据现有资料，最早说陈独秀充当汉奸”的造谣第一声。请注意1936年10月5日这一天。因为从这一天起，“托陈派”就被戴上了“日寇奸细”这顶使陈独秀含恨终身的帽子。但是这一天，陈独秀还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这一天，距“七七”事变还有9个月；距陈独秀1937年8月23日走出狱门还有——也就是说还要坐上10个月又18天大牢；这一天，距康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还有一年零三个月。看来，说“第一次公开提出”陈独秀为汉奸是在他“出狱以后”，显然是错了。《救国时报》是中共办在海外的机关报，其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等先后任主编，印刷厂和发行部设在巴黎，由吴玉章总负责，创刊于1935年12月9日，1938年2月10日出至第152期停刊，出版高峰期印数达两万，行销43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在北平、上海、天津、西安诸大城市均有销售，并有通讯报道网点（3）。在《救国时报》上发布“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实在是一条令世人震撼的爆炸新闻，一下子就把诬陷陈独秀是汉奸推向国际，提高到与苏联诬陷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同等地位。人们不禁要问，1936年10月5日的报道起因何在？原来1936年7月，鲁迅先生在上海《文学丛刊》第7期和《现实文学》第1期，同时发表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由于近年来学术界对鲁迅的复信和“陈××”致鲁迅的信及其来龙去脉已梳理清楚（4），就不再多费笔墨，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发表时，在文尾有一个关于署名的注：“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O.V.是冯雪峰的笔名。冯雪峰于1936年4月25日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抵达上海，第二天就与鲁迅接上关系（5），于是至少在左联内部及与左联有关系的文化群体中留下了此信所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于托陈派的政治态度以及整肃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政治走向有一定的联系。两个月后即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经由莫斯科的《救国时报》编辑部据此写成报道配以社论公诸于世的10月5日，厘定托陈派为日本汉奸的肃托方向就昭告世间了，因为在报道中提到如下内容：“其实托派重要份子张慕陶早就公开主张联日倒蒋，托陈派小卒等在山西所组织的反共防共的花样……早就证明托陈派这一干人是在替日寇服务了。”社论更具体地捏造了一系列的托派罪名，如不仅诬陷张慕陶极力破坏冯玉祥部张北抗日，还说他“在天津向日寇告密，以致吉鸿昌烈士被囚被杀”，并说张慕陶串通“其它的反革命的托派份子屠维奇、潘家宸奔走山西，鼓动反共运动，以与日寇的‘联合反共’相呼应”（6）。而这些，在一年后被康生编入臭名昭著的《铲除》中。由于《铲除》发表在1938年初，陈独秀当时正在汉口，处在毫无政治保障的劣势；而中共长江局又在制造陈独秀是日本汉奸谣言的更大的煞星王明控制下，陈独秀托洛茨基派是汉奸的罪名根本洗刷不清。巴黎《救国时报》从1936年10月5日起到1938年2月10日停刊止，连续发表诬陈文多达40余篇，短则千字长则半版，有时竟满版发表“整肃日本奸细陈独秀”的谤文。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10月25日该报第63期第一版首次发布悼念鲁迅逝世的消息，在短短400字的悼文中还写下了鲁迅“对破坏联合战线者如对反革命的托陈派等，不惟尽量批评纠正，而且揭奸发究，不遗余力”这类找遍《鲁迅全集》也没有的谣言。正因为找不到，就在这一天第三版上全文发表了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该报还同时发表了陈绍禹（王明）的长篇论文《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说鲁迅“痛恨那些‘所为有背于现时中国人为人的道德’和‘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欢迎’的托陈取消派”。这是王明第一次提到托陈取消派，较他1937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蛮横地提出“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这类诬陷诽谤，要客气得多了。但通过O.V.笔录借鲁迅之名陷陈独秀为汉奸，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此《救国时报》上出现的全国民众一致声讨托陈派甘当日本汉奸的“消息报道”遍及全国各地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广西直到延安抗日根据地。还把报道触角伸向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美国、巴西等地区国家，如全部予以披露，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为节省篇幅，本文还是限制在澄清康生《铲除》文中提到陈独秀收受唐有壬300元津贴一事。前面已经提到了关于“300元津贴”的谣言，但是这个谣言的来源一直未能确证。前些年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离奇却言之凿凿的证言。在唐宝林的《旧案新考》中征引了这么一段：“关于唐有任与陈独秀的问题，是彭述之编造出来的，此事我完全清楚”——前引中的“我”是“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先生”。《新考》揭露彭述之编造此谣言的证据就是摘引濮清泉致唐宝林的一封信。信中说唐有壬和陈公博都是陈独秀的学生，陈被捕后他俩都到看守所看过陈独秀，当时探望的还有罗家伦、段锡朋等北大学生，“他们都对陈有过帮助，少则50元，多则200元。我就亲眼看见罗家伦送给陈独秀50元”；濮清泉说他还见过“陈公博给陈独秀、彭述之二人买了两件皮衣”；但唐有壬是否送钱给陈独秀，濮清泉并无回忆。濮清泉说：“彭述之认为陈独秀的学生送来的衣物和钱，他是应该分享一半的。陈对他本来就不分彼此，让他享受的。但是一定要分一半，这就不象话了……认为不合理而予以拒绝。因此陈彭意见分歧日甚一日，后来弄得不讲一句话。”终于——濮清泉在致唐宝林信中写下了如下回忆：“1937年出狱后，彭就大肆宣传，陈与改组派有联系，把私人关系扯到政治上来，想借此把陈独秀搞臭，好让他当托派的第一把手。我是这一问题的唯一活着的证人。外面报刊捕风捉影所谈的一切都是根据彭述之的编造写出来的。我觉得歪曲历史，编造历史非常可耻的行为。”（7）濮清泉致唐宝林的这封信自称是“这一问题的唯一活着的证人”，以至唐宝林非常器重濮清泉和这封信：“濮清泉先生早在1930年搞托派时就与陈独秀在一起，后来与陈一起被捕，在狱中还照料陈的病体，前后还通信四十年，所以他提供的这些情况基本上是可信的。”真是十二万分的遗憾，濮清泉“提供的这些情况”，根本不可信！历史真相白纸黑字印在《救国时报》上。1937年4月25日该报第四版发表半版《日本的奸细网》，其中有一节《托洛茨基匪徒奸细》中写道：“中国的托洛茨基份子，与日本的侦察机关勾结，曾有著名的亲日派唐有壬为之拉线，每月给以一定的津贴”。这是最早提到唐有壬与托派关系的文字，但一是尚未点出陈独秀的名，只语焉不详地提到张慕陶和屠维奇；二是“津贴”多少，没有定价。然而就是这篇文章也较濮清泉信中的“1937年出狱之后，彭就大肆宣传”云，早了至少4个月。到了5月30日，在第二版《陈独秀的‘牢’中生活》中就给陈独秀明确标价了：“陈独秀与亲日派之密切关系，如以前由唐有壬的介绍而月得日寇300元‘冰敬’等事而言，则外间传说，甚可信也。”所言“冰敬”者，历史上的解释为清代外放官员向首善之区的京官在夏季贿送的银两。延伸于世俗“冰敬”之意就不必言明了。总而言之，陈独秀收受唐有壬月津贴300元的谣言在“外间传说”开时，陈独秀和彭述之，就连濮清泉本人都还得在老虎桥监牢关上3个月。可见，濮清泉这“唯一的活证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言是不堪一击的，这就影响了《新考》的信实力。那么，究竟谁造出陈独秀收受300大洋的谣言呢？《陈独秀『牢』中生活》署“裕生5月8日于上海”。这个“裕生”未知是谁，但他和张灿两个名字都在康生《铲除》文中出现过。张灿5月12日寄自北平的《托洛茨基之最近活动》在《救国时报》上与裕生文同时发表。在这则所谓的报道中把西安事变时原东北军中孙铭九等主战派杀害主和派的王以哲将军嫁祸于“托匪”，顺此又造出了一个惊人的谣言，说日寇怂恿“托匪”“着手组织‘新共产党’……并许以月给经常费5万元，特别费还可随时作开支。”这较之收买陈独秀只300元，代价实在高昂。因此有关5万元的谣言就多于300元。如6月17日第三版署名江有为的“上海通讯”《托洛茨基匪徒在上海的活动》中说托派“于2月21日，竟在狄思威路114号（日武官室所在地）策动，于上海召集有所谓‘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临时委员会会议，决定接受日寇每月五万元经常费的津贴，从速建立‘新党’。”一个星期后，6月25日刊出“上海俞逵君赐寄通讯一篇”《日本军部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指出“托洛茨基匪帮的‘总匪窟’设于北平，每月由日寇在平津的特务机关，交给所谓活动经费5万元，这个数目，就是托洛茨基匪帮丧尽良心和人格，出卖祖国和民族的代价。”有了“总匪窟”有了“新党”必然要有“干部”，在7月5日，即“七七”事变的前两天，第四版上刊出一篇特别离奇的报道《日寇特务机关指挥之下旧俄白党和中美托洛茨基匪徒狼狈为奸》，说“北平日使馆小池在宣武门外某处主办的侦探走狗训练班，大批‘教官’都是托洛茨基匪徒”，是被“礼聘”来“以‘马克思主义’术语”训练“新奸细”；文中还指出：“托洛茨基匪徒自己宣传，说：‘这是在联日政策下，训练本党干部’。”这篇通讯还称上海白俄党、中国托派和来上海任“东方托洛茨基匪徒组织的指导员”的美国托派（即康生《铲除》文中提到的格拉斯）受“上海日本总领事馆警察部第二社会系，斡旋着……联合一致地下工作”充当汉奸。以上诬陷、罗织罪名攻击陈独秀的谤文全部发表在他被关在国民党监狱中服刑时期。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失陷，到8月13日上海事变又起，战火很快烧向南京，这就涉及释放政治犯问题。《救国时报》于9月10日第一版注销《南京政府分批释放全国政治犯》。7月末8月初南京的军人监牢和老虎桥监狱开始释放政治犯，8月，陈独秀等托派亦先后出狱。于是又蜂起了托洛茨基派是卖国汉奸不属于可以释放的政治犯行列的鼓吹：“南京当局一方面应释放全国政治犯……另方面又应严惩汉奸卖国贼，驱逐政府机关及军队内之亲日份子及托洛茨基份子，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汉奸国贼托洛茨基份子实行严刑峻法”。待陈独秀等被释放出狱后，9月30日《救国时报》第二版即刊出署名“胜日”的《要求逮捕和惩办托洛茨基匪帮》，文中说“陈独秀的被释，无疑是日寇亲日派的阴谋”，并指出“陈独秀等等决不是什么政治犯，而是卖国叛国犯。”不但不应该放而且“应该逮捕，应该治罪的……全国人民应当要求根据这个紧急治罪法……首先是逮捕陈独秀张慕陶任卓宣等，组织人民法庭来审判和处决他们。”瞧，竟然要求国民党去处决陈独秀！更使人们不解的，分明是国民党在释放政治犯问题上阳奉阴违于西安事变时达成的有关协议，却也把它栽在托派头上，在10月10日第三版署名“国史”的《立即释放全国所有政治犯》文中指责国民党关押了数万名政治犯但只释放了数百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亲日派，托洛茨基匪徒……从中作祟作梗。”1938年1月24日，时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枪毙于汉口。2月5日《救国时报》第151号发表了《托陈汉奸匪徒卖国通敌捣乱后方，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托陈匪徒》。该文写道：“我们要求政府当局效法广西枪决黄公度，及延安公审三匪徒的办法，用枪决韩复榘（救国时报作渠）的毅然手段，以铁一般的国法和军律，来搜捕、公审和枪决陈独秀叶青徐维烈张慕陶梁干乔（救国时报作梁乔）等汉奸匪徒”（8）。叶徐张梁是否该杀，不属本文研究的问题。但是，把陈独秀等同于韩复榘，要求“政府当局”予以枪毙，这一步实在是走得太远太远了。对于「外转内」，王明、康生“喜从天降”，不只用谤文，还动用别的方法和手段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肃托”运动，《探讨》和《新考》对此披露和揭发得较为详明和信实，加上本文则使“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有了一个自始至终的深究，答案更加完整了。注释（1）孙其明的《探讨》和唐宝林的《新考》均引自王树棣等编的《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本文引用的康生《铲除》文，系根据唐宝林《旧案新考》附录的文本。（3）参见陈旭麓等编：《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史大典》（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中《救国时报》条目。本文引用的《救国时报》所载文章系根据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影印本。（4）《鲁迅全集》第6卷，第586页。陈×××，原署名陈仲山，本名陈其昌（1900-1942），曾是托派临时中委委员，1942年被日寇杀害于上海。由于鲁迅在公开陈仲山信时略去其名，以至《救国时报》10月5日所载报道的作者伍平误以为是陈独秀。（5）包子衍：《雪峰年谱》第7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6）张慕陶（1905-1941）曾经是中共一个较重要的干部，短短一生行动非常复杂，但张不是托派，并与托派毫无瓜葛。1941年张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于陕西南郑。（7）《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第212页。（8）引文中「黄公度」应是王公度。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与托派毫无关系。附录二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郑超麟不记得是哪一位西方哲人的名言：著作家有二重生命，他死后，他的著作还能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历史上不乏先例。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在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死后，他们的著作又能指导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胡风自然是小而又小的著作家。我被国民党逮捕以前还不知道胡风(张光人)的姓名，出狱后才知道他是鲁迅的一个学生，同鲁迅关系密切；但我在解放后被捕以前从未读过胡风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能证验上引的“名言”：他死前，一九八四年，写的这篇《鲁迅先生》长文，在他死后若干年，一九九三年，初次公开发表时（见《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也能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即解决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斗争史上一件公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公案。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前不久，我的老朋友陈其昌，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并寄了一批托派出版物给鲁迅。鲁迅回答了这封信。信中暗指中国托派为日本特务机关收买的汉奸。当时我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那里看不到日报，但书和杂志是可以送来的。我在一位“难友”家属送来的一本杂志中看见鲁迅这封答信。我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赞成陈仲山写信并寄出版物给鲁迅，但对于鲁迅这封答信特别反感。鲁迅不是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么？他不是一向反对国民党御用报刊上常常出现的“卢布说”么？他为甚么自己用“日圆说”来辱骂人呢？他有甚么证据呢？信中唯一的证据就是说：托派寄给他的是“很整齐的刊物”。一个地下活动的党派，难道非接受外国间谍机关收买就不能出版印刷“很整齐的”宣传品么？(何况当时寄给鲁迅的刊物都不“整齐”。我有当时主持印刷工作的林华同志死前写的一篇专讲印刷工作的回忆文章，必要时可以发表。)鲁迅这封答信贬低了他在我心目中以前的地位。我想，中国文人对于更强大的敌人用的是一种论调，对于更弱小的敌人用的又是另一种论调，由此不必过于苛求鲁迅。我出狱后，知道陈其昌同志写这封致鲁迅信时，别的同志都不赞成。我又知道有些同志对于鲁迅特别反感，我曾劝告这些同志不必如此。解放后，鲁迅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被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了。因此全国凡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都把“托派汉奸”深刻在心灵中。我的老朋友楼子春，本是文学青年，崇拜鲁迅的。他解放后定居香港，出版了一本论鲁迅的书，又发表了多篇有关鲁迅的文章。他特别注意鲁迅这封信后附注的“O.V.笔写”，他又从知情人那里知道O.V.就是冯雪峰，又知道“笔写”二字并非常人所理解的“鲁迅口述，雪峰笔录”之意，而简直就是雪峰代替鲁迅拟的这封信，在病榻前念给已经不能执笔的鲁迅听，鲁迅点头，就作为鲁迅的信发表了。我并不重视这个细节上的区别。这封信，即使不是鲁迅亲笔写的，即使冯雪峰以自己的意思代拟的，但鲁迅听了，点了头，对于此信，鲁迅就应当负全责。孙文一九二五年在病榻上，自己不能执笔，汪精卫以己意替他代拟遗嘱，念给他听，他点了头，于是就成为“总理遗嘱”。国民党统治下，不是每次开会以前都念“总理遗嘱”么？即使汪精卫做了汉奸，“总理遗嘱”仍照念不误。可是，胡风这篇长文也有一节专写鲁迅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样出台的。原来，鲁迅听了冯雪峰事先替他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他虽然点了头，但只表示基本同意而已。试看胡风是怎样说的：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甚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由此可见，这一封信和这一篇文章，说的是同一个问题，是分不开的。这信和文章，据胡风这里所说，不仅不是鲁迅的口述、雪峰笔录；也不是鲁迅起意写的，而是雪峰自己要写，写好再用鲁迅名义发表的。冯雪峰念那封信给鲁迅听后，鲁迅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雪峰念那文章给鲁迅听后，鲁迅照样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最可注意的，是胡风接下去说的话：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他的声音惊醒了我，觉得有点意外。现在我们知道这封有名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样出台的了。原来，一九三六年，鲁迅在病榻上已经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值此时陈仲山的信寄来了，鲁迅看了生气，冯雪峰便拿去看，并不是鲁迅授意之下，代拟这封信，同时又代拟了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念给鲁迅听。鲁迅听了都不说话，只点了点头，还略略现出不耐烦的神色。随后就以鲁迅口述，O.V.笔写的形式发表了。鲁迅点了点头，是否表示同意呢？他基本上是表示同意的，但并不全部表示同意。鲁迅此时需要同托派划清界限。他正在被人戴上“托派”帽子，而他并非托派，他有必要同托派划清界限。为了表示自己也反对托派，是否非“以辱骂当战斗”不可呢？是否非采用“日圆说”为武器不可呢？胡风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由此可见，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骂代替战斗，用“日圆说”代替“卢布说”，这二方面，鲁迅本人实在不能负责。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冯雪峰代拟的这封信，被人利用来作反托的宣传，其着重点恰好不是放在鲁迅必须同托派划清界限上面，而是在“辱骂”和“日圆说”上面。冯雪峰代拟了那封信和那篇文章之后，鲁迅的病情渐渐好转了，能够说话，也能够同别人商量问题。在这个时候，胡风就问他：“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的笑了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原来，鲁迅所谓“语气”是包含文字形式和思想内容说的。陈仲山的“愚蠢”就在于文学上崇拜鲁迅，而不理解鲁迅的政治思想。鲁迅不会明白中国大革命的争论是非，以及国际共产主义战略思想争论的是非。这样的人是无法“拉拢”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有几位历史家著文辩明陈独秀井未领取日本间谍机关的每月三百元津贴了。于是冯雪峰代拟的鲁迅这封信便失去了根据。此时有一部分人为了保卫鲁迅，便提出一种说法，即说：鲁迅此信并未实指托派是汉奸，不过在信中警告托派：你们这样滑下去总有一天会堕落为汉奸的。这样“保卫”鲁迅，是无济于事的。难道鲁迅这封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宣传，以至于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只为的“警告”托派不做汉奸么？何况毛泽东本人曾经明白说：鲁迅先生说过了中国托派是汉奸(见解放初年胡风在湖北办的一个刊物上转载的一篇毛泽东文章)。今天，不仅大家都知道陈独秀领取日本间谍机关的津贴，是谎言；而且从《毛选》第二版第二卷第五一六页的一条新注知道，所谓“托派汉奸”只是出于共产国际的一个“错误论断”了。但鲁迅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为甚么会暗指托派是汉奸呢？如果说是警告，托派并没有理会鲁迅警告，而按照自己的方向走去，结果并没有成为汉奸呢？大家还无法解决；幸亏胡风死后若干年初次发表的这篇著作，才替我们解决了这个疑问。胡风死后还能以他的著作解决了五十多以来的历史公案。原来，暗示托派为汉奸的话，并非鲁迅自己的意思。鲁迅如经过深思熟虑的话，是否可以同意冯雪峰代拟的那些违反鲁迅自己原则的暗示的话呢？我们还没有证据。读了胡风这篇《鲁迅先生》长文，顿使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回到了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冯雪峰告诉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胡风说，他听后感到“有点意外”。我则认为冯雪峰这些话不是贬低鲁迅，而是在我心目中提高了鲁迅的地位，知道了我们中国的高尔基毕竟高出于俄国的高尔基。我的残余的爱国主义将会引此以自豪的。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附录三一九八八年八月六日《解放日报》的一则新闻：苏联平反三十年代四大错案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恢复名誉新华社莫斯科八月四日电据塔斯社今天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对三十年代的四起重大错案平反。这四起案件是：——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此案牵连留京、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三十人。他们因被指控为在苏联筹建反革命组织而被判处不同程度的徒刑。——一九三五年一月的“莫斯科中心”案。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十九人因被指控参与杀害基洛夫而被判处不同程度有期徒刑。——一九三六年八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叶夫多基莫夫等十四人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处极刑。——一九三七年一月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皮亚塔科夫等十五人被枪决，还有两人被判徒刑。塔斯社说，苏联最高法院最近对这四起案件重新审理时查明，所谓的四个组织都不存在，对它们的指控毫无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取消原判，为四个案件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在此之前，上述案件中的一些人已获平反。上一篇回目录 |
《立此存照》编后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立此存照》编后记关于陈独秀及其一派是否汉奸的问题，经过我国学界的共同努力，已经真相大白，原来是一件政治陷害。这方面具代表性的论文有唐宝林的《旧案新考》和孙其明的《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的探讨》（以下简称《新考》和《探讨》）。这两篇论文都说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遵照前苏联把托洛茨基及其一派打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及其一派打成日本汉奸。《探讨》中说：“据现有资料，最早说陈独秀充当汉奸的，是我党1938年1月28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9、30期《解放周刊》发表的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新考》也这样认定。王观泉从他收集到的巴黎《救国时报》中，发现早在1936年10月5日《救国时报》第59期就发表了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1936年10月，陈独秀等中国托洛茨基派还被关在国民党政府的监狱里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受罪，直到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才被“提前释放”。王观泉根据发现的这篇比延安《解放周刊》还早一年零三个月的文章，写了《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我读后对王观泉说：“《救国时报》国内学者不易读到，请你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不料他反而对我说：“我的视力近于零，这一工作请你做吧！”这样一说，我就为难了，毕竟王老的胡子比我多一大把，我只得把这一任务接下来。我们所依据的是《救国时报》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出版，海外发行。影印者说明：尚缺第42—44，46—50期，以人民出版社之实力，尚不能收集齐全，加上影印本只在海外发行，国内读者是难能读到的。为使“妙文”不致失传，故勉力为之汇编成册。编成后取何题名呢？因为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被多次反复引用，就用鲁迅曾作为杂文篇名的《立此存照》为名。王观泉表示同意。以上就是此《立此存照》成册的缘起。1991年为纪念中共建党70周年，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的第二版。据“出版说明”说，本版正文改动不多，“主要是校订注释，改正注释中某些错讹的事实和不正确的提法，增补一些新的注释，删去少量的注释。”有关对托洛茨基和托陈派的第一版上的诬蔑谩骂的词句都删掉了。毛泽东的主要著作《论持久战》还增加了一条新注（9）。兹抄录如下：注（9）：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3）。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第二版第二卷516页）原来中国托派不但不是汉奸，而且还“宣传上主张抗日”。中国托派蒙受了几十年的骂名，不过是出于“错误论断”！至于注（9）中所说托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抛开叶青、张慕陶等假托派的反对统一战线之言行不说。托派其实并不全般反对抗日统一战线。当时托派的口号是支持国民党抗战，只要蒋介石抗战一天，我们就支持一天，但决不与他谈统一战线。陈独秀的言行可以为证。陈获释后到了武汉，发表抗战演讲，广泛与各界人士接触，与进步军人何基沣联系，企图组织抗日联合阵线。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陈与蒋虽无杀父之仇，但有戮子之痛。当蒋介石要拉拢陈，许以劳动部长之职，陈拒绝了。但为了抗日，为了民族大义,陈的态度是，只要蒋介石继续抗日，我不反对他便是了。至于托派被排挤出统一战线，那不是托派的过错，而是王明、康生贯彻莫斯科指令的结果。由这条注释又想到，为什么《救国时报》会比《解放周刊》早一年多就诬蔑中国托派为汉奸呢？《救国时报》名义上是中共在海外发行的机关报，但编辑部设在莫斯科而不在延安。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救国时报》是受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或直接受共产国际（实为斯大林的联共）领导。因编辑部设在共产国际的天子脚下，起码会较早得知“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调”，较早发起攻击中国托派是日寇汉奸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它在海外华人中扩散这一弥天大谎，性质是极恶劣的。纵观《救国时报》的反托陈派的文章，除了造谣污蔑，还有大量的栽赃。居然把王以哲将军、吉鸿昌将军之死都栽在中国托陈派的头上。还把不是中国托派的张慕陶、叶青、黄公度等人的言行都说成是托派的罪行。唐宝林先生有一组文章论述这些假托派，我就不多说了。《救国时报》发表的整肃中国托陈派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或三次高潮），第一利用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指中国托派是汉奸；第二配合莫斯科审判，掀起指控中国托陈派为汉奸的高潮；第三乘国民党释放政治犯进行鼓噪。关于鲁迅答托派的信，附录二郑超麟的文章，已有论述。但值得一提的是：转引他人的作品，是不应随意删改的。特别对已经去世的鲁迅先生，更不应改动他的字句。在《现实文学》上发表的这封信，最后署名“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这个署名的前一句，冯雪峰在撒谎，现在已经证实，这封信鲁迅既未起意，也未口授；不过后一句到是真实的，因为冯雪峰不是笔录，而是笔写。《救国时报》1936年10月25日和1937年1月30日两次发表时，都删去了这极重要的文字，改为“鲁迅六月九日”，这就变成鲁迅6月9日的复信了。这种窜改，只能认为是编者的故意行为。对待已故的鲁迅先生，竟然如此，真是“有背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第二波高潮是配合苏联莫斯科的审判而掀起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起用老孟塞维克维辛斯基为苏联总检察长，他的公诉词整整两大版，他的“获得全场经久不息的鼓掌”的最后一句是：“我所控告的是罪深恶极的犯人，这些人只配被枪毙，只配被处死刑的！”由老门塞维克在苏联法庭上，竟发出枪毙老布尔塞维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声音，真是对十月革命的亵渎。1988年8月苏联已经为三十年代四大错案平反，为被处决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恢复名誉。本附录三《解放日报》的报导虽没有指名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但1988年2月6日《人民日报》、6月19日国际版新华社莫斯科电文报导：苏共为遭处决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二十多位屈死者恢复政治名誉，主持这个案件的苏共十九大代表阿法纳西耶夫特别指出，在复查冤假错案时，托洛茨基也不例外。利用莫斯科审判案进行指控中国托陈派为日寇汉奸的被反复引用的是拉狄克的供词，即所谓托洛茨基1935年致拉狄克的信说的不去阻碍日本占领中国。苏共为四大案平反时承认这些所谓供词都是用非法的手段取得或编造的。第三波是利用国民党释放政治犯进行鼓噪，一再强调被关押的托派不是政治犯，要求政府不要将之释放。当陈独秀获释后，反复要求国民党重新逮捕陈独秀，1938年2月5日救国时报第151期第一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要求国民党政府用枪毙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铁一般的国法和军律，来搜捕、公审、和枪毙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居然要求国民党处决自己党的创始人之一、自己党的第1—5届总书记，这实在走得太远了。重温这些旧闻，实在值得深思，故摘编以立存照。周履锵于2007年1月25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汇编简要说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汇编简要说明（一）本汇编根据王观泉先生珍藏的巴黎《救国时报》合订本抄录。合订本开本387㎝×532㎝，精装，602页。书脊竖书“救国时报”四字烫金。（二）原版为竖排繁体字，现改用横排简体字。（三）原件外国人名的音译用字，与现在通用的有些不同，此外当时的用字、词、标点符号，与现时也有不同。有些在语文老师看来，会认为是错误。还有一些多次引用的资料，如鲁迅的信，前后也不完全相同。但我们是抄录作为资料存照，为了存真，一律不作改动。（四）抄录的只是整肃托陈派的一部分资料。大量的散见于其他文章中的肃托材料没有全部录入。周履锵于2007年1月20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匪徒（汉夫，1938年2月5日第1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31）（1938年2月5日第151期）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匪徒汉夫本文登载于《群众》周刊一卷四期，列举事实，揭发托洛茨基匪徒分裂民族统一战线与破坏抗日救国运动之各种险毒阴谋。从这些事实中，更加说明托洛茨基匪徒，不但是中华民族之敌，而且也是人类之公敌，坚决肃清托陈匪徒和汉奸，是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之重要任务。编者一、托匪是全民族的敌人在有些人看来，也许还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是个政治派别，还有一些人，对托洛茨基派的言论和行动，完全采漠视不理的态度，认为它是某一个政党中的一个派别，将它攻击苏联，攻击苏联共产党，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阴谋，不看做日德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奸细侦探的破坏行动，而看做苏联内部，苏联共产党内部的‘争持’。他们没有看到，托匪不仅勾结日德法西斯侵略者，在苏联境内进行暗杀破坏的工作，还在西班牙，破坏合法的民主政府和人民阵线，以期和德意法西斯以及富兰科军队收里应外合之效，他们更不知道，中国托洛茨基匪徒也接受了敌人的指挥和金钱，猛烈的进行着破坏抗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托洛茨基匪徒的行动，是到处做法西斯侵略国的侦探奸细，消灭社会主义自由幸福的生活，破坏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国，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不能实现，永远做着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奴隶。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是敌人雇用的杀人犯、是匪徒、是侦探、是奸细，而决不是政治派别。一个政治派别，就是一个有政治面目立场和纲领的集团或党派。它决不躲开工人阶级，决不躲开全国人民，相反的，它一定会公开的宣传他们的主张，提出自己的口号，说服人民，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它一定会提出抗敌救国的主张，来说服全民族，不管他的主张是否完全正确。托洛茨基匪徒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它们不愿意叫全民族知道它的政治面目，怕暴露它的真正的目的和任务，一旦它们的政治面目，目的和任务完全揭开，它们是一定要遭受全民族的唾骂和打击的。它们唯一的原则，唯一的工作，就是阴谋，挑拨，勾结敌人，破坏抗战。这种专以执行敌人命令为任务的匪徒奸细，是民族的敌人，而决不是政治派别，是民族的敌人，而决不是某一党某一阶层的敌人。我们说托洛茨基匪徒是民族的敌人，因为它不但不是以抗日为原则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而是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敌人，接受敌人的命令的。这样，托洛茨基匪徒不是在抗日的大原则下和别的政党有意见上的不同，而是根本反对抗日的，它反对的，攻击的，破坏的，不是一个政党一个阶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二、托洛茨基匪徒是敌人的奸细走狗我们说托洛茨基匪徒是敌人的侦探奸细，是民族的敌人，首先可以由托匪在莫斯科审判案中的供词中，得到证明。匪首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致拉迪克的信中说：“如果以为不取得最重要的资本主义政府的良好的关系，尤其是最有侵略企图的，如目前的德国和日本这一类政府的良好关系，就能够取得政权，这是一种痴想。现在就应该和这些政府前去联系和取得商榷，这是完全必要的。”托匪更训令他的党徒们：“我们应当同意德国的要求，不去阻碍他占领多瑙河流域的国家和巴尔干半岛，同时不去阻碍日本占领中国。”是的，不但不阻碍日本占领中国，还要积极的帮助日本占领中国。托洛茨基匪徒在中国，怎样和日本政府发生联系和取得商榷，怎样在接受敌人的命令，不阻碍敌人占领中国，帮助敌人占领中国呢？这可以从它们的言论和行动方面来证明。托洛茨基匪徒在言论方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常用“左”的辞句，来掩蔽它的奸细侦探危害民族的阴谋，企图藉此欺骗一小部分富于热情，勇敢有为，但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正确的明确的坚定的了解的青年，诱致他们离开统一战线。托洛茨基匪徒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主要的有下列几种：（一）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代替抗日唯一的原则，以反对世界和平的口号，分裂世界和平阵线。不错，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着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的。但是，不能不着重的指出，在日本已经武装占领了中国很多土地，屠杀了很多人民，破毁了我们的文化，现在正急剧猛进的进行征服全中国的今天，如果我们不集中全民的力量，赶走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就会成为亡国的奴隶的。所以，虽然，同为帝国主义，日本却是我们今天唯一的敌人。托洛茨基匪徒叶青狂吠着，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根本没有高下，”其目的无非是要我全国国民，将对日抗战的力量，分散到反对英法美德意等国方面去，削弱对日抗战的力量，增加日寇的同盟军，这正是执行匪魁“不阻碍日本占领中国！”的‘指示！’匪徒目的，也还在挑拨中国和和平集团各国间的敌对，减少各国对我抗战的同情援助。不仅社会主义的苏联，即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英美法今天也是和平集团的国家，是反对侵略，同情援助我国抗战的。如果反对和平集团，拿朋友当敌人反对，那就是阴谋减少抗战的外力援助，也就是帮助了敌人占领中国。托洛茨基匪徒叶青狂吠“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是饱狼和饿狼的分别，真所谓‘一丘之貉’，根本没有高下，站在和平阵线方面反对侵略阵线，乃是一群帝国主义，攻打一群帝国主义，有什么意思？”托洛茨基匪徒在此地，想藉“饱狼”、“饿狼”的辞句，挑起我们对友邦的愤怒，它的用心，正是帮助日本，和整个侵略阵线，反对我们的友邦。（二）攻击苏联破坏中苏关系。更加可耻的卑鄙的是托洛茨基匪徒在“左”的反对和平集团的语句下，将苏联也包括在内，说它是‘饱狼’，托洛茨基匪徒执行日寇的命令，企图把中国拉进防共协定，破坏中国和平集团的苏联的友谊关系。同时，我们要特别指出，托洛茨基匪徒明知道全中国人民，都晓得苏联是我们的友邦之一，是积极援助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所以，它对苏联的攻击，造谣诬蔑也特别厉害，它们在苏联境内进行最可耻最卑鄙的破坏工作，在中国，更是不断的造谣，说苏联内部如何混乱不稳等等。如果我们检查一下托洛茨基匪徒的刊物，就可以发现，这班匪徒非常效忠于日本，从来没有提到日本国内反战运动是如何高涨，经济困难是如何日益增加，抗战开始敌人所受的损失和打击是如何严重，而只看见在无耻的喊叫“日本的政治军事，都是很健全。”这不是敌人的话吗？（三）抹杀我军抗战的英勇散布抗战必败等民族失败主义。抗战军事虽然暂时遭受了部分失败，但是我军的英勇，是中外同钦，谁都赞扬的。可是，托洛茨基匪徒就不然。它们拼命在诬蔑我们抗日的军队，说什么“他们怕死，他们根本没有抗战的决心，于是他们在前线——苏州一带叛变了。”他们竟高唱“我们必须割掉这个毒瘤”。看罢，这班匪徒，竟在帮助敌人，宣传我军没有抗战决心，侮辱英勇抗战的士兵，挑拨人民与军队的感情，引起人民对抗战动摇，甚至于执行着敌人进攻的命令，将抗日军队看做“毒瘤，”说什么“必须割掉”这种军队，这不是和日寇所说的‘膺惩’一样的口吻吗？此外，它们系统的散布“战必败”的民族失败主义，托洛茨基匪徒的陈独秀说，开战后“军事上会一败涂地，”说什么“明知必败而战，”认为抗战是“不啻以卵击石，不待开火，胜败已可逆睹。”这完全是替敌人说话，认为抗战军队是不堪一击的，根本就不要（缺一字）敌人去抗战，免得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这正是敌人攻心的毒计，是馁我抗战决心，灭我抗战胜心的宣传。（四）挑拨国共关系，破坏统一战线。为了抗战胜利，中心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巩固统一战线，主要是巩固国共两党的合作。在这个原则之下，欲在任何攻击国民党或共产党的言论，都足以破坏统一战线，削弱抗战力量的。而托洛茨基匪徒恰恰就是替人尽了这个职务的。它们在一小部分人民仍有怀疑共产党的情绪时，散布着反共的狂言。这班匪徒所用的阴谋是：一、重提国共两党在过去十年间的不睦，引起两党间的仇恨。二、造谣诬蔑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有‘吞併’或推翻国民党的企图，引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怀疑，戒备以至于愤恨。三、将力量仅次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描写成没有抗战能力的。四、杜撰“事实，”达到它分裂共产党和人民，尤其是和工人群众的密切关系。五、攻击共产党为‘汉奸’。它们以前已经做了不少的这样活动，到最近，则更加紧的进行了。他们的诬蔑共产党和中国民众，他们把平津失陷，太原失守的罪恶和原因，不追溯到刘汝明李服膺等人的放弃国土，反而说这是民众的无力，民众运动的破产，甚至于宣告了“民众运动的死刑。”他们造谣说以前的红军只剩了“一万多”了。来“证明”八路军的无抗战能力，更颠倒是非，说陕北仍存在着“封建割据的遗毒和对于中央阳奉阴违，”将陕北局面和以前的华北同等看待，而他们要说的结论，是“华北的殷鉴不远，我们真不禁要替陕西前途忧，”道出了日寇敌人要说的话——进攻陕西！他们更说共产党“现在还心坎要求反对国民党，反对中央，”以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这的确“已经十十足足做了日本强盗的便衣队，就是说，执行了汉奸的任务！”托匪集中力量执行敌人给他的反共任务，但是同时也反对国民党的。这个事实，更足以证明他们的居心，正是攻击一切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政党。托匪竭力反共，也还企图藉此“证明”国民党联共的错误，以引起国民对国民党的不满。它们也曾公开的说这样的话：“可笑中国国民党看不出这种汉奸和左派和他结下了海样的冤仇；非把他打倒不可。”“国民党还以为这般汉奸和左派，口头上随着唱了几句三民主义，就可以随着一起抗日”，“岂不知道这般汉奸左派正乘着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危急的时机，打算取下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权力”。这不是攻击中央政府的精诚团结一致抗战的政策吗？这不是敌人奸细的明显活动吗？它们也是虚伪的说服从政府拥护领袖，而实际上是推翻政府，反对抗战领袖的执行者。（五）破坏抗战的统一军事挑拨军队间的合作托匪不仅在政治上执行敌人的阴谋破坏,在军事上也是一样的。抗战军事的统一，使敌人受到重大的威胁。所以，托匪极力进行破坏。它们狂吠东北军“怕死”，“没有抗战决心”，“在前线叛变”，它们诬蔑东北军“倒戈”，沿京沪线‘打到’南京，破坏东北军的声誉，挑拨中央军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批匪徒，虽然口头上赞扬中央军牺牲最大作战最猛，它的实际作用，是在“反证”其他军队的不猛烈作战，不大量牺牲。这班匪徒从来也不说到地方军队，是怎样和中央军在一条战线上，同样的作战牺牲从来也不说到八路军的胜利的。这不是显然的挑拨军队吗？（六）提出“城市出钱，农村出力”，破坏全民统一，保持汉奸政权的基础。政府很正确的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以增强抗战力量。托派匪徒却提出了“城市出钱，农村出力”，（叶青）的破坏抗战的口号。城市富户甚多，应该出钱，能够出钱，但是，在农村里地主同样是富足的。农村虽然破产，地主却依然是财主。托匪之所以反对地主出钱，是阴谋使地主不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及吸收地主对托匪的同情，而这批既不出钱又不出力的地主，有可能受托匪的利诱而做汉奸，这是培养汉奸，预备供敌人驱使的“维持会”分子托派匪徒“城市出钱”的阴谋，是要增加抗战经济的困维（因为我国城市尚少，而有些大城市已陷敌手，）也是增加对工人的剥削及城市市民的负担，引起城市居民对抗战的不满。托派匪徒“农村出力”的阴谋，是要阻止工人和城市市民参加抗战，削弱抗战军事中的生力军。总之，托派匪徒阴谋使统一战线不能建立，使它的内部，互相嫉视仇恨，怀疑和斗争。这些敌人奸细，一方面企图以“城市出钱，农村出力”的口号，骗取地主的同情，同时却又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农”的“左”的口号，以破坏农村中的抗日统一战线。凡此种种都是托匪使同胞自相残杀，实现以华制华的毒计。托匪的奸细言论，是绝对欺骗不了主张坚决抗战到底的全国国民的。它们就采取猛烈的破坏抗战及抗日统一战线的直接的恐怖行动。托派匪徒汉奸刽子手，曾经：一、毒害伤兵（在陕北，）煽动伤兵抢劫滋事；二、暗杀坚决主张和平统一抗战救国的王以哲将军；阴谋暗杀坚决主张并积极奔走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周恩来先生；三、破坏抗战军队开赴前线（广西托洛茨基匪徒黄公度破坏抗战军队案），并且在前线抗战军队中，煽动火线叛变，以引敌军进占我国领土（前在苏州前线的一部分东北军中，就有托匪分子在内，煽动叛变，致苏州被敌人占领，影响全线军事；）四、与敌人领事馆“取得联系”“共同商确，”领取津贴，出版反共的破坏统一战线的刊物（叶青等到在上海就是如此；）五、组织别动队，参加敌人指挥的便衣队，破坏抗战，作敌人占领中国的先锋。（最近敌人在徐州组织便衣队一万人，就有托匪分子在内。他们的唯巩其不能效忠敌人，完成灭亡中国的任务，还收罗在汉口香港和西安等地仅有的匪徒，前往参加，）这些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了托匪已因着全民团结更紧，抗战决心更强，单靠匪论不能尽其奸细作用，而积极的采取恐怖暗杀扰乱后方的可耻的行动了，在统一战线更扩大和巩固，抗战更获胜利的进展中，它们一定更公开，更无耻，更卑鄙，更直接和更残酷的组织便衣队别动队和暗杀团等，进行其为人类所弃的巩怖刽子手的活动。三、怎样肃清托洛茨基匪徒托匪的言论和行动，完完全全证明了它们是我们全民族的敌人。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坚决的肃清这些汉奸匪类，以便我们能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要：（一）揭露托匪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匪论，及其奸细侦探作用，使大家彻底认清其奸细面目，加以彻底肃清。这里，决不能用争论的方法，和敌人奸细没有什么争论，只有彻底的肃清。（二）政府和人民，应提高政治警觉性，检举托匪的活动，逮捕托匪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处决汉奸敌探之军法严厉的处治。（三）提高民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和一般的政治水淮，打，一切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和行动。民众统一战线有了正确的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就能更加团结一致，使托匪奸细的匪论，受到严重的打击，而无隙可侵。同时，任何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论和行动，纵然不是托匪的影响，也是它们散布匪论的机会，是帮助了匪论的散布的。所以，为了彻底肃清托匪奸细的影响和言论行动，必须打击一切对统一战线有害的言论行动。（四）将广泛的群众组织起来，严密群众组织，使托匪无机可乘。肃清托匪奸细是全中国人民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任务。（本篇转载自《群众》周刊，从行文看，似有不少错误，也有缺漏字。但尚未找到《群众》周刊校对，只能照录——抄录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托陈汉奸匪徒卖国通敌搞乱后方，陕甘宁公审托陈匪徒（1938年2月5日第1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30）（1938年2月5日第151期）托陈汉奸匪徒卖国通敌搞乱后方，陕甘宁公审托陈匪徒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甘为日寇奸细，叛背民族，历有年所，其种种卖国通敌的罪状，铁证如山，屡经本报再四无情揭发。自我全民族神圣抗战开始以来，这般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更是捣乱后方，响应日寇，破坏抗战，无恶不作。在广西，有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黄公度等阴谋煽动，阻挠广西忠勇将士之出发前线，幸为我当局逮捕枪决。在平津抗战之初，在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徐维烈张慕陶等阴谋煽惑个别军阀反对国民政府，以分裂民族团结而破坏抗战，这样帮助了日寇之占领平津。在青岛山东，也有托洛茨基陈独秀匪徒分子勾引韩复榘通敌叛国，使山东半岛轻易资敌。仅仅这样几个证据，已足证明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实为我国家民族之千古罪人，万死犹有余辜。现据国内电讯，正当我第八路军在山西战线上英勇抗战的时候，竟有少数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潜入西安，进行其通敌叛国之阴谋活动，企图阻挠我第八路军之胜利抗战。这少数匪徒以梁乔（译音）为首，领受日寇司令部的津贴来进行活动，并派遣匪徒混到河南山西等省，如河南南部之泌阳县，竟有匪徒贾鲁云（译音）混入充当城廂区长，啸聚匪类，胆敢袭击我抗战部队。陕北延安为特区政府之首府，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亦竟百计混入，阴谋不轨，当然延安政府无情揭发，已搜捕匪徒三人，日内即将交由人民法庭公开审判。又汉口新华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为我国人民大众抗日救国的正确舆论机关之一，对于一切亲日通敌的叛逆及托洛茨基陈独秀匪徒，该报无情的予以揭发。因此，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叶青奉承日寇意旨，发表专文，肆其造谣污蔑之故技，以攻击新华日报，公然反对抗战救国，并一再纠集少数无赖匪徒，闯入新华日报，肆意咆哮，捣乱行凶后，乃呼啸而去。此辈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如此为虎作伥，卖国降寇，真是无耻之尤，实为全民族全人民之公敌。本报同人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特再向我国政府当局及海内外同胞呼吁，应知肃清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之一，而揭发和铲除这些匪徒，是我政府当局，一切抗战党派，民众团体，及每个爱国同胞刻不容缓的责任。我们要求政府当局效法广西枪决黄公度，及延安公审三匪徒的办法，用枪决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铁一般的国法与军律，来搜捕、公审、和枪决陈独秀叶青徐维烈张慕陶梁乔等等汉奸匪徒，并取缔此辈汉奸刊物之出版与汉奸组织的存在。我们要求汉口当局加意保护新华日报馆的完全，并搜捕与惩处那些行凶捣乱的匪徒。我们不仅以侨胞舆论的公意向新华日报同人致无限的慰勉，并且号召海内外同胞，除加紧抗战动员，为肃清一切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而斗争外，同时努力定阅和推销新华日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陈独秀之汉奸言论（续）（浩然，1937年11月21日第13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9）（1937年11月21日第136期）陈独秀的汉奸言论（续）浩然再看大公报十月十五日登载的‘陈独秀会见记’中陈独秀的谈话，那么比之他在华中大学的演讲更是公开无耻的替日寇宣传。请大家看一看他在这一谈话中所说的几个问题罢：第一个问题，陈独秀一开始就说苏联不够做中国的朋友。这是甚么话！这明显是用挑拨的手段来离间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谁也知道，苏联始终同情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是中国最好的朋友。特别是每当中国人民陷于极端困难的时候，苏联就给以切实的援助，当九一八日寇进攻东北以后，苏联立即和我国恢复邦交；而此次日寇倾师进攻全中国的时候，苏联又即和我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在国际联盟会议上，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苏联本其一贯的和平政策，公开明白的主张正义，同情中国而坚决抨斥日寇，这对于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都有极重大的影响。如果英美法等各国政府都能采取与苏联同样的态度，都拒绝给日寇以任何的供给，都真正同情和帮助中国，那么日寇便将无法支持这次的侵略战争，可以保证中国更迅速的胜利。所以苏联这种伟大的友谊和同情，是中国人民所极端重视的。而陈独秀却以挑拨手段来中伤苏联、破坏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这显然是为日寇张目、破坏抗战的无耻汉奸行为。陈独秀又说：‘日本佔领华北，就是作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很明显的，陈独秀这句话的用意只有一个，即是说日寇进攻华北，并不是灭亡中国。这真是极无耻的直接帮助日寇宣传的论调！从；‘田中奏折’上可以看到日寇的野心幻想：第一步是侵占满蒙，第二步是灭亡中国，第三步是进攻苏联，第四步是吞併全世界；因此，进攻苏联自然是在他的贪欲无厌的计划之中。然而日寇当前的步骤是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当前的问题就是要抵抗日寇的侵略来争取民族的生存，这是异常明显的。但日寇在明明侵略中国的时候，却掩藏这一直接的目的，而极力宣传‘反共’，其用意就是欲藉此来愚惑中国人民，混乱世界视听。可是中国人民几年来在血的教训当中，特别在最近残肢断体、血肉横飞的当中认清了日寇在其所谓‘反共’旗帜的背后，明显地写着‘灭亡中国’的几个大字。-在这个时候，在全国同胞都痛心疾首于日寇之侵略暴行，一致奋起为民族和国家争生存的时候，陈独秀还敢公开无耻的做日寇留声机，说日寇占领华北，不是要灭亡中国，这样来替日寇解说，来缓和中国人民对日寇的愤恨，来松懈中国人民的抗战动员，这难道还不明显是丧尽天良、寡廉鲜耻的汉奸行为吗！？陈独秀接着说：‘蒋先生若在反共协定上签了字，也就没有问题了’。这是甚么话！这明显是直接鼓吹签订‘反共协定’的论调。谁也知道，日寇企团利用其所谓‘反共协定’来不战而灭亡中国，正是日寇多年来所极力进行的毒辣手段。单就最近日寇依靠着德意法西斯的同恶相济，阴谋进行所谓‘中日和平条件’来看，其首先的一条就是要中国加入‘反共协定’，而加入‘反共协定’的意义就是要“将黄河以北划为非武装区，并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而允许日本自由驻兵”，就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和蒙古国”，就是要“中国聘用日德意法西斯为军事外交和经济的顾问”，就是要“将中国军队都由他们来改组”（请参看本报评坛关于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日寇阴谋的一文）。换一句话说，加入‘反共协定’的意义，就是要将黄河以北割归日本独占，而余下的中国中部和南部则由日寇与德意法西斯参加下来共同统治、共同蹂躏。所以中国加入‘反共协定’的意义就是中国的亡国灭种。全中国人民正是由于认识了所谓‘反共’的意义，所以坚决要求国共合作，以团结全国来挽救中国的灭亡。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许多明达领袖，也因为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拒绝签订‘反共协定’，而实行国共合作，御侮救亡。这正是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许多明达领袖得到全国人民赞许的地方。然而帮助日寇灭亡中国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们则大失所望，于是陈独秀竟公开无耻的用痛惜的口吻说：“如果蒋介石先生签订了‘反共协定’，也就是没有问题了”他这样鼓吹签订亡国灭种的；‘反共协定’，正是害怕‘东打西打的，日本非失败不可’，所以又以鼓吹中国签订‘反共协定’的这一‘妙法’来帮助日寇将中国‘一次吞下’，这难道还不明显是丧尽民族天良，寡廉鲜耻的汉奸行为吗？！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民主的问题。陈独秀说：“非民主的态度，是东方民族特具的一点特性”。这是甚么话！这明显是反对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论调！谁也知道，民主自由是全中国人民最近几十年来不惜以巨大的流血牺牲要求争取实现的，特别在目前抗战条件下，民主自由更是发动全国广大民众的力量进行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只有法西斯野兽希特勒才反对民主，想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最后民主残余，才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只有日本帝国主义才反对民主，摧残民主运动，说中国人‘不配享受民主’，只有袁世凯所收买的顾问古诺德才诬蔑中国民族，说什么中国的‘民性’和‘中国的落后’，中国‘不适宜于民主’。这些毫无人性的残暴兽行与卑污论调，早已被全世界的和全中国的先进人士抨击得体无完肤。而陈独秀竟还敢公开无耻的重复这样的论调，真不愧是希特勒，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忠奴顺仆’，古诺德的高足‘门徒’。然而这是丝毫不足奇怪的。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徒们的最高任务，就是帮助日寇灭亡中国，同时他们早已是法西斯的走狗，所以反对民主。他们看到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将要动员全中国的最广大人民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更不能不拼命的反对民主，因为这正是他帮助日寇吞灭中国的另一种‘妙法’。☆☆☆因此，很明显的，陈独秀在华中大学的演讲以及所发表的谈话，其实际内容就是破坏抗战，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帮助日寇灭亡中国。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阴谋手段就是模糊和混乱中国抗战的意义，破坏中苏两国友善关系，鼓吹签订‘反共协定’，破坏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这样来阻碍中国人民发挥巨大的抗战力量；并且叹惜日寇‘东打西打’的非计，而向日寇献灭亡中国的计策，以帮助日寇将中国‘一次吞下’。请看这种毫无民族天良的汉奸行为真是到了何种卑污可耻的程度！然而我们应当知道陈独秀的这种汉奸言论和行动完全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托洛茨基汉奸匪帮的罪恶行为一贯的表演。本来匪首托洛茨基早有“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指令，日寇也认为托洛茨基匪徒是“可使在各地作有利于帝国之各种活动”的工具。陈独秀是中国托洛茨基匪帮的头目，当然更要表现他对日寇的忠顺。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帮，卖国媚日的罪恶铁案如山，特别是自抗战以来他们破坏的阴谋愈加毒辣。他们的活动，可以使抗战受到不应受的损害，因此，彻底肃清托洛茨基陈独秀汉奸匪帮，是保障抗战顺利发展和胜利的条件之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陈独秀之汉奸言论（浩然，1937年11月15日第13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8）（1937年11月15日第135期）陈独秀之汉奸言论浩然托洛茨基匪徒们背叛民族，甘作日寇走狗已有无数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最显著的如张慕陶等始则破坏张北抗战，并实行告密，使吉鸿昌烈士遭受杀害，继则在西安事件中肆意挑拨内战，鼓动暗杀，以致王以哲将军竟遭毒手。如屠维奇之流，替日寇机关服务，陷害爱国青年，如叶青郑学稼等接受日寇津贴，发行破坏抗日救国运动刊物，如高承烈等在菲律宾华侨救国团体中，阳假救国之名，阴行破坏之实。特别是在全国总抗战开始以后，昧尽民族天良的托洛茨基分子黄公度等竟乘广西军队调往前线抗日之时，密谋叛乱，捣乱抗日后方，为日寇作内应。凡此一切就证明这种甘作日寇走狗的行为，决不简单是某些个别分子的堕落，而显然是整个托洛茨基陈独秀组织都是汉奸匪帮，其一切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日寇侵佔中国’，而其所采用的方法则是口蜜腹剑，阳奉阴违，阴谋暗害，因此日寇侦探机关异常重视这一汉奸匪帮，而认为应当‘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于帝国之各种活动，因此辈思想之华人，专能醉麻一般知识分子，以破坏南京之统一，彼等之工作技术，亦因为他知道如果直接提出反对抗战，马上会受到群众的唾骂与驱逐。可是他怎样解释抗战的意义呢？他装着学者的态度，作了所谓历史的分析，再三反复说明和归根到底的结论就是一个：“全国一致的抗战，为了什么？有人说，因为日本压迫我太厉害，这话不错，可是太肤浅……”“我们要瞭解抗日的意思不仅是因为他们压迫我们，而是我们要发展工业，我们要发展科学。”陈独秀的这一结论是说的什么？他说，我们抗战的意义不是（或者不仅是）因为我们受压迫，而是我们‘要发展’，为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是（或者不仅是）自卫而是进攻；这不正是与日寇宣传机关所经常胡说着的“中国侵犯日本的利益，日本不得已而自卫”互相唱和吗！？谁也知道，正是由于日寇侵略我国领土，蹂躏我国同胞，危害我民族的生存，所以四万万同胞为着民族的命运，为着自己的命运，为着自己子孙的命运而团结一致对日抗战，以争取民族的独立生存。谁也知道，这一战争在日寇是进攻和侵略，在中国是不得已的自卫，只有日寇才故意颠倒黑白，以图欺骗他本国人民和国际的听视；现在陈独秀也想把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模糊起来，试问除了帮助日寇宣传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对的，中国是需要发展工业和发展科学，可是民族生存处在万分危险的今天，我们抗战的直接目的是争取民族生存和民族的独立，只有民族生存与独立才是发展工业，发展科学以及中国一切发展的前提，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但是陈独秀却故意模糊抗战意义，企图减弱中国民族的抗战动员，这除了帮助日寇宣传以外，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尤其是当着陈独秀语到战争前途的时候，他公开说出瓦解人心颓丧士气的汉奸议论，他说：“又有人说中国大，日本吞不了，这话也是不对的。日本会把我们分成许多部分慢慢地吞。传说溥仪到北平，我不信，他们要一部分一部分的吞，多了吃不消。如果没有这种妙法，东打西打，日本非失败不可。”请看他明说“中国大，日本吞不了，这话也是不对的。”这不是说明中国一定要灭亡吗！？这不正是亲日汉奸所一贯发挥的中国不能抗日的理论吗！？谁也知道，正是由于中国大人口多，四万万人团结一致的力量，便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保证。只要我们有真正巩固的团结，那么不管日寇用什么样的方法，一次吞，或者“分成许多部分慢慢地吞”都是非失败不可。“不能抵抗”的汉奸理论，早已被我全国军队和人民几个月英勇抗战的事实粉碎无余了；陈独秀虽然用了更巧妙的词句，可是总不能掩盖这种理论的汉奸实质。而且很明显的在陈独秀的这一段话中，流露着最明显的汉奸面目，他看见以前日寇所用的逐步进攻，各个击破的政策常常达到目的，他看见日寇现在采取的北方中部和南方到处进攻的政策，激动我国人民一致的义愤，一致的抗战，而陷于僵局，陷于不可免的失败的前途，于是陈独秀很叹息地说：“这是东打西打，日本非失败不可”，而献议要“一部分一部分的吞，多了吃不消”，并摇头摆尾地说，这才是“妙法”。这简直是日本天皇臣民的口吻，根本不像中国人说的话。陈独秀的初次出台，为着要欺骗广大群众，掩盖自己的真面目，不能不说一些似乎赞成抗战的话，可是他那种日寇走狗的汉奸面目，仍然是掩饰不了的呵。（未完）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要求提高对托洛茨基匪徒的警惕性（上海来信，1937年11月7日第132-13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7）（1937年11月7日第132-133期）要求提高对托洛茨基匪徒的警惕性一封上海来信巴黎救国时报：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早已是日寇的鹰犬，因此，爱国同胞都认为肃清托洛茨基匪徒的斗争是抗日救国整个运动中的组成部分。素仰贵报为抗日救国的健全的舆论机关，摘奸锄恶，不遗余力，我就个人所知，想举发上海文化界中隐藏着的托洛茨基匪徒们一些阴谋活动的事实，以唤起海内外同胞提高对于托洛茨基匪徒的警惕性。有一个福建人，叫做郑学稼，曾学过农业，此人竟是潜藏在文化界的托洛茨基匪徒分子。他的妻舅是陈代青（化名林一新，是老牌托洛茨基匪徒，在文化建设杂志上发表一些诽谤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诽谤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很早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上就有过郑学稼宣传托洛茨基‘理论’的文章。有一个时期，他是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做事。福建事变时，郑学稼便丢抛职业不做，奉日寇命令，特地跑到福建去，想钻进去阴谋活动。福建事变结束后，他回到上海，不久，便又跑到了日本去，在日本混了约有一年，生活非常豪阔，嫖舞俱全。钱呢？是日本军部供给的！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自称‘日本通’，在上海某些杂志上用‘家禾’笔名，大写其介绍日本的文章，有时则冒研究农业，写一些‘养鸡’之类的小册子，以图掩蔽世人耳目，不幸进步的生活书店也受其蒙蔽，替他出了农业方面及‘日本财阀史’，‘西园寺公望传’之类的小册子。在这种种掩护之下，他便，同时为日寇特务机关进行奸细活动，但见他与日探往来密切，有个时期他竟索性住在日本浪人家里。日本军部供给他以军火金钱，要他收买福建的汉奸匪类，作联日反蒋运动。还有一个吴清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早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回到中国后想混入革命队伍，在北方被捕后他就供出全盘来历，实行告密陷害革命分子，此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教俄文，同时混在中华日报做事，又在各杂志写文章，专事招摇撞骗，宣传其托洛茨基的思想，不知怎末一来最近居然混骗生活书店，出版一本‘民族问题讲话’，他就在这本小册子里把托洛茨基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谬论，全套编列进去。自从辛恳书店毅然把托洛茨基匪徒叶青驱逐出去以后，近来这些托洛茨基匪徒便以日寇的资本开了一爿所谓‘真理出版社’的书店。葫芦里买的什么药，不问可知。最妙不过的是上海各日文报纸替这爿书店登载义务广告，固知胡越本是一家人也。此辈托洛茨基匪徒卖国求荣，真是不齿于人类。文化出版界舆论界应该共同起来声罪致讨。章乃器先生很早就说过：‘如果人类还有正义，社会还有公道，中国士大夫还有一些廉耻，这种文妖（托洛茨基匪徒——作者）是应该驱逐于言论界之外的。’以后倘再发见此辈匪徒的活动，即当继续报告。顺致抗战敬礼！罗锄奸双十节于上海炮火声中编者的话：我们非常欢迎罗先生来信揭发托洛茨基匪徒的阴谋活动，我们十分希望罗先生及一切爱国志士多多以关于这一方的稿件见赐。看了罗先生来信以后。我们有不能已于言者。我国文化界对托洛茨基匪徒的警惕性还是非常不够的。显然的，托洛茨基匪徒们早已是日寇豢养的奸细，早已不能称为中国人民中的‘一派’；而肃清托洛茨基匪徒的斗争，确是抗战利益所必需的，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任务，而且也是国民党和其他反日党派以及一切无党无派的各界同胞的斗争任务。我国文化界人士当此抗战紧急关头，对于托洛茨基匪徒，自应去之唯恐不远，除之唯恐不尽，对于他们的巧言饰非和阴谋诡计，自应加以仔细的检查和坚决的揭破。生活书店确是一个很进步的书店，在出版界中夙负声望，不幸为郑学稼吴清友等匪徒分子所蒙骗，致为盛名之累。或以为托洛茨基匪徒的某些文字作品表面上看来，也还不是公开为日寇及托洛茨基作宣传的，或其作品内容不是政治的而是自然科学的，因此就以为无妨登载或刊行；然而这种设想是不对的，应知托洛茨基匪徒们惯于使用貌为忠善，口蜜腹剑的两面手段，他们不仅惯于利用一些‘革命’词句为掩饰，来偷运其毒恶无比的反革命论调（如吴清友），而且也惯于以表面上不反对抗日（甚至也赞成抗日）的文字或非政治的文字，来藉此取得进步刊物或书店的关系，作为掩护其汉奸活动和蒙骗青年的资本（如郑学稼）。这种阴谋手段，使人偶不经心，便大上其当。我们十分希望生活书店将郑学稼吴清友等匪徒写作的书籍，一概停止出售。我们也希望我国出版界作一个动员来肃清少数托洛茨基匪徒如陈独秀、叶青、严灵峰、任曙、王季平、陈代青、朱新繁……以及郑学稼、吴清友等的作品。我们并希望文化界与舆论界人士一致仗义执言，共同揭发托洛茨基匪徒卖国害民的罪状，一致声讨。我们要求政府将郑学稼吴清友等勾结日寇，甘作汉奸的匪徒立即概行逮捕和审讯惩办。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浩然，1937年10月20日第13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6）（1937年10月20日第130期）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浩然在现时全国抗战局面中来纪念鲁迅先生，更使我们痛悼鲁迅先生逝世对于我民族的莫大损失，痛悼我抗日救国阵线失掉一个伟大的战士，痛悼我爱国青年失掉了一个仰望的导师，痛悼我文化界失掉了一个卓越的先进，痛悼我全国劳动人民失掉了一个敬爱的良友，痛悼我正为独立生存而英勇奋斗的伟大民族失掉了一个为民族正义而锄奸摘恶，耿耿无私，为大众解放而牺牲自我，百折不回的伟大典型人物。鲁迅先生一生为民族为大众而忠贞奋斗，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在足为吾人之楷模，而在其丰富著作中所发挥之精义名言，在在足供吾人之鉴戒与指针。尤其是鲁迅先生还在数年以前，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因此反对内战，反对‘剿共’，不怕干犯时忌，而作无情的批评，极力主张国共合作。这种威武不屈的气态，更是值得表扬。然而在对日抗战，生死搏斗的今日，我们特别是不能不再三想念鲁迅先生的高度政治警惕性与烛奸摘恶铁面无情的精神。鲁迅先生为着民族团结，抗日救国的忠诚，而无情摘发一切效忠日寇，破坏抗日救国运动的汉奸，尤其是丧良无耻的托洛茨基陈独秀匪徒们的奸恶手段。在现实文学上发表的鲁迅先生答复托洛茨基匪徒陈○○的信，到现在看来，他的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更加发扬和显著。在当时，在鲁迅先生发表这一伟大历史意义信件的时候，托洛茨基匪徒们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甘为卖国贼汉奸的事实，尚未十分明显暴露，而鲁迅先生看到他们的破坏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更能洞烛奸谋，而一针见血的提出：“你们（指托洛茨基匪徒们）的‘高超’理论，恰恰为日寇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恐怕在当时许多所谓‘忠厚’的人们（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定还以为“这是鲁迅过分的刻薄”。然而到现在托洛茨基匪徒们黄平、张慕陶等公开替日寇侦探机关做奸细的事实，领日寇津贴而组织汉奸团体（所谓‘新党’）的事实，公然企图挑拨内战，实行暗杀抗日将领王以哲将军的事实，向日寇侦探机关告密，陷害爱国青年的事实，特别是在广西的托洛茨基匪徒黄公度等乘动员抗日而密谋骚动，捣乱后方的事实，均一一暴露以后，这就证明鲁迅先生伟大的先见，高度的警觉和汉奸的无情揭摘，是值得全国同胞，尤其是爱国青年所极端敬仰与学习。要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就应当从各种事实的教训中认识到现在亲日汉奸和托洛茨基陈独秀匪徒们的各种狡猾奸恶的手段。他们不是简单站在抗日战线的外面来公开反对抗战，而是蒙戴各种假面具打入到抗日战线内部来，打入到救国团体、群众组织、甚至领导抗战的军事政治机关中来，替日寇侦探军事秘密，散播谣言来动摇抗战士气，从内部进行阴谋、乘机捣乱、实行挑拨离间和密谋暗杀来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因此肃清这些混入在抗日救国运动内部的托洛茨基陈独秀匪徒分子，实为每个诚心抗日的人所不可忽视的任务。尤其是现在文化界的同人，更应当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提起更高的警惕性，毫不留情的揭发那些冒称文人混入在文化界活动的托洛茨基陈独秀匪徒分子。这般匪徒分子在文化界方面活动所采用的奸恶手段正与在其他方面活动的手段一样的卑劣无耻。他们不仅公开的宣传托洛茨基反革命的‘理论’，而是特别是用偷运私货的方法：在表面打着马克斯——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旗帜，而暗中却发挥托洛茨基反革命的‘理论’（如叶青的‘哲学’，吴清友所著的民族问题讲话等），在表面似乎反对托洛茨基匪徒，而暗中却替托洛茨基鼓吹（如在大众日报上所一再发现的混入在该报编辑内部的托洛茨基分子写的文章）；在表面用赞成民族解放运动的词句，而暗中却宣传‘民族解放战争不能胜利’的反革命思想；在表面用似乎赞成抗日的论调，而暗中却宣传抗日不可能的汉奸理论；在表面上用反对托洛茨基匪徒的题目，而在内容上则逐段引证这些匪徒们的议论而毫不加以驳斥以作宣传；在表面似乎引证马克思列宁的话，而实际上则用断章取义和曲解的方法来替托洛茨基反革命‘理论’辩护。因为这般匪徒们知道托洛茨基匪徒的反革命‘理论’已为中国青年所唾弃，乃欲以这样偷运私货的方法来欺骗广大青年，来蒙混文化界的人士，以便从思想上来动摇抗日运动，破坏抗战。因此，放出尖锐的眼光，拿着最高的警惕性，来揭破这般匪徒们的假面具，来摘发这般匪徒们的奸恶手段，实为现在文化界人士的神圣天职。然而，我们读到最近从国内寄来的许多爱国先进人士所办的抗日救国的领导青年思想的刊物（如抵抗，战时联合旬刊等），其中极少甚至全无揭发托洛茨基匪徒们的文章，的确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缺憾。不要以为这般匪徒们已经人格扫地，无足重视，须知他们偷运私货的方法，仍可愚弄知识幼稚的青年，不要以为这一托洛茨基匪帮，还是什么‘政派’，须知他们是最无耻的最卑下的汉奸侦探的匪帮。对于这般‘有背于现在中国人为人道德’的匪徒们宽容和放松，便无异放弃每个中国人应有的起码的爱国责任。所以要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就应当不只善于反对公开的敌人，而且要善于摘发暗藏的奸细，不只善于批评反革命的理论，而且要善于揭露贩运私货的匪徒；要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就应当以坚决彻底的办法，来肃清抗日战线内部，在一切救国团体、群众组织内部，在文化界内部，以及在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内部所隐藏的亲日分子和托洛茨基匪徒们。清除内部的亲日汉奸和托洛茨基匪徒以巩固后方，正是争取对日抗战彻底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鲁迅先生逝世了！假如我全国的青年，文化界的同人，抗日救国战线的战友，全国一切爱国的同胞，都能学习鲁迅先生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大众幸福而坚持奋斗威武不屈的精神，为民族正义而烛奸摘恶铁面无情的精神，那么鲁迅先生所奋斗的事业，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事业，必能达到迅速的完成，而鲁迅先生亦将永远不死！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1937年10月10日第12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5）（1937年10月10日第128期）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罪国史——来增加抗战力量及巩固精诚团结——国难以来，特别是我国实行抗战以后，全国民众、共产党及其他反日党派以至国民党内深明大义的领袖及党员莫不殷切要求释放全国政治犯。中央政府亦能体念舆情，曾有集中人才、释放政治犯的声明。自全国救联会七领袖沈钧儒等人得释后，继而有分批释放全国政治犯的佳音，南京、苏州等地囚狱亦曾先后释放政治犯数百人。当时国人闻讯，莫不雀跃鼓舞，均谓尚在缧绁中的数万爱国志士，终将有发奋救国的机会。却是，自从南京、苏州等地释放数百政治犯以后，除最近广东福建两省有释放政治犯的消息外，便没听到其他地方释放政治犯的消息。我国在首都及各地之政治犯，虽无确凿统计，但总数不下数万人，月余来只释放数百人，其余则仍任其消磨于牢狱之内，这很明显的是不符合集中人才释放政治犯之原旨。吾人认为，在目前特殊条件下，除对于托洛茨基匪徒、亲日派及其他汉奸卖国贼必须根本肃清外，全国所有政治犯必须立即完全释放。当此抗战图存的紧急关头，多一分抗战力量，就多一分胜利把握；少一分抗战力量，就少一分胜利把握。国内数万政治犯，正如冯玉祥先生所云，皆属国家民族之精英，若仍将其锢禁，则不独使他们底热忱没有参加抗战的机会，而且使他们底肉体有被日寇轰炸而无从逃避的危险，这岂非最可痛心的事吗？！反之，若能立即将他们释放，则在前线和后方得到数万的强大生力军的补充，自然大大地增加我国抗战的力量和胜利的把握。而且，释放全国政治犯的问题，不只是全国政治犯底自由与效劳的问题；而且反映到我国精诚团结的问题。到了今天，谁也明白，我国要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全国精诚团结起来。现在国共及其他反日党派已有开始团结之表示，这实是堪足庆幸的事。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这一团结。但在政府方面，若仍不释放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政治犯，则殊难以表示集中国力、团结一致之真诚，而将有碍于全国精诚团结之实现与巩固。这就直接影响到抗战的力量和前途。因此，应该立即实行释放全国政治犯来推进和巩固全国的精诚团结。我国既已抗战数月，而且在全国呯吁下，中央当局亦有释放政治犯之声明，但一直到现在，还只释放数万政治犯中的数百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疑义是亲日派、托洛茨基匪徒及其他公开或隐藏在党政军机关内的汉奸卖国贼从中作祟作梗。现在中央及各地党政军机关内还有不少的这些汉奸，如在广西的托洛茨基匪徒那样在后方倡乱，为日寇内应固系明显的卖国汉奸行动，而其极力运用种种手段来削弱我国抗战力量、破坏我国精诚团结也同样是帮助日寇的卑鄙手段。他们多方阻挠立即实行释放全国政治犯，就是他们底这种手段的表现。我国中央及各地方党政军当局必须看破汉奸卖国贼们底毒辣阴谋，严格施行修正了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在党政军机关内外的亲日派分子、托洛茨基匪徒及一切汉奸卖国贼，一律肃清消灭，同时立即实行释放全国所有政治犯增加抗战力量和巩固精诚团结。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肃清侨胞中之日寇侦探奸细——托洛茨基匪徒（1937年10月5日第127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4）（1937年10月5日第127期）肃清侨胞中之日寇侦探奸细——托洛茨基匪徒(苏联海参崴通信)日本帝国主义为要把我全中国都变成它的殖民地、把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变成它的亡国奴，进行着反对我国全体人民的侵略战争。日寇一方面遣派大批海陆空军在前线上向我国军队进攻；另一方面，在我国后防收买少数民族败类，替日本作侦探和奸细，特别是收买托洛茨基匪徒，指使他们混入抗日营垒内部来，从内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响应日寇的进攻，以达到其“征服”我国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着进行这个侦探工作，不仅在我国国内组织它的侦察网；并且，在海外中国侨胞中也组织它的侦察网，特别是收买托洛茨基匪徒，以达到从内部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革命团体之目的。如像在菲律宾侨胞中早已发现托洛茨基匪徒高承烈，混入革命队伍内，作日本侦察和奸细，破坏我菲岛侨胞之抗日团结，早为巴黎救国时报所揭穿。在苏联远东边疆侨胞中，在最近也发现了日本侦探和奸细。当然的，这并没有丝毫的奇怪，因为日寇为着实行田中奏折中掠夺殖民地的计划，苏联远东边疆的沿海洲和沿黑龙江州老早是日寇垂涎对象之一。并且，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大革命时，日本军曾一度侵略苏联的远东边疆，如海参崴、伯力、双城子及赤塔等城市都曾被日本军占领过。远东人民游击战争与红军的英勇战斗，将日寇从苏联远东边疆打出了；但是，日寇的野心并未终止。德日法西斯既利用苏联人民中的少数败类分子——托洛茨基及其匪帮如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作日德侦探和内奸；同时在苏联远东边疆朝鲜人及中国人中也进行收买和安插奸细和侦探的工作，以便作为日寇进攻苏联和反对中国之走狗。前伯力中文“工人之路”的编辑周达文及其同帮匪徒如董亦湘，卢贻松等就是这般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周达文于七月十四日已被苏联内务人民部逮捕起来了，卢贻松畏罪潜逃了，董亦湘亦被逮捕了。这件事在远东侨胞中莫不称为痛快的事情。周达文董亦湘当初本在国内投机混入了共产党，周达文在一九二五年以前便到了苏联，董亦湘在一九二五年也到了苏联，他们既没有参加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也没有参加大革命失败后秘密的共产党的工作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当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念书时，他们曾经在学生中组织反党的小组织。他们曾经藉口组织‘同乡会’实际上在当时孙大校长拉狄克领导下，（当时拉狄克已是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在今年春在莫斯科审判‘平行总部’案时，拉狄克公开承认了他们这般托洛茨基匪徒与日本和德国法西蒂侦探勾结，进行反苏联和反中国的反革命的卑鄙勾结。拉狄克已被判十年监禁）进行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组织了反党的反革命小组织，并反对当时学校内党支部局的斗争。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春这个时期间，当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到在列宁学校念书和教书时，他们经常或明或暗进行反党的斗争。当一九三○年夏秋，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了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时，在党内发生很大的反李立三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也曾反映到当时的列宁学校。当时，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在学生中不讨论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的决议案，不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一九三一年五月通过的）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在反对李立三路线和反对反革命罗章龙派的斗争中实行怠工，而仍旧反对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后更新领导的中央及其政治路线。当一九三二年春，日寇已占领了东北各省后，还继续进攻我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上海时他们又反对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开始时就提出的‘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口号。他们根据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理论，说什么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有民族解放战争。这个反动观点在当时就曾受到列宁的反驳，就被列宁指出：他们是否认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斗争，他们这个观点就是帝国主义者反革命的观点。周达文这般匪徒们在上海战争时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污蔑中国军队和人民保卫上海的武装自卫行动为反动行为，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这是日本奸细的‘理论’，企图叫中国同胞不要去抵抗日寇的侵略，而很顺善去向日本投降，做日本的顺民。因为根据这般汉奸的意见，‘民族解放战争既是不可能’，武装保卫中国领土为反动性的战争，那么，中国人民只有束手待毙听凭日寇宰割了。当一九三二年春周达文、董亦湘等在列宁学校被撤销工作后，共产党为着教育他们，使他们改正错误起见，将他们派到苏联远东边疆在中国侨胞中做工作。从一九三二年到现在整五年中，他们更加紧地在各方面进行反党和反革命的工作。第一、在一九三四年，周达文董亦湘等故意袒护日本侦探托洛茨基分子阎玉珍、李国士、相玉梅等匪徒，并利用自己当‘工人之路’编辑的地位，在报上称阎玉珍为‘无产阶级的作家’云。第二、当去年和今年在苏联已破获日德侦探季诺维也夫和皮达可夫等托洛茨基总部反革命案以后，李景昌同志写信到‘工人之路’揭露托洛茨基匪徒王春山时，周达文故意将此信搁置一个多月而不发表。第三、周达文等在远东造出一种阴谋危害的‘理论’，说什么在远东中国人思想简单，不会有什么托洛茨基分子似的。这是很明显的企图麻醉远东中国侨胞的革命警惕性，而他们自己就好隐藏起来。第四、周达文等在再三被党揭破其错误以后，便公开承认他们所进行的是无原则的斗争，企图用这种方法来隐盖他们所进行的反革命的活动。例如，他们明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领导；却故意说：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中央委员会，而只反对王明、洛甫、博古、王家祥和其他中央负责人。这种工作方法，正是他们的主人日本帝国主义告诉他们的，日寇破坏革命队伍的一贯方法，就是故意在革命团体内企图挑拨这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以达到破坏革命团体之目的。第五、周达文实行两面派的工作方法，当某个托洛茨基匪徒已被揭穿时，他们也宣布反对这个匪徒；同时，将那些真正忠实于共产党和革命的人，陷害为托洛茨基分子，使得群众认不清谁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匪徒，而他们这般匪徒们就得继续进行反革命的工作。例如，当远东中国人托洛茨基分子阎玉珍还未揭穿时，这般匪徒力加袒护；当已隐护不住时，则亦装腔作势的来反对。并将那些真正与托洛茨基分子是死敌的忠实于革命的人陷害为托洛茨基分子。周达文这般匪徒们的工作方法真是卑鄙下贱，他们这种方法是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等匪徒学来的，他们自己用暗害的方法，烧工厂和破坏铁路，却说是别人做的。检查十二年来周达文董亦湘等的历史，就毫不奇怪他们为什么公开走向当日本的侦探，危害苏联和中国革命。在远东边疆侨胞中更加提高了革命警惕性，继续开展无情的斗争揭发去和肃清日本侦探托洛茨基匪徒们。当这般托洛茨基匪徒已经不是工人运动内政治派别，已经不是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派别，而是已经向日德法西斯蒂卖身投靠，充当其奸细的时候，在日寇已进行反对我国全体人民战争的现时，这般匪徒混在我们队伍中特别危险，我海内外同胞对于这般托洛茨基匪徒已不能看做中国人的政治派别，而应当认定他们是汉奸，必须坚决揭发与肃清。我欧美华侨中日寇奸细托洛茨基匪徒，一定不只高承烈一人，希望欧美各国同胞，提高革命警惕性，用群众的力量，把这些日德法西斯蒂的侦探托洛茨基匪徒们从自己队伍中清洗出去，这是争取我伟大中华民族独立自由，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德诚于海参崴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广西当局破获托洛茨基匪帮在后方倡乱的阴谋（1937年10月5日第127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3）（1937年10月5日第127期）我国之托洛茨基匪徒甘为日寇奸细之铁证广西当局破获托洛茨基匪帮在后方倡乱的阴谋匪帮以黄公度为首在广西阴谋蠢动║我国上下为着国家前途和为着抗战利益║║必须肃清托洛茨基匪徒及一切日寇奸细║日寇在进行侵略我国的战争中，特别加紧其在我国的奸细活动。这已由许多铁的事实加以证明。如在广州的日寇奸细，在屋顶上安置红绿灯，为日寇飞机轰炸的信号，如著名亲日分子张自忠自北平赴济南，进行其挑拨离间的勾当等等。我国的托洛茨基匪帮，久为日寇警犬，专门阴谋破坏抗战，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本报早已屡次揭发并号召国人坚决将其铲除。现在果又发现托洛茨基匪徒企图在后方倡乱来为日寇内应的阴谋。据十月三日上海电，各报载，在广西破获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在后方倡乱的阴谋。托洛茨基匪帮以前国民党广西省委委员黄公度为首，乘广西军队北上抗敌的时机，阴谋蠢动，扰乱后方，幸而广西当局将其破获，黄公度以下之托洛茨基分子，全被逮捕。各报并指出，托洛茨基匪帮完全系土匪及其他败类所组成。这一电讯虽然简单，但这个事实值得我国上下莫大的注意。首先，这一铁的事实，更加毫无疑义地证明，在我国的托洛茨基匪徒就是帮助日寇侵略我国的赤裸裸的奸细和卖国贼。日寇现在正特别利用混入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党军机关及民众团体内的托洛茨基匪徒和亲日派分子，来加紧其在我国的奸细活动。正如新中日报（译音）关于在广西破获托洛茨基匪徒阴谋一事之评论云：“当此全国一致抗敌备存之时，少数卑鄙龌龊的托洛茨基分子，竟乘军队开赴前线的时机，在后方图谋不轨。他们这种勾当，是受着何方的指使，和为着何方的利益，已明如观火。我国绝对不能容忍这些奸细和卖国贼。为着我国民族的将来起见和为着抗战的利益起见，我们必须消灭甘当奸细卖国贼的托洛茨基分子。”这种中肯之言，堪称定论。我们对于广西当局能够破获和逮捕混在高级军政机关内的托洛茨基匪帮的举措和各地方政府民众铲除汉奸的努力，表示庆幸，并且希望广西当局能够根据紧急治罪法从速将托洛茨基匪帮处决，并严行诘究，务期根绝托洛茨基匪帮及其他一切汉奸败类。却是，还未被破获的托洛茨基匪徒及亲日派等奸细卖国贼，尚在不少，希望我国中央及地方当局，都能够如广西当局一样，以更大的决心和努力来消灭混在各级党政军机关内的汉奸卖国贼，特别是托洛茨基匪徒及亲日派分子。我国各界民众，必须更加警惕起来，加紧反对日寇奸细的斗争，特别是揭破和肃清混入各界团体及舆论界内的托洛茨基匪徒和亲日分子。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要求逮捕和惩办托洛茨基匪徒（1937年9月30日第12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2）（1937年9月30日第126期）║评坛║要求逮捕和惩办托洛茨基匪帮（胜日）偶然看到日寇在哈尔滨刊行的大北新闻八月廿四日登载南京当局释放陈独秀的消息，我不能不站在民族利益与抗战需要的立场上说几句话来正告国人。陈独秀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由于他的罪恶，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受了失败。大革命失败后，他继续进行其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活动，因此，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他就建立反革命组织，联合托洛茨基分子，加入托洛茨基匪帮，来进行破坏中国共产党，破坏苏维埃红军，破坏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做奸细侦探等等活动。所以陈独秀是中国托洛茨基匪帮的魁首，而这个匪帮组织当时便是由著名亲日汉奸唐有壬津贴经费做其后台老板的。一九三二年有所谓陈独秀‘坐牢’的一幕滑稽剧。当时在国民党进行“剿共”内战的政策之下，共产党人与爱国青年革命志士大批遭受屠杀；而陈独秀别开生面，有章士钊的辩护词公开承认其在中国组织托洛茨基分子以邀‘清共’之功，他不仅由唐有壬月送五百元（本文是五百元，不是三百元——抄录者），优待备至，也不仅是藉“坐牢”以企图掩盖其业已尽情毕露的反革命真相，为此后蒙混欺骗之资本，而且他还在‘牢中’的时候，仍然继续其反对中华民族与人民的阴谋活动。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救民的政策以来，他虽在‘牢’中，还是和其匪帮共同奉承日寇命令，疯狂般的反对中共及其政策，尽造谣污辱阴谋破坏之能事。例如署名陈○○的写信给鲁迅先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鲁迅先生回答得非常对：“你们的高超理论为日本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陈○○这封信，张慕陶等阴谋破坏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暗杀王以哲将军，赴日观光，在上海由日寇出钱给他们办报，任卓宣（即叶青）等在文化建设等杂志上的一切招摇撞骗——都是陈独秀这个托洛茨基匪帮领受日寇特务机关每月五万元的津贴而卖国求荣、甘当奸细的勾当。这一切都已有日寇特务机关对山西工作大纲（见本年六月六日申报周刊）为之铁证，这个大纲内说对于托洛茨基匪帮“宜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于帝国之各种活动……彼等之工作技术亦甚高明”。所以，陈独秀的被释，无疑的是日寇亲日派的阴谋，企图利用陈独秀来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自卫战争。这就是陈独秀的被释，为日寇的大北新闻所欢迎与重视的原因。抗战以来，南京政府有了更进步的转变，其中一个表现便是开始释放政治犯。全国人民欢迎南京当局这个步骤，而且还要求更迅速更彻底的实行。特别是在日寇飞机残暴轰炸我前方后方各中心城市的现在，更应立即完全释放这一切爱国志士革命青年，使得为国杀敌。然而陈独秀等等决不是什么政治犯，而是卖国叛国犯。这些日寇奸细是应该肃清，应该逮捕，应该治罪的。据国内报载，最近南京公布的紧急治罪法，有惩办各种破坏抗战活动的汉奸匪类的条文，这是非常必要的。全国人民应当要求当局根据这个紧急治罪法来逮捕和处决一切亲日汉奸托洛茨基分子，首先是逮捕陈独秀张慕陶任卓宣等，组织人民法庭审判和处决他们。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肃清内奸，争取抗战胜利（1937年9月18日第123-124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1）（1937年9月18日第123-124期）肃清内奸,争取抗战胜利胜日全中国进行着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日寇是非常凶恶的敌人，不仅有全副的武装，而且有浪人侦探的特务系统，充斥着整个的中国。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黑龙会和黑洋会所起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正像日寇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是一个预定的长期的计划一样，日寇特务机关在中国摆布的奸细网也正是在长时期中培养和发展起来的，成为日寇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和组织部分。在日寇所收买的汉奸中间是最容易看出来的是公开的亲日派，例如，安福系政学系的余孽至今还在南京政府中盘踞着，除此而外，国民党本身则有汪精卫等。然而这些为人所共知的汉奸只是日寇奸细中的一部而还不是其全部。日寇有其长期培养的和到处收买的汉奸，潜伏在南京及各地方政府，各军队，以至于各革命的抗日的政党与团体中。这里，特别是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为日寇所赏识和宠任，他们惯于使用两面派的伎俩，表面上装做抗日等，或高唱着好听的调子，埋伏在民族的队伍中间，实际上却干那最无耻的卖国媚敌的勾当，因而其危险性也最大。在今天抗战的环境下，日寇必将指挥其奸细乘机活动，来配合其武装侵略，以阴谋暗害的种种手段来破坏中国人民和军队的团结，破坏中国抗战的兵力物力财力与作战计划，扰乱中国抗战的后方等。西班牙托洛茨基分子背叛西班牙人民的武装骚动也必将是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今天议事日程上的要目。所以问题是很明显的：肃清内奸，肃清托洛茨基分子正是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些人还是在设想托洛茨基分子总是中国各党各派中的‘一派’。这是错误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能够称为政党或政派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的，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他们的纲领一定是或多或少的表现要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精神，首先是抵抗外敌的侵略，特别在今天是抵抗日寇的侵略，他们这种抗日的立场与主张应当是对中国人民公开的而不是隐藏的，他们的实际行动应当是符合于他们的公开的抗日立场与主张的。然而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便从来不是这样的。从中国托洛茨基匪帮的形成时候起，他们便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敌人，他们颂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反对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破坏红军，潜入红军，在前线上实行叛变、在职工运动中进行破坏罢工的工贼活动，向侦探机关告密以及在侦探机关中充当侦探来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组织。而自民族危机以来，他们使一向是日寇侵略中国的别动队。从政治上说，他们有一个秘密的不敢对中国人民公开的纲领，这便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首倡的，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帮助和便利日寇的侵略，他们执行这个秘密的卖国纲领的实际行动是：他们的以联日反蒋的献计破坏了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他们暗害了抗日将领吉鸿昌将军，他们企图破坏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阴谋挑拨内战来破坏国内和平和国家统一，他们暗杀了首先拥护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王以哲将军，他们以一切招摇撞骗来污蔑中国共产党与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为了这一切活动，他们领日寇每月五万元的津贴。所以，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日寇的奸细，是日寇特务机关的分部，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决不能算为中国的一个政派。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是反日各党各派的大合作，然而这里只能包括真正的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各党各派，这个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决不能有亲日派的地位，也决不能有托洛茨基分子的的帮伙的地位，恰恰相反，只有坚决反对与肃清托洛茨基分子，才能使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发展，而保障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些人还是希望托洛茨基分子改过自新，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仿佛就可以不拒绝他们到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是错误的。对于一时受日寇汉奸的威迫蒙蔽与欺骗的个别分子，倘是真正有回到民族队伍来的诚意，还可以容许他们改正错误，将功赎罪，那是一回事；至于托洛茨基分子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仅他们不是做的错误而是做的罪恶，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明知故犯的罪恶，他们是甘心卖国降敌，丧尽了良心人格的败类，因此，对于他们决不能有任何希望；而且，托洛茨基分子的本领、因而其危险性，就在于他们两面派的手段。他们会用甘言蜜语，承认错误，对革命事业的‘忠实’的表现，和工作上的‘成绩’等等。作为他们掩护其卑鄙无耻的奸细活动的资本。如果希望他们革心换面，给他们以将功赎罪的机会（实际上他们是罪在不赦的！）这恰恰是投其所好，给了他们以施展其两面派手段，实行奸细活动的机会。所以，对于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存什么好心善意的希望，不能用讨论、劝告的方法和他们斗争，而是必须揭破他们，打击他们，铲除他们，根绝他们。有些人以为最革命的政党里面，最革命的军队里面，不会有日寇的奸细，或者因为今天还没有发现奸细的活动，因此断定不会隐藏有奸细。这又是错误的。奸细活动既然是日寇侵略的工具，那末，很显然的，日寇必须首先要派遣奸细打进抗日救国最坚决的势力内部来。日寇自己都不止一次的承认并在其文件上着重申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是日本‘皇军之大敌’，因此，日寇必然千方百计要打入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里面去，必然要千方百计打入其领导机关的周围去，发其奸展细活动（可能是：发展其奸细活动之误？--抄录者）。日寇必然派遣自己的奸细的，特别派遣托洛茨基分子来混入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用两面派的手段，用长期的‘忠实’的表现来混到某种重要的地位，来给革命以更大的危害。日寇必然要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红军内的某些动摇不可靠的成分，特别是暗藏的托洛茨基主义，罗章龙派，以及立三主义的残余分子中进行收买，来发展其奸细活动。所以，最革命的队伍及其领导机关恰恰是敌人奸细首先要企图钻入的地方，而且应该相信敌人时常会达到钻入其中某一部分的目的。如果今天暗藏的奸细还没有全部活动的话，如果他们之中有些人今天还在表面上‘革命’、‘忠实’或工作上有‘成绩’的话，那末，这不是证明这里绝没有奸细，而是恰恰证明有一部分日寇长期培养的奸细，企图取得信任而混到重要职位，或者在等待和寻找最重要的地方，最紧急的关头，最适当的时机，来打击我们，暗害我们，来实行叛变而帮助日寇。所以，中国的一切反日的政党，团体与军队，包括最彻底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红军在内，都必须为揭发与肃清内奸而斗争。如果今天还没有发现内奸，决不能说是没有内奸而便高枕无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不仅在政治上首倡和执行正确的政策，领导着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而且在组织上以自己的严密坚强的队伍为基础来组织这个战争。中国共产党有着一切的决心、力量与条件去为肃清自己内部的最后一个内奸，为肃清中国民族队伍中的最后一个内奸而奋斗，以保障抗战的胜利。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南京政府分批释放政治犯（1937年9月10日第122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0）（1937年9月10日第122期）南京政府分批释放全国政治犯★南京政府实行抗日国策的又一进步的表示★应实行国共及其他反日党派更进一步之合作释放爱国政治犯，久已为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特别是自救联会七领袖被逮入狱后，这一要求更见迫切。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建议实行抗日国策，又剀切指出释放爱国政治犯为精诚团结，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之急图。国民党内明达之士如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等亦曾根据全国公意，作同样的主张。本报亦曾站在不分党派，一致抗日救国之立场，坚决要求释放救联会七领袖及一切爱国政治犯并要求恢复张学良将军之自由与军职。其中虽因南京政府内面亲日派之多方阻挠，以致全国要求久未实现；但日寇披横，国难日深，南京政府当局亦曾逐渐采取抗日立场，张学良将军军职既已恢复，救联七领袖又已释放，这都曾是南京政府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表示，国人莫不表示庆幸。据电讯，自救联七领袖释放后，国内政治犯亦已开始分批释放。各报载，不久前在南京释放囚犯约六百名，其中多系政治犯。南京政府亦已下令释放苏州监狱内之政治犯，已释放一百三十八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一人。各政治犯于释放后组织委员会，在南京政府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工作。在我国实行抗战图存的斗争中，南京政府开始实行释放政治犯，使这些爱国志士得遂其素志，为国效命，这是南京当局在实行抗日国策上更进一步的表示，也是全国精诚团结，坚持抗战的有力的推动。希望南京政府迅速将其他还在全国各地监狱中的政治犯一律释放，并更进而实行抗日国策的其他步骤，特别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反日党派的公开的合作，以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放统一战线。同时应该指出，在进攻我国中，日寇唆使其奸细，特别是亲日汉奸及托洛茨基分子等大肆活动，南京当局一方面应释放全国政治犯，进而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方面又应严惩汉奸国贼，驱逐政府机关及军队内之亲日分子及托洛茨基分子，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汉奸国贼托洛茨基分子实行严刑峻法，发展反对汉奸国贼托洛茨基分子之斗争，这样来保证抗战得到胜利。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为大众日报进言——揭穿托洛茨基匪徒的私货（1937年8月25日第11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19）（1937年8月25日第119期）为大众日报进言柳咏宜——揭穿托洛茨基匪徒的私货——‘大众日报’是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及十九路军的机关报，素以抗日救国为职志，赞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赞成国共及其他反日各党派的合作。然则不幸得很，‘大众日报’曾经发现过托洛茨基匪徒偷运私货的事实（详见巴黎救国时报第一零五期。该篇主要谈西班牙的事，故未录——抄录者）。最近苏联处决杜哈切夫斯基等卖国贼后，六月廿三日‘大众日报’做了一篇标题‘苏联党案之认识’的社论，其中以偷运私货的方法，有对于苏联的造谣诬蔑，有对于托洛茨基的曲意颂扬，这不仅不符合事实，不合真理；而且在举国一致进行抗战的今天，在肃清亲日汉奸与托洛茨基匪徒比前此任何时候更为急切需要的今天，‘大众日报’上有此偷运托洛茨基匪徒的私货的社论，不仅是足以妨害大众日报的声誉，亦且足以妨害抗日救国的事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中心政治主张，对外是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这种政治主张，正适合全民族目前的迫切要求，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之能得到中国民众的同情和赞助，这是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主要领导干部亲身参加了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革命运动，亲身指挥了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抗日战争，而且忠诚的继续为中国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不懈，中国民众听到他们的名字，即莫不敬爱之、同情之、赞助之，这也是没有疑问的。像六月廿三日‘大众日报’偷运托洛茨基私货的社论，不但决非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干部及革命同盟的意见，而且也决非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机关报‘大众日报’的整个的意见，这也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机关报的‘大众日报’上发现了偷运托洛茨基匪徒私货的社论，一定使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机关报及同盟本身受到莫大的损失。为着抗日救国的利益，为着爱护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为着爱护大众日报，我认为应该对于这篇社论加以辟斥。首先这社论标题中‘党案’二字完全不是事实。苏联最近审判德日法西斯奸细托洛茨基匪伙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以及杜哈切夫斯基等案件，决不是苏联的党案，这是苏联破获与处决叛徒卖国贼、日德法西斯奸细、暗探、军事破坏者、杀人凶手的托洛茨基匪帮的案件。叛徒奸细等等决不能成为一个党，更不能成为苏联共产党内的一派，而只是下流无耻卑鄙堕落的一帮匪类。世界各国主张正义人道的人士与公正舆论，亦莫不一致痛斥日德法西斯走狗的托洛茨基匪徒之丧尽人性天良卑鄙无耻到极点，而该社论作者却称之为‘党案’，这不仅替日德法西斯奸细托洛茨基匪帮辩护，而且污辱苏联共产党。这种笔法却正是托洛茨基分子所惯用的故伎。该社论中说:“法西斯之阴谋渗进苏联党政军内部去……这正如布尔塞维克潜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而形成尖锐的对立一样。”这是非常荒唐的谬论。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布尔塞维克主义运动，决不是从外部‘潜进’去的，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中所发生出来的运动，正如斯大林先生所说的‘如果以为革命可以输出的话——那是笑话’。这所谓‘潜进’的说法却正是法西斯与托洛茨基匪帮惯用的论调，用来挑起资本主义各国反苏联反布尔塞维克的阴谋。第二，‘法西斯之阴谋渗进苏联党政军的内部’，这是反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类历史的进化，而且渗进的只有少数法西斯的奸细、暗探、军事破坏者、杀人凶手的托洛茨基匪徒，做他们狗偷鼠窃的勾当，在苏联人民群众的面前，他们的简直不敢暴露其真相。苏联的党政与人民也决不容许他们的为非作恶，以最高度的警惕性与决心来肃清他们。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所发生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运动，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必然发生的革命运动其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其阶级源泉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占了有绝对决定意义的生产地位，而且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他是未来社会的主人翁。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布尔塞维克运动的发展，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对立，而必然引导到工人阶级的胜利。该社论作者，竟把这种尖锐的对立与‘法西斯之阴谋渗进苏联党政军内部’相并立比拟，这竟是对于法西斯与托洛茨基匪伙的曲意諛扬，却是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无端污辱。该社论说：“苏联迅速而严密地清除叛乱，是证明它的政治机构之强化，证明工农群众对现政权之信赖，尤其是说明了对法西斯的斗争之巨大的胜利”。既然这样说，苏联应当没有什么‘危机’的了。可是该社论又说：‘苏联的危机决不是今天的党案’，又说：“这种事实，正是一页严重的必然的历史之开演，判断这事实的成败，也还在必然的历史之继续开演中。”仿佛说，‘党案’虽非危机，苏联却别有危机在，仿佛说苏联的‘成败’也还在未可知之数。在这种巧妙的词锋之下，埋藏着对于苏联的诅咒。应该指出：正是柏林和东京以及托洛茨基匪帮们才希望和诅咒苏联有‘危机’，‘会失败’，以及造作种种无稽的谣言来诬蔑苏联；该社论作者竟和日德法西斯军阀和托洛茨基匪帮的论调如出一辙！在每一个爱好公理与正义的人看来，在每一个忠实于事实与真理的人看来，在苏联，社会主义是最后的永久的胜利了，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动摇的了，苏联的强大，不仅表现在两个五年计划的完成，第三五年（可能是第三个五年之误——抄录者）计划的开始，不仅表现于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斯大林宪法，不仅表现于伟大的常胜的红军，而且也表现于国内的潜伏的奸细叛徒之被坚决肃清。只有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西斯国家，才是内外的危机四伏。不错，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会开倒车的，没落的必然要没落，先进的必然要胜利与发展。该社论作者的‘危机’和‘成败未可知’的诅咒是徒劳的，是不能损伤苏联之毫末的。该社论中又说：‘与伊里奇共同创造苏联的，托洛茨基是其重要首领之一’。这简直是诬蔑苏联革命史，污蔑苏联共产党，污蔑列宁的造谣。苏联的每个公民，世界上每个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人，对于这种谣言惑众，都会予以严厉的痛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托洛茨基一向就是反对伊里奇即列宁，反对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托洛茨基一向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创造苏联的苏联共产党。托洛茨基是苏联及苏联共产党的罪人。稍稍举几件事实即可证明托洛茨基匪首对于苏联及苏联共产党做了滔天罪恶了。在十月革命以前，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各派反布尔塞维克的八月联盟的领导者。在十月革命前夜的革命高潮中，托洛茨基看见广大群众都拥护布尔塞维克，看见布尔塞维克一天天胜利，于是就把他的一套托洛茨基主义暂时藏在荷包里，用欺骗的手段混入布尔塞维克的队伍，在国内战争时曾窃踞了相当重要的职位。然而就是那时候，在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前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卡米尼夫三人泄漏了武装起义的秘密，列宁知道这件事后，大骂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是工贼，要立即开除他们出党。在不列斯脱和约时，托洛茨基极力反对与德国媾和，提出‘不和不战’的口号，几乎断送了当时苏联的命运，幸赖有列宁及斯大林的天才领导，才挽救了当时的危险局势。在国内战争时，托洛茨基几乎断送了南方战线的全线，幸赖打击了托洛茨基后，斯大林在沙里城的天才指挥才挽救了南方战线。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托洛茨基一贯的反对与破坏。现在苏联社会主义既已胜利的建成，托洛茨基便勾结德日法西斯出卖祖国，做日德法西斯的走狗暗探，组织军事破坏，阴谋杀人放火，图谋推翻苏联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就以上这些历史事实而论，业已百分之一百证明托洛茨基匪首对于苏联及联共做了滔天大罪了。由此可见该社论作者的说法，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妄想抬高托洛茨基的身价，污辱了列宁，污辱了苏联的革命史。根据以上几个要点的检讨，大众日报六月廿三日的社论，虽然说明了这些审案证明苏联的胜利与强大，然而上述这几点却都是对于苏联造谣诬蔑，而为托洛茨基匪徒惯用的口调与笔法。虽然我们还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该社论作者即是托洛茨基分子，然而正因为‘大众日报’是主张抗日救国，主张联共，主张联俄，同情苏联的报纸，所以托洛茨基分子钻进大众日报，必然用偷运私货的办法，在表面上似乎是同情苏联的文字中，暗放造谣诬蔑的冷箭。六月廿三日的社论，显系这一类的托洛茨基分子偷运私货的文章。这篇文章居然在‘大众日报’上登出，居然是‘大众日报’的社论，这不能不是大众日报的损失，不能不是抗日救国事业的损失。托洛茨基分子之侵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机关报，值得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全体战士，特别是其领导干部的严重注意与警惕，来检查其机关报。托洛茨基分子侵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及其机关报，首先要挑拨、离间、孤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国际上的友好关系。次之，要造谣、挑拨、分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对中国各党各派社会团体以及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之间的友好关系。再次，托洛茨基匪徒最会阴谋诡计，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吹牛拍马，分裂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领导干部与同盟普通盟员之间的亲密团结，甚至会离间同盟领导干部中的亲密合作与精神团结。最后，托洛茨基分子会在政治上以及在奸细暗探告密行为上出卖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及其领导干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领导干部，对于日寇每月以五万元收买中国托洛茨基匪徒的事实不会不估计到，对于托洛茨基匪徒暗刺王以哲将军，陷害吉鸿昌将军的教训不会不估计到，我希望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立即把一切托洛茨基分子清除出同盟本身，同盟机关报以及同盟势力所能及的一切群众团体和军队以外，更号召群众来反对日寇奸细暗探的托洛茨基匪徒。希望‘大众日报’及‘民族战线’的篇幅上能够积极发展反托洛茨基匪徒的斗争，并提高警惕性，严防托洛茨基匪徒的私货，斥逐钻入隐伏的托洛茨基分子。如果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和‘大众日报’及‘民族战线’能够这样做，一定能够使自身在组织上及政治上更加健全发展，一定能够得到国际上同情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人士之加倍同情赞助，一定能够得到中国抗日各党派的加倍赞助，一定能够得到中国民众的加倍拥护，这不仅是中国抗日救国事业前途之大幸，而且是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本身及其机关报之大幸。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读者来信：托洛茨基的罪状（1937年7月31日第114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18）（1937年7月31日第114期）读者通信托洛茨基的罪状救国时报主笔先生我是最爱读贵报的；因为第一，贵报是抗日救国之喉舌；第二，贵报主张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我民族目前必要之图；第三，贵报抨击卖国汉奸最力，特别是对于甘当日寇奸细、出卖祖国之托洛茨基匪徒，摘发不遗余力。最近我在先锋报上（六月十九日）看到了艾迪博士写的‘托洛茨基的罪状’一文，分析透彻，语焉中肯。艾迪博士为世界基督教青年会领袖，竭力主持正义公道，又非常同情于中国的解放运动，对中国青年运动、学生运动赞助尤力。他曾到过中国多次，在北平清华大学演讲，大受学生之欢迎。‘九一八’事变时，他亲在东北目击日寇之侵略暴行，不胜义愤，乃努力向各方面暴露日寇罪状，并号召世人援助中国人民之解放运动。他是基督教信徒，无其他党派关系。他根据客观事实，根据真理与良心，而确定托洛茨基匪徒之叛卖祖国、甘为法西斯走狗的罪状。可见托洛茨基匪徒实为人类的蟊贼，遭受一切公正先进人士的唾弃与痛恨。艾迪博士在他的文章内首先说，关于苏联政府对托洛茨基匪徒的审判，美国反动报纸多作歪曲事实的纪载，给读者以不良印象。彼为探索真相起见，乃翻阅莫斯科审案当场记录的报告，读后彼遂恍然于全案之始末。他认为拉狄克的长篇而清晰的供词，已完全证实了他的堕落的罪行。他说：在苏联实行第一次五年经济计划时，托洛茨基匪徒们即在工业内和集体农庄上阴谋破坏，企图使第一次五年计划不成功。“从此阴谋日深。政府的一天一天的成功又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而且这个成功是飞快得可怕，因此反对派的速度也必定要增加，刺杀基洛夫丝毫没有帮助他们达到目的，他们于是决定要试用大规模的恐怖手段，他们必定要设法杀害斯大林和五个主要领袖。照他们各种旁证的供词看来，他们是在事实上，并且是好几次，有过这种行动。”匪魁托洛茨基做法西斯的德国和日本的走狗来酿成世界新战争，出卖祖国，恢复资本主义等等阴谋——“这些罪状，却是两次审判后枪决的二十九个人中多数的临死指证所确定。”该文结尾时，作者写道：“在我看来，斯大林是苏联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领袖，来推进苏联自己的经济和保障世界的和平”，“自从读了两个审判的报告以后，在我心目中，那些受刑的人的卖国罪状，和托洛茨基这个大阴谋家的双重罪状，现在是彻底成立了。”以上这些，完全是一位无党无派者的意见，足见托洛茨基匪徒们作奸为恶，卖国求荣，难逃世界公论之诛心。用特致函贵报，望不惜篇幅，予以刊载。此致抗日救国敬礼！钧一六月二十二日于纽约本报同人按：钧一先生的来信，把基督教青年会闻人、艾迪博士揭穿托洛茨基匪徒罪行之文章介绍给本报，读后使人更加明白认识，托洛茨基匪徒之为法西斯奸细，进行叛卖祖国、危害暗杀、侦探告密等勾当，是人类和平与进步的公敌。我国托洛茨基匪徒甘为日寇走狗帮助日寇侵略中国，尤为我国的民族公敌。因此，我们反对托洛茨基匪徒的斗争，就是抗日救国的斗争的组成部份。我们必须尽量揭穿托洛茨基匪徒的一切阴谋罪行而给以致命的打击。本报除将钧一先生来信发表外，并号召我海内外同胞，源源将揭发托洛茨基匪徒罪行之通讯见赐，实为民族前途之幸。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旧俄白党和中美托洛茨基匪徒狼狈为奸（1937年7月5日第108-10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17）（1937年7月5日第108-109期）日寇特务机关指挥之下旧俄白党和中美托洛茨基匪徒狼狈为奸上海通讯：自从日寇把榨取我国人民膏血之所谓庚子赔款五千余万元作调查中国实况（应当做侦探中国实况制造中国内乱读——记者）经费后，日寇在中国的特务机关，更大刀阔斧地直向中国全线进攻了。他的工作范围，现已超越冀察鲁豫宁青甘陕晋以外，而向东南与西南布置。据立报六月六日天津电，称有日人二十余名向苏皖进发，谋在苏皖设置侦探网。日寇特务机关从前的工作方式，还有些偷偷摸摸地干。他们从前只收买某些军阀、官僚、流氓以及失意军人政客等作汉奸；现在扩充范围，有计划地收买一些中国腐化的知识分子，以图谋深入群众团体中去。著名汉奸杨立奎就负有日寇特别使命，而现在更起劲大干了。他联合他的同伙，在各大学各中学内蛊惑学生；新近在北平并出了一种所谓‘铎声’的刊物，来勾引青年。他反对全国人民所要的民主，而鼓吹个人独裁的‘领袖制’；希望四万万人的命运，任某一个人在日寇威胁之下去玩弄。杨立奎组织的‘武力铲共团’，也因日寇特务机关的经费充裕，日见活动；据说在师大‘五四’纪念会上的不幸事件，主要是杨立奎及其少数汉奸所嗾使。托洛茨基匪徒尤为日寇特务机关之得意工具。北平日使馆小池在宣武门外某处主办的侦探走狗训练班，大批‘教官’，都是托洛茨基匪徒。日寇准备把这批人训练出来，都使之打入群众运动中去。为着使这批人能在群众团体中起破坏共产党威信和诱惑群众的作用，所以日寇特‘礼聘’托洛茨基匪徒教这些新汉奸以‘马克思主义’术语，使其善于作各种欺骗的宣传。托洛茨基匪徒自己宣传，说：‘这是在联日政策下，训练本党的干部’。日寇计划着，这般人十个月毕业后，还须短期的送到日本去实行‘坚信’。在上海的托洛茨基匪徒，近亦极形忙碌。盗用；‘真理’二字的‘真理书店’和陈独秀搭有股本的亚东图书馆，因收到特别津贴，要赶出大批汉奸理论书籍，送至平津作教材及在各地作宣传。同时，又因日寇督促组织‘新党’，更不能不谋打入‘群众’。据日寇在沈阳出版的盛京时报，称上海之旧俄白党与上海之中国及美国托洛茨基匪徒，‘以德日防共协定为契机’，‘猛烈地通力合作’。上海日本报纸又载称：托洛茨基亲自派了一位美国托洛茨基匪徒到上海，来任东方托洛茨基匪徒组织的指导员；根据顺天时报六月五日载，中国托洛茨基匪徒黄斌亦‘潜’至上海，来谋建设‘新党’，扩大组织。该报且公开承认：上海日本总领事馆警察部第二社会系，斡旋着使中美托洛茨基匪徒组织，与上海旧俄白党中反共反苏联团体联合一致地工作，以更加便利于他们特务工作的发展。但是国人已日益看清了托洛茨基匪徒的汉奸面目，均主张把这些匪徒，从各种救国团体中驱逐出去云。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日本军部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1937年6月25日第107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16）（1937年6月25日第107期）日本军部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俞逵（上海通讯）关于托洛茨基匪徒为日寇走狗，极力破坏我国抗日救亡运动之种种罪行，本报曾据国内通信，屡加揭露，现又接到上海俞逵君赐寄通信一篇，对于托洛茨基匪徒之罪行，又有新的烛发。其中内容也有已见诸本报及其他刊物者，由此更足证明托洛茨基匪帮之为日寇走狗，是人所共知的铁的事实,因而不加删削，照原信发表于后——编者我们的国家，目前所最需要的是统一，因为只有集中我们整个民族的力量，才能抵御日寇的侵略，这种道理，是每个真正中国人所清楚的。所以，凡有真诚的集团和个人，就是说，凡有真心诚意救国的集团和个人，莫不以至大的努力促成全国规模的精诚团结。然而，足为我黄帝子孙增羞的，却正不乏其人，那就是丧心病狂的托洛茨基匪徒。托洛茨基出卖祖国，勾结日德法西斯的丑剧，由于苏联的公审，已完全在世界人士的眼帘前揭穿了，每个爱好人类正义世界和平的人，莫不对若辈认贼作父之行为，表示深刻之憎恶与一致之抨击。而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帮，是托洛茨基污水沟的支流，他们遵照托洛茨基的“不去阻碍日本侵占中国”之指令，实行给日寇作忠实的仆役，几年来便一贯的破坏我国的抗日运动。过去的，这篇通讯中不想描述，只就最近几件事实，写给我们海外的侨胞：托洛茨基匪帮的“总匪窟”，现设在北平，每月由日寇在平津的特务机关，支给所谓活动费五万元，这个数目，就是托洛茨基匪帮丧尽良心和人格，出卖祖国和民族的代价，而他们的所谓任务，就是破坏我国的团结。每月五万元的电力，使他们便像苍蝇样的钻动。当“西南事变”时，他们到两广去。当“双十二事变”时，他们到西安去。那时，该匪帮的主要分子张慕陶、徐惟烈（闻系徐季龙之姪）等，住在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的家里，阴谋破坏“双十二事变”的和平解决，未能发其狡计，乃进而鼓其毒舌，挑拨离间，利用一部分幼稚分子的激昂情绪，制造所谓东北军“上层出卖下层”之谣言。当时，开始杨虎城将军尚未明烛其奸，张徐等肆意妄行破坏和平，积极活动，杨才洞悉其底蕴，下令通缉。而此时张徐二匪首已阴谋暗杀那位竭力拥护反日民族放统一战线和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的王以哲将军，凶谋既遂，即利用某要人的翼护，不复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卒获兔脱，向日寇特务机关报功请赏。此后，张慕陶徐惟烈辈匪徒又在冀察活动，时向宋哲元讲述所谓“联日倒蒋反共”的汉奸理论，无非是仰承日本强盗的命令，企图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最近张自忠不是率领个所谓‘考察团’跑了一趟日本吗？这是什么把戏呢？首先我们要指出：这个‘考察团’中包涵着两个出卖祖国的匪徒分子----张慕陶和徐惟烈。他们东渡的使命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接洽所谓‘华北明朗化’，清楚些说，就是去做出卖中国北部的经纪人。但，他们还振振有辞的宣布:“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中国,不能让南京政府一手包卖了,他们有资格卖中国,我们又何尝没有资格卖中国？他们大卖，我们小卖”。据说，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成为派遣考察团的张本。这还不算，他们现在更加紧蠢动起来，张慕陶由泰山跑到济南，由北平跑到太原，并派遣他们的党徒，由广西跑到广东，由湖南跑到四川，他们为什么不辞风尘跋涉呢？原来他们在酝酿一个与南京对立的集团，要共同提出来所谓‘政治主张’，所主张的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主张中国内部分裂以便日本强盗乘机下手。在北平天津一带，听说该匪帮极力宣传着组织新党，以‘坚决革命’（？）为标榜，这，有眼睛的人都看清了，‘坚决革命’是羊头，‘坚决卖国’是狗肉，挂羊头卖狗肉是他们的惯技，而况，他们所标榜的‘联日倒蒋反共’，是出卖中国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已为每个爱国同胞所深恶痛恨。实际说，这个匪帮早已是日寇的走狗，不配称为中国人，甚至不配称为人了。他们所唱的‘新党’，恐怕只有溥仪，殷汝耕等奸细叛逆，才会加入，才肯加入。不久以前，我在一本日文书上有了新发现，大致是这样：在‘九一八’以后，日本军部忽然接到一封托洛茨基匪徒署名信，内容是……“我们赞成‘九一八’事变，因为中国封建势力资产阶级所寄托的国民党政府，非用这种严厉手段，不足予以打击，我们认为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军部是我们的友人，而国民党及其政府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愿和我们的友人亲密携手，以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军部接到此信以后，深知该托洛茨基分子为中国共产党之死敌，亦即为中国民族之死敌，其卖国之心既极坚决，其阴谋伎俩又极狡猾，遂秘密派人接洽收买，命该匪帮遵照军部特务机关的训令进行活动。读过这本书后，我才知道托洛茨基匪帮正式充当日本军部所雇用的奸细，已有五年的历史了。而他们的这种卖身投靠，认贼作父，出卖祖国的罪行，完全是根据着托洛茨基勾结德日法西斯以危害苏联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所谓‘政纲’，进行的。国内的报纸、杂志，到今天还不能自由的披露事实，所以，特草此稿，以投巴黎救国时报。愿我海内外同胞一致起来消灭卖国的汉奸——托洛茨基匪帮。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托洛茨基匪徒在上海的活动（1937年6月17日第10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15）（1937年6月17日第106期）托洛茨基匪徒在上海的活动——上海通讯——卑劣无耻的叛徒、告密屠杀革命志士的刽子手、托洛茨基匪徒任卓宣，改名为‘叶青’，曾一度混入上海辛垦书店，并呼朋引类，将这间书店变为托洛茨基匪徒的巢穴之一，出版违反民族利益制造亲日空气的刊物，其中也有数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哲学小册子。兹检寄数种关于哲学者，请贵报大主笔先生指驳斥责，以免鱼目混珠，而使青年误认真为马克思学说，则功德无量矣。辛垦书店之书，只因这般‘匪货’的混入，销路大为缩小。该书店多数股东深明大义，并已洞烛托派匪徒之卖国奸谋，故毅然将任卓宣（即‘叶青’）驱逐出店。任卓宣被逐后，仍不知检迹，竟伙同他的一般小伙计，若张涤非、李建芳等参加到南京内部亲日派的宣传刊物中，他们在领有‘中宣会免审证’的，‘文化建设’、‘苏俄评论’、‘中外月刊’、‘边事研究’等，以及上海时事新报的‘星期学灯’上，差不多每期都有造谣诬蔑的文字，肆行反对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日寇及汉奸张目。这般无廉耻的、从来就仇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匪徒，在日寇特务机关训练和鞭策之下，竟也戴上假面具，盗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辞句，在一些南京内部亲日派的刊物中，极力用断章取义和曲解事实的方法，来诬蔑诋毁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背叛阶级’，以企图减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众中的威信，而破坏中国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行。可是，稍一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应该而且必须参加和领导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才可以达到无产阶级以至整个社会的解放的目的。在目前中国亡国灭族的空前威胁下，历史给予中国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坚决的为中国之民族解放而斗争。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今日努力组织中国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适合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又适合于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这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当前最迫切的任务。这样，托洛茨基匪徒诬蔑中国共产党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背叛阶级’云云，只是更证明托洛茨基匪徒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叛徒，同时也就是中国民族的叛徒，是日寇的奸细。这样无耻已极的卖国行为，已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所以前有鲁迅章乃器两先生的辟斥，现又有著名的上海‘礼拜六’杂志记者在念记‘五一’文上的无情痛责。这正是这些托洛茨基匪徒已为全民唾弃的表征。这般为人民唾弃的匪徒，本年二月二十一日，竟在狄思威路一百一十四号（日武官室所在地）策动之下，于上海召集有所谓‘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临时委员会会议，决定接受日寇每月五万元经常费的津贴，从速建立‘新党’。托洛茨基及其匪徒，从来就是仇视共产主义、仇视布尔塞维克、仇视列宁的，这是有历史常识的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托派早已成为法西斯走狗侦探，在中国公开充当日寇走狗叛卖国家民族和阶级了，早就不是一个政派了。但托洛茨基匪徒今竟敢以共产主义布尔塞维克列宁的伟大名辞厚颜自居，不仅污辱了这些伟大名辞，而实是盗名撞骗，以遂其破坏共产党、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汉奸毒计。近来这般匪徒更在北方加紧‘新党’的活动，欲直接在日寇羽翼之下先行试办。这般匪徒遵行日寇破坏国共合作的意旨，故意宣传‘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并也挂起一些鬼头鬼脑的‘秘密’组织的招牌，假装曾被逮捕，就宣传他们如何‘革命’和‘英勇’，以迷惑一部分幼稚的分子。在我国出版的日本报纸，也大登特登托洛茨基匪徒‘机关’被‘破获’的消息，来为托洛茨基匪徒作‘义务’宣传和招兵买马的广告，其用意就是要蒙混幼稚的青年，引其落入陷阱。所以愿假贵报篇幅，警告全国的青年们，要紧防这般专门从事阴谋暗害的托洛茨基匪徒呵！江有为写于吴淞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托洛茨基匪徒之最近活动：张慕陶大受日寇奖掖陈独秀的“牢”中生活（1937年5月30日第10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14）（1937年5月30日第103期）托洛茨基匪徒之最近活动本报已屡次登载过国内托洛茨基匪徒活动消息，在二月二日东北军王以哲将军被刺时，本报已曾得到消息，谓是日寇及其走狗——亲日派和托洛茨基匪徒的阴谋，上次本报所载天津通信，亦曾证实此项消息。顷接北平读者张灿君来信，较之前此所载，更为详尽。同时，又接上海读者裕生君来函，言及托洛茨基匪徒与亲日派相勾结的情形，亦可为之佐证，故一併发表于左。——编者——张慕陶大受日寇奖掖△由西安回津又复东渡△日寇津贴五万元“组党”“……在西安事变时，托洛茨基匪徒如张慕陶徐维烈等，马上就乘机跑到西安，钻入东北军中和西北军中，竭力挑拨内战，鼓动东北军和西北军坚持反对南京的立场。他们看见红军竭力主张和平，则又恣意造谣，企图破坏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合作。同时，又在东北军的一部分青年军官中，散布谣言，说上级军官已降蒋，应杀一警百，王以哲将军就是在这些匪徒的阴谋下牺牲的。后来这些托洛茨基匪徒的阴谋被发觉了，张慕陶便被驱逐，可惜当时没有把这般日寇走狗逮捕审判，来彻底揭破他们的全盘阴谋。这批托洛茨基匪徒张慕陶等，马上就跑回到天津日本军部特务机关里去做报告，而且住在著名汉奸——日寇惠通公司经理张久荣的家中。在这里高唱的口号，是‘联日反蒋’。他们并以此义陈说于宋哲元之前，且得着松室中将的赞助。所以托洛茨然匪徒‘联日反蒋’之说，今竟已流传于冀察官场中。日寇又怂恿他们着手组织所谓‘新共产党’，以图欺骗认识未清的青年。并许以月给经常费五万元，特别费还可随时作开支。不久前，北平师大所谓新学联五四纪念会上之一场恶剧，据闻已有他们的挑拨阴谋在内。可惜有些纯洁青年，竟误陷于这般匪徒向日寇献功的暗算中。张慕陶等匪徒，现已随冀察政务会所派张自忠（天津市长）领导的正式赴日考察团东渡了；闻系直接向日本法西斯军阀请命，以实现他们将来更大的阴谋。……灿五月十二日于北平”陈独秀的“牢”中生活△亦是别有天地△日方每月“冰敬”本报上海读者裕生君来信写道：“……著名的中国托洛茨基组织首要分子陈独秀，在西安事变后，已渐见其名于杂志报纸间。正月时，曾有中央社传出陈独秀‘牢’中生活优游的短电见之各报；四月里，南华日报、星加坡新国民日报等又详记陈独秀‘牢’中生活。都一律地写着：陈独秀狱中生活，别有天地。他共占房三间：书房一，饭厅一，卧室一。有院子可以栽花，有家属代为做饭，可以写文吟诗，在各杂志报章发表。据外间传说陈独秀尚留居南京的原因，系亲日派欲藉拘囚之名，来抬高陈之身价，以挽陈已失之信用的一种办法。就陈独秀与亲日派之密切关系，如以前由唐有壬的介绍而得日寇三百元‘冰敬’等事实而言，则外面传说，甚可信也。由此足见托洛茨基匪徒与亲日派均为日寇所豢养，均为一丘之貉，其狼狈为奸，破坏我国团结等阴谋，实值得海内外同胞与以严重之注意也。（裕生五月八日于上海）”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后记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客观规律，我和秀云已经活到从幸福到惨痛的第三阶段——病。人老了，就好比一部使用了几十年的机器，许多另部件都已磨捐了。人的毛病很多，象我这样的前列腺癌全身酸痛，常拉血尿，装导尿管，真是痛不欲生啊！对待疾病，过去轻松地说“既来之，则安之”。其实严重的病痛那里能安下心来？人们只有积极去治病，只有忍受惨痛！希望医学发达，能延缓已经报废了的生命而已。
对于死，我和秀云并不害怕，因为这是客观规律嘛，但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众多亲爱的人和老战友啊，实在舍不得我们这么幸福的晚年啊，实在舍不得离开为之奋斗一辈子的缤纷世界啊！
于是我们更加珍惜晚年这一段幸福而又痛苦的生活，两个老人更加关爱、体贴，更加注意养生之道，定时作息，晕素结合，适当运动，讲究卫生……。
对于死，我并不如前些时那样认为自己一生做的事太少，临死时未免感到愧疚而已。其实人的力量有大小，我这一辈子已经历尽艰辛，从年青时任西流剧社社长，开办市立民众学校，到年老时当街道居委会文教主任等等，已经做了我力所能及的许多好事，特别是经得起三次严峻的、残酷的、几十年的失去自由的考验！我已经尽到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所以临死前用不着愧疚。而要昂首阔步往前走！
人的一生，就好比太阳，从日出东方，到夕阳西下，还发出灿烂金光，人间晚年，还有个灿烂的幸福晚年，那真是死而无憾啊！ |
缅怀李永爵同志（周履锵，2008年9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缅怀李永爵同志
周履锵
革命者在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互相之间虽然在一起，彼此之间常不交往。我与李永爵的关系就是这样。从1947年开始，我与他曾一起听彭述之讲课，每周一次是雷打不动的，期间有一次参加叶家花园的战后托派大聚会，我的记忆那次聚会，是借用给刘光和魏秋开结婚派对的名义。后来我把此事写进回忆文章《听彭述之讲课》，永爵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参加人家的婚礼，竟把新郎新娘都搞错了。那次是用我与罗丽萍结婚的名义。”可是“特殊的婚礼”主角却是老头彭述之，和一位越南的同志，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话，根本不注意新郎新娘。
当我与永爵再次会面时，已是1987年我从内蒙劳改单位回到上海以后。永爵比我早几年回到上海，当他与妻子罗丽萍团聚时，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他们没有子女。当我重晤李永爵时，罗丽萍已病逝了。他的住处离我家不远，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破屋，一架破床，他独自蛰居在那里。
李永爵理论水平比我高，文章也写得不错，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能排练指挥歌咏，还是居委会的文体委员，专教老头老太唱歌。画艺虽不很精，但喜欢露一手，李培和秀云结婚时，永爵画了一幅“晚晴”祝贺。
李培去世后，我和李永爵轮流去帮助郑超麟。后来永爵住所拆迁，得到的拆迁补助款全部给了罗丽萍的侄子，自己搬到李培的住址，与邹秀云分住两室。秀云一再对我说，他们只是朋友关系，我从不问这些事。直到他们住到一室，我也不问一辞。我每到郑超麟家，一定要到秀云与永爵家，有时在他们家吃饭喝酒，秀云总是热情相待。
帮助郑老的工作，永爵与秀云在生活方面的照顾比我做得好，我在整理文章，与外界联系方面比他做得多。郑老是少数派的领袖，李培去世后尚有少数派叶春华住在邻近，可是帮助郑老的却是两个多数派成员。
在与郑老相处的七八年中，我与永爵帮助郑老是尽心尽责的。（但期间永爵受到叶春华的暗算，我当年曾将经过写下来，但从未示人。现在我也年老多病，也许有朝一日就会死了，现将当年写的附在后面，供少数朋友看看。）2004年我家被强迁，我家搬到浦东，离得远，郑老也去世了，我与永爵的见面就少了，只是通电话或发e-mail。秀云患心脏病，永爵患前列腺病，他们多次住院。后来永爵病情日益严重，到2006年经多方检查，最后确诊为前列腺癌，且己到了晚期。他的最后二年，病魔缠身，在痛苦中熬过的。
永爵自从接受托洛茨基思想，为革命坐过日本宪警的牢，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最后被共产党关押了三十多年，可说一生坎坷，历经苦难，但始终坚贞如一，无怨无悔。晚年他曾笑着说，他一生有二次关键的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一次年青时父亲要他留在海外，他选择了回国。另一次是1949年，他与妻子罗丽萍身在香港，他们却选择了返回大陆。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有一批已经到了香港的托派，全国解放后却相继离开香港回到大陆，主要是当时在香港受到英国帝国主义的打压和就业生活困难，又见到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认为返回大陆可能对革命有所作为。据我所知，有喻守一、谢山、林松祺、李永爵、罗丽萍、黄禹石、陆绩、曹惠白等人。到了1952年12月共产党在全国大肃托时全部被捕，后来判刑时，非但没有因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而减轻，反而以“潜回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而加重，喻守一判无期徒刑，黄禹石、李永爵十五年，没有一个逃脱厄运。南方被捕的都集中到武汉劳动改造。期满后还不许回家，直到1983年李永爵和姜君羊才许回家，但没有退休劳保，每月只给45元生活费，他们幽默地说，只够喝开水的钱。生活全靠亲友援助。即使如此，他们仍乐观地生活，常说要多活几年睁眼看看世界的变化。永爵平时写些回忆文章，十多年下来积了不少篇，亲自编成一册，书名《坎坷》，已在香港出版。
2007年他的病情加重，国外朋友知道后，纷纷寄钱给他治病。一次老李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他已将过去写的除收入《坎坷》之外的文章编成一册《夕阳红》，已交香港出版，书出版时他可能已经死了，嘱我以后代他分发。又一次打电话对我说，康溪要从国外回来，到时约我聚会。2007年底，永爵病危住院，要我立即通知康溪，嘱他到上海后先找我。我立即发e-mail给戈兄，请他转告康溪，戈兄回信，康兄已经动身赴大陆了。我猜想永爵住院后，住处没有人，康兄无法见到永爵了。
我家发生变故，家务缠身，我未及到医院看望永爵。我家2008年1月2日搬家，原有的电话停机了，宽带转移还未接上。永爵恰在此时去世，秀云及朋友一直联系不到我。待我知道时，追悼会都开过了。这是我终身的遗憾。后来我去看望秀云，她告诉我永爵最后病况，还对我说，康溪找到医院见到永爵了，二位战友，终于见到最后一面。
近年来，周仁生、胡振东、刘平梅、周冀瓯、姜君羊、章宏业、李永爵等相继逝世，他们都是无愧的战士。老一代的相继逝去，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可喜的是第四国际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壮大。去年我整理周仁生翻译的《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原稿，最后一篇是托洛茨基被刺后的最后一句话：“我深信……第四国际定将胜利……前进。”录此句以告慰逝去的先辈。
写毕于2008年9月5日
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
不屈的人姜君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相关链接：姜君羊（田淑）
不屈的人姜君羊
记共同劳改关押卅年的老战友姜君羊
1953年中共把中南区部份的托派押到湖北汉阳“劳动改造”，当中就有个姜君羊。解放那年他正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他深知斯大林残酷迫害托派，致之死地而后已的历史，毕业后就躲到湛江一旅馆当服务员，以为可以逃过这场灾难，那晓得一下就被中大当官的同学认出，于1951年3月就被逮捕。两年后也被押到汉阳劳改。
一起劳改的有男的20余人，女的4人，男的被押到汉阳砖瓦厂劳改，女的在武汉监狱布厂劳改。这些人当中，大部份是大学生，如广州的谢越秀会计系毕业，省糖业公司会计主任；陈景光航空公司会计；何若平交大毕业；林松棋中大助教；广西的徐太兴是西大助教；肖静放、骆春柏、雷润清西大毕业；何春华某中学校长；黄德楷曾任广西日报总编等。我们这些人都已被关押一年多，个个脸黄肌瘦，几乎不会走路，被押到砖瓦厂去挑泥巴。我们每天从附近的小山坡挖土，然后挑到小铁轨边，由运土车运到砖机房去制砖。每人的定额是两平方米，要挑百多担，个个都被压得筋疲力尽，一旦休息，就倒在地上。姜君羊身体还算好的，尽自己的力量去为社会建设劳动。
白天搞了一天艰苦的体力劳动，晚上还得学习两小时，叫做“批判托匪，改造思想”！干部训话，都是托匪如何如何反动的话，叫人听了真真的难过！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参加革命斗争，如今却成了共产党的罪人！但想到我国有一句老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几千年来的帝皇就是如此，如今共产党胜利了，就是皇帝，托派没有胜利，就是流寇，就是匪徒！所以任由他们去骂吧，有什么办法呢？林松棋坚决不承认托派是匪，挨批受斗，最后被关押到禁闭室，后来没有了消息，听说不久就已死去！大家并非怕死，而只有采取政治上悲观消极，人云亦云，敷衍应付的态度。姜君羊则更装得胡涂，有一次发言，竟然希望马克思到中国来看看，还不知道马克思早已不在人世，当时连在场的干部也说他胡涂，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从此以后，姜君羊就多了一个“姜胡涂”的别号，有的干部也叫他“姜胡涂”，老姜也乐得在学习中装胡涂，东拉西扯。其实老姜十分清醒，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只好自己空下来看看马列书而已。
54年长江大水，厂房被淹，劳改队住到山上，天天去修堤坝，水退后回厂当泥水小工修厂房。恢复生产后，干部看到我们这小分队的人个个踏实劳动，又有文化，便全部调到原铁工班后扩建为机修车间去，有的学机工，有的学钳工，老姜却一直分配到最艰苦的铸工翻砂去。那时候的劳改厂又没有什么防护设备，每次开炉常烧伤了手脚。砖瓦厂也迅速变成塑料厂，西大的化学系助教徐太兴搞了个化验室，大量收购废塑料，生产塑料凉鞋，推销到全国各省。
在我们小分队中，老姜和我刑期为15年最长，其余多是五年至十年不等。到1956年，干部再没有喊“托匪”，并口口声声对我们说：“你们的案件今冬明春就要解决。”那年开奖惩大会，五年的一律提前释放，女的五年以上的也都假释，老姜和我都减了刑，他减3年我减5年。但后来中共政策越来越左，什么“今冬明春解决”根本没有这回事。老姜和我差不多同时于1962年底和63年初刑满，但没有释放回家，不准回南宁或上海大城市，还得留厂“就业”，继续改造！只从劳改监狱搬到就业宿舍，每月发给你一点工资，在食堂吃饭。星期天经批准可以到城里去走走。家在外地的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期。徐太兴五年刑满后，由于工作需要也留厂就业，在就业队继续接受改造。
在那漫长被管制的岁月里，我们忍受极大的悲痛，坚持自己的信念，永远追求马克思主义。老姜一有空就埋头读马列原著，学习英文。但多少年来，他从没有在就业队的墙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在一起即使星期天到徐太兴家里玩，也不便正面讨论什么。虽然我们长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生活，但还是过得自自然然的，特别是老姜他为人嘻嘻哈哈，又喜欢烧小菜，天冷时我们有时星期天到郊外去买来半条狗，然后由老姜用各种配料，烧成一大锅美味狗肉，参加的人人各一大碗，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欢乐与共。
直到改革开放，到1983年，老姜和我才先后准于回南宁和上海与家人共同生活。但我们在劳改厂就业二十年，那时已六十多岁，却没有退休劳保，每月只拿45元的生活费，看病不能报销。这点子生活费，我们称之为“开水费”，这些年来，老姜一直靠亲朋友好的支持和帮助才安然渡过的。他的弟妹后来还帮助他与一位死去丈夫的护士结为老伴，互相照顾，听说他对老伴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当我看书或写作时，你绝不要打搅我。
与在劳改队里装胡涂，卅年来从不写一篇文章相反，回到家中自由的环境里，老姜决心认真读书写文章，他认为：“人们已经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了，当今重要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2003年4月3日信）。此后他在《陈独秀研究动态》、《十月评论》、《通讯》等发表过多篇文章、编译稿和出版小册子。
这位不屈的人，总结自己的一生写下四句话：
坚持原则，反对守旧；
服从真理，不搞教派；
放眼世界，把握现在；
团结战斗，争取未来。
2006年11月28日记于病中 |
安息吧，唐咏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安息吧，唐咏兰！
2003年9月18日早上，阿招含冤离开了人间，去见马克思了，享年79岁！
阿招是广东中山人，姓唐名咏兰，出身在劳动人民家庭，从小随父到了上海，家里弟妹多，生活贫困，一家人挤住在一个亭子间里，大家睡在地板上。她只念过几年小学，未满16岁就进厂做工，在旧社会，工人真是牛马不如，每天做工12小时，半个月调一次日夜班，没有休息天。
她有一个思想进步的表哥，时常对她讲些工人要翻身，妇女要解放的革命道理。她结合自己受资本家压迫剥削的切身体验，认识到表哥的话是对的，表示自己也要走革命之路，因而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后来的中国革命共产党。从此她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在工友中宣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
1948年，她与刘毅结婚，刘是个工人，山东人，身强力壮，是托派的后补中央委员，翌年上海解放，由于**容不得不同政见者，不久刘与丁毅等人被捕，第二天却把他们释放，他们考虑到**必将步斯大林大批屠杀托派的后尘，留在国内绝对不安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与丁毅相约逃难到香港去！当时他们已有个女孩，才一岁多，而丁毅却有四个孩子，带同家属一起前往是很困难的，于是决定刘丁两人先去，待他们在港立稳脚跟后，再接家属和孩子前去。但事与愿违，不久香港与内地不能随便出入，刘与丁的家属和孩子不好出去，只得留在上海了。
1952年12月22日，中共把全国托派在一昼夜间「一网打尽」！阿招也被捕了，当时女儿还未满三岁！可怜这小女儿从小就失去母亲，由亲戚抚养。阿招莫须有地被判刑7年，「劳动改造」！好好一家人从此离散，天各一方。
劳改队的生活是强迫劳动，强迫改造。阿招是工人出身，劳动再苦再累也不怕，只是晚上学习，要天天批判思想，即批判托派。中国有句老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今天共产党胜利就是皇帝，托派失败就成了「匪帮」！谁如果不骂「托匪」，你就是「不认罪服法」，就得挨批受斗，直到你肯胡说而后已！于是大家在学习中，也只好「难得胡涂」，瞎说一通，反正是共产党正确，托派错误就是了。阿招也是这样在劳改中混天度日。57年终于提前释放，回到家里。
阿招从劳改队出来，那时候还侥幸能回厂复工。当时女儿已七、八岁，从此母女相依为命。那时候，劳改释放犯要想申请去香港，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与刘毅再无团聚之日，夫妻将永久分离，这样的残酷现实，叫人如何受得了？！阿招在万般悲痛中，还是念着夫妻之情，为刘毅着想，理智地提出离婚，好让他在香港另找对象，好好生活下去。但那里知道，天不从人愿，刘毅在那边也没有多活几年，就不幸病逝了！
从此阿招与女儿孤儿寡母，原以为靠自己劳动的双手，把女儿抚育成人，从此平安无事了。那晓得，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恶浪降临了，已劳改5年释放不久的阿招，却又被揪了出来，成为「牛鬼蛇神」，惨遭批斗！在厂里，把最坏的机子给她操作，却要织出优质产品，否则就是破坏生产！收工后别人回家，这些「五类分子」，却还得去打扫厕所！晚上开批斗会，个个「牛鬼蛇神」要低头挨斗，甚至要你跪下来，或拳打脚踢，要你交待「罪行」，答复无中生有的各种问题。这样的残酷批斗，不是三几天，而是永无了期！因此许多人被斗死，不少人自杀！阿招虽然坚强，也难以应付这场灾难，日不思食，夜不能眠，心力早已衰竭，活着像死人一般了。
那时她的女儿刚念初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天天上街背「毛主席语录」，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当人们知道她是「五类分子」家庭出身，把她划为「黑五类」后，同学们便对她歧视、冷淡甚至敌视，过去要好的同学也都不理睬她，避开她，这给她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她悲伤、愤慨，痛恨自己的爸妈为甚么这样害人，害得自己在同学中无地自容！她愤然地对妈说：「爸爸害人，你也害人，为甚么不去死，我也没法活了！」阿招听了女儿的话为之一惊，但也很理解，在这暗无天日的邪风恶浪中，你怎样解释也没有用啊。过去虽曾教育过女儿，说爸爸是干革命的，妈妈也是干革命的，如今黑白颠倒，魔道行空，怎能说得清楚？
在一次批斗大会之后，由于被人无中生有，诬陷她参加黄色工会云云，阿招真是心灰意淡，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这是甚么世道啊！她再也受不了呀，自己不幸，女儿也遭殃，她突然想到死，一死了之，从此超脱人间疾苦，也不致连累女儿！就在批斗会后，趁人不知鬼不觉当儿，她直往晒台走去，但见一片漆黑，她鼓足死劲，一脚跨上了铁栏杆，但觉寒风澟冽，她紧紧地闭着眼睛，下定决心了此残生，于是纵身往前一跃，跳下楼去！那晓得，这楼不过是三楼，而且正跳在一个竹架中，然后跌落在地面上，人还是好好的，只是腰部有点酸痛而已。在黑暗中人们听到啪哒一声，走来一看，大喊：「有人跳楼！」从此，说她「畏罪自杀」，罪加一等！只是她腰部受伤，已不能上工，呆在家里，也就不再在厂挨批受斗了！
阿招从此在家养伤，却又没有好好治疗，稍好一点，为了生活，迫着就去做工了。女儿也很懊恼自己对妈妈发脾气，她知道妈妈是个好人，绝不是坏人，爸爸也不是坏人！但不知道为甚么他们却被诬陷为「反革命」，他们是清白的！我自己也没有做过坏事，为甚么把我说成「黑五类」？为甚么呀？这场暗无天日的狂风暴雨总算逐渐过去了，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相亲相爱，女儿再不向妈妈发脾气了。
日子就是这样平淡地流逝，年复一年，女儿结婚后生了孩子，成了四口之家；阿招退休后就在家里买汰烧，掌管全盘家务。有时到弟弟、姊姊那里走走，她最喜欢到丁妻那里玩玩，大家有说有笑的，原来刘毅与丁毅一同去港，由于生活艰苦，两人后来又都不幸双双病逝，所以她和丁妻真是同病相怜啊！
那年，人家介绍阿招与郑超麟一起恢复公民权的Ｓ君交朋友，她说：「我不会服侍人的」，断然拒绝了；若干年后，她表哥介绍Ｌ君给她做朋友，本人已经同意，但女儿坚决反对。她后来给表哥的信中说：「我和女儿相依为命几十年，她不同意我走这条路。」因此又吹了。女儿为甚么反对妈妈找个老伴，安度晚年呢？无非是妈妈走了没有人烧饭；自己没有兄弟姊妹，将来要照顾两个老人，怕又增加一个包袱！
2002年底，阿招弟弟不幸病逝，她为了陪弟媳妇，住在那里，有一天去买小菜，泥泞路滑，不慎摔了一大跤，几乎爬不起来，后来去医院检查，腰部骨折，而且患处恰与过去的伤处相错位，形成骨裂！这过去的伤处，就是「文革」时跳楼自杀未遂留下来的伤痕，新旧伤口恰在一起，难以愈合，必须长期卧床休息！几个月后，再到医院检查，竟然发现脑子已有四处肿瘤，已属晚期，等于宣判了死刑！这时候化疗也无效，现代先进的医学也挽救不了她宝贵的生命！
我们到家里看望她时，人还很清醒，却已不会说话，把他表哥寄来的千元交给她，她紧紧地握在手中，临别时还动动手表示再见，后来到医院再看她时，已不醒人事，听她女儿说有时难过得呀呀响，口里甚至吐出血来。想不到一个大好人，却死得那么惨痛！
9月20日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夏云厅举行，参加的亲朋友好约80余人，四周摆满了花圈。阿招安详地睡在一付木棺材里，外面还有个大玻璃罩，周围是鲜花。悼词由她的女儿念，她声泪俱下，谁也听不清楚，也不过是讲讲妈妈如何抚育我、教育我成长之类，还能说些甚么呢？听说单位不肯致悼词，说是死者的档案尚未平反云云。
坚强勇敢的阿招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世间！安息吧，阿招！ |
好老师，丁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好老师，丁毅
抗战胜利后，百业待兴，要振兴中华，必需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大力扫除文盲。当时上海一下子办了许多民众学校，我对办校也有兴趣，申请到100号，名为上海市立第100民众学校，校址设在虹口江声中学。我首先请老郑帮忙，他一口答应，他的夫人也愿意来教书，老郑还介绍丁毅，听说他当过战地记者，办过报纸，我怕大材小用，丁毅的年纪比我大些，高鼻梁，眉目清秀，目光坚毅，炯炯有神。我向他说明两点：一，这里不过是扫盲，你是大材小用；二，晚上只上两小时课，工资很少。他认为没有问题，愉快地接受下来。
由于江声中学只借给民校部分教室，我们只开了三个班，来读书的都是附近的工人、店员和家庭妇女。丁毅教的是中级班，就是说，那个班的学生也认识一些字，也能写写，但很生疏，不熟练。学校的要求就是用最短的时间，使他们认识几百字，能看能写能用。丁毅教得很认真，课余时间，也跟同学谈话，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一次我在外头听他讲课，他要大家写出有关“人”的所有认识的字，看到大家写出父亲、母亲、兄弟姊妹、朋友、老板、工人、职员……等等，认为写得不错，但少写了两个：好人和坏人。同学们听了哗的一声笑了起来，他继续说：“人有好人和坏人，可不是么？我们要做好人，不做坏人！”他问同学：“大家要做怎么样的好人呢？”同学们纷纷你说我说：要做个老实人，做个勇敢的人，做个肯帮助人的人，做个打抱不平的人……，最后丁毅说：“做个革命人！”你看他上普普通通一课，不但教人识字写字，还教做人的道理，教得多么好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还知道丁毅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游击队，有一段英雄的故事。他和秀云在部队里生活了几年。他当过战地记者，办过报纸，当过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为了不断提高部队官兵的觉悟，他时常去训话，教导人们要英勇作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所以在部队里，丁毅也是个好教师。
他的夫人虽是随军家属，也学会拿枪杀敌的本领，她能双手开枪，大家誉之为“双枪女将”。可惜他们是后勤部队，不曾正面与敌人火并过，未能用自己的双枪亲手打死过日本鬼子，深以为憾！她随军转移，大儿子出生时风停了，就取名“定风”；二儿子出生时，游击队正抄新路前进，便取名“新途”，所以两个儿子的名字正好记下了部队的行程。
听他讲到有一次秘密穿过敌人的阵地时，惊险万分，要随军的所有婴儿的嘴巴都要用布封牢，绝对不准哭出声来，否则被敌人发现，就有全队被歼灭的危险！老丁背着儿子迅速爬行，到了安全地带，连忙解开背上的定风，但见孩子头朝下吊着，一旦解开绑带和封布，孩子哗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哈哈大笑。
1949年春我回广东，老郑也去了香港，民校就由丁毅负责，学生也越来越多了。但解放后到1950年，老丁莫须有地被当局逮捕了。原来他参加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共产党的陈独秀派，而胜利的毛泽东派竟然把他们抓去，但过两天却把他和刘毅等人释放了，只警告他们不许再活动！他们被释放后反复考虑，认为共产党是容不得不同政见者的，中国有句古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还有再被捕的可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便决定逃到香港去。
那时候老丁已有四个孩子，一家六口怎能一起去港？老丁打算只带头尾两个孩子同去，但秀云坚决反对这样做，认为留下两个孩子没爹没娘的怎能生活？她宁可自己留下来，把四个孩子抚育成人。就这样，丁毅和刘毅忍着万分的悲痛，离开了妻儿子女，逃难去了！事后证明他俩选择逃离是对的，否则不到两年就要再遭逮捕，打入十八层地狱中去！
那年我在广州，丁刘两人路过找到我，我给他们安排了旅馆，第二天送他们乘火车去港。那时候去香港还可以自由出入，他们原打算在香港站稳脚跟后，就把家属接去，但不久大陆与香港就不能自由来往，需要严格的审查，这使他们原来的打算变成泡影了！
那时候最小的孩子才两岁，大的也只有七八岁，就靠秀云劳动的双手去抚育他们。“三反五反”运动时，她失业了，有三天无米下锅，大女儿饿昏了。居委会送来一袋救济米，才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了养活孩子，她摆过地摊，替人家洗衣服，什么工作都做过，什么苦头都吃过，后来才进了锁厂工作。生活再苦再累，秀云还是坚贞地等待着他，希望有朝一日老丁会回来，或者有机会到他那边去。过上幸福的日子！
然而，事与愿违，丁毅和刘毅逃到香港后，听说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丁毅患了肝硬化，在当时缺医缺药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年，他俩却先后病逝，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丁毅不过四十多岁！
秀云一个女子艰苦地抚育四个孩子成长，创造了人间奇迹！“文化大革命”那年，她被污蔑为“反动家属”，挨批受斗，要她交待丈夫的“罪行”，她理直气壮地说：“他是个好人，工人罢工他支持，把家里多的米拿去给工友吃，支持工人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人家说她放毒，她反问道：“要我说真话我就说这些，若要说假话我就说假的！”她终于坚强地活下来了。四个孩子也都发奋图强，工作后读夜大学，大女儿成了高级工程师，定风和新途是工程师和厂长。秀云出色地完成了抚育四个孩子成长的任务，丁毅在九泉之下也会得到安慰的。安息吧，好老师丁毅！
老丁到香港不久，香港与内地就不准自由来往，仿如隔开两个世界，家人已不可能前去。他住木房，教几个工人识字，生活十分贫困，生病无人照顾。玉芳是同志，对他关怀备至，他们逐渐产生了爱情，生下两个女儿，老丁却不幸病逝，过早离开了人世间！后来秀云知道这些情况，也很理解。若干年后，玉芳到上海来玩，大家一起到北京旅游，如同姊妹一般，小辈都叫玉芳“香港妈”，十分亲切。那年恰巧民放从新疆回来，旅途七天七夜，弄得披头散发，像个野人。玉芳看到，十分心痛地说：“别人的儿子在香港享福，我的儿子在新疆受罪！”于是他回港后就找朋友商量，以继承父亲遗产名义，想方设法把民放申请到香港去，秀云也托到新疆军区的关系，因而民放一家三口顺利地申请去港，玉芳为儿子做了件大好事！若干年后，香港的大妹小妹也到上海来玩，与国内的大姊和哥嫂欢聚一堂，到生父的墓前拜祭，多少年的思念之情，总算划上圆号。丁毅在天之灵，看到自己后代的幸福人生，应当感到无限欣慰！ |
“贴身秘书”李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相关链接：怀念李培（田淑，1993年11月
）
“贴身秘书”李培
李培又名李培贵，广西南宁人，出身在贫农家庭。1934年在南宁读初中，在进步教师指导下，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向往共产主义，从此即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至死不改。
1936-37年间，李培是南宁市学生中的姣姣者，他与李启成、张贵等人作为南宁市学生的代表出席了广西全省学生代表大会，为团结同学一致抗日而奔走呼号。1938年，他到桂林进行群众抗日动员，那时候王明、康生之流正在到处掀起“反托”恶浪，李培等人也就自然成了被污陷打击的对象，后来被国民党逮捕，他们在狱中受尽折磨，但由于没有任何“犯罪”证据而取保释放。
约于1941年李培出狱后，到了江西赣州，和黄鉴铜一起办过一个时期的报纸。1943年他要去上海沦陷区从事工人运动，途经浙江时被国民党部队扣押，幸而在押送途中他设法逃脱才免了再次陷入囹圄之灾。
抗战胜利后，李培到了上海，在虹口教书，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生活十分艰苦。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名坚强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李培，在1952年12月的肃托“一网打尽”中自然不能幸免，再次锒铛入狱，直到处1979年才与郑超麟等人一起恢复公民权，劳改、管制长达二十七年之久！
李培回到社会上，在街道搞地名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每天一下班，就主动去帮助郑超麟老人做点事情。郑老与世纪同龄，已79岁，是个又聋又瞎又跛的半残疾人，可是老人身残志坚，终生坚持自己的信念，还在孜孜不倦地写文章，要把歪曲了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为托案平反呐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的脑袋瓜子还是第一流的，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多少年前的往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李培对郑老十分敬佩！每天下班后就到郑老家里去，替他找资料、念文章，誊正文稿和往来书信。在生活上，帮助老人买吃的用的，洗澡刷背，用输椅推他逛马路……，十几年如一日，大家赞李培真真是郑老的义务“贴身秘书”！直到1993年李培病逝，这期间绝大部分的文稿和书信，都是经过李培的手，誊写整理而发出的。所以听说李培病倒，93岁高龄的郑老悲痛不已，冲口而出，说：“李培死了，我也完了！”老人意识到，在李培全心全意的帮助下，生活是不平凡的，一生坎坷的人，到了望百之年，不能看书，不能写字，不能走路，不能同社会联系得好，就活不下去，活着也没有意思了。当然，李培离世后，小周等人也主动前去帮助老人，给他誊写文章和往来书信等等。
李培这一生，生活十分俭朴。恢复公民权后的第二年，他回到久别的广西故乡去，当时社会上正在拨乱反正，许多共产党人恢复名誉和官职，乡下的亲人以为李培也是这样，他回沪时，侄儿定要跟着他到上海读书，火车快开动时，兄弟又从窗口把小侄儿塞进来，因此，他带着两个小孩回沪，只好与同居的黄鉴铜一起，靠微薄的生活费去供养他们读书。每天经常是“一锅端”，什么好小菜也没有的，吃饱肚子算了。直到大侄子高中毕业才离去。
李培平生十分注意锻炼身体，一早起床就晨运跑步，参加普陀区老年长跑队活动，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用冷水沐浴。那天发病，是在早上七点多钟，长跑到管弄公园附近时突然昏倒在地，被人用黄鱼车把他送回家去的。原来他患脑瘤，从24日发病到30日已不治身亡。
李培不幸病逝后，郑老万分悲伤地写给追悼会的挽联是：“不眠熬过鸟啼夜，清洒坟前奠一卮”。李培的一生是不平凡的，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的坚强意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
劳改挚友黄德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劳改挚友黄德楷
那年我莫须有被捕，蹲了一年多监狱，才被判刑劳改后，不久被押送到湖北监狱，在那里集中了中南区从各地来的同案20来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上头约法三章：不准谈案情。大家在一起，好不热闹。我们当中有个大胡子，比大家年纪大，思想开朗，语言幽默。他把《跌倒算什么》一曲唱成“跌倒算什么，我们去劳改，爬起来，再前进！”使得当中一些愁眉苦脸的人，思想豁然开朗，也振作起来，革命者要经受得起考验啊！
我们一群人，穿着各式衣服，背着大小衣包，面黄肌瘦，象一支溃散的队伍，由四个武装人员和一个干部把我们押上一条班船，驶往郊县，约个把钟头，上岸后沿堤上走。不久，望到远处高高一条烟囱，押送的人说：“前面就是砖瓦厂了”。我们走下堤，经过过稀落的农舍和菜地，沿途看到一些岗哨，有武装把守着，我们意识到就在此地劳改了。那时候劳改砖瓦厂还没有大门，之后走到一个很大的晒坯场，但见一些穿着黑衣的劳改犯在操作。最后来到几幢平房前面，我们停下来，席地而坐，等候发落。有个叫“大队长”的出来点名后，把我们带到高高的围墙里面的劳改宿舍去。
我们20多人的监舍与别的犯人隔开，大概怕我们这些人会煽动闹事吧。监舍的两边是并排的统铺，用稻草垫底，晚上一个挨一个的睡在这里。那大队长在我们当中要物色一个勤杂人员，一眼就看中我们的大胡子，说：“你，就当防火员，在宿舍挑水打饭，打扫卫生。”从此，我们开始了劳改生活。砖瓦厂都是重体力劳动，挑砖每担三、五十块150至300斤重。我们初来，挖山取土，算是轻活，一担土也有七八十斤重，每人定额为3立方米，一天来回得跑上万米路程！对我们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难熬，几个月下来，许多人的肩膀上长了肉瘤，有的走路成了驼子。
每当我们劳动得精疲力竭，躺下歇息之时，我们的大胡子防火员就挑着一担凉开水往山上来了。为了消除大家的疲劳，他便装起白胜挑酒智取生辰纲的架势，口里喊道：“酒来了，酒来了！”逗得大家活跃起来，有人问他：“里面可有蒙汗药么？”他干脆说：“蒙汗药酒来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也忘却了疲劳。
劳改队的生活，从早到晚都是紧张的，叫人喘不过气来。天蒙蒙亮就叫起床，先把被子摺叠好，匆匆忙忙洗脸吃饭，立即喊集合出工了。中午回来吃饭休息片刻，就又去劳动，直至太阳下山，人已疲惫不堪，收工回来，饭后还得学习两小时，叫做改造思想。
劳改队粮食定量低，每到南瓜季节，饭里就加了许多南瓜。半个月有一次“打牙祭”，有几小块肉吃，分菜的时候，大家把眼睛盯着，大胡子更加慎重，尽量要分得均匀些，口里像叫卖似的喊着：“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大家也被逗乐了。
我们这大胡子防火员，名叫黄德楷，广西南宁人，读初中时便接受托派思想，抗战时是南宁学生中抗日积极分子，后转入西大先修班学习，后在中学任教，成为市里出名的语文教师，深得学生喜爱。1946年出任南宁商报总编辑，后任民锋晚报社长和广西日报的编辑。解放前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过。大家都喜欢这位阅历丰富的“防火员”，人家笑问他总编好当吗？他耸耸肩膀，幽默地说：“头条新闻放头版，二类新闻放二版，唯此而已，岂有他哉！”每餐开饭时，他分菜分饭后，就拿起广播筒读报或念表扬、批评稿。他到底是当过总编的，一报在手，十分内行，各种新闻一口气摘要播完，播得有声有色，十分动听，使大家在劳改中也能了解形势。然后他还要播稿子，态度却大不相同，特别是播什么“严厉批评……”时，大胡子却装着看不清楚，播得断断续续，吱吱唔唔的，表示了他的无可奈何。
我们当中有个穿件旧军装的同案，此人投机，以为参军后就万事大吉了，结果还是被抓来了，判了七年劳改。由于他穿着旧军服，上头就叫他当“分队付”，专管我们这些人集合站队什么的。于是他自以为高人一等，更了不得，一心想如何去“立功赎罪”，争取早日释放，便不时偷偷摸摸地写检举小纸条，向干部汇报，写批评稿，专门整人。大家对他恨之入骨，不敢跟他说真话，背地里叫他“狗头”。
每天出工，这狗头就指手划脚，嘀嘀喳喳，干部来了，就去挑上几担土，以示积极，干部走后，就放入担子，借故溜掉。大胡子挑水到工地后，就故意去惹他：“分队付，来呀，我们赛一场！”旁边的人也相呼应，迫使那狗头也只好再挑起来。后来有人向中队汇报说防火员到工地也挑起担子，掀起了劳动竞赛，晚上干部点名表扬了他，却气煞了狗头。
大胡子对这些事情心里明白，明辨是非，大义凛然，却不露声色，一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为受苦受难的同志们服务，搞好卫生，播好新闻，悉心照料病号，成了大伙的贴心人。
咱们的大胡子黄德楷，在砖瓦厂劳改五年，刑满释放回到广西，加到原校图书馆工作，但“好景”不常，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来了，又把他揪了出来，作为牛鬼蛇神挨批受斗，他低着头扫地扫厕所，比之劳改时更难以忍受！从此以后，他干脆长长的储了大把胡子，白发苍苍，老态龙钟，晚年患上老年痴呆症，1997年含冤病逝。 |
太兴，我的好兄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太兴，我的好兄弟
在解放之初，斗争形势复杂而严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也会受到一些麻烦和连累，有的人还被判了刑，直到文革以后，才得以拨乱反正。
1954年，我被遣送到汉阳新生砖瓦厂劳改，一同押去的有二十来人，都是从中南区各地来的，其中就有个特别矮小的人名叫徐太兴，格外引人注目，又听说他是广西大学化学系助教，也不幸被卷进这政治旋涡中来了。
我们这二十来人组成一个分队，九成是大学生，文质彬彬的，有个老姜是中大历史系毕业，何若平是交大水利系毕业，谢越秀是上海圣约翰经济系毕业，黄德楷曾任广西日报的总编辑，何春华是广西某中学校长……，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大都没有搞过体力劳动，又蹲了一年多监狱，如今“运动改造”要去挑土，把山坡那边的土用锄头、铁锹挖出，装进竹筐，挑到轻轨附近，然后嘱别的劳改犯用土车运走，这是造砖瓦的原材料。可怜这些从未搞过体力劳动的人，个个面黄肌瘦，那怕挑一丁点的土，挑起来东摇西晃的，步履维艰，何况那位矮个子老徐，就更狼狈了，难怪一些老犯人看了摇头苦笑，说我们在扭秧歌哩！
太兴虽然个子矮小，但劳动起来毫不含糊，大家挑多少，他也要挑多少，人家大步跑得快，他也要拼命追上。大家看在眼里，觉得他拼死拼活地干，何必这样认真呢？太兴却不以为然，认为越是体弱越要锻炼，挑土造砖瓦，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嘛。
太兴有个亲戚的亲戚，解放后在北京工作，职位相当高，叫太兴去北京干，但他不想依附权势，还是留在在广西干自己的本行，被捕后有人觉得可惜，认为要是去了北京，就不会遭此横祸了。太兴却认为自己光明磊落，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一人做事一人当，总会有一天把事情搞清楚的。
我们经过大约一年多的艰苦劳动之后，全部被调到机修车间去，分配到机、钳、铸、锻各个工序。太兴原是广西大学化学系助教，厂里便由他建立个化验室，为新建塑料车间作准备。从此太兴干起自己的特长，如鱼得水，工作更加认真，每年被评为积极分子。后来砖瓦厂又迅速发展成为塑料厂，而且一下子成为湖北省最大的塑料厂，因为劳改犯人多，可以大量回收社会上的废塑料，把它清洗、分类、粉碎，经过认真的化验，由太兴亲自开出每批产品的配方，生产出大量塑料凉鞋，价廉物美，畅销全省，太兴领导的化验室功不可没！
太兴的刑期比我和老姜都短，1957年初就提前几个月释放了。但厂里不愿意放走这个人才，要他留厂就业，领到低级技术员的工资，而且还是个“就业人员”，比干部、工人政治上都低一个头。有一两年公安厅和沙洋农场曾借他去搞什么新产品，完成后才又回到厂来。他一直在化验室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凡几十年之久。
1962年我和老姜先后刑满，但不准我们回大城市，我回不了上海，老姜回不了南宁，要我们留厂就业，从此我们在就业队里，又与太兴在一起生活和学习了。原来太兴留厂就业后，就把爱人和孩子从广西接来，在武汉安了家，生活安定，后来又添了几个孩子，爱人也当了老师，一家人生活过得还好。每逢星期天我和老姜去武汉时，太兴夫妇总是热情洋溢地请我们到他家里玩。有时我们上半天逛马路，下半天就到他家里打扑克牌，玩到傍晚就乘厂车回厂。这一天就是我们就业生活中最最愉快的一天！有时太兴的孩子小乐、小霞也陪我们玩。记得太兴有个大眼睛媳妇，也是搞化验工作的，有时遇到难题就到厂里来找家公，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由于太兴夫妇对子女教育得好，个个都用功读书，对人很有礼貌，特别是对我们这些老人非常尊重。太兴夫妇深知我们这些孤家寡人的苦恼，经常对我们说：“这里也就是你们的家啊！”使我们非常感动，每到他家里，大有“宾至如归”之感！
小健还在幼儿园时，太兴就带我去看过他，“好漂亮的小伙子！”我说。我们是看着他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起来的。后来小健获得全武汉市青少年乒乓单打第一二名成绩，是他努力拼搏的结果，可惜这位对乒乓球技如此高超的小将，却由于他父亲是劳改厂的“就业人员”之故，没有被选中去市队、省队深造，那时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少干才就这样被埋没了！
从1954年与太兴一起进厂，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我和老姜才先后被批准回上海和南宁，前后与太兴共同生活达29年之久！人的一生有几个29年呀！我们真是比亲兄弟还要亲的患难同志啊！
我们还在武汉时，他的老伴就不幸中风，大家都很伤心！她一手带大四个孩子，文革时还受到冲击，老了又患此重病，多么的不幸！后来我回到上海后，又听说她又摔了一跤，又过了些时，忽然接到噩耗，好嫂子竟然先我们而去了！
我回到上海后，太兴和袁家茂也曾到上海来过，是搞什么材料的，没有弄到。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后来，小健来上海实习，小霞来这里出差，小乐的丈夫到上海也都来看过我。看到太兴的后代家庭幸福，我作为他的老同事也感到十分快慰！
最不幸的是接下来听说太兴也中了风，卧床不起，考其原因，可能在困难时期多吃了些猪头肉，到老年血压升高，容易中风吧。虽然中风后生活不能自理，但有小健夫妇在旁侍候，儿女亲人常来看望，所以太兴一直写信告诉我他生活得很好。他的信是坐在床上写的，歪歪斜斜，有的三言两语，认为过去受的不白之冤，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接到小乐丈夫的电话，得知太兴已不幸于90年代末与世长辞了！他的一生，虽然经历坎坷，但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他全心全意地把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人类的伟大事业，他是问心无愧的！
安息吧，敬爱的兄弟，患难与共的同志！ |
怀念谢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相关链接：谢山
怀念谢山
我认识谢山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抗战胜利后，上海育才中学有个「哲学班」，中国托派领袖彭述之讲唯物辩证法，听课的有四、五十人。有位个子修长，眉清目秀，文质彬彬，一派书生风采的同学，人家介绍说：“他叫嵇山”，这个名字很优雅而响亮，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候环境复杂，大家都不用真姓名，有的人起的名字很古怪，如“无住”等。我们称彭述之为“陈教授”，如果外头有人来时，就由彭述之的女儿站起来念英文。我与嵇山只见过几面，谈过什么都忘记了，不久，听说他在沪江大学毕业后去香港工作了。在《青年与妇女》杂志中看到他写的几篇书评和剧评，逻辑性强，文笔流畅，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评中，激情洋溢，令人鼓舞。
有一年，我回广东老家去，在香港陆绩家里又遇到嵇山。他住在陆绩前房，已经结婚，我们好比老朋友，一见如故，他十分客气，情深谊重，才知道他的真名叫谢越秀。我悄悄地问陆绩：“他是同志吗？”回答说：“同情者”。当时托派中央已迁至香港，彭述之也在香港，陆绩又是香港的负责人之一，他们对越秀的思想影响一定很大。
1948年底我被国民党逮捕，半年后交保释放。当时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为恐再次被捕，我回到了广州。得知越秀因信箱接收第四国际刊物，被港英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听说谢在审讯时，用英语愤怒地质问洋帮办：“接收外国邮件犯什么法？你们这叫什么民主？”竟然遭到一拳一脚，把他打倒在地，连眼镜也打掉。其后越秀毅然在狱中加入了「中国革命共产党」（托派）。
香港当年还有陆绩、王凡西等人也由于几个信箱接收国际邮件被捕，驱逐出境。陆绩到农村参加土改，越秀则到广州，考入糖业公司当会计。我曾去公司找过他，知道他工作很好，我希望他注意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斯大林反托中共也反托，他表现得很坚强。不久广州刘潮被捕，我就没有再与越秀联系了。
几年后我再次见到越秀时，是1954年在湖北劳改队里。1952年12月22日全国肃托，一昼夜间“一网打尽”，越秀也被捕了。关禁了一年多后，才被莫须有地宣判为“反革命”，他被判五年刑，我15年刑，劳动改造。
中南区的部分同案，从广东、广西和江西，集中到武汉，共二十余人，几个女的在监狱被服厂劳改，男的除陆绩一人留在监狱修理汽车外，其余被送到汉阳一砖瓦厂劳改。我们大都是知识分子，八成是大学生，有的是中学校长或日报主编。大家都坐了一年多牢狱，不见天日，没有走动，个个面黄肌瘦，步履维艰，如今要在砖瓦厂劳改，都得去挑土，与泥巴打交道，经受这苦役的磨练！越秀的体质本来也很弱，瘦骨嶙峋，从未搞过体力劳动的人，要他挑土，那怕每只竹筐只装一拳头的泥土，也是难以承受的。但越秀从不畏难叫苦，宁死不屈，硬是拼出全身力气，用双手垫住肩膀，把担子挑起来，七颠八倒地往前走。难怪厂里的老犯人看了喊“作孽”！但也有讥笑我们这些人是在扭秧歌哩！
劳改生活：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所谓学习，就是“认罪服法，改造思想”，天天批判托派的“罪行”，谁不喊“托匪”，就得挨批受斗。中国有句老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大都消极学习，不得不说几句假话，“难得胡涂”。学习时越秀总是坐在后头，从不发言，非轮到他发言不可时，才人云亦云，胡乱说几句。他性格内向，本来不大爱说话，其实他想得很多，思想清晰，理念坚强，就是含而不露，装得落后的样子，不为人注意。有个小江，是个胖子，他大学毕业，能说会道，原是托派的活动分子，如今在劳改队里，只见他拼命劳动，却哑口不言，或则语无伦次，使人莫明其妙，他得了一个绰号：“胡涂”，连劳改干部也喊他“江胡涂”。
队里后来调来一个林松棋，他是中大历史系助教，为人刚直，认为历史是不可歪曲窜改的。他坚决不承认托派是反革命，不肯说什么“托匪”，结果惨遭残酷批斗！一些相信“立功赎罪，提前释放”的，积极参加了批斗，按他的头，抓他的发，踢他的腰，惨不忍睹！由于他“不认罪服法”，后来被单独关押禁闭，不久便惨死狱中，中托史上又添了一具冤魂！这样的批斗会，越秀往往看不下去，就装作小便离开了会场，在厕所里遇到同样心情的李唐，相对苦笑一下，愤慨之情尽在不言中。我与越秀在一个小组里，同吃同睡同劳动，真是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他喜欢背诵诗词，古文底子极好，我也口头跟他学了李煜的几首词。有时候他在自吟自唱，但从不告诉别人创作了什么诗词。越秀体弱多病，大家都很关心他，可他从不要别人照顾，反而尽力去帮助别人，例如，他看到有的“内务”不整齐，便去替他把被物折迭好；看到那里脏了，就去打扫干净。后来越秀也得了一个有趣的雅号“林妹妹”，一来形容他弱不禁风，二来为人可爱的意思吧。
原来生怕这些人煽动闹事，把我们与其它犯人隔离劳动，一年之后，大概上头看到这些人积极劳动，又有文化，便把这个小分队全部调到铁工厂去劳改，搞技术工作。
铁工厂担负全厂机器的维修，这些人调来后，有的打铁，有的翻砂，有的做钳工，有的学车工，唯独越秀以其名牌大学会计本科毕业的资历，被分配在办公室当劳改记工员。原来他身体瘦弱，搞体力劳动无力可使，全无功效；如今当了记工员之后，如鱼得水，所学的会计本领，用在这小小铁工厂里，轻车熟路。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从而改进了铁工厂的管理，有条不紊，增产节约，一清二楚。干部做总结，对犯人讲生产，数据都是越秀提供的，照讲无误。铁工厂因而成了先进单位，后来迅速发展成为机修车间，越秀是功不可没的。
1957年3月，越秀五年刑期提前释放，所有五年刑期的也都一起释放，女的超过五年的也一律假释，我和“江胡涂”也减了刑。劳改干部反复讲：“你们的案件，今冬明春就会解决的。”后来，开展了反右运动，政策越来越左，“今冬明春”就无声无息了。听说越秀回到广州，原单位已把他开除了，他没有工作，只好去挑泥，每天一元钱。那时候他已有一男一女，妻子含辛茹苦，等了他五年，如今他回来后又没有工作，一家四口怎样生活？妻与儿女便先后去香港定居，文革前他们就离了婚！万万没有想到服刑五年后，又遭到妻离子散的惨剧！而后来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又作为“牛鬼蛇神”，在自行车厂原来搞统计的，却要他下车间搞重体力劳动，遭受到时间更长、更加悲惨的迫害！
我爱人也劳改五年，与越秀先后释放，起初大家常通通信，互相勉励，到“文革”时就音信断绝了。直到我1983年回家后第二年，才试着跟越秀通信，不久就接到他给我一首热情洋溢的诗篇《寄故交》（后来收入他的《苦口诗词草》内）。诗中“生来风骨尚铮铮”，正是他的为人之道，光明磊落，风骨傲然，虽然一生坎坷，但终身无悔！
越秀的晚年，却有一段感人的罗曼司，我曾赞誉之为“刑场婚礼真挚爱”：小胡与他先后释放，之后互通音信，互相勉励与关怀，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悲惨的岁月，各自都遭受不幸，越秀被折磨得病魔缠身，几乎夺去他的生命；而小胡在艰苦劳动中又发生工伤，被货架上倒下来的重物压伤，生活不能自理！而他们却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武汉，千里迢迢，不能互相帮助和照顾，多么的焦急，多么的难受！于是小胡果断地提出结婚，却遭到单位领导的阻挠，一拖三年！他们的相爱，是革命同志真挚的爱，不为金钱，甘心情愿牺牲自己为了对方健好，全心全意为挽救对方垂危的生命，这样的结合，就好比刑场上枪毙前的婚礼，是在死亡线上的挣扎，这是世间最纯洁、最真挚、最伟大的爱！
若干年后，我与越秀久别重逢时，中国已改革开放，他被借用到广州会计师事务所，成为注册会计师，以他的高等学历，精通英语和丰富经验，经常到外资企业检查账目，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成为经济建设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与小胡一起互相体贴，互相照顾，过着晚年幸福的生活。家里有个很大的书橱，藏书丰富，分门别类，连报纸、书信都保存得有条不紊。可见他工作之余，还努力学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990年后，我在上海郑超麟老人处，看到越秀给老人的好些书信和论文，字迹清秀工整，洋洋数千言，内容有谈论时政的，有研讨诗词的，可见他那几年思想十分清清晰，精力依然充沛，他是多么希望“留将老眼看沧桑”啊，却不幸于1996年过早与世长辞了！
他临终前，付出极大的努力，把所写的诗词整理成册，这本《苦口诗词草》与郑老的《玉尹残集》可说是狱里外吟咏的姊妹篇，绝非世间风花雪月之作。越秀的无畏精神和跌宕有致的诗词、剀切中理的政论，将永留人间！ |
青年诗人陈景光（篮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青年诗人陈景光（篮天）
在那黑暗的岁月，人人自危，一天晚上，我和妻子“莫须有”地被捕了。
我被扣上脚镣手铐，单独囚禁在一间约两平方米的牢房，里面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只马桶，墙壁高处有个窗，照进微弱的亮光。
监狱里不时传来脚镣和铁门的榔铛声，声声剌耳，令人心寒。突然远处一片嘈杂，有人在喊口号，有人在唱歌，之后是震耳的辱骂和砰砰的打踢，一声声的惨叫和呻吟，这里就是鬼门关啊！
有一天晚上，我经历了十几小时连续审讯的折磨之后，躺卧在床上，在死一般的静寂中，忽然听到低沉的歌声：
“唱吧唱吧尽情地唱吧，驱散那人间忧伤……”
这是《夜莺曲》，是我平时很喜欢唱的革命歌曲，这歌声，在斗争中是坚定，在欢乐中是抒情，在失败中是信心。我情不自禁地坐了起来，随着熟识的旋律也低声哼着。啊，这是同学篮天的歌声！是他，他也被捕了！
篮天，是一位青年诗人，经常在校刊上发表他的诗歌。他的诗，热情奔放，热爱生活，向往真理。他是校刊的编委，曾多次约我写稿。给我留下最有趣的印象是那年黄君结婚，篮天的贺礼是一首诗，诗文我全忘记了，只记得这么一句：“从今后，袜子破了有人补……”，传到女同学手里，大家为之哗然，都说：“难道女子就该补袜子吗？”到头来他被扣上一个“大男子主义”，终于迫使他把这句诗改了。
在我被捕一年半之后，有一天突然被喊出去，我以为又要挨审了，但这次的情况不同，审判桌上铺上白布，后面并排地坐着三个军人，都异乎寻常地戴上眼镜，象个法庭。果然，当中一个宣读“判决书”：“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劳动改造”。我说：“我没有反对革命”。他们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可以上诉”。天下鸟鸦一样黑，到那里去上诉呢？我从此离开了单独囚禁的黑牢，转到一间较大的囚室去。
这里关押着七、八个犯人，我全不认识，大都宣判不久，有五年、十年或无期的。有的愁眉苦脸，认为这辈子完了；有的倒也乐观，依然谈笑风生。
没过几日，突然喊我收拾东西。我想，人大不了一死，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挺起胸膛，提着衣包，告别难友，跟着狱卒走出一道道的铁门。
忽然阳光灿烂，照得我睁不开眼，啊，多少日子没有晒过太阳了，多么的绚丽，多么的温暖！远远的一个女警带着我的妻子走过来，她眼睛里闪着欢乐的泪花，我们真是惊喜若狂！后面还押来一个人，正是我们的诗人；篮天。大家暗地点头微笑，相逢尽在不言中。
我们三人被带上一辆吉普车，由一男一女两个军人押着。汽车开往火车站，径直驶入月台，我们上了火车，我和妻坐在一起，用手铐一人扣着一只手，篮天则坐在我们对面，手铐扣在桌子下，押解的坐在后排，对我们约法三章：不许讲话。
在车行十几小时中，我和妻手握着手，依偎在一起，低声地交谈，有如初恋的日子。对面的诗人一人坐两个位置，乘客上车看见空位走过来坐时，他就把手铐往桌旁敲响，也就把人吓跑了，所以他坐得挺舒服，不时低声朗诵着王独清的诗篇：
“破！破！破！快把那黑暗的旧世界冲破！……”
第二天，火车到达湖北，我们下了车。在市监狱停留了几日，一天，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厅，那里有男女二十来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虽然不许讲话，看到认识的同学都眉开眼笑。我们被告知：男的到砖瓦厂去劳改，女的在织布厂劳改。从此我与妻分了手，跟篮天等二十来人乘车坐船，到郊区老远的一间砖瓦厂去，开始了我们的劳动改造生涯。
这间砖瓦厂很大，有近两千个劳改犯。监狱是一幢幢很长的砖瓦平房，里面用竹子两边搭床，铺上稻草，犯人就一个挨一个睡在这里。我们这批人来自各大城市，九成是大学生，文质彬彬的，都蹲了一年多的牢，有的几乎路也走不动了，但在此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晒到和暖的阳光，到底比坐牢强多了，大家都感到高兴。
上面派来一个四十来岁穿旧军服的犯人作为管我们的分队长，他原是个解放军，入城后贪污犯了罪，此人姓包，没有文化，只会吱吱喳喳的，我们背地里喊他“草包”。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喊起床，吃完早饭立即集合，大队长给我们这批新犯训话：
“你们从今天开始劳动改造，在劳动中改造剥削阶级世界观……”
我们白天劳动，疲劳已极，晚上还得学习两小时，叫做改造思想。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休息。我们每人挑一担畚箕，有的拿着铁锹、锄头，扭扭捏捏地走出了监狱大门，沿着一条轻轨，走了约半个时辰，来到一处小山头，“草包”就叫放下工具，在此劳动。但见远处有许多劳改犯在挑土、上车和推车，四面都有军队把守着。
我们大都是平生第一次挑东西，虽然初时只装一丁点土，有的人却怎样也挑不起来。篮天是个体质很弱的人，入狱时由于喊口号遭到毒打，下腿被踢伤肿痛了几个月，至今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有的人用双手抵住肩膀来挑担子，显得十分狼狈，老犯人看到我们就指手划脚，有的摇头，有的哈哈大笑，说我们在跳秧歌舞哩！
草包作为分队长可以不参加劳动，对我们却也宽容，让我们在劳动中歇息的时间比别的队长些。劳动一旦停下来，大家已是精疲力尽，有的就地躺下，仰天吸大气。有一天，篮天和我靠在树干上，不约而同地从鼻孔里吭出歌声，刹时间，一个传一个，哼的人更多了，人们顿时精神振奋起来，鼻声逐渐变成了沉重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歌声如怨如诉，深沉悲愤，借着风力，竟传到了另一个山头。那里的矮胖子大队长越听越不是味道，赶忙往这边跑来，大声喝道：
“不准唱歌！都劳动去！”
靠在大树下闭目养神的草包，这时候也慌了手脚，腾地站了起来，趁大队长未跑到之前，赶着我们去劳动。我们面面相觑，露出胜利的微笑，篮天扎扎眼晴说：“唱国际歌也犯法么？”大伙无可奈何地挑起担子往前走。
篮天名陈景光，广东潮汕人，篮天是他的笔名。陈景光是彭述之在大夏大学的学生，彭教中国历史，他虽然避免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历史的发展规律，当时大学里有些进步的学生，对这位教授很信仰，觉得他的知识广博。每当下课，学生就包围了他，其中有一位就是陈景光。在陈碧兰的《我的回忆》中也讲到他：在一次悼念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务暗杀的大会上，“自由上台演说的第一位，便是述之的学生，是在敌伪时代述之和我争取过来的陈景光。他说：当我在共产党时，听说托洛茨基被暗杀，全党都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只是没有公开举行联欢会吧了。今天我的心情完全不同，我是以沉重悲伤的心情来悼念这位伟大的牺牲者。”
我和篮天同在一个小组，在一起劳动和学习，他睡在我的旁边，有时我们同盖一床被子。我们什么都谈，他最喜欢诗词，但他在劳改中没有写过一首诗。
他受的打击太大了，到此劳改不久，就传来了女儿夭折的噩耗，使他伤心不已！后来妻子又提出离婚，更使他痛不欲生！他本来体质就弱，强迫劳动的折磨，又加上惨遭家破人亡的不幸，精神和肉体都难于承受，人显得更加面黄肌瘦，六魂无主，在劳改的几年中，多次住入“病号室”。
篮天被判刑五年，刑期比我短，刑满释放那年还可以回到大城市去，可是他回到广州，原来他是航空公司会计，如今单位说已开除了他，不让他复职；而离了婚的妻子虽然见过几次面，依然情深切切，但现实生活如此残酷，也不愿与他复婚。他走投无路，只好回到湖北，找到一个劳改释放的熟人，在一间小厂做杂工，勉强维持生活。我妻也判五年刑，与篮天差不多同时释放，后来一直与他通信，还介绍过一位在织布厂劳改出来的小张给他谈朋友。
但是，“好”景不常，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篮天作为“牛鬼蛇神”，又被揪了出来，挨批受斗后，送到农场管制劳动。有一次，小张带了一些衣物专程去农场看望他，那天下着阴雨，寒风剌骨，泥泞路滑，路途又远，到傍晚才寻到那个农场。可是那里的头头坚决不准她接见，并对小张恶言讥讽：“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当时天色已晚，回城的路已不好走，人也饥寒交迫，小张忍气吞声，请求暂住一夜，也遭到无情的拒绝，硬是把她在雨夜中赶走！后来有一个同情的暗地把事情告诉篮天，他二话没说，连鞋子也没有穿上，不顾一切地冲出农场，冲往黑夜，狂呼：“小张！小张！……”声声凄厉，如泣如诉。第二天，人们在田头里发现一个混身泥水，冻僵了的男人。人们把他拖回农场，又是一顿批斗。这之后，篮天要拿拐杖走路了，后来又不幸摔了一跤，双脚残废，才被遣送回原籍！
那时我已刑满，但不准回大城市，要留在劳改工厂就业，继续改造。从此，我便与篮天直接通信，当时他已不能生活自理，全靠弟弟和弟媳的照顾。他原是起义人员，每月领到20元的生活费，有位老朋友也支持他一点，希望他把能把疾病医好，可是已经太晚了，医药已无法治好他沉重的创伤！他已不能坐立，信是卧在床上写的，歪歪扭扭，三言两语，寄给他的书报也不能看了。我还接到他最后一封来信，那时他已觉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在一页孩子用的描红纸上，颤颤抖抖地写着几个字：
“我不行了。祝你长寿，真理永存！”
这就是诗人篮天的绝笔！在那黑暗的岁月，他被残酷地折腾了一辈子，死时才43岁！他直到临终时还在呐喊：“真理永存！” |
作家藉云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作家藉云龙
1941年我到上海升大学，良叔安排我与“小谢”同住，他比我大几岁，江苏人，其实他并不姓谢，真名叫藉云龙，笔名「华贝」或「竹云龙」，他块头大，脑壳大，跟“云龙”的名字很相称，不在大学念书，而在工作，每天上班。我们租到白克路弄堂里一幢石库门的屋顶居住，一边是天台，房间两旁没有一人高，我们住在当中，每人一张小铁床和桌子，简单到连凳子都没有的。房东是广东人，我在房东那里搭食，自己不用开伙。
云龙能说会道，对人热情洋溢，他知道我读土木工程系感到很奇怪，说将来革命胜利后工程师有的是，革命者最要紧是加强理论修养。我开玩笑地说，大学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课程，我只好随便报考土木系了，也可多抽点时间来学习理论。
我们同住的第一天，他就严肃地要求我：一不要把地址告诉别人，二不要带同学到家里来。他说我们的组织常常遭到破坏，损失惨重，要时刻提高警惕！如果发现被人盯梢，就要兜圈子把尾巴摔掉。他非常重视保密工作，连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也没有告诉我，当然我也不便问他了。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大本《圣经》，让房东什么人看到，还以为他是个基督教徒呢。就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我，从此就严肃起来，懂得我们现在是在敌人的铁蹄下做秘密革命工作，绝不可疏忽大意的。正由于他重视保密工作，所以在后来发生的几次事故中，他没有被牵连；当然，在共产党52年“一网打尽”中，他也不能幸免。
那时候他正在啃马克思的《资本论》，晚上如果不出去参加会议，就埋头看书或写作。他的思路敏锐，写东西很快。我看到他在《西流》等刊物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写得很感人，描写工人疾苦的小说，在当年是难能可贵的。知道他爱好文艺，会写小说，我也很感兴趣，就请教他写作方法。他很认真地回答我的提问，有时大家席地而坐，促膝谈心，一谈几个钟头。原来那时候他已是托派的上海“领机”（市委）成员，负责两个工人支部的工作，所以一天到晚都是很忙的。
我和他同住约一年时间，当中还搬了一次家，租到新闸路一个亭子间。跟他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愉快，不仅提高我的理论水平，而且丰富了我的文艺知识。但后来我另有工作，就只好与他分手了。
抗战胜利后，在《青年与妇女》（后来改为《新声》）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描写工人、教师、职工等生活故事，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他是刊物的编委，在他的鼓励下，我的一篇小说和论文也刊出了。后来在托派的大型理论刊物《求真杂志》上，竟然也看到「竹云龙」署名的经济论文，令人感到惊奇，想不到他会写小说，又能写出洋洋数千言的论文，能文能武，真是不可多得！但他对我说得很平淡，认为写小说或理论文章都是一样的推理，矛盾的展开，结论或结局。
后来他与一位女作家结婚。作家胡山源写文祝贺，题目是《社会科学与文学的结合》，认为云龙是搞社会科学的，妻子是搞文学的。
我最后看到云龙是1957年在上海监狱里，我们作为囚犯，公安部组织我们到东北去参观学习。来自全国各地的托派二十来人参加，那时候他的身材更魁梧了，他判的是无期，但人还是过去那样谈笑风生，他和杜畏之、陆绩等人是最活跃的几个，干部不在时，大家嘻嘻哈哈，好不热闹。妻子还给他送画报看，不过他身体健康显然不大好，不时用手抚摸肝部。我们一起在上海、北京、沈阳、抚顺、武汉参观，我和他不在一个小组，学习讨论大家也只是人云亦云，“难得胡涂”而已。
后来，听说云龙因肝癌医治无效，惨死狱中，时年仅四十余岁，好一个英才，为追求革命真理而献身了！
几十年后，云龙妻子临终前，告诉儿子生父的情况，吩咐儿子去寻访友人，了解生父的事迹。结果找到了郑超麟老人。 |
尊敬的刘家良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尊敬的刘家良叔
1941年秋，我从香港到上海升大学，当时去升学的青年不少，如林植权、郑凤韶、刘宽德、刘宽全、刘大汉等人，考入各所大学。这当中，有的和我一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SY），有的是同情者。到上海后，有位40来岁的长辈，热情地接待我们，他就是刘家良，广东中山人，北大学生，从事托派活动被国民党逮捕，抗战爆发时释放出来，如今是托派多数派的第二号人物，大家把他尊称为「良叔」。他平易近人，对人关心体贴，语重心长，给我们谈学习，谈时事，讲马克思主义，有声有色，大家都很喜欢跟他一起。
我考入大夏大学，但到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的英法租界沦陷后，父亲从澳洲给我的接济中断了，所以我读了一年就辍学了。
有一天，良叔找到康君和我到公园去，在没有人的地方，很严肃地与我们商量一件事：由于上海租界沦陷，我们的铅印《斗争报》不能出版了，只能用油印出版《校内生活》（党内部刊物），这个任务想交给你们去做，这是一项重要的而且是保密的工作，你们要认真考虑一下，你们认为怎样？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良叔还说：有个附带的任务，由于日伪随时入屋检查，因此许多书籍不便存放在家里，想由你们开个书摊，摆放这些书，普通的可以摆出，重要的就用麻袋装着，你们还可以利用这书摊卖卖文具之类，维持生活开支。我们也都同意了。良叔还再三交代：这是一项保密工作，从此你们不与其它人来往，也不告诉任何人，我会单线与你们联系的。就这样，我们接受了一件神秘而又严肃的工作。
良叔亲自和我们一起，在白克路菜场里租了一个原来卖学生文具用品的小摊位，十分合适。不久运来了许多书本，有的放在书架上出售，有的则封存起来，橱窗里有文具，后来我们还去食品厂买来面包出售，两个青年人就好像在做小生意。
良叔与我们单线联系，要出版《校内生活》，就亲自把稿件送来，然后康君或我留在家里刻蜡版。等到刻好后，两个人一起油印。那时候做秘密工作，是不用油印机的，只用一块磨平了的胶皮钉在小板上，粘上油墨后就往胶腊纸上刷，没有油印机，收藏起来方便得多。由于只印二三十份，也很方便。当时的《校内生活》主要是一些争论文章，与少数派争论，抗战问题也与陈独秀争论。抗战初陈独秀出狱后，积极宣传抗战，派王凡西到军队去工作，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却遭到共产党的恶毒污蔑和攻击，无中生有地污蔑陈独秀拿日帝津贴，是汉奸卖国贼，使陈无法活动。而在上海的托派，在日帝的铁蹄下，连《斗争报》也不能出版了。油印的《校内生活》，只供大家讨论争辩。
那时候，良叔与我们联系，每周或半月碰头一次，他常拿着英文版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给我们讲1925-27年的大革命史，后来他把此书翻译出版了。我们看到良叔写的文章，都是写在学生练习薄上，密密麻麻的，极少删改，小标题是最后才加上的。我们也看到他好几本读书笔记，研究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也都是密密麻麻的写在学生练习薄上。他的思路十分敏锐和清晰，智慧过人。
这旧书摊大约开了一年左右，局势逐渐平静，书本可以放进仓库了，书摊便失去作用，于是关闭了书摊。我先去学校教书，后来到体育会去管理图书。《校内生活》则由康君负责，油印时我去帮忙。
由于良叔时常到我们家里来，房东看见我们是一家人，都是规规矩矩的好人，对我们非常客气。后来前楼空着，房东就怂恿良叔搬到这里居住，良叔也竟然租下了前楼，我和康君住在三楼亭子间，大家更密切了，其实这是一次疏忽，在那秘密工作时期，随时有被敌人破坏可能，怎可大家住在一起呢？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44年夏，小沙渡路一间绸厂，老板无故开除工人，激起工人气愤，几个工人停下工作向老板说理，老板竟然报告了巡捕房，结果把几个带头罢工的工人抓去，这当中有我们两位同志：秋大姐和罗真。
我们还有一位到工厂工作不久的杨玉琼同志，她自告奋勇，亲自送饭到巡捕房给工人代表吃。捕房的「包打听」看到她戴着近视眼镜，讲的是广东口音，怀疑她是共产党，报告日帝宪兵，便把她抓了起来。这位杨玉琼从香港来，响应「到工人中去」的号召，才到绸厂工作不久，她从没有经过斗争的考验，一经严刑拷打，神经就错乱了，便胡乱交待了刘家良和郑松的住址，日伪便四处抓人。
幸而绸厂罢工后，尤其是杨被捕之后，组织考虑到她没有经过考验，凡她知道地址的人，良叔和郑松都已及时转移。日伪却抓了租屋保人高擎宇，并且在良叔家里搜到体育会免费洗澡的证件，辗转抓到我和康君。那天我刚送良叔到吴淞口，他一家人乘船逃往温州，回来后我就被捕了。我们六人被捕后，巡捕房就几个工人放了。我们被关押在福州路警察总局，日帝的特高科对我们严刑迫供，那时杨玉琼已是个疯女，高擎宇一付生意人的模样，我和康君即使被拳打脚踢，灌水迫供，对刘家良现在何处，一问三不知！因而再没有连累其它人。后来日伪也相信我们并非共产党人，一无收获，关押大半年后就交保释放了。杨玉琼则由秋、罗两人把她送进松江疯人院，后来听说她逃了出来，赤身露体，死在路旁，日本帝国主义又欠下一笔血债！
这次绸厂罢工事件，我们先后有六个同志被捕，幸而良叔与郑及时转移，没有被牵连。听说敌人逮捕高擎宇时，彭述之也在他住处，闻声奔上天台，跳到另一幢楼的天台上，险些儿也被抓去或跌死，否则，彭刘两位领导人遭殃，组织也就遭到致命打击了！
我反思，当年在敌人的铁蹄下，革命者只能作隐蔽性的斗争，公开的罢工斗争会付出重大代价的。
抗战胜利后，良叔从温州回到上海，那时候中国托派公开出版《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和大型理论刊物《求真杂志》，组织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良叔是两个杂志的编委，每期《求真》上都有他的长篇政论文章，笔名为“刘少严”，“海生”等。良叔由于积劳成疾，身体很不好。他住进仁济医院时，我拿着鸡汤去看望他，他很高兴，还是非常关心我的学习，给我出题目要我写文章，后来我在《青年与妇女》上发表的《家长制教育的危害》就是他在床上指导我写成的。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那时候我在国民党监狱里，良叔等中央负责人撤退到香港去了。我释放后回到南方，后来到了香港，那时良叔已去了越南，想在越南居留三年后可以到法国定居。但惨痛的噩耗传来，良叔不久就在越南遇难。关于遇难的经过，陈碧兰当时与他同在越南，据她后来在所写的回忆录中叙述，良叔接受越盟占领区一个参谋长（以前的托派分子）的邀请，去讨论发展托派运动问题，说保证有军队护送，但在开完会后便把良叔等人逮捕，良叔后来便在狱中逝世。在他应邀之前，碧兰夫妇曾坚决反对他去，他自己也曾动摇，但在越南同志的坚持下，良叔为责任心所驱使仍决定去。结果，他便为了事业而在壮年牺牲了，时年还不到五十岁。
在抗战时期，良叔曾撰写了许多篇文章，坚决支持抗战，反对少数派对抗战的「革命失败主义」；也反对当时的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产主义的理论，而坚持苏联是官僚主义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一传统意见，积极主张抗战和无条件保卫苏联的一贯立场，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保卫了托洛茨基主义。
良叔原在北大时，有个妻子，生下一个女儿，被捕以后人各分散，抗战时被释放后，他四处寻找，音讯渺然。后来他与梁廷结婚，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刘海生，解放后是上海虹口区教育局长，但英年早逝。小儿子是残疾人，很小时就死了。几十年后，良叔的前妻生下的女儿，到上海来寻找爸爸的下落，她已是东北某话剧团的名演员，后来找到郑超麟老人，才告知她刘家良已在越南牺牲了。 |
我的引路人——陆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附录：怀念篇
我的引路人——陆绩
1938年冬，广州沦陷，我们一家人逃难到香港，住在油麻地庙街，那时我在中学读书。在附近的弥敦道上，有一家新开的小书店，如果加入他们的「中青学会」，可以免费借阅图书，参加学术讨论，我便参加了。那时候香港组织甚么学会、社团都不用登记，参加的人也是很随便的。书店有两个青年人：黄杰和凌家元，都是广西人。我加入学会后，星期天间中去参加读书会，讨论一些青年问题，如恋爱问题、读书问题、出路问题等等，每次约七、八人参加，这个小书店的活动，使我很感兴趣。
几个月后，参加学会的人多起来了，晚上就借用附近小学的一间课室，新来的人中有一位身材高大，小圆脸大眼睛的中山人，名叫陆绩，因为他能说会道，热情洋溢，最受欢迎。自从这些人参加后，学会就不再死气沉沉了，大家要唱歌，要旅行，要演戏，因此，不久「中青学会」就改名为「西流剧社」。为什么叫「西流」呢？原来是「逆流前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随波逐流，要干革命，就要逆流前进！从此，我们在陆绩的带领下，唱歌演戏，学习讨论，搞得热火朝天，十分热闹，不久书店也不开了，黄杰和凌家元相继回广西去了。
成立剧社后，大家介绍同学朋友参加，最多达五、六十人，原来晚上只借用一个课室，不够用了，两个课室都全借了，我们办起了民众夜校，到星期天我们才用来排戏唱歌，分组的读书会则在人家的家里开。剧社的工作一旦开展，真是非常热闹，陆绩有天才的活动能力，他教唱歌兼指挥，既当导演又当演员，指手划脚，头头是道，滑稽突出，活灵活现，很能吸引人、团结人，令人崇拜，他是西流的灵魂，青年人的偶像。我自然是当中最积极的一个，因而在大会上，被选为剧社社长，后来又是民众夜校校长。其实我什么都不懂，剧社的一切工作，都是陆绩全盘负责的。他比我大几岁，过去在中山组织过「克克剧社」，演过一些救亡话剧，所以对剧社工作很熟识。「西流」排演过不少戏，多在一些中小学校搭台演出，也曾在南华大学操场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还到电影制片厂排演过苏联名剧《钦差大臣》，后来因故未演成。
我也演过几出戏，头一次上台时，看见下面黑压压的观众就有点心慌，台词也忘记了，好在台后有人提词，才没有出差错。陆绩的精心导演，使我对一部话剧的结构，故事矛盾的展开与解决，剧情从低潮到高潮的发展等都有所认识，后来我在上海办民校搞扫盲，也写过几个独幕剧如《有眼瞎子》等。但我在陆绩的影响下更喜欢唱歌，喜欢指挥大家唱歌。分组读书会在各家里举行，也是从青年问题逐渐转到政治问题，如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以及抗战问题等，使人们知道有马克思主义，知道要革命，知道有托派。原来这「西流剧社」就是托派的外围组织，我就是在这里经陆绩介绍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他当时已是托派的香港负责人之一。
西流剧社那段丰富多彩的生活，至今给我留下极其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对陆绩那天才的活动能力，出色的宣传家和组织家的印象，就好比一团火，热气沸腾，在我心中燃烧！
1941年夏我高中毕业，陆绩劝我去上海读大学，因为上海是个工业城市，革命的熔炉，托派中央设在那里。我被他说服了，却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临别那天，他手挽手地送我上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陆绩辗转抗战大后方桂林等地。那几年我们远隔两地，音信不通，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又回到香港。那时我在上海工作，一次回港去看望陆绩，大家久别重逢，万分高兴！那时他已结婚，爱人名李玲，是西流的女同志，一个能说会道的女强人，他俩真是天生的一对！那时组织号召：「到工人中去！」陆在汽车厂做工，他讲了一个笑话：学修汽车先拜师傅，历来有个规矩，就是要在屁股抹上黄油，他也是被抹过黄油的。
1947年，陆绩到上海来，参加中央培训甚么的，住在我处，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刻苦钻研马列著作，生活很有规律，饮食却很随意，说话逻辑性强，言简意赅，幽默风趣。那时我办民校，正值全市民校学生演讲比赛，我请他辅导一位参赛女同学，他答应了，他只在演讲稿上润饰一下，加了一些「噱头」，例如说「我刚才忘记了」等等，显得演讲的人有口才，讲漏了还能自圆其说；而且姿态优雅，富有表情，因此赢得了满堂的掌声，夺得了全市民校学生演讲比赛第一名，捧回了一只大银鼎。
陆绩回港后不久，由他岳父投资开办了一间印刷厂，他爱人当「老板」。陆绩就办了一个期刊《指南针》，专给工人看的，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一直办了好几年。这是香港托派公开出版的刊物，影响很大。直到1949年初他被港英当局逮捕，才被迫停刊。
陆绩被驱逐出境回到祖国后，听说参加过土改。但1952年12月全国「肃托」，一夜之间「一网打尽」，他也难幸免，再次被捕了！
1954年，我们中南区的同案一部分被送往湖北劳改。我与一些人到砖瓦厂劳改，陆绩一个人留在市二监狱修理汽车，李玲和几个女的也在二监狱被服厂劳改。陆绩夫妇虽然同在二监，但平日都见不到面，也只在开大会或看电影时远远的瞄上一眼。但他利用派钳工到被服厂修理衣车的机会，传递口信，互相勉励。
我最后一次看到陆绩时，是在1957年，公安部组织我们同案参观学习，「改造思想」，在上海集中。从湖北来的有陆绩、老姜和我三人，全国各地来的一共20来人，有曾猛、王国龙、藉云龙、周仁生、俞守一、杜畏之、蒋振东等人，郑超麟临时抽出没有去。我们先在上海参观，然后到北京、沈阳、抚顺、鞍山、最后回到武汉，为时近一个月之久。我们在一起好不热闹，参观学习之余，大家嘻嘻哈哈，无拘无束。这当中，陆绩是最受欢迎的人，大家说他有把生的说成死的，死的说成生的本领。我们外出参观时，总要去小便，就得喊一声「报告」，便衣跟着你上厕所，十分尴尬，对此，陆绩不无幽默地说：「发给我们每人一只随身马桶，就方便多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自此以后，我再没见到陆绩了！李玲57年提前释放后，留在武汉，以便时常去看望陆绩。她在一个街道工厂做工，含辛茹苦地活下去。可是没过几年，陆绩不幸在狱中患了一场大病，由于未能得到认真的治疗，肝癌终于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时年仅四十三岁！
陆绩光辉而坎坷的一生，为追求革命真理，受尽折磨，他两次被捕，帝国主义把革命者视为洪水猛兽，把他驱逐出境；**也容不得不同政见者，关入大牢，置之死地而后已。陆绩的一生，光明磊落，视死如归，他正是中国托派受苦受难者的缩影，他没有死，他的精神永存，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幸福晚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幸福晚年
相濡以沫
“相濡以沫”是一句成语，意思是泉水干竭，鱼儿相互吐沫温润，后人比喻在困难中以微小的力量竭力互相帮助。秀云和我都已是耄耋之年，体弱多病，需要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就如同鱼儿在死亡线上互相吐沫一样，在与病魔作殊死的斗争中，手牵着手，奋勇拼搏，才闯过了一道道的鬼门关！
我们之所以能够相濡以沫，是建立在深厚的情谊上的，我们各自都受过深重的苦难，酸甜苦辣的滋味尝过，互相了解，情真切切，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如今能够晚年相伴，是缘份，真是三生有幸，天作之合。
我们出门总是手拉着手，因为秀云的膝关节不好，怕容易跌倒，所以无论到公园散步或到菜场买菜，也从不松手。人家看见会开玩笑地说：“恩爱夫妇手拉手！”其实我们既表示恩爱之情，也体现了关怀之意，手拉手，防跌倒啊！
我们就如同年青人度蜜月一样，每天早晨到公园去散步，锻炼身体，做做体操，打打羽毛球，与公园的老朋友说说笑笑，逍遥自在，过着幸福的晚年。有一首《相见欢》记叙了当年的愉快心情：
两老携手漫步，日已出，绿叶丛中有氧空气足。
身未残，开怀唱，夜莺曲，半生坎坷晚来应享福。
有一篇“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清晨空气好，公园锻炼早，打打羽毛球，健康人不老。
无忧又无愁，事事不烦恼，快活过神仙，晚年无限好！
与病魔斗
年纪大了，难免总有一些毛病，就好比一部使用了几十年的机器，这夥螺丝松了，那个轴承坏了，就需要维修。秀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关节炎，我患前列腺和胃出血。这许多年来，我曾三次住进医院，她四次或更多住进医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病积极治疗，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安慰，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多少次惊险，最后化危为安，就这样一次次战胜病魔，度过难关。
1996年，我因事回广州，不幸十二指肠大出血，三次休克，立即住院治疗，我只请人电话告诉女儿觉真，不让秀云知道，怕她挂心，那晓得她在旁听到了，心急如焚，日夜不安，她要到广州来照顾，但人生路不熟，年老又有心脏病，怎能去呢？女儿最懂得母亲的心，她恰逢例假，便毅然决定替母去广州看望。我住院没几天，觉真即从上海飞来照顾我，守候在病床边，天天烧瘦肉粥和面条给我吃，情真切切，为时一个月之久，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啊！直到我病愈出院，秀云飞来广州后，她才回去，我感激她，敬重她，把她誉为当代花木兰！秀云在广州陪伴我，互相关爱，直到我完全康复后才一起飞回上海。有一篇打油诗记述此事：
“两老同心相作伴，朝夕携手去散步，人生旅程末班车，欢乐与共无烦恼。老汉因事回广州，劳碌奔波人难受，十二指肠大出血，急忙住院去治疗，老太闻知心着急，一心前去探老头，人地生疏路遥远，耄耋之年怎能走？女儿最懂母亲心，恰逢休假有空闲，木兰代父从军去，她替母亲侍亲人。喜得女儿在身边，殷勤照料暖老心，逢凶化吉病转好，电话天天报吉音。病愈出院需休养，老太前来伴老汉，同把身体调养好，幸福花开万年红。”
这些年来，秀云不知住过多少次医院，最严重的一次是2004年2月25日至3月11日，住院12天。这次是大病，非同小可，幸而及时抡救，才转危险为安。25日午睡醒后心绞痛，痛得难以忍受，要吐又吐不出来，我多次要她去医院急诊，她不从，后来一直拖到下午五点多钟，病情恶化，她才同意打的往医院急诊。我立即打电话告诉觉真和新途，他们都及时赶到医院。原来这次是胆结石的剧痛，并非心绞痛，便立即转入急诊病房，情况危急，经主治医生认真检查，开会研究，考虑到方方面面：85岁，有严重心脏病，……直到深夜二时，才决定明天（26日）上午开刀，由主任医师亲自主刀。当晚定风夫妇守夜，我第二天一早六点钟就赶到医院。
上午九时半进入手术室，要麻醉师用最好的止痛药。当时只有觉真因送小刚去看病外，各家人都在场。因为是开大刀，大家的心情都焦虑不安。直到下午一点多钟手术顺利完成，主任医师告诉家属，手术比预料更顺利，大家才放了心，高兴起来。见她出来时人还清醒，说“不难过”。后来也看到割下来的《结石》，约10X8X5m/m大，从手术室出来后，即转入ICU重症监护室。
ICU病室不用护工，在规定时间进去探望，她醒了，说开刀不痛，很好。大家对她说手术很成功，得救了！要她安心疗养。她说可以活到100岁了！我说你活到100岁，我要活到101岁！上帝保佑，但愿如此！她整天打吊针，不能吃东西，半个月以后才能进食，还有管子插在身上，就怕有心脏病并发症，危险期还未过去，还得好好休养。
二月初八是秀云85岁大寿，她是病中在医院度过的，那天我在家里吃面条，默默地为她健康长寿祝福！3月1日转到八病区40床，尿管和另一条管子拔掉后，人感到舒适些。但身上还有一条管子听说要带回家，一个月后再到医院来拔除。
对于她的不幸患病，我曾暗自伤心不已，为什么如此幸福的晚年却遭此浩劫？人世间难道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吗？秀云和我都是一生坎坷的人，如今她重病在身，我也只能做到全天候的照顾、爱护、保卫、关怀，用热烈的爱来温暖病者的心，让她不感到痛苦，安心疗养，早日康复！
2005年春节，我们也是在惊险中度过的：除夕前几天秀云到地段医院看病，医生认为早搏严重，给她戴上监护仪24小时，结果是室性早搏9483次！把那里的年青医生也吓坏了，要她立即到大医院住院！于是小年夜饭只好改在中午吃，大家高高兴兴的，饭后外孙女就一起提着行李到华山医院去挂急诊，医院病人很多，医生忙于抢救，秀云却是好好的，有经验的医生一看，认为毛病不要紧，不用住院，只开了点药，说是不好再来看。一场惊恐就这样解除了！后来从年初一到年初五，天天你来我往，热热闹闹的度过这鸡天春节。
有一年，两人双双住院，我前列腺做电切手术，她以检查心脏病也住进医院，这样好互相照顾，我做手术前，天天到她病房看她打吊针，我做手术后，她天天去陪伴我。后来医生通知她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她说我要跟老头一起出院。我俩一同住院，一同出院，我們这对恩爱夫妻一时成为医院病者的趣谈。
平日，秀云的膝关节炎和坐骨神经痛比较严重，到医院推拿理疗多次，也没什么效果。几乎要给她买轮椅。后来在公园里遇到一位热心人，教她每天用双手“剁腿”的办法，好比用刀子剁肉似的，说是“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这个土办法非常简单，十分灵验，此后我天天给她剁腿，效果极好！此后他们天天手拉手的到公园去散步，锻炼身体。散步，对年老的人非常合适，可以降低心肌梗塞的发病率，是简单易行的健身法，散步时四肢活动，有利于脾胃功能的发挥；有利于周身的血液循环，医学认为足掌是人体的第二心脏，足掌的功用衰退与否，是人体衰老与否的标志之一，俗话说“人老足先老，足不老人未老”，而散步正是锻炼下肢关节和足掌的有效措施，对消化系统也很有好处，俗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所以他们只要走得动，就要坚持散步。
友谊长存
秀云这个人是非常直爽、热情、乐观的人，对人热情，又爱说话，不管在公园或什么地方，一下子就跟人家搭讪上了，大家嘻嘻哈哈，谈得很开心。她生病住在医院里，本来那里都是垂头丧气的病者，她在那里还是谈笑风生，用自己对疾病的乐观态度，去感染别人，使得整个病室热闹起来，连护士也参加进来。他们在马路上走路，时常都有人跟她打招呼，甚至连她也并不认识。她为人真诚，非常好客，在她做得动的时候，时常在家里弄点小菜请老朋友聚餐。我和她的性格和爱好都很合得来，在一起生活感到无比的愉快，是永远也不会寂寞的。
远在加拿大的老友龙哥嫂和老徐夫妇，都是半个世纪前亲如兄弟姊妹的患难之交，他们有时回国观光，宁愿住在他们家里睡地板，无拘无束的，谈笑风生，而不要到宾馆去住。有一天，接龙哥信，说身体欠适，行走不便，令人挂心！他们思念故人，唱起卡拉OK《友谊天长地久》，秀云感动得流了热泪，说龙兄、阿徐、广兄、秋姐和康溪，都是最要好的老友，如今远隔重洋，万水千山，今生今世还不知再能欢聚一堂否？他们把这首歌词改了一下，寄给龙哥：
“怎能忘记旧时朋友，我们志同道合，更比姊妹兄弟亲，友谊天长地久。
我们曾经历尽苦难，住阁楼吃稀饭，坚持对敌作斗争，到处惊涛骇浪。
我们也曾欢乐与共，尽情开怀歌唱，但如今劳燕分飞，远隔大海重洋。
我们永远心连着心，遥祝长寿健康，几时再欢聚畅饮，友谊地久天长。
两个多月后，接龙哥复信，他对歌词略为改动寄回，并附简谱（我的电脑打不出来）：
怎能忘记当年朋友，我们热血忠肠，更比兄弟姊妹要亲，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曾经历尽苦难，穿过枪林雨弹，坚持正义奋勇对敌，到处惊涛骇浪。
我们也曾欢乐与共，尽情开怀歌唱，但如今却劳燕分飞，远隔大海重洋。
让我们永远心连心，祝愿长寿健康，何时重聚举杯畅饮，友谊地久天长。
阿招在世时，几乎隔个把星期就来电话找阿姐，说我明天要来了，秀云照例一句话，叫她什么东西都不要买来，但第二天她总是带来一包鸡或鸭，大家嘻嘻哈哈饱尝了一顿午餐后，三个人就玩起跷脚麻将来，直到晚饭后，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去。
还有个老周，未搬去浦东前，久不久就到处看望老朋友，少不了在我们家里吃顿饭，他喜欢喝点酒，酒后就靠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如今他搬远了，来一次要趁几部车，花两个钟头，也就不常来了，只通通电话而已。
过去，温州老朋友王国龙和周仁生，每隔两年就到上海来，每天到郑老那里谈心，大家在一起也顶高兴的，如今郑老、仁生先后故世，老王也已年迈，不会再来了！
老朋友少了，没有人来了，使得热情好客的秀云有点伤感，怀念死者，想念旧友，往往感到很难过。幸而我俩又交了许多新朋友——公园的朋友和邻居，大家对我们这对恩爱夫妻都表示十分敬佩，有的看到我们就伸出两只大姆指来赞颂。这种公园朋友也称之为点头朋友，跟我们那些同志加兄弟的，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朋友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是两码事。但有这些新朋友却也使我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亲情似海
人世间除了敌对阶级，充满了情谊。秀云有四个子女（小儿子患肝硬化已离世），都是在患难中成长的，在秀云的悉心教导下，从小勤奋好学，聪明听话，不作坏事，孝敬母亲的好孩子，他们工作后，还积极读夜大学，个个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女儿是高工，曾参加中国冶金考察团赴美考察。两个儿子都是工程师或厂长。秀云已经是四代同堂，第四代三人，最大的已16岁。所以逢年过节，小辈都来看望老人，吃团圆饭，欢聚一堂，十分热闹。他们对妈妈老年有伴都认为很好很好，对我的健康关怀备至。秀云一直跟女儿在一起生活，所以母女感情特别深厚，女儿是个聪明能干的人，俗话说：“红颜多薄命”，她中年丧夫，儿子又患重病，非常不幸，但是她很坚强，能顶得住，否则就不堪切想了！她每天跟妈通几次电话，经常你来我往，连同外孙女家一起共七口人，情深似海，欢乐与共。
罗真有三兄弟六姊妹，亲属凡五六十人，有的在东北、杭州，逐渐疏远，罗真曾连累过的二弟，有三男一女，继荣是我的侄子，木屋拆迁时也帮助过他改善了住房，常来常往，有时一起吃年夜饭，对我关怀照顾。
我已故的哥哥和姊姊，各家都有二男三女，小辈也有五六十人，统统生活在国外：香港、美国和英国，过着幸福的生活。最倒霉的就是留在国内的小弟我了，我“莫须有”地被监禁、管制31年！哥姊生前对弟弟十分同情与关怀。1993年我总算赴美与姊最后见上一面，与外甥们在一起生活近一年。这些年来，在英国的外甥多次来沪，欢聚一堂，一再鼓励老人写回忆录；外甥女偕丈夫也来沪探望，十分有心。大哥从小喜欢弟弟，情真切切，三年自然灾害时，我还在劳改，就收到哥从香港寄来的猪油罐头。一次哥嫂到上海见到罗真，临别时留下一点钱，罗不肯收，说我有工作，不需要。哥深情地说：“他是我亲爱的弟弟，收下吧！”真挚之情使罗感动得泪流。我回沪后，我哥哥知道我只拿丁点生活费，没有劳保，曾希望我到深圳去，以便于照顾。当时我在居委会工作，也就没有离开上海。1993年我去美时途经香港，特地去上哥嫂的坟，深表手足怀念之情！侄子女对阿叔十分尊重，尤其是大侄子阿南，像他父亲一样，对我这个阿叔更是关怀备至，侄媳林珍也一再说：“阿南就是你仔一样的！”早几年我生病住院，亲自前来探望，负担全部医疗费；这些年来，每月给我寄生活费，起初500元后来增至1000元，使我走出劳改大门后，几十年来得以活到今天，享受到晚年的幸福生活，就是完全靠侄子阿南和侄媳林珍的鼎力支援！我是永生难忘啊！
百二征途
劫后余生总算活过来了，从花甲之年还可以跳跳蹦蹦，发挥余热，迅即转入耄耋之年，老态龙钟，早已无所作为了。但人活着就要活得健康，活得愉快，也好“留将老眼看沧桑”，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据科学家说，人的寿命本可以活到120岁，为什么总活不到呢？除了环境污染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外，更主要的是人对疾病的无知，对保健的无知。这些年来，我们特别注意保健，大步踏上百二征途。他们总结了如下几句话：
“起居定时，饮食清淡，早晚散步，娱乐休闲。无气无怨，与人为善，保暖常浴，睡个好觉。积极治病，遇事乐观，相亲相爱，白首偕老。”
其中最要紧的是心情舒畅，遇事乐观，我俩从没有吵过架，对人对事，宽大为怀，无气无怨。秀云非常了解子女的思想和性格，子女成家后，也都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问题和矛盾。平日她身体欠适，子女要来看望，她在电话里总说自己很好，认为他们工作和家务都很忙，尽可能不要麻烦他们，甚至她心脏病住入医院，认为不要紧，也不让我打电话告诉他们。平日儿子给她钱也不要，认为自己和李伯够用就是了。开大刀也不用儿子一分钱，处处体谅子女，这样的好妈妈，真是世间罕有！
在2003年春大家给秀云做84岁大寿时，我写了一篇《祝寿歌》，概括了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
“老寿星，邹丽屏，八十四，好精神，说起话，声洪亮，走起路，不拿杖。吃得进，拉得畅，睡得香，玩得欢。老有伴，住有房，用有本，交有朋。晚辈孝，关心好，补品多，乐陶陶。作与息，有定时，吃和喝，有定量。多吃素，少吃荤，常吃果，营养好。讲卫生，勤打扫，衣整洁，不潦倒。公园里，空气好，散散步，做做操。聊聊天，哈哈笑，潇洒过，人不老。生了病，不担忧，机器老，要维修，既来之，安心治。心情好，病痛除。想得开，放得下，心宽容，不气恼。过去苦，今日甜，向前看，无限好。祝福你健康长寿，万寿无疆！
我们健步走在百二证途上，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还有当代科技宠物——电脑，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得闲无事，打打电脑，把如烟往事记录下来，聊以自慰，岂料外甥阿民看见，鼓励我去写回忆录；老友龙哥，要我写野史，把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供之于世，让世人知道过去的黑暗，坏人当道，好人遭殃！我却没有这样妄想，认为小人物写什么回忆录，岂非贻笑大方么！我只希望把残稿留给小辈看看，当作历史小说：“古时候有个……”而已。
回头看看这80多年，往事如烟，又好比发生在昨天似的，犹历历在目，却已过去大半个世纪了，有如昙花一现，可见人生的短暂，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年不过一瞬间！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社会形态的更替，无不经历漫长的演变过程，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必将经历无数的反复演变，才能取代资本主义，进入大同世界。
人生道路不会是平坦的，我这辈子的苦难又算得什么呢？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发表的一篇《访美归来话托派》中讲到：“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和各国托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运史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所以一直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注意点。过去我们传统的观念是把托派视为“反革命”，一言以蔽之，其实很不符合实际。”“总之，托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它代表贫苦工人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在这四个基本点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认为各国共产党应该善于同托派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化解积怨，增进合作。这样才能促进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见《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3期，北京出版）这就好比旭日东升，阳光灿烂，真相大白于天下，总有一天，托派这个20世纪最大的冤假错案，一定会得到平反！
这真是：
卅载牢狱阶下囚，半生坎坷一身留，苦尽甘来岂可信，三生有幸遇老邹。
劫后幸存已白首，天堂地狱曾翱游，平生不作亏心事，昂首阔步往前走。
人间恩情重千斤，欣慰但愿人长久，余生犹冀昭雪日，留将老眼看新舟。 |
黄昏之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黄昏之恋
泰然处之
我丧偶后，孤身一人，神魂颠倒，荡迹广州半年后，回到上海，居委会还是要我上班，继续搞文教工作，那时我已是不惑之年，直到70岁以上的婆婆妈妈一律要退下来时，我才离开了居委。那段期间，大家对我孤单一人，都很关怀，希望我有个老伴，安度晚年。有些人还热心给我介绍，都婉言谢绝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一无退休劳保，二是劳改过的，三是居住木房，这些条件有谁敢要？何况老年结合，还有思想感情要好，生活习惯相近，以及子女方面的融洽等，比之年轻人谈恋爱更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我去美国探亲，外甥也希望我能留下来，但要在美结婚，于是给我找过一些人，人家首先就问老人有多少存款和房子？这是先决条件。我在国外的老朋友也想方设法希望我留在美国，老徐去了解过请求避难的条件，我虽劳改过，但还不具备。在香港的朋友写信给美国已丧偶的C君，希望能与我假结婚让他居留下来，C君年青时曾与我同过支部，有着深厚的同志感情，她一口答应了下来。我在感谢之余，却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这些年来，C君勤奋好学，在美大学毕业后当了助教，是个有才华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我李永爵这几十年，却在地狱里与魔鬼打交道，成了个残废人！即使假结婚，婚后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能有多少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生活又如何过得下去？何况要留美六年才办绿卡，才能领到养老金，这几年的生活费又将如何筹划？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不得不婉言谢绝了。
临离美回国之前，在加拿大的老郑特地来看望我，恳切地建议我回国后与他表妹阿招结为连理，好互相照顾，因为他表妹已丧偶多年。看到老郑态度这么真诚，使我感动不已。我也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能成则成，否则也罢，泰然处之。所以我回国时，并没有给阿招带来金银手饰，送礼表心意。果然招的女儿又看到我住的破烂木房后，心里就不以为然，也考虑到自己没有兄妹，将来还要多照顾一个老人，于是坚决反对妈妈这门亲事。后来阿招写了封信交我寄给她表哥，信是故意开口的，特地给我看，信上说女儿坚决反对这门亲事，请表哥以后不要再提及。人家劝招，她说自己亲戚多，要找就找个象样的。事情就这样吹了。
一朵彩云
秀云，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坚强女性。她已故的爱人老丁，当年在我办的民众学校教书，所以我早就认识她，一隔半个世纪，大家相见如故，就像夕阳下的一片缤纷彩云，在我的脑海中飞舞。
我还记得她有趣的故事：她长得聪明灵俐，逗人喜爱，小时候，在镇上开粮油店的姑丈，就把她接过去，看她精灵的样子，把店里收来的小钱币交她去点数，要她一包包的包起来，由她去保存，果然小姑娘做得很利索，后来干脆连银毫都交她保存好，她非常认真，绝不贪钱，从小就成了店里的小管家。
她有个大姑丈，是开汽车的，常到店里来，大姑丈思想进步，跟她讲男女要平等，妇女要解放的道理，讲苏联的革命故事，她听得津津有味，从此小小脑袋里深受影响。大姑丈还带她坐汽车去上海玩，认识了一些姑丈的朋友，他们都是搞革命的好人。
那晓得她的父母早已给她订了亲，她还不知道。她后来一打听，知道对方是个不务正业的少爷，便非常反感，坚决不从，但要退也不能退，怎么办呢？她跟大姑丈暗地商量，先不声不响，等到人家要娶亲的时候，家里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姑娘竟然私奔了！她毅然跑到上海去，到他大姑丈的好朋友丁毅那里，跟他在一起秘密印刷小报。原来这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机关报《斗争报》，是宣传工人解放、妇女解放的革命报纸，她虽然没有参加组织，但非常热心帮助排印和散发。两个人后来相亲相爱，志同道合，终于结为连理，生活虽然艰苦，但过得很愉快，很幸福。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丁毅参加了游击队，辗转各战场，那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不能上阵杀敌，但在战火纷飞中也经受过严峻的考验！有几次要穿过敌人的防线，大家严格规定：要把孩子的嘴吧封起来，宁可窒死孩子，也不能让他哭出声来，否则全队人马就会遭到敌人枪杀！她就用布把孩子嘴巴紧紧封住，背着孩子艰难而迅速地穿过敌占区，到达目的地后才急急把孩子的封布揭开，听到哇的一声喊出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她还练得一手开枪的本领，不仅打得准，而且双手都能开枪，人家誉她为“双枪女将”，她总是笑笑，因为她未能真正参加战斗，没有用自己的枪亲手消灭过日寇。
为了儿女
八年抗战胜利后，老丁和她回到上海，老丁一面搞革命工作，晚上在黎平办的民众学校教书，增加一点收入。那时她已有三个孩子，第四个孩子也快出生了，她象托儿所长一样，在家里操家务、育儿女。住在南市一幢房子的阁楼上，房子非常简陋，但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她对孩子的教育十分严格，要他们听话，认真读书，不许说谎，不许打架。买到一点饼干，就按时由大女儿分给他们吃，谁也不许多吃一块。所以她教育出来的子女，都用功读书，发奋图强，老实真诚，不做坏事，都是好样的人。
我又听到秀云细说后来的痛苦遭遇：上海临近解放那年，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释放后怕再被捕，便回到广州去了，民众学校就由老丁负责。上海解放后不久，老丁也不幸被共产党逮捕，几天后被放出来，考虑到当局对托派一向的敌对态度，为恐再次被捕，便决定逃到香港去。老丁原想带秀云和头尾两个孩子同去，但秀云考虑到留下来的两个孩子，没爷没娘的日子太苦，她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宁可自己不去，留下来也要把四个孩子抚育成人！那时大的才10岁，小的只3岁。就这样，老丁被迫离开了家，离别了秀云和四个孩子，到香港去了！没过几年，祸从天降，老丁在香港由于生活条件太差，不幸患了肝硬化，又没有好好医治，瞌然病逝！噩耗传来，秀云真是悲痛欲绝，死去活来！
从此，秀云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又无积蓄，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好心的人知道后，有的给她介绍对象，劝她再结婚；也有同情的人，表示愿意跟她结婚的。但她反复考虑过：自己若嫁人，再生个把孩子，那么老丁这四个小孩就会受冷落、被歧视，自己就对不起他们了！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她毅然斩钉截铁地决定：此生不再嫁！一个女子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养活四个小孩是很不容易的。她摆过地摊、当过保姆，什么苦头都吃过，后来才进了工厂做工，女儿也进了厂，两个人的收入，勉勉强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讲老实话
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全国一片混乱和恐怖！秀云竟然也被作为“反革命”家属“牛鬼蛇神”来批斗，惨遭迫害！人家要她交代丈夫的“罪行”，她坦然地说：“工人罢工，老丁把家里多余的粮食拿去送给罢工工人吃……。”人家不要听这些。她反问他们：“你们要听真话还是假话？要假的我就说假的！”秀云讲的是真心话，老丁是个好人，支援工人罢工，确实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她被多次批斗，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子女们清醒地告诉妈妈：“爸爸的事情与你无关，千万不要乱讲，否则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因此她更加坚定，人家也对她没有办法。后来政府把大批所谓“牛鬼蛇神”赶出上海，遣送到西北去开荒，秀云也榜上有名，险些被送去开荒，否则下半辈子就更悲惨了！
就这样经过几十年含辛茹苦过日子，四个子女在苦难中奋发图强，茁壮成长，除了民放在新疆工作，其余三个子女在上海也都成家立业，他们小时候虽然家境贫困，都没能上大学，但是他们分配工作后，读业余大学，刻苦钻研，恰逢中国开放改革，几个子女奇迹般地都成为工程师：大女儿是冶金厂的高级工程师，曾代表上海参加全国冶金考察团，到美国等地进行考察；两个儿子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的健康成长，与妈妈的教育有方是分不开的，因此，子女们都十分孝敬这位饱经沧桑的老母亲，处处要使老人晚年生活幸福。
小儿子是天下第一孝子，他想到妈妈最好老有所伴才更加幸福。他在香港工作，有一年回沪，正遇上爸爸的老朋友李伯来访，他对这些老人一向十分尊重，知道他们都是早年投身革命的好人，听说大伯已丧偶多年，没有子女，又与妈妈这么相熟，很合得来，寒暄过后，他问大伯为什么不找个老伴？大伯说谈何容易，他不假思索地说：“你是等我妈吧？”我毫无思想准备，本来也不敢瞎想，听了她儿子这么一问，心里是热呼呼的，也只好笑而不答。
老有所伴
秀云一生做事，都经过思想认真考虑问题，绝非胡里胡涂随随便便去做的。过去，她不同意跟丈夫带着头尾两个孩子逃港，为了四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宁愿自己留下来不走，这样做是对的；后来老丁不幸在港病逝，人家看她一人带着四个孩子太辛苦，劝她再结婚，她反复考虑过，认为婚后再生小孩的话，就会影响四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对不起孩子，于是决定此生不再嫁，这也是正确的。如今四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第三代、第四代也都有了，自己的责任已经完成，儿子为母亲晚年幸福着想，希望妈找个老伴，这是非常好的主意，也考虑到外孙已经长大，自己长期住在女儿家里也不是办法，如今有幸遇到老李，他也经历了坎坷半辈子，他没有小辈，孤单一人，大家志同道合，可以合得来，经过认真的反复的思考，终于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横下一条心，同意与我相以为伴，共同生活！子女们知道后，都非常高兴，认为很合适，都说：“有李伯照顾妈，我们就放心了”。但是老年结伴，总有点难为情的，便相约一不请客，二不送糖，三不办理婚姻登记。
我这个孤老，这个没有劳保退休，没有储蓄与住房的劳改释放犯，居然有一位老同志的遗孀，毫无条件的愿意与他共度晚年，这真是从来也不曾幻想过的事，真真的“三生有幸遇老邹”啊！
从此我与秀云结为终身老伴，互相关怀，互相照顾，永不分离。他们有如枯木逢春，开始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
在郑老身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在郑老身边
贴身秘书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广播上听到刘少奇平反的消息中，有郑超麟的证词，用事实证明刘不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内奸”、“工贼”，郑超麟的名字上面是“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衔头，不禁使我吃惊，那时候我还在劳改厂“就业”，马上写信到政协，问郑是否已经平反了？郑回信说，1952年托派反革命案尚未平反。
1983年我回到上海后常去看望郑老。这位世纪老人一生坐牢35年（在国民党监狱8年，共产党监狱27年），已被折磨得半盲、半聋、半跛的，腰已直不起来，竟成了90度的残疾人了，但老人身残志坚，终生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不懈为托派平反，在最后的岁月，克服万般困难，为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坚持写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人万分敬佩！
李培与郑老一起恢复公民权，他对老人十分敬重，他住在附近，每天一下班就主动去帮郑老念文章，读书信，誊正文稿，假日跑书店，找资料，买新书，还给老人买吃的用的，替老人洗澡刷背，用轮椅推他上街逛公园等等，大家都赞他是郑老的“贴身秘书”。郑老出狱后十多年的全部著作，无一不经过李培之手整理誊写出来的。他全心全意、热情洋溢地帮老人做事，往往抄写到半夜，就好比继续革命似的，十几年如一日，无私奉献，完全是义务的，不要任何报酬，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李培不幸于1993年病逝，噩耗传来，老人悲痛不已，随口说出“李培死了，我也完了”！认为自己不能看书，不能写字，不能走路，不能同社会联系得好，失去李培，自己就活不下去，活着也没有意义了。当然，李培去世后，替老人做事的自有后来人，在老人生前的最后几年，周履锵和我就轮流主动前去顶替李培的工作，替老人找资料、念文章、整理誊写文稿，买买东西等等，老周做得更好更贴心，老人高兴时，他就买点小菜与老人对饮两盅，情趣盎然。
“天书”
郑老恢复公民权时配给他夫妇两室间，几个月后爱妻刘静贞不幸早逝，福建的侄孙女小芳前来照顾老人，为了办户口，郑老曾写信给邓颖超，才报上了小芳的上海户口。如今老人与小芳各住一室。郑老的住房不足14平方米，四个书柜都塞满了书，连顶上也是书，快到天花板，往来的信件和资料，装在几个纸箱里放在床底下。这里既是郑老的卧室、书房、写作室、会客室也是餐室和休息室，简直连走动的地方也没有。
老人的眼睛高度白内障，视力几乎等于零，看书得在太阳光下，眼贴近书页并用高倍放大镜才能模糊地看到一点，我起初把老人要看的文章除了念给他听外，还录了音，以为可以让他慢慢收听了。可是不行，老人耳朵聋，还是听不清楚；于是只好把老人要看的重要资料放大复印，让他用放大镜慢慢地阅读参考。
郑老每天收到许多信件，老同志中如英国的王凡西和香港的楼子春的信件最多，也有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专家学者来信，问及一些早期党史等问题，老人无不认真作答。王凡西的手发抖，写出来的字自认为是“蝌蚪文”，郑老则说自己写的是“甲骨文”。郑老手头僵硬，眼睛看不见，写出来的字，歪歪斜斜，有时重叠在一起，有时写不出墨水，几行空白，写出来的文章、书信，大家戏称它为“天书”，许多人都看不懂，有的信寄出去却退了回来，说是看不懂，也得重新誊正后再寄出去。郑老的“天书”，老周比我看得懂，理解力强，因为他曾当了多年教师，所以大部分文章是他整理誊正的。交我誊正的文章，我先拿回家细看，看不懂的字和句用红笔勾出，再去问清楚，初稿誊正后还得念给老人听，经老人细细核对和删改后，最后才抄正。我记得整理誊正的那篇《我在法国的勤工生活》，里面有《四川小孩子》一段，讲的是与当年的邓小平在一起劳动的情景，有好些字重叠在一起，就得仔细去弄清楚才好誊正。最后老人还要校对一遍，那怕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的，足见老人为文的严谨、认真，值得人们学习。后来我有了电脑，就把誊正的文章输入电脑，打印出来才寄出去，在郑老晚年出版的三大卷文集中，有不少都经过打印出来的。
《本事》的由来
我很爱读郑老的诗词，古人说：“诗言志”，正是这样，郑老的诗词所表达的，正是一个坚持理念，坚韧不拔，不为任何威逼利诱所能动摇的人！郑老曾送我《玉尹残集》诗词集，并签名盖章，时为1995年5月26日。原以为“玉尹”是老人的别名，原来是狱中吟咏之意。郑老是政治家、翻译家，又是诗人，他在狱中写了几百万字的著作，包括《干部主义论》、《列宁主义问题》等文章外，还写写诗文，据说每年约成诗词百首，编成《玉尹集》五卷，无奈“文革”时被全部抄走，付之一炬了！这部《玉尹残集》，还是出狱后追忆记下，再加上出狱后写的几首，编印而成的。
我对郑老说，我最喜欢《丁字碑》那一首，因为它有个说明，主题明确，再欣赏句子，就更有滋味了，否则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哩。其余的诗词，有好些还未看懂，我希望老人每首有个简短的说明或注释才好，不然的话，这些古诗词，年青人就更难欣赏了。
郑老认为他的《丁字碑》是个例外，不加说明别人便无从理解，其他的诗词可以含蓄一些，让人家去欣赏体会吧了。但我还是多次请教老人诗词中一些难懂的词句，如《木兰花慢》，我虽翻阅过歌德的《浮士德》原著，也难以完全理解词中的含义，后来一经郑老指点，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原来写的是老人初被捕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内心斗争：生与死，投降或者枪毙！开始审问后，威逼利诱双管齐下，有个走进他牢房的“糜郎”是个魔鬼，来劝他投降的。他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投降不一定不死，即使恢复了自由，但整个组织都破坏了，这自由有何意义？于是他决定宁死不降，从容去应付了。这真是一首堪称不朽之作啊！
这以后，郑老在没有写其他文章或书信的空闲时间里，就断断续续地写起诗词的《本事》来，写完一篇，交我誊正一篇，从1996年2月到7月的半年间，共写成14篇，最后还写了一篇《自序》，取名为《玉尹残集本事》，序中说明是写给需要的朋友们看的，不要发表，所以没有选入他的晚年文集里，这就是《本事》的由来。
郑老在休闲的时候，还喜欢用福建小调配唱《木兰花慢》。我听了替他把简谱写出，小调开始非常柔和，“魔鬼”百般献媚劝他投降，后来音乐突然跳跃起来，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表达了宁死不降的决心。在这首曲谱上，标明“郑超麟作词并配福建小调，时年九十六岁”，真是世间罕有的绝唱！（可惜电脑未能把曲谱打出来）
鱼头煲
郑老一生坎坷，竟然能活到望百之年，实在是世间奇迹！有位记者问他有何养生之道？老人的回答令人惊奇，原来他是不相信一切养生之道的，他一来几十年在监狱中，没有条件吃补药；二来身体已残废，不能搞什么运动，锻炼身体，既不能打太极拳，又无法做气功。只是整天专心致志地思考问题，坐着看书写文章而已，这也许就是他的养身的秘诀吧。每天早晨起来吃两片面包，穿好西装，系上领带，在那光光的大脑袋上戴上巴黎帽，别有一番情趣。老人还喜欢喝咖啡，亲手把咖啡豆在咖啡炉上煮得香浓浓的，然后就坐在椅子上品赏，开始他一天的工作：写文章、复信、接待来访者。午饭是小芳准备好的，到时老人拿到微波炉上一热，用开水冲点汤料就成了。
郑老虽然坐了35年牢狱，坐穿了牢底，被折磨成残废人，却不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恰恰相反，还是个热情洋溢的老人。朋友来访，总是热情接待。秀云、阿招去看望他，老人十分开心，特别对阿招非常客气，因为当年阿招与刘静贞同关在一个牢房里，阿招对她关怀备至，处处照顾；而同在一个牢里的梁廷，却认为刘不认罪，诸多折腾她，批斗她。老人爱憎分明，对阿招热情接待，而梁廷来访竟拒之门外，不予接见！老人见到阿招，竟然能把50多年前与她和刘毅在什么地点见过面的事，讲得清清楚楚，情谊深重，令人敬佩！
我后来搬到附近，郑老就给我一把钥匙，除了约定的时间前去外，可以随时去看望老人。我有时路过，也去看看他信箱有无信件。老人近百高龄，还每天自己艰难地抓住扶梯下楼取信，每移一步需要几分钟。有一次他下楼取信，房门砰然关上，他身上没有钥匙，怎么办？打电话给侄女，要个把钟头才能回来，好在老人心中记住我的电话，立即摸到电话亭去打电话，我迅即跑来开门了。
秀云住在附近也时常去看望老人，给老人推轮椅到公园去游览，秀云问他最喜欢吃什么小菜？郑老想了一下，晓有风趣地说：“在广东吃过鱼头煲，味道鲜美。”后来秀云烧过鱼头煲和一些小菜带去给老人吃，老人高兴之余，赠给秀云一尊泥塑《老寿星》，以留纪念，并亲自题字：“敬祝秀云女士健康长寿！郑超麟时九十六岁”，当时在场的王国龙和周仁生，也高兴地在题字上加上“王国龙时年八十三周仁生时年七十五”字迹。这尊有趣的泥塑《老寿星》，后来在老人临终前，家人以老人的遗物收回去了。
民主橱窗
1989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为了写好《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专程到上海来看望当年与邓在法国一起勤工的郑老。郑比邓大四岁，留法时是邓的学长，在法国、苏联一起生活工作过，故彼此十分熟悉。后来，毛毛在书中多次提及郑超麟，这本书出版后，使郑老一下子“红”了起来，国内外来访者纷至沓来。在《上海滩》、《炎黄春秋》等一些期刊中都有介绍郑老的文章。邓小平逝世后，1997年在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郑老有三个镜头出现。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第二次出现时，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第三次出现时，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刹时间，郑老成了民主橱窗里的风头人物，看啊，在中共的世界里，还有托派头子当上政协委员，公开活动哩！
由于访问的记者和学者多了，电视台来录像的多了，显然觉得郑老的居室太狭小，太不配称，录起像来非常尴尬，往往要把郑老的写字台搬到他侄女的房间去，当作郑老的书房来拍摄。后来连政协也看不过去，便出面给郑老申请，调换一处较大的住房，几经交涉，听说还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亲自批下来的。1998年郑老从石泉路搬到赤峰路一幢高楼第十楼的两房一厅的套间去。晚年搬家，对老人来说，习惯了的环境一下子要改变，是很难适应的。由于路远，朋友们去的次数也减少了，那时候，郑老正在着手写一篇重要的“最后论文”，在年纪大、又缺乏资料的异常困难情况下，企图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由于老人的坚强决心，在98岁高龄时竟然完成了这篇近八万字的论文，题目定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收入在《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出版）第三卷内。
《最后论文》的风波
由于这位世纪老人一下子“红”了起来，从狭小的住房，让他搬到高楼大厦去，有个别人就异想天开，错误地以为中共对托派的政策改变了，52年的托案就将平反了，郑老将来去世后也要安葬到烈士陵园去的，因此，要郑老千万不可胡乱写什么文章、书信寄出去，以免闯祸！首先就怕老人这篇《最后论文》会闯大祸，本来这篇文章由周履锵一手整理誊正，我曾将部分输入电脑。有一天，这几个人到我家里，把已经输入电脑的《最后论文》的前几章全部抽出，一字不留！生怕这篇文章泄漏漏出去，这真是荒唐事！后来郑老把这篇《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完成后，特别在文章的《后记》后面再加几句话：“此文，十八章中，十六章是我的朋友周履锵抄录的，另两章是我的孙女郑晓芳抄录的，特在《后记》之后，作此说明，以表示谢意。”
中共对托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1952年的托案并未得到平反。郑老常对人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争取全案的平反，我们也不消极等待，一有机会就要积极争取。”他就是这样做的，在最后的十几年中，一直为托案平反奔走呼号，曾多次上书中共中央，据理力陈1952年托派反革命案的虚假性，正如同30年代莫斯科审判案的虚假性一样，但多少年过去了，他的申诉都石沉大海，毫无消息。他反对有些人的消极态度，认为罗马教皇360年后也要给伽里略的日圆说平反。更反对有些人认为一万年也不会平反的说法。在郑老临终之前，还恳请上海政协将他去年写给中共十五大的信转给中共中央，最后一次提请中共中央为托案平反。在老人的《百年预寿》中，认为“那怕半盲兼半聋，此身犹在战未休。但愿我——伴随坎坷登百岁，直至此身也不留。”
永垂不朽
1998年中央电视台又将播出纪录片《共产党宣言》，里面有郑老的镜头，在播出那一天，7月20日，正惦记着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昏迷过去，急送医院，从此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十一天，1998年8月1日含冤病逝，与世长辞，享年98岁！
告别会原定在八月七日举行，纪念八七会议，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世的“八七会议”出席者，但是有关部门突然要求提前举行，改为八月五日上午，地点在龙华殡仪馆，由市政协主持。大厅内摆放着许多花圈、花篮和极少的挽联。但见郑老穿着西装、戴着心爱的巴黎帽，安详地躺在透明的棺木上，到处都是鲜花。由于郑老是个特殊人物，告别会上很有点神秘色彩，但见有许多摄影记者，也有些神秘人物，所以这告别会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没有人演讲，评论功过，只是在挂着的挽联中，有周永祥的一幅，道出了正直的人们的心声：
“光明正大，德高望重，革命功绩，赫赫有名，是非曲直，历史裁定，虽死犹生，名垂千古。”
后来，收到许多唁电。沈寂的唁电是：
“惊悉郑老遽返道山，不胜悲痛。世纪同龄，人道坎坷，命途多舛。特立独行，为人所珍，坚贞信仰，堪为楷模。十七年师友之情，风范长存。”
台湾胡秋原也发来《悼超麟》唁电：
“超公学术贯中外，译笔信、达、雅。近年通信，喜结文字因缘。今闻辞世，既伤国家耆旧之凋零，亦痛知己之难再也。”
郑老的一生历尽艰辛，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自己选择的共产主义人生道路是无憾无悔的。他的崇高的政治品格必定成为后来革命者学习的榜样。他的名字与陈独秀一起，载入现代思想史、革命史的史册，永垂不朽！ |
“天堂”之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天堂”之旅
到处流浪
罗真不幸去世，家破人亡，惨不忍睹！我孤单一人，有如失魂落魄，感到很痛苦，便辞掉居委工作，离开上海到南方去。那时广州外甥女阿宜和阿娴两家人还未去美国定居，可以住在她们家里；还有永曜北街的祖屋，锦清和他的女儿住着，也可以回去住。锦清是我少年时的知己，结婚时做过伴郎，如今又请他看管祖屋，两人真是亲如手足的逍遥闲散客，到处游山玩水，登观音山、白云山，谈论诗词，说古论今。还有一位同乡老友－刘金泰，他在厂工会兼管文娱活动，每周有个舞会，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厂附近有个铝厂，也常开舞会，进去也不花分文。金泰夫妇都喜欢跳舞，曾获得中老年舞蹈比赛芳村区的亚军。他们不仅教我跳舞，还一起到郊外游玩。大家都知道我丧妻后思想苦恼，所以想方设法让我高兴起来。
那是八十年代末，邓小平重新掌权，逐步抛弃毛时代那种僵化的政策，首先在南方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旧世界”。个体户有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是小商小贩，灯光夜市，国营百货公司门可罗雀，也把柜台租给个体户经营，私营工商业发展迅猛，大家都拼命赚钱，人们生活得好象比过去更有奔头。我们到虎门去玩，回来时，那里的私人巴士拉生意，强行把人拉上车，车刚进入广州，就说抛锚，把乘客赶下车去，社会秩序就是这样混乱！
我乡村附近的新塘镇，地处广深公路中途，水路通珠江三角洲，那时成了全国家电最便宜的地方，靠的就是走私，听说都是用军车全付武装押运来的！侄子维雄托他去新塘买录像机，这里比上海便宜几百元，而且还是日本的名牌货。新塘镇那时只有几条马路，卖家电的商店就有百余家，听说这里的人，早年就是靠走私电子手表发达的。
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特区－深圳，侄子阿南在那里开厂，邀我前去。本来进特区要签证的，我因未曾在上海办理，以为去不成了，后来他们约定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关口进去，厂里有人来接我，就很容易就进入特区了。解放前的深圳只不过是一个小镇，只有一个小火车站，火车通过罗湖桥就到香港九龙，那时候来往香港是毫无限制的，所以并没有任何关卡，解放后的深圳，却变成了我国的南大门。
把深圳首先开放成为特区，是邓小平的设想，经过十年建设，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条条宽广马路四通八达，市区一片繁荣，郊区工厂林立，一座现代化美丽城市，已初具规模，象奇迹一般出现在世人面前，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是特区，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它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橱窗，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
深圳开发后，香港的许多工厂都搬到这里来了，因为国内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以赚到高额利润，香港工人每月的工资在5000元以上，而深圳仅200－300元左右，相差20倍！我侄子的电器厂从港迁来，租用大楼的一层作厂房，面积不大，只有几台冲床和注塑机，工人不到百名，生产电器开关，产品装进集装箱，经香港直接销往美国，产销十分方便。阿南偕夫人林珍每星期来厂一次，一来就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听取汇报，安排任务，解决问题，作为工厂的老板，工作是辛苦的。阿南很像他父亲，为人忠诚，精力充沛，中年企业家模样；林珍聪明能干，精通英、日文和国、粤、沪语，对人通情达理，举止大方。阿南管生产和销售，每年都往美国跑；林珍则管财务，两个人分工合作，志同道合，真是天作之合，这是他们事业兴旺发达，家庭美满幸福的保证。阿南林珍一再邀阿叔以后申请到香港去玩，我欣然答应，但能否批准心里却毫无把握。
我在南方兜了一个圈子回到上海后，居委会还要我工作，又干了半年。有一年过春节，亲朋都邀请我去吃饭：年卅晚吃到年初四，好不热闹，就好象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过年似的，人生就是这样悲欢离合。
签证
1993年，我的姊姊已77高龄，在美瘫痪多年，盼我赴美探亲。我是多么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姊姊和在海外的亲人一面啊！而且到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看看这个资本主义“自由世界”，机会是十分难得的，但考虑到自己过去那段“莫须有”的历史，心里就凉了半截，想要出国谈何容易！在这之前，侄子阿南也给我办了“香港十日游”申请，一直排队等了几个月，尚未成行，所以这次外甥阿洪的诚心邀请赴美探亲，也只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能去则去，不批准亦泰然处之。
过去，人们称苏杭的美景为天堂，后来，人们又把富饶的金元帝国——美国称为天堂，我去美探亲，人家说你已下过地狱，如今要上天堂了。所以这次美国之行，就说是“天堂”之旅吧。
要出国，首先就要签证，原来是一道大关，如今却出乎意料的顺当。说明了中国确实是开放了，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不搞了，同意了一个曾经劳改过的老人，出国探望垂危亲人的人道主义要求。我先向公安局申请护照，一星期后，管理户口的民警来找，说已看过他的档案，没什么问题。几天后，护照发了下来，然后去美领馆申请旅行签证，三天后便即约见，那天，一位会讲中国话的洋人，只问了他一句话：
“你为什么要到美国去？”
“我要去看望年老病重的姊姊。”
就这样，很快便签了证，时为1993年4月9日。由于侄子阿南怕我去美国不回来，便约阿叔一同于清明回乡扫墓，因为他从未回乡去过，还不知道祖坟在那里。所以我不是从上海去美，而是先返广州扫墓后，才于5月10日经香港赴美。
过港
香港，是我中学时代居住过的地方，一隔半个世纪了，旧地重游，感慨良多！那时候，香港和内地相差无几，可是现在，已面目全非了。但见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好比许多笔杆插进了笔筒，挤得歪歪斜斜的；工程浩大的过海隧道和地铁，就好比架设了港九大桥，四通八达，过去从深水埔到湾仔，要搭船乘车，至少要个把钟头，如今几分钟就行了；那著名的海洋公园，不仅可以看到世上罕见的海狮表演，引人入胜，而山与山之间除了索道缆车供游人观赏外，还有长长的山间电梯，人只要立在梯上，上山下山毋须你走路！总之，香港这几十年，靠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成为中国南方唯一的出口港，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一个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了。
半个世纪前，广州沧陷，我逃难来港，一家五口住在庙街一个骑楼上，如今庙街犹在，旧楼早已拆建了。解放后1950年也来过香港，那时他哥哥在医院工作，住在薄扶林道，阿南才六七岁，如今哥嫂已经故世，三女二男都成家立业。想当年，若我在香港找到工作留下来，我的人生又将是另一段历史了，世事沧桑，不堪回首啊！
此次赴美，来回都经过香港逗留几日，亲朋友好，热情相聚，饮茶食饭，促膝谈心，游山玩水，使我目不暇接，真是太好了，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尽在其间！到港的第二天，侄子侄女就带我去哥嫂坟上扫墓，那是荃湾山上的一所寺庙，庙旁是很大的壁葬墓园，哥嫂的骨灰就葬在这里，依山临海，正对着荃湾阿南的写字楼，听说父亲生前就选定这块墓地，福荫后代。我深情地行了三鞠躬，愿敬爱的哥嫂永远安息！
第一次乘飞机
我是大乡里出城，头一次乘飞机，在想象中以为也象坐汽车一样，总有点颠簸的，其实平稳得如同坐在家里沙发上，只是上下飞机时，人有失重的感觉，飞机发出很不悦耳的声音，于是我索性用手蒙住耳朵。
从香港去西雅图，要经日本横滨转机，与我同行的有阿南妻妹的儿子，小谢去美读大学，所以一路上我不用操心，跟着小青年上下机就是了，后来当我一个人从美回来时，却要处处留意，否则搭错飞机就麻烦了。
香港到日本横滨只需两小时左右，人们只能在横滨机场大楼溜达，不能走出机场，个把钟头后上了另一架飞机。从横滨到西雅图，约十几个小时，那天一直飞到初夜，正想睡觉时，出乎意料地，天却亮了，太阳一出，睡意全消，这就是“时差”，少睡了一夜，到西雅图下飞机时，人有点倦意了。
自从有了飞机这个先进的交通工具，把东西两半球的距离缩短了，早年黎的父亲出洋去澳洲做工，要乘船大半个月，如今几个钟头就到了。可见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更接近、关系更密切了。
美丽的城市
西雅图，是美国西北边陲的一座美丽城市，是美国居住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市区由高低大小不同的几座山丘组成，在大街上行走，上下坡得费点力气。由于人口少，显得格外宁静、安逸，完全没有我国城市那么喧闹。市内有个很大的华盛顿湖，碧波荡漾，刹是好看，湖上有许多游艇，四周是一幢幢的豪华别墅。人们都住在郊区，到处是各式各样的花园洋房，树木四季常清，整个城市就像一座大花园。公路四通八达，有如人体的脉搏，州际公路都是八车道宽阔的高速公路，各种车辆川流不息，闪电而过，初到国外，真是叹为观止，公路的发展与否，当是先进与落后国家的差别之一。
一到美国，你会很快发现它是一个移民国家，有黑、白、黄、棕等各种肤色，各地区，各民族的移民，如同置身于世界民族的高级动物园中。多少年来，美国黑人为反对种族歧视进行过不懈的斗争。但在美国看到的黑人，也多半是劳动阶层，衣衫褴褛。其他一些有色人种，大多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低，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而那些住上高贵别墅的富人，全是白种人。在一次公交车上，我与一位黄种老人同座，用英语问他：“你是中国人吗？”回答说：“我是日本人。”
在国内生活大半辈子，总听说资本主义国家是花花世界，满街流氓阿飞，黑社会打架抢劫，乱七八糟的，所以思想上未免有些紧张，可是西雅图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整个城市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人与人之间很有礼貌，服务员的态度极好，从未见到在大街上打架骂人的，郊区的公交车乘客不多，上下车时司机也会跟你打个招呼。当然，一个社会，流氓阿飞和各种丑恶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不过我初到不久，未曾见到而已。但那里住宅区一幢幢的小洋房，都不见有大铁门或防盗装置，可见治安还好，也由于家家户户都买了保险之故。若在国内，这样宽松的环境，小偷可以大行其道了。
一个普通家庭
外甥阿洪，华大毕业后在波航工作，分期付款买了房子和汽车，结了婚，凭着自己的努力奋斗，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美国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是建立在高度的物质文明基础上的。在我国，一个青年人刚找到工作，要有自己的住房和汽车，真是谈何容易！这是经济富裕的国家与贫困落后国家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美国是个金元帝国，世界最富饶的国家，她科技发达，超额利润，商品畅销全世界，财源滚滚而来。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没有经受到战争的创伤。而我们中国，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日帝侵略和内战，搞得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解放后又经历了“文革”等史无前例的浩劫，人民的生活才达到温饱水平，怎能与美国相比啊！
阿洪住在郊区，是一幢两层楼洋房，前后有小花园，客厅里有一人高的电视屏幕和钢琴，车库里有两部汽车，24小时供应热水。夫人在邮局工作，为人厚道，已有两个男孩，一个八岁，一个六岁，一家人住得宽宽敞敞、舒舒服服的。
记得“文革”那年，阿洪刚读完初中，一阵上山下乡的狂风恶浪，把他和妹妹刮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种过地，养过牛，烧过炭，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把他压垮，他暗地里自学英语，学游泳，响往着有朝一日闯出个新天地。
天公不负有心人，如今理想一个一个地实现了。阿洪是个很重情理的人，当自己入了籍，在美国站稳脚跟以后，就帮助两个姊姊两家人申请来美定居，并力所能及地为她们准备好安居条件。美国正需要一些劳动力。如今大姊阿宜，原来当过医院的护士长，如今去照顾两个老人，只好当佣人；二姊阿娴原在广州搞服装设计的，也只好去车衣了；姊夫林灼原是广州重型机器厂的工程师，由于学历和资历不被承认，也只好去做个印刷工人了。儿子阿敏有了工作，女儿丽思在读书；妹妹阿慈跟着阿洪后头来美读书，早已有了工作，跟马仔结婚后，有两个孩子；大家都过着正常的生活。
老人疗养院
我的姊姊在一手料理好父母的后事，两个小儿女都出去之后，自己才到英国大儿子阿民那里去，阿洪去美后，又从英转美，以便照顾两个小的，一生劳碌，总盼望儿女长大，成家立业，自己也有个幸福的晚年。那晓得，正当儿女们过上幸福的日子时，老人未能多享几年福，却不幸中风瘫痪，病卧床上，言语不清，到如今已有七八年，上天太不公平了！
到美第二天，阿洪就带我去疗养院看望姊姊。那是一所很幽静的院落，有一些老人坐着轮椅，在走廊里慢慢走动，大厅里有人在弹钢琴，另一个大厅的人在看电视，他们一直往里走，来到一个双人房间，但见姊姊就趟在床上，啊！亲爱的姊姊，你还认得我吗？她的头发已灰白，脸上许多皱纹，显得十分苍老，她慈祥的双眼睁睁地看着弟弟，突然，她热泪盈眶，频频点头，呀呀作语，一只能动的手紧紧抓住他的手，她有千言万语想对我讲啊，可是永远也无法倾诉了！
此后每星期都到疗养院看望姊姊，或者是跟着外甥女阿宜乘公交车去，或者是阿洪开车去，有时与阿娴、林灼一起去。我们每次都带一些姊姊爱吃的糕点给她尝，长时间地握着她的手。医院对病人的护理很好，每天洗澡换洗衣服，十分清洁。
在一个晴朗的秋天，阳光灿烂，英国的外甥阿民和观翠，外省的阿慈和马仔，都到西雅图来了，大家一齐来到疗养院看望年迈的妈妈，二男三女五个幸福的家庭大团圆了！大家把母亲扶上轮椅，推到花园中去，老人左顾右盼，欢天喜地！倘若老人不是病魔缠身，那该是多么美满，多么幸福啊！
有一回，疗养院来电话，说姊姊生病已住进什么医院，我们立即开车前去探望，这是一间很漂亮的医院，大厅上有许多金鱼柜，养了一些五彩缤纷的金鱼，煞是好看，完全没有医院的气氛。我们走进一个单人病房，里面有许多医疗设备，姊姊就趟在床上，过了几天病好了，姊姊又被送回疗养院。我问过外甥，姊的医疗费不少吧？阿洪说，医院每几个月就送来一份帐单，好几千元，然后拿去政府一批就报销了。
教堂
每个星期天，甥女阿宜带我到唐人街教堂去，人们移民到美国后，由于亲朋较少，星期天大都往教堂走走，许多华人总在那里聚汇，几乎全是广东人，也有少数外省人，十分热闹。这里可以免费学英语，从初级班、中级班到入籍班，还有小孩子的中文班等，随你去听，两课当中有一段时间，你得去大堂听圣经、唱圣歌，不管你信不信教。有的从国内到此不久的新移民，根本就不信上帝那一套，有时听牧师讲神话，就暗自笑了起来。听阿宜讲，这里的教徒们非常热心，特别是对新移民很关心，有什么困难主动帮忙解决，所以，人们移民到美国后，不管你信不信教，日子一久，也会自自然然地接受洗礼了。
国内信佛教的人多，只在家里拜拜神，或到寺庙去烧烧香，各搞各的，比较简朴；而基督教则有教堂，定期聚会，听讲圣经，还有诗歌班等各种活动，可以团结一批教徒，有凝聚力。在美国，各民族都有各民族语言的教堂，华人的教堂就设在唐人街。
我跟着外甥阿宜在教堂读英语中级班和入籍班，她学得很用功，后来在她留美五年期满，经过入籍考试合格，便堂堂正正地成为美籍华人了。我回国后，听说阿洪星期天也常带两个孩子去教堂学中文，使得下一代人不致丢掉中文基础，将来中国发展了，他们懂得中文的，回国经商更方便了。
唐人街
西雅图大约有十万华人，唐人街可以说是华人的聚散地。这里有好几条马路，形成一个小区，有近百家小商店，好几家酒楼茶室，也有日本人开的百货商店。每星期天人们从教堂出来，就去饮茶吃饭，在这里，国内有的，听说都能买到，我初到美国，总喜欢用美元折算人民币，看价格如何，一算就吓坏人：一碗馄饨4美元，国内2元人民币，16倍！茶楼一碟油条1美元，上海只3角人民币，26倍！我到杂货店问有没有咸菜？有，用塑料包装一小包，台湾产的，1美元，国内顶多值2毛钱吧了，40倍！当然，这样比较毫无意义，因为中美两国人民的收入，相差极大，国内一般工人每月工资仅500元人民币左右，而美国就算一两千美元吧，20多倍！国内国外，天壤之别。阿洪每周末总要开车到唐人街，买一个星期的食品。所以唐人街星期天最热闹。
在唐人街的商店里，可以买到中文报纸如《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也有国内出版的《文汇报》，但买的人不多，人们认为共产党报纸是宣传，只讲好听的话，还有免费赠送的中文小报，对中国好坏话都有。这里的书店，几乎全是港台的小说和录相带，国内出版的简体字的书甚少。中国的商品在西雅图最多是玩具，此外就是皮鞋和针织品，但都作为便宜货摆在门口出售，因为都不是名牌货，例如一只网球拍，名牌货需50多元，而中国货仅卖16元。
唐人街还有个旧货商店，这些旧货来自教堂，许多人上教堂时，把成袋的旧衣物捐赠给教堂，教堂门口有个箱子收下，就请人把较好的旧东西清理出来，放在旧商店卖给穷人。到旧货商店的很多是中国人，我也曾在那里买过一只网球拍，仅几元钱。
唐人街有许多供贫苦老人居住的“老人屋”，又叫“廉价屋”，一套住房月租只收百多元，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低收的穷苦人民的一点福利措施，低收入的老年人可以申请，但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审。我到里面去看过，一房一厅，铺着地毯，厨房浴室，设备齐全，一个老人住着，太舒服了，国内的老人真是望尘莫及啊！
孩子们
阿洪的两个小孩：雅伦和宇伦。雅伦读小学，每天学校专车接送，免费供应午餐，他性情爱静，文质彬彬的，每次从图书馆借回许多英文童话故事书，回到家里就用心看书写字，那时候已能写出好几页的小文章来。小区的图书馆也不小，一张家庭借书证任由你借多少书本和磁带，而且手续十分便利，用电脑一闪就登记好了。宇伦那时读幼儿园，回家较早，黎跟他玩的时间最多，孩子非常聪明，妈妈教他玩摺纸，一学就会；我给他编了两本书：一本《中文》，有十来课，由浅入深，教他认字、写字，我离美时，他已认得近百个中文字和写出自己的名字了；另一本是《音乐》，因为发现他的乐感很强，于是用简谱编了一些短曲、儿歌，多是些世界名曲，他很容易记住，唱得节拍准确，有板有眼，初时家里只有个电子琴，后来才买了钢琴，兄弟俩才正规去学琴。那时候宇伦识的英文字不多，每星期天阿洪带他们去附近的小区图书馆借书，我就跟宇伦一齐到幼儿室去选一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回到家里两个人就一起学，他学习的劲头十足，一本书定要从头到尾一口气学完。周末有时阿洪在家修理汽车，宇伦总是站在旁边细心观看，甚至主动去帮忙，他对机械很有兴趣，他爱动、好胜，不达到目的不肯罢休，我想，他将来会是个了不起的工程师或发明家吧。
阿慈的两个小孩：伊华和伊文，与雅伦、宇伦同龄，活泼可爱，黎在美时他们来西雅图玩过几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伊华喜爱画画，画出来的小狗很像，怪神气的，有绘画天才；弟弟伊文，像他爸爸马仔一样身强力壮，羽毛球已经打得不错了。
阿宜的小儿子贤生，比他们几个大几岁，性格倔强，爱读书也能吃苦，那年他读中学，每天去送报，从小就懂得赚钱，听说现在已考入华大了。美国有许多大中学生，每周到麦当劳等商店去打工几小时，学学做事，接触社会，这是很好的。在美国如此美好的学习环境下，这些幸福的孩子们，在未来21世纪飞跃的信息时代里，都是大有出息的。
韩国佬
离阿洪家不远有个公园，也可以说是个体育广场，里面有足球场、棒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周围林木苍翠，四季常青，我每天清晨都到那里去跑跑腿，打打拳，唱唱歌。这里和国内的公园大不相同，国内公园的早晨都是老年人的世界，热闹得很，而这里偶尔只有几个人在打网球或遛狗，傍晚或星期天来的人才多些。
一天，我正在歌唱，迎面来了一位老人，也在放声歌唱，但不是中文歌或英文歌，我以为他是日本人，走近打招呼后才知他是韩国人，年约50来岁，他不懂中文，我的英语又太蹩脚，所以他们只能简单交谈，各自唱了几首歌，他问我喜欢打网球吗？我说只会打羽毛球。他们便到网球场去，那韩国佬带着一对球拍，并没有球伴，也是初学不久，他把球发到我跟前，使他很容易接过去，就这样你来我往，打起“太平球”来了，从此大家相约每晨在此练球，几个月下来，我们结成了好朋友和球伴。
有时他开车来打球后，就带我到家里玩，他家就在附近，那是一幢平房，进去就看到一些揭开了盖的彩电等电器，才知道他是修理家电的。里面有部钢琴，许多琴谱，都是一些教堂歌曲，他边弹边唱，歌声庄重，我给他唱一些中国情歌，他很感兴趣。他妻子已去世，有三个女儿，他拿出一盘录相带放给我看，这是他自己用摄相机制成的影集，把过去的一幅幅相片按年月摄入，配以音乐和说明，记载着他们的婚礼，女儿的诞生，在韩和在美国的生活，直到妻子的葬礼等等，可见老人还深情地怀念着已故的爱妻。我开玩笑说给他介绍个上海女子，他很高兴，我回国后他几次来信还提及此事，但我在上海很难找到懂英语的合适的人，所以深感抱歉。
有一回，他说带我去一个有趣的地方，开车到一条内街，走进店里面，原来这里是专放淫秽录相的地方，韩国佬向我要了五元钱，他也拿出五元钱，换来十个牌子，然后随意在那个放映柜上放进一个牌子，就能打开来看录相，无非是些色情的、不堪入目的东西，另外还有一处可以看到真的女性生殖器，时间较短，如要多看，还需再放进一个牌子。
这种淫秽的东西，在美国是公开的，正如娼妓有专门的红灯区，赌场也是公开合法开设的一样，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自由世界”！在美国，性交也是自由的，即所谓“性解放”，同性恋也是合法的。在这方面，中国人却比较严格地约束孩子。
文明与落后
我从落后的国家来到美国，无时无刻都有差距感：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礼让与蛮横、整洁与污浊…，相差不是一点点，而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的差距，是几代人也难以赶上的。
那年我看到美国超市用的电脑收银机，一车东西一下就结算出来了，感到很神奇；到美国图书馆借书，多少本图书也是经过电脑一闪就登记了，还书时只要把书丢进一个箱子里就行，如果过期不还书，对不起，一张罚款单就寄到你家里；还有，在美国买彩票，可以随便你要个什么号码，…等等。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很快在全世界推广，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几部电脑，几年之后，如今国内的超市也用上电脑收银机了，而那年在ＩＢＭ工作的马仔，已经在研制第二代电脑了。美国科学技术领先的地位，我们何时才能追赶得上啊！
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从细微处也反映出人们的文化道德素质，譬如乘车，都是按次序上下，互相谦让，上车后主动坐进里面位置，把方便让给别人；在需要排队的场合，总是留“一米线”，绝不挤前；我有好几次参加郊游野餐，都看到人们野餐后把骨头杂物打扫干净，用塑料袋装好，放进垃圾箱里。这些虽然小事一椿，在国内却是难能可贵，不易办到的。
并非说美国什么都好，在那资本主义王国的世界里，“有钱能使鬼推磨”，大老板是亿万富翁,与当权的狼狈为奸，高高欺压在人民头上，过着穷侈极耻的生活；那里的小老板对待那些新移民工人的态度，简直使人难以忍受！他随时随地可以炒你的鱿鱼，叫你滚蛋，那些新移民为了生活，也只好忍气吞声，每当工头生日，打工的就得争着去送礼，否则就没有你的活干，在那里人权何在？！人的尊严何在？
告别西雅图
我的旅行签证三个月期早已过了，说实在的，我真不想离开这个美丽的城市，在这里生活是美好的，但我并非正式移民，呆下去如果生起病来，阿洪就不堪负担，若想留下，只有一个办法：在此结婚。我的外甥也曾动过脑筋，但对方首先问你有多少存款？多少房屋？在那资本主义世界里，物质条件是最最要紧的，这对我来说，根本谈不上啊！
阿洪带我去看过姊姊未来的安息地，那是不远的一座高山，林木清翠，面临大海，碧波荡漾，极好的风水，将来姊与姊夫就长眠在这里，永远保佑着子孙后代！
1994年3月，我终于要回国了，非常难过地到疗养院去与敬爱的姊姊告别，这是又一次的生离死别啊！我们姊弟之情真是比天高比地厚，但愿我们来生再做一场姊弟吧！我含着泪逐渐松开了与她紧握的手！回国后几个月，我姊姊就与世长辞了。
旅美整整十个月，给我留下极其美好的回忆，永难忘怀！人们往往把美国比作“天堂”，笑话我“上过天、下过地”，不枉这一世人了。我却认为美国之旅给我留下最珍贵的不是风景画，而是人世间的真情：个人生活幸福了，还要帮助亲人生活得更幸福！ |
坚强的女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坚强的女性
我和阿罗这对患难夫妇，1947年结婚，五年后双双被捕，夫妻分离31年之后，到1983年才又得以团聚，过上几年可说是幸福晚年，也仅仅过了五个年头，她却不幸癌症复发，1988年11月11日竟然含冤离开了人世！
罗的一生，三进三出，日伪时期因罢工被抓到巡捕房，国民党时期被抓进拘留所，共产党时期被抓去劳改五年，三次入狱，把她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早已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了。
罗生长在工人家庭，家里兄弟姊妹共九人，她排行第四，从小爱动爱玩，性情倔强，大哥和她是家里的两个小管家。她六岁那年，几乎送了给人家抚养，但到第二天她死活闹着要回家，人家怎样也留不住她。
她15岁那年就进绸厂做工，那时候每天工作十小时，逢1、15日调班，没有休息日，工钱极少。她眼见工人姊妹没日没夜地辛苦劳动，没有出头之日，俗话说：“工人出头就入土”。车间有个修理工小赵，没事就喜欢到罗真那里去聊天，罗深感做工没出息，对他说：“有种的，你打鬼子去！”罗真那时候还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只觉得去抗日才英雄而已。这话正好打入小赵的心坎，后来终于找到关系，到苏北找共产党去，他告诉了罗，问她是否愿意同去？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她不禁愕然，由于思想没有准备，便叫他先去，她以后再去。小赵到那边半年后交人带来字条，约她秘密离家前去，不意这出走的消息走漏了风声，母亲和大哥严厉地看管着她，都说参军报国是男子大丈夫的事，那有大姑娘去当兵的呢？在全家的劝阻和监视下，事情就这样吹了，没有去成，使她非常难过。
一起织绸的有个秋大姐，湖南人，得知小罗去苏北被阻，心里难过，便主动找她谈心，赞她勇敢，但认为工人要解放，还得靠自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跟资本家作斗争。秋大姐从此成了罗最要好的姊妹。
一天厂里一位工友被无理开除，群情激愤，秋、罗带头仃停下机来，领着工友去找老板讲理，要求收回成命！那晓得老板见工人闹事，早已打电话到巡捕房，警察到厂后不分青红皂白，立即将带头闹事的老工友和秋、罗一起抓到巡捕房去，关押起来，用高压手段迫使工人复工。这是罗真的第一次被捕！
一位新工友叫杨玉琼，送饭到巡捕房给她们吃，捕房的“包打听”见她戴付眼镜，操广东口音，不象工人，怀疑她是共产党派来的，报告了日本主子，便把她抓起来，严刑迫供，使她神经错乱，讲出几个地址，因而牵连到我、乃光和老高，我们被关到警察总局去，由敌伪的特高科作为大案审办，这就是“杨玉琼事件”。我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没有再牵连其他人，大半年后终被释放。
罗真经受了这次磨练，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组织，为革命而奋斗。后来与志同道合的我结为连理。
1948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到处乱抓人，我俩竟然被捕，罗被关几天释放后，她胆子更大了，横冲直撞，串连一些被捕的家属请愿，为我和其他无辜被捕的人鸣冤呐喊，迫使当局释放了一批人，我被关半年后获释。这是罗的第二次被捕。
1952年共产党在全国“肃托”，这是她的第三次被捕！判刑五年，1957年刑满释放后，她回到广州，原以为在毛麻厂复工，可以照顾年老的公婆，但厂里说她已被开除，不能复工了，她走头无路，只好辞别白发苍苍的公婆，回到上海去。而那时候，我还在湖北劳改。一个女子出狱后，还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在上海为了生活，她凭着自己的技术，每天来到绸厂门口，等待着有请假的人,补上去做工，如果那天没有人请假，就在厂门口饿着肚子白等几个钟头！幸而做了一年的临时工，凭她技术高，人缘好，最后一次厂里招工时，把她升为长工了，从此生活才安定下来，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然而“好景”不常，1965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了！已经劳改过五年，被提前释放的她，又被当作“牛鬼蛇神”、“反革命份子”，成为专政对象，挨批受斗！厂里给她用最坏的机子，却要织出高产和优质丝绸，否则就以破坏生产论罪！原来最要好的工友，这时候也必须与她“划清界线”，装着无比愤怒的样子，揭发批判，否则你的立场就有问题。这样的“革命”不是一两天，一两个月，而是永无了期！白天埋着头劳动，晚上低着头挨斗，以致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仿佛，脸黄肌瘦；一天，舌头不适，去地段医院看病，只发了一点消炎药，后来发现舌上长了一粒黄豆般的硬块，才到大医院去，一经切片检验，证明是舌癌！好在发现得早，医院当时还不知道她是“五类”，得以及时抢救，经过电疗和开刀切除淋巴腺，总算起死回生，抢救了她的性命！从此她长期病休在家，拿六折工资，艰难度日，但虽离厂，不再挨批受斗，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不放过她，即使患绝症在家里养病，每天也要跟其他“牛鬼蛇神”一道去扫街！这是什么世道啊，革命的人道主义何在？使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尽凌辱，无地自容！
仅仅五年
直到1983年我才被批准回上海定居，从1952年被捕分手，到1983年重新团聚，这对恩爱夫妻足足分离31年之久！人生能有几个31年啊！我们劫后余生，总算过上几天安逸的日子。但是“好”景不常，到1988年秋，她开始感到肚子有点不适，在地段医院看病，只当作消化不良，服用食母生之类，毫无效果，拖延了时间，后来才到市一医院去检查，经过验血、超声波、灌肠透视，最后切片会诊，发现是大肠癌！已属晚期，因有腹水，不能开刀，生命垂危，医生估计只有一个月时间了，这就如同晴天霹雳，宣判了这位坚强战士的死刑！
为了证实市一医院的结论，第二天他们再到解放军85医院检查会诊，结果完全一样！我没有把实情告诉阿罗，怕她受不了，只说毛病需要住院观察留医，比住在家里好。由于已属晚期，不能住入市一医院，后经居委会介绍，9月26日住进公安康复医院，在这里不是为了治疗，而是让患者顺其自然地、安乐地离开人世。
公安康复医院是公安干部的疗养院，花园林木青翠，有山有水，环境不错，所以阿罗来到这里，倒也感到舒适，希望早日把病治好，回家好好生活。她深情地对我说：我们结婚41年，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人家把托派看成洪水猛兽，国民党、共产党要抓，日本鬼子、港英当局要抓，许多人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从杨玉琼算起，林松祺、籍云龙、陆绩、蒋振东、俞守一、鲍裕年、陈景光等等，不知害死了多少人！其实托派只不过宣传革命真理，组织工人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已，是光明磊落的，但愿托案得到彻底平反，我们的晚年能愉愉快快地生活吧！
头几天，病情还稳定，每餐能吃一碗饭。医院开车让她到著名的肿瘤医院看专家门诊，结论都是一样的！仅开了一些化疗药品。
得知阿罗不幸生癌住院的消息，亲朋友好纷纷前来探望，杭州的二姊，外甥女和外甥都来了；最要好的工友阿成一家人也从湖州赶来了，记得文革时阿罗挨批受斗，要被赶去西北开荒，阿成坚决要她到乡里来落户，宁愿让共产党的丈夫退党也在所不惜！远在英国的外甥刘兆民恰逢回国观光，也特地到医院看望她，并且拍了许多照片，竟成她的遗照，永留纪念！
10月8日，病情在恶化，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单》！我与罗的姊妹侄子等轮流值夜。腹水越来越多，腰围从83，逐渐增大至86、89、90！侄子到植物园弄来鲜商陆根，听说用它敷肚皮，可以消除腹水，但没有效果；医生一次抽腹水700cc,但不久腹中又胀满了水。这期间，她已不能下床到花园去散步了，在她精神好的时候，喜欢回忆往事，她跟阿成讲起容秋，说容秋能说会道，对人真心实意，如果那年我去了香港不回来，还会跟她在一起干活，如今分隔两个世界，怕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她了，讲得十分伤感。
这些天，到医院看望的亲朋友好很多，居委会和厂工会的人也来了，还有秀云和阿招也来了，有多少知心话儿要说啊，也说不清楚了，大家只好强忍着泪水，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久久不放！还有正好从广州来的胡洛卿、谢越秀，从广西来的姜君羊也跟着李培到医院来看望她，大家都曾在一起劳改过，这些生死与共的难友，比亲兄弟姊妹还要亲啊！看到这些老朋友、老同志，就要生离死别，真是心如刀割的难受啊！我们都是光明磊落没有干过坏事的好人，可是命运却是如此的不幸，天公太不公平了！她相信托案一定会平反的，那怕一百年后也会平反！阿罗生癌的消息传到国外的亲人，他们纷纷寄钱寄药回来，关怀备至。
到11月2日，腰围94.5，3日达96！日以继夜地输氧。医院提出：这里没有太平间，尸体只能停留几小时，要家属作好准备。那时她说话已很吃力，也告诉她患的是癌症，希望她安心配合治疗。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活不长了，总是眼睁睁地看着我，说真舍不得离开人世，过去受苦受难，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希望我好好活下去，她对来看望的人，都要他们好好的照顾我。到7日，说话已不清楚，大小便有时失禁，脸孔消瘦，没有血色。9日，连话也不能讲了，但脑子还清醒，听别人讲话，还点头示意，但毫无力气，医生说，只这一两天了！大家都哭了！
11月11日，星期五，上午已失去知觉，下午正当我和六妹去食堂买饭时，三姊在场，发现她已停止了呼吸！我们即找来医生，证明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时为4点45分！她含冤离别了人世，享年70岁，多么的不幸啊！罗真一辈子做工劳累不死，冤狱劳改不死，文革批斗不死，却还要死在那万恶的癌魔上！
11月16日，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大厅摆满了花圈和鲜花，来吊祭的有厂工会、居委会以及亲朋友好、邻里共约90人。我致悼词，厂工会和居委会的人都讲了话，沉痛悼念这位勤劳、正直、坚强的女性，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不久，收到外地亲朋一些唁函，其中有她生前最要好的战友秋大姐的一封唁函，她写道：
“是谁将一对恩爱的夫妻在40年内，仅有短短五年的聚首？是谁将这双爱人弄至生离死别的悲痛？当亲朋友好们尤其是我，对我們這對恩爱的夫妇投以羡慕的眼光时，竟突如其来的变成了悲痛流泪的眼睛。我恨！切齿的恨！
半年后，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她家乡杭州的东山上。安息吧！你一生投身革命，为争取工人兄弟姊妹的合理权益而斗争，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光明磊落，勇往直前，一生苦难，无怨无悔，你没有死，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发挥余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发挥余热
三顾茅庐
回沪后，我一直赋闲在家，居委会有时拿些东西要我帮忙抄写，我都爽快地完成了任务。那时居委正缺少一位文教主任，认为我的字写得好，又是个大学生，“退休”在家，十分合适。居委书记和主任便上门来聘请，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她们不清楚的历史吧，如果知道是“劳改释放犯”，肯定不会来请我了。我起先也只以年老为由推辞，但书记和主任还是三顾茅庐，态度真诚，最后只有坦率地说：“我还未平反哩！”那个年代，拨乱反正，平反了刘少奇等许多冤假错案，听到这样说，她们也并不觉得奇怪，倒是那位书记的话，竟使我吃惊，她说：“出来工作等于平反一样的。”这句话说明了：改革开放后，“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永世不得翻身；如今不同了，可以重新工作了。这对我来说，是打心坎里值得高兴的事！这几十年来，从“劳改罪犯”到“就业人员”，都是低人一等，腰杆直不起来，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当然，一个居委的小书记认为“出来工作等于平反一样”，不过是她个人的见解而已，其实事情并不一样，被无理宣判过徒刑的，必须在法律上予以正式平反！郑超麟恢复公民权后，虽然给他挂个市政协委员头衔，但1952年“反革命”托案仍未得到平反，他是死也不瞑目的。然而，重新工作虽然并不等于平反，但能够出来工作，也是一件大好事，因此对于居委会如此真诚的聘请，我终于欣然接受下来了。
文教主任
居委会名义上是群众组织，为群众服务的机构，实际是基层政权，直属街道办事处领导，居委会管辖着约500户居民。这个居委有9名干部，书记和主任是共产党员，除我一人是男姓外，其余都是女同志，五、六十岁退休后的婆婆妈妈，她们经常到居民家中串门，了解情况，每人包一块（约百户人家）。我因为是男性，所以不要包块。那时候，除居委主任一人拿国家工资外，其余参加居委工作的人，只拿到一些津贴，全靠搞“三产”分到一点钱，因此收入比一般职工低，而工作又十分繁杂，所以人们都不愿到居委工作。后来的情况与那时候不同了，居委干部换成年青有文化的人担任，名正言顺地是国家的基层干部了。但你别小看那时候的婆婆妈妈，她们却是能说会道的社会活动家，整天跑东家窜西家，了解情况，团结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帮助居民解决一些困难，居委工作成了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居委会有书记和主任，下设治保、调解、文教、老龄、民政、妇代、卫生等七个主任。日常工作就是搞社区服务，老龄关心老人，民政关心军烈属和困难户，文教搞宣传，妇代关心妇幼和计划生育工作，调解负责解决一些民事小纠纷，治保负责里弄安全等等，平时分工负责，有事大家一齐出动，居民有事就找上门来，所以居委干部官职虽小，事务烦多。
文教主任的工作，就是出出墙报，做做纪录，写写总结，搞搞活动。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能够胜任的。居委有三块墙报，一块黑板报，每月出版一两期，那时候都由文教自行编写的。我对出墙报真是驾轻就熟，读中学时，学校举行墙报（那时叫壁报）比赛，他们那个班请广告公司画了一幅刊头画，非常好看，夺得了第一名；我后来开办民众学校时，也教学生办墙报，有一年教育局办民校工作展览，我们展出的墙报是画着一只大蝴蝶或一大本书，然后把文章写在里面，很吸引人，因而也得了奖；再说我在劳改工厂“就业”几十年，队里的墙报都是由我瞎搞的，无非是抄抄报纸而已。所以，如今居委会要出墙报，我搞得很有特色：内容除了摘录一些重要新闻外，就是些老年的保健常识等，而墙报的排版像报纸一样，根据文章的轻重，穿插在不同的位置，错综复杂，不同的标题用不同的颜色和字体，别有风采。不象别的居委会墙报一块块豆干似的，每篇文章一字不漏地抄写，十分呆板。因此，我们居委具有特色的墙报一出版，就吸引了许多中老年读者，每期出版，围观者众，在街道的墙报比赛中，多次获奖。至于做记录、写小结之类，也是我力所能及的事。那时候半年作小结，年终作总结，开展评比。那些婆婆妈妈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许多小结、总结都是请我去写。我学过写小说，抓住居委工作中的一些感动人的典型事例，加以描写，写得比较生动，送上去很受欢迎。说也奇怪，自从我参加居委工作后，我们的居委几乎年年评上先进，由我写小结的调解等各条，也常被评上优胜，可能与我写好总结有关吧。
文教搞活动，主要是参加街道的社区活动，动员中老年居民参加街道的歌咏班、老年交谊舞、烹调班、国画班、戏曲班、英语班等，收费低廉，总有参加的人，特别是参加交谊舞的人更多，大家兴趣盎然，我也是在这里学会跳交谊舞的。居民中有个党员阿姨是个舞迷，开始令人感到奇怪，原来解放后她在纱厂做工，那时候要求年青人都去学跳舞，但后来政策左了，认为跳舞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禁止了20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了禁，所以那位党员阿姨会跳舞也并不奇怪了。街道要我开办个粤语班，因为那时有一些老人要到香港、深圳或国外去看望儿女，想学点粤语，他办了三期，每期有20来个学生，只收一点报名费，教师都是义务的。
居委会为居民服务，例如搞卫生，每星期二定为卫生日，要求居民打扫卫生，有时评比家家户户的灶间卫生，因为这里都是老房子，几户人家共用一个灶间，各管各的，往往弄得很脏。这里的沟渠常塞，居委干部就去通阴沟，深受居民欢迎。还有每天早晨在居委门口做广播操，总有二三十个老年居民参加；又如医疗服务，每星期有两个早上，请来一位退休医生，给居民义务量血压，看毛病，但不开药方；街道有时也组织旅游和节日聚餐等等，吸引了许多中老年居民参加。
基层政权
市政建设是三级管理，即市、区和街道。居委会是街道的下属机构，是个实实在在的基层政权，专政的基石。上面下达什么任务，层层下达，最后就落到居委会，落实到居民中去。
我国封建社会帝王统治时期，就有所谓“保甲制度”，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设甲长保长，以此来钳制、统治庶民。国民党一直沿用这反动的保甲制，保长甲长抽丁拉夫，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老百姓真是深恶痛绝！如今的政府，引进了苏联斯大林几十年极权统治的经验，居委会有着比保甲制度更严密的组织：居民十几户设一个小组长，十几个小组设一个块长，居委干部分块包干。在每个块里，都有一些积极分子成为治保委员、调解委员、老龄委员、民政委员……等，居委会经常召开各条的会议，如治保主任召集各块的治保委员开会等。居委干部、小组长、和许多委员们，这些婆婆妈妈基层干部，随时随地可以到各家各户去串门聊天，了解情况。上头如果要追查什么人，居委立即喊来有关的小组长和邻居，把那个人的种种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小组长甚至坐在门口看风，随时把情况报告公安局，有什么风吹草动，早在控制之中！89年64事件时，我回广州去了，后来人家告诉我，那时候居委会可忙啦，干部到有大学生的家庭做工作，要求家长阻止青年人上街闹事，居委日夜值班，晚上去撕掉马路上的反动标语云。
在这新保甲制度下，户口管理特别严格，凭户口簿领粮票、油票、布票……；不但搬迁要登记户口，那怕你临时在别处住一夜，也得报临时户口，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监控得严严实实，不让你有半点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就不需要这赤裸裸的保甲制度，人们只有一张身份证明就行了，可以比较自由地生活，资本主义社会用银行的收支和高科技去监控人，只要你不犯法，不予干预。
我国实行间接的选举制度，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人民可以直接投票选举总统。我国是分层选举：先从居委居民投票选举区代表，区代表选举市代表，市代表选举省代表，省代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选举国家主席。这样的选举每三年一次，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事。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直接选举总统，看来是比较民主些，其实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两派轮流执政，像美国不是民主党就是共和党，因为一切报纸、电视的宣传媒体，都控制在大资产阶级手里，所以选来选去，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总统，这样的民主也是很有限度的。
我作为文教，每次选举先用大字公布选民名单，一切“牛鬼蛇神”（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都没有选举资格。选民榜张贴出来后，让居民排着队前来观看，然后分组讨论并酝酿候选人。经过街道办事处的认真审查和批准，正式候选人名单出来了：共三个候选人。我们居委的治保主任宋阿姨在候选人名单中，因为她能说会道，远近有名，其余两个候选择人大家都不认识，是街道批下来的名单。到选举那天，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居民们分组排好了队，各人分到一张选票，要求在三个候选人中任选两人，在选票的名单上划两个圈。没有到的人可以请别人代选。选举完毕后，当众进行开票，我们居委选举结果是宋阿姨的选票最多，其次是那两个不认识的人中的一个。这样的间接选举，很多居民并不感兴趣，认为是形式主义，因为候选人的名单是上面定下来的，是共产党内定的，连人都没有看到过，怎能投他的票呢？居委会的基层选举尚且如此，再往上的选举更可想而知了，选出来的都是共产党早已圈定的人。
宋阿姨因为工作出色，多年被街道评为治保先进，居民都投她的票，得票很多，因而被选为区人民代表，这个居委会也感到光荣。她当上区代表后，很快就参加了共产党。虽说“人民代表为人民”，但一个小区的代表，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权力，也只能管管垃圾箱之类无关重要的事而已。
总之，居委会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为居民服务，搞了许多活动，办了一些实事，颇受居民欢迎；另方面它是个基层政权，专政的基石，像蜘蛛网一样，把居民监控得严严实实。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居委会干部和小组长们，就是对“牛鬼蛇神”实行专政的基层执行者，如监督那些被专政的人去扫街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居委会的工作方法变得文明一些，原来的婆婆妈妈都改为有文化的年青干部了，也不随便到居民家里串门了，因为居民对此十分反感。小组长也只传个信息，有事打个招呼，过去常开的居民会议也不开了，什么卫生日也不搞了，临时户口也不用报了。居委会这个基层政权不是削弱，而是更正规化，居委都有电脑，储存着大量信息，并与上级机关联网。
我1986年在居委工作到1992年，当中请假回广州半年，先后搞了五年多时间的文教工作，这倒是我晚年的一段非常有趣的生活，发挥了余热，也深入到政权的基层，了解到一些情况，感到无比欣慰！直到上面号召70岁以上的一律退下来，让年青同志顶上去时，我才跟其他老阿姨一起，依依不舍地从居委“退休”下来。 |
回上海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回上海去
1983年9月，我终于离开了劳改工厂的地狱生涯，踏上了回上海的轮船。
轮船进入黄浦江后，一个大上海就展现眼前，这情景与1942年前他到上海读大学时相反，那是一个早晨，迎着朝霞，金光灿烂，他炽热的心象一团火！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上百万的工人阶级。1925-27年大革命时，三次暴动，这里是革命的大熔炉，他是为了探索革命真理而来的，眼见黄浦江上一座座工厂，一幢幢楼房，一望无际的外滩，雄伟壮观，使人无限振奋！而今天他是刚从劳改监狱大门出来，劫后余生，傍晚的夕阳已西下，天色一片灰暗，他垂头丧气，归心似箭，只想早日与家人团聚，平平安安度过这下半生！
望穿秋水
我们志同道合，47年结婚后，仅仅相处五年，52年就双双被捕了！到如今足足分离了31个年头！阿罗真是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日日夜夜不知流过多少泪水。她57年刑满回沪后，含辛茹苦，先做临时工，后来才升为长工，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岁月里，惨遭批斗，患了舌癌，长期病休在家，还被专政扫街十年！夫妻分居两地，千里迢迢，互相不能照顾，虽然我62年刑满，但并未释放，要留厂就业，每年只有半个月的探亲假期，他先回广州看望老母亲，然后再到上海，来去匆匆，夫妻连话还未说完，就又分手，这是多么悲惨的遭遇，她还是忍泪吞声地熬过来了！我俩都是劫后余生，如今得以团聚，仿若隔世。那天罗真和侄子早早就来接船，在码头上等得心急，一旦看到我下船，真是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啊，你终于回来了，31个年头的地狱生活，并没有把你压垮，虽然瘦了许多，人还是这样健康，真好啊！我们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离开了！
不用说回到家里那阵子，许多亲戚都来探望，或邀请吃饭，欢聚一堂。大家对我的惨痛遭遇感到无比的同情，对过去的荒唐岁月感到切齿愤恨！阿罗有个弟弟，原来开个小裁缝店，罗曾找他替《青年与妇女》杂志在邮局开户盖个图章，“文革”时竟然牵连到他，划为“五类份子”，被管制多年；她的大妹，也由于那年阿罗刑满回沪没有工作，通过她的关系进厂做临时工，“文革”时她的大妹却无缘无故地被赶去“劳教”三年！一直认为是罗真连累他们的。如今弟妹也想通了，自己是无辜的，姊和姊夫受到极大的冤曲也是无辜的，这些年世间的冤案何止千百万！所以如今姊夫能够回沪，她的弟妹也都立即前来看望，要我俩好好保重身体，愉愉快快过日子！
我回沪后，首先要打个电话告诉在美国的姊姊，感谢在美国的亲人的关怀。听到姊姊和外甥们的乡音未改，多么的亲切！大家衷心祝贺我顺利回家，希望我们晚年过上幸福的生活！更希望我俩到美国来旅游。我心想，如今我虽已恢复自由，但还是个“内控人员”，要想出国谈何容易啊！还是太太平平地在上海过日子算了。
我们住的张家宅那间小木屋，只有一个13平方的小房间，厨房是三户人共用的，自来水装在门外的弄堂里。这间木房早在几十年前罗真初到上海做工时就租下的，原是工厂附近的一个工棚，一住就是几十年。如今早已破烂不堪，外面下大雨房里下小雨。床边放着一个马桶，人在房内习惯了也就不闻其臭。每天早上粪车过门，大家倒粪后就在门口洗马桶，这就是上海大城市底层人家的住宅和生活。虽然生活环境很差，但回到家里，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就感到无比的温暖，无比的兴奋！
泪痕斑烂
早年在上海彭述之的哲学班里认识的谢山，圣约翰大学商学士，后来也曾在汉阳一起劳改过的，得知我回上海与家人一起生活了，特地寄来诗文祝贺：
死生消息两悠悠，梦里相逢醒后愁。今日飞鸿传好讯，无端涕泪一时流。千言万语意辛酸，欲诉从头下笔难，劫后幸存思往事，泪痕墨迹两斑烂。创伤历久更分明，血泪模糊数不清，一事问心堪自慰，生来风骨尚铮铮！恩仇未了心难死，莫负胸中百炼钢。珍重故人期共勉，留将老眼看沧桑。
谢山是个诗人，情真切切，思往事不堪回首，“泪痕墨迹两斑烂”，但于心无愧，风骨铮铮。赠诗共勉，要“留将老眼看沧桑”，写得多好！他被判刑五年，但从劳改小监狱出来，又走进社会大监狱，妻离子散，又经历了“文革”更加惨重的迫害！直到改革开放，才被聘为注册会计师，委以重任，却已被折磨得年老体衰，于1996年不幸病逝。这首诗后来编入他的诗集《苦口诗词草》中。
同乡人李镜池知道我回家，也赠诗祝贺：
工作辛勤几十年，一朝解带意悠然，南窗寄傲书为友，健步公园太极拳。如宾相敬家庭乐，珍重金躯享晚年。同是逍遥闲散客，因风寄语意虔虔。
这位老兄把坐牢说成是“工作辛勤几十年”，劝我“解带”后过得优悠自在，做个“逍遥闲散客”，享晚年福，很有意思！老先生这几十年也不好过，他给孔老二“无后为大”的教言害了一辈子：好好一对青梅竹马结合的恩爱夫妻，由于没有个儿子传宗接代，便办了假离婚，再讨了一个乡下人，那晓得生了一个女孩又一个女孩，若干年后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才生了个宝贝儿子。赠我这首诗时正是他高兴之日，欢欣鼓舞。后来由于对这传宗接代的儿子太过宝贝，从小饭来将口衣来伸手，大了不务正业，竟然吸起毒来，几次从戒毒所把他赎回，却仍屡教不改……。老人狼狈不堪，心灰意淡，从此回乡隐居，避开这尘世的纷扰，如今还不知道可在人世否？
镜池的原妻瑞群老师喜爱吟诗作对，也赠我诗一首：
寄寓人间几十年，大舞台中一演员，悲欢离合时常见，荣华富贵也徒然。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开花明日鲜。洁身自爱偷闲过，旅途长短听自然。
这首题为《游戏人生》的赠诗，正是她看破红尘之作，人们经过各种磨难之后，对世事都冷淡了，劝我“今朝有酒今朝醉”，胡里胡涂过去算了。与锦清说的“同是逍遥闲散客”真是异曲同工，希望大家享享晚年福就是了。
优悠自得
回家后，我和阿罗开始了多少年来从来没过的清闲生活：每天早晨，到人民公园去散步，锻炼身体。公园的早晨尽是老年人的世界，有打拳练功的；唱歌跳舞的；说书讲笑话的……真是千姿百态，令人神往！那时候的公园很大，后来有一半划为地铁车站，那时候园里有山有水，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我们每到假山那边走去，但见山上山下围着一大堆人，不时发出哈哈的笑声，我们走到这里，总喜欢站着看一阵子，但见那说书讲笑话的，讲得眉开眼笑，有声有色，一个讲完，第二个就抢着来讲，给人以欢乐愉快，大家为之鼓掌叫好。
罗有个工友的两老夫妻，退休后也天天到公园锻炼身体，非常热心教我们打太极拳，开始是手把手地教，从简化24，64到88，我们学会后就跟大伙一起打了。这太极拳轻松柔和，圆活自然，锻炼起来，既不吃力，反觉舒适，十分适合老年人的活动。
我俩打完太极拳，就到处游山玩水，每当走上假山下面那仙洞里时，阿罗不无感慨地说：“这里就是我们的人间天堂啊！”可不是吗？我们这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监狱或恐惧中度过的，那有如今这么优哉悠哉，心情舒畅地在一起欣赏美景呢？我曾写了一首白话诗记述这里的情景：
朝阳穿梭点点落，和风扑面阵阵浇。少年飞舞少林腿，老叟迈步老人操。柳下桥边闻外语，亭台山后歌声绕。多少龙钟逍遥客，世外桃源度今朝。
在这些清闲的日子里，我们和罗的姊妹一起，曾到杭州西湖玩了半个多月。罗的二姊在杭州，原来的祖屋拆迁后，几个子女各分到一套房子，有许多地方可让我们住，因此大家在这里玩得非常愉快。西湖十景，山水岩洞，大都游览多次，回味无穷。这样优哉悠哉的幸福生活，有如天上人间，不可多得啊！ |
被中共逮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被中共逮捕
1952年12月21日，着实是我们纪念日。那天晚上，我们双双被国共逮捕了！原来这一天，全国的托派革命者竟然被“一网打尽”！这是我的第三次被捕：第一次被日本帝国主义逮捕；第二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这次却被中国共产党逮捕！说明一切统治者视托派革命者有如洪水猛兽，置之死地而后已！由于我思想上早有准备，甚至连在狱中换洗衣的衣物都准备好，所以一点也不惊慌。阿罗也很镇定，只是把父母和姊姊吓坏了！姊姊一直把我们送到囚车上，我对她说：“我们没有罪，请好好照顾父母！“
吉普车一直开进什么监狱，我被带进一间小牢房里，狱卒把手铐除下，把衣包检查一番，将手表、裤带和鞋带解下，交了出来，然后铁门嘭当几声关上并锁好。这个小牢房只有约两米多平方大，放着一张小木床和一只马桶，一床被子和枕头，高处有一扇小窗，墙角一盏电灯发出微弱的亮光。看来我是被单独关押，被当作要犯处理。不时听到嘭当的铁门开关声，一夜不曾合眼。
我知道，这次被捕绝不同于前两次，想到斯大林当年对托洛茨基分子要斩尽杀绝，千百万冤魂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飘荡的惨状，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要生，就得投降，出卖组织，出卖同志，还说你坦白不彻底，也可能让你苟且活下来，但已经不是人，是一条狗！是不耻于人类的革命叛徒！你将永远失去了坚贞不拔最亲爱的罗真，失去了所有同生共死的革命同志！这样屈辱的生倒不如勇敢的死，光荣的牺牲！两条道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只有准备牺牲，准备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第二天就开始审讯。三个军人坐成一排，旁边那个女的做纪录。开始时，态度还比较客气，跟过去的日伪监狱和国民党监狱不同，让你坐在矮凳子上，好象平心和气的样子要你交待罪行，反复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干过坏事。”我说。
“你是反革命，罪恶深重！”
“我没有反对革命！”我说。
“你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
“我没有反对共产党，只是政见不同而已，你们是容不得不同政见者。”我反驳说。
开始审讯还让你争论几句，后来人们就不耐烦了。他们用不着拳打脚踢，酷刑逼供，而是采取疲劳轰炸的手法，几个人审了些时，又换了一些人来审。有几次我被连续审问五六小时之久，使我疲劳不堪，头昏脑胀，神经错乱，丧失理智，比之挨几下拳脚还要难受！我被认为不认罪服法，抗拒从严！马上凶恶地给我扣上脚镣和手铐，要我回去好好反省！
我认为自己是个革命者，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怕重刑逼供，绝不出卖同志，否则就是革命的叛徒！因此审讯时，我坚持只谈政见，拒不交代问题。这些日子，在牢里常听到一些脚镣拖地板的隆隆声，想到必有一些同志也被捕了，像我一样遭到无理的审讯和脚镣手铐的刑罚。又有一晚，听到远处好像有人喊口号，之后是恶毒的谩骂和踢打声，然后是一阵惨叫和哭喊，更使我感到无比的愤慨！
由于我拒不交代，有几次对他实行法西斯式的疲劳轰炸，两个人审问一段时间后，又换另两个人，如是换了几班，连续审讯达五六小时之久！使我几乎神经失常，身体快要倒下去！但后来的几次审讯中，审讯员问得比较具体：问你何时何地与某人谈过什么等等，我就意识到某人已经被捕了，才不得不交代与某人简单会面的情况。但审讯的却拿起别人交代的材料，认为交代不详细，人家是如何交代的，讲出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并且无意间向我透露：你们的人早已被一网打尽了，现在不是靠你的口供去抓人，而是看你是否老实交代问题。至此，我才想到再坚持下去已没有什么意义，从自己和爱人的被捕，已说明当权者完全掌握了组织的情况，显然有些同志，在被捕前或被捕后，坦白交待了问题。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逐渐转变态度，表示愿意交代。其实我们这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不过是个宣传小组织，所交代的也只是开会讨论什么问题，什么人参加之类。
自从开始交代问题后，才最后将脚镣解脱，这付20公斤重的刑具，我带了一个月零五天之久！开头几天，感到十分痛苦难受，后来却逐渐习惯下来，反而成了我锻炼脚力的工具。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再没有人来审问，每天还送报纸来看。但我心里还是不平静的，被迫交待了问题，自觉并没有出卖同志，但等待着我的，当然不是得到什么宽恕，而是长期监禁或去劳改，直到生命的终结！
我被捕已一个多月，仍不允许与家人通信，不准家人接见，简直是无法无天的世界！人被抓去后，连家里也不知道关押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亲人的死活，令家中老少多么的痛苦难堪啊！后来听说我姐第二天走遍了公安机关，到处都打听不出弟弟和弟媳的下落；我年迈的父亲遭遇这一飞来横祸，顿时痛哭失声，悲惨欲绝！他是个老华侨，在澳大利亚操劳几十年，赚到几个辛苦钱，总算买了点房产和几亩地，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以为可以安度晚年了，那晓得世道多变，女婿刚逃离不久，小儿和媳妇又被抓去，而且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使老人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我的母亲更是惶恐不可终日，自此以后，每天半夜三更，起床焚香拜佛，跪下叩头，求菩萨保佑我俩平安大吉，早日回家！有几次昏倒在地，死去活来。这是什么世道？多么恐怖的世界啊！
一个人被单独囚禁，没有人跟你讲话，没有阳光，一片黑暗，这如何是好？我反复在想，他们会把我终身囚禁在这里吗？不可能的，因为自己不是组织的重要人物，只不过是参加的时间较长，认识的人较多，他们用脚镣手铐重刑具来进行逼供，无非想了解是否还有人漏网而已。于是我唱起那首歌，振作起来，坚持在狭窄的牢房里走来走去，锻炼身体。
就这样被残酷地单独关禁了一年多后，突然有一天，狱警砰嘭一声把铁门打开，叫穿好衣服跟他走，我还以为又要挨审了，思想上一点也不紧张，反正都已经交待了，还有什么要追查的？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但见桌子上铺上白布，三个军人坐在那里，都异乎寻常的戴上眼镜，很庄重严肃的样子，有点像个小法庭。当年是没有法院和法庭的，什么事情都由军管会去管。果然，当中的一个军人站起来宣读《判决书》：“反革命罪，判刑15年，劳动改造。”我当即驳斥说：“我没有反对革命！”被那军人狠狠地瞪了一眼，说：“可以申诉。”我心想，到处是你们的天下，把托派污蔑为反革命，到什么地方去申诉呀？我被带回牢房，收拾衣物，调到另一间较大的牢房去。
这里关押着七八个人，大都是刚宣判不久等待去劳动改造的，这些人都不认识，大都垂头丧气，认为这一辈子完了！因为他们的刑期大都被判10至15年的重刑，跟我一个样。人生在世能有几个十多年呢！但我并没有垂头丧气，因为自己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个结果。没过几天，监狱发一套棉衣，说是要到北京去，那边天气冷。干吗要到北京去呢？我并不相信狱卒的话，认为到北大荒去劳改是真，只有耐心地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奋勇地迎接着更大的考验！
劳改十年
从单独关押了一年多的小牢房调到大牢房后，没过几天，突然打开牢门，喊穿好衣服，收拾行李，我就意识到宣判之后要去劳改了！思想有了准备，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告别难友，昂首阔步跟着狱卒走出一道道的铁门。
忽然阳光灿烂，照得我睁不开眼睛，啊！多少日子没有晒过太阳了，多么的绚丽，多么的温暖！长期被窒息了的空气如今变得何等舒畅，可以大大地深呼吸一阵子了！失去自由的人们，不仅躯体被凌辱、折磨和禁锢，连阳光、空气也被隔离、剥夺！那就是人世间的地狱啊！
远远的一个女警带着我的妻子罗真走过来，我们在此突然相见，真是惊喜若狂！虽然大家都消瘦了些，但精神还好，罗真眼睛里闪着泪花，默默地看着我，好像说：“我们还活着哩，都顶过来了，真好！”后面还押来一个人，正是同案的年青诗人陈景光，大家暗地点头微笑，相逢尽在不言中。
我们三人被带上一辆吉普车，由一男一女两个军人押着。汽车开往火车站，径直驶入月台。我们上了火车，我和妻子两人坐在一起，用手铐一人扣着一只手，算是通融照顾，让我俩依偎在一起，有所安慰，还算有点儿人情味。小陈则坐在他们对面，手铐扣在桌子下，押解的坐在后排，对我们约法三章：不许讲话！
在车行十几个小时中，我和妻手挽着手，低声地交谈，有如初恋的日子。对面的诗人一人坐两个位置，乘客上车走过来坐时，他就把手铐往桌旁敲响，也就把人吓跑了，所以他一人坐两个位置，坐得顶舒服，不时低声朗诵着王独清的一首诗：
“破，破，破！
快把那黑暗的旧世界冲破！……”
第二天，火车到达武汉，我们下了车，被关进市二监狱，原来说到北京去是骗人的。我与小陈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互相勉励，他知道我被判刑15年，比他只判5年长得多，反而安慰我，给我唱《夜莺曲》，这是一首苏联歌曲，这歌声，在斗争中是坚定，在欢乐中是抒情，在失败中是信心。
终于有一天，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厅里，这里有二、三十人，其中女的四、五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一眼就看到谢越秀、何若平、陆绩等好几个熟人，虽然不许讲话，看到认识的莫不眉开眼笑，好不高兴，就好比在学习班里见面一样。这些人多数是大学毕业生，高级知识分子。如今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面黄肌瘦，但精神还好，都被关押了一年多，他们来自广东、广西和江西等中南地区，如今集中一起去劳改就是了。有这么多的同志在一起，大家思想上也感到亲切和安慰，以为将来在一起劳改，即使再艰难困苦，也会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的。我们被告知：男的到砖瓦厂劳改，女的到被服厂劳改。从此，我与爱人依依不舍地分了手，男的只有陆绩一人留在二监狱修理汽车。
劳改砖瓦厂
我们一群约20来人，穿着各式的衣服，背着大小衣包，有的几乎连路都走不动，像一支溃散的队伍，由四个武装人员和一个干部把我们押上一条去蔡甸的班船，约个把钟头到达袁家台，上岸后沿堤上走，不久，望到远处一条高高的烟囱，押送的人说：“前面就是砖瓦厂了。”我们走下堤，经过稀落的农舍和菜地，沿途看到一些岗哨，有武装人员把守着。我们意识到就在此地劳改了。那时候劳改砖瓦厂还没有大门，再进去就是很大的晒坯场和大窑，有很大很高的烟囱。但见一些穿着黑衣的劳改犯人在操作，用手推车把砖坯运进大窑，有的把红砖挑到堤上，上船运走。我们被带到几幢平房的办公室前面，停下来席地而坐，等候发落。有个叫“大队长”的出来点名后，才把我们带到高高围墙里面的劳改监狱去。
这是一处很大的劳改砖瓦厂，约三千犯人，劳改监狱是长长的许多幢平房，但我们被带进一间截了一段的监狱，显然把我们与别的犯人隔离，生怕这些人煽动闹事吧！监狱两边是用竹子搭成的并排统铺，下面垫着稻草，晚上一个挨一个的睡在这里。从此，我们开始了劳改生涯！
上面派来一个四十多岁穿旧军服的犯人作为管我们的“分队长”，他原是个解放军，入城后贪污犯了法，此人姓包，没有文化，只会吱吱喳喳的，大家背地里喊他“草包”。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喊起床，匆忙吃完早饭立即集合，有个长官给我们这批新犯训话：
“你们从今天起劳动改造，在劳动中改造剥削阶级世界观！……”大家听了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就是为了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而被捕的，我们不是资本家，不是官僚政客，从未剥削、压迫过别人，我们那来剥削阶级世界观呀？为什么要我们劳动改造呀？然而现实就是这样，强迫你劳动，强迫你改造！
我们的劳动就是“打土”挑泥巴，大家每人挑一担畚箕，有的拿着铁锹或锄头，扭扭捏捏地走出了监狱大门，沿着一条轻轨道，走了约半个时辰，来到一处小山头，“草包”就叫放下工具，在此打土。但见许多劳改也在附近挑土、装车和推土车。四周都有军队把守着。
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平生第一次挑东西，开头虽然只装一丁点泥土，有的人却怎么也挑不起来，谢越秀是个体弱青年，人瘦长瘦长的，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广东省糖业公司的会计主任，平时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如今要用双手抵住肩膀来挑担子，显得十分狼狈，老犯人看到他们，就指手划脚，有的摇头说“作孽”！有的哈哈大笑，说他们在扭秧歌哩！何若平是交大水利系毕业生，刚毕业上海就解放，他便跑到广州在某中学教书，年纪轻轻，意气风发，被捕后在监狱里高呼“中国革命共产党万岁”口号，被打断了腿！如今一拐一拐的，不能挑担子，也只好吃力地用铁锹上土。
草包作为分队长可以不参加劳动，对这些不善劳动的人也颇宽容，知道我们有的人从未挑过担子，就让我们少上些土，休息的时间也比别的劳改队稍长些。劳动一旦停下来，大家已是精疲力竭，有的就地躺下，仰天吸大气，小陈和我靠在树干上，不约而同地从鼻孔里啃出歌声，刹时间，一个传一个，吭的人更多了，人们顿时精神振奋起来，鼻声逐渐变成了沉重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歌声如怨如诉，深沉悲愤，借着风力，竟传到了另一个山头。那里的矮胖子大队长越听越不是味道，赶忙往这边跑来，大声喝道：“不准唱歌！都劳动去！”
靠在大树下闭目养神的草包，这时候也慌了手脚，腾地站了起来，趁大队长未跑到之前，赶着大家去劳动。我们面面相觑，露出胜利的微笑，小陈扎扎眼睛说：“唱国际歌也犯法么？”大伙无可奈何地挑起担子往前走。
劳改，就是强迫劳动，强迫改造。头几天劳动任由你挑多少，后来就有定额，百米以内的每人两方土，全小分队要完成40方土。要你多装快跑，完不成任务就迟收工。这些人刚锻炼了几天，也只有拼命干，你是劳改嘛，活该！几天重担挑下来，我的肩膀上就长了个肉瘤，后来就成为劳改历史的标记。每当大家精疲力竭，倒地休息时，但见大胡子“防火员”挑着一担凉开水上山来了，为了消除大家的疲劳，他装起水浒传里白胜挑酒智取生辰纲的架势，口里喊道：“酒来了！酒来了！”逗得大家活跃起来，有人问他：“里面可有蒙汗药么？”他干脆说：“蒙汗药酒来了！”引得大伙哈哈大笑，也忘却疲劳了。这大胡子叫黄德楷，广西人，四十来岁，年纪比这些人大，那天刚到厂时，队长要在他们当中物色一个勤杂人员，一眼就看中这大胡子，要他当“防火员”，在宿舍挑水挑饭，打扫卫生。他就是广西有名的中学语文教师，曾是广西日报的总编，因为参加过托派，也被抓进来了。小分队里有这位幽默的“防火员”，真是妙趣横生。每天由他分菜，特别是难得吃到一次粉蒸肉时，大家眼光光地看着他分菜，他就像小贩叫卖一样唱了起来：“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每天大家吃午饭和晚饭时，就非常高兴听到他大声读报，这位曾是总编的人，竟然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把重要新闻播完，而且有声有色，十分动听！新闻播后，有时还播些表扬或批评稿，每当念到一些表现积极的人，吹毛求疵、夸大其词的批评稿时，他就念得断断续续，好像看不清来稿似的，大家心里都听得明白。平日，他在监舍打扫卫生，弄得到处清清爽爽，看到有些人的被子折叠得没有棱角，不符合规定，他就给它弄好。所以在历次卫生评比中，这个小分队总是名列前茅的。
劳改生活从早到晚都是紧张的，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天不亮就吹哨子喊起床，赶忙把“内务”整理好，就是把被子折叠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然后马马虎虎洗个脸，匆匆忙忙大小便，马上就吃早饭，集合出工。一到工地，就得拼命劳动，否则完不成定额。中间休息只有几分钟，就又要去拼命，直到中午收工回去。饭后休息个把小时，人一倒下就死一般地睡着了，还未等你恢复过来，又喊出工了。下午收工回来，又是急匆匆地洗澡洗衣服，手脚慢一点也来不及，因为马上就开晚饭，饭后又得坐拢来学习两个钟头，“改造思想”，学习后不一会儿便熄灯睡觉。劳改生活就是这样，除了劳动就是学习，整天“改造”“改造”的，没有时间让你空下来想点什么，让你自己干点什么。只是到了星期天上午，算是休息天，大家才忙着洗洗衣被，写封家信，或者下下象棋，但到下午还得学习半天。
败者为寇
我们白天劳动，疲劳已极，晚上还得学习两小时。所谓学习，就是“认罪服法，改造思想”。天天要批判托派的“罪行”，谁不喊“托匪”，骂“托匪”，就是不认罪服法！起初，大家简直无法接受，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是匪帮呢？怎么是反革命呢？但这里是强迫改造，没有你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你思想的自由！反正中国自古以来有句古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今天共产党胜利就是皇帝，托派没有领导革命成功，是失败者，也就是匪帮！说实在的，这里的劳改干部根本就不懂得中国托派的政见，反正这些人被抓，也就是反革命，就是匪帮。所以大家也只好“难得糊涂”，人云亦云，装聋作哑，敷衍应付，在学习会上胡乱说几句，混天度日而已。当然，共产党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成功，在这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也有不少人思想上是混乱的，并不象我这样单纯。例如俞守一老先生，他当着好几个人的面谈了他反省交代问题的情况。说他把姜君羊的情况交代清楚了，当局者对他说已把姜抓起来了，老俞当即表示“那他得救了”。我听了之后心里真不是滋味，姜怎么“得救了”呢？当然老俞这样表白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表示了什么，都只是默默地听着，其实，姜中大历史系毕业后正逢解放，便躲藏到湛江一间旅馆当服务员，那晓得被当官的中大同学认出，当晚就被捕了。根本就不是根据俞的交代逮捕的。
老俞对老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情况可以说在我们那些老一代人当中都是存在的，包括郑老、尹宽…在内。在胜利的情况下承认自己“走错了路”，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怀有希望得到宽恕的心情把自己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听说藉云龙、梁廷等人在“反动党团登记”时就去登记了的，后来也还是被“一网打尽”了。
过了两个月，又押来一个同案人叫林松琪，他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助教，为人坚强，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谁也抹杀不了的。我认得他，但见他神情惶恐，脸色苍白，估计是从禁闭室放出来的，受过残酷的刑罚。他细声对我说：“我死也不承认是反革命！”我面对这位坚贞不拔的同志，哑口无言。难道叫他投降吗？或者像自己一样装糊涂吗？不，人各有志，由他自己处理吧！
中队部为了布置批斗林松琪，便喊了几个刑期短的，平日表现积极争取，想立功赎罪，靠拢政府的人到队部去，要他们狠狠批斗不认罪的林松琪，直到他低头认罪为止。当天晚上的学习就是开批斗大会。干部故意走开，让你们自己去斗自己，实行分化瓦解政策。我们当中有个名叫方阳的，广东中山人，解放后投机，参加了解放军，以为自己太平无事了，结果还是被抓了进来。到劳改队后，干部见他穿着旧军服，人也顶神气的，便叫他当分队付，跟草包一起来管我们这批人。所以他从第一天起，就在干部面前表现得十分积极，处处为干部命令是听，大胆喝令这些人干活，大家背地里喊他“工贼”。这个批斗会就由他主持，林松琪则站在当中，于是一些积极分子就一个个的起来批斗，问他是不是反革命？是不是托匪？林说自己是革命派，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反革命！是托派，不是托匪！有人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说我没有反对共产党。有人说，你说没有反对共产党，为什么要把你抓来？你是死不认罪！于是方阳领头呼口号：“认罪服法，前途光明；抗拒改造，决没有好下场！”批斗会越演越烈，有人走上前去把他的头压下来，要他低头认罪，有的踢他的膝盖，要他跪下来，有的动手打他耳光，一时响声震天，隔墙的劳改队有个分队长赶忙跑过来喊方同阳，叫他不许打人！批斗会才逐渐平静了些，林松琪还是坚强地不承认是反革命！
对待这种批斗会，局中人的表现则是各不相同的，有人积极响应，有人动手打人，有人沉默旁观，也有人内心愤愤不平，却不露声色，大多数人采取冷漠的态度，坐在后头，不时装着出去小便走开，不忍心再看下去。也如同对待坦白交待方面，有人真心实意，有人半心半意，也有人完全是应付差事。但有一点可以说是共同的，即在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些人在思想上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他们从来认为托派的革命路线是最正确的，如今怎么未能取得胜利呢？这不就证明共产党是对的，自己是错的吗？正由于思想上的混乱，才会产生出各种不同的表现。
这样的批斗会连续进行了好几次，还不能把林松琪整垮！后来在一次宣判大会上，林原判七年，被加刑到十五年！由于他“不认罪”，便索性把他关押到禁闭室去，与其他人隔绝，便全无信息。听说他第二年即1955年就惨死在狱中！好一个坚持自己的信仰，临死不惧的人！又一个中国托派的殉难者！（40年后，林松琪的小弟到处查访哥哥的下落，辗转找到劳改砖瓦厂，干部指着一个山头，告诉他当年林松琪就葬在这里，他弟弟只好挖了一杯土，带回去吊祭亡魂！）
监狱被服厂
罗真等四个女的被分配到被服厂去车衣，她们年纪轻轻的，女监一些老犯人还以为她们准是从火车上抓来的小偷。那里晓得她们是为了追求真理，持不同政见，如今却“莫须有”地跟丈夫一起被抓进来的。她们大都蓬头垢面，精神不振，她们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庭和孩子，心中万般的牵挂，女人有着比男人更深重的痛苦。
罗真是她们中年纪最大的，也是胆子最大的一个，因为她经历过多次的罢工斗争和被逮捕，强迫劳改是意料中的事，一点也不害怕，她无儿无女，少了一层牵挂，但想到丈夫15年刑期这么长，砖瓦厂劳改又是那么艰苦，他能够顶得住吗？能够活着出来吗？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感到无限的悲痛！
小胡是她们中最年轻的一个，她被捕时才结婚一年多，女孩刚出世不久，硬是抱着婴儿去坐牢的，这真是古今罕有！在监狱中抚育婴儿，母亲吃的是囚粮，能有多少奶水来喂养？这可怜的“监狱之花”，直到一年多宣判后，才准许把孩子交给外面的亲戚抚养。小胡每想到孩子从小没有爹妈，那股辛酸味儿谁能知晓？而丈夫又被判无期，生死未卜，今生今世还能见到他吗？内心总是不得安宁。
李展是陆绩的妻子，她曾在父亲开的香港某印刷厂当老板，聪明能干，丈夫如今也在二监劳改，因为他会修理汽车，所以没有到砖瓦厂去。两夫妻虽然在一处劳改，但平日都看不见面，只在监狱开什么大会时，才远远的瞄他一眼，互相扎扎眼睛而已。后来钳工派人到被服厂修衣车，听到丈夫的口信，互相勉励，也得到安慰。
还有一个鲍裕年，判8年刑，在她们当中刑期最长，因为她曾参加过“领机”（市委）工作。她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被捕时小女孩才一岁，就交给人家抚养了，心里多么难受啊！丈夫李唐原是电厂的工人工程师，一家四口生活得愉愉快快的，却一下子成了囚犯！所以车衣时总是思想不集中，往往要返工。
这个被服厂是监狱西头新建的工场，包括缝纫间和织袜间在内，可容两百多女劳改。这里管得十分严格，女犯一进去，就大杀下马威，每人都叫进管教室声色俱厉的大训一顿：不准谈案情，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互通情况，不准串号子，不准……，总之，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她们四个人分开四个组，天天见面，互不交谈，同一监狱，不同号子，工作、生活、学习都不在一起。犯人与犯人之间互相监督严密，揭发别人是“靠拢政府，立功赎罪”的表现，那些“积极分子”常找别人的岔子去打小报告，有时无中生有，反正是利用矛盾，人叮人，分化瓦解，劳改生活过的就是地狱般的日子！
洪水猛兽
1954年夏，我们在劳改砖瓦厂挑土几个月后，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惊天动地，情况危急，因为劳改厂就在汉江岸边，随时有被淹没可能，上面决定把劳改队迁移到附近的城头山上去，赶紧在山上搭建了许多竹棚。那天一早突然紧急集合，把全部劳改赶到堤坝上，原来别处已发生崩堤，没过多久，可怕的洪水已进入工厂，很快就从地下淹没到半屋！全部劳改被紧急押送到城头山去，谢越秀等一些行走困难的则坐船前去。他们沿着堤坝上走，但见洪水哗啦巨响，把沿岸边一处处的老百姓房屋冲垮，一些屋顶和木料在大水中飘浮，农民痛哭呼喊，惨不忍睹！难怪人们把洪水与猛兽联在一起，统治阶级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这一幕山洪暴发惊涛骇浪的情景，令我们久久难忘！
在城头山上，他们这小分队住进了一个小木棚，反正一个挨一个的能睡下就是了。我们的劳动就是每天去修堤，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保护国家财产，大家拼命去干，我们总算经过几个月的打土锻炼，也能适应修堤的紧张劳动了。几千劳改队日以继夜的修堤，把堤坝加高加固，终于确保了蔡甸镇那一带地区的安全。
修堤结束后，厂里水还未全退，一部分劳改先回厂清理，我们这小队则在城头山上天天学习，或者就是唱唱歌，搞些文娱活动，由于我们来自各地，晚会上有唱京剧、粤剧，中国歌曲和外国歌曲的，有说滑稽讲笑话的，搞得很热闹，大家难得有这么开心。厂里见这些知识分子唱歌这么好，就叫我们到各队教唱歌，我也被派到码头小队教唱，当时没有规定唱什么歌，我教了一首轻快的《采茶歌》，以调济劳改生活：
“采满一筐又一筐，
采茶姑娘笑咪咪，
过去采茶为别人，
如今采茶为自己。”
在城头山避洪水两个多月，然后回到砖瓦厂去。厂房和监狱处处都需要修复，我们被派做泥匠小工，每天和泥、挑泥，有的学做泥工。因为要筛沙，交大毕业生何若平开动脑筋，用木条搞成一部筛沙机，解决了难题。上面不管派我们搞什么劳动，小分队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因而得到上面的好评，认为这些人规规矩矩，老实劳动，又有学问，大可使用。在完成了厂房维修任务之后，上面便把这小分队的人统统调到机修车间去了。
人才济济
我们被分配到车间各个工序。有的学机钳工，有的学锻铸工，有的到设计室、化验室，有的搞统计，有的搞什工，五花八门，都有这小队的人。我和广西大学毕业的骆春柏被分配到锻工间学打铁，那时候连汽锤都没有的，两盘炉子，两个师傅掌钳，我俩拎起锤子学打铁。后来还学摔锤，就是把锤往后翻一转，高高的打下去，打大工件就要用摔锤。看起来，我力气不足，不久被调去机工间学车工，刚学会车螺丝，又被调到钳工搞划线工作，因为划线那个劳改快新生了，我会看图纸，故被用上。划线这道工序，就是把铸造和煅制出来的毛胚，涂上白灰水，然后在毛坯上划出加工的线条。我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一搞好几年，带了几个徒弟，还编写了一本《钳工划线》，可惜未能出版。
圣约翰大学会计系毕业的谢越秀，被派到机修车间当统计，这位体弱书生，要他去挑土劳动，就如同小脚女人，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真是难为了他；现在叫他搞统计，如鱼得水，简直是大材小用了。老谢到机修后，建立了一些必要的会计制度，不多久，机修车间的账目井井有条，连保管室有几多废螺丝都一目了然。每次干部作劳动生产报告，都是把老谢写的资料照念无误。因此，他挑土时是个典型的落后分子，如今搞统计，一下子就变为名符其实的积极分子，在后来的多次评比中都得到表扬和奖励。
这小小的机修车间，真是人才济济，机工间就有几个劳改工程师，一个是印染厂来的，一个是某机器厂的老板，机床有什么毛病，他走过去一听就知道毛病在那里；铸工间有个华工大的助教，对化铁炉的构造有他的专著，只因他犯了指奸幼女罪被抓到这里劳改来了。还有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的司令，西安事变时曾去救过蒋介石的李乐中，如今也放在设计室劳改。小分队交大毕业被打断了腿的何若平也被调到设计室去，他如同谢越秀一样如鱼得水，零件图能直接绘到图纸上，不用草稿再晒图。砖瓦机什么零件坏了，他立即绘出草图，锻铸加工；他负责设计的东西，又快又好。
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姜君羊和广西某中学校长何春华，却被分配搞铸工翻砂。老姜无论挑土或干什么劳动都是很迈力的，认为是为社会建设而劳动。可是在学习上却是人云亦云，装得胡涂，有一次发言，竟然希望马克思到中国来看看，还不知道马克思早已不在人世，当时连在场的干部也说他胡涂，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从此以后，姜君羊就多了一个“姜胡涂”的绰号，有的干部也叫他“姜胡涂”。其实老姜十分清醒，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只好自己空下来看看马列书而已。
铸工的活很繁重，他们平时把铁块打碎和学造砂型，开炉时就去抬铁水浇铸工件，那怕是铁水浇到身上，也不能放手的，那时候又没有什么防护用具，抬铁水的人往往被烧伤了手脚和衣裤。老何是高个子，年纪比姜大些，劳动踏实，吃苦耐劳，他的腿被烧伤了几处，痛苦不堪。老姜读大学时物理化学知识基础好，铸工间化铁、化铜、化锡、炼钢的投料都是由他搞的，后来在大办钢铁运动中他大显身手，成了炼钢能手，别的劳改单位还请他去指导炼钢哩！
这里的机修车间，不但负责全厂砖瓦机、小火车头和各种车辆等维修工作，还帮助附近砖瓦厂的维修。劳改工厂，不仅劳动力强，技术力量丰厚，质量好，工效高，买砖瓦的单位都喜欢到劳改砖瓦厂提货。
小队当中最年轻的小伙子陈保雄学车工，在落地车床加工土车轮子，往往由于不专心，有时车大几个丝，出了次品，吃饭时就有许多批评稿，说他“故意破坏生产”，“不认罪服法”云云。可见在机修劳动，干机械活，也不比其他劳动轻松。强迫劳动就是这样，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否则就是破坏生产，要挨批受斗！
劳改塑料厂
小分队中那个广西大学化学系助教徐太兴，被调到化验室后，为准备新建塑料厂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自从有了塑料工业后，社会上到处都有许多废塑料，可以回收利用，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清洗、分类和粉碎，这个工作也只有劳改厂才能做到，所以厂里早就有意办个塑料厂，废物利用，但缺乏化工人才也搞不成。如今劳改队里有徐太兴这个专门研究化学的专家，真是机会难得！因为粉碎后的每批塑料，都要进行认真的化验，要开出不同的配方，才能进行再生产。就这样，很快建立了塑料车间，仅仅两年，迅速变成塑料厂，大量生产塑料凉鞋和农用薄膜，以及生产洗衣机外壳等等，发展成为湖北省最大的塑料厂，徐太兴这位化学专家功不可抹！调到化验室劳改后，历年被评为积极分子，1957年提前刑满释放，但工作需要，不准他回到社会上，要他留在厂里“就业”。
劳改塑料厂生产的凉鞋，价廉物美，在中南区十分畅销。那时候厂里的机修车间也扩大了，由于劳改队里技术人才济济，不仅能维修各种塑料设备，还能自制设备，如C630及8米龙门刨床，并且批量生产马达、水泵等，技术力量雄厚，别的塑料厂望尘莫及。劳改工厂的产品，质好美观，价钱便宜，后来听说外国记者报导了某地的情况，认为劳改犯是无偿劳动，国家是赚劳改犯人的钱，剥削犯人云云，搞得满城风雨。不知道外国的犯人如果去劳动，是否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呢？在我国，犯了法就要去劳改，强迫劳动，强迫改造，政府除了供应劳改犯人囚粮和囚衣外，每月还发给一点子零花钱，可以买些肥皂等日用品，发零花钱每月要评比一次，表现好的多发几角钱，表现差的少几角钱。劳改队的粮食定量是按不同的体力劳动而定，但由于油水脂肪少，人们总觉得吃不饱，于是农副业队就种了许多南瓜，饭未吃饱可以大吃南瓜。这样的情况是否无偿劳动呢？出售劳改产品是否赚犯人的钱，剥削犯人呢？人们还搞不清楚。但从此以后，劳改产品就改掉了劳改“新生”的牌子，这里的劳改塑料厂也改了牌子。
国庆观礼
1956年夏，小分队的人突然被集中起来，说是去参观学习，这是一件新鲜事儿。上面要求大家穿得整齐些，把我们送到市二监狱去。到了那里就跟女同案在一起，几对患难夫妻总算有机会见面高兴一下子了。罗真看到还好，砖瓦厂的重体力劳动没有把我压垮，心里感到无限的欣慰；鲍裕年看到孩子的爸李唐还顶得住，想到他明年刑满，回去可以照顾孩子了，心中自然也高兴。李展虽然与陆绩在一处劳改，可以暗地里传递信息，集会时也能互送秋波，比别人优越，如今在一起，就热烈地拉起手来，暖暖和和的，像通了电似的，难解难分。只是小胡没有看到丈夫，她丈夫不在这里劳改，心中难免有点惆怅。
我们二十余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由几个便衣的警卫押解着，参观社会主义的新建设，首先去参观那时刚刚建成，还未通车的长江大桥。多么的雄伟，多么的辉煌！滚滚长江水，架设了天桥，南来又北往，天堑变通途！好啊，参观的人莫不为这新建设而鼓舞！他们还参观了解放后新建的国棉一厂和肉联等，但见年轻的工人们在熟练地操作，把一捆捆的棉花一下子加工成棉纱，把一只只的肥猪赶进通道，加工出来的却是分门别类的猪肉食品。他们还参观了武汉钢铁厂、武昌车辆厂和重型机床厂等，解放后这些老厂已旧貌换新颜，得到蓬勃的发展。
尤其高兴的是参观苏联展览会。因为参观的人很多，人头踊踊，在这种场合，上面又不好把这些人扣上手铐，只好加强警卫，约有十个便衣紧跟着，其实这些人是绝对不会逃跑的。他们兴高采烈地参观苏联的新产品，到处都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这样的参观学习，确实令他们欢欣鼓舞。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得好啊！这些人不也在参加建设社会主义么？那怕被看作罪犯，不管分配什么劳动，大家都是拼命去干，坚决完成任务，做出成绩的。他们也在和劳动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啊，为什么共产党却把他们视为敌人，把他们打入地狱呢？人们的思想真是矛盾重重，难以解决啊！
几个月后，国庆节前两天，小分队又被集中到二监狱，说是让我们参观国庆盛典。尤其让这些人感到高兴的是：劳改干部在讲话时，再不叫我们为“托匪”，而正其名为托派了。这是对托派性质的历史性的转折，为什么会有这个的转变呢？原来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大揭斯大林的底子，托洛茨基逐步被恢复名誉。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的政策举旗不定，如何对待托派问题，还待研究，所以组织这些托派分子去参观学习，再不叫他们为“匪”，原因就在这里。国庆节日早上，他们就被安排在临街酒楼的看台上，可以居高临下，观看国庆大游行，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街道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游行的队伍来了，首先是许多人撑着一面阔大的五星红旗，跟着是步子整齐的解放军队伍，接着是腰鼓队和许多花车，灿烂辉煌，新产品模型，增产指标和统计图表，一队队各行各业的欢乐的人群，兴高采烈，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霄！人们身临其中，无不欢欣鼓舞，这只有在蒸蒸日上的新社会才能看到的新景象！
宣判大会
1957年5月，劳改砖瓦厂召开奖惩大会，小分队许多五年刑期的，都宣告提前释放，这当中有徐太兴、谢越秀、陈景光、李唐、黄德楷、何春华、骆春柏、李松、陈保雄、芦基、肖静放、廖鉴成、雷润清、李启成、袁炳昌等人，此外，我被减刑五年，姜君羊减刑三年。与此差不多同时，二监狱也召开奖惩大会，罗真原判五年的提前释放，同案其他三个女的，刑期都超过五年，也一律假释。那时候对托派的案子，可以说是宽大处理，对于一些刑期长的人，干部也口口声声说：“你们的案子今冬明春就要解决的。”那是因为当时中共对托派的政策还举旗不定之故。
罗真提前释放后，喜气洋洋地到砖瓦厂看望我，然后乘火车回广州，看到垂老的公婆，这五年来老人日夜为儿操碎了心，已变得老态龙钟，步履维艰了。罗决定留在广州照顾两老，她回到毛麻厂报到，那晓得工厂把她拒之门外，说是她已被开除了！这有如晴天霹雳，岂有此理！她没有工作，去当保姆也没有人要，后来上海的姊妹知道了，就汇来旅费让她回上海去，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两老。她在上海做临时工，每天一早站在厂门口，等候缺勤不上班的，然后进厂做工，每月约32元的收入，寄给广州的公婆10元钱，人家都赞她好媳妇。由于她的技术高明，人际关系好，第二年有机会最后一次升为长工，从此生活才安定下来。
李展假释后，因为陆绩还在这里劳改，所以她不回广东去，就在武汉想方设法找工作维持生活。她是个能人，找到在监狱里出来的熟悉人，起先搞缝纫，后来搞过复印社和拉丝社，反正监狱每月有一次接见，可以带些东西给陆绩吃，大家见见面谈谈心，就是最大的安慰。
陈景光原是中航起义人员，在航空公司工作，被捕时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他被捕不久，小女儿夭折了，妻子作为反革命家属辗转到农场劳动，一直等到他刑满出狱，但已不能恢复原职，陈只好去挑土为生，每天挑得一元钱，他多么希望正在农场劳动的妻子重归于好啊，现实是如此残酷，幻想破灭了，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后来在广州无法生活下去，回到武汉找李展，之后又被送往农场劳动，直到身体残废，才被送回广东原藉，好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诗人，不几年就离开了人世！
曾任广东糖业公司会计主任的谢越秀，五年刑满，回去后也不能恢复工作，只好去挑土，后来才进车行当统计。他被捕后妻子和两个子女真是含辛茹苦，总算挨到他“新生”，那晓得今后的日子还是无法过下去，妻子只有忍痛离开他回香港去，后来又把子女接去，直到“文革”前才不得不离了婚！好一个幸福家庭，从此妻离子别！
五年刑满释放回去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劳改释放犯嘛，被人瞧不起，被人疏远，特别是后来疯狂的“文革”岁月，他们这些服了五年刑的人又被揪了出来，作为牛鬼蛇神挨批受斗！有的又被判了刑，再去劳改！有的被折磨得惨死在运动中！
参观学习
1957年，听劳改干部说过：“你们的案子今冬明春就要解决”的第二年，公安部为托派分子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参观学习，把各地一些刑期较长的集中到上海，从武汉去的有黎平、姜君羊和陆绩三人，总共约20余人。在上海监狱，我看到了温州的王国龙、周仁生，上海的藉云龙等过去认识的战友，多年不见，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参观了华东、华北、华中地区的北京、沈阳、鞍山、抚顺、武汉等六大城市，参观了50多个单位，历时一个月，走遍了半个中国，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旅行。这些人的身份是保密的，自始至终带有神秘的色彩。接待单位把这些人当成公安部的官员，所到之处受到特殊的接待，听到厂长、经理、工会主席、劳动模范、农业社长、大学校长的汇报，令人们大开眼界。
首先在上海，参观了信谊制药厂等十个单位。解放后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只对官僚资本采取没收政策，52年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五反”运动，揭露出资本家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到54年就把私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工厂的领导权归公方代表掌握，资本家每年拿到若干定息，仍当厂长或经理。
在北京，我们参观了7个单位和游览了天坛和官厅水库；我们还参观了张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改后，实行农业合作化，从初级社一下子办到高级社，这张各庄社原来是14个小社，56年合并起来成为高级社，有2146户，共9000多人，土地24343亩，有拖拉机两台，收割机1台，汽车1部，板车120辆，牲畜104头，生产以粮食为主。在管委会内，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管委会由社员大会产生。解放前这里很穷，很多人吃不上米饭，如今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三、四级工人的生活水平。
我们到东北的沈阳、抚顺和鞍山参观了8天。这里早年被日帝占领后，成为帝国的重工业基地，解放后优先发展重工业，把它从废墟中建设起来，苏联把她占领东北时拆走的机器设备还给中国，因而重工业得到飞跃的发展。
日帝1917年占领鞍山成立昭和炼钢厂，经过四期的扩建，颇具规模，日帝败走时曾扬言：“要恢复鞍钢最快得20年，让高炉去长高粱吧！”帝国主义者估计错了，解放后到52年，就迅速地恢复了三分之一的生产，总共有10座炼铁高炉。修复一号高炉用了十五个月，最后一座仅用了七个月。与49年比，生铁产量53年增加了10倍，56年28倍，57年33倍，相当于伪满时期最高年产量的三倍多。
我们参观学习的最后一站是武汉，参观了华中工学院、武汉医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解放后，大学院校进行了重新组建，华中工学院是由四个大学的工学院合并起来的，武汉医学院是由同济、武大和协和三个医学院、医院合并而成。华工现有学生5100人，武医2500人。据华中工学院的负责人说，学院已开展了反右运动，在校教工学生6000多人中，右派分子100多名，三、四年级学生中有反党言论，说什么“肃反违反宪法”，提出“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口号云云。
我们这些人在差不多一个月的难得的参观学习中，确实看到解放后许多繁荣兴旺的新气象，感到无比兴奋，对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初步成功和托派未能领导革命成功的问题有所反思。当时斯大林已去世，赫鲁晓夫大揭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为托案后来的平反铺平道路，使世界舆论哗然，中共也得重新考虑对托派的态度。所以他们在参观学习中，心情舒畅，希望托案能早日解决，以为不久就会释放。参观结束后，每人都要写参观学习心得。
在参观中与我同组的有个托派的知名人士曾猛，年纪都比我们这些人大，听说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生，先后担任过陈独秀和周恩来的秘书。他是温州人，当年在中学教书，影响了许多学生参加托派。如今，他身体很弱，五十来岁的人有点未老先衰，认为自己老了，活不长了，说我们年纪轻，可以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听说他就在参观后的第二年，即1958年就病死狱中！
一起参观的还有一些托派的知名人士，如翻译《反杜林论》的杜畏之，和代表湖南省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革命期间曾在湘潭与毛泽东在一起工作的何资深等，看起来当时这些人也很轻松愉快，以为就会得到平反或宽大处理了。记得当带队的赵科长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时，何资深竟然说：“希望中央的同志接见我们”！我听了几乎吓了一跳，难怪全程参观完毕时，那赵科长放大嗓子说：“你们还是回到劳改队去吧！”后来听说，这位老革命何资深，于1960年在狱中含冤死去！
“自然灾害”
我参观学习回到劳改厂后，劳改干部要他把参观的情况好好写出来，在劳改队里传达。我想，把看到的真实情况讲给犯人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解放后这几年来，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于是从笔记本里整理出长长的一篇，题目名为《社会主义好》，经过干部审阅后，就在全体劳改大会上宣讲，足足讲了个把钟头，当中休息了几分钟。这里的劳改队多是刑事犯，抢劫、杀人、强奸、贩毒等，也有少数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他们对新社会毫无认识，所以我这一讲，使他们也大开眼界，知道新社会的一些情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即使那些劳改干部也听得津津有味。
由于同案大多数五年刑期的都已刑满释放，如今只剩下我和老姜两人，晚上学习就与其他犯人在一起，用不着像过去那样每天要批托了。劳改工作也不断调动，
后来的几年，共产党全面开展“三面红旗”运动，为了大办钢铁，社会上都把一些铁窗、铁门和一切铁的东西拆下来，作为炼钢的材料，厂厂炼钢，处处炼钢，听说宋庆龄家里也弄了个炉子炼钢，以表示响应政府号召。那些日子，机修车间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日夜赶制一个炼钢转炉，然后争分夺秒开炉炼钢。一旦转炉流出了钢水，铸成钢锭，那些劳改干部们，连夜敲锣打鼓往省市送喜报！表示他们在大办钢铁运动中做出成绩，立了大功！后来才知道，运动中炼出来的所谓“钢”，不过是一块块的废铁而已。大办钢铁运动并没有提高炼钢的产量，反而浪费了大量钢铁材料。大搞人民公社，却用的还是那些落后的农具耕作，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动一下锄头，我也动一下锄头，结果农业大歉收，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这自然灾害七分是人为的，三分是天时造成了！
在灾害最严重的日子，全国大闹饥荒，连劳改队的口粮也保不住，最严重的时候，每餐只喝一点稀粥，劳改队只好不出工，这种情况有好几天。
刑期与戴帽
李平是在“一网打尽”的52年月12月22日被捕的，判刑15年，后减刑五年，到62年刑满。姜51年被捕，减刑三年，63年刑满。劳改刑满以为可以释放了，以为从此恢复自由了，可以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可以在社会上重新工作了！这是盼望了多少年的大喜事！那晓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刑满不等于恢复自由！不，中国的“莫须有”刑法，除了刑期之外，还有“戴帽子”的刑罚，任何一个统治者为反抗者设计的陷阱是很多的，花样繁多，让你防不胜防。我劳改十年，到1962年刑满后，并未被释放回家，说我还戴着“反革命”帽子，还是专政的对象，也就不能回上海大城市，不能回到家里去！还得留在劳改厂里“就业”，继续改造！老姜63年刑满后也是如此，都不能回家，继续留厂就业，接爱“专政”！至于什么时候把帽子摘掉，决定权不在自己，正如毛泽东说过：有帽子在我手里，要你戴你就得戴，要你不戴就可以不戴。所以只能听任当局摆布，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劳改10年结束了，并未被释放，高兴不起来，只不过从小监狱转到大监狱去吧了！
就业廿年
1962年冬，我劳改10年刑满后，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强迫我留厂就业，继续改造，不许回上海去与家人团聚！老姜63年初刑满，也戴着帽子，不准回南宁老家去，继续留厂就业。于是我们先后从劳改监狱搬出来，住到监狱外头的就业人员宿舍去。真真是走出了小监狱，立即又投入大监狱。受管制，受监督，受歧视，继续强迫劳动，强迫改造，低着头做人，依然失去了人身自由！
这里的就业队有百余人，大多是跟我一样戴着帽子受专政的人，少数是无家可归的人，也有像徐太兴那样，虽然没有戴帽子，但厂里工作需要，把他留下来的，却不是名符其实的工程师或技术员的政治待遇，硬是把他放在就业队里，继续接受改造。
就业队的宿舍是一排排的小平房，每个房间住四五个人，各有一张木床和小桌子，与劳改监狱全是统铺，并排睡在一起是不同的；这里还有个就业食堂，就业人员每月领到一定的工资，在食堂吃饭，自己想吃什么菜就点什么菜，不象在劳改队里吃囚粮，分给你什么就吃什么了；作为就业人员，星期天经过批准还可以出厂到近郊或武汉市去走走，当晚回厂。家在武汉的，星期六晚可以回家住一宿。家在外地的，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期，可以回家探望亲人。所以说，就业比劳改略胜一筹，但比干部，比工人，比职工还是低人一等，留厂就业的人都是无可奈何的，谁不想回到城里，回到家里呢？这里流行一句话悲观的话，就是：“劳改有期，就业无期。”人还是低着头灰溜溜的过日子。
那时候，我与姜两人都是技术工，工资比没有技术的就业人员多些，我是钳工四级，工资约40元，姜是铸工三级，37元。我们有了这些工资，除了吃饭和日常使用外，还留下一点钱作年底回家探亲的旅费。但也好景不常，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就业队就取消了工资，一律发16至18元的生活费，仅够吃两顿饭而已，就跟劳改队差不多了！直到72年“拨乱反正”后，才又领到一点工资。
就业人员也跟劳改队一样，每晚学习两小时，叫做“改造思想”，学习时事政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半年评比和年终评比，评积极分子，开头只发一张奖状，不搞物质刺激，后来才对积极分子发一点奖金。反正一切跟劳改队差不多，一样的管教。
与劳改队不同的，就业队可以接待家属，家属来到队里，住上几天或经批准长住下来也可以，给他们单独一个房间，这算是最优待的了。但我爱人在上海有工作，也从未来住过，老姜还没结婚，更没家属来住。
探亲
我留厂就业后，每年利用半个月的探亲假期，得与家人见面，这真是最难得，最幸福的时刻！但回家探亲，因为还戴着帽子，被专政，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去派出所登记，离开时也去登记，回厂后还得汇报在外面的情况。临回家探亲时，干部一再交待：“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还是劳改队那一套，真是气死人！简直一点自由也没有的。我每年回家探亲，总是先从武汉乘火车回广州，看望老母亲和姐姐，老父亲却等不到儿子刑满，在早一年就中风病逝了！可怜这个老华侨，一生远渡重洋，为儿为女操劳，晚年也没有过上好日子，老人最喜欢我这个小儿子，好端端的却被共产党抓去，盼星星，盼月亮，老眼发黑也未见儿子归来，终于含冤而逝，死也不瞑目啊！我刑满后头一年回家探亲时，母亲已经老态龙钟，步履维艰，与十年前相比，简直是两个人了！老人见到我这阔别十年的儿子，真是手舞足蹈，悲喜交集，热泪盈眶！第二天，母亲就带我回乡上父亲的坟。沿着村前的石山上去，再走过两个山头，在一片荔枝树林边，一座小小的山坟，没有石碑，这就是父亲的新坟！才安葬不久，青草还未盖住黄土。我悲痛地含着泪水默默地哀悼：敬亲的父亲啊！你辛辛苦苦抚育我长大成人，而我却未曾报答你万一，祸从天降，反而害得你担惊受怕，积忧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真对不起你老人家啊！安息吧，敬爱的父亲！乡下有个叫“其叔”的，见到我就称赞我妻是“天下第一孝顺媳妇”！原来罗真刑满释放回上海工作后，在她微薄的工资中，坚持每月寄十元钱奉养公婆，从不间断，这样的好媳妇，在村里一时传为佳话。老人每次收款后也总是请其叔写回信。我在广州与母亲和姐姐相聚两日，也算是共叙天伦之乐了，我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她们，赶着去上海看望罗真。有一年，我突然接到姐姐急电，说母亲病危，我很不容易请了十天事假，回到广州，在医院里日夜陪伴老母，总算使老人临终得到一点安慰啊！就在我假期已满，离穗回厂几天后，母亲便瞌然与世长辞了！那年底我回家探亲时，姐和我手捧着母亲骨灰盒回乡，把骨灰安葬在父亲墓里，从此与双亲诀别！
牛郎织女
我十年刑满后继续留厂就业，一直与罗真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自62年冬就业起，每年的探亲假，先去看望母亲，然后急急忙忙的去上海看爱人罗真，住上三几天就又匆匆乘船返回武汉，半个月的探亲假要在火车轮船上花一半时间，也总算是好的，能见到家人，在那不自由的日子里，就算是最幸福的了。
罗真五年刑满时，曾到砖瓦厂看过我一面，1957年我去参观学习到上海时，监狱准家属接见一次。一隔又是好几年，罗真望穿肉眼盼夫归，今天总算看到身体健康的爱人回来了，多么的高兴啊，我们该有多少话儿要说，多少心事要讲啊，可是我仅仅住三四天又要离开了，天涯海角，相距十万八千里！
罗在上海与母亲共同生活，相依为命。考虑到有朝一日我回来时，没有工作，没有劳保，今后的生活如何是好？因此罗一直节衣缩食，节省每一分钱，留待以后使用。但“劳改有期，就业无期”，我何年何月才能准许回家呢？何况两人都还戴着“反革命”帽子，何年何月才能摘掉呢？虽然大家都已服满了刑期，从小监狱里走了出来，却还在大监狱内，被管制，前途怎样？只有听天由命，真是不堪设想啊！
每次探亲回家，都得向派出所登记，小组长不断到屋里来监视，其实我除了看望亲属之外，什么朋友也不便去找，因为你还戴着帽子是专政的对象嘛！罗真有许多兄弟姊妹，我每年春节回家探亲，大家都来看望我，欢聚一堂，高高兴兴的，亲人并不嫌弃我。解放后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被抓被关的人多了，像我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只是认为我运气不好，本来已经去了香港，为什么又要跑回来呢？未免有点可惜吧了。
混天度日
由于“就业无期”，在就业队里，人是灰溜溜的，日盼夜盼，也不过盼望过年，好回家探亲，快乐几天而已。我在机修车间工作已多年，情况都很熟悉，反正与劳改队一样劳动，搞钳工划线，也搞过车间调度等工作。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生产是十分紧张的。晚上还得集体学习两小时，可以说从早忙到夜，也就这样胡里胡涂地过日子，混天度日而已。
我从小就喜爱音乐，平时按照自己的兴趣，也喜欢唱唱歌，学习作曲，工余之暇，打打羽毛球，锻炼身体，也颇有趣，反正就是这样去消磨时光。
星期天，就业人员可以出厂了。于是就跟老姜一起到武汉市去逛逛马路，然后到徐太兴家里玩玩扑克，直到傍晚才趁厂车回厂。徐太兴刑满后因工作需要，要他留厂就业，继续担任化验室工作，给他以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但政治上不是干部，不是职工，他没有帽子，还是个低人一等的就业人员，这是极不公平的！他57年刑满后，把妻子和女儿从广西接到武汉来，妻子在学校教书，后来又添了个小儿子，一家四口倒也过得愉快。所以我和姜两人星期天常到他家里作客，他的妻子也异常好客，陪大家一起玩扑克，连他的女儿也喜欢这些有文化的叔叔。老徐也深知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同志的苦恼，常对我们说：“这就是你们的家啊！”所以我们到老徐家里，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星期天我们到附近的农村或蔡甸镇去走走，天冷时候买半只或一只杀好了的狗回来，然后大伙烧来吃，你一份，我一份的，十分热闹。湖北省像个山窝，一热热到40度，一冷冷到0下几度，所以冬天大家都喜欢吃狗肉，又叫香肉，吃得暖烘烘的。就业生涯就是这样胡里胡涂的度过。
大动乱
中共政策越来越左，“三面红旗”之后，人为地造成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自从苏联赫鲁鲁晓夫大揭斯大林的反动底子，苏中两党的矛盾公开了，苏共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的“公开信”，中共中央公开批评这封“公开信”，从一评至九评，你骂我修正主义，我骂你修正主义；你骂我托洛茨基主义，我骂你托洛茨基主义，中国开展了反右运动，继而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反“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学校停课，工厂停产，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全国一切机构、工厂企业的群众都把“走资派”的头头揪出来批斗，红卫兵任意去抄家、抓人！全国陷入空前的大恐怖、大动乱中！
那时候监狱当局生怕劳改犯越狱逃跑，重兵把守。监狱的干部和群众也把党委书记作为“走资派”揪了出来批斗，有的干部低着头扫街，劳改犯人看到，莫不暗地好笑，自己搞到自己头上来了，“活该”！就业队里也搞运动，批判那些说怪话的人，例如有人说“这么多蚂蚁”，人家揭发他污蔑红卫兵，于是要大家斗争他！与社会上一片混乱相比，这里的劳改队和就业队就好比锁在保险箱里一样，没有红卫兵去整他们。
文化大革命那些日子，我回家探亲，也得手捧《语录》，火车站上由红卫兵指挥排队念语录，然后上车。红卫兵可以到全国串连，乘车趁船不要钱，有的地方甚至供应住宿，所以火车上都挤满了人，都是一些十来岁的学生，两个人的座椅要坐三个人，连座椅下面、行李架上面都睡着红卫兵。我从上海趁船回武汉时，轮船上也是这样，一张床要睡两个人，地板上都睡满红卫兵。红卫兵满天飞，毛主席是红太阳，是他们的神，大搞个人迷信，红卫兵到处抓人，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活活被整死活埋。这场由毛泽东亲手掀起的大动乱，足足搞了十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使得中国经济破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百万红卫兵，后来由毛泽东一声号令：“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只好不去读书，被赶到农村种田去了。
牛鬼蛇神
罗真57年回到上海起先做临时工，后来才升为长工。罗的转正，与她隐瞒被捕的历史有关，那是“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如果厂方知道她是个“劳改释放犯”，就肯定不会转正了。但隐瞒也是暂时的，58年开始“反右”，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她再不能瞒下去了，只好作了交待，当时还得到“坦白从宽”的处理，不予追究。但到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她被列入“另册”，成为“五类分子”，有一次要把她遣送到农村去，她没有家乡，从小就在城里，一个女子如今要被送到千里迢迢的西北边陲去开荒，这是什么世道啊！幸而工厂要生产，需要技术工人，才把她留了下来，没有去成，逃过了一次灾难。听说那些被强行遣送去云南开荒的人，十之八九有去无回的。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了！她作为“牛鬼蛇神”又被揪了出来，“打倒反革命”的大标语、大字报贴在厂里，贴到家门口，惨遭批斗，不是几天、几星期，而是了无时日，批斗别人时也要她陪斗。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每天除了繁重的劳动外，还要她交待罪行，检讨批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厂里给她做最坏的机子，却要织出优质高产的丝绸，否则就是破坏生产！在如此残酷的迫害下，她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她再也支持不住了，几次昏倒，后来发现舌头上长了一颗黄豆大的东西，起先到地段医院看病，只开了一些消炎药服用，后来病情恶化，到大医院去切片检查，才知道她已不幸患了舌癌！那时候医院还不知她是“牛鬼蛇神”，及时给她切除了淋巴腺，进行电疗，抢救了她垂危的生命，否则更不堪切想了！从此以后，她长期病休在家，拿六折工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不放过这个身患绝症的女子，还是要她屈辱地每天跟其他“五类分子”一道去扫街！
与罗真一样被判五年提前释放的同案人，回到社会上到了“文革”时期，统统又成了“牛鬼蛇神”，重新被揪了出来，惨遭批斗！出狱后妻离儿夭的陈景光，从合作社调到农场，“文革”时作为革命两派斗争的磨心，以致身残，遣送回乡，不久含冤死去！原广州电厂工人工程师李唐夫妇57年被释放后，在合作社惨淡经营几年后，到了“文革”又把他们作为“牛鬼蛇神”赶往农村，农村不收，赶来赶去，被折磨得好惨，没过几年，两夫妻双双离开了人世！广西大学毕业的骆春柏，在“文革”时竟然又被判刑十年！上海的俞益敏出狱后在反右运动中又被“劳教”八年！……
株连九族
罗真的不幸，还“株连九族”：她的弟弟，原来开小裁缝店的，因罗真托他为《青年与妇女》杂志在邮局开户盖了个图章，后来几个小裁缝店合并为一服装厂，“文革”时就把他弟弟打入“五类分子”，戴起“坏分子”的帽子，挨批受斗，被管制多年！他弟弟已做好了棉衣，准备到北大荒去劳改了。被管制后每天下班还要打扫厕所和工场卫生，别人升级加工资没有他的份，弟弟有四个孩子，一家六口饥寒交迫。罗真深以为歉，自己受罪，万万想不到还要连累家人，那时每月32元工资，总是送弟弟10元，寄广东公婆10元，自己只留下12元使用。
更有更出乎意料之外的，连她的妹妹也受到株连！罗真回沪后，她妹妹介绍她进厂做临时工，但与托派毫无关系的，也借故说她对徒工态度不好，被遣送安徽什么地方去“劳教”四年！妹妹有两个小孩，也只好寄养在老工人家里，好好一家人搞得妻离子散的，罗时常到老工人家里看望两个小孩，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关怀备至。
本质问题
在漫长的劳改、就业岁月中，我也常看马列主义的书，不断进行反思，中国托派的革命主张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为什么未能领导革命胜利呢？主要是由于她坚持在城市团结、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而城市恰恰是蒋介石的据点，实行法西斯的野蛮统治，不容革命党人有活动的余地，因而托派组织累遭破坏，无法进行工作，但始终未能及时改变策略，而中共则及时转移到农村去，组织农民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终于消灭了蒋匪帮，取得革命的胜利。
我也想到，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要斩尽杀绝而后已，难道这仅仅是“政见不同”吗？不，这里有个本质问题，斯大林之所以反托，是他代表官僚特权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要“和平共处”，“保卫苏联”；而托洛茨基要实行不断革命的国际主义路线，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摘掉帽子
我十年劳改，刑满后又戴帽九年，到了1970年才摘帽。那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上帽子乱飞，帽子有“地富反坏右”五种，又称“五类分子”，戴了帽子，就是专政的对象，就要受到管制，处处受到监督，而且劳改有期，戴帽却是无期，不知道要戴到什么时候，上头说摘就摘，上头不给你摘就一直戴着。这种无法无天的刑罚，世界上是没有的！
我被摘掉“反革命”帽子，应该说已恢复了公民权，可以回到上海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了，可是不，我还是个“就业人员”，还得留厂就业，继续改造！虽有公民权，但还是个受管制的二等公民！还是个失去自由的“公民”。老姜也差不多同时摘了帽，还是一样要继续留厂就业。
在厂里还是做一样的工作，拿来一样的工资，晚上还是一样的“改造思想”。我搞统计和车间调配，有时附近的砖瓦厂机器坏了要维修，干部忙了，就由我带两个可靠的犯人钳工去修。机器修好后，砖瓦厂就弄些小菜请我们吃一顿饭。有的犯人患病，必须到市里的大医院开刀，也找我到医院陪着。明知道这个犯人不会逃跑，所以搞这个工作也颇轻松。一般犯人是不会逃跑的，平日厂里如果发现犯人逃跑，立即拉响警报，声震四郊，周围农村的民兵和老百姓闻声进行搜索，干部奔赴车站码头，所以无有不被抓回来的。被抓回来的逃犯，当即被拳打脚踢，几乎打到半死，还得重重加刑！所以人们都不愿走这条绝路。
我被摘帽后，总算有个红彤彤的“工作证”了，探亲假回家时，也不象戴帽时那样受到严格的管制了。但我摘帽后，罗真却还未摘帽！她五年刑满释放回家，本来是没有帽子的，“文革”时又给她戴上了。我脱帽后两年她才摘帽，真不晓得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啊！
上海郑超麟等一批无期或未判的托派，1972年9月28日被宣布释放，却马上又收回释放证，把他们送到农场和玻璃厂，改监禁为管制，各人一间居室，六人一个院落，不许与外人接触，每月发给工资。直到1979年6月5日才宣布恢复公民权，6月底迁入石泉路新居。那时候“拨乱反正”，我在就业队听到刘少奇平反消息中，有郑超麟的证词，证明刘少奇不是工人阶级的“内奸”、“工贼”，郑超麟的名字上面，还有“上海市政协委员”衔头。我当即写信到上海政协郑收，问他是否已经平反？郑超麟回信说，1952年托派“反革命”案迄未平反云。
三十二年
摘帽之后又挨了十一个年头，我才被批准回到上海去定居！那是“拨乱反正”年代，我的姐姐在美国，为了让弟弟好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多次写信到华侨事务委员会去，请求帮助。那时候，毛后的中国已改革开放，欢迎外国投资，对华侨工作十分重视，经过侨委会的努力，才于1983年批准我回上海报入户口。
我刑满后留厂就业21年之久，到1983年已63岁，但离厂时还得不到退休劳保待遇，每月只拿到人民币21.5元生活费，没有医疗费！这点子生活费，仅够每天吃两餐稀饭菜，生病完全靠自费，留厂就业21年，由于努力工作，几乎年年都评为积极分子，受到奖励，但多年的努力，结果却是一场空白，到老了连退休劳保都没有，今后的晚年生活叫他如何度过啊！年青时参加革命，与当局政见不同，就一辈子站不起来了吗？这是什么王法？这是什么世道啊！
我1952年被逮捕，劳改10年，留厂就业21年，失去自由31年，连同前两次被日伪和国民党逮捕，共失去自由达32年之久！我的一生有半世是在地狱中度过的！
望穿秋水
《聊斋志异》中有“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潜潜泪似麻”句，来形容罗真等了我31年的情景太恰当了！1962年刑满后，我虽然每年春节都回家探亲，但匆匆忙忙，住三几天后又得赶紧回厂，几乎连话都未曾说完就走了！罗刑满后回到上海，“文革”风暴来临，她又惨遭批斗，结果患了舌癌！从此长期病休在家。长期以来，我们分居两地，千里迢迢，我不能照顾她，她身旁只有一个九十多岁的妈！这些惨绝人圜的日子，她还是忍泪吞声地度过了。前几年她妈去世后，她一个人独居，她患病时就是住在她三姐家里的。如今总算把我盼回来了，她真是高兴若狂！姊妹们也都为之欣慰！31年前当我们双双被捕时，大家还是个中年人，如今都已两鬓灰白，“少小离家老大回”，已是个六十多岁无所作为的老年人了！我们半世坎坷，后半生将会有怎样的遭遇？我没有劳保，每月只拿到一点子生活费，今后如何生活下去？回到上海后真的恢复自由成为公民了吗？1952年的“托派反革命案”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平反啊！ |
回南方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回南方去
我们是乘轮船回广州的，那时候国民党已穷途末路，上海已临近解放，许多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富商巨贾，纷纷向南方逃跑，轮船上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也只买到五等统仓票，铺两张草席睡在船板上。看得出来，许多有钱佬也只好坐统仓逃命了，因为那时铁路也很混乱，已没有去广州的直通车。轮船中途还在台湾基隆港仃靠好几个小时，那里只不过是个小渔港，两个码头，两条大街，我们还跑上岸去玩，那里的水果很便宜，我们买了许多西瓜。船行三天，到了黄浦港即下船转乘小轮渡到广州去。
回到广州
那时的广州市，算是国民党南京的行都，原来国民党想凭长江天险，阻挡共军南下，那晓得腐烂透顶的国民党政权纵使有几百万武装部队，也不堪一击，反动派政权就好比一幅倾斜的墙，一推即倒，广州不过是它们撤退到台湾的跳板而已。
我们回到广州，跟父母和姊姊一起生活。姊夫准备不久到县里当税务局长，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我却无意去作官，危房能在广州找个工作算了，姊夫后来就介绍我到一间辗米厂去当会计，阿罗也进了广州毛麻厂做工，我们的生活一下就安定了下来。
阿罗从来未织过麻布，以为非得学习一下不可，那晓得织麻和织绸机结构完全一样，而且更比织绸粗糙得多，容易得多，所以一上机即能操作，这使她十分高兴。虽然她不懂广东话，言语欠通，但由于她对人的友好态度和朗爽的性格，很快就结识了好几位广州工友，有一位叫罗惠珍的，两人特别要好，因为都姓罗，人家就说她们是两姊妹。
我在米厂当会计，其实是外行，虽然在民校教过薄记，不过是纸上谈兵，全无实际经验。后来去找在航空公司工作的老友陈景光，他是大夏大学会计系毕业的，我们早在上海听彭述之讲哲学认识，他很热情，手把手教我如何建账，如何过账，如何核算成本等等，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去接受米厂这份会计工作了。这里原是一间米行，经营批发，后来老板发了，才加设这辗米厂原有几个账房先生，记的是旧式账，都很老道。老板是姊夫的同乡亲戚，名刘镇湖，对我很信任，要我建立一套西式账册，使得管理工作更加严谨，不出漏洞。
那时共军南下，势如破竹，内战形势，急剧变化，广州已大难临头，一些大官贵人和富商，纷纷转移财产，逃往香港，国民党的金元券、银元券大贬值，几成废纸，物价飞胀，民不聊生，人心徨徨，预示着国民党的末日将至。
罗在毛麻厂只做了几个月，官僚们已把资金抽走，逃之夭夭。工厂迅即倒闭，连工人的工资都没有发下，不顾工人死活，工人们莫不义愤填胸，大骂国民党反动派。
广州已临近解放，但我姊夫却正准备到增城县去当税务局长，我心里想，此行未免不适时宜了，我看到姊夫和那位准备去当县长的刘丽生细细计算：一年能收多少屠宰税、多少工商税等等……，可见国民党的官僚还未上任，首先就计算着如何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肥，真是腐败透顶啊！不久，姊夫一行人还是雄心勃勃地新官上任去了！那晓得形势突变，共军南下有如暴风骤雨，迅雷不及掩耳，席卷整个中南地区，广东解放了！刚上任个把月，屁股还未坐稳的新县官们，就如丧家犬般夹着尾巴逃回广州了。我的姊夫后来辗转从香港去了台湾，直到终年。
广州解放
1949年冬，大军南下，反动派仓促逃离广州时，竟然把好好的珠江大桥炸了。那天深夜，听到隆隆巨响，把全市的人惊醒，知道国民党要逃跑了，大家紧闭门户，第二天一早，人们走出街头，但见一个个解放军睡在马路旁边，军纪严明，不进民宅。据说昨晚大军还在粤北，听到隆隆巨响，知敌人逃遁，便连夜跑步南下，不花一枪一弹，就解放了南方大城—广州市！解放军到达广州时，人人都已筋疲力尽，便就地睡下。有如神兵天将的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明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秩序井然，给了全市人民第一个好印象！因为自古以来，兵马入境，老百姓沒有不遭殃的。广州解放，没有断过水仃过电，人心安定，天下太平。到第二天，店铺陆续开门，照常营业。工厂照常开工。我们米厂老板也不惊恐，因为早已听说过中共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容许私营工商业存在。我们也照常开门营业，解放军还拿着他们的军票来买米哩。
人民解放，我们曾为之而奋斗，如今中共“枪杆子里出政权”，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解放全中国！我热烈欢呼人民的胜利，拥护解放！但是我知道，共产党是容不得不同政见者的，尤其是对托派有如洪水猛兽历尽污蔑杀尽之能事。所以广州解放，我真是亦喜亦忧啊！
乃光夫妇从上海去了香港不久，就不幸被港英政府逮捕，驱逐出境，来到广州，便设法给他找工作，经米厂老板同意，就到米厂来当会计，作为我的助手，于是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那年，香港托派组织曾多次被港英当局破坏，先后逮捕了十多人，以前在西流剧社后来搞印刷厂的陆绩也被驱逐出境，在广东参加土改。在上海彭述之哲学班认识的谢山，也因信箱收取托派信件而被驱逐出境，原来他还是个同情者，因此他毅然参加了托派，决心走革命之路。还有九龙纱厂罢工，工会主席小陈也被驱逐出境，回到广州。老战友乃光是个了不起的，非常机灵的人，深知留在广州在中共统治下有危险，趁那时香港还不用申请可以进出之际，便再次混回香港去，在那里安然隐藏居住几十年之久，直到香港回归祖国后，才办理居留证。
香港木屋
1950年初，香港新开的一间东南纱厂招工，广州毛麻厂有位老工人应聘，约同阿罗和几个工人前去，包括她的小姊妹罗惠珍在内，因此罗真便去了香港工作，并要她当织机的领班，小姊妹教新工人织布，她们在港工作不错，叫我也到香港来。我在广州米厂搞会计虽然也很好，但解放后的日子，到底有点胆战心惊，怕被中共发现我这个参加过托派的人，打入黑牢去！我明知道我没有技术，在香港工作难找，经过反复考虑，为了安全，我还是辞掉米厂会计工作到香港去了。
日帝侵华，直到广州解放，香港一下子涌进近百万人，小小一个岛屿，人满为患！多多少少的人住到临时搭起来的木屋，吃的是发霉的赤米。阿罗在荃湾工作，我们就在那里租了一小间木屋居住。那时的荃湾还是个小镇，只有一条正街，一间电影院，两间纱厂和搪瓷厂，从九龙乘巴士到荃湾，要半个多钟头，如今那里却是个集装箱的大码头了。
阿罗厂里的几个工友知道我没有工作，就请我教他们国语，虽然收入无几，人家是一心帮补我们家用的。我哥哥抗战胜利后就回到香港，如今在英国海军医院做文职工作，一家人住在半山的博扶林道，当时有三女一男，一家人生活还可以过得去，但却无法介绍我工作。那时候我姊夫在香港与人合办一间纸盒厂，收入甚微，环境恶劣，与往日当官时相比，大有今非昔比之叹！姊姊拖儿带女也来到香港，住在深水埗木屋。几个月后，实在生活拖不下去，便带着儿女返回广州居住了。
纱厂罢工
1950年秋，东南纱厂发生了一次罢工，事情是由于厂方无理开除工人引起的，我们家里竟成了秘密的罢工指挥部。工友们议论纷纷，认为资本家任意开除工人，大家的生活毫无保障。阿罗作为领班，也表示站在工人这一边，几个工人去跟老板讲理，就这样大家休止了工作，爆发了一场罢工，被开除的几个工人睡在厂门口。那几天，组织派小彭下来暗地领导罢工，阿罗由于她的领班地位，只负责联系职员方面的工作。当时的情况异常复杂，中共的政策是劳资合作，并不希望罢工影响香港社会的安定，所以罢工只坚持五天，资方不肯收回成命，只补偿了被开除工人的几个月工资，事情就这样协商解决了。这次事件又给阿罗很好的锻炼的机会，使她更懂得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上海解放后，托派刘毅、丁毅曾被逮捕过，要他们以后不再活动，两天后便把他们释放了，但他们为了安全还是逃到香港去了。后来大家注意到：中共在“镇反”、“肃反”运动中，对托派也没有怎么样，因而使得逃到香港去的人，逐渐丧失了警惕性，以为中共政策宽松了，天下太平无事，可以回国工作了。于是俞守一等人也先后回到武汉。在这样的错误估计下，我因在香港找不到工作，听说中大当历史系助教的林松棋说广州培道女中聘请教员，便决定再回到广州去。殊不知中共之所以把刘毅等人被捕后又放出来，只不过是因为当时还未掌握托派的全部情况，怕打草惊蛇而已，直到两年后时机成熟，就实行“一网打尽”！所以我到港后又决定回国工作是极其错误的！是自投罗网，掉进深沟，从此半生陷下囹圄之中！
自投罗网
这是座落在广州东山的一所女儿中学，原是教会办的贵族学校，在这里毳的大楼都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有的汽车接送，学校的建筑很漂亮，大楼有四层，单人的琴室就有六间之多，是给学生练习钢琴之用，下面还有个很大的操场。解放后一些牧师和外籍教师跑了，所以重新聘请了一些教师，学校也逐渐平民化了。我在这里教初中地理课，呼说过去的老师都是西装毕挺的，解放后却认为越穷越光荣，老师都爱穿旧军服，学生就以为你是老革命。我没有旧军服，也新做了一套解放装。
地理课是个很有趣的课程，我因为未教过地理，参考了苏联一些政治经济地理的教科书，备课很认真，着重讲地理环境和需要开发的经济资源，也结合同学们的兴趣，讲些地方的壮丽景点，就好比讲一处旅游的故事，有声有色，虽然地理课不比数理化的重要，同学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喜欢上我的课。
我回广州工作不久，广州毛麻厂复工，随后阿罗也从香港回到广州来了。一家团圆，父母亲当然是高兴的。毛麻厂在河南，父亲往往一早就送媳妇坐艇过河上班。解放后的毛麻厂，不时开展劳动竞赛，搞得热火朝天的，但劳动条件很差，工资待遇并没有改善。
解放初期，当局对干部的历史进行严格的审查，对中学学教师也不例外。女中教师要轮流到“南方大学”轮训三个月，除了上政治课之外，重点是审查历史。听一些南方大学轮训回来的教师讲，要每人详细地交待历史，逐年逐月的，在那里工作？有谁可以证明？参加过什么社团？有什么亲戚朋友？……等等。我知道后，不禁骇然！因为自己曾参加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虽然与共产党一样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内的陈独秀派，可是胜利了的毛泽东派视之如仇敌，早在抗战之初，就大肆污蔑托派是汉奸走狗！考虑到共产党是容不得不同政见者的，我一旦被审查出来，绝对没有好结果。因此便借生病为由，毅然辞退了女中的教席。我看到一些女生含着热泪舍不得我这个好老师离去。
后来，我无可奈何地再回到原来的米厂做会计，以为躲在这里每天只与算盘打交道，不为人知，可以平安无事了。那晓得，执政的共产党从苏联学来的格柏乌（秘密警察）那一套，早已派人打入托派组织，对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早把我这样的人盯上了！
我在广州时参加托派市委工作，负责联系几个外省人。约于1952年初，刘潮回乡后寄来一信，说有个要好朋友一直送他回乡去，后来再没有消息，我们就知道他已被捕！过后不久，我也发现被跟踪，从此就仃止了联系工作。
不久，我在回家途中，听到后面有人大喊一声“老李”，我很自然地回头一看，但见那个人狠狠地看我一眼就转身走了。几天后又发现有人盯梢，于是我在马路上兜了几个圈子，才回到家里，心里还在卜卜跳。事隔一个月后，又发生一椿更离奇的事：在我们的辗米厂门口，来了一个装扮得十分古怪的疯子，好些人哈哈大笑在围观，引得我也放下算盘前去看热闹，但见那个“疯子”发现我后神秘地走开了！于是我突然猛醒：这显然是装疯子来侦察我的，不由得引起了我的高度警惕！但香港早已不能随便出入，如今已成了瓮中之鳖，唯有束手待捕，早已无路可逃了！罗真知道情况后，并不惊惶失措，她认为我们没有做过坏事，没有反对革命，没有犯罪，即使蹲监狱或劳改，也要坚强起来，理在我们手中！于是我们又低声地在国民党监狱时学来的那首歌曲：
坐牢算什么？
我们骨头硬，
爬起来，再前进！
生，要站着生站着生，
死，要站着死站着死！
坐牢算什么？
我们骨头硬，
爬起来，再前进！
为了准备万一被捕，我把2000元钱放在父亲的柜子里，我们被捕后好让老人生活下去，然后又准备一些在狱中洗换的衣物，反正作好最坏的打算，也就临危不惧了。 |
被国民党逮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被国民党逮捕
到1948年，国共内战打了三年，那时候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国临近解放，国民党到处乱抓人。正当我们庆祝结婚一周年纪念的那天晚上，我和阿罗突然莫明其妙地，遭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逮捕！后来才晓得，原来是抓上海立信学校的共产党学生，我们有位女同志陶瑞兰曾在立信念过书，结果乱抓到她，可是那时她已回广东，不在上海，抓不到她，军警就在她家里乱搜，发现床底下有许多《青年与妇女》杂志，就认为她是共产党无疑，便搜查得更仔细，发现了我的一张结婚小照，就反复查问她家人。原来我曾租过她家的灶坡间住过，大家十分熟悉，我结婚时陶就向我讨了一张小照，想不到竟然因此出了事！那时候抓人不要任何证据，也没有什么逮捕证，真是无法无天的世界！
那时候我开办民校，身上挂着教育局的徵章，军警还比较客气，乱翻了一下，好在我家里对文件之类收藏得好，他们只看到几本《求真》与《青年与妇女》杂志，也就信为共产党的证据，竟然把我和阿罗抓去。
我们起先被告关在威海卫路一处临时的拘留所，二十几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旁边放个马桶，又脏又臭，因为人多，晚上睡也睡不下，你的脚碰到我的头，我的脚踏实着你的腰，有的人干脆靠墙边坐着。他们大都是无缘无故被抓进来的，大家怨声载道，叫苦连天！
到第二天，阿罗被放出来，她胆子很大，竟然闯到我们男拘留所这边来，告诉我她已释放，叫我放心，她会想方设法，你也会很快出来的！当时我还摸不着头脑，到底我们为什么会被捕？我被关押三天还没有审讯过，但到第四天，却突然把我押解到北四川路上海警备司令总部的大牢里。谁都知道这里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场，军警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人称之为“阎王殿”，多少革命志士被残酷屠杀的地方。我被关在一间黑牢里，高处只有一个小窗，日间透着微弱的亮光，但见人影浮动，约十来个人，看不清面目。后来才能知道他们多半是搞工会工作的工人，都被当作共产党抓来的。但他们很镇定，毫不畏惧，并且很关心别人，知道我是办民校的，对我很尊重和照顾，他们有的也可能是共产党员。
在大牢里，日里夜里不断听到铁门、脚镣声，不断听到受刑者的惨叫声，令人毛骨耸然！一切反动派对待不同政见者，称之为政敌，严刑迫供，置之死地而后已。那年为了镇压电车工人罢工，王孝和就是从这里被拖出去枪毙的！听说立信学校的一个共产党员，原来就关在这里，因为用刑太残酷，他便吞下自己的眼镜而自杀的！
我经过几次审讯，才知道是立信学校的共产党案被牵连的。因为在陶和我家里都看到《求真》与《青年与妇女》杂志这些刊物，上头已知道我并非共产党人，但国民党对托派革命党也在镇压之列，当年陈独秀、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就长期限被关押在国民党的大牢里，直到抗战之初才被释放出来的。我与立信案子毫无关系，审讯也问不出所以然来，我当然也不会牵连到其他人，也算经得起又一次的严峻考验！虽未用过刑，但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阿罗在外，也知道是立信学校事件，与托派无关，所以四出活动，托人保释。由于她当厂长的哥哥托到司令部的一位法官，也用了一些钱，于是我从小黑牢被转到一间有光线的大牢去，大大地改善了监狱里的非人生活环境。这里的空气比黑牢好些，有个水厕。蹲的也只有六七个人，多是国民党的什么官，但有两位广东人，他们是《观察》杂志的编辑，由於杂志刊出一篇文章，被认为泄露了军事秘密，使国民党打了败仗，蒋光头大发雷霆，下令把《观察》杂志社封了，不但编辑和一切工作人员被捕，凡到杂志社去的人都被抓起来，一下子抓了几十人！由于杂志社有钱，每天外面有人送饭菜进来给予两个编辑吃，我来了以后就请我一起吃，在狱中能品尝美味佳肴，实在难得。后来听说这位叫林元的编辑被押解到南京去。解放后，旧《观察》改为《新观察》，林元也成了名记者。当年国民党没有抓到的主编储安平，却在后来共产党的反右斗争中成了个大右派！
罗在外面与立信案的家属联系上后，跟大家一起到“参议院”告状，要求警备司令部释放政治犯！那时候蒋光头已隐退，由李宗仁当总统。1949年2月11日上海大公报刊出题为《政治犯百名家属盼早归》的报道：
“自1月25日李代总统饬令行政院采取祥和措施，如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等，迄今已半月有余。据悉，本市仍有若干政治嫌疑犯未获释放。現有一部分被押者家属具呈市参议会请求转请警备部早日审理释放。呈文上名单共有102人，抄录于次：…………”
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李洛明，这样一来，国民党反动派也无可奈何，一些被无缘无故抓好去的人就交保释放了。不久，我也被交保释放了，从被抓到释放，冤枉被关押了三个多月！释放时那位熟悉的法官关心地告诉我：“现在外面很乱，出去后最好离开上海，否则有再被捕的危险。”
1949年3月间我出狱时，内战形势大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共节节胜利，大军南下，上海已临近解放。我返复考虑到苏共与中共几十年的反托史，留在上海是危险的。那时候托派中央已迁移到香港，彭述之、刘家良、乃光、郑松等人都已先后离开上海了。法官的忠告是有道理的，留在上海还有再被抓的危险，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决定与罗真南下，一同回到我的老家广东再作打算。 |
有情人终成眷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有情人终成眷属
“杨玉琼事件”使乃光和我认识印秋和罗真，从此大家常来常往，逐渐建立了感情，俗话说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三年后，我和罗真，乃光与印秋先后结为连理。我们的结合是志同道合，立志做个革命人，患难与共，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牺牲。
工人之家
罗真有三个兄弟、六个姊妹，大哥在绸厂，二弟做缝纫，三弟在药厂，女儿当中她排第四，大、二姊早年已出嫁，她和三姊、五妹都进行了绸厂做工，六妹还在读书，后来也进了绸厂。所以说这家人真真是工人之家。
她的父亲却是部队里的一名马夫兼兽医，身体健壮，性格坚强，能克苦耐劳，在师部管十几匹马，工作又脏又臭，他也不怕，一干就几十年。
老罗在杭州成了家，妻子沈氏矮矮胖胖的，为人和霭可亲。她很会生育，丈夫每年两次休假回来，她三年两胎，没有中断过，十几年后，抚育了三男六女，家里像个托儿所，沈氏让大的管小的，强的带弱的，也倒安排得妥妥贴贴。
罗真从小身强力壮，爱动爱玩，像他父亲。顶头有个大哥，俗话说：“长子若父”，大哥对待弟妹十分严厉，而在女孩子中，唯独罗真最顽强，对弟弟也顶严格，所以大哥和她成了家里的两个管家。
由于孩子多，家境困难，罗真六岁那年，几乎送给人家去抚养。有个画家夫妇无儿无女，很想有个女孩，她妈任由他们去挑选，画家看中了四姑娘的机灵，便千谢万谢的把孩子接回家去。起初，小姑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虽然画家给她吃好穿好，但一下子从热闹有趣的宾里，来到冷冷清清的陌生人家中，就感到不习惯，到第二天便死去活来的闹着要回家了。
“有种的打鬼了去！”
孩子们一个个地长大了，大哥进了绸厂学维修，老板看他年轻有为，培养他读技校，后来当了技术员、厂长。父亲去世后，一家大大小小都搬到上海来了。住在张家宅当时的一个工棚里，后来个个都进了工厂做工。
进绸厂做工的三个姊妹中，就数三姑娘最聪明，干活最细心，所以分配她做“穿经”复杂的活；而四、五妹都搞机织，大哥在厂里严加管教。
那时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有时还加班，逢1、15日调班，没有休息日，工钱也很少，工人们湍日湍夜地辛苦劳动，没有出头之日。俗话说：“工字出头就入土”。车间有个维修工小赵，聪明能干，很喜欢跟罗真在一起，無事就跑到她那里聊天。罗深感做工没有出息，一心要用话来剌激小赵，对他说：“有种的，打鬼子去！”当时是沦陷期间，全国在抗日，上海租界是个“孤岛”，不少进步青年投奔新四军去，罗真那时候还分不清楚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只觉得打工没出息，打鬼子才英雄而已。这话正好打进小赵的心坎里，他也曾这么想过，听说有个同学也参军去了，他想到家里还有哥哥照顾父母，自己走也不要紧，于是他暗下决心，找关系到苏北去。不久，计划终于要实现了，他告诉了罗真，问她去不去？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她不禁愕然。由于思想没有准备，便叫他先去，看看那边的情况怎样，然后再通知她去。就这样，小赵去了，半年后，小赵交人带来字条，约她秘密离家前去。不意这出走的消息走漏洞了风声，母亲和大哥严厉地看管着她，都说参军报国是男子大丈夫的事，那有大姑娘去当兵的呢？她思想也有点动摇，在全家人的劝阻和监视下，事情就这样吹了。参军没有去成，起初感到有点难过，过后才逐渐平定下来。
关怀备至
印秋得知工友罗真想去参军不成的事，对她十分关怀，认为罗真本质好，是个非常优秀的工人。这次带头闹罢工，使她经受了一次极好的考验。她们被巡捕房释放后，印秋便进一步给她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使她深深地体会到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要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沏底消灭压迫和剥削，创造人类理想的世界。就这样，印秋很快就吸收她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
杨玉琼出事，牵连到乃光和我，罗真她们深感不安。我们被营救出狱后，她们真是关怀备至。那时我们没有工作，她们一放工，就烧点好小菜送来给我们吃，有时从家里悄悄的带来一包米，看见我们有脏衣服就要拿去洗。她们衣着随便，不爱打扮，扑素大方，对人真诚。我们原来素不相识，如今却是共患难的战友，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抗战胜利后，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每星期天她和印秋宁愿请假也要去参加彭述之的“哲学讲座”及《青年与妇女》杂志主办的讨论会。罗真只念过几年书，她不仅要学文化，更希望多懂一些革命道理。那时我办民校，我就把一些高级班的课本送给她，让她自学，她还看马克思主义的书，进步很快。
婚事从简
有一次我们大家到杭州之江大学去玩，彭述之女儿在那里读书。后来阿罗又带我们到她二姊家里去玩，二姊笑问我们何时结婚？这突如其来的发问，我真不知道怎样答复才好。我和罗从未谈过结婚的事，只知道是要好的同志。但自此以后，这个问题已客观存在，需要解决了，但我是个穷光蛋，结婚必需一笔礼金，还要办酒席，所以我很踌躇。阿罗很理解，她认为我们志同道合，结婚什么礼物也不要，衣服被物都由自己去办，不要办什么婚礼，可以旅行结婚；但她家里不同意，因为亲戚朋友多，总得应付一下，於是简单地办个婚礼，吃吃茶点就行了。
郑松夫妇非常热心为我们操办婚事，他有熟人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工作，办茶点举行婚礼可以得到优惠，并不昂贵，他们早年也在那里结婚的。民校的学生知道我要结婚了，两个搞泥水的学生义务给我粉刷粉红色的新房，有个女生也争作伴娘。
1947年12月21日我们结婚了亲戚、同志、朋友济济一堂，约近百人，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彭述之夫妇也来了，一切全由老郑、老丁去安排。按照新式婚礼规矩，要有介绍人和证婚人，于是请老郑做介绍人，刘家良当证婚人。婚礼是在《婚礼进行曲》的乐声中进行的，新娘子拖着长长的婚纱，由男女两个小孩牵着。首先请证婚人讲话，良叔一反过去的严肃脸孔，笑嘻嘻地走上台去，我心想，这时候他会讲出什么话呢？可是出乎意料，他讲得有声有色，他说：“结婚是恋爱的开始，而不是恋爱的终结，要永远相亲相爱，白天头偕老。”他讲得既不庸俗，又很高雅，大家听得明白，点头称是，赢得了阵阵掌声。我不记得老郑作为介绍人讲了什么笑话，其实我们是“狱为媒”，他当然不好讲，但他的话也引起满堂欢笑。像演戏一样，简单的婚礼结束后，大家就喝茶点，我和阿罗走到各桌前表示感谢，大家举起茶杯喊“光杯”，不是喝酒，实在有点难堪！
婚后，阿罗只休息了两天，便照常上工，没有蜜月旅行，从此我们在一起生活，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有说有笑，甜甜蜜蜜的，生活更加充实、有趣、美好！ |
办民众学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办民众学校
抗战胜利，百业待兴，普及民众教育，提高广大职工的文化水平，尤其迫切，要唤起民众，就要从教育做起。当时上海大力开展扫盲运动，一下子开设了许多市立民众学校。那时候我还在先达化工厂做工，附近开办了一间民校，我们常到那里去玩，民校正缺老师，人家知道我是大学生，便请我当教员。女主任王泓对人热情，她是当年国民党教育部长的什么亲戚，关系很多，所以她在上海第一批开办民校。她知道我过去也在小学教过书，对民校很有兴趣，她对我的印象也极好，希望我开办一所市立民校。便把这情况告诉郑松，并希望他大力协助，经过组织研究同意了，认为能开办一所市立民校，不仅让更多的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受到革命的教育，同时也可以解决我们几个同志的生活问题，有公开的职业掩护也是很好的。就这样在王泓的热情帮助下，我便积极去申办民校，市教育局很快就批下来了，恰好排列到100，便叫市立第一百民众学校。
一百民校借用虹口江声中小学校址，只要由教育局聘请他为市立民校的名誉校长就行，可见市立学校校长的名誉多么崇高啊！张光容校长只提出要安插一个教员，同意我们晚上借用三个课室。后来知道我在民校教唱歌，就请我义务担任江声中学音乐课。民校的经费全部由教育局拨给。我为民校主任，聘请了郑松、丁毅、梁珊、伍媛田等四位教员，再加上日校和教育局安排的两位，连我共七个教师。我们开了初、中、高三个班，不收学费，学生有一百多人，都是附近工厂或商店的职工和家庭妇女，都是些成年人，有的也读过书，但识字不多，看不懂书报，不会写信，职工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文盲和半文盲，因此他们如饥似渴地，迫切需要学习文化，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民校教师如同救世主一般受到尊重和爱戴，工作十分有趣，而且也很愉快。
有人认为，民众学校是初等教育，不屑一顾，好像谁也可以去教似的。其实，民校的任务是扫盲，要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时间，教会文盲、半文盲一般能看能写，却并非简单的事。何况教书就是育人，对成年人的教育，尤其是对工人的教育，更非一般学校，一般教师所能胜任的。认为办民校是低级教育，工作没有什么意思，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那时办民校的条件非常好，教育局没有规定用什么课本，我们就自选好的教材，特别是高级班，使得接受教育的职工思想健康，懂得做人的道理，分清是非，辨别光明与邪恶，做个有文化，有道理，坚强勇敢，正直的人。有了这些群众基础，我们就可以教育他们投身革命，从中吸收一些人入党。
我虽是民校主任，但全靠郑松的协助，有好些辣手的事情，都是由他去处理的。例如处理流氓问题，因为民校有不少女学生，上下课会受到小流氓的缠扰，就不敢来上课了。我们一方面通过校长与当地的流氓头子黑帮打招呼，但还有小流氓在捣蛋，老郑就大着胆子把两个小流氓抓到警察局去，小流氓顿时遭到警察的几个耳光，一下子打下他们的嚣张气焰。并大声教训他们说：“市立学校是政府办的，你们敢去捣乱，就是反对政府！”这样一来，女学生晚上来民校上课也就不怕了。
在几年的民校教育工作中，我们摸索出一些特殊的教学方法：
第一，从识字教起，初级班是重点课，中高级班是复习课，要用最快的速度，在约半年的时间内，教识1500-2000字，这是基础课，使学生约略能看懂书报，能写封简单的信。在中高级重点是复习课，反复进行复习，以达到巩固的目的。
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每节课都增加实用认字的内容。例如教师说《人》字，让大家列举出与人有关的字，教师就写在黑板上，如：我、你、他、父母、兄弟、姊妹、男、女、老人、小孩、朋友、同事、同学………等等，大家再想不出了，教师再补充两个：好人和坏人。引起同学哈哈大笑，教师就跟大家讲做人的道理。除“人”字外，以后还有衣、食、住、行、天、地、时、数、喜、怒、哀、乐……等等，都是大家生活上常用的词句，达到实用的目的。
第二，学写字。不管在初班或中高级班，写字这一课十分重要。有的人虽然认识一些字，但不会写，中国字是方块字，初学写字困难重重，我们在教学中也摸索出一套写字方法，就是：横、竖、撇、点、勾。让同学知道，一个字不论笔划多少，离不开这五种笔划。其次教他们顺序写字，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外后内等。再其次是分析字形：如：木旁树木，水旁流水，手旁动作，言旁说话，衣旁衣服，……等等，有了这种种方法，教到那里，讲到那里，写到那里，务使大家能听得懂，记得牢。
第三，学造句。就是学写一句话。因为不管你写信或写日记、写文章，都是一句句写成的。初级班造句是重点课，教师说一句，要大家一字一字的写出来，然后教师在黑板上写出来，让大家改正自己写错的地方。
在中高级班，造句也要学，但主要讲句子的结构，以及用什么词语更好地表达本意。例如同一句话，可以用这个词或那个词，可以写得长点或写得简短一点，结合实际，大家听得明白，懂得练习。同学最感兴趣的是学写信，这是最迫切和应用的知识，大家都以为写信都要有“敬启者”之类的套语，就感到难写，如今写信再不用这些旧套，写信有三个内容；一是问候。二是叙事，三是祝愿，就容易写了。
第四，写日记。造句是写作的基础，把日常发生的事情一句句地记下来，就是一篇日记或文章。希望大家天天执笔写写日记，把当天发生的一些新鲜和有趣的事记下来，并且写些感想，这篇日记或文章就不错了。
每五，学计算。计算是日常生活中最必需有的文化知识。要教他们加减乘除的算法，必要时教珠算，学打算盘，甚至学初级薄记，学记帐，这都是很实用的。
第六，教英语。抗战胜利后，有些工作需要懂几句英语，我们的刘宽德同志自编了《常用英语一百句》，每周义务来高级班教一次英语，很受欢迎。
办民众学校也是非常有趣的事：
学生尊重老师，老师了解学生，大家成了亲切的朋友。有个学生在医院工作，我们看病就先去找他，方便多了。两个学生当泥水匠的，定要给我粉刷住房。我结婚时的伴娘，就是民校的女生来当的。
当年人们很喜欢唱流行歌曲，我们就利用大礼堂每周教一首新歌，并希望同学们带朋友来学，所以每次都吸引许多工友来民校唱歌。我们还利用大礼堂搭台演出扫盲话剧，弄個热热闹闹的。
教育局每年举办一次民校教学成绩展览会，我们展出了好些展品：一是墙报，我们在一张大纸上先画上一大本书或蝴蝶，然后在上面写上学生的作文，这样的墙报很新頴；我们的统计图表，标明学生的年龄、工龄等，别校是没有的；还有我们展出了自编的扫盲独幕剧《有眼瞎子》，许多民校都来索取，我们展出的好几项目都得到表扬。
全市民校举行演讲比赛，正好陆绩来沪住在我处，就请他导演一下参赛的女同学，后来竟然夺得了全市演讲比赛的第一名，得到一个小银鼎的奖励；又有一次民校足球比赛，我们借用附近学校的大操场，只练习过两次，就夺得了全市冠军，又捧回一只银鼎。
办校三年间，扫除了几百文盲，至于开展群众工作，由于环境复杂等种种原因，并未做好。我们对许多职工和家庭妇女传授文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可以说播下了优良的种子，但可惜还未到大收获季节。1948年底我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这个很有意义很有趣的民教工作被迫中止了。感到十分婉惜！我们开展的民众教育，是在一个贫穷落后，教育极不普及的国家，加上八年战乱才告停息的历史条件下，被提到迫切的任务上来。经过那一阶段的扫盲运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文化素质，国民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如今，大半个世纪后情况不同了，成年教育所需要的是高等教育，当然不以扫盲为主，而是要大办学院扫除科盲了。
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几个月出狱后，郑松夫妇和我都先后离开了上海，离开了民校。后来民校由丁毅负责，一直办到解放后。我们这位丁毅老师，是广西人，身材修长，为人真诚，处事灵活，他参加过抗日游击队，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生涯，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和郑松一起，参加托派市委工作，负责联系工人支部，晚上在民校教书，深得同学的喜爱和尊敬。但上海解放不久，他因从事托派活动而被逮捕了，很快被释放出来后，他也逃到香港去了。由于当时的香港生活十分艰苦，他约于50年代末不幸病死异乡。 |
抗战胜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抗战胜利
1945年夏，二战结束，日帝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多少年来当亡国奴的苦难结束了，中华民族从此走上振兴之路，人类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万千人民敲锣打鼓，走上街头，热烈欢呼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后，形势大好，原来逃难到各处的托派都纷纷回到上海，全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这是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最发展时期，直到正式建党（中国革命共产党）。首先，公开出版了《青年与妇女》月刊，其后又出版了大型理论月刊《求真杂志》。印数不少，读者很多。藉云龙在每期上都有他的一篇小说，每期也有陈碧云、刘家良谈论青年问题的文章。乃光写的时事评论，短小精干，分析得有条有理，很爱欢迎。我问他怎么写得这样好？他说一摆情况，二作分析，三得结论，关键要有正确的观点去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乃光参加了《青妇》的编委工作，《青妇》每月公开召开一次青年问题讨论会，由乃光整理，下期刊出。乃光在老彭等人的培育下，一直从事写作和编辑出版工作，香港的《十月评论》就是他主编出版的，一搞几十年，为中国托派竖立了的一支大风吹不倒的不朽红旗！
我也曾发表过一篇小说：《结婚前后》，我写的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有位女同志，结婚后不甘心在家里转锅台，希望外出工作，却被游手好闲的丈夫晚上剪去她的头发，后来她就与丈夫离婚了。我把它写成小说，细节都是虚构的，原来的题目是《剪头发的故事》，后来《青妇》发表时改为《结婚前后》。我另外还写过一篇小说，以敌伪时期绸厂罢工事为内容，但没有登出来，编辑部认为敌伪时期，在日帝国主义的铁蹄统治下，工人罢工是极少的，有的只是例外，因此没有登出来。《青妇》还登过我的一篇论文《家长制教育的危害》，这是我从孔夫子到马克思思想的转变，指出作为一个新青年，就要敢想敢干，走革命之路。我写道：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现在还到处残留着它的痕迹，封建时代的家长制专制教育，就是其中最恶毒的后果之一。它不但深入到家庭里，而且还深入学校和社会中，像一条顽固的锁练，到处束缚着青年人，使他们唯命是听，不求上进，失却了脑袋，失却了天真与智慧，永远做个柔弱和驯服的人。青年必须打破此种封建制的枷锁，彻底地从家长制教育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才能凭着那颗纯洁无私有心，果敢地追求真理，踏上革命的大道，迈步前进。”
《青年与妇女》后改为《新声》月刊，更适合各界人士看。《求真杂志》大型的纯学术性月刊，好些知名的学者投稿，特辟有中国社会发展史争论栏，李季也参加这场讨论。欧伯是彭述之的笔名，因而把一些多年失去联系的老托派如俞守一等人吸引回来，这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最发展时期。
抗战胜利后，彭述之（当时在大夏大学任教，大家称他为陈教授）每星期天在育才中学开办了一个哲学讲座，讲的是《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听课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通俗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讲唯物辩证法，结合中国革命史和现实形势，讲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很吸引人，这是一个高级的学习班，听讲的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和青年大学生。
到1948年，中国托派召开建党大会。当时乃光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后正式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俞守一等人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建党大会情况请参阅刘平梅《中国托派党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年出版）。但建党后不久，上海已临近解放，托派中央随即迁到香港去。 |
被日伪逮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被日伪逮捕
1944年初，上海小沙道路一间绸厂因老板无理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罢工，我们的同志杨玉琼被捕，后来就此牺牲了，这就是敌伪时期发生的杨玉琼事件！杨玉琼，女，广东中山人，是印尼归国华侨，体格健壮，排球打得好，曾是广东女排队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后来在香港教书，参加了托派组织，这次到上海来学习，并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到工人中去！”于是进了绸厂做工，才几个月，老板无理开除工人，引起工人不满，在厂做工的托派印秋同志，便走出机台，与罗真等工人一起找老板讲理，要求收回成命。老板眼看工人要闹事，立即打电话到巡捕房报警。那是在沦陷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统治的铁蹄下，听说工人闹罢工，那可得了！巡捕房立即派来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把印秋、罗真等几个工人头头抓去，关起来严加拷问！但她们都是厂里的老工人，是为工友去跟老板评理，怎样也拷问不出有谁指使她们闹罢工的。可是我们的杨玉琼同志，第一次参加罢工，兴奋异常，自告奋勇地每天送饭到巡捕房给被捕的工友吃，由于她操广东口音，又带了一付眼镜，知识分子的模样，顿时引起了“包打听”（警探）的注意，认为她是共产党派来的，便报告了日本主子，敌伪警察总局的“特高科”，立即把杨玉琼抓了去，严刑拷打，杨从未受过这种残酷的考验，一下子神经错乱，供出了刘家良和郑松的地址来。
绸厂罢工，印秋和几个老工人被捕，印是托派的老同志，经得起考验，组织上认为不会怎么样，可是得知杨玉琼也被捕的消息，大家也就警觉起来，认为她是知识分子，未经过任何考验，何况她曾出席过市委会，情况更加复杂，所以凡是她知道的地址的人必须立即撤离！果然如此，敌伪去搜捕刘、梁两家时，幸而他们已经撤离。敌伪只好把刘家良的租房担保人高擎宇抓去，又在刘家良屋里搜出我替他办的体育馆洗澡卡，因而辗转抓到我和乃光。我们三个人（高擎宇、乃光和我）也被关在杨玉琼关的警察总局的大牢里，被敌伪看作“共产党要案”，由敌伪警察局的“特高科”审理。至此，巡捕房才把印秋、罗真等几个工人释放了。
两条好汉
杨玉琼出事，刘家良一家趁船逃难到温州去，那天我正好把他护送到吴淞口，回来后就与乃光一起不幸被捕了。我们那时候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被拳打脚踢，混身伤痛，被捆在长板凳上，从嘴巴、鼻孔上灌水，把人弄得死去活来！每次严刑拷打，一再追问刘家良的下落，这倒也不难对付，尽管肉体吃尽苦头，口里死也坚持一问三不知道，敌伪多次审讯也问不出所以然来。有一次审讯后在厕所里遇见乃光，他也被打得脸青鼻肿，几乎认不出来，他悄悄地问我：“走了吗？”我知道他问的是良叔，我说：“走了！”，大家微微一笑走开了。乃光后来告诉我，他被踢伤后，曾在狱中喝过自己的尿水来医治。高擎宇年纪比我们大，老成持重，一付商人模样，更是一问三不知道。因此我们被捕后再没有牵连其他人。后来陈碧云在她的《我的回忆》中也讲到：“刘、李两同志被捕后，在日帝宪兵指挥下的华籍侦探，要迫他们供出其他人的地址，使用严刑灌水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守口如瓶，紧紧地咬着牙齿，没有透出一句真话，甚至连进行迫供的人，也称他们为好汉。”敌伪抓高擎宇那天晚上，彭述之也住在那里，一听到查户口的敲门声知道要抓人，连忙从天台逃到隔壁天台上去躲藏，才逃过这次劫难，否则真是不堪设想！郑松也及时逃到崇明去，因此侥幸未被殃及。
敌伪上海警察总局“特高科”的看守所，进去有几层铁门，阴深可怕，然后是一间间铁栏杆的牢房，每间约十平方米，水泥地板，除了一只马桶外，别无他物。走进黝黝的牢房，但见许多黑影在挪动，慢慢才看清里面关押着上十个“罪犯”，原以为这特高科关的都是政治犯，不对，除我们外，关的全是鸦片烟鬼，因为抓政治犯没有什么油水可捞，而抓烟鬼则可以大敲竹杠。敌伪绝不是为了禁毒，而是为了发财，这群汉奸，不想得罪共产党和国民党，只想发发洋财，混天度日，把我们抓去，确实捞不到分文，而在烟馆里抓到一个老板，就可以大敲竹杠。所以与我们关在一起的，全是垂头丧气的烟老板，见到我们这样正派的人，就伸出大姆指低声说：“抗日分子，好家伙！”
我与高擎宇关在同一牢房，乃光关在隔壁牢房。高比我大好几岁，广东中山人，中学语文教师，对古典文学造诣颇深，我曾在日报上看到过他讨论《雷雨》剧本的文章，文笔流畅。我们在一起用广东话交谈，别人听不懂。他安慰我，说我们这样坚持下去，敌人一无所获，这个案就此结束，我们会很快恢复自由的。他的估计很正确，几个月后我们就交保释放了。这些日子，我们闲着无事，他讲解了许多诗词给我听，全是凭他的记忆力，讲得有声有色，情趣盎然，我最喜欢的是李后主和女词人李清照的诗词，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能背诵几篇出来。老高后来参与《求真杂志》的编辑工作，与彭述之日夕相处，同进同出，成了老彭的秘书。解放前夜听说他回到中山，后来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这是我第一次被捕，自觉参加革命会有牺牲，心里一点也不害怕，为革命坐牢是光荣，绝不是耻辱。坐牢虽苦，一天两餐吃的都是苞米糊，上面是两根咸菜。初到时闻到那股霉气，就想呕吐，怎样也吃不下去。隔壁乃光与他关在一起的有个苏州钱庄的老板，因抽鸦片被捕，看到乃光少年英俊，为人正派，对他不幸被捕，深表同情，于是关切地对乃光说：“出狱后如找不到工作，就到苏州来找我吧！”所以后来乃光出狱后就到苏州钱庄去工作。
印秋、罗真等被释放后，知道杨玉琼经不起考验，牵连到三位同志，深感歉意与不安！多次设法到监狱探望，送去食品和衣物，关怀备至。虽然过去大家都不曾相识，如今却成了患难与共的同志，情真切切！她们到处奔走，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我们。那时候，敌伪一无所获，杨玉琼又早已全疯了，天天大喊大叫，弄得监狱里日夜不得安宁，我们被关押大半年后便交保释放。疯颠了的杨玉琼则由罗真把她送去松江疯人院。那时候连老百姓都没有吃的，更何况疯人院，听说不久杨即逃出来，饿死在马路边云。好一位年青的托派女战士，为了追求革命而牺牲，日本帝国主义又欠下一笔血债！
我们恢复自由后，彭述之即时约见，以示慰问。说我们受刑吃了很多苦头，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革命者就应有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分析了二次大战的形势，指出德意日法西斯已到了穷途末路，形势大好！战争结束后，我们将公开出版刊物，扩大宣传和组织工作，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他的话使我们欢欣鼓舞。后来事态的发展说明他对形势的分析非常正确，再过几个月，法西斯大败，日帝投降，抗战胜利了！
我们回到家里，印秋和罗真时常烧点小菜送来给我们吃，初时我们没有工作，她们还筹集了小本钱，让我们到江湾去贩米回来随街叫卖，可惜我和乃光都不是做小贩的料子，没几天连大米都被敌伪的关卡没收了。不久，我进了化工厂做工，乃光去了苏州钱庄学生意，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才又重新在一起。 |
到上海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到上海去
那时候从香港到上海，船行两天两夜，我是第一次乘大轮船，经台湾海峡附近时，风浪翻滚，轮船颠簸，一时不能适应，几乎晕船。与我同行的是一位到上海念大学的托派朋友，中山人，名刘大汉，他喜欢画国画，拜过名师，后来是个有名的画家。我们坐的是五等仓，租了一张草席，跑到船顶打地铺而睡，以图凉快。轮船虽沿太平洋岸边行驶，却看不到陆地山影，四面都是水天一色，许多海鸥跟着行船飞来飞去。我们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早上看朝阳东升，绚丽多彩，傍晚看夕阳西下，纯朴自然，这一幅幅秀丽的风景画，必将画入青年画家的画卷里。刘大汉后来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他在托派出版的《新声》杂志封面设计过四个钟铃，象征着第四国际。几十年后，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他回国开画展的消息，原来他已在外国生活了。
轮船进入黄浦江后，一个大上海展现在眼前，它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上百万的工人阶级。1925－27年大革命时，三次暴动，夺取政权，但都失败了！眼见黄浦江上一座座工厂，一幢幢楼房，一望无际的外滩，雄伟壮观。使人振奋。然而那时的上海，四周都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租界好比是个孤岛，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方不小，周围沧陷区的的人都纷纷逃难到这里来，因此人称之为“孤岛天堂”。
我到上海后第一个去联系的人就是郑松。那时他在南京路新新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就在大门口一个专卖手帕的大柜台上，周围挤满了顾客，但见两个售货员忙得不可交加，其中一人就是郑松。他身体修长，英俊潇洒，很象电影明星刘琼；那位女售货员也英姿飒，后来竟成了郑的爱人，名梁珊。郑松有一段传奇的历史，他早在念中学时，参加学校的抗日宣传队，那天正在街头上演讲，忽遇敌机空袭，一块弹壳射进他体内，人们立即将他送进医院抢救，当天报纸报导了这件新闻后，县长等一些官员亲自前往慰问，他一时成为风头人物——小抗日英雄！我到上海后跟他接上了组织关系。郑松后来跟我一起开办民校，工作多年，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同志加兄弟。跟他一起走时，总喜欢用手揽着你的肩膀，对人非常亲切。六十年后，他夫妇从加拿大回国观光，宁愿挤住在我家里，谈天说笑，不住宾馆，那时我们都已是耄耋老人，但他身体健好，风趣不减当年。他喜欢吃中国的“特产”：炸臭豆腐、烘山芋、油条和大饼。有时托人带回一些加拿大的特产，上面亲切地写着“永弟”两个字。
大夏大学
我在香港就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土木工程系。那时大夏已迁到抗战大后方，部分迁到上海租界，即如今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的原址，只有十来个课室，设备十分简陋。当时从广东中山到上海来升大的还有许多人，如林成添、林植权、郑凤韶、刘宽德等，多是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或同情者。他们有的考入复旦、同济或大夏，大家常来常往，好不热闹。
我到上海后良叔（刘耀如）安排我与“小谢”同住。他比我大几岁，江苏人，其实他并不姓谢，真名叫藉云龙，他脑壳大，块头大，能说会道，对人十分热情。他不在大学念书，每天上班工作。我们租到白克路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屋顶，旁边就是天台，房间两边没有一人高，我们每人一张小铁床和一张桌子，连个凳子都没有的。房东是广东人，我在房东处搭食，不用开伙。
藉对我读土木工程系很不以为然，认为社会上有的是工程技术人员。我告诉他一个笑话：为什么喜欢读土木工程呢？因为小时候有个亲戚搞建筑，专给人造房子，令我非常羡慕，立志将来当个建筑工程师，所以考大学就选土木工程这一系。将来革命成功后，也可以多团结一些技术人员。
我们同住的第一天，他就严肃地对我讲要注意保密，说组织经常遭到破坏，损失惨重，要提高警惕。他关照我不要带同学到家里来玩，不要把地址告诉别人，那怕是同志。在街上如果发现被人盯梢，就要兜圈子把尾巴摔掉。他连自己工作的地方也没有告诉我，当然我也就不问他。我们房间在他的桌子上，放着厚厚的一本《圣经》，让别人看到，还以为他是个基督教务长呢！原来天真活泼的我，从此就严肃起来，懂得我们现在是在敌人的铁蹄下做秘密革命工作，绝不能疏忽大意的。正由于他重视保密，所以后来在不幸发生的几次事故中，他没有被牵连。当然，后来在1952年中共对托“一网打尽”中也不能幸免。
那时候他正在啃马克思的《资本论》，晚上如果不开会就埋头看书或写作。后来我看到他在《西流》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很感人，在当年描写工人疾苦的小说是难能可贵的。知道他爱好文艺，会写小说我也很感兴趣，就请教他写作方法。他很认真地回答我的提问，我们席地而坐，促膝谈心，一谈几个钟头。原来那时他已是托派市委成员，负责两个工人支部的工作，所以一天到晚是很忙的。我和他同住约一年时间，学到了不少东西，生活十分愉快。抗战胜利后，在托派公开出版的《青年与妇女》月刊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短篇小说，很受青年读者欢迎。接下来在托派的大型理论月刊《求真杂志》上，竟然也看到他的经济论文，署名“竹云龙”，想不到他会写小说，又能写出洋洋数千言的论文，能文能武，令我十分羡慕。但他说得很平淡，认为写小说或理论文章都是一样的推理，矛盾的展开、结论或结局。在他的鼓励下，我的一篇小说和论文也在《青妇》上发表了。我最后看到云龙是1957年在上海监狱里，作为囚犯，公安部组织我们去东北参观学习，来自全国各地的托派20来人参加。那时候他长得更魁梧了，被判无期，还是过去那样谈笑风生，他和杜畏之、陆绩是我们当中最活跃的几个，干部不在时，大家嘻嘻哈哈，好不热闹，学习讨论时，大家也只是人云亦云，“难得胡涂”而已。后来听说他患肝癌，医治无效，惨死狱中。好一个具有天份的托派理论和文学工作者就这样牺牲了！
欧伯讲史
到上海不久，参加了一个学习班，托派领导人彭述之（欧伯）讲《中国革命史》，彭早年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长，是陈独秀的左右手，领导过中国1925-27年的大革命，由于斯大林的错误路线导致革命失败后，他同意托洛茨基观点，与陈独秀一起组织左派反对派，接下来又与陈独秀一起被国民党逮捕，直到抗战初才被释放出来。所以他讲中国革命史，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托氏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举出许多生动的事例，讲得有声有色，十分动听，特别是总结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更加深刻沉重！参加学习班的人有王国龙、藉云龙、杨玉琼，他们都是上海临委（市委）的成员，还有高擎宇、刘乃光，刘宽德和我等，地点在新闸路刘宽德家里，彭的妻子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妇女活动家陈碧云，每次也陪同前来。这是托派内部的高级学习班，使我对大革命的历史和对托派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我的理论水平。学习班每周一次，持续了好几个月才结束，可惜我们都没有认真做好笔记，否则可以整理成一本有血有肉的中国革命史了。
《校内生活》
1941年12月，日帝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占领了上海租界，沦陷后的上海成了恐怖世界，马路上架起铁丝网，由荷枪实弹的日军把守着，随时对来往行人搜身，随时进入民宅检查，人民失去了自由，受尽欺侮与凌辱，饱尝亡国奴的苦楚，就好比一块大石头压在身上，使人透不过气来。
上海沦陷后，我父亲便不能从澳洲寄钱来供我念大学，第二年便要找工作做，维持生活。正在这时候，组织上派刘家良（大家尊称他为“良叔”）征求我和乃光意见，问我们是否愿意搞油印工作，我们说参加革命就是为革命而工作的，什么艰苦工作都不怕。于是良叔很认真地告诉我们：「日帝占领上海租界后，形势恶劣，原来我们对外宣传铅印出版的《斗争报》，如今已不能出版和散发了，因此由你们两位用油印出版《校内生活》，供同志们学习之用。这是一项重要的秘密工作。同时，由于同志们家里都有许多马、列、托著作和社会科学藏书，很不安全，所以由你们开个旧书摊，把大家的藏书放在那里。你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小摊位做些小买卖，既作掩饰，也可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我们都同恴，就这样，乃光和我从此便从事这秘密工作，不与其他人来往，由中央派良叔单线与我们直接联系。
我们在白克路菜场租了一个小摊位，开了一个书摊，大家把一些藏书搬来，我们只摆出普通的书刊作掩护，要紧的书藏在麻袋里，不摆出来，还搞些面包食品小买卖。良叔每星期给我们开一次支部会，或带《校内生活》的稿件来，乃光就在家里刻腊版，到印刷时，我晚上回去帮他一起搞。为了安全，我们连油印机、滚筒都没有的，只用一块橡皮钉在木板上作刮板，简陋的工具，遇到紧急情况收拾起来也方便，听说中共搞地下工作就是这样印发传单的。
良叔名叫刘家良（耀如），广东中山人，北大学生，一直被国民党关在监狱里，抗战初期才与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先后被释放出来。他个子修长，身体较弱，可是热情奔放，平易近人。据说他在国民党监狱里埋头学英语。每周跟我们开支部会时，就带着伊罗生那本英文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给我们讲中国革命史。若干年后，由他翻译的这本有托洛茨基序言的书出版了。
那时候油印的《校内生活》只印三四十份，供同志们传阅。此外，还出版了彭述之、刘家良的《什么叫托派？》或《托派的抗日主张》等小册子。那时的《校内生活》刊登的大都是争论文章，与陈独秀争论，与少数派争论。当时中国托派内部已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我们是属多数派，主张联合抗日，认为国民党妥协投降，抗日不彻底，因此反对“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日；少数派则主张把抗日战争变成革命战争；陈独秀都不属于这两派，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后，他不甘心再回到上海，在亭子间里搞地下工作，而去了抗战大后方——武汉，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战，在华中大学、青年会等处公开发表了热情扬溢的演讲，鼓吹团结抗日，受到国人热烈的欢迎。他还指派王凡西到国民党部队搞军事工作，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后来却遭到中共的恶毒污蔑，无中生有地说陈接受日帝津贴，诬陷他为汉奸走狗卖国贼！陈因此无法活动，1942年病逝于四川江津。好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中国托派的创始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这样被淹埋了，他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这些日子，我们与良叔亲如家人，他对我们从思想到生活莫不关怀备至。刘家良是中国托派的二号人物，他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写作能力极强，下笔千言，往往一气呵成，原稿极少删改，小标题是全文完成后为便于人们阅读而添上的。我看到他的一些笔记本，都是一本本的学生练习薄，写得密密麻麻的。他不仅对现代政治有研究，对原始社会也有研究。他后来在《青年与妇女》、《新声》和大型《求真杂志》上发表过大量论文，分析问题逻辑性强，一针见血。上海解放前，他先后与彭述之等人去了香港，那时第四国际总部设在法国，他们储备赴法，但先要在越南住满三年，才能取得法国的签证。于是他们去了越南。不久，惨痛的噩耗传来，刘家良不幸在越南遇难！据说他接受越盟占领区一个参谋长（以前的托派分子）的邀请，去开会讨论发展托派运动问题，说保证有军队护送，但在开完会后即把他和一些人逮捕，后来在狱中逝世，中国托派的第二号人物，久经考验的出色的理论家，就这样不幸牺牲在越南，时年还不到五十岁！
上面我讲到那时的《校内生活》多是一些争论文章，小小的托派组织，就分裂成多数与少数两派，听说这已成托派组织的顽症，世界许多国家的托派组织无不如此，争争吵吵，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弄得四分五裂，统一不起来。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形势所迫，形势比人还强。像陈独秀那样才干的人，在那个时代的形势之下，竟然也毫无办法开创一条出路，这就说明了问题的要害。郑超麟一生写过许多批判彭述之的文章，即少数派对多数派的争论文，后来在他临终前整理晚年文集时，也都统统删去了。
我们这个旧书摊也只开了一年多时间，因为后来人们可把图书搬回家里去，便把书摊关闭了。油印出版的《校内生活》由乃光负责，我先后在小学教书和到体育馆管理图书，以维持生活。那时在上海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经常吃的是“面咯哒”。可是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因为旧书摊还有许多好书未搬走，如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选集或全集，有中、英、俄、日文各种版本，以及其他如《鲁迅全集》等，都十分珍贵。我们有空就看书，有时还把英、日版本对照着看，那时我们也略懂些英日文。 |
思想觉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思想觉醒
我辍学回乡大半年，约于1938年春一个人到香港去，在湾仔惠霖英文书院学英文。那年11月广州沦陷不久，哥哥和乡亲都逃难到香港去，挤住在油麻地庙街一个骑楼上，那时候父亲在国外，后来我也回到家里，起先在广大附中读初三，后来跳班到南華大学附中读高中二年级。1941年夏在岭东中学高中毕业。
中青学会
我们附近弥顿道上新开一间小书店，有许多抗战书籍，很吸引我。参加那里的中青学会就可以任意借书看。那时候的香港，不管你组织什么学会团体，全不过问的。那间小书店是两个广西人搞的，名叫黄杰和凌家元，对人非常热情，介绍你看这本书那本书。他们要团结一些年青人，学习马克思主义。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两本书：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如饥如渴地学习了它。在学校的教科书里，历史时期的划分不外是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史之类，而这本《社会发展史》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别开生面地把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说得很有道理。书中讲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人剥削人很不合理，有钱的生活在天堂，无钱的冻死在路旁，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须改变，经过全人类的革命，定能创建一个理想的、没有压迫和剥削的、自由平等的、丰衣足食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要为之而奋斗啊！另一本《大众哲学》讲的是思想方法，过去我们往往想问题都是“唯心”的，只看到事物的外表，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才可以看到问题的本质，了解事物的正反面和联系。读后使我的思想豁然开朗，心明眼亮。其实这两本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它有着非凡的说服力，震憾我的心灵，使我混沌初开，认识了这个不合理的阶级社会，使我从孔老夫子的中庸之道摆脱出来，明白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要为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后来参加了中青学会的学习班，开始讨论青年恋爱问题、世界观等等，我都很感兴趣。参加的从几个人到十几个人，起先星期六晚上就在书店里讨论，后来借到小学的一个课室，就宽敞多了。不久，一下子来了许多中山青年人，我们这个中青学会更热闹了，除了参加学习班讨论之外，大家还唱歌，组织旅行，青年人朝气蓬勃，活动越来越多，原来的中青学会就适应不了，大家同意改为什么剧社更合适，后来便从小小的中青学会扩大成为西流剧社。
原来这个中青学会，是香港托派的外围组织，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一两年时间，它团结了一批青年学生，为后来发展成为西流剧社，团结更多青年人，发展了香港的托派组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青学会结束后，两位创办的广西人黄杰、凌家元也不见了，几十年后一直都没有打听到他们的消息。
西流剧社
中青学会发展成为西流剧社后，一下子发展到有五六十个青年学生和工人参加，十分红火。在大批中山青年中有个名叫陆绩的，是个带头人，小圆脸大眼睛，他能歌善舞，组织大家唱歌、旅行、演戏。为什么叫“西流”呢？就是不随波逐流，而是逆流前进之意。我参加了西流剧社，表现得也很积极，大家竟然把我选为社长，后来剧社办了夜校，大家也选我为校长，我真是个风头人物！其实那时候我是什么也不会做的，剧社的全部工作，完全操纵在陆绩手里。排戏，他是导演；唱歌，他是指挥；旅行，他是领队；读书会，他是主持人……。陆绩以其出色的活动能力，成了许多青年人的偶像，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对他真是崇拜得五体投地！
剧社排演过不少宣传抗战的话剧，唱过许多救亡歌曲，都是在一些学校临时搭台演出，也曾在南华大学操场上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还到电影制造片厂参加苏联名剧《钦差大臣》的排演，有著名的电影演员参加，可惜后来因故没有演成。我也演过好几出戏，头一次上台时，看见下面黑压压的一片就心慌，连台词也忘记了，好在后台有人提词，才没有闹出笑话。我排演过几出戏后，逐渐对每部话剧的结构、故事矛盾的展开与解决，剧情从低潮到高潮的创作，以及如何导演等问题颇感兴趣，后来我在上海开办民校时，也曾创作过《有眼瞎子》等几个独幕剧。我也特别喜欢唱歌，后来当过中小学的音乐教师，指挥过大型合唱，这都是从小学音乐老师和西流剧社学来的，使我这一生乐观旷达，即使在最艰苦时刻，也勇往直前。
西流剧社是香港托派的外围组织，核心工作是读书会，从一般的讨论青年问题到政治问题，介绍大家看马列的书，陆绩也就是我的带路人，一步一步的带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西流剧社有个女活动家，名叫黄凌希，是个进步青年，她有一段很不寻常的历史，在故乡中山，听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结婚后整天围着锅台上转，丈夫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她痛苦极了，便毅然离家，到香港来工作，参加了西流剧社各种活动，大家热烈选举她为西方流副社长和民校副校长，与我在一起密切合作。后来战火纷飞，人各分散，几十年头后，我经香港再寻她时，听说她早已离开了人世！
西流剧社还有个女活动名李展，后与陆绩结婚，香港沧陷后到大后方桂林去，日帝投降后回到香港，用父亲资金开了一间印刷厂，由陆绩编辑公开出版了《指南针》杂志。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办民校，有一年陆绩到上海来，正好上海民校举办学生演讲比赛，我请陆绩导演一下我校参赛的一位女同学，他把修改了讲稿，增加一些感人的内容和逗人的词句，改变一些动作和表情，就这样，后来竟然得到全市比赛冠军，夺取了一个银鼎！可见陆绩是个非凡的艺术人才，可惜后来没有在这方面发展。陆绩后来不幸与李展一起在香港被驱逐出境，回国参加了土改，到1952年底，中国托派被“一网打尽”时也不可例外地被中共逮捕了！到七十年代陆绩不幸病死狱中，好一个天才的组织家、活动家就这样为革命牺牲了！李展57年释放后回到中山，听说如今还健在。
六十几年前的事已记不清楚，西流的许多同志如冯秀义、冯秀仁、郑楚材、袁炳权、王永能、刘佳兴、黄炽坚等人，都已音讯杳然，那年我路过香港时，只见到郑昌和小彭，郑昌当年在西流时专演小孩子角色，听说如今已是个老板。
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中青学会到西流剧社，都要是托派的外围组织，原来中国共产党有两派，就是陈独秀派和毛泽东派。当年苏联当权的斯大林操纵第三国际，指挥中共参加国民党，接受国民党的三个条件：1，不能反对三民主义；2，不能反对孙中山；3，不能反对国民党。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认为这三个条件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能开展工作，中国革命应该独立斗争，组织工农，夺取政权。但斯大林不接受这些意见，结果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壮大起来，苏联用金钱和大炮帮助国民党武装起来屠杀共产党人，致使1925-27年的中国大革命惨遭失败！陈独秀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组织左派反对派进行斗争。这就是中国托派的由来，人们也称之为“托陈派”。当时中国托派还是个宣传马列主义的小团体，各地正在积极开展工作，准备建党。香港的中青学会和西流剧社也就是开展得很好的活动场地，用以宣传托派主张，吸收托派成员。中国托派（多数派）直到1948年才正式建立“中国革命共产党”。
陆绩介绍我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我经过认真的思考，下定决心，要做一个人生真正有意义的革命者，我是多么兴奋啊！我还记得参加青年团那一天，陆绩带我到郊野面临大海的地方，让我庄严地举手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陆绩还再三的交代我，说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是个秘密组织，要注意保密，不能公开宣传，不要告诉别人。我相信当时西流剧社也有一些人与我一样参加了组织的，我就知道黄凌希参加了，因为她与我同在一个支部学习。
这期间，我如饥似喝地学习马列著作，；因为我从小一直受到孔夫子奴隶哲学的毒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孔子就教人处处要唯命是从，为臣为子为妻的都毫无自己的主意，只能是服从命令，做个革命者就要彻头彻尾地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
支部会几乎跟小组学习会一个样，不过更多的研究时事，学习俄国和中国革命史，那年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墨西哥避难的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杀害了。托洛茨基是大独裁者斯大林的肉中钉、眼中剌，多次要暗杀他却没有成功。这次更挖空心思，指使特务混入托氏屋里，走近托氏身边，用斧头致命一击，把一个老革命家殺害，达到他消灭政敌，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卑鄙目的。几十年后，这个名叫“亚克松”的特务，出狱后去到苏联，死后被埋葬在革命公墓云！这件事使我们十分悲痛，开大会小会、散发传单来悼念这位世界天才的、卓绝的革命家。
我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完全是自愿自觉的，托派不与任何权势相勾结，是马克思、列宁广义的忠实信徒。中国托派如陈独秀等人受尽中共的誣陷，长期被告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据2000年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派别》一书的统计，全世界37个国家有120多个托派组织，全世界有托派七万多人云云。在第三国际的迫害下，虽然是个小组织，但是托派仍有所发展，最大的托派组织是法国和美国，有千把二千人，有一年的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中第五名就是托派，虽然不可能当选，但在工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今世界上也有第四国际，听说在拉美一些国家发展得很快。
中国托派在解放后被打成“反革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在美国公然还能竞选总统，差距何其大也！据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在《访美归来话托派》一文中认为，托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它代表贫苦工人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向往共产主义。在这四个基本点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各国共产党应该善于同托派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化解积怨，增进合作。这样才能促进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陈独秀研究动态》2001年第23期）几十年来，托派领导革命没有取得成功，或者说它失败了，因而说它是“极左”派，是“乌托邦”（幻想主义），托派的主张是否正确，将来自有历史老人的公正评说。我为追求真理而参加托派，光明磊落，不管个人的遭遇如何坎坷，我是无怨无悔的。
1941年夏我在香港高中毕业后，陆绩就积极鼓励我到上海去升大学，因为上海是托派中央的所在地，是革命的熔炉，学习革命理论的好地方，比留在香港念大学好得多，我被说服了。那时我父亲在澳洲工作，可以接济我学习费用，所以家人也都同意了。在离别香港前一天，西流剧社为我开了一个欢送会，祝愿我旅途愉快，学习进步！我真是依依不舍地离别这许多亲爱的同志。第二天陆绩和我的家人一起送我上船，情真切切！ |
混沌初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混沌初开
我生长在20世纪20年代，出身于华侨家庭。我的父亲在澳大利亚务农，那时候农村破产，沿海地区许多农民纷纷离乡背井，到国外谋生。听父亲讲，那时候的澳大利亚有地没人种，任由你去开荒种菜，供应市场。我父亲结婚后就出国，三五年后就回国一次，买几亩田地，生一个孩子，然后再出去谋生。我排行第三，哥比姊大五岁，姊比我大五岁。那时候的华侨家乡观念很重，不带家属出国，直到后来看到国外生活的优越，华侨越来越富裕，地位才一天天提高。但我父亲还是死脑筋，只带过我哥哥出去读书，一辈子为儿为女，当牛作马。
作为小儿子，我的童年生活是金黄色的，我就是家里的皇帝。由于父母的溺爱，姊姊的体贴，丫头的照顾，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要怎样玩就怎样玩，我的父母没有什么文化，只知道让孩子吃饱穿暖，什么教育方法都不懂的，所以我的童年生活只是一纸空白，是个混沌初开、胡里胡涂的呆童。每天一早醒来，就有人给你穿衣服、穿鞋子，抱着你替你洗脸、刷牙、梳头。上学时，人家跟你把书包装好，课余时有人拿着点心等你来吃。总之，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不让孩子动手动脑，看起来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好的，其实是多么不幸的境遇！
我初上学的情况，至今还记得一二：迪智学堂就在我家的斜对面，七岁那年，我就是在那里拜过孔夫子和老师，启蒙入学的。老师教的第一课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我是闭着眼睛跟着念的，既不去认字，也不求甚解。一年后就转到姊姊读的另一间塾馆去，在一个课堂里，姊读高级班，我读初级班。老师教高级班时，我们就习字；教初级班时高级班就做算术。老师教高级班古文时，读一句书解释一句，同学们也跟着念。记得有一句古文“嗟呼子卿”，老师接着解释说：“哎呀子卿”，同学们也这样跟着念。我姊姊的名字叫“慧卿”，后来大家都笑着喊她“哎呀慧卿”了！
我就是这样在私塾学堂念了几年“孔子曰”，虽说不求甚解，但听多了，背熟了，总会悟出一点道理来，小脚已踏进了儒家的门槛：就是做人要听话，在家要听家长的话，在外要听长官老爷的话。处处要安分守己，不与人争，要“温、良、恭、谦、让”、“孝悌”、“三纲”等等的中庸之道。
我从小没有哥哥的印象，他小时候就跟着父亲去澳洲读书，回来时已成了个“假洋鬼子”，听说马桶都揭开来看看是什么东西，他学中文就用英文来注音、注解。几个人一起走路时，定要大家步伐整齐。后来他在洋行工作。
我哥哥养了一条小洋狗，名“多尼”，会立起来跟你握手，逗人喜爱，我们跟哥哥上街就带着它玩。家里的婢女天天给它洗澡。有人上楼，它就吼叫，把小偷吓跑了。可是有一晚多尼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它就在门口吼叫，婢女去开门，却被它咬了几口，原来它疯了！婢女大喊：“多尼咬人啊！”大家都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从门缝中但见哥哥勇猛地拿着一根木棍，一下子冲出来狠狠地用木棍往疯狗的头上打，直到把它打死！然后大家立即用板车把被咬伤的可怜婢女送到方便医院去。可是由于咬伤多处，伤势过重，以及拖延了时间，到医院已淹淹一息，无法抡救，好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就不幸被疯狗咬死了！这是我童年时代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对婢女的不幸非常同情与痛心，在我的小小心灵中隐约感到婢女低人一等很不满，那时候《凤阳花鼓》歌词中也有“大户人家卖儿郎”句，说明穷人出卖儿女，被卖去的就是做人婢女，任人使唤打骂，这样实在太不公平了！
我读五年级时，姊姊毕业，我才转到市立19小学去，在那里再不读“孔子曰”了，开阔了眼界，我喜欢打球和唱歌，我特别喜欢那位音乐老师打拍子，节拍明朗，姿势优美。我就暗地里自己学打拍子，喜欢音乐，后来我读中学时，学校音乐比赛我都成了班队的指挥，以后还当过中、小学的音乐教员。
小学毕业后转到金陵中学去，大约读了一两年，中学就要参加“童子军”，就好比军事训练，有时去露营，过集体生活，自己烧饭吃，晚上动营，很有兴趣。但平时穿着童子军衣服走路，见面就要行礼，有的人很狡猾，弄些假动作，你以为对方行礼，连忙举手还礼，有几次都上当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帝飞机轰炸广州，我家住在越秀南南路火车站附近，非常危险，为了躲避空袭，就辍学回到乡下去。那天我们乘轮船回乡，途中发现敌机，船靠了岸，我们往树林里逃，敌机在我们头上飞过，枪声哒哒地扫下来，母亲紧紧地把我抱住，好险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的惊险！不由得激起我的民族义愤，点燃了抗日救国的火种！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又要灭我全中国，我们决不做亡国奴，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此后我看了很多抗日救国的书，尤其是对话剧很有兴趣，希望以后有机会演出话剧，宣传抗战。
那时我姊姊已结婚，躲敌机空袭也回到乡下去，就在我们邻村，时常把我接过去玩。姊夫在广州财政厅工作，又是乡村小学的义务校长。姊夫从小是个勤奋好学的人，对我很好，常勉励我的一句话，就是：“磨穿铁砚，莫虑将来无幸福！”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学习很努力，曾获得全班第一名。
在乡下，除了自己在家里复习功课之外，还过着游山玩水愉快的乡村生活，每天傍晚，许多年青人就欢聚在一处，有的唱粤曲，有的拉胡琴和小提琴，我也跟着大家玩，跟李镜池拉小提琴。若干年后，我家里常有一把二胡，自娱自乐，就是从乡里学来的。 |
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序
人家常笑话我：“你上过天堂，下过地狱，这一生够潇洒的！”从前的人指苏杭比作天堂，后来去的人多了，不足为怪，人们又把美国看作天堂。我曾去美探亲，在那里生活一年，美国虽然科技发达，却还有许多穷人，露宿街头。若说“天堂”，也只能说是富人的天堂，他们穷奢极侈，为所欲为！人们也把牢监看作地狱，我曾“莫须有”地坐过牢，被关押过几十年，“下过地狱”却一点不假。总之，我这一生走过的都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用“坎坷”两个字最恰当了。
我生逢乱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割据，日帝入侵，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救国，为了革命，人们赴汤蹈火，慷慨激昂，寻找革命真理，为之奋斗终身。然而山路崎岖多险阻，在前进途中多少人倒了下去，多少人奋发起来，为人不作亏心事，无愧无悔度此生。
天地人间，也充满着真情，充满着爱，心怀坦荡，真情相处，关怀爱护，无私奉献，这是十分宝贵的，值得留恋和珍惜的。
1998年秋，我外甥兆民兄弟回国观光，欢聚一堂，他们看到我写的一些回忆后，鼓励我写一本回忆录。写回忆录本是大人物的事，以其英雄业绩，万世留芳；如我辈小人物写什么回忆录，岂非贻笑大方吗？只是年纪大了，天天写写，动手动脑，可以延缓衰老，于是我断断续续又写了起来，拼揍成册，聊以自娱。回头再看看自己这几十年的足迹，有如朝觐者的赤足远征，在前进中遭受诬蔑和践踏！几十年失去自由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是一件珍贵的历史资料。人家看了，还不知道有何感想呢？
在这里，非常感谢老战友姜君羊（田淑）为我设计这么好的《坎坷》封面，使我这本残年杂记增色。
2005年12月修订 |
晚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晚霞
霞，是彩色的云，当太阳尚未出现时，就斜射在天空中，朝霞似锦，金碧辉煌，表现了阳光强劲的生命力！直到夕阳西下，晚霞仍是一片灿烂红光。这彩色的云，给人类以温馨、热爱、真挚的亲情！这篇着重写秀云晚年幸福生活的真实记录，就以《晚霞》这光辉的标题命名，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秀云这一生，虽然经历过酸甜苦辣，但她是个坚强的女性，不屈不挠的人，苦尽甘来，晚年就如同晚霞般灿烂辉煌，绚丽多彩，过着幸福的生活。
小管家
美丽的苏州县后宅镇（如今划入无锡市）上，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哇哇堕地了。一双圆圆的大眼睛，衬托着一个带笑的小嘴巴，一位老秀才给她起了个漂亮的名字叫《秀云》，苏州美女，秀丽的云彩。然而，这家人并不喜欢这女婴，以酿酒为生的爷爷多么希望生的是个小孙子，长大了好传宗接代，继承祖业，因为儿子是个小K，不爱这门祖业。所以这小女孩出世，反而受到冷落。直到两年之后，弟弟出生，一家人的宠爱也就集中在那小宝贝身上。
在镇上开粮油店的姑丈，无儿无女，就把这漂亮的女孩接过去生活。一方面供她读书，她聪明透顶，成绩全班第一。姑丈看秀云精灵的样子，从小把店里收来的小钱币交她去点数，要她一包包的包起来，由她去保存。果然做得很利索，后来干脆连银毫都交她保存好，小姑娘非常认真，绝不贪钱，从小就成了店里的小管家。那年代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姑丈也只让她小学毕业就没进中学了。
秀云还有个大姑丈，是开汽车的，常到店里来玩。大姑丈思想进步，跟她讲男女要平等，妇女要解放的道理，讲苏联的革命故事，什么列宁啦，托洛茨基啦，领导工农推翻了沙皇，实行男女平等啦等等，使她听得津津有味，小小脑袋里深受影响。大姑丈还带她坐汽车去上海游览，认识了一些姑丈的朋友，他们都是搞革命的好人。有个叫丁毅的，广西人，是个小学老师，长得年青活泼，两个人几次见面后心心相印，秀云也希望将来能到上海生活，做个独立有为的新女性。
走革命路
秀云自己完全不知道，她的父母早已给她订了亲，她很气愤！后来一打听，知道对方是个不务正业的少爷，便更加反感，坚决不从！但家里已经收了人家的礼，要退也不能退，怎么办呢？秀云暗地里跟大姑丈商量，表示自己不要这门亲事，希望到上海去生活，大姑丈很同意她这样做，认为妇女要解放，要走革命的道路。但要她有决心。教她先不声不响，等到人家要娶亲的时候，就带你到上海去。就这样，过了大半年，她还未满十八岁，人家就要来娶亲的时候，家里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姑娘竟然私奔了！
一个小姑娘能断然作出这惊天动地的行动，是她聪明才智，明辨是非，坚强的意志和魄力的体现！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这条革命之路将影响到她的一生，摆脱普通女子平凡庸俗的生活，她毅然跑到上海去，到他大姑丈的好朋友丁毅那里。那时候，丁毅已经不在学校教书，而与别人一起秘密印刷小报。原来这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机关报《斗争报》，是宣传工人要跟资本家作斗争，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宣传妇女解放的革命报纸，她虽然没有参加组织，但非常热心帮助他们去做。那时候的秘密印刷工作，并没有印刷厂，也没有印刷机，只是在亭子间里，有几版的铅字，排好版后，就在铅版上涂上油墨，然后放上一张纸，再用一个胶滚在上面滚动一下，报纸一面就这样印出来了。待一面干后，再印背页。对于这个新玩意她很感兴趣，不久她也学着排印，并且跟他们一起去散发传单。就这样，她和丁毅两人志同道合，相亲相爱，半年后终于结为连理。丁毅的家人都不在上海，那时候革命者也不用举行什么婚礼，几个同志在一起吃顿饺子，热闹一番也就算了。这个秘密印刷的工作，后来便交由他们两夫妇负责。生活虽然艰苦，因为是革命工作，很有意义，过得很愉快。
抗日战争爆发后，丁毅英勇地参加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去！他俩夫妇辗转各战场。丁毅是连队的政治指导员，经常对官兵训话，要大家英勇作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还当过战地记者，办过战报。秀云是随军家属，大女儿留在外婆处，在行军途中又生下两个孩子，大儿子出生的时候风平浪静，便取名《定风》；二儿子出生时，游击队正抄新路前进，便取名《新途》，两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游击队里出生的。有一次要穿过敌人的防线，部队严格规定：要把孩子的嘴吧封闭起来，宁可窒死孩子，也不能哭出声来，否则全队有遭到敌人消灭的危险！那时小儿子还未出生，她们用布把定风嘴巴封住，老丁背着孩子艰难而迅速地爬行，穿过敌占区后，才急忙把孩子解开，但见定风的头朝地吊着，封布一旦揭开，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哈哈大笑，好惊险啊！秀云虽是随军家属，却练得一手开枪的本领，不仅打得准，而且双手都能开枪，人家誉她为“双枪女将”！她总是笑笑，因为她未能真正参加过战斗，没有用自己的手枪亲手消灭过日本鬼子。
八年抗战胜利后，老丁和她回到上海，老丁一面搞革命工作，晚上在民众学校教书。那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第四个孩子也快出生了。有个好邻居没有子女，秀云两夫妇就想把第四个孩子送给邻居，但当孩子生下来时，一看又白又胖，眼睛大大的，十分可爱，就舍不得了。邻居问秀云，秀云叫人家问他爸去，邻居问老丁，老丁则叫人家问他妈去，邻居才知道他们真舍不得送人。第四个孩子出生正是解放那年，就取名《民放》，人民解放之意。那时他们住在南市一幢房子的阁楼上，房子非常简陋，但秀云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秀云象个托儿所长，抚育着四个孩子，她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格，要他们听话，认真读书，不许说谎，不许打架。买到一点饼干，就按时由大女儿分给他们吃，谁也不许多吃一块。
生离死别
上海解放后，民众学校由老丁负责，学生越来越多了。但不久，老丁却不幸被逮捕，因为他参加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共产党的陈独秀派，如今毛泽东派胜利了，就把他们抓起来，几天后又把他们释放，警告他们不准活动。老丁和老刘考虑到苏联斯大林反对托洛茨茨基，要斩尽杀绝，共产党也容不得不同政见者，一向反对托派，很有可能再次被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便决定逃到香港去。那时候他们已有四个孩子，一家六口怎能一起逃难去港？老丁原想两夫妻只带头尾两个孩子同去，但秀云坚决反对，她想到留下来的两个孩子，没爹没娘的日子太苦，她宁可自己不走，留下来也要把四个孩子抚育成人。那时大的才10岁，小的只3岁。就这样，老丁悲痛地被迫离开了家，离别了妻子儿女，逃难到香港去了！原打算在香港站稳脚跟后，就把家人接到香港去。那晓得没过多久，香港与内地就不能自由来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秀云这一家子去香港的希望没有了！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再过几年，祸从天降，老丁在香港由于生活条件太差，不幸患了肝硬化，未能好好医治，瞌然病逝！噩耗传来，秀云真是悲痛已极，死去活来。
从此，秀云带着四个孩子，又无积蓄，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好心的人知道后，有的给她介绍对象，劝她再结婚；也有同情的人，表示愿意跟她结婚的。但她反复考虑过：自己若嫁人，再生个把孩子，那么老丁这四个小孩就会受冷落、被歧视，自己对不起他们了！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她毅然斩钉截铁地决定：此生不再嫁！
含辛茹苦
一个女子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养活四个小孩是很不容易的。她摆过地摊、当过保姆，给人家洗过衣被，……什么苦头都吃过，一家大小，饥寒交迫，有一回大女儿饿昏了，居委会知道后送给她们一包救济米，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秀云才进了锁厂做工。她每天用手车推着小儿子民放去上班，工作时就把他往工具柜一塞，民放乖乖的坐在里面，妈妈不时打开工具柜去看看他，给他做个鬼脸。收工时远远的的路程推着车子，天热了中途给小孩买根冰棒。那时候她在厂里吃饭也不买菜的，等大家吃完后，在食堂买一分钱没有肉的汤。但她虽然生活艰苦，工作却非常认真，她操作冲床，聪明能干，开动脑筋搞技术革新，弄了一个弹簧，一下子工效比别人高几倍！成了厂里的革新能手，大家都向她学习。后来女儿大了也进了工厂，两个人的收入，勉勉强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生活虽然困苦，秀云却要孩子好好受教育，从小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格，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子们个个用功读书，发奋图强，不打架，不骂人，个个都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很好，他们高中毕业后，没有钱上大学，但分配进厂工作后，他们都积极去读夜大学。新途成绩好，夜大学要把他转入正式大学去，新途征求妈的意见，秀云认为将来在正式大学毕业后，会分配到外省去工作，妈妈真舍不得你到外地去工作呀，倒不如就在厂里上夜校，做个工人算了。新途听妈妈的话没有转到正式大学去。他的女朋友时珍，看到新途不转学，她也不转学了。后来改革开放，新途在夜大学毕业后，在厂里当上技术员、工程师，后来升为部长、厂长。大女儿也成了高级工程师，曾代表上海参加冶金考察团到美国考察。大儿子定风也都成为工程师。秀云教育出来的几个儿女都茁壮成才。
第四个孩子民放，文化大革命那年，他才16岁，刚初中毕业，政府号召青年到新疆去“支边”，民放眼睛一亮，心想去闯个新天地，但又舍不得离开妈妈，后来又想到自己去支边，也可以减轻妈妈的负担。他知道妈是绝不会答应他去的，要去只好先瞒着妈，但是他妈妈后来还是知道了，对他好说歹说也没有用，只好带着户口簿去上班，后来干脆把民放带到乡下外婆处藏起来。那晓得小小民放早有计谋，叫同学通知他，快到报名出发时，民放却突然回到家里，坚决要报名支边，一时间居委、街道干部都上门来做他妈的思想工作，说什么：“工人阶级的子女应该带头”等等，他妈妈略一松口，人家立即把随身带来的大红欢送标语贴在门口了！到出发那天，但见火车各车厢挤满了十五六岁的小青年，火车一启动，只听见哇的一阵阵哭喊声，秀云顿时昏倒在站台上！民放去后，她日夜哭泣，眼睛逐渐模糊了，从此干活也要带上了老花眼镜。
说老实话
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全国一片混乱和恐怖！秀云竟然也被说成“反动家属”，说她丈夫如何如何，把她作为“牛鬼蛇神”来批斗，惨遭迫害！人家要她交代丈夫的“罪行”，她坦然地说：“工人罢工，老丁把家里多余的粮食拿去送给罢工工人吃……。”人家不要听这些。她反问他们：“你们要听真话还是假话？要假的我就说假的！”秀云讲的是真心话，老丁是个好人，支援工人罢工，确实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觉真和新途清醒地告诉妈妈：“爸爸的事情与你无关，千万不要乱讲，否则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因此她更加坚定。厂里的顾师傅等对她也深表同情，暗地里通知她，今晚开你的批斗会，不要怕，不要乱讲。她被多次批斗，也问不出所以然来。要她到居委会报到，她考虑到子女将成为“黑五类”，怎好做人？坚决不从！说：“要我到居委报到，我就从楼上跳下去，说到做到！”才没有要她去报到。后来政府把大批所谓“牛鬼蛇神”赶出上海，遣送到西北去开荒，秀云本来也榜上有名，险些被送去开荒，由于厂里生产需要技工，才把她留了下来，没有去成，否则下半辈子就更加悲惨了！！
排难解纷
由于秀云的一生经历过酸甜苦辣，对人情世故了如指掌，更由于她为人正直，乐观大方，处世待人，经验丰富，所以她和女儿住在河浜大楼时，居委会要请她出来当调解员，为大家服务。大楼上有上百户人家，发生什么家庭或邻里纠纷时，就请她出面调解，总是水到渠成，无有不成功的。她先是耐心地倾听双方的陈述，心中却早已明白个中缘由，于是不偏不倚，把道理摆出来，以理服人，谁是谁非，当事人明白后，矛盾很快就顺利解决了。因此，往往三更半夜，人家都来敲门请她去调解，难怪民放笑问妈妈：居委会给你多少工资啊？她就是以助人为乐，为人们排难解纷，希望每个家庭都生活得幸福美满的人，所以不管半夜三更人家来喊她去，也十分乐意去做，毫无怨言的。
她平时对人也是如此，她知道老朋友阿招跟女婿的关系搞不好，阿招站在女儿一边，连同孙女，家里弄得三对一，使得矛盾越来越尖锐，女婿很难做人。她就批评阿招应该看到女婿的优点，不要计较他的小毛病，要教育女儿，家庭不就可以和和睦睦吗？说得阿招心服口服。
难怪觉真称妈妈为“外交部长”，有什么事情找她去处理，一下子就解决了。
民放去港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年民放突然回到上海，正巧香港妈（他爸在港生活潦倒时，曾得到玉芳女士的照顾，后来同居了）也在上海，看到坐了五天五夜火车的民放，蓬头散发，双脚浮肿，显得疲倦不堪，又看到他带来在新疆赤脚赶牛的照片，成了山沟里十足的种田人！香港妈看见了，顿时痛心疾首地说：“人家的孩子能去香港过好日子，我家的孩子为什么在边疆种田这么苦？！”使她十分难过！后来她一回到香港，在徐叔叔的大力帮助下，以继承他父亲遗产为由，办理民放迁去香港事。一方面香港办理证件，一方面秀云在这里托到新疆军区的关系，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民放真是交上了大好运气，一家三口终于被批准去香港定居了！
民放一家到港后，由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真是困难重重，经历了一段十分艰苦的磨练，他和小楼各做两份工，每天从鸟叫做到鬼叫，民放泡在水里干活，脚都肿了；小楼车衣流水作业，几次昏倒，但他们深知来港不易，坚毅不拔地忍受着万分的痛苦。这当中，有个上海老板看到民放这个年青人身体魁梧，很有魄力，刻苦耐劳，便对他十分赏识，后来这个老板在南美洲开设一间牛仔服工厂，就聘请民放去牙买加工作，由他去管理一个新厂！于是民放又再次交上大好运气，他从一个草原上的牧羊人，刹时间，飞到了大洋彼岸，成了一个工厂的总管！这个世界真有点神秘莫测啊！
报答恩情
几年之后，民放从国外归来，首先就要回上海去看望妈妈。每次回来都是满载而归，吃的用的应有尽有。人家说民放是天下第一孝子，他理直气壮地说：“生我育我是娘，儿女再孝也报答不了妈妈的恩情！”妈妈那年60岁生日，他定制了很大很大的一只生日蛋糕，妈妈、姊、外甥、兄嫂等全家福欢聚一堂，嘻嘻哈哈，老人家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幸福！这么开心！她激动得热泪横秋，而又吃得满嘴奶油蛋糕，大家看到更加好笑，个个乐得手舞足蹈！
民放一个人在南美洲几年，因为那里是黑人地区，家属都不愿意前去，并且生怕民放在那里跟黑鬼要好，一再要他回港，民放不得已，才放弃了如此理想的工作，回到了香港，老板给了他一笔报酬，他在香港买了一套住房。有一年干脆把妈妈接到香港去玩了大半个月，让妈妈尽览高山大海的香港景色，并与过去一些老朋友会面，给妈买了许多衣服用品带回去。民放时时刻刻都在想，如何让妈妈的晚年过得更加幸福。
有一年民放回沪，正遇上爸爸的老朋友李伯来访，民放对这些老人一向十分尊重，知道他们都是早年投身革命的好人。听说李伯已丧偶多年，没有子女，寒暄过后，民放问李伯怎么不找个老伴？李伯说谈何容易，民放不假思索地说：“你是等我妈吧？”李伯笑而不答。这真是问者无心，听者有意！
晴天霹雳
自此以后，民放心目中如何使妈生活得更幸福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眉目，可是细节尚未认真去考虑过，便在不适当的时间和地点，突然向妈提出：“妈妈跟李伯一起生活吧！”
这句话有如晴天霹雳，给妈妈当头一棒！几十年来，她为了把四个孩子抚育成人，含辛茹苦，立志此生不再嫁，如今孩子长大了，嫌娘碍事，不要娘了，逼娘出嫁了，这还了得！一时思想不通，天旋地转，大祸临头，于是哭哭闹闹，弄得不可交加！
民放做事，有时自以为目的正确，就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考虑对方一下子是否接受得了，这一回，就好比捅了马蜂窝一般，民放的一番好心，却被妈误以为他是个没有良心的孩子，甚至要脱离母子关系！
秀云一生做事，都通过思想认真考虑问题，而非胡里胡涂随随便便去做的。过去，她不同意跟丈夫带着头尾两个孩子逃港，留下中间两个孩子在国内无爹无娘的怎好生活，为了四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宁愿自己留下来不走，这样做是对的；后来老丁在港不幸病逝，人家看她一人带四个孩子太辛苦，劝她再结婚，她反复考虑后，认为结婚再生小孩的话，四个小孩就会被冷落，受歧视，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就对不起小孩了，于是决定此生不再嫁，这也是正确的；如今，四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第三代也已成长，甚至已有第四代人了，老人家的责任早已超额完成了，情况已经不同，民放为妈的晚年幸福着想，希望妈找个老伴，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但妈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需要时间去认真考虑。这期间，大儿子首先把妈接去，在杭州玩了几天；二子又把妈接到家来，大家一再耐心解释，任由妈自己去决定，朋友们也好心劝告，终于使她冷静下来。
志同道合
回过头来讲讲这位李伯，他当年开办民众学校时，丁毅是该校的教师，所以几十年前大家就认识，互相十分了解。解放后，李伯不幸“莫须有”地蹬了几年冤狱，后来在居委会搞文教工作多年，后来到美国探亲一年，看望姊姊。爱人88年病逝，至今已丧偶多年，他认为自己年事已老，找个志同道合的老伴不容易，便泰然处之。他知道老邹的人缘极好，大家很合得来，但也不敢随便提出，如今听民放一问，一时也难以回答，心里却是热呼呼的。
秀云也知道李伯为人极好，像老丁一样，都是革命同志，为了追求真理而遭到迫害。能与老李在一起生活，互相照顾，老有所伴是很幸福的。秀云也想到，外孙大了，自己长住在女儿处也不是办法，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终于打破了封建的思想桎梏，横下一条心，才同意与李伯共同生活！她也考虑到子女们思想开朗，只要妈妈晚年幸福，都会同意妈与李伯结合的。但老年人结伴，到底有点难为情，于是大家相定一不请客，二不送糖，悄悄地去办理登记算了。秀云比老李大五个月，那年秀云75岁，老李74岁！真真的一对老伴！
“新房”就设在石泉路，一天下午，女儿来了，妈很高兴，女儿对妈说：“民放搬电视机来了。”聪明的母亲婉然一笑，说：“叫他上来吧！”这一声多么清脆响亮，它拨开了乌云，消除了隔阂，一时阳光灿烂，春光明媚，从此恢复了母子深情，民放又愉快地回到了母亲身边，成了妈最宠爱的孝子！房间里摆放着民放买来豪华的壁橱和夜壶箱。她妈妈从此与李伯在一起生活，两个老人有说有笑，互相照顾，手牵着手，早晚到公园去散步，过着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这使得民放也格外开心，知道自己做的并没有错，只是老人家一时想不通吧了，如今妈妈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民放也心满意足了，每次回来，总是带很多很好的东西，买最大最大的甲鱼给李伯吃，陪老人家搓麻将玩，这是他妈妈最幸福的时光。
相濡以沫
“相濡以沫”是一句成语，意思是泉水干竭，鱼儿相互吐沫温润，后人比喻在困难中以微小的力量竭力互相帮助。秀云和老李都已是耄耋之年，体弱多病，需要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就如同鱼儿在死亡线上互相吐沫一样，在与病魔作殊死的斗争中，手牵着手，奋勇拼搏，才闯过了一道道的鬼门关！
他们之所以能够相濡以沫，是建立在深厚的情谊上的，各自都受过深重的苦难，酸甜苦辣的滋味尝过，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性情相近，性格互补，你我十分了解，情真切切，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如今能够晚年相伴，是缘分，真是三生有幸，天作之合！
他俩出门总是手拉着手，不论到公园散步或到菜场买菜，也从不松手，人家看见会开玩笑地说：“恩爱夫妻手拉手”！说他们是“恩爱夫妻”真是当之无愧，许多老夫老妻，都没有他们这样志同道合，相亲相爱，但他俩走路之所以手拉着手，并非表示恩爱之情，而出于健身防跌之故。俗话说：“人老先老脚”。他俩商定，两人出门一定要手拉着手，互相照顾，防止跌倒。
他们就如同年青人度蜜月一样，每天早晨到公园去散步，锻炼身体，做做体操，打打羽毛球，与公园的老朋友说说笑笑，逍遥自在，过着幸福的晚年。有一首《相见欢》记叙了当年的愉快心情：
两老携手漫步，日已出，绿叶丛中有氧空气足。身未残，开怀唱，夜莺曲，半生坎坷晚来应享福
心急如焚
第二年，李伯回广州办理祖屋拆迁事，由于奔走劳碌，患了一场大病，十二指肠大出血，三次休克，立即住院治疗，他只请人打电话告诉她女儿觉真，不让秀云知道，怕她挂心，那晓得她在旁听到了，心急如焚，日夜不安，她要到广州来照顾他，但人生路不熟，年老又有心脏病，怎能去呢？女儿最懂得母亲的心，她恰逢例假，便毅然决定替母去广州看望。李伯住院没几天，觉真即从上海飞来照顾，守候在病床边，天天烧瘦肉粥和面条给李伯吃，情真切切，为时一个月之久，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啊！直到李伯病愈出院，秀云飞来广州后，她才回去，李伯感激她，敬重她，把她誉为当代花木兰！秀云在广州陪伴，互相关爱和照顾，直到李伯完全康复后才一起飞回上海。有一首白话诗记述此事：
二老同心相作伴，公园携手去散步，人生旅程末班车，欢乐与共无烦恼。
老汉因事回广州，劳碌奔波人难熬，一场大病从天降，及时住院来抢救。
老太闻知急如焚，日夜焦虑不安宁，女儿深知母心事，毅然代母作南行。
木兰代父去从军，觉真替母探亲人，情真切切勤料理，亲生女儿还要亲。
天天电话报吉音，老太放下一片心，人间真情感上帝，起死回生阴转晴。
病愈出院需休养，老太前来伴老汉，同把身体来养好，幸福花开万年长。
换了人间
他们回到上海后，办了许多事情：那年住户可以买公房了，大家便花了不多的钱205、206室买了下来，并且进行装修，虽不算豪华，房间布局十分精巧，墙壁不是剌眼的雪白，而是用温和的淡黄颜色，一切搭配得非常美好，使人一进去就感到十分舒适。想不到年纪老了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真是三生有幸啊！李伯有一首打油诗是这样记下的：
半世坎坷一身留，岂料耄耋住新楼，苦尽甘来岂可信，三生有幸遇老邹。
劫后幸存已白首，天堂地狱曾翱游，平生不作亏心事，昂首阔步往前走。
人间恩情重千斤，欣慰但愿人长久，余生犹冀昭雪日，留将老眼看新舟。
从此，秀云李伯成了终身老伴，互相关怀照顾，相亲相爱，发誓永不分离！
她对人热情，又爱说话，不管在公园或什么地方，一下子就跟人家搭讪上了，大家嘻嘻哈哈，谈得很开心。那怕她生病住在医院里，本来那里都是垂头丧气的病者，她在那里还是谈笑风生，用自己对疾病的乐观态度，去感染别人，使得整个病室热闹起来，连护士也参加进来。在马路上走路，时常都有人跟她打招呼，连她也不认识对方姓甚名谁。
与疾病搏斗
年纪大了，难免有些毛病，秀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关节炎，李有前列腺和胃出血，她们曾多次住进医院。对待疾病还是乐观的，无病防病，有病积极治疗，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并不害怕，因为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病情，是最好的医生，要有信心，意志坚定，要有良好的心态，才能把病治好。
秀云的膝部关节毛病，虽经多次针炙和理疗，都没有什么效果，几乎要坐轮椅了，后来在公园里意外地遇到一位医生，教她他用手剁脚，就如同剁肉一样，沿腿部从上而下，使血脉贯通，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于是，李伯每天给她剁脚，效果极好！她逐渐能好好走路，不用坐轮椅了。
那年老李要到医院做前列腺手术，是微创小手术十分安全，决定不告诉小辈，省得他们请假跑来跑去。秀云也同意只让女儿知道就行，不过她希望自己也住进医院去才放心。李说手术后可请护工，不用家属陪的。后来李到医院办理住院手续，她在门诊部看心脏病，医生说她有早搏，最好住院检查。这正合这对老人一同住院的心意。她把情况只告诉女儿，女儿认为两老一齐住院，下面忙不过来！秀云对她说，我俩互相照顾，小毛病不想惊动你弟弟和其他人，女儿终于同意了。第二天她亲自来送俩老住进医院。
李伯住在8楼泌尿科病房，妈住13楼CCU监察病室，李伯手术前几天检查身体，时常去看望秀云，但见她身上日夜背着一些监察仪器，打打吊针；李伯手术后躺在床上时，她天天来陪他，大家有说有笑的，因而一点也不感到医院的寂寞和生病的痛苦。头几日，除了女儿和外孙女常来探望，烧些甲鱼等营养菜送来外，谁也不知道。但后来，两个儿子多次打电话找不到他们时，急了，打电话询问他姊，才知道她俩住进了医院，后来他们也都来探望。俩老双双住院，互相照顾很好，小毛病不想惊师动众，叫他们放心好了。大家看到俩老精神好，非常高兴！都说：“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就是我们小辈的幸福！我们平日照顾不到，有事一定要告诉我们！”接连两天，一些老朋友也来看望，甚至老厂长也来了，他诙谐地说：“你们生病也瞒着大家，怕麻烦别人，这样不好；我生病就喜欢人家来看望，大家嘻嘻哈哈，让我多活几天！”
这对老夫妻双双住院，相濡以沫的恩爱之情，在医院里曾传为佳话。
2004年春，秀云三次住进医院，头两次因心脏病住院，第三次因胆结石住院开刀。
1月5日，她心脏病室性早搏住入普陀人民医院。室性早搏，就是严重心律失常，往往可诱发室颤而猝死，应立即治疗。前晚一冷，人发抖难过。觉真、新途也要她住院，她住院后，李几乎整天陪伴着她，替她做各种事情，给她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医院给她每天打三瓶吊针，早搏逐渐消失，心脏没有什么不适，吃饭大便都正常。但照CT，发现胆结石，建议开刀，大家认为年纪大了，不痛不痒的，不开算了。到16日就赶着要出院，好回家过新年，这次住院12天。
回到家里，头两天还好，19日傍晚突然冷得发抖，两个暖炉都不顶用，但她却坚决要去洗澡，用热水浇身，睡下去盖上几床被子还冷，两个钟头后才好些，李几乎一夜未睡。她晚上小便几乎不会走路，足部无力，看来她身体十分衰弱，经不起一点寒冷。
新年过后，传来老友周仁生去世的噩耗，不禁凄然！他浙大英语系毕业，79年回到温州，免费教授英语，招来大批学子，他不求名利，一生过着俭扑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社会！
过年这几天，她身体还好，但到2月5日心脏又不适，住进医院CCU监护室，打了几天吊针，经检查，血糖、血脂都不高，早搏没有了，人也很好，但拉肚子，医生却给她打《普力特》消炎针，一打下去，心脏万分难过，连忙把药拉掉，打针抢救，才逐渐好转过来！李接到她用手机打来的电话，说人不好，当即打的前去，秀云说险些死去！还说了些伤心话，说她万一去后，叫李不要哭，要好好活下去，大家会照顾你的。她也是个唯物主义者，懂得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她不怕死，只是舍不得离开大家。李也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但感情是永远也割不断的，所以听了她的话非常难过，认为医生开错了药，医生却说是她过敏所致，这支针加重了她的病，过后两小时起来小便，心脏又不适，护士再给她打抢救的针。这些天李总是早早到医院，中午回家休息一阵子，又匆匆赶去，全天候的照顾老伴。14日隔床老太出院，房间只她一人，李就不回去，在医院陪她。
第二次住院也是12天，2月16日出院，心脏病好了，但身体十分衰弱，脚上无力，回家后当晚小便后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李时刻要扶着她走路，生怕她跌跤；由于体弱，冷一点就发抖，连忙用几床棉被给她盖上，这种情况正是病情加重的讯号！但她甚至不让李打电话告诉人，也不想再到医院去看病，因为一住院，就要抽血验这验那，认为会把她弄死的。
秀云毛病很多，心脏好了些，咽喉炎又发，要去地段医院喷喉咙，于是去喷了几次。2/22中饭后睡醒，发生心绞痛，痛得厉害，吃了些药。后来又说胃痛，吃了两片《马丁宁》，之后几日，发现这痛那痛，意识到可能就是胆结石痛！李多次要她到医院急诊，她这个人就是那么顽强，自以为是，不但不去医院，甚至不让告诉任何人。直到25日傍晚，她实在痛得太厉害了，才同意“打的”去医院看外科急诊，情况十分危急，医院认为是胆囊炎，立即给她打止痛针和输液。李连忙打电话告诉觉真，她即转告定风、新途，随后大家陆续赶到医院。
主治医生等连夜认真研究，胆囊炎要开刀，但考虑到方方面面：85岁高龄，有心脏病等，有很大的风险，到深夜二时才决定明天上午开刀，由主治医生亲自主刀。当晚定风夫妇守夜，其他人都回去睡一下，李第二天早上六时即到医院。
2/26上午9时半进入手术室，当时在场的有定风夫妇、沁怡、新途和李，后来新途的儿子和媳妇也来探望，觉真因跟小刚去看病未能来。这是一场生死搏斗！大家都忧心忡忡。到11点多钟，主治医生最先出来，说手术比预料还顺利，正在缝合云，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过后又一医生拿出割下来的胆结石，约15×10×8毫米大。直到下午1点多钟，从手术室出来，人也清醒，说不难过，随即住入ICU重症监护室。
ICU病室有护工，规定家属每天只许在下午4点15分到45分进去探望。当天李和觉真前去，她醒了，很高兴，说不痛。告诉她手术很成功，用最好的麻药，主治医生亲自主刀，得救了，要她安心疗养。她说可以活到100岁了，你要活到101岁！因为她比李大1岁。
3/1上午从ICU转回8病区40床，沁怡也在。今天尿管和另一条管子都拉掉了，人舒服些，还有一根管子要开刀后六星期才能拔，到时再住院几天拔除。已请好护工，每天20元，这护工在这里工作8年，很有经验，服务周到。晚上回家后打电话把情况告诉各人。
3/2她已能下床，走几步路，扶着她去解手。吃半流质，早上吃两碗粥，肉松送。她最喜欢吃面条，后来几天我烧了几次鱼汤和红枣、桂圆汤去，情况逐渐好转。但咳嗽时开刀处就有点痛，要护工用双手夹住。新途时常开车来，跟妈谈谈心，这样很好。过后几天，来看望的人多了，定风夫妇、退管会顾师付、老朋友周履锵、熊安东夫妇和叶春华夫妇等，觉真因小刚化疗，不能来，沁怡虽忙，也烧了许多好菜送来给外婆吃。
秀云这个人，思想开朗，只要身体好些，就嘻嘻哈哈，与人聊天，鼓励人家安心治病，因此，无论住在那个病室，都受到同房的病者和医生、护士的欢迎。
3/8拆线，医生说她很好，过两天可以出院了。李即将这好消息告诉各人。3/11出院，这次共住院16天，自负医药费包括红包共用去3600元。出院时还有一根管子，要开刀6星期后拆除，因此4/8又住院5天，到4/13拆管后出院，又用去900元。这次心脏和胆石两病并发是严重的，总算起死回生，挽救过来了！得救了！俩老就是这样坚持与疾病搏斗，夺取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祝愿他们晚年健康愉快地生活吧！
健康投资
他俩都已是耄耋之年，吃也吃不多，穿也不用穿什么新的，旅游也跑不动了，只希望有个健康的身体，愉快地度过晚年。小辈都已成家立业，叫两老不要节省，说：“你们辛苦了一辈子，还节约什么呢？钱不够，我们给。”所以，他俩就把一些“老本”用在“健康投资”上，自己多年梦想过有把摇椅，坐着看书读报，悠然自得；有个大的按摩器，解除腰酸骨痛的疾苦，这一回就下了决心买来了，圆了多年的梦想啊！为了健康，02年10月买了《全球康》红外线磁性床上用品：被子2，垫被1，枕头3，共5250元。03年9月买《迪源鲁迪》核酸保健品5664元。用后果然效果良好，延年益寿。
如今他俩处处为健康着想，做什么事情总离不开“健康”两个字，例如“健康饮食”，“健康作息”，“健康锻炼”，“健康心情”等等，他们的保健经验总结为如下12句话：
起居定时，饮食清淡，早晚散步，娱乐休闲。
无气无怨，与人为善，保暖常浴，睡个好觉。
积极治病，遇事乐观，相亲相爱，白首偕老。
散步健身
他们每天早晚坚持去散步，十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效果很好。散步，是简单易行适合老年人的健身法，散步时四肢活动，有利于脾胃功能的发挥；有利于周身的血液循环，医学认为足掌是人体的第二心脏，足掌的功用衰退与否，是人体衰老与否的标志之一，俗话说“人老足先老，足不老人未老”，而散步正是锻炼下肢关节和足掌的有效措施，对消化系统也很有好处，俗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所以他们只要走得动，就要坚持散步。特别是晚饭后半个多钟头的散步，使他们消化功能好，长期以来，每天大便通畅。
从住处到觉真那里要趁两部公交车，有时他们宁愿走一段路，只趁一部车，不是为了节约二元车钱，而是为了散步健身。散步的运动量不大，形式不拘，可以逛公园，漫步赏花；可以逛超市，购买用品；可以游览名胜，登山涉水，总之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最关键的是要持之以恒，日久天长，定可收到防病养生的效果。秀云严重的膝关节炎毛病，就是这样基本得到康复的。
他们每天早晚坚持散步，同时在附近的小花园里，又做非常适合老人的体操：《气功十八法》。还在一些运动器材上拉拉手，蹬蹬脚，弯弯腰，这样进行全身各部位的运动，每天共约三个小时，运动量也足够了。
民放病逝
民放一生，有着传奇的色彩，刚16岁就上山下乡，支援新疆建设，在遥远的草原上奋斗了20年！后来他时来运转，一家人迁到香港，不久他到南美洲管理工厂，一下子从落后的农村来到繁荣的都市，从种地的农民变成了工厂的负责人。他历尽艰难困苦，好比下过地狱；也享过荣华富贵，如同上过天堂！可惜好景不常，回香港后没过几年，遭到离婚与失业的双重打击，病魔缠身，从此一蹶不振，一生大起大落，终于不幸离开了人世！
2002年2月初，觉真接到小张从广东来电哭诉，说民放昏迷不醒，不知如何是好？觉真叫她立即拨打120送医院。第二天，秀云叫民放的两个哥哥立即趁飞机去樟木头看望。听医生说是因服用《泰胃美》过量而中毒，以至昏迷，拉屎在床，经医院抢救，并全身检查，证明身体各部位良好，其他一切正常云云，于是两个哥哥第二天就飞回上海，秀云才略为放心一些。3月间，李伯和觉真因祖屋拆迁回广州办理，也专程到樟木头去看望民放，在车站上，但见民放脸孔黝黑，有点浮肿，但他说是昨晚未睡好之故，后来精神有所好转，还搓了两小时的麻将，劝他好好养病，希望他不要与小张办理结婚，宁可将来给她一笔钱。民放总是满口答应，觉真和李伯在他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也就回去了。
不料到4月4日早上，觉真突然接小张来电，大哭失声，说民放在武汉发病，昏迷不醒，小便失禁。觉真感到病情严重，毅然决定要他们立刻乘飞机来沪治病，民放也同意了。原来民放到小张家乡去，与她登记结婚。民放到上海来治病，大家都作好一切准备。他俩到下午六点钟才到达，但见民放有点麻木，脸黑且肿，说话结巴，看来毛病不轻，即与定风、新途联系好。第二天一早，新途开车送他到华山医院看专家门诊，大家也一起去，病人很多要等很久，那位专科医生一直询问病历，一时也看不出什么毛病，开了许多化验单，要抽血，做生化检验，B超，脑电图等，而当天只能验尿，其他要预约几天。在樟木头一直找不出到底是患什么病，未能对症下药，以致越拖越严重！
6日沁怡陪他去验血做脑电图，人还是好好的，下午搓了麻将，他独赢，但后来脑子又胡涂起来，人也喊不出名字来，晚上小便弄得一塌糊涂！
7日星期天一早，新途开来面包车，定风、小胡、沁怡一齐把民放送进华山医院急病室，及时抢救，医院当即发出《病危通知单》！当晚定风和新途陪夜。为了让他住入病房，李伯便去找林医生帮忙，她是林珍的舅妈，第二天即转入住院部消化科41号病床。先预付5000元，两天后再付15000元，加上前几天用去的5000元，病因尚未查出，就已用去25000元，医疗费用如此昂贵，实在惊人！到17日，才查出患的是肝硬化！！底片上有阴影，还要做“共震”，才能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医生说，病情非常危险，随时有“去”的可能！秀云听了不禁潜然泪下，悲痛欲绝！
民放五年前脚就浮肿，小楼却没有陪他去看医生，后来又受到离婚与失业的双重打击，之后找了个工作长期做夜班，以致身体越来越不好。他在饭店结识28岁的年轻小张，总算得到生活上的照顾，民放过意不去，在自己病情这么严重时，还跟她到湖北的家乡去登记结婚！就在回到武汉时病倒了！
她妈和李伯已是耄耋之年，民放如此病重，令人忧心忡忡，日夜不得安宁！她妈往往三更半夜睡不着觉，为的是想烧点好菜给民放吃，还给他晒好被褥准备他回家把病养好，然后回樟木头去。“共震”做后阴影处仍看不清楚。肝硬化是慢性病，民放认为已好些，30日就出了院，回到秀云处，头几天过得还好，有时一起出去散散步，他也觉得比住院适意，我们更希望他能把病养好。但好景不常，他的脚又浮肿起来，人也没有精神了。到5月6日晚上，人昏昏迷迷的，一时要睡觉，一时跑到大门口说是要去小便，我们看他又要发病了，必须立即送医院抢救！沁怡和小胡来后，但民放怎样也不肯去医院看病，后来打电话叫定风、新途来，民放还是不听劝告，坚决不肯去看病，眼看他的病十分严重，大家只好七手八脚把他拖上汽车，到医院门口下车后，他还逃到对面马路去！硬是把他拖进急诊室抢救。
14日专家会诊后，认为病情严重，肚皮都已发黄，建议转到肝病专科病房去，随即办了手续，转到一病区，四人一室，环境不错，但住下后才知道这里是隔离病房，民放认为自己不是传染病，不应该住在这里，小张也怕陪他会染上疾病，坚决不要住下去，因此第二天就出了院！
这期间，香港妈来电话及寄来5000元，又收到大小妹5000元，慕兰2000元，大家对民放的病十分关心！民放只拿出6000元，再也拿不出钱来，他叫小张把樟木头房子的钥匙交出来，寄给大妹，请她到家里把保险单和5000元寄来，准备退保可得30000元，作医疗费用。但在大妹到他家里之前，小张的姊姊已去过两次，什么东西都被她拿走了！
民放从医院回到家里，在地段医院办理家庭病床，医生护士上门看病打针，18日民放儿子鼎鼎和女友前来探望。民放的新疆好友也来看他。这些日子，民放天天打白蛋白，每针300元。20日，护士来打针，几次都打不进去，后来医生来电话，说病人病情严重，随时要准备送院！果然到第二天，民放感到气闷，大便出血发现肚子突然胀大了许多，估计很可能是腹水！便立即打120叫救护车，第三次急送华山医院急诊室抢救，医院再次发出《病危通知单》！
民放病危，秀云悲痛不已，日不思食，夜不安眠，几乎也要病倒！大家反复劝她要冷静，遇事要想得开，“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这些天，医院每天给民放打白蛋白两针，打七八瓶吊针，28日起输氧。6月初这几天，民放精神极差，昏昏迷迷的，她妈和李伯天天去医院看望。
“民放，你要顶得住，病会好的，就快会好的……”
“妈，李伯，我很好，你们年纪大了…不用来看我……”然后他眼睛又闭上了。
到7日，民放已不会讲话，8日起每天输血200CC，不过是延长他的生命而已。看来他的生命已无法挽救！妈妈和李伯在万分悲痛中给他准备后事：放大相片和定做寿衣。
6月9日，是个不祥的日子！早晨五点钟，小张哭喊民放不行了！立即电话通知各人，大家很快就来到医院，但见民放已瞌然长逝！大家痛哭不已，“民放啊！儿子啊！……”秀云真是死去活来，为什么天公如此不公平，年青的死在年老的前头？叫我们怎么受得了！值得安慰的是，民放去得很安详，眼睛和咀唇紧闭，脸孔园闰，还是在生时一样的风采。
追悼会于6月12日在龙华殡仪馆隆重举行！白发苍苍的母亲为第四个孩子送葬！多么的悲惨！“我最痛爱的天下第一孝子啊！你安息吧！”
民放不幸病逝，秀云真是悲痛不已，死去活来！想到自己身上穿的件件衣服，看到房里摆放的样样东西，几乎都是民放买来的，“儿啊，儿啊，我的心肝宝贝！……”日里夜里，心里都是民放！悲痛已极！李伯用唐伯虎的一首《绝诗》，去开导她：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人死了就摆脱一切病痛，不过是从阳间跑到地府，好比到外地旅游一样。秀云也知道民放病情严重，太过痛苦，倒不如到乐极世界去！她把诗背熟，也开了些。
阿招去世
阿招的弟弟国芳不幸去世后，阿招住在他家里几天，却不慎跌了一跤，伤及腰部，伤处恰是当年“文革”跳楼伤处混在一起，变成骨裂，不便行走，要长期卧床休息！秀云和李伯去看望她，见她还好，谈笑自如，劝她好好休息，但不能整天睡在床上，要走动一下。后来小红来电话说她妈患脑瘤。秀云再去看她时，嘴吧已有点歪，但人还好好的。希望小红给她好好去看病。又过了一个月，小红哭诉，说她妈妈不行了，秀云和李伯随即冒着高温前去，她们已迁入新居，只见她已不会说话，甚至连吃东西也难吞下去，叫小红联系医生护士上门打吊针，打120送医院急救，听说她脑瘤已有四块，已不能开刀或做化疗，已属晚期，太不幸了！
阿招这个人，从小到上海来做工，后来参加了托派，一心为革命而奋斗。约于49年与刘毅结婚，生下小红女孩。刘毅解放后被捕，释放后便与丁毅一起逃往香港，她没有跟去，一直留在上海。52年底被捕，判刑劳改5年，57年刑满，回到原厂工作，但在“文革”的疯狂岁月中，她又遭到残酷的批斗，对一个已被监禁五年的不同政见者还不放过，她走头无路，宁死不辱，毅然从工厂的六楼跳下，一死了之，却碰到楼下的棚帐，自杀未遂，弄得一身伤残！后来的几十年，拖着女儿生活，含辛茹苦！而在香港的刘毅，因那边的环境恶劣，不幸中风离开了人世！
阿招在世时，几乎隔个把星期就来电话找阿姐，说我明天要来了，秀云照例一句话，叫她什么东西都不要买来，但第二天她总是带来一包鸡或鸭，大家嘻嘻哈哈饱尝了一顿午餐后，三个人就玩起跷脚麻将来，直到晚饭后，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去。
9月20日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館夏雲厅舉行，参加的親朋友好約80餘人，四周摆滿了花圈。阿招安詳地睡在一付木棺材里，外面還有個大玻璃罩，周围是鮮花。悼詞由她的女儿念，她聲淚俱下，誰也听不清楚，也不過是讲讲妈妈如何抚育我、教育我成长之类，還能說些甚麼呢？听說单位不肯致悼詞，說是死者的檔案尚未平反云云。
坚強勇敢的阿招就這样含冤离開了人世間！安息吧，阿招！
圣诞之夜
觉真如今每星期到教堂去听一次教，很是有劲，她说一个人要把自己看成是今天才出生似的，忘记过去的一切，也就没有什么烦恼事，一切从现在开始，愉愉快快地过日子。她有精神寄托了，很好！
觉真入教后约妈和李伯一起过第一个圣诞节，沁怡一家也去了，他们这七个人，总是欢乐与共，其乐融融。
秀云早已把圣诞树送去，现在还想再买点什么东西，以增加节日的气氛，于是又买了许多可以挂在圣诞树上的小玩意，如十字架、铜铃之类，还买了一个很大的圣诞老人，拉着小提琴，会动，有悦耳的圣诞音乐声，总共才50元，值得！觉真也专程到城隍庙去买了一些小玩意，但都不比他们买的圣诞老人那么好看好玩，她买了圣诞树上红红绿绿的装饰灯，亮起来煞是好看，李伯把十字架给她钉在门上，一个圣诞之夜的房间顿时装扮起来了。
他们吃过中饭就搓麻将，沁怡一家5点多钟才到。七个人团团圆圆地吃圣诞晚餐，这时候圣诞树上烛光闪烁，圣诞老人拉起小提琴，奏出美妙的乐声，伴随着大家嘻嘻哈哈的说笑，这顿饭足足吃了个把钟头。之后，大家搬开桌子，在圣诞树前拍照留念。
觉真从来没有今天那么高兴，她有寄托了，心中有主，得到“重生”，就好比第一天活到人间。觉真真是“红颜多薄命”，中年丧夫，儿子又不幸患上绝症，经历了一连串的苦难，如今有了寄托，从此她坚强地生活，那怕再悲惨也顶得住，因为心里已有了上帝！
虽然秀云不信教也不信神，但觉真高兴，大家也都高兴！
幸福时刻
2003年7月，小刚领到交大电脑本科毕业文凭，约同我们一起去拍照。虽然气温高达38度，我们一早就趁上830公交车，直达徐家汇，沁怡带我们走进交大校门，觉真和小刚早已等在这里，不久，小龙龙也来了。大家看到那本红彤彤的交大毕业证书，都抢着来看，高兴非凡！一个身患绝症的人，能够在与病魔搏斗的艰难岁月里坚持读书上课，该有多大的坚强毅力！而且不是在短时间，而是前后连续达四年之久，才有今天的丰硕成果！今天，小刚穿上了壮丽的黑大袍，戴上庄严的四方学士帽，手捧着那本毕业文凭，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开心过，红光满脸，精神焕发，手舞足蹈，喜笑颜开，要跟大家一起拍照，要请大家吃饭！于是大家跟着他在校园里兜来兜去，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拍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校门口在“交通大学”几个醒目大字下面的几张吧。
这些年来，小刚在抗病中身体有所好转后，就坚持上课；在学习中有所收获后，更坚持了抗病的勇气。这是他自我的非凡表现，当然也少不了众人的鼓励和帮助：小刚患绝症后，惊动了国内外的亲戚和友人，纷纷捐赠了好些医药费，真是情深谊重！这当中还有钱厂长的帮忙，他通过仁济医院的关系，得到名医的诊治；通过交大的关系，使小刚因病中断的学业得以继续下去。这里里外外伸出的援助之手，才使小刚发挥出非凡的毅力，战胜病魔，度过了险恶的一关又一关，终于夺得金光闪闪的文凭，夺得了智慧和荣誉！
今天是大家最幸福的时刻，小刚身体健康，又拿到毕业文凭，这是天大的喜事！反过来想想，如果不是这样，小刚不好，觉真也支持不下去，沁怡也受连累，秀云和老李那能活到今天这耄耋之年？那有今天过的这样幸福的晚年生活？因此，今天也就是他们最最幸福的时刻！
当然，小刚的白血病绝症，还要作进一步的骨髓移植治疗，最近沁怡已去验血，她的血如果配得上，就输给小刚，则只需约20万元手续费，否则将需30余万云，为了救活这孩子，大家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啊！但愿上帝保佑这可爱的人吧！
太湖抓蟹
早些时候，秀云的侄子“小胖”到上海来，他五十来岁，商家模样，精力充沛，热情洋溢，讲起他在无锡的新厂如何发展，他白手起家，令人佩服！秀云对他说：等沁刚身体健好后，就到你那里去工作吧，他一口答应，半开玩笑地说每月给他五千元工资云。这使得沁刚非常高兴，好比有了奋斗的目标，也认为乡下的空气比上海好。最近，小胖夫妇和女儿一起来沪，说女儿刚考上大学，将来要出国留学。我们说：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有我们的亲戚和老朋，你放心好了。后来他讲起吃大闸蟹事，邀请我们到太湖去抓蟹。大家听了觉得很新奇，过去只知道买蟹、烧蟹、尝蟹，从未听说什么地方有蟹可抓的。我们出于好奇，也由于沁刚要到无锡去看看，大家便相约于9月13日与沁怡、胡海华共六人一起乘火车前往。
那天一早，小胡就来接我们去火车站，沁怡则去接妈妈和沁刚，这样就不至于大家在火车站上互相寻找。火车9。14时开出，经昆山和苏州两站，11时即到达无锡。等了一下子，小胖开车来接我们，大家相见十分高兴！
从车站到他家里，车行约半个时辰，沿途都是广阔的马路，两旁种了树，绿树成荫，一幢幢的新厂房，好比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这些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私营工商业，使沿海地区一些城镇完全变了样，无锡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一处厂房时，小胖指着对大家说：“这就是我的新厂。”这新厂房很大，有四五幢之多，如果在上海，这样的大厂老板，定必是百万富翁无疑！
他家在《后宅镇》，如今也成了小城市，都是大马路，两旁有超市、菜场、学校、医院等，十分闹猛，人口约五万。小胖的家就在镇中的马路旁，新建两层楼房，楼下部分租给人家开皮鞋店，楼上有六个房间自己住，另外还有个车库。这么大的住宅，平时只有他夫妇和母亲三个人住，女儿在南京上大学。
中午，他们盛情招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都是家乡风味，如面拖蟹、酱排骨、南京烤鸭、新鲜交白等等，小胖和小胡一人喝了一瓶啤酒，大家谈笑风生。饭后，小胖驾车带大家到厂里玩，秀云没去，在家里与他姊姊和妈妈聚谈。
车行约十余分钟，即到厂门口，招牌是《无锡市华南喷涂厂》，一幢幢白色兰边的阔大新厂房，堆满了汽车底盘油箱壳，再走进去另一间，才见到几个工人在小池中给毛胚件除锈，再进去就是喷涂车间，把工件喷上鲜艳的绿油漆，加工任务就这样简单。两个操作车间，总共只有四五十个工人，还有厂房空着。之后，小胖带我们上楼看他的办公室，楼上有三个房间，一是董事长室，主人就是他！他满面春风地坐在转动的大沙发椅上，递给我们的名片就印着“董事长邹坚”，他正是改革开放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个典型的小爆发户，这新的一族，讲交情拉关系，烟酒佳肴不离口，尽情享受，吃得大腹便便的，满怀豪情，国家要发展生产，也需要这些有才华的企业家。隔壁是个招待室，放着好几张大沙发；再过去就是办公室，有三个青年人在那里办公。但这么大一个厂，却看不见一台电脑！大概生产流程太过简单，用不着电脑吧。沁刚这个交大电脑本科毕业生，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在这里当个管理员，优悠自在，也是顶舒服的。原来这个厂，只是替汽车制造厂加工一个另部件的一道工序而已。新开发区的地价便宜，所以厂房很大，可以堆放许多半成品或成品，成本低廉，利润丰厚。
从厂里回来，休息一会，大家就急不及待带同秀云一起，兴高采烈地乘车前往太湖抓蟹。小胖驾车的技术不差，那天刚下过小雨，沿着太湖旁边的泥泞小路，七转八拐地前进，说实在的，大家真有点害怕，生怕车子陷入泥潭或者滑进太湖！车行约半个时辰，总算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养蟹场。
这里是太湖周边荒无人烟的潮泽地，从竹篱巴门进去，是一间简陋的木棚，养蟹的连忙泡茶招待我们，小胖就是他们熟悉的客户。这里周围有四个大池塘，据说有六十亩，就靠养蟹为生，只他们夫妻两人，没有工人。旁边的小池养着鱼苗，这是蟹的食料。但见许多小鸟在池上飞来飞去，忽高忽低，寻找机会吃小鱼，说时迟那时快，池上的三只天鹅，突然拍哒一声飞扑过去，把侵略者赶走，保护着蟹的食料。天鹅不吃小鱼苗，另用豆子哺养。我们难得看到这一幕有趣的生存竞争的动画。那时虽是傍晚，但天还未黑，抓蟹还要等到天黑才行。秀云等得不耐烦了，竟然独自走到大池边，细细观看有没有蟹爬上来。大家终于等到天黑，但不是我们去抓蟹，而是养蟹的去抓，但见他们穿上胶鞋连胶裤，提着塑料圆桶和电筒，走到堤那边去，一忽儿看到蟹爬上来，就下去一抓，然后放进筒内。不到十分钟光景，他们就满载而归。然后他们逐只检查蟹爪是否硬实，软的不行；还看蟹肚子，要雌的发红，雄的鼓胀，否则未曾养好，重新放进池里。这样认真挑选了约20来只，重七斤多，每斤50元，算是便宜的，卖给小胖这位客户。这就是我们被带到太湖抓蟹的神秘经过！
晚上，小胖又是招待我们一顿丰盛的大闸蟹晚餐。小胖当晚就奔赴山东办事，我们也就决定明天回上海去。晚上我们被安排在两个房间睡觉，由于秀云不习惯睡硬板床，半夜喊痛，沁刚闻声，立即把自己盖的一床被子拿过来，让外婆垫着睡，才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又是一顿美好的早餐，稀饭加芋头粥，另有各样酱菜。秀云非常欣赏乡下人养的鸡和没有农药的蔬菜，她们给她买了一些带回去。小胖的妈妈信佛，她对秀云讲了半天的佛经，又送了一本《三世因果经》给她，秀云虽然一不信菩萨，二不信上帝，可说是个唯物主义者，最后也只好拿出300元钱捐给寺庙，求菩萨保佑沁刚和大家身体健康。
和小胖家人依依不舍地告别后，我们乘车到无锡市区兜了几个圈子，尝了著名的无锡小笼包，提着一纸箱的大闸蟹，踏上回上海的征途，愉愉快快地结束了这次难得的旅行。
情趣盎然
秀云的爱好广泛，除了喜欢交朋友，谈天说地之外，她最喜欢听说书，每天下午5点钟一定准时收看。她也爱看电视，不管是中国的或外国的电视剧都要看，不管是京剧、越剧或其他地方戏都要看，而且都能看懂，一下子分清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她记忆力又好，满肚子都是戏文，讲起来有声有色。两老也特别喜欢看《夕阳红》和《案件追击》、《案件聚焦》等节目，几乎每晚必看。
秀云喜欢种花赏花，不仅房间里有许多真花、假花，特别是楼下装修，他们二楼多了一个阳台，这十米平方的小阳台，好比是个后花园，种了几十盆花，每天清晨她就到阳台去赏花弄花，兴趣盎然！她也喜欢养金鱼、养乌龟，金鱼难养，要喂养，要换水，太麻烦就不搞了，乌龟不用侍候，2元钱一包《龟粮》，就够它吃很久了。
秀云虽然自己认为文化低，也要看书，并且天天看报，特别是那份《上海老年报》和晚报，对她有兴趣的文章，许多社会新闻，她都戴着老花眼镜一一看完。
老李的兴趣也很广，他喜欢唱歌，年青时就是个音乐教师；他喜欢打羽毛球，早几年跑得动的时候，常跟秀云到公园打球，两老打太平球，可以打到十几个回合。老李这些年有了电脑，晚年生活就更充实了，他用电脑打字写文章，在《新民晚报》的《银发生活》上曾发表过好多篇关于老年生活的小品。他还把一生难忘的事一篇篇的记录下来，就如同写回忆录一样，当然，写回忆录是大人物的事，他不过动动手，动动脑，延缓衰老而已。这些年来，他写成《天地人间》上下集，后来又改成长篇《坎坷》，如实地记录了他这一生的坎坷历程。但由于这些真实记录，牵连到那年代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他也不是为了出版，只送给亲友，留给下代看看。晚年生活，有情有趣，倘若生活中没有情趣，就变得单调和乏味，两老的生活真是情趣盎然，乐而忘忧，生活过得充实愉快，这是他俩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吧！
娱乐心态
一家人在一起除了闲谈聊天，有时候还搓搓麻将，边搓边聊天，嘻嘻哈哈，不在乎输赢，这是非常开心的事。
当年民放在一起搓麻将，就力求把牌打给老人吃，让妈妈胡，他就高兴。你打给他的牌，即使可以胡他也故意不胡，除非是自摸。因为你打他胡了，你输了怕你不舒服，怕你难过，怕你不高兴，所以他宁可不胡。沁怡跟老人打牌也是这样，让我们吃牌，让我们胡，你打给她也不胡你的，等到自己摸着才只好胡了。
小辈们都很懂得孝顺，一起玩牌，尽可能使老人多吃牌，多胡牌，使老人兴奋，感到高兴，达到娱乐的目的。
两老跟小刚打牌也是这样，尽量打牌给他吃，让他去胡，让他赢几个零用钱，让他高兴，我们大家也就高兴。自己打牌有时太顺当，连胡几付后，就决定不胡，即使自摸也不胡出来。也就是为了大家愉快，大家高兴，达到在一起打牌娱乐的目的。
春节联欢
随着经济发展，中华民族传统的伟大节日--春节，变得更加降重而热闹了！不仅到处大红灯笼高高挂，从年三十开始炮烛声震天，整个城市沉醉在欢乐之中。
每年春节，可以说是最热闹的节日：如今丁氏家族已是四代同堂了！定风家五个人，新途家五个人，觉真家五个人，加上俩老共成十七人！从年三十吃年夜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分时分批的聚会在一起，高高兴兴，吃吃喝喝，谈笑风生，拍片留念，共享天伦之乐。如果再加海外的香港妈、大小妹和民放的儿子鼎鼎，就是21人，更加热闹了！在不到一个世纪时间，丁家的生长率竟是十倍，这个地球真是不胜负荷啊！
值得更加高兴的是：两老在这些欢乐的日子里，身体健康，东奔西跑，能吃能喝，嘻嘻哈哈，玩得开心，平安度过了春节，进入新的一年，又增添一岁！这个家族大联欢的节日，使家族更加亲切，更加了解，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互相照顾，欢乐与共。使秀云尤其高兴的是，那晚在欢宴的大厅里，她跑到别的宴桌上与一些老人比高龄，结果她胜利了，在大厅里数她84岁的年龄最高！
生日快乐
2003年的农历二月初八，是秀云84岁大寿，大家要给她拜寿，好好热闹一番。
今年的生日做得与往年不同，节目不少，不是到酒店去简单地吃一顿，而是在家里弄得更加闹猛。虽然客厅不大，十余人不便围坐在一起，因此不搞宴席而是用自助餐。
人到齐后，在《生日快乐》歌声中，秀云吹熄了生日蜡烛，大家分尝了美滋滋的鲜奶蛋糕。接着开始了摸彩活动。在一只大玻璃瓶里，放入几百枚一元硬币，让大家伸手去抓，谁抓到多少就得多少。大家一时兴高彩烈，看谁抓得最多，看谁的运道最好，一些手长的人以为一定会抓得多，但瓶口较小，抓得多却拿不出来，要动动脑筋，找找窍门，结果外孙女婿夺冠，抓得111元。在另一种摸彩游戏中，孙子夺魁，得88元。
接着由老李朗诵他写的《祝寿三字经》，表达俩老的幸福生活：
老寿星邹丽屏八十四好精神说起话声洪亮走起路不拿杖
吃得进拉得畅睡得香玩得欢老有伴住有房用有本交有朋
晚辈孝关心好补品多乐陶陶作与息有定时吃和喝有定量
多吃素少吃荤常吃果营养好讲卫生勤打扫衣整洁不潦倒
公园里空气好散散步做做操聊聊天哈哈笑潇洒过人不老
生了病不担忧，机器老要维修既来之安心治心情好病痛除
想得开放得下心宽容不气恼过去苦今日甜向前看无限好
祝福你健康长寿万寿无疆！
大家听后热烈鼓掌，认为写得好，写得真实！祝愿两老健康长寿，万寿无疆！
最后一个节目是吃长寿面。桌上放着一盆盆的炸鸡翅、排骨、炒虾仁等等，每人端着一碗面，自己想吃什么就去挟什么菜，热热闹闹，欢天喜地！
大家拿来许多补健品，堆满一床。最有趣的是外孙女儿送来一双娃娃玩具，有如刚出生婴儿那么大，据说她们逛商店时，一眼看到那男娃的脸型和李伯一模一样，因此不管多贵也要把它买下来，这对娃娃会哭会笑，能喊爸妈，十分逗人喜爱。大家还拍了许多相片，四代同堂，永留纪念。
秀云和老李，历尽苍桑，今逢盛世，正好赶上末班车，生活越过越幸福，也越活越年青了。
百二征途
据科学家说，人寿应有120岁，为什么总活不到呢？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人对疾病的无知，对保健的无知。秀云和老李如今更注意保健了，他俩为了追求革命，历经坎坷，虽然目标尚未达到，也无怨无悔，因为历史的进程自有它的规律，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如今他俩已是耄耋之年，早已无所作为了，只求有个健康的身体，愉愉快快地多活几年，“余生犹冀昭雪日，留将老眼看苍桑”而已。
在百二征途上，好比有了奋斗的目标，要做个健康人，活到百二岁，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不再沉湎于往事，耿耿于怀，而更多的想到明天，更多的了解新鲜事物，遇事想得开，放得下，要把自己塑造成有着乐观情绪，开朗的性格，高深的涵养，高尚的情操的老人！更好地与小辈沟通，消除代沟。更希望看到科学发达，人类社会进步，消灭剥削，消灭贫困，消灭战争，平等公正，让子孙后代都过上幸福愉快的生活！
人生能活百二岁，健康大道争向前，
万里长征难不倒，百二征途志更坚。
雪山草地能跨越，疑难杂症只等闲。
留将老眼看世界，晚霞闪烁舞蹁跹。
2005年5月 |
木兰花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木兰花开
一
觉真小时候我就认识她，她是我民校丁老师的大女儿。这些年来更给我留下极其美好的印象。由于她聪明过人，对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怕还在朦胧状态，她却已想得深透，考虑到方方面面，就好像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样。我说她的思想是“超前”的，有点“乌托邦”（幻想家）。有一回，她听说我在海外有一位朋友曾在船厂工作过，便要我写信介绍她搞拆船业务，我信寄出，但心想拆船是个大生意，定要大公司去投标的，她能做得到吗？然而第二次见到她时，却听到她滔滔不绝讲到拆船的好处，可以分到多少钱，更有趣的是，她甚至想好赚钱后买什么物品了，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又有一回，我们谈起现在的公房，还不能作商品房出售，否则把隔壁的房子买下来才好，她想了一下，随即提出了一些试行办法，可是第二次见到她时，隔壁的房子依然如故，她却大谈如何装修，要拆那面墙，装那个橱等等，早已胸有成足了，果然一年之后，出售公房的政策出笼了，我才把205室买下，后来一切都按照觉真早已想好的图样去装修。
其实，这种“超前”或“幻想”，恰恰是觉真聪明才智的流露，就好比下棋，一般人“见一步行一步”，最多不过看到三两步而已，而棋王大将，在他走第一着时，早已考虑全局，用什么战略战术，如何取胜等等了。
觉真在冶金厂工作几十年，对业务十分熟悉，了如指掌，自己又是个专家，所以对于生产管理上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都能经常地、及时地向领导反映，领导遇到什么问题找她研究时，她能够即时回答早已考虑过的意见，因而使问题迎刃而解。就这样，觉真成了厂里的智囊，一直受到新旧领导的尊重与爱护。也由于她为人乐观旷达，从不为个人打算，每次评比升级加薪时，她总是把机会让给别人，在同事中人缘极好，相处十分融洽，大家都喜欢跟她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她工作几十年，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为工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全国的先进厂，自有她的一分功劳，使她赢得了高级工程师的荣誉有机会赴美考察，退休后还分到一套住房。
二
觉真是个大女儿，下面有三个弟弟，她从小就是个“带头羊”，大的管小的。解放第二年，她爸不幸被捕，不久又放出来，因恐再被捕，便决定逃到香港去，但孩子多，觉真那时才十岁，最小的弟弟只三岁，她爸爸想只带头尾两个孩子同去，但妈妈考虑到留下两个孩子没爹妈怎么生活？于是妈宁愿自己不走，也要把四个小孩抚育成长。爸爸以为到那边站稳脚跟后再接她们前去，那晓得香港生活艰苦，若干年后爸爸不幸病逝！从此以后，妈妈就靠自己勤劳的双手，饱尝了千辛万苦，抚育四个孩子成长。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妈妈去做工时，觉真就当起家来，她规定时间拿出饼干，分给弟弟每人三块，不许多吃，孩子们便养成了遵守纪律的好习惯，听妈妈的话，用功读书，天天向上。在史无前例的“文革”荒唐岁月里，她妈妈挨批受斗，要她交待老丁的“罪行”。聪明的觉真明智地告诉妈妈：“爸爸的事情，由爸爸负责，与妈无关，妈一定要顶得住，不要乱说，更不要自杀，否则我们跳下黄浦江也洗不清了。”觉真的话使妈顿时清醒过来，变得更加坚强，顶住了狂风恶浪，保护了四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三
觉真结婚后，一直与妈生活在一起，两个小孩也是靠妈妈抚养大的，一家人本来生活得十分幸福，可是天有不测的风云，祸从天降，搞化学工程师的丈夫竟然患上了白血病！病魔困忧了五个年头，奄奄一息，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人世！那时觉真也只四十来岁，中年惨遭丧偶厄运，多么残酷的现实！据说那些日子，觉真被折腾得脸黄肌瘦，皮肤皱摺，不成人样，真担心她会倒下去，可是她为了孩子，为了妈妈，克服了人世间的万般痛苦，坚强地活了下来。
老丁是我民校的老师，所以我早就认识觉真妈妈秀云，这几十年来，我们都经历了深重的苦难，互相更加了解和敬重，我从美国探亲回来后，常去看望郑超麟老人，秀云就叫我住到石泉路来，她那里有两个房间，否则她一个人就到觉真那里住。我们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在一起生活有说有笑的，互相照顾，一起去看望郑老，每天到附近公园散散步，做做操，生活是很愉快的。我们彼此爱慕，互相敬重，后来觉真知道了，聪明的女儿最懂得妈妈的心，她第一个表示赞成妈妈和李伯共同生活，后来她又告诉弟弟，大家都说很好，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李伯伯就住在这里好，俩老可以互相照顾，我们也就放心了！”就这样，我与秀云成了真正的老伴，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95年我回广州料理祖屋事，不幸患了一场大病，十二指肠大出血，秀云知我生病住院后，日夜不得安宁，定要去广州探望，但路途遥远，人地生疏，她有心脏病，怎能前往？真不知如何是好！觉真恰逢休假，便毅然决定替妈去广州探望亲人，秀云顿时转忧为喜，有女儿前往就一万个放心了。
我住院没几天，觉真即从上海飞来，日夕守候在病床边，真心实意地照顾我，那时候我还出血不止，她天天烧肉粥、面条给我吃，她一到医院，人家就说你的好女儿来了，我真是三生有幸遇老邹，得此贤惠的女儿！觉真还替我跑房管所拆迁办，她衣着朴素，起初人家对她不怎么样，经过一两次接触，晓得她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就不敢马虎对待了。
觉真一直照顾我一个月之久，直到我病愈出院第二天，秀云即飞来广州陪伴我，觉真才安心地回上海去上班。她此行完成了一项出色的人道主义任务——挽救了两条性命：我若不幸病逝，秀云也将痛不欲生了！我想起了古时候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成了历代佳话，如今觉真替妈南下侍奉亲人的美德，堪与比美！我多么感激这位当代的花木兰啊！
四
觉真从小在苦难中成长，虽然自己坚强不屈，努力拼搏，在工作中创造优异的成绩，但厄运始终伴随着她，刚过上几天平静的日子，儿子小刚又不幸患病，几个月高烧不退，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毛病。小刚在同济大学读物业管理毕业后，正在交大深造电脑本科，不想因病而中途缀学，因而一直拖到期考后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患了淋巴癌，已属晚期！祸从天降，就好比宣判了死刑！觉真真不知道暗地哭了多少次，但还是坚强地忍受着，不管还有几分希望，不管医药费要花多少钱，那怕把房子卖掉，也要全力去抢救儿子的生命！国外的友人得知这不幸的消息，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就这样，住进了上海最好的医院，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经过多少次化疗、放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使癌细胞基本得到抑制，起死回生，有了希望。觉真护理孩子，这些个日日夜夜，费尽心机。秀云和我虽已是耄耋之年，眼看到觉真一个人太辛苦，便让她们住到我们这里来，人多好照顾，四个人可以说说笑笑，到公园走走，甚至搓搓麻将消遣，不致于小刚在家里整天坐着打游戏机，一动不动的。就这样，在我们这里住了五个多月，效果很好，病情好转后才回去。
看到觉真一个人太辛苦，便让她们住到我们这里来，人多好照顾，四个人可以说说笑笑，到公园走走，甚至搓搓麻将消遣，不致于小刚在家里整天坐着打游戏机，一动不动的。就这样，在我们这里住了五个多月，效果很好，病情好转后才回去。
五
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也是我们最最幸福的日子！2003年7月21日，今天小刚领到交大电脑本科毕业文凭，约同我们一起去拍照的高兴日子。虽然气温高达38度，我们一早就趁上830公交车，直达徐家汇，沁怡带我们走进交大校门，觉真小刚早已等在那里，不久小龙龙也到了，大家看到小刚手里拿着那本红彤彤的毕业证书，都抡着来看，高兴非凡！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在与病魔搏斗的艰难岁月能坚持读书上课，断断续续，前后达四年之久，才有今天的丰硕成果，该有多大的坚强毅力啊！今天，小刚穿上美丽的黑大袍，戴上庄严的四方学士帽，手捧着毕业文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手舞足蹈，喜笑颜开，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开心过！大家跟他一起在校门口《交通大学》几个醒目大字下面，拍了好些照片永留纪念。小刚交大毕业表现出来的非凡毅力，也是由非凡的母亲，用最伟大的母爱鼓舞着他，产生了小刚与病魔作殊死斗争的非凡毅力。
六
觉真坚强的意志，还由于她信奉了耶稣教，2002年的圣诞节，觉真约我们一起参加沐恩堂的《青年烛光礼拜》，我们七个人欢天喜地去参加了。这一天，觉真等八十多人集体洗礼，举行一次隆重的仪式，大家唱圣歌，牧师念圣经，作祈祷。觉真兴高彩烈，把自己看成是今天才出生似的，忘记了过去烦恼事，一切从现在开始，愉愉快快地过日子，她有精神寄托了，心中有个上帝，有个绚丽多彩的红太阳，就好比有个靠山，有个后台大老板支撑着她，帮助她解决问题，克服一切困难，才使她顶得住一切压力和灾难，好比自己长了一双翅膀，能够展翅飞翔，做人更有勇气和信心，生活也更加舒心愉快了。
七
2005年6月的一天，正是热闹的端午节，觉真叫我们去看她的新居。多少年来，一直认为河滨大楼不吉利，丈夫去世，儿子患病，住在那里晒不到阳光，因此早就有意搬迁，经过多少年的筹划，到今天才找到了一处合适的住房，两房一厅，南北通风，三层楼上下也方便，最理想的就在女儿沁怡附近，老了可以得到照顾。
赤峰路新居环境优美，装潢华丽，新买的家俱也很合适，尤其是小刚住朝南的前房，早晨的阳光灿烂，觉真也有了自己单独的后房。太理想了！后来我兴奋地写了一首《贺新居》：“觉真新居在赤峰，环境优美绿葱葱，两室一厅空气好，三楼上下正适中。装潢华丽气象新，酸枝古椅摆客厅，灶间浴室巧安排，黄皮沙发最称心。南窗寄傲小刚乐，身体健好去工作，电脑操作我内行，换了人间真快活。觉真老来应享福，女儿就住附近屋，妈妈李伯住得远，天天来煲电话粥。”
果然，小刚住进新居后，精神愉快，身体一天天更健康，到了2006年春节前夕，已经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这是觉真的厂长鼎力帮忙介绍的，在一家新开的集团公司搞电脑总管，这正是小刚的专业，工作并不辛苦，对他的健康也合适，大家对厂长的关怀真是感激涕零！所以今年这个春节，大家心情格外愉快，在一起吃得开心，玩得更开心！
八
旧小说中常有一句话：“红颜多薄命。”觉真就是这样的“薄命”，中年丧偶，晚年子患绝症，但她胸怀坦荡，顶住了重重打击！无愧是个当代的花木兰，一个伟大的女性！在事业上秉公尽责，创造出辉煌业绩；在家里她是个天下第一孝女，最最敬重老人；对朋友、同事，赤胆真诚，处处为人，这样的好人，世间罕有！俗话说：“善有善报”，如今几乎一切都要改变了，搬了新家，居住环境舒适，小刚身体康复，有了理想的工作，聪明能干的女儿，有个很好的家庭和工作，就住在妈妈附近，老年的觉真应该享福了！这是天意，上帝保佑这样的好人，保佑这样伟大的女性！觉真66岁生日时，我写了一首《祝寿》诗：“觉真今年六十六，亲人欢聚来庆祝，自古红颜多薄命，如今老娘尽享福。女儿参军英姿爽，儿子成材硕士生，赤峰新居够豪华，天上人间谱新曲。”
2006年3月18日 |
孽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孽子
那年日本侵略中国，广州被炸，我辍学回到乡下，恰逢文清在家乡结婚，我们是远房亲戚，他比我大三岁，我是伴郎中最小的一个，穿着新衣戴顶泥帽，拿着炮仗噼呖啪啦到处乱放，跟着新人东奔西跑，好不热闹！
文清在广州住在我家的后街，我们曾在迪智私塾学馆一同念过书，他比我高几班，是个有名的才子，读书一目十行，一本《论语》差不多都能背出来。本来他在熟馆早就毕业，但他不愿到别的新式学堂（小学校）去，定要在私塾把《四书五经》念完，才进中学。他对孔老夫子崇拜得五体投地，开口是仁义道德，闭口是中庸之道，人家戏称他为秀才，假如还是封建的满清时代，他准是个大秀才无疑。我的学问不好，读书也不用功，小时候不敢接近他。后来他初中毕业，还是满肚子的孔老夫子。
新娘子也是熟馆的同学，因此说起来也是我的同学，她比文清低一级，姓胡，人长得很苗条，读书也很用功。我记得有一次同学们比赛背诵诗词，我见她也背了几首，是不是那时候他们俩就已心心相印，我不得而知，但才子配才女，门当户对，我看也顶合适。那天晚上闹新房可真热闹，新娘子在广州念书的，知书识礼，不怕那些乡巴佬提出什么问题，她都有问必答，一点也不害羞。有人要她背一首唐诗，她说我背一首你背一首，把人家将了一军！
第二天一早，按照乡例，新娘子要到河里挑水，于是在庙前的小码头上，早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不久，但见两个老婆子护着新娘挑着一担空桶走过来，在码头上装模作样地用桶打水，大约只装了一丁点的河水，然后由新娘子挑在肩上，用双手垫着，两个老婆子还一前一后把水桶托起，生怕把新娘子的肩膀压坏似的，在场观看热闹的人，无不拍手哈哈大笑，嘲笑那城里来的连水也不会挑的弱女子。
二
文清结婚后不久，就被遥远的山区请去当老师了。夫妻双双经过四天四夜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这个偏僻贫脊的山区小村，学校就设在一所破烂的祠堂里，大堂上放着参差不齐的四五十张桌椅，听说原来的老师因病离去，就没有人上课了。
文清骤然来到这落后的地方，深感有点懊悔，但想到在此国难当头，又能到那里去寻找更好的工作呢？自从他们来到村里，全村男女老幼几乎都走出家门来欢迎他们，特别是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孩子把他们团团围起来，欢天喜地在喊：“老师来了！老师来了！”热心的乡里们帮他们打扫房间，准备烧饭的柴米和小菜，孩子们七手八脚的把教室弄干净，把桌椅放整齐，仿佛马上就要复课似的，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感动啊！
学校开起来了，四十来个小朋友同在一个课室里，分初中高三个级次相互坐在一起，老师教这一级时，其余两级就写字或做练习。文清是从私塾学堂出来的，这样的上课也经历过，不足为怪，只是学生们有的连书本都没有，老师还得给他们抄写课本，才好上课，这个抄写工作，由她妻子瑞兰主动承担起来。
瑞兰从大城市来到这落后的乡村，开头也是很不习惯的，但她这个人很随和，尤其是出嫁后，作为女性，孔夫子的教导是“三从四德”，为人妻的要处处“从夫”，丈夫怎么样做，妻子就跟着怎么样做，所以她对新环境也处之泰然。她虽然不大会做家务，但学校有个杂役，每天替他们烧饭，弄这弄那的，所以也颇清闲。也由于孩子们的天真活泼，老师长老师短的逗人喜爱，使她也爱上这个新天地。她时常跟学生们一起玩，从旁教他们认字、写字，成了文清的得力助手。
一年后，学校扩充了，学生成百人，就分成两个课室上课。瑞兰也被正式聘为教师，待遇是文清每年六担谷，她五担。按照她的学历，当个乡村教师也是焯焯有余的。乡下人要求不高，他们只望孩子们认识几个字，长大后不受人欺侮，会打打算盘，外出做做生意就行。村民有什么事，要写封信或算算帐之类，就找老师来帮忙，所以夫妻俩深受当地人们的尊敬，他们在这里耕耘三年，播下了美好的种子，瑞兰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乡村教师的生活。
有个女学生叫来娣的，梳着两条小辫子，机灵活泼，瑞兰很喜欢她，教她背诵诗词，她竟能背出好多首，有一次小姑娘生病，老师特地到她家里去看望。来娣在家里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个姊姊，已经出嫁，父母总想生过男孩，好传宗接代，所以她的名字叫来娣，希望她招来个弟弟之意。她的父母对胡老师也非常好，知道胡老师没有子女，口口声声要把女儿送给老师。后来在胡老师执教的第三年，抗战胜利，文清夫妇准备回广州时，来娣的妈又生了个女孩，便真的把那小婴儿送给老师，胡老师因为自己不生育，也就欣然接受下来，夫妇俩抱着小婴儿依依不舍地离别了这可爱的山区小村，回到大城市去生活。
三
抗战胜利，百业待兴。他们原来读书的迪智学堂，已被日机炸毁，变成一块烂地，一直没有人料理，文清便与原校的两位老师合作，大家拿出一点钱，在空地上搭起两间简陋的房子，办了一所塾馆，名曰《东华学堂》，重执教鞭。那时候市里已有许多市立小学校，收费低廉，人们都把孩子送到市立学校去读书，他们的学堂为了招收学生，便以新旧合壁，兼教古文为招徕手段，迎合一些旧派人的心意，开始时也只招到二三十个学生，一年后才增至七八十人。文清夫妇把全部精力投放在学校工作上，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是他们的一片心血，瑞兰有一首诗记述当年办学的情趣：
“四六年秋办东华，莘莘学子逐年加，春风桃李情谊厚，忠于事业校为家。”
夫妇俩日里在学堂教书，下课后回到家里就抚弄小女孩，孩子日里由文清妈带领。这小家伙眼睛大大的，精灵活泼，很逗人喜爱，因而把女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丽娟，孩子是吃牛奶长大的，文清妈却给她起了个花名叫“牛奶”。她妈并不知道孩子是领来的，只怪媳妇没有奶水。夫妇俩把孩子当宝贝，课余时间全部精神扑在孩子身上，从小就教她认字、写字、背诗词，星期天带她去公园玩，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使他们感到从来未有过的幸福！
四
那年我从上海回到广州，急不及待地要去看望老同乡，一天中午就登门拜访文清夫妇，他们住在楼上，我一上楼就直喊“文清”，但见一个小姑娘出来开门，长得灵利活泼，说爸爸午睡了，我非常抱歉把人家吵醒！但文清和胡老师也闻声走了出来，老师身体比较瘦弱，大家久别重逢，十分高兴。
小姑娘那时还不到十岁，就在爸妈的学校里念书，小姑娘聪明活泼，能说会道的，我也很喜欢她，后来她妈妈教她学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寄到上海给我的，多少年来我一直把这些有趣的信件保存着。文清这个三口之家的幸福生活，当时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然而我的到访，也隐若看到这个幸福家庭里面隐藏着阴暗和痛苦。当我赞赏小姑娘的聪明活泼时，文清却暗然地说：“可惜她是个女孩！”我说：“如今生男生女都一个样。”文清淡淡一笑，由于在家人面前不便谈论这些，便转移话题谈别的了。第二天他约我去饮茶，才告诉我这女孩是领养的，不是自己的骨肉。
“你把她抚养大，就是你的亲女儿。”我说。
“不行，我要有个男孩，传宗接代！”他说得很认真。
“如今社会不同了，女的一样继承遗产。”我不同意他的说法。
“不，女子怎能传宗接代呢？”他坚持着。
我没办法去说服他，在他的脑子里，孔老夫子的封建毒害深根啻固，象一扇上锁的铁闸，无法打开！孔子讲什么“孝”与“悌”就是做人的根本，在家讲孝顺，在外要尽忠，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谁如果“无后”，没有儿子来传宗接代的话，就是最大的不孝！就是受人唾骂的不肖子孙！
文清没有兄弟姊妹，听说他父亲早年在外国做工不幸车祸身亡，留下文清这个独生子，母亲把他悉心抚养成长，认为这李家灯火，就靠他光宗耀祖了。文清在这特殊的封建教育下长大，认为自己的责任重大，如今结婚多年，妻子不育，延医服药也不顶用，在他心里真是万分的痛苦！妻子与他青梅竹马，志同道合，平日赋诗作对，情趣盎然，怎么舍得分手！虽然领来一个聪明活泼的女孩，但到底不是自己的骨肉，自己无兄无弟，又无儿子传宗接代，这如何是好？这个“无后”的心病，一直纠缠着文清的脑子里，久久放不下来。
好好的三口之家，我预感到充满了矛盾和不幸，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呢？会平安无事吗？不祥之兆的前景令人担忧！
五
广州解放后，东华学堂合并为小学，瑞继续在校任教；文清因嫌教员工资微薄，便弃教从商，到某菜市场去当会计了，一家生活过得不错。只是思想上总想有个儿子，弄得他茶饭无心，精神萎靡，身体日渐衰弱，终日唉声叹气。胡老师心里当然非常明白，也非常着急，自己不生育，多次去医院检查也没有办法，深感自己对不起文清，她在万分痛苦下，决心顾全大局，作出让步，愿意牺牲自己，跟文清离婚，好让他讨个小的，生儿育女，光宗耀祖！
文清心里也非常矛盾，开始他死也不同意与相亲相爱的爱妻分手！他们自小是同学，青梅竹马，志趣相投，性情相近，相亲相爱，多少年来，同甘共苦，怎能分离？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但儿子问题又怎能解决？如今是新社会，是不许纳妾的，重婚是有罪的。想来想去，莫衷一是，真不知如何是好！瑞兰多次含泪向文清提出离婚，文清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也热泪盈匡地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老夫老妻啊！怎舍得与你异离呢？”这以后，他们更加相亲相爱。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段时间，邻居从乡里请来个女佣人，四十来岁，身强力壮，又听说她老公因抢劫犯罪，劳改十年。这使得文清心思思的，即与妻子商量，认为只要那女佣人肯与男人离婚，管她一字不识的乡下婆娘，讨她过来生个儿子，传宗接代；我们则办理假离婚，以后你还住在这里，吃在这里，还是共同在一起生活。况且，这位乡下人过门后，也好给我们一家三口买菜煮饭，打扫房间，真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啊？瑞兰想来想去，这是没有办法的唯一选择。虽然将来大家在一起生活，是什么酸辣味道？下半辈子又将是个怎么样的家庭，心里实在忐忑不安，也只好同意了文清的想法。
于是，文清便想方设法找机会与女佣阿平接近，跟她搭讪，逐渐取得她的好感，并坦然说出自己想有个儿子，传宗接代，如果你与劳改老公离婚，我就与老婆离婚，跟你结成合法夫妻了。那个乡下佣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如此好运气，会遇到这样的好人，有朝一日能嫁到城里人家，此生此世可以不再在乡下挨苦受难了，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就这样，事情一拍即合，虽然阿平回乡与劳改犯办离婚，有人赞同，也遭到非议，遇到一些阻力，但总算办成了。不久，文清如愿以偿，与胡老师假离婚后，即与佣人阿平同居。
六
又过了若干年，我有机会回老家去，又拜访了老同乡。
那时候，文清原来这三口之家，却大大的变了样，成了六口之家的大家庭了！家里也不象过去那么洁净和有条不紊，多了许多杂物，有点乱糟糟的。由于上天并不如人意，文清与女佣人阿平结合后，并不曾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却偏偏接连给他生了两个女儿，所以如今家里女儿成群，那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任由你生育多少。但是一家六口，吃饭人多，家庭负担重，生活势必拮据。文清精神上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现实生活如此不理想，过去他那种谈笑风生，轻松自如的神态没有了，如今却是精神萎靡不振，愁眉苦脸的，判若两人。
我看到那位新夫人阿平，倒是十分的精神，因为她不再受过去那不务正业的老公打骂了，跟着文清这个好人过日子，心里一直是非常高兴的。她本来做事就卖力，如今更加勤快。她并不计较文清的前妻仍住在这里，一起吃饭，她都非常客气对待，就好比是文清的姊妹一样，大家和睦相处，从无怨言。虽然生了两个都是女孩，不合文清心意，自己也很难过，但她还有信心，自己还可以生育，一定要再生个男孩，满足文清的愿望。
文清得了这个乡里人，没有知识，没有共同语言，性情相异，根本就合不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她生个儿子，但却连生两个女孩，文清也怪自己的命运不好，弄成这个样子，还未意识到是孔老夫子封建思想的毒害。这个乡里人并无什么要求，老老实实，只知埋头干活和料理孩子，家中大小粗细事情，全由她一手做得妥妥贴贴的，就好比来了个不拿工钱的佣人，而且事事可以放心，文清相信她还能生育，还有可能生个男孩，传宗接代，所以在失意中还抱着希望。这就是当时文清乱七八糟的心情。
“你还想生个男孩吗？”我问文清。
“人总有个希望，我还是想再生个儿子。”
“传宗接代是封建思想，如今不兴那一套了。”我说。
“我也知道。但这是我的心愿。”他还是坚持着。
我看到他的前妻瑞兰，还住在这里，人苍老了许多，她经历了一场命运的搏斗！好好一对夫妻离了婚，又眼巴巴地看着那个阿平跟文清在一起，亲亲切切的鬼样子，自然有些酸苦之感，觉得这样做人实在太难堪，太没意思了！但后来也看到阿平对自己很客气，很尊重，又看到家里有个得力的佣人，做饭烧菜，打扫房间，自己也省得动手，才略感欣慰，好在自己还有个女儿相伴，有说有笑的，日子才好过一些。文清也逐渐多陪同她去公园散步聊天，慢慢也就习惯下来，强忍着心中的痛苦，随缘而安了。后来胡老师有一首词《忆江南－独孤单》，记述了当年的痛苦心情：
“怀旧爱，愚昧可怜虫，大义名留甘忍痛，苦尝空房数十载，赢得满堂红。”
那时候，大女儿丽娟已经进烟厂做工。这个聪明活泼的女儿，在学校读书年年考第一，本来很应该把她培养成才，让她攻读大学的，但由于家庭人口多，入不敷出，文清与瑞兰商议，让她高中毕业后就去做工，可以帮补一点家用，因而做工去了。如果是三口之家，肯定把她培养成才，让她念大学的啊。那时第二三个女儿还小，在学校念书，文清也喜欢她们，跟孩子玩玩很有趣，但因并非男孩，对她们也不怎么特别喜爱，衣衫穿着得一般，不象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宝贝。
文清的孔老二思想带来的毒害还不只这些，那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天下大乱，人家检举他“假离婚，真纳妾”，于是红卫兵上门抄家，抄走了一些家杂，瑞兰把离婚证拿出来给他们看，红卫兵要她离开这个家，叫她到那里去呢？她无家可归啊！文清也被列入“坏份子”行列，单位把他从会计室赶出来，让他到在菜市场卖菜，当营业员去！所以，他的遭遇真可谓糟糕透顶了。
七
有一年，我突然接到文清大女儿丽娟的来信，告诉我她的后妈生了个儿子了！
对他们家庭来说，真是个天大的喜讯，文清头脑中孔老夫子教导的“无后为大”的顾虑，总算解除了，今生今世有个儿子可以传宗接代了，天公没有让他断子绝孙！丽娟信上还讲，爸爸高兴极了，给了医院接生医生一个大红包，在乡下祠堂里摆满月酒，大宴乡亲！
如今虽是新社会，但旧的思想和习俗依然改变不了，谁生了个男孩，接生医生的脸上也光彩，还得个大大的红包；要是生个女婴，主人垂头丧气，医生也只好躲开了。
文清真可谓时来运转，文革后，不久单位恢复了他的会计职务，加了工资，又将旧屋加建一层阁楼，多了两个小房间，一家人住得也宽躺些，如今生了个小皇帝，真是双喜临门，所以即使没有钱，也要到乡下去大摆宴席来庆贺一番哩。
自从小皇帝出世，家里喜气洋洋，亲朋友好莫不前来祝贺，文清春风满面，精神抖搂，笑得闭不住口。那个宝贝儿子，脸孔与文清一个模样，眉清目秀，逗人喜爱。家人让他穿得严严实实的，惟恐宝贝受冻，就好比把他放入保险箱一样。大家轮流把他抱起来，给他玩这玩那，吃这吃那，惟恐待慢了这位少爷。文清还一再交代别人，要抱得稳稳的，生怕万一有什么闪失。阿平日以继夜地围绕在皇帝的身边，两个姊姊也都仃了学，侍候左右。这样溺爱出来的婴儿，岂能身强力壮？他变成体弱多病的孩子了。
几年之后，孩子到了进幼儿园的年龄了，文清就是放心不下，还是那句话：“生怕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但孩子大了，总得要进幼儿园和学校去的，不能永远留在家里呀，所以还是送到幼儿园去了，开头那一段时间，文清或阿平轮流守候在幼儿园门外，生怕孩子跑了出去。文清还亲自批评幼儿园不关大门，孩子跑了出去谁负责任？
瑞兰作为家里的人，也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爱护，稍大一点，就教他背唐诗，但孩子对此并无兴趣，你教他“床前明月光”，他却念成“床前有个窗，月饼大又香，一手拿月饼，一面吃香肠“。跳皮捣蛋，把瑞兰气坏。
这个小子，取名为“天汉”，一鸣惊人，他是家中的宝贝，天上的皇帝，从小到大，一切都以他为中心，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使他从小骄横无理，要什么有什么，自私自利，自命不凡，天不怕地不怕的，看不起人，不尊重人，连老师对他也没有办法。读小学时，要打谁就打谁，成了个小恶霸，学校几次要开除他，还是家人来说好话，才让他读到小学毕业。
这个骄生惯养的野孩子，从小就不爱读书，毕业后更不愿意升学，这使得文清十分头痛，作为传宗接代，目的是达到了，但培育出来如此不懂事的孩子，毕业后在家里无所事事，只知向家人要钱，出外乱吃乱花，谁也管不了他，这可怎么办？！更可怕的是，他还未成年，在外面跟一些不务正业、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不学好只学坏，打架斗殴，无所不为，竟然勾引邻居少女，乱搞男女关系，真是吓人听闻，实在令家人担忧已极！
没过几年，更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小鬼尚未成年，精神空虚，竟然偷偷摸摸地吸起白粉来了！吸毒需要更多钱，向家里要钱不够花，就偷家里的钱！之后，由于吸毒，竟然被抓进了戒毒所！文清一生的希望，一心培养出来的宝贝，竟然是个废物，是个累赘，是个社会的害虫！这都是孔老二“无后为大”思想的毒害所至，好好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不要，却带来了无限烦恼与永无宁日！
八
几十年后，我已是耄耋之年，我有幸再回老家去，立即去看望我的老同乡。还是那条熟识的老街，我敲开了那扇破旧的门，一位小孩出来开门，问我找谁？我不假思索就认为她是文清的外孙女，我说：“你公公在家吗？”但见一位老太也跟着走了出来，定神一看，原来就是胡老师瑞兰！多年不见，大家都老了，几乎不认识了。胡老师行动有些缓慢，眼睛不好，走路好像要用手触摸着墙上，远不似往日那么利索。大家热烈握手后，她悲伤地告诉我：文清已被那孽子害死了！我听了为之一惊，胡老师把我引进客堂后，才一五一十地向我讲述这几十年来这个家庭的不幸遭遇：
一切得从文清那个宝贝儿子说起，文清一生的全部精力放在培养他身上，让他去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由于过分爱护孩子，变成了无知溺爱，从小两个姊姊专门服待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让他用脑子想想问题，人长大了，只知道吃，只知道玩，不要读书，不要学习，长大后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吸毒以后，三次被抓进戒毒所，每次家里都花钱把他赎出来，但好了些时，又旧病复发，怎么也戒不掉这吸毒恶习，由于要钱花，竟然去云南贩毒，前年被抓获，判刑10年，劳动改造！文清一听到这消息，当场就昏倒在地，立即送医院抢救，因脑溢血已不治而亡，死得好惨啊！
阿平有一回由于给戒毒所的儿子送衣物，头脑昏昏沉沉的，不慎摔了一大跤，骨折了，如今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成了个跛婆，到乡下去了，这都是那个害人精害的啊！她生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了。
我问胡老师你的眼睛是怎么不好的？她只说生了一场病后，眼睛就模糊了。其实是由于这些年来的忧郁生活，时常独个儿暗自流泪所致。如今眼前几乎是一片黑暗，真是惨不忍睹！值得欣慰的是，女儿丽娟对母亲非常孝敬，便把小女儿留在母亲身边读书，也好照顾老人。丽娟是个有出息的姑娘，从小勤奋好学，她读夜大学毕业后，如今已是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了。
我对胡老师说，当年你们三口之家是很幸福的，但由于文清的封建思想严重，中了孔老夫子“无后为大”的毒害太深，你忍辱负重只好与他离了婚，以至从三口之家，膨胀成七口之家，生了那个孽种，全家不幸！如今文清也被害死了，这都是封建思想的毒害啊！只见胡老师不胜感叹，几声苦笑，她还能说什么呢？
胡老师这几十年来，虽然身处逆境，眼睛失明，一片灰暗，但她有自己的处世哲学，就是“随缘而安”，她有一首诗，说“为人切莫困愁城，万事随缘可养身”。她就是这样能克制自己，不要求什么，一切随缘而过，这个“缘”就是缘份，就是环境，她不想，也无力去改变这个环境，便只好忍气吞声去适应一切恶劣环境了。她送我一首《游戏人生》的诗，道出了她养生的秘诀：
寄寓人间几十年，大舞台中一演员，悲欢离合时常见，荣华富贵也徒然。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黄花明日鲜，洁身自爱休闲过，旅途长短听天然，
她爱好诗词，无事就呤诗作对，也算自得其乐。人生最好的心态是宁静，她摆脱了自己的苦痛，感到外界都是美好的，她写了许多诗词，歌颂自然，歌颂人生，惟独没有歌颂自己，也许这就是她的养生之道吧！ |
三个女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三个女囚
在那恐怖的岁月里，人们动辄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锒铛入狱，劳动改造，弄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惨不忍睹，此情此景，馨竹难书。
那年，我们女监新来了三个女囚，她们都是南方人，年纪轻轻的，人们在暗地议论，她们准是火车上抓来的小偷！其实不然，三个人都为了追求真理，持不同政见，如今却“莫须有”地跟丈夫一起被抓。她们原来并不认识，分开监禁，在狱里各关了一年多，宣判后才关在一起，知道是同案，是自己的同志，而且同是在1952年12月22日被捕，大家一时亲如手足，互相关怀照顾，三个人都被判五年徒刑，劳动改造，两天后，又把她们千里迢迢押到此地来劳动改造。他们一起共有男女二十多人，男的在砖瓦厂和修理厂劳改，女的在监狱的织布厂劳改。
她们一进监狱，就对她们大杀下马威，每人都叫进管教室大训一顿，声色俱厉，警告她们不准谈案情，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互通情况，不准串号子，不准……，总之，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她们三个人分三个组，不在一起工作，不住在一起，天天虽然见面，但不准交谈。这劳改监狱真不把犯人当人，犯人与犯人之间，实行严密的监督，揭发别人就是“靠拢政府，立功赎罪”的表现，所以有些“积极分子”专找别人岔子，打小报告，所以人人都小心谨慎，随时随地都会挨批受斗！
这劳改织布厂是监狱西头新建的工场，包括缝纫间和织袜间在内，可容两百多女劳改，她们白天在此劳动，每天十小时紧张地工作。晚上回到监狱睡觉。监狱人满为患，每个号子不到10平方米，上下床统铺，像挤沙甸鱼似的。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晚上还要学习两小时，每人拿张小凳子到走廊上去，叫做改造思想。
这三个新来的女犯，个个面黄肌瘦，头发蓬乱，她们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丈夫和孩子，有着万般的牵挂，再加上劳改生活的煎熬，女人有着比男人更深重的痛苦。
一
新来的三人以小赵最年轻，她被捕时才结婚一年多，女孩刚出生不久，硬是抱着婴儿去坐牢的，这真是古今罕有！在监狱中抚养婴儿，苦不堪言，母亲吃的是囚粮，能挤出多少奶水喂养？可怜这“监狱之花”，直到一年多妈妈被宣判劳改后，才准许把她交给外婆去抚育。小赵每想到孩子从小没爹没娘，做母亲那股辛酸味儿有谁能知晓？
她的丈夫被判无期，没有调到此地来劳改，不知道他如今怎么样了？小赵真是日夜心绪不得安宁啊！丈夫陈刚是她中学里的历史老师，知识渊博，年青有为，他讲历史，就好比讲故事一样有趣，小赵真是听得津津有味，听得着迷，她最爱这门历史课。
陈老师讲历史，讲社会发展规律，特别讲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人类要为未来的理想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而奋斗！讲得非常生动，很吸引人，使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小赵完全同意老师的见解，因而深深爱上了这位陈老师。
在陈老师的鼓励下，她看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思想不断提高，她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S。Y），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那时陈老师家里只有一个人，所以她时常到老师家里，有时帮他料理家务，他们志同道合，很快就建立了感情，相亲相爱，小赵高二那年，就愉快地结婚了。陈刚是C市托派的一位领导人，所以他几乎每晚都要参加各小组会，其实也不过是个学习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已，但1952年12月当局在全国“肃托”运动中：还是把他和小赵一起逮捕了。
二
三人中阿展长得最高大，一双大眼睛，显得敏锐能干。劳改不久，上头就要她当劳改生产组长，负责收发和检查质量，核对账目。阿展一心惦念着交给母亲抚育的女儿，和在监狱东头修理厂劳改的丈夫，忧虑重重，从不与人多说一句话。这被服厂只不过缝制一些劳改队的衣被，当她检查出有的质量较差的成品时，又看到操作人恳求的眼光，便毫不犹豫地收下，因而深得车间劳改姊妹们的好感。
阿展和丈夫阿陆原来生活在香港，在西流剧社认识，阿陆能说会道，能唱会演，是剧社的灵魂，是青年朋友的偶像，阿展深深地爱上了他。曾一起到抗战大后方桂林等地搞救亡工作。阿展父亲是华侨，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开了一间印刷厂，由阿展当老板。阿陆响应组织“到工人中去”的号召，在汽车修理厂做工。他参加香港组织的领导工作，负责编辑出版《指南针》期刊，一本面对工人的通俗革命读物，影响很大。后因收寄国际信件，被港英当局无理逮捕，与王凡西、谢越秀等人一起被驱逐出境。阿展也随丈夫一起，回到国内，参加过土改工作，可是52年12月又把他们一起逮捕了。如今丈夫却被判处无期，同押到此地劳改。一想到丈夫刑期这么长，将一辈子劳改受罪，此生还能活着出去吗？心里就凉了半截，多么残酷的刑罚！
由于监狱要修理汽车，便把阿展丈夫留下来，没有调到砖瓦厂去。但丈夫虽在监狱东头劳改，却分隔两处，平时也见不到的，只在开全体劳改大会时，才能远远的瞄上一眼。每当这快慰的瞬间，丈夫总是扎扎眼睛，用以表达他乐观心情和互相勉励，这就是他俩最幸福的时刻！
三
三人中算阿罗年龄最大，她离开学校后到工厂做工，在一次罢工中当上工人代表，与资方作面对面的斗争，因而被巡捕房拘留过。本来不过是一个小厂的经济斗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意料不到出了问题：一位刚进厂不久的年青女同志，自告奋勇地送饭到巡捕房给被关押的工人代表吃，巡捕房的“包打听”看见送饭的人戴付眼镜，广东口音，不象个工人，认为是共产党派来的，报告了日帝主子，立即把她抓了起来，严刑逼供，这位没有经过考验的年青同志，神经一下子错乱了，供出了一些同志的地址，幸而许多同志及时转移了，但不幸仍有三位同志连累被捕，其中一位就是后来阿罗的丈夫！由于被捕的同志不畏强暴，守口如瓶，案件再没有发展下去，当时那年青同志已完全疯癫了，敌人一无所获，关押半年多后便把他们交保释放。阿罗与老李原来素不相识，出狱后才时有来往，互相关怀，逐渐产生了真挚的爱情，所以他们后来的结合，真正是世间罕见的“狱为媒”啊！
阿罗经受过这般考验，胆子很大，对此次被捕劳改，毫不畏惧。她无儿无女，虽然少了一层牵挂，但丈夫被判刑十五年，在远处的砖瓦厂劳改，想到他从来没搞过体力劳动，如今要强迫劳动，挑砖挑瓦，他身体吃得消吗？能顶得住吗？心里忧虑重重！还记挂着在家里那年纪老迈的公婆，如今儿子和媳妇双双被捕后，老人家受得了吗？今生今世还能见到儿子吗？这是什么世道啊！
自己在织布厂劳改，操作落后的铁木织机，十分吃力，机子一出毛病，就完不成定额，所以经常要加班加点，这劳改的苦日子如何度过啊！
四
她们三个人，虽然都在被服厂劳改，却不在一起，见面也不敢说话，只用眼睛看看，互相勉励，尽在不言中。因为多数女犯都是刑事犯，劳改干部要她们监视反革命犯，立功赎罪。所以如果她们见面讲几句话，就会被人检举揭发。那些刑事犯，大都是乱搞男女关系，杀害丈夫，抢劫诈骗，贩毒吸毒，为非作歹被抓进来的，大都是性情古怪，没有文化的人。对比之下，这三位女“政治犯”却是踏踏实实劳动，为人正正派派，有文化修养，老老实实的人，劳改干部逐渐对她们产生好感，每天要她们在小组读报，帮助大家学习。
那年劳改队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原来每逢什么节日，队里“打牙祭”有肉吃，有时还排演节目，以示欢庆。初时排演节目，男女队分开来搞，于是有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弄得不三不四，一片胡闹。后来，上头决定搞个劳改文工团，挑选劳改中会演戏的男女参加，那晓得分管这工作的一位年轻干部，竟与一个女劳改鬼混，弄出了天大的丑闻！事发后，上头立即把有关人员调走，劳改队里大家窃窃私语，敢怒而不敢言。胆大的阿罗，用上头发的卫生纸和铅笔，用左手书写了《强奸犯》三个字，第二天用米饭悄悄张贴在工场的过道上，人们收工经过都睁大眼睛看标语，想“立功赎罪”的人立即把它撕下，报告上头。
这是监狱里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事后，为了要追查笔迹，命令每个劳改写一份《劳改守则》，这是徒劳的，怎样也认不出来。其后多次训话：“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劳改队重新改编了小组和住房。那文工团也因而停顿了很久。
劳改生活有屈辱也有斗争，有痛苦也有振奋的时候，在苦难中磨练人。这三个女囚都是五年刑期，总算有熬到头之日，因为当年是同一天被捕，“一网打尽”的，如今也一齐刑满释放，但她们的丈夫却还需继续劳改，刑期长着呢！阿罗和小赵同道南归，阿展为了照顾丈夫，决定留在当地，另谋生计。从此，三个人分道扬镳，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段艰苦历程。
五
留在当地的阿展，找到劳改出来的熟人，起先在缝纫店，后来搞了一间纸盒厂，勉强维持生活。她把女儿接来，那时孩子才8岁，从此母女相依为命。监狱每月准许接见一次，阿展便拖着女儿提着竹篮子去探望丈夫，那篮子里有烧好一碗丈夫最爱吃的红烧肉，接见日就是他们最愉快的一天。半个钟头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多少心里话还未说出来或者不能说出来，就又分手了。每想到丈夫还是“无期”，虽然听说过“你们这个案子就快会解决”的话，但愿能早日解决，否则这苦日子怎能熬下去啊！不禁心头一酸，眼泪滚滚而下。
阿展是坚强的，不管生活多苦她都不怕，含辛茹苦，又过了三年。不幸的事情却从天而降！丈夫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和医疗，患了可怕的黄胆肝炎，脸色发黄，后来连眼睛也发黄了，住进了劳改“病室”，阿展被允许几天去看望一次。“反革命”是不能保外就医的，即使出来也没有钱去治病啊！如是折腾了两个多月，好一个为追求真理的青年人，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死得多悲惨啊！
就在一个倾盆大雨之日，乌云密布，天好像要塌下来的样子，阿展提着雨伞挑着衣被，一手拿着丈夫的骨灰盒，小姑娘扯着妈妈的衣角跟着走，她们走向火车站，要回到老远的家乡去。朔风凛冽，但见阿展头上那颗小白花闪烁着微弱的火花……。
阿展回到了故乡，把丈夫的骨灰埋葬在屋旁，从此过上了隐蔽的生活。女儿长大后出国深造，生活在国外，不时回国看望年老的妈妈，直到老人安静地含恨离开了人间。
六
小赵回城后，又经历了不同的苦难。
她在一间小厂工作，由于人缘关系较好，在厂里还混得过去。但一回到家里，想起丈夫还在劳改，却无法照顾他；女儿逐渐长大，已进了小学，却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母女两人住在一间狭小的灶间里，环境和心情如此恶劣，何时才有重见光明的一天啊！
然而，这样的“好景”也不让人过下去，史无前例的“文革”降临了！小赵作为“牛鬼蛇神”又被揪了出来，挨批受斗，扫地扫厕所。自己受罪倒也罢了，可怜那婴孩时曾蹬过监狱的女儿，竟也成了“黑五类”狗杂种，同学们疏远她，踢打她，她恨自己不该生在这反革命的家庭，恨爹妈为什么要做反革命？认为自己活着不如死去，妈妈也该死去！有一晚，母亲挨斗回来，眼见女儿愤怒的目光凝视着她，便伸开双臂迎着女儿问：“谁又欺侮你了？”那晓得女儿竟然走开，狠狠地喊：“妈，你为什么不死！”小赵被这句话吓呆了，她明白，孩子也受大人连累啊！“是的，妈该死，妈连累了你！可怜的孩子……”两个人抱作一团，泣不成声。“我受不了啦，我们还是死了好！”“不，你已经长大了，要好好做人，我们不是反革命，我们没有罪！”
第二天，厂里又开批斗会，她的罪名更多了，故意破坏生产，拉拢干部下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真是黑白颠倒，人妖难分，这是什么世道啊！使她痛心疾首，想到丈夫死活未卜，自己还连累女儿，倒不如死去，是的，不如死去，也不致连累孩子啊！就在批斗大会之后，她悄悄摸上三楼，走出阳台，但见一片漆墨，鬼火闪烁，一阵寒风吹来，不禁抖擞一下，又继续往前走，艰难地爬上栏杆，然后，一头往下栽……
拍搭一声，重物落地，人们纷纷向暗处搜索，发现有人跳楼！第二天，厂里贴出大字报：“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小赵由于跳下时被二楼的电线弹了一下，落到地面只伤腿骨，却未能死去。
自此以后，她一拐一拐的去上班干活，母女两人相依为命，尝尽了人世间的苦头！几十年后，总算熬出头，女儿结婚了，老人却不慎跌了一跤，伤处恰与当年跳楼时的伤处错合，从此不能再行走，长期卧床休息，不久就含冤离开了人世！
七
阿罗的遭遇并不比阿展、小赵好。回广州后看到那可怜的公公和婆婆，由于儿子和媳妇被捕，老人受到沉痛打击，这五年来，人已变得老态龙钟，失去健康了！阿罗还以为可以回厂工作，照顾老人，那晓得厂里已把她开除了！她走投无路，毫无办法，只好辞别公婆，回到老家上海去，到工厂做临工。她每天早上站在工厂门口，等候缺班的补上，生活毫无保障，这样不安定的工作坚持了两年多，由于她自己的努力，工作认真，终于最后一次有机会被升为长工。
那时候她的工资只有32元，和母亲一起生活，考虑到自己没有劳保退休，丈夫将来回家也不易找到工作，以后的日子会更苦，她决心节省每一分钱，一只鸡蛋也分作两顿吃，但她却毫不犹豫地每月送给弟弟10元钱，因为弟弟受她的牵连，也成了“牛鬼蛇神”，降职减薪，弟弟有四个儿女，嗷嗷待哺；此外，她每月还寄10元钱给公婆作生活费。
阿罗作为劳改释放的人，几乎没有安宁的日子，那年城里失业人多，动员一切“吃闲饭”的回乡务农，罗虽不是“吃闲饭”，却也被“动员”到边远的甘肃去开荒，就在她准备起程去流放的前一天，可巧厂里因缺乏技工，才把她留了下来。听说那批被送去开荒的人，没有几人能生还回来的！
不久，“文革”风暴从天而降，她又经受一场更残酷迫害！因为是大厂，阶级斗争更加激烈，首先派她到最坏的织机去劳动，却要她织出优质产品，否则就扣上“破坏生产”罪名，被挂上“反革命”牌子，挨批受斗，日日夜夜，了无时日，使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逐渐变得目光呆滞，脸膛消瘦，纵然你有钢铁般坚强意志，怎奈血肉肌体已难支撑，她感到极其疲劳，口喝喉干，不久发觉舌头上长了黄豆般一颗硬块，经医院诊断为舌癌绝症！到了这个时候，也只好等待末日的来临。可幸医院还不知道她是“牛鬼蛇神”，先给她切除了淋巴腺，继而插镭针，居然使她死里逃生，暂时挽回了她的生命。
出院以后，长病假在家休息，拿六折工资，虽然不用到厂挨批受斗了，但在家里也要受街道的“无产阶级专政”，天天去扫街一两小时。
就这样在贫病交迫下，熬过了一年又一年。这时丈夫虽已刑满，但不准回沿海大城市，仍然留在劳改厂就业，只是每年可以回家探亲一次。如是又熬过了二十几年，待她丈夫被批准回家时，俩口子的头发已经灰白，经过几十年的大灾大难后，也仅仅在一起安度了五个年头，阿罗癌症复发，医治无效，含冤离开了这非人的世间！
八
话说西天有个晴朗的世界，阿罗等三个连同她们的丈夫一群小灵魂，正在向前飞奔，说是去找马克思！前面有两座高楼，分别是《民主》与《科学》大楼，耸立云霄，但见陈独秀站在两座大楼当中，向来者热烈招手，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是沏底的革命派，竟被污陷为反革命，惨遭迫害杀绝！托案是二十世纪人世间最大的冤假错案！一万年也得平反！”声音宏亮，大义凛然，两座大楼忽然变成两把云梯，直通阳光灿烂的宇空，那里闪烁着《共产主义》四个金光大字，大胡子马克思、恩格斯高高的站在那里，热情地向她们招手！ |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