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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决定性的十年（列维奥·麦丹，196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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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决定性的十年
列维奥·麦丹1960年1月1-3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近几年来，印度的实际情况常常受到歪曲。在麦卡锡式的极端分子看来，印度是一个染上中立主义病毒的国家，因此必须把印度看成是个有“共产党人”进行最阴险的活动的场所。在“开明的”资产阶级看来，情况恰巧相反，印度是个进行先进的“民主的”试验的地方，这个试验的结果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某些根本原则是错误的，不需要以“中国方式”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的迫切问题。在工人运动内部，流行的倾向是为之百般辩解：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印度的榜样被用来说明实现社会主义要遵循的道路的特殊性质，尼赫鲁甚至以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半社会主义者的身分而被授以文凭。[1]即使在最近，关于今日印度的性质和它的统治阶级所追逐的目标，还可以看到至少可以说是令人奇怪的言论。[2]
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中，一些重要的事件应该使人们对于这种辩护词性质的言论，提高一些警惕。7月底，尼赫鲁通过一个不论其形式和内容都是不民主的法案，宣布解散印度联邦中他的党并不占支配地位的唯一邦政府。一个月以后，加尔各答的饥民示威受到血腥的镇压。在同一时期，还利用边境事件进行了巧妙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制造民族主义的情绪和在人民群众中加剧反华情绪。这三件事情各无联系，但是正因为如此，却说明了印度的实际情况及其统治阶级的目前倾向。对此所以不能汲取什么教训，那是因为即使在工人运动内部，宣传和辩护的动机——必须证实已经决定的总路线或所谓“新”公式——仍旧占上风，而不愿意对现实情况和构成现实情况的一切因素进行直接的分析。
五年计划中的现实情况和虚妄幻想
印度独立后最具有特点的试验，无疑是五年计划的试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在几年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第三个五年计划则尚在起草阶段。大家都知道，正是由于这些计划——以及与这些计划同时提出的声明[3]——人们就很容易把当代的印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或者“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还要加以论述，不过目前先从实际成就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不用说，由于出发点的水平很低，根本谈不上在五年或甚至十年内达到很高的绝对水平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要在百分比上取得很大成绩，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甚至这第二点也没有做到。
在决定这个计划的政策的时候，特别提出的是长期目标。当时谈到要在十五年之内把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在二十年或二十多年之内把按人口计的收入增加一倍。[4]而根据其他方面的估计，消费量到1977年才增加到77%少一点点。
马上就可以发现，姑且假定达到了这种目标（这是一点也没有把握的），对于印度和它的人民的迫切问题，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内是不会有什么解决的。只要想一想按人头计的收入加了一倍之后价值也没有多少这一点就够了，因为在1944-1955年这种收入只有大约二百七十卢比（一卢比等于十分之二美元或一先令五辨士），比落后的锡兰这样国家居民的收入少一半以上。[5]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要肯定所规定的起码指标。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投资保持在国民收入的5%与6%之间（去年提高到7%），这就是说还不及英国统治时期的每年平均数。投资中最大的一部分用在水利和农业上，而在总计划中工业只分配到全部投资的5%。[6]
最后结果是，国民收入增加了18.4%——每年大约3.6%——而按人头计收入的增加量甚至更加有限（只有10.8%）。[7]农业生产的指数增加了大约20%，要是考虑到同时期的人口的增加，这个数目就不算多了。尤其是，一般认为，即使这一点也是靠了气候特别有利才达到的（而用来作比较的一年的气候却很不利）。[8]
工业方面的增加却比较显著，大约40%，即每年8%。但是应该指出，这是在私营工业方面，而不是计划范围内的公营工业方面取得的。此外，虽然在某些方面（即电器工业）增加的百分比较大，但是在其他重要部门中，情况却不是如此：它们基本上停留在战时的水平上，有时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9]
第二个五年计划所根据的投资分配标准显然是不同的，指标也高得多（投资率提高到10-12%）。重点放在工业发展的需要上，投资额占总数19%，农业投资额则要减少5%。国民收入的增加要比前一计划高一些，达到每年5%。[10]计划要增加得特别多的是炼钢工业。[11]至于农业产量，增加在18%左右（粮食增加15%），这就是说，一开始就决定比前一计划所取得的成绩要低。
第二个五年计划定于1961年结束，因此要得出全面的结论为时略嫌过早，尤其是因为必需的统计数字总是要经过一定时期的耽搁以后才会公布。但是这个计划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一点是越来越明显了，因为有关当局在经过了两年的实践以后不得不重新估计一下实际的可能性。在实践中，有些指标已经降低，有些指标已经列为据说只能在有条件情况下实现的一类。更糟糕的是，根据—定迹象来看，计划经过这样修改以后是否能够实现还是有些疑问的。
在宣布作此修改的官方文件中，虽然指出原因在于通货膨胀的趋向和外汇方面的困难，但是也承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阶段，国民收入每年增加不到4%，而农业产量同1953-1954年所达到的水平相比却开始下跌了。[12]
至于新计划的头几年，制成钢在1957年比1956年略有增加之后，在1958年却开始下跌（甚至同1956年相比也是如此）。辗铁和水泥生产也有同样的下降。黄麻和棉花的制品产量在1957年就已有下降，制糖工业也是如此，而前者在印度经济中据有颇为重要的地位。[13]
农业中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不仅自从1953-1954年以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指数反而下降了。1956-1957年度同1957-1958年度之间的下降特别显著。[14]
这不仅意味着计划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而且大概也不会达到，同时也意味着现在已经很严重的农业问题有变得甚至更加严重的倾向。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时期里，绝对量的增加也刚刚够应付人口的增长，而且还是在低得可怜的满足人民需要的水平上做到这一点的。一旦产量若有降低，那末除了增加进口以外，就没有其他出路，增加进口对全面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很容易想象的（我们绝不要忘记，外汇困难在这三年中已经造成了什么后果）。但是，要是真的如所说的那样，按目前情况那样发展下去，粮食供应和人民需要之间的差距，到1965年将达到25%，而只有每年粮食生产增加8%以上才能保证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需要，那末这个解决办法，如果不作重大修改的话，即使作为治标应急的办法，也是很不充分的。[15]根据战后发展的全面情况来看（包括五年计划时期），是完全有理由采取绝对悲观的看法的。如果不发生新的情况，农业生产基本不足这一点，对于印度整个社会结构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会发生不可估计的影响。打破局面的第一个迹象可能就是在这一方面出现的。
由于采取了计划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具有“社会主义”意图，可能有人认为，在印度工业经济的总范围内，由国家管理或直接控制的公营经济的作用是很大的。事实上，情况并不是如此。
我们姑且承认，在开始的时候，用心是良好的，而且在一独立以后，就马上宣传了国有化的思想，甚至由官方出面来宣传。但是事实上后来却又决定不进行国有化，国家只限于管理和控制新成立的工业企业。[16]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投资方面，公营经济就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只想确立一个平衡的比例，这意味着，私营工业的比重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17]因此，甚至在过去一味捧场的某些人士也看到，在实际上，印度的公营经济比西欧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公营部分还要少。[18]
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
在过去十年中，工人的报酬情况又如何呢？
在这一方面，官方统计数字是不完全的，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但是即使如此，也有足够的迹象可以得出一个全面的情况。
特别是关于工资和利润总数同工业纯产值的比较情况，可以收集到下列的数字：[19]
（单位为千万卢比）
19501954
1955
纯产值528.6732.6
775.5
（100）（136）
（145）
工资236.4292.3
319.5
（100）（123）
（135）
利润292.2440.3
456.0
（100）（150）
（156）
工资占产值的比例47.7%39.9%
41.1%
从这张表可以看出，工资收入的百分比已经下降。在其他方面，即使在这个时期，似乎也出现了相对的增长。
关于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比较数字，没有1954年以后的官方材料，但是同起始点（1939年为100）来作一番比较却是很有意思的。工资指数在1940年上升到108.6，1943年跌到67.0，1946年是73.2。然后又有了上升，其间只有一次短暂的间断，直到1952年上升到101.8，1953年又跌到99.9，1954年回升到102.7。因此，1954年的指数低于1940年和1941年。甚至生产率的增长似乎也是很轻微的，不过比起工资来要显著得多：1940年104.2；1943年84.5；1946年74.7；1953年105.8，1954年113。[20]
关于工资增长的材料从其本身来看不是很完全的，不仅是因为材料来源的关系，而且也因为它们有时仅仅是限于名义工资。不过总的来说，在第一个计划期间所增长的数目，就是不算它们像在1956年和1958年之间那种实际上的下降，也是很有限的。[21]
不过，工人报酬的显然冻结，或者说细微的增长（更何况有时还要下降），表面看来是并不十分严重的，除非考虑到绝对水平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极其低下的。1956年所发的工资全国平均数事实上是1,212.7卢比（最高估计为1,525.9卢比，最低为786.4卢比）。在那一年，纺织工人的平均工资是1,244.5卢比，金属工人1,487.9卢比，石油工人1,686.2卢比。[22]
1959年9月，作者有机会会见孟买和马德拉斯的纺织业工会领袖和工人。孟买纺织工人集中，共有好几十万人；马德拉斯则仅仅白金汉·茄那的克工厂就雇有一万五千名工人。根据作者在那里收集的材料，一个工人的月薪，在孟买大约是一百二十卢比，在马德拉斯还要低一些，很少达到一百卢比（在白金汉工厂，高度熟练工人占全体工人10%，他们的工资才能达到二百到二百五十卢比）。
一卢比大约只等于美金二角，英币一先令五辨士。因此，虽然我们知道，五个卢比在印度可以买到的东西比一元美金在美国可以买到的东西为多，任何人都可以从这个汇价看出这种工资是多么可怜。根据作者个人的观察，在孟买，最简陋的房屋每月租金在十五到二十卢比之间，一条工作裤或一件工作服要十五到十八卢比，一双便鞋要四到五卢比，一磅大米约半卢比，一磅面包也要这个数目。[23]在工厂里，工人花0.37卢比可以吃上一顿粗饭，在下等馆子里则要半个卢比。
但是统计数字和材料只能提供一个关于印度人民群众悲惨处境的粗略概况。仅仅知道一个孟买纺织工人在低得可怜的工资中得拿出15%到20%来付房租，这件事本身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要了解它的充分意义，我们必须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环境。
在孟买，工人一般都住在贫民窟里，或者郊区小村庄里。其中有一个村庄叫沃利的，住的都是工人和渔民。矮小的屋子挤在一起，其中只有一些脏得要命的小巷。没有卫生设备，结果可想而知。赤身裸体的孩童们同牲畜一起在垃圾堆中找食吃，他们营养不良，百病丛生。房子都是东倒西歪，一到雨季屋顶没有不漏雨的。作者被邀到一个职员的房子里去，一共只有一间小小的厨房和一间六英尺见方的房间。一家六口，两个大人四个小孩都拼在一间。他们在这邻近还算是幸运儿，因为付得起二十卢比的房租。另一个幸运儿是孟买市政府职员，付得起七十二卢比一月。他住在一所五层大营房里，里面还有一个内院。其中的“公寓”都是一个小厨房和一间房间（小的是六英尺宽，九英尺长，大的是九英尺宽，十二英尺长），这个幸运儿的一家十二口人就住在这样的一套公寓里。
在贫民窟里，情况还要可怜。房子都很大，像学校和兵营。中间有一个长长的过道，十分黑暗和肮脏。一下雨，水深没踝。所谓“公寓”就是过道两边的单间房间，实际上和窝一样，每一间住上四五家人家。因此就不难了解，一到晩上，你就很可能踩在躺在过道上的人的身上。[24]
孟买还是最先进的城市，大家一致公认，加尔各答的住房情况最糟，且不谈印度农村所特有的那种真正半开化的草屋。[25]处在这个人间地狱的最低层的，是群众中间最困苦的人——失业者，他们身无分文，有不少人夜间只能在大城市的人行便道上露宿。
农业的印度
不论工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是多么严重，不论城市群众所面临的问题是多么困难，我们在农村中才是接触到了这个次大陆上最迫切的问题。这个次大陆在今天来说，肯定还是农民占多数。[26]尽管有五年计划，生产停滞最显著的是在农业方面。使大多数感到过去历史所造成的瘫痪影响的，也是在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里，社会隔离现象最为顽固，贫困的根子最深，也是在农村地区里，有千百万人失业或半失业，他们成了印度的无数疮疤之中最碰不得的一个。[27]
印度农业的一些最基本的特点是很容易概括的。土地仍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利用，全部耕地只占其中19%，而全部耕地中又只有15%得到灌溉之利。[28]生产主要仍是为了一家人的消费，生产率非常之低，按人口计的产量也是如此。[29]土地分割的现象很普遍，有时甚至很悲惨。[30]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是不难了解的。我们不用详述农村地区的一般生活情况：有很清楚的迹象表明这种情况要比城市里糟糕得多。[31]我们只来简单地谈一谈农业工人的处境。
这类工人在印度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后目前已达到五千万人的可观数字，占整个农业人口20%。[32]他们的悲剧——这样说一点也不错——是得不到充分就业机会。约有85%的农业工人只有部分时间的工作。一年之中，平均工作日只有二百天多些，其中还包括一些非农业的活。而另外15%这类工人是长年失业的。[33]即使他们运气好找到了一天的活，所挣的工资最多也不过一个半卢比，妇女和儿童还不到半卢比。因此，在全国按人口计平均收入在二百六十四卢比的那一年，这些不幸的人们中间最不幸的人们只得一百零四卢比。[34]
印度农业和印度农民的这幅图景是极其阴暗悲惨的，因此人人都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寻找祸害的根源。统治阶级也不得不提出土地改革问题。因此，我们就来谈谈独立后印度历史上这重要的一章。
印度农村的结构，其特点是存在着一个不事劳动的地主阶级，他们收取大量的地租。[35]而且，正如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重要残余仍旧存在的落后国家中一样，劳动农民的负担由于中间人、高利贷者和各种各样寄生虫的盘剥，而更加加重了。[36]种姓偏见也是一个障碍，这种偏见虽然在表面上受到反对，但是实际上却根深柢固。不难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不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靠地租收入获利的人——他们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特权——是一点也不想改进耕作的，因为他们反正可以收到高额地租。中间人也是如此。至于农民，他们耕种的土地并不属于他们，处境朝不保夕，也没有兴趣作什么改进，而且即使有心想改进也没有条件这么做。此外，由于地租高，就有不少资金投在购置土地上，使得工业投资受到了影响。[37]我们在这里只举一些简单的统计数字和分类材料。
首先，关于土地分配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多少可靠性毋需我们提醒读者——表明，约有20%的农户没有土地。其次，是拥有五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农户，据估计，这一类农户占四分之三，一共占有六分之一的耕地面积。另一方面，拥有二十五英亩以上的土地的农户只有5%，一共占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耕地面积。再具体分析一下，把只占有二十五英亩多一些的人同占有一百多英亩甚至二百五十英亩的人分开来看，那么就可以看到一些更有意义的情况。[38]
印度有三种土地关系，历史由来已久，还是英国统治的第一阶段就开始的。
（一）所谓利育特瓦里（ryotwari）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土地属于耕种这块地的农民，他必须向国家直接缴税，而不经地主或其他中间人之手。实行这一制度的土地面积据估计占全部耕地面积的36%。[39]
（二）所谓柴明达里（zemindari）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土地属于地主，地主负责向政府缴税（有两种柴明达里制度，一种是固定的柴明达里制度，一种是临时的柴明达里制度，区别是前者税额固定，后者可作修改）。地主本人并不直接耕种，而租给佃户耕种。实行固定的柴明达里制度的耕地据估计占35%。[40]
（三）所谓马哈尔瓦里（mahalwari）制度，土地属于村社，由村社负责直接向国家缴税。
受到批评的显然是柴明达里制度，尤其是因为地主远在外地，往往有各种不同的中间人介在地主与农民之间，使得情况更加恶化，这种中间人有的采取转佃的形式。从经济观点来看，所以有可能产生这种层层剥削的现象，是由于土地价值越来越高，地主向国家缴纳的赋税本来已有稳定趋向，而由于地价越来越高，却又对这一趋向起了对销的作用。[41]
但是，正如桑纳（Thorner）在上引的著作中所正确地着重指出的那样，转佃土地最后成了一种基本上合法的事情。在不少的情况下，甚至在实行利育特瓦里制度的地方，占有土地的人也不直接从事劳动，而把土地出租给人。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人往往与柴明达里制度下的地主是一样的。此外，我们也不要忘记，高利贷者常常很活跃，正如桑纳所指出的，一个高利贷者“本人虽不是地主，结果却同地主一起，不必从事任何农业劳动而坐享一份农业收入。”[42]最后分析起来，一个比较普遍存在，而且其成员在起因和法律地位方面显然各有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共同之点是：它在农业中不直接从事生产却享有利润和特权——的存在，就是印度农业“问题”的一个基本特点。
我们可以这样来作一种比较具体的分类：上层是由马立克（maliks）即地主所组成的，他们在农业方面的收入直接来自土地所有权。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把土地出租，而自己坐享其成；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雇用长工或短工来从事耕作。也有地主同时采用两种方式，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留下来的由自己经营。
第二个阶层是所谓基森（Kisans），这种人根据目前流行的说法可以称之为直接耕作者。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或者是伙种农，他们从直接农业劳动中取得一份足够的收入(这完全是一种假定）来养家活口。他们常常不得不从事额外的劳动——不论是农业的劳动还是非农业的劳动——才能使一家人免于饥饿。基森也有雇短工的，然而这只是少数例外的情况，而且只是在极短的时期以内。
最后一个阶层是马兹杜尔（mazdur），即农业雇工和短工，他们在别人的土地上劳动，即便自己有一块薄田，也主要不能靠它来得到收入。
土地改革的限度
印度农村的矛盾现在和过去一样仍旧是那么严重，寄生的负担仍旧是那么沉重，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仍旧是那么恶劣，因此印度一独立以后就必须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当时几乎各方面都一致承认，必须按照下述总方针采取行动：消灭中间剥削，保证劳动农民得到安定，限制土地所有量，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正是按着这个方向，当时曾经尝试采取行动，在联邦的各邦里[43]进行了或者计划了各种改革，并且通过像山姆巴蒂丹（Sampattidan）运动和布丹（Bhoodan）运动那样的典型印度式的运动。
一开始就普遍规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废除柴明达里制度。印度所有各邦都早已通过了这样的法律。[44]
但是受到直接威胁的寄生阶级却并不因此而胆怯气馁了。他们玩弄各种各样法律上的和程序上的诡计，始则企图推迟对这种打击他们的法律进行表决，继则企图推迟这种法律的实施。虽然他们要想阻挠改革运动的企图并没有完全得逞，但是他们几乎都达到了目的，使得制订出来的法律有空子可钻，或者可以在经济和社会角度方面维持现状，如果不是在法律角度方面维持现状的话。
桑纳在上述文章中对各邦的土地改革作了一番具体的分析。有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那就是印度人口最多而土地改革也收到了一些效果的北方邦（据桑纳说，在其他大多数邦里，效果是很微小的）。
在北方邦，废除柴明达里制度的法律是在1946年就决定要通过的，但是直到1951年才由议会进行了最后表决（在比哈尔邦，全部程序历时不下八年之久！）寄生阶级就巧妙地利用了这段时间来施展各种诡计。不过法律本身也为柴明达里地主们留下了保全自己的余地。事实上，他们有一部分土地——列为未出租的西尔（Sir）和库特哈什特（Khudhasht）一类，这种土地的佃户的地位极不稳定——可以免于改革。[45]不错，免于改革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必须自己是劳动农民才可以保有这些土地，但是所谓“劳动农民”（workingfarmer）的定义非常之广，因此地主很容易做到这一点。[46]结果很多柴明达里地主能够享受到这种豁免权利，而成了一种新的特权阶层，即所谓布米达尔（Bhumidar）。换汤不换药，原来的地主仍旧继续占有土地，而且常常是占有出息最厚的土地。而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并没有实际的变化，情况一切如旧——包括地租在内，而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是向国家交税，而不是给以前的柴明达里交租子了。[47]最后必须补充一句，土地只要不是被没收的，总是有充分补偿的。
至于实行利育特瓦里制度的地区（例如在孟买邦），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保证佃户地位的安定，实行“公平的地租”。结果，实行的改革比这个要求还要低，因为，即使从形式上来看，古老的教士阶级仍旧存在，因此他们用了种种办法来回避。在这一方面，孟买的例子是很有意义的。其后果之一恰好正是法律所要实现的事情的反面：在比较有利的安定条件下保留给佃农的土地逐渐减少，甚至往往连佃农都给消灭了。[48]
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措施甚至处在更加落后的阶段：只有在一部分邦里通过了这方面的法律。凡是在宣布了这一法律的地方，这一法律所涉及的往往是将来的产业而不问现在的情况。如果法律也限制现在的所有权，特权阶级总能设法找到空子，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地位。甚至南布德里巴德政府在被解散前不久在喀拉拉邦所通过的法律也包含了显然有利于地主的条款。[49]
重新分配土地的措施也采取了另外一种对印度来说是相当特别的形式。甘地的一个弟子维诺巴·巴维在1951年发起了一个运动，其目的是使大地主把一部分土地赠送给无地农民。据这个改良者的估计，如果每个地主平均献出土地六分之一的话，所有无地农民平均就能有一英亩土地。当局决定支持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的根本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传统思想。
一个依靠占有阶级的“慷慨”而不是依靠无产者的斗争意志的人道主义性质的运动显然是有限量的，喋喋不休来谈论这个运动有些什么样的限制，实在毫无必要。[50]我们只要谈谈一件事情就够了，在1958年6月，“捐献”的土地不到四百五十万英亩，而其中有一半是在一个邦里（也是维诺巴亲自进行活动的地方）。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事先布置好的善举”：慈善家们乘机把石头太多的或者实际上不能耕种的土地处理掉。此外，在分配这些土地时，还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以致在1958年6月只分配掉七十八万二千英亩。[51]
1952年官方开始实行的所谓乡村发展计划（CommunityDevelopmentProgramme）甚至没有以改变农村结构为目标，而是要创立一些上层结构，使得农村有比较过得去的生活条件。由于计划完全不够充分，甚至在这方面的结果也很微小。在一个农民社会里，最反动的分子今天仍然能起控制的作用，在遭到这样一个社会的大规模抵抗的时候，连有些政府人员也不再热心了。
因此，古老的，甚至是远古的势力继续阻挠印度农村的革新。根本结构最多是稍为有了一些动摇，但是在最主要的方面都是碰也没有碰一下。不错，前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肯定受到了打击，在外大地主的地位也肯定遭到了削弱。但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仍旧处在不稳定的和从属于人的地位，仍旧不能实现基本改革，而没有这种改革，要使产量有显著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在实际上，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是要创立一个资本主义类型或者资本主义倾向的经营农业的地主阶层和富农。这是像印度社会那样的一个社会要实现资本主义发展——不论如何迟缓——的必要条件。这在过去和现在仍然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一个必要条件，只要这种阶层的形成能够起相对稳定的作用，而又能够避免由于历史上已经过时的而且无法确保群众生活条件有丝毫改善的社会形式的长期存在而带来的危险。[52]但是由于寄生的地主在印度社会中继续发生影响而且由于他们和资本主义成分有着联系，这一目标没有全部达到。这种情况对于生产水平的影响，上文已经指出。因此，这又一次以实际例子证明了这个可以供其他国家和大陆参考的教训：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在我们身历其境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是没有能力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虽然在理论上来说，土地改革并不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俄国，中国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都已经说明，由于资产阶级长期不能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会产生怎么样的一触即发的局势。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律对印度也同样是有效的。
尼赫鲁的“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
本文一直把印度统治阶级作为一个不可争辩的资产阶级来谈的。的确，我们认为这一点是不用证明的，因为在几十年来的印度全部历史中就已经表明了。我们并没有把我们在这篇文章开头时所谈到的一些虚幻的看法等闲视之。但是我们要坦率地说，空谈印度正在进入“社会主义世界”或者正在在目前领导集团的指引下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在我们看来是极其荒唐的，因此倒是要这样说的人来提出他们的证据。我们甘愿冒被称为“机械主义者”的危险，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人不论如何善于玩弄骗术，都无法证明印度的领导集团不再是个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也无法证明在这样一个领导集团的领导下印度能够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尼赫鲁的印度采取这样一条特殊的方针，实行五年计划，规划土地改革，采取中立政策，谈论“社会主义式样”。只要稍许考虑一下印度的情况，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印度是靠可以说（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和平的道路”实现政治独立的，特别是因为英国当时相信，它的经济利益可以得到保障，而且在印度已经形成了一个当地的资产阶级，其力量足以防止在独立后马上发生社会革命。英国的估计证明并没有错，不过印度资产阶级得千方百计用一切办法来保持一遇风吹雨打就岌岌可危的平衡。
上文已经提到，这个统治阶级，在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是比较强大的。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我们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这种国家的其他例子。甘地运动和国大党能够创立一个完整的领导阶层，它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虽然还十分软弱，可是在它的具体条件下却是很有力量的。不用说，根本条件是相对的工业发展所创造的。同欧洲文化的接触，英国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等等也创造了其他的条件。印度的报纸水平甚至比西欧有些国家还高，提到这一点无疑也是有益的，即使这是一个细节问题。一个统治阶级是否成熟，也可以从它知道如何建立它的喉舌，它为了教育和启迪它的干部采取什么方式这一点来利断。
在印度实现独立的时候，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国大党享有群众的非常广泛的支持。对于这些群众来说，独立不仅意味着政治形式的变化，而且也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不论尼赫鲁或者他的合作者都无法忽视这一点，尤其是因为，在英国放弃印度的时候，中国正发生了伟大的革命，对所有亚洲的人民群众都要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尼赫鲁的印度的道路就不可能是蒋介石的道路：这条道路必须是谨慎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即使它更多地表现在计划上而不是表现在实际成就上。鉴于反帝斗争记忆犹新，鉴于印度所处的地理位置，鉴于它的经济利益，[53]中立的外交政策就必然比大西洋政策可取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地位——苏联领导人也对这种地位也不是没有出力支持——尼赫鲁的党，尤其是尼赫鲁本人才继续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这就是印度的“道路”的实质。关于“社会主义式样”的言论为这种道路作了宣传上的伴奏，而我们完全可以假定，这种伴奏是很合群众的胃口的。关于这一点，也许有些人对之抱有幻想，但是也有些人却感到担心。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正如一个印度高级领导人在显要的资本家们的一个集会上所说的：“这是一个道义上的愿望的问题，这种愿望迄今为止还没有具体的内容。”[54]它在将来也不会有更多的内容。
很难否认：最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印度和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距离只有越来越大了。此外，同中国的对比现在已明显到十分普遍的程度。可能有人对于中国人玩弄统计数字抱有怀疑，但是没有人怀疑这个事实：中国已经在质量上占了优势。
如果说要把印度的政治结构，即它的议会民主制度列为它在政治上的优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不错，在印度联邦里仍旧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民主权利，统治阶级特别——如果不是说只有他们——赞赏这一点。比如说在印度可以组织政党和工会，举行群众集会，出版报章杂志，议员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但是由于国内的具体情况——这是历史发展所决定而在独立时期所具体化的——议会制度和随之而来的民主保证都不可避免地有利于统治阶层，而这个阶层却是最反动的阶层。印度问题最著名的专家中，有一个人最近写道：
由于大多数议员都是大地主、高利贷者或者他们的代表，议会制度必然是不利于土地改革的障碍物。[55]
关于尼赫鲁的民主的真正阶级本质，没有比这更一针见血的概括了。因此印度农民认为中国的公社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民主形式，尽管它遭到种种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摧残而致变形，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常常很容易过高估计印度政治条件的一个方面。虽然上述相对的保证是存在的，但是一当出现群众运动的时候，即使是工会性质的群众运动，镇压也是迅速而无情的。这不仅是指普遍进行逮捕，而且是指经常使用武力造成惨重的伤亡。在去年9月加尔各答粮食示威中，死亡者数以百计，伤者数以千计，被捕者也数以万计。整个城市仿佛一个被敌军占领的地区。[56]
但是，无论如何，最严重的问题仍是发展的前景问题。印度是否有可能长期保持目前的结构，继续是一个议会民主的国家，而且我们是否会看到，即使是通过必要的演变，经由“民主的”和“和平的”道路转向社会主义？
最近的一些迹象——我们指的不仅是某些极为粗暴的镇压措施和在喀拉拉邦所采取的专横行动，而且也指统治阶级内部危机的一些表现——可能是一条新路线的出现的预兆，虽然这可能仍旧是很遥远的事。一切须视今后几年中局势的发展而定，首先是经济局势，自然也视群众运动的开展而定。如果经济继续保持停滞的状态，如果群众的一些基本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尼赫鲁和国大党所占的优势可能减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资产阶级就不能再维持议会民主了。在这个问题上，喀拉拉邦的事件已经表明，当民主力量有可能趋向——即使是一部分——不利于资产阶级时，资产阶级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它。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有人在预测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且这种计划的目标似乎是野心极大。[57]毫无疑问，印度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目前这个计划的最后几年中和在以后的五年中能够取得什么成就。根据过去的经验，预测只能是悲观的。不过也不能排斥会出现一个比较有利的，或者说不那么不利的情况的可能性，这种情况至少可能继续推迟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如果美国在长期和缓的气氛中提供规模宏大的援助的话。[58]很可能，尼赫鲁会朝这个方向想办法，无论如何，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看到了他的政策在向比较“亲西方”的方向转了。
向着决定性的时刻发展
这里不可能讨论印度群众运动和它最近的发展问题，虽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存在着非常巨大的障碍，妨碍着它发挥潜力，这种障碍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不利的因素。印度的广大幅员，多种的语言、宗教以及其他的分歧，即使在较近时期还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等等，都使得群众运动极难以全国规模有效地统一起来。因此，即使是最重要的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它们的力量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而各地又有地方的政党和组织，它们在某一个地方或邦内力量很强大而在其他地方却简直是没人知道。归根结底分析起来，这种情况造成了群众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弱点：农民缺乏组织。而且更奇怪的是，正是在农业雇工中间，这个缺陷特别显著。[59]
除了国大党仍旧发生很大的影响以外（尼赫鲁的个人威望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工人组织能够对群众运动中的大多数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使印度不同于——举个例来说——印度尼西亚的根本因素。
在独立后不久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由于种种因素，群众运动可能引导到社会党方面去。但是这个论点没有证实，社会党历经几次分裂，现在又遭到其他一些类似政党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有些地方有时是很剧烈的，因此它的影响比较有限，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中间，而不是在工人或者农民中间。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采取了保守的政策，以致在有些情况下，它竟从右的方面来攻击尼赫鲁。
共产党无疑要强大一些，虽然它的二十七个议员中有半数以上是从两个邦里选出来的，[60]这清楚地说明它的发展很不平衡。今年由于喀拉拉邦事件和加尔各答事件引起广泛的议论，打开了它加强和发展的可能性。在加尔各答，人们都认为粮食运动是它发动的，虽然这个运动在实际上的领导要广泛得多，而且有许多自发的特征。[61]喀拉拉邦是全国最小的邦之一，共产党在那里占优势。有些人认为，长远的来说，镇压他们会加强他们的力量，而左派中间也有些人认为，南布迪里巴德执行的政策十分软弱和没有履行有些诺言，已对群众基础发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客观上帮助了反动派的动员。[62]关于这一点，现在还很难得出一定的看法。不过虽然几乎没有人认为共产党在短期内不会有强有力的发展，还是有不少人相信，它的势力正在抬头。根本的一点显然要看它的领导采取什么立场而定，特别是在根本性的问题上。[63]
无论如何，群众运动内部情况还毫没有澄清，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分化和新的结合。只有在那个时候，印度革命才能说它已找到了自己的领导。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在发挥作用的和一定会加剧的因素，事实上也就可以从最具体的意义上来说印度革命是存在的了。在这个有四亿居民的次大陆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模巨大的爆炸性因素。新资本主义的道路、渐进改良的道路、减轻贫富不均的程度的道路是永远走不通了。在目前情况下，印度群众的在短期内的前途仍旧是贫困和被压迫的前途。
但是，种种矛盾虽然能够维持一个时候，却是朝着在一定时期后爆炸的方向发展。如果考虑到农业生产停滞所形成的严重问题——我们看到，这是在不久以前出现的——，如果考虑到统治阶级力量所依靠的群众的恐惧和偏见正在无可挽回地逐渐消失，如果考虑到印度群众是不断沸腾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特别是中国的榜样对他们越来越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如果考虑到国家（从广义上来说）和“文明社会”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印度的根子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根子要浅，那么就有理由认为，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不会太远了。将会出现的社会改革——它可能在1960年在印度出现——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世纪的历史上留下一个可以同俄国和中国的两个革命所留下的痕迹相比的痕迹，但是要是认为这种社会改革能够不打破现有结构而在某种“民主的”和“合乎宪法的”方式下发展，那就太荒谬了。
1960年1月1-3日
[1]陶里亚蒂在1955年3月向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认为应该注意下面的事实：“印度国大党是个政府党，但是它宣布打算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造国家的经济，”而在另外一个显然是提到印度和喀拉拉邦试验的地方，他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不经暴力而接近取得政权的不发达国家的榜样。”（参看《再生》月刊，1957年5月5日，第248页。）
[2]我们特别指1959年10月29日（《前进报》）米兰版《社会主义世界》栏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顾最基本的材料，硬说“印度，总的来说，虽然它的统治者并没有每隔二十四小时就声称一次它在意识形态上所作的具体选择，却证明它已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我们认为，我们这么说是不错的：印度采取了它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
[3]当时有“社会主义式样的社会”的官方提法。
[4]根据比较悲观的计算，在1977年才可能把按人口计的收入增加一倍。（参看《印度年鉴1959》［《India：AReferenceAnnual1959》］，第200页。）
[5]在同一时期中，美国的按人头计收入是九千四百十卢比，英国是四千三百五十一卢比，日本是九百七十八卢比（参看达斯和查特吉合著：〔《印度经济的发展和问题》〕，1957年，第1页）。在后来的几年中，印度个人收入增加极微（1955-1956年之间是二百七十三卢比，1956-1957年是二百八十四卢比〔暂估〕。）
[6]运输投资得到同样的待遇。
[7]按人头计的消费量增加的还要少，只有8%左右。
[8]参看上引达斯和查特吉一书第534-535页。并参看不仅在这个问题上——杰尔曼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印度经济》一文，刊《第四国际》1955年10月号。
[9]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钢产量大约一百零七十万吨，1940年初达到一百二十五万吨。关于制成钢，1941年到1956年约增加20%，而1956年钢材所达到的水平却低于1939年（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323页）。必须记住当时的总的经济情况在某些方面是有利的（由于朝鲜战争后所造成的景气，通货膨胀趋势的消失等等）。
[10]参看上引达斯和查特吉一书第399页以下。
[11]从一百三十万吨增加到四百三十万吨；参看上引书第545页。
[12]参看官方出版物《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估价和前景》第3页。关于实现计划可能性的比较悲观的看法，参看上书第19页和《印度时报》1959年9月1日所刊《计划》一文。
[13]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320-323页。
[14]1952-1953年度至1957-1958年度之间的五年中，总指数如下（以1949-1950年度为100）：102.0，114.3，117.9，123.8，113.4。同期粮食指数如下：101.4，120.1，114.5，114.9，119.9，108.3。
[15]福特基金会所提出的关于印度粮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些论点，它还具体地说：“想象不出有一个进口和配给计划能够应付这样大规模的危机。”（从1959年7月11日法国［《世界报》］重译过来）。却尔斯·贝特尔海姆则说，“1966年，收获不足将达三千万吨粮食。”（参看1959年8月1日的《瞬息》周刊。）
[16]关于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发展以及公营和私营经济要发展的不同类别的企业，参看上引达斯和查特吉一书，第237-242页。
[17]工业新投资情况的材料如下：
公营部分
私营部分
预计实际结果预计实际结果
第一个计划9460233233
第二个计划524-535-
（单位为千万卢比）
此外，从总数来说公营部分与私营部分投资比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是50对50，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应该是61对39。
[18]参看意大利《团结报》，1959年12月12日。
[19]参看全印工会大会（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联合会）总书记S.A.丹吉的《在厄尔纳库兰姆的总报告》。
[20]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389页。
[21]同1947年（最低限度工资法通过以前）比较，1954年的指数是131。1955年145，1956年138（实际工资）。（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391页。）名义工资统计（1951年为100）到1954年为止是107，1955年113，1956年115.9。（参看《1956年工厂工人的收入》，刊《印度劳动公报》1958年3月号第22页。）但是如果考虑到物价的变化（1949年为100，1954年101；1955年96；1956年105——参看《印度年鉴》第302页），1956年与1955年相比就有了下降。关于1958年的情况，参看S.A.丹吉：《危机和工人》，1959年版第68页。丹吉并在上引报告中着重指出，在1954年，工资水平大体上停留在1939年的水平上（第24页）。
[22]参看上引《工厂工人的收入》，第13-15页。
[23]这些显然是约略的估计，特别是考虑到度量衡极不一致。
[24]公共住房建筑是极其不足的。而且，工人和职员常常没有能力缴纳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房租，虽然这种房租实际上并不太高（例如，在孟买，在沃利区，有供中产阶级居住的房子，一间房，一间厨房，一个阳台，附有卫生设备，租金在五十到七十卢比之间）。
[25]从孟买到苏联人建筑的钢铁厂所在地加尔各答比莱的路上，有一个现代生活的绿洲，最先进的技术成就是那里的特点。但是四周却是一大堆旧草屋，甚至帐篷，使人看到了一个像印度那样的国家里的互相矛盾的图景。更糟糕的是大多数钢铁工人的居住条件据最近一个社会党的“调查”报告说是令人作呕的。二万名工人住在草屋里，没有水源和卫生设备。去年由于霍乱就死了一千人。（参看《领导者报》，1959年9月7日。）
[26]据1951年人口调查，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82.7%（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45页）。在1956-1957年间，国民收入约有50%仍来自农业（同上书，第169页。）
[27]当时曾任美国驻新德里大使的却斯脱·鲍尔斯谈到大约有五千万全失业或半失业者，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估计在七千万人。据贝特尔海姆说：“……印度农村人口约有40%不参加生产，或者只参加极为有限的工作。”至于城市失业，有些地方十分严重（加尔各答约有三十五万人），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192-193页（其中数字可能大大低于实际情况）。
[28]耕地占地理面积38%，占可用面积61%（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195和251页；并参看《印度经济》，第76页）。
[29]参看达斯和查特吉著《印度经济》，第57-59页。估计1950-1951年按人头计产值，农业方面是五百卢比，工业是一千七百卢比，运输是一千六百卢比，小企业是八百卢比（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19页）。
[30]参看上引达斯和查特吉一书第65页中举出的两个有意义的例子和《印度年鉴1959》第196页上的统计数字。
[31]按1951年8月到11月进行的一次调查，每个人的平均每月开支在农村需24.22卢比，城市需31.55卢比（四个大城市需54.82卢比）。（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197页）。
[32]在1882年，农业工人有七百五十万，1931年增加到三千三百万，1951年增加到四千九百万（参看《印度经济》，第110页，《印度年鉴1959》，第265页）。在有些邦中，达45%（参看《土地问题的某些方面》，1958年版，第8页）。
[33]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265-266页；《印度经济》，第111页。
[34]分别参看上引书第215页和第111页。
[35]根据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兰格尼迦，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地租高低不等，从全部收获的40-50%，到60%，最高达80%（参看《贫穷与印度的资本发展》，牛津1958年版，第55-59页）。
[36]参看《印度经济》，第124-125页，桑纳（DanielThorner）：《印度农业展望》，1956年，第10页。
[37]参看上引桑纳书第11-13页，《印度经济》，第125-127页。
[38]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195-196页。
[39]参看《印度革命工人党纲领》，第15页。
[40]不幸，在引证的材料来源中，实行临时柴明达里制度的面积是算在第三种制度（马哈尔瓦里制度）的耕地面积之内的（全部百分比为39%）。
[41]参看上引桑纳书第8页。
[42]参看上引桑纳书第10页，从法文转译。
[43]根据印度宪法，土地改革是各州自己的事情，与联邦无干。
[44]甚至国大党也赞成改革，尤其是因为柴明达里制度是英国统治的最有力支柱之一。
[45]在实行改革法之前，北方邦的未出租的西尔和库特哈什特共有六百万英亩，而其他种类的土地则只有一百万英亩多一些（参看上引桑纳书第20页）。
[46]四项基本标准不仅涉及实际的体力劳动，也涉及到工资，劳动的使用，农业经营的指导和管理以及遭受损失的风险。另一方面，有些法律规定禁止出租土地，但是却没有禁止把土地交给伙种农使用。（参看上引桑纳书第20页和第22页。）
[47]参看上引桑纳书第20页和第25页。
[48]在孟买，减少的数量达到50%，在海德拉巴邦甚至更多。在安得拉邦，大多数佃农好像都被逐走（参看《土地问题的某些方面》，1958年版，第67-68页）
[49]参看1959年土地关系法案。所有权限制在十五到二十五英亩之间，视具体情况而定。
[50]在沙在沙（O.G.Shah）著的小册子《山姆巴蒂丹运动和布丹运动》（《SampattidanandTheBhoodanMovement》）（1958年）中，可以找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批判。这个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有点机械。
[51]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278页和《印度农业展望》第74-75页。格拉姆丹是同布丹运动相仿的一个运动，内容为捐献整个乡村。而山姆巴蒂丹则是捐献金钱或其他东西。
[52]关于这一估计，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虽然在其他问题上有基本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印度共产党和非常接近第四国际的印度革命工人党（参看上述《农民问题的某些方面》和《印度革命工人党纲领》）。像桑纳这样的专家的估计（见上引文）也是相同的。
[53]中立政策使印度能够同时得到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经济援助。在这一方面，印度所处的地位就比中国的地位有利得多。
[54]参看1959年10月18日的英文《日本时报》（《远东经济问题》栏）。
[55]这是孟德（TiborMeudo）的话，从法文转译。span>
[56]作者是这次事件的目击者。
[57]杜德在印共月刊《新世纪》1959年8月号上提出了这样的批评。
[58]杜德在上述文章中说，“美国不仅可能而且能够轻而易举地资助整个计划”，这个计划总数为一千亿卢比，即二百亿美金，或七亿一千四百二十八万五千英镑。要是考虑到美国在1959年的支付差额借方的总数达七十五亿美元，这个说法肯定是夸张了。
[59]土地改革也受到限制，因为农村没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安得拉邦，由于农民组织比较强大，改革就比其他地方彻底和有效得多。
[60]社会党有二十名议员，国大党三百六十六名。
[61]这次鼓动工作是由一个委员会领导的，组成委员会的有十个左翼政党，其中许多政党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没有疑问，共产党在委员会中最有力量；尽管如此，它还是不可能独力决定形势的。
[62]有人特别着重指出过，南布迪里巴德政府尽管作了正式的诺言，却动员警察来镇压工人。1958年7月在基隆还有工人被杀。
[63]印度印度共产党在战后的时期中政策迭有变化，不过现在是趋向于有批判地支持尼赫鲁的政策。所以支持尼赫鲁，显然是由于向民族主义浪潮让步，甚至在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问题上也向民族主义浪潮让步。印度共产党也强调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通过民主和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论点。 |
第四国际论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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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论中国革命
目录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党员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与匈牙利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声明的一些评论
中国的“不断革命”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西藏事件的决议
保卫革命——关于中印边界事件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感到有必要采取革命的方针，但仍然作自己的官僚主义概念的俘虏
中国革命的第十一年
中国的公社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中印冲突的决议
朝着列宁前进！——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不要朝着斯大林后退
再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过渡时期的若干问题
毛泽东主义和新的斯大林迷信
对谁给以“批判性的支持”
进两步，退一步——论中国共产党九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的文章
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员
同志们：
近来你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团体和公开出版的书报提出了一些供辩论的主要原理，这些原理长期以来指导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国家的政府的活动。
没有人能忽视或缩小这次辩论和你们提出的见解的巨大意义。这次辩论牵涉到战略策略的中心问题，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及其作用。苏联共产党也意识到这一点，并通过波诺马廖夫宣称，各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所持有的见解决定它对自己的内外政策路线，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地所采取的策略等其他许多问题的态度。
第四国际自成立以来在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内部一贯和目前你们正在反对的见解作斗争，我们支持你们反对苏共的领导及世界大部分共产党的领导所持有的机会主义见解的斗争，这种见解和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准则是相违背的。它使某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革命中的某些进展遭到严重的挫折，它使强大的共产党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它使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更有利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困难起来。
这种讨论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有必要回到列宁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上来检查共产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对待世界革命问题上所采取的战略和策略。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国家的联盟从这次讨论中只会得到好处，这次辩论的目的是对这个时期的革命重大问题取得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见解。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亚洲封建政权的斗争中，在经济建设中，在通过充满着新前景的人民公社等实验而发挥群众的创造力方面，获得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反革命见解，这是不足奇的。这些见解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国家的领导中成为不可辩驳的真理。
辩论的议题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辩论是含糊其词的，是针对第三者说的，有人试图解释这种辩论是针对南斯拉夫的领导。但大家所辩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政策。
和平共处的思想，达到普遍裁军可能性的幻想，支持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政策，对帝国主义可能性的理想化，这一切都是苏联官僚主义以及几乎所有工人阶级国家和共产党所奉行的政策中的基本点。南斯拉夫的领导在许多情况下也抱着斯大林及其继承者所编造的这一套思想观点。
和平共处的思想过去和现在仍然苏联官僚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石，这种思想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讨论中被认为是和列宁的思想相违背的，蒙蔽了群众使他们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实质。这就是说，苏联的官僚主义早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就放弃了依靠群众的革命运动、依靠世界革命的思想。它依靠本身的军事经济势力，依靠无领导的殖民地革命和各国共产党的压力而企图和帝国主义谈判，达成协议，避免突变。
各国共产党成为对其本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施加压力的集团。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象在你们国家和南斯拉夫，是不顾苏联的官僚主义而发生的，你们壮大了力量来反对在一九四五年和蒋介石谈判，企图把你们的斗争断送给蒋介石的那些人。越南的革命，朝鲜的革命战争从你们方面所得到的援助要比从克里姆林宫得到的援助大的多。
和平共处的政策在雅尔达会议上要把世界瓜分为势力范围，这个政策也导致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把政权和武装交给消弱了的本国资产阶级，这个政策也使希腊的革命遭到失败。
和平共处的理论和政策帮助了资本主义夺回阵地，控制欧洲群众性的共产党，使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这个理论和政策使共产党在殖民地革命的新高潮中孤立起来，而你们的革命胜利毕竟推动了这些国家的革命。因此，这个理论和政策目前更不能在革命的过程中和工人阶级国家的发展中得到支持。
随着世界革命的每一进展，无论是在古巴、刚果、老挝、土耳其和日本，或以前在伊拉克、黎巴嫩和危地马拉，帝国主义加强着它的军事机器，各区域的条约和联盟、原子舰队和沿着苏联边境的原子基地。“日内瓦精神”后来的“戴维营精神”以及一切共处和谅解的精神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中国在经济方面和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并未有助于共处，相反，它加剧了现有矛盾。
苏联本身和中国一起，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时，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东、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黎巴嫩和约旦、保卫伊拉克的革命，在古巴和刚果事件中，不得不使用威胁，发出使用原子弹和派遣志愿军的最后通谍。在紧要关头并不能用和解的态度来制止帝国主义。
你们的反对意见不仅是针对着和平共处的思想。和平共处有联系地争取裁军的斗争也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概念的产物，是从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货库中借来的，列宁会激烈地反对这种思想。
所谓“争取和平的斗争”，实现普遍裁军的浑象，几年来已把群众引入歧途，使他们在为反对战争的真正动员中解除了武装，把他们置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种和平主义者的领导下，这些人就是原子战争的恐怖说服世界和帝国主义，正如别人在第一和第三世界大战中说服帝国主义一样。共产主义运动不去动员群众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而是在征集签名和发表公报等运动中被利用来充当积极分子，则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以英国为例，在那里进行了反对战争和争取单方面裁军的动员，这种单方面裁军是裁军的唯一有效的形式，它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引起广泛的反应，这一点表现在最近英国职工代表大会上戈兴斯所领导的一派获得胜利。在日本也掀起了反对原子弹的运动，这一切表明已经有足够觉悟的人民能够动员起来反对原子战争及其策划者，甚至采取革命的行动。
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帝国主义阶段中进行目前的扩军备战，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为了实现裁军、和平共处和和平竞争，就不仅要消灭几个“战争贩子”。正是帝国主义制度本身为了自身的生存，反对工人阶级国家和世界革命而武装起来的。经济军事化虚伪地提供了市场，使资本主义经济先受严重的危机。争取裁军的斗争掩盖了帝国主义的真正状态和实质，而正如你们某些人所指出的，迷惑了群众，使他们不采取真正的革命手段来制止帝国主义进行原子屠杀，使他们不进行真正的斗争来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克里姆林宫领导者对待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与帝国主义共处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以帝国主义和各国资产阶级施加压力来代替群众的革命发动和革命。
殖民地运动中资产阶级领导在许多情况下向工人阶级国家寻求经济、外交和技术方面支持，其目的在于抵抗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在群众中巩固他们的政权。苏联同这些资产阶级做生意，贷款给他们，在外交斗争中利用殖民地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完全允许的。苏联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不但拿棉花、机器、油或贷款来做买卖，而且也拿共产党做买卖。
埃及的共产主义战士们被监禁；叙利亚共产党解散，克拉拉邦事件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赫鲁晓夫在印度和中国政府之间保持中立而掩盖了尼赫鲁政府对中国革命的侵略性。伊拉克共产党不去领导群众运动而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伊拉克革命停滞不前，它的力量在伊拉克和莫斯科的外交联盟以及大石油公司的经济势力之间中立化了，而在这个时期阿拉伯革命本来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从阿尔及利亚群众的革命中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而实际上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法国共产党没有能力组织和领导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斗争，把法国群众引向失败，这表现在戴高乐的上台，这都是由于法共同“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党谋求联合和妥协的缘故，印尼共产党给苏加诺以无条件的支持，现在却受同一个苏加诺政府的迫害，以宣布为非法的威胁。
拉丁美洲共产党被利用来满足莫斯科的外交和贸易上的需要，同时不是支持资产阶级领袖就是支持小资产阶级领袖。阿根廷共产党投票支持费兰迪西，后者后来宣布共产党非法，巴西共产党投票支持古比塞克，后者继续把共产党当作非法并支持劳特——共产主义的敌人，共产党重新合法化的反对者，同莫斯科建立外交关系的反对者。哥伦比亚共产党在选举中支持雷拉斯·卡马尔戈，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委内瑞拉共产党支持拉拉沙巴尔，玻利维亚共产党支持巴斯·艾斯登梭罗，共产党到处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活动，有的举起更加含糊的旗帜，就象以前对待古巴的尼蒂斯塔那样。
支持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路线使不少革命运动遭到失败。自从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列昂·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就起来反对把党从属于蒋介石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做法。你们的革命在执行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的同时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方面获得了胜利，这个你们称之为“不断革命”的革命完全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被时间和领导这一革命的阶级从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的理论。
推动着阿尔及利亚、古巴、中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的动力也就是“不断革命”，“永恒革命”的动力、和克拉拉、伊拉克、印尼的惨败形成鲜明的对照。
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和各国资产阶级共处是和殖民地革命的进展不相称的。正是这种新的群众运动（撇开降为小小集团的孤立了的共产党不谈），复活了社会主义思想，以便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势力的革命斗争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落后状态。
你们的革命，虽然获得了胜利，也不能不依靠朝鲜、越南和其他领国人民的革命发动，这些国家的人民防止了帝国主义在亚洲建立其战争阵地。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尼赫鲁和苏加诺之流成为旨在孤立和阻挠亚洲中国革命的新政策的代理人。
这种反对列宁主义见解的根源何在？
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严重歪曲，其根源何在？这种歪曲使世界工人运动遭到失败，把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大部分引入歧途。
这是官僚主义专政强加于苏联及世界各国共产党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表现。这是官僚等级制的表现，它在苏联取消了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党，迫害和暗杀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老警卫，抽掉了共产国际的革命内容并在解散共产党国际之前利用它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服务。你们今天所捍卫的列宁的传统和观点就在那里被扫除了。
苏联的命运和世界革命是紧密相联的。关于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同一国的胜利、在殖民地革命中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支持、裁军、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利益造成的，而是由于官僚等级制的利益造成的，这个等级制是乘世界革命遭到挫折的有利局面，在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受包围的状态下、在苏联群众没有得到外来的经济和革命的支持而坚持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在苏联占了统治地位的。
今天卡德尔在你们的观点和当时托洛茨基所捍卫的观点中间找到类似之处、托洛茨基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庸俗化，捍卫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原理，反对使中国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反对降低共产国际的实质和革命作用。
今天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不再是孤立的，力量对比是向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的。殖民地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作用在无数场合下已表现的非常明显。殖民地的革命在前进，而把共产党撇在一边，共产党已沦为（对政府）施加压力的集团。一系列的挫折和被孤立的状态是斯大林主义的原理能够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但这种情况已消失而被另一种情况所代替，即革命和工人阶级国家获得巨大的发展。
这就是工人阶级国家，在殖民地革命运动中，对思想和纲领的重要武装，对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则上来的要求日益加强的深刻原因所在。这就是你们所倡导的这次新辩论的客观基础。这次辩论是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客观需要，是制止不了和掩盖不了的。
你们的领导持有这些观点并负有运用这些观点的重大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没有官僚主义特权。但是，同志们，我们知道能促使你们的革命继续前进的那些巨大推动因素。十一年来的发展和更长时间的革命，为了经济建设而对群众进行广泛动员，公社的新实验，为了反对侵略和支持亚洲革命而进行的经常动员，这一切因素在中国和中国党内引起了新的需求，人们所关心的新问题，和造就了不满足于斯大林主义的老一套的新的一代。这种老一套在革命道路上每前进一步你们也不得不加以放弃，你们所拥有的革命的巨大潜力和源泉，无疑对你们自己，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有影响。你们的成就和发展速度对共产党人的觉悟会有影响。中国革命的成就清除了在你们广大党员群众中存在斯大林主义主观基础，就象以前清除了其客观基础那样。
这不仅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苏联本身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随着各种成就和科学进步，斯大林的神话也破产了，苏联制度中最令人憎恨的方面也发生了变化。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波匈革命，南斯拉夫经济的发展和它的工人监督的进展，这一切都是客观变化的反映。你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对于在基本问题上回到列宁主义道路上来所表示的关心，这是符合于这些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需要的，而这个运动的观点是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新的需要相对抗的。
你们的观点在这些工人阶级国家的领导中所引起的激烈反对不是工人和共产党员群众的反应，而只是害怕进行公开辩论的表现，通过这种辩论几年以后将能够推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发展而使它从官僚主义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同志们，你们将会遇到的反抗是这部分人的官僚主义的反抗，对这部分人来说，共产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民主的恢复就等于宣告结束他们的特权。你们在你们党内外所面临的不是关于原则和纲领的辩论，你们的见解将和苏联社会，各工人阶级国家，各国共产党和你们国家和你们党内的保守势力发生冲突，这些势力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革新。
反对这些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见解和观点的唯一途径是反对其社会基础，即反对包括你们在内的工人阶级国家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的严重蜕变和堕落。
在共产主义群众，工人阶级国家和世界革命运动中为真正的革命见解开辟道路的唯一途径是允许这样的社会力量插手和自由发表的意见，这些社会力量要求改变目前的见解并清除为这些见解提供基础的官僚主义特权，这些社会力量在客观上和很大程度上在主观上要求革新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策略、战略和组织。这就是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农民，他们是构成新的经济、新的科学、新的社会干部。有必要为他们开辟道路，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共产主义思想的革新和全部发展全靠他们。要信任他们，信任工人，信任建设工人阶级国家的新干部。
这必须从你们的例子做起，用你们在对待经济建设、人民公社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决心来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群众中的革新。你们在共产党和政府中的官僚主义做法将妨碍你们发展你们的见解，妨碍你们真正深入世界共产主义群众的心。你们党内各种倾向的自由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充分的苏维埃民主，各种苏维埃政党存在的自由并有权对经济、社会和国际政策，对工人政权和国家的组织，在忠实于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抱有不同看法——这就是在经济战线上和领导新社会方面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力的唯一途径，这是阻止和消除官僚主义特权的唯一途径，这种特权是你们所反对的反列宁主义观点的社会基础。
同志们！
可能有人借口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这次辩论而企图限制和停止辩论。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几年来期望着人民中国和苏联打起来。这是他们在政治上无能的表现。公开的讨论将能够加强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你们的见解在苏联新的一代中将引起巨大的反应。赫鲁晓夫本身在高级会议上，在古巴和刚果的问题上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这就在客观上削弱了他的独立。
从以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革新当中得到好处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中那些由于对革命和国际主义事业的背叛而陷入无能为力的共产主义战士们，是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是在不顾或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凭本身的经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共产主义运动坚持和平共处政策，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幻想资本主义能够改造自己，就会解除社会主义倾向的武装，而相反地就会鼓励资本主义倾向。如果共产主义运动明确地揭示帝国主义的作用并采取革命的策略，工农政权的战略，就会鼓舞和推动殖民地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走向高潮。
共产主义运动一旦重新走上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具——的道路，就能够把全世界的殖民地革命争取过来。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固然与工人阶级国家接近并与之结成联盟，但它对斯大林主义所解释的共产主义，对其严重的官僚主义蜕变，思想蜕变和罪恶是相抵触的。
这次辩论能够为消除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命令，它们的独断专制和它们对克里姆林宫的屈从打开一条道路，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生，为建立一个世界革命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国际，铺平道路。
同志们！
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欢迎你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重新开辟的辩论，这次辩论为世界革命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前景。它勉励你们坚持不懈地发展这些见解，把你们无限的源泉和潜力投入反对反列宁主义观点及产生这些观点的根源这场斗争中去。
国际书记处请你们公开和坦率地讨论，撇开一切假名假信，不采取思想恐怖手段，而是采取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容易理解的一清二楚的方式。书记处请你们为所有共产主义战士，所有共产主义团体包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和第四国际，开辟一条自由发表意见和辩论的道路。让各国共产党党的成员或倾向自由地发表他们不同于其领导者的意见。你们的党应带头这样做。
确立苏维埃民主，使那些接受工人政权的原则和社会基础而对其他问题具有不同观点的政党合法化。
工业由工人管理，对人民公社的行政机构进行自由管理。
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倾向的国际代表大会来民主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同志们！
意义和范围最大的一次辩论展开了。参加与否由你们自己决定。要避免把辩论限制在做出单纯行政上的决议。
争取以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新共产主义运动。
争取回到列宁准则上来。
第四国际
国际书记处
中国共产党与匈牙利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声明的一些评论
米歇尔·班达
当赫鲁晓夫演说的骇人听闻的内容公诸于世以后，它就象在鱼群中扔了一颗炸弹一样使的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中的各国运动集团惊慌失措，而其中感到最震惊、最难堪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几乎三十年来，他们一直把斯大林看作是他们绝对正确的响导、完美无瑕的教师，天才的理论家和光辉的领袖，他们把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历史性的宣言，每一个行动都当作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每一本书和小册子都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杰作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不朽贡献。即使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文版仍在成本万册地印刷并在中国各地出售。而这本书由于错漏百出已经受到了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批评！
可以附带提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尽管另人发呕地颂扬斯大林，但他们都是在实际上（虽然不是在理论上）后被迫抛弃了斯大林的一切荒谬的、非革命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才能领导中国第三次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如果斯大林的“理论”得逞的话，中国共产党就仍然会在联合政府的形式下寻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和解。但是历史的潮流比斯大林的主观愿望强有力得多，它迫使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决裂，渡过了长江，展开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的深远含意，但他们确实帮助了破坏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历史不论怎样变化无常和难如人意，但从来也没有帮助过那些偶像和崇拜偶像的人。它通过尼·谢·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揭露了斯大林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官僚，一个狡猾的骗子，一个残酷无情、蛮不讲理的暴君。
赫鲁晓夫咒骂式的揭露使的中国领导人发表了一篇措词谨慎而又含糊的声明。这个声明除了企图在中国人心目中为斯大林洗刷之外，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它发表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接着而来的是九个月的不可思议的、似乎是异乎寻常的沉默。世界工人怀着焦虑的心情则待着他们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是这种期望落空了。
就在中国领导人企图以沉默来掩饰斯大林罪行的时候，历史由于自身的罪恶所造成的恶果而感到羞愧和悲哀，它正在准备为赫鲁晓夫的演说上写上一篇血的悲剧性的尾声。这就是光辉的匈牙利革命。
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
匈牙利人民反对警察镇压和以拉科西—格罗集团代表的官僚暴政的民族起义犹如电击一样击穿世界劳工运动。匈牙利人民以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和惊人的顽强精神显示了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把它——个人迷信以及一切——抛进代表着野蛮的过去的那个地狱中去的决心。匈牙利工人自发地建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把工业企业社会化，这样他们就提供了生动有力和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们享有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治理匈牙利的不可夺取的权利。
无怪乎甚至连支持俄国人进行第二次干预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不得不根本改变态度转而支持工人委员会来反对卡达尔的政权了。外交部长卡德尔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国民会议上讲话时提到列宁的态度，列宁当时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居于少数时仍然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苏维埃不仅仅是一种组织形式，而且是工人权力的自然的体现，只要有革命的领导，它就能够实行工人阶级专政。同样卡德尔强调指出，匈牙利工人委员会是“唯一现实的社会主义力量”，他们一旦全部承担了政府的责任，他们自己就完全能够清除反社会主义的影响。卡德尔认为一个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政府是“摆脱匈牙利社会内部危机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出路”，他得出结论说，匈牙利革命是“以暴力来清算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第一个重要的实例，这种障碍是一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物。（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南斯拉夫通讯社）①，卡德尔的这番话明确无误地一语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性质。
①以上卡德尔的话参见《关于匈牙利事件》，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418，421和422页。——译者
铁托元帅是、在普拉的演说和卡德尔在国民会议中的演说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服苦口的良药，他们无法一口吞下，中国人对铁托和卡德尔的反应的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充满漂亮词句的文件，美其名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个文件有着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并且把真理歪曲得面目全非，这是不难证明的，但是在证明这一点之前，应当就发表这个文件的可能动机说几句话。
原因何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统治着一个广大地区，那里居住着几亿在文化上和技术上都落后的农民。工人阶级虽然在迅速壮大，但同农民相比仍然为数甚少。工农业的生产力使中国居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然而为了在经济上取得进步并消除农村苦难和落后状态，中国必须工业化。
但工业化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为了提供投资资金，这个政权能够从工人和农民身上榨取多少剩余价值而不致损害政权本身的社会基础。
二、这个政权能够从外部得到多少经济的、技术的和财政的援助。
遵循着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个空想理论的中国领导人，正在打算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比他们所能提供更多的东西。
农民一切强制推行集体化的企图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工人阶级则对国营企业的官僚式的集中管理表示不满，这表现在该政权在经济政策上不时地左右摇摆和频频削减五年计划上。
在对外关系上，北京政权面临的困难问题比在国内方面要多的多。中国为了弥补国内资金和基本技术不足，必须利用西方的一切财政和技术来源。但是，要同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市场保持接触，受到第七舰队的阻挡，而进口贵重的机器和原料，又受到巴特尔法案的封锁，结果中国就依靠苏联官僚政权来提供工业设备。
任何人都不能责备中国领导人同俄国进行贸易。这是完全正当的和进步的。但是贸易应当限于商品之类的物资方面。如果贸易超出了它的合理限度而把政治原则也包括在内，那么它就不是什么贸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罪过就在于此，他们把批评苏联领导的权利换取了卢布和拖拉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就象苏联官僚分子一样，认可只要一个时期的“和平共处”，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克里姆林宫的援助而在中国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从这种观点出发，国际工人阶级斗争是无足轻重的；在他们眼里。匈牙利的革命就成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障碍，因为这个革命的目的是针对着中苏同盟中的这个属于统治地位的伙伴的。
这一点看来是这个问题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答案。
因此，英共领导人和《工人日报》公开和中国人站在一起，自然也就不足为奇而且不是出于偶然的了。
英共领导人既然放弃了在英国采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们攻击在匈牙利采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很自然的了，如果说不是必然的话。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加臭名昭著的表明他们政治彻底破产的事例了。
这个文件说些什么
中国人的声明企图确立——或者不如说是再次确立——五个大前提：
一、社会主义已经成功地、肯定无疑地在苏联建成的。
二、斯大林尽管“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缺乏平等精神……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严重脱离群众……”但是他“……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了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在历史其了重要作用”；
三、斯大林的“错误”并不会使俄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失去作用，因为这个制度“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
四、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
五、斯大林主义并不是一种制度，铁托“把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作为攻击对象，是作得太过分了”而且，卡达尔政权解散布达佩斯和其他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并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完全正确的”。最后，苏联的干预是一种“正义行动”。①
作为斯大林和苏联官僚政权的一种字斟句酌而且深思熟虑的辩护，这个声明这是无与伦比的了，因此，有必要分别对这五个前提详细加以讨论。
①以上各处引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话，有许多颠倒原文次序和同原文有出入的地方。这里的译文是根据本文作者的英文引文，参照原文和外文出版社的英译本译出的。——译者
什么是社会主义？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打断了资本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并且给世界革命以巨大动力，但是一个环节并不构成一条锁链，而且，正如列宁所一再说明的，受到包围的苏维埃国家，只要仍然同世界经济的资源隔离开的话，是不可能在工业落后和文化水平低下的基础上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顺便说一下，列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俄国工人应该像孟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和今天仍然）坚持的那样，拒绝夺取政权，直到西欧工人取得政权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再这样做。列宁坚持认为，苏维埃国家的战略应当是把本国的工业化计划和农民的农庄的集体化同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及本国工人和农民的需要结合起来，必须指出，斯大林根本不懂得而且从来没有运用过这样一种战略。
不能把社会主义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或者甚至和计划经济等同起来。它远不止这些。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人类劳动生产力的非常高度的发展——高到劳动不再是一种义务，而且强制机构（军队，警察，法院——甚至还有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必要性也逐渐消失。
苏联的情况却与此炯然不同。在那里，生产力依然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不仅是义务，而且——如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改造村——还是强制性的。在苏联，工资办法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国家政权作为一个强制工具（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保安部）根本没有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奏——意味着逐步消除在分配生活舒适品中的不平等现象。这样一种发展阶段的必要前提就是经济上十分充裕。社会主义社会同一个未能把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美国人民或甚至英国人民的水平的政权毫无共同之处；而且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社会以工人为一方和颐指气使，过着寄生生活的官僚为另一方二者之间在收入上的巨大的、不断增加的差别现象也是根本不能调和的。
国家所有制和集中计划可以大大刺激生产和生产力的增长，在象俄国这样一个一度曾经是落后的国家尤其是这样。但是，光靠这些并不能使苏联的所有权关系变成社会主义的。
谈到苏联今天的“社会主义”，就是理论上的标准同丑恶的、不完善的现实混为一谈了。只有社会主义在西方取得胜利，大大地加强苏联的生产基础，才能够——才会——使抽象的标准和具体的现实协调起来。即使到那时，苏联也将仍然是现在的性质：一个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途的过渡社会。
斯大林：苏联懒汉们的领袖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打算为斯大林洗刷的做法是天真的而且有点可笑。一个“严重地脱离群众”的人怎么能够表达人民的意愿呢？只有假设斯大林是现代的摩非斯特匪劣司①或者俄国人是一群宽厚的笨蛋的情况下，一个前提才能使人相信。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胡说。斯大林决不是中国人说的那样。
如果他是被挑选出来作为列宁遗产的保卫者的话，为什么列宁在“遗嘱”中建议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位置呢？列宁在逝世前警觉地看到官僚势力不仅在国家行政机构中，而且——更加严重地——在党的机构中迅速滋长。列宁痛恨官僚势力，并且尽他的负伤的身体所剩余的全部精力和热情向官僚势力的一切表现进行斗争。但是，他的这种痛恨情绪丝毫没有主观成分。他痛恨这种势力是因为他知道，就象一棵树往往会被生长在一根小枝干上的寄生虫弄死一样。官僚势力同样也会扼杀布尔什维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苏维埃实行的工人民主）。使官僚势力成为苏维埃的仆人而不是苏维埃的老爷的首要条件是肃清和扫除国家机器中，更重要的是党内的官僚主义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官吏们狂妄自大，正是这方面，列宁最初是逐渐地后来是激烈地同斯大林——他是这个巧取豪夺的社会阶级的领袖和保卫者——发生了冲突。
①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译者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别的原因——列宁才不得不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毫无疑问，列宁如果活着的话，他也会遭到所有其他“老布什维克”的命运。
斯大林自称为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用他自我吹嘘在语言学方面和军事方面的才能一样地荒谬绝伦。他从来没有保卫过真正的列宁。他一方面把列宁的遗体防腐保存，一方面却修改列宁的教导并歪曲他的观点以适应官僚阶级行政上的要求并为这个阶级的反动作用和特权辩护。他改写了党和革命的历史。他枪毙、清洗和放逐了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就是那些曾同列宁一起领导十月革命的人们。他的希特勒的公民投票政权代替了无产阶级民主。他以行政命令解散了整个整个的共和国，把它们的居民放逐到西伯利亚，从而粗暴地嘲弄了列宁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政策。他强迫农民集体化，破坏了列宁对待农民的政策，因而严重地阻碍了整个农业的发展，特别是牲畜饲养业的发展。他利用恐怖、恫吓、行政压力和虚构的审判等手段把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最伟大的建设性成就）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改变成一个官僚和官吏的政党。拜占庭式的“伟大领袖”的阿谀逢迎和官僚主义的唯唯诺诺代替了作为布尔什维党的组织原则和民生集中制，他几乎处决了红军中所有卓越的有才干的指挥员和军官，从而等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斩掉了红军的首级。最后，由于主张实行“在一国建设成社会主义”而不顾其他国家的这种民族改良主义政策，从而放弃了体现在第三国际的纲领和政策中的列宁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列宁看作是世界革命总参谋部的共产国际中的一切反对派都被清洗了，它的纲领被阉割了。一度曾是国际资本的灾难和世界工人的最大希望的东西，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变成了欧洲资本的主要支柱和苏联官僚政权的变相的防卫兵。斯大林在出卖和抛弃了亚洲和欧洲的每一次重要的革命之后，最后又廉价出售了共产国际，以便同英美帝国主义结成军事——外交联盟。断送共产国际的行为正是官僚主义的玩世不恭态度的缩影！
这还没有全部列举斯大林的罪恶，但已足以说明斯大林是怎样“保卫”列宁“免受他的敌人的危害”了。
“错误”是由什么构成的？
北京告诉我们，斯大林并没有犯下任何重大的罪行（即使他犯了，这些也不是有意的）；他只是犯了少数严重的“错误”。他们告诉我们，他的“错误”纯粹是个人性质的。换言之，斯大林是超越于社会学之外的，因此，任何企图根据社会学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的作法，不仅是错误，而且是“修正主义的”。
该隐·卡里古拉、塞萨尔·波尔查、成吉斯汗、托尔克马达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时也犯过“错误”。克伦威尔、李尔本、罗伯斯庇尔、约翰·布郎，马克思和列宁也是如此。托尔克马达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错误”在于他们企图欺骗历史。他们像克努特大王①一样，企图阻止历史的发展。但是，罗伯斯庇尔和李尔本的“错误”的产生的根源不同。他们企图超出客观决定的限制来推动历史的发展。前者错误实际上是反人类的罪行，而后者的错误则是真正的判断上的错误。在列宁的“错误”和斯大林的“错误”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例如，正象后来所承认的，列宁在一九零五年对俄国作了错误的预测，当时他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政权”的口号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一九一七年的种种事件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说法而否定了列宁的说法，但这种见解分歧并没有损害革命，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对各个阶段，对国际形势和对革命的阶级动力抱有一致的看法。同一切诚实的科学家一样，列宁不怕把自己的理论交给革命的实验室去作最精确的以经验为基础的试验，而一但证明它们是错误的或不适当的，他就毫不犹豫地修正或放弃它们。这就是他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准备好抛弃一九零五年的口号以便使党准备好来夺取政权的缘故。对列宁来说，目的总是决定手段。
①该隐，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伯·卡里古拉，罗马帝国皇帝盖乌斯·凯撒（公元十二至四十一）的绰号（意为军靴），以嗜杀成性闻名。塞萨尔·波尔查（一四七六至一五零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专制政治家，以残忍闻名。托尔克马达（一四二零至一四九八），中世纪时期西班牙宗教法庭审判官，以大量杀人而著名。尼古拉二世（一八六八至一九一八），俄国最后一个沙皇，以凶恶残暴著称。克伦威尔（一五九九至一六五八），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一新贵族联盟代表人物，独裁统治者，曾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和爱尔兰的民族起义。李尔本（一六一四至一六五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一七五八至一七九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约翰·布朗（一八零零至一八五九），美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克努特大王（约九九五至一零三五），中世纪时丹麦、英国、挪威的国王——译者
斯大林的“错误”则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他不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化身而是一个利益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沾沾自喜的阶级化身。他所以能当权，并不是由于他具有任何真正的领导才能，而是因为俄国工人文化落后、物资枯竭而且大量死亡，加之他们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连续遭到失败（如在德国、中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而产生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都有利于官僚势力的滋长。列宁是在革命处于高潮时执政的，斯大林则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当权的。堕落的辩证法迅速使官僚势力和斯大林从一种失败和颓废所造成的结果转变成它的反面——造成进一步失败和颓废的原因。
官僚势力通过把工人代表赶出苏维埃、工会、青年组织和党而篡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并永远维持官僚主义制度，斯大林不得不发动残酷流血的内战，其目的不仅是反对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残余，而且主要地是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他的“错误”是他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些错误不是适合于官僚势力的利益的话，是根本不允许发生的。只是到现在，官僚势力面对着苏醒了的工人阶级的愤怒，企图把他们犯下的罪过和无法无天行为的责任完全推到斯大林身上。
斯大林主义的“进步”性
中国领导人为了给斯大林的制度加上一种进步的、历史的使命，提出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个政权保卫了革命所确立的所有权的关系，并且发展了苏联的生产力。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肯定地表明集中计划和国有化对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危机的优越性。官僚势力所以要保卫国有化的所有权关系，发展生产力并保卫其国家不受外来攻击（当然是采用它自己的一套方法），只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幸亏它控制了国家权力），这样做就可以保证国民收入的不均衡分配。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官僚政权-----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它的职能，不如说这种职能所带来的贡品。
与中国人的说法相反，如匈牙利事件所证明的，官僚政权的性质所奉行的政策依然反动的，它同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权毫无共同之处。官僚政权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从第一天起直到现在，同苏联经济的发展是不相称的。相反，它同苏联经济的发展是根本对立的。托洛茨基说：“没有群众的独立运动，不发挥人类的个性，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把这两种东西都践踏了。在人民和新的暴政之间发生一场公开的革命冲突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的制度是注定要垮台的。”这番话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二十年以前，正当莫斯科审判进行之际，斯大林权势正盛之时说的。尽管时间已过去很久，或者更恰当地说正是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些话并没有失去效用。的确，斯大林的制度现在是注定要完蛋的！同样真实的是全世界都明白这一点。只是一个实行工人民主的人民政权才能够铲除官僚主义的统治，使资产阶级的分配方法和新的所有权关系一致起来，从而保证苏联经济的蓬勃发展。
苏联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在象俄国这样的过渡社会中，国家占有并控制生产资料为自觉的管理和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无限的田地。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和党的领导机构的政策是无比重要的。如果国家领导不能（通过相应地调整政治上层建筑的办法）适应社会基础的变化，而且，反过来说，如果它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持经济按照适当比例地发展）以维护工农联盟，简言之，如果它在发现问题上没有足够的敏感，而在这些问题出现以后，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又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在制定计划时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远见，而且在执行计划时又不够坚定，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爆炸性事件。
匈牙利革命提醒了那些不承认在苏联社会基础和它的官僚主义上层之间存在矛盾的人。这种矛盾已变成对抗而且非常实际而剧烈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政治革命，在苏维埃和工会中恢复民主制度，清洗国家机器，取消一切特权，并采取坚决措施来“把劳动报酬上的不平等想象限制在经济上的生活必需品方面和国家机器的范围内”必须强调指出，这样的革命并不触动所有权关系，但要清楚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制度。
斯大林主义与民族问题
在中国人的声明中不乏臆断和傲慢之处，。尽管他们没有向他们的党员讲明他们不能支持铁托反对斯大林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这些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对铁托和卡德尔进行不公正的批评。
他们一方面呼吁所有的共产党人要批判地对待经验并独立地检验经验，同时却又毫无批判地支持并一心一意地赞同卡达尔政权和苏联的干涉，他们不顾印度政府所提出的证据，随意抹杀波兹南的前例，竟无耻地宣布匈牙利起义是“反革命”，然而，在这长达三十页的文件上，他们没有提出哪怕是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个谎言。臆断代替了证据。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所依靠的是确切的资料，事实是对政治事件和社会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唯一依据。所有大量的事实确实都证明社会进步和历史正义是在匈牙利人民一边，名誉扫地的卡达尔政权既无威信又无群众的支持和其他任何合法效力。它既无过去又无前途。要是没有俄国的坦克和刺刀，要是没有秘密警察，卡达尔的政权就会像耶利哥城①的城墙一样崩溃倒塌的。
回顾一下以下事实是很有意思的。斯大林也会把同样莫须有的罪名加给了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妨引用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证词中的一段话：“根据伪造的大概存在着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其目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下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民族主义倾向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有使格鲁吉亚脱离苏联而加入土耳其的危险—难道这可能吗？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谁知道格鲁吉亚在苏联统治下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很清楚，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的发展，随着劳动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取得力量的来源在消失。（着重处是我标的——米·班）。如果后来所揭露的，当时在格鲁吉亚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组织。成千无辜的人成了一意孤行和无法无天行为的受害者。”
列宁主义与沙文主义
中国领导人在声明中以很大篇幅对民族问题作了含糊而空洞的分析，以便为俄国在匈牙利的干涉中进行辩解，所有这些当然是借传统的列列主义之名来进行的。但是列宁主义对待民族问题和民族自决权的态度同苏联官僚政权的民族沙文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和水火相容的，苏联官僚政权对待东欧（以及俄国内部）的民族问题的态度，可以用奥维尔①的话来加以表述“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但有些民族要比其他民族更平等一些！”
①奥韦尔（一九零三至一九五零），英国作家。——译者
在苏联，官僚主义统治和和民族压迫是分不开的。列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苏维埃国家的这一对孪生的危险。他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所写的信中曾严厉斥责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并提出了以下有预见性的警告：“如果在东方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夜，在他们开始觉醒的时候，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其他民族采取即使是微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一方面，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说，我是绝对赞成这些措施的。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都会完全违背自己的原则立场，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着重处是我标的——米·班）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见《由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634页。）
那么不幸啊！警告已变成预言。列宁所担心并进行斗争的防止的事已经变成了现实。在中东的被压迫大众开始他们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的那一周——就在这一周社会主义的旗帜由于在匈牙利的大规模残暴干预而遭到玷污。今天，在列宁的政策和赫鲁哓夫的政策之间，躺着两万多具有匈牙利人的尸体。他们现在是，将来永远是对官僚主义压迫罪行的无言的而且是逃避不了的诉讼。
中国在它百年来的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中，已经对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斗争作了历史性的贡献。因此，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拒绝支持匈牙利人民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所进行的进步的和合法的斗争而断送着新中国得之不易的威信和道义上的威望，这就更加不可饶恕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攻击铁托，支持卡达尔政权、把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从而证明了他们对欧洲工人阶级运动毫无教益可言。
这个声明是表明中国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上落后和政治上无知的惊人之作。
（根据美国一九五七年出版《中国共产党与匈牙利革命》小册子译出）
中国的“不断革命”
让——保尔·马丁
根据中国领导人自己目前使用的公式，中国目前是处在“不断”革命的状态中，概括地说，就是“一天等于十二年”。这使我们想起，这些公式是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那里借来的。刘少奇在五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豪不犹豫地肯定中国革命一直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不断”革命的精神领导的。
中国领导人目前以“永久革命”的意义来利用这个名词，它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政权的取得并不是意味着革命的结束而是整个革命转变时期的开始，标志着在革命逐步发展中的许多阶段。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是（中国）农业全部集体化和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化”的一年。一九五七年主要是整风运动年，由于考虑到“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以“自由主义化”的宗旨开始了整风运动，随后就立刻转入了一个激烈的消灭“右派分子的”运动。一九五八年将主要是“人民公社”年。
这个最后的改造是到目前为止中国领导人在经济、社会、文化及行政方面同时进行的最激烈的改造。
在谈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很好地理解从五月以来在中国发生的可以称作为“不间断”和“暴风雨般”的革命。这个革命的狂热性是任何革命史上所没有的，包括苏联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的转变时期、第一个无年计划及强迫集体化的时期。
要了解这些事件，我们必须解决几个有关的、合适的、有指导意义的数字，并且把四——五月间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收支对照表和形势的前景的例子来作为出发点。当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成就的范围以及“辛苦”几年，“享福万代”（刘少奇的讲话）为口号的群众的自我牺牲的英勇的共产主义精神，已经使中国领导大吃一惊了。
一九五八年春天标志生产的各方面的惊人的跃进的开始，当时（一九五八年四月末）估计：工业生产与一九五七年同期年相比较。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钢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将达到七百一十吨，煤产量一亿八千万吨，机床四万台。在农业方面，水利工程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增加了三亿五千万亩水地，这就是说比过去八年来水地总数多了八千万亩，比解放前一千年来水地总数多了一亿一千万亩。这种情况使今年（一九五八）预计取得空前的成就。
根据这些事实和估计，党中央委员会在五月提出了进一步开展“技术革命”。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增加生产力，而其中做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把所有中、小城市转变为工业中心”，并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所有的县、镇有可能发展他们自己的工业，并且增加所有省份和自治区甚至大部分省、行政区的工业生产产值，使这些地区的工业产值超过他们的农业生产产值。
在八月十七到三十日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从七百一十吨提高到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政治局进一步估计今年农业生产的粮食产量在三亿至三亿五千万吨之间，即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六十至九十，棉产量为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
根据这些成就，政治局指出一九五九年是全国人民三年苦战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一九五九年要求中国的工农业以一九五八年或一九五八年更高的速度继续前进。（着重点是我加的）
但是这次会议通过的最重要的决议当然是“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了。
自决议通过以来，报纸上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不断夸耀在经济方面取得新成就，和“势不可挡的”把农民席卷到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中。
经济对照表和当前的预见
十月份，在解放九周年前夕，中国报纸登满了描绘生产上“惊人”的跃进的各种统计表，这种跃进是以历史上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家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前奏向前发展的。今年将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产量的目标，这归功于全国建立一群土法办的“奇妙的”小高炉（一九五八年九月有十一万六千座）。
今年的发电量将达到二百七十五亿度，比一九五七年多百分之四十二；机床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四倍半；原煤产量（二亿一千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百分之六十。
农业方面，粮食（主要是大米）产量将达到三亿五千万吨，比去年多一倍。今年光是小麦的产量已达到四千万吨，超过美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生产小麦最多的国家。
棉产量也增加了一倍，达到三百五十万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棉国。
水利灌溉有了巨大的进展，得到了七千九百万亩以上，等于英、法两国可耕地面积的总和。实际上农业的“奇妙的”发展已反过来带动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发展了。
于是党坚持了一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路线，使工农业不断地相互支持彼此的发展。
据中国报载，只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就完成了通常需要“二十五至三十年、而且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六十至七十年”才能完成任务。
“几乎工农业和其他所有各部门的生产都在直线上升”“无比勤劳和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创造了奇迹”、“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过英国”。中国报刊下结论说，甚至还预知一九五九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会有更惊人的生产成就出现。
这些“奇迹”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它们是在一种最低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上出现的。且举农业为例。
中国今年在农业上取得的惊人成就推翻了农业只有靠机械化才能高速度发展的这种理论，并使他成为过时的理论。中国今年农业上的进展不是靠许多拖拉机或者大量的化学肥料而取得的，而是主要依靠农民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靠水利、土法制造的肥料、深耕、土壤改良、推广选种、密植、防瘟防病虫害、细心的田间管理和工具改革。①
关于农业的发展，中国报纸把它归功于这些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工业技术的神秘”已经消失，“全党全民”直接参与各类工业的建设和管理。根据党的路线“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适当地分工和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并举”，他们也投入了工业的发展中去。
于是，生产发展的原因扼要地被解释为在一定程度上合理使用了人类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是在共产党的督促怂恿下，以超过古埃及法老王所动员的范围动员起来的；而且，坦率地说，他们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机器间接地、必要时直接的高压政治下动员起来的。
但是也不应该低估现阶段巨大建设力量的基础——广大群众的真诚的热情。无数中国人民的艰苦劳动才是中国的“奇迹”。跟过去非常低的生产水平相比，中国人民如今的劳动是合理化多了，那么当然会为整个时期生产出的一些确实是“奇迹般”的统计表了。中国（发展的速度）远比苏联迅速的多，摆脱了常规的阻碍，正在经历着他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即某种合理化劳动；但（他们的）不同点在于中国的斯达哈诺诺夫主义呈现出一种巨大群众运动的局面，而且宁可利用工作方法和地方上的物质力量，而不愿采用机械化的生产工具。
“人民公社”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九月号关于河南省卫星人民公社的简章中规定“人民公社”为：
人民公社是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愿联合起来的社会基层组织，它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工农也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
中国报刊认为这种农村中的新的组织形式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良好的组织形式”，特别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以来开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
“人民公社”首先“自发地”产生，“然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和鼓励，并在它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随着在今年夏秋两季在农业方面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农业合作社由小社并成大社，并且转变为政治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
“公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们拥有更多土地，数千人口，规模大。
他们可以同时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每社一般一万社员，甚至一万户，相当于乡的范围。
根据“公社”担当范围更大更复杂的生产任务，他们就需要一切可以利用的劳动力；越来越需要劳动力，因此在目前阶段这成为中国各地如果不是唯一的生产力，就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了；因此就需要一种十分不同的社会组织来“充分利用劳动力”，包括妇女、小孩、老人的劳动力，并且防止“浪费”他们的劳动力。
为此，“公社”：
“不但要使劳动进一步集体化，而且要使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缝衣组等，在这种迫切需要下面，象雨后春笋一般地发展起来了。”
在“公社”中的财产的的形式是“集体的”，而且期待着成为“全民的财产”，或者说是国家的财产（这些某些先进的“公社”里早已成为事实了）。
公社的管理委员会实际上是“乡人民委员会”，即苏维埃。
再进一步，人民公社的县联社也将有同县人民委员会合而为一的趋势。这样既便于集中统一的领导，又使得农业社的集体经济和乡级县级的国有经济得到了密切的结合，便利于集体所有制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译注：系九月三日之误）
中国领袖们估计，在农村完成“集体的”财产过渡到“全民的”财产，将需要三年到四年，再不然就是五年到六年，在这个过渡时期（“全民的”财产）的几年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将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在九月末写道。
“目前的人民公社为我国提供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形式。人民公社就不单是现阶段社会的基层单位，而且将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着重点是我们加的）
现在，人们不应当存在任何幻想。“人民公社”是一个“军事化”的农业劳动组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面提到的党的理论刊物强调马上要把农民组织到兵营中去，更不是说他们已按上了将军，上校，上尉的头衔。
只是农业的急速发展要求他们大大加强自己的组织性，要求他们在劳动中行动得更加迅速，更有纪律和效率。更便于大规模地和应付自如地调动，如同工厂工人一样，如同部队的战士一样。
现在，这种军事组织是为了“对自然界进行斗争”。但是在需要的情况下，如果外来的敌人攻击“他们，全部武装了的人民将被动员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
正如目前工厂、学校和其他组织中一样，“人民公社”也存在着一支由所有十七岁到四十岁的男女组成的民兵，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军事训练。按毛泽东的话，民兵是除了正规武装部队以外的“一个军事、劳动、教育和体育的组织”。台湾海峡的紧张形势给了这个组织一个很大的推动。这种组织，在“全民皆兵”的口号下，目前已发展到七千二百人。
最后，“人民公社”也通过普及义务教育使生产劳动结合教育工作。这种教育分为不同的阶段和形式，使社员在显然已经减少劳动时间以外进行学习。
此外，这也结合了中国教育工作的总的指示，①这就包括在各级学校里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的问题。②
①根据党和政府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决议，规定所有工作人员从现在起必须每年参加的体力劳动一个月。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决议
按照这一指示，除了建立直接附属于工厂、其他各种企业和“人民公社”的让工人和农民在业余时间上课的学校以外，永久性的全日制学校将包括一门体力锻炼课程，这是一种使所有学生和各级学校在体力劳动中从事一段时间的义务劳动。这一种改革已经大大超出了目前还在苏联进行讨论的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方案）的范围。
“人民公社”的社员除了基本工资以外，还按照他们劳动的“强度”得到免费供应的粮食、其他福利待遇和奖励金作为他们需要的一部分。因此一个公社同另外一个公社的免费供给部分的情况，就有多有少。有些公社免费供给粮食、衣服、住房、教育、医药治疗等，另外一些公社却已经把这种制度扩大到洗澡、看戏、看电影和烤火费等。
因此，中国的领袖们说，“公社”社员的收入已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照“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原则；另一部分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
实际上，这种分配制度解放以前在毛泽东军队占领的地区里就实行过。它的目标是把农民改变为有固定收入的农业工人。而现在，这种制度有利于最贫苦的农民，例如，劳力有限的大家庭，那些人在过去，按照中国报刊的说法，常常连活下去都感到困难。
中国报刊对我们肯定地说，建立人民公社运动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比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运动更为声势浩大的群众的运动。到九月底，中国五亿农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已经加入了公社。目前（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国共有二万三千三百八十四个公社，每一个公社平均有四千七百九十七农户（过去共有七十五万个合作社）。他们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按照最近的包括十一省和自治区的统计数字，除了其他“集体”福利外，有一百四十万个公共食堂和一百二十万个托儿所已经设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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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现在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计划。这个计划正试图在斯巴达“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使它的主要资本即六亿五千万人的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事实上，一切生产都是由劳动力来促进的，并且已取得了真正的惊人结果，而这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除了在城市里的工人和从事农业的农民的劳动力以外，中国现在正在大规模地动员地方工业中的农民的次要劳动力，也动员从家务事中解放出来的妇女以及儿童和老年人。
这种直接的而且至少基本合理化的动员在一个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引起了这样一种生产力的解放；拿它同刚刚建立国家的解放初期的低水平的情况相比较，它当然是很惊人的。
此外，确实地说，以斯巴达方式来消费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热诚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令人感动的。
事实上，留待证实的是这种劳动的质量和目前这种只能建立在基本分配（制度）基础上的高压（政策）能够维持多长的问题。关于这一方面的批评并不缺少，在共产党队伍内部也有，这可以从毛泽东本人开始到刘少奇的几次讲话中推断出来。
很明显，这种批评是关系到强加在劳动者身上的极端的“压力”，它的“速度”，以及它的“农民风格”，“行动民兵化”等。但是，中国领袖们反对这些批评，把这些批评看作是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和胆怯的，同时没有把群众的创造性潜力和国家的巨大的可能性考虑在内。
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铺张浪费和三十年代强迫性集体化的时期也用过同样的语调。
当然，低估目前在中国存在的由中国领袖们所深入发动的真正的创造热情，将会是一种错误。同样，低估中国正在开展巨大运动以及普遍全国的革命热情，也是一种错误。这种革命热情反映在中国全体群众中，也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
中国巨人已经站起来，而且惊奇地和骄傲地看到它自己在二十世纪世界的巨大力量。他感觉到了它自己的那种已经惊醒了的无限力量。它对于世界的看法无论如何是大大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既是幼稚的但又真正是强大的。这种幼稚对昨天还在沉睡而今天却犹似火焰一般的热情进入原子时代的国家来说，是正常的。
这一切都造成了它不仅出现在国内政策而且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种特殊的革命混合物。
中国人喜欢重复帝国主义事实上是一只“纸老虎”，帝国主义制度实际上已经完蛋，它只能进行一些绝望的防御挣扎，从而已是“东风压倒西风”，他们甚至说炸弹和原子战争只能消灭“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事实上已是历史赌博的得奖者。
所有这一些并不仅仅是一种虚伪的和幼稚的威吓，而是反映了中国方面的真正的自信心。它正感觉到它的力量和巨大的可能性，感觉到它在今日世界中广泛增长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明天将会变的更大。
问题在于使这一巨大力量“文明化”，（这种“文明化”要依靠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援助），避免它经历一个反对人类的超斯大林主义的悲剧的阶段。这个悲剧如果同中国革命和一般殖民地革命相比较，它已是历史上的陈迹了。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一九五八年秋季号）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西藏事件的决议
今年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军事、民政当局与西藏武装力量之间冲突的西藏事件，引起各种不同的解释，包括我们自己队伍的内部。帝国主义的宣传抓住了这些事件，显然是为了要破坏中国革命特别是在亚洲群众之间的吸引力，也为了要在亚洲“中立主义”的舆论中，特别是在亚洲和世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心目中，损害北京政府，而北京正在学习克里姆林宫的榜样寻求这个资产阶级的友谊与同盟。
匈牙利的先例为这种宣传提供了轻易的类似点，可是这些类似点显然是肤浅的。
为了澄清最近事态所提出的问题，回忆一下某些历史和社会事实是必要的。
一九五一年，中国革命军队进入西藏，北京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四五年，尼赫鲁政府将它在西藏的权利交给中国。尼赫鲁本人（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五日）宣布：“我不知道几百年来在任何时候，中国的主权，或者你们高兴的话，叫做（对西藏的）宗主权，曾经受到任何一个外国的挑战。”
特别是从十三世纪以来，在种族上与汉人（对中国人的正当称呼）不同的西藏人民，在中华帝国的范围内，同其他少数民族如蒙族、维吾尔族，侗族，苗族、朝鲜族等（大约五十种民族）生活在一起，构成了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就叫做中国。
这些历史事实，以及西藏自十九世纪以后被帝国主义从中国分离出去，并毫无疑问地被变成为反对中国安全和统一的帝国主义基地的这一事实，证明胜利的中国革命军队有理由作出努力，根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成立）自治区（不是省）的法令，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复西藏。
况且，特别是在近几年中，没有任何证明说明存在着脱离中国的西藏民族独立运动。
对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主要只能从它对待西藏劳苦群众的态度这个观点来加以批评。
这个国家（按指西藏——译注）存在着一个极端不合时代的和野蛮的封建神权社会政治制度。大约两三百家贵族直接地或通过他们在政府中的优势地位，掌握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另三分之一的土地则属于上层僧侣统治下的寺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一百多万农奴在这些土地上劳动，在物质和文化极端贫困落后的条件下，充当农民、敌人和仆役，为僧俗贵族服务。
为了使这个国家不遭到劳动群众的革命，为了不损害自己和亚洲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和印度的统治阶级的关系以及亚洲佛教的舆论，北京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革命动员和革命组织等手段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事实上，这个社会秩序所依靠的东西，也正是它现在所攻击的东西，即以（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为首的较高的社会阶层，北京等待这些阶层通过他们的“改造”和“谅解”，来逐步推行各项改革。
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完全失败了。僧俗贵族阶层毕竟害怕与中国其他部分在机构上同化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仅仅关心着无限期地推延各项政策，以便争取时间，配合帝国主义来保卫他们的“独立”。
这些努力，当然可能在这个国家最落后的分子中引起某种共鸣；由于北京事实上支持封建主义者而不是发动内战和支持农奴和群众反对他们，这些最落后的分子是感到失望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驻藏的武装力量早在今年三月拉萨受到更大规模进攻之前，就受到白军的侵扰。
当时，中国军队并没有“倾略”一个“独立”国家，而是几年来处于险恶的境地，根据可以得到的一切证据（包括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证据和达赖喇嘛所写的并且后来得到尼赫鲁本人加以证实的信件），他们还受到封建主义分子所训练和准备的力量的袭击。
因此，拿匈牙利事件同这一情况对比，就是肤浅的和无效的。在匈牙利，一个过去独立的工人国家受到苏联军队的侵略，其目的为粉碎反对效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官僚和警察政权的工人起义。
姑且不提北京政府以前对西藏的态度所提出的任何批评，在冲突本身发生的时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考虑到互相对立的社会力量：谁打谁——来确定自己的立场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成中国革命军队对封建反动派武装所取得的胜利。
一旦封建的反动派被打败而革命军队得到胜利的时候，前者的群众的性质尽管在西藏这一事件中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明作为依据而是可疑的，但它要作为将来解决问题时的一种因素。
目前，北京得到了经验教训，在一些事件的迫使下，终于使在西藏进行社会革命，依靠农奴，并摧毁着僧俗贵族的财产和权力地位。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支持者支持这一行动，同时要求把这一行动主要委托给这个国家的民主组织——委员会、工会、民兵、党派；也要求（中国）在西藏真正的地方自治范围内——包括完全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部分的权利——来进行这些改革。
既然西藏人民显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这个人民（原文如此——译注）的自主权，包括脱离中国的权利。为了实现这种权利，就必须使西藏人民的大多数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由封建的领袖宣布独立并不表达这种愿望。但是，承认独立的权利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争取这种权利而进行积极的斗争，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可是，在西藏本身，任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必须支持这样的立场，这个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民族及自治领域继续友好团结。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一九五九秋季号）
保卫革命——关于中印边界事件
密歇尔·巴布洛
自去春西藏事件以来，存在着一个不断煽动反对中国革命的反动运动，目的是破坏中国在亚洲和殖民地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在这个运动中，亚洲的资产阶级很明显是同帝国主义取得了默契，他们非常愿意为国际集团长期反对伟大中国革命的可耻行动辩护。印度资产阶级首先在恶毒的利用西藏事件中、接着在他们所谓“边界事件”中找到了一个机会，把印度人民的注意力从日益增长的贫困中转向一种愤激的民族主义，使他们反对中国，因为中国是印度日益增长并且就要爆发的革命潜力的主要触媒剂。
从各方面的证据来看，人民中国在客观上是印度资产阶级的头号敌人，因为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同在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停滞不前的情况（如果不是后退的话—）相形之下，它是越来越成为明显的对照了。
后者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所宣称的“友谊”，只是由于需要才有价值的。这种“友谊”实际上是印度资产阶级付出的代价来换取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极端机会主义的表现。跟克里姆林宫取得默契的印度资产阶级曾经命令印共保证“社会安宁”和支持尼赫鲁。
但阶级的现实和要求，在最终的分析中，是比另有打算的“友谊”更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从印度局势继续恶化以来，转移印度人民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注意力并使他们反对中国的这种需要，就变得愈加迫切了，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印度资产阶级知道，除了靠近美帝国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这一靠近就带来了对外国同盟和友谊的重新估计，以及一个更加强硬的国内政策。最近跟巴基斯坦的和解以及艾森豪威尔宣布访问新德里，就是这个思想的一种行动。
尼赫鲁是他所属的阶级中的以为更狡猾、更有头脑的代表。实际上，他就是根据国内气候把印度的外交政策作出如今这样修改的人。
拖住人民中国，并且组织公众舆论来反对她，就是这种活动的先决条件。尼赫鲁假装不情愿服从公众舆论，但却继续伪善地破坏跟中国的友谊和革命中国的威望。他利用西藏事件和以后发生的边境事件来控告中国。
让我们弄清楚最近的一个问题。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共产党和赫鲁晓夫本人都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们同中国毫无关系，而且直接地责难中国要对“边界事件”负主要责任。
印度共产党被爱国主义热情（且不提沙文主义）所激动，而且在印度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英雄”尼赫鲁的渲染之下，在目前遭到了“公众舆论”的压力，并且在压力之下可耻地投降了。
极端机会主义政策是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的，而北京和莫斯科都会为这种政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赫鲁晓夫慷慨地宣称对中国（革命全面发展的工人国家）和对印度（一个拼命在反对成熟起来并且就要爆发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国家）都同样保持“中立”。显然他是服从了他的“和平共处”政策和同帝国主义妥协政策的要求的。
他如今所考虑的是去证实他仍旧忠于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精神。
举例来说，就是这种忠诚使他现在找到了束缚过法帝国主义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上的紧密联系”。但是在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边境的定界问题，他却漠视革命的中国有理由认为恰恰是正当的历史权利。在阿尔及利亚事件上，问题是赫鲁晓夫和戴高乐取得协议而损害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在“边界事件”上，他为了保卫同印度的“友谊”而损害了中国革命。
很自然，人们完全可以从前者对后者的这种态度中推断出在目前关系比较紧张的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存在着某种情况，其理由是远非印——中纠纷所能包括的。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更明白这个问题。
回到印——中边境纠纷的本质上来吧。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革命中国从来没有接受过英帝国主义在过去制定的、现在为新德里和卡拉奇重申的那条对印度、巴基斯坦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与此相反，她宣布应该“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外交部声明——作者注）和平地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争论不休的边界线和领域在中国地图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解放以来就是在有实力的中国行政和军事当局的领导之下，最近发生的十月二十日事件，一个印度巡逻兵与早就驻扎在那里的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冲突的地点就是在解放以来就由中国管辖的那一个地区。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尼赫鲁资产阶级政府的声明没有什么理由比对北京工人政府的声明给以更多的信任。后者声明上月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印度军人入侵解放以来就由中国管辖的领土引起的，而且“尽管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承认这条非法界线，中国边防部队从来没有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同上注）
何况，如果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地区的界线和领域在实际上还未确定而且需要划定的话，显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毫不含糊地赞成中国的观点，那是符合中国政府和中国革命的战略利益的观点。
整个边界纠纷是关于喜马拉雅山的一片荒芜但是战略上非常重要的山区。它真是三国之间的枢纽，也是控制中国到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后两者去中国入口的咽喉。绝对没有什么理由要中国工人政府表现她的“慷慨”，放弃这些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点，而把它们无偿地送给帝国主义的同盟——印度和巴基斯坦资产阶级政府。
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处于同样地位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该更信任甚至偏爱工人政权，赞成工人政府的观点而不是他们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观点，并且要反对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用来破坏他们革命邻国的威信和影响的现代沙文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忘掉中国工人政权目前是由斯大林派教养出来的官僚机构所控制的。但这个官僚领导机构在边界纠纷问题中基本上保卫了工人政权和革命的利益，这同对它的行动可能提出的某些批评无关。在中国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既不是“中立”的，由于最有力的理由，也不屈从于任何种类的潜伏形式的民族主义。为了保卫工人政府，他们坚决地反对本国的沙文主义的潮流，他们揭露由本国资产阶级掀起了伪善的反动运动，而把工人政府官僚主义领导人可能提出的批评放在次要的地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如今被克里姆林宫和印度斯大林主义者弄得很狼狈，非常自然这就应该由第四国际高高举起手保卫伟大中国革命的旗帜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家书记处情况公报《国际主义者》，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旬号增刊）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感到有必要采取革命的方针，但仍然作自己的官僚主义概念的俘虏
世界新闻界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在四月一日发表的以《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并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为题的一篇文章颇为注意。这篇文章是为即将到来的列宁逝世（原文如此，系“诞生”之误——译注）九十周年而作。由资产阶级报纸转载的主要段落如下：
“列宁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制度就是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政策的继续。（着重点为《北京周报》所注）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总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来不断地扩大垄断资本的统治势力。它所实行的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以及在各国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都在实际上酝酿着新的战争。和平，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隙。他们利用这个间隙，积极进行扩军备战以迎接下一次挑战。（……）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代表人物，似乎比较多地谈论和平的言词，比较多地玩弄和平手法，他们企图在全世界人民中间，造成一种幻觉，似乎艾之流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企图要人们相信，似乎帝国主义可以赐予世界和平。
艾森豪威尔之流果真会放下屠刀吗？美帝国主义果真愿望世界和平吗？事实是雄辨的。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艾森豪威尔之流在玩弄和平手法的同时，正在那里积极准备战争。（……）
作为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决不会放弃它的战争政策。（……）
美帝国主义所要的和平，只是美国独霸全球的和平。（着重点为《北京周报》所有）今天的艾森豪威尔，过去的杜勒斯，都毫不掩盖他们的所谓‘正义的和平’的含意。原来社会主义国家被他们看作是‘被奴役的国家’，一切的革命被他们看作‘邪恶的手段’；而所谓“正义的和平“，就是消灭社会主义的和平，就是不允许一切国家发生革命的和平，就是要全世界一切人民驯服地接受美国垄断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和平。”
在一段时期内，说的更明确一些就是从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到美国旅行以来，这些话，虽然形式上并不是很具体，但经常能够在中国的报纸上和正式的讲话中找到，他们同俄国官方对‘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那种甜言蜜语的说法形成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欢迎这种区别，这种区别是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是，他们的这种作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结论。
虽然，中国领导不象俄国官僚主义那样的玩世不恭和保守，但他仍然是一种官僚主义的领导。自从中国革命胜利以来，由于它自身的经验和（革命的）起因，它对帝国主义敌人的性质确实没有幻想。由于它与殖民地革命的联系，它欢迎帝国主义的每一个失败，而且更重要，它不象苏联官僚主义那样害怕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但是，基本上说来，尽管它对世界的革命的转变更敏感一些，中国的政策仍旧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政策。
在强调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教导的时候，（中国）这样做的理由更多地是基于机会主义而不是为了原则，它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对苏联官僚主义施加压力（苏联为寻求同帝国主义的妥协，毫不犹豫地“忘却”它的中国同盟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政策。
明白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象这样地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它就有了一个革命的地位。同时，它有能力从这一革命地位中得出明确的、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结论。当然，它欢迎帝国主义的失败而且这也是一件好事。它在物质上也支持殖民地革命，而且这也只能受人欢迎，虽然应当说，它的援助，例如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援助，完全是不够的。但是，在思想领域方面，它继续对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批判地支持的办法来制造混乱，而且通过这样的做法，它暴露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所有保守的甚至反革命的特性。
这个矛盾的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也反映在上面已引用过的《红旗》的文章中。虽然它开始时就说，而且这也是正确的，帝国主义所要的“和平是消灭社会主义的和平，就是不允许一切国家发生革命的和平，就是要全世界一切人民驯服地接受美国垄断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和平。”它随即谈到（斯大林在去世前不久“发现”的和保卫的观点，即目前时代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为了证明这样一个论点，它每次都放弃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得出的革命的结论。当它谈到关于帝国主义备战的性质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一面积极准备所谓全面战争，即世界大战；一面积极进行和准备所谓的有限战争，即所谓局部性的战争。（……）
（……）美帝国主义者认为，在积极准备世界大战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战争的战略方针，对他们最为有利。美帝国主义懂得，在军事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苏联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发动世界大战，就会遭到极端严重的后果。
如果我们不考虑其夸张的说法，当然这种夸张有其政治基础，那么，这是正确的。但是，《红旗》随即写出了它自己的结论，并且说：
但是，他们绝不愿意也不能放弃战争政策，因而他们指定了所谓有限战争的“战略方针”，企图在不发生世界大战的时期，采用所谓局部战争手段，逐步地实现他们的帝国主义的目的。
如果这是正确的话，这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已经放弃了它的“消灭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因为这个“目的”只能通过一个“全面的战争，那就是一次世界大战”才能达到（假使这真能达到的话）。因此，它会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干涉这个或那个革命，即仅仅通过“局部战争”来保存它自己。但是，这样一种策略方针，很清楚的，只会是一种保卫“现状”，接受一系列工人国家的存在当作既成事实的策略方针。这对帝国主义敌人来说是失败的策略，因为它会从工人的国家的难以征服的人们开始。它将意味着帝国主义在世界革命力量之前的一种退却，因此，它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性，它将会展开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帝国主义的最后失败将是一个为期不远的前景，因为帝国主义不可能用局部战争的唯一武器去反对日益增长的世界革命的力量，来长期地保存自己。从军事上来讲，帝国主义将会决定通过游击战的方法来同它的灭亡进行战斗。
遗憾的是世界革命的联合力量还不够强大，无法为这些结论提供基础。然而，《红旗》毫不犹豫地得出这些结论：
美国关于进行所谓局部战争的方针，是美帝国主义实行的侵略战争政策的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美国控制西半球就是通过所谓局部战争手段实现的。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之外，就是一部充满着所谓局部战争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从连续的局部战争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今天，帝国主义发动的局部战争更是从来没有间断过：有帝国主义干涉别国革命的战争，有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有帝国主义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
这里，我们看到了在《红旗》文章的开始的一个明显的矛盾，在《红旗》文章里说，“和平对帝国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隙”。帝国主义的时代是“一部充满着局部战争的历史”，甚至“除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外”那就是，甚至在“和平”时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责任从“局部战争”中得出一些更普遍的结论，“局部战争”已成了一种特点，而且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的特点。正如《红旗》的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局部战争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干涉其他国家的革命的战争，是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
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有考虑事物的结局的勇气，所以结论并不是这样的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局部战争”有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它们以一切形式，把矛头对着世界上崛起的革命力量，这也就是说，它们实质上是反革命的。它们组成了由最强大的最觉悟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所领导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方针的一部分。美国不可避免地将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最后摊牌。《红旗》得出的关于帝国主义者“已经采取了有限战争的战略方针”的结论，归根结底是在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面前的一种“理论上”的投降，那就是，想努力逃避人类在目前时代所面临的最辣手的问题。
为了证明它的草率的结论，《红旗》当然也不得不轻视帝国主义敌人的力量，为了坚持它的互相矛盾的观点，它又以“两条腿”走路：一条革命的腿，另一条是官僚主义的腿。它一方面说“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的不可避免”是“历史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它运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手法，并说
“根据列宁主义的原理，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对抗性的，是现代战争产生的根源之一。它忘记了，自从列宁逝世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世界力量的对比已肯定地变锝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力量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时代世界规模的基本矛盾只牵涉到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不再是帝国主义内部之间的冲突，不管这些冲突是如何的重要。目前不可调和和对抗性的矛盾是以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和工人阶级运动为一方的。同帝国主义为另一方的矛盾。尽管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在他们之间，从费朗哥到艾森豪威尔，从阿登纳到戴高乐为了对付日益增长的世界革命的力量，却有着一个神圣的联盟。
《红旗》，作为他自己混乱的俘虏，提出了一种定义，这种定义将证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比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矛盾更为主要。
因此，《红旗》这样说
西德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的再起，形成了严重的战争危险的两个策源地。美国扶持西德和日本的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一论点并不能使人非常信服，因为一个搞政治的乳臭未干的小孩子都懂得美国帝国主义武装西德和日本是反对工人国家，尤其是反对苏联和中国的全面备战的一部分，对《红旗》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
按照美国的如意算盘，重新武装起来的西德，是在西方进行反苏战争的支柱；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是在东方进行反苏和反华战争的支柱。本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英国和法国何尝不是想利用德国和日本来进行反苏战争呢？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为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怀疑这一次的如意算盘是在《红旗》这一边。它仅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来设想目前的情况。而以这样的道理来说服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红旗》突然补充说：
今天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在这一方面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仅仅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强大无比了，谁要发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除了自寻死亡之外，别无其他道路。
这样，就没有担忧的理由了，“帝国主义的特性是欺软怕硬“是对《红旗》的安慰，《红旗》继续说：
原料和市场又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是会不惜一切手段去进行争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首先从帝国主义之间打起来的。被美国扶持起来的西德和日本，是不会恭顺地听从美国指挥的。有睡能够保证，西德和日本不走他们的老路呢？有谁能够保证，西德不在西欧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日本不在东南亚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呢？又有谁能够保证，珍珠港事件不会重演，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发生新的世界的大战呢？
真的，在这儿，理智变成了无稽之谈。而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列宁而写的，列宁比任何人更了解阶级敌人，列宁从来没有轻视和低估阶级敌人的“生存的意志”、反抗革命的能力。列宁总是朝着根本的事物，列宁孜孜不倦地分析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撤离那些把过时的已送到“古物博物馆”的公式死死抓住不放的人们（这些公式在过去一定具体情况下是正确的，后来成为谬论，结果在新的情况下它就成了反革命的公式）。
至于“谁能保证新的世界大战将不会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间爆发？”的问题，它的意思只是强调这种变化是不现实的，《红旗》在寻找另外一种“保证”，《红旗》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来保证“战后世界的真正直接的矛盾不是苏联和美国的矛盾”。但又运用了“两条腿走路”的手法，毛泽东自相矛盾地说：
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事实上，《红旗》的文章中充满了这样的矛盾，从头到末，一句话与另一句话互相对立。文章并不愿意公开地攻击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从上述的引语中清楚地看出，文章重复了在现时代斯大林主义的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看法”，但是，同时，文章也想警告在这方面过多的幻想。文章使人回想起列宁的话，“我们处在人民、阶级和公开对我们表露最大憎恨的政府的包围之中”。文章又说：
在今天，美帝国主义还在用军事基地网和导弹网包围着我们，我们对帝国主义所造的战争危险仍然必须保持最大的警惕。
文章宣传了“和平共处”或者说，文章想“迫使帝国主义接受和平共处”，这是另一种不同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看法；
如果不把全世界人民发动起来进行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束缚住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手脚，而是向帝国主义祈求和平，就不可能赢得全世界人民所需要的和平。
文章并没有考虑到在殖民地国家中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需要。在殖民地国家中，革命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但在同时，文章又玩弄了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文章说：
根据列宁主义原理，垄断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对抗性的矛盾，是现代战争产生的根源之一（……）
列宁又说：“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放出来。不论革命如何困难或可能遭到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高涨，，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还指出：“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积极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今天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不是缓和了呢？是不是象帝国主义者所宣传的那样，帝国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为“人民资本主义”，甚至已经“达到最接近于‘人人富足’的共产主义理想，因而列宁的上述原理不再适用了呢？”
毫无疑问，《红旗》的文章，比起赫鲁晓夫——他在理论上和政治领域中实际上是世界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清算人——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是前进了一大步的。只有宗派主义者才能忽视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的积极一面。它同时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和俄国官僚主义领导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中国正朝着一个世界规模的更为革命的政策。这只能受到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欢迎。
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提到这一方面那将是太粗心和不负责任了。因为对于殖民地人民和两方面工人阶级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仍然包含着许多危险。
这即使在《红旗》“忘掉”了对“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的推测，以后在文章的末尾，含蓄地开始谈到战争将会是一次世界阶级战争，矛头指向反对革命的联合力量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同时，文章说：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摧毁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但是，如果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发动战争，我们是不是害怕呢？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答复。他说：“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如果，确如它所说的那样，每一个革命者只能对此鼓掌欢迎，因为它的意义是革命的。但是这些话的同时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并且同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政策一样是矛盾的。它符合苏联官僚主义的类似的教条的说法，只是稍微不象它勇敢。苏联的官僚主义倾向用战争的后果来“威胁”帝国主义，以使迫使其接受“和平共处”。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只被用来服务于官僚主义的利益。基本上说，这样一种政策是同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完全吻合的，斯大林主义便是把一切事情永远为一个特权的官僚阶级的利益服务。
对世界工人阶级来说，为了在全世界建立其无产阶级统治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推翻帝国主义的必要性不可能加以推迟而变成一次新世界大战的突变事件。如果帝国主义的确在准备这样一次世界大战，而且事实也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尽最大的责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即通过瓦解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尚能把大部分人类拖向死亡以前把它粉碎的手段有效地与这种备战进行斗争。
历史上从来没有让被剥削群众去对付这样一种危险的、罪恶的和腐朽的敌人，帝国主义。这是事实，即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英雄主义和工人国家的迅速的经济发展，但帝国主义仍然是地球上一个极为真实的力量，我们现在还不能以另外一种力量来替换它。《红旗》的文章教导说：“人类的历史经验说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放弃国家政权的，”即使《红旗》没有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的话，那这也应当成为世界工人阶级和战斗的殖民地人民的一个警告。
只有一种通过联合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目的为了在现时代具体地消灭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战略方针，才能打开人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景，而不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祸害。或者，如果绝望和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敢于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他就会马上转变成一次最大范围的国际内战。
在革命的联合力量同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即将到来的决战是否将采取一次全面的核战争的方针，还是帝国主义肯定地被正在成长的革命力量削弱而不得不退到防御方针的问题，仍然需要由历史来作最后的答复。我们丝毫不能怀疑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第一种方针。如果帝国主义不是一方面为正在迅速成长的革命力量以及另一方面为苏联官僚主义在进行让步时的“慷慨态度”而感到惊慌的话，那么帝国主义早就发动这样的战争了。（根据后来的暴露，帝国主义原来把这次核战争的时间定在一九五三年。）
在纪念列宁的时候，《红旗》不应当忘记：为了同阶级敌人进行战争而指出前途的费拉奇米尔·伊里奇总是从最坏的变化来考虑敌人的力量和意图的。这是准备取得胜利的唯一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一句中国的老话，这是我们从《红旗》中学来的，天哪！中国共产党对敌人中间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仍然抱有许多幻想；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敌人还不够了解。
尽管如此，老话还是说得不错。他加强了我们的信心，那就是第四国际和世界力量的不可抗拒的联合将使战争走向胜利。这一过程是否迅速到来的问题将取决于帝国主义是否在未来的决战中把核战争的前途改变为一次仅仅是防御性的战斗。与《红旗》相反，我们不想丧失时机，并被同样的推测来混淆先锋队。我们了解敌人，我们面临着从帝国主义最坏的意图来开始考虑问题。帝国主义的最坏的企图是同它目前的战略方针和在全世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相联系的。如果我们的“悲观主义”将被今后的历史过程所否认的话，那是再好也没有了，然后，这将依靠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的迅速和自觉的联合。
只是第四国际这样一种运动才能为它提供基础，并把它变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九六零年四月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一九六零年春季号）
中国革命的第十一年
让——保尔·马丁
中国革命已开始进入第十一年，研究一下这个革命度过的最初十年的收支表，及在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来看看它的问题所在，和党的前景，这是相当有趣的。
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重要性
中国革命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现已开始成为日常谈话的资料；但只有很少的人了解它的含义。
极大多数中国革命的国际观察家们最容易抓住的一面是：这个六亿人口的国家令人难忘的经济、文化、军事力量的觉醒。这个国家的人口按照目前每年的出生率（一千五百万）计算到这个世纪末将超过十亿。
帝国主义者恐惧地观察着这位巨人的阴影伸展在亚洲和全世界的上空，并且作出种种“地理政治学”的空论来驱除“黄祸”，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一种定论是已经梦想到未来的中苏冲突能同时削弱中苏两国，或者至少是使自乌拉尔至加利福尼亚的“白种人”取得了和解，使苏联和中国的同盟分裂。
大家知道，阿登纳、戴高乐两人，甚至连阿特赖·斯蒂文森这样的人都很注意这种推测。由于发动外部的武装干涉战争对帝国主义来说是越来越冒险了，每当帝国主义分子对工人国家的崩溃失去了希望的时候，这种空想就助长了他们的“历史的预见”，现在这点很肯定，在这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在国际上会越来越起作用，甚至将控制这下半世纪。这不是新中国攻击“西方”或者“白种人”文化的军事行动的结果，而是中国革命影响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结果。
中国已经指出了一条为不发达国家迅速取消经济、文化、军事力量的正确有效的道路，这个“中国”道路将要传染到从印度开始的越来越多的亚洲邻国，甚至非洲国家。
尼赫鲁和苏加诺之流已经嗅到这个“危险”，他们想孤注一掷地用反对中国“侵略”或“不正当干涉”的落后群众的爱国主义来反击中国。将来，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教育、妇女解放方面的每一跃进将使（已经独立的和仍旧属于帝国主义的）亚非国家中正在崩溃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比看到核弹爆炸还要震惊。被称为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注定要变的越来越富有爆炸性而且越来越不能用资本主义方法加以解决。这是因为先进国家和这些国家发展的悬殊正在扩大，在因为由于不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虽然这些国家的总产量是在增加，但按人口平均的生产量正在减少。
要弥补这两种差别，并且进行高速度的工业化，不发达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把先进国家差不多的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作为投资。
不发达国家靠他们本国的资源把他们缺乏的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用于投资。其余部分得靠外国援助。现在，这种援助（包括苏联的援助），即使是在真正的生产条件下投了资，很少达到每年四十亿美元；而为了推行“在三十五年中把现在（约十六亿人）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少于一百美元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倍。”
（这些是联合国专家的结论或是一些更为严肃的一些估计），则每年需要二百亿甚至五百至六百亿美元的！在这方面，中国革命的经验靠把国内外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封建主的地租变成国家资本，和在生产上动员以前未充分利用的千百万男女劳动，每天都在证明有可能找到高速度发展经济的办法。但是这种发展需要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是只能通过社会革命和工农政权的建立。这个政权使生产资料国有化，实现计划经济，以及在物质和精神上使生产上动员这批巨大的人的资本成为可能。
中国革命另一影响是对其他的工人政府。这些政府，象中国本身一样，在政治上由官僚统治的，他们在数字和社会上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因此这些国家的发展是畸形的；这点在他们相互合作发面有所反应，这种合作在正常情况下当然应该是和谐的。
现在我们离这个“正常”情况还远。因此，在目前几个工人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官僚内部的对立状态开始可以大概地看来；这种对立和过去的国际斯大林主义官僚之间的对比相比，具有另外一种性质，包含着不同的结果。过去主要的对立发生在苏维埃官僚内部，在比较小的程度上，是它和缺少真正权力的共产党官僚们之间的对立。
然而，今天我们要谈及的几个工人国家是由强大的民族官僚们所统治的。这些官僚们，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之间，反应了他们本身的特殊的民族利益和使他们屈从的特殊的民族压力。
关于目前工人国家制度中的这种新现象可以写出一部社会学。但让我们目前只限于阐明一些有指导意义的路线吧。
在这个制度中，已经存在三种特殊的各不相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苏联、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道路。
苏联的道路大家早就熟悉了。
南斯拉夫有别于苏联道路的三个主要特色如下：
（1）以向国际市场可能开放的经济代替苏联的自给自足经济
（2）运用劝说的方法，按照工人国家的技术财政上的可能性来使农业集体化，代替强迫集体化。
（3）把地方和区域一级的经济行政管理权转变为真正由企业中的工人和团体中的人民自己管理的权利。
实际结果是南斯拉夫在考虑到世界市场可能性后，它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它的经济取得了既迅速而又协调的增长，这种增长不只是在较遥远的将来有利于生产者，而是马上就对生产者有利。结果，社会紧张也减少，社会制度甚至政治制度显著地要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更为巩固。假定说，这是由于南斯拉夫处在两大阵营间的国际地位对它有利，它才能够执行这种经济政策。但事实说明，它的例子在经济方面，是对“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政策的具体的谴责。有些人，当然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者已经接受了这一政策。并把他当作走向社会主义的独一无二的必然的道路。”
南斯拉夫农业集体化落在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后面，这个事实不是对南斯拉夫制度的一个正确的批评，因为，经济上，在几乎属于小农经济的同时，南斯拉夫的农业是繁荣的，因为农民没有理由去破坏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国家可以延长集体化的时间，并且按照国家的技术（机械化等）和财力（农业劳动力公正的报酬）方面增长的可能性，使它沿着合作化的道路前进。
同时用国家的税收政策，限制土地占有面积，和一整套措施来跟农村中形成一个新资产阶级阶层的危险作斗争。当然，企业和团体的真正自决大大地加强了南斯拉夫制度的经济政策。这种真正的自决是对生产的一种重要的推动力，是拥护政权的一个根源。
至于现在正在形成的中国道路，一般似乎综合在农村甚至是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和作用之中。在仿效苏联十年之后，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即在经济上和行政上都由老百姓组织起来的、受国家中央机关控制的一套组织系统），中国走上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我们以后会知道这种试验一般在什么范围中发展着，它提出了什么问题，打开了什么局面，但，目前让我们局限于指出今后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三种道路”，它显然与苏联的、南斯拉夫的均不相同，这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三种不同的道路之间的竞争引起的骚乱，在工人国家的人民和官僚之中会越来越起作用。
苏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本身的公众舆论最后不可能对南斯拉夫的例子不加以注意，中国的例子如不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不会被苏联所接受，因为苏联官僚被它自己的道路所束缚住，正如成长中的中国官僚的命运和公社的成就拴在一起一样。除开这些新道路在官僚和群众的关系之间的影响之外，必须考虑到由这些试验造成的工人国家官僚之间必然的思想意识上的分歧，每种试验提出了（有关国家）要执行的经济政策和国家结构的概念的问题。
细心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公社表示的且不说是敌视的态度，以及克里姆林宫和北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的各种迹象，无疑问地，中国以一种非苏联的方式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积聚力量，会在目前难以预料的路线上加强官僚内部的摩擦。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同样在这方面，新中国的强大对苏联官僚来说不是一个稳定而是个瓦解的因素。归根结底，这样一种过程将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工人国家的全部官僚机构，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上的进展肯定要比官僚的统治迅速得多，而且是决定性的。这种官僚统治尤其容易在国内外问题上产生不同程度的对立。
（中略小标题为“中国革命十年来的一张统一的收支对照表”一节。这一节引用我国建国十年来各个时期的国民经济建设的统计数字。——编者）
中国的不断革命
“中国十年来的发展”，周恩来在上述文章中骄傲地写道“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着重点是我们加的），中国的领袖越来越不喜欢用这个名辞，他们清楚地解释了它的内容。在这方面，让我们再听听周恩来的：
还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是民主革命在范围内的胜利，同时也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
在革命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虽然吸收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实质上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着重点是我们加的）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是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消灭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资本主义的余殃，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不停顿地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决地驳斥了党内外一部分人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保证农村中土地买卖、租佃、雇工、借贷、贸易的四大自由”等资产阶级观点，及时地提出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进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引自上述文章。我们加的重点）
让我们也来听听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理论家刘少奇的吧：
……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这就顺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在革命的最主要问题即政权问题上，人民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中国人民在全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虽然还必须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国最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任务，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山已经在一九四九年开始了。（一九五九年十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重点是我们加的。）
这是很明显，中国的领袖们想用这种托词放放马后炮来证明他们胜利后和以前的行为是正当的。
中国实际上抛弃了斯大林关于区别他们社会制度的阶级特点的两个革命阶段论，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执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认为）实际上只有一次革命但分为两个阶段，在同一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之下不断地进行。这里，我们嗅到托洛茨基和我们国际运动为“永久革命”所下定义的味道。
为了替中国共产党过去同所谓反帝反封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妥协政策相辩护，中国现在否认了在夺取政权以前的，同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有区别的“民主革命”。
中国共产党直到它违背了斯大林的指示，跟蒋介石破裂，领导广大群众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后，才打开通向唯一可能取得胜利的道路。
“民主革命”不再是作为在有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工农民专政”制度下经过的一个阶段。“民主革命”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但只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在夺取政权以前反对蒋介石的一段时期而已。
这并不妨碍刘少奇找到机会来攻击：
中国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正象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们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看不到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类似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这自然是混乱极了。刘少奇的意思是，在民主革命，即取得政权前的时期，甚至需要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盟。他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反对“民主革命”“任务”之一的。
历史现实当然是十分不同的。当斯大林和执行他的命令的中国领袖们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是“民主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者就反对任何受“民族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四个阶级”民族阵线的概念。
相反，托洛茨基主义者从不反对这样的一个阵线：实际上由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所领导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并且夺取政权的阵线。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了领导（民族）阵线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的斗争方式和纲领，当然必须在一定的时刻参加这样的一个阵线，——那有什么可反对的呢？
然而不应该夸张这样一个阶层实际上的重要性，和他们参加真正由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领导的阵线这个是事实。
当刘少奇声称包括夺取政权之前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的路线一直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并且这个政策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他并提到革命斗争的最后阶段，当时中共终于和国民党、蒋介石决裂并投入夺取政权的斗争，刘少奇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有意识的美化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政策。
总之，让我们记住这个事实：中国领导人事实上上是回到永久革命的理论，他们承认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只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下完成，和所谓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不断革命论。
一九六零年四月
原注：迄今为止，有关这个问题最先进的解释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为了好些原因，在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大会上所作的重要演说中提出的。
这里演说中有关永久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段落：
“列宁光辉地运用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指导方针”。“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劝，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三日新华电讯稿附刊第四十一号）
在陆定一看来，中国革命的“民主”时期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和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的一个过程。
陆定一为此引用了列宁说的民主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指出：‘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一九六零年春季号）
中国的公社
乔治·凯恩
对于中国的公社，虽然在口头上和文字上都有不少的评述，但是在政治上消息灵通人士中却很少有人能够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资产阶级报刊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异想天开的说法，都是可以预料到的。北京的官方人士虽然也提供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画刊，但是也没有使我们对于五亿人民的生活获得一种更为清楚的印象。由于目前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争论，因而社会主义者们要弄清楚“人民公社”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公社的态度如何；社会主义农民政策的一般原则又是什么？
两种传统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时候写道，“……现在突然到处都提出了农民问题。”①这是因为“农民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方面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七十年前法国和德国的情形是什么这样，那么，今天人口中分别有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七十四的人从事农业的亚洲和非洲，情况也是这样。
①费·恩格斯著：《法德农民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421页。
农民（指这个名词的广义而言）显著的特征是和土地私有财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的和社会的眼界有局限性，因此很难产生持久的阶级意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似乎和农民，甚至和农民当中那些贫穷了及毫无土地的阶层的当前利益，都是不相容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废除私有财产。
恩格斯提出了这一点：“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可靠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在任何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中，如果那个国家的政权任意对待小农的利益，“任何稳固可靠的的变革”，难道真的是不可能的么？难道革命政权必须要提出它不愿也不能履行的保证么？难道工人政党必须把他们的意志强力地加在农民群众身上而冒爆炸的危险么？恩格斯在他的论文中为欧洲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纲领，是同社会主义者研究现代农民问题很有关系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当读读他的小册子；但是我们为了说明问题在这里引用几段比较长的引问还是合适的。恩格斯说：
“……我们预见到小农不可避免的灭亡，但我们决不应该以自己的干涉去加速这种灭亡……当我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我们会像我们不得不对大土地所有者采取办法那样，去用强力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协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使用强力手段，而是依靠示范和为这个目的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当然，到那时侯，我们将有充分的资料给小浓证明他们现在本来就应该明了的那些好处。”①（黑体系我所标——凯恩）
“这里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们只有把他们的庄园和地产变成协作社的生产时，才能救全他们，保全他们。正是被个人所有制来制约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不免要丧失土地和庄园，大规模地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②
我们不能而且永远不能许诺小块地的农民保全个人财产和个体经济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的威力。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背他们的意志而强力干涉他们的财产关系……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极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比较好些，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协作社，要是他们决意这样办的话；如果他们还不能决意这样办，那我们就要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那小块土地上考虑一下。”③（黑体系我所标——凯恩）
①上引费·恩格斯著书，第434页②上引费·恩格斯著书，第435页③上引费·恩格斯著书，第436页
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威力”之下是要“灭亡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要“违背农民的意志强力地”去“加速”这种过程，而是要“依靠示范和提供帮助”来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合作的好处，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些好处的农民要作出让步。恩格斯就这样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仍然流行的生产方式应有的一般原则。“自愿合作”就象合作的大规模耕种一样，同样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部分。
我们如果机械地把中国看作是出现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欧洲式的中世纪封建主义，那自然会是一个错误。随随便便地使用“封建的”和“半封建”的这些字眼，就象把中国的历史特点捧成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绝对例外一样是不正确的。
在分析中国的发展时，应当常常记牢，中国的主要的矛盾不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势力和“民主制度”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唯一可能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象从流产了的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垮台这段期间所发生的那样。但是，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的问题依然是——“跳过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后，怎么能使财产关系和生产力同政治关系适应而又不致危害革命的基础呢？“跳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意味着，所作的事情在性质上自然而然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工业化、分配、等等）必须要由工人和农民的政权来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中的农村政治关系的历史表明，农民要么同反动势力一道前进，要么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前进。反动势力的胜利就意味着革命要被绞杀，而且迫使贫农和中农走向灭亡的那种环境要继续存在下来（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获胜以后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工农联盟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一直都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理论方面首先要解决的一次重大问题。革命本身解决了这场争论而有力地印证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证实了口号中关于农民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两个阶级的关系的提法是正确的。当欧洲的革命浪潮随着德国人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的失败而处于低潮的时候，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就提出了俄国工业化以及农业合作化的纲领。在二十年代的末叶，在中国遭受了重大失败以及由于官僚机构对富农所采取的方针而在国内引起了重大困难的时候，斯大林就匆匆忙忙地搞集体化，强迫农民生吞活剥地把“大规模耕种”的“利益”一口咽下，托洛茨基反对这些做法，理由是这些做法远不是加强工农联盟，只会有利于反革命，他们所导致的要么是激烈的反抗，要么就是沉默的破坏。
托洛茨基早些时候所提出的工业化加上集体化的要求，是以加强工人国家的基础这种需要作为根据的。他反对斯大林一九二九年对农民所作的直接攻击，因为这样做法削弱了并且危害了处于孤立地位的苏联，使官僚机构决心抛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国际战略。他在一九三0年写道：
“据说农民土地的集体化是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最必要和最基本的部分。但是集体化的强度和速度却不是政府的意志所能决定的。（黑体系我所标——凯恩），而归根结蒂是由经济的因素所能决定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的标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农业本身的技术资源……
“工业化是整个新的文化的动力，从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基础。从苏联的情况来说，工业化首先就意味着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它也为农业集体化创造物质的和技术的先决条件。这两种过程的速度是相互依存的。无产阶级愿意这些过程采取最快的速度进行，因为这样可以最有效地保护所要创造的新社会不致受到来自外部的危险，同时又为系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水平打下基础。”
“但是，所能达到的速度要受到国家的整个物质和文化地位的限制，受到城乡之间相互的关系的限制，并且受到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为了明天而牺牲他们的今天的那些群众的最迫切的需要所限制的。”（黑体系原文所有）①
托洛茨基上面这番说法的出的结论就是说，党和国家领导可能遵循的有两种不同的途径：“（甲）一种就是前面所说的在一个国家内从经济方面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进一步获得胜利为止（这是左派反对派的观点）；（乙）另一种就是建设孤立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且要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这是官方的观点）。”
如果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斯大林，又将置毛于何地呢？“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这是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保证；“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中国斯大林分子所宣布的目标，而且要“在几十年内”完成。斯大林对待农民的非马克思主义态度，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中国悲惨地表现出来了，那时在革命的高潮中，苏维埃在农村中却被禁止存在（这成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个特色）；等到革命的高潮过去以后，反动势力在夏天万分嚣张的时候，又同时提出了举行暴动和成立苏维埃的号召（这又变成了攻击“过分谨慎的”托派的武器）。这些“错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要经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意味着继续奉行斯大林式的方法只能使中国的革命以及整个亚洲的革命再一次遭受严重的挫折。
①列·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一九三零年美国版序言②同上书
公社
“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①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开始了，并且在几个月里就完成了。
北京声称人民公社代表“几亿农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共同意成立人民公社是因为“农民要求劳动力组织得更合理，效率更高”。②这些说法是否符合事实，我们一会儿就要加以讨论，首先，我们应当简短地了解一下中共仅仅在“初升的太阳”升起以前几个月是怎样考虑农业的作用。
谭震林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代表中央委员会对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报告。他透露，“某些人”（在现代的中国政治中，这个范畴几乎就是代表全国）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春季曾经反对官方的农业路线为冒进，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春季曾经反对官方的农业路线为“冒进”；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③究竟是农民缺乏积极性影响了“某些人”，还是象谭震林所坚持的那样，是“某些人”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受到“缺乏积极性”的影响，它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右倾”的运动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九月召开了党的三中全会时，除了重申多快好省的方针外，又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行退却。显然这次退却并没有使所有的人心悦诚服，因为“有些人”则仍在等侯秋后（一九五八年秋）算帐。④
一九五七年十月公布并交农业合作社讨论的修正草案于五月纲要提出来了。总共收到“各地方、各方面、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一千八百九十一条，综合整理为三百三十七条。⑤又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意见二百九十三条。在所有这些来自农村的意见中甚至没有一条提到要把合作社合并而成立公社的！但是我们知道早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就是谭震林代表中央委员会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前两个月，中央委员会就在和各个地方党的负责人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纲要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内”⑥，就是说至少到一九六七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
①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②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公社万岁！》③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谭震林：《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④上引书⑤上引书⑥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党一点也没有表露迹象，说明它在考虑要在一九五八年头几个月中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公社。在谭震林五月所作的报告中，所能看到的只是在以后的十年内“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他作这个报告的时候，公社型的组织已经试验了一个月了。
因此，说什么公社是土地改革的自然结果，或者说党不得不在“农民的要求下”同意他们这种要求，都是没有根据的。考虑到农业的情况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基本建设是要靠农业结余来支付的）。一旦不顾死活地提出要平衡经济而下令实行合并，那么，可以看到公社化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种运动在农村中引起了巨大的动乱，是一次反对经济落后状态的强行军，其规模是任何社会前所未有的。
我们现在知道第一次大规模合作耕种的实验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间进行的。在河南省遂平县，有二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一个大社。①在其他地区，也作了一些实验。这种合并如果没有最高当局，也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是不可能进行的。早期的实验规模很大，每次实验都包括一万户左右，人口大约有四万四千人。②
①《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八期，第7页②休斯：《中国的公社》，博德利·赫德公司一九六零年版第77页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央委员会在北戴河讨论了继续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问题。五月间，谭震林就对“客观条件方面出现不利因素”以及后来农业歉收的可能，提出过警告。到了秋天，显然收成将会很好。北戴河会议就作出决议要求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把钢的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会议决定要利用丰收来推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并（正象一九五五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的情形一样）。要说丰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路线”的结果，那是很容易的。在丰收的年景中，“右倾”将会非常孤立“这也是中共加强控制群众不可失去的机会。毫无疑问，动机到是“把劳动力组织得更加合理，效率更高”，但是农民事实上是否“热烈欢迎”这一步骤那却是另外一回事。把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相适应的农业合作社进行改组的这种需要就表明，政府的农村政策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农业中进一步出现缺点（就象一九五七年所经历的那样）可能成为群众与日俱增的反抗的焦点。这个政权迫切地需要显著的成就。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这一全面运动，就是中国要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
证据并不说明五亿农民要求成立公社，如果他们得不到就要起来造反。它也不意味着农民反对公社，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积极的干部们可以把公社的情景描绘成为天堂，就象他们在一九五五年描绘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一样。答应给以“免费的”医疗，还有其他的“免费的福利”，在公共食堂里尽量吃饭，付给现金工资，免除家务操劳，人人都受可受到适当的教育，对于病人和老年人进行照顾，等等，总括起来就是一幅非常引人入胜的前景。
合并而成的公社对于农民个人和他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占有生产资料，①这是农民在参加的时候捐献的。公社的“所有权一级”是在“生产队的一级”，这同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大致相同。
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第二条
公社的组织
每个公社平均五千多户，但人口总数则由二万五千人到五万不等。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原来组织是由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乡（村委员会），由乡组成县（县委员会）。国家机器（指乡和县）要同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开，并且在合作社之上。人民公社就是把每个乡的全部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最初一个例子是合并了二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将称为“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还有“生产队”②。人民公社由社会委员会管理，而社会委员会是按照一般的斯大林的方式推选出来的，就是说，是由当地党的机关提名，而是由农民“同意”的。
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的。”③最后一点是公社最重要的特点，当然也是从反动分子关于“兵营式奴役制”等等谎言中完全找不到的。社务委员会代替了乡人民委员会。而县委员会（县）就是由各个人民公社的联社组织起来的。因此，公社就起着农产品的生产者、购买者和上交者的作用。
公社的各部门（福利、民兵、财务等）都在社务委员会的控制下进行工作。每个生产大队的各个部门负责（就是说每个生产大队各自计算，以便能够把这些生产大队分别列为“下”“中”“上”三等。社务委员会根据生产的结果（最先是按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每个大队提取一部分资金。社务委员会和生产大队之间的作用大不相同，但是详尽的资料很少。
①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月。②《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③同前书。
大公报①所作的分析提供了下面这些资料：
生产大队公积金生产大队保留生产队保留
中等14%3%1%
上等17%3%1%
下等11%3%1%
公积金包括公社办的医院、学校、对于年老多病的人的照顾的费用等。生产大队必须提供地方性的“免费”服务：幼儿园、公共食堂，等等。这个政权认识到，使公社对生产大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整个公社作出决定以及从公积金中逐渐开辟财源（从而占有这些财源）的过程，是生产大队一级所有制越来越不重要，而国家所有制越来越重要（因为社务委员会同国家机构是一个东西）最妥善的办法。
这个政权关于公社各种职能的种种荒唐说法，掩盖了这一事实，就是这些说法只不过是信口开河而已。例如新华社就声称山东的柳南（译音）公社有“九个小工厂”（事实上这只能意味着是庭院里的一个角落或者是个洋铁棚——凯恩注），制造农具（锹、泥刀、铲、道钉等）、水泥，陶器，并加工粮食②。另外一篇报导吹嘘莱千公社拥有“一个拖拉机站和一个车间网”。③这里的拖拉机站顶多不过是个有些修理汽车的简单设备的停车场（中国的第一个拖拉机工厂是一九五九年投入生产的）。新华社说漳州市公社有“二十四个厂”，已经“生产几千件收割用的和打谷用的工具”，④这句话也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毫无意义。机械化的农具是超出了中国今天农业资源以外的（这需要技术人员、重型装配、焊接工具、钻孔工具、机械工具、发电厂、计划能力等等）。当然这也并不是轻视它在资本主义中国基础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①休斯一书的附录，第84页②新华通讯社（每日在伦敦出版）一九六零年八月一日③新华人民公社（原文如此——译者注）一九六零年八月二十八日新华通讯社④《今日新闻》，一九六零年八月十日，第4页
中央委员会指导人民公社
紧接着八月北戴河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后，十一月又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人民公社肯定是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议事日程上的，但是在这一方面究竟作了什么决定我们还没有现成的材料。农村的形势和党内领导之间的分歧，要求召开最高级的会议，而且从会议的结果来看，形势必然是令人吃惊的，甚至比一九五七年那次需要后退的危机更加令人吃惊。
中央委员会从十二月武昌会议，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一百六十六名代表参加的。这是为讨论公社问题而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所作的《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著名决议，是值得加以研究的①。一股反对公社的潮流一直涌进中央委员会中去了。这还绝不是纯粹的反对潮流。城市的代表反对把公社制度扩大到城区中去，公社制度的原则已经向他们作出让步了。军队中也有一部分人由于长期的“体力劳动”和成立了千百万的民兵而受到了损害（对于这件事的反应就是在陆军元帅林彪的上面另立一个职位，由公安的首脑去充任）。②其他领导人物所以反对人民公社是因为农村中的不稳定状况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
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认为是“人民公社”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事实上，据说毛是最初提出这一个主张的人。③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了参加最近在莫斯科召开的斯大林分子最高会议的代表团团长，并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党的攻击。周恩来被称为“有弹性的布尔什维克”，因为他虽然常常站在“错误的”一方，却有能力挺过了历次的清洗，他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作的报告中修改了计划指标，批评以先的估计是“缺乏经验”的结果。
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②军队领袖和党的领袖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两个问题上的分歧程度（应当记得，军队是由农民组成的），可以从人民解放军元帅、一九五九年以前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被撤职，另由林彪继任一事看得出来。在最新出版的党史中，彭德怀被谴责在一九三三年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据说他当时劝说红军和蒋介石打“阵地战”，因而受到了重大损失。在过去的党史上，并没有提到彭的这一点。毛以往曾未提名地谴责过“宗派主义分子”和“左倾分子”（一般指王明，他是斯大林亲自向中共提名的人物之一）。还值得注意的是，彭曾负责中国的西北军区，这个军区包括中国最落后的地区和一大部分少数民族，要把他们吸收到公社中来是最困难的。他们的反抗也许就促使彭起来提出要在大跃进问题上审慎从事。红军老将的这种“反抗”，想必不仅仅是促使党把负责公安部的罗瑞卿将军放在新国防部长林彪（自从二十年代末叶以来他一直是彭的密友和同行）之上。关于以往对于一九三三年的“错误”所作的记载，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及斯诺：《西行漫记》。从官方新历史摘录的一段引语见麦格雷戈——黑斯提：《红色野蛮主义—毛泽东的生活和时代》（博德曼一九六一年版）③《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召开武昌会议是为了“澄清”党和群众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误解”，“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公社高举的旗帜，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是作为长远的将来的目标。地方干部所描绘的天堂景象——特别强调“免费的”服务——显然失之过度并且浪费了资源。决议是对中央委员会中那些认为公社是立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机构的那些人的一种打击。大队一级所有制被肯定了，而全民所有制要等到将来再实行。操之过急的地方干部受到了谴责。农民们显然是在反抗这种狂热的行军。决议整个强调的时间。在“建设共产主义”以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决议说这“一段时间”是“十五年到二十年”，通过统一县联社并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从生产大队转为公社、然后最终转为县联社而成“全民”所有这样“逐渐”达到的。
过渡的速度，“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①这是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低，因而群众的政治水平也低。中国的经济水平还不足以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的地步，而这却是“全民所有制”唯一可能的基础。以前强调的“免费”服务现在又改过来强调现金工资。这个重点在“一段时期内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长时期内也将如此。”②就以咂呀山人民公社为例吧，③在武昌会议以前，免费提供的服务和现金分别为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三十。武昌会议以后，就变成了百分之三十八和百分之六十二。
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②休斯一书的附录，第86页《关于人民若干问题的决议》。③同前书
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北戴河决议是这样规定步伐的：“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了，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①在十二月间，中国共产党决定，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也还不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还要存在。那时所有制的问题才真正是人为的了。拥有一切生产资料但不能生产丰富的社会产品的国家，仍然要按照一种不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来进行分配。在“一个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的神话，或者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在一国范围来说是反动的乌托邦，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是现实的。
但这样是否就要使步伐放慢了呢？肯定地没有，因为“需要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才可以改变。”②中共想要用命令和统治生产的办法来解决国家经济落后的问题。在使用资源中要“节约”，成了党的口号，这种口号不断地反复向农民发出。决议补充说：“防止和反对有些公社工作人员因为丰收而发生铺张浪费的现象”。这也许只是对“有些人”进行无的放矢的攻击，而真正的“铺张浪费现象”由于沉默不言的怠工或政治觉悟不高而普遍存在着。
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②《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提出了组织生产要“象军队那样，工作犹如战斗，生活要集体化”，作为在一种发展水平很低、方法非常原始以及基本的必需品也很不足的经济中组织劳动的方法。共同生活的物质前提并不存在，因此党为了应付群众的反对，就不得不经常退却，修改它的方法。
武昌会议放松了许多早先令人愤慨的那些作法，给予农民以狂热的地方干部曾经拒绝给予他们的那些“权利”。食物可以在家中自炊，食堂不得不加以改善。工作是也明文减轻了，保证每个人每天有十二小时可以休息和进行文娱活动的时间，但是加上这条书：“农忙或者农村其他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工作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一些“。①因为决定工作时间的是地方干部而不是农民，因此，效率不高、计划不周，自然灾害或者高不可攀的指标，都要由“适当地”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
党从十二月到八月又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一场坚决混战。当时给了党组织五个月的时间去“整理”公社（从十二月到四月），在中央委员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武昌会议的声明得到了肯定，并且检查了结果。
看来，一小部分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就很活跃。他们被斥责为“夸大缺点”，“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说成上一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大跃进说成是“左倾冒险主义”。他们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说大办钢铁“得不偿失”；他们面对着大跃进中难免出现的某些局部的和暂时的不平衡，感到惊慌失措，把这种不平衡说成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②
据说，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央委员会的庐山会议“彻底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全党内又进行了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了帮助这场斗争又进行了另一次的“群众运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几乎是一九五五年（就是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那一年）以来中国党的生活的家常便饭了。到了一九六一年，这一斗争仍在进行！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中央委员会北京会议声称党内百分之九十是忠心耿耿地进行工作的，剩下的百分之十是“坏分子”，他们“在农村中和城市中违法乱纪，危害人民的利益。”③
①同前书②李富春：《高举总路线的红旗继续前进》，载《红旗》杂志，一九六零年第十六期③《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区别这两种情况：一种是为数可观的旧政权的残余人员（革命不过刚刚进行十年之久），一种是工人和农民对于官僚制度、效率不高以及由于现政权的经验主义而产生的“不合理和无效率”的生产方法的反抗。
调整
同年八月，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宣布大大削减一九五九年经济计划指标。①由于鼓足干劲而在经济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紧张情况（这是根据北京自己承认的说法），造成了分配和生产上的严重失调。许多工业单位都因缺乏原料而受到损失，甚至有某些证据都可以表示，到了一九五九年年终，中国的运输系统几乎破坏了。
“一再核实”的结果表明，对于农业品的估定太高了。这一点是归咎于“缺乏经验”以及自然灾害影响了五亿一千万亩农田，“占全部耕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中央委员会下令“重新调整”，周就顺从地作出这一报告。在工业方面，钢的指标由一千八百吨（“包括土钢“）削减到一千二百吨（”不包括土钢，土钢由各地方自产自用“），这种土钢显然质量很差，原煤指标由三亿八千万吨削减到三亿三千五百万吨。”工业总产值由原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亿元调整为一千四百七十亿元“。②最惊人的调整是农业方面，一万零五亿斤③的指标削减了一半，调整为五千五百亿斤。”初升的太阳“颇有日薄西山的危险。
为了给现有的基本建设提供原料，“限额以上“项目就是（超出计划以外的项目）由一千零九十二个调整为七百八十八个，基本投资也减少了二十二亿元。
周说，“在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还很少的条件下”，增产百分之十到二十就已经算得是“跃进”了。一九五九年中国只有五万五千台拖拉机（当时估计需要四十万台），很明显，所获得的增产主要的要靠农民付出更大的努力以及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的技术。周承认这种说法：“大家都知道，基数大了，没增长百分之一的数值也就扩大了。完成它就需要作更大的努力。”但是在一九五九年的自然灾害以后，一九六零年又遭到“本世纪中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是为了“改变全国的经济面貌”苦战“三年”的最后一年……
①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②同前书③同前书
结论
完全孤立地并且从抽象原则的观点来考虑人民公社的问题当然是可能的：举例来说，某人是否支持“大规模的耕种和妇女的解放”，或者某人是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社会主义者根据这些孤立的标准就来“支持”人民公社是值得怀疑的。
真正的问题倒不是什么“公社不公社”的问题，而是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路线的问题。要么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的路线，要么就是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路线。
中国的问题（中国经济的落后，因而也造成了文化的落后）是不能由中国独自在中国国境以内解决的，除非要群众在几十年的漫长时期内作出空前的巨大牺牲。奉行这一政策的危险在于它牵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问题。这一政策是以下面这些假设为基础的：在这期间可以同世界帝国主义维持现状；殖民地革命及其全部问题将停顿几十年；宗主国的工人阶级证明还不能取得政权并推翻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中国群众本身也还不会变得筋疲力尽，毫无斗志，达到认为为了社会主义的明天而“今天所作的牺牲”太大了的“那种程度”。
当然，这些条件看来是不会实现的。难道这就是目前北京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原因之一么？“和平共处”是苏联官僚机构的政策，它为了同世界帝国主义取得谅解而心甘情愿地牺牲世界革命。中国领导人所深刻感到的经济发展的压力（不断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继续孤立的前景对中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个又穷又落后的国家，它认为苏联这个比较富裕和发达的邻国可能会牺牲中国而去同帝国主义打交道（他们要求参加二尼之间的任何首脑会议），中国同面临帝国主义直接威胁而迅速发展的殖民地革命的关系，使它目前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左的斯大林式的”路线。号召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更加真实的共产主义的斗争以及对殖民地斗争提供经济援助，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武器。
斯大林分子的农村政策不是以农民或工人国家的利益为根据而是以官僚机构的利益和观点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斯大林分则的农村政策，并为根据劳工运动中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而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也支持集体化的原则。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农民和革命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已由恩格斯在理论上并由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在实践上解决了。
用“大规模耕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一口号来说明斯大林主义的农村措施是合理的，就是用含糊的宿命论来说明斯大林主义是合理的。把中国妇女从家务操劳中解放出来，这是倡导人民公社的人的另一种理由。但是把妇女从锅台旁解放出来，又把他们拴在耕犁上，这是一种奇特形式的自由。斯大林分子反对旧中国家长制的种种措施，马克思主义者是支持的。资产阶级抗议中国消灭家庭，完全是胡说八道，而且是假仁假义。
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在解释他们的土地改革计划时，往往使用“不断革命”这个名词。这当然是从马克思来的，托洛茨基常常使用它；有人指出他们认为这表示中共几乎有“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幸好托洛茨基主义并不仅仅是爱用同托洛茨基有关的名词。
不幸的是，中国农村的“不断革命”经常受到一件事的妨碍，那就是农村的技术落后状态。从私人土地到“更高级的”所有制的形式——合作的、集体的、公社的以及“全民所有的”进步都是纸上谈兵，而技术基础都是一样的。因此，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进步，也没有什么“不断革命”。把一个工厂国有化，使所有制的方式适合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这才是真正的改变。但是在小农土地的经济中，原始农具和人力的社会化并不代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并不存在同样的矛盾。
让农民土地原封不动，这就意味着个人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市场扼杀个体农民经济的过程中最后趋于消亡。①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那么它的另一条历史出路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农业的技术基础（肥料、机械、种子、建筑、运输、提高了生活水平，等等）以便真正地转变为社会化的财产。美国的大规模农场、牙买加的香蕉种植园、或者古巴的甘蔗种植园，同几百块每块只有六分之一英亩的那些土地，使用的多半是木制的农具、原始式的堤坝以及文化水平低下的状态，真有天壤之别。这决不是轻视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这只不过是说明他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接受虚构的收获和空想的“阶段”对于这些问题是没有帮助的。
①关于资本主义市场使农民分化过程的马克思主义的详细研究，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列宁全集》，第三卷。
那么，解放以后农村中是否有所进步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事实是，地主、高利贷者和所有小剥削者都被清除了。清除农村中的反动阶级，就是向前迈进一步。但是清除这些阶级并不是为了在农村中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关系而进行准备。毛自己就说过，“需要很长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而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和以国有化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他还说，这个问题必须“有步骤地”去解决。①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是支持农业集体化的；他们也坚持农民自愿参加集体的原则。以强力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或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只能成为反革命支持之点。
如果要加强工人阶级的统治，中国就大大地需要发展它的经济。如果在作出一切决定和拟订计划时让群众充分地和自由地参与其事，这一点就可以在“最短期间”内完成而不致在国内引起精疲力尽的危险。在农村和城市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对革命极为重要的事情。农民应当有权利退出公社，如果他们愿意退出的话。国家应当为那些甚至在解放十一年以后仍然不信服的农民成立示范性的集体农庄。
反对这一点的只有那些害怕群众自由决定的斯大林分子。如果不记名投票的结果会使农民大批地退出公社，那么革命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要是再有一次的坏年景，就会引起对于这个政权极严重的危机。为了保证工人国家得到巩固，就需要扫除妨碍经济真正发展的障碍。一个具有国际主义战略的工人阶级政党，一定要击退斯大林分子的民族社会主义政策。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我们的国际主义不应当限于对中国群众提供意见（他们毕竟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是在于在最短时间内推翻先进国家中的资本主义，从而在物质上和政治上去帮助中国的群众。我们决不应当忽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义务，否则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出路就是十二小时的工作日和大跃进。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中印冲突的决议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声明：在中印冲突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决保卫中国工人国家，谴责尼赫鲁政府为在国内奉行反动政策，并为依靠帝国主义援助以加强其军事潜力进行辩护而挑起并力图拖延这次冲突的态度，谴责苏联官僚机构采取的不能容许的犹豫态度，并谴责印共领导机构多数派以及印度其他自称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所采取的屈服于沙文主义的压力而忘记履行声援中国革命的义务的态度。国际书记处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反击尼赫鲁的自卫斗争中，注意印度群众运动发展的利益，并对印度群众采取国际主义态度，以便使尼赫鲁在印度群众愈发认清国大党政策的穷途末路的情况下，难于制造沙文主义气候。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
朝着列宁前进！——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不要朝着斯大林后退
厄内斯特·杰尔曼
北京《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两个编辑部于九月十三日联合发表的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目前进行的辩论中所写的最糟糕的文章，是一篇最足以损害到目前为止给予中共的良好反应的文章，是一篇最严重地阻碍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在这次辩论推动下向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前进的文章。
这篇文章不仅充满了事实的错误和歪曲，在它本身以及在它同中共其他重要文件或毛泽东最近发表的声明之间也存在着很多矛盾。
但是，这篇文章最突出之点是它完全离开了现实。稍微了解一点苏联或东欧工人国家内部群众的意见和愿望的人，都不能认真地接受这种说法：“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①怀念斯大林。”
①文中引语的[！]和[]中的其他注文全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加上去的。——译者
中共领导人企图根据这样一条路线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建立他们的一派力量的任何努力，都只能使他们自己迅速地越来越限于孤立，并且会大大地帮助追随赫鲁晓夫的一派人建立团结和重新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部分实行某种官僚集中制的活动。
我们深信，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内部的左翼反对力量，也会通过它们自己的经验迅速发现这一点。我们深信，他们会越来越坚决地警告他们的中国同志们：如果进行反对右翼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又要恢复对斯大林的迷信，那么这种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我们深信他们将提出这样的口号：“让我们不要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倒退向斯大林，而要向充分成熟的列宁主义前进。”我们也深信，在经验和兄弟般的讨论的推动下，将会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包括它的领导人中间，引起越来越多的反响。为此，我们认为值得对《关于斯大林问题》这篇文章进行更加彻底的批评，虽然它本来不值得这样作。希望这样会有助于加速在中国的以及其他各处的左翼共产党人中间进行的澄清过程。
斯大林反对列宁是正确的吗？
《关于斯大林问题》这篇文章提出的某些论点是不攻自破的，以致看起来几乎是幼稚的。文章的作者写道：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说，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内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经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经验吗？……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领袖的政党吗？”
他们似乎是有意忽略一个细节，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十年是由以被该文谴责为污蔑者、咒骂者、历史伪造者、混蛋、懦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者和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代表——修正主义的客观上的代理人赫鲁晓夫为首的集团领导的。在中共的其他文件中会把赫鲁晓夫和他的集团比做列宁称之为“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代理人”的一九一四年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然而这些讨厌的人物担任苏共领导差不多已十年了，并且担任苏联上层领导已经三十年了！为什么在斯大林问题上应当认为是不言而语的谬论，在赫鲁晓夫的问题上却成了完全合理的呢？
《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的作者们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承认斯大林曾谋杀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重要干部，这是咒骂斯大林。他们居然敢说承认这件事是“歪曲历史真相”。但是事实还是事实！让中共领导人答复这些问题吧：
斯大林处决了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国家和第三国际以及赢得国内战争胜利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是不是这样？
谋杀这些伟大的共产党领袖是利用无耻的污蔑和荒谬的指控，说他们不仅从反对斯大林的时刻起，而是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间谍和代理人”，是不是这样？
斯大林不仅杀害了政治反动派中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而且杀害了出席苏共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即那些曾经支持他反对托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但是仍然保持着老布尔什维克传统而不能接受通过可怕的莫斯科审讯和有计划地利用谎言、污蔑和肉体暴行来“解决”党内辩论的做法的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不是这样？
我们敢预言，《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的作者是不会设法答复这些问题的。老老实实的答案，只能是“是的”。而如果答案是“是的”，那就只能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秘密演说中并没有“咒骂”和“污蔑”斯大林。他只是承认了一部分历史真相，揭露了一些新的细节。在这个事实面前，各种诡辩都会象冰雪遇到太阳一样无法存身。
文章的作者竟敢赞同赫鲁晓夫于一九三七年一月所作的一篇演说，在那篇演说中，这位目前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谈到反对斯大林的人时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
难道文章的作者们忘记了，第一个“攻击”斯大林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自己？难道他们忘记了在列宁的遗嘱中，这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奠基人曾建议中央委员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难道列宁对斯大林这样的判断，建议掉开他，也是“攻击工人阶级”吗？
中共领导人还陷入了另外一个明显的矛盾之中，因为他们一方面为斯大林辩护，反对赫鲁晓夫“咒骂”他是凶手和暴君，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又说：
“他[斯大林]在……有的[！]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这种“错误”扩大到什么程度呢？共产国际的第一位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决了。继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列宁主义的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也是一样。红军的奠基者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谋杀了。列宁主义的政治局的另一委员、苏联政府前首脑季可夫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处决了。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拉科夫和许多其他的人同样被清除了。
难道中共领导人相信这些共产党人，这些列宁的战友、列宁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所主持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真是反革命分子吗？难道中共领导人相信在一九三七年的秘密的“审讯”以后被处决的红军高级将领真是反革命分子吗？难道中共领导人相信出席苏共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真是反革命分子吗？
他们的难题是无法解决的，如果他们答复说“是的”，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苏联是由反革命分子缔造的，列宁直到逝世以前是在“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法西斯特务”所构成的大多数人帮助下领导共产党和苏联的。如果情形确是如此，那么按照中共领导人的逻辑，列宁起码也是个混蛋。这样，就必须举起为列宁“恢复名誉”的旗帜来反对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了！
如果他们答复说“不是”，如果他们承认这些被屠杀的同志是斯大林进行的清洗中的无辜受害者，是“错判了的一些好人”，那么怎么能把这种对成千上万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大多数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大肆污蔑、大肆谋杀、有时还随之大肆地拷问的行为轻描淡写地说成只是“错误”，而且听到有人说明真相，恰如其分地把斯大林称为暴君、凶手的时候又那么愤愤不平呢？
“个人迷信”与“人民内部矛盾”
《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的作者宣称：“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文章的作者门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只能证明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区别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它的政治上的上层建筑。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不同形式的国家和政府，从极端的专制和法西斯独裁到列宁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最进步的形式：（包括象瑞士或十九世纪的美国这样一些允许公民在家中保持武器的国家）。在苏联，资本主义被十月革命推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被恢复，所有权关系仍然是社会化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但是，正象资产阶级革命获得全胜而且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关系最后确立以后还可能有政治上的反革命（例如一八一五年法国的复辟）一样，经验告诉我们，在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政治上的反革命还可能在不从本质上改变社会化的所有权关系的情况下消灭工人阶级的政权。
这样的政治反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在苏联发生了。使苏联无产阶级不能行使政治权力的社会阶层就是官僚势力。在这个官僚势力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这并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发明创造。列宁在他晚年的时候，对官僚势力日益增长的权力表示忧虑，他对之一再提出警告，并为即将同他们进行斗争而作了准备。在两年以前才由苏联第一次公布的他的遗嘱的最后附录中，列宁曾建议将几百个不脱产的工人吸收现中央委员会中。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却决定不对这一建议采取行动。他们完全误解或者说低估了官僚势力作为一种社会构成而造成的危险，因此，他们不自觉地为斯大林破坏苏维埃和党的民主并建立其官僚专政大开方便之门。当他们终于了解到这种危险的时，为时已经太晚。为了这一错误，他们已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正确了解到列宁死后这种危险的程度，这依然是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的不朽功绩。他们正确地为工业化政策和苏维埃民主进行了辩护。如果这些能作到的话，就可以限制官僚势力对国家和党的破坏。他们虽然遭到失败，但是他们的斗争挽救了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纲领的荣誉，使这些宝贵的财产能够传给新的一代。左派反对派的事业成了第四国际的事业，这就是今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列宁主义的事业。
赫鲁晓夫和苏联官僚势力中的统治阶层，的确是企图把斯大林当作苏联官僚势力和苏共领导在三十年代和以后时期所犯下的集体罪行的替罪羊。《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的作者提到赫鲁晓夫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所讲的一些话，他们转弯抹角地提到赫鲁晓夫在叶若夫作风时期对屠杀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他们作的很好，尽管他们这样作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例如他们写道：“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的一干二净呢？”
这些话是很难反驳的，同时还可以达到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警告赫鲁晓夫，如果斗争更激烈起来，中国人或同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人，就会在某个开始揭发赫鲁晓夫和他那些目前仍然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同伙们在清洗时期所犯下的具体罪行。
如果按这种办法行事，就会产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替斯大林洗刷，从而也就替赫鲁晓夫和苏联整个官僚势力洗刷。另一种可能就是揭发赫鲁晓夫和他的其他同事在斯大林的罪行中所负的共同责任。中国领导人暂时似乎是采取了前一种办法。这是离开真理，离开列宁主义，离开苏联群众的办法。至于说到我们，我们是宁可采取第二种办法的。
我们正在研究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满足于谴责“个人迷信”这个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没有设法对苏联社会的矛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事实上，他们甚至坚持认为这些矛盾基本上并不存在，问题只是“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就更加令人奇怪了，因为毛泽东自己迟至一九五七年，即匈牙利革命以后，在他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就接近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这些矛盾的分析。毛的见解同那种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严肃地采取的赫鲁晓夫关于“个人迷信”的胡扯（说这种迷信完全支配了社会，而在下层建筑中又没有根源！）迥然不同。毛的见解同《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的作者们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庸俗滥调也迥然不同。毛在他这篇著名的讲演中把无产阶级专政期间“人民内部的”基本矛盾仅仅说成是从事生产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我们喜欢马克思和列宁所用的“官僚主义分子”这个说法）之间的矛盾，在了解由于革命处于孤立的特殊条件下官僚势力暂时战胜了工人、由于国家落后以及由于“主观因素”（党）在列宁逝世以后缺乏认识而造成的斯大林时代的罪行方面，这种分析只是走出了一步。
中国领导人不是朝着列宁主义的方向迈进这一步，而今天似乎正朝着荒谬地否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人民内部的”社会矛盾、朝着荒谬地否认斯大林的罪行这个方向向后退一步。历史的潮流是朝着与这些新错误相反的方向前进的！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东柏林和东德的工人阶级起义、一九五六年十月波兰的示威和匈牙利革命，都应当根据这种以工人和农民为一方和以官僚势力为一方二者之间的矛盾来加以考察。由于在斯大林统治下在这些国家中实行了经济剥削和民族压迫，就使这些国家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剧烈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部在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中曾含蓄地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们说：“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作者还揭露了在共产党人中间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会反对克里姆林宫在波兰进行干预，也许就是这样才拯救了波兰工人阶级和哥穆尔卡，使匈牙利的悲剧没有重演。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因为坚持匈牙利工人进行反革命的干预而感到自豪：“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
匈牙利起义中的主要社会力量是工人阶级。有两件事实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在苏联军队摧毁了纳吉政府以后，工人组织了一次属于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最坚定的总罢工。由自选举出来的领导提出了下列纯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我们明确地说明，革命的工人阶级认为工厂和土地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要求自由选举，但是只应允许那些承认而且是一贯承认社会主义秩序的政党参加选举。”
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
“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作者们，自然不象某些人所错误地想象的那样，单纯而简单地为斯大林辩解，他们也列举了斯大林在许多方面犯的许多“错误”。其中有一条是谴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错误。”
当作者们谈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他们自己的革命时，这种字斟句酌和轻描淡写的遮盖做法就换成了只轻微地加以掩饰的做法。我们看到“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初期，①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①此处原引文脱漏“和中期”三字——译者
换句话说，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犯错误有二十年之久！这当然还是一个小错误，特别是如果你正好知道——象该文第一次承认的（至少是暗示的）——导致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惨败的右倾错误，就是直接受到了斯大林“错误的主意”的鼓励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好还是客观地研究一下列·达·托洛茨基和他建立的运动在过去和现在所持的真正立场，而不必去重复什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些陈词滥调。这样他们就会发现托洛茨，甚至在毛泽东发现有些不对头以前，就已经正确地反对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直到一九三二年为止所犯的“右的”或“左的”错误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想必知道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坚决捍卫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尼赫鲁的资本主义政权及其辩护士们的攻击。他们想必一定知道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保卫中国共产党而反对赫鲁晓夫分子的污蔑——这些人竟突然发现“战争贩子”和想“挑起世界核战争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而不是美帝国主义。当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连续不断的纯粹是斯大林式的污蔑的时候，当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由于中国的同志们竟大胆把他们的共产主义文件传到苏联，而且甚至是印成俄文——多么大的亵渎神灵之罪啊！——而传到苏联，因而将“分裂者”和“破坏者”的称号加上他们头上的时候，中国的同志们却用同样的污蔑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这很难说是无产阶级道德的良好的范例。同志门，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当《消息报》用了半页的篇幅来证明在同莫斯科争论的某些重要问题上第四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因而说在北京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集团”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却说支持他们的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代理人”，难道不感觉难堪么？
但是，斯大林的“错误的主意”并不仅仅限于在中国问题上，让我们回忆几个例子。斯大林曾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一九四三年以后夺取政权的斗争。正象一九四六年他反对毛泽东转而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一样，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吗？他主张越南也采取同样的投降主义路线，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吗？在斯大林时期，每一次利用自己的独立力量达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目的的革命，都遭到他的反对，中国领导怎样评价这一事实呢？
斯大林的某些“错误”侥幸地没有妨碍取得最后胜利。但是有些带有为患更大的“错误”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产生后果，应当怎样看待它们呢？中国领导人今天仍然相信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在德国问题上所主张的罪恶路线是正确的吗？根据这一路线，德国共产党的主要敌人和主要的打击对象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领导人同意斯大林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在西班牙问题上实行的阶级调和的、右倾的和机会主义路线吗？这条路线断送了西班牙的社会革命，从而大大地便利了佛朗哥的军事胜利。我们又如何看待西欧各国共产党在斯大林直接指示下所执行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并支持资本主义政府，帮助建设法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军队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路线呢？执行这一条路线的结果是破坏了工人阶级在西欧获得胜利的非常有利的条件。
这些“错误”的结果真是骇人听闻的。在这么多国家，在这么长的时期内一再出现，难道还能仅仅称之为“错误”吗？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把它称之为根本错误的政策不是更正确吗？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不需要象列宁探究改良主义者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那样去探究一下斯大林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吗？
官僚势力的绝路与共产党人的出路
正如这篇文章的作者们顺便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确成功地改正了或者防止了某些这样的“错误”，基本上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意。他们所以能够这样作并最后领导中国革命获得胜利，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比较隔绝，因而共产国际的控制鞭长莫及。但是他们知道，斯大林会有好几次直接干预中共领导，设法把他认为完全听命于他的人放在领导地位。这样，斯大林主义的国际机器在大多数共产党中进行了无情的干预，得以从领导岗位上除掉那些在本国的劳工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真正革命者，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克里姆林宫以一些背躬屈膝、奴颜媚骨地执行斯大林的命令的人代替了那些革命者，而不管这些命令是多么自相矛盾，是如何使国际革命运动的利益屈从于苏联对外政策的外交策略和一时的需要。
但是斯大林主义，作为集中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苏联的官僚势力服务的一种制度，只是在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大大后退和遭受严重失败为特征的时期中的某些具体客观条件下才可能建立。如果这些条件改变了，斯大林主义就会陷入危机。这在目前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两个过程已经使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受到致命的打击。一个是强大的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世界革命的高涨。另外一个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已经使苏联无产阶级、苏联农民同苏联官僚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完全改观。
自从一九四八年的铁托危机以来，特别是自从一九五二年①斯大林逝世以来，斯大林主义的这种世界性的危机继续加深了。苏联的官僚主义分子为了挽救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他们的统治的基本要素的那些东西——经济特权和对政治的垄断——被迫对苏联群众恢复的苏维埃民主的要求作出一次又一次的让步。一九五六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放弃对斯大林的迷信，就是这些让步中最重要的一次，它在斯大林主义的国际统治机器中引起了种种最严重的矛盾。
今天，不论在苏联或者在东欧工人国家中，都不存在任何恢复这种迷信的客观基础，对于斯大林在党和党的干部问题上说过的一些话或这些话的真正含义所作的那些拜占庭式的推测，苏联群众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但是，他们特别关心的是如何防止那种仅仅因为工人上班迟到二十分钟就可以判处苦刑的制度死灰复燃。他们特别关心的是如何防止那种借工业“巨大症”之名无情地牺牲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制度死灰复燃（在这种工业“巨大症”之下，由于官僚主义分子管理不当而造成令人痛心的浪费现象）。他们也非常关心如何克服斯大林时期开始的不人道的房屋恐慌，他们越来越关心直接参与对经济和国家的监督和管理，而这种权利的行使在斯大林统治下完全受到破坏。
①应为一九五三年。——译者
当他们听到中国领导人说《列宁主义万岁！》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领导、关于普通工人所行使的最高职权的教导，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第一种从建立的那个时刻起就注定要消亡的国家形式的教导。但是，中国领导对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提出的这些重要论点却很奇怪地只字不提。
在群众的这种越来越强烈的情绪面前，苏联官僚势力中任何同现实保持接触的人都不敢随随变变地来“为斯大林辩护”了，因为这样做必然会使他们脱离广大党员和工农群众，并且很可能立即在国内促成剧烈的政治危机。同样，任何同“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有关的政策，都会使苏联官僚势力的任何部分成为一个“集团”而陷于孤立。企图笼罩在官僚势力上部的阴影结成联盟来反对苏联的一切真正的社会力量（包括官僚势力本身中的大多数人在内）都是白费力气。追求这样一种“联盟”，不会产生别的结果，只会陷于孤立和完全失败。同样，今天也不存在客观的基础，可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成立一个听命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国际派别。南斯拉夫在自己吃了一些亏以后才发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自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一个两方面的过程一直在影响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同所谓“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同时发生的是越来越明显的右翼倾向已经在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中出现。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批评了新改良主义的，即新伯恩斯坦主义关于“通过逐步的结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的、议会的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由于他们谴责了试图说服美国工人和黑人应当支持民主党——这个党恰恰就是最粗暴地进行种族歧视的南部反动政客的政党——的这样一种罪恶政策；由于他们猛烈而正确地谴责了丹吉领导集团向印度资产阶级投降的可耻行为；由于他们主张拉丁美洲群众应当遵循古巴革命所照亮的道路；一句话，由于他们总的说来主张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比较左的政策——虽然往往并不是完全正确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并且捍卫了列宁关于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教导，他们已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层队伍中赢得了很大的同情，并且还会赢得更大的同情。
但是这些党的广大党员群众也十分明白，通过“为斯大林辩护”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任何企图这样做的人，他们只能为他感到难堪。试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既无助于他们争取共产党积极分子采取中国的立场，也无助于他们实现在各自国家的群众中取得更强大的地位这一任务。这种路线也会使他们脱离工人国家中真正的左翼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之所以反对赫鲁晓夫，并不是因为他实行了“非斯大林化”，而是因为他作的不彻底！既然最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一般都是所有这些共产党中最能独立思考的人，因此，主张“回到斯大林”而不是“回到列宁”的奇怪“运动”对他们理智是一种侮辱，同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无产阶级本能直接抵触，并且引起他们必然要表示出来的反对。
因此，官僚势力为斯大林极力辩护的手法，只能走入绝境。就是在中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的共产党人也将日益具增。在中国，象在苏联所已经出现的情况一样，成立国际派别的努力将在那些发动这一运动人们中间造成强大的压力和种种矛盾，从而产生严重后果，十分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纲领！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今天的出路是很清楚的：要么就是退回到斯大林，完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群众，并且越来越多脱离资本主义国家中先进的积极分子和左派共产党人；要么就是朝着列宁前进，根据工人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需要和愿望，根据今天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需要，完全恢复列宁主义。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再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过渡时期的若干问题
列维奥·麦丹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态以及《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的各篇文章所表示的态度，使我们能够更明确地分析中国领导人的方针及其意义，同时可以从中了解到若干更具有普遍性的有关问题：
莫斯科条约和“领导国”
中国共产党人不在莫斯科条约上签字，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已经就这个问题明确表示了它的态度，①我们这里就不再赘述这个条约的拥护者所提出的论点，他们实际上不是忘了就是低估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大谈不存在或者次要因素。我们这里仅限于答复主要由一些共产党人士所提出的论点。
有人说，原则上反对妥协是愚蠢的，又说实际上中国人反对这个条约就必然成了极左派，走上了多少象决定托洛茨基在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的的那种冒险主义。姑且搁下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事件不谈，因为有太多的人不根据历史批判的精神研究这个问题，而是仍然试图无耻地利用这件事。论第四国际或者中国人都没有根据抽象的标准确定他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根据具体的分析而决定的：这样一种妥协是否对全体工人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有利？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统一书记处的声明已经阐述了这方面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条约暗含着一项没有写入、但是很重要的条款，它牵涉到苏联保证不把核武器和核秘密交给中国（这是违背一九五七年的协定的）。归根到底，这个条约对（停止）核军备竞赛是不起作用的；而对群众运动，特别是各种反对战争的运动却是危险的，至少是大成问题的；从两个大国之间核均衡方面来看这个条约无论如何是危险的（继续地下实验一般认为对美国是较为有利的）；再从各工人国家阵线内部的反应的角度，甚至“从苏中两国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条约也是彻头彻尾地起着消极作用。
而且以后发生的论战证实了苏联态度严重的牵连。苏联领导人不仅要求其他工人国家主动地参加这项目自始自终他们一手包办的交易，而且他们公然宣称苏联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各工人国家的唯一核卫士，甚至说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人领导才有资格判断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和他的亲信曾经屡次谴责“领导国”的概念，说它是斯大林时代的遗物，但是这次他们又重新捡起来这个概念，态度粗暴无过于此了。
关于这一点让我们说的更清楚一点吧。谁也不会说原则上所有的工人国家都必须拥有核军备，无论是由于它们在经济上作出较大的努力而获得核军备，或者由于接受苏联的核武器。问题在于不论哪种情况都要在一定的形势下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应从工人国家系统的总的利益来衡量有利与否。但是这里同时还引起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每当一定情况发生时，将由谁来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共同利益以及采取怎样的方式来作出这个决定？
本文作者曾听取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士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他们说，目前的分歧连带地产生了各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领导的问题。人们可以把这个阵营设想为一个应当努力克服国与国之间分裂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共同的机构，一种应该决定什么是符合最高利益的国际领导，例如是否应当考虑和签定象莫斯科条约那样的条约。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把这个“阵营”设想为各工人国家之间的联盟，各个工人国家各自独立，各有各自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苏联可以代替大家做主，那么中国就完全有理由肯定它有权拥有核武器，如果认为必要的话。
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很早就根据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工人组织的概念作出了答复。很明显，现在这个问题以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度提了出来并且牵涉到无可比拟的重要实际问题。让我们重复一遍：问题不在于抽象地“殷切期望”重新肯定一项正确原则，而是必须了解这一具体的政治需要。如果现存的各工人国家——在今后几年内很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工人国家——不能够建立一个共同的领导，在平等基础上的协调关系，那么必然会产生完全消极的后果，因为一些极为特殊的利益将占上风，并且反对资本主义的阵营将发生不和、裂缝、甚至分裂。解决这个问题的先决条件是——我们承认：考虑原则性的解决办法和一般的准则要比保证一项有效的执行容易得多——真正埋葬掉苏联的霸权或者更精确一些说埋葬掉苏联的官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各工人国家的阵线能真正地象一个同心同德的集体进行活动。
不管中国人提出的论点如何特殊，论战方式如何歪曲，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时，客观上是起着进步作用的；何况他们在实践中已经粉碎，并且还在粉碎着苏联官僚机构的霸权。
中国人和两次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在《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九月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谈述了中苏分歧的经过，苏联方面至今没有如此加以否认。这样我们对两次共产党会议，特别是对一九六零年莫斯科会议①所作的分析便得到了十分明白的直接的证实。说明苏联共产党确实提出过第一个草案和中国共产党提出过修正案，特别证实了早在一九五七年中国人就对赫鲁晓夫一帮人的右倾立场进行了批评，而通过的文件，至少在若干根本问题上，是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就是这些说明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正如《红旗》和《人民日报》所声称的这些文件是妥协的产物，那么他们为什么一直把这些文件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宪章呢？
①见《第四国际》一九六一年七月号，在那一期里我们主要地写道：“显然，在若干问题上是取得了妥协。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解决的办法是采取或者重复含有相当灵活性的方案，还有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了让步或者暂时地接受了服从多数的纪律。
让我们举例来说，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辩论，这个问题牵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观念的主要准绳是否依然有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大家知道的。但是能否考虑在理论上作出一个真正的澄清，从而设想采取基于一个故意含有折衷性文件的适当路线（现在我们熟悉了这种折衷的确实原因），一个并不概括问题的各个主要因素，而能适应摸棱两可既承认和平道路，又承认革命暴力道路的文件的适当路线，这样做有无可能呢？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十分合适的，特别是经验已经表明各国共产党任意利用一九五七年圣经和一字不差照抄的一九六零年的圣经。据我们所知，除了两三个例外，没有一个共产党说过，根据本国具体条件必须采取非和平的道路。唯一的论调代替这种摸棱两可路线的主要是主张下列共产党采用和平和民主的道路，它们是：处在多少遵守宪法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下的意大利共产党、处在社会和政治条件完全不同的印度共产党、忙于对付戴高乐主义的法国共产党、议会日益成为无耻大骗局的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梦想出现一个静悄悄“和平地”埋葬佛朗哥政权的倒霉的西班牙共产党。
第二个例子是有关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在这方面也有了某些折衷的方案和应付中国批评所作出的口头上的让步，但主要是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这样一个众所瞩目的方案使这个声明漏出了缺陷。谁也没有具体地解释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上什么，一九六零年的文件不敢明确地把这个方案应用到当代唯一最恰当的经验、即古巴的经验上去，同时迄至目前也没有人想到把这个方案应用到阿尔及利亚经验上去，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有意义的。如果一个方案被认作是对殖民地世界动荡的现实进行了解的标准，同时又被认作是基本的战略远景，而被认为不适用于六十年代的两个重大革命，那么这个方案还有什么用处呢？人们是不是以一种动听的社会学分类的方式，来象授奖一样把这个方案给予想拉拢的某个民族资产阶级盟友呢？
事实上只有大大越出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零年两个文件的范围，才能对殖民地革命的当前重大问题给予一个答案。中国人恰恰不谈这个问题，这就表明他们的局限性以及他们的矛盾之处，本文在后面谈到这一点。
中国人是斯大林分子吗？
九月十三日《关于斯大林问题》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不过在这篇文章里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对斯大林神话的破灭所表示的态度比过去任何文件，包括二十五点建议在内，有了更加充实和更加明确的发挥。
总之，奉命写这篇文章的作者的论点如下：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起，赫鲁晓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修正主义的路线。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是这个总的行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右倾和向机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的障碍。
我们的读者们肯定知道这篇文章所谈的细节，我们不必要重复。中国人在文章中所忽略的是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双重性，仅从赫鲁晓夫集团的主观愿望来看，这个双重性的矛盾只是表面上有矛盾。我们的运动当时就会指出，如果说二十次代表大会一方面标志着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小心翼翼的“解冻”之后，在非斯大林的道路上跃进了一步，另一方面二十次代表大会对自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加以如此公开而又完整的形式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加以理论化了，而对战争的问题给了一个“新”的概念，通过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第二重性立刻可以看清，这次大会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十分显著地加速向右转。同时很清楚：赫鲁晓夫企图通过非斯大林化进行一次改革运动，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和保卫官僚主义政权。但是事实是不管那些领导人的意愿如何，攻击斯大林却触发了迄至目前还隐藏着的或者叫做地下的冲突和矛盾，打破了坚如磐石的局面，动摇了深刻的爆炸性的力量。一方面陶里亚蒂和哥穆尔凯等所代表的右派力量为二十次代表大会喝彩，他们无论在肯定国际运动斗争中采取极为温和的手段方面，或者为官僚主义制度进行聪明达理的和“现代”的辩解方面，都完全按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国人希望抑制右派修正主义的因素并且担心斯大林神话的破灭会为“修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在这里修正主义应加上引号，因为中国人甚至把实际上不是修正主义的批评和概念也看作是修正主义，主要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问题上），他们于是对不同性质的两个方面不加区别，过去和现在都竭力抵制二十次代表大会。①
①中国人似乎不愿或者说忘掉了主要的一点：早在斯大林时代就有许多共产党实行了“和平道路”的方针，虽然它们始终没有明确地把这一点加以理论化。还有一点不用我们多说：即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的路线至少也和他的继承者们的路线同样地右倾，但是他的继承者们在国际的革命形势压力下有时还不得不调整调整他们的调子哩。
那篇论斯大林的文章所作的判断和表示的立场，由于错误的分析其意义从根本上被削弱了。的确，在本质上错误那些判断和立场的提法，本身就是矛盾重重，而在战术上是糟透了的。这里我们不需要指出为什么他们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今后不仅可以从我们运动本身的角度、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出发来对斯大林的作用所做的若干分析、对若干扼要的总结和特别是辩护士的总结进行批评，而且也可以考虑若干自命为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所作的研究和作的结论。①总之，不管怎样我们随时准备着和任何人就这个问题进行最充分的讨论。顺便说一下，这还必须是避免像某些人打算攻击我们的那些诽谤手法；最近的一些情况表明，中国报纸的编辑和莫斯科报纸的编辑们在这方面并无多大的差别。②
其次我们说：“他们的提法矛盾重重”，因为中国人的文章一方面说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真正的罪行；另一方面他们硬说总的评价仍然是积极的，斯大林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仅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即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也不能认真地认为是一个例外或者偶然发生的事。文章在谈到中国经验时肯定地说，”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能够避免斯大林错误的消极影响。这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对像中国革命这样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在需要作出决定性选择的时候竟会犯了错误，岂不是笑话！如果回想起这位大人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后在俄国所起的作用，和他对南斯拉夫革命的敌对态度（甚至中国领导人也承认：那时（南斯拉夫）革命还没有受修正主义的感染），那么真不知有什么“积极”的总结可做了！
我们不想多说，中国人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态度连带产生什么样的危险的战略影响。显然，对斯大林问题这样来进行论战，是不会引起殖民地国家的战士和干部多大的兴趣的。他们主要是按照反帝反资本主义斗争当前具体的方针来确定他们的态度的。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特别是在不管怎样最有生气的一些共产党，例如意大利共产党里，对斯大林的怀念只是给予右派官僚主义者以武器，他们有意把中国人说成是过时的斯大林分子，以方便冲淡一切对他们可能不利的东西。最后，我不知道中国人根据什么说苏联人“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大家知道事实正好相反，反对赫鲁晓夫的危险趋向确实在发展，但是并不是为了要重新回到过去的时代，也不是要有一位他们亲身经历过其“错误”的那样领袖，他们要求的是远远超过赫鲁晓夫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一个反官僚主义的革新。
由于在这方面需要等待，最近的一些国家文件再次推动所有那些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的目前概念说成基本上是斯大林式的并且打算用中国行将生活在它自己的三十年代来解释这些概念。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分析时，起码有个义务不要局限于表面现象或者局部的现象，不能忽视某一特定现象的真正客观意义。③
①请阅读《世界展望》杂志第三期刊载对关于斯大林的文章中若干论点的答复（作者：厄·杰尔曼）②我们指的是九月六日和十三日中国文章的若干段落和苏联《消息报》发表的文章。互相指责对方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对一些工人国家中官僚主义蜕化现象进行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③我们这里不谈赫鲁晓夫式的和陶里亚蒂式的批评，他们扮演反斯大林的角色，但他们的评价中却有过不少飘忽不定的地方，包括一九五六年以后的评价在内，他们自己也用过这样的公式：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管怎样对斯大林总的总结并不那样否定。
我们的国际运动在十五年前首先就懂得并强调指出过南斯拉夫和克里姆林决裂的全部意义。因此一开始也就能够懂得中国革命的深刻逻辑。的确我们的国际运动既分析了这个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意愿的革命的胜利发展，而且也分析了中国工人国家形成中所发生的斯大林体系的整体化的分裂的客观意义。这个国家必然会成为一个新的革命倾向的磁极并且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中种程度的共同领导权问题，至少在某一势力范围内是如此（在朝鲜战争时这一点很快就明朗化了）。甚至有若干年中国似乎曾接受过斯大林的领导并采用了斯大林的方式，但是斯大林系统的基础在客观上已经遭到破坏。如果说我们不把斯大林主义的概念局限于发号施令的方法，或者局限于恢复若干死板的规章制度，而是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官僚主义蜕化达到极点的一种特殊形式。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日最深刻的逻辑和最有害的表现在于：要国际运动的迫切需要服从于以斯大林为最高代表的苏联官僚机构，那么中国革命、中国工人国家的成立及其逐渐加强，拿客观事实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反斯大林，而目前发生的事态只不过是这种固有的深刻倾向愈来愈有力地发展而已。
让我们再说得明确一些，目前中国人主要在上述各篇文章里一再重复的中心思想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不应当把它自己的方针和兴趣强加给大家，不容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例如苏联共产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确定了新态度，所有的共产党都必须自动遵循这一转变。九月六日的文章借着评论苏联人会受到批评和不得不放弃一些次要而保存主要的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时，这样解释说：
“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一点也批评不得、苏共领导说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这里所打击的目标就是国际运动斯大林概念的根本东西。①
①不少共产党的领袖们，特别是人民民主国家党的领导人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斯大林分子，尽管他们是跟随着赫鲁晓夫的，因为他们自动地跟在苏共领导后面谴责中国人对苏联犯了大不敬畏。
人们可以注意到中国人是最后才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公式的如果说这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有官僚主义的概念，那么同时也表明必须看一看在这些公式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事实。自相矛盾的是中国人愿意做“社会主义阵营”的循规蹈矩的成员的同时，实践中他们已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反对苏共的路线，从而在实际上已为苏联监护下的整体化敲起了丧钟。
若干时期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里，一个党开始趋向于用多数派或者少数派的名义讲话，不仅在国际问题上，而且在国内问题上也是如此，那么这种倾向还不是斯大林主义者或者新斯大林主义吗？②关于向党员和舆论报道情况方面，中国人通过在他们报纸上大量登载了所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给苏联人以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上了一课；而莫斯科，在这方面却吝惜笔墨，甚至以自由主义保卫者自居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也极为吝啬的，在他们的报刊上现在登载中国消息的版面比那些最庸俗的社会新闻还要少，以上这些情况人们能否忽视呢？
②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经查核应为十八日——译者注）广州《南方日报》登载一篇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文章写道：
“在正常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是我们决定问题的根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不需要倾听少数人的意见。在特殊情况下，正确的意见会在少数人方面，因为真理往往是被少数人首先发现，但不可能马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这家报纸举了一个具体事例，又谈到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个观念，它设想一个党委书记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因此他得执行他所属党委多数派的决定（见该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谁说了话就算数？》一文）
我们主要要考虑的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国内政策。我们不可能根据真实的论据来证明中国目前实行的经济政策具有斯大林政策的主要特点。这方面只要提醒一下这样的观点足以说明：他们的方针建立在农业目前是基础，是首要因素这一观念上的；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的指标具有现实性。这里我们不拟讨论中国应该如何才能摆脱严重的困难和取得更为充实、更为平衡的经济发展。我们只限于强调指出，任何同三十年代斯大林政策的比较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还要说，不管狂热的加快建立公社运动带来什么样的损害，在这方面无论是使用什么方法的性质，或者及时地计划后退步调的能力方面，都是不能和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相比的。再者，一般地说来，同农民的关系也远非建立在斯大林时代实行的那种标准基础上的；只须谈一个中心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由于报导实际上不充分而受迷惑的话，交给国家的农产品价格的规定似乎不完全有损于农民，这是和苏联在很长一个时期发生的情况相反的。
至于和群众的关系以及官僚主义的问题，中国人的概念是受到可以说是家长主义的概念影响的，他们强调的是说服而不是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灾害的几年中极其困难以及在公社运动的错误情况下，没有严重的冲突，也每进行过大规模的镇压。
还有，最近中国报纸重新强调必须实行目的在于防止干部、领导人和群众之间隔阂的措施。例如《红旗》（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新华社每日电讯转载）写道：“官僚主义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要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我们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工作。要确定和实行（查原文为”坚持和建立“------译注）那些能够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这方面，党所采取的重要制度之一，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里的引言和原文略有不同，但意思一样——译注）
前面谈到的是广州报纸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官僚主义特权进行讨论的一个反应：“你们又说，当干部辛辛苦苦为群众办事，多享受些也是心安理得的。同志，你又错了，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如果全总向你反问一句：‘同志！你干革命是为了这个吗？’你该怎么回答呢？我想，你是不可能作出任何使群众满意的回答的。”①
再强调一下：把官僚机构作为为社会阶层而对之进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中国人对官僚主义所作的批评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要冲淡这种差别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怀念斯大林主义的人确是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也不会写下这样的文章。
让我们简单地再谈一下另一个问题，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的方针问题。我们曾经好几次指出中国人的文章对殖民地革命程序的确实性质的说法远不是严密的。而且象二十五条（建议）这样的文件在谈到什么社会力量可能参加殖民地革命和他们之间互相作用方面，说法相当含糊。若干特殊的态度——例如关于苏加诺——也曾受到我们运动的批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人提出了不断革命论，这和永久革命论是不无有关的，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通常采取的态度比苏联领导人更具有危害性。一家中国报纸写道：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团结他们支持民族运动的一面，但是必须坚持同他们妥协投降、反革命、反人民的一面做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独占革命的果实，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一致的，只有民族斗争的胜利，才谈得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也只有实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才能获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因此，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不但应当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而是要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并力争为领导力量。他们要反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要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而奋斗，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彻底消灭民族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
①“共产党人的物质生活观”（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三日）。
此外我们提一下：中国在一九六零年决定他们派往几内亚的专家的待遇要和当地的干部一样。
②见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郭青云写的文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如果具体研究一下老挝的局势，在获得可靠消息的情况下可以说：正当克里姆林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彻底进行妥协的时候，受中国人影响的老挝爱国站线党的路线事实上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这样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实际上拒绝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
这一切既然是真实的，那么中国今天的客观条件---即其持续的落后性---能否倾向地决定一个象苏联三十年代时那样的方针和发展呢？这就是目前的态度和总的概念之外和斯大林主义类似的基础。
首先，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极端的官僚主义的蜕变不仅是国内落后状态的结果，而且是许多因素的化合：落后的状态、国际的形式、群众当时的精神状态（意志消沉、社会分化等等）、方针以及干部和领导人本身对大部分崭新和甚至未预到的许多问题的理解水平。明显的是，如果经济不发达的因素是唯一具有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在南斯拉夫就有出现一个和苏联国内同样或者更坏的斯大林式的政权的前提，同样大小，同样规模的事也能在古巴发生。
事实上在当前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际条件，当我们谈到国际条件时，我们把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已被推翻的国家所取得的十分丰富的经验也包括在内。在一般成为当代历史现阶段特点的革命高涨的形势下，以及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官僚化经验的辛酸的教训中，我们明白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什么采取断然反对斯大林的态度，或者在本。贝拉领导下的阿尔及利亚革命发展过程中采取同样态度的原因。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如果相信中国的经济条件能够由于这些经济条件的本身行动来决定，在其本国特点的情况下重复斯大林的经验，那是荒谬的。
我们说“按照本国的特点”，因为还存在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官僚主义和官僚化的危险是和任何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社会的特点是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不够，缺乏领导和革命组织或者纵有也不强。从这个意义来说，正如在古巴存在的一样，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官僚化的客观基础。可是我们却不能把官僚化和斯大林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
事实上斯大林主义是历史上官僚主义蜕化的特有例子，是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甚至在唯一的条件下发生的。就在苏联，斯大林逝世迄今已有十年，可是官僚政治继续统治着苏联，不过方式，方针和远景和斯大林时大不相同。在没有跳出官僚主义圈子的南斯拉夫经验，过去和现在的特点是具有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来还会有其他变种，会从“古巴”型---那里的官僚化已经受到限制-----直到新的畸形型的各式各样的经验，会出现极度的限制，甚至严厉的镇压。但是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作出这样认真的肯定：中国的经验目前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出现的蜕化形式相同，或者在将来可能有与之相同的倾向。根据所有最有价值的因素作出的结论和预测都与之相反。
南斯拉夫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我们已经好几次谴责中国人对南斯拉夫人的指责过于简单，并谴责他们把南斯拉夫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面队《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新文章，不能只限于谴责那些令人容忍的论战方法，因为这篇文章罗列了一系列的论点，硬把自己装扮成颇有社会学的特点。
这些论点需要另写专文来详细地加以研究。无论如何这篇文章的结构是可怨的，文章从若干真事实的出了专断的结论，粗暴地歪曲了事实，运用了大量的怪诞的社会学概念；人们很想了解为什么要对南斯拉夫进行批评，也想了解中国人自己的弱点，而文章的主要论点却很肤浅。例如南斯拉夫是有很大一部分土地仍然属于私人所有，这是真实的；可是，第一，如果不是考虑土地面积，而是象应当做的那样考虑商品粮的生产，这个比例已经有很大的改变。第二，如果大部分土地私有的标准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那么波兰也将牵涉在内，而迄至目前中国人似乎并没有对波兰的工人国家（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提出异议。如果南斯拉夫确实让市场规律过于自由地起作用，但是说它不再有计划经济，那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明显的是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来，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现象只占国民经济极为有限的一部分。如果说给予企业过度的自治权产生了一系列的危险现象，也只有在专断地只谈一点不及其余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些企业比做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我们完全知道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总的说来是有限制的，不过限制的程度使人们无法绝对避免国民收入分配十分有利于厂长、经理等人。但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忘掉了在斯大林时代极端的集中和毫无工人委员会的情况下，相反地并没有阻止厂长们独揽大权以及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作者们应当对我们说，按照他们的见解补救的办法是否是：取消一切形式的工人委员会和企业自治制度，或者相反建立高度的质量水平的工人管理机构和集体领导机构。
最后，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会现状抄来，但是又把它硬套在一个经济和社会条件完全不同、一个实际上产生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的跃进的国家的这个离奇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什么东西呢？无疑地具有新奇浮夸的这个概念是这样的一个古怪的大杂烩：即无意识地把过去对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所作的分析同若干极左集团的生硬概念所作事实的对比掺拌在一起。的确，按照中国编辑们的话来说，南斯拉夫是什么“特殊种类的国家资本主义”
更糟糕的是关于南斯拉夫这篇文章末尾有这样一段令人不安的话：“我们看到的却是苏共领导正从各方面（FNTOUSPOINTO）①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商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而且九月六日的文章把苏共纲领说成是一个“维护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是否需要这样强调指出呢？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真敢于把南斯拉夫替罪羊的新社会特点转嫁于苏联，那么他们便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犯了重大错误，从战术角度来说，这种错误便使他们陷入站不住脚的境地。
①英文称为：INEVERYWAY（意思是“完全”或译为“各方面均可——译注）
过渡时期的争论
在中苏冲突以前有南（斯拉夫）苏冲突以及为时短暂的苏联领导和波兰领导之间的冲突，因此中苏冲突值得我们全盘地来考虑。的确，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的相当先进阶段，同时一系列十分丰富和复杂的现象说明分歧、冲突、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一点，有一些表面上看法的一致正在形成中；例如意共领导人最近会就这一性质的论点展开了争论。然而人们过于经常地限制在完全一般化地提到“具体的条件”，而实际上这些条件只是为了避免触及问题的核心而使用借口，此外人们还认为好象就是这些具体条件才引起战术、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不是根本上有利害的冲突。但是用马克思唯物论来分析问题的人完全知道，即使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冲突和矛盾①恰恰是由不同的或者对立的利益所决定的，因此无论理解或者确定一个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用机械的诡辩、拙劣的经验主义、纯粹的辩解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苏联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这种做法还不是斯大林和他的学派所做的最坏的事。
在斯大林时代，一个工人国家构造的形式是根据一个严格的模型而拟订的，但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十五年和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胜利后的几年之后，目前的景象表现为过去有极大的不同，而且还有着趋向更大不同的倾向。的确，随着集体主义的制度向世界范围内的扩大，会产生过去其他过渡历史时代会发生过的事。首先是由于多种因素的渗入，可能在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条件下出现量的跃进；其次至少在我们已知的初期阶段上将会出现极其不同的基层结构；最后，政治结构本声将表明是各自不同的，而且分化可能愈来愈显著（我们这里考虑的是较短的和中等的期间之内）。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摩擦、冲突和矛盾。解决所提出的各种不同问题的办法并不一定是唯一的，从而也不一定是最优越的，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可能按照肯定了利害冲突或者甚至是由于判断错误向明确起来，而判断错误永远是可能发生的。
这一特定由于下述情况显的十分合乎逻辑和必然的：目前现有的各个工人国家——古巴工人国家部分地除外——不是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地表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领导，而是由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官僚化的机构领导的，因此他们不是从群众的真正利益和发展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的角度，而是用他们特权眼光，从统治的官僚阶层的利益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的。
①大家知道，毛泽东会曾使用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来区别阶级矛盾的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存在的矛盾。撇开术语不谈，我们要说，这是历史上崭新的、具有新的社会内容的矛盾。
让我们举个例子，苏联的官僚主义在目前阶段主要关心的是寻求和帝国主义妥协，以便苏联世界范围地考虑一个不那么具有爆炸性而比较“控制得住”的发展方向，部分地缩减它的庞大的军事费用，从而能向本国的群众在经济方面作出重大的让步，苏联可能对集中力量向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提供经济援助感到兴趣，当然出于同一战略范围的考虑，甚至不惜牺牲对一个象中国那样的工人国家的援助，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需要的援助规模(很大以致带来了一个为难的问题)，另一方面苏联官僚主义无意希望见到中国加速地强大起来。苏联可能对推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某种经济发展感到兴趣，例如鼓励农业部门，而不是促进工业部门。战后最初纪念的经验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一些最初经验（同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冲突）表明，不能保证苏联官僚主义会努力寻找解决办法，不去符合它私自的利益，而去符合国际计划化、国际合理分工和谐发展的总的需要。
在更为广泛的经济发展方面，苏联的领导首先关心的是它领导的国家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把整个工人国家系统的迅速发展的需要放在第二位。如果有人可以用极为一般和抽象的话来肯定，说这两者并不互相矛盾。原则上，苏联经济进一步发长可能对整个体系有益，反过来也这样，这个体系更为平衡的发展为苏联的壮大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可是在作具体决定时，情况就不同了：冲突始终是可能的、可以设想得到的，而且实际上已经发生了。①现在稍微重新谈以下关于核军备的争吵，苏联可能充分有理地对中国抽象说：你们没有必要付出重大代价，我们将是大家的（核）卫士。但是实际上，就如同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相信，在核军备没有被摧毁之前，对中国来说唯一可以依靠的保证就是自己拥有核军备，即使牺牲一部分正常的经济发展也再所不惜。
最后谈以下我们的一些文章中会多次提及的分歧的一个中心问题，由于苏联达到的水平以及考虑到“保卫官僚主义利益”这个因素的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上，即世界范围内的两种制度的历史性斗争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在同美国进行经济竞赛将取得射干那里。但是人们也同时了解到为什么中国人特别要强调群众革命斗争的因素以及甚至在最具有决定的军备方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进一步向这个方向推进。因为他们领导的是一个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这个国家会经受到、现在还在受到帝国主义最直接、最粗暴的压力，从而使他们不得不考虑他们的经济发展，在集体制度地理的限制条件下，会造成如何的严重后果。
①苏联一些领导人大叫大嚷地反对中国人的说法，而赞扬国际分工。中国人说，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以自力更生为主。不幸的是，对苏联一些领导人来说，问题并不在于肯定一项抽象的原则，而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要核对一下苏联在这方面的政策的现实一怎样。刘少奇在平壤发表的演说中有一段重要的讲话强调了这一点：“谁都知道，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但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无论如何，国际分工和生产合作，绝不能成为反对自力更生的借口。”
“争论的实质并不在这里。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并不是真正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不是真正希望通过彼此需要和互利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合作来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他们只不过是打着这些好看的幌子，效法资本主义各国关系中损人利己的做法，阻挠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自主的民族经济，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依附他们，在政治上受他们的控制。”（新华社，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日）
尽管刘少奇会不高兴，但是还得指出，这里有些论点相当接近于南斯拉夫一九四九至一九五零年的说法。
中国的领导也是一个官僚主义的领导，它有本身的具体利益。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从来没有隐蔽这一点。但是客观上重要的是中国官僚主义的领导受着不同于赫鲁晓夫领导的那种推动的因素，由于这些推动的因素，它对一些重大问题采取了在客观上更为进步的态度，更加接近于符合保卫工人国家系统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真正需要的。这就是在中苏冲突中我们所持态度的基本原由。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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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成时，中国人广播了《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篇关于苏共领导人对殖民地的革命的政策的新文章。
一九六零年以来他们用隐蔽的方式部分地（请阅《第四国际》在那时发表的一些文章）所作出的批评，在这篇新发表的文章里说得清楚得多，更有条理些。当然我们不能同意文章提出的所有论点，也不能忽视中国人的态度继续包含着若干严重的缺点，也不能对再一次不适当地、专断地、错误地使用斯大林的引言保持沉默（而且中国这样做是忘掉了这同一个斯大林首先对中国革命所采取过的态度）。然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概念、把革命斗争从属于苏联领导人政治的需要、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夸夸其谈、关于对不发达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方面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合作的可能性等等所作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妥当的，并且和我恶魔内运动所做的批评想接近。
此外还得加上一句话，中国人还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谈到赫鲁晓夫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政策一直到埃维昂谈判之后才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特别谈到法国共产党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背叛，而《真理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会赞扬法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态度。几乎就在同一天中国的新闻稿上还登载了阿尔及利亚领导人乌茨加尼在向中国学生演说时谈到法国共产党机会主义的态度。关于这个批评，真不知苏联报刊怎么来反应！
我们并且注意到，对什么是殖民地革命作用这一问题的争论中，中国的文章说明，今天亚，非，拉美进行的革命给帝国主义以直接的打击，而苏联人指责中国人把殖民地革命认为是根本的和决定性的是过于夸大的。中国文章说，世界的矛盾警钟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文章接着又说：“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式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美国（按原文为“北美”——译注）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原文还有“和北美”字样——译注）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载法文版《第四国际》一九六三年十一号第二十期）
毛泽东主义和新的斯大林迷信
托姆·克里
中国人最近公布了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这份起诉书以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项声明的全文刊载在二月七日的《北京周报》上，文章超出了标题的范围，把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描绘为一切时代中的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断言“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声明试图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一直到目前为止的分裂和分裂主义者作一番历史的回顾。文章的主题以前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科学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了。那就是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修正主义”就起来折磨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时既是这样，那就会贯穿始终。
周扬争辩说，既然每件事都有他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传播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它的对立面修正主义，不仅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注定要反对修正主义，连列宁在他的时代中也被迫接受修正主义的挑战。而且根据周的辨证法，这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命运，“也是斯大林的命运”
周扬认为“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上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有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他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
我们不得不向周表示歉意的是，这里仍然存在一个引人注意的讨厌的问题。决定谁是谁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周有一个现成的答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否定了斯大林。周肯定地说“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根本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根据毛泽东对历史发展的论述，分裂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有必要确定标志着赫鲁晓夫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辨证地转变成它的对立物修正主义的精确时刻和具体问题，在名为《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中，这样的时刻和问题都被指点出来了。原文如下：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反对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和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分不开的。”（黑体字是我标的）
本文特别要提出的中苏分歧的一方面就是那种企图在世界范围内恢复、复活和重建“对斯大林的迷信“的努力。一切国家——我重复一句，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会曾经为了长期以来毒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的源泉的那种斯大林主义病毒付出重大代价。在布尔什维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聚集在列宁的解放旗帜之下的千百万工人积极分子，在斯大林派夺得政权、扼杀工农苏维埃、阉割列宁的党并把他们的罪恶统治扩大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后，有的腐化、有的堕落、有的被残酷地出卖了。
首先断言那些现在盘踞着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的继承者“全盘否定斯大林”显然是夸大其词的。他们为了本身的原因和利益，只不过被迫把帷幕挑开了很小的一角，而这个帷幕长期以来遮盖了那个亵渎列宁的美名、玷污布尔什维主义引以为豪的旗帜的笑面屠夫所犯下的无数罪行。斯大林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是残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中包括成千上万忠实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杀人犯。中国人在他们发队赫鲁晓夫牌的“修正主义”和恢复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由于企图领导一个“回到斯大林”的运动而使他们自己的事业遭到巨大的损害。因为今天赫鲁晓夫所主张的修正主义观点，没有任何一点不是以斯大林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所提倡或主张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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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全世界的共产党行列中，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臭名昭彰的机会主义政策和作法，越来越表现出不满和反对的情绪。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分裂，更多的分裂正在露头。中苏争论所引起的问题，一直是酝酿这种分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北京在二月七日的文章中公开号召扩大这些分裂，并且鼓励、推动和支持“宗派主义者”。
企图“回到斯大林”的这种作法，旨在把反对克里姆林宫“修正主义”的意见纳入以毛泽东官僚统治的需要和利益为根据的严格规定的范围之内；是要通过坚持建立和维护这样一种道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便制止对争辩中提出许多基本问题进行毫无约束的讨论。如果这种作法获得成功，那就只能有助于用对毛泽东永远不犯错误的个人迷信来代替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在这种个人迷信里，所有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有争论的问题都要由迷信的领袖独断决定。
在那些从各国共产党分裂出来并且拥护毛泽东主义的团体中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倾向。例如在我们美国，前几年从美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团体，在向毛泽东主义扭扭捏捏地送了一阵秋波之后，终于完全倒向北京而反对莫斯科。这个团体小心翼翼地自称进步劳工运动。在它最近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季刊》的冬季号上，刊载了一篇由进步劳工运动全国协调委员会发表的纲领性声明，这篇声明自称是为了满足美国工人阶级要求“革命理论”的需要。
他们在编者按语中说；“在过去了一年中，进步劳工一直在讨论[中苏]争论中关于什么是指导我们运动和国际运动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问题。
我们想要借此机会评论一下“争论”中与我们有关的那些方面：那就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进步劳工运动的领导人在从莫斯科“大跃进”到北京的时候，鹦鹉学舌地重复毛泽东路线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老调。他们同北京一样，谴责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诋毁斯大林，因为：“报告没把他的巨大攻击和严重错误都放在实际的历史背景中去衡量，而是相反地对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加以主观的，生硬的全盘否定。”
进步劳工运动的文章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解释中国“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声明，它列出了一张斯大林的功过表，然后得出结论说，两相比较起来，斯大林的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组织究竟是什么呢？
“在党和政府组织的问题上，斯大林没有充分实施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在某些方面，他犯了取消民主集中制的错误。集中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没有相应的发展绝对必需的无产阶级民主。这似乎助长了官僚政治的过度发展，而是官僚政治又往往造成了依靠行政“命令”而不是依靠党员和人民的充分参加来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现象。”（标上黑体字是为了强调文章利用有限制性的词句以减轻斯大林的“错误”的方法。）但是让我们继续下去——更坏的还在后面！
进步劳工运动的声明然后沉溺于完全从毛泽东那里搬来的关于“矛盾“的学术论文中，以便解释斯大林为什么陷入这样的一种”错误“，那就是主持了那些把苏联变成一个真正的恐怖场所的骇人听闻的虚构的审讯案和清洗。
他们告诉我们说：
“斯大林的错误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没有分辨以党和人民为一方面而以敌人为另一方面的矛盾，以及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他在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时没有采用不同的方法，斯大林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是正确的。如果他没有这样作，他就没有尽到保卫苏维埃国家的责任，因此，许多罪有应得的反革命分子都受到了适当的惩罚。但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很自然的事，甚至是党的理论进步和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事，就没有根据从团结出发通过斗争达到进一步团结来发展共产党进行有原则的党内斗争的方法。许多无辜的人，或者那些具有可以通过有原则的意识形态斗争加以解决的分歧意见的人，都被错误地杀害了。”（黑体字是我标的）
不幸的是那些“杀错了”的人和杀“对了”的人一样地死了。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所有这些人都被毫无区别地说成是“反革命分子”并被立即处决。那些现在对这种“次要错误”感到惋惜的人，都是当初热烈拥护斯大林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的人，他们认为那些暴行是他没有放弃“保卫苏维埃国家的责任”的证据。
现在应当由谁来确定究竟哪些人无辜哪些人有罪呢？应当由谁来裁决呢？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关于斯大林迷信的报告以后，有几个“被杀错了人”已经恢复了名誉“，斯大林的罪行也被揭露了一些。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恢复了少数几个人的名誉和又揭露了一些罪行。毛泽东主义者不仅不迫使他们揭露关于斯大林罪行的全部事实，恢复牺牲在斯大林手里所有人的名誉，反而要求赫鲁晓夫停止“攻击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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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劳工运动这篇声明的作者们因为不得不清算他们自己遵循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删改和压缩了的美国共产党史。他们告诉我们说，美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受到“修正主义”的祸害。他们又用这样的断言来告诉我们说，美国共产党的黄金时代是一九二九年开除洛夫斯顿领导集团以后，包括经济大萧条的最初几年在内的那个时期。在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中，他们只推崇一个反对“修正主义”的坚强战士：威廉·福斯特。
为了支持这种说法，进步劳工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季刊》冬季号上发表声明时还刊登了一篇姊妹作，那是由一个名叫费德雷·卡莱耳的人所写的一篇纪念福斯特诞生八十周年的颂词。进步劳工运动要求美国工人必须追求“革命理论”的号召就简化到这种地步：在国际舞台上，“回到斯大林”。在国内舞台上，“回到福特斯”！
在我们继续谈下去以前，我们必须评论一下作为斯大林主义的标志的些荒谬绝伦的莫名其妙的术语，这些术语现在又被中国人的混乱的毛泽东主义推陈出新了。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都有确切定义的词，现在都变成了口头上的抽象事物，可以按照当时的需要，赋以非常多种多样的意义。“修正主义”这个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修正主义是同它最著名的提倡者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会曾写过一本名为《进行的社会主义》的书。伯恩施坦企图剥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其目的是想为了右翼官僚结构，特别是工会中的官僚分子参加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提供理论根据，因为这些人在从十九世纪本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漫长的帝国主义扩张和“繁荣”的时期中，在第二（社会主义）国际中形成了一种势力。
修正主义的传统表现是所谓米勒兰主义，它以法国律师和社会党国会议员亚历山大·米勒兰，米勒兰于一八九八年接受了资本主义内阁中商业部长的职务。米勒兰主义变成了议会联合主义的同一词。米勒兰是接受资本主义政府部长职务的第一个社会党人，他的行动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运动分成了右、左、中三派。左派反对联合主义，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右派斥责米勒兰，只是因为他实现没有同党商量。中派（考茨基）在一九零零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大会上提出一项代表中间骑墙态度的建议：“允许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作为一种临时性的特殊措施；但又婉辞谴责了米勒兰，指出这种行动事先应经过党的批准。”
这种妥协为后来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和以后所实行的联合政策铺平了道路。第二国际从反对联合主义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构成了影响列宁关于革命社会党的性质的观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后成立了第三国际，在一九二零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规定了参加者应该具备的二十一个条件，这样就有意识地建筑了一道障碍，防止改良主义社会党人和头脑不清楚的中间派人士的渗入。
人民阵线型
在斯大林主义登峰造极的时候，议会联合主义由于用了“人民阵线”的名义而提高了身价，并且在一九三五年第七次世界大会上被奉为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官方政策。
列宁认为议会联合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并且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对它进行斗争，在他看来，这就是修正主义的缩影，他还写了《国家与革命》这篇论战文章，驳斥联合主义者所害的议会迷之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精辟地和详尽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在回到俄国的时候还要声称要同那些主张和孟什维克一道参加二月革命以后成立的联合政府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在内——决裂。
这里有一个问题：进步劳工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否认为议会联合主义的最丑恶的形式人民阵线主义是修正主义？他们没有谈！但是，他们赞扬福斯特是美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最优秀的战士；而福斯特却一直到死都在宣传和实践人民阵线的联合主义策略的。毛泽东呢？他们能在他那些连篇累牍的著作中找到任何直截了当地谴责人民战线主义的地方么？我想他们找不到！
在中国，联合主义最初是由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强加给他们的。那里采取了斯大林——布哈林的“四个阶级联盟的”公式，在这个联盟中，中国共产党要受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根据这个公式，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首先被缴械，然后遭到斯大林从前盟友蒋介石的军队的屠杀。由于这种经验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袖陈独秀就和其他许多著名领袖一道同斯大林主义决裂了，他们都被斯大林国际当作“反革命分子”开除了。
只是到了第七次世界大会以后，共产国际才把人民阵线捧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宝座上来，把毛泽东提高到领袖的地位。
修正主义的辨证法
根据毛泽东主义关于任何事物，包括理论在内都要一分为二——不是一分为三或者一分为四，而是刚刚一分为二—的那种辨证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倾向清清楚楚地分成两个部分：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正主义被提高到抽象的范畴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词已经具有一种普遍的性质，可以包括一切没有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最高称号的事物。改良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极端左倾主义都可以包括在内，或者用这个通用的词来说明。今天的修正主义明天也可以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明天也可以变成修正主义。它显然已经成了一个为个人迷信服务的词了。只有那些了解被迷信的领袖的思想的局内人，才肯定地知道它在某一特定时期究竟意味着什么。修正主义不再是说明某种特定倾向的一个确切的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用来打击胆敢怀疑或不同意“领袖”的最新启示的那些人的绰号。
甚至在最忠诚的门徒中也常常发生解释上的分歧，这就会引起极严重的理论上的争辩。这种制度要求有一个最后的仲裁者，在他周围必须制造一种不犯错误的气氛。正象天主教会需要教皇来解释圣经一样，劳工运动中的每一个官僚结构也需要有自己的“教皇”来解决官僚机构内部个人之间和集团之间因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引起的争论。如果让这种争论采取由群众讨论和付诸行动的民主形式，就会危机整个官僚机构的生存。官僚主义者害怕这种方法就象魔鬼害怕圣水一样。苏联的官僚机构是列宁逝世以后在暖房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被提升到这些暴发户似的官僚阶级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并且被赋予一种不会犯错误的神圣的气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正确地谴责了赫鲁晓夫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斯大林统治时期所犯的罪行完全加在他一个人身上的做法。但是，赫鲁晓夫虽然貌似疯狂，却也是别有苦衷的。他反对“个人迷信”的用意是要一笔购销官僚机构对斯大林的罪行应负的一切责任。他的任务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变的轻易得多了，那就是一旦把这个最高仲裁者牢固地放在这个崇高的地位上，就可以造成“个人”已经完全超然于创造他的官僚机器之上、以及是人操纵和管理官僚武器而不是官僚机器操纵和管理人的幻想。赫鲁晓夫攻击“个人迷信”是为了掩盖仍然象以前一样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机构只能感的“个人迷信”的丑恶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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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简短的历史回顾，让我们审查一下进步劳工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美国共产党出了什么毛病，这些毛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以及应当怎样对待这些毛病等问题所进行的带有倾向性的分析。
他们告诉我们说，“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一直到现在，修正主义和它在政治上的表现阶级合作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缺点”。
事实并不如此。进步劳工运动的理论家总是倾向于把“修正主义”这个词用在上面谈到的一般意义上，但是这一次他们却把它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说成是阶级合作。在美国共产党的“早期”中，阶级合作肯定不是它的“长期存在的缺点”。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的时期中，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各种倾向的分水岭，就是他们对待十月革命采取什么态度。
宣扬和实施阶级合作理论的修正主义分子团结一致地站在一起，敌视布尔什维克革命。我们美国和国外的早期的共产党，几乎毫不例外地都是在这个问题上从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在我们美国，由于左翼领导的美国社会党的分裂而成立了好几个共产党。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和各外语联盟在一起，组成了共产主义干部队伍，当时共产主义已经分裂为一些相持不下的党，每个党都要求共产国际承认。
极端左倾症
根本的缺点不是阶级合作而是极端左倾。极端左倾的倾向决不是美国所特有的而是一种折磨欧洲早期的一些共产主义小组的病症。事实上，正式为了反对这种病症，列宁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著名的小册子中提出了论战。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代的共产国际中，阶级合作主义者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让我们继续探讨进步劳工运动的声明，以便寻找出这种任意删改历史的说法的线索。他们说，“自从（一九二九年）开除了洛夫斯顿以后，党采取了一种积极而且切合实际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经济萧条时期很能吸引工人，为共产党创造了群众基础。”在卡莱耳颂扬福斯特的文章中，他告诉我们说“在危机极为深重的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这几年中，”美国共产党“比以往七十年中所作的一切都更加接近于一个适合美国情况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
这是令人不能相信的！进步劳工运动特别是提出来表扬的年代，包括已经以“第三时期”载入史册的那个时期。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是一九二八年在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庇护下召开的。布哈林领导苏共党内的右翼倾向，其中还包括像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这样著名的领袖。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的整个时期中，斯大林的官僚机构一直采用布哈林的偶尔闹闹共产主义的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只能“慢条斯理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的口号是“富农，放手去发财吧！在列昂·托洛茨基的领导下的左派反对派一再警告说，农村中的农民由于斯大林——布哈林政策而产生的分化，正在加强富农对农民经济的控制，巩固他们在政治上对中农和贫农的统治。
左派反对派的纲领对斯大林---布哈林路线提出了广泛的批评，精心拟订了另外一个在经济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工业化和在苏维埃和党内恢复工人民主的纲领。不用说，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被搁置起来，反对派的追随者都受到中伤、排斥和囚禁。而托洛茨基本人则从苏联被流放出来。这并没有能阻止左派反对派预料到的危机继续发展。在第六次大会以后不久就爆发了富农阴谋制造的反对苏联政府的罢工，这次罢工威胁着要让城市在饥饿中屈服，使苏联政权濒于灾祸的边缘。
斯大林从富农带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怖中惊慌失措地退却，于是就来了一个向左的急转弯。同以前的路线截然不同的是，斯大林下令立即消灭富农，“急行军”似地进行合作化，开始一系列迅速进行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命令几乎是在内战的气氛下执行的。第六次大会上通过的斯大林——布哈林纲领很快就被放弃了
斯大林不体面地下台的布哈林决裂，并且把布哈林主义者从共产国际各支部的领导职位上清洗出去。在我们国家中，杰洛夫斯顿给加上替罪羊的标签，因为他也是同布哈林路线有关的。虽然在一九二九年三月美国共产党大会上他还是拥有多数，但是在斯大林的机器阴谋撤换领导的时候，他被召到莫斯科，并被扣留在那里。斯大林阴谋手腕的典型表现是，福斯特当时虽然已经是共产党的最著名的领袖，却被降到从属地位，而一个政治上的无名卒厄尔·白劳德却被封为共产党的领袖。由于白劳德的权利完全依靠莫斯科，所以他被认为是斯大林主义的阴谋诡计中的更驯服的工具，福斯特却被搁置在一旁。福斯特为了这次所受的耻辱，永远也没有宽恕过白劳德。
斯大林为了支持他在苏联国内的“向左转”，又宣布一个预告在世界范围内即将结束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的到来。在苏联以外的世界中，第三时期的策略是以“社会法西斯主义”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这两个理论支柱为基础的。
“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显然都是荒谬绝伦的。列宁以前曾经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称为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或社会爱国者，等等。他这样作的意图是嘲笑改良主义者在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在行动上却是资产阶级爱国者。但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在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而在行动上却是法西斯主义者呢？但是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力图消灭社会民主党人，摧毁那些作为他们的基础的独立工会，并且毫不筹措地这样作了。德国是进行斗争的主要场所。根据“社会主义法西斯”的理论，受到德国工人阶级大多数人支持的社会民主党成了“主要敌人”。
第三时期“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斯大林给世界劳工运动造成巨大损害的另一特殊贡献。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六日二十二日到七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上拟订通过的。同布尔什维克的希望和预料相反，战后革命行动的浪潮在遭受到许多严重的失败以后又低落了。十月革命以后提出了“夺取政权”的口号，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修正了。共产国际的修正可以用“夺取群众”这个口号加以概括。那就是说，取得工人阶级中起决定作用的一部分人效忠共产党，准备迎接下一次的革命浪潮。
社会民主党仍然受到洲洲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是要在行动中团结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和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一策略的拟定就是要迫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具体问题上参加统一战线的行动以保卫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那时认为，在采取这种行动的过程中，人们认为只要非共产党的工人看清了他们那些改良主义的领袖们的两面派的本质，就可以把他们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为了防止社会民主党人可能限制和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动，就要坚持每个组织都要保持他的独立性。正象列宁说的那样；“我们分别进军，但是合力攻击”。
斯大林接受这一概念，然后加上他自己的歪曲，这就是把它变成了恰恰相反的东西。如果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象他所坚持的那样是一对“双胞胎”，那就不可能同领袖们达成关于统一战线的协议。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斯大林就编造了“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那就是说，要求那些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同他们的领袖决裂，参加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行动。但是，如果他们准备走那么远，那又何必煞费苦心地去实行迂回曲折的统一战线策略呢？这是毫无意义的。结果是根本没有统一战线。相反地，斯大林主义分子是用“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名义从不上不下的地方分裂劳工运动的。
第三时期的美国版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中，这三时期这种愚蠢的说法成了一幅令人讨厌的讽刺画。工人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支持者，都被拉出现有的工会，并被赶进一些纯粹是纸上谈兵的“革命”组织里，这些组织是共产党通过美国工会统一联盟进行领导的。工会官僚都兴高采烈。他们一下在就把反对他们最积极的人都排挤出去了。不用说，美国工会统一联盟的这些纸上谈兵的组织都是百分之百“革命的”，但也是百分之百无能的。
在美国，第三时期这种愚蠢的说法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什么影响。它是在居于整个国际局势的中心的德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策略，由于造成了有组织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分裂，就为希特勒的取得政权铺平了道路。德国工人士气沮丧，因而希特勒的匪徒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得了政权。
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标志着所谓第三时期的结束。它引起了急剧地向右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世界大会上变成了“人们战线”。“人民战线”的路线只不过是更加粗暴地割裂列宁的统一战线策略而已。
第三时期的斯大林主义可以说是“左派幼稚病”的发狂。进步劳工运动现在正是把这种反常现象当作在美国建立一个“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范例。他们争辩说，这是美国共产党“英勇斗争”的时期。这种观点很可以说明他们为什么显著地倾向于他们的活动所代表的那种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你永远不能用宣传和遵循左派幼稚病的方法制造出一种运动——不论是进步的或不进步的，但是你能制造出一大批牺牲者，就象斯大林的第三时期所做的那样。
上面谈到的进步劳工运动的声明，把美国共产党对第三时期路线的发展说成是“战斗的”实用主义。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战斗的”实用主义和非战斗的实用主义在哲学范畴上有什么区别。它的含义是说在福斯特的领导下，美国共产党是在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支配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路线的。对声明的作者们来说，可惜的是福斯特的说法却不一样。福斯特在他所写的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美国共产党史》中，谈到一九二九年三月的大会以后，在共产国际中讨论“美国问题”的时候，斯大林批评了多数（洛夫斯顿）和少数派（福斯特），说“双方都犯下夸大美帝国主义个别情况的基本错误”。
克里姆林宫的圣人说，“忽视美国资本主义的个别特点是错误的，共产党在工作中必须把这些特点估计在内”。他赶快又补充说，“但是如果把这些个别情况当作共产党活动的基础，那就更错了，因为每一个共产党——包括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基础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般情况下，这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相同的。”①
斯大林就是利用这个公式加强他对共产国际所有的支部的专横控制的。政策来自莫斯科。那些因为“个别特点”而请求在他们的支部中例外办理的人倒霉了。从那以后，全世界每个支部，不论它们有什么特殊的国家”特点“，对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上的任何迂回曲折，都是奉命维谨地随声附和的。福斯特深知此中奥妙。当需要牵强附会地迎合斯大林的最新命令的时期，没有人能比得上福斯特的，这就是使他在激进运动中获得了威廉·“摇摆”·福斯特的称号。这就是无与伦比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战士，进步劳工运动的声明表扬说”青年激进分子可以向威廉·福斯特这样杰出的共产党员学习，效法他们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诚。
共产党历史上的篇章
菲雷德·卡莱尔这个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所写的对福斯特的颂词，说明他对福斯特的评价的主要根据还是福斯特本人。他没有补充说明，他的颂词整段整段地都是从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抄来的，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归功于原作者。卡莱尔肯定地说，“福斯特对这些斗争所作的历史性分析是很有帮助的，也比我们从其他方面所能获得的材料更为精确和客观。”在这种极端的天真方面，连讽刺本身都无所施其技了。无论如何，在卡莱尔的历史杰出的许多例证中，我们挑选了这样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同斯大林——福斯特的概念的比较。
①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291页。——译者
他告诉我们说：
一九二八年，詹姆斯·坎农因为支持托洛茨基的左倾主义理论而被开除出党，他从出席了那次驳斥了流放中的托洛茨基提出的申诉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回国以后，就开始秘密散发托洛茨基的材料，虽然坎农曾经是福斯特和比特尔曼等人的团体中的一员，但他们还是要把这样一写罪名加在他头上：散步托洛茨基的宣传，主张推出现有的工会，放弃统一战线以及煽动分裂。随后，大约有一百名坎农的追随者也被开除出党，他们在坎农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反对派联盟，后来改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了第四国际。
提出“秘密”散布“托洛茨基的材料“这一罪名，是要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坎农在从事某种鬼祟的、阴谋的、犯罪的活动，应当受到最严厉的处分。那么狡黠的坎农向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员“秘密”散发的这种违禁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污蔑这些东西包含着“主张退出现有的工会”和“放弃统一战线”等等，是斯大林——福斯特第三时期的疯狂行径的典型表现，是极端荒唐可笑的。实际上，“材料”就是托洛茨基的论文《批判纲领草案》，这篇论文曾提交第六次世界大会的代表们考虑，但是由于遭到斯大林——布哈林机器的压制，代表们被官僚主义地剥夺了阅读它的机会。这篇论文是偶然地落到坎农的手里的，以后在当时在美国左派反对派的机关刊物《斗士》最初的九期上继续发表了。
我们这位饱学的历史学家是不是愿意自己问问这样一个问题：坎农为什么认为必须“秘密地”散布这些材料？坎农是共产党的最高机构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他会以美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出席第六次大会。难道他没有权利向据说是专门为了那次大会而召开的一次讨论会提出他所拥有的同大会的决定有关的任何材料吗？但是，不行！那时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摧残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疯狂地进行。因此，托洛茨基的观点受到斯大林官僚机构的歪曲、割裂和压制。官僚机构的武器库中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就是武力威胁，他们放肆地利用了这种武器，当然，所有一切都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名义下进行的。
致命的苦难
斯大林在歪曲了列宁的许多功绩的同时，他也把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歪曲成了它的对立物官僚集中制。列宁在生前所实践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是，少数应当作的一切就是经过民主的讨论和辩论以后接受多数的决定，让不断发展的事实来确定谁是谁非。斯大林把这个概念稍稍歪曲了一下，把它变成了少数必须服从多数这样一条官僚主义的法律。
想要把一个人头脑中与别人不同的观点，意见和思想完全取消，这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的。官僚集中制的作法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丑恶的场面，就是个人被迫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免遭受开除或者更坏的命运。这一切都用“自我批评”的名义加以粉饰和装潢，而斯大林主义所实行的这种自我批评当更确切地说成是自我鞭打。
托洛茨基一针见血地把斯大林主义说成是“劳工运动中的梅毒”。号召美国工人回到斯大林——福斯特，就是劝人采取只能使骨髓痨更加恶化的行动。我们不愿意这样的痛苦发生哪怕是我们死敌身上。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一九六四年春季号）
对谁给以“批判性的支持”
约瑟夫·汉森
二月七日，《北京周报》刊载了答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第七篇长文章。这篇论战文章和以前的六篇一样，也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发表的，文章的标题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这是这一系列文章中的重要的一篇，因为它猛烈地攻击赫鲁晓夫应对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以及这种分歧在全世界共产党当中所产生的反响负责。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对这篇文章的论点和意义进行详尽的分析。目前我们知识想提醒读者注意在这一系列文章的以前几篇中已经出现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许多论点都重复了托洛茨基者几十年来对苏联官僚机构的首脑们的那些指责，但在提出这些论点时却伪装成为斯大林辩护！
我们请求读者特别注意下列说法：
“在给苏共领导捧场的拉拉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领导的。他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内恢复我们的运动。’‘我们对此已经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领导撑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是因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①
作者们所引用的这三段文字，读起来似乎有逻辑的连贯性。但是确实正象作者门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材料是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九五六年的一份文件，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五年以后所写的一份文件以及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一九六三年的一份文件中引来的。
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补充这些引文的上下文。作者们为了找到这些引文而涉猎了大量读物，这就充分证明他们了解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真正立场，并且证明他们是在故意力图歪曲这种立场。我们一致认为这种做法是符合斯大林的传统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简单真理的传统。事实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对中国人而不是对赫鲁晓夫主义者批判性的支持的。
这一点在激进运动的内外都是人所熟知的。当赫鲁晓夫主义者促使人们注意这件事时，他们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尽管正象中国人仙子应当深深知道的那样，世界上再没有人比托洛茨基主义者受到更多的污蔑和中伤了（见《消息报》等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攻击，转载在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十一月八日和二十二日的《世界展望》上。）。
但是，《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认为赫鲁晓夫受到托洛茨基主义者方面的批判性的支持的这种指责，多少还是有点道理的。为了他们写下一篇文章方便起见，我们特向他们提供下列词句以便引用，以免他们为要找到一些津津有味的材料而不辞劳苦地在以往八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刊物中仔细搜拣：“托洛茨基主义者欢呼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中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他们主要的不满是这一过程还不够迅速、不够深远，这一能够也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这一立场，那就是要想在第一个工人国家中恢复列宁主义的纲领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革命。”
这里还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句子前后同样已经加上了引号：“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反对那些力图恢复斯大林黑暗时代积极统治的种种最恶劣的做法的人的同时，已经一再声明他们对赫鲁晓夫给以批判性的支持。“
我们希望为了报答我们这样心甘情愿地提供这些完整无缺的引文，我们那些负责《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朋友们在他们的下一篇文章中将要引用这些材料。
如果他们能向他们的读者解释，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在中苏分歧中，总是认为中国方面是比较进步的，那我们也将非常感激。为了这一目的，我们还可以提供几句话，引文前后也附有引号，以免《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们多费时间和精力。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把南斯拉夫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是中伤。他们也认为革命家在令人憎恨的独裁者斯大林的幽灵面前背躬屈节是荒谬的和不足取的。他们完全不同意中国人在这两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的意见。但是在重申应当把国际阶级斗争放到首要地位，应当强调殖民地革命的重要性，必须放弃通过“议会”道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幻想，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形式，不应该信任阶级敌人和必须把美帝国主义当作头号敌人等论点以及在其他一些论点上，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革命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们对中国人给以批判性的支持。
（译自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世界展望》）
进两步，退一步——论中国共产党九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的文章
厄内斯特·杰尔曼
由于中苏争论的公开，人们不难预料，争论一方或他方迟早会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四十年的蜕化所引起的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九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①的文章中对目前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社会根源问题的提法之错误，却是十分令人惊讶的。
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及《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发表。
正象中国共产党人在争论中最近发表的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文一样，这篇文章也是根本上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在理论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一方面又危险地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把社会不平等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加以谴责，它在这一方面那使用了自从托洛茨基展开反对官僚特权的斗争以来最尖锐的词句。同时，文章的作者们又提出了错误的概念，说苏联的官僚势力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阶层，他们已经走上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怎样解释第一个工人国家发生官僚主义的蜕化，这个问题是向国际劳工运动中各种思潮和各个组织提出的挑战。过去，只有在斯大林主义领导下的官方共产主义运动这派势力才顽固地闭眼不看这些事实。因此，等到苏联的官方势力在与日俱增的群众的不满和骚动的压力下，被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牺牲对斯大林的迷信开始“非斯大林化”的时候，人们的震惊就更大了。赫鲁晓夫和他的集团极力设法把斯大林的罪行以及国家和经济的严重蜕化所有这一切问题局限于社会上层建筑的力量范围之内，企图把它们说成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即“个人迷信”的产物，但是对于各国共产党内勇于思考的人来说，这种解释不能令任何人满意。共产党中各大党的知名领袖，如陶里亚蒂和哥穆尔卡，都公开表示这种解释起码也是不充分的。应当归功于毛泽东，因为早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间，他就比赫鲁哓夫的这种幼稚的解释超出了一步而指出，归根结蒂，从推翻资本主义到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整个历史阶段中仍然存在着的社会矛盾是构成苏联社会中已经出现的种种罪恶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现在又迈出了重要的第二步。他们不仅一般地“谈到社会矛盾”，而且也涉及一些更加具体的东西——苏联社会中“社会特权阶层”的出现。
这个特权阶层的特点被很尖锐地描绘出来，而且往往是很透彻的：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退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如果说，在这一段中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那些“健康的”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区别还限于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的话，那么，这种蜕化的社会和经济的条件在其他一些段落中就清楚地指出来了：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利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倾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搞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工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着重处均系本文作者所标）
因此，高新，即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是苏联国家和经济蜕化变质的根源。“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就是享受这些巨大的物质利益的人，绝不是什么“健康”的部分，而是苏联“社会特权阶层”的一部分。
中国人在九评“公开信”的分析中，正确地强调指出，列宁（他们还应当加上马克思）曾经警告过工人国家的国家机器会由于过分的社会不平等而发生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现象的危险
“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着重处系本文作者所标）
文章在总结出苏维埃国家蜕化变质的总的教训时又说：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干部]*，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文中加[]的注文和[！]，均系这篇文章的作者所加。——译者
意味深长的是他们还在这些教训中加上这样一点：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着重处系本文作者所标）
所有这些话在客观上都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在他们本国仍然在蓬勃发展着的革命的压力下，在殖民地革命（比起基本上保守成性的苏联官僚主义暴发户来他们对这种革命负的责任要大得多）的压力下，同时也是在他们同赫鲁晓夫进行斗争的压力下，现在举起了为苏联群众要求平等的旗帜。
这是会产生重大后果的事件。因为，如果说，他们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反对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在苏联工人和农民中不会引起任何响应的话，他们主张平等和反对苏联官僚势力的物质特权的运动则在苏联工人阶级中会引起有利的响应。它会引起大规模的反应。只要注意到中国领导人现在谴责赫鲁晓夫镇压苏联的工人罢工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另外，中国领导人显然在可能一方面进行激烈的运动来反对苏联国内的不平等，一方面却抱着心安理得的态度在他们自己国内实行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在这一方面，反对苏联社会中的不平等就表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没有苏联那样明显。另外，这样一个运动也会使中国的官僚势力比较难于增加他们自己的特权，并使中国的群众比较容易坚持要他们的领袖把他们在社会不平等的罪恶这个问题上所讲过的一些话付诸实行。
一方面努力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一方面又攻击社会不平等是苏维埃国家蜕化变质的根源，这就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变令人目眩的戏法。如果下列事实还不为大家所熟知的话，这也很容易证明：在斯大林统治下，“党员工资最高限额”（把在国家和经济部门中担任干部的党员的收入限制在熟练工人的水平）于一九三零年被取消；在斯大林统治下，社会不平等不仅大大出现，而且成了官方的教条，为反对不平等而进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则被官方贬为“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这种社会不平等现象已经制度化了，进大学要收费就是一例。
九评的作者们也无法完全否认这一点。因此，他们承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没有拿出丝毫证据来说明，在斯大林统治下只有“一些”干部蜕化了，事实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国家、党和经济部门的上层人物全都享受着巨大的物质特权，党的最高领导人除了许多别的享受以外还有到“特别商店”去买（有时是免费）普通人民买不到的各种奢侈品的特权。这种商店的存在是不让公众知道的。至于说到斯大林统治时代的军队，难道还需要提起下面这些事情吗？他不但没有实行反而是取消了民兵制度，他完全使军官阶级脱离了一般的士兵；人民群众丝毫也不能控制“保安”部队；政治警察可以组织清洗和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进行审讯，可以杀害或放逐成千上万忠诚的共产党员。
九评的作者们也“忘记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们说这是“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其实就是反对那些一贯反对特权分子的人的斗争，他们“忘记了”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反对苏联官僚主义蜕化的斗争是在“争取更大的平等！”这一中心口号下进行的。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们之所以不得不变这种戏法，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找出：在斯大林统治的时代虽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但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特权阶层]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哓夫上台以后……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形成苏联经济①中的特权阶层。
但是，中国领导人没有丝毫证据来证实这些说法。甚至他们所谓在赫鲁哓夫统治下社会不平等已经扩大的提法也是值的怀疑的。工资的差别在赫鲁哓夫统治下肯定缩小了。低级人员的工资大大增加了，高级人员的工资则稍有减少。同时，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差别资金制度似乎略有增加。此外，“经理的权力”的增加以及不仅工人还有居于领导地位的官僚主义分子所得到的“物质刺激”的增加，势必会抵消工资差别的缩小。由于私人财富（例如住宅）的积累而造成的耐用消费品的积累也大大增加了。结果，在社会不平等方面就大致保持了现状，由于苏联社会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各级人员的收入都增加了。
当然，事实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官僚势力作为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已经把他们享受的许多特权都制度化了，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等级。在赫鲁晓夫统治下它仍然是一个社会特权等级。
在斯大林统治的时候，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说过一句关于苏联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的话。在斯大林的的继承者统治的十年中，他们对于这种情形仍然是缄默不言。而现在忽然发现苏联存在着这样不平等的现象，他们于是立即开始谈论资本主义复辟，并且把苏联的官僚势力说成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成是“苏联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种极端做法是同中国领导人的某些需要相符合的。
他们认为有必要提出理论的根据，来说明那些无疑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看来是严重的蜕化变质的东西为什么会存在。怎么能够设想，那些应对这种蜕化变质负责的人会同工人阶级有丝毫的关系？
当然，这个问题对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完全不是新鲜事，因为这个运动就是在充分了解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遇到过这样的革命家，他们忽然觉察到苏联官僚势力所犯的反对社会主义利益，反对苏联无产阶级和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恐怖罪行。许多共产党干部由于偶然发现事实真相而震惊不已，他们总是不知所措，认为苏维埃国家及其领导人一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但是经验一再证明，苏联国家和它的官僚势力具有双重性质，官僚势力不仅要对他们所犯的滔天罪行负责，而他们以那种特有的方式保卫了国有化的所有权（反对了国内外与国有化所有权为敌的资本家和国内外与无产阶级为敌的官僚势力）也应当归功于他们。知识对第一个工人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官僚等级进行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析，才能充分解释这个复杂的东西。
此外，中国领导人象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们以前所做的那样，认为有必要容易理解的方式向群众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卷入同克里姆林宫的尖锐斗争。托洛茨基提出的对苏联官僚势力进行分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他们看来是太复杂高深了。他们发现“解释”说赫鲁晓夫正在恢复资本主义比较容易一些，正象德热拉斯和卡德尔在五十年代初“解释”说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一样。这个似乎简单的理论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它不正确。提倡这种理论的人陷入了重重矛盾，而这些矛盾是连最复杂的解释也无法解决的。
在发现了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几年以后，南斯拉夫领导又忽然发现他们已经被“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人追求和争取到手了。而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谴责“赫鲁晓夫和他的集团”在设法使资本主义复辟，一方面仍然表示希望同他们达成一致协议！
一方面要对“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展开猛烈的斗争，而同时又坚持“从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理论，而同时又要坚持“从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这在理论上实在是矛盾的荒谬可笑。
如果说赫鲁晓夫正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在许多国家中继续追随赫鲁晓夫路线的那些共产党又是什么阶级性质呢？
除了这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之外，还要问，有些共产党——数目不多，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一方面口头上敷衍赫鲁晓夫，一方面却显然在他们国内进行革命活动，这些党的阶级性质又是什么呢？举例说，委内瑞拉共产党，究竟是在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呢，还是为“重新建立”资本主义而斗争？
很明显，除非是失去了正确地判断当前世界许多重大事件的能力，因而失去正确干预这些事件的能力，否则是不可能严肃地采取在赫鲁晓夫统治下资本主义正在苏联复辟的这种理论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测，中国领导人也会象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们以前所做的那样，在发展苏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理论时，最后也将半途而废。
无论如何，对于那些同时支持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来说，必须强调苏联和中国基本上具有相同的阶级性质。这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客观基础，这个同盟是符合国际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利益的。
赫鲁晓夫污蔑地把毛泽东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并且向印度资产阶级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反对中国的工人国家，在这一方面是没有好处的。
（译自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世界展望》英文版） |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针对西藏事件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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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针对西藏事件的决议
ResolutionoftheInternationalSecretariatOntheEventsinTibet
今年发生在西藏的事件，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与民政机关和西藏的武装力量发生了冲突。这些事件引发了各式各样的诠释，连在我们的队伍里也是如此。帝国主义的宣传紧抓住这些事件不放，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削弱中国革命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亚洲群众的吸引力；此外也是要迫使北京政府采取「中立」的态度，至少在亚洲及全世界的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眼中必须是如此——和克里姆林宫一样，北京也正在寻求这些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恩典与结盟。
这种宣传伎俩，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西藏和先前匈牙利的事件拿来相提并论，但这种比拟显然是肤浅的。
为了澄清近来的事件所引发的问题，必须先指出某些历史与社会上的事实。
特别自13至19世纪，西藏在行政上一直是中国帝国的一部份；在这段期间，西藏从来不是独立的国家。西藏在19世纪归英国帝国主义保护；而印度解放之际，英帝国将印度的权利转移给西藏，但仍派员至当地、抵制中国革命。
1951年，中国的革命军队开进西藏，而北京与当地政府针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达成了协议。1954年，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将其在西藏的权利移交给中国，而尼赫鲁本人随即（于1954年5月15日）宣布：「我不晓得过去几百年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曾受到任何外国的挑战」。
在中国帝国的疆界内，特别是13世纪以来，与汉人在种族上有所差异的藏人，一直与其它的少数民族共存，如蒙古人、维吾尔族、壮族、苗族、韩国人等（总数约50个）。随着历史发展，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
这些历史事实（以及这项事实：自19世纪以来，西藏便因帝国主义而脱离中国，也无疑成为了帝国主义打击中国安全与统一的平台）告诉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治区（非省）条例，胜利的中国革命军队具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来设法让西藏脱离帝国主义。
此外，特别是这些年来，没有证据显示西藏存在任何的民族独立运动。
只有从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对待西藏劳苦大众的态度出发，才能够提出根本的批判。
西藏的特色是有个落伍过时、野蛮至极、封建神权的政权。约两百至三百个贵族家庭（直接或透过他们在政府中的优势地位）掌握了约三分之二的土地，而其余三分之一的土地则由（受上层僧侣控制的）寺院所有。超过一百万农奴（占西藏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土地上劳动，为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服务；他们身为农民、牧羊人和奴仆，物质与文化皆极为匮乏。
为了让西藏不致发生劳动大众的革命，为了不要破坏自己和亚洲（特别是印度）统治阶级、亚洲佛教界的关系，北京政府小心翼翼地避免透过革命动员与组织来推翻西藏原有的社会秩序。事实上，北京政府先前所凭借的，正是它现在所谴责的，也就是受政府及达赖喇嘛加冕的那些较高的社会阶层；北京政府原本希望透过这些阶层的「再教育」及「理解」，来逐步施行改革。
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彻底失败了。由于宗教贵族和世俗贵族害担心最终被中国其它地区同化，因此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改革无限延后，以争取时间、与帝国主义合作，来捍卫自己的「独立」。
这些企图，当然有可能在西藏最落后的成分中得到某种回响，因为这些人因为北京政府实际上支持封建主、未能挑起内战、支持农奴对抗封建主，而大失所望。
正是在这些情形下，中国部署在西藏的武装力量，才会在去年三月拉萨的受袭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受到白种人的骚扰。
当时，中国军队并不是去「侵略」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已在当地驻扎好几年；而且，一切可得的证据（包括帝国主义国家自己的证据，以及经尼赫鲁确认为真本的达赖喇嘛信件）皆显示，攻击中国军队的，是封建主自己所训练、准备的军队。
因此，把西藏和匈牙利相提并论，是肤浅、空洞、无效的。匈牙利的事件是：苏联军队为了镇压工人的起义，而侵略了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工人国家，而这些工人的起义是为了对抗一个效忠克里姆林宫的官僚警察政权。
姑且不论北京政府先前对西藏的态度会招致什么批评。在冲突的当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决定自己的立场时，会考虑到其中相互对抗的社会力量：是谁在对抗谁。由此观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国革命军队的胜利，反对封建反动的武装力量。
后者所具有的群众性质（虽然在西藏这个具体的案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证据，因此有可疑之处），则要到击败封建反动力量、确保革命军队胜利之后，才会成为在决定未来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经验告诉我们，目前北京正被事件推着往前走，最终将以农奴为基础，摧毁宗教贵族和世俗贵族的财产与权力，迈向西藏的社会革命。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这种行动，但也要求这必须交给西藏的民主组织（委员会、工会、民兵、政党等）来付诸实行，且西藏也必须实行真正的区域自治，包括拥有完全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
既然西藏人民明显是不同的民族，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便承认这些人民的自决权，包括脱离中国的权利。若要行使这种权利，西藏的大多数人民就必须清楚表示自己的意见，因为封建领导人所宣布的西藏独立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不过，在「承认独立的权利」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为这种权利奋斗」之间，还是有差异的。
然而，在西藏，任何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都必须支持这样的立场：西藏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其它民族及自治区友好地团结起来。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THEINTERNATIONALSECRETARIATOFTHEFOURTHINTERNATIONAL），1959年七月
原载《第四国际》（4thInternational）1959年秋季号 |
玻利维亚的土地改革——它在六年以后的情况和任务（赫多·卢塞罗，195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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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的土地改革
它在六年以后的情况和任务
赫多·卢塞罗1959年10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Ⅰ．农业方面的状况
一些数字
玻利维亚的人民主要从事农业。农民有二百十二万五千人，占总人口的63%。[1]（1950年的调查数字是一百七十万三千三百七十一人，估计占总人口的63%，因此所占的百分比实际上并无变化，不过要注意住在森林里的居民不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在所有这些人中间，估计只有十万人说西班牙语。）
在玻利维亚总生产量中，农业所生产的份额也最高：在1950-1955年期间，农业生产占国民总产值的29％，而采矿与石油工业只占25%。
根据1950年的调查，玻利维亚的农业土地共计八千零八十万英亩。其中，已开垦的有一百六十一万六千英亩。（虽然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估计的数字要低得多，只有九十八万八千四百英亩左右。）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所作的估计是：全部农业土地面积是五千三百二十九万九千英亩（五千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亩天然牧场，一百四十万八千亩耕地），林区土地面积是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七千英亩，其余一亿零四百五十二万三千英亩是不可耕种的土地。
把这些数字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已开垦的农业土地所占的百分比极小，只占全部农业土地面积的2%到3%。根据1950年的调查，已耕地中有90%都在［拉巴斯以南的］阿尔底普拉诺高原和河谷地区，而在东部平原（它占玻利维亚领土的三分之二）上的却只有10%。
按全国总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只合到五分之二英亩的已耕地，同拉丁美洲别的国家比起来，这是一个极低的数字：在1955年，玻利维亚每个居民有耕地十分之四英亩；墨西哥是一又百分之八十八英亩，智利是一又百分之六十一英亩；厄瓜多尔是一又百分之十一英亩；巴西是百分之八十六英亩。
要是只按实际参加农业劳动的人口计算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就上升到每个劳动力一又百分之六十六英亩，然而增加得极小，更何况这里的土地都是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极为贫瘠的土地。
这个数字同中国的数字相去不远，据估计，那里每户只有二又百分之四十二英亩的土地。[2]
土地的灌溉面积也极小。实际上，只有两个灌溉水坝：一个是在科查邦巴的拉·安哥斯都拉坝，可灌溉土地二万四千七百英亩左右；一个是在奥鲁罗的塔卡瓜坝，可灌溉土地一万二千八百英亩左右。尽管自然条件对兴修水利极为有利，其他地方的农业却全要靠天吃饭，而气候条件又是变化无常害多利少。圣大克卢斯的维雅蒙台斯水利工程已经停了下来，已经完工的部分（大体上有一半）有趋于毁坏而致前功尽弃的危险。水利是玻利维亚农业上最迫切的当务之急。
把1955年的农业生产数字同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数字对比一下，可以得出每个劳动力每年生产的价值是一百一十九美元或者四十二英镑。这个数字相当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每个劳动力每年生产毛值的四分之一，也相当于拉丁美洲全体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口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收入（三百九十三美元，或者一百四十英镑）的大约四分之一——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之低了。要是把全部农业人口都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每个人每年的生产毛值勉强达到四十美元，或者十四英镑（而在非农业工作中，每人每年的生产毛值是一百八十美元，或者六十四英镑）。
这种情况说明了，为什么玻利维亚农业人口的比例这样高，食物和农牧业生产的原料还要占到它进口总值的38.5%，成为耗费国家外汇的一项最大的漏卮。[3]
1953年8月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以后，生产下降了大约15%（以1954年的收获量同1956年相比）。除其他的原因而外，这种下降是耕地面积特别是种马铃薯、玉米和小麦的土地，大量缩减造成的。对土地改革所感到的不安与前途莫测的心情是耕地面积缩减的一个原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在玉米和马铃薯的单位面积产量上表现了突出的增长，这表明了农民一旦不是为地主而是为自己耕种土地的时候，即使没有改进耕作所必不可少的帮助，也会提高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数字如下表。
产品1950
1954
1955
面积
（a）总产量
（b）单位面积
产量（c）面积
（a）总产量
（b）单位面积
产量（c）面积
（a）总产量
（b）单位面积
产量（c）
玉米
（去壳）257.7124.0
1,057105.0
85.01,781111.1
90.01,781
马铃薯209.8140.0
1,48582.3100.0
2,67198.8120.0
2,671
大麦
（去壳）152.744.2
63717350.0
637155.745.0
637
小麦187.541.0
48184.317.5
45684.317.5
456
大米
（去壳）30.914.4
1,02721.310.0
1,02722.510.5
1,027
（a）单位千英亩；（b）单位千吨（公吨,即“长”吨）；（c）单位磅/英亩
主要农产品的收获面积，总产量与单位面积产量
虽然如此，农业产量之极度低下的基本状况并不是土地改革的结果，而是旧的耕作方法和在玻利维亚实行了几世纪的土地所有制所遗留下来的后果；对任何农业发展说来，半封建的制度都成了最大的拦路虎。[4]
农业方面这种长期停滞的状况由于采矿业的迅速发展而更趋严重。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大矿场感到从国外进口粮食和原料要比刺激国内农业的发展便宜得多，这样，玻利维亚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就越来越大，国内的停滞状况也就越来越难改变，这不但是由于大矿场的购买政策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整个国民经济（公路，铁路，电力，信贷等等）片面服从采矿业的利益而畸形发展的结果。
四月革命和土地改革，把大的采矿公司收归国有了，并且打破了农村中的封建统治。然而，这次改革并没有改变由原来那种状况下产生的其他条件：耕作方法的落后性，人口与耕地的不平衡性，道路的稀少等等。不但如此，这次改革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用木犁耕地（倒还不是用脚犁，即以脚踩一根普通的木棍来耕地）仍然是玻利维亚农业中占压倒优势的耕作方式，是玻利维亚农业的象征。这一切都是农业生产停滞的原因。
土地改革给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因为没有辅之以其他措施，这种条件没有产生效果。
两种土地改革
如果以数字来表示的话，土地改革范围有多广？
首先要知道，有两种土地改革，一种是法律上的土地改革，一种是事实上的土地改革。事实上的土地改革是农民自己进行的，开始于1952年而在1953年和1954年达到高潮。农民们武装起来夺取并且分配了土地。这次土地改革是导致1953年颁布土地改革法的决定性因素。颁布土地改革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制止农民夺取土地。
由农民自己自下而上进行的土改，范围及于这个国家广大的传统的农业地区。没有足以说明其范围有多广的数字，但是分地的运动主要是在拉巴斯，科查邦巴，波多西和奥鲁罗这几个地区进行，涉及到大部分的庄园，塔里哈和丘基萨卡两个地区所进行的规模较小（虽然范围仍然很广）。东部的圣克鲁斯，贝尼和潘多（在东部平原）几个地区所发生的只是一些余波而已，因为那里的剥削方式有所不同，也因为那里的农业人口较少（这些地区的耕地只占玻利维亚全国耕地的10%，没有印第安农民）。
另一方面，那次法律上的土地改革，按照1953年的法令的计划要比事实上的分地运动范围远远小得多。下面就是数字：
根据1950年的调查，全国共有农业田产八万六千五百三十四处，总面积计八千零九十二万五千英亩。其中，据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数字，到1959年8月止，交给（有地契）农民的只有八百零六处田产，总面积为一百八十七万二千八百英亩。得到地契的农民只有二万九千二百十六户。（同一材料估计各农户的总数，亦即有权分得土地的户数是五十三万二千六百八十户。）
这就是说，到土地改革法颁布六周年的时候，还有不下七千九百零七万二千英亩的土地有待依法分配。即使考虑到，在这个总数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东部，那里的农民并没有要求分配土地，已分配的土地的数字看起来也十分滑稽，而已经“依法”成为土地的主人的农民的数字看起来还要更加滑稽：在全国二百万农民中只有二万九千二百十六人。
同有两种土地改革一样，也有两种对土地改革的阻碍。
一方面是，把地契给予农民的合法的土地改革由于按照土地改革法建立起来的巨大的官僚机构而弄得无法进行。这个机构老是决定不了土地该怎样分配。乌库伦尼亚的农民中心曾解释过在决定每一张地契交给农民以前要经过多么不可思议的繁文缛节。[5]
另一方面，从资产阶级法律的观点来说，这种地契的法律效力可以很快地因为一个新的反动政权上台而发生问题。一个西莱斯派的议员已经说明政府本身就在准备条件，好让地主们在适当的时机要求宣告这种地契为非法，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6]
在事实上的土地改革中，农民们在1952，1953，1954年（这是分田形成高潮的三年）占据了土地，而且一直为自己而劳动。但是这种土地改革也碰到了另外一种困难：农民虽然有了土地，所有其他的生产因素（种子，肥料，水利，耕作方法和耕作工具，市场条件等等）却全跟过去一样。农民们只有各听天命。土地改革停留在仅仅占有土地这一点上了。
生产率仍然处在极低的水平上。举例来说，在的的喀喀湖地区，由于耕作方法原始，每英亩的马铃薯产量只有二千六百七十磅到三千五百六十磅，而在秘鲁的阿尔底普拉诺高原区每英亩可以收到八千九百磅左右。
在畜牧业方面的情况也一样，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说法，它的产量“低得惊人”。而畜牧业对玻利维亚农村的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农业部门生产总毛值的40%以上。在阿尔底普拉诺高原占有主要地位的牧羊业方面，每头羊所产的羊毛比一磅多不了多少，这个数字只合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每头羊能出的肉只有二十二磅，比起其他牧羊业先进的国家来还不到一半。[7]
这就是说，这里畜牧业完全处于仅能维持农民生存的水平上。
除了每个居民所种的土地面积极少这一点而外，还必须说明，几百年来对这些土地的利用率都极低，不施天然的和化学的肥料，水土流失的情况已达到十分严重的阶段，特别是在阿尔底普拉诺地区——这些情况都造成了土地肥力极低的情况。在阿尔底普拉诺高原上（除了在的的喀喀湖周围的比较肥沃的地区而外），每年只有很小一部分可耕地开垦，其他的土地都摆在那里休闲，时间竟长到九年之久。举例来说，在达伦塞省（奥鲁罗），三万五千六百英亩耕地中，每年实际耕种的只有八千九百英亩，也就是只有四分之一。
因为目前的耕作方法极其原始，只要稍加改进，所有上面那些数字就可以大大提高。但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政府在这方面连一点点土地改革也没有进行。对它那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说来，这是同迟迟不发给农民地契一样严重或者说更加严重的一项过失。
在这两个方面，资产阶级政府都不但使土地改革陷于停顿，而且事实上——尽管它以此作为一个宣传上的幌子——对之实行怠工，千方百计破坏土地改革而为地主帮忙。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在它的帮助下，他们给农民围上了两道墙，一道是法律之墙，一道是饥饿之墙，近来，他们还在打算再围上一道军事之墙。
Ⅱ．农民的状况
生活水平
虽然生产停滞不前甚或有所下降，革命仍然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生活水平从消费方面说总的有了提高，因为农民不必再向地主缴纳地租了。过去落到地主手中的剩余劳动现在留给农民自己了。
但是，对农民来说比消费水平的相对提高——它由于通货稳定计划所造成的全面贫困化而再次下降了——更加重要的是他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农民附属于地主和土地的那种封建式的人身劳役，所谓“邦格阿赫”（“Bongueaje”）和“密塔那赫”（“Mitanaje”）现在废除了。
这是主要不同于过去的地方，也是农民为什么手执武器起来抵抗，而且将继续抵抗任何复辟企图的主要原因。农民在农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在人的尊严方面所得到的东西，在统计数字上是表现不出来的，然而在每个农民的心灵上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好东西，是像麦子和玉米一样具体的东西。
农会，农会民兵，普选，议论和参加——即使是有限地——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对地主和他们的政治代理人（这些人全被猛烈地赶出了农村）的胜利，所有这一切对农民说来，都等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仅如此，这种提高还意味着其他劳动人民在生活水平方面，在收益方面，在自由方面的自动提高，因为大家知道，他们的境况，即使是条件特别优越的那一部分人的境况，也都是永远受到人数更多，受剥削更重的农民阶级境况所制约的。
“村社”[8]
不但如此，就是那些在土地改革前已经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的境况也因此而有了改善，许多“村社”的情况就是如此。一般认为“村社”是农民中最贫苦的部分。它们的数字在土地改革以前（1950年的调查）达到三千七百七十九个，“村社”的社员一共有三十二万八百十八人。
由于“村社”的土地被附近的地主永久强占，它们只剩下了收成最低的最贫瘠的土地。不但如此，“村社”自身就包含了使自己瓦解的种子：在许多“村社”中每一个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归大家公有的只有牧场，社员中形成了富农，中农，贫农几个阶层。贫农只有最坏最小的土地，富农以放债之类的方式以中衣、贫农为牺牲来不断增殖自己的财产，除此而外，“村社”惯于把工作给予社外的人来干，上等阶层因此而变成了对社外劳动的剥削者——给社外农民的报酬当然是极其少的。
这些“村社”还要受到附近的地主永久的压力，要受到省当局或者区当局（警察，法官、市长等等）的横征暴敛，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还要受到中间商的剥削，而得不到任何的支持或者帮助。在四月革命以后，农民的力量增强了，这一切猖狂行为虽然还没有完全废除，却受到了更大的打击，“村社”里的印第安人享受到了一系列在此以前享受不到的自由，其中包括到市场上去买卖的自由（虽然中间商的猖狂行为并没有停止）。
革命的停顿
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革命的停顿却使农民深受其害。国家落后状态的全部压力仍然压在农民身上，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对这种落后状态甚至连一部分都克服不了。
农民最迫切要解决、最经常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教育问题，这件事是过去的寡头政权所完全不加理会的。在农民自己的压力之下，政府作了一些努力来消除文盲，在农村建立了一些学校，相当大量地增加了小学教员，并且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措施。
但是在令人触目惊心的文盲数字——占人口的70%——面前，已经做的工作实在是很少。文盲如此普遍的情况，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自己动员起来，尤其是如果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话，是不可能仅仅依靠官方的行动从上面来加以根本改变的。广大的农民群众仍然是同文化隔绝着。不但如此，教农民读和写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问题（不是读写西班牙文，事实上它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外国语）还根本没有受到正视，而只有教农民读写自己的语言文字才是唯一有效的消除文盲的办法，不但在教育儿童方面是如此，在教育全体成年农民方面也是如此。[9]
像社会保险这样的社会福利还没有达到农村。医药卫生条件仍然十分欠缺。婴儿死亡率在拉丁美洲各国的比例最高：一岁以内是千分之一百五十，一岁到四岁是千分之三十点三六——这是全国总平均数字，因此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数字还要更高，那里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医药卫生事业。
每日三餐吃的极坏，这是从绝对的意义上说的，比消费水平最低的拉丁美洲国家还要低。根据统计，阿尔底普拉诺地区（贫穷地区）每年每人消费的主要食物如下：小麦三十一磅；肉九磅四唡；马铃薯八十四磅四唡；玉米六十四磅八唡；糖二磅三唡；大米一磅一唡。[10]
上面已经指出，玻利维亚的个人平均收入同拉丁美洲其他落后国家比起来也是低到极点。还有一些别的材料有助于判断农民的处境有多么困苦。缺乏连接产区和市场之间的道路和桥梁，这个问题就十分严重。不但如此，运输费用还十分昂贵：一个玻利维亚的农民要带着他的产品坐一趟卡车所花的钱，比一个美国旅客坐一趟最新式的公共汽车所花的钱还要多。[11]
玻利维亚电气化程度之低不仅在工矿企业中可以感觉得到，在农业地区尤其严重，这是当然的：百分之七十的玻利维亚居民并没有享受到电的好处；这个百分比包括了全体农民。[12]
可耕地
某些地区的土地问题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人多地少。这种情况由于有潜力的，富饶的农业地区同消费市场隔绝而更形严重（举一个例子来说，上贝尼同拉巴斯就相距六十二英里半之遥）。
在阿尔底普拉诺高原的某些地区和河谷的某些地区存在着很大的人口压力。在圣大克卢斯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二点一人，而在科查邦巴就高达二十五点四人，在拉巴斯是二十点二人，在苏克里是十五点五人。然而这些平均数字还不能使人了解农业最集中地区的人口密度的情况。举例来说，在科查邦巴区的约但，契拉料洛和普那塔省，人口密度分别达到每平方英里一七〇点九人，一五五点四人和一六〇点六人。不但如此，阿尔底普拉诺地区和河谷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达到两万五千人一年，而那里已再也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了（除非耕作、灌溉等方面的方法有改变），新增加的人口只有一部分能被其他地区或者其他行业所吸收。政府的移民计划只不过是把农民从阿尔底普拉诺地区和河谷地区迁移到东部的圣大克卢斯平原去（近来也把他们迁移到像卡腊瓦尼这样的热带地区去），然后就一任他们自生自灭。移民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也没有人管他们，因此这个计划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在科查邦巴河谷，人口压力又形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土地问题。在那里，年青人到成家的时候要求把原有的大约二英亩半左右的小片土地重新划分，而老年人则当然拒绝把已经太小的土地进一步分小。农民把这种划分叫做“伊瓜拉”（意思大约相当于“平分”），它是在河谷地区引起纠纷的一个原因。
所有这些问题只得到政府方面极小的注意。这不但是因为它执行不顾群众要求的资本主义政策，而且也因为在群众与体现资产阶级政权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农村广大群众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是没有群众的主动参与是不可能解决的任务。由于农村极为落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极为繁复，即使政府想有所作为，这个任务是不能从上面来加以解决的，它会碰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政府把在某些方面进行试验的工作托付给了帝国主义的机构：让美洲国家农业局来搞生产技术，让美洲国家教育合作局来搞教育。这两个机构都有着臃肿的官僚机构，浪费了玻利维亚不少的钱，实际效果却很小。它们大搞其帝国主义的宣传，结果只是使它们在农村受到敌视。[13]
在科查邦巴河谷，有一些农会开办了学校，由农民自己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其结果要比美洲国家教育合作局办的学校好得多，因为它们是根据农民自己的需要、问题和心理来办的。阿尔底普拉诺的“村社”也办了自己的学校，用自己的钱来聘请教员，但是它们的钱很少，也很难找到合格的教员，因此教学方法十分落后，学童们得花很多年才能学会读书和写字。
Ⅲ．农村的政治状况
农民革命
农民并没有直接参加1952年4月的起义。但是革命在农村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陆军被消灭以后，在地主寡头政权命令下的军队屠杀农民的威胁消除了，这一点很可能鼓励了农民加速夺取土地。
手执武器，自下而上来进行土地改革的革命的方法又一次表明是均分土地摧毁农村封建主义唯一有效的方法。
不但如此，农民动员起来以后，还给了工人们以不可缺少的群众支持，使他们能够保持四月起义所取得的果实。玻利维亚总工会成了四月起义以后所形成的工农联盟的组织形式和行动工具。
随着夺地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农会运动的高潮。而随着农会的成立，农民民兵也组织起来了，他们的实际上的中心就在土地改革的首都乌库伦尼亚。
四月革命以后国内所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工会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任何别的地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比在农会和它们的民兵身上表现得更加深刻了。在像科查邦巴河谷这样农民最集中，农民斗争传统最强烈的地方，真正是形成了国中之国。农会在自己的辖区以内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行使着超乎国家以上的权力：它们分配土地，审判案件，作出判决，拥有民兵和监狱，批准或者不准通行，甚至批准或者不准结婚和离婚。
在大庄园消失、大地主被赶出农村以后，农会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只是把它们理解为农村劳苦大众对剥削他们的地主们进行经济斗争的工具的话。但是农会取得了一种新的性质：成为保卫他们所获得的果实，首先是土地的工具；成为解决农民生活中一切问题的议事机关和执行机关，亦即农民的权力机关。农民的武装和民兵成了农会运动的一大支柱。
实际上，这种群众武装是防止了或者抵挡了反革命复辟的力量，而且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防止了或者抵挡了资产阶级政府夺走革命果实的希望。
农民通过农会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在农民的心目中，取得选举权一事是同通过农会来表现其政治要求一事联系在一起的。农会或者农民中心是农民参政或者农民干政的关键问题。
这是玻利维亚革命中最深刻和最不可逆转的进步。四月革命以来在玻利维亚兴起了并且形成了一种同旧农民不同的新农民：他们参与农会的生活，虽然是有限度的；他们有着自己的步枪或者手提机关枪，得到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感到自己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支持者，这个革命不是从上面发动的，而是他们自己在农村里发动的，是他们自己不止一次手执武器予以保卫的；他们，集体地说来，通过农会和玻利维亚总工会，有了某种程度的集中化和某种程度的政治生活，并且感到自己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某些份量的因素。农民已经不再是反动派的基础了，不再是反动派在抵挡无产阶级时总是指望可以向之取得支持和保护的落后而且不觉悟的群众了。
农村中的斗争
几年的土地改革并没有使农民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有什么显著的提高，而土地证迟迟不发，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农民领袖们却滥用职权发财致富，所有这一类的事情不断引起农村中的不满。四月革命并不是为了这样的一切事情才发动的啊！
1957年和1958年以来，一系列新的农民斗争开始了，不过看来显然是彼此没有关系的。
农村中的斗争的演变形成了1959年的革命的一个主要事件。这种演变生动地反映在前农民事务部长普拉塔的个人遭遇上。在4月份他由于全国农民的反对而不得不辞职。（这种对一个部长的反对实际上是表现了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在以后几个月里他进行了一个运动来分裂阿尔底普拉诺的农民组织。在11月份，他在为西莱斯效劳而进行分裂活动之际被阿塔华尔巴尼（靠近阿查卡契的农民中心）的农民杀死了。
阿尔瓦列斯·普拉塔之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武装斗争的一部分，是正在发展中的农民战争的开始，这场农民战争从1957-1958年的北波多西事件发展到1959年科查邦巴的冲突和阿查卡契的斗争。大量的武器继续流入农村；农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武装自己。这不是什么个人的冲动而是一种集体的倾向，它预示着新的事件和更加严重的冲突正在到来。
农村中的动荡和冲突并不是起源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不过是触发了这些冲突而已。它们毋宁是农民的深刻不满的表现，这种不满目前找不到其他发泄的出路。
它们也表现出对农民运动缺乏任何工人阶级的领导，可以给予农民的需要和要求以革命的出路。它们还表现出，在农民中重新出现战斗精神和动员状态的同时，革命的力量也在分化，这些力量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而在混战一气。
农民的新的动员，阿尔瓦列斯·普拉塔之死，科查邦巴对陆军的反抗，阿查卡契农民“据点”的设立[14]——这一切打开了农民的政治觉悟的一个新阶段。迄今为止政府进行统治的基础一直是依靠了工人和农民的斗争的彼此隔绝和这种斗争的水平的不同，依靠了对农民的控制，依靠了工农联盟由于实行莱钦主义的放弃农民，破坏联盟的政策而陷于解体的事实。
这种统治的基础正在消失。农民的动员状态越来越扩大，使得政府同农民彼此正面相对。长枪党在4月19日失败以后垮台了，这是又一个因素迫使政府不得不赤裸裸地表现出反对农民的立场。失去了长枪党，资产阶级政府就失掉了它对农民行使压力的最宝贵的工具，来迫使农民克制并且迷乱他们的眼目。它再也不能像过去惯做的那样说，工人和农民的任何动员都会在客观上有利于阴谋分子并且会使革命陷入危险了。它再也不能用过去特别是用来对付农民的长枪党这个稻草人来吓唬人了。政府现在已经不得不直接来扮演阻挡农民前进的角色了。所有这一切都在加速农民的政治进步，在进一步破坏政府的稳定性的根本基础，并且在形成再一次建立工农联盟的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西莱斯派的领导人就成了执行莱钦主义的压制和分散农民力量的政策的最好的人选，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表现出背叛的和罪恶的面目。工人的领导，特别是矿工的领导是农民所需要的自然的中心，对他们目前的问题来说，这一点尤其迫切。政府所最害怕的就是工人和农民的重新结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继续处于分裂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中，并且粉碎任何重新统一的企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就以莱钦主义为代理人，后者已成为巴斯·埃斯登索罗的政策的补充，并且有意识地在工人斗争内部和农民斗争内部保持分裂，在工人和农民运动和小资产阶级之间保持分裂。
莱钦主义的这种行为只有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决心和权威的革命领导起来进行重新统一的工作的条件下才能办得到。客观的形势，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觉悟的提高，他们同政府的对立的加剧——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这样的一个领导，有助于为它创造更好的前提。
但是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具体存在，只有虽然是少数但是却占有根本性的位置的革命工人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一前景。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领导还不存在或者还软弱，莱钦主义才有可能继续做它那出卖和投降的勾当。归根到底，也正是由于这个弱点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使革命陷于停顿和归于分化的因素能够发展，为什么这些因素在农村中表现为农民内部的冲突并且表现为对已经到手的权利的放弃。
农民的新的领导
农民群众像工人群众一样一直到今天都在以闻所未闻的英雄主义，忍受着不可思议的困苦进行着抵抗，每天都眼看着领导人开小差和投敌。农民和工人群众在衣食不给的情况下，几十次手执武器反对政府来保卫自己的革命，保卫自己的果实。他们的行动和武装斗争制止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建立资产阶级独裁，这是西莱斯、夸德罗斯·基罗加和格瓦拉都打算干过的。群众使许多想当独裁者的人铩羽敛迹，不独是对翁扎加·德·拉·维加一人而已。
但是政府和帝国主义也在继续指望饥饿困苦的生活、失业和极低的农业产量会迫使工人和革命后退。政府这种行动的根本动机并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它今天的主要目标不是增加生产，而是解散并存的双重政权，结束工会、农会和民兵的政权，特别是在农村和矿区。就连各项移民计划（圣大克卢斯，卡腊瓦尼等地方）隐隐中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建立一个平衡力量阿尔底普拉诺高原地区和河谷地区来同贫苦而富于战斗性的农民相对抗。在这一方面，它到今天为止并没有能成功。
生产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是使工人和农民分化的一个新因素，而政府打算不惜一切手段来分散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这种打算表现在它多次惹起矿工罢工上（1958年3月的罢工就是最明白的一个例子），也表现在农村中，它在那里的政策是用饥饿来使农民软弱，以便以后用武装来包围他们。这个政策是帝国主义授意的。这就是它所提出的，以它的援助来维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保持政权的条件。
从下面发动的土地改革要比资产阶级政权认为适度或者可以容忍的程度彻底得多。为了要使资本主义能够重新充分展开活动，土地改革必须后退，农村——像矿区一样——必须再次成为资本投资的场地，资本主义必须回到农村。不过这一次不是以旧的形式（那是不可能卷土重来的了），而是要取消农会和民兵，并且为资本主义式的农村财产的集中扫清道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理论家坚持要以墨西哥的革命作为自己将来的榜样，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农民运动需要一个新的全国性的领导，但是农民本身是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集中的领导的。在前一阶段已经有小资产阶级从上而下给了它一个领导，这种领导是以莱钦主义的工人领导机构为基础的。如果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出现并且为农民所接受，它就将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农民的新的集中领导打开道路。
不论农民的组织和斗争要经历什么样的波折，倾向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能从上而下地硬要他们接受一个大体上站得住的领导了，资本主义也不再能消灭或者推翻玻利维亚的农民革命了。“但是新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农民斗争的工作，和全国性的农民领导机构只有在农民固有的斗争性同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才能产生。
“在最近这一段时期内农民状况的变化，农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具有特别丰富的内容。其中存在着革命和工农联盟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革命进一步走向分化和走向错误方向的严重危险。
“要保证这样一个危机能得到一个革命的结局，要避免革命进一步走向分化以致走向失败的危险，决定性的因素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亦即革命工人党的干预。这是再一次建立工农联盟的保证。这种干预要有切合当前的问题和切合通过主要的工会和农会来进行的斗争的纲领，它们将给革命的前途找到一条肯定的出路。”
Ⅳ．土地改革的“失败”
双重政权和生产
在土地改革宣布以后六年，它还没有能实现它所许诺的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面的巨大增长。它的敌人正在指望它的“失败。”
“首先是，经验表明，任何革命，任何农民革命也一样，在一开头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总是生产的下降，直到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生产才会有转变。”双重政权并不会造成特别适于提高生产、生活水平和生产率的环境，它是一种不稳定，老有斗争，并且在国家生活方面缺乏有效的领导的环境。“革命的利益要求尽快地通过双重政权的阶段而建立新的工农政权来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国家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机构。”
在玻利维亚，自从19S年4月9日以来一直存在着双重政权的局面。虽然资产阶级政权控制着城市，虽然工人和农民的政权看起来似乎被掩盖住了，遭到了压制，却仍然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没有中央领导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工业方面还是农业方面，生产都不可能稳步增加。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所有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们都举出了这个事实，以此来要求实行更加反动的政策。他们在必须取消双重政权这一点上是看得完全正确的。但是问题是谁来取消它，应保留谁？还是由资产阶级政权来结果掉工人的工会和民兵的政权来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法律呢，还是由工人政权来结果掉资产阶级的政府和目前的混乱状态而建立它自己的无产阶级秩序呢？[15]
上面已经谈到农民如何被国家抛弃，土地改革如何在发放地契和援助生产者两方面停滞不前，农业经济如何在听天由命，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落后状态。最后，还有其他的因素决定着土地改革的危机。
土地改革和工业发展
农业生产是同整个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同工业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以苏维埃国家初年的经验为根据，认为工业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的提高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最大的重要性：农民虽然拥有土地，然而除非他们能通过交换农产品来取得所需要的工业品（这是说，用出卖农产品得来的钱来买工业品），农民是不肯提高生产的。
土地改革，由于使广大农民加入到货币经济——市场中来，本来有可能为工业产品创造更大的需求。但是如果工业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希望，农业经济就仍然只会自给自足，退居仅能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生活的经济，并且降低它的购买能力。这是恶性循环的开始，因为随着市场的收缩，工业生产就会下降，雇用的工人就会减少，满足农村的程度甚至还要下降，——而农村也就会进一步退入到仅能自给的经济。
玻利维亚的工业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满足农民的需要，玻利维亚的工业生产在这方面也没有最低限度堪称为根本计划或者方针的东西。[16]在第一个阶段（1952-1956年）通货膨胀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因为工业品的价格总是比农产品的价格涨得快。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1957年以后），通货的稳定也并没有使情况改善：城市消费者市场的急剧收缩和工业品价格的继续上涨对农民经济有着直接的打击。
同市场的关系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同市场的关系甚至比过去还要更加不稳定。在过去，虽然地主取走了农民劳动的大部分产品，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倒还由于地主的活动存在着一种传统的交换关系。地主在玻利维亚大部分农村中消失以后，这种联系也就归于消失，而没有另外一种同样集中化的联系者来代替他们的位置。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削弱了同全国市场的这种联系并且损害了生产。
除了农民们直接到城镇的集市上去出卖自己的产品而外，还有中间商到产地来收购农民的产品。在这种市场活动方式中，农民得让中间商取走很大一笔赚头，后者转卖给消费者时所收的价钱要高得多（虽然，农民从前到手的比例还要更小，因为地主把农民生产的大部分东西都拿走了）。这种情况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利益，使市场萎缩，对生产不利。[17]
本来可以以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作为改善农民和市场关系的第一步，它既有利于农民自己的消费，也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但是政府却并不予以发展。
目前只成立了很有限的少数合作社。[18]但是这种合作社大多并不是“合作社”而只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定额社”（“Cuperativas”）。[19]政府给每一个正式登记注册的合作社发给各种消费品（如食糖，面粉，大米，托古犹［一种粗棉布］）的“定额”（“Cupo”），这种定额是按照美元同玻利维亚诺[20]的官定比价规定价格的。按照官价，一个美元折合一百九十个玻利维亚诺，而在黑市上却值六千和七千玻利维亚诺，最后竟达到一万二千玻利维亚诺。当然，这些合作社有许多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目的只是为了要取得定额供应。就是在真正的合作社里，定额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起到使少数特权分子发财致富的作用，上述那些低价的消费品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能到达农民手里。
但是在通货稳定以后，合作社运动也并没有能发展下去：症结之点在于这个运动是不能以上面来办的，只能动员农民，由他们自己发挥主动性来办。但是对农民是不能在一件事情上要他们起来而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又要把他们压下去的，而这正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想玩的把戏。
政府和反动派想在政治上利用合作社，这也是妨碍真正的合作社运动发展的一个因素。他们在教士们的公开支持下，打算使合作社反对工会，使合作社运动成为抵消农会运动的力量，最后以合作社运动来代替农会运动。农民们对这个以反对他们自卫和斗争的主要工具为目的的计划当然要抵抗，结果就使得合作社声名扫地。
对外贸易
另外一个直接对农业有影响的问题是它在农产品价格（虽然这些农产品并不是打算出口的）方面，在机器、肥料等等的进口方面同世界市场的关系。
就价格而论，大量以低价美元买来的农产品的进口（如大米，小麦，马铃薯等等）固然对城市消费者有利（特别是对那些分配定额和外汇的人有利），对国内的生产者来说却是一种致命的竞争，使城市和农村难以建立正常的交换关系，促使耕地面积缩减，使农村经济更加只能自顾自而整个国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
就机器、肥料、农药等方面而论，耕作方式的原始性已经使国家对这方面投资甚少或者毫无投资的现象成为一种陈年痼疾。在1953年以前，农业机器进口的数量还不到资本货物进口总值的5%，不到全部进口总值的1%（这是一个农业国啊！）。到1953年才算有了些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美洲国家农业局为开展工作而运进了一些机器，另一方面是因为同外国商行订有合同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笔购货。但是这些合同与其说会使农村机械化，不如说会使少数特权分子发财致富，因为，除开这些机器是高价买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根本不能用之外，像拖拉机这样的东西通常是到不了从事生产的农民手里，而往往落到了某些“有势力的政客”手里，他们从中大赚其利。农村的机械化成了一场笑剧，原定用在这上面的美元全落入了私人的口袋。[21]
通货稳定以后，利用外汇官价牟利的事儿算是结束了。但是农业机械和农具的进口也被冻结了起来。虽然现在可以自由进口了，玻利维亚的外汇是由那些能进口在国内能销售完的商品的进口商使用的，这也就是说，是由那些进口除粮食而外主要供富裕阶层消费的商品的进口商使用的。对于农民说来，一架拖拉机在过去是一种幻想，在现在已成了无法实现的美梦。
在土地改革期间，生产的发展同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必须有对外贸易方面的国家垄断，由工农加以掌握，保证他们的财力首先要用在发展的需要上。没有这种国家垄断，不论土地如何分配，农业生产都不可能发展。这是为玻利维亚的革命所证实了的又一项经验。
对农业地区的投资
“土地改革要求增加农业方面的投资，不但在机器方面，而且也在道路、水利、教育和上面已经提到的许多其他方面。要是没有这种投资，没有地方的和国家的与之相平行的和成比例的发展的话，土地改革就会停滞不前。”
在生产仅能维持农民生活的那种农业中，在地主被赶出农村以后，是没有什么正常的储备可以用于投资的。这种投资只能由国家来筹集、来供给。但是如果经济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活动的话，如果资本积累仅限于私人来搞的话，如果命脉所系的信贷继续控制在私人银行手中的话，投资是到不了受到革命的震荡的农村，到不了无力偿清贷款的——尤其糟的是，甚至“在法律上”还没有占有自己的土地——的农民手中的。[22]
由于“玻利维亚式”的土地改革，农业地区部分地逸出了通常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范围。资本主义和它的国家只有在重又能够自由买卖土地和有可能获得和积累利润的地方才肯投资。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政权执政头几年对农村地区和土地改革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群众运动压力下采取的，它现在已转而下定决心在农村中重建资本主义。这与其说是一项经济的行动，不如说是一项政治的行动。格瓦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理论家。他打算提出一种唯一行得通而且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方式：不是干脆地把土地退回给大庄园主，这已经办不到了，而是承认土地的分配是一个无法挽回的事实，可是又要开一条路容许农村产权重新集中到资本家的手中，再一次用“合法的”手段（法庭判决，抵押，占用，而在背后的是武装部队）从农民手里剥夺掉最肥沃的土地，并且维持中农和贫农这两个阶层为农村中的新主子供应廉价的人力。格瓦拉是反对“双重政权”、“农村无政府状态”，“农民堡垒”和“农村军阀”的急先锋。
但是，这同样也是一种经济行动。农民今天有力量，有决心也有武器来抵抗那些太明显的要把历史拉向后转的企图。但是，农民的贫困、农村的凋敝却是使农民泄气的因素，而政府也正在有意识地想使农民泄气。土地分割过小的情况和仅能维持农民自身生存的经济不但使贫农连进行最低限度的资本积累都不可能，而且造成了使农民内部容易发生冲突的条件。
在一切落后国家内目前都是普遍的农村人力的巨大浪费，[23]在玻利维亚农村中不仅并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不充分就业中所潜藏的积累基金”完全被浪费掉了。资产阶级政府要使农村在政治上复员，这是它最重要、最迫切、最紧急的要求，因此它不可能使它在经济上动员起来——远远谈不上这一点。它不但不知道怎样来做到这一点，不但没有必要的兴趣、手段和权威，而且它也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不相宜的。
地主们从革命的时候起就不再抽走相当大部分的农产品收入了（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已镇压了地主阶级）。尽管其他许多对农民诛求迫害的现象仍然存在（通过法官、官吏、警察、赋税、工会官僚等等表现的），比起过去来还是少了。
用这笔资金——且不提可以得到的其他的资金——就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还可以发展一笔积累基金，它可以同由于把煤矿收归国有而集中到国家手里的收入一起用来发展经济。
“进步”资产阶级的失败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办法是通过通货膨胀与通货管制来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使利益落入私人之手。政府以贷款的形式和异乎寻常便宜的外汇的形式转交给这种“资产阶级”的资金实际上主要是以通货膨胀的方式从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生产阶层搜刮来的。这个“资产阶级”在玻利维亚并没有一个稳妥可靠而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在农村中更是没有这样的地方。政府给与它的资金不是逃到了国外就是被用来进行投机。过去那种私人开矿的潮流继续盛行，这使得玻利维亚竟然能侪身于“输出资本”的国家之列。
这种资金在收归国有和集中起来以后本来是足以使工业和农业得以开始平衡发展的。然而事实却是：工业和农业并肩向另外一个方向前进——走向危机和生产的下降。
在玻利维亚，失败的并不是土地改革而是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是由资产阶级国家所主办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失败而是一场危机。造成危机的是摆脱了资产阶级控制的，由农民自己进行的农民革命同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和经济结构两者之间的矛盾。农业危机是双重政权的危机在农村中的表现。
资本主义企图按照自己利益用政治的和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危机。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这在今天就是成立工农联盟的基础。
Ⅴ．工农联盟：它的基础和任务
“玻利维亚的经验证明：土地改革的彻底进行同资产阶级的继续存在是势不两立的。尽管土地改革就性质上说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时代落后国家内的土地改革发展的逻辑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要不是成立工农政府，以政权来支持和发展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政府很快就会公开地或者隐蔽地同地主结成联盟对农民群众把土地改革进行下去的要求实行怠工。”
小资产阶级政党和主张在落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的幻想是：改革土地制度，在农村中消灭封建主义，把土地交给农民，就会为工业形成一个国内市场，为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资产阶级建立基础。
但是“玻利维亚式”的土地改革的第一个后果并不是建立一个广大的市场（如果有发展的话，这要以后才能出现），而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力量，投资和积累的一个基础——同地主的联盟，地主对无偿的农民劳动的直接剥削。
“土地改革改变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一方面，由于农民群众实行武装动员，径自进行了土地改革（要是不是如此的话，真正的土地改革，真正给农民分配土地是办不到的），无产阶级得到了一个力量强大而且完全行动起来的盟友。另一方面，地主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消灭了，这就使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它——除帝国主义而外——最可靠的共同反对群众的盟友。”
“农民革命的发展加速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帝国主义是它最后的最可靠的反对群众的同盟军。”
反之，农民革命，农民为取得和保卫土地而实行的武装动员，农民对四月革命中所产生的政权（农民认为它是保卫自己的胜利和自己的土地的）的支持，体现在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和群众行动中的工农联盟——这一切乃是维护革命的绝对的基础。
要是没有农民的武器，没有农会，没有他们同矿工和工人的工会之间事实上的联盟（尽管工会领导上对此实行怠工），一句话，要是没有双重政权的话，玻利维亚的革命早就会由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力和打击屈服投降而失败了。
要是没有双重政权，而是在一个稳定的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不论它可能多么“进步”和“民主”）之下的话，土地改革和革命，早就已经被摧毁了。
但是，反过来说，玻利维亚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政权，也就每天都在客观上起着不利于土地改革的作用。
除非在土地改革之外，还同时采取其他以反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措施，土地改革就会仍然处于孤立状态而且受到封锁，而且会开始使群众感到失望而失去热情。虽然如此，这并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情：一个农业国家内武装了起来而且占得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阶级会表现出很大的抵抗能力，尽管他们并没有解决政权的问题，这种抵抗也会持续很多年，如果工会中也保持着（即使仅止于保持）无产阶级的基本团结和抵抗的话，就尤其是如此。
政权的问题
政权的问题成了农民革命能否胜利和国家工农业能否发展的关键问题。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使国家脱出其封建落后状态和使之发展资本主义的。列宁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实物税》里面说，工人的政权是在落后国家内唯一能在工人的国家的监督和指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权。
托洛茨基在第二篇论《不断革命》的文章中也说过同样的话：
在资本主义迟迟没有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在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的理论意味着，它们的民主要求和民族解放只有靠代表被压迫的民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尤其是农民群众的专政才能全盘而有效地解决。
但是政权的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问题，没有工农联盟，在一个落后国家内进行争取工人政权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
工农联盟是拉丁美州革命的基础。建立工农联盟的前提就是无产阶级号召进行并且亲身参加斗争，其纲领是实行土地改革，支持分配田地，号召农民起来斗争，争取建立工人政权，成立支持和保卫分田的工农政府。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第9期的社论）
“这就是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寡头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工农联盟的基本前提”。“但是在玻利维亚，自从四月革命以来，在平分了土地和成立了双重政权的情况下，这个前提还需要以一项纲领来补充，这项纲领要让农民看到，已经开始的改革只有在工人政权之下，只有有一个从目前阶段过渡到工农政府的纲领，才有光明前途。”
在玻利维亚，后来在古巴，更后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出现的情况是，那里的群众运动的力量足以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这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永远办不到的——这种土地改革以双重政权或者双重政权的萌芽为支柱，然而却缺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或者这种领导很软弱，使得这种双重政权不能发展成为工人政权。成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但是有一种萌芽状态的工人政权与之同时并存，农民革命又动摇着它的基础，和它取得稳定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在形成群众的革命的工人的领导的过程中高度革命化的客观条件和十分落后的主观条件两者之间存在距离的典型结果。
工农联盟的基础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提出下面的问题：促成工农联盟的纲领是什么呢？还有，建立工人领导的纲领是什么呢？
农民不用很久就会看到土地改革并不是什么万应灵药。它被宣传成为一项根本措施，而群众也为之而动员了起来，但是它必须辅之以其他的措施，不然它就要垮台。在土地改革以后必须要有能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这是继续维持工农联盟的又一个条件。
当土地改革完成了一半的时候（土地大部分已经分配，但是其他什么都没有做），农民要看到工人不但是以争取土地为中心的斗争的领导者和保险人，而且也是支持、指导和领导他们发展经济的人。农民是从自己的狭隘的经济利益来衡量工农联盟的成果和好处的。他们知道无产阶级可以保证反对大庄园主的复辟，因此而支持无产阶级。但是要他们再进一步反对要对土地改革中的危机负责任的资产阶级政府，那就不够了。
工农联盟，如果要进一步发展的话，不但要能抵抗大地主政权的公开复辟，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能同资产阶级政府和他们对农民的影响进行斗争。把工农联盟提高到进行这种斗争的办法必须以当前的形势和当前的发展阶段为根据。
工农联盟并没有破裂，然而它已经衰退了。它现在只是作为一个进行抵抗，保卫已经赢得的果实的阵线而维持着。它需要转变成为向新的革命阵地前进的阵线。
衰退的原因并不仅仅是领导的政策，不论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有多大。它也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衰退，由于经济倒退到仅能维持农民自给的地步，由于对农民的需要的忽视。政府很明白这些都是引向涣散的因素。他们利用工会上层领导无所作为，一味顺从，对农村不管不顾的态度，有意识地使得那里的情况更加严重。
在六年正式的土地改革以后，农民还没有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生产。他们已经发现光靠土地，不论有没有地契，是不够的。这并不是他们对土地改革原来的期望。
从现在起，工人运动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成为在计划方面和斗争方法方面的指导并且提供切实的帮助，来提高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它必须在实践中表明（那怕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只有工人和农民的政权才能保住农民的斗争果实并且改善他们的境况。如果从现在起工人运动表现出工人政权有方法、有可能提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话，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就会被争取过来，而参加到争取工人阶级政权、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来。”
工人政权和土地改革
这并不仅仅是计划的问题。计划到处都有，就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也提出了为改善玻利维亚农村情况所要采取的措施。毋宁说，这是由谁来实行计划的问题，由什么力量用什么方法来实行计划的问题。使农民作出决定的是实践而不光是计划；综合起来说，措施、方法和实行的力量就是纲领。
因此，这就是一个政权的问题：由谁来统治，为了谁的利益。提高农业生产的措施是不能从上面，从资产阶级的国家落实到农业地区的。这个政权不论把计划制定得多好，都不能动员力量来实行这些计划。而——主要的一点是——它甚至并不打算这样做。
只有工人政权才能唤醒和动员这种主动精神，并且使它充分发展。工人政权同农民动员是并不矛盾的；相反，它为了政策的目的和经济的目的都需要农民动员。资产阶级政权是同农村的任何动员相矛盾的。它正在发动一项运动竭力想瓦解农民并且在政治上使农民涣散，它无法把他们动员起来搞生产。在一个农业国家里，没有群众的动员和参加，生产是不可能提高的，更不用说农业生产了。
要实行发展农业的纲领，要使它同发展工业的纲领平衡地配合进行必须要有国家政权。只有在国有化工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而不致有失去平衡和引起震动的危机。[24]
毫无疑问，只有在全拉丁美洲实现社会主义统一以后才肯定有可能配合协调地解决这些问题，要在每个国家内孤立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阶段，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在各个国家有自己的规律和问题。
必须要有国家政权才能支配和确当地分配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往住是很稀少的资本资源，才能组织和执行合乎发展需要的投资政策。没有一项投资政策，没有在投资方面轻重缓急的次序，纲领就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这样的一项政策，和这样的一个次序只有处在国家政权的地位上才能制定。
最后，必须要有国家政权才能控制和使用信用贷款和对外贸易的资源，没有这种资源，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这个政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为基础才能保证群众发挥其全部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控制各经济部门协调平衡的发展。
必须要有群众的民主参加才能解决这个计划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工业从农业所接受的东西和它所给予农业的东西之间的平衡；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用于基本建设的基金和用于工资的基金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的分配。无产阶级民主，无论作为一种经济上的刺激因素还是作为使计划平衡发展的一个因素来说，都是必要的。（巴布洛：《过渡时期国家的经济问题》，见《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社会主义》，第四国际版第26页。）
从何着手
“但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应当从什么地方以什么力量着手来取得政权？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工农联盟组织得如何？
“可以在一个不那么高的基础上，那就是以农民的本身利益为基础，来建立工农联盟。为了重建工农联盟，必须把农民在这一阶段的利益为基础，那就是：确认农民取得土地的权利和农民的斗争果实；提高农民的生产，销售农民的产品并且使他们得到他们所要求从城市得到的东西。
“农民要能建立起对无产阶级的信心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农民必须要看到工人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他们必须要看到工人能够在资产阶级政府对他们置之不顾的那些方面给他们以真正的帮助。
“工人运动必须组织对农民的政治上的保卫以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进攻。它必须永远地、公开地做农民在城市里和矿山里的政治同盟军，同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农民的援助下，制止政府派遣军队去农村。
“但是工人运动也必须在实际行动中表明自己是农民的经济利益的唯一坚强支柱，只有它才能使农民脱出目前的危机局面。因此它必须证明，农民眼前的个人经济利益和农民对成立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前景的支持和参加是一致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把农民争取过来作为同盟军。建立这个同盟，不但是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阵地，而且也是为了向威胁着这些阵地的敌人——资产阶级政府和帝国主义——进军，并且把它们打败。”
必须在农会和（矿工，工厂工人，铁路工人，卡车司机的）工会之间订条约和协定，以便以农产品供应“零售店”[25]，以成本的价格供应农民集市以工业品，为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提供便宜的运输条件。银行雇员，举例来说，必须进行有关农民信贷要求的调查硏究，并且通过自己的工会要求银行发放这种贷款。工会、农会和大学学生会必须研究要以低的费用迅速提高生产，该在肥料、种籽、水利工程等方面作多少投资，并且制定投资的计划，还要为国家的收入制定一个恰当的投资政策，这是在矿业公司和某些矿区（例如乌安尼）的工人监督机构已经开始初步做了的。农会，在大学人士、技术人员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必须推广和实行若干基本措施来增加生产。它们必须同工会一起保证农产品能以对农民有利的价格通过工矿区的零售店卖出去，而不必经过中间商。它们可以同大学教师工会和小学教师工会，采取措施来消除文盲，发展资产阶级国家对之不感兴趣的教育事业，并且要求得到实行这一计划的经费。反之，农村也应该保证支持教师们自己的要求，就像支持其他阶层一样。也可以考虑同石油工人、卫生工作者、建筑业工人、互助会等等采取同样的行动和订立同样的协定。
工会必须起到经济方面的基层政权的作用。它们即使有局限性，取得几次成功也会有很大的意义，并且将打开一条路，使得存在时期极长的双重政权向工人政权转化。
这样，工人政权将继续加强，继续提高自己在双重政权中的地位，并且提高广大群众对自己和对工人政权的信心。
很明显，没有国家政权，这种实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而且不会对革命的问题提供全面的和持久的解决。但是，这种实验所取得的成就，加上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团结和在斗争中的相互支持，将指明重建工农联盟为工人政权而斗争的道路。他们将表明工农政权可以有多大的力量，农民对这一点在实践中看到的要比在解释和一般宣传中看到的多得多。
工人的电台，矿工的电台，是广播和宣传工农团结的这种经验的有价值的工具。农民需要工人告诉他们消息，需要工人有意识地去争取他们，同他们建立联盟。矿工的电台是打破农民的与世隔绝的状态的工具，是促使农民实行全国团结的工具，使农民同全国各地的阶级兄弟的斗争团结起来的工具。如果农民们知道他们可以听到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奎丘阿语或者阿依马腊语）广播的新闻和节目，矿工工会发起的供应全国各地农会和农民中心以无线电收音机的运动将产生巨大的反响。电台的力量确实要比报纸大得多。
同时，工农联盟的中央机构玻利维亚总工会，应当在新的条件下为了新的任务而改组——不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权的一个附属物，或者作为一个同资产阶级政权谈判的机构，而是作为它的敌人，作为现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会、农会和民兵力量的集中者。
使农民在政治上脱离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和它的政府的任务必须加速进行。工厂工人和矿工的每一次罢工都必须要求农民的支持，必须以这种支持来加强自己，这在今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必须使作为各地区的中心机构的非常委员会重新活跃起来，使之成为工农联盟的基层机构，成为领导运动的机构，在一个地区成为集中工人和农民的权力的机构。
工农联盟最后必须成立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和全国工人和农业劳工代表大会来保证，由之在全国推行工农联盟的政策。
“要再一次建立工农联盟并且执行它的纲领，要使革命脱离现在所处的停滞状态，要利用现在震撼着农村的新的动员，要防止这种动员在混乱（这种混乱正在使多年来得不到出路的革命瓦解）中归于消失的话，就必须完成这些任务。”
要完成这些任务的前提和条件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充分和及时的参加，这种领导要作为重新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中心和刺激一切革命力量的力量，而政府和它的官僚机构却正在竭力瓦解和破坏这一切革命力量。
Ⅵ．革命政党和新的工人领导
需要新的领导
“全面重建工农联盟的斗争是同争取新的工农领导的斗争联系着的，无论在工会农会运动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如此。目前的领导对这个联盟不感兴趣；事实上，这对它本身和它所属的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来说都是危险的。但是争取工农联盟的斗争是同争取新的工人领导的斗争同时并进而且是沿着同一条路前进的。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革命工人党能否有意识地起这一作用是有决定性的。[26]”
革命政党的作用不但是同组织工农联盟以夺取政权的斗争分不开，而且也是同在取得政权以后维持政权，组织和发展生产，建立工人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工作分不开的。
工人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高度的自觉的参加是无法发展的。无产阶级民主给这种参加准备了条件，但是要革命的政党来提出自觉的方针，讨论并且确定目标，为工人的先锋队争得，并且保证它得到指导这一进程的权利，尤其重要的是，确保广大群众和他们的领导之间的密切联系。
农民问题比起任何其他的问题来，都更加是一个动员和唤醒广大农民群众的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和主人翁感觉的问题。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动员，就不可能弥合农村的历史的落后状况同我们时代的最高任务之间的差距。没有扎根在群众中的革命政党，这种动员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缺少了杠杆和工具。
革命政党的地位并不是在夺到政权以后的第一天从天上降到它身上的。这种地位是党自己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如果革命政党的干部不参加到各阶层的群众中去，参加到工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任务中去进行领导，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这些干部不同群众中的各主要阶层一起参加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不可能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为了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为了建设工人的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工人党需要立即在目前阶段培养和发展这样的一批干部。
为了发展农民革命和工农联盟，需要培养一批农民干部，在农民集中的地方，在乌库伦尼亚，在北波多西，在阿查卡契，在丘基萨卡等等地方扎下根子来。党需要建设它自己的农民组织，它的农民支部，在发展农民支部方面，矿工支部的支持和经验要起主要的作用，特别是要在矿区和农村中建立党正在努力加强的密切联系。
农民支部在全国和省级都必须以集中化的方式活动，举行自己的会议（像上次在乌库伦尼亚开的会那样），出版自己的报纸，党的农民干部在下一阶段的目标必须是争取农会的领导地位，以便他们可以在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的其他机构的支持下，开始在实践中表明如何实施农村的过渡时期纲领，激励其他阶层的斗争，组成工农联盟。党在矿工工会中已经取得的领导地位，这种地位一定可以在农村中助成同样的过程。
党从少数几个工会和农会出发，在各个矿工的工会和农会中（也在其他阶层人民中）建立革命的领导以后，必须从这些有利地位发动一个复兴工农联盟的运动，把农会转变为支持农民要求，解决农民问题的支柱，开始缔结条约，组织联盟，给农民以实际援助，把某些过渡性措施，把纲领中的以及组织生产等等方面的某些可以立即付诸实行之点付诸实行（即使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这些农会成为其他农会和农民中心可以效法的实际榜样。
这一政策将给予新的领导以极大的力量，即使它的基础在起初可能只是一个农会。它可以因此有利地利用今天由动员了起来的、准备好战斗的农民所代表的巨大力量。
革命工人党的机会
“其他的工人领导——斯大林主义，莱钦主义——已经完全抛弃了农民革命。在这种情况面前，它们已表明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工人党来说，这是又一个有利条件，它已经表明自己是挺身而出在这一阶段来领导农民的斗争和解决农民的问题的唯一的政党。革命工人党要在农会中赢得地位，要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农民干部，可能性是极大的。
“革命工人党是当全体反动派发动了全国性的运动来对付北波多西的农民的时候，唯一支持北波多西农民的政党。革命工人党是唯一呼吁停止乌库伦尼亚和克里扎之间的冲突，同时要求军队撤出农村，由工人运动来进行调解，召开一个农民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党。当其他的工人领导都退在后面并且响应政府对农民使用暴力的行动的时候，革命工人党是唯一从最初的时刻起公开出面保卫阿查卡契的农民的政党。革命工人党通过它的传单、它的报纸和它在阿查卡契的代表所表明的方针，在支持农民的抵抗并且防止它由于混乱和缺乏方针尤其是由于孤立而趋于衰竭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革命工人党打破了政府包围和孤立阿查卡契农民的企图。”
乌库伦尼亚的，克里扎的，丘基萨卡的、波多西的和阿查卡契的农民每一次都表现出他们听到了并且响应了革命工人党的号召和指导。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农民心目中抹煞在阿查卡契，在乌库伦尼亚，在一切农民动员起来的地区所取得的成就。
革命工人党现在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组织和培养它的农民干部，去收获和利用所有这一切声望和权威，使自己变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力量。要完成这一任务是有一切可能的。
“为建立革命的新的领导而进行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为重建工农联盟而进行的斗争的前提，两项斗争都要发展，要互相影响，来给玻利维亚的革命打开一个新的跃进的局面，给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新的彻底的打击，加强工会、农会和民兵的力量，把更广大的群众争取过来为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政权而进行自觉的斗争。”
Ⅶ．现阶段农民革命的纲领
甲、经济问题
1）把土地全部交给农民。承认农民对已占有的土地的所有权，而不再经过什么司法程序。分配尚未分掉的大庄园的土地。
2）把基本的耕种工具分配给农民，在不必付出大量资本投资的条件下，使耕作方法现代化。由工业来制造这些工具，以此来为停工或半停工的地区（例如普拉卡育）提供就业机会。逐步推广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
3）大量推广由国家在农会的合作和参加下选好的种籽。
4）用同样方式大量推广自然肥料和化学肥料的使用，集约耕作和最有利地使用耕地，消除现在十分普遍的土地休耕期过长的现象。
5）建设水利工程，打井，修排水渠，筑水坝，防洪，这些工作应由国家供给资本并且由农会组织农民以有偿的劳动来进行。供应水泵，以供提水之用。
6）发放大量的低利农贷，把农业银行收归国有并且增加其资本额，在主要的农民中心设立分行，组成有工农代表参加的董事会。把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并且不予赔偿，由工人加以监督，把它们的资金用于国家的需要。
7）给农民以技术援助，技术人员归农会管辖。由工人国家向外国，特别是那些最近才实行了自己的土地改革的国家（中国，南斯拉夫等）邀请农业技术专家，还有计划专家。
8）建设道路桥梁便利农产品到达市场，这项工作应由国家供给资本并且由农会组织农民以有偿的劳动来进行。
9）由工人国家请求外国贷款（以货币或机器的形式）用来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拉巴斯的农民联合会已经请求苏联提供贷款来用于这一目的了）。
10）按照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成功的经验，普遍发展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国家以技术人员和资金来帮助组织合作社。改组合作社理事部，取消它那一整套不事生产的官僚机构，任命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担任这一工作。请工人国家派遣合作社专家予以援助。组织农民生产和销售副业产品以充分利用农闲时间。每季庄稼均由国家在播种前按照全国工会农会所制定的农业发展计划规定价格。取缔市场上的一切中间商。
12）[27]由农会在专家帮助下制定包括上述各点在内的农业发展计划，它要能解决由于人口增长而土地愈形稀少的问题：移民垦殖计划（要由农民自愿接受，国家在他们落户的头几年要予以全力支持），农业技术改造计划（即使只是初步的），集约耕作计划，在农村公共工程（如上面所举出的）方面使用人力的计划，发展工业的计划。如每个省和县的农民和农会制定省和地方一级的简单的计划。农业发展的总计划必须同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和工业发展的计划相配合。
乙、社会问题
1）由农民自己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诸如农会，委员会等等组织劳动和相互援助。
2）按照上面已经说过的方式建设学校。
3）消灭儿童和成年人中间的文盲。教他们读写自己的语文，奎丘阿语或者阿依马腊语，扩大小学教师的数量，改善他们的训练，提高他们的待遇。
4）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在农民中心或者附近建设诊所和医院。展开宣传运动，教育人民基本卫生常识。
5）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国家同农民合作来建设和改善他们的住房，他们的家庭用具，他们的饮食习惯等等，把工人在社会福利方面得到的果实，如社会保险，扩大到农村中。
6）制止地方当局和官员对农民的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农会本身应当做这项工作，直接惩办那些要对这种行为负责的人）。
7）解放农民妇女，吸收妇女加入农会，参加农会的生活和工作，参加农会的领导。在农会中成立农民妇女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妇女的问题。吸收妇女参加民兵，组织辅助部队和妇女营。
8）反对在城市中和国家机构中的种族歧视和反农民的歧视，严厉惩办有这种歧视行为的人。
7）由矿工电台在农会和农民中心的合作和协议下用奎丘阿语和阿依马腊语进行文化的和政治的教育。在每一个农会和区内设置农民电台和相当的收听设备。
丙、政治问题
1）实行工会民主。工会独立于国家和执政党之外。
2）反对农民领袖官僚化，反对农会违法乱纪、专权独裁和使用恐怖手段。
3）通过农会和农民中心的正常活动发展农民的权力。农会和农民中心是每个区内最高的唯一的权力机关，解决一切问题。
4）加强民兵，增加农民武装，按区集中指挥民兵，由基层民兵民主地选举他们自己的首领和军官。
5）从农村中撤出任何军队，在可能被派赴农村作战的警备部队中进行宣传，号召士兵们对农民友爱，并且在一旦发生战斗时投向民兵方面。
6）从农村和从国内驱逐帝国主义的代理机构美洲国家农业局和美洲国家教育合作局。
7）举行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来讨论和批准目前阶段农民革命的纲领，并且在全国苑围内团结农民的力量来予以实施。
8）工农联盟，通过工会对农民的纲领和农民的动员的支持，通过农民对工人的动员和工人的要求的支持，以建立工农政权为最高目标以确保一切斗争果实。
9）举行全国工农代表大会，讨论国家的和革命的一切问题，改组玻利维亚总工会，制定工农联盟的纲领，把它的决定作为革命的和群众的最高准则。
10）以工会和农会和它们的民兵为基础建立工农政府，成为民主的权力机关，和全国劳动大众的政府。
1959年10月
最新材料补遗
最近几个月来，玻利维亚的形势受到若干重大事件的影响。在本文写好（1959年12月）以后，不但农民的动员继续向前发展，工人们也对它们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重大的打击。看来是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有了使革命脱出被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领导人所给它造成的停滞状态的新的可能。
在这些事件中值得提出的有：
1．由阿查卡契农民所发表的阿查卡契宣言，它有一系列纲领性论点是从革命工人党那里来的，而且是受到革命工人党的鼓励和启发的。
2．乌安尼矿工民兵武装斗争的胜利，矿工起义反对工会机构。这个工会机构是由政府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格瓦拉）所建立的，它在本质上是恐怖主义的，而且是武装到牙齿的。这次起义得到了卡塔维-二十世纪的矿工民兵的支持，工人们得到了完全的胜利。
3．维克托·巴斯·埃斯登索罗和胡安·莱钦在1960年2月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大会上宣布为下届总统选举（1960年6月）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击败了以格瓦拉为首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所提出的候选人。
4．1960年3月格瓦拉集团为反对巴斯-莱钦为总统候选人而发动的政变失败了，这场政变是由一批骑兵发动的，他们在同一批军队和工会民兵战斗了一天以后投降了。
上面所列举的事实到目前为止表明了同帝国主义联系最深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的失败。巴斯-莱钦的候选人地位加强了，他们肯定可以博得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群众的支持，因为农民仍然希望巴斯·埃斯登索罗会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工人们也认为莱钦是自己的领袖，愿意见到他出任副总统。
但是，虽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可以这样维持一个时期的对群众的控制。这种控制也只能在同过去大不相同的条件下进行了。这是因为群众不但已经在对以西莱斯为首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政府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且因为他们在没有任何从上面来的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靠自己赢得了胜利，因而加强了他们的自信，大大地增加了他们对执政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官方机构和独立性。
巴斯和莱钦出任候选人一派，虽然给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以某些喘息时间，也是对群众斗争的鼓励，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寡头统治集团，和巴斯·埃斯登索罗所怕的正是群众运动。正因为如此，右翼反对派才弄到要举行武装政变的地步；选举以前预料将一直不断会有新的压力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格瓦拉集团政变的失败也意味着是鼓励群众斗争，削弱亲帝国主义倾向，削弱巴斯自己所起的对群众的牵制作用的又一个因素。
这些事件都是鼓励工人和农民继续进行斗争使革命脱出它目前所处的停顿状态的，因此，巴斯·埃斯登索罗在当选总统以后，不可能对革命的深一层的问题提出什么解决办法。玻利维亚的资产阶级政权已经起不了作用了，可是巴斯·埃斯登索罗在莱钦的帮助下，还想竭力保卫这个政权，使它免受群众的攻击。
所有关于土地改革，煤矿国有化，工人监督，提高劳苦大众生活水平等等的一切问题，在下一个时期都将以不同的程度更加尖锐地提到工人和农民运动的面前来，这个运动虽然在选举中支持巴斯·埃斯登索罗，却已经具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而对自己的力量（它集中并且组织在群众性的工会和农会以及武装民兵中）有了很大的信心。
除此而外还必须加上鼓励群众运动发展的又一个因素，这里指的不但有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且有了古巴革命的具体榜样，这一革命在玻利维亚群众心目中有着极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将发现它——这一次是由它最后一点威望所寄的巴斯·埃斯登索罗和莱钦为代表——面临不可避免的危机。革命工人党应当置身于群众的前列，对群众在这一整个时期中所为之而动员起来的要求，以纲领和组织的形式提出一个答案，它只能在循着为争取实际成立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才能找到确当的解决。
由于资产阶级政权和它的“左派”（巴斯·埃斯登索罗-莱钦）没有能力对本文所提到的有关农民革命的一切问题提供最细微的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都将在下一个时期更加尖锐地提出来。
（《第四国际》编者注：本文第三部分由于本刊篇幅有限有相当大的删节。）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0年春季号和夏季号）
[1]除特别说明者外，本文所引用的数字都来自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57年所作的研究报告《玻利维亚经济的发展》。很难，甚至不可能得到更近的可靠的，整理得很好的统计数字。
[2]见阿德勒（Solomon，Adeler）著《中国的经济》，1957年出版。
[3]农业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不但完全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也可以以出口各种农产品来换取外汇，这些农产品（其中有些今天已有小量出口）是：橡胶、核桃、古柯、咖啡、可可、除虫菊、茶、奎宁、香草等等。
[4]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对这种情况是这样说的：
在造成玻利维亚农业落后的许多原因中，必须首先提出来的是直到1958年8月土地改革法颁布的那一天以前一直存在着的土地所有制度。一直存在到那一天的大庄园主和半封建制度证明是几乎完全无法实行什么农业技术革新的，在大部分的庄园里都仍然还使用着极其古老的耕作方法，而农民的生活仍然极其贫困。庄园主——通常是在外地主——把责任交给管家，他们的技术只是并不比他们的主人强，他们拼命向地力日趋耗竭的土地榨取产品而根本不关心如何恢复它失去的肥力。保持牲畜健康防止种籽退化，使用肥料和保持水土的方法根本没有人听说过。同样，劳动的工具也极其原始，同殖民地时代使用的差不多。农民每星期要在地主庄园中劳动两天到四天，作为租种那一小块称做份地（Sayaña）的土地。他们在自己这份田地上大体上也是按照在庄园主田地上的耕作方法耕种。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单位面积产量极低，使农业生产仅能维持农民生活，说不上有什么商品生产的打算。广大农民只是把最低限度的一部分产品拿到市镇上去卖，以便换一点钱来买自己土地上生产不出来的货物。由于同样的理由，当地人几乎从不对自己的劳动定什么价值，使得市场经济式的企业无法同他们竞争。
对这一段话还必须补充说一下，佃农和他们的家属对地主和“庄子”（EstateMausion）所负担的封建式的人身义务和无偿劳动，以及他们那种附属于土地的农奴身分，所给予农民的压迫还要比这段话里所说的简单的租佃关系重得多。
[5]1958年12月20日乌库伦尼亚的农民中心批准了下述决议，由它的兄弟代表团提交在拉巴斯召开的第三届农民大会：
鉴于：
土地改革根本法虽然已颁布了五年多，但是并没有及时实施。由于这种延搁，使人们对它的好处感到不信任，对它的热情下降，并且造成了一种反对它的气氛，为反动派为了想达到重新掌权的目的而加以利用。
土地改革计划因为太多的官员插手而耗费极大，进展极慢，使这一法律未能及时实施。
五年以前向农村委员会提出的要求，照例又石沉大海，大多数的问题仍然是迟迟不得解决。
在规定的两次意见听取会以后，专家提出了计划和报告，把它们交给土地改革法官，在那里，把对土地要求写成正式的呈文，还要提出有关这项要求证明材料，同时还要呈交地契，这块土地的地价税的证件和证人的见证。
一旦判决作出以后，有关材料就要提交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由该委员会的一个秘书处处理，然后它们又转到法律与判决处，由那里拟定各项有关报告，以备由名叫口头陈述官的官员来准备判决书。等到判决书被批准并且通知各有关方面以后，各有关方面可以提出特别申诉，申请重新考虑到底能否执行要由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决定，这种决定是很难作出的。
假定一项要求分得土地的申请竟然能够通过所有这一套繁复的手续的话，它就要转到农村事务部，在由法律处对之审查并提出报告以后，再拟出一项最后决定，然后转交给共和国总统，又由他那里的法律处再度审查，这个法律处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取消任何在此以前已经办好了的一切事情。
一旦作出有关的最后决定以后，这项申请又要回到农村事务部，然后再转到土地改革委员会，又从土地改革委员会转到原来的土地改革法庭，它往往不顾最后决定而重新予以审查。
等重新审查完成以后，全部材料又要转回到土地改革委员会来准备地契，为此又要由法律和判决处来划定地界，再由地契处填写地契。
地契填写好了，它是由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签字的，然后又要呈交共和国总统，等总统签字以后再次转到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
最后，地契还要保留到某一个日期，然后，与土地改革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相反，又要组成一个成员庞杂的委员会来发放地契，这要化掉财政部很多的钱（它以后又以此为借口推诿说没有钱用于真正需要的和真正迫切的开支），以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情况：即使有了一个具有法律形式的文件也还不能确立一项肯定的所有权。
有了必要的法律文件的证明书，以及地契原件和农业松登记处的登记，就可以作为有关双方的官方正式地契，双方可以把他们原来文件分开保管。
鉴于：
由于这种司法程序的拖延，在各小块土地上当前的劳动情况同在这个过程中所提出的材料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其结果就是判决书同最后决定同实际情况之间并不符合，更不用提这种过程耗费巨大到足以破坏农民的经济了——
“因此应当决议：
一条：要求国家当局缩短土地改革的程序，使之更加灵活和有效，好不致于被革命甩在后面。”
[6]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议员阿维拉1957年2月在向农村事务部长就土地改革进展情况提出质询打的时候这样说过：
我有时深为忧虑，如果政治情况万一发生变化而致目前的革命政府有所更动的话，目前执有地契、拥有土地的农民会陷入何等狼狈的地步。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得到了地契，许多人占有了土地，但是能不能说这些农民能够永远地保住他们的产权了呢?我以为不能。议员们，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悲观，理由如下：根据1953年1月15日的03525号法令，农民由于取得土地而必须付给地主的价款必须以为期二十五年的债券分期拨还；在这个期间所有的田产、牧成、农具，在法律上说都仍然只能算是抵押给玻利维亚农业银行的。谁是发行这种债券的人呢？是国家，是以共和国会计检查长和出纳局长的签字为担保的。好，议员们，这些债券现在并没有；因此，农民们并没有偿付土地改革所给与他们的土地的地价。因此，如果从古典的对待契约的观念来看的话，对于已转手的东西或者贷物的价款尚未交割，契约是不完全的，合同并没有正式实施（政治宪法第十九条，和民法第二百九十条）。
必须补充说上一句，议员阿维拉是丘基萨卡的一个地主。
[7]一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奎扎达描述奥鲁罗区阿尔底普拉诺高原上的畜牧业情况如下（见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所引用的《对达冷塞省社会-经济和农业情况的研究》）：
“那里没有什么牧场，或者特别的牧区：根本不选择水草；也没有牧草轮作制，除了大麦而外不种什么饲料，没有什么储藏草料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饲养牲口的基本知识；没有纯种牲畜，农民们连最起码的配种和兽医的知识都没有。由于上面提到的这些消极因素，牲畜的体重和繁殖力低到极点。在这个地区，养一头牛要三十到六十二英亩的土地，养一匹驼马要十到二十英亩，一头羊要五到十英亩。所养的牲畜全是本地种，所有的外来种全已同化和退化了。一点儿盐都不给它们吃！不给它们种疫苗，也不给它们施药剂。气候，特别是那种干燥劲儿，也对它们不利。
在这个地区，一头母牛平均要三年才生一头牛犊，只能挤一个月的牛奶，每天的产奶量只有一夸特左右。羊要两年才剪一次毛，每头羊只能出一磅半的羊毛。平均每头母羊一年只下一头羊羔，只能挤两个星期的羊奶，每天的产奶量只有三唡半。猪很少，从它们的体重之轻（最多只有七十七磅）就可以知道情况如何惨了。
[8]“村社”（“Oommunidnd”）是一种从印加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集体占有和集体耕作土地的制度。它是已越来越退化的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
[9]阿森尼奥·阿瓦兰加（AsthenioAvarangaM）在《玻利维亚人口的一般情况》1956年版第94页中以统计表和与之相应的图表逐省对比说西班牙语的人数同能识字的人数，表明这两者是成正比的，两项数字的曲线几乎是平行地起伏的（主要的当地语言是奎丘阿语和阿依玛腊语）。
[10]见前引奎扎达的文章中《达伦塞（奥鲁罗）一户典型印第安农民的消费》。
[11]见阿尔瓦雷兹（J.RoyAlvarez）（一个联合国的专家）：《奥鲁罗经济潜力的调查》第10-18页：
“一个搭乘卡车的旅客每一公里要花八分美元（每一英里花一角三分美元），他只能自己设法在卡车所装的货物上找一个座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挡风雨太阳。而在美国，一个搭乘有冷热气设备和躺坐两用的座位的公共汽车的旅客，每一英里只要花一角美元左右。”
[12]这里大可引用一下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关于电力消费的统计数字，以便从同别的国家的比较中看出玻利维亚的发展水平。1954年下述各国每个居民消费的电力是：玻利维亚五十七度；乌拉圭三百五十九度；阿根廷三百三十九度；智利三百二十九度；巴西二百零五度；古巴一百七十四度；哥伦比亚一百五十七度；秘鲁一百四十八度；厄瓜多尔六十四度；多米尼加共和国五十五度；尼加拉瓜四十五度；萨尔瓦多四十度；巴拉圭三十三度。在这项数字中，玻利维亚和智利是扣除了大矿山的工业用电量的，但是没有扣除矿业人员的用电量。
[13]《工人斗争》（《LuchaObrea》）（第102号，1959年1月上半月）刊载了下面的一段消息：
乌库伦尼亚的农民通过了一项提案，由他们所派出的兄弟代表团提交拉巴斯的农民代表大会，评价美洲国家农业局的工作说，“它无人监督自行其是”，并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这一提案表明美洲国家农业局并没有能提高农业生产！它并没有直接教给农民如何改进耕作方法；它并没有帮助农民搞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新式农具和生产工具。
除了没有完成这些计划而外，美洲国家农业局把本国的农业技术人员甩在一边，而用了一批不合格的外国人。他们住在玻利维亚的各大城市里或者住在美国，只是极其难得地到他们旳工作地点——农村去走动一下，他们对农村的需要毫无所知，对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的特性也是毫无所知。
美国国家农业局有着繁复的官僚机构，那些官僚们安闲地坐在有着从美国进口的豪华设备的办公室里，而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却每天都在同干旱、冰雹、风沙、霜冻、虫灾、水土的不断流失和其他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而得不到任何技术上的指导，然而这种技术指导还被大肆宣传，并且附有大量实际上不过是虚构和欺骗的照片。
美洲国家农业局把奖学金给它自己的雇员，好让他们到北方的那个大国去到处游逛。那些领奖学金的人回来以后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白白浪费了玻利维亚许多本来可以用来切实解决农业基本问题的金钱。
美洲国家农业局包庇了所有的大地主，他们对土地改革实行怠工，以此来对之进行报复。
[14]见《第四国际》第8期，1959-1960年冬季。
[15]在上面引用过的那个硏究材料中，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出了资产阶级对生产下降的问题的某种程度的理解。它是这样说的：
虽然如此，耕种地区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并不能仅仅用不利的气候条件来完全解释。其他的因素在近年来的农业情况有着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首先必须指出迄今为止施行土地改革法令的错误方式。按照这一法令规定的数量分配土地的判决，以异乎寻常缓慢的速度在进行。造成这种缓慢情况的一些原因是：进行这种工作时缺乏经验和组织，几乎完全没有测量人员，以及发给地契和分配土地的程序相对来说颇为复杂。由于这种情况的结果以及近几年来在这个国家内所存在的革命以后的那种很自然的动荡的结果，在农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气氛，在以前的地主和新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好处的农民中间都是如此。前者被农民公开向他们表示的敌意吓坏了，农民侵占了他们的财产而且事实上不许他们再回到自己的田地上去了。他们即使能够回到自己的田地上去，也无法雇到雇工。在农民方面也感到不安全，因为他们并没有拿到合法的地契，害怕随时会失去现在判决归他们所有的土地。除此而外，他们并没必要的技术上的和资金上的援助，好帮助他们有效地在他们新获得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由于这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也由于缺乏面面俱到的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大部分原来由以前的地主直接耕种的土地现在实际上无人耕种，只是用来为农民的牲畜长草——这对土壤往往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继续照旧耕种的土地是从前的小块土地——“份地”，目的主要是为这些土地自己的主人生产食物，只有极其有限的一部分能拿到市场上去卖。这说明了近几年来在为城市供应粮食方面所发生的巨大的矛盾。换一句话说，玻利维亚农业那种仅能自给的性质甚至进一步加重了。
[16]工业生产只占国民总收入的9%。但是即使是它的发展有限，也没有加以充分利用。举一个例子来说，虽然有的工厂倒闭，有的工厂减少生产，但是市场上却仍然存在着对简单农具的迫切需要。民族工业并不生产这些农具，然而这却完全是它目前有能力生产的。
[17]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材料，美洲国家农业局在1956年5月所作的估计表明当时拉巴斯城桔子价格的成分如下：
所占百分此
生产者………………………………21
运输费用……………………………15
批发商………………………………22
市场半批发商………………………25
城市零售商…………………………17
合计100
[18]据议员阿维拉说，在1957年大约有四百来个合作社，“其中只有三十多个可以称得上是合作社，其他的只是买卖机构，毫无组织，而且甚至根本没有学过合作社经营的原理。”
[19]这种文字游戏是从西班牙文“Cupo”这个字来的，意义相当于定额。
[20]玻利维亚货币名。——译者。
[21]人为地定得很低的外汇官价也刺激了对各种货物不按计划，不加区别滥行进口的现象。1956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现有设备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于缺乏备件和操纵这些设备的专门人员而无法使用。
[22]地主手里还有一定数量的贷款，不过这是他们目前不肯给予农民的。由于这个原因，玻利维亚农业贷款的数量一直很小。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估计，在1950年到1955年之间由农业银行发放的贷款还合不到玻利维亚农牧产品总值的0.5%。后来设立了美洲国家农业局的抵押贷款，但是这种货款总是优先给予圣大克卢斯的农业资本家，给予贫苦农民的只有极小一部分，而且还是附有政治条件的。
[23]但是在一个有着大量就业不充分的农民（更确切地说应当叫做乡村居民）的国家里，并不一定要用很大的资本投资才能使平均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的。
在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里，住在乡村中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人口实际上每年只工作一百五十天到二百天，这个事实不是就业不充分，又是什么呢？（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估计印度农业中的成年男人竟达到七千万人的惊人数字！）在一年中其他的日子里，他们就无事可干。如果能够在这些日子里给他们一点活干，让他们做一点无需大量固定设备的生产工作的话，他们的年生产量，因此也就是他们的年生产率就可以大大增加。实际上，虽然无活可干，他们也仍然要吃饭。只要给他们多吃一点儿，让他们去劳动，就可以使他们的增产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的）产品成为社会剩余产品，用作社会投资基金了。（见：盖尔曼著《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载《第四国际》第四期，1958年秋季。）
虽然在玻利维亚的人口问题还远没有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被提出来，但是毫无疑问存在着农民的半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的情况（农民至少占人口的64%），这种情况由于国际货币基金强行要求稳定通货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而更加严重了。
[24]在落后国家内，主要生产手段的国有化，和从一开头就采用商业的方法和实践应当尽速用下列两项补充措施使之臻于完成：高速度工业化的规划；农业经济的逐步集体化，特别是要与工业旳能力相适应。（巴布洛MichelPablo：《过渡时期国家的经济问题》，见《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社会主义》，第四国际版第22页。）
当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靠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合作社来进行的，而是靠以普遍工业化为基础的合作社来进行的。这也就是说，农业的技术进步和农业的社会主义发展是不能同工业在一个国家总的经济中的主导作用的上升分开来的。（托洛茨基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中所说的话，见上引巴布洛书第23页。）
[25]“Pulperias”，在字面上原来的意思是“公司商店”，几乎是唯一以低价供应食物、衣着和其他必需品的地方。甚至在国有化以后，它们也仍然可以被利用来以操纵价格和制造缺货等等办法来对工人施用压力，在偏僻的煤矿区尤其是如此。
[26]参看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在1959年3月给革命工人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信，其中对本节的论点有更充分的阐述。本节就是根据那封公开信的基本论点写的。
[27]原文缺（11）条。——译者 |
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1959.8）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
一九五九年八月
前言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是展示世界资本主义已失去其历史进步意义而让道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时刻。同时其也证明了世界无产阶级能将该任务得以完成。
两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已毫无疑问表明对于在今日获得巨大生产力的人类而言私有制和民族国家间的障壁是真正难以忍受的桎梏。
而且近十几年来的科技进步为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只要全社会能合理利用核能等生产力，那么其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将给人类带来难以预知的辉煌未来。可是苟延残喘腐朽不堪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伴随巨额资本利益撕裂人类的民族国家间障壁一起不仅阻碍了利用这一可能性，反而将其成果变成了可怕的破坏性手段。核战争的恐怖阴影正威胁着全世界人民。
打倒资本主义和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益发
成为今日的紧急课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帝国主义危机引发了全球动乱。在今天革命的骚动毫不夸张地笼罩在全世界。在昨日还落后于未开化和野蛮状态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的殖民地人民现在拿起武器在为扫除帝国主义势力而斗争。
作为垂死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革命动乱不断的时代。今天的确可配得上真正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之名。现在，打倒世界资本主义正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不能犹豫的实际行动。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成熟。今日阻碍其实现的原因只是在于无产阶级的主观条件，即革命的最大阻碍是无产阶级的指导部<![if!supportFootnotes]>[㈠]<![endif]>问题。传统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即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多年来因其对革命的背叛而导致了无产阶级多次的失败。其中斯大林主义者官僚篡夺了伟大俄国革命所创立的苏联这一工人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通过绞杀布尔什维克对苏联工人实行恐怖的专政控制，把苏联转变为革命家的监狱。今天他们依然用“一国社会主义”和官僚式外交政策“和平共存”来抑制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他们利用这样的民族主义政策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妨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团结。
因此在今天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了世界革命的斗争必须扫除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支配。特别是苏联工人应打倒斯大林主义特权官僚这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只有苏联圈<![if!supportFootnotes]>[㈡]政治革命的胜利才能使已有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工人国家得到飞跃发展的安全保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包括三个互相结合的革命斗争，即，
一、帝国主义发达国家的革命
二、殖民地革命
三、苏联圈的政治革命
今天唯一能统一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三个有机结合的革命的政党就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战斗着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
集结在第四国际旗帜下的我们是世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敌人，我们是以完全打倒世界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国际无产阶级先锋。
我们与一切民族压迫进行斗争。我们无条件支持今天以与帝国主义斗争并民族解放为目标的一切殖民地革命。然而同时对于在今日的殖民地革命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各种中派主义领导，我们公开推进阶级斗争，为革命的不断
<![if!supportFootnotes]>
[㈢]<![endif]>
发展而斗争。
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为目标的斗争不能不包括对已得成果的保卫。我们无条件拥护遭受帝国主义攻击的工人国家——她是因革命而获得巨大成果。然而同时我们以打倒站在今日工人国家上层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政治革命为目标进行斗争，他们不仅仅是工人国家的发展，同时也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障碍物。
我们为将一切反剥削反特权的斗争引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而斗争。
濒死的帝国主义将工人国家的发展和殖民地革命逼上绝路，越来越深的危机将继续变得更狂暴。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为了挽回这一颓势正在欧亚地区进行着垂死的挣扎。
在远东地区唯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当今世界斗争中占有重要的一环。作为对抗中国革命和东南亚殖民地革命的世界帝国主义远东地区中最大政治经济据点，日本同时又赋予与之对抗斗争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历史性的斗争任务。曾经进行不断的战争而扩展狭隘基盘发展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今日又一次苦闷于巨大的内在矛盾。而且现在其恰好遇到了强大的中国革命和殖民地革命。在未来阶段这些对于日本而言革命斗争不可避免的发展和日本无产阶级的重大任务将提上日程。
我们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将肩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重要一环而站在日本无产阶级的最前列进行斗争。
第一节根本任务
我们将高举以下基本目标并为之实现而斗争。
一、打倒日本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排除一切美帝国主义势力。
二、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力并建立苏维埃政府，即实现被城市与农村中贫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三、由工人国家无偿没收资本家的一切生产资料（信用机构、生产设备、商业资本、运输机构、矿山、山林、土地等）
四、工人国家以从资产阶级那里没收的生产资料为基础创造计划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的前提条件。
五、以国家的大规模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为基础发展农业无产阶级的国营农场，经过小农合作化的逐渐加强，最终使全农业部门与工人的国有计划经济制度完全统一。
六、通过与全亚洲特别与中国和苏联的无产阶级共同行动巩固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道路，与获得权力的全世界工人一起合作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向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前进。
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勤劳大众应在革命指导部的领导下于激烈的群众运动中自觉认识到只有团结才是胜利之道。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将越来越清楚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和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的匈牙利工人所达成的全人民团结的最高形态，即苏维埃才是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适当的群众组织。
在革命高潮时期群众必然要组织苏维埃将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革命指导部在这一时期的苏维埃组织中飞跃成长与群众共同前进用一切必要手段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而斗争。
第二节过渡纲领要求
在资本主义危机激化的今天，一切部分要求如果没有诉诸于群众的革命行动就不能得到实现。而且这些革命运动随着自身阶级对立的激化将把事态逐渐推向最后的决战。因此提出过渡纲领要求是为了有意识地促进这一不可避免地革命进程的发展。
一、工会民主化和统一全国的产业工会。以工厂的斗争委员会为基础建立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共同斗争机关。
二、完全解除失业。由工人组织按各产业比例安排和吸收失业者。在不减薪的同时缩短劳动时间。
三、确立以非熟练单纯劳动工人为基准的全国一致的最低工资制度。
四、由工人管理基础产业。无偿国有化银行、煤矿、矿山、电力、钢铁、民营铁路、海运、造船等基础产业。
五、勤劳农民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榨取和掠夺的全国性自主的组织化，与工人组织合作。
六、废除如自卫队、警察等一切镇压机构。确立工人自卫组织。在自卫队中成立士兵委员会。
七、与中国、朝鲜和苏联的计划经济进行全面合作。加强日本与中苏工人阶级的团结。
八、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立即撤走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领土上的所有美军。废除与美国缔结的一切军事协议。
九、废除一切秘密外交。
十、建立工人政府
一九五九年八月于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第一次全国大会上通过本纲领。
（载于《世界革命》第54期）
（译自《日本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形成》1976年柘植书房初版）
<![endif]>
<![if!supportFootnotes]>[㈠]<![endif]>指导部：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领导层。
<![if!supportFootnotes]>[㈡]<![endif]>苏联圈：指苏联以及受其控制和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if!supportFootnotes]>
[㈢]<![endif]>直译为“革命的永久发展”。根据中国的通常习惯说法，译为“不断”。“不断革命论“在日文中为“永久革命论” |
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政治局（1959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
——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政治局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而有必要让位给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证明，世界无产阶级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前后两次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事实无疑在说明，私有财产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壁垒，对拥有巨大的生产力的人类来说，已经成为无法忍受的桎梏。
近十几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途。通过原子能和其他物质的利用，生产力有飞跃发展的可能。如果这一点能够为整个社会合理地运用，那么，它将给人类带来无限光明的未来……。老而不死、而且已腐朽透顶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和依大资本利益把人类加以隔离的民族国家的壁垒，不仅阻碍着人们利用这种伟大的可能性，相反，还把这些成就变为对人类的可怕的破坏手段。原子战争的恐怖笼罩着世界人民。
打倒资本主义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成为紧要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的危机在全世界引起了骚动。今天，革命风暴已名副其实地在席卷着全世界。昨天还处在未开炭和野蛮状态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人民，（今天）已拿起武器，起来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势力。
帝国主义——正在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时代，正是不断发生革命风暴的时代。今天已经可以说真正进入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如今，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刻不容缓的实际行动。
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早就具备。目前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在于无产阶级的主观条件。就是说，阻碍革命的最大障碍在于无产阶级指导部、传统的工人运动指导部。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多年来不止一次地背叛了革命，使无产阶级遭到失败。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篡夺了伟大俄国革命所建立的苏联劳动人民国家的领导，扼杀了布尔什维克党，对苏联劳动者施行可怕的专制统治，把苏联变成革命者的监牢。今天，他们仍然采取“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和平共处”等官僚主义的外交政策，压制着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他们还以民族主义政策来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妨害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团结。因此，今天至全世界无产阶级在进行世界革命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消灭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统治。特别是对苏联阵营的工人来说，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是燃眉之急。只有在苏联阵营内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才能使已经拥有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工人国家取得飞跃发展，才能保障这些国家的安全。
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始终包括以下三种互相联系的革命斗争，即：
（一）在帝国主义先进国家的革命；
（二）殖民地革命；
（三）苏联阵营的政治革命。
今天唯一能够统一地领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三种真有有机联系的革命斗争的政党，就是继承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来进行斗争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
垂死的帝国主义被工人国家的发展和殖民地革命逼得走投无路。它的矛盾越是加深，就越发疯狂。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为了挽回其颓势，正在欧洲和亚洲进行殊死的斗争。
在远东唯一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斗争的重要一环，即与中国革命和殖民地革命相对抗的，世界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最大的政治和经济据点。日本所处的这种重要地位，同时也赋予反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日本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过去不断地定期发动战争，借此扩张其小的地盘而发展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目前又在为深刻的内部矛盾所苦恼。而且它已经遇到了中国革命和殖民地革命。这样，在未来的阶段，将不可避免地促使日本革命斗争向前发展，同时将把日本无产阶级的重大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我们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未来的斗争中，将承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站在日本无产阶级的前列进行斗争。
第一节根本任务
我们提出下列基本目标，并为促其实现而斗争。
一、推翻日本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排除一切美帝国主义的势力。
二、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说，要实现为城市和乡村的贫民所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三、工人的国家将无偿没收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手段（金融机关、生产设备、商业资本、运输机关、矿山、山林、土地）。
四，工人国家将以从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过来的生产手段为基础，建立计划经济制度，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前提条件。
五、以国家的大量投资为基础，由农业无产者发展国营农场，同时逐步加强小农的合作化，最后把整个农业部门都纳入工人阶级的国有计划经济制度中。
六、通过同全亚洲，特别是同中国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合作，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并且同已经掌握了政权的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朝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前进。
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劳动人民，通过激烈的群众行动，将认识到只有团结在革命的指导部周围，才能获得胜利。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人们将会认清，1917年俄国工人阶级所实现的，以及1956年10月至11月匈牙利工人所取得的全民的团结（统一的最高形式），亦即苏维埃，才是推翻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唯一适当的群众组织。
在革命高潮时期，群众必然会组织苏维埃，夺取政权。
在这个时期，革命的指导部应当同在苏维埃组织中飞跃地成长起来的群众共同前进，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第二节过渡性的纲领
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深刻化的今天，如果不诉诸群众的革命行动，就不可能实现一切局部的要求。而且这种革命行动本身也将促使阶级对立加剧，使情况日益朝着作最后决战的方向发展。因此提出过渡性的纲领的目的在于有意识地促进这种不可避免的革命过程的发展。
一、实现工会的民主化和按产业系统实现全国工会的统一。以车间的斗争委员会为基础，按产业系统和地区确立联合斗争组织。
二、完全消灭失业者。由工人组织把失业者分配到各产业。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缩短工作时间。
三、以不熟练的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为标准，确立全国一律通用的最低工资制度。
四、由工人管理基础产业。银行、煤矿、矿山、电力、钢铁、私营铁道、海运、造船及其他基础产业，将无偿地收归国家。
五、在全国建立反对资产阶级和国家的剥削与掠夺的劳动农民自主的组织，使之同工人组织进行合作。
六、废除自卫队和警察等一切镇压机关。确立工人的自卫组织，要求自卫队建立士兵委员会。
七、同中国、朝鲜和苏联的计划经济进行全面的合作。加强日本同中国和苏联工人阶级的团结。
八、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要求美军立即撤出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领土。废除一切同美国缔结的军事协定。
九、废除一切秘密外交。
十、建立工人政府。
译自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刊“第四国际”第2期，1959年7月出版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续编）》，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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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革命：黑非洲走向独立和统一（让·保尔·马丁，195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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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革命：黑非洲走向独立和统一
让·保尔·马丁1959年4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黑非洲现在正在经历着它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以后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要在阿拉伯各国——从埃及到摩洛哥——以南建立一个黑非洲国家，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那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习俗都是千差万别的，然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不难看出，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露出了并形成着一种黑非洲的民族意识，它包括黑非洲的所有民族；这些民族的基本种族社会已遭到资本主义的渗入，从而打破了现有的形式，并出现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其特征是城市化，甚至在某些地方是强力的工业化。
这种现在正在形成过程中的非洲民族意识，是建立在下列一些稳固基础之上的：黑非洲的各民族都起源于一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基础的种族社会，其结构几乎在到处都极其相似；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习惯，有着一种远在巨额资本于十八世纪开始渗入以前就由他们的历史造成的共同文化；无论是在买卖奴隶和强迫劳动的可怕的年代里还是在现在，黑非洲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是很低的，这种情形使得他们加速非种族化，并使得他们纷纷流入非洲的城市中心。
在一种共同的地理范围以内，这些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因素，正在产生出一种把黑非洲广大群众改铸和合并成为一个民族的力量，它越过种族的界线，越过广漠无垠、横贯大陆的沙漠，唤醒了非洲人的民族意识。
然而，这只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有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和青年工人，才了解这一过程的意义。但是，由于这些人正在很快地变成为改造非洲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武器，所以城市中优秀人物的这种民族意识的醒觉，对于整个黑非洲的广大群众，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不仅在处在法国势力之下的地区里，而且也在处在英国、比利时、甚至葡萄牙势力之下的地区里，独立的思想和统一黑非洲的思想，已经变成了决定这种政治过程的力量。
要了解作为黑非洲这种发展特征的强而有力的节拍和热情充沛的动力，我们必得先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地区里所发生的事情。
1945年以来的发展
1945年以后，帝国主义者对黑非洲的渗入大大加强了，使得整个非洲变成了在退却中的帝国主义的经济方面和战略方面的最后保留地。只在战后的头十年里，在这里进行的资本主义投资已超过六十亿美元——等于（如果不是多于）1871年第一次在金伯利发现钻石以后和1945年以前这段时期里的投资总额。这些投资的绝大部分是在矿区里进行的，例如刚果的钻石、黄金、铀等等。
黑非洲的南部发展得最快，在这里的投资约吸收国民收入的20%到30%，经济增长率约为每年6%。其次是英属东非各地，以肯尼亚为首。发展得最差的是西部和赤道非洲各地，在这里，农业仍占统治地位，投资还不到本来就很低的国民收入的8%。
南非的工业生产在战后十年里增加得十分惊人，约每年30%，到1955年以后才下降到20%，而这一速度仍然是十分可观的。南罗得西亚的工业生产在战后增加了三倍。在刚果，工业生产也增加了一倍以上，而某些私人工业则有了飞速的增长，例如纺织工业生产增加了600%，化学工业生产增加了400%。这三个南部地区之间的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南非和罗得西亚之间的贸易。
黑非洲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开发方式都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矿产的出口上，这种办法所保证的投资率不能加速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不能使它们的农业经济多样化，从而也不能减低它们对于世界市场上某些原料价格的依赖性。
因此，这些地方的社会情况和经济情况，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坏了——尽管也有一些无可否认的经济方面的（包括工业方面的）进步。
我们现在要看一看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况和帝国主义统治对它们的影响，因为这是当前政治事变的背景。
黑非洲的经济
黑非洲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虽然有着丰富的矿藏[1]和通过使用水电动力[2]来发展工业的极大可能性，可是它们的主要收入大部分是从农业上取得的。
肯尼亚和乌干达出口的货物中，大约有90%是农产品（肯尼亚出口咖啡、茶叶和西沙尔麻，乌干达出口棉花）。可可占加纳的出口的70%；花生、棕榈油和可可加在一起，在尼日利亚和法属西非的出口中也占70%。
农业经济常常是以一种可以出口的产品为基础的，这就使它特别容易受到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战后十年中，这些产品的价格很高，给予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以一种空前的推动力。
大战以来，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增加了三倍或四倍。但是，欧洲殖民者把绝大部分非洲地区的最好的土地都给垄断了，例外的只是法属西非、加纳、北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某些地方，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肯尼亚，在这些地方，生产主要是由小佃农来进行的。
留给非洲农民的土地，特别是留绐非洲自给自足的农业的大量土地（约为全部耕种面积的70%），由于缺乏足够的投资和科学的耕种方法，生产力很低，而且是越来越下降的。热带非洲的日光晒坏了这些土地，炎热掺杂着骤雨使它们不适于耕种。因此，这种土生土长的农业经济似乎面临着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如果不增加投资，它就不可能变得更有生产力；另一方面，它本身又不能生产出这种为使它能够更有生产力所不可或缺的投资。
关于当地农业经济的各种困难，资产阶级批评家们总是喜欢强调种族社会制度的缺点及其对于土著居民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认为这些是原始积累率很低的原因。据这些批评家说，挡在进一步发展整个黑非洲经济的道路上的障碍，主要基因于“土人”及其庞大而不生产的家属的懒惰，他们把那些还到各处作些工作的人的微薄收入都吃光了；这些障碍也基因于土地的公共所有制——土地为部族或有亲属关系的集团所共有。
这后一种说法似乎更为重要，值得加以比较仔细的考察。
农民使用土地，可是没有自由保有权。酋长或族长给每一家庭分配足够的土地来进行粗放的耕种，轮种周期很长，每四五年的耕种中可能包括五年到十年的休耕（而且他们每年都可以进行重新分配）。[3]
可是，欧洲开发资本的渗入，再加上由于医学进步、废除奴隶制度和停止部族间战争而造成的非洲人口的不断增加，完全打破了这种耕种土地制度的“自然”均衡。
在肯尼亚、坦噶尼喀、尼亚萨兰，以及在法属、葡属和比属各地区，可供更多的人口使用的土地由于让给欧洲人使用而减少了——在大部分这些地区里，这种让给欧洲人使用的土地面积不大，只是在肯尼亚，它约占当时还空闲着的好地的五分之一。在南非，90%的这种土地都转给欧洲人使用了，虽然大部分都处在还没有为班图人占有的地区里——现在有一些正在为班图人重新买回去。南罗得西亚是一个为武力征服了的国家，在这里，50%的这种土地被占用了。[4]
在帝国主义者侵入非洲以前，非洲种族社会的相对停滞，主要是[5]由于那里有着进行粗放耕种的可能性，可用的土地很多而人口比较稀少。[6]现在，构成非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之所以贫困，主要是由于这一事实：他们作为农民所处的地位，和欧洲人的大农场和大企业所经营的农业相较，无论就他们可以利用的土地的质量和数量来说，或是就耕种方法（肥料、机器、现代农业技术）来说，都越来越差了。
改善这种情况的办法，决不是像那些为资本主义剥削作辩护的人们所说的那样，要废除土地的部族公有制，并用个人私有的土地来代替它。这种“解决办法”，肯定只能有利于这样一些最幸运的人，他们拥有必要的资本，能够买得足够的土地[7]来用合理的和有利的方法（肥料、机器、适合于热带条件的农业方法）进行耕种；可是这种办法，由于破坏了种族社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却会大大增加贫困的土著人的人数。
帝国主义剥削机构的各方面
现在，尽管在行政管理领域内，已经有一些进步表现在非洲优秀人物的任务的不断增加上，可是几乎所有经济的和行政的组织仍然掌握在欧洲人的手里。[8]
矿场、大农场、甚至当地农产品的贸易、科学硏究和教育事业，各种关键行政机关——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权力齿轮还都由欧洲人掌握着。而且，为矿业、农业和工业建设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绝大部分是从欧洲母国那里来的——在最近，这种资本也以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形式来自美国，而且数目越来越大。
为帝国主义母国所给予黑非洲的“慷慨”援助作辩护的人们，总是强调用来发展这些地区的公共投资的重要牲；可是他们自然不肯说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现在还从这个“黑大陆”取走大得骇人听闻的利润。[9]
让我们再比较仔细地看一看，这些帝国主义母国对于“发展”黑非洲所提供的这种“援助”究竟是些什么：
非洲各地矿业和农业资源的开发，其本身早就需要有大的基本公共事业：运输，电力、行政机关，为给帝国主义企业维持和训练工作人员所需要的某些保健和教育服务等等。
特别在战后，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人们现在认为有可能进行某些意义深远的工业化计划。[10]
做出这种努力所需的资金是怎样来的呢？
在英属非洲地区里，这种资金部分在当地筹集，部分靠母国补助，其情况如下：半数靠当地资源，三分之一靠借款，其余靠母国补助。可是像加纳这样一个国家，它自己却提供了90%的投在开发方面的资金。法国宣称在这一时期里每年平均投资一亿五千万美元，而英国在它的属地里的支出是七千万美元。[11]当地比利时企业把它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又进行再投资，这使得刚果能够得到发展。法国每年要支付二千万美元来弥补它的非洲属地对外贸易方面的美元赤字。可是，由于它从这些属地用法郎购买某些在别处必须用硬币才能买到的商品，这些属地使它每年能够省下一亿到二亿美元。[12]
如果考虑到在这些属地的公共投资每年不超过一千亿法郎，私人投资约三百亿法郎，而这一母国用在海外属地的支出总额的半数又以回国私人资本的形式回到国内，[13]那么不难看出，这一母国和它的非洲殖民地之间的收支差额实际上是大大有利于它自己的。这就是非洲地区经济和工业发展很差的原因，也是当地居民的平均收入少得可笑的原因——平均收入每天还不到一百法国法郎，“如果考虑到城市人口收入较好这一事实，则平均收入或许还要少些”。[14]
法国靠着纳税人出钱而送到海外去的公共资金，大部分又通过私人企业、大贸易公司和个人（工资、薪水、红利）而重新回到法国。
因此，这种由法郎区所构成的滤水唧筒具有以下的效果：把公共资本变成私人财富，而这些海外属地从由法国纳税人所提供的资本上，却不能得到任何可以和这些款项的重要性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因为在母国用在黑人非洲的公共开支中，只有三分之一用于投资，而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用于增加生产的。”[15]［黑体字是我用的。］
用于有效投资的这一部分，不仅一直很少，而且“无论是相对数值还是绝对数值，实际上都是递减的”。[16]
这样，在目前的殖民地体制之内，面对着人口的不断大量增加，这些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就绝对不可能有所发展了。在这种情况下，原始资本积累率不可能达到占国民收入的15%——比20%-25%低得多——的水平，而这一水平被认为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任何大规模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所必需的。
帝国主义剥削的资产负债表
黑非洲的传统的种族自给自足经济，转变为一种目的在于输出黑人非洲各地矿产品和农产品的资本主义经济；当地工业和当地市场的发展，还不足以有利地吸收为不断的非种族化所赶来的群众；以及要减轻非洲经济对于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性——所有这些因素使旧社会土崩瓦解，造成一种混乱局面，其特征是非洲人民大众变得更加贫困了。
在这种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纷纷拥入各城市中心，反映出传统的非洲经济正在稳步地商业化和工业化。[17]
革命热狂现在支配着黑非洲的人民大众，成为不断此起彼伏的政治动乱的基础。这种革命热狂说明，旧日的包皮在一些还不足以把社会改造和稳定工作放在较高水平上的新经济力量的压力下，已经破裂了。
这些新经济力量在其现有发展水平上（即在仍占统治地位的殖民统治所容许的水平上），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积累起来的需要——不论从数量上看（人口不断增加着）还是绝对地看（因为黑非洲人民大众已经看到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他们要求有和享有特权的少数欧洲人一样的生活水准），都是如此。
因此，黑非洲现在到处都有革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又由于以下事实而更加深刻了：战后原料和农产品价格高涨的繁荣到1957年已成过去；全世界性的政治事件——殖民地革命的斗争和胜利，苏联、中国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帝国主义迫到挫折和困难——和殖民地情况一接触就变成革命的力量，它甚至一直渗入热带非洲丛林的底土里。
最近的政治发展
去年12月的阿克拉会议无疑对于非洲自由运动给予了新的推动力。此后便在科纳克里召开了工会会议，并建立了非洲工人联合会，以独立的几内亚总理塞古·杜尔为主席。
然而，早在1958年9月1日，“英属”东非各地——乌干达、肯尼亚，坦噶尼喀、尼亚萨兰和桑给巴尔——的民族主义组织就在乌干达的姆万扎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乃是阿克拉会议一种准备工作。
一种“泛非洲的争取解放东非和中非的运动”开始了，它的纲领是：
发展泛非主义，把东非和中非从帝国主义、白人统治和经济剥削之下解放出来；必须发展民族主义活动以争取自治和议会民主；纲领、策略、计划和行动必须互相协调。
阿克拉会议以后，西部、中部和东部非洲都有了很重要的政治发展。在西部，当几内亚巩固了它的独立，并打算和加纳组成联邦的时候，所采取的头一步是组织一个新的“初步”联邦，叫做马里联邦，它将把在法国控制之下的地区——塞内加尔、法属苏丹、上沃尔特、达荷美——组织在一起。这一联邦，由于受到法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共同体”领袖乌弗埃-博瓦尼的破坏，昙花一现便解体了。
这一联邦一解体（和“共同体”一样），就产生了不再是联邦的而是统一的塞内加尔和苏丹的国家；并产生了非洲联邦党，主席是桑戈尔，总书记是莫迪博·凯塔。
这一新政党控制着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的议会，并实行（虽然是初步地）全法属西非的“联邦行政”计划；这一计划是1957年9月在巴马科会议上决定的，其后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阻挠和破坏，这一新政党组成以后，只有尼日尔的一部分、达荷美和象牙海岸还留在为乌弗埃所控制的“共同体”之内。在黑非洲目前仍处在法国控制之下的各国走向政治独立的道路上，上面这些发展肯定不是最后的。在1960年，在西非海岸还有三个地区要获得正式独立，即喀麦隆、多哥和尼日利亚。在东方，索马里也是如此。这种正式独立和联盟的趋势在整个黑非洲将越来越快了。
西岸地区在政治方面发展得最快。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气候的关系，这里欧洲人很少。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工业和行政活动都集中在这沿岸地区，这里比较城市化了。
与此相反，中部、东部和南部非洲由于种种原因在政治上发展较慢。在东南部，欧洲人比任何别处都多；他们垄断了政权，阻挠非洲人参预，并极力防止绝大多数非洲人所要求的自治。
“白人的非洲”的拥护者，除了南非之外，还有肯尼亚和南罗得西亚。但是这些国家直到最近还觉得它们可以不受到来自西部的非洲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它们认为它们有一条以比属刚果为中心而以葡属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为其东西两翼的防疫线。因此它们准备把黑非洲东部和中部的一连串国家和联邦放在白人控制之下。
最近在刚果和尼亚萨兰的事件发生之后，这种可笑的幻想就完全破灭了。像晴天霹雷一样，黑人群众的怒火在利奥波耳徳维尔迸发了出来，把刚果的政治地位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每个人都感觉到，比利时殖民主义的家长统治的时代，已经无可救药地结束了。
比利时政府的反应是十分迅速的。通过国王博杜安，它宣布准备“使刚果独立，既不拖延，但也不急于草率从事”。这就是说，比利时的大资本家不打算打一次“阿尔及利亚式的”战争，来保卫在刚果和一千二百万害着独立热狂的非洲人住在一起的八万五千名比利时人和其他欧洲人的非法特权。
刚果群众要等多久才能为他们的地大物博的国家得到独立呢？1959年1月31日《经济学家》说得很正确：“1960年的非洲的整个气氛，将使比利时人不能再坚持他们那‘不急于草率从事’的计划了。”在黑非洲人们的心目中，刚果的独立将自然而然地消除挡在这整个地区政治独立的道路上的最后障碍。
处在意大利托管之下的索马里将于1960年独立，并成为把其他索马里地区重新联合起来的一个枢纽，以形成一个“大索马里”，最后和阿拉伯苏丹和埃及联系在一起。乌干达是仍然处在英国控制之下一个地区，欧洲人不多，非洲人约五百万，有着许多民族主义的政党；这些政党的宗旨都是要独立，只是争取独立的方法有所不同。坦噶尼喀是另一个处在英国托管下的地区，其中非洲人约八百五十万，欧洲人不到两万；它在争取独立问题上也不肯再等很久了。
在肯尼亚，1954年对于茅茅运动的野蛮镇压，并没能使那六万二千名欧洲居民免于“有住在埃特纳火山山坡上的情绪。他们现在知道这里有许多熔岩，只是希望火山在他们生前不要爆炸而已。”（《泰唔士报》，1959年1月27日。）不用说，这种虔诚的希望有被席卷整个黑非洲的泛非主义的浪潮冲垮的危险。
在肯尼亚，少数白人（他们垄断着政权，并用白色恐怖来进行统治）和大约六百万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极点，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为刚果、乌干达、索马里、坦噶尼喀等充满民族主义热狂并已有迅速完全独立希望的地区所环绕着，肯尼亚完全和南方的“白人”国家隔离开来了，因而迟早必然会处于它自己的非洲人口的政治控制之下。因此，对于这一灾难重重的非洲地区的特别卑鄙的殖民者来说，遭报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
在东非，欧洲人是一种孤立的少数，差不多被包围在极多的非洲人口之中。在中非，欧洲人的地位就显然有所不同。
在南罗得西亚，白人统治是以二十万零七千欧洲人口为基础的，这里的非洲人约为二百五十万。在北罗得西亚，共有七万二千名欧洲人和二百二十二万名非洲人。但是在尼亚萨兰，即中非联邦中的第三个地区，欧洲人在二百五十万非洲人口之中只占极小的少数。总的说来，这三个地区的人口，大约是三十万欧洲人和七百多万非洲人。
由于有着最好的土地，由于在这里的蕴藏丰富的矿场和各种正在发展的工业里有着大量投资，所以这些地区里的欧洲居民自然倾向于仿效他们南非邻居的极端的种族主义政策；这使他们保有对于中非联邦的绝对政治控制权。中非联邦是1953年成立的；尼亚萨兰被迫加入了，尽管它的非洲人口一致反对这件事。
自此以后，非洲民族主义的领袖们屡次要求：（1）立刻退出这一受欧洲人统治的联邦；（2）或者在殖民局的控制之下，或者在和坦噶尼喀、最后和乌干达结成的一种由非洲人统治的联邦之中，实行内部的非洲自治。
与此相反，中非联邦内阁总理和种族主义的欧洲居民的代言人罗伊·韦伦斯基爵士，却急于要在1960年为这一联邦取得自治领地位，以便可以不受阻碍地推行他那种族压迫政策。因此，在3月初，尼亚萨兰发生了黑人群众的骚动事件；这次事件，自从肯尼亚的茅茅反抗运动以后，乃是非洲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这次运动是在南罗得西亚政府以一种想象中的“阴谋”为借口，宣布紧急状态，并逮捕非洲国民大会的领袖们的时候开始的；当时被逮捕的人士中包括这一组织的首脑哈斯丁·班达博士。[18]
这次事件以后，白人当局的血腥镇压和非洲人民群众的反抗像燎原之火一样遍布于这一联邦。担心“来自索耳兹伯里的鞭手''，担心白人的压迫，这使得非洲人更加下定决心，不允许再建立一个像南非现有的那种新地狱。
南非是白人主权的拥护者，它同时也起到刺激泛非民族主义的作用，因为这种民族主义是作为对于南非联邦的穷凶极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政策，面对着不断增加的非洲人口，尽管欧洲人的居住区十分广大（一个欧洲人对三个非洲人），也越来越走进死胡同了。这是因为，非洲人口构成劳动力的主要部分，而这一国家的经济的兴建和扩展工作是要依靠这部分劳动力来进行的。
其后，极端反动的新总理亨德里克·维沃尔德提出了“班图自治法案”，取消了非洲人在议会中的象征性的代表权，并建立了八个土著的“国家”，处在比勒陀利亚政府的宗主权之下。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等于分裂这一国家，同时剥夺了很多非洲城市人口的参政权。
关于葡属地区——东面是安哥拉，西面是莫三鼻给——只需要说几句话。这些地方仍然遭受着可恨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无论在公共工程里或在私人企业里，都盛行着强迫劳动。但是，在圣多美岛中世纪式的监狱里受罪的政治犯人数，以及最近的许多游行示威，都表明国民运动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这种运动现在日益髙涨，已伸入甚至黑非洲最落后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非洲革命的问题和前途
这种不可抵抗的非洲独立和统一运动，暂时掌握在意识形态上（如果不是在社会意义上）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领袖和政党的手里。在非洲革命发展的初期阶段，这是不可避免的。非洲民族主义各政党的参谋本部中，有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在帝国主义母国的首都——巴黎、伦敦、布鲁塞尔、里斯本——受过教育的。[19]有时候其中还有一些工会主义者，甚至前共产主义者。法属和英属西非的乌弗埃、马马杜·迪亚、桑戈尔、凯塔、塞古·杜尔、恩克鲁玛、阿布巴克尔、阿沃罗沃、阿齐克维等等，中非和东非的姆色亚、齐亚诺、班达、尼雷尔，卡萨武布等等，都是这种类型的人物。
他们所共有的思想——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就是泛非民族主义；这就是说，整个非洲的人民大众，不分阶级，[20]共同反抗欧洲的殖民主义。这些领袖及其政党认为在广大贫困农民和工人之间，土著资产阶级结构也有所发展，因此他们一般都否认阶级斗争，而只是设法为在非洲人控制之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创立基础。
这些领袖为非洲广大群众争取一种新社会均衡的运动所推动，了解帝国主义的弱点和黑非洲的经济潜力，并且受到东西方对立局面的鼓励，他们力图提高非洲优秀人物的地位，使其有无可争议的政治控制权，并在经济上和帝国主义合作。
为了能够有实力来争取上述地位，他们就力图违反帝国主义的意志，建立一些联合在一起，甚至统一在一起的国家集团，其面积大于各帝国主义者人为地划定的各个地区——尤其是因为这种统一的趋向也符合于非洲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真正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各帝国主义者（除了极少的例外）似乎都已了解，不可能再继续直接控制这些黑非洲国家了。因此，为了保持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的和战略的有利地位，他们就鼓励这些非洲资产阶级优秀人物的这种作用。这样做，他们认为能够改变泛非主义的方向，使它不致和那在现在仍然过分被引入苏联轨道的阿拉伯“中立主义”联合在一起，并使它免于共产主义的影响。美国帝国主义乃是这种买卖中的最勇敢的岀价者。它的代表最近在阿克拉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和恩克鲁玛——泛非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战士——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恩克鲁玛的思想顾问乔治·帕德摩尔确实能够把他导向这一方向了。
但是，非洲革命的进程将会表明（像在阿拉伯革命中已经证明的一样），统一现在正在形成的黑人国家的历史任务，只有依靠具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性质的新的领导，才能完成。黑非洲的统一终将成为非洲革命群众的最强烈的愿望；可是各种带有资产阶级社会性质的非洲优秀人物终将证明：他们都有其狭隘的特殊目的，都各不相同地和帝国主义有着联系，他们互相敌视，根本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而且，黑非洲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也是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实现的。由于它那现有的殖民地经济，由于帝国主义各强国施舍援助时很小气并带有“绳索”，黑非洲将不可能实现为在相当短时间内进行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的原始积累。
实际上，像其他不发展地区一样，黑非洲毋宁说面临着经济倒退的可能性，无论绝对地说有什么进步，可是和不断增加的人口及其需要相较，和先进国家的发展相较，这种进步就未免太小和太晚了。这之间的差距决不是逐渐减少，而很可能是越来越大的。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之中，解决办法就会完全不同了。原始积累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解决，即：把现在为帝国主义掠夺去的剩余价值国有化；使现在正在贫困化过程之中的千百万人民从事生产性工作；工人国家的无私援助。一种勇敢的农业改革，依靠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将可以合理地耕种集体的土地、各种族的地区以及没收和国有化了的欧洲人的大农场。披荆斩棘，修建灌溉工程，就可以开辟新的土地。
这就是黑非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在各种民族主义组织中和工会运动中进行工作时，必须据以确定方针的前景。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既要根据各资产阶级非洲组织领导有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独立与统一的斗争的程度，对它们给予批判性的支持，同时也有责任准备组织自主的、受到黑非洲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鼓舞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西非洲已经存在着一些左派中间组织和越来越壮大的工会运动，这些构成今日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萌芽，例如：喀麦隆的喀麦隆人民联盟；塞内加尔的非洲独立党，和由退出塞内加尔进步联盟的一部分盟员组成的塞内加尔-非洲联合党（它和桑戈尔绝裂了）；几内亚的工会运动的战士。
黑非洲革命之所以与众不同，是由于它有着一种超越阶段的倾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岀来领导黑非洲人民群众，并大跨步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了。
[1]加纳的黄金、锰和铁矾土；尼日利亚的锡、铌；塞拉勒窝内的铬、钻石和铁；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铁；喀麦隆的铁矾土；乌干达的铜；等等。
[2]黑非洲在水电方面拥有世界潜在动力的三分之二；它的储备量估计为二亿瓦。
[3]《经济学家》，1958年12月13日。
[4]同上。
[5]另一个原因来自这一事实：非洲人口相对说来是彼此互相隔离的，道里辽远和各种各样地理上的障碍把他们分隔开来了。
[6]“每当各种经济问题堆积到一起，达到在别的地方可能引起经济关系的改变——从而使社会组织向更高形式发展——的紧要关头的时候，班图人（非洲人）只是迁移到新的地方去，如有必要，还和阻碍他们的道路的其他种族进行战争。”达维逊：《非洲的醒觉》）
[7]记住地理条件和热带气候，这种足够的土地的面积，一定要比在别处宽广得多，因为要考虑保持地力、合理轮种等等问题。
[8]在中非洲，欧洲人约有五十万，而非洲人是一亿。
[9]巴西尔·达维逊在他那很著名的著作《非洲的醒觉》里，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他所说的上次战争前后的“非洲的巨额收入”，说许多矿业公司的红利达到50%、100%、200%、甚至300%。他补充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矿业繁荣的年代里，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相较，即使是初期从印度那里掠取来的利益，也显得像零用钱那样微不足道了，……”。
[10]计划开发的丰富矿藏有：毛里塔尼亚古罗堡的铁，塞内加尔太巴的磷酸盐，几内亚洛斯和包克的铁矾土：计划进行的工程有：加纳的沃尔特河工程，比属刚果的英古区工程，等等。
[11]对比起来，英国私人资本所占的份额大大大于法国私人资本所占的份额。
[12]马修所作的考査；见1958年9月22、23和24日《世界报》。
[13]同上。
[14]前引《世界报》。
[15]同上。
[16]同上。
[17]1953年，刚果非洲人长期住在种族区域以外的总数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人，即约为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战后黑非洲城市发展的速度是特别快的。这里举几个例子：利奥波耳德维尔的土著人口在1923年是一万六千七百零一人，1940年是四万六千八百八十四人，1945年是九万六千一百一十六人，1948年是十一万八千七百一十人，1953年1月是二十四万四千人，现在则大约是四十万人。伊利沙伯维尔、斯坦利维尔和科基拉维尔的发展速度也和这相同。肯尼亚的内罗比的人口从1945年的五万三千人增加到1952年的九万五千人。杜亚拉西南的乡村人口一空，全都搬到城市里去了。
迅速城市化乃是整个黑非洲的共同现象，成百万的人口源源流入逐渐发展着的商业中心、行政中心和工业中心。然而，“土著区”的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情况是难以想像的。仍以利奥波耳德维尔为例，在这里，人们曾做过很大的努力来改善“土著区”。在旧土著城里，人口的平均密度是每公顷三百零二人。全区没有一所楼房；这就是说，每一百平方公尺的地面住着三百人。1954年和1955年建筑的房屋，其每月租金没有在三百比国法郎以下的。可是绝大多数工人每月的收入都不超过一千法郎。如果工资很合理，把三分之一花在房租上可能不算太多；然而，在这种连饭都吃不饱的工资上，土著工人是住不起这种好房子的。
[18]尼亚萨兰的国民运动，是在1916年1月23日至2月4日那次十分重要的非洲人起义以后发展起来的，这次起义的倡始人是一个当地牧师约翰·智勒姆维。（参阅谢泼尔逊和普赖斯；《独立的非洲人》，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19]在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由于文盲多得惊人，所以知识分子总是起很大的作用。根据联合国文教会的统计：在法属非洲，文盲占95-99%；在坦噶尼喀和尼日利亚，占85-95%；在加纳和肯尼亚，占75-80%；在葡属各地，几占100%。
[20]塞古·杜尔最近告诉《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说：“非洲人只有一个阶级”。 |
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促进拉丁美洲群众争取解放和自决的斗争——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呼吁书（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195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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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促进拉丁美洲群众争取解放和自决的斗争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呼吁书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1959年3月13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拉丁美洲的不稳局势正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入。拉丁美洲被剥削的人民正在奋勇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在斗争中团结起来。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一切中间和贫苦阶层，小商人，农民，工人，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代理人和同盟者的实际活动中，在各种示威和斗争中，正在团结起来，或者正要团结起来。
尼克松已经在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群众的反对，石块和啐唾下逃之夭夭了。7月26日运动的代表团，古巴革命的代表们，在周游拉丁美洲的时候，受到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热烈、一致和兄弟般的接待和欢迎。
各阶层被剥削人民在控诉、抗议、反抗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动机上，有共同的基础，不管是在电力问题上也好，在石油问题上也好，还是在推动千百万农民起来斗争的土地问题上也好。拉丁美洲全体被剥削人民以尖锐的和经常化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意气风发的斗争精神。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争取赶走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土地改革的斗争正在拉丁美洲各地以经常化的形式出现。这些运动的具体性质并不是明确而清晰的。7月26日运动在开始时只是一个“感化”现政权的运动，到后来才展开游击战，并击败了美国佬帝国主义军队所供应和武装的巴蒂斯塔的军队。民族解放运动在现在或在开始时采取什么形式，那并不重要；从根本上来说，民族解放运动中就包含着社会解放的历史社会因素。各国人民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力量比美国佬帝国主义的军队或者它所武装的军队中最强大的军队，都更为强大，
生长期危机的过程每一次都导致了更大的爆炸和更为严重的不稳的表现。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帝国主义，都没有办法限制或控制这一过程。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政府现在都通过实施长期的戒严、颁布各种行政法令和非常权力，经常出动军警、采取威吓镇压措施和对群众实行军事管制等办法，来进行统治。对他们来说，议会及特殊的法律和权力都不够了。
民族资产阶级寻求帝国主义的保护
生长期危机的问题促使所有的政府（全是资产阶级政府）在经济、军事和政治让步的基础上，寻求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佬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美国佬帝国主义）的保护，并和他们结成联盟，勾结起来。而让步的结果，又是在社会、政治和工会事务方面对被剥削的群众进行压制。群众不能答应；他们拒绝、反抗这一局面，并且与之展开积极的斗争。
资产阶级为了对付群众，只好更加依赖美国佬帝国主义，别无他法。资产阶级在财政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因此不能不屈从帝国主义的意旨和利益。但是，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所以自觉地站在帝国主义方面，反对群众，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前途。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财政方面，社会方面或政治方面，他们都没有希望找到任何别的出路。
玻利维亚和古巴的革命，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和巴拉圭的斗争——所有的群众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斗争。一个囊括整个拉丁美洲的强有力的过程正在发展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游击斗争正在扩大。在巴拉圭和危地马拉，正在准备展开游击战，以推翻独裁政权；而且在那里，像在尼加拉瓜、圣多明各和海地一样，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当中为帝国主义服务的阶层，正企图出来领导正在准备中的反对独裁政权的解放运动。
7月26日运动表现出，它正准备展开武装斗争，来推翻萨摩査和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即令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政党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领导之下，群众也都要求把土地归还农民，实行国家工业化，改善和增进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实现社会解放。这就说明人民希望推翻独裁政权。
7月26日运动正在组织人民起来推翻萨摩査，而且表现出它还准备推翻特鲁希略。这部分地也是为了直接防范可能的和现实的反革命政变。总之，尽管所有这些运动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并且提出了不超出资产阶级范围的斗争目标，它们仍然说明了反帝浪潮的存在（这是它们的领导集团竭力要加以掩盖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那些独裁者都是美国佬帝国主义豢养、扶植和支持的代理人。
现在有一切条件掀起一场汹涌澎湃的运动，来建立一个反帝统一战线，以便在现阶段促进广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被剥削群众的要求、愿望和需要。
这一过程正在震撼着拉丁美洲的整个社会结构。必须更有力地推进，加强并且协助支持和发展这一革命过程。这是拉丁美洲的进步的道路。
帝国主义准备从圣多明各和尼加拉瓜进行侵略
美国佬帝国主义正在从圣多明各和尼加拉瓜准备和组织政变与反革命。回答的办法不是组织进攻和游击战。必须唤起和号召这些国家的群众去夺取土地，首先是在古巴分配土地，立即实现对群众有利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剥夺帝国主义的财产，实行工人管理，并且彻底实现土地改革；必须号召群众实现这些社会和经济措施；必须号召他们展开游击战来达到这些目标。
起来斗争的群众自己会决定他们是否希望或需要军事援助以及什么样的军事援助。拉丁美洲工人运动可以而且必须提供的援助是，派遣工人民兵并且把他们置于具有阶级纲领的机构的领导之下。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斗经验说明，他的胜利的真正基础就在于依靠农民，保证为实现一个土地改革和反帝国主义的纲领而斗争。
这就是赶走、推翻和绞死拉丁美洲剩下的独裁者的道路。这里所说的独裁者不仅是指那些明明白白的独裁者，也是指其他独裁者。7月26日运动的游击队员在周游拉丁美洲时宣布，他们将指责美国佬帝国主义，把革命进行到底，并将分配土地。这就说明，群众正在对他们施加巨大的压力。工人们已经一再地夺取了帝国主义的企业，并且要求把这些企业收归本国所有。表现了拉丁美洲全体群众的要求和愿望的过程就是这样。
最近，在玻利维亚，为了反击《时代》杂志上一篇建议分割玻利维亚的文章，工人革命党（托洛茨基主义者）号召群众动员起来，举行示威。结果，那里的群众就动员起来，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斗志昂扬的示威。
在哥伦比亚，游击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群众还在继续夺取土地。在委内瑞拉，工人们表示要把石油收归国营。工人的工会和联合会，工人和农民的团体必须发出号召，要求在一个剥夺和驱逐帝国主义的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反帝统一战线。
阶级统一战线
拉丁美洲的革命，民族解放的过程，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必须有意识得给予推动，使它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
在中美，在特鲁希略、海地、危地马拉、萨摩查的共谋和帮助之下，有人把尼加拉瓜作为军事供应和指挥的基地，两次企图侵入圣萨尔瓦多，都遭到了失败。维持、接济和支持这些活动的正是美国佬帝国主义。它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搅扰，在必要时限制和扼杀（如在危地马拉）反帝国主义和反寡头统治的运动和反抗独裁政权的浪潮。
而且，中美的这些冲突和争端以及侵略和政变的威胁也正表现了生长期的危机，表现了帝国主义无力控制和支配这个发展过程和革命动员的过程。
拉丁美洲的这一动员和革命的过程是世界范围的殖民地革命过程的一部分，但是同时，它也服从自己的过程的动力。这个过程反过来又对殖民地和世界革命的发展有所贡献。
由于缺乏阶级的工人领导和阶级的革命政党和纲领，这些由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在同帝国主义发生法律纠纷的时候，就往往向帝国主义屈服。但是，拉丁美洲革命的基础却比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表现出的，要深刻得多。因此，我们说，同社会解放结合起来的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正在成熟中。处在一个仍然在逐步激进化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这个过程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和革命-政冶潜力的发挥受到了限制。
抱着这一观点来领导它、来决定它的方向、因而使它陷于闭关自守的状态并具有了局限性的，正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可能，也不愿意让它全力发展，让它发挥出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过程的全部潜力。
敲起警钟，号召解放圣多明各、海地和尼加拉瓜是正确的，但方式是不正确的。必须把群众的力量引向真正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剥夺帝国主义的财产，把主要经济资源收归国有，如垄断对外贸易，银行和保险事业收归国有，并建立工人和农民的政府。
帝国主义对于拉丁美洲的动员和革命过程，并没有袖手旁观。拉丁美洲的革命在古巴、玻利维亚或委内瑞拉每前进一步，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权威、控制和前途。美国佬帝国主义通过《时代》杂志号召瓜分玻利维亚，就说明了它现在和将来不惜采取什么手段。目前，为了阻止革命的发展，它正在唆使它的代理人，即圣多明各，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制造纠纷，威胁和侵略古巴，制造军事冲突，甚至要在中南美国家之间挑起一场战争。
必须号召拉丁美洲各国群众和人民把他们的生产联合起来，实行计划生产，并且建立原料联营机构，以便销售自己的产品。不是像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政府那样去同帝国主义一起“计划”，而是在自己当中进行计划，看看怎样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并且同工人国家进行贸易。
学习中国群众的榜样
中国的群众树立了坚毅不屈、勇于牺牲、富于主动性并终于取得成就的榜样。他们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进行生产和斗争是为了真正地和直接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工业从一个落后于巴西和阿根廷十倍的发展水平开始，现在已经至少超过巴西和阿根廷十倍了。而且，这一成就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的领导下取得的。工农政府形式及经济和生产的计划化是克服中国世世代代的落后状态的基础。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软弱无力，却提出了一些卑鄙的重工业发展计划，要保持群众的低下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的（即经济的）落后状态，而让主要的利润和利益保留在帝国主义和一小撮民族资本家之手。
为了提高拉丁美洲革命的速度和水平，必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在古巴，如果能够走这条道路，革命的真正进展和巩固就有了可靠的保证。这条道路也就是去剥夺帝国主义的财产，实行国有化，实行工人管理，垄断对外贸易，在吸引群众参加和照顾群众需要的情况下实行计划化。
古巴，玻利维亚或委内瑞拉的革命走上这条道路，就能迅速提高斗争的水平；要加强和巩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就要同时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但是，无产阶级还没有起来自觉地领导拉丁美洲的革命。由于缺乏工人阶级的群众性革命政党，拉丁美洲革命的不自觉的和客观的过程就无法在反对独裁政权和帝国主义的每一斗争中，全力发展，充分发挥自己固有的潜力。
在古巴，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需要有独立的阶级工人政党，它们要拥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纲领。在为组织这些政党准备条件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工会的基础上组织这样的政党），工人的工会运动本身也有必要投身到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去。除了在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没有在这一过程中起领导作用，而且也没有力量这样做。
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条件现在已经成熟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成熟。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里，群众都受到比以往更加苛重的剥削。在他们的苦难的逼迫下，他们都觉得需要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寡头统治，反对独裁统治。
掀起驱逐帝国主义的斗争！
工会组织——大的劳工联合会和全国性的行业工会——必须号召群众动员起来举行示威、罢工、群众大会和集会，来支援古巴和玻利维亚的革命。但是，同时，也必须在工厂中，在住宅区和总部的集会中，在文化和政治集会上，进行鼓动，并且通过一切其他方法组织对古巴人民的切实物质援助，声援他们，主动地组织支援古巴和玻利维亚的民兵，反击帝国主义和寡头集团的干涉。
工会组织，工会，农会及工会和农会的联合会有必要召开一次拉丁美洲大会，来鼓吹和领导一个统一战线，以便把帝国主义从拉丁美洲赶出去；以便保卫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以便支援人民反抗独裁政权的革命和斗争；以便实现一个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必须建立一个全拉丁美洲的反帝统一战线机构。工会联合会和工人政党必须负起这一责任，并号召群众动员起来。需要在拉丁美洲展开经常化的宣传鼓动工作，需要经常地组织人们支援拉丁美洲人民反帝革命，以便召开拉丁美洲反帝统一战线大会——如果可能的话，在古巴召开。帝国主义是虚弱的，希望求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拉丁美洲群众的斗争已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为了团结一致地对帝国主义进行打击，必须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把一切运动，一切阶层的人民都卷到、带到、吸引到反帝斗争中来。要发展经济，要提髙生产，要克服生长期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贷款和金融投资不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相反地，它们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最大障碍。
拉丁美洲的群众组织和工人组织，只要采取坚决态度，就能鼓舞古巴群众，造成压力，推动他们去提高古巴革命的历史社会水平。
为了汇合、加强和推动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革命过程走向摆脱资本主义谋求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反帝统一战线，它要建立在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阶级纲领的基础上。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号召进步的文化和科学组织、工会和农会、工人阶级的政党、穷苦的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反帝统一战线，成立一个机构来统一规划和领导把帝国主义从拉丁美洲赶出去的斗争；召开一次拉丁美洲所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工会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大会，以便成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反帝统一战线内部，以互相结合的方式，为实现被剥削群众的纲领和反资本主义目标，为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 |
殖民地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步孟什维克后尘的拉丁美洲斯大林主义分子们（﹝比利时﹞厄内斯特·杰尔曼（即曼德尔），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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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
（步孟什维克后尘的拉丁美洲斯大林主义分子们）
﹝比利时﹞厄内斯特·杰尔曼（即曼德尔）1959年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一个新阶段
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目前正经历着一个日趋高涨的新的阶段。这并不是说，在最近这几年中，拉丁美洲的革命完全处于低潮中；它实际在整个这一段时间内一直在那里发展并几乎已遍及各地。可是，在最近几个月里，斗争的范围的扩大和劳动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的确曾有一种飞跃的发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称它为一个“新阶段”。
在这里，我们且不要讲哥伦比亚的使许多省份陷于瘫痪状态的游击运动、阿根廷的不胜枚举的长期坚持的罢工运动、委内瑞拉的再度赫然兴起的革命运动、巴西的争取铁道国有化的胜利斗争，甚至也不要讲在经过六年的革命之后仍然拥有惊人的力量的玻利维亚人民运动。因为最足以表明这个新阶段的乃是古巴革命的急剧发展——跳跃过革命发展阶段的古巴革命正以一连串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加之于帝国主义和古巴的资产阶级，而其动员人民群众的规模之大，在西半球的这一地区更是未之前闻。
在我们正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从这一岛国的各个角落赶来的五十多万贫苦的农民，已经聚集在哈瓦那，庆祝7月26日革命的第五周年，他们并且要求政府坚持既定的土地改革政策。古巴人民的革命热情发出的火花已经飞向加勒比海附近的各个地区。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些火花一定会在大陆边缘的某些国家中引起熊熊的烈火。
在拉丁美洲革命的这一新的高涨的阶段——它和黑非洲革命运动的高涨，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的加强、和锡兰的争夺政权的条件的日趋成熟（这一情况无疑将为东南亚的革命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是彼此呼应的——一切革命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冷静而客观地研究一下现在正力求赢得劳动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缺点和矛盾。因为，尽管群众性的运动已经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但如果没有一个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最后的胜利仍是无法取得的。而这一政党的中心目标，必须是坚持不懈地争夺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不管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还是帝国主义的）、建立新型的国家，即和贫苦的农民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张悲痛的贷借对照表
现在领导殖民地革命的那些以自己不仅和莫斯科有连系，而且还和胜利的中国革命有连系因而引以为荣的各个共产党，许多年来都把有用的精力和可贵的坚忍精神用来限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群众革命运动，使之不超出“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范围。群众运动的巨大力量竟没有能够防止这些共产党所采取的严重错误的路线，而使它们接二连三在伊朗、在危地马拉、在埃及、在伊拉克造成可怕的错误——这种所谓支持弗朗迪西、支持班达拉奈克、支持苏加诺的惨痛的经历，它们甚至也并不十分隐讳地支持尼赫鲁，那个最机灵同时也最危险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领袖。
一点不错，这种政策反映了苏联官僚统治集团的根本路线：那就是和殖民地资产阶级一起组成一个世界性的集团，借以“挫败”帝国主义。苏联官僚统治集团和殖民地资产阶级都只要求有限度地动员人民群众——只求其足以构成对华盛顿的威胁，而不足以使已经建立的秩序受到危害——并无意进一步推动革命的进程。可是各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决不能说因为考虑到克里姆林宫的利益，所以他们采取违反本国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是完全正当的。因而，他们不得不说到所谓的殖民地革命的“策略上的需要。”同时，由于他们经常和年轻的一代或一些在政治上才刚刚有一些认识的人谈话，他们慢慢习惯于厚颜无耻地满口列宁或中国革命的经验，借此来推销他们自己的货色——而实际他们所引用的那些话没有一句不是对他们自己的严厉的谴责。
罗德尼·阿瑞斯曼迪在《国际新评论》[1]（共产国际的机关报）第9期和第10期上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任务”的问题所作的装腔作势的研究，就完全是这样。许多批评家指责共产党对殖民地革命一贯采取机会主义路线，阿瑞斯曼迪企图就这个问题进行答辩，而他所讲的实际只是一大堆胡乱堆在一起的字句——语无伦次，矛盾百出，文章的形式也和它那空虚的内容是完全协调的，满纸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没有一行有一个清楚明白的意义，既谈不上什么革命的远景，更谈不上什么行动的纲领。
有几句话我们必需先说一说。阿瑞斯曼迪自然承认许多共产党都犯了“某种过高估计［？］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这种含糊的“自我批评”常常不过是使真正的革命的批评解除武装的最好的方法。而阿瑞斯曼迪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在这方面经常犯的那些错误，却始终没有肯提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他没有提到，直到纳赛尔把共产党人关进监牢和集中营以前，他们对纳赛尔的无条件的支持，他们在纳赛尔的面前一贯自甘屈辱的作法……[2]
他没有提到锡兰共产党对班达拉奈克的无条件的支持，其极端化的程度，甚至到了公开组织工贼的队伍来协助政府和“民族资产阶级”破坏科伦坡的码头工人罢工运动。
他没有提到共产党给与弗朗迪西的支持，弗朗迪西在不到几个月之后，马上就使用他的全部力量来对付工人运动并且宣布了迫害共产党的紧急法令。
他没有提到苏加诺所得到的无条件的支持，他一直是努力要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一种拿破仑式的政权，这一政权只要一有机会就马上会把印尼的工人运动置于它的铁蹄之下。
所有这些以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无产阶级的鲜血作为代价的活生生的经验教训全都不是阿瑞斯曼迪研究的材料。为了解决“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却不得不进行一种抽象的具有危险性的走钢索的游戏，而同时他更尽量避免提到过去历史上的经验——首先像1925-1927年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丰富的具有典型×××经验〔此处3字印刷不完整——录入者注〕，其次是使第三次中国革命所以能获得胜利的1946-1949年的经验。
我们回头自然得陪同阿瑞斯曼迪在“理论”的战场上走一走。不过我们实在不能不先请他清醒地想一想。许许多多共产党人的血已经白流了。如果让阿瑞斯曼迪之流的家伙再这样用一堆“理论的”公式来掩盖他们的无耻的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那就会有更多的共产党人的血白白流掉。
殖民地革命和民族问题
半个世纪的经历已经使我们有可能把革命政党在殖民地革命中的责任归纳为简单而明确的几点：
1）首先，组成一个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在工人运动中尽量消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
2）及时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一切行动、一切前进的步骤和一切真正的运动，不管那一运动的领导者是什么样的人，其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活动（把墨西哥的油、玻利维亚的锡、伊朗的油、联合水果公司的土地、古巴的糖料作物土地、苏彝士运河收归国有等等）。
3）让自己代表着这种运动中的最活跃最激进的力量，也就是那些为了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全心全意不顾一切牺牲进行战斗的力量。
4）警吿劳苦的人民群众——城市中的和农村里的全都一样——如果运动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摇摆不定、不可能有效地动员全体群众来进行革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手中，反帝斗争的最后胜利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民族复兴就不可能实现。
5）沿着这一方向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绝对领导权，那也就是说，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赢得对工人和贫农的领导，然后站在他们的最前列一同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秩序，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秩序。
以上各点并不仅是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的，也并不仅是第四国际提出的。它们也是列宁和1905年革命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分歧并不牵涉到这些基本的真理，而只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帝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二者之间究竟存不存在一个过渡阶段的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历史已经为我们作出了解答：在俄国、在南斯拉夫、在中国、在越南，历史经验已经向我们表明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只有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政权之后，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以后，才有可能完成。
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从来也没有牵涉到我们这个时代落后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问题。
决定殖民地革命的民族性的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完全没有民族自主权（严格意义的自主权），一是遭受着帝国主义的经济统治，而这种统治在本国绝大多数人看来，乃是使他们的国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国家的主要障碍（像拉丁美洲的那些半殖民地国家）。在后一情况下，当这个国家的经济仍是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它要想取得一个足以推动工业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这里就必然会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产生了真正的矛盾。这一矛盾包括着许多方面的冲突——政治的、经济的、财政的、文化的，以及甚至军事上的冲突（苏伊士！），这一点谁也没有否认过。这甚至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也可能不得不部分地动员人民群众来反对帝国主义——阿根廷的庇隆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而阿瑞斯曼迪却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轻率，称他为“法西斯分子”（《国际新评论》，第10期，第62页）。但这并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管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沙皇时代的俄国——面对着一个人数众多、曾经有数十年组织工会运动的经验、全力争夺政权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变成一种革命的力量。
这一点正是列宁主义——甚至是1917年以前“老牌”列宁主义——和今天的共产党的实践之间的分歧所在。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枷锁，以及解决革命的民主主义任务的需要（首先是土地问题），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变成了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使它也有可能参加争取民族解放的民主阵线。看来［！］这一根本论点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方面，中国革命可以算得一个经典的［！］例证，它正和1905年以前列宁所采取的策略一样，变成了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革命领导权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这里我们也就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国际新评论》第9期，第76-77页。］
该文作者的无耻真可以说是没有底的。什么列宁的“可靠的指南针”，什么“无产阶级在反帝革命中的领导权”等等，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含糊其辞的提法（哪一次？是1925-1927年的革命，还是1946-1949年的革命？）——所有这些炮弹无非是用来掩盖那个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乃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点罢了。对于这一论点的真实性，列宁是始终否认的，只有右派的孟什维克在1905年以前曾一再为这一论点辩护。
让我们查査列宁谈论这一问题的主要论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怎样讲的。除开其它许多话之外，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论中知道，并且毎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地方自治派和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拥护革命是不彻底的［正和弗朗迪西采取反帝的立埸一样——杰尔曼］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只要它的自私的狭隘的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退避”彻底的民主革命（而它现在已经在退避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3]（黑体系引者所用。）
可是，阿瑞斯曼迪既然已经有声有色地说开了，当然决不肯轻易停住。再下去没有几行，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声称，如果谁要是“低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那他
在实践中就会模糊了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特性：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作帝国主义统治的简单工具［！］，无产阶级的孤立［！］就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一错误结论所以会产生当然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确常常会［！］叛卖和迫害无产阶级，可是人们却忘了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最富于妥协精神，它［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情绪却是经常存在的。［《国际新评论》第9期，第77页。］
这就是他们想利用列宁的名义蒙混出售的那一路货色！
我们在说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变作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谁也没有意思“否认”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情绪；如果说我们把资产阶级看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列宁更是把俄国的资产阶级完全看作是沙皇统治的工具，他曾经强调说，如果一个真正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开始以后，他们全都会跑到反动的一边去。
我们的这些拉丁美洲的孟什维克也和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完全不理解的是，在一个革命来临的时候，当千千万万贫穷、可怜、然而并不以为耻的剥削制度下的牺牲者忽然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推翻一切的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情绪就会居于更为突出的地位。一切资产阶级，不管是民族主义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或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的资产阶级，全都是，而且永远是旧秩序的维护者。私有财产是他们最先考虑的问题。一旦私有财产受到威胁，资产阶级马上就会倒向反革命阵营；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革命都包含着对私有财产的威胁——不管阿瑞斯曼迪之流的这些可怜的“共产主义者”如何向资产阶级一再保证说，决不动他们的一根毫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许多的演说、书籍、会议、群众示威运动（我们当然记得庇隆！）、党派或国家领导人的会议、访问演说，甚至到莫斯科访问的演说……都大谈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情绪，而已动员起来的革命的群众都决不如此。任何人如果厚颜无耻地坚持与此相反的意见，那他真可以说是连列宁主义的A.B.C.都忘掉了。
阿瑞斯曼迪说，如果不幸“民族”资产阶级不肯参加革命，那么革命就会失去了它的“民族”性，这种说法也是同样荒唐得难以形容的。这么说，由于资产阶级参加了反革命阵营，因而1917年的革命就不能算民族革命了！1946-1949年的中国革命当然也不是民族革命，因为你拿着放大镜也不可能在毛泽东的阵营里找到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因为在那些国家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存在的。而现在，一个“共产主义者”却正在向今天拉丁美洲的工人们宣扬这一套东西……
列宁的《两种策略》的第十二章全部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一章的标题是“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列宁通过深刻的辩证法的论断，嘲笑那些维护这种“邪恶思想”的“高加索的孟什维克”。他如果能读到今天“拉丁美洲的孟什维克”所写的那些东西，那他更会讲些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把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麻痹起来的力量（即恰巧能做到“迫使它退出”、做到“火星报”的高加索信徒们因考虑不周而害怕的那个地步的力量）。[4]（黑体系引者所用）
这里，我们有两种彼此针锋相对的立场。阿瑞斯曼迪悲叹说：“民族资产阶级常常会叛卖和迫害无产阶级。”如果不幸“革命的过火行动”把它赶到反革命阵营里去，“革命就失去了它的民族性。”那么，让我们赶快向那些弗朗迪西们、罗特们、班达拉奈克们、尼赫鲁们、纳赛尔们、苏加诺们低头吧，哪怕他们会把我们关进监牢或者把我们丢进火车头的锅炉中去活活烧死（像第一号“民族资产阶级”典型代表蒋介石曾经作过的一样）。列宁的回答是：既然民族资产阶级“必不可免”地将参加到反动阵营里去，那我们就不要为了要使它留在革命阵营中，而使我们自己陷于瘫痪状态。让我们大胆地唤醒农民群众，让我们把他们动员起来，随着工人一起，来完成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
在这两种观念之间存在着一条真正的鸿沟。这也就是把孟什维克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分隔开的鸿沟。这也就是存在于今天的拉丁美洲和其它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和第四国际所主张的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政策之间的鸿沟。
“孤立”无产阶级的艺术
我们现在暂时丢开列宁提出的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套公式——这个我们下面再谈——先看看阿瑞斯曼迪的文章中最典型、最能帮助问题的一段话：要是“低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那无产阶级的孤立就完全是咎由自取。”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无产阶级拒绝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那它就是“使自己陷于孤立。”
阿瑞斯曼迪应该拿任何一个拉丁美洲的或任何其它的半殖民地——殖民地且不去说它——国家中的社会结构画出一个图表来，让我们看看在哪一个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社会力量在数量上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如果无产阶级拒绝和它联合，就会“陷于孤立”了。当然，这样一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落后国家，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特点，恰恰正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在数量上、经济上、社会关系上——都比无产阶级更弱，这些无产阶级不但为“民族的”老板工作，同时还（而且常常特别是）为外国资本工作。
不管怎样，阿瑞斯曼迪仍拿“孤立”的指责来进行攻击：
有那么一小撮无聊的托洛茨基分子竟然也跟着为无产阶级的孤立欢呼……
他在第79页上这样写道：把智利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科尔巴兰的那套公式的精华完全接受过来，科尔巴兰在同一杂志第8期，第101页上曾写道：
托洛茨基分子正扱力支持左的倾向，希望［！］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招致失败。[5]
可是，这其中的奥秘也可以有个解释：阿瑞斯曼迪实际担心的是怕无产阶级在农民中陷于孤立了：
阶级斗争的加强和罢工运动的急剧高涨——这是当前拉丁美洲局势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使得那些只知道从表面上来分析问题的人们，把他们自己的希望跳越过革命发展的必要阶段的愿望当成一种理论。马克思曾经指岀，没有农民阶级跟着一起合唱，无产阶级单独表演的革命独唱，很可能就有变成临死的哀歌的危险，这话对于范围更为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来说，是完全适用的——也许还更为切合。［《国际新评论》第9期，第79页。］
现在，我们明白了：由于“低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就是说，由于拒绝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阵线——无产阶级就会在农民中陷于孤立！
可是，列宁的话却正好相反：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必胜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够说革命的规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6]
更重要的，他曾经在他的文章里说，革命的结果如何，关键问题是：谁来领导农民，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这里所指的——这在阿瑞斯曼迪的话中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绝对领导权，而阿瑞斯曼迪却把它跟他的极端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观点混为一谈了——这话的意思恰恰就是：从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政党、从富有的律师、医生和商人、从工业资本家的手中，把对农民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争夺过来，他们那些人一直是在那里麻痹农民阶级，竭力阻止它充分表露出它的反帝的怒潮和要求剧烈变革的愿望！
要想孤立无产阶级的正是你，阿瑞斯曼迪先生，你要它跟资产阶级的政党结成联盟，而这一政党却正在麻痹农民阶级，并借此防止它跟无产阶级联合。列宁主义、托洛次基主义反对孟什维克的这种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远不是要孤立无产阶级，而正是要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联盟创造条件，这种联盟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农民阶级从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解放出来。
此外，我们看到列宁在1905年提出的这一论点的确有一个缺点——唯一的一个缺点。在他的那些话里，连孟什维克主义的影子也找不到，他既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或对它的妥协主义，也没有提到唯恐“吓跑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恐惧。他唯一的一个幻想是农民阶级也许可能在革命中担当起独立的任务。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谈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是截然不同的。前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一个工人党和一个农民党的联盟（“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后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则是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列宁和今天的阿瑞斯曼迪之流，除开其它许多方面外，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他能够进行真诚的自我批评，而不是搬弄一套目的在于掩盖自己的错误的虚假的东西。1917年的经验让列宁明白了独立的农民政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农民阶级，正像托洛茨基早在1905年即已明白指出的，能够作出许许多多的英雄行为；可是它就是不可能脱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独自成为一个自觉的政治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决不可能表现为革命政党和一个农民党（这样的一个组织，尽管自称是农民党，实际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工人党）联盟的形式。因此，民主革命要获得胜利也必须要无产阶级取得政权，那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二者是互相适应的。
很少同志知道，关于农民阶级无能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的问题，列宁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自我批评。所以让大家注意看一看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对这一问题所讲的一段话，无疑是很有好处的：
第二种力量，就是处在发达的资本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小业主，也就是在俄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这主要是小业主和小农民。农民中十分之九就是这样的农民，正是这样的农民。他们并不经常参加劳资间的尖锐斗争，他们没有受过锻炼，经济和政治生活条件使他们不但不能彼此接近，反而使他们分开，彼此隔离，使他们变成千百万单个的小业主。这些事实你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我们根据本身的经验知道，——全世界近代的、譬如说一百五十年来的一切革命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结果总是这样：一般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要觉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已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
［……］在无产阶级还不能领导革命以前，这种力量总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引导。[7]［黑体系引者所用］
这就说明了关于“阶段”的理论到底是什么：彻底的失败。在“民主”革命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恰恰就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斗争。恰恰是为了使农民阶级革命化，使它不要脱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才必须不信赖什么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才必须进行斗争寻求自己的革命的方案。古巴的例子已经表明，土地改革——即使是相当温和的，只要它是用革命的方法、在革命期间进行的，同时又越来越使农民动员起来——就能把乌鲁蒂亚之流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反革命阵营里去。任何一个不希望脱离农民的政党就必须尽一切力量朝那个方向追赶。任何一个工人政党，如果为了不要“跳越过革命发展的必要阶段”，因而在实践中不肯放手对工人和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以防吓跑了卡塞姆、纳赛尔、苏加诺、弗朗迪西、罗特、班达拉奈克之流的家伙，那它肯定就会在农民群众中陷于孤立，并且是准备把自己置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镇压之下，民族资产阶级也一定会再一次“出卖”它。
在革命阵营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个人、小集团或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或甚至资产阶级政党，那自然都不是什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但是阿瑞斯曼迪那样毫无分辨地说到什么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分”“存在”；什么“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什么和反帝的资产阶级结成“民族解放阵线”；以及最后还有什么“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等等，只是十足地说明了斯大林主义分子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思想上的混乱。
这些概念，不加分辨地胡乱使用，其所包含的现实意义就可能会完全不同。没有人会只是因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是资产阶级就把他从工人政党领导的反帝联合阵线中驱逐岀去（尽管我们对他必须抱着几分怀疑——因为列宁说过，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跑到反革命阵营里去，我们事先又如何能肯定某些资产阶级一定是例外呢？）。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不能同意借口怕吓跑了民族资产阶级因而就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一样，决不能考虑到把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置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诸如，投票赞成弗朗迪西、在纳赛尔还没有和苏联绝裂以前拒绝维护反纳赛尔的工会的独立性；以及拒绝支持反班达拉奈克政府的罢工运动等等。可是，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斯大林主义的党近来常犯的却正是这种机会主义的罪行。
阿瑞斯曼迪曾提到中国的例子。我们相信他自然愿意避而不谈中国共产党1925-1927年的政策，那时的政策，就是由于借口不要“跳越过革命阶段”，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组成了“四个阶级的联合阵营”，而结果却是加速了第二次中国革命的血腥的失败。一点不错，在1946年以后，当第三次中国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仍继续在那里宣扬“两个阶段”的理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先实现“民主革命”，然后再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请大家想一想那句古老的格言，不过得把它倒过来说：照我做的做，不要照我说的做。毛泽东讲的什么“民主革命”实际不过是空说说，因为不容有丝毫怀疑，1949年在北京的天安门宣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工人国家、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想一想，这个国家是经过一次极端残酷的内战之后诞生的，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情况，在内战期间，除了少数一些为了迎合时流成为本阶级的逃兵和叛徒的人以外，整个资产阶级都加入了蒋介石的阵营。另外，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世界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表示的那种极端强烈的阶级仇恨，这种仇恨并不是从最后一个纺织厂收归国有时开始的——碰巧这事那时还没有发生——而是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就开始了。
我们也可以对阿瑞斯曼迪这样说：如果你不单是摹仿中国人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同时也摹仿他们的行动；如果，在你一方面满口赞扬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的时候，你在实践中却像毛对待中国的类似的分子一样，去对待那些弗朗迪西们、罗特们、纳赛尔们；如果，你不去宣扬什么无产阶级将有陷于孤立的危险，而在实践中组织农民起义，发动毛式的农民战争，或甚至菲德尔·卡斯特罗式的小资产阶级的战争——那么历史对你的这种理论上的错误也将还有几分宽容。可是如果你，相反的，始终照着你所说的话做去，那你将不仅是继续在那里麻痹无产阶级，而且是要出卖它。在那种情况下，历史将永远不会原谅你！
我们这里决不是要低估错误的理论的危害性，即使在实践中你不照着那种理论去做，也同样是有危害性的。同时，中国的例子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用来掩盖它的具体实践（自1946年以后，是真正革命的）的那些虚假的概念，今天却妨碍着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去采取毛的道路。或者，更荒唐的是：今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滑稽可笑地提岀的所谓“毛的道路”，不是组织革命的游击队；不是动员农民群众来反对出身贵族的或资产阶级的、外国的或本民族的财产和土地的所有者；不是通过武装斗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执政党——这个党，我们不要忘了，也还能够，以自己的那种迟疑不决的方式，进行着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彻底地毫不留情地绝裂；也不是——甚至在那次战争进行的期间，同时尽管有那么一套关于“民族阵线”的机会主义的方略——坚决拒绝交出自己的军队和土地。不，他们滑稽可笑地提出的所谓“毛的道路”乃是1927年的失败的道路，是拒绝彻底地发动群众（“为了不要把民族资产阶级从反帝阵营中驱逐出去”）；是使自己从属于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是放弃举起自己的旗帜来争夺政权的一切企图；是肯定“在现阶段”这种争夺政权的斗争还不能提上日程。一句话，这是1905年和1917年的孟什维
克的道路，这一道路，由于斯大林的搬用，曾在中国和西班牙造成极端可悲的后果。
拉丁美洲的特点
当列宁判定沙皇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的时候，他所说的是一个工薪阶层占全国青壮年人口不到20%的国家；他所讨论的是一个没有工人国家、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唯一有的，是许久以前的巴黎公社的经验）、没有殖民地革命，而且是处于资产阶级坚固的统治之下的世界。可以理解，当时所有的这些情况使得自由资产阶级有可能采取更为革命的行动，因为他们不会像今天的资产阶级那样害怕被无产阶级压倒，在当时如果有人说有可能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来，那似乎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笑话。
如果，尽管有那么多有利的条件，而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强烈程度仍足以使它不愿看到革命向前发展；如果，尽管有那些条件，它仍要在听到第一阵雷声的时候，就急急忙忙携家带眷往反动阵营里跑——那么，在今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存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消灭，东欧、中国和越南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都在未来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威胁下不寒而栗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又更是如何不可能忽然去参加真正的拉丁美洲的革命。谁要相信，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可能愿意革命——不仅是那些极端落后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甚至还有比如像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资产阶级，在那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比1905年的俄国不知已强大多少倍了——那他肯定认为什么阶级斗争之说不过是瞎扯。
阿瑞斯曼迪非常生气，认为哥斯达黎加的前总统菲格雷斯，一个十分典型的拉丁美洲自由主义者，不该在华盛顿不加思索地嚷嚷说：“在我们美洲国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那也就是，商品价格问题。”这位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找不到别的回答的时候，只得说出了这样一句富有戏剧性的话：“只要提高商品的价格，马上就会有一个国家，一个大陆，甘愿把自己整个卖掉！”是这样：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一如沙皇政府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一样，关键问题只是：在分配剩余价值的时候多占点便宜，自己一定要分下最大的一份，而把极小的一部分留给“外国人”或“沙皇”。如果运气好这一要求得到了部分的、甚至是暂时的满足，民族资产阶级马上就会跑到敌对阵营里去，因为这时的问题是如何维护剩余价值，防止那些衣衫褴褛的工人和贫苦的农民把那个大饽饽整个儿给夺去了。以“维护民族工业”的誓言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分析，这不是今天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这一任务另一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早已欣然抛弃，让别的一些政治组织去承担了。
阿瑞斯曼迪，关于“扩大统一战线”和农民阶级结成同盟，等等，谈得很多。可是他却很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佃农们所耕种的土地是属于谁的？全都是大地主的吗？在哪些国家中有很多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同样拥有土地？是不是因为古巴的情况特别正是如此，所以当地产一受到侵犯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立即都跑到反革命阵营里去了？拉丁美洲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进行这类精确的分析，而不是答应说，如果菲格雷斯明天愿意仁慈地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那我们就会跟他同在一个阵营里。
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虽然肯定比阿瑞斯曼迪之流所描绘的要丰富得多，但是和其它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相比起来，却肯定是远远不及的。在1929年以前，已经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的共产党在拉丁美洲是并不很多的。但如果阿瑞斯曼迪蓄意避免提到这个传统，却不大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这一传统在他所写下的每一页中都会指出他的那些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观念全都是虚假的。
当列宁还活着并且亲自参加共产国际的活动的时候，共产国际专门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文件是极少的。但其中有一个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文件，很值得请今天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者读一读。文件上的日期是1920年9月，是由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草拟的，当时列宁就是执委会的委员之一。文件的内容是对所有南北美洲的工人发出的一个呼吁，题目是“美洲革命”。尽管由于当时对世界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缺乏经验，文件中的某些段落不可避免地显得有些抽象和一般化，但是文件中所作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却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真实，特别是因为它号召南北美洲的工人联合起来一同进行斗争，以求在西半球推翻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那个文件中，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什么和民族资产阶级成立联盟的废话。下面就是这一呼吁中有关拉丁美洲共产党人的任务的一段——那个时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比今天不知要差多少倍：
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组织一个明确的与众不同的、坚决的和自觉的共产党。这个党在刚一组成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强大的；可是，它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必须坚决地从事对革命原则和革命策略的宣传工作，必须坚决地和那些迷惑群众、把群众引向错误方向的人们进行斗争。这个党必须是由群众中的最好的、最诚实的代表组成的；它必须逐步推进真正的群众运动的纲领，它必须完全和群众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并以高度的耐性和决心把这一运动领上越来越宽广的道路，领向越来越重要的目标。
只有共产党能够使拉丁美洲的运动具有明确的方向和光明正大的态度，只有这样，这个运动才能和美国以及共产国际的革命运动连成一气；也只有通过这条道路，它才能够在世界革命中占据它应当占据的地位。
土地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农业在拉丁美洲仍居于最主要的地位（甚至在阿根廷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现点来看，是拉丁美洲最发达的国家，在超过八百万的人口中，产业工人已将近四十万人）。农民正受着最残酷的剥削，他们生活在极端可怕的压迫和贫困中；他们在一切军事冒险活动中充当炮灰。墨西哥的经验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悲惨的例子。被奴役的农民起而反抗，发动了一次革命。而他们的胜利的果实却被资本主义的剥削者、政治上的冒险家和“社会主义的”空喊家全部夺走。被压迫和被出卖的农民必须被发动起来，让他们参加革命的行动和组织，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作为农人，要想单独获得自己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和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共产党必须接近农民。这决不能只是一些抽象的公式和理论，而必须是一个适合于发动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具体的纲领。贫农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因素：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通过推翻资本的势力，使农民获得解放，只有土地革命能够防止无产阶级革命被反革命势力所粉碎。
这就是在共产国际时期列宁曾经讲过的话。我们承认，这些话极为抽象和一般化。可是这很少的几段话所包含的革命真理，远比阿瑞斯曼迪的长达三十页的充满矛盾的文章要多得多。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是非常明确的——尽管那时无产阶级的人数才不过只有几十万——而现在由于四十年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更为丰富，而且更进一步发展了，拉丁美洲的第四国际的组织——现在无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可以以百万计，而且正组织起来在进行斗争——正是在把这一路线应用于今天的拉丁美洲的现实。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59年秋季号）
[1]NouvelleRevueInternationale.
[2]更有甚者，在这个对待纳赛尔的机会主义政策之前，当斯大林主义分子称他为法西斯分子（正如他们称庇隆和1945年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党为法西斯分子一样）的时候，他们更采取了一种拒绝理论支持的宗派主义政策。
[3]《列宁全集》第1卷，第82-8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列宁全集》第九卷，第85页。
[5]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已不再是什么外国间谍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只是“已被彻底打垮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他们究竟为什么希望无产阶级陷于孤立、遭受失败呢？是出于一种自我虐待狂吗？或者还是由于我们的新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右手仍然不知道左手写的是什么？
至于说到那“无聊的”“一小撮”托洛茨基主义者，让我们且只回想一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选举情况，在那里的最近一次选举中，他们得到的选票等于共产党的25%，虽然他们只在三个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而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全省每一个选区都有竞选者；同时，当尼克松访问利马的时候，领导学生举行盛大的示威运动来反对这个帝国主义代表的也是他们；在玻利维亚，政府的官方报纸一连几个月进行着不间歇的斗争来反对他们，公开宣称，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6]《列宁全集》第九卷，第85页。
[7]《列宁全集》，第32卷，第263页、264页、265页。 |
民主、社会主义和过渡纲领（密歇尔·巴布洛，195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Democracy,Socialism,andTransitionalProgramme
民主、社会主义和过渡纲领
密歇尔·巴布洛（MichelPablo）1959年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震动人心的崩溃，以及拿破仑式政权的成立造成事实上废除了议会民主制度，这件事原应该促使各国共产党至少对它们关于“民主制度”、“民主”资产阶级和关于“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一些理论，进行一番批判性的重新考查。
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举例说，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一次代表大的工作里面，我们甚至找不到对于法国的事变和国际工人运动目前局势所作的略为认真的分析。正相反，全部重点都放在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进展上面，通过这些进展，明天社会主义就将打进全世界。从这种观点来，“法国的插曲”当然就不值得多考虑了。
至于法国共产党，它是受法国事变影响最大的组织，它在新的幽灵议会里的议会代表，已经减少到极少数；法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文件草案里面，竟仍然自誉他们自从1946年以来便指出了“并不排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并且重申它的看法仍然是“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包括运用民主议会，而走向社会主义”！
在列宁的第三国际时代，这种“愚蠢”是适宜归之于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们的特性。但是正统的共产主义已经陷入斯大林－孟什维克派，它长期以来都一直重复和加重着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这种“愚蠢”、罪恶和背叛行为。
然而，在顽强的事实的逻辑面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现在已显得进退两难了。他们在最近所写的各种文章里，力图把抨击“资产阶级民主”同争取“革新的民主”两者调和起来，并力图把“革新的民主”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维·琼纳斯[1]告诉我们说，“一般的民主”是没有的，他忽然记起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民主”是一种阶级的政权，一种资产阶级统治的方式。琼纳斯接着让自己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演变作了分析，企图证明在现阶段，“大垄断资产阶级”为什么已不能够继续在典型的议会民主制度之下维持它的独裁统治了。
琼纳斯这样地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极端反动的演变”之后，就来处理关于他的分析的结论部分。他写道，问题是这样的：
“什么将取得胜利：是反动的极权统治（例如法国）的目标法西斯主义呢，还是进步与新生的重要条件民主制度呢？”
由此看来，这位作者作了详细的分析，激烈地指出了“纯粹民主”虚妄、“民主”的阶级性以及资产阶级政权目前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危机之后，他出乎意外地重新肯定了抽象的“民主”，并且把它同法西斯主义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让步了，这种幻想智穷力竭地虚构了一种逻辑上毫无力量的政权，它介于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叫做“民主共和制”或“革新的民主”或者“进步的民主”等等。
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危机作为出发点，那么根据琼纳斯所提出的同样的理由，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不应该拿资产阶级也必然要抛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而应该拿（受资产阶级剥削的群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权）来作为资产阶级必然发展趋势的拿破仑式或法西斯式强权国家的对立面。
在资产阶级民主陷于危机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办法，再没有其它办法可循了。
“那些社会主义者无法理解”，列宁在为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写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问题的总结中写道，
因而也就使他们在理论上目光短浅、在观念上逃不出资产阶级的各种偏见、在政治上出卖无产阶级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潜伏着的阶级斗争一旦尖锐化，就决不可能有什么介于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中间形式。一切寻求调和的解决办法的梦想，不过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空喊。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看来，把民主制度同对法西斯主义（或拿破仑主义）对立起来，这就是幻想有可能利用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来向另一个资产阶级作斗争，孤注一掷地假想大垄断资产阶级和“民族的”中等资产阶级（工人运动将为它的辅助力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不用赘述，这种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之间基本的阶级内部矛盾是极端不现实的。
资产阶级的民主危机无疑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社会体制受到威胁的一种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必然反映──这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压倒了不可否认属于本阶级内部的各支派的利益；这也表明，事实上，只有不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家会想到，有可能凭阶级内部的斗争建立起一个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中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共和国”，来反对大资产阶级所追求的强权国家。
资产阶级民主危机的时期，即尖锐的社会危机时期，实际上也表现为向左右两极急剧分化，议会民主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变成为空虚的躯壳。
“最近法国的经济再次完全证实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这个不变的逻辑，这个逻辑清楚地勾划出实际的可能道路：要就是拿破仑式或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强权国家，要就是无产阶级政权。”
自然，争取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同争取民主斗争分不开的。
但是，民主自由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更不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社会权力的属性，而是群众在资本主义政权范围内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副产品。
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斗争中需要民主条件来发展它的行动和组织，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更为完全正确的是，这些民主自由必须由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民主演变的坚定革命斗争去夺取过来。这就是说，决定和保证民主自由方面获胜的，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基本斗争，即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斗争，而不是争取抽象“民主”的行动。
创造和保存民主自由权利的条件的，是在革命斗争中认识自己、壮大自己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发挥的巨大的大量，任何以“民主”为目的的阶级合作政策就只能帮助毁灭这些条件。
因此，现在的问题仍然是应当提出的纲领的性质和赖以实现这一纲领的联合力量的性质问题。
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可以包含在争取“民主”的初步斗争纲领的范围之内。目前各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一般就是这种情况，它们把目标订为“革新的”或者“进步的民主”，并且都有着大致在这个水平上的斗争的初级阶段。
相反地：争取民主自由的必要斗争，则可以理解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基本斗争的一个附属部分，在社会主义斗争的引导之下，属于过渡纲领的范围之内。这样一个纲领会辩证地提出这样一些口号，它们既是民主的、又是过渡性质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过渡时期的口号是组织各工人政党的政府。
某些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已经被引向上述概念，但是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概念。距离还很远。在这方面，意大利人有的是先进的，例如，陶里亚蒂派同十分斯大林式地顽固的多列士派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概念和组织有很大的伸缩性。
毕耶特罗·英格拉奥在他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2]一文中，曾几次接触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它的辩证关系问题。他承认这里的问题不是什么“两种不同的斗争,先取得民主的自由权利，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制，而是完全一致的同一个斗争。”可是他所说的“社会体制”不过只是一种“进步的民主政治”,这种政治
由于它将改变最落后的意大利社会结构，由于它使得民主的自由权利具有了新的社会内容，就将从根铲除法西斯主义，而使公开反动的政权没有可能再度出现。
在他看来，这里的问题是一种通往社会主义的预备政权的问题，他称它作过渡性的政权。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混乱是：过渡时期的要求和过渡性的政治体制被混同起来，这种政治体制，由于它并非无产阶级的政权,因而，从社会的意义来看，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
正确的观念是承认需要在纲领中把基本的民主要求，同构成对资本主义机构的改良的过渡时期经济口号，有机地和辩证地联系起来。
而根本的错误则是把自己限制于这一部分纲领，不用社会主义的口号（例如，生产工具国有化等等）来对它加以充实，特别是把过渡时期的口号和一种过渡时期的、并非由工人政党组成政府的政权混淆起来了。
必须了解的是，过渡时期的政治解决办法决定着所制定的过渡时期纲领的结构、精神、方针和动力，这个解决办法不可能是同资产阶级合作的，在典型的资产阶级机构范围之内的一个政权，它实际上是一个新政权。
基本的民主要求和机构改革只是由于不同的政权的性质而具有这种或那种内容，这种或那种效果，因此，我们必须把它们在一个纲领中确定下来向大家宣布，以有助于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的政权的建立，并且使这一目的的实现仿佛是它们本身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个政权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直接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前厅。
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面，这个政权只能采取工人政党的政府形式，这个政府受到群众革命组织的委员会的支持。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以什么方式和方法达到在资产阶级政权之外的这样一个新政权的问题。列宁和他的时代的第三国际曾经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是议会之外的群众革命行动的结果，必要的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目的，只是在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来促进群众的行动，以及直接从内部来打破关于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任何幻想。
列宁当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里教导“左派共产党人”的，是一种新的，不习惯的、反对机会主义和反对事业主义的工人参加议会的主张。今天，赫鲁晓夫之流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些理论已经过时了，因为“社会主义世界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所造成的新形势”使得有可能利用议会达到社会主义。
但是这些“理论家”在其他地方不断地强调说，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垄断资本主义对于国家机构控制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严。从这个事实得出的合理结论，当然应该是：工人阶级现在实际上离开掌握着国家和经济的控制和管理的舵轮比任何时候更远了，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需要打碎日前被垄断资本家所控制的旧的国家机构。
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论文里所提出的结论，到现在不但仍然有效，而且由于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加强，因而更为有效了，他写道：
只有天下最愚蠢的人才会相信，人类历史中最深刻的革命活动，政权自有世界以来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的手中转移到多数被剥削者的手中的过程，有可能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旧的框子里实现，有可能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出现明显的破裂，而且也不需要创立体现新的生活条件的新的机构等等。
对于资产阶级议会的利用，只占着一个明显地从属于议会之外的群众斗争的地位。
可是目前的那些“革新家”的意见却与此不同。以自己的荣誉为赌注来支持已被人民群众抛弃的第四共和国的法国共产党，论勇气实在可嘉。完全依赖戴高乐的一段“插曲”也并未使之有丝毫改变的法国的“旧的民主传统”，法国共产党正准备在明天的“经过革新的民主政治”的民主的议会机构中占据必然只能由工人阶级占据的地位。[3]因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法共在它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结论中严肃的告诉我们,“有赖于争取民主的斗争的胜利以及它的继续不断的发展”。(黑体字是我们用的)
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主的自由权利，以及对于资产阶级强权国家的发展倾向的有效的遏止，只可能是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夺权力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结果，或副产品。争取“民主”的斗争事实上倒是包含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中。
实际上，议会外群众革命行动的目标，决不能是建立一个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的一个派联合的议会政府，而是要建立一个工人政党的政府，并且帮助这个政府实现它的过渡纲领。
如果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许多年代的整个时期中，在以建立工人政党的工人政权为方向的过渡纲领的基础上对群众进行教育与动员，那么就有可能或者通过取得议会多数，或者通过迫使资产阶级接受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这两种情况，从而实现上述的政治解决办法。
某些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他们了解到法国的经验已经使得“通过议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如何行不通，因而常喜欢强调议会之外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的存在，强调“议会中的活动和全国范围的活动之间”必然存在的相互关系。
上文已经提到的毕耶特罗-英格拉奥曾就这个问题写道：
有一种说法我们始终认为是错误的、片面的，那就是，认为在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是“议会的道路”。
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议会中工人反对派之所以有力量、能够发生作用，恰恰是因为它能够左右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它自己的活动和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工人的革新的革命斗争之间形成一种辩证的联系。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强调的一个观念，正是这种在议会内的活动和“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工人的革新的革命斗争”之间应当建立起的辩证的联系。这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好多次只是随便提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民主口号和过渡性的口号之间、议会内和议会外的活动之间的辩证的联系，可是他始终也没有逃出从根本上讲仍然属于改良主义的方针和实践的圈子。比方说，他也预见到议会外的活动可能会使议会内的力量对比关系产生一种“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变化，他的意思也许是暗示在基督教民主党内可能有一派会分化出来，在议会中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
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即具体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都决定于这三个条件：制订一个适合于该国特点的过渡纲领；有系统地采取各工人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纲领和这个统一战线都以组织工人政党的政府为目标,这个政府采取这个纲领，并且得到议会外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的支持。
这条道路是唯一现实的、能够鼓舞和动员群众的道路。所有国家，像法国一样，都必定会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陷入严重危机的时刻，在这种时刻，城市和乡村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一样，将脱离资产阶级的中心组织而走向极端。在这种时刻，工人政党就有可能由于分化取得群众的绝对多数或者积极的决定性的政治多数，并且建立它们的政府。
一切都决定于它们的纲领，以及它们争取工人政权的决心。
在这两种情况下，由议会产生的工人政府，事实上，将只是革命的联合阵线使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的结果。这种动员以及充实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就将保证一个工人的政府可以不顾资产阶级必然会有的强烈的反抗来实施它自己的过渡时期的纲领。
一个以结合各国具体情况的具体的过渡时期纲领为基础的坚定不移的阶级政策，和一个各种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组成的联合阵线，在某些情况下，也就能够取得议会中的多数，或甚至在从议会的代表比例看居于少数的情况下，仍能建立起工人政党的政府。那么，从工人政府的形成（不管它是怎么形成的）开始，一切就将决定于议会外革命的人民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发展的程度，它将能使得这个工人政府走出资产阶级的圈子，开始自已的活劫。
除了重新发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统一斗争之外，再也不会有任何“新”的东西了。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FourthInternational），1959年春季号）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续编）》，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出版
[1]他所写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某些趋势》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59年3月号。
[2]《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1959年1月号。
[3]V.约昂在上文所引他的文章中，曾对现阶段先进资本主文国家中共产党的总的策略作过如下的规定：“通过具休的行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活动，以及更广泛地参加本国各级政治和经济部门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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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巴布洛在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吿（195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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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
——巴布洛在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吿1958年11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
在这个报吿中，我不打算对阿拉伯革命作真正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倒是想就这个问题介绍一些入门的知识，而且主要是想对中东的阿拉伯革命和阿尔及利亚革命作一次初步的探讨。
阿拉伯革命是战后时期的殖民地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时常成为殖民地革命的主要方面。这个革命包括了非洲和中东的所有信仰伊斯兰教、保持伊斯兰文明和使用阿拉伯语言的国家，特别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苏丹，阿拉伯半岛各国，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在某种程度上，还必须把伊朗包括进去，虽然它使用着伊斯兰教以前的语言。这场革命总共把六千万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人民，席卷在内，占全世界穆斯林居民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
这场革命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单位问题。这个民族的各成分，虽然从纯种族观点来看各有不同的背景[1]，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他们首先是阿拉伯人，首先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阿拉伯的，或者不如说是“阿拉伯化的”，民族共同体在地理上却分布很广，从大西洋一直到波斯湾和里海;而且在这个共同体当中还有许多星罗棋布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亚述人，犹太人，希腊人，突厥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柏柏尔人以及属于许多不同的非洲种族的阿拉伯化的黑人等等。
从宗教观点来看，教派和信仰也是多种多样的：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阿拉维派，德鲁斯派，易司马仪派等等。基督教:正教，天主教，新教，雅各派，贵钩利派，马龙派，景教等等。这种宗教信仰错综复杂的现象，举例来说，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特别显著。
除了长期与世隔绝的马格勒布没有陷入伊斯兰教教义学的争吵中以外，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有形形色色的教派（穆罕默德预言会有七十二派之多！）它们在严格遵守《古兰经》的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对于圣训的重要性，却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对于先知和他的继承者的使命感，解释就更多了。
因此，在一个确确实实的阿拉伯或阿拉伯化的民族基础上，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人种和文化结构。结果，这些国家在过去就全都陷入极其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大多数这些国家都曾经连续不断地遭到埃及人，腓尼基人，波斯人，希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占领，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又遭到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占领。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到晚近才稍稍侵入这些国家，世世代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种结构虽然被颠覆了，在某些地方甚至被抛弃了，可是并没有完全绝迹，直到现在还同阿拉伯各国的复兴交织在一起。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虽然有这样一些因素，我们仍然可以说存在着一个阿拉伯民族。我们的基本论据是，在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当中存在着一种由于这些国家人民的历史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意识，而他们的历史的特点则是，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地理位置和共同的社会和文化体系。
要说明这个论据有多么充分的根据，最好对这个问题作一次简要的历史考察。
阿拉伯民族意识的形成
阿拉伯民族意识早在十九世纪就出现了，这就是说早在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出现了，时间就在西方的封建帝国和奥斯曼东方的封建帝国衰落以后。
在上世纪末尾唤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正是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目的和活动。
在那个时期的阿拉伯商业和文化中心——贝鲁特，阿勒颇，大马士革，巴格达，亚历山大港，开罗以及君士坦丁堡和波斯各城市，有时还有喀布尔，甚至德里——，受到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界的先驱们，都希望西方能够帮助阿拉伯人摆脱土耳其的专制统治和压迫。
但是，西方的态度很快就使人们感到失望，这些先驱们的自由主义也就变成了更坚决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像萨拉弗运动（向古人求援）的主要倡导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萨拉弗运动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改革运动，又是穆斯林和阿拉伯愿望的摇篮。
“青年土耳其”改革运动一度结束了明确的阿拉伯意识的觉醒，把它吸收到要求给土耳其帝国内一切被压迫民族以独立的更广泛的“奥斯曼自由主义”的框框里去。
但是，到了1910年，“奥斯曼主义”和“奥斯曼阿拉伯大家庭”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土耳其资产阶级当时正在上升期，它的“青年土耳其”运动思想家不可能，也不愿意真正打破奥斯曼帝国所建立的封建制度和民族压迫。从那时起，阿拉伯人就力求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起初是在文化方面，后来是在政治方面，但是，始终都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叙利亚-黎巴嫩知识分子的倡导之下。当时建立的组织有下面几个：文学社（alMuntadaal-Arabi），1909年创立于君士坦丁堡。这是一个讨论中心。它的若干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土耳其人以卖国贼的罪名绞死。这几个人就是黎巴嫩的穆斯林哈里，巴勒贝克的穆斯林海达尔和霍姆斯的基督教徒萨鲁姆•卡赫坦社（传奇式的种族祖先卡赫坦的后裔），这是一个多多少少隶属于文学社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希望建立一个奥匈帝国式的双重土耳其-阿拉伯帝国。“法特”（青年阿拉伯社），1913-1914年创立于巴黎，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设有分社。“分权党”1912年由一些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创立于开罗，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设有委员会，以阿拉伯愿望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青年阿尔及利亚党，也创立于1912年。
1914年的大战前夕，阿拉伯民族运动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埃及已经变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大战加速了这一演变，因为英国人认识到，为了对付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德国盟友，他们必须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1915年春天，《法塔特》（Al-Fatat）和《阿赫德》（Al-Ahd）的成员（前者是从叙利亚境内各国的封建中坚人物和知识界中坚人物中产生的，后者主要代表土耳其军队中的美索不达米亚籍军官）起草了“大马士革议定书”，规定给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各阿拉伯国家以独立。这两个团体的成员由于受到土耳其帕夏凯末儿的残暴镇压，很快就损失殆尽。
但是，这一镇压也激起了民族主义的热潮，并且促使阿拉伯半岛的主要首领下决心行动起来。例如，1916年5月6日，麦加的“艾密尔”，侯赛因的儿子，后来的哈什米王朝的奠基者艾密尔•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得悉阿拉伯爱国者被处死的事件以后，就号召发动武装起义来反抗土耳其人，他的口号是：“阿拉伯人呀，死亡已经变成了快乐的事情。”也就是这位费萨尔轻易地相信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14—1918年大战期间提出的慷慨诺言，以下列词句向和会提出“阿拉伯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我的父亲应英国和法国的请求，领导了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作为我父亲的代表，我到这里来向你们请求：国际联盟应该承认从亚历山大-迪阿布阿克尔一线到南方印度洋的说阿拉伯话的亚洲人民是享有主权的独立人民［……］我是根据威尔逊总统阐述的原则提出这一请求的。我相信，大国将重视说阿拉伯话的人民的肉体和灵魂，胜于重视它们自己的物质利益。［1919年1月29日］
但是，像当初可以料到的那样，后一物质利益毕竟占了上风。按照1916年５月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中东被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法国的，而且还成立了臭名远扬的“委任统治”制度。
对阿拉伯人来说，1920年是灾难之年。当代的一位反动的作家写道[2]：
对所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国际联盟在圣雷莫的决定似乎是一件可鄙的罪恶。在他们看来，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等国的建立是一件违反一切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的荒唐事情。
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就这样“像靠了一张益智图一样”被创立起来了。这是殖民主义者的“巴尔干化”阴谋的最好例证。
在这一挫折的打击之下，阿拉伯人的革命热情在各处都消沉下去，但是，在别的地方，民族觉醒又以更大力量爆发岀来，例如二十年代在埃及和伊拉克就是这样，后来，在摩洛哥也是这样。[3]土耳其在“凯末儿主义”指导下的逐步发展和伊朗在巴列维王朝奠基者礼萨领导下的逐步发展也刺激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埃及，华夫脱党（独立党）创立起来，并且在反对1922年英国人扶植的埃及国王的斗争中，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英国人扶植这位国王是想要维持他们对埃及的事实上的指导权。同样的斗争也在伊拉克展开了。在那里，英国人执意要保持一套人为的行政机构，以便遏制为争取国家的真正独立而奋斗的力量。
他们把大部分政权都交给逊尼派（这个逊尼派构成一个封建和商业贵族阶级），答应绐库尔德人和亚述人以自治，并且把某些地区划给什叶派的首领。至于用来掩盖这一政权的本质的议会制度的性质，“英国人”努里·赛义德在下面一段话里有极其机智的说明：
在选举中，候选人预先就安排好了，其中包括所有的前首相，所有两度任职的大臣，还有议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退休的高级官员，各地方的酋长，部族的会长等等。他们占去议院成员总数的近百分之六十；其余的议员大部分还要仰仗政府的鼻息过活。
1921年的反帝暴动那样的激烈斗争和危及伊拉克国家统一的内部变乱就是这一虚伪的制度造成的。
※※※
两次大战之间，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反对“委任统治”的斗争也刺激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且使得形式上独立的时刻更加接近了。
巴勒斯坦是整个“肥沃新月地区”的最富于阿拉伯特色的国家。因此，巴勒斯坦的情况值得特别注意。1918年的巴尔弗宣言（BalfourDeclaration）承认犹太人有权利在委任统治制度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乡土”。由于犹太居民在数量上有所增长——1929年达到十九万人——一个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就应运而生。阿拉伯人从那时起就竭力反对这个运动。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运动更严重地妨碍了他们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危及他们自己的经济独立，并且是一种要犹太人损害阿拉伯人的利益来扩大领土的政策。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就是在那时候，阿拉伯人本来也会同意把犹太人当做巴勒斯坦国家的公民而同他们进行谈判，准许他们占有土地，尊重他们在文化上的自治，甚至或许还会同意他们实行地方自治。总之，阿拉伯人本来会同意他们取得一种少数民族的地位；他们只不过是不愿意让犹太人继续移入和购买更多土地罢了。这两种活动当时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社所拼命进行的活动。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犹太运动（这个运动由于环境的原故很快就变成了反英运动）在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而且逐渐壮大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达到了最高潮。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既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因而也就大大推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三十年代，巴勒斯坦成为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思想再一次更有力地光茫四射的中心。一家接受沙基布·阿斯兰和阿布杜·赖哈曼·阿萨姆的精神指导的巴勒斯坦报纸《阿拉伯人报》，在1932年发表了这样一条教义问答。
阿拉伯人理应占有地中海周围的一半地区。他们一边俯瞰着大西洋，一边俯瞰着印度洋。到处都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同一的文化。因此，阿拉伯统一既是一个现存的现实，也是一个历史现实。
为了加强文化上的统一，当时就制订了计划，准备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阿拉伯大学，并创立一所阿拉伯科学院。后者于1933年下半年在埃及创立起来。
1931年，阿拉伯大会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议。1932年秋天，阿拉伯大会的执行委贝会就着手筹措一次新的大会，来研究在阿拉伯各国撤销海关机构和统一货币制度和邮政的问题。
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在这个时期身故），还进行了各种其他的努力，来实现阿拉伯的统一，但是，这一切活动都受到帝国主义及其土著代理人的破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各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但是还远没有消灭。不过，在巴勒斯坦，从1936年起，就在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反英战争，法国人在叙利亚维持他们的统治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东国家走向形式上的政治独立的过程达到最高潮。中东各国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中，从英法势力的衰微中，从两国的矛盾中，得到了好处。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1941年5月伊拉克掀起反对英国人的革命；1943年11月，法国人退出黎巴嫩和叙利亚；1944年9月的亚历山大港会议为阿拉伯联盟（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奠定了基础。不过，在联盟的诞生中，伦敦的别有用心的赞助及沙特王室和哈什米王室的矛盾也起了作用。
正是由于这个原故，阿拉伯统一的愿望才退避三舍，为的是“尊重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因为这些阿拉伯国家仅仅“想肯定和巩固这些联系”（联盟宪章语）。
从1945年起，近东的阿拉伯国家就取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并且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4]
另一方面，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还需要等待独立时刻的到来。利比亚在1952年取得独立，接着，在1956年，苏丹以及摩洛哥和突尼斯又先后取得独立。在非洲，只有阿尔及利亚和隶属于法国的撒哈拉地区以及西属撒哈拉还没有解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阿拉伯革命的新阶段开始了，这一阶段的目标是要从帝国主义的手中取得真正的独立，它把阿拉伯革命的扩大所带来的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来了。
阿拉伯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阿拉伯社会是由地中海周围一大半贫瘠的国家组成的。它的农业居民，不管是定居的，游牧的，还是中间性的，都束缚在沿海的土地上，或者束缚在大河沿岸、高山、绿洲的土地上，或者束缚在大片内地沙漠中星罗棋布的畜牧“草原”上；在那里，土地所有制一般是由伊斯兰教的法律或土耳其的封建制度决定的，城市里则居住着一个依靠贸易利润和租金过着寄生生活的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这个社会长期以来就分成几个不相往来的部分，与外界隔绝，闭关自守，而且不论是在中东或马格勒布，都保留着家族和部族的统治和隶属关系，保存着奴隶制度的痕迹，有时还十分清晰；除了在小岛上和各国边沿地带以外，这个社会还没有为帝国主义的侵入所垫颠覆。
大体上来说，我们通常关于阿拉伯各国的概念就是这样，而且这一概念基本上是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在这一概括的概念中，具体的各别的结构就不能不模糊起来，正在进行中的演变的基本轮廓也不能不模糊起来。因此，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一）土地问题
在阿拉伯各国，工业化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在上次大战期间。但是，总的来说，尽管在工业化方面无疑地有了进步，阿拉伯各国的特点仍然是农业经济占压倒优势。在中东，这种农业经济大体上受着封建关系的支配，在马格勒布各国的殖民者经营的大庄园里，这种农业经济受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支配。
保持国内的现状，对城市的寄生性的和高利贷性的资产阶级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正是这种现状使得他们能够占有土地，然后把土地重分分租出去以求得利润。也正是这种现状使得他们仿佛在管理着农民的财务。这些农民经常缺乏金钱，负债累累。只有一小批名副其实的工业资产阶级核心在形成中——不过，尽管有着一切不利条件，他们仍然发展得很快。他们的利益就在于遏制封建分子和高利贷资产阶级的权力，实行某些改革，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创造他们自己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国内市场。
在战后时期，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真正领导阿拉伯革命的正是这些工业资产阶级核心以及在思想上同工业资产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甚至军人。（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情况特殊，我们以后还要加以研究。）
现在我们用一些基本数据来更清楚地说明阿拉伯各国农村地区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适于耕种的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5%-45%。已经开垦出的土地所占的比重就更少了，占2%—33%，不过，一般来说，不足10%。基本问题是水利和灌溉。这一问题对土地的利用有极大关系。在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外约旦，伊拉克和伊朗六个国家里，得到灌溉的土地在耕地面积中不到八分之一。在伊拉克，可以灌溉的土地有一万九千一百平方英里，得到灌溉的只有二千六百二十平方英里。在叙利亚，八百七十五万英亩中只有一百二十五万英亩得到灌溉。
由于耕地面积有限，由于灌溉困难，由于农业人口在不断增加的总人口中占压倒多数，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所得的可资利用的土地就降低到可以和印度相比的水平，即每人1.48英亩。
耕地面积的极低的比重和非常低的单位面积产量，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自然障碍造成的，而是陈旧的社会关系造成的。
伊斯兰教禁止按固定地租出租土地；伊斯兰教规定由出租者和耕种者共分作物，并且准许租额达到极高的水平。此外，《古兰经》规定的继承法也促使人们把土地分到极小的限度，每个男孩继承两份，每个女孩继承一份。
而且，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地归国家管理的原则长期以来也给土地带来沉重负担。它首先准许建立附有地租的“封地”。这就促进了受封“领主”的不在主义，造成了耕作不良和停滞现象，结果就使得租佃制度极其多样化。
穆斯林土地耕者（伙种农或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不论在马格勒布或中东，一般是由风俗习惯，传统及家族或部族的首领决定的。这些家族或部族首领负责确定地租，定期地在家族或部族的土地集体范围内重新分配土地。
这就使耕种者对他自己的权利和他那份土地的前途，感到惴惴不安。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又反映在土地日常耕作不良上面。
如果把问题简单化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在中东，除了同欧洲各国的自耕户相当的“穆尔克”（mulk）土地以外，占优势的是封地和租地。国家的财产（或者不如说是国君的财产）“米里”（miri）土地本来是为酬劳领主的劳绩而以“穆尔克”的方式，或大体上长期租借的方式，分给封建领主的，在两种情况下，又由领主分给农民。“马特鲁基”（matruki）是公用的土地，“华克夫”是永远管业，即捐赠给宗教或慈善组织的土地。
“米里”制度是伊拉克所特有的，“马特鲁基”制度是伊朗所特有的；而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华克夫”土地占了埃及耕地的十分之一。
在马格勒布，建立在最好的土地上的大农业庄园，一般都在资本主义殖民者和少数土著大地主手中。这些大庄园都是利用大量而廉价的土著劳动力，即无地的农民，按照现代化的方法耕种的。至于土著居民的土地，即划分为“穆尔克”土地，即不可分割的家族土地——这是山区的特色（男系家族的每一户都有权利按照面积的比例取得收获物）。这种土地由家族的成员耕种，在土地属于撒哈拉绿洲的半游牧民所有的情况下，在农民公社集体公有土地的情况下，在牧民部族的情况下，在公有“哈博斯”土地（相当于埃及的“华克夫”）的情况下，则由伙种农耕种，按五对一的比例对分收获物（哈麦斯制度）。“哈博斯”土地今天在突尼斯仍然特别盛行。
总的来说，在每一个地方，地主，部族的“贵族”或公社的“贵族”，以及他们在城市中的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盟友，都占有优越的社会地位；经济权力，金融权力和民政权力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另一方面则是小农户，特别是一切朝不保夕的小农户。这些农户正由于朝不保夕，也就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从长远的观点来进行经营。
住在城市的土地占有者常常要求用现金偿付地租。为了生存下去，农民几乎不得不经常地举债——现金垫款或实物赊欠——，办法不一而足，但是都让“商人”或放债的资本主义所有者取得了100%或更多的利息。这些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成了他们的农民“顾客”的管家，替他们纳税，在他们有非常的家庭开支时给予照顾等等。
只有山地的农民，像阿尔及利亚或摩洛哥的农民（在那里，土地是家族和公社的不可分割的财产，因而还很有相互帮助的精神）不受阿拉伯农民状况的这一法则的支配。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地区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土地则贫瘠而有限，而且已经划分得很细，住满了人，发生了人口过剩的现象。因此，那里的居民已经在空前的规模上外移。
在埃及，1952年实行农业改革以前，耕地分为下列几类：私有土地约五百六十万费丹[5]，“华克夫”土地五十九万二千费丹，国家土地或公用土地二百五十万费丹。每户不足五费丹的小块土地占总数的37%；但是，这些小户的数目在土地所有者总数中却占了94%。5-10费丹的中等户土地在私有土地中占31.6%，中等户数目在土地所有者总数中占5.3%。50费丹以上的大庄园则为不足0.5%的土地所有者所掌握，土地面积在私有土地中占31%（华克夫土地还不计算在内）。
据人们估计，依靠不足两费丹土地维持生活是不可能的。可是，在1952年以前，拥有不足两费丹土地的农户却有两百五十多万户，而且从人口增加的情况来看，这一面积还有减少下去的趋势。交给地主的那份作物平均竟占总收入的80%！
在黎巴嫩，面积在1.2到12英亩的小块土地最多，但是，不几年以前，2%的土地所有人还拥有40%的土地。
在叙利亚，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以前，面积在250英亩以上的大庄园的土地在全部可耕地中占15%以上，而小农户的小块土地的面积却在25英亩以下，悬殊现象或许比在埃及更加严重。在叙利亚北部，大土地所有者占有80%-90%的土地；在大马士革地区，占有60%—75%的土地。[6]
在伊拉克，“土地是最封建化的了，制度很不分明，最突出的特色是大庄园的出现。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城市地区以外的全部土地都是‘米里’土地。”[7]封建主和“贵族”又用各种方式夺取了这种土地。
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以前，可耕地总数有三千万英亩，一千个左右的地主就占有了二千万英亩土地。某些“贵族”拥有的庄园面积达到十万英亩，由名副其实的农奴替他们耕种。农奴们常常只得到收获物的30%。[8]
在约旦，以不足二十五英亩的小块土地居多。大概有30%到40%的村民没有土地。集中在几百个地主手中的大庄园网仍在增长中。
在伊朗，85％的土地耕作者并非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些土地属于国家，或者属于一些数目有限的大土地所有者。
在马格勒布，情况如下：
在突尼斯，在大约二千二百万英亩“肥饶”土地中，实际耕种的约有九百三十万英亩，殖民者在不久以前还拥有一百九十万英亩最好的土地。其余的土地由少数大土著“哈博斯”土地所有者和大量小土著所有者占有。
在阿尔及利亚，在将近三千万英亩可耕地中，实际耕种的有一千万英亩。两万五千名欧洲殖民者拥有或者租借了七百万英亩以上最好的土地。在1950年，欧洲殖民者拥有的土地在已开垦的土地中占38%。另一方面，据估计，穆斯林拥有的农村土地分成了约六十万块，其中70%不足以维持生活（在二十五英亩以下）。
因此，差不多有七十万户的农业居民没有土地（三百到四百万人）。
在摩洛哥，在三千七百万到五千万英亩可耕地（和一千万英亩森林）中，1953年实际耕种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万英亩（约有一千万英亩种了谷物）。六千名欧洲殖民者拥有二百五十万英亩的可耕地（面积在七百五十英亩以上的农庄有九百个），其中实际耕种的有一百五十万英亩。但是，单位面积产量常常为摩洛哥农民的单位面积产量的三倍。
几千名摩洛哥大封建主占有摩洛哥耕地的四分之一，即四百五十万英亩。一百三十万摩洛哥人耕种将近一千万英亩土地。在1954年，据估计，有五十万农户没有土地。[9]摩洛哥人耕种的土地有四分之一是集体土地。
※※※
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马格勒布，除了大批贫困不堪的农民和游牧民以外[10]，还有大量的农村无产阶级。这是过剩的人口。他们无法找到真正的生产性的工作。
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在世界上是最悲惨不过的了：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有时甚至是全家的收入，如像在埃及——不足二十五美元；完全不识字；由于营养不良或工作和气候条件，还染上各种疾病（肺结核，虐疾，沙眼——连一位伊本·沙特也难逃此灾——血吸虫病，钩虫病等等）。所有这些病都损害了他们已经很弱的身体。
而且，在趋势是朝着集中的和现代化的大庄园的方向发展的时候，由于卫生状况的改进，由于游牧民的定居化和土地产量的提高（土地并没有成比例地扩大），过剩的农民人口增加了。这些人由于没有受雇从事经济事业，因此，对土地的耕种也不能发挥经济效用。
因此，这就清楚地说明，和摆脱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独立的民族斗争一样，这些国家的土地问题也具有头等重要性。而且，只有在一个给农民以充分土地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全盘革命政策的范围内，彻底实行土地改革，才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要想通过各种水力工程开垦新的土地，要想消灭疾病和文盲，要想提高土地的生产力，要想在农业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以支持阿拉伯各国不可缺少的平行的工业化事业，也不是单靠土地改革所能奏效，还需要有一个全盘的国家政策。
阿拉伯各国的土地改革的目标应该是给实际耕种的人以土地，这也就是说给小农，伙种农和农业工人以土地；消除一切使小块土地的耕作者对前途惶恐不安的制度，无偿地剥夺一切土著的和外来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以及“华克夫”土地和“哈博斯”土地，在可能和必要的地方通过水力和其他工程，扩大现有的土地。
至于这种土地改革所采取的形式，必须考虑到阿拉伯家族和部族社会仍然拥有的公社习惯（虽然由于资本主义的侵入，这种社会已经在衰落中）以及公社基础上的灌溉耕作方法的需要。
这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可以实行一种大规模的农业改革，这种改革从一开始就要建立公社的或部族的集体（这些集体以后还要并入更大的集体中），并且把土著封建主和殖民者的最好的大农业庄园变成国营的事业，由在这些农庄上工作的农业工人或伙种农集体加以管理。
事实上，阿拉伯伙种农或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低下（或许使用“可怕”一词要更好些），以致任何显著的经济改善——举例来说，其中包括工资的提高——都可以鼓励这些群众在他们成为管理人的集体农庄上提高生产力。
自然，各国的具体情况是互不相同的，有时甚至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也是互不相同的。
（二）资产阶级、无产阶极和工业化
不久以前，阿拉伯资产阶级还基本上是由商人和高利贷者组成的。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利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落入他们手中。这些阶层把土地产品加以消费，重新分配，或者输出国外，把他们的所得用黄金储存起来，或者投入地产中或大庄园中，这些大庄园又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分租给伙种农，或由农业工人耕种。[11]
这些阶层还对农民进行髙利贷剥削，利用“复杂的债务制度，商业关系制度，或者把农民当做主顾”，使农民依附于他们。在贸易（纺织品，谷物）或运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商人也是马格勒布各城市的阿拉伯资产阶级基本构成的一个特色。
阿拉伯资产阶级的这一构成至今仍占有优势。他们基本上是寄生性的。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侵入阿拉伯各国家引起了经济的变化，由于新油田的开辟以及由于缓慢但不间断的工业化过程，除了这些阶层以外，已经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资产阶级核心兴起了，因此，这就是说有一个现代无产阶级兴起了。
在中东，除了苏伊士运河一类的贸易基地和事业以外，对中东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油田。今天，在中东一共有六百个油井，其供应量占西方世界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一，而这个地区的石油蕴藏量据估计则占“大西洋”蕴藏量总数的三分之二。[12]中东的总产量每年价值在十亿美元以上。生产石油的阿拉伯各国的预算即令不是全部依靠从石油中取得的收入，大部分也是依靠这种收入。但是，现在，这笔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被用于国民经济。
尽管如此，开采石油的技术需要和这种开采的利润，仍然——举例来说——使阿拉伯半岛这样一个地方与“波斯”接壤的整个边沿池区的传统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那里，不久以前，还盛行奴隶制度，现在却发生这样的现象：非游牧化，无产阶级化，道路建设，都市化。
此外，中东各国还在不同的程度上出现了现代化的工业，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这样：各种开采工业（石油开采业除外，因为石油开采业完全在帝国主义者的手中）或各种加工工业。
纺织工业是最最主要的工业，特别是在埃及（埃及的纺织业除了对棉花进行加工外，还对亚麻，人造丝和天然丝进行加工，设有非常庞大的工厂，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工场）。其次是黎巴嫩和叙利亚。在伊拉克，纺织工业还处在初期阶段，只对棉花和人造丝进行加工。
其次是食品工业，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这些工业全都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主要集中在埃及，但是，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也有少数企业。一般来说，这些工业，包括纺织工业，尽管在不断发展，现在甚至还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因此，如果有剰余可供出口的话，那是非常特殊的现象。
不过，这些工业的发展就其社会影响而论，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加强了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
现代无产阶级现在在数量上还很薄弱，但是，他们常常是集中的，而且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他们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增长：在伊朗，在波斯湾各被保护国，在沙特阿拉伯，在伊拉克，在叙利亚和在撒哈拉，有一支约二十万人的石油工人先锋队；在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有纺织业和建筑业工人；在从亚历山大港到拉塔基亚的各港口中，有运输工人，码头工人。
现在，单单在埃及——阿拉伯各国中最最工业化的国家——就有一百三十万工人，不过他们大部分（90%）是不熟练的工人，分散在几千个小工场中；雇用五百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只有六十五个。
在马格勒布，以出口为目的的殖民地农业在经济中仍然占有优势。然而，
在城市里已经建立起加工工业，最初的目的是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特别是欧洲人的需要：有面粉厂，随处可见的溢养品工厂，现代油类加工厂，还有少数罐头工厂。但是，至少在1945年以前，它们的产品几乎完全不供岀口。土壤和下层土壤的大多数其他产品也很少加工。[13]
但是，在上次大战以前，任何北非国家
除炼铁厂和修理厂以外，［都没有］金属工业。（也没有纺织工业，虽然棉纺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品之一。只有少数工场对羊毛进行加工，在摩洛哥尤其是如此。整个来说，化学工业只限于生产硫酸和过磷酸盐，这两种产品几乎只有欧洲移民使用。建筑工业不能满足这些正在从事建设的国家的需要。例如，阿尔及利亚所用的水泥有三分之二是进口的，石灰有一半是进口的，甚至砖瓦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进口的。[14]
自上次大战以来，这一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大战期间，工业化似乎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从1943年起，有三个北非国家同宗主国断绝联系，在那里，最必需的制造品很快就发生匮乏。因此，不能不匆匆地建立整整一系列新工业:食品工业，冶金工业，家庭用品工业，化学工业和玻璃工业，建筑工业等等。
其中有些工业，在战争结束以后，由于无法应付宗主国的设备更好的工业的竞争，马上就垮台了。但是，在法国资本或国际资本进行新投资的情况下，工业化的动力保持下来。他们所以要进行新投资则是因为马格勒布各国在战略上很重要，利于建立大规模企业和支出大量开支。工业从这些公私投资中得到很大好处。
除了投在食品和纺织企业中的一些当地资本以外，
宗主国法国的大公司也建立了分支机构，如穆松桥梁公司，液体空气化学托辣斯，索尔韦公司，佩希奈托辣斯，圣戈班化学公司，拉法格公司，尼德威勒公司，布萨克公司，阿米欧公司等，以及一些英美联合企业（热里加的北非铅公司及突尼斯的港湾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15]。
这样，各种工厂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了：冶金厂，纺织厂，化学厂等等。其中有些工厂（食品工业）建立在产地，但是，大多数工厂都建立在港口附近，结果，庞大的工业区也就兴起了（著名的“比东维尔斯”也在其中）。
不论是在中东或马格勒布，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过程都还没有使这些不发达国家的以农业和贸易为主的传统经济桔构发生任何质的变化。
从技术上来说，工业的大规模发展由于没有重工业而受到阻碍。如果有重工业的话，就可以有效率地生产廉价机器来装备轻工业，从而降低国内工业产品的高额成本。现在，却不得不用同样高额的关税来保护这些国内工业，以便使它们能够存在下去。
从经济上来说，农村地区的封建结构和城市商业资产阶级的高利贷作用也有碍于开辟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推进工业的发展。
从资金上来说，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原始资本累积所必需的充分财力，而受到阻碍。本国资本都宁愿投入商业和贷款业务中，为的是迅速取得大量利润，外国资本只愿小心翼翼地进行投资，也希望迅速取得利润。掌握在封建-资本家或帝国主义手中的国家又反来促进了这种投机活动，并且消耗了本来可以用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财力。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有一种人所熟知的现象：官僚集团不但颟顸无能，过着寄生生活，而且过分臃肿。[16]
此外，由于它们是不发达国家，居民的劳动潜力所提供的巨大生产力量大部分也还没有用在生产事业上:在埃及，一千八百万农民中有三分之二没有受雇从事生产事业，在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每九个人就有七个人没有从事生产事业等等。
因此，在这些经济仍然受着帝国主义控制（很少有例外〕的国家里，封建-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就成为妨碍这些国家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并且使得它们毫无希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赶上工业国家。
不过，自然条件对阿拉伯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却绝不是不利的。
虽然一般来说，送些国家中的任何国家都难于解决水力电或燃煤热力电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大多数这些国家除了明天的太阳能以外还有极其丰富的石油可资利用。这种资源如果汇合在一个泛阿拉伯联营机构内，可以充分满足它们的工业化的全部需要。
矿产资源虽然没有切实的勘査，很少为人所知，但看来是很充分的：
在中东，叙利亚的叶尔茂克山谷中有含沥青的石灰石，在整个叙利亚沙漠中，在死海里[17]里，在红海沿岸等地，有大量盐类蕴藏；在埃及的阿斯旺东面和黎巴嫩有铁矿苗；在也门有煤，铜和铅；在沙特阿拉伯的马哈德·德哈卜有黄金；在埃及和利比亚沙漠中有磷酸盐等等。
在北非：在突尼斯，特别是在摩洛哥有磷酸盐，摩洛哥的产量几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有铁矿苗，如波尼（欧恩萨的中心）的铁矿苗，现在正在计划开采这些铁矿苗，预计的铁产量达到每年四十到五十万吨；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有铅和锌矿藏；在摩洛哥有锰、钴和其他稀有矿藏；在撒哈拉有大量各种各样的矿藏；在加腊·杰比列特和古罗堡有石油，天然气，科隆-贝沙尔煤田，铁矿，在阿基韦特有铜矿，在霍格尔有各种矿藏等等。
除了中东和北非的这些矿产资源以外，还要加上农业和畜牧业出产的原料：棉花，甘蔗和甜菜，各种油类，羊毛等等。
至于阿拉伯国家工业化的资金条件，由于有石油资源，再加上这些国家的现在闲置未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方面的需要也可以充分满足。从理论上来说，从石油生产中取得的巨额利润[18]应当足以提供充分资金，来满足一个联合阿拉伯联邦共和国工业化的需要。但是，现在，这些利润大部分都落入外国帝国主义公司和当政的寡头集团（政府，国王，酋长）之手。[19]
科威特酋长和沙特阿拉伯王室国库的惊人收入是大家都知道的：每年分别竟达五亿美元和三亿美元之多！科威特酋长把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他的家庭（七十人），还有三分之一“由这位酋长在伦敦设立的一个投资委员会”，即著名的科威特投资委员会投入“头等的国际股票中”！只有三分之一用于所谓“公共福利”方面。
至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收入，有五千万美元用来供养王室的三百名成员和维持二十四个“一千零一夜”宫（而在1952年到1954年之间，只有一千三百万美元用于农业，在1955年只有一千万美元用于社会福利工作和八千万美元用于军队）。
另一方面，在伊拉克，70%的石油收入都由一个“发展局”用来改进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主要是靠了修建水利工程，以便利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水进行灌溉。
帝国主义对石油的控制也妨碍了国内的消费，一方面是因为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要在当地对任何数量的原油进行加工都有种种困难，但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根据美国石油价格来计算石油价格，使石油价格大大超过了中东的生产价格。
总之，要想使非常庞大的阿拉伯石油资源对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作出有力的贡献，一个根本条件就是要无偿地剥夺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主义分子。
在这些国家，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它本身至少能部分地解决迅速大规模开始工业化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累积这一困难问题；这一资源就在于把千百万现在部分失业或完全失业的男女劳动力动员起来投入生产。在一个由国家加以控制和计划的经济的范围内，把这支力量投入灌溉工程，造林事业和各种民用建设以及地方工业中，就可非常迅速地提供巨大的生产力，首先是大大增加农业生产。怎样有效地动员这支力量，也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
怎样评价目前资产阶级对阿拉伯革命的领导
在判断战后时期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对阿拉伯革命的领导所起的作用时，必须把这些材料考虑在内，才能对这种领导作出试验性的评价和估计它的前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的新阶段中，中东和阿拉伯革命的突出事件是：摩萨台在伊朗的试验；1952年埃及的政治革命和纳赛尔主义的登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解放；1954年11月的阿尔及利亚革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1958年黎巴嫩和伊拉克的革命。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都树立了自己的权威，领导了民族反帝斗争。在有些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党和人物——他们自己就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出身，或者在思想上明确地依附于资产阶级——所起的政治领导作用是极其明显的：伊朗的摩萨台；摩洛哥的独立党；突尼斯的新宪政党和布尔吉巴；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像在埃及和伊拉克，革命的领导责任由一个波拿巴主义的军官集团担负起来。他们的社会本质和立场应该更容易理解。一般来说，纳赛尔主义的情况更是这样。
在我看来，事变已经完全证明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我们时代的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作用的基本论点的正确性。事变已经证实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限度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这又反过来证明，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有必要建立一个团结一切阶级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
但是，事变也同样证明了本国资产阶级在一切基本领域中的局限性：摆脱帝国主义，实现真正的独立；民族统一；土地改革；工业化；妇女解放。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本国资产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核心，在经济上都是薄弱的，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分子和本国其他剥削阶层（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都有太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还不敢坚决地依靠农民和工人群众。由于这个原因，事变已经证明，这个资产阶级不可能实现和完成上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20]
摩萨台在伊朗石油国有化方面的失败；摩洛哥的独立党政权和突尼斯的新宪政党政权的记录；今天伊拉克革命的初步记录——这一切经验都清楚地说明了一个归根结蒂属于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的局限性。（目前的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情况，我们将另外论述）
由于战后的国际局势在实际上给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千载难逢的可能性和机会，由于东西方的对立，由于有了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获得外交、军事、财政、商业和技术援助的全新的可能性，这种局限性就更加暴露出来了。[21]
由于这些新情况，民族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把它不依赖于帝国主义的相对独立性推进到比过去更远的地步，同时还有可能胜利地抵抗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1956年英法侵入苏伊士运河时，情况就是这样，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使它无法利用这种千载难逢的局势，来根本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分子造成的经济后果，即妨碍扩大国内市场和迅速大规模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在阿拉伯各国，包括在埃及，帝国主义的经济阵地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完全消灭——远没有消灭。
在群众的压力下和迫切的政治和经济需要的压力下，的确他们的确采取过某些剥夺措施和国有化措施——如苏伊士运河和埃及其他企业的国有化——但是，帝国主义者也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补偿。这就给国民经济带来了负担，在完全相应的程度上减少了本来可以用于工业化的可能的资源。
对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工业化具有决定意义的石油问题可以说明，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面前一般来说是软弱无力的。两者之间的新的力量对比也许可以促使资产阶级去同石油公司谈判合同，而取得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事实上，这一过程现在已经开始了。[22]
但是，如果没有阿拉伯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个远远超出资产阶级范围的领导，就不可能进入对这些公司不加赔偿的国有化阶段，而这却是保证在阿拉伯国家大规模开始工业化所必需的原始累积的根本先决条件。
阿拉伯民族统一的事业在目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阿拉伯革命的情况下，也同样受到损害。阿拉伯统一是一个太进步的任务，决不能说，实现这一任务的政权具有什么性质，它也就具有什么性质。
阿拉伯民族统一将成为阿拉伯革命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欣欣向荣的最适合的基础。从这一观点来看，实现这一过程的政治形式就不如内容本身重要。举例来说，如果阿拉伯统一可以在一个由纳赛尔管理的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范围内实现，那么，不管这个国家多么不民主，人们都不能够反对这种统一。人们只能满足于继续在这样一个国家内部为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但是，在实践中，由纳赛尔主义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泛阿拉伯国家的形式下，或甚至在一个阿拉伯共和国邦联的形式下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是办不到的。阿拉伯国家的一切联合形式，作为走向在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或一个有效的联邦共和国[23]内实现统一的过渡形式，都必须看做是进步的，如果有实现的可能，都必须加以支持。
目前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在埃及和叙利亚之间发生了纠纷；阿联和伊拉克双方在把统一扩大到伊拉克的问题上，都采取保留态度；布尔吉巴对阿联采取了敌对态度；甚至在马格勒布内部也发生不和。有许多重要迹象都说明，任何阿拉伯资产阶级——即令是其中相对来说最有力的资产阶极——不仅从组织上来说，而且从结构上来说，都没有能力成为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同化和统一的因素。
阿拉伯封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各不同的部分从经济和社会结构观点来看，是太庞杂了，同帝国主义的各式各样的联系也太密切了，也太富于地方主义观念了，因此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意志和运动，在一个单一的民族体制内，团结在一个单一的轴心周围。只有一个拥有巨大经济力量的强有力的政权才能够打破地方主义的离心倾向，实现统一。这种统一是阿拉伯群众的最大的共同革命愿望。[24]
纳赛尔主义并没有这种气魄。纳赛尔主义是一个突出的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它利用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群众运动的声势以及东西方的矛盾，使民族工业资产阶级这一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仍然很有限，但正在不断地加强中）最后得到好处。这一资产阶级具有突出的资本主义的本色，目前没有充分力量通过一个议会民主党和议会民主政府来进行统治。为了实行统治，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便既能应付帝国主义，又能应付经济上落后的本国封建-资产阶级阶层，同时，又不致在左方为群众的独立革命运动所包围。
“反帝国主义的”“民族”军官大多是城乡中等资产阶级的产物。他们都是在社会理想方面朦胧地希望国家“现代化”，“赶上西方”等等的中型大土地所有者，企业家或职员的子女。他们建立的军事政权，对资产阶级的这一阶层来说，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工具。
从根本上来说，纳赛尔式的波拿巴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因为一部分国家行政机构由于职权的缘故，富裕起来，变成了资本家，即资金占有者；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国家的行动整个来说，力求促进原始资本主义累积，并且正在协助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25]，打破了过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全限权力给这一发展带来的种种限制。
纳赛尔主义的泛阿拉伯政策是力求至少部分地消除帝国主义和封建的障碍，以开辟更为广大的泛阿拉伯市场，并力求在这种基础上吸引阿拉伯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这个政策就其经济本质而论，也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
※※※
我们已经研究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斗争的局限性，也硏究了民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统一和工业化的斗争的局限性。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分子的斗争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清楚地反映在民族资产阶级战后推行土地改革时所表现出的极端怯懦的态度上。
在埃及，到现在为止，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受到土地改革的实惠的还不到10%左右，“被剥夺”的所有人还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补偿。[26]
土地改革现在正在扩大到叙利亚，在那里，封建主的私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灌溉土地二百英亩，有子女者增加一百英亩，外加非灌溉土地七百五十亩。其余的土地由国家接收，按相当于每年平均地租十倍的地价付给所有人以补偿（每年平均地租通常为欧洲同一土地面积的四倍，例如在埃及就是这样）。
至于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那将由二十英亩的小块灌溉土地或七十五英亩的小块非灌溉土地构成，地价在四十年内偿清，利率为1.5%。土地改革预定在五年内完成。到五年期间的末尾，在叙利亚的三百多万无地农民当中，受到土地改革实惠的将只有极小的一部分。
至于伊拉克的土地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促使土地改革扩大到叙利亚的就是伊拉克的土地改革），那是更加温和了。据一位为这种土地改革辩护的阿拉伯人自相矛盾地论断说，那是“因为伊拉克拥有的可耕地相当于叙利亚可耕地的三倍多！”（参看旅英阿拉伯学生联合国出版的《阿拉伯评论》1958年10月号）
伊拉克的土地改革也预定在五年内完成。它规定，私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应降低为灌溉土地六百一十八英亩和非灌溉土地一千二百三十英亩。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以前的大地主阶级都将由一个富农阶层来接替。他们由于没有财务上的困难（单单有了国家的补偿金就够了），将可以毫无困难地以各种方式在经济上支配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人的小农。因为这些小农丝毫得不到国家的适当的物质和技术援助，而且气候又非常恶劣。
※※※
至于马格勒布的解放了的国家——突尼斯和摩洛哥，除了有偿地剥夺少数殖民者庄园的有限措施以外，它们还没有认真地着手实行土地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在阿拉伯各国，关键性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基本上依然原封未动；希望阿拉伯革命目前的领导者来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幻想。
至于妇女解放问题，由于伊斯兰教的规定和封建传统，阿拉伯各国妇女的境况要算是世界上最不合时代潮流和最痛苦的了。这一任务的解决也是同这些国家的根本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在目前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办不到。[27]
为阿拉伯的新的、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奋斗
为了完成和彻底实现阿拉伯革命的真正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为了实行阿拉伯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有必要促成一个能够代表阿拉伯各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的新的革命领导的兴起。换句话说，也就是促成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兴起。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同历史的时间表相比，这一任务是大大地落后了，而且，在阿拉伯各国，正像在别处一样，这个任务已经由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外交政策不断改变而大大复杂化。共产党在阿拉伯各国，也像在别处一样，都是顺从的工具。通过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和阶级合作政策，它们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已经破坏了能够推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独立组织和行动的独立阶级政党的建立。
当然，这样一种必要的阶级政策并不意味着要丝毫缩小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分子的有效斗争中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联盟。这种联盟也是同等必要的。但是，这种联盟必须采取这样的形式：在独立的阶级组织中间建立统一战线，以便采取有效的行动，为明确的目标而奋斗，战线的每一参加者都能充分保存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充分保持批评组织上的盟友的充分权利。这是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作用，这一政策也就要求在意识形态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展开无情的批评，并且对它进行同等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以便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解决真正的社会主义任务。
阿拉伯各国共产党不是采取这种路线，而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逼迫下，时而支持宗主国资产阶级的立场，时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从而既出卖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又出卖了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
每当克里姆林宫孤注一掷地同宗主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或者要中立宗主国资产阶级的时候，它就为了这个目标而无耻地牺牲了隶属于这一宗主国的那些国家的反帝斗争的利益和社会革命的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同英国和法国保持同盟关系，克里姆林宫逼迫阿拉伯各国共产党放松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甚至不折不扣地破坏这一斗争，只是为了避免妨碍它的帝国主义盟友。战后，在另一个阶段，当民族独立运动冲破重重障碍变得势不可挡的时候，为了在自己反对大西洋列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好感，克里姆林宫又逼迫各处共产党完全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放松在这些国家争取社会解放的独立的阶级斗争，甚至公然破坏这一斗争。
难道还有必要追述一下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在大战期间是怎样破坏反帝斗争，是怎样为了克里姆林宫和英法美的同盟的利益而牺牲反帝斗争的吗？难道还有必要追述一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共产党由于“充分了解到”据说在这些国家和法国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是怎样在事实上长期破坏这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致做了民族主义领导的尾巴，让他们在这种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的吗？难道还有必要追述一下埃及和叙利亚的共产党在埃及和捷克斯洛伐克订立巨大的武器协定之后，从1955年起是怎样几乎无条件地支持纳赛尔，甚至不惜取消自己并且在这些国家公然破坏任何阶级政策的吗？
的确，由于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的共产党再一次一百八十度地改变态度，他们对纳赛尔主义的无条件支持似乎又部分地撤销了。现在，他们正在批评纳赛尔，采取了反对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扩大到伊拉克的态度，并且歌颂起每个阿拉伯国家——现在首先是伊拉克——的独立自主来。
不管初看起来多么令人不解，这一政策的主要罪人自然又是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大概认为，再进一步加强纳赛尔是危险的，因为它担心纳赛尔很快不要克里姆林宫的支持也能活下去，而且会投到西方去。这种曲曲折折的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政策是由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的不断变化的目标决定的，并不是在充分了解到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迫切需要以后决定的。而且，克里姆林宫是通过各国共产党内少数重要人物来贯彻这一政策的，因为各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甚至还有他们的干部，并不知道他们的党只是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棋盘上的小卒子。如果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他们很可能会把这些党中的某些党推到克里姆林宫规定的行动界限以外——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已经不顾法国共产党的路线勉强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伊拉克共产党明天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
不过，总的来说，除了伊拉克的共产党，现在还有叙利亚的共产党以外，这些党目前大部分都已经威信扫地，在广大阿拉伯群众当中陷于孤立。这就提出了在阿拉伯各国建立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问题。这种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可能不是基本上在共产党内进行工作，而是用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的其他方式进行工作。
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目前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根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纲领，即第四国际的纲领，把一个阿拉伯干部的核心团结在一起，这些干部同时又处在各该国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当中，并且开始制订一个把本国特点考虑在内的纲领，一个过渡性的纲领。这个具体的过渡纲领必须把反帝的、民族民主要求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口号结合起来，从而在每一个国家指出从现状走向在阿拉伯体制内实现根本的社会主义解决的具体明确的道路。在制订这样一个纲领的同时，还必须阐明和宣传需要有怎样一个过渡性的党来为这个纲领奋斗。
争取社会主义解决的斗争同争取成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性政党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这样一个党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所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性政党的建立在每个国家都必须通过具体的过渡性的道路进行。
这样，像摩洛哥或突尼斯等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在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时，应该走在工会基础上建立一个劳工党的道路[28]，因为工会运动很强大，而且过去已经有自发地政治化的趋势（突尼斯），目前还有这种趋势（摩洛哥）。而且，这条道路还可能证明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因为工会运动在整个一类国家中也需要起这样的作用，也就是政治上的开路先锋的作用。
这样亠个党必须制订一个尽可能进步的一般纲领，特别是一个过渡性的行动纲领，具体地回答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独立，阿拉伯统一，土地改革，经济和工业发展和妇女解放等未解决的问题。
就比较特殊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而言，很明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明天的一个群众性的劳工党的基本力量将从目前民族解放阵线内部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和政治分化中涌现出来。民族解放阵线在开始时是一个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由于革命的深入，经验，甚至困难，这个阵线正在不断地分化中。它的基础基本上是下层阶级，它的组成成分包括大殖民庄园的农业工人，山区和绿洲的贫苦农民，“哈麦斯”农民[29]，撒哈拉沙漠的游牧民，阿尔及利亚各城市中和法籍无产阶级移民当中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工人。领导这个阵线的是从这些环境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加上知识分子和中等资产阶级阶层的少数稀有的代表。
下层阶级分子的人数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尤其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数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悬殊，使前者在数量上和社会地位上都占有优势，这就使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比突尼斯的革命，甚至比摩洛哥的革命，都更加深刻得多，都更加难以“资产阶级化”，“布尔吉巴化”。
然而，我们对另一事实也决不能低估：由于缺乏明确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连最好心的和最亲下层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都难免落入归根结蒂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策轨道中。
这个危险始终在等待着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机构：我所指的当然不是公开亲资产阶级的分子（即令他们本身并不是资产阶级分子），像费尔哈特·阿巴斯那样的人，而是指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分子和农民出身的军事领袖。情况所以是这样，还因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现在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戴高乐政权及其“关于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建议”，它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暧昧态度，以及它加紧进行的镇压；一心一意希望同帝国主义共同开发撒哈拉富源的突尼斯和摩洛哥资产阶级所施加的压力；法国工人运动的屈膝；必须说还有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政治纲领和一般领导的无力。
问题并不是要怀疑民族解放阵线所取得的巨大积极成就。民族解放阵线是革命的发起者，而且到现在为止还组织了顽强的惊天动地的抵抗运动，来反抗一个老羞成怒的野蛮帝国主义的异常强大的战争努力。相反地，问题在于要了解：革命在新条件下的深入要求它的社会纲领更加明确，要求民族解放阵线的结构和管理更加民主，这样才能使革命的下层阶级基础可以同它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且觉得他们长期以来为它战斗，为它作出巨大牺牲是完全值得的，也是有前途的。
※※※
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在真正的群众运动当中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时候，还必须同时在各国核心之间建立泛阿拉伯联系，以便在事实上形成阿拉伯明天的群众性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核心。第四国际愿意并且下定坚定的决心，要在各个方面大力协助这一任务的完成。它的战士们丝毫不想用官僚主义的方式强迫别人接受白己的意见，他们正在同一切的确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阿拉伯同志，以及一切并不完全同意第四国际的全部立场但却独立地转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阿拉伯同志，进行密切的兄弟般的合作，以便帮助他们在每个国家和在泛阿拉伯的水平上组织起来，制订泛阿拉伯和各国的纲领，并出版一份泛阿拉伯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
这是一个伟大而迫切的任务。阿拉伯革命的前途即系于此。从阿拉伯革命的浪潮里已经涌现出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正在寻找它的社会主义前途，它的唯一的前途，但是大体上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
在埃及的穆斯塔法·哈米斯[30]那样一位无产者或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最早的一位光荣圣战者拉尔比·本·姆希迪[31]的队伍里，阿拉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知道怎样把农民和无产者遭受那么多牺牲的革命引导到它的胜利的目标：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
[1]按照现代的科学定义，严格来说，即使在阿拉伯半岛，也没有一个阿拉伯种族；相反地，倒存在着三种主要种族类型的混合现象，按照伯特勒姆·托马斯的分法，这三种主要种族类型是：闪族型，地中海型，阿美尼亚型。在伊拉克，基本居民是“奈伯特人”，即“迦勒底人”，在叙利亚-黎巴嫩，基本居民是“亚美拉人”，即“叙利亚人”。从人种学上说，埃及居民是科卜特人。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马格勒布的居民是柏柏尔人。柏柏尔人本身并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种族复合体”。
[2]R.富隆：《近东》，巴黎巴约出版社。
[3]二十年代在阿尔及利亚也有一个由艾密尔·哈立德领导的运动，提出了各种要求；1923年，在巴黎创立了北非之星社。
[4]阿拉伯半岛的亚丁、海盗海岸，巴林和科威特除外。这些地方仍然是受英国控制或保护的属地。
[5]一费丹合四百七十八平方码。［一费丹应为6.3亩，约4200平方米。——录入者注］
[6]这些土地是按照对分收获物的方式耕种的。“租给佃农的土地在17.5到150英亩之间，实行干燥地耕作法，完全仰仗土壤的质量和气候的干燥，因此他们自己留下的一份收货物也同样有所不同，大致在一半到五分之四之间。合同期限按年计算，或者按作物轮种期计算，不能保证佃户的生活。佃户除了负债的时候，并不依附于土地所有者。”（比罗和让·布雷希：《地中海和中东》，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
[7]同上。
[8]1933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不让伙种农离开土地，直到他偿清债务为止。
[9]在四十五年中，有一百万农民为悲惨的境况所逼，涌往城市，形成了“比东维尔斯”（贫民区）的半无产阶级。
[10]游牧民大都为牧民。他们虽然肯定地和不可避免地在减少，但是在阿拉伯人口总数中仍然占很大比重，或许占10%左右。在叙利亚有三十万人，在沙特阿拉伯的六百万居民中占大多数，在伊朗有两百万，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占居民的半数以上（那里约有一百七十万居民）。
游牧民转入定居生活的过程现在正在中东和马格勒布进行中。这是建立了各个独立国家，把沙漠分割开来，切断了游牧地区的通路的结果，也是输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贸易和自动化运输设备的结果。资本主义时代的贸易和自动化运输设备的输入使得沙漠的流浪生活变得既困难又不时兴了。
“定居化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部族酋长正在通过各种方法变成大地主：可耕地的专断分配，水源的出售和信贷。”其他人则变成普通的农民，或者甚至丧失他们的牲畜，迁往绿洲，扩大了“哈麦斯”农民的队伍，或者涌往城市或油田——如阿拉伯半岛的油田或现在撒哈拉的油田——，变成了无产阶级。
[11]“在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甚至在黎巴嫩，除了在高山中以外，有很大一部分大庄园在资产阶级家庭的手中。他们在实行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农业公社中，购买了‘穆尔克’土地，在对分的原则下取得‘米里’土地的收益权（这些土地在伊拉克由于可以利用水利，所以很有价值）。他们要么是扩大灌溉工程，购买工具，种植工业作物以便进行投机，要么是把这些土地交给管理人，分租给佃农去耕种［……］。”（Ｐ．比罗和让·布雷希：《地中海和中东》）
[12]据估计，这一蕴藏量为一百六十一亿吨。单单沙特阿拉伯一国的石油蕴藏量就超过了美国（这是由于海底蕴藏量特别丰富的缘故）。
[13]见上引的《地中海和中东》。
[14]同上。
[15]见上引的《地中海和中东》。
[16]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都陷入贫困的境地里，做官（和做点卑鄙的交易）是逃避这种贫困境遇的手段。1951年，在埃及，有五十五万官吏，其中二十万人没有具体的工作。
[17]有四百亿吨矿盐，还有取用不尽的钾碱蕴藏。
[18]这一石油产量在1954年达到一亿五千万吨，占世界产量（苏联不计在内）的20%以上。此外，据估计，世界消费量今后十年中将提高一倍，那时，中东石油将必须至少满足世界消费量的一半，这也就是说，须要把中东的产量提高到八亿吨。
[19]目前，中东出产的每吨石油都给有关的政府带来平均相等于5.5美元的一份利润。
[20]这就是同资产阶级社会革命有关的任务。过去在欧洲国家，由于实现这一革命，才推翻了封建主义，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
[21]埃及：在1953年到1957年之间，埃及和苏联的贸易额增加到十一倍多。有整整一系列货物，苏联现在都是埃及的主要供应者。例如，1957年，在埃及的进口中，苏联货占：小麦43%；油类，37%；锯好的木材，37%；木板，50%；拖拉机，27%。此外，苏联现在还购买了埃及的30%以上的棉花和大米。
叙利亚：在1957年，叙利亚从苏联进口的货物在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
机器和设备………………………47%
石油产品…………………………24%
钢铁………………………………13%
锯好的木材………………………9%
苏联从叙利亚进口的货物主要是棉花（70%以上）。
不论在叙利亚和埃及，销售苏联货物所得的款项都全部用于购买这些国家的农产品。
苏联给予阿联的信贷到现在为止，合计已达四亿五千万美元（其中约有二亿美元用于兴建阿斯旺水坝）。
[22]所采取的方式是成立“合营”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已经用日本和意大利资本建立了这种公司。利润是按比传统的对半平分办法更有利的方式对分的，而且不但有权对分由生产中得来的利润，而且有权对分由石油的加工、运输和销售中得来的利润。沙特阿拉伯最近正是希望按照这些条件来同印地安纳美孚油公司订立一个合同。
[23]例如，由马格勒布联合共和国和中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
[24]阿拉伯民族统一还必须给某些国家里存在的不同的人种集团，如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以真正的自治，甚至自决权。此外，在中东，它还必须解决以色列国家和阿拉伯难民问题。这些难民总共有八十万，至今仍住在营地里，一般是帐篷里，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没有工作。解决他们的痛苦和爆炸性的问题的唯一公正办法，是把他们重新安置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很明显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并把目前的以色列国家当做一个少数民族吸收在内，让它在一个中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享有自治权和充分的自由。
[25]纳赛尔主义根据经验发现，它的使命就在于作为一个政权来促进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从1952年以来，埃及就在加紧推行工业化，虽然实际结果仍然很有限（在1956年只有两亿埃及镑工业资本）。
纳赛尔主义国家的政策愈来愈致力于推行工业化：在国家的大力参加下成立了一些联营企业；还成立了一个“生产委员会”来加速工业的发展；在1958年成立了“计划委员会”；现在又拟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定于1959年开始实行。
这个计划的资金达到二亿五千六百万英镑——为数毕竟不大。其中三千六百万由苏联提供，四千四百万由西德提供，8百万由东德提供，一千万由日本提供。
然而，动员当地资本（其中包括在土地改革中以土地赎金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资金）投入工业的努力，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不成功的。
[26]1952年的法律规定，私有耕地不得超过二百费丹，如有子女，头两人每人可额外增加五十费丹，总共不得超过三百费丹（三百费丹合三百三十一英亩）。未经开垦的土地不在土地改革的范围以内。因此，有六十六万六千费丹未经耕种的土地还可开垦，此外还有属于皇室的十八万费丹的土地。在1956年7月，有六万五千户的五十万人从没收的二十六万费丹土地中分得了土地。在一千八百多万农民中，受到整个土地改革之惠的总共将有一百五十万人。付给前所有人的补偿金相当于地租价值的十倍，外加设备、机器和树木的代价。这笔补偿金是用利率为3%的国库债券支付的，三十年后偿清。在1956年7月，在这些债券中，有五十亿法郎的债券及利息已经偿清。
售给农民的土地的地价在三十年内偿清，价格相当于税额的三十倍，外加3%的利息及15%的开垦费，每年收获时一并偿还。在理论上，农民所分的小块土地不能再分割下去，甚至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继续分割。
农民所有人在一个集体体制——强制性的合作社——内耕种土地，按面积比例均分收收获物。土地改革的最重要的特色是用权威主义的方式降低了过去的高额地租，从土地改革前的每费丹四十到五十埃及镑，降低到十八到二十一埃及镑。
[27]在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现在在阿尔及利亚，妇女都参加了阿拉伯革命，但是，这只是部分地缓和了而不能打破仍然压在她们身上的中世纪的枷锁。
只有高山地区的穆斯林妇女，或游牧部族的穆斯林妇女还在各方面保持着某种自由，有时还保存着古代母系制度的继承权（卡比利亚的妇女，尤其是奥雷斯山中保有乔维亚·柏柏尔文化的妇女，沙漠中的土瓦勒格妇女等等）。
[28]就其意识形态制榊韵来说，是工人的、无产阶签的覚，通祢工农党
[29]按一对五对分收获物的伙种农。
[30]他是亚历山大港近郊巨大的道瓦尔村纺织厂工会工人的领袖。这些工人于1952年8月12日聚集在经理部办公室门前，“以穆罕默德·纳吉布和革命的名义”，要求提高工资和开除公司秘书处的一位人员和劳工局的首脑。军事法庭把穆斯塔法·哈米斯判处死刑并加以处决。他一直拒绝谴责“那些教唆他的人”，临刑之前还高呼“革命万岁！”的口号，并低语说：“我永远不死”。
[31]本·姆希迪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一开始就是一位英雄的战土。在受过几周酷刑之后，他还有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大队刽子手啐唾，以表示自己的轻蔑，而且还有勇气在施刑人面前高喊：“我们一定要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为我们相信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必将实现，你们的酷刑摧毁不了我们的信念。” |
为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第三次草案（1958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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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
——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第三次草案
无产阶级为了从全世界消除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真正使人类获得解放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把自己的先锋队组织起来。
但是，现在的自称“共产党”却拖延了无产阶级革命，并使之遭到失败，从而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无产阶级运动的危机，不外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指导部的危机。为了摆脱这种危机，就必须取代一向背叛革命的自称的“共产党”而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指导部，即建立新的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的先锋党。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把自已同一切机会主义组织区别开来，并公开展开活动。
我们将学习马克思所完成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斗争经验，全力以赴地把自已锻炼成为新的先锋党。
共产主义者认为，掩盖自己的见解和目的是可耻的。我们有义务公开提出下列问题。
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实力，粉碎资产阶级政权，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放自己。
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打倒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一）在人类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在一切方面都在遭受剥削。
资本主义以形式上的身份平等和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代替了旧社会所存在的身份差别和超经济的压迫。资本主义还通过商品交换，冲破了局限于一个地区和处于分裂状态下的旧社会的壁垒，把全世界统一起来。
这样，资本主义成功地动员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在这种社会里，一切生产手段都为资产阶级所占有，生产社会的基本生活资料的工人阶级，却完全失去了生产手段。工人作为无产阶级，已经一无所有。
工人为了生活，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资本家底下工作，以取得工资。
大规模的用机器生产的工业所造成的庞大的失业者，把工人阶级的工资压低到不能再低的水平。工人阶级经常遭受失业的威胁。
工人阶级每天的劳动，只能使资产阶级发财致富。资产阶级把通过这种办法得来的财富积累起来作为新的资本，并把它作为统治和剥削工人的手段。工人通过劳动，把自已日益牢固地拴在资本家的铁锁上。巨大的财富和享受集中在社会的一部分人身上，但另一方面，工人越是努力劳动，其处境便越加悲惨。
资本主义把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变成商品生产，即变成令人难以忍受的工资劳动，把工人变成非人的机器的附属品。
艺术、科学和一切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都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所垄断。由于资产阶级控制和垄断了一切生产活动，所以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绝望以及社会上的一切痛苦，同时也使资产阶级本身腐化和堕落。
工人阶级为了夺回劳动的果实，使生产活动变为工人自己的活动，就必须从资本家手里夺取生产手段，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建立新的生产体系。
依靠世界市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也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创造了条件。资本的积累不仅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统治手段，更主要的是产生了他们的掘墓人——工人阶级。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在组织上日益团结起来，同时使工人的反抗也日益强烈。
当工人阶级起来坚决地有意识地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注定要灭亡，工人阶级必将取得胜利。
（二）资产阶级假借整个社会的名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此，他们建立起拥有保护私有财产安全的各种暴力机构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完全无法调和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存在一种同阶级的特殊利益毫无关系的整个社会的一般的利益。
因此，工人阶级要剥夺资产阶级，首先必须粉碎资本家的国家政权，建立自已的阶级政权。
如果不剥夺资产阶级，团结一切劳动人民来共同组织生产和建立镇压反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所制造的世界市场，使全世界有可能组织成为一个共同体。工人阶级将消除由于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国家而造成的全世界分裂的情况。工人阶级必须推翻一个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粉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壁垒，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把全世界组织成为新的大同的社会。
（三）未来的新的大同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其团结的力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在这个政权的领导下，把资本家私有的生产手段收归整个社会所有，把一切生产活动从资本家私人的商品生产改组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生产。
实现这一点，阶级统治就会消灭。人统治人的情况就不能存在。随着阶级统治的消灭，国家也将消亡。
全人类将获得解放，根据阶级统治写下的人类的历史也将结束。共产主义社会将使人们有可能充分地发挥各种能力，这将成为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始。
人类将经过共产主义的最初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彻底实现共产主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把社会生产组织成为共同的生产活动，按照统一的标准和劳动最来分配产品。
人们将根据自己的能力从事劳动，按劳取酬。
生产不必再采取以价值为媒介的商品生产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将直接成为社会整个劳动的一部分。社会劳动将根据劳动量进行分配，而且产品也要加以分配。货币和工资之类的旧社会的遗物都将迅速消灭。
生产力的高速度增长，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教育的全面普及，将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旧社会的劳动将为人类完全根据自由意志对自然所进行的最为自主的活动所代替。这样就实现了不存在任何强制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
每一个人都将摆脱因民族和地区的不同所造成的限制，每个人固有的职业上的分工也将消除。人们将建立一个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所有人类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大同社会，人类的发展将是不可限量的。
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抛弃阶级社会，全力以赴地争取实现如上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四）认为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是愚蠢的幻想。
只有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采取联合行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基本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政权，在全世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通对这种政权在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为此，我们将努力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全世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统一。
我们要以对腐朽透顶的社会的垃圾资产阶级的刻骨憎恨和战斗的精神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且要在斗争中无条件地把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自已的义务。
不管有什么理由，我们都要同一切缓和和掩盖两个阶级的对立的反动幻想进行彻底的斗争。
我们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为改良和改革资本主义，而是为推翻资本主义本身而站在工人阶级的前列进行斗争的。
二、对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的估计，无产阶级应该怎样进行斗争
（五）1848年革命时建立的巴黎公社，使西欧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历史的主人翁登上舞合。
到十九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进一步暴露出它是应该加以变革的制度，而且必将灭亡。
资本主义已经由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在十九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已经不只限于英国一个国家。德国、美国和日本都相继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重工业取得了发展，这种经营需要有巨额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里，仅仅靠私人企业进行资本积累，已经感到不够。因此，通过股份公司的形式，一举而集中了大量的资本，建立了以银行资本为中心的金融资本，进而发展成为“卡迪尔”和“托拉斯”之类的资本家的联合组织，于是便发展成为受金融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在这个时期以后才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便直接地发展成为最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帝国主义经济中，虽然生产力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极大的发展，以及资本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但是劳动人口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经常存在的过剩人口——主要存在于农村和中小企业之中——阻挠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化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垄断资本得以通过垄断价格等来掠夺农民和小企业主，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水平。
长期的失业和不能维持生活的劳动条件，不仅强加于工人阶级，而且也强加于一般劳动人民。
经济衰退的长期化和经济危机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历史的生命。
金融垄断资本对外寻找商品的销路和原料、资源的来源，更主要的是寻找输出过剩资本的地方，因而开始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对殖民地人民明目张胆的压迫和掠夺，彻底地暴露了帝国主义的腐朽透顶的本质。
特别是，由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帝国主义列强，参加了争夺世界市场的斗币，因此，世界便成为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市场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场所。为重新瓜分市场而进行的激烈的竞争和斗争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只有用无产阶级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为粉碎资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的办法才能得到解决。
很明显，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阶级。
在还广泛地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情况下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的直接的任务就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不可能进行任何只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独自的课题的中间阶段的革命。那些因受阻没有能够走向资本主义，而且受垄断资本剥削的农民和一般劳动人民的要求，也只有在推翻垄断资本之后，才能实现。
由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世界市场互相进行激烈的竞争和冲突，所以全世界的阶级斗争也互相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同时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将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的导火线。而日益明显的是，无产阶级只有实现世界革命才能耽得胜利。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可以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直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
在帝国主义已形成世界体系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那种只把无产阶级革命视为在一个民族的社会领域内进行的、只解决自己的问题的革命的想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六）帝国主义战争毫无例外地把俄国无产阶级也卷入战火中。尽管俄国非常落后，但俄国无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已的阶级立场，没有等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就直接夺取了政权。他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胜利的前程。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并非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深刻化而自然爆发的。组织先锋队和这个先锋队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乃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首要条件。
事实上，俄国革命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列宁克服了孟什维克（他们只期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因此没有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在四月出现的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的机会主义，采取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才取得的。以俄国革命为开端，在欧洲的废墟上进行的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虽然发展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的地步，但由于领导这些革命的党没有能够迅速地成长，因此都遭到严重的失败。德国工人阶级在克服了“左倾幼稚病”的宗派主义错误之后，又犯了同社会民主主义者保持无原则的统一战线的错误，因而在1923年秋天的决定性时刻未能坚决采取行动，结果遭到失败。以这次失败为转机，革命运动开始走向低潮，致使俄国无产阶级政权陷于孤立。
由于把维持这种陷于孤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且在列宁逝世后终于控制了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主义者犯了错误，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进行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一直遭到失败。
1926年英国煤矿工人的总罢工所造成的危机，由于改良主义的干部同资本家进行交易而得到解决。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则由于把民主革命绝对化，采取了追随民族资产阶级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方针，所以才使革命淹没在国民党军事政变的血泊中。
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叛变的新助下，垄断资本一面维护自己的社会体系，一面通过狂热的投资活动，继续进行了最后的积累。但是，这种狂热不久就为（经济）大危机所引起的停滞所代替。资本的破坏性的影响表现为因购置新的大型固定设备而造成的生产力过剩。机器停止开工达几十个月之久，同时，有数百万工人被赶出工厂。因大量出卖股票而造成的股票危机说明，采取过去的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已经不能处理高度发达的各种生产力。社会上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阶级对立的加剧清楚地说明，继帝国主义战争和十月革命之后所进行的世界规模的阶级决战已逐渐逼近。
依靠老办法已经不能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德国垄断资本，通过法西斯主义粉碎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运动，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由于这样，德国资产阶级依靠国家的大力支持而具备了进行剥削的条件。但是，斯大林主义者并不是为了摆脱革命的危机才同处在改良主义的领导下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进行斗争的，而是根据“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采取最后通牒主义，顽固地阻止了统一战线的建立，结果，遂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注视下遭到了最严重的失败。德国垄断资本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转变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法国无产阶级发挥了巨大的阶级力量，起来彻底粉碎了法西斯分子的力量，实现了统一战线政府。但这个政府的目的是维护已开始崩溃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他们竟抛弃了无产阶级的纲领，再次把牺牲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人民战线政府也没有采取与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就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在革命运动中再次出现的叛变行为，延长了帝国主义的寿命，并造成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在这次大战中出现了核武器）这样一种悲惨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尽管如此，使阶级斗争的基本策略屈从于保障苏联国界安全的外交政策的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旗帜，而且还同帝国主义建立没有阶级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取代了“分头前进，一起进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
其结果，则给战后的阶级斗争带亲了不可救药的阶级调和主义。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由于对盟军抱有幻想，因此都不战而败。在大危机、大战以及后来的阶级对立的加剧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即企图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叛变的帮助下，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摆脱这个日益深刻的危机。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遭到挫折，应该让位给社会主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便找到了新的延长寿命的形式。
（七）新的延长寿命的形式，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说明，资本主义的自由的运动方式已经不能包容在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合成化学工业和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等方面看到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了。
掌握着统治权的股东使中小股东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们不一定要把公司的利润全都拿来分配，而是把它保存在公司内，借以确立筹划为大量增加固定资本所需的巨额资金的机构。这样在自己内部掌握金融的结果，资金便摆脱了资本市场的限制，而便资本家得以轻而易举地扩大企业，同时使垄断的形式获得更加高度的发展。这种资金的积累，只有采取下述措施才能实现，即通过国家机关把依靠税收集中起来的巨额的社会资金作为长期低利的国家资金贷给重要的产业部门，或者是采取对企业内部积累的免税、低利息和扩大消费者使用等经济政策来维持垄断利润和促进积累。
依靠接受国家机关补助的企业内部资金的积累方式的开展，乃是股票资本发展的结果。随着资本的所有者和企业机能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便使人们产生了认为可能实行资本的社会化之类的幻想。但是，在股票制度下大多数小股东都必然要变得软弱无力。少数占统治地位的股东则把自己的利害当作公司本身的利害，进一步加强了其私有制度。
那些已超过私人资本的范围，而且又是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所不能缺少的（生产）部门，将由公司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由于国家的直接介入，私有制将日益加强。
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取得了这样巨大发展的各种生产力，由无产阶级直接对生产和消费实行社会主义的统治，无疑地会使生产力得到飞跃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地为社会主义作好准备。
无产阶级只要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就可以没收主要产业，从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实行直接分配社会劳动和按劳分配产品等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必须利用国家垄断资本特有的信用和财政等机构作为在管理、记胀、计算等工作上实行经济改革的工具，使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
如上所述，由于同国家机构加强联系的结果，“公共的性质”在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已完全为社会主义作好了物质准备。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坚决地采取行动和夺取政权，就有可能进行一切工作。为国家垄断资本的“公共性质”所迷惑的一部分“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曾散布不夺取政权而只促进企业“国有化”的作法，决不能为无产阶级开辟争取解放的道路。
尽管个别的金融资本会进行有形无形的抵抗，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外乎是依靠政权来集中地保护私有制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一切都取决于公共企业和大垄断企业部门内的工人的行动。不消说，这些基础产业的工人经常有被垄断利润（它是由国家机关的补助和中小企业所让与的价值构成的）的残羹所收买，或是同中小企业工人的斗争性不断加强的情况相反，有变成工人贵族的危险。这也是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为抵抗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动的决定性的进攻而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很容易造成同国家政权的对立。通过每天的现实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必将明确地认识到，不坚决采取行动，就不可能解决任何矛盾。在这个阶段，采取全国统一的政治方针，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能引导工人阶级走向革命的先锋党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经济超过国家的壁垒而建立起来的联系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一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环。从客观上看，各国无产阶级有必要日益加强团结。
抛弃资产阶级割据的国家，把全世界组织成为单一的共同体和社会主义社会，乃是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
在落后国家的民族革命中，企图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资产阶级，必然会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很明显，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就是建立自己的政权的任务。
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也只有同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一起走向形成单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才能获得胜利。
道路只有两条，那就是依靠民族资产阶级来稳定国家资本主义呢，还是由无产阶级来掌握政权。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粉碎了一切和平主义的幻想，并告诉无产阶级进行不妥协的独自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八）过去认为，落后国家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取得“若干先进国家的最积极的合作”（列宁），也就是说，“得到国际性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
但是，不仅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而且也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革命走向低潮的情况下被孤立起来。
如果以世界革命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作有意识的努力，那么，被迫处于孤立境地的无产阶级政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
但是，根据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使世界革命遭到失败所造成的孤立状态加以合理化和绝对化了的斯大林主义者，必然会进行各种歪曲，把被歪曲了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伪称为社会主义，这样便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并出现了把自己置于无产阶级之上，破坏公社的原则，独揽政治权力的特殊的官僚阶层。
目前统治着苏联社会的是，夺取了十月革命的果实，放弃未来的世界革命，以一个国家实现革命的幻想来现固特权统治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他们所推行的政策的目标，就是保持均衡，保持现状，以保持特权。
为此，他们在国际上采取和平共处政策，同正在走向灭亡的资产阶级讨价还价。他们不是通过推翻资产阶级来争取持久和平，而是同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借以求得不稳定的和平。他们还把各国共产党变为对帝国主义施加压力和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而使阶级斗争陷入无法挽救的改良主义的泥坑。
在国内，尽管国有化经济有所发展，但没有采取由社会分配劳动时间，以及根据劳动工资分配产品的社会主义原则，所以分配仍然是不平等的，而且还有价值关系的残余。由于几个五年计划的获得成功，生产力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虽然如此，但解散拖拉机站和改革工厂管理机构等措施却加强了独立核算制度，从而进一步贯彻了价值规律，拖延了工人取得彻底解放的时日，并促使官僚变成特权官僚。
劳动也同阶级社会一样，完全成为谋生的手段，而且是依据差额极大的工资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律来维持的。
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解放。
现在的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停滞、被歪曲和绝对化了的存在。
在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过程中，苏联无产阶级必须打倒特权官僚的统治，恢复被剥夺了的自已的政治统治。
（九）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斯大林主义者的叛变和为之所助长的广泛的爱国主义气氛，曾经使无产阶级运动倒退。但是在大战中，无产阶级运动再次走向高潮。
由于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失败，使人类的财富和生命受到空前破坏的战争宣告结束。这时候，世界无产阶级在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对面临危机的资产阶级统治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东欧的几个国家和中国摆脱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许多殖民地国家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但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法西斯解放战争”这样一种无可救药的没有阶级性的规定，使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被各国狂热的“国民的复兴”所淹没，从而妨害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已经面临决战的法国和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自始至终都被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帮凶的自称先锋党的可耻的叛变所出卖。希腊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所展开的英勇的斗争，也由于苏联官僚主义的袖手旁观而在付出了流血牺牲之后被粉碎。
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在印度、印尼、菲律宾、缅甸和中国各国掀起的革命风暴，由于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无原则的妥协，以及采取相反的极“左”的策略，而不得不作了重大的后退。
这样，好不容易才渡过了战后的革命危机时期的资产阶级，便在“国民的复兴”过程中找到了保卫自己的办法，即确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而且取得了巨额利润的美国资产阶级，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他们一面以巨额的资本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一面重新整编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资产阶扱，
以1947年为转机，摆脱了危机的世界资产阶级，以美帝国主义者为盟主团结起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已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发动了新的进攻。
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击破资产阶级的反攻，为开辟新的革命前程而坚决地进行斗争。
但是，面临这种危机，同帝国主义者调和的梦想已经破灭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却为保障苏联国境的安全而建立了共产党国际情报局，并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斗争来代替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
在“冷战”加剧的情配下，1949年斯大林主义官僚把全世界无产阶级束缚在只以实现民主为目标的和平运动中，放弃了打倒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
在资本主义暂时取得稳定的情况下，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自1954年以来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其内容完全没有阶级性，即认为“两个体系”的生产力的竞争将会保障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这种政策使无产阶级放弃了打倒资产阶级政权和实现世界革命的战略，更主要的是掩盖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熄灭了人们对资产阶极的憎恨的火焰，从而成为现在一切叛变行为的根源。
但是，所谓“两个体系在生产上进行的和平竞赛”决不可能为社会主义争取到胜利。自有各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组成的单一的阵营，以及世界无产阶级对国际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才能决定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战后十多年来，在美国掌握绝对领导权的情况下进行的掌握世界资本主义的过程，已基本上结束。在加紧积累新的资本的过程中，要求同美帝国主义站在同等的地位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又投入了激烈的重新瓜分市场的斗争。依靠民族资产阶级来取得独立，并正在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挤入世界市场，将使瓜分市场的斗争更加激烈。
在世界政治中，各国不断的离合集散，由几个国家组成集团和在外交上进行虚虚实实的讨价还价，已经取代了象征着以美国为盟主的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军事和政治同盟。
资本的竞争的加剧，打破了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和平幻想。这将引起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公开冲突，更主要的是，暴露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定性的对立。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接踵而来的持续十多年之久的“冷战”，创造了具有空前巨大破坏力的原子武器。资产阶级以发动全面的原子战争来威胁无产阶级。斯大林主义者便借此把和平共处的战略变成了合理的东西。
只有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进行不姿协的斗争，才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带来凄惨的结局。同时，只有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才能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
无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斗争，而企图通过协定、集体安全保障和废除军备等来阻止帝国主义战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已。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无疑是解放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唯一的道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切都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坚决行动，也就是取决于确立无产阶级的指导部。
本同盟不承认这种完全缺乏革命性的意见，即主张通过和平共处和提高苏联的生产力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将竭尽全力引导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决定性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同时在这个斗争中打倒统治着苏联社会的特权官僚，为在全世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进行斗争。
三、日本革命的前景和日本无产阶级的任务
（十）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明治维新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远东市场，特别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统治中国为目的的激烈竞争，也给了年轻的日本资本主义以沉重的压力。
一面抵抗因这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而对日本造成的压迫和变成殖民地的危险，一面强制地走完了原始积累的过程的日本资本主义，并未发展成为以自由的政策作为基础的产业资本主义。
近代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官办的用机械进行生产的大工业推动的，它所需要的莫大的资金，都是通过国家机构、享有特权的股份公司和银行等集中的。
新兴的大工业的有机构成很高，它同资本的规模比较起来，是并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工人的。在纤维工业等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都是依靠彻底地剥削女工来维持的。这就改变了产生无产劳动者的过程，阻止了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
尽管地租很高，但是在修改地租的过程中没落了的农民依然紧紧抓住土地不放，这就促进了“寄生地主制”的成长。高比率的实物地租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寄生地主制”，决不意味着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存在，它只是说明了在帝国主义阶段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状况。
在牺牲在无法维持生活的低工资和悲惨的劳动条件下苟延残喘的工人和苦于交纳高额地租的贫农的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积累的日本资本主义，逐渐地使自己发展成为近代的帝国主义。那就是以在国家的帮助下实现的原始积累为杠杆，一开始就经营建立在政治和商业的利益和权利的基础之上的股份公司，然后在股份公司的支配下，建立以银行为中心加强了封锁性的结合的财阀康采恩这种特殊的形式。
天皇制政权，逐渐地暴露了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中心的本质。但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趁帝国主义列强斗争的间隙渔利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反抗和争夺市场的斗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也不得不作殊死的挣扎，以苟延自己的寿命。
于是便以在明治年间所获取的朝鲜为立脚点，对大陆市场开始进行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强盗式的侵入。
自上而下的公开的军事的警察的独裁代替了在第一次大战比较顺利的资本积累过程中产生的民主运动和政党政治。
这种独裁统治乃是通过野蛮地消灭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但是却以果断的斗争进行了反抗的无产阶级战斗组织建立的。
第二次大战前的“日本共产党”，作为国际的斯大林主义错误的一翼，对日本资本主义缺乏明确的斗争方针，它们采取了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的战略路线。尽管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但它们的极其宗派主义的实践方针，使它不可能把广大的工人阶级团结到反帝斗争中来。由于它们自己在镇压的面前濒于溃灭，因而即使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刻，他们仍然是无所作为。
（十一）分割远东市场的生死斗争，不久即形成了日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公开的军事对立。
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部成功的日本帝国主义，又进一步企图侵略华北，1937年便开始了全面的中日战争。
日本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特别对以美国为首的列强所支配的西太平洋市场构成了威胁，于是接着便爆发了全面的太平洋战争。
战时经济的要求，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巨大发展。发展这些部门，就需要足以供应大量固定资本的大规模的资金集中，这样财阀的封锁性便成为一种限制。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全面地动员国家权力的办法自己建立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但是在积蓄了最大的资本家财富的美帝国主义者的力量面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全面的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的惨败为资本主义的日本造成了决定性的危机。
在战争时期被窒息了的无产阶级运动，又如怒涛一般地开始前进。对于打倒资产阶级政权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决定性的战斗时刻已经来临。
但是，领导这个斗争的日本斯大林主义者“日本共产党”却固执把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的战略，不仅对打倒日本资本主义缺乏彻底的斗争方针，而且从把第二次大战看作是“反法西斯战争”这种毫无内容的规定出发，犯了把统治者美国占领军当作是“解放军”的错误。
他们制止了1947年的“二一”大罢工，进一步采取地区人民斗争等右倾的议会主义的策略，致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陷于混乱，帮助资本家阶级摆脱了危机；并恢复起来。
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家阶级又重新整顿了统治机构，为了粉碎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通过土地改革造成了数量庞大的自耕农而开放了农村市场，以及把天皇制权力掩盖起来，给予人民以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等等。
这样的方针同试图削弱第二次大战中的仇敌日本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愿望也是一致的。
战败和被占领的事实，确实使日本资产阶级不得不作某些后退，但是美利坚帝国并没有无视日本资本主义合乎规律的发展而采取专横做法，也没有达到其实现“完全统一的统治”的目的。构反地，在“民主化”的招牌下，美帝国主义者的占领政策却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合乎规律的发展。解散财阀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朝着彻底地消除财阀的封锁的性质的方向发展，国家给予的各种资金的援助，不外都是从保存依靠战争经济来推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机构的意图出发的。
“社会党”的片山内阁也是代表资本家的利益的，它忠实地推进了恢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工作。
摆脱了危机的资产阶级，从1949年起就对因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叛变而错过了1946-1947年的斗争高涨时期的无产阶级展开决战，其目的在于造成资本家的稳定的局势。
虽然说毫无作为地渡过了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但是日本的无产阶级还有着充分的阶级的战斗力量。打败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而展开打倒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是十分可能的。
但是“日本共产党”所染取的“产业复兴斗争”的方针和甚至抑制罢工的极端右倾的策略，不能不使无产阶级遭到惨败。
在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可耻的“民主化同盟”运动的协助下，几万战斗的工人被赶岀工厂之后，也就是在等于是总崩溃的时期的1950年和1951年期间，日本共产党一变而把极左的策略搬到阶级斗争中来。武装暴动的、在战略上贯穿着右倾实质的“火焰瓶策略”，给日本无产阶级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害，致使资产阶级得以轻易地恢复自已的力量，协助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发动的军事冒险，一举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重新确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
（十二）暂时赢得政治上的稳定的日本资产阶级，目前又与美国资产阶级缔结了帝国主义的阶级同盟，正在梦想加强自已的经济力量，再次向海外市场扩张，并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建立机构，把以租税和国民零星存款为源泉的长期而且低利的国家资金，作为没备资金主要的贷给动力、运输和生产重要输出商品的巨大垄断资本。在这样的条件下，就更加推进了以巨大的垄断资本为核心的资本积累。
日本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已经具有相当于战前数倍的实力。
但是，为了在日益加剧的夺取海外市场的斗争中战胜美、英和西德，日本资本主义就必须首先实现设备的彻底近代化，并进一步加强资本对工人阶级的统治。
各产业从1956-1957年开始执行的一系列“合理化”计划，就是怀着这样的目的推行的。
他们还企图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加强自己的体制，使自己成为第一流的帝国主义强国，以便向东南亚实行资本输出等经济侵略。
对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压迫，作为他们以自上而下地加强他们的统治为目的的进攻来说，是更加激烈了。
他们正在虎视耽耽地企图再次夺回战后他们在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时期被迫在政治上对无产阶级所作的让步。
资本家阶级已进一步把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缔结的同盟修改成为平等的东西，并且加强了。他们一方面以此作为维持自己的阶级统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则在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扩张。
历史已经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危险的侵略本质。
我们应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走上向海外扩张和它在国内加强统治体制的道路，这就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对资本家阶级毫不妥协的斗争来打倒帝国主义的统治。
对于日本的无产阶级来说，抛弃所有社会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已经直接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日本的无产阶级必须明确地提出自己的阶级目标——剥夺资本家，建设社会主义，为打倒日本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斗争中作具体的努力，把以农民为首的各中间阶层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但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除了依靠自己的阶级力量外，基本上是不能依靠其它力量的。无产阶级即使单枪匹马，也只有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才有可能把以农民为首的各中间阶级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日本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利用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资产阶级议会，但最终的目的则必须是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国会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府而奋斗。苏维埃是工人以各工厂为基础，以按一定的比率选出的代表为核心，包括一般阶层的人民按地区和产业系统组成的。苏维埃不单是立法机关，同时是具有一切政治的、经济的行政机能的执行机关。人民自下而上地对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进行检查的自由和罢免权都得到保证，他们的报酬都规定在一般工人的水平上。这样，工人阶级才能完全从不关心政治的情况下解放出来。
胜利的日本无产阶级政权必须立即执行下列政策，完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尖兵的任务。
（1）废除一切资产阶级的镇压措施。
（2）解散自卫队、警察、公安调查厅、海上保安厅等资产阶级权力机关。
（3）废除资产阶级的审判制度，建立审判官的民主选举制。
（4）建立工人的武装民兵组织，作为过渡性的措施，建设不存在职位等级制的陆、海、空赤卫军。
（5）保证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完全自由。给予工人阶级集会、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并在物质上予以保障。保证工人罢工和在街上举行游行示威的自由。
粉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
即时释放工人政治犯，追究一切捏造事件的责任。
（6）实行通讯、报道机关的国有化和工人管理。
（7）实行一切重要产业国有化和工人管理。
（8）实行金融机关的全面国有化和工人管理。
（9）商业通过合作社组织全面地由国家管理。
（10）实行贸易的全面国有化和工人管理。
（11）缩短工作时间、大量提高工资、逐渐地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争取废除工资劳动。
（12）通过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等的技术援助和国家的资金援助，在农村组织社会主义的共同生产。
在农业方面也要采取措施以期迅速地走上按劳分配的方向。
通过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与农村的结合，设法把农村人口吸收到工业生产方面来。
（13）从物质方面和技术方面帮助小手工业者阶层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
（14）组织以基础产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15）无偿地没收资本家所有的土地、房屋及其它财产。
（16）公开一切秘密外交，废除秘密条约。
无偿地没收外国资本的投资和借款。
接收军事基地等外国的设施。
推行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外交政策。
（17）废除一切资产阶级法规。
（18）全面地废除男女差别。
（19）确立无偿地利用一切医疗机关的制度。
确立对病人、老人、儿童给予完全的社会保险制度。
（20）一切教育都归国家管理，并实行免费教育。
教育同生产活动相结合。普及共产主义教育。
（21）科学研究完全自由。对科学工作者独立自主的研究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日本无产阶级的斗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同美国和东南亚的无产阶级运动是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
日本无产阶级为了完成世界革命，而把自已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堡垒，特别是为了美国和东南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直接地伸出援助的手来。
同时还必须协助苏联、中国、朝鲜的无产阶级打倒官僚统治和恢复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并且把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尖兵的光荣职务担当起来。
四、组织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先锋，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
（十三）工人阶级依靠自发性是不能解放自己的。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的阶级意识，也是不可能作为明确的单一的阶级意识立即灌输给每个工人的。因此，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只有依靠在组织上对整个阶级保持独立的、由最高的阶级意识武装起来的先锋组织的领导，才能实现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这样的先锋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才取得的。只有以那些在正确的革命方针下团结起来、把自已的一切都献绐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凭自己的阶级觉悟进行活动的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先锋组织的存在，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只有依靠旨在打倒既存的先锋政党的机会主义的新先锋政党的成长，才能取得日本革命的胜利。同时，全此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也需要成立一个足以代替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既存的各国共产党的、以真正的革命意志武装起来的、新的共产国际。
最初作为争取实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组织而成立的第二国际，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堕落成为机会主义的组织。我们同盟学习列宁通过打倒第二国际建立第三国际的经验教训，弹劾今天世所公认的各国共产党，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完全堕落成为改良主义的组织的事实，不问明天如何，我们今天则要为了成立新的共产国际而工作。
1938年作为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国际的左翼反对派而登台的第四国际，虽然具有弹劾斯大林主义的托格茨基的革命性，但是今天作为完全扩大了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组织上的缺点的组织，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在领导世界无产阶级方面，肯定的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同盟要把在世所公认的各国共产党影响之下的革命工人从机会主义中解放出来，努力同第四国际或独立的左翼组织领导之下的革命工人采取革命的统一行动，并且要为了迅速地组织新的共产国际而竭尽全力进行斗争。
但我们并不是非实践的，即没有争取日本革命胜利的实践而谈论建立新的共产国际。我们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刻也不会忘记，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高涨，才是成立新的共产国际的现实基础。
（十四）日本既存的阶级政党已经完全失掉了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机构的资格。
社会党，我们可以从它的许多中间的构成分子身上看到的，中间的、妥协的性格就是他们的特色。这个党已完全为一贯的动摇和机会主义、和平主义和议会主义所毒化。左派在党内已处在必须不断地同资产阶级的走狗右派进行斗争的状况下。现在就是在工人运动中占主流地位的党内左派，也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他们一直在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阻碍工人阶级的成长，
日本共产党，自从它作为共产国际日本支部成立以来，吸收了许多革命的先锋战士参加了它的队伍，但是由于其国际权威主义和盲从主义，它一直在走着叛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
在放弃了世界革命，强行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把被歪曲了的过渡时期绝对化了的苏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机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机会主义同时也毒化了日本共产党。
在1932年纲领错误地把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的战略指导下，日本共产党在战后1946、1947年革命的高潮时期，由于难以挽救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使日本的无产阶级陷于混乱，并在1949年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中，使无产阶级遭到惨败。这个党突然所采取的极左的冒险主义的策略，更给了日本无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相反地，1955年以来，由于他们极右的思想和策略，已使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沉睡了。而现在，他们正在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对资产阶级的中立政策中，完成其叛变的目的。
在这个党内部，现在依靠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掌握党内领导权的一部分人，正在同党内反对派反复地进行着派系斗争。
党内反对派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出现的国家“公共的性质”增大的情况所迷惑，对一小撮垄断资本采取所谓国民的统一战线的非阶级的策略，并站在主张利用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代改良主义和改良派的立场上。
日本战斗的无产阶级绝不能停留在公认的领导机构的约束范围内。同既存的各阶级政党的机会主义坚决地断绝关系，乃是当务之急。日本共产党的下层革命工人，在党中央的官僚主义者的压制下，已在准备为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而奋斗，我们将帮助他们革命化，为打倒机会主义而协助他们前进。
共产主义者同盟，将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领导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阶级政党。
作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部队，共产主义者同盟将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精神武装起来，并站在无产阶级现实斗争的前面进行斗争。
（十五）我们高声宣言，除了无产阶级革命以外，没有任何爆破资本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者同盟对既存的共产党的态度，一切都从这一点出发。除了无产阶级真正的阶级利益以外，我们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优先于个人利益。一切非阶级的分子和怠惰的胆小鬼都不能被允许参加它的队伍。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纪律是靠每个盟员的阶级觉悟来维持的。为了保证做到这几点，我们将集中全力经常制定出正确的政治方针。
盟员的阶级觉悟、自我牺极精神、政治方针的正确，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同工人阶级密切结合，这是加强组织的唯一的保证。
对盟内理论上、方针上的原则的对立，有交换意见的完全自由，我们将通过排除一切暧昧的妥协的彻底的讨论而前进。我们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经常维护行动的统一。
日本无产阶级在其数十年的斗争中，没有一次能够把正确的领导和策略变为自己的东西。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总是使日本无产阶级宝贵的斗争蒙受重大的损失。我们已经不能再忍受这种情况。只有作为新的真正的先锋党，在全国所有的工厂内建立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才是把日本无产阶级导向胜利的唯一保证。
全日本无产阶级的同志们！
要打倒公认的领导机构的机会主义，清楚地注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为团结成为一个新的先锋党和确立正确的领导而竭尽全力进行斗争。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旗帆下，在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组织领导下团结起来。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建立新的共产国际！
打倒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
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周围！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三次全国大会
1958年8月于东京
译自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1959年
笫5期，1959年10月1日出版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续编）》，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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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简介：它是什么组织？它的目的是什么？（密歇尔·巴布洛，1958年8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The4th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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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简介
它是什么组织？它的目的是什么？
密歇尔·巴布洛（MichelPablo）
第四国际是由列昂-托洛茨基及其战友在1938年9月创立的组织。
它的历史实际上是和十月革命的命运的历史、苏联的历史以及第三国际的历史分不开的。
1917年，俄罗斯工人和农民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政权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
但是这一胜利是在非常困难的和对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繁荣发展不利的情况下取得的：俄国当时是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在1918至1921年间，这个国家深受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苦；革命处于孤立状态，因为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别的无产阶级成功地战胜它的阶级敌人从而也取得政权。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很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的，这种环境从一开始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演变。
那时的落后而孤立的俄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困难，甚至在列宁在世时就已经使工人国家发生了官僚政治的变形：各级苏维埃、各级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本身都有变为从属于国家政治和经济机构并有为其吞没的趋势，这些国家机构开始逃避群众的直接控制并排除群众参与管理。
除了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屈从于国家的影响的这种官僚主义化之外，在列宁治下还有一个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在萌芽发展，这个阶层和无产阶级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相比是享有特权的，而且越来越有势力：这是一个官僚阶层。
列宁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已逐渐注意到这种危险，他是第一个力图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的人。特别从1921年开始，党内和国内的民主问题和反对官僚主义化的斗争使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派别，这些派别归根结底反映了在发展中的苏维埃社会中新的社会力量的冲突。
现在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源就产生在1923年左右那段时期，当时托洛茨基接替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内为争取无产阶级民主、反对初露苗头的官僚主义化和新发生的斯大林主义的斗争。那一时期的文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托洛茨基的《新方针》[1]，乃是无产阶级民主和革命政党内民主制度的真正的宪章。
早在1923年前即已开始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官僚主义化的斗争，接着很快就发展到全国，并越出国外发展到整个第三国际，这一斗争在直到1928年为止的一整段时期内都在继续进行，也就是直到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斯大林开除出党并在1928年被逐出国外，在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岛上避难为止。1923至1928年的年代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左派反对派形成的时期。
历史将使人们回忆起，左派反对派在党内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第三国际内继续进行斗争，对于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存在下去的思想和实践水平是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的。因为这表明，斯大林主义远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自然的和好像是有机的延续；斯大林主义为了得到发展和成功，不得不在多少年中继续不断地和布尔什维克党中整个一个派别进行斗争，这一派包括有党的最优秀分子，布尔什维克的精华部分，他们在列宁领导下曾缔造十月革命并且创立和领导了第三国际。
斯大林主义只是在实际上毁坏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组织结构才达到强施其统治的目的。
从1923至1928年，俄国左派反对派围绕着下列一些思想和政治问题进行斗争并形成为一个派别，这些问题的巨大重要性无论怎样也不会估计过高的：
反对党和国家官僚主义化，争取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反对斯大林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1924年秋天初次形成），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2]；反对新经济政策的难以控制的发展，争取计划经济[3]；反对第三国际在英国1926年大罢工[4]和在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5]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争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执行列宁主义的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纲目都在左派反对派的最著名的文件即它的1926年政纲中得到充分阐明，政纲的签署人中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是预定提交1927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
流亡使列昂-托洛茨基得以在第三国际和一般的国际革命运动的更大范围内传播俄国左派反对派的思想。
于是开始了我们现在可称之为第四国际的史前时期的一个新阶段，国际左派反对派的形成阶段，在各大洲很多国家中建立了许多小组和进行接触。这一阶段从1928年持续到1933年，到希特勒登台为止。
在这一阶段中，国际左派反对派为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民主改革而进行斗争。它希望许多事件的压力和广大群众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将足以促使共产党产生“回到列宁”的运动。
在德国，从1928至1933年，无产阶级——组成社会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展开了决定性的斗争。
国际左派反对派意识到这一斗争苗历史重要性，号召两党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采取战斗的政策，目的在夺取政权。可是共产党却正相反，它听从克里姆林的指挥，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政策，坚持分裂工人运动，并使有关希特勒所代表的危险和与之斗争的最好办法的看法更加混乱。我们在这著名的“第三阶段”中是不偏不倚的。[6]
国际左派反对派，在一系列至今仍不失其正确性的重要文件中，阐明了法西斯的性质、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性质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它竭尽全力在德国共产党内和第三国际内唤起和激发良好的反应，以避免造成希特勒获胜的灾祸。然而，德国共产党连同第三国际与克里姆林宫，对于这些呼吁仍完全置若罔闻。
希特勒在1933年的胜利不仅决定了德国共产党的命运（它一直没有从这次遭难中恢复过来），并且也决定了整个第三国际的命运。鉴于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经验，这些组织已无能力作出良好的反应，说明它们本身已无可救药地官僚主义化了。国际左派反对派得出结论，从此以后需要为建立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一个新的共产国际而努力。
于是，开始了第四国际史前时期的另一个新阶段，时间是从1933年至1938年;在这一阶段中发动了组成一个新的国际即第四国际的运动。
的确，那个阶段是不利于把广大群众团结在一个新的国际所提出的思想、政纲和组织的周围的。德国法西斯的胜利的后果波及整个工人运动，一项新的世界大战的远景正出现在地平线上。
而且，凡是群众转向革命攻势以堵塞或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地方，如1934至1939年的西班牙，1936至1938年的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领袖们都在“人民阵线”中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使运动遭到失败或受挫折。总的来讲，1933至1938年期间突出显示了国际革命运动的普遍衰落和接二连三的失败。
那么国际左派反对派为什么还要坚持宣传和组织一个新的国际呢？
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这种演变证明：传统的领导的不可挽回的全面破产，从而迫切需要一个新型的领导。而为了这一目的，一旦其必要性得到历史的证明，就必须着手发动。现在需要开始认真地为未来作好准备，把所有确信国际左派反对派纲领正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组织在单一的世界政党内，这一纲领不是人为的，而是国际左派反对派敢于在苏联和全世界的阶级斗争烈火中锻造出来的。
我们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组成一个新的国际的：由于历史事件一再证明而使我们确信旧的领导的破产，并且我们自己已精心制定出一个不同于工人运动中任何国际流派的完整的纲领。
而且，我们还确信，把我们团结在一个国际组织中的这一纲领的确是当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与社会党的和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行径是根本不同的。
至于说到广大群众尚没有跟随我们这一点，我们不认为这足以推延宣布一个既成的事实：即我们作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组织的存在。
为了使群众拥护我们，我们必须向他们举起十分鲜明的旗帜，必须为他们提出范例，而不是去等待那种好像是自发产生的新领导。
当然，只要我们的群众基础仍这样有限，我们并不妄想能够指导阶级的行动。我们今天仍然只是明天的群众性共产国际的胚胎。当初在1938年9月通过决议不顾一切地宣告第四国际诞生时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反动的高潮时刻，并且已经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所提出的主要政治文件称为《过渡纲领》，主要是由列昂-托洛茨基亲自起草的。
这一纲领清楚地说明一个事实，即第四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是从当今的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产生的，它全心希望使自身进一步与整个运动合成一体，而不是要成为一个宗派或是一般的宣传小组。《过渡纲领》的目的实际是要坚决领导群众的革命行动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
《过渡纲领》是打算在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资本主义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和受了传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影响的群众的落后政治觉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过渡纲领》包括有整整一系列辩证地互相联系的口号，这些口号从群众的最迫切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出发，但目的在于把斗争提高到夺取政权、争取建立工农政府（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水平。
这些口号远不是武断和“知识分子式”的，而是实际上对那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进行斗争的资本主义客观条件作了透彻分析的结果。而且，这些口号还考虑到当代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甚至（在方式上）工人的心理状态。
《过渡纲领》的概念是彻底革命的和辩证的，根本不同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纲领。
这些党有一个最高总纲领，设想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个最低纲领，坚持基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内进行改革。但是在这两个纲领之间没有桥梁，缺乏以一连串辩证地相互联系的过渡性要求来连接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中间环节。
其实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实际行动中已经把他们的最高纲领搁到希腊历卡伦兹日了[7]，只是在“重大场合”，为了把群众煽动吸引到他们这边来，才重新提一下。他们在实践中只采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内行动的最低纲领。而我们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因为事实上，社会党尽管还拥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基层，却是由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机构领导的；而共产党则是由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机构领导的，即政治上听命于苏联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苏维埃官僚阶层——的领导。由于这个原因，各国共产党所关注的，不是首先促进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他们的砝码加在本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边，使后者能采取一种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的对外政策。
《过渡纲领》则正相反，它反映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的思想和经验，虽然是从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要求出发，但真正的目的却在于促进工人阶级去进行最大可能的革命活动。
我必须说，《过渡纲领》中有些口号，诸如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活的工资计算法、与失业作斗争的活的工时计算法、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工人监督下的国有化、工人民兵队等等，在1938年看来似乎与群众的想法离得很远。但是因为这些口号无论如何是符合资本主义客观情况的，一向通过亲身的经历接受教育的群众，也善于时时刻刻在他们的斗争中把这些口号变成他们自己的口号。二十年后，过渡性纲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惊人的适合时宜的特点和富有青春活力。这对于那激发起纲领的概念的精神来说特别真切，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纲领，能指引一个先锋队真正下决心去动员群众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改良，而是为了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政权和制度的革命。
必须采取一个过渡纲领，和1938年的过渡纲领一样，目的在于有效地促进这样一个斗争。
在第四国际成立约一年之后，如我们所预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从思想观点来说第四国际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比之任何其他工人组织有较好的准备。特别是自从希特勒登台后，我们的运动曾数次强调指出这一走向战争的必然趋势。我们说过，那一次战争基本上是又一次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凡尔赛条约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这一次，假定说与战争是怎样开始的无关的话，也会在一定时刻把苏联卷入战争。但是这并不会把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变成一次“正义”战争，也就是说，这不应导使革命运动去支持帝国主义最后的同盟国苏联。
根据1934年我们的组织的国际书记处拟出的“战争与苏联”提纲，革命者的责任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内坚持“革命的失败主义”，不管这个国家是苏联的敌人还是盟友，只有苏联自己进行的战争应认为是“正义的”战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根本上指导我们的路线。
列昂-托洛茨基曾比任何人都先预见到有签定德苏协定的可能性，这一协定事实上是在1939年8月签定了。但是，不管我们怎样指责这一协定，因为以当时签定协定的外界状况来说，它使无产阶级迷失方向，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改变对苏联这个变了质的工人国家的基本态度:它对帝国主义的或本国的反动无条件防守，也就是说，这是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领导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政策无关的。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严格地采取这一态度。
1940年8月，在群众支持方面很薄弱的我们年轻的国际，受到了一个比处于孤立状态（这是预见到的）更可怕得多的打击：列昂・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几年前他逃亡到那里）被一个苏联共产党的人员刺杀了。我们从此丧失了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智者和革命斗争中最坚强最值得视为模范的人物。
战争日益激烈，并且因苏联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复杂，这对我们组织产生了强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同时在两方面战斗，既要反对民主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中被爱国热潮引起的群众的错误想法，又要反对帝国主义的镇压和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和镇压。
要和“民主的”或是法西斯的帝国主义对抗，就必须坚持“革命的失败主义”的路线，也就是不论这个国家的军事效果如何，必须坚持反对战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宣传的路线。
为对抗克里姆林宫（反法西斯的“民主国家”的新盟友）而政策，必须把两种政策结合起来，既要保卫作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苏联，又要无情地批判克里姆林宫向那些同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结盟的所谓“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宣传的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的阶级合作的政策，还要进行革命宣传，争取在首次出现的适当时机推翻苏联的苏维埃官僚阶层的政治制度。第四国际所执行的这样一种政策并未有助于将群众团结在它的旗帜周围的工作或从双方的镇压下救出群众。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政策是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类比的范围内，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条件下的相当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执行的政策的。
第四国际为执行这一政策，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特别是在被纳粹占领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和受蒋介石独裁政权统治的中国。我们被纳粹枪杀或在集中营中消灭的牺牲者数以百计，特别是在法国、德国、波兰、希腊、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地方。
我们在战时丧失了我们运动中的大批领导干部和在本国享有声誉的具有悠久历史的革命战士，如我们的法国组织的总书记马瑟尔·希克同志死于德国集中营，比利时的勒索瓦勒同志和雷昂同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意大利的布拉斯哥同志在“解放”的时候牺牲于斯大林的镇压下，希腊的鲍利奥博洛斯同志于1943年在希腊遭法西斯枪决，牺牲的还有德国魏德林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
纳粹在欧洲大陆所敢于举行的唯一的一些公开审判是在荷兰和奥地利举行的，审判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亲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士。由于这些审判的结果，有几个人被枪决了。在美国、英国、锡兰和印度这些站在“民主”一边的国家，只有托洛茨基主义的领袖们被监禁，因为他们始终一贯地进行反对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人类最黑暗的这一段时期中，几位托洛茨基主义战士的态度是真正英雄主义的态度，据最客观的观察者的报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和他们的俄国同志们（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一样可敬。
我要举出几个例子来。
德国同志魏德林是在欧洲沦陷时期中唯一出版的一份定期刊物的主编，这份刊物鼓吹一种与德国工人一视同仁地实行国际友爱团结的政策。这份刊物的名称是《工人和士兵》，在法国、比利时等地的德国士兵中发行。有一天，巴黎的盖世太保逮捕了一个法国女同志，接着又拘捕了另外三个同志，其中之一即魏德林同志，他当时正秘密地住在巴黎。这四个同志的遭遇属于当时最离奇的遭遇之一。
这些同志之一被拘后解送巴黎盖世太保中央总部，他跳越三层楼的窗户逃跑了。另两位女同志送往德国的集中营。其中之一侥幸活下来，现在住在英国，和一位英国同志结了婚。还有一位，在1944年冬在德国有过一次不祥之兆的逃跑后，又被捕获，受刑后发疯了;在流放中死去。至于第四位同志，即魏德林同志，在他的伙伴逃跑后的第二天，被（押）解到巴黎的波瓦·德·文森枪毙了。
但是他并没有死。他被当作死人留在森林里，有人发现他还活着，就把他送到了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医院。我们接到他从那里寄来的信，就决定并安排了试图营救他出来。但在那最后关头，医院里的一个人员预先通知了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得以在我们可能干预之前就把他迁送到自己的总部去。于是它们第二次杀死了魏德林同志，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我再举一个前希腊共产党书记、希腊同志鲍利奥博洛斯的例子。他在1943年被法西斯匪徒枪毙之前，对执行死刑的士兵用他们的语言发表了讲话，在士兵之中引起了一场真正的兵变。士兵们拒绝对他和他的同伴们开枪，于是军官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枪来枪毙他们。
最后，我要举另一个例子，我想这几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这就是数周前才死去的比利时工人同志、以矿工为职业的加洛阿同志的例子。这个同志被送到著名的布痕瓦尔德死亡集中营。有一天，党卫军士兵一边笑一边带来一大群人到集合起来的犯人们面前，这群人是犹太人，他们是行走着的骷髅，奄奄一息，污秽不堪，身上长满虱子。
党卫军士兵已准备好要用毒气熏死这些人，他们说，除非这些犯人中（他们自己已极度虚弱）有人有这种耐心和勇气来替这些悲惨的人们一个个地洗净，才能免这些犹太人一死。犯人中各种宗教信仰和各种政治观点的人都有。但是没有人愿干这件工作。
等了一会，好，有一个人。加洛阿同志，这位卑微的矿工，他在日常生活中从没有因任何功绩而使自己与众不同，走出了行列，平静地向党卫军要求，如果他把他们身上洗净就免这些长满虱子的犹太人一死。这正是他日日夜夜所干的活，极其简单，但又需极大的顽强和克己精神。
我没有机会在加洛阿同志逝世之前向他致敬，但我要在这里代表我们的全体国际组织向他表示崇敬的悼念。
斯大林为了要抚慰“民主”阵营中他的帝国主义同盟国而在1943年解散了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于是在1944年2月大战高潮时，在被占领的法国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聚集了欧洲几方面的代表，在当时极其违法的情况下，会议好（不）容易才进行了六天。
第四国际成功地经受了战时意视形态和组织方面的考验，并因之表现得更坚强了。
1946年，它召集了一次新的国际会议，会议除了有欧洲大陆的各个党派以外，英国和美国的同志们也参加了。
1948年举行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有各大洲的代表都出席了。大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各种发展所造成的国际关系拟了一张对照表，并采纳了新的规章，重申该组织的特点为受民主集中制原则所支配的一个世界党。
从此，第四国际每三年定期举行世界大会一次:第三次大会在1951年；第四次大会在1954年；第五次大会在1957年。这几次大会之所以重要不但是因为与会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反映了第四国际组织上的进展，而且还因为由这几次大会拟定的文件所表明的第四国际的理论和政治工作的日益深化。
1951年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大会，在第四国际战后历史上是占重要的地位的。在对国际形势重新做出估计时，大会肯定:在帝国主义和所有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运动等——全球力量的对比关系几乎是不可抗拒和不可变更地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变化。从在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仍然表现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所作的这个估计来看，其中就充满了整整一系列革命的内容，包括苏联官僚阶层突发的危机在内。第三次世界大会，基于坚定的理论和政治考虑，更进一步在大型的群众组织——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或是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内部开始了所谓打进去的政策。
1954年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大会拟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论及曾经决定斯大林主义兴起的条件和从那时起开始改变的将招致斯大林主义衰落和垮台的条件;并且还论及打进去的政策。
最后，第五次世界大会就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的估价和瞻望，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以及建立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策略等方面已达到的认识，进行了综合，并加深了认识。
※※※
现在第四国际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主张是什么呢！这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目的何在呢？
首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国际组织，一个唯一的世界党，它是以民主集中的方法和各大洲的约三十个国家中的民族的党进行工作的。
国际的总的政策是先由其在所有各国中的党彻底的民主讨论后，再由世界大会多数表决决定的。我们的组织按照形势和政治急迫性把最广泛的民主讨论和坚决的行动一致，辩证地结合在一起。
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以列宁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组织的思想为基础的国际组织的概念，后来由于第二国际和以后的第三国际的痛苦经验而不为人所信了。有些人就此制造一种假理论：认为建立一种民族至上的只和其他民族组织保持“兄弟般联系”的组织是再好不过的。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是把国际具体地看成一些个别国家组织的算术上的集合体，它们只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合作。因之，他们说，他们要避免受到官僚主义机构的控制，而要多多考虑民族的特点了。
而如果说第二国际的收场不好的话，那并不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国际，即作为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和以民主集中制来管理的唯一的世界党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实际上它已堕落成为一些个别的民族组织的集合体了，这些民族组织都受它们自己的官僚机构所统治。
至于第三国际，它的变质只是由于它受一个单一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官僚机构的控制。
实际上关于民族独立的争论经常涉及民族的官僚机构的存在问题，这种机构是很不喜欢有一种国际的民主的控制加之于它的。至于说到民族独立有利于保存民族特点的话，那就必须强调指出：在我们这一帝国主义时代中，如果不把一个特定的民族情况拿来和正确分析过的背景参照来看，同时又对国际形势不了解，就不可能彻底了解一个特定的民族情况的特点。特殊只是和一般比较来说才有的。
每一个国家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成为一个民主国际组织的主要部分之后，由于这样一些倾向在国际的（主要就其世界观、政策及其组织结构来说是国际的）组织内部保持着一种互不偏袒的态度，可以依靠真正从国际范围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方针的办法，以及依靠纠正可能发生的民族、甚至民族主义的性质的偏差的办法，来得到好处。
国际的思想和组织在政策、组织和斗争中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最难达到的团结，它是在各国的民族范围内和民族歧视和压迫进行斗争而达到的。但是，我们相信这种思想和组织仍要保持最高水平，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因此，我们是一个民主国际组织，其目的在于通过宣传其思想和在真正的群众运动中生根的战斗者的行动为手段来促进建立一个拥有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性国际。
而面对着资本主义以及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时的政策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兴起的资本主义大大地受了震动;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大城市革命运动等所有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全球力量对比，还没有停止向资本主义不利的方向发展；从理论上来讲，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资本主义只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或不经一战就投降二者之间作出抉择;鉴于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虽已削弱但仍远不可忽视，不经一战就降实际上仍然是不可能的；革命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削弱帝国主义以及必要时更迅速地缴他们的械以遏制一场原子战争不可避免的毁灭，其最好的办法是去推动革命斗争，在各地攫取政权，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近年来所经历的确实的经济繁荣，从长时期来看，并不能抵销失去的殖民地，殖民地革命不可抗拒的潮流使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了自由；这种经济繁荣也不能抵销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经济力量的逐渐加强。更重要的是，这种繁荣远不能意味着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只是一种机遇的巧合并且即将告终了。
资本主义还决没有摆脱它的周期性危机。如果危机在目前只不过是采取了“衰退”的形式，还不像1929-1933年的真正的危机那样，那是因为受垄断资本家和国防经济大幅度的扩张所控制的国家插手其间起了较大的作用，美国尤其是如此。但是，在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二者之间的经济竞争中，后者已获得不可抗拒和不会倒退的有规律的进展。资本主义开始有比以前还要大得多的经济困难，资本主义的安乐阶段已属于过去了。
特别是在战后头十年，最使资本主义削弱的是接着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而来的殖民地革命的惊人的胜利。这种稳步的，不可抗拒的和不会倒退的使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瓦解的趋势，从长时期来看，是在一条灾难性的道路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的趋势，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讲，已经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了。殖民地革命实际上只是标志着我们这个世纪的更为普遍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方面。以在我们运动中使用这个名词的意义来说，它实际上有不断革命的意思。
即使殖民地革命目前是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它们力图限制革命的范围，将其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和改革的范围内——即摆脱帝国主义而独立、国家统一、土地改革；而就连这些任务也证明是那些领导不能有效地解决的，并且，在一定的阶段，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和他们国内的群众起冲突，群众要求的是更深刻的社会革命。
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些领导在历史上讲是过渡的，并将为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先锋所代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是唯一能完成民主任务和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任务的。
我们的运动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那就是不管它的政治领导的阶级本质如何。因此，譬如我们无条件地支持纳赛尔反对帝国主义，尽管纳赛尔代表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新兴的工业民族资产阶级的核心，并且还在国内镇压工人运动。同时，很自然，埃及的托洛茨基分子远还没有放弃反对纳赛尔的革命宣传，事实上正在努力创造一个和纳赛尔主义无关的独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政党将为在埃及建立一个工农政府而斗争，并成为将来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合共和国的先锋。
我们的运动承认殖民地群众一般地起着先锋队作用，并且号召城市无产阶级积极支援殖民地革命，以便消除存在于殖民地群众革命自发性的程度和城市无产阶级相对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两者之间的危险的距离，特别是在有关殖民地革命的问题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把全部错误都归诸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够的——虽然事实上，它们应对此负主要责任;也有必要向城市无产阶级直接呼吁:要它注意自己是落后于殖民地群众，并提醒它别忘了自身对殖民地的兄弟的责任。
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已采取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不同于列宁的路线。现在很清楚：在俄罗斯这样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所开始的革命，就好像是从周围向中心发展的。革命在到达资本主义的欧洲之前，首先要把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卷进去，并且将会以赢得对世界资本主义中最大和最重要、也是看来很可能是最后垮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吿完成。
另一个削弱资本主义的因素是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逐渐和日益加速增强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力量。这种加强也反映在军事实力和潜在力量方面。
这些国家的经济经常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较高的比率进展（几乎是一倍），并且是稳步前进——没有经历过由于“衰退”或危机所造成暴跌——这一事实，具有历史重要性:在形成政治上的发展方面，它将越来越加重要。这一事实还进一步证明:作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特点的统计和计划经济具有历史的优越性。
从真正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标准的观点来判断，不论它们的政治制度可能是如何地变质或不像话，还是可以证明我们称呼这些国家为工人国家是正确的。因为统计和计划经济决不是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有机发展的结果，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遭到革命性毁灭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历史在下述方面还没有提供任何证明，即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在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无须统计和计划经济。那就是说在我们当代的革命具体现实中，统计和计划经济既表现为革命的结果，又表现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期就远比资本主义更能发展社会生产力。
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运动对历史性地战胜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派而得以实行统计和计划经济是无条件地加以保卫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运动革命地反对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并没有被民主地组织在苏维埃、工会和政党中的无产阶级所掌握，而是掌握在社会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手中。
我们的运动反对这种官僚警察制度，争取如列宁在世时企图建立的真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我们的运动反对当权的官僚阶层，从事于宣传由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群众进行革命来推翻官僚制度。我们认为:如果资本主义、殖民地和附属国等国家的客观条件对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有决定性作用，那么，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现存的客观条件，对政治上的革命斗争高潮也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政治上的革命不是以在这些国家内推翻社会制度为目的，而是以推翻政治制度为目的。
这就是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意义，它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治革命的开端，其目的不在于恢复资本主义，而在于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我们认为显然将从苏联（苏维埃官僚制度的堡垒）开始，在所有这些国家内以各种形式和道路进行政治革命。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包括的并不只是民主苏维埃、甚至和工人国家无关的自由工会以及承认在其内部有权形成思想派别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还包括有权组织一些党派，只要它们尊重工人国家宪法上的义务。这最后提到的权力，对我们说来是社会主义民主大厦的柱石，因为，实际上，它决定苏维埃、工会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本质。
我们的运动认为使得斯大林主义得以产生和巩固的历史条件目前已大大地改变了，并且事实上，目前正在发生导致斯大林主义垮台的无可挽回的危机。从这种观点看来，譬如尽管赫鲁晓夫改变论调、后退、甚至再加上他犯的罪过，他都不能成为第二个斯大林。但是，斯大林主义不可避免的垮台，（将是我们当代革命进程完成的表现），不会以简单的“进化”“改良”的道路出现，而是要在一定的时期由群众不可避免地掀起革命浪潮才行。
一般说来，我们对发展的看法仍然有深刻的革命性，并且是乐观的。我们的运动，对于和解、“和平共处”的“新道路”以及和平演变很不相信，我们认为阶级斗争将会发生，但是，在力量对比方面，越来越有利于反对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官僚机构的革命。所有的问题都将通过斗争——包括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和革命——来解决。
确实，我们对这两种辩证的统一的形式——革命-战争的互相贯通有清楚的认识。在这种辩证的统一形式中，革命的每一次重要进展都是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反革命战争的斗争而取得。而政治革命则仍然是反对苏维埃官僚机构和由其支配的警察和军队等机器的斗争的起决定作用的方式。
为了大胆的面向我们时代的特点——高涨中的斗争，即在反动和保守力量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须要建立常设的、国际性的、适当的组织；这一组织将最高度地综合国际工人运动的智慧、特点和战斗力、它的传统、它的经验:具有符合我们这一世纪中叶的要求的高水准布尔什维克品质的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在所有人类历史中最珍奇的动力。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目的。
为了要更快地达到目的，我们决定不但是依靠我们独立的活动机关这唯一的办法进行工作;还要在广大群众的组织之中，不管按国家来说这些组织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进行耐心的和长期的工作。我们对这些组织没有存幻想，我们也不是去在那里改造它们。我们只认为这些组织是工作的范畴，因为工人阶级真正积极的一部分是组织在这些组织之中的。
我们这一时代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没有任何经验和容易接受革命宣传的工人阶级。它在一定的工会和政治团体中有自己的机构。我们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共产党人所规定的任务，我们决定分享这个阶级的具体经验，从运用这经验开始工作。在阶级的政治上的成熟方面，不幸的是无法跳过几个阶段来创立一个群众性政党：只有当这一阶级凭着它本身现有的组织经验和重要的、一再出现的历史事件的经验，而他自身摆脱了旧的精神状态，它才能试图进行一次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重新编队。
我们的运动相信：通过它目前在每一个国家的真正群众运动中公开地出现并参与其事的策略，它对阶级的自发革命的重新编队，提供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我们感觉到:我们现在在做所有客观条件允许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先锋去做的事，因之，是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为人类社会主义的未来做好准备。
1958年8月12日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出版
[1]1923年12月在《真理报》连续发表的一组文章。
[2]托洛茨基及其战友忠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完全胜利。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其生产按人口计算将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更多、更好和更便宜的制度，在一国范围内建成难以设想的，不论它有多么富足。资本主义只有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才取得了发展。社会主义是一种生产力远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为高的制度，就更要求有一个国际的，实际是世界规模的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国内取得胜利和在单独一国内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所不同意的是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的理论，他们并且反对一种“民族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的方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限于术语方面。实际上它决定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斯大林主义使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从属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第四国际却正相反，认为保卫苏联和完成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的方法，是通过争取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来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3]管斯大林神話怎么说，历史的事实是，计划经济的概念是托洛茨基早在1923年就已提出来的。从1925年开始，俄国左派反对派就有条不紊地为草拟一个加速国家有系统的工业化的计划而战斗，来反对斯大林—布哈林的以在当时鼓励富农发财为基础的路线。
[4]在这次大罢工中，斯大林从上面与英国工会的改良主义官僚组成一条统一战线，这使这些官僚得以背叛——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并对英国共产党也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英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
[5]当时斯大林支持蒋介石并命令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一个由蒋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
[6]在这一阶段，斯大林曾提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把社会民主党视同法西斯主义，还提出了“来自下层的统一成线”的政策。这二者就使得实际上不可能与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任何统一战线，同时还在工人思想认视中缩小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在这种“过左政策”造成不幸之后，斯大林接着又在1934年转向“人民阵线”这一相反的政策，即从上面与改良主义的官僚和所谓“自由”资产阶级，如法国和西班牙的急进派建立联盟。
[7]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原文为theGreekKalends,Kalends为古罗马历的初一，古代希腊历中没有Kalends这个名称，所以说“希腊历卡伦茲日”意恩就是“永远不会有的那天”。——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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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皮埃尔·弗朗克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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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
——皮埃尔·弗朗克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殖民地革命、即殖民地各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的运动，是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几年中世界上引人注目的现实。只是到了今天，除了始终不断地进行的殖民地革命而外，才出现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仍旧处于官僚政治束缚下的工人国家中发动的政治革命。
十多年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动摇的活动。它们已经赢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在过去沦为殖民地的一切大陆上，革命的浪潮还在继续高涨。
殖民地革命已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地重新估价他们以前对世界革命进程的看法。事实上，从第一次革命胜利，即从1917年10月起，到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年为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第三国际以及随后的第四国际，都是以下列另一种看法作为他们的方针的根据的：在苏联发动的革命将自行扩展并在西方取得胜利。
我们当时自然没有低估东方的革命运动。我们能够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到一些看出东方革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语句，但这些胜利不过是偶然可以发生的事情。当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主要针对西方、针对欧洲。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使我们放弃改革共产国际的斗争，因为工人运动的重心还在欧洲。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要对那作为欧洲革命中心和世界革命中心的德国革命抱有希望。德国工人运动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中心，等到它失败以后我们才脱离在第三国际内部争取改革的斗争，进而为第四国际努力奋斗。甚至在法西斯主义的年代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集中注意的还基本上是欧洲的革命浪潮。
可是，形势已经按照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发展：在苏联赢得其第一次胜利的世界革命，没有等到它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那些国家取得胜利，便首先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发达国家中打开了出路。这是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在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曾经大肆利用的一桩事件。可是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其他许多人的心中，并不因此有丝毫损失。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使我们能够正确地分析、理解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近几年的极端复杂的形势中不致迷失方向的唯一工具。继第一次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危机，已经大大地削弱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资本主义遭到一个十分严重的革命危机，因而它不得不作出认真的选择。由于它无法在所有的战线上用同等的力量扼守阵地，它有意把它的力量集中在欧洲的殖民地宗主国，而把一小部分的力量留在亚洲。它必须不惜以任何代价保住欧洲的堡垒。主要由于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导集团的背叛，资本主义终于能够在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建立某种均势——虽然是不稳定的，但总还是一种均势。
另一方面，在亚洲，资本主义只保持有限的势力，当地的资产阶级也很软弱，殖民地革命在其挺进过程中便在中国取得了一次十分显著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无关，中国农民群众起义的声势非常浩大，它终于在斗争中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动前进。资本主义的统治被推翻了。
当帝国主义了解到它已经在亚洲丧失了十分重要的阵地时，它在欧洲也几乎没有能够恢复某种均势、某种稳定的局面。正就是在这个时候，它干涉了朝鲜战争，企图阻挡远东革命的发展。
这样我们便处于一种在战前我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的局势。资本主义的进一步的衰落、欧洲革命的迟迟不能实现以及殖民地革命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就是展现世界革命发展的一个新的前景、一个具体得多的前景的图画。现在，我们亲眼看到殖民地革命的继续和工人国家内政治革命的最初的一些步骤。最可能的前景是：这两项发展正在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作好准备，而美国的革命将成为世界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后环节。
我们并不是为了要画一幅历史壁画而捉出这种图画和这种前景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指导和领导整个世界革命为己任的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且对我们来说，这种任务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较近的未来的一个具体前景。知道在哪里集中我们的力量和决定世界革命在这个或那个地区的目标，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想一下我们所作的这种重新估价，以便有批判地审查过去的观念、概念和著作，从而能够按照我们当时的看法来加以判断，并了解某些事情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以及它们错误到何种程度，那也是有用处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和在战争结束时我们所写作的和发表的一切东西，都是按照我们以前的看法来设想和动笔的。如果只举出这个或那个观念、这个或那个语句，我们就无法进行认真的有批判的审查；我们必须全面地对照在这局势以前所抱有的看法来观察那些文章和言论。
例如，有的同志曾经很想知道，固然不断革命论大体上已经很好地得到了证实，它是否曾暴露出某些缺点，我们是否还需要使它更灵活一些，以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犯过错误。比如说，这样一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即：中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以领导革命的身份直接参加进去，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是间接地通过更加尽力防止中国无产阶级的活动的工人党的领导才得到保证。有些同志发表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有着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完成的不容忽视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有些同志发表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帝国主义殖民地宗主国已经丧失了一定数量的殖民地，这对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我们近几年来亲眼看到了异乎寻常的经济“繁荣”。最后，印度的例子在同志们中间引起了许多疑问。印度在本国资产阶级领导下获得了并不单纯是形式上的独立，并且它正在全世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在战前曾经坚决认为印度的资产阶级不会有能力引导印度走上独立的道路；我们可以引述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一些独特的语句。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过去是不是低估了当地资产阶级的潜在力量？
我们必须重新看一看所有这些意见，逐一地加以审查，但是——像我刚才说过的——我们不能孤立地作这样的审查。我们必须联系到我们以前的看法、联系到当时存在的条件来处理这些事情。例如，就中国来说，在1925年—1927年期间的形势和1946—1947年及以后的形势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我已经提到帝国主义从远东撤退一大部分力量的情况。而且，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的几年里削弱很多。中国的红军又得到了大量的装备。我们当时所看到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情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政策的因素在全部的图景里只起了很不重要的作用，当然更不必说从人数的角度来看，中国无产阶级在整个革命时期始终不变的全部人口中是多么软弱了。正是由于这些异常的情况，我们才说中国的例子是完全特殊的，并且认为它不允许我们缩小无产阶级在不发达国家的革命中起主要作用这一基本的观念。
至于经济问题、即工业化的发展和殖民地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我宁愿让它由有关政治和经济展望的报告来加以讨论，因为这样可以阐述得更广泛些。在这个报告中，你们将找到关于特殊的情况以及一定数量的殖民地的丧失何以没有给帝国主义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原因等等的解释。可是我相信，从帝国主义者在中东的抗拒所作的努力和所采用的暴力来看，他们显然懂得斗争的重要性，并且他们正在一个对他们生死攸关的形势下进行战斗。这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已经丧失的东西要重要得多。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肯定是最为重要的印度的例子。毫无疑问，我们在1948年低估了印度在那时所获得的独立的程度。当我们重新阅读我们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那个时期的殖民地运动的文件时，这一点就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所犯的这个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呢？我再重说一遍，我们当时确实是主要根据欧洲革命的比较迅速的胜利来决定我们的方针的，因为它如果获得胜利，就会对印度无产阶级的发展间接地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印度的无产阶级以后就会有很大进展，而印度的资产阶级也就不会有它事实上已经有过的那么多的回旋余地。
在这方面，简略地重温一下某些理论问题并不是一个坏的想法，因为我并不认为民族独立问题是不断革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追溯它的根源，那就是，当我们考查托洛茨基据以阐释其“不断革命”论的外界状况，并重新阅读他论述的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即他的《不断革命》一书时，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清楚了。
托洛茨基是就沙皇俄国系统地阐明他的不断革命论的，那时沙皇俄国不但不是一盒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相反地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不是独立的问题，而是下列的问题。俄国是一个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它那时还没有解决民主的任务、首先是土地革命。托洛茨基在1905年和它在1928年写的论述不断革命的书里所提出的，正就是土地革命的任务。托洛茨基就沙皇俄国来阐明的、以后在谈到其他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时又提起的基本思想如下。他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能起到完成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革命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所起到的作用，它不能坚决地担负起领导全国的责任，以便彻底地和全部地完成其前辈所完成的任务。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同帝国主义和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它也过分软弱，同时它看见自己的面前正在出现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组成部分的本国无产阶级的威胁。托洛茨基从来没有说过资产阶级根本不会进行任何斗争，而只是说：它不会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它不会像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能够建立一个稳固的资产阶级政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虽然从人数上说还很薄弱，却完全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解决民主的任务。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当然不能以解决单纯的民主任务为限，而是会着手以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的工作。这三言两语可以使我们想起不断革命的本质和基础。托洛茨基论述这个问题的那本著作的主要一章就冠以这样的标题：“不断革命是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改造。”
不断革命并不意味着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对帝国主义进行一定的斗争，殖民地社会在本国资产阶级统治下不能有任何发展。它基本上意味着：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全部完成民主任务；和它前几个世纪的先驱不同，它不能建立一个使资本主义在整个历史时期内保持稳定局面的政权。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印度的形势，考查印度从宣布独立以来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时期，印度的独立已经成为不容怀疑的事实。可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发展不是由于印度资产阶级真正的力量，而是由于主要在国际范围内的一些特殊情况的凑合。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曾经有利于印度资产阶级的情况。它曾从东西两方得到支持和援助。我现在暂时不来讨论这种援助的重要性。虽然有这些情况，印度的资产阶级却没有解决民主的任务；尼赫鲁的政权、国大党的政权正在接近一个新的阶段，而根据一切消息灵通的观察家的意见，这个阶段充满着危险，并将对印度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起决定性的影响。
必须首先指出，印度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解决全国团结一致的问题。相反地，它是以巨大的分割——其本身由分开的部分构成的巴基斯坦的建立——为代价才获得它的独立的；并且完全可以肯定，印度的某种形式的统一问题将再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至于土地问题，我们不能说印度的资产阶级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甚至也不能说它已认真地把这个问题抓在手里。在过去的时期，尼赫鲁主要是一方面利用了国际局势，另一方面在印度社会中扮演了拿破仑主义者的角色，特别是利用了事实上主要在国大党领导下进行的过去的斗争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威信。
在经济方面，新政权、即国大党政权并没有给群众带来十分可观的改善，也很少向他们提供什么远景。有些比较是能够用统计数字作出的，有些是无法用统计数字作出的；但群众却不看图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作出比较。特别是，印度的群众像亚洲其他一些群众一样，拿中国的发展来作比较。正是由于这种比较的条件，尼赫鲁才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其目的在于给群众打气，给他们提供另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印度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使他们不必遭受中国人民所经历的种种痛苦的廉价解决办法。
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设想得很大胆的；但是他们一经开始实行，他们就发现自己面前的经济和财政情况包含着一些大大地危害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印度缺少外汇。它也因通货膨胀而受到打击；并且在今天看来，如果印度不接受巨额贷款，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切打算都会大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印度政府今天向左右两方或毋宁说是东方和西方乞求数目十分巨大的贷款。尼赫鲁开始以非常温和的态度对待美国，想要获得极端重要的贷款。
印度的这种局势在许多资本阶级或社会民主党的旁观者中间引起十分严重的忧虑。让我们只引证两个人：美国新闻记者、见多识广的国际问题专家华尔特·李普曼和工党的主要经济学家巴洛夫。他们宣称，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大量干预，如果没有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援助，那就不可能维持印度政权的稳定，并且他们补充说，那时就会发生印度走上中国所遵循的道路的危险。李普曼甚至进一步说，同印度方面开始出现的一切情况相比，叙利亚事件只是一件小事罢了。
我相信，由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经验，我们谁也不会抱任何幻想，认为资本主义有可能断然地干预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以保证它的政权的稳定。我这样讲并不是说资产阶级的印度根本不会接受任何援助；我也不是说事物的动向直接趋向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而是相信我们必须了解：排在日程上的不是资产阶级的稳定而是它的危机。
我们可以从印度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从独立到现在这几年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印度资产阶级真实力量的表现，而是由于它能出乎我们的意料长期地在国内和国际方面起一种拿破仑主义的作用。不曾有过稳定的局面；最后的日子比我们设想的来得迟，但它正在日益逼近。国家的改造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以前没有实现，现今也并不在求得实现。有过一些改造，但没有一项是根本的；死亡线正在逼近，国家改造的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
印度的例子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一般地解释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过去几年内可能已经遭遇的事情。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存在着已经起了作用的特殊因素。它们对印度和埃及来说是不同的。但本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由于自己的力量而起过重要的作用。也没有使国家保持稳定。它的任务同它自己的由于所处的环境而拥有的力量是不相称的。我们不妨再回想一下那个环境：资本主义的大量削弱、工人国家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长期不能实现。革命发展的速度已经有了改变并且慢下来了，但我们正在毫无疑问地接近或者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印度，这种情况表现得很清楚，并且，顺便问一句，这将是我们关于本届代表大会组织部分的任务方面所必须考察的问题。
在远东，还发生了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也有异常重要的运动正在进行：最初几个月里我们已经看到十分重要的选举结果，这是一种异常强大的革命动力的朕兆。我想一位有资格的同志将在讨论的过程中详细地谈及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在这个报告里多加论述了。
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远东范围内、特别是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看到出现一个新的革命高潮，那么另一方面，在从卡萨布兰卡到巴格达的阿拉伯世界里，殖民地革命已经达到高潮。
全世界都知道，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角度来看，那些正在进行这种革命的地区是极端重要的。这是亚洲、欧洲和非洲这三个大陆的会合点。欧洲和远东之间的最短的路程须通过这里。它从高加索油田的边界直到同美洲大陆十分接近的那一部分海岸。中东的石油资源是非常著名的；最近宣布在邻近北非的萨哈拉又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国际间对这些地区的角逐会如此剧烈。我们面临着一个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危险的局面。从苏伊士运河事件到现在的一年期间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事件和一些危机，最初是约旦，现在是叙利亚；我们肯定还会经历其他一些事件和危机。借用福斯特·杜勒斯的话来说，我们正俯身在“深渊边上”。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阿拉伯国家革命的本身力量的问题。这些国家可以分成两个各有其比较显著的一致性的集团：一方面是中东，另一方面是北非。
在中东，起主导作用的是埃及，并且，由于它是这整个地区以及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肯定还会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主导作用现在是由纳赛尔的资产阶级领导的。纳赛尔曾经以他自己的方式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语句很好地描述了当时正在发展的局势和他自己的想法。我们在我们的出版物中几次引证过纳赛尔写的《革命的哲学》一书里的几段文字，在这几本书里，他解释埃及的军官团怎样进行干预以排除腐化堕落的派系，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在经济上相当发达的现代国家。接着他又说明他自己的意见：在把国王法鲁克赶下台去的军事政变之后，他所看到的不是支持那些发动这次政变的人们的全国团结一致，而是纷纷露头的私人的愿望和利益。因此他得出结论：在他的国家中，正在同时合并两种发生革命。一方面是其目的在于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的革命，另一方面是群众希望赖以获得较大幸福和实现一个崭新局势的社会革命。
纳赛尔用他自己的话——非马克思主义的措辞——重新发现了我们关于不断革命论、关于不发达国家的革命的二重性所发表的言论。当然，纳赛尔也描述了他的想法、他的希望和他的纲领，这些都是一个喜欢把各种事情办得有条不紊的军人的见解。那两种革命不应当同时发生。首先应当实现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的政治革命。在完成这一革命以后，就可以由最高领导来决定怎样逐步地改善国内的状况。很难更清楚地解释现今埃及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方面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当然，它也会朝向一个和最高领导可能采取的决定截然不同的道路发展。
米夏同志肯定会就这个埃及和中东问题发表演讲。他已经为代表大会的预备性讨论作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尤其重要的是它已经为我们在中东的运动拟定了一个大纲。我想在这里只提到两点。米夏同志在他的几篇文章里十分正确地指出了纳赛尔和庇隆对工人运动抱有不同的态度。这种差别是很重要的并且是很大的；但是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条件不同，由于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同埃及的不一样，它有着不可忽视的长期的组织传统。也许正是这种斗争的力量、这种形势发展的力量将迫使纳赛尔在将来更多地考虑到劳动群众。在塞得港事件期间，因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埃及还很薄弱，纳赛尔很大胆地武装了群众。我们可以肯定：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他的勇气将远不如以前；他对埃及劳动群众的态度将复杂和有变化得多。
我想引起你们注意的另一点，是一个特别存在于叙利亚和约旦并在伊拉克从事非法活动的组织。我指的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乍看起来，我觉得这个政党好像是民族革命运动类型的政党的一个阿拉伯变种。我们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这个组织。这里肯定是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很好地求得发展的一个政治中心。
现在我们谈到北非。我只打算提出几点基本的看法。我们当然会有几篇阐明这些问题的发言。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殖民地革命斗争中的最前哨。它要求我们对于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不但给以政治上的支持，而且要尽可能给以物质上的援助。
好多年来，法国帝国主义的政策一向是力求分裂构成北非的三个国家，即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它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希望寸步不让地保持它对整个北非的支配权。后来它对突尼斯作了一点让步，这就是所谓“内部的自治权”。接着它又必须给与摩洛哥以所谓“相互依存中的独立”；它不得不送回以前被放逐到马达加斯加的苏丹。
既然答应让摩洛哥独立，它就必须随即让突尼斯享有独立地位。
在这些情况下，法国帝国主义认为它比以前更能保持它在阿尔及利亚这一北非要冲的权力了。如果没有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都是颇成问题的。
帝国主义的一切如意算盘都落空了，因为不久以后阿尔及利亚就在1954年11月发动了起义。法国帝国主义现在正竭力想扑灭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它在那里驻有五十万正规军，用来对付大约八百万的居民。它每天要花费二十亿法郎。法国帝国主义实际上再也找不到任何愿意扮演保大的角色和充当帝国主义奴仆的本地人了。目前，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一项“组织法”来确定阿尔及利亚的新的地位。它正在被所有法国的政党所讨论。它正在被提交给世界各国的政府。它不能被提交给阿尔及利亚人，因为他们中间谁也不会把它接受下来。可是为什么法国帝国主义这样顽固，为什么它还继续推行一种显然是毫无希望的政策呢？由于社会结构的关系，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法国资产阶级按其自己的说法称之为“有效的对应发言人”那号人物。他们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是很难做成一种同他们能在其他殖民地完成的交易相类似的政治交易。法国帝国主义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已使当地的地主实际上完全消灭。当地的有产者是存在的，但他们的人数不多，很难说他们形成一个按组织意义来理解的本国资产阶级。有产者阶层是非常有限的。阿尔及利亚也有小资产阶级，但它极端贫困。它只能是非常贫困，如果你了解那里广大的人民不是无产者、即不是正式的无产阶级；它是一种次无产阶级，一种在世界上罕见的生活异常困苦的下层群众。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只有“贫民”这个词儿才能恰当地形容这一类人。连法国的统计数字也承认，阿尔及利亚绝大多数人民的总收入低于住在法国的四十万阿尔及利亚工人寄回的储蓄，虽然这些工人所做的工作最苦而所得的工资最低。据官方宣布，一个阿尔及利亚家庭每年的收入是两万法郎，大约折合四十二美元或十五英镑。这就足以解释为何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以及为何帝国主义很难找到一个由有产者组成的能够领导该国的适当的社会阶层了。
不消说，阿尔及利亚的这个革命也对邻国、即突尼斯和摩洛哥起一种爆炸性的作用。
所以，除法国帝国主义而外，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本国资产阶级也对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事件非常敏感，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平衡正在遭到严重的威胁。在上一个月或最近六个星期的期间中，我们看到突尼斯资产阶级的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布尔吉巴消除君主制度，也看到摩洛哥的苏丹采取措施来对付某些曾经公开地同法国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地主。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这种措施是预防性的措施，是对这些国家中正在发生的并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所唤起、鼓励和加强的动乱的一些让步。布尔吉巴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最精明的人物，他想找出一个能使资产阶级政权在阿尔及利亚确立起来的方案。他已经在某种形式下提出建立一个确为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北非联邦的想法。但他尤其希望能够利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资产阶级去支援不管何种的阿尔及利亚资产阶级。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我们必须首先强调指出，当地的工会运动现在已经摆脱了法国工联的保护。必须指出，在以前整个时期，法国帝国主义都不使土著领导工会，不使他们有自己的工会运动；只要工会从属于一个由巴黎领导的法国工会联合会，法国帝国主义就宁可让它们甚至处在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下并依靠这种领导。摩洛哥的情况也是一样。
至于说到阿尔及利亚的斗争，今天真正领导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民族解放阵线在整个时期最初把重点放在军事问题上、即专门从军事观点出发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上。然后它才注意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具体地表现在它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中。我们在《工人真理报》上曾大段地摘录过纲领的原文。在最重要的论点中间，除了它给予无产阶级的十分重大的任务而外，据我们看来最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建立一个组织、一个以人民类型的委员会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当然，由于阿尔及利亚革命发展的形势非常复杂，我们必须以完全相对的方式来考察这一点。
法国工人阶级领导部门的罪恶态度，肯定是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政治发展的最严重的障碍。它们实际上已经各以它们自己的政策尽可能破坏法国无产阶级的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行动。我们大家知道，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偶尔说过一些好话。但那是言不由衷的，并且我们很容易理解，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去年，当吉·摩勒政府把千百万工人召回军队并把他们派到阿尔及利亚去时，法国全境发生了示威游行。集合在火车站的青年自发地不愿动身。共产党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组织好扩大这些斗争，相反地，只要哪里出现暴力事件，它就谴责那些事件是煽动分子挑来起的。
从1957年春以来，我们看到劳动群众对政治十分冷淡；而那些在言论和行动上有所表现的人，则是浑水摸鱼的少数法西斯反动分子。
在法国，有小资产阶级左派人物领导的若干小资产阶级运动，他们当然并不抱有帝国主义的态度，而是赞成让阿尔及利亚独立或赞成同它谈判的；可是，如果我们探索到他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不妨说，他们的真实态度是拥护一个牢固的法兰西共和国并以干涉政治的方式献计献策的人们的态度。不消说，当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的报刊上对这些分子下逐客令并劝他们先打扫自己门前的台阶时，他们是做得对的。
在这样地为阿尔及利亚人创造的环境里，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特别受到危害。有许多欧洲的工人、甚至欧洲的共产党人在长时期内不了解吉·摩勒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也不了解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殖民地国家的工人的文化水平自然很低，要他们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吉·摩勒、多列士之流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困难问题。
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前途来说，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有几十万这样的阿尔及利亚人，他们以工人的资格参加法国的工业生活和工人运动，他们参加斗争并给工人运动提供了许多像工厂代表和工会斗士这样的干部，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必将起重大的作用。
我现在想略为谈一谈所有的革命战士必然都十分注意的而他们在法国境外不大了解其底细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两个组织，即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之间的倾轧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答复拉姆贝尔集团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是阿尔及利亚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一说法。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它甚至不是一个工人党。像民族解放阵线一样，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其社会成分自然是与阿尔及利亚居民的成分联系着的。这些组织的基本队伍是工人和极贫苦的农民。
从纲领的角度来看，不可能看出所发表的两份原文之间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它们双方都要求独立、一步阿尔及利亚宪法和土地改革。我们是惯常用显微镜来研究纲领的，如果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基本的差别，那么阿尔及利亚的群众之所以大规模地倾向民族解放阵线而不倾向民族运动党，就不是为了纲领的缘故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最初起，民族解放阵线就在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中有较大的影响。起初，民族运动党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侨民中间拥有一个很大的多数。依靠我们可以利用的一切验证的资料（对号召罢工的响应、工厂中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地位，等等），我们即使不能确切地衡量它们的倾向究竟如何——因为这些事情是无法衡量的——也至少能够作出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发生错误的。今天，在1956年有了变化的阿尔及利亚侨民的大多数拥护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运动党只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还保住它的阵地。
在阿尔及利亚的群众看来，正在领导斗争的是民族解放阵线，所以他们在两党之间作了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我们在武装斗争几个月之后了解到了发动斗争的一些情况。而开始战斗的正就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是在阿尔及利亚和居住在法国的侨民中间的一个主要的组织；在多年期间曾不断地留心观察这个组织的极少数法国斗士知道它的内部正在产生危机。1947年开始，我们知道了一连串的事件。这些事件看来是个别的而不是大规模和全世界的，但它们是一些重要的政治症候。这个危机在1952—1954年的期间呈现出严重的性质，那时突尼斯和摩洛哥正在进行斗争，并且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正在通过这个斗争来夺取一些利益，但是在这个时期，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是无能的和无力的，它毫无作为。这就在上层中间引起了危机，它们开始分裂了。它也促使在这组织中为数颇多的对上层的危机感到厌恶的一批中级干部、即该党的非正规军事组织的干部违反上层的意志而主动采取行动，并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在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分以后，上层中间有一派被彻底清除了。另一派、即梅萨利·哈吉的一派在几个月的期间内对起义抱观望态度，在起义发动后六个月光景才宣布赞成武装斗争。所以，在阿尔及利亚，梅萨利一派、即民族运动党没有能够在武装斗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的，正就是由起义的组织者建立的民族解放阵线。我们认为这一点可以充分地解释为什么群众在两党之间作了那样的选择。
我们的态度、特别是法国支部的态度一直受到想要尽力援助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这一愿望的鼓舞。如果认为社会和政治的明显差别已经在革命运动中确立起来，那是达不到上述的目的的。我们认为正是革命的发展和它的进步才会使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和壮大。
必须再提一下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最近的发展。由于日益成为少数党，民族运动党——我们认为这纯粹是策略上的考虑——已经采取了灾难性的立场。它不是希望听到美国人的好评吗？无论如何，它已经对联合国、美国国务院和阿登纳政府发表了声明，这些声明表现出了法国外交部长比诺在今年2月对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所说的“亲西方主义”。最后，它已经在法国组织了阿尔及利亚工人的工会，而不是要求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参加他们工厂中伙伴所组织的工会。
当然，我们并不模仿拉姆贝尔集团的立场，仅仅把一个组织代替另一个组织。我们并不把自己和民族解放阵线等同起来，因为它可能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们支持实际上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以及它现今的实际上的领导。这绝不妨碍我们对这个革命的一些组织和领导作出我们自己的政治估价。
我已经着重说明了几个问题；阿尔及利亚革命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可以谈一谈。但是我要再度提醒你们，这是今天殖民地革命的最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它只得到其他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或最近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那些国家的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它却每天被无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所叛卖，那些组织曾经竭尽全力把那直接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有关的法国无产阶级引入歧途。我们的职责就是随时随地干预工人阶级的运动以结束这种可耻的局面。我们运动的全部历史的特征是以尽可能活跃的行动来引起工人运动的注意，鼓励它行动起来，走向正在同阶级敌人作殊死斗争的革命的地区。在阿尔及利亚的具体问题上，我们必须始终忠实于我们的传统。
※※※
北非和中东使我们了解到非洲大陆的大部分主要情况。帝国主义者在那里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各国人民的解放愿望。这些国家的人民从一个较低的水平着手，我们往往看到部落结构的解体，并且由于这一点，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比较突然的和复杂的。
泽尔曼统治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的预备性讨论期间已经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些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考察。可是我们显然不能停留在那一点。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现有的各种运动、群众运动，以及在这些国家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工会运动也开始在那里广泛展开，并且在有些非洲国家中我们已经看到普遍的罢工斗争。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存在着一个从思想上深入探索非洲革命问题的基本答案的倾向。现在已经形成了少数可贵的马克思主义干部，这可能对那些国家的革命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个报告中，我不打算阐述我们的党在拉丁美洲和锡兰的情形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来自这些国家的代表将远比我讲得更详尽。我决定只对两方面的情况略为作一点说明。
在拉丁美洲，美国所指使的第一次暴力行动，即对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的干涉，发生在我们上一次的代表大会的期间。从那时起，出现了反对庇隆的行动。现在玻利维亚的局势正在发展成为一种爆发。但所有这些事件也表明了，特别是在阿根廷的事例中，帝国主义和它在那些国家的代理人是无法使任何政权保持哪怕是极短暂的稳定局面的。如果帝国主义终于使庇隆复辟以阻止阿根廷的社会分裂，上面这句话也同样可以适用。
至于说到锡兰，我们想对大会强调指出我们的支部对语言问题上的地方自治主义潮流所作的英勇抗击。这个态度加强了党的力量，我们相信它不久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收获。
现在还有待我们来看一看怎样才能把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的讨论作一番总结。国际执行委员会曾把这一项目列入议程，并在会议上拟定：一篇总的序幕——由国际书记处准备——关于世界不同地区革命的一些专论——由那些有可靠根据比较直接地同这些问题有关的支部的同志们执笔。不幸地，由于我们大家所了解的工作的繁重，后面的这些文件落空了。只有少数几篇供讨论的文章可以由一些同志写出来。
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确定其名称的殖民地委员会在这讨论开始前举行过会议。它研讨了可以进行的事项，并在最后把这些提供给你们。一方面，这里的讨论应当根据这个报告和那篇总的序论进行，在这次代表大会结束时我们必须有一篇经过修改补充的序论。可是这篇序论按其性质来说总还只会是非常笼统的。委员会建议趁此有许多资格的同志出席会议的机会，写几篇关于某些殖民地革命关系十分重大的国家的形势的论文来。这些论文应当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当月的月底写好。有了这些论文，国际书记处就可以写出一个综合殖民地革命现状的文件，提交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下次会议，由它明确地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加以通过。我们认为这是最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
对我们来说，成问题的不仅是一个文件。我们在座的人大家都理解到殖民地革命对社会主义胜利的重要意义。在一切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国家人民的一切运动中，都有一种探索，一种热烈的愿望，想要了解形势并找出他们解放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们草拟的这个文件必须不但是供我们阅读的、指导我们自己作为第四国际的活动的文件；它必须成为殖民地各国人民中间广大斗士的工具，成为它们战斗的武器。帮助这些人进行斗争，我们就会加速我们运动的进展。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胜利，也就是第四国际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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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殖民地革命（决议）（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57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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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殖民地革命
（决议）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57年10月11日）
1．自从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卖了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以来，世界上主要的原动力是殖民地革命的发展，这个革命的运动牵涉到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正在曾经被殖民地化的每一个大陆上展开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胜利的十月革命促使变成殖民地的各国的人民、特别是亚洲的这样一些国家的人民觉醒过来。共产国际第一次把殖民地宗主国的工人运动的注意力引向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起义，把它们看作争取世界革命的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有系统地表述了共产党在殖民地群众运动中的战略和策略的原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十二年中，殖民地革命的范围扩大了，并且继续蔓延到在过去几百年间沦为殖民地的一切区域（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
殖民地革命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中国、接着又在北朝鲜和北越取得了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对社会力量彼此关系上的变化起了强大的刺激作用。
这些永不停止发展的革命运动不仅证实力量关系上的这种变化；在许多场合下，它们甚至已经把这种对比推进到一个更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更有利于群众和世界革命的方向。群众所遭受的失败不过是局部的和有限度的。
虽然世界帝国主义现今在技术和物质上占据优势，殖民地革命却已经使它处于这样一个局面：除了在有限地区企图阻挠或镇压革命而外，只有希望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反对工人国家的联盟和殖民地革命，重新在全世界建立它的已经丧失的均势。
殖民地革命已使全世界在经济和文化上最落后的群众发动起来，以便使他们能够在一个短短的历史时期内走完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进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已为以后的世界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证，这个汹涌澎湃的浪潮所提出的关于绝大多数人类的经济和文化问题却只有随着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的到来才会获得解决。
殖民地革命已经引起了以群众为一方、以官僚分子为另一方——不论他们是克里姆林宫主要的官僚集团及其仆从还是那些改良主义的官僚阶层——的力量关系上的变化。它因此大大地加剧了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世界传统的工人领导集团的危机。
从理论的角度看，殖民地革命已经明显地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这是六亿中国人民的力量在现代史上提供的证明），并且已经把这一理论的若干部分注入了由斯大林主义教养出来的共产党人的头脑之中。它已经丰富了这个理论本身，因而也就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2．殖民地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部分
a）由于它自己的发展
从1911至1949年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通过它所遭受的几次惨重失败和它的最后胜利证明了：如果现有的世界结构不变，本国的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全部基本任务（经济和政治上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统一、土地改革），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使生产力像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的革命中那样经历长期发展过程的稳固的资产阶级政权；这些国家可能变成独立的帝国主义国家。
我们下文还会谈到，主要由于苏联政府和它控制的那些党的领导机构所起的作用不同，殖民地革命的发展速度并不一样，但尽管如此，全世界的殖民地革命运动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是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它取得胜利。
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看一看中国和印度的十分明显的对比：在中国，革命是受工人阶级领导机构的领导的（虽然它是极端经验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本国资产阶级现在可以利用帝国主义的财政支持以及苏联政府的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这种对比导致下列结论：
印度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它已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但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巴基斯坦）；也没有实行土地改革。
印度的资产阶级政权没有形成真正的稳定局面；它所以能够维持下去，主要是由于国大党在以前历次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获得的传统和威信，以及由于尼赫鲁个人的品格。
印度的群众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回答群众的这种感情，印度政府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以便证明印度有可能不用革命的方法来发展经济。可是印度的经济情况已经大大地恶化了（通货膨胀、缺乏外汇），而第二个五年计划则已陷入一个需要筹措一笔巨款（根据财政部长的估计，约为二十亿美元）才能加以克服的危机。因此，虽然印度和遭受美国抵制的中国不同，同全世界都保持正常的关系，它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框框内的经济能力却已经表明是十分有限的。
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实行土地改革，印度才会能够打开出路，使它的生产力发展到中国那样的水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一切国家中，这种政治性质的变化很快就驱散了关于在一切社会阶层中间保持“全国保持一致”的幻想，群众迅速而有力地提出了——与本国资产阶级的目标相反——他们自己的要求，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实现这些要求的话，民族独立不过是一个空架子罢了。
在每一次殖民地革命中，都曾出现过纳赛尔根据经验称之为“两种革命”同时发展的局面，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那就是殖民地革命的不断发展的性质。
殖民地各国人民所要求的，不仅是享有同西方国家形式上平等的权利。和政治平等相联系，并且为了使这种平等不致完全成为一个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他们迫切要求平等的生活条件。所以在一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化的思想对居民的一切阶层都发生异常深刻的影响。由于这一事实，以及甚至在一个殖民地结构内部也正在开始实现工业化，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地位日益加强，并且，如果不是斯大林分子和改良主义者力图把无产阶级绑在本国资产阶级的尾巴上，无产阶级本来是可以更容易地努力争取并赢得斗争的领导地位的。
不断革命的第二条规律（革命的改造以及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各方面的跃进）在中国得到证实，正如从前在苏联得到证实一样。
在这方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战胜帝国主义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们从先进工业国家的革命胜利所能获得的援助。殖民地革命的巨大任务是把二十亿左右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在较短时期内提高到大约几百万人的现有水平，这是真正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如果这些国家必须主要依靠它们自己的力量或在苏联的必然是有限的援助下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仍然是一个例子——它们就只能以劳动群众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甚至在真正革命领导下也要冒官僚主义畸形发展的危险，才会慢慢地做到这一点。
b）由于它对殖民地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性的影响
在欧洲群众的革命斗争受到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分子领导的遏制，以及1944-1945年的革命高涨一方面由于美国支持各个资产阶级政权、另一方面由于可以说是被指定来支持克里姆林宫外交目标的各国共产党的无能而能够加以阻止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却因为它必须努力对付殖民地革命而没有能够在本国重新确立任何持久的经济或政治的稳定局面。
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不仅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它还有效地使资本的输出不能继续扩大，从而造成某些国家（美国、瑞士、比利时，以及部分地在英国和德国）资本过剩和世界某些地区即使是殖民地类型的工业化过程始终停滞不前——从而加剧了殖民地国家的危机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
十九世纪两大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显然受到殖民地革命的影响最深。
英国资本主义尽管在其旧帝国的一些地区实行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但从战略的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却接连不断地丧失了它的阵地。在中东，它面临着一个对它的工商业以及对它作为资本主义强国的生存本身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从1956年以来，法帝国主义每天都同这一个或另一个殖民地民族作战。它在远东垮了台，正在北非进行背城借一的战斗，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失败造成它的非洲帝国的崩溃。殖民地战争给与它的财政预算以十分沉重的负担。被动员去作战的有几十万人。它的军队的士气受了很大影响。法国资本主义只是由于美国的援助以及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集团的灾难性的、罪恶的政策才能苟延残喘。
至于说到美帝国主义，虽然它仍旧享受着欧洲早就丧失的社会均势的利益，它的整个经济结构却由于它在殖民地革命影响下没有真正扩展的希望而遭到损害。它无法像英国在十九世纪那样为它的生产力找到适当的出路。虽然它的生产力是不可忽视的，它却必须面对一个越来越小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且只有牺牲它的“盟国”才能获得非常有限的扩展机会。不仅如此，甚至在美国，政治和社会范围内不稳定状态的最初根源也来自深受殖民地各国人民胜利的解放运动影响的黑人运动。
总之，无论根据它自身发展的逻辑来说，还是根据它对殖民地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的影响来说，殖民地革命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部分，并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今天，它一向是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
3．殖民地革命的现有的领导
殖民地革命在各国不同的领导下以不同的节奏发展着。
在中国，在一部分的朝鲜和越南，革命是在起源于斯大林主义的工人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在锡兰，它正在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下发展着。
在玻利维亚，它的可能性和成功主要取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有效地完成其任务的能力。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使那里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它在目前还是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
产生这一形势的原因与其说是在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殊客观条件（无产阶级的软弱或不够成熟，农民和本国中等阶级的占很大比重），还毋宁说是在于殖民地宗主国工人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的政策，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这些领导集团鼓吹殖民地工人、农民和贫苦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本国资产阶级领导下根据它的纲领同它结成联盟。最后，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已使殖民地宗主国的工人陷于瘫痪，而不是要求他们表现出同殖民地各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在这些情况下，殖民地各国人民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而倾向于接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袖所揭橥的意识形态（公正裁判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等）。
4．殖民地国家和国际形势
在战后年代里，已经赢得政治独立的具有殖民地结构的亚非国家在大西洋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和工人国家同盟之间建立了万隆集团，这个集团正在企图利用东西方之间的不稳定的平衡和它们的根本对立来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最大利益。
拉丁美洲国家在组成一个集团方面远没有那样成功。它们毫不犹豫地为它们自己的利益利用帝国主义之间在它们大陆上的经济竞争。它们偶然也对万隆集团反对帝国主义目的的资产阶级政府表示同情；但是它们十分明显地集合在美帝国主义的背后来反对苏联，因为它们正是由于害怕拉丁美洲的群众日益对苏联和中国表示同情而在美洲国家组织中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协定受美帝国主义的束缚的。
a）帝国主义者的政策
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根据地区和时间而有所不同。
英国在战争结束以后不久就给与印度、锡兰和缅甸以正式的政治独立，而在其他各地，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力图保卫它自己的阵地（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法国在越南、英国在马来亚）。美国固然假装给与菲律宾以正式的独立，却已经在那里巩固了一个完全受它控制的政权。
在远东，法国人和荷兰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主要阵地。英国对马来亚只维持着朝不保夕的统治权力。
在经济上，正就是美国在企图代表那些已经丧失其阵地的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帝国主义同旧的帝国主义相比具有压倒一切的势力，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占据领导地位，因此它曾支持一种“温和”与“和解”的政策，以便当地的资产阶级共同对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斗争；然而根据拉丁美洲的情况来看（危地马拉、阿根廷……），凡是美国帝国主义担心它的切身利益受到当地资产阶级可能无力加以控制的群众运动的影响的地方，或者当资产阶级的一些派系有脱离它的轨道的危险时，它就完全准备组织军事干涉。它在朝鲜以及对伊朗的政策中清楚地表明了，它将毫不迟疑地在全世界的任何地点进行这样的干涉。
最近几年，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眼看着他们非洲最后的据点遭到危险，已经对非洲大陆采取了互有差别的政策；他们在不可抗拒的压力下给与当地比较发达的资产阶级以独立地位（在摩洛哥、突尼斯、多哥和黄金海岸），但在具有战略意义（肯尼亚）或群众运动不易加以控制（阿尔及利亚）的国家，他们就一味采用可怕的镇压手段。
非洲虽然是一个地理实体，在人种上却未达到充分的统一而使它的一切国家都能跳过建立不同的国家这一阶段。从卡萨布兰卡到苏伊士为止的大陆的整个北部正在达到这个阶段，埃及并且无疑地还有利比亚将在中东国家的阿拉伯联邦中占据一席地位，但是，萨哈拉以南的那部分非洲却在帝国主义征服时期被割裂成若干并不符合任何历史统一的实体，并且帝国主义者正在给与这些“国家”以缺乏实际内容的独立或自主，或使非洲巴尔干化（法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德费尔组织法），借以竭力维持他们的统治权力。如果不低估那些已经消失的古代黑人王国（加纳、宋哈、刚果、卡菲尔兰等等）的遗迹的解放运动的宣传意义，如果不放过哪怕在今天人为的疆界范围内达到政治独立的一切机会，革命的先锋队就一定会毅然地致力于建立非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使北非各国可以按照它们自己的志愿随意同阿拉伯国家联邦、社会主义非洲或社会主义欧洲联合起来。
中东国家已经亲眼看到英帝国主义实际上从这个地区排除出去，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是长期在那里享有几乎绝对的统治权的（除法帝国主义在那里占优势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而外）。1956年10月它勾结法帝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在苏伊士运河的最后一次袭击，迫使它把作为帝国主义卫士的地位让给了美国。从那时以来，美国已经显示出了它给与世界这一部分的极端重要性（“艾森豪威尔主义”），因为这个地区现在是国际关系方面最有爆炸性的地区之一。
b）苏联和中国的政策
莫斯科和北京与帝国主义者相反，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没有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所以它们对于万隆集团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始终保持着最友好的态度。它们支持这些政府去抵抗帝国主义者的目的，但同时它们援助这些政府，从而助长了它们的声势，使它们便于反对同样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印度、印度尼西亚、中东……）。
既然苏联由于它的工业的可能性以及在“冷战”期间所生产的大宗武器，现在能够对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计划和它们的武器需要提供较多的经济援助，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可能格外有所增长；苏联的工业设备和武器现在正被比较现代化的装备所代替并被用来进行交换，以保证这些国家日益扩大苏联越来越需要的原料和农产品的出口。
由于这一点，万隆集团已经抱定一种“中立主义的”态度，但其特点则为对苏联比对资本主义国家较有好感。
工人国家和万隆集团国家之间的谅解，从它们领导人员的具体利益的角度来看是脆弱的；当面临着群众运动的威胁时，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员就会转而接近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殖民地和工人国家的群众的利益却倾向于巩固这种联合。
万隆会议各国的领导彼此也有不同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倾轧）。基本上，这些国家的领袖不是资产阶级的便是封建-资本主义的头子，他们渴望维持使他们获得利润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倾向于那些代表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的苏联领袖，因为后者及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目的，又支持他们反对本国群众的要求。
可是，他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忽视在这些国家和工人国家中处于上升的革命状态的群众。而且，像我们在上文所解释的那样，殖民地国家的群众的愿望是同工人国家的群众的愿望相一致的；摧毁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幸福和自由的世界。
5．拿破仑主义的政府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今天，不稳定的国际平衡——其特征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急剧衰落和帝国主义地位的削弱，另一方面表现为使群众运动步调放慢的苏联经济和克里姆林宫的十分显著的机会主义扩展——已经使拿破仑主义类型的政府在各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执掌政权（纳赛尔、苏加诺和过去的庇隆……）。
领导这些政府的人们有时似乎获得全国的支持，或者至少是获得他们本国的广大群众的支持。他们也以拿破仑主义的方式充当社会不同阶层间的调停人。可是，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纲领，就肯定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是表达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打击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力图为自己赢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在农民中间发展一个较大的国内市场，并且最后把这一市场扩展到临近的国家。
这些人拥有一种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完全不相称的权力。
他们基本上是从他们有可能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起一种拿破仑主义者的作用这一点产生出来的。在国际方面，他们能够利用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在国内方面，他们能够利用工农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地主和买办的旺盛斗志。
然而，庇隆的例子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政府的局限性。他们也不能对帝国主义和其他有产阶级发动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既因为他们受到后者的牵制，又因为他们在对待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其斗志的群众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弱点。他们在经济困难时期终于不得不背弃群众，收回群众在斗争初期所赢得的一些让步。当他们不再得到群众的支持时，帝国主义和其他有产阶级就会毫不犹豫地实行进攻。这基本上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推测的，即这些政府不可能武装群众攻击资本主义所有制，从而奋不顾身地跳出资本主义的框框。
在摇摆于群众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上特别显著的这种犹豫不决，也成为它不仅在土地改革这种结构问题上、而且尤其是对工业化问题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巴西）所获得的重要成果只发生在受外国资本刺激的领域。世界上任何一处的民族资产阶级依靠自己的资力实行的工业化，都没有取得重大成就。
而且，尽管殖民地国家实行较大规模的工业化，它们的发展速度还不如殖民地宗主国。实际的结果是它们在世界上的相对境遇远没有得到改善：例如，在1954年以来所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顺遂时期，这种局面只是影响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殖民地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则仍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建立一个新的交换组织，削减它们的一部分产品的出口。
总之，由于国际紧张局势、东西方冲突以及克里姆林宫之背叛威胁现状的群众运动，这些拿破仑主义类型的政府已经拥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力量（但这种力量的实际可能性基本上是十分有限的）。
6．殖民地革命的农民及其与无产阶级的关系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除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外，由于农民群众十分贫困和他们在那些国家人数占很大比重，土地问题是最有爆炸性的一个问题。
那些国家的农民的社会结构在国与国之间以及在任何特定的国家内部差别很大。可是，无论存在着具有半封建结构的大地主，还是存在着农民甚至无法赖以糊口的小块土地，任何地方都没有“农民党”。农民为了保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追随城市的政治组织（不论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
哪里有种植园，哪里就有具备任何无产阶级的基本特征的农业无产阶级，并且它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总之，胜利的殖民地革命意味着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的起义。在中国，胜利是未经工人阶级的干预，单凭一个工人党领导的农民军的战斗而获得的。但这是一个由下列异乎寻常的局势造成的特殊事例：资产阶级政权的极端腐朽、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在人数上的大相悬殊、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农民战争的旧的传统、美国的政策主要侧重于欧洲这一事实、以前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削弱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中国红军卤获的日本人的武器……。
为了保证殖民地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政党的任务是把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在游击战争中获得它的一个最高的表现，而用以对付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游击战争则证明为斗争的有力手段，在政治组织上也是一个同样有力的因素。
这种类型的游击队只有当它们是由具有高度革命精神的战士所组成并与乡间的群众相联系时，才能生存、发展和取得胜利。这就是说，它们势将成为制定和实施一种符合于群众利益的政策的一支出色的先锋队。
除了它的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外，游击战也证明是一种“经济的”战争形式，因为它只需要有限的干部、人数不多的不对和少量的物质装备，但是这就可以瘫痪大批的敌军并使他们士气消沉。
7．殖民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
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虽然人数微弱，却从它开始存在起就在殖民地革命中担任主要的任务，在反帝斗争中成为劳动人民的其他阶层、特别是它刚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农民的发言人。它本来能够从它属于国际无产阶级这个基本上不为地方或国家利益分割的唯一社会阶级这一事实汲取巨大的力量。可是，正因为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得到来自殖民地宗主国无产阶级的必要的国际团结，它在争取殖民地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已经遭到削弱。
虽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具有在政治上各不相同的特征，并且有时是在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下，或者更常见的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它在每一个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则是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形成。
这一事实首先是由于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增长，同时也由于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客观上必须有一个有组织的劳工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当地的工业资产阶级曾经援助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借以有节制地利用工人的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或反对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一部分有产者。
既然殖民地革命还多半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那就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工会领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然而，领袖们的这种政治关系并不能改变工会本身是工人组织和阶级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然而，领袖们的这种政治关系并不能改变工会本身是工人组织和阶级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这一事实。甚至这些工会的领袖也无法在工会内部专门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他们或多或少感到工人群众的压力。屡见不鲜的情况是：这些工会领袖被迫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采取左派的立场。
既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如此，政治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同工会斗争结合起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缺少为群众本身所承认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工会就会越出工会运动的框框，随着形势的要求起一种政党的作用，甚至在严重的危机时刻起一种组织工人力量的作用。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在许多场合下通过工会组织揭开它的阶级经验的一页，这个事实将在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中产生重大的后果。在这些情况下，工会将无疑地被要求在建立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方面起一种重要的作用。
8．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党
社会党或具有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政党在某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存在的。从阶级性质的角度来看，不可能把这些政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政党等量齐观。殖民地宗主国的社会党在其政策上是改良主义的，但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工人的组织；就英国和德国这样重要的国家而言，它们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相反地，即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党从事一种战斗的革命政治活动，它们也常常不是纯粹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组织。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们的命运是无可怀疑的：它们将在帝国主义的行动和劳动群众的行动之间分裂开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在某些国家里，因为这些政党最初是从每一个社会阶层、特别是斗志最旺盛的阶层集结成员的，它们必须被认为是组织马克思主义干部的合适的工作基地。
9．斯大林主义和殖民地国家
所有由斯大林主义领导的党一向把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和苏联外交的目的置于群众、特别是殖民地国家的群众的利益之上。
对于殖民地宗主国的党来说，这种从属关系已经在法国产生了最丢脸的结果，在那里，法国共产党想要迫使资产阶级同克里姆林宫达成协议（反对重新武装德国的政策），争取在越南战争时期和现在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对美国的政策保持“民族独立”，因而至多只是采取了微弱的议会反对派的政策；实际上，它已经让帝国主义者为所欲为，并借口使社会党人参加统一战线，投票赞成政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拥有非常权力。由于实行这种政策，法国共产党在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面前已经声名狼藉，并使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处于困难境地。
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也曾奉行克里姆林宫所指使的政策，而叛卖革命运动最著名的例子是1942年印度的例子。目前，他们制定政策的主要动机是同本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以后者的纲领为依据。
各国共产党的危机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一直在发展着，这个危机由于殖民地革命在现今革命斗争中所占的地位，已经在有些国家掀起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对殖民地问题的政策或它们对那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普遍争论。
殖民地国家的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挑选了苏共二十大的十足右派的方针：和平共处、新路线……，以便加强它们同本国资产阶级合作并以后者的纲领为依据的政策，而这一政策的代价则是牺牲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群众的利益。
在这些情况下，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将遭逢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并从中产生它们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10．殖民地宗主国的社会党和殖民地革命
一般说来，只要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运动并不威胁其宗主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殖民地宗主国的社会党是对殖民地各国人民表示同情的。反之，它们就会暴露出它们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像列宁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所形容它们的那样。
现今最突出和最卑鄙的例子是法国社会党的例子。正就是该党的总书记接受了资产阶级所委托的镇压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任务；也正就是他在准备和实行对埃及的战争时是表现得最热心的。只是当英国声明它放弃战斗时他才表示让步。
至于说到英国工党，它对殖民地问题的态度反映了它所经历的接近一种右派色彩更浓的中间主义的演变。它正在领导一个议会反对派，来反对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种种表现。在政治上，社会民主党的中间主义同斯大林主义携手合作，鼓励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追随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自己在殖民地宗主国实行的政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
11．第四国际和殖民地革命。
第四国际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不问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暂时的领导成分如何，无条件地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的一切反帝斗争。
参加这些斗争，是以政治上保持完全独立的精神进行的。在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这些运动的过程中，第四国际为下列目标而奋斗：
——第四国际争取建立不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政治组织影响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
——第四国际努力奋斗，务使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特别是工会）采取一种不受
——第四国际努力奋斗，务使这些殖民地革命以促成工人阶级执掌政权和建立工农政府为目的。
抱着这些目的和希望，第四国际在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努力创建的支部仔细拟订适合现阶段群众运动的状况的策略。
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正在同殖民地运动相对抗的地方，第四国际各支部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并负有迫切的斗争任务来保证殖民地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在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斗争中给与援助。殖民地宗主国的第四国际支部必须在工人队伍中特别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的政策，因为他们即使谴责殖民主义，也只是以那受到旧殖民主义威胁的伪民族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以世界社会主义利益的名义进行的。这种意识形态决不能鼓励殖民地宗主国的群众去支持殖民地革命，它具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只会寻求怀有“善意”等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并使工人运动丧失战斗能力。
12．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地位
在1917—1923年的革命浪潮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反抗同改良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苏联官僚阶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胜利的影响相结合，开始于俄国的世界革命运动的进程在西方遭到堵塞。
世界革命运动的严重失败以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顶点，经过几次严重失败以后，世界革命运动由于中国的殖民地革命的胜利而开始在东方打开出路，东欧所产生的社会剧变，除南斯拉夫以外，主要是由苏联军队的军事和警察干涉造成的，因此，对于仍旧遭到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遏制的西欧群众来说，那种剧变并没有对他们的革命行动起一种刺激的作用。
东方的突破改变了力量对比：它对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促使工人国家开始革命高涨，但它并没有从本身产生出——虽然可以看出它所必须立即解决的一些问题的政治水平和中国领导方面本身的水平——必要的成分来有效地解决世界革命领导的问题。
在工人国家、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开始的革命高涨，特别是目前在波兰和匈牙利进行的政治革命，已经提出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十分明确的问题，其中包括第四国际领导世界革命的问题。它也把欧洲革命这一走向世界革命的决定性步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殖民地革命势必成为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胜利的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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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决议）（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57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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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
（决议）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57年10月11日）
序言
第四国际曾经在它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重新估计了世界形势，从而得出了一般的结论；它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提纲——《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把这些结论应用到对苏联社会动力的分析上。
苏联的官僚机构专政、对于苏联无产阶级的政治掠夺和原子化，是全世界革命力量在反动势力面前退却的结果，也是苏联内部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对于无产阶级非常不利的结果。
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形势的根本变化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1943年以来、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以来全世界革命力量的高涨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的计划化的惊人成就上。这种根本变化破坏了苏联官僚机构取得支配一切的力量的客观基础。
国际力量相互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苏联国内力量相互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官僚机构。这两种发展是并行的。后一种发展不断地增加群众对于官僚独裁政权的压力，使它不得不对群众作出重要的让步，首先只是在经济方面，其后也逐渐推而及于政治方面。
因此，我们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新方针”不是官僚机构的自我改造运动，而是它的自卫运动。只要这种“新方针”的客观结果，特别是它所造成的官僚机构各阶层的从上到下的分裂，促成和甚至加速群众运动的觉醒，我们就认为“新方针”不但不能替代群众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而且相反地是这种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在苏联本国、“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相继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戏剧性事件，已经证明了这种分析的正确性。这种分析使我们的运动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唯一能够预见并正确解释斯大林主义世界危机的发展的力量。
铁托的恢复名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惊人的决议，赫鲁晓夫报告中的轰动一时的揭露，几个“人民民主国家”中“加速民主化运动”的爆发，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共产党的“危险的”发展，波兹南起义，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革命——这些都是斯大林主义不断衰落的许多阶段和它的垮台的开始，是《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提纲曾经详细分析过的过程中的很多跃进。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面对着在昨天还为苏联官僚机构所统治的整个区域内显然已经开始的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特别有必要说明造成斯大林主义垮台的具体条件，即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崩溃的独裁政权的废墟上发动革命高潮和取得胜利的条件。
因此，现在的提纲既不再作《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提纲中的历史性的叙述，也不作它的结构上的分析与说明。现在的提纲不是那篇提纲的替代品或者修正物，而是它的一种当然的继续，因此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I．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衰落和垮台
1．1953年以来，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远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在许多方面（燃料、一部分石油、机器制造、自动装置、核能的工业用途），苏联已经克服了斯大林时代末期的落后和不平衡状态，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3年实行的有利于某些耐用消费物品（钟表、自行车、电视机、缝纫机、洗涤机等等）生产的第一次重工业的部分改造，使以前被忽视的这一方面，也能在几年之内超过除了美国以外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可观地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
但是，苏联经济仍然受着在斯大林时代所造成的两种不平衡的遗害：一方面是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不平衡。这两种不平衡是下面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尽管在过去几年内，毫无疑问地在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上获得了成效，可是和在比例上具有与苏联差不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消费量仍然低得很多。在高级食品（肉类、奶制品、进口水果）、耐用消费品（家具、小型摩托车、收音机、汽车等）和半耐用消费品（衣服和鞋）的质量方面，尤其是如此。房荒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更加使劳动人民普遍感到不满。
和经济的一般繁荣相较，农业是落后的，这是现在苏联官僚机构领导人的主要苦恼。他们试图用越过集体农庄农民而另寻出路的办法（所谓“处女地”政策），或者用刺激农民私人利益的办法（例如提高马铃薯的价格），或者以消灭私人剥削的最后痕迹来恫吓农民（要取消以销售为目的的果菜园和牲畜）的方式来消灭这种落后状态。但是，由于缺少正确的前后一贯的全面政策，这些不同努力的零零碎碎的和常常互相矛盾的效果，并没有使真正的农业危机得到解决。
虽然在工业方面最初采取了一些缓和的管理分权化的措施，但过分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恶政仍然折磨着苏联的经济。官方承认的生产工人在苏联全部人力中所占的百分比，概括地说明了这些恶政。这个百分比不超过35%。
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平衡对于苏联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障碍。用民主的工人管理代替官僚主义的管理，在群众监督之下拟定、通过和执行计划，一定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开支和浪费，并保证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必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
2．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在1953年和1954年特别显著），不同的社会阶层不但远没有减少经济的和社会的要求，而且以一种越来越明确和越公开的方式提出这些要求。这些阶层不但提出当前的要求——更好的食品供应；更好的工业产品；更好的工人住宅；更高的国家收购价格；更多的贸易自由；给农民以更便宜的工业产品——并且进一步提出能够表现苏联社会是由各阶级或各阶层组成的这一社会理论的那些要求。因此，那种在群众压力下实行让步的政策，虽然在马林科夫倒台后暂时受到阻碍，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开会和会后期间又重新得到了推行。
两种根本上相互反对的派别在苏联社会中出现了，并且得到了平行的发展；它们正开始提出它们的要求：
（a）一派是工人阶级中最积极和最有觉悟的部分，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提出工厂管理的问题。这些工人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了重要的让步（提高工薪，恤金平等化等）。工人们巧妙地利用“反对个人迷信”来攻击工厂内部的“一长制”（也就是厂长有无限专断权力）的原则。他们也在原则上得到了应该修改劳工法——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的承认。有些改革工薪制度的企图，借口反对过分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和等级奖金制度，实际上是降低最有技术的工人的总报酬；工人们在反对这种企图上也得到了成功。无产阶级这一派将从波兰和匈牙利工会的例子中得到鼓舞，要求工会回到它们的真正历史使命上去；保卫工人的特殊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反对行政部门和堕落了的官僚主义国家。
（b）一派是官僚机构中最有特权的阶层的最有自知之明的代表（托辣斯和工厂的经理、总工程师、将军等），他们正在为他们的特权寻求进一步的法律保障，因为这些特权由于群众的压力和他们开始采取行动而越来越不稳固。这一派特别于1955年在莫斯科工业会议上得到了好处（替经理们要求并且取得了模范地位；增加工厂中监督人员的特权），但是，目的在于修改劳工法的工人压力要消灭一部分这样的优越地位。官僚机构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要求把奖金制度推广到管理人员身上，并且获得了成功。它现在正要求在经济问题上放宽刑法，并且正在特别为每一个工业企业争取出售某些生产品的权利，这将扩大这些货物的半黑市并使之合法化，给经济计划带来一个解体的因素。
至于农民，他们甚至没有机会明确地提出任何范围广泛的社会要求。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总是想死守在一小块私有的土地上，在那上边集中他们的大部分劳动力，并从之得到大得不成比例的收入。赫鲁晓夫给予农民自由出售这些小块土地产品的权利，是对他们作出的一个重要的让步，将诱使他们提高蔬菜和饲料的生产。
因此，“新方针”的继续，乃是为无产阶级和官僚机构的更有特权的阶层之间的最后摊牌做着无情的准备工作，这一摊牌是以工厂管理问题为其主要赌注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切关于经济和关于工人国家的结构和管理问题。
3．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准备时期起，人们已经清楚地听到在苏联知识分子工作者阵线上正回荡着一种反抗的声音。电影、戏剧、文学、艺术、建筑、科学和哲学作品相继受到恶毒而有道理的批评；这既表明了日丹诺夫主义的可悲的失败，也表明了新一代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要把自己从不懂和不符合他们的工作的真正要求的那些“指示”中解放出来的热烈愿望。苏联知识青年要求批评自由、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而且要求得如此强烈，以致不能不对他们作某些认真的让步。
但是，给艺术家和科学家以公民特别是工人所享受不到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批评自由，必然使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成为社会批评的工具。这种范围广泛的批评，即使来自身为官僚机构忠实部下的那些艺术家（爱伦堡！），也会使官僚机构的上层感到吃惊和忧虑——因此他们努力阻止这种趋势，甚至使这种趋势倒退，退向更为“忠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只能容忍那些“尊重党的正确总路线”的批评家。苏联历史撰述的一再改变方向——直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前夕都墨守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分传说，此后好像是脱离了这个方向，实际不过是在官僚统治的鞭策之下更后退了，不论实行这种统治的是一个莫洛托夫或者是心胸更为狭隘的官僚——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面对着知识分子要求批判自由的官僚机构的摇摆不定。
但是，尽管这个官僚机构拼命反抗，尽管有后退，有迟延，甚至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表现出反动，苏联国内为思想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它的影响是不能抹杀的。通过今后动摇的独裁政权所显露出来的一切裂痕与罅隙，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将渗透到政治领域中去，并且将爆发出政治革命的火花。
4．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斯大林死后一直动摇着苏联官僚机构中上层拿破仑主义者的危机的高潮。这个危机本身是无产阶级与官僚机构之间在力量对比方面的根本变化的反映。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核心，在群众的和开始具有政治面貌的一种不满情绪的压力之下，分裂成为几个派别：一派赞成对群众作重大的让步（马林科夫—米高扬？）；一派主张加强专政（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一派是“中间派”（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自由派”对死去的独裁者的权威作第一次公开的攻击，公开企图把群众对斯大林的怨恨当作资本。赫鲁晓夫面对着这种情况，力图在他的秘密报告中，由他自己对斯大林进行更为猛烈的攻击，以使这种谋略归于无效。这样，官僚机构在试图使贝利亚担负过去的集体罪行的责任而没能成功之后，就把它自己的领袖当做了替罪的羔羊，因而在不得不对付政治反抗以前，取得一时的苟安。
这一真正具有历史规模的巨大谋略，从一开始产生时就显露出仓促甚至恐慌的迹象。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控制，或甚至不能预见到他们这样解放出来的力量。虽然他们也许能在苏联共产党内暂时不让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出现，也许在某些知识分子集团和官僚机构的中下层中间暂时赢回某些同情，但他们却推动了一种真正滚雪球的运动，直到把他们压碎了为止。
由于以如此彻底地破坏了斯大林的威信——一切官僚专政的化身——他们无疑地在各方面破坏了官僚统治的威信和精神。由于冷酷地暴露了他们曾经参预过的斯大林的重大罪行，他们也破坏了共产主义战士对于他们的领袖的盲目的服从，同时也损坏了他们自己的名誉。他们以一种本末倒置的“个人迷信”来解释这些暴露了的恐怖行为，不能使任何人满意，并将引起人们对苏联社会和它的官僚主义堕落作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这样使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在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群众即将进行反抗的“人民民主国家”里达到了高潮。由于发动了一个加速政治革命爆发的运动，这次大会把无产阶级和官僚机构之间的斗争重心暂时转移到了苏联国境以外。这种得到解放的革命力量之强大使苏联官僚机构大为吃惊，因而试图采取倒退步骤来阻止“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1956年夏），但是无效。这种倒退步骤的结果是更激怒了群众，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最后，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在这些国家里使用武力以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通过和这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发生接触的苏联士兵，政治革命的浪潮将由这个“堡前斜堤”向苏联本国泛滥，从而为陷于绝境的官僚机构签定死刑判决书。
而且，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头一个反响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中心派系斗争的加剧。赫鲁晓夫受到了由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两派组成的反对他的临时集团的威胁，在中央政治局（主席团）没有得到多数票。他是靠越过中央政治局直接向中央委员会申诉并把他的政敌排除于“集体领导”之外才得继续当政的。由于使用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的手段（诽谤、罗织、伪造历史）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在官僚机构下层和无产阶级越来越有意见的人们中间更进一步地降低了他的威信。通过使党的一部分干部更直接地参加解决这一争论，他以身作则地帮助群众关心政治，并为下一阶段做了准备，因为在这一阶段中，反对他的人很可能向代表大会和一般党员提出反对他的控诉。
5．因此，革命的客观和主观的先决条件在苏联迅速地成熟起来。克里姆林宫头顶上失去了全知的光轮之后，现在又失去了全能的光轮。官僚机构在脱去了独裁的袈裟之后，现在又正在失去开明的自由主义的假面具。历史正在以前所未闻的速度迫使斯大林的继承者放下所有的计谋，来赤手空拳地面对着群众的攻击。群众的压力越加大，上层的分歧就会越加扩大。新斯大林主义派将认为已经作出的让步是引起群众运动的原因，并且将试图停止“自由主义化”，甚至对1953年以来所作的让步都发生怀疑。“自由派”相反地将认为，如果独裁政权不至少部分地承认人民的渴望，来自下边的运动将继续扩大；这一派将准备一次“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新高潮，也许甚至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那次高潮更为惊人。但是，这两派都不过是企图保持和维护整个官僚机构的特权。两派都将越来越要依靠军队——在拆散了特务组织之后唯一存在的有效的镇压工具——来裁断它们的纷争。
暂时排除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不但远未能结束派系斗争，反而使这个斗争更为激烈。目前的情况是，力量的对比正在向不利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方向发展，社会上互相敌对的派别有在领导集团本身内部间接地反映出来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的军事独裁上层不可能再度接受一个高高在上的公断人的铁的统治。当领导人员继续互相倾轧，并由于一再地和迅速地改变方向而在群众眼前失去威信时，公断人的任务就越来越转移到军事领袖的手中。同时在党的中下层干部，在工会，特别在青年中间，将引起以重建苏维埃民主为目的的半无产阶级派别的最初的形成。只有在群众直接采取行动时，巨大的社会力量才能在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中间表现出它们的政治态度。
群众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官僚机构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和红军士兵的苦恼与指定给他们的镇压任务（匈牙利！）之间这种日益紧张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越来越接近于爆发。假使官僚主义领导内部的一个集团被导向于诉诸群众；假使群众上街来解决他们所关心的经济、社会或政治问题；假使青年、工人阶级或者甚至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自发地提出一个政治要求的纲领，或者假使这些不同因素互相发生影响或者联合起来——被提到日程上来的，将是要保持独裁的根本制度（一党专政的官僚组织；为政府服务的工会；厂长的无限权力；形式主义的代表机关；收入的巨大差别）的力量和要对国家与经济实行民主管理的群众之间的公开冲突。群众压力转化为群众的直接行动，将以这种方式宣告政治革命在苏联的开始。
Ⅱ．斯大林主义在“人民民主国家”里的衰落和垮台
6．近年以来，“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和苏联是不同的。苏联的生产、生产率、实际工资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八年中不断地虽然是不平衡地在提高着，可是作为苏联的“堡前斜堤”的那些国家里的经济发展则矛盾甚大。这主要是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对于这些国家进行了特殊形式的掠夺（赔偿、苏联公司、混合公司、规定片面特惠关税的商务条约等等）；这种掠夺对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是一种极大的负担，并且部分地抵消了它们在工业化方面毫无疑问的进展。虽然在1953年6月17日柏林暴动之后，这种掠夺中最粗暴的形式受到抑制，但是这种掠夺政策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是在商业政策问题方面。
企图把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计划应用于每一个所谓“人民民主国家”，造成了最不幸的后果，特别是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样的国家里。这些国家以前和世界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直到朝鲜战争和帝国主义进行“封锁”的时候，这种情况也还存在着。把“堡前斜堤”国家的经济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努力，甚或是一个共同计划的发展，是迟疑不决和顾虑多端的，而且表现了一种“完成”比较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的思想，而不是一种为了“堡前斜堤”国家的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制定共同计划的精神。
工人们，特别是德国人、捷克人和一部分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所习惯了的较高的生活水平；有着古老传统的农民对于小块田产的更为强烈的依恋；比俄国人数更多并具有更为牢固的政治和社会传统的城市中等阶级的存在；最后，实际上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成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对“民主”制度的主要集合点的天主教会的势力——所有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使“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比苏联社会有一种更大的不稳定性。
在这些国家里，反对党派被消灭刚刚七八年；工人们一直保持着一种工会传统，他们常常用消极抵抗、怠工、甚至直接罢工来反对工作定额的过分提高；农民田产和私人企业在“堡前斜堤”国家的农业中一直占有优势。如果把这些事实加到前述那些情况之上，那么，官僚计划必须面对着比在苏联远为危险的紧张局势，并且甚至在遇到一部分由它自己造成的困难时也会遭到失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因此，工业生产是以痉挛性的节奏发展的，有几年在某些部分表现出停滞或者甚至倒退现象。工人的实际收入在某些时期（1951到1952年在波兰、1952年到1953年在匈牙利和东德、1953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下降了，而在许多情形下是停滞不动的。波兰和匈牙利1955年的生活水平不见得高于1949年，并且至少对于工人来说，无疑是低于1938年的。在最近几年内，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水平已经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超过1947年和1936年。东德自1949年以来，也有很大提高，但仍低于1936年的水平。如果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那一部分是以粮食供应困难为代价换来的；这种困难是所有这些曾经是欧洲谷仓的国家所共有的，这就说明了斯大林主义农业政策的完全破产。
7．由于客观条件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劳动群众与当权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苏联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别和矛盾的。因此，虽然苏联共产党不能再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被看作是工人的党（第十九次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公布的统计数字证实，这个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僚们组成的），但“堡前斜堤”国家中的共产党却不是这种情形。在这些共产党中，大多数先进工人仍然是积极的（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1956年以前的波兰和匈牙利也是如此，虽然程度差一些）。这些国家的工会仍然具有一种矛盾的性质，官僚机构把工会看作是它们自己的胳臂的伸展，工人却常常抱有能够再次利用工会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希望——这证明是正确的，特别是1953年6月17日在东德，在波兹南和在匈牙利。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在这些共产党里边发动派系斗争就比在苏联共产党里边更为容易，尤其是这些斗争能够在一般党员和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引起远为广泛地反应。由于他们的客观生活条件远不如苏联工人阶级，这些派系斗争就变成了群众行动的准备阶段。这些全盘的客观条件，以及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相对说来远为软弱的情况，大大地缩短了从这些派系斗争——在一切社会矛盾的压力之下——的爆发到群众政治革命开始之间的时间距离。
此外，官僚机构离开整个社会而孤立的情况，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比在苏联远为严重。在国外势力扶植下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发现自己所面对着的是仍然活跃着的自主的阶级的力量；它还没能够在自己周围集结起一个广泛的工人贵族阶层；它所能支配的物质资料还非常有限；它由于1948年到1953年的一系列清洗而失去了活动能力。所以这样的机构，在由于担心群众反对而感到威胁时，除了采取公开镇压手段以外，就再没有真正的自卫办法，并且死守着“与苏联友好”（也就是屈从克里姆林宫）及“一党制的原则”，不容许有丝毫的裂痕，否则就有失去政权的危险。
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最初动力来自苏联，那里官僚机构的地位是比较稳固的，可是这种“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却在“人民民主国家”里产生了最革命的影响，在那里它成了直接政治革命的出发点。
最后，必须注意到，民族问题在这些“堡前斜堤”国家里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严重性。这些国家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领导人一般都被看作是为外国力量扶植起来的傀儡。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就利用民族感情作为资本。因此，在这些国家里，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而斗争就具有非常进步和革命的意义，它和西方国家里共产党的那种斗争完全不同，因为在那里，这种斗争一般是为转向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掩护的。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纳吉、也许明天还有东德的赫尔恩斯台特或者艾克曼，由于在群众看来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正在为共产党的恢复声誉（通过党的民族倾向）创造着有利条件，并且容许在共产党反对派领导之下的政治革命动员民族感情来作为它的支持。这已经特别以一种标准的形式发生在波兰了。
8．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克里姆林宫的反抗是斯大林主义国际危机的第一阶段，也是“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远因。这种反抗一直影响着“堡前斜堤”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不同国家的内部发展。但是，在最近这个时期，这种影响也表现出它的极端矛盾的性质，它本身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矛盾性质的表现——一个停止在斯大林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间机会主义和实利主义路线上的中间派政党。
在苏联官僚机构发动“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以作为在群众压力之下的一种自卫行动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领导迟早必须重新提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问题。轰动一时的赫鲁晓夫到贝尔格莱德去的旅行；使人惊奇的铁托的恢复名誉；荒谬地以“叛徒贝利亚的阴谋”作为产生苏南危机的原因——这些是官僚机构的新领导不能不给予斯大林威信的第一次重大的打击，可是倒过来也给它自己的威信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官僚机构的威信以重大打击。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自己坚持认为：破裂的真正责任不在贝利亚身上，而在斯大林身上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实行的整个政治制度上。在准备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整个严酷期间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又一次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非常进步的作用。
与此同时，“叛徒铁托”的恢复名誉——突然比契尔文科夫、拉科西、贝鲁特、乌布利希之流受到了更大的重视——甚至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就给斯大林时代所设想和建立起来的各共产党与各工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一切共产党和一切工人国家根本平等的思想，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起领导作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念必须火速加以修正的思想，其他工人国家绝不应重犯苏联官僚机构在苏联国内曾经犯过的罪行和错误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想很快地渗入“堡前斜堤”国家里，帮助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迅速发展。赫鲁晓夫报告的影响和铁托恢复名誉的影响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两种转变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这些倾向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就起了一种非常进步和甚至在客观上是革命的作用。
但是，当上层的这些分歧越来越在党员中间引起激烈的行动，而群众本身又开始参预政治斗争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本身立刻就对群众的反应规模感到恐惧，从“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发动者一变而为阻止者，力图使它只限于由一群领导人员代替另一群领导人员（保加利亚），或者甚至只由当权的领导简单地承认一下“所犯的错误”（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堡前斜堤”国家的政治革命准备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在铁托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苏联之间发生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在主观上而且也在客观上成了东欧革命力量充分发展道路上的一种障碍。虽然南斯拉夫的由工人管理工厂的试验，在一切维持着严密官僚制度的情形下，仍不失为一个进步的鼓舞力量，但是南斯拉夫国家和共产党的缺乏充分的政治民主，使正在寻求工人运动全部民主化的“堡前斜堤”国家的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感到很大失望，在波兰共产党中尤其如此。毫无疑问，由于还没有胜利的民主工人国家的榜样，革命的成熟期被推迟了；特别是在匈牙利，这使10月23日群众起义所造成的危机不能得到迅速地革命的解决。匈牙利革命的范围和大胆也使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感到畏惧，并且使它在布达佩斯的关键性的日子里采取迟疑不决的态度。
相反地，当苏联官僚机构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发动一个巨大的挽回“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运动时，当它努力谴责一切东欧共产党的或多或少的独立趋势时，南斯拉夫共产党认为这是针对它自己（这是很有根据的），因而感到必须再度表明和强调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官僚机构的立场。它猛烈攻击在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重新出现的警察恐怖；它始而吞吞吐吐地（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继而更为明确和更为大胆地（卡德尔在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上的演说）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革命；它给予波兰革命以无条件的支持；它为匈牙利提出（虽然是在事后）“一切权力属于工人委员会”的口号——所有这些在这一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并且使南斯拉夫共产党所采取的立场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分化上再一次起推动思想的作用。
南斯拉夫共产党反抗斯大林主义论旨所起的进步作用，决不因为上述分析而又成为问题。这一作用已经载在史册。但是历史也用南斯拉夫的例子证明：一种在每天的基础上把一些暂时的“成功”凑拢在一起的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政策，在群众革命高潮要求作出另外一种大胆的和合乎原则的决定时，会突然变成为一种历史上的消极因素。这在朝鲜战争时得到了第一次的证明，在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严酷日子里得到了第二次证明。
9．波兰政治革命的根源不仅在于官僚独裁的全部客观条件和克里姆林宫加于这个国家的民族压迫，而且也在于半世纪以来不断表现出来的波兰工人运动的严肃的革命传统。由于迅速地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教条（这些从来没有为波兰共产党所吸收过，因此这个党在1938年为斯大林所解散）的铁锁，波兰的政治革命再一次把自己和这种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才能与之相比的传统联系了起来。因此老一代和新一代波兰工人都有特别高的觉悟水平，这种觉悟水平使政治革命从最初阶段就凌驾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最好的理论和行动之上，其程度正如后者凌驾于真正的斯大林主义之上一样。
共产主义觉悟曾经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得到最初的鼓舞，并且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生的一次领导的危机（贝鲁特的死去）中得到了阻力。当权的斯大林主义者所犯的特别严重的经济上的错误也助长了这种觉悟，因而迅速发生了争取党的领导地位的派系斗争，与此同时还展开恢复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的斗争。
这时，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猛烈地爆发在工人组织的内部，鼓励着工人公开地表明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果群众压力是“民主化”的原因，“民主化”就为群众把压力转变成为直接行动提供了依据。因此就发生了波兹南罢工，这是无产阶级对于破坏工人切身利益的一种愚蠢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答复。
波兹南罢工直接提出了关于争取党的领导地位的斗争的问题。对于罢工者采取的镇压手段尤其是诽谤手段，引起了一次群众反对的风潮。斯大林主义派把罢工看作是有限度的“民主化”所造成的，并试图靠着克里姆林宫的帮助来限制工人阶级内部“过分”的政治自由。这时出现了一个左派反对派，他们决定在一切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运动中坚决负起领导责任，借此和工人阶级重新接近并团结起来。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1956年8月）在这个反对派的压力之下通过了重要改革方案，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压力却足以给波兰共产党加上一个同等的领导，它在实际上破坏了第七次全体会议方针的实施。
从1956年8月到10月，从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到第八次全体会议，在一切工人组织中都展开了斗争，并且越来越采取激动而猛烈的形式，转化成为一种派系斗争，每一派在这个斗争中都试图动员无产阶级来支持自己。斯大林主义的右派求助于最卑劣的反犹太人的和沙文主义的冲动，并且提出纯属政治煽动性的要求；自由主义的左派求助于工人的阶级觉悟和解放的愿望。这一派开始动员工人来反对官僚制度。
此后，群众运动达到了一个长期没有看到过的新高潮。工厂工人开始自发地要求工人管理工厂。工人和青年学生站在政治民主化和回到列宁理论上去的运动的最前列。当哥穆尔卡在10月初参加了左派时，它的胜利看来是必然的了。作为最后的手段，斯大林主义派向克里姆林宫求援；斯大林主义者代表团在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蛮横干涉，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总动员，他们占领了工厂，武装起自己并建立起委员会。在四天的革命狂热之后，反对派取得了党的领导地位。波兰的政治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初步胜利。
左派和哥穆尔卡的中间派联合起来推翻了波兰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这个左派经过六个月的激烈政治斗争，在无产阶级中间扎下深根并和它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对于斯大林主义作了十分近似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透彻的批评；它的纲领是动员工人取得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根据这些，我们可以把它——特别是它的先进部分，青年们——看作是波兰无产阶级现在正在形成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核心。这一派和哥穆尔卡的联合一直是不稳固的，因为中间派受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的影响，一方面是群众的压力每一次都把它推得更向左，另一方面是波兰官僚机构和苏联官僚机构的压力不断地把它拉回去。社会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左派的大胆和正确的策略无疑地将决定这种发展。左派是否有能力来彻底完成波兰工人阶级的列宁主义领导的任务，将决定于它是否忠实于它的纲领、是否实施这个纲领和是否与无产阶级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10．与波兰革命得以获得初步胜利的那些条件相比，匈牙利的政治革命是在远为不利的条件下爆发的。这些不利的条件中有下列各项：
（1）工人运动中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共产主义运动一贯存在着弱点和内部分裂。
（2）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的警察横行的恶劣性质十分严重（拉伊克审判）。
（3）由于在全党和工人运动内部缺少一个广泛组织起来的派系而缺少一个可以替换的领导。
这一事实使一群不完全是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裴多菲俱乐部”——在民主化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纳吉—拉科西（格罗）派的斗争不能再党的领导机构里得到反映。
（4）1953年一度当权的“自由主义”分子在马林科夫失败之后被赶下台，因而使许多左派分子被清洗出党，并且斯大林主义分子地位更为巩固。
（5）缺少波兹南那样的警告信号，因而推迟了一个广大的纳吉派的建立，使斯大林主义分子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对群众作任何实际的让步（拉科西辞职的推迟、对于裴多菲俱乐部的干涉等等）。
（6）斯大林主义者当面对着虽然十分强大，但仍是和平的，并且没有越出“人民民主”范围的群众运动时，他们进行了使他们犯罪的真正罪恶性的挑衅：格罗的10月22日的演说，10月23日的开枪射击，要求苏联军队干涉。
这些不同的因素说明了为什么群众运动的高潮——这一高潮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拉科西下台，甚至到波兰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一直是和波兰群众运动高潮平行发展着的——突然变得更为激烈，并且从1956年10月23日起泛滥成为一种反对官僚独裁的起义性总罢工。
匈牙利政治革命的这种更为自发的性质，使它的斗争手段和组织具有一种典型的无产阶级的形式：街头游行示威和占领工厂；军队走向人民的一边；工人普遍武装起来；在全国建立工人、士兵和学生委员会。
这样就为一个能够把全世界革命运动提高到更高水平的迅速而光辉的革命胜利，集合了一切客观因素。促使克里姆林宫——在几经迟疑和一再改变政策之后——对于威胁着要扩大到所有“堡前斜堤”国家和苏联本国的匈牙利革命采取军事干涉的，主要就是这种革命胜利的危险，而不是反革命的危险。
但是，10月23日的起义基本上是自发的，并且缺少一个能够迅速地把无产阶级力量统一起来、并且能够领导它们迅速在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独立共和国的革命领导。这就使人民中间的一切派别得以自由表现，使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得以重新出现，甚至使反革命分子也得以开始活动，从而使克里姆林宫的干涉行为有了好像是理直气壮的理由和凭空而来的借口。
站起来从官僚主义者手中夺取工厂和政权的武装革命人民，永远不会容忍自己被重新交到旧日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人民的强大足以阻止任何反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越是缺少一个可以为他们支配的胜任的革命领导，过渡的混乱时期就会越延长，在这期间反动派就能够组织起来从事活动。苏联官僚机构从匈牙利撤退军队越慢，对匈牙利革命的直接干涉越积极，民族感情就会越激动和越在群众心里占首要地位。纳吉和他的伙伴渴望把这个运动的领导权重新抓到手内，就只能使他们自己适应这种群众感情的发展，并与苏联官僚机构的甚至最“开明”的派系发生公开的冲突。
苏联对于匈牙利革命进行军事干涉的罪行，对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种干涉对于匈牙利共产党本身是一个严重的挫折，这个党现在已经完全和它本国的无产阶级断绝了关系。可是，这种干涉却不能破坏匈牙利工人的坚强的战斗意志。他们仅仅是在政治革命的第一回合中失败了。这种政治革命会从克里姆林宫造成的流血中再起，并且是不可战胜的。卡达尔政权已经被迫维持一部分10月23日的革命成果。在猛烈的消极抵抗和再接再厉的群众压力的鼓舞之下，政治革命将再度向前进军，并将以充分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重新在匈牙利建立起共产主义的荣誉。
1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报告和波兰与匈牙利的政治革命，对于所有工人国家的共产党都有深远的影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中国在“非斯大林化”方面表现了某种延迟，这特别可以从这个国家的落后状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面对的巨大的经济困难上得到解释。但是，“非斯大林化”一派的压力强大得足以硬要使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作出一些重要决定，特别是赞同组织派系的权利，少数人即使在多数作出决议以后仍在共产党内部有维护他们的意见的权利和甚至赞同在一个工人国家里有必要容许几个“民主”党派存在的决定。这些意见，即使在中国没有见诸实行，但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特别在亚洲共产党内部，将引起骚动。
其后，国际规模的和甚至是中国内部的革命与保守的两种互相矛盾的社会压力，似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个领导的一派似乎一方面对于匈牙利革命的镇压给以公开的支持，一方面也对于官僚主义现象，沿着“非斯大林化”的道路，作了比克里姆林宫任何一派到现在为止所作的都更为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和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头报告）；另一派似乎主张对于镇压给以坚定的支持，并获得了暂时的胜利（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和公开印行的文件之间有差别、镇压浪潮等等）。中国本身所遇到的社会困难、罢工浪潮、农民反对农业集体化和学生的反抗，无疑地使这个官僚机构的大多数领导人认识到，任何“哥穆尔卡主义”的路线都一定会在短期内引起群众的起义。
即使在官僚独裁没有直接遭遇到群众运动的国家里，也出现了骚动（东德的哈利希集团、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保加利亚的清洗运动等等）。官僚机构的领导人不得不对群众作出让步，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让步，并不得不同样地答应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虽然匈牙利事件由于迫使群众运动更顺从整个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意旨而不可避免地将在这些国家里推迟群众运动的爆发，但是这些事件的长期影响将使必然要爆发的反对官僚机构的运动更为猛烈。
匈牙利革命的一个最引人注意的结果，是苏联10月30日的声明。这个声明说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关系，因此就默认了克里姆林宫曾经带到各工人国家相互关系里去的民族压迫的成分。
虽然克里姆林宫对于匈牙利革命的野蛮的干涉行为，和苏联官僚机构的善意的声明是完全相反地，但是，每当“人民民主国家”想要有效地摆脱克里姆林宫的保护时，都要引用10月30日的声明来反对克里姆林宫。因此，这个声明将成为（这是苏联官僚机构所没有想到的）一颗新的定时炸弹，会彻底破坏共产党和工人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
匈牙利革命的直接反响，可能促使暂时在克里姆林宫占优势的派别重新对“堡前斜堤”国家采取“严厉”的态度。但是，这些国家里的群众压力一定会继续增加。民族独立和各国共产党脱离苏联共产党而自主的激昂情绪一定会“驱散”一大部分青年和共产主义斗士。把各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压迫和经济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关系转变成为平等和兄弟般的合作关系的过程是不可扭转的。苏联官僚机构越认识到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就越不能不用给“堡前斜堤”国家以有效的经济援助的政策来代替旧的掠夺政策，以力图至少和这些国家的官僚领导集团联合起来，不论这种联合多么不稳固。任何要回到对“堡前斜堤”国家进行罪恶压迫和经济掠夺的旧关系上去的企图，都冒有在短期内引起反抗的危险——这是克里姆林宫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
12．《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提纲，曾经把斯大林死后和苏联官僚机构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描写为有利于重建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条件成熟的时期。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经验完全证实了这种预测。这两个国家的左派共产党人的核心，根据自己的经验，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真正的列宁主义传统重新联系起来，自发地在纲领上采取了和第四国际相近的立场。如果说这样的核心在苏联还没有出现，将来也是必然要形成的。通过帮助这些核心彻底澄清它们对于官僚独裁的分析和它们的政治革命的纲领，向它们指出怎样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和怎样与在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的一切国家里存在的或正在形成的多少属于中间派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广大派别统合在一起，第四国际将试图于最短时期内在这些国家里建立起真正的支部，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这将最好地保证可以在革命的烈火中锻炼出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并保证可以把产生混乱的危险和反革命力量在群众起义的过程中暂时取得控制权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Ⅲ．第四国际的政治革命纲领
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发展、苏联本国政治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迅速成熟、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反对派的出现以及由官僚独裁的目前危机所引起的整个国际间的争论，使第四国际有迫切的必要提出一个更为详尽而明确的政治革命纲领。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可能引起反对官僚独裁的最初群众行动的当前的或者过渡时期的要求的问题。这样的要求一般要遵循《过渡纲领》中为苏联所规定的要求的路线，必须由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些国家现有的具体条件来加以拟定。下边草拟出来的纲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革命爆发的前夕、爆发期间和爆发的次日，向已经觉醒了的和在政治上积极的群众提出来的一个纲领。这是一个在政治方面和在经济方面建立苏维埃民主的纲领，而建立这种民主正是政治革命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如波兰和匈牙利的例子所证明的，先进工人曾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过集中的讨论。
这样的纲领不能再仅仅以十月革命以后最初几年的民主工人国家的经验总结为依据。它必须同时以后来的工人阶级运动所积累的许多经验为根据：苏联官僚国家堕落的经验；第三国际和共产党的经验；西班牙革命的经验；南斯拉夫、中国、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所谓“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以及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政权而和官僚独裁政权展开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革命青年所提出来的这些要求（特别是1953年6月16日到18日在东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国提出来的要求；1953年5月末在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来的要求；1953年下半年以后苏联沃尔库塔和其他强迫劳动集中营的起义提出来的要求；1956年6月波兹南罢工提出来的要求等等）。
13．必须依据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的列宁主义理论，也就是依据苏维埃民主的原理，来检查工人国家组织。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和全体劳动群众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所能享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比起来，要扩大而不是要限制他们可能分享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民主之所以是同义语，就在于：在给劳动群众以无限的政治自由的同时，能够而且必须限制甚至完全取消一切敌对阶级的代表的政治自由，以及所有那些目的在于推翻以取消主要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的工人国家的人们的政治自由。
实际说来，要真正由苏维埃，即城乡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自由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既是立法机构也是行政机构，因此是民主组织的高级形式——来行使权力，那只有在有下列保障的情形下才有可能：
（1）在苏维埃法律范围之内和工人国家的宪法范围之内的有组织政党的自由。
（2）有真正的出版和集会自由，也就是，每一个有法定的最低数目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支持着的或者由苏维埃的决议案认可的党派，都有权得到会议场所、广播和电视的放送时间，和与当时的供应情况相适应的纸张和印刷场所。
（3）用秘密投票和提出代表各苏维埃党派的多数候选人或候选名单的方式，选举和分期重选中央立法机关的委员，和中央的、各省和地方的主要官吏；选民并能罢免那些他们愿意罢免的当选人。
（4）一切行政人员的薪俸，特别是国家行政人员的薪俸不得超过一个技术工人的薪俸。
（5）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和分期改选法官，借以保障他们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完全独立。实行充分听取发言的公开审判，法律明文规定保证每一件案子的当事人都有辩护的权利。
（6）解散一切常设的秘密保安机关，而代之以公开的工人义勇队，必要时依靠经常在苏维埃公开监督之下的辅助机关来行使职权。
（7）工人普遍武装起来，并在工厂和工人居住区建立自动武器的军械库。
第四国际所坚持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即使在无产阶级与它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关系上有必要使用暴力，这种暴力也必须从工人阶级内部引起各派系在工人运动中发生冲突的那些关系中排除出去，必须从革命政党的各流派、各派别和各派系中的关系中排除出去。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是按照敌人的抵抗程度对阶级敌人使用暴力。苏维埃民主的意思是在工人运动内部拒绝使用暴力，革命的党在它与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劳动阶层的关系上，只能利用说服的办法和依靠经验。
因为实际上在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敌人之间并没有划出鲜明的界限，并因为各种客观条件能够使阶级敌人在工人阶级内部最保守的派系中寻求支持，所以革命先锋队有时就必须做一种痛苦的选择：或者在工人国家里接受一种危险局势的发展，或者为了克服这种危险而使用可能严重破坏工人对于这个先锋队和国家的信任的手段。第四国际并不想发表绝对真理或者定论，但它想说明，根据过去的经验，极为明显的是：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确保在全世界的胜利，一个工人国家就必须永远面对着两种危险：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和官僚主义堕落的发展。国家越软弱，敌人所施加的压力越强大，大多数工人就会越缺乏信任和政治主动性，而对于各部分工人阶级使用任何高压手段就会越使他们对国家失去信心并开辟通向官僚主义堕落的方便之门。因此，革命政党的任务是服从苏维埃的民主决定，即使它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工人群众靠着经验迟早也会认识到这些错误并予以纠正。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的原则，作为组织工人国家的基础，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获得它的充分意义。
第四国际在拟定政治革命纲领以在工人国家里重建工人民主的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保卫一切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它将和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反革命的利益来利用政治革命的一切努力做斗争。随着政治革命的向前发展，帝国主义会加紧这样做。这就使我们经常向群众和共产党员干部说明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14．苏联官僚主义的堕落证明：官僚机构的权力的根源在于它对于国家生产机器的或多或少的独断独行。因此，国家机构、指导经济的机构和革命的党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上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关系必须受下列各原则的支配：
（1）工人国家和革命的党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一个完全不同于并且决不从属于那一个。这特别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机关不能——尤其是一个保安机关更不能——干涉党内各派系的讨论或斗争。这也意味着，任何由群众（或者苏维埃）选举出来的国家机关决不能由于党的决定而改变它的组成。
（2）由党员选举党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民主的监督，严格遵守一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和党的会议；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地方的、区域的和全国的领导人；有权组织派系和甚至印刷内部派系公报；在中央机关解决重要分歧问题以前，应尽可能让一般党员彻底了解情况和参加讨论；不得党员所属基层组织的同意不能对于党员施加任何处分；等等。
（3）对于分别组织在地方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中的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进行民主监督。由这些机构的组织选举并撤回这些机构的主要成员。各不同的政治派系积极参加选择领导人和作为替换的行动纲领。
（4）对于担任领导活动的人不给以任何物质特权，除了非党员的技术专家外，不能有任何例外；这些非党员技术专家也必须受到苏维埃基层组织的严格监督。
（5）关于在党、国家组织或经济组织内部发生争论的一切问题，应采取尽量提供情况和尽量公开的原则。如果无产阶级想要有效地指导国家和在最短时期内取得必要的经验以用最大的效率来治理国家，这就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
15．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工作室一个试金石，从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民主在工人国家里是否在扩大——直到作为国家最后形式的民主制度本身消亡时为止——或者是这个国家趋向于各种官僚主义变形和出现一些能够导致惊人的官僚主义堕落的新的社会不平等。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只能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一个工人国家（或者一些工人国家）缺少充分的物质基础以及它的（或他们的）孤立。但是，在承认这一蜕化的基本原因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接受机械的无意识的宿命论，也就是说，不认为苏联的那种极度的蜕化是不可避免地。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承认，工人国家的物质基础越薄弱，苏联的那种官僚主义变形的危险就越大，这种变形使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遭到本来可以避免的屠杀、失败和牺牲。马克思主义者了解到，革命的先锋队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作为主观的因素来反对自发的客观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是贫困、周围不利环境的压力、缺少文化和技术等等条件所决定的。
在这方面，必须了解把经济职权和政治权力分开的必要性，这样才能够严格限制官僚主义的专断，同时能够最好地保证生产力的最协调的发展。
这种权力的分配应该按照下列方案有计划地予以确定：
（1）就国民产品分配的主要方针（投资政策，发展速度、物价和工资政策）而言，在对于各个方案进行了民主讨论之后，由中央做出决定（在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第四国际驳斥企业完全自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神话，认为它是反民主的和反共产主义的。这种企业完全自主的结果，只能是为取得一个有几分自由的或有几分垄断的市场而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将带来的一切不公平（比较现代化的工厂工人将占有比较落后的企业的工人所制造出来的一部分产品，等等），带来计划经济解体的危险。
（2）由全体无产者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一个总的计划，在这个计划的体制之内，由工人委员会管理企业。这些委员会在执行这个计划期间应该控制并在必要的时候修改这个计划；委员会应该维护生产者的特定利益（工作和工资定额的具体措施、解雇和雇用、工资的安排等）。委员会应该选举厂长，并同时成为学习管理工厂的大学校，在那里将有越来越多的工人轮流学会怎样行使管理工厂的职权。
（3）工会的监督作用主要应该是在工人委员会（主要代表生产观点）和中央计划机关面前，保卫作为具有一定文化要求的消费者和公民的工人的利益。工会应该讨论一般的工作和工资定额，和怎样在集体的定期合同范围之内把这些定额应用到工业和工厂的各部门；工会应该监督各种形式的工人社会保险而不必担负管理的责任（这是属于国家的，也就是属于地方自治组织的责任）；工会应该力求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假日照领工资的可能性和让工人参加各方面的文化生活，等等。工会应该和党一样，建立在严格的自愿加入原则的基础之上；它们和工人委员会与苏维埃不同，在这些组织里，每一个企业的或当地的劳动者都当然有投票权。
对于罢工权利的有效保证，不仅是这一部分经济权力的正式的而且同时也是它的有效的保证。
第四国际由于坚决主张把经济权力分开是重要的，还认为：无论一个组织机构如何理想，只要工人阶级的政治民主和由越来越多的工人切实参加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得到广泛推行，这个机构就只能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空架子。在计划经济中，关于怎样以较大的比例来分配国民收入的决定，是给一切管理机关规定一个比较严格的范围的主要因素，如果这些机关越出这个范围，整个计划系统就会遭到破坏。只要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他们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参加作出这个决定，只要没有由他们自己——在充分认识到这些事实的情况下——确定他们愿意为发展生产力而牺牲的限度，就不可能具体谈到一种真正的和充分发展了的苏维埃民主。只要不准许各派工人提出一般的或部分地其他可取的方案以供工人自己选择，这种参加就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
16．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富裕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当无产阶级在任何特定国家里——包括最发达的国家内——取得政权时，现有的生产力是不足以对所有的公民，更不足以对全世界人民保证这种富裕的。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无论如何只会是这样一个时期，在其中，无产阶级不以这块土地上已有财富的一种新的和更为公平的分配为满足。无产阶级必须保证大大增加财富的日常生产和在社会支配之下的生产手段的积累，以实现它的目标：组织一个保证充分和彻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社会，而不是按照每一个人所贡献出来的劳动考虑给他以多大满足。
有的工人国家还几乎没有开始工业化；有的工人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已经保证了现代工业重要发展的地方建立起来的。依据这个提纲，人们可能认为：在对于这两类国家提出来的生产问题之间，只存在着一种数量上的差别。可是，情形并不是这样，就发展社会化工业所提出来的问题而言，这两类国家之间还有性质上的差别：
（1）从社会观点来看，在第一类国家里，工业化——即使在能得到国际社会主义经济援助的情形之下——是在不利的环境中发展着的（大多数人口是小农业生产者）。在第二类国家里，工人国家可以指望大多数（即使不是三分之二）人民来支持它的经济政策。
（2）从经济观点来看，第一类国家的工业化必须符合于双重目的：符合于工人的特殊利益（提高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水平等等），和符合于分化农民的需要（必须划能够无拘束地并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贫农阶层和能够在反对富农原始积累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中农阶层与农民脱离）。在第二类国家里，经济发展可以基本上致力于满足生产者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内保留相当一部分国民产品以帮助工业化较差的工人国家。
第四国际不仅承认这样的原则，即工人国家不能强迫工人作超过他们自愿接受的最大限度的牺牲；并且还认为，在一个长时期内，一贯地增加积累比例的任何企图都对于劳动生产率和对于生产者的自觉遵守纪律有消极的影响，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与浪费，以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可以从这种积累中获得的利益。只有在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和各工业部门本身的发展之间建立起协调的比例的计划，才能获得最后成功。这样一种制度的基础必须是在提高生产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同样提高生产者的生活水平。生产者越容易估量到这种平行的进展，他们就会越积极越热心地参加这一协调的发展。这样一种一切经济部门协调发展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排斥任何强迫农业集体化的政策，这种政策即使不是农业生产衰落的原因，也是农业生产停滞和城市食粮供应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些要求是与在农民的各阶层中间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相符合的；只要这些合作社给农民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他们不论在社会方面和在经济方面都将准备接受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一个孤立在某一个大陆上的工人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情况是有的并且在将来也可能发生。但是，一切经验证明，国际劳动分工和工人国家之间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互相援助是促成和刺激经济高涨的一个因素。这一因素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生产水平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根据。在一个国家里边或者在少数国家里边完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种想法必须被当作一种反动的神话来反对。
17．苏维埃民主是蜕化了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没有艺术创作、科学工作和一切人类文化活动的自由发展，这一目标是不可想像的。这样一种自由发展并不意味着党和革命的先锋队不表示它们自己对于可能在理论方面发生的许多争论的意见。它的意思是：
（1）革命的党通过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纲领的宣传与说服来从事战斗行动；它要求有最广泛的可能来进行关于这些纲领的教育，而不必由国家强迫教师团体或者青年团体采纳或专门提出这些纲领。
（2）对于任何不是革命先锋队所认为进步的或最进步的科学、艺术或者文化流派，都不能进行镇压或予以行政制裁，也不能妨碍它们的生产和创作活动。
（3）国家不能以物质利益的形式，或者用分配特权地位的方法，对于科学、艺术或文化活动领域内的任何流派给以正式的赞许——这些领域对于完全应用自我管理的原则是最成熟的。
（4）党在选定优先的社会、经济或文化目标（例如住房问题的解决优先于城市审美者的需要），和必须从理论方面（在制定长远计划方面）维护属于这些目标的正确原则——即使不能立刻实行这些原则——之间，必须划出明显的界线。
如不彻底消除今天妨碍多数公民享受物质和精神的文明之赐的一切障碍，苏维埃民主同样是不可想象的。苏维埃民主必须完全保证人民免费受到各级教育，严格依据个人的能力来录用人员；必须没有社会歧视地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受到免费医疗；必须保证青年充分地和自主地参加政治生活。苏维埃民主必须完全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极力鼓励妇女从几千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同时允许她们按照生理上的特点来选择职业；必须按照十月革命的精神修改婚姻法，规定离婚和自愿生育的权利（自由使用避孕套和有堕胎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学校的自治，在所有这些方面必须绝对实现男女平等，彻底消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压迫。
18．苏联官僚机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篡夺了政权；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将在以所有国家完全平等为基础的真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获得胜利。官僚机构以它的野蛮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狭隘的小资产阶级偏见伤害了各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样也伤害了苏联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主义者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服从于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标准；第四国际谴责这种想法。第四国际也反对中间派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根据这个纲领，要对一个强大的压迫国家的沙文主义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作同样的谴责。第四国际一方面高举国际团结的旗帜，一方面在非常反动的大俄罗斯（和大汉族）沙文主义和受到苏联官僚机构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这种民族主义常常不过是群众反对他们所受的民族压迫的一种正当反抗的变形，决不会改变他们为解放而斗争的客观进步性质。
因此，第四国际提出独立自主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乔治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同时主张所有这些工人国家在严格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或几个工人国家的民主联邦。
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将以彻底尊重一切民族文化特点的精神来教育工人和青年，并保证这些民族得到充分发展。它将坚持不懈地和任何沙文主义的表现、民族的或种族的仇恨、反犹太主义等等作斗争，将在可能的情形下努力增强各工人国家工人的团结，并使他们关心和自觉地参加全世界每一国家的斗争。
任何使国际革命的利益服从于保卫一个工人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尽管这个国家是重要的和进步的——都永远是官僚主义变形的明显标志。。
19．第四国际以看待一个革命的党的同样精神来看待工人国际的问题。一个包括一个或几个在工人国家里掌握政权的党的国际，不能把政策“强加给”这些国家的人民或政府，正如一个革命的党不能把政策“强加给”组织在苏维埃里的工人一样。一个革命的党只能加强它提交给工人决定的那些论点的说服力和威信——即使这样做，也只能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即经验已经向工人证明，这个党一贯地维护无产阶级的集体利益，使这些利益不受特殊的或民族主义的损害。
一个抱有这种精神的革命国际，不但远不能因为无产阶级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取得政权而成为过时的或失去其重要性，而且将始终是解决建设世界共产主义所提出来的任务的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些任务是：
（1）除去一个或几个工人国家必须运用的不可缺少的外交策略以外，这个国际要协调一切革命政党——包括已经取得政权的党在内——的斗争，以便在最短时期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
（2）在革命胜利之后，这个国际将尽一切力量调整和鼓励最妥善的国际经济计划，借以增进工人国家结成联邦或联邦的实际可能性。
（3）直到世界共产主义实现为止，这个国际将是在不断革命过程中协调和鼓励工人国家革命先锋队一切活动的一个工具。这一点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在这方面必须有全面的理论总结，而这不是根据片断的国家经验所能完成的。
即使许多共产主义战士从共产国际和以后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共产党情报局那里得到了痛苦的经验，因而他们对于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之上的国际的想法感到厌倦，这种厌倦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这种倾向的让步，就是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共产主义的世界危机并不是由于共产国际的蜕化而开始的。官僚机构首先是在一个党，俄国的党里破坏了民主，因而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国际越有力量，越是不受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特别占优势的支部的影响，就越容易对一个党或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进行斗争，把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健康部分的全部压力转移到最受威胁的国家里去。
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多中心”的国际组织的想法和各共产党之间具有纯粹“双边”关系的想法。这种机会主义理论的目的完全不是保证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而是保护本国官僚机构以免它受到国际革命的影响。
Ⅳ．斯大林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衰落和垮台
20．共产党危机起源于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愿望和苏联官僚机构所要强加给他们的作为苏联外交政策工具的任务之间的矛盾。这种危机由于两个原因已经在过去几年之内加深。一方面，全世界革命高潮的发展已经使几个共产党面临着革命前的（或者革命的）形势，并且已经引起党内战士对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示不满。在某些情形下，如在阿尔及利亚，工人或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已经如此强大，以至迫使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层离开原来站在反革命方面的立场，做了一个重要的向左转。
另一方面，在苏联本国和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官僚机构危机的爆发，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危机都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这种危机在斯大林死后立刻爆发，由于铁托的引人注意的恢复名誉而更为加剧。它随着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达到第一次爆发点，这不过是为了很快地随着波兰和匈牙利革命而达到第二次爆发点和一个真正的决裂。说今天的共产党已经分成为两派并不算是夸张；有些共产党（波兰、南斯拉夫、挪威和美国共产党，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典共产党的一部分，以及英国、澳大利亚和巴西共产党党内有强烈的反对派，等等）谴责第一次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并对于第二次干涉（即使不是谴责）表示遗憾，宣布它们和波兰革命是一致的。另外一些共产党（苏联、捷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法国共产党）则卑顺地宣布和克里姆林宫的方针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亚洲共产党跟随着它）似乎在这两派当中占一个中间地位。它逐渐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仲裁人的地位发展，同时和克里姆林宫共同努力，以图限制“非斯大林主义化”对于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分裂作用。
这种惊人发展的起因是明显的：在波兰和匈牙利革命当中，现在促成斯大林主义危机的两个派别——客观的革命派和主观的“非斯大林主义化”派——聚合到了一起。此外，在匈牙利，苏联官僚机构自西班牙内战以来第一次被迫担任一个公开反革命的角色——也就是说，它自己对群众革命高潮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1953年在德国的规模要小得多）。虽然在世界的某些部分，匈牙利事件与不利于群众革命高潮的客观形势相符合，但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情形却并不是如此，对于这些国家，匈牙利事件可以作为它们自己斗争中的一个直接教训和鼓舞。因此，“正统派”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在这些国家里边就变得更站不住脚了。
21．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这些共产党内部危机的一般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斯大林死去以后，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揭露以后，斯大林主义思想的根本基础——也就是相信领袖，相信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永远不会犯错误——已经受到了一种致命的打击。所有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都再一次被提出来讨论。自此之后，每当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苏联政府的行动似乎与一部分或整个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战士就会公开地对于这些行动的正确性发生疑问。
（2）信任乃是服从的基础，丧失信任就要引起一种真正的反抗，反对官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严厉制度，反对没有言论自由，反对官僚机构的专制和它用以在共产党上层维持统治的反民主方式。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在党的公开组织里进行真正的讨论；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领导人；有权在党内组织派系，或者至少——如中国共产党的新党章已经规定的——少数人即使在大会上失败之后仍有权保留他们的意见。
（3）因为除了少数情形外，斯大林主义领导者不肯对于一般党员的民主压力作出让步，或者只肯作出部分地让步（为了保持他们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所以一般党员的先锋队都按照他们自己的党的官僚主义气氛的多少，建立或多或少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派系，以便根据一定的纲领强迫实现政治活动的民主化和改正过去的情况。现在正随着公开或秘密讨论在党内的发展，对于这些纲领作多方面的研究和比较。
（4）这些派系和反对集团不可避免地要根据赫鲁晓夫报告所揭发的那些经验来修正它们和苏联的关系，并分析苏联社会与苏联国家（或者如南斯拉夫和波兰共产党那样，更普遍地分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提出来的一切问题）。“俄国问题”（如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经在一整个时期内讨论过的）现在正在共产党的整个一个派别中爆发出来。
（5）这些起来反对得到满足的保守主义和当权的官僚机构的愚昧的反对派系，不久就发现它们的纲领不仅要包括苏联问题，而且要包括一切共产主义理论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于殖民地革命的态度，工人委员会问题，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国际”问题等等。
22．经验证明：在共产党内部形成的反对派系，根据它们对于这些具有直接重要意义的和关于理论的各种问题所采纳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右翼反对派和左翼反对派。
右翼反对派是许多重要共产党长时期以来（甚至最近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机会主义在它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上失去了主要制动器——斯大林主义的党必须无条件服从苏联官僚机构所造成的制动器。这些派别（法国的埃尔维、意大利的吉奥里蒂、美国共产党的盖茨派等）把赫鲁晓夫的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用和平和议会方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内）取得政权、与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紧密接触等等说法当作真话。它们正在迅速地向“社会民主党化”发展，并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从“和平”的观点，或者甚至更鄙俗地从他们偶然生在那个地方的“国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的观点，来怀疑殖民地革命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左翼反对派起来反对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主义现象的许多矛盾解释和他们自己的党根本是机会主义（时常和幼稚的宗派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政策。这一派责备共产党领导没能利用许多有利机会来鼓励群众运动，或把它导向胜利，没能真正在本国的工人运动中扎下根基。这一派不是要和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平共处”，而是要和它做更激烈的和更有效的斗争。法国共产党的“马尔提”派、奥地利和巴西共产党的反对集团、意大利共产党的各反对集团都是这一派的代表。
只要这些派别在共产党内部表示它们的意见，或者为有权公开表示意见而斗争，那末，在共产党内实行一种特有的参加进去的政策的第四国际各支部，以及这些支部所领导或者与这些支部合作的同情者，将主张共产党内部的一切派别在领导机构内有发言权和民主的代表权。在受几十年官僚主义钳制之后，下层共产主义战士的濒于危殆的心理状态，在它能够重新获得能力以在政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前，需要对于各种意见作长时期的思索、讨论和争论。左派对于各派系的互相自由争论是没有什么顾虑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在这些国家里的形成。而且，既已把组织派系的权利当作一个主要要求提出来，就不能再否认抱有不同政见的派系也具有这种权利。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托洛茨基主义者将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一切党员（无例外地）争取共产党内的民主，同时号召最先进的分子组成一个左翼反对派。
23．在西欧国家（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员众多的共产党里边，正在讨论中的“非斯大林主义化”问题，由于这些党的官僚主义领导显然不能利用各种有利于党的发展的革命前的和革命的形势而更为严重。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些国家现有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更大的破产（在法国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对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冒险，在意大利是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仍能控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尤其是斗志最旺盛的部分。不过，在意大利，南尼的社会党的比较靠左的路线对共产党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为此，最健全的和最左的派系将留在共产党内部；趋向于“右翼共产主义”的被逐出的集团将迅速堕落为右翼中间派或者甚至左派社会民主党。匈牙利与波兰革命的发展，和波兰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所作的在思想上影响其他共产党的努力，也有同样的效果。这并不是说，我们第四国际的各支部，作为原则问题，应该不屑于去在这些组织里进行工作，特别是当它们在工人阶级的各部分中拥有多数人和发生影响的时候；但是这一工作要继续服从为我们所特有的参加进去的总策略，这一策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证明是在这些国家里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唯一有效的策略。
对于西欧较小的斯大林主义党（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的共产党）却不能一概而论。在这些国家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不仅是由“非斯大林主义化”和波兰与匈牙利革命的一般反响所促成的，而且也是由共产党对于群众影响的可悲的降低、几乎完全孤立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外和不能——尽管时时交替地采取宗派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策略——“和社会民主党员和解”等等原因所促成的。这些共产党的右翼共产主义派特别喜欢投降，并且甚至常常提出等于完全解散共产党的建议。左翼共产主义派，在他们还没有因为对群众运动采取彻底的宗派主义而失去作用时，不久会采取与我们的行动很相近的策略。我们一方面建议这些分子继续在共产党内部为列宁主义路线的胜利而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右倾政策的代替，我们必须向他们提出，在第四国际各支部的统辖下，根据一个革命的纲领，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方向。这一工作的目标并不是要他们适应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而是要在最短时期内减少这些领导人对于最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阶级的影响，并帮助以后建立一些新的群众的革命政党。根据这样一种纲领（各支部在这项工作中所得到的积极结果使这个纲领受到了重视），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行动把共产党反对派分子争取过来。
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里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强加给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更特别助长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这一路线就是直接地和卑屈地服从于和苏联官僚机构联合起来的或为官僚机构所“中立化”了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普遍的“非斯大林主义化”的气氛中，这一路线可能造成强有力的左派在这些党内的发展。但是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实际上也能使这些党的领导，或者其中的一部分，拟定一个转向革命的方针，并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左派诞生以前就压制住它在党内的发展。
不论资本主义国家里各共产党内部的斯大林主义危机在下一阶段采取什么形式，正在“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发展着的革命运动已经预示出它的最后结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思想流派的斯大林主义的消失，现在的一部分干部和共产党战士回到社会民主党（或者类似的中间派或右翼组织）里边去，和大多数具有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最健全的部分将在危机中出现的新的革命政党中重新聚合起来。
Ⅴ．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个阶段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革命
24．苏联和所谓“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革命的本身是不断革命的一个过程。这个政治革命的爆发是由于劳动群众对于官僚机构怀有积怨，它将按照本身的逻辑，从一个全国各阶层参加的民众革命向越来越快的社会分化发展，其结果只能是最无产阶级化的和最有觉悟的一派获得胜利。这一派由于主张和完成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和贫农委员会手里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可是，不断革命的性质并不停止在工人委员会取得政权上。相反地，取得政权将为一个特别丰富的革命时期开辟道路。在这一时期里，由于大胆精神和创造力量在革命的刺激之下达到了最高的表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将受到无情的批判和修正，以便到处产生与社会的物质结构相适应的直接民主、平等和团结的最高形式。这个社会物质结构，由于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最后将从官僚机构的保护下解放出来）的巨大发展和革命向着革命向着国际间扩张，将迅速地扩大，而这种扩大本身将成为不断革命的目的。不断革命的这一阶段将越来越有意识地企图达到下列的伟大目标：苏维埃民主在代表人类的三分之一和地球的四分之一以上的一切工人国家里的胜利。
25．但是，在官僚主义蜕化的或变了形的工人国家里的政治革命，不仅是以本身动力为依据的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而且也是不断革命的世界动力的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政治革命在几个现有的工人国家里边的胜利不能回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本形式上去，这在事实上是不能想像的。这些国家不但远没有什么需要维护的特殊利益使它们不得不继续努力把国际工人运动置于保护性的控制之下，而且它们还会尽可能帮助和鼓励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
而且，无论是在客观上或者在主观上，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还将从苏维埃民主在苏联的重建上得到一种只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与之相比的鼓舞。完全以官僚机构的罪恶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宣传和它的社会民主党仆从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影响一定会消灭。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里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将很快地成为可能）一定会增加这些国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的吸引力。最后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久就会在一个到处是它的敌人的世界上被孤立起来，而全世界的大多数工人不久一定会站到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这一边来。其中大部分国家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重新加强，无疑地会把在短时期内夺取政权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在全世界的具体发展，使中国和殖民地的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一革命高潮在到达苏联和为苏联官僚机构所统治着的国家里时，使反对这个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第二个强大的动力。在这些国家里，革命将发现自己面对着的是千百万有能力的和有高度教养的工人，他们今天能够以德国或法国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同样觉悟，来解决人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提出来的问题。政治革命在苏联胜利的具体前景是，无产阶级在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里直接掌握政权。而这只不过是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一个序曲。
感谢石魂录入 |
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57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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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57年10月11日）
同志们：
过去四十年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上的危机正在达到它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遭到了本身经济矛盾的破坏，又为不屈不挠继续向前进军的殖民地革命所逼迫，加以面对着工人国家的日益强大的力量，它已失去了重新征服世界的一切希望。不过，它凭借着在北美和西欧占据的最后坚固阵地，还没有打算不经过斗争就让位给高涨的革命力量。相反地，它从来没有停止过进行一次最后决战的准备，利用美国巨大的技术和军事潜力来贯彻它的要求。因此产生了仍然威胁着人类的危险——发生世界核战争的危险。这个战争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
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地表现出它在世界上的根本反动作用。它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证明一切人类的进步都迫切要求它的灭亡。
十年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技术一直在大踏步前进。自动化，多种多样的工业技术，核能之用于生产，乃至明天把太阳能用于生产，一定会使人类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实现多年来梦想的丰衣足食的美好境界。一旦在物质上永无忧虑，人类将着手征服空间和生命的最后奥秘，将消灭恶劣的天气和疾病，使沙漠变为良田，并保证全世界人民终于能够过一种无愧于人类的伟大的生活。
在科学家们看来，已不再有任何阻挡我们达到这些美好目标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已不再缺少物质手段和技术。所缺少的是必须消灭社会集团之间冲突的合理的社会组织。所缺少的是已为人类所掌握的资源的合理分配，分配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幸福和进步而不是为了破坏和浪费。
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在于：在巨大的财富正在被用来征服空间的同时，十五亿人类却食不充饥，衣不蔽体，住在非人所住的住所，并受疾病、贫穷和愚昧的折磨。在人类正在准备成为宇宙主人的同时，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却还没有解决合适的住房问题。
为了使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可以为全人类服务，必须取消那种荒谬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使生产服从于利润，使广大群众的消费服从于托辣斯和垄断组织的老板们所高兴赏给他们的收入。必须废除人对人的剥削以及建立在市场关系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制度。必须把生产资料交给社会，保证由生产者管理工厂，查清二十五亿消费者的真正需要，并拟定一个全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的计划。这个计划在提高先进国家工人生活标准的同时，将在最短时期内尽量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终于能够过二十世纪水平的生活。
制定这种全世界的经济计划是人类今天最迫切的任务，不然，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将加重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可怕趋势。这个计划并不是空想的，它并不要求西方国家的工人作重大的牺牲。相反地，如果我们仅仅是从每年浪费在军备目的上的，也就是说浪费在破坏目的上的财富来计算，我们就可以达到全年一千亿美元的惊人数目。这笔钱能够完全用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丝毫也不需要先进工业国家的工人们降低他们现在的生活标准。
就是这样的假设，也只是以仅仅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生产的财富为依据的。但是实际上，苏联的例子年复一年地证明，即使稍微合理地组织一下，至少也能使先进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增加一倍，这样一方面有助于西方国家生活标准有新的实质上的提高，另一方面还能腾出新的资源，使直到现在仍被帝国主义束缚在几乎是中世纪经济水平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得到高涨。
现在人类已有能力进入普遍富裕与和平的时代。只有一个严重的障碍，那就是残存的资本主义。从世界上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保障人类公共安全的工作。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就威胁着要动员科学和技术的无限力量用于可怕的毁灭。
必须尽速解除资本主义的武装！
美帝国主义感觉到力量的对比的确于己不利，所以已经投入了军备竞赛。除非全世界和美国工人能够及时地通过夺取政权来解除华尔街和五角大楼老板的武装，这种竞赛的结果就只能是战争。
苏联所取得的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成就不但远未能减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狂热，反而把它推向爆发的顶点。在资本主义处于垂死呻吟的有决定性意义的现阶段，帝国主义事实上只能在不战则降或者作最后挣扎以苟延残喘的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按照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谋士和领导人福斯特·杜勒斯的说法，革命的每一个新的决定性发展，威胁着帝国主义本身的每一个重大经济危机，苏联在技术上的每一个惊人成就，都驱使帝国主义走向深渊的边缘。
几年以来，帝国主义走向战争的趋势好像是有些缓慢下来。经济情况是有利于获得利润的。殖民地革命有一个时期受到了倾向于与华盛顿达成妥协的领导的控制。克里姆林宫遭到了苏联社会内部反对势力的揭露。因此，我们看到了日内瓦会议和伦敦裁军小组委员会的无休止的谈判。
但是，只要中东的殖民地革命有一个新的进展，苏联的技术和军备有一个惊人的跃进，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休战”的虚伪性质。当然，就军备竞赛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达成局部的协议仍然是可能的。但是，真正的裁减军备将意味着帝国主义签署它自己的死亡证书。
第四国际不愿以过分乐观的预测来哄骗世界人民，它严肃地警告他们注意威胁着人类的危险。如果国际无产阶级不及时解除帝国主义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帝国主义将宁愿把人类投入核战争也决不会向革命力量不战而降。
有些人为骗人的“和平共处”政策辩护说，因为世界核战争威胁着要毁灭整个文明，因为任何新的革命发展威胁着要驱使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所以最好是使革命的发展缓慢下来。这样，他们就原谅了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党对于革命运动——如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背叛行为。但是实际上，这些“消极抵抗”的支持者并没有使他们的想法变成结论。最近的事实证明，不仅革命的发展，就是苏联的经济、技术或科学的跃进也能“触怒”帝国主义。因此，向原子讹诈投降的逻辑，不仅要求停止殖民地革命，甚至要求停止苏联经济的发展。
但是，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我们时代的上述这两种根本趋势中的任何一种趋势。人类的任务不是向华盛顿的原子讹诈投降，而是尽快消除核战争制造者的武装。现在英国、挪威、冰岛和其他各地正在围绕着这一问题发展的运动表明，国际无产阶级经过短时期麻痹之后，对这个人类面临生死问题的认识已越来越清楚了。
第四国际号召全世界工人和各族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反对疯狂的核武器竞赛。召集一切工人组织——政治组织、工会、合作社——的代表举行世界会议，起草一个一致行动反对原子弹和氢弹的方案！在全世界宣布五一劳动节为共同进行反对核武器斗争的日子！让国际无产阶级的声音在成千上万的群众大会、示威和罢工中，强有力地响遍全世界。
立即停止核试验！
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下，立即禁止并销毁储存的核武器！
不要再沿着导使当权的狂人走向核战争深渊的道路前进！
同时，第四国际警告一切国家的工人和人民，肯定只有一种解除帝国主义武装的有效手段，那就是夺取它的财富和政权，推翻它的政府并在世界各大国建立工人政府。
争取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改变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和全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巨浪。由于受到了从几百年沉睡中觉醒过来的群众对于自由和人类尊严的自然渴望的激励，加以他们苦不堪言的穷困生活同帝国主义国家向本国一部分人所保证的舒适奢侈的生活成了鲜明对比，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朝鲜、越南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的鼓舞之下，今天，殖民地革命正在从巴基斯坦到加萨布兰卡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燃起遍地烽火，正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玻利维亚、阿根廷、哥伦比亚、古巴……）掀起巨大的群众运动的高潮，正在摧毁印度尼赫鲁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的表面稳固的资产阶级政权，并正在开始通过千百个裂缝渗入帝国主义在中非洲的大厦。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在人数上的极端不足、大的宗主国的工人政党对于殖民地革命的背叛，克里姆林宫无保留地给殖民地资产阶级以支持并要求共产党对殖民地资产阶级卑躬屈膝的机会主义路线——所有这些现象都有助于在革命第一阶段保持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支配地位。这些领导在群众和帝国主义之间玩弄花招，不加区别地从华盛顿或克里姆林宫方面寻求外交上的支持。
美帝国主义认识到，即使殖民地资产阶级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成立一种世界规模的稍具持久性的联盟，也会给它的政权带来灾难性的的后果，所以答应给这些资产阶级以经济援助，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它们反对欧洲帝国主义以换取它们的同情。美帝国主义者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和殖民地资产阶级与工人国家集团共同反对巴黎和伦敦，这种态度标志着这一策略的高度运用。
但是，这一策略遇到了一系列的客观障碍。在群众起来反对的帝国主义恰好是美帝国主义本身的情况下，这种策略就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运用（例如现在在玻利维亚给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的支持）。美帝国主义由于本身的社会性质，尽管它的经济后备力量比苏联远为雄厚，仍不能鼓励殖民地国家的真正工业化。它自己的财富使它成为农业和工业产品的输出国家，因而使它不能促进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市场生产的发展（例如埃及的棉花生产）。最后，殖民地革命的规律本身将使这个革命超越由动摇的或背叛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现阶段。群众运动越开展，无产阶级干部（即使不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干部也是具有工人思想的干部）就越会为控制殖民地革命而和旧的领导进行斗争。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建立从民族主义运动或工会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独立的工人政党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将迅速排除美帝国主义的操纵。
自奠边府战役以来，在最近这几年发生的一切殖民地革命事件当中，现在对于世界帝国主义构成最直接的威胁的就是阿尔及利亚人民英勇的革命起义。阿尔及利亚革命越来越使法帝国主义与摩洛哥和突尼斯资产阶级所达成的不稳固的妥协成为问题，使法国本国的经济、财政和政府动荡不定，使革命在中非洲的侧翼得到新的发展，并且正在粉碎着法帝国主义在生产石油的沙哈拉沙漠建立“权势”的最后希望。阿尔及利亚革命应该受到全世界工人的尊敬和赞颂，因为参加革命的群众具有牺牲的精神和无与伦比的克己美德，因为它的战士具有旁若无人的气概和走向胜利的不可动摇的意志。面对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爆发在法国引起的深刻不安，面对着法国军队中年轻新兵的拒绝服从命令和第一次兵变，法国工人运动是能够给阿尔及利亚革命以认真的帮助并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给自己的第一号敌人——法国大资本家——以决定性打击的。然而法国工人运动的群众组织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由于怯懦、伪善和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消极——即使不是公开的背叛——而给自己蒙上了羞耻。
居伊·摩勒的改良主义领导把它竞选时的诺言抛在脑后，在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尔发动的暴乱面前投降，而以在阿尔及利亚组织了反革命镇压而夸耀。它违背良心进行的屠杀达到了种族灭绝的地步，实行的恐怖和折磨可以与希特勒相比，建立集中营制度已经根据所谓“特别权力”法案而被搬运到法国。至于共产党，不久以前还准备动员它的战士反对“美国”将军李奇微，或者反对“德国”将军斯派达尔，但是，它还没有看到有一种办法可以组织一次阶级行动、一次罢工、一次任何规模的示威以迫使法国军队和帝国主义撤出阿尔及利亚。它没有理由指责在全法国掀起的沙文主义高潮，因为它曾经和社会党同谋助长——即使不是发动——这个高潮。它也不能指责工人的消极态度，因为它自己过去的罪行对此负有责任。可是，一九二五年力量还很薄弱的法国共产党，却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展了一个具有不同动力的反对摩洛哥战争的运动。
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有责任作为这个国家唯一的工人组织，骄傲地举起列宁的旗帜，举起法国工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为击败法帝国主义而共同斗争的旗帜。这样，它就在波旁王室的凡尔赛主人进行犯罪的大屠杀面前保全住工人阶级的荣誉。
在拉丁美洲，玻利维亚的革命已经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西莱斯的反动政府没有任何稳固的社会基础。它在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和左翼官方领导——雷钦之流和其他前任“工人”阁员——的怯懦的鼓舞下，正准备从群众手中拿走一九五二年四月革命的一切成果，并建立一种残暴的军事独裁。
但是英勇的玻利维亚群众、加达维和西格罗等地的矿工、农民，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民兵，这些人的战斗精神和过去一样高涨。在“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的玻利维亚支部）领导之下，他们不久将着手于强迫玻利维亚议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并在这个会上决定成立真正的工农政府，把全国群众从他们现在所受的经济压迫和从专制独裁的威胁中解放出来。
在玻利维亚的任何胜利都将在整个拉丁美洲得到反响，而面对着软弱的资产阶级政府的非常不稳定和它们所处的经济混乱状态，一个革命的热潮将再度席卷整个拉丁美洲。从阿根廷到哥伦比亚，甚至到古巴，拉丁美洲群众将向玻利维亚革命的成功致敬，并且一定能够沿着同样胜利的道路奋起前进！
殖民地革命胜利万岁！
给各国人民以充分和完全的独立！
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撤出帝国主义的占领军队。
光荣属于英勇的阿尔及利亚革命！
法帝国主义是法国无产阶级、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法兰西联邦的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打败法帝国主义！
向资本主义的西方堡垒作新的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在它们把篡夺来的权力握在手里的时候，号召工人重建已经破烂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由于这些领导的背叛，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大部分国家里边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诚然，没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南意大利没有工业化；西班牙仍处在低到不能维持生活的工资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的压迫之下；英国经济的衰败越来越明显；法国并没有在它的工业现代化或在实现财政平衡方面获得成功；德国也没有恢复统一。尽管如此，在最后这几年期间，资本主义工业还是毫无疑问地经历了一次显著的繁荣，在多数国家里实际工资有了一定的增长。
但是，因为这种繁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取得的，所以它照例具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一起产生的一切现象的特点。生产能力的发展还远远超过广大群众的消费能力。有人由于投机和黑市买卖而暴发横财，另一方面，千百万工资劳动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虽然劳动强度大大增加，而所得工资却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到处都有豪华的建筑，但是千百万家庭却遭到了房荒的危机，它是道德堕落和个人不幸的根源。在普遍追求利润的竞争中，局面日益严重，通货膨胀现象开始出现，欧洲再次发生美元不足，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日益加剧。这样就聚集了已经在一些国家里开始了的新经济衰退的一切因素。
在美国，它的繁荣基本上是靠巨大的军事开支来维持的。在这个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里，区域性的物价波动已造成了可悲的社会状况和更为严重的经济不平衡。纺织工业多少年来一直在衰落中。汽车工业的衰退已经持续了两年，造成了在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有大批群众失业。除了这些失业者以外，还有由于修改军备计划而被飞机工厂解雇的工人。南方的工业化不但远不能以和谐的方式解决种族问题，而且使黑人群众与白人优越论者的“核心”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加剧。黑人越来越坚持他们争取解放和真正平等的权利，而那些白人优越论者则为了保持他们的特权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稳定产生了一种特别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不过是世界规模的殖民地革命所取得的发展在美国国内的反映。
这就是说，虽然有西欧和美国的繁荣，工人运动仍然处于给它的阶级敌人以非常沉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打击的地位。这就是说，仍然有许多激烈变动的机会可以供工人运动利用来大胆地向全世界人民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组社会的解决方案，以解决资本主义的混乱和剥削所造成的浪费。如果没有利用这些机会，其过错就不在于“客观条件”，而在于传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的软弱与怯懦，这些领导对于必须在某一点上跨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体制之外的想法，比以前抱有更大的恐惧。
一个新的经济衰退达到什么程度，最后还是决定于新的军事开支的重要性（它将进一步破坏币制的稳定）。今天，在这种经济衰退即将到来的时刻，第四国际号召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给社会主义带来的机会。
不准雇主关闭依靠你们的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工厂。不准到处发生失业现象。银行和一切基本工业国有化，其经营管理应受工人监督！一切由业主关闭的企业应由政府没收！在工会监督之下制定并确立经济发展的全面计划！反对托辣斯化的“欧洲”，拥护成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由这个联邦拟定一项共同经济计划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与“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一体化！目前实行每周劳动四十八小时或四十四小时的国家应一律减少为四十小时，目前实行每周劳动四十小时的国家应减少为三十五小时，工资一律不得照减！在工人监督之下采用各种自动化技术，并在全面经济计划的范围内保证充分就业！
在苏联重新建立起苏维埃民主
在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进入决定性阶段时，苏联开始有了官僚制度。动摇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同样的力量，也在粉碎着克里姆林宫的独夫专政。殖民地革命的兴起和苏联技术与经济的惊人发展正在破坏着这种专政的客观和主观的基础——无产阶级的相对软弱和它害怕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苏联工人阶级现在确信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对于未来抱有信心，并为他们在工业上取得的无比成就而自豪，他们正在重新抬起头来，谴责警察镇压、日益发展的社会不平等、官僚主义者过分的特权和与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显然不对称的平凡的日常生活。
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人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越来越大的群众压力。斯大林的逝世加强了这种趋势。面对着群众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斯大林的继任者恐慌起来，他们为了安定人心，不断地对群众作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让步，抛却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承认了（虽然是拐弯抹角地）那个可恨的独裁者的大部分罪行并应诺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克里姆林宫的让步和苏联社会所取得的新的成就，不但远不能平息怨恨的声音，反而已经激起并且还要进一步激起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在“人民民主”国家里，为什么群众对于当政的官僚主义领导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上述这些原因之外，群众还感觉到他们是民族压迫的受害者和看到他们的国家遭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掠夺。这些感觉的力量和工人的难以忍受的经济地位，引起了东柏林和波兹南工人的巨大反抗。它们同共产主义运动内反对官僚独裁的一股政治反抗潮流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
在波兰，群众运动由于同官僚机构的自由派结成联盟而战胜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抵抗。这个运动在胜利的中途暂时停了下来。在匈牙利，面对着动员苏联军队前来援助的斯大林官僚机构的凶猛的抵抗，革命迅速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几乎全体人民都起来反对官僚独裁的可恨的工具。革命刚一发动，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按照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建立了他们的苏维埃，他们的工人委员会，要求掌握国家的一切权力。面对着这种威胁着要烧毁它的整个“防堤”和甚至苏联本身的情况，苏联官僚机构作了无情的回击。但是，它不能粉碎工人阶级的英勇抵抗，因为各国的工人，包括共产党工人在内，都是和这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的。在中国和甚至于在南斯拉夫，人们也已经都感觉到了在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和在苏联发生的政治革命的影响。
反对在苏联国内和在“人民民主国家”里的苏维埃官僚制度的政治革命，尽管有它的高潮和低潮，有时受到阻遏有时甚至是暂时的退却，但它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推动力量。它受到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国际革命运动应尽力协助这项工作）的鼓舞，将在与世界革命互相密切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勇敢地站在群众前列的苏联和东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能避免过渡的混乱阶段并把政治革命的不必要的牺牲以及反革命分子可能在各处从政治革命中得到的暂时利益减少到最低限度。
匈牙利革命万岁！它必将再度爆发，而且是不可战胜的，直到政权归于劳动人民的民主委员会！
打倒克里姆林宫在匈牙利进行的血腥的反革命干涉！
将以战胜哥穆尔卡中间派的一切犹疑、后退和背叛告终的波兰十月革命万岁！
苏联的政治革命万岁！它必将在苏联重新建立苏维埃民主，改组计划经济，排除官僚主义的控制，鼓舞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使苏联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堡垒！
苏维埃政权万岁！使工人国家的再生成为可能的工人和贫农委员会的政权万岁！
同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相比，标志着全人类一大进步的苏维埃民主万岁！
所有工人国家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万岁！
工人同志，共产党员同志！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前夕召开的。第四国际向你们讲话，是把你们看作十月革命思想的合法的继承人，看作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的合法继承人，看作早期共产国际思想的合法继承人。今天，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开始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和国际的左翼反对派，以及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在最近这三十年里，国际工人运动所以遭到一切失败和挫折，其隐因必须从官僚主义的堕落和工人国家上层存在着强大的特权阶层这方面去寻找。如果说今天各国共产党正处在危机中，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共产党即使不是在解体也是在全面撤退中，这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强大，因为资本主义垂死的痛苦是每一个人都能完全看得到的，而是由于克里姆林宫所强加给各国共产党的错误的、罪恶的和背信弃义的政策。这一政策无助于保卫苏联。相反地，却引起今天本来可能成为工人国家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
当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说他们要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时，必须要他们实现这个诺言！要求对最近这些年来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作出全面的和相反的修正。要求在共产党内部恢复讨论的自由和成立派别的自由。要求重新组织一个共产国际，在这个国际里，全体共产党要在严格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制定一个能够引导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共同路线
由于提出这些要求，你们一定会再一次遇到你们的官僚主义领导人的抵抗和阻挠，如果不是压制的话。你们不久将会看到，虽然他们想安定人心，但仍准备为他们的地位和特权作一番苦斗。
为了纠正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在全国和国际的规模上组织一个反对他们的左翼反对派。研究列宁、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著作：你们将会在这些著作里看到关于斯大林的罪恶和关于你们党的错误的唯一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同第四国际的支部保持接触。它们正在耐心地和不屈不挠地准备建立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新的领导，你们在这个新的领导里将占有重要的位置。
使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的，明天也会使全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这就是：必然要进行到底的革命；由工人和贫农委员会掌握的政权；用社会科学和革命的全部理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党。
这次代表大会反映了我们的运动正在大大加强了，聚集在这次世界代表大会里的有来自将近三十个国家的革命组织的一百名代表和观察员，他们代表着一支已经行动起来的先锋队，他们各自在他们的本国并且共同在全世界范围内起着教育者、协调者、统一者和真正的群众运动的推进力量的作用，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最有觉悟的无产者将和他们一起并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建立起世界性的布尔什维克党，以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十月革命的胜利。
为人类开辟胜利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不朽的十月革命万岁！
国际无产阶级的光辉指针，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纲领万岁！
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用泥浆和鲜血污染了工人的宝贵旗帜，，把一部分卓越的国际无产阶级导入了歧途，打倒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
第四国际过去保全了共产主义的荣誉，明天将重新集合一切忠实的共产主义者作最后的战斗，以击败资本主义，取得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四国际万岁！
感谢石魂录入 |
反对官僚机构的攻治革命的动力和前景——厄内斯特·杰尔曼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反对官僚机构的攻治革命的动力和前景
——厄内斯特·杰尔曼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自从斯大林死去以后，苏联官僚机构对苏联本国、对「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对全世界各共产党的统治，己经彻底动摇了。
苏联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进行的轩然大波的指责，在全世界各共产党中引起了巨大的动荡。在这些党里的坚强分子之中，愈来愈多的人开始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对所有具有根本性的共产主义政策重新进行了研究。其结果则是，在大多数共产党中出现了不同的集团、倾向，有时甚至是有组织的派别，而这些都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从未有过的事。国际工人阶级使自己的命运依附于克里姆林宫外交活动的作法——在苏联国内的一些严峻的共产党人，从苏联本国的利益出发，对这些活动的正确性提出怀疑的同时——也遭到了怀疑。
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多次发生，甚至也在苏联偶尔出现的，为实现经济要求而进行的斗争、罢工运动、工人起义运动，全都极其生动地强调了「非斯大林化」的要求。它们进一步肯定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那就是说，领导者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只不过是人民群众的渐趋成熟的反抗运动的压力、怒潮和精神的模糊的反映。匈牙利革命已经不容怀疑地表明，一次政治革命正在形成中，并表明推翻官僚机构的权力实为绝对必要。
在过去的四年中出现的这种引起巨大动荡的发展，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意外。我们已有充分准备，并对它完全理解，因为我们早就预料到它的出现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同时也不必故作谦虚地说，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我们是唯一的一派力量事先确切地预见到这些事件，至少预见到这些事件的大体的轮廓，同时也只有我们早已作好准备，来承担从这些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历史任务。
为了分析这些事件的意义和规律，我们不得不提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最困难的问题。我们又一次更清楚地看到，国际革命每前进一步，必然也会使革命的思想向前发展一步。反过来，整体革命政党对这种新发展的革命思想的接受，又变成了革命要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政治革命或社会反革命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苏联这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所作的传统的分析，肯定这世界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历史前程只可能有以下的两种结局：或者是资本主义复辟，或者是重新建立苏维埃民主以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换言之，或者是社会反革命，或者是政治革命。
这里的二者或居其一的两个词儿的形成是和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的发展趋向密切相关的。或者，国际革命还将遭受一系列的国际失败，托洛茨基在1935年写道，法西斯主义将慢慢蔓延到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那幺，工人国家将从此永达从地面上消失；我们将看到社会反革命的胜利。或者，国际革命的发展将改变1923—1939年间处于主导地位的反动倾向，而使政治革命在苏联获得一个可以取得胜利的良好机会。
二者或居其一的两个词儿并非代表同时可以解决问题的两种可能性。当托洛茨基第一次明确地作出这种估计的时候（即在1933年希特勒获得胜利之后），他不得不把未来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的发展动向当作是一个难以解答的疑问。革命将会再一次向前发展，还是会在世界各地一直遭受失败呢？在1933年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够负责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南斯拉夫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殖民地革命已逐渐展开，苏联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有利于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估计甚至是最近或不久的将来的发展情况时，仍然认为两种前景都有可能，那就等于是拿庸俗的折衷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如果在1953年再重复在1933年时完全正确的说法，就是说，苏联或者将重建资本主义，或者将经历一次政治革命，那就等于是要把作为一种分析现实的工具的托洛茨基的理论变成一堆教条。那也等于是把一个在整个一段历史时期中，在斯大林格勒、贝尔格莱德、北京、奠边府以及在鸭绿江边己经解决的问题，硬说成是尚未解决。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已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因而短期内它要想在苏联复辟已经不再可能了。
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双重变化对于苏联的政治革命的发展一直都是很有利的。它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都已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托洛茨基始终预见到，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生产关系的长期存在最后一定会产生一种有利于推翻官僚主义独裁政权的客观条件。1933年年底，他在《第四国际和苏联》这篇论文中写道：
「尽管官僚机构会把极大一部分国民收入浪费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上，但它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高涨仍然抱有兴趣；国民妖入数量愈多，官僚机构也就可以掌握更多的资金以维护它本身的特权。可是在苏维埃国家的社会基础上，劳动群众的经济和文化的上升最后必然会动摇官僚机构的统治基础。」
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为苏联的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权敲起丧钟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在苏联社会中所占数量上的多数和它的特殊作用、它的高度发展的技术和较高的文化、它的生活程度的提高、它从最可悲的奴役和贫困中逐步获得的解放、它的政治眼界的扩大、它的需要的增高超过了官僚机构所供应的商品——一句话，首先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结果。
但是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这种政治革命创造了主观条件。托洛茨基在分析斯大林的独裁政权何以看来颇为巩固的《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写道：
「如果在和农民对比之下，工人几乎可以说从来也没有跑到大路上去进行公开的斗争，因而使得那些进行抗议的农村陷于混乱和无能的境地，这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压制。工人们实际是害怕，如果他们把官僚机构撵下台去，那他们可能就会是给资本主义复辟打开了大门[……]工人是非常现实的。对于那个官僚机构，他们并不缺乏正确的认识——至少从那些离他们很近的最下层的统治者身上——他们看到官僚机构不过是暂时看管着他们自己取得的某一部分胜利果实的看守。等到将来，只要他们一看到有其它可能，他们就必然赶走这个不诚实的、傲慢的、不可靠的看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等待在东方或西方出现另一个革命的黎明。」（美国版，第285—286页。）
这种革命的序幕已经在东方拉开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由于这个缘故，在苏联，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惧心理己经大大减少。工人阶级已经放弃了过去的那种消极态度。它对那个不诚实的看守已经不能再「容忍」了。相反地，它一天一天向他逼近，在工厂中以及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对他发动战争，强迫他放弃他的傲慢态度，并准备推翻他的权力。
对官僚机构的几种不同的理解
我们对于苏联及其外围国家的革命前途的展望，是和我们对官僚机构所作的特殊分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那些认为官僚机构是一个新阶级的人除外，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对于官僚机的本质问题，存在着两种错误的理解。
第一种是主观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斯大林主义分子，或者说，从前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们经常提出的。在他们看来，官僚机构的产生乃是一种心理或伦理现象的结果，而并非社会现象的结果。这是一个习惯、仪态和习俗的问题：有人愿意坐在办公室里而不愿到实际进行工作的地方去乱跑；有人喜欢对工人们发号施令；不愿意「接受人民的启示」；天性「厌恶体力劳动」等等……等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为我们开出了一张大批罪证的清单，那也许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官僚主义」的基础。
和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解相反的，是一种客观主义的错误认识，这方面的典型的代表是那些布兰德勒分子，以及像哥穆尔卡分子们所代表的东欧的某些共产主义流派，此外还有多依彻，他至少在他最初的几部作品里表现如此。他们说：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能力很差，既没有技术，也没有文化。因此它没有能力管理实现工业化的工作。所以最后不可避免地要由一个官僚机构来管理。
但是，工业化过程既然牵涉到投资的大量增多问题，它同时也就牵涉到生活水平大大降低的问题。工人们不会愿意接受这种降低的生活水平。因此就必须强迫他们接受。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官僚主义裁统治的客观需要，将随着产生它的历史条件的消失也立即消失。
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官僚机构这一现象的分折是和这两种同样错误的理解完全相反的。
以工作习惯和缺乏民主风气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在群众组织中不可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里，这种现像一般都能够通过自由选举和群众的民主监督而加以克服。只有在个人缺点在社会优越地位中生了根的时候，官僚主义才会变成一种严重的罪恶，换句话说，到了这时候，心理问题已经转化成社会问题了。在资本主义政权之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发展以及改良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得具有官僚主义倾向的人转变为一种脱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又依靠它牟取暴利的家伙。在工人国家中，革命的胜利和反革命势力的失败却容许那个官僚机构攫取国家的政权和经济，并从而享受着无比巨大的特权。寄生的官僚机构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它和某一特殊的社会体系联系在一起，随时消耗掉这一社会的一部分财富。
我们知道，正如列宁早已理解到的，完全消灭一切官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就是说一切领导工作完全由生产者自己来作，在革命胜利的初期，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一个穷苦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早在1918年，我们已经知道某种官僚主义已在苏联出现，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新取得胜利的国家中也同样会出理官僚主义。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越穷，它的无产阶级越落后、力量越差，那幺，出现一个强大的、夺取各种特权的官僚机构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可是，我们所不同于那些「客观主义者」的是，我们，和列宁一样，和托洛茨基以及苏联的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完全相信，这种情况不是不可避免的，相信这种官僚主义的堕落倾向的发展可以通过主观因素的有效的作用加以遏止；列宁在他的晚年就一直热情地坚持这种看法。国内和国际的力量对比关系都决不下永远不变的。在1923年的失败之后，中国在1927年，德国在三十年代初期，西班牙和法国在1936年都有使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官僚机构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政党从一开头并不了解这种危险的存在，或者低估了这种危险，由于它本身也官僚主义化了，而党内的部分干部想起来反对的时候己经来不及了，因为那时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组织中已变成了少数，那时本来是无产阶级的工具的党已经变成了官僚机构的工具。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苏联以及共产国际中的官僚主义堕落倾向问题所作的回答，完全是针对着，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今天在各共产党内出现的抱着批判态度的反对派群众们的心理状态而发的。他们全都在问：「这如何可能呢？」他们全都急于想弄清楚，在苏联，不利于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总的客观条件和无比罪恶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官僚机构的发展之间究竟有什幺联系。只有我们提出的这种对官僚机构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解能够让他们清楚地认识这一过程，同时也向他们说明了，这第一个工人国家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为什幺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社会中的不同潮流，党内的不同派别和官僚机构内的分裂
我们对苏联官僚机构的这种传统的理解，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很好地回答了自斯大林死后，国际工人阶级曾不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两个问题：
1.在克里姆林宫出现的分裂是否可以解释为主要由于争权夺利？或者这种分裂实际只是在整个苏联社会中发生的某些变化的具体反映？
2.官僚机构，作为一个集团来说，对于人民群众的最后的进攻究竟能有多大的抵抗能力？
根据传统，我们知道，在所有一党专政的政权之下，社会中的一切矛盾都必然在这个政党的内部反映出来。过去，在二十年代期间，我们对布尔什维克党这幺说过。今天，我们对苏联的共产党也要这幺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苏联共产党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各种派别，和在苏联社会中已经开始显示自己力量的各种潮流决不是毫无关系的。
可是，它们之间到底是什幺样的关系呢？这里有两种现象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当不同的派系在布尔什维克党出现的时候，我们肯定地认为左派反对派明确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要求。至于右派集团，那些布哈林主义者，他们只不过是在农民阶级的压力之下提出他们的一些策略问题，更特别是力图解决那些问题。可是托洛茨基从来也没有把布哈林说成是一种农民的倾向性的代表，或者说他是小资产级的代言人；也从没说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他是一个共产党人，那就是说，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士，这一点是从来没有人加以怀疑的。
我们也同样以这种区分作为一个起点，来解释斯大林死后苏联共产党内出现的分裂。如果我们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派所进行的大量的反对活动来判断，我们会觉得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官僚机构中享受最大特权的阶层，它最主要的是那些托拉斯和大工厂的经理们的最忠诚和最直接的代表。至于其它那些派别和一些处于中间地位的派系，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受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压力，因为至少，它们曾经不得不提出了人民群众越来越坚持要求加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同时，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压力，因而提出了某些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改革措施。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将来也决不会说，马林科夫、米高扬或者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内代表着，甚至只是间接地代表着，一种无产阶级的倾向。他们所有这些人全都不过是官僚机构的政客，全都各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手法力图保卫官僚机构的利益、权利和特权。
由于他们过去的历史，由于他们曾经对斯大林的许多罪恶活动抱着默许的态度，而这种默许是苏联人民全知道的，更由于他们目前在苏联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一切主席团中成员，在人民群众的眼中，都被看作是和一个甚至更遭到人民痛恨的政权「僧侣」专政，一样的可恨，称他们是官僚主义分子，官僚机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肯定没有办法担任铁托、哥穆尔卡或纳吉担任过的角色，那就是说，官僚机构中某一派系的全国闻名的中央领导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设法导散人民群众对整个官僚机构的仇恨。他们也都曾或多或少企图这样做：贝利亚的办法是，宣称自己根本反对警察暴政，并推卸「医生案件」的责任；马林科夫的办法是，声称他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轻工业；米高扬的办法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发动一次决定的攻击；赫鲁晓夫，则是向人民保证充足的面包、黄油和肉类。
但是在我们看来，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新阶级；它是一个扎根于无产级中的一个阶层。如果我们来研究一下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成分，我们会发现它的三分之一的党员仍然是工厂的工人。即他们都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或者工头，由于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他们跟工人总比跟那些整天坐着小汽车到处跑，每星期给儿子一千卢布作零花儿的大佬们要更为接近一些。
因此，各工厂中的工会干部、工厂中共产党支部的书记，甚至各个区、一些小城市或甚至大城市里的领导，特别是那些政治委员们，都变成了在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各种无产阶级倾向的真正传送带。而在他们的队伍中也可能出现未来的纳吉和哥穆尔卡，或甚至出现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苏联共产党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在它们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上所表现的这种辩证的和双重的性质，反映出了斯大林主义和官僚机构本身的双重性，因为使它们和无产阶级相连的脐带始终也没有完全割断。
正是以同样的这些前提作为一个起点，我们才能够解答了官僚机构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的进攻可能进行何种反击问题。这个问题，托洛茨基事先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解答了。他在1933年写道：
「我们知道，官僚机构的社会根源必须到无产阶级中去找。无产阶级即使没有积极地支持它，至少，事实上是对它采取容忍态度的。如果无产阶级再一次积极行动起来，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就马上会失去依据悬在半空中了。如果它要反对它，那只要使用警察进行镇压就行了，倒不一定要进行内战。不管怎样，其结果决不是一次武装起义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从这一专政的躯体上挖除一个溃烂的毒瘤。」
「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和起义的无产阶级之间决不会出现一次真正的内战，这种内战只可能是在无产阶级和积极的反革命力量之间进行。」
这种预见已经在1953年6月16日和17日东德的经验中以及在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经验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直到苏联军队进行干预以前，「本国的」官僚机构几乎对群众的行动并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抵抗就彻底垮台了。只有秘密警察的一些极小的核心组织还坚持着自卫的战斗。官僚机构的其余部分则立即自行分裂：一部分人完全参加了政治革命的阵营（在成百的工厂和几十个市镇中，罢工和示威运动都是由正式的工会组织、党组织和青年组织的领导人领导的），另一部分人则全都躲藏起来或者避开革命逃跑了（这里说的是真的逃跑了）。
在苏联，外国军队的干涉当然是不可能有的，所以那里的问题只能靠苏联自己的军队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呆一会儿再谈。可是我们可以预言，在苏联的政治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也许会看到，托洛茨基的分析将会得到最令人信服的证实。那时也将证明另一个事实，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反革命势力之间才会出现一次真正的内战。如果不是苏联军队进行罪恶的干涉，改变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条件，那幺匈牙利革命差不多就已经使这个预言得到证实了。
军队的任务
如果我们来归纳一下，自从斯大林死去以后，在官僚机构的上层曾经发生了一些什幺变化，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以下的两种不同的发展过程：
1.「斯大林的忠诚卫士」组成的「坚强的核心」逐渐分化为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主席团的领导接二连三一批一批地被清洗出去，但这些派别中的任何一派，由于不可能使自己的尽力维护官僚机构的特权的愿望和必须对人民群众让步的实际情况调和起来都相继垮了下去。
2.军队的重要性迅速增高，具体表现是朱可夫将军的地位的增高，他现在是主席团的一员，而且实际是「集体领导中的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26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这一个过程实际是在整个苏联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基本潮流，在官僚机构那面三棱镜上的反映。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地讲一讲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在斯大林时代，决定权一直操在总书记一人手中。他死之后，他的一小撮卫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实际掌握着国家政权。贝利亚倒台以后，政权移到由十多个人组成的主席团手中。当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在主席团中居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他于是越过主席团向由一百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请求支持。为了使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具有权威性，他不得不到工厂中去向工人进行解释，同时向党员群众进行解释。到明天，中央委员会里的某一派的领导，如果在这一机构中处于少数地位，他也可能会想到要越过这个机构，去向全党党员、向工厂工人寻求支持。这将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将是斯大林时代之后苏联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军队地位的增高说明了什幺问题呢？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总书记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万能的秘密警察来行使的；秘密警察控制着从党、政府和军队开始的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在斯大林死去、贝利亚被处决之后，由于党重新掌握了对秘密警察的控制，这个行使权力的体系便被破坏了。官僚机构，在行使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一般职之外，在任命官员等等工作之外，除了军队已再没有任何控制人民的有力的工具了。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情报都充分证明，军队，或者更解切地说，莫斯科的警卫军，在清算贝利亚的工作中担任着最主要的任务，后来在赫鲁晓夫始而战胜马林科夫，继而战胜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斗争中也担任着最主要的任务。
这是不是说在苏联可能会有出现军人专政的危险呢？我们并不希望事先假想一个前提，以证明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不可能出现某种短暂的过渡性的局面，但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要想使军人专政变成苏联官僚机构掌握下的一种稳定的政权形式肯定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苏联军队真是苏联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现在已不再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它已经变成了一支由技工和司机组成的队伍，充分反映了这个工人国家在技术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当然，毫无疑问，这支军队里有一个享受着极大特权的傲慢的军官阶层。也许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又一个朱可夫集团出现在主席团中，竭力维护这一阶层的利益。可是，在苏联社会中日益形成的无产阶级倾向针对着官僚机构中拥有最大特权的阶层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也一定同样会在军队出现。平等的观念将来也会深入到军队中去；军官阶层已经不得不开始让步了，特别是，单独开饭的军官食堂现在已经取消了。许多迹象都已表明，政治革命前夕一个决定性的阶段的主要特点将是，革命观念已经深入军队之中，使它不可能再继续担任官僚机构的特权和权位的保卫者的角色。
苏联不同社会力量的形成
自1953年开始，我们一直就说有三种平行的势力已日益在苏联社会中形成了：
1.官僚机构中特权阶层的势力；
2.农民阶级的势力，这是三者中发言最少的；
3.无产阶级的势力。
我们还说，这三种势力不仅在作家的作品和政治领导人的演说中间接地反映出来，同时也通过公开提出的，最初是经济上，接着甚至是政治上的要求以及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直接反映出来。这三种势力力求达到的社会目的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1.官僚机构中享受最大特权的阶层力图扩大保障他们的特权的法律基础；他们竭力想把篡夺来的权位变成为合法的权利（特别是在各工厂中）；
2.农民希望保留住他们各自私有的那点土地，并要求有权享受他们的产品的全部收益；
3.工人们则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求在经济和国家事务方面握有更大的权利（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求工厂的管理权）。
在为了给赫鲁晓夫提出的经济管理方面的重大改革方案铺平道路而进行的最后一次讨论中，这三种势力都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1.和在1955年莫斯科经济会议上一样，各工厂经理，利用「分散管理」的原则的提出，又一次坚持要求增强他们自己和工头的权利，特别是开除和惩罚工人的权利。赫鲁晓夫在他向最高苏维埃提出的报告中也谈到过这些要求。享有最大特权的官僚主义分子们的这种压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就是在苏联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苏联，生产资料也应该看作是一种商品！谁都知道，工厂经理，不考虑计划规定，不合法地把某些机器设备在工厂之间任意转买己被看成是他们的正当权利了。
2.赫鲁晓夫对农民的让步是使他们非常兴奋的：从1958年开始，他们可以为自留地上的产品交税了。这位伟大的「坚持原则的布尔什维克」，就这样，在不几年的时间内，从为了满足集体农庄庄员的利益、为了严格限制自留地，争取建立「农业村」的计划，一转而采取了向强大的私人占有欲让步的策略，这种占有欲在集体农庄的农民中已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了。
3.工人们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求增加实际工资，反对重新修改工资制度，因为那样作的结果将是全面减少高技术工人的工资。他们要求更大的平等，并抗议滥用权力的官僚主义作风。1956年10月在顿巴斯发生后来蔓延到列宁格勒的罢工运动，使莫斯科的奥尔忠尼启则工厂以及其它许多大工厂陷于瘫痪的怠工形式的罢工主要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劳动》日报已公开报道，后来多依彻曾经力以引用的一件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有一个工人朝着一位刚刚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走过去。他两手抓着他的衣领对他说，「这衣服真高级。一个工人买不起这种衣服。」这件小事充分表明了，自斯大林死后，力量的对比己如何变得更对无产阶级有利了。可是，这个工人在作了这幺一番表示之后却连忙混在人群中溜走了。这更表明工人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匈牙利的经验教训
无产阶级反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的具体形式将是什幺样的呢？凭空猜测是没有用的，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谈匈牙利、波兰和东德的经验中的一些突出的特点。
首先，这种政治革命将会有一种永远革命的冲力。人民中的各个阶层都将被动员起来反对官僚机构的独裁统治。在这一革命的初期，所有这些阶层都会实际参加进去。但是在革命前进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它的自觉的先锋队就将获得革命的领导权并把它推向实现苏维埃民主的胜利的道路。
各阶级间的力量的对比关系将决定这种胜利的取得，是否可以不必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来和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进行战斗（在东欧和中国是如此）。在苏联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那里已经完全没有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了。这就说明，我们现在如果预言，从革命一开始，全部力量就会分成两个明显的阵营：一边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另一边则是斯大林主义者、思想混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将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对政治革命抱着这样一种想法，那就等于是在实践中完全否认斯大林主义的独裁统治，关于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概念，已经散播了多少混乱思想和歪曲的解释。
这一永远革命的过程将经历多长的时间以及它能否迅速取得成果，主要将决定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和领导的强弱。工人阶级将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组织形式，那就是工人委员会。匈牙利和波兰的例子已经无庸怀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苏维埃民主的根本前提，这种民主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建立起来。但是，仅只是有这种委员会存在还是不够的：它们必须尽快争取掌握全部政权。仅是工人委员会的存在并不能保证政治革命很快取得胜利。在过渡期间，也可以采用政治上的妥协、重建小资产阶级政党、试图使资产阶级议会制重新获得生命力等等作法……但一切工人委员会中必须有一个自觉的革命的领导，那才能够使它们变成整个阶级团结的中心，才能够在官僚主义独裁统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革命的民主力量，粉碎反革命势力的一切企图。
民族问题，在政治革命中将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外围国家」和苏联本身之间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在那些「外围国家」中，民族问题，觉得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压迫和剥削的那种感情，本身对革命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它会进一步激起人民群众反抗和复仇的愿望。到了后来，民族问题也会助长落后阶层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的偏见。可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明确、大胆的态度，就可以，如我们在南斯拉夫和波兰的例子中所见到的情况一样（尽管它们是处于铁托和哥穆尔卡的集权统治之下），把民族感情导向有利于工人所采用的革命策略的道路。
在苏联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这里，民族感情，觉得苏联已变成世界第二强国的那种感情，实际反而对官僚机构的极权统治是一种支持。欧洲的某些少数民族（乌克兰民族、波罗的海沿岸的各民族，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哥萨克民族）所感到的遭到民族压迫的情绪，只会在人民群众的运动中产生一种彼此隔阂的倾向和离心倾向，这种倾向官僚机构早已在设法加以利用了（比如像，在少数民族地区驻扎军队）。最后，关于亚洲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中有一些在对待官僚机构的态度上是和欧洲的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们所在的地区，即使在斯大林时代，也确有巨大的发展。这一事实也已被官僚机构巧妙地加以利用了（如动员邻近地区的作家来反对最有反抗性的莫斯科作家）。由于这些原因，在苏联，民族问题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推延政治革命的爆发，阻挠苏维埃民主迅速取得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不可克服的障碍是决不存在的。不管怎样，无产阶级重新组织起来进而采取行动的时间越快、它的先锋队能够组织起来，为布尔什维的列宁主义的纲领进行斗争的时间越快、不可避免的混乱和妥协的过渡阶段能够缩得越短，那幺最纯洁的政治革命，即为工人委员会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就会越快出现。
政治革命的纲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政治革命的纲领实在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这次的代表大会也必须仔细地加以研究。当然，关于这个纲领，将来在攻治革命开始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其中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一定还会热烈地进行讨论的。我们现在向诸位提出的这些纲要，目的只是想参照近几十年来各方面的经验，作好这个纲领的初步准备工作。我们要特别强调两点。
我们的纲要说明，如果群众没有权利组成不同的苏维埃政党，苏维埃民主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已经是，而我们自己更显然是，比第三国际和左派反对派的根本主张更前进了一步。我们相信苏联的经验已证明我们这一步是走得很对的。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权利组织不同的政党，那幺在这个阶级的党的内部出现的不同倾向之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的将受到窒息，因为这种斗争或早或晚会因为威胁着将造成党的分裂而告一结束。只有在革命政党衷心地维护一切权利归工人委员会的原则的时候，只有这个政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先锋队，在工人委员会这个系统之内，竭力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斗争，但同时又不压制不愿接受它的主张的少数，有时甚至是多数人的意见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它既不同于斯大林分子的理论，而和他们的官僚主义的、冒险主义的实践更是截然不同。任何其它的解决办法，其结果只会是官僚主义的独断独行，从而以党代替阶级、以中央委员代替党、以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代替中央委员会。
我们的纲要强调指出了，在传统时期中一直存在的，工人国家中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真正的困难和矛盾：经济管理和国民收入分配之间的矛盾，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等等。为了保证以最进步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我们的纲要提出了将权力分散，使几个权力机构独立自主的主张：那就是把权力分散给管理工厂的工人委员会、维护作为消费者的工人的利益的工会，和行使无产阶级民主攻治权利的苏维埃（区工人委员会）；同时使苏维埃、工会和党都能独立自主。
这种解决办法既完全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集权统治，更决非「南斯拉夫的分散政策」，南斯拉夫的办法是，一方面在中央一级维持官僚主义统治，一方面，通过工厂自治使经济部门由于彼此竞争重新产生许多浪费现象。比如说，南斯拉夫的工厂，为了赢得新形式的「社会主义竞赛」竟会彼此隐瞒技术上的新成就和组织工作的新方法，甚至要求专利权。
新的中间派
随着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倒台，一整套政治思想也跟着倒台了，这些思想，对各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纯粹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而对一般群众来说，则纯粹是欺骗性的和神话一般的：领导，或者说领袖（或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永远正确的……在这种一味服从的思想消失后留下的空隙中，由于缺乏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各种各样介于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的两种：
1.右派反对派的半改良主义：这一派的代表是，意大利的基奥里蒂和雷阿勒，法国的埃尔维—勒戈尔，英国的某些机会主义分子，东德的某些海里希思想的「修正主义者」，以及美国共产党的盖茨路线等等。这些人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提出的一些思想中获得灵感（如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等等），于是就一心只想着社会民主，而把列宁主义思想的一些根本的东西完全抛弃了。
2.从前是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新的中间派：这些人在人民群众和事态发展的压力之下，一步深入一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官僚机构和苏维埃民主等现象，其中包括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性质。于是哥穆尔卡主张给工人以罢工权利，毛在他的整风运动的第一篇报告27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毛甚至分析了官僚主义的根源，指出了「体力劳动者」（生产者）和「智力劳动者」（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都比赫鲁晓夫关于「个人迷信」的贫乏的「理论性」的见解大大前进了一步。
当然不用说，这些中间派在实际行动中的表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非和他们所讲的话完全一致的。作为官僚主义倾向的代表，他们同样不可能真正彻底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南斯拉夫无产阶级数量上的弱小和文化水平的低下，中国发生反革命暴动的实际威胁的存在，更增添了主观上的困难，使这两个国家不可能走向使苏维埃民主获得胜利的道路。但是这种「新中间派」的存在确有其无比巨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使得世界一切共产党（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具有战斗性的党员们的头脑不能轻易安静下来；因为它会创造出一种可能性，使得一支革命的先锋队，在进行返回到列宁的斗争中，可以利用它作为一个开始发动的讲坛。
自956年10月以来的波兰革命的经验使我们可以客观地把这种新中间派意义画出一个正反两面的对照表来。这个革命已经取得了四方面的成就：民族独立；在各工厂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强迫实行的农业集化宣告结束；工人运动获得了某些出版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这些成就中的第一和第三两项现在依然存在，而且看来除非经过一次内战大概不可能会被打消。可是其中的第二和第四项却常常使人觉得并不十分稳定，而且如果革命再继续这样踏步不前（毫无疑问它己踏步不前颇有一段时间了），便大有重新失去的危险。
哥穆尔卡和他的中国派集团，由于处于革命的左派压力和斯大林分子的右派保守势力之间，力图以竭力避免向任何一边再作新的让步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可是他们对左派进行的任何打击始终并不能增强他们自己的力量，而只是增强了右派的力量：这便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所得到的一个最重的教训。这种别扭情况所以会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苏联使馆领导的右派有完备的组织，而左派，由于领导人失去方向和战斗意志，则完全缺乏组织性。但是，如果左派在「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的口号下重新振作起来，为实行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具体的纲领打开一个局面，那一定就会使得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清楚显露出来，而使这个肯定并没有失败的革命有一个新的开始。
返回到列宁
斯大林的继承者，以「返回到列宁」作为基调，冒失地发动了反「个人迷信」的斗争。他们这样做，实际就是点起了最终将彻底毁灭他们自己的一场大火！赫鲁晓夫到外宣扬说，现在的这些领导人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全都是诚心诚意地相信他的。可是具有战争性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先锋队中的群众己经发现，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发现，这完全不是事实。
由于波兰作家杨·科特（JanKott）曾经说，既然苏联文学在斯大林时代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那些罪恶，这就表明那种文学实际全部都是谎言，捷克斯洛伐克「文化战线」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符拉基米尔·多斯达尔（VladimirDostal）因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机关报《文学报》上反驳说：
「我可以想象到职责和良心的可悲的冲突使得许多作家都感到非常苦恼。可是我认为他们最后决定暂时沉默、等待时机，那不过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自然的、暂时的屈服，因为在那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大的年月，如果他们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那就只会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一方面是国家和革命的命运；另一方面不过是少数几个人[！]的生命，少数人的荣誉，和某些原则纯洁性。在这两者之间，又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所讲的话，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直到现在为止仍是整个欧洲最为「斯大林化的！」可是在「返回到列宁」的口号下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共产党员将会对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回答说，在列宁的思想中，对原则的维护永远也不会是违背革命利益的！
这新的一代将驳斥那些任意践踏原则的人，指出他们这样作，决不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给革命带来的损害实在是够严重的了，而是为了一个贪婪的、嗜血的新贵集团的利益。
它将发现，只有反对派，特别是左派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从列宁对原则的忠诚获得启示，既不屈服于威胁，也不为诱惑所动，始终高举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不使它受到任何玷污，它将立下一个花岗石的纪念碑，以纪念成千成万的名无英雄，由于他们在过去进行了看来决无胜利希望的反抗，才保证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蓬勃发展和永久长存。它将得出一个结论说，继承了这些传统的第四国际能够把这些传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建立起来。它将在列宁的旗帜下，通过推翻官僚主义的独裁统治，重新建立苏维埃民主，为一次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扫清道路。 |
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的报告——巴布洛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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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的报告
——巴布洛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这个报告是以国际秘书处在为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准备的讨论中提出的题目叫做《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这一文件为基础的。它不打算再度论述正文所包含的一切思想内容，而只是谈一谈其中那些必须进一步加以阐明的问题。
接下去的一段将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今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在结束的部分，我将根据我对未来局势的看法谈一谈整个的问题。
首先我将说明为什幺在为世界代表大会准备的讨论中要提出这个文件。这主要有两层理由：为了更好地理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经济演变中所发生的事情，从而使我们能够辨别某些接着又必然会影响国际政治前途的世界经济的长期总趋势；为了答复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今的「繁荣」在包括我们自己的队伍在内的国际工人运动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我还要稍稍谈一下进行深刻经济分析的必要性以及可能遭到的困难，因为在分析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局势显然十分错综复杂，可能并且有时候确实难免要犯一些错误。
进行深刻的经济分析之所以发生困难，是由于经常互相起作用的许多因素以及政治和经济之间经常发生的相互影响所决定的问题的复杂性；并且还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世界的经济文献资料都不完全。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文献资料的这种不够充分的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使人格外惊异的是，在俄国革命四十年之后，苏联的经济学还没有达到那种能够弥补这一缺陷的地步——这只能用这样的意见来解释，即苏联的经济学已经变成苏联官僚集团的机会主义政策的婢女。
例如，瓦尔加同志就是这样地根据哪一种解释在任何特定时刻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政策有利这一点，变成了忽而预测要发生经济危机、忽而预测会出现和缓局面的专家。统计资料可以用来作出你所希望作出的任何解释：只要以某种方法选择数据并以某种方式加以说明就够了。我们的运动手头的资料十分有限，自然不能被要求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不得不涉猎来自资本主义世界或苏联世界的现有的经济文献资料，以代替我们的文献资料。
然而，这种深入的经济分析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不但一般的和国际的政治展望、而且工人阶级的每一个组织的日常工作也需要这种分析。比如说，如果一个革命组织不是很深刻地了解那种由于经常改变而决定着斗争的这样或那样的性质以及斗争成败的可能性的经济局面，它就不可能决定一个正确的工会策略。
在那文件的绪论里，我们曾经力求说明所有这些促使我们起草那个文件的理由，并且坦率地承认，特别是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文件里，我们对某些经济问题作了错误的判断，因为那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事实上没有预料到经济局面的可惊的和出乎意外的转变，以及从那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和西欧——达到最大规模的「繁荣」。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文件里，我们关于经济向危机发展的问题自然有一些保留。我们并没有说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这方面比工人阶级世界的其它任何流派有了大得多的保留意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没有预料到经济局面会发生如此惊人的趋向荣的转变。四年以来，西欧的经济一直在经历着可以称为典型的工业繁荣的局面；在最近三年左右，美国的经济也经历了这种经济周期。
所以，我们在这正文中特别注意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这种局面转变的原因，以驳斥有些人的看法。这些人处于目前经济平稳的环境，认为他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大概会在将来使典型的危机不致发生，因此他们认为在这方面可以找到一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论据。就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力图证明这种局面的转变是极端不稳定的，并且说明新的萎缩和真正的经济萧条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可以引证工党理论家斯特拉彻的思想作为例子，他在他的近着《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方面摒弃了他在1929—1933年经济萧条期间提出的看法，实际上为工党领导方面最近起草的供几天以后在布雷顿召开的工党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在那本书里，所强调的不再是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深刻的、彻底的结构上的改变，以便引起真正的制度上的改变，而是下列的思想：市场和价格现今受他所说的以寡头垄断和巨大独占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机构的控制；必须重视政治因素、特别是政治民主制，因为它能使工人阶级逐渐地引导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演变。在斯特拉彻最近发表的这本着作里，甚至没有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字眼。他代之以一个较空泛的说法：「走向一个具有较多的正义和平等的社会。」根本毋庸怀疑，美国和西欧的这种资本主义的繁荣已经把人们的脑子搞胡涂了——不仅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性组织里。（我必须补充说明，现今英国工党领导方面所发生的事情，也以同样的形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正在萌芽的思想和相当具体的计划中表现山来，他们或多或少地准备放弃马克思主义纲领，在自由企业社会的制度下求得容身之所。）在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中，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存在着普遍的动荡不安。当然，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工人阶级和革命斗士生活在另一种经济环境中，他们对今天世界的现实的看法当然是根本不同的。但是，那些同美国或西欧的今天的现实有关的人，却不得不提出一个要判断我们是否面临资本主义新的长期稳定局面的问题，并考虑这种意外形势的前途如何。我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在我们现在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正文中解答这些问题，尽量彻底地考查美国繁荣的基础以及西欧现今市面兴旺的原因，以便说明它们的限度和前途。
特别关于美国的经济，我们曾经想用一系列的观察报告和数字，来具体地解释什幺样的根本原因使美国经济直到目前为止不过经历了它每次都能克服的萎缩而不是真正的萧条。我们认为我们那时能够证明，可以说明美国的「奇迹」的，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真正的健全，而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给予它的经济以援助之后所造成的临时的平衡。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援助，那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本身肯定不足以使经济萎缩不转变为美国资本主义在过去、特别是1929—1939年期间所经历的那种严重的灾难性的萧条。
我已经说过，继美国经济在1953—1954年期间所经历的萎缩而出现的最近的繁荣，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工业上的繁荣；关于这局面，我们的解释是：以那次萎缩以后，工业投资的范围扩大了，对于消费者的赊销大大地增加了。这就是说，尽管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给予它的经济以十分重要的援助，但是每逢美国经济跑得有气无力而进入所谓萎缩的阶段时，就需要有另外一些重大的助力来克服这种萎缩。美国在1954年开始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大量扩大工业投资和对消费者的赊销而促成的。至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也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增加工业投资的结果，而这些商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找到了扩大的销路。
正文中的一个重要之点是：它承认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里资本主义国家在现阶段的干预在某些情况下事实上产生这样的效果，即经济上所经历的并不是一次真正的萧条，而不过是一次萎缩——至于经济危机同萎缩的根本区别则有如下述。经济危机是从经济高涨降到局面的最低点时所发生的突然而迅速的变化；它不是逐渐发展的，而是很快地就达到局面的最低点的。当然，后来由于一些新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它再度开始向上移动；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从战争以来所经历的萎缩则具有与典型的萧条截然不同的性质。怎幺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呢？
正文根据观察的结果作出这样的解释：事实上，当产生一次真正的萧条的经济条年尚未完全成熟时，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在巨大垄断组织手中）——它根据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前进道路的充分的新的经验，异常敏感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能够用一系列的措施进行干预并产生这种效果。比如说，这些措施就是：给予预算以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弹性，使它能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增加预算支出；实行旨在鼓励新的投资的财政政策；在调整信贷的扩大和限制投机性金融破产的危险的精神下维持信贷，等等。
我们已经看到，就美国而论，它曾特别广泛地应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并且到目前为止这个政策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有效的成果。
正文在注意这些事实的同时，也指出这些措施完全不足以避免萎缩的加深及其最后变为真正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我们驳斥这样的论据，即资本主义大概会进入一个实际的处境，在那个处境里，它不再遭受经济危机而只是经历一些简单的萎缩这种说法。相反地，正文的全部分析旨在证明：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高涨只会趋向这样的境地，在那里，萎缩将变得更加频繁、广泛和严重，以致那时实际上将没有十分严重的萎缩和真正的经济危机的分别了。
正文有一章探讨了不可避免地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力和实践、采用自动机器和原子能的后果，并得出结论，认为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只有在经济危机加剧的道路上才能发生作用。我在这个报告里不预备详细地阐明正文所分析的可以作为这个结论的理论根据的一些理由。总之，正文从目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得出的最近的看法是：「繁荣」正在成为强弩之末，我们正在接近一次新的萎缩。
这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是现阶段不能再正确的看法。我将在我的报告的第二部份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正文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与殖地和附属国的经济特别有关的问题。正文所包含的一系列的意见据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因为，根据这些意见来看，某些革命的前途变得十分明显了，我们并不否认大多数这些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普遍展开的工业化过程的特点，但同时我们却坚持这样的意见：这些国家和那些宗主国之间的隔阂不但没有缩小而且相反地扩大了。这种隔阂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商业交换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并且与第一个原因有关的是，这些国家越来越难以用资本主义方法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
商业交换结构的改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贸易的一些新特点中的一个显着的事实，它是这样两种情况的结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从殖地和附属国家输入的一系列天然原料的生产，以及这些国家扩大了人造原料的利用。它也是由于殖民地和附属国家随着它们本身从事某种工业化的程度的大小而把若干数量的可以输出的原料留供自己的工业需要这一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新的资本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形成的速度相对地放慢了，并且，由于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开发自己的资源，这些国家绝对不可能找到为大规模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本。
让我们举出印度的情况作为例子。为了给工业化提供资金，印度实际上把外债看作主要来源。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需要外援约二十五亿美元，即超过原计划十五亿美元，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则一部分是由于五年计划的其余部分的资金必然要从超额税收方面得来的缘故。
十分明显，如果印度找不到二十五亿美元，它就不得不修改计划的全部指摽，否则就有使经济陷于真正的解体的危险。由此可以看出为什幺尼赫鲁要改变政策，拼命寻求外债了。
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尽管主要工业国家的资本有了异乎寻常的积累，资本的输出却并不按照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的节奏进行：首先就美国来说，资本在美国国内市场、给与美国政府的借款以及像加拿大这种不能算作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中最不幸的国家方面找到远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我们不妨说，如果在一个整个的时期内资本必须在不能期望立即得到赢利的情况下投资出去，最小的份额才会实际上投入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事业。例如，据目前估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已经以私人资本的形式输出了大约三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是美帝国主义为扩大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一系列原料的基地和销售工业产品的市场，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这个主要经济区域只得到了七十亿美元；而且，这种给与拉丁美洲的经济援助的较大部分与其说是用来有步骤地发展这些国家的工业（它们的工业如果得到发展，就会摆脱美帝的经济保护），还不如说是首先投入那些从事提炼原料的企业。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业化问题无疑地是同它们的社会改造问题有联系的。非常有趣的是，这不但是我们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是美国的观察家自身所得出的结论。我指的是美国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出版的两本着作。第一本是麻省理工学院两位教授马克斯‧米利坎和罗斯托着的题目叫做《对外政策的建议》一书，这两位在书中承认美帝国主义无法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家获得和巩固特久的同盟，也不能赢得群众的同情并把青年争取过来。他们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美帝国主义没有好好地利用它的外援，怪它把大部分的拨款用于军事方面而只把很小一部分用于生产性的经济方面。可是当他们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时，他们的怯懦和偏狭反映出美帝国主义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可能用它的援助去真正发展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经济的。他们对那些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人们提出建议，要求每年拨出二十亿至三十亿美元这一十分可笑的数额，认为这笔款项足以促进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援助政策，但同时他们特别说明，这笔每年二十亿至三十亿的美援当然在授与时必须附有条件，能够保证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对美国表示同情，并且这项援助当然必须投入那种不同美国工业或美国农业生产竞争的事业。
相反地，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另一位美国教授巴兰所着的题为《成长的经济学》的一本书。这本着作令人发生兴趣的是它的结论：对于殖民地和附属国家来说，唯一可能达到大规模工业化的办法是着手改变结构，使其在体系上具有经济的平衡化和计划化。
帝国主义现在觉得愈来愈不容易满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需要，因为这种困难是同那些工人国家、特别是在这方面已经开始竞争的苏联的经济发展中一个新局面相联系的。
目前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尤其可以说明这种明显具有政治关系的新的特征。我们不妨拿叙利亚作为例子。苏联不久以前答应给叙利亚一笔数目相当于叙利亚向复兴银行恳求了多年而没有得到的贷款，而所附的条件分明是能适应这个国家的实际需要的：贷款的期限很长，利息很低，以农产品偿付。
帝国主义在争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竞赛中所以处于不利的地位，是由于它的本性所致：帝国主义无法按很低的利率对那些不是由它自身及其专家而是由有关国家决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提供长期贷款；它也不能在那些同它自己的济竞争的部门中提供工业设备和技术人员来帮助那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在这竞赛中，工人国家由于其结构不同，所处的地位要有利得多，并且事实上能够赢得这种竞赛。苏究竟能把这种竞赛推进到什幺地步，也就是说，它在这方面所掌握的资金和原料的储备究竟规模多大，那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目前在中东进行的斗争、双方在那竞赛获胜的机会及竞赛的革命政治后果，我们就一定会了解，仅仅由于中东这些国家蒙着一层美国石油托拉斯的坚实的脏垢，帝国主义帮它们进行真正的工业化，就会遇到另一种障碍。因为，无论从经济或政治观点来看，这种工业势必要触犯石油垄断组织的利益。在那些国家中，真正合乎帝国主义的理想的是它们现今的封建形式及其在圣经所描写的背景下靠椰枣生活的游牧民。
十分明显，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旦当那些国家得到改造并变成现代工业国家的时候，群众最初的想法将是掌握那种由他们的石油构成的、一定有助于祖国国内发展的绝非寻常的财富，从而严重地威胁帝国主义在那个地区的垄断特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东这个越来越倾向于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地区，完全可能产生一次长期的和爆炸性的危机。当然，问题在于了解帝国主义是否会愿意让这个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极端重要的地区真正摆脱它的控制。
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研讨一下正文中关于殖民地的丧失对宗主国的影响的一段话。
实际上，只有当殖民地和附属国家在一个从结构上使其脱离资本主义范围的无产阶级社会制度下得到解放的时候，这种丧夫才对宗主国产生真正的影响。假如不是这样，这种丧失就不会立刻带来十分严重的灾难。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继续保持着残余的重要经济阵地。而且，这种形式的解放无疑地会在一个时期加速工业化的过程，在一个时期扩大那些工业国家的资本商品和其它工业产品的市场。由于殖民地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实现了这种形式的解放，这些国家的丧失实际上只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以后使帝国主义受到影响，那时正在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将自行垄断原料市场、工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
可是，我并不是说殖民地的丧失不会直接给予宗主国的经济以严重的打击。我们可以拿法国作例子。现在，法兰西联邦为法国获得如下的好处：大约有百分之二的法国农业是为法兰西联邦经营的，有百分之七弱的工业是为法兰西联邦经营的，大约有百分之五十强的法国的航空和海上运输事业是为法兰西联邦经营的。可是主要依靠法郎区，法国可以购买在另一种情况一不得不以坚挺的通货向别处买进的一系列产品，从而每年节省大约五亿美元的外汇。显然可见，法兰西联邦的瓦解将直接给予法国经济以十分沉重的打击。
关于工人国家的经济，正文包含一系列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看法。我们特别强调了两点。其中有一点详细说明苏联的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我们不妨称之为它的合理化的阶段；这种合理化必须考虑到劳动成本、原料和生产费用——与这些考虑有关，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必须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官僚集团力求用它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新的经济现实和需要包含许多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要求群众以民主方式参加生产管理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一个因素正在促进现今在苏联醲酝着的政治革命，并为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毫无疑问，特别是苏联，它已经比资本主义家更快地吸收了自动化和原子能的新的技术革命，并且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十分重大的、确实是惊人的进步。例如，最近访问了苏联的英国专家对工作毋机制造业的自动化的发展感到惊奇。他们承认，在对工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一部门，俄国比英国同样的工业部门占绝对的优势。当然，具有十分明显和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的洲际导弹的最新成就，可能也应当归功于苏联有着一门先进的工业。
正文所强调的看法是：在我们正在开始的这个十年中间，工人国家的这些经济发展将越使它们接近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水平；包括经济方面的两个体系之间的决定性考验日益迫近。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个局面将在这十年的开头几年发生。如果不受其它因素的干扰，它将在现在发展速度的基础上不到十年终了就成为事实。正文引证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亲苏人士而是资产阶级专家根据现有统计资料和现有速度作出的一系列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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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关始谈到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特别就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及其前途而论，我刚才已经说过，在经济方面，我们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看到美国和西欧的经济「繁荣」事实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我并不是说我们正在亲眼看到一次真正的萎缩，我只是说现今一般的继续扩展的速度比过去几年受了更大的限制，比1956年受了更大的限制，而1956年的扩展速度已经低于我们认为是最高「繁荣」年度的1955年。
现在所有资产阶级的观察家一般都注意到的经济活动的放慢速度，在美国已比欧洲本身更为严重，在欧洲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除去挪威）更为严重，并且，部分地说来，在英国比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这样一些国家来得严重。
我想利用一些文件来说明资本主义机构或私人观察家关于最近世界经济形势的演变所作的评价。例如，联合国在7月间公布的经济报告指出生产的增长速度已经不如前几年，同时指出1956年工业产品的增长率低于1955年。在西欧，工业的增长率在1956年平均为百分之四，而在1955年则为百分之九。在美国，1956年的百分之三的增长率私于1955年的三分之一。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它在1956年的工业生产比1955年有所增加。我们说，经济在1956年继续扩展，但在西欧一些国家和北美，它的速度比1955年放慢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经济活动的放慢速度事实上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为严重。
德国经济情况研究所出版的较近一期学报说，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今年的头六个月又减低了。十分重要而且为其它资料所证实的是，它把这种发展速度的减低完全归因于产生「繁荣」的根源的缩小，即工业投资的显着下降。
这个看法在两星期以前联合国发表的较近的报告中曾经再度提及，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活动普遍速度放慢，并且把这种情况同工人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经济活动的有利得多的成果作了对比。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特别就美国的情况来说，总的看法是我们新眼看到一次新的萎缩正在开始发生。毫无疑问，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新的局面，其原因之一在于：它缺少新的预算支出的刺激，也缺少分期付款的商品赊销业务的较大扩展，而这些方面的大量削减，是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最近几年曾经起过作用的另一个扩展手段、即工业投资，现在也比以前削弱得多。例如，美国一千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在今年和明年的计划投资比去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九。汽车工业是美国的主要工业之一，由于开始生产1958年型的新式汽车，本来预料在这一时期会出现一年一度的新的起色，但是这种局面尚未形成，因为汽车公司还有大约八十万辆1957年型的汽车的存货没有脱手。
所以我认为，是会不会出现经济萎缩的问题，而是事实上已经出现的问题，特别就美国的情况来说是如此。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欧洲经济形势的图景，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虽然直到现在为止情况并不那幺严重，并且这一国和那一国也有所不同。关于我将回过头来探讨的情形，德国无疑地占领先地位，其次是像挪威、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这样一些国家，甚至还可以加上法国。再就是像瑞典、丹麦、在某程程度上的英国、希腊和西班牙这样一些国家。
以德国的情形而论，我要说：甚至那里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速度已经不断地放慢了一年多。可是在德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仍能在一段时期内剌激经济发展的新的手段，即该国的重整军备。虽然有一部分重整军备的费用在外国花掉，还有一大部分用于国内生产。而且，我们不该忘记，德国的经济正在以输出作为它的发展的主要基础而建立起来。一旦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普遍的萎缩，它将是首当其冲的国家之一。
至于说到通货膨胀的趋势，我们在目前提出的文件中以及在国际的一系列其它文件中都已指出，通货膨胀的现象或通货膨胀的威胁仍然存在。在美国以及一般地说在欧洲都是如此。关于美国，我想多讲一些。据我看来，那个国家现今正在继续出现的通货膨胀表明，美国的经济已经达到某种最高的限度，如果超出这个限度，不冒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就不能通过大幅度地重新增加预算支出的办法来刺激经济。通货膨胀的危险现在严重地限制着美国的种刺激物的利用。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国内议论纷纷，有些人认为通货膨胀的现象是由工人的生产率跟不上劳动价格在工会的压力下不断上涨这一事实所造成的；不消说，那是要求冻结工资并且同时促使雇主加紧向工会进攻的一种手段。工会利用路透社作为发言人回答说，如果通货膨胀，那是因为物价上涨的缘故。这当然是个没有什幺意义的解释，因为路透社并不攻击这个祸害的根源。
美国现今通货膨胀的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公私债务的异常庞大。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列举一些数字。从1947到1956年，美国的政府开支超过八千亿美元。这些开支的百分之七十即五千三百三十亿美元用于军事，也就是说，或者充作军费，或者用以偿付军事债款。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要想了解它的真实的意义，必须拿它——因为它在想象中还是抽象的——同欧洲一系列国家在整个十年中的总预算而不是支出比较一下。我举出这个数字，是为了表明这些开支的规模并解释美国经济多年来所受的刺激；但在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说明美国现有的通货膨胀现象和真正的通货膨胀危险的规模。在1956年6月30日为止的一个会计年度内，联邦和各州的全部政府开支达一千一百四十亿美元以上。这些数额来自捐税和公债。现今美国的公债已经超过二千七百五十亿美元的大关，而这笔数目的下层则是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私人债务！
这些数字既说明在美国经济活动中起了作用的通货膨胀刺激的规模，也说明这种经济「繁荣」在某个时候开始出现的危险。它们也说明，尽管存在着产生一次萎缩的真正的危险，那里为什幺还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遏制通货膨胀的过程。这个解释证明了，以不断增加国家支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美帝国主义的资源是有限度的。
通货膨胀胀的现象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各国也是严重的。它们已经发生了某些影响。在最近几个星期，我们看到一些欧国家不断地出现十分严重的财政不平衡现象，这个现象已经引起法国通货的贬值，给了英镑以极大的压力（所以工党要求下议院开会讨论英国的财政状况），使荷兰的弗洛林和丹麦的克朗趋于疲软，并且实际上正在发展成为欧洲通货的全面贬值（除德国的相当特殊的情况而外）。
十分明显，这种局势变成了欧洲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有一些国家缺少外汇来维持它们的输入，另一些像德国和比利时这样的国家在输出方面受到这种局面的影响。而且，现今在欧洲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又给予储蓄和投资计划的继续执行以十分严重的打击。
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着战后经济形势的转变，一种脱离「繁荣」局面的转变。我们现在还不能估计这种形势的一切后果或者正在开始的衰退的规模，但是我们能够很地看出，但是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出，这事实上是一个转变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的后退问题。而且，势所必然的是，市面的「兴旺」将辩证地向前进展，由于并通过「繁荣」而造成一个新的失调的形势。曾使西欧经济活动受到阻碍并使美元入不敷出的原因之一已经再度出现了；美国对欧洲的援助以及欧洲国家一方面对美国、另一方面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贸易的顺差曾在一个时期掩盖了这个原因，现在它又赫然在目了。
宗主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贸易已经按照我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所解释的途径进行，达到美国力图在输出方面以远比过去更大的努力应付萎缩危机的程度，达到欧洲经济的「繁荣」必须由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大为增加的输入加以支持的地步，但是除了这个事实以外，美元的入不敷出的现象又已出现了。这一点证明了，美元的这种入不敷出的现象实际上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贸易的新结构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暂时的原因，而实际上是一个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以上所述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当前经济形势的概观。
现在再来谈一谈那些工人国家的经济的平行的发展。联合国最近的报告指出，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速度比前几年稍稍缓慢了，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活动缩小的程度要比它们大得多，它们还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在这方面，根据苏联的统计数字，今年的生产有了意料到的增长，即超过了百分之七，达到了百分之十光景。
显而易见，我们必须准备根据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参照我们各支部的活动，得出一切的结论。显而易见，形势的改变——如果这种改变不过表现为通货膨胀的恶化和失业现象的某种威胁特别表现为工厂老板利用各资产阶级在遭到困难时经常企图用以扭转局势的那种手段来冻结工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工人们得到充分就业的帮助已经惯于认为他们的要求可以很容易获得满足的时期之后——表明未来斗争的规模是很大的。这种结论已经从英国这样一个介于繁荣和衰退之间的国家的情况得到了证明。
至于说到目前的政治形势、即关于国家形势，那幺，按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国际关系绐终具体地以两个问题为中心：中东的局势和裁军问题。
让我们先探讨第二个问题。我们以前已经说过：通过不断举行的讨论对裁军问题所达成的任何带有条件的妥协是无关宏旨的；这些讨论实际上掩盖了——并且事实上甚至根本没有掩盖掉——比以往更激烈地竞相以原子武器普遍武器武装起来的行动，因此我们不应该为这些讨论所蒙蔽，我们现在看到裁军讨论的明显的失败，因为苏联惊人地宣布它拥有定向洲际导弹，裁军讨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在裁军谈判的历史上，近来的几次讨论为双方的核爆炸所打断，可以说是最特别的。实际上这里成为问题的并不是裁军的讨论，而是在核时代和洲际导弹的水平上进行的实力的较量。十分明显，在开始有了这种技术发展的成就时，对方就只有一个想法：弥补他现在看到的他自己和对方之间的差距，千方百计力求发现「绝对的武器」——所谓「绝对」，是说它能够摧毁对方，保证有效地抵御来自敌人的导弹——来超过对方。我们已经有了原子弹、氢弹，我们现在又有洲际导弹，我们还会有反导弹的导弹。根据技术进步没有止境这一点来说，绝对的武器是一种幻想、一种虚构的想法。无论如何，由于发现了更加强有力的武器，裁军的讨论已经结束了，而这种武器目前掌握在工人国家、掌握在苏联的手里，无疑地将对当前政治局势的形成产生异常强烈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中东的局势时，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了。
非常明显，使国际形势脱离原先的缓和状态的，一方面是苏联那边的事件，另一方面是中东在1956年10月至11月的事件。从那个时期以后，我们一直逐步地进入冷战中的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实际上比以往更剧烈的阶段，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苏联官僚机构在苏伊士战争期间以提出真正的最后通牒的方式所表示的态度；我们以前也没有见过克里姆林宫在德国问题上采取如此坚定的立场，声明只有由两个德国本身进行讨论并提出将社会制度不同的两部分组成一个联邦的计划，才能谈到重新统一德国的问题。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克里姆林宫在叙利亚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行动。它毫不含糊地向土耳其政府指出：如果它对叙利发动进政，俄国将进行干涉；由此而在中东爆发的战争将不是一场有限的战争。另外，它调动自己的军舰来监视美国原子舰队在地中海的动向，苏联陆海军将领变得十分健谈，甚至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声明一旦叙利亚受到攻击，他们将调动他们的军队和舰队去保卫那个国家。
在苏伊士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了约旦危机以美帝国主义对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原则、即在中东真正较量实力的想法。我们那时甚至说，当美国原子舰队在克里姆林宫反应微弱的情况下开往叙利亚海岸时，我们感到有点惊奇。现在看得很清楚，这种软弱的表现是由于那时在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中间正在进行着两派的斗争。但近几年来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一个不变的特征是，它不愿实行退却，特别是在中东这个地居中心而为两大集团的国家之间的对立所集中的地区。克里姆林宫对于叙利亚政变所引起的约旦政变感到愤怒，因此对方在中东的力量较量已经发展到了爆发的程度。
我描绘不出有关这个地区的形势发展的具体前景。我只能说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国时期的爆炸性质。在双方的这种实力的较量中，每一方都冒最大的危险、即引导它走向「深渊边缘」的危险。我们可以赞扬这些至今能够走近深渊的边缘而一致摔下去的特技演员的灵巧手段。但是这显然不是说我们能对时局的这种严重的爆炸性感到心安理得。我完全同意布尔加宁同志和比万先生的这样一些看法：在中东爆发的战争很难会只限于中东，局势——像赫鲁晓夫对比万所说的那样——事实上又特别紧张起来、我们必须根据这种情况来理解和了解问题。
我想稍为详细地谈一谈世界某些国家的具体形势，但可惜没有那幺多时间。不管怎幺样，在这个讨论或在有关国际的活动的讨论中，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从革命前途的角度来看似乎最值得注意的某些国家的形势。在欧洲，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形势；在远东，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形势；在拉丁美洲，是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形势。
#VALUE!
在结束以前，我想解释一下正文末段所说的话，即：只有在现今的经济和政治趋势在未来的十年内不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下，正文中对于经济和政治前途的看法才有意义。自然，这毋宁是关于一个理论概念的问题，因为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我们所处的时期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因为从那些可以说明这种性质的雄厚力量的角度来看，它们正在强调它们的彼此相反的发展。这是一个容易发生突然的变化、容易出现高爆炸性局势而把两个社会阵营间的决定性斗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时期的问题。我们必须把我们对于未来战争的看法问题放在这些推论的框框里。在我们的运动中，或者可以说是从谈论战争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已经懂得这是我们认为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抗拒世界革命进展的问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现今的世界革命只有通过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才能取得任何重要的进展。这个世界还是一个斗争的世界，一个存在着比较尖锐和残酷的斗争的世界，一个存在着确实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世界。当我们谈到战争的威胁时，我们事实上是以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方式来谈论这种「威胁」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战争之所以出现，是先前的无产阶级的溃败所造成的局势的结果。那时的战争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失败。
现在我们走到相反的一面，即不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削弱或崩溃、而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的进展才产生的战争。当然，用现代武器进行的武装斗争是一件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凡是性格正常的人，即既非疯子又非虐待狂者，都不会希望或愿意使世界革命的胜利从原子弹的爆炸中出现。但我们的希望是一回事，事实是另一回事。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实的特征表现为到处采取武装斗争形式的革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1950年，一般人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始终是无限的，可是从那时起，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就首先指出，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变。从那以后，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个思想现在已经十分普遍，以致有些人完全转到另一极端，认为帝国主义不再能够抵挡革命的进攻了。我们不能像和人打赌的人那样在工人运动面前表明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对工人群众负责，我们就不能告诉他们说：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从此以后世界革命实际上将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和平退却而向前挺进了。相反地，每逢力量对比在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发生重大变化时，每逢世界革命在世界上有了重大的进展时，我们就看到包括武装抵抗在内的帝国主义对于这种进展所实行的抵抗。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原子武器，这个斗争对于人类的前途来说一定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在另一方面，现在正造着越来越多的条件，可以使我们在帝国主义准备用武力来抵抗革命的进展时立即解除它的武装。
对我们来说，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是到处进行有效的革命斗争，从而创造那种使帝国主义的抵抗尽可能地遭到削弱的条件。我们从来不认为「战争危险」是一条直线上的每天都在增加着的一种不断的过程。相反地，我们必须按照我所解释的方式来理解形势，把它看作经常会突然发生变化的东西；在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刻，在某些条件具备的时候，形势就会变成爆炸性的并提出战争的问题，只是为了经历某种可以持续一定时期的平静状态。当然，我们还必须在我们的分析当中考虑到最近的前途，判断我们是处在危险的、爆炸性的局势之下，还是我们暂时又进入了一个平静时期。
完全应当考虑到一系列的因素，这些因素直到现在为止限制了并且可以说是防止了双方不由自主地互相向断然的冲突挺进的趋势。
曾经起了某种遏制作用的，是已经持续了几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确实的改善，是害怕群众的作用的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的保守主义，再就是两个阵营对于核战争的畏惧。但是，同促使这些阵营互相对立并走向决定性斗争的一些较为深刻的原因相比，上述的遏制作用不过是相对的。
这只是说明了，尽管有着遏制作用的存在，为什幺这个历史时期经常被一些危机所打断，而这些危机势必导致高度爆炸性的局面，事实上把一场决定性斗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
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195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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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1957年10月）
绪言
下列提纲的目的是在判明未来若干年内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人国家经济的一般趋势，凡是我们能够根据这两种类型的经济的现状及其动态，并在这个时期内没有重大冲突的纯粹理论的假设下加以推断的这种趋势，我们都要加以判明。此外，本提纲还想就这种趋势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出估计，以便从此推究出某种一般政治前景。
这种根据外推法，从两类经济的现状和动态出发进行研究而不顾发生重大骚动的可能性的研究方法，是唯一可能的判定一般趋势和前景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作出的预测当然只有相对的价值，这就是说，只有当据以判定趋势和前景的那些互相发生作用的因素的演变能够粗略地产生那种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现状和动态的分析来加以揭示的总结果的时候，这种预测才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中某一因素在未来若干年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有其它没有预见到的因素插入进来，估计的基础就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预测不同于教条主义的预测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估计到，特别在作经济预测的时候要估计到政治、特别是帝国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常影响着经济，同时政治可以加强或突然阻断所谓资本主义稳定化的过程。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各国的阶级斗争经常受到经济局势的影响，但经济局势反过来也常常受到阶级斗争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稳定化的可能范围总是极为狭隘的，爆发一次广泛的斗争就足以破坏「稳定化」的一切成果，并引起一个新的「衰退」或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如有助于总趋势的预测的话，总是具有十足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即使由于中间有相反的因素插入进来因而趋势的最终结果（例如冲突、战争或革命）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生。
从马克思本人和《资本论》起直到今天，在无数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预测中都有这种典型的事例。
马克思主义的估计的错误应该从下列两方面去寻找其根源，不是由于对所分析的各因素的当前动态估计错误，便是由于没有及时地注意到一定会造成不同于最初的预测的总结果的这些因素的根本改变。
***
1.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1946年以来）的十年中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的复杂的经济情况，大大地影响了国际政治总的局势的演变。这种复杂情况有助于说明在这个时期里发生的某些政治发展和对不久的将来的政治预测。靠着这种对既往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在世界经济的根本性的演变方面和在现在开始在表现出来的趋势方面实际发生的情况。
2.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里的经济演变，通过小的危机和「衰退」使资本主义走向改造和加强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道路，这整个复兴和加强工作已使工业产量比1938年增加一倍，现在甚至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6]虽然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和欧亚两洲的各工人国家没有联系，但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能力甚至比这个数字还高。
3.在这种普遍的向上的演变中，必须区别三个互相依赖的部分：美国部分；资本主义欧洲部分；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或正在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各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部分。
此外，还必须把在所有这些国家（美国除外）里大体上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为止的一个相当混乱的复兴时期和此后的一个时期区别开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走向发展和繁荣的上升运动就是在这第二个时期里变得显着起来的。
4.在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的第一个时期里，受到战争破坏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由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渐渐站稳了脚跟，同时美国本身也受到了战争给予它的经济的推动力量的支持。
在由朝鲜战争开始的第二个时期里，资本主义经济中三个部分的不同的过程变得明显起来了：
美国巩固并加强了军火经济部门，从那个时候起（正和战时一样）军火经济部门已成为该国整个经济的头等重要的推动力量。
已经复兴的资本主义欧洲受到了工业投资繁荣和内部需求的刺激鼓励，靠着增加它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和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而得到了相对的进展。[7]
各殖民地和附属国，虽然正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但仍远远落在各工业国的后面，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份额同各工业国的贸易比较起来日见减少。[8]
这些过程的转折点约在1953年。在这年之后，资本主义欧洲经历了一个它的机器和人力的生产能力几乎得到充分使用的时期——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仅有的一个时期，当时美国迅速地克服了从1953年到1954年中期的轻微的萧条而又走上了繁荣的道路。另一方面，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却在贸易平衡和财政方面经历了一个恶化的过程，陷入了越来越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困境之中。
从资本主义欧洲和美国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来看，最高点在1955年。此后，发展虽然一般仍然继续着，但其节拍已趋缓慢。
5.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在1953年以后的扩张基本上是受到了生产资料投资和耐用消费品投资的刺激的工业生产的扩张。它已经得到了房屋建筑和军事开支等先前的刺激因素的作用的支持。
美国经济在1954年以后的扩张，其原因除军事开支和建筑工程以外，也是在于工业投资的刺激和国内需求的维持，而主要由于消费者信用的大大扩展。
另一方面，各殖民地和附属国贸易平衡的不利的演变，它们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以及工业化速度的相对减低（由于民族资本积累速度的减低）都应归因于世界贸易方面发生的变化。
6.不同于大战以前的世界贸易的那种贸易结构的这些变化，我们可以加以概括并说明如下：
各工业国的生产资料和耐用消费品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输出额正在以减少半制成品或消费品部分而增长起来。这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加快了。
另一方面，殖民地和附属国同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额跟各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额对比起来显得减少了。这主要可以用各工业国的天然原料生产的增长和人造原料的日益居于重要地位，[9]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本身的工业化说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业化吸收了一部份以前输出的原料。
虽然如此，但不能根据这种看法作出推论说，对各工业国来说，殖民地和附属国作为不可缺少的原料的贮藏库和作为工业产品和资本的出路的仍然极大的重要性己经减少了（工业国的天然资源由于经济扩张中的大量耗用而已日渐枯竭，故殖民地作为原料贮藏库的重要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见增加）。实际上只能由此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工业国和落后国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虽然各落后国家都有绝对的进展，它们都在不断地工业化。现在的技术革命（自动化和原子能的利用）有使局势严重化的危险。
7.在政治上丧失某些殖民地——由于当地资产阶级接管了政权——之所以直到现在没有深深地摇撼宗主国的国基，一部分是由于战后世界贸易的结构方面的这种变化。也有其它因素在这方面起作用。
帝国主义放弃给这些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这一份（以原料、工业产量和资木计算）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份，并且是可以用欧洲和其它地方的市场的发展来加以补偿的。
无论如何，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仍然保持着重要的经济利益。丧失殖民地并不会影响帝国主义，除非殖民地的政治独立和社会革命是在能使殖民地在结构上和资本主义路线分离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发生的。或是，从长期观点来看，垄断这些国家的原料市场、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重大的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发展。
8.世界贸易的另外一个特点（特别是1953年以后）是工人国家和附属国之间的贸易之增加。[10]这种趋势由于工人国家工业能力的加强及其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而得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工人国家能够输出生产资料和技术人员，向落后国家提供他们着手进行和促进工业化所需要的物质援助和技术援助。这种趋势将来只会越来越加剧，其全部政治后果将意味着与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重大利益发生正面冲突。
9.资本主义的扩张，特别是1950年以后的资本主义扩张，无疑地已经采取了罕见的规模。这种规模已经推翻了第一次大战后的一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我们的运动——和最有能力的资产阶级专家所作的预测。
此外，资本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这一个大的经济危机，尤其在1953年以后甚至还走上了一个看来是典型的工业繁荣的时期。这一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对发生这样一种演变的原因及其前途应如何进行更为深刻的分析的问题。这首先引导我们去弄明白美国「繁荣」的基础。
10.政府开支在美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政府开支所采取的形式有：购买军事物资、投资于政府军事设施、维持军队、[11]以及对外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偿还国债、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大规模公共工程。使美国经济不致越过「繁荣」与危机之间的界线的仍然是美国经济的这一主要刺激因素。
靠着具有像军事用途那种可靠出路的生产事业的超额利润，帮助了私人资本对工业的投资，从而扩大了整个美国生产设备并使它现代化的也是这个刺激因素。
以核子能之用于生产和自动化为代表的真正的技术革命的开始以及南部各省工业化速度的加快乃是整个工业所受到的推动力量的一种表现。
这种投资以及对消费者信用的扩展[12]自1953年以来支持了美国经济（它虽有战争的刺激但已耗竭），使它能够熬过「衰退」时期并开始一个新的繁荣。
但是在这开始于上次大战初期的「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巨额的公[13]、私债务和加速的通货贬值。[14]
此外，越来越成为整个经济的负担的农产品生产过剩在美国己经为不治之症。[15]
11.不成问题的结果是：大量的权力和财富集中在一小撮垄断组织和屈服于它们的国家之手，这就使它们借助于1929—1933年的危机的经验来制定整套的「反萧条」措施，缓和经济危机这种突然的压力的影响，使这种影响的迅速的、累进的、不可控制的扩展不致于过于越出范围。
资产阶级政府密切注意着经济局势的发展并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加以干涉，以避免这样一种结局。政府除了利用自己预算支出的规模和弹性这一武器之外，还利用鼓励投资的政策，利用扩大足以保证最低购买力的社会保险的办法，最后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限制扩张并限制证券交易投机和金融崩溃危险的信用政策来加以干涉。
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在美国都曾加以仔细研究，并由美国政府的顾问、专家和大资本家智囊团巧妙地加以应用。此外，各银行对于突然来临的危机都早已有所准备，它们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是投资于国家证券的。
最后，美国企业的不断集中于庞大的垄断组织（石油、钢铁、汽车等）使这些垄断组织可以自由支配巨额资本准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付商情的波动。
12.结论必然是：大部分利用资产阶级政府所定的「计划」行事的美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有可能击破有限的经济危机的发作力量，并把这种危机转变为相当深刻而普遍的「萎缩」（萧条与「萎缩」的区别主要在于这一点，即萧条不是累进地发展而是很快就达到了景气的最低点井停留在那里，停留时间的长短视促成它的原因和能够克服它的新的力量的大小而定）。
这是美国经济从战后直到现在所经历的道路。
（1949年的和1953年的）「萎缩」是增加了的生产和相对地落后的消费之间暂时失去平衡的表现。它首先被朝鲜战争的景气（景气主要激激了国家的军事开支）所克服，其次被私人投资的繁荣和消费者信用的扩张所克服。
但是这些方法对付大规模的危机是不起作用的。必须大大增加公共开支才能缓和可以破坏整个货币制度的危机的影响。
这种限制甚至对于有限的危机的长期再现也有效，因为正像军火生产和军火储存（以及一般军事开支）有一个限度一样，公共负债也有一个限度，这种限度就是通货贬值的某一个点，超过了这个点就有陷入财政破产的危险。
此外，只要生产能力不断地增加，同时消费能力（即使不谈失业）不断地被通货贬值所破坏，「萎缩」出现的频度和深度就只会日益加强。
美国的生产能力，仅仅由于生产率的提高，现在平均每年要增加3%。现有的关于自动化的技术计划以及不久终将实现的原子能的大规模使用，将起维持（即使不是增加）这一百分比的作用。
如果在生产方面没有适当的不变的增量（至少4%），则这将意味着至少每年有三百万工人（其中七十万是每年投入美国劳动市场上来的新手）参加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因此，美国经济处于两种互相矛盾的过程的双重压力下；一方面是它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力的扩张过程，另一方面是由于货币的贬值、农业收入的减少和技术的得不到使用而造成的相对的收缩过程（相对于生产设备能力的扩大而言）。
因此，不可避免的前途是「萎缩」的加速和恶化。
13.实际上，这些考虑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只要作某些个别的修改就行了。
它今天的繁荣是由投资繁荣、国内需求和对外输出喂大的。投资的目的是在一种经常使国际间的竞争尖锐化的气氛中扩张生产设备使它现代化。其结果是欧洲经济的生产能力大大增长。[16]
国内需求主要是在房屋建筑和耐用消费品方面，国外需求主要是在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方面。
在这一生产成绩中，资本主义欧洲耗尽了它的动力资源，在某些地方甚至耗尽了人力资源。它对来自美国的煤和石油产品以及来自中东的石油产品的依赖加深了，同时它的美元缺乏的情况也有所增加。
此外，为了改善他们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对付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欧洲的资本家又深深地陷入了自动化的技术改造之中。但在欧洲生产设备的扩展和它的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上表现出来的这一面是和国内市场的饱和化趋势相一致的，国内市场现在又一次受到了通货膨的增长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在从工业国吸收更多的进口货方面日益加深的困难的破坏。
因此，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中，现在繁荣也有黯淡下去的趋势，同时也在等待着「萎缩」的来临。
14.为了更精确地估计短期内经济的前途，必须比较具体地知道尚未实行的工业投资的容量和新投资的容量。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开支已经达到了顶点（美国1957—1958年预算中所应用的增量除外），则现在经济的主要刺激因素仍然是工业投资的刺激因素。现在，和近几年来已经实现的或正在实现中的投资比较起来，其目的特别在于发展自动化和实现原子发电站计划的新投资并不见得可以鼓励特别有利于市场的重大发展的预测。对自动化的投资，由于它们的性质的缘故，受到很大的限制。[17]另一方面，对原子能的投资却可以大得多，并对经济起补充刺激因素的作用，如果这些投资处于其它公共开支和私人开支之外而不是替代它们的话。[18]
此外，除非资本家能保持高额利润，否则他们就不会进行这种投资——能否保持高额利润决定于能否减低群众现在的消费水平，而群众的消费水平现在正在被通货膨胀的增长所破坏。如果工人们力图保持（如果不是增加的话）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真将使资本家的利润率降低，也可能使投资容量减少。
因此，在生产方法的新的技术革命（自动化和原子能）中所投的较少的投资将和欧洲生产设备的增长得相当快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率（这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形成对照。
15.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现在面临着人类掌握的新生产力（自动化和原子能）所引起的生产设备技术改革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后果。
如果在目前的十年中，资本主义迫于竞争的需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自动化和原子能计划，那末，由于表明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与群众消费力的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根本矛盾的危机的日益频繁和严重而只能使自己的演进趋于恶化。
这最后一个因素将是下列各项因素的合成结果：不可避免的技术失业（包括白领工人的失业[19]）；被一个战争经济和有过多的公债的制度所固有的通货膨胀所破坏了的通货的购买力；农业收入的减少；和不可避免的农业生产过剩的损失。
16.正当资本主义在战后的新的十年里面临着扩大和改造生产设备的问题，且不得不设法调和现在在进展中的技术革命的时候，苏联和（在较小的程度上）其它工人国家却作出了巨大的实际成绩并解决了一些新问题。
克服了巨大的战争破坏的苏联，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以一个平均比资本主义的高一倍的工业产量年增率发展着。[20]
同时，它的生产率（它在这方面落后于美国的程度更甚于其产量方面的落后程度）每年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一倍。[21]而且苏联在科学和技术进行的基础上（只有国家化的和计划化的经济有这种可能）已能建立一个先锋工业，这一点由于最近洲际弹道导弹和地球卫星的出现而得到证明。
由于这种进展，苏联现在已能直觉到在今后几年中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欧洲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产量，且在较长时期内，在某些产业部门的总产量方面接近美国的可能性。[22]
另一方面，它在农业生产和轻工业方面仍然非常落后。
在这个时期里，其它工人国家的工业生产和生产率也以比资本主义各国高出一倍以上的速度发展着。
至于中国，只能和它的革命前的发展或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印度的工业化相比较。[23]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化的有计划的经济显然占着优势。虽然如此，但如果对中国在以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仍然十分落后这一点估计不足也是不智的，这种落后情况使它不能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除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得到迅速的发展。
17.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这一发展都已实现，虽然普遍存在着过度、胡搞、错误以及官僚主义管理的制动作用和斯大林主义者的统治。
在一方面，如果说由于把群众的消费和他们的一般福利降低到极低的水平并使他们过度地劳动，这个政权一直都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积累率，那末，在另一方面它也浪费了很大数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使群众的创造能力和主动精神萎顿消失，妨碍了各工人国家整个经济部门的和谐而合理和计划工作，妨碍了与世界市场的其余部分之间的联系。
仅仅它的农民政策无疑地已经引起了妨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的最严重障碍之一，而经济的和谐发展乃是使生产力在某一个时期更迅速地发展的前提。这就是说，斯大林的统治已很快地成为在生产的量的发展和质的发展方面的一个障碍——对于这一点群众已越来越意识到，而这正是使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越来越高的基本动力。
18.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经济中由于这种情况而造成的失调，现在变得更为显着了。因此，不考虑人力物力资源、不顾生产成本而充分利用了发展的可能性的经济现在终于走上了它的合理化的阶段。
此外，在整个时期里受到压制的群众，现在在这一方面正在施加他们的社会压力。
苏联经济如果不除掉它的各个基本方面的官僚主义管理制度，就不可能以过去那种速度继续发展。
关于节约原料、人力和财力的问题、生产成本的问题、产品质量的问题以及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的问题现在都迫切需要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在双重意义上也和人的因素和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密切地联系着：如果这些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它们就会激起和加深人民群众的不满，因为群众对自己在官僚主义管理下所处的地位已越来越感到气愤了。此外，如果群众不能民主地参与经济和国家事务的管理，这些问题也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不仅从政治上考虑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政权的民主化已为迫切的事了。
官僚机构为了至少纠正官僚主义经济管理某些方面的弊病，为了减少失调情况，为了恢复计划的某种弹性，为了铲除掉过分集权化的非生产性的、使人瘫痪无力的压力而作的努力，充分证明官僚主义管理曾经陷入了怎样的一条死胡同。
在公开讨论赫鲁晓夫的「分权化」提纲时和这个提纲被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时所提出的事例和数字，都充分证明了这管理在财政上和经济上都做得过分了。
可是，由于「分权化」只有利于工厂中的经理和技术人员而不利于中央机关里的人，也没有群众真正民主的参与，所以它只会扩大官僚机构的基础、从而巩固官僚机构。
但是，另一方面，争取企业和整个经济由工人来管理而不是官僚来管理的坚决的斗争仍然是值得鼓励的。
19.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不同，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远比资本主义国家使自己顺利地适应于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向原子能和自动化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正在领导这个革命，而资本主义却仍然停留在这个新时代的边缘上，由于某种原因而还在这个新时代的边缘上踌躇不前。
苏联早已着手使自己的生产设备自动化，发展一个原子能发电站网，并研究廉价生产原子能。
经过了一个意味着稍稍降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技术变革时期之后，它就能够对资本主义国家作决定性的进攻，并带来这样一个重大事变对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所能发生的复杂影响。
假定在现在开始的十年中，尤其在这十年的终了时期，并没有爆发战争，那末，经济实力的这种决定性的考验就会发生。
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明显，帝国主义一定密切注意这种发展，并认为它是作出关于战争的决定的另一个理由。
20.美国[24]和欧洲[25]资本主义经济现状的特点是：工业生产增长率渐渐降低，通货膨胀日益加强，严重的失业情况一再出现。繁荣景象的日渐黯淡是十分明显的事，而事实上唯一留待解答的问题是：活动的这种减少会不会转变为萎缩，且将在多幺短暂的一个时期内变成衰退，或者是否会有一个新的高涨出现。
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的政府开支和投资在起着促进下列短期前景的作用：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低于1956年，同时通货膨胀过程和失业都有所增长，即一个走向新的「萎缩」而不是走向突然到来的危机的演变。
情况大概是这样：开始时这个过程在美国比欧洲更为显着，而在欧洲内部则在英国、丹麦、其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西班牙较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希腊更为显着。
长期前景将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设备（包括农业）的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尽管群众的购买能力也在不断下降。
第一个因素将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第二个因素（已加以分析）将是就业进步以及通货膨胀和农业生产过剩对劳动群众购买力的影响的结果。
长期的前景如果在政府开支和投资容量方面没有新的重大的增长，它是一个「萎缩」的前景。这一萎缩，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除了它的发展采取一个逐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发的过程之外，简直与真的经济危机没有什幺区别。
21.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农业生产有停留在通贷膨胀和相对停滞的现状的危险。这是由于它们和工业国的贸易情况不可能有所改善，恰恰相反，多半有恶化的可能。这除了其它情况之外，可能造成能刺激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的民族资本的积累的逐渐下降。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这将改变它们与各工业国的贸易的目前的结构）不能迅速实现，则它们的落后（与工业国相比）程度可能会增加。
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的可能性将处在一个高的爆发的水平上。
因此，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影响这些国家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只能用输出生产资料和技人员来影响这些国家，并用大量投资来实现这些国家的工业改造，投资则根据这些国家的实际需要和可能由这些国家在长时期内用实物来偿还。从这一点看来，除了大量现货工业投资而外，工人国家处于有利的地位，叙利亚最近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如此，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和财政援助方面的短期可能性，我们不应低估。
22.无论如何，对这些国家的兴趣只能增加，正如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以及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把这些国家争取过来而进行的斗争只会愈演愈烈一样。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的斗争的主要赌注将是中东地区和整个非洲大陆，其次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而且，这些地区将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垂涎的对象。中东的经济利益在于这一事实，即它的巨大的石油蕴藏量可以满足整个未来的十年、甚至更远的十年中对石油的越来越大的需要（由于煤的缺乏和原子能尚未能大量生产以代替石油）。
非洲的经济利益在于它的巨大的尚未被利用、甚至尚未开发的资源、各种原料和水力发电能力，以及它作为工业品和资本的潜在市场的作用。
此外，这两个地区的战略利益还在于它们提供给帝国主义的基地离苏联都很近，以及它们的地位正处于苏联、美国、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之间，控制了这个阵地就能够决定战争的结果。
23.这些地区的经济利益也说明了各帝国主义强国之间正在进行的争取对它们发生影响的斗争。如果没有中东的石油，特别是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就要听凭美国的支配（因为它们都依赖后者的石油并靠美元援助来购买石油）。
此外，非洲是它们保留到最后的殖民地，它们指靠着对它的剥削来弥补它们在其它地方所受的损失。
但是，英法两帝国主义除了它们在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心目中十分没有威望而外，它们的未能满足这些国家对资本的需要又使它们和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潜力比较起来处于一个非常恶劣的地位。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这些地区不客气地、蛮横地排挤它们。
目前，德国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它在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就经济上来说是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连同它对美国的世界政策和美国的对苏联系都有明显的政治上的牵连，是我们应牢记在心的一个重要之点。
美国资本在德国工业企业中的投资在重要性方面日益增大，因为这些企业往往受美国资本家的委托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供应不可缺少的工业设备。
24.近几年来，资本主义的相对经济繁荣，特别是由于可以保证充分就业，自然对工人的斗争水平、广度和深度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资产阶级的一般政策，国内的温情主义者，国外的有忍耐心的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都有重大的影响。
资产阶级一旦面临可以影响其重大利益的国内革命或国外革命的时候，就会离开这条路线。
这种经济局面当然是有利于国内和国外的「和平」的。虽然如此，但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仍然有利于无产阶级和革命，虽然无产阶级和革命到处都遭受到有限的失败。只是由于存在着改良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才使群众不能更为根本地利用那些有利于从资本主义夺取利益、有利于在世界上更大的地区扩大革命的胜利的客观条件。
也只是由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无产阶级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才使这些国家的群众不能更从根本上利用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困难来推进革命。
在充分就业时期，各宗主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保证不失业等方面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重大的让步。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对这种要求如此有利的客观条件。虽然如此，但由于缺乏对群众的革命领导，结果使工人们满足于微小的目前利益，并从这一点滋长起关于幸福生活的幻想，因为现在有可能加班加点和全家老小都出去工作了。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在美国，工时甚至还要少些）和基本上有保证的年工资实际上是被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工会领袖破坏掉的。
25.但无产阶级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它大概会看到充分就业让位给增加了的技术失业，它的购买力进一步被由于军事化而陷入了破产境地的国家的过多的债务和对一个先天不足的经济给予各种支持的那种做法所破坏。同时它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损害，且它又比过去更加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在社会中的相对的重要性。因此，前途是严重的社会斗争，随之而来的则为从「繁荣」到萎缩的过渡。
斗争的浪潮由于东西方关系的重新恶化所造成的危机而得到加强，且在后一阶段受到了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作出的他们力能从事技术革命的事例的刺激，使斗争有可能恢复力量并巩固几个国家的（特别是英国的）社会党政府。在美国，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上的一个工人政党的思想这时也能得到一个决定性的推动。
这些是比较短期的展望，正如佛朗哥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下台一样。
资产阶级力图通过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对非洲的剥削和发展自己的原子工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共同市场」协议和「欧洲原子」协议符合于这些打算。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的某种程度的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符合于已经确立且渐渐巩固的欧洲经济趋势和商业潮流。此外，任何欧洲国家都不能单独地对非洲地区进行经济剥削而不冒丧失这些地区（包括经济方面）、使其落入美国手里的危险。
同样，发展一个能满足欧洲资产阶级军事和民用需要的真正的欧洲原子工业，而不完全依靠美国，只有依靠欧洲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除了这些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欧洲一体化也符合于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军事的需要，借以更好地对付「苏联危险」，同时使自己至少部分地摆脱对美国的过于紧密的依附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低估欧洲真正一体化道路上现有的将来必然会出现的（特别当经济局面发生不利的变化时必然会出现的）一些障碍，以及来自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互相敌对的本性（主要是以德国为一方和以英、法为另一方的敌对）的一些障碍。
26.在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经济上的各种困难将在保持和促进目前的动乱方面发生作用。动乱的主要中心将在印度尼西亚、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各国、以及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西等国家。殖民地革命的中心将特别转移到这些国家去。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对付一个要求有效地消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影响、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给予真正的自由的有力的群众运动。与此不同，印度的情况很特殊，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由于北京和克里姆林的共谋以及群众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能够使一切反对势力在一个时期里保持平衡。可是，只要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同时又不能实行土地改革，资产阶级的政权就是坐在火山上的……。
这是从1957年的选举和目前该国五年计划所遇到的困难中得到的经验教训。
27.以上的分析和由此产生的展望，正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某程度上，是没有考虑到实际上存在于以纯粹经济趋势和为这种趋势所决定的政治发展为一方，以东西方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为另一方的双方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而作出的。
这些都是以东西方关系不会过于恶化、不会迅速地向战争演变为前提条件的。但这种前提或假设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因为在殖民地或宗主国里可能发生真正重要的革命的发展，或者在其它国家里苏联式的政治革命会取得胜利，或者资本主义会进入一个长时期的深刻的「萎缩」。
总的情势是这样：这些互相关联着的可能性将既在长期的基础上又在短期的基础上继续存在下去。
两个国家阵营之间争执的一些问题没有一个是解决了的——不论欧洲的还是亚洲的。此外，争取使原子武器越来越完备的军备竞赛掌握真正的「原子」武器正在继续进行，并以削弱昔日的武器和昔日关于战略和战术的观念而日益普遍化起来。一切关于「裁军」的讨论和妥协方案实际上只集中在已被原子武器时代弄成多余的那些方面的「使用特权」上。
事实是：苏伊士危机和波、匈事件以及中东的新危机和苏联工业的惊人发展又一次破坏了最近在两个阵营之间建立起来的不稳定的平衡，并揭开了一个紧张的新时代，「冷战」的新时代。
双方都力图从打破平衡方面取得好处，以便改变均势有利于自己，而任何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的任何重要收获都会激起另一个阵营的最猛烈的反应。
但我们也得考虑到群众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也能够深刻地改变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像1956年10月和11月发生的事件那样。
在这些情况下，总的结论可表述如下：经济和政治的前途往往随着总旳局势而发展，如果各种力量之间的现在关系发生了任何真正严重的改变，那末这种总的局势就会突然向决定性的冲突方面演变。 |
俄国革命的新阶段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1956年4月通过的决议（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195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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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的新阶段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1956年4月通过的决议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1956年4月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7月出版
在俄国革命继续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曾经在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制度下在政治上遭受剥夺的以及尝过它的野蛮统治将近三十年的苏联群众显然又一次活跃起来了。他们已经迫使统治的官僚主义制度作出了深远的让步，可以预料将有更多的止步。巨大的国际上的反响仅仅开始。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正确性正在迅速成为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当中的关键问题，斯大林主义这个世界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正面临死亡前的痛苦。现在正在出现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整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而大的可能性，从而解决曾使革命的无产阶级陷于瘫痪的“领导权危机”问题。这就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敲响的对斯大林的迷信的丧钟的简短含意。
东德和沃尔库塔
在将斯大林的遗体供人瞻仰以后，这位独裁者的继承人企图以斯大林的名义，并以他们曾经出力树立起来的迷信的祭司长身分（份）来进行统治。但这种情况已被证明是短暂的。为了争取巩固他们的摇摇欲坠的政权所需要的时间，他们感到不得不对群众作出实际的让步，而且答应给予更多的让步。这些让步中主要包括给予工人较好的生活条件，放松清洗制度。但是，这些让步对由于曾经以流血和恐怖统治了苏联约三十年的险恶的独裁者的死去而已感到有了新的希望的群众来说，起了鼓舞的作用。
后果之一就是罢工运动遍及苏联的东欧地区，最终导致了1953年6月东德工人的暴动。这次暴动被镇压下去了。但暴动鼓舞了在克里姆林铁蹄下的其他地方的工人。集中营里到处发生骚动，这是很明显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是在沃尔库塔发生的罢工，在那里二十五万名奴隶劳工放下了工具。东德的暴动和沃尔库塔的罢工这两起事件使克里姆林胆战心惊。这两起事件反映了工人的情绪，以及统治阶层和苏联群众之间的鸿沟。
对工人的让步
结果是决定作出一个真正巨大的让步——至少是在斯大林本人的问题上。这个让步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成了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外也作了其他一些让步——真正的让步。这些让步包括答允缩短工作日,增加社会福利，改善住房条件，结束非法的独裁统治，恢复被斯大林陷害的人的名誉。但是最大的让步是答允回到列宁的道路以及有意地毁环人为地建立起来的斯大林偶像。这使得各种不可避免地会超越官僚主义制度控制的力量活跃起来，因为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宣判将成为群众大步前进、彻底在苏联清除被人憎恨的斯大林主义制度的旗帜。它使群众要求结束斯大林主义和回到列宁的道路成为合法。群众将会懂得如何充分地利用这个重大的让步。因此，代表大会标志着在苏联开始了一个新的、深刻的革命阶段。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作出让步的直接原因是群众的明显的压力。这种压力变得如此巨大，以致官僚主义阶层估计，简单地使用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扫荡性的清洗办法是不能镇压住的，而屈从这种压力以冀避免为压力所击破倒是更为有利的。
苏联国内日益增长的群众压力是较为深刻的事物发展的后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发展是世界力量的对比不利于资木主义。轴心国的被击溃以及伴随而来的计划经济的扩展到东欧，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迄今未能复原的一个打击。
虽然斯大林犯了罪行，但对德帝国主义仍然获得巨大的胜利这点，对于在规模上和技术上已经成长为世界上第二重要力量的苏联工人阶级起了鼓舞作用，使他们具备了新的自信心。美帝国主义未能把德国和日本重新建立为强大的军事威胁这件事，使官僚机构失去了侵略的幽灵，而官僚机构数十年来曾使用这个幽灵来分散人们对它本身的注意力，求得人们对其独裁统治的抑郁的臣服。战后席卷殖民世界的革命和暴动的浪潮，首先是在中国出现1917年以来最大的胜利，已开始促进苏联群众的革命情绪。斯大林之死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情绪。中国人和北朝鲜人一起在制止美国军事威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生动地表明了力量对比的转变是多么剧烈。资本主义结构的客观削弱还在客观上削弱了苏联官僚机构，而这个官僚机构是在工人国家结构之上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铁托的成功的挑战已经暗示了这种情况。因此，正是当这个官僚机构的权力看来达到其最高峰并拥有大片新的领土和统治着众多的人口的时候，它的致命的内部弱点就暴露岀来了。又一次从深处崛起的俄国革命已开始击破官僚主义的外壳。
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鲁晓夫这一伙并没有作出任何足以被解释为回复到列宁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让步。事实上，他们公开修正了列宁，宣称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通过纯粹的议会道路取得。这些修正表明，并没有改变斯大林所遵循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从外交的惯例来看，这种修正等于是通知西方国家:提出回到列宁的道路的口号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压力。这些修正主要是为了向资产阶级政治家们重新保证：所有外国共产党决不会恢复列宁的政策，即使是部分地恢复，或者只是为了讲给群众听听。
新的背叛
同时，宣布这些修正旨在便于外国各共产党对列宁主义作出新的背叛。莫斯科把这种背叛看做是有助于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方法。正如在斯大林时代一样，克里姆林的所谓“和平共处”意思就是同帝国主义执行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相互政策，或者是在镇压、颠复（覆）和挫败工人和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方面相互支援。法国共产党目前执行的支持法国帝国主义政府反对进行叛乱的北非人的政策就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并企图挫败工人阶级为取得独立的政治活动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的政策。
因此，美帝国主义的发言人企图把对斯大林的迷信的结束说成是由于国外的压力，那是虚假透顶的。帝国主义者在同斯大林打交道当中从来未曾有过什么伤脑筋的事。他们在适合自己的意图的时候基至帮他建立迷信。同样，社会民主党人也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迷信是同斯大林分子联合和合作的障碍。在过去三十年间，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之接受斯大林主义，实际上更加证明了决定粉碎这种迷信是由于威胁官僚统治的内部压力。
这些压力在性质上是无产阶级的，这一点为下列简单的事实所说明，即:官僚主义分子为打破对斯大林的迷信而答应做的正是回到列宁的道路上。这是他们所能作的最得人心的、也是设想最能抚慰冲击官僚主义制度的力量的允诺。回到列宁的道路意味着保持计划经济，但要恢复列宁时代所存在的工人民主。因此，“回到列宁的道路！”这个口号是个群众必然会以他们自己的革命社会主义内容来充实的无产阶级的口号。
当然，这种事情不会是朝夕之间就发生的。工人也还没有被组织起来。官僚机构在接近其末日时是会作垂死挣扎的。整个过程还将会有周折，甚至会有逆转。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已经开始，而且最终将证明这一过程是不可抗拒的。
集体领导
官僚机构的上层人物正在设法建立他们称之为“集体领导”的坚固阵线。他们希望稳定自己享有的特权，以结束在斯大林的清洗制度下存在于他们队伍中的不稳定和恐惧的心理。但是就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集体主义”方面意见的差异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由于群众的压力采取更为直接和公开的形式，这些差异预料会加深，并且会在国外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分子中需到反映。正如历史上所有其他类似的组织中所爰生的情况一样，官僚主义阶层日益削弱的地位将表现为内部分歧的加剧，而在这些分歧中，可以预料到某些官僚主义分子将投身于工人的革命运动。这种分裂的重要性同苏联工人及共产党队伍中革命潮流的出现相比，当然是次要的。
官僚主义制度内部的分歧会在具体问题上爆发，包括那些涉及让步应该让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每一个新的让步都将在官僚主义制度的上层人物中引起新的震动。
每一个新的揭示都是对他们参与斯大林罪行的新的控诉。这些罪行可追溯到1923年，如：粉碎左翼反对派,摧毁工人民主，屠杀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整个一代，谋杀千百万的农民，建立奴隶劳动营，在战争前夕杀掉红军的人，依赖斯大林-希特勒条约保卫苏联，使千百万的士兵无谓牺牲，破坏科学机构，劫掠苏联的收入，在工人阶级中一再进行血腥的清洗,将极权政权强加于卫星国家，破坏共产国际和谋杀国外工人阶级的领袖，接二连三地背叛革命，从背叛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开始,背叛本来可防止希特勒崛起的德国革命，本来可制止佛朗哥的西班牙革命，以及最后背叛了战后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巨大革命变迁。赫鲁晓夫等一伙人是不甘愿承认他们在这些罪行中是有罪的。
他们能够走多远？
撇开作为整体的官僚主义制度的主观方面的问题来看（我们必须承认，苏联工人是能够迫使官僚主义分子承认许多事情的）,让步不可能让到消灭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主义制度的地步。如果让到这个程度，那就意味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那就是说,结束寄生阶级的统治，代之以通过恢复新的苏维埃,工会和工人政党来行使的真正的工人民主。“首先，这意味着构成官僚主义制度物质基础的特权的结束。在这方面，即在其顽固地维护自己的特权方面，苏联的官僚阶级类似统治阶级。基本的冲突在于有组织的官僚机构和设法推翻这个机构的工人阶级之间。
赫鲁晓夫这一伙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在谴责斯大林的同时,也颂扬他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所进行的清洗。他们企图把斯大林统治的初期——即迷信已经建立，官僚主义阶层已巩固其统治的时期——说成是有道理的。而《真理报》已经开始谴责“腐败分子”，这是指这样一些工人和他们的发言人，他们要求超过官僚主义阶层所希望保持的狭窄范围来结束对斯大林的迷信。通过部分地把已故的斯大林的滔天罪行——这些罪行确实是由于整个官僚主义统治的制度产生的——交付裁决的做法,斯大林的继承人希望保持住他们协助斯大林建立的、目前他们正在领导的这个制度。这个目的就规定了他们将作出的让步的最终界限。
于是，在对斯大林的迷信问题上向群众作出让步的同时，官僚机构将会发现自己处在更糟的境地中。群众在欣慰愉快地接受了这种让步之后，将提出更多的要求。每一个新的让步将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自信，并使在苏联爆发政治革命的决定性的火线更如接近。现在官僚机构如果企图回复到使用像在斯大林时代使用的野蛮镇压手段的话，这种企图能够促进行将到来的会推翻官僚机构统治的政治革命。因此，不论是让步或镇压，都不能长期地推迟苏联群众再一次建立一个代表他们意志的政府。官僚主义阶层面临无法逃避的矛盾。
托洛茨基得到申冤
官僚机构不打算恢复托洛茨基的名誉，也不打算允许苏联公众阅读他的著作。尽管他们这样打算，但托洛茨基保卫俄国的革命成果，反对斯大林主义蜕化的斗争，正在一点一点地得到辨明。所有那些看来已经载入历史的问题现在世界公众舆论重新在审査，好像这些问题都是活生生的新鲜事件一样。这就是当真理超越谎言的时候总要发生的情况。
一旦克里姆林开始承认在斯大林统治的后几年中确有诬控事件时，历史上的重新审查是不可避免的。在试图抚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约四千万人损失的苏联人民时，克里姆林已经被迫回复到不名誉的莫斯科陷害审讯的关键时期。承认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红军将领以及约五千名的军官在一次陷害中被斯大林屠杀的这件事，证实了托洛茨基当时所说的话。承认斯大林政策为苏联的国防而付出的吓人的代价，证实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主要指控之一。由于这些事实得到了承认,1937了年杜威调查委员会关于列昂·托洛茨基和列昂·赛多夫同斯大林提出的指控无关和莫斯科审讯是陷害的裁决，就得到了新的效力，
在苏联，对托洛茨基的整套毁谤必须同目前正在被砸得粉碎的斯大林石膏像同归于尽。托洛茨基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不顾斯大林的反对提出工业化，不顾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反对提出集体化,提出与农民结成友好联盟、重工业品和消费品生产平衡、在国外继续实行推进世界革命的列宁政策，反对以在“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为掩饰，阻止世界革命的斯大林政策。这些主张的真相将开始在群众中传播。托洛茨基将作为参与列宁在1923年开始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并在被斯大林的斧子打下去以前一直忠于这个斗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英雄而出现。
这种情况是肯定会发生的，因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苏联工人对于斯大林的罪行是由于他秉性偏执狂妄所致的解释是不会满意的。官僚机构过去把苏联一切好事都归于斯大林非凡的品性，如今想使这种迷信转到其反面，把一切官僚主义统治的坏事都归于斯大林凶暴的品性，那是不会成功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怎么能够解释一个嗜杀成性的狂人会在苏联成为个人独裁者呢？这个问题现在在苏联应该水落石出了吧。马克思主义要求分析一下使这样的现象成为可能的社会力量。托洛茨基主义已经握供了这种分析，正如托洛茨基主义目前正在提供结束对这个狂人的迷信的社会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一样。那些我们还不知名的苏联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在进行自己独立的分析，指出俄国革命的蜕化是由于使斯大林当权的寄生阶级的形成。一旦他们的声音为人所闻，这种声音就将证明是俄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声音，新生的俄国革命的领导人的声音。
自从斯大林篡权以来，由于计划经济的力量，苏联得幸免于包围着它的资本主义的压力。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由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已被证明为比诸抱有巨大信心的苏联创始人所能梦想的形式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虽然存在着斯大林主义蜕化，管理不善，但计划经济仍然使得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大陆的征服者德国帝国主义的全部压力下取得了胜利。这个国家已经从孱弱的沙皇俄国变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唯一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来发展原子能的国家。新的所有制形式已证明比斯大林主义蜕化远为强大有力，因为斯大林分子他们虽然有着自己的意图，但被迫用军事官僚主义的手段来发展这种形式。
自觉的因素
这段漫长而痛苦的阶段现在正在结朿，自觉的因素活跃起来了。这种因素可以在群众对官僚主义阶层施加的压力中看到。革命的自觉性正在苏联重新提出合法的统治。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革命的社会主义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如在那时还没有这样发生的话）以一种像共产国际初期那样的群众政党的形式再次出现。社会主义觉悟的力量这一次将被证明在以优越的社会主义秩序取代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是决定性的。
对斯大林迷信的结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一次伟大的胜利。不可能犯比抹煞和低估这次事件的重大意义更糟的错误了。公正的迪威委员会的裁决在消息灵通的公众舆论的心甘中，污辱了斯大林；而就是这个不公正的官僚主义阶层的裁决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队伍中间污辱了斯大林。这就为消除斯大林主义的障碍和把托洛茨基纲倾带给现在在思想上正摆脱对斯大林的迷信的工人开辟了完全新的前景。
现在托洛茨基的著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每天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证实了我们对苏联的整个立场。从历史观点来看，可以看到我们的运动自从托洛茨基第一次组织反对斯大林的斗争的左翼反对派的时候以来就在为这个伟大的转折做准备。
相反，整个强大的斯大林主义运动却处于一团混乱和狠狈不堪的境地。它的思想意识有什么不该修改的呢？它有什么书籍不该变成纸浆呢？甚至还有什么小册子不该变成纸浆呢？所有的历史都得改写；只要他们还攻击托洛茨基主义,新的历史仍将值得怀疑。所有的决议和宣布的文件都必须撕毁，对于民众的全部教育必须承认满是谎言和对真理的曲解。
斯大林主义圈子内的任何集团都不能逃脱这些毁灭性的后果。譬如说，抱有不同意见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还留下什么呢？除了吹嘘一套对狂妄的刽子手的典范的忠诚之外毫无东西。
现在可以看出那些假装要独立于斯大林主义然而经常设法结束对清洗和陷害的赞同和虚假的供认的那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了——他们是些无知的受骗者，要不然就是对一个现代恐怖的伊凡大帝暴虐罪行的自觉卫护者。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胜利
那些断定托洛茨基主义已为历史所唾弃、而且认为未来的潮流属于斯大林主义的集团，现在由于每一个引起世界注意到托洛茨基是唯一道出关于斯大林主义真相的力量这一事实的新的让步而狼狈不堪。对于这些集团来说，把背叛的政治归纳为与最坏的斯大林主义的亡命之徒竞相把官僚主义制度合理化，把在群众压力面前恢复名誉的最后的努力描绘为官僚机构的“自我改造”。而把官僚主义制度看成似乎是一种合理的自治力量的忽视苏联群众的想法，现在却成了最适合于支持赫鲁晓夫煽动家集团的思想。
结束对斯大林的迷信，在理论方面给予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中，有两点是突出的。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必然继续的论点，现在已为它的创作人——斯大林亲手遴选出来的政治流氓所唾弃。他们被迫承认托洛茨基一开始就坚持的看法：斯大林不是列宁的继承人而是他的反对者。那些也想把斯大林主义说成是列宁主义的继续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若要解释斯大林为什么被贬黜，列宁的旗帜为什么又被举起，他们就必须说明两者之间的分歧。目前他们宁可对这个题目保持谨慎的缄默。
另一种遭到现在正在展开的俄国革命的新阶段的致命打击的理论是“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根据这种理论，计划经济在超过资本主义时就变成了史无前例的一种新型统治阶级的经济基地。这种新型的统治阶级就是通过其对国家的控制剥削工人阶级的“官僚主义的集体”。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结构的修正。所以马克思主义把全面和合理发展的计划经济作为未来的无阶级社会的根本的和充分的经济要素。
计划经济具有抵消那种有助于解决所有过去的阶级组织的匮乏现象的能力。苏联的经济局限于一个国家，并在发展中受到一种寄生性的官僚主义阶级组织的妨碍和曲解。这种阶级根本上是不适合于计划经济的，并不像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附属于计划经济的。这种阶级具有寄生性而没有剥削性。因此这种阶级缺乏成为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的稳定性。
催眠术破产了
托洛茨基认为,在苏联由于计划经济显示了巨大的潜力并以一种新的空前的速度提高了工业水平，计划经济的发展将会破坏这个阶级，而不是加强这个阶级；它为推翻这个阶级创造必要的经济和社会的条件。因此他预言，苏联计划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带来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统治的基本不稳定性的现象。与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新理论相比，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现已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证实，因为苏联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的这个新阶段中的第一次骚动打垮了三十年来一直把官僚主义阶层束在一起的中心思想。此外，官僚主义分子本身也被迫承认他们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朝不保夕的地位，因而更加生动地证实了这个阶级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的不稳定性。
与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者和其他抱有类似观点的人的失败主义路线不同，托洛茨基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同样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证实。苏联工人通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而获得的新的自信，国家所有制和计划性后来向东欧的扩展，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导致了今天作为推翻官僚主义制度和恢复工人的民主统治的先声的对斯大林的迷信的摧毁。
整个斯大林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最深刻的思想危机的袭击。神圣的克里姆林的文件被扔进了垃圾堆。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正处在震惊之中，蒙蔽普通的斯大林分子耳目的催眠术破产了。现在他们被迫要去思考。他们开始提出严厉的问题。确实，他们中间许多人，特别是老一代的人意志消沉下去，掉队了。傲慢的死硬核心将像过去他们效劳于老的克里姆林的主子们那样继续为新的克里姆林的主子们效劳。但是斯大林的青年们将日益愿意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讨论，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是能被争取到革命的社会主义这面来的。他们已经深感愧疚地抛弃那些他们过去像机器人一样学来对托洛茨基分子使用的浑名，诸如“希特勒特务”，“法画斯疯狗”，“一大堆铁托式的渣滓”等等。造成自吹坚如磐石的斯大林主义机器中的深刻分歧的一切因素都存在。像法国和意大利——那里有党员众多的共产党，那里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分子在支持帝国主义政府方面在玩弄新花样——机会是特别有利的。
抓住机会
但是，要利用这些机会，就需要托洛茨基分子予以最大的注意。对这项工作采取冷漠超然的态度将是无益的宗派主义。我们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必须用运动的方式把托洛茨基主义的信条传给全体共产党员，我们的新闻界必须全力转向这项任务，密切注视俄国革命新阶段中的发展，肯定使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直为全体共产党人所注意。这意味着，必须不渝地争取他们，使他们注意我们丰富库房中的小册子和书籍，这些书籍阐明了现在由于斯大林牺牲者名誉得到恢复而正在全世界报刊上和成百万人的意识中重新活跃起来的过去发生的事件。能够而且必须使全体共产党人了解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斗争的真相；能够而且必须使他们懂得第四国际为保持列宁主义的传说所作的顽强斗争的真相。
不能把这个运动看作是一个短期的提议，而必须看作是一个持续的主要是教育性质的努力。它的目的必须是要博得共产党员赞成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而不抱有丝毫要改革一直腐败了二十五年多的机器的幻想。确实有些人会一直唾弃斯大林主义的；但是，这个机器中的大部分人——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他们帮助斯大林溅出的鲜血——将迟早会像他们所侍奉的主子那样不光彩地、被人鄙视、被人憎恨他离开舞台。但是由于认为共产党是真正革命的党而参加它的全体党员将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痛苦的教训，并将由于现在对斯大林的迷信的死去而成为可能的重整队伍中的主要干部。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所赢得的伟大胜利应该有助于鼓舞这整个运动蓬勃发展地跟上。猛烈地推倒斯大林的偶像并迫使斯大林的继承人作出让步的俄国革命已再一次证明了它的生命力。现在,我们必须证明我们自己有能力抓住在其他的国土上为革命社会主义所开辟的机会。这就是在苏联工人和斯大林主义制度算最后总账时帮助他们的最好的办法。 |
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分歧（﹝斯里兰卡﹞莱斯里·古纳瓦达尼，195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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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分歧
﹝斯里兰卡﹞莱斯里·古纳瓦达尼
I从属于苏联的外交政策
1．我们在锡兰的经验
自从一部分人脱离锡兰平等社会党参加斯大林主义阵线之后，许多人对于锡兰平等社会党和锡兰共产党在政治上究竟有何差别的问题，不禁产生了新的兴趣。这里的这几篇文章，目的在于试图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主要分歧，我们希望这些文章将能够帮助澄清这一问题。
首先，最重要的分歧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是以群众斗争的需要为主要依据来决定的，可是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却是完全决定于另一种因素，那就是，决定于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临时的——并且是随时改变的——需要。换句话说，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尽量采取一种能够推进运动的发展，以使其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的的政策，而斯大林主义分子在每一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却只是为了协助苏联政府执行它的外交政策，至于这种行动对于群众运动将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们全然置之于不顾。
这一论断的真实性，是过去二十五年左右世界各地共产党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了的。可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最好拿我们在锡兰所取得的经验作为一个开端，因为在这里我们所要谈的事例是大多数人都完全知道的。
锡兰共产党的历史是并不很长的，1940年初一部分斯大林主义分子被从锡兰平等社会党清除出来，它才开始形成。可是就是它的这一段不太长的历史也完全足以说明，从它所发挥的功能来讲，它并不是帮助人民群众完成自己的解放斗争的一种工具，而是帮助苏联政府和帝国主义取得协议的一种工具。
从1940到1941年，锡兰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和锡兰平等社会党一起一直就反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并把它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个时候苏联正和希特勒的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种政策当然是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需要完全一致的。
可是在1941年年中，在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之后，他们的政策就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现在不仅是苏联对德国的战争，而且整个的大战都变成了民主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的战争”。甚至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这时日本还没有对苏联作战）之间因殖民地问题引起的战争，也变成了我们应该支持的“进步的战争”。他们对工人的要求，不是要他们举行罢工，而是要他们更积极地工作。被关入监牢或者被迫进行地下活动的锡兰平等社会党人现在被称作是国家的叛徒和日本的奸细。这种政策当然绝不能有利于群众斗争，而只能是有利于苏联外交政策。
战争在1945年结束了，可是苏联政府和它的西方的帝国主义盟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却并没有完结。它们进行合作的“蜜月期间”的感情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去。因此当一个新的政党，统一国民党在锡兰出现的时候，锡兰共产党就完全不能从锡兰人民群众的观点，从维护锡兰人民利益的观点来看待这个政党。
它必须通过克里姆林宫的玫瑰色的眼睛来观察这个政治组织。因为，斯大林不是和统一国民党的领导人们，那些英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维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吗？因为这个缘故，当锡兰平等社会党能够辨明统一国民党的性质，认为它实际是锡兰资产阶级的政党，并从一开始就警告人民群众，要他们认清它的本质的时候，锡兰共产党竟不得不公开宣称，统一国民党并不真正是一个什么政党，而不过只是一个“阵线”，并且现在在这个阵线中还可以找到许多进步分子。1947年2月锡兰共产党在它的代表会议上竟然进一步采取决定，要在即将举行的普选中，支持统一国民党提出的候选人，以反对锡兰平等社会党的候选人！
当然，由于群众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统一国民党，锡兰共产党并没有能够顺利地执行它的这种政策，比方说，他们不得不撤消了对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候选人的支持，而这个候选人完全是用来反对统一国民党的佩雷拉同志的（这个共产党的候选人是以“独立”的身份参加竞选的）但问题是，在对待统一国民党的关系上的这种妥协政策的最根本的基础，却并不是锡兰的政治局势的需要，而是莫斯科外交政策的需要。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1948-1950年间锡兰共产党的策略。1947年的大罢工，不同于1946年，最后以失败告终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遭到牺牲，工会运动进入了可怕的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进行的工作很明显是耐心地、艰苦地重新建立已经涣散的工人组织，以便迎接新的斗争高潮。锡兰平等社会党正是这样做的。而锡兰的共产党却并非如此。对于那些共产党人来说，决定的因素，是苏联的外交政策随时改变的需要，而不是工人运动的需要。
1948年以苏联政府为一方，以西方帝国主义为另一方的合作，终于结束了。现在，冲突变成了主要的东西。于是，锡兰共产党的政策也照常进行了改变。政策的主要目的现在变作是尽一切可能给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代言人制造麻烦，形成一种压力，以使帝国主义分子能够和斯大林达成合理的谅解。从1948年到1950年，锡兰共产党完全不考虑锡兰国内的实际情况，大力宣扬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并企图鼓动工人进行自杀性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结果只可能是完全消灭他们仅剩的一点力量。很幸运，当时并没有人理会他们。
在这里，我们请大家注意，在我们中间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的斯大林主义辩护者所提出的一个新的论点，看来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们说，事实的确是这样，可是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将来的情况肯定会完全不同。苏联和帝国主义者之间达成谅解是决不可能的事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需要又把锡兰共产党推上了斗争的道路。
不幸的是，这个论点包含着许多的空想，而并没有多少必然的逻辑。在这两个大的军事集团之间，不可能有长时间的妥协，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战争随时在威胁着整个世界，可是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需要要求在印度、缅甸和锡兰这样一些国家中能有中立的政府。因此，一个中立的资本主义的政权越来越变成了锡兰共产党的目标。而另一方面锡兰平等社会党的目标却是要以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权来代替统一国民党的资本主义的政权。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第一个分歧，从这里可以看出，实际是一个最主要的分歧。这一情况的真实性，从我们自己在锡兰的经验中更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就是为什么锡兰平等社会党中的每一个健康的成员都拒绝走上和斯大林主义阵线进行联合的道路，拒绝接受“苏联的领导”，使我们的斗争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
2．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
我们在前一节中已经说明锡兰共产党的作用，并不是作为帮助人民群众争取自己的解放的工具，而是作为帮助执行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这实际是许多共产党的一般特点，它已经使得工人运动多次遭到出卖和失败。在这样一篇很短的文章中，要作更详细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简单地讲一讲，由于追随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一些主要的政策上的“变化”。
1933年，希特勒取得了德国的政权，并马上就变成了苏联的主要威胁。因而，苏联外交政策的中心要求是尽快和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取得“和平协议”，以对抗希特勒。然而，不幸的是，这时世界各共产党不是被用来领导它们本国的人民群众取得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而是被当作一个工具以保证那种协议的实现。
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所有的共产党都开始向右转了。争取和苏联达成“和平协议”的斗争变成了所有这些党的根本路线。而且为了争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这种协议的支持：它们全都放弃了阶级斗争，而采取了“人民阵线”的阶级合作主义的路线。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也被放弃，而代之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以便反对法西斯主义危害的政策。
这一政策使得群众运动遭受了多次的挫折，而以西班牙的情况尤为严重。在这里，由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反对人民阵线政权的法西斯主义的颠覆活动，在1936年遭受到的打击，并非来自政府的力量（当时的政府是站在法西斯主义一边的），而是来自人民群众，工人组织了自己的民兵，接收了许多工厂，甚至夺取了政府的权力，而且西班牙的农人也把土地完全占领过来。这一反法西斯的斗争已经显然发展成一次社会革命。反法西斯的斗争，只有在它变成人民群众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的时候，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可是这种情况和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计划是不相适应的，他们感到他们的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会由于在西班牙出现社会革命而遭到危害。一心要“争取”英园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而把他们在西班牙进行的斗争完全限制于保存资产阶级民主。拿苏联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恫吓的武器，他们和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们一起，解除了工人的武装，把农人已经夺得的土地归还给地主，监禁和枪杀反对这种政策的革命的工人，完全充当了绞杀西班牙革命的刽子手。这种反佛朗哥的斗争，从一开头就纯粹是以恢复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军事斗争，其结果是肯定会遭到失败的。1938年，这一斗争已经完全结束，而英勇的西班牙人民却直到今天仍然挣扎于佛朗哥的铁蹄之下。
1939年8月，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外交政策发生了改变。因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也立即经历了和它适应的重大的转变。“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曾经在人民中作了四年准备工作的反希特勒战争现在开始了，而苏联却并非站在“热爱和平的民主主义国家”一边，因此这个战争变成了必须加以反对的帝国主义战争。
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掉转头来进攻苏联，而苏联发现自己正和英法处于同样地位的时候，那些一向是苏联外交政策驯服工具的共产党，在一夜之间也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政策，立即把那次大战看作是“人民的战争”，而加以支持。在那些“民主主义的”国家中，阶级斗争被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斗争（包括1942年8月印度争取独立的伟大斗争）也都受到了挫折，1943年由列宁建立起来以便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也自动解散，作为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衷心信赖的一种表示。
在这次战争之后，苏联政府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合作一直延续了好几年。因而各共产党所采取的阶级合作政策也随着继续下去。这些政党向帝国主义分子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防止战后欧洲革命浪潮的兴起，并以稳定已经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在法国，共产党人甚至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职务，而这一政府那时正在对越南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战士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同时还投票赞成发行战时公债。
1948年，苏联外交政策从和西方帝国主义进行合作变为和它们进行日益加剧的斗争。于是那些共产党的政策又随着改变了。在两年的时间中，它们一直采取进行罢工和怠工的冒险主义政策，希望借此恫吓帝国主义分子，以使他们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甚至在这时候，问题也不是如何发展群众运动以便达到胜利地夺取政权的目的，而只是继续采取着一种施加政治压力的政策。
这个路线曾经几经改变，而最后却确定下来，专门以发动广泛的争取和平的运动为务，目的是要使得某些资产阶级集团不再和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共产党所关心的不是发展群众运动，以求最后胜利地夺取政权。（在南斯拉夫和中国这两个人所共知的例外的国家中，共产党所以能把群众领向胜利，完全只是因为它们没有理会克里姆林宫对它们所作的指示。）
在法国，共产党所掌握的群众的确包括了大多数的法国工人。大规模的总罢工运动不时发生，可是政治情况却始终停滞不变。在意大利，百分之四十的人民都积极支持共产党，可是争夺政权却并不是该党的目标。在大约三年以前，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竟公开对资本主义的总理加斯贝利说，如果意大利政府愿意退出大西洋公约，那他的党马上就会支持政府！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这种使群众运动从属于苏联外交政策需要的政策，削弱了这一运动，使它在许多国家中遭受到残酷的失败，帮助帝国主义取得本身的稳定，并推迟了世界资本主义最后总崩溃的期限。因此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政策也并不符合苏联自已的真正的利益，因为说到最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如何，是完全关系到它自己的命运的。
II它们为什么会进行错误的领导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第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把群众斗争的需要从属于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需要，其次，这种政策给群众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种情况的主要责任当然应该归之于苏联的领导人们，他们在1943年以前通过共产国际，后来又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为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提供了这种罪恶的领导方针。
在这里，我们来回答一下在许多诚实的个人的头脑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想来是很有好处的。如果苏联是一个工人阶级已经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已经被消灭的国家，那么他们要问，这个国家的领导怎么可能会向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提供错误的领导方针呢？
我们只要想一想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苏联革命的日子过去以后，苏联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变迁，想一想在这期间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堕落倾向已经发展起来，同时想一想今天的苏联的领导和1917年革命期间的领导，在性质上和目标上是如何完全不同，那么这种思想上的混乱是很容易得到澄清的。
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那些年月，对俄国人民群众来说，真是充满了苦难的年月。那些年又是内战，又是帝国主义的干涉，国内饥荒，国外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抵制。而且更重要的是，革命想要向俄国国境以外发展，以求在那里找到一个立足点，结果也遭到了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低落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只要我们想一想，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完全没有文化的农民，那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个官僚机构怎么会慢慢夺得领导权，占据了原来由人民群众占据的位置。
这种官僚主义的堕落倾向已经渗透了整个的共产党、各工会组织以及政府机关的各个部门。其结果是一切民主精神完全破坏无遗，而使一个包含着许多极端罪恶的特性的极权政府得以建立起来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革命后的俄国正经历着一种特殊的双重性的发展。一方面，通过企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而达到的消灭资本主义的结果给苏联经济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官僚机构的得势却在政治领域中带来了骇人听闻的堕落倾向。
这个官僚机构很久以来一直都忘了，他们统治着的这个国家乃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创建起来的。由于对本国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同时对其他地方的群众的力量更加轻视，这个官僚机构几乎是具有保守的天性，它唯一关心的只是如何维持现状以求保住自己的地位和种种特权。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随时准备冷酷无情地牺牲全世界工人的利益。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的领导人向世界工人提出的领导方针，目标不是为了实现世界工人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符合苏联政府现行外交政策的利益。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也需要澄清一下。即使我们承认苏联本国的落后情况以及它长时期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下的孤立状态使得苏联的领导人日趋堕落，采取了狭窄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可是我们仍然不得不问，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又为什么会接受苏联领导人的这种叛卖性的领导昵？我们承认在这些共产党内的确可以找到许多动机非常纯正的忠诚的男女志士。可是这些人又究竟为什么会同意这样的一些把苏联外交政策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他们本国革命斗争的利益放在从属地位，甚至常常是完全置之不顾的政策呢？
我们光是说，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经济援助，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真正的最根本的理由是，这些人并不是对群众的力量怀有信心、相信通过他们的努力就可以取得胜利的革命者。虽然对于共产党内的一般工人群众来说，特别是对那些真正群众性的共产党内的一般群众来说，情况也许并不是这样，可是对所有共产党内的自觉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特别是那些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来说，这可是千真方确的事实。
正像苏联的官僚机构把他们的信任不放在群众身上，而放在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周旋的能力等等方面，他们的国外的追随者，在精神上也和他们的祖师完全一样，不是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本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上，而是寄托在苏联（现在还有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这就是为什么，在斯大林主义分子看来，为了使苏联政府在执行它的外交政策的时候能够取得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暂时的利益，而不惜把本国人民斗争的利益置于从属的地位，或甚至有意识地使它遭到危害，这并不是一种背叛行为，而反倒是真正把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斯大林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本国的群众运动并不看作是有一天能够给人民带来解放的主要工具，而把它看作是另一个主要工具的附属品，这个主要工具，在他们看来，就是从国外派来的红军。
在近代史中，有两个例子可以说照客观情况的需要战胜了对斯大林的服从。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在群众的压力下拒绝服从斯大林的指示，终于取得政权，消灭了资本主义。同克里姆林宫的决裂就是这种“独立自主”的结果。其次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初奉行斯大林的政策使自已从属于蒋介石的国民党，而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惨痛经历之后，终于不顾斯大林的指责，走上了进行反蒋的全面斗争的道路——直到获得胜利。斯大林当时没有敢再次重复他对待南斯拉夫的政策。在这两个国家的例子中，在实践方面和斯大林主义的决制，非常不幸，并没有带来和斯大林主义的那种不要革命的观念的真正的决裂。不论是南斯拉夫成者中国，如果它们原来是先进的国家，国内有一个在文化上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那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说，整个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然而，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来肴，最重要的一点是，胜利的取得是和同莫斯科的不革命的路线和决裂分不开的。因此，它们也就帮助更进一步地说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现在仍然是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国外的“救星”上，而不是寄托在对本国人民群众的信赖上。不管是谁，我们首先要看他是否信赖人民群众和他们的一定会有所成就的革命力量。归根结底，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的区别所在。
III民主和专政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个分歧是他们对不同形式的政体的主张。托洛茨基主义者主张一种民主的政体，而斯大林主义者则赞成独裁者专政。
我们完全知道，斯大林主义者对于这种指责一定会愤怒地加以否认。可是只要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继续不加批判地维护苏联现存的政治制度，那种反民主的极权政治，那么他们的这种否认根本就不能成立。事实上，这些斯大林主义者，由于锡兰平等社会党不肯放弃批判苏联政治制度中各种反民主性质的权力，因而就拒绝和锡兰平等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我们很难相信这些对国外的极权主义的政权热烈拥护的人们，在国内宣扬民主会带有任何诚意。
不难证明，在苏联现存的政治制度中，根本连丝毫民主的影子都没有。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在苏联的选举中，对每一个选区来说，都只容许选举唯一的一个候选人！谁也不容许提出自己来和官方提出的候选人竞选。换句话说，苏联的选举完全不是民主选举，而不过只是一个巨大的骗局，选举人只是去投票赞成早已被选定的一个代表。令人痛心的是，在过去也有一个国家曾经实行过这种一个选区一个候选人的滑稽可笑的制度，那就是——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
空口说选举人可以不选官方提出的候选人——他并且也可以投票反对他，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事实上那样作的结果，只不过是使他的一张选票作废罢了。民主选举的基础是容许选民可以在敌对的政策和敌对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而在这里却根本没有选择可言。更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一个普通人公开表明对政府的反对，不怕承担一切后果，那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事！
这同时使我们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选举显然是在一种强迫的空气中进行的，投票人数极高的百分比（有时高达99％）被斯大林主义者用来证明在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得到人民的拥护。这个党的确得到人民极大的拥护，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可是不管这种拥护达到多高的程度，即使在一个工人国家中，我也不能想象，一般的普通人会如此热情以至投票人数高达99%，特别是他们知道那个候选人不管怎样也反正是会当选的。从这里我们必然只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投票人数的百分比所以这样高，只不过是由于他们害怕触怒政府当局。上面所讲的苏联这种选举制旋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说明这种选举是如何远远脱离了民主的原则和实践。而这里真正关健的问题是，在一个国家中，如果除了当权的党以外，其他的一切政党都完全被禁止，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政体。在苏联存在的这种一党制乃是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条主要的原则。托洛茨基主义者却认为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否定，他们主张其他一些苏联的政党都应该有权自由进行活动，可以自已进行宣传，可以参加竞选，而且如果它们能够使大多数的选民相信它们的政策的正确性，也可以管理政府。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这种除了当权的党，对其他一切政党都加以取缔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包含着巨大危险的制度。当权的党，即使是一个模范的革命的政党，如果不经常受到公众批评的监督就必然会有非常巨大的堕落的危险，仅这一点就是不容忽视的。真正的公众的批评，只有在敌对的政党有自由对当权的党进行攻击并提出不同的政策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苏联的例子正可以说是一党政治的危害性的活生生的明证。
为了维护这种一党政治的正确性，斯大林主义者常常提出论证说，既然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当然也就只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的利益总的来说是一致的。可是也很可能，在某一特定时期，只有某一个党能够正确反映这种利益。谁来决定那是哪一个党呢？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必须由工人自己来决定。然而在斯大林主义的安排之下，由于其他的一切党已全被取缔，那就是等于已经替他们把这个问题决定了。
资本主义的消灭并不表明，在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最好的方式上：所有的人意见都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很可能存在分歧，而且是巨大的分歧。在一个党内不可能解决的分歧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建立单独的政党。否定人民的这种权利，就是否定他们在不同的政策中进行选择的权利，那也就是否定民主。
在这里我们要请大家注意和斯大林主义的反民主传统有密切关系的两个问题，我们认为这决不是节外生枝。第一个问题是，东欧国家完全被剥夺了独立自主权。苏联政府不同这些国家逐步发展自由的平等的关系，却日益加强对它们的控制。和南斯拉夫的决裂正就是由这个问题引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彼此尊重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工人国家之间才能够建立正常的关系。
其次，斯大林主义的反民主的传统也完全渗透了共产党的组织。现在的共产党远远不是一个民主的组织，在这里不同的观点不是可以自由提出、自由宣扬，而是党内的任何反对派一般都很快受到惩罚。任何人如果敢于对莫斯科外交政策所决定的路线表示异议，马上就会被清除出去。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却是完全不同的。在党内任何分歧的意见都有提出和宣扬的机会，最后总是由党员大会在充分讨论之后民主决定的。比方说，锡兰平等社会党党内倾向于斯大林主义的集团，在它分裂出去以前，在党内完全有充分的机会宣扬它的观点。这是只有在一个民主的政党中才有可能的。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反民主的实践，是对社会主义高尚理想的叛卖。他们相信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不仅在经济方面，而要在各个方面都将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揭露资产阶级民主，认为那是一种假民主，而他们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用一种真正的，更充分的民主来代替这种假民主。他们称这个民主为工人的（或社会主义的）民主。
IV保卫苏联
我们在前面的一节中已经清楚地说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强烈地反对目前苏联的这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他们认为应该用一种他们称之为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民主的民主政治体系来代替这种极权主义政治。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主义者充分地赞成苏联现存的经济制度，那就是工商企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
换句话说，他们在对苏联的经济制度表示赞同的同时，却反对它的政治制度。而因为经济比政治更带有根本性，成以他们仍然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尽管在那里出现了政治上的堕落倾向。由于这种原因，他们仍主张无条件地保卫苏联，而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的敌人。
这种一方面支持苏联，一方面又反对它的政治制度的态度有些人未免感到迷惑不解。这种迷惑主要是由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们造成的，这些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声称，任何人如果支持苏联，他也就必须支持苏联的政治制度。可是这种推论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它把苏联这个国家和它的政府等同起来，并且假定一个工人国家只可能有一种政治制度，那就是苏联现行的制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只要大致着一看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就可以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同样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却十分可能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比方说，我们看到德国实行过一般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制度，而在英国却又有一般称之为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两个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我们也不难想象，不同的工人国家，也可能有不同的政治体系。目前在苏联这个工人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乃是一种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治。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必须用他们称之为工人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系来代替这种独裁政治。
不管怎样，在苏联推翻这种独裁政治的任务必须由苏联的工人们自己去完成。这个任务决不能交托给资本主义分子或帝国主义分子。不管这些人如何成天叫嚷着民主，他们进行反苏斗争的唯一目的是要消灭国有化和计划化的经济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决不能和资本主义分子站在一起，来反对苏联的官僚机构。相反地，为了保存苏联的进步的经济体系，他们倒准备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分子们站在一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这种一方面保卫苏联，一方面又反对它的政治制度的立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十分明确、十分清楚的。人们的迷惑只是由斯大林主义分子造成的，那些斯大林主义分子希望把苏联和它的领导集团等同起来。他们把对这个领导集团的任何攻击都说成是对苏联本身的攻击，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压制对这个集团的任何批评。这当然不是什么使人惊奇的事。因为也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才能其正保卫住自己的地位。要按照这个集团所作的一切来看，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办法来为自已辩护！
不管怎样，托洛茨基主义者，决不会在别人的恫吓之下，来美化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或者支持一个罪恶的领导集团。他们坚持执行一方面保卫苏联，一方面反对它的政治制度和领导集团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政策的指导之下，托洛茨基主义者决非像斯大林分子们所说的出卖了苏联。他们也决非像资本主义分子们所急于想表明的，出卖了民主。相反的，他们所采取的正是可以同时保卫二者的唯一的道路。
V真理和假真理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不同之点，关系到用假真理当作一个武器的问题。托洛茨基主义者即使在看到事态对他们不利（当然是暂时的）的时候，也仍然坚持真理，而斯大林主义者却与此相反，只要假真理能够有助于维护他们的狭隘的党的利益，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求助于这种假真理。不仅如此，他们简直是一贯地使用假真理作为他们的斗争的一个武器。
对于一般从来没有研究过斯大林主义的方法的人们来说，话也许看来未免过于笼统一些。但是，真实的情况的确不多不少正是如此，这一点我们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问题上都很容易找到无数的例证来加以说明。
作为我们的第一点说明，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可鄙的假真理的传统的根源，那就是苏联所实行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政治制度中，我们看到使用最高形式的假真理的方法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自1936年以后在苏联进行的清党工作和随着清党工作而来的审讯活动是所有的人都很熟悉的。这种审讯，再加上由审讯而产生的荒唐的招供，本身就构成对斯大林主义的统治者们所采取的消除政敌的方法的严厉的谴责。
在今天，每一个有自已的思想的人都会毫不怀疑地相信，那些审讯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审讯，而只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进行的遮人眼目的活动，在那些审讯中，一切罪证都是毫无争辩余地的，被告不过像木偶一样表演着被派给他的角色；那些所谓的供词也完全不是真正的供词，而只是从不幸的被告的嘴中硬逼出来的虚假的供词。这些情况，托洛茨基主义者当然一直是非常清楚的。由于错误地相信杀死斯大林也许会改善苏联的情况，（而对这些如此富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甚至这一点他们也是很难相信的），他们也许会相信一个季诺维也夫或者一个加米涅夫曾企图刺杀斯大林。但是决没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能够相信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一些大半辈子为了推翻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人，会在他们脱离斗争几年之后，跟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要在苏联重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这却是在莫斯料的审讯中所得到的“供词”。
这种“供词”的虚假性，在今天，不仅只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是大多数的人都完全清楚的事实。斯大林死后，苏联政府公开承认了十五个医生的供词全部都是虚假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取得的，这种承认已经彻底地粉碎了整个斯大林主义的假审讯和假供词的法律程序，这等于是暗暗承认过去在苏联所获得的全部“供词”以及后来在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审讯”，全都不过是一些可咒诅的谎言和骗局。
这种把一切政治上的反对者都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的可恨的做法，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一直都在那里一成不变地搬用。在锡兰，也是如此，共产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全被清除出党，但理由并不是他们的政治上的真实的分歧意见，而是一种荒唐的指责，说他们是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的奸细。很显然，这样作的目的是要使那些持有分歧意见的人失去威信，并借以削弱他们的政治见解可能发生的力量。
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时候也必须把某些人从他们的党内清除出去。可是他们决不财他们进行虚假的诽谤，而是公正地说明所以开除他们的真实的政治原因。他们相信和正义站在一起的人根本不需要害怕充分和自由地说明这里所牵涉到的政治问题的真相。
而且，斯大林主义者还不仅是在组织工作上使用这种假真理的武器。在政治问题上，我们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他们也同样使用这种武器。比如说，斯大林主义者对上一次的帝国主义战争后来所以改变立场，对它加以支持的真正原因，实际是在1941年年中，苏联看到自己已经和同盟国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处在同一个军事集团中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是十分诚实地（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十分错误地）考虑到，为了苏联的间接的军事利益，完全有必要牺牲参加同盟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群众斗争。可是他们又不肯坦白地、诚实地把这种情况向人民群众说明，而仍然采取欺骗的办法，对他们说帝国主义战争的目标已经改变了，整个战争已经变成了人民的战争。
接着在1934年斯大林解散了第三（共产主义）国际，他这样做很明显是为了讨好他的帝国主义同盟者，丘吉尔和罗斯福。可是他对他的追随者所提出的理由却完全是虚假可笑的，他说现在各国的共产党已经都具有必要的经验，可以不必依赖一个中心的领导，单独进行活动了。
苏联的领导人们的这种对待真理的苟且的态度得到他们的国外的追随者的效法，是完全不足为怪的。这就是锡兰的斯大林主义的报纸所发表的一些时事论文所以常常表现对真理毫不关心的真正的原因。
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此完全不同，他们始终依靠真理的武器来推进他们的运动。假真理是他们极端厌恶的一种手段。这当然不是说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不肯用欺骗的办法去对待敌人。比方说，本文的作者，如果他不是对政府当局隐瞒着自己的真实姓名，那他就不可能在战争期间五年半的时间内始终躲过了帝国主义的警察的眼目！可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决不对人民群众撒谎，或者欺骗他们。忠实于列宁的教导，他们对人民群众讲的都是真理，即使真理并不总是那样合自已的胃口，有时甚至会带来暂时的挫折。因为，他们相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最好的方法，这个群众运动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强大得足以把政权接收过来并管理那个政权！
至于虚假和欺骗——托洛茨基主义者愿意把他们留给资本主义分子们去使用吧。他们需要这些东西！资本主义分子所维护的那种制度，就是让极少数的人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以只能依靠把真理隐藏起来的办法来保卫这种制度。相反的，对于力求推翻那种制度的工人们来说，在他们的武库中，最大的武器就是真理。让那些自称工人领导的人们不要损害了这个武器的锋利。
VI斯大林主义的危机
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化经济的苏联的建立，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巨大胜利。它本身的存在就表明世界资本主义遭到削弱，因而它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的一个巨大财富。然而另一方面，它的趋于堕落的政治制度却使得许步人退避三舍，使他们脱离了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将来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个样子吗?”他们绝望地问道，斯大林分子所能做的当然也不过只是尽一切可能来美化这个政治制度，一般的办法就是把一切对它的指责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虚假的宣传。不用说，这一套表演是不能令人十分信服的。
相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坦白地承认这种政治上的堕落倾向，但同时指出这不过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产生的暂时的现象。他们满怀信心地宣称，苏联的工人一定会有一天推翻他们的官僚主义的统治者，接收国家的领导权，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而使一切走上正常的道路。
许多年来，这种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的设想一般都只表现为一种假想的预言，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或者根本找不到可以令人信服的具体的根据。因而，一方面，资本主义分子可以兴高采烈地提出他们的阴森森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就是消灭一切社会和政治自由。另一方面，斯大林分子也可以拿在苏联看不到任何工人阶级反抗的迹象，来证明在那里没有任何事情会引起工人的反抗。
可是今天，情况已经改变了。因为，已经发生的许多重大的事件都表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政治革命的预言并不是空洞的梦想，而是有现实作为根据的可靠的预见。随着斯大林的忽然死去在苏联出现的许多改变就是：表明托洛茨某主义者完全正确的第一个显著的例证。
斯大林刚刚死去以后，苏联的新的统治者们简直是手忙脚乱地急忙向苏联的人民群众提出了一系列的让步和诺言。其中包括降低物价，大赦（政治犯不包括在内）、释放那十五个医生、答应改革刑法以及不鼓励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很明显，那些新的领导者，意识到那个高压手段的政权在群众中已经产生了极深的仇恨，同时由于害怕群众会利用斯大林的死所造成的新的情况采取某种行动，因而急于想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印象，让他们相信在斯大林时代之后，一个新的更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换句话说，这些让步和诺言表明了苏联人民的不可怀疑的力量已构成了对政府的一种压力。
这情况是如何会产生的呢？斯大林的死无疑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同样不容怀疑的是，这一发展的基础早就已经打下了。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文化水平比过去更高的工人阶级。达个工人阶级，认识到并且完全信赖自已的力量，已经不再愿意像过去一样对官僚机构处处让步了。
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四面被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孤立的工人国家。这一事实也有助于情况的改变。在过去，官僚主义的统治者们可以拿苏联正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以及边界上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作为论据，日益强化压制人民的国家机器。可是今天，由于大批东欧国家的建立、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中群众运动的兴起，官僚机构也就没有办法再使用这种论据了。日益觉醒的苏联工人，已经开始看到他们的那个压制性的政权并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国家的保卫者，而是反对工人的官僚机构的保卫者！
在日益增长的来自工人的压力之下，不进行一次巨大的斗争，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机构是否会被迫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呢？斯大林死后的种种让步是否表明事情真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呢？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这样想。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大赦的范围不包括政治犯，而改革压制性的刑法的诺言也始终没有兑现。换句话说，那些让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这个政权，而只是为了维持这个政权。此外，在东德发生的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也让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了在属于苏联集团的欧洲国家中消灭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治可能采取的形式。
1953年8月17日，在东德发生了反斯大林主义政府的。由一百五十万产业工人参加的总罢工，其声势是如此浩大，甚至东德的武装警察也完全无力应付。最后调动了驻在东徳的强大的苏联占领军才算把当时的局势控制住。这个壮大的工人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和口号清楚地表明，运动的矛头不仅指向官僚主义的东德政府，它同时也反对西德的资本主义政府。东徳工人的运动，这种第一次公开反对官僚主义独裁政治的反抗活动已经为苏联的以及苏联控制的、在官僚机构统治之下的东欧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开辟了道路。
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经联系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情况谈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我们指出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在实践中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纲领的时候，革命才能向兰发展。而且南斯拉夫，由于采取这种作法，最后和克里姆林宫公开决裂了。东德的事件以及斯大林死后俄国的改变更说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已经蔓延到了苏联集团中的各个国家，包括苏联自己在内。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每一步发展都将更进一步加深这种危机，而使官僚主义独裁政治日益贴近最后的毁灭。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立场是不容辩驳的。斯大林分子的立场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反对工人的官僚主义暴政的保卫者。资本主义分子预言说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其结果将是一种新的暴虐政治，这种预言现在已被证明完全是虚假的。不但这种事情决不可能发生，而且和那种胜利相配合的，将是苏联集团国家中的工人们在反对自己的官僚主义的暴君们方面所取得的胜利。
1954年3月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续编）》，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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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革命论概要（﹝斯里兰卡﹞考尔文·席尔瓦，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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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革命论概要
﹝斯里兰卡﹞考尔文·席尔瓦1954年
序
《不断革命概要》是由于需要而写成的。它是为每月举办一次的我党干部学校而准备的。现将其出版，相信它将获得更广泛的用途。
本书如标题为《不断革命论略证》，或许更为恰当；因为这才名实相符。不断革命论的概述本身或许可用数语说明如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世界实体。当代的各个民族革命只是这个实体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世界革命的有机部分”。
“由于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世界革命在形式上是民族的，然而在内容上是国际的。它表现为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民族革命”。
“由于合并发展的规律，在许多国家中，虽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有待完成，但在历史上较晚而在社会内容方面则更为先进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业已成熟了。不断革命论教导我们，在这些国家（因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而称作‘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当前的时代不能由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国家来完成。这些任务将只能由无产阶级政权（即工人国家）来完成。
“在这种种情况下，当前时代的革命在三方面是不断的：
1．革命不能中止于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它必须并确实在不间断地（不断地）继续下去，直至无产阶级政权一一得到农民支持的工人国家——的创立。
2．工人政权自然不能停留于完成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它显然必须继续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因此，革命不间断地（不断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段阶发展；或换一种说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农民支持的工人国家变为得到贫农支持的工人国家。
3．但是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它代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决战。其中之一必定获胜，消灭对方。民族革命因此不间断地（不断地）转变为国际即世界革命;并只在世界革命中完成自己。
“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简明概要，其逻辑论证我们在本书中已试图概述。没有试做历史的说明，因为必须使这本概要保持易于掌握的份量。”
最后一点，不断革命论不是空洞的抽象。它表示世界革命的实际的、活生生的过程。在以俄国革命发端、以仍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告终的多次重要革命中，这个理论都为无数的方法所证明。它得到了证实，并被认为是正确无误的。这不是偶然的。在本文中，我们已把不断革命论定义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但是托洛茨基主义只是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通用名称；而不断革命论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因此，它是今天每一个积极革命者的不可缺少的理论武器。
考尔文-R·德·席尔瓦
1954年1月1日于科伦坡
不断革命论概要
I．导论
1．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
2．这个理论有两方面：
（i）内部的即民族的方面;
（ii）外部的即国际的方面。
3．内部的即民族的方面特别说明落后国家的革命发展（前途）的基本路线。它说明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
4．外部的即国际的方面说明，每一民族革命如何与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它表明一切民族革命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它证明每一民族革命转变或发展为世界革命即国际革命的倾向和必然性。
II．世界革命
5．不断革命论把世界革命看做一系列互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民族革命。（斯大林主义者断言，不断革命从把世界革命看做一个在世界一切国家同时爆发的革命，这是捏造的。）
6．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各个民族革命（世界革命是由它们组成的）将构成一个系列。然而，不同的民族革命将只是一个整体或实体的（即世界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即特别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
7．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或实体的最好说明，就是它创造了一个真正的、统一的世界经济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存在着：（a）一个真正的世界市场；（b）一种真正的国际分工，是世界经济存在的证明。
每一民族的资本主义和每一帝国主义都依赖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如果你把世界经济看做一条山脉，那么你就可把各个民族的资本主义看做山脉的诸峰。）
而且，不同的民族经济是互相依赖的。每一民族的经济都从世界的其他部分（即从其他民族的经济）吸取资源，并为世界的其他部分提供资源。证明这一点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一个真正的世界贸易体系。
8．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内的不同民族经济既有互相依赖的一面，也有互相竞争的一面。同样，依靠不同民族经济的民族国家也在你死我活地对抗着；每一国家始终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力图打破在无论什么时期内都存在于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均势。
9．这些矛盾的一个结果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
（关于这些矛盾，参见注I．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任务）
10．资本主义是受不平衡发展规律支配的。这点可由许多方面说明。下面是这个事实的三点主要证明：
（i）资本主义本身没有在一切国家中同样地代替早期的社会制度，即封建主义。
（ii）在大多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渗透，不如工业。
（iii）在每一国家中，经济的一切部门不是均衡地发展的。一般的情况是，工业要比农业更为发达。在许多国家中，重工业不如轻工业更为发达。在所有国家中，或许，生产“经济作物”的农业（供工业用的原料）部门，要比生产粮食作物的部门更为发达。
11．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内达到革命的水平。显然，各个国家都在同一时间内达到革命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因此，世界革命是一系列的民族革命。
12．然而，这些民族革命是因以下两点主耍原因而互相联系的：
（i）各民族经济的互相依赖（即每一民族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
（ii）每一民族革命都摧毁先前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国际均势这一事实。
13．构成世界革命的一系列民族革命的互相联系是有机的，原因有二：
（i）每一民族革命都瓦解着资本主义的新世界体系的统一。
（ii）每一民族革命都构成社会主义的新世界体系的一个起点。
这样，每一民族革命就代表者两种世界体系或世界秩序的斗争。
每一次的革命成功从而也就代表兴起着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对于腐朽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一次胜利；正如每一次被击败或被镇压下去的革命都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于萌芽中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胜利一样。
III．落后国家
14．既然世界革命采取一系列有机联系的民族革命的形式，让我们就从不断革命的内部即民族方面开始吧。
15．我们在上述第三段中业已提到：不断革命的内部即民族方面特别适用于落后国家。
16．然则，什么是一个落后国家呢?这是一个就资本主义发展而言落后的国家。
既然，在一个国家中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已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地开辟了。
所以，一个落后国家就是一个没有完成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留待实行或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愈多，一个国家就愈加落后。
17．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它们包括两点：
（i）政治任务。
（ii）社会任务。
18．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任务从历史上来说是以资产阶级国家代替封建国家。
19．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任务是以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代替封建的所有制。（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在土地方面采用资本主义关系，以代替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一种商品，从而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20．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上述任务尚未达于完成时，我们看到，一个落后国家有两个特征。
（i）在经济发达程度上，农业比工业占优势；而且农业本身是不发达的，对它只有很小的投资，并且在技术上是原始的。
（ii）在社会发达程度上，农民比无产阶级占优势。
IV．落后国家的合并发展
21．在此阶段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样一点，即一个国家尚未完成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该国家未被提出。
相反，在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一个落后国家的基本社会特征是：即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待完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这个国家面前已经提出。
这种形势是由于落后国家的合并发展。
（注意：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也是两点：
（i）政治任务。
（ii）社会任务。
政治任务是以工人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社会任务是以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制代替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
22．合并发展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合并发展的规律实际上是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一种特殊应用。
23．我们已经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说明世界革命在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内成熟的事实。
但是，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并不决定不同国家进入世界革命的顺序。
革命即（世界革命）在不同国家成熟的顺序是由合并发展的规律决定的。
24．合并发展的本质在于，一个落后国家在其发展为一个先进国家时，把历史上相继的各个发展阶段压缩在一起，或甚至跳过它们。这个国家并不在自已的范围内简单地重复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把这些阶段合并起来，即压缩，甚或超越它们。
25．在同一发展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这种压缩和超越，亦即合并，可从种种方面说明。让我们试举数例：
（i）在经济方面：
（a）尽人皆知的例证是锡兰的运输系统。在这里你看到牛车、马车同铁路、汽车运输以及现在同飞机，全都合并在一个运输系统内。这样，运输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即畜力运输、蒸气机运输、内燃机运输和航空运输（它们在历史上彼此相继），在这里就紧并在一起了。（世界上也有从畜力运输直接跳跃到航空运输的地区。）
（b）再有，在锡兰的农业系统中，我们看到最原始的植稻技术与最先进的植茶技术并存。（植稻的隔条种植法与大农场中的大规模农业并存。）
（c）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中，人们看到，各种最原始的农业形式在同一经济中与各料最先进的工业形式结合在一起。人们还会看到，最现代化的全新工业被装设起来，而不再重历它们先前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跃进。
（ii）在政治方面：
（a）合并发展在这个方面的最有趣的例证就是波斯最近石油国有化的情景。在封建国王治下领导一个“议会”政府的一个封建的首相，国有化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石油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发展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几个阶段就压缩在一起了。
（b）还有，在非洲的不同部分，它们直接从部落首长制政府的阶段过渡到“代议”制政府的阶段。没有“封建”阶段介于其间。
（iii）在社会方面：
（a）在非洲的许多部分，古老的部落所有制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合并在一起。
（b）在印度，封建的柴明达（中间人）制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合并在一起。
（c）在锡兰，封建的封地制和安地制（分成租佃制）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结合在一起。
26．现在有必要注意有关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形式（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一个重要事实。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形式不再体现它们在历史上体现过的同样的前资本主义关系。
例如，印度的柴明达制是一种封建形式。但是，在现代印度，柴明达制与在这个国家占优势并已经渗入柴明达制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合并存在。换句话说，封建的形式不再体现一种单纯的封建关系。我们把这样的关系称作半封建关系。
再有，以一个令达（官职）在封地制中所享受的令达权为例；或以尼拉加拉雅（官职）在分配地中的权利为例。这些都是封建的权利。但在今天，这些人的每一方都可自由地抵押或出卖他的权利（即不需对方的同意）。这都是资本主义的交易。换句话说，封建所有制已经卷入资本主义所有制之中。而且，佃户为分配地或封建租地而交纳的地租在现代已折换为现金付款。换句话说，封建的形式已被资本主义的关系渗入。我们把这种结果称做一种半封建的关系。
【上述情况显然适用于我们的安地制（分成租佃制）。半部落的所有关系的概念等等，从上述来看也是清楚的。】
27．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半封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甚至半部落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是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现在是清楚了。
V．落后国家的阶级制度
28．现在有必要概述一下在落后国家中因其合并发展而盛行的阶级制度。
（为了方便，我们将只举半封建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相结合的例子）。
29．在落后国家中，阶级制度不像先进国家那样简单。
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两个基本阶级。它们是：
（i）资产阶级即布尔乔亚。
（ii）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
然而，在落后国家中，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各个阶级仍然作为重要的阶级存在着。
这样，如果我们从各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只举封建主义为例，我们就能有：
（i）封建的或半封建的领主。
（ii）半封建的农民。
（iii）工匠，等等。
（为了我们目前的目的，如果我们认为一个落后国家只有下列四个阶级，那是足够了：
（i）资产阶级。
（ii）工人。
（iii）封建主。
（iv）半封建的农民。）
VI．落后国家的阶级关系
30．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阶段。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革命的成熟都依赖该国家阶级关系发展的方式。
因此，让我们概述一下落后国家的阶级关系。
31．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提出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有关落后国家的新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几乎每一个落后国家不是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所征服，就是被置于它的势力和剥削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几乎每一个落后国家还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
32．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我们都会发现，资本主义是一种外来的输入。
本地的资产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资本的支配下在这些国家中成长了起来，它们为外国帝国主义资本服务，并做为外国帝国主义资本的小伙计。本地资本是和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不可分地纠结在一起的。
33．而且，在殖民地国家中，帝国主义统治已经代替了封建统治。
在半殖民地国家中，帝国主义支配着这个国家。
因此，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的政治任务，即以资产阶级国家代替封建国家，本身已被从帝国主义的支配和统治下获得民族独立的任务所代替。
34．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任务因此是：
（i）在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获得民族独立；
（ii）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摧毁半封建的土地关系。
35．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落后国家中不同阶级对于该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的关系;从而还有这些阶级自己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必须研究一下帝国主义者自身同落后国家的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为了方便，我们以后将只以殖民地国家为例。）
36．让我们从帝国主义者开始。
帝国主义者在阶级上自然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曾经是摧毁封建制度。
但是，在殖民地国家中，帝国主义者虽然摧毁了封建国家或使之处于完全从属的地位（例如从前的印度各王公国家），他们却没有摧毁封建制度本身。
相反，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即在殖民地国家中寻求支持的需要），帝国主义实际上支持了封建主及其对封建佃户的权利。的确，就印度的柴明达制度而论，帝国主义者为了自己实际上创造了这个封建阶级的一个新部分。
落后国家中封建主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联盟因此是密切的；而且封建主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强权在这些国家内的一个主要支柱。
37．从上述来看，显然，半封建的农民在其反对封建剥削者的斗争中是要直接和帝国主义国家交锋的。
半封建的农民因此是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统治者的阶级；他们是一个能够被吸收参加事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阶级。
（注意：然而，封建农民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人。相反，封建农民的目的是自己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私有主。关于这个事实在落后国家的阶级关系中的重要性，参看第VII节，57—61段。）
38．工人阶级的反帝本性是不待说的；因为，工人阶级是一切部门的资本的、特别是外国资本的始终一贯的和彻头彻尾的反对者。它是反对资本和资本的一切同盟者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旗手。因此，它必然也主张摧毁封建制度。因此，它无疑是半封建农民反对封建主和帝国主义者的同盟军。
39．我们再来看本地资产阶级。
他们对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任务的态度如何呢？
40．既然竞争是资产阶级的生存规律，既然每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都是垄断其国内市场，那么本地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显然就是竞争和对抗的关系。
但是这种竞争是包含在一种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结构之内的，这种结构阻碍当地资产阶级把民族独立变成真正实际的目标。这种结构有三方面：
（i）在帝国主义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本地资产阶级不过是帝国主义资本的小伙计。他们没有独自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力量。他们需要同盟者。这些同盟者只能是封建的农民和（或者是）工人阶级。
（ii）然而，在工人阶级方面，冲突却是显然的。冲突在工厂和工作地点连续不断地发生；而且，在这场斗争中，本地资产阶级依靠帝国主义统治者的支持。在工人的阶级斗争中，帝国主义者和本地资产阶级是同盟者。
（iii）在封建农民方面，也和本地资产阶级有冲突。冲突起因于本地资产阶级和封建主的经济利益的互相联系。例如，许多本地资产阶级本身就是封建主或者是封建主的债权人，本地资产阶级因此对于维持封建的经济权利具有一种既得的经济利害关系。本地资产阶级因此也不能成为封建农民进行废除封建主义的斗争的一个同盟者。相反，本地资产阶级成为封建主反对半封建农民的同盟者。
41．我们可将落后国家的阶级关系描述如下：
（i）封建主同帝国主义者在反对封建农民和工人阶级——还有本地资产阶级——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ii）本地资产阶级，虽然和帝国主义者进行竞争，却在反对工人阶级和封建农民这一点上和帝国主义者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iii）封建农民和工人阶级对于反对封建主和帝国主义者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有关反封建斗争的问题上对于反对本地资产阶级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iv）工人阶级和封建农民对于反对封建主和帝国主义者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对于反对本地资产阶级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工人阶级自然还彻底反对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
VII．落后国家的革命或不断革命的内部方面
42．我们现在能够研究一下落后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前途）道路问题。
43．我们已经知道，合并发展使这些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面临在同一时期内完成两种在历史上和社会内容上不同的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44．在历史上，反对封建主和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资产阶级——这个革命的直接受益者——领导的。这就是说，在前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的战斗中同封建农民发展了一种联盟。
45．但是，在我们上述的阶级关系的状况下，落后国家的本地资产阶级在这个时代不能领导半封建的农民，去进攻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
46．在这种形势下本地资产阶级所能做的，就是图谋利用群众近动，以便本地资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者竞争时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利用群众运动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压力，把它作为一种手段，靠牺牲群众运动的利益谋求和帝国主义者的新的、更有利的妥协。
47．因此，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半封建农民在他们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寻求另一个城市阶级去领导他们。
（农民在历史上从未成功地建立过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永远必须被一个城市阶级领导。参见注II．农民和政权）
48．这种领导权自然为工人阶级，现代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欣然提供。
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现在为工人和农民在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中的战斗联盟所代替。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现在也领导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49．但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于工农联盟的领导权导致建立一个得到农民支持的工人政权（或国家），而且就是工人阶级的这个政权（得到农民的支持），在完成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50．落后国家的革命的主要事实就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以便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51．必须补充说明，正是落后国家的这种阶级关系使上述事实成为必需。如果我们暂时假定，工人和农民不去建立一个得到农民支持的工人政权，却使本地资产阶级执政，我们就会懂得这个事实。
52．假定本地资产阶级在工农联盟的支持下终于执政；就是说，假定工农联盟使本地资产阶级执政。结果如何呢？
显然，封建农民和工人都将向新政权提出他们的要求。
但是，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本地资产阶级甚至不能满足封建农民的要求，更不用说工人的要求了。
工农联盟因此弄得和那个它刚刚拥立的资产阶级政权发生直接、公开的冲突，而且它必须继续以一个工人政权去代替这个资产阶级政权，以便即使是实现农民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权不得不再一次地而且愈发地依赖帝国主义者，它们的势力刚刚被革命摧毁掉。这自然意味着革命的一种倒退——一种倒退，正因为它不能前进。
53．因此，在现时代，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在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后止步不前。它必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间断地（不断地）前进，去建立一个工人政权。
54．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是不断的；而且这是落后国家革命不断的第一个意义。
（参见注III．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
55．落后国家的革命是不断的这个事实，还有第二个意义。这是继工人政权的建立之后发生的。
56．显然，工人政权不能也不愿没有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告停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求将向革命的工农政府提出？并必须满足。换句话说，由于工人国家的建立本身，落后国家的革命不能中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它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57．这就是落后国家革命不断的第二个意义，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间断地（不断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换一种说法，就是：落后国家的革命是一个；虽然它有两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阶段。两个阶段的统一也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领导革命的结果。）
58．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注意阶级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是在落后国家中完成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过程本身中发生的。这个变化是和农民有关的。
59．我们在前面（第37段）已经注意到，封建农民，作为农民，其社会目的是使自已摆脱封建桎梏，并把农民的租地变为绝对的私有财产。封建农民的志向是变成一个农业资产阶级。
60．但是封建农民一旦变成一个农业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就变得和工人国家直接冲突起来。就富裕农民一一即那些主要靠雇工耕种他们所有土地的人们一而言，尤其是如此。绝非工人国家的支持者的富农，有变为工人国家的敌人的趋向。
61．贫农——即尽管在地方上伴随革命而进行过土地分配，那些仍然拥有不敷需要的土地的农民——的情况则不然。就他们的情况而言，争取土地的斗争在继续进行。这个斗争现在对准的是富农。贫农因此在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中，即在革命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时，继续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得到农民支持的工人政权因此现在变为得到贫农支持的工人政权。
62．中农是那些拥有足够的土地的农民，他们间或在季节性雇工的帮助下，靠自己的家庭劳动耕种这些土地。他们在支持还是反对工人政权的问题上，动摇不定。工人国家的任务是中立他们。
VIII．不断革命的国际方面
63．我们现在来看落后国家革命不断的第三个意义。这个意义不是民族的，而是国际的；而且不难理解的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不断革命适用于一切国家，既适用于落后的国家，也适用于先进的国家。
64．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断的这个事实的国际意义，源于国际革命的活生生的统一，或者换一种说法，源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即世界性质。
65．如我们已知道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它具有一个真正统一的世界经济和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政治体系。因此，不难理解，任何成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亦即无产阶级国家在任何国家的建立，都构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剧烈的缺口。
66．资本主义必须堵塞这个缺口，否则它必将扩大。
67．扩大缺口的需要，亦即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其他各国（亦即国际地）的需要:是由革命已经成功的那个国家的形势产生的。
68．我们已经知道，每一民族经济都依赖世界经济，而且同其他的民族经济是互为依存的。割断一个民族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就能给该民族经济以致命的打击。
革命的国家因此必须不断努力使它的经济同世界经济重新联系起来。
69．但是控制世界经济其他部分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显然将竭其全力，阻止这种联系。它们确实会更进一步力求从经济上和军事上吞并这个新建立的工人国家。
70．在这种形势下，工人国家的唯一可靠保障是把革命向国际上扩展，直到这些新国家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分裂出来并被引入革命的势力范围，直到民族革命本身变得巩固起来。
71．如此，当代的每一民族革命都必须而且趋向于不间断地（不断地）转变为国际即世界革命。
不断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实际的和活生生的过程。
注I．
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任务
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真正的世界经济，与此相关的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两个主要矛盾：
它们是：（i）政治矛盾；（ii）经济矛盾。
政治矛盾在于这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不相适应。
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形式是民族国家；而适合于世界经济的政治形式则是世界国家。民族国家是与世界经济矛盾的。而且，每个民族国家都是和其他民族国家矛盾的。
资本主义自然尽其反动的力量，去克服这个矛盾。这种奋力采取的形式，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的方法。帝国主义，从这种观点来看，不过是一种把尽可能多的世界经济（如果可能，则把全部世界经济）置于一个民族国家统治之下的努力。每一个帝国主义，自然，是和其他一切帝国主义矛盾的。
这个矛盾的进步的解决办法，要求的不是由一个民族征服所有其他民族，而是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创建一个世界国家。这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政治任务。
社会主义世界国家还将消除基于如下事实的经济矛盾，即构成世界经济的有机部分的不同民族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互相竞争的。各帝国主义经济自然也是这样。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任务是以国际合作代替这种国际竞争，以便把国际分工导向它的逻辑结局，从而使世界经济得到和谐的发展。
因此，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世界社会，它以和谐发展的世界经济为基础，由一个世界国家加以管理。
注II．
农民和政权
农民虽然在历史上一直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却从未能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特有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分散的、个体的，不能以任何经久的方式联合起来。
在当前的时代还有一个原因，可陈述如下：封建农民如果实现了他们把封建占有地变为私有财产的目标，就变成资本家，而且因此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类型的资本家。他们建立起来用以创造、保护和发展这种财产关系的国家因之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资本的领域内，大资本统治小资本，城市资本统治农村资本。因此，纵使一个“农民国家”被建立起来，它不久也就处于城市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不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
注III
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
斯大林主义者不承认落后国家的革命的合并性质。他们不仅按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而且从时间上继续把这两种革命割裂开来。他们基本上按照这样的方针行动:“首先，同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反对帝国主义者;然后，同农民一道反对资产阶级。”
这个方针也把当前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因而使他们注定遭到失败（理由已如上述）。这个方针的目标，是要在资本主义结构内建立一个政府，并预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互着资产阶级国家统治下的整整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观点的错误何在。
基于这个错误的另一个错误是斯大林主义者的人民阵线政策。
这个政策以阶级合作（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为基础，而抛弃阶级斗争。它以和所谓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为鹄的，而以放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目标为代价。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本国资产阶级政权。在先进国家中，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大资产阶级政权有别的“小资产阶级政权”。在两种情况下，它所要达到的都是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纵使实现了，也不能导致一种稳定的局势，或一个稳定的政权。就殖民地的情况而论，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被废除并代之以无产阶级政权，就是资产阶级政权再一次向帝国主义屈服。“小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也一样，不是无产阶级接掌政权，就是大资产阶级复辟。政权的中间稳定状态是不可能的。在每一国家中，在每一领域内，革命都是不断的。
注IV．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或和平共处理论
本文的65-72段（原文如此。正文至71段而止。——译者）说明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特别是，它说明这种理论的这样一个主张的错误，即工人国家通过正确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可以“中立”国际资产阶级。
这个理论包含两个互为依存的命题。首先，它宣称，如果从国际帝国主义包围下能够争取到必须的时间，社会主义是能够在一个国家建立的。其次，关于第一个命题的条件，它宣称，工人国家采取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来中立国际资产阶级的政策，就能赢得必需的时间。
就可看出，这个理论的第一个命题还含蕴着社会主义的一个定义，即：社会主义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一个民族社会或体系。显然，否则你就根本不能谈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就马克思主义而论，这个定义实际上是一个重新的定义；因为，照我们在注I中所说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概念是一个国际社会；一个以彻底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公式，因此在说法上是矛盾的。
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它是一个十分科学的概念，以阶级斗争的规律适用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根据。马克风主义并不把社会主义看做某种理想的、乌托邦的图景，而把它看做资本主义以后社会发展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的、现在成为桎梏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是世界规模的，不仅是民族规模的）的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建筑在资本主义所已取得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的成就之上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背对这些成就并企图开历史倒车的社会。
提议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也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激烈攻击，而且确实是对的否认。它用以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的，是一个新的、伪料学的、乌托邦的概念，这个概念所提出的是一个闭关自守、按其内部规律成长、纯靠其统治者的手腕的主观因素而同世界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隔绝的民族社会。
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反动的。它只能引导人们努力使资本主义回到自身世界发展的道路上来，更不用说否定社会主义本身的世界基础和性质了。
工人国家的真正任务自然是和这个错误理论所说的不同。这个任务是在每一国家中，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社会创造先决条件，并建立和加强基础。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今天是以一种新的形式提出的，这种形式表现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如下主张：世界的“社会主义”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没有理由不和平共处。这个理论的这种形式和这个理论的先前形式一样地错误，虽然新公式的意图是要掩饰一种新的现实。
新现实是在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工人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全都是被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政党所统治的，构成了一个国家体系。这个“社会主义”势力范围把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市场分裂为二。现在在世界上不是有一个单独的经济体系或区域，而是有两个体系或区域，每个在性质上都与另一个不同，每个实质上都同另一个的市场割断联系。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区域的广袤和人口，由于它从资本主义夺走的资源和市场，资本主义本身在它的世界性质方面已经遭到严重的和危险的限制，即使不是这种性质的完全消灭的话。资本主义不能在这个正在窒息着它的有限的基础上长远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因此必须立即（不仅是迫切地）重建它的世界经济和体系；否则崩溃。
凡是稍谙阶级斗争的规律或者注意吸取历史教训的人，甚至都不会梦想资本主义在这种形势下真正投降，都不会梦想资本主义将不战而降。现代政治，特别是美国政治，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在这种形势下，不仅不束手待毙，或听任事态自然发展，或仅试图保持现状；相反，资本主义在这种形势下，更加努力去吞并“社会主义”势力范围，并把这些国家及其市场拉回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区域实际上也必须这样行动。它也生命攸关地需要扩展，使革命进一步成功地越出它的范围。
这种扩展的需要不仅是或主要不是出自军事的需要。经济的需要也是强有力的；因为，恰好，“社会主义”区域的扩张本身，尤其是它的资源的扩充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决不是促进它的经济同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的隔绝，而实际上是迫使它和更广阔的世界场所接近。社会主义体系也不可抗拒地需要成为一个世界体系；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定义如此，而且也因为它的性质本身。两种体系因此互相扼杀；的确，它们正在互相扼杀。其中之一必定胜利，二者不能共存。世界革命继续是一个统一体，它不能并且也不突然中止于仅仅取得世界一个部分的胜利。
社会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可以并存和并肩发展的理论因此是错误的。它也是反动的，因为它在立论教世时，仍然凭借的是那个关于闭关自守的、与世界其他部分隔绝的经济的概念。它否认国际范围内和民族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注意:和平共处还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要革命。）它把民族领域里的人民阵线的阶级合作主义带到国际领域里面来。它是为了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者、他们的同盟以及卫星国的利益，遏止世界革命过程的挣扎。某些人轻率地认为它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放弃，它并非如此。相反，它是这个理论在一种新的伪装下的继续。斯大林主义既未改变它的性质，也未改变它的理论。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续编）》，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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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第四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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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
——第四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54年）
1917年以来苏联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基本上决定于世界规模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作用。这个发展已经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1917年—1923年的革命高潮、1923年—1943年的世界革命的低潮和1943年以来的新的革命高潮。
十月革命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
——它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国家。
——它在理论方面推动了一部分工人运动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建立而有利于这个运动的独立组织工作。
——它给予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初期斗争以巨大的推动力。
1917年到1923年这一时期首先是一个为争取这个新国家的生存、为争取在全世界建立和巩固共产主义先锋队而斗争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革命的失败在苏联造成的结果是苏维埃民主遭到了一种建立起独裁政权的官僚制度的破坏。苏联的经济和文化，在过去三十年中，就是在这个政权之下发展的。通过这个国家的活动和压力，苏联官僚制度对于全世界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对于那些由于受到俄国革命的推动而产生的组织和运动，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本来应该使它们的活动适合这个新阶段，也就是说，本来应该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巩固自己，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并借此为将来的革命高潮作好准备。但是，第一次工人国家和它的堕落的官僚机构对于刚脱离社会民主党而还没有可靠干部的各个组织的压力，导致了这些组织的堕落。共产国际成了把克里姆林宫得命令传达给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工具。因此，这些党的政治的和理论的发展也就越出了常轨，在选择干部和中央机构时，也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方式。这些党利用群众和群众运动，不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而是为了官僚机构的利益。
这种利用各国共产党为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服务的做法，有助于造成工人运动一系列惨重的失败，最后促成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少数派。斯大林主义、即使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从属于苏联官僚制度利益的运动，是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体系起作用的：
——一个实行警察专政的工人国家；
——在本身受到严密控制的共产国际指导下的软弱的工人组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和战后几年里，一些十分重要的事件发生了一种情况，那就在现在的斯大林主义轨道以内集合了以下这样一个复杂的集体：
1．苏联。这个国家依靠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的力量和群众对于这些关系的爱护，于战争期间进行了特别出色的抵抗。其后，它又继续取得了经济发展，因而事实上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
2．东欧的新的工人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是靠官僚主义行动建立起来的，克里姆林宫事前并没有计划；
3．中国。在那里，中国共产党在势如燎原的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取得了政权；
4．在斯大林主义者或亲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下的一系列的殖民地运动；
5．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西欧的这些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由于抵抗运动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在以后几年里，共产党又失去了它们在一系列国家里已经赢得的地盘；但是在重要的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党具有左右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力量，并且尽管局势有某些变动，以后仍然一直保有这种力量；
6．1948年6月以前的南斯拉夫也可以列入此类。南斯拉夫共产党依靠它曾经领导的英勇的群众斗争取得了政权。
使苏联官僚机构和它对于各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得到发展的根本条件，即革命的低潮、苏联的孤立和它的经济的落后状态——这些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保证这种控制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在同一时期以它自己的方式反映了全世界相对的平衡——已经遭到了破坏。
斯大林主义的“扩张”不但远不能构成一个巩固的因素，而且其中还含有造成本身解体的趋势；这些趋势从下列事实中得到了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脱离；“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员中的多次清洗；承认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共同领导；实际上几乎等于消灭的某些共产党的削弱；苏联国内政治不复稳定和在周围防垒中开始发生革命骚动。
这种新形势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克里姆林宫不能重建一个能以任何方式维持下去的国际中心，以代替1943年解散的共产国际。
最后，尽管有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苏联作为一个强国的吸引力的增加，群众在此战后期间仍然形成了大批向斯大林主义势力范围以外的左派（比万主义、亚洲社会党……）发展的趋势。
但是，各种因素仍在发生作用，使克里姆林宫仍有支配世界工人运动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能力。这些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苏维埃国家对于实力较弱的伙伴的控制；群众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组织来解决革命形势所提出的问题，因而首先集合在现有领导周围这一事实。最后还有，在斯大林主义兴起期间所获得的概念和方法由于惰性和传统而继续发生作用，尤其是因为这些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以及它们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存在下来，所以更是如此。
除南斯拉夫外，在共产党拥有群众基础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产生群众与克里姆林宫决裂的现象；同样地，在这些党的内部也没有任何群众性分裂的现象。斯大林主义的解体最初采取的形式是一种与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的利益对立的想法渗入到这些组织中去，以及以前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等级关系逐渐发生了改变。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在整个时期内将首先并特别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具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组织将继续存在，但是在这些组织形式的内部，无论关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或者关于代表苏联官僚机构紧密控制的现存的组织关系，都将有向新内容发展的趋势。
在共产党构成工人运动中一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派的国家里，革命高潮由于沿着其他组织的道路发展而使这些共产党更加陷于孤立，从而引起它们内部的深刻危机。
斯大林逝世以后在苏联出现的事件一方面使苏联发生政治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开始成熟。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使人们以最保守、甚至最反动的方式对某些组织施加的压制得到了缓和。这些组织今天即使在共产党最没有力量的许多国家里也仍然在把大多数的革命战士团结在一起。结果，这就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共产党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在上述的意义上加速斯大林主义的解体。
第四国际是为保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组织的继续以便为无产阶级建立一个新的革命领导而创建的。它负有任务插手于这个解体工作，把到现在为止为斯大林主义所影响的健全的共产主义力量团结在它的旗帜之下。
Ⅰ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兴起和衰落
1．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革命浪潮只是动摇了最没有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并没有波及到那些殖民帝国，因而容许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靠着对群众作重要的让步（八小时工作制、普选权等等），把革命运动高潮在它刚掀起的时候就加以扑灭。在这个革命浪潮发生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急剧经济发展的美国还没有经历过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足以使美国的不断地从移民群得到补充的工业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工会的或政治的觉悟。因此，革命浪潮起作用的范围就只限于中欧和东欧，基本上只限于世界大国中间的俄国、德国和意大利。但是，俄国是一个经济上和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它的工业无产阶级不但人数很少，而且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也比较低，所以这个国家总是被几千万不识字的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俄国的革命和德国与意大利的革命融合为一，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一种足以保证苏维埃民主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广阔基础。1922年意大利革命的失败和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标志着革命浪潮的结束，使革命被孤立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这种孤立使俄国无产阶级遭受到重大的物质牺牲，导致它的战斗潜力和战斗热情的逐渐消竭而使它越来越抛弃政治活动和政治兴趣。这样就为它的受到苏维埃官僚制度的政治掠夺创造了客观条件。
2．尽管如此，1917—1923年的革命浪潮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广的长期的失败。世界无产阶级中在1918—1923年革命高潮期间一直比较平静的那些部分，开始在以后几十年里相继活动起来：英国在1925—1926年；中国在1925—1927年；西班牙在1931—1938年；法国在1936—1938年；美国在1934—1937年。在德国本身，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为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最后，尽管有这许多机会而革命仍趋于衰落，其原因并不在于群众运动所固有的动力，而在于工人的领导人所起的有害作用。在许多场合下，特别是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导致了这些运动的失败。如果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归根到底决定于世界革命衰落的加甚，那么这种发展就既不是致命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和全世界革命力量（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为扭转这种趋势和靠着工业化和在世界规模上取得的胜利（即使是部分的胜利）以加强苏联无产阶级力量的努力，随着这些事件的成为过去，都已经被证明是完全现实的。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合在这整个时期一直是可能的。如果这种联合没有实现，那首先就是由于苏联和共产主义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斯大林主义是1923—1943年这一整个时期的革命低潮的结果，同样也是它的原因。
3．革命孤立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农民占压倒优势的比重，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喝文化水平低，以及它缺少民主传统——所有这些因素使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软弱无力，群众日益消极，政权越来越完全为党和国家的官吏所掌握。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这样一群官吏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和在重要性上应该减少，使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经济得到巩固，使阶级、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归于消灭。这种消灭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消亡是一致的。在这种消亡实现以前，应该由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当权的工人阶级对这些官吏实行严格的监督以尽量限制他们滥用职权。在苏联发生的情况是完全与此不同的。在普遍匮乏和贫困的情形下，管理和分配全国财富的政权很快地成了分配的节制者，把重要的消费特权霸为已有。官僚主义分子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特殊的和保守的官僚阶层，与剥削分子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富农、新经济政策下的商人等等）联合起来，维护与无产阶级利益相反的物质利益。以后，他们又组织成为一个意识到自己享有特殊社会利益并决心在任何其他社会阶层面前维护这些利益的官僚阶级。这个官僚阶级的建立和巩固主要反映在政治领域内，反映在使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国家唯一的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分裂的派系斗争中。斯大林主义派在这个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因为它得到了官僚机构的支持。这个胜利终于破坏了党内民主——苏联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后堡垒，完全推翻了这个国家除了所有权关系以外的社会上层建筑，并且建立了基本上以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和从根本上对这个利益的维护为基础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拿破仑式独裁政权。
4．革命高潮最明显地表现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上。革命低潮基本表现在苏联的苏维埃官僚制度的胜利上。但是这种低潮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极端衰落的体制之内发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十分衰落，在这个衰落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者的对立十分尖锐，世界规模的工人运动仍然十分强大，以前俄国有产阶级的微不足道的残余或者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核心在苏联本国还十分脆弱，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低潮还不能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反革命活动大体上仅限于上层建筑的范围。以生产资料国有化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对外贸易的垄断、全面的计划经济——由十月革命产生的使苏联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离并与之相对立的这一基础，在苏联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维护、加强和巩固。按照列宁的公式被认为是过渡时期特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苏联国内从生产领域——这里实际上消灭了一切资本主义形式——进入了分配领域。因此，苏维埃官僚制度的拿破仑式独裁是政治反革命的产物；要推翻它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革命。但是，苏维埃国家是十月社会革命的产物，它在继续保卫（虽然是以一种特殊的和常常不恰当的方式）这个革命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成果。除非由社会的反革命重新建立起（即使仅仅是逐步地）资本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统治，这个国家是推翻不了的。我们说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个说法包括现代苏联社会现实的两个根本因素：一方面是从十月革命产生的社会基础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建立在同样基础之上的一种政治反革命的胜利。我们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方针与这个矛盾的苏联现实是相符合的：通过推翻官僚独裁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苏联的发展；防止苏联的失败，以免它的社会基础被推翻和重新建立起资本主义。
5．在这同一的苏联现实的体制的内部出现了一种矛盾的性质，即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性：
（1）一方面，这是一个从苏联的特殊社会结构取得其特权的寄生阶级。因此，为了存在下去，它就不能不以自己的方式保卫这一结构，反对企图破坏这一结构并重新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国内和国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
（2）另一方面，这个寄生阶级除非剥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依靠无产阶级政治上的消极态度和它的缺乏革命远见，否则就不能扩张它的特权和使它们暂时保持稳定。因此，官僚机构就不能不违背无产阶级的意愿，力图维持那种足以防止苏联无产阶级的新革命高潮和新革命活动的国内和国际形势。
苏联官僚机构的矛盾性质同样反映在下面的事实上：只要它能保卫苏联及其社会基础以抵抗帝国主义和各种复辟势力的进攻，它就明确地帮助苏维埃民主在国内的复活；相反地，只要它能暂时遏制苏联无产阶级或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它就明确地破坏或瓦解它自己的特权所由产生的社会基础。
6．1923年以来，苏联官僚机构的这种两重的和矛盾的性质一直反映在它的整个国内的和世界方针上。但是，这种两重性表现自己的具体方式基本上决定于苏联官僚机构所不能控制的情况：全世界的和苏联国内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这一点看来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阶段：
（1）从1923到1943年：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危机和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严重化有关的革命和工人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撤退，容许苏联官僚机构在国际革命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间，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苏联国内各阶级之间保持平衡，以巩固它的权势。苏联的拿破仑式独裁就是这些平衡的产物。苏联官僚机构的方针所追求的目的是维持现状，保持平衡。在这种意义上，苏联官僚机构的国际方针的一篇全球的总账是改良主义的，因为这个官僚机构的目的不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只是在保持现状的框框里维持苏联。
（2）从1943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加剧和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它的压倒优势有关的新的革命高潮，破坏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平衡。这些因素迫使这些国家——无论它们是否愿意——参加一个世界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来同革命和反资本主义力量相对抗，并且使每一种骑墙的和维持现状的方针越来越成为不现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军事独裁的平衡基础的崩溃，也破坏了苏联官僚独裁的基础本身。同时，苏联生产力的高涨、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文化上的增强以及国际革命浪潮在这个国家内的反响，也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平衡（以它们的政治上的软弱性为基础），并且正在为无产阶级重新争取苏维埃民主的斗争预作准备。
7．从1923到1943年期间，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的和矛盾的性质在国内外表现在一些突然的转变上：
（1）1924—1927年：苏联官僚机构与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下的商人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国际上，采取右倾路线，与蒋介石、英国工会官僚、巴尔干各农民党等实行无原则的联合。
（2）1928—1934年：消灭富农和商人；实行强迫的农业集体化和冒进的工业化。同时，摧残工人残存的从十月革命得来的权利，给每一个企业的经理以无限的权限，加速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国际上，在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遭到削弱和陷于瘫痪时，采取极端右倾的路线。
（3）1935—1939年：在苏联国内采取右倾路线，恢复农民的一部分牲畜和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废除旧苏联宪法；消灭整个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反动势力在道德、文化等领域内取得胜利并一般地鼓励了新兴资产阶级倾向。同时，国际上也采取右倾的路线：和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联合，承认这些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的国防；实行人民阵线政策；压制西班牙和法国的革命。
（4）1939—1941年：在苏联作战争准备，包括停止大规模清洗在内，并巩固个人在官僚机构中的地位。在国际上，由于对外联合的突然改变方向，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各国共产党采取了极端左倾的路线。
（5）1941—1943年：战争时期采取右倾路线。在国内：以“伟大卫国战争”相号召，优待农民，准许大批集体农庄土地为私人占用，解散共产国际，恢复教会作为宣传国家政策的工具，进行大斯拉夫主义的宣传，等等。在国外：和帝国主义紧密联合，采取民族阵线的方针，反对殖民地要求解放的起义，反对保卫盟国工人的经济利益，等等。
8．从1943到1947年期间，苏联官僚机构的权势似乎达到了顶点。这一时期看来是世界革命低潮和新的高潮中间的过渡时期。为了同一理由，它也是斯大林主义兴起时期和衰落时期中间的过渡阶段。世界革命高潮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斯大林主义；一般说来，它还被限制在官僚机构及其代理人能够通过若干传统的方法对它加以控制的范围以内（法国、意大利、印度支那、马来亚，以及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一部分）；唯一的例外是南斯拉夫。但是，这个革命浪潮却足以威胁帝国主义，使它力求和苏联官僚机构订立一个临时协定。后者着手阻止或试图压制革命以换取领土上的和经济上的让步。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协定，德国的被肢解和欧洲的被分成为两个势力范围，同一时期的西欧共产党和远东殖民地国家的采取反革命方针，在东欧对资产阶级残余的维持，美国将军马歇尔和斯大林使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事项的用意就在此。促成这同一趋势的是：苏联的国内形势，战争的可怕破坏，消费品的极端缺乏，1945年到1947年在恢复战前生活时遭到的经济危机，官僚机构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这种形势对于缓冲国家的掠夺。
9．但是，国际革命高潮、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破坏了苏联官僚机构与帝国主义达成全面妥协的可能性。帝国主义被窒息在过于狭窄因而不能满足其需要的生活空间以内，遭到了一个可怕的经济震动的威胁。它以前企图依靠在西欧恢复资本主义经济而转入攻势，借以减轻苏联对于缓冲地带的紧密控制（马歇尔计划）。在此以后，帝国主义受到了殖民地革命的包围，转而采取了武力行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朝鲜等地的战争），并开始准备和一切反资本主义力量作最后的清算（大西洋公约、共同安全条约、巴尔干条约、中东公约、太平洋公约、重新武装日本和德国等等……）。苏联官僚机构困处在帝国主义威胁和中国革命之间，看到自己不能不与从这次革命中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意味着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承认中苏两国共同领导亚洲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标志着苏联官僚机构所处的世界形势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种形势的特点是国际间阶级矛盾加剧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以越来越有利于革命的方式向前发展。这种新形势日益限制苏联官僚机构玩弄反革命花招的可能性。苏联官僚机构不再能利用整个殖民地革命作为找付的零钱以换取的和帝国主义达成全面的协议。它将继续努力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如它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印度、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阻止群众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企图在这些国家动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从而继续努力取得这些国家某些资产阶级的支持一样。这个官僚机构还将继续努力和帝国主义达成暂时的和局部的协定，并继续努力起一种阻碍殖民地革命发展的作用（在朝鲜战争期间援助不力）。但是，这些努力的实际效果将随着一方面是群众（尽管想对他们加以压制）革命高潮另一方面是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走向战争的程度的加深而越来越有限和不能持久。
10．同时在苏联国内也引起了一种同样的发展。
从1945到1947年的经济复原的危机（这一危机已为马林科夫对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所确认）以来，苏联经济的重大成就已经大大改变了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地位。如果说在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按人口计算仍然落后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却已经超过了如法国和意大利这样一些生产陷于停滞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总生产量大大地超过了美国以外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并且在一些主要产品方面甚至于超过了两个或三个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的加在一起的产量。苏联已经成了世界上的第二个工业强国，第二个拥有最多机器的国家，并且正在除了美国以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快的速度提高它的生产率。如果说苏联的农业还没有能够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并且还落后很多，它的进步依然足以消灭任何饥荒或长期营养不足的现象。对于大工业中心的人口，工业消费品的供应虽然还很不充分，但已经正常化并且超过了以前苏联任何时期的供应情况。
11．由于这些经济发展，正在发生一种重要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这个国家的主要社会阶层的组成和力量的改变上。
（1）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技术上已大为增强，产业工人的数目以每一个五年计划几百万人的比率在增加着。它已经从1917和1927年的苏联社会上的少数变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文盲已经从它的队伍中绝迹。过去七年来的苏联经济的惊人的机械化，使熟练工人的人数和作用有了很多的发展。粗工不再是苏联工人的典型，而是逐渐变成例外。因为这一点，无产阶级中间的收入差别虽然比过去为大，但不致再把大多数工人阶级压到饥饿的水平。
（2）最受到打击的是农民。每年都从它的队伍中抽调工业的补充劳动力。这个阶层的人数和社会重要性不断地趋向于减低。它的上层继续被调走并被转化为集体农庄的官僚和贵族（经理、会计、农学家、拖拉机手）。农民没有能够恢复他们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久取得的比较有利的地位。劳动生产队制度的采用和集体农庄的扩大标志着沿农业逐步工业化的路线前进的重要步骤，但是它们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没有能够做到真正提高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远不如城市，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不平衡逐渐在增加。
（3）官僚在人数上和重要性也有所增加，但不如无产阶级增加得快。在官僚上层集团的构成上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首先是关于社会出身，以前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专家和商人的数目，以及1917年以前革命团体的老革命战士（热月党人①）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减少，大批的官僚是从革命以后成长的享有特权的那些人当中得到补充的。其次，在他们的心理状态方面：官僚机构的上层人物大多数不再是一个年轻的贪婪的社会阶层，想要在普遍的贫困当中在消费的领域内取得特权；他们大多数属于达到成熟年龄或者进入老年的人所构成的那个阶层，想要保持尽量高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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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指法国共和二年（1794年）热月推翻雅各宾专政的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这里系借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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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虽然苏联拿破仑独裁的兴起和巩固是政治反革命的产物，然而官僚机构已经在苏联社会各方面的社会生活上盖上了它的特殊烙印。
（1）经济：过渡时期整个经济的特点是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残存的资产阶级分配标准之间的矛盾。但是苏联官僚机构由于大大发展了它的特权和社会的不平等而加深了这个矛盾。官僚机构在计划方面实行中央集权，取消工人对生产的一切监督，工厂官僚享有无限权力，作事专断，渴望获得特权——所有这些在生产领域内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平衡。这些矛盾和不平衡随着经济取得重要发展的程度而日益加甚。
（2）政治：苏维埃民主的最后痕迹的消灭和党内民主的绝迹，事实上造成了一个独裁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下，大部分官僚本身，包括上层集团在内，也无法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军事独裁基本上建立在镇压机构和按时清洗的恐怖手段之上，而且另外还控制着一种公民投票的“选举”制度。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盛行一时，对于肯定自己历史和自己权利的少数民族则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3）军队：曾经宣誓效忠于苏维埃宪法和共产国际的旧日红军已经为独裁政权严密控制的“爱国的”苏联军队所代替，而在这个军队中也看到了在整个社会上盛行的同样巨大的不平等、专断和官僚机构的无限权力。
（4）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变成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论，以符合官僚机构政策的实际要求。对党、国际和国家的历史不断地作有计划的修正、改写和歪曲。科学研究和自由的学术讨论在一切社会科学领域内都遭到压制，甚至在某些自然科学领域内也正在开始“决定方向”。由于这种压制，就有必要产生一个永不错误的无所不知的教主，在每次改变政策时提出符合于官僚机构当时利益的教义。
（5）道德：在十月革命占优势的年代里曾经实行的妇女解放和青年解放已被推翻。妇女平等成了使用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超人体力劳动的平等，而不是一种自由安排她们自己生活的权利。离婚法规定得越来越严格，堕胎权已被取消。青年组织的章程特别郑重其事地规定青年不得参加政治。
13．但是，苏联群众在战争期间吸取了巨大经验（他们同时看到了官僚机构能把他们压制到什么限度和西方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如何）。苏联群众、尤其是先进的工人阶级青年，开始越来越认识到苏联社会和拿破仑独裁制度中所包含的矛盾。他们特别注意到经济矛盾，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投入了他们的一切力量和创造性劳动而更是如此。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开会期间和开会以后所进行的讨论，揭露了下列事实：
（1）大多数苏联人民认为：苏联取得的巨大经济力量与仍然很低的群众消费水平越来越有更大的矛盾。房荒的危机尤其是这些群众感到无法解释的，这个问题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2）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党和工会工作者的下层——认为苏联官僚机构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障碍。官僚机构上层集团在为他们自己取得了高级消费特权以后，就不大对生产的最大发展感到兴趣。企业经理人的贪利欲望曾经被认为是积累资金的主要动力，而现在则变成了限制和妨碍这种积累的因素。指标完成的情况主要决定于这些官僚阶层的兴趣，只要这种情形继续存在，这些阶层将给计划加上另外一种破坏的力量（牺牲生产计划来优先完成财政计划）。官僚机构在制定计划上的集权与日益复杂的经济发生冲突。
14．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官僚独裁的矛盾终于成为严重的理论上的危机，这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上，而且也反映在围绕着“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其他一些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上。
（1）克里姆林宫的统治阶层已经被迫同时既承认阶级在苏联的消灭，又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和甚至于尖锐化。
（2）他们被迫强调，随着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程度，社会矛盾不是消灭而是加深。
（3）他们被迫同时既坚持国家不但远不能消亡，而且随着共产主义过渡会“更为加强”，又主张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主要国家里取得胜利”，国家将以消亡而告结束。
（4）他们被迫同时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法则”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又承认继续支配这个社会的经济的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
（5）他们不得不同时既把个人致富的倾向说成是苏联社会中主要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又保持这个同样的倾向作为实现计划的主要手段。
15．这样，苏联拿破仑式独裁在历史上的不稳固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随着国际规模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同时发生的苏联国内力量对比的变化，独裁政权的客观基础正在迅速消失的过程中。从传统上看，苏联拿破仑式独裁的历史上的过渡和暂时的性质在下述意义上得到了正确的分析，即这个独裁政权能够把社会发展引向两条相反的道路：或者是在农民和官僚机构内部重新加强复辟主义派系，这样它们就会靠着帝国主义的帮助，用内战方式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或者是靠着世界革命的发展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给与苏联无产阶级和官僚机构左派的帮助（这个左派将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保卫苏联的社会基础），推翻拿破仑式独裁，重新建立苏维埃民主。但是这二者必居其一的不同变化显然意味着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力量的特殊变动。第一种变化的出现是世界革命撤退的最后结果，第二种变化的出现是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结果。现在的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力量的变动很清楚地指出哪一种变化更有可能发生。苏联整个国内形势的发展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苏联，面对着的高涨，曾经存在和不断复活的小规模的小商品生产单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将只是占极小的比重。社会矛盾的加深、帝国主义压力的加大和无产阶级觉醒的迹象，可能在官僚机构的极为有限的阶层中引起逃往和投降资产阶级阵营的反映：但这不过是这种发展的附带结果而不是它的主要特点。因此结果是：因为在苏联本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向于对工人阶级有利，而同时在世界规模上也发生一种类似的变化，所以未来的决战将不是发动进攻以恢复所有制的复辟力量和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力量之间的决战。相反地，它将是保护官僚特权的官僚机构的力量对于从事斗争以求在更高标准上恢复苏维埃民主的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进攻实行反抗的作战。
16．斯大林的死亡加深了上述一切趋势，并且给了这些趋势以直接的和引人注目的表现。这可以从斯大林在苏联所起的特殊作用上来说明。斯大林是各阶级之间的调停人，是各阶级与官僚机构之间的调停人，是官僚机构各阶层之间的调停人。他本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基础和它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桥梁。他是经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保证，保证他们一定能够继续享有特权；同时他也是官僚机构下层（党和工会的次要人员、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后起的青年干部）的一个主要保证，保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不遭到破坏。他的突然死亡使这个政权失掉了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尤其是因为社会力量的平衡在此以前已经逐渐发生了动摇。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即拿破仑式独裁的上层人物感到忧虑和不安。这些人习惯于遵守“领袖”规定的路线，在群众中没有个人威信，不能预测出斯大林的死亡对于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态度会发生什么影响。这种上层集团的疑虑和甚至于恐惧无疑地加深了正在向独裁政权的专制主义挑战的趋势。
17．苏联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性质单纯的社会阶层。它包括来自工人阶级（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和农民（集体农庄职员）的几百万人；这些人从政府和经济结构（检查员）的次要职员上升为上层专家和工程师、有名的艺术家和作家、高级军官和警官，一路升迁为经济机构（大工厂和托拉斯的经理）、军队（将军和元帅）、国家和党（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和苏联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各共和国和苏联的部长、国家和党的中央行政机关的成员）的头面人物。最保守同时也是最享有特权的集团无疑地是工厂和中央经济机关的领导人阶层，此外，计划部门的总工程师和重要专家以及军队里的将军和元帅也属于此类。
18．和官僚机构最享有特权的头面人物成为对照，是官僚机构的实行拿破仑式独裁的极峰人物。这些人已经掌握政权二十年多年，成为军事独裁政权的化身并代表着党和国家上层之间的私人联系。这一阶层受斯大林死亡的打击最甚，在全体人民不满的声势之前起了恐慌，主动采取戏剧性的措施使这个政权“自由化”（实行大赦、宣布修改刑法、释放医生、攻击警察专横和民族种族歧视，清洗国家政治保卫局并对之进行攻击，把对领袖的的崇拜推向不重要的地位，苏联报刊采取一种新的论调，修改五年计划以增加消费资料生产的比重）。
这些措施所追求的目的如下：
（1）向广大的官僚机构的各部分保证反对专断的清洗，使它们更直接地参加行使权力，借此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起独裁政权。
（2）采取全体人民欢迎的措施，答应恢复比较安逸的和不太痛苦的生活条件，暗中推翻斯大林时代的最残忍的恐怖局面，在人民不满的三个主要问题上——低下的消费水平、警察制度和民族压迫——表示让步，借此在一个更得民心的基础上建立起独裁政权。
从历史上看，马林科夫政权这样就预示着拿破仑式独裁的开始衰落。这个政权的“自由化”和它的加紧控制只不过是官僚机构交替使用的两种自卫手段。这个官僚机构认识到它的权力和特权遭到威胁，将无论如何试图使用它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在苏联群众的反对高潮面前保卫自己。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注定灭亡的独夫无论用两种手段的任何一种或者是两种并用都不能挽救自己。苏联的拿破仑式独裁的灭亡已为历史所注定。群众将用他们的政治革命粉碎这个政权并消灭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特权。
19．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最初的迹象表明无产阶级能够在斯大林死亡所造成的新情况下进而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沃尔库塔罢工）。这是不足为奇。二十多年以来，警察恐怖已经在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和消灭了它的先进骨干。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革命的发展应该在苏联的工人中间重新唤起旧日的希望，但是直到斯大林死去为止的顽固的独创不准许他们直接表示这样的意见。最多也只能在党、工会、青年组织的下层小职员中间看到他们的心事、要求和希望的一些间接的表示。马林科夫宣布这个政权“自由化”，也不能产生有利于工人采取政治行动的直接效果。但是从现在起，苏联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子力量将开始发挥作用。在工厂和工会里，现在正给予他们的分子力量将开始发挥作用。在工厂和工会里，现在正给予他们的力量以考验的机会，这些考验无疑地将从技术问题的讨论开始，工人阶级可以借此加强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和信任而不必和拿破仑式独裁直接发生冲突。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已经削弱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新政权就不能不更多地依靠大概帮助过清除贝利亚的军队。同时，在党内，特别是在青年中，正在发展起一种批批判精神，对于斯大林时代的理论“遗产”发生怀疑，大胆地对政治问题提出意见，在与斯大林时代最顽固的代表进行思想斗争方面取得最初的鼓舞。这样就宣布了苏联无产阶级客观的和主观的力量的重新结集。
20．在这种危机的恐慌之下，指导核心——拿破仑式独裁的上层——的最初的自卫反映并不专限于这个政权的“自由化”。它的最初的反映中也有它本身的改组和极端的集中化。官僚机构的实行拿破仑式独裁的头面人物暂时拭图重新团结在新领袖—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的周围而不要有重大的冲突和分裂，因为他们都感到共同受到了威胁。但是这种团桔结和集合的局面只能是瞬间即逝的。在这个独裁政权中出现的为“自由”制度所加强了的离心的力量正在开始压倒统治集团本身的一尊主义。贝利亚的倒台和国家政治保卫机关遭到了政府和军队机构的削弱就都含有这种意义。“自由主义”被认为能使人民的各个阶层都感到满意：群众满意是因为他t们受警察专政之害最大；官僚机构上层满意是因为他们感到从一个新的任意清洗的浪潮的恐怖中解放了出来；官僚机构的下层满意是因为他们希望更密切地与掌握政权发生关系。但是，如果说官僚机构认为这些措施能够更好地巩固自己的基础以保护自己的特权，无产阶级却在利用这些措施向那些特权挑战。在一个期待、希望和高兴的最初阶段之后，这相反的两派已经开始发生冲突。官僚机构的头面人物被迫随着群众压力增加的程度而越来越多地要求有合法的保障。这些要求和不安正通过贝利亚的被消灭和给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重大打击而表现在指导核心中间。同时，已经为这个政权的“自由化”所加强了的日益增长的群众压力也将表现在这个政权的上层中间（即使是间接的和变相的）。这种党内和它的上层集团中间的分化过程受到了缓冲地带开始发生革命高潮的影响。它还将受到国际形势发展的更深刻的影响。战争的加速爆发能够在初期推迟这种分化。国际革命的新胜利以及外国共产党内部的尖锐分歧，一定会加速这种分化。
另一方面，如果说新的领导集团想要用对帝国主义作形式上的和口气上的让步在国际范围内争取时间，它也可能不像以前那样作出能够和华尔街达成真正妥协的重大让步（扑灭殖民地革命，把“人民民主国家”开放给美国的货物和资本等等）。在这种情形下，军备竞赛和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将基本上与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报告中所提出来的情形相同。
21．斯大林死后在苏联发生的事件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形势。
这些事件表明苏联军事独裁政权的相对稳定性的结束。因此，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社会保守主义力量发现自己遭到了反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和第四国际为了有意识地领导这个革命而进行的斗争将获得很大的便利。由此将产生一系列有利于我们的思想和组织发展的条件，我们必须借助于一种适当的策略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在苏联本身，为我们的运动提出了最迫切的任务。拿破仑式独裁的最初裂痕把争取在苏联复活社会主义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过渡纲领》中提出来的与此有关的行动纲领曾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得到重申和具体化，这个纲领现在是非常切合时机的①。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复活的意义已经有了变化。今天的苏联，由于它的工业和它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了世界上支持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根据地。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复活，几乎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一定会决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独裁政权的新的同治集团的踌躇、怀疑和撤退有助于为社会主义复活而斗争这一事实，把我们的国际运动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必须对这些历史条件有深刻的认识。现今正在为在苏联重新建立和复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党创造条件?。马林科夫在沉默十五年之后，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到了苏联共产党内“异端分子的、反列宁主义的”集团（政治革命的胜利就靠着这些集团）的活动，这并不是偶然的。马林科夫的大赦特别把政治犯除外，这并不是偶然的：第四国际必须找出办法，帮助我们的苏联弟兄从有利于他们重新团结的条件中获得利益；这将是我们运动的世界高潮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同时，我们的各支部应该坚决地和任何为苏联现在政治制度辩解或辩护的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将表现在想要与马林科夫政权取得和解的小资产阶极集团中间。拿破仑式独裁虽然使自己“自由化”，但仍然是一个独裁政权。无产阶级在苏联仍然遭到政治掠夺。正如到现在为止一道靠着专横的警察来保护官僚特权一样，将来将靠着那部新刑法———真正的人身保护状——来保护这些特权。粉碎这个官僚机构的独裁和特权的任务，在苏联发动一次新的政治革命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最近整个发展表明，准备和促成这样一次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①“毫无疑问，苏联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之下，开始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打倒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诺夫运动：打倒苏维埃贵族和它的等级!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给以更为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鬼话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维埃。必须使苏维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内容。就如一度不容许资产阶毅和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样，现在必须从苏维埃中把官僚和新贵族清除出去。在苏维埃中只容纳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和红军军人的代表。”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仍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维埃政党。”
“从头到尾修改经济计划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必须恢复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的权利。必须由一个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来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改组集体农庄以符合农庄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
“必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一切由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进行的政治审都必须从全部公开、任人争论和公平正直的角度来重加审查。阴谋陷害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推翻靠着暴力和伪造来维持自己的官僚机构就不能实现这个翻镇。”
（摘录自《过渡纲领》。）
他们将为一切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要求实行包括脱离权在内的民族自决的民主权利，为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
①这也就是《过渡纲领》中所说的意思：只有被压迫群众的胜利的革命起义才能够复兴苏维埃制度并保证它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起义——第四国际的党。
（摘录自《过渡纲领》。）
22．未来的战争将不是和国际革命的低潮而是和它的一个新的跃进同时发生。所以这个战争只能基本上使苏联拿破仑式独裁的解体现象和苏联无产阶级复活与发生革命高潮的现象更为严重。革命向其工人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专门技术和民主传统的西欧国家扩展；苏联军队与惯于享受相对地高于苏联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人民之间的接触；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各种各样的困难以及官僚机构在战争中的一般态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导向这个方向。这些因素将加强苏联群众对于自己力量的确信，更加降低任何压迫机构的威信，坚定群众获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社会主义理想更为相近的生活条件的意志，削弱和瓦解官僚机构对群众抵抗和反抗的能力，加重官僚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和离心的趋势。
革命高潮的公开的、外部的表现是不是甚至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就将加重和加速，或者这些表现是不是开始时在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退让，其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的后一阶段，当这种威胁看来已经不存在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重新出现—这将决定于革命发展的速度，决定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在他们自己领导之下实现这个革命的能力，决定于苏联国内政治条件的成熟程度，决定于一个新的革命领导的存在。在任何情形下，在与帝国主义作最后清算的过程中，苏联无产阶级靠着世界无产阶极的帮助，将学会也和苏联官僚机构进行清算并推翻它的独裁政权。从1943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这一整个期间，正是一个包含一速串的局部战手和临时武装停战的时期，在这期间，列夫·托洛茨基的预言——官僚制度将经不起和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进行决战的考验——将得到证实。
23．苏联的官僚机构今后将处于和这个机构的兴起和发展时期的情况根本不同的衰落和最后灭亡的新情况之下。了解到这一点井不在任何方面意味着改变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这个机构在苏联和全世界所起的客观和主观作用的一贯的估价。苏联生产力的高涨井不是官僚机构活动的桔果而是与它丝毫无关。这个官僚机构在最初五年间阻碍了工业化的实行；接着就在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下投入工业化，在农业和群众消费方面造成了需要用二十年时周加以克服的可怕的危机。直到今天，它还在阻碍靠着计划力量在这个国家建成的庞大生产机构的彻底的和合理的利用。
同样地，世界革命高潮在任何方面也不是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而出现的，而是在不顾它对世界工人运动进行干涉的情况下发生的。官僚机构起初造成无产阶级从1923到1943年历史上惨重的失败。其后，它推迟了和部分地遏止了1943到1847年的革命浪潮。直到今天，，它还在五大洲阻碍群众巨大革命潜力的彻底的和合理的利用。如果帝国主义的统治在半个地球上继续存在，那是由于这个官僚机构和它的代理机关所起的作用；今天这样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正确。在一个主要国家——中国——这种统治已经被消灭，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使自己摆脱克里姆林宫命令的束缚。这种形势当中的一个新因素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过渡纲领》所预料的那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历史法则”表现得“比官僚机构更有力量”。决定群众方向的两个因素———在世界规模上解放出巨大革命力量的资本主义的临终痛苦以及对于群众起阻碍作用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的政策—当中，越来越重要的是第一个因素。苏联官僚机构不再能压制和遏止的革命高潮，甚至正在从这个机构用来自卫的某些手段上得到助力，正在为苏联无产阶级推翻这个机构准备着条件。
II斯大林主义在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兴起和衰落
24．自1943年的革命浪潮爆发以来，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新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可以分成两类：
（1）由于在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胜利而产生的国家，例如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2）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扩张主义而产生的国家。它占领这些国家并用拿破仑式官僚的手段使这些国家的机构和苏联同化，在某些情形下也动员一部分群众作为支持。例如欧洲缓冲地带的国家和北朝鲜人民共和国（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动员群众的规模要大一些）。
在这些国家之外，还必须加上：
1）越南这个民主国家，这个国家是从与中国相似的一个革命浪潮中产生的，但它仍在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以便控制全国镇土；
2）阿尔巴尼亚，这里也有过一个强有力的群众革命运动。
这些国家的出现代表世界形势的一个根本变化，在地理方面，把地球上脱离资本主义统治的地区从六分之一扩大到三分之一，在世界人口方面从十二分之一扩大到三分之一。
25．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的胜利——1917年以来第一批的革命胜利—轮苏联官僚机构对这两个国家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以一个致命的打击，井且给斯大林主义带来了世界的危机。这样，列夫·托洛茨基的预言就得到了证实：“不能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得到直接支持的共产国际（也就是使各国共产党服从于克里姆林宫的机构）的解体，将先于拿破仑式独裁集团和整个热月党人官僚机构的灭亡。”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胜利给与斯大林主义的打击——虽然这些革命是由共产国际派生出来的共产党领导的——本身证明了这个胜利是从它们对克里姆林宫“破坏纪律”的行动中产生的。受到为群众革命浪潮压倒的威胁，面对着除了在政治上和物质上为反抗所粉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的处境，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就越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范围，向夺取政权的目标迈进。从这方面它们取得了与苏联官僚机构关系上的真正的实际独立地位，而这也就为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建立了客观基础。共产党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指示必须绝对服从的制度，对每一次发表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斯大林修正主义的意见必须卑顺地自动加以重复的制度，就这样遭到了破坏。
26．但是，无论在南斯拉夫的情形下或在中国的情形下，胜利的共产党都没有主动地决定和斯大林主义方针作公开的政治上的决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是：
（1）这些国家的领导和它们的大多数骨干具有斯大林主义的出身和传统。这些骨干大部分企图在他们的狭窄的圈子内原谅莫斯科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在自己的党员和群众面前隐瞒起来。
（2）这些党在革命胜利以后，通过和苏联进行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联合，在帝国主义封锁的事实面前得到了客观的支持；虽然这种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被认为是不充分的和带来很多麻烦的，但在这些党看来比放弃一切援助更有价值。
（3）这些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认为除了克里姆林宫和帝国主义外没有吸引他们的目标，他们低估或者无视世界革命高潮和国际工人运动。
27．南斯拉夫的情形是克里姆林宫采取主动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决裂。它感到这个党对于官僚机构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这个党是插入它的党的系统中的一个具有独立基础的共产党，不仅能在国家关系上（南斯拉夫的关于和各种不同国家交往的政策、巴尔干联盟、与意大利的关系等等）而且能就其他共产党的政策（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希腊游击队活动的态度、对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解放”期间采取的政策的态度等等）表示独立的反应。克里姆林宫宁可把南斯拉夫推入帝国主义怀抱并因此在它的巴尔干防御战线上造成一个可怕的缺口，也不顺意冒险让南斯拉夫这样一个榜样来破坏它对周围防垒和共产国际的整个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使用了它的每一种力量：断绝外交关系，实行突然的经济封锁以破坏南斯拉夫的经济，挑起边境事件，企图在南斯拉夫国内组织恐怖活动，通过报刊、广播长期进行恐吓等等。但是，它所以能最初采取这种反革命态度，首先是因为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还仅仅是在初步阶段，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小国，基本上不能改变世界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的情形就与此不同了。克里姆林宫不能容许代表它的军事防卫系统的基石和在实际上突破了帝国主义对苏联包围的那个联合的破裂。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情形下，虽然克里姆林宫抱有和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相似的忧虑，它仍然不得不接受在平等基础上和甚至在与中国共产党共同领导整个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上的合作。
28．南斯拉夫国家和中国国家都是从消灭了资产阶级政权及其国家的革命胜利中产生的。它们都很快地趋向于对同一的资产阶级进行全部的经济剥夺。在最初的迟疑和妥协之后，随着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程度，这两个国家的结构也按照新的社会基础得到了稠整，它们的非资本主义的和工人阶级的性质也很清楚地得到了表现。虽然南斯拉夫国家和中国国家是从一次胜利了的革命中产生的，但它们仍带有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工人领导的烙印。在南斯拉夫的情形下，这些特点特别表现在1946到1948年对于苏联的作风、手段和制度的奴性的模仿上，也表现在对于国内的和党内的一切工人民主的压制上。在1948到1960年一度做过使这个政权真正民主化的努力之后，从这个国家的结构上又看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机会主义性质的表现；这表现在最近对于宪法和党章作了修改，这些修改不但远不能保证工人的民主而且是企图消灭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影响。这就是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利用人民阵线作为唯一的掌握政权工具的意义。在中国的情形下，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性质同样在宪法上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发展上留有印记。它希望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合作，因而一开始就在城市里破坏和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员，连带着在华北破坏和阻碍农民的革命起义。其后，这个同样的希望引导它把旧国民党的全部国家机关接收过来，并把这些机关井入新建立的国家机构之内。在中国干涉朝鲜以后，在向资产阶级展开进攻并对贫苦大众进行某种动员时（在南方动员农民群众以完成土地改革；在“五反”运动和“三反”运动中动员工人）①，中国共产党尽一切可能限制这种动员，阻止和妨碍这个动员，以免在城市中产生工人阶级群众的自治机关；它甚至利用同一机会对先进的革命分子使用恐怖手段。中国的情形像南斯拉夫的情形一样，新的工人国家井不是建立在自治机关（苏维埃、委员会）的基础上的，就是有这种机关正式存在，它们也因为缺少政治自由和替各派工人说话的自由而并不具备革命内容。因此，就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是工人国家被官僚机构改变了形态的问题。
29．在这样的事实中并没有矛盾，即一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能够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支配，把一次革命导向胜利，并在这种情形下不再是名实相符的斯大林主义的党，而另一方面，这两个党却一直遵循着并将继续遵循使革命成果受到限制、遭到破坏和处于危险境地的机会主义路径——基本上来自这两个党的领导部门的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一种机会主义路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根本没有表示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颁导，革命就永远不能胜利。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克里姆林宫的保护，但是它们这样做是从实利出发，是在事实的压迫下，是在威胁着要把它们压倒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下。这里有它们的优点，但也有它们的缺点，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不是一个机会主义领导，可以容许自己随波逐流，以便好像莫名其妙地完成革命，而对于革命的全面任务和完成革命的手段却没有一种明确的看法。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革命领导必须充分认识自己的使命，必须认识汹涌的国际革命浪潮中所固有的巨大可能性，能够协调国际革命力量并尽快地把它们导向胜利。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革命越是发展和越是接触到先进的工业国家，就越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以取得胜利。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经验并不说明第四国际是不必要的，相反地却证明不仅在全世界而且就是在这两个国家里也需要有第四国际。
①反盗窃、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等等运动。
30．由于中国革命给中国本身和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新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中就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殖民地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国际革命高潮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帝国主义具有特殊的关系；在现阶段，美国集中它的主要火力来进行攻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正是朝鲜战争的意义，也正是亚洲事务今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上占首要地位的意义。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只要革命还没有在其他先进工业国家中取得胜利，确知自己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与之结成同盟就成为一个与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在现阶段和未来的整个阶段，并不是克里姆林宫把同盟“强加”在中国身上，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保证把这个同盟维持下去。殖民地革命越向其他亚洲国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克里姆林宫所能施加的压力就越为强大。但是，中苏军事同盟的维持和巩固本身与克里姆林宫对于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程度无关，也就是说，与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衰落的程度无关。斯大林主义的衰落是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力量对比的作用，基本上是殖民地革命发展的作用，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作用，是无产阶级在包括苏联本身在内的世界其余各地获得发展的作用。
31．从这方面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到现在为止所经历的几个实际阶段：
（1）从毛泽东的胜利到美国以鸭绿江为目标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肯定它事实上的独立，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独立在内。强调两个盟邦的平等和毛泽东对于一切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指导作用。
（2）从美国以鸭绿江为目标的进攻到斯大林的死去：中国共产党肯定它和克里姆林宫结成同盟的重要性，肯定它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从苏联取得的和必须取得的决定性的援助。强调苏联的伟大榜样和经验，强调斯大林作为包括中国无产阶级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作用。
（3）从斯大林死去到现在：毛泽东的威信在整个非资本主义世界和在所有共产党中已经大为提高。国内的经济困难迫使中国在朝鲜停战。再度强调两个盟邦的平等。苏联的经济援助在宣传中占首要地位。
这一整个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部分是世界客观形势当中所固有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来自它的领导缺乏革命胆量和它对亚洲革命动力缺少信任。
32．毛泽东的胜利只是表明了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开始。这次革命的任务不过是正在开始完成。在这个国家就一之后，建立了一个全国统一的粮食和工业消费品市场；取得国家独立的工作大体上已经完成；土地改革已经扩展到中国全部地区并已获得成功。多年的社会关系（农民与地主和高利贷商人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在地方上已经被推翻，这代表着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于首先被在华北压倒它的农民群众推向革命行动之后，看到自己不能不在南方动员农民群众以成成土地改革。这导使它第一次对资产阶级的地位和所有权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但是，资产阶级到现在为止还保持着百分之二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六十的轻工业和大部分的零售商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剥夺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尤其是商业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是依靠千百万小规模的个体农民的经营来维持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把重要的经济部门——重工业和运输系统的主要部分、银行、对外贸易和批发商业—掌握在手里，就能够而且必须甚至在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以前开始国家工业有规划的发展。由于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并明确地指出将来的发展动向，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性质。在苏联，左派反对派也曾要求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而不必取消一切新经济政策措施。不过，只要形势继续像现在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将像过去两年那样能够限制它对于群众的号召和动员。这种对工人阶级的号召虽然没有在城市中造成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潮，但也使政府不得不修改它对工人的政策，用新的社会保险制度、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形式和提高生活标准等办法来改善工人的地位，因此就为工人运动的新的高潮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气候条件。与战争的爆发、阶级矛盾的严重化、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必须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的任务相关联，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高潮，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33．第四国际在南斯拉夫和中国的任务决定于这两个国家和南斯拉夫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质。因为牵涉到工人国家，我们当然当成保护它们，反对要推翻它们和要改变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的任何企图。因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官僚主义的中间派政党，可是它们都仍然能够看到自己是处在本国革命的压力之下，所以我仍并不号召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组织新的革命政党或者在这两个国家内准备一次政治革命。我们正努力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建立一个左派，这个左派一定会随着世界革命高潮的发展，把这两个国家的革命导向一个新阶段。在中国我们将把力量特别放在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的水平上，并利用政府政策所提供的每一个机会使工业无产阶级做好准备和尽速地参加革命。在南斯拉夫，我们将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克里姆林宫以无条件地保卫包括1948-1950年期间的成果在内的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一个目的在于代替现在的党领导的反对派，借此打破南斯拉夫与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把革命导向失败的军事和外交上的联合，正式改组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使工人阶级的一切派别都能自由地发表他们的各种政见，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把这种政见导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革命运动。无疑地，斯大林死后苏联形势的发展、这个国家的革命高潮的迫近以及它开始在缓冲地带国家里的爆发，将大大有利于这样的方针。
34．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这些新国家里的群众革命高潮的声势超出了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和组织控制的范围以外，迫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顾莫斯科的命令并违反这些命令而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东欧缓冲地带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新国家不同，它们不是这种群众革命高潮的产物。相反地，它们是苏联扩张主义的产物，是苏联严密控制的产物。克里姆林宫之所以能够维持它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群众的控制，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发生革命高潮，或者发生了革命高潮而范围极为有限。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被战争削弱了，这使苏联官僚机构得以在组织上同化这些国家，而不必大规模地动员群众，也不必受到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威胁。在资产阶级仍然很强大因而不能以这种冷静的方式来加以消灭的地方，如在芬兰和奥地利，在组织上同化的企图就遭到了失败，而这些国家就回到了资本主义轨道上去。从缓冲地带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起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起源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别上，产生了关于这些共产党与克里姆林宫之简的相互关系和关于这些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差别。
35．苏联官僚在缓冲国家中采取的态度和追求的目的经历过三个阶段：
（1）从1944到1947年：根本目的是对缓冲地带进行直接的经济掠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联官僚机构以订立赔偿条约、没收前德国财产、建立苏联股份公司和建立混合公司等等方式，利用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改造一直以土地改革和基本工业的国有化为限。一般是维持和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但是，共产党在这些政府里一定要掌握大权（军队、警察、司法等等）。
（2）从1948到1950年：面对马歇尔计划的开始实行和帝国主义的企图瓦解缓冲地带的经济，苏联官僚机构的答复是：把资产阶级政党排除于政权之外，普遍实行国有化，通过两年和三年的复兴计划为全面的经济计划打下基础，开始发展农民合作社并改变国家组织。
（3）从1961年到现在：五年和六年计划发展了缓冲地带的工业并且越来越把它和苏联的工业紧密地结合和束缚在一起；农业集体化进行的速度各国不同。军备计划使经济和工人遭到很大的牺牲。苏联对于这些国家的控制和各个共产党的“俄国化”的更为加甚，说明社会的和经济的矛盾将要在这些党的内部得到反映。加强对于这些党的控制已经成为苏联官僚在缓冲国家里的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工作。
36．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情绪在缓冲地带的发展有所不同。判断这种发展的主要标准，一方面是1848年以后的工业化实际上把以前存在的经济、文化和技术的落后状况改变到了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是各个国家里的共产党能够取得和保持无产阶级重要阶层的信任到什么程度。
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的一部分来说，工业化的速度相对地比苏联本国还快一些；并且在这些国家里正在引起的社会变化方面，趋向于产生和苏联正在产生的相类似的效果。虽然在企图复辟的那些农民阶层方面遇到的困难、带进到这些国家生活中来的民族压迫和恐怖因素以及群众的仍然低下的生活水平正在这些国家中阻碍一个新的工人运动，但这个运动作为同样原因的产物最后是会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本来能够在推动这个革命高潮方面起主要的作用；今天，它的投降主义路线所起的却是一种阻碍作用。
就东德、波兰、西部捷克斯洛伐克和一部分匈牙利来说，工业化——虽然在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基本上没有改变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技术和文化程度。在这些国家中，在第一阶段，工人对于生活标准的相对的或绝对的降低的抵抗、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斯大林官僚机构的独裁和专断的抵抗并没有停止加剧，而是越来越成为苏联官僚机构实现它的计划一个更大的障碍。在匈牙利和一部分在波兰，这种抵抗之所以能受到限制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相对稳定性。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这种抵抗和领导结构内部的激烈震动结合起来，正在产生一种非常严重的长期危机，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开始（1953年5月到6月的罢工和工人示威）。在这些国家中，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像在苏联一样，或者甚至在更迅速地成熟中。
37．要预测革命高潮在每一个缓冲地带国家中将要采取的确定的组织形式，仍然为时过早。可能有两种不同形式：
（1）自发的群众活动扩大到当地的共产党中去，在那里发展起能够领导革命高潮的左派。这种形式对于那些保有广大工人基础和具有长期传统的共产党最有可能：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一部分。
（2）独立的群众运动，通过新的政治派别的出现或者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复兴，发展到现存的合法组织以外去寻求协作关系。这种形式对于其共产党只有短期的传统或薄弱的群众基础的国家来说，最有可能实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一部分。
这里也不能把两种组织形式的结合除外。我们对于未来革命高潮的两种可能的组织形式都有所准备，以便在群众运动爆发时永远站在真正的群众运动中。自然，我们必须仔细地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反抗运动——不论这些运动最初可能采取什么混乱的形式——和什么是为以前的有产阶级残余分子与帝国主义所煽动起来的并由它们来领导的复辟运动；我们对这种复辟运动进行斗争。此外，革命高潮的爆发越迟延，除共产党外不知道有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的青年一代越是奋起参加政治生活，共产党就将越成为当然的政治论坛，在那里将产生出新的革命高潮的领导。由于这种原因，我们的队伍将力求完成和我们在苏联担负的任务大致相似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要求通过对各国共产党采取参加进去的策略建立起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党，一方面始终准备迅速参加任何其他可能在革命高潮开始时出现的群众组织。我们在缓冲地带中的基本任务是对这个革命高潮保征一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防止它落在改良主义的、半复辟主义的势力支配之下。这个革命高潮必须导向真正独立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类似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它们可以随意在它仍自己中间自愿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巴尔干——多瑙河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38．斯大林主义在缓冲地带国家中衰落的一般动向可以明确地概述如下：
（l）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除了把大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力交给当地共产党外，组织上的同化并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实现。因此，即使在这种权力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而非常不稳固和必须靠克里姆林宫来支持的情形下，这些党也获得了一种比较独立的基础。
（2）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本国的共产党领导曾企图——先是违背克里姆林宫的意旨，斯大林死后也许一部分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鼓励——避免重复斯大林政策在苏联造成的那种十分不幸的局面，特别是强迫集体化。
（3）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在一个撤退、消极和混乱的过渡时期以后夕似乎比以前更有力地和更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
（4）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在1944年阻碍革命高潮和使它受到克里姆林宫严密控制的客观因素（战争的破坏、低水平的生产力等等）和主观因素（工人组织的不存在、过去法西斯或军事独裁的复杂历史、革命远景的缺乏、民族感情的加深等等）正在开始消失，并且只是部分地被专政造成的精神沮丧、民族压迫以及在过去整个时期中生活水平的相对降低等等因素所补偿。
39．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的变化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有相当大的反响。这也同时影响了这些党的内部制度、它们与克里姆林宫的和群众的关系。
特殊的经济情况——捷克斯洛伐克的币制改革、东德的发行定额的增加——引起了群众对于官僚独裁的反对，终于在这些国家里造成无产阶级公开的反抗。这种反抗无非就是群众将用来推翻斯大林主义独裁的政治革命的开始。它也怎么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由于群众革命起义的压力，在1953年6月17日从上到下陷于分裂，并且其中一部分打算向工人投降，就是一个例子——官僚机构的多种多样的性质以及这种群众行动在官僚机构中造成的解体的效果。
这种反抗无疑地阻碍了“新方针”在政治方面的实施，并且在某些情形下，例如在东德，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倒退政策所替代。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形下，“新方针”在经济方面一般还是得到了实行，并且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在6月17日以后所作的让步（放弃赔偿、把国营股份公司移交给德国的斯大林主义当局）而进一步得到加强。
匈牙利政府的改变方向是代表这种“新方针”的最好的例子。这种新方针包括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特点：
（1）改善各阶层人民的经济情况：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降低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增加人民的工业品供应；缓和关于“破坏劳动纪律”的高压的法律等等。
（2）在群众组织中缓和极端紧张的空气；减少严厉的措辞，减少“事前制造的”讨论，给下层干部以更多的发表他们意见的的可能性等等。这种新方针很可能是出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用意在于把它当做加强斯大林主义的党对于缓冲国家的控制的一种手段，所使用的方法是使这种控制不是那么严厉而是更有伸缩性。但是，通过这种新方法将要解放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通过它将要帮助共产党和青年组织内产生分化，它甚至会比在苏联更有助于促使无产阶级起来从事政治革命。
无待赘言，革命高潮的强大及其扩展到西欧和苏联，在战争以前或在战争期间，对于缓冲地带的无产阶级从拘禁它的官僚机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点，将起决定性作用。
40．在所有缓冲国家里提到日程上来的政治革命的纲领包括下列值得和注意的各点：
（1）释放工人囚犯。
（2）废除高压的反劳工立法。
（3）工人政党和组织的民主化。
（4）一切工人政党和组织的合法化。
（5）选举群众委员会并赋予民主职权。
（6）确定工会同政府关系上的独立地位。
（7）由群众民主地制定为群众设想的经济计划。
III斯大林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中的兴起和衰落
41．各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十月革命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的动力之下，其次是由十月革命在1914年以前的工人运动的其他组织内部产生的动力之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官僚制度在苏联的胜利使它能够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中间利用十月革命的威信。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各国共产党中间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这些党的内在弱点有利于这一过程。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内部缺少一个在明确的纲领上组织起来的左翼，因而在共产国际的初期造成了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软弱。这一方面使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中占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使其他党的领导人对于认真应付1923年开始争论的那些问题缺少准备。既然布尔什维克党被官僚主义化，斯大林派在把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移植到共产国际中去这件事情上就很少遇到有组织的重大反抗。从1923到1943年（斯大林着手解散共产国际那一年）期间的工人运动的衰落，加速了各国共产党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
42．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变成保卫苏联官僚机构的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工具。它们放弃了争取世界革命的斗争，力求对各民族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迫使它们采取一种符合于克里姆林宫观点的外交方针。这些共产党目标的改变引起了冒险主义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导使某些共产党在某些时期（特别是在西拔牙的人民阵线时期）直接采取反革命的行动。
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包括德国纳粹党胜利（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双方面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在内的许多次失败。每一次这种失败都加速了世界革命的衰落，加强了苏维埃官僚制度对于苏联和对于始终忠实于俄国革命的先锋队控制。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官僚制度降低了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共产国际越来越不成其为制定国际政治方针的中心。共产党的领导是按照它们通过一切多种多样的转变和摇摆不定来服从克里姆林宫命令的才能，从上边加以选择和更换的。各国共产党是在经验主义、一尊主义和歪曲历史的保护之下起作用的。因此就实现了一种与正常领导相反的选择，排除了最独立自主的和政治上最有能力的分子。事实上，这种制度消灭了各国领导在政治上合作的任何可能性，而相反使得把它们变成了仅仅是克里姆林宫命令的传送带。
43．各国共产党最初建立的目的，是成为世界革命政党的该国的支部，可是在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之下，它们竟变成了堕落的工人党。这些党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依存于克里姆林宫，特别是因为它们的政治生命依存于利用十月革命和苏联在群众中间的威信。但是，各斯大林主义党的领导和苏联的共产党不同，并不代表一个掌握巨大物质资源的特殊社会阶层的利益。由于这一事实，这些党的两重性和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性是不同的。就它们的党员队伍（这个队伍和社会民主党截然不同，一般是由最受剥削的战斗意志最坚强的工人阶级部分组成的）说来，它们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是充分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就它们的领导来说，它们却受着克里姆林宫的严格控制，而克里姆林宫的企图就是牺牲其他国家的革命。“在一个单一国家里”维持革命现状。
由于这些共产党受苏联外交政策的束缚，它们就在各个时期采取一种在效果上和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很接近的机会主义路线。即使是在这种时期，这些共产党不是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考验驱散了对这一问题的一切怀疑：占压倒多数的共产党（领导以及它们的党员队伍）一直忠实于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的方针。
44．在站前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如法国共产党这样一些党，看到了它们对群众影响的扩大；其他的党如英国共产党，则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革命高潮。但是在这一期间，一切动摇各国共产党的许多危机都为斯大林主义以加强对这些党的控制的方式所克服。
主要原因是，在这个革命低潮期间，每一次巨大的群众斗争都以失败告终，而脱离那些共产党的不是一个人数很少的遵循托洛茨基主义领导的革命先锋队，就是放弃革命斗争的派系。另一个方面，那些仍旧拥有战斗的工人干部的共产党则完全忠实于苏联，不问其维苏联国家还是它的领导。
这些工人斗士把每一次政策的改变都看作仅仅是为了不惜以任何代价保卫第一个工人国家而必须运用的策略。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公开的反革命作用——虽然没有使那些在国际纵队中从事战斗的共产党战士反对斯大林主义，但是也在他们中间第一次引起了如后来——和南斯拉夫决裂以后——所表现的怀疑。
结果，几乎在任何地方，斯大林主义的党和社会民主党相比，都一直是表面上革命的和人数上最强大的组织，而在每一次新的革命高潮期间，新参加政治活动的斗士们就都投向斯大林主义的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是如此。在这一期间，那些共产党由于它们在抵抗运动中的活动和苏联胜利的威望而得到了加强。
但是，也是在同一战争期间，一个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破天荒第一次不再按照克里姆林宫方针的严格要求行事。在战争期间，由于反对占领军斗争的尖锐化和南斯拉夫社会内部的紧张情形妨碍共产党以民族阵线的名义实行阶级合作政策，共产党不得不建立了新的军队——群众性的权力机关——并领导起义群众取得了政权。在几年中间，南斯拉夫领导曾经试图调整这种局面以符合克里姆林宫的要求，但是终于在1948年爆发了冲突，说明在苏联官僚机构这一革命低潮的产物和强大的革命运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同样的，在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一个强大的起义，这个起义向他提出的问题或者是领导这个起义或者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它和蒋介石展开了殊死战，通过由巨大的农民起义支持的中国红军的斗争取得了政权。
在战争期间，克里姆林宫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松弛下来。共产国际的领导也与许多共产党隔离开来。斯大林选择这个时机解散了共产国际。在这同一时期，在开始发生革命高潮（法国、希腊……）的压力之下，具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领导的内部开始表现出分歧。另外一些共产党领导越出了机会主义所要求的界限，受到了莫斯科的警告（美国、荷兰……）。战后形势的发展不再允许克里姆林宫回复战前存在过的对于各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把南斯拉夫和缓冲地带牢固地掌握在手里而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45．随着中国革命的战胜国民党政权，在1943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覆灭时开始的革命高潮时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基本表现在对革命有利并越来越在世界规模上向有力方面发展的国际力量的对比方面。革命浪潮正在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扩展到另一个大陆。它最近已经扩展到苏联本身和缓冲地带。
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看到自己已处在和站前完全不同的情况下。
在那些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当中的少数党的国家里，革命高潮一般是通过群众大批加入多数党来表现的，这样就更进一步地孤立了共产党，同时像比万主义派这样的左派也正在这些多数党的内部开始出现。
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群众性政党的国家里，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共产党通常在工人阶级现有的政治运动中代表最有力的一派。这些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的堕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和在战争刚结束时的背叛行为，在这些党里引起了一种永久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正在随着拉丁美洲群众运动的兴起和这些党的不能给群众运动带来革命成果而日益加深。这些党的这种危机能够促使大部分的共产党干部接近第四国际，甚至加入它的队伍。
实现的条件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必须完成它们的领导群众革命的任务，并在行动上寻求一种有利于这些共产主义战士向托洛茨基主义转变的共同基础，借此他们采取一种主动的和变通的态度。
至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它们和莫斯科的关系正在受着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情况的支配：它们本国的向革命斗争方向发展的群众运动日益表现出它们本身的力量。它们和莫斯科的关系松弛了下来（在战争期间甚至在某种情形下有长期的破裂）。最后，这里要附带说明的是，由于苏联最近的发展，各国共产党领导方面已经对于克里姆林宫的方针有了怀疑，并且在党具群众方面，也有可能对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制度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这种国际形势和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给斯大林主义在它所控制的工人运动中的衰落开辟了两个途径：
在共产党是工人运动中的少数党的国家里，群众所要拥护的那些派别（不论它是一个革命的党像在玻利维亚那样，或者是中间派像在英国和日本那样），假如它们有一个正确的革命领导和革命方针，就越来越有机会肯定消灭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这些派别实际上是吸引一切健康的工人力量的目标，能造成斯大林主义势力的崩溃，然后促使共产党在孤立的压力之下内部发生危机甚至于分裂。但是，中间派领导的错误方针或背叛行为，即使在这些国家里也能在以后一个阶段重新给予共产党以机会。
在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的多数党的国家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产阶级事前已经瓦解），和在非常强有力的群众革命起义的压力之下，这些共产党可能制定一个和克里姆林宫的指示相反的革命方针，而不必放弃那些从斯大林主义继承下来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遗产。它们尤其会这样做，是因为群众——这些群众像他们会在未来的一个整个时期内继续做的那样，仍在力求利用这些共产党来满足他们的希望——对于他们的领导采取了一种比过去更为批判的态度，不再准备服从这些党的无论什么样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应该把斯大林主义的解体理解为在即将到来的下一阶段这些党的组织上的解体或者与克里姆林宫的公开的决裂，而是要理解为由于它们中间简的政治分化而逐渐发生的内部转变。甚至可能的是，在某些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里，这种斯大林主义解体的过程可以带来某种程度的巩固或者组织上的强化，以致在环境的压力之下，它们改变政策以求更符合于群众的利益。这种前景—不是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的组织上的解体，而是这些党内的斯大林主义思想在整个时期内四分五裂的解体和从克里姆林宫直到这些党的党员为止的官僚主义关系的解体—一对于决定我们如何活动来干预这个过程使它向有利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是重要的。
46．克里姆林宫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领导之间的以及这些党与群众之间的未来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下列几个因素：
首先决定于世界革命高潮发生的范围和速度，特别是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里。
决定于苏联本国的无产阶级群众的重新觉醒和它对于苏联社会制度的影响。
决定于战争在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如何发展。
决定于革命领导所表现的干预能力，以便领导群众的倾向，特别是领导在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内部或在有群众基础的社会党内部出现的那些倾向。
要准确地预见到这些基本因素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能够指出：革命高潮的范围越广，它对于先进工业国家的冲击越是频繁，克里姆林宫就会越失去政治上的主动，同时中间派的趋势也就会在受到这种高潮影响的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内得到加强。同样地，革命高潮越是在一个坚强的革命领导下发生，它的趋势越是在苏联国内有直接的反响，这个领导就越能给斯大林主义以致命的打击，甚至在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共产主义战士摆脱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和影响以前就能抬它以这种打击。
这一整个动力既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始终如一的。它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其中具有很多矛盾和局部的向后摇摆。它并不排除而是相反地包含着：（1）只要群众的压力还没有达到最高点，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实行临时向右转的策略；（2）人数有限的党员和干部集团有可能被开除出党或脱党；（3）在战争期间，克里姆林宫有可能对群众运动、特别是对仍将被孤立的群众运动采取公开的反革命行动。
但是，重要的是了解这种发展的总的方向，在这个总的方向中，这些变化将越来越不占重要地位，群众革命运动——不论最初采取什么形式或有什么样的领导—将越来越能够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
这种斯大林主义解体的过程，对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来说，并不意味着这些组织将逐渐转变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第四国际旗帜之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从这种解体中出现，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种种危机和重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将标志着斯大林主义完全结束的变化，将作为现在就逐步开始的一个过程的高峰出现，在这一过程中，被迫和群众加强联系的共产党开始，以往往是几乎看不出来的方式摆脱斯大林主义者必须服从的严格束缚。
IV第四国际的任务和前途
47．第四国际是由苏联共产党的左派反对派和第三国际的布尔什推克——列宁主义派产生的。它起源于反对斯大林修正主义，保卫列宁的纲领、保卫列宁的战略和战术、推护十月的主要教训和防止革命在欧洲和亚洲的失败。第四国际以及在它之前的苏联左派反对派和国际左派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反对“四个阶级联合”的理论、反对在“爬行的速度上”或“大踏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概念、反对与改良主义官僚、农民党和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无原则的联合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反对“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极端左倾的路换的斗争。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这种坚持原则的根源代表着它的巨大力量。一个国际组织完全建立在它的干部对于明确的纲领、战略和战术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之上，这在工人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这个力量当中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由于脱离工人运动而产生巨大缺点的真正危险：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成了讨论会，成了对斯大林方针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空论团体。第四国际的建立者，特别是列夫·托洛茨基，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危险，因而他们早在1933年就集中全力在群众运动中扎下托洛茨基主义者核心的根基，在和群众运动断了联系的时候重新建立起联系，并挑选出新一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人干部。在有些国家，如美国，这一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里，斯大林主义者的恐怖、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的迫害、我们的领导和主要干部的缺乏连续性，尤其是全世界工人运动的衰落，给了我们的运动以打击，阻碍了这一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在战争期间的完成。只是在从1943年开始的新革命高潮当中，国际运动才充分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不能不进入的这一新阶段——具体实施《过渡纲领》的阶段。从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第十次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始，多数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才获得了关于它们怎样在本国的群众运动内部扎下根基和在那里取得领导地位的具体概念。
48．第四国际起源于第三国际内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进行的派系斗争，这种起源在托洛茨基运动中间引起了偏差，因而把对斯大林主义的过失和罪恶进行斗争看作主要任务。事实上，第四国际的任务过去是并且一直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在托洛茨基运动刚开始时，我们就有了保卫不断革命论（这种理论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动力是一种最清醒的说明）的斗争这并不是偶然的。第四国际反对其他一切只是作表特殊的、自私的、官僚主义或民族主义狭隘利益的工人领导，不论它们是改良主义者、中间派、斯大林主义者或任何其他派别。第四国际反对把工人的活动限制在维护已经取得的地位上，不论这些地位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属于苏维埃国家的还是属于南斯拉夫国家的。第四国际代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它的历史使命——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其他每一种革命不同的是，它要求实现这个革命的阶级的先锋队具有高度的自觉，所以不建立起一个领会了第四国际纲领的工人领导就不一定能完成这种使命。第四国际并不想通过把自己和群众的实际运动对立起来的办法来争取工人先锋队和群众赞同自己的纲领和组织，而是要参加群众运动，和群众运动融合在一起，并通过政治的和实际的活动来帮助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在它的队伍中选出新的领导干部。
49．产生第四国际的具体情况—与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革命高潮期间而是产生于工人阶级运动低潮期间——归根到底决定了它的组织的发展速度的缓慢和这些组织在1943年革命高潮开始时的极度软弱。由于这一事实，同时也由于这个革命高潮还具有局限性（特别是在西欧国家里），第四国际不能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成为这个革命高潮的领导力量。这也就有利于苏联的控制、阻碍和阻止这个革命高潮。但也就是在同一期间，在许多重要国家中选择出了更为可靠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和干部。因此，第四国际以远超过1939年的紧密团结精神进入革命高潮的下一阶段，并且将特别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些过程中它有多得多的真正具体的机会来表现自己并在许多国家里围绕着自己的纲领建立起真正的群众革命领导。
50．斯大林主义的兴起是通过对苏联的左派反对派和国际的左派反对派作凶恶的斗争开始的，因为这些党派体现了与苏联官僚的保守利益相反的真正国际的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尽管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企图粉碎这些派别，但在这一时期形成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少数有觉悟的革命者不仅存在了下来，而且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把与克里姆林宫的伪造相反的全部列宁主义的遗教原封不动地传给了青年一代。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在不同程度上给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高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革命高潮直接促成斯大林主义衰落的一切国家里，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和托洛茨基主义纲领正在得到人们明确的承认。我们的组织是否能充分利用这种承认，归根到底决定于这些组织的战略体制上的适应性。在苏联本国和缓冲地带的国家里，现在正是革命高潮的准备或开始阶段，这个阶段表明它是一个分化、怀疑和急剧转变的过程，甚至表明在斯大林主义领导者中间存在恐惧心理。这一阶段对于我们的思想和组织在工人阶级运动中重新出现是非常有利的。这种重新出现究竟是将以一种自觉的和有组织的形式发生，还是将以采取更为混乱和更为复杂的形式开始，则决定于第四国际利用国家机器的每一个微小的裂痕来灌输它的思想的能力。至于说到将在下一阶段、在战争刚开始的前夕或在战争中间被卷入革命高潮中去的那些国家，第四国际已经特别准备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提供的机会来扩大我们的组织的影响和保征这些组织的出现。在斯大林主义者领导集团中间盛行着的从它们所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上和从苏联最近的变化上产生的混乱状态，将在这一工作上对我们大有帮助。我们插手于正在动摇斯大林主义的世界危机的重大意义可以列举如下：重新尽多地夺回在共产党队伍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的干部和忠融的革命斗士，斯大林主义危机正在使这些共产党发生动摇并且将使这种动摇越来越厉害；保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领导；保征在维护已有的革命成果和革命时代的延续和变动方面使无产阶级最小的牺牲获得胜利。如果我们在参加真正的群众运动方面学会怎样把不妥协的有原则的坚定性和极端讲究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我们就一定会在斯大林主义衰落和灭亡的同时取得第四国际和世界革命的胜利。 |
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书（1953年11月16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战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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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书
ALettertoTrotskyistsThroughouttheWorld感谢赤心翻译，龚义哲、素侠云雪校对
本文首次发表于1953年11月16日的《战士报》（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
发自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致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亲爱的同志们：
值此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立二十五周年之际，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谨向全世界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致以革命社会主义的问候。
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制订的多项不民主的法律，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得不退出了第四国际——列夫·托洛茨基为了继承和实现被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国际与斯大林党的第三国际所背叛的纲领而成立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但我们依旧衷心地关注着这个在我们殉难的导师指导下成立的世界性组织的福祉。
众所周知，二十五年前，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先驱们把遭到克里姆林宫扣压的托洛茨基纲领公之于世。此举对打破斯大林派官僚施加于托洛茨基的封锁、奠定第四国际的基础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久后托洛茨基流亡国外，他在流亡期间同社工党领导层进行了亲密无间的合作，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天。
他们的合作，包括在多个国家共同组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众所周知，1938年第四国际的成立，便是这项工作的高峰。至今仍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基础纲领的《过渡纲领》，正是由托洛茨基同社工党的领袖合作完成的，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社工党的领袖将其提交给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最后被成立大会通过。
在1939年至1940年进行的捍卫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原则，反对以伯纳姆和沙赫特曼为首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斗争，证明了托洛茨基与社工党领导层的合作是何等的亲密无间。过去十三年里，这次斗争从根本上决定了第四国际的走向。
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后，社工党率先捍卫和倡导他的遗教。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许多国家——首先是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国家——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转入地下。在艰难的战争岁月，我们与拉丁美洲、加拿大、英国、锡兰、印度、澳大利亚及其它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起，尽力高举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
战争结束后，欧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地下走出来，着手重建第四国际的组织，对此我们深感欣慰。由于反动的法律阻止了我们以支部的身份参加第四国际的活动，我们便深切地期盼能出现一个领导层，把托洛茨基遗留给我们世界运动的伟大传统传承下去。我们认为，必须充分信任与全面支持欧洲的新一代第四国际领导层。同志们主动改正了自己犯下的错误，这让我们相信，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现在必须承认，正是由于我们和其他人没有对这个领导层进行尖锐的批评，第四国际的行政机关内部才会出现一个不受控制的、秘密的个人派别，这个抛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纲领的派别已经根深蒂固。
以帕布洛[1]为首的这个派别，正在蓄意破坏、分裂、瓦解世界各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经多年培养出来的骨干，把第四国际推向深渊。
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
为了准确地指出涉及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让我们重申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
1、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制度，用日益严重的萧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把人类文明逼到了毁灭的边缘。而原子武器在今日的发展，更可能会使这种危险以最可怕的方式收场。
2、要想避免堕入深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从而重现资本主义早期的高速增长。
3、这只有在工人阶级——社会中唯一真正的革命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但是，尽管全世界现在的社会力量对比，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空前有利，工人阶级却面临着领导层的危机。
4、为了把自己组织起来，完成这个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任务，各国工人阶级都必须建立起列宁式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即能够辩证地把民主和集中制结合起来（决策民主、行动集中）的战斗的党；它的领导层要受到基层党员的监督，它的基层党员要做到纪律严明、不畏艰险、一往无前。
5、这项事业的主要障碍是斯大林主义，它利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威望，吸引了工人，然后又辜负了他们的信任，结果，工人不是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党，就是陷入消沉，或是重新接受资本主义的幻想。这些背叛行径，导致了法西斯主义与君主主义的巩固，以及由资本主义蓄谋发动的新战争的爆发，这些恶果最终还是要由工人阶级来承受。第四国际在成立之初，就把发动革命、推翻苏联国内外的斯大林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6、第四国际的许多支部，以及同情其纲领的各党派和组织，都需要采用灵活的策略，这样它们才能学会如何同帝国主义及其小资产阶级代理人（比如民族主义组织或工会官僚）斗争，而又不用向斯大林主义投降；反之，也必须学会同斯大林主义（它终究是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代理人）斗争，而又避免向帝国主义投降。
今日的世界政治日益复杂多变，但由列夫·托洛茨基确立的这些基本原则依然完全有效。事实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预测，以前曾被当成脱离实际、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现在得到了革命形势的完全证明。实际上，无论是在政治分析，还是在实际活动的决策中，这些原则都显得越来越有力。
帕布洛的修正主义
帕布洛抛弃了这些原则。他不再强调新的野蛮的危险，反而认为社会主义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irreversible）；然而，他却不认为我们这一代或未来几代人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他提出了一种相反的观点，即“席卷”（engulfing）全球的革命浪潮，只会产生延续“数百年”的“畸形的”（deformed），即斯大林模式的工人国家。
这暴露出了他对工人阶级的能力的极度悲观，他最近对争取建立独立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大加嘲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抛弃了用一切策略手段建立独立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方针，寄希望于斯大林派官僚阶层，或它的某个关键部分，指望它会在群众的压力下回心转意，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ideas）与“纲领”（program）。在法国之类的国家，为了接触到斯大林主义阵营中的工人，需要采用一些权宜之计，可是，帕布洛现在却以权宜之计为借口，来掩饰他向斯大林主义的投降。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有部分人投靠了斯大林主义阵营，这些严重的背叛，正是这一路线导致的恶果。锡兰党内的亲斯大林主义力量脱离了党，这是对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警告，让他们看到了由帕布洛主义助长的对斯大林主义的幻想会导致什么样的悲惨后果。
我们在另一份文件里全面分析了帕布洛的修正主义。在本文中，我们只讲最近的几个事例，在关键的行动中，它们充分暴露出了帕布洛在向斯大林主义妥协的道路上走得有多远，对第四国际的生存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在苏联实行了一系列妥协措施，其中没有一个是政治性的。它们只是篡权官僚巩固自己统治的权谋，以及官僚头目为了继承斯大林的衣钵而做的准备，可帕布洛派不但没有指出这一点，反而还将这些妥协当作好事，当成了政治上的让步，甚至还妄想斯大林主义官僚会同工人“分享权力”。（《第四国际》1953年1月—2月号，第13页。）
最直接地鼓吹“分享权力”观点的人，是帕布洛教的大祭司克拉克[2]，帕布洛本人则提出了一个问题：“斯大林主义体制会不会在官僚的激烈内斗中瓦解呢？在这种内斗中，一方是力图维持现状（如果不是企图倒退的话）的分子，而另一方则是在群众压力推动下、数量越来越多的分子。”（《第四国际》1953年3月—4月号，第39页。）帕布洛没有给出答案，但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明显的诱导性，他通过这个问题，间接地认可了“分享权力”的教义。
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主张用政治革命推翻克里姆林宫官僚，然而帕布洛的这条路线，却企图给政治革命的纲领塞进新的内容，也就是修正主义的立场：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和“纲领”可以渗入官僚阶层，或它的关键部分之中，从而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推翻”斯大林主义。
六月，东德工人举行了德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之一，反抗斯大林派控制的政府。自从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篡权并巩固统治之后，这是第一次反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起义。帕布洛对这个划时代的事件有什么反应呢？
帕布洛不但没有明确指出东德起义工人怀有革命的政治愿望，反而还替动用苏联军队镇压起义的反革命的斯大林派总督掩饰：“苏联和各个‘人民民主国家’、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再也不能歪曲或无视这些事件的深刻意义了。他们不得不继续做出更多、更真实的让步，以免永远失去群众的支持，避免更强烈的事件爆发。从现在起，他们将无法半途而废。他们将被迫做出少量的让步，避免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更严重的爆发，如果可能的话，‘以一种平稳的方式’将现状转变为群众比较能忍受的形势。”（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声明，发表于7月6日的《战士报》。）
帕布洛不但没有要求撤回苏联军队——斯大林主义政府唯一的支持力量，反而助长幻想，以为可以从克里姆林宫长官那里获得“更多、更真实的让步”。莫斯科正在对这些事件的深刻意义进行可怕的歪曲、把起义工人打成“法西斯分子”和“美帝特务”，对他们进行残酷的镇压，帕布洛此时的行径，难道不是帮了莫斯科的大忙吗？
法国总罢工
八月，法国爆发了该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工人抛开了正统的领导层，自发投入了行动，创造了工人阶级历史上对夺取政权的真正斗争最有利的开局之一。法国农民紧随其后，参加了示威游行，向资产阶级政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党的正式领导层出卖了这个运动，他们竭力压制它，化解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如果按照被叛卖的机遇的大小来排名的话，叛卖史上很难找到比这更可耻的叛卖。
帕布洛派对这些重大事件作何反应？
他们视社民党人的行为为背叛，但理由却错了。他们说，背着斯大林党同政府谈判，这就是背叛。然而这只是小罪，是由拒绝夺取政权这个大罪所产生的。
至于斯大林派，帕布洛派掩盖了他们的叛卖，因此，帕布洛派也要为斯大林派的叛卖行径分担责任。帕布洛派对斯大林派的反革命路线最严厉的批判，不过是指责斯大林派“缺乏”政策。
这是谎言。斯大林派从不“缺乏”政策。他们的政策就是为了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利益而维持现状，扶助摇摇欲坠的法国资本主义。
不仅如此，就连在法国托派的党内教育中，帕布洛也拒绝指出斯大林派的叛卖作用。他说：“传统组织的领导层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制动器”——斯大林派的叛卖何止“制动”！——“但当群众的压力变得强大时，他们（特别是斯大林派的领导）就会屈服于群众的压力，这次工潮期间就是这种情形。”（《政治笔记》第1期。）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抛弃了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却仍然打着第四国际的幌子的领导人在讨好斯大林主义。但帕布洛走得更远。
一则众所周知的传单
他的追随者向巴黎雷诺公司的工人散发了一则传单，宣称在总罢工中，斯大林派的法国总工会（法国主要的工会联合会）领导层“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工人的要求”。这简直罔顾工人用他们的行动要求成立工农政府这个事实！
帕布洛派擅自将斯大林派领导的工会同共产党截然分开——这是最机械的思维的痕迹，还是特意包庇斯大林派的证据？——他们在传单中宣称，罢工的意义及其前景“与工会只有次要的联系。法国总工会首先是一个工会组织，它必须照此行事，不应该在这方面批判它，而应该批判那些政党，它们本应指出这个运动及其结果具有何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致各工人组织与雷诺工人》，1953年9月3日，签名人：弗朗克、梅斯特尔与普里瓦。）
托洛茨基曾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时代，工会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承担什么样的任务，然而这些教诲却在这些声明中被抛弃得一干二净。
帕布洛派的传单还“批评”法国共产党“缺乏路线”，停留在“工会运动的水平上，而没有向工人解释这次罢工是法国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的序幕（！），在这次斗争中，为了把国家从资本主义的欺诈中拯救出来，必须将工人政权提上日程，开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果雷诺工人相信了帕布洛派的话，那么背信弃义的法国斯大林派官僚就只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而不是蓄意叛卖法国史上最大的总罢工。
法国总工会领导层的政策居然得到了帕布洛的拥护，这简直难以置信，然而还有无法回避的现实。龚帕斯[3]的让工会远离政治的资产阶级政策，被法国总工会运用在了这场法国史上最大的总罢工上，帕布洛却还向其献媚，说这是“正确的”。可现在是1953年！
假如法国总工会提出符合客观需要的政治要求（包括成立工农政府在内）是错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什么要向当代美国工会运动的龚帕斯们提出组建（旨在建立美国工农政权的）劳工党的要求呢？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法国总工会的领导层恰恰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就能发现帕布洛的随意拥护是何等奇怪。只要克里姆林宫一声令下，法国总工会就会领导工人进行无论多么荒谬的政治冒险。只要回想一下，在去年由反李奇微游行所引发的各种事件中[4]，它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就知道了。为了抗议逮捕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迪克洛[5]，这些斯大林派工会领袖毫不犹豫地下令罢工。
事实上，总工会的领导层在这次总罢工中一再显示出自身的高度政治性。它运用多年的背信弃义和欺诈手段，故意误导工人，扼杀他们的主动性，阻碍工人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斯大林派的工会领导层自觉地出卖工人。帕布洛却认为这种背叛路线是“正确的”！
然而帕布洛派的罪过还不止如此。帕布洛派的传单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谴责那些在总罢工期间积极在雷诺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尽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责任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传单特地点了两位同志的名，说他们“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被第四国际及其法国支部开除”。传单指出，这个“团体已因违反纪律而被开除，它的方针路线（特别是在上次罢工运动中），违背了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所捍卫的路线。”这里提到的这个“团体”，其实就是遭到帕布洛蛮横而不公正地开除的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多数派[6]。
当着斯大林派的面，正式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士，又在工人面前为斯大林派的可耻叛卖行径辩解，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可曾见过这样的丑行？
应该注意的是，尽管帕布洛派在斯大林派面前谴责这些同志，但随后工人法庭的判决洗刷了斯大林派对雷诺工厂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诽谤。
美国的帕布洛派
我们觉得这些世界大事的考验足以表明帕布洛派对斯大林主义的调和有多么严重了。但我们还想举出另外一些事实，让整个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进行公开的评判。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在同以科克伦[7]和克拉克为首的修正主义倾向作斗争。这是我党史上最严峻的斗争之一。其实，围绕着相同的原则问题，我们曾在二战开始时同伯纳姆/沙赫特曼集团斗争，在二战结束后又同莫洛—戈尔德曼集团斗争，现在又同科克伦—克拉克集团斗争。这又是一次修正和抛弃我们的基本纲领的企图。这次斗争，事关美国革命的前景、革命党的性质、作用以及组织方法，还有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前景。
战时的繁荣“软化”了一部分工人，形成了一个保守的特权工人阶层，它吸收了一大批创建产联的那一代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在这个新特权阶层之上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官僚阶层，它在战后得到了巩固。
他们曾在各战斗性的阶级行动中冲杀在最前线，但比较安稳的生活条件，暂时消磨了他们的主动性与战斗性。
这个新的工人贵族阶层，利用它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压，科克伦主义即为其表现。异己阶级利用这个消极而又比较知足的工人阶层的情绪与倾向，向我们的运动施加了强大的影响。科克伦派的口号“抛弃过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美国工人阶级蕴含着强大的革命潜能，科克伦派却把革命当成是遥不可及的远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了美国无产阶级建立新的战斗力量的微观过程，他们却将其斥为“宗派主义”。
在他们眼中，美国工人阶级中的进步倾向，仅存在于斯大林主义的队伍里或其外围，以及“经验丰富”的工会政客之中，工人阶级的其它部分已经麻木不仁，只有核战争的震撼才能唤醒他们。
简而言之，他们的立场，暴露出他们已对美国革命的前景失去信心；对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党（首先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职责已经失去信心。
科克伦主义的特征
世界运动的各国支部，都会通过自己的艰苦经验，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长期的战时繁荣，以及甚嚣尘上的反动（我们在美国就深受反动派之害），对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在这种最困难的情况下，骨干队伍仍能维持下去，原因在于：坚信自己的运动在理论上的正确性，认识到自己是推动工人阶级历史性任务的活生生的手段，理解人类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作为，坚信无论一时的情形如何，历史发展的主线都会要求建立一个战斗的列宁主义政党，通过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人类的危机。
这个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世界观，被科克伦主义用怀疑论、拼凑出的理论和流水账式的思考代替了。所以，社工党内的这场斗争，就跟发生在1939年至1940年的同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斗争一样不可调和。
在斗争过程中，科克伦派已显示了如下的特征：
1、不尊重党的传统和党的历史使命。科克伦派一有机会，就会诋毁、嘲讽和大肆蔑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十五年的传统。
2、企图以反对党内“体制”为旗号，纠集一帮无原则的乌合之众，取代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活动。因此，科克伦派是由一群彼此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大杂烩。其中一个主要在纽约活动的团体，支持对美国斯大林主义运动采取“打入”策略。
另一个团体由保守的工会会员组成，主要在底特律一带活动，认为转向斯大林派只能取得很少的成果。它高估了这个新工人官僚阶层的稳定性与持久力，才得出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
被科克伦主义吸引的还有一些心生厌倦的人，他们被当前的不利形势压垮了，想给自己找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好让自己退回消极状态。
正是出于对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敌视，这些人才形成了这个无原则的集团。
3、企图使党远离我们在美国的主战场，即大生产工业中的政治意识尚未觉醒的工人。社工党利用过渡口号与要求的纲领，把自己同这些工人联系起来，但科克伦派却在实际上抛弃了这个纲领，还认为坚持这条路线的多数派是在迁就这些工人的落后性。
4、认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工人阶级绝不可能用激进的方式反对美帝国主义。
5、通过经验，对“左派”斯大林主义做出了粗率的理论总结，产生了极其荒谬的信条：以为斯大林派“不可能再背叛”，斯大林主义的革命一面，使斯大林派有可能领导美国革命，在革命过程中，斯大林派会吸收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这样革命最后就会“自我纠正”。
6、在一系列新的事变中迁就斯大林主义。帕布洛在解释贝利亚的倒台，以及随后席卷苏联的镇压时，向斯大林主义做出了调和的姿态，这得到了科克伦派的支持和捍卫。帕布洛派用来掩饰斯大林主义在东德工人大起义和法国总罢工中的反革命作用的全部借口，被科克伦派一再重复。就连美国斯大林主义向民主党的靠拢，也被科克伦派解释为仅仅是“左转”过程中的“向右反弹”。
7、在1953年五月全会上，他们的要求遭到了绝大多数党员的驳斥后，他们曾在书面上同意服从多数派的领导，遵守五月全会通过的政治路线。然后他们又破坏了约定，更狂热、更歇斯底里地重新发动了反党的派别活动。
我们在上文指出了科克伦主义的主要特征，它只是党内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如果不是帕布洛背着党的领导层帮助和怂恿它，那它不过是悲观主义情绪最虚弱、最苍白的表现罢了。
五月全会后，帕布洛的秘密鼓励和支持很快就被揭露了，此后，帕布洛就公开同我们党内的这个修正主义派别合作，唆使他们破坏党的财政、干扰党的工作，并准备进行分裂。
党在纽约举办的二十五周年庆祝大会暨纽约市政选举动员大会，遭到了帕布洛—科克伦派的抵制，这是他们的背叛路线的登峰造极之作。
这种背叛性的工贼行为，实际上是一场有组织的示威，反对的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十五年来的斗争，它在客观上帮了斯大林派的忙，而在1928年10月，正是斯大林派把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首批核心成员开除出党。
对这次大会的有组织抵制，事实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纽约市政选举运动的示威。
所有参加这次背叛性的反党行动的人，明显是在制造他们蓄谋已久的分裂，失去了作为我们党员的一切权利。
社工党的二十五周年纪念全会正式记录了这个事实，中止了组织这次抵制行动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并宣布：所有参加了这次背叛性的工贼行为、或拒绝与之划清界限的帕布洛—科克伦派成员，均已不属于社工党的行列。
共产国际的手法
帕布洛对社工党领导层玩弄两面派手法，背地里同科克伦修正主义派勾结，这违背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克里姆林宫就是利用这种伎俩，腐化了共产国际，我们许多人都曾在1923年至1928年间对此有过亲身体会。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帕布洛的这种行为并不是个别的失常现象，而是他一贯的作风。
例如，帕布洛最近给第四国际某个重要的欧洲支部的主要领导人下达命令，勒令他“在第四次世界大会之前要捍卫多数派的路线和国际的纪律”。帕布洛还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服从他的命令就会遭到报复。
帕布洛的奇异的修正主义路线，仅仅迷惑了一小批人，他却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和这个小小的少数派称作“多数派”。帕布洛的新路线同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纲领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许多组织才刚刚开始对此进行讨论，没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支持它，它并不是第四国际的正式路线。
我们得到的首批报告表明，帕布洛不等讨论或投票，就企图用高压手段把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强加给世界组织，引发了众怒。我们的消息足以表明，帕布洛的路线一定会遭到第四国际绝大多数成员的否决。
帕布洛专横地要求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的领导人不去批评他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这已经很过分了。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帕布洛一面企图堵住这位领导人的口，不让他参加自由讨论，以免使普通党员分享他的经验、知识与观点；另一面又诉诸组织手段，企图纠集一个修正主义少数派，向该支部的领导层开战。
这种伎俩脱胎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下堕落后形成的卑鄙传统。如果这就是问题所在，那就必须同帕布洛主义斗争到底，挽救第四国际，使其免于内部腐化。
这些策略的意图昭然若揭。帕布洛少数派正在准备发动政变，这些策略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希望通过帕布洛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第四国际，如果有谁反抗，就用分裂和开除来对付。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一年半之前，帕布洛在针对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多数派的破坏活动中，蛮横地滥用了他对行政机关的控制，这就是这一斯大林主义的组织路线的发端。
由于国际书记处的命令，当选的法国支部多数派不能行使他们领导党的政治工作与宣传工作的权利。相反，根据共产国际式的“对等委员会”（paritycommission）策略，少数派控制了政治局与党报。
少数派利用这种专横的行为，蛮横地推翻了多数派，这种行为当时遭到了我们的强烈反对。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向帕布洛提出了抗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没有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此举涉及到了哪些问题，才犯下了这个错误。经过数月的分裂性的派别斗争之后，帕布洛开除了多数派，我们当时虽然对他的组织处理方法表示担忧，但我们以为他与法国支部的分歧只是策略性的，所以我们支持了他。
但是，分歧其实是纲领性的。事实上，法国多数派的同志比我们更清楚所发生的事。他们党的第八次大会声称“一个巨大的危险威胁着第四国际的未来，甚至它的存在……源自怯懦的小资产阶级印象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出现在了它的领导层之中。第四国际仍有重大缺陷，接触不到各国支部的生活，这暂时导致了个人统治体制的建立，对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抛弃，是这种体制及其反民主手段的根基。”（《真理报》〔LaVerité〕，1952年9月18日。）
必须结合事态的后续发展，重新分析整个法国形势。法国支部多数派在最近的总罢工中的表现，最明白不过地证明了他们懂得如何坚守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原则。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遭到了不公正的开除。围绕在《真理报》周围的法国支部多数派是法国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社工党公开承认这一点。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帕布洛歪曲和捏造了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政治立场。他们被帕布洛派斥为“宗派分子”和“革命的逃兵”。
与帕布洛派故意营造的形象相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代表。他们是无罪的，毛泽东政权却用斯大林在苏联消灭了整整一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用诺斯克和谢德曼等人在1918年德国革命中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方法，将他们赶尽杀绝。可是，帕布洛对斯大林主义调和的路线导致他无可避免地给毛泽东政权涂上玫瑰色，却给坚持原则的中国同志抹上灰色。
怎么办
总而言之：帕布洛修正主义和正统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裂痕太深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不可能妥协。帕布洛派已表明它要阻挠一切真正反映多数意见的民主决策。他们要求所有人彻底服从他们的罪恶政策。他们下定决心将一切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赶出第四国际，或封住他们的嘴巴，压制他们的行动。
他们妄图一点一点地引入他们向斯大林派妥协的调和主义，并把那些看穿了他们的伎俩，并提出反对的人给一个一个地除掉。帕布洛派的阐述中有许多奇怪的暧昧之处和圆滑的回避，原因便在于此。
迄今为止，帕布洛派用这种无原则的、不择手段的权谋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还未达到质变点。曾被权谋掩盖的政治问题，如今已经暴露出来，斗争已经到了决战的时刻。
此刻我们被迫离开了第四国际的行列，但如果我们可以向第四国际各国支部提供一些建议的话，我们认为应该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第四国际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多数派必须立即挺身而出，反抗篡权的帕布洛。
他们还应该将帕布洛及其代理人免职，夺回第四国际的行政事务机关，换上另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必须经受过行动的考验，证明了他们懂得如何维护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如何使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能沿着正确路线前进。
致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友好敬礼
社工党全国委员会（NationalCommitteeoftheSWP）
注释：
[1]米歇尔·帕布洛（MichelPablo，1911年8月24日——1996年2月17日），本名米哈利斯·N·拉普蒂斯（ΜιχάληςΝ.Ράπτης），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父亲是希腊犹太人，母亲是埃及人。毕业于国立雅典理工大学，二十年代末开始参加革命运动，1934年参与创立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组织（ΟργάνωσηΚομμουνιστώνΔιεθνιστώνΕλλάδας），1936年希腊发生军事政变后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并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1942年进入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工作。1944年担任欧洲书记处组织书记，负责第四国际欧洲组织的重建工作。1945年至1960年任第四国际书记。五十年代初，帕布洛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长期打入主义”〔deepentryism〕）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导致了以法国和英国支部为首的部分支部脱离国际书记处，另立国际委员会。1963年，国际书记处与国际委员会部分支部重新合并为统一书记处后，帕布洛于1964年脱离了统一书记处，试图重建以他为首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都不成气候。希腊军政府垮台后返回希腊，并在1981年担任帕潘德里欧的特别顾问。1996年死于雅典。——校对者注
[2]乔治·克拉克（GerogeClarke）曾担任社工党驻国际书记处代表，后来与科克伦一同脱离社工党。——校对者注
[3]塞缪尔·龚帕斯（SamuelGompers，1850年1月27日－1924年12月13日），美国工会活动家，长期担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他是一个顽固的行业工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坚持“劳资合作”政策。——校对者注
[4]1952年5月，新任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美国将军马修·李奇微（MattewRidgway，1895—1993）访问法国，法国共产党为了抗议李奇微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武器，在5月28日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警察对游行群众进行暴力镇压，打死两人，打伤数百人。法国政府还在当晚逮捕了雅克·迪克洛等多名法国共产党的活动家。——校对者注
[5]雅克·迪克洛（Jacques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家，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36年起领导党的宣传部门。他是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校对者注
[6]1952年时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共有170多人，当时被开除出去的多数派达110多人。这部分人以朗贝尔为首，他们被开除后仍沿用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的名称。1953年朗贝尔派参加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在1963年第四国际两派重新统一时，朗贝尔派没有参加重新统一的第四国际。1971年，朗贝尔派退出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并组织起第四国际（重建国际中心）。1992年，法国的朗贝尔派组建工人党，后改名为独立工人党。——校对者注
[7]伯特·科克伦（BertCochran，1913年12月25日——1984年6月6日），本名亚历山大·戈尔德法尔布（AlexanderGoldfarb），生于波兰，幼年随家人移民美国。三十年代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森分校（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就读期间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8年参与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社工党内曾任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底特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五十年代初接近帕布洛，并在社工党内形成了一个以科克伦、克拉克为首的派别组织。1954年科克伦带领自己的一派人脱离社工党，成立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同盟（SocialistUnionofAmerica）。——校对者注 |
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宣言——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以堵塞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的道路！（1951年8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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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宣言
（1951年8月—9月）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以堵塞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三十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还不到十年，而帝国主义战争的不祥阴影又笼罩着全世界。重整军备支配着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活动。国际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协定，这预告将在战场上解决问题。在世界许多地方一再燃烧起来的“局部”战争的烽火将造成一场普遍性的战争灾难，预示着将来的恐怖和野蛮。
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两个“强国集团”为统治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也不是一小撮军火制造商的“渴求利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不可抗拒的逻辑。从人类总的利益的观点看来，这种战争趋势好像是一种集体疯狂的发作。政治家、将军、科学界，全都深信人类文明在这次冲突中冒着毁灭的危险，千百万生命将遭到牺牲，整个城市和国家将被消灭。假如他们仍然亲自帮助准备这次战争，那是因为战争并不决定于他们的了解或愿望。把人类拖入这一变乱的是拥有庞大生产系统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消灭这个社会，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张它的基地，就不能生存，也就是说，不能继续给统治阶级提供“合理的”利润。两个世纪以来，这种扩张是在牺牲东欧、亚洲、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落后”人民的情况下实现的。我们整个地球被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了。从这个世界被瓜分完了时候起，资本主义要扩张就必然毁灭自己。
在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而进行两次全球战争之后，均势的局面已经彻底被推翻。所有以前的主要强国本身都成了美帝国主义者扩张和集中的对象。这种新形势不但远不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进一步加深了这个矛盾。美帝国主义的巨大生产机器正在遭到残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抑制。它需要整个世界作为市场，以稳定它的经济体系。但是世界已经不再向它开放。
日益缩小的世界市场
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东欧资本主义的崩溃，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和伟大的中国革命，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减少了八亿顾客。战后第一阶段的经济复兴工作刚结束，美帝国主义就由于不再能扩展它的经济领域而受到严重危机的威胁。它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重整军备以创造一个人为的市场，以便用这些武器使取得真正的新市场成为可能。
像它的一心想要统治世界的前人——德日帝国主义集团——一样，美帝国主义出场太晚，所以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
正当美帝国主义开始准备下一次世界战争时，沿着亚洲大陆的周围，从远东到近东，爆发了新的革命运动。殖民地人民不再让帝国主义国家把他们仅仅当作是财产来看待。他们的主人对他们进行的战争和被迫在殖民地土地上建立的工厂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千百万殖民地的奴隶正在站起来，摆脱白色暴君们加在他们身上的饥饿、强迫劳动和有组织的暴行的枷锁。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威胁着要进一步缩小仍然受帝国主义掠夺的那一部分世界。因此，帝国主义重整军备不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且也是出于想用军事干涉来粉碎群众起义运动——无论爆发在什么地方——的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由于这个原因，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个要消灭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而且是一个反对一切殖民地革命的战争，一个反对全世界革命工人运动的战争。它将是一个最名副其实的反革命战争。
次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以防止威胁着它们的致命的危险。但是，美国的生产力越是在一个压缩了的世界市场里遭到抑制，美帝国主义所垄断的那一部分市场就越大，而那些次要的国家在他们所能支配的狭窄的生存空间里就越感到窒息。
经常存在的社会危机
由于经济平衡基础的消失而在这些国家里引起的不断的社会危机使它们的资本家阶级的权力极端不稳固。它们被迫依靠它们美国大叔的恩赐来生活，而这个大叔同时也就是统治它们的工人的高级警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没有从美帝国主义得到不断的支持，一定早就在整个欧洲和亚洲绝迹。
那些次要的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完全没有自己的保护地，它们的复兴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的和战略的需要，所以它们最坚决地和毫无保留地支持华盛顿。对于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建立一条统一的帝国主义阵线就意味着它们的殖民地越来越受到华尔街的控制。不管它们是否愿意，都不得不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因为走任何其他道路就等于立刻自杀。
庞大的帝国主义军备计划已经推动了一个不可挽回的走向战争的趋势。即使这种重整军备的速度缓慢下来，也会促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一种比重整军备所要避开的危机还要严重的危机。战略原料的大批堆积一定会引起物价的迅速下降。今天，每一个“和平的威胁”都已经在股票市场上引起价格的立即跌落。
自然，帝国主义者伪称他们武装自己仅仅是为了恢复均势。但是，整个历史证明——人们的常识也证实——人们武装自己从来不是为了维持和平而是为了进行战争。资产阶级的战争准备越成熟，它就越要改变国际商谈的途径而把它的军备力量计算在内。
任何征集签名、任何“和平人士”的集会都不能绝对阻止帝国主义伸出杀人的手。帝国主义已经决定和世界反帝国主义力量决一死战。这个为工人、殖民地人民和革命者所痛恨的战争，如果要爆发的话，是避免不了和阻止不了的，除非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有从资本家手里夺取制造杀人机器的工厂，粉碎为资产阶级军队动员士兵的国家，劳动人民才能制止绝望的帝国主义者把劳动人民的解放希望淹没在血泊之中的企图。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挣扎在不断的痛苦中。资本家阶级拼命地防止本身不可避免的灭亡，为了这个目的，使用了仍在它支配中的巨大的财力。大批的暗杀、大规模的白色恐怖、整个民族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化、最残忍的法西斯和军事独裁，不断地发动世界战争——所有这些，最后分析起来，都不过是一个感觉到历史已经注定了它的灭亡的阶级为了保全自己而进行的斗争的各个步骤。资产阶级离开这个世界时正如它进入这个世界时一样，“每个毛孔里都渗透了血污”。
如果人类消极地接受腐朽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巨大变乱，整个世界就会堕入野蛮时代。但是，现代社会中有一个能够决定世界命运的阶级，一个已经在行动上证明了它的英勇和忠诚并准备为一个新社会而进行斗争的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争取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革命斗争，以前有过两个二十五年时期的间断并且局限在一个单一的国家里或者甚至在一个单一的城市里（1848年、1871年、1905年）。紧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斗争扩展到了沙皇帝国和中欧，但是除在俄国外，到处都遭到了失败。因此，也是最后一次，在国际资产阶级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似乎是非常强大的。
革命的规模更大了
今天，为消灭帝国主义和把世界导向社会主义的工人斗争与起义比以前的规模大得多了。整个亚洲、整个欧洲、英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和甚至非洲的某些国家都正在这些乱纷纷的斗争的冲击之下发展着，不论这些斗争是自发的、自觉的或者是有组织的。这些斗争的产生，是由于帝国主义把难以忍受的负担强加在各国人民身上，由于它不能满足群众的基本需要以及由于它无力挫败劳动人民的战斗精神。
从这些斗争中，将出现一个能够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人们没有理由因为帝国主义威胁着要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破坏，而为世界命运悲伤失望。相反地，必须为无产阶级斗争尽快地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而努力，以缩小资本主义制度正在为人类准备着的严酷的考验。
帝国主义者正在准备战争，希望用武力粉碎它的敌人的力量。但是，当各地人民的力量正在使资产阶级陷于困境的时候，战争将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极不稳固的均势开始。
在全面战争爆发时，每一个地方，反对重整军备、通货膨胀和破坏工人权利的斗争将会继续扩大。每一个地方，无产者和被压迫者都将公开地向资本主义剥削者挑战。
中国人民、在解放道路上的殖民地人民、甚至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尽管他们憎恨可恶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将顽强地保卫他们的革命成果，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复辟企图。
在拉丁美洲和近东，群众将利用他们的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削弱，相继站立起来挣脱身上的枷锁。
美国无产阶级，面临着本国历史上的最大的危机，将在战争冲击之下起而采取政治行动，并参加决定性的斗争以促使资产阶级在它的最后堡垒中灭亡。
因此，下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它本身的逻辑，将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内战。华尔街将对之发动战争的亚洲革命高潮在这个战争中将扩展到五大洲。帝国主义准备粉碎起义人民，但是它将收获到世界革命作为它的罪行的惩罚。
为击败帝国主义而战斗，并不意味着为人们所想像的“克里姆林宫的胜利”，或者为人们所想像的“斯大林主义的扩张”和它的警察制度以及对一切无产阶级民主的破坏而战斗。苏联的官僚制度是一九二三年以后反革命在世界各地（除了苏联以外）胜利的附带产物。世界革命的发展将带来苏联官僚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结束，正如它将带来帝国主义的结束一样。
人类的最大考验
一个在像南斯拉夫那样小的国家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也证明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制度的控制是不相容的。人们能够相信，千百万无产者在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之后，会愿意听命于克里姆林宫么？世界重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越快地站起来反对资本家和摆脱它的剥削者，帝国主义者也就越快地减少对于苏联的威胁，苏联的工人也就会越快地和那个寄生的官僚机构清算一切，这个机构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掠夺了他们的胜利果实和他们在建设工作中的巨大努力的果实。
人类面临着决定性的考验。工人的资本主义敌人正在疯狂地准备武器，以便用他们的铁蹄来粉碎渴求自由的人民。一种日益加重的贫困、强制组织化和低下的生活标准的重担正落在各国工人的身上。千百万青年被赶出来为资本家作炮灰。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自认为替工人阶级说话的组织，对于正在站起来维护它的面包和自由的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些什么建议呢？
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者的工会官僚机构重建了国际中心：所谓的法兰克福国际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这两个组织卑劣而公开地把自己拴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它们号召人民接受重整军备的全部负担，只是请求在社会的各阶级中间对于这个负担作一种“平等”的分配。
它们极力宣传的不是反对斯大林的罪恶而是反对苏联本身，反对共产主义工人的每一次罢工，把它说成是“政治性的”，反对殖民地奴隶的每一次起义，把它说成是“俄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反对朝鲜、中国和越南的人民大众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
社会民主党的法兰克福国际的声明列举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是为了得出资本主义必须改善和加以监督和限制的结论。英国工党的领导以在议会里占绝对的多数执政，但它并没有利用这个特别有利的机会把英国这个工业国家变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堡垒。相反地，它努力挽救资本主义，防止英帝国的崩溃；并且投降于帝国主义，它正在积极参加准备战争以反对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民主党无论在哪里参加政府，它们正如在英国一样，对劳动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掠夺政策并指导屠杀起义的殖民地人民。
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斯大林卑鄙地解散第三国际之后，重新集合成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看来好像是站在反对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前列。它们忘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列举许多关于美帝国主义进步和民主的证明，现在却愤怒地谴责它是主要的战争煽动者。但是，它们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却不是推翻这个帝国主义而是和它订立一个新的同盟条约！
它们在很多国家里拥护的“和平政府”并不是一个工农政府而是一个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派联合在一起的政府。这是因为这一运动的指导者克里姆林宫的目的不是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只是和帝国主义成立一个有利的暂时协定。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主义者的党一再重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可能”，即使这种“共处”意味着给几亿热烈盼望结束一切剥削的被剥削者带来奴役。
斯大林主义和战争
尽管如此，在许多国家里仍然保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党，不能在一切情况下都把它们的政治活动限制在恭顺地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上。面对着强大的群众反抗运动，像中国和南斯拉夫的情形那样，它们可能在群众的压力之下看到自己不能不筹划一个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样，它们一定会为将来不可避免地和苏联官僚机构决裂准备余地。
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最严重的革命危机当中可能经历的转变，也许使列宁主义先锋队不得不重新调整它对于这些党的战略。但是，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除无产阶级建立新的革命领导的任务。
今天在日程上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单独的国家在特殊的情况下筹划夺取政权的斗争问题，而是在一切国家里尽快地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斯大林主义在国家工人运动中，是胜利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大的障碍。
诺斯克和谢德曼之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重建资产阶级祖国的名义，在中欧背叛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之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欧作了同样的背叛，但是，这些背叛的客观可能性，是为各个国家里孤立的革命运动的局限性，以及为站起来的人民群众缺少真正的革命经验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建立新的革命领导证明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现在正在发展中的革命斗争将不停地从一个大陆扩大到另一个大陆。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将取得从来没有过的新的经验。特别是在先进国家里边，这将减少破了产的旧领导操纵和背叛的可能性，并且将为建立新的革命领导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不断革命的时代将是第四国际的全盛时代。
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以外的一切中间派的组织，已确实证明不能在工人运动中间形成一种国际的流派，甚至不能准备出类似纲领的东西，也不能建立干部和维持真正的组织。只有第四国际坚决遵循着依靠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的阶级斗争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
利用每一个危机
第四国际号召工人利用他们本国资本家阶级不能不遭遇到的每一个重大危机，依靠工人阶级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树立起他们的直接政权。
它号召被压迫的人民完成他们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它号召革命斗士到处深入真正的群众运动，参加他们的日常斗争，分担他们的遭遇，并向他们证明自己是最勇敢的战斗者、最优秀的组织者、最有觉悟的指导者和最有耐心的革命教育家。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现实必须与之相符合的理想，而是克服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实的真正运动。革命者除了本阶级的真正运动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利益。他们超出于一切集团的或民族的狭隘利益之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普遍利益，和对于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明确认识。
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聚集了来自二十六个不同国家的七十几名代表，他们有着在各大洲进行各种工人斗争的几十年经验。大会向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战斗的全世界工人致敬。工人们尽管思想意识和觉悟不同，然而他们组成了一个单一的反帝统一阵线，这个阵线将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共和国世界联邦。
代表们热烈地向被关在帝国主义和斯大林监狱里的革命斗士以及一切被镇压的工人阶级的受害者致敬。胜利的无产阶级不久将打开他们的牢门并给他们的看守者以应有的惩罚。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中国的无产阶级、贫农和正在朝鲜同帝国主义战斗的他们的勇敢的儿子们致敬。中国革命第一次震动世界的胜利是1917年10月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第四国际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保卫受到帝国主义干涉威胁的中国革命。它号召中国工人继续斗争，直到资产阶级势力完全消灭，以工人和贫农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为基础的真正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英勇的朝鲜无产者致敬。尽管帝国主义向他们倾注大量的炮火炸弹，然而他们并没有丧失解放和统一国家的顽强意志。第四国际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给朝鲜的无产者以最大限度的物质和政治援助，直到最后一个帝国主义兵士离开这个受难的国家。
撤退帝国主义军队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越南、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革命战士们致敬。他们今天正战斗在世界反帝斗争的前列。英国、法国、美国和荷兰的无产阶级的最大责任是帮助和支持这些阶级弟兄的斗争，这是一个给国内资产阶级统治以极沉重打击的斗争。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印度、日本和锡兰的工业和农业工人致敬。他们已经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会和本阶级的政治组织，并且正在试图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他们国家的领导权。只有工农政府才能和帝国主义割断最后的联系，才能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才能没收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并在这些国家里为真正的经济上升创造必要的条件。
代表大会特别向第四国际的锡兰支部，锡兰平等社会党致敬。这个党将领导本国的群众推翻腐朽的资产阶级。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伊朗的工人和贫农致敬。他们通过强有力的革命动员已经迫使本国的资产阶级采取某些走向反帝斗争的步骤。
无条件地支持伊朗、埃及、伊拉克、北非的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石油与矿产公司的斗争！拥护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在“法兰西联邦”以外完全独立！拥护苏丹的完全独立！给埃及以苏伊士运河的全部主权！撤退一切帝国主义军队！建立中东国家的社会主义联邦！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非洲的黑种工人和贫农致敬。他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反帝斗争的觉醒。第四国际号召他们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工会和本阶级的党，对帝国主义想把非洲大陆变成未来战争基地的一切企图展开斗争。
打倒“有色人种的差别待遇”和一切种族歧视！非洲人民在他们争取政治民主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掠夺的目标上大团结万岁！
推翻资本主义专制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玻利维亚的无产阶级和它的勇敢的先锋队（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的玻利维亚支部——致敬。玻利维亚矿工们多少年来就在努力推翻矿产公司在他们国家实行的血腥专制统治。由于和他们一起取得了伟大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共同经验，革命工人党将能使他们了解到，只有依靠贫农的支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这种解放。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贫苦大众致敬。他们不想作充当美帝国主义工具的资产阶级和军事集团的走卒。在一切国家里建立起它的阶级组织并同这些国家里正在发展的真正群众运动结成一体的拉丁美洲工人阶级先锋队，将会知道怎样在它的纲领里把反帝、反资本主义以及民主和民族的要求结合起来，并且将会高举起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邦的旗帜。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致敬。由于它在大战期间的英勇的斗争和由于它对于克里姆林宫的大胆的反抗，它已站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进军的最前列。今天，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正在向帝国主义压力投降，并且正在危及到南斯拉夫工人以很多牺牲为代价赢得来的一切。代表大会号召一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的党内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更换现在的机会主义领导，同在全世界发展中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并把他们的反抗克里姆林宫和反抗华尔街的战略建立在同这些力量紧密结合的基础上。这些力量将会保卫无产阶级的南斯拉夫来反对它的一切敌人。
进行独立的阶级战斗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西欧的工人致敬。他们面对着资产阶级的进攻，保持住了他们的一切阶级阵地，并且甚至已经开始转入反攻。为反对降低生活标准、反对损害工人权利、反对备战而斗争，必须由下而上建立起一切工人组织的统一战线，必须利用每一个为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高潮提出政权问题——建立工农政府问题。
代表大会特别向站在本阶级的前列进行斗争的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共产主义工人致意，并对他们坚决抵抗资产阶级的反共运动表示敬意。第四国际的斗士将和他们并肩作战，反对大西洋公约，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这样就可以揭露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谴责的诽谤性质，而共产主义工人也将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只有第四国际的纲领才能对共同敌人进行有效的斗争。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德国的工人致敬。他们正在克服1933年的失败、纳粹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经济的继续衰退所加在他们身上的可怕的考验的后果。今天，德国的无产阶级已经重新组成为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如资产阶级自己所承认的，这些组织能够致波恩政府于死命，但是它们遭到了外国的占领和本国的分裂。德国的无产阶级正在周密地考虑独立的阶级战斗所要采取的步骤。欧洲的整个将来可能决定于这些战斗行动的发展。
通过反对本国资产阶级重整军备，要求撤退一切占领军，要求由统一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工人委员会组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德国工人能够对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建立作出有力的贡献。这是阻止旧大陆解体与衰落并保证它有一个新的复兴的唯一手段。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西班牙的工人致敬。他们用今春的伟大罢工高潮表明他们正在开始克服内战失败的后果。同西班牙无产阶级彻底团结起来！打倒刽子手佛朗哥！一切国家的工人，阻止你们的政府延长西班牙人民在佛朗哥独裁政权下的苦难！推翻佛朗哥，坚决走工农政府道路，走新的西班牙革命道路的工农联盟万岁！
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英国的工人致敬。他们今天正在他们的全欧洲最强大的阶级组织中，准备着进入一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阶段，为工人管理生产和反对帝国主义重整军备而斗争。英国的工人们，要认识到你们的巨大能力！站在使欧洲摆脱资本家控制的斗争的前列！把你们国家的强大工业潜力变成为同正在从帝国主义手里解放自己的殖民地人民结成自由同盟的堡垒。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证明，怎样可以建立起一个既没有官僚统治也没有特权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的工人致敬。他们正在他们的群众组织中猛烈地反抗资本家的压力，并且正在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共歇斯底里，维护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工会权利。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农民和兵士致敬。代表大会保证，在未来的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中，他们将得到全世界的革命运动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支持。保卫集体财产、计划经济和保卫工人国家（即使已经变形和蜕化）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项紧急任务。
同时，第四国家坚决支持一切反对苏联官僚制度的警察专政的无产阶级运动，并为在这些国家里建立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党而斗争。这样的党将领导必要的政治革命以使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受官僚制度的束缚。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联和保卫“人民民主国家”万岁！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打倒斯大林主义专政！苏维埃民主万岁！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美国的一千六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世界最大的和最有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先锋——致敬。向社会主义工人党致敬，这个党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中反对一切压迫，维持着列宁主义的纲领和组织。美帝国主义向统治世界进军所引起的世界性破坏行为，不久将会开始在它自己国内摧毁美帝国主义的统治。那将是美国革命到来的时刻，这个革命将解放出无限的创造力量并在这整个地球向社会主义转变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宣布它自己是世界无产阶级走向全世界的形形色色的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在本阶级的队伍中为它的革命纲领而战斗。在未来的动乱的年月里，它将取得这个运动的领导权，指导勤劳的人类努力建成一个没有阶级的、没有任何剥削或压迫的社会——一个实现普遍和平和实行以需要为基础的经济保证人人富裕的社会，一个使全人类都能享受到文明福利的社会。代表大会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为这个伟大目标而斗争。
打倒帝国主义和它正在准备的杀人战争！
共同努力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
东欧国家的阶级性质——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1951年4月，巴黎）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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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的阶级性质
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1951年4月，巴黎）决议赤心译，龚义哲、素侠云雪校对
载于《第四国际》第十二卷第六期，1951年11—12月号《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特刊》。
自1949年起，位于苏联缓冲地带的东欧各国，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正在越来越快地向苏联靠拢。
经济改造
东欧各国在经济方面的演变，遵循着这样的基本路线：一方面紧随苏联，开始对自己的经济进行调整，并采取了有效的计划；另一方面，极大地减小了它们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的依赖性。
我们发现，自1949年起，东欧各国制定了一系列的长期计划（五到六年），从这些计划的实现程度来看，它们使东欧各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与国外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并将东欧各国在经济上逐渐融为一体，愈来愈有机地与苏联的计划经济结合起来。
东欧各国在实行这些计划的同时，还对几乎所有重工业、轻工业、外贸，与国内贸易的重要部分，以及运输业实行了国有化，并对财产权和私人农业市场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在第一个短期计划（一至三年）基本取得成功之后，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修复了战争造成的破坏。
从那时起，东欧各国的国有经济就必然像苏联那样，受到计划的调控。
先前体现出这些国家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贸易的趋势已被这些事态发展所逆转。
目前，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与苏联的贸易占了它们对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这个趋势正在变得更加显著。
新的国家机关的建立
在社会方面，东欧各国（主要是从1949年末开始）设立了官僚制的人民委员会，并更加公然地把受到苏联官僚信任的“可靠分子”安插到各个领域，逐步取代原先的资产阶级分子，它们的国家机关正变得越来越接近苏联。
这些“可靠分子”是从新的工人贵族当中招收的，国家政权通过分配劳动报酬的方法与斯达哈诺夫运动等手段，向这个新贵阶层施以恩惠。
东欧各国的国家机关，在形式上和社会组成上，均仿效苏联国家机关特有的形式，并在新的特权阶层中招收干部，从而实行“苏联化”。国家机器也在“俄国化”：民政部门、政治部门和经济部门，以及警察和军队中最重要的管理职位，都安排给了直接受克里姆林宫操纵的分子，而这些人往往是换上了相应国籍的俄罗斯人干部。
政治斗争的结果
最后，在政治方面，如果说，从历史的意义来看，东欧各国的命运尚未确定，那么，它们近期的命运却并非如此。
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的妥协使得这些国家的地位悬而未决，但很显然，国际局势的演变不会允许这种妥协状态持续太久，相反，它会朝着加速备战的道路前进，双方都会试图巩固自身目前的势力范围。
唯一可能的例外就是奥地利苏占区，它暂时还是奥地利国家的一部分，还不能排除双方达成妥协并撤出占领军的可能。
另一方面，东德最近的整个演变、它的体制、它的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它的国家机关正在进行的深刻改造，显然表明莫斯科已经对达成全面妥协失去了信心（尤其是在德国问题上），正在将东德纳入整个缓冲地带。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仍然与缓冲地带的其余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发生在缓冲地带的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巨变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要想让这些国家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轨道，已经不可能通过“无声无息的方法”，而只能通过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东德也许是个例外）。
阿尔巴尼亚是整个缓冲地带最薄弱的一环，受雇于当地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在与支持现政权的力量进行内战，这场内战，便是关于这一点的范例。
中间状态的终结
在国际形势的新动向影响下，缓冲地带各国的经济与国家机关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有鉴于此，必须认为这些国家在结构上已经基本上被苏联同化，它们基本上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
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官僚支配了所有东欧国家，对它们施加着影响，决定着它们的重大事务；在苏联官僚、本土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群众之间，存在着具体的内外力量关系；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东欧国家有可能甚至必然在结构上被苏联同化。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大约在1945年到1948年之间——苏联官僚将这些国家维持在不同程度的中间状态，因为它还没有准备好和帝国主义最终决裂，它的本性迫使它必须用无声无息的方法，而不用真正的群众革命行动消灭本土资产阶级，与此同时，它试图对群众实施严格的控制。
从社会学上说，这种中间状态与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政权体制是相符的，而经济结构基本上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自1949年起，这种双重政权体制开始显著消退，被另一种体制所取代，它确立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的基本特征，便是在所有制和生产关系上被苏联同化，换句话说，它的经济，是一种基本上国有化和计划式的经济（奥地利的苏占区是个例外，由于苏军的占领，双重政权的某些因素在当地比较显著）。
在这些过程进行的同时，政权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居于领导地位的斯大林党，与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组成各式各样的联盟，执掌着东欧各国的政权；现在政权变成了斯大林党的独享之物，政权的形式和社会成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畸形工人国家
东欧各国的政体仍有着显著的差异，整体来看，它们的政体与苏联的也有显著差异，就像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国的政体一样；但最重要的是：由于缓冲地带各国的经济基础和结构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以国有计划经济下特有的新生产力与财产关系为其特征，本质上和苏联一样，因此它们是畸形工人国家。这些国家并不是由群众的革命行动建立的，而是通过苏联官僚的军事官僚行动建立的。由于二战造成的特殊环境，这些国家的建立，不是由无产阶级，而是由官僚来直接领导的。这些国家都发生了官僚化的歪曲，其程度与苏联相同，无产阶级完全被剥夺了政治权力。
所以，这些国家的革命先锋队的任务，与苏联的是一样的：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官僚，开辟社会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
以帝国主义为一方，以苏联、缓冲地带国家、中国、其它殖民地革命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为另一方，这双方之间的冲突，将决定东欧国家的进一步演化，以及它们在不远的将来的命运。
无条件保卫
鉴于这些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战争目标，第四国际在保卫这些国家抵御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既不中立也不袖手旁观。就像对待苏联一样，第四国际主张：在帝国主义侵略这些国家时，无条件保卫它们。第四国际认为，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是斯大林主义的附庸，但是，不管它们推行什么样的政策，这些国家的国有计划经济体制都是一种成果，必须保卫这种成果，使之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犯。
无论如何，这都不表示我们抛弃了在政治上反对这些政府的立场，也不表示我们把保卫这些国家看得比争取世界革命的斗争更为重要。恰恰相反。第四国际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团结一致，反抗当权的苏联官僚强加给他们的剥削和民族压迫。第四国际拥护缓冲地带各国的完全独立，并支持它们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自由组建联盟。
审视过去的立场
在有关苏联在欧洲的缓冲地带各国的阶级性质的问题上，第四国际此前的所有立场均指出：这些国家有着在结构上被苏联同化的趋势，这些国家建立的是过渡政权。
另一方面，第四国际从一开始就指出：在苏联官僚、帝国主义和群众之间的特定的力量关系影响下，官僚甚至会完成这种同化。
在1945年到1948年这一整个时期内，断言有利于官僚的力量对比关系已经形成，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缓冲地带各国的命运将在不久之后确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必须承认，国际对于缓冲地带的演变，对于同化的速度与规模，并没有做出正确的估计，因为它要顾虑到一些条规的约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会的文件《关于苏联与斯大林主义的论纲》（ThesesontheUSSRandStalinism）中的论断：“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并消灭官僚在这些国家实施的特殊剥削形式，才能彻底摧毁（缓冲地带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1949年5月）通过的决议《缓冲地带国家的演变》（TheEvolutionoftheCountriesoftheBufferZone），更加积极地正视了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主动在结构上同化东欧各国的前景，这个决议仍坚持认为：“要想废除国界，既可以把某几个或全部东欧国家并入苏联，也可以建立一个形式上独立于苏联、但拥有一个真正的、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巴尔干—多瑙河联邦。”
官僚式改造的过程
事实表明，在特殊的和类似的情况下，在“冷战”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官僚要想摧毁资本主义，不一定需要群众的革命动员。这并不表示官僚在摧毁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完全不需要群众行动。它利用官僚的方式去发动群众，它在各国发动群众的规模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还根据具体条件把群众组织起来，比如说，把群众组织进各类“委员会”，在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时，这些委员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事实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在生产资料的切实国有化的基础上，有可能不用正式并入苏联，不用正式消除国界就开始计划经济的进程，尽管官僚仍保留着对这些国家的特殊形式的剥削，这一直是它们经济的计划和自由发展的障碍。
在上文提到过的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涉及到了缓冲地带的演变的理论意义，以及针对斯大林主义的作用所做出的结论，在这两个问题上，第四国际的意见依然不变，现将它纳入当前这个决议。
（摘自1949年4月第四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
缓冲地带发展的理论意义
缓冲地带国家这种新型过渡政权（介于资本主义和苏联之间的过渡政权）的出现，既非巧合，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历史偶然性的后果。只有无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才会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成不变的事物，一旦建立就永世不变，就连活生生的历史进程（它充满着矛盾，在不断更新的组合形态的形成中得以丰富）都要服从于这种教条。实际上，混合型过渡政权的出现，以及它们的综合特征，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1、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分崩离析；
2、反革命的斯大林派把持了世界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是导致世界革命持续推迟的根本原因；
3、苏联的存在形式，既是一股凝聚了世界无产阶级重要部分的革命愿望的力量，又是一个拥有自身军事政治分量的国家，它具有扩张自身的逻辑。
只有考虑到以上三种因素，才能理解苏联缓冲地带这种全新的、复杂的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才能确定它的真实的历史意义。
斯大林主义的作用
我们认为斯大林主义具有反革命作用，它充当了瓦解苏联、造成世界无产阶级挫败的力量，理解这类过渡政权的存在丝毫没有推翻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这些评价：
1、评价斯大林主义时，应当依据的是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行动，而不只是它的政策造成的局部后果。鉴于今日——大战结束四年后——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腐朽状态，鉴于1943年到1945年的具体情形，可以断言：斯大林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充当了阻止欧洲和亚洲的整个资本主义秩序瞬间同时崩溃的关键因素。从这层意义上说，官僚在缓冲地带所获得的“成功”至多不过是资本主义为其在世界范围内提供的服务所偿付的报酬，此外，这个报酬在每个新阶段都不断地受到质疑。
2、从世界角度来看，苏联官僚将缓冲地带与苏联同化，由此实现的改良，与它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造成的打击（它的整个政策，打击了无产阶级的士气，使无产阶级迷失了方向，破坏了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使无产阶级接受了帝国主义军备竞赛）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即使从苏联自身的立场来看，斯大林主义导致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失败与消沉，它造成的危险，要远远超过由缓冲地带的巩固所带来的好处。
3、就缓冲地带自身来看，在1943年—1944年，推翻资本主义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然而斯大林派的政策却暂时增强了该地区的反无产阶级力量，给消灭资本主义制造了无数新的障碍，从而导致了整个同化过程中的痛苦和不平稳，使同化过程拖延了好几年，致使无产阶级基本上无动于衷，甚至表现出敌对态度；然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本来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在这些国家消灭资本主义的。
4、由于苏联官僚在上述具体条件下的极度扩张，缓冲地带形势中的客观矛盾渗入官僚中间，以及各国经济之中，让许多原有的紧张关系与对立关系更加恶化，也给多种离心倾向（一方面是铁托派，另一方面是哥穆尔卡—阿克曼派）的发展做好了铺垫。
苏联官僚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上述各项条件不仅指出了过渡政权出现的原因，也确定了苏联官僚的生命力的界限：
1、从社会层面来看，推翻苏联官僚的问题，仍要由世界性的阶级斗争（长远来看，这是必然发生的）来解决。
2、从军事—政治层面来看，即使世界无产阶级不能及时粉碎帝国主义（这种情况下，官僚终究还是要垮台），推翻官僚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缓冲地带过渡政权的出现，体现的只是1943年至今的历史时期的插曲性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退潮，与新的世界革命涨潮（迄今为止，这个涨潮还只呈现出了大致的轮廓）之间的插曲；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决战之间的插曲。只有在这段有限的插曲的范围内，缓冲地带及与之相关的所有现象才真正显示出它们的临时的和短暂的性质。而且，在这个范围内，第四国际所指出的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性质，也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暴露得更加显著。 |
中国第三次革命（1949年4月第四国际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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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次革命
（1949年4月第四国际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
「受世界诸矛盾底力量所压，中国农民较之俄国农民更少可能起领导作用，而他的命运即端赖这些矛盾的解决而定的。
「……虽然中国十分落后、或者更正确的说，较之俄国更落后得多，但他将不会有一个『民主』的时期，甚至像十月革命所经过的六个月时间（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7月）也不会有；他将迫得从始就实行更坚决的暴动，以及铲除城市及乡村的资产阶级财产！
「今天中国之统一和解放，正有如苏联之存在一样，是一个国际的任务。这个任务只能由被蹂躏、饥饿反被迫害的群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之下，藉助于绝望的斗争来解决；这个斗争不仅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且反对其在华的经济、政治代表人，反对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一切民主奴仆。而除了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之外，别无他途。」（托洛茨基）
※※※
（一）远东经济、政治及社会形势的发展愈来愈重要，而且甚至对于未来的革命世界局势具有决定意义，正如世界第二次大会所宣告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尤其是中国局势的演变，他直接影响着四分之一人类，具有非凡的重要性。蒋介石的塌台完结了中国第二次革命（1925—27年）失败开始的一章，但它的塌台造成世界帝国主义沉重的失败，并打开新的一章，这一章将大大影响：
（1）中国本身的阶级斗争，替中国第三次革命打开一条道路；
（2）整个远东的革命底局势和发展；
（3）美国资本主义的局势及国际关系；
（4）史太林主义。
当提出中国新局势所唤起的重大问题之时（正如本决议案所要作的）在这里不要忘记在远东：「事变」进程的节奏比之欧洲的，较为缓慢，而中间性的复杂局势可能出现很多。
中国第三次革命
（二）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悲惨经验已证明：
（1）在中国革命中成为动力的土地问题不能由农民独自己来解决，甚至不能由中国占压倒多数的贫苦农民来解决。除非农民找到一个解决贫农底胜利的城市阶级来做领导，否则，土地革命是不可能获得胜利。
（2）为了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及容许中国解除帝主义的枷锁、民族统一问题具有决定的重要性。不完成民族统一，不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有关税自主、中国发现自己的处境永远留于混乱，诸行省分崩离折及至相抗争，军阀压迫及对帝国主义依赖之状态中；
（3）中国资产阶级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勾结，另一方与中国的封建残余相结纳，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革命，中国之统一，及推翻帝国主义而独立，）连一个也不能解决，相反，它的阶级利益，以及它对群众运动之畏惧使它负上一个反动的巨大任务，反对工人的要求及贫农的愿望：
（4）中国无产阶级的数目虽然甚少，但是唯一的阶级，能够站在城被压迫群众底运动前头，使他们底要求获得满足；
（5）中国第三次革命只有当它成为不断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个革命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结合资产阶级任务与社会主义在务，结合反封建残余的斗争与反本国资产阶级及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使中国被压迫人群的斗争与远东各国苏联及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群众斗争联结起来。
只有建立贫农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第三次革命才能胜利。
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纲领应本着这些指导路线超卓成功，并应根据他们已估计中国所发展的一切事变以及一切潮流，这些潮流发生在中国和世界一样，将在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行程中，干涉中国工农斗争。
蒋介石塌台与毛泽东武装的军事胜利
（三）经过20余年军阀官独裁的可憎厌的统治之后，跟着底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统治机构解体及全部腐化，通货澎胀，以及在毛泽东的武装打击之下，蒋介石引退了，围绕在蒋介石周围的军事和党表现自己愈来愈孤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底具有决定作用的阶层也一样。国民党瓦解为反对与毛泽东妥协的蒋介石派及许多党派，它们想在实行妥协中，找出一个办法争取时间，准备在尚未可测的后一阶段中，捷足先登，美帝国主义碰到毛泽东的武装胜利，已经过霍夫曼的声明，重新清楚他表明它拒绝再支持蒋介石私党，而且再不隐瞒它对妥协的愿望，这是马歇尔在战争之翌日所无法达到的。
（四）中国工人运动在1927及1928年受了疯狂的镇压，直到1945年日本失败之后，它才得到复兴，但虽然如此，这些罢工和示威仍没有达到水平，堪与（例如）日本底运动的水平相媲美。在目前，国民党的塌台，仍然不是在工人大中心地的群众打击之下的。直至现在，资产阶级京沪等地的队伍内的惊慌并不是出于工人群众运动，而是由这种运动的远景所引起的，这种运动将会在国党塌台的基础上蜂涌起来。
实际上，国民党政制塌台本身将（一面经过帝国主义，另一方面经过史太林党人的同谋，并经过它们的同意）造成一种过渡的形成，那未国民党政制的塌台并非不可能打开一个革命危机时期，不能不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迫使中国社会一切阶级及一切组织经受试验，因此，大大加速中国无产阶级底政治发展的。
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五）土地暴动成为中国革命中最富爆炸性的力量。在华北，它特别从事于消灭封建残余，在华南它即直头要解放农民于高利贷及债务的水深火热中。高利贷者是城市资产阶级之一构成部份，他们就是从农民债务中获得最大部份的利润。因此土地暴动之目的就在把农民的一切债务加以全部铲除。但它同样要创造一个政制，这个政制不致使中国再回到该国农民几千年经过许多政制和朝代所习惯了的循环中去。
乡村每天在制造资本主义，在中国保持帝国主义及土著资本主义的财产必然在农村中招致资产阶级份子的重新结合，而农民亦重新堕入它过去设法冲破的状况中。
因此，农民的解放斗争与城市工人的斗争是密切连系在一起的，事实上，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城市资产阶级，而且为了确切保证把农民负债所造成的状况加以摧毁，这件事应该与工人对资本家企业的没收同时进行的。
（六）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在城市与在农村一样，不能是资产阶级的业绩，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只是供世界帝国主义役使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中，建立一个统一全中国的政府就谈不到了。在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政制之下，可能成立的唯一国家机关，正如蒋介石胜利之后所成立的一样，只是一种靠牺牲农民为生的关机；它不可避免要采取一种官僚及军阀私党的形式，这种政制只能维持中国于分崩离折及混乱状态之中。
在这样广大的国土中，唯一可能的集中机关恐怕只有群众自己的政权机关，这些群众是经过民主选举的委员组成起来的。
（七）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通通把中国视为原料的供应地及市场，它把这个市场造成为它底工业品的尾闾。帝国主义使中国农民的状况改善，尤其是延续经济危机的爆发，它虽然能够得到若干眼前的利益（杜鲁门的「第四点」政纲），但它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走得很远，因为宗主国的社会平衡多份靠维持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于落后状态之中；而美帝国主义一定不会投放很大资本于一个像中国这样不稳定的国家中的。
帝国主义因此完全与土著资产阶级完全一样是中国超出旧政制而求进步的障阻物，中国己在两次革命的过程中，设法从这个旧政制中解放出来。
（八）土地革命，民族统一以及从帝国主义的轭困中谋解放是彼此有密切连系的三大任务。「没有民族统一，没有关税自主（实际上就是对外贸易独占）的土地革命不会替中国打开任何出路，任何远景。」（托洛茨基）
实现这些在务只有在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独裁的范围之内才可能。取得军事胜利的农民运动，除了连合城市无产阶级接受后者的领导，将他的权力交给它以便成立一个工人与贫农底政权，靠那些实现深刻的土地革命的群众来支持，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中国以及使本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除此之外便不能在政治上取得胜利。
中国的落后及其广大的农民群众，它所提出问题之广泛性，殊难避开与贫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超出具他所有问题之上，具有迫切的必须性，它是唯一的手段，可以挽回一切离心倾向，以及一切使中国社会回到它过去已经陷入的无政府、混乱及分崩离折状态中。
毛泽东的军队与党
（九）毛泽东的军队从始就是农民构成的，这些农民在1925——27年中国革命低落及失败之翌日才蜂拥起来。
毛泽东的运动在最近几年当中，仍然与当初一样是史太林派导的一种农民运动。直至最近数月来，毛泽东的军队也只采取游击的方式来作战，避开城市，避免正面与国民党军作战，甚至现在，在战胜全般解体的政府军的时候，毛泽东的军队接近大都市还表极端审慎的态度，毛泽东政府不去号召华南及长江流域的群众起来，反而谋与若干资产阶政客及党派妥协，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是农民起对一个全般解体的政制的军事胜利。
中国已经经过了几次农民运动胜利的实例，但今天这运动却落在史太林党领导之下这一事实对这些运动未来及其远景都给了一种全新之性质。
（十）中共成立这些军队及在这些军队操纵下政权机关，它正如远东大多数史太林党一样，其特色一方面表现它与莫斯科的勾结，另方面则表现在这个党内农民成份之占压倒优势。从社会上看来，中共是两个阶级党（工农党）的典型的实现。这是史太林与布哈林自中国第二次革命以来所同声赞美的，而两个阶级党只能实现于这个时候，即一方面在城市无阶级当中基础薄弱，而在纯粹的农民区域中则拥有一枝强大的武装力量，这个党的领导正如所有史太林党一样，其特性就于它对政纲和口号采取一种异常弹性的态度，它随时可以把它们修改，为的是能够维持它对群众运动的支配。
（十一）虽然在1925年以来有过深刻的修改，中共与莫斯科的政策仍以阶级论为基础。照史太林派看来，革命一开始应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一阶段，实质上就是完成封建的废除以便利于城乡资本主义成份的发展；从这里无产阶级得到发展，最后便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出来。但是在1925年，中共充当了国民党的尾巴，放弃了一切独立的活动，今天为了执行实质上相同的政策，史太林派又赞美一个「人民」国家的成立，这个国家是由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管理，而其中则由史太林党的代表占优势。这种政策与几种不同因素的汇合相一致：苏维埃官僚对于一切能够摆脱其控制的群众运动的发展，都持着有机的仇视态度，它也不能供给中国以工业品，及它所需要的资本，它不愿在这样头痛的地点冲撞美帝国主义，相反，它却设法利用毛泽东的胜利以便更顺利地与美帝进行妥协。虽然力量关系对于史太林派官僚较之在中国第二次革命过程中更有利得多，但这种政策之活该失败，正有如1925——27年第三国际之领导失败一样清楚，假如工人阶级来不及摆脱史太林派的死圈套，创造一个新的领导，（这个领导通过一切斗争的盛衰荣枯，将唯有信赖工人阶级及贫农的力量）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命定覆灭。
（十二）直至现在，为了推行某种土地的改革，中共已在贫农，中农，又在某种场合，在富农中找到了它的基础和力量。
农民战争的发展已迫使毛泽东，甚至要站在农民斗争的立场上，给了他的政纲以愈来愈急进的性质：它从减租减息一直走到铲除高利贷，以及由农民委员会来分配土地，所有这些手段都没有超出胆怯的土地改革范围之外。
军事胜利与政府的成立使中共遭逢若干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正如上面已指出的，对于革命的胜利是具有决定性的：没收资产阶级财产的斗争，号召群众经过委员会成立一个唯一真正能够统一中国解除帝国主义束缚的「政权机关」。
史太林派所追随的政策就是创立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事实上这种政策尊重（土著和国际的）资本家财产，即使加上一些限制，只有保证农村中必然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成份得到在一个在城市中结合起来的据点。这种现象在苏联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几年中已视为一种威胁，在东欧「人民民主政权」的头两年中也视为严重的危险，在中国它将带着更非凡猛烈的力量现出来。
（十三）在中国旧制度解体的状态中，一点也不排斥这一可能：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得到美帝的应允，进行与中国史太林党妥协，后者分明在寻求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在它的政纲中，也向他们提出若干利益。在这个场合，问题并不是在于它们在一个政纲上达到深刻的一致，这个政纲是注定要创立一个真正民主及保证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而是在资产阶级方面，为了服务于帝国主义，争取时间，重新团集力量于一个新的轴心周围，使一个从胜利中生长的运动分解，以便在亚洲等待一个对于帝国主义发展更有利的时期到来。
（十四）但是中国史太林派能够像欧洲外围国家的史太林派一样在中国「成功」吗？换句话说，他们能否由于各种理由，被迫而采取一连串官僚的手段（在实现这些手段时，工农群众，在用得着的时候，才只当作零钱而动员起来），改变他们的目标，攻击他们今天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以及采取一种结构性的同化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把中国与东欧各国间的全部差别通通忘记了。
在东欧国家中，史太林所实施的实际方法，完全是因为有红军出现，苏联的真接压迫，格拍乌行动，以及具有极大权力，同时自身又最受操纵的政权机关，除了满洲（克林姆官不用中国人参加而用特殊形式支配它）之外，中共得不到苏维埃军队的直接支配或亲近。无论在任何场合，苏联也不能有必须的方法支配像中国这样辽阔的国土。它同样不能满足后者的要求，在经济的平面上，提出的问题及中国史太林派能够运用的手段，与东欧的问题及东欧史太林派所有的手段相较，则具不平衡是很可观的。东欧外围国家的深刻不隐定性，很难由史太林派机关的无数转变加以克服，这机机关是在政治支配城乡生活的。但在中国，一切都指出：与消灭蒋介石同时开启的时代是一个不隐定与社会恐慌的长时期。史太林派似乎已感觉到无法成立一个用官僚方法支配全国的中央政府，它们趋向于与资产阶级各部份妥协成立诸省政府，延长中国的分崩离折局面。这种政策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底许多巨大障阻之一。
中国第三次革命与远东
（十五）国民党政府的塌台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发展对于一切殖民地及整个远东的革命发展，将有重大的后果。
最近这一点已在日本最近的选举看出来，这次选举已证明对共产党有很大的信仰。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翌日，中国发展之迟缓以致使缅甸越南及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运动陷于孤立，并容许帝国主义者转而采取攻势，重建他们已经丧失了的一部分特权，但毛泽东军队的勃兴将难免增强越南人民对法帝国主义及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抵抗。
印度、逻罗、及马来亚、缅甸的革命运动将同样由中国工农群众的勃兴刺激起来。
国民党的塌台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及与中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美帝的失败，而是还是导致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世界中一般地位大大低落的失败；这确是多年来给予帝国主义的最凶猛的一击。
在同等的平面上，中国革命将显示它不断革命的性质，超出中国的国境，成为殖民地世界反帝国主义的整个运动之完整的一部份，这个革命并将在宗主国的革命斗争中得到反响。印度资产阶级自觉到这一危险，已设法利用那个反对荷兰干涉日本（？）的泛亚洲会议，奠定一个在远东防御共产党的同盟。
中国事变与国际关系
（十六）关于美苏关系，中国事变导致苏联地位之改变，而美国的地位即受牺牲。美国放弃把中国视为一个反苏堡垒的倾向，在马歇尔特使回国时已表现出来，马歇尔当时的目的是想促成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妥协的，这一倾向现在已表现得十分清楚了。美国和大不列颠退守日本和印度。美国政界有一部分领袖甚至怀疑战争发生时能否保持日本（肯纳．鲁耶尔的失望声明）。
但远东力量的变动即使十分重大，与欧洲的发展相较，则远谈不上具有决定性。欧洲虽然没落，但这个地方目前在扮演主角。为了这个理由，虽然「冷战」尚在欧洲继续进行而且甚至可能紧张起来，但却不排斥这一可能：它反而在中国有助于美苏的妥协（美国可以在中国找到一个获利的商业活动场所）。但这个偶然妥协的地方是很有限和短暂的。
在中国，正如在其它国家中一样，克林姆宫官僚不想利用群众的斗争来获得有利于它的更大妥协。
中国事变与史太林主义
（十七）毛泽东军队的胜利，结果并非不可能在中国及远东大多数国家的劳苦群众面前抬高史太林派的声望。自1925──27年中国革命被叛卖以来，对于过去茫然无知的新生世代已茂盛起来，他们一开始为了实现它们的愿望，将不顾史太林派的温和的资产阶级民主政纲，而信赖他们，群众一开始将把蒋介石的崩坏、革命道路的第一阶段、与革命胜利本身等量齐观。
但由中国国际和国内的状况中提出来的问题，将迫中国史太林派在史太林派政治的范团内，遭逢不可克服的困难。
最近数年的发展，尤其是南斯拉夫的例子，已证明史太林主义的扩张导致史太林主义运动内部包括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又招致官僚内部的盲目冲突，对克林姆宫官僚的潜伏及公然的反对，甚至在史太林党取得政权的地方，造成破裂，因为牠们几乎操纵了国家机关和全国经济的绝对权力，它一旦上台便不能不听命于强烈违背克林姆宫官僚利益底阶级的力量。
从这个观点看来，中国史太林主义运动的运动应该加以完全特殊的看法。一方面，毛泽东的领导靠非常强大的（农民）群众运动来支持，牠很难用官僚手段来驾御牠。另一方面，莫斯科对中共的支配是不能保证十分便当的；因为凡在中共行使政权的地方，拥护中共底阶级的力量将较之拥护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阶级力量将更无比的强大。
第四国际与中国革命
（十八）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已在反抗史太林党的迫害中保持它的组织，他们的任务将是在中国的新条件中制出一个不可调和地反抗帝国主义及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纲领，这个纲领事实上也是不折不扣地反对史太林派底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斗争纲领，中国托派正如在抗日战争及反蒋介石的农民武装斗争中一样，他们将与中国农民及工人站在一起，澈底击毁国民党或其残余力量，同时击败他们的帝国主义保护者。他们将站在（工农）阶级底一切行动的最前线，支持一切采用来反对反动势力（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经济和政治手段，在承认群众底权力的意义中，努力推进整个运动。 |
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4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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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世界革命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48年5月）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地革命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殖民地国家里爆发了一系列争取民族解放的激烈斗争。这些斗争表现了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帝国主义的危机，从而把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问题提到了突出的首要地位。到目前为止，在本世纪的历史斗争中，尽管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这些地区，尽管对这些地区广大人类群众进行的超额剥削是物质和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尤其是欧洲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这些问题一直是处于次要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远东各殖民地国家的斗争说明，在每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政治觉悟的提高是如此迅速，其规模是如此巨大，使得在那里进行的斗争已经达到了同欧洲的阶级斗争相等的水平。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事变特别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在这两个国家里已经实际爆发的斗争，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使本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同时也是、而且主要是向着夺取政权的目标前进。这乃是当前时代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斗争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要想谋求解放，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尽管是通过消极方式，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斗争史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即不论无产阶级人数多么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由它来领导是不能清清楚楚到达真正的出路的；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但在把本国从帝国主义束缚下解脱出来方面无能为力，而且事实上他们不得不把这些国家继续置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不得不和他们在最初阶段与之展开过斗争的同一帝国主义达成协议，以便平息并粗暴地制止工农革命斗争，甚至是把它镇压下去。
此外，远东的战后斗争，尤其是在爪哇和越南的斗争，还通过揭示世界革命的相互配合性来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有效性。在各个落后国家里进行的斗争是一个跃进，这个跃进使得殖民地革命的步伐与宗主国国内革命斗争的步伐日趋一致，甚至在某些时刻还超过了它。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是俄国的工人夺得了政权，一些激烈的斗争使得一系列欧洲国家发生了动摇;另一方面是在非洲和亚洲紧接着大战的告终而采用罢工和示威游行等方式进行的斗争尚未达到为夺取政权而战斗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势有了惊人的变化，甚至是反了过来：一方面是在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这些运动由于其阶级组成而趋向分裂，同时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发生了阶级斗争，但这些斗争在尚未上升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以前，或者是在刚刚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便在西欧为帝国主义所镇压，在东欧为斯大林主义所镇压;另一方面则是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迅速地以巨大的毅力上升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而且事实上，在一定时期，还真的把政权从法国和荷兰手里夺了过来，为民族主义力量所掌握。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实际斗争以及它俩的暂时夺得了政权，有力地为下列事实作了卓越的说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斗争是当前战争和革命时代的一个基本的重要部分;实际上，这些斗争本身就包含着为夺取政权而必需的力量（正像不断革命论所阐明的那样）。这些斗争的目的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其原因是缺乏一个真正的革命党。
同远东斗争的全局（中国的内战，缅甸和印度的各项运动等等）联系起来看，上述事实不仅说明殖民地斗争的特定意义正在日益增长，而且说明这些斗争的国际意义在不断提高;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是如此，对于为争取解放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来说也是如此。
下列各因素对于长期以来便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不断成熟的危机给以较大的推动力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危机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国内因素多年积累的结果。
甲、帝国主义统治者，在遭到了惨痛的挫败之后，威信大减。以往倍受镇压和恫吓的各国人民已经懂得，他们的主子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的解放意志有了重大的发展。
乙、战争的变化使得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大为松懈，在某些情况下则是全部断绝。新的占领者代替了传统的压迫者，在不同程度上打乱了旧秩序。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就是这种例子。日本人在投降以前就为成立要求“独立”的民族政府创造了条件。
丙、战争使得老牌帝国主义列强（英国，法国和荷兰）同它们的某些殖民地之间的经济联系陷于松弛，尤其是妨碍了宗主国向殖民地提供装备。同时，这些列强却仍然对这些殖民地保持着经济和军事控制，在不同程度上封锁了殖民地向其他列强购置装备的买卖和一般贸易。这就使得殖民地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化，使得帝国主义给这些殖民地带来的慢性危机更加显得尖锐化。
丁、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绝对削弱和相对削弱以及美帝国主义的飞黄腾达，使得殖民地的某些资产阶级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在从属于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条件下，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获得利益。
根据上述扼要事例可以看出，殖民地国家所经受的震荡远非出自臆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就已经是被压迫群众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觉醒的起点。但是，同今天的斗争规模相比，同今天无产阶级在这些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老牌殖民主义帝国所经受的震荡程度相比，当年的斗争规模，当年无产阶级的特种独立作用以及宗主国经受的震荡就微乎其微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便在少数几个国家里发生了革命运动，又过了几年，仅仅是在某些情况下，才又发生了别的革命运动（1921年、1930年和1932年在印度，1926年在中国，1926年在摩洛哥等等……）。在当时，力量尚属微小的无产阶级是跟着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国民党）走的。英国、法国和荷兰几乎是纹丝不动地保住了原来的统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桔束后出现的革命危机则波及到了远东，也波及到了印度尼西亚和近东的每一个国家，还波及到了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尽管规模大小不一，特点也不相同）和每一个北非国家，就连非洲南部的民族也有了觉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他们占全人类的绝大多数——不再是像二十世纪初期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政策消极对象的那些人民了;他们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决定因素。
如果说十九世纪的标志是欧洲各民族的觉醒和他们宣告要独立，那么，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标志将是亚洲及北非各古老民族提出民族的要求，将是非洲大陆各个辽括的黑人国家的觉醒和民族觉悟。
随着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而开始的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各个大殖民帝国的瓦解。这种瓦解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不能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这种发展把宗主国的阶级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社会斗争和民族斗争结合在一起，同帝国主义大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大大地提高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斗争的特种意义。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危机的深度，主要可以用下列事实来加以衡量：它们原先用来收买国内无产阶级一定阶层的那一大部分超额利润消失了，它们再也不能不运用大幅度降低宗主国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维持国内的经济平衡。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伟大革命斗争来看，世界革命的国际配合性，从来也没有表现得这样明显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在一系列国家里（越南，印度尼西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目前正进入停止状态，而且正在后退。帝国主义能不能够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当中重新建立它们的控制呢?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殖民地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等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排除了旧事物以任何形式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帝国主义不得不另行策划新的殖民主义统治方式。但是，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当前状态，由于老牌帝国主义的削弱，由于美帝国主义不可能取代老牌帝国主义，或到处去支持这些老牌帝国主义，由于土著资产阶级的基础的薄弱性，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改良主义组织的不存在，所有这些情况使得殖民地国家里的各种矛盾比起宗主国里各种矛盾来要深刻得多。因此，即便是在宗主国内把工人运动镇压下去（这种镇压本身并不是能够迅速做到的），也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时期，不在各个殖民地里很长时期地延续下去，不能阻止帝国主义就治，在一段长时期内，仍然具有深刻的不稳定性。
另外，由于还有很多危机，殖民地国家一定会发生为争取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也一定会发生为建立工农政权和反对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土著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各个殖民地国家是第四国际要去建立群众革命政党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为了殖民地被剥削者的胜利，这种政党是必不可少的。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遭受了挫折，这是它们的运动陷于孤立的结果，这种孤立的由来是宗主国的援助不够，是因为斯大林分子的背叛行为，是因为各个革命党的薄弱，尤其是因为在两个远东最大的国家里，革命进程的发展不平衡。这两个国家是中国和印度。
远东各个斗争发展上的不平衡，正在通过彼此间的配合来获得克服。另外，这些斗争的发展还受到了日本斗争发展的影响;在日本，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断骚动，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了失败。
二、世界的重新划分和列强之间在殖民地里的新对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乱了传统的国际力量对比。当初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占优势地位的英国，其力量发生了深刻的消亡，而美国则从中获得了利益，英国不得不另行制定一套新的帝国战略。美国在走向统治全球的道路上，不能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予以特别地关怀。在这些国家里，老牌的统治者摇摇欲坠，而这些国家的战略地位、天然资源（石油、铀矿等等）、广大市场以及投资场所等等许多方面更是引人注意。结果，美国在这些国家里占了越来越优势的地位。
美国把它的阵地扩充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还有另外一种必要，那就是它想制止苏联扩大它的影响，井且在一旦同苏联发生冲突时，保持自己处于有决定意义的地位。
（一）英国的后退
甲、迄今为止英国在远东的后退表现得最为明显。1939年时，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投资（一百亿美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但是，由于战争关系，美国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顶替了英国，英国几乎放弃了它在中国的全部利益。它主要保留了香港这个十分重要的阵地;但香港是孤立的。总之，英国打算在太平徉上占有的势力很小，太平洋变成了一个漫无边际的美国大湖。
乙、前前后后好几十年，近东和中东曾经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些地区差不多是为英国所专有。当时，英国把控制远东和中东国家看做是同由它来操纵的远东帝国生死有关。发现了石油层以后，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更为增加了。
直到今天，英国在这一地带的阵地依然是强大的，但它目前的趋势是，在美国的渗入面前作出让步。同时，英国的影响也正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伊拉克和约旦仍然是英帝国主义的中东支柱。反之，英国在进行了一踢国际对抗之后，在伊朗的势力有了下降。苏联对伊朗施加压力的规模，促使美国加紧了干预;美国已经不再单单依靠英国来堵塞苏联的进路。从此以后，英国便把自己的势力压缩到了波斯湾沿岸的南方油田地区去。
英国目前在埃及的阵地是完全靠不住的。埃及在大战期间取得了经济发展以后，这个国家的社会矛盾比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要尖锐。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人民压力异常强大，英国将会被迫使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和血腥镇压来保住这块阵地。在这种耗资巨大和富于冒险性的解决办法面前，英国已经不得不考虑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从埃及全部撤退。
英国被迫从巴勒斯坦撤走了军队，这也是因为在战后的骚动面前，在反帝情绪的崛起面前，在帝国财源减少、不得不压缩开支面前等等，英国已经无能为力。
丙、通过上述考查，可以看出，英国的殖民势力和殖民剥削在形式上有了改变，同时，英国的帝国战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英国不得不精减军事力量，因此它已经不再用派驻军队的办法来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英国已经被迫寻求同中东、近东殖民地国家签订协议的办法来在这些国家保持它的经济利益和财政利益。它在印度和缅甸奉行了同样的政策。
从战略角度来看，英国事实上已极放弃了对地中海的控制，而只保留了几个有决定意义的基地，这些基地是马耳他岛，塞浦路斯，直布罗陀和利比亚港口（土布鲁克和本加西）。总之，美国正在地中海上取代英国的地位。
丁、根据国防部计划，英国在战略方面和经济方面已经撤往黑非洲。英帝国已经把它的防御中心设在肯尼亚的奈罗比附近。与此同时，英国已经计划开发全部非洲资源。这些资源经过大力开发以后，一方面可以抵消英帝国在其他地区蒙受的损失，另方面也可以让非洲集团实现由于它的战略地位而必不可少的经济自给。英国已经向南非联邦作出了年达一亿英磅的巨额投资。与此同时，诸多英国企业也已经按照宗主国工业下放和巩固非洲帝国等统一规划，在南非设置了分公司。在英属东非，类似的开发工作也正在一个比较小的规模上进行。
（二）美国的扩张
美国仗着经济和时政上的无比威力，它在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来往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对待美国，井不像对待老牌殖民主义列强那样深具戒心。
甲、在远东
强大的日本垮台以后，美国成了太平洋地区不容置疑的主人。美国独自占领着日本，正在把日本变成它在远东的主要堡室。美国恢复了日木工业某些部门的生产，特别是纺织工业的生产。日本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充分投入生产，引起了英国和中国的巨大不安。美国想使日本重新成为远东的工业中心。
占有中国的广大市场，是美帝国主义的首要目标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要把中国划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而是要实行个人有权采取主动的自由。由于经济上的压倒优势是在美国一边，美国也就能够独占整个中国市场。但是，自从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实现这项政策方面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内战，通货膨胀，贪污，盗窃等等，还有美苏之间在远东的对抗。苏联在远东占有着重要的战略阵地（旅顺，对于大连和铁路享有的权利等）。
从I945年10月到1946年夏季，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提供这种援助的理由是中国内战的再起，和苏军撤离满洲以后，中共军队进入了这一地区而形成的危险。
1946年1月，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将军为结束中国的内战作出了努力，他想用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其中占有一席地位的联合政府的办法，来促使蒋介石和共产党双方达成协议。美国这项企图自有它自己的用意，美国必须使中国停止分裂状态和地方性的内战，因为这种分裂和内战会使中国无法进行严肃的经济建设，会使华尔街渗入中国的计划难以兑现。马歇尔使命的失败和蒋介石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想要充分控制中国二做出的抗拒，使得美国从1946年9月突然终止了军事援助。但是美国的中国的事态是不能漠不关心的，他不能容忍苏联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扩大影响。政府军由于缺乏弹药而不能继续利用美国武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华盛顿当局不打不重新考虑，又向它提供了大量的紧急援助。
美国在爬上了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之后，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1946年7月4日美国正式宣布给予菲律宾以独立，但是这个岛国的被奴役地位并未因此二有所改变。此外，美国对于美拉尼西亚和玻里尼西亚的用心，不能不引起它和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之间的摩擦。
乙、对老牌帝国的渗入
美国在远东建立了霸权之后，必然要侵占老牌殖民主义帝国在地球这一地区占有的土地，而其中最值得染指的，当然是法国和荷兰那样衰弱了的或者是遭受了破坏的帝国主义所占有的土地。美国为让这些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重建其统治而提供援助的结果，只是为了巩固了美国对于东南亚的抵押权。最近，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这同荷兰进行谈判时，美国就用强人接受它为具有无上权力的仲裁者的手法，为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创造了方便。在越南，美国的幕后干预对于谈判发生的影响与日俱增，美国施加压力的主要目的是根除斯大林在越南的影响，并使战争早日结束。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把法国在太平洋占有的土地（新卡里多尼亚岛和法属大洋洲群岛）广泛地置于自己的经济控制之下，最后，美国追求的利益就连葡萄牙在远东占有的土地也不放过，特别是澳门，由于澳门在战略上显然占有重要地位，美国人可能想在那里建立海军基地。美国在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上的影响也大为增强。英国对此感到了震惊，它正在考虑成立一个安的列斯联邦来抵制这个强大毗邻的威胁。
美国还向非洲渗人。它在南非的利盆有增无减。它对德士瓦的工业进行了广泛的投资，并且在金矿方面取得了新的阵地。美国资本对于法属黑非洲的市场也感兴趣。
在法属西非，美国主要是通过私人投资和提供物质及资本的方式向摩洛哥进行渗入。第二次世界夫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成了这个阿拉伯王子帝国的主要供应者。类似的倾向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也有所表现，尽管不像在摩洛哥那样明显。
丙、美国的地中海政策
美国对于地中海东部采取了比较直接的渗入方式。1947年5月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法案以及杜鲁门总统发表的演讲，标志了美国对于这一地带的政策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美国向土耳其提供的专门用于军事及战略的一亿美元贷款（修筑公路、铁路及机场，各个港口的现代化及军队的摩托化），把土耳其变成了美国用来进行反苏的前沿堡垒。
美国近来取得的对于伊拉克军队的军事控制，为美国在这一地带苏联边境线上采取的安全措施作了补充。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由于法国的撤离和英国同这两个国家关系恶劣，美国大力发展了贸易往来，美国的商品淹没了这两个国家的市场。
自从伊本•赛岛德当政之日起，美国使运用巧妙的政策在沙特阿拉伯成功地取得了对超大部分领土的排他性的租让权。伊本•赛岛德毫无保留地把采地授予了美国的各大石油公司。
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无不处处占上风。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衰弱下来或是遭到破坏的一切其他列强来说，美国在经济上、财政上都占压倒优势，这为美国向地球上的其他新地点进行渗透来说，日益有利。但是，这种渗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国和南美，美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英国挤了出去；但是，在印度和非洲，这种进程就慢得多了。
美国对于殖民地国家进行的干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对那些基础发生了动摇的各个帝国主义提供了援助，援助它们在受到直接威胁的地方去恢复秩序并重新建立它门的统治;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利用这种时机向这些地方进行了渗透，为在这些地方取代上述各帝国上义作出了准备。对于这些老牌的殖民主义列强来说，美国提供的这种援助是一种一刀双刃的做法。
另外，美国的财富，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软弱的资产阶级来说，有着一种无可否认的吸引力，并且具有破坏老牌帝国的趋势。美帝国主义可以向这些资产阶级提供一种经济上为他人附庸而表面上却政治独立的前景。这种所谓政治上独立的含义，对于这些资产阶级来说，首先是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加紧剥削土著群众的权利和留在美国政策轨道上的义务。
（三）国际对抗地区
美国进行扩张这个新的事实，打乱了旧的列强对抗形势图。
在远东和中东，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对抗，主要是苏美之间的对抗。
甲、在远东，苏联和美国特别是在中国和朝鲜互相抵触。苏联在从满洲撤兵以后，企图通过毛泽东的军队在那里一再发动进攻来继续把满洲置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朝鲜自从1905年起即为日本所统治。1943年，在开罗会议上，朝鲜获得了中国、美国和英国正式承认其独立，以后又在1945年莫斯科会议上，获得了苏联正式承认其独立。然而，大战结束以后，上述事实并没有能够阻止新的胜利者在这个国家里展开了一场真正的竞赛，其结果是把朝鲜半岛，一半一半，截然分开，成了两个互相隔绝的地区。苏联占领了北部的工业区（煤，铁和发电），美国则占领了人烟最稠密的、主要是农业区的南部。就这样，朝鲜的经济生活遭到彻底的破坏。
近东和中东是另一个角逐场，竞争的目标是石油和对东地中海的控制权。最近这段时期，美国在这两个方面都获得了进展。美国在伊朗和土耳其取得了多大进展就等于苏联在该地区作出了多大退却。在瓜分巴勒斯坦的问题上，苏联所采取的态度，证明克里姆林官希望在将来，利用由于英国的撤退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向近东进行渗入。
乙、为了应付苏联的危险，美国和英国想尽一切办法来使彼此的政策一致;但是，尽管如此，这两个列强在有些地方，还是存在着严重的摩擦。
美国在远东，特别是在日本，奉行着反对英国的政策，这种政策不能不让伦敦商业中心的老板们深深地感到不安。
总的说来，英国对于美国就英属自治镇和殖民地施加的经济控制表现了不安，因为，大战期间，英帝国联邦若干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澳大利亚，安的列斯群岛，南非等）越来越为美国所控制。目前，英国正在试图不顾美国的要求，用维持并加强帝国特惠税制度，加强帝国的经济团结以及勒紧其在非洲的占领地（拒绝把西南非洲交付联合国托管，实行泛非计划等等）等办法，来抵制美国进行渗入的逆流。
三、帝国主义寻求新的就治方式
在新的形势之下，帝国主义不得不修改一下他们的传统的统治方式。他们要再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地继续统治被奴役的人民，已经不可能了。当群众的要求已经成了一股太大的力量的时候，帝国主义者，为了避免什么都丢掉，就越来越不得给予群众以名义上的独立。在各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公开的斗争，或是推迟这种斗争，帝国主义者竭力使用表面上的民主来掩盖自己的统治。这一类的企图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方面设法到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里面去一寻找更为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内部去鼓励或甚至是制造人为的分裂。
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曾立刻试图在联合国范围内，给予这种新的殖民主义统治方式一种国际上的法律公式，也就是“托管制度”。但是，直到现在，这种公式缺乏任何内容，因为老牌的帝国主义者们一般是都拒绝把它们的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交付“托管”。另外，联合国非但没有对如何使这个哗众取宠的公式付褚实施表示过任何关切，非但没有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进行的干涉表示过反对，相反的，联合国在它的安全理事会上还表现了自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工具。例如联合国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干涉，就是这种情况。在印度尼西亚，联合国成了反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意愿的美帝国主义意志的代言人。
在独立的要求已经无法回避的国家里，帝国主义者越来越趋向于用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合作和达成更多的妥协等手段，来进行间接的统治。这种政治手段的趋势是，尽量掩盖这样一件事实，即宗主国在允许一些国家“独立”之后，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仍然保持着极端广泛的控制，实际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控制。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通过其影响的简单比重来继续实行其杭治。
另外，帝国主义越来越趋向于采用制造分裂和人为的分立等办法，企图对正在进行反抗的殖民地保持自己的统治。在过去，殖民主义的赞助者往往提出来说，殖民主义在一系列国家里起了统一作用；而现在，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统治，已经不得不把这种“统一”作用论收起来，而制造了一种新的分立主义（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勒斯坦等）。在各个殖民地里，这种进程的发展并不一致。它在远东及近东的某些国家里表现得特别突出。反之，在反帝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发展仅仅是在开始，同时，这一发展，虽说是在阔步前进，但同远东各国相比，仍然十分落后的中非和南非，老牌帝国主义的阵地则有所加强。
老牌帝国主义在实行其新的统治方式时，并没有什么系统化。相反的，他们凭经验行事，摸索着来，时而猝然改变做法，他们根据所遇到的压力大小和力量对比的不同，对此一国或彼一国而变化方法，关于这一点，人，们只消考察一下不同帝国主义的各项政策，就可以看得出米。
（一）英国的政策
世界大战严重地动摇了古老的大不列颠帝国。在大战以前的岁月里，英国在亚洲的阵地就已经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遭到了日本有力的袭击。日本在亚洲大陆上发动的军事进攻，只不过是它的经济优势的必然后果。英国军队于日本投降后，重新回到缅甸和马来亚时，它所看到是经过战争和被占领之后，经济上陷于瓦解，政治上被民族主义的希望掀起了巨大浪潮的一些国家。如果说，在整个大战期间；如果说，在1942年8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开始了一个真正的军事独裁时期，那么，反叛的力量并没有因此而未能在群众中联合起来。1945年11月，当英帝国主义对商德拉•博斯的印度国民军老战士们提出控诉时，这些反叛力量便揭竿而起。游行示威和举行罢工的浪潮席卷了全国;随后，1946年2月，印度皇家海军进行了暴乱，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孟买工人们的支持;所有这些，就像警报一样，在帝国主义的耳朵里响了起来。
英国当时是不能用加强军事机器和镇压机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因为它那经过大战而肯定衰弱了的经济地位不许它这样做。于是它便用给予名义上独立的办法来寻求解决。这种独立戏剧性地表现为英国军队的撤退，而留下来的则显然是仍归完整无缺的英国进行统治的基础。这种手法在印度表现得最清楚。英国通过建立像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这样两个既无地理团结，又无经济团结的人为的国家而一举两得：它一方面在表面上满足了群众的民族主义渴望，并且把两个宗教性社会对于帝国主义的敌视一转而为它们彼此间的斗争;另一方面，它使用让两个印度国家彼此为敌的办法，不可救药地削弱了这个国家，使它在经济方面不可能获得任何的严肃发展，并且为自己准备了进行阴谋策划的广阔地盘。这样，英国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可以保住它对矿山、种植园、工厂以及银行等的占有权。由此可见，印度独立的意义是帝国主义不再直接对这个国家进行统治，而是通过在那里的资产阶级和土著封建主来进行统治，同时，印度的分裂又为印度资产阶级和穆斯林资产阶级的服从英国提供了保证。
缅甸的失去独立，只是比较近来的事（1816年）;大战期间，缅甸的群众对于英国剥削者采取的敌对态度，是用拒绝站在同盟国的一边来参加战争而表达的。日本投降后，这种敌对态度又表现为长时间的举行动乱，进行分立主义的示威游行和民族主义的骚动。在这个国家里，英国也不得不寻求一项解决办法;它在同反法西斯联盟进行的谈判中，找到了这种解决办法。反法西斯联盟原本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广泛组织，它包括的成只有共产党、社会党、仰光工会组织和农民协会。1946年由于其领袖奥格•桑进行了清党，反法西斯同盟变成了有产阶级的反动武器。缅甸的独立实际上是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压榨群众的重任托付给了缅甸的有产阶级。同时笼罩着全缅甸的内战的地方形势，波及到了资产阶级和半封建阶级各个阶级的内部不和，使得当权的人不得不向英国呼吁，要求给予支援。
在马来亚，英国允许了当地的资产阶级比较广泛地参加政治生活，但是对于那里的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却保持着牢固的统治。
非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远东各殖民地的发展，英帝国主义在那里保持着它的传统的统洽方式。英国力图用资本大量出口的方法来在非洲进行扩张并加强自己的权力。大战以后，英国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南非，其次是西非。就这样，英国帝国主义通过从中东和远东撤退，克服了发展上的不平衡，但是它这种克服不平衡的结果却产生了东方和非洲日益增长的相互配合，这种配合正在为可怕的非洲帝国挖掘坟墓。
（二）法兰西联邦
在法国被占领期间，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不得不广泛地依靠非洲殖民地。正因为如此，戴高乐才向土著居民许下了诺言，答应改善他们的处境，好让他们为战争出力。这项诺言可见诸布拉柴维尔会议发表的声明。布拉柴维尔会议于1944年年初，提出了战后将来殖民地组织的各大要点。法兰西联邦一语就是在该会议上以取代法兰西帝国的形式提出来的。会议建议成立一种由海外人民自由参加的、同法兰西共同成立的联合体。最令人注目的是有关取缔强迫劳动，给予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成立一个非公民团，赋子土著居民以选举权井保征他们在宗主国国民议会里具有限定名额的代表等各项决定。
实际上，这些决定的有效范围是有局限性的，它们一点也没有改变殖民地的剥削制度。强迫劳动通过种种借口又加以恢复，工会权也不断被行政当局和移殖民加以破坏。至于说到选举权，向法国议会派遣几名议员，井没有能够使殖民主义有所和缓。更有甚者，享有无上权力的行政当局和移殖民们，用尽了各种方法，如施加压力，进行恫吓和腐化收买等等，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选举殖民地群众的真正代表成为根本不可能。
在法兰西联邦的民主招牌下，事实上，镇压变得更加空前的残酷，更加空前的难以容忍，1945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大屠杀，还有在马达加斯加的大屠杀和越南战争，就是一些例证。
根据新宪法产生的法兰西联邦议会完全是一种讽刺。表示愿望是裁会的唯一权力，它不是任何选举的产物，因为议员当中，有半数是按照行政当局的个人爱好的反映而派来的。
法兰西联邦的政策，在企图比过去更加广泛地利用土著资产阶级来充当帝国主义的传送带这一点上，是和英国目前的政策如出一辙的。但是，法国的政策同英国的政策有一点不相同，那就是法国在经济方面遭到的损失和削弱比英国尤甚，因此，法国在作出让步时，其活动余地比英国小。另外，法国所面临的殖民地资产阶级，不论是在哪里，都没有像印度的资产阶级那样发达。法国的让步以在“法兰西联邦范围内”给予独立为最高限度，这种范围实际上等于一把铁锁，外交和军队仍由法国掌握，财政以及整个经济仍须服从宗主国的利益，等等。在这种条件下谈独立，只不过是一种赌注和讽刺而已。
（三）荷兰的政策
将近三百年来，荷兰资产阶级的财富是用对印度尼西亚人进行疯狂剥削得来的。处在最残酷的奴役制度之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早在1914年前就已经开始道出了他们对于独立的愿望。从1942年2月起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在投降以前，为成立以苏加诺博士为首的独立政府创造了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摆在荷兰人面前的已经是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印度尼西亚独立了。在当时，对于荷兰人来说，那怕是有英国军队的援助，要想重新征服一个已经举国揭竿而起的、反对它俩的统治的国家，已经根本不可能。然而，荷兰人也井不甘心眼看着这个荷兰的收入源泉跑掉。
1942年12月，威廉敏娜女王发表声明，代表荷兰政府宣布，大战结束以后，要成立一个联邦，在这个联邦内，宗主国和殖民地将享有平等地位。在荷兰政府同印度尼西亚民族政府进行的激昂谈判中，这种“平等”的含意就昭然若揭了。从其基本各点来看，荷兰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法国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政策拜无二致;荷兰也想依靠印度尼西亚的资产阶级，但是由于荷兰的衰弱，由于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剥削对荷兰来说生死攸关，，荷兰在作出让步的道路上，无法再朝前进。实际上，荷兰拒绝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它力图把这个年青的国家置于双重障碍之下：第一，把印度尼西亚作为印度尼西亚联邦成员国之一。印度尼西亚联邦是在荷兰的最高照顾下成立的，包括加里曼丹共和国和东印度尼西亚（小冀他群岛，西里伯斯，马鲁古群岛，新几内亚等）联邦。第二，像法国在交趾支那所试行的那样，成立一个荷印联邦，荷兰想用甘脆在全国不同地区制造分裂主义运动，以致力于分化印度尼西亚的资产阶级。
1947年7月，荷兰发动了新的军事进攻，进攻的目的是要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予以最后扼杀。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荷兰之所以能够在印度尼西亚继续保持其阵地，是因为英国于1945年8月进行了军事干涉，是因为英美向荷兰提供了军事补充物资。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上，在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和锌的贸易方面，享有利益。
四、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新方式
所有上述的间接统治方式，其价值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帝国赋予殖民地资产阶级以比较重要的地位，只能是准备下了更加尖锐的阶级斗争，使劳动阶级更加直接地反对他们的土著剥削者。群众必然会看透这样一点：不推翻土著资产阶级，不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彻底解放。
在过去，人数上力量薄弱的、同地主阶级具有联系，有时还就是一回事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只是儒怯地反过帝国主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利润和剥削的基础。当时，为了进行反帝斗争，殖民地资产阶级需要获得群众的支持，但是同时他们却又害怕群众运动，主要是害怕土地革命，他们所一向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
帝国主义企图采用新的统治方式之后，殖民地资产阶级在这种简接统治的方式里面，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之后，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更加坚决的同盟军，成了群众的更加直接的压迫者，在此同时，他们就更不能起严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了。
至于在像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那样的、革命运动已经大规模展开了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表现是：他们不再在对帝国主义唯命是听和反对劳动群众的问题上犹豫不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所仅有的一点反帝斗争几乎是全部一笔勾销。有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仅仅是为了服从另一个更为强大的、能够保护他们反对群众运动的帝国主义时，才表示愿意进行斗争。法国的有些殖民地，例如摩洛哥，看起来就是这种情况，美帝国主义对摩洛哥的渗入正在日益扩大。
遭受英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土著资产阶级本身有一种表面上向外发展的趋势。例如埃及就是如此。埃及对利比亚和英埃苏丹，主要是对后者，提出了严重的主张。从帝国主义的角度来说，这种趋势并不说明土著资产阶级的力量或者是他们的独立在日益增长，而是说明土著资产阶级在工业方面无法同帝国主义在主要市场上进行竞争，说明他们想到比较衰弱的国家里去寻找市场。这种趋势表明了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充当中介人的土著资产阶级的买办性;同时，在一般情况下，也证明了土著资产阶级是在如何地服从于老牌的帝国主义列强。土著资产阶级为了应付帝国主义列强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进行的斗争，证明他们与日俱增地变成了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相互竞争和对抗的牺牲品。
不同国家的不同资产阶级政党，表明了这个阶级的不同的性质。
在中国，国民党目前已分分裂为许多个相互对立的集团，迄今为止毫无结果的，拥护革新的示威游行，首先是些对最雄厚的中国资本家有利的改革国民党的企图。向美帝国主义投了降的国民党日议失掉其群众基础，并且在农民红军的面前不断地遭到挫败。同美帝国主义有着联系的国民党，针对一切中国群众，正在起着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作用。国民党资产阶级的买办性从来也没有像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卑鄙地投降表现得这样露骨过。中国资产阶级同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的矛盾越来越从属于苏美双方在中国的对抗和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分裂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阵营内部表现出来的。1948年l月，沙里尔和他手下的人同社会党决裂，表现为日益倒向投降主义，而新政府则承担了将大片国土出让给帝国主义者的条约的责任。在穆罕默德•哈达的颁导之下，穆斯林马斯友美党，苏加诺总统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还有社会党和斯大林主义党，又重新纠合在一起。
在印度，帝国主义剥削的性质，井没有因为它的统治方式由直接过渡到间接而产生质变。帝国主义通过其经济在整个印度国内的单纯压力以及它对印度洋的控制而进行着统治。所有的贸易银行以及绝大部分对外贸易都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帝国主义占有着经济方面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部门（矿山，种植园，黄麻，除去铁路以外的运输，保险，还有一部分纺织工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印度资产阶级分到的利润，毫无疑问是有所增加的，特别是在纺织工业方面，但是，在经济的其他领域方面，他们所分享的利润仅占次要地位，而且即便是在印度资本已经打进去的那些部门里，要想最后改变英国资本的优势地位，印度资本多多少少是无能为力的。印度资本面临着被挤垮、被淘汰的危险，尽管它采取了一些中断英国资本进行投资的措施，而且在这一点上，通过对工人们的进一步加紧剥削，抵消之后还绰绰有余。基本工业仍然是没有获得发展。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资产阶级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在作为工业大发展最基本前提的重工业方面（例如铁和钢）也取得了某些进展，但电气化还是没有发展起来。印度资产阶级要想起任何重要的独立作用，都要求国家的高度工业化，主要是发展基本工业，而这一点，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印度，没有高度的工业化便不可能说什么本国资产阶级的独立作用，而在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高度工业化是办不到的。因此，
对于印度资产阶级来说，在购买工作母机方面，要同握有大量外汇的国家扩大其独立贸易是不可能的。
综合上述各项因素，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英国帝国主义撤走了它的占领军，但印度洋仍然是英国的湖泊，从这个湖泊出发，英国是可以把它的意志强加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资产阶级身上的。
尽管印度的资产阶级已经在殖民地地位的阶梯上爬了起来，但它并没有从殖民地地位的阶梯跨到独立地位的阶梯上去。
泛印大会是印度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利用群众的战斗性取得了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些让步。泛印大会上台以来所进行的至为粗暴的镇压，已经证明了这一政党的阶级本性。
由真纳镇导的穆斯林联盟，在印度国会的部长们采取了土地政策而又不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并且对大地主施加保护之后，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发展了群众基础。穆斯林联盟既综合了若千封建分子（这些封建分子把穆斯林联盟看成是他们的特权的堡垒〕，又结合了淹没在印度资本家之间的新兴的穆斯林资产阶级，还有那些被迎合人心的拥护土地改革所吸引来的农民阶层。穆斯林联盟虽然是在巴基斯坦掌握了政权，但是这种离奇的大杂烩，早晚是必然要爆炸的。
在中东，1945年在英国唆使之下成立起来的阿拉伯联盟，一方面纠合了利益上有分歧的各国首脑，另方面也纠合合了一些相互对立的社会阶层，直接向帝国主义卖身投靠的老封建首领和寻求扩大其影响和市场的新兴资产阶级。结果是阿拉伯联盟井不具备具正的一致性，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达成协议。没落的封建主义和只能仍然是个早产儿的阿拉伯资产阶级，谁也统一不了阿拉伯世界。
五、殖民地的农民和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给殖民地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在殖民地国家里引起了老的社会结构的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运动加速了。由于战事的原因，必须发展一系列殖民地国家（埃及，巴勒斯坦，满洲，朝鲜，中国的某些地区，等等）的经济资源。
尽管有了这些经济上的发展，但是在各个殖民地国家里，从经济的性质来说，占上风的依旧是农民。
我们把殖民地国家分为主要的两类：
甲、很久以来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民族觉悟的国家，例如印度，中国，越南，满洲，朝鲜，印度尼西亚，中东各国，埃及，北非等。这些国家的整个结构是相类似的，问题也是雷同的，虽然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的由来主要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农民占全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农民过的是极端贫困和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所有的是一些无法赖以为生的小块土地，而另一头期是一小撮大地主分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在这些国家里，高利贷是不断地在农村人口中流行泛滥的祸害之一。到处是饥饿或多或少地长期威胁。所有这些情况把农民置于了不折不扣的农奴地位，使得土地革命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动力。特别是在远东，由于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农村矛盾，土地问题成了更加尖锐的问题。由于这种原因，农村里的阶级关系有着一种特别的爆发性。
乙、民族意藏正在开始觉醒的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
这些国家的特点是社会的分化比前一类国家要远为落后，和存在着旧的部落结构的残余（赤道非洲，比属刚果，葡属西非和东非，西非和东非的英国阵地）。当地人口的广大群众在古代的条件下从事耕作，往往是在村庄的基础上从事集体劳动。他们的痛苦是殖民行政当局的滥用权力（对于耕作权的限制，强追他们按照行政当局规定的市价出售产品，赋税，强追劳动等等）。
占有广大土地的主要是殖民地公司。资产阶级不过是在刚刚露头，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而且他们一开始就被各家大公司的竞争所压倒（不通过这些公司的居间就不许经营进口或出口）。骑在群众脖子上的一般都是些由行政当局委派和收买并被行政当局主要用来征收税款的村长。
无产阶级人数极端有限，他们集中在少有的几家运输企业里（铁路，港口，邮局）。
在殖民地国家里进行的斗争，通过这些国家被压迫群众的经验，都证实了革命的不断性，这些经验的代价，往往是很大的。农民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和民族独立紧相关联的问题而进行的叛乱和起义，迄今为止，由于没有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没有能够成功。正如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关于“远东的阶级斗争和战争”的决议所指出的：“同一切城乡被压迫群众建立同盟，把自己提高到统治阶级的地位，从而担当起促使民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并为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的双重任务的，是无产阶级。”
土地革命，从性质上说，是不断革命。它包括一系列的措施和经济性、社会性改造，而这些措施和改造只能是社会的社会主义重建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灾难性的没落时期，在农村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力量对比的范围内，这些变化是无法想像的。土地革命包括对大地主进行剥夺;把土地收归国有;包括在平等的基础上把收归国有的土地分给农民，井且，作为开始，宣告一切抵押权及其他债务为无效;包括把收归国有时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土地改成国营农场，在另一些土地上建立集体形式;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工业化;包括小规模的种植相称地朝着国营种植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采取用低廉价格供应肥料和装备的办法，彻底地帮助贫苦农民;包括填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以及发展城市工人同小农户之间现有的关系。
由此可见，土地革命可以说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重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此就必须在一个工农政府里实行与农民粘成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就，一般情况，必须要有一个武装的政府来实现土地革命的复杂任务，而实现这项任务是该政府总的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不仅是农民为了进行彻底的反对封建、半封建和反对资本主义压迫所必需;无产阶级不仅是在农村里发动阶级斗争时能够把分裂的、动摇的、犹豫不定的和受制于人的农民引上土地革命的道路的唯一阶级，而且这种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联盟必须在工农政府的形式下继续下去。由工人领导阶级掌握政权是继续进行和实现土地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动荡，加速了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加速了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也加速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觉悟的提高。
如果说，在殖民地里，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和缺乏基本工业，对于无产阶级不利，那么，反过来，由于他们不久以前原来就是农民，由于他们同农村还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同农民中最贫苦阶层粘成同盟却极其容易。
在远东的许多殖民地国家里，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后就存在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曾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并且通过工人群众，深入到某些农民阶层中去。
但是，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这种工人运动的组成对于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教育因素，并且有利于提高斗争的水平。在远东，日本统治崩溃的结果是在日本本国和朝鲜组成了强大的工会运动。这些运动表现了伟大的要求精神和伟大的战斗精神。1946年3月，在朝鲜发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总罢工;在日本，运动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无产阶级也在各大工业中心恢复了斗争。在印度，大战结束以后，工会斗争在各大工业中心，特别是在马德拉斯和孟买，也有了巨大发展。印度托洛茨基主义者对群众的影响取得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工会及合理要求斗争对群众的影响取得的发展，是一个特点。
在近东和中东的反动的半殖民地国家里，工人们在强使这些国家承认他们的工会权和组织中央工会权方面，遇到了最重大的困难。在伊拉克，1941年到1944年间取得巨大发展的工会运动，遭到了政府的广泛镇压。埃及的工会也有了互大发展，在这个国家里，自从1945年起，罢工浪潮就不断发生，参加的人数达到好几万〔舒勃拉•阿尔•卡依马纱厂），埃及政府对此进行了最残暴的镇压。
只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工会运动取得了合法的稳步发展。
在北非，工会运动是以法国总工会一个支部的形式进行的。在突尼斯，原为法国总工会一个支部的工会组织，1946年10月决定自行组织独立的中央工会以便直接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在摩洛哥，摩洛哥人还没有取得组织工会的权利，法律规定凡属摩洛哥人参加工会者处以徒刑，这项法律虽然一般说来并未执行，但仍然有效。尽管有这些困难，摩洛哥的工会还是有了发展，并且最近还领导了重要的罢工。
法属黑非洲1945年才获得工会权。工会运动立即有了广泛的发展，直到当时还完全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例如喀麦隆，广大阶层的政怡觉悟立即出现了一个真正的飞跃。1945年9月作出了在土著居民中成立工会组织的决定。这些组织主要是在冶金业、运输业、建筑业和职员中取得了发展。
在以有色人种为主要问题的南非，非洲人的工会虽说不是完全违法，但它遭受着残暴的镇压;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发展（1947年会月人数达二十五万）。1946年8月，十二万五千名矿工举行了罢工;当局迸行了血腥的镇压。尽管种种的合法威胁能够使工会运动变成完全非法，它还仍旧在继被进行。
最后，1947年4月，在世界工会联合会主持之下，泛非工会会议在达喀尔举行，与会者五十人，他们来自二十一个工会组织，代表着八十万工会会员。法属非洲殖民地工会不受法国总工会的控制而独立，是它得以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了这种必不可少的独立，还必须要配合一个在中央工会组织内部，根据工会运动发展本身的条件而制定的各工会的进一步集中。
六、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如何对待殖民地问题
（一）殖民地里的斯大林主义者
斯大林主义者是从1925年开始，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奉行阶级合作政策，并且制定了一套理论上的辩解的（中国的四大阶级同盟）;例如，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理想化了土著资产阶级的作用。斯大林主义者在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问题上，最令人作呕的堕落表现是在战争时期;在战争时期，各国共产党为了充分让帝国主义感到满意，自动地宣布了承诺殖民主义。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印度的斯大林主义者曾经宣称反对1942年的起义，并且同英国帝国主义站在一边，赞成打殊死战。也是为了这个缘故，阿尔及利亚的斯大林主义者于1945年赞同了法国帝国主义者的屠杀罪行，并且谴责了阿尔及利亚群众的游行示威，把它说成是法西斯行径。也是为了这个缘故，越南的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并人越盟）违反了本国工农群众的意志，主张越南加入法兰西联邦。
实际上，不论是在殖民地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归根结蒂，是由莫斯科的官僚集团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强加给他们的。在中国，斯大林主义者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反对蒋介石而进行的国内斗争，服从于苏联官僚集团同帝国主义的战争同盟。同样，越南斯大林主义者的行径也是为了符合苏联在中国南部占领重要战略阵地的外交活动的需要。中东国家和埃及的各个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政策，也是由于苏联同美国及英国作对而强加给他们的。
在同苏联的利益很少有直接关系的非洲各国，土著斯大林主义者服从宗主国斯大林主义者的需要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服从被剥削者群众的利益的程度。
斯大林主义者的亲殖民主义政策对这些政党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苏美关系陷于紧张之后，他们不得不作出同他们在欧洲不得不作出的转变或多或少相吻合的转变。就是这样，阿尔及利亚的斯大林主义者用了比对待帝国主义还要强的斗争性，来寻求同民族主义组织（宣言之友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重归于好，但却拒绝表示赞成同宗主国决裂，并且继续充当法兰西联邦的捍卫者。
进一步走向农民是各殖民地斯大林主义者政策的倾向之一，但并不是走向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而是走向他们的某些中间阶层。中国的苏维埃地区便是最富有特点的例子。中国“苏区”在一开始时是农民继1926—1927年革命被粉碎后举行的起义。起义的结果是有些队伍组织了起来，并在中国北部若干地区或多或少地站住了脚。在这些“苏区”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毛泽东）奉行的政策是要把一些富裕农民组织起来。由斯大林主义者们组织起来的越盟的土地纲领，其目的是从革命一开始就要保持住地主对他们的支持;越盟的领导者禁止分土地，不同意废除一切特权和抵押权，不同意取蹄高利贷。
殖民地国家的斯大林主义者主张阶段革命论，主张在谈论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以前，必须先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理论。
（二）宗主国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和殖民地
在宗主国里，各斯大林主义政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政策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政策是一回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宗主国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都为一种殖民地政策辩护，而这种政策，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的和反动的殖民地政策相比，并无二致。由于有了“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可以和平共处”这样两条理论，宗主国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都是在同帝国主义实行阶级合作的范围内来做工作。因此，在关于殖民地的问题上，这些政党都是使它们的政策，一方面充分和绝对地服从、符合并配合克里姆林宫对于它们自己的帝国主义采取的政策，另一方面，它们也使自己的政策充分和绝对的服从、符合并配合它们自己同这个帝国主义列强从而产生的关系。就这样，从1939年到1941年，宗主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仍曾经不时地重新扯起他们那面被玷污了的、为争取殖民地的独立而斗争的旗帜;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促进殖民地的解放，而是为了使帝国主义难堪，并且为重新同它言归于好和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勾结营私创造条件。他们把他们的宣传工作严格地限制在他们的阶级合作的基本政策上。从1939年到1941年，宗主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把独立的口号完完全全丢在脑后，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想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捆绑起来，交给罗斯福和丘吉尔。到了1945年以后的年代里，当斯大林主义者在一系列欧洲国家里进入了资产阶级的内部之后，他们对待殖民地、甚至是对待他们在某些殖民地（越南〕兄弟党的那种叛徒态度，就十分表面化了。法国共产党的部长和官僚们帮助镇压了阿尔及利亚的起义，投票赞成了对越南的独立斗争进行可耻讨伐的战争拨款，宣布了赞成“法兰西联邦”，参加了对法属黑非洲的管理和殖民统治。意大利共产党的议员们曾经高呼，但他们的高呼不是为了要求给予意大利已然丧失的非洲帝国以独立，而是要求部分地恢复意属非洲帝国。荷兰的斯大林主义者在给予印度尼西亚以援助方面，连个小姆指也没有动过。相反地，他们倒企图把印度尼西亚置于“‘荷兰联邦”范围以内而加以扼杀。他们谴责了坦•马喀喀的英勇斗争;他们具备了不肯妥协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投票赞成灵戛加第条约并且主持了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投降派同荷兰政府的合作。以上就是宗主国斯大林土义者不同程度的可耻作用。
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们拒绝给予摩洛哥独立;阿比西尼亚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时，他们展开了阴险的“制裁”运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宗主国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又在殖民地问题上作出了种种空前的背叛。他们的整个殖民地政策表明，他们在自己国内的阶级合作的基础上，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克里姆林宫的阶级合作的基础上，起着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作用。
（三）1947年的向“左”转和殖民地
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成立，标志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向“左”转的开端。1947年的转变为斯大林主义政党在殖民地国家和宗主国里的政治背叛行为，打开了一个新阶段。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斯大林主义者在其领导和指挥的斗争中，作出了一再的背叛，如今的向“左”必不可免地要暴露其局限性，暴露其在中国和越南完成土地革命方面的无能;暴露其制止作用（在爪哇接受同荷兰的妥协，在越南接受同法国人的妥协）和公开的反革命性（暗杀托洛茨基主义者及积极分子，策划阴谋，拘捕监禁，对群众实行武装干涉等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实现首要任务，即土地革命，解决民族问题，为争取彻底的民主而一斗争以及推翻帝国主义等方面，斯大林主义者必然会像过去一样，充分地表现为无能为力。
但是，特别是在殖民地里，共产党有一种双重的和互相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另一方面是强大的基层工人和群众。基层群众不止一次地同“阶级同盟”及“阶段革命论”的思想发生了冲突。在未来的革命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相竞赛的时期里，斯大林主义政党将不得不一方面紧紧抓住它们的基层群众不放，把他们引上斗争，另一方面则小心翼翼地限制这些斗争，使之符合美国和苏联政府的新协定和新交易。在殖民地里的革命危机中，领导着斗争的斯大林主义者必然要同群众的革命热情发生冲突，尽管在某些时刻这种革命热情是由斯大林主义者自己发动起来的。这种基于群众的要求而高涨的革命热情，将会在不同的共产党基层里表现出来。倘若缺乏一个第四国际的党，共产党里的这些基层战士将会被斯大林主义机器加以肉体上的消灭。或
者是由于孤立，而惶惑迷惘及士气沮丧。在这种危机中，一个革命党的出面，不但可以把几百万共产党具积极分子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失望中拯救出来，而且可以把他们集合在一个具正的革命党里。第四国际参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千百万勇敢的共产党积极分子的反帝斗争，并对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及思想加以无情地揭露和打击，让斯大林主义政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逐步地深入了解第四国际的纲领，第四国际就一定能够在斯大林主义具有力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克服斯大林主义的障碍，找到通向群众及群众的行动的党的桥梁。在殖民地的斗争时期里，毫无疑问还会发生其他的，争取共产党基层群众积极分子的机会。第四国际在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党，只要在反斯大林主义时，把强硬的、坚韧不拔的和无倩的斗争，同最灵活的策略结合运用，以便接近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它们就一定会战胜斯大林主义，一定会在殖民地里，镇导着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及其他一切被压迫者，走上实现不断革命各项任务的道路。
（四）社会民主党
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够在殖民地里扎根。虽然说，像印度社会党这样一个组织，基本上是在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行事，但是它当初井非是作为宗主国社会党的一个侧翼出现，而是在民族解放的基础上，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左翼出现的。
虽然如此，对于殖民地的被压迫者来说，社会民主党在宗主国里的作用，仍然具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在殖民地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不论是英国工党还是法国、荷兰、比利时，，一等等社会党，一道是以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而出现并工作的。不论是在上述情况下，或者是在总的方面，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殖民地政策毫无二致。然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背叛系以阶级合作为基础，这种阶级合作系来自它们同克里姆林宫的联系;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其基础也是阶级合作，但这种阶级合作系来自它们同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物质联系;这种工人贵族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进行超额剥削的产物。在殖民地问题上，这个因素斌予了社会民主党的殖民地政策以较大的连续性，平均性及稳定性，显示了社会民主党同斯大林主义党的区别。法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个典型的例子。“解放”以来，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向法国帝国主义提供了它所需要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直到1947年的殖民部，总督……等等），这些领导干部主持了针对殖民地各国人民的一些血腥镇压（在阿尔及利亚特克西耶、沙台诺和那厄日嫩的大屠杀，在马达加斯加尔葛培特的大屠杀，在突尼斯蒙斯的大屠杀）。
英国工党是个古典的例子。它一方面是从工人贵族中诞生的，并由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用从殖民地搜刮来的超额利润加以豢养的政党，另一方面则是在英帝国处于最不稳定和最被削弱的时刻成了最强大的政党。归根结蒂，英帝国主义的四分五裂以及它在远东的后撤，激化了英国工人阶级；英国工人阶级把这个政党捧上了台，为的是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身为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历史性产儿的英国工党，必然要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里去力图恢复帝国主义统治，因此它完全不可能从殖民主义剥削的利益中，解放英国工人阶级。这种解放是使英国无产阶级摆脱靠工资度日的处境的先决条件。
英国工党已经向殖民地群众证明了这样一点：英国工党继续奉行英国的统治政策。对于宗主国内的劳动人民来说，英国工党则将日益证明这样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实：英国无产阶蔽针对殖民地奴役主义而进行反叛，而且实际上是全体西欧享有优先权的无产阶级对殖民地奴役主义而进行反叛，以及他们针对在殖民地上分享任何利润和任何份额而作出拒绝，是他们本身获得阶级解放的一个根本条件：
此外，一般社会民主党所提供的教训，特别是英国工党所提供的教训证明：宗主国工人阶级，不但必须同帝国主义决裂，推翻自己的资本家主人，并把本国的资本家阶级看作是一个帝国主义阶级;而且，在和帝国主义决裂的同时，宗主国工人阶级还必须同殖民地无产阶级及被压迫者联结起来。不但必须坚决粉碎帝国主义在宗主国与殖尺地间设置的帝国主义的奴役性纽带，而且必续把这种纽带代之以宗主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劳动人民互相团结、互相配合的纽带。历史的发展正有利于这一进程。宗主国无产阶级的觉悟越高，他们就越能迅速地解放自己。从总的方面来说，这项任务所采取的形式将是：在宗主国内同社会民主党决裂，以便同殖民地劳动群众共同推翻帝国主义。以上是在殖民地问题上，半个世纪以来从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的主要经验教训。
七、第四国际和殖民地
第四国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的纲领，是根据对于各项发展规律相互配合及不平衡性的理解，以及不断革命论制定出来的：
1．在各个宗主国里，革命党的任务是对一切殖民地的反帝斗争给以无条件的支持;是进行具体的斗争，并用一切办法援助殖民地群众摆脱帝国主义奴役、获得彻底独立;是在“他们本国”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并把这种斗争看做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最好的传统范围内，对一切殖民地的运动、斗争和革命，提供具体援助的最好的手段。
当一个帝国主义的军队占领了一个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的时候，该帝国主义宗主国里的革命党就要同殖民地的第四国际支部紧密合作，为撤退帝国主义军队而斗争。与此同时，宗主国的革命党要同该殖民地的第四国际支部合作，进行革命宣传，导致宗主国士兵站到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方面来，导致他们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战斗群众进行亲善。
当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对一个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发动了战争时，有关宗主国的第四国际支部必须为该帝国主义国家遭受军事上的失败而努力。
2．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里的革命党来说，其任务是为剥夺并推翻帝国主义，为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民族自决而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在农民占压倒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远东，中东，近东，北非），土地革命起着推动力的作用，而在南非，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动力因素，则是反对种族主义和歧祝有色人种以及争取平等和民主权利的运动。第四国际各党，根据各国条件，采取过渡纲领，并且在具体实行各项最先进的过渡口号时，重视各种斗争的成熟性。
第四国际各党为维护殖民地半殖民地年青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这主要是要求制定劳工立法（劳动时数，工人代表，社会保险……等等）。
在某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例如中国，制度上的一场严重灾难，可能造成这样一种革命形势，即提出进行武装革命的问题。第四国际正在用号召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成立委员会，号召把这些委员会武装起来，并且在武装起来的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工农政府的办法，为这种发展而动具无产阶级，作出准备。
在中国，第四国际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即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统治;反对国民党买办资产阶级会同地主阶级、仰仗着帝国主义的支持来反对“赤色”中国的以及国民党中国本身的工人和农民。第四国际于参加并支持一切反对蒋介石及其帝国主义支柱的同时，还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政策及恐怖的斗争;它号召建立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以便实现土地革命，获得民族解放；它为成立工农政府而斗争。
在中国的革命党“支持为斯大林主义者所控制的农民军，并坚决反对想到农村里去恢复旧秩序的国民党的地主阶级。”在中国的革命党宣布，尽管斯大林主义的党进行着反动的领导，这个党的寥胜于无的土地革命还是有它的进步意义，农民们要维护这一点点可怜的果实当然是正确的。因此，在“解放”区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将会毫不迟疑地同农民站在一边，抵抗蒋介石的进攻，并且，在这同时，在进行这种抵抗的过程中，揭发斯大林主义党的一切妥协及背叛行为，反对它的反动政策。在蒋介石军队的后方，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口号，并且支持一切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1948年2月13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决议）。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为把斯大林主义者羞羞答答进行的一切改革贯彻始终，直到彻底实现而斗争，并且强调，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缺乏牢固同盟的情况之下，实行土地改革是不可能的。他们为红军的民主化，为把“解放”区里的政权交给由民主选举产生出来的工农委员会而斗争。
在越南，第四国际赞成为反对法国帝国主义这个头号敌人而进行的斗争。在参加并支持一切反对法国统治的真正斗争的同时，第四国际还谴责企图投靠美帝国主义的保大的任何反革命阴谋诡计及其民族主义的王国。第四国际经常地揭发由斯大林主义者们领导的资产阶级及越盟的妥协政策及其微弱的买办性;第四国际拒绝对于法兰西联邦作出任何承诺;它为反对任何机会主义，为反对任何腐朽的妥协而斗争;它为争取土地革命而斗争，为同法国断绝一切联系而斗争，为实现越南的就一及成立工农政府而斗争。
在印度尼西亚，第四国际把荷兰帝国主义看作首要敌人，反对一切土著资产阶级政党同帝国主义主子达成的任何反动交易，并用为争取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斗争来系统地反对“荷兰联邦”。
在印度，第四国际把推翻英帝国主义（包括征用一切外国企业）及其在印度资产阶级中的合作分子作为首要任务。它认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印度及巴基斯坦的土著资产阶级已经不再起进步作用。它为争取无产阶级在其反对土著资产阶级及其帝国主义头子的社会斗争中掌握领导权而努力。它号召进行土地革命，并且从同农民订立同盟的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唯一能够胜任解决土地问题的阶级。农民不能起独立的和领导的作用。第四国际印度支部主张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实现最彻底的民主，反对任何伪装的制宪议会。它主张彻底的独立，谴责任何诸如自治领地位的帝国统治形式。它为印度取得以自决权及脱离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而斗争。它谴责将印度和巴基斯坦加以武断地分裂，主张成立各民族享有最充分的自决权的印度社会主义联邦。
在中东、近东以及北非的阿拉伯国家里，第四国际各支部及小组主张，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统一起来，成立自由阿拉伯共和国联邦。这些支部为根除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及法帝国主义—，为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干预，为反对充当帝国主义者同谋的地主阶级，为反对他们的工具：阿拉伯联盟，为争取成立制宪裁会并实现最广泛的民主而斗争。
特别是关于巴勒斯坦，第四国际在犹太人问题上，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式的”解决办法，认为这是空想的、反动的;第四国际宣称：彻底废弃犹太复国主义是把犹太工人的斗争同阿拉伯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社会斗争和民族斗争合而为一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四国际宣称：要求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迁移出境，这是极端反动的，就像号召压迫者移往一般殖民地国家同样地反动。第四国际的主张是：移民问题和犹太人及阿拉伯人间的关系问题，只有在把帝国主义赶走之后，才能由自由选举产生的、犹太人在其中作为少数民族、享有充分权利的制宪议会来作出适当的决定。
在非洲大陆上，革命党为自由的非洲而斗争。它为一切的人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它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反对一切生活领域中的各种各样的种族障碍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它为把迅速壮大起来的、年轻的和强大的无产阶级，用工会形式组织起来，并为这个阶级争取镇导权而斗争，因为这个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各个部落的劳动者以及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非洲群众走向民族解放和自由，从而实现由于他们的民族意识有了广泛地觉醒，向全世界宣布了的伟大斗争的阶级。革命党为推翻并彻底驱除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等帝国主义而斗争。它为非洲一切国家全体劳动者的独立和自决而斗争。
※※※
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主义组织方法为基础的党，殖民地革命的复杂任务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殖民地里的、建立在上述两项基础之上的唯一的政党，是第四国际各支部。这些政党掌握了理论的、政策的以及组织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和方法，但它们经常地面临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群众党的任务。殖民地斗争史已经多次通过反面的例子证明，为了领导这些斗争，一面到胜利地完成这些一斗争的任务，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在殖民地里建设第四国际群众党，不能像建设宗主国支部的一种延长物那样来进行，而是要在当地问题的条件、特点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来进行;第四国际群众要融会贯通这些问题，并使第四国际的世界纲领适用于这些问题。革命党的方向不是居民当中因其所享有的特权和其在政治、社会的联系方面，同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阶层。相反的，这些政党的方向是城市和乡村、在社会方面和民族方面，最受剥削、最受压迫的那些人。革命党的基础首先是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发展城市无产阶级同农业劳动者的联盟，发展城市无产阶级和农业劳动者同贫苦农民，以及一般被压迫者的联盟。党从事于把这些国家的全体劳动者、全体被压迫者进行的斗争导向胜利的工作。第四国际的党以此为方向，并且特别把自己的工作拿到业已在工会中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中去进行;这些工会的最好的成员应该成为第四国际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坚定的干部。凡是工会运动有了发展的地方，第四国际各支部就为争取对于组织起来的劳动者的领导权而努力;第四国际各支部从事尚未组织起来的劳动者的组织工作;这乃是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党避免抱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幻想的唯一保证。凡是劳动者由于一些种族上的理由，由于一些特权阶层的理由，或是由于一些宗教上的理由而产生了分裂的地方，第四国际各支部就该一般是在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只能是失去他们的锁链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基础上，进行反对种族主义、反对特权阶层成见的斗争。
※※※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设第一批真正的工人政党的任务，落在了第四国际的身上。第四国际的使命是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再遭受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遭受过的痛苦的失败。第四国际是把殖民地年青的无产阶级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真正地联合在它领导之下的第一个国际。时至今日，它的思想已经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越过铁幕，透过丛林，跨过海洋，从黑非洲到日本，从朝鲜到埃及。第四国际将在这些工人阶级遭受过失败的处女地上作出准备，使之发生到目前为止，史无前例的大转变。
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的继续前迸，世界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定会达到先进国家那样的工业及文化水平。通过在美洲、欧洲、亚洲及非洲互相配合的进一步的革命斗争，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奴役，一定会被摒弃，成为过去，并且一定会在一切现代的和落后的大陆上，让位于社会主义建设。 |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告全世界被剥削者宣言(1948.5.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
——告全世界被剥削者宣言
(1948.5.1)
——反对华盛顿，反对莫斯科！
——实现《共产主义宣言》的纲领！
——进行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宣言》（注：也译作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百周年，第四国际在巴黎集合了它的三十五个支部的代表，举行它的第二次世界大会。大会认为必须根据共产主义的观念，目的和趋向，回答现时提到革命先锋队和全体人类面前来的那些问题
人类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经过了一次空前的经济恐慌，经过了好几次独裁政制的可怕的试验，现在又面临经济崩溃和普遍灾祸之危险了。
资本主义在没落中
现时局势乃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必然的结果。一个世纪以前，《共产主义宣言》著者曾以无以伦比的慧力说明了资本主义运动的法则。他们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有无限制地扩张生产之倾向，有依照自己模型改造全世界之需要。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侵入地球上最落后的国土了。资本主义造出了奇迹一般的生产力，不断改变了自己的劳动技术，拿内燃机和电力代替了蒸汽，又分解物质，以满足它那永不满足的对于“能”的需求。
资本主义是通过自身矛盾的机构，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才实现了这些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时吞噬了以前种种生产方式，后来它继续前进又不断地吞噬着它自己的最柔弱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已开始否认那些助它出世的各种原则了。工业家和银行家，把托拉斯和康采恩配合起来，成为真正的垄断组织，以此在一个国家内，或一群国家内，将自由竞争排除于一连串的生产部门之外。资本主义的扩张，其狂热的趋势似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事实上它给生产设下了种种人为的限制。随着世界市场建立，达到它的自然界限之后，它就以它的整个爆炸力转回来反对资产阶级自身了。于是，这个制度开始没落，正如《共产主义宣言》著者早已宣告了的。
经济恐慌一次又一次发生，恐慌速度愈来愈快，使得好些国家生活陷于麻痹，好些社会阶层整个地陷于完全破产。社会恐慌动摇了所有的国家，破坏了所有的政府形式，推动了民众走入革命，反革命，国内战争。
技术上广泛的进步竟不能为公众利益服务，竟被人用去做破坏的事业。生产还能有周期性的向前跳跃，可是这进步并不能使人类大多数增加富裕，反而使他们更加穷困。世界分工的改进竟分化了世界市场。整个的历史发展改变了方向。资本主义，在它的没落期，再不能输入文化于落后的人民了，反而在最进步的国家摧毁了那些表明它的兴盛期的政治胜利品。资产阶级已从人类进步之障碍物变成各方面反动潮流之原动力了。
全球的战争
战争表现了没落期资本主义的所有破坏性和野蛮性，而且把这些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今天，战争决定着和支配着人的所有的活动。技术，科学，生产，政治，文学，一天比一天更加全力替战争服务了。
今天，从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恐慌之世界性，生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全球性。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战争，主要还是欧洲的战争。第二次世界战争，战火还未烧到南北美洲以及非洲和亚洲一些广大国土，一九三八年托洛茨基还能说南极不会变为战场。现在，非常可注意的，就是为了第三次世界战争的战略准备，人们竟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争取南极洲统治权。未来的战争决不会放过任何大陆上任何国家的，决不会让任何首都不受炮火洗礼的，决不会宽饶任何文化岛屿的。未来发挥的破坏力将于几年之内毁灭了几百年劳动的成果，而使全球成为一大片瓦砾。
上次战争尚未订立和约而正式宣告终止，人们就已缔结军事同盟以准备未来屠杀了。全体人类都为这些军事同盟缔结之迅速而震惊。这些惊恐特别集中在原子弹上。正如战争好像是脱离人类控制，好像不受政治家们行动支配而随着自己不祥的逻辑向前发展一般，原子弹的数不清的复杂关系也是冲出科学家和外交家的计划之外，而打破将军们和交易所大亨们的算盘的。从来人类未曾这般在自己制造物面前惊惶失措，从来工人未曾受这般可怖的商品所支配，从来活的劳动未曾这般受死的劳动所压榨。原子能固然把资本主义矛盾引到人类文明完全崩溃的路上去，但同时它也指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中，无需要长久的时间，就能开始一个和平和幸福的繁荣时代。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在这人人惊恐的不断威吓面前，便把“世界政府”看作一种救星。一部分人不过拿“世界政府”做理由替华尔街的欲望做辩护罢了。另一部分人则确实努力要借助一种符咒来控制没落期的资本主义不断发泄出来的那些破坏力。这两部分人都不明白，全球战争和没落期资本主义之间的有机的联系。
没落期的资本，在它的世界市场内窒塞得不能透气，今天惟有军火生产才能替它开辟新的销场。战争不是别的，正是没落期资产阶级的特有的机构，企图用来克服内在矛盾的。可是战争并不能克服内在矛盾，反而在努力排除旧矛盾的时候不断惹出许多新矛盾。那些垄断组织并不能消灭竞争，反而给竞争以一种更加剧烈的性质，无论是垄断者相互间的竞争，或是同受压迫的中等资本家中间的竞争。“四强”“三强”或“二强”的时代，并不能限制国际冲突，反而使大强国中间的冲突和小强国中间的冲突都更加剧烈。为了排除德国和日本，使之不成为独立的强国，美国帝国主义不得不容许苏联扩张，不得不容许法国和中国恢复已失的地位；为了切实有效打击苏联，美国帝国主义明天又不得不奉送独立给德国和日本了。这里，问题并不在于罗斯福的错误和麦克阿瑟的诡诈，而是资本主义运动的最基本法则的表现。世界即使能仅存一个强国，例如美国，那时全球也必是确定的破产，陷于无穷无尽的民族冲突和殖民地冲突之中的。现在盘纳姆所提出的和以前威尔逊所主张的什么“战以止战”的话，实行结果，决不会造成“美利坚太平盛世”的，只会走到普遍的混乱。
资本主义，在它的兴盛时期虽然能控制生产力，但它的深深没落期则不能控制破坏力了。在这两个时期过程中，它替自己掘下了坟墓，又替自己造了葬埋者：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乃是为了给社会以一种自觉的方向，去反对那些陷资产阶级世界于全球战争的盲目力量。资本主义的命运早已决定了，它的丧钟早已敲响了。但它如要避免消灭于原子灰尘之中，那就必须崩溃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里面。
资本主义的极权化
资本主义，在一百多年时间中，曾极粗暴地否定了人和人间任何直接的联系。它的统治完全依靠它的生产法则机构来支持的。那时，国家愈少妨害这些法则之运用，就愈受资本家欢迎。所有的奴役和所有的自由，都同时被消灭了，又被实现了，在唯一的贸易自由之内。这是人类奴役制中最恶劣的。
但是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法则机构，当初当商品还能发生革命作用的时候，曾让资产阶级去否定人和人间的联系，以后当它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障碍物时候，就使它不得不拼命努力去改变这些法则之运用了。资本本是在自由竞争之下诞生出来的，如今则采取最寄生式的操纵手段。它本是在激烈反对专制的战斗之中走上政权的，如今则要恢复极权国家。
垄断者，四十年来就被陷入于崩溃和繁荣中间的狭隘道路上没有周旋余地了，他们看见接连发生的革命暴动危险而害怕起来，他们在自己的账簿中不断地感受自己的经济制度的瓦解力之影响，在此情形下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社会活动的一切部门都置于他们的严密统制之下了。一个世纪以前，替资本主义做辩护的自由派还在庆贺国家之渐进的消灭，如今国家竟成一架极可怕的机器，人未曾出世就受了它管制，人死了以后尸首又要被它拿去卖钱。现在替代自由的议会制和帝国主义的民主制而起来的，乃是极权独裁之时代。
垄断者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这架愈来愈膨胀的机器将整个经济生活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依靠强迫的卡迪尔化，依靠国家分配原料制，依靠国家监督信托制，依靠某些亏负的工业部门之国有化，便强迫全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接受他们的仲裁。他们又依靠工会国家化，强迫仲裁制，限制或禁止罢工，设立黄色工会，贿赂，密探，恐怖等等手段，图谋箝制工人运动，当他们未能扑灭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更依靠一种适合他们利益的教育制度，以及他们的盟友慈悲的教会帮忙，图谋防止工人子弟发展阶级意识，并以自己的可鄙利益淘铸工人子弟的感情。广告，书报，电影，播音，都成了制造舆论的庞大机关，换一句话说就是依照垄断者意志施行欺骗和贿赂。垄断者不仅雇用医生，律师，诗人，学者而已，并且责令这些人接受他们的对于公众卫生，对于法律，对于文学，对于科学的见解，他们拿社会的保守的见解去窒塞文化生活。上升期的资本主义把一切人类价值都化为交换价值，没落期的资本主义则把一切人类价值都践踏在它的极权制宪兵军靴之下。
当代资本主义的极权性质，首先表现为法西斯独裁的完全形式。德国垄断资本把破产的贫困的绝望中的中产阶级组织起来，利用一切未曾消化的历史成见，造成一个野蛮的国家，这个国家毫不动情地在它的集中营里屠杀了七百万名囚犯。可是，此次“扑灭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结果，正如第四国际预言的一般，反而致使剩余的少数民主国家也采取极权手段了。工党，以其可怜的改革并不能解决英国的社会危机，反而驱使几千几万小资产者投入法西斯煽动家的怀抱。英国国家，在艾德礼，贝文，莫里孙统治之下，以其内政上的自由主义向人夸耀，可是它排除了那些同情共产主义的学者。在美国，军事领袖一天比一天更加占据国家重要官职，外交方面军人和六十家族结合了亲密关系，反赤的叫喊，间谍的活动，教会的反动攻势侵入工会里面，——这一切现象都表明美国资产阶级国家已在向极权化前进了。在世界一切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制残存下来的，都一天比一天更加腐败和朽烂，以此招惹那些替大资本家服务的将军和流氓给它送终。
资本主义的极权化最明白地显示：从此以后，社会矛盾不容许资本家用通常方法获取利润了。这不是资本主义稳定的新阶段，而是资本主义临终挣扎之最猛烈的表现。在此时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瓦解力愈来愈加迅速地腐蚀这个制度自身。这个制度蹒跚地前进，从社会动乱走向世界灾祸。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看出，所谓资本主义组织的最高阶段不过是一种血腥气的纷乱，时时刻刻都能把共产主义革命提出于议事日程。
德国和中国，是对于一切人的警告
资本主义制度如果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人类就可以从德国和中国镜子里照见自己未来命运。今日的德国已经不成为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整体了。国土割让了五个省份之后，剩余的又被分成了四个占领区域。城市破产，乡村耗竭，几百万居民为了饥饿或恐怖在大路上流浪。它的经济组织已经破碎了，它的国家财富已经毁灭或属于别人了，它的劳动力已经赤贫化了，它的商业已经瘫痪了。
然而不过二十年以前，德国虽在战争失败和革命压平之后，还具有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工业，最合理化的农业，最有技艺的劳动力，最繁盛的商业。德国无产阶级有三回明白表示了它的意向，要负起解决全国命运的责任。德国无产阶级如果夺得了政权，那么俄国的经济潜力和德国的技术就会和平结合起来的，那些障碍物，阻止德国巨大的生产力，使之不能用于建设的，也会被打破了的。这个生产力，如果能主要地用来满足欧洲人类之需要，就能在这旧大陆开启一个和平和幸福的时代。可是，每回，无能的或背叛的领导机关都浪费了德国工人群众的伟大的战斗力而无所成就。工人群众经过十五年徒然努力之后，终于不经战斗而被人交付于纳粹独裁了。于是，资产阶级把德国巨大的经济潜力组织起来，为了满足自己的劫掠目的；它而且给这潜力以一种爆炸力，破坏了整个欧洲，损害了一切国家以后，终于害德国自身也成了一堆瓦砾。
中国二十年来在革命流产后的痉挛中挣扎着。无量数的人在天灾之下遭殃，还有几百万人葬送于人祸。外战，内战，暴动，讨伐，这一切不停地蹂躏了这个广大的国土。旧的手工业一天比一天陷于破产了，但近代工业并未能再向前进。高利贷吞噬了农产品，却没有资本去开辟公路。通货膨胀虽陷城市于破产，而无地无粮的农民仍成千成万涌向城市。国家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蒋介石把国家国家经济当作私人财产一般来经营。凡眼光看到的地方，都只看见解体，崩溃和停滞。
在淘铸中国新社会的熔炉中，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之推动，也有一个工业无产阶级产生出来，很迅速地获得共产主义意识。无产阶级依靠在几千万贫农解放意向之上，有很好的历史机运去摧毁旧社会腐朽的建筑物，同时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当初中国革命若能胜利，把国家统一起来，而保证能用合理而有计划的方式去开发富饶的天产，那么这就会成为一般殖民地奋起反抗之信号，成为各国帝国主义的丧钟了。如此，人类就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战争及其可怕的后果了。然而斯大林派领导机关将那如此富于希望的中国革命引到失败去，以此陷中国于无穷尽的痉挛之中，眼看着国家活力分崩离析。
德国和中国，乃是没落期资本主义破坏力之可怕的标本。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一方面能令文化最高的民族堕落于野蛮深渊，他方面又能阻拦落后民族向前进步。在资产阶级上升期，最前进的国家曾显示落后国家以其未来的命运；今天，德国和中国则显示整个的大陆以其未来的命运，这就是说社会如果不从没落期资产阶级枷轭之下解放出来，结果都要同现在的德国和中国一般悲惨的。
美国革命前瞻
正如当代社会一切解体倾向好像都集中在德国一国一般，没落期资本主义的全部抵抗力也是集中在美国一国的。美国资产阶级经过两次世界战争之后，大大发财了，而欧洲旧大陆陷于贫困。欧洲诸国的破产造成美国工业，农业和金融的空前繁荣。美国现在保有全世界三分之二的黄金和投资；世界商业有二分之一经过美国商埠。美国金元统治了所有的交易所，美国飞机控制了所有的天空，美国海军横行了所有的海洋。从南京到巴黎，从雅典到里约，一切政府都靠美援来支持。美国银行家瓜分了拉丁美洲，美国石油公司收买了阿拉伯酋长，美国教官指挥了土耳其和格陵兰军队，美国旅客决定了罗马或东京粮食配售数额。罗马教廷和英国工党政府，佛朗哥独裁制和澳大利亚民主制，都向华尔街争取恩宠，都对白宫祈求布施。美国电影、跳舞、书籍和罐头，今天决定了一切国家的生活方式。
美国的权力和财富既是以其余资本主义世界的停滞和没落为代价的，这没落转过来又注定美国统治必将崩溃。在贫乏得要死的世界当中，美国资产阶级则有因财富过多而窒塞死亡之危险。对于美国工业来说，整个地球已经是太过狭小，不够做销售市场了。美国工业今天统治了五个大陆，地球上无论什么地方发生震动，华尔街都要动摇的。人们看了今天这个情形，很难相信，不到十年以前，美国资产阶级还在认真讨论着孤立主义问题。今天，意大利的选举，巴勒斯坦的纷扰，日本的罢工，都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正如垄断的资本主义一天比一天更趋向于统制全国国民生活一般，美国帝国主义也时刻努力去同化全世界。“天下一家，否则世界灭亡”，——某政客发出的这个口号正是表示世界危机终于变成美国的危机了。
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今天起已经暴露未来危机诸预兆了。可怕的庞大的公债吞没了国民的储蓄。通货膨胀，投机，非生产性质的投资，这一切都带着狂热性质，而这是最猛烈的危机爆发以前那种狂热。不仅之后，利润的降低将压制生产，其情绪之猛烈正不减于当初生产发展一般。他方面，两党制的危机，工人运动的渐进的政治化，天主教会的努力伸长，法西斯空气的浓厚（沙文主义，反赤运动，种族主义等），这一切预告未来十年当中美国传统政治的完全改变。美国帝国主义刚脱离了地方性不久，就须负起保护全世界资本之责任了。他们的巨大财富决不能补偿他们的显然缺乏政治经验。英国帝国主义当初能够全凭它的经济权力建立它的世界霸权，今天美国帝国主义则不得不在一切国家维持雇佣军队了。英国资本主义，在上升期还能以其世界利润之余沥贿买本国工人运动；现在，在没落期中，美国帝国主义若非拿本国完全军事化，若非箝制本国无产阶级，便不能建立它的世界统治。所以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发展，同时也拿世界政治来教育美国无产阶级，美国危机所将触发的力量，一定要直接反对华尔街的帝国主义的政策。美国无产阶级那时将第一次面临它的共产主义命运。
美国资产阶级一方面集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于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中间，一方面也不得不造成一个人数很多，技术很熟练的无产阶级。美国无产阶级为了挽回工人运动的历史落后时间，今天正处于一种纷乱扰攘的发展面前。在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鞭挞之下，工人意识向前跳跃了一大步，而达到工会意识的最高水准。在“工业组织大会”（CIO）的长足发展基础上，美国工会运动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空前的最有力的工会运动。在未来经济的恐慌的鞭挞之下，美国工人意识又要向前跳跃一大步，而达到政治的阶级意识水准的。美国工人运动的政治化，将是俄国革命以后资本主义未曾遇过的爆裂性的最惊人的过程。这趋势已经表现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责任就是准备着很勇敢地领导这个未来的大运动。美国群众本无机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强大传统，这一点使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有成功的可能。这个国家，今天集中了整个资本主义运动，明天就将发展革命运动至于最高的规模。美国帝国主义现在干涉全世界事务，明天就要使美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真正信号和动力了。
十月革命的堕落与苏联
今天只有一个国家能与美国帝国主义抗衡，就是苏联。只有苏联的财富不受华尔街操纵，只有苏联的人民不受华尔街剥削。今天代替旧俄腐朽帝国而兴起的，是世界第二个强国。人们如果需要替十月革命寻觅一个历史的辩护理由，那就请拿俄国命运和中国命运比较看看罢！这三十年历史说明了，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控制的离心力比较起来，十月革命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是何等的坚实。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计划经济的优点不仅表现在钢铁，煤炭，牲畜等的数目字而已，而且表现在那与全欧洲集中的资本主义权力作战的战场上。
但历史同时说明了，在这些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内部，堕落和反动也已达到了一种无人预见的可怕的水准。苏联各种部门的生活今天都生了官僚主义毒瘤。它的欺诈、它的寄生、它的侵占，种种劣点日加一日重压着集体化的生产，而不断减缩了积累率。它的贪婪、它的暴发户欲望，也日一日增长社会的不平等，而让少数人占据了特权。为了应付这日加一日的社会紧张，拿破仑主义独裁制只晓得施行最野蛮的警察恐怖，束缚工人于工厂，葬送农民反抗于血泊中，又经过大规模的整肃消灭了官僚内部若干重要的层次。在群众的贫困和退化面前，官僚们恢复了革命所排除的种种制度。当初，十月革命培植了斯巴达式的平等，革命的忠诚，为大众利益而牺牲的精神；现在，官僚们则叫人羡慕官衔，制服，领章，以及无聊的奖赏。他们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神秘主义的一种可耻的混合物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无产阶级屡次失败之可怕结果也这般影响于俄国了，资本主义的极权化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独裁，并非一致的现象，二者的物质基础和阶级性是不同的；但二者以对称形式表示人类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迟不成功，应该付出什么代价。
“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很残酷地向斯大林报了仇。苏联官僚的小资产阶级保守性，起初使官僚们，为了能与世界资产阶级暂时共存之代价，以自己的手勒杀欧洲革命；以后，依照一种不可避免的逻辑，又伸张了官僚统治权于俄国国境之外，为的寻觅一种暂时的办法来解决官僚们的经济难题和抵制帝国主义的包围。
官僚们，在其势力下的国家内施行的政策，显露了官僚层的矛盾本性。官僚们不能与资产阶级共享特权，于是把资产阶级排除出那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统制之外。这些国家采取的手段，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决非出于社会主义要求，而是为了巩固官僚们对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独占统治权，以便保障他们的特权。但一经达到这些目的之后，官僚们就要转过来反对群众，束缚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而绝对操纵之。
莫斯科官僚们，在那些卫星国中夺取了一部分重要工业并赞助了大工业的国有化之后，便努力从中吸取最大限度的资源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顾群众的利益。为了对付当地资产阶级抗命，官僚们也会部分地动员群众，而配合一种警察行动，以求达到目的。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便如此采取一种拿破仑主义形式，有时向右打击资产阶级的日益柔弱的抵抗，有时向左打击无产阶级为了保卫生活水准和基本自由而作的努力。
对于官僚统治权向外扩张的事实，某些小资产阶级近视的“理论家”竟歌颂“斯大林现实主义”之成功，这些人是久已失去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之信心的。国有化不是扩大于整个东欧了么？某些人，则为斯大林主义的“强大”吓得要死，竟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剥削社会，向着世界统治道路走去的。这两部分人的叫嚣恰与斯大林主义宣传作怪异的调和，这一切都是靠最庸俗的印象主义来判断的。斯大林对于东欧的“社会主义征服”，事实上乃是世界帝国主义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奉让给斯大林的，为了交换这些“被征服的国土”，斯大林出卖了一九四二年八月印度暴动，解除了希腊游击队武装，交付了法国群众运动给戴高乐，拥护了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重得政权，帮助了压服德国无产阶级。他以其抢劫、恐怖、放逐、拆移机器等可鄙的行为，在世界工人运动内部激起了人们对于苏联的深刻仇恨，这是当初希特勒未能激起的。这就是斯大林“胜利”的总结账。
这样，斯大林主义政策，便以无限广大的规模，引导苏联至于一九三九年那个断头巷去。官僚们，不能依赖群众的革命战斗力，便专走向外扩张权力的道路，以此催促了与帝国主义新角力的不可避免的机会，而驱使各帝国主义力量在华盛顿指挥之下统一起来。斯大林虽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却仅利用来从事于最可鄙的罪恶。不管他如何成功，他总是盲目地向着灭亡走去的。
全世界人类，若仅能在美国帝国主义统治和斯大林官僚统治二者选择其一，若不能将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于议事日程，那就没有复兴和发展的前途，而只有加速瓦解和没落的前途了。
欧洲社会主义联邦
四十年来，欧洲的历史就是生产力起来反抗民族国家疆界的历史。两次世界战争，不过是帝国主义强国的一种努力，要为自己利益来“组织”这个反抗罢了。
在一九一八年，法国帝国主义并没有必需的工业能力和政治能力来负担这个组织工作。它的凡尔赛制度是用传统的外交手段：和平条约、军事联盟、政治贷款，来“组织”欧洲的。一遇到经济危机，这个制度便土崩瓦解，不留余迹了。
然后德国帝国主义，依据于高级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之上，发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意在为自己的需要来组织这个旧大陆，不仅在政治上组织，而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组织。虽然有惊人的军事胜利，这“欧洲新秩序”还比旧时凡尔赛制度崩溃得更加迅速些。德国的组织工作，不过是大规模的抢劫和破坏的事业，为它的战争机构无厌的要求而吸干了欧洲诸国的经济精髓。
今天，美国帝国主义，受了它的支配地位之无情的逻辑所推动，也努力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旧问题了。它所进行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组织（马歇尔计划和西欧联盟）似乎是与以前诸种组织不同性质的。美国帝国主义似乎不是夺取而是赠与。它要组织的似乎不是一堆被压迫的卫星国，而是一群感恩的债务人之集团。为这原故，“美国造的”“欧洲合众国”口号才能号召丘吉尔一流的冒险家和季莫列一流的小资产者，他们希望美国施舍的金钱能让他们更长久些保持着旧欧洲的回忆。
事实上，在华盛顿指挥下的组织欧洲工作，其根本目的是与法德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的，将来也要为了类似的理由而不可避免地溃败的。美国帝国主义确实要拆除关税藩篱，整理金融，稳定货币。但它要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组织”它的主顾们的购买力，它的债务人们的还债能力。同时，它又不得不缩小他们的市场，加重他们的债务。无论开什么会议，都不能解除它的政策的矛盾性。马歇尔计划下的欧洲，同凡尔赛的欧洲和希特勒的欧洲一般，不是别的，只是一个贫困而无力的欧洲，脚上还拖了一条美金重镣。欧洲资产阶级，如果断绝了美援就有窒息而死亡的危险，所以今天接受美国的一切条件，正如一九四〇年接受那以德国国防军为后盾的希特勒宣言一般。可是，以后，到了美援不能继续或美国自己发生恐慌时候，各国资产阶级就要忙着管顾自己，而它们的“联盟”也将瓦解得比当初组成时更加迅速了。
近代民族统一都是在一个革命阶级胜利气息之下完成的；同样地，今天人类技术水准提出于议事日程的大陆统一，也只能是一次新的社会革命胜利之果实。要产生单一而不可分的资产阶级法国，必须扫荡专制制度和一切半封建的残余；同样地，今天要造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欧洲，也必须扫荡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建立于利润之上的经济制度。
必须订立一个整个的计划来复兴旧大陆。这计划必须能合理地结合西列西煤炭、洛兰矿产、加泰兰锡矿和罗马尼亚石油；必须能把鲁尔钢铁业，同捷克机器制造业和瑞士精密仪器工业配合起来，给整个欧洲以最新式的技术；必须电气化波兰乡村、灌溉南意大利、合理化法国农业、使维也纳、柏林、马德里不再缺乏面包。这计划之订立，必须是为了满足群众需要，而不是为了制造一架新的战争机器。不仅必须废止资本家利润，而且必须消灭官僚层的寄生生活和解除过于膨胀的国家机构的重压。必须依靠群众的创造能力，而不可用饥饿手段来屈服群众，用枪炮来恐吓群众。所以真正的欧洲计划，组织生产和福利的计划，而非增重贫困，劫掠或负债的计划，只能是由全大陆组织成“委员会”的群众所订立，所实行，所检查的计划，所以，欧洲的统一，若非在工人和贫农实际行使政权之下，是不可思议的。
如此以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统一起来的欧洲，将让一切民族自由发挥其文化的个性；将一下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而在历史上开启一个诸大陆间自由合作的新时代；将加速原子能之建设性的利用，而显示苏联和美国劳苦群众以一个积极的前途去代替那走向战争去的军备政策；将贡献这两国无产阶级以世界经济和谐发展的具体计划，而以其经验去败坏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及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政权。所以，今天，第四国际提出“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纲领，加以具体的耐心的执拗的解释和鼓动，以此对抗马歇尔计划，对抗所谓“工业国防”，以及对抗绝望的资产阶级，颓丧的小资产阶级，腐化的斯大林派官僚等，为了医治百孔千疮的欧洲经济和政治而徒然提出的一切药方和符咒。
殖民地风暴
帝国主义旧列强的衰败固然促进了殖民解放运动，但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也促进了帝国主义制度以及建立其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的解体。第二次世界战争造成的大纷乱，满洲、印度、中东各地加速的工业化，“主子种族”威权无可挽回的丧失，几百万苦力们感受的苦闷，饥饿和仇恨，——这一切正在粉碎殖民地剥削制度，四百年来欧洲资本主义的财富和进步就是靠此制度拼命剥削四分之三的人类而来的。
帝国主义旧列强看见本国社会基础已因殖民地开始革命而震动了，于是图谋改变统治形式，为了保存统治内容，这内容就是：超额利润和军事基地。“托管制”，“法国联合或荷兰联合内的平等地位”，自治领地位的颁赐，伊拉克或缅甸的宣布独立，巴勒斯坦或印度的分治，这一切不过是反动的殖民地政策顺次退守的防线罢了。帝国主义者仍旧经过千万条经济奴役或军事奴役的线索间接保持着殖民地民众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帝国主义剥削者，为了拿事实表明他们传统的“开化”使命仍在这个新的“自由的”形式之下进行的，于是施行残暴的压迫（在越南）或奸狡的挑拨（印尼的“警察行动”，阿酋两族的斗争等等）。帝国主义者放弃直接统治的道路上，也是充满谋杀、饥荒、流血、混乱的，正如他们当初侵入殖民地的道路上一般。
在殖民地制度瓦解时期中，土著资产阶级都在努力谋求与帝国主义作有利的结合。自从出生以来，殖民地资产阶级就具有资本主义衰颓期的一切特性了。今天，这些资产阶级是奉帝国主义主子之命代行政权，它们不断地与本国群众发生冲突，群众是为保卫自己日常的利益而斗争的。它们一面渴慕获取新的特权，一面害怕丧失旧的特权。这就显出它们行为上一种贪婪而卑劣的性质。埃及资产阶级，一面俯伏于腐败的王族面前和出卖本国利益给伦敦资本家，它一面又梦想夺取苏丹、利比亚、甚至厄立特里。印度资产阶级，一面很可怜地向那些土王和回教地主低头，它一面也梦想占有远东市场。
在诸殖民地帝国摇撼震动之中，惟有美国帝国主义能够收取利润而不丧失抵押品，殖民地资产阶级割断它与旧宗主国的联系，只为了投入美国帝国主义的怀抱。但同时，华盛顿也有根据地害怕那些殖民地帝国最后的崩溃会引起宗主国社会灾祸的。美国资产阶级自己知道没有足够力量，于短短的时间，一面维持旧欧洲国家，一面供给物力和人力来代替殖民地机构。它轮流着利用经济敲诈，军事压迫，或联合国机关，来加强它的资本侵入，同时又利用土著资产阶级来打破群众的活动，并赞助其他帝国主义者支持旧帝国框壳的图谋。在印尼和苏丹两个情形下，美国帝国主义是明白扶助殖民地制度的。它比谁都更明白，帝国主义世界统治今天是不可分割的，局部的崩溃都有成为整个制度总崩溃之起点的危险。
有些俗物提出了无耻的论据，拒绝赞助殖民地解放运动，借口说：殖民地独立等于投降美国帝国主义或苏联官僚。一切宗主国无产阶级的神圣使命就是全力而无条件地赞助所有殖民地的反抗运动。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在舆论面前暴露“民主派”每日做出的罪恶，号召劳动者起来阻止讨伐和征服，宣传与殖民地群众联欢来瓦解帝国主义军队，强迫资产阶级终止战争和压迫。要使帝国主义完全放弃其一切殖民地利益，是必须经过宗主国和殖民地同时发生的革命斗争的。第四国际今天可以坚决说：它的好多支部（法国、荷兰、英国）是唯一的工人组织曾进行上述鼓动的。同时，它也曾表明宗主国革命者愿意帮助殖民地工人和前进的学生在各自的国内建立布尔什维克组织，这赞助是没有保留的，也不带着家长对待子弟的态度。
斯大林党，昨天，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把殖民地独立斗争埋葬了。今天，政策改变，他们又完全投降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第四国际各支部，恰好相反，在各殖民地始终进行着一种不妥协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同时保持着殖民地无产阶级对于本国资产阶级的组织上的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完全独立。在印度、越南和埃及，第四国际党员都在群众反帝国主义行动之最前线。为这原故，他们又是殖民地劳动者利益之唯一的彻底的保卫者。他们的政策是出自那被近四十年来革命斗争证验过的不断革命论的。无产阶级很勇敢地把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要求当做自己的要求，而领导一切被剥削的群众去进行斗争，为了解决土地问题、驱逐帝国主义、没收外国资本、争取革命的民主政制。无产阶级要认真进行这个斗争，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即同样消灭“本国的”吸血者，没收土著资本，依据工人政权之上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
可见，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来夺取政权，乃是第四国际唯一战略目的，无论在殖民地或在宗主国。正因为无产阶级未曾夺得政权，或因为夺取政权的革命未曾扩大于国际范围，所以占夺运动领导权而不得不打破群众革命毅力的那些资产阶级党派（印度），那些小资产阶级党派（印尼），那些斯大林主义者（越南），才会把殖民地革命引到断头巷去，一时进行无力的游击战争，一时同帝国主义妥协。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工人运动，差不多完全限于欧洲。列宁第一个明白殖民地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世界战略上的异常重要性。但第三国际尚未能完成其建立殖民地革命党的任务以前，它的斯大林主义领导机关已经堕落，而把殖民地组织变为官僚机关，变为妨害殖民地工人共产主义觉悟的严重障碍物了。
在殖民地国家建立真正的工人革命党之任务，遂由第四国际负担了。这任务，同《共产主义宣言》为欧洲提出的任务一样，第四国际根据过去全部革命运动的经验，是能够完成的。它的使命就是使殖民地无产阶级避免欧洲工人所经历的痛苦的失败。所以，它是第一个组织，勇敢地宣布：殖民地国家在世界革命斗争中占据第一等重要地位。所以，它是第一个国际，确实团结了殖民地新兴无产阶级的最合格的代表人在它的领导机关之中。为这原故，它的思想，今天才能以惊人的速度，超越铁幕，荒漠和海洋而传播开来，从黑色非洲到日本，从高丽到埃及，在这四分之三的人类中，在这最受剥削的人类部分中，在这未曾经历工人失败的土地上，第四国际获得初步成功之后，就准备着自古以来历史上未曾见过的最彻底的变革了。
拉丁美洲合众国
拉丁美洲广阔的土地，四个世纪以来就是国际强盗抢劫的对象，就是他们的财富的最重要的源泉了。接着西班牙征服者后而来的，是曼彻斯特的英国，它发现了它的“金矿”，这就是：那里有一个无限制的市场，又有一个廉价的粮食和原料的出产地。然后，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大陆上布满了它的掮客，它的银行，它的石油探索者，它的胶树种植家。今天，排除了德日两国竞争者，又强迫英国伙计退守于阿根廷以后，美国帝国主义便以绝对的主人身份统治拉丁美洲各民族了。华尔街和国务部，以其种种“善怜”会议或“保卫西半球”会议，以军备标准化，以巧妙分配借款为手段，随心所欲玩弄那些半独裁者（巴西）或那些货真价实的“民主派”（智利）。经过它们的外交人员和“美国劳工协会”（AFL）官僚仆役之手，华尔街和国务部又粗暴地干涉工人运动，成群地收买记者，议员和政客，迫害共产主义者，并强迫分裂工会。
拉丁美洲诸国落后而可怜的资产阶级，关在狭隘的国境内，没有足够的人口基础，不能形成民族的市场，又经过对外贸易而联系于地主，经过银行而联系于外国资本，——这些资产阶级是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的。它们不能将红种人和黑种人的大村社吸引在资本主义生产圈内，这些村社形成许多落后的岛屿在全大陆之中。它们不能纠正那些国家种植单一农业之弊病，这种生产极容易受世界经济恐慌所影响。它们不能认真对抗帝国主义，反而在近百年来供给帝国主义以无量数的忠实佣仆。它们不能将这许多语言相同的和经济相补充的国家统一为一个拉丁美洲民族，这些国家互相分立，互相争吵，是更加增加国际资本力量，更加陷民众于奴役地位的。
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里，无产阶级重量是超过于本国资产阶级重量的。无产阶级大都过着不可忍受的生活（矿工、农业雇工），周期性地崛起为非常激烈的拼命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看见群众运动这种自发的力量，不禁害怕起来，于是实行了短期的民主制之后（卡登那·APRA·贝堂古尔），总要建立独裁制。便在短期的民主制时代，资产阶级也是常常利用工人运动去向外国帝国主义敲诈和胁迫的。处于外国帝国主义，广大小资产阶级，这种懦弱，离散而贪婪的资产阶级，以及人数和觉悟渐渐增加的新兴的无产阶级中间，拉丁美洲国家政权常常表现为一种特有的拿破仑主义形式。
资产阶级未曾解决的历史任务，是要靠拉丁美洲新兴的无产阶级来解决的。玻利维亚的革命，智利和巴西的大罢工，委内瑞拉工人运动的高涨，最近包谷达流血事变，都证明拉丁美洲劳苦群众再不愿做资本家包工制下的牺牲品了。拉丁美洲无产阶级，以政权候选者资格，将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将团结城市贫穷的小资产者和乡村受大地主剥削的农民，于它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的周围。它的革命前锋队将会从某一国家社会危机出发，从群众和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出发，勇敢的提出“拉丁美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合众国”纲领。美国无产阶级的责任就在于以全力赞助这个纲领。正当美国帝国主义伸手去统治世界时候，它在拉丁美洲的权力基础就要动摇了。美国工人未曾对它进行决死的斗争以前，它将出乎意外地受到拉丁美洲工人的打击。
机会主义者的对策
人类今天还在生产力爆炸所能造成的破坏和恐怖的危险中生活着，人类今天还未能解决它的任务，所以如此，那并非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的过错。群众曾屡次起来进攻陈腐的剥削制度，曾经很明白地显示他们的忠诚，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创意力。那责任只能归那些背叛工人阶级的领导者负担的。
社会民主党，一九一四年投靠了资产阶级，替它服务，一九一八年又帮助它压平德国革命；自此以后，借用莱翁·布伦自己的话来说，社会民主党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忠实的经纪人”了。
斯大林党，瓦解了第三国际属下的党以后，又领导这些党转弯抹角去采取阶级合作政策，有时更粗笨些，有时更巧妙些，但总是与社会民主党政策一般有害，一般背叛的。
今天，这两党，借口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无益牺牲”，各自提出了机会主义的对策，前者提出“第三种力量”，后者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两种对策只有领导劳苦群众走向新的灾祸罢了。
“第三种力量”
社会民主党那些可怜的英雄们，在世界帝国主义和斯大林官僚层同时压迫之下，是以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慌张引人注意的。这慌张，口头上表现为对于今天竞夺世界的二大强国划清界限；但事实上，那些主张第三种力量的演说和论文不过是人造的烟雾来掩饰机会主义领袖们之受雇于某一阵营罢了。莫赫和梵·亚克一流人为资本家利益破坏罢工；菲凌格尔和齐兰基维趣一流人则帮助斯大林党去剥夺工人剩余的自由权。“第三种力量”的这个基本矛盾摧毁了那个毫无精彩的社会党“情报委员会”。今天，华盛顿和莫斯科各有“社会党人”为之服教，正如近世帝王各有耶稣会修士，中世纪君主各有弄臣一般。
正如现在的战争日益采取极权形式一般，战争准备过程也是日益需要绝对控制工人运动的。美国帝国主义，一面借助罗马教廷，他面借助社会民主党，以达到这个目的。工人运动中那些废物，为了盲目害怕斯大林，便承认美国的统治为“较小祸害”，于是也“团结”起来，争求美国的慷慨保护。正当这些小资产者的慌张巩固了华盛顿思想阵线的时候，那些更无耻的专门家便替马歇尔计划做宣传，运动开除“赤党”出工厂和行政机关，破坏工会统一。可是社会民主党所以能够达到这些目的，只是因为斯大林党更大的罪恶周期性地驱遣工人投入社会民主党怀抱。在斯大林党的官僚制和腐化性面前，社会民主党的背叛绝不会更“民主”一些，它也是官僚，不过更亲密地结合于本国资产阶级机构罢了。
今天，同在一九一九年一样，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也是用“经济民主”神话来制止群众发自本能的革命运动的。这些领袖们此次还获得斯大林党领袖们积极赞助哩，他们对工人群众解释说，既然能够占得经济部位置，能够将煤矿收归国有（而且付与全部赔偿！），能够成立劳资共管委员会，能够经过议会法律实现其他的改革，那就不需要革命了。当初，希尔费定曾想把苏维埃写入德国资产阶级宪法之内，如今，贝文，莫里孙一流人则宣布大英帝国框壳内发展着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了。
第一次世界战争之后，资本主义还能给与若干历史上受惠国家以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以劳动社会法，为了使工人们离开革命道路。今天，则那些鼓吹“经济民主”的英雄们反而叫工人忍受无耻的过分的剥削制，以为欧洲经济复兴之基础了。英国工党政府的政策就是劳工官僚这个新使命之最明白的表现：叫工人用自己的汗去重建那当初用工人的血所毁坏了的资本。
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如此努力去帮助大资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复兴，这个无耻政策每次都要惹起下层社会主义工人，尤其青年人，之不满和反抗的。今天，斯大林党已不能吸引这一类寻觅新道路的工人了，第四国际的纲领是唯一能指示年轻一辈工人以新道路的，第四国际属下各党，坚持自己的纲领，正在不含成见，不带教派精神，去接近这些脱离社会民主党的阶层。在积极的合作和耐心而友爱的教育之下，第四国际党将引领这些阶层经过其自己的经验，以克服一切中派主义矛盾，而参加和采取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组织和原则。
“新民主主义”
第二次世界战争告终时，欧洲和亚洲同时爆发的强有力的革命浪潮，把斯大林党涌上它们的权力之高峰。同以前各次革命运动一般，群众总是先倾向于那些党的，它们以其传统，以其过去活动，以其深深托根于本阶级的干部、最能适应于广大工人层次的左倾。斯大林党，半个月间一跃而成政府党，他们是应当担负此次战后扑灭第一个革命浪潮之责任的，正如社会民主党应当担负扑灭一九一八年革命运动之责任一般。当时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是在“经济民主”的面具之下进行的，如今，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党的背叛，则蒙着“新民主主义”面具。
社会民主党借口要保卫那在帝国主义民主政治框壳内业已获得的“要塞”（是工人官僚特权），而抛弃了无产阶级历史目的；斯大林党抛弃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借口要保卫“俄国要塞”（其实是苏维埃官僚特权）的。但是经验屡次证明，凡抛弃最后目的的，必将丧失所以为保卫着的“要塞”。这并不是因为领袖们“不了解”明显的历史教训，而是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特殊利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本是要维持工人官僚和本国资产阶级共存共荣的；同样，斯大林官僚的作用则是要维持苏维埃官僚和世界帝国主义共存共荣。
苏联向外扩张的行动，似乎让“新民主主义”理论能够理直气壮地替克里姆林宫在统治国家所犯种种罪恶作辩护，但这理论应用于苏联势力范围外的国家，则不过是补足上述那个基本作用罢了。公开抛弃列宁的夺取政权战略，而代之以妥协或盲动，只为的去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杠杆”，——这就明白表示人们已经把世界无产阶级当作苏联外交，苏联军队，苏联密探的一个工具，只为斯大林官僚利益服务了。
在这总方向之下，斯大林党比前更加不能实现一贯的政治路线。同过去一样，它们的策略总是摇摆于最平庸的机会主义和最吓人的盲动主义中间的，又时常把这二种特性混合起来。昨天，解散共产国际，今天，设立共产情报局；昨天，生产第一，今天，破坏马歇尔计划；昨天，骂罢工为“托拉斯的武器”，今天，用官僚手段发动工潮。斯大林党领袖们所有这些转变迷惑了和困恼了工人阶级，但其实他们只表示同一愿望，即要与世界帝国主义作有利的妥协，只表示同一个态度，即高高在上藐视工人及其感情，利益和觉悟。
斯大林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力量乃是两种元素配合的结果，一是它们的机关的物质力量，一是它们在广大群众心目中代表的过去的革命传统。一百年以前，恩格斯说过，传统乃是历史的最大的惰性力。要从斯大林党手里把工人阶级领导权夺过来，就必须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当初出发之处着手，即必须建立强大的工人组织。必须教育新兴一辈的革命的工人干部，他们接连经过许多次斗争经验，将能生根在工人阶级中，博得工人的敬重和信任。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党”，它经过愈来愈广泛的活动，将能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出现，而代替过去破产的领导。第四国际，坚持自己的革命纲领，趋向于最被剥削的群众，信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性，将必能克服工人运动中的自斯大林主义障碍物。
新的革命领导之选拔
为了共产主义革命迟未成功原故，近三十年来人类付出了很重大的代价，经历了极可怕的危机：战争，反革命，极权独裁，一连串民族被消灭，文明被引到灭亡道路去。但这个悲剧的时代绝非反映无产阶级本性上不能觉悟它的历史使命。恰好相反，自从俄国内战直至西班牙内战，自从广州暴动直至雅典暴动，几百万无产者都曾在行动中表现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热情，战斗力，革命的忠诚。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发生出来的种种品性，——它能突然发出巨大的创造能，它对自由同意的纪律之敏感，它的毫无自私心明白表现它的最深刻的历史利益，——这一切早已写入二十世纪史最动人的章节了。《共产主义宣言》在这方面的分析和预见，不仅已证验，而且成为我们时代普遍的现实了。
但在无产阶级自发的革命运动面前，今天崛立着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它每向没落前进一步，都要发泄一种自卫本能，这是注定要消灭的阶级之特征。它有军队、有警察、有密探、有奸细、有舆论、有广播、有学校、有教会，来保卫着有危险的资本堡垒；在此情形下，无产阶级自发的碎散的攻击必然要流血而失败的。反革命已有集中化的和科学化的领导了，近几十年来已支配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了，无产阶级要能战胜它，也必须选拔一个领导，一个更能干的领导，这就是无产阶级党。今天，人类的危机就是革命领导危机，因为无产阶级已有自发的革命运动了，但它的领导还是具有公然反革命的性质。
我们知道，当初，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虽然更有学问，更有准备，但仍须经过两个世纪的暗中摸索才能解决选拔领导任务哩；现在，无产阶级未能于三十年间选拔一个适宜的领导，这一点是不应当引为诧异的，否则就是那种判断历史而失去一切尺度的人物了。资产阶级具有无比的财富和经验，能够比过去的统治阶级更成功地使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道德变为支配时代的思想和道德。在资本主义上升期中，历届工人领导也能渐进地替无产阶级争得微弱的改良，但替自己争得切实的特权；历届工人领导，一个接连一个超出本阶级之上，而变成资产阶级主要走狗，把资产阶级思想传达给工人运动。须待资本主义制度没落激起欧洲和亚洲强大的革命浪潮时候，不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真正革命的领导之选拔，才有物质条件存在。但因没有一个适宜的领导，这几次革命浪潮都失败了。从此以后，革命领导之选拔是在这些失败重压之下进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能领导工人夺得了政权的党，但因缺乏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国际原故，这个党就做第一个牺牲品了。在没落期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来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国际，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的世界参谋部必须吸收共产主义革命的全部纲领，又必须以成熟的革命经验充实这个纲领，才能应付客观局势每次的突然变化，更必须经过一种与本阶级有切实联系的组织使这个纲领深入于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以上三个任务，在这诞生第四国际的时代是很难解决的。要吸收革命纲领，必须经过群众斗争；要获得政治经验，必须经过一个充满多形态的活动的长时期；要建立工人组织，又必须经过一种分子活动工作，不间断地在工厂和工人区中进行。可是，没落期资本主义条件，屡次以空前的粗暴打断思想连续性，辈代连续性，革命组织连续性。所以，真正世界领导之选拔才会成为如此久长如此困难的任务；所以，这选拔工作必须自觉地去负担，自觉地去计划，自觉地去执行。
这里含有历史的辩证作用，即：同是那些客观条件，一面使得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如此难于建立，他面又是这个党所以能建立成功的唯一条件。正是为了诞生时代的特性，第四国际才会摆脱机会主义幻想，摆脱议会主义，摆脱宿命论，摆脱盲动主义，摆脱那种容易陷于悲观的轻浮乐观，总之摆脱那些感情和思想，以前几个辈代的革命者就是这些感情和思想所造就和毁灭的。第四国际克服了工人战士的民族出身和无产阶级的世界使命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一个组织，它开始一个真正的国际领导。这是无产阶级第一个世界组织，它将一个完备的革命纲领和过去革命运动所得经验配合起来。所以，无产阶级过去的失败，在历史上将成为替革命造成科学的工具之不可避免的条件；正如瘟疫流行是替人类卫生造成科学的工具一般。所以，我们现时生活着的悲剧的时代，在后人看来，将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弯曲，为了制造出人类解放所需要的适宜的工具而已。
为过渡纲领而斗争
第四国际的干部，要有必需的经验以充当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领导，那就应当有组织地不倦怠地参加一切群众斗争和运动。这是真正的阶级斗争战略学校。第四国际是携带着《过渡纲领》武器去参加的。《过渡纲领》乃是过去一切工人斗争的教训之总和。
第四国际的活动，首先是要把被剥削群众从心坎深处发出的但模糊的愿望明白地有意识地表现出来。当群众起来反对通货膨胀或失业之恶果时，当战争或民族压迫使群众觉得不能忍受时，当群众要求和平，要求更多的面包或更多的自由时，第四国际是同群众一起，激发他们的批评精神，疏导他们的怨望到社会主义觉悟道路上来，教育，组织和指导他们，使他们从反对现制度之恶果进而反对这些恶果的原因，即反对没落期资本主义。
每逢群众有什么烦恼或什么要求的时候，第四国际都要发出一些适宜的口号，为了动员群众以解决那些引起他们烦恼或要求的问题。所以，第四国际竭力打击怀疑论，宿命论和消极论，任务这些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发展上最坏的制动机。所以，第四国际三番四次说明，提到工人阶级面前来的重大问题之解决，最后分析起来，是随阶级力量间的活的冲突而定的，在这些冲突之中，无产阶级能够在工厂和街道获得胜利。
今天，资本主义仅仅依靠加重劳苦群众的贫困才能继续存在。通货收缩和膨胀，物价政策和捐税政策，奖励输出和限制消费，配售减少和生产加重，——这就是各国向群众购买力进攻时通用的手段，虽然采取的形式各不相同。第四国际各支部为工人斗争而提出的直接目标，乃是要求一种“活动工资制”，随物价抬高而抬高工资，薪水，失业救济费，赡养费和社会保险费，根据工人家庭消费需要以保障“最低限度生活”。日本，朝鲜，意大利，法兰西，美利坚诸国的工人斗争明白证明这个口号已为几百万劳动者所吸收了，他们曾发动大规模的罢工以实现这个要求。
正当四分之三的人类普遍陷于消费不足的时候，资本家已有生产过剩之征兆了。失业，今天还是次要的威胁，明天就将成为无产阶级的重压。第四国际不断警告群众说必然要发生的经济恐慌已愈走愈近了，同时号召工人起来斗争，为了强迫重开那停闭的产业，由工人来管理，来运用，为了渐次减少工作时间，却不减少实得的工资，为了制止解雇，为了分配现有工作于所有的工人，仍保证每人有最低限度生活。
然而，物价，工资，利润，生产数量，工人数量等等的问题，是受本国整个经济生活所决定的。工人如果认真要解决购买力问题和失业问题，那就不能让雇主或其政府去编制生活指数和失业及就业人数统计。所以，上面的口号，若不联系于“工人监督”口号，便没有价值。第四国际各支部，利用每一个机会，唤醒工人不要信任资本家及其国家有什么好心和能力。工人必须能检查账簿，能从事实去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用，能透视剥削制，寄生制和可恶的浪费，以解释他们自己的穷困。只有这个条件才能使那为直接经济目标的斗争确实变成一个桥梁，去发动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以反对资本主义。
经过了经济大恐慌，成群失业，黑市等经济以后，今天广大的工人群众明白，当生产机关私有制度还存在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经济安全可言的。一切国家，经济都受一小群垄断者所支配，这一点今天已成为常识了。然而，在资产阶级国有化，尤其英法两国国有化的经验面前，必须反复向工人解释，说：“没收银行和大工业”这个革命要求，根本上是与没落期资本主义那种改良式的弥缝办法不相同的。国有化必须全无赔偿（除了赔偿小股东以外），国有化的产业必须由工人来监督，所有收归国有的工业必须结合在一个复兴计划之内，而计划是由工人委员会来制定和执行的，要求这类国有化的斗争又必须同那要求工农政府的斗争联系起来，——以上种种要求就是拿共产主义革命纲领去对抗资产阶级那个在改变的形式下维持它的统治的顽强意志。
资本主义没落期，同时也是中等阶级日益贫困化的时代。第四国际各支部，一面细心分别城乡小资产阶级内剥削人的层次和受人剥削的层次，一面发出适宜的口号，为了统一劳苦群众的行动，共同向大资本家进攻。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党也说要与中等阶级“联盟”，但这是它们一种不值钱的借口，只为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纲领去同那些党派和领袖同盟，这些人事实是出卖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与此相反，第四国际各支部则根据那些特别受打击的中等阶级的深刻怨望（薪水低微的公务员，没有土地的农民，受捐税重压的手工业者，破产的小商人，等等），把他们怀抱的改革社会的愿望引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这是最妥当的办法，去避免法意日一类国家中半法西斯的新组织之发展，这些组织都是利用中等阶级的失望的。
今天，一切经济问题，工会问题，社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凡无产阶级依靠罢工从雇主得来的让步，都被政府有系统地抢夺去了。政府，无论属于什么形式，终归是统治阶级的真实的理事会。所以第四国际提出了“工农政府”来对抗资产阶级政府，不管是反动的政府或是“工人”领袖和资产阶级党的联合政府。
除了不倦怠地宣传“工农政府”以外，每逢政府危机和工人斗争激烈化的时候，还须对着那些自以为代表工人阶级而又能得群众信任的政党作一种鼓动。第四国际向这类政党叫喊说：“同资产阶级决裂罢！”“把全部政权拿去罢！”为了依靠群众拥护和接受群众监督而实行真正的工人纲领。
可是，仅有“工人”政党组织政府，还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府。还必须有一个真正反资本主义的纲领，还必须动员群众，超出资产阶级合法性范围以外。这里就提出了国家问题。英，澳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那些工党部长只有政权幻影罢了。真正的政权仍操在政府官僚手里，他们是奉行万能的垄断者命令的。政府更换了，但警察，将军，法官和高级公务员，即替资产阶级服务的全体官僚是不能变动的。要打破这个障碍，必须创立真正的群众政权，即组织为工厂委员会，住区委员会，乡村委员会的群众政权。
国家官僚机构，以其军事预算，以其浪费和贪污，是需要很多的钱来维持的，贫血的国民经济愈来愈负担不起了。通货膨胀吞食了小有产者的微末进款，它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国家官僚机构。第四国际依照列宁提出的革命鼓动之前例，不断地暴露资产阶级国家的压迫性，剥削性和寄生性。第四国际，利用种种具体事件，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经常地拿另一种国家来对抗资产阶级国家，这另一种国家将是不需要多的钱来维持的，将完全粉碎其中官僚机构，而其执行的职权将落入于全体劳苦人民之手。这就是无产阶级国家，苏维埃国家，巴黎公盟（注：即巴黎公社）国家，十月革命国家。
重建无产阶级联合阵线
接着一九四七年法国几次大罢工以后，一九四八年的意国选举也已确定证明，在现阶段，无产阶级联合阵线再不能以社会民主党或斯大林党为中心而建立起来了。斯大林党屡次的突然转变，以及常常施行的狡猾手腕，使得工人前锋队中颇大部分确定地离开了它们。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以其破坏罢工和组织黄色工会之成绩，又不能吸引共产主义的能战斗的工人群众。
这两派工人官僚依照国际上两个强大的集团，分化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有意漠视共产主义的工人群众，竟把那些追随斯大林党的工人说做某一“极权独裁”的走狗。反之，斯大林党领袖们也把社会民主党工人同法西斯主义者一起放在“美国党”阵营之内。
明天，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联合行动，工人固然不能对资产阶级进攻，但今天如果没有重建无产阶级联合阵线，工人也是不能抵御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购买力和他们的自由权之攻击的。一个世纪以前，《共产主义宣言》就已宣布：共产主义者并没有与本阶级利益不同的什么利益。今天，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则是世界上唯一的组织，出来号召工人在行动中重建本阶级的联合阵线。
今天，工会是首先遭受那些人残害的，他们在工人运动中代表着工人以外的利益。“一个工会对付一个雇主”，——这口号仍然是第四国际工会运动策略的试金石。工会分裂总归是有利于雇主的阴谋和挑拨的。但仅仅彻底斗争反对工会分裂，还是不够的。在大多数情形下，工会分裂不过是另一种更深刻的更危险的现象之特殊的表现罢了，这就是工人逃避工会。他方面，工会统一也必须能促进无产阶级联合行动，对于无产阶级才有意义可言。可是，工会官僚却要一天比一天更完全控制工人运动，却要加速工会机构并入国家机构之过程。最后，工会官僚，一面以其背叛阶级的政策使工人灰心，离开工会，一面又图谋完全窒息工会内部的民主制，阻止最有战斗性的战士向全体群众表白自己的意见。所以第四国际各支部进行同一的斗争，根据那能扩大工会活动范围至于无组织的广大群众的一种机动性的纲领，一面争取工会统一，一面保持工会对国家的最严格的独立地位，一面又竭力保卫工会民主制。
他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现在又处处暴露那限制和消灭工人自由权之倾向。麦克阿瑟取缔日本的总罢工，许曼和莫克在法国颁布可恶的法律，美国的塔虎脱哈脱利法律则把资产阶级司法绳圈套在美国工会颈项。资本主义制度之继续存在，一天比一天更与最基本的民主自由权之保持，不能并立了，在无论世界那一部分都是如此。
在这局势之下，第四国际号召工人起来，以合乎劳苦民众真实需要的一切民主要求为中心而实行广泛的联合行动。给这些要求以最完备的形式，为这些要求进行最彻底的斗争，——今天，这就是替社会主义革命动员群众了。特别在德国以及其他被占领的国家，要求撤退一切占领军，恢复国家统一，反对所有割地和赔款，反对出版检查和军事独裁，要求真正自由的选举，要求召集制宪议会，要求选举人有罢免被选举人的权利，要求会所，印刷厂，无线电等等免费给予一切工人团体使用，——这一切斗争，如果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下进行的，——又如果是经常联系于工人兵士国际联欢之宣传和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之斗争的，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一些里程碑了。
最后，当法西斯独裁制回忆尚很新鲜地留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工人精神内的时候，工人看见法西斯（意国）或半法西斯（法国）重起活动之征兆，一定会日益忧虑起来的。第四国际不断地提醒工人注意当初德奥西诸国工人被法西斯打败之痛苦的教训，不断地号召建立一切工人团体的联合阵线以拦阻戴高乐，莫士莱，阿米兰及其他候补刽子手的道路。下层的联合阵线委员会之外，应当有一种不断的宣传，从日常事实出发，主张建立各团体间的联合阵线，凡自命为无产阶级团体的都可参加，此外又应主张以工厂，工会和地区委员会为基础，成立“工人自卫军”，以对抗背叛工人利益的领袖们那种合法主张的幻想，他们现在正在卑鄙地重复他们的前辈的错误，即正在要求资产阶级国家解除法西斯匪徒的武装。但首先必须注意群众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有自发的创意力，尤其在意国，群众创意力往往采取最勇敢的形式。须待革命前锋队能够接受这种创意力，能够扩大它，能够不倦怠地传播它，然后前锋队的自觉的斗争和群众的自发和冲动才能够真正密切结合起来，然后前锋队才能够确实获得本阶级的信任。
需要一个新的革命的青年国际
第一次世界战争之后，欧洲各国共产党干部大多数是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干部出来的，这些青年干部跟随着他们的伟大的国际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前进。第二次世界战争之后，又是许多国家爱社会主义青年团干部首先与背叛工人利益的领导决裂，首先追求一个新的革命国际。青年人是一切革命运动的原动力，这一点决非经验上的简单事实；没落期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特别重压着年轻的体力劳动者和精神劳动者，他们刚刚踏上生活道路，就已发现没有什么光明的希望了。旧的工人团体中现时流行着的官僚制度，以及阴谋和伪善的沉闷空气，又都惹起最有能力的最忠诚于本阶级的青年人的猛烈反对。第四国际前身是一个反对派，其中一部分是从青年人出来的，它现在成了各国青年工人和学生占大多数的组织，可见并非偶然的事情。这同时又是它往后发展之最可靠的保证。
资产阶级的青年组织（天主教的，半法西斯的），以及自命为属于工人阶级的青年组织（社会民主党的和斯大林党的），现在正在加紧努力使青年工人有系统地抛弃政治。传统的组织，以其屈服和妥协的政策，必然令人嫌恶，因之也促成工人抛弃政治的倾向。所以第四国际要有系统地提高被剥削的青年人从政治上去了解他们的困苦的命运。青年革命干部之教育，乃是无产阶级青年解放斗争得以集中于阶级目标的先决条件。
第四国际完全排斥那种漠视青年工人及其问题的态度，它既不以青年监护者自居，也不向青年宣读教授讲义，它实行它一向主张的原则，即说：青年工人的解放，如同一般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是青年工人自己的事情。所以，第四国际完全承认革命青年有权利成立自己的阶级组织，这组织的活动应首先集中于青年工人自己的问题；为劳动权，教育权，生活权，游息权而斗争。青年的革命政治以及代表此政治的组织，应当在反军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战争的斗争中占据第一等重要位置。这斗争本是我们的时代中心的革命任务之一。
第四国际完全承认革命青年有特别的组织，特别的政治，特别的纲领之权利，但同时提醒青年工人，要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问题乃是今天提到人类面前来的一般问题之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在工厂，在兵营，在学校，青年面对着的敌人也就是全体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敌人：垄断的资本主义及其日益极权化的国家。所以，青年的革命组织是不能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而行动的，是应当与之亲密合作的。所以，我们要建立的新的革命的青年国际只能建立在第四国际纲领的花岗石基础之上。
推翻斯大林官僚！保卫十月革命胜利品免受帝国主义侵夺！
为了苏联骇人的堕落原故，好多幻灭了的革命者便把斯大林独裁和十月革命残存的胜利品看做同一件事物，而放弃保卫这些残存的胜利品。他方面，所有那些“同路人”，昨天，当需要“结束反法西斯的战争”时候，还在歌颂“胜利的红军”，今天，当斯大林野蛮性触犯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时候，就忽然觉悟而反对这野蛮性了。第四国际战士们是在工人运动中首先暴露斯大林政治所含一切丑恶和反动的，今天，与上面两种人相反，也只有他们在保卫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严格范围内真正进行着反斯大林的斗争。
华盛顿准备着的反苏战争，其目的决不是要输入政治的民主或人权的尊重于苏联国内。恰好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若是占领了苏联领土，必会引起苏联工农的激烈反抗，而美国帝国主义者也必会在苏联施行一种恐怖制度，类似于希特勒恐怖制度的。
帝国主义战争既然不能从极权独裁下解放工人出来，更加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向前进步了。帝国主义至多只能拿资本家的探求利润去配合官僚的浪费公产。帝国主义决不能替计划化大厦扫除积秽，反而要以其商品和资本完全推翻这个大厦自身。
用暴力消灭官僚制度，今天已成为俄国工人阶级的一个急迫任务了，否则十月革命残存的胜利品就有被官僚寄生生活所消灭之危险。正是为了这个原故，俄国工人不能把消灭官僚制度之任务付托给帝国主义，反应热烈保卫十月革命残存的胜利品免受帝国主义侵夺，同时又毫不放松革命的斗争，为了推翻拿破仑主义的斯大林派系。
在俄国军队占领的国家里，斯大林以其反动的政策首先保卫官僚的特权。官僚，一面在苏联国内掘毁工人国家的根基，一面以其在苏联国外的反革命的政策造成危险的局势，不断地危害着工人国家的存在。第四国际保卫十月革命残存的胜利品，只用一种手段，即革命的阶级斗争。凡在苏联国境内外削弱无产阶级力量的，凡迷乱无产阶级思想或降低无产阶级觉悟的，都是对于革命的保卫苏联施行一个直接的打击。所以，保卫十月革命胜利品，今天就等于反对反动的斯大林官僚的斗争，等于反对压迫，劫掠，占领卫星国的斗争，等于反对在民众背后签订秘密条约和讨价还价的斗争。第四国际主张的保卫苏联应采取的形式只有一个，就是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斗争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就是铲除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连俄国占领军造成的障碍物在内。
为了缺乏强大的革命团结中心原故，战争，保卫苏联以及迫切的复兴需要自然使前进的工人把官僚看作不可避免的较小的祸害。他方面，游击战争，军事胜利以及同欧洲诸先进国的接触，也无疑是增长了苏联工人的批评精神，增长了他们对于寄生的官僚的仇恨，增长了他们夺回政治和经济统治权的意志。复兴工作进行下去，为了官僚统治原故，积累率将更加低降，经济困难将更加严重，社会不平等也将更加尖锐化。俄国青年工人，经过苏维埃社会连续不断的动荡，将会觉悟到自己利益的。他们得着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赞助，将会找到推翻官僚的道路，而在俄国历史上开启一个新的革命篇幅的。
共产主义革命的纲领
第四国际的任务，绝不在于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也不在于寻觅什么代用品来代替“太激烈的”革命。它的纲领就是动员群众去推翻资本主义。所以，过渡的要求毫没有什么适应主义的或进化主义的精神。过渡要求把旧时低纲领和高纲领之间的对立克服了，而将每个日常斗争联系于我们这时代最重大的问题：用革命夺取政权问题。凡宣传，只限于重复述说这个总目标，好像念诵一段仪文，而不设法使工人阶级能经过自己的经验去了解这个总目标的，那就是教派主义。凡活动，能输入（即使是暗中输入）一种阶级斗争论的观念，“暂时”限止于直接要求，将过渡口号变为目标，而把工人视为过于落后不能明白共产主义革命纲领的，那就是机会主义。
斯大林官僚骇人地背叛了共产主义，由此生出了无量数的曲解和伪造。今天必须重新确定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特性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使之不能成为一个阶级，就是让无产阶级获得生产机关和交换机关，就是毁灭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而代之以组织为工人代表会议的无产阶级统治，在代表会议内有无产阶级民主制。生产机关和交换机关的集体化，集中一切信托机关成单一的国家银行，以为集体的财产，垄断对外贸易，创设计划化的经济，——这一切并非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一些手段，为的渐渐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为的减少劳动时间，直至广大多数工人都能管理经济和公务，社会阶级分化消灭，国家枯萎而死亡罢了。所以，工人监督生产制之制定和发展，生产计划起草，执行和检验之获得群众积极的参加，各级经济生活之接受人的因素日益有决定性的干涉，生产规准之渐渐从属于消费的需要，——这一切就是推翻资本主义以后经济上不可缺少的原素，就社会真正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一些指标。所以，职业的公务员人数之大量减少，立法权和行政权之混合，有教育的工人之愈来愈多轮流着行使政权，——这一切也就是反革命确定肃清，新社会稳定及其内部矛盾大量减少的一些最明白的指标。
共产主义革命纲领也就是一切民族解放纲领，确实给予一切民族自决权，连分离权在内。革命既然消灭了各民族中的剥削者，以此又消灭了一个民族剥削和压迫另一个民族的现象，既然让各民族有可能自由发展其文化的个性，那就要同时摧毁沙文主义的根源，把民族的和种族的神秘主义逐出于最后的藏身处，而根绝一切能障碍全世界民族大联合之实现的事物了。
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在经济方面放出群众的广大的生产能而已，而且渗入一切社会部门，到处放出巨大的创造潜力。教育，科学，技术，艺术，文学，公众卫生，城市建设，风俗培养，等等，将第一次对千百万无产者和苦力大开门户，他们本有无量数的才能，但过去受经济奴隶制有系统地伤残了。所有这些活动又要彻底而继续改变他们的本性。人类终于成了自己命运之主人以后，就将使批评的意识深入黑暗的未知的最后领域，人类的本性就将成为不断革命的最后目标了。人类将从必然的世界进入于自由的世界。
我们所处的社会有坠入野蛮黑暗中的危险，但仍含有以上那一切伟大的可能性。在这个社会中，第四国际认为只有坚决注定共产主义目的的纲领才是现实主义的纲领。今天为人类革命解放事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这乃是在一个临终挣扎世界的噩梦中唯一能保持人类尊严的方式。仅仅悲叹文明的没落，而不指示民众以向着更好前途走去的道路，这乃是自己成了社会解体的一个因素。今天，唯有共产主义革命的纲领值得我们为它的实现而牺牲的。惟有这个纲领给予第四国际以权利，今天去号召各国前进工人在它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
到第四国际旗帜之下来！
二十年前，斯大林就以他的国家机构扑灭这个纲领了。他联合各国警察，热狂地追逐，监禁，杀害那些仍忠实于彻底的列宁主义的稀少的革命干部。一阵无比的反动潮流弥漫着整个世界。今天，在无量数牺牲之后和新的动乱之前，第四国际三十五国战士们可以得意地宣布说：他们已经通过这个黑暗的历史时代之考验了。内战英雄拒绝投降斯大林警察，左派反对派战士在西伯利亚隔离监狱中继续斗争直至最后一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口呼“托洛茨基万岁”饮弹而死，——他们的牺牲并非徒然的。今天，布尔什维克主义又活跃于全世界了，它的思想传播起来，它的组织强大起来。死了一个烈士，就有十个新的战士起来。第四国际经过斯大林恐怖和希特勒恐怖还能存在。它对于它的前途是具有信心的，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这时代整个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世界无产阶级的不可压抑的解放意志。以人的一生为尺度来看，它的进步似乎是缓慢的，以历史的尺度来看，它的胜利早已有保证了。
向官僚篡窃者进行决死斗争的第四国际，有权利代表十月革命的传统，思想和教训。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都不能抹杀工人头脑中对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回忆。今天，面对着资本主义及其日益丑恶的没落，第四国际在全世界范围复活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中心思想，即“一切政权归工人和贫农！”面对着阶级敌人派到工人运动中来的可恶的走狗，第四国际又锻炼了无产阶级胜利之工具，即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对着战争，破产和荒芜，第四国际更坚决地履行它的历史使命，即准备世界的十月革命。
今天，在这庆贺科学的共产主义第一百周年的庄严的日子，在这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各国工人斗争的日子，第四国际集合了全世界上它的最好的战士，开它的世界大会，纪念一切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巷战中的战士，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盟的英雄，一九五〇年彼得格勒第一个苏维埃的工人，十月革命和内战的胜利者，斯巴达季团团员，匈牙利，巴威尔，广州诸次暴动的战士，阿斯土利和巴塞罗那的自卫队员，维也纳自卫团战斗者，希腊和法国的游击队员，殖民地革命的无量数战士，——都是明白的证人，证明一个被剥削阶级如何努力使全世界能摆脱剥削制度。第四国际将这些战士以及它自己的烈士之纪念付托于全世界更年轻的数辈工人。今天要追随这些战士的榜样，就必须团结到第四国际旗帜之下来。
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此次召开的世界大会号召世界各国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反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反对一切政府及其走狗。全世界工人斗争今天就是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同一斗争。保持革命传统的巴黎工人，应当同越南不可屈挠的青年革命者联合起来。乌拉圭的矿工，应当同美国兄弟们联合起来。德国工人，应当同英国工人联合起来。中国，印度，以及一切殖民地工人，应当同宗主国工人联合为一个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奴役制度。世界各国无产者，在第四国际旗帜之下联合起来罢，让“共产主义宣言”这个老战号明天能成为胜利的共产主义之最高的标志。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
【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译印】
世界各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和刊物
巴西刊物：社会主义方向
比利时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比国支部）
刊物：工人斗争
中国组织：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中国支部）
刊物：斗争（注）新旗
丹麦组织：革命共产党
刊物：DetNyArbejderbladArbejderpolitik
巴勒斯坦组织：巴勒斯坦革命同盟（第四国际巴勒斯坦支部）
刊物：KolHamaamad（希伯来文）At’tali’ah(阿拉伯文)
古巴组织：革命工党（第四国际古巴支部）
加拿大组织：革命工党（第四国际加拿大支部）
刊物：劳工挑战
印度组织：印度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第四国际印度支部）
刊物：新火花及好多地方刊物
西班牙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团（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
刊物：阶级斗争
阿根廷组织：第四国际团马克思主义工人团革命工人联盟
刊物：前者，无产阶级呼声中者，无产阶级阵线后者，战士
希腊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希腊支部）
刊物：工人斗争（周刊）
玻利维亚组织：革命工党（第四国际玻利维亚支部）
刊物：工人斗争
法兰西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
刊物：真理
保加利亚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保加利亚支部）
英吉利组织：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英国支部）
刊物：社会主义呼声工人国际新闻团结（德文）
美利坚合众国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
刊物：战士（周刊）第四国际（理论月刊）
南非洲组织：南非洲第四国际组织
刊物：工人呼声
埃及组织：革命共产党
刊物：多种
乌拉圭组织：革命工人同盟（第四国际乌拉圭支部）
刊物：抗流
秘鲁组织：革命工党（第四国际秘鲁支部）
刊物：革命
荷兰组织：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荷兰支部）
刊物：论坛
捷克斯洛伐克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捷克支部）
智利组织：革命工党（第四国际智利支部）
刊物：战士
越南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团（第四国际越南支部）
刊物：无产
意大利刊物：第四国际（理论杂志，半月刊）
瑞士组织：马克思主义行动党（第四国际瑞士支部）
奥地利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奥国支部）
刊物：斯巴达季
齐普尔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齐普尔支部）
刊物：无产者
爱尔兰组织：革命社会党（第四国际爱尔兰支部）
刊物：工人共和国
墨西哥组织：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
刊物：工人斗争
德意志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德国支部）
刊物：国际（理论杂志）我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者
澳洲组织：革命工党
刊物：战士
苏联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第四国际苏联支部）
（注）译者按该报自一九四二年停刊后，迄今未恢复出版。 |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公报（1948年4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公报
原文载于《战士报》第十二卷第19期（1948年5月10日）。录入自《新旗》第十九期，1948年7月1日出版。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于今年四月间在巴黎开会，从四月初起共开了三个星期的会。
到会的代表约有五十人，来自十九个国家，共代表二十二个第四国际组织。这是自有世界托洛次基主义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
其中有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包含美国或苏联占领下的国家在内；又有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远东诸国的代表。有不少的代表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派来的。
世界第四国际运动的许多领袖，参加了大会。其中有哈士东同志（J.Haston），英国革命共产党书记；有科尔文·狄·薛尔瓦同志（ColvinR.Desilva），锡兰议会托派议员党团领袖；有山登同志（S.Santen），荷兰革命共产党领袖；有彼得·弗兰克（PierreFrank），发卜尔·布莱特鲁（FavreBleibtreu），普里瓦诸同志（J.Privas），法国国际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等等。
在这艰苦工作的三个星期时间中，世界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政治局势和第四国际任务决议案》、《苏联和斯大林党问题纲要》、《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爆发以来国际工作报告》、《殖民地局势和第四国际任务决议案》、《第四国际章程》、《关于德意两国的政治决议》。国际属下若干支部状况，以及要求加入国际的若干组织内部状况，及其与国际的关系，亦曾仔细研究过，并分别成立决议。
此外，大会又通过一个很长的纲领式的的宣言，告全世界被剥削者，其中概况了大会所获得的主要的政治观念。
宣言庆祝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百周年，以今日的事变证实了一百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机能的分析，宣言应用此分析来研究资本主义，以此证明了：垄断的资本主义纵然一天比一天加重其国家和经济的极权主义形式，总是无能克服那从它的制度本身发生出来的混乱和危机的。宣言说明了资本主义没落时代苏联的性质和作用，指出了美国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野心，检讨了欧洲，殖民地，拉丁美洲，美国等共产主义革命诸问题。
宣言一面警告各国工人说在准备中的未来大战将产生野蛮的后果，一面提出无产阶级解放的共产主义纲领，说这解放只能由工人自己来实现，并指示这个纲领如何与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不同，即如何与官僚式的束缚工人运动不同。宣言提出过渡要求的纲领，使无产阶级能击退世界资产阶级对于其生活水准及其自由之进攻，能够抬高其斗争至更高水准，用社会主义方法去改造社会。
大会选出了新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其中共有十九个委员。大会后，新的“执行委员会”已开了第一次会议，选出新的“国际书记处”。
大会，向娜塔莉亚·托洛茨基同志，向希腊、中国、越南、印度、玻利维亚及其他国家被监禁的托派战士，向苏联、捷克、保加利亚、德国、奥国的托派战士，向全世界从事于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工人和殖民地人民，——致敬，并表示完全的同情。
1948年4月26日 |
第四国际为斯大林党设立“情报局”告全世界工人书（1947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为斯大林党设立“情报局”告全世界工人书
1947年10月
感谢素侠云雪提供文件，赤心录入
说明：录入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者派《新旗》杂志第十八期。
一九四三年五月，当帝国主义大战正酣时候，第三国际主席团，毫无征求各国共产党党员意见，便决议“解散共产国际机关，终止其事务，处分其人员和资产。”
在这时期，斯大林党领导人正在与那些“民主盟国”领袖，丘吉尔、戴高乐、罗斯福一派人，同度蜜月；斯大林党领袖们当时为了替解散共产国际做辩护，便说了如下的话：“世界各国历史发展道路是深刻差异的”，“各国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之水平和制度是各有不同的”，因此产生了“千差万殊的任务”，若想以一个国际的中心来“解决”这些任务，那就要遭遇许多不可克服的障碍。
他们又说：他方面，“在工人运动开头几个时期，才需要国际，现在工人运动早已发展到超过需要国际的阶段了”；此次解散“正是出于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之政治的发展和成熟。”
以上这些可怜的论据，实际上不过是卑鄙的遁词。为了对世界工人隐瞒下面的事实，即：斯大林久已将第三国际从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种斗争工具转变为随苏联外交要求而向资产阶级施行压力和敲诈的一种工具了，如今连国际形式也解散了，为了进一步求得他的帝国主义盟友放心，进一步加强与他们结神圣同盟的政策。共产国际，于一九四三年形式上解散以前好多年，事实上已经死去了。但战争，以及苏维埃官僚和苏联盟国共产党所竭力推行的阶级合作，“神圣同盟”，“全民一致”的政策，使得这个国际连形式的存在也成为多余的和有妨碍的。
工人们！你们读了这个“情报局”发表的宣言以后，请回忆一下：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全期间以及大战以后的时期，斯大林党领袖们要你们采取什么斗争路线！
你们应当记得，今天暴露英美在此次大战中具有帝国主义的战争目的的人，暴露世界已分化为一边帝国主义，他边苏联及其卫星国两大对敌阵营的人，正是当初在战争全时期中鼓吹那与帝国主义盟友结神圣同盟政策的人；当初他们阻碍群众去向这些“盟友”作阶级行动；他们歌颂这些“伟大的民主领袖”，丘吉尔，戴高乐，罗斯福；他们顽固地否认此次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而且狂热地攻击工人运动中无产阶级的和国际主义的倾向，即第四国际，——它号召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否与苏联同盟的，工人们都应起来作革命的行动，以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以此准备群众夺取政权。
你们应当记得，当初，他们在美国解散了共产党，在英国毫无保留地赞助了丘吉尔政府，在法国使抵抗运动服从戴高乐指挥。
事实上，他们今天所以记起了“各国共产党之间若无一种联系存在，就会造成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局势”，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果真决定抛弃那民族主义的和阶级合作的政策，而是因为在莫斯科不得不进行外交的反攻以抵御美国帝国主义日重一日的压力中，恢复那包含诸国共产党的国际之威胁乃是一种重要的敲诈手段，求得帝国主义和各国资产阶级的新让步和新妥协。只消指出下面的事实，便可明白这个“情报局”的诡诈性和机会主义性了，即是：参加这个“情报局”的，只限于欧洲若干国家的共产党，而那些国家又恰恰能够障碍马歇尔计划实行于欧洲的。此外，这个“情报局”的纲领式宣言毫未主张恢复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欧洲及全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而是号召工人在一种“反帝国主义的和民主的”政纲之上团结起来，并指示共产党现时的主要任务是在保卫“民族主权和民族独立”。法意两国斯大林主义者早已否认这个“情报局”与第三国际的恢复有任何关系了。
对于这些热烈保卫“民族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英雄们，我们不得不提醒一点，即是：苏维埃官僚和共产党自身领先做一个好榜样给人看，须先宣布已有决心从欧亚各地撤退苏联占领军，以此尊重苏联所占领和压迫的一切国家的民族主权和民族独立，德奥两国也包含在内。
对于这些英雄们，我们又不能不提醒一点，即是：凡把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结合所做“民主的”结合，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在希腊等国反民主阴谋的，乃是无耻地欺骗群众，使之不明白苏联及其操纵的国家所行政制的性质。
在苏联，苏维埃官僚久已实行了一种史无前例的专制独裁的政制。
在苏联所操纵的国家，在民主政制外表之下，逐渐巩固了共产党的独裁，这种独裁并非以自由选举的工农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为榜样，而是以现时苏联的官僚和警察国家为榜样，这个独裁不过是苏联官僚压迫和剥削那些国家所用的手段罢了。
对于这些英雄们，我们更不能不提醒一下，即是：他们现在要为反对昨日的“民主”盟友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斗争，却不知道唯一的斗争手段乃是打击罪恶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凡帝国主义，法西斯，战争，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
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决不能在继续神圣同盟和阶级合作的政策以保卫“民族主权和民族独立”这样一个纲领上进行的，而只能再阶级斗争旗帜之下，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去进行。
以此为前途来看，欧洲和世界决不希望永远区分为许许多多“有主权”和“能独立”的小国，因为这种区分是与现时代生产力的世界性相矛盾的，而这些小国事实上又不过是几个大国的卫星。反之，我们现在一天比一天更明显看出：若无社会主义国家间自由同意成立的欧洲合众国或世界合众国，人类便不能向前进步。惟有这样的合众国才能使一切人民自由和独立，同时容许欧洲和世界经济获得真正的协调和计划化。
资产阶级已在企图统一世界经济和克服各国分立了，资产阶级这个企图固然没有成功希望，但斯大林主义对此企图的反应，只晓得紧紧抓住“民族主权和民族独立”，而毫不敢提及欧洲和世界自由的社会主义合众国之客观的必需性，现在比以前更加迫切的必需性。这点，也可显示斯大林主义已堕落得如何深刻了。
工人们，你们切不可从这个“情报局”宣言中看出诸国共产党和一般斯大林党有什么真的“左倾”，即不可认为它们已经恢复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前途。
斯大林党领袖们，在此次大战中和大战后，曾与他们今日称为帝国主义者的人联盟，共同反对“法西斯”和保卫“民主”，以此使你们空过了革命机会，今后他们仍不可避免地要引导你们到新的欺骗，新的背叛，新的失败去的。他们的目的仍旧不是以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和实行革命，而唯一地是利用共产党做工具来讨价还价，苏维埃官僚随时都是能够同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相妥协的。
斯大林党领袖们，如果真想左倾，真要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那就应当停止要求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那就应当主张纯然工人政党的政府，由受群众监督的共产党和社会党执政，以实行真正的工人纲领。他们在法国应当停止支持法国帝国主义之保留越南及其他殖民地在“法国联盟”之内，就应当毫无保留地支持所有殖民地的完全独立。他们应当停止向战败国要求赔偿，停止与战胜国的劫掠政策同流合污，停止那无差别地反对德奥民族沙文主义宣传。
他们应当拿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口号和合于群众真正利益的计划化口号，去对抗华尔街为自己利益去协调欧洲经济的帝国主义计划。
你们试向斯大林党领袖们要求施行这个政策看看，你们便可明白他们此次“左倾”的欺骗性，诡诈性了。
对于你们，各国工人和被剥削者，唯一的保证，唯一的希望，仍是你们的直接的阶级行动。今年，你们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国家，在法、意、华、印、日诸国，曾从最基本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出发，从事这个行动了。这个行动摧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开辟道路，走向革命和夺取政权去。
你们如果能够明白你们手里握着无可限量的力，如果有决心克服改良派和斯大林派官僚领导的制动作用，如果毅然踏上阶级行动道路，那么一切希望都有实现可能了。
只要世界无产阶级力量未被打破，只要你们仍在为你们的面包和自由而斗争，那么法西斯和战争都是可以避免的。
世界的真正主人，既非美国帝国主义，也非苏维埃官僚，而是你们，全世界工人和被剥削者。你们手里操有决定之权。
第四国际是唯一的世界革命组织，继续着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斗争，它现在号召你们同它一起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真正的唯一出路。
斯大林党决不会恢复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的第三国际，这个第三国际的原则和精神现在鼓舞着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继承了它的传统和目的，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世界革命万岁！
欧洲和世界合众国万岁！
第四国际万岁！
国际书记处
一九四七年十月 |
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194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苏联和斯大林主义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1947）
I.俄国问题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1.三十年前，俄国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政权，剥夺了剥削者并在旧俄国一切社会领域中奠定了史无前例的变革的基础。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特别是对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说来，这只能算是革命的世界发展的一个起点。只有同具有先进技术基础和较高文化教育的中欧和西欧各国的先进无产阶级汇合，才能使俄国工人克服那些由于他们在一个生产力、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比重和工人阶级本身的文化发展各方面都落后的国家取得政权而产生的难以解决的困难。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说来，如果没有革命的国际胜利，代之而来的历史选择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复辟，是俄国沦为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殖民地。
过去三十年的演变清楚地表明，要在一个落后民族中建成没有阶级的社会，那是一种空想。在俄国，今天阻碍社会主义胜利的障碍比它1917年以来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多。但是与此同时，1917年10月以来被剥夺的阶级的政权并没有在俄国复辟，而且俄国不但没有沦为帝国主义的弱小殖民地，反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军事和经济强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工人运动的任何其它派别都不曾预见到这种历史的变迁。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俄国问题的中心困难所在。
2.用一个公式来总结苏联在这三十年间的演进方向，或者用“进步”或“退步”等抽象的标准来衡量苏联，同样也是十分困难的。国家的巨大发展、历史上最集权的警察专政、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压制、对一切独立思想的扼杀、文化水平的灾难性下降、对异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压迫、东正教教会的新的活跃、对只有在矿山和在工地才是与男子“平等”的妇女的奴役、在庞大规模上实施的强迫劳动——这一切同革命最初几年的苏维埃民主相比，当然是一种非常大的倒退。但是，根本铲除一切半封建的残余、彻底排除世界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掠夺、工业的飞跃发展、成百万不识字的落后农民被培养成为适应现代需要的工业无產阶级、旧城市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新城市的迅速涌现、电气和拖拉机的深入农村——同革命最初几年的半野蛮的俄国相比，这一切无疑是一种进步。这些互相矛盾的发展过程使人不得不谨慎地避免使用一切公式化的判断，以便更深入地分析今天的苏联社会并断定它发展的内在倾向。
3.历史尚未对苏联作出最后定论。它的经济、国家政权和文化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远远还没有成为定型。它的社会阶层的构成遭到继续不断和迅速的变动。从沙皇政权下涌现出来，对十月革命记忆犹新，并曾在二十年前热烈地投入工业化道路的无产阶级已经让位给农民出身的新工人阶级，他们的巨大的创造能力正受着斯大林独裁的粗暴压制。今天的农民首先受拖拉机、集体农庄和放逐恐怖的影响，因此同俄国的旧农民只是依稀相似。由革命“投机分子”组成的工人阶级官僚分子正在形成一种多少是排他的社会等级，他们正想恢复旧统治阶级的风尚和民族主义的传统。
这一现象尽管复杂，却表现出两个显着特点。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全部生产关系，证明它具有比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到的还要无比强大的耐力。这次革命的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此。但是同时，在经济等一切领域内，在生产关系的范围中，反动和倒退的可能性已经显得比人们所能预料的远为广泛，远为危险。从我们的分析里应该清楚地显示出来的正是这两种因素。
从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的最初几年中产生出来的苏联的目前形势，也表现出同样的复杂性。虽然苏联在战后成为欧洲大陆的第一个军事强国，但是它既没有改善它的国内形势，也没有在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上改善它的国际处境。国际方面，官僚机构的掠夺和扩张主义政策丝毫没有改变由于帝国主义形成单一集团而变得对苏联更为不利的力量对比。在国内，经济恢复是经过强烈的、形成一种真正的危机的一系列冲突而完成的。官僚机构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只是因为一方面，在俄国本身的无产阶级同复辟倾向之间，以及另一方面，在世界无产阶级同世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稳定平衡，还没有遭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破坏。但是官僚机构已经表明它比任何时候更无能消除那破坏它的政权的任何矛盾。苏联的前途，现在比任何时期更加依赖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前途，而这一蜕化的工人国家的基本选择道路依然还是：要末向社会主义前进，要末向资本主义倒退
苏联的社会性质
4.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有意识的行动，在1917年铲除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土地、地下资源以及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对外贸易的垄断，剥夺外国资本，開始自觉的计划化经济——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根本不相适应，因此不能依靠经济的自发发展。从历史上来看，这些生产关系，只能在工人管理生产以及无产阶级日益从经济的客体变成经济的主体这种越来越深刻的转变的基础上，才能确保和发展。废除这种工人管理，把无产阶级完全排斥于计划制订之外，只能使已有的生产关系日益远离那些保证废除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的演进在俄国已经根本改变了方向。十月革命残存的胜利果实，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的意义正在日益缩小。这些生产关系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崩溃，那不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他们的经济的“稳定”这一事实。相反，像在1927年和1937年那样，俄国的自发经济一旦摆脱了政治独裁的因素，今天还是会迅速导致手工业和农民小生产的优势，实现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完全的合并。十月革命残存的胜利果实之所以得以保持，那是因为剥夺了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不是以前的有产阶级或者新的农村资产阶级，而是苏联的官僚分子，他们的社会特权要求保持这些生产关系。正像二十年前那样，今天的政治专政成为阻止计划经济的全部崩溃，阻止小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的渗透，阻止外国资本进入俄国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官僚統治的形式下，这种独裁本身正在日益破坏作为它赖以维持的基础的生产关系。
5.由于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的动力，官僚机构曾能粉碎1927农民和新资产级的压力。随着革命在世界范围的后退和俄国无产阶级因此而感到的疲惫和失望，官僚机构得以在政治上剥夺无产阶级。它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来丰富十月的胜利果实，使俄国的生产力取得了初步发展。就这个事实来看，这个国家比沙皇俄国、天皇日本和希特勒德国，具有占压倒优势的发展能力。在这些事实面前，把赖以建成斯大林俄国的经济基础同那些骇人听闻的蜕化变质的社会表现简单化地等同起来的一切努力，都只能导致或者是把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或者是把“新剥削阶级”这些概念加以理想化。
但是在这同时，官僚机构没有能够保证生产的协调发展，减轻城乡矛盾，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要达到这些目的，经济本来应该首先是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计划的目标应让由成千上万的生产者自由参加来计算和管理，而经济的进展应该以群众消费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来衡量。但是官僚机构所保卫的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是把它作为他们自身的特权的基础，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的。在这些情况下，政权的维持不能不有赖于建立历史上最专制的警察专政。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同时也发展全部居民的需要，却只保证满足一小撮特权阶层的需要，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社会上的不平等。官僚主义政权用牟利思想、强制、专横和恐怖来替代作为计划经济动力的群众的革命熱诚、创造能力、批判精神和自发主动性，从基础上腐蚀了计划经济，越来越消除计划经济保证生产力新高涨的可能性。
6.目前俄国经济的基本矛盾如下：
一、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同国家和经济的官僚主义的管理之间的矛盾。要维持这一生产关系就迫切地要求恢复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和逐步实行工人对生产的管理，而官僚主义的管理，使得受到官僚分子的掠夺（官僚分子就像从自己口袋里掏钱那样从集体财产里拿钱）和在生产力发展的越来越停滞不前的威胁之下的集体所有制，日益处于危险的境地。这可以从积累率的越来越明显的下降具体表现出来。
二、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那种经济的集中、协调和自觉计划性的傾向同由于官僚主义的经济管理不能满足需求而产生的原始积累、“平行”经济的形成和无政府倾向之间的矛盾。“由需求所产生的原始积累的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全部毛孔显示出来”（托洛茨基）。官僚机构越是设法把全国的全部生产力纳入它的计划之内，生产力就越是逃避官僚机构的控制。庞大规模的盜竊，上百万工人、农民甚至技术人员的迁移，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由市场的发展，这些都是这种倾向的最明显的表现。为了扼制这种倾向，官僚机构不再能用利益来号召，而只能使用恐怖手段。大规模的强迫劳动、全部社会生活的军事化、生活和工作的一切准则的强制性规定，这些使俄国社会越来越具有等级社会的面貌。这个特点概括地说明官僚机构的反动性质，同时也说明它没有能力真正挫败它自己引起的那些瓦解力量。在这些情况下，生产关系的进步性质并不意味着别的，要推翻官僚机构根本不需要改变所有制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俄国经济的进步性质，——在这个经济中，生产关系同官僚主义的管理越来越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由它的保证生产力发展（哪怕是不协调的发展）的能力所决定的进步性质，越来越有被官僚机构消除的倾向。这一发展过程应该予以绝大注意。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同时也是劳动群众对异常低的生活水平广泛不满的表现。在现阶段，群众既不能用公开方式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情绪，他们就用在生产上只使用最低限度的劳动量，忽视劳动工具的维修，一有可能就离去工作岗位这些办法来抗议官僚分子的特权和他们自身的贫困。
7.1936年，托洛茨基曾给俄国的社会性质作出下列定义：
“苏联是一个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社会，在那里：
一、生产力依然远不足以给予国家所有制以一种社会主义的性质；
二、由于需求所产生的原始积累的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全部毛孔表现出来；
三、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准则是社会分化的基础；
四、经济发展虽然在很慢地改善工人的情况，同时也是很快地形成一个特权阶层；
五、官僚主义分子利用社会敌对情况，已成为一个不受约束、与社会主义格格不相入的等级；
六、在生产关系和工人意识之中，还保存着被统治党背叛了的社会革命；
七、累积起来的矛盾的演变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也可能把社会抛向资本主义；
八、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们应该推翻官僚机构。这一问题将由两种有生力量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斗争而得到最后解决。”
（《被出卖了的革命》第287—288页）
8.随着过去十一年的演变，对这一分析应該作出哪些修改呢？
像以前那样，资产阶级的分配准则还在产生社会分化；不过它还没有深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领域。但是官僚主义分子已越来越试图把他们的全部特权稳定下来，保持在一个排外性的等级的圈子之内。这是可以从新的继承法、新的有关家庭立法和完全排斥工农子弟得到高等教育的努力等方面清楚地推断出来的。实行国家公债制度应该被认为是扩大和巩固官僚主义分子的那些特权的一种措施，它丝毫也不是一个什么“分享”由公债所构成的实际资本（相当于名义资本）所获利润的倾向。
原始积累的倾向已在农村中大为发展，并已通过合作社的工商业重新公开渗透到城市。在城市和乡村，私方招募职工的范围已越来越扩大，但是它的作用还局限于供应特权分子的私人消费需要以及供应市场需要的手工业生产。在广大范围上所实施的强迫劳动制表现为国家所持有的最后手段，用它来强迫劳动人民在国营部门付出他们的全部劳动。经济发展不再能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反而使它恶化下去，而只能维持官僚分子的特权。俄国的集体所有制不但没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在政治上不推翻官僚机构的情况下，它越来越不足以保证新的经济进展。战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后退只是加剧了官僚主义管理所固有的那种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绝对阻力的趋向。
社会革命还在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残存部分之中以及在先进工人阶层中保持它的生气。但是官僚机构通过对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那一代人进行肉体消灭的办法，成功地在群众中铲除对真正革命的回忆。来自农民中间而在凶暴的斯大林独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新无产阶级，现在对他们的切身利益有本能的意识，对官僚分子的篡夺者有着无限仇恨，只有在俄国以外的一次强大的革命浪潮才能激起俄国群众的新奋起，带来一次新的革命淘汰。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无产阶级对它的历史使命有一个明确的意识。
我们对这一社会机体继续使用“蜕化的工人国家”这一公式，同时我们完全意识到有必要对这一公式给以详细明确的补充。事实上，不用一些繁杂的语句是无法对目前的苏联、社会作出确切的定义的。这一公式，同至今提出的其它公式相比，具有下列这一优点：它既强调苏联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又强调它的社会关系的不稳定性。苏联的社会关系至今尚未具有确定的历史面貌，在今后几年里无疑也将不会具有确定的历史面貌。
斯大林政权的政策
9.官僚主义分子已从一个不受控制，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等级，成为一个无法加以控制、成为在俄国和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的死敌的等级。它具有旧日有产阶级的一切反动特点、寄生性、浪费社会的剩余生产、对被压迫者的残暴、对生产者的厚频无耻的剥削——却没有它们的进步特点：为了推行和保卫从劳动分工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观点来说具有优越性的那种经济制度所必需的历史任务。如果说官僚机构顯得比没落的资本主义统治“更加稳定”的话，那纯粹是由于它为了自身的利益，成功利用了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比优越的生产关系。但是事实上，官僚主义分子这二十年間在俄国所处的地位，比较即使是最没落的资产阶级在它的社会内所处的地位，还要不稳定得多。他们的特权并没有任何法律上或经济上的保障。他们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不仅害怕丧失他们的特权，而且害怕丧失他们的个人自由和性命；笼罩着特权阶层的恐怖是与压在群众头上的恐怖同样地沉重的。每一个官僚主义分子的成功既不取决于他的出身、他的财富，也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或工作的成绩，而是由那无法理解的等級专断性所决定的。官僚主义不仅没有制订出它本身的意识形态，也不具有任何社会阶级都有的那种本能和特质，而且在它所经历的不断改变中，通过对它说来是接二连三的“清洗”的那些血腥的恐怖，它甚至在意识到它的本身作用以前就已经意气沮丧了。
斯大林独裁表现为一种波拿巴式的政治统治，它的职能是在特定生产关系的框框内保卫官僚主义分子的特权。私人盜竊集体产品和集体生产资料的倾向曾经遭到斯大林独裁系统的打击和抑制，但是依然在那些最有便利条件的官僚主义分子阶層中出现。官僚主义分子处在独裁的重压之下，经常害怕外国干涉夺去他们的全部特权，他们的组织经常被粉碎，恐怖又使他们意志沮丧和分化，因此没有能力形成那种自觉的政治倾向，使他们能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着与他们有利的方向重新建立起来。最强有力的离心倾向特别出现在官僚主义分子的中下阶层，他们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原始积累的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破坏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的危险，并不首先来自高级官僚主义分子把自己变成“国家资本家阶级”的那种倾向，而是来自官僚主义的管理所产生的那些败坏性倾向，这些倾向有使越来越多的各阶层人民和他们的活动逃避国家的控制和操纵的危险，而官僚机构却徒劳无功地竭力要把国家变成全能的国家。
在现阶段以及这个政治独裁的尖锐的社会的和国际的矛盾这些已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政治独裁的相对平稳反映出：
一、国际革命失败和斯大林胜利以后，工人阶级的迷失方向和意志消沉；
二、农民没有能力站起来成一种有效的政治反对力量；
三、历史证明，官僚主义的复辟势力没有能力按照他们等级利益的彻底的逻辑，以有组织的形式来反对斯大林。
10.斯大林政权的经济政策，十年以来完全取决于独裁政治克服危机的必要性；这种危机是由于积累率的下降趋势和维持或增加平均生产率的日益增大的困难所造成的。这就产生一系列的强制性措施，在这些措施下，工人们就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一样，被束缚在他们的劳动地点。稍为违反“纪律”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劳动日实际上已延长到体力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最低的实际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之下，以便刺激个人生产量的提高。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失调、所有工业部门之间联系的松弛、通货膨胀的加剧、自由市场的发展、集体农庄庄员中百万富翁的出现，这些大大地减弱了官僚机构对全部经济生活的控制，并使越来越多的部門逃脱它的掌握。
在官僚主义的管理的框框内进行提高生产率的斗争开始直接破坏集体所有制。在手工业和轻工业方面，这个斗争是在加强合作社内私人占有的倾向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农业方面，随着计件劳动制的实施而来的是把集体农庄的土地实际上分成小块，分给各户耕种，这就加强了重新使农业生产者同他所耕作的土地直接联系起来的倾向。集这些经验主义的措施的大成的是斯大林政权在“缓冲地带”实行的掠夺政策，它清楚地说明官僚主义没有能力在俄国经济原有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而它同时试图使集体经济同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从而败坏了十月革命的残存果实。官僚机构现在是十月革命胜利果实在俄国的头号敌人，并在今后的年份内有把俄国集体经济引向彻底瓦解的危险。必须来一次新的革命，才有可能出现向社会主义的新进展，才能拯救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
1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官僚机构的对外政策有了根本的、决定性的改变。大战以前，这一政策是以抵消资本主义包围苏联的壓力為基础的，它运用了敌对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摇摆政策并在较少程度上借助于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党。这一政策的主观反映就是“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理论曾设想俄国生产力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之外的或多或少的逐渐发展。
作为第一流强国的德、日、意、法帝国主义的消亡和英帝国主义的极度削弱，使苏联官僚机构面对着业己多少成功地建立起反对苏联的“资本主义統一战线”的美帝国主义。这一统一战线根本不是建基资本家们对斯大林的“革命”性的“恐惧”，而是建基于为资本主义剥削重新开拓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市场的必要性。官僚机构最初试图用同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来应付这种新形势，给帝国主义提供帮助来压制在欧洲和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内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的革命愿望，来换取它在东欧的“放手”扩张（德黑兰、雅尔达、波茨坦政策）。它竭力设法建立服从斯大林的政府，越来越加紧掠夺这些国家的经济资源，来巩固它的势力范围。
在全部力量对比上占优势的美帝国主义的强硬态度，很快就抑制了苏联的扩张主义，在这同时，“缓冲地带”外的某些资产阶级（法国）“中立化”的企图也遭到可悲的破产。这就迫使官僚機构越来越在扩充军备和准备军事冲突方面寻找出路，尽管它同时指望不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各斯大林分子政党应该在可能范围内促使这危机的爆发——将使世界帝国主义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一直瘫痪，并将使妥协成为可能。
但是从今以后，如果世界无产阶级在这段期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使帝国主义真正陷于瘫痪的话，军事干涉就不可避免。在革命动员的道路上，斯大林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头号障碍。同样，在这意义上，为了保卫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就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争取一次新的俄国革命
12.“保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是革命政党的一个战略路线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一战略路线必然有它的历史根据；但是在每一个具体形势上，应该探索以什么战术，在第四国际世界革命的总戰略范围内运用这条战略路线。这一战略的历史根据是从四点基本考虑出发的：
一、俄国的生产关系比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历史优越性；
二、由于俄国被排除在帝国主义市场之外，世界帝国主义客观上削弱了；
三、就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向后退一大步，而对广大劳动群众来说，这并不构成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的失败；
四、有必要保存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虽不充分但是必要的条年。
在捍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时，我们并不把苏联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相反，我们所想的是，斯大林官僚机构的政策和它的存在本身就构成对我们认为还值得保卫的一切东西的特久的威胁。反对斯大林主义和它的一切丑恶的表现，其中包括它在对外和军事政策范围内的表现，在战前就是我们保卫十月革命现存胜利果实的斗争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在苏联疆界之外，这一战略主要表现为争取世界的斗争，这是在长期内阻止俄国革命所遗留下的生产关系遭到崩溃的唯一有效办法。
德俄战争是在工人运动在欧洲已经达到后退和消沉的极限的时刻爆发的——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斯大林战争政策是反动的，武装保卫苏联就成为阻止在苏联立即重新实施资本主义和把这国家变成帝国主义的遍体鳞伤的殖民地的唯一手段。任何其它政策实际上意味着让希特勒来完成无产阶级推翻斯大林的历史使命。德国帝国主义厚频无耻地消灭大批劳动人民，掠夺工厂、矿山和最肥沃的集体化土地，这就激发了俄国工人阶级进行无比激烈的抵抗。这种抵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激起了欧洲廣大地区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恢复。在这意义上，保卫十月革命遗产的政策在实践上己证实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完整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随着欧洲革命高涨的开始，用军事行动来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剩余部分的重要性很快地减弱了。从军事形势转变为对俄国军队有利时起，俄国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和破产了的政策就成了十月革命遗迹的头号威胁。从这时刻起，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保卫苏联这一斗争在战略范围内的首要任务。如果把保卫苏联这一斗争从属于世界革命的斗争，那就使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鬥争更加势在必行，因为在世界革命的道路上，斯大林主义构成主要的障碍。
如果不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美国领导下发动的以世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为形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倘若苏联同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只限于军事行动，那么苏联的战败和毁灭将是肯定的。
由于这个原因，如果发生一次新的战争，苏联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密切地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致命敌人，这不但由于各个斯大林主义党的反革命行动，同时也由于克里姆林宫利用它的军事力量来镇压东欧的革命行动，而这在明天将在欧洲和亚洲的更大范围内重演。这就要求进行最大量的准备和最大的努力，来保卫将来的革命爆发，反对斯大林的反革命暴力。
从这些考虑可以看出，即使在发生一次战争时，我们还是继续坚决地在苏联境内进行斗争，争取政治革命和这一革命所包含的一切：推翻斯大林统治，争取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波罗的海各国等国家独立的斗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条件保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战略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不受帝国主义侵犯这一斗争，意味着更迫切地要求消灭苏联的官僚机构和它的反动政策。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来说，这同样意味着，保卫十月胜利果实的任务可说是同在一切国家内加强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任务完全一致，而在帝国主义阵线后方用军事手段来支持俄国军队的问题则将完全退居次要地位。
如果某一国家遭到俄国军队的占领，将有必要坚定不渝，毫不间断地进行这一革命的阶级斗争，哪怕因而使革命力量会同俄国军队发生直接冲突，也不管将会给俄国军队在同帝国主义军队之间的战斗中带来军事上的后果。在一切情况下，不论在哪一国家之内，军事斗争的手段的使用是从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需要的。因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保卫苏联是与坚决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完全一致的。
13.1944年以来的这种必要的转变，并未被整个国际以同样的老练和同样的灵活战术来执行。在这问题上，有必要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特别有必要强调下列各点：
一、人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在于把“保卫”官僚机构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各种权术，“保卫”它在与国际列强逐鹿争霸中被迫同帝国主义所作出的暂时后退、暂时让步，看作是实施“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保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意味着在这些问题上谴责斯大林政策的反动性质，这一政策为在帝国主义阵营内小资产阶级、农民等力量的集结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并使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心目中信誉扫地。这就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对官僚机构的任何一个罪恶都不能置之不能宽恕；官僚机构的政策是工人斗争革命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革命的最后堡垒”、“社会主义经济”、“工厂属于工人”、“工农政权”，这样一些用语，粗暴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使人对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性质产生错觉，从而使第四国际名誉扫地，应该从我们的词汇里彻底根除。
更有害的是那些庸俗和错误的用语，像“赤色法西斯主义”、“俄国帝国主义”等等，它们出自小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之手，同样散布混乱思想而无助于先进工人们更好地认清苏联的现实。特别该受谴责的是那些把官僚机构的政策同帝国主义的政策相混淆起来的用语，把它说成有“称霸世界的趋势”，这些用语直接来自杜鲁门主义宣传人员之口。即使当我们需要复杂的解释，要求很大努力才能使工人们正确地听懂，我们也宁可用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而不用那些比较简单但是完全没有科学意义，还给斯大林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宣传帮忙的那些用语！
14.官僚主义政权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消极态度。灰心的群众，由于看不到别的出路，就“容忍”官僚主义。战争本身更加强了群众对待斯大林的这种消极态度，好象这是一种“较小的害处”。只有至今还没有到来的国际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才能使这种态度彻底改变。随着战争结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深刻倾向。群众对他们异常低的生活水平的不满情緒对官僚机构施加了强大压力。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较为“繁荣”的生活的接触，深刻地动摇了成千上万士兵对政权的忠诚。出现了新的一代工人，他们较少地感受到过去的沮丧和失望的压力。官僚主义分子的很大一部分中间阶层正设法不惜任何代价来摆脱恐怖统治和警察怀疑的恶梦。对这些阶层说来，美帝国主义比昨天的德帝国主义有更为强烈的吸引力。因而很快地形成了第三次俄国移民，其中包括被德军胁走，不愿再回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逃亡的士兵和军官以及在国外避难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外交官。这种移民的形成是一种警报，它清楚地显示着群众对政权的忠诚正在开始迅速减退。在最近的这些现象和警察专政一切领域上的加剧面前，还要谈什么政权的“稳定性”，这就意味着运用最庸俗的印象派的概念而抛弃了阶级分析的标准，这标准恰恰指出独裁专政的压力是同它所要压制的剧烈化成正比例的。
15.在史无前例地强大的镇压机器面前，工人反对派的逐渐发展，小资产阶级各种倾向的复辟分子在政治上的联合，都是极其不可能的，过去几十年的一切演变也证实了这一点。粉碎斯大林独裁的鐵板一块的力量，一方面来自机构本身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可能由于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缓冲地带”之外可能发生的一次挫折等等而突然表面化，而另一方面则来自群众仇恨在某种危机时刻，受到国际局势突然转变的鼓舞而猛烈地爆发起来。历史很可能同时提供这两种过程。但是更可能的是俄国的第四次革命并不在开始时就有清楚的布尔什维一列宁主义的性质，而将是以工人和农民反对可憎的独裁统治的全面突击开始，然后有某些特权阶层参加进来。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是在这次突击中运用政治分化政策，使斯大林的倾复有利于苏维埃民主而不利于复辟分子的意向。
“保卫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意味着，在面临目前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倾复时，要耐心培养干部，使他们在下一阶段群众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并阻止官僚机构的垮台为帝国主义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開辟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跟昨天一样，我们仍然无条件地支持一切工人斗争、一切反对斯大林独裁的工人反抗表示，使新生一代通过这些斗争，将能重新找到列宁主义的道路，将能通过长期的地下发展过程来培养现在已经开始的反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
16.俄国布尔什维一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正是载入“过渡纲领”的下列任务：
“毫无疑问，苏联革命的新高涨将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下开始。打例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诺夫运動！打倒苏联贵族和它的级别及勋章制度！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给以更为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鬼活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维埃。必须使苏维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内容。正如过去不容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樣，现在必须把官僚分子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清除出去。在苏维埃中，只许有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和红军士兵的代表。”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无法想象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维埃政党。”
“彻头彻尾修改计划经济，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必须恢复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的权利。必须由一个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来检查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改组集体农庄以符合农庄庄员的意志和利益！”
“必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保守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热月官僚主义分子进行的一切政治案件必须在完全公开、自由考查的条件下重新审查。伪造证件、证词的人必须给予应得的惩罚。”
如果不把依靠暴力和伪造维持统治的官僚主义推翻，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纲领。只有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起义获得胜利，才能复兴苏维埃政权，保证它向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只有第四国际的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举行起义。
“打倒该隐—斯大林的波拿巴集团！苏维埃民主万岁！国际社会会主义革命万岁！”
这个在苏联进行斗争的纲领，其大部分在俄国依然是有效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应该以纲领为基础，制定适应形势的具体发展的特定口号。
他们将首先要求俄国占领军从所有被占领的国家立即撤退并实施民族自决的民主权利，其中包括居住苏联境内，为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立陶宛等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的一切少数民族脱离苏联的自决权。
II.俄国以外的斯大林主义
17.在被蘇联官僚机构并入它的“缓冲地带”战略的那些国家里，最清楚地表明这个官僚机构的自相矛盾的性质。也是在这些国家里，最清楚地表现出斯大林统治的反动特征的加深，同计划经济以及有效地保卫十月胜利果实的需要之间发生的永久冲突是何等严重。
苏联经济，在战争带来巨大破坏之后，空前迫切地要求把欧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和平方式合并起来，以便实现一次新的跃进。苏联被单一的帝国主义集团所包围，空前迫切地要求进行欧洲和全世界群众的革命动员，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官僚机构的特殊利益则迫使它采取违背苏联基本利益的行动。官僚机构不是去促进东欧和中欧经济的大发展，却首先用各种形式的征收使这些国家论于破产，随后又对它们强加一种剥削的框框，在这框框内生产力的任何认真的发展都是注定要被窒息的（特惠税率、单向的商业活动、削除传统的市场、工业装备的不能交货，等等）。克里姆林宫原本可以推动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革命动员，不费很大劲就可以在大多数这些国家内扫清濒临垮台的资产阶级，可是它却一开始就同最糟的反动派结成同盟，并通过那些反动政党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行动，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内粉碎以这一或那一形式发展起来的革命高涨。
但是，正像在俄国那样，苏联的官僚机构是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维持它自己的地位的，纵然事实上他们本身的特权和反动的政策正在日益破坏这种所有制的基础，但是它在“缓冲地带”国家内的行动依然还带有它自己的社会性质的标记，尽管它的政策具有反动的性质。
最初，官僚机构努力在同民族资产阶级残余合作的范围内，维持它对这些国家的剥削并逐渐控制它们的国家机器，后来，它在实现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时候，越来越遭到私营经济和在联合政府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抵抗。对这些障碍所进行的斗争，采取的方式是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组织逐渐从政治生活中彻底排除出去，同时对私营工业越来越明顯地加以限制。。这个斗争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结构和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性质依然未动。因此，从斯大林分子的行动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性质上，可以看到苏联官僚机构本身固有的矛盾充分发展了，这个统治既不能引导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又不能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按照这个名词在历史上的意义来理解）。它在“缓冲地带”的政权和掠夺的混血形式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恰恰就是它在不同的客观环境下，相应于在苏联的政权和掠夺的混血形式。
18.“缓冲地带”国家的资产阶级到处都竭力企求并接受同苏联官僚机构达成妥协。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他们不得不接受苏联官僚机构，认为同革命的胜利相比，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资产阶级在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成功地进行了联盟的转变，从而保证把政权从一批资产阶级手中转到另一批可以被官僚机构接受的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主要社会特权曾付出这样的代价：
一、在停战条约以及和约的条款内，答应官僚机构没收德国在这些国家内的财产并承担沉重的、长期的分批赔款；
二、组成合资公司来开发最重要的原料资源，等等；
三、从它的国家机构里清洗所有敌视苏联的分子，并把在军队、镇压机构、行政机构等等内的一系列关键职位交给官僚机构在这些国家的斯大林主义代理人之手。
19.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或者不如说，那些在俄国占领下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曾不得不在革命高涨和苏联占领的雙重压力下屈服，并毫无抵抗地接受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其中一部分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需要的（由于有补充资金、代替德国业主的必要，等等），另一部分则是苏联官僚机构的压力所强加的。这种接受或者采取了自觉的妥协方式（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干脆是强制接受（南斯拉夫），这依当时资产阶级所尚有的相对力量而定。根据这一个因素以及群众运动的独立程度，斯大林分子能在不同程度上迅速占据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些关键性地位。
20.在整个第一阶段，斯大林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它的反革命性质。这一性质主要表现为：
一、斯大林主义党的民族主义的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这些政党致力于妨碍、抑制和阻止群众的一切独立行动，同最反动的力量（罗马尼亚王室、芬兰的大资产阶级、保加利亚斯凡诺党1的半法西斯分子、波兰格拉勃斯基2的国家民主主义分子）缔结同盟；他们致力于粉碎由工人建立的并存的政权的一切核心，日益镇压一切工人的反抗表示、独立组织等等；
二、特别是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俄国军队借助于恐怖政权或军事独裁，親自粉碎一切革命的首创行动；
三、苏联官僚机构经济政策对这些国家中的好几个国家的掠夺（赔款、合资公司、商务条约，等等），苏联官僚机構在好几个国家内建立的不同程度的民族压迫和警察压迫。
整个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努力开发“缓冲地带”的资源和取得对它的戰略控制，而同时在那里保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传统形式下的资产阶级国家结构。
21.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对苏联官僚机构的反抗隨着群众运动的低落而加强。这种低落是由斯大林分子的政策和俄国占领的反动性质使无阶级意气沮丧而促成的，这也同苏美矛盾的加刻直接有关。“缓冲地带”的资产阶级知道得很清楚，没有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它是永远推翻不了俄国的监护的。但是苏联官僚机构根本不能像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殖民地资产阶级同它自己联系起来那样，用任何方式把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它不能向这些“缓冲地带”国家提供为恢复经济所需的资金或工业设备。恢复经济的需要越是迫切，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就越是厭惡俄国的勒索。他们在政治领域上对这种勒索的反抗也随之加剧。在这同时，“国有化”工业的日益加深的困难、通货膨胀和财政上的紊乱、由于土地改革对富农有利而农业生产迅速集中在富农之手、投机事业的发展、商业资产阶级手中外汇积累、饥荒等等，这些都给苏联官僚机构和它在当地的斯大林分子代理人增加了困难，使他们难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框内来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按期支付赔款、增加商业上的交换、增加合资公司的生产，等等）。
22.面临这些困难，官僚机构被迫越来越坚决地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反抗的中心进行干涉。在资产阶级衰弱所不能进行真正有组织的抵抗时，这种干涉就限于使用警察行动或者纯粹的外来压力。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斯大林分子的官僚机构不得不有限度地动员群众（捷克斯洛伐克）来支持警察行动，同时竭力把群众行动保持在它所能控制的狭小范围之内，并且立即转過來反对群众方面的一切“过火行为”。
这些干涉产生了下列结果：
一、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那些反对中心从政治生活中逐渐排除出去；
二、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建立斯大林分子官僚机构和它的“本国”代理人的逐步控制，在不同部门采取不同的方法：
把“苏联公司”和合资公司从这些国家的国家经济中分离出来。设法把它们同苏联的計划直接联系起来；
国有化的部门归“本国”斯大林分子控制；
通过原料的分配、價格的规定和控制、银行借贷等等来间接控制私营部门。
23.由于它的社会性质，苏联官僚机构非把這些国家内的资本主义彻底破坏，就不可能把“缓冲地带”国家确实合并到苏联经济之内。这样的破坏已经在波罗的海各国、东波兰、比萨拉比亚和卡累利实现。在这些国家内，以资产阶级（已经非常弱小）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为一方，以官僚机构为另一方之间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些国家中工人运动内部的力量对比和斯大林分子对群众运动控制的程度，这些因素决定了这种破坏实现的可能性。
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也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要把相当于半个欧洲那么大的“缓冲地带”各国的结构按苏联那样改造，那是不可能的。官僚机构被迫对私营工业部门加以越来越大的限制，但是它是根据每一个特定国家在特定时刻内的现状而进行的纯经验主义的赏试，而且丝毫也没有从根本上破坏这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行动的理论根据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缓冲地带”国家的所有那些斯大林主义政党所采取的一切立场，它们全都肯定这些国家内的资本主义的实质。力量对比的某种特定演变，会使“缓冲地带”的这一或那一国家有必要以苏联为榜样，进行真正的结构改造，我们不能事先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必须清楚地指出，直到现在为止，逐步限制私营部门的政策并不循着这条道路前进，而苏联官僚機构实施的那些特殊的剥削形式，构成走向这种改造道路上的强有力的和前所未见的障碍。
“缓冲地带”国家的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表现在下列因素上：
一、无论哪里，资产阶级并没有被当作一个阶级来摧毁，也没有被当作一个阶级来剝夺（除了被划在“通敌分子”一类的某些人）。
二、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官僚机构进行了一些特殊形式的剥削（合资公司、苏联股份公司、特惠关税的商业条约，等等），就官僚机构的社会性质而言，这些形式虽然是特殊的形式，但是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范围内却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
三、广大的资产阶级，在辅助性轻工业部门或在分配部门依然存在，這些部门一共雇用着几乎占全国半数的劳动力。私营部门通过多边商业关系和银行借贷等继续分享国有化部门劳动力的剩余价值。
四、国有化部门本身继续保存资本主义的结构（损益账、货币的功用、会计制度、保持个体成分，等等）。
五、由于苏联没收的德国财产甚至根本不受“本国的”斯大林分子代理人的控制而在其它经济部门之外独立经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了。这一个事实，再加上“缓冲地带”国家保持着狭隘过时的国家疆界，使得任何计划都不可能——所有制的性质这个因素姑且不去管它。
六、任何外债都没有废除。外国资金没有被剥夺；凡是被收归国有的外国资本的财产，都已缔结了或正在缔结赔偿协议。
七、土地并没有国有化；在这些国家里，在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中占决定性比重的是农业，它依然全部保留它的资本主义结构。
因此，“缓冲地带”国家的特殊性在于苏联官僚机构目前已经给资本主义经济确定了一个方向，使之首先符合官僚机构本身的利益。这种情况只能是过渡性的。它势必导致或者是官僚机构在帝国主义压力下的后退，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彻底摧毁，但后者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和取消官僚机构在這些国家内实施的特种剥削形式，才有可能实现。
24.“缓冲地带”各国的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国家：
一、因为它的结构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旧官僚机器并无一处被打碎。斯大林分子只是占据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的某些层次。
二、因为它的职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工人国家所保卫的是从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的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缓冲地带”各国的国家所保卫的那种所有制，纵然有各种混杂的形式，基本上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苏联官僚机构过去和现在都被迫保持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和职能，还不但因为要想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就非把群众动员起来进行革命不可；而月也是因为它要维持它对这些国家工人的特种剥削。当苏联官僚机构被迫在潜存的双重政权的机构内（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委员会）进行有限的群众动员时，它总是既用行动也用宣传来强调，这些机构的职能并不是替代国家机构，而只是支持国家机构。
“缓冲地带”的国家，一面保持着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和职能，同时也表现为一种极端形式的波拿巴主义；这是因为，斯大林化的国家机器不但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势均力敌和逐步屈服而取得了对这两个阶级的很大程度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它同苏联国家机器紧密联系着，而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苏联国家机器现在在东欧具有决定性的分量。鉴于“缓冲地带”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要想在这些国家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条件就是要把官僚主义机器彻底打碎。
“缓冲地带”国家内的革命战略
25.第四国际应该据以制订它的革命战略的“缓冲地带”国家的政治形势，是由下列三个因素所决定的：
一、在这些国家内，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斯大林分子的警察专政（芬兰除外）；
二、资本主义在战争结束的翌日的异常虚弱，到处促使保守分子阶层退向中间派的组织中去（农民党）；
三、斯大林分子的反动政策所导致的无产阶级的意志消沉，促使了工人群众从政治舞台上后退，大大地打乱了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在1944年意志消沉的资产阶级各阶层恢复对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的信心，并且把小资产阶级引向极右的组织中去。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议会方面或在合法政党方面表现出来的力量对比的图景是极其不真实的。现有的那些联合政府的主要支柱，依然还是苏联官僚机构的力量和影响。只有在芬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匈牙利，资产阶级中过去通敌分子能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维持自己的政权。在别的国家，这些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代表就是农民党——则在斯大林分子的恐怖铁锤和为直接重建战前政权而斗争的保守力量的铁砧之间粉碎了。
26.群众的精神状态是受两种在某种程度上互相矛盾的关心所支配的：
一、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坚决反对回复到战前情况的任何企图。一般说来，他们都热烈地接受了1945年的改革并且幻想在这些改革带来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有可能重建国家。
群众深怕反斯大林分子反对派的胜利意味着回到以前的情况，而正是这种恐惧，在很大程度上瘫痪了他们的努力并滋长了他们的消极被动。贫困以及对纯椊经济问题的集中关心，也在这方面起著作用；
二、群众对斯大林化政权的独裁倾向和对官僚机构在其中所起的反动作用的敌视日益增长。最先进的工人阶层（在波兰、芬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反应特别强烈，他们反对那些旨在压制对私人雇主和国家雇主进行阶级斗争的自由表示。由于没有一个革命的政党来试图在革命政策的范围内支持这些群众的正当意向，这就有把广大劳动阶层抛入消沉和屈服之中，把“活动分子”中在政治上最模糊的那些人推到民族资产阶级保守阵营中去的危险。
27.因此革命先锋队应该制定一个符合于群众的这两种基本关心的政治路线。
一、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应该坚决地在一切为保卫生活水平和民主自由的群众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他们应该站在那些旨在改善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对结社、集会、言论和出版等等自由的任何限制提出抗议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最前列。他们应该提出为从这些国家撤退俄国军队而进行斗争必要性，並把这一斗争放在整个欧洲革命纲领的范围之内，以便让这些国家通过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自由合作而重新建设国家。
他们应该把这一斗争同对俄军士兵所作的经常工作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同被占领国家的工人友好，向他们解释，在这些国家内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比俄国的军事占领和因此而引起的对苏联的仇恨更能建成一个无比强大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壁垒。
二、布尔什维—列宁主义积极分子同时应该以最坚决的方式宣告，反对任何向过去局面的倒退。他们必须经常提醒群众，警愓反动力量的出现和发展，并清楚地揭发斯大林分子对这种局势应负的责任。如果反动复辟分子在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指使下发动政变，企图复辟旧政权，他们应该动员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粉碎那些一定会在国内建立血腥的法西斯独裁的力量（例如希腊）。在这种情况下，对资產阶级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革命动员，将很容易地铲除残存的斯大林机构。只有在无产阶级不采取行动和缺乏革命政党的情况下，斯大林分子的独裁才会在反动资产阶级力量失败后增强起来。
这一政策同“第三阵线”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因为这是一个积极干预的政策。
在以工人和贫苦農民为一方，以斯大林机构为另一方的斗争中，我们的政策是站在工人方面进行积极干预。在这一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是完全给予现政权方面的。如果反动资产阶级武装进攻现政权，我们的政策将是动员工人阶级来反对資产阶级。这将是同时清算资本主义和斯大林分子独裁的最可靠的方法。它保卫群众的历史利益，并在任何地方都着眼于把每一个局部斗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一政策同我们对苏联的分析丝毫没有矛盾。它只是在实践中运用了下列两点而已：
一、俄国占领的反动方面远远超过进步方面；
二、保卫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是从属于国际革命的利益的。
28.但是，这两个相互结合的政治任务只能在下一阶段才能提到行动日程上来。目前阶段是“缓冲地带”群众正在后退和迷失方向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先锋队有下列雙重任务：通过宣传教育，培养干部，准备在正在到来的浪潮中进行有效的干预；通过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每次斗争，使这些干部和无产阶级的最先进阶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些国家，工人的政治生活今天集中在社会民主党内。这种分化是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革命的倾向而错误地形成的。因此，最积极的反斯大林派工人被那些正在设法同资产阶级“左翼”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吸引过去了。“缓冲地带”国家内，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的责任是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建立一种革命倾向，来同时对付投降资产阶级的人和投降斯大林主义的人。只要这一倾向保持着如上所述的正确面貌，它就将成为把所有厌恶斯大林主义的先进工人都吸引过来的一个磁极。
就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来说，他们今天所关心的是国营部门的那些经济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的基本路线应该是向国家雇主进行斗争以捍卫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在这同时，哪怕只是在宣传中，也必须提出同彻底解决目前问题相联系的一些历史问题，也就是说，要提出一个过渡性要求的綱领来动员这些国家的群众走上无產阶级革命的道路。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应该提出下列要求：
取消和约、赔款，等等；
由被占领国家的工人没收一切“苏联的财产”；
工人管理生产；
剥夺一切大中资产阶级；
把工业、银行集中在托拉斯和国家银行手中，实施真正的计划经济；
剥夺外国资本；
工厂厂长由工人选举；
把厂长的工资降低到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人可以撤换厂长；
在工人和贫农委员会积极参加下，制订符合群众利益，协调发展城乡经济的发展计划。
29.在“缓冲地带”国家内，经济生活民主化问题和民族问题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内提出的，它既不同于“殖民地国家”，也不同于官僚主义化的苏联社会。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同斯大林分子官僚机构的剥削同时并存，这一事实应该成为决定我们战略的基础。基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有必要在战争时用最严格的失败主义来对待他们本国的政府。同样从这一性质出发，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毫不寄托以任何“进步”的使命，对那些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组织独立行动的可能性也不存任何希望。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群众在反对警察统治、掠夺、压制工人自由、加强剥削劳动者的斗争道路上的每一具体行动，但与此同时，我们一刻也不中止我门对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的不屈不挠的政治斗争，它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根本不是群众斗争意志即使是模糊的“表示”，事实上是冲淡和粉碎新的工人高涨的工具。
同样地，我们不指望俄国占领军或纯粹反动的斯大林化的政府剥夺资产阶级、建立对外贸易的真正垄断、有效地取缔投机倒把和黑市。我们呼吁俄国无产阶级士兵不要受官僚机构利用，成为罢工的破坏者和反对工人旳宪兵。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革命行动上，希望他们在铲除苏联官僚机构在这些国家内设置的剥削和压迫的形式和工具时，同时也把资本家依然保持的权力铲除掉。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支持劳动群众在反资本主义斗争道路上的每一个向前推进的要求的同时，经常要他们警愓斯大林分子的政策和组织的反革命和反工人性质，而且我们始终不渝地认为有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的必要。必须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寄托希望于美国的干涉，斯大林分子把赌注押在俄国的力量上，针对他们，我们则提出保卫群众利益的独立的战略，它的主要支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力量。因此，我们战略的根本目标仍是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范围内，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等共和国。但是如何在战术上运用这一战略路线，就取决于具体情况了。
30.在东德和奥地利的斯大林政策是官僚机构在“缓冲地带”所起的反动作用的最明显的表现，而这种反动作用又是官僚机构的寄生性质使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逐步不发生作用的最明显的标志。在所有占领这些国家的列强中，斯大林俄国对待德国人民和奥地利人民最为野蛮。工业设备和劳动力毫不容情的迁出、对平民的掠夺、强奸和绑架、把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切社会生活都无耻地置于官僚机构利益之下、在奥地利不断发生的反民主的专横行为，以及在德国东部地区迅速建立事实上的独裁政权，这些都使劳动群众打开了眼睛，看出官僚机构的真正性质并激起了一个空前猛烈的反苏浪潮，以致不但斯大林运动受到损害，连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也受到损害。坚决制止对德国和奥地利群众所犯的罪行、毫不含糊地要求立即停止拆迁任何装备、把一切日用品生产留在德国和奥地利、取消一切赔款协议、把全部“苏联财产”移交到德国工人和奥地利工人手中，这些构成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前提，而只有一个革命政党才能阻止美帝国主义充分利用群众的反斯大林主义浪潮。
斯大林分子政党的性质
31.由于第三国际的蜕化变质，自由意向被抑制，批评精神被窒息，最有文化教养、最自觉、最有独立精神的分子受到排挤的结果，在所有这些国家内发展起来的斯大林分子政党的官僚机构已经把这些政党的性质完全改变了。
这些政党本来是遵循着错误程度不等的“中间”政治路线（这反映着斯大林领导中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动摇不定）的革命政党，现在已经变成以为苏联官僚机构的外交策略服务为惟一任务的组织。从这一事实来看，斯大林分子的领导，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领导一样，也是“反革命的”，它要用一切手段来阻挠群众革命运动旳爆发或胜利发展。但是，当人们使用下列标准来衡量的时候，这些斯大林分子政党同那些社会民主党一样，也仍然是——十分蜕化的——工人政党：
一、参加这些政党的工人把它们看作是工人的组织，而是他们之所以参加，乃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有必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
二、资产阶级把这些政党看做是“阶级敌人”的政党，代表着无产阶级，虽然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政党是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
三、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的官僚机构本身也意识到，要以有效方式来完成其任务，就必须依靠工人群众并保持他们的信任。
32.——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在战争结束时的异乎寻常的高涨，只能把它放在工人运动的高潮的范围加以考虑才能了解。就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和贫农来说，他们之所以从社会民主党，从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或者从政治上的消极转向斯大林分子政党，那是表示他们走向激进化的第一阶段：
一、在这些阶层看来，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依然是革命传统的代表；
二、在二十年间，群众已对斯大林分子下级干部的忠诚和勇敢有过经验。群众在一切阶级斗争过程中都曾和他们经常保持接触；
三、群众对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物的阶级背叛还没有亲身的经验（这需要长期的政治经验）；
四、在群众的抗敌运动中，斯大林主义积级分子的主导地位——首先表现为比他们的机构有更大的团结一致、更强有力和更有活力——以及苏联抵抗帝国主侵略的胜利，都曾使群众充满新的幻想，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可能进行社会大变革。
33.但是，德俄战争的爆发对全世界斯大林分子政党来说，是它们政治上的一次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从这时候起，这些政党成为“神圣的全国团结”和“为战争而努力”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它们的宣传抛弃了阶级语言的任何外表。最卑劣的沙文主义竟成了一条“路线”。在殖民地（印度等等），共产党成了帝国主义的最有效的代理人。在东欧各国，它们成了纯粹是保守党人政府的喉舌，其任务是扼杀无产阶级的一切独立活动的意念，同时在资产阶级同官僚机构保持的“现状”范围内维护资产阶级。
在西欧国家和在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内，共产党成了高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掘墓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重演他们在西班牙革命时所起的超诺斯克3作用。从资产阶级方面来说，共产党参加政府一事，表现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主义已成为工人运动中最有效的反革命因素。从斯大林分子方面来说，这反映了苏联官僚机构的根本需要，即：
一、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二、利用它扮演的“资本主义救主”这个角色，来从资產阶级那里换取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经济上，特别是外交上的让步，
三、深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内部，从而占据“战略”地位，使之在发生帝国主义反苏战争时保持中立。
这种转变是斯大林主义政治演变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这时候起，那些共产党所追求的目的越来越纯粹是对资产阶级进行讹诈，以便使它采取中立的或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倾向，同时保持斯大林分子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内所“占据”的地位。斯大林分子的政党变成新改良主义政党，所不同于改良主义政党的只是它们同苏联官僚机构的联系。正像所有旧改良主义政党致力于把工人官僚主义同民族资产阶级两者的存在调和起来一样，斯大林分子政党致力于把苏联官僚机构同全世界资产阶级两者的存在调和起来。通过时局的动荡不定，可能会在这一根本方针的范围内发生或右或左的转变。除非美俄战争爆发并事先粉碎了群众運动，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回复到可同1939—1941年相比拟的假革命的方针。只有在不冒挑起一次真正的工人起义的危险时，斯大林分子才会拿起武器来。只有在使用“革命”语言不致冒当真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时，他们才会重新用“革命”语言講话。
34.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实施新的外交政策而在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内产生的这种根本转变，同样也从这些政党的社会成分和征募党员方式的改变上得到说明，并在这些政党的完全新的理论基础上表现出来：
一、从1944年起，斯大林分子政党第一次深入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去；在这同时，资产阶级思想也第一次有机地深入到它们的行列之中。随着斯大林分子官僚机构开始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它所要保卫的“特殊”利益，它的政策的改良主义性质也就必然加深。在1939—1940年，斯大林分子的机构差不多完全效忠于克里姆林宫，因为它们的全部利益是和苏联官僚机构相联系的，它的独立程度现在比起那时候来当然是更大了。斯大林官僚机构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既越来越尖锐，克里姆林宫就有必要对“各国”斯大林分子政党的领导进行更加直接的控制。但是，我们却不能期待万一发生战争时，在这机构内会出现很大的裂痕，因为这些共产党的领导阶层都意识到只有同苏联联系，才能使他们有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起“独立”于其它改良主义流派的政治作用；
二、从1941年起直到1945年，这些共产党吸收了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农民等。它们从掌握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时候起，就集中努力在这些阶层内吸收党员（在“缓冲地带”内吸收富农，在法国“保卫产权反对托拉斯”，等等）。力量对比的改变，无疑地会促使小资产阶级退向右翼方面去，这将会削弱这些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的一翼，并将促使它们采取典型的改良主义倾向，用加剧右倾宣传（沙文主义、保卫国家主权、保卫中间阶级等等）来“重新掌握”这些已经失去了的阶层；
三、这些共产党在党员成分和政策上的这些变化，在它的新的理论基础上也得到表现。这些党现在是从这一观念出发的，即阶级斗争正转移到国际列强斗争的范围内进行，特别是以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为一方，同以英美集团为另一方的斗争范围内。一个国家只要被拉入苏聯的势力范围内，就能通过进步的、和平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因此，作为毁灭资本主义的最有效途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过时了”。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那些国家中，还因为国际力量的对比，这一途径已经“走不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在那里致力于加强这些国家对美帝国主义的独立运动，这种运动应该包括一切阶级，开始以争取这些国家的中立化为目标，然后争取把它们并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主义的这种改良主义新理论，构成这些政党放弃革命的阶级斗争，完全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目标的最明显、最无耻的招认。
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
35.正像托洛茨基过去曾正确地把希特勒和斯大林比作一对“孪生明星”那样，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力量和世界帝国主义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在群众意识上所起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随着美帝国主义加强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敌对，民族资产阶级加强反对“本民族的”斯大林分子政党的运动，群众必然倾向于把苏联官僚机构和斯大林分子看成是反帝国主义的和革命的力量，而继续给以多少是消极的支持，即使他们对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的阶级合作的叛卖政策已经有过初步体会，也将是如此。
另一方面，随着群众——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政权之下的群众——把“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看成是可恶的斯大林分子独裁的现成的替代物时，他们将会倒流到替帝国主义服务的那些“民主的”和社会民主的组织中去；战争将结束时，这些国家内的这些组织已经完全丧失群众的支持，到那时又将取得新的群众基础。
但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所以曾是“孪生明星”，只是因为他们出现的历史时代是工人运动低潮和停滞的时代。新高涨的时期，由于它本身发展的逻辑，具有一种力量足以破坏那使人类的生存有毁灭之虞的恶性循环。只有在他们的斗争过程中，通过斗争的扩大和普遍化，群众才能同时积累他们的革命经验和革命动力，而这些正是他们为摆脱斯大林分子的影响，同时又加强他们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倾向所必需的。我们的远景完全建立在阶级斗争必将最后战胜斯大林主义这样一个考虑的基础上。但是，很明显，从现在起，建立一个扎根于群众中间，受到群众重视的革命政党这样一个主观因素，在把工人运动从斯大林分子的脓包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這一解放又是无产阶级从腐朽的资本主义中取得革命解放的必要条件。
36.不论是殖民地国家或是法国的最近例子清楚地证明，从现阶段起，斗争中的工人有可能在一定限度上越出斯大林分子机构设下的轨道。但是由于下列一些因素，这种越轨必然还是有限的：
一、斯大林分子政党，通过它们的施政行为，虽已“磨损”，但还没有到必要的程度；
二、由于资产阶级加强了对它们的敌视，它们有着更大的施展手腕的余地；
三、它们曾能把革命俄国所用的一系列口号和改良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改良主义“恢复青春”；
四、还没有一个被群众认为在行动中有足够的实效来真正替代共产党的革命政党；
五、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只是在经济领域中（冻结工资、生产第一、破坏罢工，等等）意识到斯大林分子的背叛。
在这些情况下，斯大林分子的组织的更大规模的越轨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這个过程基本上是和建立革命政党的过程合而为一的。革命的积极分子应该通過在一切工人斗争中、在一切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运动中的坚持不懈、明智和耐心的干预，逐步获得最先进的工人阶层的信任从而成为下一次革命浪潮的真正的新的领导。他们只有在以他们的真正面貌出现，使群众决不致把他们误为“左翼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下，才能担任这一角色。
37.因此，在“缓冲地带”国家以外进行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主要经过下列各阶段：
一、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个毒化工人阶级的思潮，需要进行经常的斗争，其内容首先是摧毁群众对“缓冲地带”国家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错觉。在这同时，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最基本的战斗手段之一，就是耐心地、以群众所能理解的、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方式，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基础（阶级斗争、国家的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工人民主的原则、国际主义，等等）；
二、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个工人阶级的占压倒之势的组织中去，首先是深入到工厂和工会里去。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主要是从斯大林分子那里夺取他们在工人群众中的优势影响的斗争；
三、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需要对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的反工人政策进行非教条主义的而是有教育意义的并为群众所能理解的经常性的揭发；进行革命的宣传，使群众能亲身体会到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的叛卖性质；进行不倦的鼓动，争取在一切阶级目标上的无产阶级统一行动；进行宣传，争取在适当情况下并在一定的力量对比条件下，结成统一战线；
四、第四国际應该通过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进行经常的斗争，来反对作为斯大林分子谋杀犯工具的秘密警察。斯木林分子利用一切社会危机，试图暗杀许多托洛茨基主义积极分子或工人运动的其它反斯大林分子的人，从而在肉体上消灭所有能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领导的干部（西班牙、希腊、越南）。应该经常揭发秘密警察的全部罪行。应该用最大的警惕性来发现斯大林分子进行新的犯罪准备并加以暴露。应该最广泛地动员各方舆论来反对这些罪行。第四国际也必须学会细致地、全面地采取一些必要的自卫措施。为了对付秘密警察冷酷地使用的那些暗杀办法，应该使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
38.从历史上来说，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途有赖于它及时摆脱斯大林分子的监护的能力，以免帝国主义把无产阶级同苏联一起粉碎。
第四国际体现了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必要性。它对现世界的分析建立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即是在没有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正在同时瓦解。第四国际的进程是，走向世界革命的进程，在当前群众斗争的发展阶段上，绝不容许进行任何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或苏联官僚机构的战斗。不论在“铁幕”内外，我们的政治路线取决于被压迫群众当前和历史的利益，是一条被压迫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路线。因此，对我们说来，希腊游击队同索福里斯一查达里斯政府的斗争，基本上不是“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而是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我们站在“缓冲地带”的工人群众一边，反对斯大林分子政权，并反对可能发生的帝国主义的反动阴谋。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从这一阶级斗争的无比重要性出发的，把它看成是政治演进的决定性因素。
III.关于俄国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的历史意义
39.最初在托洛茨基运动中，现在在全世界工人和资产阶级舆论中进行的关俄国问题的讨论，它的特殊重要性是由于俄国社会从十月革命以来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以及它现在在国际关系上所占的头等重要地位而来的。“俄国问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中所占的重要性，反映了十月革命的历史重要性以及斯大林独裁在世界事务中的政治重要性。
但是在革命工人运动的内部，俄国问题的歷史意义远远不止于对俄国和斯大林现象本身进行一番解释。从“左翼反对派”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论的斗争时起，这一讨论的目的，就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下，在工人运动中出现的那些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倾向。
40.浸透着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十九世纪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相对“和平”演变的反映。只要“运动”似乎能经常给无产阶级——首先是给工人官僚的新禄蠹们——带来新的地位，“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就会在工人贵族和激进小资产阶级的，最心滿意足的价层里激起很大的共鸣。
今天的修正主义深深地浸透着小资产階级的悲观主义，这是过去三十年灾难性的不断失败、苏联的骇人听闻的蜕化以及当代世界的野蛮倾向的反映。只要决定性的革命胜利还没有在一个先进的国家内取得胜利——而小资产阶级只是当切合实际的思想和实力相结合的时候，才被切合实际的思想的力量吸引过去——那么把苏联的蜕化看成是并非许多形势因素的产物，把工人运动的低落看成是“已成定局的历史现象”这种错误思想，势必在激进小资产阶级和老一代工人中最灰心失望的阶层中间拥有相当大的市场。
今天的修正主义，经常是在“俄国问题”的讨论上集中表现出来，这也并不偶然。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在一个坚决的革命政党领导下，夺取政权的可能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实际例子中汲取巨大的力量，而所有那些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的人，只能用工人国家和第三国际的蜕化变质反对十月革命的经验。
41.今天的修正主义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极端平行地表现出来的，总的说来，它是以下列一些慨念作为特征的：
一、俄国工人国家之所以蜕化并不是由于一些形势的特点（革命的孤立、俄国官僚化的相互作用，等等），而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政党）所固有的性质，或者是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性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二、俄国官僚机构的独裁并不是最后将被证实为人类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纯粹偶然阶段的历史“意外事件”。相反地，它是人类历史发展（或者是人类向野蛮状态的堕落）的必然过桯；
三、1923年至1939年间工人运动之所以低落，并不是由于革命领导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于这一阶段还没有足够的革命先锋队（这是由一系列历史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反映着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或者没有能力选择革命的领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42.这种修正主义的“反斯大林”性——这是帝国主义压力在美国的产物，充分体现在伯恩赫姆（《管理人员的革命》）4以及德怀特‧麦克唐纳的言论中。他们运用上述那些概念，得出下面这些结论：
一、苏联的官僚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其统治将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将经历的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苏联、德国、日本、美国，等等，有相似的国家控制）；
二、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不能预见到这种新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完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作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已被证实是一种空想并且已经破产。应该制订出“新的”社会改良的最高纲领。到现在，这些“新纲领”已被证实为向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倒退——就麦克唐纳来说，这已经是一致公认的了。
这种修正主义“新斯大林”性——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压力在法国的产物，充分体在贝特罕姆、马丁纳5之流在《国际评论》上的言论中。他们也把上述那些概念运用于当前国际形势，得出下面这些结论：
一、工人阶级由于缺乏内部的一致，缺乏技术文化，在取得政权后，必然经过一个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阶段。历史的进展是由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官僚分子）来保证的。国家的职能在于保卫这些特权；
二、在帝国主义衰落时代，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思想上都停止发展而后退，以致它的力量日益削弱，它的社会结构日益腐烂。1918—1923年各国“经典式”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已成定局。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已经过时。面临着无产阶级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上的这种无能，人类没有别的进步道路可走，只有尝试“参预”苏联官僚机构在越来越大程度上的生产资料的国家化并制订一个新的最低纲领来缓和这一过程的剧烈性质。
修正主义的这两种平行表现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十足的修正主义倾向在革命运动中是没有它们的地位的。但是在我们队伍中在俄国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错误观点的深处，也出现这些倾向的某些特点。重要的是，首先要揭露这种修正主义苗头的内在逻辑，使它们的拥护者们意识到这种逻辑对整個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后果。其次应让仔细区别那种竭力把自己局限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认识我们时代这一范围内的那种在俄国问题上的修正，以及趋向于全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在俄国问题上的修正。
国家资本主义
43.“国家资本主义”存在论的拥护者，一般都竭力把他们的觀念保持在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认识我们的时代这个范围之内。他们支持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策略。他们并不怀疑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也不怀疑以阶级斗争和工人斗争的经验为首要依据来建立革命政党的可能性。但当他们把苏联说成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邏輯地认为苏联的现社会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写照”，并像伯恩赫姆那样强调俄国和俄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化”倾向的类似性的时候，他们的修正主义就表现出来了。这是以一些表面的和形式的类似为基础的，既完全曲解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深远倾向，也完全曲解了十月革命这样一个彻底的天翻地复。
44.那些类似之处主要如下：
一、苏联的生产资料国有化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资料国家化倾向之间的类似。
这个例子最鲜明地说明了这种类似的形式主义性质。事实上，在俄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通过工人国家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来剥夺，来消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这是对某些无利可图的资产阶级经济部门的国有化——付给赔偿——是有利于大垄断资本的。俄国的“国家和经济的合一”意味着消滅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特别是在德国和在美国——国家和经济的合一意味着消灾资产阶级某些阶层的独立性，使他们完全服从垄断资本。这两种过程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表现“剥夺垄断资本的倾向”；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这种倾向而且表现出相反的倾向，那就是使直接控制一切社会生活的垄断资本更强大和更富有；
二、腐朽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世界市场的分割倾向同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对外贸易垄断之間的类似。
事实上，关税保護政策和“自给政策”倾向是战争经济的内容，是没落资产阶级的危机的缓和剂，并不使这些国家免于外国资本的剥削，相反地，这些国家越是致力于“自给自足”，外国资本的利润越是增加。“自给政策”实施到最高潮时，资本主义的德国和日本给美国资本带来了最大的利润。至于苏联，这是一种彻底消除外国资本对本国的剥削。世界市场对它的压力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只起间接作用；
三、垄断资本固有的“计划化”倾向同苏联计划经济之间的类似。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垄断资本的国家“计划化”就是“人为地限制某些部门的生产并同样人为地用巨款来建立别的部门”，它是“国际范围内不断增长的混乱，国内范围财政制度的彻底动摇（这是实施社会主义计划化绝对必需的条件）的产物，而那种不经常的调整的代价却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下降。”与此相反，苏联的计划化虽然远不是一种协调的计划化，却实现了巨大的和真正的经济进步，发展了所有各部门的生产力，而且至少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初期，提高了千百万男女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需要。
两种倾向的质的差别，在于一个是以利润作为经济的调节器，把“计划”和全部经济不是从属于抽象的“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是从属于垄断资本家的具体的和特定的利益，而苏联计划经济之所以具有深远的推动力，恰恰因为那里彻底消灭了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并开始由思想觉悟来代替利润作为调节经济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这种替代进行得还很笨拙）；
四、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为生产而生产”同苏联生产力（首先是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之间的类似；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所起作用的类似，等等。事实上，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前提不当的问题。从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假设出发，主张这种理论的人用价值法则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字眼来说明这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的奇迹般的发展，首先是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过渡时期社会的特征。而“价值法则”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或者依然存在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在俄国，“价值法则”当然适用，而以1917年以来从未停止适用过，但是那种适用跟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一样。价格并不是由利润的平均率决定的。货币已不再具有變成资本的性质。这些错误观点都是由于对阶级完全消亡和真正达到共产主义之前，在所有工人国家都将存在的过渡经济的特殊形式根本没有進行分析而产生的。
45.“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拥护者指责我们，说我们是“经济主义者”，说我们的分析是基于“国有化财产拜物教”这种指责是荒谬的。实际上，我们的分析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英国、法国、“缓冲地带”国家）同俄国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以剥夺和摧毁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以及生产资料的集体化为其顶峰的全部天翻地复的变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拥护者应该给我们解释解释，既然官僚主义分子保持着摧毁了资本主义才产生的所有制关系，既然他们自己消灭了新的农村资产阶级，他们怎能构成一个“国家资本家”阶级？他们应该解释解释，如果没有改变所有制关系，没有新的社会革命，怎么又出现了十月胜利果实的破坏？他们应让解释解释，他们怎样把苏联的“资本主义”性质，同德帝国主义在它占领的苏联地区对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不得不进行的彻底改变，以及苏联官僚机构在它重新占领的地区和并入苏联的各省内对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又不得不进行的彻底改变，调和起来。在所有这些点上，这理论明显地表明它没有能力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解释苏联生活的现实。
46.但是这一理论最明显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它对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的看法上。他们在这问题上设法把革命战略的需要和他们理论的结论调和起来。革命战略需要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斯大林分子政党是蜕化变质的工人政党这样的看法，而他们理论的结论则把斯大林分子政党看成是资本主义——法西斯强国的代理人。这种调和论得出一个荒谬的结果：斯大林分子政党从他们夺取政权之时起，这一个“觔斗”以工人政党翻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这种理论无法把激进的群众纷纷涌向那些竟是资本主义强国代理人的政党这样一个现象，说成是革命高涨的标志。单单这两点就再明顯不过地驳倒了这个理论。
“官僚集体主义”
47.有一种理论认为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是“官僚集体主义”。赞成这种理论的人，比起那些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来，倒有这样一个优点。他们清楚地认识苏联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能够了解资本主义在苏联的渗透在生產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方面产生的变化以及它后来的倒退。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却并不只停留在俄国问题上。他们不但被迫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观点整个推翻，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根本基础全盘表示怀疑。他们当然有权利这样做。只是必须要求他们对自己应该多讲点邏辑。正如托洛茨基曾经指出的那样——，也只有那些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麦克唐纳、伯恩赫姆之流）才能直言无讳地说出来——，官僚集体主义之说的合乎逻辑的推论，那就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空想。
48.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里，阶级这个名词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全部历史观的存亡就在于这个基本观念。由于这一缘故，它是十分肯定，十分明确地被界定着的。把这种界说运用在官僚分子身上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那就是把官僚分子看成是不具备历史上其它阶级的任何特征的一个“阶级”：
一、历史上每一个阶级的特征取决于它在生产过程——在历史过程的某一特定阶级——中的独立的、基本的职能，取决于它本身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根基；
二、历史上每一个阶级代表着历史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其中包括在历史倒退时期产生的，以保卫技术知识为其职能的那些阶级。每一个阶级各自代表着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特定阶段，代表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
三、历史上的每一个阶级是一个历史地必需的机构，担负着为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职能；
四、历史上每一个争取政权的阶级——更不必说，每个统治阶级——都意识到它担任的角色，有它的意识形态和它本身的特定标志，而在组织上已经取得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并竭力把这种稳定性传给它的后代；
五、按照马克思，任何社会组合显然都不能只以他们的优厚收入、他们的政治特权或他们的垄断（对教育等等）为基础而成为一个阶级。
显然，苏联官僚分子只具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不足以构成一个阶级的一些特征。它丝毫不是一个“历史地必需的机体”而是无产阶级的一个赘瘤。它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根基，它的地位纯粹是从分配中的特权得来的。它丝毫也不代表历史上的“进步”，而是破坏和腐蚀由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所代表的进步。它丝毫也不代表所有制发展的任何阶段，而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所有制关系。它并没有它本身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俄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而是一个被寄生组织败坏了的社会，关于这一点的最好的标志，那就是与一切剥削社会的情况相反，俄国经济的稳固性不是同官僚分子特权的发展成正比，而恰恰是成反比。
49.如果把阶级的特征老老实实，前后一致地运用到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那就只能得出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否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结论。如果官僚主义分子的确是一个阶级的话，那就意味着社会发展中的官僚机构阶段是一个历史必然，而无产阶级还没有领导世界的能力。这正是伯恩赫姆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也正是在革命运动中拥护“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人们还不敢引申出来的结论。他们指出官僚机构的“独特”性质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试图以此闪避他们的看法的这种基本矛盾。由于同一原因，他们提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在集体所有制“时代”——倒像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时代似的——阶级统治不再改变所有制关系而只是改变对国家的控制。但是官僚机构在苏联疆界以外的扩张迫使这些理论家对他们的理论作出新的修正主义的发展。他们现在把全世界共产党都看作是一个新阶级的“核心”。用了这一定义，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全部定义完全垮台了。因为，很明显，共产党和它们的黨員在生產過程上並不起獨立的作用，那就只能是僅僅是由於政治特权而成为一个“阶级”了。然而很明显，只有党无产阶级证明自己不能推翻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才能取得那些特权。
他们说，在人类历史上将开始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多少同“野蛮时代”相同的，在一个洲的范围（甚至在世界范围）的官僚集体主义。主张这一理论的人们，从来没有试图分析这一新社会的发展规律，从来没有指出将来通过什么样的社会矛盾的运动使它中止存在。他们在强调无产阶级的“腐化”和沦于“奴隶”地位时，只好强调从这一理论得出的结论：那就是这一理论是以无产阶级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为基础的。主张这种理论的人，如果他们对自己讲逻辑的话，至少应该主张在那些官僚集体主义将会成功的国家内，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而代之以“保卫奴隶利益的新最低纲领”。这一理论暗示要在这些国家内取消第四国际的存在，而它的合乎逻辑的运用，则将使第四国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针对斯大林分子政党问题的行动陷于瘫痪。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不断革命
50.所有被剝削阶级，当它在一个生产能力的发展还不足以保证满足一切社会需求的社会取得政权时，不可避免地会开辟一条新的阶级剥削的道路。建成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要求社会财富有很高的水平。俄国的经验只证实了这条马克思主义规律的第二项。因为，如果说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容许逐步向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过渡，那么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却是早已熟透，足以建设社会主义了。正像斯大林不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同苏联的发展之间有相互依赖关系那样，那些把在世界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但远远还没有占上风的那些力量撇在一边，却想在俄国发展新的社会形式的人们，也不懂得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因为我们是从确信世界无产阶级依旧完整地保持它的革命潜力这一点出发，所以我们也不认为十月革命的历史阶段从此已被埋葬，也不认为俄国的例子是这样一个实证（不管只是具有偶然性也好，是具有普遍意义也好）足以证明无产阶级没有能力保持政权，足以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生产关系是不稳定的。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那些当权而心满意足的官僚主义分子的近视和他们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的根本无视相结合的产物。苏联扩张主义的实践，表面上似乎否定这一理论的“理论”前提，实际上是它不可避免的逻辑结果。那些把苏联描写成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的理论，合乎逻辑地至少引起这样一个疑问，即无产阶级是否有能力在社会上捍卫它从革命胜利中产生的生产关系？他们认为反革命可以不经公开的和长期的内战就有胜利的可能。我们的不断革命论既肯定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也肯定资产阶级不经过反革命暴力就没有能力推翻工人国家。这一理论包念着世界阶级斗争的全部动力，它根本不把俄国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研究的范围以外的“独特”现象来对待，而把这个俄国问题摆在我们时代的各种决定性问题的范围之内。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对苏联的分析中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遗产：把历史解释成是阶级斗争而用科学地精确的概念来界说阶级斗争；把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为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这个革命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它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争取人类新的进步所必需和可能进行的一次革命。建设第四国际是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并领导工人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主要条件。胜利完成了这一任务，就将通过第四次俄国革命的成功，用事实来“解决”俄国问题。历史将表明，对斯大林主义这一现象的正确分析是实现我们历史使命的前提之一。 |
世界局势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总政治决议（194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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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局势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总政治决议1947年11月
第四国际1946年4月会议的文件，分析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一些变化，正确指出了由此而来的革命前景，并且确定了第四国际的下一段时期的任务。这些在现在大部分仍然都是正确的。
德国和日本的惨败，法国的垮台，英国的衰弱，完全破坏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旧均势，为美苏之间的尖锐对立开辟了道路。美国从战争中走出来，成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着手进行统治全世界的工作。它遇到苏联这个主要敌手；苏联虽然有着内部的弱点，可是控制大部分欧洲和亚洲。
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基本危机的基础上，这次战争又为世界资产阶级开辟了一个新的不稳定均衡的长时期。这就是说，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不断发生经济的和政治的困难、骚乱和危机的时期。这种情况必然促使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群众进行巨大的斗争。随着这些斗争的发展和尖锐化，它们就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在这一时期中，制订有过渡时期纲领的第四国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把它的各个地方组织从宣传团体改变成为群众的政党，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群众的日常斗争，组织他们，并领导他们争取政权。
自从四月会议以来，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有了一系列的发展。这些发展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说明当前的时代和前景，以及我们在最近将来的任务。这些发展，在这次战争所开辟的那种不稳定均衡的新时期的框架之内，又开辟了一段远未结束的时期。
一、经济局势
1.西欧和美国
在欧洲和一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这次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贫困和通货膨胀，以及因此而来的世界市场的脱节，乃是这些国家中经济活动的恢复的性质非常不一致的原因。这在四月会议的文件中都已预见到了。由于这次战争而造成的所有这些国家和美国之间的不平衡的经济关系，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情况。
1945年中，一些受到这次战争影响的西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促进经济活动方面作了努力，可是效果十分缓慢，而且小得可怜。生产提高了（各国提高的程度各不相同），特别是在1946年初期。但是只是在极其特别的情况下，有些国家才超过本来就很低的1938年的生产水平。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特别是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生产的发展主要是靠由美国信贷来提供的美国粮食和工业设备。
以1946年第四季度以来，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生产有下降的趋势。在这以后的一年中，由于最后的一些美元储备已将被用光，经济情况有变得十分严重的危险，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英国也是如此。
而且，英国和美国在恢复德国经济生活，和加速它的重建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带来任何可以看得出的成果。
马歇尔计划，即美国对于西欧国家的新的经济援助再延长若干年的计划，目的在于延缓灾难的来临，和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不违反对美国经济利益的范围之内，发展欧洲的经济。但是，在若干年内继续补贴对欧洲国家输出的一些主要出口货，决不意味着有可能恢复即使是战前的经济均势。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衰退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逆差，是靠着国外投资的收益和所提供的服务的收入（运费、佣金等等）来弥补的。这次大战大大减少了这些收入来源。
只有相当大量地增加生产和开辟新的市场，才能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弥补这些损失和恢复有利的收支差额，使它们不再必须总是依靠美国的贷款，这种贷款已经堆积得很多了。
马歇尔计划并没有终止货物和服务的单方面地流向欧洲，也没有终止对美国欠债的增长。这就是战后世界经济完全失调的根本原因。
在美国方面，它必须维持（即使不是增加）货物出口和提供服务，以便把生产维持在现有的水平，并推延经济危机的爆发。
但是，即使美国依靠放出更多的信贷把出口维持在现有的水平，同时借此剥夺了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为其本身发展所需要的市场这对于预防美国经济危机来说，也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美国出口总额在这一国家的总生产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美国的主要市场大半是国内的。
有一个时期，美国经济表现出有衰退即将到来的迹象。
美国的生产，在1947年第二季度达到很高的水平以后，就停滞下来，可是价格继续上涨。国内市场的购买力的下降趋势越来越明显，可是在出口方面并没有什么可以看得出来的增长。
2.亚洲各国
亚洲各国的经济在战前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很大份额，它现在继续遭受着这次大战及其内部不安局势所带来的损失。
日本在战前是一个主要的工商业国家，和远东其它各国都有关系；其经济地位和德国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在中部及东南部欧洲的经济地位相类似。它现在几乎完全退出世界市场；它的经济几乎完全依靠来自美国的、受到信贷奖励的进口货。
印度正在力图填充日本的地位，但成效不大；它是在战争时间工业和经济地位得到相当发展的唯一一个亚洲大国。
中国由于长期抵抗日本的统治而弄得筋疲力尽，现在又是一次残酷内战的战场。这次内战在消耗着它的资源，从而破坏着蒋介石独裁政权的稳定性。
荷属东印度、缅甸、印度支那是不安定的局势，推迟了所有这些国家（它们都是主要原料的生产者）的经济重建工作，并妨碍它们参加世界贸易。
分析一下世界经济局势，就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复兴，面临着很多经济的和政治的障碍。这次大战不仅加深了资本主义的临死前的痛苦，而且使得它不可能恢复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的均衡发展。
作为资本主义要依靠的美国经济，其本身就受到在最近的将来要爆发一次经济恐慌的威胁，这就有在世界经济还未达到相对稳定之前就弄乱世界经济的危险。
3.苏联及其卫星国
苏联经济在1947年获得了小麦和其它农产品的丰收。这使官僚机构能够改善对人民的面包和其它食品的供给。
据报告，五年计划所获得的成果似乎指出，一般工业生产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但有些关键工业，例如木材、农业机器、建筑材料、熔炼、造纸、橡胶、某些煤矿，却落在后面。然而，这种生产成绩主要是由于官僚机构加强了对于工人的控制，而劳动生产率则是继续下降的。为了克服劳动生产率的这种下降趋势，苏联官僚机构曾进行全面修改决定工资的生产定额。这种修改是在工业和农业中都建立了计件工资制，其出发点是要提高相对于既定工资而言的强迫生产的最低要求，从而它意味着加强剥削苏联工人的劳动力。因此，复兴工作的发展，只是有利于苏联官僚机构和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而广大工人群众则不得不在更坏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生活的工作。
在为苏联所控制的欧洲国家中，可以看出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这是由于实行了由斯大林分子控制的政府所强迫施行的各种「计划」，特别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斯大林主义的政党维持了社会安宁。
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的影响，苏联官僚机构力图发展苏联和在它控制之下的各个国家的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闭关自守的经济区域。然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保留其基本的资本主义结构，不但不鼓励这样一种计划，反而强调需要和西方贸易，需要输入美国资本和工业品。
二、国际关系的发展
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的对立，在世界关系中占最主要的地位；它使得华盛顿和莫斯科都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美帝国主义成功地收紧了对苏及其控制的国家的包围圈，并且继续从各个方面对苏联发动攻势：外交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宣传的。
联合国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美国外交代理机关，它破坏着斯大林的外交官打算实行他们的政策的一切努力。「小型大会」的建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抵消了作为斯大林外交政策主要靠山的否决权。对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目的就在于把这些国家完全放在美国控制之下，同时把共产党逐出政府。
在美国扶植之下的西德的复兴计划，要在欧洲的中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扛杆，以便在将来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化苏联「缓冲地带」内的国家。而德国在远东的对应物——日本——则已经完全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在整个世界的美苏战线上最敏感的各点上，在希腊、土耳其、伊朗、中国、朝鲜各国中，美国都在施加它的外交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压力，同时也使用纯粹的军事手段。
美帝国主义用它可能用的所有手段，发动了反苏反共的宣传运动；这种运动无论在美国或在受它影响的国家中都正在积极进行着。它的目的就是要赢得群众，使群众赞成美国正在对苏联进行的冷战，同时准备在华尔街认为必要的时候进行射击战。
随着美帝国主义对世界市场的要求的增加，随着军事生产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美国政策的侵略性也越来越大。
在现在，华盛顿从各方面使用更大的压力，要根本改变大战结束时建立起来的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使之对自己有利；并劝诱苏联对它作尽可能有利的妥协。当然，美帝国主义更愿意通对和平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它还没有完全荡尽和平的世界扩张的可能性；只有当危机实际爆发并且规模扩大的时候，它才感到自己是处在经济的死胡同中。美帝国主义愿意推迟军事摊牌的时间，还有另一些理由。虽然它在原子武器方面占有优势，可是在世界战线上，美国的战略地位还是很弱的。西欧和亚洲各国中情况都很不稳定，这就使得从这些国家取得反对强大的苏联军队的直接有效援助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了。苏联的军队就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边境，而这些国家中共产党的现已很强的军力又加强了苏联军队的力量。
在目前情况下，要爆发一次战争，那一定会转变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内战，其结果如何，是难以逆料的。
在进行战争冒险以前，美帝国主义首先要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便使它能够应付这种战争必然会造成的世界「混乱」。
像法西斯主义一样，战争是帝国主义者的最后手段。它是在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周期的末端到来的。不论这一周期可能结束得多么迅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它的初期阶段。
经济危机什么时候在美国爆发，以及它的规模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政策的发展，并且一定会促进战争和革命之间的竞赛。
面对着美国的侵略政策，苏联官僚机构的反应是：巩固它对于在它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的控制；并且在那些溜入美国轨道的国家内，使共产党加紧反对各个国家的政府。
1947年，在苏联区域中大多数国家内，对于顽抗的或对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带有敌意的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都加以威胁和清洗，其目的在于消除和粉碎任何来自右方或左方的反对意见。
这种威胁和清洗的结果是，共产党在各该政府中占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苏联官僚机构还直接地或通过它的代理人——共产党——在所有这些国家内加紧采取经济措施。他们强迫实行各种各样的生产「计划」和贸易协议，目的在于使这些国家更牢固地联结在一起，并把它们紧紧地和苏联绑在一起。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企图使它们成为一个自主的区域，离开马歇尔计划各国的吸力。
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的增强的压力，面对着共产党被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且和那些它们曾与之携手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隔离开来这一事实，也就是说，面对着自从「解放」以来它们的政策的明显失败，各国共产党决定要作一番改变，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宣布了这一点。
美苏之间的对立，虽然在国际舞台上占极其主要的地位，但却不能掩蔽列强之间的一些次要矛盾，也不能消除其它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一些其它重要因素。
欧洲
德国仍然是问题的焦点，不仅在美苏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中是如此，而且对其它强国来说也是如此。在德国问题上，英国和法国越来越依靠美帝国主义，这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依赖性在过去一年中变得更大了。在大战结束时，这两个国家打算采取的政策，是要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以一个西欧集团为形式来维持一种中间地位。但这种政策完全失败了。
英国已经衰弱的世界地位，使得它不得不接连从印度、从中东、从欧洲撤退，并且部分地放弃帝国特惠制度，让位给它的强有力的伙伴；此外，它还不得不勉勉强强地把对德国「共管区」的控制权让给美国。
法国越来越不能不依靠美国的援助，只能对美国在德国的政策提一些口头抗议，实际上已根本不希望取代德国的地位，作为在美国控制之下的欧洲复兴工作的枢纽了。法国不得不只满足于把萨尔合并到它的经济结构之内，并且继续要求在鲁尔的「国际控制」中占一份额。
美洲
在西半球，美国对这两个大陆的其它国家所施加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压力，成功地把这些国家团结为在美国庇护之下的反苏集团，在皮特罗普利斯会议上统一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组织。与此同时，在中美和拉丁美洲各国，当地的资产阶级还对无产阶级力量加强了攻势。
亚洲
不同的局势在发展着，总的迹象是，不论是经济或是政治，都一直是不稳定的。
日本严格地受着美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控制。美国政策的目的在于把日本变成为美国主义在远东的主要经济和战略基地。
在印度，由于英国硬把这一国家分成为巴基斯坦和印度，就使得它发生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从有利于英帝国主义和当地的反动力量。
印度的资产阶级已经证明不能始终一致和有效地领导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也不能解决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数目上和在社会重要性上都已大有增加，而且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反对当地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印度革命的动力，领导它去建立印度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在中国，由于在北方有来自延安的军队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南方各大城市中心有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因此，蒋介石已经不再实行「民主化」措施，这种措施原本是他打算用来为他那摇摇欲堕的独裁政治赢得社会基础的。
靠着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他打算越来越依靠暴力来维持他的政权，但是他成功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小了。到目前为止，美帝国主义在稳定中国政权方面、在开辟它的广大市场以便加强剥夺方面所做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华盛顿以后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日本身上，其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在中国的这种失败。
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无论是荷兰帝国主义或法国帝国主义都没能依靠武力取得任何有决定意义的成果。在这些国家中现存的僵持局面，只有依靠当地资阶级的背叛，才能得到有利于帝国主义的解决。
在中东，美苏之间的对立特别尖锐，它对于广大回教人民群众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差不多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都有着巨大的群众运动的浪潮。但是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主要或者是由于缺乏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或者是由于现有的这种领导十分软弱。但是，帝国主义者也没能重新建立起稳定旳剥削关系。
三、社会矛盾
在各种世界关系之中，以苏联及其卫星国为一方，和以在美国的庇护之下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为另一方之间的偏极化，是和大多数这些国家中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同时发生的，也是和它们内部的更加严重偏极化同时发生的。
进行统治全世界工作的美帝国主义，必须设法在国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主人。然而，在战争终了时，它受到十分巨大的罢工浪潮的挑战；这种浪潮向整个世界显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潜在的革命力量。华尔街不能不暂时让步，用一些阴谋诡计来应付这种挑战，而不和它硬拼。
但是，这种强有力的美国工人运动仍然局限在经济领域里。最高工会的官僚机构和一些旧的资本主义政党联合在一起，使得这种运动不能在攻治方面有所表现。这就使得资产阶级能够不受阻碍地组织反攻，终于出现了恶毒的反对工人的塔虎脱—哈特莱法案。结合着反工会运动，资本家们还发动了一次恶毒的扣红帽子运动。这两者都是美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对外政策的在国内的对应物。
虽然由于工会官僚机构的反动和怯懦，美国统治阶级的反攻在各个方面都多半是成功的，可是它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并不是一种致命的影响。对于塔虎脱—哈特莱法案的一些压迫性的条款的反抗，是比较弱的。大多数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包括在从前十分进步的联合汽车产业工会的成员，都服从它的规定。只是矿工、钢铁工人、铁路员工等等都坚决反对这一法案。但是后者却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是关键工业中的重要成员。比较年青的美国工人阶级不完全了解资本主义的政治反攻的含义。革命的政党还太小，不能进行有效的干预。可是华尔街在国外的反动活动和它在国内的反对工人的运动之间互相联系，却变得更为明显了。美国工人不像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那样，他们不但没有从这种帝国主义的活动中得到好处，反而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为它付出代价，并成为它的最初的牺牲者。
对于这点的朦胧的认识，以及侵蚀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的通货膨胀过程，为美国的新的社会矛盾的爆发铺设了道路。经济危机的逼近，只能加速这种爆发。这次劳工运动的浪潮将采取政治形式；从工会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总趋势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这种趋势在地方规模上是最为强烈的，只是仍然彼此孤立着。但是，在保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上次全国会议上，已经放弃了它的「不问政治」的传统，并且仿效比较进步的产业工会联合会，组织了它自己的「劳工政治和教育联盟」——这一事实乃是这一时代的一种主要迹象。在下一时期里，在美国很可能看到工人阶级的惊人的政治化，并且再度出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产业工会联合会初起时的暴风雨般的情况。
在西欧，虽然资阶级自从「解放」以后获得了很多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利益，美帝国主义也还没有找到支持现有政权的坚强的基础。自从「解放」以后一个跟着一个成立的联合政府，在一段时期里都有共产党和社会党参加在内；这类政府已证明是没有能力的。在某些这类国家中（如意大利），持久的、有时是越来越恶化的通货膨胀、食粮缺乏以及失业，乃是人们越来越感到不满的原因。这不仅使工人们不满，而且也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不满。小资产阶级曾经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希望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现在他们都向右转，要在别处寻找一个稳定的政权。在某种范围之内，在英国也是如此。在英国，群众的急进化表现在一次选举的大胜利上，这次选举使工党在1945年取得政权。工党政府的政策是以这样一种「社会主义」为特点的，它允许资本家们保持他们的利润，却要使刻苦生活「平均化」，这就意味着越来越限制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向右转了。正如上次地方选举所表明的，丘吉尔的保守党从这里面得到了好处。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情况也在工党——它保有对工人阶级政治垄断权——内部造成了更大偏极化。代表工人的社会主义愿望的左翼，和构成政府的右翼之间的冲突，即将到来了。
在法国和意大利，这种极化正在以比别的地方都快的步伐进行着。在法国，反动力量围绕着戴高乐重新组织起来（法兰西人民联盟），在意大利发展着各种新法西斯主义运动，这都说明小资产阶级群众采取了新的反动的方向，他们由于传统的工人政党的失败而感到失望了。然而，在欧洲任何地方，即使在希腊，资产阶级都还没有给无产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也没能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工人阶级仍然保持着它的精力和战斗精神。1947年法国和意大利工人的伟大斗争说明了这一点；比利时、荷兰和英国工人的斗争也较小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斗争在阶级关系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其传统领导之间的关系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广大的工人阶层都投入这种斗争，来保卫他们的生活水平，使不受物价飞涨和食品缺乏的侵害。他们迫使他们的领袖采取行动；当领导人拒绝行动时，就越过领导人向前行进。
一方面是人民群众从这些斗争过程中取得了经验；另一方面是反动迫害越来越严重，这就使得工人的斗争更加政治化了。
资产阶级了解经济方面的不利局势，也了解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他们只是十分小心地推进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攻势。他们力图尽可能地延长「中右」内阁的寿命；这种内阁在法国和意大利，在把斯大林主义者排除出政府以后，已经取代「中左」内阁了。他们希望，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将会在最近的将来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并且希望，和苏联的可能和解，将会缓和共产党对他们的反对。
然而，只要扩大和调整工人的斗争，根据一种革命的纲领，把群众的经济要求及基本政治要求和导致建立工农政权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能够阻止反动力量。只要进行勇敢的争取政权的斗争，就能够把小资产阶级引回工人阶级的轨道。
但是，如果工人的政党以一般工人阶级运动继续衰弱无力，如果西欧的经济局势越来越恶化，那么，法国和意大利很可能变成资产阶级独裁力量和群众之间一场残酷内战的舞台。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斯大林主义的党别无选择，只有战斗，甚至是用武器战斗，例如在希腊；即使在法国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法国，戴高乐要通过「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
社会对立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也发展得十分尖锐。在拉丁美洲，昙花一现的战时繁荣已让位一种很深刻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上，一部分也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失业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自从大战以来已经大大加强，为了对抗资产阶级的加强的经济和政治政势，他们正在进行伟大的战斗，特别是在智利、玻利维亚和巴西。
在法国帝国主义的非洲殖民地，在埃及，以及在整个中东，自从大战以来，年轻的工人运动是以第一次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因素而着称的；它不仅和外国帝国主义斗争，而且也和自己的占有阶级作斗争。
在日本，尽管在美国占领之下，工人运动也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会运动的高涨、大罢工的范围以及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的政治胜利。所有这些构成日本人民群众急进化的头一个阶段。
在印度，各大工业中心的集体罢工——常常是由托洛茨基主义的斗士领导的——标志着工人阶级的觉醒，他们反对跟封建主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印度资产阶级。
在中国，蒋介石独裁政权所采取的新的反动措施，远远没能征服华南各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他们正在为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使不受惊人的通货膨胀的破坏而斗争，也在为他们的民主权利而斗争。
总之，整个世界的工人运动的特征，一直是群众活动十分高涨，这种高涨远远超诏战前任何时期。对于西欧、拉丁美洲、亚洲各国来说，尤其是如此。
四、劳工运动的局势
在上次大战中出现的劳工运动，主要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之下进行的，在欧洲和亚洲尤其是如此。然而，在其成员内部，正在进行着一种不断的分化。
无产阶级原来心向共产党，希望它们会扮演革命的角色。在这一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的巨大发展，再一次说明无产阶级决心要克服战争，也再一次说明无产阶级决心要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血腥的混乱情况。然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共产党都没有证实被压迫的群众的希望。正相反，它们的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在一种需要一些彻底的解决办法的局势面前，逐渐在无产阶级中间播下了不满和混乱的种子；而原先相信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则向右转了。
1.社会党
各社会党主要在欧洲各国中还保有一定的基础，虽然它们已经把它们的工人成分让给了斯大林主义者。这证明人民群众如果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是不能完成他们的改良主义的体验的。传统的保守作用，以及一个组织机构的存在，也是发生影响的因素。各社会党所以仍然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的主要社会基础在帝国主义时代包括有小资产阶级成分。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精神状态，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总是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者之间。只有在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政党，能够克服他们的狐疑态度，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要不然就中和了他们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被吸引到无产阶级这边来。
在大战结束时，社会党让共产党夺走了他们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基础，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和在世界其它各地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这一普遍趋势的例外，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这些地方，社会党的传统是最强有力的，而资本主义的客观局势也比较好。在这些国家里，人民群众的急进化，主要表现在社会党的发展上。
在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在苏联「缓冲区域」的某些国家中，社会党由于共产党而受的损失最大。不过后来的发展改变了这种局面。在处在苏联控制之下的国家里，人民群众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政策都有比较明确的体验，工人又重新转向社会党。无产阶级不满意斯大林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官僚主义的警察统治，他们使社会党重新活跃起来了。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包括德国和奥地利在内，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的任务就在于特别注意到各社会主义组织内部去工作，并具体研究局部参加策略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也不妨完全参加。
在其它国家里，这些组织对于我们的国际运动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场所；法国、意大利和印度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只要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除了传统的一些政党的吸力以外，不会出现其它巩固的吸铁石，那么，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力量将总是来回变动的。
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不但没能使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孤立，反而有利于保持它原有的基础，甚至使它得到相对的发展。在相反的意义上，这一说法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
只有由于第四国际的吸引力，这些传统的政党才能发生真正的分裂。只有第四国际的吸引力，才能使这些政党内部必然要发展出来中左分子偏极化。
2.共产党
1947年9月贝尔格莱德共产党情报局的设立，标志着共产党政策的改变。
由于美帝国主义加强它对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攻势；由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展开反共产党运动；由于共产党被排出各国政府；也由于群众的压力（群众已显示出越来越不满意这些共产党的迹象）；因此，斯大林的官僚机构决定「向左转」。
在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的框子里，斯大林主义者现在强调动员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利用工人的基本要求作为压力，来讹诈美帝国主义和当地的资产阶级，借以抵制他们的反苏方针，并诱使他们和苏联进行和解。
这一转变的幅度，将决定于美苏关系的发展。如果现在的世界紧张局势坚持下去；如果各国资产阶级在美帝国主义鼓动之下，继续加强它们的反斯大林的政策，从而威胁各国共产党的存在；那么，各国共产党就很可能越来越采取不可和解的反对态度。它们甚至可能仿效希腊的榜样，乞援于内战。这并不是说，这些共产党能够回到阶级政策上去，那怕是1928—1933年那种「第三时期」的阶级政策。只有在真正爆发战争的情况下，这才是可能的。
然而，希腊的经验，以及法国、意大利和其它地方最近发生的事件都表明：在一种阶级合作总政策的框子里，斯大林官僚机构的政策是能够作一些明显的改变的。这些改变甚至是要准备总罢工和武装斗争。但是，斯大林的官僚机构使用这些武器，并不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为了有限的目的要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因此，归根到底，它是以一种机会主义的和失败主义的精神来领导这种斗争，随时都准备着停止和背叛这种斗争。
由于它似乎是要承担起保卫工人的要求的任务，反对议会中的所有其它政党，所以共产党的新政策在一开始时显然有助于加强斯大林主义者和工人之间已经松弛了的联系。可是当人民群众一投入战斗时，它的那种机会主义和策略主义的精神马上就变得更加明显。斯大林主义者害怕真正的革命行动，这就使他们不能坚决地真心真意地领导这些斗争。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们很有些怀疑他们的动机，特别是当回想起过去几年中共产党的十分糟糕的政策（「生产第一」，「罢工是信仰的武器」，等等）的时候。工人们对于服从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也是迟疑不决、三心二意的，即使当斗争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合法要求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的控制权就开始垮台了。特别是在西欧，共产党已经不能动员群众。只有出现一种新的领导，才能办到这一点。然而，工人们的情况使得他们不能不再三再四地进行斗争。这就使第四国际的各地组织有机会进行有效的干预，争取群众运动的领导权。
斯大林主者的这种「转变」，由于促进工人斗争的爆发，就能够被利用来加强第四国际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必须懂得如何把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策略（主要用在地方上、工厂里和工会里），跟一种明确的政策和毫不客气地揭发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这些乃是赢得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信任不可或缺的条件。
3.中间组织
一度集拢在伦敦局周围的残存的战前中间组织，现在已经大大衰退和瓦解了。
例如，在英国，独立工党在把它以前的领导核心丢给工党官僚机构以后就一直在无所事事地生活着。
在法国，自从工农社会党完全解体之后，马尔索‧皮维尔就和里昂‧布鲁姆联合在一起，使衰老的社会党承担了「第三种力量」的任务。这种「第三种力量」在理论上应该无所轩轾地既反对戴高乐也反对共产党。可是实际上在市选举中它却和戴高乐的候选人们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主义者。
在希腊，旧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反对内战，在官方工会的领导部门里和反对君主政府所委派的特务合作起来。要在斯大林主义和「美制资产阶级民主」之间「进行选择」，它实际上已经投靠后者了。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由于一场严重而连续不断的内部危机而分裂了。在头一次和右翼分裂之后，它的政治独立和组织独立现在完全为它的主要领导人摩林所破坏。摩林主张和西方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看齐，并溶化到西班牙社会党里面去。
所有这些组织现在都反对斯大林主义，改变了它们从前的赞成斯大林主义旳政策；但这决不意味着是一种进步的发展。正相反，这是它们的倒退的一部分，只是加强了它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原则的传统，并加深了它们的政治混乱。
其它1939年以前的中间组织，没有在战后还存在并保持其重要性的。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新的战后时期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社会矛盾都更加严重——再加上传统的工人的政党破产和叛变情况越来越明显——主要在各社会党内部，甚至也在某些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一些新的中间的趋势。这些趋势正在朝着进步方向发展着。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而经常地注意这些新的中间趋势，并协助它们朝向第四国际的革命立场前进。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作得成功，就能大大加速把我们的各小组变成为真正的群众的政党。
4.第四国际
自从大战时期起，第四国际各个小组的成员人数都大大增加了，它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也大大增加了。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国际规模上，要比战前任何时期都更为广泛，更为团结。但是所达到的进步，还没能和客观可能性相适应，更没能和历史必然性相适应。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几乎在到处都要应付把自己变成真正的群众政党的问题。
许多组织正在越来越成功地完成着这一任务；它们以它们的经验向我们指出了通向群众的道路。我们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在印度和法国的小组，都取得了它们自己的深入群众的经验。有些其它小组正在这条道路上跟着它们前进。
而且，在某些国家里，我们将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进步的中间趋势那里得到的资产，将会大大改变这些国家里我们的运动的面貌，从而也会大大改变我们整个国际的面貌。
客观条件对于完成这一任务仍然是有利的。主要障碍来自我们主观的缺点。一方面，这是由于能够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有效地参加工人斗争的干部为数有限；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有些小组的方针受到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的影响。这一国际的经验表明，我们既需要反对宗派主义，也需要反对机会主义。对宗派主义，意味着要坚决摒弃从过去流传下来的小集团习惯，也就是要坚决摒弃那种口头上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躲避实际群众运动的思想方式和组织方法。反对宗派主义，意味着要坚决摒弃过去的这样一种小集团习惯：在过去，客观局势使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活动主要局限于拟制自己纲领和批判劳工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背叛的倾向。在目前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表明我们的纲领。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有停滞不前和后退的危险。
反对宗派主义，意味着要反对无益的、空洞的宣传。要反对那种认为我们的运动只有依靠逐渐招募新兵和日常教育才能搞起来的想法。一个群众的政党，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建立起来。这首先需要深入到现有的工人运动里面去。必须选择特定的工作场所，在这里，我们运动的发展的可能性是最有利的。我们的一般纲领必须具体化。具体的口号必须考虑到群众的基本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我们的革命的目标必须写成工人的生动语言。我们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到工厂里去，到工会里去，并在那里发展一种在将来能够在每一步骤上向传统官僚机构挑战的广泛革命倾向。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我们的小组必须完全地大胆地支持人民群众的一切民主的和民族的要求；组织并领导他们为此目的而进行的斗争；渗入所有民众组织，以便用一切办法为我们的革命方针而战斗。
反对宗派主义，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向机会主义的压力让步。问题是在革命斗争中领导群众的问题，而不是使我们自己去适应中间立场的问题。第四国际的党的战士，有责任参加每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和每一个集合和动员群众的组织，而不必在地方规模上、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在任何时刻都维护他们的党的全部纲领和政治路线。但是，不管政治局势是不是前进的，这样的党永远要在工人阶级面前维护一种共同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之下，我们的全部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和适应特定局势的传统口号密切相联的。党决不能把它的政策降低到简单的工会主义的水平，或降低成为民主的最低纲领。
所有我们的小组的经常任务，必须是把它们围绕着当前口号而进行的鼓动工作，和关于我们的全部纲领宣传工作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一定时期以内的中心口号，不是来自似乎是在传统领导之下的群众的暂时政治觉悟，而是来自这一时期的性质，来自群众的生活条件和群众的需要。人民群众，通过他们自己的斗争经验，必然会了解我们的口号的正确性。我们的任务是要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和深入，不断大胆地提出更高的过渡的口号；要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政治内容。我们最近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经验特别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小组在寻求通往真正群众运动的道路的努力中，必然会发生一些偏差——表现出过去的惯性的宗派主义偏差，和反映群众压力以及干部思想的机会主义偏差。
只有由我们整个国际运动来对每一国家的经验进行民主讨论和批评，并进行深思熟虑的干预，才能把这些偏差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才能使我们能够赢得人民群众，不是以一种中间的纲领赢得人民群众，而是以一种由于工人运动的新发展而更加丰富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赢得人民群众。
随着大战的结束，有必要重新建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组织方面的统一，有必要和所有自称归依第四国际、并同意它的原则的组织恢复联系。
在现阶段，第四国际必须制定它的活动计划，目的在于在某些条件比其它国家更为有利的国家里，使我们的运动得到更快和更有效的发展。这意味着要把注意力和支持都集中在那些最有可能变成群众政党的小组上。其它小组在其发展过程中将会通过这一国际的某些组织的生动事例和经验而得到帮助，因为这些组织可能已经成功地找到通向群众的道路了。
五、前途和政治任务
第四国际的全部战略一直是以准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枢纽。只有它能够使人类免于再度陷入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开辟了一段不稳定均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伟大斗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段时期现在还没有结束。美苏对立的压力，以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持续的危机，加强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偏极化。这种危机已证明不是传统的政党所能解决的，它要导致更大的阶级斗争。在目前国际局势下，在许多主要国家中，这些斗争的结果，将决定资本主义能不能得到相对的稳定，或革命运动能不能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
不论美苏之间的关系如何紧张，不论为下一次战争已作了多少经济的和思想意识的预备工作，在马上爆发战争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十分巨大的障碍。在这两个大国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妥协是可能的。在美国爆发济危机的时候，并且随着这种危机的发展，战争和革命之间的竞赛极可能增加速度。但是，即使在这以前，世界资产阶级也将遭受到很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困难、混乱和危机。这将导致伟大的工人阶级斗争。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新的革命力量将从传统的领导力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把它们自己重新组织在第四国际的纲领的周围。
在苏联，由官僚机构建立起来的政权，其发展方向不但无助于它的巩固，而且还积累并加深它的矛盾。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表现出它的经济基础越来越不均衡的迹象，这就缩短了可能有的相对稳定的期间，而延长了混乱和危机的期间。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第四国际的政策必须从这些考虑出发，并且着重在必须的和可能的动员工作上，动员工人和殖民地人民采取革命的解决办法。
总的说来，四月会议决议中所制订的各种实际任务（它们是由于具体应用过渡纲领而来的），在现在仍然有效。时代的性质基本上没有改奱。
第四国际在其宣传工作中不断攻击帝国主义的第三次大战的计划。它说明只有胜利的社会主革命才能阻止这场只能给人类带来悲惨后果的大灾难。
同时，它还不断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进行斗争，这种反动宣传目的在于在人民群众中间创造一种对于另一次战争的宿命论的看法。第四国际以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每一次斗争和每一次胜利作为它的政策的依据，并且信赖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计划的革命行动。
在西欧国家里，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偏极化发展得最快，而反动的威胁也最直接，我们的小组在其宣传鼓动工作中必须大胆地提出政权问题。它们必须号召各种劳动阶级的统一行动和建立统一战线，以一种把群众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跟工人管理、工人国民军和工农政府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纲领为基础。
它们必须不断鼓吹扩大和调整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必须不断揭发反对这样做的传统的领导人。它们必须特别揭露新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机会主义者和冒险主义精神，揭露它那东拉西扯的宣传鼓动工作，揭露它缺乏一种纲领和远见，最后要导致人民群众的沮丧和反动派的胜利。
我们的小组要抨击这样一些国有化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国有化是由以「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为首而没有工人管理的政府实行的，硬让这些国家的已经支离破碎的经济担负巨额的补偿费。
它们要抨击这些政府的官僚主义计划，这种计划将加重强加在人民大众身上的已经很严重的贫困。为了对抗越来越混乱的资本主义管理生产和分配的方法，它们要提倡由群众制订和为群众而制订的社会主义计划，这种计划首先让人民群众管理生产、粮食分配和物价。
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利用马歇尔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就在于把欧洲的经济变成为附属于美国经济的一种经济，从而有害于它的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自由发展——来控制欧洲经济，我们的小组要不断宣传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军队和斯大林官僚机构的军队继续占领德国、奥地利和苏联「缓冲区域」里的国家——这种占领威胁着要把这些国家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我们的小组要为争取撤退所有占领军队而斗争，要为被压迫人民的所有和他们自决权和民族独立权利相一致的民主而斗争。
在为苏联官僚机构所控制的欧洲国家里，第四国际的战士，要协助所有为保卫其生活水平和自由、反对由斯大林主义者所控制的官僚警察政权而进行的群众运动。
在美国，任务是加速渗入各工会组织，并加强争取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政党的政治运动。必须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阴谋，并抨击它准备进行第三次帝国主义大战的计划。必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为美国爆发萧条和危机作好准备工作；这种危机的爆发，将使托洛茨基主义者居于即将到来的伟大群众斗争的领袖地位。
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半殖民地国家里，第四国际的战士要坚决保卫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民族要求，使不受帝国主义的侵害，也要坚决保卫人民群众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使不受当地资产阶级的侵害。
总之，第四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政党，在现在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比过去更为坚决地加入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群众运动，以便推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是更为必要的了。在衰退和腐朽中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在苏联为官僚机构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它们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就使生力的发展陷于瘫痪，降低了全世界千百万人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官僚和警察国家对于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压力——这就妨害了各个方面的创造性活动——并且把像德国和日本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加强了民族压迫。
根据所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无产阶级已证明是唯一的社会力量，它能够把已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官僚机构所破坏了的所有被压迫被剥削阶层的共同斗争，放在它的领导之下，并能够得到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在这一意义上，第四国际必须而且能够完成它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任务。根据它的干部的成就和经验来看，根据他们的越来越大的影响来看，第四国际能够比以前更坚决、更坚定、更带有明确政治目的地走向群众。
和斗争的人民群众一起前进，为他们赢得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吧！
1947年11月 |
只有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宣言（1946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只有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宣言（1946年4月）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以后的这个第四国际第一次世界会议，是在社会危机已经达到空前的深度和广度的时候召开的。
上次大破坏的那种余烬未熄的毁灭，糜烂和流血的景象犹在目前，人们已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这几个帝国，已被“联合国”摧毁了。但胜利者之间已在进行一场猛烈的竞赛，争取掌握最完善的毁灭性武器——原子弹。经过用飞行堡垒和超级坦克、飞弹和反坦克火箭炮、火焰喷射器和卡秋莎进行的总体战而还能留存下来的东西，在一切致人死命的发明中的这一项项彻底的发面明前可能被消灭净尽。由此可见、人类的危险已经道道地地十足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四种自由”的欺骗
“联合国”的各国政府及其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首的仆从们，还有工会的官僚分子，都一本正经地把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吹捧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维护民主的战争。用这次战争的大头目、已故的美帝国主义首脑弗兰克林·罗斯福的话来说，这是争取“四种自由”的战争。
人类现在不是享受“不受忧虑困扰的自由”，而是面临着以原子战争实行自我毁灭的威胁。
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地区现在不是享受“免于匮乏的自由”，而是遭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
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现在不是享受“言论自由”，而是被迫服从军人政府或胜利者所扶植的傀儡的命令。
只有虚假的“信教自由”还存在着，它在统治者的手里始终是用来在被统治者中间制造仇恨和纷争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这就是所许下的几种自由的真面目。同时，在胜利者的仁慈的目光下，法西斯主义换上新装又抬头了，像意大利的“无论何人”（l’UomoQualunque）运动和其它地方这类的运动就是例子。
这些便是那次战争的所谓目的，是对人民群众夸下的海口。它们已经被证明是一堆骗人的谎话。在1940年5月第四国际临时会议的宣言中，我们就预先拆穿了这些谎言。只有第四国际说了老实话！
“同旨在麻醉人民的官方的神话相反，”托洛茨基写的1940年的宣言说道，“战争的主要根源，像其它一切社会弊害——失业、高额的生活费用、法西斯主义、殖民地压迫——的根源一样，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连同以这一基础为依据的资产阶级国家。”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列宁一样，我们警告说：“可是，只要社会上的主要生产力掌握在托拉斯、即很小的资本主义集团的手中，争取市场、争取原料产地、争取统治全世界的斗争就必然会越来越带有破坏性。”
这些是真正的目的。这些在今天仍旧是引起一次战争的动力。
我们重复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话：如果工人阶级胜利的革命不去设法搞掉剥削性的私有制，建立一个适应需要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帝国主义战争是肯定还会继续发生的。这次是以核武器一下子消灭所有国家的全部工业地区的战争。
这个宣言因此是对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而发的。人类的命运操在他们的手里，并且只操在他们的手里。第四国际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的这次会议，正就是向他们解释它对我们大家所面临的形势的看法的，而我们也正就是向他们发出号召，要他们起来反对世界的统治者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那次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争取市场、争取原料产地和争取世界经济霸权。两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斗争中对立起来。
一边是像英法这样一些旧的、趾高气扬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早就把世界市场的绝大部分瓜分为殖民地，但它们的陈旧的工业技术使它们的经济势力非常薄弱。
另一方面是像德国和日本这样一些比较年轻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后来才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崭露头角，因此在以最新工业设备装配自己方面占了优势，但它们发现世界市场已被瓜分，只有依靠武力才能从旧的国家手里夺取殖民地。
在前者的圈子里，也有像比利时和荷兰这样一些“吃饱的”次等强国。在后者的圈子里，有意大利这样的“饥饿的”国家。它们归属哪一方面，以它们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舞台上先后为断。
在这一类国家的上空翱翔着的，是最新的资本主义大国、即美国的威胁。虽然美国也是后来出现在舞台上的，它却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就使它在一个长期内能够逐渐富裕起来而不必同其它强国直接发生冲突，同时能够建立世界上最新的生产设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第二次大战的前奏，美国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才参加这个战争的。它想要阻止德国的并吞全部欧洲的威胁。
与此同时，世界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设备已经扩充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使现有的市场相形之下都比从前缩小了。争取市场的斗争因而就使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同其它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诉诸战争的打算完全是由拼死拼活争取市场的程度决定的。“不输出毋宁死”是纳粹德国在其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中的口号。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英法两国打败德国的时候，它们在经济上就大大地遭到削弱而十分有利于美国，结果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捞到了最大的好处。
但是，使整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缩小的头等重要的因素是1917年10月在俄国爆发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废除私有制度使一切工业社会化，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这次革命一举而使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地区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剥削。
在这次事件影响下，远东发生了第一批大规模的殖民地起义运动，向帝国主义提出了烽火即将四起以反抗其统治这一警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1917至1921年力图用武装干涉来粉碎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在计划失败以后仍把贪婪的目光投向这个已经丧失的市场。它们担心革命蔓延到欧洲会使它们损失更多，同时还想收回原有的损失，因此它们在同伙中间所进行的斗争在二十多年的期间一直不是很剧烈的。这就是1914—1918年的所有的胜利者要帮助资本主义德国复兴的原因所在。它们打算利用德国作为反对苏联的撞墙车。同时，英国希望为这个目的出一份力量，以便削弱它的法国竞争者和寻找同盟来反对美国巨人。法国和美国也抱有同样的目的。
纳粹德国的兴亡
可是德国资本主义既然经人扶植站了起来，又掌握着它所已经达到的高度技术文化，就不会甘心充当这样的角色。由于没有发生一次席卷大陆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欧洲的统一，德国的资本家便用反动的手段把统一欧洲的任务担当起来。这将是他们争取世界霸权的跳板。为了实现这些野心，他们选择了前所未闻的最残忍、最野蛮的政体——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国家。纳粹国家的任务是镇压国内的工人阶级，打倒苏联并同美国进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这个任务的最初阶段直接受到那些“民主”国家的援助。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分子和工会官僚机构破了产的、怯懦的和叛卖的政策给这个任务提供了方便条件。甚至当后者的切身利益遭到威胁时，他们也无法组织一个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来反对纳粹主义。以后的阶段引起了同西方国家的冲突，最初是社会民主党人、接着是斯大林分子才站在西方国家的方面参加了战争。
在远东，帝国主义者同样把日本看作是反对苏联的棱堡。日本也是不甘心充当它的这个角色的。在得到其它国家的纵容而并吞了半个中国之后，日本天皇的帝国向英美统治太平洋市场的权力挑战，以便建立一个日本人的“大东亚”。
意大利、德意志和日本的经济资源是不足以进行接着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总体战的。它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在斗争中被打败了。可是英国、法国和其它二等强国不再能够参加这种世界规模的斗争了。英法两国战后已经矮了半截，它们的经济空前地遭到了削弱，它们帝国有土崩瓦解的危险。它们作战的真正目的——保留它们市场，继续实行并扩大它们的殖民地剥削，捍卫它们的由来已久的利润制度——像德国和日本一样落空了。
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前途
只有美国在战后是大大地加强了。它的敌手日本和德国受到严重的破坏。它的盟国法国和英国对它负债累累，几乎处于附庸的地位。可是美帝国主义所能获得的胜利究竟是怎样的呢？
苏联这个在1917年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很大一部分世界市场仍旧存在着。它甚至就要并吞它的国境周围的其它许多国家，而使资本主义市场进一步缩小起来。
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其余的世界受到战争的糜烂，变得非常穷困，它的居民购买力减少了一半。同时，美国的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
即使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是绝对的和不容争辩的，它也只能在短暂的市面繁荣时期获得利益，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全部工业都转向军需生产，国内和国外货架还完全是空的。一旦恢复平时生产的工业开始满足累积的需求时，美国资本主义就必须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一次十分严重的经济萧条，其结果使1929—1933年失业人数达一千五百万的往事相形见绌。
可是华尔街霸权既不是不容争辩的，也不是绝对的。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活水平和工资较低，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使华尔街感到烦恼的竞争者的地位。
苏联的重新开始它的计划生产，特别是加速以革命手段推翻斯大林的统治并重新建立工人的民主，是一个经常存在的威胁。
同时，殖民地世界不断地发生起义——起初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并且弥漫于印度和中国，更不必说近东和非洲了。
欧洲的群众已经显著地左倾，向包括英国这个世界上最老的资产阶级的制度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挑战。可是，工人们在这倾向的最初阶段所依赖的传统的工人政党（工党、社会党人、斯大林分子）的怯懦和变节，以及长期没有群众性革命政党这一事实，已经暂时阻碍了它的发展，使它不能变成成功的革命。
华尔街自己的军队反映出它的士兵所由产生的劳苦群众的心情，吵嚷着要从世界的一切前哨返回本国。士兵们不愿充当无数奴隶的监视人。在国内，财阀已经发动一次冻结工资和破坏工会的运动，其目的在于为低廉的生产作好准备，借以巩固那些由军事力量夺得的市场。可是老板们碰到数以百万计的罢工者反抗浪潮，他们反对那个运动，争取使他们工资同上涨的生活费用相适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即使就世界的统治者们的真正目的来说，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也丝毫没有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相反地，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尖锐了。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继续存在，只要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继续进行，只要在群众购买力不断下降的当中寻求不可捉摸的市场的努力继续保持下去——那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苦难、混乱以及不可避免地和徒劳无益地求助于战争的行径就不会中止。
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有五千万人死亡，另有五千万人残废，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城市和田野遭到巨大的破坏和糜烂，可是这个战争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它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结局只会是原子武器消灭人类，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这个战争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不要弄错。第三次世界大战在酝酿中。丘吉尔反苏、反共的大声疾呼演说，围绕着原子弹而发生间谍恐慌，在美国军队中重新规定保守部队调动机密和重新加强空军活动的命令——所有这些都是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们一味贪得无厌地追求超额利润，完全不顾人类的命运。从1914年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异常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只有那些会把社会变成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才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人类野蛮的自杀。
马克思主义预测的力量
当纳粹的装甲车隆隆地开过欧洲而到达英吉利海峡，以及希特勒仍旧维持他同斯大林签订的盟约时，某些敏感的人摈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了“别开生面的”结论。按照他们的看法，欧洲面临着整整一个“新秩序”的时代。有些人甚至趋于极端，认为那些事件和苏德条约意味着兴起一个新的阶级，来代替固堑自守的资本家以及争夺社会统治权的无产阶级。他们谈到新的“管理人的社会”，这个社会概括在一个项目之下：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罗斯福旳新政和斯大林主义政治。这些别开生面的说法在小资产阶级中间获得广泛的流传，甚至渗透进工人先锋队的队伍。第四国际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创新者”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其1940年的宣言中写道：
“作为奴役各国人民的报答，希特勒答应要在欧洲建立一种持续几百年的‘德国式的和平’。真是毫无根据的痴心妄想！战胜拿破仑之后的‘英国式的和平’之所以能够续一世纪——不是一千年！——完全是因为英国当时是一种新技术和一种进步的生产制度的先驱。尽管它的工业实力雄厚，今天的德国却像它的敌人一样，是一个注定要消灭的社会制度的旗手。”
这个评价被证实得何等快啊！修正主义者的评价又被驳倒得何等快啊！第四国际的力量在于它的能够经受巨大事件考验的纲领。
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崩溃只是证明了，即使是最残忍、最公开的国家独裁的形式也解决不了资本家阶级的复杂的矛盾。疯狂的法西斯主义和堕落的资产阶级民主是注定要消灭的，因为它们不过是早就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否定的同一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不同形式罢了。
第四国际在1940年也驳斥这样的谰言，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美国将保证协助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国家同盟，并且和它共同参加世界市场。
“国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那个宣言说道，“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认为这个最强大的国家会自愿放弃它的实力所给予的利益，正如认为各托拉斯之间会自愿平分资金一样，是一种可笑的空想。”
至于说到美国本身的前途，那宣言说：“然而，美国这个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工业、财政和军事实力决不能保证美国经济生活的繁荣，反而只会使它的社会制度的危机带有特殊的恶性和震动性。
不妨把六年前的这些预测同今天的现实比较一下。在每一个重要的方面，第四国际的分析都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今天世界上的基本对立：苏联对世界帝国主义
那时，以苏德条约为依据的形势考察引起了关于苏联“基本上”同法西斯国家站在一起的推测，正如后来条约的破裂以及缔约双方的发生战争引起了苏联“基本上”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这一断言。第四国际的提纲早就作出了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评价：
“资产阶级和苏联的插曲式的协议并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从历史的范围来理解，世界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矛盾比那使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反对的对立要深刻得不可计量’。”
只有根据这个评价，希特勒在缔结苏德条约以后又对苏联发动战争的行动才能得到解释。只有根据这个评价，我们今天才能解释美帝国主义及其英国小伙伴为什么现在会发动贩卖战争的猛烈运动来反对它们昨天盟国苏联。
我们当前世界政治的整个时期明显地有这个基本矛盾的特征。尽管苏联在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统治下已经经历了越来越严重的蜕化，可是，只要苏联仍然存在而其现有的社会结构保持不变，它始终是帝国主义贪心不足地抢夺市场的道路上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解决这个矛盾而只使它更加尖锐。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苏联西部整个工业地区的破坏，已经大大地削弱了苏联的力量。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反动的、沙文主义的和掠夺的政策，则由于疏远了苏联的天然同盟的广大阶层、即东欧的群众，在政治上削弱了苏联。可是，苏联虽然经历了战争而依然存在，官僚机构没有能够从内部破坏它的社会基础，甚至被迫促进红军在其指挥下所占领的那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经济方面的社会改造——这个事实已经增加了帝国主义问题的尖锐性。所以帝国主义者提出了同苏联清算的问题，作为他们的最迫切的任务。
第四国际始终毫无保留地主张保卫苏联以反对帝国主义。但是这种保卫只能比以往更是一种革命的保卫。因此，它决不会和克里姆林宫的反革命政策有任何共同之处。
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作用
“保卫苏联在原则上是同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一致的。我们断然拒绝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因为这是无知的和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产物。只有世界革命才能为社会主义拯救苏联。但是世界革命带有克里姆林宫寡头政治的不可避免的侵蚀。”
1924年，斯大林最初宣布了这个“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邪恶的理论，从那以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就用来阻止其它任何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理论的用意是要为一个民族主义官僚们的特权阶层的筑垒自保的行动作辩护。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资本主义欧洲第一次革命浪潮的衰退中间处于孤立地位，俄国本身连年的内战使人们感到疲劳，苏联的官僚机构以这些情况为根据，力求牺牲它赖以爬上政权的群众来保证自己享有特权地位。列宁的国际主义政策曾经获得各国工人的援助，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头几年中挽救了苏联，斯大林主义集团却抛弃了列宁的国际主义政策，利用他所建立的共产国际来暗中破坏一系列革命的机会。
因此，在1926年英国发生总罢工时，它同英国工党的工会委员会作了一笔机会主义的交易，阻止大罢工浪潮的革命发展。在中国，从1925到1927年，它让共产党被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策束缚了手脚，终于造成中国无产阶级的刽子手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从1929到1933年，它宣传了那种把社会民主党人和纳粹分子结合在一个目标之下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妨碍了工人组织的统一战线的斗争，从而使希特勒得以执掌政权。1936年，当静坐罢工的浪潮提出了法国的政权问题时，它同改良主义者成立的“人民阵线”努力使工人阶级受资本家的束缚。当西班牙在那一年爆发了内战时，“人民阵线”不遗余力地限制群众的革命行动，使他们不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控制范围，从而使弗朗哥有可能取得胜利。推动这整个政策的发展的，是这样一个愿望，即：讨好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及其在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代理人，借以防止外来的攻击，使那官僚机构能在苏联内部保卫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变成了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纯粹的工具。苏联的天然同盟者、即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被斯大林分子从失败导向失败。
在苏联本国内部，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对列夫·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展开了狂浪般的镇压。这是因为托洛茨基指出了日益发展的叛卖行为的每一步骤，从宣布“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起，到扼杀西班牙的革命为止。只有集结在托洛茨基和国际左派反对派旗帜下的各国先进的共产主义斗士，才能最初就了解到这个篡夺了第一个工人国家政权的集团所作的这种演变的反革命意义。可是，1937年的莫斯科审判案和对整个一代的列宁同事的血腥清洗，开始使工人的越来越广大的阶层看清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作用。
随着苏德条约而来的是瓜分波兰，以及把纳粹帝国主义形容为“爱好和平”的涂脂抹粉的宣传。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法西斯主义变成了“嗜好的问题”。各处的广大工人群众都厌恶克里姆林宫的这种卑鄙的自我堕落。当希特勒开动他的全部战争机器来对付苏联，借以报答斯大林集团的这种揭开战争序幕的功绩时，克里姆林宫改变了主意。在一次最疯狂的沙文主义的运动中，斯大林为了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不但把昨天的“爱好和平的”纳粹匪帮而且把全体德国人民都说成是应该加以污辱的！
克里姆林宫的种种政策
今天，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红军在斯大林主义的命令下被指示着在德国、奥国和整个被征服东欧去掠夺工业和打家劫舍。其目的据说是要重建遭到破坏的苏联工业。这是令人作呕的谎话。抢劫和掠夺的目的完全在于遮掩斯大林政权的破产，因为苏联群众愈来愈不听斯大林政权的驾驭了。
专为官僚机构及其特权服务的现今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表面上是要加强苏联的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正如战前的全部政策是要使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中立”和防止战争一样。可是，同英国工会的骗子们勾结，向蒋介石投降，叛卖法国和西班牙的革命，让希特勒不经过斗争就执掌政权，最后是签订苏德条的——所有这些“聪明的”策略并没有阻止希特勒的战争和避免苏联一半工业的破坏。它们大大地削弱了苏联，使它的进展后退了好几年。与此恰恰相同，目前所采取的在东欧和亚洲进行抢劫和掠夺以及公然在这些国家镇压群众运动的反革命政策，势必只会加强美帝国主义及其为最后打倒苏联而作的种种准备。
托洛茨基在1940年写道：
“作为战争初期的结果，苏联尽管有一些装饰门面的成就，它的国际地位显然已经每况愈下了。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已使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各国人民的广大群众同苏联疏远……同时，德国已经获得了波兰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和最重要的部分，并取得了同苏联接壤的边界、即通向东方的门户。”
一年以后，这个警告完全得到了证实！
今天第四国际警告说：尽管在领土方面有所扩展，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在此冲突的最近阶段仍然进一步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东欧各国人民对克里姆林宫的罪恶政策感到愤慨，并且像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选举所表明的那样，求助于最落后的政党来发泄他们的愤怒。在远东，群众的反抗情绪不仅在英国和美国所统治的地区表现出来，而且在红军所统治的朝鲜和满洲表现出来。同时，美帝国主义已经到处渗透进苏联的前哨基地，从战略上包围它的从东欧到中国的地区、即全球的整个范围。
这样，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只是便利了帝国主义的反对苏联本身这一目的，同时又担当了直接镇压群众争取解放的独立运动的任务，因而它和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一起承受着群众的憎恨和畏惧。
只有群众的革命行动才能阻止以掠夺为目的的帝国主义的计划，用扩大1917年10月的社会革命的办法来保卫苏联。但群众的革命行动只有在争取推翻苏联本身的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政权并代之以工人和农民自由选出的苏维埃的斗争中才能取得成就。由此可见，保卫苏联就意味着直接保卫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欧洲和世界革命。
目前革命的形势
群众采取革命行动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另一方面是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帮凶，这两种力量是否会再度使革命发展不能得出成功的结论？第四国际现在所能掌握的力量很小，它是否能克服这些困难并领导群众？这些无疑是认真思考的工人们必然会提出的问题。
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下历来所遭受的失败确实令人痛心。那些失败是严重的打击。今天斯大林主义的庞大势力无疑地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可是，同这些情况相对照，还必须估量这样的事实，即现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危险局势远比以前来得严重。这是革命者的出发点，也是企图为群众指出行动方向的人们的出发点。
第四国际早就列举了工人革命的条件：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已为历史经验所证实并从理论上得到阐明：1）资产阶级已经是日暮途穷，统治阶级由此产生了慌乱；2）小资产阶级群众深感不满，他们力求断然地改变现状，而如果得不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大资产阶级就无法自存；3）无产阶级群众深感他们的处境难以忍受，准备采取革命行动；4）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明确的纲领和坚强的领导——这些就是无阶级革命胜利的四个条件。”
资本主义的处境从来没有这样困窘，统治阶级的慌乱也从来没有这样普遍。许多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剧烈的通货膨胀。国债的负担达到天文的数字。整个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和贫穷化达到空前的规模。尽管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却继续令人眼花缭乱地盘旋上升，并且当它在欧洲和各殖民地已经变得十分深刻时，其势就要袭击世界上最稳定的经济、即美国的经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重新建立处在肇始于俄国的革命浪潮的威胁下的社会中的阶级均势，资产阶级决定对群众作大量的经济让步。这样，它就使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制度得到某种程度的稳定，而这种政治制度本来就是用来拯救资产阶级，使它免于毁灭的。在这次战争以后，这种策略是资本家阶级没有力量再供应的奢侈品了。特别是在欧洲，那里的适应战争需要的非生产性支出和资本价值的大规模破坏已经大大地削弱了世界市场上的经济的特殊势力，因此，资产阶级只有进一步向群众的工资和生活水平进攻，才能希望重新建立起一点点谋取利润的资本。可是从广义上说，这种分析对英国和美国也是适用的。
所以，如果说英国工党或法国、比利时等等的“人民阵线”中的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联合得以掌握政府，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意。统治阶级之所以容忍这些“左倾的”政权，是因为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压力十分强大，他们自己的势力还太薄弱，使他们无法实行公开的独裁。资本家们断定经济崩溃的结果将使那些被迫掌握政权的群众的传统政党信誉扫地。他们正确地估定这些政党的怯懦，因为它们害怕超出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范围，原封不动地保留反动的军队和警察的组织，敬畏资产阶级奉为神圣的私有制。
既然工人和农民对托拉斯的憎恨促使他们吵吵嚷嚷地要求实行工业社会化，执政的改良主义政党就不得不采取“国有化”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并不触及大企业的财产权利。它们保证“国有化的”工厂的老板获得充分补偿，从而在负担已经过重的经济上面又加上新的负担。依靠发给他们代替从前的股票的政府证券，资本家保证可以得到源源不绝的利润。管理“国有化”工业部门的工作不是移交给工人委员会，而是实际上由那些服务于托拉斯的旧经理人员所掌握。利用这些虚假的“国有化”，资产阶级力求把支配整个经济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手中。
当社会党和斯大林主义代理人解除那些在纳粹占领期间兴起的工人和农民的独立义勇军的武装时，当他们镇压武装部队中阶级反抗的一切表现时，资产阶级把国家的常设机关（军队、警察、特务组织）集中在它自己的手里。它暗中作好准备，同王朝和反动将军串通一气，以便在适当的时刻攫取对国家的完全控制，建立新的拿破仑式的独裁。
同时，资产阶级的全盘政策既然以恶化的经济情况为依据，就具有优柔寡断和迟疑不决的特征。经过一年多的利用种种独裁主义要求来支持他的地位的努力之后，戴高乐把位置让给别人，躲到法国的幕后去了。在比利时，资产阶级在其赞成国王莱奥波复位的运动中屡进屡退。在希腊，企图在英国刺刀保护下恢复君主政体的努力预示即将爆发公开的内战。如此等等。
小资产阶级的命运
与此同时，过去垄断资本主义赖其支持以推行国内方针（法西斯主义）和对外政策（战争）的小资产阶级，已经挣脱大企业的控制。在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形式的国家中，正如在“民主”国家中一样，城市中间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贫穷化的过程不仅没有停止，而且由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储蓄荡然无存和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而加速了。另一方面，农民虽然像在每一次战争中那样似乎已经从黑市买卖中获得好处，实际的生活却并不比以前好些。他们赚的钱主要表现为贬值的通货。虽然拥有纸币财富，他们却无力购买必需的、日益昂贵的农业机器、肥料、牲畜等等。这样，前途就出现一个新的和更加尖锐的农业危机。
而且，战争已使小资产阶级关于全国团结一致的旧的幻想归于破灭。大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它是完全“通敌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及其要求彻底改变现状的努力表现在它的大规模地倾向于它一向称之为劳工党的政党方面。除非从这个角度来看，否则，就无法理解英国工党的巨大胜利，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的获得大量选票，以及人们对希腊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大规模支持等等的事实了。
同时，高涨的罢工浪潮相继地波及欧洲和远东的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本身的美国根据地达到它们的高峰，并蔓延到它在南美洲的半殖民地国家；这些罢工浪潮以其百折不挠和高度的战斗精神以及它们所提出的口号（“争取按物价规定工资”、“打开大公司的账册”等等）证明工人阶级群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不可忍受的处境。战争结束初期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民兵队和工厂委员会的初步组织虽然暂时由于斯大林分子和改良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有了默契而遭到遏阻，却清楚地表明是采取革命行动的预习。
如果说这些革命行动预习的成分在欧洲还没有实际成熟，这大部分由于德国在实质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瓦解局面。人们本来认为整个大陆革命斗争加剧的导火线将表现为德国革命的爆发。克里姆林宫在战争期间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德国人民实施的罪恶的沙文主义运动——并且受到所有“民主”国中变节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支持——使德国群众在灾难性的军事发展过程中手足无措，并使他们的行动随着纳粹政权的日趋崩溃而陷于瘫痪。同时，“三大国”串通一气，用预先商定的空前的具体破坏手段来阻止革命的爆发（其规模比在法西斯主义垮台后对起义的都灵和米兰进行轰炸要大得多）。
对德国的展望
在欧洲，德国工人阶级具有最强大的潜在力量和悠久的革命传统。在它能够走上它无疑地愿意走上的革命道路以前，必须实现一些具体的先决条件（重新确立最低限度的食物、住所和交通工具，从战俘集中营接回几百万青年）。可是，没有能够在德国立即爆发革命这一事实只是影响了发展的速度。它丝毫没有改变那个趋势。
尽管有这种事实，尽管工人的民兵队被解除武装，尽管希腊群众的武装斗争被镇压了下去，我们却没有看到有转向反动方面的迹象。这些失败没有一项是有决定意义的。相反地，反动势力方面想要筑垒自保的一切企图（通过希腊、意大利、比利时的君主政权，通过法国专制政府部门的建立）至今都遭到群众方面最猛烈的抵抗，没有达到目的。
另一方面，工人们并不限于同所有这些反动的企图作斗争。他们转而采取攻势。针对他们“自己的”政党所参加的资产阶级政权而举行的反对冻结工资的罢工，在客观上提出了国家政权问题。
固然革命的发展在欧洲放慢了速度，它们在别的地方却加快了步伐。美国的军人示威和罢工的浪潮证明美国群众革命意识的迅速发展，而过去在这方面要比欧洲落后得多。但甚至更为重要的，乃是现今殖民地革命斗争的成熟。远东的斗争浪潮开头是举行不屈不挠的起义以反抗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的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主义，并且甚至在菲律宾初步掀起了反抗伪善的，“放松统治的”美帝国主义的运动，现在这个浪潮已经渗透到印度群众中去，在那里，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和叛变预示将爆发目的在于推翻整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全国性的起义。在中国和以后在日本的影响肯定是会让人认识清楚的。在近东，埃及群众持久性的大规模示威和罢工是所有阿拉伯国家群众革命起义的序幕。
这样，世界形势表现了实现1940年宣言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头三个条件的一切待征。第四个条件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和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坚强领导”呢？
这个问题是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在一个由于它的深刻的危机性质及其普遍的程度而无疑地比以前更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为成功地领导革命所必需的政党是否存在？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能够把目前革命的少数派变成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还是改良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旧的政党再度能够出卖革命？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它所特有的背景里来加以考察。目前的形势并不是以一个紧急关头为特征的形势。它不是在一个特定国家里发动一次起义的问题。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个整个革命时期的问题。除了临死前拖长的痛苦而外，资本主义世界没有任何其它出路。在这种时期，旧的政党——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的纲领在群众中间不会有丝毫效力。所以那些纲领必然同群众相抵触；另一方面，我们的纲领恰恰是为了这个时代而规定出来的。在我们面前展开的种种动乱中，我们的纲领已经获得并将继续获得越来越热烈的响应。
不过在短短的几年以前，一些门外汉和怀疑论者嘲笑过第四国际过渡时期的纲领。今天，它的主要口号——“争取按物价规定工资与工时”，“争取无偿的国有化”，“让工人委员会检查大公司的账册”，“争取建立工农政府”——正在开始得到世界各地区千千万万人的共鸣。这个纲领是清楚明了的。它所得到的越来越热烈响应证明完全有可能建立第四国际的群众性政党。
可是，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建立群众性政党也是一个会碰到很大困难的过程。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组织问题要求具有熟练的技能。领导人员和党以及党和群众之间必须互相信任。这个过程并不到处都是一样的。毫无疑问，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即：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和一个革命的领导机构的不能及时产生，会造成局部的失败。可是，恰恰是因为牵涉到一个整个的时代，这种失败才是局部的，迅速建成群众性政党的任务才经常重新提到我们面前，机会才有所增加。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年轻的政党所依据的希望。
首先，为了保卫这个纲领，正在产生一个坚强的革命领导机构。如果说第四国际的这个纲领今天正在开始深入人心，如果说它正在开始从行动的考验中得到证实，这首先是由于第四国际各个党的年轻干部有能力抵抗人们对国际的基础所进行的一切攻击，排除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而继续存在。
第四国际经受住了战争和反动势力的考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继革命浪潮的衰退而来的反动的年月里，第四国际的干部集合起来从事反抗逆流的艰苦斗争。第四国际的创始人托洛茨基的“回到列宁！”这个口号是在1923年斗争开始展开的时候提出的。这是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在反对斯大林以及当时通过修正列宁和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而开始走上反革命道路的整个集团时提出的独创性口号。这是以后几年表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忠于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能怎样获得成功的历史上第一个和唯一政党的纲领和概念的口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第四国际再度有机会同其它那些想要修正革命纲领基础的企图进行斗争。这次是在它自己的队伍中。正是在那场斗争里面第四国际从内部武装了自己，以对付随之而来的几年战争的痛苦的考验。“回到列宁”，回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回到交战各国人民的友爱互助，回到对苏联的革命保卫，回到阶级斗争的继续，回到未来革命任务的准备工作——这就是第四国际在纳粹恐怖下和“联合”迫害的包围中的黑暗年月里的口号。
第二国际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个国际里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变成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可怜的宣传机构。这次瓦解更加可笑地重复了它在1914—1918年的行为。
在受到好几年的叛卖行为的腐蚀之后，第三国际被斯大林做了交易，以交换华尔街的租借办法，不复存在了。
所有像伦敦局那样的中间派组织干脆分裂成为它们的组成部分。
只有第四国际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的旗帜。只有第四国际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只有第四国际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忠于十月革命的传统。“回到列宁”始终是我们的口号，因为这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口号。
我们的英雄烈士
这场战争是对第四国际的一次可怕的考验。现代社会的一切势力，从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机器起到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及其国家政治保安部为止，都站到一条线上来反对它。
就在战争的第一年，在1940年8月，第四国际丧失了它的创建人和组织者、当代伟大的革命天才。列夫·托洛茨基是在墨西哥被国家政治保安部的一个特务卑鄙地杀害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们的敌人以为这是可以致年轻的国际于死命的。可是托洛茨基的出色的建党工作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托洛茨基是死了，但是他所建立的国际把这卑劣的打击看作一种挑战。第四国际以远远地超过以往的扩大和发展来纪念它的伟大的烈士。
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希腊，在欧洲整个大陆，第四国际的干部曾受到希特勒秘密警察的残忍的恐怖行动的迫害。
莱昂·勒斯瓦尔、马塞尔·希克、潘特利斯·波利奥博洛斯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整个一代英勇的托洛茨基主义领袖们，牺牲在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兽性之下了。
就在纳粹统治欧洲的局面下，法国和德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起组织了士兵和工人之间友好协作关系。他们出版了并在希特勒国防军内部散发了《工人和士兵》这个出色的报刊，它甚至在沙文主义的暴风还很猖獗的时候就高举了无产级国际主义的大旗。有六十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士兵和工人在不屈不挠的维克托·威德兰领导下为这项工作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当第四国际胜利的时候，他们将被所有工人所怀念。
在希腊，斯大林的无恶不作的特务就在1944年12月的内战期间杀害了一百多个第四国际最优秀的战士。
但是他们无法消灭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尽管遭到摧残性的惨重损失，第四国际各支部仍然在欧洲整个大陆有了发展。
在英国和美国，“民主的”资产阶级唯独在所有工人阶级政党中把托洛茨基主义领袖们投入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监狱。他们力图扼杀我们这些党。可是英国和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像他们欧洲兄们一样，把这种迫害看作挑战，更加奋发起来。
甚至更加歹毒的，是在印度和中国以及在殖民地国家对我们的同志们施加迫害和囚禁。可是在那些地方，第四国际的战士们也正是能够经受统治者的挑战的。
就在恐怖和迫害达到最疯狂程度的战时环境下，在印度、埃及、意大利和南美洲产生了第四国际新的支部。
无论斯大林、希特勒或“民主”帝国主者都无法阻挡第四国际的奋勇前进，这个事实是未来的保证。它给工人们指出，挫败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叛卖行为的最可靠办法是团结到我们的新党、即懂得怎样抱着第四国际的纲领逆流前进的政党里来。
战争的考验已经证明，第四国际不仅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具有那种即使最严重的逆境也无法阻挡其发展的生命力。这次会议在几年失掉联系之后查点了各支部，可以自豪地对全世界的工人们说：
你们的国际活着！第四国际已经经历了反动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凶险的年月而继续存在着！第四国际的各个党到处都在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
不仅如此，这次会议还能报告全世界的工人，第四国际的各个党虽然在战争期间彼此隔开并且没有直接联系，却发现自己在纲领上比以前团结得更好！第四国际本身的经验已经证明，它的力量在于它的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第四国际在对反动势力和战争的斗争中的生存和发展，雄辩地证明了它的各支部完全能够发展成为把目前有利的革命形势变成胜利的革命所需要的群众性革命政党。推翻资本主义，接着建立非如此不足以防止另一次毁灭性战争和解决人类危机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联盟——这是第四国际根据它的全部历史经验已经有所准备的任务。
第四国际的纲领
第四国际的这次会议是在所谓“联合国组织”已在伦敦休会并准备下月在巴黎秘密会议上举行其“和平”会议的时候召开的。联合国组织的会议的特征是以美英帝国主义代表为一方、以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为另一方的冲突。对小国命运的虚伪关怀是用来掩盖这种冲突的。“工党党员”贝文哀叹掌握在克里姆林宫手中的伊朗、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命运，同时却继续全部地推行丘吉尔在英帝国和希腊的极端帝国主义的政策。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代表人物维辛斯基哀叹英国手中的希腊和印度尼西亚的命运，同时克里姆林宫却由于它在东欧和亚洲采取可耻的行动而污辱了全世界工人们的良心。这两个踏着工人的脊背爬上权力地位的官僚，根据帝国主义腐朽的外交权术所规定的办法，作为“世界统治者”互相逐鹿。联合国组织甚至推迟比利时“社会党人”斯巴克充当它的主席，推选挪威的“工党党员”利充当它的秘书长。
但是这种“左倾”的伪装丝毫也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即联合国组织不过是列宁把它叫做“盗贼的厨房”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的翻版。这个会议的任何一项决议都引不起全世界广大群众的一点热情。世界各国人民怀着忧虑和不安或者至多是以漠不关心的态度注视着它的种种辩论。谁也不抱有什么希望，认为它会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任何问题。人们干脆把它理解为敌对的强国之间的新决斗场，认为它完全辜负了它的名义。人们对巴黎的“和平”会议也并不怎样乐观。
可是，甚至当外交家们在伦敦或巴黎互相诘难的时候，印度和埃及也正在酝酿着革命的风暴。那里正在发展的事件所遵循的，不是失败的联合国组织或其任何参加者的纲领而是第四国际的纲领所说明的型式。所以我们能够满有把握地说，尽管资产阶级的“国际”装饰了富丽堂皇的门面，尽管居心叵测的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分子给了它工人的伪装，我们这个会议所审议的事项却比资产阶级的那个“国际”所审议的事项要重要得多。
第四国际的这个会议号召一切工人、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不要对他们的统治者的行径感到灰心气馁，而是要起来同他们斗争。不仅要蔑视他们的错误领导人员，而且要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意志。目前世界的控制者玩弄可怕的原子弹的威胁来恐吓人类。可是他们忘记了，原子弹也需要工人双手才能制造出来。他们忘记了，他们也需要穿军装的工人们来掌握那些可怕的武器。工人们既然不信任他们的贪得无厌的老板，就会懂得怎样在原子弹工厂以及其它生产据点实行罢工。士兵们既然对他们的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充满着仇恨，就会懂得怎样来防止使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武器。他们需要了解的，只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这是对付原子弹威胁的不二法门。
必须行动起来
第四国际的世界会议在号召国际无产阶级采取行动的时候，首先为印度和埃及群众的英勇斗争高声欢呼，因为他们在这会议开会期间已经走上了以革命行动推翻英帝国主义奴役的道路。它满意地指出，在这些群众性的发动中，已经有迹象表明，美帝国主义想要从它英国竞争对手的困境中捞取好处的打算正在遇到公开的反对和断然的抵抗。它预先提出警告，要提防资本主义利益使其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殖民地资产阶级想要抑制斗争和出卖斗争的种种企图。不要信任甘地、尼赫鲁、巴特尔这一流人物！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以及其它每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只能通过对压迫者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才能获得成功。只有受到农民群众支持的年轻的工人阶级才能把斗争引导到胜利的高峰！
成立你们自己的工农委员会来组织斗争！没收土地供耕种土地的人使用！通过工人委员会确立对工厂的监督！不要让资产阶级领袖和斯大林主义背叛者同帝国主义达成肮脏的妥协！立即召开一个会表达人民的意志及其随心所欲地实行自治的权利的制宪会议！
殖民地群众争取自由的斗争，是英国、欧洲、美国的工人反对同样的帝国主义统治者的斗争的一部分。第四国际号召主要的殖民地宗主国的工人团结起来保卫殖民地群众！
不准干涉印度的革命！不准干涉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埃及、远东和近东的革命！这必须成为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工人反对他们的资本主义统治者的阴谋诡计的明确呼声！
旧殖民地的压迫遇到反抗，而就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统治者同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互相勾结，正在企图把同样掠夺性的压迫偷偷地加在战败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的群众的头上。第四国际号召“民主”国家的工人们起来反对这些反动的计划。
为了反对那种企图把所有帝国主义者的战罪放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无产阶级头上的沙文主义谎言，第四国际号召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工人们表现出他们同战败国工人们的阶级团结。把军队从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撤出去！给予这些国家的群众以决定他们自身命运的充分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自由的选举！
只有对帝国主义压迫者及其克里姆林宫的仆从提出这些要求，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群众才能被“盟国”的工人们争取过来，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建立欧洲和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
在所有的国家，世界资本主义正在打算利用剧烈通货膨胀和庞大的税收计划把它的战债负担转移到群众头上，对于这种通货膨胀和税收计划，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群众予以反击。第四国际号召工人们通过下列口号来保卫自己：
争取按物价规定工资以应付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向富人而不是向穷人课税！没收大公司的战时利润！
同时，资产阶级正在打算利用使无数群众失业的办法来摆脱迫在眉睫的经济萧条的困境，从而使工人阶级意气消沉并使它陷于分裂而遭受损失。第四国际号召工人们通过下列口号来同资本家的经济萧条计划作斗争：
争取按物价规定工时！在一切有工作能力的人中间分配工作！在不减少工资的前提下减少工作周！
这次战争已经暴露出现代的工业生产能够完成多么巨大的功绩。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巨大的生产力都用于战争、用于破坏。由于战争结束，工厂空闲下来了——资本主义不能为和平而生产。第四国际号召各国的工人们提出要求：让闲置着的工厂开工生产！在工人的监督下经营那些工厂！对于资产阶级所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破产”的悲鸣，第四国际号召工人们提出要求：打开托拉斯的账册由工人委员会进行检查！取消商业秘密！这样，垄断资本主义的抢劫和掠夺的行为就会暴露在所有的人的面前。
在英国、法国和其它西欧国家，群众中的左派已迫使垄断资本家及其托拉斯采取守势。对于工业社会化的日益高涨的要求，工党政府以及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分子同资产阶级党的联合行动正在用那种不触犯资本家利益的“国有化”作为答复。这样，垄断资本家能够利用这种“国有化”的幌子来加强他们对经济的控制。第四国际提醒注意这些骗人的措施，号召工人们提出要求：
实行没有赔偿和补偿的国有化！争取工人监督国有化工业！
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措施，就无法防止世界规模的危机把人类更深地投入资本主义的临死挣扎中，而要贯彻这些措施，工人的组织就必须同资本主义政党决裂，必须实行独立的工人阶级政策。因此第四国际号召群众向他们的传统组织提出这样的要求：
同资本家一刀两断！取得充分的权力！组织工农政府！在工农委员会的监督和保护下采用一个真正反资本主义纲领！
第四国际提出这些口号，同时积极参加群众的日常斗争，和他们一起取得经验并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在共同斗争的过程中，第四国际的各个党阐明它的最高纲领，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在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联盟内部建立自由的工人共和国的纲领。在为实现这个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第四国际号召工人们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变种的沙文主义。特别是在东欧国家，它号召工人们采用同红军部队友好交往的办法来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可恶的沙文主义。为了同官僚机构的反动劫掠政策作斗争，他们必须开展他们的工农委员会的独立运动来把工业收归社会公有并把土地分给贫农，同时争取他们的民主权利和民族的自决权利。为了顺利地实现这些要求，东欧的劳动者将和苏联的工人同心协力以推翻斯大林领导下的反动官僚机构，重新建立具有真正苏维埃民主制度的工人国家。
在反对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分子的过程中，第四国际所拟订的政策不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和外交计划为依据，而是以作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工人们的迫切需要为依据的。它的纲领是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剥削下完全解放出来、把殖民地各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把苏联群众从那使一切陷于瘫痪的官僚政治的阴影下完全解放出来的纲领。第四国际决不支持任何现有的政权。它号召工人们推翻这些政权并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工人政权，是一种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完成的任务。
只有团结在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世界联盟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永远消灭战争，组织充分地供所有的人享用的产品的生产，缔造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联盟才能把原子能从它现今作为消灭人类的威胁的地位变成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空前福祉。
全世界的工人们，这是我们的纲领，并且出路只有一条：团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的国际会议
布鲁塞尔，1946年4月 |
新的帝主义的和平政策和第四国际的建党工作——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1946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新的帝主义的和平政策和第四国际的建党工作
——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1946年4月）
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后时期的最初几个月已经清楚地表明，这次战争所带来的深刻的变化远没有消除，特别是自从1914到1918年的战争以来深深动摇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尽管革命的工人运动存在着某些缺点，我们仍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现在面临一个资本主义日趋稳定和发展的新的时代。
相反的，这次战争只不过是更加增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和世界市场销售量无法适应的失调现象。这次战争已经更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并彻底消除了在社会和国际关系上得到相对的稳定和平衡的一切可能性。
这次战争，由于它的全面的世界范围的性质，由于它的长时期的拖延，更由于它通过技术发现使用了骇人听闻的原子能爆炸力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所以比任何一次历史事件都更为严重地破坏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在经济的领域中，某些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其它一些国家的生产机构的几乎临于彻底的毁灭，以及世界市场的停滞和衰落，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社会领域方面，这次战争已经一方面加速了财产在少数金融资本家手中集中的过程，一方面，或者是由于工厂工人愈来愈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者是由于歉收和通货膨胀造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破产，进一步加速了广大小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最后，在国际关系问题方面，这次战争给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带来了严重的失败和彻底的解体，给法帝国主义带来了危机和部分的解体，并造成了英帝国主义的严重的削弱和衰颓。
可是相反的，这次战争却使得美帝国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另一面，使得苏联完成了领土的扩张，增强了它在欧洲和亚洲广大地区的影响。
世界的经济局势
在这次战争期间世界经济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彼此矛盾的发展过程：
生产机构己经较前扩大同时变得更集中在某些国家中，有些新的国家也慢慢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可是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却遭到了削弱，日益解体或甚至完全被破坏了。
由于战争期间的特殊情况使美国担当了一切「同盟国」的债主和物资供应者的角色，所以美国从这次战争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战争使它能够更进一步发展了它的工业机构，使它的生产力进一步增加，以至和1939年相比起来，生产增加了一倍。
加拿大，由于它的经济大部分是和美洲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也同样跃进了一步，工业生产比1940年增加了一倍，变成了世界第三商业国家，它的地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南美国家，特别是巴西和阿根廷，由于在战争期间被迫采取自足自给的政策，因而也就被迫加速了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情况在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埃及也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同时在中国和印度支那的某些地区也约略可以看到。
另一方面，这次战争带来了欧洲经济的毁灭，而且特别是作为欧洲经济主要基地的德国的经济。
由于缺乏动力（煤、电），缺乏原材料，更由于工业装备的日趋恶化而带来的生产力的下降，欧洲的工业机构己经全被破坏或至少是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许多的海港，以及大部分陆地和海上的运输系统都完全被破坏无遗。
尽管从外表上看农民阶级似乎更富裕了一些，但欧洲的农业情况却并没有得到改善。
由于缺乏肥料、机器和劳动力，农业生产实际正日益下降。
富裕的中农阶级，尽管他们手里拿着大量已贬值的货币，他们既不能改良或添制新的生产工具，也不能增加牲畜或修建更多的房屋。
所有的欧洲国家欠下的巨大的债务，以及它们的无法平衡的预算和通货膨胀的情况完全足以说明，它们在财政上己经彻底破产。巨大的战费支出主要是依靠不正常地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他们依靠仅得不死的定量分配过活，依靠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赋税和公债吸收小资产阶级租金收入者的进款，以及依靠愈来愈大的预算赤字来应付的。
人民群众消费品日益缺乏和非生产性的战费支出日益增大，最后使得所有欧洲国家纸币疯狂地贬值，生活费用一日千里地增高。
就因为这种情况，欧洲的战费支出造成了它的前所未有的贫困，使得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因而最大程度地迫使它在经济上倚赖其它国家，特别是美国。
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战争造成的后果，遭受苦难的并不只是欧洲。日本、荷属东印度和中国的经济也多少同样受到严重的影响。
另一方面，战争时期贸易关系的中断以及原材料和资本的极端缺乏，结果必然造成了高度的剥削，并通过食物缺乏、饥馑和通货膨胀，给殖民地群众带来反常的生活水平的下降。
这样，战争加速了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生产机构的发展和集中，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的生产能力达到了超过1939年的水平，但同时，战争也造成了普遍的贫困，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发行了大量的国家公债，都发生通货膨胀现象，农业生产出现危机，国际市场吸收商品的能力也急刻下降了。
战争不但没有解决市场危机的问题，相反的，却大大加深了这种危机。
在美帝国主义能够利用战争期间它在国际市场上积蓄的社会斗争所造成的威胁以前，它必须首先，通过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欧洲的，而且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置于适当的分配原则之下，以建立对这个市场的统治。
而这些由于战争带来的极端的贫困已经大大降低了购卖力的国家，相反的，如果不能重建它们的经济，不能至少恢复从前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那它们的购买力就不可能得到恢复。
根据这些情况，世界经济的最可能的发展前途大致可以概括如下：被战争削弱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能力的复苏，总的特点是：步调非常缓慢，几乎使它们的经济接近于停滞和衰颓的水平。
美国经济将很快有一个相对的繁荣，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满足世界市场当前迫切需要的国家。这种情况将使它的生产机构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可是，这种日益增加的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遇上国内和世界市场吸收货物的能力不足的困难。
到那时候，美国就会面临一个较之1929—1933年的危机更为深刻和广泛的经济危机，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具有毁灭性的影响。
苏联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会有利于推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复苏。由于苏联正力图建立自己经济领域，其中将包括目前在它的控制之下的一切国家，它实际是进一步加深了帝国主义的商业危机。
国际关系
战争赋予美国和苏联的力量，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完全支配着世界的局势。
美国
美帝国主义的无限制的扩张是目前不稳定的局势的根源，而且不可避免地还将日益加剧这种局势。美帝国主义，托当时的战争情况的福，已经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其规模之大是过去任何其它的帝国主义都不可企及的，事实上，美帝国主义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的工业生产者和主要的银行。
美国已经把所有其它帝国主义竞争者远远地抛在后面了。由于它的工业机构的发展和较高的生产率，由于它垄断了最主要的原材料和运输工具，并由于它占有极充裕的资金，它目前的经济力量已经达到资本主义市场无法长期予以抗拒的程度。此外，美国现在已经成全世界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它在这方面的无法争辩的优势是由它的新式武器，特别是那些利用原子爆炸力的武器造成的。
美帝国主义过去为了便于经济扩张而戴上的和平和「自由」的面具，目前已经不适用于它现己取得的在世界各地扩张的局面。为了取得和巩固对世界市场的控制，美帝国主义将会越来越被迫公开使用武力，或者恐吓，或者在情况必需的时候，攻击和消灭任何一个反对它的计划的国家。对和它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对苏联，美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政策不外是经济讹诈和军事压力。
不仅如此，美帝国主义已经变成了最自觉的和最强大的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且是政治和社会保守主义的主要支柱。一种垄断一切和反动的倾向已经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其它地区渐次形成，并一天比一天加强了。
战争时期，美国外表上作为临时性质执行的反劳工法案（反工会和反罢工法令，工资冻结）现在已慢慢将变成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永久性的法令。
在中国，美帝国主义公开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府进行军事支持，以使之粉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将全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在日本和德国，美帝国主义操纵着旧的反动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机构，并尽量利用中间和右派的反动势力。
在意大利，美帝国主义在支持自由主义分子和天主教徒的同时，更在财政上支持「无论何人」（l’UomoQualunque）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
在西班牙，它一方面尽可能保留佛朗哥的统治，一方面又积极准备最后用一种专制政体或者一种「专断的」民主政体来代替他。
在一切南美国家中，它尽量扶植和支持军事独裁政治，同时也一般地支持拿破仑式的政权。只有在那些它企图取代其它的帝国主义竞争者的殖民地国家中，它才戴上「自由主义」的假面具。
美帝国主义的「和平」计划主要目的就是完成和巩固对世界市场的占领。
美国通过它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组织，诸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币值稳定基金、世界复兴银行、在旧金山建立的联合国经济委员会以及它的辅助组织进出口银行等等，所有这些机构，在一支常驻的军队和一系列陆地、海上和空军基地的支持之下，从每一个国家夺得它的部分的主权，其长远的目的，乃是要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
然而，这种要想把整个世界变成美国殖民地的努力，在国内和国外都遇到了困难。
在国内，战时经济的复员工作和随之而来的工人的解雇和工资的降低，引起了社会斗争，这种斗争反过来又阻碍着经济的恢复。
在国外，美国的压力，引起了其它帝国主义，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帝国主义的相当剧烈的反抗，并迫使后者组成自足自给的集团，和美国进行经济战。
此外，各中心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斗争活动、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苏联和苏联控制的地区的存在，都作为一种新的因素阻挠着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同时推动了美帝国主义的危机的形成。
因此，美国的世界扩张政策只不过在抽象的意义上使它便于执行可以无限发展的帝国主义开发政策。事实上，这种扩张同时包容了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必然特点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就使得美国处于最严重的痉挛状态之中，对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任何动乱现象和危机都会发生病态的反应。
苏联
和美国对立的是苏联，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更由于苏联本身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它已经能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
尽管德帝国主义在其公开的反苏斗争中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帝国主义之间敌对情绪的尖锐性，使得世界资产阶级终于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反苏联合阵线。这种帝国主义内部的分化对于苏联是极为有利的，同时依赖它自己国有化经济和计划生产，苏联终于能够在和构成轴心国的那一部分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可是在战争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结果，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获得了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有利的条件来进行步调更为一致反苏斗争；这一次，这种斗争是在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必须联系到由于战争引起的国内和国际间一整套复杂的变迁来看，才能够完全了解目前苏联的真实处境。
不管怎样，尽管战争使得苏联占领了更多的土地，它同时也给苏联带来了以下的不利的后果：1.这次战争大大削弱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因为它「阻止了它的发展」（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因为它将乌克兰的经济己破坏了十之八九，而将苏联的有效人口消灭了六分之一左右。而在这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却在生产方面和1940年相比增加了一倍，和同一时期的苏联相比竟超过了四倍。2.战争加速了社会分化过程，这是因为它，特别是在农民阶级（堪称百万富翁的一些农民）、军人集团和官僚主义的政府上层领导中，增强了资产阶级化的民族主义的反动分子的力量。
另一方面，这个战争：1.推动了苏联其它地区的工业化过程；2.唤醒了各阶层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抛弃了在对待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政府方面采取的保守主义和消极的态度，并让他们了解到其它一些生活方式和观念（红军战士、战犯、不同的欧洲国家中占领军的士兵），这就加强了他们的批评能力，并刺激他们倾向于提出自己的主张。
对苏联来说，这次战争标明了以「在一个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彻底破产，同时也标明了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这个新的时期将最后肯定地决定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这一政权的命运。
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为了执行它对人民群众所提出的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逐步地和和平地建设计划性和国有化经济的政策，同时既牺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也牺牲了苏联无产阶级逐步改善生活条件的利益。可是事实上，这一政策只不过符合了克里姆林宫——这一官僚主义的特权阶级本身的利益。
这次战争终于使这个悲惨的经历告一结束。尽管革命一再退却、让步，一再被出卖（斯大林相信这样就可以使得世界资产阶级保持中立），苏联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仍然受到了极大的灾害。
这次战争把苏联人民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许多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部分全给破坏了，这就使得苏联的经济忽然又退后了许多年。
为了让苏联的经济再度上升，为了不完全依靠，或主要依靠美帝国主义援助来完成这种经济复兴的工作（因为如果这样，美帝国主义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来消灭苏联的独立），为了让苏联具有某种保护性的外壳以便反抗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苏联官僚机构感到有必要把它的战略地带伸展到其它国家中去，其中既有欧洲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同时从那些国家取得经济资源。
既然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直到现在，帝国主义始终能够保持力量对比关系上优越地位，这个官僚主义统治机构一直就总以如下的几种办法来抗拒这种压力以及国内的反动势力的活动：
一、加速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建设工作（实行新的五年计划，1946—1950年）。
二、实行土地扩张。
三、把一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受到它的控制的国家也置于自己的经济控制之下。
四、通过各共产党进行活动以图使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并防止它们完全变为美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的奴仆。
这个官僚主义统治机构在这一方面要防范外来的帝国主义压力，一方面要抵制国内反动势力，同时还要迅速恢复苏联经济的活动中要想取得成就，就必须依赖现在在苏联控制之下的那些国家为它作出经济上的贡献。
苏联官僚机构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活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掠夺的性质，表现出了它的政策上的保守性、怯懦和反动性。
这个官僚机构完全没有积极地援助那些国家的群众运动以使它迅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积极争取这些国家和苏联进行自由的联合，协助它们的经济发展并使它们的经济和苏联经济进行互利的合作，它只是把这种群众运动当作一种可以用来威胁首先受到它扶植的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的后备力量。
在它开始对那些国家实行经济控制时所进行的活动中——土地改革、没收外国资本、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实行工业国有化、从上而下采取官僚主义的办法，而不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办法来破坏资本主义——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它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苏联的占领和控制，在不同的程度上刺激了内战，刺激了双重政权的发展。
苏联的官僚机构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一方面既害怕无产阶级革命的扩张，又感到有建立它自己赖以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必要，因而在那些它所控制国家中实行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尽管目的在于在结构上对它们进行同化，实际只取得部分的成效，而且进展非常缓慢，前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前进和后退、犹豫和动乱，经历了许许多多政治和军事的危机，而这一切的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它自己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情况。
直到现在，苏联的官僚机构似乎决心要按照自己的办法来保卫在苏联的它自己的经济基地，来保持对于它认为属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那些国家的控制。在苏联国内，这种倾向表现于中央的控制地位的日益加强，这个中央的具体代表就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日丹诺夫、安德烈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等等），他们越来越加强了对政府、对行政机构和军队的控制；这种倾向也表现在官僚机构企图重新和人民建立联系的问题上，它所使用的诱饵是来一个新的左转以反对右派势力。在为苏联所控制的那些国家中，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是，由共产党的领导人，完全脱离他们在各该国中代表的真正的力量去争夺控制政府的权力；消灭反对派、收回外国租界、加速经济改革、鼓励双重权力的领导机构（既有控制生产和贸易的委员会，也有推动土地改革的贫农委员会）。
最后，在国际关系上，苏联的官僚机构在许多外交会议上（伦敦会议等等），在它的领导人的讲话所使用的强硬的调子上都表现了它对帝国主义压力的决不屈服的态度（例如：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斯大林的最近的一次讲话，某些共产党（美国、英国、希腊和殖民地的党）略略向左转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这种防卫工作仍由官僚机构来进行，它就总不会有力量有效地打败帝国主义的阴谋，抗拒帝国主义的反苏的压力，实现苏联的建设计划以及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因为能使它具有这种力量的只有世界革命运动的积极支持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活动。官僚机构在苏联国内以及在它所控制的地区的活动，正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的活动一样，不但没有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反而只是阻挠和打击这种运动并到处为反动势力的反击活动创造条件。因此，目前保卫苏联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立即推翻拿破仑式的斯大林主义集团的斗争，并大力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这种要求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变得更为迫切了。
尽管苏联进行了土地扩张，经济的后退，以及更重要的，由苏联官僚机构政策造成劳工运动的力量的衰弱，已经使苏联失去了反抗帝国主义长期坚持的最有效的武器。军事力量的竞赛是目前帝国主义和苏联的关系上主要特点，在这种竞赛活动中，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与能够挽救苏联，使它不致走向不幸的结局。
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外表的后面，隐藏着一种现实，那就是，苏联和苏联官僚机构已经面临一个关系着它们生死存亡的危险阶段。
第四国际，在向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说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所奉行的反动政策将为世界革命带来危险的时候，在号召立即推翻这种官僚机构的时候，并没有改变它对苏联国家性质的认识，它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己经堕落的工人国家。第四国际并没有忽略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进攻，以及在苏联控制的国家中实行苏联式的国有化和计划化的经济、实行逐步的经济改革等等对无产阶级的重要性。第四国际的所有的小组，其中更重要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负起责任来有计划地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反苏计划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活动；必须向群众解释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的敌对情绪的社会意义，以及它的阶级性质。
英国
在上一次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变成了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强国。
尽管这样，它在世界问题中的特殊地位又一次遭到了相当严重的削弱，战争给它带来的损害实际已使它面临一个在它的整个历史中最为严重的时代。
为了支付巨大的非生产性的战争费用，它欠下了美国以及一些殖民地国家（印度、埃及）和属地许多债款，并对殖民地人民群众进行了超级的剥削。英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由于失去了大部分的对外投资，由于美国在海上、商业上和财政上的优势使英国大大减少了它通过它的舰队以及通过它进去作为世界掮客的地位而取得的收入，它的收支表几乎永远不可能得到平衡了。此外，这次战争也加速了英帝国肢解的过程。
殖民地（印度、埃及）和属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的工业和财政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离心的倾向，大部分都受到了美国的吸引。
在印度、在埃及、在远东，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动摇着英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动摇着它的整个经济结构。
为了防上这种衰落的趋势并竭力使自己恢复原来的力量，英帝国主义采取了极为不利于战败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意大利）或那些在战争中大为削弱的帝国主义国家（法国、荷兰）的，残酷地扩大殖民统治的办法；它加强了对大城市和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剥削，发动了经济战。采用经济战、维护以关税壁垒和英镑集团为基础的有利于帝国统治的体系，建立其它一些由独立国家组成的集团——这就是英帝国主义为了反抗美国的压力，为了和它讨价还价以求在国际市场上分得即使是极有限的一部分利权所可能使用的最好的武器。「西欧集团」的政策充分地表现了英帝国主义力求自卫的手段。
为了一方面抗拒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一方面防止苏联对大部分欧洲地区政治和经济的控制进一步扩张，英国已经制定了要把一个经济地区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计划，这个地区包括从挪威到希腊的那些西欧国家，德国也包括在内。和华盛顿的妥协可以改变「西欧集团」在经济上的反美倾向，可是丝毫也没有改变它的反苏的政治性质。
华盛顿协议，对英帝国主义来说实际是一次「经济上的敦克尔克大败退」，英帝国主义所以接受这个协议只是由于它希望，这样在下一个阶段它可以再重新开始保存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的斗争。
可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已经远远地跑在英国的前边，英国目前宁愿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和华尔街进行妥协，而不愿对它发动一次长期的具有决定性的斗争。另一方面在一切使得英国和苏联发生冲突的问题上，英帝国主义必须依赖华盛顿的直接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尽管在英帝国或主义要求分享世界市场的利权的问题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部的摩擦，而当前阶段的整个世界局势中的主要特点，仍是英美帝国主义密切合作，以反对苏联，反对殖民地的解放斗争以及欧洲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法国
法帝国主义尽管在这次战争之后也算作是「战胜国」之一，实际在国际的地位上它至多也不过是一个第二等的国家。
这次战争己经最后确定了它的衰落的地位。它在战争中所受到的破坏已经极其严重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生产潜力。
它所支出的非生产性的费用，再加上普遍的贫困、生产的下降和商品的缺乏已经使它的预算失去平衡，通货日益贬值，并使人民的生活费用日益增高。由于缺乏原材料、资金和机器，经济恢复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简直看不出有任何前途。
那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落入英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掌握之中的殖民地国家，丝毫没有能够帮助宗主国的复兴，而且它们自己也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正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处于动乱状态中。
为了至少部分地避免由于战费开支而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法帝国主义企图大大利用美国、英国和苏联彼此之间的敌对情绪。可是它原来希望借此保持它的帝国的统一和经济上的独立，希望借此从被征服的德国的手中夺得萨尔和鲁尔地区大部分资源的希望，最后被证明不过全是幻想。英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扩张的需要并没有给法帝国主义留下可以活动的地盘。「三大国」达成的协议归根结柢必然是不利于法国，同时也不利于其它一些二等国家的。
法帝国主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己经进入一个充满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困难的危机时期；这个危机如果再发展下去肯定将会影响整个欧洲的局势。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现在兼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和德国局势中的各种特点。它现在正经历着一个「民主的」和议会政治的不稳定时期，其结果只可能是独裁政权或者革命。
中国
在这次战争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之后，中国似乎变成了世界的第五强国。事实上从它目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来看，它差不多完全和过去一样根本无力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也不可能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独立的角色。
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贫农和无产阶级独力进行的活动，又由于它和帝国主义有着经济上的联系，它最关切的问题是巩固它的剥削政权以反对人民群众的进攻，因而它和封建势力联合起来尽量从美帝国主义求得物质和军事的援助。具有四万万居民、极其巨大的自然资源以及能供应无限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市场，在美国看来正是它的过剩的生产的一个主要的出路，正是它可以取得原材料的供应地以及一个输出资本的市场；此外它还可以拿中国作为一把钥匙来取得整个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中国的资产阶级当然极其乐意支持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因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反人民、反延安政权以及反对苏联扩大影响的威胁的武装斗争中，提供给它充足的援助，而仍然让它保持着独立的、统一的外貌。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以及它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延安的斯大林主义者们最近己接受的国民党的民主化路线，最后结果只可能是中国人民的失败和革命士气的衰落。
此外，中国在亚洲和在太平洋地区，必然会变成美帝国主义和苏联进行角逐的主要猎场，而且在进行公开敌对行动的时候，将变成一个最重要的反苏堡垒。如果再重复一次1925—1927年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清算独立的人民群众运动，而使它从属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其结果将是不可避免消灭新的中国的革命，抛弃掉使苏联得到保卫的最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一个以明确的英勇的纲领为基础的面向工农群众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提出土地改革、民主权利以及选举立宪会议等等作为过渡时期的要求），一个贯串着社会主义内容的政策就可以把中国人民在战争期间和胜利之后积蓄起来的巨大的革命全部引上正当的轨道，再一次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这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应该担当起来的任务，他们完全知道中国的运动能够对国际无产阶级产生无比巨大的影响。
德国—意大利—日本
帝国主义的冲突己经大大地削弱了，甚至差不多完全消灭了最强的国家中的三个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世界市场和国际范围中的地位。
德国帝国主义所受到的破坏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史无前例的。德国的生产机构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了一片灰烬。它的最大的城市、海港和运输工具全部都被破坏。除了战争带来的巨大数量的死亡之外，军事上的失败和军事占领差不多使得具有活动能力的男性的人口全部住了监牢。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占领军所进行的掳掠和破坏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的解体。从军事失败的最后一天起，德国人民不论从物力和人力方面来讲，都已不可能进行任何重要的革命活动了。
此后德国劳工运动的再次兴起将表明这个国家在经济生活的恢复方面已有所进展，表明无产阶级又重新在生产中联合起来，也表明占领军的新的高压的政权已得到逐步改善。
派出占领军的国家，不管是苏联还是那些各自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待德国的问题上各自奉行着一个适合于自己利益的政策。
美国企图通过这个战争消灭德国经济，使它不可能再在国际市场上和美国竞争，结果它完全达到了这个目的。现在对德国的占领满足了美国的两方面的需要：
第一，控制着德国的潜力，只容许它的经济在美国资本的滋养下得到有限的恢复。其次，通过对中欧的军事占领来不断地对苏联和苏联所控制的地区施加压力，同时对欧洲大陆的其它地区实行有效的反革命的控制。
从这些考虑出发，美国将来可能越来越倾向于使德国变成一个只有一个中央政府的统一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计划和另一种相反的计划（法国）之间的冲突，那个相反的计划是维持一个肢解的无能的德国。
英帝国主义对于德国经济的复兴和使德国在它的控制之下实行统一也抱有同样大的兴趣。
已经失去扩张能力的德国经济，对伦敦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欧洲市场，让德国和其它西欧国家在英国的保护下形成一个财政和关税的最惠国体系，它就能够比任何其它欧洲国家更能有助于一个集团的形成，这个集团最后将能抵制美国的经济压力，而且特别还能变成一个反苏的堡垒。法帝国主义在德国实行一种掠夺的政策，目的在于借此补偿它自己的贫乏的经济的不足，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防止这个国家的统一，维持和进一步加深这个国家的分裂状态。
最后说到苏联，苏联一直犹豫于两种政策之间，一种政策是维持和进一步加深德国的软弱无力的地位，唯恐它又变成了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主要反苏堡垒；另一种攻策是把大部份德国和奥地利争取过来，使它居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
在苏联占领的地区，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争取建立联合政党的运动，以及在这里进行的土地改革活动，目的都在于建立一个群众基础，并消灭那些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的力量，或至少使这些力量中立化。特别是土地改革运动，主要是为了粉碎普鲁士军人集团和容克贵族集团的力量，并借此取得分得土地的农民们的同情。可是，如果苏联的经济不能廉价会向农民提供大量的工业产品，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那么这种希望仍然是会落空的。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对官僚机构对待人民群众的总的政策的认识——这种政策是扼杀他们的以要求自决权为起点的民主权利，使工人运动官僚主义化，残酷地大量转移德国人口，撤出整个一个工厂的装备等等——我们才能正确地估价这些进步的经济措施。这种政策使得作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苏联在群众的眼中失去了威信，并且唤醒他们，使他们起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同时也反对苏联。
在战前已经为深刻的危机所震动的意大利帝国主义——由于这次战争的失败，由于实际上失去了一切殖民地、由于财政上临于破产、整个国家遭到严重的破坏——己经退居第二流国家的地位，完全落入英美帝国主义的掌握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所遭到的破坏，在许多方面差不多可以和希特勒的德国相比。
由于它所遭到的破坏和殖民地的丧失，由于它完全变成一个失去主权的国家，以及由于它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支付的巨大费用，它的经济潜力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原来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杂的联盟所控制的、在阶级关系上充满爆炸性的危机的社会结构，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已经彻底动摇了。
尽管多年来既得利益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着恐怖政策，而使人民群众的力量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从上次战争失败之后，革命的力量虽然缓慢地，但肯定正一天一天壮大起来。美帝国主义由于希望加强和巩固它对整个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控制，完全把日本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支持着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旧的反动压迫机构，把它看作是社会制度的支柱。
美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推迟、削弱和最后消除任何革命性的爆炸事件，对人民群众只作一些次要的和没有重大意义的让步，同时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虽然使日本经济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力量向前发展，但他决不会严重地改变那个反动的社会结构。
在日本到现在一直还从未进行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现在是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懂得在它的以工人和农民苏维埃为基础的专政之下，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它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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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经济的一般局势、欧洲遭到的破坏、帝国主义之间的各种矛盾的加深、在战争期间部分被「美国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所掩盖的潜伏着的敌对情绪的爆发、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有这一切已经决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一定会有严重的经济上的困难和动乱，一定会有部分和全面的危机。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普遍遭到破坏、其它帝国主义都日益衰落和崩溃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单独获得的无限制的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重新建立资本主义世界平衡状态的条件，那就是说，除了让美国居于几乎完全控制一切的办法之外，就不可能有任何其它形式的平衡。
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越是不能聚集更大的力量，而是相反地日益削弱或者日益丧失信心，那么国际经济和政治局势中的矛盾，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敌对情绪，将越会鼓动帝国主义，在比过去更短的间歇期间之内，再一次试图通过一次新的世界冲突使一切问题明朗化。
人类究竟将走向野蛮状态和毁灭，还是将通过社会主义走向解放自己的道路，决定性的因素将是革命运动的发展程度，而决定革命运动的发展的则是在随着新帝国主义的「和平」必然出现的无数社会动乱的过程中，真正的革命领导力量的加强。
社会敌对情绪的紧张化和革命的前途
使人民群众遭受到巨大牺牲并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更加下降的战争，同时也保证了目前时期的「和平」。
生产机构的大量破坏、巨大数额的外债和通货膨胀已经使世界经济陷于瘫痪状态，现在要使它得到恢复，最主要的先决条件，是创造出巨大数量的新的资本。
要作到这一点，只有无产阶级甘愿在比战前更为恶化的生活条件下仍然继续工作才有可能，这正是资本主义分子们的要求。心怀叵测的改良主义的领导人们劝工人们这样作，斯大林主义分子也这样劝导工人，而且甚至还叫得更响：先帮助重新建立和加强资本主义，然后再要求和争取改善工人和其它劳动阶级的生活。
战争使一切国家在以纸币和国家债务（国库公债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虚假的资本获得了巨大的增长，而实际能用于生产的资本是大大灭少了。
这种情况的实际结果就是，物价直线上升、预算无法平衡和贸易趋于停顿。通货膨胀在每一个欧洲国家中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甚至英国和美国也在所不免，只是形式上比较缓和一些罢了。
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采取通货贬值、增加税收、冻结工资和提高消费品旳价格等办法来应付这个局面，而所有这些办法实际是进一步降低工人和其它劳动阶层的收入。这里的真正企图是要重新分配国民收入，通过进一步压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便获得资本的再生。资产阶级的这种企图，正像我们在许多地方已经可以看到的，必然会招致人民群众的剧烈反对；它日益破坏了阶级的平衡；它强有力地刺激了工人的斗争。要想了解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再次获得相对稳定，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无产阶级的抵抗；无阶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这种改善和资本主义复兴的可能性是不能兼容的。
虽然战争并没有在欧洲创造出一个在范围和进展速度方面如我们所期望的革命高潮，但是不可否认，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毁灭了资本主义的平衡，因而开始了一个长远的革命时期。今天我们对大战期间我们所作的展望能够而且应该作的一切自我批评（当时我们认为，特别是在欧洲，将会出现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具有更大广度和深度的群众革命活动），所有这类批评应该只限于发展速度的问题上，而不应涉及紧接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的这一时期的基本特性的问题。
只有那些带着肤浅的和怯懦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才会认为应在以下的这些方面否定我们对革命所作的估计：战争，不论在进行时期或者在它结束之后，并没有在欧洲创造出革命的形势；德国革命并没有发生；传统的组织，以及其中最主要的，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已经有了一次新的强有力的发展。第四国际，一方面认识到所有这些事实都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失败，但同时它也决不会忘记掉，资本主义的有关生死存亡的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的平衡的消失以及它的根本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都是一些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的事实，这些事实正是我们估计革命形势的基础，也给我们建立革命政党的工作带来了较前大为增加的成功的机会。
资本主义目前正企图使自己获得恢复，而它所处的实际经济和政治情况都预示着革命将日趋发展的前景，尽管它会有暂时的后退和起伏不定的状态出现，这种状态，只要新的革命的领导在斗争的过程中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就一定会逐渐消失。
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看到人民群众为反对资本主义利用加强剥削的办法以图恢复自己的经济力量的意愿而进行的第一次战斗，但这些斗争已经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绝对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革命的潜力。
在未处于苏联控制下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在被迫进行本身的重建工作时所处的经济条件正推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采取行动。
尽管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们有计划地进行反对，罢工运动在所有的地方仍然日趋高涨，这种运动的推动力就是工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降低工资、要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费用的意志。由于同样的理由，小职员和一些白领工人常常甚至会比工人更积极地参加这种斗争。其它一些城市和农民小资产阶级阶层，由于通货膨胀和无法负担的赋税使他们濒于破产，慢慢正变作革命的催化剂，这种力量己逐步加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使它面临毁灭。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民主主义的势力要想长时期、相当稳定地发展下去，似乎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问题了。
在战争结束以后，资产阶级所作的很少的一些民主方面的让步，一方面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一方面也是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和解政策和投降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当德国的占领机构彻底崩溃的时候，革命的第一次浪潮震动了欧洲大陆大多数的国家。
可是这一浪潮在性质上说是支离破碎的。双重权力的机构都是在自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国革命的未能实现阻止了这种革命运动的蔓延和扩张，使得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政党把人民群众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而使得英美的军事统治很顺利地就代替了德国的军事统治，本国的资产阶级因而也就获得了必要的喘息的机会，使它能够在斯大林主义分子的直接帮助下（法国、意大利）或者在占领军的支持下采用暴力的方法（希腊、比利时），重建自己的国家机器、迅速清算了双重权力机构中的成员，并解除了工人的武装。
为了阻止第一次革命浪潮，资产阶级不得不付出代价以求通过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政党来进行统治，或者通过主要和它们进行联合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统治。这个代价包括：容许范围广阔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人民群众的活动存在（罢工的权利），保存资产阶级并不能完全掌握的「民主」机构。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产阶级，由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同意成立一个「民主」政府，那也是被迫于它所处的具体的物质条件，由于它必须牺牲工人群众的利益来重建自己的经济，以便向极权主义政府的形式过渡。在「议会立法」和「社会和平」的烟幕的后面，它已经成功地重新建立了它可以完全控制的军事和政治机构。以这种机构为基础，同时以社会上的各种传统的保守势力（教会、贵族、王室等等）为支柱，金融资本集团，由于战争使它获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彻底的对国家的控制，已准备毫不掩饰地建立起拿破仑式的军事专制政体。只有无产阶级的压力能够防止资产阶级完全抛弃所剩无几的古老的「资产阶级民主」，而这种无产阶级的压力在欧洲任何国家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
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在政权方面的经历，在各个情况不同的国家中，在各自不同的程度上，为无产阶级带来了新的失望。只要革命的政党由于本身过于软弱不能把群众的这种失望的感觉转化成一种发动新攻势的动力，那么客观上就是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地位，而这情况一般说来是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共同特点。另一方面，虽然城市和农村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压力仍然局限在工人政党和民主主义的政党之内，资本主义的长期存在的无法克服的危机、经济的破产以及这些阶层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长此下去，不可能不又一次产生同样的那种导致法西斯运动的各种因素。在意大利就正是这样，正是工人政党的软弱无力和打击士气的政治活动已经使得广大的小资产级群众聚集在「新法西斯主义」「无论何人」（l’UomoQualunque）运动周围。在比利时，这类中等阶级的群众，不久以前，非常倾向于斯大林主义的政党，现在也都跑到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内去了。同样的转变过程在希腊、法国和在其它一些地方也都已经出现。但是，我们决不能忘了，目前欧洲工人政治运动的这种迟缓的进展，不仅以世界革命高潮作为它的背景，同时也是以欧洲大陆本身劳动群众日益激化的情绪作为它的背景的。在这种情况下，像希腊那样的部分的失败，像法国和比利时那样的暂时的后退，都并没有使无产级丧失信心。相反的，在正在进行的经济斗争的过程中，各种经历已经又一次暴露了斗争领导人们的不良的居心。由于资产阶级一次再次表现自己无能重新建立一个具有丝毫稳定性的经济和政治的统治机构，这就为工人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他们把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如果第四国际终于不能建立坚强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小组，如果工人斗争的接连兴起的浪潮都以失败告终，强有力的法西斯组织就会在各地出现，目前我们所经历的这个革命高潮时期就会以在欧洲大陆主要国中节节败退而告一结束。
在为苏联所控制的洲地区，工人阶级的运动在许多地方都达到了具有双重力量的水平，可是它同时也感受到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给它带来的官僚主义的枷锁和低落的士气。
在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解体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阶段，造成这种情况的，除了它过去所经历的都是失败之外，更有在高压的纳粹政权之下无产阶级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战争期间斯大林官僚机构所执行的沙文主义的政策、财产的毁灭、生命的丧失以及目前帝国主义和苏联的占领等等。这一事实己经给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一般情况带来极不利的影响；它使得欧洲革命运动只能以极缓慢的步调发展，使它不能以正常的节奏前进，并暂时抑止住了革命运动的爆发。直到革命运动的物质条件已经在德国存在，直到以百万计的德国战俘重新回到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去，我们就不能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会进行革命的活动。
而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大陆，在意大利和法国，以及在大陆之外，在英国、美国和殖民地国家中，其它一些革命的火焰愈来愈具有了重大的意义。
英帝国主义的迅速的衰落、它的经济基地的缩减、它的日益贫困化的趋势以及它为了抗拒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有使生产机构集中化和现代化并大力降低生产成本的必要等等，现在正鼓舞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对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发动疯狂的进攻。后者的还击是极为有力的。1944年己被证明为自从上次战争以来，除开1926年的总罢工之外，罢工次数最多的一年。1945年工党在选举上获得胜利，这就表现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已开始向激进的方向发展。这一罢工运动，虽然由于这次胜利暂时停止下来，但它仍然在继续显示自己的力量。由于它始终包含着人民群众跟工会和工党的官僚主义机构之间的直接冲突，建立革命政党严肃的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美国，由于失业、由于取消加班工作而造成的工人收入的减低等等而在工人中重新鼓起的新的热情，使得史无前例的最强大的工人运动正在形成。
革命的先锋队，为了使自己成为美国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坚强的维护者，必须负起最大的责任来，在美帝国主义由于在世界市场上——这个市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缺乏平衡和统一的组织——进行扩张而面临的长期危机的过程中，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
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目前已经达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
这是殖民地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和由于战争帝国主义统治遭到削弱的结果。
殖民地的工业化过程决定着帝国主义的发展，而战争又加速了这种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情况特别在埃及、近东、印度、中国和印度支那的某些地区以及在荷属印度等处更为显着。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也促成了某些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商人、职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具有不同程度重要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
另一方面，战争加强了对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超级剥削，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低落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这些事实，再加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它们自己的斗争和敌对情绪的结果而遭到削弱，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失败之后。已经加速了殖民地人民群众民族意识和革命意识趋于成熟的过程，形成了他们的要求通过武力来取得独立的意志。
由于缺乏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由于斯大林主义分子重犯了1925—1927年中国革命所采取的孟什维克政策的错误，因而使得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主要落到了民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中。尽管有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这种领导对于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具有真正的危害性，这些运动，只要它们能够加深帝国主义的危机并能对大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那么这些运动就已经可以算作是世界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在那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颇为发展的资产阶级，当然同时也就有一个先进的产业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和外国帝国主义对人民群众所进行的联合剥削，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创造了条件，这一运动吸引着追随在它后面的农民群众，将能够获得高度的发展，变成世界革命主要中心之一。
因此，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视线限制在欧洲范围之内，只注意到某一特定时间之内，德国革命仍然没有出现（尽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就不可能对革命浪潮的真正的动力作出结论。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是一个超过过去任何时候的世界性危机和一个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毫无疑问，将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并且肯定会继续不断在不同的革命中心之间彼此互相影响，这样就决定了一个长时期的革命的前景。
我们党的建设工作和我们的政治任务
人民群众已经充分表露了他们的巨大力量，他们的斗争的决心和牺牲的精神，因而我们可以断定，只要有一个国际的真正的革命的领导，一个充分准备的意志集中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以及它的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意志和力量是永远也不会衰竭的。
建立革命的领导的问题，现在仍和过去一样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第四国际充分了解革命政党的任务，不仅在于使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同时在于加速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成熟过程。从客观上来讲，革命条件，不管有没有一个革政党，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可是由于没有这样一个政党，那些条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以人民群众退却、丧失信心和失败而告终。
在战前时期，建立革命领导的客观可能性的确受到了限制，可是现在我们却不能把组成革命领导的工作停滞不前或进展缓慢的责任归之于客观条件。一切国家中目前的事态发展都证明建立第四国际政党的客观可能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巨大，而且正有增无已。在所有那些国家中，其中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南美国家、澳大利亚、南非和一些殖民地国家，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所造成的障碍并没有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欧洲的群众队伍和传统的组织，其中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日趋扩大，反映了人民群众已开始向激进的方向发展，现在差不多在所有的地方都达到了顶峰。衰落的阶段已经开始了。
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改良主义的政党在它们的社会基础方面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同时争取到愈来愈多的纷纷离开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激进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斯大林主义政党已经把社会党中的工人分子争取过来，同时还得到了城市和农民小资产阶级中的最激进的阶层的支持。
可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目前赖以达成协议的改良主义的纲领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希望愈来愈不能兼容了；它们无能为目前的危机寻找出路的情况将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在人民群众的眼前。这些政党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它们只是维持着目前的地位，将被看作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些政党，为了维持和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不得不阻止，有时甚至反对人民群众为求满足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并使它们，在人民群众的眼中看来，应对所谓「结构改革」的种种实验的不可避免的失败负责。
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另外还遭受到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给它们带来的困难，这些困难迫使它们尽一切可能推行机会主义政策，并且使政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摇摆不定和充满矛盾。
另一方面，在为苏联所控制的国家中，特别是在德国、奥地利、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其至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政策的具体经验已经慢慢变成了防止人民群众遭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意识污染的最好的药方。
在这种情况下，在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互相敌对的力量。
希腊的内战、意大利的长期的政治危机和英国的情况已经使得这种力量在「共产党」内产生了。
荷兰共产党最近经历了一系列的派别斗争，其结果则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反对派现在建立起来了。
法国、比利时以及整个西欧的一般局势都正为改良主义政党的解体创造条件。
可是这类反对派的形成、发展以及它们一般说来都比较迅速地和官僚机构的决裂却并不完全决定于一般的政治局势。我们小组的积极参与在促进这一过程方面也同样是一个重要要的因素。只要它们能够把纲领问题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巨大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在行动上能够取得反对派中最优秀的成员的信任，那它们就能够使这些新的力量参加我们的队伍，而防止它们转化为新的中间派势力。
能够让我们以充分的热情和信念去进行建党工作的最主要的先决条件就是，首先我们必须毫不怀疑地相信，目前在这方面的确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
目前，对这一首要任务的最大的威胁，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出现了抱有失败主义思想的派别，它们由于看到欧洲革命形势的趋于成熟的过程比较缓慢，同时看到我们的进展也比较迟缓，因而竟多少近于公开地主张把我们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的纲领降为单纯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并主张采取大批或甚至全部「加入」欧洲的改良主义政党和中间派政党的政策。这是由于这些派别，在战争期间和在战后的第一阶段，对于左派跨大事态发展的速度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批评，因而对于我们现在正进入的一个新的时代的性质作了不同的、错误的总的估计。
大体说来，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上，我们的建党工作目前应该是通过这样一条道路来进行，那就是，把我们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权已给予保证的独立进行的工作，和在改良主义的、中间派的和斯大林主义的组织中进行的耐心的、有计划的、坚持不懈的分化工作相互结合起来。一切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必须在非常仔细地分析了全国的一般情况和工人阶级运动的条件，它的组织，那些组织内部的空气等等之后，定出方针，具体地组织自己的工作，妥善地在独立进行的工作和分化工作两方面分配自己的力量。
我们现在发现，和战前的情况不同，我们的欧洲小组的独立进行的工作以及它们脱离传统的组织、维持自己的主权单独存在的情况，和分化工作相比起来，越来越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对于那些愿意斗争以及由于受到打击或失望己和传统的组织断绝关系的先进工人阶级分子来说，那种工作已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面具有吸引力的旗帜。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希望不管怎样，群众一定会有一天自动发现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的纲领的正确性，勇于战斗的工人有一天定会自动全跑到我们的队伍中来，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好好抓住我们能够影响他们的机会，也不可能正确估计我们的发展的真正可能性。
大批大批的工人需要斗争，我们怀疑或甚至已抛弃了那些心怀叵测的「社会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他们正在寻找另一面旗帜，而我们却不十分愿意让他们看见我们。
为了争取他们，我们在行动和斗争中，必须成为一个有效的革命的政党，有严肃的组织、有具体的政策、有经常的报纸，更重要的积极参与他们每日的斗争。我们必须以行动来表明，我们打算要，同时我们能够成为重新聚集革命力量的旗帜，我们一定要在行动中真正达到这一目的。
问题是我们必须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通过耐心的、系统的工作来建立这个革命的政党，对这种工作，作长时期的打算，而决不是去寻找一种什么新的「奇妙的公式」，以求发现一种如何让「群众性的党」自动产生的秘密。
我们在欧洲大陆的任务
在现阶段，所有欧洲地区的各个小组必须依据以下的几个因素，来决定它们的政治任务：
1.对革命斗争的发展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2.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仍然依附于改良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政党。
3.在许多国家中（德国、意大利、希腊），英美联合部队实际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主要支柱。
4.东欧地区的苏联占领军表现在行动上的矛盾。
5.我们自己的组织力量有限，经验不足。
在一切非苏联占领的国家中，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正越来越公开地表露出来，尽管它所采取的方式是彼此不同的。我们的小组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消除现在仍然掩盖着英美军事占领的实质以及美帝国主义种种经济干涉的幻想。它们必须尽量让群众了解，这种占领只能加速欧洲经济的衰落，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威胁着某些能够存在下去的国家的独立，同时让他们了解这种占领的目的是要有计划地扼杀社会主义革命。
一如德国人的占领一样，目前英美联合部队、法国和俄国的军队对欧洲的占领同样也是某种民族压迫的根源。如果我们假定欧洲的革命运动会一天一天低落下来，那么，这种占领只要再延续几年，就可能会使某些国家又回到从前的殖民地的地位，从而导致一个新的民族斗争和民族战争的时代。
可是，在现在，也正和在大战期间一样，我们在进行活动时所应考虑的问题，决不是估计到革命运动会日趋低落，最后肯定归于失败，而是相信革命一定继续下去。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风险虽然使得某些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被德国军队暂时占领下来，但是并没有把那些国家拉回到被压迫国家的地位，因而可以使我们把那些国中的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斗争称作「民族战争」。
那次战争从交战的两方来讲仍然都是帝国主义性质战争，因而，无产阶级的任务则确保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推行它的反资本主义的、国际的和革命的纲领。
那时，革命的无产阶级职责在于和一切抗敌组织中的资产阶级领导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因为它们一直在利用群众的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跟群众合作的许多社会阶层的反对帝国主义占领军的正当的仇恨情绪，来掩盖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并力图把阶级斗争转为「民族」斗争。
为改变长期被敌人占领的地位、为重新恢复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这是各国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意志，革命的无产阶级则正是代表着他们的这种愿望和意志，因为人民群众的这种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因为它公开宣称为独立而斗争乃是它自己的纲领的一部分，只不过它将采用它自己的一套方法；因为它要在德国内部进行斗争，以求用革命的方式推翻纳粹政权，并争取从被占领的国家中撤退德国军队；也因为它在被占领国中提倡以阶级和国际的精神进行的群众反抗运动，一方面反对占领，一方面反对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职责，首先，最主要的，是和传统的工人阶级中的沙文主义思想和「队级和平」政策作斗争，因为这些东西正在把工人阶级运动领上失败的道路。
为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和平」而斗争
在「三大国」的领导下形成的帝国主义的「和平」正在欧洲建立起来一套民族压迫的体制，而特别以德国和意大利对这种压迫感受最深。
第四国际公开主张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并为这种权利进行斗争，它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中提出的口号是：「要求立即撤退占领军。」
在作为压迫者的国家中（美国、大不列颠以及和德问题有关的法国），第四国际积极维护被占领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并要求尽快撤回占领军。
在被占领的国家中，第四国际强调在阶级斗争的国际精神之下进行反抗占领军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确保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反对同资产阶级进行「民族的」联合。第四国际竭力为建立占领军与各国被剥削群众之间的友善关系而进行斗争。它同时强调如果不消灭帝国主义、不让欧洲国家自由联合起来建成「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真正的独立是不可能达到的。」
另一方面，正当「和平」会议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就已经了解到，就在「联合国」中，在「联合国」成立前的一切接触中，正日益发展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也理解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我们的小组必须坚强地揭露联合国的欺骗性质，它和国际联盟一样，目的不过是为了改变人民群众的观念，使他们同意用一种在「三大国」控制和指挥之下的包容资本主义国和苏联的国际联合组织，来代替革命的工人共和国的国际组合。
它们必须反对一切吞并和赔款的计划。它们必须要求结束秘密外交，公布秘密协议。我们的小组应该尽量利用列强之间的一切冲突，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保留下去最后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世界大战，而使整个人类面临彻底毁灭的威胁。
它们应该具体地向群众说明，只有和殖民地人民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斗争才是防止新战争爆发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才能一劳永逸地消灭战争。
我们小组在国际政治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具有明确的、有教育意义的性质。战争的经验已经使人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到政治事件的重要性。他们对于战胜国要「最后」决定世界命运的企图所抱的怀疑态度，以及他们对于新的世界性冲突所感到的恐惧，在目前正是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最为有利的条件之一。
德国问题
一个没有强大的工人运动的德国仍然严重地影响着欧洲革命斗争的发展，因而德国问题，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日趋衰落的欧洲身上的一个最大的脓疮。
在对德和约的问题上，第二次大战的各战胜国在同一个时期，全表露了它们在使用压迫的方法上的野蛮性，表现出它们彼此之间缺乏适当的配合、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计划」已彻底破产。
第四国际的每一个小组都有责任强烈地反对强加于德国人民的人为的饥馑、反对强迫把德国人民迁入和迁出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等），并反对其它一切不利于德国人民的「种族」措施。
第四国际坚决反对占领，反对军事统治以及掳掠德国人民和财物。它彻底反对把这个欧洲的工业心脏变成为农业的荒土的计划。它具体昭告欧洲的人民群众，这类计划的结果只能表现为整个大陆的彻底衰败。它主张一切国家的工人都和德国工人、战俘、被放逐的人们结成兄弟般的友谊。它一直在为使德国工人能够加入工会，使他们能有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工人一样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和他们享受同样的权利而进行斗争。
欧洲社会主义联邦
在目前欧洲的经济己彻底解体、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战胜国对许多能够自立的国家进行民族压迫的情况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具有极其重大的宣传价值的。
我们的各个小组必须具体地向群众说明，求得欧洲经济上的统一，对于所有组成国来说，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而这一任务却只有依靠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旳的该大陆被剥削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帝国主义的利益以及欧洲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都是和欧洲经济的统一不兼容的。它们鼓吹并推动欧洲经济上的割据局面、企图消灭欧洲的生产力、欧洲的文明和文化。
针对着帝国主义分子的「和平」纲领，我们的小组应该提出以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为号召的纲领。
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必须建立在整个大陆在经济上得到统一的基础上，必须消除一切关税壁垒，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创立一种适合于民族文明和文化昌盛发展的最好的形式。在这个新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的边界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依据语言，民族文化以及各地人民自由发展的意见来划定。
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将容许一切殖民地享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利、和它们保持友好的经济关系，不用暴力，而以示范和与之合作的方法，领导它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世界联邦的道路。
己经消灭了居于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苏联将会加入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这就将帮助联邦克服许多困难，而使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反动势力的计划正把欧洲大陆日益领向野蛮和混乱的境地，「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是唯一的另外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府
在目前客观条件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革命危机的发生正极为有利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仍然追随着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他们和他们所奉行的政策实际是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动员主要障碍。
另一方面，鉴于资产阶级目前的尚不稳定的政策以及它和以工人为基础的政党之间的力量上的对比，「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正是具体地体现了过去我们一直对旧的保守主义的领导提出的那些口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断绝关系！夺取权力，夺取一切权力！」这在政治上是绝对必要而且是具有莫大的重要性的，它同时也构成了「揭露第二、[前]第三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叛卖性质的一件极其重要的武器」。（《过渡时期的纲领》）
在整个目前这段时期中，这一口号应在我们的欧洲小组所提出的一切口号中占据中心的位置。这个口号，不仅决不会加强人民群众对于民主主义的幻想，相反的，它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那些幻想。可是关键问题要看我们能不能够不断地充分强调，这样一个政府的基础必须是人民群众的独立自主的行动，而且他们的目的是要实现真正的工人的最低纲领。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口号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口号，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为革命行动作好准备，并且帮助他们，通过他们的行动的必然逻辑，了解到他们为什么必须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的范围。
正和联合阵线的策略一样（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工人政府」），这一口号是一个具有双重作用的武器。我们的小组必须一方面随时警惕，防止机会主义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单纯以通过议会选举的意义上提出这个口号——拿可能建立的一个以议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府作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各种问题的一个办法。可是，另一方面，它们又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倾向，其主要表现就是竭力强调这一口号的「策略」性质，强调它的目的在于揭露传统的领导和这样一个政府的无能和不切实际——这样就会使这个口号失去了它的真正的重要性。
「我们只是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所了解的意义上来接受『工农政府』这个口号，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但它决不代表后来的一些继承者加之于它的『民主政治』的含义，那些继承者实际是把它从一个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对所有那些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并自认为代表他们讲话的政党和组织，我们要求它们从政治上和资产阶级断绝关系，并立即走上为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保证给它们充分的支持，和它们一起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动活动。同时，环绕着这些，在我们看来，实际代表着『工农政府』纲领的过渡性的要求，我们将进入不倦的宣传鼓动工作。」（《过渡时期的纲领》）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机械地运用这个口号那将是极为危险的。因为不用说由于各国的具体政治情况不同，它的实际意义彼此是可以完全不同的。
民主口号
作为目前这一时期的中心口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府这一口号包含着一整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的要求。
在欧洲大陆的一切国家中，民主口号是整个这一套纲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像经济方面的过渡时期的要求一样，这类口号，在每一个国家，可以以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程度上，形成一个起点，以使我们在每日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提出工农政府这个中心口号。
在现阶段，这类口号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现在的「民主」政权具有极端严重不稳定性，由于资产阶级的最根本的倾向是拿破仑式的政权。而恰恰只有环绕着这样一些，对现阶段人民群众政治觉悟来说，最易于为他们所接受的口号，广泛的动员才有可能（为反对比利时、意大利、希腊的君主政治而进行斗争）。
1.立即通过普选选举国民议会，一切年龄在十八岁以上的男人和女人，包括士兵在内，全都有选举权，投票采用不记名方式。
一切政党都将享有充分的宣传自由，它们可以自由散发文件、出版报纸、使用电台和会议厅等等……
2.消灭一切欧洲国家中的君主政体。
3.根据北意大利的经验成立人民清洗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查清政府机构、公安部门、军队和经济机构中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把他们提交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的人民法庭公审。
解除反动的和法西斯的军队的武装，并解除雇用警察的武装。反对解除游击队和其它人民组织的武装。重新建立工人阶级的民兵组织。
4.恢复一切民主权利和工人的自由，在对待国家和大资产阶级的关系上，他们有出版自由，同时他们可以享有集会、言论自由，组织工会自由，罢工权利；消灭一切形式的检查制度。
禁止一必公开或隐蔽的反动的、法西斯的组织，取缔它们的出版物。反对以任何强制的方式迫使工人永远在一个地方或某一特殊工业部门工作；反对国家通过任何形式控制工会、报纸和工人阶级的组织。
5.主张解散常备军；赞成把人民武装起来。
不管怎样，为了使这些民主的口号能够变成推动革命行动的杠杆，而不致成为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绞索，在具体运用这些口号时，必须考虑到以下的几点：
1.这些口号在任何情形下都决不能作为孤立的口号提出，而必须和整个个渡时期的要求联系起来，特别必须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府并以之作为产生双重权力机构的工具的宣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在环绕这些民主的口号进行宣传的同时，必须不断地发起运动，清除人民群众对议会制度的幻想，并为成立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宣传。
3.至于在这些民主口号中究竟哪一个应特别予以着重，则应当视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整个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必须贯穿着一种战斗的革命精神，完全避免那些必然会使得我们的政策显得像半中间派的例行公事而归于失败的畏首畏尾的作风和消极态度。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局势中，猝然的事变非常可能出现，而且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某些过去曾经强调过的口号现在也可能暂时不必再提出，它或者甚至已经完全失去了时效。
过渡时期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特别提请我们的欧洲小组的全国性领导机构注意，争取实现这些口号的斗争必须和争取实现以下的一些过渡时期的口号的斗争密切的结合起来，这些过渡时期的口号对于整个当前时期是完全适用的，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重建摇摇欲堕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彻底推翻它。
1.在一切国家中，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差不多一直处于隐定状态的工资和不断上升的生活费用之间的愈来愈大的差距。
我们的小组必须要求立即停止对工资的冻结，并且依据各工会确定的物价指标，制定一个物价工资比例表；并确定最低水平的生活标准。
2.为了反对生活费用的高涨，我们的小组应当提出由户主、贫农和小商人组成物价和市场控制委员会的口号，这些人也可以逐步扩大控制的范围，直到对一切商品进行合理分配。
3.食物价格的上涨肯定只会有利于零售和批发的居间的商人和运输托拉斯。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和生产者所得到的售价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为了把城市和农村的生产者统一组织起来，我们的小组应当提出成立物价控制委员会的口号，委员会将由被选举出的工人和农民代表组成。他们将要求完全取缔一切居间的大商人，同时组织农民的售货合作社和工人阶级的收购和运输联合会。
4.一般经济上的萧条，结果总表现为失业人口的增加。我们的小组则应要求真正实现工人的「工作权利」，提出随物价转移的按时计算的工资表的口号，要求按现有人手分配现有工作，并强迫工厂在工人的控制下开工。
5.针对着显然无力使已被破坏的经济复兴的资产阶级的无能和冷漠态度，我们的小组应当积极维护重建农村的计划，这种计划将由工会制定，在工人的控制下进行。它们应当揭露那些排除工人的干涉、完全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各种计划化诺言的欺骗性和虚假性。它们应当要求那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使用唯一可能有效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计划化的诺言：那就是，通过工厂委员会的组织，由工人来控制工厂的行政管理，控制供应、工人的雇用和解雇，以及最重要的，控制生产；同时通过由称职的职员组成的委员会来控制同银行的往来。
这种工人控制的观念和官僚主义的机构是完全针锋相对的，那种机构是要通过一个混合的委员会把国民经济完全置于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因为在那种委员会中，正如传统组织中的居心叵测的领导人所提出的，工人只占少数。
我们的小组还应当向群众解释，有必要把有关一个国家的经济计划，和一切属于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的互相调节的经济合作计划，联系在一起。它们必须强调，没有这样的前景，任何认真的恢复国家经济的企图结果只会归于失败，它们同时还应揭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所执行的「民族的」、沙文主义的政策的反动性和欺骗性。
6.它们应当要求立即没收一切从战争取得的利润。针对着资产阶级的欺骗活动，它们应当要求消除一切商业上的秘密；它们应当鼓动工人强迫资本家公开他们的真实的帐簿。这样，他们的寄生性、浪费生活，以及他们对国家经济的损害就将充分地暴露在人民群众的眼前。
7.计划化经济道路上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在工人的控制下、无偿地不容有赎回权利地将银行、矿山、保险公司和主要工业（只有小股东和少量存款的存户除外）全部收归国有。我们的小组应当揭露自由资产阶级以及那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国有化计划」，他们显然是要让已经入瘫痪状态的经济再担当起赔款的重担；他们希望让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执行「管理」和「控制」「国有化」财产的任务。
8.至于代表中、小农民利益的过渡时期的要求，我门应当强调消灭中间人和调整批发价格；我们应当为反对肥料托拉斯进行斗争；我们应当争取低利息贷款、降低生产工具价格、在中、小农民中公平分配农业装备、免除小农民的赋税，并勾消他们的一切债务。
一直到通过革命将土地和附属于土地的一切全部没收，转而分配给真正耕种土地的人以前，我们的小组应极力争取：
1)通过减少交付给地主的地租数量改善佃农的生活。
2)减轻小农民的租税负担，农民在合同期内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等等，应强迫地主予以适当的补偿。
3)以保证贫农能维持生活的低价，将土地、牲畜和机器租给所有贫农使用。
9.至于有关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新兴的中产阶级（职员、技工、白领工人等）的要求，一般工资收入者的要求对他们都同样适用。对那些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的处境虽然各国不同，但一般总日益恶化）来说，反对金融资本在货币方面的欺骗活动的斗争以及反对大商人和托拉斯的斗争则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在苏联所占领的国家中的任务
在为红军所占领的欧洲地区，我们的小组，一方面首先要重视完成土地改革，使大工业、银行、运输业国有化的斗争，并争取实现我们所提出的从第2到第5条民主口号，同时也应提出各民族均有自主权的要求并尽量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它们应当反对强迫其它民族和苏联民族混合或联合，反对强制移民以及其它一切民族压迫手段。
它们要求给工人政党、工会和苏维埃自由组织和自由活动的权利，以保证这些国家中工人运动的自由发展。它们对红军的容忍有一定的限度，那就是：它只是作为一支友好的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存在，目的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分子的干涉，保证实现土地改革和生产手段国有化的工作，而丝毫无损于工人阶级运动的自由发展。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红军服从苏联官僚机构的反动命令，反对人民群众的起义运动，反对争取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我们的小组则必须为红军的失败和工人的胜利进行努力。他们应当同时采取军事手段和对红军士兵进行友好宣传的办法来击败红军，尽量说服红军士兵起来反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每一个反动命令的执行者，参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民群众的行列。
组织任务
我们的欧洲小组，在战前有很长一段时期只进行一些一般的宣传工作，后来在战争期间又在生活上和群众隔离，既缺乏经验又一直处于严格意义的非法状态，所以今天，它们始终感到很难抛弃一些已经过时的有关组织和活动方面的观念和方法。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我们的欧洲小组有必要尽快使自己适应目前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情况，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这里提出以下的建议：
1.我们所有的欧洲小组在现阶段必须以最大的努力紧抓住它们已经获得的合法地位，并尽量避免任何错误的发生，以使资产阶级不能借以重新将它们置于完全非法的地位。
凡是尚未获得合法地位的小组必须立即进行一次积极的、明智的、严肃的全面斗争，以争取得到资产阶级法律的承认。
2.必须密切注意出版问题。我们的小组必须努力争取中央、区域和地方机关报的合法的出版权利，如果在这方面不幸失败了，它们必须毫不犹豫地不以党的名义出版一些地方性报纸，以便向群众传达我们的宣传和纲领的中心内容。
3.另一方面，如果资产阶级有计划地禁止我们举行政治性集会，我们的小组就应该转而采取其它形式的集会，如讲演会、私人茶会、文化艺术会议、体育活动等等，以便和我们的同情者保持联系，扩大我们的影响。在工厂或居住地点在群众中较有影响的同志应随时以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纲领的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决不能在政治上采取模棱态度。
4.我们的小组，对于现阶段在一切欧洲国家中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高潮时期的工会运动，必须予以最大的关切。我们的积极分子必须使自己表现为工会运动以及群众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各种斗争的最优秀的组织者，并在这些活动中提出我们的纲领。
一般说来，在所有的国家中，它们应该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来争取工会的团结、争取以一种工业为基础重新组织工会、争取工人阶级的民主、争取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争取制定目的在于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为反对生活费用高涨、反对失业威胁而斗争的具体的行动纲领、争取使工厂开工、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活动和警察的镇压。
我们的小组不论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尽量争取把总工会的工作交托给由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同志们组成的委员会去担任。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会内部，以我们上面所规定的纲领为基础，组成一个反对目前趋势的运动。
5.我们的小组在一切政治的、文化的和文娱的工人阶级组织中应尽量创建和巩固我们的据点和外围组织，目的是要通过耐心、系统和坚持不懈的工作，使那些组织中出现的进步倾向有利于实现我们的纲领。
对于青年组织更必须特别注意。
6.改良主义者，特别是那些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的活动，正有计划地破坏工人阶级干部中的一切社会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教育，因而在自己的队伍中（通过干部学校）以及在工人阶级中（通过马克思小组、出版马克思著作、设立图书馆等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工作，乃是各小组的迫切任务。
7.从非法变作合法的时候，必须彻底改变进行非法工作时的各种方法和组织形式，以便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避免无意义的拖延。
但不管怎样，这种从非法到合法的转变决不应使我们的小组忘掉，它们随时仍有又变成完全非法的可能。每一个小组的组织系统，我们这里指的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我们的欧洲小组的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充实和加强它所领导的各小组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并坚决反对一切宗派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弄着玩儿似的组织观念和工作方式。
我们在英国的任务
工党的当权要求我们的英国小组重新确定它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的方针。直到1945年的选举以前，它们的中心口号一直是「争取工党执政」。
现阶段的情况要求我们制定一个能够符合群众利益并能动摇资本主义势力的有关过渡时期要求的具体的明确的纲领；它让我们必须要求工党执行这个纲领，在维护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对工党的某些活动进行批判，并尽一切努力使它的运动和组织朝着双重权利的形式（工人管理委员会）发展。
此外，我们的英国小组必须加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积极支持殖民地人民，特别是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发动一个广泛的运动，迫使英国从它在欧洲占领的国家中撤回自己的军队。
在美国的任务
伴随着美国经济从战时状况过渡到「和平」状态，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从此彻底失去平衡，因而为它带来的充满危机和动乱的前景进行的争取实现工人要求的运动所发生的威力，已经为我们的中心口号：建立独立的劳工党创造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个党应以工会为基础，以尽快提高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为主要目的。美国的革命政党必须动员全国的无产阶级来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反苏计划、对中国的军事干涉以及在日本、德国和它的亚洲和欧洲国家驻扎占领军。
我们在殖民地的任务
目前在各个殖民地国家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为革命政党的建立提供了极有利的基础。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只是把自己放在民主和民族运动的范围中，就能变成一切被剥削阶层的革命的领导，就能在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目标的同时，担当起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民族独立的任务。使它能够取得成功的最主要的条件则是：保证它的政党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保证策略上的灵活性，保证能够使农民阶层接受自己的领导，以及依据斗争的威力的强弱和群众觉悟程度的高低，明智地把那些基本上属于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范畴的口号同过渡时期的口号和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联系起来。
我们的殖民地小组，在保证它们的政治上的独立和不丧失自己的革命面貌的条件下，必须毫不犹豫地和那些正进行有效的反帝斗争的城市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建立切合实际的联盟。
这种联盟的目的是和那些力量联合起来以便打击共同的敌人，但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们的小组仍必须保留批评的权利和阐明它们的全部纲领的权利。我们的小组还必须在这些国家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组织中进行有计划的和耐心的拉拢活动，目的是要在这些组织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势力，推动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向左发展，以及打击和破坏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外国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计划，使他们和他们的组织被置于一种思想意识的钳制之中。
我们的在帝国主义宗主国以及其它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小组，有责任积极支持殖民地人民为求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斗争，即使这种斗争是由民族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领导的，也完全一样。它们应要求立即给殖民地人民以不加任何限制的自决权，并通过呼吁国际工人阶级采取一致行动，大力反对向殖民地运送军队和武器去镇压革命。 |
欧洲成熟的革命形势和第四国际的当前任务——第四国际欧洲执行委员会政治决议（1945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欧洲成熟的革命形势和第四国际的当前任务
——第四国际欧洲执行委员会政治决议（1945年1月）
1944年2月欧洲会议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总的来说，已经证实了会议的看法是正确的。
1944年6月美英帝国主义放弃了的观望态度，把全部武装力量投入欧洲战场，其目的在于消灭德国帝国主义，同时遏止和击败革命的潮流，削弱苏联的影响，从而确保战争给他们在欧洲带来的多重收获。
美英帝国主义干涉的反动的和明显地反革命的性质已经到处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干涉
在意大利，美英帝国主义为了反对意大利人民群众的民主和革命的意愿，支持巴多格里奥——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和破了产的王国的一个主要的支柱。巴多格里奥由于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而被迫辞职之后，英美帝国主义把波诺米推出来，并继续在他身上和整个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实行它们的反动指导。
在比利时，美英帝国主义支持比利时大金融资本的代表比埃洛。它们毫不迟疑地以它们的大炮和坦克的火力来维护他那遭人鄙视的伪政权。
在希腊，他们公开保护以巴潘德鲁为中心的反动资产阶级以及在希特勒分子占领时期杀害希腊人的那些法西斯组织。美英帝国主义极其残酷和野蛮地使用飞机、坦克并出动舰队进行封锁来击溃这个小国的不屈不挠的革命力量。
在西班牙，美英帝国主义一方面继续支持刽子手佛朗哥掌握政权，同时它们的政策着眼于减轻因佛朗哥政权的必然垮台而带来的打击，并准备利用一个由军警支持的临时政府来渡过佛朗哥政权垮台后的过渡时期。
最后，在德国，随着它们的军队深入德国境内，美英帝国主义的措施处处表现出它们处心积虑地要防止德国人民爆发革命，并在一旦爆发时加以镇压。他们防止革命的手段是强行成立一个压迫和恐怖的政权，这个政权一部分以希特勒行政机构的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党特务警察为基础。由于英国帝国主义更直接地关心欧洲局势，由于它了解情况较多，由于它一向具有更丰富的经验以及态度更为冷酷，它显得是侵略性最凶的帝国主义力量；但是，它和美帝国主义比起来，在对欧洲人民群众革命运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尽管美英帝主义彼此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和严重的对立状态，虽然他们在欧洲各国的利益有些时候并不一致，他们双方却都认为必须在欧洲各地维持反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在群众的革命潮流冒头的时候便把它打垮。
斯大林主义的政策
苏联斯大林分子的官僚机构已经明确表明它对欧洲任何革命发展所抱的敌对态度同美英帝国主义一样强烈。这种态度是预料到的，并且它已经在比较复杂的方式下表明出来了。其表达方式之所以比较复杂，是由于苏联在欧洲各国的利害关系各不相同，由于群众对各国共产党的机构施加或多或少的压力。在红军占领下的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芬兰等，资本主义制度被保留下来；军事机器以主人翁的姿态掌握统治权，参加对苏战争的反动将领和法西斯分子如曼纳海姆、米克洛斯、拉德斯库等，在资产阶级政客和共产党代表组成的“人民阵线”的支持下，仍然处于领导地位。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在这些国家中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使自己在世界帝国主义面前显得是一个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因素。
在法国，为了和这个国家缔结军事同盟以便共同掠夺德国并把法国从美国的势力范围中拉出来，共产党正在带头实行全民团结的政策并且有意识地牺牲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
在意大利，共产党通过它的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追求资产阶级对它的信任并且要和梵蒂冈达成协议，以便在意大利也成为一个“全民族”的大党，足以按照亲俄的方向更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意大利共产党宁愿和社会党决裂，取消同盟，而不愿意和波诺米决裂。在意大利的工人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拥护赫姆伯特亲王的摄政。
在西班牙，共产党显得是“民族团结”运动的鼓舞者。这个运动在特别丑恶的情况下，再度对在内战期间和战后拥护佛朗哥的天主徒、保皇党人和其它反动的或糊里糊涂的分子实行“伸出友善之手”的政策。
在比利时和希腊，共产党被迫暂时反对比埃洛和巴潘德鲁的政府，这一方面是由于群众压力大，有不受领导约束的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要对抗美英控制这个国家的计划。但是，正当广大群众的起义、特别是希腊的起义由于内因而发展起来，变成一个反对全体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并明确地提出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比利时和希腊共产党的领导背叛了正在开展的革命运动，他们转变了立场，愿意以成立一个包括由外国帝国主义撑腰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新政府为基础，实行妥协。但是，希腊的经验教训表明：虽然各国共产党普遍实行背叛路线，它们在群众中的根基还是深厚的；由于各国共产党利用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声誉，又由于党员们和下级干部的英勇行动，它们所获得的群众对它们信任的老本钱还远没有消耗净尽。
希腊的经验同时表明：面对一个以群众普遍起义和决心斗争为特点的革命局面，各国共产党的态度不仅仅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反映。群众的压力影响到共产党党员和下级干部的态度，并且带来要和领导们的官僚主义恶习决裂的警告，它使领导受到它的影响，不得不把他们的背叛路线伪装起来，以便最后能够遏止群众和党内基层成员的离心力量。
内战
然而，无论是英美帝国主义积极的反革命干涉或是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官僚机构的背叛行为都不能阻止欧洲革命局势的成熟。
正如1944年2月欧洲会议的提纲所着重指出的，“帝国主义战争正在势所必然地变成内战”。
欧洲的国家正在一个随着一个地被卷入革命的漩涡。当帝国主义战争继续进行着的时候，在那些被红军或盟军“解放”的国家中，内战不断爆发并且蔓延开来。
在波兰和匈牙利这样一些被红军所占领的国家，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农业在经济结构上居重要地位，那里，由于战争的后果以及纳粹侵占期间的凶狠残暴而格外加剧的土地问题的尖锐化，主要推动着广大群众起来采取革命的行动。在另一些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比利时等，由通货膨胀、大规模的失业现象、食品缺乏等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崩溃是革命激流的主要因素。五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完全扰乱了整个欧洲的经济生活，耗尽了物力财力，破坏了流通系统，带来了灾荒和苦难。
一种难以形容的混乱局面笼罩着所有“解放”的国家，看不出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另一方面，在这次战争的打击下陷于贫困的英帝国主义对它自认为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一些国家如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已经显然无法再给与任何物质支持，而美帝国主义也不肯在通货急剧膨胀并被第一批革命袭击所震动的欧洲冒险投资和做买卖。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革命行动破坏了资产阶级重新建立其被战争摧毁了的经济的可能性。
今天这个局势的革命特点是由这样的一个事实决定的：群众在反对生活费用高涨、反对饥荒、反对失业时所提出的最轻微的要求都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本身打上一个问号，并且不可避免地引起一场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今后的几个月将使这个已经极端紧张的局势更趋恶化。
去年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状态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对立状态都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
随着二等帝国主义的崩溃，随着俄国、美国和英国军队更深入地进入欧洲，而德国的战败看来已无可避免并已日益接近，因此引起了安排今后欧洲和世界秩序的问题——随着这种局面的发展，“战胜国”将感到自己不得不表明它们真正的“作战目的”，具体说明它们的要求，并通过外交和武力来直接巩固它们的利益。
为了进一步削弱英国的力量和保证美国的货物和资金畅通各地，美帝国主义有计划有步骤地反英国企图成立几个专门从属于英帝国经济的集团的政策（在芝加哥举行的民用航空会议、斯退丁纽斯关于英国对意大利和希腊政策的声明）。
另一方面，随着红军深入中欧和南欧，美英同俄国关于解决德国、波兰和巴尔干问题的分歧越来越扩大了。
英国得到美国在这方面的支持，企图限制俄国胜利的范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维护着伦敦的波兰政府作为抗拒俄国夺取整个波兰的斗争工具，利用南斯拉夫国王彼得的阴谋诡计来反对铁托，并粗暴地使希腊屈从于它的支配。但英国最主要的手段将是在德国战败之后公开反对俄国关于德国命运的计划。
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愈来愈尖锐，又由于德国人对美英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反动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摆在他们面前的被瓜分、被掠夺的前景增强了抵抗。战争旷日持久，物资上和财政上的损失不断增加。
可是，纵使德国早日败北，欧洲也不可能马上出现社会改善的现象。德国的失败将解放一千二百万的外国工人，将使欧洲失业的人数大大增加。
但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情况将把广大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因而自动地加强在整个大陆上的革命斗争。但是，这些群众由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叛变行为，仍然把执行战争任务放在争取他们自己的种种要求的斗争之上。
资产阶级制止生活费用上涨、降低物价、遏止通货膨胀的所有措施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不扩大生产和恢复国际贸易，任何行政措施也无法恢复货币的真正价值。工业一天不能够以廉价和大量的产品供应农民，行政的措施也就一天不能够消灭黑市。最后，如果不能够同时使工人获得丰富营养、满意的工资和一个可以过得去的生活水平，任何行政措施也无法恢复工人的体力和增加生产的决心。
革命运动的性质
欧洲的革命高潮是发生在帝国主义战争继续进行和各国由盟军或德军占领这种情况的总的框框之内的。正是这个事实仍然抑制着广大群众的革命努力，歪曲斗争的真正的阶级性质，分散斗争力量，并规定革命的第一批浪潮相对地归于失败。
在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由于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控制之下，由于国内有占领军存在，又由于在叛变的工人党所执行的全国团结政策下任何独立的阶级运动都受到仇恨的压力，广大群众过去和现在大体上仍然在一种不利的气氛中进行斗争。
革命运动吸收了大部分的贫农和因通货膨胀或通货收缩而破了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有时与工人阶级并肩前进，有时甚至走在它的前面。小资产阶级的酝酿革命是现在欧洲各国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它使资产阶级的危机恶化，正在加速并扩大工人阶级自己的运动。
然而，如果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法找到一个胜利的、比较迅速的解决办法，大批急躁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将免不了像过去一样，转而依靠反动的和法西斯的解决办法。
在红军和美英盟军所“解放”的国家中，破了产的资产阶级既没有能力对群众作出最轻微的让步，又直接受到群众日益激动的情绪的威胁。经验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的资产阶级先采取的是“强硬的”解决办法，求助于以占领军和在纳粹占领期间被用来击溃群众运动的本国法西斯分子为其基础的警察和军事独裁。
看来在决定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还是法西斯再度得势的重要关头之前不可能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过渡的“民主”时代。但是，不能认为“民主”的阴谋活动不会在某些地方发生，在这些地方，资产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下，能够首先以残酷地反击群众革命初期的进攻为手段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能够重建它自己压迫群众的机器（军队和警察），来解除群众在纳粹占领期间所建立的义勇军、游击队等等这样一些自发组织的武装并解散它们——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来恢复它的有恃无恐的心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产阶级再度面临人民群众一次新的、猛烈的革命进攻的威胁，它可能开辟某一个战场来施展它所常用的“民主的阴谋”诡计。
但是，这些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超过在极有限的时间内虚伪地解决问题的范围。
我们对前景的看法以及由此而作出的对不久的将来我们工作任务的规定，千万不要以某些国家可能在群众咄咄逼人的压力下暂时出现一个“民主”时期为依据，而必须以资产阶级的总路线为依据，因为这条总路线是从欧洲各国、特别是从那些具有客观革命形势的国家的最近经验中得出来的。根据我们在比利时以及特别在希腊经验，我们必须强调有发生下列情况的危险：某些国家可能像第一次大战后匈牙利（霍尔帝政府）和波兰（毕苏斯基政府）一样，在革命第一次失败之后直接演变为在独裁政权统治下的国家。它们只有靠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直接支持才能摆脱独裁政治。
另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的和侵略性的干涉（最主要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一些欧洲国家如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希腊等毫不犹豫地使用对待殖民地国家的最凶狠的暴力和屠杀办法）显示出帝国主义如何深切感觉到欧洲各国资本主义政权面临的危险，如何坚决地想用最大的力量在革命泛滥到整个欧洲大陆和世界其它部分之前遏止革命运动的潮流。
面对着群众的直接威胁，欧洲的资产阶级虽然明知道外国帝国主义的积极干涉对他们的经济政治独立会产生多大危害，还是毫不迟疑地求助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并且主要地依靠这些军队来帮助他们重建他们自己的由军警组成的镇压机构。
在一些国家里，革命的危机是显然以两方面的冲突为起点的。一方面是由抵抗纳粹占领的组织合并起来的群众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决心恢复对群众武装力量的统治权的资产阶级国家。实际上，这种冲突乃是拒绝重新服从旧的资本主义秩序而一心向往于革命的解决办法的人民群众和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集团之间的冲突。
虽然人民群众的意识仍然受偏见、幻想、混乱和无知所蒙蔽，以致惶惑不安，虽然没有一点勇气、没有任何政治纲领、没有任何革命眼光的被阶级合作政策所腐蚀的共产党仍然受人民群众的拥戴来领导他们的斗争——虽然如此，比利时和希腊最近发生的革命的初期阶段。通过这些斗争和不可避免的将来的斗争，人民群众抛弃一切衰老腐朽的东西，并将获取必要的经验来引导他们的斗争达到必然会达到的最高峰——夺取政权。
我们在现阶段的任务
欧洲总的说来已经进入一个革命的时期，但革命危机所涉及的范围和一起一伏的节奏却因地而异。在主要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些国家，历史仍旧给我们一段有限的时间，使我们各支部为了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能够加速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另一些国家，如比利时和希腊，我们各支部已经有机会来迎接开展中的革命运动的初期浪潮。但是目前的形势不是一个朝着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的或反动的结局单方面演变的问题。由于欧洲的一般情况，较长或较短时间的停顿是不可避免的。
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的历史条件不仅是毫无例外地在客观上成熟了，而且是在由熟到烂的过程中。所缺乏的只是在欧洲各主要国家中的真正的革命政党。
虽然我们在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由忠实的革命者所组成的坚强核心，但是不可否认，第四国际在欧洲的各支部中没有一个支部已经能够变成一个在内部机构上和工作方法上都无愧乎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
虽然时间紧迫，并且我们不应当忽视即将发生的事件迫使我们要担负起来的任务是多么重大，但是每个支部最重要的任务是毫不留情地根除小资产阶级组织方法的任何影响，扫除讨论小组时期遗留下来的任何痕迹，而用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工作方法来代替它们。
我们各支部必须利用连续发生的各革命阶段中的间歇时间来消化既得的经验，改进它们的处境，为下一阶段作好准备。总的说来，我们欧洲的各支部一定要把即将来临的时期看作是预料到全欧洲将发生更广泛和更尖锐得很多的斗争而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作好准备的一个极端紧迫的时期。
在每个国家，第四国际的政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从政治上武装它的成员，加强它的技术上和力量，扩大它的以合法报纸为主的发展意见的场所，并在所有的工会和政治组织里获得坚强的据点。
同时必须从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拟定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在这个计划里要把过渡时期纲领中的主要口号生动而具体地表现出来。
下面是在现阶段欧洲各个不同国家里所提出的主要政治问题，我们的行动纲领必须与这些问题相呼应：
一、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由此而发生的失业、生活费用高涨和饥荒。
二、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府的不稳定状态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危机。
三、由于抵抗纳粹侵占而出现的群众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命运，以及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四、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干涉。
五、帝国主义战争的继续和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计划。
我们欧洲各支部的行动纲领一定要以这些问题为中心，以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为基础，并以下列所考虑的一股性的问题作为指南，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从事恢复和发展经济生活的工作。工人阶级将通过它的各个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拟定一项以居民的需要为依据的计划，并在它的各个组织的控制下执行这项计划。
这项计划的意图在于由工人阶级控制经济，同时把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适当地组织起来。
在每一个“解放的”国家，资产阶级已经表明它自己是无力恢复经济生活和改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的。
在一些国家里，资产阶级政府的不稳定状态显示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
由这种根本上反映出资本主义政权的社会危机的总的局势着眼，我们欧洲各支部将提出“工人政府”和“工农政府”的口号（与该国的性质相适应）。但是，这个在目前完全正确的口号，如果不与各个国家独特的情况相适应，在群众中无论怎样也是引不起响应的。工人政府并不立刻表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在各个国家里只能由一个以工人和农民苏维埃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党来实现。工人政府是一个由所有自认为工人的政党组成的政府。这些政党暂时还获得群众的信任，并且宣布它们准备要实现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最低行动纲领。这样的政党就是今天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因此，我们各支部发出的工人政府的口号不外乎具有这样的含义：我们对工人的政党说，“断绝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联盟，夺取政权，实行你们的行动纲领。”
我们各支部的领导者必须随时抓紧每次政治局势恶化的时机，具体地提出这个口号。
这样一个政府必须以工人阰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组织为基础，以民兵、工厂委员会、家庭主妇委员会和工会为基础。但是，我们各支部在这方面也必须能够在爱国民兵队，法国的地下军、希腊的游击队这样一些已经存在的组织中（不必计较它们的名字和它们的反动的方向）看到它们进步的社会内容，支持它们，改变它们的方向并使它们得到发展。
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对那些在反抗纳粹侵占时成长起来的民兵队和游击队的武装组织进行猛烈抨击，这说明我们的阶级敌人的判断力在这方面比我们队伍内部和外部的极左派的政治直觉要正确些。
第四国际的追随者不应当不理会这些群众武装组织，或是对它们一概加以责备，而是必须没法发展它们的进步的社会内容，引寻它们成为一个反对资产阶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独立的政治组织。
外国帝国主义的积极干涉，首先是英国帝国主义在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的干涉，具体地说明一方面需要大力宣传同占领军士兵变朋友，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我们在英国的各个支部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
欧洲执行委员会号召欧洲各有关支部尽快地散发以士兵为对象的英文宣传材料，用各种手段增进他们同被占领国家的劳苦群众、德国群众和士兵交朋友的趋向。
最后，必需考虑到战争仍在进行这一事实，它将使群众付出比以前更大牺性。
第四国际的各支部必须尽力反对全民团结的潮流，抓住一切机会对群众说明帝国主义者是不能使战争迅速结束和巩固一个民主的持久和平的。
只有通过各国劳动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欧洲的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联邦，战争才能结束，真正的和平才能实现。第四国际的各支部必须无情地谴责“盟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和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那些外交官为准备对战败国、特别是德国进行抢劫掠夺而详细拟定的凶恶计划。
第四国际欧洲执行委员会强调指出，各支部必须赶紧放弃对群众来说仍然是抽象和难懂的纯理论性的宣传，立即详细拟定一个行动计划。在拟定计划时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要掌握足以发动群众并促使他们在革命上成熟的一切手段。
一个空前的革命形势正在全欧洲展开。
在这个时期的伟大的形势发展中，我们能否完成我们的任务，成为确能领导群众夺取政权的真正政治力量，其关键就在于我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能力如何。
第四国际欧洲执行委员会 |
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四国际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宣言（1943年6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宣言
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1943年6月12日
在第三国际的杀害者斯大林把它埋葬的时候，第四国际向全世界的工人、尤其是依附过共产国际的工人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各国共产党的党员！你们从前以为共产国际是你们的，你们对它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可是你们没有可能发表意见来决定它的命运。单单这一事实就可以使你们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根本不是你们的，你们效错了忠诚，斯大林和他那些傀儡出卖了你们。5月22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公布了它的解散的决议——公布的目的在于使你们面对既成的事实。不到三星期之后，即在6月10日，主席团用一个破产的店老板的口吻，宣布指定一个四人委员会来「结束事务、解散机构和处理共产国际的全部职员和财产」。共产国际是由谁授权解散的呢？表面上，在5月22日至6月10日的几天中，曾有一系列的共产党赞成解散的决议。实际上究意是谁表示了赞成的意见的呢？是斯大林和他的主席团一手挑选的所谓各个党的中央委员会，但甚至没有征求委员们的意见。列在表示赞成的名单中的，有德国和被占领的欧洲的那些共产党。可是，除了住在莫斯科的一撮蜕化堕落的官僚以外，谁能够在三星期之内煞有介事地代它们发言呢？官僚主义解散方法表明了共产国际在近二十年来实际上是个什么机构——同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一个集团手中的极权主义工具。
应该特别指出，共产国际的最后的决议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恶毒进攻。在解散的决议中所举出的每一种理由都是反动透顶的。
成立共产国际的原因
为了隐瞒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同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之间的鸿沟，那个决议闭口不谈最初建立这一国际的原因。它只是说，这个国际「是在1919年由于战前绝大多数旧的工人政党在政治上土崩瓦解而建立的」。但它不敢用只字词组提到那种政治上的崩溃究意包含什么内容：第二国际的那些政党支持战争和拥护它们「资本家的政府。共产国际的政党也已经变成了资本家政府及其战争的拥护者，因而使第四国际有必要根据当初成立第三国际的同样一些理由而建立起来。共产国际的那个最后的决议伪造第三国际的起源，以便隐瞒产生第四国际的历史必然性。」
由于同样的缘故，那个决议伪造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的目的，说它的「历史任务」在于「维护工人运动的原则」，在「许多」国家中帮助「前卫的」工人们努力「捍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整个决议甚至没大提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阶级战争。请你们把它同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对照一下。那个纲领说明共产国际的目标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夺取政权」，以便「剥夺资产阶级并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在1920年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的第一条也说：「建立新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组织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以便达到一个单一的和同一的目标，即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一个苏维埃国际共和国，而这个目标达到以后，就有可能完全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从1919至1922年每召开一次——的一切文件都用响亮的语句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这个国际直接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豪地声明「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件可鄙的事情」的《共产党宣言》的传统。斯大林的解散的决议，像所有的斯大林主的文件一样，属于一种和任何革命事业的精神与语言背道而驰的截然不同的传统。
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的真正起源和国际主义目标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主义的决议所提出的工人们不再需要一个国际的说法是多么虚伪和反动。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根据资产阶级社会具有世界规模而需要发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来加以推翻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事实，证明有建立国际的必要。更具体地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宣布有必要建立的国际不应当是许多国家的党的一个单纯的总和，而应当是各处设有支部的一个单一的世界党。各国家的经济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平衡，决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反对国际主义论据，而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坚决主张要建立第三国际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们始终不倦地强调指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英国的工人和印度的群众、美国的无产阶级和拉丁美洲的劳动者等等——在其反帝国主义霸王的斗争中需要互相支持。
斯大林主义的决议宣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大相庭」以及「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水平与速度不同」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致「通过某种国际中心来解决问题势必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个说法是违反上述由来已久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如果这些论据是正确的，同时由于同样的基本条件在1919年也存在过，那么这个国际当初就根本不应该建立了。但是每一句话都是虚妄的。
那个决议谎话连篇，说什么共产国际「在工人运动的最初一些阶段才是需要的，但是这个运动的发展已经使它失去意义了」，又说什么它的解散是「考虑到各个共产党及其在各该国家中的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的」。多么可怕的笑话！共产国际在1922年的全盛时代。在资本主义世界拥有好几百万党员，在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南斯拉夫、法国等等都有庞大的群众政党，但这时除阶级敌人而外，谁也没有想到要解散这个国际。现在，当这些党由于斯大林的错误政策而被破坏时，当少数仍旧存在的政党已经变成克里姆林宫操纵的无能傀儡时，倒说这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最刻薄讽刺家即使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一个更奇怪的公式来。
斯大林命令他的御用教授们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出历史先例来粉饰他的罪行。然而，连他们也变不出一句列宁的「引语」，可以用来证明那种解散是正当的。列宁主张用随即建立新的国际的办法来埋葬蜕化堕落的国际。那个决议显然希望没有什么工人会知道一个早期「先例」的事实真相，于是举出了「由于建立群众性工人阶级民族政党条件成熟」因而曾解散第一国际的「伟大马克思的例子」。这个谎话里唯一诚实一条是说第一国际在1876年解散。马克思、恩格斯和其它革命领袖之所以不得不解散第一国际，是由于它己经遭到致命的失败：巴黎公社的瓦解所造成的客观形势已使国际陷于瘫痪，而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冒险主义分子的内部斗争又使它有进一步衰败的危险。并且，它的解散不是发生在像今天这样世界革命已提到日程上来时代，而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仍然在扩展着的资本主义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而社会主义运动也相应地有重新集合它的力量的机会。第一国际的领袖们也没有把它的解散说成是一种胜利，而是老老实实把它叫做失败。它在遭受挫折但并未蜕化的情况下离开了舞台，它的旗帜依然保持纯洁，并且它的历史教训成为全世界的工人们的一种鼓舞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决不像斯大林那样抛弃国际主义，而是立刻着手积聚力量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由他们的门徒在十三年之内完成的一项任务。第一国际的光明正大的死亡根本不能同第三国际臭尸的过期的埋葬相提并论。
确实同斯大林的类似的，乃是第二国际在1914年8月的可耻的死亡。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第二国际的明确的考验；同样地，这一次的战争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的严峻的考验。斯大林的模范不是马克思或列宁，而是考茨基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这些第二国际的声名狼藉的领袖。这种雷同是无法避免的。硬说共产国际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成熟」，同列宁称之为「社会沙文主者」——口头上是社主义者，实际上是沙文主义者——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所暴露出来的政治腐败是类的。社会沙文主者胡说1914年两个交战的阵营之间有着基本的原则性区别；斯大林主义的关于解散的决议也说现今交战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有着「一条深刻的分界线」，并且硬要英美集团的工人承担「民族团结」的「神圣职责」——即放弃阶级斗争。
许多抱有革命情绪的工人看不清这种叛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径像第二国际的叛卖勾当一样骯脏，因为斯大林主义把它说成是保卫苏联的手段。这些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而猛然省悟的工人，现在必须把有关的基本问题重新彻底考查一下。
怎样保卫苏联
第四国际主张无条件地保卫苏联。虽然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使苏联蜕化变质，苏联却仍旧保留着十月革命所创造的国有化的财产作为它的基础。每一个工人必须捍卫无产阶级第一次成功的革命的残留的收获。可是，要真正地保苏联，就应当采用一些和1924年以来克里娒林宫官僚机构所采取的错误方针迥然不同的方法。
每一个严肃的工人必须努力了解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所发生的事情。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会彻底理解列宁的保卫苏联的方法和斯大林错误方法之间根本区别。斯大林错误方法使希特勒有可能侵入苏联，劫掠它的最富饶的地区，摧残它的壮年时代精华，并且，虽然希特勒终于失败，却为「民主」帝国主义者利用「和平」或战争手段进一步重新推行私有制敞开了大门。
当第二国际在1914年8月和战争贩子同流合污时，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立刻宣布它不再是一个革命组织，并且声明有必要代之以一个新的国际，即第三国际。新国际纲领是在战争年代拟定的，十月革命就是根据那个纲领才获得胜利的。当时布尔什维克了解；这个胜利不过是世界革命的第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其它胜利的无产级革命，苏联就无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无限期地保持自己的生存。因此，作为苏联宪章的《劳苦和被剥削人民的权利宣言》（到了1936年，它为斯大林主义的「宪法」所代替），规定新政权的「基本任务」是「确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并在一切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就是列宁的保卫苏联的方法。实现这一世界任务必不可少的工具则是在1919年3月正式成立的第三国际。
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所有资本家和他们的改良主义代理人、他们的和平和他们战争，反对他们的「民主」和他们的镇压，争取以革命手段来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共和国世界联盟——简单地说，这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第三国际的纲领。它在1919至1922年召开的头四次代表大会集合了全世界的革命的参谋本部。它所领导的革命攻势几乎结束了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从那些资本主义头目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他们在那以后承认他们几乎被无产阶级的起义所挫败。那个革命浪潮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
可是到了1923年，资本家在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者的帮助下暂时遏阻了革命浪潮。在第二次浪潮掀起以前，第三国际这一革命武器已经纯得不中用了。
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作用
它是被一个在苏联兴起的官僚机构弄钝的。苏联官僚机构在享有与工人不同的较高生活水平和其它特权、思想保守、害怕和不信任工人方面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官僚相类似。它的兴起和取得政权，一部分是由于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贫穷与落后。然而，这个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主要是由于欧洲革命的失败。在第一个工人国家因受资本主义包围而陷于孤立的情况下，俄国工人们被连年血腥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弄得精疲力尽，让政权落进了一个以斯大林为其发言人官僚机构的手里。这个官僚机构用以巩固它的地位的手段，是推残一切民主工具——党、苏维埃、工会——而让斯大林和他一伙完全掌握了东施效颦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
这个官僚机构歪曲和修正了列宁的思想，主要是关于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问题。在列宁的理论中，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别处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有机整体组成部分。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列宁的理论，说什么用不到其它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也能在俄国建成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一种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论。
对人类的前途来说十分幸运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一直没有自己的捍卫者的。列宁的主要战友托洛茨基领导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中的左派反对派来对官僚机构进行斗争。
左派反对派提出警告：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正在把共产国际从一个世界革命组织变为克里姆林官外交政策的地道的工具，变为苏联的地道的边防哨兵。而且演变的过程还不到此为止。从官僚集团对国际工人阶级发动世界革命的能力丧失信心到它对世界工人保卫苏联的能力丧失信心，不过是一步之隔。
从解散共产国际这一点来说，曾经依附于共产国际的工人们应当仔细考虑一下托洛茨基在1928年答复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所写的预言性的语句：「如果基本上反映着世界矛盾的我们（苏联）国内的困难、障碍和矛盾，只要依靠『我们革命的内部力量』而不必进入世界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决斗场就能求得解决，那么共产国际就部分地是附属的、部分地是装饰的机构，它的代表大会可以每隔四年、每隔十年召开一次，或者也许可以根本不必召开。」
斯大林化的第三国际的历史，是一部使世界工人阶级不断遭受灾难的历史。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斯大林错误政策的一些最可怕的惊人事件。
在1925—1927年，发生了走向战胜帝国主义者及其当地傀儡的重大胜利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它的真正的力量来自反抗一切本国和帝国主义剥削者的工人和农民。斯大林希望削弱帝国主义，但他由于对群众特别缺乏信心，命令中国共产党屈从于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对帝国主义比对中国群众或苏联更加亲近，他在1927年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终于以血腥手段消灾那些由于斯大林对蒋的支持而已被解除武装的英勇的工农群众。
在英国，斯大林力求依靠工会的官僚，同他们组成了两国工会官僚机构的英俄委员会。英国的工人官僚这样就能在英国无产阶级奋起斗争（以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达到顶点）的时候借用俄国革命的威信来掩饰自己。由于利用英俄委员会作为挡箭牌来抵御工人的愤怒，英国工会的官僚们叛卖了总罢工。甚至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还坚持要继续保存英俄委员会。不久以后，当遭到失败的英国工人阶级陷于消极状态时，英国工会的官僚们抛弃了这个曾经帮助他们实现反革命计划的委员会。
在德国，斯大林造成了所有失败中最可怕的失败。他对工人的缺乏信心在这里采取了一种自1929年开始的「过左的」形式。他提出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把社会民主党和它所领导的工会称做法西斯主义的「孪生兄弟」，由此就产生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这个名称。这个理论否定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有可能同共产党的工人组织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正在抬头的纳粹分子。这个理论坚持一切的工人必须首先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因而它的假激进主义实际上造成了分裂和消极被动的局面。托洛茨基曾经提出警告，说明当前的任务是要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结成反纳粹的统一战线。如果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加以拒绝，他们就会在党员面前暴露自己的面目，而那些党员也就会转到共产党方面来。为了这种忠告，托洛茨基也被扣上「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帽子，斯大林主义的领导集团则继续实行它的灾难性的方针。仅仅由于这个错误的政策，希特勒才得以在1933年接收国家的政权。斯大林主义的领导集团向希特勒投降。它虽然拥有六百万名追随者，却连一年以后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工人们对道尔弗斯所作的那种抵抗也不想一试。
德国的灾祸证明斯大林主义已经把第三国际败坏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在那以前，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虽然被官僚集团排挤出共产国际，却竭力主张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并加以改革。当时必须宣布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即第四国际。在以后的五年期间，这个运动积聚了力量，于1938年在巴黎举行了第四国际的成立代表大会。
出卖给帝国主义的共产国际
建立第四国际的正确性，从1933年以后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所造成的种种失败得到了证明。斯大林以前曾同中国资产阶级、英国工会官僚机构等等缔结机会主义盟约，这时他又追求同帝国主义国家结成同盟。斯大林主义从对工人的能力缺乏信心转变为蓄意出卖工人。
自1935年5月的斯大林—拉伐尔条约开始，公开的出卖相继不绝。为了追求通过直接军事合作的途径来履行那个条约，并同英国和其它「民主国家」缔结类似的条约，斯大林表明共产国际可以怎样为资本家效劳，借以向那些国家阿谀献媚。1935年8月，他经过七年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命令各国共产党参加人民阵线——只有名称是新的，阶级合作与政治联盟的政策却是始终被革命派称为叛卖工人阶级的政策。
其结果如何，人们很快就可以看出来了。在法国，共产党议员投票赞成资本家政府的军事预算——和列宁称为宣判第二国际死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在1914年8月4日的行径如出一辙。斯大林主义的领导集团公开地参与破坏1936年6月的著名的静坐罢工——本来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辟道路的一次革命发动——并由多列士发表了有名叛卖公式：「同志们，我们必须懂得在什么时候宣布停止罢工。」斯大林分子宣称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是苏联的真正的朋友，这样，正因为斯大林分子已经在工人们面前把法国说成是朋友，它才能够镇压工人运动。
西班牙在1936年7月已发生内战，工人们不但在战场上、而且通过展开社会革命来进行抗击，这时斯大林主义公开地暴露了它的反革命的性质。为了证明他对「民主国家」大有好处，斯大林自告奋勇地充当西班牙私有财产的监护人。作为向政府军提供少量武器的代价，斯大林硬要得到政治上的让步，这些让步使西班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能够扑灾工人的工厂委员会、阿拉贡和卡塔洛尼亚的农民团体，暗杀几百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士，并建立一个由内格林领导的、能够赢得「民主国家」赞许的「绅士派头」十足的政府。可是这种镇压西班牙革命的做法摧毁了工人、农民和政府军的士气，而并没有从「民主国家」争取到任何武器。这样，斯大林就为弗朗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这些叛卖行为也没有使斯大林达到他的目的。尽管他摇尾乞怜，英国却回避缔结军事同盟。斯大林—拉伐尔条约订立之后根本没有再进一步举行军事讨论，结果便变成一纸具文。因此斯大林的阿谀、「民主国家」的1935—1939年政策终于失败。接着，斯大林违反全世界工人的反法西斯情绪，又向希特勒献媚了。
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时期使共产国际坠落愈深。它的事业连同谷物和石油一起出卖给了希特勒。共产国际给希特勒的反对者扣上「帝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的帽子，而斯大林在1939年12月写给李宾特罗甫的信中则欢呼斯大林—希特勒同盟是「由鲜血凝成的」，这可能指的是他们在共同瓜分波兰时所流的鲜血。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的特征可以从美共的「美国人落后」这一口号中充分地看出来，那是一个不革命的失败主义政策。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看不见局势的真正的发展方向，竭力向纳粹分子献媚，莫洛托夫公然宣称「一个强大的德国是欧洲特久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个卑鄙的政策在1941年6月22日也垮台了，那时希特勒在完全征服了大陆以后，能够选择他自己的入侵苏联的时机。在前一天，斯大林主义的报刊还拚命辱骂那些散播纳粹德国即将进攻的「谣言」的「战争贩子」。隔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傀儡们又变成「民主国家」的拥护者了。
这就是斯大林和他的共产国际的明明白白的记录。这些错误的政策使苏联陷入了困境。即使希特勒被消灭，在纳粹侵略下流血牺牲和变得虚弱的苏联势必还要对付它的资本主义的「盟邦」，因为它们像希特勒一样，也是国有化财产的反对者。
在其蜕化变质的过程中，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机构己经凝结成一个同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冷酷无情的阶层。对它来说，根本不可能恢复列宁的方法。这个官僚机构将成为欧洲一次成功的革命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因为到那个时候，苏联无产阶级既然不再担心入侵并受到新的工人国家的支持，就不会再容忍极权主义的官僚政治。克里姆林宫一定会竭力把它的讨好和迁就帝国主义者的政策贯彻到底。
这就是解散共产国际的用意所在。它不过是克里姆林宫对资本主义世界一系列让步中的最近的插曲。共产党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国家已经成为最狂暴的罢工破坏者。在印度，斯大林分子公开地充当英帝国主义的工具来镇压印度群众的反抗。斯大林主义的反对德国的宣传不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而为帝国主义复仇性质的第二个并且更坏的凡尔赛条约铺平了道路；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只字不提同德国无产阶级团结一致。二十年的英苏条约给人们在斯大林的合作下复兴资本主义欧洲的计划提供了基础。共产国际的解散不过是斯大林发出的另一个信号，表示他准备更进一步地迁就资本主义的统治。
像他以往的一切政策一样，斯大林现今的「结盟」对苏联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并且把主动权让给了这个工人国家的势不两立的帝国主义敌人。它使它们能够抓住最有利的机会，步步进逼地要求从经济上侵入苏联，以便破坏那里的国有化财产，并且重新企图把苏联完全打倒。像斯大林的以往的错误政策一样，这个政策在最不利于苏联的条件下也是会彻底失败的。
什么东西将拯救苏联
可是，在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战争、殖民地起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论斯大林对帝国主义主子们的让步或帮助都无法隐定社会。全世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不但已经成熟，而且是过分成熟了。世界经济己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三十年。马克思和列宁所指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客观条件是存在的；唯一缺少的东西恰恰就是斯大林所谓工人们并不需要的国际。
从1914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发生危机，消耗了它的潜在力量。资本主义在其衰落过程中已使人类遭受两场世界规模的帝国主义的巨大火灾，并且在这两场大火之间还发生无数次较小的战争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侵略。资本主义的堕落己经表现为法西斯主义这一最残暴和不可救药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其目的一方面在于粉碎国内的工人组织，另一方面在于对外展开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欧洲这一所有大陆中最文明的大陆的可怕命运，已经表明人类在上次战争以后由于没有扩大十月革命而正在付出怎样的代价。在这方面昭然若揭的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千千万万的受害人中间，工人们一定会痛心地想起社会民主党和人民阵线反对「流血」革命的论证。除非通过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办法来结束这个大陆的巴尔干化，各国人民将不会有实际得救的希望。
1917—1923年的欧洲第一次革命潮唤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庞大人口——人类的绝大多数—进入攻治舞台，勇气十足地向他们的帝国主义奴役者挑战。未来的浪潮将更加迅速地蔓延到亚洲和非洲—印度的广大群众己经在勇往直前去迎接这个浪潮了。
其它大陆的形势变化将对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促进作用。最近十年间，美国的无产阶级己经体会到它不能避免它的欧洲弟兄们所受的受害。它亲眼看到了美国的欧洲化——在丰裕当中的不断失业和饥俄。只有在军需工业骤然扩大时才获得他们的第一批工作的千百万工人，以及那些比千百万长期失业而等到当兵以后才免冻馁的人较能苟延残喘的人们，除了重新经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而外，没有其它指望。对于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前途所抱有的幻想既然遭到破灭，美国的穿著军装的工人就不会成为反对欧洲革命的禁卫军。
这就是那种能使苏联免受资本主义包围的肯定要来到的革命发展。苏联将在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下得到拯救。
第四国际
尽管世界大战随着第二国际的崩溃而告爆发，革命的浪潮毕竟在1917年掀起来了。在1914年，只有少数的工人领袖还忠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他们从第二国际的废墟下发掘工人并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的任务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无法完成的。但历史是在这少数人的一边。
第二国际在1914年的崩溃使工人的先锋队措手不及。他们必须在战争当中开始建立新的国际。但是，这一次革命的先锋队预先得到了警告。在所有的大陆和所有的主要国家，早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就安置了第四国际的干部。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经受住了战争的决定性考验并始终忠于他们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第三国际在战争期间只是为了自行解散才打破沉默，第二国际已经毫无生气，甚至缺乏埋葬自己的精力，而另一方面，第四国际在战争期间却一直发表意见，为即将来到的革命浪潮积极工作和预作准备。
像托洛茨基在小小的第四国际被改良主义的领袖们嘲笑时所正确地预言的那样，战争的严酷考验已经摧毁了除第四国际之外的任何国际和国际组织。无论什么事情和什么人，都瓦解不了这个国际——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的继承者。
各国的工人们！集合到第四国际的光荣纯洁的旗帜下面来！我们正在接近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第五年。它在人类屠杀和物质破坏方面肯定要超过其它的一切战争年份。可是，在战争结束以前，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批的伟大战也许己经开始了。从人类所受的无边苦难中将再度产生国际无产阶级的遏制不了的精神，决心在这一次把十月革命开始的任务进行到底。觉醒的工人们将像脱掉外套那样抛弃充当奴隶的习惯，敢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斗争中间，广大群众将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刚毅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无穷泉源。比你们许多人所料想的还要来得快，第四国际的干部在那些日子里将迅即变成领导千千万万人进行最后斗争的群众性大党。同志们和战友们！各国的劳苦人民现在首先需要国际去领导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即第四国际了。加入它队伍并且同它一起来领导这个为了世界革命而进行的成功斗争吧！
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
1943年6月12日 |
关于“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决议（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40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关于“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决议
（1940年9月）译者：龚义哲
1、资本主义已经把世界拖入了战争与军国主义的恐怖漩涡。这表明的不是它还有生命力，相反，是它的致命弱点，它已不可能重获稳定。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社会开始转变的时期，也是全面军国主义的时期。只有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才能结束这个时期。这就是当前世界形势的关键。
2、一切情况都表明，美国会参加目前这场大战，或是在德国或日本获胜后，再同它们开战。美国资本主义所有的现实主义领袖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只有几个和平主义蠢材还对此抱有一丝怀疑。美帝国主义阵营的两大集团——参战派和所谓的孤立派——仅在军事战略上有分歧。两派都赞同为参战和掠夺而准备的政策。国会通过了庞大的扩军计划，这件事只有一个意义：就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发动世界规模的军事进攻。
德帝国主义在征服欧洲后，会不会“进犯”美国，这个问题无关宏旨。在现代世界，一个野心勃勃、到处扩张的帝国主义强权，本质上就是离不开“进犯”其它国家的。美国是一个立足于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权，无论在哪里，只要它的竞争对手想要争夺市场、领土或势力范围，就得“进犯”它。
在分析这个前景时，美国是会立刻插手目前的欧洲大战，还是会等到有了借口才发动全面的军事行动，这个问题仅具有次要意义。美帝国主义的真实走向是显而易见的：它正在全力进行准备，让自己的力量和缺陷接受大规模战争的检验。
重大的经验教训
3、在军国主义时期，各种重大问题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这就是目前这场大战的发展过程留给我们的重大的经验教训。
希特勒军队连战连捷，让民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辩护士——社会民主党人、中派分子、改良主义工会活动家与和平主义者——捶胸顿足、连声哀叹，他们到处散播着悲观绝望、束手待毙的情绪。
我们第四国际怀着仇恨和轻蔑，坚决唾弃这帮叛徒与宣扬恐慌的人。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判断哪些东西已被破坏，哪些东西得到了证实，并为未来的斗争做出必要的结论。
改良主义已经没有活路
希特勒的法西斯战争机器的胜利，首先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可以认真地领导反法西斯斗争”的幻想，驳倒了它全部的似是而非的论据。欧洲的战争，以及西班牙的预演，已经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整个统治阶层的空虚、腐朽、可耻的怯懦与贪婪。除了被他们愚弄的群众的性命之外，他们什么也不肯牺牲。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财产，一国又一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先后向法西斯主义投降，乞求后者保护他们免遭愤怒的本国人民的报复。
传统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也遭到了同样彻底的全盘覆灭。这个传统运动——各种改良主义政党与工会——的性质充其量只是和平主义。这就是说，它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为了战争。改良主义政党画地为牢，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抗议战争恐怖的范围内，而没有认真地进行夺取政权、消灭导致战争的制度的斗争——在面临战争的考验时，这样的政党是完全没用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看似力量强大的工会。所有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和平、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思想，以及所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思想的政党与组织，都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被彻底粉碎了。
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经受住了考验
在欧洲燃起的战火，以不容分说的形式，重新提出了这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关键抉择：不是资本主义的法西斯独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改良主义工人官僚的影响下，欧洲工人试图在民主资本主义中寻找第三种出路，结果导致了致命的惨剧。“第三种出路”已经在血与火中破灭了。但是，工人夺取政权的斗争的纲领还没有破灭。当欧洲工人再次揭竿而起时——他们一定会的——这个纲领将成为他们的旗帜。这就是大战的重大教训。
4、只有志在指导工人运动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经受住了新的重大事件的考验，并从中吸取了力量。战争与军国主义粉碎了其它组织、让其它的纲领全都威信扫地，却给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各项前提提供了新的证明。在军事化的时期，只有激励工人去鄙弃一切半吊子的措施、去一往无前、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党，才有立足之地。这种新型的党，与传统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和平主义政党毫无共同之处。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这样的党。它的纲领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要摆脱和平主义
5、美国也一定会被军国主义所主宰，这给党提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任务：把过去残留下来的各种自由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倾向与观念彻底清除出去，特别是那些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带来的东西。和平主义是一种削弱工人运动的毒药。形形色色的和平主义，在和平时期不过是反对战争的抗议；等到面临真正的战争时，和平主义就会驱使工人像绵羊一样，手无寸铁、毫无防备、没有纲领地走进屠宰场。在我们这个已被军国主义彻底支配的时代，消极的反战抗议一点用都没有。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一个积极的、以战争和军国主义（正在衰朽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作为实际行动的出发点的纲领。
欧洲大战造成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暴露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中派倾向，这个倾向已经结成了派别组织,在伯纳姆和沙赫特曼领导下，这个少数派发动了分裂党的斗争[1]，企图用新闻记者的胡编乱造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伯纳姆—沙赫特曼派在分裂党的斗争中，对党的无产阶级多数派的纪律，报以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弹，最终他们抛弃了党。伯纳姆在退党后不到两个月，就公开抛弃了社会主义[2]，这是他的党内斗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他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彻底证实了党对这个自命不凡的江湖骗子、对由他组织并在他策划下分裂出去的小资产阶级派别组织的定性。
自从党代表大会之后，脱离了党的这个派别组织就坚决地走上了传统的左派社会党的反军国主义的道路，这种反军国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和平主义。党的多数派对伯纳姆—沙赫特曼派的坚决斗争，以及这个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是党的生存的必要条件。在每一点上无情地反对这些逃兵，也是同样必要的。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的严酷现实与错综复杂，吓坏了小资产阶级，在这种情绪影响下，这个派别组织脱离了党；无论在哪一点上，党都没有丝毫理由同这个派别组织妥协。
根据战争来调整我们的策略
6、这场帝国主义大战不是我们的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国主义也不是我们的军国主义。就像我们不支持资本家对工厂工人的剥削一样，我们同样不支持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军国主义。我们完全反对这场战争，就像我们反对发动战争的那个阶级的统治一样，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绝不会相信他们的作战指挥或战争准备，也绝不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人、一分钱、一支枪的支持。我们的战争，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秩序的战争。但是，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而群众都在各种军事组织当中，并且必将发挥最关键的作用。因此，回避这一事实的政策，是不可能影响事态发展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是一个既成事实，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消除它，所以，必须根据它来调整自己的实际策略。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军队中的工人的阶级利益，就像维护工厂里的工人的阶级利益一样。这就是说，要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参加到军事机器中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义务，就是要时刻与工人站在一起，不仅在工厂里要这样做，在军训营里和战场上也要这样做。他们要与工人—士兵群众并肩作战，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条件下，都要坚守独立的阶级立场，并尽力让大多数群众接受这样的主张：把现在这场战争，变成社会主义解放战争。
哪里有工人群众，我们就去哪里
在群众普遍军事化的形势下，革命工人逃避不了军事剥削，就像他逃避不了工厂里的剥削一样。他不能通过逃避兵役，独自一人摆脱战争。逃避兵役就是抛弃了自己的阶级义务。哪里有群众，无产阶级革命者就要到哪里去。群众参军，他也要参军；群众参战，他也要参战。无产阶级革命者要力争成为工人士兵当中技术最好的士兵，并在行动中证明自己是最在乎全体战友的福利与安全的人。就跟在工厂里一样，无产阶级革命者只有这样做才能赢得战友们的信任，并成为他们的富有威望的领袖。
由现代帝国主义发动的总体战及其备战工作，需要调拨数额庞大的资金，需要按照军备生产的要求来调整工业，同样需要进行义务性的军事训练。只要备战还能得到群众的接受，仅靠反对战争拨款、反对征兵的消极鼓动，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美国的例子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国会已经批准了数十亿美元的战争拨款，并且肯定会在没有遭到强烈反对的情况下通过征兵法案，既然如此，再进行反对征兵的消极鼓动，已经于事无补，还会很容易变成遮遮掩掩的和平主义。这一点，已经为所谓的“不让美国参战委员会”（KeepAmericaOutofWarCommittee）旗下的各个组织——社会党托马斯[3]派、洛夫斯东[4]派等等——所证实，这个委员会是一个荒唐的大杂烩，是“民主”帝国主义者的一个可耻的、叛卖的工具。这帮人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同时又支持英国的胜利，暴露了他们的“和平主义”的虚伪性。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影响下，斯大林党为了配合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正在进行纯粹的和平主义鼓动，这是同样可耻的叛卖行径；可以肯定的是，当斯大林认为必须改换合作伙伴时，只要他一声令下，斯大林党就会抛弃这种鼓动。白劳德[5]的和平主义与托马斯的和平主义尽管根源不同，却同样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叛卖。在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帝国主义统治下，任何反对军国主义的抽象斗争，充其量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狂想。
我们为这个时期提出的纲领
只有认真对待军国主义这个现实，并针对帝国主义者的纲领，针锋相对地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纲领，才能制定出革命的战略。我们反对在不给工人士兵提供适当的训练和装备的情况下，就把他们送上战场。我们反对由漠视士兵的待遇、安全与生命的资产阶级军官来指挥战争。我们要求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在工会的监督下，对工人和工人军官进行军事训练。你们赞成战争拨款吗？赞成！——但这些款项只能用于给工人开设训练营，并为此购置装备！你们赞成对工人进行义务性军事训练吗？赞成！——但必须是在工会监督下！
美帝国主义正在为即将爆发的战争进行准备，在这个阶段，这就是我们必须提出的具体口号。这些口号，构成了军事方面的过渡纲领，补充了党在政治方面的总过渡纲领。
7、美帝国主义并没有事先决定何时宣战或何时进攻，就着手进行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备战工作。同样地，先进工人也要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而不去管这些次要问题。就在我们眼前，整个国家正在备战过程中军事化。我们必须根据这一事实，来安排自己的全部工作，制订一切未来的计划。
未来属于我们
军事化和战争的初步阶段，给我们党造成了巨大困难，因为我们党不得不逆流而上。党能够承认这些困难，无论斗争多么艰苦，无论进展如何缓慢，党都不会动摇；党将胸有成竹地迎接考验。只有用第四国际的伟大原则与跨国协作巩固起来的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党跟其它党截然不同。只有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纲领武装起来的。只有我们党对人类的社会主义未来坚信不疑。只有我们党做好了准备，按照正在衰朽的资本主义提出的条件，去迎接席卷天下的军国主义，并由此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其它一切工人政党、一切半吊子的运动都将在这场大战中被彻底粉碎。但是，这场大战只会加强真正的第四国际党，并为它的发展壮大与最终胜利开辟道路。
未来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属于第四国际的党。只要我们能诚实面对自己，牢牢地把握住机遇，耐心、细致地工作，并为未来做好准备，未来一定会属于我们。
由1940年9月27—29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芝加哥全会通过，并发表于1940年10月5日的《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Appeal）。本文系根据美国斯巴达克斯同盟出版的小册子《“无产阶级军事政策”档案》（Documentsonthe“ProletarianMilitaryPolicy”，普罗米修斯研究丛书，纽约，1989年2月）第57—62页译出。
[1]苏芬战争爆发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围绕苏联的国家性质，爆发了激烈的斗争，以马克斯·沙赫特曼、詹姆斯·伯纳姆、马丁·阿伯恩为首的少数派认为，苏联已经不是工人国家，不能再采取“保卫苏联”的立场。以詹姆斯·坎农为首的多数派与之进行了坚决、有理、有节的斗争，击败了少数派。少数派便于1940年4月脱离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另建工人党。——中译者注
[2]伯纳姆在脱离社会主义工人党后，于1940年5月21日致信工人党全国委员会，辞去一切职务，并宣布抛弃马克思主义。此后逐步堕入反共阵营。——中译者注
[3]诺曼·麦顿·托马斯（NormanMattoonThomas，1884年11月20日—1968年12月19日），生于俄亥俄州马里昂市（Marion），190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11年担任长老会牧师。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美国参战。191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America），曾六次代表美国社会党参加总统大选。——中译者注
[4]杰伊·洛夫斯东（JayLovestone，1897年12月15日—1990年3月7日），本名雅可布·利布施泰因（Jacob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参与创立美国共产党。1928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独立小集团，直到1941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中译者注
[5]厄尔·拉塞尔·白劳德（EarlRussellBrowder，1891年5月20日—1973年6月27日），美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于1930年—1945年任美共全国委员会主席，1934年—1945年任美共总书记。1944年主张解散美共，因此在1945年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
美国参加中国战争之趋势（1941年3月31日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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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加中国战争之趋势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
一、中国解除帝国主义枷轭之任务，是由那个受农民群众拥护的无产阶级现负担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推动国家走出停滞状态，同样亦不能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去反对单个帝国主义强国（日本），更加不能进行一贯的斗争使中国脱离外国的统治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单个帝国主义强国之斗争，结果只能引起它走上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轨道上去。
好多年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日本强盗面前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宁愿以其力量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到了无他路可走之时，蒋介石才同日本作战，但它没有一时忘记了反对中国民众的斗争（反对最微弱的社会改良），压迫一切有独立性的群众运动。蒋介石最近之进攻新四军和八路军，表明了：连这些受史大林派操纵的武力所实行的畏缩的民主改革，也不能受他的反动政策所容忍的。
在这种社会反动政策之下，日本进攻仍然受阻止了，战争仍然陷于相持状态，由此，我们就有把握可以这样说：若有土地革命弥漫全国，则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被迫逃离这热烘烘的中国土地了。今天蒋介石不得不一天比一天求救于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准备下对于中国的新压迫，这个事实乃是底下情形的直接后果，即是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本国民众，而又不能动员本国革命力量去反对日本侵略。
二、美国帝国主义，追求它的明显的命运，它准备夺取英国在远东的地位，连中国在内，它要打败它的太平洋劲敌日本。华盛顿计划着在战争中制服日本，逐出日本于中国以外，而自为中国民众底太上皇。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就是：海陆空军向太平洋移动，及以借款和军用品形式增加（援助）蒋介石。
革命者，一面承认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有接受美国物质援助的必要，一面又不能漠视这个援助背后隐藏的危险。革命者必须打击一切暗示，一切以为美国以善意对待中国的暗示，必须向广大群众解释这个援助底真正动机：即准备明天奴服中国。
如果“友邦”帝国主义要求以经济特权，租借地，军事根据地等酬报他们的援助，那么革命者必须反对这种酬报，因为结果等于这个帝国主义代替那个帝国主义，而此代替又是以中国群众底血为牺牲的。
中国资产阶级若是做着这个买卖，革命者必须攻击他们为出卖中国底解决斗争。但革命者将不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宣布为“失败主义者”来“处罚”蒋介石。不管中国资产阶级如何，而且与中国资产阶级相反对，革命者仍旧站在保卫中国的立场。
三、太平洋上帝国主义者底争霸，正在直接走向武装冲突。美国对日作战的时候，或者作战以前，华盛顿（或伦敦）和重庆的军事联盟将提出于议事日程。美日两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蒋介石在其中处于美国帝国主义附庸地位），虽是纯粹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但此事实并不能抹煞中国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任务。
革命者必须向中国群众解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与美国帝国主义联盟，乃是蒋介石以反动手段进行抗日之必然结果：一切独立的社会改革之被扑灭，以及现在之与华盛顿联盟，乃是同一政策之两面；这个政策既不能促成民族解放，亦不能促成社会解放。为了官方热烈欢迎美国帝国主义“解放者”及其使命团的原故，革命者必须暴露金元帝国主义底真正目的，并指出其对于中国的危险，即又要奴役中国。革命者将以那立足于激烈的社会改革（土地归农民，工人监督生产）之上的革命战争纲领去对抗蒋介石底反动政策。
然而这并不阻止革命者去继续拥护中国军队对于日本侵略者的胜利。华盛顿和重庆联盟，以及美国源源不绝地以物资援助蒋介石政制，并不排除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离开中国领土之任务。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外，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加重要向中国群众解释美国干涉底性质，并指出抗日战争底出路是依赖于获得胜利之手段的。以革命的战争战胜日本，将为中国开发一个新生命；若以出卖本国财富于另一帝国主义为手段而获得胜利，则只能替中国人民准备下新的压迫形式罢了。
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之日加一日的合作，已经反映于蒋介石进攻那些受史大林派操纵的农民军队上面了。革命者一面反对中国史大林派领袖们底阶级合作政策，一面宣布它们同情于史大林派领导下英勇的农民战士，并有决心联合他们一起反抗蒋介石底反革命行动。
四、华盛顿与重庆联盟对日作战，使得美国帝国主义者能够拿民主的和解放的空言来掩饰他们在中国的行事。但是美国工人不能付托他们的剥削者，——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去担负那从日本帝国主义爪里救出中国的任务。美国帝国主义之“保卫”中国不啻是准备下重新奴役中国。
美国无产阶级，若是为了保卫中国原故，去同美国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而放弃夺取政权的斗争，那结果等于叫中国明天受华尔街所劫掠。美国帝国主义将牺牲中国民众和美国工人而更加强大起来。中国独立，脱离落后状态，及向着社会主义发展，其最可靠的保证就是北美苏维埃合众国。为要准备这个，阶级斗争是一分钟也不能停止的。
五、在美国日渐增加的援助之下，中国军队若仍不能很快地驱逐日本侵略者出去，则美国帝国主义者就要派遣自己的军队到中国来，而且要设立单一的司令部来操纵中国的抗日斗争。那时中国革命者底任务就是要反对中国军事行动之隶属于美国帝国主义底战略和战争目的。此外，中国并不需要添加人力来驱逐日本侵略者。所以美国武装力量在中国登陆，中国革命者必须斥为纯粹帝国主义的行为，必须动员中国群众以反对之。在这一点上，他们必须获得美国革命者底赞助，美国革命者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反对美国出兵中国，并要求撤退美国在中国的驻军。美国军队已经派来中国之后，革命者必须努力联合中美兵士，以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及其盟友中国资产阶级。
六、美国操纵中国的斗争，这个日益增长的倾向，连带地必然加深了中国军队内部以及整个国家内部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对立。军队以及工农群众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将蜂起抵制蒋介石及其派系之以抗日提高身价出卖于华尔街的。在此条件之下保卫中国的革命纲领——建立在城乡认真的社会改革之上的工农自卫军——就将渐渐现为事实了。
七、美国干涉远东战争之结果，日本若遭遇军事上的大失败，则每次都会造成日本自国及满洲朝鲜台湾等殖民地群众革命运动。美国帝国主义者若是遇着这个革命风潮，就将少关心于对日战争，而多关心于扑灭群众独立运动了，这个运动将危害他们的整个地位。抗日战争使得蒋介石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底工具，同样中国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之下诸兄弟阶级相联盟就将引入于社会革命了。
（感谢左翼上的羽毛录入） |
殖民地世界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一份决议（1940年5月19日至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EmergencyConferenc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
TheColonialWorldAndTheSecondImperialistWar
(AResolution)
第四国际紧急会议
殖民地世界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一份决议）1940年5月19日至26日
DaslithicChen译、继轲校
1．世界上有近半人口生活在殖民奴役里。殖民地和属地占据了地球的近半土地。超过十亿黄色人种、棕色人种以及黑人，臣服于统治了西方世界的极少数超级资本家。极大量这些被剥夺自由者争取自由的努力，代表着现代社会中两股庞大的进步力量中的一种。另一股便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了他们自己的解放而做的斗争。在它们卓有成效的相互作用中，隐藏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全部战略的关键。西方的民族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强权的工具，一件使得被剥削者为了资本家独占的利益而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战争中互相争斗的工具。但在落后而又受制于人的东方国家，民族主义者的运动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运动的重要部分。因此他们必须得到整个西方世界能给予的全部支持。当东方与西方的劳动者团结一致、战胜强权、废除资本主义并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时，世界上伟大的各民族群体将首次能够并肩自豪地生活在绽放着众多种族和民族花瓣的世界文化中。这将是世界社会主义下民主与平等的意义。
2．在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旗帜下，庞大的资本主义帝国是建立在对国内无产阶级的剥削以及海外弱小群体的奴役上的。在其成长的过去三个世纪中，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发动战争来取得并扩张它们的殖民地、抵御对手的袭击，或是压制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在1914到1918年之间，帝国主义强国为了瓜分这早已分崩离析的世界而开战，而它们也仅仅是成功的加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性衰落。战争带来了革命，然而它却未能在先进的西方和衰落的东方建立起能够且只能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新组织世界的无产阶级政权。工人们只在落后的俄国夺取并掌控了政权。资本主义生存了下来，但这只是使得世界进一步忍受它死去前的痛苦。在1918年停战22年后，帝国主义为它们无法克服的危机所扭曲，再一次将世界拖入血腥的冲突之中——德国、意大利、日本要“扩张或死亡”，英国、法国、美国则要守卫并扩展他们的世界霸权。
3．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着1914年便已经开始的争霸，不仅是为了统治欧洲，还是为了争夺两个半球的财富、劳力和市场，争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大洋洲。英国再次为了留存它庞大的帝国而战，这个帝国有450,000,000人口分布在四分之一的地球上，平均每个英国人奴役着10个黑人、棕种人或黄种人，本土的每一平方英里就对应着135平方英里的殖民地。法国不仅为主宰欧洲大陆而战，而且为掌控其在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75,000,000名奴隶而战。而较小的奴隶主——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则面临着分裂，它们充分意识到，自己至今为止在没有外来阻碍的情况下所掠夺的土地，现在作为战争赌注的一部分被没收了。德国公然为了赢得这些战利品而战。意大利则想从豺狼的残羹冷炙中分得一杯羹。日本则早在过去七年里就已经为了扩张而在中国发动了战争，并处在美国发生冲突的边缘，以求主宰西太平洋，以及中国和印度的财富。美帝国主义在上一次战争中成为世界的债权人，期望着在这次战争中成为无可争议的主宰。但最终的决定权并不只是掌握在这些帝国主义掠夺者手中。他们已经重新开始了争夺世界的武装争斗，但他们所建立的战线将被各国工人击碎。在他们试图保卫或取得的帝国之中，在上次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间从未被完全击败的民族和殖民地的战争以及革命，也将会同样重新开始，而它们规模将大的无复以加。
4．1914年至1918年，英国和法国成功地守住了其领土，抵挡下了德国的第一次挑战。它们将德国的殖民地分割开来，并如同狼一般撕扯着已经没落的土耳其帝国。但这场战争使得帝国主义世界被迫绷紧，直到它最薄弱环节的崩溃。俄国的十月革命使整套帝国主义体系都摇摇欲坠，也震荡了整个中欧。在各殖民地长期而有限和失败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涌入了新的革命浪潮。当凡尔赛会议暴露了同盟国在“民族自决”的承诺背后彻底的背信弃义时，反抗几乎燃遍了所有帝国主义战胜国的广阔占领区。对这些属地几个世纪以来深远压迫所造成并积累下的罪行，引起了一连串磅礴的爆发。在十数年的时间里，奴隶对抗着主人，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上都发生了民族解放战争。
5．同盟国与德国间的世界大战在1918年后仍然持续进行着，而其形式则是盟国对它们认为理应臣服的人民的世界大战。为了回应爱尔兰人对自由的要求，英国派出了黑棕部队（BlackandTans）[1]。在战争期间向近东以及中东的阿拉伯人民做出的自由独立承诺，以帝国主义铁腕统治的形式得到了兑现，并以炸弹、刺刀和绞刑架来维持。民族主义起义席卷了埃及和穆斯林世界的其它地区，只有土耳其人成功地赢得了独立。黎凡特（Levant）[2]的其它地区被强行置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对于战争期间在印度开始的民族主义起义，英国人在1919年以阿姆利则大屠杀（AmritsarMassacre）[3]作为回应，而英国人的枪炮声自此在这个最富有的殖民地就再不曾沉默过。大规模的罢工和叛乱在肯尼亚和刚果以及非洲的其它部分此起彼伏。1925年叙利亚的德鲁兹起义（DruseRevolt）[4]几乎使法国人的政权崩溃，1925年到1926年在摩洛哥，法军与西班牙人一起镇压了阿布德·克里姆（Abd-el-Krim）[5]所领导的里夫起义（RiffRevolt）[6]。从1926年到1930年，法国人以无限制的屠杀作为武器，遏制了印度支那的多次起义。1926年到1927年，东印度群岛的工人和农民起义反对“民主”的荷兰人的统治，而他们面对的，是机枪和轰炸机。1925年到1927年，一个世纪以来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被战后最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浪潮所席卷。
6．但帝国主义成功的在这些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并熬过了殖民地起义。在欧洲，除了俄罗斯，工人革命因第二国际中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而被粉碎。俄国工人虽然成功的驱逐了干涉主义列强的军队，但仍旧悲剧性的处于被孤立的状态。这种孤立再加上俄国的落后，便滋养了以斯大林为象征的官僚主义的成长。苏联由此进入了它漫长而又令人痛苦的堕落时期。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则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帝国主义能够在经历欧洲的战争后，在接下来的民族和殖民地战争中取胜。
7．帝国主义通过首先通过公开的恐怖来维持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统治。在1919到1929年间，有数千人被屠杀，又另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在囚禁和运输途中。但单纯的武力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在大量工人和农民的参与下，殖民地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帝国主义者在每一个重大事件中都争取拉拢当地的剥削者－－地主和有野心的资本家，来作为抵抗全体被剥削民众的盾牌。他们能提供的特权非常有限，却仍旧足以使当地的统治阶级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爱尔兰被赋予了“自由邦”的地位。印度呈上了一份“宪法”，而甘地通过多次把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引向妥协的渠道来为英国人服务。在埃及，英国人在1919年以艾伦比（Allenby）领导的6万远征军粉碎了民族主义起义后，最终同民族资产阶级达成了协议，而埃及则蒙上了似是而非的独立阴影。伊拉克，然后是叙利亚，变成了“独立”的附属国。在中国，1925年到1927年的工人和农民起义是十年以来最大规模，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把工农同民族资产阶级捆绑在一起，而这次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就和帝国主义者达成了协议。通过一致支持蒋介石来反对群众运动，帝国主义者成功阻止了这一一度威胁到他们并要永久性的颠覆他们在亚洲稳固地位的革命浪潮。
8．虽然这一手段为帝国主义统治者提供了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但它并没有为殖民地人民的紧迫问题提供解决手段，既没有他们的改善落后状态，也没有为他们的生产力提供哪怕是相对增长的出路。正相反，它加速了对殖民地小资产阶级的压榨，使殖民地的农奴制更加根深蒂固，并加重了殖民地无产阶级的负担。帝国主义者对本土剥削者的让步本就够吝啬了，但随着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连这种吝啬变得难以维系。这场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敌对，并导致了对殖民地人民新的打击。日本在1931年开始进军中国。意大利则在1935年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列强间崭新的分歧迅速导致了1939年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无论是旧主子存续还是新主子取而代之，对殖民地来说，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给出的前景只是更深重的剥削。
9．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充分表明，它作为一种制度的组织和运作，已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它不再能保证先进国家的工人过上甚至是温饱标准的生活。如果它在目前的战争中成功存活下来，那么那些甚至在战前就被较贫穷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巴尔干）采用的极权主义形式将很快普遍化。即便是处在战争的初级阶段，这一过程在法国和英国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在殖民地，过去的帝国主义统治意味着扼杀经济发展，使得落后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以最具压迫性的形式永久存在。如果把当前世界性冲突的“解决方案”强加给殖民地，就会使其遭受更大的剥削，昔日的奴役也会成倍加深。西方同盟国再次提出在赢得目前的战争后给予“自由”“合作”的许诺，但接受这种承诺仅仅是为凡尔赛会议在未来更残忍的欺骗铺平了道路。至于德国，则对于这种欺骗性的幻想则不屑一顾，而是为了统治那些它仅以铁血就能征服的民族公然开战。
10．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希望也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的与全世界工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只有当先进国家的工人为资本主义统治画上句号，并与落后地区的人民一起在新的层次上重组世界经济，使之适应社会需要而不是垄断者的利润时，殖民地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获得解放。只有这样，才能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摆脱不同阶段的落后状态，成为不断发展的世界社会主义共同体内的组成部分。落后国家由于迟迟未能进入世界经济的轨道，因此必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大跨步前进，才能追上发达国家。它们的落后，最残酷的表现在保留着束缚着千百万农民的封建以及半封建的土地关系。而帝国主义或直接或经由本土代理人（如中国的买办和后来的银行家），给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套上垄断资本的枷锁。
因此，按照民族的、民主的路线实现社会最基本的改组的努力，使得殖民地群众与世界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
11．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实现这种改组，即使是部分地实现。因为这意味着要根除造成剥削的结构，但这正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依赖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很好的证明了，落后国家要实现这种大跨步飞跃，只能在工人阶级有能力承担起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并引导民主斗争成为无产阶级政权下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时才能实现。从1919到1931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流产的民族斗争，如中国和印度，都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它们从反面证明了，殖民地的民族和民主革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与先进国家的工人合作才能成功实现。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世界里，落后国家的民族和民主改造才变得可能。
12．然而，民主的和一些其它过渡性的口号仍旧是十分有效的，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等相对较为先进的殖民地国家。像是国民大会或制宪会议这样的宣传标语依旧是动员群众进行斗争的最有力手段。但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必须把土地革命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全部内容倾注在这个口号中。否则，它就会变成民族资产阶级手中一种廉价的欺骗手段，就正如1927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和当前中国所再次发生的那样。民主斗争决不能让民族资产阶级所掌握，而必须在群众斗争高涨的情况下，在各地、各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成立工、农、兵委员会作为群众斗争的机关，并迟早要成为工人政权的机关。只有这样一个与民族资产阶级对立的政权才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把土地上的农民和土地本身从内外剥削者的掌控下解放出来。
13．在这一斗争中，工人政党的指导政策，必须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及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独立而特殊的政治力量。在1927年的中国，共产国际使中国共产党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使中国工人阶级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结果便是后者成功粉碎了群众运动，只为换取帝国主义餐桌上的一点面包屑。虽然各殖民地的斗争条件各不相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落后的程度，但中国在1925-1927年的经验对于所有为了解放东方的受压迫人民而斗争的人来说，仍然是典型而有教益的。中国和印度的无产阶级将领导整个殖民地世界，而他们也将反过来从西方的工人那里获取力量、领导以及支持。因为唯有此路，才能征服并重建世界，使之永远摆脱压迫、摆脱饥饿、摆脱愚昧。
译自：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1938-1949/emergconf/fi-emerg16.htm
[1]黑棕部队（BlackandTans）：即皇家警队后备队，在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负责镇压爱尔兰共和军。曾在镇压行动中犯有在爱尔兰科克市大规模纵火等暴行。战争结束前就因手段过激而被解散。──译者注。
[2]黎凡特（Levant）：指的是中东托鲁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译者注。
[3]阿姆利则屠杀（AmritsarMassacre）：1919年4月13日发生在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的札连瓦拉园。在1919年2月6日英印立法会议通过罗拉特法案，给予警察任意逮捕受官方怀疑的人士，并可以不经公开审理就长期监禁的权力。随后英属印度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其中以旁遮普反抗最为激烈。4月13日，数万人在旁遮普阿姆利则市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举行集会，抗议英国殖民当局。当时英国殖民当局的戴尔将军率领军队前往阿姆利则市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进行镇压，命令士兵向集会民众开枪，射击持续10分钟。阿姆利则屠杀成为甘地于1920-1922年发动全国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导致印度最终走向独立的直接原因之一。──译者注。
[4]德鲁兹起义（DruseRevolt）：法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者，得以对叙利亚地区进行委任统治，并将叙利亚地区按照教派种群及地区的差异分割为各自独立的国家或地区。叙利亚人对此的反抗从未停止过，游行和情愿等和平方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1925年在德鲁兹山区爆发的起义，并成为后续席卷叙利亚地区的大规模起义的起点。起义在7月19日开始，同年9月，起义者在德鲁兹组成叙利亚临时革命政府，建立叙利亚国民革命军、由阿特拉什苏丹任总司令。1926年4月，法军以重兵进攻德鲁兹地区，击败起义军，临时政府瓦解。1927年6月起义完全失败。──译者注。
[5]阿布德·克里姆（Abd-el-Krim）：1882-1963，出生于摩洛哥的一个十分有威望的酋长家庭，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正逢西班牙人在摩洛哥北部的里夫山区不断挑起摩擦以制造军事镇压的借口，并以此真正得到整个西属摩洛哥的控制权。因此，他的父亲去世后他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饱受折磨的里夫人（Riff）的领袖。──译者注。
[6]里夫起义（RiffRevolt）于1921年爆发，很快就成为了西属摩洛哥多年来与西班牙人对抗中规模最大的一场，起义军在接连击败西班牙殖民军后，于同年9月宣布里夫独立，并在部落酋长大会上推选克里姆为总统。而在1924年法国以里夫人侵犯法属摩洛哥为由加入战争，最终起义在1926年被西、法两国在投入大量现代化武器的联合镇压下失败，领导者阿布德·克里姆也在1926年5月25日被俘。──译者注。 |
第四国际紧急会议前言——由第四国际紧急会议通过（1940年5月19日至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EmergencyConferenc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
Forward:AdoptedbytheEmergencyConferenc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
May19-26,1940
第四国际紧急会议前言
由第四国际紧急会议通过1940年5月19日至26日
DaslithicChen译、coward校
通过日期：1940年5月19日至26日
首次出版：1940年的6月、7月和8月
资料来源：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Appeal），纽约，1940年6月29日。
摘录/HTML标记：大卫·沃尔特斯（DavidWalters），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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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紧急会议已成功闭幕，十个国家支部的授权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支部的倡议下，向世界工人阶级发表了一份响亮的宣言，号召所有国家的劳动者通过发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
第四国际位于美国、德国、比利时、加拿大、墨西哥、西班牙、古巴、阿根廷、波多黎各和智利的支部派出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来自澳大利亚和中国支部以及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公报编辑部的兄弟也列席本次会议。在英国、法国、中国、瑞士和保加利亚的第四国际附属组织，由于非法因素和其它不利状况，无法派出代表或者发布授权令，只能发出声援声明。而战争的蹂躏和残酷的国内镇压使得第四国际在荷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1]、斯堪的纳维亚、巴勒斯坦、立陶宛、罗马尼亚、中南半岛以及南非和巴西的附属机构无法及时取得联系，因而未能派出代表。
这次世界紧急会议于5月19日至26日在“西半球某处”举行，由于战火纷飞的现状，会议被迫以最为秘密的方式进行。四处的硝烟使得会议在战争的紧张气氛中召开，而它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声音。
无论是老朽的第二国际，还是背信弃义的第三国际，亦或是名为“国际工人阵线”（InternationalWorkersFront）并受排挤的中间派国际联盟，在这一工人阶级有史以来最为危急的时刻，都未能发出一点声音。在同一代人之中，可憎的军国主义坦克和上千次新的战争恐怖第二次席卷了战场，碾碎了数以百万计身着制服的工人尸体，并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百姓被四处驱赶着寻求避难。
只有聚集在这一世界会议上的第四国际用洪亮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工人最为清晰明了地解释了他们所面临的形势；向他们展示了能够摆脱毁灭性灾难的革命道路，而这场灾难正在使资本主义社会失去组织；向他们发出勇气和希望的声音，而这是即将到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声音。
1938年9月3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2]成立两年后，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国际紧急会议绘制了从准备战争到战争爆发期间的资产负债表。它能够证明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即它在全世界的绝大多数支部和成员都以楷模般的方式经受住了这些艰难时期的考验。会议一致重申了第一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原则，并详细阐述了十五年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原则。
在机会主义国际组织到处都显示出深度的解体和完全瘫痪的迹象时，会议得到的证据表明，第四国际不仅拥有自己的组织，而且在过去两年里，尽管慕尼黑条约的缔结使得我们的部分组织非法化，但组织的数量和活动仍旧有明显增加。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组织报告，它记录了我们的运动在拉丁美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在那里，我们的智利同志联合了一大批与改良派社会主义党决裂的无产者，正在迅速地建立一个庞大的群众组织。
一个新的支部在玻利维亚被建立了起来。而在阿根廷和古巴，我们的支部则在大量运动中提升他们的影响力并植根于工会之中。在其它南美国家，新的群体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在澳大利亚，我们年轻的共产主义同盟（CommunistLeague）取得了特别令人欣慰的进展，争取到了斯大林主义政党领导层中的激进分子。
在法国，尽管战争已经爆发，但是由于工农社会主义党WorkersandPeasantsSocialistParty（这是一个中间派政党）中为数众多的活跃左翼成员的坚持，我们的支部仍然因此得到了强化。
在英国，我们的支部在工党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迫使改良派官僚们感到即便战争还没有进入关键阶段，也有必要禁止我们的成员加入工党并施以镇压。
在爱尔兰，组织报告指出，一个实质性的团体已经形成，并要求加入第四国际。据报告，许多其它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态发展，而第四国际以前与之没有任何联系。
总的来说，组织报告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政党，尽管它面临着巨大的阻碍，并且势单力薄，但它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正准备带领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劳工参加战斗，而他们也由此渐渐的在资本主义的铁蹄下挺直了腰杆。
会议的主要工作是起草一份面向世界工人阶级的宣言。经过大量的讨论，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草案只做了一些小的修改便予以通过了。这份文件是一项独特的革命性成就。它囊括了这个正处于战争阵痛中的世界之全貌；分析了让这场战争转变为一场内战的因素，这场内战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它将是迈向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一步；它还是一种包含着战略战术指示的行动号召。
苏联秘密警察企图暗杀第四国际杰出领袖的残暴行径[3]，使得会议在阴影下召开，这位领袖便是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列昂·托洛茨基。会议以鼓掌方式祝贺托洛茨基同志奇迹般地从克里姆林宫的刺客手中逃脱了，以肺腑之言向托洛茨基同志和他的伴侣娜塔莉亚·谢多娃（NataliaSedova）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这些话语当中包含了全世界革命家对其献身工人阶级事业的高度赞扬，以及对他们今后安全和幸福的担忧。
我们呼唤那些在第四国际斗争中牺牲的烈士的英名，莱昂-塞多夫（LeonSedov）、鲁道夫-克莱门特（RudolphKlement）、埃尔温-沃尔夫（ErwinWolf）和伊格纳斯-赖斯（IgnaceReiss）等，他们都是被恶徒斯大林的枪手和刺客所谋害的英雄，会议短暂停顿，向正处于希特勒掌控的德国集中营和监狱，饱受煎熬的第四国际的勇猛斗士；向里杰尔（Rigal）、史蒂夫（Steve）、魏茨（Weitz）等同志和他们在法国帝国主义监狱中的朋友们致以问候。向瓦加斯[4]统治下的巴西、梅塔克萨斯[5]独裁下的希腊、佛朗哥所掌控的西班牙所囚禁的第四国际的英勇战士们致敬；向被丘吉尔的英国囚禁在英国殖民地的兄弟们致敬；向处在克里姆林宫寡头控制下，受尽折磨的无畏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致敬；向被罗斯福的FBI关押在明尼苏达监狱围墙后面的勇敢同志们致敬，并向各地阶级战争的俘虏致敬，而他们的名字便是是一支支军团。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武装第四国际，来与那躲在丑恶的法西斯主义和虚无飘渺的“民主”帝国主义盔甲下的资本主义展开伟大的战斗，并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加入这份规模庞大、持久，而又要求严苛的事业中来，以对抗第二国际中的资本主义走狗和第三国际中的帝国主义帮凶。紧急会议还有一项任务:对曾在我们队伍中的那些卑躬屈膝的小资产阶级进行审判，战争考验才刚展开，他们便已经抱头鼠窜。而这场审判必须解决那些一无所成，却又以一种更“具体”的修正作为借口，修正我们无条件保卫苏联的纲领，而这直接发展成了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和传统，而它们是第四国际的根基。
会议一致反对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6]中以伯纳姆[7]和沙赫特曼[8]为代表，以及国际执行委员会（InternationalExecutiveCommittee）中以勒布伦（Lebrun）、约翰逊（Johnson）、特伦特（Trent）和安东（Anton）之流为代表的这种修正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会议指控他们背叛了第四国际给予他们的信任。会议谴责他们企图分裂国际组织的徒劳努力，并认为这是可耻的背叛。并呼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规定一个月的期限，所有因参加分裂行动而被停职的人，要么在期限内接受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的决定，要么就必须忍受被无条件开除出党。
紧急会议注意到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一份广泛报告，并谴责该组织中吉尔伯特（Gilbert）倾向的政治路线——在苏联问题上持有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沙赫曼-伯纳姆少数派类似的失败主义观点，恰好与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政策相反。但是，会议在警告这个团体的中派主义性质的同时，也赞扬了吉尔伯特思潮对组织上的忠诚，这体现在了谴责沙赫曼和伯纳姆宣布的分裂上，以及明确宣布自己“在行动上尊重少数服从多数和民主集中制。”
会议做出的决定，代表着每一个活跃中的、能够派出代表或发出授权的支部的意志，包含这些决定的决议贯彻了第一次世界大会的纲领和原则，因而对所有支部都有约束力。会议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作出决定并与执行委员会沟通过的每一个支部和团体，都毫无保留地宣布维持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反对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一切修改第四国际纲领的企图。
根据这一授权，紧急会议决定选举一个国际执行委员会（IEC），由各支部的代表组成，负责在战争期间执行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政策，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召开世界范围内的全体代表大会。在介绍了各支部的活动报告和选举了新一届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紧急会议结束了所有议程，它坚信，它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巩固国际组织的工作，为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和有权威的领导层，并为它提供了一条行动路线，只有这条路线才能使工人自己从可怕的战争和无情的剥削中解放出来。
[1]译者注:原文如此。
[2]译者注:即第四国际全称，WorldPartyofSocialistRevolution。
[3]译者注:此处指托洛茨基在1940年5月在墨西哥受到的刺杀行动，刺客未能成功。广为人知的冰镐刺杀则发生在同年8月。
[4]译者注:巴西前总统（1883-1954），于1930年发动军政变上台，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内极权统治，致力于清除巴西境内的左翼势力。
[5]译者注:希腊独裁者（1871-1941）
[6]译者注:第四国际美国支部，全名SocialistWorkersPartyoftheUnitedStates
[7]译者注:全名为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1905-1987），曾任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委员会委员，1940年在沙赫特曼被开除出党以后随其辞职，后成为自由主义者，任《国家评论》编辑。
[8]译者注:全名为马克思·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04-1971），1940年就二战问题与坎农和托洛茨基发生冲突。托洛茨基坚持“无条件保卫苏联”的立场，而前者于1940年4月被开除党籍。 |
维克托·塞尔日和第四国际（1939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VictorSergeandtheIVthInternational
维克托·塞尔日和第四国际
1939年4月
陈湘译
文献来源：维克托·塞尔日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斗争》（LaLutteContreleStalinisme），马斯佩罗出版社，巴黎，1977。原文见《俄国反对派公报》编者记事。载于《第四国际》（QuatrièmeInternationale）1939年4月。2005年由米奇·阿比多（MitchAbidor）为马克思主义文库翻译。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serge.htm
我们的一些同志问我们维克托·塞尔日与第四国际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不得不说彼此关系是对立的。自从抵达海外，维克托·塞尔日就没有停止过煽动宣传；他的态度只能被定义为煽动。他从未在一个问题上表达过清晰明确的立场，不论是提议或驳斥。反之，不论那些离开了第四国际的人倾向左派还是右派，他始终支持他们。
他突然在信件中宣布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然而他却从未试图回应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扮演可悲角色的中间派组织。维克托·塞尔日不顾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西班牙大革命中是叛徒，还同他们调情。尽管一直以来他不会公开地为荷兰机会主义辩护，但他秘密地支持着所谓的左派工会主义的可鄙英雄马林（Sneevliet）。与此同时，维克托·塞尔日在多个场合反复地说他与我们的分歧只是次要的。面对这次为什么没有和第四国际在一起合作，反而是和第四国际的最凶险的敌人在一起的公开提问，维克托·塞尔日则不能给出一个回答。所有的这些消除了他个人“政治学”中的全部逻辑，并且将之转化为一系列的个人企图，如果这不是个人阴谋的话。
如果维克托·塞尔日现在仍然谈及他对第四国际的支持，那么这完全就是和维里肯（Vereeken），莫里尼尔（Molinier），马林，马斯洛（Maslow）等人一样，不是真正的“国际”的观点，而是一个根据他们的想象，体现在他们的形象中并且和他们相似的“国际”，这对隐藏他们的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政策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的国际真正地行动，与这个想象中的国际没有任何共同点。不论是俄国部分或是第四国际作为整体都不对维克托·塞尔日的政策负任何责任。 |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国际书记处对于莫利尼耶小组的声明（1938年9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OnTheMolinierGroup
AStatementbytheInternationalSecretariat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国际书记处对于莫利尼耶小组的声明
NZN译、coward校
1．国际书记处的特别委员会最近已经与国际主义共产党莫利尼耶小组（Moliniergroup[PartiCommunisteInternationaliste]）的代表就这一组织正式来信要求加入第四国际的问题进行了谈判。这一系列的谈判由于国际主义共产党拒绝对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具体要求做出明确的答复而破裂，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而且不容妥协的要求——无条件地拒绝R．莫利尼耶参与第四国际法国支部。
2．必须要记得，莫利尼耶试图通过来路不明的金钱控制整个组织，由于这种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成员身份的行为，他在1936年的国际会议中被开除。
3．联系到最近结束的世界大会，当国际主义共产党又一次接近第四国际并且提出了加入的请求，第四国际的相关机构决定一次性地澄清这一问题，以明确和忠诚的态度为这件事情的解决带来一个积极的结果。为了进行必要的谈判并且防止任何拖延的策略，国际书记处决定提出一个精确的七项决议，其中包含两个组织合并的条件。
4．莫利尼埃小组初步尝试与国际秘书处进行“一般性讨论”，第四国际回绝了他们，要求其准确说明他们对第四国际及其决定和纪律的态度。于是国际主义共产党代表团递交了一份正式信件要求加入第四国际并宣布愿意遵守纪律。
5．国际书记处通过以下的特别决议回应了这封信件：
国际书记处在九月十四日收到了国际主义共产党的信件，后者要求加入第四国际，书记处建议通过以下方式解决问题：
（1）国际主义共产党的成员将会立即被接收入POI（第四国际法国支部）。
（2）在代表大会前，国际主义共产党的成员将在国际主义工人党（POI）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获得适当的代表。
（3）国际会议的决定提供了统一的基础，第四国际的所有成员都有义务遵循这些决议。
（4）R．莫利尼耶的个人事件已经被1936年的国际会议决定，这些决定在1938年的国际会议也没有被改变或修正，他仍然被完全排除在统一的法国支部外。
（5）作为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附属成员，国际主义共产党的现有成员将有权参与POI即将召开的会议以及会议的准备和讨论。
（6）有关合并的组织上的细节将在国际书记处的控制下由POI的扩大中央委员会决定（包括国家主义共产党现在成员的代表）。
（7）所有关于政治和组织分歧的其他问题，都应该依据其中适用的正常规则在统一的法国支部这一框架内解决。
（决议于1938年9月16日的会议期间被国际书记处采纳）
6．在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团与国际主义工人党的代表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后者表达了对他们的成员在统一的法国支部中可能受到报复的担忧。为了保证这一问题不会发生，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团表示愿意在决议中增加第八点如下：
（8）一旦国际书记处的决议被国际主义共产党接受，国际书记处将宣布其反对为了过去的争端而对任何同志采取纪律措施。
特伦特，勒格朗，勒布伦，比松
1938年，9月18日．144
7．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十分明显只有第四点（开除莫利尼耶）处于争论中。国际主义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一项请求，要求官方保证他在未来重新加入的可能性。这一点被断然拒绝，因为国际书记处无权更改国际会议的决定，而且对莫利尼耶的开除是无条件的。
（国际书记处代表团中的美国同志们以个人名义担保，如果莫利尼耶忠实地接受对他的决议，直接或间接地不参与任何法国支部事务，并且彻底地改变他的个人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愿意以个人名义推动第四国际在未来对他的个人状况进行重新审查，并且帮助他最终恢复名誉。美国同志强调，他们的声明表达了他们通常会对任何真诚努力纠正自己行为的同志表现出的个人情感，但他们的声明不具有而且不可能具有官方性质。）
8．国际主义共产党的代表团拒绝就国际书记处的决议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并且建议仅仅将其作为“对话的基础”，因此这次谈判失败了。这场显然没有取得丰硕成果前景的谈判被中断了。整个国际主义共产党和《公社》杂志的问题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它完全而且仅仅是莫利尼耶的财政事务和个人问题，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现在，第四国际的大门一如既往地敞开着，在充分保证正常的民主权利的前提下，它向愿意接受国际会议的决议和决定，并接受纪律约束的国际主义共产党的普通成员敞开了大门。但大门是对莫利尼耶关闭的。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1938-1949/fi-1stcongress/ch11.htm |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青年问题的决议（1938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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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OnYouth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青年问题的决议
NZN译、coward校
资本主义的僵局
1）无论是集权的还是自由的，资本主义都承认它无法给工人阶级青年的贫困和痛苦带来哪怕一丁点的慰藉。年轻人想要进行交换，而当（在极少的情况下！）它同意给予他们时，其实只是将他们更牢固地捆绑在机器上而已，这些机器在未来将会停止运转，让他们在自己生产出来的财富旁挨饿。年轻人想要工作，用他们的双手进行生产，或者进行偷窃，而资本主义则让他们失业，或者“在违背正常生产条件的状况下工作”，根据国际联盟对劳改营和军备生产精妙而虚伪的定义，这会造成破坏而非改善。年轻人想要学习，而他们通向文化的道路则被阻挡了。
年轻人想要活下去，但唯一等待着他们的未来就是死于饥饿，或者在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死去，在铁丝网上腐烂。年轻人想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他们唯一被允许的只是维持或加固这个分崩离析而腐朽的世界。年轻人想要知道未来将会怎样，而资本主义的唯一回应则是：“今天你可能得再勒紧裤带；明天，再说吧……无论如何，也许你们不会有任何明天了。”
给青年一个未来给世界一个未来
2）这就是为什么青年会团结在能给予他们未来的人的旗帜下面。只有第四国际，只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可以许诺给青年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们能力的未来，因为它代表着唯一可以在新基础之上重新组织这个世界的阶级的历史利益。只有他们可以对青年说：“和你们一起，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每个人都有工作，为努力工作而自豪，为了解他工作中最微小的细节而自豪；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饥饿程度而进食，因为生产将会根据工人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利润来进行；在那里一个人必须持续学习，以便更好地让自然为人类的意志而服务；在那里，通过不停地拓展科学应用的边界，人类的理论知识每天都会增加；在这个新的世界下，新的人类可以实现他的全部希望，发挥他所拥有的全部力量。”
在新世界和新的人性的旗帜下，第四国际和它的青年组织必须继续赢得工人阶级青年的支持；只有在这一旗帜下，他们才能争取到这些青年。
为了未来的斗争，为了面包的斗争
3）如果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没有为立即改善工人阶级青年的状况而斗争，如果他们没有提出青年的直接要求，如果他们没有强调工人阶级青年为实现这些要求必须要进行阶级斗争，如果他们没有根据这次斗争所获得的经验，向被剥削的青年表明，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将为这些要求而进行的斗争转变为控制经济体系和获取管理权力的斗争，才能最终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就只能成为蛊惑人心的谎言。
我们要求工作的权利！
4）为了参与生产的年轻工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a）不按照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的欲望来评判他们的工作，而相反，通过他们身体成长的状况来评判他们的工作；b）向他们保证一种与成年人平等生活的标准，也就是说保证他们的经济独立;c）尽可能地提升他们的技术能力；d）反对资本主义为了剥削年轻人和老人而提倡的机会平等，确立他们平等的权利。
对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他们也拟定了如下要求：
缩短工作周，使得日程允许年轻工人参与户外运动；
每年至少一个月带薪假期；
由工厂或工厂小组组织培训课程，费用由老板承担，并由工人管理；
工作周中抽出时间进行数小时的工艺培训，并按正常比例支付工资；
在工人控制下实践“同工同酬”的原则；
确定年轻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在全体工人掌控下确定青年工人的工资；
禁止夜间工作，禁止过度劳累，禁止不健康、或者不益于心智的工作任务；工人负责控制年轻劳动力的使用。
青年在社会立法中享有平等权利。
联合起来斗争！
5）为了亲手捍卫自己的要求，年轻工人应该有选择自己代表的权力，这些代表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将成年人的代表和全体工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青年的具体要求上，将这些特殊的要求与整个无产阶级的普遍要求联系起来。同样，在工会组织的各个分支，应当建立工会青年委员会并强加给工会官僚，后者的任务是了解青年的需求，并且招募和教育青年工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是带头组织这些委员会。
为了使工会的大门始终向被剥削的年轻人敞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要求为年轻工人减少会费。
我们想要一场交易！
6）在与失业的抗争中，出现延长学龄，组织学徒实习等口号，只有在这些代价不再由工人阶级而由大资本家承担时，它们才有意义。因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有义务拟定出工人阶级青年在这一领域的要求，如下：
延长学龄至16岁，保证对工人阶级和小农家庭的援助。
与工厂合作，对学校进行重新组织：
学校应当使儿童为生活和工作做好准备；它应当使青年与年龄更大的几代人更好地衔接起来；因而我们要求工人组织控制技术教育。
将学徒期限缩减到最多两年。
禁止一切与实际学徒工作无关的工作。
由工厂主出资，在一切参与制造，采矿或贸易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中设立实习学校，企业雇员应该至少有3%参与这类学校。
由工会选择指导者。
由工人代表和学徒自己的代表混合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这些学校。
我们要求生存的权利！
7）将失业的青年从痛苦，绝望和法西斯主义宣传中解救出来，让他们重回生产工作中并且与工人阶级紧密相连，这是关乎无产阶级未来的重要任务。革命者必须强迫资本主义（a）通过组织技术教育和引导让失业青年重新返回生产中；（b）让失业青年立即返回到生产活动中；（c）组织这些工作不应该以半军事化的方法，而应该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拒绝劳改营，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d）给年轻人提供生活所需的资源，资本主义正使他们陷入痛苦之中。因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提出以下的要求：
所有失业青年都享受和成年人一样的失业补助，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应当在完成学业后受到补助。
强迫大型企业老板开办在工人控制下的技术再教育中心；
技术的再教育将根据生产的需要组织，并且处于工会和工人代表会议的统一领导下；
重新开启被关闭的工厂；
开始建设大规模的公共项目（医院，学校，低价住房项目，运动场，体育馆，游泳池，发电站），按照工会标准支付工资，并且从头到尾处于工人的控制下。
为了我们在农场中的兄弟！
8）青年农民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比青年工人少。为了青年农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提出了以下的总体要求；
在乡村和在城市中一样严格落实以上所有的法律和社会政策；
禁止对儿童的家庭剥削；
以“同工同酬”原则为重点，严格落实；
由拥有强大经济资本的农场主出资，开办地区的技术教育机构；
为住在农场主家里的年轻农民提供健康的食物和住所；
为小农提供小额赊购，尤其是那些有家庭责任的小农户。
为了我们的乡村
9）青年工人和农民是所有工人阶级青年中受剥削最严重的一部分。第四国际的青年组织必须对以下的要求特别注意：
对“同工同酬”原则的严格落实；
每月一天额外的休息时间；
自愿生育的权利；
六个月的产假；
为年轻母亲提供生育补助。
开放学校和大学！
10）人类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大部分工人阶级都能够接触到文化和科学。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提出了以下的口号：
向一切希望学习的青年开放学校和大学。
免费的教育以及对工人和农民儿女的支持。向劳苦人民提供面包，书籍和公民权！
11）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劳动青年是资本主义和家长制双重剥削的受害者。在这些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保卫年轻的殖民地工人和农民的要求是对抗帝国主义的首要任务。这一斗争是在一个总的口号下展开的：殖民地青年应当与帝国主义首都的青年享有同样的权利。
在所有村庄组织卫生和类似的护理工作
在劳动者和民族主义组织的控制下，为青年工人、农民和苦力提供住所。
为原住民儿童提供学校；以母语进行教学。
政府组织使用当地语言。
原住民知识分子能够参与到政府组织中。
从战争、警察预算和帝国主义特权中获得必要的财政信贷。
12）资产阶级承认年轻工人被剥削的权利；但否认他们反对这种剥削的权利，并且剥夺了他们所有的政治权利；在一些国家，18岁以下的青年甚至被禁止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为了回应这些举措，工人阶级说:任何有权利被剥削的人同样有权利反抗剥削他们的体制。年轻工人和农民应当获得全部政治权利！
18岁以上公民应拥有投票的权利，包括在立法选举、地方选举以及代表选举中的投票权。
废止特定的禁止青年参与政治活动的法律。
我们要求幸福的权利！
13）资产阶级利用工人阶级青年对放松的需要，愚弄他们或使他们服从更严格的纪律。工人阶级的责任是帮助创造一个强大的青年团体，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帮助他利用资本主义给他的休闲时间来学习，更好地理解世界，以便更好地改变世界。因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要求：
年轻工人和失业工人免费进入所有运动场，体育馆，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和电影院。
年轻的失业工人能够自己安排闲暇时间；
帮助失业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讲座和讨论等等。包括物理、化学、机械学、数学、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史、艺术、文学等。；
建立对在职和失业青年开放的住所，在那里青年不仅有娱乐和学习的机会，更可以研究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些住宿应当在当地工会的监督下，由工人阶级青年自己管理。
革命计划
14）为这些需求进行的斗争，离不开为所有工人的需求而斗争，不论他是在职还是失业。失业青年的最终消失与总体失业的消失密切相关。提高学龄和强制的技术再教育的斗争与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的斗争密切相关。那些试图摆脱资本主义，旨在培养劳动青年阶级意识的改革，与工人控制工业和工厂委员会的斗争密切相关。与公共工程相关的斗争，和征用垄断企业，国有化信贷、银行和关键行业的斗争密切相关。粉碎所有军事化努力的斗争与反对专制国家倾向、反对法西斯主义、组织工人民兵的斗争密切相关。正是在第四国际过渡纲领的框架内，本方案才应得到发展和应用。正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旗帜下，第四国际将实现被剥削青年的诉求。
第四国际青年国际会议
洛桑，9月11日，1938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1938-1949/fi-1stcongress/ch18.htm |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为受迫害的革命者组织辩护和救济（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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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rganizingDefenseAndReliefForPersecutedRevolutionists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为受迫害的革命者组织辩护和救济
NZN译、coward校
法西斯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发展，国际斯大林主义的迫害运动，陷害，以及暗杀，还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权利的蚕食，世界范围内不同形式的反动倾向以最紧迫的方式提出了为被迫害的革命者进行辩护和救济的问题。在现代历史中，革命的工人从未受到过如此的迫害，而且他们也从未处于如此狭隘的民主和法律权利的基础上。
除了彻底的资产阶级与斯大林主义的反动造成的沉重打击以外，各种为资产阶级辩护和开脱的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自由派资产阶级都系统性的排斥和歧视革命工人。为了向受迫害的革命战士，特别是来自极权主义国家的难民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和保护，第四国际组织的所有支部都有必要振作起来。它们必须沿着这条路线主动采取行动，建立救济和辩护组织，可以依靠这些组织及时向最需要的人提供道义、财政和法律援助。
在这项工作中，允许与其他政治倾向中真诚的部分进行合作，但在任何情况下，国内辩护和救助组织的建立都不应当因为无法确保与某个组织或个人的合作而被推迟或搁置。这一需要是绝对紧迫和不可推延的，而且一个充满活力的尽责的委员会，即使它规模不大并主要或全部由先进的革命分子组成，也绝对优于什么都没有，也要比许多组织和"大人物"的"威风"门面要好得多，因为这些组织和"大人物"做得很少或什么也不做，在最绝望和最紧急的情况下也没有给受害者以真正的援助。
第四国际的所有支部都有必要极其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并立即开始工作。有资格的同志应该致力于这项工作，并专门从事它。必须安排法律援助。必须制定最有效的筹资方法。专门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同志，必须要研究各国与移民相关的所有法律和法规。总之，第四国际的追随者，特别是在提供最大便利的民主国家中，必须集中精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最有效的救济和辩护机制。
一个由最有道德权威的负责任的知名人士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最终应协调和指导各国家辩护组织的工作，提供一个援助难民的中心，并安排各国家机构之间交流信息和经验。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1938-1949/fi-1stcongress/ch17.htm |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墨西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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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MexicanQuestion
墨西哥问题
FoundingConferenc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1938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NZN译、李明校
在阅读了此前LCI（GaliciaGroup）〔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的文件以及在纽约召开的泛美洲预备会议的决议，并听取了美国驻墨西哥代表的报告之后，国际会议宣布：
同意全美会议关于重组原由加利西亚和费尔南德兹（墨西哥国际共产主义联盟）领导的组织的决议，并且不对该组织此前的政策和态度负责。
考虑到此前墨西哥国际共产主义联盟领导层的错误决策，会议不得不通过这一决议。这一决策的主要责任在于加利西亚和费尔南德兹同志，它严重的损害了墨西哥第四国际的信誉，阻碍了其健康发展。
在其前任领导人的指示下，这一组织在工会领域推行“第三阶段”政策，导致了建筑业工会运动的分裂，并组建一个单纯由脱离群众的联盟成员所组成的“独立”和“红色”的工会。
在反对高生活成本的斗争中，这一联盟发布了不负责任的，冒进的标语，不仅仅号召“总罢工”，还号召“破坏”和“直接行动”。
在反对墨西哥境内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中，墨西哥国际共产主义联盟（GaliciaGroup）的领导层，不强调以对美国和英国盗贼的斗争为主，而是强调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卡德纳斯政权，以一种片面的，宗派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客观上反动的方式攻击它。在美国代表团抵达墨西哥前几天，加利西亚领导层的不负责任已被确凿证明，当时领导层诱导组织成员投票解散联盟，从而遣散第四国际的墨西哥支部。后续的决定和第一个重建联盟的决定一样不负责任，并且是一种意图阻止批评，阻止在牢固和健康的基础上认真努力重建第四国际墨西哥支部的运动的计策。
考虑到上述目的，国际会议指派C同志在国际分秘书处（InternationalSubsecretariat）的直接管理下继续努力重组第四国际墨西哥分部。
国际会议衷心邀请所有曾经和现在的墨西哥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的同志在接受会议决定以及遵守第四国际纪律的基础上，在第四国际及重组的墨西哥分部中加强队伍建设。
国际会议进一步强调，考虑到在加利西亚和费尔南德兹同志之间开展的缺乏原则和政治意义的派系斗争，这两位同志只有在一年以内不担任任何组织内的领导职位的情况下才可能被重新允许加入新的支部。最重要的是，组织中新的执行委员会必须由严肃且有经验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
考虑到迭戈·里维拉同志的情况，国际会议进一步表明，鉴于该同志过去在墨西哥支部的内部关系中产生的问题，他将不再作为重组后组织的一员，但是他为第四国际所做的工作和活动仍然会在国际分秘书处的直接控制下展开。 |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论英国支部的统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OnUnificationoftheBritishSection
论英国支部的统一
FoundingConferenc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1938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NZN译、李明校
长期以来，第四国际在英国的拥护者们被分成了一些小的独立团体。遗憾的是，人们低估了在一个拥有共同原则的平台上将所有激进分子组织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在组织问题上的轻率态度不仅导致了因策略差异产生的草率分歧，甚至导致了没有明显政治基础的纯粹个人纠纷（李小组）。在后一种表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堕落的警示信号。如果国际秘书处拖延太久才去叫停这种不稳定局面是错误的，那么它在世界会议前夕的果断干预就变得更加必要了。
世界各地的第四国际的所有真正拥护者都必须清楚，尽管在最大和最空前的困难和障碍下召开，还是有来自许多国家和非常遥远的地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代表性的世界会议，这绝对是明确清点我们力量的机会。这次清点结束了我们的国际组织与那些迄今为止一直保持或自称保持对其原则、方法和纪律的忠诚的组织之间的所有含糊不清的关系。
本次会议标志着决定性的划分了属于第四国际并每天在其革命旗帜下战斗的人，和仅仅“支持”第四国际的人，即那些试图将一只脚留在我们的阵营，另一只脚跨在敌人阵营中的可疑分子。
在世界会议前夕，第四国际的英国组织（正如迄今为止分裂的希腊组织）的统一，恰逢斯尼夫利特和弗瑞肯等异端分子的最终离开。这两个事件，以各自的方式，共同象征着在经过考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基础上重组革命先锋队的伟大进步。它们同时标志着第四国际真正忠实的拥护者的统一，以及他们在组织上与伪装者、破坏者和隐藏的敌人划清界限。
英国和希腊组织带着在国际秘书处协助下制定的统一方案参会，因为他们有坚定的决心追随第四国际的旗帜。斯尼夫利特和弗瑞肯长期利用他们在第四国际运动中的正式成员身份来蔑视组织原则，破坏纪律，并帮助和讨好敌人，他们甚至在最后一刻缺乏勇气出现在国际会议上。那只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清算的时候到了。他们害怕在国际法庭上交代自己的政策和行为。
世界会议认为，之前分离的三个英国团体之间达成的统一协议是一个统一的英国组织在随后时期开展工作的充分基础。它赞同该协议，并承认基于该协议的组织是唯一的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所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有希望加入第四国际旗帜下的英国革命工人，都被邀请和被鼓励加入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英国支部。
会议非常满意地提到，苏格兰的一个新的革命工人团体的领导人也签署了统一协议，该党以前与我们的国际组织革命社会党没有联系，而且革命社会党自己的代表也出席了世界会议。这个组织对第四国际的靠拢具有伟大和重要的象征意义。寻求真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严肃的工人不能也不会找到除布尔什维克主义道路之外的其他任何道路，也不会找到除第四国际之外的其他任何组织。世界会议对革命社会党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相信其领导委员会与第四国际英国支部进行组织融合的建议将在即将举行的政党公投中获得通过。
就李小组而言，有必要指出：
（1）这个团体在几个月前成立，纯粹是由于个人的不满，促使李和他的朋友们在组织上分裂。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合理的政治基础来单独维持这个团体。
（2）该小组的领导人抵制了国际秘书处代表团将其纳入总体统合的所有尝试。
（3）国际秘书处代表团以代表或信件方式邀请该集团派代表出席世界会议并提出其观点，但均被无视；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份声明，显然是针对全世界的，预先拒绝世界会议的任何不符合他们站不住脚的要求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告诫李小组的同志们，他们正走上无原则的集团政治道路，这只能使他们陷入泥潭。只有在主要原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维持和发展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政治集团。只有第四国际体现并代表了这些原则。一个民族团体只有在一个组织中与世界各地的共同思想者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并与他们保持持续的政治和理论合作，才有可能保持不断的革命进程。只有第四国际是这样一个组织。所有纯粹的国家团体，所有拒绝国际性组织、管控和约束的人，本质上都是反动的。
在一个国家中所有第四国际的拥护者必须团结在其第四国际的支部中。那些拒绝第四国际这一基本组织规则的人，把自己置于不负责任的分裂者和派别斗争者的境地。
世界会议请李小组的成员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考虑加入统一的英国支部并因此加入第四国际，并在共同的工作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其领导机构中有公平的代表权，没有任何形式的报复。统一的英国支部得到了会议的保证，能够在国际组织历史性的革命任务中得到全力支持和协助。 |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关于波兰局势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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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OnTheSituationInPoland
关于波兰局势的决议
FoundingConferenc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1938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NZN译、李明校
1．波兰共产党的解散将消除工人对该党的最后幻想，在他们眼中，该党代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英雄历史。诞生于路易斯·瓦林斯基政党的国际主义传统；由此产生的与罗莎·卢森堡和蒂施科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阶级斗争传统，现在都作为遗产传给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虽然我们必须考虑到波兰工人阶级地区暂时加深的萧条和气馁，虽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斯大林主义者在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机构控制下重建政党机器的努力，但革命运动的复兴是毫无疑问的。新一代的革命者将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纲领的旗帜下和基础上聚集在一起。
2．只有我们在波兰社会党（PPS）内的工作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同志加入同盟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同盟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犹太工人组织，因此仅限于小规模工业；以及意识形态僵化和民族主义局限的氛围；同盟与国家政治问题的纯粹间接的接触，同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所起的作用非常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同盟内部不可能出现意识形态的分化，并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失败。
会议认为波兰分部的主要任务是：
a）放弃参与毫无结果的同盟；
b）组建独立的组织；
c）发展政治纲领，其中包含波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为他们在波兰的工作提出的口号和任务。
3．考虑到国际秘书处与波兰分部的合作不够充分，会议呼吁加强与国际秘书处的组织联系。 |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关于希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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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GreekQuestion
关于希腊问题
FoundingConferenc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1938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NZN译、李明校
根据1937年12月国际秘书处的决议和先前关于第四国际在希腊运动的决议，国际会议声明：
1．联合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与国际共产主义联盟之间的统一是必要的，因为目前存在着将这两个群体分开的分歧（希腊的现状，Archio-Marxism问题），而这需要在建立国际组织前进行严肃讨论，不能成为继续分离的理由。
2．统一应建立在接受第四国际过渡纲领及其章程的基础上。
3．两个团体应立即合并，合并为一个名为“革命社会主义组织（第四国际希腊支部）”的新组织。
4．新组织应当创办一份有着新标题的报纸。
5．应在平等的基础上组建临时领导集团，其成员应当由国际秘书处批准。
6．在国外的两个团体的成员应组成一个委员会，其作用是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帮助希腊支部。
7．该委员会应与希腊国内的领导集团一起，尽快准备新组织的大会，新组织的决议应先于成立国际组织的问题进行讨论。该大会将在第四国际的原则框架内制定该组织的政治路线，并按比例选举新的领导层。
8．在全国大会之前，如果对支持什么政策有分歧，则由国际秘书处决定。
9．海外希腊委员会应发布一份关于希腊问题的国际公报，其中包括两种倾向的所有文件。
该决议由两个组织的代表在达成初步协议后提出，并经过希腊委员会的努力，获得国际会议的一致通过。 |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关于加拿大支部工作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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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OnTheWorkOfTheCanadianSection
关于加拿大支部工作的决议
FoundingConferenc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1938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NZN译、李明校
1．听取了加拿大代表的报告后，全美和太平洋预备会议欢迎绝大多数同志在芝加哥会议期间商议的行动纲的领基础上与少数派的活跃核心成功结合。
2．预备会议，在CCF（CooperativeCommonwealthFederation合作联邦同盟）146文件中，支持加拿大同志基于战争问题的宣言，成立一个公开的社会主义政策小组。
3．在与加拿大代表讨论后，预备会议提出了近期的行动计划：
（a）加拿大的同志应当继续把重点放在CCF内部的工作上，坚持在CCF的全国秋季大会左右，通过彻底的的纲领性和政治性斗争将他们的活动推向高潮，从而在这个衰落的改革派组织内部完成这一经验，并且重建第四国际加拿大支部。
CCF成员和活动的逐渐减少特别助长了小资产阶级成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右翼官僚主义的巩固。尽管我们的总体路线是早日建立一个独立的第四国际加拿大支部，但是这并不排斥在一些客观局势优于安大略的省份继续与CCF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b）同志们应该努力通过系统化的教育以及在他们活动的各个领域中推进协调而有纪律的行动来进一步加强CCF和团体中我们自己的部分。社会主义政策小组无疑会吸引一些立场不定的中间派分子，他们在后期，特别是在分裂的时候，可能会反对我们的计划。因此，把对新成员的教育工作与反对中立主义的革命警惕结合起来非常重要。
（c）同志们应该立即尝试通过与在温哥华、温尼伯和其他地方的同志合作，巩固将社会主义政策小组扩展到CCF内的全国性趋势。
（d）同志们应该详细制定党（SPG）的政治文件，以便在每一个重要的国家和国际问题上，在改革派、中间派和他们自身之间划清界限。
（e）会议坚信，这项活动应该通过定期油印或印刷的机关报（每周或每两周发行一次）而非临时公告来发布。应该与温哥华的同志们合作创建这样一个机关报，并为机关报取一个名字，以后也可以将其用于独立组织的机关报，以延续我们在CCF内部进行革命斗争的传统。
（f）鉴于CCF官僚机构可能过早地对组织进行攻击，我们的同志应该准备好通过将问题积极地政治化来应对每一个组织性策略，以便为我们的立场建立完整的原则性记录。在这方面可以学习我们法国、比利时和美国同志的经验。
4．我们的同志在一个独立组织中快速重建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可能会不足，使其仅仅成为一个扩大的宣传组织。所以可能现在就要为该小组的新活动采取准备措施。
（a）以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干部和工会积极分子之间促进同志式合作的方式，系统化延展我们的工会工作。
（b）鉴于斯大林主义队伍中现有的骚动，应努力在他们的组织内建立联系，以便获得信息，甚至可能的话，推进开展部分工作。SPG的新机关应对在CCF内部和外部出现的斯大林主义开展稳定而有力的反对运动。还应在将CCF宪法的“民主”原则发挥到绝对极限时，考虑公开集会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可能性。
（c）关于菲尔德集团，47预备会认为，与该小组的任何政治谈判都只能在对第四国际的原则和立场不妥协的基础上进行。虽然我们与CCF成员的政治讨论需要本着耐心教育的精神进行，但考虑到僵化的菲尔德集团，我们任何行动的目的都应该是吸收其进步分子，挫败这些团体的力量。我们在CCF内部工作的进展，以及随后独立小组的重新建立，以及在即将到来的欧洲会议上第四国际的正式成立，将为我们的同志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通过对困境和国际孤立中的菲尔德集团进行有力的政治攻击，争取到其先进分子。虽然不排除偶尔采取统一战线行动的必要性，但不应发展到助长了这个停滞不前的组织的领导层虚假声望的程度。
5．关于劳资关系协会发展的可能性，预备会议建议准备更多的资料，并在加拿大和纽约举行讨论会，以便采取明确的立场。在评估美国分部于上次（4月）全国委员全会上通过的国际议程（《资本主义的死亡痛苦》）所产生的行动计划是否适用于加拿大的情况时，应遵循相同的程序。 |
中国抗战与阶级斗争（第四国际的1938年大会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中国抗战与阶级斗争
（第四国际的1938年大会决议）[1]
译者：李星
第一节
远东的中日冲突，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处于自身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危机的若干基本征兆。这场战争以亚洲大陆为舞台[2]
，打开了革命发展的远大前景。世界帝国主义的最弱一环——日本，妄想以殖民掠夺摆脱困境；与此同时，侵华战争激起中国人民保卫家园的群众热潮。尽管群众性自卫运动力弱势孤（且以国民党的指挥为前提），它仍带有民族解放战争的特征。日帝的武力掠夺激化了列强内部矛盾，把人类推向新的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日本的发展
第二节
迟至19世纪末，日本才勉强爬进帝国主义门槛，发现世界早让先到的竞争者瓜分净尽。日本帝国主义雄心勃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却异常虚弱。为攫取煤、铁、铜、动物脂肪和棉花等必需原料，东京的巨头们把目光投向国外[3]
。控制基本原料产地不仅是日帝扩张的必要条件，也是它保持帝国主义竞争活力的必要条件。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获得朝鲜与台湾；十年后，日本击败沙俄并夺走后者的南满势力范围。1914-1918年间，东京迫使北京签署《二十一条》以谋求控制全中国；稍后，日军出兵山东。
第三节
摧毁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对各类工业品的人为需求，强劲刺激了日本工业。这种超常的生产力跃进，又让日本经济的内在矛盾空前尖锐。身为协约国的年轻伙伴，日本从巴黎和会仅分得可怜的几块骨头[4]（比如几座德属太平洋岛屿）。1922年的华盛顿裁军会议勒令日军退出山东及苏俄远东。外交施压之余，列强发起对日经济战——征收日货高关税并强制实施日货出口限额，以结束战后西欧的萧条。贸易壁垒压缩了日资的（海外）贸易，还间接窒息了后者原料进口的支付能力（外汇所得锐减）。
上述贸易打击造成日本黄金储备外流与空前的货币危机，暴露了日资的结构性缺陷。1923年大地震期间，日本工业的结构性软弱变得越发失衡。不走上扩张之路，困守民族边界的日本资本主义只得眼睁睁地窒息而死。
第四节
日本的生产力增长与经济关系的变迁，没有——如西欧那样——产生相应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颠覆性变革。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回避了剧烈的革命，使日本资产阶级不必彻底清除原社会制度。经过改建修补，贵族武士集团脱胎而来的资产者实现了旧上层机构与新剥削系统的互补：封建衙门、「神灵附体」的皇室、半独立军官团及半封建剥削手段与「民主」议会、工业金融托拉斯亲密共存。
然而，众多前资本主义残余——似乎气势汹汹——的存在，不等于今后日本的社会进步阶段带有民主革命性质。亲苏派日共恰好抱有这类肤浅与机会主义的念头。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剥削方式同时骑在日本工农的头上；只有推翻统治阶级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工农摆脱厄运的唯一道路。社会起义的顶峰时刻，假如日本的群众性革命党埋头寻找半吊子「民主」解决方式，就必定让工农陷入迷乱溃败，而破产瘫痪的有产阶级则会重建自己的阶级统治。
第五节
场面上看，日本贵族阶层、将领派系与中层军官群遵从皇室的统一调遣，其实他们并非有机整体。基层军官往往出身富农；高级将校与工业金融资本相融合，彼此存在细密的利益网络。为延续自身的半独立地位及封建特权，军事官僚们拼凑利用多个封建色彩的秘密社团（比如「黑龙会」）为己效劳。军方维护特权与既得利益的本位意愿，扰乱了统治阶级维护压榨工农的剥削系统及社会压迫的总战略。
与此同时，工业金融资本竭力开辟新的财源，以满足本阶级的寄生需求，并与部分军内派系接连冲突。叛乱和暗杀潮（以政客、工业家和财阀为对象），仅是两者较量的外露部分。某种意义上说，下层军官指挥的系列叛乱反映了农民阶层对金融资本的抗议。由于上层各派了解公开决裂的后果，叛乱通常以有产阶级的内部妥协告终：统治者更严酷地压榨大众并更团结地筹划海外远征，以消弥彼此的裂痕。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
第六节
作为日本的大陆邻邦，中国人口众多（4，35亿）土地辽阔，蕴藏无数资源和工业原料，是日帝扩张的首选战场。东京认定控制中国等同自身最紧迫经济难题的「总破解」：攻占华夏会开拓帝国的强盛美景。很快，日资已不满足殖民中国解决经济衰退，而狂想把太阳旗插上西伯利亚黑土（至少贝加尔湖畔），拿下印度、东南亚和几内亚群岛，想入非非地打着拉美与美国内陆的主意。
出于对西方列强——迟早会正面冲撞的对手——的恐惧，日资一直急于统治中国。1925-1927年间的中国革命和针对英国在华势力的反帝浪潮，使日帝暂时保持低调。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终结了资本主义的战后调整期，也让东京看到扩张良机。利用经济凋敝给列强造成的外交守势，1931年日军攻取满州，第二年宣布「托管」后者。1933年日军把热河归并满州，着手建立华北军事基地。全面抗战后中国民众遭受的苦难，仅是日本侵华方略的阶段延续。
第七节
百年来，落后的中国一直是资本主义猛兽的觊觎目标。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刺刀终结了满清王朝的封闭与隔绝状态，引入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最初，帝国主义者的渗透以通商为主。随着欧洲工业的突飞猛进与加重剥削，剩余价值的积累日增。很快，西方有产者不仅视中国为诱人的市场，且当作投资重地。无限的劳动力资源，磁石般吸引着众多外资来华办厂。
几番交手后，满清的颟顸暴露无遗并屈服于列强的摆布。各大城市出现「租界」，向外商的贸易投资提供五花八门的「优惠」。强加于中国的低额从价税（5%），确保了外国商品的在华竞争力。欧洲代表对满清关税征收分配的把持，使列强对华借款的回报得到保证。「治外法权」（亦即国家的对外投降）使在华外企和外籍公民得到豁免权。系列巩固上述特权的不平等条约，使满清王朝最终沦为半殖民地。
第八节
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侵略，根本动摇了中国——建基于土地和手工业——的半封建经济基础。外国制造及在华外企的廉价货物，沿着外资铁路向全国倾销。满清统治者的内部实力派（包括军政大员），以各种方式成为外资的跟班（「买办」）。
总体上说，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阻碍了中国的本土资本主义成长，给后者的经济套上政治「紧身衣」。尽管如此，1914-1918年间中日工业都气象一新。
大战使多数列强穷于应付，刺激了日本的殖民胃口，但也让中国经济暂时逃脱外资的严密压制，开始迅猛增长。
第九节
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走上舞台，尝试与外资竞争并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来自破产乡村的无产者进入大工业，不但数量与日俱增，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也有相当成长。欧战过后，英帝打算重振在华影响，以克服本土的经济难关。很快，伦敦发觉必须武力弹压罢工的中国工人。1925-1927年间，驻华英军和警察多次屠戮工人学生，激起可能摧垮在华英资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的骄横激怒了中国民族资本，后者积极资助外企罢工者并借机挤压外资阵地。然而，大规模罢工运动迅速向中资企业扩散，进而演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5]。面对阶级起义的威胁，民族资本暴露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它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把工运镇压于血泊中。
第十节
发展滞后与帝国主义因素的介入，剥夺了中国民族工商界本应扮演的——欧洲先辈曾扮演的——进步角色。它没能以独立阶级的身份深深扎根，也未确立自身统治地位。
作为帝国主义的土著代理，满州贵族、商人和官僚组成的「买办」阶层是中国资本的首批代表，最终催生「民族」有产者的历史现象。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使民族资本与买办群体彼此依靠——联手剥削工农；通过涵盖全国的银行网络，资产者与地主阶层形成你中有我的财政关系。
以上社会关系的总体存在，隐含着下列疑问的全部答案：中国资产阶级为何无力坚决反帝？为何无法建立统一的现代国家？为何迟迟不肯解决土地问题？
中国革命：各阶级的角色分析[6]
第十一节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夹在大资本与无产者之间，大多由传统手工业者和租地农民组成。在城市，存在庞杂的小商人、作坊主及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教授）群体；此外，小公务员也是大资本与列强欺压的受害者。
所属阶层的过渡性与依附性、国土广阔造成的高度分散、阶层内部的多样化、个人主义和小有产者的阶级本能、文化落后等因素，决定了农民——数量极其惊人——与任何独立的领导性政治角色无缘。它甚至无力满足自身最迫切的具体需求：获得土地以及挣脱地主与高利贷者的桎梏。实现农业改造和建立大型集体农场，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衰败消亡，亲苏派中共对土地革命的放弃，把土改阵地让给执政的大地主代言人
[7]
等等一系列现象，是农民阶层政治软弱的最新历史依据。作为阶级，农民只能处于被领导地位。所有政治运动中，农民要么跟无产者走，要么跟资产者走。
与农民相仿，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依附性，决定了它只能追随其它阶级的政治领导。近年相继爆发的数场反帝反政府学运陆续失败，根由正是它们在积极的无产者中欠缺依托。
第十二节
资产阶级单薄而反动；小资产阶级庞大却软弱。以上因素，使民主变革和民族解放（独立、统一和土改）的使命落到无产者肩上。这个阶级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与列强和民族资本没有丝毫利益重叠。中国无产者处于少数，却握有巨大而集中的能量，足以领导整个社会。它身负双重使命：以最广泛被剥削民众联盟为基础成为统治阶级；实现民族解放的同时，走上社会主义改造之路。
1925-1927年间，工农运动达至极盛。类似形势的革命政策，意味着无产者应建立自身政权[8]
。工人数量的不足由农民及城市贫民——革命力量的庞大预备队——予以弥补，农运的进步方向由无产者负责[9]
。作为一个整体，上述劳苦民众蕴涵着不可战胜的伟力；这支阶级大军一旦具备坚定的革命先锋，任何列强和城乡资产阶级封建残余都会败下阵来。
第十三节
把持共产国际的布哈林-斯大林一派，置以往斗争——包括十月革命——经验于不顾，在中国推行1917年的孟什维克路线。这一路线把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生硬对立并散布「阶段革命论」[10]，断言中国工农的阶段任务是民族统一和驱逐帝国主义，而非建立工人政权。由于伦敦充当了反苏神圣同盟的总指挥，狭隘的自保观念[11]（当时苏联外交已受类似观念左右）让莫斯科视中国民族资本为潜在的反英盟友。这就是共产国际固执地把中国民族解放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的深层原因。
莫斯科下令中共服从国民党，让工农追随资产阶级，美其名曰「四阶级联盟」[12]，假想工农、小资产阶级和爱国大资本可以联手打击列强；按照「阶段革命论」的说法，中共必须支持工运和农运，但局限于有产者接受的范围，以免动摇「民族统一阵线」。上述机会主义谬论，被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和更年轻的中共作为「布尔什维主义」虔诚信奉。工农运动达到顶峰后，得到列强对自己民族感情的一点让步后，中华老板们与帝国主义和解，借助蒋介石的血手镇压了无准备的群众——中共一直对后者宣称民族资本是工农的救星和领袖。就这样，民族资本与列强以起义者的血加固了彼此的阶级联盟。
第十四节
革命的废墟上，国民党的反动暴政到处打击战斗性工人组织。工人继续处于奴隶状态，饱尝军事独裁的白色恐怖。当蒋政权试图控制全国后，内战——全国动荡的象征——卷土重来，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封建主、高利贷商人和军事征用的横暴，使农民更加绝望。在华帝国主义势力巩固了所有经济命脉的既有控制权。日本侵华的道路已畅通，并对苏联百般威胁。这就是莫斯科自鸣得意的对华「实干」路线的全部成绩。
第十五节
借助1925-1927年间的社会激变，国民党窃取了国家政权，宣告资产阶级反革命对群运的胜利。蒋介石的波拿巴铁拳忙于扑灭最后一簇革命星火，又对有产者发号施令——「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以求经济上拯救它」。一度在革命浪尖上手舞足蹈的小资群众，曾狂热支持国民党的北伐，恢复了往昔的政治冷淡；越发深重的剥削，迫使部分农民拿起武器反抗新老奴役者。不管怎样，作为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得以复兴。
为粉饰自己的普遍暴行，南京政府搬出孙文理论（特别是三民主义），大谈「训政阶段」国家必须监护民众。粉碎了权力竞争的其它帮派后，国民党独裁被上述理论解释成训练民众走向「民主政体」的预备期。当然，现实社会并不比十一年前更接近民主。这一事实活生生地证明，国民党独裁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过渡性或中间性的实质「民主」阶段。假设我们跟着亲苏派中共鹦鹉学舌，断言可能存在——乃至不可避免——类似阶段，即为欺骗和误导群众，替中国革命的新溃败铺路。
1930-1937年间的中国苏维埃
第十五节
受苏联国内政局影响，毁灭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摇身变为歇斯底里的冒险主义[13]。莫斯科指令中共——于大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发动零乱的城市起义，这些暴动毫无章法相继垮台，以广州公社的悲剧收场。军事冒险切断了中共与工人阶级的血肉联系，使党更积极地转向内地农村。共产党人疏远了支离破碎的城市工人阶级，打算利用土地运动中涌现的农民军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浅显地说，他们本质上继续忠于资产阶级民主目标，但打着「苏维埃」的招牌。
尽管农民战争呼喊着苏维埃的战斗口号，这些口号未能引起工人的反响。当工农处于极大的革命动员，莫斯科禁止任何组织苏维埃的尝试；如今却恩准中共拾起这面旗帜，拿来掩饰自己的冒险主义[14]。中共到处拼凑「赤色工会」的自我孤立让先进工人晕头转向；至于多数无产者，他们让军事独裁和经济危机压弯了腰[15]。反动时期的工人阶级需要借助民主斗争恢复元气；然而，中共对民主改良的冷漠拒绝，使工人阶级离开了政治生活。城市无产者的观望下，1934年政府军最终击垮了英勇的红军，使农民「苏维埃」化为历史陈迹。
第十六节
九一八事变前夕，南京政府忙于追杀中共和加强独裁。对事变报以「不抵抗政策」后，国民党决心对农民军斩草除根，并陆续收服各省的桀骜军阀。官方「不抵抗」的同时，民间反日运动渐趋高涨。南京的决策减轻了日军占领满州的难度，再度表明帝国主义与民族资本之间存在利益重叠。作为报答，东京慷慨地协助国民党屠戮农民和压制工运[16]。
第十七节
残杀民众和对日退让之余，南京积极靠拢英美，巴望后者出于对在华利益的忧虑，会出头遏止日帝扩张。此外，南京热切关注苏日对峙，猜测类似矛盾或许能让自己得到喘息时机。
然而，同期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列强工业千疮百孔。这一形势与军备薄弱的综合作用，使英美在远东保持观望，但唆使（尚有余勇的）国民党抵抗东京。热心维持原状的莫斯科，则打算以对日妥协确保国内稳定[17]。列强耽于内政及外交消极等因素，使日帝更大胆地采取行动——1937年，日军开始夺取华北和长江地区。南京面临抉择：要么继续忍让，要么在出现外援的前提下抵抗。与以往不同，最新的日军攻势震撼了整个中国政府及资产阶级，继续逃避已无可能。
终于，政府军投入了纯防御性的抗日战争。当然，这些抵抗与真正的反帝和民族解放相去甚远。英美的财政支持；国内经济的改善；成功摧毁农民军对政府高层的鼓舞，使国民党不仅更稳固强大，且更自信。此外，「不抵抗」政策与全国抗日情绪的反差，日益成功地让地方反蒋实力派所利用，这一切促使南京走向对日决裂。
日本的征服战争与帝国主义
第十八节
似乎是巧合，日本的最新扩张与共产国际的彻底衰竭基本同步发生——各国共产党由社会革命的工具变成了莫斯科的外交玩偶。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莫斯科于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内到处寻觅盟友，并指令国外共产党抛开革命纲领转而支持本国统治者。在西欧，斯大林追求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结盟；在东方，他再次与资产阶级国民党握手。农民苏维埃惨遭粉碎后，中共残余公开放弃了革命政策的残余，与屠戮自己的刽子手一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18]。延安解散了苏维埃并命令农军残部改编成蒋的国军[19]，公开放弃土地斗争和捍卫工人的阶级利益。宣称自己为孙文信徒后，中共开始扮演私有产业和资产阶级的宪兵角色，遵从莫斯科的指示[20]蜕变为革命之敌。
第十九节
国际无产者——首先是它的革命先锋——的绝对责任，目前在于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亲苏派中共的罪恶不在于支持及参加抗日（虽说斗争领导权落在国民党手中），而在于他们拒绝阶级斗争并放弃保护被剥削群众；他们在政治上投降了国民党，不敢独立地进行抗日群众动员；他们不愿从革命立场分析和揭露国民党作战方式的局限，巩固了蒋的独裁。总的来说，中共的抗日方式认同和扩散了官方宣传制造的群众幻觉：国民党与民族资本能够成功地领导抗日，并取得最终胜利。
中共的叛卖行径把群众引上迷途，使后者失去方向感并妨碍了革命动员。其它国家的亲苏共产党，由于无力调遣工人声援抗日事业，就毫无结果地向「爱好和平」的「民主」帝国主义政府上表哭诉。不必说，亲苏派的呼吁避开了任何革命基本原则[21]，而竭力提醒帝国主义勿忘远东（含在华）的强盗利益。支援抗日的旗号下，欧美各共产党竭己所能地劝说工人支持本国政府的「集体安全」政策。其实，这一政策无外是帝国主义俱乐部内斗的幌子。就这样，亲苏派——无论在西欧「民主」国家，抑或在东方——于工人阶级和被奴役人民内部扮演了叛卖角色，与第二国际分享社会爱国主义的政治破产。
第二十节
坐拥庞大的在华利益和数十亿美元投资，英帝国主义对日帝的殖民成就倍感不安。但在华利益的侵蚀威胁，只算——新一轮瓜分世界前夜——伦敦需要应付的一小部分麻烦[22]。这场新撕咬的几个片段（日本侵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23]和意德军事干涉西班牙内战），只是列强出手的第一回合。一面拖延决斗时间，英国拼命地铸造军事机器以保卫分散的海外领地。由于无法与日本立即翻脸（地中海的复杂局势也在牵制英军），英国试图围堵日本，给后者尽可能地制造麻烦：日益广泛地援助蒋政府；与美国携手进行外交斡旋；以英美同盟的幽灵恐吓日帝。
伦敦的决策者算定漫长的抗战会拖住日军主力，并盼望日苏冲突能彻底化解日本对远东英资利益的威胁。更宏观的搏击场上，伦敦判断德意日联盟对自身全球利益构成主要威胁，祈望一场新的对苏国际军事干涉或许能调转轴心国的兵锋。为预先遏止英属殖民地的亿万奴隶扰乱后方，英国试图收买殖民地的本土资本（印度宪法、英埃协定），以确认后者的支持。英属「自治领」（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专心发展本地经济并具备自己的特色利益，与帝国总体利益有所龃龉。地方势力早已坐大，就连英语移民为主的地区也日益离心[24]。具体来说，由于更接近远东经济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出与英日冲突保持距离（假如保持距离对自己更有利）。
类似现象，在加拿大与美国的接近中也体现得相当鲜明。为遏制离心倾向的恶性蔓延，伦敦借助贸易特权（渥太华公约）和不定期的帝国会议巩固自治领与宗主国的联系。就眼下的远东冲突而言，英帝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反映了对中国走向怎样冲击自身利益的关切。
第二十节
尽管华盛顿的在华地盘少于伦敦，它对东京谋求太平洋霸主的前景仍感警惕。近年接踵而来的系列经济危机，向美资发出确切信号——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在太平洋乃至全球的优势为先决条件。
1937年，罗斯福的芝加哥讲话抨击了日寇侵华的事实，透露了美帝的今后走向。由于无法直接刺激日本，华盛顿以迂回的外交途径（比如布鲁塞尔国际会议）参与远东变局。这类斡旋似乎不能给美国带来好处，实际上，它对激发和平主义幻觉很有帮助，且为鼓动本国工人替美帝充当炮灰进行思想铺垫。
为应对未来战争，华盛顿忙得不可开交：恩准菲律宾「独立」以拉拢当地资产阶级；锻造一支（包括海空力量的）强大军队；借助泛美联盟组织，专心巩固在美洲大陆的至尊地位；挑动其它列强卷入世界争霸。美国知道对日作战不可避免，但希望晚些参战并把英帝拉下水，从而使英日两家都被战争拖垮。
与英帝相仿，美帝盘算借苏日战争之手干掉日本——自己的太平洋竞争者。苏联内部危机暴露的政治脆弱，使莫斯科设法推迟新的干预战争。太平洋的另一边，亲苏的美共向政府发出援华呼吁，并充当美帝对外战争的义务鼓动者；为遮掩自己的殖民雄心，假扮「和平鸽」的华盛顿对类似呼吁推波助澜。
第二十一节
人高马大的法兰西殖民帝国同样反对打破世界力量对比。法帝的在华份额亦较英帝为少，且两者勾结甚紧。法国的远东影响以印支为主，尚未进入日帝的直接利益视野。以伦敦为榜样，巴黎忙于从事对日外交调节，也对华予以大量援助。法帝的亚洲战略以对印支（及其它法属殖民地）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为根基，更以疯狂捕杀当地革命者为补充。
身为法帝「人民阵线」政府（现已垮台）的参加人与吹鼓手，法共及第二国际必须分担殖民地暴行的重大责任。
第二十二节
与美英法不同，德意法西斯的在华份额相当有限。德意调停中日冲突的主要动机，是利用列强的远东对抗给落实自身的欧洲野心改善环境。当然，收回欧战后丧失的德属亚洲殖民地，也算柏林介入中日战争的一个附属目标。由于不愿与日本——德国必需的反苏盟友——闹僵，希特勒暂时克制着自己的亚洲殖民欲望。正在地中海与英军抗衡的意大利，则很想拉拢日本为己助威。德意法西斯拉拢日本抗衡英法的外交动作，勾画出未来国际战争的力量分配走向。日本与德意轴心相勾结的目标，在于向英法示威并从西部包抄苏联。
苏联的角色
第二十三节
作为工人共和国，苏联在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利益或意图。相反，苏联的远景取决于如何尽量配合被压迫人民的反帝运动，让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打碎枷锁。1927年，莫斯科的机会主义路线扼杀了伟大的中国革命。自那以后，苏联已不再是单纯的强大反帝——不仅反对日帝，而且对抗世界帝国主义——堡垒。
九一八事变后，莫斯科把苏联唯一的远东战略铁路（中东路）转交日方，后来也不断对日退让。在德国，斯大林的瞎指挥间接导致纳粹上台，给己方西部边陲带来更大的干涉风险。官僚专权制度引发深刻的国内危机，动摇着工人国家的根基，使外交陷于瘫痪并丧失任何独立阶级立场。为避免与欧洲法西斯阵营交战，斯大林指示海外共产党抛弃独立的革命路线，以换取资产阶级「民主」阵营的友好条约。
斯大林及同道眼中的中国抗战与民族解放无缘，而是延缓日军北进的工具；为此，他把中共和红军的残余交给国民党以取信后者。苏联今日的对华政策全盘受保守反动的官僚利益观支配，已彻底丧失苏维埃原则。既然莫斯科选择了国民党和「民主」帝国主义阵营，它会继续堕落，沦为国际资本扼杀中国革命新萌芽的帮凶。
第二十四节
一场漫长的抗战符合莫斯科官僚的本位利益：侵华胜利后，日帝转攻苏联的几率很高；沦陷的中国可能——或许仅仅消极地——充当日本和轴心国的反苏帮凶。七七事变后，经过四个月的犹豫，莫斯科加强了援华力度。不消说，苏联援华绝非出于反帝原则（支持被压迫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而纯粹出自军事战略的眼光。
为敦促苏援尽快到位，国民党与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四年前，出于对日和解携手防共的考虑，南京曾拒绝签署该条约。苏援以国民党——而非原红军——为受援对象；此外，仅仅在中国有产者的投降声音日嚣尘上以后，苏援才蹒跚到来。由于莫斯科外交的革命原则总缺席，苏援失去了它对民众抗日斗争的真正意义。莫斯科的避战心理，它的外交战略对英法的强烈依附及其它原因造成的国内危机，使苏援总量比预期要少。
保卫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25]
第二十五节
国民党不情不愿地组织抗战，局限于单一的军事抵抗。自上而下的抗战非但无法抵挡日军，而且导致大量无意义的牺牲。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一直回避废除日资的在华特权，以求保留谈判余地。当局开放部分政治自由，但严禁出现（官方）难以限制及左右的人民抗日团体。
中国民众的革命先锋——第四国际支部被迫处于地下。国民党的所有政治对手（包括抗日志士）随时可能让当局诬为「汉奸」加以迫害。对民众抗日武装的恐惧，对基层抗战组织联合参与更广泛政治斗争的戒备，使当局事实承认自己的真实目标无外是借助「友邦」的撮合与日帝和解。
恶性膨胀的经济投机、官场腐败和上层叛卖已泛滥成灾，让国军乱作一团。战争的重负照例由群众承受，资产者的产业则受到保护。中共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独立与革命纲领，对国民党和统治阶级的各类罪行可耻地保持缄默。因此，延安沦为上述罪行及国民党——筹划中的——通日叛卖的同谋者。中共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清查抓捕，是它（如同西班牙和苏联同伙一样）为反动派效犬马之劳的最佳证明。
第二十六节
抗战的现有结果，说明一个工业薄弱——因此重武器奇缺——的半殖民地国家无法长久坚持纯粹的正规防卫战。被动挨打的战术，不可能有效对抗较强大的敌军。军事上的技术缺陷，只能由广泛政治运动来弥补。这类运动与武装斗争的结合，必将吸引千百万群众的参与。它会让侵略军永无宁日，唤起日本革命并激励国际无产者显示阶级团结。
但只要缺少符合最迫切群众渴求的政治纲领，工农就无法真正投入斗争。只有革命宣传能瓦解敌军的精神。只有革命运动的活例能引发敌国的革命。只有在革命纲领的基础上，才能唤醒国际无产者的团结。
以上斗争绝无可能假手剥削者的政府进行，后者比日本帝国主义更怕群众和阶级起义。为什么国军士兵表现英勇，国军却到处失败和溃逃？国民党的阶级恐惧便是终极答案[26]。
第二十七节
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27]目前难以直接从事民众性军事斗争。相反，他们——不同程度上——暂且仍是大变局的观众，并蒙受牺牲。受近年繁荣的鼓舞，工人阶级——让长期独裁和经济危机压得喘不过气——刚刚重返积极的劳资斗争。战争已严重摧毁中国（集中于上海的）工业，日军对华北生产中心的占领等因素，阻碍了经济复苏和工运活跃的延续。作为多年机会主义兼冒险主义的当然结果，中共的阶级合作政策更加剧了群众的慌乱和分散。需要新的转折性事变，才能在第四国际纲领基础上实现群众的自我组织，并建立新的革命先锋党。
拥护日本革命
第二十八节
尽管国民党的抗战领导一团糟[28]，而工农以自己的组织和独立立场参战尚遥遥无期，日帝清楚了解一个基本现状：自己没法一口吞掉中国。世界资本主义的黎明期，英国还能依靠强大的国内工业建立世界性殖民帝国；今天，伦敦只得眼睁睁看着帝国消解。身处资本主义衰落期，薄弱的经济基础使日本帝国主义缺少完成——东京日思夜想的——殖民使命的历史能力。
侵华「皇军」的风光背后，隐藏着日资的本质虚弱。征服满州后，这种虚弱变得愈加失衡。日帝的后备力量，显然不足以建立殖民帝国。新的远征让国内经济绷紧到极限。如果说东京还能咬牙坚持，那也完全建基于对本国无产者的严酷剥削，并使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阶层赤贫化。战争加诸工农的重负，越发难耐。在满州，三千万中国人默等机会，以赶走「小鬼子」。在朝鲜和台湾，日本总督治下的2100万朝鲜人和5百万台湾人也未一味甘当顺民。这些因素构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死穴，注定它的覆亡。
日军目前的捷报频传，充其量有些临时意义。战争的拖延，必然让日军大吃苦头，并给日本本土及满州、朝鲜和台湾的政治-社会抗议提供助力。不论抗战的直接后果如何，日帝前途黯淡。取得侵华的惨胜后，日帝在新一轮国际瓜分中命定出局，即便那时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把它踩翻在地的话。毫无疑问，统治者盘算把战争的牺牲和匮乏转嫁给工农；远东社会革命的进度，取决于中日及日属殖民地的民众能在多大程度上粉碎上层的企图。
第二十九节
假设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这不等于抵抗运动的终结。亲日傀儡的登场与日帝的残暴奴役，必然激发新的殊死抵抗（或许迟些发生）。未来的武装斗争会同时针对日军及傀儡政权，并带有社会革命的特征。一旦认清国民党、民族资本及亲苏中共的破产与无能，工农大众将更倾向于依靠自己的阶级组织和自己的武装。他们将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的政治领导并团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中国革命的复兴，有助于满州、朝鲜和台湾的解放运动。社会矛盾的极度紧张会使日本的革命形势浮出水面。以上事变的互动，会创造中国民族解放与日本社会革命的客观前提。工人先锋的责任，是对类似事变做好思想与组织准备。在中国，工人先锋应勇敢地参加抵抗运动，并推出与具体群众斗争相吻合的战斗口号，于斗争的每个阶段保卫群众日常利益。借助这些斗争，他们能够争取到群众的信任，围绕独立的阶级组织实现群众动员，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辟道路。
第三十节
上述前景，要求各国工人（及自身的革命先锋）支援中国抗战。日帝的战场失败不仅指向中国和日本的新革命，更会引发列强各殖民地的起义新热潮。此外，这一失败能消除日帝军事干涉苏联的危险，并向苏联工农提供摆脱官僚独断制度的新动力。对抗日的阶级支持，首先意味着革命者必须在政治上与中国资产阶级及政权决裂；与此同时，这种支持不意味着向帝国主义「民主」阵营求救，不意味着政治支持列强的反日倾向。一句话，对中国抗战的革命支持与任何阶级合作路线无关，只有亲苏派的叛徒们会遵奉类似路线。
西方列强的对日敌视，以保存远东的既得利益为唯一目标。假如东京于中国战场败给西方对手而非革命群众，美英资本会取代日资奴役中国。与世界无产者和被奴役大众的联合前提下，中国人民必须通过自己的阶级力量完成民族解放和实现摆脱剥削的自由。
从国际无产者的角度看，支援抗战必须服从抗日工人斗争的政治领导；这一支持的最充分体现，是高度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革命。
原文刊载于1939年1月《反对派日志》第73期）
[1]原文直译：远东的战争与阶级斗争(第四国际的大会决议)
[2]原文直译：这场世界重要地区的新战争
[3]原文直译：他们被迫走出本国之外。
[4]原文直译：凡尔赛「和平」会议只分给日本少得可怜的战利品
[5]原文直译：扩散的规模可能带有社会革命的特征
[6]原文直译：中国革命的各阶级
[7]原文直译：把巨大的土地运动抛给国民党-大土地所有者。
[8]原文直译：革命政策坚决要求无产者走上这条道路
[9]原文直译：农民的进步领导由无产者负责。
[10]原文直译：与毫无生命力的「阶段革命论」相对应
[11]原文直译：苏联官僚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
[12]原文直译：这一服从的政治公式「四阶级联盟」
[13]原文无「受苏联国内政局影响」一句，译者加入它以帮助读者对莫斯科冒险主义政策的起源有起码的了解。
[14]原文直译：第三阶段
[15]原文直译：被折成弯羊角，即使某人绝对服从
[16]原文直译：保持工运的毫无斗志
[17]原文直译：确保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进行
[18]原文直译：抗日人民阵线
[19]原文直译：交到蒋的手里
[20]原文直译：沿着莫斯科在全世界推行的政策
[21]原文直译：亲苏派的呼吁不建立在任何革命基础之上
[22]原文直译：只是英国在新一轮瓜分世界的斗争中为自己的帝国感到担忧的一个方面
[23]原文直译：阿比西尼亚
[24]原文直译：这些利益甚至使英帝国内部也产生了离心倾向。
[25]原文直译：保卫中国反对日本
[26]原文直译：为什么中国士兵表现英勇，国民党的抗战却暴露了充分的政治破产和可怜的无力。
[27]原文直译：独立的革命组织
[28]原文直译：尽管国民党政权已经政治破产 |
关于法国支部任务的决议——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ResolutionOnTheTasksOfTheFrenchSection
FoundingConferenc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
关于法国支部任务的决议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NZN译、coward校
国际会议认为目前法国政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使它的活动重新焕发活力，并且推进组织工作必要的重组。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孟什维克主义的的优越性不仅仅在于它政策的正确性，更在于它有能力带领一个组织参与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真正地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体现在一句广为人知的公理中：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是不够的；人必须改变世界。
现在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为什么在总体正确的政策指导下第四国际的法国支部仍然遭遇了组织上的失败，失去了15%的活跃党员？这不能仅仅用客观局势的原因来解释：（政党的）“神圣联盟”，战争，失败和幻灭导致劳动群众不信任工人组织的意图，也不信任党的总体活动
仔细地考察国际主义工人党（POI）过去两年内的活动，我们能够准确地指出造成法国支部现在缺乏组织一个基本原因。在每一个革命组织中，组织进步和活动的责任都主要落在领导集团那里。而现在，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领导集团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已经体现出它动员组织成员能力的不足，缺乏协调和知人善用的能力，结果是无法在组织内部建立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凝聚力，而一旦缺少这种团队精神，组织就会陷入危险并走向毁灭。
国际主义工人党的无能体现在不断增加的组织上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定程度的“革命的"业余主义，缺乏严肃的党的行政机构，包括正常运作的财政部门以及一个稳定的充满竞争精神的《工人斗争》编辑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不足源自于缺乏一个适当的，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的同志构成的组织机构。
需要一个永久的组织机构，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领导集团还没生动而实际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因此也不知道领导集团应该开展何种活动。这样“划自己的独木舟”以及“每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态度低估了行动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低估了将成员想出的提议转变成具体行动的必要性，这种错误不仅局限于普通成员，而是领导层和普通成员所共有的错误。现在的状况并不是一个执行严肃政策，运转良好的领导层无法在普通成员中找到推行其决定的力量；而是相反，这个领导层并不知道如何领导自己———当普通成员出现困惑和纪律松懈的时候，同志们的不满和渴望也会同时通过四个字向领导层传递：“领导我们！”
没能应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必要原则，不仅仅体现在革命的业余主义，更体现在缺乏系统性的组织工作上。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实践中不仅产生了职业革命家，还在组织领域建立了一整套严谨的工作体系。
国际主义工人党，尤其是它的领导层，在运作过程中始终没有进行任何严肃的、系统的组织工作。国际主义工人党工作中缺乏系统性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1）缺乏集中在关键点上的鼓动，宣传和行动。（也就是说在许多个月里，重要的第18,19,20分部都没有明确的任务，而在雪铁龙和雷诺的工厂中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其目标。）2）在党内，没有工作的计划，也没有对具体执行的严密监督。
无政府式的，无目标，无组织无秩序的工作，导致了一种一无所成的印象日益增长，这种印象对政党成员的士气有着致命的打击。没能产生任何成果也解释了政党为什么没有办法招募新的成员。
应该看到取得了一些进步，正如在1938年7月的内部公告和1938年6月的会议上表现出来的，这些进步必须被具体地阐释，突出并且系统化。我们再一次强调国际主义工人党必须要将其主要活动集中在巴黎地区的主要工厂，并将工会工作（见下文）作为其活动的重点。
就巴黎来讲，用一个简单的总指示来说，就是在现在和不久的将来，都应该把力量集中在雷诺布洛涅工厂，雪铁龙第十五工厂，雪铁龙第十七工厂，蒙鲁日第十四工厂和科隆布郊区的工厂。
在这些省份，培养干部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党需要使它的努力更加高效，因为在重要的北部区域，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如同所有的国际主义工人党的惯例那样，这样说和重复是十分正确的，即国际主义工人党工作的改进，尤其是领导层能力的改进，直接和其在无产阶级内部的招募相关，也就是说，取决于有效地开展已经被重复上百次的指令：“面向工会和工厂。”
在这一领域，使更多的人严肃地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但是还不够。尽管党认为有必要这么做，但国际主义工人党仍然停滞不前。因此绝对有必要的是，最认真负责的激进分子竭尽所能，以最严格的行政手段执行已经提出并且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一般措施，还要做出必要的牺牲。党必须要经受这样一次冲击，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实际的改善，才会改进其社会构成，从而改善其领导工作。
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领导集团应当进行真正的组织改革。领导集团自身需要彻底地改变其工作方法。因此，国际会议认为，为取得良好结果，现在最需要采取的实际措施包括：
a）在政治局内设置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书记处，这三名同志应该定期会面，每天至少会面一小时。书记处应当在政治局会议休会期间采取必要的政治措施，并且确保它自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能够得到执行。
b）组织各种委员会（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工会工作，工厂工作，报纸管理，财政工作等等）并且将各个委员会的领导安排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根据党员的能力和倾向来填补这些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的成员都应当有一项特定的任务，具体内容根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以及会议之间可能产生的需要而决定。即使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领导集团没有经验，但是他们在召唤新的力量时不应当犹豫，。
c）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任务划定合适的界限，以避免与其他人工作的重复。
d）确保在党的不同机关（地区委员会，分部）的所有同志每一周都根据各个机关的工作计划有各自具体的职责。
e）组织精心策划的支部工作人员会议和一般党员的会议，所有这些会议都应当以具体的活动作为目的。（报告事先拟定，简介而准确，并且提出具体的工作建议。）
f）出版一份政治和组织的每周报告，送达政党各个组织的书记处；为服务党组织内的民主而每月发布一份通知。发布这些报告和内部通知的工作应当由第四国际书记处完成，为了使得联盟可以监督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工作。
g）保证为全职工作人员提供的特别资金。财政状况：国际主义工人党的财政状况一直以来都十分糟糕。党费要么完全没有被支付，就算被支付的话也完全是凭运气，缺乏领导层的监管。领导集团有责任选出一个严肃的财政主管，他应当是积极而警惕的。这样一来，所有同志将会养成定期缴纳党费的习惯，而且各个分部的财政主管也会定期缴纳财政部应得的那部分党费。财政部的警惕体现在通过一份向全党发布的每月司库的报告定期揭露那些没能履行职责的行为。这样一来任何没有缴纳党费的成员将会在适当的警告后被开除出党
每个党员特别党费提供的认捐制度需要财政部长极为密切的注意；这一制度将通过党的工作和活动的改进得到加强和补充，这将产生伟大的革命奉献和牺牲精神。同样有必要从同情者和朋友那里系统地筹集资金。
财政部长的任务在于为财政委员会注入活力，分配不同的任务，监督他们的实施并且向政党指出这些任务执行时的失败之处。
《工人斗争》
尽管试图成为所谓的“群众报纸”，《工人斗争》已经变得太过肤浅，甚至枯燥乏味。这家报纸所持的意识形态如此愚蠢以至于一些党员有时甚至拒绝刊登托洛茨基的文章，因为它们对于群众来说太长而且难以理解，有时还对斯大林主义者太过暴力。尤其是在开始时，编辑部因为惧怕这样的批评而瘫痪。从这一点来看，最近几个月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善，值得注意。
结果是，那些先锋队读者与《工人斗争》疏离了，他们曾经在我们的机关报中看到过从国家和国际视角出发的严肃革命新闻，并且将其看做以日常事件作为起点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具。工人阶级的读者没有在这些草率编辑的文章中找到任何对他们问题的实质性回答。因此我们的组织背弃了它教育党内干部以及建设第四国际的使命。
此外很显然，《工人斗争》中的文章常常毫不注重它的形式和内容。文章的语言并没有努力地适应工人的关切；就这一点而言，这些语言是抽象的，晦涩的。十分有必要尽快地纠正现在的状况，鉴于这一领域的可能性，认真组织这项工作将可能使我们取得丰硕的成果。
首先，有必要反对那些掩藏在“大众报纸”这一借来的标签下愚蠢和初级的意识形态。是时候学习法国在这一点上的经验教训了，学习令人怀念的欧文•沃尔夫（ErwinWolf）同志所编辑的优秀宣传册的精神。真正的群众报纸会以每天发生的事情作为出发点，向工人，首先是向先进的工人，即工人中的先锋队解释这些事情并提出口号。新闻应当基于发生在工厂，农场等地方的客观事件，提供及时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新闻，它们都应当被清晰地阐述和分析。但这一目标总体而言和党自身的目标紧密相关：培养干部，提供对现实局面的解释，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单纯的宣传口号，因为单纯的宣传口号缺乏解释和政治的总体化，也无法使最优秀的工人理解第四国际存在的原因，尤其是当他们厌恶官僚和人民阵线并且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的时候。其次为了方便第四国际和普通党员的监督，《工人斗争》的编辑工作必须重组。
除了主编和特定的党的文章之外全部不匿名，这是办法之一。主题[部门]将在各成员之间划分，主要文章将以真实姓名或化名签署。通过监督，编辑部门将推动更深入的问题研究和专业化。在文章交付编辑和交付打印之间应该安排一天的时间予以干预，以便进行更正和选择。失败将会被通告全党。每个巴黎地区的团体将会被允许派一名代表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因此每当某种“见鬼去吧”的精神隐藏在集体匿名的共产主义精神背后，就不得不诉诸旧的监督和竞争程序。
最后，编辑应当主动使得它的语言贴近工人和农民。只有在工厂和工会当中进行不懈的工作并取得成果，与真正参与斗争的工人进行合作，才能真正彻底改变报纸的语言和风格。但是，与其像政党一样消极地等待变化的发生，那些报道每日实践和斗争经验的编辑们应当以他们的全部兴趣和语言，系统地去争取那些真正进行斗争的人，让他们直接参与这项工作。总之，国际主义工人党的组织是鼓动宣传，提供信息和进行教育，也就是建设第四国际。
维持其每周定期的出版是必须的责任。
报纸管理
尽管有某些个别的努力，但总的来说，领导层让所有行政的和财政的文书工作都由一个行政机构来承担，而不是本着全党“永久动员”的精神建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本可能使其获得经济支持和物质援助。结果是，基于捐献的财政稳定受到极大威胁，而另一方面，行政任务的物质援助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考虑到上述财政措施的实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应当把当前文件的运行作为一项首要任务，在党的会议上制定重组方案，由各支部讨论，发扬竞争和奉献精神，保证对这些任务的日常监督，以及全党内监督的公开性。有必要在会议后三个月内开展一项活动，使得订阅者和读者翻倍。这一问题，相比于提供奖励，不如说更相关于写出好的文章和好的文件调查。
杂志：第四国际
在这一领域的进展就体现在这一杂志本身的存在上。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国际主义工人党的一种胜利。作为第四国际的理论助手，这一杂志的内容必须贴近工会斗争和近期事件，尤其是工人工会的问题。因此，它不仅仅是澄清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助手，更是现在党内骨干在劳工运动中使用的斗争武器。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一个严肃的编辑委员会应当定期运作，并且处于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下。
工会工作
这是党的活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应当使现在所掌握的力量最大程度地集中于此，并使其专业化，但是不能让它们从那些可能与具体工会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组织工作中脱离出来。尽管有人提及一些碎片的零散的努力，但无论如何，如今党的这一部分活动被忽视，没有目标而任由其自生自灭。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工会工作需要从领导集团开始，重新组织政党活动。如果工作组织合适的话，在这里我们将取得最大的成功。这将会是工会委员会的任务。
工厂工作：自从1936年六月，国际主义工人党感觉到有必要将它的力量导向工厂的工作中。和直接的工会工作一样，这里政党应当站出来作为阶级斗争的战斗武器。
在这一项工作中已经达成的成就使得它得以成为国际主义工人党各分部活动中最主要的任务。但是缺乏直接的工会工作导致党无法促进工人斗争的发展，也不能准确理解他们的需求。因此结果是，由于其薄弱的力量，国际主义工人党与工厂工作的联系也十分薄弱，缺乏与工人日常生活的联系。
与破坏分子的斗争
国际主义工人党现在领导集团的诚实使得它可以反击各种可能结束政党存在的挑衅。
在评估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弱点时必须考虑到它是敌人最大的目标；但这只是需要一个周密而严肃的组织的额外原因，这样一个组织是对抗那些破坏分子的最佳武器。第二点，国际主义工人党必须注意建立特别团体来警惕敌人并且保护激进分子，尤其是重要的工作人员和整个政党。
结论
国际会议相信，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和组织是可以进行彻底改进的。它尤其关注法国组织的状况，因为它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目前主要集中在这个国家。它指出国际主义工人党领导集团的决议倾向于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职业主义（选择全职工作人员）的必要基础付诸实践，并且根据一个严格的工作体系重新组织整个政党。
通过积极执行会议指示，国际主义工人党将继续前进。它将在其队伍和无法共患难的革命业余爱好者之间划定严格的界限。因此，中间派政治和工会组织将见证其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的消失：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孱弱。虽然状况十分有利，成功改进的可能性很高，但是如果国际主义工人党不能成功地克服其严重的组织缺陷，那么一项政策，无论多么抽象地正确，都不会成功地阻止中间派政治和工会温和主义的暂时成功。
最后，会议将国际主义付诸实践，决定让那些有能力合作的支部定期向国际主义工人党提供财政援助，以便法国支部能够定期地发布文件，并根据其建议的一般措施确保其活动和组织工作的进行。国际会议要求国际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考虑到以往经验和具体事实的同时，采取这些一般措施作为制定详细重组计划的基础，并集中注意力讨论其本国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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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1938年9月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ThesisOntheWorldRoleofAmericanImperialism
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
FoundingConferenc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1938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1938年9月通过
NZN译、冷漠校
美帝国主义主要的活动区域散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陆上，它在各处都为实现自己的总体利益开展不同的活动，并根据和其他政权关系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在拉丁美洲，尽管遇到了大英帝国这样强大的对手以及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日本和德国，美国依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力量。美国在这片舞台登场的时间要晚于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和英格兰，但到了世纪之交，它已经处在超越竞争对手的路上了。它工业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欧洲政权在世界大战时的无暇旁顾以及在这一时期美国成为世界的债权国，这些因素都促进了美国的崛起并使得它可以在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大多数国家建立其帝国主义霸权。它申明了自己在欧洲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犯下维持霸权的意图。这一声明的政治形式就是门罗主义，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展现出明确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后，门罗主义被历届华盛顿政府统一解释为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具有主导地位的权力，这为美国夺得他们作为唯一剥削者的地位做了铺垫。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被颠覆的南美洲国家，这意味着那里的人民退回到了被美帝国主义和军事独裁政权所压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状态，这些政权是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或直接的军事介入所扶植的，纯粹被华尔街所操控的傀儡。为了确保拉丁美洲的大门向其他竞争对手关闭，而只向美国开放，“民主的”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已经获得了“当地”最残暴的军事独裁政权的支持，这些政权相应地也支撑起了帝国主义的框架并且保证巨额利润不受干扰的流向北方的巨人。拉丁美洲国家军事独裁政权最积极，最主动的支持者就是美帝国主义，它几十亿美元的境外投资大部分都局限在西半球。“民主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在拉丁美洲国家暴君式的独裁政权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它的财富和政策都与这些国家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缺少了它们，帝国主义者在西半球横行霸道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数百万工人和农民在其高压统治下受苦的嗜血的独裁者——﹝巴西的﹞巴尔加斯和﹝古巴的﹞巴蒂斯塔们，说到底除了是“民主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工具之外什么都不是。
在波多黎各这样的国家，美帝国主义通过其总督温希普（GovernorWinship），直接残酷地栽赃并压制了民族主义运动。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都试图分得更大的一杯羹，甚至为了获得剥削自己国家的主导地位而努力寻求独立。它试图利用国外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它总体的孱弱和迟来的登场使它除了效忠于一个帝国主义的主人来对抗另一个之外无法获得更高的发展。它无法发动一场正式的斗争来反抗一切帝国主义统治并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因为它害怕释放出国内劳动者的群众运动，而这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社会存在，最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巴尔加斯，他试图利用美国和德国之间的竞争而同时维持对人民群众最野蛮的独裁统治。
尽管有诸多乏味的伪装，罗斯福政府和它的前辈们相比在帝国主义的传统上没有实质的变化。它着重地重申了恶毒的门罗主义。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议中确认了其对于拉丁美洲独占式的权力；它神圣化了自己对罪大恶极的巴尔加斯和巴蒂斯塔政权的支持；要求不仅仅在太平洋而且在大西洋增派海军显示了它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在南半球帝国主义权威的决心。在罗斯福任期内，对拉丁美洲的铁拳政策被友谊，“民主”等丝绒手套般的蛊惑性伪装所遮蔽了。“好邻居”政策仅仅是把西半球都统一在华盛顿的霸权下的企图，与此同时一个由后者操纵的坚实联盟在尝试将两个美洲大陆的大门向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关闭。这一政策由美国试图与拉丁美洲国家达成的对自己有利的贸易协定所支持，这出于将竞争对手全面地排除出市场的期望。对外贸易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地位迫使后者更加坚定地通过廉价生产，外交，诡计以及在必要时武力手段的组合，排挤其在拉丁美洲市场的全部竞争对手。参考德国和日本的遭遇，这在当下这个时刻尤其真实。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家）最基本的帝国主义冲突仍然在英格兰和美国之间展开，它尤其是在投资领域最明显地展现出来。
但在对外贸易领域，美国最主要，最直接的对手则是德国和不断在成为威胁的日本，由于它们各自的国际地位和利益，美国和英国因此开始联手对抗德国和日本对拉丁美洲的侵蚀，但只有服从于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这种联合才有可能发生，而作为补偿后者将支持英帝国主义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同时，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也必然会增加遭受着更大强度剥削的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反抗。这种抵抗反过来将会遭遇到最严峻的阻碍和来自美国的镇压，后者将更明显地展现出自己作为境外帝国主义剥削的卫兵和当地独裁政权的支持者的地位，因此华尔街控制下的华盛顿当局将会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扮演一个愈发反动的角色，这样一来美国保持了自己在拉丁美洲侵略性的主导地位，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它随时准备好用武装对抗其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的攻击和拉丁美洲人民为了从其剥削统治中解放自己的任何企图。
美国在欧洲的政策和它对拉丁美洲直接公开的干预在几方面有所不同，这是由于美国是在旧世界秩序的后期，也就是最后阶段，才以决定性的身份登场。它的干预经过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它展现为保护美国统治阶级通过战争攫取的巨额经济利润的无理的挑衅者。通过强大的工业、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优势，它在协约国击溃并使同盟国，尤其是德国屈服的过程中贡献了决定性的力量。
尽管英格兰，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最终得以将耻辱的《凡尔赛和平条约》施加于德国，并创立国际联盟作为确保其诸项规定得以实施的警察，这些规定包括对此前德国殖民地的抢占以及从德国索取的巨额赔款，但这场战争的真正胜利者被证明是美国，它成为了世界主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并且得以通过债务赔款从凡尔赛的胜利者手中索取更多的赔款。
以德国无产阶级在1923年末的溃败为开始的第二阶段，美国作为欧洲的“调节者”和最大的反革命力量而出现。作为欧洲“调节者”的角色，它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减免的数百万赔款援助将德国的资本主义统治从最低谷拯救了出来，帮助德国，法国和英国建立起了民主制度的幻觉，并提出了各国减缓军备竞赛支出的要求，因为这妨碍到了对华尔街战争赔款的支付。
要求欧洲“裁军”（尤其是鉴于美国工业的优越性使得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强于任何国家的武装）不过是一个和平主义的伪装，在它的掩饰下美帝国主义可以不断施压来削减其欧洲的竞争者本就在缩小的世界市场内的份额。现在，在干预的最后阶段，它已经展示了自己并非要消除甚至缓解欧洲国家间的冲突，美帝国主义自身的需求导致了欧洲内部冲突的加剧。所有这些国家被驱使着走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些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美国霸权的挤压下现有的分成比例，另一些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分配，因为这将对解决国内矛盾至关重要。
曾经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崛起确实起到了“调解”这片大陆的效果，而现在它客观上加快了一场新世界大战的发生，令人窒息的军备竞赛，对埃塞俄比亚的强暴，西班牙的内战以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都预示着它的到来，这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欧洲，地球上每个重要的国家都会被残酷地卷入其中。对现实中美国与欧洲发展的关系的理解，足以反驳美帝国主义试图作为欧洲的和平与民主的守护者与中介者的弥赛亚般使命的伪装。恰恰相反的是，它自己的困难越大，就越强迫把它们分担到更老更虚弱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肩上，美国的资本主义就越确定和迅速的将旧世界的统治阶级推向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在后者的制度下资产阶级在准备战争或是当它爆发时投入其中时都将受到最少的阻碍。
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以来兴起的如此强大的新世界霸权的压迫正在将欧洲推向野蛮和毁灭的深渊。尽管在过去的阶段美国所施加的影响是或多或少“被动的”，这在“孤立”政策中就可以看出，但现在有一股更明显的朝向另一个方向的趋势，并预示着美国在接下来的时期更加积极，直接和决定性的干预，也就是下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帝国主义的权力根基遍布全球，它在欧洲的经济利益如此重要（包括数十亿美元的对电话，电报，汽车，电力以及其他信托等工业集团的投资，以及数十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和战后贷款），毋庸置疑美国不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维持一个被动观察者的角色。恰恰相反，它不仅仅会作为挑起战争的国家之一积极地参与到战争中，而且可以预见的是，相比于上一次战争，它会以更短的间隔加入到战争中。考虑到其他参战国相比于仍然强大的美国在经济与技术层面的弱势，后者无疑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扮演一个比上次战争更具决定性的角色。除非欧洲的帝国主义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和平，那么可以预见的是美国作为胜利者将会定义帝国主义的和平。它的参与不仅仅会决定它加入一方的胜利，同时也会决定战利品的分配，而无疑它会要求获得最大的一份。
如果美国在拉丁美洲迅速建立其统治地位的方法是施行激进的“关门政策”（门罗主义），它对亚洲较晚的介入已经是确凿的事实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葡萄牙和意大利已经瓜分了这片大陆，因此它在这里的要求是“开门”，自此以后这也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传统战略规划，具体来说是在中国。在这种形式下，美帝国主义挑战了其资历更深的对手独占地剥削中国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的权力。在它“和平的”口号背后，一把利剑已经出鞘，为了自己更多地剥削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权力而准备好对抗英国和日本。正如其他所有例子中体现的一样，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政策不过是为了掩盖其激进的帝国主义扩张野心。
帝国主义者之间对中国控制权的争夺同时也是对太平洋控制权的争夺，其中两大竞争者是日本和美国。鉴于大英帝国对于欧洲大陆，地中海和近东的干预，它在竭力捍卫自己在亚洲大陆上的地位的任何努力都受到极大的阻碍。日本扶植的泛亚洲运动（PanAsianmovement）意图将英国从它在中国的有利位置上赶走，最终也包括印度，英国独自的力量无法有效地对抗这一运动，尤其是在大英帝国的各个部分不可能同时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因此英国在与日本的冲突中愈发依赖于美国默许的或是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是美帝国主义却无意于仅仅为了确保英国在亚洲大陆的统治就对抗日本，直接干预远东事宜。恰恰相反，美国对太平洋的最终控制权，也就是日本的绝对溃败，标志着英国在东方的统治和特权已经开始终结了。哪怕是帝国内部也承认，澳大利亚资产阶级相比于英国更愿意倾向于美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具体来说就是为了共同对抗日本。从更远的意义上讲，大英帝国各部分的重新定位可以通过加拿大不断地靠近纽约和华盛顿而远离伦敦这一事实看出。
尽管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对手仍然是英国，美国目前在世界这部分最直接的敌人则是日本。因此日本与美国之间为了争夺太平洋和远东霸权的战争问题是今天世界秩序的首要问题。由于害怕现阶段与美国开战的后果——这有可能使它同时陷入与英国和苏联的战争——日本一直在绝望地试图安抚美国，并挑起它和英国的矛盾，至少要等到它巩固了自己在大陆上的位置。
但是最近，美帝国主义不断朝着同日本开战的方向靠近，因为后者的行动侵犯了美国在中国潜在的剥削利益和在拉丁美洲的实在的剥削利益，这是对美国资产阶级现在和未来地位不断增大的威胁。美日战争的准备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看出，美国日益尖锐的对日外交政策，更多媒体中鼓动反对日本的侵略主义，美国实际上公开的针对日本的军事演习，对阿留申群岛和关岛增派的海军，以及最明显的是，罗斯福要求国会增加的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海军经费拨款之中几乎没有隐藏的反日动机。
因此，美帝国主义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它利益的全球性和权力之下的根基决定了它积极的，无休止的扩张政策。此外，这些因素使美帝国主义成为了把资本主义世界推向下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力量，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解放运动最坚定的阻碍者。
美国能够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维持平衡，在国外的利益还是暂时的和相对不重要的，还或多或少遵循着孤立主义政策（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危机要求增加对外贸易和投资，后者中已经有数十亿美元投入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因此，这要求对于已经被美国剥削的地区进行更严酷的剥削，同时也意味着对境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以及对其殖民地和影响力范围内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抑制。因此，这要求美国在如今由列强瓜分的世界市场中分得更大的一份，同时也意味着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由此美国的对外政策由“孤立主义”的伪装变成了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活动的宣告。
这样一来，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也变成了对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为了解放被压迫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因此，这与美国无产阶级对于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密不可分，也无法离开它进行。美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必须争取本国贫穷的农民的支持，后者在垄断资本主义的践踏下构成了这个帝国主义霸主国家的根基。斗争中另一个不可分割的同盟就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美国数百万的黑人，他们与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被美帝国主义压迫的其他黑人群体紧密相连。十分有必要在白人群众中开展无产阶级教育和组织的运动来对抗统治阶级灌输给他们的沙文主义“优越论”；同时也很有必要将黑人群众组织起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压迫者，对抗他们自己群体中小资产阶级的煽动者，并且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们试图通过“泛亚洲主义”（PanAsianism）的狡猾口号赢取黑人，尤其是南半球黑人的信任。
第四国际美国支部在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首要考虑之一就是支持在拉丁美洲和太平洋（菲律宾，夏威夷，萨摩亚等等）地区针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作为华尔街傀儡的独裁政权的真正进步的革命运动，同时保持自身组织和政治的独立，维持并运用组织工人阶级独立的运动的权力，以及提出反对小资产阶级和摇摆不定又通常具有欺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权利。美国的革命者有责任唤起美国的劳动者反对为了镇压拉丁美洲和太平洋的人民而派出的更多军队，并要求撤回现役的作为帝国主义压迫工具的其他武装，并且反对其他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压迫，不管是“外交的”还是“经济的”，这被认为是精心设计用来破坏任何国家的民族独立或是防止它们达到民族独立。
在西半球的第四国际各方代表都支持波多黎各，维京群岛，菲律宾群岛，夏威夷，萨摩亚和其他所有美帝国主义直属的殖民地，附属国和受保护国立刻无条件的独立。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向美帝国主义统治的屈服，以及部分北美资产阶级企图为了其自己反动目的而利用民族独立的情感，都展现了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能确保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真正地为民族独立进行严肃的，持续不断的斗争，并最终成功。同时，第四国际主义者指出，如果将斗争局限在自己的国家，那么现在或多或少被美帝国主义统治的拉丁美洲和太平洋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在外国的压迫下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或是在任何一段时间里获得这样的独立。只有通过拉丁美洲人民的联盟，朝着一个联合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努力，并与美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相结盟，才能产生强大到可以在与北美帝国主义的竞争中获得胜利的力量。正如为了成功抵抗和粉碎美国巨人使其贫穷并迫使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旧世界的人民只有通过建立欧洲联合国才有可能保证西半球的人民获得完全的民族独立，不受约束的文化发展以及从外国和本国暴君的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自由，而这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统治下才有可能实现，并且这要求他们加入到为了建立美洲联合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中。
正如第四国际在拉丁美洲的支部必须在它们的媒体和鼓动中普及宣传美国劳动者的斗争以及对抗共同敌人的革命运动，美国支部同样必须在鼓动和宣传工作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使美国的无产阶级了解拉丁美洲国家的地位和斗争以及它们的工人阶级运动。美帝国主义的所有行动都必须被媒体曝光，在会议和特定的场合下美国支部必须尝试组织群众运动来抗议美帝国主义的特定活动。此外，通过利用西班牙语的宣传资料，无论一开始的规模多么轻微，美国和支部都应当尝试在遭受加倍剥削的在美国的菲律宾，墨西哥，加勒比，以及中南美洲工人中组织军事的革命武装，不仅仅是为了将他们与美国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更是为了加固这些领劳动者与他们各自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联系。这项任务将在第四国际美国书记处（AmericanSecretariatoftheFourthInternational）的指导下展开，其将发布必要的文书并相应地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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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会议纪要（1938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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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会议纪要
（1938年9月3日）龚义哲译
1938年9月3日，星期六，洛桑[1]
上午9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
伊克[2]、古尔德[3]和萨姆纳[4]三位同志任大会书记。
纳维尔[5]同志在开幕词中宣布：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希腊、意大利、德国、俄国和巴西[6]；另外，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的支部也委托在场的几位同志兼任自己的代表。由于大会是在非法状况下举行的，国际书记处决定：大会的正式日程只有一天；在大会正式举行之前，成立一系列预备委员会，分别处理各国支部的问题，并向正式大会递交报告。全会预计将在今晚10点整闭幕。另外，如有必要，还会成立一些辅助性质的委员会。国际书记处向全会提交的议程如下：
一、由国际书记处就1936年7月日内瓦大会[7]之后的情况作报告。
二、讨论《过渡纲领》草案：
（一）工会问题；
（二）俄国问题；
（三）西班牙问题、战争问题，等等。
三、关于中日战争的决议。
四、关于美帝国主义的角色的决议。
五、第四国际的章程，包括宣告第四国际成立的问题。
六、由各个预备委员会作报告。
布瓦特尔[8]同志：认为议程过于紧张，用于讨论重大问题的时间太少。
纳维尔：指出现状不允许全会举行更长的会议。
勒布伦[9]：建议全会延长至午夜。
经过进一步讨论后，大家同意接受国际书记处的各项提案，如有必要，再来重新审议这个问题。
沙赫特曼[10]同志当选为大会主席。
列夫·谢多夫[11]、埃尔文·沃尔夫[12]和鲁道夫·克莱门特[13]三位同志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一、纳维尔同志代表国际书记处作报告。
由于克莱门特不幸遇害，正式报告已经丢失；克莱门特原本已经起草了一个详尽的书面报告，准备分送大家传阅，但这个报告跟他的其它文件一起失踪了。现在这个报告仅仅是一个简要的汇报。
在日内瓦大会闭幕后的两年里，尽管第四国际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克莱门特的命运便是典型代表），它仍然取得了扎实的进展，国际书记处发表的一系列文件，以及已经成立的各个委员会的工作，便是这些进展的证明。它能取得这样的进展，主要是因为各国支部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参加了实际的政治工作。它们的活动，也能从本次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中体现出来。过去两年里发生的各种事件，给各国支部和整个第四国际提供了无价的政治经验。苏联的演变，特别是莫斯科审判，对我们的各个支部的工作与讨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人民阵线的经验（主要是在法国和西班牙），以及共产国际的新转向，给我们的骨干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教益。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尖锐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战争危险，使我们的所有支部得到了切实的政治训练与政治教育。在所有这些方面获得的经验，在提交给大会的各个提纲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关于第四国际的具体运作。在日内瓦大会上，任命了一个由〔原文留空〕名委员组成的国际局[14]，成立国际局的目的，是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开会，主持第四国际的工作；但是，这个国际局其实从未开过会，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一些国际局委员脱离了第四国际，比如塞尔日[15]、米斯蒂[16]、斯内夫利特[17]、陈独秀[18]、费洛奇[19]、蔡勒[20]等人。其次，由于国际局委员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根本不可能定期开会。因此，国际局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存在过。第四国际的工作实际上完全是由国际书记处承担的。但是，由于国际书记处的人员频繁变动，再加上美国支部无法协助或参加国际工作，国际书记处的运转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荷兰支部的立场暧昧不清，加上斯内夫利特（国际书记处书记之一）先是不肯合作，后来又公开同第四国际决裂，进一步影响了国际书记处的活动。费洛奇（另一位国际书记处书记）没有参加国际书记处的工作，后来又离开了我们。因此，国际书记处的实际工作，几乎都是由纳维尔、克拉尔[21]、沃尔夫和克莱门特负责的，沃尔夫和克莱门特是行政书记。格伯乌在西班牙杀害了沃尔夫、在巴黎杀害了克莱门特，对国际书记处造成了重大打击。在前几个月里，被补选为国际书记处书记的勒布伦与比松[22]完成了意义重大的工作。国际书记处的办公地点原本选在布鲁塞尔；但由于比利时支部的组织特点，无法保证国际书记处能在布鲁塞尔正常办公，所以已将国际书记处转移到巴黎。
尽管面临着这些困难，国际书记处仍在竭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国际书记处的工作饱受批评：不够集中、不能让中央与各国支部建立密切的联系（能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的只有法国支部和比利时支部）、总体上组织得很糟糕。这些批评是很严厉的；然而，尽管国际书记处有种种缺点，尽管它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工作的，它至少还是履行了自己最重要的职责。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它就派代表前往西班牙，尽力帮助组建西班牙支部；它正式谴责了荷兰支部在西班牙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它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筹措资金，置办救援物资，提供给西班牙。它发表了关于中日战争的决议，并且组织了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讨论。此外，它还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内部公报。它介入了多个支部的论战，尤其是在最近协助解决了英国支部、波兰支部、捷克支部和希腊支部的问题。考虑它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工作的，它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值得敬佩的。
在即将召开的青年大会上，还要就青年局（YouthBureau）的工作作全面的汇报；目前只能说，青年局的工作很不尽如人意；它只完成了很少的工作，就连已经完成的工作，也组织得很不好。但是，它还是发表了一系列公报，同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和德国的青年保持着联系。
日内瓦大会闭幕后，国际书记处就没有同伦敦局[23]进行过正式接触。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工农社会党[24]都已提议派观察员参加本次大会。由于本次大会是在非法状态下举行的，所以不能接受它们的提议。值得注意的是：在工农社会党全国大会上，尽管布洛奎[25]专程前去参加大会，催促工农社会党参加伦敦局，但工农社会党并没有照办。假如独立工党参加了工党[26]，伦敦局实际上就会不复存在。因此，伦敦局实际上正在苟延残喘，而捷克支部却认为它还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国际书记处的简要汇报到此结束；接下来要对国际组织的问题进行全面讨论；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拟定中的第四国际新章程是另外一项议程。
斯特凡[27]：想问两个问题：1、日内瓦大会闭幕后，各国支部的成员人数有无增长？2、国际书记处是否针对各种政治问题下达了必要的指示？
纳维尔：1、只有一部分支部给出了确切的数据；但是，至少可以说，一些支部的成员人数出现了可观的增长，比如美国支部和英国支部；2、再次提及了关于西班牙、中国等问题的决议，并提及了国际书记处给与法国支部的不断帮助。
布瓦特尔：认为不让工农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观察员参加本次大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克拉尔：基本上赞同〔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一半以上的国际书记处书记不是脱离了第四国际，就是被格伯乌杀害；再加上一些国家的支部犯下的组织错误和政治错误，使第四国际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重振旗鼓的迹象，比方说英国和希腊的几个团体的合并[28]。另外，我们的对手也陷入了混乱；连伦敦局都不得不派观察员来参加我们的大会。
我们现在应当把精力集中在三个主要目标上：1、围绕第四国际的纲领，积极落实统一行动的政策，把中派主义者当中最优秀的分子吸引到我们身边，特别是工农社会党及伦敦局其它组织当中的优秀分子；2、系统地加强各国支部的力量，特别是法国支部，因为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为了做到这一点，美国支部必须大力支持国际书记处的工作，特别是要把沙赫特曼同志留在欧洲，让他代表美国支部，担任国际书记处常务书记；3、针对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坚定地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
发言人同意布瓦特尔的意见，即应当允许工农社会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观察员出席本次大会。
决议：应当成立一个委员会，同工农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观察员会面，向他们解释本次大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举行的，汇报本次大会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一致同意。
委任：坎农[29]、沙赫特曼、克拉尔、勒布伦、勒苏瓦尔[30]、詹姆斯[31]、斯特凡、比松组成该委员会。
勒布伦：批评了〔国际书记处的〕报告，因为它没有列出各国支部和团体的名单。
斯佩洛斯[32]：认为应当抽出时间，全面讨论各国支部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
沙赫特曼：讨论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文件，但这些文件已经随着克莱门特的遇害而丢失了，因此，他建议就各国支部的工作写一个书面报告，附在会议纪要之后。大会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为此通过了一个决议。
斯特凡：提议宣读各国支部的名单，并公布各个支部大概有多少成员。
纳维尔：所有支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正式参加第四国际的政党；2、同情党和同情团体；3、规模很小的小组与联络人。
美国支部：2500人
比利时支部：800人
法国支部：600人
波兰支部：350人
英国支部：170人
德国支部：200人（120人在狱中）
捷克斯洛伐克支部：150—200人
希腊支部：100人
印度支那支部：
合法：（缺）
非法：（缺）
智利支部：100人
古巴支部：100人
南非支部：100人
加拿大支部：75人
澳大利亚支部：50人
巴西支部：50人
荷兰支部：50人
西班牙支部：10—30人
墨西哥支部：15人
瑞士支部：（缺）
挪威支部：（缺）
丹麦支部：（缺）
罗马尼亚支部：（缺）
奥地利支部：（缺）
俄国支部：（缺）
玻利维亚支部：（缺）
波多黎各支部：（缺）
阿根廷支部（缺）
乌拉圭支部：（缺）
委内瑞拉支部：（缺）
中国支部：（缺）
意大利支部：（缺）
二、讨论《过渡纲领》草案
沙赫特曼：为了便于讨论，建议把关于《过渡纲领》的讨论分为三部分：（一）工会问题；（二）俄国问题；（三）战争、西班牙等问题。提议每个问题用一小时来讨论，每个发言人有十分钟时间。一致同意。
纳维尔：国际书记处已经正式接受了三套修正案：波兰代表关于工会问题与战争问题的修正案（已在公报上发表）；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关于俄国问题的小修正案；克雷波[33]关于俄国问题的修正案（也已在公报上发表）。这些修正案，以及可能提出的其它修正案，将在讨论相应问题予以考虑。
（一）工会问题
斯特凡：在介绍波兰代表关于工会问题的修正案时指出：《过渡纲领》中对静坐罢工的作用的概括是不正确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静坐罢工有时确实反映了工人的革命趋势，但并非总是如此。比方说在波兰，在极端反动的时期发生的静坐罢工，它反映的不是革命的反抗，只是工人的绝望情绪。这种罢工往往伴随着绝食抗议——工人们守在自己占领的工厂内，拒绝接受食物。因此，这种罢工只是对难以忍受的处境的一种无奈的反抗，它没有、也不可能引发强大的革命攻势。在这种情况下，《过渡纲领》对静坐罢工的总结，以及它提出的号召立即成立工厂委员会的口号，都是不正确的。在反动时期或所谓的正常时期建立工厂委员会，不仅会非常困难，还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样的时期，工厂委员会会被改良主义者控制；革命派在工厂委员会里的影响力会非常有限，根本无法领导工人进行革命行动或战斗行动；这样的工厂委员会会搅乱思想，变成绊脚石。因此，除非确实出现了革命形势或前革命形势，否则提出工厂委员会的口号就是不正确的。
布瓦特尔：认为波兰代表的提案是在迁就极左主义……。
斯佩洛斯：批评了草案，因为它没有专门为农民而提出的口号……。
于连[34]：发言反对波兰代表的修正案，强调了工厂委员会的重要意义。无论工厂委员会的领导是不是改良主义者，它们的成立，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它们是进行斗争所必需的武器，工人不断提高的政治觉悟，也会在它们的领导层与政策之中体现出来。
克雷波：认为工厂委员会只有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时期才有可能成立。
斯佩洛斯：（在短暂的发言中表示支持成立工厂委员会，并反对波兰代表的修正案。——记录不全）
纳维尔：觉得波兰代表是出于错误的理解才提出了这个修正案……。
克拉尔：认为《过渡纲领》中对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好了……。
古尔德：指出工厂委员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民主的组织，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所以，它们反映了工人的整体政治水平，有时候它们是改良主义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它们会变得越来越革命，然后可能又会变得改良主义。由于工厂委员会直接反映了工人群众的情绪，所以，在关键时刻，它们就会成为我们手中最宝贵的工具。
勒布伦：发言反对波兰代表的修正案……。
斯特凡：重申对〔《过渡纲领》〕草案的反对意见，并强调指出：静坐罢工浪潮并不一定代表工人的革命情绪或战斗情绪，就好比在波兰，它只是绝望情绪的反映，对〔资本主义〕所有制不构成丝毫威胁。
布瓦特尔：尽管静坐罢工在主观上并不一定对〔资本主义〕所有制构成了革命性的威胁，但在客观上确实威胁到了它。当然，工人并不是时时都能完全理解这种罢工的意义；就连参加了1936年6月的法国大罢工的工人，也大多不能意识到它的意义；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意义，我们有义务去向工人群众解释它的重要意义。
于连：赞同布瓦特尔的意见，并补充说：在静坐罢工中，即使它确实代表了工人的绝望情绪，我们也不能叫工人离开工厂，而应该向工人指出他们的行动所具有的革命意义，鼓舞他们坚持下去。
对波兰代表的修正案进行表决：
赞成：2票（斯特凡和卡尔[35]）
反对：17票
弃权：1票（克雷波）
（二）俄国问题
沙赫特曼：宣读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的修正案。
克雷波：宣读自己的修正案。
艾蒂安[36]：在对关于俄国问题的讨论作介绍时，支持《过渡纲领》草案的原文。反对克雷波的提纲中关于官僚已经成为一个阶级的观点，并认为官僚是一个正在向阶级转变的阶层。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理解或解释莫斯科审判。至于美国支部的修正案，托洛茨基尚未对此作出答复，但发言人相信托洛茨基会这样回答：由于官僚是一个具有热月反动性质的阶层，所以，工人苏维埃只有在反官僚斗争中才会复兴；因此必须把官僚从这个反官僚斗争的机关中赶出去。
沙赫特曼：想要做出澄清：美国支部提出这个修正案，并不是非要修改草案的词句不可，只是想建议：应当先组织国际性的讨论，等到讨论结束后，再对此进行表决。如果出现了苏维埃直接同官僚斗争的明显倾向，〔艾蒂安揣测的〕托洛茨基的答复就有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认为必须把全体官僚统统赶出苏维埃，从而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官僚不太可能参加苏维埃；但不能预先剥夺官僚的选举权。这样做或许是必要的，但必须根据斗争的具体情况而定。比方说，列宁在他那本同考茨基论战的书里就说过，不一定要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利[37]。对这个问题，显然需要进行彻底的讨论，这正是美国支部提出这个修正案的目的。
克雷波：表示惊讶——沙赫特曼居然要为这个小问题而进行更多的讨论。要是本次大会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它就更不可能解决更为关键的关于官僚性质的问题。但正是这一点，给发言人的修正案提供了有利的论据。为什么要提出剥夺官僚的公民权？正是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所拥有的经济力量。本次大会的议程排得太紧，抽不出时间来深入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但他要对艾蒂安说：艾蒂安的意见——只有把官僚当作一个寄生性的阶层，才能解释莫斯科审判——是错误的。
费舍尔[38]：沙赫特曼的主张是错误的；这个问题跟选举权无关。如果官僚确实是一个阶级，那么沙赫特曼的主张就是正确的，但是，官僚只是一个罪恶的阶层，那问题就与选举权无关……。（？）
斯佩洛斯：赞同美国支部提出的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意见。这部分的措辞与纲领的其它部分相矛盾……。（？）
于连：支持美国支部的修正案，但不同意沙赫特曼的主张。至于列宁的话，要知道苏维埃里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的位置，所以也就谈不上把资产阶级从苏维埃里赶出去。但是，官僚的情况并不一样，反官僚斗争是在苏维埃内部进行的。把官僚赶出苏维埃的意见是错误的。
克拉尔：只要官僚仍是阻挠苏维埃复兴的主要敌人，就不能允许官僚参加苏维埃。所以，草案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
卡尔：克雷波的修正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应当驳回。克雷波提出的官僚是一个新阶级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克雷波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并不是均匀一致的。第二国际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蜕变并不是因为它变成了资本家，而是因为它的领导层被工人阶级当中享受特权最多的阶层控制了。工人阶级当中有反动的阶层，官僚当中同样也有反动的部分。阶级不是由它的财富或财产来定义的，而是由它在经济制度中的地位来定义的。即使是在苏联，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若干要素，但不能因为就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人会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一下子建成。重新分配财富的口号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巴库宁[39]主义。对于苏联，绝不能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而应该采取马克思在普法战争初期的立场[40]。必须驳回美国支部的修正案。反对官僚的斗争不是抽象的，而必须公开地、名副其实地同官僚斗争，并把官僚赶出苏维埃。
詹姆斯：坚决反对克雷波的修正案，但赞成美国支部的修正案，因为预先剥夺官僚的权利是错误的。
勒布伦：克雷波的提纲毫无根据。美国支部的提议不是不能接受。这是一个在激烈斗争中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口号的问题。把官僚赶出苏维埃的口号，会导向起义。在官僚垮台后，可以允许个别官僚重新参加苏维埃。
沙赫特曼：在官僚和苏维埃的问题上出现了许多不同意见，这清楚地表明了必须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澄清；这正是美国支部的修正案所要求的。
斯特凡：既反对克雷波的修正案，也反对美国支部的修正案。
古尔德：声称在政治委员会讨论修正案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会议，不过他不太赞同沙赫特曼的意见，但看来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所以他支持美国支部的修正案。
坎农：支持古尔德的发言。
纳维尔：认为如果为了这个问题而推迟表决，可能就会有人要求推迟一系列涉及到纲领的小问题的表决，而大家还没有对纲领本身进行过彻底的讨论，在纲领问题上，一些小小的意见分歧是完全可以容忍的。因此，应当驳回美国支部的修正案。
对两个修正案进行表决
克雷波的修正案：
赞成：1票（克雷波）
反对：其余所有人
美国支部的修正案：
赞成：5票
反对：15票
弃权：2票
（注：虽然我的纪要上是这么记录的，可我明明记得美国支部的修正案被通过了；是不是我把赞成票数和反对票数给搞反了？[41]）
（三）战争及其它问题
鲁塞[42]：代表法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少数派提交了一个修正案（要求删除第15页第1段——和平主义与爱国主义）……。
克拉尔：支持《过渡纲领》的原文……。
布瓦特尔：支持修正案。保留草案的原文，可能会导致同斯大林主义妥协的危险。
纳维尔：发言反对布瓦特尔……。
于连：反对布瓦特尔。在对工人讲话时，必须承认保卫国家的原则，但要向工人指出：要想真正地保卫国家，首先得摆脱寄生虫——资产阶级。
比松：于连的发言非常危险。我们必须把面向工人群众的一般性的宣传，同我们的政治纲领（它应当是准确而透彻的）严格区分开来。于连的建议，对于一般性的宣传工作来说，是个好主意，但它可能会使群众对我们的政纲产生许多误解和偏差。政纲应当简洁明了。
克雷波：除了根据他提出的修正案修改政纲之外，大会还应当就战争问题发表一个宣言——
纳维尔：大会正要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议程上就有这项内容。
克雷波：对纳维尔的发言感到欣慰；但认为在草案中，除了他的修正案所批评的那段话之外，还有一些词句不太妥当，容易引起误会，应当改掉，比如（第14页第6段中的句子）。还有草案中到处可见的“进步”这个词也要删掉。
鲁塞：（再次发言）……。
斯佩洛斯：发言赞同鲁塞与布瓦特尔的意见……。
勒苏瓦尔：发言赞同草案原文……。（他的发言很重要，起到了有力的作用，但我没有记下来）
古尔德：鲁塞与布瓦特尔的意见，根本并不能像他们期望的那样预防斯大林主义，反而会混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与无产阶级和平主义还有爱国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结果反倒是向斯大林主义妥协了。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当中，危险并不在于堕入爱国主义，而在于无法认清和利用这种重要的区别。斯佩洛斯刚才说过，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也没有任何进步性可言；但是，美国支部围绕拉德洛修正案[43]（这个修正案当然是不够充分的）进行鼓动的经验，表明了它具有明确的进步情绪，并且给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使我们可以进行解释，并把这种反战本能导入革命的道路，引导它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战争计划。
詹姆斯：在这个问题上赞同草案，但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用了过多的时间来讨论。还有其它问题需要考虑。英文版中关于反犹主义的词句，与法文版不一致。英文版中的表述过于夸张，应当改得跟法文版一样。在有关希特勒在德国胜利夺权的段落里，把共产党的失败归咎于怯懦和其它心理特点；必须对此进行修改，并明确指出：斯大林派自觉地执行了导致希特勒获胜的政策。他代表英国支部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要求把工作权的口号，改为要求提供工作或全面的生活保障的口号。
萨姆纳：代表英国支部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要求删去有关“莫斯利[44]勋爵”的句子，因为它与事实不符。
约雷[45]：回到鲁塞的修正案上，在爱国主义问题上支持草案，特别赞赏勒苏瓦尔的发言……。
斯特凡：发言支持草案中关于爱国主义的论述。
沙赫特曼：赞同克雷波关于删去“进步”一词的意见；赞同对英文版进行小改动的意见；赞同詹姆斯关于德国问题的意见。决议：应当选出一个新的修订委员会，负责修改《过渡纲领》草案，改善它的文风，吸收符合实际的修正案的意见，等等。一致同意。
对鲁塞—布瓦特尔修正案进行表决：
赞成：6票
反对：16票
对整个《过渡纲领》草案进行表决：
赞成：21票
反对：1票（克雷波）
三、第四国际章程
纳维尔：由于克莱门特遇害，加上工作太紧张，新章程尚未定稿。不过，可以对章程的初稿逐项进行讨论，等到新的书记处成立后，再根据大会的各项决议，制定出最终的章程。
章程的第一条就是郑重宣告成立第四国际。定名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
卡尔：代表整个波兰支部，反对在这个时候成立第四国际。其它的国际都是在革命涨潮时期成立的。比方说，尽管马克思在1848年就已经认识到了建立国际的必要性，但他并没有在当时成立第一国际，因为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上就出现了反动狂潮。还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解散了第一国际，但又宣布需要成立第二国际；然而，要等到十五年后，出现了涨潮，第二国际才成立。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之后[46]，还要等上几年，等到俄国革命之后，第三国际才真正成立。即使是在当时，如果斯巴达克同盟不愿参加，列宁也就不会成立第三国际[47]。而现在是反动势力甚嚣尘上、群众意气消沉的时期——整个形势都对第四国际的成立非常不利。此外，组成第四国际的各种力量实在太弱小了，承担不起它们肩负的任务。其它国际在成立时，都对资产阶级构成了显而易见的威胁，并引发了资产阶级的恐怖报复。然而第四国际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工人群众当中没有一个重要的部分会响应我们的宣言。因此，应当等到一个有利的时机，等到条件成熟时再成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说过：“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已经死了；必须组建第四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确实已经死了，然而它们仍是群众组织；第四国际却根本不是群众组织，在它真正成为群众组织之前就宣布成立第四国际，是轻率的举动。
纳维尔：卡尔所做的历史类比完全错了。成立第四国际的合适时机，与其它国际完全不同。目前的独特的政治形势，完全证明了成立第四国际的正确性。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成立第四国际，而在于现存的各国支部是否真正需要一个实际的国际组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事实上，各国支部确实需要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国际组织，无论它的规模是大是小。为了结束目前这种悬而未决的局面，为了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建立一个切实的国际领导层，并切实地建设各国支部，必须成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
斯特凡：支持波兰支部的提议，并表示：就算有了一个明确的纲领——我们刚刚通过了《过渡纲领》——有了一个切实的国际领导层，有了各国支部，也不一定非要正式成立第四国际不可。自1936年以来，这确实一直都是我们的立场，没有理由不继续坚持这一立场，还是等到有了足够的力量，有了更好的机会的时候再成立第四国际吧。宣告成立第四国际只是一种表态，而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这样的表态是没有意义的。
沙赫特曼：卡尔的历史类比，不但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而且还是错误的。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成立时的形势，与当下的世界形势完全不同。说到第三国际，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前，列宁早就提出了建立第三国际的问题；列宁没有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提出成立第三国际，是因为他还想争取一些犹豫不决的中派主义团体。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没有在1936年大会上宣告成立第四国际，当时我们还想再争取一些中派主义组织。然而，在1936年之后，所有的中派主义组织不是瓦解了，就是远离了我们。因此，成立第四国际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必须果断成立第四国际。
比松：欧洲无产阶级眼看就要遭到全面失败，在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成立一个实实在在的革命的国际，它是唯一的希望……。
勒布伦：卡尔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是孟什维克的……。
布瓦特尔：赞同成立第四国际在政治上是必要的意见；没有在1936年成立第四国际，是因为当时还能够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开展工作。然而现在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组织上的论据——我们力量薄弱等等——要更有分量，但这些缺点也是能够克服的……。（？）
詹姆斯：赞同必须成立第四国际的意见，但反对沙赫特曼给出的为什么不在1936年成立第四国际的理由。不管当时是出于哪些考虑而没有成立第四国际，肯定不包括争取中派主义者这一项。
卡尔：除了总的政治考虑之外，我们各个支部的极端弱小，也促使我们不赞成成立第四国际。在共产国际一大召开的时候，在波兰、奥地利、保加利亚等地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党。然而我们连一个力量能与那些党相当的支部都没有。现在的形势，要比其它三个国际成立的时候，要更为艰难、更为不利……。
对是否宣告成立第四国际（章程第一条）进行表决：
赞成：19票
反对：3票（卡尔、斯特凡和克雷波；克雷波没有解释他有何保留意见）
纳维尔继续宣读章程剩下的部分。大家只对第十条进行了讨论；第十条规定：国际书记处书记都必须是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大家一致同意：国际书记处书记当中，三人必须是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剩余两人可以不是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48]。
对整个《第四国际章程》进行表决：
赞成：19票
弃权：3票（卡尔、斯特凡和克雷波）
波兰代表团的声明：
整个波兰支部坚信，在目前这个时候成立第四国际，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波兰支部的这个意见未能得到本次世界大会的采纳，但是，波兰支部会忠诚地遵守第四国际的纪律，尽力执行本次世界大会的各项决议。
选举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会书记[49]不在会场……。
艾蒂安：提醒大家注意：执行委员会没有给俄国支部预留席位，然而，俄国支部应当在执行委员会里拥有一个席位[50]。
比松：执行委员会里只有一个席位是预留给希腊支部的。考虑到希腊的两个托派组织的合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近仍比较紧张，应当给它们各留一个席位，或是一个都不给它们。
古尔德：执行委员会应当增加一名委员，由青年国际的代表担任，并拥有投票权。
坎农：按照比松提出的关于希腊支部的理由，英国支部也应当在执行委员会里有两个席位。
纳维尔：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过多了；建议给英国支部两个席位，不给希腊支部席位；但是国际书记处有两名书记是不属于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其中之一由比松担任。
沙赫特曼：美国支部有三个席位，如果其中两个留给坎农和沙赫特曼的话，第三个席位应该由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提名。
詹姆斯：反对这个建议，认为这样会削弱本次世界大会的权力；本次大会应当授权坎农与沙赫特曼任命第三名美国委员。詹姆斯的建议以5票赞成、7票反对而被驳回。
克拉尔：国际书记处一致强烈要求将沙赫特曼留在欧洲，让沙赫特曼积极参加执行委员会与国际书记处的工作。法国支部认为，让沙赫特曼留在欧洲，是继续将第四国际的办公地点设在巴黎的绝对前提。否则，法国支部就会要求把第四国际的办公地点迁往纽约。本次世界大会必须就这个问题做出正式决议。
提名以下数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法国：
克拉尔
纳维尔
布瓦特尔
美国：
坎农
沙赫特曼
第三人由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任命
比利时：
勒苏瓦尔
多日[51]
英国：
詹姆斯
哈伯[52]
意大利：
于连
波兰：
卡尔
拉丁美洲：
勒布伦
印度支那：
谢秋收[53]
俄国：
托洛茨基（秘密委员）
青年国际：
由青年大会任命
对执行委员会的名单进行表决：
一致通过
对是否让沙赫特曼长期留在欧洲进行表决：
一致赞成
四、各委员会的报告
（一）波兰委员会
纳维尔：就波兰委员会的工作作了汇报。由于两位波兰代表之间产生了分歧，产生了两个决议：波兰委员会的正式决议代表斯特凡的意见，卡尔的决议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宣读两个决议。
于连：认为两个决议都要驳回。卡尔的决议完全错误，波兰委员会的决议则不够审慎。波兰共产党最近刚被解散[54]，必须把握这个机会，立即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费舍尔：赞同于连的意见……。
勒布伦：赞同于连的意见……。
比松：赞同于连的意见……。
斯特凡：波兰支部已经发出了建立新的共产党的号召；但在没有必需的力量的情况下，贸然建立新的共产党，不但没用，而且危险。
卡尔：反驳了批评波兰支部“怯懦”的意见：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仍在取得扎实的进展。波兰支部的大多数人肯定不会同意在目前阶段成立新的共产党。问题并不在于怯懦。波兰支部扎根于工会之中；它生动地理解政党的意义，因此，它不赞成制造这样的幻想……。
于连：重申原先的提议……。
沙赫特曼：不赞同于连的提议。波兰支部必须立即脱离崩得[55]，从现在起，要把绝大部分精力用于建立新的共产党。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在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成立新党。建议波兰委员会按照这个主旨修改决议，但在阐述建立新党的必要性时，必须写得更勇敢、更坚决。
对波兰问题进行表决：
卡尔的决议：
赞成：1票
反对：21票
于连的提议：
赞成：6票
反对：8票
弃权：8票
波兰委员会现有的决议：
赞成：2票
反对：17票
弃权：3票
沙赫特曼的提议（获得通过）：
赞成：11票
反对：6票
弃权：2票
（二）希腊委员会
比松：做了报告：尽管希腊的两个托派组织仍有不少意见分歧，但希腊委员会最终还是促使它们实现了合并[56]；对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希腊委员会已经决定对此进行国际性的讨论。他要求执行委员会对这些分歧正式表明立场。
大会采纳了报告。
（三）法国委员会：
克拉尔：法国委员会的工作尚未完成，他就已完成的工作做了中期报告。
大会认可了法国委员会的大致工作方向。
（四）英国委员会：
就《和平与团结协定》[57]做了报告，并得到了大会的批准。
克拉尔：提议最后做一次努力，尝试把李集团[58]争取过来，但必须讲清楚：如果李集团不愿接受，那他们以后就会被当成对手。一致同意。
（五）墨西哥问题：
大会批准了泛美委员会的决议。
（六）殖民地问题：
詹姆斯：由于日内瓦大会和本次大会都还没有对殖民地问题做出具体指示，本次大会应当正式责成英国支部起草一个殖民地问题纲领，并向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个成立国际殖民地局（InternationalColonialBureau）的详实计划，再由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成立国际殖民地局。一致同意。
大家一致同意：本次世界大会应向列夫·托洛茨基致信祝贺。
根据《第四国际文件汇编：草创时期（1933—1940）》第284—302页译出。本次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1938-1949/fi-1stcongress/index.htm
[1]这次大会其实是在巴黎的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家中召开的，为了保密，对外宣称在瑞士洛桑召开。——中译者注
[2]马塞尔·伊克（MarcelHic，1915年4月30日——1944年12月28日），1933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communiste，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1934年执行“打入主义”政策，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del'Internationaleouvrière，SFIO，即法国社会党的正式党名），并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塞纳联合会重要组织者之一，1936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后，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Partiouvrierinternationaliste，POI，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与成立第四国际委员会（ComitépourlaIVeInternationale），并在1942年1月建立了欧洲书记处，担任欧洲书记处书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托派的斗争。1943年10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在集中营遇难。——中译者注
[3]内森·古尔德（NathanGould，1913—1997），当时担任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YoungPeoplesSocialistLeague，YPSL）全国书记，也是美国托派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他与詹姆斯·坎农和马克斯·沙赫特曼一起参加了成立大会。1940年与沙赫特曼派一起退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译者注
[4]希拉里·萨姆纳—波伊德（HilarySumner-Boyd，1911—1976），当时担任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RevolutionarySocialistLeague，RSL，第四国际英国支部）书记，在成立大会上担任英国代表，这个纪要就是他记录的。——中译者注
[5]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aville，1904年2月1日——1993年4月24日），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6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法国左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国际主义工人党被第四国际下令解散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6]据伊萨克·多伊彻的《流亡的先知》记载，出席本次大会的共有21人，但根据这个纪要，有22名代表参加了表决，由于缺乏资料，目前还不能完全掌握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的情况，能查清的只有：美国代表：马克斯·沙赫特曼、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内森·古尔德、埃马努埃尔·盖尔特曼（EmanuelGeltman）；英国代表：希拉里·萨姆纳—波伊德、C·L·R·詹姆斯；法国代表：皮埃尔·纳维尔、马塞尔·伊克、大卫·鲁塞、布瓦特尔（若安内斯·巴尔丹）、克拉尔（让·鲁）、伊万·克雷波；比利时：列昂·勒苏瓦尔；荷兰代表：（不明）；波兰代表：斯特凡（斯特凡·拉梅德）、卡尔（赫尔希·孟德尔）；希腊代表：比松（约尔戈斯·维佐里斯）、斯佩洛斯（米歇尔·帕布洛）；意大利代表：于连（皮耶特洛·特雷索）；德国代表：约雷（约瑟夫·韦伯）、费舍尔（奥托·许斯勒）；俄国代表：艾蒂安（马克·兹布洛夫斯基）；巴西代表：勒布伦（马里奥·佩德洛萨）。远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同志未能出席大会。——中译者注
[7]即1936年7月26日—31日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InternationalCommunistUnion，ICL）国际大会，这次大会后来被称作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大会。托洛茨基同志原本打算在这次大会上正式成立第四国际，但由于遭到强烈反对，他只好做出妥协，把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改组为争取成立第四国际运动（MovementfortheFourthInternational）。这次大会其实是在巴黎召开的，但出于安全考虑，对外宣称在日内瓦召开，下文中的“日内瓦大会”都是指这次大会。——中译者注
[8]若安内斯·巴尔丹（JoannèsBardin，1909—1992），化名“布瓦特尔”（Boitel），国际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
[9]“勒布伦”（Lebrun）是马里奥·佩德洛萨的化名。马里奥·沙维尔·德·安德拉德·佩德洛萨（MárioXavierdeAndradePedrosa，1900年4月25日——1981年11月5日），巴西记者、文艺评论家。1926年参加巴西共产党（PartidoComunistaBrasileiro，PCB），1929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1年1月成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巴西支部。1938年9月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10]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Socialist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11]列夫·利沃维奇·谢多夫（ЛевЛьвовичСедов，1906年2月24日——1938年2月16日），生于圣彼得堡。1919年参加共青团。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并因此在1928年被共青团开除。1929年流亡国外，积极协助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1938年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中译者注
[12]埃尔文·沃尔夫（ErwinWolff，1902—1937？），生于苏台德地区的莱亨贝格（Reichenberg，现为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Liberec]）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德国求学期间开始参加左翼运动，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巴黎。1933年开始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6年7月进入国际书记处工作。1937年4月底前往西班牙，协助西班牙托派开展工作。五月事件后被斯大林的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13]鲁道夫·阿洛伊斯·克莱门特（RudolfAloisKlement，1908年11月4日——1938年7月？日），生于汉堡一个建筑师家庭，1932年参加德国共产党，不久后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3年7月开始担任托洛茨基同志的秘书。1938年负责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7月12日被斯大林的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14]按照1936年7月大会的决议，成立了总委员会（GeneralCouncil），其职能是在大会闭幕期间指导第四国际运动，1938年9月成立大会上成立的国际执行委员会（InternationalExecutiveCommittee）即相当于总委员会；国际书记处（InternationalSecretariat），由五名书记组成，负责日常工作；国际局（InternationalBureau），由国际书记处的五名书记与另外六名代表组成，负责指导国际书记处的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际局和总委员会未能发挥作用，领导第四国际运动的重任，实际上几乎都是由国际书记处承担的。——中译者注
[15]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ЛьвовичКибальчич），出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16]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米斯蒂（AbrahamJohannesMuste，1885年1月8日——1967年2月11日），出生于荷兰的吉里克泽（Zierikzee），父母都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属于加尔文派）信徒，六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即担任牧师，在曼哈顿一带传道，他的神学思想受“社会福音”（socialgospel）思想影响较大，并逐渐倾向激进运动，一战期间参加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1919年参加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罢工，从此参加工会运动，并于同年发起成立美国纺织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TextileWorkersofAmerica），1921年退出该工会，在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LaborCollege）任教，1929年发起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ConferenceforProgressiveLaborAction，CPLA），1933年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改组为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1934年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theUnitedStates，WPUS），1936年米斯蒂退出美利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返回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17]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18]早在1935年，尽管陈独秀与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围绕许多重要问题产生了分歧，托洛茨基同志仍极力举荐陈独秀担任总委员会委员，然而陈独秀当时尚在狱中。陈独秀在1937年8月获释后，疏远了第四国际，纳维尔应该是把总委员会和国际局给搞混了。——中译者注
[19]“费洛奇”（Feroci）是阿尔方索·雷奥内蒂的化名之一。阿尔方索·雷奥内蒂（AlfonsoLeonetti，1895年9月13日——1984年12月26日），生于意大利安德里亚（Andria），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参与成立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意共中央委员。因反对“第三时期”政策，而在1930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1930—1931年、1933—1936年担任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书记。1936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战期间积极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62年重返意共。——中译者注
[20]弗雷德里克·维克托·蔡勒（FrederickVictorZeller，1912年3月26日——2003年2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3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很快就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之一，1935年被免去社会主义青年团塞纳联合会总书记的职务，此后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参与创立革命社会主义青年团（Jeunessessocialistesrévolutionnaires，JSR）。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参加第四国际委员会，参加了第四法国法国支部的重新统一。1947年脱离第四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1]克拉尔（Clart）是让·鲁的化名。让·鲁（Jean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同年八月随共产主义者同盟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初率领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并逐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年重新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2]“比松”（Busson）是约尔戈斯·维佐里斯的化名。约尔戈斯·维佐里斯（ΓιώργοςΒιτσώρης，拉丁化转写：GiorgosVitsoris，1889—1954），生于希腊塞萨洛尼基市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1921年参加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ΣοσιαλιστικόΕργατικόΚόμμαΕλλάδος，ΣΕΚΕ，希腊共产党的前身），1924年参加“马克思主义文库派”，后来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库派”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1929年参与成立共产主义者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文库派）（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ήΟργάνωσηΜπολσεβίκωνΛενινιστώνΕλλάδας–Αρχειομαρξιστών，ΚΟΜΛΕΑ，国际左翼反对派希腊支部），并于1930年当选为国际左翼反对派希腊支部政治局委员。1934年“马克思主义文库派”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后，维佐里斯仍然忠于国际左翼反对派，并于1935年参与建立第四国际希腊支部。1936年3月梅塔克萨斯独裁政权成立后，维佐里斯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他越狱后流亡法国。1938年9月代表希腊支部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在二战期间积极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54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23]伦敦局（LondonBureau），全称“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MarxistCentre），成立于1932年，它是由一些退出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却又不愿意参加第四国际的中派主义政党组成的，因此被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中译者注
[24]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onMarxista，POUM)和工农社会党（Partisocialisteouvrieretpaysan，PSOP）分别是伦敦局的西班牙支部和法国支部，它们曾与第四国际运动有较密切的联系。——中译者注
[25]阿奇巴尔德·芬纳·布洛奎（ArchibaldFenner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07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至1933年出任独立工党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独立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26]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ILP）成立于1893年1月。1906年工党（LabourParty）成立后，独立工党即参加了工党，成为工党内部的一个重要派系，也与工党多次发生矛盾。一战爆发后，工党全体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只有独立工党拒绝支持。1932年，独立工党正式脱离工党，并发起成立伦敦局。二战后，独立工党的大多数议员和党员都投靠了工党。1975年，残余的独立工党决定重新返回工党。——中译者注
[27]斯特凡（Stefan）是一位波兰青年科学家，他当时正在法国学习；在少年时期，他曾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波兰政府逮捕，坐了几年牢。——原注根据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J.Alexander）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29—1985》（InternationalTrotskyism，1929-1985，第649—652页）记载，“斯特凡”应为斯特凡·拉梅德（StefanLamed，1914—1987？），他是参加成立大会的两名波兰代表之一。——中译者注
[28]英国原本有四个托派组织：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战士派（MilitantGroup）、革命社会党（RevolutionarySocialistParty，RSP）和工人国际同盟（WorkersInternationalLeague，WIL），1938年8月，经过詹姆斯·坎农与马克斯·沙赫特曼的调解，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战士派和革命社会党同意合并为新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但工人国际同盟拒绝参加；希腊的几个托派组织也在1938年合并为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统一组织（ΕνιαίαΟργάνωσηΚομμουνιστώνΔιεθνιστώνΕλλάδας，ΕΟΚΔΕ）。——中译者注
[29]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Patrick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生于堪萨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America，SPA），1911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IWW）。十月革命后接受了共产主义，并于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当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开始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并因此在1928年10月底被开除出党。此后，他于1929年5月领导创建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CLA，国际左翼反对派美国支部），1938年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SWP）和第四国际，并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1953年辞去全国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74年在洛杉矶逝世。——中译者注
[30]列昂·勒苏瓦尔（LéonLesoil，1892年1月22日——1942年5月3日），生于比利时瓦隆大区埃诺省（ProvincedeHainaut）。13岁时开始当工人。21岁当上采矿工程师。在一战期间志愿参军。1916年随比利时军事使团出访俄国。在1917年俄国革命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1918年回国后参加比利时工人党（Partiouvrierbelge，POB）。1921年参与创立比利时共产党（ParticommunistedeBelgique，PCB），1925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党执行局委员。1928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建立并领导了国际左翼反对派比利时支部。1938年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纳粹德国占领比利时后，于1941年6月22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被关押在汉堡的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1942年不幸遇害。——中译者注
[31]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yrilLionelRobertJames，1901年1月4日——1989年5月31日），历史学家、作家。生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三十年代中期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积极参加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和美国支部的活动，1940年随沙赫特曼派退出美国支部，1947年重新参加美国支部，1951年再次退出。六十年代初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2]“斯佩洛斯”（Speros）是米歇尔·帕布洛的化名。米歇尔·帕布洛（MichelPablo，1911年8月24日——1996年2月17日），本名米哈利斯·N·拉普蒂斯（ΜιχάληςΝ.Ράπτης），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父亲是希腊犹太人，母亲是埃及人。毕业于国立雅典理工大学，二十年代末开始参加革命运动，1934年参与创立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组织（ΟργάνωσηΚομμουνιστώνΔιεθνιστώνΕλλάδας），1936年希腊发生军事政变后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并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1942年进入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工作。1944年担任欧洲书记处组织书记，负责第四国际欧洲组织的重建工作。1945年至1960年任第四国际书记。五十年代初，帕布洛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长期打入主义”〔deepentryism〕）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导致了以法国和英国支部为首的部分支部脱离国际书记处，另立国际委员会。1963年，国际书记处与国际委员会部分支部重新合并为统一书记处后，帕布洛于1964年脱离了统一书记处，试图重建以他为首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都不成气候。希腊军政府垮台后返回希腊，并在1981年担任帕潘德里欧的特别顾问。1996年死于雅典。——中译者注
[33]伊万·克雷波（YvanCraipeau，1911年9月24日——2001年12月3日），生于法国旺代省永河畔拉罗什（LaRoche-sur-Yon），父亲是社会党活动家。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28年因反对军国主义而被学校开除后前往巴黎，接触到了左翼反对派。1931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青年工作。法国支部打入社会党后，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领导人之一，并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塞纳—瓦兹省联合会主席。1935年参与创建革命社会主义青年团。1936年参与创建国际主义工人党。1938年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1939年随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并在工农社会党内建立了“第四国际委员会”，因此在1939年11月被工农社会党开除。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参加托派的抵抗运动，1943年负责向德军士兵开展宣传。1944年参加了将法国托派合并为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communisteinternationaliste，PCI）的工作。1946年担任国际主义共产党总书记与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书记，不久便因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分歧而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此后暂时脱离政治，五十年代中期重返政界，1960年参与创建统一社会党（Partisocialisteunifié，PSU）。——中译者注
[34]“于连”（Julien）是皮耶特洛·特雷索的化名。皮耶特洛·特雷索（PietroTresso，1893年1月30日——1943年10月27日），又名“布拉斯科”（Blasco），生于意大利维琴察省一个纺织工人家庭，9岁时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开始当裁缝学徒。少年时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意大利参加一战后，被强征入伍，因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而被编入惩戒营。参加意大利社会党后，支持党内的“最高纲领派”（massimalista），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流亡国外，1923年前往莫斯科，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1926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0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建立了新意大利反对派（NuovaOpposizioneItaliana，NOI），成为国际左翼反对派意大利支部。1933年出席了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并入选国际书记处。1936年出席第四国际巴黎大会。1938年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6月2日被维希法国警察逮捕，被判处12年苦役，1943年10月1日越狱，不久后就被斯大林党杀害。——中译者注
[35]“卡尔”（Karl）是赫尔希·孟德尔的化名，他是出席成立大会的两名波兰代表之一。赫尔希·孟德尔（HershMendel或Hersz-Mendl，1890—1969），原姓施托克菲什（Sztokfisz），生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在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参加了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1913年因组织犹太工人示威游行而被迫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1918年参加红军，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0年返回波兰，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侥幸越狱，逃回俄国后在共产国际工作。1924年潜入西白俄罗斯开展工作，被波兰当局逮捕，1928年获释。二十年代末参加左翼反对派，并于1930年在华沙建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波兰支部。1931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二战后转向“无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proletarianZionism），并移居巴勒斯坦。1969年在特拉维夫逝世。——中译者注
[36]“艾蒂安”（Etienne）是马克·兹波洛夫斯基的化名。马克·兹波洛夫斯基（MarkZborowski，1908年1月27日——1990年4月30日），生于乌克兰切尔卡塞省乌曼市一个犹太家庭，1921年随全家移居波兰。在上中学时参加波兰共产党，并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监禁。出狱后流亡国外，考入格勒诺布尔大学。1933年被苏联特务机关招募，受命打入托派组织，骗取了列夫·谢多夫的信任，暗害了多名托派重要成员（列夫·谢多夫、鲁道夫·克莱门特和伊格纳斯·瑞斯的死都与他有关），给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破坏。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逃亡美国，1947年获得美国国籍。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叛变后，他的身份暴露，并为此在1955年9月受到调查，被判处四年徒刑。获释后继续留在美国。——中译者注
[37]《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57页。列宁的原话如下：“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应该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时候才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我在以后的阐述中是会这样做的。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都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可在这里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8-10.htm——中译者注
[38]奥斯卡·费舍尔（OskarFischer）是奥托·许斯勒的化名。奥托·许斯勒（OttoSchüssler，1905—1982），生于莱比锡一个工人家庭，1928年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1932年5月前往王子群岛，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此后逐步成为德国托派的主要领导人。1938年9月参加第四国际成立大会，1939年2月前往墨西哥，继续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兼警卫。四十年代末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9]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库宁（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40]请参阅《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3—9页。可在此处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irst-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Iinternational-1869d.htm——中译者注
[41]这里的“我”——即本文的记录者——是大会书记萨姆纳。——中译者注
[42]大卫·鲁塞（DavidRousset，1912年1月18日——1997年12月13日），生于法国罗阿讷（Roanne）一个金属工人家庭。三十年代初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之后，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负责向德军士兵进行反战宣传。1943年10月16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被监禁在诺因加默集中营。1945年5月3日获救。二战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8年成立革命民主运动（Rassemblementdémocratiquerévolutionnaire，RDR），企图建立“第三势力”。六十年代投靠戴高乐派。——中译者注
[43]1935年，印第安那州众议员路易斯·拉德洛（LouisLudlow，1873—1950）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要求宪法内加入宣战必须经过全民公决的规定。1937年拉德洛再次向众议院提交这项修正案，而参议员拉佛莱特也于1938年1月10日在参议院提出了同样的议案。众议员否决了这项修正案。而就在它被否决前几天，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2%的美国人赞成这项修正案。社会主义工人党利用拉德洛修正案，配合自己的过渡要求纲领，并利用“让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开战”的口号，进行了一场支持这样的一个全民公决的宣传活动。——中译者注
[44]奥斯瓦尔德·艾纳尔德·莫斯利（OswaldErnaldMosley，1896年11月16日——1980年12月3日），生于英国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家庭。一战中曾在西线作战。1918年代表保守党当选下议员，1924年转投工党，1931年退出工党，1932年建立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BritishUnionofFascists，BUF）。1940年被捕，1943年获释后脱离政治。——中译者注
[45]约雷（Johre）是约瑟夫·韦伯的化名。约瑟夫·韦伯（JosefWeber，1901—？），生于德国盖尔森基兴一个工人家庭。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德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初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成为德国托派主要领导人。二战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46]1915年9月5日—8日，第二国际部分力量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村举行会议，史称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与公开支持本国战争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党人拉开一定的距离，有限揭露了战争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号召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无附加条件的和平。但这次会议未接受列宁的彻底阶级立场，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主张。这次会议，是第二国际的左翼与骑墙派的妥协结果。1916年4月24日—30日，部分国际社会主义者在瑞士的昆塔尔（Kiental）村召开代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结束战争以及争取怎样的和平。列宁在会上提出建立新的工人国际、只有社会主义能带来长久和平等观点，但未被会议多数接受。这次会议发表《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和《昆塔尔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但未指明社会革命是终结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真正出路。——中译者注
[47]1919年1月，俄共（布）邀请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派代表前来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准备成立新国际。德共（斯）中央认为条件还不成熟，要求自己的代表在国际会议上反对成立新国际。最后列宁决定：如果德国党坚持反对成立新国际，那就推迟成立。但是，德国代表在会上改变了主意，决定支持成立新国际，于是共产国际便成立了。具体情况请参阅皮埃尔·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第十四章，可在此处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roue/1971book/14.htm——中译者注
[48]这一段里的“国际书记处”，在原文中是“国际局”，但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第四国际章程》第十条规定：“国际书记处负责日常的行政工作与政治工作，并负责与各国支部进行定期联络；国际书记处由五名书记组成，五名书记均由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任，其中多数书记（即三人）由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结合1936年大会的决议及《第四国际章程》来看，记录者的理解可能有误，故将这一段里的“国际局”改为“国际书记处”。——中译者注
[49]即这个纪要的记录者萨姆纳。——中译者注
[50]这是艾蒂安的阴谋，他暗害了列夫·谢多夫后，又骗取了同志们的信任，以俄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成立大会。他之所以要求在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给俄国支部留一个席位，是因为他知道：只有托洛茨基同志本人才有资格作为俄国支部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但是，托洛茨基同志远在墨西哥，无法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所以，实际代表俄国支部参加执行委员会的人，就只有他自己了，这样他就可以窃取更多的情报。执行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正中艾蒂安下怀：托洛茨基同志被选为执行委员会秘密委员，但这只是一个荣誉性的任命，实际参加执行委员会的正是艾蒂安。——中译者注
[51]瓦尔特·德西雷·多日（WalterDésiréDauge，1907年10月24日——1944年7月30日），生于比利时南部的弗雷尼（Flénu）一个矿工家庭。1927年进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习法律，在求学期间参加社会主义学生运动。1932年开始接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于1933年在比利时工人党（PartiOuvrierBelge，POB）内成立了左翼派系“社会主义行动”（ActionSocialiste）。1935年，社会主义行动与打入比利时工人党的托派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ctionSocialisteRévolutionnaire，ASR），并宣布拥护第四国际。1936年，多日与革命社会主义行动被比利时工人党开除后，于同年10月11日与费雷肯集团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党（PartiSocialisteRevolutionnaire，PSR），正式成为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1938年，革命社会主义党在弗雷尼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但比利时国王拒绝任命多日为市长。1939年9月，多日被比利时政府逮捕。二战爆发后，多日退出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开始同极右组织合作。1944年7月30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52]丹泽尔·迪恩·哈伯（DenzilDeanHarber，1909年1月25日——1966年8月31日），生于伦敦南部的斯特里汉姆（Streatham），1929年参加英国共产党，1932年前往苏联参观，但这趟旅程却使他对苏联幻灭。回国后参加了英国左翼反对派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1934年11月，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议打入独立工党，并在独立工党内部建立了秘密的派别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团体”（MarxistGroup）。1935年脱离独立工党，打入工党，并建立了“战士派”。1938年参加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并曾担任书记。同年9月3日代表英国托派参加了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4年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与工人国际同盟合并为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CommunistParty，RCP）。1949年革命共产党解散后，曾参加工党内部的托派组织“俱乐部”（TheClub），但不久后便脱离政治，转而研究鸟类。——中译者注
[53]谢秋收（TạThuThâu，1906—1945），曾译窦图涛、谢秋社、藉秋收等。生于越南龙川省一个贫苦的木匠家庭。1925年开始当教师。1926年参加越南青年党。1927年前往法国留学。1929年7月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同盟第二次大会，接触到了一些左翼反对派成员，并因此参加了左翼反对派。1930年5月因抗议法国殖民当局，而被遣送回越南。1931年在越南建立了左翼反对派组织。1932年8月被殖民当局逮捕，1933年1月获释。1935—1937年间，积极参加了印度支那的工农运动，并多次被捕。1939年2月获释后继续进行反对殖民当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1939年10月再次被捕，1944年底获释后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1945年9月被越南斯大林党杀害。——中译者注
[54]大清洗开始后，波兰共产党的大批骨干纷纷受到牵连，全体政治局委员都被逮捕。共产国际执委会遂于1938年8月16日宣布：波兰党已被奸细全面渗透，因此解散波兰党。——中译者注
[55]这里的“崩得”是指波兰崩得，它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在波兰的组织，1918年成为独立的政党。波兰支部执行“法国转折”之后，由于大部分成员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大多打入了波兰崩得，另外一些人打入了波兰社会党（PolskaPartiaSocjalistyczna，PPS）。——中译者注
[56]希腊曾有过多个托派组织，彼此分分合合，情况很难弄清，大体的情况如下：在成立大会召开时，第四国际在希腊有两个组织：一个叫“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统一组织”（ΕνιαίαΟργάνωσηΚομμουνιστώνΔιεθνιστώνΕλλάδας，ΕΟΚΔΕ），另一个叫“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ήΔιεθνιστικήΈνωσηΕλλάδας，ΚΔΕΕ），前者在大会上的代表似乎是比松，后者在大会上的代表似乎是斯佩洛斯。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希腊支部的决议》，要求这两个组织立即合并，合并后的组织要改名为“革命社会主义者组织（第四国际希腊支部）”。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1938-1949/fi-1stcongress/ch14.htm——中译者注
[57]在美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后，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革命社会党、战士派和工人国际同盟于1938年7月30—31日在伦敦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全国大会，通过了《和平与团结协定》（PeaceandUnityAgreement），将英国托派统一为新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但工人国际同盟拒绝在这个协定上签字。——中译者注
[58]即工人国际同盟，拉尔夫·李（RalphLee，本名拉菲尔·李维[RaphaelLevy]）是工人国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 |
为第四国际在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先锋队争取国际支援的倡议（第四国际书记处.，1936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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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四国际在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先锋队争取国际支援的倡议
第四国际书记处.1936年8月5日
Nzn译、冷漠校
同志们，朋友们！
第四国际最近一次国际会议在西欧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举办。在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不仅仅是欧洲，而且是全世界各大洲无产阶级的命运正在被决定，即使不是数十年也至少是几年之内的命运。西班牙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英勇的斗争。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吝惜于为他们反动的将军输送飞机和炮弹时，斯大林和布吕姆却任由西班牙的无产阶级自生自灭。第二和第三国际和世界的资产阶级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到了危机自身存亡的紧要关头都不能摆脱它。
现在需要的不是对团结精神柏拉图式不切实际的表达，也不是于事无补的慈善举动，而是在我们调遣下对革命先锋队一切形式的有效支持。当这些文字被写下的时候，法国支部正在准备派出一支由炮兵、飞行员、技术专家、医生以及随行助理组成的队伍前往西班牙。我们的经济实力很弱，而且我们的物资支持也十分匮乏。但是我们支持行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树立榜样，目的是使得每个工厂中的工人以及每个工人的自治组织都能像我们一样提供支持作为其团结一致的证明。
但是具有决定性的是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只有同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联系的第四国际，打破沉默并公开地倡议同西班牙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兄弟关系。我们可以也必须让每一个先进的无产者理解：只有通过加强国际范围内的革命才能够保证最终的胜利。
现在是西班牙、法国和比利时关键转折的时刻。我们必须在这些国家集中我们的一切力量，这样才能将无产阶级从法西斯主义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只有第四国际在西欧强有力的组织能够在合适的时机让被欺骗的无产阶级睁开双眼，认识到他们现在的修正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同资产阶级头目的虚伪联盟；只有强有力的支部才能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绝对多数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引领他们在前方决定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革命者们！我们呼唤着你们！请帮助在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仅仅有正确的观念还不够。它们必须被群众所把握以成为物质性的力量。第四国际的各个支部确实缺乏经费。这里既没有部长，也没有具有官方头衔的人民代表。它完全依赖于你们的贡献和牺牲。但是你们今天的牺牲将在未来结出上千倍的果实。因为你们国家内革命的成功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西欧的斗争中获胜：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还是法西斯主义的保守势力。
同志们，朋友们！时间紧迫。和我们一起继续支援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的革命者！刻不容缓！团结一致！
由国际会议委托：
第四国际书记处.
伯尔尼，8月5日，1936
附录：向你们国内支部的领导部门阐述你的贡献，并指出其目的。领导部门会将它传递给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处会定期在《信息服务报》以及第四国际的其它机构中公示捐献。经费在三个国家间的分配将由第四国际书记处根据其不同需要展开。 |
青年与第四国际（1936年8月1日召开的青年预备会议通过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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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与第四国际
1936年8月1日召开的青年预备会议通过的提纲
（感谢Neet翻译，龚义哲校对）
资本主义衰朽的时代给广大的无产阶级青年带来的只有长期的失业、饥饿与痛苦，最终结果就是数以百万计的青年无产者葬身在新的帝国主义大屠杀中。不冲破资本主义的藩篱，这一代人就不可能得救。只有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社会变革造就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充分满足青年的生存权利，因此，这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是事关生死的当务之急。
然而，通往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的道路，却被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和背信弃义的政策给堵住了，由于缺乏一个扎根于群众的革命领导层，这些政策导致了无产阶级屡战屡败。近几年来，革命的可能性十分巨大，却没有化为现实；群众的革命能量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来，最后却都无疾而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这一系列令人泄气的失败，导致了现在的一部分青年无产者疏离了自己的阶级，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脱离了革命，甚至投靠了无产阶级最致命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突击队。
第二国际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国际[1]的政策与第二国际的同样有害。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官僚继续向（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效忠，而即使是最落后的小资产阶级，也看穿了国际联盟那可怜巴巴的角色。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甚至无耻地呼吁这个毫无节操地出卖自己的国际联盟去建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和平，并在所有国家（包括由第二国际执政的国家在内）都在狂热地扩军备战的时候，鼓吹骗人的裁军口号。正当各国资产阶级都在动用法西斯恐怖大军来对付工人运动的时候，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官僚却要求在阶级斗争中放弃武力（甚至要求放弃阶级斗争本身）。
在西欧各国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社会主义青年国际所谓的“左翼”领袖（戈德弗鲁瓦[2]、肖舒瓦[3]等人）不得不使用革命的措辞，实际上却在支持本国的改良主义政党的反革命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扮演了最为有害的角色。这些“左翼”领导人口头上赞成革命、武装起义以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同时却在通过他们的日常政策驱使或要求青年无产者信任那些社会主义部长，而这些部长既包括用催泪弹攻击罢工工人的王德威尔德[4]，也包括用资产阶级暴力机关迫害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莱昂·布鲁姆[5]。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左翼”领袖与“右翼”领袖之间的分歧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只不过是带着不同国家色彩的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小打小闹，戈德弗鲁瓦及其同伙曾提出一个荒谬的计划（如今这个计划多少已被抛弃了！），充分暴露了这种特征：按照这个计划，社会主义青年国际要分为“政治”部门和“文化”部门，从而以纯粹的官僚式的和行政式的手段来解决分歧。对青年无产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政治“或”文化“的问题，而是社会背叛与社会革命之间对决的问题，一个不容得一点折中妥协的问题。然而戈德弗鲁瓦和肖舒瓦是不能承认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坚决不肯与王德威尔得与德·曼[6]，布鲁姆与萨隆格洛[7]这类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决裂。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左翼“领导人们虽然使用革命的措辞，但归根到底只是用他们的“革命”权威为布鲁姆们与王德威尔德们的社会爱国主义以及第二国际的反革命政策遮羞罢了，青年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便是揭露他们的真面目。
青年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已经严重到了这种程度：它居然允许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左翼”宣称列宁与卢森堡一贯正确，对新一代而言，这无疑是危害最大、腐蚀性最强的做法。斯大林主义官僚已经成功地彻底扼杀了在青年共产国际的头几年里鼓舞着它的革命精神和热情。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1935年8月）闭幕后，青年共产国际紧接着召开了最近一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向各国支部下达了这样的任务：将自身“去政治化”，建立跨党派、跨阶级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换句话说，青年共产国际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在苏联的盟国（以及那些在外交政策上，以某种方式反对日本或德国的国家）里，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青年同资产阶级青年建立友好关系，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保持国内团结。
此时，法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极度激化，一切政治发展都呈现出了最清晰的形式，青年共产国际却在法国采取了极为可耻的政策，他甚至向法西斯青年组织伸出了和解之手，并把内战斥为头等大恶。斯大林派组织了一个号称“世界青年争取和平、自由、进步运动”，把它的叛卖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反动教士与塞西尔勋爵[8]等破产的帝国主义政客的包庇下，斯大林派借此同民族主义青年组织和宗教青年组织携手（在布鲁塞尔、日内瓦等地）举办了多次“争取和平的”集会游行。斯大林派搞的这些和平游行，其目的和结果自然不是实现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这种和平不过是反动的空想），而是在可能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拼凑跨阶级的神圣联合[9]。青年共产国际是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同第二国际的社会帝国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如今它却准备把新一代无产阶级领进帝国主义的屠宰场。
所谓的伦敦局[10]（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等），不过是第二半国际的缩小版，它的青年组织“革命青年组织国际局”（InternationalBureauofRevolutionaryYouthOrganizations)在实践中无足轻重。这个青年局以充当斯大林主义的帮凶为己任。它的德国支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团）发表了一个《致德国青年工人的联合宣言》，宣称斯大林派（它为希特勒的胜利所做出的贡献，要比希特勒自己大得多）正确地向德国无产阶级指出了”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本质和任务”。伦敦局其它的青年支部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加了斯大林派为准备帝国主义大战而召开的各种阶级和平大会。
在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阵营中，上面列举的各种倾向和观念，从长远来看，只会束缚住新一代的手脚，把他们奉送给国际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只有同这些倾向和观念进行最尖锐的斗争，才能建立起第四国际的青年组织。只有用不妥协的革命政策，最尖锐地批判任何对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思想的妥协，并以大无畏的、坚决的姿态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才能成功地将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再次团结在社会革命的红旗之下。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正在重新把革命者集结起来，只有它们才能把这条道路走到底，也只有它们才能使工人阶级挣脱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叛卖与失败的策略的泥潭。
第二、第三国际的堕落极大地消耗了老一辈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力。第四国际的建立，与无产阶级的新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无产者的政治觉醒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第四国际在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中的骨干，就必须向前迈出坚定的步伐，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法国和荷兰，已经有了支持第四国际的独立青年组织。在比利时，在王德威尔德及其同伙的直接要求下，以及戈德弗鲁瓦德的直接帮助下（这也证明了他更想同支持神圣联合的社会党人团结一致），真正的革命派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他们在《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期刊（ActionSocialisteRevoluionaire）的旗帜下集结了起来。它正在准备把自己改组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在西班牙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由社会党和斯大林党两党的青年团合并而成的）中，在英国的青年工人同盟中，在波兰的“未来”（Zukunft）组织中，在美国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Yipsels）中，在瑞士、奥地利、加拿大等国，在其它许多国家里，都存在着支持第四国际的各种派别、团体和流派。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中所有这些立足于第四国际的分子，在结合本国特殊国情与自己的工作的特殊情况的前提下，将会找到交换与分享经验、相互学习、一同走向新的胜利的方法和道路。为了建设第四国际的青年组织，前进！
[1]社会主义青年国际（SocialistYouthInternational）是第二国际的青年组织，1907年8月24日在德国斯图加特成立。共产国际成立后，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也随之发生分裂，忠于第二国际的部分支部在1921年重建该组织，改称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运动（InternationalSocialistYouthMovement）。二战爆发后停止活动。1946年9月30日，该组织重建，改称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同盟（InternationalUnionofSocialistYouth）。——校对者注
[2]费尔南·戈德弗鲁瓦（FernandGodefroid，1909—？）是比利时工人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Jeunesgardessocialistes）的领导人，1930年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全国联合会全国书记。——校对者注
[3]贝纳尔·肖舒瓦（BernardChochoy，1908年8月14日——1981年4月23日），生于法国加来海峡省涅勒莱布莱坎镇（Nielles-lès-Bléquin）一个造纸工人家庭，当过教师。早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并于1934年至1938年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二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40年6月被俘，数月后逃脱，辗转巴黎，靠教书为生。法国解放后，曾于1946年至1981年当选为参议员，1967年至1968年当选为众议员。——校对者注
[4]艾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年至1937年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校对者注
[5]安德烈·莱昂·布鲁姆（AndréLéon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校对者注
[6]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deMan，1885年11月17日——1953年6月20日），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曾在布鲁塞尔大学和根特大学学习。190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1906年至1908年担任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书记处书记。1910年在伦敦参加社会民主同盟。一战爆发之前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战争爆发自愿参军。一战结束后，曾在华盛顿和法兰克福担任教职。1935年担任劳工大臣，1936年担任财政大臣，任上提出了著名的“德·曼计划”。在纳粹德国侵占比利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积极配合侵略军，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政府首相。1941年失势后流亡国外。比利时解放后，被军事法庭缺席判处二十年徒刑。1953年在瑞士因车祸身亡。——校对者注
[7]罗热·昂利·夏尔·萨隆格洛（RogerHenriCharlesSalengro，1890年5月30日——1936年11月18日），190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14年自愿参军，1915年被俘，1918年获释。1925年至1936年任里尔（Lille）市长。1928年当选为众议员。1936年出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内务部长。因遭到右翼势力诽谤，而于同年11月18日自杀。——校对者注
[8]塞西尔勋爵（LordCecil），可能是指埃德加·阿尔杰农·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EdgarAlgernonRobertGascoyne-Cecil，1864年9月14日——1958年11月24日），英国律师、政治家、外交官，曾与1915年至1919年任英国副外交大臣，他是国际联盟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并于193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校对者注
[9]1914年8月初，一战爆发之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8月4日，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Poincaré）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勒内·维维亚尼（RenéViviani）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MarcelSembat）也参加了。本文中的“神圣联合”，是指改良主义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校对者注
[10]伦敦局（LondonBureau），全称“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MarxistCentre），它是由一些脱离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但又不愿成立第四国际的中派主义团体组成的，因此被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它的主要成员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西班牙支部）、独立工党（英国支部）、工农社会党（法国支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支部）、挪威工党（挪威支部）、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荷兰支部）等。——校对者注 |
第四国际和苏联——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的提案（1936年七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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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和苏联
——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的提案（1936年七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的纲领）
1．共产国际[1]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说，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最后地和不可动摇地”胜利了——他们不顾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还处于低下水平的劳动生产率，也不管世界其他各地的发展道路——，这项决议是一个露骨的和危险的谎言。认为苏联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这一说法更不能决定这一问题，因为全人类只有8.5％的人口住在这个地区上。这仍然是一个两种不可调和的制度——这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这一斗争在苏联领土内还未见分晓，而且也不可能见分晓。它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最后的和不可动摇地”决胜负。
2．苏联工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已经大大增长了，而且是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在农业方面，主要生产资料则掌握在介于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的集体农庄手里。但是，甚至国有财产也还不算是社会主义财产，因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作为财产保卫者的国家，减少不平等现象，并逐渐消除财产观念（甚至在社会中的道德和习俗上）。近年来，苏联的发展道路事实上恰恰相反。不平等现象在滋生；随之而来的，产生了国家压制。如果国内外的形势很不好，倒退到资本主义也有可能。
3．每个工人国家，在初期，都将为了提高生产力而保留工资制，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保留“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不过，这问题要由全面的发展方向来决定。如果先进国家卷入革命，如果社会财富增长得快，那么，不平等现象就会消除得快，国家也就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保卫”了。如果苏联处于独立状态和落后状态，那么，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就将带有一种粗俗的和低级的性质（工资悬殊、红利、头衔、等级，以及更多的这类现象）并且产生后退倾向，而这种倾向具有危害国有制这一根本制度的危险。
4．低生产力，加上大量投资、巨额军事开支和无人管理的机器的巨大浪费，意味着人民大众最重要的日用品的不断奇缺。经济上的成果本是显著提高全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绝不可少的，现在却成了产生广大的特权阶层的温床。社会的对立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并没有缓和，而是大大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滋长。“幸福生活”的赞歌只是由上层人物来唱，而下层人物则继续被迫保持沉默。
5．苏联的官僚主义利用多方面的社会对立(城乡之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个体农业、集体农庄与集体农庄庄员的细小的个人务农之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与工人阶级其他成员之间的），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劳动者。跟每个官僚主义一样，它为了强有力者、为了享受优惠的人、为了有特权的人的利益来调整各种对立。它跟每个官僚主义一样，最终将为了自己而征求大量的国民收入，从而变成整个特权阶层中最有特权的。
6．苏维埃社会，就其个人生活状况而说，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差别极大的等级：从流浪儿、妓女、流氓无产阶级到过着西欧大资本家生活的、拥有“万贯”的统治阶级。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论调相反，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胜利；在苏联客观的经济状况（劳动生产力的标准）方面，没有取得胜利，在劳动大众的觉悟方面（个人消费的标准）也没有取得胜利。
7．不过，苏联的全部社会关系，包括苏联寡头政治的特权在内，最后还是以国有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为基础，这两种财产都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征用来的，与资本主义财产不同，它可以提供条件发展工业和农业，以上这种情况仍然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十月革命所挖掘的历史鸿沟仍继续隔离着苏维埃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意味着国家为了节省私人财产而进行干预，并且对专制的经济体系进行“调整”，办法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和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把苏维埃经济与法西斯（意大利、德国）经济等同看待是无知或疏忽的一种结果，那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习以为常的看法。苏联的拿破仑式的官僚主义战胜无产阶级先锋队绝不等于说资本主义反革命取得胜利，虽然官僚主义在给资本主义反革命作指路标。
8．认为（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极左派那样）苏联，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方面，应当承受像帝国主义国家承受的那种看法，就等于说，下列情况对工人阶级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苏联国营工业和集体农业要保存下来并进一步发展呢，还是把经济拖入瓦解状态，并通过内战办法把它交给法西斯资本主义。这种态度按理说是苏联的业已失望的唯心主义“朋友”所持的，也就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类型的外行和政治空谈家所持的，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所持的，因为他们从没有忘记历史的基本因素：发展生产。
9．上面已经说过，苏联社会中的社会阶层主要是在分配方面有所发展，而在农业上，在生产上，则只是局部有所发展。但是，分配与生产之间并不是隔着一道无法通过的墙壁。官僚主义有意地刺激个人和集体的欲望并使这种欲望发展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借此来直接地消除对社会财产的观念。经济特权的泛滥在群众中产生一种合理的怀疑：整个制度最后到底是为谁服务。“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已经远远超过所允许的限度，因而最后将破坏计划分配的社会纪律，从而也就摧毁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
10．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可能途径，在家庭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官僚主义是由国家低下的物质和文化水平造成的，也是由群众首创精神遭受到压制造成的，由于它没有完成社会保险和社会教育的任务，于是它便开始重新建立和重新美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其中包括家庭狭小的私有经济——抚养各种各样社会白痴的土壤。但是，家庭极其尖锐地提出了继承权的问题。官僚主义本身一心要把自己在政治上建立在保守的家庭的基础上，因而感到自己的统治颇有成效，但还不完善，因为它不能把它的物质特权遗留给自己的后代。可是，继承权的问题引起了进一步扩大私有财产范围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渠道之一。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官僚主义都在危害着苏维埃制度中的每一种进步的事物。它不负起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角色，反而成了它的掘墓人。
11．苏联新宪法的政治意义与官方的解释直接矛盾。“斯大林宪法”并没有，像官方厚着脸皮所说的，“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一步。恰恰相反，后退了一步，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应当表现在国家消亡上面。消亡的程度就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成功与否的最为可靠的尺度。国家消亡的开始，应当是全部消灭站在社会之上的官僚主义。但是，事实上，新宪法却恰恰把相反的发展过程制成了法律。不这样，也不成。特权的泛滥需要一个宪兵来监督。
12．根据新宪法来看，国家强制并没有缓和，恰恰相反，它取得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公开的和嘲讽的性质。各级苏维埃被毁了。地方的和中央的，即建立在投票表决制度基础上的“市的”和“议会的”制度，与作为劳动群众战斗机构的苏维埃毫无共同之处。此外，这种制度已事先被剥夺了全部的真实意义。新宪法公开地把管理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权力都交给了斯大林的“党”，而这个党却是脱离人民、脱离自己党员的党，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机器。
13．此外，新宪法在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在国家里的统治地位，而事实上，这个地位早已被剥夺了。接着，宪法声称，专政是“没有阶级的”，是“全民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人民”对自己专政应当意味着国家已经解体为社会，也就是，国家已经死亡。实际上，新宪法把苏联社会特权阶层的专政加载劳动群众头上了，从而使国家和平消亡成为不可能，给官僚主义开辟了进行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也就是说利用“冷击”的半大恢复资本主义，而这个“冷击”乃是官僚主义利用“社会主义胜利”的骗术直接准备的一种可能。我们的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反对官僚主义的压迫——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征服。
14．新宪法与官方的谎言直接矛盾，不仅不发扬苏维埃“民主”，而且恰恰相反，肯定了它的彻底死亡。它在每一段落都宣称，目前形势的主人将不会主动地把地位让给人民。新宪法中的寡头和专制性质清楚地表现在公布宪法那天所宣传的新十字军上——“消灭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主义的妖魔鬼怪”的十字军（1936年6月5日《真理报》）。官僚主义很清楚，致命的危险将从何方来威胁它，因此，它使用拿破仑式的恐怖手段，镇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
15．苏联工人阶级已经被剥夺了合法改造国家的最后可能。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然要变成一场革命性的斗争。第四国际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坚持反对个人恐怖，就像它反对其他一切政治冒险主义手段一样。官僚主义，只有采用群众在反对篡位者、寄生虫和压迫者时进行的那种目的明确的运动才能被消灭。如果一个社会反革命，即推翻生产资料和土地国有化以及重新建立私有制，是苏联回到资本主义所必要的，那么，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一场政治革命已变得不可避免了，也就是说用暴力推翻腐败堕落的官僚主义的政治统治，同时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所有制关系。苏联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依靠全国的劳动群众和世界的革命运动，必须用武力打倒官僚主义，恢复苏维埃民主，消灭猖狂的特权，保证一个走向社会平等的真正进步。
16．在战争问题上，像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第四国际各政党，不许自己用形式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想法和同情来指导，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指导。例如，如果他们支持阿比西尼亚，不管那里还存在着奴隶制，也不管那里有野蛮的政权，这首先是因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代表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其次，因为意大利的失败将意味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的开始。
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在战争中支持苏联，虽然那里有寄生的官僚主义和克里姆林宫的无冕的尼各斯[2]，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尽管它丑陋不堪、腐败成风，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则是象征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步伐。在新战争中，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败北将不仅引起它的国家形式崩溃，而且还要引起资本主义基础动摇，最后国有制还将代替私有制。苏联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苏联官僚主义垮台，而且还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混乱代替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政治路线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中坚决而勇敢地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将变成苏联的帝国主义的同盟。“一个与苏联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充分而全部地保留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无罪的敌对态度。”（《第四国际和战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国际书记处纲领，第44款）“无产阶级无罪地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盟国，一方面必须在国内阶级政策方面展开；另一方面，还必须在下列几方面展开：揭露各有关政府的帝国主义野心、它的‘联盟’的背信本质、它梦想搞资产阶级暴动打击苏联的国家等等。因此，处于‘盟国’和敌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必须以采取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并夺取政权为目的。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跟苏联竭诚真正的同盟，第一个工人国家才能免于遭受失败。”（同上，第45款）
17．“极左派”害怕苏联的胜利将造成进一步巩固拿破仑式的官僚主义的地位，这种心理是由于对国际关系和苏联国内发展情况的错误了解造成的。各个阵营的帝国主义者，在没有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恢复以前，是不会跟苏联妥协的。不管组成集团的国家在战争开始时态度如何，但帝国主义者在战争在进行时会知道如何永远牺牲苏联而互相达成谅解并重新组成集团。苏联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在战争中不吃败仗，那就是，要看它是否能够得到西方或东方革命的援助。但是，国际革命，即拯救苏联的唯一办法，将同时意味着对苏联官僚主义的致命打击。
18．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吗？苏联是一个以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并由一个代表新兴特权阶层利益的劳动官僚主义所管理的国家。苏联可以叫做一个接近名副其实的工人国家——虽然程度上还很不同——，在这个国家里，被机会主义者即资本家走狗所领导和出卖的工会，可以叫做一个工人组织。正如革命者保卫每个工会，哪怕是最彻底的改良主义工会，使其不受阶级敌人破坏，同时坚决反对叛徒领袖；同样，第四国际各政党将保卫苏联，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打击，但一刻也不能放弃反对反动的斯大林的机器的斗争。他们将在战时和平时捍卫批评苏联的统治阶级的充分自由，捍卫反对他们牺牲苏联和国际革命而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进行斗争的充分自由。
[1]1935年8月，最后的一次。
[2]尼各斯（Negus)是阿比西尼的皇帝称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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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草案）（1936年七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193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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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草案）
1936年七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
（1936年7月）
编注
1936年7月底，在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书记处的倡议下，在巴黎召开了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大会（出于安全考虑，对外宣称在日内瓦召开），下面刊登的这个决议就是为这次大会而起草的，这是它首次在美国印发。
国际书记处说，“由于技术原因”，大会未能处理这份草案；大会决定，由国际书记处将其发表在公报上，让整个运动的全体成员踊跃投稿参加讨论，然后再“拟定出最终的工会提纲”。
然而，这次大会闭幕还不满一个月，斯大林就宣布进行第一次莫斯科审判，诬陷以列昂·托洛茨基为首的第四国际，给他们罗织了耸人听闻的罪名：同法西斯分子勾结，企图颠覆第一个工人国家并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因此，预定的讨论未能举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弱小的第四国际运动不得不放下大部分工作，集中精力为自己的生存而战，驳斥莫斯科审判对它的构陷与诽谤。
这次国际大会的各项决议在1936年用英文和法文发表，但其中并不包括这个工会决议。1937年1月，它单独发表在英国的《斗争》（Fight）上；《斗争》是以C·L·R·詹姆斯[1]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MarxistGroup）主办的拥护第四国际的刊物。《斗争》在发表这个决议时加上了一个副标题《并未最终采纳的提纲草案》。下文附有《斗争》的译文的影印件。
为了了解这次国际大会及工会决议的背景，可以参考这次大会的其它文件，收录于《第四国际文件汇编：草创时期（1933—1940）》（Document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TheFormativeYears(1933-40)，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不过，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些事情。
这个决议着重指出：只要工会能够代表大多数有组织工人，革命者就要在这种工会里开展工作，哪怕它被改良主义者把持着。从1928年开始，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就秉持这一立场，同斯大林派提出的所谓“第三时期”政策——同改良主义者领导的群众性工会决裂，并建立自己的小规模“革命”工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第三时期”政策使改良主义官僚毫无阻碍地控制了群众性工会，导致了革命工人被孤立在“红色”工会之中。纳粹党在1933年轻易战胜了德国工人运动，就是这个政策导致的恶果之一。
1934年以后，斯大林派抛弃了“第三时期”政策，却又用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取代了极左的宗派主义。在实行新的“人民阵线”政策的过程中，他们解散了自己的“红色”工会，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握手言和，又竞相向资本家献媚争宠。1936年的工会决议就是要让大家记住这段历史。
但这个决议还有别的用意：平息第四国际内部的争议。在这个问题上，第四国际内部依然存在着争议。当时，有两个重要的团体依然主张建立独立的工会，反对在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内部开展工作；不过，这个决议并未点出它们的名字（原本打算在书面讨论中再点名）。这两个团体，一个是比利时支部内由瓦尔特·多日[2]领导的一部分年纪尚轻、经验不足的新成员；另一个是以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3]为首的荷兰支部的一部分老资格的成员，他们是一个小规模的激进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顽固地拒绝同较大规模的工会运动合并。
比利时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1936年决议的路线；这个决议反映了整个第四国际运动的观点，尽管它并未被正式采纳。而荷兰人却死死抱着自己的小工会不放，最后他们在1938年退出了第四国际运动。
※※※
1、第四国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率领世界各国的劳动群众走上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斗争的道路。因此，它认真地同劳动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并完全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哪里有群众，共产主义者就要到哪里去开展工作。
按照这个方针，工人阶级目前最强大的群众组织，是改良主义工会。第四国际一切组织、一切成员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这些工会内部开展工作，消除改良主义官僚的影响，引导工会会员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要到什么时候、要怎么做才能在工人阶级当中牢牢扎根，在群众当中获得广泛的影响，并最终使自己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工会会员群众的信任，并在会员群众当中扎下根来。
改良主义工会内的革命工作，与工厂内的革命工作密不可分。不在工会内系统地、耐心地开展工作，就不可能在工厂工人当中赢得或维持影响。
第四国际必须从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群众当中，发展自己的新一批生力军。忽视这个任务，就会使第四国际及其所有支部陷入停滞不前、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陷入无能为力的处境。
2、第四国际接受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即头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各项原则与决议，赞同共产主义者对于改良主义工会的态度与做法。列宁本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总结了共产主义者的工会工作的各项原则[4]。
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通过的各种有关工会问题的决议，当然需要加以修改和补充，但是，只有在实际问题和策略问题上，才需要修改和补充；然而，历史的进程，至少是（被斯大林派把持的）共产国际本身的演变过程，完全证明了这些决议在原则上的重要意义。
共产国际对待改良主义工会的态度，以及它对待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劳动群众的态度，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它的蜕变与堕落，它已经彻底地、公开地倒向社会爱国主义阵营。被斯大林派把持的共产国际在工会政策问题上，在向改良主义官僚屈服和极左宗派主义（即建立独立的“红色”工会，而这种政策早就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之间来回摇摆，最后，它现在已经向改良主义官僚（比如茹奥[5]）公开投降。
“第三时期”政策致使各国共产党遭到了有组织的劳动群众的彻底孤立，导致工人阶级连遭失败（比如德国的惨败）；同样地，共产国际现在的工会政策，会给工人群众套上枷锁，驱使他们遭受进一步的失败（比方说，在从布雷斯特和土伦开始，延续自上一次罢工大潮的法国大罢工中，斯大林派向改良主义屈服，支持改良主义官僚）。
斯大林派已经公开抛弃了列宁主义关于改良主义群众工会的各项原则与策略，放弃了在改良主义群众工会中开展具体工作——它先是采取了极左的“红色”工会政策，导致德国无产阶级困于法西斯集中营里；现在又向世界各国的茹奥之流屈服，使工人阶级重蹈德国的覆辙——有鉴于此，第四国际及其旗下所有组织断然宣布（并已得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证实）：它们将会落实列宁主义关于改良主义工会及千百万工会会员的各项原则与策略。
3、建立独立的“红色”工会（比如红色工会国际）的政策，已经彻底破产。独立的“红色”工会并没有打击到改良主义官僚，反而使共产主义者迅速遭到了工会会员群众的孤立，迅速失去了工厂中的影响力。结果导致共产主义者无法影响工人阶级，无法推动群众激进化，无法给群众提供方向和目标。
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的目标，就是要让现存的小型独立工会摆脱自我孤立的局面，引导它们重新加入改良主义群众组织。只有这样做，才能让目前仍参加独立工会组织的革命工人在广大工人群众当中牢牢扎根，并在群众当中赢得革命的影响力。
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不能把“工会团结”同“与改良主义官僚团结”混为一谈。无论在哪里，都要同“与官僚团结”的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工会团结——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工会官僚——无论他们属于改良主义政党还是斯大林党——的利益在于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因此，工会官僚的目标就是阻止群众的革命化、阻挠群众为斗争而作的准备工作、消解群众的斗争，所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首先要从反对叛卖成性的工会官僚开始。工会官僚要求群众维持“秩序与纪律”，只不过是为了帮助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维护“秩序与纪律”。最近在法国发生的罢工与占领工厂的浪潮，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并不盲目崇拜“工会团结”，我们也不把“工会团结”当作是维护官僚机器的利益的手段；我们认为，“工会团结”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斗争和抵抗，挫败改良主义官僚的破坏企图。
4[6]、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会有大批群众涌进工会。这些新加入的群众，大大加强了工会在工人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德国在战后时期的演变，以及最近的法国事态，为此提供了充足的例证。然而，尽管涌入工会的群众已经完全做好了斗争的准备，深信自己能够准备和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斗争，工会官僚却竭力阻挠群众，不让他们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并用官僚—资产阶级的纪律来束缚他们。这种矛盾——一边是革命群众的希望与意志，另一边是工会官僚的利益——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就只剩下了两种出路：要么在群众的压力下，官僚的阴谋与官僚本身被一扫而空；要么就是工会官僚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联手破坏群众的革命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第四国际所有组织的任务，就是最积极、最及时地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同他们团结起来，帮助他们反击官僚的破坏与叛卖。第四国际在工会中的党团（fraction）的任务，就是把会员组织起来，反抗改良主义官僚，给群众指出革命的出路，领导群众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在目前形势下，改良主义官僚和斯大林派官僚双双深陷于社会爱国主义与阶级合作的泥潭（“人民阵线”），第四国际各组织就要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准备工作。无论劳动群众是能够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还是会继续被改良主义官僚束缚住，这个任务能否完成，都取决于第四国际各组织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第四国际不把全部力量集中用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同时也是在工厂内部）的工作上，它就会失去力量，变得无足轻重。因此，必须同任何忽视工会内部的工作的倾向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会政策，导致了它们自身的破产，这种政策带来的教训，要求第四国际的所有组织必须系统地、顽强地在改良主义工会内开展工作，并将其作为各种任务的中心。
5、要想在工会内开展革命工作，就必须具体考虑劳动群众的需求与要求。光是一味重复抽象的革命口号，是远远不够的。开展工会工作，就等于打一场维护工人利益、反对官僚的利益与阴谋的艰苦的游击战。这种斗争，不能由各个第四国际工会党团孤立地进行；一切工作都要从工会运动的广大群众的利益出发，尽力赢得会员群众的合作。广大会员群众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才会承认第四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的最好的、最坚决的代表，才会承认第四国际最好、最坚决地维护了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这是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的唯一方法，它也能打下基础，使工人群众接受我们的口号，为重大的、关键的斗争做好准备。
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必须做到：在最广大的群众面前进行工会斗争；让大量的工会会员参加工会的组织生活。为此必须在工厂与工会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必须使有关工会的各种议题成为工厂内的公共议题，也就是要使其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公共议题，反之亦然。只有通过这个方法，才能让工会官僚不断受到无产阶级的监督，并揭露工会官僚的阴谋诡计。
6、坚决地在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是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的任务。必须积极反对改良主义官僚孤立失业工人、不让失业工人参加工会的积极生活的企图。把在业工人同失业工人分隔的做法，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也有利于改良主义官僚，他们不停地挑拨失业者去对付在业工人，特别是在需要破坏和扼杀罢工及类似行动的时候。无产阶级对付失业问题的方法，就是避免把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分隔开来，并使双方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
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要在现有的失业工人组织当中开展工作，或积极参加创建此类组织。在失业工人组织当中，必须推行让失业工人组织同群众性工会建立紧密联系的政策。必须让失业工人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比如罢工纠察队等）。
7、第四国际的一切组织必须推动自己的全部成员参加工会。
工会内的第四国际支持者必须组成专门的工会党团，各个工会党团要在地区层面和全国层面上相互协调，集中开展工作。这些党团应当划分为仅由工会内的第四国际支持者组成的核心小组，以及较为广泛的、吸收所有同情者参加的党团。
工会党团必须与工会的日常活动保持密切联系，在有关工会运动的所有问题上，都要做到立场坚定。工会党团还要与工厂、工厂委员会、工厂代表会等建立活跃的联系。
必须坚决地同改良主义官僚作斗争，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让改良主义官僚把革命力量赶出工会。第四国际成员与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越是紧密，官僚就越是难以把第四国际成员赶出工会。万一第四国际的成员和组织被开除出工会，仍然要与工会党团和工厂保持联系。必须在工厂与工会的群众中间开展系统的、顽强的运动，争取让工会重新接纳他们。
8、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要成立一个国际工会专项委员会，它的任务是：让各国的工会党团进行国际合作，进一步发展它们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为第四国际培养一支合格的干部队伍，这些干部能够把革命国际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思想传授给广大的工会会员群众。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第四国际国际工会专项委员会要定期出版讨论工会事务的国际公报。
原载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期刊《党务组织者》（PartyOrganizer），第2卷，第5期，1978年7月，第24—26页。
[1]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yrilLionelRobertJames，1901年1月4日——1989年5月31日），历史学家、作家。生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三十年代中期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六十年代初退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2]瓦尔特·德西雷·多日（WalterDésiréDauge，1907年10月24日——1944年7月30日），生于比利时南部的弗雷尼（Flénu）一个矿工家庭。1927年进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习法律，在求学期间参加社会主义学生运动。1932年开始接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于1933年在比利时工人党（PartiOuvrierBelge,POB）内成立了左翼派系“社会主义行动”（ActionSocialiste）。1935年，社会主义行动与打入比利时工人党的托派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ctionSocialisteRévolutionnaire,ASR），并宣布拥护第四国际。1936年，多日与革命社会主义行动被比利时工人党开除后，于同年10月11日与费雷肯集团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党（PartiSocialisteRevolutionnaire，PSR），正式成为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1938年，革命社会主义党在弗雷尼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但比利时国王拒绝任命多日为市长。1939年9月，多日被比利时政府逮捕。二战爆发后，多日退出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开始同极右组织合作。1944年7月30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3]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4]请参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六节《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6—35页。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2004/marxist.org-chinese-lenin-192004-6.htm——中译者注
[5]列昂·茹奥（Léon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6]原文为“5”，可能是笔误。——中译者注 |
筹备第四国际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文件（三份短篇决议）（193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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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第四国际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文件
（三份短篇决议）（1936年7月）
Nzn译、赤心校
关于工会提纲事宜的短笺
工会提纲草案已经提交给大会，但由于技术原因无法继续进行。该草案将被刊印在国际书记处即将发布的公报中，欢迎所有同志以书面形式参与讨论，拟定出最终的工会提纲。
第四国际书记处
※※※
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章程
1．争取建立第四国际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相关组织的最高机构应当是国际会议，其有权批准阐释运动在一切重要政治问题上的立场的文件。
2．在国际会议的休会期间，运动的国际指导将委托于总理事会，理事会由来自不同国家的第四国际组织的成员组成，并由国际会议选出。
一国支部有权提议从总理事会召回其一个或多个成员，但需要总理事会三分之二成员的投票同意。
总理事会有权调节办执行局与书记处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妨碍到后者的正常运作。
3．第四国际书记处将负责维持和发展第四国际各国组织间的关系，执行决议并贯彻第四国际的政治路线等日常工作。书记处由五名成员组成，他们将坐在书记处的席位，并由国际会议选举产生。三名候选人将被同时以协商投票的方式选出，并且在一名正式成员被候补成员替代时需要全体选票通过。
书记处应当定期发布一份国际公报，至少以法文和德文写成，并且以第四国际书记处的名义发布。
书记处应当至少一周进行一次会议来决定其日常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
4．第四国际执行局应当包括第四国际书记处的常驻成员以及其他六个享有平等投票权的代表，由国际会议选举产生。
执行局应当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回顾书记处过去的工作并概述书记处在当下工作中应当遵循的政治和组织路线。
※※※
关于雷蒙·莫利尼耶案的决定
处理组织、任命和争执问题的委员会已经阅读了雷·莫利尼耶的申诉并听取了他对于自己被开除的声明，同时也听取了皮·弗兰克同志代表法国国际主义工人党（POI）政治局中的少数派就开除雷·莫利尼耶一事以及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局势所做的陈述，作出以下声明：
1．委员会完全支持将雷·莫利尼耶开除出国际主义工人党，因为雷·莫利尼耶和他践行的方法与第四国际任何支部的成员身份都不相容。
2．在任何他可能开展的政治的、书面的活动中，与雷·莫利尼耶进行政治上或组织层面的合作，同样与国际主义工人党或第四国际任何支部的成员身份不相容。
3．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今后应当以忠诚的态度开展其自身的活动和讨论，遵守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决定和纪律，服从国际组织的领导机构及其纪律。 |
共产国际的演变——从世界革命的党到帝国主义的工具（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文件，193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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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演变
——从世界革命的党到帝国主义的工具——
——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文件（1936年7月）
编者按：要想彻底了解斯大林分子最近战术的变化，必须先知道斯大林分子蜕化变质的整个历史背景。我们发表在下面的文件提供了这种必要的资料。这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正式文件之一，原来是为1936年7月29、30和3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起草的。以三十八个命题的形式包含在这个文件中的，是共产国际的兴起和后来蜕化的简明历史。它包括大约十七年的期间，即从共产国际在1919年3月建立起到1936年春。
为了补充这个文件，完全有必要概括地叙述一下以后几年的发展。1936年，全世界的斯大林分子都处在他们的最后归结为慕尼黑四国公约（英、法、德、意）的「人民阵线」年代。1936年6月，法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人民阵线」政策终于牵制了法国群众并挫伤了他们的锐气。首先由于斯大林分子的影响，一个异常有利的革命形势被糟蹋掉了。同时，这同一个政策被用来耗尽西班牙内战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正是在1936年，即发生西班牙内战和法国革命危机的时候，斯大林演出了荒谬的莫斯枓审判案，以便具体地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老干部和苏联内的政治反对派的一切痕迹。
像实际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人民阵线」的整个时期和苏联国内的空前的血腥清洗不过是一个外交策略的序幕：这一次是同纳綷德国结成同盟。1939年8月，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了条约，从而发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信号。在这个同盟中，像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克里姆林宫承担了希特勒的军需官的任务。各斯大林主义的党调整了它们的政策来适应莫斯科的新的外交政策。纳粹德国连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被宣扬为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角色则专门被分派给英国、法国、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这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的彻底投降是用听起来很过激的辞句掩益起来的。各斯大林主义的党装腔作势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高唱阶级斗争的调子，从而进一步使世界工人阶级迷失方向和丧失锐气。
在1940年5月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四国际宣言里，列夫·托洛茨基总结了斯大林主义的策略如下：
「在十分露骨地奉承了那些民主国家达五年之久以后，当全部的『共产主义』变成了法西斯侵略者每次总要提到的的攻击对象时，共产国际在1939年秋季突然发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罪恶多端的帝国主义。向后转！从此以后，关于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侵占丹麦和挪威，以及希特勒匪帮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犯下的骇人听闻的兽行，一句谴责的话也没有！希特勒被说成是在西方帝国主义者面前不断受气的爱好和平的素食主义者。英法同盟在共产国际的报上被说成是『反对德国人民的帝国主义集团』。戈培尔本人都捏造不出更精采的谎话来！」
可是，同希特勒的结盟维持不到两年。1941年6月，希特勒的军队侵入了苏联。这使得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宣传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来一个大转变。所有的标签都换了样。以前由希特勒任意支配的共产国际的业务这时被出卖给了「民主的」帝国主义者。斯大林分子比好战论者更加好战。在美国和英国，斯大林分子变成了破坏罢工的工贼。在印度，他们变成了英帝国主义镇压印度群众的解放运动的公开的工具。斯大林分子的反对德国的宣传从一开头就起了助长纳粹政权的作用。这又是戈培尔求之不得的事！1943年5月，斯大林正式解散了气息奄奄的共产国际，从而保证了他同「民主国家」的合作。
人们会注意到：从1933年即希特勒在德国当政的那一年起，斯大林分子的政策的接连不断的改变是同世界舞台上帝国主义集团彼此力量的消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每一次的改变只有同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这个外交政策的主要精神是在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运用策略，以及利用共产国际作为外交上一切贩马交易的补充手段。每一次，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利益都遭到蓄意的无情践踏。
当前斯大林分子的变化也是同样的情形。它的根源在于克里姆林宫一帮人现在所处的国际局势以及他们同那完全受美国支配的单一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在权力政治的角逐中，各斯大林主义的党今天像过去一样充当着纯粹走卒的作用。
1.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己经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己经成熟。但是，在资本主义扩张的长时期内已经使其官僚机构适应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二国际，在战争爆发的决定性时刻出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采取了保卫祖国、即保卫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疆土的立场，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连同私有制一起已经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2.只有为数极少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第二国际的无耻的背叛和可怜的破产中得出必须建立第三国际的结论。固然，在多数国家内组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观点的反对派，但这种反对派起初带有主要是和平主义中派的性质。在齐美尔瓦尔得（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屠杀的国际会议上，拥护建立第三国际的人始终占据少数，并被一切中派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称做热狂者、空想家和宗派主义者。
3.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对国内敌人进行斗争并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的革命原则的胜利，这个原则从1914年起就已由少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面提出，用来反对保卫祖国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在克服了他们自己队伍中的类似的倾向以后，同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态度暧昧的采取中间路线的多数派决裂，高举了第三国际的旗帜。
4.在举行成立第三国际代表大会（1919年3月）时，只有少数比较弱小的党和派系同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一起开会。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本来应当在这次集会上占据很高的地位，可是他们已经被德国社会民主觉诺斯克手下的军人杀害了。
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反对按照战前的形式重新建立第二国际的反动努力（1919年2月的社会民主党和独立党派的伯尔尼会议），赞成把先锋队集合在一个纯一的革命的国际里。代表大会的宣言无情地揭露了威尔逊总统的居心叵测的和平主义以及受第二国际支持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盟的欺骗性。代表大会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乃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一这一学说，揭穿议会民主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列宁关于「民主和专政」的提纲，说明了形式上的「纯粹」民主制的抽象的口号和原则（「自由」、「平等」等等）是带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性质的。列宁的提纲用俄国经验的例子证明无产阶级必须癈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苏维埃（工人代表会议）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5.在1919年，也获得了匈牙利革命的经验。那里，由于资产阶级的异常的恶化和混乱，政权落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手里。可是从开头起匈牙利革命就缺乏真正的领导。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化为一体，从而表明了它不是一个共产党。匈牙利革命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国际形势对它不利，而且也因为贝拉·库恩之流的领导完全软弱无能（例如，除党的组织问题外，关于土地问题）。共产国际不过刚刚成立，从组织的意义上说还不够牢固，无法对匈牙利革命发出不同的指示。
6.战争的灾祸深重的后果促使群众中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开始越来越清楚地看穿社会民主党所起的背叛作用。在他们下层群众的压力下，有些老的改良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领袖们（德国独立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等）力求加入共产国际，但并不改变他们的中间立场。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点条件，杜绝了这种有可能把机会主义倾向注入共产国际队伍的危险。这些条件宣布对中派的暧昧不明、动摇态度和毫无益处的社会和平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要求同一切和平主义思想和幻想（例如裁军、国际联盟、国际仲裁等等）彻底决裂。针对着第二国际在以国家为单位而具有独立身分的（并且彼此在行动上直接对立的）各党之间保持松弛的接触这一支配原则，相反地提出了建立在共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世界党的原则，以及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实现一个共同的国际领导这一目标。
7.第二次代表大会使那些中派和调和派（对第二国际）的政客们不能参加共产国际，他们便设法组织了第二半国际（1921年春）这样一个中间的东西，即介于公开的社会叛卖和革命之间的中间道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独立党人」、法国「龙格派」、英国独立工党等等）。像卡尔·李卜克内西所说的，第二半国际重新宣告「水火的团结一致」，革命者和社会叛徒在一个国际内的团结一致。但历史没有给不彻底的解决办法以存在的余地。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和第三国际的斗争中被挤垮了。它的革命成分转向第三国际。它的官主僚主义的上层在1923年（汉堡代表大会）重新同第二国际合并了。
极端左倾的毒害
8.并不领导群众而是想要受群众领导的机会主义中间主义认为极端激进主义是它的补充，因为这种极端激进主义不是依靠在群众的组织、斗争和经验中进行合作的办法从内部去争取群众，而是从外部给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这些极端左派分子宣布自己的立场，反对参加议会选举，主张离开群众性的职工会而组织「纯粹的」革命工会，主张由先锋队采取孤立的行动。这些倾向导致德国在1920年成立了共产主义工人党。可是甚至这个正式的德国共产党都没有能够摆脱机会主义的倾向。这一点主要在三月事件（1921年）的过程中得到了证明，那时该党不是限于采取防御性的策略来反对当政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挑战，而是领导了孤立的先锋队发动武装攻政，并遭到了失败。但最大的危险还在于当时已有一大批理论家在党内巩固了他们的地位，把二月事件的策略变成一种原则（塔尔海默、弗勒利希、马斯洛夫、克能等等）。第三次代表大会谴责了极左派的冒险行动，发布了「到群众中去」这一口号，同时承认战后第一次的高潮（1917—1920年）正在消退，必须利用已经出现的喘息时间来更好地和更彻底地为未来的斗争作好准备。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和战略被规定在决议中，即使到今天也还不失为典范。代表大会通过了「各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指导原则，它们的工作方法和内容」。这些决定固然过分机械、「过分俄国化」（列宁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话），却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的联系、迅速地从一种工作方法转变到另一种工作方法的必要性、报刊组织、工厂小组的建立等等。
9.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重新肯定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经验教训，并且把它们处理得更加彻底和更加具体。苏联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之后，由于环境的无情的压力不得不采用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所提供的十分重要的经验、即甚至在夺取政权以后都有必要实行策略性的退却这一经验，或许不但对于落后的俄国而且对于比较先进的国家也会是适用的。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能够回顾巨大的组织成绩。在三年的期间，各大陆而且实际上是一切国家都成立了支部，此外还建立了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那时共产党在许多国家中都在领导着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
意大利无产阶级在1922年的失败并不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在策略和战略上的失败，而是意大利最高纲领主义（塞拉蒂）在策略和战略上的失败，对于这些策略和战略，共产国际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起就曾不断地进行剧烈的斗争，但没有能够避免那个不幸的结局。
10.那几年共产国际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它宣传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性重大意义，支持了被奴役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这种任务是第二国际一向所忽视的，并且由于第二国际在世界大战中表现的态度，这种任务完全被它叛卖了。
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指导原则》，目的在于明确地反对想把实际上并非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运动贴上共产主义标签的任何企图。这些提纲认为暂时同民族革命运动结成联盟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指出了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同这些民族主义政党合并在一起，而是要在任何情况下无条件地主张无产阶级运动独立性。
1923年的转变
11.1923年是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由于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而滋生了新的剥削分子阶层，由于工人阶级在革命和内战年代作了巨大的努力和发挥了非凡的热情之后普遍感到精疲力竭，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已经同时变得十分强大，能够日益迅速地上升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上升为主宰各阶级的裁决者。但是，官僚机构只有进行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党和苏维埃内部无产阶级民主制的斗争，才能获得政治权力。这就是1923年开始的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斗争的内容。官僚机构的抬头恰巧发生在列宁病重和不能参加政治活动的时候，但列宁在他最后的几篇文章中（特别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和所谓遗嘱中）己经清楚地看出了官僚化的危险，要求对它以及对它的主要代表斯大林进行斗争。
12.1923年在德国又爆发了一次革命危机。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并没有克服，经济危机不过由于暂时的少量繁荣而有所间断，法军占领了鲁尔地区，德国资产阶级对这种占领组织了「消极抵抗」但遭到了失败，德国的通货发生了剧烈的膨胀——所有这些原因导玫了阶级矛盾的异常尖锐化。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工厂代表运动变成了革命群众的集合点。工人们组织了「百人团」，开始武装自己。在许多大工会中，共产党人甚至争取到多数。社会民主党陷于混乱；资产阶级发生了分裂。群众运动达到了临界点，这时需要革命领袖拿出最高程度的决断和实际的主动精神，把这个运动进一步推向胜利。但共产党的领导方面（布兰德勒、塔尔海默、互尔歇、弗勒利希等等）表现出它自己是无法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从而证明它不过是涂着共产党油漆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它坚持同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不了解统一战线的思想是「退后一步以便更好地向前跳去」，也不了解在一定的时刻争取群众的斗争只能通过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才能实现。由于已经表现出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的迹象，共产国际的领导方面也是不能够引导德国共产党走上正确的道路的。当德国资产阶级终于蓄聚力量，宣布紧急状态并开始采取攻势时，德国共产党不经过斗争就投降了。其结果是德国、同时也就是欧洲无产阶级的惨败，从而使欧洲资本主义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
1923年失败的后果
13.1923年的失败引起了德国共产党的一次严重的内部危机。一个新的「左派」领导（费舍—马斯洛夫）被选出来了。可是这个领导没有看出十月失败是带有决定性的。它不是命令退却，而是沿着冒险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从而扩大了失败的规模。
在保加利亚，共产国际保加利亚支部（在科拉罗夫—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也在1923年错过了一个非常有利的革命形势，它接着在1923年9月力图用起义的冒险行动来加以弥补，从而造成保加利亚无产阶级一次致命的失败。
在德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把这个路线推广到整个国际，其结果是在爱沙尼亚遭到了另一次失败（1924年12月的塔林起义）。
14.德国的失败已经削弱了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阵地，另一方面它在同等程度上有助于加强苏联官僚机构变成独立力量的倾向。这点可以说明何以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主要意味着共产国际屈从于俄国官僚机构的支配。共产国际本身官僚主义化了，并变成完全从属于莫斯科的官僚主义中心。
15.官僚机构的头子斯大林在1924年秋季提出的、显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相抵触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新形成的社会阶层（官僚、富农、「专家」等等）来说、成为他们以本国为限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不是国际无产阶级而是官僚机构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体现者。共产国际本来是作为世界革命的工具而被建立起来的，这时却成了苏联官僚机构追求本国利益的工具。这种基本的矛盾影响到共产国际将来的政策，它从此以后便成为中派的组织——一方面躲躲闪闪地、毫无原则地适应改良主义官僚政治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实行暴动的冒险主义。所有这些特征在它的政策上混杂地表现出来。这种类型的中间主义——一个世界运动中的稳定点——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的官僚政治。
官僚主义中间主义
16.共产国际所采取的对待群众的两种方法——一方面毫无原则地适应现有的环境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另一方面突然地、毫无准备地求助于群众的革命本能——根源于苏联官僚机构的社会地位（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是它的唯命是从的附属品）。由于它的整个的社会性质，苏联官僚机构倾向于迁就苏联社会的享有特权的和剥削的阶层（富农、知识阶层、工人贵族）。可是，一旦形势的发展达到了临界点，当这些阶层的社会地位变得十分强大以致威胁到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官僚机构的地位时，后者便采用求助于群众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实际上，它只是始终运用国家政权的全部力量（特别是国家政治保安部）来鼓动无产阶级群众（或者更正确地说，不过是这些群众中的极小部分）。在国际范围内，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对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发生兴趣。可是，由于国内的种种原因和事件的发展趋势，苏联官僚机构又觉得有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它突然地企图把群众赶上革命行动的道路。但是，既然共产国际缺乏那种为推行其最后要求所需要的国家力量，群众始终是消极被动的。
这一方面说明了何以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会在苏联取得虚假的成功（他们给予形形色色的市侩，即从英国反动的费边社分子、韦伯夫妇之流到罗曼·罗兰乃至社会劳动党－独立工党的「伦敦局」以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何以共产国际会遭到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
17.1924-1925年的冒险主义方针在完全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利益相对立的官僚主义同盟中找到了它的机会主义的补充。成立农民国际，同拉狄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和美国的拉福菜特（联合农工党）相勾搭，乃是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企图在国际范围内利用富农派系作为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对抗力量的例子。不问阶级区别而联合中国国民党，对英国工会的官僚分子寄予希望——1924—1925年的所有这些冒险主义方针的支柱，成为1925—1927年露骨的机会主义方针的最重要的因素。
18.在1925至1927年的期间，中国革命有了巨大的爆发，最初的一些事件使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能够取得了领导权。共产国际宣布它同国民党及其军事领袖（蒋介石）完全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被迫放弃独立政策，不得不参加国民党并完全受它的支配。这样，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一切教训都被抛在一边了。官僚机构引用了1905年革命时期的一个公式为这种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政策辩解：「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民主专政」。对列宁来说，这个公式初步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结成战斗联盟以反对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被压迫者对历压迫者的专政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具体形式，完全要由每一个具体的革命形势来决定。可是，在1917年春，当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试图用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旧的公式作护身符时，列宁在他的《论策略书》（1927年4月）里便认为现今的发展已经使它变得陈旧而把它抛弃掉了。然而，在斯大林主义的手里，列宁当初用来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口号，却被用作使无产阶级完全听从自由资产阶级支配的借口了。
可是，尽管匍伏在军事官僚面前而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缺乏信心的斯大林官僚机构采取了机会主义政策，中国的无产阶级群众和贫苦农民却转向共产主义，希望在他们的国家实现「十月革命」，分配土地，摧毁资产阶级军阀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苏维埃。
金融资本使国民党资产阶级同地主和富农结合在一起，所以国民党资产阶级竭力反对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既然在斯大林主义的支配下受制于国民党，农民一直没有革命的领导机构，中国的革命丧失了它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尽管斯大林主义采取了屈从政策，中国的资产阶级却并没有就此罢手，不去解决由共产主义日益高涨的浪潮所产生的潜在危险。国民党的军阀领袖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并且，当人们还在莫斯科欢呼蒋介石是革命英雄的时候，他就下令枪杀了成千成万已经被斯大林主义政策剥夺了权力和武器的中国无产者。在蒋介石「背叛」（不是背叛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是背叛斯大林主义的一厢情愿）之后，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便怂恿同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结成同盟，结果从汪精卫那里取得了同样痛苦的经验。当失败己成定局之后，这个官僚集团才求助于其中绝大多数刚刚被打倒的无产阶级群众。结果产生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带有局部暴动的性质，其势非陷于完全孤立并因而遭到失败不可，但回想起来，它再度确凿无疑地表明了中国革命的阶级性质，组织苏维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而也就突出地暴露了整个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罪恶的愚蠢想法。
机会主义的政策
19.在其它殖民地和东亚国家（英属印度、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等等），斯大林主义在这时期支持建立与共产党直接相反的「农工党」（国民党类型的）。这个政策彻底地挫伤和瓦解了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且——同中国革命的灾难性的失败有关——是在那些国家里至今没有组成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原因。
20.和那同国民党结成的政治同盟相似，也同英国工会官僚机构缔结了一个政治同盟，即目的在于「防止干涉战争」的所谓「英俄委员会」。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要把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这方面来，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在这里却根本没有同英国群众发生接触。英俄委员会只限于纯粹官僚主义的活动（会议、宴会等等）。其结果是提高了反动工会官僚机构的权威，并由第三国际直接抛弃了当时在工会内部顺利发展的少数派运动。在工会领袖以莫斯科的权威为掩护而卑鄙地加以出卖的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期间，英俄委员会的这种反动性质清楚地暴露了出来。关系破裂了，这是在最有利于英国官僚机构的时刻由英国的而不是俄国的官僚机构撕破的。
21.1927年，苏联官僚机构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斗争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后果在各方面证明左派反对派、即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批评是正确的），官僚机构同富农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派系直接结成联盟，采取最苛酷的手段、即抛弃无产阶级一切民主原则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开除出党、撤消职务、监禁、流放、充军、暗中派遣特务混进反对派队伍进行挑拨离间、伪造证据、处死等等，为斯大林的拿破仑式的独裁扫清了道路。
22.在利用富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阶层作为压制反对派的靠山之后，这个官僚机构本身遭到被这些阶层挤垮的危险。为了保全自己，它这时不得不转而反对富农。在国际范围内，由于同伙的态度有所转变（英国工会官僚机构的断绝关系，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也不可能继续公开地贯彻机会主义的路线了。就德国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说，其所以存在着矛盾，主要是由于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考虑。这些原因导致官僚机构一方面不再去迎合社会民主党、工会和民族民主主义（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另一方面不再实行官僚主义的强迫命令和冒险主义。（见命题16）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
23.过了四年之后召开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1928年）带有暧昧的、矛盾的性质。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从极端右倾转变到极端左倾的时期举行的，其目的在于准备把右派排除出去，因为它不愿离开它从1925到1927年所采取并实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布哈林、布兰德勒、瓦尔歇、弗勒利希、基尔波姆、勒夫斯东等等）。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从头到尾都是以折衷主义为基础的。它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奉为圣典；从而阉割了共产国际。
这个纲领并不把联成整体的资本主义的当前世界局势作为前提，由此必须得出有必要进行世界革命这一结论，而是用一种一知半解的反动方式来考察每一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从而为共产国际将来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蜕化堕落敝开了大门。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甚至有限度地对于西班牙、葡萄牙、波兰等这样一些国家——纲领发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并使这个口号充满着曾使中国革命一败涂地的同样的反列宁主义内容（阶级合作）。关于策略和战略问题，这个纲领并没有越出老一套的范围。它没有分析十月胜利和无产阶级在德国、匈牙利、中国等等的惨败所取得的真正的经验，也没有分析革命政党及其领袖的作用和意义。
24.在以后的整个时期，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主要是、虽然并不专门是靠它所能掌握的另一种方法发生作用的；那就是，毫无准备地向群众发号施令，提出不可更改的要求。在1924—1929年当时还存在的繁荣时期比较和平的社会环境下，它突然命令在国际内一律举行「革命发动」（所谓「第三时期」）。它实行了分裂工会的致命政策（宣传红色工会是独立的组织）。它拒绝同社会民主党缔结盟约，即使这种盟约不过是暂时性的或实用技术性的。它传播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斯大林说：「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对立物，它们是孪生兄弟。」），否认议会民主和法西斯专政之间有什么区别。战后最初几年所发生的「极左派的越轨行动」（列宁语）无论如何是由真诚的革命愿望造成的，而斯大林主义官僚分子却卑鄙地出卖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
25.1929—1930年在美国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深深地震撼了现有的政权、首先是德国的政权，因为列宁所说的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是资木主义链锁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一断言也适合于这时的德国。迁就衰落的资本主义（在「二害相权取其轻」的口号下）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德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妨碍了经济危机期间工人运动力量的壮大。小资产阶级转向进行蛊惑宣传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鼓吹发动反对无产阶级而不是反对资产阶级压迫者的内战，其目的在于通过压制一切民主权利的办法来维持和加强资本主义剥削。只要德国共产党懂得怎样推动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去反对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的这个凶恶敌人的兴起本来是可以用作发动革命的有力手段的。可是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甚至没有认清这个危险，更不必说同它斗争的能力了。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绝对神经错乱的估计，导致了同真正法西斯主义的和解（民族和社会解放的纲领、对法西斯分子在1931年举行公民投票以反对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这一行动的支持，等等）。这个迁就民族主义情绪的纲领，以及用官僚主义的怯懦态度规避对法西斯敌人进行军事斗争的做法，在完全受眼前的考虑支配的苏联对外政策中找到了支持。这个对外政策认为它的任务在于保持德国和法国的对立，借以排除来自西方的干涉。当然，苏联对外政策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这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为了对外政策的眼前考虑而牺性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乃是一种前所未闻的犯罪行为。
德国共产党的罪恶的、盲目的政策（整个的共产国际对此应负完全责任）导致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未经战斗即遭到可耻失败。德国共产党的悲惨的瓦解（1935年1月萨尔区公民投票的凄凉的结果再度证实了这一点）终于证明了：共产国际己经从世界革命的主观因素变成世界革命的客观障碍。从这个事实得出了绝对有必要建立第四国际的结论。
无原则的合作
26.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政策认为同破了产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平主义者和小说家（马莱勋爵、巴比塞、罗曼·罗兰、海因里希·曼等等）以及斯大林分子所组织的「和平大会」、反帝同盟、苏联之友等等实行无原则的合作是它的补充政策。这个政策恰恰同列宁主义争取无产阶级群众的统一战线策略相反，反映了对于「身居高位的人们」的官僚主义赞扬以及对于革命群众力量的官僚主义蔑视。
27.1934年，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所改变的国外政治形势使共产国际的政策发生新的转变。以前列宁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曾被当作是「反革命的」，而这时在任何地方出现的每一个机会却被用来不但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且同它的主子、即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且这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叛卖性投降获得了「人民阵线」这一冠冕堂皇的名称。
28.斯大林于1935年5月对法国总理赖伐尔宣布，说「他完全理解和赞成法国的国防政策」，这个声明表明共产国际己经投靠帝国主义阵营。与此同时，已经参加国际联盟的苏联对外政策鼓吹「集体安全」（即帝国主义强盗毫无阻挡地继续掠夺的安全）、国际仲裁等等。因此，共产国际就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用以欺骗群众并准备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的种种最陈旧的幻想的支柱，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凶残袭击清楚地表明了集体安全这一谎言的全部空浻和浅薄。
29.终于在1935年秋召开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表明共产国际传统的最后残余已被完全抛弃，「人民阵线」和「国防」、社会叛卖和社会沙文主义是这次代表大会——官僚主义傀儡们的一场浅薄的戏剧表演——必须提供给世界工人阶级的全部东西。
30.一切国家中的斯大林分子只要求一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愿意保卫「祖国」的诺言，那就是，各该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得以反对苏联为目标。光是法苏军事协议就足以把法国的斯大林分子变成一种鼓吹一切阶级以及一切政治和宗教派系间的全国大合作的最恶劣的沙文主义者。英国的斯大林分子的唯一目标是使英国资产所级成为法苏协定的签署者。今天，共产国际的美国支部已经同意美国对日作战以「保卫苏联」。虽然美国对日本的一场战争——假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政策——可以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提供巨大的可能性，美国的斯大林分子却已经在鼓吹放弃革命的阶级斗争，支持美国资产阶级这一世界上最强大、最危险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中国，斯大林分子打算把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再度交到反革命的蒋介石手里，只要后者表示愿意掉转他的刺力去对付日本。
在欧洲的一些小国，斯大林分子已经表明他们是「民族独立」的捍卫者。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些国家是帝国主义链环中的环节；它们也是抱着帝国主义的目的进行战争的。就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为斯大林分子所特别喜爱的国家来说，它根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一个被法帝国主义给合在一起的若干民族的凝集体。波兰、罗马尼亚、比利时等等本身是少数民族的压迫者。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国家都有自己的殖民地，它们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并不比帝国主义大国逊色。奥地利的斯大林分子宣布他们准备保卫「奥地利的独立」——这种人为的创造物是不可能有独立的存在的——只要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和英法资本）允许斯大林分子享有一定程度的合法地位进行他们的爱国忠诚宣传。侨居国外的德国斯大林分子已经变成社会爱国者，即从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民族主义战士转变为维护这同一个条约所造成的现状的捍卫者。根据德国斯大林分子现今采取的立场可以推断，一旦德国法西斯专政为另一类型的资产阶级政权所代替，他们将变为真正的社会爱国者。
和这种大规模地叛卖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行径完全相反，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坚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这一国际主义的口号；不是保卫几十年前成为任何进步发展的障碍的反动国界，而是要加以废除；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欧洲和全世界的联合的苏维埃共和国。
两个机会主义的国际
31.由于斯大林主义向社会爱国主义的转变，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纯粹由于共产国际的蜕化变质，第二国际才能人为地延长它的生存）的一切差别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因此，「有机的统一」——第二和第三国际的合并——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了。在改良主义仍对工人运动拥有垄断权的那些国家里（英国、斯堪的纳维亚），第二国际的党反对有机的统一。在比利时，斯大林分子最近的几次胜利和工党的失败也许已使后者更赞成合并的想法。但是，依靠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势力而逐渐壮大的法国共产党却把问题搁置下来。然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事关紧要的是纯粹官僚主义的讨价还价的方法。但不管是否能实现「有机的统一」，先进的工人必须认定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对立物，而是孪生兄弟」。它们都是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的黄色代理机构。
32.现今共产国际正在经历一定程度的不可低估的发展，但它是作为一个社会变节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政党而不是作为一个革命党发展起来的。面临着到处表明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巨大的政治紧张局面，群众急剧左倾并在那边找到他们所熟悉的唯一门户、即共产国际的门户。所以，在最近的选举中法国共产党所得到的选票比以前多出一倍以上（它的议员名额增加了六倍）。主要是无产阶级的选区——巴黎和近郊——投了共产党的票。另外，比利时共产党虽然一向很弱，却也能在今年的选举中获得一次并非不重要的胜利（与1932年相比，选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议员名额增加了两倍）。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端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也可能获得某些成功。其它支部（英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美国等等）的发展即使不是肯定的，也决不是不可能的。可是，固然群众希望第三国际帮他们摆脱战争的危险，共产国际却准备在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充当主要的政治工具。这样，共产国际便代替陈腐的第二国际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帝国主义效劳，但它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33.共产国际最近的这些成功首先使所有那些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国际局」（伦敦局）的小资产阶级市侩们，即德国的社会劳动党、英国的独立工会、瑞典的社会党、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党（宁－摩林）等等晕头转向。在德国工人运动的灾难性失败的影响下，某些中派的政党本来要逐渐转到第四国际方面来。但是，1934年秋斯大林主义的转变把犹豫不决的瓦尔歇之流、摩林之流、宁之流等等连带拉进了人民阵线的泥淖，斯大林主义之完全吸收伦敦局现在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群众激进化
34.与现今共产党的发展有关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矛盾的例子，是法国过去几星斯内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和占据工厂事件（参加的大约有两百万体力劳动者和事务工作者），这些是在完全出乎法共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发生的。可是当这个新的群众运动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时，它发现共产国际的陈腐机构在它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例如，法国共产党不是去领导罢工运动和提出革命要求，而是一开头就同政府和雇主们合作，以便找到一个结束罢工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预言：不是法国无产阶级群众的新的运动扫除斯大林主义叛徒的官僚机构并建立一个新的领导——这样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获得胜利——便是变节的官僚们控制局势——从而使法西斯主义获得胜利。
35.急剧地向左靠拢的斗志昂扬的群众和各国共产党所起的新的叛卖作用之间的矛盾，给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提供新的任务和可能性。这些组织中有一些在不久的过去参加了社会党，把那里的最优秀的成分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来。在内部政治发展异常迅速的国家里（法国、比利时），这证明是一个简短的步骤。在其它国家里（波兰、英国），这个经验还没有完成。在另外一些国家里（美国），它们还正在开始。可是，不论第四国际的各支部是独立地还是在社会党内部进行工作，它们必须注意到，现今第三国际正在第二国际勾引工人。因此，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名义上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斗争是反对共产国际、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斗争。最重要的任务是向工人们阐明共产国际作为帝国主义代理机构的今天的性质，使他们了解到从第二国际转到第三国际意味着从热锅跳到火里。
36.这项工作的道路和方法将是多种多样的和千变万化的取决于每一国家的整个发展和特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利用一切机会迫使反动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同它的社会支持者、即革命的劳动阶级发生公开的对立。到处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搜集材料，仔细地随时研究一切矛盾的倾向，以便能够及时地和有效地采取行动，那是很重要的。
37.最初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理论和实践，在现今的共产国际中是毫无影迹可寻了。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学说，以及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肯定，并没有被人们所忘记。这些学说和经验从1923年起就曾由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加以捍卫，以反对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它们是反对派旳政治和理论工作的基础，而反对派从最初起就曾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社会爱国主义蜕化变质的根源作斗争的。应用于新的事件和现象的列宁主义的策略学说和经验，以及对斯大林主义在1923至1936年期间的错误和罪行的无情批判，曾被反对派用来教育全世界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如果不彻底研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在这一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和著作，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假如他想名副其实——都没有资格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中起领导作用。
38.第四国际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第三国际所采取的但被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所叛卖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目的作为它的政策的唯一指导方针，因此它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将近一百年的革命斗争的学说和经验武装了自己，并从而重新肯定了无产阶级伟大先驱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的思想和毕生的事业。 |
第四国际声明：致摩洛哥被奴役的人民（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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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声明：致摩洛哥被奴役的人民
1936年
nzn译、冷漠校
你们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全世界的无产者一样，遭受着同样的邪恶，同样的苦难，同样的枷锁：帝国主义的奴役。
过去有一段时间，欧洲和其它大洲的帝国主义恶棍面对被他们剥削的国内无产者们不断建立革命组织的压力，试图以殖民地人民为代价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作为征服和统治你们的帝国主义强盗的后盾，欧洲和其它实施压迫国家的工人无意识地成为了它们自己剥削者的共谋。因为一个压迫别人的人自身也不可能是自由的。
但此后资本主义变得更加成熟了。它所到之处无不变得腐朽。它不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能够将世界带出现在的混乱，并保证人性自由地发展。但是帝国主义的恶棍并不希望自己消失。在利用他们本国的无产者来征服和剥削你们之后，现在这些人又利用你们来抗击和消灭那些反叛他们并试图将世界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无产者。现在的西班牙就是这样的局面。
摩洛哥和其它殖民地国家被压迫的人民，如果你们同样也使自己成为你们帝国主义压迫者的同谋，那么灾难将会降临！你们解放的道路，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一样，都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普遍斗争。
仅仅凭借被压迫的人民与施加压迫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就可以把他们都从一个共同敌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就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统治。
我们凭借以下事实就可以做出保证：
意大利的帝国主义者已经使埃塞俄比亚成为了其血淋淋的猎物。在此前对其它任何国家的征服中都未曾采用过如此恶名昭著的行动。埃塞俄比亚皇帝为此向国际联盟上诉。但是这样一个由恶棍组成的委员会，一个仅仅为维持现有的国际利益划分而产生的组织，怎么会听取埃塞俄比亚人民的申诉？它怎么可能阻止罗马的强盗安然地占领埃塞俄比亚高原？当时最需要的是非洲被压迫的人民奋起反抗，并且将帝国主义强盗赶回到大海上；最需要的是被压迫的人民同欧洲以及其它大洲的工人阶级结成联盟。
这同样适用于在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英国政府为了保护其前往印度的航线以及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利益而占领了巴勒斯坦。为了维持占领，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恶棍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挑唆起民族仇恨，并经常地挑起两者之间血腥的冲突。只要犹太工人还使自己成为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共谋，只要阿拉伯工人不寻求与犹太工人以及和他们的印度同胞的联合，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帝国主义，那么后者就绝不会停止从他们的流血和自相残杀中谋取利益。
在远东，我们发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正在日益增加。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类似，日本帝国主义试图通过驱使自身境内被压迫的人去征服中国人民而防止其革命。
而以布吕姆和达拉底为代表的法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北非，叙利亚，并没有展现出更温和的一面，只要在它剥削和压迫的地方，被征服的人民就生活在三色旗的阴影下。
在1914年，出于对世界新的利益划分的需要，一场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在爆发的边缘。如今在筹备着另一场战争的同一批帝国主义者们对于武装其殖民地人民毫无顾虑，尤其是当他们被引导着对抗自己国家中已经奋起反抗的同胞，这正是如今正在西班牙发生的。因此可以说明，民族解放的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是紧密相关的。
和平就意味着被压迫人民的解放。
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意味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终结：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
要想在欧洲和其它大洲阻止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就意味着要向被压迫人民伸出援手，意味着要解放殖民地的人民。
在第四国际指导下斗争的，忠实于革命导师列宁和十月革命纲领的组织，将向为民族解放而抗争的人民伸出兄弟般的援手。
第四国际向埃塞俄比亚人民在墨索里尼的炸弹和燃烧瓶以及国际联盟背叛的双重夹击下的英勇抗争致敬；它支持了阿拉伯人民将他们自己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努力。1919和1921年的爱尔兰以及如今的埃及都表明，除非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否则绝不可能获得帝国主义者一丝一毫的让步。
第四国际谴责第二国际的政策，其总是同意采纳民族自决权的决议，但同时又支持资产阶级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英国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和比利时的范德维尔德对殖民地人民的态度和其它保守党政府完全相同；同时，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仍继续着对殖民地的剥削。如果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能采取及时行动，支持摩洛哥人民的解放，那么法西斯主义就永远不会有这样一个攻击西班牙工人和农民的基地。
是第三国际主要启发了人民阵线和它的反动政策，它为了帮助民主派抵抗法西斯主义而呼吁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相互斗争。孟买工厂里的工人，印度的农民以及数百万被剥夺了土地而在帝国主义者的矿井里为了每个月十先令而辛苦劳作的非洲人民，他们都会拒绝第三国际的骗局，即试图让他们为任何帝国主义力量而拿起武器的骗局，无论是民主派还是法西斯。他们宁可抓住机会，为了自己民族和经济的自由而勇敢不屈地战斗。
第四国际声明其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各支部都将共同开展对各地帝国主义的反抗，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并且将与所有殖民地的人民并肩作战，推翻共同的敌人：全球的资本主义。 |
为了第四国际——《新国际》创刊词（193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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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第四国际
——《新国际》创刊词（1934年7月）
我们的这个期刊是在国际工人运动生活的最危急的关头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机器正在大家的面前土崩瓦解。从前，它却曾使整个一系列国家摆脱封建主义的落后状态，建立那种能使全人类享受高水平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庞大生产机器。在达到进步的最高峰之后，它现今正以极端危险的速度滚下一段陡峻的斜坡。当它上升的时候，它碰到了种种障碍，但它克服了那些障碍并且爬得更高。当它摔进那个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注定要掉进去的深渊的时候，最微小的障碍都会使它受到最猛烈的打击。它遍体鳞伤，发出令人窒息的臭味，像一具腐烂的尸体散发那种毒化空气的气体一样。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一切堕落的和寄生的可憎特征都冒到表面上来，企图用垂死的挣扎避免为它的过期的死亡付出最后的代价。
从前曾经给予反动的封建和僧侣势力以革命的沉重打击的年轻强壮的资产阶级，已经达到龙钟衰老的高龄，它的生命要依靠恢复世界经济和政治中一切过时的、反动的势力并且同它结成联盟了。过去一度是进步的资本家阶级，如果不在一大半的世界上保存封建主义和农奴制度并在其余的世界上求助于法西斯主义的暴虐，就不再能够生存。资本主义从前依靠使它和社会摆脱共同敌人的羁绊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支持而获得胜利，现在却只能通过把它以前的同盟者的生活和文化水平降低到封建时代的水平办法来保存自己。
资本主义已经衰老无用了！它无法扩大人类的生产力——反而使生产力减缩了。它无法养活群众——它使他们挨饿。它无法使人民享受太平的生活——它驱使他们进行战争。它不再能够振振有词地维持它的统治地位——它只有用法西斯主义的刺刀来加以维持。
如果我们能够像冯·胡吞在他那个时代所说的那样，说这是一个宜于享受生活的时代，那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革命的时期，革命的胜利完成将开辟人类的新纪元。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东西的生产力在反抗着阻碍其达到最充分的发展的不合时代的桎梏。无产阶级时而盲目地、时而自觉地反抗它的剥削者。殖民地的奴隶们在反抗他们宗主国的压迫者。至少在阶级本身被消灭以前，任何人类的或自然的作用都不能消灭阶级斗争而不消灭社会，而这种阶级斗争现在已经达到空前的尖锐程度。然而，除苏联以外，资本主义还占据优势，它非但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而使无产阶级遭到历史上最悲惨的一些挫折。
一方面是一种过时的社会制度，它暴露出本身内部存在着诞生一个新社会的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是一个在社会上已经发展到能够产生这种新社会的地步的无产阶级，虽然它还没有集合足够的力量来推翻旧社会。这个未知因数是非常出名的，并且可以用数学方程式的精确性加以证实：
历史曾经成功地把推翻资产阶级和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任务交给无产阶级的两个政党，但是它们已经彻底失败了。最初在德国，接着在奥地利、拉脱维亚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像吸干了蛋黄和蛋白的蛋壳一样，一下子就被打碎了。（应当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在二十年之前就从政治上消失了；在它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它也是同样的卑鄙。）
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全部历史正足以强调它的一切工具中最完善的工具、即政党的不可缺少和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已经变成解决一切问题的总关键。阶级战争是由阶级军队来作战的。整个工人阶级——姑且不说它在居民其它部分中的必要的同盟军——显然并不具有牢固的同一性。它的许多阶层的觉悟程度各有不同，意识形态互不一致，并且在等级、宗教、民族、性别和年龄上利益也有种种差别。从它的队伍中出现的——但超越这些差别，因而能够克服这些差别——是它的先锋队，即革命的政党。党体现着无产阶级所积累的并提炼成它的革命理论的经验。它是阶级觉悟的宝库。它包含着最先进的、最有战斗意志的、最忠实的成分，把他们牢固地团结在经过考验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并用严格的纪律把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一个整个来说，不能直接地计划和指挥它的各个战役，正如一支军队的每一个排不能拟定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一样。对于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参谋部、一支先锋队——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军队中那样由上面硬派下来，士兵们无法加以监督和验证，而是依靠经过考验的能力和一致的赞扬从士兵中提拔上来的。这一点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重要，因为敌人阵营中的力量已经高度集中，它的机动性大有增加，同时也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往往来得非常突然。这些都要求有一个深谋远虑因而能够预作安排的训练有素的、时时警愓的先锋队。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照耀着前面道路的探照灯才能做到深谋远虑，因为这个探照灯的强大电池完全是凝练的历史经验。
由于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党，工人阶级接连遭到了失败，到了1933—1934年，可怕的危机终于充份地暴露了现在组织的破产。
这两党没有一个是由于德国或奥地利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某种越出常轨的情形而得到悲惨的结局的。它们的毁灭倒是可以溯源于它们各自的国际所共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这些理论的分类名称叫做民族主义机会主义。
现代的社会民主党是靠了它们各自的民族祖国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脱脂乳被养育长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依靠对殖民地行进剥削而攫取的庞大利润变得十分强大和异常富裕之后，觉得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腐蚀它们本国的整整一部分工人阶级，从而获得它的支持。社会民主党是以工人贵族、一个宽大的帝国主义所恩赐的一些改革以及中间阶级的各个阶层为基础的。它逐渐被吸收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把它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因此就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所干出来的令人不易忘怀的背叛行为，每一个党用血污的手卡紧另一个党的脖子，为它自己的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因此也就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在战后自发的革命浪潮有淹没资产阶级的可能时对资本主义国家所表现的狂热的忠诚。因此也就产生了像把葡萄酒和圣饼变成耶稣的血肉那样容易地和神秘地把资本主义逐渐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产生了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代之以同民主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保存资本主义的做法，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因此也就产生了两害相权求其轻——资本主义比布尔什维主义略胜一筹——的理论，即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铺平道路的理论。
使那些斯大林主义的党同社会民主党有所区别的，倒并不是它们政策的结果——双方的政策的后果都同样是灾祸的——而是它们的民族主义的不同起源。斯大林主义的党不是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井边而是在过去专门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水源所补道的井边受到毒害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苏联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蜕化变质的表现。在苏联的利益和世界革命的利益之间，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天然的矛盾。然而，寄生性的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可以并且确实同世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概括的表述包含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之中。
苏联的官僚机构目光短浅地把暂时的现象看作永世长存，因而不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可能发生世界革命。既然官僚分子的一切思想中渗透着这种心理，他们就首先要捍卫俄国的领土完整，以便建设一个与其它国家隔绝的乌托邦。这个方针已经坚定不移地导致第三国际从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变为苏联边界的巡逻队。国际主义要求每一国家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民族主义意味着世界运动服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利益。
不管它们的民族义的蜕化变质在其起源和形态上多么不同，这种蜕化变质使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太林主义在德国遭到了滑铁卢式的惨败。基本上，没有其它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存的两个国际会土崩瓦解。一切错误和罪恶，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和不大引人注目的，都是从一个中心的源头流出来的。
历史和构成历史的种种事件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它们使我们有可能作出理论的概括并从中吸取教训。。早期共产国际的伟大力量在于它从第二国际的崩溃中吸取了教训。
这两个际的崩溃所提供的教训是：不是抛弃国际主义而是要恢复国际主义。并且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行动上。革命的国际主义必须是积极的和具体的。现在，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扯起第四国际的旗帜，努力不懈地使全世界的先进分子都结集在旗帜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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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可是，如果我们先在每一个国家建立牢固的革命政党，然后在世界范围内把它们团结起来，这样的国际不是更好和更强大吗？
——亲爱的朋友，最近二十年人们已经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因此看起来似乎每一个人都一定己经懂得一些道理。但事情不能凭外表来判断。
如果不在同时努力不懈地积极从事国际的重建工作，你怎么能够在各个国家的范围内建立起「牢固的革命政党」呢？民族的革命政党像民族的党纲一样，早就是明日黄花了。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作为特殊的实体而存在的时期，只能有一个革命的政党——在每一个国家都设有支部的国际。国际不可能是各个民族党的单纯算术上的总计，也就是说，它不应当是这样。如果你在任何时候达到组织你的国际的阶段，你所得到的将是一个不像由若干不同的党组成的第二国际那样讨厌的组织，因为那些不同的党已经各自向分散的方向发展，它们爱护自己的「民族独立」，憎恨「局外人的干涉」。你打算退回到二十五年之前。我们却情愿向前迈进。
——可是，难道一定要在目前工人阶级队伍中发生极大混乱的时刻来组织国际吗？
——正是因为这一点。对群众是不应当玩捉迷藏的。革命的先锋队需要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现在群众很混乱，这是事实。他们之所以发生混乱，是因为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人告诉他们：第二国际好得无以复加；它是可以改革的，如果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如果不是明天就是……。法西斯主义在更多一些国家获得胜利之后。他们正在被斯大林分子弄得晕头转向，因为这些人告诉他们说，第三国际昨天是对的，今天是对的，明天是对的，并且永远是对的。他们也被动摇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弄得莫知所从，因为这些人编出一套话来欺骗他们，说什么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合为一体啰，说什么要组织另一个国际——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国际（真是满嘴胡言！），而是「第二和第三个国际以外的所有好的政党」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安身之所的国际啰。第四国际可不会在工人阶级群众中制造混乱。它带给他们的，将是一柄光芒四射的利剑，这柄剑的剑锋可以刺穿那套谎言、欺骗和伪善，它的光芒将划破黑暗。
——可是现在谁需要一个第四国际呢？你们的力量很弱，这是一个连遭挫败的时期，甚至列宁都是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一年有半才组织了第三国际的。
——亲爱的朋友，你的论证没有随着时代的转移而有所提高。列宁宣布有必要建立新的国际、即第三国际，不是在俄国胜利之后，而是在1914年8月的最黑暗的反动日子里。1915年他在齐美尔得竭力反对那些像你一样认为「我们人数过少」因而「现在尚非其时」的人们。一年以后在昆塔尔，他的百折不挠的态度已使新的和更大的力量转到他的这方面来。共产国际的基础不是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而是在四年以前奠定的。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的斗争，正如争取在每一国家重新建立新的党的斗争一样，不能再拖延了。它正像阶级斗争本身一样不能迁延时日。在我们看来，国际并不是像考茨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和平时期的而在战时不起作用的工具。那是当年他的国际的实际情况。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参谋部，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像军队一样，总参谋部就在战争结束时实行复员，或使其职能大大地受到限制。但是我们阶级战争还远没有结束。
——可是那些过去赞成新国际的人不是有些己经开始动摇了吗？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这对他们来说只有更糟；对那些采取同样方针的人只有更糟。并不是所有那些最初参加列宁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人都是能够坚持到底的。有些人心里逐渐有了意见，有些人离开了，还有一些人甚至叛变到敌人方面去了。可是不要根据表面的现象来作出判断。今天动摇分子关于他们以前信誓旦旦的第四国际窃窃私语或在口头上根本没有什么不满的表示。他们要想「争取」特兰梅尔的挪威工人党和布罗克威的独立工党的「群众」。用什么方法呢？安坐不动。明天，当特兰梅尔之流已经走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时，如果特兰梅尔的现在的追随者从中吸取了必要的教训；那肯定不会是这些动摇分子的功劳。可是，当他们采取行动并抱有这种决心的时候，他们将格外坚决地同那些始终不懈地为第四国际奋斗的人们携起手来。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叫做第四国际，不干脆叫做新国际呢？
——词儿含有一种意义，或者说它们应当含有一种意义。第四国际——这意味着所有新的共产党和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第二国际意味着社会改良主义的一切变种。第三国际意味着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中间主义。可是，另外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想要弥合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想要使二者合而为一。他们需要一个第二半国际、一个供政治上无家可归的人容身的家、一个夜店，以便等群众中的风暴刮过以后，他们可以太太平平地重新回到第二国际去，像他们于1923年在汉堡所做的那样。
第四国际？这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用语。这是一个战斗纲领！它意味着对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誓死搏斗。它意味着对叛卖的社会改良主义、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一味怯懦地实行妥协的形形色色的中间主义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它意味着无条件地努力保卫苏联，因为当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分子不加斗争地让第一号反苏头子希特勒执掌政权时，他们置苏联于为德国所控制的危险境地。它意味着争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争取工人阶级最后胜利的斗志昂扬的斗争。
为了第四国际！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我们这个期刊决心加以保卫的清白旗帜。在像我们现今正在经历的这样一种时期里，某些方面的人们养成一种风气，总想在除了可以找到原因的地方之外的一切角落去寻找失败和反动的原因，除了其根柢以外的任何地方去探索根源。应当责备的不是国际主义的诽谤者；也许正是国际主义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诽谤者；也许正是要求修正或「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像昨天一样，我们今天将继续竭尽全力来保卫再三经过考验的、从各个角度得到千百次证实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新国际将在一切领域内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接受那些仅仅复述了老修正主义者早就被驳倒的说法的「新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并重新加以驳斥。我们的旗帜高举起来了，迎风招展了。具有阶级觉悟的斗士们将团结到旗帜下面，并把它树立在资本主义的城堡上。
为了第四国际！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
国际共产主义者号召全世界工人：为成立第四国际而斗争！（193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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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产主义者号召全世界工人
为成立第四国际而斗争！
（1934年3月）赤心翻译，龚义哲校对
原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3月31日的《战士报》头版。
值此万分危急之际，我们——来自苏联、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美国、南美、中国等国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代表——向全世界工人发出如下呼吁：
自从奥地利无产阶级被击败后[1]，自从巴黎街头爆发血战后[2]，就是瞎子也该看出：以“和平发展”为基础的旧斗争方法，已经彻底失效。腐朽的资本主义除了镇压无产阶级、粉碎它的组织、打垮它的意志、迫使它成为自己恭顺的奴隶之外，已经别无出路。资产阶级绝不会让无产阶级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问题只能靠武力来解决。金融资本正在组织和武装法西斯匪帮。法西斯主义已经超出了意大利一国的范围，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现象。一个又一个国家染上了野蛮反动的瘟疫。下一个就是法国。二月六日的暴动就是法西斯匪帮的第一次演习。英国法西斯分子也在准备同样的示威游行。而美国也跟欧洲一样，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多么可怕的堕落啊！
无产阶级是当今社会唯一有创造力的阶级。国家的全部生活、经济、文化都取决于它。文明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群众，而无产阶级注定要成为后者的领导。它胸怀着伟大的社会理想。无产阶级在整个现代历史上都表现出了伟大的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最近的奥地利二月起义便是明证。尽管如此，以小资产阶级中最坏最堕落的分子、人类渣滓和民族败类为根基的法西斯主义却接连获胜。然而，以小资产阶级中最坏最堕落的分子、人渣、民族败类为根基的法西斯主义频频获胜。
领导层的破产
这究竟是为什么？
每个工人都在扪心自问。而答案就在这些事件当中。答案便是领导层的破产。领导层的叛卖，使无产阶级四分五裂、瘫痪无力。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要对此承担主要责任。在过去，当工人运动的议题集中于和平的议会政治、工会斗争与劳资协议时，工人没有发现党的领导层已经充斥着头脑狭隘的小资产阶级、前改良主义者和半吊子革命派，这些人逐渐变得保守，最后统统背叛了无产阶级。这些领导（维尔斯[3]、王德威尔得[4]、德·曼[5]、莱昂·布鲁姆[6]，雷诺德尔[7]，兰斯伯里[8]，亨德森[9]，罗伯特·格里姆[10]之流）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更加亲近资产阶级部长、银行家、记者和教授，而不是无产者、失业工人、小农与流落街头的饥饿青年。
但是，第三国际也要对此承担重大责任，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成立的它，已经越来越堕落，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堕落成了僵化的官僚机关。在由斯大林派把持的共产国际领导下，中国革命以惨败收场。共产国际逼迫全世界革命工人退出工会，使左翼遭到了孤立，挽救了本已摇摇欲坠的工会保守官僚。共产国际勾结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演说家和野心家，却拒绝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举行共同行动。共产国际的斯大林派领导层向全世界无产阶级下令：“乖乖听话，不然我就搞乱你们的队伍，破坏你们的反法西斯斗争。”从1923年到1932年，共产国际最强大的支部——德国支部忠实执行了这个政策，结果导致了希特勒的胜利。在奥地利，共产党被共产国际的罪过和错误压得抬不起头。最后，法国、英国等国的共产党丝毫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盲目地重复着德国共产党的罪恶政策。马塞尔·加香与莱昂·布鲁姆的联盟，一定会像台尔曼与维尔斯的联盟那样，导致同样的后果。这条道路将把无产阶级诱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苏联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果。它体现了无产阶级与生俱来的强大力量与无穷潜力。苏联至今仍与我们血肉相连。我们愿尽微薄之力，号召所有真诚的工人在危难时刻保卫苏联。
但是，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由于内部困难和领导层的种种错误，出现了一个凌驾于工农苏维埃之上的飞扬跋扈的官僚阶层，它正在创造一种以“自己永远正确”为信条的宗教。目前，阻碍苏联人民的进一步发展、阻挠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大敌，就是不受约束的官僚阶层的专制统治。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已经沦为堕落官僚的屈辱奴仆。
出路何在？
必须建立新党和新国际。尽管许多人会觉得这些话太“宗派主义”、太“绝望”，但这个口号是根据世界形势与各国形势而制定的。这是唯一的出路。罪行累累、叛卖成性的第二国际还能改良或革新吗？大战与战后一切事件都说：“不可能！”第三国际也同样糟糕。十年来，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以前叫左翼反对派——一直在竭力改良共产国际，试图把它带回马克思与列宁的道路。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一再证实了我们的警告与呼吁。然而这些全是徒劳！事实表明：特权官僚的保守思想与本位利益，要比历史教训更强大。
不可能通过群众来改造共产国际，因为它已不再依靠群众。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已经死了。
它们现在只是无产阶级的障碍。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时期及其任务建立革命组织。必须新瓶装新酒。必须在每个国家建立真正的革命党。必须建立新国际。
有思想的工人必须承认这些铁一般的逻辑结论。然而，由于不久之前的失望，他心中依然疑虑重重。新党！就是说要进行新的分裂。可是无产阶级的团结不是高于一切吗？但这只是借口，搬出这种借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巨大的困难使人望而却步。
我们的回答是：无产阶级不能为了团结而团结。阶级斗争需要的是革命的团结。几乎全部奥地利无产阶级都团结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但它却叫工人投降，而不是战斗。奥地利工人证明了自己懂得如何战斗。旧领导层的一部分人也同他们一道勇敢作战，但失败的责任要由整个党来承担。事实证明，机会主义的“团结”只会导致毁灭。在比利时，王德威尔得、德·曼之流的党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当无产阶级大军的总参谋部向阶级敌人的所有代表——王权、爱国主教、自由派市长——卑躬屈膝的时候，这种“团结”又有什么用？在小小的挪威，特兰梅尔[11]的机会主义党在上次选举中赢得了45%的选票，却正在重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每一桩罪行，弄残了无产阶级，为挪威法西斯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团结”是套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绞索。
无产阶级必须锻造新的武器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革命斗争的团结：我们要抵抗法西斯主义，捍卫自己的生存权，与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彻底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国家，建立欧洲合众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向资产阶级体制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共产国际在实践中暴露了自己根本没有能力集结无产阶级完成革命任务。无产阶级要么只能屈服于比中世纪更严酷的奴役，要么自己锻造新的武器，通过革命争取解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但是，你们凭什么保证新国际不会同样遭受失败呢？”
多么可悲而又市侩的问题！在革命斗争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预先的保证。工人阶级劈开巨石，建造台阶，沿阶而上。有时它会滑落几步；有时敌人会炸掉造好的台阶；有时台阶因为材料不好而自行坍塌。每一次跌倒后，它都会站起来；每一次滑落后，它都会上升；台阶被摧毁了，它就会建造更多的新台阶。
如果非要说保证的话，那么，成功的保证就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在它们破产之前，在它们为无产阶级立下殊勋之时，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我们继承和吸取了这些经验。我们站在前人的肩上。这就是我们最强大的优势。如今，这两个官僚机关的政策，只能起到有害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与我们站在一起。在过去的十年里，即共产国际堕落和蜕变的时期，整个历史的发展已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我们的方法、预测与口号的正确性。正确的理论与政策，必将为自己开辟道路，把全世界大多数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从而锻造出革命的团结。
然而，我们又听到另一种回答，听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第四国际不会立即建立的，同时，法西斯瘟疫正在迅速向各国蔓延；难道现在是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时候吗？”我们的回答是：“在直接斗争中争取实现队伍的团结，才是列宁主义的联合阵线政策。”布尔什维克正确运用了这个政策，才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和列宁从不害怕分裂机会主义官僚党，他们把真正的革命派集合为一个独立的先锋队；同时，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可以同任何群众组织达成实际协议。列宁主义的力量与智慧，一方面在于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不妥协立场，另一方面在于它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及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组织和团体。列宁主义并没有居高临下地要求无产阶级服从自己，也没有让自己混同于群众——正因为这样，它才赢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能粉碎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瘟疫确实正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它的力量来自何处？工人阶级组织的混乱、工人官僚的惊慌失措、工人阶级的领导层的叛卖。一国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无情地反击法西斯反动匪帮，转入反攻，夺取政权，打退法西斯主义的进攻，迫使它狼狈逃窜并最终覆灭。夹在苏联和苏维埃法国之间，纳粹独裁政权连半个月都挺不过去。不久之后，墨索里尼也会跟着希特勒一起下地狱。人阶级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抵御法西斯主义；积极的防御可以转变为反攻。我们自己必须做到坚决果断，并甩开一切犹豫不决的人（他们稍后会跟上来）；现在，在国际范围内，先锋必须与群众紧密结合。巨大的压力和严重的危险，正使群众烦恼不已、焦躁不安，他们正等待着有人能给出答案，等待着有人来领导自己。必须建立能够给群众指明道路的领导层。
最大的危险是战争。全世界都能听到世界大战的脚步声不断逼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工会官僚正在准备再次充当爱国者，即充当帝国主义的仆人，向主子提供炮灰。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他们正在策划对各国人民的新一轮大屠杀。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用空洞的喧嚣与咆哮代替了城乡群众的革命动员，企图用华而不实的“和平大会”来掩饰自己的无能，然而这完全是白费功夫。无产阶级只有在新国际的旗帜下，在新的基础上重组自己的队伍，才能阻止新的战争爆发，或是让剥削者自己承担战争的后果。在战争条件下，哪怕是一个人少力弱的少数派，只要它主动带头，积极活动，也能发挥关键作用。想想李卜克内西！想想罗莎·卢森堡！想想列宁！
行动纲领
可悲的庸人也许会说我们是“宗派主义”。未雨绸缪怎能叫宗派主义？这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向所有工人阶级组织提出一个以无产阶级联合阵线为基础的行动纲领。从今天起，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积极自卫。用武力回击武力！法西斯匪帮迟早会得到官方警察的帮助，因此工人民兵是对抗法西斯匪帮的唯一武器。
但是，工人民兵不是示威游行和剧场演出的保安，而是进行激烈斗争的战斗队。工人民兵是无产阶级的铁拳。法西斯匪帮每袭击无产阶级一次，工人民兵就要双倍奉还！要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消灭敌人。绝不能留给法西斯敌人喘息的机会。穷追到底，彻底歼灭！
2月12日的法国总罢工[12]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但它的意义更为深远。敌人发现了这个危险，便两倍、三倍、四倍地努力。法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只有英勇战斗，才能守住阵地，赢得新的战果。在革命的自卫中，工人阶级一定会掌握反攻的诀窍。法国工人的血脉之中，依然燃烧着巴黎公社的革命烈焰。但就像奥地利工人一样，他们还没有充分做好斗争的准备。无产阶级必须学会如何斗争；要有组织，要有计划。
2月12日，法国工人迫使两个官僚机关组成了二十四小时的联合阵线，组织了总罢工和大游行。然而这只是临时的行动，要赢得胜利，还需要组织。在斗争期间，由来自车间、工厂、工地和工会的无产阶级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就是自然形成的联合阵线组织。在还没有成为政权机关的时候，苏维埃就是联合阵线的革命机关。在经过公正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中，少数服从多数。斗争的强大逻辑推动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去。我们必须自觉地在这条道路上全力前进。
法国革命现已成为无产阶级的历史性任务。法国再次肩负起了历史重任，它将决定的不只是自己的历史，而是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假如法西斯主义打垮了法国无产阶级，整个欧洲将不得不饮下这杯苦酒。反过来说，假如法国无产阶级在目前条件下赢得胜利，它的意义甚至将远远超过十月革命。
全世界工人！
你们要想最好、最可靠地帮助法国无产阶级，就得不妥协地同本国资产阶级斗争。你们当中最勇敢、最有远见、最有牺牲精神的人，已经冒着敌人的炮火，加入了第四国际的行列。要号召和领导广大劳苦群众与失业群众奋起斗争。要打入每一个组织；要耐心地向群众解释，唤醒群众，壮大自己的队伍！必须争分夺秒！
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的组织与报刊！
保卫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与社会成果！
争取最基础的人权——面包！
打倒反动派！打倒波拿巴警察统治！打倒法西斯主义！
组建无产阶级民兵！
把工人武装起来！
解除反动派的武装！
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友好相处！
推翻资本主义！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全球无产者！
第一国际给了你们纲领和旗帜。第二国际让广大群众站了起来。第三国际作出了革命行动的榜样。第四国际将带来最后的胜利！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书记处
1934年3月，日内瓦
注释：
[1]1933年3月，奥地利总理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Dollfuss）趁议会休会之机发动政变，建立以他为首的法西斯专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没有认真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反抗，反而一再拖延、妥协、退让，等到实在退无可退的时候，才在1934年2月号召维也纳工人举行起义，然而起义之后又三心二意，没有坚决进行到底，导致起义惨遭镇压、奥地利工人阶级遭受了惨重的失败。本文的注释均为校对者所加，不再逐一注明。
[2]1934年2月6日，多个极右团体在巴黎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企图趁机发动暴动，夺取政权。暴动被当局镇压，有十多人身亡。
[3]奥托·维尔斯（OttoWels，1873年9月15日——1939年9月16日），出身于餐馆业主家庭，1891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并从此开始担任全职干部。1907年起任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的书记，同时担任《前进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3年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入选党的执委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起任社民党主席，并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1933年3月23日，他是唯一一个发言反对《授权法》的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到被国联管辖的萨尔盆地，组织社民党国外流亡组织，后死于巴黎。
[4]艾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5]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deMan，1885年11月17日——1953年6月20日），比利时工人党右翼领导人。
[6]安德烈·莱昂·布鲁姆（AndréLéon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
[7]皮埃尔·雷诺德尔（PierreRenaudel，1871年12月19日——1935年4月1日），法国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33年因主张社会党参加激进党政府，带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党，组织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socialistedeFrance-UnionJeanJaurès），1935年该党与共和社会党（Partirépublicain-socialiste）和法兰西社会党（Partisocialistefrançai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socialisterépublicaine），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后来参加了人民阵线。
[8]乔治·兰斯伯里（GeorgeLansbury，1859年2月22日——1940年5月7日），生于英国萨福克郡黑尔斯沃斯镇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自由党，1892年退出自由党，参加了社会民主联盟（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1903年退出社会民主联盟，参加了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并于1927—1928年任工党主席，1932—1935年任工党领袖。
[9]阿瑟·亨德森（ArthurHenderson，1863年9月13日——1935年10月20日），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一个纺织工人家庭，十岁丧父。十二岁开始当工人。1906年参与成立工党。1908—1910年、1914—1917年、1931—1932年三次出任工党领袖，并曾担任不管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务。
[10]罗伯特·格里姆（RobertGrimm，1881年4月16日——1859年3月8日），当过印刷工人，1899年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并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运动。一战结束后参与创立第二半国际，并于1946年担任瑞士国务委员会主席。
[11]马丁·奥尔森·特兰梅尔（MartinOlsenTranmæl，1879年6月27日——1967年7月1日），生于挪威南特伦德拉格郡梅尔许斯，当过建筑工人。二十世纪初曾前往美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大会，回国后参加了挪威工党，成为工党左翼领袖。十月革命后，率领挪威工党参加共产国际。1923年率挪威工党退出共产国际。
[12]1934年2月12日，为了回击法西斯暴动，法国工人阶级迫使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举行24小时总罢工。 |
争取成立新党和新国际（坎农，1933年9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相关链接：第四国际
争取成立新党和新国际
坎农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发表于1933年9月30日的《战士报》
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国际在德国遭到可耻的失败之后，这两个组织并没能从这次历史性的惨败中得出任何经验教训，现在并不存在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赢得胜利的革命组织，这已是无法隐瞒的事实。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组织。
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全国委员会完全赞同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代表在巴黎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并赞同它的行动。全国委员会同样拥护参加巴黎会议的四个组织为建立新的共产国际而采取的举措，并为了完成汇聚各方力量，成立新党——新（第四）国际美国支部——这个任务，而与所有革命团体与组织通力合作，共同奋斗。
全体盟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彻底的内部讨论之后，一致拥护这一路线，并授权全国委员会声明：同盟与斯大林派共产国际及其美国支部彻底决裂，停止改良它们的斗争。正式的斯大林党已经变成了阻碍工人运动发展的制动器，因此，从现在起，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再认为自己是它的一个派别组织，并邀请一切革命工人——无论他们现在是否参加了同盟——与我们共同合作，一起为在美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而奋斗。
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新党，从这一点出发，它希望能与所有怀有相同的目标的个人、团体和组织进行坦诚的、同志式的讨论，并提出下列要点，以供他们参考：
美国的前景
在危机年代的巨大压力下，促使美国工人阶级觉醒、促使阶级斗争急剧加速的各种条件都在迅速成熟。在下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将会在一连串规模宏大的阶级斗争中爆发出来，工人会在这一过程中狼吞虎咽地吞食革命的经验教训，并迅速走上革命行动的道路。要对这个过程进行帮助和指导，就必须建立一个新党，从怠工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手中夺回共产主义的旗帜。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个新党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群众组织。
基本原则
由于改良主义和官僚中派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彻底破产，必须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党，但要建立这样一个党，就不能良莠不分地吸纳改良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相反，只有以一个坚定的纲领为基础，并且绝不容忍任何同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调和的倾向，这个新党才能成立、成型、发展壮大，最终能够满足它肩负的历史重任的要求。这个纲领不需要新的启示。新党的基本原则，就是扫清了改良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的各种歪曲与伪造之后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教诲。
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共产国际的头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一系列无可超越的论纲和决议，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教诲具体化，并将其运用在当代的基本问题上。在国际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十年里，在实际的运动中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被一再提出，并与斯大林主义的堕落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指导思想，被总结为在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上获得通过的“十一条”。我们认为，上述的所有文件基本上仍然有效，新党的纲领要以它们为基础而制定。
争取革命国际主义——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包括美国支部在内）堕落和最终破产的理论根源在于它们拒绝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国际主义原则，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取而代之。不坚决果断地拒绝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理论，已经被它损害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永远不可能复兴。
保卫苏联
十年的斯大林主义统治已经扼杀了苏联的党和各种工人组织，极大地加剧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危险。斯大林主义体制破坏了苏维埃国家的根基，把它拉向毁灭。但是，十月革命的社会内容依然存活，而且，就其所有制性质——这是最关键的评判标准——而言，苏联仍是工人国家，尽管它遭到了官僚可怕的歪曲。
苏联遭到了全世界阶级敌人的包围，斯大林主义体制又在它的内部系统地削弱它，所以保卫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建立新党和新国际与这个任务并不矛盾，反而是实现这个任务所必需的步骤。当前，在苏联国内改良苏维埃工人国家、并保卫它免遭资本主义的干涉与反革命，这个任务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建设强大的、能够用革命抗击本国资产阶级的军事冒险、并能够向苏联的国内体制施加压力、影响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各国共产党的作用被贬低为“保卫苏联”的和平主义任务，各国党为此吸收和录用了不可靠的形形色色的“苏联之友”，而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却遭到了诽谤、迫害和开除。
在当前的危急时刻，目前的斯大林党在保卫苏联这个任务上恰恰是完全无能的。德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最强大的党，它却在法西斯匪帮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就向法西斯匪帮不战而降了。对于这样的党，完全不能指望它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计划能作出哪怕是最微弱的反抗，必须坚决抛弃这方面的幻想。从内部改良苏维埃国家，使它重新焕发活力，并保卫它不受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犯，这是资本主义各国与苏联的新党的共同任务。
联合阵线
自新党成立起，包括建立新党的过程中，新党迟早都要参加实际的工人阶级运动，并在运动中运用联合阵线的策略。在执行这种策略时，难免需要与改良主义组织就个别的具体行动达成临时的协议，所以必须彻底拒绝“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和“（只有）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一方面，当改良主义组织在群众的压力下前进时，新党应该与它们的正式代表进行协商并达成临时协议（而斯大林派“原则上”拒绝这种策略）；另一方面，新党不会接受任何“互不侵犯协定”，不会放弃对改良主义组织的批评（而斯大林派已经接受了这种“互不侵犯协定”）。
工会政策
在工会问题（这是美国运动最重要的问题）上，新党只有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才能找到通向群众的道路，才能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影响力。要执行这样的政策，就必须打入现存的工人群众组织，而不管它们是什么组织形式；与此同时，又要与工人群众组织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斯大林派一面鼓吹建立仅存在于纸面上的“红色”工会的教条，一面又在工会运动中执行“迁就”反动的领导层的机会主义政策，这两种做法都同样有害。
反对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右翼分子
新党并不代表各种“反对派”团体的机械组合，但它必须对每一个“反对派”团体的政纲、尤其是它们的总体走向予以特别的关注。自从中右联盟在1929年瓦解后，布兰德勒集团（洛夫斯通、沃尔夫等人）实际上已经正式脱离了斯大林派，但他们仍在卑屈地试图重建这个联盟[1]。它在一切原则问题上仍与斯大林主义保持一致，并系统地为它的各种错误与罪行进行可耻的辩解。新党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无情斗争中，必须与右翼阵营中的斯大林主义追随者进行同样无情的斗争。
党内民主
新党必须在它的队伍中建立民主集中制，既要允许自由的讨论与批评，又要在行动时保持统一。一方面，党的各级干部都要通过自由的选举而产生，各级干部要时刻受到基层党员的监督，每个党员都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不会受到威逼利诱、不会遭到被开除出党的威胁；另一方面，必须对党员资格做出明确的原则规定，在对外行动时，整个组织必须遵守纪律、统一行动；必须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新党的力量
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自己目前的性质，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党，也不打算自命为新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已经不可能作为一个派别组织，去改良正式的斯大林主义党，我们必须奋力开拓一条独立的道路，与所有正在走上这条道路的团体和组织一同合作，为建立新党做好准备。
左翼反对派在改良正式党的斗争过程中，作为正式党的一个派别组织，制定了纲领，培养了一批有原则的斗争骨干，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组织的框架。这些成就现在必须视作新运动的部分资本；光靠这些成就，还不足以建立新党，但它们可以为新党的成立打下基础。
现在有许多革命工人团体，它们不是已经与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决裂，就是正在决裂；还有许多独立的革命派，他们被斯大林派官僚开除出党后，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目前需要的正是把这些团体和个人凝聚起来。不言而喻，在制定共同的纲领，并最终把各种力量凝聚成为一个党之前，首先需要交换意见和相互讨论，在最终合并之前，很可能还要有一段共同合作的过渡时期。
无论下一步的发展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左翼反对派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愿意与具备同样理想的团体进行开诚布公的、同志式的协商和讨论。左翼反对派曾与斯大林主义的傲慢自大的官僚作风与最后通牒式的工作方法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它绝不会强求别人接受任何东西，也不会强求别人预先接受它的提议、纲领或它的“领导”。为了开展讨论，我方提出了上述要点，对于任何不同意见，我方都会予以密切的关注和热情的思考，并将其连同我方的评论，一起发表在《战士报》上，让我们的盟员和支持者都能了解这些意见。
《战士报》将为此开设专栏，讨论关于新党和新国际的问题。
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全国委员会
[1]在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中，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和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结成了联盟，在1924年至1928年间，中右联盟实际上成了苏维埃国家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当权派。自1927年起，在一系列国内外危机（国内出现了富农拒绝出售粮食的浪潮，国际上出现了中国革命的失败与英俄委员会的破产）的影响下，中派不得不急剧左转，匆忙从左翼反对派那里抄来一些政策，以狂热的劲头推行（在国内体现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与全盘集体化，在国际上则体现为极“左”的“第三时期”政策与“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右派则在慌乱中试图向资本主义做出更大的让步。从1928年开始，中派与右派的联盟便瓦解了。各国党的右派也成立了国际右翼反对派，它在国际上最强大的组织是以德国党的领袖布兰德勒为首的布兰德勒集团。洛夫斯通、沃尔夫都是美国党的右派分子。——校对者注 |
改良斯大林主义已失败，争取建立第四国际！（国际左翼反对派巴黎会议通过的决议，1933年9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改良斯大林主义已失败，争取建立第四国际！
国际左翼反对派巴黎会议通过的决议1933年9月13日
NZN译、coward校
1933年8月27-28日，国际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在巴黎召开全会通过这份决议。原文载于1933年10月7日的美國《战士报》（TheMilitant）。
1．这场会议由14个具有不同特点和政治倾向的政党组成，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危机的结果，更准确的说是第二国际失败的苦果，同时从另一个历史层面和其他原因的角度来看，也是第三国际失败的后果。
2．很明显，通过原则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组织来建立一个新国际，这样的想法是不存在的。左翼反对派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这次会议，其目的是帮助建立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原则上与修正主义者和温和派相分离的革命组织。
3．这次会议唯一的，但也是极为重要的成果是四个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德国的工人社会党和荷兰的革命社会党和工人社会党）共同签订的声明，这象征着朝建立一个新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纲领引导的国际组织主动迈出了第一步。
4．全体会议清晰的认识到，四个有着不同政治来源的组织在几天内不可能在基本纲领，战略和组织方法层面达到完全一致。无论如何，已经达成的结果让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各组织在未来拟定的纲领宣言和战略文件中，将不仅会确保概念的统一性，更会在新的国际组织的名义下吸引更多的革命组织和派系。
5．全体会议认为有必要立刻开始对纲领性文件的阐释，并且设置一个专门的书记处，尽管还处于编辑宣言和决议的阶段，后者可以与那些同情的组织建立联系，以便他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能够在纲领性文件中体现出来。
6．在8月27日-28日的巴黎会议中，公布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宣言，全体会议要求它的纲领委员会遵守该宣言的基本理念。
7．在会议的多数当中，成分是很混杂的，而由他们所做出的决定也具有混杂性，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全体会议认为不可能为这些决定承担政治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采纳的决定可能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实际行动（例如对希特勒德国的抵制），左翼反对派已经做好准备，根据不同的情况参与到与其基本原则相符的行动中去。
基于实际行动，左翼反对派将始终致力于团结离自身最近的党派和组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项宽泛而勇敢的政策，为当前的政治目的而建立联合战线，才会有助于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
全体会议呼吁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所有支部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步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当下最紧急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在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特别是青年队伍中推广宣传“四党声明（DeclarationofFour）”。有必要通过报纸，宣传册，海报，演讲或是讨论来宣传并且解释声明的含义。有必要不遗余力地唤起无产阶级先锋队来建设一个新的共产国际。
在会议上公布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宣言以这样的话结尾：“我们承担着不可估量的革命责任。让我们创造性的工作达到这种责任的高度。”我们要充分地意识到，这些话首先指的就是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自己。
国际书记处全体会议
1933年9月13日
*全体会议在这个立场上的发言仅仅使用了会议给予所有党派的权利，这一权利一直持续到10月15日，即：去修正（或反之拒绝）大会决议的权利。 |
国际反对派和共产国际（1933年八月全会文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国际反对派和共产国际[1]
1933年八月全会文件赤心译；龚义哲校对
德国发生的事变导致了法西斯主义上台以及德国共产党的破产，这给国际左翼反对派提出了在德国建立新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队伍中得到了广泛讨论，最终获得解决[2]。
在德国事变的基础上，五月全会一致通过了在德国建设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方针。这次全会召开前，由于斯大林党在德国的叛卖行径，我们队伍中发出了号召建立一个新国际的呼声。“领导德国党的是共产国际，要为这次叛卖实际承担责任的也是共产国际，我们怎么能只谴责德国党，却不去谴责共产国际呢？”这是同志们通常质疑的方式。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的事变[3]证明了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它在各国的党都无法从德国的灾难中获得一丁点的教训，相反它们积极地为在德国执行的错误政策辩护，甚至将目前的形势当作是胜利——这些事件，加深了我们对那些应该为发生在德国的叛卖行径真正负责的组织的批判，并促使我们提出如何看待共产国际的问题，并明确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将自己视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还是应该彻底与之决裂，并且不再为那个正在领导共产国际的派别的政策承担责任呢？我们应该坚持改良的方针，还是应该停止这种方针，转而在全世界重建一支新的、独立的革命力量呢？
国际书记处已经向各国支部发函，解释了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尽管各支部才刚刚进行讨论，但似乎新方针很受欢迎。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必须要先进行充分讨论，以便澄清一切与之相关的问题，探究出从中产生的任务。
我们现在应该总结一下，我们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这个立场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处和坏处，并且还应该根据从德国灾难到现在的经验，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共产国际逐步抛弃了它的头几次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英俄委员会的政策、中国革命的失败、俄国共产党的逐渐堕落、在德国法西斯主义面前的背叛性投降[4]。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个堕落的过程体现为各国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蜕变。尽管“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的确立，是确认这整个堕落过程的关键，但这个堕落过程却是逐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期间，我们目睹了它是怎样一步步蜕变的。
我们作为一个派别的立场是由现实决定的，我们从这个现实出发，并且不得不在这个现实中开展工作。在一整个时期里，我们曾主张：由于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有着一个拥有最伟大传统的党、有着一个聚拢了重要革命力量的国际组织，这些因素构成了一股力量，我们必须依靠这些力量，才有可能进行改良。只有在由这个现实而产生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经不能实现之后，我们才能提出新方针的问题。在那种具体条件下，我们不能不经过那样一个阶段，它是我们不得不经历的一段经验，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础，得出自己在特定的关键阶段的立场。
在德国的教训之后，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教训之后，难道还能进行改良吗？既然已经不可能进行改良，那么，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又能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们应该抱着宿命论的态度，坐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每一个国家，或是要等到苏维埃俄国覆灭之后，才抛弃我们作为一个派别的立场吗？还是说，我们应该作为革命运动的先锋队，拒绝（为共产国际）承担一切责任，面对现实，把国际上一切革命力量聚拢起来，组成一支独立的队伍，向世界资本主义发起最无情、最有力的斗争，并给予无产阶级国家真正的支持呢？
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现实的力量赋予我们新的道路。在德国灾难之后，有一些革命力量开始摆脱被斯大林派控制的共产国际的影响，或开始摆脱第二国际的影响，他们转而寻找一个根据共产国际头几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原则、以及列宁逝世后的共运经验而成立的共产主义运动，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寻找每一个机会，同这样的革命力量团结合作。也就是说，我们拒绝为斯大林派承担责任，同时又要根据联合阵线的策略，在国际、国家和地方的层面上同斯大林派组织合作，借此同仍然留在斯大林主义党中的最优秀的分子保持联系，并把他们争取过来。即使在目前这个共产国际已经腐朽的阶段，争取这些分子仍是我们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
德国灾难之后的最新几起事变的教训，使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的转变显得完全合理。在如何对待苏联斯大林党的问题上，这些教训也使我们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苏联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共产国际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一方面，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立活动，在真正的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重组革命力量，将锻造出保卫无产阶级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另一方面，我们在苏联内部的大胆姿态，将会进一步暴露出斯大林党的腐朽，引起所有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分子的注意，向他们表明无产阶级国家正遭受着致命的威胁，把他们团结到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摧毁中派官僚政权的旗帜下。
全会在总路线中采纳了这个新方针，并着重强调了我们的国际组织在下一时期所肩负的重大责任）。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我们队伍的凝聚力、彻底澄清我们的立场与原则，把我们的活动扩展到工人和被压迫阶层的一切活动范围。
这些前提条件，可以让我们对那些转向共产主义的流派采取灵活的策略，并以坚定的原则立场为基础，促进他们吸收这些原则，促使他们最终加入到这个共同的阵营，并为推翻资本主义进行坚决而无情的斗争。
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这个新国际呢？
扎根于工人之中，深入发展自己的力量。
1．将我们自身视为真正共产主义政党的萌芽；在每个支部建立非常广泛的行动纲领；坚决拒绝一切改良或具有改良性质的工作；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建立并维持派别，根据力量对比来运用自己的策略。
集中主要力量，对付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宣传和普及共产主义与国际主义；通过反对资本家及其走狗的真正行动，使群众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为此需要在一切层面上，同正式的共产党结成行动中的联合阵线。如果官僚拒绝建立联合阵线，那就在斯大林党的行动是正确的时候予以支持，如果是错误的话就予以反对。
2．至于国际红色救援会[5]等附属组织，我们根据新方针得出了结论。只要是国际红色救援会表现出它只是官僚保守主义和某种倾向的工具，我们就根据自己的力量，创建真正的革命团结的组织。这个结论适用于党的其他一切附属组织。
3．我们必须声明：我们以前认为苏联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官僚堕落的性质的工人国家，我们仍然不会改变这个分析；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官僚化堕落不断加剧，给这个工人国家带来了致命的危险；在苏联重建党，在国际上围绕着一个革命的国际、加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保卫这个工人国家的关键因素。
通过谴责斯大林党的无能来团结世界上的革命力量，保卫苏联。在苏联国内为改良国家、彻底恢复无产阶级的最高权力、打败官僚而斗争。在任何时候都要支持无产阶级力量，反对热月势力——这就是我们的苏联支部的使命，它是共产主义与革命原则所必然产生的化身，它将是十月革命的存续的最强大的保障。这个要求绝不是说我们倾向在苏联建立其他政党。在这点上，左翼反对派并没有改变它对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核心的工人民主的诉求[6]。
4．我们目前的力量起到一个共产主义政党萌芽的作用，可以凭借它们的政治凝聚力，它们在工人阶级组织的行动中接受的检验，以及它们得到的经验，对工人运动中遭到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排斥、正在转向共产主义立场的各种流派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我们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的立场，曾妨碍了这些流派向我们靠拢，当这个立场不再成为障碍之后，我们的吸引力就会更加强大。
这些流派成分繁杂；有一些立场与我们相近，其他一些仍比较繁杂，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让他们接受我们的立场。我们必须大力反对无原则的苟合。相反，国际左翼反对派必须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调整自己的力量，把分散的各种流派聚拢到自己身边。
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内部肯定要进行重组，但是这样的重组，必须根据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即它的头四次大会所确定的主要路线，而且又被了十年来的经验所加强，但是第三国际现在已经抛弃了这些基本原则），以及国际左翼反对派预备会议订立的十一项原则来进行[7]。
5．明确了与现存团体的政治关系的基础之后，左翼反对派必须理解这些涣散的团体的国际重组所表现出的历史价值，没有明确订立的原则基础，没有有机的联系，这些团体只会在目前的混乱中堕落或成为斯大林派灭绝性的策略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左翼反对派必须同样理解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瓦解会再次造成进一步的分化和分裂，有些团体正走向共产主义，在我们与他们的联系过程中，必须表现出教育上的灵活以及政治上的毫不妥协。
注释
[1]这份决议在国际左翼反对派（InternationalLeftOpposition）于1933年8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执委会全会上获得通过。这是国际左翼反对派号召建立新国际的第一份正式文件。虽然它与托洛茨基当时的立场相一致，但从文风上看不是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而是由国际书记处的一位非法国籍成员在与托洛茨基讨论后起草的。经杰夫·怀特（JeffWhite）根据《第四国际的诞生（1933-1940）》（NaissancedelaIVeInternationale(1933-1940)]，突破出版社[LaBreche]，巴黎，1978年）收录的法文版译出。
[2]1933年3月，托洛茨基首次提出，国际左翼反对派德国支部应该停止改良德国共产党，转而着手在德国建立新的革命党，国际左翼反对派围绕这个提议展开了争论，直到1933年5月，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层才在巴黎全会上通过了这个提议。德国支部的领导层一开始反对这个提议，但五月份他们改变了想法，支持新的德国方针。托洛茨基为这个问题而写的信件和文章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WritingsofLeonTrotsky1932-33）和《托洛茨基文集补卷1929—1933》（WritingsofLeonTrotskySupplement29-33）。五月全会的决议定名为《德国需要一个新党》，收录在《第四国际文献》（Document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一书中。
[3]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的几个月里，斯大林派继续在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反对举行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行动，就像他们以前在德国做过的一样。这导致了奥地利共产党遭到彻底镇压，保加利亚共产党遭到实质上的镇压。而在这两个事例中，工人几乎没有反抗。
[4]存在于1925年至1927年的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是英国工会大会“左派”官僚同苏联的斯大林派领导层的联盟。1926年英国总罢工时，英国代表背叛了罢工，左翼反对派要求苏联代表与之决裂。斯大林派坚持维持联盟，声称它具有各种革命美德，直到1927年英方退出，这个委员会才解散。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收录于《托洛茨基论英国》（LeonTrotskyonBritain）。中国1925—1927年的革命遭到扼杀，因为中国共产党听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指示，把维持同以蒋介石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联盟，置于革命的利益之上。托洛茨基的立场可见《托洛茨基论中国》。列宁还在世的时候，俄国共产党就逐渐堕落了。见《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Lenin'sFightAgainstStalinism）中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22年和1923年写的对斯大林主义发起警告的文章，当时他们计划共同对付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中的官僚主义。
[5]国际红色救援会（InternationalRedAid）是共产国际在1922年建立的附属组织，它的目的是保卫阶级战争的受害者；三十年代它在斯大林派的控制下，排斥左翼反对派，并拒绝帮助被资本家逮捕的左翼反对派分子。它在美国的下属组织叫做国际劳工保卫组织（InternationalLaborDefense），1925年成立。
[6]这几句话表明，在1933年的时候，左翼反对派虽然力争在苏联恢复工人民主和重建革命党，但仍然不愿意在苏联提倡拥护苏维埃制度的多党制。直到1938年，第四国际才在《过渡纲领》中提出了各苏维埃政党合法化的要求。
[7]这里指的是国际左翼反对派在1933年2月的预备会议上通过的政纲，名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在这十一项原则中，有一项仍然号召在苏联进行改良，这一项后来被改为承认必须建立新国际与新的各国党。 |
德国需要一个新党！（国际左翼反对派执委会1933年5月全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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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需要一个新党！
OntheneedofnewGermanparty国际左翼反对派执委会5月全会文件
苏一百译，龚义哲校对
本文最早发表于1933年7月9日的《真理报》（LaVerité，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报纸），1972年3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重新刊发了此文。
希特勒的上台开启了战后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力量将会发生深刻的改变与变换——新的问题将会出现，世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正要面对这些问题。
在最近的世界危机中，德国的特殊国情，造成了将危机转变为革命的一切条件。工业的巨大发展、占该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力量的集中、革命传统、掌握着强大的物质手段的强有力的工人组织、高水平的阶级意识，这些因素使得德国的无产阶级可以在危机制造的条件下推翻德国资本主义。德国无产阶级本来是可以成为统治阶级，并通过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用革命来解决这次危机的。
尽管具备了这一切条件，然而还是缺少这么一种政策：把无产阶级的力量汇聚起来，使无产阶级认清真实的形势，将他们发动起来，并率领他们同阶级敌人战斗。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政策。德国共产党要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德国共产党作为革命的主观因素，它本来应该去领导无产阶级，率领他们发起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斗争。
社会民主党从1914年开始，就走上了背叛的道路。它扼杀了1919年革命，并把魏玛宪法当作最伟大的成果来保卫。十三年来，它是资产阶级最宝贵的助手。它是一个仍然以工人阶级为其阶级基础的政党，它在工人阶级中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同时又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团结，阻止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从而保卫资本主义的利益。
社会民主党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为借口，支持布吕宁[1]政府，投票支持兴登堡元帅，在波拿巴主义面前屈膝投降，还不许发动社民党工人去反对巴本[2]—施莱赫尔[3]的政策。它的整个政策，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舔着希特勒滴血的皮靴，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把无产阶级的所有阶级组织交给了希特勒。社会民主党拒绝战斗，它把几百万在煽动和民主幻想的影响下而追随自己的德国无产者丢给了法西斯主义。我们不该指望社会民主党会采取另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所能完成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间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对工人阶级而言，共产党要为这次失败承担全部责任，其原因便在于此。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国际德国支部正是在同叛变的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成立的——德国共产党本来应该、而且也能够阻止社会民主党拱手将无产阶级交给法西斯主义。德国共产党本来能够通过工人统一战线的政策，让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对其施压，迫使社会民主党参加战斗。它本来可以迫使社会民主党把无产阶级力量集合起来，投入反法西斯的进攻，在这个过程中揭露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使工人群众抛弃他们，并率领这些工人投入夺取政权的斗争。
但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不相信夺取政权的可能性。
根据“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他们竭尽全力地避免战斗，从而允许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实行有害的政策。根据“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他们抹消了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区别，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欺骗了无产阶级。他们根本不相信，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能够战胜社会民主主义，于是他们便宣扬这个理论：法西斯主义可以揭露社会民主主义，从而将战胜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丢给了法西斯主义。结果，被他们这么一宣扬，工人就会觉得，共产主义是战胜不了社会民主主义的。
“先让希特勒上台，然后我们再上台”[4]，这句话他们已经对无产阶级讲了很久。今天他们还在继续执行这个可耻的政策。
他们把布吕宁、巴本和施莱赫尔统统说成是法西斯主义者，这样一来，就会使无产阶级产生这样的印象：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在德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中，并没有体现出革命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希望避免国外发生革命的麻烦。在实践中，德国共产党把通过议会道路增加影响力当作主要任务，把先锋队的全部活动缩减为议会斗争、竞选活动等等。它利用“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通过给所有人扣“法西斯”帽子（法西斯布吕宁、法西斯巴本）的做法，搅乱了工人的思想，使工人陷入了消极被动的状态。
德国共产党推行了革命工会反对派[5]的分裂政策，结果把自己和广大的有组织工人群众分离开了。由于它推行了“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和“独立领导”的政策，导致它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眼中成了阶级团结的破坏者。
这招致了社民党工人对它的仇视与不信任，在法西斯分子发动攻击之前就解除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武装。德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去组织关键的斗争，反而把最微不足道的选举胜利当做是伟大的胜利。
它忽视了所有能加强党组织的工作。由于这些工作做得非常差劲，所以没能形成一个坚定的、能领导斗争、并在法西斯分子发起进攻之初发动反击的领导层。党的前景、政策和行动，完全阻碍了党员成为积极而坚定的斗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坚强而有纪律的士兵。
他们到处都在传播着撤退的精神，他们宣扬不以暴力抵抗屠杀工人的凶手的理论。
这一切导致了最可耻的投降，导致了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
德国工人阶级遭到了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未经一战就投降了。它表现出了前所未有而又不可思议的消沉，尽管德国工人阶级的处境更为有利，但它并没有像意大利无产阶级那样，进行过自发而英勇的抵抗。但是，德国工人阶级却向那些背叛了它的人倾泻了它的全部怒火。
法西斯主义甚至不需要进行漫长而残酷的内战，就夺取了政权。
由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法西斯主义便开始摧毁工人阶级的所有组织，它按照一个精心策划的方案，每天都在取得重大进展，日益巩固它的统治。德国法西斯主义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关系密切，它利用向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学来的经验教训，更快、更顺利地走过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所走过的所有阶段，并且没有遭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曾遭到的反抗。从国内外形势来看，目前这个时期尤为关键。
这个时期多少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延长了一点寿命。可以肯定的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将会面临极其困难的形势，它要面对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新体制的机关需要昂贵的额外开支，这些沉重的负担都要转嫁到被剥削阶级头上，使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这也是法西斯主义需要面对的问题。可是，法西斯主义体制正是为了暴力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逼迫他们默默承受自己的苦难而建立的。
即使形势已经恶化到了有可能引发群众起义的地步，只要法西斯主义能成功瓦解工人组织、使无产阶级失去领导，起义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尽管法西斯主义有可能长期维持统治，但我们不应该忽视法西斯主义体制所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与内部矛盾，这些困难与矛盾可能会使形势发生极快的变化。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改变了国际运动的中心，并使苏联问题成了核心问题。德国法西斯主义将成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希特勒为了克服国内困难，为了摆脱经济矛盾，加强他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彻底击败他的阶级敌人，他将会努力成为干预苏联的领袖。只有这样他才能加强自己的国内地位，而且他在这方面也已经表现出了许多征兆。
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正在使共产主义阵营和改良主义阵营发生分裂。投降、开小差、投靠法西斯主义、抛弃整个组织，这些现象都是这个时期的特点。被抛弃的工人阶级陷入了严重的消沉冷漠状态。大批工人离开了自己的组织，而最先进、最有觉悟的那部分工人正在恢复过来，他们要求新的政策和新的方向。
可是他们找不到人来领导自己。共产党背叛了他们。共产党已经死了。
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在现有的困难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新党——这个党将把无产阶级的力量集合起来，给它们指出方向，并扫清斯大林主义的叛卖所留下的污点。
德国左翼反对派凭借自己的历史、经过考验的思想与前景，必然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尽管它的人数还很少，但它一定能够成为把来自不同流派的分子凝聚起来的核心，并形成德国无产阶级的新革命党。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提出的关于必须建立未来的新共产党的观点，会成为全体团体和派别的共识。赞同我们这个观点的，首先是来自前共产党的团体，还有来自其他的组织的团体（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内的左派团体；来自较为保守的组织——德国共产党（反对派）[6]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7]——的左派分子）。德国左翼反对派必须对所有这些组织采取宽泛而灵活的政策，发起并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在准确而清楚的基础上进行共同工作。要建立德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就必须先弄清楚它的基本原则、纲领和方法，德国左翼反对派必须通过讨论，帮助澄清这些问题。此外，它还要力图达到政治上的同质化，这是建立一个强大而坚定的组织的必要前提。
德国左翼反对派必须避免任何宗派主义。它必须运用宽泛的政策，以辩证的方法检验所有分子，并不懈地把他们吸收进来。为此，它必须非常重视组织问题：建立地下组织，通过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锻炼自己的成员。
在这一点上，德国左翼反对派必须对自己的报纸予以极大的关注，因为这是它的头等大事。
注释：
[1]海因里希·阿洛伊西乌斯·玛利亚·伊丽莎白·布吕宁（HeinrichAloysiusMariaElisabethBrüning,1885年11月26日——1970年3月30日），生于威斯特法利亚，中学毕业曾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一战期间自愿参军。一战后退役，参加了天主教中央党，1924年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29年任中央党国会党团主席。1930年3月29日被任命为总理。1932年5月30日辞职。1933年5月任中央党党魁。1934年流亡美国。1952年回国，在科隆大学执教政治学。——校对者注
[2]弗朗茨·约瑟夫·赫尔曼·米夏埃尔·玛丽亚·冯·巴本（FranzJosephHermannMichaelMariavonPapen,1879年10月29日——1969年5月2日），生于贵族家庭，一战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并当过驻美使馆武官。一战期间因在美国策划破坏活动，被驱逐出境。一战后参加天主教中央党。1921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2年6月1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7月他在普鲁士邦发动政变，推翻了由社民党领导的中左翼邦政府；为了换取纳粹党对他的支持，他还取消了前任布吕宁对冲锋队的禁令。同年11月，由于在议会选举中未能得到多数支持，他便于11月17日辞职。1933年1月30日任希特勒政府的副总理，并兼任普鲁士邦总理。同年4月10日被迫辞去普鲁士邦总理的职务。“长刀之夜”后出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1938年2月被免职。1939年至1944年任驻土耳其公使。二战后被拘捕，但未被起诉。——校对者注
[3]库尔特·费迪南德·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冯·施莱赫尔（KurtFerdinandFriedrichHermannvonSchleicher，1882年4月4日——1934年6月30日），生于勃兰登堡的一个官员家庭。1900年参军。一战期间在总参谋部工作。一战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帮助组织了反革命的自由军团。二十年代在国防军内步步高升，并组建了秘密的“黑色国防军”。布吕宁任总理期间，施莱赫尔担任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的副手。在他的策划下，布吕宁于1932年5月倒台。巴本继任总理后，任命施莱赫尔为国防部长。巴本辞职后，施莱赫尔继任总理。1934年1月30日被兴登堡免职，同年6月30日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校对者注
[4]“先让希特勒上台，然后我们再上台”，共产党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的误判，在这句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德国斯大林党坚持认为：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要比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重要得多。德国斯大林党宣称：对德国无产阶级来说，让希特勒上台只是小败，而让社会民主党成立联合政府才是大败，因为希特勒上台会刺激工人，使工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最终会推翻希特勒的统治，让共产党上台。比方说，德国共产党的内部刊物《宣传家》在其1931年9月号上指出：“如果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它需要面对的就是一盘散沙、困惑混乱的无产阶级，这样的无产阶级是无力斗争的；而公开的法西斯独裁（粗体字是原有的），将会遭到团结的、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反对，这样的无产阶级随时可以进行斗争；所以，前者要比后者糟糕一千倍。”1931年，共产党议员雷梅勒在国会发表讲话时，也同样指出：“如果他们（指纳粹党）真的能上台，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就能建立起来，并征服一切……他们将比其他政府更快倒台。”即使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斯大林党还在坚持这个立场。1933年4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议，支持德国共产党过去的全部路线，这个决议指出：“法西斯主义胜利后的这段平静时期是短暂的。尽管遭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恐怖，革命的涨潮必然会在德国发生。群众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一定会增加。公开的法西斯独裁的建立，将会摧毁群众对民主的一切幻想，并使他们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加快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粗体字是原有的）——原注
[5]革命工会反对派（RevolutionäreGewerkschaftsOpposition）：1929年12月，德国共产党为了执行共产国际六大和红色工会国际四大通过的极左方针，以被全德工会联合会开除的激进派工会干部为核心，成立了全德工会联合会内的派别组织“革命工会反对派”。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政策和活动造成了德国工会运动的分裂，损害了工会运动的团结。——校对者注
[6]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Opposition]）成立于1928年12月30日，它是右翼反对派的组织，主要领导人有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和雅可布·瓦尔赫尔等人。该党没有获得多大发展。1932年，由保尔·弗勒利希和雅可布·瓦尔赫尔领导的少数派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校对者注
[7]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成立于1931年10月2日，它是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反对派建立的组织，主要领导人有库尔特·罗森菲尔德、马克斯·塞德维茨等人。在纳粹党的残酷镇压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陷于停顿，它的党员大多在二战后回到了社会民主党。——校对者注 |
四个组织的宣言（关于新国际的必要性和各项原则）（193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四个组织的宣言
关于新国际的必要性和各项原则(1933)
在该宣言上签名的四个组织充分认识到历史赋予他们的重大责任，一致决定联合起来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复兴贡献力量。他们制定了下列原则作为行动的基础：
1．得到了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与国际工会联盟的官僚阶层）支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致命的危机，这就提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与改良主义政策决裂，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唯一途径。
2．无产阶级革命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性的劳动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签名的四个组织坚决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基。
3．我们同样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派主义和左翼改良主义的理论，它们以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国际性为借口，在本国问题上主张消极被动的策略，结果实际上把无产阶级推向了法西斯主义。当前形势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在当前形势下逃避夺取政权的任务，便是对无产阶级最大的背叛。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来加强该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在工人阶级在至少数个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夺取政权之前，一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是不完善的和矛盾的。与此同时，在一国范围内获胜了的无产阶级，必须竭力把社会主义革命向国外扩展。夺取政权的一国性，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性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大胆的革命行动来解决。
4．从十月革命中诞生的第三国际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政策制定了原则，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传授了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的初步经验，但它最终却沦为了一系列历史矛盾的受害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与各国共产党的幼稚与经验不足，导致了战后东西方革命运动的挫折。无产阶级专政被孤立在一个落后国家内的状况，让愈发保守且故步自封于一国之内的苏联官僚阶层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对苏联领导层的奴隶般的顺从，反过来又导致了一连串灾难性的新失败，导致了各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官僚化的堕落，导致了它们在组织上的削弱。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不仅证明了它无力履行自己的历史重任，而且它还逐渐变成了革命道路上的障碍。
5．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蔓延，使工人阶级的各个组织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社会民主党再次证明了罗莎·卢森堡对它的论断，并再次暴露出了它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工人阶级要想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先从组织上、思想上和方法上战胜改良主义。
6．德国事变同样有力地证明了第三国际的无能。德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了十四年，它曾在多次重大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它有着苏维埃国家的支持，有着充足的宣传手段，尽管如此，在经济、社会与政治发生严重危机、形势对革命党极其有利的情况下，它暴露出了自己在革命上的彻底无能。这也确凿地表明，尽管它的许多党员展现出了英雄主义的气概，它却完全无力履行自己的历史重任。
7．世界资本主义的处境；恐怖的危机令劳动群众陷入了空前的苦难；殖民地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运动；世界性的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新一轮战争将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景——这些条件迫切地要求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联合起来成立新的国际（第四国际）。在本宣言上签字的四个组织有义务竭尽所能，以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与战略原则为其坚实基础，尽快成立第四国际。
8．在本宣言上签字的四个组织，愿意与一切正在由改良主义或官僚集中制（斯大林主义）转向革命马克思主义政策的组织、集团和派别合作，同时又坚决声明第四国际绝不容忍同改良主义或中派主义的任何妥协。工人阶级运动的团结是必要的，但是，无论是把改良主义思想与革命思想混为一谈，还是向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妥协，都不能实现这样的团结，只有与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种种政策作斗争，才能实现工人阶级运动的团结。为了与其任务相适应，在起义、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的苏维埃形式等问题上，新国际绝不允许偏离革命原则。
9．从苏联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以及无可争辩的占绝对优势的所有制形式来看，苏联如今仍是工人国家，即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保卫苏维埃政权，使其免遭帝国主义与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毒手，将被新国际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写在它的旗帜上。正是保卫苏联的革命要求，让我们的任务更加迫切：我们要让全世界的革命力量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的不良影响，并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只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完全脱离了苏联官僚的控制，并在劳动群众面前不倦地揭露它的种种错误方法，才有可能成功地保卫苏联。
10．党内民主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内和国际上健康壮大的先决条件。必须要有批评的自由，各级干部必须通过选举产生，基层党员必须能够监督机关，真正的革命党才有可能存在。
在非法状态下，出于保密的需要，革命党的党内生活的形式不得不完全改变，广泛的讨论与选举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会十分困难。但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健康的党内制度的基本要求依然十分迫切：关于党的真实信息、批评自由、领导层与大多数党员的真正的团结。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尽管拥有数以百万计的成员，但是，改良主义的官僚阶层压制和打垮了革命工人的意志，将党和工会变成了空洞无力的机构。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压制了党内民主，也扼杀了共产国际。新的国际，以及它领导的各国政党，都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整个党内生活的基础原则。
11．在本宣言上签字的四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由它们委派的代表组成，并向该委员会指定下列任务：
·起草纲领性宣言，作为新国际组织的章程；
·对当今工人运动的各种组织和流派进行批判性分析（宣言的理论附注）；
·阐述所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基本问题的观点；
·在全世界面前，担任在本宣言上签字的四个组织的代表。
签名人：
埃·鲍尔[1]——国际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雅·施瓦布[2]——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
佩·约·施密特[3]——荷兰独立社会党（OnafhankelijkeSocialistischePartij）
亨·斯内夫利特[4]——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Partij）
[写于1933年8月26日，转载于《战士报》，1933年9月23日]
[1]埃尔文·鲍尔（ErwinBauer，1906—1988），本名埃尔文·海因茨·阿克尔克内希特（ErwinHeinzAckerknecht），1926年参加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德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左翼反对派运动，并因此被开除出党后成为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5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后又抛弃马克思主义。1941年流亡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威斯康星大学任教。
[2]即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Walcher，1887—1970），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民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
[3]佩特鲁斯·约翰内斯·施密特（PetrusJohannesSchmidt，1896—1952），早年曾居住英国，接近英国独立工党。返回荷兰后于1932年3月创立独立社会党，1935年独立社会党与革命社会主义党合并后任主席，并曾当选为北荷兰省议会议员与阿姆斯特丹市议员。1936年9月被开除出党。二战后在联合国工作。
[4]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1942），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
国际左翼反对派预备会议的呼吁（致德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全体社会民主党工人与全体德国无产者，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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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
国际左翼反对派预备会议的呼吁
致德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全体社会民主党工人与全体德国无产者（1933年）
龚义哲译
同志们：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目光，从未像现在这样聚焦于德国。
你们正在同企图扼杀你们的自由、你们的生活的敌人进行斗争，全世界无产阶级怀着越来越强烈的不安与紧张情绪，关注着你们的斗争。它非常清楚：万一反动势力获胜，把可耻的、黑暗的独裁强加给你们，就会对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命运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
经过一系列阶段后，法西斯主义反动已经成功地在政权当中扎下了根。这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你们都很清楚。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叛卖和斯大林主义的严重错误政策所导致的恶果。这是德国广大无产阶级群众长年陷于分裂与消极所导致的恶果。
同志们！德国资产阶级、金融巨头与工业巨头、地主和各种利益集团把纳粹党推上台，就是为了打垮你们，为了寻找出路，为了抢回你们和你们的先辈在七十五年的英勇斗争中夺来的成果，为了粉碎你们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为了把你们变成卑躬屈膝的奴隶。这就是法西斯独裁的任务。法西斯独裁就是无产阶级的地狱。
不，同志们，世界无产阶级不相信德国兄弟会听任自己沦为奴隶。你们的大敌——法西斯主义——已经下定决心，要用鲜血和死亡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定将遭到千百万德国工人的殊死抵抗。德国无产阶级将学会如何承受严酷而血腥的斗争与内战，如何保卫自己，如何击败自己的死敌。
多年以来，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就一直在提醒德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注意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一直在指出削弱和战胜它的方法；一直在批判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叛卖，批判把持着共产国际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的斯大林派的罪恶策略；现在，在这个万分悲剧、万分危急的关头，我们要向你们——德国共产党党员、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全体德国无产者——发出呼吁。我们要告诉你们的是：现在还不晚！
现在仍有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谁告诉你们败局已无可挽回、再进行斗争也没有用，谁就是在出卖你们。你们仍能获胜。但是，要想获胜，要想避免失败，全体工人阶级就必须团结起来，同反动势力斗争。
要想战胜法西斯主义，需要一个条件：德国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会、工厂代表会等——必须联手对付法西斯主义。
你们要想让各个组织建立统一战线，要想在每个工厂、每个市镇、每个街区、在一切地方建立自卫机关，就得这么做：通过各种局部斗争，把集体行动发展为战斗性的反法西斯总罢工，在总罢工中，通过建立群众性的战斗组织、建立苏维埃，粉碎反动势力，夺取政权。
德国共产党党员们：
你们要向自己的领导层提出这样的要求：向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联合会与德国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提出建立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建议，联手对付法西斯主义。
社会民主党工人们：
统一战线是你们和阶级兄弟唯一能够用来保卫自己生命的武器，你们要逼迫自己的领导参加统一战线。
要先发制人，立即行动起来，不让敌人抢先进攻。要在能让我们获胜的有利条件下投入战斗。
德国革命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它将决定德国无产阶级与苏联的命运。
在这个紧要关头不战而逃的人，将受到历史的谴责。
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
成立你们的斗争组织；
为了拯救德国无产阶级而殊死奋战；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俄国革命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
起来，千百万德国无产者！
粉碎法西斯主义！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联合行动万岁！
无产阶级的胜利万岁！
国际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根据《第四国际文件汇编：草创时期（1933—1940）》第44—46页译出。 |
致共产国际的电报（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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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共产国际的电报
（1933年）龚义哲译
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考虑到德国的严峻形势与苏联面临的威胁，我们要求立即召开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并允许国际左翼反对派参加。
为了把德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同德国法西斯主义斗争，并保卫苏联，我们请求共产国际向各种组织——第二国际、红色工会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
国际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预备会议
根据《第四国际文件汇编：草创时期（1933—1940）》第43页译出。 |
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1933年2月4日—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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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
（1933年2月4日—8日）
龚义哲译
〔1933年〕2月4日—8日，欧美十一个支部的代表在巴黎举行了国际左翼反对派预备会议。
尽管这次预备会议是为了解决组织问题而召开的，这使它通过的决议受到了各方面的限制，但由于在这次会议期间进行的讨论、在会议中体现出的为了我们的思想的胜利而进行斗争的意志以及同志情谊，它仍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国际左翼反对派起初只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一个派系，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有几个零星的小团体，它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组织，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至少二十五个国家建立了支部。
它在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它的组织规模。
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能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
尽管左翼反对派面临着重重阻碍，尽管它遭受着残酷的迫害，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它还是制定了自己的路线，不断向前，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与惊人的力量，并且不断地克服种种危机，纯洁自己的队伍，并加强自己的组织，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切呢？
因为它响应了国际革命运动的迫切要求：传承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在实践中继续贯彻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左翼反对派正是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活生生的化身与延续，所以它能够响应这个要求。
国际左翼反对派已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阶级运动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把持着共产国际的中派，利用“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利用它在中国、德国和全世界推行的罪恶政策，已经使共产国际陷入了消极无为的境地，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开始把国际左翼反对派视为活生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视为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传承者。
国际左翼反对派拥有自己的传统：列宁在世时的共产国际的各种决议、活动与政策。这些就是它对世界运动与世界革命的看法，并且已经被过去十年的经验所证实。假如共产国际采纳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立场、战略与策略，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就会大不一样。
我们的活动，以及我们在德国革命问题——世界工人运动在前一阶段最重大的问题——上的政策，足以阐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立场与历史性作用。在被中派把持的共产国际当中，国际左翼反对派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是唯一一支能够保障第一个工人国家得到真正的保卫、促使共产国际回到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政策与教导上的力量。
我们必须打消一切幻想。我们肩负着历史性的任务，但我们的道路上将布满荆棘。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正在进行重组。本次预备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已经取得的进展、尚未改正的错误和依然存在的缺点，并指出了改善和加强我们的国际组织所必需的措施。
我们有多大的决心来完成自己的任务，最主要得看所有支部对于本次预备会议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在国际大会召开前为了积极参加国际讨论而做的准备情况。
本次预备会议首先要处理的任务之一，是建立一个由最重要的五个欧洲支部组成的机关，加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关于国际书记处的一篇决议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国际书记处与各国支部的联系，为了使国际书记处能够正常运转，各国支部必须向国际书记处上缴会费，这表明各国支部认识到了国际书记处必须发挥的作用的重要性。
本次预备会议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筹备国际大会。根据相关决议，在4月15日前要提交各项提纲，经过各国支部讨论后，国际大会将于七月召开。
我们要求各国支部关注本次预备会议通过的文件，可以认为，这个文件所包含的原则，奠定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基础。国际书记处负责有效地、准确地起草这个文件，并将其提交给各国支部讨论，各国支部必须在四周内提出修改建议。
根据各国支部就若干事件而做出的决议的精神，关于波尔迪加派的决议仅是一个简短的摘要。
关于西班牙问题的决议分为两部分：（1）关于西班牙支部的内部斗争，由于缺乏文件，本次预备会议不支持任何一方。本次预备会议坚持要求：在下一次大会召开前，西班牙支部必须向国际左翼反对派递交详尽的文件，并在西班牙支部内进行彻底的讨论，而且还要让国际左翼反对派各国支部参加这些讨论。（2）西班牙支部领导层的代表提出了关于对立集团（罗斯默等人）的意见，为了对他的意见作出答复，同时也是为了对他在关于西班牙问题的整个讨论过程中的态度表态，本次预备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指出：西班牙支部领导层走上了危险的道路，如果它执迷不悟，就会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队伍。
关于德国左翼反对派的内部形势，本次预备会议在经过彻底的讨论后，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各国支部在目前阶段尽力支援德国左翼反对派。
本次预备会议要求所有支部提供财政援助。此外，在关于更好地组织德国左翼反对派的力量的决议中，还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具体建议，并要求其召开下一次全国大会。
在关于希腊的决议中，本次预备会议要求各国支部从希腊和巴尔干地区有可能爆发革命的立场出发，密切关注当地局势。本次预备会议还强调指出，在此形势下，希腊支部的活动将给其它支部树立榜样。
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决议中，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左翼反对派陷于四分五裂的现状，所以任何一个团体都不被认为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正式组织；根据前一时期的经验，这个决议是完全必要的。
北美支部代表和国际书记处分别做了关于美国支部领导层内部分歧的报告，本次预备会议怀着合理的兴趣听取了这些报告。由于缺乏材料，本次预备会议要求两派提供更加详实的文件，并将其发表在国际公报上。在经过国内和国际讨论之后，这个问题将提交给美国支部的下一次大会解决。
综上所述，可见本次预备会议已经做出了出色的成果。自觉地贯彻执行本次预备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将会大大有利于巩固和锻造我们的队伍、增加我们的成员人数和培养新的干部。
根据《第四国际文件汇编：草创时期（1933—1940）》第15—18页译出。 |
〔参考·附录〕死者终于发声（201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参考·附录〕
死者终于发声
来源：俄罗斯《生意人报》
Ъ-Спецпроекты-Наконец-томертвыезаговорили
（2018）
Zvezazvezd译
相关文献
↘列宁反对派的策略和任务（作者：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时间：不早于1930年）
↘国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监狱北区编辑部的社论（作者：ПЗР，十号，1932年12月10日）
在2018年年初，上乌拉尔斯克监狱进行了一次翻修。在更换地板的时候，工人们在其中一个囚室里发现了放有手稿的秘密储藏处。这些自制的杂志和小册子是由30年代未经法律程序审判而被直接投入监狱的政治犯们写成的。车里雅宾斯克州的联邦监狱管理局允许对部分文件进行影印——现在，《生意人报》（《Ъ》）将它们公之于众，并附带一些历史学家的评论。
在上乌拉尔斯克监狱312号囚室进行地板定期维修工作时，工人们发现了秘密小册子的储藏处。这座建筑修建于1910年到1920年之间，而从1925年开始的十年里，这里充当了格别乌（ОГПУ）和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的政治犯隔离场所。“这个囚室的地面是一些用层压技术制成的薄板——一片叠着一片。它的下面是轻薄的垫板，再下面就是一些残渣，所有东西都被藏在那里，”车里雅宾斯克州联邦监狱管理局的新闻发言人对《Ъ》说，“为了把地板拆下来，我们需要对整个囚室动工，但三十年代的政治犯们设法把文件藏了进去。”所有的文件都卷成了轴，并且捆在一起。“可能是为了更不引人注意。”发言人推测说。其中一部分文件被苏维埃的报纸包裹起来，以便于存放和提高保密性。
囚室里总共发现了30份文件，其中一部分损毁严重，无法在不借助专业设备的情况下阅读。与此同时，部分小册子上还提到了一些没有在312号囚室找到的文件。联邦监狱管理局发现的文件里有如下一些文章：《列宁主义反对派的策略和任务》，《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苏维埃国家的演变以及波拿巴主义的危险性》。囚犯们甚至发行了手写版的杂志《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上面刊登犯人们的文章，比如《二层囚犯放风时的讨论会议言论记述》。文件里还提到一些房间的号码，以及一封《给编辑们的公开信》。
联邦监狱管理局相信，这也许不是政治犯们留下的唯一一处储藏点，但他们不打算特地为此去撬开其他囚室的地板——他们需要等到下一次定期维修。
现在国立车里雅宾斯克大学历史哲学系正在对这些手稿进行研究。学者们说，他们希望能在两年内公开发行全部文件的汇编集。
应《Ъ》的请求，联邦监狱管理局同意对其中两本册子进行影印：《列宁主义反对派的策略和任务》，以及《国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Ъ》提供手稿的照片（ZIP格式，共14MB）及辨认后的文字版本供读者阅览。与此同时，我们的编辑邀请了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对这次发现进行评价。他们点评了手册上的内容，告诉我们这些手册的作者是谁，以及作者们之后的命运是如何确定下来的。
谁编写了这些手册？
他们为什么会进监狱？
茹科夫：首先我们要清楚20世纪20年代中期我国的政治局势。在我看来，那时的政治权力分为三个派别：“左派”是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右派”是政府首脑李可夫和党的主要理论家布哈林；“中派”则是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其他一些人。左、中、右，他们争斗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很清楚了。
古谢夫：很明显，手册的作者是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是反对派的代表，托洛茨基的支持者。1923年开始，他们在党内进行反对斯大林的斗争，最后在1927年遭到失败：联共（布）九大通过了将所有反对派开除出党的决议，约有七千人受到波及。其中一部分人屈服了，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然后恢复了党籍。但是还有数千名积极分子坚持进行抵抗，他们称自己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福金：虽然他们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但他们并不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是叫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对他们来说这种强调是非常关键的。他们认为，有一种列宁领导实现的“正确”的革命，还有一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建设的“正确”的苏维埃联盟。
古谢夫：从1928年到1930年的三年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以一个地下政治组织的形式进行运作。他们发布地下通讯稿，印刷传单，试图去影响工人阶级。当然，斯大林的格别乌花了大力气和他们斗争。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被流放，最活跃的那些人则被送去了政治监狱，而上乌拉尔斯克的监狱则是这些政治犯的主要去处。
监狱到底是什么样的？
囚犯们怎样成功发行这些手册和杂志的？
茹科夫：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苏联境内共有5个政治隔离所：雅罗斯拉夫、苏兹达尔、上乌拉尔斯克、车里雅宾斯克和托博尔斯克。它们还不是古拉格集中营，而是专门用来隔离社会异见分子的监狱。他们可以在那里看报读书，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政治。
列普尼科夫：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针对反斯大林派别的政治压迫，和1934年起开始实施的政治压迫完全是两个概念，它们的性质全然不同。当然，监狱的管理和20年代相对平静的局势并不允许他们建立任何“讨论俱乐部”或是进行公开的托派政治鼓动，但他们对革命的辩论甚至仍然可以在监狱里进行。
国内正在进行的事件以它独特的、把历史的当下阶段同前些年明显区分开来的性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些特征似乎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中派时期’的最后阶段，预示着一次直接的过渡：如果无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扭转政柄，使国家向它需要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复兴；反之，如果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占了上风，它就会面临最终的灭亡。”
——《国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
古谢夫：隔离所里大约有250人。那里不只有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还有其他一些政权反对者：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叫“共产主义区域“的组织在囚犯中壮大，逐渐成为了狱中最大的团体——1932年，组织内有140至180名共产主义者反对派，即所谓的”上乌拉尔斯克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团体“。
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保存了监狱维护的“政治“规章。狱方没有把政治犯同刑事犯混为一谈，而是把他们单独安置，并且给予他们一些指定的权利，例如，他们不需要参加强制劳动。他们被按楼层分批带去放风，同一层楼的”居民们“就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开展讨论、辩论，甚至是发表报告和监狱”黑刊物“（самиздат）。
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安特·奇利加（AnteCiliga）是隔离所里的其中一名囚犯，他奇迹般地重获自由，逃离了苏联。他出版的回忆录里讲到，他被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里的气氛深深地震惊了。据他所说，隔离所是全苏联唯一一处还存在开放而生动的政治生活的地方。奇利加写道：这个监狱是自由的小岛，因为监狱之外万马齐喑，监狱之内却可以畅所欲言。他说，这里可以看到苏联真正的议会——如果这里准许搞选举，就真的可以选出一个议会来。
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安特·奇利加（AnteCiliga）
福金：有一种历史观点坚信，在1927年托洛茨基失败之后，俄罗斯的左翼反对派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但这次的发现证明，就连斯大林的监狱也没有摧毁这些人。他们组织起来，并且继续抗争。从他们的手稿里可以看出，他们真的在不懈努力，为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一种替代方案。
我们可以从手稿里了解到什么信息？
福金：有一个穿插在几乎所有手册里的主题，那就是斯大林让苏联走了歪路。比如说，《苏维埃国家的演变以及波拿巴主义的危险性》这篇文章就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写道：让我们回想一下，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发展的。一开始是正确的：为穷苦人的权利而斗争，消除所有的封建形式。但接下来拿破仑·波拿巴掌了权，他加冕称帝，彻底颠覆了革命。政治犯们又指出，现在斯大林的举动就像拿破仑一样，那么未来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大约会和在拿破仑手下一样，不是主张革命，而有某种帝制倾向。其实他们是对的。他们相当正确地评价了斯大林主义的发展趋势、个人崇拜的形成、民族主义，等等。
在另一份文件里，他们于1932年就预测到了苏德战争的爆发，并且相当严肃地建议首先把红军的空降部队部署到德国去。这当然是纸上谈兵和空想主义，完全脱离了现实，但不管怎样他们为情况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斯大林比提出这种军事冒险想法的作者还要更实用主义。
在这些手稿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更像是科幻作品的现实可能性，他们所描绘的另一种苏联真的相当有趣。
“机构里的反革命核心在失去统治工人群众的权力之后，会不惜用一切手段阻止我们向贫苦农民施加影响。但当他们想尽办法要用超左翼的冒险进行清算时，在他们测算农民阶级要做出多少让步时，贫农们决不会袖手旁观的。因此我们在农村的境况绝对不是毫无希望。我们不仅应该向农业工人，还要向更重要的农民阶层阐明：列宁反对派绝不会屈服于全面集体化的狂热，绝不会被用行政手段消灭富农的幻影所蒙蔽。”
古谢夫：我们的话题涉及到1932到1933年，这个阶段紧随着所谓的“大转变”——斯大林在那时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启动了全盘集体化和猛烈的工业化。这种社会经济现实是作者们注意力的焦点。他们相当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的路线和整个斯大林体系。对于他们来说，斯大林主义就是官僚集团的专制权力，它背叛了革命，曲解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
他们写道：这个集团无节制地剥削工人，抢劫农民，使他们陷入饥饿，逼得农民起来造反。他们又直言不讳地说：斯大林政权就是靠“发达的欺骗和暴力系统，靠格别乌的血腥和目无法纪”支撑起来的。
他们说，官僚政权把国家拖入到超左翼的冒险之中。“饥饿有着瘦骨嶙峋的手，它将更加凶狠地刺进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喉咙里。”他们认为，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的方法从长远角度看会破坏生产力。列夫·托洛茨基在国外也对五年计划做出了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他被关押在上乌拉尔斯克监狱高墙之内的支持者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从这些文件里，他们得出了决定性行动的实施方针。他们写道，工人应该为恢复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而同一时间的托洛茨基直到1933年都还坚持认为，可以在部分同意官僚统治者的基础上改变整个系统。托洛茨基在1933年仍然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写信，向他们提议和平、改革，诸如此类。而在苏联内部，实际上已经没有和他一样，对中央抱有幻想的人了。也就是说，他们比托洛茨基自己还要激进得多。
“1932年主要农业运动的负面结果意味着什么？——在阻力不断增长和农产业破坏的基础上，它们揭示了农业的进一步退化。农民以这种消极的形式表达了乡村地区对于领导经济工作的官僚系统的政治反对。而对工人阶级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们物质条件的进一步恶化：饥饿那瘦骨嶙峋的手将会更加凶狠地刺进他们的喉咙。”
茹科夫：他们认为，斯大林没有能力完成五年计划。不会有什么工业化，一切都会失败，最后落入深渊。他们对实际建设落后于计划的程度做出了精细的计算，并且找寻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呢？那当然是斯大林。只有他要为这一切负责！
随后，文件的作者直言不讳——一旦斯大林被判定有罪，那么从工人阶级里崛起的反对派就能得到巩固，然后把权力握在自己手里。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提出了一种相当不准确的观点，即斯大林的中派集团有可能会推行一些政治改革。
列普尼科夫：有趣的是，他们不光批评斯大林，而且还反对布哈林。他们鄙夷地把他的经济方案称作“乌斯特里亚洛夫-布哈林主义”。
打倒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向以乡村贫农和雇农的首创精神以及与中农的联盟为基础的、真正的列宁主义集体化致敬！”
“为了限制剥削富农的主张而奋斗！反对乌斯特里亚洛夫-布哈林主义的新‘耐普’计划！”（译注：新‘耐普’[НЕО-НЭП]指支持重拾新经济政策的主张。）
“我们的革命将很快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万岁！”
我们能说出这些手稿作者的具体名字吗？
古谢夫：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谁被关在监狱里，这些渠道里包括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公报》，上面公布了所有被逮捕同志的姓名。但现在我们找到了确切的证据——文件之中有人员的清单。他们是用首字母签名的，但大家都很清楚，这些首字母指的是谁。比如，一份文件里提到了МБМ，显然，这里指的是米尔曼（Мильман）、巴尔金（Баркин）和梅尔奈斯（Мельнайс），三位在狱中的著名反对派活动家。其他的一些首字母也能被完全解读。
我们发现，这里关押着一整群优秀的理论家、共产主义反对派的思想家、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记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政治犯们接下来的命运如何？
古谢夫：安特·奇利加在他的回忆录里认为，这些人只能被勉强看作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严肃的进化，使他们变成了极权主义的自觉反对者。他们意识到，必须要用激进的革命手段改变整个系统。
他们的命运充满悲剧，因为政权对这种自由主义忍耐不了多久——哪怕这种自由深陷牢狱之中。从1933年起官方就开始逐渐流放一部分人，并把另一部分人送进集中营。随后，又把他们分流到普通的监狱和古拉格设施去，但哪怕是在这种地方，他们也没有停止斗争。甚至在斯大林的古拉格里，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他们还在尝试反抗，组织了监狱罢工和绝食抗议。此时，他们得出了结论：斯大林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必须要誓死进行抵抗。这一切只有一个可能的结局。事实上，安特·奇利加是唯一一位幸存者，其他人都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了。
别连金：大约在1935年，官方把他们从政治隔离所里押解出来，送去不同的流放地：我们从各种回忆录里得知，有些人被送去沃尔库塔，有些被送去马加丹。还有包括多罗申科、雅科文和普萨尔莫别夫采夫在内的数十人被送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米努辛斯克。他们在流放中没法进行什么活动，因为他们一直被严密看管着。每个人都在工作，租住在房间里，等待着下一次拘捕。他们心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了。
1936年，官方在他们暴露的线索引导下展开了搜查，希望找到这些手册。他们尝试把手稿从监狱里弄出来，因为他们希望能有一线机会把这些文件传递出去，也许有机会能和国外的托洛茨基建立联系。
首先搜查了多罗申科。在关于这次收缴的档案里这样提到：“在专门挖好的凹槽里有圆柱形的小筒，里面发现了多次折叠的手稿”；“在装着钢笔的手提箱内侧发现了藏有纸片的圆筒”……接下来他们传唤了雅科文，并且问他多罗申科有没有给过他毡靴，但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毡靴里也叠着从隔离所带出来的纸条。全部12名曾经在上乌拉尔斯克呆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受到了讯问：他们的团体，以及他们的出版物。
当权者如此害怕这些人，害怕这些病怏怏的囚犯。毕竟他们已经放弃了一切，除了罢工什么事也不想。最后，他们的死法简直绝无仅有：未经审判，他们就在暴风雪中遭到了机枪的扫射。
在您看来，这次发现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列普尼科夫：这次发现独一无二。公布这样的史料能够为苏联党内斗争史增添不少清晰的细节。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都知道监狱里存在这样的政治“黑刊物”（正是政治！），但是这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么多原件。
古谢夫：我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个课题，对我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发现。这些文件真实地展现了那些在30年代自称斯大林政权反对派的人们的立场——他们并不隐瞒这一点，而是公开地表达看法。
这次发现的独特性在于，这类文件是首次发现的。历史学家们知道有这种手写文集的存在——早在30年代初，一部分文件就随着托洛茨基一起出了国，并且被发表在《反对派公报》杂志上。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苏维埃反对派文件被托洛茨基带走。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们都找不到那些文件：长期以来我都在寻找它们，向所有档案馆发电询问，请他们进行搜索，但在哪里都得不到肯定的答复。
茹科夫：这些文件非常独特，它们的完好性令人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事实上只能知道谁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他们的名字在战前都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注：茹科夫先生出生于1938年）的确，毕竟那个时候最严重的指控就是“托派”。
我们都知道托洛茨基，知道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皮达可夫，但没人知晓他成百上千的狂热追随者究竟是谁。而现在，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一个普通的、鲜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想法。他们如何评估国内的局势？他们有什么建议？他们的希望是什么？这就是最重要的。死者终于发声，相信您懂我的意思。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神秘而模糊的群体，这一点非常关键。他们变成了鲜活的人，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自己的梦。
《Ъ》在此公开一部分上乌拉尔斯克监狱政治犯的信息，新发现的文件上提到了他们的名字。
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波德罗夫，1902年生，1919年至1923年在红军服役。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7年因“托洛茨基反革命”指控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判五年劳动改造，1937年9月14日遭枪决。
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萨索洛夫，1902年生，农学家、计划人员。被判三年劳动改造。
伊万·彼得洛维奇·普萨尔莫别夫采夫，1897年生，钳工。1916年入党，1917年至1921年在红军服役。1927年因“加入反对派”而被开除。1929年被判三年政治隔离，1934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革命”被判流放米努辛斯克三年。1938年3月30日遭枪决。
卡尔·彼得洛维奇·梅尔奈斯，1901年生于拉脱维亚，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前成员，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数学系，并于1925年开始领导众多学生反对派团体。1927年被捕，1930年被判三年劳动改造。1938年3月3日遭枪决。
阿隆·叶夫列莫维奇·帕皮尔梅斯特，1902年生于托木斯克，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9年被除名。1935年因“反革命罪行”被捕，1937年10月8日遭枪决。
帕维尔·叶夫列莫维奇·帕皮尔梅斯特，1909年生于图拉，1937年被捕，1938年5月9日遭枪决。
萨穆伊尔·叶夫列莫维奇·帕皮尔梅斯特，1908年生于鄂木斯克，1930年被捕，被判三年劳动改造。1937年再次因“托洛茨基反革命罪行”被逮捕，1937年11月17日遭枪决。
维克多·鲍里索维奇·埃尔岑，1900年生于莫吉廖夫，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参与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和实行。1918年任维亚特卡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在东部前线某师任政治部主任和政委。1926年至1927年在莫斯科国立鲍曼工程学院任教，并开始为托洛茨基的著作充当编辑，随后成为他的私人秘书。同年被捕，流放至阿尔汉格尔斯克。1929年被移至上乌拉尔斯克监狱，1938年3月1日遭枪决。
曼·萨莫伊洛维奇·涅维尔松，1896年生于里加，1918年至1920年在红军服役，任政治部主任和政委。他的妻子是妮娜·涅维尔松（原姓勃朗施坦）——托洛茨基和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小女儿。1927年被捕，被判在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服刑三年。
弗拉基米尔·维肯捷维奇·科西奥尔，1891年生于波兰，1906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22年至1924年任《劳动报》编辑，因支持反对派被开除出报社。1928年因继续从事托派活动被流放波克罗夫斯克，随后被判三年政治隔离，又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36年7月10日被判五年劳动改造，1938年3月30日遭枪决。
玛丽亚·萨姆索诺夫娜·马吉德，1897年生于敖德萨，科西奥尔的妻子，1917年入党，1928年因“托洛茨基反革命”被开除出党，同年被移至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1936年3月5日被判五年劳动改造，流放到米努辛斯克。之后下落不明。
格达里·马尔科维奇·米尔曼，1907年生于柏林，1924年加入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因“托洛茨基反革命”被开除。1928年遭流放，1931年至1933年在隔离所服刑。1936年3月6日于米努辛斯克再次被捕，1938年3月1日遭枪决。
安纳托利·巴甫洛维奇·多罗申科，1898年生于施吕瑟尔堡，1929年起在隔离所服刑。1936年3月5日因“鼓动反革命”被捕，被判五年劳动改造。 |
国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监狱北区编辑部的社论（作者：ПЗР，十号，193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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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
（监狱北区编辑部的社论）
作者：ПЗР，十号，1932年12月10日
Zvezazvezd译
Положениевстранеизадачибольшевиков–ленинцев
(передоваяСевернойчастиредакции)
相关文献
↘列宁反对派的策略和任务（作者：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时间：不早于1930年）
↘〔参考·附录〕死者终于发声（2018）
Ⅰ层层累积的失调征兆之下
Ⅱ全速坠入政治危机
Ⅲ以群众斗争为方针，反对取消主义
Ⅳ与工人阶级共进退——迎接新的战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前言
这篇社论是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间隔之后才发行的，在此期间ПЗР编辑部的政治路线并没有反映在那些编辑部文章里（如果不算那篇今年六月由北区和东南区编辑部发行的关于战争风险性的提纲，有两位滑稽的编辑部成员没有参与撰写那篇提纲）。
当今国内的局势已经高度紧张，以至于我们周边环境中的分歧也不可避免地深化了。难怪，就算在ПЗР编辑部的老成员内部也找不出一个统一的声音来评定我们运动的任务了。
这里，我们给自己定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政治和经济形势做一个全面的分析，也不想局限于“形势是如何发展至今的”这一类的评价。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对我们的策略任务进行全面的论述。读者可以在《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这一篇提纲里找到上述的两点内容。
国际局势的诸多问题也还没有加以阐明，我们将会在专门的文章里谈到它们。
Ⅰ层层累积的失调征兆之下
如果说有这么一种看法，把中派的政策看成是一条数学意义上的直线，看成是在计划经济领导之下，由那创造性的预见拟定和检验的路线，那这种看法就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从总体而言，中派的政策在过去的好几年里展现出一幅凌乱无序的曲折图景，而这正是官僚制度那愚钝而可悲的经验主义的苦果。
尽管极“左”翼的盲动以它的进攻意图虚张声势，但它本身，这个“官僚主义假面舞会的第二阶段”（《问题》）就代表着一系列不同节律的杂乱变换。一开始是适中的，然后就不断加速，最后，在1931年的骤变之后，急剧地转为迟缓。
在这种节律的变化里不会有任何先定的计划性。最近四年来，工业的发展就是一系列同生产计划缺口和退却行为作斗争的疯狂竞赛。结果，只能靠破坏五年计划的方式来完成它。个别部门的成功不是建立在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相反，它们的成功是以一系列主导部门的迟滞作为代价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工人阶级日渐严重的物质衰竭，使得经济的进步发展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中右派联盟对加速工业化的政策实行了最低纲领方针，在这种情况的压力下，斯大林的领导层在五年计划的头两年里获得了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成功，向全世界宣告了中派管理方法的可能性和优势——而由于中右派集团的政策，直到他们这么宣告以前，这种管理方法都还没有显现出来。
步伐的进一步加快等于是“冒险主义和破坏行为的组合”，它扰乱了平稳的再生产过程，导致“比例失调和矛盾毫无节制地累积起来”（《问题》）。
这个政策忽视了工人阶级的需求，缺乏对物质资源的考虑，只是专注于建设封闭的国内经济，孤立于世界市场，这就意味着它完全违背了计划的原则。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不同工业部门的发展之间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不均衡和比例失调。机器制造业在前面加紧赶路，而冶金工业和燃料开采则远远落在后面。这样的矛盾是整个工业体系的特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一对工业部门能在五年计划的规定下做到协调发展。
这样的政策不可能不导致经济的失衡，到1931年年中时，它已经以相当尖锐的形式显露出来。从那时起，新的生产计划缺口展现出一幅国内经济普遍失调的图景，使得情况变得愈发复杂——尽管有个别部门还能凭借惯性继续向前发展。
我们不会在这里进行详细的经济分析，不过为了说明上面提到的状况，我们在此援引一些有代表性的数字。
首先，基本建设的情况怎么样？众所周知，现在它的上面积压着好几十亿冻结的资金，它们都是那些还未竣工的、而且注定陷入停顿的工厂的投资款。
由于在建造材料和劳动力方面的显著困难，建造规模逐渐缩减了，生产资料也集中到一小部分突击工程上去了。例如，如果按实际规模计算，1932年年初定好的黑色金属工业基建年度计划，前半年只完成了21%。在其他大多数工业部门里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而后半年的建设速度只会进一步放缓。
至于正在运转中的工业，它的质量指标在1931年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下滑。根据官方文件，成本比去年至少上升了5%到6%，而同一年里，在一系列工业部门都开始出现质量指标滑坡的现象。这不止体现在明显未能完成计划这一点上，还体现在与去年相比产量的下滑上。
在1932年，这个进程进一步深化了，而重工业主导部门的状况显得特别悲惨。总的来看，根据官方文件，第一季度整个重工业的计划完成度总计86.6%，第二季度总计77.7%，第三季度总计67.9%。换句话说，计划和实际完成情况之间的脱节变得越来越大。
这个现象在煤炭工业里显得更加引人注目。1932年1月顿巴斯煤矿的开采量达到424.5万吨，而生产计划是442.5万吨，即完成了计划的96%；而到了同年六月，月开采量总共只有363万吨，而生产计划是474.6万吨，也就是完成了计划的76.4%。最近几个月以来煤矿开采量的波动展现了生产速率的进一步相对下降，如果把这种波动同去年进行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如果把1932年6月的日平均开采量和去年同期数据进行比较，这个比率是107%，在9月，这个比率是101.5%，在10月，这个比率滑落到91%，而到了11月，这个比率就只有89%了。
因此，不管是看今年任务的完成情况，还是和去年的实际开采量比较，顿巴斯的煤矿工业产量指标都是一月不如一月——尽管工人和机器的数量都显著增加了（工人比1931年增加了20%，机器比1930年增加了几乎一倍）。顿巴斯煤矿开采量的下滑可以说是劳动生产率跌落的结果：1931年1月，一位劳动者可以开采14.6吨煤，到了1932年1月，开采量下降到13.9吨，而到了同年6月，开采量下降到了12.8吨，也就是说，已经比1930年最糟糕的月份还要低了。整个煤炭工业的状况也并不比顿巴斯要好。然而，就算是在原油开采这个比起许多其他部门起步更早、优先发展的部门，也开始出现严重的滞后，同1931年相比出现了显著的回落。
矿业的运作也让人很不满意。计划的未完成情况以这样的速度增长：1932年第一季度完成了计划的80%，第二季度完成了68%，第三季度完成了59.5%。
与此同时，尽管冶金工业的生产能力比计划所预计的要弱，但还是取得了增长，因此在一整年时间里，矿石和燃料的开采都要远远落后于熔炼金属块的增长速度。由此，原料和燃料的储备急剧减少，而不是像往年一样积蓄起来过冬。而这一点对于所有工业部门来说，本身就意味着新的生产下滑的威胁。
我们再来谈谈冶金工业本身的状况。在1931年的黑色冶金业，依靠一批新投入使用的高炉和平炉，运转中设备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提升。但是在前半年，全年的投入使用总计划只完成了16.7%；下半年的结果也没有好转。总的来说，全年共有26座高炉计划投入使用，但只有9座点火。64座平炉中，能点火的也不会超过20座。而计划好的21座轧钢机中，只有4或5座能投入使用。
不过，不管是原料、燃料还是人员的储备都不足以支撑现有的设备数量。因此，产量的增长——如果最近几个月确实表现出这一点——伴随着极大的间断和沉重的压力，完全是依靠新设备的投入。如果把旧高炉的劳动单独列出来，那么它们在1932年6月、7月和8月的产量不仅低于30年，甚至比31年还要低。例如，旧高炉在6月份的生铁日产量是11445吨，而1931年6月的日产量是11570吨，1930年6月则是13553吨。高炉的利用率跌落到了1927-1928年的水平。而新建的高炉，尽管它使得总的生铁熔炼量比起1931年升高了，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设计冶炼能力，运行得很不稳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例子已经足够指出这一点：此地的两座高炉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之际的日产量达到2000吨，在11月下旬又降低到1000吨，而在个别天它们的日产量竟然低到200吨。总的来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今年的生铁熔炼量能达到640万吨而不是900万吨——也就是计划的71.1%。而钢材产量的情况就更不妙：看起来，它没法超过1930年的水平，也就是570万吨，这就只完成了计划的60%。1932年上半年的轧材产量比1930年的水平还低，而从六月起的产量甚至不如1931年的水平。全年下来的数字指标不会高于440万吨，也就是计划的66%。
有色金属冶炼也在原地踏步，今年上半年它的产出只有1.6万吨，也就是比1928到1929年上半年的水平还低。（注：此处的有色金属应当指生铜、锌、铅三类产品。）
在重工业发展不顺的背景下，只有像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这样的一些部门凸显出来，像是某种依附在国民经济上的寄生虫，吞噬了很大一部分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但是最近产量的下降表明，就算在这里也出现了断裂的征兆。
在整个工业的数量指标发生下降的同时，质量指标也在不断跌落，并且很快扩散到整个生产流程：产品的质量在恶化，与此同时成本还在上升。
与1930年相比，大部分重工业在1931年就已经出现了显著的成本跃升——有数十个百分点之多。1932年的情况显得更加恶化了，到目前为止，只有汽车拖拉机制造业和少数几个其它部门成为例外，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这样的降低是有条件的，并且，据我们观察，只发生在新兴部门——在最初的起步阶段，它们的成本水平高得吓人。事实就是，在西纳尔管道厂和其他的新工厂，直到工厂的全部产能都开动起来，它们的成本才开始下降。而随后它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即，那种笼罩全国的、普遍的“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现象使得成本重新转为上升。
我们不在轻工业领域赘述了，这里的滞后趋势显得同样强大；我们仅限于确认那个普遍存在于整个工业的事实，即投入运作的固定资本大量增加（这个增加进程现在还在不断进行，尽管基本建设的速度愈发放慢，资金积压的数目愈发庞大），质量指标却开始更加明确地恶化，有时候连数量指标也是如此。
我们不在这里具体分析这个现象的缘由。结论就是，原因基本上可以被归结为经济领导的方法、它的总体方向和它的“基本路线”对工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快要结束的这一年不过是让它对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反动影响更加深化了。
至于说工业生产总的结果，我们手头只有前九个月的数据。根据官方数据，所有注册工业的总产量与1931年同期相比只增长了13.1%，而1931年的同期总产量与1930年相比增长了21.7%。提醒一下，这些百分比是由以金额核算的总产量计算得出的，并且，以批判的立场看，有着各种形式的误差和夸大！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剩下的三个月里情况会显著改善。也就是说，1932年的数量指标不仅严重落后于计划，甚至会比1931年的进度还要拖后（31年自己也比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水平要低），继续沿着这条“衰减曲线”发展。至于质量指标的情况就更糟了。
我们在运输业的运作之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趋势：渐进的、持续不断的恶化。如果以它最重要的指标——铁路系统一昼夜的装运量来判断，它比计划落后了25%，比31年的水平拖后了7%到8%。要知道，铁路可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
如果这个交通系统满足不了摆在它面前的需求，工业的运作还有可能改善吗？拿给我们的所有统计数据都告诉我们以金额核算的总产量取得了增长，可如果产品的物质实体在经济动脉里迁移的总量比去年还少，难道不正说明了这些数据的空想性和虚假性吗？
还在不断深化的货币系统危机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它不断发出经济灾难的危险预警。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领导不得不发出警告称，必须要“维护货币系统稳定”，并说“只有硬通货才能保障正常的发展，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参见伊·斯米尔加在《计划经济》1932年第3期上的文章），这样的状况难道不是一种征兆吗？
不过最令人忧虑的是，1932年，不只是工业、运输业和财政传来可悲的结果，在去年已经严重受害的农业也遭遇了进一步的衰退。去年，在官僚主义集体化的基础上，农村受到了有组织的快速改造，这带来了负面的经济效应——农业生产力的大规模下降就是这种效应的表现。
中派在农村的经营方法在这些年来带来的结果是，目前在农业总人口里占比40%的个体经济实际上被剥夺了进行简单农业再生产的权利，而对于那些集体农庄的农民来说，连最后一个可以刺激他们进行劳作的动机也失去了。国营农场不仅没有在合理的农业生产方面向集体农庄做出表率，事实上，它们反而拖了后腿，使得大规模经济的思想威信扫地。
1932年，反作用变得更加严重，不仅是农业的质量指标下滑，它的数量指标也遭此厄运，畜牧业则属于其中受害最深的。1930年的牲畜总头数比起1928年下降了20%，到了1932年，哪怕是用最保守的办法估计，摆在我们眼前的数字大约也只有28年的50%。在作物栽培领域也是这样，数量紧随着质量开始受害。劳动组织程度恶化，役畜供应水平下滑——尽管拖拉机的总数增加了，却还是来不及抵消役畜死亡的速度——以及对农业技术专家的忽视，所有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收获量的跌落。
农业日益增长的混乱至少可以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1932年期间，没有一场农业运动能搞得比1931年那种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更好。大部分地区的春播运动进行得更加迟缓，结果没有完成播种计划，损失巨大。干草和青贮饲料的准备十分薄弱，谷类作物的收获也耽搁得特别晚，造成了粮食征收的巨大缺额。葵花、甜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收获同样进展不顺。粮食和蔬菜的征购和去年相比，一样进行得很缓慢。
我们列出一些乌克兰的数据，由于中派的试验，此地在所有地区里受损最为严重。在1932年6月1日，春播最为紧张的时刻——今年乌克兰的春播开始得比去年还早——只有1580万公顷土地完成播种，而去年这个时候已经播种了1590万公顷。到了7月1日，春播结束的时候，播种了1680万公顷土地，而1931年的数字是1850万公顷。
至于乌克兰的收获运动，它是以这个速度进行的：总的谷类作物面积是1720万公顷（1060万公顷为越冬作物，660万公顷为春播作物），规定的收获面积是1580万公顷，随后计划又被缩减到1450万。到8月1日的时候这个规定数字只完成了820万，而1931年的数字是1380万。到9月5日收获期结束的时候，收获了1360万公顷（而1931年时，到8月15日就已经收获了1760万公顷，即计划的98.4%）。这样一来，全部谷类作物面积里约有360万公顷，即21%没有收获，也就是说应当看成是被毁坏了。
在全苏维埃联盟境内，哪怕是和去年那种令人不满的速度相比，今年的收获进度也慢得让人无法容忍。1932年9月1日总共收获了6470万公顷，而1931年收获了7540万公顷；到收获季节结束时，收获面积也仅有7170万公顷，而非计划定好的8650万公顷，也就是说只完成了82.9%。
秋播的结果一样令人不安。9月1日时，真正的播种应该已经结束了，但在乌克兰只播种了510万公顷，而非去年的750万公顷，而在全联盟范围内，这个数字是2650万公顷，也就是比1931年少了320万公顷。最后，9月10日的时候，播种了3630万公顷（计划的86.7%），而去年播种了3740万公顷。秋耕的情况也发展得很不好：到11月20日，只有2450万公顷秋耕地翻耕，而1931年的数字是3390万公顷。
所有这些数字不需要什么长篇大论来解释：如果说1931年春播的结果令人很不满意，比起标准耗时拖长了一倍，使得春播作物的收成显著下降，那么1932年的结果就更糟糕，产量的跌幅更甚以往；如果说1931年绵软无力的收获速度导致了大量的谷物浪费，那么1932年的收获速度简直同乌龟一样缓慢，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显著；如果说1931年没能完成秋播和秋耕计划的结果苦涩地反映在1932年的收获季，那么1932年秋季工作进行得更令人失望的事实就不可能不以1933年收获季的倾覆作结。
1932年主要农业运动的负面结果意味着什么？——阻力不断增长、农民破坏生产，在这样的基础上，它们揭示了农业的进一步退化。农民以这种消极的形式表达了乡村地区对于领导经济工作的官僚系统的政治反对。而对工人阶级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们物质条件的进一步恶化：饥饿那瘦骨嶙峋的手将会更加凶狠地刺进他们的喉咙。
比较一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结果，我们确信，用“锦标竞赛式的飞跃”实施工业化和全面铺开集体化的政策等于是在死胡同里越陷越深。
1930年，苏维埃联盟的经济就被领导层不可遏止的幻想驱使着向前，碰上了自身最佳发展的界限，因此在1931年出现了巨大的生产计划缺口，向我们警示现行政策的致命危险性。但是，中派的经济冒险主义又有着致命的内在逻辑：对它来说，从最佳部分跨向最大限度要比从最大限度返回到最佳部分来得容易。
尽管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层察觉到了产生这种计划缺口的某些个别的缘由——其中也有像“工人群众物质条件的恶化”这样的本质原因——它却无法领会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所执行的整个“总路线”都是谬误。
由此，它产生了用这种纲领摆脱危机的幻觉，斯大林为此草拟的声名狼藉的“六个条件”不过是更加凸显了官僚的愚钝。为了摆脱突然爆发的灾祸，官僚们掏出的灵丹妙药就是转换到经济核算制和其他类似的劳动组织方法上去，也就是彻底恢复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系。但是，如果工厂专制制度的办法不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及交易运行方法结合起来，如果它不恢复经济的主动权以及经济竞争的自由——哪怕是那种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保留下来的扭曲自由——它本身就不能带来决定性的经济效应。
不过，官僚在废除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办法，用预定好的标准手段替代它们的同时（完全的行政专断和经济领导人的无限权力取代了工人民主和工人的生产监督，工人的劳动环境遭到宰制，甚至连生活也受影响），却没有办法用彻底的资本主义性质来武装自己的政策，因为阶级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没有采取政治上的反革命办法，那么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已经一只脚踩上了滑向资本主义的分界线，现在它在这界线上无助地徘徊，绞尽脑汁，徒劳地试图完成这个以它的官僚主义统治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摆脱危机。因此，1932年的事实不过是中派政策完全落空的又一例证。
在这方面，举一个税收改革的例子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实行了改革，转换成了累进计件制这样的剥削体系，还用提高报酬的口号来遮掩（或者至少，对部分种类的工人说，这是为了“杜绝平均主义”）。事实上，这项改革的措施本身，以及这一年的所有经济政策，带来的不过是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这也就意味着实际的报酬不增反降。
顺便一说，这个例子也证明，官僚施行的献媚政策会自然地走到终点：它对工人阶级做出的所有“让步”都带有虚伪性，因为它们很快就会被国营商业和私人商业的普遍价格上涨所废除。
这项“改革”其实另有作用。中派提出的政策依赖于对工人群众的疯狂剥削，依赖于对无产阶级有生力量的掠夺和盗用，依赖于越来越深重的贫困和饥饿。如果官僚不采取办法弱化工人阶级的抵抗，不在不同部分的工人之间制造分裂和对抗，这种政策就不可能推行下去。正在施行的税收改革就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它的目的就是要扶植一批拥有特权的、工资更高的工人贵族。
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官僚不得不在一个方向上做出“让步”，与此同时，却又向另一些对工人群众来说更加迫切的利益发动了进攻。夏季的风潮之后，官僚扔给工人们一点微不足道的施舍（伊万诺夫公共食堂得到了900万卢布），同时就开始策划新一轮的进军。这么说是因为，之后他们就送来了臭名昭著的十月“礼物”：确立了残酷的法条以打击旷工者，而它实际上是明确针对罢工者的，为此还授权给管理机构，使它们可以辞退罢工者并取消其粮食份额。
由此可见，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越来越深地陷进了这个被自己的政策创造出来的矛盾泥潭，“越来越转变成波拿巴主义的潜在武器”（《问题》）。
但正因如此，它同时也会唤起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迫使它走上反抗官僚主义毁灭性政策的革命道路。
中派在农村的政策目标同样有着重大的作用。官僚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当前农业危机的深重性，所以它还是企图在旧的“全盘集体化”政策框架里去寻找摆脱危机的解决方法，企图引进各种偶然的、通常带有时令性的修补手段：一会儿，集体农庄贸易的新时代恢复了，一会儿，又转而实行紧急措施。
农业的状况不可能不引起官僚的惊慌。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的罢工威胁笼罩着整个国家。1932年春天颁布的一系列法令看起来是中派农村政策出现决定性转折的开端，但这些法令还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现阶段，官僚们还局限于个别无足轻重的退让，没有下定决心要跨过那条界限。
“全盘集体化”的政策和余粮征集制在大体上没有改变，因此新的法令对农民的倾向影响不大，根本没能唤起他们的“热情”。农村的生产破坏还在愈演愈烈：农业公司的惨痛结果已经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
但到了冬天，又出现了新的困难。粮食征购的组织任务摆在官僚的面前，他们却没有办法正确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向相反的方向奔去。
农村遭受到了更强的行政压力，当局追求的目标是，对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不仅要榨取已经严重缩水的商品部分，还要把相当大一部分本来用于自己消费的储备也拿走。在此基础上，新一季的进攻开始了，对农村集体农庄部分的极端残酷压迫拉开了帷幕，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对区委干部和其他基层部门代表的凶狠打压。比起过去的年份，所有这一切的规模都显著扩大了。
最后，斗争的不断加剧使得力量不断膨胀，它推动了一场针对农村的、正式的经济和政治战争。产粮区的大部分地方——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中下游，北高加索和乌克兰——这些联盟的主要粮仓几乎是陷入了戒严状态。他们成体系地枪决和流放共产党员及农庄庄员，并且把这种行径当成在联盟产粮区进行粮食征购的主要办法。（参见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乌拉尔州委员会、中伏尔加边区委员会、中央黑土区边区委员会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相关决议）
在官僚有关农村的一切政策里都可以看出一个特性：官僚碰上了农庄庄员的生产破坏后会镇压他们的“富农反抗行为”，同时却又戴着伪善的面具，向无产阶级展示自己的“关怀”，把城市的粮食供给分发给全体作伙食。
在发明新手段镇压无产阶级的同时，官僚们还想向农村证明，他们不会向充斥各处工厂和制造厂的“旷工者和流窜工作者”“日益增长的要求”让步。（注：летун指为了多赚钱或者其他原因而经常变换工作的人。）
这样的斗争政策在之前对于中派主义来说是如此的具有代表性，而现在它在两条战线上同时退却，越来越多地带上了悲剧色彩（对于官僚来说），因为它使得中派主义的基础不断缩减，使得政策本身同时和我国两大主要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与此同时，这个政策并没有解决经济上的困难，相反还会加深它，最后，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会破坏劳动和生产。
在自己政策带来的毁灭性结果面前，官僚们也会陷入混乱，表现得犹豫不决。由于对依赖“总路线”摆脱危机的可能性丧失了信心，他们磨磨蹭蹭，甚至不愿意去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方案，而他们自己曾经庄严宣告过，要把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作为二五计划的任务。
失去前途的官僚将会在进一步强化恐怖的道路上找寻出路。农民起义的爆发标志着极“左”的冒险迈出了第一步，它在我们的眼前变得疲乏，还威胁着要淹没在无产阶级的鲜血里。
在内部施行恐怖的同时，极其吸引官僚兴趣的外部路线仍然是为外交冒险充当走卒。斯大林主义外交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寻求和外国的帝国主义头子进行秘密联合的可能性。
至于官僚要在这两个方向上走多远、到哪个限度，我们对此只能猜测。只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不管在此处还是彼处，无产阶级专政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反革命政变的可怕威胁——这就是极“左”冒险带来的必然结果。
我们不应当低估官僚政权的生命力，它在各个阶级之间保持着平衡，并且依赖发达的欺骗和暴力系统。不过，如果说在29年或者30年就要尝试着预测它临近的灭亡还为时过早，毕竟那时一系列发展过程还没有完成，机动和转变的可能性还没有耗尽，那么到了今天，局面已经根本改变，期限已经临近了。
那么，不管展现出来的前景有多么艰难，我们，列宁反对派，都不应该从它面前逃跑并躲藏起来，不应该在即将来临的决定性事件面前露怯，因为只有我们能够给无产阶级提供一个清晰的斗争纲领，明确指出一条摆脱危机的无产阶级路线。
Ⅱ全速坠入政治危机
中派政策近年来的发展和它带来的所有矛盾与曲折正是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的交织结果。这种交织是由两权并立的因素表现出来的，而它的缓慢累积正在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但是，尽管波拿巴主义的准备工作在很多方面已经完成了，堕落蜕化的道路这些年来也走得很远了，发号施令的中派主义还是没能成功改旗易帜，坐上农民反革命分子的波拿巴主义鞍子，因为农民阶级已经丧失了对中派官僚仅剩的一点信任。
正是因为这样，中派主义在矛盾的困境里绞尽脑汁也没办法从极“左”冒险的陷阱里解脱出来。波拿巴主义的政变者需要一些“赎罪的祭品”来为中派主义的过错背黑锅，而到了1930年3月15日之后，鲍曼和其他的“左倾过火分子”就成了这样的祭品，丢掉了自己的职位。从那时起大约过了3年。极“左”的冒险深化了经济危机，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如果说当时可以做到只对内部机构进行不大的调整，那么到现在，哪怕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整也不见得能维持住平衡，因为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任何重大的政治转变都会打响国内和党内政治运动的第一枪。
用这些毫无价值的“祭品”是没办法在历史面前赎免罪行的。开始活跃起来的阶级力量需要在各个方面改变制度，但是这一点并不在领导层的考量范围之内。国内正在进行的事件以它独特的、把历史的当下阶段同前些年明显区分开来的性质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这些特征似乎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中派时期’的最后阶段，预示着一次直接的过渡：如果无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扭转政柄，使国家向它需要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复兴；反之，如果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占了上风，它就会面临最终的灭亡。
政治局势的极度紧张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政权的问题。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被赶入了死胡同，它如果想找到出路，那它要么走无产阶级路线，要么走新耐普路线（注：НЭО-НЭП，指恢复新经济政策），因为斯大林主义的“总路线”已经遭到挫折，在它自己引起的压力和充满矛盾的现实之下摇摇欲坠。
当权官僚的每一项新法令、每一个新措施，都以新的力量揭露它不断深化的波拿巴主义堕落。在我们面前极其清晰地显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官僚脱离无产阶级的进程已经彻底完成了。依赖于全民投票的制度，又运用包括枪决示威工人在内的一切心理和肉体的强制措施，官僚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并且步步紧逼，逐渐夺走工人对机构和政策的最后一点监督权。
因此，现在无产阶级和中派官僚（作为敌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把敌对阶级的压力强加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但是，不管官僚在自己的镇压政策上已经走了多远，它到目前为止还不得不用“适应无产阶级”的形式来加以掩饰。这一点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它独特的意识形态：其内容是反无产阶级的，而在形式上又以被斯大林“现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保护色。另一个特点同样对此有所体现：一系列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规条例留存至今，在撕下面具、公开与反革命勾结串通之前，官僚还没有能力去废除它们。
在那个时刻到来以前，斯大林主义的寡头政权要和所有的前波拿巴主义政权一样，被迫“为了不摔下去而保持平衡，为了支配而献媚，为了讨得欢心、为了能不止靠刺刀维持统治而收买”。
虽说官僚在阶级之间见风使舵，但它连这一点也做得并不流畅，还远没有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无上权威、可以对各阶级实行专制统治。这正好说明了他们制定的法令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独特而模棱两可的性质：它交替地对国内两大主要阶级最迫切的利益进行沉重打击，同时被迫使一些手腕，把它真实的意图掩盖起来。
诚然，支撑这种见风使舵的基础正在变得越来越窄，因此官僚政策里的献媚因素正在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粗野的恐吓，它所做的让步越来越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施舍，没法在群众中激起任何幻想。
这种情况下的趋势就是，国家机关早已失去了利用苏维埃的优良法纪进行正常治理的能力，它只会更加严格地把它的措施限制在恐怖手段和愚民政策的狭窄范围以内。
国家统治机构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对行政专断的强化上。中央政权指派到地方去的特派员和总督们消灭了一切地方自治，在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农庄进行审判和镇压。格别乌的血腥行为和目无法纪扩散得越来越广，它不仅针对农民，同时也打击工人。
因此，以改良主义方式走出危机的机会现在变得越来越渺茫。尽管无产阶级仍然有机会以改革的道路恢复自己的专政，但由于官僚的深度堕落，这种可能性愈发显得问题重重。内战，这个最坏的选项，正变得越来越有可能发生。
不过，不管这种堕落已经走了多远，都还没有触及到那个可以引发质变的量变临界点。并且，虽说“反革命的思想和组织领袖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内部”，“机构现在的职能和它明天的职能也必定要以内战流血的方式进行决斗”。
此时，不管波拿巴主义的官僚对此有多么渴望，政权的问题都不会只由它一方来决定，而是由越来越有可能发起猛烈战斗的各个阶级共同进行解决。
不过，假如有人把这些传到我们这里来的消息、这些并非个例的血腥事件提到内战的高度，然后得出结论说能把我们同资本主义复辟区分开来的最后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他就是犯了天大的错误。这么说是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遇到那种战役结果能决定一方生死存亡的大会战，而只是碰上了一些前哨部队，此时的战果根本预测不了最终的结局，甚至也不能说明内战的必然性，而是只能警告我们说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
毫无疑问，现在的国家机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上层集团，态度极其凶恶。想必，在用铅弹暴雨打穿超过一千个工人的身体之前，屠杀了伊万诺沃工人的血腥刽子手卡冈诺维奇都不会停手。
不过幸运的是，只靠一些卡冈诺维奇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苏维埃联盟的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不会在暴徒的面前低下头颅，并且，在意识到危险临头的时候，会以有力的强攻从他们手中夺下犯罪武器，剥夺他们从无产阶级那里篡夺来的权力。
况且，居统治地位的中派集团自己也并非铁板一块的反革命团体。在决定性的时刻，它也会根据社会发展的轴向陷入迅速的分化。
就在现在，在情势所迫之下，这种重组已经开始了，它正在准备着机构的崩溃和解体，破坏机构的完整性并且从中脱离。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把心慌意乱、张皇失措、害怕明天到来的人组织起来，有可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幕后推手。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官僚最近措施的两面性和矛盾性、它在经济政策上的迟疑不定和停滞不前，以及它用新的残酷镇压补救经济失败的尝试。它一会向左一会向右，被虚幻的希望操纵着，恐吓各个阶级，企图阻拦那个可怕报应的到来。
不过，官僚越是在经济领导中表现出犹豫不决和辗转不安，越是走上恐怖道路，政治危机迫近的要素就会越快地显现出来。
国内的波拿巴主义势力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显得愈发蛮横无理。不过无产阶级也更加明确地警醒过来，在这个日渐激化、酝酿着风暴的局势之下活跃起来。至于我们这个有三百万人的党，它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志愿先锋队，相反，它包含着内战中对垒双方的萌芽。党没有办法对目前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它的波拿巴主义右翼准备要主持一场反革命，它的无产阶级左翼则惨遭失败、迷失了方向，正在寻求和潜藏地下、被追捕得疲惫不堪的列宁反对派建立联系。反对派应当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使他们能够领导起来斗争的工人阶级。在这两翼之间还有大量尚未定型的中间派，他们还不能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还不能从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
不过，惊雷的第一声轰鸣，工人群众开始复苏的第一个征兆已经给这个环境带来了分解的毒药。就连不止一次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们在这个时候都不得不再次投向左边，这预示着党这个泥坑里开始出现分化。这件事和其他一系列征兆说明，步伐正在加快，各个阶级正在投入到斗争里去。无产阶级的义愤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它可以摧毁那些隐蔽的、却又日渐成熟的反革命势力。就让它那净化一切的风暴咆哮起来吧！
1918год.Л.КаменевиГ.ЗиновьевувременногопамятникаК.МарксуиФ.Энгельсу
1918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临时纪念碑旁。
在国内这些可怖事件成熟的前夕，更频繁、更细心地研究一下那些充当了征兆，向我们警告“决定性时刻正在接近”的个别事实也是不无益处的。的确，我们手头掌握的情报资料极其贫乏，不过仅凭我们明确知晓的部分就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对官僚主义制度的反抗过渡到了新的阶段——从以大规模人员流动和缺席抵制集会（用脚投票）为形式进行消极的抗议，到采取一些主动的形式，即罢工和示威，这就是工人运动复苏的历程。这证明社会政治的反动时期还没来得及把那些斗争方法从无产阶级的意识里根除掉，无产阶级已经习惯于这些斗争的办法，并且能够通过这些办法获得胜利。
在愈发深重的经济危机压力之下，在政治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将会陷入极端的赤贫，剥削甚至会达到有生理退化危险的程度。不过生存状况的不稳定正是革命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且，正如ЛД（注：可能指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它“使得哪怕最安定的工人都失去了镇静”，这就可以解释工人群众的经济行动的理由。然而，现在的制度并没有为经济斗争提供一个合法的范围，在此基础上，经济斗争的不可行将更加迅速地推进斗争形式转变为政治斗争，反动派的那种呆滞和麻木将会很快得到根除：“十月革命的命运将由千百万人民来共同决定”。
毫无疑问，发生在马克耶夫卡、伊万诺沃和其他地方的惨案只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热潮的第一批预言者。无产阶级因卡冈诺维奇们而流的第一滩鲜血将会燃起火焰，促使新的工人阶级队伍投入斗争。在弹雨之下，群众消极的不满将会变成愈发增强的公开革命行动。
正如1月9日的流血事件（注：公历1月22日，指圣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事件）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以及列宁所做的事在1912到1914年革命高潮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那样，正如1917年6月那一段为十月革命做准备的日子所引起的巨大震动那样，发生在伊万诺沃的镇压（我们至今还未知晓它的确切日期）将在联盟所有的工业中心激起无产阶级的愤慨。就此而言，这一事件对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有着难以估量的革命意义。
在伊万诺沃和其他地方的事件里，工人阶级开始积极参与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一方面，群众的自发运动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规模，而另一方面，官僚的凶残也是前所未见，他们心惊胆战、生怕丢掉权力，绝不会停止使用血腥手段来镇压手无寸铁的罢工者。
当然，伊万诺沃工人走在前面的情形完全不是偶然现象：它是全国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队伍之一，受外来工人稀释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处在最糟糕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下。行动的理由当然不少，但是极其艰难的食物状况才是第一推动力，它使得工人们日渐累积的不满爆发出来，让他们采取像罢工示威这样的可靠办法。
纠缠着伊万诺沃工人的自发的经济主义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地官僚削减了无产阶级本就贫乏的口粮配给，工人们才掀起浩大的波澜，投入到同他们的斗争中去。这样一来，工人们恐怕没有预料到，统治国家的寡头——以斯大林的特辖区管（опричник）卡冈诺维奇为代表——会宣布他们的抗议是反革命和明确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
只有当中派政权承认枪杀事件的时候，工人们才能凭着亲身经验确信，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然而，如果我们做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工人都已经得出了所有的政治论断，我们就会低估时间在群众意识发展过程里所扮演的延缓作用。并且，尽管在群众中间自发反对官僚的模糊的不满已经积蓄得很多了，但他们还是只会在有一个奋不顾身的先锋队坚决带头的时候才会有组织有意识地行动起来。
官僚顽固地抵抗着群众的活化，试图把他们的行动打得四分五裂，因此我们绝不能指望事态会沿着1917年以及更早的1905年革命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轨迹发展下去。采用简单的类推法，把工人阶级群众运动在之前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照搬过来，这么做是行不通的。在凶残的恐怖制度环境之下，被逼转入地下的运动在没有极其猛烈地爆发出来之前，都将以隐蔽的形式进行发展。
我们的任务就是加快群众的政治成形过程，为从他们中间选拔有战斗力的先锋队提供便利。只有正确考虑主观因素的意义，为群众斗争提供适当的领导，将他们组织起来，为他们提出自己的口号并以此把他们带上正途，列宁反对派才能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伊万诺沃事件把很多问题直接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些问题成了我们团体内部争论的对象。对于我们所有的团体和派别来说，对待它们的态度就是一块试金石，这就好比对于当初的无产阶级党派来说，列宁的事迹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它可以检测党的革命性——那段时期里，布尔什维克在同孟什维克的斗争里得到了锻炼。孟什维克们唾沫飞溅，极力反对“爆发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运动的“交织”。
我们当前也面临着这样激烈的斗争，而且需要在同消极分子的斗争里坚持下来。他们就像那个时候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一样，一方面声称“争取小麦面包”的经济斗争不能体现革命性，同时却又显得顾虑重重，生怕经济运动被政治行动搞得“复杂化”了。
我们的取消派模仿着他们前辈的腔调，把工人的运动描绘成一股盲目的自发力量，认为这股力量可能向任何一个方向扭转，从而被像喀琅施塔得那样的冒险活动所利用。他们把最近的工人行动描述成“争取贸易自由”的斗争和促进斯大林废除“左翼方针仅剩的创造性残余”并用新耐普政策取而代之的推动力。他们甚至更进一步，质疑起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提议说不要到他们中间去寻找国家革命力量的源泉，而是要到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里去：按他们的设想，国家机构人所共知的力量可以扮演“社会主义祖国的拯救者”。他们把所有真实的关系弄得完全颠倒过来，公开地为官僚打击工人阶级的罪恶行动充当帮凶。
而与此同时，所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应该清楚：唯一有能力打倒反革命的革命力量就是工人阶级，它的革命领导者地位已经在历史进程之中固定下来了。
夏天的事件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们把所有那些曾因为急躁而犯了“左”倾错误的，被召回主义、工团主义和其他使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主流的极端派别吸引的革命分子团结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列宁主义工人的行动标志着阶级斗争的转折点，而正是这种斗争的高涨使得一切极“左”派别走向枯死和灭亡，使得工人阶级的所有革命力量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周围，这一点绝非偶然。
一系列征兆表明，国内最近开始的活动将会使得我们运动里所有真正的革命分子进行相应的联合；当“工人队伍整齐划一的步伐声”从远处传来，所有那些曾被极端的激进主义吸引的同志将会调整自己的脚步，不再是大步赶路、匆匆向前，而是和无产阶级厚重的后备军步调一致，稍微慢些，却要更加坚决果断。另一方面，腐化的变节者、无可救药的怀疑论者和犹豫不决的消极分子将会受到最后的刺激，使他们最终决定自己的立场，跳到那条把我们同斯大林主义官僚区分开来的界限对面去。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会在我们的队伍里引起新的政治重组，而这将是革命力量动员所不可或缺的过程。
Ⅲ以群众斗争为方针，反对取消主义
在历史的剧变时刻，在群众运动高涨的紧要关头，我们运动的领导者们经常会显得达不到局势所在的那个高度。
领导层的危机表现在他们跟不上运动的发展步伐，不能完全理解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的重要性，没有充分领悟运动包含的革命力量。换句话说，领导们表现得过于软弱，难以保证运动的胜利，而群众等于是被抛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他们要么是得不到任何指示，要么是得到一些错误的指示。一旦敌对势力确认我们革命斗争的领导层是如此软弱，那么群众马上就会惨遭失败。
因此，在国家初步复苏的情况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群众的利益，即恢复一支能迅速制定方针策略而且有足够战斗力，不至于在紧要关头畏难惧险的先锋队。要组建这样一支把革命意识和阶级意志集于一身的先锋队，实际上也就是要用那些分散但活跃的成员重建我们的党，他们要么处于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之内，要么被正式排除在党外，身处工人阶级里具有政治觉悟的阶层之中。
这个恢复党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列宁反对派的肩上。但是，现在反对派的部分成员显得优柔寡断，而如果要完成这项使命，反对派就必须摆脱任何形式的犹豫不决。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反对派内部争取明确政治立场和清晰策略路线的斗争具有明显的意义。反对派内部的分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它又一次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而变得更加剧烈。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队伍里复发的右倾风险是一种掩饰起来的、反对我们运动总体方针的修正主义。
我们不应当高估我们隔离所里的人员，我们也不打算把他们拔高到“先锋队先进部分”的水平。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对那些正在我们集体里酝酿着的进程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Ф-в那臭名昭著的“发明”，即“斯大林分子成了党内的左翼”，而列宁反对派“转变成了地下活动的中右派联盟”，不过是以一种更加露骨的形式表现出了那种把隔离所内的右派分子缠绕得越来越深的思想分歧。
我们可以发现，在М，Б和М那篇“赫赫有名”的提纲里，以及在这“可敬”的三驾马车上各自写成的文章里，这种取消主义的立场叙述体现得最为充分和彻底。
如果不看它激进的，以及在有些地方显得极“左”的辞藻，剥去它文字的外壳，我们就能在提纲里看到最为悲观的那种政治消沉和变节。
他们明显是抛弃了不断革命的理论，拒绝了这项理论的基本立场，即“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积极性必然会发展起来”，转而去保卫它的对立面。他们从无产阶级精神及物质资源的耗尽开始论述，最后得出的可能性不过是在小资产阶级的猛攻和节节胜利面前实施退却政策而已。
他们把“历史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纲领的无效性”这个观点进一步推导，试图以此证明托洛茨基同志的《问题》和他之前的一切文件著作是“相对立”的；并且想把反对派引上歪路，让它“承认既成的事实”，“在这栋建筑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他们貌似支持《问题》所提出来的经济结论并以此掩盖自己，又千方百计地曲解托洛茨基同志对中派经济政策所做的评价，试图以此证明极“左”冒险是“革命不可避免的阶段”，反对派应该为它的结果“负起责任”。随后他们又企图论证一个荒唐的想法，即工农联盟已经在“全盘集体化”和“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基础上恢复了。
在所有其他的问题上，提纲的作者不再是遮遮掩掩地同托洛茨基同志进行论战，而是公开地把他批判为“教条主义”和“片面思想”。同时他们还以最大的果断抨击“党遭到了破坏”的论点，并试图证明相反的论点，即党已经恢复了“专政的唯一可能性”。
尽管М，Б和М的半孟什维克半中派主义观点已经公开同列宁反对派的一切方针决裂了，但在我们集体里还有一些同志在猛烈抨击任何批判上述观点的尝试。这是因为这些同志自己的立场不过是与М，Б和М的观点稍有不同而已——很多时候区别就仅仅在于他们的措辞更模棱两可、难以确定，需要进一步的解读，至于他们的中左派本质则是毫无疑问的。
就让我们研究一下ДЛ同志发扬起来的那一套观点吧，它的一切都基于对官僚和中派主义作用的误判。在ДЛ同志和К同志针对提纲所作的反对方案里有这样一种思想：工人阶级和官僚之间的矛盾是“无产阶级的最广泛群众同它的官僚主义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由此就诞生了另一种立场，即这些矛盾不能越出本阶级的范围，同官僚的斗争是阶级内部的斗争，这样的观点就使得他对未来局势发展的评价和展望有失偏颇。ДЛ同志没能看到中派主义本身就已经为它将来的波拿巴主义堕落奠定了基础，因此他把阻止波拿巴主义反革命力量从内部“推翻中派主义”当成是改革的任务，而没注意到对革命的威胁就是在中派主义内部发酵的。
把斯大林官僚包含在工人阶级之中，把中派主义和波拿巴主义对立起来，这就是ДЛ同志和他的拥护者们所鼓吹的基本观点，他们操持着消极的策略，对充分开展工人群众运动抱有担忧。而在经济政策方面，ДЛ同志犯的错误在于，他否认领导层对于危机的产生和深化有着独立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坚持以既存中派政策为基础的苏联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理论，又否定工农联合的必要性——他对恢复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这一计划的激烈反对就来源于这一否定。最后，在国际政治领域，ДЛ同志的团体支持中派主义对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策略，反对由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那种统一战线口号。
我们不会在这里着重强调ДЛ同志所犯下的其他错误，以及他用理论表达自己观点的尝试——那不过是对不断革命理论的拙劣模仿。
集体里的其他一些小圈子也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对它们不予讨论，因为他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抱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看待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这实际上就是向斯大林的总路线投降，转而在反对中派主义本身的同时保卫这个总路线了。在他们看来，总路线和它的指导思想——中派主义之间并没有足够的连续性（参见В.К.，Л.Т-ва和其他人的相关主张）。
很明显，所有这些类似的流派都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合并成一个变节者、取消主义者和消极主义者的联盟，反对支持托洛茨基同志的那“一小撮”彻底的、毫不妥协的人。像这样的联盟当然会尝试用忠于反对派基本方针的假象来掩饰自己，同时又对周遭一切歪曲布尔什维主义的行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
在这个联盟的各个流派之间，还有一些调和分子在无助地乱窜。他们声称，既然所有这些观点的“细微差别”都产生于我们这个组织，而且至今也没有公开地同组织决裂，那它们就是平等的。这些调和分子把一切意见分歧都看成是“琐事”，又把意识形态斗争当作“争夺个人影响力”的内讧纠纷，但实际上他们不光是在斗争双方之间搞平衡，还像机会主义者一直以来千方百计所做的那样，协助变节者对抗真正维护列宁主义路线的人们。
因此，在国内政治危机迫近的情况之下，我们的集体实际上分裂成了两个观点相左的对立派别，对国内局势和我们运动的任务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毫无疑问，在当下，斗争的任务被提到最前端，策略问题越来越成为我们最基本的争论对象，在我们的狱中生活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此处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提出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认为这样的方案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我们坚决摒弃那些声称“无产阶级有可能是反革命的推动力量”的说法。相反，对国内局势的分析表明，只有拒绝动员工人阶级力量才可能为反革命扫清道路。
如果列宁反对派不能成功振兴党内的工人阶级核心，组织工人群众对抗官僚，那么反革命的胜利就不可避免了。在开展工人阶级战斗活动的时候，任何形式的举棋不定和迟疑不决都会加强敌对阶级的力量，使得那个最糟糕的结果更有可能发生。至于工人阶级斗争的形式问题，我们也要同样明确地决定下来。
反对派当然是在倾尽全力试图有组织地为运动提供准备，但如果时间不够（冲突提早爆发），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就不应该消极被动、观望局势发展：他们应该加入斗争，使斗争具有最高程度的组织性。
我们在监狱外面的骨干有着严明的纪律，任何一场罢工、任何一次无产阶级示威都不能缺少他们的参与。
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托洛茨基同志1914年的言论用到今天的情况上：“批评自发罢工对于无产阶级中的先进阶层来说是恰当的，但只要这种批评变了味，开始谴责任何未经组织的罢工斗争，它就会变成一股保守力量，挫伤工人的积极性，遏制而非促进工人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我们再次引用托洛茨基同志做出的著名指示——“尽可能多地把团结、计划性和觉悟带入自发发展的群众斗争之中”。
一系列关键事件的到来使我们不得不直截了当地提出策略问题，使我们必须要联合一切坚持群众运动路线的人，组成统一战线对抗那些同官僚站在一起、把工人阶级痛斥为“喀琅施塔得分子”的人。
决定性的日子正在向我们靠近，到那一天，我们将在所有这些事件的推动下，依据他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划清敌友——你们要跟谁走，是工人阶级还是官僚？而有的人脑子里有这样的疑云：“难道不应该避免采取主动的斗争方法吗？”这种想法不过是我们队伍里的累赘，因为工人阶级今日奋起、争取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不管他们现在有着怎样的政治觉悟水平，这种斗争都是唯一有可能争取到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出发点。
因此，我们支持少数派集体在最近发表的宣言里所提出的口号（ЗПР，32年10月27日）：“工人争取面包、反抗饥饿政策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所有真正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战士都应该团结在这个口号周围，组成一个统一战线。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与一切形式的群众恐惧症作斗争，对我们的运动来说，它是现阶段最直接、最尖刻的危险，只有克服了它，我们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把我们的队伍团结整合起来。
如果说在我们集体里的右翼问题上，我们主要是在对付那积攒多年的迟疑病、尾巴主义和群众恐惧症，那么在少数派集体里我们要对付的目标就换成了急躁冒进的幼稚病。我们成功的根本条件在于广大群众能理解我们的政策、能领会我们的口号并且自觉为之奋斗，因此，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派别，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引导自发奋起的群众，使他们理解自己斗争中包含的阶级任务。假使群众没有获得自己的政治经验，那么不管是多么坚决、多么敢于牺牲的先锋队斗争也不能使我们的力量占据上风。
然而，少数派的同志往往把口号推进得更远，这就说明他们对群众工作考虑不周——既没有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观点，也没有做准备工作，以便整个阶级同先锋队一起进行有组织的行动。
我们不会在此一件件地把我们同少数派集体的分歧研究清楚，也不会局限于单纯地列举那些最为错误、对于这个集体里的个别小团体来说最为典型的观点。最主要的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它试图证明这种特殊形式的国家——官僚国家——是一种通向资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从这个理论出发，就必然得出了对改革策略方针的否定。
上述两者（译注：指右翼和少数派）都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对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因此都只是“对实际的反动丑化”（ЛД）。关于党内分化进程已经结束的理论也是上述情况的一种，它认为“斯大林主义已经不再是中派主义了，因为右派不仅被清扫一空，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被超越了”。在此，在阶级斗争还没有激化到那个临界点之前、在当下这个分裂为两部分的官方党里还没有公开进行反革命政变之前，我们试图让自己领先于局势发展。
我们同样应该指出以下方针的错误：有一些声音承认了中派现行的农村政策，即那些极其糟糕的富农政策，他们主张，波拿巴主义已经如预料的那样成了既定事实（Авел同志）。以及，我们还要同样坚决地表达我们对一些谬误观点的反对，它们几乎把极“左”冒险的失败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认为后者从客观条件来说就是不可能的（П-ль同志）。
不过，不管少数派集体里个别同志的思想偏差有多大——哪怕有时很明显地体现出教条主义的特征——总的来说，他们在自己的公开发言里持开放态度，至少是在最后时刻在争议问题上给出了这样的表述：这些争议问题绝对不是不可以讨论的。就算是ЗПР编辑部近几日发行的宣言（而非社论）也能为此作证，其中叙述了编辑部对这个阶段一些基本问题的态度。尽管在个别问题上，这篇宣言里有一些我们很难同意的观点，比如其中毫无根据地自认为反对派的历史路线具有独特的延续性，以及显然暴露出组织上的保守主义，这份文件总的路线还是表明，少数派集体的同志们相当接近我们所捍卫的立场。
ЗПР编辑部以一个集体的名义发行文件，（因此）文件里删去了一系列最有争议的成分——而且这个过程是这样完成的，即不使叙述丢掉它切合实际的特性，反而还要能阐明那些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正是这样的状况表明，编辑部已经走上正道，在考虑工人群众的实际需求，（因为）尽管我们的一切争论都可能对运动产生影响，但他们还远远做不到理解所有的这些辩论。
这样的路线可以说是最好的保障，如此一来我们的争论就会在群众斗争发展的过程中得以清除。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文件中给出的策略问题论述使我们能够与少数派集体达成一致，不管是共同对抗当权官僚，还是与那些委身于反对派内部的取消派和变节者作斗争，双方都能够协同作战。
我们认为，正如ВБ小组曾实行过的那样，这是我们远离极端教条主义宗派路线所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我们相信，所有真正的左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能在这条道路上找寻到最好的基础，把队伍团结成一个强有力的派系——我们当前运动如此急切需要的东西。在这条道路上，组建一支能够承担起组织群众的任务的先锋队将会简单很多。
Ⅳ与工人阶级共进退——迎接新的战斗！
毫无疑问的是，同摆在列宁反对派面前的庞大任务量相比，它目前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至今为止，它在工人阶级里都缺少群众组织基础；至今为止，它都不能成规模地开展工作，没法避免让自己的政治路线变成工人阶级总斗争的绊脚石而非主力军和领航员。
恢复工人阶级内部遭到断绝的联系纽带，以奋起的工人阶级运动为基础，与党内的无产阶级成分、一切先进分子以及本阶级内有政治觉悟的人们集中一处，致力于有计划地唤起全体群众的高涨——这就是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反对派以此为目标，努力帮助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自发出现的反对小组形成政治组织。联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同斯大林主义展开斗争，争取恢复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口号将使一切共产主义战斗力量紧密团结在反对派周围。
同时，只有直接组织起群众反对官僚的斗争，我们才能使我们的组织深入群众，真正地领导他们为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因此，我们必须要同时对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意志施加影响，要广泛地宣传我们的思想和口号，要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组织工作。如果我们能在群众工作中把这些任务紧密连结、协调到位，运用一切手段发展我们的运动，逐步深化群众的政治觉悟并使他们加以领会，或是深化我们的思想，使它能够强化群众斗争，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层次，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取对官僚的决定性胜利。
当然，我们群众工作的内容对于我们的斗争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要完善理论的论证，更要形成清晰而正确的口号。这些口号应当向群众阐明所要追寻的目标，指出实现这些目标最可靠的途径。并且，它们应该清楚地同那些已经不适应当前局势的宣传口号、以及那些被我们直接当作首要任务加以施行的现实口号区分开来。不过不应该忘记的是，某个时刻具体的现实口号不是简单地从总的纲领宣传口号里得出来的，而是同国家的实际情况紧密相关，情况变化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现行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
例如，在当前实际情况下，中派的极“左”冒险政策已经把局势弄得极端复杂，我们在争取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业化政策时就要转变总口号的形式，不能采取我们力所不及的“最高”速度，而是要采用最适宜的形式——也就是说对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最有利的形式，同时也不能在资本建设局部收缩的情况下停下脚步。我们对于农业集体化的总口号在当前情况下迅速转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口号，它拒绝全盘集体化的政策，完全支持集体农庄的自愿运动，精心挑选并保护那些最具有生命力的、最健康的，同时首先是贫农成分的集体农庄。毫无疑问，提出这样的口号绝不意味着我们正在抛弃反对派从前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口号，而只是表明我们不得不考虑斯大林政策的致命后果，提出这样一条缺少了过渡措施就无法实现的路径，从而使我们走出危机。
至于我们在党和国家方面的政治总口号，情况则是这样的：既然它们的目标是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深度改革而非把它置换成另一套系统，那么要实现这些目标就不需要从根本上破坏这套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基础，而只需要使苏维埃和工会重新正常运作、使共产党重获新生，以此重建起工人阶级的统治。为此，必须首先剥夺掌权官僚从无产阶级手中篡夺而来的权力。
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我们总体上维护无产阶级全面民主的口号，它的实行是充分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我们在群众当中所宣传的斗争形式与方法和那些常规的、行之有效的阶级斗争方法没有什么区别。奋起斗争的无产阶级不介意采用任何手段，如果情势需要，总罢工和武装无产阶级（哪怕是以重建工人赤卫队为形式）就可以成为群众运动的口号，因为还没有哪个阶级戒除了采用最极端方式进行自卫和进攻的习惯。
在斗争的第一阶段，过渡口号毫无疑问是最为紧迫和重要的，它要求在党、工会和苏维埃进行自发的和秘密的重新选举，让执行机构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政治进攻策略发展路上的第一个台阶。（这个口号是于1931年11月在集体文件《策略》章节的委员会草案里第一次提出来的）
在任何自发产生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地方提出这个口号的同时，我们也要向他们强调组织性的重要意义，即它能够把运动推向更高水平。我们所有口号的基本指导思路都是“在政治和经济两个目标领域同斯大林主义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问题》），而实现这一点的主要方法就是加强群众斗争。
不过，我们应当以群众斗争的方向来得出所有的政治和组织结论。我们的口号不应该是抽象的，而是应该来源于群众的直接需求。准确来说，在群众以其首创精神秘密恢复基层党、工会和苏维埃组织的时候，就应当制定一整套特别的口号，以便于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完全集中到这些组织里去。它们将成为我们的堡垒，与主要盘踞在官僚机构周围的阶级敌对势力展开斗争。只有通过争取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的主要政治口号，即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彻底改变整个国内国际政策，而如果不撤换阴险狡诈且已经破产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就不可能达成这一点。
因此，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所有的工厂里、在党和工会内部建立起一个属于我们组织的广泛的地下网络。
上述列出的全部口号中所包含的专门的无产阶级内容必须要以一系列口号作补充，它们要能够瓦解农村反苏维埃战线、从不断增长的富农影响下争取贫农，并且可以把农村下层群众的巨大不满引向革命斗争方面、使他们争取可靠的列宁主义政策、以贫民为坚实依靠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斗争的正确发展。
机构里的反革命核心在失去统治工人群众的权力之后，会不惜一切手段阻止我们向贫农施加影响。但当他们想尽办法要用极“左”的冒险进行清算时，在他们测算农民阶级要做出多少让步时，贫农们决不会袖手旁观。因此，我们在农村的境况绝非毫无希望。我们不仅应该向农业工人，还要向更重要的农民阶层阐明：列宁反对派绝不会屈服于全面集体化的狂热，绝不会被用行政手段消灭富农的幻影所蒙蔽。
这一点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潜藏在劳动大众广泛阶层之中的信任财富变现，用于我们同斯大林主义毫不妥协的斗争。我们有机会在农村争取到盟友，组织同贫农的联盟、终结农村官僚的恣意妄为（为了劳动大众的利益），这样的口号在今天仍然意义重大，具有独特的力量。
我们通过这些口号强调：我们既不接受“全盘集体化”这样的冒险盲动，也反对官僚出卖工人阶级、同富农反革命串通的行径。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用相应手段保障农村经济恢复路线并削弱中农的任务。这个方向上的主导口号是同农民结合，他们的政治情绪也将是检验我们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
把工业价格和农业价格挂钩（国内和国际价格也是如此），同时稳定币值，这样的路线和经济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建立正常关系的目标。
尽管如此，我们旧的集体化口号却不曾失去意义，如上所述，它转而去发扬贫农的首创精神，而正是这种深思熟虑、切合实际的集体化阶级政策，而非行政压力，能够向农民展示真正先进的大规模集体生产阶段，为他们做出表率、把他们吸引过来，帮助无产阶级国家维持对农业生产的监管、有计划地克服市场的自发力量，并且加强计划经济。
只有通过这种政策，把进一步迈向社会主义的斗争同农村的发展联系起来，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在更高的基础上加强其专政——“更高的基础”指的是相对缓和社会矛盾，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谋福祉——不过也要牢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只有可能在国际范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世界范围上实现。
毫无疑问，在农民问题领域的每一项哪怕是最彻底和最连贯的列宁主义政策里，来自小资产阶级自发力量的危险都会威胁到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
但是，斯大林主义冒险所带来的危险使农民群众彻底地偏离了生产轨道，并剥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均势地位，这种无可估量的危险更加严重和直接。因此，我们必须使用一整套实际的口号，在劳动群众面前将我们的整个纲领——经济提案，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要求和盘托出，以此来消灭极“左”的冒险。
即使用最有利的政治活跃指标来猜测胜利的前景和可能性也是完全徒劳无益的。对我们来说，有一件事应该明确：如果不克服列宁反对派组织性质上的巨大困难，就不可能确保无产阶级路线的胜利。但这些困难并非不可逾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战胜它们。
与托洛茨基同志一道，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始终能够在高涨时刻找到自身的力量，能够创建一个联合一切有战斗力的阶层的组织，以便于开展统一的积极活动。无论取消派和叛徒们对无产阶级做了多少诋毁中伤，无产阶级都已经开始唤醒那些麻木的成员，给他们以力量。
面对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我们没有理由感到焦虑和不耐。凭借革命的坚毅和信念，我们会为行将到来的战斗做好战备。就让反革命势力在迫近的决定性时刻面前警觉地观望吧，无产阶级决不会让他们扭转自己的命运——那就是遭到革命力量的毁灭性打击。如果说至今为止官僚还有足够的武力以及其他任何力量来压制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抵抗，那么所有事实都表明，这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
出于对未来局势的预见，列宁反对派的队伍必须团结起来，克服一切犹豫和动摇的痕迹，并拥护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怒潮，鼓足干劲，使新的斗争尽可能有觉悟、尽可能彻底和坚定。我们的旗帜上将写上这样的口号：
为建立一个依赖革命工人群众的……（缺失，仅余词尾ние）、……列宁反对派和党内无产阶级派系而斗争！
为解除斯大林主义篡夺者的领导地位而斗争！
为击溃日渐成熟的反革命而斗争！
反对官僚主义政策的维护者：投降派、取消派和变节者！
打倒官僚特权！
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
为在更高基础上复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持续提高无产阶级在国内的领导作用而斗争！
为争取最合适的工业化速率，从而持续提高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而斗争！
为争取党内、工会内和苏维埃内的工人民主而斗争！
为武装无产阶级而斗争——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
为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而斗争！
为了联合贫农而斗争、为了让无产阶级与中农达成协议而斗争！
打倒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向以乡村贫农和雇农的首创精神以及与中农的联盟为基础的、真正的列宁主义集体化致敬！”
为了约束富农剥削他人的觊觎而斗争！反对乌斯特里亚洛夫-布哈林主义的新‘耐普’计划！（译注：新‘耐普’[НЕО-НЭП]指支持重拾新经济政策的主张。）
我们的革命将很快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向革命的联合致敬！ |
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所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集体讨论提纲（1932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死者终于发声（2018）
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所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集体讨论提纲）1932年7月1日
Zveza从俄文译出
1.引言
2.第一章不断革命论和苏联的建设问题
3.第二章民族社会主义[1]和无产阶级革命
4.第三章革命目前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战略目标
引言：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路线
在十月革命中，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直接地交织在了一起。
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而不能从世界革命中分离开来。不断革命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纲领的这一条里得到了体现：“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2]列宁所提出的革命任务的特点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证。革命的主要困难和矛盾都基于革命的国际性质和国内社会建设的本国性质之间的冲突，所以列宁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说：“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3]，以及，“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4]列宁的这些言论构成了不断革命论的基础，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路线。它反对把本国革命看作完成时、并将它同国际革命分割开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反对以此作为战略基础的民族社会主义。
第一章不断革命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一、不断革命论的主要出发点表现在列宁的这句话当中：“既然就世界范围来说存在着大工业，那么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无疑是可能的。这个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5]这就消除了每个单独的国家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严格说来，要使任何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只需要这一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依靠其社会历史作用、领导起本国的民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权力。但从这一出发点来看，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明显只是国际链条上的其中一环，因此，在目前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的形势下，我们既是资本主义国家链条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经济中的一环，因此，"只有从国际的角度才能正确评价革命。"（列宁）
二、不能把苏联经济的动态平衡看作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的平衡。“苏联的经济是在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发展起来的，它进入了国际分工的体系，而且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部分，但即便是这样，它也仍旧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列宁）对内来说，经济平衡的基础是进出口工作。苏联经济越是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苏联经济中的要素，比如价格和质量，就越是直接和敏感地依赖于世界市场中相对应的要素。与此同时，苏联经济也在不断地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含义不明）……使得这场斗争更加严峻。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便取决于我们对世界资本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压力的抵抗有多少力量。但是，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要用哪种速度赶路。它一方面由生产本身的物质条件决定……（含义不明）……另一方面则是由逐渐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所决定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纲领里写过：“在两种不可调和的敌对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长期斗争中，结果归根到底会由每种制度下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而在市场的条件之下，这一点会由我们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之间的关系来判断。”[6]我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势，才能维持整个经济的动态均衡，同时千方百计地加快自身发展，确保社会主义成分相对于资本家的优势，巧妙地利用世界分工条件下产生的资源。
三、世界经济和世界分工相互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哪怕是最先进的国家）拥有能够在封闭的国家框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多样化大规模机器工业（能够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业只在世界这个层级上存在），以及，鉴于无产阶级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加强对外贸易关系而被迫允许——在一定限度之内——资本主义在国家层面的发展（特许权，……[含义不明]……混合制的国内市场），新经济政策作为大工业和大量分散的小农生产者之间的一种经济联系形式而出现了，并推行了现代世界经济的一整套体系。
所以，事实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只建立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基础之上，但是斗争有一定的限度，并且要借助它们的合作。”（托洛茨基）这种条件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列宁）[7]——也就是说，在电气化的基础上，使小资产阶级因素服从于国家的核算和控制，为工业化和集体化准备条件：“我们如果没有电气化，就会不可避免地倒退回资本主义。”[8]
四、苏联的一切主要经济过程都不是……（含义不明）……与（页边被撕去）……的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于管理资本的规律。这就造成了一种内外矛盾以及事态变化的相互交织和联系。”（托洛茨基）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密不可分，不解决后者，就不可能克服前者。建设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内外矛盾在每一个新的阶段都显得愈发庞大和深化。因此，苏联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矛盾，最终都会导致孤立的工人国家与周围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只有走世界革命的道路，才能彻底克服这些矛盾。
五、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基于全国和国际范围内持续不断的尖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一切革命不同，它不是要让任何一个阶级坐享万世江山，而是要消灭一切阶级。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它不能停留在形式阶段，不能让社会找到自身的平衡点——如果它经历着一个衰退阶段，那它必须超越前一次高涨，为未来更高基础上的高涨准备好要素。一切发展都是在一个正在重建的社会之中、经历着无休止的斗争阶段、由不同阶级集团之间的持续对抗而产生的，一切社会关系都会在这个过程之中重组。“只要工人和农民的身份还存在，社会主义就依然行不通，在实践当中的每一步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列宁）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斗争，其方法和形式必须不同于无产阶级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
其中一种形式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达成阶级“联合”（смычка）[9]。这种协议是通过对农民作出某些让步而达成的：这种让步是在以废除阶级作为路线基准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时出现的(苏共的纲领)，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要胜过农民这个“最后的资本家阶级”，不是靠行政方法去进行占用，而是用大工业对农业……（含义不明）……产生影响。同农民的协议应当是一种致力于消除阶级的手段，也就是说，是重建和进一步有力地发展大工业以及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但是，这个任务[彻底消除城乡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又需要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10]）只有依托世界工业，即在先进国家的工人取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彻底地、最终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要正确地（从消灭阶级的观点来看）构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列宁）
六、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舞台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小市场经济被密密麻麻的关系网联系在世界资本主义之上，又无时无刻不在大规模地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因此，国家层面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国际阶级斗争的总进程密切相关，并且受到后者的制约。"谁是谁"这个问题，即使仅从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看，也不是由苏联内部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比例来解决的，而是由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解决的。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抵抗，乃至于这种抵抗能持续一整个时代，那么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倾向将不可避免——这时，它们会俘虏中农，瘫痪无产阶级在农村的影响，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政治上的障碍。这一切都将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死亡不可避免。因此，与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一致，我们的意见如下：“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一国范围内停留一段时间……在一个孤立的国家里，矛盾会伴随着革命的成功，在地区内外不可避免地出现和积累。如果这种孤立状态持续下去，无产阶级国家就会被迫变成强加给它的矛盾的牺牲品。它唯一的救赎就是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但是从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关系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的胜利还处在遥远的将来。”
“在革命斗争中推翻世界资产阶级这个任务，比起在不越过苏联国界的条件下赶超世界经济要现实得多、直接得多。”（托洛茨基）在这个历史阶段，只有那些“坚信资本主义基础牢固或是寿命很长的人”才会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不可避免甚至是很可能就要发生，“左翼反对派同这种资本主义的乐观精神毫无共通之处。”（托洛茨基）[11]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反对派客观上并不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与农民的关系会不可避免地破裂。这种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在这个历史阶段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政治领导不力会导致这种结果。
七、列宁主义反对派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在一国范围之内停留一段时间，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国内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同时反对派也从来没有忽视这样一些需要：同中农达成协议，毫不放松同富农的斗争，同时坚定地维持只依赖贫农的立场——正如我们在1927年纲领中所写的：“国内的任务是，通过用正确的阶级政策来加强我们自己，通过工人阶级与农民的正确关系来尽可能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前进。苏联的内部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而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同时，在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达成同一个目的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对历史的基本估算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捆绑在一起。”[12]
苏联革命发展的阶段最终是由世界革命发展的曲线决定的，列宁主义反对派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过程，“让一国范围内革命的利益服从于世界范围内革命的利益”——这就是列宁主义的基本信条，它确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论点之一。
第二章民族社会主义[13]和无产阶级革命
一、俄罗斯新型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其根源在于1905-1917年间的右翼布尔什维主义。1905年时，右翼布尔什维主义在评价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站在了孟什维克那一边，同时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权力，把我们的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问题的范围之内。1917年2月到3月之间，所有的这些人——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等右翼布尔什维克都与列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哪怕是列宁抵达俄国之后也是如此。他们最终滑向了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的左翼位置，这甚至逼得列宁都提问说：“我们党内有右翼布尔什维主义的位置吗？”（《列宁文集》11卷）[14]
二、右翼布尔什维主义在思想领域的继承者，以及今天的右翼分子，是斯大林的中派主义。在中国、印度、西班牙和一切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以及最近在日本，中派主义都在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路线作斗争，并且主要以这种方式使得民主革命的任务遭到失败；它宣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样的反动口号，并用“两个阶级的政党”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作补充；它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与正在兴起的国际革命割裂开来，从民族革命的立场上考虑前者，而实际上它是国际链条的一个环节，其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由此，斯大林的中派主义把无产阶级分化纳入了小资产阶级之中，让无产阶级屈从于民族资产阶级。
三、民族社会主义的战略路线是：1924年中派所宣布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认识不足而产生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基于农民的观点，认为……（含义不明）……具有……（含义不明）……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是说，有“被社会主义同化”的愿望——因此，不管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命运如何——根据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要克服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内部矛盾、建立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社会，这只需要靠和农民签订协议就能保证。这一理论认为，建设民族社会主义的唯一障碍就是外国的军事干预。
可见，1905年时右翼布尔什维克没有设想到俄国的无产阶级可以比西欧更早地取得政权，1917年时他们把俄国的民主革命当成最终目的来宣传、拒绝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而从1924年以来，他们的意识形态继承者——现在的右派和中右派——认为，在一国范围内掌握权力不是革命的最初一步，而是革命的最后一幕，并宣称说把在苏联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最终目的是非常可行的。在他们眼中，国际革命不再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而只是一个有利条件。
四、现代民族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A）把革命限制在一国范围内，同要求“让一国范围内斗争的利益服从于世界范围内斗争的利益”（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决裂；
B）把国内矛盾与世界经济的矛盾分开，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总是伴随着自身的矛盾；
C）否认列宁的如下立场：我们“是世界经济的一环，位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链条之中”，并由此认为可以脱离世界经济而走自己的道路，建立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
与列宁在这些过渡问题上的决裂使得社会主义走向了彻底的改建，既包括对民族革命推动力的评估——他们不再把它看成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环节——也包括对中农的评价——与列宁相反，他们不再把中农看成是“国内最后一个资本家阶级”。
五、民族社会主义完全遵照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新经济政策作为一个历史阶段，通过与农民的合作就能直接为一国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而无需考虑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命运。克服内部矛盾、使农民进入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起初是让农业经济以合作化的形式供给日常生活所需，现在则变成了建立在农民资产公有化基础上的全盘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化。民族社会主义对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策略公然违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路线，完全服从于民族社会主义的战略路线，即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始终只是国际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只是为了与国际革命发展的步伐相适应。列宁为新经济政策准备的战术是：准备一系列缓慢而谨慎的围剿行动，然后在苏联国内发动进攻，同时牢记“这个国际的亚瑟港要塞会被打倒，因为各个要打败它的国家的力量将会成熟起来。”（列宁）[15]
同时，转向进攻态势并不是要废止新经济政策和它的方法，它只是改变了同农民的关系形式，意味着加强同农民资产阶级的斗争，推行集体化和国营农场，而二者的发展速度是由大工业的理想比重、技术水平和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规模所决定的。由于内部的经济过程会产生复杂的政治反映，新经济政策所有的基本经济问题首先是最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工人国家的存亡就取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民族社会主义者就忽略了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当中政治的一面。
六、俄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反对十月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政治反动工具，它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在国内经济政治相对平衡的条件下，所谓“恢复期”的计划里仍然考虑到了革命的基本矛盾，此时民族社会主义的路线在战术上表现为同富农达成协议、使国家经济发展适应农民资产阶级的需求。合作作为一种纯粹的组织形式被他们奉为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道路，反对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旗帜，他们在这面旗帜之下动员起小资产阶级因素，并准备向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成果发动猛攻。把“中农思想”当作民族社会主义政策的最高标准，用这种思想反对反对派，这不仅远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事实上破坏了无产阶级同中农的联盟。民族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过是为了维持同“中农”的联盟（实际上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中农就是富农的同义词）而在客观上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而列宁反对派则不厌其烦地强调，同中农的联盟要服从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条件。
七、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始于国内相对平衡被打破的那个时刻，过去在右翼政策掩护下发展成熟的一切潜伏力量都暴露出来了，它们揭示了革命的主要矛盾以及中右派路线的彻底破产。
民族社会主义的中派没法转回到无产阶级的战略路线，不能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并通过他们去依靠广大的工人和贫农阶层。同时，由于恐惧无产阶级自1928年起掀起的抵抗运动，他们也不敢陡然向右转弯。他们试图“适应无产阶级但并不放弃其政策的原则基础、特别是其无限的权力”。（托洛茨基）[16]他们在解决任何矛盾的时候都是在本国范围内搞短促突击而走极“左”的冒险路线，这一点就能够加以体现。
这种冒险本质上是：制定以极为冒险的速率推进工业化的政策、废除新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消灭农村的阶级、以及推动全盘集体化，他们希望用这些措施在四年内建立起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把一切经济政策置于实际的资源和阶级关系之上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政策仍然基于那个旧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但现在换到了第三档速度：计划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之中消灭阶级。于是，他们把现代农村的一切矛盾都赶进集体农庄（在那里，矛盾又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再生产），否认集体农庄内部的分化，先验地宣布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企业。斯大林的中派主义掩盖了集体农庄里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倾向，牺牲了贫农和雇农，把他们交给宽裕的农庄庄员去剥削。
斯大林的中派主义失去了富农的支持，在工人阶级中也应者寥寥，因此它试图在集体农庄的中农群体中为自己赢得拥护。就像党的十六大决议中所说的那样，中农应该成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支柱”，应该在农民资产公有化的基础上用行政手段将小资产阶级经济合并起来，并以此为经济基础使得中农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
“以错误的理论见解为根据而且没有经过党的集体思想审核便强迫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种官僚主义的做法意味着比例失调现象和矛盾的无情累积，这特别体现在和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方面。”（托洛茨基）[17]和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是其中一方面，而城乡的相互关系则是另一方面。由于中派的这一切政策，我们国家同无产阶级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都恶化了，同时官僚的地位被抬高到了各阶级之上，不满情绪普遍地增长了。
八、在实际事件的检验下，民族社会主义的战略路线已经宣告彻底失败，它使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面临灭顶之灾，同时还给落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踩了刹车——毁坏和瓦解了共产国际，使得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瘫痪：“国际左派反对派断然拒绝和谴责不肖门徒在一九二四年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恶劣的反动，是热月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就。对于在共产国际纲领中表现出来的斯大林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在国际阶级斗争问题上以及苏联经济任务范围内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必要条件。”[18]
第三章革命目前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战略目标
一、苏联体制的一切动荡都来源于以下几个相互交织的重大历史矛盾：“a）旧资产阶级沙皇俄国时期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矛盾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特别是城乡矛盾；b）俄国文化的总体落后和从这种落后之中辩证得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间的矛盾；c）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包围圈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外贸的垄断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托洛茨基）[19]所有这些矛盾绝不是短暂的、偶发的，而是在过去九年之中，由领导层的错误政策和世界无产阶级自1923年以来的失败发展而来的。
我国文化总体落后，农业方面以小生产为主导，这使得我们的物质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官僚主义得以建立、巩固和充分暴露，一方面来看，它是一种“建立在小生产者分散性和受压迫性（以及广大工人群众的不开化）之上的上层建筑”（列宁）[20]，另一方面来看，它则被过去的国家官吏阶层当作武器来对抗无产阶级和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些官吏是以前高度发展的统治阶级的残余，是小资产阶级，而联共内的上层官僚分子或多或少受到了国家机器中资产阶级成分的影响，在社会政治的反动浪潮中得以崛起，掌控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与此同时，“苏联的官僚集团是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上层同被推翻的阶级的广泛阶层的……（含义不明）……，它在本身的结构中包含世界资本的一个……（含义不明）……代办处。”（托洛茨基）[21]
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满足了苏联官僚体系的社会需求，这个体系在国家制度方面的倾向越来越保守，并要求对业已发生的革命进行盖棺定论式的封圣（来为官僚提供特权地位），仿佛这样就足以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革命的创造性力量和官僚机构之间普遍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中派官僚的错误政策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相背离，本身又早已成为官僚主义兴起的主要根源之一。中派官僚利用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击溃了列宁的……（含义不明）……党，肃清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独立组织，建立起了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又对工会这个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和传授共产主义的学校进行了清算，由此在党、工会和苏维埃内确立了一套波拿巴式的公投制度[22]。中派领导层由此强化了双重政权的因素，而政策方面又在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深刻的政治动荡。
二、在社会和政治的反动之下，党和苏维埃官僚机构9年的统治所造成的革命危机只可能有两条出路：1）要么通过公开的暴力反革命政变，实现资产阶级复辟；2）要么通过对党、工会和苏维埃的深刻改革，全面恢复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第二条道路的斗争构成了列宁主义反对派作为国际左翼反对派俄国支部的一切斗争的政治内容。
三、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从工农业的冒险主义阵地上撤退下来。这次退却必须要完成以下任务：1）制定切合实际的经济计划，保证经济能够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上持续发展；2）恢复农民对无产阶级及其国家的信任（达成联合）；3）在城市和乡村重组力量，为将来的进攻创造条件。只有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才能够加强其专政，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胜利之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四、有计划地从冒险主义的位置上撤退也意味着在城乡关系领域退却到市场方法上去（要接受计划调控严格而不断增长的作用力的管控）。但这一退却还不能解决同中农在政治领域的关系问题。由于领导层的毁灭性政策，农民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工作及其成果的信心已经被破坏了。经历过中派领导层近年来对他的所作所为之后，中农还会不会同意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与工人阶级达成协议，——或者说中农会不会不满足于“恢复新经济政策”而要求新经济政策的升级版并向领导层索取政治保证——这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这一点会在实践中、在退却本身的尝试中显现出来，它首先取决于工人阶级本身在与波拿巴主义反革命作斗争中的力量，而后者会竭力从前者手中夺取它对农村中农贫农群众的影响力。
列宁主义反对派主动从冒险主义中退却，并再一次重复列宁曾说过的话：“我们绝不欺骗农民，而是开诚布公地宣告：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民同志们，我们会对你们做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只在一定范围和限度之内，而且毫无疑问，这个范围和限度我们自有决断。这就是我们处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关系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农民阶级要么必须和我们达成协议并得到我们在经济上的让步，要么就和我们开战。”这些话应该构成我们与农民关系的基础。
五、当下的政治使得矛盾和困难进一步加剧，在此压力之下，中派领导层将不得不自发地从冒险主义的阵地上撤退下来。但在中派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一退却势必会使得整个政治滑向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即把主动权让渡给联共内部已经在酝酿着同农民以及世界资本达成波拿巴主义协定的热月—波拿巴分子。
为了切断这条撤退到“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列宁主义反对派同当权的中派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并提出明确的要求和口号纲领，以保证能够在无产阶级道路上走出目前的革命危机。
六、如今，和我们起草纲领的时候一样，“国内有两种相互排斥的立场，一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一种是谋求转回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立场。”[23]
斯大林的中派领导集团则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摇摆不定……（含义不明）……同别塞多夫斯基[24]们联盟：“两条战线出击”，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列宁主义反对派——这就导致力量对比越来越偏向于热月-波拿巴的一方。
而列宁主义反对派是无产阶级立场的唯一代表。在困境之下，它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路线而反对民族社会主义，从国际革命发展的视角看待我们革命的每一步，把根本的历史测算同国际革命联系在一起——并且只与它联系在一起。
注释：
[1]笔记中的民族社会主义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2]这段引言实际上来自于第七次党代会。参见1918年3月7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出处同上。
[4]参见1918年1月14日列宁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5]参见列宁在1921年12月23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6]参见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第4章《国家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1927年）。
[7]参见列宁《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1921年）。
[8]参见列宁《〈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1921年）。
[9]参见托洛茨基《“联合”是什么？》（1928年12月）。
[10]参见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提纲草案》（1931年4月4日）。
[11]出处同上。
[12]参见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第4章《国家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1927年）。
[13]笔记中的民族社会主义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14]参见列宁《政论家札记》（1917年12月）。
[15]亚瑟港，即大连旅顺口，曾是沙皇俄国通往太平洋的唯一温水港口。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占领此地，在战略上给了俄军极大打击。
[16]参见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提纲草案》（1931年4月4日）。
[17]出处同上。
[18]出处同上。
[19]参见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提纲草案》（1931年4月4日）。
[20]参见列宁《〈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1921年）。
[21]参见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提纲草案》（1931年4月4日）。
[22]公投民主（Плебисцитарнаядемократия）是指在人民直接表达意志的条件下，人民对权力的政治影响被限制在"赞成或反对"的框架中的一种民主模式。
[23]参见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第1章《序言》（1927年）。
[24]格里高利·别塞多夫斯基曾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官员，他于1929年叛逃，并在法国寻求庇护。 |
卡明流放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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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明流放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声明
译者前言
20年代中期，由于国内技术专家奇缺，而经济发展急需各类人才，苏共决定招回革命后流失国外的部分知识界人士。1924年，苏联政府宣布对原内战时期的反革命流亡分子实行有条件大赦，对无重大罪行又愿意回去的流亡分子既往不咎。20年代中后期工人民主制度日益退化和逐步萎缩的大背景下，对流亡分子的怀柔政策最终变成了苏共党内当权派（布哈林、斯大林）「阶级和解」路线的挡箭牌。不但许多孟什维克先后进入联共担任要职（如曾任共产国际理论主笔的马尔托内夫），连许多内战时期反革命运动的中下层乃至上层参加者也回了国，有的还入党、进入党政和公检法机关工作。
在国外，苏共当权派的阶级和解政策一直持续到30年代，部分原白军分子在海外加入了苏共，替苏联政府工作。白俄流亡知识界中间出现了以乌斯特里亚诺夫为首的「转向派」，他们公开指出斯大林集团正在抛弃布尔什维主义，所以海外流亡人士需要放弃一味敌对的立场，鼓励和帮助苏共当权派完成这一转变。上述阶级异己分子的活动，他们在苏共党内扮演的角色，下面这份历史文件可让我们了解一二。文件作者是一批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左翼反对派成员；文中的「讨伐队」指内战时白军对付亲苏维埃农民的特别部队，主要从事烧杀恐吓等白色恐怖；「野战法庭」则是臭名昭著的反革命镇压机关。原文刊载于《左翼反对派公报》1930年12-13期，译文有所删节（删节部分是对当时极左农业政策的原则谴责）。
卡明流放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声明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保卫局、新西伯利亚州联共（布）州委、州政治保卫局：
为了确保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不捅漏子」，当权派又在以警察手段疯狂压制左翼反对派。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它工业中心的逮捕浪潮又有了新发展，任何与反对派稍有瓜葛的人统统被管制起来了。最积极、立场最坚定的革命者被当局有计划地投入监狱，使他们与工人阶级隔绝开来。（……）
如果这些手段还不管用，（当局）便在监狱和流放地也大搞迫害。监狱里开始实施的苦役制度，其目的在于逼迫反对派成员最终「忏悔」，并已在政治犯中间引发了许多导致重病甚至死亡的绝食抗议。在流放地，对反对派主要采取通信封锁、搜查、逮捕、分散居住地、流放到最偏远闭塞的角落、单独流放等措施，目标无外乎折磨我们到「主动自新」为止。因为油水不少，基层执行迫害运动的狗腿子们热情很高；关于他们的政治面目，下面我们会告诉大家。
本流放营素来以不妥协性闻名，半年来无任何「悔过自新」分子出现；最终招致当局的打击报复。今年4月3日，本地政治保卫处倾巢出动，在流放者集体住所搜查了6、7个小时，指望着找出点什么谋反的证据，最后把我们研究马列著作的读书笔记搜走了，也算证据。第二天，我们中的6位同志被通知收拾东西，24小时内转移到其它流放地，以示惩戒。（……）
单人牢房和流放等（措施），归根结底要靠人来执行；斯大林的独裁依靠哪些干部呢？在我们所在的卡明，工人本来就少（且多是非生产性工人），所以地方党组织极端小资产阶级化，更有不少原白军分子混迹其中。两年来我们已搜集了足够的事实，证明卡明党组织充斥原白军分子。就从领导机关说起吧。具有反革命运动参加者历史身份的人，包括
1．区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纳索尔科夫（原白军军官）；
2．区苏执行局成员哈依特（原白军医务官，随白军残部逃入中国，回来后于1925年入党）。
3．区委总务处长叶甫申-米特拉方（原白军讨伐队成员）；
4．区法院副院长基特曼诺夫（原白军野战法庭庭长），1929年因征粮运动中粗暴对待农民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区执委征粮办负责人依奈吉姆措夫（原白军讨伐队成员）；
5．区法院审理人员舒金（原白军政权官员），1925年和1929年被两次开除出党（原因是生活腐化），但每次都恢复了党籍，还当上了干部；
6．法院执行秘书阿柏兰莫夫（原白军政权官员），现易地作官，且被升职；
7．区检查院工作人员格拉扎乔娃（原白军军官，曾主持枪毙亲苏维埃的农民），曾因此被开除出党，但很快又被恢复党籍；
8．区政治保卫处副处长马卡连科（原白军司令部文职人员）；
9．保卫处秘密科科长和党支部书记鲁邦（原白军军官）；
10．保卫处党委书记雷斯高洛夫（白军军官，参加过沃比河畔的枪杀共产党人活动）；
11．保卫处干事库里古斯金（白军军官），现在阿钦茨克市担任类似职务，他的兄弟是集体农庄主席（原白军军官）；
12．区信用社主任（现任合作社干事）巴格当诺夫（沙皇时代任本地政府小文员，曾出卖过从流放地逃跑的布尔什维克卡兹洛夫；内战时期充当白军反谍报机构军官）；
13．区监察委员会主席卢齐尼科夫（白军反谍报机构军官，参加过搜查和枪决）；
14．农业高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匹亚尼科夫（原白军政权警察，参加过迫害前苏维埃农民）；
15．磨房负责人，党员马合金（原白军反间谍机构军官），参加过1919年9月白军的征粮行动；
16．区教育局巡视员西加金（原白军军官俱乐部主持），教师舒科维奇（原白军讨伐队队长）；
17．党监察委员会成员列吉科（在某次会议上被一位农妇认出是原白军讨伐队队员，枪杀她丈夫的凶手；但这之后照样当官，还进入了党员审理清查委员会）。
这份名单还可以开下去，但仅就卡明党组织的性质而言，上述材料相信已足够了。在这类党组织里（据我们所知卡明党组织的阶级构成并非个别），对左翼反对派的攻击和迫害特别疯狂，对斯大林镇压路线的执行特别卖力；在他们看来，打击左翼反对派，等于打击布尔什维主义。如果斯大林集团还不了解这一点，那就更加说明他们在自取灭亡。
我们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声明如下：无论当权派与原白军匪帮残余分子的勾结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们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列宁主义立场，反对机会主义的斯大林集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路线，反对斯大林小集团的专政。
签名（略）
1930年5月4日
原编者按：卡明流放营由于自己的不妥协立场，已被当局完全解散，同志们被分别发配到几个流放营。 |
列宁反对派的策略和任务（作者：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时间：不早于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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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反对派的策略和任务
作者：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时间：不早于1930年
Zvezazvezd译
相关文献
↘国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监狱北区编辑部的社论（作者：ПЗР，十号，1932年12月10日）
↘〔参考·附录〕死者终于发声（2018）
I．列宁反对派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任务
1．列宁反对派首先是一个国际派别。它的出现和发展根植于1921-1923年第一次欧洲革命浪潮失败之后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整个国际局势。伴随着资本主义所谓的稳定化，工人阶级之中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增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衰退了，而且运动中的中右派因素也增长了。共产国际中的左翼列宁派遭受了一系列失败，直到最后被共产国际正式开除。
共产主义左翼的失败标志着世界关系进展过程的结束。但是，这次失败并不意味着反对派运动遭到肃清。世界经济中的矛盾毫不动摇地破坏了这种“稳定化”，引起了无产者阶级斗争的局部增长，而左翼将在增长的浪潮之上吸收新的力量之源，再次强大起来。
2．当下一个时期里隐藏着革命的最好机遇，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对共产主义党派的炽热需求。夺回共产国际、把它转变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的基本任务。
在恢复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列宁反对派要明确目标，通过撤换这些机构里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对它们进行深度改革。为此，反对派要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左派因素创造思想和组织基础。只有完成当前阶段的这个任务，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为下一个阶段把共产主义工人争取到列宁政策这边来、把共产国际变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可能性做准备。
II．列宁反对派实践发展的主要阶段
1．从1923年10月到联共十四大
反对派运动的第一阶段表现为党员群众对党内初生的官僚化的自发反对，这种反对是遏制第一波小资产阶级势力的主要压力。工人群众的物质状况和共产国际策略在德国的失败尖锐地体现了党内领导层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导致了党内公开的不满。
这一阶段反对派的策略在于，要使这种不满在思想上成形，并且指出领导层错误的根源。但是反对派没能把这项任务贯彻到底，因为它自己（以它的领导人为代表）还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到：党内开始的划界行为将会是党由外而内发生更深远变化的起始点——这种变化就是党内斗争，它标志着党将会因为两种阶级思想而产生深深的裂痕。
《四十六人声明》和《新路向》是那个时期反对派的主要文件，不过它们都有一些言而未尽的地方——对中央委员会的经济政策及它带来的社会意义，以及对党内分歧的政治意义的分析集中体现了这个不足。
除此之外，反对派领导人还在组织问题上犯了另一个错误。1923年时，尽管反对派在莫斯科党组织里明显占有多数，但它却在莫斯科遭遇了失败，缺乏成形的组织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所有这些策略失误的客观原因根植于那个阶段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不充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党的意识滞后，跟不上事件推进所提出来的任务。
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到十四大前，几乎整个反对派运动都遭到了清洗。
2．从十四大到十五大
到十四大的时候，党内意见分歧的基本阶级趋向已经足够明显了。中右派集团形成了，它的另一端则是率领着列宁格勒无产阶级反对派运动的中左派代表。
1923年这个阶段，反对派的主要策略任务在于与列宁格勒的反对派结成同盟，同时要保留自己的思想政治独立，逐渐取得这个同盟的领导权。反对派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它的成果是这样一些主要文件：1）《1923年宣言》，2）《八十三人纲领》，3）《十三人声明》。
在与中右派集团的斗争中，团结起来的反对派在其策略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1）地下准备工作阶段。这个阶段反对派组建起了自己的派别，形成了自己的组织思想，然后在此基础上以“围攻机件巴士底狱”的形式展开了决定性的公开进攻（航空仪表厂，普梯洛夫厂，等等）。
第一阶段的教训显示，这种形式的斗争是不够的。工人群众自身有着深刻的成见，有必要过渡到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去，用一种群众更容易理解的、精心考虑的方法，在公开合法的演讲场合缓慢地、顽强地、系统地向他们说明自己的观点。
2）1926年10月16日的失败（注：指托洛茨基被开除出政治局）使得反对派在地下派系斗争收缩的情况下进入了退却时期，并且把重心转移到合法工作上去。第十五届代表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中央委员会的二月全会……上述就是新策略的一些阶段。在这个阶段，民主集中派因为不理解我们采取新斗争形式的必要性、不认同“不采用这种方法就不可能为下一次进攻创造条件”的观点而离开了反对派。
退却和公开合法演讲的策略在这个阶段是完全正确的。不久之前，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分歧熊熊燃起，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斗争的激化，使得局势转向进攻。有赖于一系列合法工作，这个阶段的反对派能够得到来自党内的政治支持。
3）从4月27日起到十五大期间的新进攻策略把合法斗争与半合法斗争的方法组合起来，从而发展到了一个比1926年的斗争更高的水平上。广泛的请愿运动、联合和游行，与派系地下工作的强化相结合，证明了斗争的伟大高度和涉及群众的广度。
3．从十五大到1928年11月全会
一方面，季诺维也夫中左派选择投降，另一方面，因为富农问题导致的粮食毁坏——这对于“恢复阶段”的幻想是一记决定性的打击——中右派集团遭遇了尖锐的危机，由此，国内和党内形成了新的力量平衡。
中派在政治上的左转是这个新发展时期的表现形式，它也赋予了反对派新的任务。“中派主义，”托洛茨基同志在评价代表大会之后这个阶段的前景时说，“充满了经验主义的观点，但是斗争中的群众会获得他们自己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全部的考量。”（《在新阶段》）
工人阶级的复苏和党内左派成分的增强为反对派运动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中派的犹豫不决和模棱两可在1928年4月和7月的全会上显露无疑，它的不彻底性揭露了它在新危机面前的无能。
反对派以批判的形式支持中派内部的左转步伐，并把它定为自己的基本策略和任务，意在以此揭发中派的领导人。反对派在这个策略基础上和党员群众建立起联系，在与右派的斗争中赢得主动权，并且转向进攻。
1928年的集体合同公司是反对派攻势的最高点。在它的强大压力下，中派分子不得不加入同右派的斗争，不过反对派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党进行改革并撤换中派领导人。
4．从1928年11月至今
尽管中派领导人完全没有减少同反对派的策略分歧，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党内的陈旧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经济建设方法，他们却“从我们的军械库里拿走了口号”（托洛茨基），开始用行政手段打击富农、推广集体农庄和工业化，不向工人阶级和党灌输“在短时间内摆脱矛盾的可能性”这样一些革命幻想。
情况的根本转变迫使反对派再一次改变策略、转变自己的工作，注重顽强而系统地向群众说明中派在新道路上的无能。他们曾经用自己的政策把国家拖进了泥潭，而现在也没有能力把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带出这个泥潭。
这个新策略的体现就是1929年10月4日的宣言。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针对那些被“五年计划”的幻想所纠缠的群众形成一个统一战线。这份声明分析了局势，警告说“中派的五年计划使用了那些被十月革命所拒绝的方法，它对生产力的作用不是促进而是破坏，对工人阶级的物质、政治和文化条件的作用不是改善而是恶化。”
中派领导人转向极“左”翼的冒险道路，以及随之而来的3月15日的第一次退却（注：疑似指1929年3月15日的《关于向中农贷款出售农具和机械的规章》，俄语原文http://lawru.info/dok/1929/03/15/n1200308.htm）揭示了中派政策的毫无根据和冒进主义。到此时，具有新思想体系的中左派（指罗明纳兹等人）开始脱离领导派系的趋势已经初步形成。
对反对派来说，群众当中中派幻想的初步衰退也允许他们开始为新的进攻策略做准备，并提出撤换领导层的新口号——它可以说是群众到这个阶段为止自身经验的总结。
反对派转到新斗争策略上的表现有：四号和七号文件（注：此处具体指代不明），它们在当前的情况下第一次准确地指出了基本分歧；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八月公开信，它对新的进攻策略和主要任务做出了最精确的表述。
5．我们斗争的主要教训
回望我们的斗争历程，列宁反对派必须冷静地考虑它所犯下的错误，以避免未来重蹈覆辙。我们在这里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斗争开始至今，反对派都没有意识到把我们同当权派分开的意见分歧的严肃性，以及分歧所决定的那种阶级影响力量。这种情况和我们对组织工作的低估有关，它的表现就是我们错失了最有利的条件，没能建立一个合乎实际、有效运作，而且能指出长期地下活动方针的非法组织。这些错误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以政治生命为代表的需求与现存的组织可能性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令人痛苦地反映在群众工作中——它潜在的思想政治意义与它的实际效果实在相去甚远。我们工作中另一个同样严重的缺点在于，我们经常对斗争过程中暂时的盟友做出很大程度的退让，而且是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自愿做出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是中左派）分裂了我们的队伍，削弱了我们的领导，在决定性的时刻动摇了我们运动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力量，在它的内部造成了深刻的危机。这些盟友的影响力毫无疑问扰乱了反对派的策略和路线，而据托洛茨基同志的看法，我们的方向就在于“我们的问题永远都是‘在正确路线上右倾的程度比左倾的多得多’”（参见他于1928年5月23日写给别洛博罗多夫的信）。只有在自身所经历的几个阶段过程中清除掉最有害的中左派分子，列宁反对派才有可能把它的方针明确指向同中派主义毫不妥协的斗争。
III．我们的任务：基于列宁主义策略的基本原则
反对派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把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起来，在工人民主的基础上争取党、联盟和国家的改革，以及争取党的路线改正、转回到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只有把党和工人阶级所有的革命力量调动起来，团结到列宁反对派周围，我们才有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当前所形成的局势——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不断深化——使得所有阶级的不满都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基础无疑会得到扩大，尽管敌对阶级发起反革命行动的危险也在增长，但我们必须要在缜密深刻的群众组织工作基础之上发起政治进攻，以此表明我们的策略与路线。
“要保留和扩大用改良主义手段发展十月革命和党的机会，”托洛茨基同志说，“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形成一个有效运作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中央集权组织，它要掌握足够的技术手段来影响已经四分五裂的党内部的公共意见。”（1930年8月8日的信）
列宁反对派的主要特质应该是一种可以大幅度改变策略，重新武装自己并且接受全新斗争方法的能力，换句话说，可以急剧地转变既有的政策。在有些阶段，群众的政治热情高涨，而敌对阶级也为此加紧进犯，此时反对派应该坚决而勇敢地发起进攻；在有些阶段，群众的政治情绪低落，反对派就应该转变策略，稳固防守、静待时机，在现有的情况和方针之下竭尽全力，在影响群众的斗争中最大限度地展现积极性。反对派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在原则性问题上对自己的敌人和那些不可靠的盟友让步，他们只会强迫我们达成妥协或者协议。
深刻的政治分析和对实际情况的冷静评价总是能帮助反对派正确地拟定策略，依据客观情况在进攻和防御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它只为群众意识的发展而生，和冒险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只有清楚地把具体的阶段口号从总的纲领方针里划分出来，使它不同于那些谨小慎微的言论以及对之前的口号毫无批判的简单重复，才能为反对派提供保障。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要让自己的实际策略符合那些目标。
IV．为群众而斗争
从十月革命以来，我们的无产阶级的地位还没有发生过那么大的转变，局势也没有发展到要消灭它从前的革命角色的地步。相反，这段时间里，它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得到了更加可观的发展。
尽管内战结束的这些年以来工人阶级变得消极、疲乏，政治感觉发生了极大的衰退，尽管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容易受到一些来自乡村的或是由官僚蓄意偷偷塞给他们的小布尔乔亚偏见的影响——我们也不止一次地有机会能模糊地观察到工人阶级反抗热月路线的斗争。而这就允许我们进行预估：现在，随着群众中的那些有害幻想的快速消退，敌对阶级的任何猛攻都将使党和工人阶级取得新的进展，并且转到革命主动性那一边去。
中派官僚现在的政策明显是试图刻意分化无产阶级、以此剥夺他们自卫能力的诡计。为此，官僚们计划区分工人群众，按照阶级自觉性水平的高低把他们划分成若干个不那么精确的阶层。除了一小群拿着高薪、渴望安稳生活的工人贵族，以及数量相当庞大、但还没有发展成熟的生产突击手群体——他们在表面上充当着现行制度的支柱——还有许多“新晋”人员。他们的范围非常广泛，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带着种种不同的倾向。有些人心慈面软，轻易地相信了中派摆在他们面前的种种空谈；有些人则是蓄意以当下苏维埃政权代表者的面貌示人，同时心怀对苏维埃的仇恨。但是，大部分产业无产阶级已经逐渐从之前的幻想之中解脱出来，他们掌握了政治经验，满怀着革命的不满情绪，等待着机会——在局势没有到达那个临界高度，国内的政治活动还没有紧张到那个程度之前，现存的制度绝不会允许群众动向公开地表现出来。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核心与中坚，有能力带领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而现在他们正在寻找坚强而明确的领导，以及旨在恢复正常制度和正确政治路线的清晰的行动纲领。
我们斗争的主要策略问题涉及到如何把党内和工人阶级中的革命先进分子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以及如何使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受我们的影响、服从我们的领导，为了当前争取改革的斗争而奋斗。对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抵抗一切与失望、疲乏和淡漠有关的因素，因为它们会妨碍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高涨。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样一种情况（尽管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潜藏着最伟大的力量源泉和复兴之源）：广大的工人群众直到最近才意识到用积极的行动对抗因为集权领导而不断发展的反革命危险的必要性。我们知道，单凭一个先锋队是不可能取胜的。为了让整个阶级都直接地、自觉地支持先锋队，它必须要获取自己的政治经验，并且能加以概括。
因此，我们不难推测，当斗争目标和具体情况紧密结合，能够被群众广泛理解时，我们对无产阶级切身利益的保护必然会唤醒那些掉队的群众阶层。只有创立一个分支众多、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的强大组织，保护哪怕是最小最平常的利益并且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指望宣传工作取得成功，才能指望群众跟随我们投入到争取改革的斗争中去。
如果要面向“全体工人群众”这个整体，我们就应该同时在党员和非党员工人之中做工作，千方百计地阻止那些试图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制造争端的举动。这种尝试有的时候是中派官僚发起的，他们希望挑起工人阶级不同群体之间的内讧；有的时候则是来自那些反苏维埃的党，它们试图唆使非党员工人起来反对党，把他们引上反革命的歧途。
因此，我们的策略方向对于不同的政治流派，以及最主要的，对于“代表着党内主要危险的中派主义”（列·托洛茨基）本身，都有着独特的意义。既然中派主义主要的意图就是用行政和经济上的恐怖政策以及巧妙的欺瞒手段在表面上遏制住无产阶级的积极性，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展广泛的解释工作，揭发中派主义，以此提振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使得任何恐吓都不能阻止群众的活动。与此同时，我们要坚决地向群众说明：改革之路只有通过撤换中派的领导层才能进行，因为“它在本质上就不具备实行改革的能力”（拉科夫斯基）。
中派主义用它的政治挑衅使得工人阶级里哪怕最有革命精神的那一部分都陷入了失望和蜕化，还为孟什维克影响剩余群众的行动提供便利。通过和中派主义作斗争，向无产阶级指出拯救专政的最有效的道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孟什维克和其他在工人阶级中做工作的反苏维埃政党的影响力。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在联共（布）里的同谋派别，我们也应当说同样的话。
我们同这些流派作斗争，也就是按照社会的基本准则，同把工人群众分割成不同势力范围的行为作斗争，同让群众屈服于异己阶级影响的举动作斗争，在复兴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努力争取联合与团结。但是，如果我们只在外围进行活动，只是丢出一些响亮的口号而不在一切工人群体组织里做一些对应的准备工作，那我们就永远也完不成这项任务。
就这方面来说，争取党内的无产阶级部分应当是第一重要的，但是（注：原文为ибо，疑为笔误）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无论如何也不能遮蔽争取党外无产阶级组织（尤其是工会）的必要性。只有把党内倾向革命的一侧全部拉拢到我们这边来，把工人阶级中具有革命精神的大多数吸引过来，同时使得农村贫下中农阶层在今后恢复对我们的信任（通过宣传对应的经济措施来实现），我们才能充分地实现一切必要的改革。
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遭遇热月党-波拿巴主义力量的激烈反抗。于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摆在无产阶级面前：同他们的斗争要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因为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即这场斗争不得不引起内战的爆发。
（注：这一小节剩余的文段被涂抹掉，并由另一位作者在粘贴的新页上重写。）
官方的执政党现在代表着“内战中对垒的双方”这一共生体。(Л．Ф)
这种共生体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两方中的其中一方必然会灭亡，给另一方的发展提供空间。
因此，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不是以政党的身份存在”的官方党，而是应该按原先的理念重建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并且让官方党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部分以及活跃、进步、有革命觉悟的党外工人加入这个党。
一个有组织、有能力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将是未来的基础，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将围绕着这个凝结核形成结晶，列宁主义的党也将在此基础上重焕新生。
V．为改革而斗争的形式和方法
把任务定为在组织层面吸收工人群众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中派的制度和政策客观上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群众运动中的自发性因素会胜过列宁反对派所能给予运动的那种组织水平。
因此，就算是在群众自发掀起一场运动的情况下，我们也绝不能不参与其中，因为，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当群众举行直接革命进攻的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为自发势力服务’就是党的最高政治任务。”（注：出自《孟什维主义的危机》，1906年12月）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放任自发性自行发展，也不会屈从于它，而是要千方百计地战胜它，把它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迎合群众并不意味着在自发性面前低头。”（托洛茨基）
现在，大部分工人阶级（当然它的先锋队并不尽然）还没有从被动的等待状态里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坚决地拒绝那些由革命的不耐烦情绪和政治上的幼稚所催生出来的提议。
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是在要求大家消极等待，暗示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应该怀着宿命论的思想默默忍受，直到事情的客观发展“自己”把那个现成的结果拿给我们呢？绝对不是这样！这番话的意思仅仅是，不可以抛出一些工人群众的思维尚且理解不了，也并非来源于群众自身经验的口号。在这个政治进攻阶段，有觉悟的先进工人的主要任务不是抛出一些听起来响亮的口号，而是要努力创建一个分支广泛的地下组织，从而，通过利用工人与官僚之间或局部或总体的冲突，在此基础上把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吸引到争取改革的斗争中来。迄今为止，工人阶级对抗官僚制度的斗争多半都带有个人性质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工会原本是保护工人利益的机构，而现在它们变成了经济部门领导人手中的辅助工具，它们的正常活动遭到了完全的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会采取像旷工、破坏机器、谋杀生产突击手之类的斗争手段。
列宁反对派完全不是想阐明某种对现存的官僚体制和政策的不满。它的任务是组织起集体的、群众性的抵抗，为打倒整个斯大林官僚体制做准备。在这条道路上，从组织抗议到游行罢工等等，之前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已经培养出了一整套方法，供无产阶级使用。
（注：随后的一段被删去）
当运动积蓄起巨大的力量和压力时，它就会以秘密接头的形式“自觉地”实现工人民主，撤换党内、联盟内和苏维埃内的官员，并重新举行选举。
有赖于工人群众运动的开展水平，工人阶级用来斗争的传统武器，比如罢工，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当今，罢工行为竟然会被官僚那些非法的严厉措施所惩罚，哪怕列宁已经承认它是工人对抗官僚对统治机器的歪曲、维护自身权利的一种方法：党的十一大上通过了关于工会的著名决议，责成企业内的党支部领导工人，对抗官僚对国家经济机构的歪曲（如果其他影响方法都已经山穷水尽）。
现在的条件下，对罢工的有组织运用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改革党、联盟和苏维埃的口号下把无产阶级力量动员起来。十一大的决议给了我们一个争取罢工权、对抗官僚制度的重要手段。反对派必须向大众证明：在这方面，它才是真正倡导列宁路线和……的群体。……（注：此段剩余部分被删去）
最后，当情况向最坏的那种可能性滑落，需要把无产阶级的力量集中到极致时，无产阶级就会采取最为尖锐的斗争形式。一旦波拿巴分子开始公开行动，试图发动反革命政变，那么恢复专政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武力镇压反革命，不管它来自哪里。
VI．结语
布尔什维克-列宁反对派从来都把自己争取党内改革的斗争看成是一种国际性的任务。反对派领导了，并且还在领导着反对斯大林统治的斗争，同时与共产国际左翼共同反对中派霸权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撤换中派领导层，共产国际就不可能为世界革命做好主观准备，因为“斯大林统治的历史，也就是不断犯错并且因此导致了国际无产阶级失败的历史”（托洛茨基）。
如果说，斯大林中派主义和它在共产国际的霸权发源于近8年来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化和欧洲无产阶级的一系列失败，那么反对斯大林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共产国际的重生将会在国际工人运动高涨的刺激之下走向胜利。
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清楚地证明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判断，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一般说来是通过暂时的上升而走向下降，革命的曲线则是通过一切波动而走向上升。”（提纲）（注：此处тизисы疑为笔误，正确的写法为тезисы，指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等候无产阶级革命新的高潮。它会对中派官僚的统治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使得情况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左翼转向有利——这一点，我们已经期待多时。
正因为如此，列宁反对派从不把自己对抗中派主义的斗争看成是独立于世界局势发展之外的行动（就像季诺维也夫和民主集中派那样，他们都同样地囿于国家的限制）。通过领导这场以列宁主义为基础争取共产国际重生的顽强斗争，我们也就能为未来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涨创造主观因素，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明天做好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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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1990年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少数派
1990年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少数派
Ø第四国际Ø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在第四国际第十三届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左派的呼吁（1990年5月9日）
斯大林主义崩塌、帝国主义战争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关于国际形式的决议草案（由签署“为十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在第四国际建议左派倾向的呼吁书”的同志提出）（1991年1月）
应对苏联危机的劳动者应急计划！——不支持苏联官僚机构的任何派别不要前苏联领土上的资本主义复辟（1992年1月5日）
建立当今的国际？什么样的国际？（1993年5月23日）
建设四际及在每一国家建造群众性的托派党（草案概要,1995）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5年第14次大会少数派意见
在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的新时期里建造四际（1995）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5年第14次大会少数派意见
第四国际的危机（概要）社会主义行动（美国）
在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成立左派倾向宣言书（1995年5月11日提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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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托派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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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特·曼德尔：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南非﹞查尔斯·凡·盖德伦，1995/96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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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皮埃尔·弗朗克（1905-1984）（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政治局，198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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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小传（BaruchHirson&普罗米修斯学术图书馆）
悼念格莱斯（李福仁）（美国《保卫马克思主义月刊》，1988年5月）
悼李福仁（1901—1988）（王凡西，1988）
纳特·温斯坦：一位毕生的革命者（杰夫·麦克勒，载于2014年5月13日的《社会主义行动报》）
悼念美国革命者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Dobbs1907-1983）（《十月评论》1983年）
乔治·布雷特曼（GeorgeBreitman1916-1986）——半世纪献身革命事业的美国革命者
社会主义战士作家洛佛尔（FrankLovell）逝世（尚德斯，1998）
敬悼无产阶级老革命家韩生（罗华FrankLovell）
悼安达迪──西班牙早期托派领袖（《十月评论》1981年）
悼念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伊芙林·里德（1905-1979）（《十月评论》1979年）
悼念日本托派运动倡导人西京司(1926-1980)（宫本，《十月评论》（总第47期）1980年8月15日）
中国托派人物
黎洁霜烈士事略（黎超良，1984年）
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年10月28日）
悼念陈其昌（﹝美国﹞李福仁，1946年2月16日）
悼念陈镜林（杨林，2020年12月23日）
我的简要经历回忆（张开，2018年6月30日完稿）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沉痛悼念张开老同志（十月评论社仝人，2018年12月13日）
缅怀乃光（张开）（萧舟，2019年1月12日）
王国龙口述自传（2012年）
我所认识的王国龙先生（沈克成，2012年3月）
深沉悼念王国龙（1914–2010）（邱季龙，2010年）
战士风骨，慈母心肠——悼陈碧兰（汝良，1987年9月）
楼子春（国华）生平简介（郑超麟，1995）
亲切悼念王凡西老革命家（1907-2002）（十月评论社同人）
悼念刘平梅同志（1920-2007）（十月评论社同人）
悼念老战士章华同志（1924-2008）（十月评论社同人）
悼念陈华老战友（1928-2008）（十月评论社同人）
悼念老战士李永爵同志（1921-2008）（十月评论社同人）
永远怀念郑泽鉴老战士（1918-2014）（十月评论社同人）
祭陈道同（熊安东，2014年5月）
怀念杜畏之先生（1906-1992）（军行，1993年6月11日）
沈文铨自述（2005）
痛悼姜君羊同志〈1922─2006〉（十月评论社同人，2006年11月）
痛悼梁时杰同志〈1922─2006〉（十月评论社同仁，2006年8月23日）
痛悼周冀瓯（兆立）同志（1929-2006）（十月评论杂志社同仁，2006年8月18日）
悼念兆立同志（1929.12.23──2006.8.14）（邱季龙，2006）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黄公演《过去的岁月》（自传，1983-2004）
缅怀孟宪章同志（赵芳举，2000年）
曾猛其人（王国龙，1992年2月）
隔海书简（1996-1998）（郑超麟、胡秋原）
陈其昌之死（回忆录片段）（陈道同，2000.12.11）
陈独秀──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始者（王凡西，约1977）
陈独秀——被叛卖了的革命家（李福仁王凡西）
记尹宽（郑超麟，1983.5.14）
悼郑超麟（王凡西，1998.8.5）
悼静如（王凡西，1979年10月30日）
追悼我们的死者──区芳同志（劳他，1931年11月27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油印刊物《火花》第一卷第六期）
悼黎彩莲同志（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斗争》，1936年11月）
周仁生（任辛）同志传略
怀念李培（田淑，1993年11月8日）
怀念阿今同志（田淑，2004年9月）
怀念阮金兆同志（田淑，2004年9月）
永远的坚守——悼念托派老人刘平梅（段跃）
共产主义战士寒君（刘平梅，2004年3月18日）
记沈文铨（1921年-2010年）（林东，2010年11月24日）
追思沈文铨（1921年-2010年）（俞益敏，2010年12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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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本专题隶属于“第四国际”专题下。
Ø1930-1940
Ø1941-1950
Ø1970-1980
Ø1980-1990
Ø附录
ØPDF文献
Ø“阶级斗争文献”中的相关资料
1930-1940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立大会文件（1931年5月1日上海召开）
追悼我们的死者──区芳同志（劳他，1931年11月27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油印刊物《火花》第一卷第六期）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全党同志书（1932.1.1）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致河北省委一封公开的信（1932年10月22日）
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年10月28日）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民众参加上海参反战大会宣言（1933年）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致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的公开信（1933年）
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陈独秀，1934年5月17日）
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案草案（1935年7月10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1935年12月3日）
告革命学生书（传单）（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1935年12月22日）
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封公开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王凡西起草，1936年1月10日）
陈仲山（其昌）致鲁迅的第二封信（1936年7月4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鲁迅所谓《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特别声明（王凡西起草，1936年7-9月）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所谓“托派”勾结广西军阀问题的紧要声明（陈独秀起草，1936年9月17日）
悼黎彩莲同志（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斗争》，1936年11月）
立即对日宣战！（《斗争》，1936年10月1日）
第四国际万岁！（《斗争》，1936年10月1日）
悼西班牙死难战士·为援助西班牙革命募捐启事（《斗争》，1936年10月1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陈独秀起草，1936年12月15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西安事变告民众书（1936年12月20日）
上海工人联合会告绸厂工友书（1937年2月）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告民众书（1937年7月20日）
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彭述之起草，1938年7月）
武装保卫上海！发动全面抗战！（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1937年8月15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武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1938年10月28日）
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彭述之、刘家良起草，1939年1月29日）
世界大战与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1939年9月13日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1939年9月22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1930年代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报告（弗兰克·格拉斯〔即李福仁〕，1939年年底）
临委对D.S.函的决议（彭述之起草，1940年6月）
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彭述之起草，1940年6月6日）
中国支部在战争和苏联的问题上决议谴责那些不愿捍卫苏联的人（1940年6月10日）
悼念托洛茨基逝世（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1940年8月23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对“DS”来信的决议（1940年）
1941-1950
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1941年1月10日）
日美战争与我们目前的几个争论问题——评连根的「讨论大纲」（耀如，1941年2月15日）
再论日美战争与我们的任务、策略与前途──答今同志（耀如，1941年3月5日）
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犀照（彭述之），1941年4月4日）
「小创不治，将成坏疽」（耀如，1941年7月8日）
答复几点诡辩（耀如，1941年9月3日）
什么是托派？（刘家良，1942年）
马克思主义与教派主义──争论的总结与教训（耀如，1942年6月20日）
对战后国际及国内时局主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声明（1946年1月16日）
关于中国内战的决议（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中常委通过）
中国革命共产党1948年2月29日中常委的政治讨论记录（部分）
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党纲（彭述之起草。一九四八年建党大会通过）
【附录】王凡西：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纲领问题——犀照草案的批评（1948年9月5日）
战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呼吁多少数派统一的三篇原始文件（1946-1947）
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少数派），1947年10月20日）
组织原则与方法——中国革命共产党建党大会（1948年8月20日至9月8日）一致通过
战后国际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我们的任务——第三次全国大会（建党大会）上犀照代表中常委的政治报告（1948年9月）
【PDF】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成立大会宣言（1948年9月）
最近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发展与我们的工作方向——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1948年11月11日）
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时局宣言（1949年1月25日）
我们对于国共准备重新和谈的态度和主张（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政治委员会，1949年3月20日）
中国第三次革命（1949年4月第四国际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
致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封公开信——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发（1949.4.18）
对中共统治中国的政治决议──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1950.1.17）
中共统治与我党底任务（1951年9月15日）
1970-1980
「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曹惠白，1975年7月）
新中国的发展与我们的任务（1977年4月10－11日）
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参考】简评纲领草案向青（1977年4月）
中国托派和抗日战争（向青，1977年）
香港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1977年4月10日）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组织原则的意见和实例（1979年11月，谷和编）
（说明：作者与当时香港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部份领导人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记录）
我在革共党工作的经验（1973年4月至1974年9月）（何仁，1978年9月12日）
1980-1990
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赵济，1981）
中国的局势和我们的任务（1988年）中国革命共产党1988年文件［存目，暂时删除］
附录
1941年秋天至1944年的回忆（王国龙，2000）
李季的声明（1950年11月3日）
我知道的翼社和中国托派（汪文郁）
中央宣传部关于取缔托派书刊及其他反动书刊问题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函（1953年7月10日）
九十小周胡诌（周履锵，2016年3月12日）
“PDF文献
·【PDF】《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吴基民，2008）
·【PDF】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第一期（1930年7月）、第二期（1930年9月）
“阶级斗争文献”中的相关资料
·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DerMotor）（1930）
·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及第三期）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托派刊物《斗争》（DOHTSENG）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1936-1937）
·托派刊物《动向》《破晓》《西流》（1939-1940）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7-10、16期）
·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新声》（部分）
·回顾（1918—1948）波臣
·邵鲁回忆录（工人托派回忆）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现代革命史文献丛刊，2007）
·李永爵〔李平〕《夕阳红》（2008）
·他们如何反对托派（香港1970年代毛派和托派论战集）
·中国托派的现状与前途向青（1977-3-18）
·进步青年刋物的路向──关于「七○年代往哪里去？」的我见（向青，1972年3月18日）
·中国托派运动资料选辑3（1951年文件新苗出版社1996出版）
·第三次革命与革命共产主义党的任务（第一部分）马基（1951年3月）
·刘仁静谈会见托洛茨基的经过（刘仁静口述曹仲彬整理）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大事提纲向青（1951）
·组织问题讲话——1950年7月5日至8日在干部讨论班上的讲话（梅尔端（即喻守一）同志讲）
·立此存照：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发行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上刊登的有关中共整肃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派资料汇编（1935-1938） |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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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第四国际
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本专题为“第四国际”专栏中有关世界代表大会的文件篇目汇集。
第四国际的形成岁月1930-1938
四个组织的宣言（关于新国际的必要性和各项原则）（1933）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通过（1933年2月4日—8日）
德国需要一个新党！（国际左翼反对派执委会1933年5月全会文件）
国际反对派和共产国际（1933年八月全会文件）
改良斯大林主义已失败，争取建立第四国际！（国际左翼反对派巴黎会议通过的决议，1933年9月13日）
战争与第四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国际书记处1934年6月通过的提纲草案）（1934年6月）
致全世界工人（第四国际筹备大会通过）（1936年7月4日）
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筹备大会通过，1936年7月29—30日）
第四国际和苏联——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的提案（1936年七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的纲领）
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1938年9月通过）
关于法国支部任务的决议——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会议纪要（1938年9月3日）
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成立大会）1938年9月
过渡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1938）
过渡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1938年9月3日，大陆译本）下载大陆译本PDF格式按此
远东的战争与阶级斗争（第四国际1938年大会决议）英文名为,《远东的战争与革命前景》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关于加拿大支部工作的决议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关于希腊问题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关于波兰局势的决议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论英国支部的统一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墨西哥问题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为受迫害的革命者组织辩护和救济（1938）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青年问题的决议（1938年9月11日）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国际书记处对于莫利尼耶小组的声明（1938年9月18日）
一个伟大的成就（托洛茨基，1938年8月30日）
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的演辞（1938年10月）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1948年4月
世界局势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总政治决议（1947年11月）
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1947年）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告全世界被剥削者宣言（1948.5.1）
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48年5月）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1951年
东欧国家的阶级性质——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1951年4月，巴黎）决议
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宣言——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以堵塞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的道路！（1951年8月—9月）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1954年
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第四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54年）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57年10月
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1957年10月）
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的报告——巴布洛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反对官僚机构的攻治革命的动力和前景——厄内斯特·杰尔曼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1957年10月）
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1957年10月11日）
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决议）（1957年10月11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殖民地革命（决议）（1957年10月）
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皮埃尔·弗朗克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1961年1月
托派第四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1961年1月10日至15日）
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重新统一后第一次）1963年6月
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重新统一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全文）（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
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全文）（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中苏冲突和苏联与其它工人国家形势（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公报（1963年6月27日)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
第八次世界代表大会1965年12月
第九次世界代表大会1969年4月
世界青年的激进化和第四国际的任务——1969年月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69年4月）
世界革命新的兴起──第四国际再统一后第三次世界大会（第九次世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1969年4月）
第十次世界代表大会1974年2月
关于世界局势──第四国际第十次世界大会总政治决议（1974年12月23日）
第十一次世界代表大会1979年11月
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决议（1979年10月）
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宣言（1979年10月）
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斗争——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决议（1979年10月）
第十二次世界代表大会1985年1月
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1985年1月)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第12次世界大会文件
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1985年2月）第四国际第12次世界大会决议
中美洲革命（1985年2月）第四国际第12次世界大会决议
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1985年2月）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第12次世界大会文件
第十三次世界代表大会1991年2月
社会主义革命与生态保护（1991）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第13次世界大会文件
在21世纪前夕，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第四国际纲领性宣言，1992）
苏联官僚政权解体与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第四国际第十三次世界大会决议（1991年2月）
八一九政变后的苏联——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1992年1月）
第十四次世界代表大会1995年6月
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1995年6月）通过
建设今天的第四国际（1995)第四国际1995年第14次世界大会决议
帝国主义欧洲的政治形势（1995)第四国际第14次世界大会（1995年）文件
世界新局势的挑战（1995)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5年第14次大会决议
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1995)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5年第14次大会决议
古巴的危机（1995)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5年第14次大会决议
建设四际及在每一国家建造群众性的托派党（草案概要,1995）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5年第14次大会少数派意见
在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的新时期里建造四际（1995）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5年第14次大会少数派意见
第十五次世界代表大会2003年2月
第四国际章程（2003年2月第15次世界大会通过）
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声明（2003年2月第15次世界大会通过）
向陈独秀及其战友致敬，向人民中国的老同志致敬礼——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决议（2003年）
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决议报告（2003年2月）
第十六次世界代表大会2010年2月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报告（2010年2月） |
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第六章（节译），[法]让·雅克-玛利Jean-JacquesMarie，198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第四国际
[法]让·雅克-玛利（Jean-JacquesMarie）（1980年）
编者按：本文是法国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一书的第六章（节译），这一章着重介绍了第四国际产生的背景、第四国际内部就一些问题的争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活动情况。文中历史材料较为丰富，可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4期，第31-37页。潘德礼摘译。
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郊区召开了第四国际成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十个国家支部（苏联、法国、德国、英国、波兰、意大利、希腊、匈牙利、比利时和美国；）的三十来名代表，还有拉丁美洲的一名代表。在这为期仅仅一天的会议进程中，会议宣告新的国际的成立，通过了《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这一纲领，简要地讲述了《过渡纲领》并概述了它的副标题：围绕过渡要求动员群众，准备夺取政权[1]，还通过了一个《全世界劳动者宣言》，这个宣言“在对全世界群众具有最大危险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没落所引起的“一场新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恐怖”的前夜向全世界劳动者发出了“紧急号召”：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散发出法西斯主义和总体战争的毒素”。
过渡纲领是以如下两重性的论断为出发点的：
1．“世界政治局势大体上首先是以无产阶级领导集团的历史性危机为特征的”，也就是说，是以如下事实为特征的：“群众要求在共产主义基础上重建社会这种不自觉的愿望”，是与那些想要维持资产阶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政策相抵触的。
2．“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长期以来就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人类生产力已经停止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在或长或短的周期内破坏庞大的生产力（军备经济、战时经济），只有使地球上越来越多的群众贫困化，只有求助于大量创造虚拟资本，总之，只有在威胁着人类生存本身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由此便得出第四国际的既定任务：
3．“下一阶段——即革命前的动荡、宣传、组织阶段——的战略任务在于克服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还不成熟（混乱、老一代的气馁、青年人的缺乏经验）之间的矛盾。应该在群众日常斗争的过程中帮助群众找到能够把他们的当前要求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联系起来的桥梁。这个桥梁应该包括一系列过渡要求，这些过渡要求是根据工人阶级广大阶层的实际状况和实际觉悟提出来的，并且必定会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从第四国际成立的笫一天起，就在是否有必要成立新的国际和成立新的国际的时机选择得是否合适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且这种争论一直是十分激烈的。
“持怀疑态度的人问道：创建新的国际的时机到来了吗？他们说道：‘人为地’创建一个国际是不可能的，只有重大事件才能使国际产生出来，等等”。以下就是达尼埃尔·盖兰、维克托·塞尔日和《先知者的后代》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2]的论据：
塞尔日认为：“在国际工人运动遇到困难的时期，创建一个国际难道不是人为的吗？先前的几个国际都是围绕着一个深深扎根于群众的有活力的政党而建立的[3]（……）。第四国际仅仅集结了一些与逆流做斗争的极小的团体”。“当所有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在反动浪潮冲击下垮下来并且得不到任何支持的时候，建立一个国际，这种想法本身，在我看来是荒谬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380页）。
多伊彻认为，在预定的时期内，“这个行动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意义空洞的行动”，一个老头的“神经病”，这个老头玩弄着过去的幽灵，他为了仿效列宁也想要有自己的小小的国际玩具，一个第三次重复的、小人国式的……
《过渡纲领》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理由回答了这些批评：
“第四国际就是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下出现的：无产阶级遭到了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这些失败的原因，在于旧的领导的退化和背叛（……）。第四国际不需要宣布成立，它存在着、它正在战斗（……）。到现在为止，它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一些干部。然而，这些干部是未来的唯一保证（……）如果说我们的国际在人数上还是弱小的话，那么，在主义、纲领、传统以及干部的无与伦比的素质方面则是强大的。”
第四国际成立几天后，托洛茨基断言：第四国际“从现在起，面临着群众运动的任务”，它的纲领将成为“千百万人的指南”。然而，十年后它的各国支部（1948年有二十个左右）也只聚集了几千名积极分子，比1938年多不了多少。明确的目标和取得的结果之间的鸿沟有没有加宽？第四国际的建立，是不是以一种错误的政冶预测为基础的？从1945年起，这些问题破坏着新的国际的队伍，战后的革命浪潮又一次低落下来。
托洛茨基对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PSOP）的态度表明了他对创立第四国际的看法，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是1938年6月由马尔索·皮韦尔以及革命左派的积极分子们建立的，革命左派乃是由于反对“社会停顿”和神圣同盟而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开除出去的一个派别。1938年底，托洛茨基写信给皮韦尔，坚持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和国际工人党合并的意见，并强调“建立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真正的革命先锋队”的重要性，这支先锋队应该清楚地了解局势，完全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舆论（“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等等）的影响并且准备“走到底”。尽管遭到了皮韦尔的拒绝（皮韦尔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宗派主义方法”：“他们破坏和损害战士们之间的革命团结（……），他们企图用一种在外部形成的殖民主义来迫使工人运动接受不是由高度的集体团结所产生的态度或反应”。）他还是劝告国际工人党里的托洛茨基主义战士作为个人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并详细地答复了皮韦尔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对所有这样一些人进行了批评，这些人认为：“国际是一个胜利的、豪华的大厦，一个殿堂。当豪华的大厦建成（谁建成的？怎样建成的？）的时候，他们就在它的拱顶下通过。而我们，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种东西。对我们来说，国际乃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一种工具，就像无产阶级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一样。应该建立这种工具并且改进它、完善它。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等待哪一个人为我们做这件事。我们鼓励所有的革命者都投身于这项工作，从现在起一分钟也不要耽误”。
简言之，必要的国际不可能来自事件和“客观条件”的发展，它不可能是一个过程的产物，而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的产物，这种有意识的决定是受这样一种必要性支配的：即在俄国革命所开辟的时代结束的时候，在过去二十年的遗产和正在开始的一个时代之间架设桥梁的必要性。政治遗产不可能是文字上的，它具有纲领的形式，而如果没有政党，纲领只不过是空谈。等待客观条件成熟，这是屈服于客观条件的盲目力量，这是去做阶级斗争的客体，而不是去做阶级斗争的主体，这就是接受人们力图推翻的旧世界的统治。[4]托洛茨基强调指出，“只有思想的连续性才能建立革命的传统，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革命传统，就像风中的芦苇一样摇摆不定。”
但是，第四国际并不因此就是世界革命政党的决定性的、十全十美的框框。托洛茨基向皮韦尔提议：“立即着手研究和制定无产阶级的国际纲领，并且出版一种杂志，在国际上专门用于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提议把第四国际的纲领，（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作为这种讨论的基础。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国际准备把另一个方案作为这种讨论的基础，如果这个方案提出来的话”。
同皮韦尔的讨论没有进行。而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在战争的第一次冲击下便崩溃了……[5]
“为什么第四国际没有依据它的思想价值前进呢？”托洛茨基1939年4月提出的这个问题使积极分子们感到苦恼，并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问题仍然使他们感到苦恼。在一次长时间的记者采访中，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事实是最近十五年当中工人运动普遍衰退的一种表现。”世界工人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失利，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用欺骗劳动者的最巨大的机器”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的蓬勃发展，共产国际的蜕化变质（千百万劳动者曾寄希望于共产国际，但社会民主主义却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俄国左翼反对派的失败，托洛茨基主义的幼小以及它后来的毁灭，所有这些都使得革命者处在“逆流之中”。“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事实”比托洛茨基主义者们的活动“更有说服力”，这种历史环境使得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或多或少地处在合法运动之外，而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主要是从造反者和“局外人”中间招集而来的：第四国际的社会成分中工人成分不多，小资产阶级成分居多的原因正在于此。
“自1917年以来，我们遭到了一系列失败，我们就像是力图登上高山而总是遭到石落雪崩的人们一样。在亚洲和非洲的群众中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失望情绪（……）。这是劳动者中间占优势的情绪，这是我们自己力量薄弱的总原因（……）。在群众的阶级觉悟方面，在群众的反抗和情绪方面应该出现一个转折点，一个将给我们提供获得重大政治成就的可能性的转折点。”
这就是准备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对于这个转折点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有耐心、有毅力地进行准备工作。
在第四国际的最强有力的支部——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内部，就“苏联的性质”问题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一直不断地震撼着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反对派，接着又不断地震撼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斯大林官僚主义及其实践的日益歇斯底里、日益畸形发展的特点，按期地时断时续地促使一些积极分子对苏联是“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定义提出质询。1939年8月21日苏德条约的签订，为早已发生的、后来在1937年年底中断了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推动力。马克斯·沙赫特曼立即写道：应该“联系我们对苏维埃国家的评价、联系未来的观点”，来讨论“我们对斯大林-希特勒条约如何评价”，他的朋友詹姆斯·伯纳姆表明，不可能把苏联描绘为“任何意义上的”工人国家。1939年9月红军对东部波兰的入侵大大扩大了讨论的规模，对芬兰的入侵使得讨论达到了紧张的最高峰。
托洛茨基把自己很重要的一部分精力用于这场争论，这场争论的赌注同时押在分析现实的方法上和建党的方法上。
因此伯纳姆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整个少数派都认为，关于苏联性质的定义取决于它的领导集团的某种决定（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订、入侵波兰或入侵芬兰）。托洛茨基回答道：关于苏联性质的定义不能依据官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与法西斯主义结盟而定。存在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官僚主义是社会机体上的一个暂时的肿瘤？或者说，这个肿瘤是否已经转化为合乎历史规律的必要器官？”简言之，“官僚主义是不是新的经济制度（这种新的经济制度是官僚主义所特有的，并且，没有官僚主义，这种新的经济制度便不可能存在）的‘担当者’？”不能从任何一个偶然的方面出发，不能从直接的、具体的和臆测的印象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而要通过研究苏联的历史根源，它的形成、它的演变、它的阶级斗争进程和它的连续性进程，来回答这个问题[6]。
拒绝用这种方法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就会导致纯粹的经验主义，就会导致“具体事实”、“具体印象”（这种“具体印象”很快就延伸到党的建设问题上来）占居统治地位。纲领不再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经验的总和，而变成了一组暂时的口号。因此，少数派提议把社会主义工人党定义为“反战运动的党”，提议在党的周刊上公布那些可以向同情者公开的关于制定“党的新政策”的辩论。在这里，多次吞噬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怪兽”又重新出现了：广泛的和开放的党的思想在界限上模糊不清，党的开放和扩大似乎应该通过废除纲领的方式来进行，纲领被指责为使组织具有狭隘性、退缩的和宗派主义的性质，简言之，这就是用辩论俱乐部来代替战斗组织。
作为直到那时为止坚决主张最广泛交换意见的人，托洛茨基甚至劝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不要害怕在苏联性质这个原则问题上成为少数派，他揭示了这种立场所孕育着的“致命的危险”。在这里，他看到了“整整一代革命者的命运，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组合，这—代革命者是在工人运动之外发展壮大的”。有一种补救办法：“应该背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向工人”。1940年4月，少数派同社会主义工人党关系破裂，拉走了它的三分之一的成员。
在这个时期，即八个月之后，战争使欧洲变成了废墟。5月，第四国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通过了托洛茨基拟定的条文。沙文主义的横行把资本的各种破坏力量之间的巨大对抗掩盖起来了，并将其局限于民族国家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范围内，在这种时候，托洛茨基的唯一清醒的分析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分析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时候，他敏锐地指出事件的发展进程将证实人们所预料的主要帝国主义的演变；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冲突和阶级斗争出发，他揭示了被词句和宣传所掩盖着的实际而野蛮的现实。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就此提供一个哪怕是简短的评论[7]。我们只援引他的出发点和他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不是由某个独裁者的意愿造成的。（……）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于国际资产阶级利益所孕育着的矛盾。与官方为麻醉人们而制造的谎言相反，战争的基本原因，就像其他一切社会弊病——失业、生活费用的上涨、法西斯主义、殖民压迫一样，也是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长时期内，社会的主要生产力还要受托拉斯支配，也就是说，还要受资本家集团支配，而为市场、为原料来源、为统治世界而进行的争夺也不可避兔地会具有越来越大的破坏性（……）。”
“我们向工人们说明，他们的利益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利益不可调和地对立着；我们动员被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为联合交战国和中立国的所有工人而工作；我们号召德国的工人和士兵同敌方国家的土兵亲善往来。”
从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以来，欧洲托洛茨基主义的一部分重要成员——经常是那些最有经验的成员脱了党。镇压从各个方面无情地落到了剩下的人的身上。比利时支部的前后两任书记（莱昂·莱索瓦尔和亚伯拉罕·莱昂）、德国国防军中的地下托洛茨基主义支部的组织者（马塞尔·维德兰）、希腊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马克利斯、亚纳科斯、希腊共产党前总书记潘泰利斯·波利乌普洛斯、法国国际工人党总书记（马塞尔·伊卡：）、国际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让·梅什勒尔、亨利·苏赞、H·科科阿尔德）都被纳粹分子枪杀了或在集中营里迫害致死，马尔卡·布里斯和彼埃尔·格让在夏托布利昂被枪毙，这些人后来被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们恬不知耻地追加到他们的“爱国”烈士的名单之中（今天仍然留在这个“名单”里）。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杀害了意大利共产党前任副总书记皮埃特罗·特雷索，克格勃杀害了托洛茨基的秘书瓦尔特·海尔德，铁托杀害了贝尔格莱德的托洛茨基分子；战争爆发后不久，捷克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保尔·埃卢阿尔德的公开赞同下，绞死了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超现实主义诗人扎文斯·卡伦德拉（扎文斯·卡伦德拉是保尔·埃卢阿尔德的朋友），保加利亚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则死在共产党的监狱中……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被克格勃的代理人所暗杀，这给了第四国际年轻的积极分子们沉重的一击，他们被迫转入地下，忍受镇压，他们的一些兄弟离弃了他们。然而，从被占领的最初几个月起，在法国有两个托洛茨基主义小团体复活了：一个是第四国际委员会，它于1940年8月（当时，共产党领导人哀求巴黎的纳粹军事管制总部同意《人道报》恢复出版）出版了《真理报》第1期，这一期的头版大标题是：“既不要贝当，也不要希特勒，要工农政府”，第四国际委员会于1943年1月改称国际工人党；另一个小团体是国际共产主义委员会。后者把自己的活动重点放在深入工厂的工作上，并于1941年4月以此身份提出了建立革命工人小组的观点，这种革命工人小组多少有些像苏维埃的雏型，这种小组尤其是要取代被贝当摧毁了的工会，而且许多积极分子都相信能够渡过战争和占领所造成的艰难局势。国际工人党提议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它打算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吸收到这个委员会中来，同时它忘记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因为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投靠贝当[8]（贝当解散了工会，并且禁止罢工），置身于纳粹占领者的庇护下——仍然是一个剥削阶级，尽管它对纳粹分子越来越多地提取自己所攫取的剩余价值表示不满……从1942年开始，国际工人党致力于介入工厂工作和在德国军队中开展工作。在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比利时支部前领导人、巴黎的德国小组领导人维德兰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些支部，这些支部发行一份报纸《工人与士兵》和一种杂志《我们的口号》。盖世太保成功地使一名代理人打入一个组织中去，这个组织后来于1943年9、10月份被盖世太保摧毁：它逮捕和枪毙了三十多名托洛茨基主义的德国士兵和水兵，并把包括马塞尔·伊卡在内的五十多名法国积极分子投入集中营。
这对国际工人党和第四国际来说都是十分沉重的打击。在纳粹的令人震惊的打击下，战斗松懈、甚至中断了国际（这个国际的国际书记处于1940年定居于纽约）各支部的联系。迫于形势，国际看到了活动有限，以致主要同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合作进行一些“文字”活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十八名积极分子在1941年曾因宣传反战的革命思想而被判处监禁。从1942年开始，国际工人党工会委员会当时的领导人马塞尔·伊卡致力于恢复欧洲各支部之间的联系，并于1943年春成功地建立了第四国际的一个欧洲委员会，正是这一年的2月，纳粹在斯大林格勒遭到了失败，这标志着战争以及欧洲和世界社会政治局势的决定性转折。由于纳粹分子在战争中失败，希特勒不能把欧洲和世界置于他的魔爪之下。这种现实蠃得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和资产阶级政治界的一切领域里的人，他们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工作，并重新编写自己过去的经历），并给他们一种新的勇气。罢工频繁，那些拒绝到德国进义务劳动营（STO）的青年参加了游击队，而国际工人党和国际共产主义委员会对游击队则很少关心，它们首先注意的是工厂。
1944年2月到3月召开的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欧洲会议，促进了两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同一个名为十月的小组的联合，在3月产生了一个新的国际共产主义党。
国际共产主义党拒绝服从抵抗运动民族委员会的政治权力，抵抗运动民族委员会是一个联合组织，它把莫拉斯分子、戴高乐主义者、天主教民主党人、社会党人、法国共产党集中在一起，并由反动分子乔冶·比多所主持。在这样做的同时，国际共产主义党引起了抵抗运动委员会中所有势力和那些害怕纳粹分子的垮台会在法国引起爆发革命的人们的警惕和诋毁。这些人害怕和诋毁第四国际所有支部（在整个战争期间只有这些支部）对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日益增加的无条件支持，而资产阶级民主殖民主义者和克里姆林宫则竭力制止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正是这样，第四国际于1942年接收了锡兰平等社会党——锡兰最强大的工人政党，并且发展了一个强有力的越南支部，这个越南支部，首先遭到法国人的追捕，接着被日本人摧毁，最后又被越盟消灭。
德国军队的失败和撤退，导致了尤其是在巴黎地区的企业中一些委员会的出现，这些委员会经常是由国际共产主义党的积极分子领导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党1945年的推断：
“革命的高涨不能停留在重建工会的阶段上，而要一下子就走向自治的组织：委员会、苏维埃，它们的吸引力将大大超过社会变节分子们为阻止群众运动而力图重建的那些官僚机器的吸引力。”
总之，这显示出一场唤起千百万劳动者的深刻运动，显示出法国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力图制止那种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美国军队的存在，但美国军队在1945年春天就已经解散了；经济建设的首要性，如同B·弗朗松所说：“首先是生产，然后是提要求”），不通过一些大规模的组织，尤其是不通过劳动者十年来所建立的工会，而重建资产阶级国家的企图……这种立场有助于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把托洛茨基主义者置之度外……
[1]列夫·托洛茨基起草的这个纲领，其主要部分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进行了讨论。
[2]多伊彻——译者译为“德彻尔”。现改为通用译名。（上传者注）
[3]大家知道，这对第一国际来说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況的……
[4]这完全是列宁1914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第三国际的必要性时的方法，当时，客观条件完全成熟，当时，有恐怖主义情绪的群众正在他们的领导人的魔杖下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祝福之下自相残杀。
[5]国际工人党的多数派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而少数派则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于2月底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接着，多数派的成员们也随着少数派分散地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托洛茨基分子们不愿意以相应的方式干预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由于十分强硬的和平主义派和其他流派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很快就分裂了。
[6]托洛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小资产阶级反对派里面，“如果说伯纳姆是唯物主义者、辩证法家的话，他就会给自己提出如下三个问题：1．苏联的历史性器官是什么？2．这个国家在它存在期间经历了一些什么变化？3．这些变化是不是从量变阶段转入到质变阶段了？也就是说，这些变化是否建立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合乎历史规律的必要统治？”（《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49页）
[7]《真理报》（LaVérité）1978年9月号曾就此转载了长篇摘录。
[8]1940年6月孤居伦敦的戴高乐组成了一个后备同盟；人们从来就不知道……但是，在1940年，法国资产阶级就像贝当和赖伐尔一样，也把赌注押在德国的胜利上面。 |
迈登：第四国际：斗争的六十年（1999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利维奥·迈坦
第四国际：斗争的六十年
迈登（1999年2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四国际的即时任务是核心同志之间重建联系，以及重建国际领导最起码协调工作。
对于这段关键时期，时至今天，历史学家仍然在讨论这个问题：在统治阶级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受到深刻震动的西欧，工人阶级为什么无法鼓动起反资本主义的动力？整个西欧的工人及其组织都接纳战后的制度，并且参加与重建工作。
我们也可以问：第四国际的团体为什么没有在群众的层面取得影响？因为，第四国际的人士毕竟比斯大林派控制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人更理解危机的深度，以及拒绝走入建制的改良主义道路。
战后，工人阶级社会其他民众的战斗性日增，（在意大利，早在1943年便开始动员）；但单是这点并没有令工人运动从整体上重整再出发。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和亲社会主义的意识发展缓慢。其中，苏联正面形象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苏联的军事胜利令许多工人（不只是共产党成员）认为苏联是代表着另一种实际出路的明证。只有少数有批判头脑的人才注意到苏联造成的可怕的破坏。
人们也没有意识到，在战后重新引进的自由民主，实在是恢复战前的保守制度，比投入斗争可能取得到的远为少。大工人政党也鼓吹：“一步一步来”，说是先重建议会，明天才推使必需的社会变革，在这当中，无疑也有一些正面的转变。如英国推出一系列甚为激进的改革以应大众所需。但这些尽管真实的改进，仍没有触及制度本身。
逆流泳进
第四国际在1948年举行的世界大会及组织的领导层，在随后的几年里，把注意力集中在观念和组织重新界定。该次大会对首个工人国家俄国作出适时分析，此处也有文件专述莫斯科和南斯拉夫的破裂，当时世界弥漫着两种倾向，一种是为共产党及其作辩解；另一种是反对斯大林的寡头政治，但同时认为斯大林主义制度在可见的将来必然会在世界很多地方占统治地位。
1950～52年是我们致力于重建革命党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在当时的出发点是认为传统党派仍然统据着工人运动，所有导致我们得出了采取“进入主义”的方向，也就是建议革命者加入共产党和社会党去，籍此来直接参与人民中最为政治化的层份的经验，从而在正在进行或可能进行的政治分化中参与其事。不过，这个取态当然不适用于美国、拉丁美洲和斯里兰卡这些没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地方。
在第四国际内部，就进入主义的方向和对苏联发生的非斯大林化出现不同的分析意见，结果引发了大分裂，其中在上述地方的分裂最为严重。
世界革命的三个重要部分：“第三世界”的反殖斗争、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反官僚斗争，发达国家的学生、工人的抗议兴起所造成的动力，在1963年第四国际“统一”大会受到注视。在法国、墨西哥、日本、南斯拉夫和后来的西班牙、葡萄牙，都有强大学生运动；同时，新一代的工人阶级战士也投入斗争之中。
自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统据着工人运动和其他运动的官僚首次受到挑战。甚至在美国，也有学生动员反对越战，规模之广泛，导致成为促使美国撤出越南的关键因素之一。
反帝大动员
客观的情势对第四国际比起过去任何时候都较为有利；它在多个国家得到空前的发展，其中尤以法国、墨西哥和日本的发展为最。由于在数国有着具有威望的大组织，使第四国际成为注目点。美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帝国主义的动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发挥的影响力，就同马克思主义者在1930年代的工人斗争中的影响力相若。
第四国际从而得以加强领导班子，将之扩充，使其有更多地方的代表。领袖和知识份子与第四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发生联系，参与到理论性和政治性的大辩论中，这些受到广泛注意的大辩论连接和承继了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最优秀的传统。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事情出现变化。这个时期复杂的运动最先并不为人了解，甚至连当事人也不知悉。1974～75年的世界性衰退是个关键的时刻。在大部分国家，尤其在工人取得最多进展的国家，社会经济的力量均衡开始变坏。不只无产阶级的力量受挫，社会上其他层份亦然。
世界局势错综复杂。美国仍然未从越南的失败中透过气来；在发展中国家的革命运动、民主运动和反帝运动仍然在发展。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79年伊朗推翻沙赫王及桑解阵线在尼加拉瓜取得胜利为止。随后，就像我们已知的，伊朗革命的倒退迅速来临，菲律宾也走入保守的穷巷，桑解阵线陷入帝国主义的陷阱，并且与自身的矛盾斗争不休。
所有这一切对发展中的国家有着十分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拉美国家。从这时开始，运动的低落之势便不只限在发达国家了。
波兰的政治革命
雅鲁泽斯基1981年的政变堵截了波兰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力量。波兰工人阶级这次失败的全面性的、波及全国际的后果，只是到了很久之后才为人所知。
我们现在知道，东欧和苏联的官僚社会里基本上是倒退性的动力，在1981年时得以加速；这条道路开启了柏林围墙倒塌、苏联解体及各地亲资本主义复辟之门。
托洛茨基曾经提出，官僚政权的倒台或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或者导致发展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上述事实并不就表示托洛茨基是错误的。在波兰发生的强大动员，在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显示了在工人阶级、学生和人民中有很大部分都有着不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意欲和动力；他们赞成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即使到了1980年代末期，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但有过具有平权主义、革命——民主感应的强大运动。就是在苏联的工人阶级中，尤其在矿工间，也有着相若的动力；他们一再动员争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要求。
斯大林主义的代价
不过，分析到底，统据着1980年代的倒退性倾向和工人运动的几番失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价值的不清晰，证明是有着沉重的影响。第四国际这个组织也难逃这个强大的倒退压力。这样说，并无意为这个组织本身所犯的错误，对世界变动的反应缓慢开脱。再者，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中，也犯有无数偏执的错误——尤其在国际间和个别国家不时发生的小规模分裂。在1979年，拉美运动的一翼在莫兰奴的领导下大分裂；数年后，美国支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有分裂。
在不同的战略、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工作方法下，是有可能取得大步前进的。不过，在此退却时期，却不可能建立比我们在1968年所希望的更为强大的革命组织。
第四国际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社会的危机的反应，也是同样的状况。自我批评是必需的。不过，不论第四国际在东欧和苏联能够做到什么，看来在群众的前面的重新组织和意识上也不会有怎样不同的动力。
（暂时的）收缩期
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上述所有危机的元素，造成了国际主义的意识和行动方面的衰减。第四国际本身也一样有疲乏之患；在一些地区，国际的影响力也有衰减。这是不足为奇的。
一些左派团体的领袖和成员，把上述现象解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治无可逆转地衰落的明证。几乎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也确定工人运动再没有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必须由它们来伸张。在欧洲大陆东西部的前共产党，也确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无效，而且也没有切实的可能性以建立一个整体性的或社会主义的另类社会。
这种种悲观主义或失败主义是彻底错误的。工人运动能够卷土重来，但必须要由下而上地重新建立这样便要求有最广阔的思考，放下工人运动百年积累下来的成见。重新思考的第一个题目，应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社会倒台的原因。
对当代社会的探讨，应广及到它的超国家性和每项特殊的细节。我们应该为21世纪重新界定我们为之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特性。
倘若要为备受到严重削弱的反资本主义意识成功地找到新的基础，便必须有上述的探索。
第四国际创立以来，迄今已经60年。它在经过边沿化、战争、危机、没有群众影响力和没有金钱的状况下仍然生存至今，就足以令人惊奇。它之能够在多个国家的工人运动中保持活动，并且在一些先锋领域享有良好的信誉，也足令人惊叹。
第四国际之所以继续健在，并且继续发生影响力，乃是它在过去70年来对于重大的现象作出分析理论贡献的结果。它建基在过去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工作之上，孜孜从事，消化吸收。
但还不止此呢。第四国际的成员在许多历史斗争中发挥了或大或小的作用；投入了1920年代反斯大林的斗争、1925—1927年中国革命崎岖不平的发展，它的成员是直接的参加者，而非观察员或评论家。
即使第四国际在某地只有寥寥少数支持者，他也热切投身到实实在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去，斗争中了解这些运动内部真实的辨证法。
（史丹摘译自《国际观点》1999年2月号） |
范海尔德伦：第四国际60周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60周年
范海尔德伦CharlievanGelderen（1913-2001）
（第四国际在1938年成立，查里·范海尔德伦是当年出席成立大会的最后一位健在者。第四国际在1998年于丹麦举办青年营，范海尔德在青年营就庆祝第四国际成立60周年致词。讲词因篇幅关系略有删节。）
我作为第四国际南非支部成员，有幸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第四国际在1938年9月举行的成立大会。在那个时刻举行大会，实非出于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年后才爆发，但在大会当时，战云已经笼罩欧洲。国际劳工运动全线混乱，斯大林主义领导和社会民主派领导不愿意也无法领导工人阶级，抵御即将来到的灾难。而且他们还相反地大肆发动群众，热切支持战争。
成立大会情形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30名代表在9月间群集巴黎（出于保安理由，过去一向说成立大会是在瑞士举行）。我们是有着实在的理由，害怕来自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和斯大林政权的格柏乌（秘密警察）特务的活动的。事实上，就在会议举行前夕，第四国际组织委员的书记鲁道夫·克莱门特被绑架行刺了。
会议本身也受到格柏乌特务的渗透：他以俄国代表身份出席，化名为安蒂安。其实他的真名字是马克·茨博罗夫斯基，通过博得托洛茨基的儿子西道夫的信任而钻进来。回顾当时，我不禁为那时之完全缺乏保安措施而诧异不已。巴黎当时充斥着美国支部青年团的成员，他们全都知道正在举行成立大会，并且还经常偕同与会代表泡咖啡馆子哩。
正是在那种氛围下，令那个杀手得以在后来用罄冰斧敲破托洛茨基的脑袋。那个人当时以比利时运动新闻员的姿态出现，化名作杰克逊，他通过和美国支部一位年轻同志西菲亚·雅哲罗夫搭上关系而和我们认识。而菲亚那时到巴黎去，为的是寻求欢乐。
当然，杰克逊其实是个格柏乌特务，是西班牙人，真名字叫拉蒙·梅尔卡特尔。我经常碰到他，他对政治显然毫不感兴趣，看来有很多钱，用之不竭。
第三国际的叛卖
在临近第二次大战的日子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领导层的行为，比起第二国际在1914年的行为，更加怯懦。第二国际属下所有重要政党——德国、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及英国的工党——在战争爆发时立即和本国资产阶级组成“全民和平”。而这些政党在1914年8月第一次大战发难之前，至少也用吵吵嚷嚷来欺骗大众，让人以为他们企图阻止灾难爆发。但是到了1938年9月，他们甚至不装出这些虚伪的姿态了。第二国际甚至没有召开会议讨论对策，而第三国际的差异，只在于发出更狂热的爱国叫嚣，要求民主人士立即发动圣战，打击专政。
就是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在两个国际具完全欠缺革命领导，并且更成为反革命领导的环境里，托洛茨基号召成立新国际——第四国际。
早在1933年，托洛茨基已经宣布共产国际的死亡。在其时，共产国际属下最强大的德国共产党，在国内最近一次大选中取得六百万张选票，但它却没有组织工人阶级抵抗希特拉的夺权。当时取得一千二百万选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和德国共产党一样，在没有发出一枪一弹下，不战而降。要是两党组成联合战线，是能够制止希特拉的，那么就不会有继后的战争、集中营和大屠杀。
当时的历史条件渴求一个新国际，一个领导全世界工人及被压迫人民的总指挥。因此，在托洛茨基紧急呼吁下，我们发起了成立第四国际。
过渡纲领的适时性
现在，60年之后，我们回头来看，那时成立第四国际是对的吗？或者像伊萨克．多伊彻他们所言才是对的？他说当时仍有可能在共产国际内工作，组织第四国际的时机还未成熟，像这问题，在我们存在的整个时期，一再重提。
成立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第四国际的纲领文件《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即人们甚为熟悉其名字的《过渡纲领》。托洛茨基当时流亡墨西哥，无法出席成立大会，但他在1938年春起草拟了该份文件，提交第四国际的前身“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的所有支部讨论。
据他认为，通过该份文件是继列宁时代以来的革命运动“最重要的成果”。这或许言过其实，但其重要性实是不应低估的。不应该用对文本作学究式的研究来评断《过渡纲领》的重要性。文件内的许多要求已经过时，但这和《共产党宣言》最后的部分的一样，丝毫不能减损它们的历史重要性。首次读过《过渡纲领》的人，大概将会为文件的历久常新和时代性感到惊奇。这份文件由于其过渡性的入手方法，与之前的所有纲领文献大异其趣。
第二国际的纲领分为两部分，互不相关。其中，最低纲领“自限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改良”。最高纲领允诺“在无限远的未来走社会主义”。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没有可通的桥梁，社会主义仅在劳动节的集会上被顺带一提。
斯大林派的修正主义理论“革命阶段论”也采取相同的态度：首先是为民主而战，然后——但何时？——才走上社会主义。
过渡纲领则是从斗争所在之处，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具体意识出发，进至夺取权力，实行社会主义。
20世纪末的革命
工党现时在英国执政，享有历来政府最多票的多数地位。在法国，也有所谓社会主义政府在位。但他们不仅不是迈向社会主义，并且更较以前在位的右倾政府更热衷于令国有化企业解体，拥护“自由市场”。
在中国和越南，斯大林派共产党也朝着同一方向风驰电擎。这两个被斯大林主义扭曲的工人国家已被自相矛盾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虚妄空想所击倒。
《过渡纲领》的出发点是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必须的先决条件，总的来说已经具备。资本主义不错是一再有更新的发明和更高的技术水平，它的触须已在全球无孔不入，就像马克思恩格斯15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所预言。但这种种发展却没有令所谓发达国家内的饥民得到温饱。金融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无可避免的特点，资产阶级实在是并无出路。在1938年时是这种状况，今日亦复相同。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不仅已经成熟，并且，用《过渡纲领》的话来说，是“已经开始腐烂”。
就如我刚才说的，首次接触《过渡纲领》的人，会发现它对今时的社会弊病所开的药方，是仍然适用的。文件对资本主义制度愈来愈重的荒谬性归纳为以下两项基本的经济苦难：失业，高物价。这迄今仍然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在今天，也如是的要求每个人有工作权利和合理的生活条件，对工业化国家如此，对被压榨的欠发达地区的人民亦复如是。
在对付物价高涨这一项，1938年的纲领要求工资与物价挂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运用这个口号，并且可以补充：公费支付的退休金应和生活水平的上升挂钩。
在今天，我们有上百万个工人阶级家庭，其家庭成员失业多年而仍未有工作。欧洲有超过二千万人失业，但每周工作时间正在不断延长。美国的集团总裁在1950年的薪金，平均比他们的雇员高30—40倍：到了1990年，更高至140倍。而在所谓的落后国家，失业者人数众以百万计，年轻人沦为娼妓，家庭须赖童工糊口。这些基本事实，在在使得《过渡纲领》的要求在今天十分合时。在今天，也如在1938年，每个工会的纲领内都应该写入要求开设公共工程、削减工时的口号。
《过渡纲领》在1938年起草，时至今天，当然需要因应今时的条件和工人、被压迫者的意识作出更新。但这份文件的方法论在今时的适用性，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世界最即时的威胁是面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这在今天亦然；资本主义一天存在，这些威胁一天还在。而此外，纲领应加上妇女、同性恋权利和环境的课题。应要求撤销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的贫困国家的国际负债。
第四国际的内忧外患
既然成立大会通过的纲领是那么正确，那么第四国际为何没有发展成为强大的组织？为什么它没有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扎下根基？它在成立60年来，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我们当然不会自称一贯正确：我们诚然亦非时常正确，而且也承认未能在群众运动中深入扎根。在这个场合，由于篇幅关系，无法一一作出解释。
我们知道，在成立大会不足一年后爆发了战争，也就是在我们来不及作出任何真正影响之前，战争开始了。工人阶级经历了连串失败：在德国、西班牙和奥地利。而在苏联，进行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的健在成员，俱被肉体消灭了。在工人阶级退却的时期，在我们的基层和外围，诚然也有不少人不能支持下去；他们认为反动已经把革命一举歼灭（我们在今天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症候，自由市场的表面胜利，被形容为“历史的终结”）。
托洛茨基被暗杀身亡，是一个沉重打击；他的领导在那时是至关重要，无人可以替代。我们和他一样，预期一旦战争开始，苏联便会加入战争，而这会令斯大林派官僚倒台。事态的结果是红军取得军事胜利，令斯大林更稳如泰山，声名复振。而这样一来，便令我们的基层失望泄气，一些人更投向斯大林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
我再次问这个问题；发起第四个国际是对的吗？我们达成了什么？就让我们检视出作决定时期的性质，看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当时我们的客观条件是革命性的，但作为革命工具的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却落后，并且受制于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我们的纲领《过渡纲领》规划了行动的路线，从而令工人阶级得以从上述锁链中解放出来，用和客观事实相呼应的口号和要求，领导工人阶级战斗。而更主要的，是我们的纲领旨在恢复工人阶级的阶级独立性，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约束中拉开。由于上述理由，我们无法发生真正的影响力。
可是我们不能用客观条件来自我开脱。我们在备受客观条件制约之时，也有人为的历史。苏联在1989年摇摇欲坠时，我们要是有一个强大的领导层和统一的国际，则我们或许——我要强调是或许——能对苏联尚存的革命者发生相当影响力。
事实上，当托洛茨基的著作能在俄国面世时，他们中有不少人都孜孜阅读他的著作。除托氏的著作外，第四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也作出可贵的理论贡献。可是，他们看到的国际是四分五裂，各自声称代表正宗的托洛茨基主义。宗派主义分裂是我们运动的长期失调症。少数派相信他们自己比托洛茨基更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动辙在微不足道的理由下分裂，而不是留在国际为自己的立场斗争，却分裂出来组织成小宗派，无所作为，没有未来。这和托洛茨基不可同日而语。托洛茨基一直坚持留在第三国际，直至1933年德国工人阶级彻底失败为止。
展望未来
我们的国际尚在，并未死亡。在失败和出卖连续的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们一向高举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在资本主义下的命运是承受失业、贫困和压迫的重担；但他们不会永远背负这个重担，因为资本主义不会有出路。
就在我撰写这篇演词时，新一轮经济下降的趋势已经显而易见。自由派经济学家大谈什么“削减幅度”、“重组生产”和“裁员”，这些不过是开除工人的代名词。用在社会福利和医疗的实际开支一直减少，无家可归者仍然流浪街头，唯一增加的开支是为下一场战争作准备。
只有全世界工人及他们在落后国家的盟友，才能终止这种疯狂。
如此就需要一个国际领导和纲领，禆能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给予革命的推动力。我相信第四国际配合新时代的过渡纲领能给予这个领导。
史丹节译自《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Viewpoint1999年1月号 |
《第四国际》（皮埃尔·弗朗克，197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相关链接：第四国际chm电子书下载
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法]皮埃尔·弗朗克商务印书馆1981年10月版
刘宏谊译自1973年巴黎版
TheFourthInternational:TheLongMarchof
theTrotskyists
PierreFrank
绪言
一、历史的连续性
二、1923年1929年：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
苏联的政策
英俄委员会（1926年）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
不断革命还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三、1929年至1933年：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形成
保卫苏联
反对希特勒的危险的统一战线
为纠正共产国际的斗争
四、1933年至1938年：建立第四国际的准备
《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
第一个《过渡纲领》草案
“打进去主义”
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战争将临
五、从第四国际成立到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1938-1948年）
第四国际的成立（过渡纲领）
世界大战的考验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六、1948年至1968年
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到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
·战后的动乱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危机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1951年）
·建立革命政党的策略的转变
·对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评论
第四国际的分裂时期
·1953—1954年的分裂
·第四次和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54年和1957年）
·危机和重新组合（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
·国际委员会
重新统一了的第四国际
·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
·对重新统一后的第四国际的攻击（分裂主义党派）
·锡兰支部的蜕化变质
·第四国际的各项运动（重新统一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七、世界形势的转变（1968年）
八、托洛茨基主义派的“长征”
九、为第四国际的生存而牺牲的人们
附录
一、重新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二、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摘要）
·殖民地革命
·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
·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国际 |
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1928年9月1日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纲领[1]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导言
帝国主义时代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代。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以及由此开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是世界经济的生产力增长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壁垒之间尖锐矛盾的直接结果，从而表明和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业已成熟；资本主义的社会外壳已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不能容忍的桎梏；历史已把用革命手段摧毁资本主义羁绊的任务提上日程。
从资本主义势力的中心直到殖民地世界的最偏僻角落，帝国主义到处都在迫使各国广大无产者群众屈服于金融资本寡头的独裁统治。帝国主义的自发的力量暴露和深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把阶级压迫扩大到极点，使资本主义各国间的斗争达到十分紧张的程度，并不可避免地引向世界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使整个统治关系的体系受到震撼，从而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
帝国主义给整个世界套上金融资本的锁链，用鲜血、暴力和饥饿迫使各国无产者、各民族和种族处于金融寡头的压迫之下，无限制地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将无产阶级置于直接夺取政权的任务面前，从而使工人们不得不紧密地团结成一支不分国界、民族、文化、语言或种族、性别或职业的各国无产者的统一的国际大军。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在发展完成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过程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掘墓人结成一支大军，使无产阶级必然组成一个战斗的国际工人协会。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把工人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人从工人阶级基本群众中分裂出来。工人阶级中这些被帝国主义收买和腐蚀的上层分子成了社会民主党和领导骨干，他们关心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效忠于“本国的”资产阶级和“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在阶级的决战中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一边。由于这种背叛行为而引起的1914年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以及一些社会民主党——它们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工人政党——的继续背叛，都表明国际无产阶级只有对社会民主党作无情的斗争，才能完成自己的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因此，国际革命的力量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才有可能组织起来。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既已成为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帝国主义代理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来与之相对立，这是一个体现着全世界革命工人的真正统一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
1914—1918年的战争产生了建立新的革命国际来对抗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和反对好战的帝国主义的初次尝试（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动了资本主义中心和殖民地的共产党的建立。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它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实际地、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把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同中国和印度的无产者、同非洲和美洲的黑人劳动者联合了起来。
作为统一的、集中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是在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新的群众性的基础上实行第一国际原则的唯一继承者。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革命危机时期的经验，欧洲和殖民地国家历次革命的经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固定下来的各个支部的工作经验，最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斗争的日益明显的国际化——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有必要制定一个各支部统一的和共同的共产国际纲领。因此，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经验的最高概括的共产国际纲领，是争取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纲领，是争取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纲领。
共产国际把领导千百万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的”代理人的革命工人联合在一起，把自己看做是马克思直接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历史继承人，看做是战前第二国际优秀传统的继承人。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思想基础。第二国际在其最好的时期开拓了广泛发展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基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继承了第一国际的事业并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坚决摒弃后者的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式歪曲，并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共产国际继承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光荣的英勇传统：英国宪章派和1831年法国起义者的传统，1848年法国和德国工人革命家的传统，巴黎公社的不朽战士和先烈的传统，德国、匈牙利和芬兰革命中英勇士兵的传统，前沙皇俄国的工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体现者的传统，中国无产者——广州和上海英雄们的传统。
共产国际依据各大洲和各民族革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在自己的理论工作和实践活动中毫无保留地完全站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列宁主义中得到完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共产国际捍卫并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它作为认识现实和革命方法来达到革命地改造这一现实的目的；共产国际同各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各种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展开积极的斗争。共产国际站在彻底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把无产阶级的暂时的、局部的、集团的、民族的利益服从于它的长远的、共同的、国际的利益，无情地揭露改良主义者从资产阶级那里偷运来的各种形式的“阶级和平论”。共产国际体现了从国际范围内把革命无产者——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组织起来的历史要求，它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者的身份公开出现的唯一国际力量。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发展和必然灭亡
1.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与产业资本时代
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特点是：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独占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生产资料，失去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无产者阶级和雇佣劳动受剥削，为获取利润而进行商品生产，以及与此种种相联系的整个生产过程的无计划性和无政府状态。资产阶级的剥削关系和经济统治，在政治上表现为充当镇压无产阶级机关的资本的国家组织。
资本主义的历史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关于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矛盾的学说。
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不得不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发展生产力，巩固并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地在扩大的基础上再生产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内部矛盾，首先是劳动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主义财政关系之间的决定性矛盾。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和生产的无政府自发过程，引起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经济平衡的破坏，这种破坏是同无限制地扩大生产和无产者群众的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发展联系着的，其结果造成周期性重复的破坏性危机和无产阶级的大批失业。私有制的统治同样还表现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和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种资本家之间相互角逐的形式，其结果就是导致一系列战争——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伴侣。
另一方面，大生产的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使得各种前资本主义形式在竞争斗争中受到排挤和摧毁，形成日益增长的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这个积聚和集中的规律在工业中首先表现为小生产的直接被摧毁，一部分降为大企业的辅助单位。在农业中（这个部门由于有土地的垄断和绝对地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落后于一般发展速度），上述规律不仅表现为农民的分化和广大农民阶层的无产化，而且主要表现为小农经济公开或隐蔽地屈服于大资本的统治，在这种条件下，小农经济只有靠极度紧张的劳动和经常的省吃俭用才能维持一个表面上的独立地位。
随着机器的日益广泛的采用，技术的不断完善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也出现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提高；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女工和童工的劳动，形成一支由离乡背井的无产化的农民和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不断扩充的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社会关系的一端是一小撮亿万富翁，另一端是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断提髙；资本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及其后果（危险、战争等等）在扩大的基础上再生产出来；社会不平等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本身所联合和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基础的破坏，加速其崩溃的来临。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和文化领域内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中食利者集团的寄生腐化；家庭的瓦解——这反映了妇女大量参加社会生产与主要由旧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方式之间日益增加的矛盾；由于劳动的过细专业化、城市的极度畸形发展和农村生活的闭塞而日趋严重的文化精神生活的庸俗和退化；资产阶级尽管有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巨大成就，但无力建立综合的科学的世界观；各种唯心主义的、神秘的和宗教的迷信影响日益加深——所有这些现象都在宣告资本主义体系历史末日的贴近。
2.金融资本时代（帝国主义）
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主要是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是在瓜分和武装掠夺自由殖民地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地发展和扩大到全世界的时期，这时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断增长，而矛盾的重压主要落在受欺凌和压迫的殖民地身上。
到了20世纪初，这一时期让位于帝国主义时期，即资本主义飞跃式地、充满冲突地发展的时期，这时自由竞争迅速让位于垄断，早先未经分割的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已必不可免地开始具有首先是武装斗争的形式。
因此，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各种矛盾，它的世界规模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得到了最明显的表现；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自身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各个部分之间的新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各主要阶级之间关系的新形式。
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从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作为它的历史继续而生长起来的。它使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趋势和运动规律、一切根本矛盾和对立尖锐地表现出来。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规律导致了强有力的垄断联合组织的形成（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导致了以银行为纽带的大型联合企业的新形式。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结合、大地产加入资本主义组织以整个系统以及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垄断性质，使产业资本时期变成为金融资本时期。代替封建垄断和商业资本垄断的产业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本身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但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垄断并没有取消自由竞争，而是凌驾其上且与其并存，从而引起了许多极其尖锐而严重的矛盾、摩擦和冲突。
复杂机器、化学处理和电力的广泛应用，在这一基础上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高以及由此造成的利润率的下降（这种下降只是由于为了大垄断组织的利益而实行卡特尔高价政策而暂时受到抑止），引起了争夺殖民地超额利润的进一步角逐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实际标准化的大量生产需要新的国外销售市场。原料和燃料的需求不断增长引起了对其产地的激烈争夺。最后，阻碍商品输出并使输出的资本能获额外利润的高税率保护关税制度造成了资本输出的附加刺激。因此，资本输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各部分之间经济联系的决定性的和特殊的形式。结果是：殖民地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的垄断，极度地加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不平衡性，使金融资本“大国”之间重新划分殖民地的势力范围的冲突更加尖锐。
可是，世界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引起了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国际化，同时也引起了金融资本大国间重新瓜分已经瓜分完毕的世界的斗争，引起这一斗争方式的改变和加剧，引起越来越用强力压迫的办法（抵制、高税率的保护关税政策、关税战、真正的战争等等）来代替廉价办法。因此，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必然伴随着按其规模和破坏力来说世界史上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战争。
3.帝国主义力量与革命力量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形式反映着统治阶级各派别联合的趋势，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不是和个别企业主、而是日渐地和整个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相对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这种形式冲破了日益显得狭窄的民族国家的壁障，扩大了占统治地位的大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范围，在所谓弱小民族和殖民地中，把受压迫民族的千百万群众同这一政权对立起来。最后，资本主义的这种形式使帝国主义国家彼此间的矛盾极端尖锐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成为金融资本家寡头专政、成为它的集中力量的表现和国家政权，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包含众多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职能朝着各个方向伸展开来。既有利于国外市场的斗争（经济的军事动员），又有利于反对工人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军国主义高度惊人的扩展（陆、海、空军，化学和细菌学的应用）；帝国主义国家对工人阶级日益沉重的压迫（一方面加重剥削并进行公开压迫，另一方面执行有计划地收买官僚改良主义上层的政策）——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国家政权比重的急剧增长。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任何一种较大规模的行动都会变成反对国家政权的行动，即政治行动。
总之，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这一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以日益巨大的规模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矛盾。小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之所以停止，只是由于它被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所代替；而在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平息的地方，燃起了更大的资本巨头联合之间及其国家之间的竞争；局部地区和一国范围内的危机变成为波及一系列国家的危机，然后又变成为世界性危机；局部性的战争为联盟间的战争和世界大战所代替；阶级斗争从一些个别工人团体的孤立行动发展为全国性的斗争，然后又发展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际性斗争。最后，针对金融资本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形成了两股主要的革命力量：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受外国资本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群众，它们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指导下行动。
然而，由于欧洲、北美和日本无产阶级的某些部分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所收买，由于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中被革命运动吓破了胆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这个基本的革命趋势受到了暂时的抑止。帝国主义列强的资产阶级由于自己在整个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技术比较发达，向利润率较高的国家输出资本等等）以及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而获得了超额利润，便用这些超额利润来提高“本国”一部分工人的工资，从而使这些工人关心“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关心对殖民地的掠夺，并忠于帝国主义“祖国”。这种有计划的收买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一直都在十分广泛地采用，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阶层，即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运动上，他们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直接传播者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支柱。
但是，帝国主义由于越来越多地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最终也就葬送了这些人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由于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广大工人群众状况的恶化，军事冲突和军备负担的庞大开支，某些大国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地位的丧失，殖民地的易手等等，社会帝国主义在群众中的基础也就给冲垮了。同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它向帝国主义大国的接近，最终导致帝国主义压迫的加强，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群众中影响的下降，革命危机的加剧，广大农民群众土地革命的开展，并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无产阶级在人民群众争取独立、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的斗争中取得领导权创造有利的条件。
4.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崩溃
帝国主义高度地发展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准备好了一切物质前提。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表明，冲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界限的世界经济的生产力，要求有一种世界规模的、国际的经济组织。帝国主义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用火和剑来开拓道路，以便建立统一的世界性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来组织整个世界经济。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们把这种血腥的幻想歌颂为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和平方法。事实上这种幻想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巨大客观障碍，使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垮台。由于帝国主义时代而日益尖锐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使得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不可能存在长时期的牢固的国际性联合。另一方面，演变为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资本集中的规律通过这些战争竭力试图达到世界的规模——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势必伴随着严重的破坏，并给工人阶级和千百万殖民地无产者的肩上增添沉重的负担，以致资本主义必然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打击下更早地走向灭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使世界经济的生产力具有庞大的规模，按照自己的样式来改造整个世界，从而把一切殖民地、一切种族和民族都纳入金融资本的剥削范围。但是，资本的垄断形式同时也更快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没落的因素。垄断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竞争的动力，推行卡特尔的高昂价格政策，不受限制地控制着市场，因而具有抑止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趋向。帝国主义从殖民地的千百万工农身上榨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由于这种剥削积累了巨额财富，从而造成了一种腐朽寄生的食利国家和一些专靠剪息票为生的寄生阶层。帝国主义时代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过程（生产资料的积聚，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工人组织的扩大），因而也就使“列强”之间的矛盾加剧，引起导致统一世界经济瓦解的战争。因此，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它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因此，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一般地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特别是产生于它的帝国主义阶段。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已接近自己的最后崩溃。金融资本专政行将灭亡，而让位于无产阶级专政。
二、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
1.世界大战与革命危机的进程
资本大国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导致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1914—1918年）。这次大战震撼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揭开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期。战争使各交战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为其服务，建立了强固的国家资本主义，支出了巨额非生产性耗费，毁灭了大量的资料和活的劳动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倾家荡产，加重了产业工人、农民和殖民地人民的无数负担。战争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阶级斗争，使后者转变为群众的公开的革命发动和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战线在其最薄弱的环节，在沙皇俄国被突破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大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剥夺了剥夺者，从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夺回了生产资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内建立并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了新的苏维埃的国家形式，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
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强烈震荡、阶级斗争加剧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欧洲大陆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和革命发动：1918年1月芬兰的工人革命；1918年8月日本的所谓“米骚动”；1918年11月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推翻了半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1919年3月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朝鲜的起义；1919年4月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权；1920年1月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1920年9月意大利工人夺取工厂；1921年3月德国先进工人的起义；1923年9月保加利亚起义；1923年秋德国的革命危机；1924年12月爱沙尼亚的起义；1925年4月摩洛哥的起义；同年8月叙利亚的起义；1926年5月英国同盟大罢工；1927年7月维也纳工人起义。所有这些事实再加上像印度尼西亚的暴动、印度的深刻动荡以及震撼整个亚洲大陆的中国大革命等这样的事件，归根到底都是国际革命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都是极其深刻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组成部分。这个国际的革命过程既包括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斗争，又包括民族解放战争，也包括与千百万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密切联系着的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的暴动。因此，人类的广大民众都卷入了革命的巨流。世界历史进入了自己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进入了资本主义体系长期延续的总危机阶段。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反映在革命的国际性上，而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发展不平衡性则反映在各国革命的不同时间上。
在资本主义尖锐危机（1918—1921年）的基础上出现的革命变革的最初尝试以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和巩固以及其他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这些失败首先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和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首领们的叛变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大多数还没有站在共产党人一边和一些主要国家里还没有建立共产党的结果。
这些失败使资产阶级得以加强对无产阶级群众和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加上无产阶级群众和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降低，这就使资产阶级取得了资本主义关系暂时稳定的局面。
2.革命危机与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在国际革命的进程中，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领导人以及法西斯式的资本主义战斗组织具有最积极反对革命和积极支持资本局部稳定的反革命力量的特殊意义。
伴随着1914—1918年战争危机而来的是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奉行民族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完全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论点，完全违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反战决议，他们之中除个别人以外，全部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坚决主张保卫帝国主义“祖国”（即保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他们不去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相反却成了这种战争的忠实士兵、宣扬者和歌颂者（由社会爱国主义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在以后的时期里，社会民主党又支持掠夺性的和约（布列斯特和约、凡尔塞和约）；积极帮助将军们血腥镇压无产阶级的起义（诺斯克）；武装干涉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苏维埃俄国）；叛卖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匈牙利）；加入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托马、保罗-邦库尔、王德威尔得）；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奴隶主方面压迫殖民地奴隶（英国工党）；积极支持最反动的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保加利亚、波兰）；主动倡议制定帝国主义的“军事法规”（法国）；出卖伟大的英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大罢工；帮助镇压矿工的罢工；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帮助扼杀中国和印度（麦克唐纳政府）；充当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的吹鼓手，充当资本的传声筒和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有组织的力量（考茨基、希法亭）。
社会民主党利用它的左右两翼来系统地贯彻这种反革命政策：公开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右翼是在同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和直接勾结时必不可少的，其左翼则是为了巧妙地欺骗工人所不可或缺的。“左”翼社会民主党玩弄和平主义的词句，有时甚至搬弄革命的词句，实际上则是反对工人，尤其是在紧要关头（1926年英国同盟大罢工时总委员会中的“独立的”和“左翼”的领袖，维也纳起义时的奥托•鲍威尔及其同伙等等）；因此，它是社会民主党中最危险的派别。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并完全站在阶级合作的立场上，但有时又转而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上，在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中装作维护它的利益的样子，以便骗取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信任，从而更加无耻地出卖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在决定性的阶级搏斗的时期里更加如此。
社会民主党现时的主要作用是破坏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必不可少的战斗统一。社会民主党由于一贯从事瓦解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的统一战线而成了帝国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因此，.形形色色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及其附属的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就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后备军，成为它的最可靠的支柱。
3.资本主义危机与法西斯主义
除了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工人或麻痹工人的阶级警惕性的社会民主党外，还出现了法西斯主义。
帝国主义的时代，阶级斗争的加剧，特别是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后内战因素的增长，导致了议会制的破产。因此，“新的”管理方法和形式应运而生（例如小内阁制，成立幕后操纵大权的寡头集团，“人民代议制”作用的衰落和变质，“民主自由”的缩小和取消，等等）。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这种进攻过程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了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这些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不稳定，社会游民的大量存在，广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贫困化，乡村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最后还有无产阶级群众性发动的不断威胁。资产阶级为使自己的政权保持更大的稳定性、巩固性和持久性，日益需要摆脱议会制，转而采取不受党派关系和联系约束的法西斯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披着“全民族意志”和“职业代表”（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各集团的代表）的思想外衣的直接独裁方法，是一种凭借特殊的社会煽动（排犹主义，间或对高利贷资本的攻击，对议会“清谈馆”的愤慨）从而利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的不满情绪的方法，也是一种用建立法西斯战斗团体、党部和官职的严密的雇用等级制来实行收买的方法。同时，法西斯还企图利用工人的不满和社会民主党的消极态度等等打入工人群众内部，拉拢其中最落后的阶层。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工人的革命先锋队，即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及其骨干力量。进行社会蛊惑宣传、实际收买方法、采取白色恐怖行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法西斯主义在资产阶级特别危急的时期里利用一些反资本主义的词句起家，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但随后就拋弃了自己那些反资本主义的饰物，日益暴露出大资本恐怖独裁的真面目。
资产阶级适应政治行情的变化，既利用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又利用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方法；而社会民主党自身在资本主义最危急的时刻也时常起着法西斯主义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表现出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政治行情发生变化的时候以反对党的身份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和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方法，对于“正常的”资本主义来说都是非常方法，它们标志着资本主义总危机，同时也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延缓革命的进程。
4.资本主义稳定的矛盾和用革命手段使资本主义崩溃的不可避免性
战后整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证明，用镇压工人阶级和经常压低其生活水平的办法所达到的资本主义的稳定，不能不是局部的、暂时的和腐朽的。
技术的飞速急剧发展（在某些国家接近于一次新的技术革命），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的加速，庞大的托拉斯和“国家的”、“国际的”垄断组织的建立，托拉斯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无法克服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世界经济分裂为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市场的缩小以及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都使得在战后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极端尖锐化。技术进步和工业合理化的另一方面是许多企业倒闭和解散，生产遭到限制，对劳动力无情残暴的剥削，这也就造成了空前规模的大量的经常性失业。甚至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状况的绝对恶化也已成为事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和战争的经常威胁，阶级冲突的日益紧张，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入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创造了前提。
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个回合（1914—1918年世界大战）和在前沙俄帝国内部工人阶级取得十月的胜利，世界经济分裂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帝国主义国家阵营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结构的不同，政权的阶级性质的不同，对内、对外、经济、文化政策目的的根本不同，整个发展方向的根本不同，这一切使资本主义世界同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先前统一的世界经济的范围内有两种敌对的体系在进行斗争：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阶级斗争过去是在无产阶级尚未掌握政权的条件下进行的，而现在则在巨大的、真正世界性的范围内进行；而全世界工人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苏联的存在及其对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群众的影响本身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深刻的危机和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空前扩展和加剧的最明显的表现。
资本主义世界无力克服自身的内部矛盾，于是企图建立国际性的联合组织（国际联盟），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制止革命危机不可遏制的发展，用封锁或战争来扼杀无产阶级共和国联盟。与此同时，革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群众的一切力量都团结在苏联的周围，与极不稳定、从根腐烂但又武装到牙齿的资本的世界联合相对立的是统一的劳动的世界联合。可见，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个回合的结果，就生长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规模的新旧根本矛盾：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内部的对抗也尖锐化了。世界经济中心转向美国。“金元共和国”变为世界剥削者，使美国同欧洲资本主义，首先是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保守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英国同已经争得世界霸权的最强大的年轻帝国主义的美国之间的冲突，成了金融资本各国之间的世界冲突的轴心。受到凡尔塞和约掠夺的德国，在经济上已经恢复元气，重新走上帝国主义政策的道路，再度成为世界市场上不容忽视的竞争者。在太平洋交错着各种矛盾，其中的环节就是美日冲突。除了这些主要的对抗以外，不断变化的和极不稳定的各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上的矛盾也在发展，在这里，二等国家扮演着帝国主义巨头及其联盟手中的辅助工具的角色。
欧洲内部市场由于战争而缩小，苏联退出纯资本主义流通领域，最重要的原料和燃料产地极度垄断化，在上述种种条件下，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结构的生产能力的增长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冲突的扩大。争夺石油、橡胶、棉花、煤炭和金属以及要求重新分配市场和投资场所的“和平”斗争，势必导致新的世界战争；疯狂发展的军事技术的成就愈大，它的毁灭性也就愈大。
与此同时，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在增长。欧洲帝国主义经过战争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苏维埃革命的影响，最主要的海上殖民国家英国内部出现的离心倾向（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所有这些都促使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动起义。推动亿万中国人民前进的中国大革命意味着在整个帝国主义体系中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千百万印度教工农群众中不断掀起的革命骚动正威胁着帝国主义的世界台柱——大英帝国的统治命运。拉丁美洲国家中反对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声势的高潮，成了阻挡北美资本扩张的力量。由此可见，把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的金融资本寡头统治下的世界人口的最大多数卷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这个殖民地革命过程，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的总危机的一个表现。就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在那里把一些弱小民族置于自己的羁绊之下），民族问题也是加剧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一个因素。
最后，就是在帝国主义腹地，革命危机也在必不可免地成熟起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组织、政治权利的进攻，白色恐怖的加强，引起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日益增强的反抗，使得工人阶级同托拉斯化资本之间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劳资之间的大规模搏斗，群众不断革命化的过程，共产党的影响和威望的增长，广大工人群众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日倶增的同情——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帝国主义腹地新的革命高潮正在掀起。
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以及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局面就这样在四面八方的围攻下摇摇欲坠了；这种攻击力量来自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自殖民地千百万群众斗争的兴起，来自宗主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最后也来自整个世界革命的枢纽——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国际革命正在发展。
帝国主义正在联合一切力量来反对国际革命。向殖民地派遣远征军，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向苏联进攻，这一切都已被帝国主义列入议程。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切国际革命力量的篷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三、共产国际的最终目的——世界共产主义
共产国际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以世界共产主义体系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由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所准备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的唯一出路，因为只有它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使人类受到退化和灭亡威胁的各种矛盾。
共产主义制度使社会的阶级分立消灭，即除了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外，还消除一切种类和一切形成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代替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而出现的是统一的世界劳动组合的各成员。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亲手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在阶级搏斗和民族战争中消灭无数人的生命和难以数计的财产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人类正以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同自然力量的斗争，发展并提高自己的集体的威力。
世界共产主义体系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使之转为公有制之后，就排除了世界市场的自发势力和竞争，排除了社会生产的盲目性，代之以旨在满足迅速增长的社会需求的自觉的和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组织。随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的消灭，破坏性的危机和破坏性更大的战争也消灭了。同生产力的大量耗费和社会的病态发展相反，这里是在不受限制、有组织地迅速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支配一切资源和健康地发展经济。
私有制废除和阶级消亡后，人剥削人的现象也随之消灭。劳动不再是为阶级敌人做工，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贫穷消失了，人们经济上的不平等、被奴役阶级的贫困和低微的物质生活水平消失了；由于分工而出现的等级消失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消失了，最后，性别间的社会不平等的一切痕迹也都消失了。同时，阶级统治的机关，首先是国家政权消失了。作为阶级统治体现者的国家政权也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一切强制准则也将随之逐渐消亡。
随着阶级的消亡，教育的各种垄断也消灭了。文化成为公有的财产，旧日的阶级意识形态让位于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统治人的现象都不可能存在，人们社会爱好的选择和人类蕴藏的一切才能的和谐发展都有了极其广阔的天地。
在这里，生产力的增长不再受任何社会性质的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制，营私逐利的行为，群众的人为造成的愚昧和贫穷（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阻碍技术进步的），以及大量的非生产性耗费，这一切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都不存在。世界各部分的自然力和天然生产条件的最合理的利用，由于农业一贯落后和农业技术水平低下而形成的城乡对立的消灭，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在最广泛的社会范围内的实际应用相结合，科学劳动本身的有计划的组织，高度完善的统计方法和计划经济调节方法的应用，整个制度的强有力的内部动力——迅速增长的社会需要，所有这一切保证了最高度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人们的精力去从事大力发展科学和艺术。
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提高全人类的福利、为最大限度地缩短人们耗费于物质生产的时间、从而也为历史上空前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可能。与资本主义相反，打破了一切国界、第一次联合在一起的人类的这种新文化是建筑在人与人之间明朗的诚挚的相互关系上的。因此，这种文化将永远埋葬一切神秘、宗教、偏见和迷信，成为无往不胜的科学认识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社会生产力也有了极大程度的增长，社会在它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字样。共产主义的这个高级阶段，是以自身发展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作为历史先决条件的。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共产主义社会还只是刚刚脱离资本主义社会，它在经济、道德、思想等各方面还有它所由产生的旧社会的胎记。在社会主义阶段上，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按照需要来分配劳动产品的程度，产品还要按照劳动来分配。分工制度，即把一定的劳动职能固定在某些人身上的现象还不能消除，特别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还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尽管阶级已经消灭，但旧的社会阶级划分的残余还依然存在，因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强制、权利的残佘都还存在。尚未消亡的某种不平等的痕迹从而还保留下来。城乡之间的对立也还没有消灭，没有根除。但是所有这些旧社会的残余已不再受任何社会力量的保护和支持。由于这些残余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联系着的，因此当摆脱资本主义枷锁的人类迅速地征服自然力量、以共产主义精神重新教育自己、从社会主义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时，这些残余也就随之消失了。
四、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与无产阶级专政
1.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后者革命地改造前者的时期。与此相适应，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从帝国主义世界专政向无产阶级世界专政的过渡，包括一个很长的无产阶级斗争、失败和胜利的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关系持续总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内战成长发展的时期；这是民族战争和殖民地起义的时期，这些战争和起义本身虽然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客观上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是在世界经济内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系同时并存、两者之间“和平”关系和武装斗争同时并存的时期；这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反对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关系日益密切的时期。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更为明显和尖锐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决不能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是同时发生和到处发生的一次性行为。由此可以得到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胜利。然而无产阶级每次这样的胜利都会扩大世界革命的基地，从而也会加剧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因此，资本主义体系已整个地面临着自己的最后崩溃。金融资本的专政必将灭亡，让位于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革命只意味着业已形成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制度的政治解放，并把政权从一个剥削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剥削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意味着无产阶级用暴力闯入资产阶级社会的财产关系领域，剥夺剥削者阶级，把政权转到以根本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为目的的阶级手里。然而，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经历若干个世纪、经过许多次革命才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封建贵族的政治统治，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不是一次性行动却要包括整整一个时代，却能依靠各国之间更加密切的联系而在迅速得多的时间里解决自己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彻底的世界性胜利并在全世界巩固自己的政权以后，才接着有一个较长的大力建设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时代。
无产阶级夺得政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提髙无产阶级文化的前提，无产阶级要改造自己的本性，使自己成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成熟领导者，吸引其他各阶级参加这一改造过程并从而为消灭一切阶级打下基础。
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随后的反对地主和资本家联盟的社会制度改造的斗争中，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工农联盟，这个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整个过渡时期的特点是：无情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地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们，逐步消灭阶级。只有随着这些伟大历史任务的完成，过渡时期的社会才开始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社会。
由此可见，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决定性的前提条件。这一专政只有在社会主义在个别一些国家或一系列国家里取得胜利之后才能实现，这时，新成立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将同已经存在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结成联邦；这种联邦性的联合网将逐步扩大，把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的殖民地也包括在内；这些共和国联邦最后组成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组织成为国家的国际无产阶级领导下实现人类的大联合。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靠获得议会中的多数来和平地“取得”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资产阶级使用一切暴力和恐怖手段来保卫和加强自己掠夺得来的财产和自己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和过去的封建贵族一样，不经过极其顽强猛烈的斗争是不可能把自己的历史地位让给新阶级的。因此，只有用无产阶级的严厉的暴力才能摧毁资产阶级的暴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用强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打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资产阶级军队、警察、官僚等级制度、法庭、议会等等），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这些机关首先是镇压剥削者的工具。
2.无产阶级专政及其苏维埃形式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无可比拟地扩大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这两次革命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最合适的形式是一种不仅在阶级本质上、而且在内部结构上与资产阶级国家根本不同的新型的国家，这就是苏维埃国家的类型。正是这种直接从最广泛的劳动者群众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类型保证了群众的最大积极性，从而也就成为最终胜利的最大保障。
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民主，它与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伪装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截然相反。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它的单一的阶级政权。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反，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公开提出为了最大多数居民的利益而镇压剥削者是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剥夺阶级敌人的政治权利，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使无产阶级在跟分散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比较之下，暂时地享有一系列优惠权利。无产阶级国家在解除阶级敌人的武装和镇压他们的时候，也把这种剥夺政治权利和一定程度上限制自由的措施看做是临时的手段，用来粉碎剥削者维持和恢复其特权的尝试。无产阶级国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不是为了使政权永世长存，不是从自己的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出发，而是为了更好地使落后和分散的广大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同先进的工人阶层团结在一起，有步骤地逐渐克服阶级差别。苏维埃作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与组织群众的最广泛的形式，实际上吸引最广大的无产者、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的斗争和建设，吸引他们参加实际的国家管理；苏维埃的全部工作都依靠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劳动人民内部实现着广泛的民主，比任何其他政权形式都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群众。改选代表的权利，撤回代表的权利，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统一，不按地区原则、而按生产原则进行选举（由工厂、作坊等进行选举）——所有这些保证着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劳动群众能够有系统地、不间断地积极参加一切社会事业：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化的事业，这样也就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和无产阶级苏维埃专政之间划了一道深刻的界限。
资产阶级民主和它所标榜的公民在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平等，是建立在物质经济领域中惊人的阶级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维护和巩固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对决定性的生产资料的垄断，使之不受侵犯，从而使各个被剥削阶级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法律上的形式平等以及实际上受到层层限制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成为法律上的空文，从而也就成为欺骗和奴役群众的手段。这种所谓民主，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它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苏维埃国家剥夺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首先和主要保障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实现权利的物质条件，保证工人阶级拥有住房、公共建筑、印刷所、交通工具等等。
苏维埃国家剥夺了人民的敌人和剥削者的一般的政治权利，第一次彻底消灭了剥削制度下因性别、宗教、民族的差别而形成的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它在这方面确立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未曾实现过的平等；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不断创造使这种平等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如解放妇女、促进前殖民地的工业化等各种措施。
可见，苏维埃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劳动群众的民主，反剥削者的民主。
苏维埃国家彻底解除了资产阶级的武装，把武器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它是武装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在这里，武装力量的组织是根据符合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保证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阶级原则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组织依靠革命的纪律，同时保证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同劳动群众之间的经常的、极其密切的联系，保证战士们参加国家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
3.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夺剥夺者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利用夺得的政权，作为实现经济变革的杠杆，即把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革命地改造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这场巨大的经济革命的起点就是剥夺地主和资本家，即变资产阶级的垄断所有制为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制。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下列基本任务。
（一）工业、运输业、通讯联络机构
（1）没收一切私人资本的大型工业企业（工厂、制造厂、矿山、电站）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一切国营和市营企业转交给苏维埃。
（2）没收私人资本的铁路、汽车和水上运输企业以及各种空运工具（货运和客运飞机）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国有的和市有的各种运输工具转交给苏维埃。
（3）没收私人资本的通讯联络工具（电报、电话、无线电）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一切国营的、市营的和其他类型的通讯联络机构转交给苏维埃。
（4）组织工人对工业的管理。设立国家的管理机关，吸收工会直接参加这项管理事业。保证工厂委员会的应有作用。
（5）改变工业工作以适应广大劳动群众的需求。改组那些满足统治阶级消费需要的工业部门（生产奢侈品等等的部门）。加强推进农业发展的工业部门以巩固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保证国营经济的发展，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二）农业
（1）没收城市和乡村中的一切大地产（私人的、教会的、庙宇的等等）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一切国有的和市有的地产，包括林木、地下资源、水流等等，转交给苏维埃；然后实行全部土地的国有化。
（2）没收大地主的全部生产资料，如建筑物、机器设备和其他用具、牲畜、农产品加工企业（大型磨坊、制酪房、牛奶厂、烘烤房等等）。
（3）把大田庄，特别是具有经营示范作用或重要经济价值的大田庄转交给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管理并建立苏维埃农场。
（4）把从地主手中和其他方面没收来的部分土地，特别是原来租给农民耕种的土地，拨给农民（贫农和一部分中农）使用。交给农民使用的土地面积大小，既要考虑经济上的合理性，也要考虑中立中农并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的必要性；土地面积大小还应该根据不同条件而有所不同。
（5）禁止买卖土地，以保证土地处于农民手中，防止转人资本家奸商等人之手。坚决同违犯这项法律的人作斗争。
（6）制止高利贷活动。取缔盘剥性契约。免除农民中被剥削阶级所负的债务。豁免贫农的赋税，等等。
（7）国家采取广泛措施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电气化、拖拉机制造、化学肥料生产，增产苏维埃农场的精选种籽和育种牲畜，大量发放改良土地的农业贷款，等等。
（8）支持和资助农业合作社和各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生产组织（共耕社、公社等等）。系统地宣传在农民普遍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农民的合作社（销售、供应、信用合作社），宣传向大型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过渡——大型经济由于具有无可争辩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优越性，可以带来最大的直接经济利益，也最便于引导广大劳动农民群众转向社会主义。
（三）商业与信贷
（1）一切私人银行收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全部黄金储备、有价证券、存款等都移交给无产阶级国家），国营的、市营的和其他种类的银行转交给无产阶级国家。
（2）集中全部银行业务，一切实行国有化的大银行专属于一个中央国家银行。
（3）批发商业和大规模的零售商业企业（货栈、谷仓、商店、存货等等）收归国有，交给苏维埃国家机关。
（4）竭力鼓励成立消费合作社，使之在统一系统的基础上并保证群众自愿参加其建设的条件下，成为分配机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5）对外贸易实行垄断。
（6）废除（取消）一切积欠国内外资本家的国债。
（四）劳动保护、社会生活等等
（1）缩短工作日至7小时，在特别有害劳动者健康的部门缩短至6小时。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可进一步缩短工作日并向5天工作周制过渡。工作日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行调整。
（2）—般禁止给女工安排夜工和对健康特别有害部门的工作。禁止使用童工。禁止加班工作。
（3）特别缩短青年的工作日（未满18岁的青工的工作日最长为6小时）。通过物质生产与普通教育、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青工劳动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
（4）举办各种社会保险（残废、年老、不幸事故、失业等），由受保人自行管理保险事宜，费用由国家负担（在还保留私人企业的地方由企业主负担）。
（5）广泛开展保健活动，组织免费医疗。同社会性疾病进行斗争（酒精中毒、性病、结核病）。
（6）在法律上和生活上，男女的社会地位一律平等，彻底修改婚姻法和家庭法，确认母亲养育子女的社会职责，保护母亲和婴儿。着手实行由社会照管和教育儿童和青年的工作（托儿所、幼儿园、保育院等等）。建立各种设施以逐渐减轻家务劳动（公共食堂、洗衣房），有计划地对各种奴役妇女的观念和传统展开文明的斗争。
（五）住房问题
（1）没收大房产。
（2）将没收的房屋交由地方苏维埃管理。
（3）工人迁居到原资产阶级的住区。
（4）将宫殿、巨大的公私建筑交由工人组织支配。
（5）执行大规模的住宅建设计划。
（六）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
（1）承认不分种族的一切民族享有完全的自决权，即直至实行国家分离的自决权。
（2）—切摆脱资本主义的民族自愿地联合和集中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3）彻底坚决地反对对任何民族或种族的一切限制和束缚。一切民族和种族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4）苏维埃国家以全部力量和各种手段保证并支持本民族的文化，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在发展这些文化的内容上彻底遵循无产阶级的路线。
（5）大力促进过去受压迫的“地区”、“边区”和“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为真正的、完全的民族平等建立牢固的基础。
（6）反对一切沙文主义、民族仇视、种族偏见和各种各样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野蛮思想的残余。
（七）思想影响手段
（1）将印刷所收归国有。
（2）对报纸和出版事业实行垄断。
（3）将大的电影企业、剧院等收归国有。
（4）利用收归国有的“精神生产”手段向劳动人民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4.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原则
在执行上述各项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必须注意以下原则：
（1）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私有制原则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农民阶层之中，因此不能立即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并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在这些国家里只能通过一系列过渡性措施逐步地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
（2）生产的国有化一般不应波及中小生产单位（农民、手工业者、匠人、中小商人、小工业家等等），这是因为：
第一，无产阶级必须严格区分简单商品生产者劳动所得的财产和资本家剥削所得的财产，前者可以而且应该逐步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而后者的废除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前提。
第二，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在专政的最初阶段，还缺乏足够的组织力量，以便不仅摧毁资本主义，而且直接组织中小个体生产单位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联系。只有在无产阶级国家对这些单位的各种集体化形式给以系统的、强有力的支援的条件下，才能把这些小规模的个体经济（首先是农民经济）逐步地吸收到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组织中来。任何强力破坏他们的经济、强迫他们实行集体化的做法，只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3）不仅在小资产阶级占人口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经济落后的国家，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德国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英国），都有大量小生产单位的存在（首先是农户、农场主、手工业者、小商人经济等等），这就要求在发展的初期必须在一定范围内保存经济联系的市场形式、货币制度等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从社会化的大工业到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经济）（必然伴随着这些经济形式的斗争），与这些经济形式相适应的阶级和阶级集团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经济活动动机和不同利益的斗争，最后，各个经济生活领域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继承过来、一时无法根除的习惯和传统——所有这一切要求无产阶级的经济领导把社会主义大工业和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小经济通过市场关系正确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这种结合既要保证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作用，同时也要保证农民经济的主要部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因此，分散的小农劳动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大，市场关系的范围就愈广，而直接的计划领导的作用愈小，整个经济计划也就愈要根据对自发形成的经济关系的估计来决定。相反，小经济的比重愈小，社会化劳动的成分愈大，集中化和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愈多，市场关系的范围也就愈小，计划的意义也就愈比自发势力强大，生产领域如分配领域中的直接计划领导也就愈加显著、愈加广泛。
社会化大生产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优越性，一切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工业、运输、大农场、银行等等）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有计划的经济领导，整个国家机器的巨大力量（预算、税收、行政立法和一般立法）——所有这一切，只要无产阶级实行正确的阶级政策，即只要正确估计阶级关系，就能导致经常不断地、有计划地排除私人资本的残余，排除在比较自由的贸易和市场关系中随着简单商品生产者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城乡资本主义萌芽（大农、富农）。另一方面，通过农民经济的合作化和集体经济形式的发展，也能有步骤地把农民经济的主要部分（即小农和中农经济）吸收到日益发展的整个社会主义体系中来。与市场关系相联系的、表面上看来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活动的方式和方法（价格计算、货币工资、买卖、信贷和银行等等），实际上起着社会主义变革的杠杆的作用，因为它们是越来越多地在为彻底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服务，即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服务。
这样，只要苏维埃国家实行正确的政策，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关系在其发展中就孕育着自身灭亡的前提：它们帮助对私人资本的排挤，帮助对农民经济的改造，帮助把生产资料进一步集中和积聚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从而促进整个市场关系的消灭。
在可能发生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本家的武装干涉和长期反革命战争的情况下，必须首先从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出发。这时可能出现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军事共产主义”）的必要性；这种政策不外是组织合理的消费以加强国防，因此就要加强对资本主义集团的压力（没收、征用等等），大体上取消自由贸易和市场关系，高度地抑制对小生产者的个人经济刺激，从而必然造成国家生产力的下降。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摧毁了国内的敌对阶层的物质基础，保证了现有储备的合理分配，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军事斗争，并在这些方面有其历史的论据，但是决不能看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常的”经济政策体系。
5.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顽强的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反对旧社会的各种力量和传统、国外的资本主义敌人、国内的剥削阶级残余，在尚未消灭的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的新兴资产阶级萌芽。
在国内战争结果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以新的形式继续在进行，首先表现为以旧经济成分的残余及其新生萌芽为一方，以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为另一方的斗争；斗争的形式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不断变化，在最初一些阶段上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尖锐起来。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阶段，无产阶级对国内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政策遵循以下的原则：
（1）大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及效忠于他们的军队、将军和高级官吏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必须对他们作无情的斗争。利用其中某一部分人的组织能力是可以的，但一般只有在专政得到巩固、剥削者的一切阴谋和暴动被有效地镇压之后才可能。
（2）对待在资产阶级传统中生长起来而其上层分子与资本的指挥机关有着密切联系的技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在最坚决地镇压其中敌对无产阶级的阶层的一切反革命行动的同时，应当注意到利用这批熟练的社会力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采取各种方式鼓励其中抱中立态度的、特别是对革命抱友好态度的那些人。无产阶级在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技术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图景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展开的时候，应该不断地把技术知识分子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处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保证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紧密合作。
（3）在对待农民的关系上，共产党的任务是依靠农业无产阶级，把农村的一切被剥削劳动阶层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严格区分农民当中的各个不同阶层并估计到他们各自所占的比重，竭力支持农民中贫苦的半无产者阶层，把地主的土地分一部分给他们，帮助他们同高利贷资本作斗争，等等。其次，无产阶级应当中立中农阶层，无情地镇压同地主相勾结的农村资产阶级的任何一点反抗。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无产阶级应当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向同广大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政策，但这决不意味着采取分掌政权的观点。因为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体现了只有产业工人能够领导全体劳动群众这个事实，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是这个阶级独掌政权，但同时也是作为劳动者先锋队的无产阶级与广大非无产者劳动群众或其中大多数人的特殊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个联盟的目的是推翻资本，坚决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复辟企图，最终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
（4）对于不断动摇于极端黑帮分子和无产阶级同情者之间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同样应当使之中立并尽可能地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这就需要保持他们的小私有财产，给予一定的经济流转的自由，取消高利贷盘剥，并由无产阶级给予各种不同形式的帮助，以便反对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压迫。
6.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群众组织
在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上述各项任务时，群众组织，首先是工人组织的任务和职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次有组织地团结和教育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工会（产业联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罢工斗争以及进一步反对托拉斯化资本及其国家的群众斗争的主要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则变成这一专政的最重要的杠杆，变成吸引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生产管理的共产主义学校，变成直接联系国家机器的各个部分、影响国家机构各部门工作、保卫工人阶级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歪风的一种组织。这样，工会就成为无产阶级经济组织的基本骨架，因为工会要为建设工作选拔领导干部，要把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建设工作中来，要把同在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影响下和群众文化较低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各种官僚主义歪风作斗争当做自己的一项特殊任务。
工人阶级的合作社组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改良主义者寄予种种空想）只能起微不足道的作用，常常还由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总的条件而成为这一体系的点缀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它们可以成为而且应当成为分配机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后，农民的农业合作社（销售、购买、信用、生产等合作社）在给予适当的领导并保证真正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广大劳动群众确实参加的条件下，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联系城市和乡村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农民经济的合作社组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若能存在的话，多半势必变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因为它们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的银行、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界，并且受改良主义者、乡村资产阶级、有时甚至是地主的领导；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农民经济的合作社组织则在不同的相互关系体系下发展，并依赖于无产阶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银行等等。在无产阶级实行正确的政策、有计划地进行反对合作社组织内部和外部的资本主义成分的阶级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的条件下，农业合作社就会成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杠杆。尽管如此，但在个别国家里，最初阶段上还是可能有一些消费合作社特别是农业合作社，在资产阶级及其社会民主党代理人操纵下成为反革命活动和对工人革命的经济建设实行怠工的据点。
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多种形式的组织来完成整个的战斗任务和建设工作，这些组织应当实际成为苏维埃国家联系工人阶级各阶层广大群众的纽带；在这些工作中无产阶级将保证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并通过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作用来实现这种统一。
无产阶级政党直接依靠工会和其他各种包括工人群众并通过工人也包括农民在内的组织（苏维埃、合作社、共青团等等），并经由这些纽带领导整个苏维埃体系。只有在一切群众组织忘我地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只有在阶级意志完全统一的条件下，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可能实现自己作为新社会的组织者的作用。
7.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
作为人类新社会的组织者的这种作用，要求无产阶级本身文化上的成熟，改造自己的本性，不断选拔能掌握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一切成就的新干部，以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文化。
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是：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新阶级的文化在成熟上已超过统治阶级，并在封建社会内部已取得经济生活的控制权。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所处的条件则不同。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一个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文化上遭抵制的阶级，它只有在过渡时期，只有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在摧毁了资产阶级对教育事业的垄断和掌握了全部科学，依靠在宏伟建设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才能改造自己的本性。为了广泛培养共产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必须广泛地进行人的改造，这种改造只有通过实际运动、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要推翻统治阶级别无其他办法，而且因为这个推翻的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从旧社会的一切污秽中荡涤出去，才能建设新社会。
工人阶级在消灭资本家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的同时，还应当消灭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即掌握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全部学校。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来说，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生产方面的专家（工程师、技术员、组织人员、会计师等等）和军事、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专家。此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提高无产阶级群众的一般文化水平，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提高知识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养成从事社会工作和管理的技能，同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偏见残余作斗争，等等。
只有当无产阶级使自己的先进分子占有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所有这些“指挥岗位”，只有当这些先进分子日益成长、不断吸引本阶级越来越多的成员参加到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来并逐渐克服无产阶级内部“先进”阶层和“落后”阶层的区分时，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有保障，防止官僚主义腐化和阶级蜕化也才有保障。
然而，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不仅改造自己的本性，而且改造其他阶级的本性，其中首先是为数众多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劳动农民。工人阶级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文化革命，引导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利用一切方法团结他们并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向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会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极其坚决而有步骤地克服农村中一般的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这样，工人阶级也就为在集体经济形式的基础上——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准备了条件。
在关系到广大群众的文化革命的任务中，同毒害人民的鸦片——宗教进行的斗争占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这场斗争必须经常地和坚定不移地进行。无产阶级政权应当取消国家对作为过去统治阶级的鹰犬的教会的任何援助，应当取消教会对国家举办的教育事业的任何干预并无情地镇压教会机构的反革命活动。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政权容许信仰自由，但取消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特权，并运用自己掌握的各种手段进行反宗教宣传，根据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改造整个教育事业。
8.争取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与革命的基本类型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是由许多不同时间、不同种类的过程组合而成的，其中有：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解放战争，殖民地革命。只有到了最后阶段，革命过程才导致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在帝国主义时代日趋尖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多样性，造成了不同国家内资本主义成熟程度的不同，造成了各国革命过程的不同的特殊条件。这些情况所造成的历史上必不可免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途径和速度各不相同，许多国家必须经过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定的过渡阶段，以及个别一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有所不同。
个别一些国家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不同条件和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有着强大的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生产，那里小经济的作用比较微弱，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制度建立已久。在这些国家里，政治方面的主要纲领要求是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方面的最突出要求是：没收全部大生产，组织大量国营的苏维埃农场，把少量土地分配给农民，容许较小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农民经济集体化的髙速度发展。
资本主义中等发展的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匈牙利、巴尔干各国等）在农业中还有较多的半封建关系的残余，具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一定最低限度的物质前提，资产阶级民主的改革尚未完成。其中有些国家可能出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较为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另一些国家则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类型，但带有大量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任务。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也可能并不立即出现，而是在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转变的过程中出现；至于在直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里，这个革命要以无产阶级对广泛开展的农民土地运动实行领导为前提；整个土地革命起着十分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没收大地产的过程中，大部分没收的土地分给农民支配；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市场关系仍有着广阔的领域；农民合作化并进而在生产上联合起来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中占着重大的地位。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相对来说是缓慢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等）和附属国（阿根廷、巴西等）有一定的工业萌芽，有时工业还相当发达，但多数情况下不能独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些国家里，中世纪封建关系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系在经济和政治上层建筑中还占据优势；最后，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工业、商业、银行企业、主要运输工具等等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集团手里。在这里，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方面是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和彻底实行农民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是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这里，一般只有经过一系列准备阶段，只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之后，才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些国家进行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取得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援助才有可能。
在更落后的国家里（例如非洲的某些地区）差不多没有或根本没有雇佣工人，大多数居民还处在部落生活的状况下，原始民族社会的残余仍然保留；在这里，几乎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外国帝国主义主要充当掠夺土地的武装占领者；民族解放斗争是这里的中心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能给以实际的强有力的援助，那么这些国家中的民族起义及其胜利就有可能开辟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
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已提上日程、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因素业已存在的当前时代里，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渗入而激起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有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帮助和支援下走向社会主义，尽管孤立地来看这些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成熟。
9.争取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与殖民地革命
一些主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斗争的特殊条件，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斗争以及由这种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的长期性，加上一些起决定作用的民族因素，给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特殊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是无产阶级专政总任务的准备阶段。共产国际认为这些特殊任务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1）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和地主官僚的政权。
（2）确立在苏维埃基础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3）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4）废除国债。
（5）将属于帝国主义者的大企业（工业、运输业、银行及其他企业）收归国有。
（6）没收地主教会和寺院的土地。
（7）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8）组织工农革命军队。
在无产阶级起领导作用的那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随着以后斗争的发展和深入（资产阶级的怠工，没收属于这些资产阶级阶层所有的企业，由此必然转变为大工业的国有化），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在没有无产阶级的殖民地，推翻帝国主义者的政权必然意味着组织人民（农民）苏维埃政权，没收外国人的企业和土地，并将它转交给国家。
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角度来看，殖民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起着重大的作用。在过渡时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还因为它们对于作为世界城市的工业国来说起着世界乡村的作用，而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正确地把工农业结合起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如何对待以前的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问题。因此，同殖民地劳动群众结成兄弟般的战斗联盟乃是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者的世界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由此可见，世界革命的进程在唤起宗主国工人投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同时，也唤起殖民地亿万工农群众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由于以苏维埃共和国及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中心的存在，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向世界社会主义的工业基地接近并逐渐联合起来，不经过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从而获得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原先落后的殖民地的农民苏维埃和原先较发达的殖民地的工农苏维埃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在政治上团结起来，加人日益发展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统一体系，从而加入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作为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将获得世界性的规模。
五、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1.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阶级斗争
世界经济分裂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危机的基本表现。因此，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内部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苏联在无产阶级群众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中影响和威信的增长，都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壮大和扩展。
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在国内不仅拥有足以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且拥有足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物质前提。他们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英勇地击退了国内外反革命武装力量的进攻，巩固了自己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保证农业生产力增长和社会主义工业的主导作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工业与小农经济的联系；代替对寄生阶级的非生产性消费的资本主义服务而出现的这种工业与农业经济相结合；不是为了追求资本主义利润、而是为了在群众消费迅速增长的条件下满足这种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归根到底大大刺激了整个生产过程；最后，经济命脉高度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计划领导因素的日益增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节约和最合理地分配生产资料——所有这一切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迅速迈进。
苏联的无产阶级提高了整个国家经济的生产力，坚持执行苏联工业化的方针（这一方针的高速度是由整个国际和国内的局势决定的），不顾资本主义大国一再企图实行财政的和经济的封锁，提高了全国生产资料方面以及全国总生产量和商品总流转量方面的国民经济的社会化（社会主义的）成分的比重。这样一来，在土地国有和国家工业化日益扩大的条件下，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系统，通过国营贸易和迅速发展的合作社，日渐把小农经济和最小农经济引导起来。
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生产力的提高是在限制农民分化的条件下实现的（土地收归国有，从而禁止买卖土地，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对贫农和中农的合作社和生产组织给以经济援助，制定雇佣劳动的法律，剥夺富农的若干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成立特殊的贫农组织等等）。但是，当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广泛地为农业奠定新的技术基础，从而迅速地把农民经济的生产联合组织结成为大型的公共经济（集体农庄）的地步时，富农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抬头，他们会同所谓的“新资产阶级”建立起经济上的，然后是政治上的联系。
苏联的无产阶级掌握着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命脉，不断在排挤城市私人资本的残余（在“新经济政策”后期，城市私人资本的比重已急剧下降），用一切方法限制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农村剥削者阶层，支援农村中的苏维埃农场并广泛建设新的苏维埃农场，吸引农村中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基本群众加人统一的苏维埃经济组织体系，从而通过迅速发展的合作化来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工业经济领导的条件下，合作化就等于发展社会主义），从恢复时期过渡到国内全部生产技术基础的扩大再生产，这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便向自己提出并已在着手执行一项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任务（一般生产资料的生产，其中特别着重于重工业和电气化），并且除了进一步发展销售、收购和信用合作社外，还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直接组织农民生产合作社，并使其规模日益扩大，为此要求无产阶级国家大力给予物质支援。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基本上决定着苏联经济整个发展过程的一股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从而能够继续大踏步地发展，不断地克服由于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以及阶级矛盾暂时尖锐化而产生的种种困难。
由于工业设备必须更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必须进行，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系列巨大困难，这些困难归根到底是由于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落后以及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年代里遭受破坏而产生的。但是尽管如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且在对工业实行社会主义合理化措施和进行科学组织的同时，逐步推行七小时工作制，这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展开了广阔的前景。
在苏联经济高涨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在久经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片刻也没有停止同富农作斗争，他们依靠贫农，与中农基本群众结成巩固的联盟，日益广泛地吸引千百万劳动群众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发展广大群众组织（作为领导力量的党，作为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中坚骨干的工会，共青团，各种合作社，女工和农妇组织，各种所谓的“自愿社团”，工农通讯组织，体育、科学和文化教育组织），用一切方法鼓励群众的首倡精神，不断地大批提拔工人担任各种经营管理的领导职务。不断地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经常地用一批又一批无产者出身的工作人员来刷新整个国家机构、工会机构和党的机构，有计划地通过髙等学校和专门训练班等，从一般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当中培养出各种建设部门的新的社会主义干部，这就是防止直接担任管理工作的无产阶级干部产生官僚主义僵化作风或社会腐败现象的主要保障之一。
2.苏联的作用及其国际革命义务
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俄国帝国主义，解放了过去在沙皇帝国统治下的一切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通过这些地区的工业化，不断地为这些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苏联的宪法中确定了自治州、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地位，并充分实现了民族自决权，这样，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苏联各民族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的平等。
苏联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工人阶级取得伟大胜利的国家，是工农联盟的国家，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展着新文化的国家，因此它就必然要成为一切被压迫阶级开展世界运动的基地，成为国际革命的中心和世界历史的最重大因素。世界无产阶级在苏联第一次找到了真正的祖国，对于殖民地运动来说，苏联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中心。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苏联之所以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是因为它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奠定了新的社会王义经济体系的基础，而且是因为它起着无比巨大的革命作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动力，推动着各国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它是一个生动的实例，说明工人阶级不仅能够摧毁资本主义，而且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它是一个典型的示范，表明取得政权的世界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建立起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应当如何在统一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中建立起各国劳动者的经济联合组织。
两个经济体系——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存在，向无产阶级国家提出了击退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攻（抵制、封锁等等），同时采取经济上的灵活政策和利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通过对外贸易垄断组织，通过信贷、借款、租让及所谓“技术援助”等形式）的任务。在这方面，主要的和基本的路线应该是与外国保持尽量广泛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只能以有利于苏联者为限，即首先要能加强苏联本身的工业，能为本国的重工业和电气化以及社会主义机器制造业奠定基础。只有当苏联经济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保持住这种独立性的时候，才能充分保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致遭到破坏，不致使苏联变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在觊觎苏联的市场，但却经常彷徨于获取贸易利益和惧怕苏联日益壮大这两者之间，因为苏联的壮大意味着国际革命的壮大。但是，帝国主义大国政策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意图是包围苏联并对它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期扼杀苏联，建立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恐怖制度。
帝国主义想要在政治上包围苏联的这种一贯企图以及日益增长的发动军事进攻的危险性，并不能阻止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并领导着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联共（布）党履行其国际义务，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支持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支持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支持殖民地人民和反帝国主义运动，支持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的斗争。
3.国际无产阶级对苏联的义务
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是它取得各项成就的最重要支柱和获得国际解放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它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千方百计来保卫苏联，使其不受资本主义大国的进犯。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2]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侵犯苏联并对它发动战争，国际无产阶级的回答应该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联合苏联的口号下，开展最英勇坚决的群众运动，为推翻帝国主义政府而斗争。
在各殖民地，特别是在向苏联进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必须利用帝国主义兵力分散的时机，尽最大努力开展反帝斗争，并采取革命行动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完全独立。
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的增长不仅招致资本主义大国及其社会民主党走卒对它的仇恨，同时也唤起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对它的莫大同情，使各国被压迫阶级都准备在帝国主义一旦发动进攻时用一切手段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斗争。
由此可见，现时世界经济中矛盾的增长，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武装进攻，都必然会引起强大的革命风暴。这种革命风暴势必在许多所谓文明国家中把资本主义埋葬，在殖民地开展胜利的革命斗争，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大为扩大，从而向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最终胜利迈进一大步。
六、共产国际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
1.工人阶级中与共产主义相敌对的意识形态
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的共产主义在工人阶级内部要遇到许许多多的派别：有的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屈服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的表现为使无产阶级受到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思想压力，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有时虽因反对金融资本的奴役制度而起来骚乱，但他们不会运用根据科学制定的有效的斗争战略和策略，不会在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严格纪律的基础上有组织地进行这一斗争。
帝国主义国家的巨大社会力量及其一切辅助机关，如学校、报刊、剧院和教会，首先影响到工人阶级中教会派别和改良主义派别的存在，这些派别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最大障碍。
工人阶级中具有宗教色彩的教会派别的具体表现是教会工会，这种工会常常与某些资产阶级政治组织保持直接的联系，并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某一教会组织（天主教工会，基督教青年会，犹太教组织等等）。
所有这些派别是无产阶级某些阶层在思想上被俘虏的最明显的表现，他们大部分都带有浪漫主义封建色彩。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用宗教的圣水洗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罪恶，用死后报应的怪话恫吓自己的信徒，他们是无产阶级国家中一批最反动的阶级敌人。
现代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是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恬不知耻的买卖交易和平庸卑俗的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它从帝国主义政策大全中抄袭一些条款奉为金科玉律，目前又以坚决反社会主义和公然反革命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作为效法的榜样。美国卖身求荣的工会官僚所表现的是美元的“思想”专政，这种“思想”专政通过英国的改良主义及其工党中的御用社会主义者，便成了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的理论与实践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更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来粉饰这些理论，掩盖他们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社会主义”改良主义是工人运动中革命共产主义的主要敌人，它在社会民主党中并通过社会民主党在改良主义工会中拥有广大的组织基础，在它的全部政策和全部理论方针中都反映出它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股力量。
在对外政策方面，社会民主党在“保卫祖国”的旗帜下积极地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政策和“殖民地政策”得到它们的全力支持；它们投靠帝国主义大国的反革命的“神圣同盟”（“国际联盟”），鼓吹“超帝国主义”，在虚伪的和平主义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同时积极支持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和未来的反苏战争——这就是改良主义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
在内政方面，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直接支持和帮助资本主义制度。全力支持资本主义合理化和维持资本主义稳定状态，保证阶级和平即“工业和平”，采取使工人组织与企业主和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组织同流合污的政策，执行名为“经济民主”实为完全服从托拉斯资本的政策，拜倒在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它的假民主的招牌之下，积极建立帝国主义国家机关：警察、军队、宪兵以及阶级法庭，保卫帝国主义国家不受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的任何侵害，在革命危机时期由社会民主党充当刽子手的角色——这就是改良主义对内政策的路线。改良主义表面上鼓励工会斗争，但它在这方面的重要任务则是通过斗争来保障资本家阶级不受任何触动，并在一切情况下保证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完全不受侵犯。
在理论领域内，社会民主党彻头彻尾地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通过修正主义阶段走向不折不扣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它用资本主义和谐发展的资产阶级学说来代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学说；它把关于危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学说束之髙阁；它把雷厉风行、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理论变成为阶级和平的庸俗说教；它用资本“民主化”的小市民童话来顶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学说；它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偷换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谎言和“超帝国主义”的虚伪宣传；它把用革命手段摧毁资本主义的理论兑换成“健康的”资本主义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赝币；它用进化来代替革命；不是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是积极建设资产阶级国家；用跟资产阶级联合的学说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用保卫帝国主义祖国的学说来代替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学说；用唯心主义哲学和讨好资产阶级的宗教垃圾来代替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内部存在着若干派别，这些派别非常明显地说明社会民主党受资产阶级腐蚀的情况。这些派别就是：
建设性社会主义（麦克唐纳之流）顾名思义本身就包含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赞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它继承着费边社自由博爱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传统（韦伯夫妇、肖伯纳、奥里弗勋爵等等）。它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用暴力手段反对资产阶级，支持用暴力对付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建设性社会主义”拥护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颂扬国家资本主义，同东西半球最庸俗的帝国主义思想家站在一起，把阶级斗争的理论说成是“非科学的”理论，宣传通过赎买进行国有化的温和纲领、地租税、遗产税和超额利润税，认为这就是用以消灭资本主义的手段。“建设性社会主义”坚决反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完全联合一致，从而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革命的死敌。
另外一种“建设性社会主义”是“合作社主义”或“合作制社会主义”（夏尔·吉德、托托米安茨之流），它也是坚决否定阶级斗争，宣传以消费合作社组织作为和平克服资本主义的手段，而实际上却用一切方法促进资本主义的巩固。“合作社主义”在群众性消费合作社组织中广泛设立宣传机构，借以经常不断地影响广大群众。它跟革命的工人运动进行着残酷的斗争，阻挠其实现自己的目的。目前，它是改良主义反革命阵营中最积极的因素之一。
所谓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彭蒂、奥拉西、霍布森等等）采取折中的办法，企图把“革命的”工团主义同自由资产阶级费边主义、把无政府主义地方分权制同国家资本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工业公会”）、把中世纪行会手工业的狭隘性同现代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基尔特社会主义口头上要求取消“工资制”，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制度，应该代之以工人监督工业的制度，但它完全避而不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政权问题。基尔特社会主义力图把工人、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联合在国家产业“基尔特”（“公会”）联合会中，通过和平途径（“从内部实行监督”）把这种基尔特变成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的产业管理机关。因此，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在捍卫资产阶级国家，掩盖它的帝国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本质，使之成为与基尔特中“生产者”相对立的代表“消费者”利益的“超阶级”机构。基尔特社会主义宣扬“职能民主”（即宣扬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代表性），把各阶级说成是各自有其特殊社会生产职能的行业，从而给法西斯主义的“组合国家”铺平了道路。大多数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否定议会制，同时也否定“直接行动”，使工人阶级处于完全无所作为的状态，消极地屈服于资产阶级之下。因此，它是一种工联主义的空想机会主义，而这种机会主义不能不起着反革命的作用。
最后，还有一种独特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这就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欺骗劳动群众的一种最巧妙的形式。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玩弄马克思主义词句，同时彻底违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哲学方面，“奧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贩卖康德学说、马赫主义等等），向宗教频送秋波，抄袭英国改良主义者的“职能民主”理论，赞成“建设共和国”，即赞成建设资产阶级国家，在所谓的“阶级力量平衡”时期，即当革命危机成熟之时，建议实行“阶级和平”。这种理论是在保卫“民主”免受反动派摧残的伪装下为同资产阶级勾结的行为作辩护，以便消灭无产阶级革命。在客观上和在实践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准备在反动派进攻时采用的暴力已变成了反动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职能作用”在于欺骗已经走向共产主义的工人，因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它比强盗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公开拥护者还要危险。
所有这些派别都是“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的组成部分，都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也会同一些小资产阶级派别发生接触，这些派别反映着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市民中的游民、流氓无产阶级、没落的知识分子名士、贫苦的手工业者、农民的某些阶层等等）的动摇性。这些派别的特点是政治上极不稳定，常常以左的词句掩盖右的政策，或者陷入冒险主义，它们用政治上的大吹大擂和装腔作势来代替客观地估计力量，常常由盲目革命的狂妄自大一变而为极度悲观，以至于完全向敌人投降。这些派别在某种条件下，特别是在政治形势急剧转变和必须暂时退却的情况下，会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最危险的破坏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障碍。
无政府主义，它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让·格拉弗等等）在1914—1918年大战期间背叛变节，投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否认无产阶级有必要广泛地建立集中而有纪律的组织，从而使得无产阶级在强大的资本组织面前束手无策。它宣传个人恐怖，认为无产阶级无须采取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的方法。无政府主义为了追求抽象的“自由”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剥夺无产阶级用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军队和一切镇压机关的最重要和最锐利的武器。无政府主义根本不想在最重要的无产阶级斗争中心组织群众运动，从而逐渐地变为一个宗派；从这个宗派的整个策略和全部行动（其中包括反对苏联工人阶级专政的行动）来看，它客观上已成为反革命势力统一战线的一员。
“革命的”工团主义，它的许多思想家在战争最紧张的时期投向法西斯式的“反议会政治的”反革命阵营，或者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式的和平改良主义者；它与无政府主义一样，否定政治斗争（包括革命的议会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一般工人运动，特别是工会运动中鼓吹行会分散主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否定起义的必要性和过高估计总罢工的意义（采取“放任的政策”），因此，凡是在它影响所及的地方，工人群众革命化总是受到阻碍。由于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对苏联进行攻击，使它在这一点上与社会民主党人同流合污。
所有这些派别同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敌人在基本的政治问题上，即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因此它们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坚决地同社会民主党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苏联。另一方面，彻头彻尾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也日益倚重于费边派、建设性社会主义者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这些派别已成为第二国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正式的自由改良主义思想体系。
在殖民地国家以及一般的被压迫民族和种族中，共产主义还遇到了工人运动中的一些特殊派别的影响，这些派别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曾经起过很大程度的作用，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则变成了保守力量。
中国的孙文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学说中，人民这个概念掩盖了阶级这个概念；社会主义不是特殊的阶级代表即无产阶级所实现的特种生产方式，而是一种非特定的社会福利；同时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远景联系起来。因此，孙文主义虽在中国革命的初期阶段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后来国内的阶级分化和中国革命的继续进展，则从推动革命发展的思想形式一变而为阻碍革命发展的羁绊。孙文主义的标榜者大事吹嘘的正是客观上已成为反动的那些思想，从而使孙文主义变成了公开反革命势力的国民党的正统思想。因此，为了提高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思想，就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欺骗并克服孙文主义的思想残余。
像印度甘地主义这样一些派别都充满着宗教观念，陶醉于最落后的和经济上反动的生活方式，认为生活的出路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而是恢复这种落后的生活方式，它宣传消极无为和否定阶级斗争，所以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已变成为公开的反动力量。甘地主义日益成为反对人民群众革命的意识形态。它应当是共产主义展开坚决斗争的对象。
加尔文主义是过去美洲黑人小私有者和工人的一种思想，至今对黑人群众还起着一定的影响，目前它同样成了黑人群众革命化道路上的障碍。它起初主张黑人在社会上完全平等，如今已变成为一种独特的黑人“犹太复国主义”，它不去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却提出“回到非洲去”的口号。对于这种丧失了任何真正民主特点、标榜根本不存在的“黑人王国”的贵族特性的危险思想，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因为它不但不能促进反而会阻碍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解放斗争。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同所有这些派别都是对立的。它是国际革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它不同于所有这些派别，首先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在于它是完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采取无产阶级群众行动的一切形式。
2.共产主义战略和策略的基本任务
共产国际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胜利斗争的前提，是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有纪律的、集中的、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共产党。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本阶级中最优秀、最有觉悟、最积极和最勇敢的成员组成的。它体现了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代表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体现出无产阶级原则、无产阶级意志、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统一。它是一个由铁的纪律和最严格的革命的民主集中制结合而成的组织，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有高度的觉悟并忠于革命事业，善于与无产阶级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有在群众本身的经验中受到考验和证明的正确的政治领导。
为了解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必须首先提出和实现以下主要的战略目标：
争取本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包括女工和青工，使之处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为此必须保证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组织（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合作社、文化、体育组织等等）起决定性的影响。在争取无产阶级多数方面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点，是掌握住工会这个同工人阶级日常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群众性组织。在反动的工会中进行工作并以灵活的方式掌握住它们，争取加入工会组织的广大群众的信任，更换改良主义领导人并“撤销其职务”，这就是准备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还必须以实现无产阶级对广大劳动群众的领导为前提。为了做到这一点，共产党必须争取城乡贫民、下层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小市民”即一般小资产阶级，使之处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为保证党对农民的影响而开展工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必须让共产党受到农村中靠近无产阶级的各阶层即农业工人和贫农的完全拥护。为此就必须建立雇农的特殊组织，用一切方法支持他们与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小农当中大力展开工作。对于农民的中等阶层，共产党应当（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采取使它们保持中立的政策。无产阶级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体现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金融资本压迫的斗争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对上述全部任务的解决，是胜利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
从无产阶级世界斗争的角度上来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斗争的任务，是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战略任务。这一斗争的前提是在革命的旗帜下争取殖民地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国家的劳动群众之间不进行密切的合作，这一点便无法做到。
共产国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在所谓“文明大国”组织反帝革命时，必须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如拉丁美洲）为反对帝国主义暴力而进行的一切斗争，展开宣传工作，反对各种形式的沙文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虐待被奴役的大小民族和种族（对待黑人和“黄种工人”的态度、反犹太主义等等），支持他们为反对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共产国际特别应该大力展开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社会民主党代理人——第二国际都在宣传这种沙文主义），不断地用苏联所实行的各民族平等友好的政策来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策。
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应当有计划地支援殖民地的革命解放运动以及一般被压迫民族的运动。积极支援上述运动，首先是被压迫民族在财政经济和政治上所依附的那个国家的工人的应尽义务。共产党必须公开承认殖民地的分立权，并对这种权利进行宣传，即宣传殖民地应脱离帝国主义国家而独立；共产党必须承认殖民地有对帝国主义进行武装自卫的权利（即发动起义和革命战争的权利），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宣传和积极支持这种自卫。共产党对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必须执行这种路线。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内，共产党必须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最勇敢的和坚持不懈的斗争，同时应不断宣传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接近和联合起来的思想，公开地提出、宣传和执行土地革命的口号，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推翻地主压迫，并与僧侣、神父等这样一些中世纪反动势力作斗争。
这里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独立的工农组织（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工会、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在革命形势到来的条件下则建立苏维埃等等），使工农摆脱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民族资产阶级暂时达成协议，但只有在它不阻挠工农的革命组织和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才允许这样做。
每个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策略路线时，都必须估计到国内外的具体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资产阶级稳定的程度及其力量的大小、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以及中间阶层的态度等等。党必须根据所有这些条件来确定斗争的口号和方式，同时根据必要性动员和组织尽可能多的群众达到尽可能高的斗争水平上。在革命形势成熟时，党应当提出一些过渡性口号，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局部要求，但必须使这些要求和口号服从于夺取政权和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目的。忽视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和日常斗争，或者使党的活动局限于争取这种日常需要和进行日常斗争，都是不容许的。党的任务是从这种微小的日常需要出发，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
在革命高潮中，当统治阶级已经涣散，群众已在酝酿革命，中间阶层已转向无产阶级，群众已决心采取行动并作出牺牲时，无产阶级政党所面临的任务便是引导群众向资产阶级国家展开正面进攻。为此就需要提出愈益尖锐的过渡性口号（苏维埃的口号，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成立农民委员会夺取地主土地的口号等等），组织群众性的发动，而党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包括议会活动，都要服从于这些发动。这些群众性的发动包括罢工、罢工和示威结合、武装示威和罢工结合，最后总罢工和举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武装起义。最后这种最高形式的斗争要以军事艺术的准则为依据，并以军事计划、战斗的进攻性质以及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和英勇为前提。采取这种行动的必要先决条件是建立广大群众的战斗组织（工农代表苏维埃、士兵苏维埃等等，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就是吸引最广泛的劳动者参加运动），并在陆海军中加强进行革命工作。
在转向新的更尖锐的口号时，必须以列宁主义政治策略的基本准则为依据，善于引导群众走上革命立场，使他们根据亲身经验相信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违背这项准则就必然会导致脱离群众，走向盲动主义，使共产主义从思想上蜕化为“左的”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极左”冒险主义。当革命形势发展到最高点时，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勇敢坚决地向敌人展开攻势，如果不利用这种形势，也是同样危险的。放过这种形势而不着手举行起义，就等于把主动权交给敌人，使革命遭受失败。
在不存在革命高潮的情况下，共产党应当从劳动者的日常需要出发，提出局部口号和要求，并使之与共产国际的根本任务联系起来。然而，共产党不应提出仅以革命形势的存在为前提、不然就变成长入资本主义组织体系的那些过渡性口号（例如工人监督的口号等）。局部要求和局部口号是制定正确策略的必要条件，而许多过渡性口号则与革命形势是否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原则上”拒绝提出局部要求和过渡性口号，是跟共产主义的策略原则不相容的，因为这样实际上使党处于消极地位并脱离群众。在这里，作为胜利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对群众实行阶级动员、揭露和孤立改良主义上层的一种手段的统一战线策略，是整个革命前时期共产党策略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统一战线策略的正确运用和争取群众的任务的解决，必须以在工会及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中进行系统的和顽强的工作为前提。加入工会，甚至加入作为群众组织的最反动的工会，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直接义务。只有在工会和工厂中进行经常不断的工作，坚决保卫工人的利益，跟改良主义官僚作无情的斗争，才能取得工人斗争的领导权，把加入工会的工人群众吸引到党的方面来。
跟改良主义者的反动政策相反，共产党人主张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在每一个国家内和在国际范围内保持工会的统一，大力支持和加强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
共产国际各党处处保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当前切身利益，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讲坛进行革命鼓动和宣传，使一切局部任务服从于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目的，为此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部要求和口号：
在狭义的工人问题方面是过渡为一般政治斗争问题（大规模的工业冲突、结社权和罢工权等等）的经济斗争问题（反对托拉斯化资本进攻的斗争、工资问题、工作日问题、强制性仲裁法庭问题和失业问题）。具有直接政治性质的问题（捐税、物价高涨、法西斯主义、对革命政党的迫害、白色恐怖、政府现行政策问题）以及世界政治问题，如：对苏联和殖民地革命的态度，为国际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和防止战争，有计划地准备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
在农民问题方面，这种局部要求是：有关捐税政策和农民抵押债务方面的要求；有关跟高利贷资本作斗争和少地农民需要土地的要求，以及有关地租和对分制等等方面的要求。共产党应当从这些局部要求出发，提出与此相适应的更高的口号，把这些要求概括成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口号和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也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里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同样，必须经常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青年中（主要是通过青年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以及在妇女、女工和农妇中进行工作，从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的特殊条件出发，把他们的要求同无产阶级的一般要求和战斗口号结合起来。
在反对压迫殖民地人民方面，共产党应当在该殖民地提出适合于当地特殊情况的局部要求，如一切民族和种族完全平等，取消外国人的一切特权，工农组织的活动自由，缩短工作日，禁止使用童工，废除高利贷盘剥契约，降低和取消地租，减轻捐税负担，抗缴捐税等等。所有这些局部口号都必须服从于共产党的下列基本要求：国家在政治上完全独立，驱逐帝国主义者，建立工农政府，土地归全体人民所有，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在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必须在支持殖民地的上述斗争的同时，开展撤回帝国主义军队的运动，在陆海军中展开宣传工作，保卫争取解放的被压迫国家，动员群众抵制运输军队和武器，并为此而组织罢工和其他形式的群众性抗议活动等等。
共产国际应当特别注意时刻准备跟帝国主义战争危险进行斗争。无情地揭露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以及掩盖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计划的和平主义词句，宣传共产国际的基本口号，开展各方面的日常组织工作，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两种工作方法结合起来，在陆海军中进行组织工作——这就是各国共产党应当进行的活动。因此，共产国际的基本口号应该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失败；在帝国主义对苏联和殖民地发动战争时，用一切方法保卫它们。宣传这些口号，揭露“社会主义”的种种诡辩和国际联盟的“社会主义”假面具，永远记取1914—1918年战争的教训——这是共产国际各支部和每个成员的必尽职责。
为了使革命工作和革命行动互相配合，为了对此进行最有效的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有国际的阶级纪律，这种纪律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各国共产党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纪律应当表现为运动的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服从运动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表现为全体共产党员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决议。
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每一个党服从的是“本国”资产阶级和自己“祖国”的纪律，与此相反，共产国际各支部则只有一个纪律，即保证各国工人为争取世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胜利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纪律。与分裂工会、反对殖民地人民并同资产阶级采取一致行动的第二国际相反，共产国际是维护各国无产者的团结一致、维护各民族和各种族劳动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中的团结一致的组织。
共产党人不顾资产阶级的血腥恐怖，在国际阶级战线的各个方面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地进行着这一斗争，对无产阶级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心。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感谢土豆录入
[1]在1928年9月1日第四十六次会议上通过。
[2]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1—162页。——编者注 |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1928年5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1]
1928年5月25日
导言
帝国主义时代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业已成熟。
但是，帝国主义的发展不仅创造着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它同时也创造着资本主义被推翻的条件。
帝国主义迫使各国广大无产者群众——从资本主义强大力量的中心到殖民地世界最偏远的角落，服从于金融资本的专政。帝国主义以自发的力量暴露和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把阶级压迫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世界经济生产力发展与民族国家隔阂之间的矛盾达到十分紧张的程度，并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使整个统治关系的体系受到震撼，从而必然导致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
帝国主义给整个世界套上金融资本的锁链，用鲜血和铁链迫使各国无产者、各民族和种族处于金融资本主义寡头们的压迫之下，无限制地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使无产阶级直接面临着夺取政权的任务，从而迫使工人们紧密地团结成一支不分国界、民族或种族、性别或职业的各国无产者统一的国际大军。
这样，帝国主义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使得无产阶级组织成一支为推翻帝国主义所必需的战斗的国际联合。
另一方面，把工人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人从工人阶级基本的和最受压迫的群众中分裂出来。这些为帝国主义所收买和腐蚀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干部，他们关心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效忠于“本国的”资产阶级和“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在阶级的决战中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一边。在此基础上引起的1914年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以及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社会民主党随后的叛变，都表明和证明，国际无产阶级只有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的专政。
因此，国际革命的力量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纲领立场上才能组织起来。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已成为工人阶级队伍内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因此必然与共产国际相对立。
1914—1918年的战争引起了建立新的革命国际的最初尝试，作为与社会沙文主义第二国际相对抗并作为反对好战的帝国主义的工具（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促成了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殖民地的共产党的建立。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它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实际地、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把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与中国和印度的无产者、同非洲和美洲的黑人劳动者联合了起来。
作为统一的、集中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是在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新的、群众性的基础上执行第一国际组织原则的唯一继承者。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革命危机时期的经验，欧洲和殖民地国家一系列革命的经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所固定下来的各国支部的工作经验，最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斗争的日益国际化——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必须及时地制定一个各支部统一的和共同的共产国际纲领。
因此，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的最高的概括，共产国际纲领是争取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纲领，是争取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纲领。
共产国际把领导千百万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代理人的革命工人联合在一起，并把自己看做是马克思亲自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历史继承者，看做是战前第二国际的最优良传统的继承者，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思想基础。第二国际在其最好历史时期里开拓了广泛发展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基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继承了第一国际的事业并接受了第二国际工作的成果，坚决摒弃后者的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式歪曲，并开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共产国际继承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光荣的英勇传统：英国宪章派和1831年法国起义者的传统，1848年法国和德国工人革命家的传统，巴黎公社的不朽战士和先烈的传统，德国、匈牙利和芬兰革命中英雄士兵的传统，前沙皇俄国暴政下的工人——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体现者的传统，中国无产者——广州和上海的英雄们的传统。
共产国际依据各大洲和各民族革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在自己的理论工作和实践活动中毫无保留地站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主义中得到了完善，而列宁主义不外乎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共产国际捍卫并宣传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方法，同各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各种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机会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共产国际站在彻底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将无产阶级的暂时的、局部的、集团的和民族的利益服从于它的长远的、共同的、国际的利益，无情地揭露改良主义者从资产阶级那里剽窃来的各种“阶级和平论”（“国内和平”，战时的保卫帝国主义“祖国”，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工业和平”等等，等等）。
共产国际体现了革命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历史性要求，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并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者的身份公开出现的唯一的国际力量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发展和必然灭亡
在商品生产发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特点是：资本家阶级垄断生产资料，剥削无产者阶级的雇佣劳动，为获取利润而进行商品生产。剥削关系和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在政治上表现为作为镇压无产阶级机关的资本的国家组织。
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这种发展的矛盾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
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不得不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发展生产力，巩固并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地在扩大的基础上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内部矛盾，首先是劳动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之间的决定性矛盾。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和生产的无政府的自发过程，引起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经济平衡的破坏，这种破坏是同无限制地扩大生产和无产者群众有限消费之间矛盾的发展相联系着的，结果造成了周期性重复的破坏性危机和无产阶级的大批失业。私有制的统治同样还表现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和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资本家之间的这种相互角逐的形式，结果导致一系列战争——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伴侣。
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大生产的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使得各种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在竞争斗争中受到摧毁，引起日益增长的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工业领域中，这种规律首先表现为小生产的直接灭亡，一部分降到大企业辅助单位的地步。在农业领域中，这一规律不仅表现为农民的分化和广大农民阶层的无产阶级化，而尤其表现为小农经济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屈服于大资本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经济只有靠极度紧张的劳动和不断的省吃俭用来维持表面上的独立。
随着机器的日益广泛的采用，技术的不断完善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也出现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提高；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女工和童工，形成一支由离乡背井的无产化的农民和破产的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不断补充的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社会关系的一端是一小撮百万富翁，另一端则是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不断提高，资本主义深刻矛盾及其后果（危机、战争等等）在扩大的基础上不断再生产；社会不平等不断提高；由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本身所联合和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基础的动摇和崩溃的加速到来。
产业资本主义时期主要是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是在瓜分和武装掠夺自由殖民地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地发展和扩大到全世界的时期，这时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断增长，而矛盾的压力主要落在受掠夺和压迫的殖民地身上。
到了20世纪初，这一时期让位于帝国主义时期，即资本主义飞跃式地、充满冲突地发展的时期，这时自由竞争让位于垄断，“自由的”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不可避免开始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
因此，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各种矛盾，它的世界规模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得到了最明显的表现，这个时期意味着资本主义自身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代表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各个部分之间的新关系，代表着资本主义各个主要阶级之间的新形式。
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规律导致了强大的垄断联合组织的形成（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导致了由银行一手控制的大型联合企业的新形式。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结合和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垄断性质使产业资本主义时期变成了金融资本主义时期。代替封建垄断和商业资本垄断而兴起的产业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本身又变成为金融资本的垄断。
复杂机器、化学处理和电力的日益广泛应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利润率的下降（只是由于卡特尔高价政策而部分受到抑止），引起了争夺殖民地超额利润的进一步角逐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实行标准化的大量生产需要有新的国外的销售市场。原料和燃料需求的不断增长引起了原料和燃料产地的激烈争夺。最后，高税率保护关税制度成了资本输出的附加刺激因素，而资本输出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各部分之间经济联系的决定性的和特殊的形式。
结果是，殖民地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的垄断大大地加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不平衡性，使金融资本“列强”之间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冲突更加尖锐。
世界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引起了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国际化，同时也引起了金融资本各大国之间重新瓜分业已瓜分完毕的世界的斗争，引起这一斗争方式的转变和加剧，引起越来越用强力压迫的办法（抵制，高税率保护，关税战和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等）来代替廉价的办法。因此，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必然伴随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毁灭力空前的帝国主义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权及其武装力量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金融资本主义表现了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趋势，这种形式既有利于国外市场的斗争和经济的战争动员，另一方面又可以促使军国主义的高度惊人的增长（陆海空军、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应用）。
总之，帝国主义时期在日益巨大的规模上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小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只是为了被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所代替。而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有所平息的地方，则燃起了百万富翁巨大联合及其国家之间的竞争，地方和民族国家的危机变成为包括一系列国家的危机，然后又变成为世界性的危机，局部地区的战争为集团间的战争和世界大战所代替，阶级斗争从个别工人集团的单独发动转变为全国性的斗争，然后又变成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国际性斗争。反对金融资本的强大联合势力是由两股主要的革命力量组成的：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受外国资本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群众，这两股力量都是在宗主国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导和领导下行动的。
然而，由于欧洲、北美和日本无产阶级的某些部分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所收买，由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被群众革命运动吓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这个基本的革命趋向遭到了暂时的挫折。帝国主义列强的资产阶级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而获得了超额利润，并用这种掠夺来提高宗主国部分工人的工资，从而使他们关心这种掠夺事业并忠于帝国主义“祖国”。这种有计划的收买特别表现在工人贵族和工人阶级官僚阶层，即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导干部身上，他们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直接传播者和资本主义的最好支柱。
但是，帝国主义由于越来越多地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而终于断送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由于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广大工人群众状况的恶化，军事冲突和军备的庞大费用，某些大国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地位的丧失，殖民地的易手等等，破坏了社会帝国主义在群众中的基础。
同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及其向帝国主义列强的靠拢，最终导致帝国主义压迫的加强，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影响的下降，革命危机的尖锐化，广大农民群众土地革命的开展，为殖民地和附属国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争取独立和彻底夺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创造有利条件。
帝国主义高度发展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准备好了一切物质前提。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表明，冲破了帝国主义界限的世界经济的生产力，要求有一种国际的世界规模的经济组织。帝国主义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用火和剑来开拓道路，以便建立统一的世界性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来组织整个世界经济。但是，被社会民主党思想家们所歌颂的这种超帝国主义的幻想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使得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垮台。伴随着演变为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资本集中的规律通过这些战争竭力想扩展到自己的世界规模——统一的世界性托拉斯），出现了严重的破坏，给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千百万无产者和农民的肩上增添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以致资本主义必然会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打击下灭亡。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使世界经济的生产力具有了庞大的规模，并按照自己的样式来改造整个世界，从而把一切殖民地、一切种族和一切民族都纳入金融资本的剥削范围。但是，资本的垄断形式同时也很快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没落的因素。垄断资本消除了竞争的动力，推行了卡特尔的高价政策，不受限制地操纵市场，从而有着阻止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趋向。帝国主义从殖民地千百万工农身上榨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由于这种剥削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从而造成了一类腐朽寄生的食利国家和一些靠剪息票为生的寄生阶层。帝国主义建立了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和社会主义的组织前提，从而加深了“列强”之间的内部矛盾，引起了导致统一世界经济分裂的战争。所以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因此，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一般地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特别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这种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期越来越加强和尖锐。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能被认为是同时的和同地的一次性行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以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但是，无产阶级的每次这样的胜利就会扩大世界革命的基地，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更加尖锐化。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就因此接近自己的最后崩溃。金融资本的专政就会灭亡，让位于无产阶级专政。
二、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
资本列强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斗争导致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1914—1918年）。这次战争震撼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揭开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期。它使各交战国整个国民经济为自己服务，建立了强固的国家资本主义，支出了巨额的非生产性耗费，摧毁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家荡产，加重了产业工人、农民和殖民地各族人民的负担。战争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阶级斗争，使其变成为群众的革命发动和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战线已经在它最薄弱的环节沙皇俄国被突破。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大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剥夺了剥夺者，从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夺回了生产资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内建立并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新的苏维埃的国家形式，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
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强烈震荡、阶级斗争不断加剧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欧洲大陆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和革命发动：1918年3月芬兰的工人革命；1918年8月日本的所谓“米骚动”；1918年11月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推翻了半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1919年3月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朝鲜的起义；1914年4月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权；1920年1月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1920年9月意大利工人夺取工厂；1921年3月德国的先进工人举行起义；1923年9月保加利亚的起义；1923年秋德国的革命危机；1924年12月爱沙尼亚的起义；1925年4月摩洛哥的起义；同年8月叙利亚的起义；1926年5月英国的同盟大罢工；1927年7月维也纳工人的起义。所有这些事实加上印度尼西亚的暴动、印度的局势动荡和震撼了整个亚洲大陆的中国大革命等，这些事件都是整个国际革命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成为极其深刻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组成部分。
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反映为革命的国际性质，而其各个部分发展的不平衡性则反映为各个国家革命的不同时期。
在资本主义尖锐危机（1918—1921年）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些革命变革的最初尝试，以一系列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这些失败首先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运动改良派首领们的叛卖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大多数工人还没有站在共产党人一边以及在一些国家里还没有建立共产党这一事实造成的结果。
这些失败使资产阶级得以对无产阶级群众和殖民地人民加紧剥削，再加上无产阶级群众和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这就使资产阶级暂时获得一个资本主义关系稳定的局面。
在国际革命的进程中，最积极反对革命并积极支持资本局部稳定的反革命力量，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以及法西斯式的资本主义战斗组织。
伴随着1914—1918年战争灾难而来的，是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奉行民族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论点，完全违反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反战决议，他们之中除个别例外，全都投票拥护军费预算，坚持主张捍卫帝国主义的“祖国”（即桿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他们不去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相反却成了这种战争的忠诚士兵、宣扬者和歌颂者（从社会爱国主义转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在以后的阶段里，社会民主党又支持强盗式的和约（布列斯特和约、凡尔赛和约）；积极帮助将军们血腥镇压无产阶级的起义（如诺斯克）；武装干涉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苏维埃俄国）；叛卖已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匈牙利）；加入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托马、保罗-邦库尔、王德威尔得）；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奴隶主方面压迫殖民地奴隶（英国工党）；积极支持最反动的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保加利亚、波兰）；主动倡议制定帝国主义的“军事法规”（法国）；背叛伟大的英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大罢工，帮助镇压旷工罢工；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帮助扼杀中国和印度（麦克唐纳政府）；充当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的宣传员；充当资本的传声筒和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有组织的力量（考茨基、希法亭）。
社会民主党利用它的左右两翼来系统地贯彻这种反革命政策：公开的反革命右翼是在同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和直接勾搭时不可或缺的，而“左”翼则是为了巧妙地欺骗工人所不可缺少的。“左”翼社会民主党玩弄和平主义的词句，有时甚至玩弄革命的辞藻，实际上是在反对工人，尤其是在紧要关头（1926年英国同盟大罢工时最高委员会中的“独立的”和“左”翼的领袖，维也纳起义时的奥托•鲍威尔集团，等等），因此它是社会民主党中最危险的派别。社会民主党尽管在工人阶级中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完全站在阶级合作和同资产阶级联合的立场上，但在某些时期却不得不处于反对党的地位，甚至装作领导经济斗争的样子，以便骗取部分工人阶级的信任，从而更无耻地背叛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在决定性的阶段搏斗的时期。
在理论方面，社会民主党完完全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通过修正主义阶段达到完备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它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变成为阶级和平的说教，以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理论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以积极建设资产阶级国家代替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宣扬和平的“超帝国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下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学说；以保卫帝国主义祖国代替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学说；以唯心主义哲学和玩弄资产阶级的宗教渣滓代替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就这样，形形色色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及其工会分部、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就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后备军和它最可靠的支柱。
除了帮助资产阶级压迫或者麻痹工人警惕性的社会民主党以外，还出现了法西斯主义。
帝国主义时期的到来，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以及特别是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后内战因素的增长，导致了议会政治的危机。战后时期资本主义关系的不稳定，社会游民的大量存在，广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贫困化（首先在欧洲一些国家），最后还有无产阶级采取大规模发动的不断威胁，导致了议会政治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虚伪民主形式的破产，并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赤裸裸的方式。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的政权更加稳定、牢固和持久，不得不日渐摆脱议会制，转而来采取不受党派关系和联系约束的法西斯方法，即披着“全民族意志”和“职业代表”（即统治阶级各种集团的代表）思想外衣的直接独裁方式，是一种凭借特殊的社会蛊惑（排犹主义，对高利贷资本的局部攻击，对议会“清谈馆”的愤慨）从而利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不满情绪的方法，也是一种用建立法西斯斗争团体、党部和官职的雇佣等级制来实行收买的方法。同时，法西斯主义还企图利用工人的不满情绪和社会民主党的消极态度等打入工人群众内部，拉拢其中最落后的阶层。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工人的革命先锋队，即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及其骨干力量。社会煽动，收买手段和白色恐怖行动，再加上对外政策方面的极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所有这些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法西斯主义在资产阶级特别危急的时期利用一些反资本主义的辞藻而起家，但是一旦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就拋弃自己那些反资本主义的装饰品，日益暴露出大资本恐怖独裁的真面目（墨索里尼、皮尔苏茨基）。
资产阶级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既利用法西斯主义的方法，也利用同社会民主党结盟的方法，而社会民主党也时常起着法西斯主义的作用（德国的诺斯克，波兰的社会党，等等）。这两种方法对于“正常的”资本主义来说是非正常的方法，标志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特征，同时也延缓了革命的进程。
战后历史时期的经验证明，用摧残工人阶级和有计划地压低其生活水平的办法所取得的资本主义的稳定不能不是局部的、暂时的和腐朽的。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新的更大的矛盾，加深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阶段创造了条件。
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个回合（1914—1918年世界大战）和前沙俄帝国内部工人阶级十月革命胜利的结果，世界经济分裂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帝国主义国家阵营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阶级结构的不同，政权阶级性质的不同，对内、对外、经济、文化政策目的的原则性不同，整个发展方向上的原则性不同，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同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国家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以前的统一世界经济范围内，两种敌对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进行斗争。阶级斗争过去是在无产阶级尚未掌握政权的条件下进行的，而现在则是在巨大的、真正世界性规模上重新展开，而世界工人阶级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苏联的存在及其对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群众的影响，这本身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最深刻危机和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空前的扩展和尖锐化的最鲜明的表现。
资本主义世界无力克服自身的内部矛盾，于是企图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联合组织（国际联盟），其主要目的是制止革命危机的不可遏止的发展，用封锁或战争来扼杀无产阶级共和国联盟。与此同时，在苏联的周围却团结着革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群众的一切力量：与极不稳定、内部腐烂又武装到牙齿的资本的世界联盟对立的是统一的劳动的世界联盟。
因此，帝国主义战争第一回合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和规模的新的根本矛盾：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内部的对抗也在日益尖锐。世界经济中心之移向美国以及“金元帝国”之变为世界剥削者，使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首先是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保守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英国同已经取得世界霸权的世界最强大的年轻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的冲突成了金融资本各国世界性冲突的轴心，受到凡尔赛和约掠夺的德国在经济上已恢复了元气，重新走上了帝国主义政策的道路，并再度成为世界市场上不容忽视的竞争者。太平洋上交织着各种矛盾，其中心环节则是美日冲突。除了这些基本的对抗之外，不断变化的极不稳定的各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在发展，在这里，二等国家扮演着帝国主义巨头及其联盟的辅助工具的角色。
欧洲内部市场由于战争而缩小，苏联脱离纯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最重要的原料和燃料产地受到极度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资本主义工业机构生产能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后果，是资本主义各国间冲突的扩大，争夺石油、橡胶、棉花、煤炭和金属以及要求重新分配市场和投资地区的“和平”斗争，势必导致新的世界战争；疯狂发展的军事技术成就愈大，这种战争的毁灭性就愈大。
与此同时，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在增长。欧洲帝国主义经过大战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苏维埃革命的影响，最大的海上殖民国家英国内部出现的离心倾向（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动起义。推动亿万中国人民前进的中国大革命把整个帝国主义体系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千百万印度工农大众中酝酿的革命力量正威胁着帝国主义国家世界的台柱——大英帝国的统治命运。在苏联作为革命发展极重要因素存在的条件下，在这些国家面前，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
这样，将绝大多数居民纳入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殖民地革命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深刻总危机的表现。
最后，在帝国主义腹地，革命危机也不可避免地成熟起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对其生活水平、组织和政治权利的进攻。引起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反抗，使得工人阶级和托拉斯化资本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英国劳资之间的大规模搏斗（1926年大罢工），还有德国和美国劳资之间的大规模搏斗；群众不断左倾的过程，共产党影响和威信的增长，最广大工人群众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日倶增的同情，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帝国主义腹地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增长。
就这样，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在四面八方的围攻下摇摇欲坠了；这种攻击力量来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来自殖民地千百万群众斗争的兴起，来自各宗主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最后还来自整个世界革命的枢纽——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国际革命正在发展。
帝国主义正在纠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反对国际革命。向殖民地派遣远征军，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进攻苏联，这一切都被帝国主义列入议程。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切国际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三、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世界共产主义
共产国际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以世界共产主义体系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由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所准备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的唯一出路，因为只有它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使人类遭受退化和灭亡威胁的各种矛盾。
共产主义社会使社会的阶级分化趋于消灭，即除了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外，还消除了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代替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而出现的是统一的劳动组合的全体成员。阶级斗争所引起的以往各种社会形态中的大量非生产性的耗费将会消失，被解放了的精力将投入与自然界的斗争和发展人类的威力。
世界共产主义制度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使之转为公有制之后，就排除了世界市场的自发势力和竞争，排除了社会生产的盲目性，代之以自觉组织和计划。随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的消失，破坏性的危机和破坏性更大的战争也消灭了。同生产力的大量耗费和社会的病态发展相反，这里是在不受限制的、平稳和迅速的发展生产力基础上有计划地支配一切社会物质财富和健康地发展经济。
私有制废除和阶级消亡后，人剥削人的现象也随之消亡。劳动不再是为阶级敌人做工，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贫富的概念消失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消失了，被奴役阶级的贫困和低微的物质生活水平消失了，由于劳动分工而产生的等级消失了，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也消失了。同时，阶级统治的机构，首先是国家政权也消失了。随着阶级的消亡，作为阶级统治体现者的国家政权也就消亡了。一切强制规范也将逐渐消亡。
随着阶级的消亡，教育的各种垄断也就消亡。各种教育，直至高等教育就成为社会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统治人的现象都不可能存在，在一切文化领域中，各种人才的挑选和涌现都有了极其广阔的天地。
在这里，生产力的增长不再受任何社会性质的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制，营私逐利的各种手段，广大群众的人为的愚昧无知和贫穷（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阻碍技术进步的），以及大量的无关生产的耗费，这一切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都将不再存在。
在世界共产主义制度的各个部分，自然力量和气候条件的最合理的利用；由于农业一贯落后和农业技术水平的低下而形成的城乡对立的消灭；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在最广泛规模上的实际应用；科学劳动本身的有计划的组织；高度完善的统计方法和计划经济调节方法的应用，整个制度的最强有力的内部动力（迅速增长的内部需要）——所有这些因素保证了最高限度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人们有精力得以去大力发展科学和艺术。
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提高整个人类的福利，从而也为历史上空前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可能。这种第一次联合在一起的人类新文化，打破了一切国界，是建筑在人与人之间的明朗透彻的相互关系之上的。因此，这种文化将永远地埋葬各种神秘、宗教、偏见和迷信，成为无坚不摧的科学认识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共产主义社会已经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社会生产力也有了极大的增长，社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字样，这是以自己发展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作为历史先决条件的。在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刚刚脱离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思想等各种关系上还都带着它所由产生的旧社会的胎记。社会主义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按需分配劳动产品的程度，产品还要按劳动来分配。分工制度，即把一定的劳动职能固定给每一个人的办法还不能取消，特别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基本消灭。尽管阶级已经消灭了，但旧社会阶级划分的残余还依然存在，因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强制，甚至资产阶级法权（消费资料私有制的权利）和法权的残余还都存在，尚未消亡的某种不平等的痕迹还保留下来。城乡对立还没有消灭，还没有彻底根除。但是，所有这些旧社会的残余已不再受任何社会力量的保护和维护。由于这些残余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联系的，所以当摆脱资本主义枷锁的人类迅速地征服自然力量，以共产主义精神重新教育自己，从社会主义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时，这些残余也就随之消失了。
四、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后者革命地改造前者的时期。与此相应，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从帝国主义世界专政向无产阶级世界专政的过渡，包括一个很长的无产阶级斗争、失败和胜利的时期。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关系持续不断的总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时期，是世界经济内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共存的时期，是它们“和平”关系和武装斗争的时期，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结成联盟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时期，是它们同殖民地人民的关系日益密切的时期，等等。
资产阶级革命只意味着业已形成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制度的政治解放，并把政权从一个剥削阶级手中转变到另一个剥削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财产关系领域里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剥削阶级，剥夺剥削阶级，把政权转移到以根本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为目的的阶级手里。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经历若干世纪、通过多次革命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封建贵族的政治统治，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不是一次性行动而要包括整整一个时代，却能依靠各国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而在迅速得多的时间里解决自己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世界胜利并在全世界巩固自己的政权以后，才接着有一个较长的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提高无产阶级的前提，无产阶级改造自己的本性，使自己成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成熟的领导者，吸引其他各阶级参加这一改造过程从而为消灭一切阶级打下基础。
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随后的社会制度改造的斗争中，在反对地主资本家联盟的斗争中，将成立以工人阶级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工农联盟，这个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整个过渡时期的特点是：无情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地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们，逐步消灭阶级。
只有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历史任务以后，过渡时期的社会才能开始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专政只有在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取得胜利之后才能实现，这时，新成立的无产阶级共和国与已经存在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结成联邦，这种联邦性质的联合体将会扩大，把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的殖民地也包括在内，这些共和国联邦最后成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组成为国家的国际无产阶级领导下实现人类的大联合。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靠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来和平地“取得”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用强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打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警察、官僚等级制度、法庭、议会等）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这种机关首先是镇压剥削者的工具。
1917年十月革命和匈牙利的革命（这两次革命无可比拟地扩大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最合适的形式是苏维埃国家形式。
正是这种形式是直接从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中产生出来，保证了群众的最大积极性，从而也就成为最后胜利的最可靠保证。
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民主，它与作为资产阶级专政伪装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截然相反。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反，它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质，公开提出为了最大多数居民的利益而镇压剥削者的任务。它剥夺自己阶级敌人的政治权利。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与分散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相比较，它暂时地享有一些优惠权利。与此同时，苏维埃作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和组织群众的最广泛的形式，实际上吸引最广大的无产者和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的斗争和建设，吸引他们参加实际的国家管理；苏维埃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都依靠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劳动者内部实现广泛的民主，它比任何其他的政权形式都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群众。改选代表的权利，撤回代表的权利，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统一，不按地区原则而按生产原则进行选举（由工厂、作坊等）——所有这些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和无产阶级苏维埃专政之间划上了一道深刻的界限。
资产阶级民主及其公民在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平等，是建立在物质经济领域中的惊人的不平等之上的。资产阶级民主维护和巩固资本家阶级对生产资料和其他决定性的物质财富的垄断，使之不受侵犯，从而使得各个被剥削阶级，首先使无产阶级在法律上的形式平等以及实际上受到层层限制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成为法律上的一纸空文，成为欺骗和奴役群众的手段。因此它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苏维埃国家剥夺了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首先和主要保障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实现权利的物质条件，保证工人阶级拥有住房、公共建筑、印刷所、交通工具，等等。
在形式权利方面，苏维埃国家剥夺了人民的敌人和剥削者的政治权利，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下因性别、宗教、民族的差别而形成的公民之间的不平等。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确立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实现过的平等，同时，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创造使这种平等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如解放妇女、促进前殖民地的工业化方案等的措施。
可见，苏维埃民主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劳动群众的民主，反对剥削者的民主。
苏维埃国家彻底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使武器集中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它是武装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在这里，武装力量的组织是根据符合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保证工业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阶级原则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组织依靠革命的纪律，同时也保证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同劳动群众之间的经常的、极其密切的联系，保证战士们参加国家的管理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利用夺得的政权，作为经济变革的杠杆，即把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改造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这场巨大的经济革命的起点就是剥夺地主和资本家，即变资产阶级垄断占有制为无产阶级国家占有制。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下列主要任务。
1.工业、运输业、通讯服务
（1）没收一切私人资本的大型工业企业（工厂、矿山、电站）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一切国营和市营的企业转交给苏维埃。
（2）没收私人资本铁路、水上运输以及各种空运工具（货运和客运飞机）为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国有的和市有的各种运输工具转交给苏维埃。
（3）没收私人资本的通讯联络工具（电报、电话、无线电）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一切国营的、市营的和其他类型的通讯联络机构转交给苏维埃。
2.农业
（1）没收城市和乡村中的一切大地产（私人的、教会的和寺院的）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国有的和市有的地产，包括林木、地下资源、水流等转交给苏维埃，然后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
（2）没收大地主的全部生产资料，如建筑物、机器设备和其他用具、牲畜、农产品加工企业（大型磨坊、制酪房、牛奶厂、烘烤房等）。
（3）把大田庄，特别是具有经营示范作用或重要经济价值的大田庄，交给无产阶级专政的管理机关管理并建立苏维埃农场。
（4）把部分土地，特别是原来租给农民耕种并作为对农民实行经济奴役手段的土地，拨给贫农和一部分中农使用（交给农民使用的土地面积大小，既要考虑经济上的合理性，也要考虑到中立中农并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的必要性，这必然要根据不同的条件而有所不同）。
（5）禁止买卖土地。坚决同违反这项法律的人作斗争。
（6）反对高利贷。取缔盘剥性契约。免除农民中对剥削阶层的债务，等等。
（7）组织改良土地的农业信贷。
（8）支持和贷款给农业合作社、集体农庄和公社。
3.商业与信贷
（1）一切私人银行实行无产阶级国有化（全部黄金储备、有价证券、存款等都转交给无产阶级国家），国营的、市营的和其他类型的银行都转交给无产阶级国家。
（2）集中全部银行业务，一切实行国有化的大银行专属于一个中央国家银行。
（3）批发商业（货栈、谷仓、商店、存贷等）收归国有，交给苏维埃国家。
（4）对外贸易实行垄断。
（5）废除（取消）一切积欠国内外资本家的国债。
4.所谓“意识形态生产”
（1）将印刷厂收归国有。
（2）对报纸和出版事业实行垄断。
（3）将大的电影企业、剧院等收归国有。
5.住房问题
（1）没收大房产。
（2）将没收的房产交由地方苏维埃管理。
（3）工人迁居到原资产阶级的住区。
（4）将宫殿、巨大的公私建筑交给工人组织支配。
6.工作日和工人管理经营
（1）缩短工作日至7小时，在特别有害的生产部门在进一步缩减工作日的基础上调节工作日。
（2）组织工人管理经济。建立国家管理机构，由工会积极参与这项管理事业。
在实行上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任务时，必须注意以下原则：
1.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私有制原则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农民阶层之中，因此不能立即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和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在这些国家里，只能逐步地、通过一系列过渡性措施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生产的国有化一般不应涉及中小生产单位（农民、手工业者、匠人、中小商人等等）。因为：第一，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在专政的最初阶段，还缺乏足够的组织力量，以便不仅摧毁资本主义，而且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组织中小个体生产单位的联系；第二，无产阶级不能不严格区分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所有制（这些生产者应该而且可以被逐步吸收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中来）和资本家剥削所有制（消灭这种所有制是任何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之间的差别。
2.不仅在小资产阶级占人口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德国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英国），都有大量小生产单位存在，这就要求在发展的初期必须在一定范围内保存经济联系的市场形式、货币制度等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从社会化的大工业到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经济），与这些经济形式相适应的阶级和阶级集团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经济活动动机和利益，要求无产阶级的领导把社会主义大工业和简单商品生产者农民的小经济形式通过市场关系正确地结合起来。因此，分散的小农劳动在全国的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大，市场关系的范围就愈广，而直接的计划领导的作用就愈小，整个经济计划也就越要根据自发形成的经济关系的预测来决定。相反，小经济的比重愈小，社会化劳动的成分愈大，集中化和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愈多，市场关系的范围就愈小，计划的意义也就比自发势力强大，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的直接计划领导方法也就愈加显著、愈加广泛。
社会化大生产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优越性，一切最重要的经济命脉（重工业、运输业、大农场、银行等等）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有计划的经济领导，全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预算、税收、行政立法和一般立法），所有这些，只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执行得当，经常地和不断地排挤私人资本的残余以及与简单商品生产者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经常不断地通过合作化和集体经济形式的发展吸收农民经济的基本群众加入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总体系中来。与市场关系相联系的，表面看来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活动的方式和方法（价格计算、货币工资、买卖、信贷和银行等等），实际上起着社会主义变革的杠杆作用，因为它们在更大程度上在为彻底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服务，即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服务。
这样，只要苏维埃国家实行正确政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市场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就孕育着自身灭亡的前提；它们有助于排挤私人资本，把生产资料进一步集中和积聚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从而促进整个市场关系的消灭。
3.由于可能发生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本家的武装干涉和长期的反革命战争，可能出现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军事共产主义”）的必要性，这种政策不外是组织合理的消费，以便在国家的生产力遭到攻击、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刺激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进行保卫（没收、征用等）。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摧毁工人阶级在国内的敌对阶层的物质基础，保证合理分配现有的储备，协助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并在这些方面有其历史的论据，但是决不能看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常的”经济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顽强的斗争，是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它反对旧社会的各种力量和传统，反对国外的资本主义敌人，反对国内的剥削阶级残余，反对在尚未消灭的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的萌芽。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阶级斗争以新的形式继续在进行，首先是以旧经济方式的残余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的斗争展开，而斗争的形式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变化。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阶段，无产阶级对国内各阶级和社会团体的政策遵循以下原则：
（1）大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及效忠于他们的部分军官、将军和高级官吏，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必须对他们作无情的斗争。利用其中一部分人是可以的，但必须在专政已经巩固、一切剥削者的阴谋和暴动彻底镇压之后。
（2）对待在资产阶级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技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在最坚决镇压其中的一切反革命发动的同时，应当注意利用这批熟练的社会力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在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建设的蓝图向全社会展示的同时，应该不断地把技术知识分子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处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下，保证他们在社会改造中紧密合作。
（3）在对待农民的关系上，共产党的任务是依靠农业无产阶级，把农村的一切被剥削劳动阶层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严格区分农民中的不同阶层并估计到他们各自所占的比重，竭力支持农民中贫苦的半无产者阶层，把地主的土地分一部分给他们，帮助他们同高利贷资本作斗争，等等。其次，无产阶级应当中立中农阶层，积极击溃与地主勾结的农村资产阶级的各种进攻。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无产阶级应当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向同广大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政策，但决不采取分掌政权的立场。
（4）对于不断动摇于极端黑帮分子和无产阶级同情者之间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同样应该加以中立，并尽可能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这就需要保持他们的小私有财产，给予一定的经济流转的自由，取消高利贷盘剥，等等。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这些任务时，群众组织首先是工人组织的任务和职能会急剧地改变。第一次有组织地团结和教育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工会（产业联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罢工斗争和反对托拉斯化资本及其国家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则变成这一专政的最重要杠杆，变成吸引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生产管理的共产主义学校。这样，工会就成为无产阶级经济组织的基本骨架，因为工会要把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建设工作中来，要把同在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影响下和群众文化较低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各种官僚主义歪风作斗争当做自己的一项特殊任务。
工人阶级的合作组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改良主义者对它寄予种种空想）只能起微不足道的作用，常常还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总的条件而成为资本主义的点缀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它可能成为分配机构的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后，农民的农业合作社（销售、购买、信贷、生产等合作社）在给予适当的领导并保证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劳动农民群众的影响下，可以成为联系城市和乡村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农民经济的合作组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若能存在的话，多半势必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因为它们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的银行、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它们是在完全不同的制度下发展的，它们依赖的是无产阶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银行等等。这样，在无产阶级实行正确的政策、有计划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成分的阶级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下，农业合作社就会成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集体化的极重要的杠杆。
无产阶级通过多种形式的组织（首先是工会和苏维埃）来完成整个战斗任务和建设工作，这些组织应当实际成为苏维埃国家联系工人阶级各阶层广大群众的纽带；在这些工作中无产阶级将保证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并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实现这种统一。
无产阶级政党直接依靠工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包括工人群众，也包括农民在内的组织（苏维埃、合作社、共青团等等），并经由这些纽带领导整个苏维埃体系。只有在一切群众组织坚决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只有在阶级意志的高度统一下，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可能完成自己作为新社会组织者的作用。
作为人类新社会组织者的这种作用，要求无产阶级本身文化上的成熟，要求无产阶级自身改造自己的本性，要求从无产阶级队伍中不断选拔能够掌握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一切成就的一大批新干部，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新文化。
工人阶级在消灭资本家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的同时，还应当消灭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即掌握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学校系统。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从无产阶级中培养出生产方面的专家（工程师、技术员、组织人员、会计员等等）和科学、军事等方面的专家。
此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提高无产阶级群众的一般文化水平及其政治教育水平，提高知识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养成从事社会工作和管理的技能，同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偏见残余作斗争，等等。
在同资产阶级偏见和迷信进行斗争的任务中，同毒害人民的鸦片——宗教进行的斗争占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一场必须有计划地、毫不懈怠地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政权应当取消国家对宗教这个过去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集团代理人的任何援助，应当取消教会对国家举办的教育事业的任何干预并无情地镇压教会机构的反革命活动。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政权允许信仰自由，但取消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特权，并运用自己掌握的各种手段进行反宗教的宣传，根据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改造整个教育事业。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是由许多不同时间、不同种类的过程组合而成的：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解放战争，殖民地革命。只是到最后阶段，革命过程才导致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尖锐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造成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多样性，造成了不同国家内资本主义成熟程度的不同，造成了各国革命过程的不同的特殊条件。这些情况造成的历史上必不可免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途径和速度各不相同，在许多国家必须经过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定的过渡阶段，以及个别一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有所不同。
个别一些国家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不同条件和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有着强大的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生产，那里小经济的作用比较微弱，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制度建立已久。在这些国家里，政治方面的主要纲领要求是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方面的最突出要求是：没收全部大生产，组织大量国营的苏维埃农场，相反，把少量土地分配给农民，容许较小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农民经济集体化的高速发展。
资本主义中等发展的国家（1917年前的俄国、波兰等等），在农业中还有较多的半封建关系的残余，具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一定最低限度的物质前提，资产阶级民主改造尚未完成。这些国家可能出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较为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这里可能出现民主要求在斗争过程中转变为工人革命的要求；这里土地革命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不会立即出现，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工农民主专政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过程中出现；在没收大地产的过程中，被没收的一小部分土地将交给农民使用；市场关系的规模会很大；农民合作化并进而在生产上联合起来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各项任务中占着重大地位。这种建设的速度相对说是缓慢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等），有一定的工业萌芽，有时工业还相当发达，但不能独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世纪封建关系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上层建筑中还占据优势；最后，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工业、商业、银行、主要运输工具等等还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集团手里。在这里，一方面反对封建主义和彻底实行农民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是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还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这里，只有经过一系列的准备阶段，只有在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之后，才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支援下才能胜利地进行。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已提上日程、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因素业已存在的当前时代里，由于世界资本的渗入而激起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有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帮助和支援下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尽管孤立地来看这些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成熟。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斗争的特殊条件，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斗争以及由这种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的长期性，加上一些起决定作用的民族因素，给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特殊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是无产阶级专政总任务的准备阶段。共产国际认为这些特殊任务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1）推翻封建主、地主官僚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政权。
（2）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3）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4）将属于帝国主义者的大企业（工业、运输业、银行以及其他企业）收归国有。
（5）没收地主、教会和寺院的土地。一切土地国有化。
（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7）组织工农代表苏维埃。
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角度来看，殖民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起着重大的作用。在过渡时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还因为它们对于世界城市的工业国来说起着世界乡村的作用，而组织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以前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问题。因此，同殖民地劳动群众结成兄弟般的战斗联盟乃是世界工业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之一。
由此可见，世界革命的进程一方面唤起宗主国工人投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同时，也唤起亿万殖民地工人群众投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由于以苏维埃共和国及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中心的存在，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将向世界社会主义的工业基地接近并逐渐联合起来，经过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阶段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从而获得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原先落后的殖民地的农民苏维埃和原先较发达的殖民地的工农苏维埃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从政治上团结起来，加入日益发展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统一体系，从而加入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作为新的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将获得世界性的规模。
五、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世界经济分裂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的基本表现。因此，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内部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苏联在无产阶级群众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中的影响和威信的增长，都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的继续、壮大和扩展。
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在国内不仅拥有足以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且足以建设完全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物质前提。他们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英勇地击退了国内外反革命武装的进攻，巩固了自己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工业与小经济联系的正确形式，保证了农业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主义工业的主导作用；这种工业与农业经济的增长代替了寄生阶级非生产性消费的资本主义服务；生产不是为了追求资本主义利润，而是为了在群众消费迅速增长的条件下满足这种消费——归根到底大大刺激整个生产过程；最后，经济命脉的高度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计划领导因素的日益增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节约和生产资料的合理分配——所有这一切使得无产阶级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迅速迈进。
苏联的无产阶级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力，坚持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大工业的同时，不顾资本主义大国的金融和经济的封锁，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社会化（社会主义的）成分的比重，无论从全国生产资料的份额还是从总的生产量和流转量的份额上说都是这样。
这样，国家社会主义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系统，通过国营贸易和迅速发展的合作社，日渐把小农经济和最小农经济领导起来。
特别在农业方面，生产力的提高是在限制农民分化的条件下实现的（土地国有化，从而禁止买卖土地，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对贫农和中农的合作社和生产组织给以经济援助，制定雇佣劳动的法律，剥夺富农的若干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等）。但是，当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广泛地为农业奠定新的技术基础，从而迅速地把农民经济的生产联合组织结合成为大型的公共经济（集体农庄）的地步时，富农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抬头，他们同所谓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建立起经济上的、然后是政治上的联盟。
苏联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命脉，不断地消灭城市私人经济的残余（在“新经济政策”后期，城市私人经济的比重已急剧下降），用一切办法限制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农村剥削者阶层，吸引农村中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基本群众加入统一的苏维埃经济组织体系，从而通过迅速发展的合作化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工业占经济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合作化等于是发展社会主义），从恢复时期过渡到国内全部生产技术基础的扩大再生产，这时便向自己提出并且已着手执行一项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任务（生产资料的生产，特别是着重于重工业和电气化），并且除进一步发展销售、收购和信用合作社以外，还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直接组织农民生产合作社。
这样，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决定性的经济力量，基本上决定苏联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从而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继续迈出巨大的步伐。
由于工业设备必须更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必须进行，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系列巨大困难，这些困难归根到底是由于国家经济技术的落后以及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年代里国家遭到破坏而产生的。但是尽管如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且在对工业实行社会主义的合理化措施和进行科学组织的同时，逐步推行七小时工作制。
在苏联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在久经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依靠贫农，与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吸收越来越广泛的千百万劳动群众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是：发展广大的群众性组织（党，工会，共青团，各种合作组织，女工和农妇组织，各种所谓的“志愿社团”，工农通讯组织，体育、科学和文化教育组织），用一切方法鼓励群众的主动精神，不断地提拔大批工人担任各种经营管理的领导职务。不断地吸收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经常地用一批又一批无产者出身的工作人员来刷新整个国家经济机构、工会机构和党的机构，有计划地通过高等院校和专门训练班等从工人特别是年轻工人当中培养出各个建设部门的新的社会主义干部，这就是防止直接担任管理工作的无产阶级干部产生官僚主义顽固作风或社会腐败现象的主要保障之一。
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俄国帝国主义，解放了过去在沙俄帝国统治下的一切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通过这些地区的工业化，不断地为这些民族的文化政治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苏联的国家宪法中确定了自治州、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地位，并充分实现了民族自决权，这样，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保证了苏联各民族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的平等。
苏联是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工人阶级取得伟大胜利的国家，是工农联盟的国家，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展着新文化的国家，因此它就必然要成为一切被压迫阶级开展世界运动的基地，成为国际革命的发源地和世界历史的最伟大的因素。
世界无产阶级在苏联第一次找到了真正的祖国，对于殖民地运动来说，苏联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中心。
这样，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苏联之所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不仅是因为它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奠定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基础，而且是因为它起着无比巨大的革命作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国际动力的作用，推动着各国无产者夺取政权；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工人阶级不但能摧毁资本主义，而且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它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表明取得政权的世界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建立起各国各民族的兄弟关系，应该如何在统一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中建立起各国劳动者的经济联合组织。
两个经济体系——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存在，向无产阶级国家提出了击退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攻（抵制、封锁等等），同时采取经济上的灵活政策和利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通过对外贸易垄断组织、信贷、借款、租让以及所谓“技术援助”等形式）的任务。在这方面，主要的和基本的路线应该是与外国保持尽量广泛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只能以有利苏联为限，即首先要加强苏联本身的工业，能为本国的重工业和电气化以及社会主义机器制造业奠定基础。只有当苏联经济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保住这种独立性的时候，才能充分保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致遭到破坏，不致使苏联变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觊觎苏联的市场，却经常彷徨于获取贸易利益和惧怕苏联壮大两者之间，因为苏联的壮大意味着国际革命的壮大。但是，帝国主义大国政策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意图是包围苏联并对之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期扼杀苏联，建立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恐怖制度。
然而，帝国主义想要在政治上包围苏联的这种一贯企图以及日益增长的发动军事进攻的危险性，并不能阻止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并领导着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联共（布）履行其国际义务，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支持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支持殖民地人民的反帝运动，支持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的斗争。
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是取得各项成就的最重要支柱和获得国际解放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它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千方百计来保卫苏联，使其不受资本主义大国侵犯。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2]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侵犯苏联并对它发动战争，国际无产阶级的回答应该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联合苏联的口号下，开展最英勇和坚决的群众运动，为推翻帝国主义政府而斗争。
在各殖民地，特别是在向苏联进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必须利用帝国主义兵力分散的时机，尽最大努力开展反帝斗争，并采取革命发动来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完全独立。
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的增长不仅招致资本主义大国及其社会民主党走卒对它的仇恨，而且也唤起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对它的莫大同情，使各国被压迫阶级都准备在帝国主义一旦发动进攻时起来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斗争。
由此可见，现时世界经济中矛盾的增长，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进攻，都必然会引起强大的革命风暴。这种革命风暴势必在许多所谓文明国家中把资本主义埋葬，在殖民地开展胜利的革命斗争，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大为扩大，从而向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最终胜利迈进一大步。
六、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
（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共产主义作为工人运动中的一种革命派别是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代表，它与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各种派别是对立的。
无政府主义，它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让·格拉弗、科内利森等等）在1914—1918年大战期间背叛变节，投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否认无产阶级有必要建立广泛的、集中的和有纪律的组织，从而使得无产阶级在强大的资本组织面前束手无策。它宣传个人恐怖，认为无产阶级无须采取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的方法。无政府主义为了追求抽象的“自由”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剥夺无产阶级用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军队和一切镇压机关的最主要和最锐利的武器。无政府主义根本不想在最重要的无产阶级斗争中心组织群众运动，并越来越成为一个宗派；从这个宗派的整个策略和全部行动，其中包括反对苏联工人阶级专政的行动来看，它客观上已成为反革命势力统一战线的一员。
“革命的”工团主义，它的许多思想家（阿尔图罗•拉布廖拉、茹奥等）在战争最紧张的时期投向法西斯式“反议会”的反革命阵营，它和无政府主义一样，否定政治斗争（包括议会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工人运动，特别是工会运动中鼓吹行会分散主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否定起义的必要性和过高估计总罢工的意义（采取“放任的策略”），因此，凡是在它影响所及的地方，阻挠工人群众的革命化。由于它对苏联进行攻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使它在这一点上与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污。
“结构社会主义”（麦克唐纳之流），继承着费边社自由博爱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传统（韦伯夫妇、肖伯纳等等）。它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切“暴力手段”。“结构社会主义”主张议会“夺取政权，宣布阶级斗争是‘非科学的’概念”，宣扬通过赎买实行温和的国有化纲领，实行地租税遗产税和超额利润税作为消灭资本主义的手段。“结构社会主义”坚决反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完全联合一致而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革命的死敌。
所谓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彭蒂、奥拉西、霍布森、科尔）的出发点是要求取消“工资制”，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制度。大多数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都坚决反对革命。基尔特社会主义回避关于政权的最重要问题，企图把工人按职业“基尔特”（工会）联合起来，相互联系，并通过和平途径把这种组织变成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监督和管理生产的组织，从而使资产阶级国家违背自己帝国主义的本质起到“消费者”利益的超阶级代表的作用。大多数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都否定议会制，同时也否定“直接行动”，使工人阶级处于无所作为和消极状态之中。因此，它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空想机会主义，而这种东西不可能不起着反革命的作用。
所有这些派别都与社会民主主义相一致，在基本的政治问题上，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敌人。因此，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坚决地同社会民主党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苏联。另一方面，彻头彻尾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也日益倚重于费边主义、结构性社会主义者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这些派别已成为第二国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正式的自由改良主义思想体系。
在殖民地国家，共产主义还遇到了工人运动中的一些特殊派别的影响，这些派别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曾经起过相当很大程度的作用，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则变成了保守力量。
孙文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的初始阶段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国内的阶级分化和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孙文主义由于抹杀阶级斗争、由于“民主的”和“超阶级”的解释社会主义而变成了阻碍革命的保守力量。
像印度甘地主义这样一些派别都充满着宗教观念，宣扬消极无为和否定阶级斗争，所以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已变成公开的反动力量，这应当是共产主义展开坚决斗争的对象。
共产主义不同于所有这些派别，首先是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之处，在于共产主义是完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
共产国际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胜利斗争的前提，是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有纪律的、集中的、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共产党。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由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有觉悟、最积极和最勇敢的成员组成的。它体现了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代表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体现出无产阶级原则、无产阶级意志、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统一。它是一个由铁的纪律和最严格的革命民主集中制结合而成的组织，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有高度的觉悟和忠于革命事业、善于与无产阶级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有在群众本身的经验中经受考验和证明的正确的政治领导。
为了解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必须首先提出和实现以下战略目标：
争取本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包括女工和青工，使之处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争取广泛的劳动群众（城乡贫民、下层知识分子，即所谓“小市民”等小资产阶层）使之处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从而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共产党的领导；揭穿、揭露和消灭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官僚的政治影响，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最牢固的基础；争取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组织（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苏维埃等）使之处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争取工会这样一些无产阶级最广泛的和群众性的组织的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并善于争取群众，更换改良主义领导人并“撤销其职务”，也是准备时期的极重要任务之一。
争取广大贫民阶层和中立中农阶层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阶级力量准备进行决定性冲突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取广大农民阶层的斗争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农民中的工作，争取其贫困阶层（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争取小农，使其处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下，从而使无产阶级成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体现者和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并在他们反对金融资本的斗争中成为共产党胜利夺取政权道路上的必要前提。
党在确定自己的策略方针时，必须估计到国内外的具体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资本主义稳固的程度，无产阶级准备的程度，中间阶层的立场，等等。党应该根据这些情况来确定自己斗争的口号和方法。党应该在当时形成的革命形势下提出一些过渡性口号和根据具体形势决定的一些局部性要求，使之服从于夺取政权和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目的。脱离工人阶级日常需要和日常斗争，以及用这些日常需要和日常斗争来限制党的活动，都是不能容许的。党的任务是从这些需要出发，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
在革命高潮中，当统治阶级已经瓦解、群众已在进行革命酝酿、中间阶层已转向无产阶级方面、群众已决心进行发动并准备牺牲时，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任务就是领导群众向资产阶级国家展开革命进攻。为此就要宣传日益尖锐的过渡口号（苏维埃的口号、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成立农民委员会夺取地主土地的口号等），组织群众发动，而党的一切宣传鼓动领域（包括议会活动）都必须服从于这种发动。这里包括罢工、罢工兼示威游行、罢工兼武装示威，最后总罢工并举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武装起义。这种斗争要依据军事艺术的准则，要以军事计划、战役的进攻性质、无产阶级的忠诚和英勇为前提。采取这类发动的前提条件是建立广大群众的战斗联合组织，其形式就是吸引最广泛的劳动群众参加运动（工农代表苏维埃、士兵委员会等），并在陆海军中加强进行革命工作。
在实行这些任务并过渡到新的更尖锐的口号时，必须遵循列宁主义政治策略的基本准则，要求善于引导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使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相信党的路线的正确。
违背这一准则就必然会导致脱离群众，走向盲动主义，使共产主义从思想上蜕化为“左”的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极左”冒险主义，对此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如同对共产主义中的右派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一样。
在没有革命高潮的情况下，共产党应该从劳动者的日常需要出发，提出局部的口号和要求并加以发展，使之与共产国际的根本任务相结合。拒绝提出局部要求和过渡口号，是跟共产主义的策略原则不相容的，因为这样实际上使党处于消极地位和脱离群众。在这里，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整个革命前时期共产党策略的极重要组成部分。
以下是局部要求和口号的几个方面：
在狭义的工人问题方面，经济斗争问题（反对托拉斯化资本的进攻、工资问题、工作日问题、强制性仲裁法庭问题和失业问题）转而成为总的政治性斗争问题（重大的工业冲突，结社和罢工权利，工会的政治权利）。
其次是具有直接政治性的问题（捐税、物价高涨、法西斯主义、对革命政党的迫害、白色恐怖、政府现行的一般政策）。
最后，与这些问题相联系的世界政策问题：对苏联和殖民地革命的态度，为国际工会运动的统一而进行斗争，给帝国主义的反击，同军事危险作斗争以及有计划地准备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在农民问题方面，这种局部要求就是：税收政策和农民抵押债务的问题，与高利贷资本的斗争和少地农民土地需求的问题，以及地租和对分制等等方面的问题。共产党应该从这些局部要求出发，提出相应的口号，并把它概括成为没收大地主土地和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等等。
同样，必须经常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青年中，在女工和农妇中进行工作，从他们生活和斗争的特殊条件出发，把他们的要求同无产阶级的一般要求和战斗口号结合起来。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无产阶级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那里，资产阶级不是已经转向公开的反革命阵营，就是因为工农群众运动的展开而正在转向反革命阵营，共产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拥有领导权的方针，坚持工人阶级和农民专政（然后转向工人阶级专政）的方针。在这类国家里，共产党应该集中主要的注意力来建立无产阶级的广泛的群众性组织（工会）和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制定与工人阶级直接有关的要求和口号，宣传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独立性。它对资产阶级的根本敌对性，而这种敌对性决不由于与资产阶级临时结盟而消除，大力发展并使群众具有工人阶级拥有领导权的思想，并在适当的时候实行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组织的口号。
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反帝斗争的共同利益，共产国际各支部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在帝国主义国家，必须经常不断地支援殖民地的革命解放运动；首先，与压迫民族在殖民和金融关系上有关的国家的工人有义务对其进行积极的援助（开展从殖民地召回帝国主义军队的运动，在军队中宣传保卫争取解放的被压迫民族，抵制运送军队和武器，组织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承认殖民地的分立权，即宣传殖民地有权脱离帝国主义国家，承认武装保卫不受帝国主义者侵犯（即进行起义和革命战争），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宣传和积极支援。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本身，共产党应该进行最勇敢和坚持不懈的斗争，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并不断地宣传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亲善和结盟的思想，公开提出、宣传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唤起广大农民群众来推翻地主的压迫，并同反动的和中世纪的宗教迷信等影响进行斗争。同时，必须建立工农的独立组织，摆脱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当它不再阻挠工农革命组织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时才能同它达成临时的协议。
在所谓的“文明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时候，共产国际支持不仅殖民地而且在形式上独立国家（如拉丁美洲）里的任何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运动，进行反对各种沙文主义和对大大小小被奴役种族的帝国主义蔑视的宣传（如对黑人和“黄奴”等等），并支持这些种族反对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特别要坚定不移地反对大国民族中的沙文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走狗第二国际所宣扬的沙文主义，经常不断地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实际行为同苏联实行平等民族友好关系的实际行为相对比。
共产国际应当特别注意时刻准备同帝国主义战争危险进行斗争。无情地揭露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以及掩盖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计谋的和平主义空话，宣传共产国际的基本口号，开展各方面的日常组织工作，同时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两种工作方式结合起来——这就是各国共产党应当进行的活动。共产国际的基本口号应该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失败；在帝国主义对苏联和殖民地发动战争时，用一切方法保卫它们。宣传这些口号，揭露“社会主义”的种种诡辩和国际联盟的“社会主义”假面具，永远记取1914年战争的教训——这是共产国际各支部和每个成员的必尽职责。
为了使革命工作和革命发动互相配合，为了对其进行最有效的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有国际的阶级纪律，这种纪律首先必须在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内得到遵守。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纪律应当表现为运动的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服从于运动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表现为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一切决议。
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每一个党服从“本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祖国的”纪律，与此相反，共产国际各支部则只有一个纪律，即保证各国工人为争取世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胜利的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纪律。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
[1]纲领草案于1928年5月25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纲领委员会批准提交即将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并作为由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纲领委员会工作的基础。经过大量修改后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9月1日第四十六次会议上通过的纲领的最终文本发表在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六分册上（中译本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卷——编者注）。
[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1—162页。——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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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1923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1923年）·总则·关于民主集中制·关于共产党人的工作义务·关于宣传和鼓动·关于组织政治斗争·关于党报·关于党的组织的一般结构·关于合法工作与不合法工作的结合·总则1.党的组织必须符合党的活动的条件和目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时期以及在以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过渡的时期，都必须是领导无产阶级先进队伍的先锋队。2.共产党不可能有一种绝对正确的、一成不变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起着变化，使得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经常地探索适当的组织形式。同样地，每一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也要求每一个党具有特殊的组织形式。但这种差别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尽管在各个国家和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各个阶段上，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各有不同，但存在着共同的因素，而且这个共同因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个共同因素也就是各国共产党据以建立组织的基础。从这一点出发，就必须努力使现有的共产党组织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不是去考虑如何用新的典型的党来代替他们，或者发明一些绝对正确的组织形式和制定一些尽善尽美的章程。3.对大多数共产党来说，因而也是对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共同的政党组织──共产国际来说，他们的共同任务就是必须同还保持着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战胜资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政权，这是各国的党在最近期内所负的主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因此，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进行一切组织工作时，主要应该注意一些能够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战胜有产阶级的组织。4.最好是每一次行动都要有一定的领导。对世界历史上巨大规模的斗争，则更加需要这种领导。共产党的组织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的领导的组织。为了能够很好地进行领导，党本身就需要有很好的领导。因此，我们的基本组织任务就是建立组织，并由可靠的机关所领导的共产党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可靠的领导人。5.领导革命的阶级斗争，要求共产党和他的领导机关能够把高度的战斗力同对变化着的斗争条件的巨大适应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进行成功的领导，无疑地需要与无产阶级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领导人就将不是引导群众，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跟着群众走。在共产党组织中，这种有机联系是靠民主集中制来建立的。·关于民主集中制6.共产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必须是把集中制和无产阶级民主真正地融为一体。只有在整个党组织经常地进行共同的活动，经常地进行共同的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内的集中并不意味着形式的机械的集中，而是意味着共产主义活动的集中，即组成既具有强大战斗力、同时又是机智灵活的领导。形式的或机械的集中，就是党内的官僚集中掌握”权力”，来统治党内其他成员或党外革命无产阶级群众。但是，只有共产主义的敌人才会说，共产党企图通过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集中实行这个共产主义领导来统治革命无产阶级。这是一派胡言；党内矛盾或争夺统治权的斗争都是与共产国际所通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绝对不兼容的。在旧的非革命的工人运动组织中，曾经发展过一种像资产阶级国家组织中那样的严重的脱节现象。在资产阶级的不良影响下，这些组织中出现了各种职能彼此隔绝的现象，劳动者的生动的联系完全被形式上的民主所代替，整个组织分裂为积极的官吏和消极的群众。就连革命的工人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存在着形式主义和脱节的倾向。共产党必须通过经常的坚持不懈的政治组织工作和一次又一次的改善和改组工作，彻底克服这种矛盾。7.在把群众性的社会党改组成共产党的时候，不能仅限于把一切权力交给党中央，而不去触及全部旧制度。为使集中不是停留在纸面上，就必须使上述党的成员感觉到集中就是意谓着他们的共同活动和战斗力的真正加强和发展。否则，集中就会被群众看成是党的官僚主义化，他们就会对一切集中、一切领导、一切严格纪律发生反感。无政府主义是和官僚主义相对的另一极端。单单是形式上的民主既不能消除组织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也不能消除无政府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由于实行这种民主反而在工人运动中滋长起来。因此，如果我们力图在形式民主的基础上来达到组织的集中即领导的加强，那是办不到的。要达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发展和保持党的领导机关与其他党员之间以及党与党外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密切连系和相互关系。·关于共产党人的工作义务8.共产党应当成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学校。党与党的各个机关和各个成员的有机联系是通过在党组织内共同进行日常工作而建立起来的。在取得合法地位的各国共产党内，大多数党员至今还没有充分参加党的日常工作。这是这些党的主要缺点，也是他们不能稳步发展的根源。9.工人政党初期所面临的危机，是满足于通过共产主义的纲领，满足于在宣传工作中用共产主义学说代替了旧学说，用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代替了反共产主义的官僚。但是，党通过了共产主义纲领，这只是说明它愿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的行动，如果大多数成员的消极态度依然如故，那么党就连接受共产主义纲领后所承担的最低要求也没有做到。因为实施纲领的最初步要求，是吸引全体成员不间断地进行日常工作。共产党组织工作的要点在于调动一切因素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合理分配党员的党务工作，通过党员经常地吸引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不是凭借强力，而是凭借在毅力和经验、考虑全面和办事干练等方面的威信和特长，保持对整个运动的坚强领导。10.共产党必须拥有真正积极的党员，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以当时条件下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时间致力于党的工作。加入共产党，除了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外，当然还必须进行登记的手续，在某些情况下，先是预备党员，然后成为正式党员；另外，要按时缴纳规定的党费，订阅党报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每一党员都要参加党的日常工作。11.为了参加日常工作，每一党员要经常参加一个较小的工作组：委员会、支部、小组或党团。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分配党的工作，执行党的工作和领导党的工作。地方组织的党员大会，当然是必须参加的；在具备合法条件时，以地方代表会议代替这种定期大会是不好的。相反，全体党员都必须按时参加大会。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绝对不够的。为了充分做好这种大会的准备工作，就已经需要先由小组或个别派定的同志进行工作，同样，在准备和适当地利用公开的工人集会、游行和工人群众性行动时，也要采取这种办法。这种活动的多方面的任务，只有较小的小组才能仔细地研究和缜密地拟定。如果不是把党员分为许多工作小组来进行这种日常工作，那么在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时，即使是付出最大努力，也只能采取一些徒劳无益、事倍功半的办法来影响这一斗争，而不能把一切现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的共产党。12.必须组织共产党的核心来从事党的活动的各个方面的日常工作，即家庭宣传、党校工作、报刊服务、推广书籍、情报工作、联系工作等等。共产党支部是在工厂企业、工会、劳动组合、军队以及甚至只有几个党员或预备党员的一切处所执行党的日常工作的基本核心。在同一企业或工会内，如果党员人数很多，支部就应扩大成为党团，其工作由共产党核心进行领导。在有必要根据广义和一般原则组织反对派时，或者有必要参加已经成立的党派的工作时，共产党员必须通过个别支部，努力在这些党派中取得领导作用。共产党支部是否应该公开进行活动，或者甚至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活动，都要在对一切利弊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之后，具体地决定。13.实行党内普遍的工作义务制和组织工作小组，这是群众性的共产党的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这项工作不能贸然从事，它要求沉着镇静、深思熟虑和付出巨大的努力。特别重要的是要在全面地讨论这一问题之后，立即根据新的原则，非常审慎地进行这项组织工作。如果按照某种规定的方案，把组织中的全体成员划分成为若干支部或小组，硬要他们参加党的一般日常工作，这当然很容易做到。但最好是不要这样做，因为这将立即引起党员对这项新措施的不满和恶感。特别需要提请党的领导机关注意，要同那些深切了解国内各主要中心地区的总的情势的优秀组织员和坚决积极的共产党人事先详加商讨，然后再行详细拟定这项新措施的基本原则。接着，指导员、组织员或组织委员会就要在当地很好地准备目前要做的工作，选出各小组的最初的领导人，着手进行初步活动。在此之后，就应该向各个组织、工作小组、支部和各个党员提出一些具体任务，并且要使他们本身就把这种任务看做是势在必行的、合情合理的和切实可行的。遇必要时，可以通过实例说明应如何执行这种任务。同时还应当特别注意那些应该特加防范的错误。14.这项改组工作必须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做。因此在各地方组织中，开始时不应组织过多的新支部或工作单位。通过一段短时间的实践，首先应当做到使各大企业和工会中所设的支部都能完全正确地行使职能，在党的工作的其他方面都已建立起必要的工作组，而且工作已经大致就绪（例如在情报、联络、家庭宣传、妇女运动、推广报刊、失业者运动等方面）。在新的组织机构的工作还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安排就绪之前，不应当贸然破坏旧的组织形式。但是，必须尽最大努力使共产党组织工作中的这项基本任务到处得到贯彻执行。这项重大要求，不仅是向取得合法地位的党，而且也是向一切处于非法地位的党提出的。只要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一切中心据点还没有广泛地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组、支部、党团和工作组，只要我们的具有明确目标的强大的党的每一个成员还没有参加日常的革命工作，还没有把参加这种工作变成自己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党就不应当放松在完成这项任务方面的努力。15.这项基本的组织工作，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不间断地、坚持不懈地和直接地领导党的工作，并且经常地指出党的工作的方向。这就要求党的机关的领导同志做出巨大的努力。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不仅要注意使全体同志都有事可做，而且要确切地估计到工作的特殊条件，结合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帮助和指导他们的工作，并且注意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根据取得的经验，改进工作方法，但同时永远不能忽视斗争的目标。16.我们党的全部工作是进行实际斗争或理论斗争，或者为这种斗争进行准备。这种斗争的专业化问题，至今还解决得十分不能令人满意。在很多十分重要的工作部门中，党至今只是完全偶然地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取得合法地位的各党为反对政治警察而进行的特殊斗争，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做得非常肤浅，以致很大一部分具有重大原则性的党的决议，甚至党纲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很多党员竟一无所知。所有党组织、所有党的工作小组都必须经常地做好指导工作，必须不断地把这项工作做到高度专业化。17.共产党组织的义务中还包括提出报告的义务。这项义务由一切党组织和机关以及个别党员承担。一般报告应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定期提出，同时还应当就完成党的特殊任务的情况提出专门报告。十分重要的是使汇报工作的义务得到经常的履行，使之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牢固的传统。18.党应当每隔三个月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定期地汇报工作。每一个地区的党组织应向其最近的领导委员会提出汇报（例如，地方组织每月向有关的省党委会提出汇报）。每一个支部、党团和工作组必须向其实际领导机关提出汇报。每一党员必须（例如每周一次）向他所在的支部或者工作组（或组长）提出汇报，并向交付特殊任务的党机关汇报任务完成情况。汇报应在遇有适当机会时立即提出。如果党或交付任务的机关没有要求书面汇报时，可以做口头汇报。汇报必须简单扼要和内容充实。听取汇报的人应对不得宣布的材料负保密之责，并将重要的汇报立即提交党的有关领导机关。19.所有这些党的汇报当然不能仅限于叙述一下报告人所汇报的情况而已。汇报中还应当包括工作中所发现的关系到我们斗争的各种情况。还应当提出建议，说明工作中发现的某些必须加以改正的地方。各共产党支部、党团和工作组所接到的以及他们所提出的汇报，都必须经过讨论。讨论汇报应当成为一种习惯。支部和工作组必须考虑到使某些党员或某一部分党员经常专门注意敌对组织、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工人组织、而首先是“社会党”组织的活动，并提出有关的报告。·关于宣传和鼓动20.在进行公开的革命起义前，我们所负的最一般的任务是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这项活动和它的组织工作，多半都是按照老一套的方式进行的，即偶然地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而且没有专门地考虑到演说中和小册子中的具体革命内容。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在无产阶级群众中扎根。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必须来自工人的具体生活，来自他们的共同利益和愿望，特别是来自他们的共同斗争。共产党人的宣传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宣传的革命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在不同情况下对具体问题提出的口号和采取的态度，永远需要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斟酌。为了对每一个问题都能采取正确的态度，不仅需要对专职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也要对其他的一切党员进行经常的和详尽的指导。21.共产党的宣传鼓动的主要方式是：对个人的口头说服，参加工人的职业运动或政治运动，通过党的报刊和书籍扩大影响。不论取得合法地位的党或处于非法地位的党的每一党员，都必须通过不同方式经常参加这项活动。对个人的口头宣传首先应该做为一项经常性的有组织的鼓动工作，由专门担任这项工作的鼓动员小组按户进行。在地方党组织活动范围内的任何一户人家，都不应当接触不到这项鼓动工作。在大城市中，用宣传画和传单专门组织街道鼓动工作，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外，企业和机关中的支部或党团必须结合推广书籍而经常进行个人鼓动工作。在有少数民族的国家里，党有责任在少数民族的无产者阶层中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鼓动工作当然要用该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为此就应该设立相应的党的机关。22.在那些绝大多数无产阶级还不具有自觉的革命愿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时必须不断地探索好的工作方法，在还不懂得革命的工人开始具有革命意识时，应立即对之表示欢迎，并向他们指出参加革命运动的途径。共产党的宣传及其提出的各种口号，必须善于在不同情况下支持工人们在反对资产阶级传统和癖好时在他们的意识中产生的、正在成熟的革命倾向，虽然这种革命倾向还是不自觉的、动摇的和半资产阶级的。同时，共产党的宣传不应满足于只是提出无产阶级群众目前的、有限的、模糊不清的要求和希望。这种要求和希望的革命萌芽，只是扩大我们的影响的一个必不可的出发点，因为无产者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自觉地去理解和接近共产主义。23.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共产党的鼓动工作，必须做到使斗争中的无产者把我们共产党组织看成是领导他们一致行动的勇敢的、有远见的、有毅力的和最可信赖的领袖。为此，共产党人就必须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最普通的冲突和运动，在工人和资本家间因劳动时间、工资、工作条件等等而引起的一切冲突中，捍卫工人的利益。在这方面，共产党人必须悉心研究工人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必须帮助工人分析这些问题，让他们注意到资本家严重地滥用权力的现象，帮助他们对资本家所提出的要求做出确切的和实事求是的定论，尽力发挥工人的团结精神，提醒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利益的共同性，认识到国内全体工人作为统一的工人阶级在事业上的共同性，认识到本国工人阶级是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组成部分。只有通过这种日常的、必不可少的琐碎工作，经常地、奋不顾身地投入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共产党”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只有这样，它才有别于腐朽的、单纯进行宣传的和拼凑而成的各社会党，这些政党的活动仅仅是吸收党员，空谈改良和利用议会的不切实际的“可能性”。全体党员群众自觉地和忘我地投入被剥削者每天都在与剥削者进行的斗争和冲突之中，这不仅是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前提。只有领导工人群众对资本的暴力进行日常的斗争，才使共产党有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真正地学会领导无产阶级并自觉地准备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24.特别是在罢工、同盟歇业和其他大批解雇工人的场合，共产党人必须大量动员起来，投入无产阶级的运动。如果共产党人以共产党纲领和只能进行最后的革命武装斗争为借口，对工人们争取略为改善他们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日常斗争，采取消极蔑视态度，或者甚至反对这种斗争，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不管所提出的要求多么细小，只要工人现在已经准备为此而对资本家进行斗争，这便永远不能成为共产党人回避这一斗争的理由。当然，我们的鼓动工作不应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共产党人是无谓的罢工和其他轻率行动的盲目鼓动者，但是共产党人在斗争着的工人当中到处都必须享有最宝贵的战友的荣誉。25.工会运动的实践表明，共产党支部和党团对一些最简单的日常问题常常显得完全无能为力。他们总是仅仅宣传共产主义的一般原则，而在具体问题上则采取庸俗的工团主义的否定态度，这样做固然很容易，但绝不能收到效果。这样做，我们只是在为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领袖们效劳。共产党人必须从每一具体问题的实际内容出发，确定自己的革命态度。比如说，他们不能满足于从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一切工资合同，而应当首先直接反对阿姆斯特丹领袖们提出的工资表的实际内容。当然，一切压制无产阶级的战斗决心的做法都应当受到指摘，必须用这种做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大家都知道，资本家及其走狗阿姆斯特丹份子的目的，就是要用这种工资合同把斗争着的工人们的手足捆绑起来，因此，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向工人们揭露这种目的；但是一般地说，只有当共产党人提出了使工人不致受到束缚的工资标准时，这种揭露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例如对工会中的互助储金会和救济机构采取类似的态度，也是非常恰当的。由互助储金会筹集斗争基金并资助罢工者，这种办法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根本反对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只有像阿姆斯特丹领袖们所想采取的那种筹集和运用资金的办法，才是违反工人的革命的阶级利益的。在对待工会医疗储金会等等的态度上，共产党人要求取消譬如特别会费和妨碍自愿储蓄的一切条件，那是完全恰当的。如果一部分会员仍然愿意向医疗储金会缴纳会费以便在患病时能够得到帮助，那末，我们如果简单地想禁止他们这样做，他们是不会了解我们的。首先应当通过不断地进行个别宣传，使这些会员摆脱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26.在对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领袖作斗争时，也同对各种各样的工人政党作斗争时一样，绝不能希望通过说服而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必须十分坚决地同他们作斗争。但是，只有把他们的拥护者分化出来，使工人们相信他们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是在充当资本主义的走狗，才能顺利地彻底打败他们。因此，必须尽可能使这些领袖处于不得不摘掉假面具的境地，并在做好这种准备工作之后，坚决地向他们展开进攻。绝不能仅仅把阿姆斯特丹领袖骂成“黄色份子”就算了事。必须经常用实例来证明他们的“黄色”本性。他们在劳工协会中，在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动局中，在资产阶级政府的各部和机关中的所作所为，他们在各种会议和议会中的背叛言论，他们在数百种报纸上大量发表的令人读后昏昏欲睡的文章的主要论点，尤其是在准备和进行即使是最小规模的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运动时他们的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的做法，──所有这些都每天在向人们提供机会，以便在平常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以及所做的决议和公开演说中，说明和揭露这些真正不愧称为“黄色份子”的阿姆斯特丹领袖们反复无常的背叛行为。支部和党团必须经常地进行实际斗争。下级工会官僚们由于自己懦怯（有时虽然出于善良的愿望），便用工会章程以及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央理事会的指示来做挡箭牌，他们的种种借口托词都不能阻挡共产党人勇往直前，共产党人始终要求这些下级工会官僚对以下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他们已采取什么办法来消除这些显而易见的障碍，他们是否准备同会员们一起为克服这些障碍而进行公开的斗争。27.共产党人参加工会组织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时，必须由党团事先做好周密的准备，例如拟定提案，选出报告人和发言人，提名有才干、有经验和精力充沛的同志为候选人等等。同样，共产党组织必须通过自己的鼓动员小组，对敌对党派所组织的一切公开的工人大会、竞选的集会、游行以及工人的政治节日等等做好周密的准备。在共产党人自己召开公开的工人大会时，数量众多的各鼓动员小组，不论在会前或开会当时，都必须尽可能按照同一计划共同进行活动，以便有组织地充分利用大会。28.共产党人必须经常地学习如何使还没有组织起来的觉悟很低的工人经常受到党的影响。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支部和党团对这些工人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参加工会并阅读我们的党报。还可以利用其他的工人组织来扩大我们的影响，这种组织即消费合作社、战争中蒙难者的组织、文教协会、科学小组、体育小组、戏剧小组等等。在共产党必须秘密进行工作的地方，上述工人组织可以由党员发起组成，也可以由党外人士发起组成，但必须征得党的领导机关同意并受其监督（作为同情者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和妇女组织也可以通过开办讲习班，举行文艺晚会，组织旅行、庆祝会和野餐会等，使许多不关心政治的无产者对一般组织生活发生兴趣，然后再使他们同组织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吸引他们来做有益于我们党的辅助工作（散发传单和党的刊物等等）。通过积极参加共同的运动，最能使他们摆脱掉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29.为使劳动的半无产者阶层同情于革命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必须利用他们同大地主、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阶级矛盾，并通过经常的宣传工作使这些中间阶层消除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怀疑。为此，常常就需要同他们保持长期的接触。必须热情关心他们的生活需要，无偿地向他们提供情报消息，当他们即使遇有很小的困难需要加以克服而本身又无力克服时，就应当给予帮助，吸收他们参加专门为他们设立的免费教育机构，这样，就会加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任。同时，对那些在雇农、家庭佣工和当地的其他半无产阶级心目中享有威信的敌队组织和人员所起的影响，必须审慎地但又坚持不懈地给予反击。对那些已经被劳动者根据切身体会认清是剥削者的当前敌人，必须加以接露，指出他们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和化身。一切反映出同小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和“法治国家”理想脱节的日常事件，在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应当以通俗的方式尽力地加以利用。农业地区的每一个地方组织，必须为党员详细地分配家庭鼓动工作，并且把这项鼓动工作推广到郊区的所有乡村、庄园和各个农户。30.致于资本主义国家陆海军中的宣传工作，每一国家都应该各自找到一套适应的办法。用和平主义的精神进行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是极端有害的。这只能助长资产阶级企图解除无产阶级武装的野心。无产阶级根本否定资产阶级国家和整个资产阶级的一切军事机构，并且最坚决地同这些机构作斗争。另一方面，它要尽量运用这种机构（军队、射击协会、民兵等等），来促进工人的军事训练，以准备进行革命战斗。这就是说，加强鼓动工作的目的不应当是反对青年和工人的军事训练，而是要反对军国主义制度和军官们横行霸道。相反，必须最坚决地利用一切机会，使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武器。必须使士兵们充分认识到表现在军官们优越的物质享受和对待士兵的恶劣态度以及士兵毫无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阶级矛盾。此外，在对士兵进行鼓动工作时，必须向他们讲清楚，他们的整个未来是与被剥削阶级的命运密切相连的。在开始酝酿革命时期，鼓动由陆海军士兵民主选举指挥员，鼓动成立士兵苏维埃，这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这样就能摧毁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支柱。在进行鼓动工作时，永远需要特别注意和竭力反对资产阶级的特种阶级部队，尤其反对资产阶级招募的武装匪帮。必须根据他们的社会成份和堕落行为，在适当的时机经常地在他们的队伍中进行社会分化。对那些清一色的阶级组织，例如纯粹由军官组成的部队，就应当在全体居民面前揭露他们，使得大家都痛恨和鄙视他们，使得他们因此而完全陷于孤立，并从内部发生瓦解。·关于组织政治斗争31.对于共产党来说，党组织不积极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是不可能有的。为了有组织地利用每一种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这种形势的每一次变化，就必须在组织工作方面充分运用战略和策略。一个党不管多么弱小，它总是可以利用当前重大的政治事件或者震动整个经济生活的大规模罢工，来有步骤有计划地组织和展开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当某一个党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它就应该竭尽全力发动全体党员和党的一切工作部门都投入这一运动。首先必须利用党支部和工人小组通过工作而建立的各种联系，在政治机构或罢工运动的主要中心地区组织集会，在这种集会上，党的发言人应当向与会者解释共产党为使他们摆脱困难处境而提出的口号。应当由专门的工人小组来极其周密地、极其仔细地做好这种集会的准备工作。如果自己不可能举行集会，那么就应当派适当的同志去出席罢工者大会或者用某种方式展开斗争的无产者的大会，并作为主要发言人和讨论的参加者在会上讲话。如果看到有可能争取集会的大多数人或很大一部分人拥护我们的口号，那么就应该用明确的词句和透彻的说明把这些口号变为提案和决议。如果这种决议在某一个地方获得通过，那么就应当力求在同一地区或其他地区为讨论这一蓬勃展开的运动而召开的一切集会上，做出更多的同样或类似的决议，或者哪怕是争取到支持这些决议的坚强的少数。这样，我们就能使已经受到我们的思想影响的无产者阶层团结起来，并且使他们承认我们的领导。在这种集会后，从事筹备和参加这种集会的工人小组，就应当聚集一起，以便通过一次简短的座谈，不仅拟定向领导的党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而且从经验中和可能发生的错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我们的实际口号，应当根据情况，用宣传画和简短的宣言的型式传播给有关的工人阶层，或者是向斗争中的工人散发传单，结合当前的形势和口号，向他们详细阐释共产主义思想。为了妥善地散发宣传画，就要专门组织一批小组，让他们去寻找张贴宣传画的适当地点，并且妥善地选择时间，把这些宣传画及时地张贴出来。在企业内部，在企业入口处参加运动的工人的必经地点，在交通要道，在雇工办事处，以及在火车站等处散发传单时，必须尽可能做些简短而有力的讲话，这些话要能抓住人心，并能在参加运动的工人群众中间流传。长篇的传单必须尽可能只张贴在房舍内，如企业、大厅、住宅或其它醒目处所。在大力进行这种宣传的同时，还必须用很大的篇幅报导这些特殊的运动，并且很好地加以论证。一般地说，在一定的时期内党的全部组织机构必须完全服务于这一运动的基本思想，而不得有任何动摇。32.对示威活动，要求有非常机警灵活而又奋勇无畏的领导，这个领导片刻也不能忘掉这一运动的目的，并且随时都能判断示威运动是否已经达到行动的最高峰，或者在当时情况下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运动，把它扩大成为具有示威罢工以至大罢工形式的群众运动。大战时期争取和平的示威运动向我们指出，即使在这种运动失败之后，只要所追求的目标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它自然会使群众对真正的无产阶级战斗的政党越来越关心，尽管这个党当时是处于地下状态或非常弱小；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对示威运动稍有放松或使之停顿下来。街头示威首先要依靠大型企业。通过我们的各支部和党团有计划地进行准备工作，通过口头宣传和散发传单，在适当的环境内造成一致的情绪，然后，领导委员会应即召集企业中我党的特派员、支部和党团的领导人举行会议，商讨和确定日期、行进路线、集合地点和时间、口号的性质，并且说明示威运动发展的前景，它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党内一部分受到很好训练的具有组织经验和工作能力的干部应当拟定示威运动的大致计划，以便使这些党员能互相保持紧密联系并经常接到必要的政治指示，而党的负责人员则需经常分布在示威人群之中。这样灵活地和在政治上有组织地领导示威运动，将为这种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可能转变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创造良好的前提。33.共产党如已拥有一定的内部力量和久经锻炼的工作人员，以及在群众中拥有相当多的拥护者，它就应当通过展开广泛的运动，做到彻底消除社会党叛徒领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使大部分工人群众都能接受党的政治领导。这种运动要根据当时情况，要看目前的斗争条件是否允许取得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着手领导他们，要看是否存在着暂时停顿现象，再行采取不同的组织方法。党员人数的多寡也对行动的组织方法起决定性影响。例如，为了能够比个别地区更加广泛地吸收无产阶级广大阶层，德国统一共产党这个年轻的群众性政党就曾利用所谓“公开信”作为手段。在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和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化的时代，为了揭露社会党叛徒领袖，共产党要接近无产阶级的其他群众性组织，以便要求他们向无产阶级公开地回答，它们是否准备同共产党一起，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急剧贫困化、争取满足他们的最低要求、争取一小块面包而进行的斗争，并且利用他们的看来是十分强大的组织来进行这一斗争。在共产党已经展开这种运动的地方，它就要在组织上做好全部必要的准备工作，使广大工人群众响应号召，参加运动。一切工厂党团以及在工会中担任负责工作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在最近举行的公开集会上以及最近举行的工厂和工会集会上（在对这种集会的各个方面做好缜密的准备工作之后），提出本党的“公开信”问题，来概括无产阶级的各项迫切要求。凡在我们的支部或党团认为群众能对“公开信”表示同情，并可进而培养或利用这种情绪的地方，都应当随机应变地散发传单和张贴宣传画。在展开运动的一个星期当中，我们的党报应当逐日用新的观点阐述这一运动中的各项问题，文章有时要写的简短，有时要写得详尽。各个党组织必须向党报提供当前的有关材料，并且密切注意使编辑人员在党报的各栏内不要停止进行党的斗争。为了达到这种政治斗争的目的，还应当有计划地利用议会中和市政机关中的党团。它们必须根据党执行局的指示，向议会和工厂委员会说明这个已经开展起来的运动，以期使这一地区内的各项单独行动以及正在发展中的其他部分的运动汇合成为一个广泛的运动，这个运动将越出个别工会的利益的范围，提出某些共同的基本要求，以便通过各个组织的共同努力，在整个地区内实现这些要求。在这种运动中，共产党将表明它是决心进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而那些反对这个有组织的统一的运动的工会官僚和社会党官僚，不论在政治思想方面或实际组织工作方面都将陷于身败名裂的境地。34.如果共产党要想在政治和经济冲突足以引起新的运动和战斗的时候掌握对群众的领导权，那么它就可以不去提出个别的要求，而是应该在告人民书中直接向社会党党员和工会会员提出呼吁，建议他们不要逃避由于贫困和企业主加紧压迫而引起的冲突（即使这样做是违反他们的官僚领袖们的意志的），以免陷入彻底破产的悲惨境地。党报特别是日报，在这个运动中每天都应当支持和论证这样一种思想：共产党人决心参加即将到来的或已经开始的贫苦无产阶级的战斗，共产党人的战斗决心在当前的紧急关头，将是尽力支持一切被压迫者。每天都要论述说明，如果不进行这种斗争，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不可能为自己创造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可是那些旧的组织却力图逃避或者阻挠这种斗争。工厂和工会的党团必须经常以共产党人准备牺牲的战斗决心，在集会上向伙伴们说明，再也没有后路可退了。而主要的则是把当时情况下所发生的各种冲突和运动在组织上联合起来。不仅是投入各行业和各企业斗争的支部和党团相互间应当经常保持组织上的联系，就是执行局也应当通过地方委员会以及中央机构，立即动员负责人员和党员干部参加一切运动，他们应当在与斗争者联合一致的条件下领导运动，使运动扩大和加强起来，并汇合成为统一的运动。各级党组织的主要工作在于探索各处的冲突的共同点并把它提到首要地位，以便在必要时通过政治手段使斗争得到一致的结局。如果斗争已经扩展开来并连成一片，就有必要成立联合机构来领导斗争。如果个别工会的官僚主义领导人在罢工中过早地退出战斗，就应当及时地由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以便保证坚定果敢地领导斗争。如果已把各个单独的运动连成一片，就应当力求组成共同的领导机构，而共产党人应尽可能在这种机构中占领导地位。在组织工作准备妥善的情况下，通过工会党团以及企业党团、工厂委员会、工厂大会，特别是通过罢工者大会，常常是很容易建立起共同的领导机构的。如果运动由于已经连成一片，或者由于企业主的组织和政府机构进行干涉而具有了政治性质，那么就应当开始宣传已经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进行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工作，并且着手准备组织工作。同时，一切党报都应当大力宣传，只有通过这种从工人斗争中直接产生的机关，工人阶级才能够经过无情的斗争而得到真正的解放，而且不需要工会官僚及其社会党走狗的任何协助。35.已经具备一定的力量的各国共产党，特别是群众性大党，必须通过组织措施随时准备采取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在进行示威和经济性群众运动以及一切局部性运动时，必须经常注意坚持不懈地推广这些运动的组织经验，以便与广大群众建立日益紧密的联系。在大中企业代表参加下举行的干部和负责人员扩大会议上，应当反复讨论和鉴定近来一切大规模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以便通过企业代表，使联络网日益坚强和牢固。领导人、干部和党的负责人员同企业代表间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密切联系，是防止政治性群众运动过早展开的良好保证，因为这样就可以使这种运动只具有在当时的情况下和党的影响下所能具有的规模。各级党组织如果不与大中企业中的无产阶级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共产党就将无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真正革命的运动。如果说去年在意大利举行的一次无疑是革命的起义（这次起义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点是占领工厂）结束得过早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工会官僚的背叛行为和政党领袖们的孤立无援，但另一方面，却也正是由于党和工厂之间完全没有通过有政治联系的、关心党的生活的工厂代表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同样，今年的英国矿工大罢工，也是由于这一缺点而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政治意义。·关于党报36.共产党的报刊必须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改进。任何一种报纸如果不服从党的指示，就不能被承认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这个原则在不违背党的刊物在科学、宣传或其他方面所负的使命的条件下，必须很好地贯彻于党的一切刊物：如杂志、报纸、小册子等等。党应当注意使报纸办得多，但更应当注意使报纸办得好。每一个共产党首先要有一份办得很好的中央机关报，最好是日报。37.共产党报纸绝不应当变成像资产阶级报纸、以及所谓“社会党”报指那样的资本主义企业。我们的报纸必须保持独立，而不依靠资本主义信贷机构。对于那些处于合法地位的群众性政党来说，妥善组织广告业务（这项工作大大有助于报纸经费的维持），绝不能使报纸落到要靠大广告订户来维持的地步。相反，我们的机关报在一切有关无产阶级和社会的问题上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才大大有助于为自己建立极高的威信。我们的报纸也不应投“大众”之所好，供他们欣赏惊人消息或消遣之用；不应当为图挤入沙龙而甘愿容忍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和名记者的批评。38.共产党的报纸首先要关心被剥削者和斗争中的工人的利益。它应当是我们的优秀宣传员和鼓动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指导员。我们的报纸应当负责搜集全体党员的宝贵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传授给他们，作为不断检查和改进共产党工作方法的指导方针。这种经验应当在全国编辑人员会议上进行交流，同时，通过交换意见，在会上尽量取得全党报刊的一致步调和方向。这样，党的报刊以及每一份报纸都将成为我们革命活动的优秀组织者。如果共产党报纸，特别是主要的报纸不进行这种总结性的和有意识的组织工作，那么，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合理的分工就未必能实现，党的历史任务因而也就未必能够完成。39.共产党报纸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企业，即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成为革命工人、报社的全体固定工作人员、排字工人、印刷人员、行政工作人员、报刊推广和分发人员、为党报搜集地方材料并在支部讨论和整理这种材料的通讯员等等的集体。为使党报成为这种战斗组织和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的集体，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措施。每一个共产党人只要对党报有所贡献，为党报工作，他就同整个报纸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党报就是他日常使用的武器，但这项武器必须每天重加锤炼和磨砺，使之锐利适用。只有不断得到大量的物质和资金捐助，共产党报纸才能存在。如果合法的群众性共产党的报纸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并在组织上巩固起来，还不能独立存在并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物质支柱，党员就必须不断关心为报纸筹集经费，使报纸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并得到改进。但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仅是成为报纸经费的热心募集者和报纸的鼓动者，那是不够的，他还应当成为报纸的得力人员。他所在的企业的党团或支部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一切从社会观点或经济观点来看是值得注意的事件，从劳动事故直到工厂大会，从虐待徒工直到企业工作报告，所有这些都应当尽快地向报纸报导。工会中的党团必须搜集本工会的大会和书记处的一切重要决议和措施以及有关敌人活动的特殊消息，送给报社。会场上和街道上的所见所闻，都能使热心从事党的工作的人员观察和判断各项细微事物，而报纸上登载这种消息，也就可以使不关心周围事务的工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出我们同各种生活需要的联系。编辑委员会正应当以特别殷切和热烈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有关工人生活和工人组织的报导，或者是以简明新闻的形式把它登载出来，使报纸成为一个接近生活和生气勃勃的劳动团体，或者是用这种实例来阐释共产主义学说，这是使广大工人群众了解伟大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种最好方式。编辑委员会应当尽可能在适当的时间主动同那些来访的工人们谈话，倾听他们的愿望和对生活重担的诉苦，并且仔细将其记录下来，用以活跃报指的内容。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的任何一种报纸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劳动团体。但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根据这种原则来组织革命的工人报纸却是有可能的。我们的俄国同志们在1912-1913年办《真理报》的实例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当时帝俄各主要中心地区有觉悟的革命工人的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这些同志在一起编辑、印刷和推广这份报纸，同时，他们大多数人当然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必要的钱来作为经费。而报纸提供给他们的则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是当时他们的运动中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今天仍然有助于他们进行劳动和斗争的东西。这种报纸，对党员来说和许多其他的革命工人来说，才能真正地成为“自己的报纸”。40.直接参加党所领导的运动，是战斗的共产主义报刊固有的特色。当党的活动集中于某项运动的时候，党报就应当用自己的全部版面来报导这项运动，而不仅是发表些指导性政论文章而已。编辑部应当从各处搜集材料来支持运动，并根据这种材料确定整个报纸的适当的版面和适当的加工方式。41.我们的报纸征求订户的工作，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首先要善于利用工人参加运动的一切机会，或者社会生活因某种政治或经济事件而发生动荡的时机。比如说，在发生某一次较大的罢工或同盟歇业时，报纸曾经公开地和有力地保卫斗争中的工人们的利益，而在这种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束之后，就必须立即着手向曾经参加罢工的每一个工人分别征求订户。不仅要在罢工时向企业和工会的共产党党团散发订阅的小册子和进行宣传，而且必须尽可能在参加斗争的工人的住所大力展开挨户宣传鼓动工作。同样地，还必须在任何一次引起工人群众政治兴趣的选举运动结束之后，指派专门人员有计划地在无产阶级住区进行挨户宣传。在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还潜伏着的时候（这种危机会通过物价高涨和失业等现象而使广大工人群众感觉到），必须在宣传上妥善地利用这种现象，然后用一切办法通过工会的党团，找到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详细名单，以便通过访问向他们分别征求订户。经验证明，这种经常性的征求订户工作，最好是在每月的最后一周进行。每一个地方小组，如果在一年内有一个月没有利用最后一周，这就是一种严重的失误时机。报纸推广员不应当放过任何一次工人集会和示威运动，或不去利用集会或示威运动开始和结束以及中间休息时间进行征求订户的工作。在支部和工厂党团的每次集会以及工厂大会上，工会的党团也负有这种责任。42.党员还应当经常保卫报纸不受一切敌人的破坏。全体党员必须对资本主义报刊进行严厉的斗争。必须揭露和痛斥它的背叛性、虚伪性和卑鄙的沉默态度。必须经常采取攻势以战胜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党的报刊，但不应变为浅薄的派别论战。必须揭露他们企图用许多日常生活的实例来掩盖大量矛盾的背叛行为。工会及其他组织中我们的党团必须竭力通过组织措施，使工会及其他工人组织的成员摆脱这些社会民主党报刊的那种足以引起人们思想混乱和意气消沉的影响。不论在住处或企业内为我们报纸进行征求订户工作时，都必须对社会党叛徒的报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关于党的组织的一般结构43.在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时，不应当形式地从地理上来考虑计划方案，而必须注意到国内某一地区的实际经济和政治特点以及交通技术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主要城市和大工业工人群众的中心地区。在建立新党时，常常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立即在全国铺开整个党组织网的愿望。虽然党的力量还极其有限，却被分散地投到全国各地。这样做就会削弱党的吸引力和妨碍党的发展。诚然，几年之后党可能建立起高度发展的官僚主义系统，但同时它却常常不能在国内哪怕在一个主要工业城市中奠定牢固的基础。44.为使党的活动达到尽可能高度的集中，按照公式主义的阶梯制度来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即设立层次众多的上下级机关，这是不合适的。必须做到以每一个大城市（及政治经济生活中心和交通枢纽）为出发点，向四周地区和这一城市的政治经济管辖地域分布组织网。主要城市中的党委会是这个地区的领导机关，它领导区内的全部组织工作，指导区内党的政治活动，它必须同主要城市内的党员劳动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由地方党代表会议或地方党代表大会选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该地区的组织员，必须定期参加主要城市内党的生活。地方党委会必须经常从主要城市的党员中挑选干部来充实党的工作人员，以便使担任本地区内政治领导工作的党委会同本区主要城市的广大党员群众保持紧密的血肉联系。在进一步发展党组织的形式时，必须努力做到使担任领导工作的地方党委会同时也就是本地区主要城市的政治领导机关。这样一来，领导各个地区组织的党委会便将与中央委员会一起在整个党组织中起真正的领导机关的作用。地方党委会所辖的地域当然不一定要同本地区的疆界一致。主要是应使地方党委会能够统一领导本地区内的一切地方组织。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应该把地区划小，成立新的地方党委会。同时，在幅员辽阔的大国里，党当然还需要有一些一般的联系机关，来使中央委员会同各级地方委员会（省委员会、区委员会等等），地方的领导机关同各级地方组织（分区机关或分段机关）联系起来。诚然，在某些情况下，让这种联系机关中的某一个机关（例如党员人数众多的大城市中的一个领导机关）担任领导工作，可能是合适的。但一般地说来，这种违反集中制的做法应该避免。45.整个党受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所做出的涉及到参加共产国际的某党的那些指示和决议，或者（1）发给该党整个中央委员会，或者（2）通过中央委员会发给经管某项专门工作的中央机关，或者（3）发给各级党组织。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是各党所必须执行的，当然也是每一个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党的政策和日常活动，由领导机关通过它的两个局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别进行指导。这个核心领导机关应定期召开党中央领导机关全体大会，以便做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别重要的决议。同时，为了对于一般形势、党的实际情况以及党的意志和活动能力获得正确的看法，在选举党中央机关时必须重视国内各部分的意见，因为它们是会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建议的。根据同样的理由，在选举中央机关时也不应当忽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相反，这些分歧在中央机关里也应当有所表现，在中央机关的组成人员中也应当有持少数意见的优秀代表者。但是核心领导机关应尽可能持有统一的观点，以便能够对党进行坚强而且可靠的领导，这里不仅要凭借自己的威信，而且也要凭借中央领导机关内一定的多数，甚至强大的多数。党中央机关包括较为广泛的组成人员，特别是对于处于合法地位的群众性政党，就能在短期内为党中央建立严格的纪律和取得党员群众的绝对信任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并能迅速发觉党的负责人员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不健康的和动摇的现象，然后加以纠正和克服。这样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防止党内这种病态现象的发展，因而也就可以避免在将来的党代表大会上采取那种可能产生惨重后果的不得已措施来医治这种病态现象。46.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或扩大中央委员会）对党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中央委员会以及核心领导机关通常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但代表大会认为适当时，可以委托中央机关从本身成员中选出核心领导机关：政治局和组织局。47.一切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委会，都要在内部实行合理的分工，以便最有效地领导党的工作。同时，许多工作部门可能还需要设立各种专门领导机关（例如领导宣传工作、推广定期报刊、工会斗争、妇女工作、政治红十字会工作、情报工作、联系工作等等）。每一专门领导机关或者由中央领导机关领导，或者由地方党委会领导。担任领导工作的地方党委会直至最高级的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都应对所属各委员会的活动和人员编制以及它们是否正确履行职责实行监督。在党的工作部门中担任常任职务的一切党员，都直接由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委会领导。交流专职党员（如编辑人员、宣传员、组织员等），包括更换工作和调动地区，是适宜的，但以不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多的困难为限。编辑人员和宣传员也应当参加某一工人小组的定期的党的工作。48.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也像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一样，随时可以要求一切共产党组织及其机关和个别党员提供详尽的情报。必须让中央领导机关的代表和特派员参加一切会议，并享有否决权和发言权。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应经常派定特派员若干人，以便对地方机关和分段机关发出指示和通知，指示和通知不仅可以采取政治性和组织性的书面文件（指令和通报）的形式，而且也可以采取直接口头的方式。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都应设有由久经锻炼和富有经验的党员同志组成的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出纳和会计工作，并定期向扩大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任何一个党组织和机关以及个别党员，都有权随时直接向党或共产国际的中央领导机关提出意见、建议或申诉。49.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决议是各所属各级组织和每一党员所必须执行的。领导机关负有防止领导人员玩忽职务和滥用职全的责任和义务，但对此只能在形式上做出部分的规定。领导机关的责任在形式上规定得越少（例如在处于非法地位的党内），它们便越加要听取其他党员的意见，力求经常获得可靠的情报，而且只有在经过全面和慎重讨论之后才能做出决定。50.党员在当众发表言论时，必须永远表现出自己是个战斗组织中的一个遵守纪律的成员。如果在某一问题上对于做法是否正确发生意见分歧时，他们就应当尽可能在当众发表意见之前，先在党组织内进行协商，然后再根据所做的决定行事。但是，为使党的每一项决议都能被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努力执行，就应当尽可能吸引更多党员群众来讨论和解决每一项问题。各级党组织必须决定，某一项问题是否应由个别同志公开地进行讨论，以及讨论的形式和范围（在报刊上或印成小册子）。如果党组织或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按照其他成员的看法甚至是错误的，这些同志在当众发表谈话时也不应该忘记，削弱或者破坏队伍的统一，是一种最要不得的违反纪律现象和革命斗争中最要不得的错误。捍卫共产党，首先是捍卫共产国际，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切敌人，是每一个党员的崇高义务。谁要是忘掉这一点，甚或当众攻击党或攻击共产国际，谁就是党的敌人。51.在制定党章时必须毫不迟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甚至在党章和各党以往做出的决议必须加以修改时，也应当这样做。·关于合法工作与不合法工作的结合52.在每一个共产党的日常生活中，党的职能的改变都是与革命进程的各个阶段相适应的。但是，合法的党所应具有的党的结构与不合法的党的结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必须把一个党组织得使它永远能够迅速适应战斗环境的变迁。共产党必须发展成这样一个战斗组织，它既能避免与集中在一点上的敌人优势力量发生公开的冲突，又能利用这个敌人行动迟缓的特性和攻击它最没有意料到会受攻击的一点。党组织的一种绝大错误是只考虑如何举行起义和进行巷战，或者仅仅注意到最感棘手之处。共产党人必须在一切情况下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经常做好战斗准备，因为高潮或低潮时期常常几乎是不可能预见的；但是，甚至在可以预见的时候，也未必就能利用这种预见来改变党的组织，因为变化常常发生在极短促的时间之内，甚至常常是完全出乎意外的。53.资本主义国家内各合法的共产党，一般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党在认真准备革命起义、武装斗争以及一般的不合法斗争方面所负的任务。把整个党组织得只能长期进行合法活动，和只能采取符合日常合法斗争的要求的形式，这是过份片面的做法。相反，不合法的党则常常不能充分利用合法活动的机会，来建立与革命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就会陷于空洞的密谋，劳而无功。以上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每一个合法的共产党都必须善于保持最大限度的战斗准备，甚至在处于地下状态时也应该这样。特别是在革命行动即将开始时，必须做好这项工作。而每一个不合法的共产党也应当竭力利用合法的工人运动得一切机会，以期通过大力展开党的工作，使自己成为广大革命群众的组织者和真正的领袖。不论在什么地方，合法的以及不合法的工作的领导权必须由统一的党中央掌握。54.不论在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党内，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工作常常被理解为建立和保持一个与党的其他工作和组织隔绝开来的、关起门来办事的纯粹军事性的组织。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革命前的时期里，我们的战斗组织，主要应该通过共产党的一般工作来加以建立。整个的党必须完全成为进行革命的战斗组织。在革命前过早地建立起孤立的革命军事组织，是很容易趋于瓦解和失败的，因为它难以做出什么直接有益于党的工作。55.对于一个不合法的党来说，在发表一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言论时，自然必须掩护自己的党员和各级组织，不要因为进行登记、草率地征收党费和散发材料把他们暴露出来。不合法的党不能像合法的党那样利用公开组织的形式来进行秘密活动。但它可以不断学习这种做法。为了不让可疑的或不可靠的份子混入党内，必须采取一切预防办法。究竟采取某种办法才算合适，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党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要看它是在迅速发展还是处于停顿状态。在有些地方和在一定的情况下，收到良好效果的一种办法是先接收为预备党员。按照这种办法，然后再根据他完成党交给的工作的情况转为正式党员。资产阶级必然会把间谍和奸细派入不合法的组织。对此，必须极其慎重和耐心地加以防止。进行这种斗争的方法是把合法的活动和不合法的活动充分结合起来。通过长时间的合法革命工作，一般就可以很好地考验出谁是十分可靠、勇敢、忠诚、坚强和机警的，就可以让他办理他所能胜任的不合法工作。合法的群众性政党必须坚持不懈并且日益加强地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武装起来，机警行事（例如，妥善隐匿住址，按照一般办法销毁信件，妥善保存必要的文件，教会联络人员如何进行秘密工作，等等）。56.因此，我们的党的一般工作的安排，必须做到还在革命以前，就要把符合现阶段革命需要的战斗组织的根基打得扎扎实实。特别重要的是共产党执行机关在进行领导工作时必须经常考虑到这种需要，并且尽可能使自己对这种需要预先就有一个明确的看法。诚然，这种预先的看法永远不会是十分全面和明确的。但绝不能以此作为理由而忽视共产党组织领得工作中的这一重大要点。因为在进行公开的革命运动时，共产党的职能是会在党的生活中发生巨大变化的，所以甚至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党也会遇到一些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可能会要在几天之内动员我们的党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需要动员的还不单单是党，甚至还有它的后备队及同情者的组织，也许还有全部民兵（Landsturm）及没有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组织正规红军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还根本谈不到。我们必须在没有先行建成军队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党所领导的群众来取得胜利；因此，如果我们党不是预先就很好地组织起来应付这种局面的话，那么即使进行了最英勇的斗争，也可能是无济于事的。57.如果在革命的形势下，常常就可以看到革命中央执行机关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现象。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在下层机构的组织任务方面做出巨大的成绩，而在大本营却呈现一片秩序紊乱、举棋不定的混乱景象。甚至可以看到缺乏最基本的分工的情况。联络工作常常做得特别糟，以致得不偿失，令人无法信赖。秘密邮递、秘密运输、秘密机关驻在地和秘密印刷所，在需要时，往往是碰运气办事。这样，处心积虑的敌人的任何挑衅，便都大有成功的可能。如果领导革命的党事先没有为此而建立起专门机构，那么情况就只能如此。军事侦察工作需要有专门的技能和知识；对付政府警察的反间谍工作，也是如此。秘密联络机构只有在长期和经常使用之后，才能正确地和迅速地行使职能。在所有这些专业化的革命工作领域内，每一个共产党都需要做好即使是最低限度的秘密准备工作。在这些工作领域中，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要在安排工作时考虑到究竟应该设立什么样的机构，那么这种必要的机构就可以通过完全合法的活动而得到发展；例如，秘密联络机构（专件送递工作、秘密邮递工作、秘密机关驻在地、秘密运输等等）只要通过妥善安排合法传单及其他政论文章和书信的分发，也可以得到发展。58.总之，共产党的组织员必须预先看到每一个党员、每一个革命工作者在革命时期作为我们战斗组织中的一名士兵将起的历史作用。因此，事先就要把他们列入最适合于他们将来的地位和作战兵种的队伍，并使他们担任与此相适应的工作。但是，他们今天所进行的活动，当然也就应该对今天的斗争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任何一种为实际工作者今天所不能理解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都是要不得的。但是，这种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却应当成为解决明天的最后斗争中的重大任务的一种锻炼。来源：《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一册》（贝拉库恩编）1965年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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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关于东方苏维埃政权的提纲（19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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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关于东方苏维埃政权的提纲
1920年9月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5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1．东方各民族人民反对内外压迫。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剥削者的革命把所有东方国家的国家制度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欧洲资产阶级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向无财产和只有一点财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隐瞒了国家政权的实质是压迫的工具这一事实。与此相反，在东方国家，统治权的强制性却是十分明显的。
按照法律，完全没有政治权利的穷人的生命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可以由苏丹、国王、埃米尔和部落酋长以及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富人和官僚集团来买卖。这种状况为帝国主义剥削者提供了方便，因为在殖民地国家和那些处于半殖民地状况的国家中，他们总是在国家统治者、高级军官和高级政府官员的帮助下以牺牲穷人利益来进行贸易的。
2．和在西方国家一样，近东国家的富人剥削阶层企图为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民主的外衣，在自由和平等的口号下，土耳其和波斯出现了议会，（在孟什维克领导下的）格鲁吉亚、（在达什纳克党人领导下的）亚美尼亚和（在木沙瓦特党[1]人领导下的）阿塞拜疆变成了民主共和国。但是，即使披上了民主的外衣，所有这些骗术也证明是无用的，群众的空前贫困仍在继续，而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却财运亨通。土地仍然在原先的所有者手中，纳贡制度仍然保留着，对穷人的高利盘剥不仅受到了默认，而且还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支持；所有这些都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一切都证明，土耳其、波斯和阿塞拜疆的那些民族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在社会主义旗号掩盖下提出的口号是虚伪的。
3．即使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被消灭以后，东方劳动群众的革命也是不会停止的。用虚伪的民主和平等的口号是不会消灭企图维护苏丹、国王、埃米尔、帕夏[2]和贝伊们的政权，企图维护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企图维护有产者和无产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富人和穷人以及纳贡者和那些靠纳贡而生活的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制度的。革命不会停止在大地主庄园的地界上，它郑重地宣布：东方农民和俄国人一样，将把他们的革命发展成大规模的农民土地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土地必须交给劳动人民占有，剥削必须全部消失，俄国农民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产业工人的支援下进行土地革命的，是和工人一起结合到苏维埃制度中来的，而且现在他们正在保卫自己从地主手中夺回的土地，保卫他们从剥削者手中夺来的政权；和俄国的农民一样，东方被压迫的农民在他们的革命斗争中将走同样的道路，他们要依靠西方革命工人的支援，要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援，要依靠现存的和将来出现的苏维埃国家的支援。
4．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组织不仅是工业无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和组织形式，而且也是适合于那些把特权阶级以及敌对分子（地主、投机分子、高级官员、军官）赶出政权因而能够创造自己命运的劳动人民的唯一的制度。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把政权全部交给穷苦的劳动人民，苏维埃和它的同盟的团结是保证至今还在相互屠杀的东方各民族劳动人民的相互合作，帮助他们联合起来，摧毁压迫他们的外国的和本国的政权，粉碎那些企图恢复过去的统治地位的压迫者的唯一方法。
5．所谓民主自治政府把统治权完全交给了特权阶层（可汗、贝伊等等），以便不让劳动群众管理自己的事务。它剥夺了他们学习管理的机会，阻止他们获得管理国家所必备的知识。与此相反，苏俄、西伯利亚和巴什基尔-吉尔吉斯共和国农民的经验表明，东方各国农民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
6．共产党在西方的胜利将结束对东方人民的剥削。但是西方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到了那时东方和西方就不用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了。恰恰相反，东方和西方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在各种不同的国家之间将存在着一种互相支援、相互帮助的关系，而不是存在着一种剥削的关系。在共产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国家之间将产生经济上的相互交往，而那些没有采取苏维埃制度的东方国家的贸易只能为一小伙掌握着谷物和原料的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只能以和它们目前同帝国主义国家做买卖完全一样的方法——即剥削东方劳动群众的办法——和西方苏维埃国家进行贸易。
为了彻底从帝国主义的剥削中解放出来，为了把土地交给劳动人民，为了把劳动人民从投机者和剥削者的政权中解放出来，就需要把一切非劳动分子，一切外国殖民分子（将军、官吏等）和一切特权人物从政权中清除出去，同时还必须根据苏维埃的原则，组织穷人的统治。此外劳动人民的所有其他利益也向东方表明，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绝对必要的。
译自《东方各民底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纽帕克出版公司1977年英文版第128-130页。
（晓流译）
[1]1912年在巴库出现的阿塞拜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译者注
[2]帕夏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军官。——译者注 |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告欧洲、美国和日本工人书（1920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告欧洲、美国和日本工人书
1920年9月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5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们！听听亿万东方劳动者代表的声音吧！听听从被奴役的亚非国家，从土耳其、波斯、中国、埃及、阿富汗、布哈拉和希瓦向你们发出的悲惨的声音吧！我们沉默了很多年，沉默了几百年。你们一直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也没有一个人告诉过你们我们是如何生活的，我们是如何在那些也是你们的主人的人的统治下受着苦难的。你们的主人，欧洲和美国的工厂主、商人、将军、官僚，闯进了我们安宁的村镇，他们掠夺我们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他们从我们手中抢走我们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把它们全部送回欧洲，以便用我们劳动的果实，用我们古老文化的果实丰富他们的生活，装饰他们的住所。他们使我们变成了奴隶。
以前我们必须要向本国的富人，向地主、奴隶主、苏丹、埃米尔和可汗进贡，现在欧洲奴隶主的皮鞭也落在了我们背上。我们被迫在欧洲资本家的庄园里干活。我们流尽了汗水，到头来他们却以最便宜的价格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大米、茶叶、蔗糖、烟草和橡胶。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是奴隶，到死还是奴隶。你们和我们的主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强迫儿子离开母亲，丈夫离开妻子，把他们从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他们告诉你们，他们正在我们国家传播欧洲的知识和科学，但事实上他们传播的是鸦片和伏特加，以便使亚洲和非洲的奴隶在他们心中感到悲伤的时候忘掉他们难以忍受的生活，使他们不敢举起他们戴着铁镣的手反对奴役他们的人。
你们的主人即欧洲资本家支持我们自己的奴隶主，让他们成为监视我们的警犬。但在当地统治者的皮鞭不够用时，他们就用枪炮破坏我们国家的独立，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法律和他们的总督之下，使我们完全变成奴隶。他们说，他们殖民统治的目的是为今后的独立训练我们，但他们根本就没有在我们这些东方劳动者中间传播知识。他们有足以对付我们的毒品和兵营，但他们没有修建学校，亚洲的儿童也没有可能在其中学习白人已经发现的科学知识。他们把我们看成劣等种族，他们禁止我们和白人住在同一所公寓，或和他们在同一桌上吃饭。
你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创伤，你们没有听到我们悲伤和怨恨的呻吟，在你们自己的压迫者说我们不是人而是牛的时候，你们相信了他们。对资本家来说，你们是狗，但你们又把我们当成你们自己的狗。被你们的资本家赶出家园的中国和日本农民不得不到你们的国家寻找一片面包，在这个时候你们在美国却反对他们。而不是以一种兄弟般的态度接近他们，教会他们如何和你们一起为了共同的解放事业而斗争，你们不让我们加入你们的工会。我们听说你们已经成立了社会党，成立了一个国际工人联合会，但这些党和这个国际对我们只是说：当英国人在印度城市的街道上射倒我们的时候，在欧洲资本家的联合军队在北京向我们扫射的时候，当我们在菲律宾要求的是面包但得到的却是美国资本家的皮鞭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来自你们当中的代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心里渴望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他们站在你们的国际的门槛上。透过栅栏往里看。他们看到虽然你们在口头上承认我们是平等的人，但实际上，对你们来说我们是劣等种族。
六年前，一场大屠杀开始了。全世界的资本家为谁应该拥有最多的奴隶，谁应该霸占亚洲和亚洲的土地争吵不休。你们欧洲和美国的工人把这场强盗战争看成自己的战争，看成有利于你们国家独立的战争，尽管你们在这些国家没有一片土地，尽管由你们的汗水浇灌的土地不属于你们而属于你们的剥削者，你们的老板。你们帮助你们的工厂主和银行家强迫我们参加这场既反对你们也反对我们的战争。欧洲士兵的刺刀强迫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农民在弗兰德、诺曼底和香巴尼战场上死于子弹之下，死于严寒和疾病之中，他们强迫印度农民战死在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的沙漠之中，强迫阿拉伯农民在荒野上为英国远征军打土耳其人进行难苦的劳动。他们把印度农民当成骆驼，让他们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白人士兵运送子弹。为了欧洲资本家的黄金，中国和安南[1]工人被卖到俄国和法国，在枪林弹雨之下挖战壕，挖你们将战死在里面的战壕，在兵工厂拼死拼活地干活，制造将打死你们的子弹。
我们的血汗和你们的血汗流在一起，但在战场上当一个有色人在深夜临死前思念自己祖国的时候。你们却不把他看成你们的兄弟，而把他看成野蛮的奴隶，他的死不会使你们掉一滴眼泪。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在江河、大海和高山的那边，死去丈夫的妻子和失去父亲的孩子在为死者哭泣。
这场战争结束了，你们和我们的主人过去在正义和民主的旗号下，在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旗号下进行了这场战争，现在他们撕下了假面具。刺刀、军刀和机关枪统治着印度的一些城市。在阿姆利则，你们的戴尔将军可以用机关枪扫射和平的印度平民，命令他们在地上爬。但在英国国会里却没有一个工人议员起来要求把这个刽子手送上绞刑架。
在美索不达米亚，英国资本家使阿姆利则殉难者的兄弟，八千名印度士兵驻在那里，强迫他们征服阿拉伯人，以便有可能剥夺阿拉伯人的唯一财富——穆斯林的石油。在士麦拿，被英国资本家雇来的希腊士兵在疯狂地屠杀土耳其人。法国的刺刀在统治着南安纳托利亚。在叙利亚，法国将军的皮靴已经踢翻了新建立起来的独立大厦。英国政府用二百万英镑从一小撮波斯叛徒手中买来了波斯的自由，以便使这个国家成为英国资本反对波斯和俄国劳动人民的堡垒。在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和安南，如战前一样法国将军的绝对权力还在那里统治着。日本宪兵和军官正在控制着华北和朝鲜，他们枪杀和绞死任何敢于向往自由的人。亚洲和非洲的工人和农民在这场战争中流了血，但鲜血浇灌出来的不是一棵自由之树，而是为那些为自由而战斗的人涯备的绞刑架。
但是通过绞刑架的吱吱作响声，通过皮鞭下痛苦的呻吟，我们听到了新的呼喊，我们听到了那些已经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奴役者的工人的呼喊，我们听到了由已经起来反抗的俄国工人和农民制造的俄国工农红军的大炮的呼啸。我们听到他们已经战胜了俄国的资本家和地主，这在我们心中激起了无比的喜悦，激起了一种不可怀疑的感情，即受尽屈辱的劳动人民能够在他们的胸膛中找到足够的力量，消灭奴隶统治、建立劳动和自由的统治。
通过俄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进行的这场正义战争的大炮呼啸声，我们听到了你们，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的声音。我们听到你们也拿起了武器，你们也举起臂膀反对你们的奴役者。尽管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敌人还在统治你们，但我们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你们的。我们从意大利的城市听到了千百万面对着意大利资本家土匪刺刀的工人的声音。
法国富人由于害怕法国工人心中燃起的愤怒火焰，把他们投入了监狱，但我们从监狱铁栏的后面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我们还听到英国工人掀起的巨浪拍打岩石的声音，扼杀人民的刽子手、世界的强盗和破坏和平生活的罪人英国资本主义的堡垒就建在这些岩石之上。我们听到这些声音。感到无比高兴。感到欢欣鼓舞，它们使我们相信，我们遭受折磨的日子不久就要结束了，我们和你们联合起来一起斗争的日子就要到来了。我们相信，你们不是只为你们自己的胜利，为你们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我们相信，当我们还戴着锁链的时候，你们是不会去掉你们手上和脚上的锁链的。我们的主人向你们灌输了不少歧视东方劳动群众的思想，企图让白种工人反对有色人种工人，以便对二者进行更残酷的压迫；我们相信。你们会象扔掉一件脏衬衣一样扔掉这些思想。只有欧美工人和亚非劳动群众的共同胜利才能给应今为止一直为一小撮富人过上舒服生活而劳动的人带来解放。如果仅仅你们获得了自由。而我们还处于被奴役之中，那么你们自己很快就会重新沦为奴隶，因为为了把我们置于锁链和监狱之中，你们将不得不在东方和南方组织起看监狱的军队和一大帮侦探以防范我们，你们不得不建立军队，以便把我们置于铁蹄之下，你们不得不把统治我们的权力交给你们的将军和总督，他们不用劳动，在我们劳动的基础上将品尝生活的甜果，他们将学会如何把我们世世代代置于奴役之中。在这以后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刺刀对准你们。用他们在亚洲和非洲积累起来的财富把你们推向原先的奴役之中。如果你们忘了我们，那么你们就得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当你们感到自己的手上戴着锁链的时候，你们有理由记住我们的锁链。只要英国资本家能够自由自在地剥削印度、埃及和土耳其农民，只要他还可以掠夺他们，只要他还能强迫他们在英国军队中当兵，他就会有足够的财富和足够的刽子手征服英国工人。没有我们的反抗，世界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战胜世界资本。正象你们不和我们联合起来就不能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权一样，我们不和你们联合也不能把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谷物和原料，以向它们的工人提供食品、衣服和鞋类。我们的国家即东方和非洲国家有丰富的谷物和原料。没有这些谷物和原料，工人在取得胜利后就会饿死，如果他们同非洲和亚洲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如果他们以信心和真挚的感情鼓舞他们，那么在非洲和亚洲的劳动群众的帮助下，他们就会得到这些东西。
我们和你们之间的联合将显示出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我们将能互相提供食品和衣服，我们将用为了共同解放的信念而战斗的英勇军队互相帮助。
为了这一共同的斗争，我们已被第三国际召集在一起，这个国际与那个沾上我们和你们鲜血的、卑躬屈膝地为帝国主义服务、背叛全世界劳动群众利益的第二国际的腐朽历史进行了决裂。共产国际不仅向我们发出了进行一场反对资本家共同圣战的号召，而且还把我们召集到巴库，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来自俄国、土耳其和波斯以及勒里的几十年来一直在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人都在同时学习如何一起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在欧亚交界的巴库，我们正在反抗的千百万亚洲和非洲农民和工人的代表向全世界诉说了我们的伤痛，向全世界亮出了我们背上的鞭痕和锁链在我们脚上和手上留下的印记。我们举起了我们的匕首、手枪和刀剑，我们在全世界面前发誓，我们不是用这些武器自相残杀，而是要反对资本家。我们完全相信你们，欧亚的工人们将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为了共同的斗争，为了共同的胜利，为了建筑在所有劳动者相互之间的兄弟援助之上的新的共同生活和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在这里已经成立了宣传和鼓动委员会，在共产国际——我们在革命斗争中的老大哥的联盟——的指导下，它将唤起各种肤色的工人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领导他们向奴隶制的堡垒发起进攻。
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们！听听正在反抗的东方亿万人民代表的声音吧！我们向你们发誓：我们要站起来，帮助你们斗争；我们在斗争中期待着你们给予我们以兄弟般的援助。尽管几百年的束缚和奴役，我们相信你们的兄弟感情，相信你们的胜利将意味着整个人类——不分肤色、不分信仰和不分国家——的解放，所以才转向了你们。对于这种信任的回答是，你们也相信我们的斗争不是一场黑暗和愚昧的斗争，而是一场争取新的美好生活，争取东方各族人民在劳动和和睦的基础——你们也要求在此基础上建设自己的生活——上发展的斗争。你们听听隆隆的雷声吧！这是千百万亚洲和非洲劳动人民对我们誓言的反应，让这一雷声在我们为全体劳动者解放的斗争中得到更大的反响。
各国工人和亚非劳动群众的团结万岁！
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世界革命万岁！
对压迫、剥削和暴力世界的胜利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大会主席：格·季诺维也夫书记：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自《东方各民族代表大公速记记录》纽帕克出版公司1977年英文版第174—180页。
（晓流译）
[1]即现在的越南。——译者注 |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提纲（1920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提纲
1920年9月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5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1．东方各国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他们的劳动不仅供养了地主，而且还供养了整个资产阶级和官吏；他们在封建残余、束缚关系、地主的敲榨和国家的横征暴敛的压迫下受尽了摧残；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完全不能忍受的处境之中；他们为地主、收贡人和高利贷者劳动，自己却常年挨饿，负债累累，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统治当局、外国资本家和当地地主对东方各国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已经达到对农民来说不仅是不能发展。而且是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程度，已经达到使他们沦为受尽蹂躏、常年挨饿的牲畜的程度。
2．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在于：
a）封建关系的束缚；这种束缚把农民置于对地主的人身和经济的依附之中；
b）地主对土地的侵夺；由于可以自由耕种的土地不多了，因此这种侵夺使地主能够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且把他们变成事实上的奴隶，尽管他们在法律上是自由的；
c）统治当局对土地的侵夺；统治当局把大片土地租给特权阶级和资本家。使他们垄断了土地的所有权，允许他们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把农民变成转租人和雇农；
d）难以承受的税收负担和专制统治政权的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的野蛮征税方式；
e）由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游牧部落的袭击而造成的人身安全的无保障、混乱和土匪的横行；这些部落袭击农民时，往往得到统治当局的支持；
f）所有这些情况给农民带来的极大灾难，造成的极度贫困和由此产生的负债累累的耕作者；农民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在经济上完全依赖高利贷者，他们劳动的目的变成偿还银行、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的永远也还不清的贷款及其利息；
g）作为这种灾难的后果——农民缺乏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如金钱、农业机械、牲畜、谷种等；这种情况意味着，即使农民可以得到自由耕种的土地，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他们自己劳动。
3．为了把自己从难以承受的压迫、剥削和灾难中解放出来，为了给自己创造劳动条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今后的发展，东方各国农民必须：
a）铲除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主要根源即外国资本主义征服者和他们本国的专制暴君、苏丹、国王、可汗和贝伊[1]的政权及附属这些政权的整个官僚体系和一切寄生虫，夺取政权，把它的一切管理、经济和财政职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组织地方和中央农民苏维埃的方式，建立东方农民苏维埃共和国，和西方国家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一个持久的联盟；
b）拒绝履行对封建地主的任何义务，推翻他们的政权，废除对他们的任何人身和经济的依附关系，废除以任何合法形式掩盖下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无价地或无偿地把土地从地主手中收回，并分给农民、佃农和迄今为止依靠土地进行劳动的劳动者，收回地主的牲畜，把它首先分给完全没有牲畜的劳动者，然后再分给佃农和农民；把地主的工具交给已经占有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应该以小组的形式联合起来，把他们得到的工具集中起来，用于土地的集体耕种。这样能够保证获得最好的收成从而使农民的经济和他们的财富以最快的速度得到发展；
c）接管属于国家及国家各种机构——世俗的和宗教的（包括卧格夫[2]）的所有土地，分给农民、佃农、半佃农和在这些土地上劳动的劳动者，彻底废除充当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的土地转租人的一切权利，为了农民的利益，没收属于这些土地转租人的全部牲畜和工具，
d）取消一切现存的土地法和对使用土地权利的一切限制，改变土地的所属关系，宣布所有土地均属于国家，不管土地原来归谁所有，也不管原先的土地所有者或占有者对土地有什么权利；宣布任何一个在土地上劳动的人都可以有权利用土地；通过一项土地法建立一种原则：“谁用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谁就是土地的占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同时还应宣布，不侵犯不占有他人劳动的拥有小宗财产的农民，任何人都无权为任何目的而侵犯他们；
e）规定利用当地灌溉水和水浇地的办法，这项工作应该由农民苏维埃——当地的和中央的——负责；
f）保证游牧部落的利益，指定他们利用高原地区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同时采取一切措施，使游牧部落比较容易地过渡到定居生活的方式上来；
g）取消一切现存的税收，包括农产品什一税，征收农民的部分产品作为单一税，这对于维持城市工人和军队是必要的，这项税收的总数、税额和实际收缴的过程由农民苏维埃决定和执行，以这种税收从农民那里取得的一切均以城市工业向农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的形式予以补偿；
h）取消农民欠国家及国家各种世俗和宗教机构、银行、地主和商人的全部债务，宣布农民的各种债务义务一律作废；
i）在东方组织起农民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共和国以后，在工业化的西方苏维埃共和国的帮助和支持下向农民大规模地提供农业机械、工具、牲畜和发展农业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让所有农民联合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着手组织对农民的农艺援助和对土地的集体耕作，但不要强迫个体耕作者加入集体耕作；在国家大规模的支持和逐渐国有化的条件下，着手组织农民生产者合作社（包括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者合作社），通过这些合作社向农民提供他们需要的全部城市工业品；
j）在向农民提供农业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资料的同时，在空余的荒地上建立由组织在生产联合体的农业工人经办的、受国家监督的共产主义苏维埃农场；尽可能大规模地发展这些共产主义苏维埃农场，以便用它的剩余产品换取我们需要的欧洲工业国家生产出来的城市工业品。
仅仅在政治上建立独立的东方国家，象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国，或象一些殖民地国家——印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等——仅仅宣布政治独立，是不能使东方农民摆脱压迫、剥削和灾难的。如果在欧洲和亚洲还保留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已经在政治上摆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方国家由于在工业上比较落后，所以在经济上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完全依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它们还会和从前一样，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投放金融资本的地区，而这些金融资本与对工人和农民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还保留费本主义制度，即使东方的一些国家和殖民地完全获得了政治独立，这些国家的农民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痛苦阶段，而这种积累会给他们带来最终的灾难，会把他们从土地上赶出去，使其无产阶级化，变成领取工资的产业工人或农业工人，会剥夺他们的财产，强迫他们出卖劳动力。现在正在和本国的民主资产阶级肩并肩地为从西欧帝国主义列强那里赢得自己国家独立而前进的东方农民必须记住，他们有他们自己特殊的任务，仅仅赢得政治独立是不能获得自身解放的，因此在赢得政治独立后不能停留，不能满足。东方农民必须前进，即使在他们的国家赢得独立以后仍然要战斗，他们必须继续摆脱他们对本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依赖，在取得独立以后，本国地主和资产阶级肯定要用自己对这些农民的剥削代替西欧资本家的剥削。
为了使东方农民从各种形式下的压迫、依赖和剥削下真正彻底解放出来，还需要推翻他们本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东方国家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只有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完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东方农民不会失去而会保住和增加他们的财产，才能避免经过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痛苦阶段，才能在比较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帮助下经过某一发展阶段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将保证每一个农民的充分自由，保证每一个农民充分享用他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
只有社会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经济的建立才能使东方国家的农民摆脱灾难、贫穷、困苦、饥饿、压迫和剥削。对东方农民来说，在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中，除了与西方先进的革命工人联合起来，与那些已经成立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紧密联盟，共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征服者和他们自己的统治者——地主、资产阶级和其他压迫者——以外，没有别的道路。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不要退却，直到赢得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直到最终建立能为西方和东方所有民族带来真正解放，能消灭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和所有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共产主义制度。
译自《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纽帕克出版公司1977年英文版第139—144页。
（晓流译）
[1]奥斯曼帝国时期对僧侣、官吏的称呼。——译者注
[2]①意为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基金，一般包括专供宗教事业使用的土地等财产。——译者注 |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对东方各族人民的宣言（1920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对东方各族人民的宣言
1920年9月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5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1920年9月1日，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城召开了一次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下列国家的一千八百九十一名代表参加了我们的代表大会：土耳其、波斯、埃及、印度、阿富汗、俾路支[1]、喀什[2]、中国、日本、朝鲜、阿拉伯、叙利亚、巴勒斯坦、布哈拉、希瓦、达吉斯坦、北高加索、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斯坦、费尔干纳、卡尔梅克自治区、鞑靼共和国和远东地区。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是由共产国际召开的。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知道共产国际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是世界共产党人的联盟，它的目的是摧毁富人的政权，实现一切人的完全平等。1920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下列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希瓦、布哈拉、阿富汗、阿根廷、苏俄、乌克兰。
共产国际不仅要消灭富人统治穷人的政权，而且还要消灭一些民族统治另一些民族的政权。为此目的，欧美的工人必须要同东方各民族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起来。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号召这些民族实现这种联合，因为这种联合对于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解放是必不可少的。
东方各民族人民！
六年前在欧洲爆发了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极为可怕的大屠杀。在这场战争中，三千五百万人遭到屠杀，几百座大城镇和几千个居民点遭到破坏；这场战争使所有欧洲国家遭到了破坏，它把这些国家的人民置于闻所未闻的贫困和从来没有过的饥饿的苦难之中。
迄今为止，这场可怕的冲突主要是在欧洲进行的，同时也部分地影响到了亚洲和非洲。这场战争是在欧洲各民族中进行的，东方各民族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参加了这场战争。几十万受到本国统治者欺骗的土耳其农民为了德国资本家的利益充当了炮灰，二、三百万印度人和黑人被英法资本家象奴隶一样买来，又象奴隶一样为了外国的，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英法银行家和工业家的利益战死在遥远而又陌生的法国战场。
但是尽管东方各国远离这场巨大的冲突，尽管东方各民族在这场冲突中只起了次要作用，然而这场战争却不只是为欧洲各国，不只是为西方各国和各民族进行的，它也是为东方各国和各民族进行的。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瓜分世界，而且主要是瓜分亚洲和东方。它是为决定由谁来统治亚洲国家，东方各民族人民将是谁的奴隶，由英国资本家还是由德国资本家剥削土耳其、波斯和埃及进行的。
这场为时四年的可怕的大屠杀以法国和英国的胜利结束了。德国资本家被打垮了，而德国人民同他们一起也遭到摧残和破坏，陷入饥饿的痛苦之中。这场战争消灭了法国所有的成年人，破坏了它所有的工业区，在法国胜利后，它已经流尽鲜血，筋疲力尽了。这场可怕的、野蛮的战争的结果是，帝国主义英国成了欧洲和亚洲的唯一主宰。在整个欧洲只有英国仍然保留着足够的力量，因为它是借别人的手——那些被奴役的人民即印度人和黑人的手——来进行这场战争的，是在牺牲受它压迫的殖民地的情况下进行这场战争的。
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和半个世界的主宰者，英国政府要继续实现它曾为之进行战争的目标，即巩固它对亚洲所有国家的统治，全面地最终地奴役东方各族人民。
统治英国的一小撮贪婪的银行资本家通过露骨和野蛮的手段，无耻地、肆无忌惮地开始了对东方各国工人和农民的奴役。
东方各民族人民！
你们知道英国在印度干了些什么？你们知道它是怎样把几百万印度农民和工人变成没有任何权利的温顺的牲畜的？
印度农民必须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收成交给英国政府，留下的那一部分连几个月的生活都维持不了。印度工人必须在英国资本家的工厂里做工，微薄的收入连每天为生存所必需的一点点大米都买不起。每年都有几百万印度人饿死，几百万印度人在密林和沼泽中丧命，他们在那些地方被迫为喂肥英国资本家而从事繁重的劳动。
几百万印度人在自己富饶肥沃的国土上找不判一块面包，他们被迫加入英国军队，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忍受着当兵的种种磨难，在世界各地进行着反对世界各民族人民的无休止的战争，最后了却了自己的一生。印度人为了不断增加英国资本家的财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然而他们自己却享受不到作人的权利，统治他们的英国军官，这些靠印度人的尸体喂肥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宠儿。根本不把印度人当人看。
印度人不敢和英国人坐同一张桌子，不敢住同一座公寓，不敢乘同一节车厢，不敢上同一所学校。在英国资产阶级眼里，印度人都是贱民，都是奴隶，都是牲畜，都是不敢有任何人的感情或提出任何要求的动物。印度的农民和工人在被逼上绝境时，也会提出一些要求，表现出某种愤怒的情绪，但每逢这种时候，他们就会遭到残酷的大规模的屠杀。几百具被枪杀的印度人的尸体铺满了起来反抗的印度人居住的村庄的街道，为了取乐，英国军官强迫活着的印度人在地上爬，而且还让他们舔他们这些征服者的靴子。
东方各民族人民！
你们知道英国在土耳其干了些什么？英国同意给土耳其和平，但作为条件，完全由土耳其人居住的包括这个国家全部工业城市的四分之三的小亚细亚地区都得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占领，同时土耳其剩下的领土还必须承担巨额赔款，这一赔款将使奥斯曼成为英国的永久债务国。
当土耳其人民拒绝接受这种将毁灭自己的和平时，英国人就占领了穆斯林的圣地君士坦丁堡，解散了土耳其的议会，逮捕了所有受人民欢迎的领袖；他们把其中最优秀的杀害了，把其他几百人流放到马耳他岛，并在黑暗潮湿的古堡土牢里。现在英国人在君士坦丁堡横行霸道，他们从土耳其人手中抢走了一切可以抢走的东西，抢走了银行、金钱、工厂、铁路和轮船；他们封锁了所有通往小亚细亚的通道，从而使没有自己工厂的土耳其人丧失了从欧洲获取任何物品的可能性。现在在整个小亚细亚没有一点原料，没有一块金属。土耳其人被迫赤背出门，被迫用木犁耕地。
英国人利用希腊军队占领了土麦拿[3]省，利用法国占领了阿达纳，利用殖民地军队占领了布鲁萨和伊兹米特。他们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土耳其，而且正在向土耳其领土推进，企图彻底消灭已经受到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所折磨和摧残的土耳其人民。
在英国人已经占领的那些地方，他们用惯用的伎俩令人难以容忍地愚弄和嘲笑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英国人把所有的学校都变成军营，禁止了所有土耳其人的教育活动，封闭了土耳其的所有报馆，解散了所有的工人组织。他们把许许多多的土耳其爱国者关进了监狱，而且还把全体居民置于英国警察的绝对控制之下，这些警察认为，他们有权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毫无理由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棍子敲打任何一个头戴土耳其帽的人的脑袋。因为在英国人看来，如果一个人戴了一顶土耳其帽，如果他是一个土耳其人，那么他就是一个可以当成狗来对待的低等动物，一个贱民，一名奴隶，一头牲畜。
在被英国人占领的土耳其的一些地方，英国人把土耳其人当狗来对待，强迫他们做工，用棍棒惩罚他们，而且用各种诡计，各种卑鄙的手段使土耳其变成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他们这样做是要用棍棒把所有土耳其人变成为喂肥英国人而劳动的牲畜。
东方各民族人民！
英国对波斯干了些什么？在镇压了农民反对国王和地主的起义，枪杀或吊死了几千名波斯农民以后，英国资本家恢复了被推翻的国王和地主的统治，从农民手里抢走了他们从地主那里夺回的土地，把他们赶回到农奴制度中去，使他们再一次沦为莱雅[4]，即穆卡达[5]的无权的奴隶。
然后，英国资本家贿赂波斯国王的腐败政府，通过一个可耻的卖国条约获取了整个波斯，从而把全体波斯人民当成自己的独霸财产。他们夺去了波斯的全部财富；他们把受欺骗而被雇佣来的印度士兵驻扎在波斯的所有城市中。他们在波斯的所作所为就象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一样；他们象对待一个已经沦为奴隶的人一样对待波斯人民的那种有名无实的独立。
东方各民族人民！
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干了些什么？它干脆宣布这些独立的穆斯林国家是它的殖民地，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百年的阿拉伯人赶出了家园，从他们手中抢去了最富饶最肥沃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抢去了这里的人民赖以生存的最好的牧场，抢去了摩苏尔和巴士拉的丰富油田，夺走了阿拉伯人所有的生活资料，企图通过饥饿强迫他们变成它的奴隶和工人。
英国在巴勒斯坦干了些什么？首先，它为了盎格鲁-犹太资本家的利益，把那里的阿拉伯人赶出了家园，以便让犹太人来定居；其次，它企图平息阿拉伯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反对这些犹太居民，在这两部分居民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和仇恨，削弱这两部分人的力量，以利于维持自己的统治。
英国对埃及干了些什么？那里的人民在英国资本家沉重的枷锁下已经呻吟八十年了，对人民来说，这个枷锁比用奴隶的劳动修建了巨大的金字塔的埃及法老的枷锁还要沉重，还要痛苦。
英国对中国干了些什么？英国和它的同伙帝国主义日本把那个巨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剥削和压迫这个国家的三亿人民，而且还用鸦片毒害他们，正是英国自己的军队同日本军队一起用前所未闻的残酷手段镇压了在那里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它恢复了已被人民推翻了的旧的专制君主，用尽一切力量阻止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去争取自由，把他们象从前一样置于专制主义、压迫和贫困的枷锁之中，以便能更残酷地剥削他们。
英国对朝鲜这个具有一千多年古老文化的昌盛之邦干了些什么？它把朝鲜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让他们把它瓜分得支离破碎，现在他们正在用火和剑让朝鲜人民屈服于英日资本家。
英国现在正在对阿富汗干些什么？它通过贿赂埃米尔政府，使人民在最大程度上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处于极为贫困和无知的地位。它企图把这个国家变成一片沙谟，以便让这块沙漠能够保护受英国压迫的印度不受来自外部的任何侵入。
英国正在对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干些什么？在那里英国用金钱收买了达什纳克党[6]和孟什维克政府，把农民和工人群众置于它的枷锁之中，这个政府对自己的人民实行恐怖和镇压，并且强迫他们反对已经从资产阶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阿塞拜疆和俄国的人民。
帝国主义英国甚至渗透到了土耳其斯坦、希瓦、布哈拉、阿塞拜疆、达吉斯坦和北高加索，它的一些代理人到处活动，用从人民的血汗中榨取来的金钱收买人心。他们到处支持暴君和专制君主，支持可汗和地主，反对刚刚出现的革命运动，不惜任何代价把所有民族置于被压迫、被摧残、贫困和无知的境地之中。
东方各族人民受到的压迫和摧残，他们当中的贫困和无知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英国的巧取豪夺。
东方各民族人民！
在整个世界上，最富饶、最肥沃、最辽阔的土地是属于你们的，这块土地曾经是整个人类的摇篮，它不仅能向这块土地上的居民，而且还能向世界的全体居民提供粮食，但是现在，土耳其、波斯和印度的一千万农民和工人在他们广阔肥沃的土地上找不到一块面包，找不到一份工作，因此不得不飘落他乡，在异国的土地上寻找生计。
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一切——土地、金钱、银行、工厂、作坊——都属于英国资本家。
在战前，帝国主义英国与德国、法国和俄国等帝国主义强盗还在竞争，当时它还不敢把自己的爪子伸向东方各国，因为它害怕一些与它竞争的猛兽咬断它的爪子。但是现在，在帝国主义英国已经打败了它的所有对手并使它们变得软弱无力的时候，在它已经成了欧洲和亚洲的主宰的时候，统治英国的资本家就把自己恶狼般的贪欲全部发泄出来；它收起了贪婪的牙齿，无所顾忌地把它的爪子无耻地伸进了东方各民族人民的鲜血淋淋的身躯。
英国资本在欧洲已经感到受到了束缚，但它还在增长，而且找不到投资的地方，此外，欧洲的工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已经变成了不好对付的奴隶，他们不愿再无偿地劳动，他们要求得到较高的工资。为了使资本有活动的余地，为了使资本能带来更多的利润，为了贿赂欧洲工人，以便阻止他们革命情绪的增长，为了有可能贿赂工人群众的领导阶层，英国资本需要新的土地，新的工人——没有权利的和温顺的奴隶。
英国资本家企图霸占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阿富汗和埃及，以便把所有的农民从这些土地上赶出去，他们以很低的价钱从这些受摧残的和负债的农民手中买走他们的全部土地，把这些土地合并成巨大的农场，然后强迫这些无地的东方农民象奴隶一样在农场里做工。在土耳其、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他们要用饥饿的土耳其、波斯和阿拉伯劳动者的廉价劳动来建工厂，铺铁路和开矿山。他们要用工厂生产出采的廉价商品来破坏手工业，使几百万挤在东方城市里的当地手工业工人流落街头，无事可做。他们建立大型的贸易公司，挤垮了当地的小商人，把他们也抛到街头，抛到只能出卖自己劳动的无产阶级队伍中。
英国资本家要把东方人民完全变成无产者，要停止所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经济活动，强迫他们象饥饿的奴隶一样在英国资本家的农场工厂和矿山中卖苦力。当英国资本家强迫他们劳动的，难以承受的劳动摧残了他们的健康，少得可怜的工资使他们难以维持自己的生命。英国资本家榨干了东方被奴役民族人民的血汗，正是这些工人和农民的血汗变成了剩余价值，变成了利润，变成了铮铮纯金。这就是帝国主义英国为东方人民准备的前途。
英国是一个只有四千万人口的国家，压迫者和剥削者只占人口的四十分之一，剩下的三千九百万人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而它却要统治半个世界，要把东方八亿人民当成奴隶。一个英国资本家已经强迫三十九个英国工人为他干活，他还要强迫波斯、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工人农民为他卖命。这样，就有二千零四十个饥饿的被折磨的人为一个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即英国资本家苦干一生，而他们却享受不到任何好的生活用品。这一百万剥削者即英国银行家和工业家要把八亿东方人民变为奴隶。而且必须要说明的是，他们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既厚颜无耻，又没有良心，而且还肆无忌惮；除了百倍的贪婪和永不满足的掠夺欲望之外，他们什么都不顾。八亿人民的灾难，八亿人民的饥饿，八亿人民的血汗，八亿人民的痛苦和八亿人民的呻吟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无所谓。只有利润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掠夺才是量有价值的！为了攫取利润和进行掠夺，英国帝国主义者已经紧紧地卡住了东方人民的喉咙，正在为他们准备一种黑暗的前途。如果目前的这个英国政府仍然掌权，如果英国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力量，巩固对东方各国的统治。那么等着东方各族人民的就是这种前途，即彻底毁灭，永远当奴隶，不能享受任何权利，只能遭受无止境的压迫和剥削。一小撮可耻的英国银行家将永远吞噬几亿东方农民和工人。
但是我们不要这种前途！
在帝国主义英国的统治者即英国资本家面前，组织起来的东方工人和农民的巨大力量正在崛起，他们已经团结到了共产国际即一个以把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从各种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为己任的革命工人联盟的红色旗帜下。
第一次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大声地向全世界，向英国资本家统治者宣告：我们不要这种前途！你们这些恶狗不能再吞噬东方人民了，你们这一小撮可耻的压迫者不能再永久奴役几亿东方工人和农民了。你们咬下的块儿太大了，咽不下去了，它会把你们噎死。
东方各族人民在他们本国专横的统治者和外国资本家征服者的专制枷锁下长期处于无知的黑暗之中。但全世界范围的冲突的喧闹声和把俄国东方各族人民从几百年资本主义奴隶制度的锁链中解救出来的俄国革命的惊雷把他们从几百年的沉睡中唤醒，他们现在正在站立起来。
他们正在觉醒，正在听到进行一场圣战的号召，这是我们的号召！它是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和西方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号召。因此我们，东方各民族——印度、土耳其、波斯、埃及、阿富汗、俾路支、喀什、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达吉斯坦、北高加索、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希瓦、布哈拉、土耳其斯坦、费尔干纳、勒朝、巴什基尔、吉尔吉斯等民族一一的代表号召我们的人民进行一场圣战。我们号召：
东方各民族人民！过去你们经常从你们的政府那里听到圣战的号召，你们在穆罕穆德的绿色旗帜下已经进行过多次圣战，但过去所有的圣战都是欺骗性的，这些圣战只是为那些追求自己享乐的统治者的利益服务，而你们——农民和工人们——在这些战争以后，仍然处于被奴役和贫困的地位。你们为他人赢得了好的生活用品，但自己却什么也享受不到。
现在，我们号召你们在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下进行一场真正的圣战。我们号召你们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你们自己的生活进行一场圣战。
英国，这个在欧洲留下的最后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已经把它的魔爪伸向了东方穆斯林国家，并且企图把东方各族人民变成它的奴隶，变成它的掠夺物。英国正在给东方各族人民带来的是奴隶制度，是万恶的奴隶制度，是灾难，是压迫与剥削。拯救自己吧，东方各民族人民！
起来，反对这些禽兽！象一个人一样投入到这场反对英国征服者的圣战中去！起来，受尽饥饿和难以承受的奴隶劳动摧残的印度人民！起来，受尽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压榨的安纳托利亚农民！起来，受尽穆卡达压迫的波斯莱雅！起来，被赶进荒山秃领的亚美尼亚劳动者！起来，被英国人赶进沙漠，与世隔绝的阿拉伯人和阿富汗人！起来，反对你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英国！
圣战的旗帜的高高飘扬……
这是一场为东方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结束把人类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历史，为所有民族和种族——不管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不管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的完全平等而进行的一场圣战。
为了消灭把各国分成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附属国和独立国，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历史，投入到这场圣战中去！
为了把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了消灭一切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制度，投入到这场圣战中去！
为了摧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欧洲的最后堡垒，铲平海盗和土匪的巢穴，反对所有东方民族的老牌的压迫者，反对帝国主义英国，投入到这场圣战中去！
为了东方各族人民的自由、独立和幸福，为了受英国奴役的东方儿百万农民和工人的自由、独立和幸福，投入到这场圣战中去！
东方各民族人民！在这场圣战中，西方全体革命工人和全体被压迫的农民将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帮助你们，他们将和你们一同战斗，一同牺牲。
这就是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告诉你们的一切。东西方所有农民和工人的联合，所有劳动群众的联合，所有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联合万岁！这种联合运动的战斗指挥部——共产国际万岁！让东方各民族人民和全世界劳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英国的圣战燃起永不熄灭的火焰！
译自《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纽帕克出版公司1977年英文版第163-173页。
（晓流译）
[1]现为巴基斯坦的--个省。——译者注
[2]喀什在中国的新疆。——译者注
[3]伊兹密尔的古称。——译者注
[4]即中近东封建杜会中的一种无人身自由的农民。——译者注
[5]对中近东封建社会的地主的一种称呼。——译者注
[6]1890年成立的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译者注 |
代表大会向乌克兰工人致敬（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向乌克兰工人致敬（1919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谨向出席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乌克兰同志致以衷心的敬意。乌克兰同志终于战胜了本地区的敌人，并向那些为协约国干涉乌克兰事务而叫好的分子表明，乌克兰工人和贫农不是为了任何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社会革命万岁！ |
代表大会给红军的致敬电（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给红军的致敬电（1919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谨向苏维埃俄国红军致以亲切的问候，祝愿红军在抗击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 |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19年3月）为早日开展工作起见，本届代表大会以选举方式成立必要的机构，但认为共产国际的正式组织机构应由下届代表大会根据执行局的报告来决定。共产国际受执行委员会领导。执行委员会由大国共产党各派代表一人组成。下列各国共产党应立即派代表参加首届执行委员会：俄国，德国，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巴尔干联盟，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凡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其他各国政党，将在执行委员会占有一席。在外国代表尚未达到之前，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执行委员会所在国的同志承担。执行委员会选举五人执行局。 |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秘书巴拉巴诺娃同志的报告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成员拉柯夫斯基、普拉廷、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兹决定：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就此解散。 |
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1919年3月）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第三国际并定名共产国际。表决权的比例不变。各政党、组织和小组在八个月以内保有正式申请加入第三国际的权利。 |
告世界工人书（1919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
告世界工人书
（1919年3月）
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代表大会谨向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及领导他们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表示感激和敬佩。
伟大的俄国革命使长期以来被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俄国革命在道德和伦理方面，在集体和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为建立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世界，在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俄国革命始终援助各国工人为反对独裁的军国主义政府而进行斗争——所有这一切必然会博得各国工人阶级普遍的赞扬，并使他们为之欢欣鼓舞。
在建立以劳动、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方面，俄国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大工业已全部收归国有，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各个部门则由委员会管理。颁布了劳动法令，从而实现了超越社会民主党原来最低纲领的一系列改革。法院、高等学校、医院、宫殿，总之，一切公共机关实际上都是由人民接管。在其他多个生活领域，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仅已经开始，而且有的已经实现了。
革命把解放和改革的影响也扩展到农村。仅仅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把农民从富农的精神和物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够的。这种改革其实早在1917年11月和1918年3月就已完成了。现在，村社和大型国有庄园在大力经营被没收的土地，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耕作。国家在大型国有庄园中采用最新农业科学发明成果，这种庄园堪称精耕细作的典范。
上述改革的直接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增进人民的福利。
这一目的虽然尚未达到，俄国中部居民虽然还在忍受饥饿，日用品日益缺乏，但这不能归罪于苏维埃制度，归罪于布尔什维主义，恰恰相反，今天之所以能根本扭转克伦斯基和资产阶级民主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之所以能够使俄国的经济生活维持现有水平，还多亏了苏维埃制度，多亏了布尔什维主义。
目前这种危机完全要由苏维埃政权的国内外敌人负责，他们实行怠工，策划阴谋，进行武装干涉，迫使俄国用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建立新型军队。
俄国全体人民尽管渴望和平，却勇敢地正视和承认了建军的必要性。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布尔什维主义是否有罪，是否应受指责，最好的检验办法就是让协约国不再迫使苏维埃政权实行自卫。
为此，协约国不仅应停止派兵到俄国，从俄国港口撤军，而且应停止在俄国国内从事破坏活动，不再以金钱和武器装备支援反革命匪帮，因为，反革命匪帮失去了协约国的支援，很快就会自行瓦解。
这样，红军士兵就可以复员回家，优秀的工作人员、忠诚的组织者和熟练的工程师就可以由苏维埃政权自由调用，因而和平经济建设很快就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但是，不应当忽略，年轻的俄国工业离不开外国援助。现在协约国却禁止以前实际经营俄国工业的外国专家返回俄国，以此来破坏新经济的组织工作。协约国阻挠恢复和维持现有工厂，阻挠原料和燃料的运输，禁止向俄国输出机器、车厢和机车，以此来扼杀俄国工业，使人民饱尝事业的苦果。交通工具缺乏，使城市食品供应无法保证。农民得不到以前靠国外进口的必不可少的农具，致使粮食收成都成为问题。
苏维埃共和国屡次正式表示，今后它仍愿得到外国工业和专家的帮助，并声明愿为此付出优厚的报酬，因为在目前，这种帮助是繁荣俄国经济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协约国对上述表示竟不屑理睬，对俄国，甚至对中欧大国以及中立国家进行威胁，施加压力，以达到对俄国实行严密封锁的目的。
各国劳动群众必须要求他们的政府停止对苏维埃俄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为使这种要求具体化，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向各国人民提出一下行动纲领。
各国无产阶级的尊严、独立及其最基本的利益要求他们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手段，直至革命手段，实现下列要求。
1，协约国不干涉苏维埃俄国内政。
2，立即全部撤退目前驻在俄国欧亚地区的协约国军队。
3，放弃一切进行直接或间接干涉的政策，无论这种干涉的政策采取的是挑衅的形式还是给予俄国反革命分子或俄国反动匪帮以物质或精神支援的形式。
4，废除由本国、由俄国反革命分子或由俄国邻国所签订的旨在干涉苏维埃共和国内政的一切条约；立即召回协约国政府为了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而派到俄国北部和南部、罗马尼亚、波兰、芬兰、捷克的所有外交师团和军事使团。
5，承认苏维埃政权，因为诞生18个月之久的苏维埃政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也更具有威望。
6，恢复外交关系，包括派出正式驻俄代表（社会主义者），并承认俄国驻外代表。
7，和会接纳苏维埃政府代表为俄国人民唯一的代表。欧洲和约如果不经俄国参加审议和签订，则难以奏效。如果和会在没有布尔什维克出席的情况下，甚至在有布尔什维克出席的情况下，接纳把持各区域政府的傀儡作为全俄或俄国部分地区的代表，那是卑鄙可笑的，因为傀儡政府是协约国一手制造的，只是由于有协约国作靠山才能存在下去；而这群傀儡几乎都是个人野心家和利己分子。
8，停止经济封锁，否则俄国经济很快就会陷于崩溃，人民陷于饥饿。
9，恢复贸易往来，缔结贸易协定。
10，派遣数百名以至数千名工程师、技术指导、熟练工人、尤其是五金工人到俄国，使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经济方面，首先是在解决恢复交通、铁路和组织运输这一紧迫任务方面得到实际的帮助。 |
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1919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确认，只有全体工人阶级不分男女紧密团结、共同斗争，才能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赢得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女工愈来愈多，世界上至少有半数财富是由妇女创造的；此外，在建立新型共产主义制度、特别是在向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过渡、改造家庭和对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教育方面（这种教育的宗旨是为苏维埃共和国造就有工作能力、充满合作精神的公民），无产阶级妇女的重要作用是大家所公认的。这一切，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提出一项紧迫的任务，即必须全心全意吸收无产阶级妇女入党，并采取各种方法，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以新的社会风尚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伦理精神教育妇女。只有在无产阶级妇女坚决和积极参加下，才能实现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
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1919年3月）资本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就是一种杀人越货的制度。造成深重灾难的原始积累；宣扬圣经、传播梅毒、提倡酗酒、推行惨无人道的灭绝部落和民族的殖民地政策；贫穷、饥饿、千千万万被奴役的无产者体质羸弱，早年夭亡；血腥镇压奋起反抗压迫者的工人阶级；杀人如麻，把进行世界生产的场所变为制造死亡的刑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大战爆发以来，统治阶级不仅使1000多万人横死沙场，9000万人成为残废，而且还在国内实行血腥的独裁。沙皇政府绞杀工人，残害犹太人，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奥地利帝国血腥镇压乌克兰和捷克农民的起义；英国资产阶级灭绝人性地杀害爱尔兰人民的优秀代表；德意志帝国主义在国内横行无阻，首先拿革命水兵开刀；在美国，资产阶级对国际主义者施以私刑，判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20年苦役，对罢工工人实行武力镇压。当帝国主义战争开始转变为国内战争，这些人类历史上罪大恶极的统治阶级的血腥统治行将垮台的时候，统治阶级变得更加残暴凶狠。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无所不用其极，其手段之残忍，就连中世纪的野蛮暴行、宗教裁判以至殖民主义的枪杀掠烧也都相形见绌。目前，面临灭顶之灾的资产阶级正从肉体上消灭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力——无产阶级，从而赤裸裸地暴露出资产阶级丑恶的反动本质。俄国将领，这一群沙皇专制制度的活标本，在社会党叛徒的直接间接的支持下，过去和现在对工人实行集体枪杀；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统治时期，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身陷囹圄，将领们借口违抗命令，竟把整团整团的士兵拉出去枪杀。如今，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博得协约国列强的垂青资助，被他们残害和绞杀的工人何止千千万万，他们的口号是杀掉“十分之一”，在绞刑架上的悬尸三日，杀鸡儆猴；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捷克斯洛伐克白匪砍掉被俘者的四肢，把他们投入伏尔加河，或干脆活埋；在西伯利亚，沙皇将领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无数的工人和农民。德国和奥地利帝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及社会党叛徒实行白色恐怖，彻底暴露了他们的食人本性。在乌克兰，他们用可移动的金属绞架绞杀被他们洗劫一空的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就连他们的同乡——我们的奥地利和德国同志也不能幸免。在芬兰这样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中，他们帮助芬兰资产阶级杀害了12000——14000名无产者，在监狱里活活被折磨致死的就有15000多人；在赫尔辛福斯[1]，他们为保全自己的性命，竟然驱赶妇女和儿童以身体来阻挡机枪火力。有他们作靠山，芬兰白匪和瑞典走狗才胆敢对遭受折磨的芬兰无产阶级下毒手。在塔默尔福斯[2]，凶手倚仗他们的势力，强迫死刑犯为自己挖掘墓穴。在维堡，被杀害的芬兰和俄国男女和儿童多达数百人。在本国，德国资产阶级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共产主义起义实行血腥镇压，野蛮地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杀害和摧残斯巴达克派工人，从而表明他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反动透顶的杀人魔王。实行集体屠杀和个人暗杀，也就是实行白色恐怖，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信条。在其他各国，情形也是如此。在民主的瑞士，工人如胆敢违反资本主义法律，定被处死。在美国，苦役、电椅、私刑已成为民主和自由的司空见惯的标志。在匈牙利和英国，在捷克和波兰，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刽子手作恶多端，坏事做尽。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例如，以孟什维克分子佩特留拉为首的乌克兰资产阶级民主派，以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皮尔苏茨基为首的波兰资产阶级民主派等）大肆鼓吹沙文主义，疯狂迫害犹太人，其手段之残酷，较之沙皇警察迫害犹太人时，有过之无不及。一群反动的波兰“社会党”暴徒竟杀害俄国红十字会代表。不过，对于行将死亡的资产阶级杀人魔王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们作恶的普通事例而已。“国联”创始人曾口口声声宣称“国联”的宗旨是实现和平，但实际上它却用血腥魔爪来加害各国无产阶级。协约国列强为了维持自己的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惜假黑人士兵之手来为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开拓道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痛斥资本主义刽子手及其社会民主党帮凶，号召世界各国工人万众一心，全力以赴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以永远消除杀人越货的制度。[1]即赫尔辛基。——译者注[2]即坦佩雷。——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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