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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数迷 一辆警车风驰电掣穿过市区，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驶往W市郊的一间劳改工厂。这个厂座落在两山之间，高高的围墙把整个工厂裹在里面，围墙四周有几座哨楼，大门口铁门紧紧关闭着，旁边开着一扇小铁门，有两个武装持枪把守着，这里是一片阴森森的景象。 听到远远传来的警车声，武警连忙把大铁门打开，警车没有仃留直驶进去，到监狱大门前仃下，四个武警先跳下车，打开后仓门，命令新押来的罪犯下车。 七名新犯慢条丝里地从车箱里走出来，个个都剃光了头，脸色苍白，穿着肮脏不整齐的衣衫，大都是三四十岁的模样，垂头丧气地提着自己的衣包，一跳下车，被强烈的阳光晒得一阵昏眩，睁不开眼睛。 最后一个下车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罪犯，中等身材，眉目清秀，无精打采，流露出一付绝望的神情。别的罪犯下车后总是徨惑地东张西望，唯独他什么都不看一眼，低着头，眼朝下，心里叽咕：“我这一辈子完了，那能走出这鬼门关啊！”这个人名叫方园，是个数学迷，因为违犯了出版法，被捕入狱，判刑七年，劳动改造。 方园出身教师家庭，父亲是个数学教员，整天与几何图形打交道，所以给他起个《方园》的名字，从小培养他热爱数学，教他计算、作图。他长得聪颖精灵，在小学时，同学们刚学九九乘法口诀时，他已能背诵11平方、12平方、13平方……，并能心算。有时他妈带他去买菜，售货员还未算出价钱，这个小家伙却脱口而出，早已心算出来了。 方园刚上初中不久，父亲不幸病逝，从此失去了严父良师，感到万分悲痛！但父亲生前培养的这个数学苗子，已经生根发芽，方园对数学的兴趣与理解力，与日俱进，后来即使在“文革”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岁月里，他还是坚持了自学，特别是数学使他着了迷。凭他坚强的求知欲望，毅然自学完高中数学课程，还钻研过大学的微积分。 由于父亲去世，妹妹年小，方园才没有到农村插队落户去，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母亲做工维持。方园待业在家，每当感到彷徨难受时，总是拿起书本啃数学难题。有时被难题困住，就象呆子般冥思苦想，茶饭无心，一旦难题解出，则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后来人家介绍他到职工夜校教数学，工作是称心的，只是收入不多，家庭生活还是很困难，总想再干些什么增加收入。 一次在修改学生作业时，想到练习题最好有个标准答案，批改作业就方便了，若能把《解答》编印出来，一定会有很多人要买，不就可以得到一笔收入了。于是他每天埋头编写起来，从初中的算术练习题做起，仅用了几个月时间，便把初中共六册的数学习题解答完，决定分三册油印出版《初中数学习题解答》，但没有钱付印怎么办？他摊开全国地图，发函到各省、市、县的中学校去，先行征求订户，却万万没有料到，不到一个月功夫，汇款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要求订购的有近千户之多！于是他立刻交付油印出版，一下子成了个“暴发户”，得到好几千元。于是他又开始编写高中部分，计划用大半年时间出版《高中数学习题解答》，他认为自己做的工作有益于教育事业。 然而，好景不常，美梦终于破灭了，原来他大量油印出来的《解答》，并未经过出版部门的审查和批准，是非法出版，违犯了《出版法》，而且计算出来的答案，并不标准，加以付印时没有认真核对，错谬不少，尤有甚者，这本《解答》给在校的学生得到了，如法照抄，为害更大。因此，有些函购了《解答》的教师，纷纷写信到有关部门揭发，方园因而被捕，锒铛入狱，全部非法收入被没收，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好一个勤奋自学的“数学迷”，皆因是个法盲，在人生的征途上走入一条曲折而痛苦的路程。 这里是一间综合性的劳改工厂，方园作为新犯，先到入监队学习“监规纪律”，几天后被送到打铁房去劳动。方园一见这里熊熊烈火，扑索迷离，隆隆锤声，热浪滚滚，顿时害怕起来，心想：这种劳役叫我如何忍受得了！ 那锻工组长见来的是个文弱书生，不是打铁的材料，心里就叽咕，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干干杂活，铲铲煤，记记工，方园的劳改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初时的恐怖情绪已逐渐消失，他横下一条心，打铁就打铁吧，只是七年过后，人都老了，还有什么前途呢？他越想越悲观，常常夜里睡不着，暗自哭泣，他本来力气不大，再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更是无精打采，他用每月一元五角的另花钱开始学抽烟。 一天，劳改干部在车间找他谈话，从家常扯起，然后问他怎么会犯罪的？ “我犯了出版法，但出书是为了教育事业，思想是纯正的。” “不，如果你思想纯正就不会犯法了，你非法出版是为了钱，结果误人害己，罪有应得。” “但刑期太长了，还有什么前途呢？” “刑期是依法裁定的，但它是活的，可以缩短，看你是否积极争取。” “争取？我没有争取的本钱。”他指的是打铁力气不足，没有争取的本钱。 “本钱是什么？就是立功赎罪的决心。”劳改干部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还年青，要多学些本领，努力把工作做好，前途是光明的。” 干部平易近人，一针见血的谈话，使方园久久不能平静。是的，要争取自己的前途，不能破罐子破摔了，于是他拎起了30磅大锤，狠命地往木椿上打，苦练摔锤本领，又认真看图算料，过去锻工间由于下料不准确，锻件毛坯不是过大就是过小，往往造成浪费或报废，如今有了方园看图算料，算得又快又准确。对于方园的转变，人们都刮目相看了。 不久，方园被调到钳工间搞划线工作，一位戴着老花眼镜的犯人师付，对这新来的学徒深表欢迎，因为自己不久就刑满新生了，于是他非常热心地教这位新手划线， “划线首先要看懂图纸，……”老师付边划边讲。 方园一声不响地听着，认真看老师付操作。他看到划线工作就好比几何作图，就是按图纸尺寸，把线条划在涂满白粉的工件上，以便下一工序据以加工，过去自己划的用小园规小文具，如今改用大园规大角尺而已，感到十分有趣，正适合自己的数学本行。 老划线工喜出望外，夸这新来的徒工聪明肯干，一学就会，很快能单独操作划线了。方园由于工作顺利，精神振作起来后，克服了悲观消极情绪，脑海里又有一个新的奋斗的目标：自修全部大学课程。他戒了烟，把零用钱积下来买书，他利用午休和睡前的空余时间自学，一心想在刑满后当个数学教员。 几年过去了，在一次隆重的奖励大会上，方园戴上了红花，由于他在改造中表现良好，又为展览会绘制的大型图案花立了功，宣布减刑一年，提前释放！这使他激动得闪出了幸福的泪花，体会到政策是对现的，犯过错误的人经过改造还是有前途的。他提着行李，愉快地踱出了那黑色的劳改监狱大门。 方园告别了劳改生活，回到家里，回到社会上，顿时感到宇宙间宽广多了。高兴之余，未免有点彷徨，想到自己坎坷的经历，浪费了美好的青春，有点“落花流水春去也”，使人懊丧!前车可鉴，今后做人要吸取教训，不能再干违法的事了，但自己爱好的数学，希望能从事教育事业的梦想，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又破灭了，劳改过的人是不可能当教师的。 不久，他被安排到一间街道工厂，跟婆婆妈妈在一起从事极其简单的工作，把两个小另件锉平，嵌在一起即成，不管方园怎样加班加点，每月工资也只有三十几元，这个工作跟自己的理想相距甚远。 后来社会上兴起第三产业，街头出现了不少摊贩，做小买卖的个体户多了。方园不会做生意，但对一种行当很感兴趣，那就是服装裁剪，他见那裁剪摊头围着一些人，生意很好，裁剪一件衬衫收费五角。方园看在眼里，计在心头，于是他买了几本服装裁剪的书，下班就边看边划，甚至把自己好好的一套衣服拆下来，对着书本看实样，书中许多繁琐的公式，他都要盘根究底，并且熟记心上，在妹妹的配合下，他裁妹缝，为母亲和妹妹做了几件衣服，便无师自学了一门技术。 就在热闹的桥头地区马路一角，有许多个体摊头，卖水果的，修挂包的，卖服装的……，当中有个摊位，就是方园的裁剪摊，但见他肩膀上披着一根长皮尺，在人群中正在裁剪一件粉红色的女衫。旁边放着一台拷边机，他的妹妹在此拷边。 一年之后，就在原摊头附近，方园租了一间狭小的店面，新开一间《园园》小裁缝店。门前挂着一件颇具特色的女衬衫，引人注目，里面除了一张剪裁的大平台外，还有两部缝纫机，有两位女性在操作规程，他的妻子和妹妹。 这些年月正值祖国改革开放，欣欣向荣，服装进出口行业有如雨后春笋。有个合资的服装厂老板经过此地，为《园园》裁缝店挂着的新款样衫所吸引，看到年青的店主一表人才，正是服装厂所十分需要的，使他非常高兴，经过几天的商谈，方园被聘为工厂的服装设计师兼裁剪，他的妻子和妹妹也一起进厂当缝纫工。方园在服装设计工作中，发挥了他的数学才华，他设计出来的服装都是各种几何图形的拼凑，新颖而大方，深受消费者喜爱，销路大增。 这位数学迷，经历了曲折的人生，终于达到了自己效力社会的机会。但他依然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自修大学数学课程，还热情洋溢地为几个中学生补习数学课。他给刚满周岁的儿子买了个算盘玩具，精心育苗，把数学这门科技基础瑰玉，寄托在下一代。 1985年10月
结婚前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附录：小小说 结婚前后 ——献给E.C 室内还黑黝黝的，窗外的天边，却是一片鱼肚白，远远地隐约听到隆隆的车声和推粪车者的呐喊。小弟弟在床上翻了个身，因为小便急，醒了，两只手擦擦眼睛，朦胧中爬下床去，看见娴姐还在睡着，发出微微的鼻息，他走近桌子去看钟，不对，这该是姐上工的时候了，昨晚曾经吩咐过他的，便一把抓住姐长短不齐的头发，摇了几下，娴姐从梦中惊醒过来，以为冤家丈夫又要剪她的头发了，下意识地一弯身就坐了起来，一手攫住抓好她头发的小手。 “姐，五点半钟啦！” 她终于清醒了，睁开眼看见是弟弟，微微叹了一口气，向弟弟一笑。 “你吓了我一惊！” 她起来了，穿上衣服，赶忙去洗脸刷牙。屋里静悄悄的，小弟很快又睡着了。她把昨晚的剩饭菜盛到饭盒子里，盖好，用绳了扎牢，放进网袋里，这是拿到厂里去吃的中饭。她匆匆吃过泡饭，穿上外套，用围巾裹着长短不齐的头发，拿起网袋，急忙离开了家。 马路上冒着烟，馒头摊在升火炉，小贩挑着担子在赶路，穿过街心，一阵阵初春的寒风迎面扑来，娴不禁打了几个冷颤，紧缩着身体，又继续逆风前进。她想，要不是去做工，我就穿那件皮大衣了，不由得一股辛酸味儿冲上鼻子来，逝去的影子又在她脑子里徘徊，她哭了，泪珠沿着鼻梁爬行而下，她拿出手帕揩了一下，突然又转变了念头，恨恨地咬咬下唇，不哭了，赶忙向电车站那边走去。 三年前，她在高级教会学校念书，那是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生活，她是快活的，惯常在淡兰色的旗袍外，衬上一件鲜红色的外套，长长的卷发分披在两肩，一双圆圆的眼睛闪烁发光，显得聪敏而漂亮，她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又学会打字，满想在毕业后可以找份好工作。她的知友常打趣地问她： “你毕业后究竟结婚呢还是做事？” 娴总是含羞地做个鬼脸，一阵红晕打她脸上掠过，但很快又老着脸皮用俏皮的口吻反攻对方： “你这坏蛋整天想结婚，我却要去做事哩！” 虽然这样，但毕业后做什么呢？她却从未好好地计划过。她有去做事这个念头。只不过是从方老师方面影响过来的。方老师是学校时最年青的一位教师，是最受同学欢迎的“现代教师”，他是活泼的，勇敢的，有一种新思想，主张女子要有独立的意志，不应当做男人的奴隶。 娴自小过着一种最平和的生活，像初夏的微风只能荡漾起片片的波纹一样，地平淡的，日子就在不知不觉中溜走。她从未受过什么剌激，内心永远保持着水一样的平衡，任何事情在她的脑海里都是同样的淡薄，没有多久便自然而然地消散了。 但，方老师的见解却在她平静而纯洁底思想中激起了浪花，第一次发生一种不平凡的印象，这使她无限地，崇拜了方老师。此后，她便不时在想，毕业后要到外面去做点事情。 有一次，她向妈提起这件事，她妈却呶着嘴反对她，古怪地向她笑笑， “还做什么鬼事呀，你今年已经二十岁啦！” 母亲的意思不外是想早日攀个门当户对的亲家，使女儿有个归宿。娴不高兴母亲这种见解，愤然跑开了。她妈想起了三十年前的自己，也曾半推半就地反对过母亲，便心里有数，以为女儿是默认了她的见解了。 好容易到了夏天，娴毕业了，十三年的学校生活就此终结，好几个同事都做事去了，也有的很快就结了婚，只有娴一直烦恼地在家里闲着，毕业即失业！母亲不赞成她到外面去做事，每当女儿找到一份工作时，总是拿种种借口去拦阻她。娴虽不高兴妈的话，有时也反对过妈，但到头来心软了，所以没有一次不是她妈妈得胜的。 终于有一天，她妈妈笑咪咪地对娴说起亲事来了，娴羞答答地俯低了头，双手翻弄着手帕。她想起了方老师，觉得他才是自己钦佩和敬爱的人，但母亲说的是另外一个，。她妈一面讲，一面探手入袋摸出一张相片来，看了一眼便给娴—— “人是这么漂亮，家里又有钱……” 相片放在娴的手上，娴的视线正好落在相片上，惶惑间她用手接着，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 “妈，我不喜欢他，我要去做事！” 她妈笑了，彷佛对一个小学生天真的稚气发笑似的。她心里明白，女儿所心爱的正是那个穷教员。她突然严肃起来，用一种母亲特有的温柔和慈爱的口吻，向女儿解释： “做母亲的谁不希望女儿过上好日子呢？我是完全为着你将来的幸福着想，这样漂亮而又有钱的人你不喜欢，难道你真的爱上那穷教员不成？愿意跟他过一辈了的苦日子吗？” “妈，你不应该这样看人家。”她反驳说。 但，在母亲三翻四复地劝说底下，娴无奈只好答应与他——那个漂亮而有钱的——交朋友。 从此，娴周旋于两者之间。 方老师是个热情的人，他滔滔不绝的言谈是动人的，他攻击拜金主义，否认金钱万能，他谈到了社会的不合理，妇女职业的毫无保障……他的话，象兴奋剂一样剌进了娴的心弦，使她感到无限的快慰。她羡慕他，倾爱他，觉得跟他在一起是最愉快的事。 然而，母亲介绍给她的那位新朋友，此后便常常到她家里来，人是阔绰的，柔和的，对娴体贴得无微不至。每次来，总是带着娴喜欢吃的巧克力糖和水果。起初，娴对他并无好感，慢慢地混熟以后，两个人便常去看戏，看打球，逛公园，尽情地欢度他们清闲的日子了，而这种生活环境，却正是娴稀薄枯燥生活的最好调剂。 娴喜欢与方老师谈话，得到精神上的愉快，否则便感到无聊和苦闷；但她也不能离开那位新朋友，因为他又是她心灵上唯一的安慰者。 娴渐渐走进一个岔口，在她底贫弱的内心上，发生了动摇与彷徨，彷佛两者都是她所爱慕的。性急的母亲不时在催促她作出决断，并且再三向女儿解说贫与富对终身幸福的密切关系。 方老师是热情的，但他除了以鼓励的言辞给娴以鼓舞外，时间与经济都不容许他闲情逸致地去消受他们甜美的初恋日子。然而那位无所事事的新朋友，却正好补充了这个缺陷。他每天清闲得很，当他死心塌地要追求娴时，便把全部精神贯注在那谈情说爱的“圣业”上了。 一件件的衣料，一副副的手饰，电影院、舞场、公园——无限的享受与痛快，在这些物质剌激吸引下，娴逐渐与方老师疏远起来，走向那位“朋友”的怀抱里。 在一个明媚的春日，她结婚了。 婚后的娴，整个环境都改变了，从此，她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烦琐的家务中，家里虽然雇了个老妈子，但事情太多，不能不亲自动手。婆婆教她做各种事情，像个管工，有点令人讨厌，丈夫终日无所事事，悠手好闲，白天跑出去，傍晚才荡着回家。对于娴，却远不象从前那么亲切与关怀了，娴有时也忍不住问他： “你整天到那里去了？” 他总是心不在然地，还带着几分兴奋的神情，随着口回答娴： “看打球。” 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心想：这日子多无聊啊！但口里没有说出来，内心里只感到难过。 娴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地大起来，婆对她很好，各种事情都不让她去做了，这才使她有个休息的机会。但婆不时在娴的耳边唠叨，口口声声要抱个男孙儿，仿佛生男生女可以由自己选择似的，使娴很不高兴，她就有这么一股劲儿，偏偏要反对婆的主张，要生个女孩。 就在一个严寒的冬日，娴分娩了，果真是个女孩，却象她父亲，并不叫娴喜爱。从这天起，婆对她态度变得冷淡起来，那时她还在医院，婆几天才去看她一次。当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瘦黄的脸容时，不由得暗自伤心，觉得自己是天下间最不幸的人。丈夫还是老样子，对于娴，高兴的时候说几句傻劲话，冷淡起来却一声不响，靠着祖宗留下来的一点遗产，每天出入球场，过着无聊的生活，娴有几次劝他去找个职业，反被他骂得闷闷不乐： “不用你管！” 娴所受的委曲，惟有回娘家向母亲哭诉一顿，才算透出一些怨气，慈祥的母亲总是安慰她叫她忍耐一下。娴在家里终于把自己的不幸情况写信告诉了方老师。老师很快的回信对她表示十分同情与关怀，希望她能出去找份工作。她想起方老师说过女人要有独立的意志，不应做男人奴隶的话，顿时在脑子里开出了希望之花。 从此，要出外做事的念头在娴的脑子里发了芽，她暗地下决心，要找个职业，慈祥的母亲总是安慰她，劝她回家去跟丈夫商量商量，说夫妻之间吵吵架是常有的事，叫女儿忍耐一下。 半个月后，丈夫装得很懊悔的样子来接娴回去，娴在母亲的劝慰下，便回家去了，但家人对她是冷淡的，丈夫的恶劣态度丝毫未改，娴立刻打消了和他商量出去做事的念头，一切只得由自己暗中进行，她写了几封给同学的信，托找职业，事情终于有了点头绪，人家约她去应试。在旧社会，都是靠男人赚钱当家，女的在家生儿育女，转转锅台，社会上也很少女的工作，除非家里贫穷，才让女的出去做工的。 当天晚上，丈夫回来，他妈先和他说了不满娴外出的话，一回到房间，丈夫眼睛直瞪着娴，狠狠地责问她： “你今天又到那里去了？” 娴虽然因为去迟了不及应试，空跑一场，如今趁丈夫问起这件事，也就决心把自己要出去工作的话对他说个明白—— “我不能老呆在家里，我要出去工作。” “以后不许你再出去找什么工作！” “为什么？”娴反驳说。 “妈不许你去！” “我偏要去！” 突然，丈夫像魔鬼似的，阴险地迫近坐在床沿上的娴，一手抓住她的头发，娴惊叫了起来，倒在床上，号哭了半夜。 不知什么时候，娴疲倦地睡着了，朦胧中做了一个噩梦，丈夫用拳头打她，她哭喊着，从楼梯上滚下去，翻了几个筋斗，她吓醒了，出了一身冷汗，心胸卜卜跳动，知道是梦，才镇定下来，但一转身，觉得颈项间有点瘙痒，很不舒服，用手搔了一下，哟！她叫了起来，发觉头上长长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她一弯身立刻坐起，眼泪象泉水般落下来，一手抓住横卧在前面的冤家丈夫，边嚷边打—— “你为什么剪我的头发，你赔我的头发！” 刹那间，女人和孩子的哭声，男人粗暴的打骂声，木板撞击声，尖锐的打破玻璃声，……汇成一片，从静夜中爆发出来，惊醒了全家和弄堂里熟睡的人们！ 在一个严寒的冬日，娴坚定地离婚了！只是可爱的女孩却判归男方抚养，未免有点惋惜而已。 当方老师得知娴离婚的消息，立即叫他的姊姊去看望娴，认为这样封建野蛮的家庭，谁也不能忍受，离婚是对的，希望她坚强起来，暂时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到他姊姊做工的纱厂去锻炼一下。就这样，娴进了纱厂，开始过这种刻苦的，但自食其力的生活还只几天，心里倒觉得痛快。 一年之后，娴与志同道合的方老师结为连理，恩恩爱爱。若干年后，由于政局混乱，娴与方老师一同走出国门，先到香港，后来辗转到了美国，听说娴后来竟成了某大学的助教哩。初生的女儿长大后也来到美国，与妈妈一起过着愉快的生活。 1946年发表于《青年与妇女》第6期 六十一年后2007年5月增改过结束部分
见马克思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见马克思去 我的前列腺癌已属晚期，今年6月在第六人民医院经穿剌检查确诊后，一直在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看中医，服用中草药，虽然略感好些，但化验PAS却从10.36又升至14。而且大腿上部疼痛难过，每天在贴膏药。看来，我的毛病将发展成下肢瘫痪，最后转移成骨癌！这个病已不能西医开刀、做化疗或放疗了。服用中药只不过是延缓寿命而已。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客观规律，谁也不能超越，当然，如今医学发达，许多疾病都可能得到治疗，前列腺癌也可能得到治疗，也会出现奇迹，但现实情况却是这样残酷！也许留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跟秀云在一起幸福的晚年生活不长了，就将与亲切的亲人和老战友告别了，就要去见马克思了！ 我这一辈子追求马克思主义凡六十余年，虽历经坎坷，三次坐牢，劳改、管制达三十一年，一生光明磊落，无怨无悔！死对我来说早已置诸度外。如今我俩已是“两个半条命”，“过一天等于两个半天”!这不是忧郁担忧的话，情况确实是这样。特别是在我确诊患了前列腺导管腺癌后，两个人随时都有可能病情恶化，紧急住院。这十几年来，我们相亲相爱，互相关怀照顾，有说有笑，有商有量，出门总是手拉着手，以防跌倒，已成为公园人们的美谈，见到我们就说：“恩爱夫妻来了！”伸出两只大姆指表示赞扬。那年我患病住院，她也一起住院，一起出院，我俩真是形影不离的！我们居住条件极好，二楼适合老人上下，室内前后通风，特别是添了一个平台，像我们的小花园，种了许多花木。这里交通方便，出门就有个小花园，每天晨运就在这里。附近就有菜场、超市和医院。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谁也不能例外。但总希望能再多享受几年这样幸福的生活，所以秀云又提出“只想再活三年，活到九十岁”的短期目标。可见我们还是很理智的。我们都有强烈的幸福感，觉得这些年来，是一生中最最幸福的！真是舍不得一下子离开这个幸福的人世间！ 我一直在服用《康士得》，后来发现有血尿，华山医院叫改吃《福至尔》，但服后不久有血尿！真吓人！到10月18日早上竟然小便不出，连忙到华山医院去插导尿管，打三天吊针！到28日夜里血尿竟然把被子也弄湿了！于是一早就打电话给给觉真、沁怡，她们立刻前来把我们送到她们附近的岳阳医院去，但没有床位，只好在输液室输液两天，到30日在老厂长的帮忙下，终于住进了病房！ 从此天天打吊针，止住了血尿，逐渐好起来。秀云天天到医院陪我，中晚饭在医院吃，然后在医院睡一觉，早晚觉真带来带去，晚上在觉真处，她睡在床上，觉真睡在地板上，秀云真是太辛苦了！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看我，烧这样那样小菜给我吃。觉真、沁怡、小胡天天来；继荣知道后，小潘和水英也多次烧小菜来，老周身体不好也想来，通过他的电邮告诉了朗哥，接通了小妹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老叶夫妇也来看我，大家太有心了！真使我感激涕零！ 我起先一袋一袋血尿，后来逐渐变淡，但大腿两边酸痛不已，每天打六小时吊针，中饭一只手吃，整天睡在床上，住医院也是很痛苦难过的！所以一旦没有血尿，我就要求拨导尿管，早日出院回家休息，不致使秀云这样辛苦，觉真这样费心！到11月9日，共住院十天，医疗费共计5050元！ 由于出血过多，脸色发黄，正好这两天太阳大，天天晒上身，脸色才逐渐好看些，有一天到大公园去会老朋友，人们都羡慕我们健康长寿哩！但是回家后虽然生活恢复正常，但还是混身发痒，精神疲倦，人很难过，看来病情是严重的，这一劫很难逃得过！我此生无怨无悔，只为自己做的事情太少而深感愧疚而已！ 我只想到，当我在阴间见到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时，我要坦率地对他说：你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理论，经过人类百余年的实践，虽然被斯大林独裁主义者的删改与歪曲，苏联解体了，东欧垮台了，曾在一段时间，人们抛弃马克思主义，使得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革命的人们，吸收失败的教训，如今马克思主义又从新在广大群众中蓬勃发展起来，迎接新的革命运动的到来！当然，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世界，不是如我过去想象的，以为一阵子革命运动就能成功的，即使一两个国家革命胜利，但生产力落后，物资不丰富，分配不均，还会产生新的统治阶级，还会产生新的斯大林专制政权。所以说，要在全世界实现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千秋万代革命者奋斗的结果，是千秋万代的伟业！因此我参加革命虽然一生坎坷，这又算得什么呢，我无怨无悔，死而无憾啊！
手捧《坎坷》喜若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手捧《坎坷》喜若狂 我的回忆录《坎坷》在林致良君的大力帮助下，在香港正式出版了，2007年7月17日收到他第一批快邮寄出的四本，印刷精美，厚厚的一本；两天后又收到第二批40本。使我欣喜若狂！它记下我这一辈子的奋斗史，历尽坎坷旅程的人生，这真是： 手捧《坎坷》喜若狂， 衷心感激林致良！ 记下一生奋斗史， 大道之行长又长。 我随即到邮局分发到所有认识的亲朋，那怕久未来往的梁廷和姜君羊的家属，听取大家的意见。我这个人，早年在香港读中学时，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立志为建立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一生坎坷，在沧陷期间，曾被敌伪逮捕；在国民党时期，被国民党逮捕；在共产党时期，被共产党逮捕，一生被监禁、劳改、管制达卅年之久，世间罕有！为了寻找革命真理，奋斗终身，光明磊落，无怨无悔！我的回忆录反映了那一段险恶的历史进程。留给后人作为纪念也是有意思的。 郑超麟的孙女郑晓芳认为写得好，建议托北京唐宝林代售此书，我请小林寄了一本去。我还接到阿招女儿的电话，她生气地说书中写她在文革时埋怨妈妈不死的话，其实我是听阿招多次讲过的。藉云龙的儿子两次来电都认为是难得的资料，叫我好好保重身体。 我的外甥阿民来电邮说：“很高兴收到寄来五本《坎坷》，更为你高兴的是你达成心愿将多年写作出版成书。我一口气读完，感慨千万，你为达成理想坎坷一生。如能在序文强调此乃真人真事绝非虚构小说，更会增加读者之真实感。我相信此书会在华侨社会地区定有销路，如有可能将之译成英文版或可能拍成电影或是电视剧集，你便成为世界知名人士，将你为现实理想牺牲一生之事迹为世人所知。” 我也请张开寄书给日本朋友看，他们对中托所受的污陷和迫害是很关心的，如能把它节译刊登，人们是要看的。 我年老了，快见马克思了，留下这本回忆录真是难得。我对林致良的鼎力帮忙，真是感激涕零啊！
“我们已经超额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我们已经超额了！” 这些日子，我们疾病缠身，痛苦不已，有时候真是痛不欲生，但又爱不欲死。只好无病防病，有病积极去医院治疗就是了。年纪大了，机器坏了，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谁也不能改变。一想到我们已活到八十八岁高龄，还这么健康，能吃、能睡、能拉、能走、能玩，在公园里，人家往往伸出大姆指赞我们福气，年纪大还这么健康！ 秀云无论在医院、公园、酒家或什么地方，她喜欢跑到老人面前，问人家多大岁数，人家都比她小，知道她今年已八十八岁，大家都表示惊奇，赞扬她健康长寿！使得秀云得意洋洋，优哉悠哉，出足风头，兴高彩烈，显得更加年轻和精力充沛。许多上了八十岁的老人，大多数都已丧偶，所以一个人不大出门走动，一但要出门，就有子女或孙儿陪着，这个扶着她的手，那个托着她的腿，老人甚至走一步路也得依靠人家帮忙，显得老态龙钟，这与秀云相比，无疑好像相差苦干年。所以一下比较起来，人家就十分赞颂秀云如何这么健康，要请教她的养生之道。 我们时常与附近的老人家相比，总觉得我们远胜人家一筹：一是不与小辈同住，减去代沟带来的许多不舒服，俩老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喜欢睡就睡……；二是生活环境好，两房一厅外加一个平台，空气清新；三是心情舒畅，我俩志同道合，老年伴侣，互相关爱，走路也手拉手防跌倒；四是子女孝敬，对老人关怀备至，天天有电话来问候，每年生日或假日节日大团圆，真是幸福无量啊！别人家那有我们这样好的条件！ 也确实有些人七十来岁已老态龙钟，所以就感到我们已经超额了，这样一想，心情就轻松得多，即使生病，现代先进的医学都不能挽救时，死也不足惜，因为我们已经超额了。 还有，这些年来，我们互相关爱，心情舒畅，小辈孝敬，生活愉快，特别是我们也懂得一点老年人衣食住行方面要注意的地方，例如，“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在身体好，天气好的情况下，每天早中晚坚持散步，做适当的运动；在饮食方面，要多素少荤，少盐少糖，少吃多餐，吃八成饱等；在卫生方面，只要我们做得动，就不用钟点工，自己动手打扫卫生。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们基本上做到定时作息。所以我们一直感到生活得轻松愉快，尤其是我们年青时候，大家都过着苦难的生活，如今年纪大了，却意想不到晚年还有这样幸福，如今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有养老金用得好，小辈关怀好，天天来电话问候，过年过节甚至平日大家欢聚一堂，共聚天伦之乐。这样幸福的日子，用秀云的话来说：“我们已经满足透顶了！” 因此，最近以来，虽然我们疾病缠身，但一想到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已经满足透顶了，顿时心情就舒畅，生活上更加轻松愉快！ “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这一辈子，年青时就投身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光明正大，只是对革命运动没能作出什么贡献，在即将离世之时，深感愧疚而已。 2007年4月13日
讲真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讲真话 在北京出版的《陈独秀与中国》2006年1月号上，有唐宝林接受记者采访的一篇谈话，很有意思。那是荷兰电视台拍摄马林电视传记片的记者采访他的，他说是要像陈独秀那样用讲真话、讲民主、讲科学的方法，谈了一些敏感的问题。讲到当前中国存在着的危机，而且具有爆炸性，他难得说了几句真话： “第一，贫富悬殊。广大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农民，生活相当艰难。而富裕者却过着一掷千金的腐化生活；最引起民愤的是多数富豪者，并不是像西方那样通过合法途径富起来的，而是通过腐败、权钱交易的非法手段。例如，一个人，通过与一个大官的特殊关系，获得一张批条，就可以从国家银行骗得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甚至更多的贷款；然后，有的直接把这钱存到外国银行，据为己有；有的搞一个假企业，过一些时候宣布企业破产，来吞没有这笔款子；有的与外国人合作，搞什么“合资企业”，即使年年盈利，也造假帐，称年年亏损，拒不还贷。中国的四大国家银行，所以有那么巨大的坏账、呆帐，就是这样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位批条子的大官和各种有关系的人，都会收到巨额贿赂和其它好处。于是就形成一个巨大的腐败案件。例如现在大家共知的“赖昌星案”和上海首富“周正毅案”，就是如此。由于案件牵连到当政的大官，所以，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性，必须包庇，否则“不打自倒”。但是，现在是信息时代，纸包不住火，越包庇，越引起民愤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一颗火星，就会引起爆炸。尤其当这种腐败行为直接威胁到贫苦人民的利益时，如圈地拆迁，使圈地者暴富，而使被圈地的农民和贫民进入绝境，更容易引起群众性的抗暴斗争。现在已经在有些地方发生这样的斗争，外国报刊称“农民暴动”。领导“农民暴动”本是中国共产党的专长，怎么会发生在今天呢？…………对于已经发生的腐败事件，是只打“苍蝇”，不敢打“老虎”，否则就要“伤筋动骨”。而且，如果没有一张类似你们反对党的报纸，即一张不受执政党领导、监督和限制的报纸，每天都盯着执政党官员的一举一动，一发现劣迹就揭露，任何别的监督措施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中国这几年高喊“安定团结”，现在又说要建设“和谐社会”，如果不解决这个贫富悬殊和腐败问题，就是一句空话。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这个问题，而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第二，不民主。开明专制比过去是开明了，但毕竟还是“专制”。现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国家各级领导人，从国家主席到一个单位的科长，都是指定的，所有选举都是走过场，而且是认认真真的走过场。为了证明高度票率，可以把票箱设到病床边，让不能动弹的病人投票。毛泽东先后指定过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最后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才撒手人寰。这与封建时代皇帝选太子和废长立幼，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把自己的嫡亲儿子变成了自己的异姓亲信而已，而且高官互相推荐对方的子女当官，又规避了嫡系传承的嫌，又保住了权与利：亲信中，莫过于自己的秘书。于是中国就出现了“太子党”和“秘书党”联合专政的怪现象。所以，中国一切领导人，都是在“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诏”下上台的。这样的领导人，自然只要向上面负责就可以了，对下面广大民众就可以无法无天。由于中国不允许竞选领导人，要改变这种“指定接班人”的状况，要走漫长的道路。二，言论、出版缺少自由。过去只要与毛泽东一个人的意见不同，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即使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也不例外。我们历来要求人民与中央保持一致，13亿人“同唱一首歌”，全国只有一个声音，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即使不同的声音是正确的。像黄炎培的独生子黄万里，在最高当局表决时，只有他一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坝，结果遭到残酷的迫害。现在证明这个水坝，成了中华民族万劫不复的一个大灾难。由于中国不允许反对派和反对党的存在，在1952年，中共第一个反对派、反对党的中国托派（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被取缔后，只有“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即使有很好的利国利民的意见，也不能发表，更不被采纳。而且他们受到严密的监视，不准串连，不准集会，更不准结社，不准游行，不准接近群众。因为，共产党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们知道不同政见者与群众结合所产生的后果。其实不同政见并不可怕，我认为一位高级干部，很开明，他认为全国一个声音不正常，基础就是七个音符，，七个声音，作曲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七个音符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美妙的乐曲。如果只有一个音符，如何作曲？因此他建议共产党不要害怕不同政见者。应该定期或不定期地与他们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对的就采纳，错的就说服，暂时不能采用的也加以说明，积极创造条件后再执行。要相信绝大多数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是爱国者，他们的意见都是为国家好，为人民好，也为共产党好；而绝不是为了颠覆共产党的政权，为什么不能友好相待、和睦相处呢？！……再则，禁止发表不同意见，在现在的高科技、互联网时代，是不可能的。现在在报刊上几乎看不到真话，网上就大讲真话，弄得你很被动。不让在大陆发表和出版，就到香港、台湾、美国发表出版，揭露大量事实真相，让人大吃一惊，大彻大悟。尤其是香港出了一系列这样的书，成了中国的民主基地。这很有讽刺意味：费了好大力气收回香港，结果却背了个沉重的“民主包袱”，动不动来个万人大游行，要求民选“香港特首和立法会”，弄得我们很被动，真是何苦来哉！………… 总之，现在的中国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世界在前进，中国只能前进，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上迈出了巨人的步伐，已经快二十年了，政治上却裹足不前，这样的“跛子”，走下去，总有一天会“摔倒”的。我们衷心希望它在“摔倒”前能够觉悟，让一个经济持续繁荣、政治民主稳定的中国，早日屹立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近我在书摊买了几本好书，其中有一本是巴金的《随想录》。这是巴金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巴金在十年“文革”住牛棚惨遭批斗后，揭露“四人帮”罪行，提倡要说真话，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在病中写成的血泪书，分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每集30篇，共成150篇，书名为《随想录》。这是巴金晚年的优秀作品，这样大胆揭露“文革”的作品，至今还很少见，上头也只希望人们把“文革”忘了，并不想揭深揭透，可见巴金的《随想录》确是难能可贵的，很值得一看。 当然，巴金是个作家，而非政治家，他的大胆揭露，也只限于容许的范围内，其实，“反右”和“文革”等的极左路线，乃是专制魔王毛泽东一手制造的，杀害了千千万万无辜人民，这笔帐还得以后来算！巴金晚年在病中还能坚持写《随想录》，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这五卷书，他前后写了五年，平均每年写30篇，也都按计划完成了。
好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好梦 我们每天晚上睡前总是聊聊天，祝愿大家做个好梦，平平安安的睡个好觉。果然，有一早醒来后，秀云晓有兴趣地对我说，她做了个好梦：“在医院里医生说你已经死了，我悲痛地大喊“阿李，阿李！”却意想不到竟然听到你“嗳”的一声答复！我马上去找医生，说你还没有死，医生也认为不过是家属的希望，但医生来到时，我又喊了两声“阿李”，竟然又听到你“嗳”的一声的回答，就这样，终于把死人救活了！你又活过来了！” 这真是个好梦，比中头奖还还要好的梦！由于最近我的病痛较多，这里不舒适，那里又难过，秀云真是忧虑重重，担心我活不长了，快要离开人世，快要离开亲人了，多么的希望我能与她一起多活两年，这样幸福的晚年我俩最少能活到九十岁才好啊！ 我听了她的有趣好梦之后，随口唱出“世上只有老太好”歌： 世上只有老太好， 晚年生活是个宝， 天天与老太手拉手， 生活过得多美好！ 最近以来我病痛不少，秀云真是处处关心，希望我身体健好，那怕我下楼去买豆浆，也一再关照慢慢走，当心跌跤！绝不想我死在她的前面，因为我死后她一个人无法生活，觉真要照顾生病的小刚。所以她常说要死在我的前头，这个好梦就是在这种思想情况下做出的，表达她的心态。但愿我们都能多活几年，多享受几年幸福晚年吧。 2007年7月17日
圣诞之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圣诞之夜 觉真入教后约我们一起过第一个圣诞节，沁怡一家也去了，我们这七个人总是欢乐与共，其乐融融也。 我们早就把圣诞树送去，现在还想再买点什么东西，更增加节日的气氛，于是又买了不少可以挂在圣诞树上的小玩意，如十字架、铜铃之类，还买了一个很大的圣诞老人，拉着小提琴，会动，有悦耳的圣诞音乐声，总共才50元，值得！觉真也专程到城隍庙去买了一些小玩意，买了圣诞树上红红绿绿的装饰灯，亮起来煞是好看，我们把十字架给她钉在门上，一个圣诞之夜的房间顿时装扮起来了。 我们在觉真处吃中饭，然后跟小刚一起搓麻将，沁怡一家5点多钟才到。七个人团团圆圆地吃圣诞晚餐，这时候圣诞树上金光闪烁，圣诞老人拉起小提琴，奏出美妙的乐声，伴随着大家嘻嘻哈哈的说笑，一顿晚饭足足吃了个把钟头。之后，大家搬开桌子，在圣诞树前拍照留念。 觉真从来没有今天那么高兴，她有寄托了，心中有主，得到“重生”，就好比第一天活到人间，哇哇落地，过去一切的苦难都不曾有过，从此她坚强地生活，那怕再苦再累也顶得住，因为心里已有了上帝！ 虽然这些唯心主义的东西，连秀云也觉得好笑，也不会相信，但世界上许许多多人信教，希望摆脱困境，求得保护，得到心理平衡，愉快生活，这总是好事情。人们安份守己，也附合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无不尊重宗教。我在美国时，每星期天就同阿宜一起到教堂去，免费上英语课，当中也听一回说教。有些新华侨并不信教，听牧师说到：“恩格斯说人是猿变的，那么现在为什么还有猴子呢？”就暗自笑了起来，但这些新华侨还是去教堂听教，为什么呢？因为到了美国，马克思不灵了，头脑空虚了，要找个精神寄托。阿宜初到美国，遇到就业等许多困难，上教堂后，却得到一些教友十分热情和积极的帮忙，就如同得到上帝保佑一样，解决了许多问题，我相信阿宜如今一定已经洗礼入教了。 世界各民族都有许多宗教，世上许多人都信奉宗教，越是愚昧越是信教，正如我国许多人求神拜佛，寻求菩萨保佑，希望消除灾害，逢凶化吉。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将来科学技术极大地发展了，人们的头脑中就没有上帝和菩萨了。但今天宗教还客观地存在着，人们信教自由，不能下命令消灭宗教。
只当漂流在异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只当漂流在异乡 民放去世，秀云真是死去活来，身上穿的件件衣服，看到房里样样东西，几乎都是民放买来的，“儿啊，儿啊，我的心肝宝贝！……”日里夜里，心里都是民放！悲痛已极！我看到报上刊登了一首唐伯虎的《绝诗》，对生与死比作从阳间到地府的游荡，很有意思：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旧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我把这首诗念给秀云听，讲到做人要乐观豁达，有病积极治疗，人死也不过是从阳间到地府，好比到外地旅游一样。秀云很欣赏这首《绝诗》，认为民放病重太痛苦，倒不如到乐极世界去！她把诗背熟，思想也开朗了。
健康投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健康投资 沈老家里最近添了两样东西：一把摇椅和一套按摩器。每次请我们到他家作客时，就让我们坐在那舒适的摇椅上，同时开着按摩器，象一双有力的手揉捏着腰部，好不舒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大家羡慕之余，问他是女儿还是儿子买来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说是用自己的“老本”买的，不要子女花钱。原来沈老对自己的晚年早有打算，就是要有“四老”：老伴、老本、老窝（住房）、老朋，这是晚年幸福生活的保证。“老本”就是要自己留下一笔钱，需用时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如果手头上没有这点“老本”，想买什么得向小辈要，就没那么方便了。这话说得很对。 沈老说，如今我和老伴都已是耄耋之年，吃也吃不多，穿也不用穿什么新的，旅游也跑不动了，只希望有个健康的身体，愉快地度过晚年。小辈都已成家立业，叫我们有钱尽量用，不要节省，不要留下，说你们辛辛苦苦留下几个钱，我们能分到多少呢？钱不够，我们给。所以，我就把那些“老本”用在“健康投资”上，自己多年梦想过有把摇椅，坐着看书读报，悠然自得；有个大的按摩器，解除腰酸骨痛的疾苦，这一回就下了决心买来了，圆了多年的梦想啊！我们看到沈老讲得容光焕发，兴奋不已，都说他想得开，做得对。 如今沈老处处为健康着想，做什么事情总离不开“健康”两个字，例如“健康饮食”，“健康作息”，“健康锻炼”，“健康心情”等等，最有趣的是“健康麻将”，规定“麻将小来来，轻松乐开怀，绝不天天搓，娱乐要多彩“。 《新民晚报》1999年5月30日《银发生活》
童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童趣 从觉真新居出来，回到自己家里，却有一种乱七八糟的感觉，觉真新居家具不多，井井有条，清爽整洁，舒适大方，而我们家里却无所不有：福禄寿星，金牛骆驼，圣诞老人，泥塑老夫妻，许多花瓶插着种种真假花朵，房门贴着各式对联和吉祥画，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玩具乐园，如同走进孩童的世界。 但是我们还是喜爱自己的老年屋，因为整天呆在家里，喜欢东摸摸西看看。最近小龙给我们买的一对泥塑老夫妇，秀云就喜欢用手摇来摇去，玩过不仃，情趣盎然，这就是童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舍不得把好看点的废物丢掉，例如许多好看的月饼盒子，所以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多了。 难怪有些年青人走进老年屋，总有点脏乱差的感觉，虽然室内还很干净，总觉得有乱糟糟不习惯，殊不知道老年人有这点童趣，才使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如果家里只有简单几件家具，老年生活就变得单调乏味，无所适从了。
助人为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助人为乐 我原来住的张家宅房子要拆迁，那里有我和侄子继荣两个户口。拆迁可以换到远郊一室半住房，但路途遥，交通不便；如要回迁，每平方6000元，至少两房一厅要交卅余万元；否则就是卖断，可得74000元。继荣到远郊去看了几处房子，都不如意。 继荣是我的侄子，他父亲子女多，要把小儿子送给我们，其实我对此并无兴趣，大家不过口头讲讲，当作笑话而已。但继荣从小就好象真的做我的儿子那样，阿罗去世时追悼会上还是他手捧遗像的。 前些时，我带秀云去过继荣家里，一个小房间住着一家三口，灶间是几家共用的，居住条件极差，希望他有机会能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他的女儿长大了，也应该自己有个房间。秀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如今拆迁费74000元，如果我们要回一半，继荣就无法改善居住环境。秀云还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便毅然决定支援继荣改善住房，我们不拿一分钱！这使我非常感动！我们老了，生活过得去就算了，继荣夫妇为人很好，秀云对他们的印象非常好，支援继荣改善居住环境，关系到他全家一辈子的事，真是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觉真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秀云与她一讲，她就欣然同意。 我们把支援他买房子的事告诉继荣，他们夫妇当然极其高兴，无比感激！正好他妹妹培玲买了3房2厅的新屋，原住的2房1厅地段又好，正合继荣居住，原来估价要25万元，让给弟弟减为22万元，我打电话给培玲极力促成这件事，继荣只要在银行按揭10万元，加拆迁的74000元，钱就相差无几了，事情就这样办成功了！ 秀云为人通情达理，慷慨大方，乐观豁达，助人为乐，这也是老年人健康长寿的重要条件和心理因素，这样做人，自己就活得更愉快，更有意思！
一生愉快与遗憾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一生愉快与遗憾事 夜里睡省，就想想明天将写些什么东西，忽然想到我一生有六件愉快和三件遗憾事。六件最愉快事就是：一，西流剧社；二，民众教育；三，狱为媒；四，发挥余热；五，“天堂之旅”；六，遇老邹。概括说来： 第一，参加西流剧社（1939-41年在香港），当上社长。不仅唱歌、演剧，使我活泼起来，热情洋溢；最重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使我心明眼亮，找到了一条金光闪烁的革命大道。虽然道路崎岖不平，使我坎坷半辈子，但也无怨无悔，因为路没有走错，历史已诏示假马克思主义已垮台，革命失败后人们正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找革命真理。 第二，开办民校（1946-48）。抗战胜利后，百业待兴，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任务。我开办了上海市立第一百民众学校，服务社会，办校三年来，扫盲三几百人，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狱为媒。1944年在狱中认识了罗真，志同道合，相亲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1947年结婚，到88年罗真含冤病逝，我们结合41年！虽然我俩一生坎坷，41年中也只有头尾各5年即共十年的共同生活。我们为崇高的理想而结合，坚贞深厚的爱情使我们永远连结在一起。 第四，发挥余热（1984-89年）。在居委会搞文教工作五年。居委会是基层政权，参加居委工作，了解民情，了解社会。年纪大了，尚能发挥余热，为民服务，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心安理得。 第五，“天堂”之旅（1993-94年）。能有机会到美国探亲，看看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况，了解到先进与落后的差距，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了解到“自由世界”的黑暗面，使我更坚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 第六，“三生有幸遇老邹”（1994年起）。晚年能与志同道合的老邹在一起生活，互相照顾，互相鼓励，忧戚与共，欢度晚年，真真是晚年的一件特大喜事！她的子女又是这么的孝顺，对我无比的尊重和敬爱，使得我们的晚年生活极其愉快，感到世上我们是最幸福的人！坎坷了半辈子的人也总算得到幸福的报应。 一生有三件遗憾事，就是： 第一件，没有到澳大利亚去留学。大概1938年吧，我父亲在澳洲已经给我办好到澳洲读书的签证，当时我已读中学，我姐夫和一些人都认为，与其到澳洲跟小朋友在一起读小学，不如在中国高中毕业后读大学，将来更有前途。当时并没有认真的考虑，就决定放弃到国外去留学了。如果当时我去了澳洲读书，就会完全改变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解放后1950年我和阿罗都去了香港，后来万万不该再回到广州。当时只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而林松琪介绍我回广州培道女中教书，就毫不考虑斯大林反托的惨剧，毅然回去了。以至后来被关押、劳改、管制三十一年，坎坷半辈子！ 第三件，大约2001年11月，因前列腺住进利群医院准备开刀，但看到熊安东开刀一个月还出血，就害怕起来，认为年纪大了不宜开刀，以致没有把前列腺切除，只把两个睾丸割掉。后来到03年6月才又到徐汇区中心医院做电切手术。因为不是全部切除，未能根治，后患无穷！ 2006年3月10日
节日欢聚乐融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节日欢聚乐融融 每年的假节日，春节、五一、中秋、国庆等节日，就是家族大团聚的欢乐节日。我们是个和谐之家，平时因为大家要上班或忙于家务，对年老的妈妈和李伯，只好打个电话问候一声，放心就是了。否则要等到假节日，就一定去看望妈妈。多少年来毫无例外，所以在我的杂记中，大部分篇幅都是记载着家族大团聚的情况，虽然罗里罗索，也充分反映大家的欢乐情绪和这个家族的和谐。在整理这些文稿时，也只好大加删节。 就从2006年春节讲起吧。今年是狗年，街头上到处都是狗的贺岁物。由于我国这些年来经济大发展，国家欣欣向荣，人民走上小康生活，所以今年的春节特别热闹，春节晚会的节目也比往年丰富，上海更是绚丽多彩，繁荣昌盛。 我们家里今年也比往年热闹，大年初一，觉真和沁怡一家门就来拜年。大家欢天喜地，因为今年新年有件特大的喜事：我们的小刚身体健好，有了理想的工作，已经上班几天，就拿到工资和奖金了！真是狗年行好运啊！这份工作对他非常合适，这是觉真的厂长鼎力帮忙介绍的，在一家新开的集团公司搞电脑总管，正是小刚的专业，工作不辛苦，对他的健康也合适，大家对厂长的关怀真是感激涕零！所以今天过新年，心情格外的愉快，在一起吃得开心，玩得更开心！ 大年初二那天，四代同堂，共十七人到觉真的新居，欢聚一堂。三个第四代都是男孩，最大的是沁怡的儿子小龙，身高一米八，下学期升高中；最小的是新途的孙子，只有两岁，天真活泼很好玩；当中一个是定风的孙子，六岁，在幼儿园读高班，妈妈教他会唱英文歌了。秀云真是开心得合不上嘴！定风这个工程师月薪5000元，利华当厂长3500元，两个人再加上退休金，每月收入上万元，收入不错！新途想自己开厂还没有搞成，每天在家哄孙子，也自得其乐。总的来说，我们这一家四代，尊老爱幼，生活都过得很愉快，是理想之家，健康、和睦、幸福之家！大家喜气洋洋，互送红包，老的给小的，小的给老的，家族情深，团团圆圆，高高兴兴！ 中午，四代同堂十七人浩浩荡荡到饭店吃饭，开两桌酒，拍了许多照片留念。饭后一些人到沁怡家里去玩，我们和小胡、王耀一起回到觉真新居搓麻将，这两个年青人都是好样的，不抽烟，热情洋溢，都有很好的工作，对老人十分尊敬，跟我们打牌，有时明明他胡了也不胡，好让我们多胡些，更加愉快，沁怡打牌往往也是这样。我们热闹了一整天。 今年春节，国外的亲朋友好，也早就来电祝贺新年，祝愿我们健康长寿！远隔重洋定居加拿大的龙哥电邮说：“祝你们在狗年里，像小狗那样汪汪叫”。真有意思！要像小狗那样生龙活泼，跳跳蹦蹦，心情舒畅地欢度晚年，多么美好的祝福啊！老徐、慕兰给我们和觉真来电致候。九十二岁在香港的“大家姐”，也不忘记老姊妹，来电话拜年祝福，老康和洛卿也热情来信来电祝贺。美国的外甥阿民、阿洪有心寄来支票，外甥女阿宜也来电话煲粥聊天.…… 于是我把我们春节拍的照片，电邮给他们看，相信大家看到我们身体健好，也一定很开心的。 我香港的侄子阿南，年前专程到我们家里来看望，祝福我俩健康长寿！侄媳妇多次对秀云说：“阿南就是他仔一样的。”这话一点不假，长期以来，我侄子大力支援我每月千元生活费，让坎坷半辈子的阿叔能过上幸福晚年，亲情切切，就好比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啊！ 阿罗的侄子罗继荣，春节忙得不亦乐乎，做司机的就好比佣人一般，听从老板吩咐，加班又加点，春节一直忙个不停，没有休息的时间，直到元宵前两天，才抽出一点空闲时间，一家三口前来看望我们，他是念念不忘我们曾帮助过他改善了住房条件，真心实意地买来一些礼品，又请我们吃晚饭，祝愿我们健康长寿。他的女儿今年读高三，明年考大学。 徐厂长在百忙中，也来看望我们，送来许多礼物，问寒问暖，老领导太有心了，令人感激不已！原来搞退管会的顾师付早已退休，身体又不好，还前来贺年；还有老友周履锵，特地从浦东过来，邀请我们和老熊夫妇去吃饭，欢度春节，畅谈别后。 小辈这么孝敬，亲朋这么关怀，我俩的晚年是在世外桃园般的美好环境里，蜜糖般的甜美亲情中生活的，难怪秀云常感动地说：“我已经满足透顶了！”是啊，我们的晚年太幸福了，老有伴，住有房，用劳保，交有朋，子女孝，关心好，心舒畅，身健康，真真是满足透顶啊！对我来说，特别是“三生有幸遇老邹”，要不是有个好老伴，我也活不到今天啊！老伴关爱，延年益寿，使我感动，于是我用这标题执笔写了一篇短文投寄老年报。我体会到老伴关爱，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长期的共同生活，忧戚与共，对方的一举一动，一喜一乐，需要什么，希望什么，了如指掌，互相之间，总是照顾得妥妥贴贴，称称心心的。我们也规劝那些常闹别扭的老夫老妻，他们往往因一点小事而争吵不休，互相不能体谅，矛盾越闹越大，以致分食、分居，甚至分手！他们不懂得老年夫妻互相关爱的珍贵，没有互相关怀，家庭一旦失去和谐，必然带来无限的烦恼与痛苦，这是老年人最最不幸的！老年相伴，互相关爱，益寿延年，真是幸福无量啊！ 从初一到十五元宵节，都是在过年。元宵节那天，觉真早就约好，我们七个人，中午到金陵东路一处很漂亮的酒楼吃饭，这顿午餐又好吃又便宜，大家吃得很开心。然后又到觉真家里搓麻将，晚上吃汤圆，觉把最好的海参烧汤给我们吃，大家又愉快地玩了一天，我们真诚祝福觉真狗年行好运，“薄命红颜”晚年应享福啊！ 回顾这些年来，2003年的春节过得还比较愉快，年夜饭是沁怡请客，连她的公婆在内共9人到「虹林阁」吃的，席间秀云到别的桌上与老年人比高寿，结果她是全堂岁数最大的老寿星，这使她十分高兴！以后连续几天都过得很开心。然而前年（2004年）春节，她却是在医院里过的。那年她四次住院，心脏病加上胆囊炎，要开大刀，幸而上帝保佑，手术顺利，平安大吉！去年（2005年）春节也经历了一场惊险，春节前几天，秀云到地段医院看病，本想打打吊针，然后好好过春节，那晓得医生认为她早博非常严重，必须立即住院治疗。于是我们在觉真处把年夜饭提前在中午吃，然后我和沁怡带齐住院的脸盆等用具，送她到华山医院去看急诊，准备住院，幸而一位老资格的医生看了病历和检查后，却认为并不严重，不用住院治疗，只开了一些普通的药就回来了，使大家从忧变喜，于是马马虎虎在家过了春节。 所以说，今年的春节比历年过得格外愉快，过得热闹，过得开心！但愿未来的许许多多个春节，俩老还是这样身体健好，心情舒畅，小辈们茁壮成长，事业兴旺，家庭幸福，大家就能团团圆圆，更加愉快地过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年的春节，俩老就更加欢乐地度过幸福的晚年！ 2007年属猪年，春节总算在惊险中平平安安度过了。这些日子，由于我的前列腺癌此起彼伏，骨痛好了些，血尿又来了，小便拉不出来，到医院插尿管，打吊针，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再加上秀云的心脏病、关节炎、牙痛、喉咙痛，两个半条命，真是过一天算两个半天，随时随地准备住入医院的，有时真是痛不欲生，但又爱不欲死，心情是矛盾重重的！一生坎坷，能与秀云过上这幸福的晚年，再加上这么多可爱的小辈和情深谊重的老战友，怎么舍得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春节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活下来的，是在侥幸中度过的。 觉真和沁怡早就约好我们去吃年夜饭。我们七个人平日来往最密切，是生死与共的七个人。秀云一直与觉真共同生活七十年，小刚也是她带大的。而觉真红颜多薄命，早年丧夫，晚年儿子患绝症，多少年来大家过着痛苦的生活！直到这几年来，由于小刚健康的好转，觉真也顶过来了，秀云与我相结为伴，特别是小刚有幸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愉愉快快地生活，才使我们这亲切之家，骤然好转起来。 再说沁怡，早两年房地产不景气，一直没有正规收入，去年下半年才稳定每月三千元工资，生活可以过得去；特别是小胡换了份非常合适的工作，作为物价局的公务员，评诂出事汽车的损坏情况，多少年来他从事汽车驾驶工作，对此十分熟悉，虽然工资只有千多元，但工作极其愉快；再说小龙今年已读高三，即将升大，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好不开心！ 春节的年夜饭就是在这种闹猛的气氛中愉快地度过的。那天徐厂长又特地来看望秀云，老领导十分有心！小刚的工作也是他介绍的，他真是我家的大恩人啊！ 到年初三那天就更加热闹了，我们先到觉真家，然后和沁怡等人一起到浦东新途家里，定风一家已经先我们到了。新途住在比较高级的住宅区，环境很漂亮，他家两室一厅，新买五万元的红木家俱，布置得很华丽。只是他那里买东西不比我们方便。新途退休后本想自己开厂没有搞成，就干脆在家里带孙子。孙子有两岁大，很聪明跳皮，据说已会自己开关电视、电脑了。新途的儿子和媳妇都有很好的工作，一家子过得很美满幸福。 定风夫妇还在工作，收入不菲，人老了些。铭铭如今在电网上销售童装，听说生意不错。王耀去了日本旅游，今天没来，儿子已五岁大，很有趣。这家人也是过得很美好的。 中午就在新途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满满的两桌人，秀云看到这些幸福的小辈，真是欢天喜地，开心极了！席间最有趣的是1.8米高的小龙领着两个只有他一半高的小人，秀云的第四代，到我们桌上来祝酒，对于这些孝敬的小辈，大家都站了起来，兴高采烈地喝了手上的喜酒！ 饭后新途一定要我们一起回到他家里玩，虽然我们已经十分疲倦，但也不便离开，只好留下来陪大家玩，由于平日难得聚在一起，真有说不完的许多话要说，大家嘻嘻哈哈的，乐而忘归，一直高兴地玩到下午四点钟，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新途家里。 春节前夕，觉真寄出几个明信片，我也用电邮把它发出了，于是加拿大的龙哥嫂来电祝贺大家新年快乐；甘慕兰、小妹和香港妈来电话问候，刘康兄多少次来电来信问候，情真切切；更想不到，还突然接到已故郑超麟孙女小芳的电话，约我们大家年初六到老正兴饭馆吃饭。周履锵身体不适原来不去的，但听说我和秀云也去，他也打的来了。小芳对我们这些老人十分尊重，今天来的还有熊安东夫妇、叶春华夫妇和陈道同夫妇等，小芳如今是中国福利会的编辑，丈夫是北京审计局的高官，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一家人过着美满的生活。她给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留念。我们这些几十年的老朋友，老战友，有最深的交情，这是世间最最真贵的！如今国内在研究领域内，对陈独秀、托洛茨基等资料可以适当开放了，当然不作任何的处理，不会平反之类，已经确定的大方向、主旋律更不会改变。 罗丽萍的小侄子继荣年初一就来电约我们去吃饭，我们叫他再晚些时连他妈妈一起吃饭吧，于是后来改在元宵节前一天。但到年初四，继荣的哥哥维荣夫妇却来了，非常有心，带来许多补品和水果。到了元宵节前一天，下午继荣夫妇亲自开车来接我们，原来已在大酒店等候的，已有满满的两桌人，最大的三姊九十一岁，其次是秀云和我八十八和八十七岁，再其次是继荣妈八十岁，今年过元宵正好提前给她做大寿！继荣的几个兄妹和孩子们都来了，维荣、时荣、培林以及交大财务处长小王都来了，真是热闹非凡！我对他们说，继荣爸爸在世时，几乎每个把星期就请姊妹大家吃饭，欢聚一堂，认为人生就要这样痛痛快快的过日子。维荣的儿子方宜如今在外资企业工作，月薪高达七八千元，席间他到我这里来敬酒，说当年我鼓励他好好学英文，很感谢！我说，当年我要你父亲好好供你读书，大学毕业后还要读研究生，如今你硕士生了，前程无量，很好！今天我看到继荣从来没有这么高兴，手舞足蹈，给这个敬酒，给那个祝福，大概因为他平日开车，好比做佣人一般，工作太忙，没有休息的时间，没有与亲属接触的时间吧。他说了，今后老的小的要时常相会，愉愉快快地过日子才好。我们到八点钟就先行告退了，听说他们一直欢聚到十点多钟才去。 第二天是元宵佳节，觉真早就约好我们七个人连同小胡妈妈共八人欢聚。地点就在觉真处附近。小胡妈才七十多岁，能歌善舞，丈夫已经离世多年，听说很想找个合适对象哩！大家酒醉饭足之后，还在觉真处搓了几个钟头麻将，直到深夜才返。 猪年春节我和秀云是在病中度过的，两个半条命随时随地准备着进医院！幸而我们仃下来就好好休息，总算应付过去，大家还以为我们身体健康，很有福气，还可以活到一百岁！我们自己晓得，能活过九十岁就已万幸！今年春节的大聚会，使我体会到小辈个个生活都很好，都很幸福，说明了如今国家建设好，逐步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也许这就叫做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吧！其次，世间人与人之间确实有一种真情，不仅是战友的真情，还有血缘的真情，即所称亲戚之亲，于是形成一股力量，推动社会前进。如果世上没有这种种真情，人与人之间都是冷冰冰的，勾心斗角，世上就没有温暖，没有爱情，人活着也没有幸福，没有意思了。所以我们这种种真情，大家时刻欢聚在一起，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快快活活地过日子，这是多么美好啊！ 2007年3月9日
春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春游 非常羡慕国外的老朋友，年纪这么大了，还远渡重洋，周游列国，我们真是望洋兴叹！这些年来，由于健康原因，除了前年小胖盛情邀请，与觉真等人一起到无锡太湖抓蟹之外，再没有离开过上海。每天俩老早晚去散散步，到小花园做做健身操外，就是到觉真家里走走，再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过。每当我们想起国外的老友，秀云常开玩笑地说，我们到加拿大去玩玩，会会老朋友吧，但却是心有余也而力不足，这个幻想一辈子也难以实现了！ 去年以来，世界天气反常，我们熬过了隆冬之后，今年的春天姗姗来迟，直到四月下旬才春暖花开，天高气爽，人也精神了许多，就想到附近处什么地方逛逛，以满足多年旅游观光的希望，否则人更老了，病痛缠身，再也走不动了，因此一时高兴，两个人手拉手的走出家门，到不远的城隍庙、静安寺、龙华庙、船游浦江和南京路步行街等景点游览。 城隍庙 4月14日，听说觉真今天跟同学一起到城隍庙，我们中饭后休息一会，决定也到那里去玩玩，先乘112路公交车到人民广场，再打的10元钱，约一点多钟，就到达古色古香、热热闹闹的城隍庙。多少年没有来过，原来的旧房子已全部拆掉重建，焕然一新，煞是好看！密密麻麻的商店，绚丽多彩的摆设，再加上挤挤拥拥的人群，置身其中，真是眼花燎乱，感到无限兴奋。 九曲桥那里，正在搞新茶上市庆典，不好过去，只看到桥下湖水清沏，金鱼翱翔，煞是好看。当中有个出名的大餐室——绿波廊，过去曾进去吃过点心，很高级的，专门供应外国人尝尝中国小品，一只棕子只包成一个母指这么小。九曲桥对面的城隍庙，因为游人较多，我们没有进去。两个人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久久也不知疲倦。 秀云看到一些华丽的衣服就很想买几件，所以到处选购，终于选中了一件小红花的夏衣，到天热时穿上，自然好看。她还想买个假发，省得以后去熨发，但商店没有全白的，黑假发戴起来太年轻了，很不合适。商店服务员得知秀云已是八七老人，身体还这么健康，还能够外出游玩，十分羡慕，要她讲讲养生之道，使得秀云精神为之一振。城隍庙有许多吃的东西，我们买了一些糖果，还去尝过出名的小笼包，18元一客8只，两元多钱一只，比外面贵十倍！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遇见觉真她们，否则就更有趣了。我们总算玩了几个钟头，于三点多钟趁上的士，兴尽而归，总共花了约百元钱。 静安寺 过了两天，气候晴和，趁如今身体还好，午休后决心到静安寺去逛逛，好在路不远，只趁一部公交车直达。我们乘的是40路，不到半小时即到新修建好的，壮丽辉煌的静安古寺。 沿着寺院金黄色的外墙走到入门，门票十元钱，我们拿出老年卡，得到优待，免费入寺，太好了！其实里面并不很大，四面都是亭台楼阁，一间间做佛事的大厅，让信仰佛教的人租用，祭祀祖先。当中一个大堂，可容数百人，有许多大大小小佛像，几十个穿着黄袍的和尚在念经，鼓声铃声叮当悦耳，许多人持香跪拜，一些参观的外国人忙着拍下这般风光。秀云也情不自禁地对着大佛跪下拜拜，说几句祝愿的话，祝愿老头子身体健康，我们双双能活到百二岁！ 整个静安寺并不大，到处看看，想吃碗素面，下午也没有供应。我们只花了个把钟头，就尽欢而离去。 游览浦江 前几天去逛过城隍庙，趣味盎然，今天早上到医院去看完病后，一时高兴，就趁公交车到外滩，想坐坐浦江游轮，票价45元好贵，老年卡又没有优待，我们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总算实现了多年想往的浦江游览。 这里的游船还算是豪华的，可容百余位客人，绝大多数是到上海旅游的，其中有许多是外国人。大巴把客人送到外滩南码头，从那里上船。我们坐在楼上甲板的舒适坐位上，游船缓慢地驶出，两岸风光尽在眼前，特别是浦东那边，开发浦东后，二十多年间，沿江一带长长的几百里，都已高楼林立，雄伟壮观。东头更是雄伟壮丽的东方明珠塔，听说有四百余米高，是世界第三高塔，形成新的大上海的奇景！ 浦西这边的南外滩，却还有许多待拆卸的老房子。说明旧区拆迁需要巨大投资，很不容易，倒是浦东新区原来都是农田，要怎样建设就怎样建设，当然是吸收大量的外资，所以新区建设很快，高楼大厦，好似突然平地而起，就如同当年的深圳特区，一下子变成个大城市，真是世间罕见！ 从浦江观光，看到一个改革开放后的新上海，它是全国的经济、科技、金融、文化的中心，又是长江三角洲的枢纽，是我国最重要的大都市，与世界的纽约、伦敦、东京大都会不相上下。尤其是上海的地理环境适中，气候和暖，我们有幸生活在上海，真是幸运。 龙华庙 一连玩了几个地方，游兴正浓，于是我们又决定去逛龙华古庙。那里离我们住处较远，换乘两部公交车还要走一段路，我们只乘40路车然后再打的前往。在汽车内远远就看到龙华古塔，不久即到达热热闹闹的龙华镇。 目前正是龙华庙会期间，游人拥挤。古塔不高，约八九层高，因为塔内面积太小，不许游客登塔游览。经过摆满地滩的大广场，就是闻名中外的龙华庙。门票10元，老人没有优待。龙华庙比静安寺大得多，一幢幢的古庙建筑，雄伟壮观，每幢庙里摆放着巨大的、数量众多的、五彩缤纷的各式各样菩萨佛像，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目不暇接，秀云到处拜拜，祝愿佛爷保佑我们长寿。 里面有个不小的素食堂，我们两个人吃了一碗素面，面筋很多很好吃，10元钱也不贵。坐在我们同桌的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老头，看来老头比我们年纪大得多，闲聊起来才知道比我们少十岁！那对中年人十分羡慕我们能有这样健康的身体。后来我们走出大门口时，有幸又遇见他们，老头子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那中年人忙走过来与秀云亲热地握手，说是要她送点福给他们。这种奇遇，更增添了我们的乐趣。 走出了大庙堂，外面的广场人山人海，四周都是风味小吃和小百货的滩头，买臭豆腐的人都排起了长队，我们只排队买了一些南瓜饼。时到中午，广场的人越来越多，我们避免挤拥，就依依不舍地离开这龙华古镇。 南京路步行街 4月27日，天高气爽，一时高兴，决定去逛南京路步行街。我们乘112公交车到成都路下车，走过去不远就是人民公园，这里如今修建得很现代化了，道路两旁花木长得整齐美观，靠椅坐得十分舒适，秀云买了一只玉米，大家吃得很开心。 穿过西藏路，就是闻名全国的南京路步行街。这些地方已经有好久没有来了，变得更加繁荣更加热闹，游人如鲫，外国人也不少。步行街上有一串串的电车，在步行街上慢慢地行驶，只收二元票价，我们也懒得跑路了，便坐上了电车，优哉悠哉地欣赏沿途风光，车行约一刻多钟，即到达步行街尽头。 我们下车后肚子有点饿了，便到一家餐馆吃碗「大娘水饺」，原以为南京路这么繁荣的地区，价钱一定比别处贵得多，估计要十元一碗吧，我们也准备开晕试一试，那晓得价钱比别处还便宜，每碗只收二元五角至三元钱，而且卫生条件非常好，服务周到。我想，在如此繁荣的南京路上这样大的餐馆，价钱竟然如此便宜，可能是有意给外地来旅游的人一个好印象，认为上海的物价便宜吧。 我们转入山西路准备回家的路上，又看到买小饱子的，一元钱四只，青菜的和肉饱子都一样，这比我们住处附近还要便宜，我们又试试看先买了一块钱，觉得口味不错，就索性再买两元钱带回去作晚饭吃。 我们从上午九点出发，逛了两个多钟头，多么的高兴！于是打的回去，十二点半钟回到家里，全部费用还不到五十元。 玉佛寺 又过了好几天，阴雨转晴，天高气爽，秀云的腰痛也好了点，一时高兴，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决定到附近的玉佛寺去玩。许多景点和商店都已去过，就只这玉佛寺还没有去。我们乘112一部公交车只三站路，很快就到达目的地。门票10元，老人没有优待。 中国的寺庙，不管那个景点，基本上都大同小异，这玉佛寺也跟龙华庙、静安寺差不多，只是这里的大大小小佛像更稠密、更壮观，而且这些年来几乎全部都经过装修，到处焕然一新，整齐清洁。原来它处在市中心，外国的旅游团首先就到这里来观光，以说明中国的信仰自由，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今天参观的外国人也特别多，他们拿着照相机到处拍摄。许多中国游客则是烧香跪拜，有的手捧烧得熊熊火光的香烛，在广场上对着大佛作120度的深鞠躬，弯下腰默默祈祷分把钟之久，人们为了有个好运气，真是诚心诚意的，把我们在旁的人也感动了！秀云今天的腰部不好，不能跪下，也只有双手合十，闭着眼睛祝愿大玉佛保佑我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地、愉愉快快地再活十年吧！ 我们逛到四点多钟，就去食素面，每碗十元，但远不如龙华庙那里好吃。 这些天来，疯狂地到附近景点游览观光，丰富了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满足了久未旅游的心愿，更增添了生活的情趣，心旷神娱，也不觉疲倦，身体更加健康。心里总是这样想：年纪大了，不知道还有机会这样潇洒地去玩吗？一对87高龄的老人，能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真真是满足透顶了！
痛不欲生情不欲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痛不欲生情不欲死 患了前列腺癌这些日子，日日夜夜给疾病折磨得不死不活的，原来高唱：“既来之则安之”的高论，病痛却使你“安”不下来！这几个月来，时而骨头疼痛，或已转移成骨癌；时而血尿，大量出血，一下子身体轻了20斤，没有血肉，变成皮包骨，又痛又痒。血尿块又堵住尿道，小便不出，痛苦万分，几次急忙到医院去装导尿管，住院打吊针，直到没有血尿，方可拆除！这些日子就是这样给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常有痛不欲生的感慨！宁愿死一百次，也不想这么痛苦地活在世上。 然而，我又怎能舍得离开秀云，离开许多亲人和老战友而去呢？上海老周知道我不幸生癌后，随即从他微薄的工资中抽出千元给我治病；消息传到胡洛卿，她告诉了乃光，瞬即传到了加拿大，朗哥、慕兰、康溪、和大小妹纷纷解囊相助！老战友情真切切，令我感激涕零！ 我与秀云这对世间罕有的老伴，真是情深如海，我患病后不仅得到体贴的关怀和悉心的照顾，尤其可贵的是她的理智和坚强，她并不因我患了绝症而惊惶失措，反而认为能检查出来可以对症下药是好事，认为老人的身体好比运转了几十年的机器，另件坏了，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我们都已活到近九十岁的老龄，有病积极治疗就是了。再说上海是国际大城市，医疗技术与设备极好，有病可以马上去看。
情深若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情深若海 我不幸患上前列腺癌的消息，在老友记和亲人中一下子传开了，大家纷纷来电问候，关怀备至！这点子毛病，真不该让大家知道，令人费心。6月20日，老周特地专程老远从浦东来探望，他已80高龄，块头大，有高血压，要乘两部公交车，来回得四个钟头！真使我感动！老友还在不倦地工作，正在清理周仁生的遗稿和译稿，并输入电脑。他很乐观，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给我很大的鼓励。 南宁老姜的来信更使我鼓舞，他说：说这等于宣判了死刑！我觉得‘宣判了死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早在50多年前就被判‘死刑’了，但却活了50多年至今没有死去，可见‘宣判’是一回事，能否活下来又是另一回事。不少人得了癌症，但他坚持与病魔斗争到底，正确对待，积极治疗，终于活下来了。我想你也应当如此。 你为没有做完的事深感惋惜。我以为你想做的事就应当尽可能地去做，不要放弃，直到双眼闭了才罢手，这才算是不负此生了。我希望你不要被病魔吓倒！” 6月23日忽接光兄电话，他是从洛卿处知道我生癌的，便立即打电话给我，希望我中西医双管齐下，积极治疗，并说经济上将设法帮补云。老战友的真情实意，使我感动得流下热泪！过了几天，接到洛卿来电，说光兄送我二千元，托她的弟弟汇来。后来又接到光兄来信：“据说你已由中西医诊治，这样两条腿走路，双管齐下，将加倍收效。此病切忌迟了医治，以致癌细胞扩散。”“当我突闻此事后，曾立即电告郑兄，以便他在当地与各友好筹寄款项助你医治。”“我很了解你一向乐观、理智、坚强、富有斗志及应变能力，但愿你能又一次战胜苦难，安度晚年。”（7月9日） 朗哥得知我生癌后也很焦急，随即来电安慰，并希望我用最先进的医治方法积极治疗。后来他又告诉了老徐，甘暮兰连忙打电话来，并表示在经济上要帮补我一点，太关心了！后来立即汇了五千元到觉真处。 上海的亲人知道我不幸患癌后，更加关怀备至！觉真每天几个电话，每次亲自送我去岳阳医院看病，万一我要住院，秀云就住在她那里。沁怡也常来电话问候，新途、定风也常问候。继荣知道我的病情后，赶紧替我办好家属半劳保卡，从今年一月份起可以报销一半，太好了！ 我第一次是6月15日到岳阳看病吃中药的，半个月来病情略有好转，夜尿有时减少一次，精神还好，但显著的效果还没有。第二次是6月29日，还作了化验，开了两个星期的中药。6月30日化验结果，前列腺特异抗原PSA已从两个月前高达13.56（正常为0-4）。下降到10.35，可见病情有所好转，7月10日第三次再到岳阳医院看病，决心继续服用中草药治疗。7月24日第四次去看中医。 7月8日突然接到加拿大康溪的电话，他从老徐那里知道我病情后要汇点钱给我，老战友太关心了，令我感动不已！7月18日从东外滩的上海银行收到他汇来港币五百元（折合人民币513元），老战友的一片心意，使我感动！ 7月22日收到大妹和小妹汇来一万元，龙哥汇来一万元（包括老何的加币二百元，约合人民币一千元），实在太令我感动了！大、小妹还来了电邮，十分亲切与关怀，同是阿丁的遗属，对待大妈和李伯，就如同自己的亲生父母，情真切切！龙哥更不用说，65年前我到上海后，第一个就是去找他联系。后来经历过杨玉琼事件、民校共事、香港和后来在西雅图相聚。这65年，我们就是这样形影不离，真是至亲的战友加兄弟！当他得知我患了癌症，就四出奔走为我筹集医药费，挽救我的生命！他并没有收入，平日生活十分节约，却给我寄这么一大笔钱，真真的使我感激涕零啊！
孝心祝寿寿绵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孝心祝寿寿绵长 早几年我们从不做生日，到生日那天吃碗长寿面就是了。但小辈们有时记起，就要跟妈妈做生日，跟李伯伯做生日，无非是大家欢聚一堂，希望俩老晚年过得更加愉快。 记得我七十九岁那年，偶然想起自己已是耄耋老人了，就写了一篇《八十预寿》： 八十坎坷一身留，谁料耄耋住新楼。苦尽甘来岂可信？三生有幸遇老邹。 羊城发病几回休，大难不死又转头，亲朋友好多照应，阿南觉真第一流。 人间真情感上帝，劫后幸存已白首，天堂地狱曾游过，欣慰但愿人长久。 平生不作亏心事，昂首阔步往前走。余生犹冀昭雪日，留将老眼看新舟。 那年大家给我祝寿，高兴之余，随口吟了几句顺口溜： 天地人间八十年，中道坎坷两头甜，亲人为我做大寿，无限风光夕阳天。 02年听说大家又为我做寿，我就想，这样好的日子，我们俩老定要活到120岁，然后上天堂才好。如今先到太空去游览一下吧： 俩老游太空，缤纷彩云红，入夜群星舞，嫦娥月亮中。 吴刚酒迎客，俩老醉朦胧。待到百年后，再作太空梦。 到八十五岁那年，在酒席上热闹中也曾随口吟了几句顺口溜： 八十五岁人不老，早年坎坷晚年好，感谢大家来祝寿，俩老长征到白头。 这期间，我们还热热闹闹为觉真做六六大寿，我送了她一首诗： 觉真今年六十六，亲人欢聚来庆祝。自古红颜多薄命，如今红颜多享福。 女儿参军英姿爽，儿子成才本科生。赤峰新居够豪华，天上人间谱新曲。 最有意思的是2003年，秀云做八十四岁生日，我动脑筋写了一首《祝寿三字经》，表达了我们幸福晚年的情景： 老寿星，邹丽屏，八十四，好精神。说起话，声洪亮；走起路，不拿杖； 吃得进，拉得畅；睡得香，玩得欢。老有伴，住有房，用有本，交有朋。 晚辈孝，关心好，补品多，乐陶陶。作与息，有定时，吃和喝，有定量， 多吃素，少吃荤，常吃果，营养好。讲卫生，勤打扫。衣整洁，不潦倒。 公园里，空气好，散散步，做做操，聊聊天，哈哈笑，潇洒过，人不老， 生了病，不担忧，机器老，要维修，既来之，安心治，心情好，病痛除。 想得开，放得下，心宽容，无气恼。过去苦，今日甜，向前看，无限好。 祝福你，活到老，百二岁，能达到！ 多年来，我记下了小辈孝心为我们祝寿的文字，下面就是一篇《八七寿辰》： “过了元宵节就快到二月初八秀云生日了，她属猴，今年八十七岁，是个小生日，她叫我不要声张，我们两个人吃吃长寿面算了。可是早个把星期觉真就哗哩哗啦要跟妈做生日，说招阿姨的女儿小红一家人要来，看觉真的新居，一齐到外面吃一顿饭，祝贺妈妈生日。我们认为不要告诉小红什么生日事，免得人家送礼，后来大家在觉真家里玩了一天。小红和小姚还是老样子，玲玲则已长得高大，中专毕业后在搞会计工作，但身体不大好。” 到3月6日星期天，距离秀云生日还有两天，早上定风来电话，说是到我们附近办事，要来看望我们。秀云还以为是定风一个人来，叫我买了些馄饨回来烧给他吃。但我估计定风可能两夫妻同来，给妈妈做寿的，因为去年利华也记得婆婆的生日。果然我猜对了，两夫妻都来了，买来好些小菜和杏花楼的生日蛋糕，表示他们的一片孝心，在家里烧烧，比到饭店吃实惠些。他们看到妈和我的身体还好，非常高兴，希望我们多多保重！大家难得在一起尽情谈笑，欢乐了大半天！ 下午新途来电话问候，知道定风夫妻来给妈妈做生日，他说明天也要来给妈妈做生日；觉真也来电话说已跟沁怡约好，后天来跟妈妈做生日。秀云坚决叫他们都不要来，因为生日已经做过了。但他们明后天到底来不来，还不知道，我心想他们很可能要来的，一来是她们的孝心，二来找机会大家热闹一下，也使老人家更加愉快，福寿也就更长了啊！ 果然第二天，3月7日下午，新途夫妇带同孙子来给妈妈做寿了，买来一瓶山茶油和许多水果。孙子羽卿两岁多，很好玩，十分跳皮，真难为时珍和新途带这个小皇帝！他们两点多钟来，一直到四点半钟去吃晚饭，小皇帝没有停息过一分钟。晚饭小菜十分丰盛，吃不完就打包，秀云非常开心！ 果然到了第三天，正是农历二月初八秀云生日，觉真和沁怡都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嘻嘻哈哈玩了一个下午的麻将，等到小刚和胡海华下班后，然后一同到饭店吃晚饭，大家举杯祝愿老人健康长寿！ 秀云这个寿辰，前后热闹了几天，子女来了一家又一家，共叙天伦之乐，我们这一家子真真是个和谐之家，康乐之家，孝顺之家啊！秀云常说，我们老了能有这样幸福的生活，真是满足透顶了！只希望小辈们的身体健康，工作如意，家庭美满，兴旺发达，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我们两老能够平平安安地再活十年，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美好的生活，我们何尝不想活到百二岁啊！ 2006年3月8日
孝敬与宽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孝敬与宽容 上海老年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父母对子女也要宽容》的短文，秀云看了非常感动，要我把它打印下来。寄给子女每人一份，问问他们：妈妈对你们算宽容吗？我照办了。每个父母把子女从猫儿那么小培育成人，真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做子女的天经地异要孝敬年老的父母，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给老人以安慰和照顾；但是做父母的，对小辈的处境也应理解，不可一味呵责他们不孝，要宽容体谅才好。文章写得不错。 秀云的子女对妈妈是非常孝敬的，已故的民放在海外工资多些，总不忘记给妈妈买穿的用的吃的，秀云说他是天下第一孝子。几个子女虽然住得较远，但时常来电话问候，特别是觉真每天都有电话与妈妈聊天；新途给妈妈装热水器和空调，一再关照如何开关空调等等，秀云教育出来的子女都是正派的、能干的人，所以对妈妈非常亲切和关怀。 秀云非常了解子女的思想和性格，子女成家后，也都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问题和矛盾，年纪大了对子女的情况也更加了解和宽容。平日她身体虽然欠适，子女要来看望，她在电话里总说自己很好，叫他们不要来。认为他们工作和家务都很忙，尽可能不要麻烦他们，甚至在她心脏病住入医院，认为不要紧，也不让我告诉他们。最近一次胆囊炎开大刀，沁怡知道后才通知各人的。平日，儿子给她一点钱也从不接受，认为自己和李伯伯够用就是了，开大刀也不用儿子一分钱，处处体谅子女。这样的好妈妈，真是世间罕有！ 秀云为人乐观旷达，宽容大度，所以心情舒畅，知足常乐，才有今天这样幸福的晚年！
老人与废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老人与废品 常听到一些老人在叹息：“人老珠黄不值钱啊！”在我们附近的《夕阳园》里，经常都有许多挣着拐杖，衣衫褴褛，老态龙钟，摇摇欲倒的老者，令人看了可怜、可悲，可叹！不由得心头上涌出两个字：“废品”。就如同当年车间被人们扔掉的废品。也常听人家讲到家中“上有老，下有少”，都要负担和照顾，但“下有少”充满了希望之光，而“上有老”则显然是个负担，表现出无可奈何之意。 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在公园里与一些老者相比，常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之慨：人家知道我们已是耄耋之年时，莫不绝口称赞，由衷羡慕，我们也被说得有点飘飘然；可是看到一些比我们年纪更大的人谈笑风生，神气得很，走起路来也不拿拐杖，却感到自己远不如人家了。 综观社会上老人百态，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可算是幸福的，多多少少的老人过着苦恼孤单的生活。当老人还健康的时候，能给子孙们做点事，像楼下的陈阿姨，给儿子媳妇和孙女烧饭做菜、洗衣服、打扫房间……年青人自然是欢迎的；但当老人做不动，或生毛病时，在一些人的心中就成了废物！当年我在居委会工作时，看到多少家庭纠纷就是对老人的迫害，毫无情义可言，恨不得老人快快死去，把废物丢掉。 作为老人也该有自知之明，要尽可能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对晚辈有益的事，尽可能坚强自立，不去麻烦别人，尽可能不使人家把你看成废品！因此，老人不仅要有健康的身体，还应与时俱进有健康的思想，跟上时代，才能与晚辈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有更多的沟通，更多的情感交流。
潇洒与自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潇洒与自由 外甥阿民夫妇去年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第一站上海，然后到湖南张家界，再到四川九寨沟，回到香港后又到台湾，玩得开心愉快，并不觉得旅途劳累，可见他们的身体健好，精力充沛，多么令人羡慕！ 旅游的本质就是潇洒与自由，人们超脱了日常生活中的紧张、繁忙、争斗、庸俗和污染，置身于人间天堂世外桃园之中，看云海的千变万化，观奇峰的此起彼伏，游山玩水，潇潇洒洒，无牵无挂，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优哉悠哉，这是人世间最幸福的时刻！ 老年可分作两个阶段，60-80岁为幸福期，这期间老有所为，可以参加各项文化体育活动，特别是旅游，可以周游世界，也能著书立说，怡然自得；但到了80岁或90岁以后，像我们这样的耄耋老人则进入衰老期，许多事情想做，许多地方想去，也都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作为耄耋老人，当然也有他的幸福晚年，那就是活到老，爱到老，世间最亲爱的莫如老伴、亲人和同生共死的老战友，真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啊！这就形成一种坚强的毅力和意志，与疾病作殊死的斗争！
老友与新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老友与新朋 秀云是异常热情好客的人，早几年做得动的时候，时常烧一些小菜请朋友吃饭，因此老朋友时常欢聚一堂，谈笑风生，好不热闹。如今人也逐渐做不动了，很少请客，而最令人伤感的是，老朋友越来越少了，死的死了，搬的搬了，有的虽住得不远，却由于在里面几十年，性情变得古怪，人情味淡薄，不大来往，所以老朋聚不起来，家里变得冷清清了。阿招在时，她几乎隔个把星期就来电话找阿姐，说我明天要来了，秀云照例说一句话，叫她什么都不要买来，但第二天她总是带来一包鸡或鸭。大家嘻嘻哈哈饱尝了一顿好午餐后，三个人打起跷脚麻将来了，她这个人打牌不那么灵活，每次总是输的，难得有一次赢了，她就高兴得不得了。直到晚饭后她才依依不舍离去。 还有那个老周，未搬家去浦东前，久不久就到处拜望旧友，少不了在我们家里吃顿饭，他喜欢喝点酒，酒后就靠在沙发上睡一会儿。如今他搬远了，来一次要趁几部车，花两个钟头，也就不常来了，只是常通通电话。 过去，温州老朋友王国龙和周仁生，每隔两年就到上海来住在我们家里，每天到郑老那里谈心，大家在一起也顶高兴的，如今郑老故世，他们也年迈了，不会再来了。远隔重洋的朗哥和阿钱，大约三几年回来一趟，最近朗哥嫂回沪，他们不愿住宾馆，宁可在我们家里睡地板，六十多年同志加兄弟的老友记，大唱《友谊永存》，但一周的相聚有如昙花一现，又匆匆的离去了，都已是耄耋老人，还不知道今生今世再能见面否！ 老朋友少了，没有人来了，使得热情好客的秀云有点伤感，怀念死者，想念老友，有时感到很难过。幸而我们又交了许多新朋友－-公园里的朋友，生活上才又充实起来。我们每天去公园散步，总是手拉着手，互相照顾，防止跌倒，秀云也喜欢跟人家聊天说笑，谈养生之道，大家对我们这对恩爱夫妻，都表示十分敬佩，时常在马路上遇见就点头打招呼，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大家只聊聊天，说说笑，也是很有趣的。这种公园的朋友我们称之为“点头朋友”，跟我们那些同志加兄弟，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战友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是两码事。如今交的是新朋友，是21世纪银发苍苍的朋友，所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开心与疲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开心与疲劳 耄耋老人由于精力差，活动个把钟头，就需要休息一下，甚至睡睡觉。但每逢到别人家里，或人家到家里来，因为一时兴奋，往往一搞半天不知道休息，结果过后就感到疲劳或不适。因此，今后无论老人自己或亲戚朋友相叙，应该要注意这些才好。 昨天到觉真家里，沁怡和小龙也来，玩了一天，好不热闹。我们主要去看看小刚，因为他上星期化疗，听说头发都脱光了！现在看到他还好，虽然头发脱得精光，精神却很好，他和小龙在一起，嘻嘻哈哈的，玩得很带劲，我们也就放心了，大概化疗总会有这过程，看来他的抵抗力还是很强，一定会很快好转过来的。 小龙今天刚考完高中入学试，据他说还不那么困难，过一星期才知道成绩，我们奖励他和小刚各500元，他们都很高兴。小龙这个孩子身高一米八，人不胖，很有风度，如教育得好，将来是大有出息的。 我们整个下午在搓麻将，一家大小难得在一起玩，大家十分开心，秀云特别起劲，不知疲劳，足足搓了五个钟头，老实说我已疲倦不堪，几次悄悄地用冷水洗脸，提提精神。直到要开晚饭了，大家才肯罢手。 觉真为我们欢聚一堂，小菜也准备得很好：油爆虾、百叶烧肉、豆板素鸡……，晚上又从菜馆烧了两个好菜：铁板牛肉、红烧茄子。大家玩得开心，吃得也开心。 我们回到家里已8点多钟，在路上等车、乘车个把钟头，人已疲倦不堪，洗澡后马上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起来，仍感到疲劳，出外散散步，也不想多走，懒洋洋的，不想做事，于是睡觉，再睡觉。虽然我们没什么要紧的事，但这样欢乐过度，对老年人来说是不好的，应该处处适可而止，晚年生活才会更幸福，否则一时欢乐过度，就容易生病，晚年也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2004年6月19日
平淡度过0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平淡度过05年 我们已是耄耋之年，早已无所作为了，两个人互相照顾总想多活几天，留将老眼看看这个世界。2005年过得很平淡，不过是日常的起居生活，但用秀云的话来说也算是“满足透顶”了。 坚持锻炼 生命在于运动，对老人来说，每天坚持锻炼是最要紧的。我们基本上做到早晚外出锻炼，以散步为主，再拉拉手，弯弯腰，做个《十八法》，按身体情况，适可而止。特别是晚饭稍事休息后的散步，效果非常好，肚子里的东西都消化了，天天大便，按时睡眠，从没有腰酸骨痛、头痛发热的，与小花园的老年人比，有九十多岁身体还很健好的，是比上不足，但又比下有余。 前年秀云四次住院，去年减为两次。身体逐步康复，如今心脏病药每天只吃一次。上海今年天气反常，热得要死，冷得要命，十几年来的暖冬没有穿过的大衣、羽绒服也拿出来穿上了。天气冷暖难熬，我和秀云先后咳嗽多时，人很难过，直到年底才好。 觉真迁居 今年的一件大喜事就是女儿觉真迁居。多少年来住在河滨大楼，晒不到太阳，对小刚身体不好。如今搬到赤峰路去，南北通风，小刚房间朝南，晒到太阳，而且两房一厅，觉直自己也有个小房间，住得舒舒适适的。那里环境绿化好，尤其是离沁怡家近，只有几分钟的路，觉真老了可以得到照顾。所以觉真迁居真是件大喜事！我曾写了一篇《贺新居》： 觉真新居在赤峰，环境优美绿葱葱，两室一厅空气好，三楼上下正适中。 装潢华丽气象新，酸枝古椅摆客厅，灶间浴室巧安排，黄皮沙发最称心。 南窗寄傲小刚乐，身体健好去工作，电脑操作我内行，换了人间真快乐。 觉真老来应享福，女儿就住附近屋，妈妈李伯住得远，天天来煲电话粥。 果然搬家以后，小刚的身体逐渐好转，血脂从可怕的十几降到三，当然还要继续服药。更可喜的是，到年底前几天，他就去上班了，他从此有工作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但愿他能好好工作下去，像正常人一样好好的生活下去！ 编成两册 操作电脑已成了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人老了，思想僵化了，已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搞来搞去，又只好把过去写过的东西修改补充一下，最后编成两册：一册是《坎坷》，记述我三次被捕坎坷的一生，附加《怀念篇》，追忆良叔、陆绩、太兴、兰天，云龙等人的往事，其中有几篇已在网上发出；二册是《夕阳红》，包括随笔和小说等。每册也只有十余万字，已复印几册，准备送人看看而已。 临近年底时，电脑不幸坏了，因为元旦放假，一直拖到元旦后才修理好，但非常可惜，电脑上全部的资料都没有了！说是病毒之故，好在我早已把一些文章复印出来，可看可用。 2006年1月11日
大小妹探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大小妹探亲 解放不久，丁毅和刘毅被捕，警告他们不要再活动，不两天就把他们放出来了。他们想到斯大林对托实行斩尽杀绝手段，留下来有再被捕的危险，便逃难到香港去，以为生活安定后即接家属前往。那晓得事与愿违，不久香港就不能自由进出了。 当年丁毅逃港后，住在破烂的木屋，教几个工人识字，生活十分贫困，身体又常生病。当时有个玉芳同志，知道老丁家属已不能前来，对老丁关情备至，逐渐产生了爱情，生下两个女儿，老丁却不幸病逝，过早离开了人世！后来秀云知道这些情况，也能理解。若干年后，玉芳到上海来看望秀云，大家一起到北京去旅游，就如同姊妹一样，上海的小辈都叫玉芳为「香港妈」，十分亲切，她想方设法把民放申请到香港去。 十多年后，香港大妹邓蕴仪趁来沪机会寻根找亲人。有一天跑到河浜大楼862室敲门，秀云问这陌生人是谁？她说：“我是大妹，丁毅的女儿。”秀云一听，十分高兴。早年在香港时也曾见过一面，已经不认得了，这是香港的女儿啊！连忙把她接进屋里，觉真看到这陌生的妹妹也格外高兴！后来请沁怡、小胡陪她玩了两天。 这些年来，大家较少来往，直到那年民放回沪治病，才又恢复联系，她们对哥哥的病十分关心，曾寄来五千元，民放不幸逝世后，她们不断来信安慰大妈。小妹早就想到上海来看望大妈的，前年终于成行了。 2004年10月，小妹探亲，她是老丁当年逃港后生的第二个女儿，叫邓蕴文，过去从未来过。我们接到电话，还以为是大妹，但她说带同女儿一起来，不对，大妹还未结婚哩，原来是小妹。她是个很能干的女子，早就听说公司是她掌握的，大妹是她公司的职员。下午她带同女儿来了，大家见面非常高兴。第二天，几个哥哥都与她见了面，新途先后开车带她们到先父墓地上坟。浦东的海浜公墓是上海的一级公墓，如同一个大花园，十分豪华，她爸的墓葬在一级区，巍然屹立，碑上有大小妹的名字。她们烧香秉烛，泪水满面，把石碑上爸爸的磁象揩擦干净，感动不已，久久不舍离去。其后，小胡和沁怡带他们到各处玩了两天。这次她们两姊妹先后来沪探亲，在她们一生中是难能可贵的。
手足情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手足情深 我是三兄姊，我属第三。我哥哥早年跟父亲去澳洲读书，所以英文很好，解放后一直在香港工作，生活不错。我姊姊一家人都在美国，她病危时我去美国探亲一年。三兄姊妹中最倒霉的是我，所以大家对我十分同情与资助。 八十年代我回到上海后，哥嫂参加旅行团来沪，我们久别重逢，悲喜交集。有一年，我们约好一齐回乡扫墓。哥十分关切地对我说：“你无儿无女，不如到深圳来住吧，在阿南的厂里工作，大家离得近些，也好照顾。”我非常感谢他的隆情，只因当时我已在居委会工作，所以才没有到深圳去。 我的侄子阿南和夫人林珍，在深圳开了一间万路电器厂，他俩真是天生的一对，阿南象他父亲，对人真诚，精力充沛，中年企业家模样，林珍聪明能干，举止文雅，穿着朴实，她是上海人，通晓英日语，夫妻俩一个管生产，一个管财务，志同道合，这是他们事业兴旺发达，家庭美满幸福的保证。 93年我到香港，那时哥嫂已经离开人世，阿南夫妻和他的姊妹们带我到荃湾山上，祭奠哥嫂亡魂。他们这样的好人过早离开人世，天公实在太不公平了啊！ 前些年来，阿南和林珍也经常用到上海来，就请我们吃饭，问长问短，就象他父亲那样关怀备至。林珍多次亲切地说：“阿南就是你的仔一样的。”我劳改出来之后没有劳保，只领到几十元的“生活费”，我几次大病都是他们把医疗费寄过来的，这些年来，他们每月寄我生活费从500元增加到如今的1000元。我的后半生完全靠他们的支助过日子的，我对他们真是感激涕零啊！
牵手十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牵手十年 与秀云相以伴老，转眼已经十年了！多么幸福的十年！多么难能可贵的十年！又是多么惊涛骇浪的十年！ “相濡以沫”是一句成语，意思是泉水干竭，鱼儿相互吐沫湿润。后人比喻在困难中以微小的力量竭力互相帮助。我们两人都已是耄耋之年，体弱多病，需要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就如同鱼儿在死亡线上互相吐沫一样，在与病魔作殊死的斗争中，手牵着手，奋勇拼搏，才闯过了一道道的鬼门关！ 我们之所以能够相濡以沫，是建立在深厚的情谊上的，我们各自在旧社会都受过深重的苦难，酸甜苦辣的滋味都尝过，老丁是我学校的好老师，在港病逝多年，我与秀云早就相识，互相很了解，几十年后，两个老人又碰在一起，都有说不完的话语，情真切切，大有相逢恨晚之感，能够晚年相伴，是缘份，真是三生有幸，天作之合。 与疾病斗争 年纪大了，难免总有一些毛病。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和关节炎；我患前列腺及胄出血，这些年来，我三次、她四次住进医院。那年我因事回广州，不幸十二指肠大出血，几次休克，她在上海急得团团转，一定要去照顾我，但她有心脏病，而且人生路不熟，怎能前去？女儿最懂母亲的心，她恰逢休假，便代母南行侍候亲人，如同花木兰代父从军。我出院后，秀云便立即飞来陪我，让女儿回沪上班，直到我康复后才双双飞回上海。若干年后，我要住院做电切前列腺手术，她很不放心，便以治心脏病为由，同时住进医院，我的病房在8楼，她在13楼，我检查身体时，常去看她躺在床上打吊针；我做手术后，她常来陪我。互相安慰和照顾，直到我康复后，大家才又同时出院，这种关爱之情，在医院里一时成为美谈。同样，在她单独的三次住院期间，我几乎整天在医院陪她，中晚两餐钣都吃在医院，特别是今年初她的一次胆囊炎大手术，大家真是提心吊胆，但上帝保佑，她康复得很快很好！ 对待疾病，我们是无病防病，有病积极治疗，不用害怕，自己应该是最了解自己的病情的，要有信心，有好的心态，意志坚定，才能把病治好。秀云那怕住在病房里，还是嘻嘻哈哈的跟同房病人交谈，鼓励人家去战胜疾病。她的病房是最热闹的。那次我们双双住院快出院时，我到她病房去，有人唱歌，有人吹口琴，医生护士们都很高兴。 秀云的膝部关节毛病相当严重，虽经多次针灸理疗，但没有什么效果。有一次去看病，她不肯“打的”，又不喜欢坐轮椅，我扶着她一拐一拐的走去，走到半路，她再也支持不住了，就借店家的一把拖帚作为拐棍，困难地拐到医院去。后来我借来轮椅推她去看病，并准备给她买轮椅。之后，我们在公园里意外地遇到一位懂得一点医学的人，他教我们用手捶脚，沿腿部而下，使血脉贯通。他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我们便天天捶脚，果然效果极好！她逐渐能走路了。但为了怕她万一不慎跌跤，出门时我总是手拉着她的手，人家看见我们俩老怪亲热的，就开玩笑说：“恩爱夫妻来了！”说我们是恩爱夫妻，我们当之无愧，但我们走路之所以手拉手，是出于健身防跌之故。俗话说：“人老脚先老”，老人最怕跌跤。我常用诗人藏克家的两句诗使她提高警惕：“千万支火箭埋伏在你身边，等候着你千回小心的一回不检点”。十年来，我跟她手拉着手走路，使她安全不跌跤，保持了健康的身体，又是一场胜仗！ 合理安排生活坚持锻炼 我们从觉真那里得到一份洪教授有关保健的演讲材料，如获珍宝。洪教授说，人们本来可以活到120岁，只因缺乏保健知识，对疾病无知，才活不到这岁数。他提出健康的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我们把他的讲话复印了几份，分寄给海内外友人。不久书店也出了许多有关保健的书了。 我们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科学地安排生活，合理膳食。洪教授形象地提出“一二三四五，红黄绿白黑”，我们都一一照办，认真做到多吃素少吃荤，多吃新鲜蔬果，主粮杂粮相配合，饮食清淡，少糖少盐少油，七八分饱，少吃多餐……。我们是老人，消化力不强，只能吃稀的软的，所以常吃粥，特别是夏天，但也要讲营养，常吃鱼虾，煲些靓汤，我们是吃得很讲究的。 我们定时作息，充分睡眠，充分休息，不打夜班。坚持每天早中晚三次外出散步和锻炼身体。我们最喜欢散步，运动量不大，形式不拘，但效果显著。散步时缓步行走，四肢自然而协调地动作，可使全身关节得到适度的活动，加之轻松畅达的情绪，可以使人气血流通，经络畅达，真是最适合老年人的健身运动。我们早晚到附近的街心花园去，那里有个《夕阳园》，设有许多转腰、摇腿、拉手、踏脚等运动器材，我们就在这里锻炼身体，还做做《气功十八法》。下午我们到远一点的公园去，在花木丛中，散步兜几个圈子，这样，我们一天的运动量也够了。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锻炼身体，特别是秀云的体质差，用她的话来说，是我每天硬拖她去散步的。我们到老还有较健康的身体，坚持锻炼是极其重要的。 心旷神怡晚年生活幸福 这十年间，在我俩一生中，可以说是最最幸福的。这是由于我们不仅有微薄的物质条件，更有良好的精神生活。秀云84岁做生日时，我作了几句顺口溜：“老有伴，居有房，用劳保，交有朋，小辈孝，心欢畅，抗病魔，体健康“，这就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写照。老年有伴，有说有笑，互相照顾，不会孤独！俩老有住房，不与小辈住一起，想睡就睡，自由自在；有退休金，生活过得去，不愁吃喝！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加拿大的老友回来，宁愿在我家睡地板，也不要住宾馆。大家齐唱《友谊天长地久》之歌，永生难忘。我们在公园或大街上，往往有许多甚至不认识的人常向我们招手，有的伸出两只大姆指，赞赏我们是恩爱夫妻，健康长寿！我们的儿女和媳妇都非常孝敬，虽然住得较远，时常来电话问长问短，关怀备至，有时欢聚一堂，享受天伦之乐；特别是我们对子女很谅解和宽容，理解他们平日工作和家务繁忙，总是叫他们不用来看我们，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我们即使小毛病住进医院，也尽量不告诉他们。此外，我们为人知足常乐，过去苦了半辈子，如今到老年还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真有意想不到的满足！秀云为人一向宽容大度，热情开朗，嘻嘻哈哈的，大家都有各种爱好，生活十分有趣，两人互谅互让，相敬如宾，好的东西你让我吃，我让你吃，从来没有争吵过，我们不信鬼神，不求神拜佛，对什么事情，力求理解，遇事冷静，对疾病既来之则安之，坚持斗争，我们有良好的心态，终于赢得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移风易俗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移风易俗好 女儿和外孙刚扫墓回来，由于人多车多，候车塞车，足足花了一天时间，又冷又下小雨，人也感冒了，香烛也点不着，弄得精疲力倦，但总算拜祭过祖先，尽了小辈的一点心意。 “快来看，海葬！”老头子叫大家都来看电视。但见一艘大轮船上，人们庄严地举行海葬仪式，然后将骨灰和鲜花一道洒入大海。 “海葬好啊！省得小辈上坟。将来我要海葬！”我首先赞同。 “诚心悼念祖先，不一定要上坟，有这个心就行了。把骨灰洒入大海，清清爽爽，我也要海葬！”女儿说。 “这是一椿移风易俗的事，老百姓海葬好，墓地可以变成良田。大人物则要树碑立传，要有墓地被人瞻仰。” “不，周总理大人物也一样海葬，大家一提起周总理莫不肃然起敬哩！” 大家都认为移风易俗海葬好，将来自己去世后，都要小辈把他海葬。 《新民晚报》2004年3月29日《银发生活》 这是我投《新民晚报》的一篇短文。秀云和我对海葬非常感兴趣，认为小辈孝顺记在心里就行了，何必要请假去扫墓奠拜呢？秀云希望将来要把骨灰抓一把放进自己与老丁的坟墓里，其余的投入海洋中；我的骨灰也希望抓一把留在爱妻罗真的坟墓上，其余的与老伴秀云的骨灰一起洒到波澜壮阔的海洋中去。
手拉手，防跌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手拉手，防跌倒 我和老伴已是耄耋之年，互相关爱，出门总是手拉着手，不论到公园散步或到菜场买菜，也从不松手，人家看见会开玩笑地说：“恩爱夫妻手拉手”！说我们是“恩爱夫妻”真是当之无愧，半个世纪以来，志同道合，相亲相爱，但我们走路之所以手拉着手，并非表示恩爱之情，而出于健身防跌之故。 俗话说：“人老先老脚”。我和老伴几年前膝部就患骨质增生，步履维艰，老伴出门要拿拐杖了；我在菜场里也摔过一跤，幸而没有骨折。从此以后，我们商定，两人出门一定要手拉着手，互相照顾，防止跌倒。这个办法很好，我们再也没有摔过跤。 我们小区里许多老夫老妻，过去都不好意思手拉手走路，如今看到我们这个办法好，能够互相照顾，防止跌跤，渐渐地也都习惯起来，手拉手走路了。大家见面时就嘻嘻哈哈齐声唱：“手拉手，防跌倒，顶顶好！ 老太和老头，互相照顾好，出门手拉手，小心防跌倒。 独自出门去，拐杖要拿好，上下楼要慢，路滑易摔跤。 摔跤会骨折，手伤裹石膏，脚伤躺床上，几月不能走。 人老先老脚，脚好人不老，时时要当心，千万防跌倒！
“你不要，我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你不要，我要！” 我丧偶后，孤身一人，神魂颠倒，荡迹广州半年后，回到上海，居委会还是要我上班，继续搞文教工作，那时我已是古稀之年，直到70岁以上的婆婆妈妈一律要退下来时，我才离开了居委。那段期间，大家对我孤单一人，都很关怀，希望我有个老伴，安度晚年。有些人还热心给我介绍，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一无退休劳保，二是劳改过的，三是居住木房，这些条件有谁敢要？何况老年结合，还有思想感情要好，生活习惯相近，以及子女方面的融洽等，比之年轻人谈恋爱更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我去美国探亲，外甥也希望我能留下来，但要在美结婚，人家首先就问你有多少存款和房子？这是先决条件。我在国外的老朋友也想方设法希望我留在美国，老徐去了解过请求避难的条件，我虽劳改过，但还不具备。在香港的朋友写信给美国已丧偶的C君，希望能与我假结婚让我居留下来，C君年青时曾与我同过支部，有着深厚的同志感情，她一口答应了下来。我在感谢之余，却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这些年来，C君勤奋好学，在美大学毕业后当了助教，是个有才华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我这几十年，却在地狱里与魔鬼打交道，成了个残废人！即使假结婚，婚后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能有多少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生活又如何过得下去？何况要留美六年才办绿卡，才能领到养老金，这几年的生活费又将如何筹划？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不得不婉言谢绝了。 临离美回国之前，在加拿大的老郑特地来看望我，恳切地建议我回国后与他表妹阿招结为连理，好互相照顾，因为他表妹已丧偶多年。看到老郑态度这么真诚，使我感动不已。我也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能成则成，否则也罢，泰然处之。所以我回国时，并没有给阿招带来金银手饰，送礼表心意。后来阿招写了封信交我寄给她表哥，信是故意开口的，特地给我看，信上说女儿坚决反对这门亲事，请表哥以后不要再提及。人家劝招，她说自己亲戚多，要找就找个象样的。事情就这样吹了。 秀云，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坚强女性。她已故的爱人老丁，当年在我办的民众学校教书，所以我早就认识她，一隔半个世纪，大家相见如故，就像夕阳下的一片缤纷彩云，在我的脑海中飞舞。想到我们年青的时候，大家都经历过大苦大难，她丧偶几十年，为了把儿女抚育成人，立志坚决不再嫁。如今子女都已成家立业，她的重担可以卸下来了，小儿子民放早就想到要让妈妈过上幸福晚年，就要找个老伴，虽然起先秀云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来，后来也想通了。我94年从美国探亲回来后，又常与她和阿招见面，一起去看望郑老，所以我们又重新有进一步的互相了解。她这个人乐观旷达，对人关怀备至。早些时就曾把阿招介绍给熊安东，但熊已有恋人；我回来后，又听说阿招表哥介绍给我，她也为阿招高兴。可是阿招不喜欢我，认为“要找就找个好的”！秀云对于阿招的坚决态度，就有点气愤，老李这样好的人，却还认为不够好！所以秀云就毫不犹豫地说：“你真的不要吗？我要！！”当时阿招有点愕然，还以为秀云在开玩笑，就说她：“十三点！” 秀云就是这样爽直的人，她没有考虑我有没有劳保，有没有储蓄，房子怎样等等，只认为我是好人，大家志同道合，都曾吃过许多苦头，性情和性格都很合得来，在一起生活，大家总有饭吃，能够愉愉快快地过日子，晚年生活就可以安定下来，幸幸福福地过了。 我们的黄昏之恋，就是“你不要，我要！”这句话激出来的。
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李永爵《夕阳红》（2008） 序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年有伴，是极其珍贵的。 老伴关爱，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忧戚与共，对方的一举一动，一喜一乐，需要什么，希望什么，了如指掌，互相之间，总是照顾得妥妥贴贴，称称心心的。互相关爱，真是一刻也不能分离的。 我们时常规劝那些常闹别扭的老夫老妻，他们往往因一些小事而争吵不休，以致分食、分居，甚至分手！他们不懂得老年夫妻互相关爱的珍贵，不能互相体谅，互相关怀，家庭一旦失去和谐，必然带来无限的烦恼与痛苦，这是老年人最最不幸的日子，就会无所适从，就会生病，就会折寿。 许多恩爱夫妻，年纪大了，不幸丧偶，孤单一人，虽有小辈侍候，但总不如老伴那样知心体贴。许多老人也会有黄昏之恋，这本是好事情。可是由于再婚，双方都有子女小辈，往往因遗产分割等问题，遭到子女的坚决反对；有的由于互相不够了解，老年性情和习惯合不来，匆匆再婚后又即分离，反而野出更多的麻烦事。 老年丧偶后，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志同道合，性格相投，小辈尊重，欢乐与共，身体健康，心情舒畅，乐观旷达的老伴，那真是晚年生活最最幸福的事！秀云与我就是这样的天作之合，世间罕有！ 卅载牢狱阶下囚，半生坎坷一身留，苦尽甘来岂可信，三生有幸遇老邹。 劫后幸存已白首，天堂地狱曾翱游，平生不作亏心事，昂首阔步往前走。 人间恩情重千斤，欣慰但愿人长久，余生犹冀昭雪日，留将老眼看新舟。 这本集子，就把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记载下来，留个纪念。 封面由著名画家田伟钤先生绘制，夕阳西下，金光灿烂，别有一番情趣。 附录的几篇《小小说》，其实都是真人真事。有的写于六十多年前，后来也陆续写了一些，一并印出，留下个纪念而已。 《坎坷》和本书的出版，全靠林致良先生鼎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007年5月
托洛茨基匪徒助日寇侵害我国的又一铁证（1937年5月1日第97-9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13）（1937年5月1日第97-98期）托洛茨基匪徒助日寇侵害我国的又一铁证诬蔑酷爱和平的苏联为日寇侵绥施放烟幕隐藏在上海大美晚报里的托洛茨基匪徒，现在看见从正面替日寇破坏我国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已为中国民众和读者所揭破，于是就拿他另一套反苏联的本事来骗人。三月卅日的上海大美晚报，发表一篇“张北特约通讯”，内称蒙匪李守信包悦卿以及其他贼部等俱奉日寇命离察北向东开动，谓原因“闻系最近苏俄有唆使外蒙侵满热北部企图”。用特号大号等字排列惹人注意的标题。托洛茨基匪徒的企图显然是遵行日寇意旨，捏造事实，诬蔑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是替日寇进攻绥远散放烟幕。现在的事实：外蒙军队绝没有进迫伪满，蒙匪也并没有东开，恰相反的，正在察北作进攻绥远的军事大准备。所以托洛茨基匪徒这个自造消息，纯粹是为日寇放烟幕，助日寇侵害我国。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日本之奸细网（1937年4月25日第9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12）（1937年4月25日第96期）日本之奸细网……托洛茨基匪徒奸细反苏联的托洛茨基总部之审判案指明土肥原还有别的奸细，而这些奸细是用不着再去给以侦探，暗探和暗害的训练的。在苏联法庭上站立着真正的托洛茨基匪徒——奸细，军事破坏者，土匪。他们背叛和出卖苏联人民于日德的将军们。这班下贱、堕落的托洛茨基匪徒完全听命于腥血的日德奸细巨头——土肥原，纪姆列尔等人。他们用各种方法去准备反苏的战争，并谋使苏联在战争中失败。狠毒的卖国贼企图替日本军阀和德国法西斯的将军们扫清了道路，使之得以奴役苏联人民。日德侵略者和托洛茨基奸细分子凶恶的进攻，被忠于社会主义之苏联人民的团结一致所击破了。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与日本侦探机关勾结，曾有著名的亲日派唐有壬为之拉线，每月给以一定的津贴。随后许多托洛茨基分子为日本侦探机关所重视的，便给以特殊的优待。如张慕陶屠维奇等这些无耻下流的分子都受着日本侦探机关的供养，而专门从事破坏中国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工作，在天津、上海及其他各地、许多爱国青年都遭了他们的毒手，被他们用告密，绑票的方法所暗害了。这些血的教训，应警醒着每个参加爱国运动的人，必须严密提防这些日本侦探、托洛茨基奸细分子，无情的把他们驱出任何爱国运动的组织之外去。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日陆相证实：托洛茨基匪徒与日本暗探勾结（1937年3月5日第8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11）（1937年3月5日第86期）日相杉山证实托洛茨基匪徒与日本暗探勾结┃由此又可证明托洛茨基匪徒所供┃┃彼等帮助日寇侵略我国完全确实┃据海参崴二月二十八日电，东京京报于二月二十日载，在十九日日本国会下院预算委员会秘密会议上，政友会议员足田氏质问陆相杉山，军部是否知道西比利亚铁路之输运能力，杉山答称，彼知之甚详，但不便公布。足田又问杉山何以能够知道，杉山答称，“在俄国有某些反对现在政府的分子，我们正是由这些分子而知道的。”京报发表此项消息，不特又证明在苏联的托洛茨基匪徒总部案审判时，被告托洛茨基匪徒供称与日本暗探勾结，向日本暗探之出卖苏联国防秘密等節属实；而且证明日本暗探之与托洛茨基匪徒勾结，实系根据东京军部之直接指示。因此，东京军部，对京报之发表此项消息，立即加以取缔。内务部将登载此项消息之京报，完全没收，该报经理兼编辑曾被传至检察局问话，并处以罚款；该报新闻处主任被迫辞职。又据日日新闻载，军部对于京报发表此类新闻，极为震怒，决必采取严厉办法以避免此类事件之再次发生云。按反苏联的托洛茨基匪徒总部案审判时，托洛茨基匪徒又曾供称，托洛茨基曾于信中给彼等以指示，谓为求得日本帝国主义之协助起见，托洛茨基分子应当帮助日本去侵占中国。东京京报的消息不独又证明了托洛茨基匪徒曾与日本暗探勾结而泄告苏联之国防秘密，以便利于日寇举行对苏联之进攻，而且也证明了托洛茨基匪徒实行帮助日寇来侵略我国。在我国之托洛茨基分子，也根据托洛茨基之指示，积极从各方面企图破坏我国的反日统一战线，并用极其狠毒阴险的手段来杀害爱国志士，凡此种种，都在证明，托洛茨基分子，就是日寇灭我亡我的同谋者，也就是我国家民族的共同敌人，国人必须群起而攻之，清除国家民族之蟊贼。按世界知识所谓我们必须更加警惕地来反对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一语实为中肯之论而值得每个爱国同胞所深思。日寇不独经过托洛茨基指示在苏联的托洛茨基匪徒代日寇进行侦探危害等罪行及帮助日寇侵略我国；而且日寇经过托洛茨基指示在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用同样阴险狠毒的手段来帮助日寇侵略我国，首先就是不惜用尽一切力量与方法来企图破坏我国反日统一战线。在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如在苏联和其他各国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样，无时无地不施行其两首派的阴谋伎俩。他们不独混入救国团体与抗日军队里面去进行侦探、破坏、捣乱等罪行，和在各方面尽其挑拨离间鼓动内战的勾当，还假冒救国团体的名义来欺骗民众，来实行其告密卖国的勾当。尤其令人痛恨的就是，托洛茨基匪徒毫无人心地杀害爱国志士，如以前的吉鸿昌将军等就是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张慕陶这种告密的兽行的牺牲者。这次反苏联的托洛茨基总部案公审证明在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种种阴险狠毒的卖国汉奸罪行，并非偶然，证明日寇不惜用尽一切力量。特别是用托洛茨基匪徒来破坏我国反日统一战线。所以正如世界知识所说，我们必须更加警惕地来反对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同时也就是说，必须更警惕地反对日寇侵略中国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徒。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须更警惕反对日寇与托洛茨基匪徒（世界知识评论）（1937年2月10日第82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10）（1937年2月10日第82期）须更警惕反对日寇与托洛茨基匪徒┃这是反苏联的托洛茨基匪徒┃┃总部案公审对我国之大教训┃——世界知识之评论——反苏联的托洛茨基匪徒总部案在莫斯科公审，曾引起我国舆论界之极大注意。在公审时中，经托洛茨基分子亲口之供认，亦经多方事实之证明，托洛茨基为求取日寇欢心与协助起见，确公然令其匪徒帮助日寇灭亡中国。此种诡谋实与我国命运有直接之关系，故使我国人士更能认清托洛茨基等匪徒之狰狞面目而加以抨击。立报社论曾指出，托洛茨基等叛卖祖国，罪无可宥，已志上期本报。现又据五日上海电，在上海出版之世界知识杂志对反苏联的托洛茨基匪徒总部案公审事件亦有评论，中有云：“我们必须从这一公审得出教训，这就是说，侵略的国家于反对苏联的斗争中，不惜用尽一切力量来企图破坏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根据这一教训而更加警惕地来反对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云。按世界知识所谓我们必须更加警惕地来反对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一语实为中肯之论而值得每个爱国同胞所深思。日寇不独经过托洛茨基指示在苏联的托洛茨基匪徒代日寇进行侦探危害等罪行及帮助日寇侵略我国；而且日寇经过托洛茨基指示在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用同样阴险狠毒的手段来帮助日寇侵略我国，首先就是不惜用尽一切力量与方法来企图破坏我国反日统一战线。在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如在苏联和其他各国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样，无时无地不施行其两首派的阴谋伎俩。他们不独混入救国团体与抗日军队里面去进行侦探、破坏、捣乱等罪行，和在各方面尽其挑拨离间鼓动内战的勾当，还假冒救国团体的名义来欺骗民众，来实行其告密卖国的勾当。尤其令人痛恨的就是，托洛茨基匪徒毫无人心地杀害爱国志士，如以前的吉鸿昌将军等就是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张慕陶这种告密的兽行的牺牲者。这次反苏联的托洛茨基总部案公审证明在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种种阴险狠毒的卖国汉奸罪行，并非偶然，证明日寇不惜用尽一切力量。特别是用托洛茨基匪徒来破坏我国反日统一战线。所以正如世界知识所说，我们必须更加警惕地来反对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同时也就是说，必须更警惕地反对日寇侵略中国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徒。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一致反对日寇走狗的托洛茨基匪徒（1937年2月5日第8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9）（1937年2月5日第81期）┃评坛┃一致反对日寇走狗的托洛茨基匪徒（青）谁都知道日德同盟对于中国有极大的危害。德国法西斯鼓励和帮助日寇来侵略我们中国；现在，自经苏联法庭揭发了托洛茨基匪徒的犯罪行为以后，更证明了日寇在进攻我国上还有一个帮凶，这就是托洛茨基匪徒。而且这一日本强盗的帮凶，它不仅从国际上来危害中国，并且由其在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活动，它可以从内部来危害中国，它业已为日寇走狗，来施展他们的两首派的鬼计，来用种种不同方法破坏我国人民抗日救国事业。这只要看我国托洛茨基匪徒这几年来在破坏救国上的罪恶活动，便显然可见。因此，假使我们在抗日救国上不得不反对德国对于日寇的联盟的话，我们更不得不反对日寇的走狗的托洛茨基匪徒。因为，托洛茨基在国际上和训练其在中国的匪徒进行危害中国便利日寇的阴谋工作正在日见加厉，假使从外面来的危害在我们还比较易于看见的话，那末托洛茨基匪徒混入救国群众中来进行阴谋危害的勾当，这便需要我们更大的努力来防卫和对付。因此，在中国抗日救国的一切运动中，在一切群众救国团体中，一切有良心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中，都应当起来开展反对日寇走狗、中国内奸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的运动。据托洛茨基发给他的在苏联的匪徒的训令，为了他们的不义之图，竟把我们中国轻轻向日寇送掉！因此，我们非开展反托洛茨基匪徒运动，实不足给在国际上一切企图危害以至出卖我国者以打击，实不足显示我们救国人民反对国际阴谋的义愤和威力。然而同时，这一运动的开展还可以帮助我们揭露潜藏在我们人民中间的托洛茨基匪徒这一批汉奸，可以巩固和发展我们抗日救国联合战线。自然，现在我们业已看见，托洛茨基匪徒这一类汉奸分子，早就（缺一字——抄录者）那里公然主张联日反蒋，联日反苏，公然诋毁人民战线，主张分裂，公然主张继续内战，公然诬蔑各救国势力和人物。这已经是甘作日寇走狗的破坏行动，但托洛茨基匪徒的为鬼为蜮，决不止此，他们的拿手好戏，即是他们的险毒所在，还是在于他们两首派的行径。试看苏联司法当局这次所审出的托洛茨基匪徒混入内部来进行阴谋破坏的事实，是怎样令人惊心动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为要实现托洛茨基给他们的帮助日寇亡中国的指令，难道他们不会和他们的在苏联的同道者采取一样的办法？理性告诉我们说，是的，他们的没有理由不会的，事实告诉我们说，是的，他们已经在这样干的。稍远的如张慕陶等在张北抗战中阳为抗日，而阴实出卖抗日，较近的如菲律宾的高承烈徉为努力救国运动，而阴则破坏救国运动。此外更有故意提出左的口号以破坏联合，如我们要反日，他们却提‘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我们要抗日统一战线，他们却提出‘反对与国民党军阀官僚妥协’等以便在这些虚伪的口号之下来进行其阴谋捣乱的工作。因此，我们的开展反托洛茨基匪徒阴谋危害我国的运动，这是可以帮助我们发见在我们群众中、我们团体中是否有托洛茨基匪徒汉奸阴谋潜伏的。要是一经发见，我们便可立刻将他们抛出群众与团体之外，以肃清日寇的奸细，以巩固我们的壁垒。自然，我国明达之士，对于托洛茨基匪徒绝灭人理的悖行是无不唾弃和痛恨的，比如立报的言论即足为代表。但我们愿意指出来的是，对于托洛茨基匪徒悖行，我们实不能仅作客观公允的评判，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也是受托洛茨基匪徒之害者之一，刻托洛茨基匪徒在苏联既已破案，以后我国托洛茨基匪徒更将被令紧急活动以博日寇欢，这可想见，以我国条件之不同，国难之深远，这些托洛茨基匪徒之为恶将更容易和更厉害，益可想见。故托洛茨基匪徒是全中国人民之仇敌，而反对托洛茨基匪徒这一运动实在是我们抗日救国的全中国人民的事情，愿我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速起图之。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立报：出卖祖国罪无可宥（1937年2月5日第8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8）（1937年2月5日第81期）立报痛斥托洛茨基匪徒出卖祖国罪无可宥┆并谓系与托洛茨基匪徒┆┆有关一切人们之好教训┆关于反苏之托洛茨基匪徒平行总部案公审，各国舆论都有评论，均斥托洛茨基匪徒之甘心卖国、丧绝人理。据电讯，我国上海立报亦于二月一日评论云：“在莫斯科公审之反革命案，不只是苏联政治生活的重要事件，而且揭破了托洛茨基匪徒国际阴谋活动”。该报并谓，“斯大林氏在过去和现在都遵守列宁之学说，而托洛茨基在过去和现在都反对列宁的学说”。“斯大林之政策历年都得到伟大胜利，同时，托洛茨基之‘政策’完全失败，托洛茨基竟不惜采用恐怖等办法来反对自己的祖国，实系罪无可宥。”最后该报指出：“目前苏联之政策为发展国内之改造及维持世界之和平。此一政策是苏联民意之表现。托洛茨基甘心反对祖国，系由私人之不满意而发，托洛茨基之失败，乃是自然的结果，同时又是与托洛茨基活动有关的一切人们之好教训”云云。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托陈派帮助日寇灭亡中国（1937年1月30日第79-8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7）（1937年1月30日第79-80期）托陈派帮助日寇灭亡中国素以联日反蒋，反对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破坏各项救国运动为能事的托派，近来在西安事件以后，又有在日寇挑拨我国内战的企图之下，大肆其汉奸的活动，他们一方面极力和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合作，鼓动内战，一面极力诋毁联合战线，鼓动分裂。隐藏在上海大美晚报内的一个托陈派分子，在该报十二月二十四日以《人民阵线的本质》为标题的社论中，便大放厥辞，说“因为大家都不十分明白人民阵线的来源，便不十分注意人民阵线所可招致的灾祸；同时又因为人民阵线的留声机，天天在歌颂人民阵线的民主精神及和平精神，一部分头脑简单的人有盼望人民阵线在中国大发展的倾向。”说什么“不穷究人民阵线的来历便罢，一经穷究，人民战线的本质就是共产革命，其目的是从各国政府夺取政权。”说什么“然中国现在虽已受了人民战线的害，……但还不如西班牙受害之深。”凡是一般有良心、有理性、爱祖国、愿团结的中国人都在盼望抗日救国人民战线能够在中国发展，并努力便它发展，凡一切救国的人，都正以人民战线不能在中国迅速地发展为憾，凡稍明大势的人都知道日寇最怕的是我们的人民战线之形成，最能使我抗日救国有效进行的，是我们的人民战线之形成。然而这个托派却竟敢于大胆地骂赞成人民战线者皆是头脑简单，却诬人民战线要招致灾祸，却“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说人民战线未能迅速发展，这倒使中国受害不深。他的歪曲的“逻辑”更一转而说人民战线就是“共产革命，其目的从各国政府手里夺取政权。”试问一直到现在那一国的人民阵线有共产革命的事实呢？有一党一派夺取政权的事呢？更不要说极力主张人民阵线和要求参加人民阵线的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同盟、全国救联会等组织和团体，早就再三宣言忠诚合作，只求致力于抗日救国呢？其实，以人民为单位、这显然是与以阶级为单位者迥异，以合作对外为方式，这更谈不上有所谓夺取政权，这个托派分子无常识的谰言，只是要阐明托派的“中国人分裂着的好，不抗日的好，让日寇灭掉的好”的罪恶的纲领。有时候我们也这样想，托陈派总是中国人，他们为什么会在国家危亡迫切，国人一致要求誓死抗日的时候，居然主张联日反蒋，即主张和我们的血仇日本强盗联合来反对我们自己本国人民中的某些派别；居然反对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即反对中国人大联合来共救危亡；居然到处破坏抗日救国运动，破坏团结运动？因此，我们于痛恨这些天良丧尽的汉奸之余，总诧异于这些棍徒究竟为什么要这样人头畜鸣——，“胡马嘶北风，越鸟窠南枝，”禽兽尚且不能忘本，这些人是并禽兽而不如的。现在我们读了本月二十四日莫斯科报上载的苏联国家检察长对于托洛茨基派阴谋危害祖国提起公诉的起诉书，我们才明白：啊，原来这是他们的匪头子托洛茨基所命令他们执行的一贯的“政策”！有名的托派拉迪克在受检询的时候曾供出：托洛茨基曾致信潜伏在苏联境内的分子，告诉他们该派要如何联德反苏，联日反苏，其中有这么几句：“我们应当把库页岛的石油出让于日本，并保证他与美国战争时，供给他以石油。我们也应当允许他来开发金矿。我们应当同意德国的要求，不去阻碍他占领多脑河流域的国家和巴尔干半岛，同时不去阻碍日本侵占中国…”。（起诉书原注：卷宗第五号一四二——一四四页）看了这一段话，我想谁都更明白了；中国托陈派之所以要联日，要破坏联合战线，要反对抗日救国，这是托洛茨基这一干匪徒的整个阴谋。他们要想在苏联国内攫取政权，于是他们便不惜用出卖祖国的办法去勾结日德帝国主义，尤其不恤勾结希特勒的德国，因为要勾结日德帝国主义，所以不恤作日德的帮凶，让他们去侵占他国，尤其不惜应允德国的要求，让德国同盟者的日寇来侵占我国。所谓“不妨碍日本占领中国”云云，当然是打了官腔说出来的，所谓“不妨碍”就是“实行帮助”；试问联日反蒋，反对联合战线，破坏救国运动，……那一样不是在实行帮助日寇攫占中国？托洛茨基辈为了他们的不义之图，竟不惜出卖自己的祖国，危害为人道与和平之所凭依的苏联，这已够使全世界有理性的人们所深恶痛绝不已，何况他们为要遂行他们的罪恶，还不惜要扰乱和平，鱼肉弱小，尤其要以我们中国做他们的牺牲，这在我们方力求救亡之不暇的中国人民看来，更谁能无“托派之肉其足食乎”的痛感。因此，我国的托陈派，即我国的受托洛茨基指使、为托洛茨基进行帮助日寇灭亡中国的汉奸，实在是些理不可喻，德不可感的棍徒，他们的卑鄙可耻，更非一般汉奸可比，我们对于这些棍徒，决不可容忍与轻忽，我们只有严防，只有尽情揭破以求“除恶务尽”。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鲁迅先生遗言:托派行为有悖于中国人为人之道德（1937年1月30日第79-8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6）（1937年1月30日第79-80期）鲁迅先生遗言：托派行为有悖于中国人为人之道德本报第六十三期曾登载鲁迅先生生前答陈某信，痛斥中国托陈派反对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汉奸行为，指明该派这种罪行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之道。现在读莫斯科再度破获托案的各种文件和消息，益发证明鲁迅先生底遗言的正确，并且使我们了解，鲁迅先生所谓该派行为有悖中国人为人之道德，不仅指该派之出卖祖国而言。并且指该派之阳奉阴违口蜜腹剑行动，丧尽人类信义而言。鲁迅先生底不朽名言，实在有再读的必要，故再为刊载于此。记者二次刊载的《鲁迅先生原信》，信的最后只署：“鲁迅六月九日”。没有“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等字。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鲁迅先生之遗言：托陈派主张“有背于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1936年10月25日第6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5）（1936年10月25日第63期）鲁迅先生之遗言托陈派主张“有背于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中国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陈某最近有一封信给鲁迅先生，反对并诋毁中共抗日救国新政策，鲁迅先生复信，特别揭露该派秉承日寇嗾使，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这不但表示他伟大作家拥护正义的襟怀，而且是一篇有功民族的文献。先生在复这信事时，正当卧病，不能执笔，遂口授内容，令O•V笔记。该信曾在上海现实文学和其他几种文学杂志上发表。托陈派的阴谋，自经先生揭露后，群众更晓然于民族警觉性之更应提高，我们正盼望先生早日康复，领导我们文化界的救国运动勇往直前，不料先生却就此一病不起，披览遗作，令人怆然，现在特将先生的原信登载在这里以志纪念。——编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见《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6卷本第6卷第506页，）此处从略—汇编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托洛茨基取消派之汉奸面目（1936年10月25日第6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4）（1936年10月25日第63期）托洛茨基取消派之汉奸面目w分裂民族战线反对国共合作违反人类道德捣乱抗日红军北平讯：北平近来形势更加紧张，大有‘九一八’事变前夜的沈阳的形势。所不同的是北平居民仇视日寇的情绪益发高涨，而一般居民，尤其学生及知识分子对于政治问题及抗日救国的方法等等问题，讨论和争论特别起劲和热烈。某君从南京政府私人方面得到消息，说共产党近更坚决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及蒋介石合作抗日救国，并说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只主张抗日而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共合作来救国，这是全国同胞唯一的期望，听到这一好消息，大家自然莫有不欢天喜地，舞之蹈之的，但不料独有某某君，听到这一消息后，却到处奔跑，大发议论，痛骂共产党主张与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合作是出卖阶级，痛骂共产党主张只抗日而不主张武装反抗一切帝国主义，是投降帝国主义。经几番调查，才知这个某某君（姑隐其名），原是取消派张慕陶（又名张金纫）及潘家宸（又名潘家洵，亦名潘克鲁）等的党羽，受张慕陶及潘家洵等欺骗，尚未翻然觉悟过来的一个人。中国国家民族的危机一天天深重起来，若是真的亡了国，不论任何阶级，各界人民，一律要当亡国奴。而无产阶级又更受到日寇非人道的剥削与压迫，只有各党派实行大联合，尤其是国共两党实行大联合，才能救中国，这里不但没有丝毫出卖阶级利益之处，而且正因为要救中国的工人阶级，要救中国的全民族，所以主张要使国民党蒋介石军队来抗日，要与国民党及蒋介石军队合作。这正是共产党的远大眼光，正是共产党忠于阶级，忠于民族的光明的态度。说到抗日统一战线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道理亦十分明显：日寇要灭亡中国，其他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决没有达到日寇这样的程度，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日寇，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来打击日寇，使抗日有胜利的充分把握，这是一点；另一点则因为目前国际形势也和以前不同。目前世界各国分为好战国与保护和平国两大营垒，日寇是最可恶的发动战祸国之一，我们正应该利用一切力量来打击这一和平之公敌。这亦是共产党的远见。这位潘张之流的党羽的某君，如此血口喷人，不但颠倒黑白，其情可恶，而且破坏我们所要求的全民团结救国运动，甘为日寇效忠，其心尤极可诛。这位某君所奔走宣传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那辈号称取消派的人们的‘主张’。记者说这些人破坏救国运动，甘心为日寇效忠，其心可诛，这决不是过甚之辞，这里只须略述几件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要角张金纫潘家洵等汉奸行为，便可见得。……（按原稿此段系叙述张金纫在冯方吉张垣抗日提出联日反蒋主张、及张潘在山西阎锡山豢养下，极力进行防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等，与本报六十二期所载上海通讯中所述大致相同，故从略——编者）在这以前，而潘家洵还有过一时期钻入湘鄂西苏区企图消灭我国最有战斗力的抗日红军。取消派的人污蔑红军为土匪。潘钻入苏区，便先提出打武汉的阴谋口号，企图用‘左’的口号来使贺龙部红军去冒险送死。但这一阴谋结果是没有‘成功’。潘于是又在取消派中提出‘和平转变’的口号。‘和平转变’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把贺龙所领导的红军，和平转变到取消派手中去，把红军的颜色洗掉，涂上兰的白的颜色。这一‘和平转变’，潘家宸等取消派化了很大力量，经过了很长时期，但一因红军政治坚强，再因人民拥护红军，结果仍只是徒然。潘家宸取消派至是就同那时‘围剿’贺龙红军的鄂军徐渊源部勾通，后来又与那时‘围剿’贺龙红军范绍曾川军勾结，定期实行暴动，里应外合，打算一鼓而消灭贺龙所率领的红军。潘家宸等取消派底诡计虽然多端，可是在富有战斗经验、深得人民拥护的红军之前，仍未得逞。此外，潘等还实行毒害红军的领导人员，如私下毒药和假手医生，以图杀人等等。潘家宸还会像煞有介事的装着取消派理论家的资格，在湘鄂西进行他的‘新共产党’（？！）的组织。托陈取消派的名义，是烂臭不堪，在湘鄂西谁也不会相信他，所以潘家宸就挂羊头卖狗肉，挂着新共产党的招牌，进行取消派的勾当。他所用的办法，非常狠毒阴险。用欺骗的办法，恐吓的办法，以及感情联络的办法，骗诱一些不大懂事的人落网，供其驱使。这还是通常的办法，最无耻下流的办法，莫如造谣离间的办法再加上欺骗鼓动的办法，譬如故意造谣说甲不相信乙，或者说甲怀疑乙是内奸，使乙听到心里不快乐，再以旁人去鼓动乙，说乙如何如何积极努力，被甲怀疑为内奸，以鼓动乙。乙若是一个坚定的人，一定能够揭穿这种造谣欺骗的阴谋，否则，往往被取消派潘家宸等这种方法所欺骗。潘家宸不但想消灭红军，想篡夺红军去投敌人，而且还会假借红军的名义，破坏百姓的利益。如沔阳监利一九三一年大水为灾，堤防冲毁，苏维埃政府动员民众修堤，但是取消派潘家宸等则假借红军名义鼓动百姓不要修堤，他说沔阳监利堤防修好了，武汉三镇就没水灾了，红军要在今年发大水时攻下武汉，没有大水，武汉更不易攻下，红军攻下武汉，你们大家都到武汉住好房子去，修堤干吗！最好笑的是在襄水以北天门县的一个乡间，潘家宸等取消派分子假借苏维埃名义宣传百姓喂鸡只许喂一对，养蚕只许养两个筛子，多了都要交给苏维埃，当时就要农民交出鸡子给他吃，有一个青年团员同十来个农妇一听这话，就知道不是真正苏维埃，顿时大怒，把潘家宸包围在核心里，打了数十下嘴巴，潘家宸跪下讨宥狗命，方才放走。此外潘家宸等取消派还实行了许多破坏工作，如破坏红军枪炮、给养、子弹、军械厂、被服厂、医院等等。最狼心狗肺的是潘家宸等取消派勾通个别医生，故意不给伤病兵医病换药，让他腐烂，故意把红军轻伤的无须乎开刀断骨的领导人员，锯去一支脚或割去一支手，使成残废。由此可见潘家宸等取消派实为人类道德所不容。就是这个潘家宸后来逃出鄂西，到平津山西各地活动。他们活动方法最阴毒险狠的，就是假冒共产党名义或藉所谓新共产党名义引诱青年入彀,同时企图打入共产党和一切救国团体内部实行告密破坏的无耻勾当，当他们发现有真正觉悟的青年时，便暗地通知警察拘捕之消灭之，这真是违背在中国人为人道德的无耻汉奸行为。如上述这样的事实，潘家宸等取消派在湘鄂西处和现在平津山西所做的，实在数不胜数。从潘家宸等取消派过去现在的行径看来，可见他们之破坏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替日寇当走狗，是很显然的事了。我愿山西平津以及海内外若是还有少数被他们欺骗的青年，应当立即翻然觉悟，走上抗日救国的大道，坚决反对潘家宸张慕陶等取消派及日寇走狗。（九月二十三日，元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托陈派甘作汉奸（1936年10月13日第6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3）（1936年10月13日第61期）全国联合战线运动高潮中托陈派甘作汉奸反对联合战线△竟尔认贼为父△到处招摇撞骗△真是民族罪人上海通讯：去年八月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刻已获得全国各界人士的赞助和拥护，现在上海天津广州以及全国各大城市和各大通商口岸，甚至于远在海外侨胞，都在进行统一战线运动。可见统一战线为全国民众所需要，实乃救亡之良策，该党振臂一呼，举国响应。我们方幸国难之有出路，乃在我国有所谓托陈派之流，竟处处企图破坏该党所发起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运动。本年八月间，托陈派首要陈××为反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之新政策，曾致函全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游说其勿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公然为日寇张目，真令人不禁发指。鲁迅先生回信，在讽示陈××中指出了托陈派这一流人的日本走狗的面目。真的，该派中人之甘于认贼作父，为阶级、民族之罪人，实不自陈××等写信办刊物，公然诋毁共产党的新政策起，他们在近几年来就一直干着叛卖国家叛卖革命和叛卖阶级的勾当。现在记者请就人所共知的事实略举几件，以见该派打着“左的”招牌，实行叛卖勾当是如何的无耻！也以见该派反对共产党新政策，对于民族，对无产阶级是如何的为害。当冯玉祥先生、方振武将军、吉鸿昌烈士等发动张北抗战时，托陈派的张慕陶（本名张金纫）等，曾混入前线去活动，一方面为日寇作侦探通报消息，另方面则很奸巧地从事各种破坏，公开主张‘联日反蒋’，动摇军心，张北抗战之终归失败，原因虽不止一种，但托陈派的汉奸活动给了这一抗战以很大的害处，却是显然的事实。张北抗战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完全发现张慕陶等，为暗藏的奸细之托陈派，立即将他们党藉（原件作藉，不用籍——抄录者）开除，并发有正式通告，通知各级党部永远开除张慕陶等党藉。该派在汉奸面目被揭穿后，对于共产党益发仇恨，益发到处造谣污蔑来破坏共产党的深得人心的新政策，企图这样来发展他们的联日卖国的主张。张慕陶到处造谣，无中生有，成了他冒充共产党员唯一的法宝，在平津，在晋绥，在西南，都是用这一种鬼话来骗人。为要破坏共产党的威信，也为要实现他们的日寇走狗的任务，托陈派巨子之一的张慕陶，在张北抗战后，还曾去游说冯玉祥联日反蒋，不料却给冯先生洞明其奸，大骂一顿。该派中人后来看到这种荒谬的说法太不足以入大众之耳，于是又转向人解释说‘联日反蒋’，不过是想骗日本一点钱和军火用，并不是真正的去联它，不过是借日本的力量来威胁蒋。另方面他又在联军中大施手腕，挑拨离间极尽可能，破坏抗战不遗余力。此次，西南事变前，张等亦极尽日寇走狗责任，怂恿各方“联日反蒋”，但幸为国人坚决反对，奸计未售。当日寇大倡‘联合防共’的时候，张慕陶又跑到山西。阎锡山干反共防共的花样以与日寇相呼应，这是举世周知的事。张慕陶、潘家循、屠维奇、张仲玄等，都在阎左右担任反共的重要工作。并且担任阎军中的反共政治训练。他们除个人在天津日寇所设之特务处领津贴外，他们的组织还按月由阎出钱供给活动。今春红军入晋，北上守土，但假道不成，同情红军抗日的民众和学生等大遭屠杀，这些都是这一干托陈派分子在替阎服务所建的‘功劳’。当红军渡河时，晋军颇有人主张听其假道不加阻拦者，日寇曾极为震动，迨后来红军不愿内战，撤兵回陕，寇方乃为之心安。托陈派这些人对于日寇可谓善于尽他们走狗的任务。他们主张仍是联日，所以在晋绥各地，公开的与日本合作。这两省的各色省营和西北实业公司经营的二十三个机关和工厂，都有日人渗入。这也是他们的成绩。我国旅菲岛的侨胞素来爱国，因此该处的爱国运动甚为发展，托陈派为捣乱计，亦派有高承烈等三四人在该处专门捣乱。高亦以撞骗手段，冒称共产党员，并自称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常有书函往来，先骗取该处侨胞对彼的信任，遂混入于菲律宾‘新闻报’内，利用该报大做反动宣传来破坏统一战线，该处侨胞所办之主持正义和一向爱国而力主抗日统一战线的前驱报，竟因高等捣乱与阴谋而致倒闭。该派手段之阴毒，于此可见。其实托陈派之卑鄙远不止此的，还有更可耻的。比如张慕陶在张北抗战后，曾向吉鸿昌烈士骗去千块钱，后被吉发觉，张再去骗遂被拒绝。张一方面恨共产党揭破其阴谋，将其开除，一方又恨吉，因而串通国民党设计使吉被捕而置之于死地。托派中人之卑污有至于此者。记者虽然不能知道托陈派的一切隐情，但就这几件事实，就不难看出托陈派在中国人民中间的罪恶了，也不难看出该派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的抗日联合战线的新政策了。希望全国人民在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上应该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严防民族的内奸细的托陈派！（诚寄自上海九月五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1936年10月5日第5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2）（1936年10月5日第59期）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天津通信）最近日寇在我国到处制造事件，目前的严重局面必更会严重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在这样严重危险之前，我们只有团结，只有更加发展和巩固全民族的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我们大家才不会当亡国奴，才有出路，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但，为提高我们在抗日救国阵线上的警觉性起见，为防范我们的内奸起见，记者想在这里报告一点关于某些人反对联合战线的活动的消息。这些人不但是有计划，有系统地对于联合战线从各方面加以破坏，而且还敢于抬出他们的奸细‘理论’，来对联合战线运动作公然之破坏——这些人便是我国著名的托陈派。在今年七月份上海出版的实现文学（本文作实现文学，不作现实文学——抄录者）杂志上，登载了鲁迅先生复陈××的一封信，并附载了陈××的来信。这陈××有人说便是陈独秀，其实，就信的内容看，即令不是陈独秀，也是一位托陈派中重要人物，反正都是一样。这位托陈派的信对于以形成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为中心的共产党的新政策，一下笔便破口大骂，他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军阀、政客、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他还说：“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斯大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红军’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斯大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在我们人民眼里，组织抗日救国联合战线，这是眼前唯一救国的方法，共产党提出这一方法，便值得被称为救国的政党，凡是有民族天良的都不愿亡国，所以凡是想救国自救的人便欢迎共产党的这一新政策。可是这位托陈派巨子的陈××却和我们这些老百姓相反，他一口咬定共产党的新政策是背叛中国革命，是“莫斯科官僚的命令”，人民愈欢迎新政策，“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这真可谓是别具肺肝之流了！鲁迅先生对这位托陈派的谰言，回答得最好，他先指出陈××的信内的两个要点，一个是“骂斯大林先生是官僚”，另一个是“斥毛泽东先生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于是便回答托陈派反联合战线的‘理论’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的高超得多，……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是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指托陈派的刊物火花、斗争等——记者）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家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要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你们的高超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先生指出托派的反联合战线的活动为日本所欢迎而不为中国大众所欢迎和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的确是一针见血之言。但先生毕竟还是出语忠厚，只用假设之辞来暗示这位陈××及其同伙，叫他们不要以为中国大众不会知他们是拿了日本的钱在说话。其实托陈派重要分子张慕陶早就公开主张联日倒蒋，托陈派小卒等在山西所组织的种种反共防共的花样，以及今春红军入晋，假道东出守土之受到托陈派的吐血喷人的污蔑，这早就证明托陈派这一干人是在替日寇服务了。鲁迅先生对托陈派的反斯大林的话，给了同样有意味的答复：“这很使我‘糊涂’起来，因为斯大林先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放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的金钱以娱晚景的可怜么？……”鲁迅先生这样婉而多讽的话，令人不禁想起最近在苏联所发生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的叛国谋逆案，托派的凶手和伙伴们在众目睽睽的法庭上亲口招供：他们（所谓托派）是靠了拿德国法西斯的国际暗杀组织的钱，作德国法西斯秘密侦探的代理人来维持和进行他们的活动。希特勒处心积虑要进攻苏联，可算是苏联的国仇，可是托洛茨基诸人，为了他们的可耻的动机，竟不惜投降寇仇来危害祖国，以此例彼，则我国托陈派秉承日寇来污蔑为我们全国人民所共同拥护和要求的抗日救国联合战线，这真可谓中西同揆，由此更可见鲁迅先生所谓拿日本钱云者，实在实有其事。特只欲讽陈某等使其自己识相而已。由此也更可见无论那一国的托派都是一样的无耻和丑恶，这无怪乎毛泽东先生等提了为中国大众所欢迎的救国政策，他们要骂这是“背叛”，斯大林先生等建设社会主义得到胜利，他们便要骂这是“官僚”。这只见世界上的托派皆为下流之所归而已！我们当然没有时间为托陈派这一干人之堕落不堪而叹息，因为只要看托派在苏联的种种谋杀的计划和行为，我们便知道，托陈派这一干人对于我们的联合战线的捣乱，决不止于谩骂而已，而且险毒的日寇也一定是要嗾使这一干人来作更犯罪的行为，而且这一干人在山西的种种行为，也告诉我们他们决心在作更犯罪的行动。我们要救国，我们要时时提防着我们救国运动的敌人和奸细。（伍平、一八、八、）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社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1936年10月5日第5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立此存照——《救国时报》刊登的中共整肃托陈派资料汇编（1）（1936年10月5日第59期）社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当着中国人民处在日寇横暴侵掠之下，亡国灭族之祸迫在眉睫之时，中国四万万人民，无论那一阶级，不管那一政派，摆在他们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亡国奴的命运，挽救民族的危亡，所以一致团结，抗日救国，成为万众一致的呼声。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八月一日宣言中提出的新政策，首倡“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主张抗日救国的民族联合战线，不数月，而得到全国一致的同情和拥护，而成为全国人民一致奋斗的旗帜。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同时也就是适合于无产阶级当前的迫切的利益：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与民族解放的利益是相符合的，无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民族的解放，他就要站到抗日救国的最前线。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他不只代表无产阶级，而且同时就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共产党一年来为实行他的新政策的坚决奋斗，这正是民族之望与民族之光。在本报本期所登的国内通信上，看到竟有所谓托洛茨基派的陈××者致书鲁迅先生，极力诋毁共产党的新政策，认为是“放弃阶级的立场”，“藏匿自己的旗帜，模糊群众的认识”，甚至骂为“背叛”。想任何人读了这一通信之后，马上都会觉得“背叛”二字，加在托洛茨基派头上，正是十分确切的。现在除日寇与少数汉奸外，没有一个中国同胞不要求抗日救国的一致团结，没有一个中国同胞不欢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新政策，独这些托洛茨基派这样无耻的诋毁共产党的新政策，以破坏抗日救国的全民团结，这难道不是背叛革命，背叛阶级，背叛中国民族的最明显的行为吗？鲁迅先生的回答，真是一针见血。他说：“你们的（指托洛茨基派的——著者）高超理论，又恰恰为日本侵掠者所欢迎”。“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谁也知道，日寇灭亡中国的毒辣政策，就是“以华灭华”，日寇所极端畏惧的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大团结，日寇所极力施使的阴谋就是挑拨离间，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极力反对民族的团结，这正是帮助日寇破坏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大团结的最无耻的阴谋，这无疑是日寇奸细的理论。但这些叛徒们不仅限于宣传奸细的理论而已，他们的行为是更明显，更无耻。著名的托洛茨基分子张慕陶（即张金印。以下数篇作张金纫——抄录者）曾极力破坏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将军等张北抗日之义举，公开主张联日反蒋，后又在天津向日寇告密，以至吉鸿昌烈士被囚被杀。当日寇进攻北方，全国人民愤激万分，全国学生奋起救国要求一致团结抗日的时候，张慕陶又和其他的反革命的托陈派分子屠维奇，潘家宸等奔走山西，鼓动反共运动，以与日寇的“联合反共”相呼应，做日寇侵掠的先锋。当今年南方主张抗日的党派酝酿团结的时候，张慕陶又奔走于港粤之间，极力鼓吹其联日反蒋之主张，做日寇的说客。而张慕陶、屠维奇、潘家宸等在京津一带拿日寇的钱，替日寇做侦探，陷害爱国分子，破坏救国运动，更是众目昭彰的事。菲律宾的托洛茨基分子高承烈则极力进行各种阴谋与攻击破坏主张抗日救国的前驱报，以致使前驱报陷于停刊。这样托陈派的理论与实际完全证实鲁迅先生对托陈派评语的正确。鲁迅先生说：“你们的（指托洛茨基派的——著者）所为有背于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托陈派这种无耻的行为，完全不是偶然的，完全不是他们中间某些个别分子的堕落，而是托洛茨基派一贯的反革命系统。不仅在中国如是，而且在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是成了最反动的反革命的先锋队。在苏联不久前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反革命的暗杀案件，完全暴露了他们是和野蛮残暴的德国法西斯相勾结来一块进行暗杀苏联人民伟大首领——斯大林，沃罗希罗夫等，并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暗杀了苏联人民最爱的领导者之一——基罗夫，又准备在法西斯进攻苏联，实行使苏联失败主义来做法西斯的内应。在法国，巴黎警察局宣布，有许多法国的托洛茨基派分子与德国法西斯的暗探局相勾结，出卖自己祖国的秘密，破坏人民统一战线，企图暗杀最努力于人民战线的共产党的领袖加善等。在西班牙，当全国人民一致团结反对法西斯暴动的时候，托洛茨基派竟做法西斯走狗，同样与德国法西斯暗探局连成一气进行各种反革命的工作，破坏人民战线的团结，反对正在与法西斯和外国干涉者作残酷战争以保卫国家和民主的人民战线政府。乘着法西斯飞机轰炸马德里的时候，暗杀保卫国家和民主的最英勇的战士——共产党的积极份子，并企图暗杀共产党和人民战线最出名的领袖，西班牙的女英雄多落列斯等。凡此一切，都证明了托洛茨基派做世界上最反动的最好战侵略的法西斯的走狗，是人类中最卑鄙，最无耻，最反动的东西。他们既然做了法西斯的助手，那么他们自然极端仇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堡垒——苏联，尤其是苏联人民的首领斯大林。所以他们对于斯大林各种污蔑与法西斯对苏联对斯大林的污蔑完全一致，只是更加暴露他们的丑行而已。托洛茨基派既然在欧洲做了德国法西斯的走狗，那么在东方，在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做日本奸细的事实，不只可能，而且必然的。因为他们反革命的历史和现在行为，使他们更加害怕革命，害怕人民势力的胜利，因而与最反动的势力勾结，做反动势力的走狗，是他们必然归宿。尤其无耻的是托洛茨基派所采取的阴险狡猾的手段，用一些“左”的,“革命”的名词做掩护，来实行真地道反革命的事业。譬如他们常喊着马克思、列宁的名词，组织所谓“左派共产党”等等一切，以引诱和欺骗青年的加入，当他们发现真正勇敢有为的青年，不愿随他们做无耻奸细的事业的时候，便实行告密，将他们送给刽子手。这真是人世间最无道德最可耻的兽行。全国的同胞们，抗日救国战线上一切同志们，必须提起最高的警惕性，严防这些日寇奸细的托陈派做间谍，破坏，阴谋暗算，侦探，告密，口蜜腹剑，两手派等破坏抗日救国的工作。因为这些卑污无耻的行为是他们反革命工作的拿手好戏。托洛茨基派已成了人类中最卑鄙最无耻的秽物了。回目录下一篇
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提纲） 基本原则 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再次表示赞同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这一决议：西方和东方各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无产阶级妇女的工作，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女工群众，吸引她们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或为建设苏维埃劳动共和国而奋斗。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从而也在女工面前，业已提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日暮途穷，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再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广阔余地。劳动人民普遍贫困化，资产阶级无力恢复生产，投机之风盛行，生产解体，失业现象严重，物价波动，物价与工资脱节——这一切必然导致各国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一斗争将解决的问题是：由谁和按何种方式来领导、管理和组织生产一一是由一小撮资本家来领导、管理和组织生产，还是由工人阶级按共产主义原则来领导、管理和组织生产。 无产阶级这个新兴的阶级应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将生产机构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建立新的经济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停滞不前的生产力，使它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只要政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就无法整顿生产。只要政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各国的民主党或社会党政府所实行的任何改革、任何措施，都不能改变现状，都不能减轻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瓦解而加在男女工人身上的不堪忍受的深重苦难。只有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才能使生产者阶级掌握生产工具，从而保证经济的发展能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 为了使无产阶级与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进行决战的必经时刻迅速到来，工人阶级应遵循第三国际所制定的坚定不移的策略。无产阶级专政是当前斗争的主要目的，这就决定了男女无产者的工作方式和斗争路线。 鉴于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的当务之急，而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是工人掌握政权的国家的当前任务，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无论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者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压迫的国家内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如果没有广大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妇女群众的积极参加，是不可能实现的。 另一方面，大会再次提请全体妇女注意：对于促进妇女解放的各项任务和创议，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支持，妇女平等的人权和她们的真正解放，实际上也是不能实现的。 2．当前，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破坏日益加剧，城乡贫民的生活更趋艰苦，因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面前必定要提出社会革命问题，而苏维埃俄国的劳动人民，则面临按新的共产主义原则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在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吸引妇女参加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队伍，以便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妇女越是积极、自觉而又坚定地参加这个队伍，上述两项任务就越加易于实现。 凡是业已提出夺取政权问题的地方，共产党必须考虑到：那些没有参加运动，没有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教会和各种偏见的影响，没有和争取共产主义的伟大解放运动发生任何联系的死气沉沉的女工群众、家庭主妇、女职员、农村妇女，对革命事业足有很大危害的。没有参加运动的西方和东方妇女群众，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支柱，是反革命宣传的对象。匈牙利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应成为走上社会革命道路的一切国家的无产者的前车备鉴，因为那里的妇女群众由于觉悟不高而担当了令人痛心的角色。 另一方面，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际经验表明，在国内战争和保卫共和国期间，以及在苏维埃建设的各个领域，女工和农村妇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苏维埃共和国的女工和农村妇女，在组织防御、巩固后方、防止临阵脱逃、打击种种反革命活动和破坏行为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劳动共和国的经验应当为其他各国所吸取和利用。 由此可见，各国共产党都负有一项十分明确的任务：通过建立党内的专门机构，确定接近妇女的特殊方法，来扩大党对本国广大妇女阶层的影响，以便使她们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或妥协主义政党的影响，并从她们中间培养出一批为共产主义奋斗，也就是为使妇女受到全面教育而奋斗的坚强战士。 3．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向西方和东方各国共产党提出的直接任务，就是要加强党对无产阶级妇女的工作。同时，大会向全世界的女工指出：只有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她们才能从千百年的无权地位、备受奴役和不平等状态下获得解放。共产主义给妇女的一切，是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所绝对做不到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资本统治和私有制的情况下，妇女要摆脱对丈夫的依赖，至多也不过是争得支配自己的财产和支配自己的工资的权利，以及和丈夫有同等权利来决定子女的命运。 男女平权运动者坚决要求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使妇女同样享有选举权，但这并不能解决妇女、特别是无产者阶级妇女的实际平权问题。这一点，从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实行了男女形式上平等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女工情况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选举权并不能消除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遭受奴役的根源。在资产阶级国家，当无产者妇女在经济上还依附于资本家和业主，还依靠丈夫为生时，当母亲和婴儿不能受到各方面的保护，不能普遍接受社会教育时，以非宗教仪式的婚姻代替终身不得离异的婚姻，并不能能使妇女在婚姻方面得到平等的地位，因而不能真正解决男女平等关系的问题。 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当妇女和劳动阶级的全体成员一起共有生产工具和分配权利，参加生产管理，同劳动社会的全体成员一样承担劳动义务时，换句话说，只有在推翻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人剥削人的制度和组织了共产主义经济形式时，才能实现妇女的人身平等，而不是那种外表的、形式上的平等。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创造一种条件，使妇女的天赋职能一一母性，不致和她的社会义务发生冲突；不致损害她的有益于集体的创造性工作，相反，可使全面发展的健康、完美的个性，在同劳动集体的任务和生活紧密结合中得到和谐的体现。共产主义应当成为争取妇女解放、争取妇女享有一切权利的全体妇女的奋斗目的。 但共产主义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因而女工应该在有利于男女双方的情况下，同心协力地为这一共同目的而奋斗。 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肯定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既没有“特殊的妇女”问题，也没有特殊的妇女运动；只要女工同资产阶级的男女平权论结合起来，只要女工支持社会妥协分子、即机会主义分子的不彻底的或公开叛卖的策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因而会推迟社会革命，延缓共产主义的实现，从而也推迟了彻底解放妇女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 共产主义的胜利，不是依靠各阶级妇女的联合努力，而是依靠所有被剥削者的联合斗争取得的。 无产阶级妇女群众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支持共产党的革命策略，积极地直接参加群众性的行动，参加本国的以及国际范围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斗争。 5．妇女为摆脱身受的双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和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在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就具有国际性，变成男女无产者在第三国际旗帜下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争取建立苏维埃制度的斗争。 6．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示全世界女工不要同资产阶级的男女平权论进行任何的合作和妥协。同时向她们指出，有人认为无产阶级妇女支持第二国际或支持那些靠近第二国际的具有机会主义情绪的分子，不会损害妇女的解攻事业一一这种想法，会给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带来巨大的危害。妇女应当牢牢记住：资本主义制度是妇女遭受奴役的根源。要结束妇女的奴隶地位，必须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女工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所属党派的支持，会阻挠社会革命并延缓新制度的到来。广大的妇女群众越坚决彻底地摈弃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革命的胜利就越有保障。女共产党员必须谴责一切不敢执行共产国际革命策略的人，要坚持把他们从共产国际的严密组织中开除出去。 妇女应当牢记：第二国际没有建立、也没有打算建立以实现妇女彻底解放为目的的机构。在女工的亲自倡议下，已踢开第二国际，开始成立国际社会主义者联合会。专门做妇女工作的女社会主义者，在第二国际内既未占有席位，也没有代表资格和表决权。 第三国际在1919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已清楚地表明自己对吸引妇女参加实现专政的斗争问题的态度。为此，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并于1920年成立了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它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派有常驻代表。各国有觉悟的女工必须毫不犹豫地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决裂，要坚决地支持共产国际的革命路线。 7．女工、农村妇女、女职员对共产国际的支持，应表现为她们加入本国共产党的队伍。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尚在进行斗争的那些国家和政党中，女工要全力支持拥护共产国际的政党或组织，并要同一切动摇分子或公开叛卖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而不管他们有多高的威望。那些有觉悟的渴望解放的无产者妇女，不应留在敌视共产国际的政党中。 谁反对第三国际，谁就是妇女解放的敌人。西方和东方有觉悟的女工要站到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即参加本国共产党的队伍。女工表现的种种动摇现象，即害怕与惯于妥协的政党断绝关系，不敢摈弃公认的权威，都会严重影响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取得成就，而目前这一斗争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具有公开而又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性质。 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根据上述情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责成各国共产党按下列原则对无产阶级妇女进行工作： 1．要使妇女作为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成员参加一切战斗的阶级组织一一党、工会、合作社、厂工会委员会等等。 2．要重视吸引妇女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各方面的斗争（包括参加无产阶级的军事自卫组织）和从事新社会基础的建没，要按共产主义原则去组织她们的生产和日常生活。、 3．要承认母性职能是一种社会职能，要实行并维护旨在保护妇女（人类世代繁衍的承担者）的有关措施。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工会或专门妇女组织中，再成立任何单独的妇女团体。但是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对妇女采取独特的工作方法，最好在各国共产党内成立专门的妇女工作机构。此外，代表大会考虑到下列情况： （1）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而且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苏维埃制度下，妇女在日常生活中都处于奴役地位； （2）妇女群众的极端消极情绪和政治上的落后现象，是千百年来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在家庭中遭受奴役的结果， （3）生育子女是妇女天赋的特殊职能，因而特别需要大力保护妇女的能力和健康，以利于整个集体。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建立一些从事妇女工作的专门机构是适宜的。在党内，从事妇女工作的这种机构是各级党委（从中央到市、区、县委员会）中设立的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党，必须执行此项决定。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各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部应执行下列任务： （1）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妇女群众，吸引她们参加党的队伍I （2）与无产阶级男子群众中对待妇女的各种偏见作斗争，使男女工人确信无产阶级两性的利益是一致的； （3）吸引女工参加各种形式的国内战争，以锻炼她们的意志；吸引女工参加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中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如反对物价上涨、住房短缺、失业现象严重等等群众性活动），以及国内战争的其他革命行动，以唤起女工的积极性；吸引女工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建设和日常生活建设； （4）那些与妇女解放直接有关的立法问题，应列入党的工作日程；确认妇女的平等权利，保护她们作为母亲的利益； （5）与传统势力、资产阶级习惯、宗教说教进行有计划的斗争，使男女之间建立健康、和谐的关系，从而保证劳动人民身心的健康发展。 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全部工作，应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并由党委负责。工作部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应由一名党委成员担任。工作部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应尽可能由共产党员担任。 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各种措施和任务，不应由各该机构独自执行。在苏维埃国家，应通过有关的经济机关或政治机关（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工会的机关）来执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应在无产阶级的有关机关（党、工会、苏维埃等）的支持下执行。 在共产党公开或半公开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必须建立从事妇女工作的机构。这种机构应服从全党的秘密机关的领导，并应配合它的工作。和在公开组织中一样，在所有的地区、省和中央的秘密组织中，都要有一名女同志负责对妇女组织宣传工作。在目前时期，无论是在争取推翻资本压迫的国家中，或者是在劳动苏维埃共和国中，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基地，都应当是各种工会、生产联合会和合作社。 无论是妇女工作部，或者是妇女工作委员会，对妇女工作都应贯彻如下的精神：党的运动的一致性、组织的统一性和独立自主的主动性。要力求尽快地彻底实现党的妇女解放事业。要力求不在工作上出现重复现象，而应通过女工的自发精神和主动精神来协助进行党的工作。 在苏维埃国家中党对妇女的工作 在劳动苏维埃共和国中，妇女工作部的任务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妇女群众，吸引她们参加共产党的队伍，唤起和发挥妇女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吸引她们参加共产主义建设，把她们培养成为捍卫共产国际的坚定战士。 妇女工作部应致力于吸引妇女参加各方面的苏维埃建设：从国防工作直到共和国的各项复杂的经济建设。 在苏维埃共和国中，妇女工作部应督促执行第八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吸引女工和农村妇女参加国民经济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参加一切领导、管理、监督和组织生产的机构的决议。妇女工作部应通过自己的代表和党的机关参与制定新法令，并督促修改那些阻碍妇女真正解放的法令。妇女工作部必须特别主动地关心完善有关女工和青工劳动保护的法律。 妇女工作部应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女工和农村妇女参加苏维埃改选期间的选举运动，关心她们能有代表参加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 妇女工作部应协助党顺利开展一切政治运动或经济运动。 通过加强妇女技术教育来提高女工劳动的熟练程度，以及帮助城乡妇女进入适当的学校学习，是妇女工作部的一项任务。 妇女工作部应关心女工能参加企业的劳动保护委员会，并应关心加强妇婴保护委员会的活动。 妇女工作部应协助改进一切公共设施，如公共食堂、洗衣房、修理间、社会福利机构、公社之家等等，因为这些设施可按新的共产主义原则来改造日常生活，减轻过渡时期妇女的重担，加速她们日常生活的解放，从而使家庭的奴隶变成伟大社会建设的自由参加者，变成新生活方式的创造者。 妇女工作部应在工会党团所设的妇女工作机构的帮助下，对工会女会员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妇女工作部应关心女工有出席全厂代表会议的正当权利。妇女工作部必须有计划地分派妇女代表去实习苏维埃工作、经济工作和工会工作。 党的妇女工作部首先要在女工中深入开展工作，然后再对家庭主妇、女职员和小农中的妇女开展工作。 妇女工作部应召集和组织女工代表会议，以建立党和群众的巩固联系，扩大党对非党群众的影响，并通过发挥妇女的主动性和使她们参加实际工作，以实现对妇女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代表会议是教育女工和农村妇女的最好手段，是通过代表扩大党对广大非党群众、落后女工、农村妇女的影响的最好手段。 代表会议由地区或城市的工厂妇女代表组成，农村妇女代表会议由乡的代表组成，街区的妇女代表则由家庭主妇中选举产生。在苏维埃俄国，代表被吸收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参加企业的各种委员会和对苏维埃机关的监督工作，并作为见习人员参加为期两个月的苏维埃各部门的日常工作（根据1921年的法律）。 妇女代表应在车间大会、家庭主妇或女职员大会上，按照党所规定的名额选举产生。妇女工作部必须对妇女代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为此，每月至少要召集两次妇女代表。妇女代表必须在自己的车间或城市街区大会上汇报工作。妇女代表的任期为三个月， 对妇女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第二种形式，是召开扩大的非党女工和农村妇女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在企业女工大会上和乡村农村妇女大会上选出。 代表会议由妇女工作部负责召集和领导。 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要有计划地进行广泛的口头宣传和书面宣传，以推广女工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和在党的各项活动中所取得的经验。妇女工作部应召开企业女工大会、讨论会、代表会以及街区主妇会，并领导代表会议，进行挨户宣传。 为了培养妇女工作干部和深入开展这一工作，在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学校中应建立妇女工作分部。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党对妇女的工作 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当前任务取决于客观的形势。世界经济趋于崩溃，失业现象极其严重（这特别表现在缩减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和卖淫现象的增长上），物价飞涨，住房奇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威胁日益加剧，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各国工人的经济罢工此起彼伏，国内战争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一一这一切乃是世界性的社会革命的一个序幕。 妇女工作委员会必须提出无产阶纽的战斗任务，为彻底实现共产党提出的各项口号而斗争，并要吸引妇女参加共产党人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妥协分子的革命活动。 妇女工作委员会不仅要关心妇女作为具有同等权利与义务的成员参加党、工会和其他阶级组织，去反对任何排挤与歧视女工的现象，而且还要关心妇女能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党、工会和合作社机关的领导工作。 妇女工作委员会必须促使广大的工农妇女阶层利用自己的权利，在议会和所有社会机构的选举中支持共产党。同时要说明这种权利，对于削弱资本主义剥削以及对于解放妇女来说，都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必须用苏维埃制度取代议会制。 妇女工作委员会应促使女工、女职员和农村妇女积极参加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革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的选举，吸引她们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唤起家庭主妇的政治积极性，并对农村妇女宣传苏维埃思想。实现同工同酬的原则，是妇女工作委员会的一项特殊任务。妇女工作委员会还应当发动男女工人争取受到免费的、普及的职业教育，借以提高妇女劳动的熟练程度。 在妇女享有选举权的地方，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关心使女共产党员能参加市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工作，并在其中施行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但是，在参加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市政及其他机关的工作时，女共产党员应坚定地维护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主要不是关心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内去实行改革，而是利用每个现实的迫切问题或女工的要求作为革命的口号，引导女工去积极参加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以期满足自身的要求。 妇女工作委员会要与议会党团和其他组织中的党团保持密切联系，共同研究有关妇女的一切问题。 妇女工作委员会要向妇女说明：各自忙于自身的家务劳动，而让子女去接受资产阶级的恶劣影响，是一种落后现象，得不偿失。女工应十分重视党所提出的或所支持的实际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各项问题。 妇女工作委员会应促使参加工会的女工加入共产党。为此，工会党团应指派女组织员，在党或党的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对妇女的工作。 妇女工作委员会还应开展宣传工作，使合作社中的女工大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并在合作社中起领导作用。因为合作社作为―种分配机构，在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都起十分巨大的作用。 妇女工作委员会全部工作的目的，在于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加速社会革命的进程。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东方各国）中党对妇女的工作 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共产党要与妇女工作部一起争取妇女在党、工会和劳动阶级的其他组织中具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当与党一起对压制妇女的各种偏见、习俗、宗教信条进行斗争，同时也要对男子进行这种宣传。 共产党及其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应贯彻执行妇女在教育子女、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有平等权利的原则。 妇女工作部应首先争取那些遭受资本剥削的广大家庭手工业妇女，以及稻米、棉花及其他种植园的女工支持自己的工作。在苏维埃国家，妇女工作部应促进手工业作坊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作中心应该是组织种植园的女工，吸引她们同男工一起参加工会组织。 提高居民的一般文化水平，是与苏维埃国家境内的东方各族人民的习惯势力和宗教偏见作斗争的最好方法。妇女工作部应协助发展那些接受妇女入学的成人学校。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应直接与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 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进行家庭宣传。妇女工作部应组织女工俱乐部，吸引落后的妇女参加。俱乐部应成为文化教育中心和实际示范机构，借以证明妇女通过自己的主动精神可以求得本身的解放（在俱乐部内组织托儿所、幼儿园、扫盲班等等）。 在游牧生活民族中的妇女工作部应组织流动俱乐部。 在建立了苏维埃制度的国家中，妇女工作部应协助有关的苏维埃机构促进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向社会化生产过渡，以实际体验使女工确信家务劳动和旧家庭形式阻碍妇女解放，只有社会化劳动才能使她们荻得解放。 在苏维埃俄国境内的东方各族人民中间，妇女工作部应注意贯彻执行苏维埃法律中规定的男女平权和保护妇女利益的条文。为此，妇女工作部要极力设法吸收妇女担任人民法庭的审判员和陪审员。 妇女工作部应吸引妇女参加苏维埃选举，并关心女工和农村妇女参与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对东方无产阶级妇女进行工作，应充满阶级感情。揭露男女平权主义者无力解决妇女解放问题，是妇女工作部的一项任务。为了在东方苏维埃国家中开展教育事业，应该利用那些同情共产主义的妇女知识分子（如女教师）的力量。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在对东方妇女进行工作时，要避免对宗教信仰或民族传统采取轻率生硬的态度，但要对民族主义和宗教统治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和西方一样，东方女工的一切组织，都不应只是追求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而要联合国际上的男女无产者去完成统一的阶级任务。 [注]鉴于对东方妇女加强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提出的又是一些崭新的任务，所以本提纲附有一个特别指示，它是依据东方各族人民生活条件的特点而提出的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时可采用的一些主要方法： 宣传鼓动的方法 为了实现妇女工作部的基本任务——对广大无产阶级妇女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为了加强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妇女骨干力量，必须使西方和东方各国共产党掌握妇女工作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通过实践来进行宣传鼓动。” 通过实践进行宣传鼓动，首先是要善于唤起女工的主动精神，消除她们对自身力量的怀疑，并通过吸引她们参加实际建设工作或斗争，使她们从经验中认识到：共产党所取得的每一成就，以及为反对资本剥削而采取的每一行动，都是改善妇女处境的一个步骤。从实践和行动中认识共产主义理想及其理论原则，再反过来，又从理论回到实践和行动上来，这就是各国共产党及其妇女工作部对待广大女工群众所应采取的工作方法： 为了使妇女工作部不仅成为进行口头宣传的机构，而且也成为采取行动的机构，它应该依靠企业和车间的党支部，关心在每个支部中选拔一名组织员，以便在企业中进行妇女工作。 妇女工作部应通过自己的代表或工会党团指派的组织员（在妇女工作部领导下进行工作），与工会取得联系。 在苏维埃国家，通过实践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就是要吸引女工、农村妇女、家庭主妇和女职员参加各方面的苏维埃建设，从军队和民警机关的工作，直到能促进妇女解放的各项措施，如组织公共食堂和社会教育机构，从事妇女保健事业，等等。当前尤其重要的是，要吸引女工参加恢复国民经济的各项工作。 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践进行宣传工作，首先是要吸引女工参加罢工、示威游行以及一切可锻炼和增强革命意志和思想的斗争；吸引女工参加党的各项工作，利用妇女进行秘密工作（特别是通讯联络），组织党的星期六或星期日义务劳动。在这一天，同情共产主义的女工、工人妻子和女职员可自愿为党服务，为儿童修补鞋子和衣服，等等。 通过实践进行宣传工作的另一目的，是吸引妇女参加共产党发起的一切政治运动、经济运动或教育运动。 各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部应开展自己的活动，扩大自己对资本主义各国中遭受奴役和压迫的广大无产阶级妇女群众的影响；在苏维埃国家，则应对受生活条件和各种偏见压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妇女群众进行工作。 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对女工、家庭主妇、农村妇女和从事脑力劳动的妇女开展自己的工作。 为了进行宣传鼓动，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召开公开的群众集会、各个企业职工大会、女职工大会，或召开同工种女工会议、地区妇女群众大会和家庭主妇会议等等。 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协助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党团选拔妇女工作组织员。换句话说，就是要使党团在一切机构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以便推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提高自己的革命积极性，以期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在苏维埃国家，则应帮助女工和农村妇女在苏维埃机关中担任领导、管理和监督工作，使这些机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以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 妇女工作委员会应派遣有责任心的女共产党员到妇女人数众多的企业里充当工人或职员；还应该派遣这样的女工作人员到无产阶级集中的主要地区去工作。这种做法已为苏维埃俄国的实践证明富有成效。 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利用俄国共产党妇女工作部在召集妇女代表大会以及非党女工和农村妇女代表会议方面的十分成功的经验。它应该召开各工种女职工、农村妇女、家庭主妇的代表会议，在会上讨论妇女的某些要求并选举工作组。工作组应与自己的选举人、妇女工作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工作组应派遣自己的宣传员参加那些敌视共产主义的政党的集会，在会上进行辩论。除通过群众大会和各种会议来进行宣传鼓动外，还应有计划地组织家庭宣传。每个负责此项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最多分担十户的宣传工作，每周至少访问一次，以便对家庭主妇进行宣传。而当共产党开展某种运动或准备进行某种活动时，则应增加访问次数。 妇女工作委员会应通过印刷品进行宣传，组织和教育工作，办法是： （1）在每个国家中协助出版妇女工作的中央机关报； （2）在党的报刊上增辟“女工问题专栏”或出版专刊，在党和工会的一般报刊上登载有关妇女工作问题的文章。妇女工作委员会还应关心选派上述报刊的编辑人员，从劳动妇女和党的女工作人员中培养撰稿人。 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关心出版通俗宣传读物以及具有教育意义的传单和小册子，并使其广为传播。 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帮助女共产党员充分利用党的一切政治教育机构。 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关心青年女共产党员提高阶级觉悟和增强斗争意志。为此，要吸引她们参加党的一般训练班、辩论会，并在必要和适当时机专门为女工组织读书会、讨论会或每周讲座。 为了巩固男女工人之间的同志关系，最好不要单独为女共产党员设立训练班和学校，而应在所有一般党校中开设有关妇女工作方法的课程。妇女工作部有权派遣一定数量的代表参加党的一般训练班。 妇女工作部的组织结构 在每个地区党委会、州（省）党委会和党中央委员会中，应设立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这种机构的人数，应视各个国家中党的工作需要来决定。此外，妇女工作委员会中领取工资的人员的名额，由党根据自身的财力来决定。 妇女工作部部长或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席，应由地区党委会委员兼任。如不属兼任，则妇女工作部部长可列席地区党委会的一切会议，对有关妇女工作部的一切问题有表决权，对其他各种问题有发言权。 州或省的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除上述一般任务外，还应行使下列职能：保持州（省）内各妇女工作部之间以及该工作部与政治部之间的联系；收集有关该州（省）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活动的资料；关心地区妇女工作部之间交换资料的情况；向州（省）提供需要的文件；在州（省）内调配宣传鼓动工作的人员；发动党员对妇女进行工作；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妇女工作部女党员的州（省）代表会议，每个妇女工作部可派一两名代表出席会议；召开该州（省）的非党女工、农村妇女、家庭主妇代表会议。 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名单，由妇女工作部部长提请省委会或县委会批准。妇女工作部部长和县委会、省委会其他委员一样，在县或省的党代表会议上选出。 州（省）和地区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在全市、县或州（省）代表会议上选出，或由各该妇女工作部征得党委会同意后委派。 妇女工作部部长如果不是州（省）党委会委员，也有权出席党委会的一切会议，对有关妇女工作部的问题有表决权，对其他问题有发言权。 除上述州（省）妇女工作部的各项职能外，政治部还行使下列职能：就党的工作问题给妇女工作部以指示；监督妇女工作部的工作；在有关党机关的配合下调配妇女工作人员；依据妇女法权和经济地位的改变，对妇女劳动条件及其改善情况进行监督；派遣代表参加专门委员会，以研究改善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劳动保护、儿童保健等问题；出版《中央妇女工作简讯》；编辑定期出版的女工刊物；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各州（省）妇女工作部代表会议；组织妇女工作指导员到全国各地进行宣传活动；对于女工和妇女工作部参加党所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的情况进行监督；派遣代表参加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书记处的工作；组织每年一度的国际女工日。 如果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不是中央委员，她也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对有关妇女工作部的问题有表决权，对其他问题有发言权。妇女工作部部长或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委员会委任，或在全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各级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决议，均须经有关党委会最后批准。中央妇女工作部成员的名额和具有表决权的成员人数，由党中央委员会规定。 关于国际范围的工作 共产国际的国际妇女书记处，负责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团结女工努力完成共产国际提出的各项任务，吸引各国和各族妇女为在世界实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而进行革命斗争。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为反对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而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为反对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而斗争 一 资产阶级不仅赤裸裸地利用暴力行动，而且也通过巧妙的欺骗手法来奴役工人阶级。学校、教会、议会、艺术、文学，日报——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愚弄工人群众、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有力武器。 在统治阶级灌输给劳动群众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中，包括着工会中立的思想、不问政治的思想、不参加党派的思想。 现代史上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帝国主义大战结束以后，整个欧洲以及美国的工会已经成了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组织，在有些国家里，工会竟包罗了全体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当前的命运取决于工会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程度。因此，全世界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人，都极力设法使工会成为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俘虏。 资产阶级不可能公开指使工会支持资产阶级政党，因而它号召工会不要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其中也包括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它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工会支持共产党。 宣扬工会中立或工会不问政治，是由来已久的事。几十年来，英、德、美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会，都受到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宣扬这种思想的，既有基督教工会的活动家，也有资产阶级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领袖；既有英国温和的旧工联领袖，也有德国的所谓自由工会代表，还有许多工联主义代表人物。列金、龚帕斯、茹奥、悉尼·维伯等人，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向工会宣扬“中立主义”。 实际上，工会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的，甚至想这样做也做不到。工会中立主义不仅有害于工人阶级，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劳资斗争中，任何一个群众性的工人组织都不可能是中立的，因而工会对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可能是中立的。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但是，正像资产阶级需要群众相信来世生活一样，他们也需要群众相信工会可以不过问政治，可以对工人的共产主义政党采取中立态度。资产阶级为了进行统治，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它不仅需要牧师、警察、将军、特务，而且也需要工会官僚和“工人领袖”，因为这些人可以向工会宣扬保持中立和不参加政治斗争的思想。 早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中立思想的虚伪性已被欧美最先进的无产者逐渐识破。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种虚伪性更加明显了。在帝国主义大屠杀开始时，工会的旧领袖不得不扔掉中立主义的假面具，公开站到“本国的”资产阶级方面。 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那些多年来对工会宣扬不参加政治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团主义者，事实上都驱使工会去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卑鄙无耻、血腥残酷的政策服务，昨天还在宣扬工会中立的人，今天就充当了某个政党的公开代理人，只不过是没有充当工人阶级政党的代理人，而是充当资产阶级政党的代理人。 帝国主义大战结束以后，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和工团主义的工会领袖，又打算重新戴起工会不问政治和保持中立的假面具。当军事上的需要消失时，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打算再次引导工人脱离革命的道路，走上专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道路。 经济和政治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今时代，这种联系显得特别紧密。任何一项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不仅是工人政党所不能不关心的，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工会所不能不关心的；反之，任何一项重大的经济问题，不仅是工会所不能不关心的，而且也是工人政党所不能不关心的。当法国帝国主义政府宣布要在若干年内处于动员状态，以便占领鲁尔矿区并扼杀整个德国的时候，真正无产阶级的法国工会能不能说，这一纯政治性问题是工会所不应关心的？在这个问题上，真正革命的法国工会能不能宣布自己保持中立或不问政治？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英国发生了目前煤矿工人罢工这样的纯经济性运动，共产党能不能说，这个问题与它无关，这纯粹是工会的事？当需要为解救千百万失业者的贫困处境而进行斗争的时候，当需要切实提出征用资产阶级住宅以缓和无产阶级房荒问题的时候，当日益众多的工人群众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提出武装无产阶级问题的时候，当某些国家的工人相继组织起来夺取工厂的时候一一在这些情况下，主张工会不应干预政治斗争，而应对一切党派保持中立，这实际上是变相为资产阶级效劳。 欧美各国的政党名目繁多，但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1）资产阶级政党；（2）小资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3）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人）。那些自称不问政治并对上述三类政党采取中立态度的工会，实际上是在支援小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 二 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拼凑起来的组织，它们在那里勾结起来进行活动。整个国际资产阶级对这个组织都寄予希望和信赖。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主导思想是工会中立思想。资产阶级及其仆从社会民主党人和右翼工团主义者，正是利用这一口号企图重新笼络西欧和美国的广大工人群众，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政治性的第二国际由于公开投靠资产阶级而遭到彻底破产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企图再次以中立主义思想为掩护，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打着中立主义的招牌，承担了资产阶级交给它的艰巨而又肮脏的任务：扼杀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这项任务是由大名鼎鼎的托马斯完成的。他既是第二国际的主席，又是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的著名领袖。另外一项任务是降低工人的工资，即有组织地掠夺德国工人，让他们力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赎罪。 莱巴特和格拉斯曼，维泽尔和鲍威尔，罗伯特·施米特和托马斯，阿尔伯·托马和茹奥，达申斯基和祖拉夫斯基——所有这些人，都分担了不同的角色；有些人过去是工会领袖，现在充当了资产阶级政府的仆役，参加内阁担任部长、委员及其他官职；另外一些同他们情投意合、沆瀣一气的人，则高踞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领导地位，向加入工会的工人们宣扬在政治斗争中要保持中立的思想。 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目前是国际资本的主要支柱。谁要是不懂得必须坚决反对工会不过问政治和保持中立的荒谬思想，谁就不能有效地冲击这座资本主义堡垒。为了制定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作斗争的有效方法，首先必须规定每个国家的党和工会之间的正确而鲜明的相互关系。 三 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组成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充分理解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枷锁的途径和手段，因而自觉地通过了共产主义纲领。 工会是个极其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它日益成为包罗一切产业部门全体工人的组织。在它的队伍中，不仅有觉悟很高的共产党人，也有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甚至十分落后的阶层，后者只有通过生活的体验，才能逐渐理解共产主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以及在夺取政权期间和取得政权之后，工会的作用在许多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不论在取得政权之前和之后，或者在夺取政权期间，工会是一个比党更为广泛、更具群众性、更具普遍性的组织。并且就同党的关系来说，它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外围组织的作用。在取得政权之前，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会主要是在经济基础上把工人组织起来，以争取在完全摧毁资本主义之前可能得到的改善条件。但其全部活动的重点应该是组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性斗争，以准备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真正革命的工会应当与党同心协力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以便直接冲击资本的堡垒，并应承担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准备工作。在取得并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之后，工会的工作主要将转移到组织经济方面；工会几乎要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到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经济工作上，从而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学校。在无产阶级斗争的所有这三个阶段上，工会要支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因为它在所有各个阶段都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者。为此目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应在工会内建立完全听从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支部。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在每个工会内建立共产党支部的策略，在过去一年中已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它在德、英、法、意和其他一些国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近来，大批缺乏锻炼的、政治经验不足的工人，由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由工会之后没有得到什么直接好处而感到失望，所以纷纷退出这个工会一一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应改变共产国际对共产党人参加工会运动的原则态度。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向全体无产者说明：退出旧工会而又不组织新工会，以致变成无组织的工人，这是无济于事的；使工会革命化，清除改良主义思想，把改良主义的叛徒领袖逐出工会，使工会变成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堡垒，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四 全体共产党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不懈地极力争取工会组织中的大多数工人，不要因为目前工会中的反动气焰嚣张而意志消沉，而要通过积极参加工人的日常斗争，引导工人排除一切阻力加入共产主义队伍。共产党对加入工会的工人群众的实际影响，是说明该党力量的一个明显标志。党应当善于对工会施加影响，但不得有丝毫监护工会之意。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的，只是该工会中的共产党支部，而决不是该工会本身。只有通过工会内共产党支部长期忘我的审慎工作，党才能使整个工会心悦诚服地按照党的意见行事。 在法国，目前工会中出现一种正当的不满情绪。工人阶级开始从工人运动的困境中逐渐恢复元气，懂得要斥责社会改良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背叛行为。 目前，在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中，还有一部分人抱有反对政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偏见。他们崇拜1906年著名的亚眠宣言中所体现的中立主义思想。这一部分革命工团主义者所持的无知的错误立场，对于运动来说，是一种潜伏着的巨大危险。如果这种思潮掌握了多数，他们就将不知怎样着手工作，从而在资本代理人面前，即在茹奥老爷们以及杜木连之流的面前束手无策。 如果共产党本身没有坚定的路线，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路线。法国共产党必须力求同革命工团主义者中的优秀分子进行亲切友好的合作，但是它首先要依靠自己的党员，在即使只有党员两三人的地方，也要成立共产党支部。党必须立即开展反对中立主义的宣传运动。必须友好地进行这项运动，但同时要坚决地指出革命工团主义的错误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国工会运动革命化，才能实现党同这个运动的密切合作。 在意大利，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那里的普通工会会员大都具有革命情绪，但工会联合会的领导权却掌握在公开的改良主义者手中，或者掌握在死心塌地地倒向阿姆斯特丹的中派分子手中。意大利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在工会内部组织顽强的日常斗争，经常而耐心地揭露上述领袖人物的背叛性和动摇性，借以铲除他们对工会的影响。 在对待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者方面，意大利共产党人也负有法国共产党人所承担的那些任务。 在西班牙，工会运动虽然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质，但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目的，而共产党也还年轻，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想方设法力求在工会中站稳脚跟，帮助工会开展工作，向它提供意见，大力进行宣传鼓动，与它密切配合，共同组织一切斗争。 在英国，工会正经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过程。工会运动迅速地革命化。群众运动日益向前发展。旧工会领袖不断迅速地被淘汰。党应当竭尽全力地加强自己在工会中的力量，特别是在大工会（煤矿工人工会等）中。每个党员都必须在工会中进行工作，通过坚持不懈地大力进行组织工作，在工会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必须利用一切办法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 在美国，上述过程的发展比较缓慢。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应退出反动的劳联。相反，他们应当想方设法打入旧工会，以便使之革命化。必须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优秀分子进行合作，但并不放弃宣传鼓动来反对这个组织的种种偏见。 在日本，广泛的工会运动日益自发地开展起来，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日本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支持这个运动，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影响它。 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党已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拥护，但工会运动大部分仍继续掌握在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分子手中，而且还按民族分裂成几部分。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组织不完善和立场不明确。党应当竭尽全力消除这种情况，以争取对整个工会运动的领导权。为此，完全有必要在各工会中建立共产党支部，并为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的工会中央领导机关。应尽力促使政治上分立的各个工会联合起来。 在奥地利和比利时，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手腕很高明，居然在工会中取得巩固的影响。工会是这里的主要斗争舞台。因此，共产党人必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这方面。 在挪威，受到大多数工人拥戴的党必须在工会中加强阵地，解除中派分子的工会领导职务。 在瑞典，党不仅要大力反对改良主义，而且也要反对社会主义领域中的种种小资产阶级思潮。 在德国，党已走上逐步争取工会的正确道路。决不应对退出工会口号的拥护者作丝毫让步。否则只会有利于社会爱国主义者。对于企图从工会中开除共产党人的阴谋，必须予以坚决回击，要竭尽全力地争取工会中的大多数。 五 上述各项观点确定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之间应建立的相互关系。 共产国际不仅要领导狭义的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并且要领导无产阶级的整个解放斗争，而不计较斗争是采取怎样的形式。共产国际不能仅仅是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数字上的总和。共产国际必须推动和联合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和斗争，这里既包括纯政治性组织，也包括工会、合作社、苏维埃、教育等组织。红色工会国际不同于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绝不能持有不问政治或保持中立的观点。一个组织，如果它打算对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第三国际都采取中立的态度，它就必然成为听任资产阶级摆布的一名小卒。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提请红色工会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审核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行动纲领（这一纲领见后），实际上必定会得到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单单由于这一点，为了使各国的工会运动真正革命化，为了认真地坚决执行工会所担负的新的革命任务，各国的红色工会也就必须同本国的共产党保持紧密的联系，同心协力进行工作，而红色工会国际则应当使自己的工作与共产国际的工作步调一致。 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某些正直的革命工团主义者还抱有中立、“独立”、不问政治和不参加党派的偏见，这在客观上无疑是在为资产阶级思想涂脂抹粉。红色工会如果不彻底抛弃独立和中立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它就不能战胜黄色阿姆斯特丹，因而也就不能战胜资本主义。 从节约地使用力量和更好地进行集中打击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是建立一个既包括政党、又包括其他形式的工人组织的统一的国际。毫无疑问，未来必将属于这种类型的组织。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在各个国家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形色色的工会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独立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是有必要的。这些工会总的说来要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但参加联合会的条件则比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宽一些。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保证全力支持根据这种原则建立起来的红色工会国际。为使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之间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建议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双方互派委员三人作为代表，常驻对方执行委员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红色工会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将通过的行动纲领，其内容大致如下： 行动纲领 1．尖锐的经济危机已笼罩全世界，批发价格急剧下降，在商品实际缺乏的情况下商品生产过剩，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采取节节进攻的政策，执意降低工资，使工人生活水平倒退数十年，因而群众的愤懑情绪日益高涨，而旧工会却束手无策一一这种情势，向各国革命阶级的工会提出了新的任务。工会需要采取资本主义崩溃时期所应采取的新的经济斗争方法，需要采取进取的经济政策，这不仅是为了打退资本的进攻，而且也是为了转入攻势。 2．革命群众及其组织对资本采取公开的行动，是工会策略的基础。工人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群众公开行动的程度和革命压力的大小成正比的。所谓公开行动，指的是工人对国内企业主施加的各种直接压力，如抵制、罢工、游行、示威、占领企业、武装起义以及能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其他革命行动。因此，革命阶级的工会的任务，就是要把公开行动变为教育工人群众、使他们做好进行社会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准备的工具。 3．近几年来的斗争，非常清楚地暴露出按专业原则组织的工会的全部弱点。同一企业的工人加入若干工会，会削弱他们的斗争。必须从按纯专业原则组织工会转为按产业原则组织工会，这应当成为加强斗争的出发点。“一个企业一个工会”，这就是组织建设方面的口号。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把几个近似的工会合并成为一个工会，要把这个问题直接向工厂和企业中的工会会员提出，然后逐步向区、省代表会议以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4．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革命的堡垒。必须改变普通会员与工会联系的旧方式（通过收集会费人员、代表、办事人员），要成立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应由该企业的全体工人选出，而不管他们抱有何种政治信念。红色工会国际的拥护者的任务，就是设法使本企业的全体工人都来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机关。只把自己的同志选入工厂委员会而排斥广大的无党派群众，这种做法应受到严厉的谴责。这将成为党的支部，而不是工厂委员会了。革命的工人应当通过支部、行动委员会及自己的普通会员，去对全体工人大会和会上选出的工厂委员会发生影响。 5．需要向工人和工厂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求企业出资来维持被解雇的失业工人的生活。决不允许企业把工人抛到街头而不闻不问。企业主必须发给本企业的失业工人全部工资。为此，不仅要把失业者组织起来，而且主要地要把企业内的在职工人组织起来，并向他们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消灭失业的最好办法是进行社会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6．关闭企业和缩减工作日是目前资产阶级用以迫使工人同意降低工资、增加工时、废除集体合同的重要手段。同盟歇业日益成为企业主联合起来反对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一种明显的“公开行动”的形式。因此，工会应当为反对关闭企业、争取工人有权调查关闭企业的原因而进行斗争。为此，应成立原料、燃料、订货等专门监督委员会，以便核实原料和生产上必需材料的库存量，并查明银行中存放的资金数。专门选出的监督季员会应十分周密地调查本企业同其他企业的财务关系。为此，必须向工人们提出一项极其现实的任务一一消灭商业秘密。 7．由工人占领工厂，并且不顾企业主的意愿而继续进行生产，乃是反对大批关闭企业和降低工资的斗争方式之一。在目前商品缺乏的情况下，继续生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工会不应允许故意关闭工厂。根据当地条件、生产条件、政治形势和社会斗争的剧烈程度，在占领企业的同时，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其他对付资本的办法。在占领企业的情况下，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特派的代表手中。 8．进行经济斗争时应提出的口号是：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要大大超过战前水平。对于想使工人回到战前的劳动条件的做法，要用革命的手段给予极其坚决的回击。工人阶级在战争时期受尽千辛万苦，现在应当通过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来取得补偿。资本家却以外国竞争为借口拒不满足工人的要求，这种理由是无论如何不能予以考虑的。因为革命的工会不应从各国强盗互相竞争的角度，而应从维持和保护体力的角度来对待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 9．一旦资本家采取降低工资策略，而且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革命工会的任务就是要设法不使各个产业部门依次降低工资，即不让人家各个击破。要立即使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企业的工人（煤矿工人、铁路工人、电力工人、煤气工人等等）投入斗争，以便使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触及经济机体的主要神经中枢。这时，各种各样的抵抗，从局部轮番的罢工，到某一主要产业部门的全国性大罢工，都是必要的、适当的。 10．工会应当给自己提出一项极其现实的任务，即按产业部门准备和组织国际性的行动。在国际范围内使运输或采煤工作停顿下来，是粉碎各国资产阶级反动阴谋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工会应当密切注视世界局势，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经济斗争，但时刻不能忘记，任何一次国际性行动，只有在建立了完全不同于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的真正革命的国际工会联合会时，才可能采取。 11．对于各国机会主义者所散布的信赖集体合同的绝对价值的说法，革命运动应给予严厉而又坚决的回击。集体合同只不过是一纸停战协议。企业主只要一有机会，总要撕毁集体合同。以宗教的态度对待集体合同，表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已深入工人阶级领导人的头脑。革命的工会并不拒绝签订集体合同，但应当懂得它的相对价值，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要对工人阶级有利，革命的工会也可以设法撕毁这种合同。 12．工人组织对单个企业主和共营企业主的斗争，要根据本国和当地的条件，运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全部经验。因此，一切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不仅要有很好的准备，而且在罢工开始之际，还应当把一批工人骨干专门组织起来，以便同工贼作斗争，并要防范资产阶级各国唆使白卫组织进行挑衅活动。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德国的技术援助团、由英法两国退伍军官和士官组成的民间白卫组织一所有这些组织的建立，都是为了瓦解和破坏工人的各种行动。它们的破坏活动不仅是要取代罢工者，而且还要摧毁罢工者的有形组织和杀害工人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专门的罢工纠察队，即专门的自卫队，乃是工人阶级生死攸关的问题。 13．建立起来的战斗组织，不仅要对付企业主和工贼的组织，而且要主动扣留其他企业送来的一切货物和商品，并阻止订贷从本厂运往其他工厂和企业。在这方面，运输工人工会应起特别重大的作用，它要在当地全体工人同心协力的支持下，负责把运送的货物扣下来。 14．工人阶级的一切经济斗争，目前应围绕监督生产的口号来组织，而且要在政府和统治阶级还没有想出抵制监督的办法之前，就实现这种监督。要坚决反对统治阶级和改良主义者打算设立对等的生产联合会、对等的监督委员会的种种主张，而且要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只有这样，监督才能产生一定的效果。革命工会要坚决反对那些旧工会领袖在统治阶级协助下推行的所谓社会化的诈骗勾当。这些老爷关于和平化的一切谈论，只不过是为了使工人脱离革命行动，放弃社会革命。 15．为了使工人忽略自己的直接任务，使他们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欲望，有人提出工人参加分红的想法，即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的极小一部分还给工人。这种腐蚀工人的口号应给予严厉无情的批判。“不是参加分红，而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利润”，这才是革命阶级的工会的口号。 16．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削弱或摧毁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以维护国计民生的企业为借口，对一些企业和某些工业部门实行了临时的军事管制。资产阶级国家设立了强制性的仲裁法庭和调解委员会，表面上似乎是为了防止经济动荡，其实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为了资本的利益，为了把战争的重担转嫁给工人，对工资实行了直接所得税，并由企业主代扣。对于这些专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措施，工会必须展开最激烈的斗争。 17．在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建立工人监督而斗争时，要始终记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而革命工会在紧逼统治阶级作出让步、迫使它实行社会立法时，要十分明确地向工人群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从这种观点出发，任何一次行动，任何一次局部罢工，任何一次小规模冲突，都不应白白放过。革命工会必须总结这些冲突事件，不断提高普通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进行社会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18．一切经济斗争都是政治性的斗争，即全阶级的斗争。不管国内有多少工人投入斗争，只要各个革命工会能携起手来并肩斗争，并能与本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统一行动，斗争本身就会是真正革命的，并会给整个工人阶级带来极大的好处。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划分为两个独立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有害的，尤其是在目前的革命时期。每一次行动都要求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大力鼓起工人阶级的全部革命干劲，即调动起他们的全部共产主义的革命因素。共产党和革命阶级的红色工会各自采取单独行动，是注定要遭到失败和被击溃的。因此，共产党和工会之间的统一行动和有机联系，乃是胜利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一个先决条件。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这个决议与第十七次会议上宣读的决议，只有个别文字上改动。此外，后者附有签署名单，即：“德国共产党代表：塔尔海默、弗里斯兰；波兰共产党代表：米哈拉克、格林斯基；青年国际代表：明岑贝尔格；荷兰共产党代表：罗兰-霍尔斯特、依·斯·赛坦；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柯拉罗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工人党（德意志支部）代表：克雷比赫；意大利代表（签字）；比利时代表（签字）。”——译者注 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列宁同志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并研究了这一报告所附的提纲，现发表声明如下： 俄国无产阶级近四年来为夺取和维护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使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感到欢欣鼓舞。代表大会一致赞同俄国共产党的政策，认为俄国共产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始终能正确地看到危险，始终能找到防止这种危险的办法，而又不违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今，公开的国内战争已告结束，在西欧工人尚未前来进行兄弟支援之前，俄国共产党正以其农民的政策以及在租让制和恢复工业问题上的政策，集中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来维护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代表大会确认，由于俄国共产党有这种始终不渝的、方向明确的政策，苏维埃俄国才能继续成为世界革命的第一个强大的堡垒。代表大会谴责各个孟什维克政党的背叛行为，它们正在各国诋毁苏维埃俄国，诋毁俄国共产党的政策，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派反对俄国助桀为虐，妄图推迟全世界的社会革命。 代表大会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全都站到俄国工农方面，以实现全世界的十月革命。 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万岁！ 社会革命万岁！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相关链接：列宁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 一、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存在着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毕竟造成了世界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局面。 这种特殊局面表现在：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另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花了几亿法郎进行的一切军事干涉行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虽然当时苏维埃政权比现在还弱，而俄国地主资本家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还有大批军队。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反战活动风起云涌，它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且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广大的群众也卷了进来。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尖锐起来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激烈，东方被压迫民族亿万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于这种种情况，国际帝国主义虽然比苏维埃俄国强大得多，但无力扼杀它，反而不得不暂时承认它或半承认它，不得不和它订立通商条约。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当然不是长期的。 二、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范围内形成了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 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公开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他们仍在等待时机，盼着有一天能重新发动这种战争。 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已普遍涌现出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这些党正在成长壮大，正在坚持不懈地争取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摧毁工联旧官僚的影响和被帝国主义特权腐蚀了的欧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中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为急先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工商业中多数的或颇大部分的工人职员害怕一旦爆发革命会丧失由帝国主义特权所造成的比较优裕的小市民生活条件而仍然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可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到处都使广大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加上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就使上述支柱愈来愈不稳固了。 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20世纪初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爆发革命后，已经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最终使这些群众成了世界政治的积极因素，成了用革命摧毁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尽管欧美有教养的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顽固地无视这一点。在这些国家中，站在最前列的是英属印度。在那里，工业和铁路的无产阶级愈壮大，英国人的恐怖行为愈凶残——他们愈来愈频繁地采取大屠杀（如在阿姆利则）和当众拷打等暴行，——革命的发展也就愈迅速。 三、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政治形势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这里若干年来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无产阶级，它是由很年轻的但毕竟是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几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另一个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 俄国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并没有绝迹。但是他们已彻底遭到剥夺，作为阶级来说，在政治上已完全被粉碎。他们的残余分子则隐藏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中间。他们把阶级组织保存在国外，流亡的人数大约有150—200万，拥有分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日报达50种以上，残留了一点军队，同国际资产阶级存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流亡者目前正在大肆活动，妄图破坏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 四、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 在这种国内形势下，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这项任务在俄国特别艰巨，因为我国很落后，而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又使我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即使撇开这两个特点不谈，这项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其困难的任务之一，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将来都会碰到的，也许只有英国例外。然而就拿英国来说，也不能忘记：英国小佃农阶级的人数虽然特别少，但由于英“属”殖民地的几亿人民在事实上遭受着奴役，英国职工中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数占极高的百分比。 因此，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 五、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 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关系的基础，是在1917—1921年这个时期建立的。当时，资本家和地主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和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促使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结成军事联盟，并把这种联盟固定下来。国内战争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阶级斗争愈尖锐，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偏见在斗争烈火中就烧毁得愈迅速，而实践本身也就会愈加清楚地使人看到，甚至使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看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拯救农民，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不过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曾经是而且不能不是他们巩固的联盟的初步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阶级的一定的经济联盟，军事联盟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当时农民从工人国家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和免遭地主富农蹂躏的保障；工人则在大工业恢复以前从农民那里借到了粮食。 六、向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过渡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在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决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对―个组织得尚不够完备的国家来说，为了能在反对地主的极端困难的战争中坚持下去，余粮收集制曾是最可行的办法。1920年的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农民原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更加恶化，因此立刻改行粮食税就有绝对必要了。 适量的粮食税能使农民的境况立刻得到很大改善，同时能使农民从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耕作中得到好处。 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转到工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 七、苏维埃政权容许资本主义和租让制存在的意义和条件 粮食税自然意味着农民在完税以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既然国家还不可能拿出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全部余粮，余粮的买卖自由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 但只要运输业和大工业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上述范围内这样做对于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可怕。恰恰相反，在一个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即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当然只是在某种限度内），因为这样能立刻振兴农业。租让制更是如此，因为工人国家并不取消国有化，只有把一些矿山、林区、油田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额外获得一些设备和机器来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 我们把一部分贵重产品付给承租人，这无疑是工人国家向世界资产阶级缴纳的一种贡赋；我们丝毫不掩饰这一点，但应当明确认识到，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改善工农生活状况，缴纳这种贡赋对我们是有利的。 八、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1917—1921年间，苏维埃俄国的粮食政策无疑制定得很粗糙，很不完善，产生了许多舞弊行为。在执行上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总的说来，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政策。现在，这一政策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落后国家中保全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已逐渐完善起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我们掌握全部政权的第一年（1918年8月1日—1919年8月1日），国家收集了1100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收集了22000万普特，第三年超过了28500万普特。现在，有了实际经验以后，我们计划收集并指望收集到4亿普特（粮食税为24000万普特）。工人国家只有真正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才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才能慢慢地但是不断地恢复大工业，才能建立正常的财政制度。 九、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拟订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这一科学工作，本是我们应当做的，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在俄国两百多位优秀的学者、工程师和农艺师的参加下，这项计划业已编制出来，印成了厚厚的一大册，基本上已获1920年12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现已准备好在1921年8月召开全俄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来详细审查这项计划，那时计划就将得到国家最后批准。电气化的第一期工程预计10年完成，共需37000万个工作日。 1918年，我国新建了8个电玷（装机容量为4757千瓦），1919年新增数达36个（装机容量为1648千瓦），而1920年达到100个（装机容量为8699千瓦）。 不论这个开端对我们这个大国来说多么微不足道，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工作已经做起来了，而且做得愈来愈好。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经过三年内战的艰苦锻炼，已经不是旧日的农民了。他们一月比一月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使广大小农摆脱资本的奴役，走向社会主义。 十、资本的同盟者“纯粹民主派”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后还在国际范围内用十倍的力量加紧向社会主义进攻，这种专政就是必要的。小农阶级在过渡时期不可能不多次动摇。过渡时期的困难，资产阶级的影响，必然使这些群众的情绪时常发生波动。无产阶级（它由于自己的根基即大机器工业遭到破坏而伤了元气，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阶级特性）肩负着一项极其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不为这种动摇所左右，把从资本桎梏下解放劳动的事业进行到底。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政治上表现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政党的政策上，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就是这样的政党。这两个现在在国外设有自己的总部并办有各种报纸的政党，实际上已与整个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勾结在一起，并忠实地为他们效劳。 俄国大资产阶级的聪明的领袖们和其中为首的“立宪民主”党党魁米留可夫，十分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这种作用。在谈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合力举行的喀琅施塔得暴动时，米留可夫表示赞成“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这个口号（1921年《真理报》第64号，引自巴黎《最新消息报》）。他发挥这一思想时说：应该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奉为上宾”，因为他们肩负着第一个把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移开的任务。大资产阶级的首领米留可夫正确地吸取了历次革命的教训，深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执掌政权，他们始终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只能给资产阶级独揽政权充当台阶。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再证实了1789—1794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的这个经验，证实了恩格斯在1884年12月11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话。恩格斯当时写道：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俄译文见弗·阿多拉茨基同志《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派》一文，载1921年6月9日《共产主义劳动报》第360号。德文原文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遗教》一书1920年柏林版（《国际青年丛书》第12辑第19页）） 尼·列宁 1921年6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10页译文刊印）
三月事件和德国统一共产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三月事件和德国统一共产党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满意〔地〕指出，一切最重要的决议，特别是策略问题决议中经过热烈讨论的关于三月发动的那一节，已获得―致通过，甚至德国反对派代表在其关于三月发动的提案中，实质上也接受了代表大会的观点。代表大会认为，这足以证明：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内部，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开展步调一致的工作，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代表大会认为，如果再有任何瓦解德国统一共产党内部力量的现象发生，如果再进行各种宗派活动（更不用说实行分裂），都会给整个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 代表大会希望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对以前的反对派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他们能忠实地执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代表大会相信，中央委员会必将全力团结党内的一切力量。代表大会要求以前的反对派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议会党团要完全、绝对地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报刊要完全服从有关党机关的领导，并立即同那些被开除出党和开除出共产国际的人断绝一切政治上的合作（例如，在他们的报刊上的合作，等等）。 代表大会委托执行委员会密切注视德国运动的今后发展，如发现稍有违反纪律的情况，要立即采取最坚决的措施。
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 （提纲） ―、总则 1．党的组织应当适应于党的活动条件和目的。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各个时期，以及在随后的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过渡的时期，共产党应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先进队伍的先锋队。 2．共产党不可能有一种绝对正确的、一成不变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的条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这就促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经常寻求适当的组织形式。同样，各个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也要求各个党具有独特的组织形式。 但这种差别是有一定限度的。尽管在各个国家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各个阶段，无产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的条件各不相同，但所具有的共同因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共同因素也就成为在各国建立共产党的基础。 因此，必须力求现有的共产党在组织上能不断得到合理的发展，而不要考虑以新型的党来代替它，或者想寻求某种绝对正确的组织形式和尽善尽美的、章程。 3．对大多数共产党说，因而也就是对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总的政党组织一一共产国际来说，它们的共同任务是要同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战胜资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是各国党最近期间最主要的任务。 因此，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在进行各种组织工作时，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建立那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战胜有产阶级的组织上。 4．要想取得成效，每一次行动都需要有坚强的领导。尤其是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斗争，更需要这种领导。共产党的组织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实行共产主义领导的组织。 要想进行卓越的领导，党本身就需要有坚强的领导。因此我们的组织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组织，并由坚强可靠的共产党机关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忠诚领导人。 5．领导革命的阶级斗争要求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既要尽力提高战斗力，又要极其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斗争条件。 此外，要想进行卓有成效的领导，就必须同无产阶级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领导人就不能引导群众前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跟着群众走。 在共产党的组织中，这种有机的联系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 二、关于民主集中制 6．共产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应当是集中领导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真正结合。这种结合，只有在整个党组织经常进行共同活动、经常进行共同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共产党内的集中，并不是形式上的或机械的集中，而是共产主义活动的集中，即建成既强有力而又机智灵活的领导。 形式上的或机械的集中，乃是党内官僚集中掌握“权力”，用以统治党内其他成员或党外革命无产阶级群众。只有共产主义的敌人才会说，共产党企图通过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通过实行集中的共产主义领导来统治革命无产阶级。这是一派胡言。党内矛盾或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是与共产国际所通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决不相容的。 在以往非革命工人运动的组织中，也同在资产阶级国家的组织中一样，盛行某种二元论，即“官吏”和“人民”之间的二元论。在资产阶级颓废思想的影响下，组织中出现了职能的明确划分现象，劳动者的有机联系完全被形式上的民主所代替，整个组织分裂成为积极的官吏和消极的群众。就连革命的工人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存在着形式主义和二元论的倾向。 共产党必须通过经常不懈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并经过多次改善和改组来彻底克服这种矛盾。 7．在把群众性的社会党改造成为共产党的时候，不应只限于把一切权力转交给党中央而不改变其整个旧的制度。为了使集中不致成为一种空谈而能真正实现，就必须使社会党成员感到，实现集中能使他们的共同活动和战斗力得到真正加强和发展。否则，集中就会被群众看作是党的官僚主义化，他们就会对一切集中、一切领导、一切严格纪律产生反感。官僚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成了无政府主义。 单单形式上的民主，既不能消除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倾向，也不能消除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实行形式上的民主，在工人运动中会滋长无政府主义倾向。 因此，如果我们想通过形式上的民主来求得组织的集中领导，即实现强有力的领导，那是办不到的。为此，首先必须既要发展和保持党的领导机关与党员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关系，又要发展和保持党与党外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关系。 三、关于共产党人的工作义务制 8．共产党应成为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机构。党同党的各个机关和党员的有机联系，是通过党组织内的共同日常工作建立起来的。 在那些合法的共产党内，大多数党员至今还没有充分参加党的日常工作。这是这些党的主要缺点，也是它们不能稳步向前发展的原因。 9．工人政党在开展工作的初期，易于满足于接受共产主义纲领，满足于在宣传工作中以共产主义学说代替旧学说、以共产主义工作人员代替反共产主义的官僚。可是，党接受共产主义纲领，只能说明它愿意成为共产主义政党。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行动，如果大多数党员依然抱消极态度，那么，党就连接受共产主义纲领后所应承担的最低要求也做不到了。要知道，实施纲领的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吸引全体党员经常参与日常工作。 共产党组织的工作要点是：调动一切力量来开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合理地分配党员应进行的党务工作；通过党员经常吸引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不是凭借力量，而是凭借毅力、经验、才干和智慧等方面的威望和优势，来保持对整个运动的坚强领导。 10．共产党要想拥有真正积极的党员，必须使他们每个人都能把当时条件下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时间用于党的工作，当然，加入共产党，除应具有共产主义信仰外，还必须办理正式登记手续，在某些情况下先作预备党员，然后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另外，要按时缴纳党费，订阅党报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党员都要参加党的日常工作。 11．为了参加日常工作，每个党员都得加入一个较小的工作机构，如委员会、工作组、小组、党团或支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确地分配、执行和领导党的工作。 当然，党员必须参加地方组织的党员大会。在具备合法条件的情况下，不应以地方代表会议来代替这种定期的党员大会。正相反，全体党员都必须按时参加这种大会。但是，只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要预先由较小的工作组或个别负责同志充分做好这种大会的准备工作，这同准备与卓有成效地发动公开的工人集会、游行示威和群众性行动的情况是一样的。只有人数不多的工作小组，才能仔细研究和缜密拟定这种活动的多方面的任务。如果许许多多工作小组中的党员没有经常进行这种日常工作，那么，在参加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时，即使付出最大努力，也只能对斗争发生虚弱、无益的影响，而不能把一切旺盛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 12．应当建立共产党的核心，以领导党的各种活动的日常工作，如家庭宣传、党校工作、报纸服务、推销书刊、情报工作、联络工作等等。 在工厂企业、工会、劳动组合和军队中，以及在即使只有几个党员或预备党员的一切地方，共产党支部是开展党的日常工作的基本核心。在同一企业或工会中，如果党员人数很多，支部应扩大成为党团，其工作由共产党的核心来领导：根据广义的一般^原则需要组织反对派时，或者需要参加原有党派的工作时，共产党人应通过自己的支部极力争取在其中起到领导作用。 共产党支部是否应当公开进行活动，或者打出共产主义旗帜来进行活动，应根据不同情况仔细研究利弊之后来决定。 13．实行党内普遍的工作义务制和组织人数不多的工作小组，是群众性的共产党的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这项工作芣能贸然从事，它要求沉着镇静、深思熟虑和坚决果断精神。 特别重要的是，在全面讨论这一问题之后，这项组织工作要根据新的原则非常审慎地进行。如果按照某一固定方案，把组织中的全体党员划分为若干人数不多的支部或小组，要他们参加党的一般日常工作，这当然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立即引起党员对这种新做法的不满和反感。 特别提示党的领导机关，要事先同许多优秀的组织者，即同那些洞悉国内各主要中心地区运动总形势的、忠诚可靠而又积极肯干的共产党人仔细商讨，然后再详尽拟定这种新做法的基本原则。接着，指导员、组织员或组织委员会要很好地准备当前的工作，选出第一批小组领导人，并着手开展活动。随后，要向各个组织、工作小组、支部和各个党员提出一些具体任务，并使他们认识到这种任务是势在必行的、合情合理的和切实可行的。必要时，可以通过实例来说明应当如何执行这项任务。同时，要十分注意那些应加以特别防范的错误。 14．这项重新组织的工作应当切实地、逐步地来进行。因此，在各地方组织中，最初不应组织过多的新支部或工作单位。通过一段短期的实践，首先应做到：使大企业和工会中所建立的支部能完全正确地行使职能，在党的工作的其他方面安排好必要的工作组，而且使工作大致就绪（例如，在情报、联络、家庭宣传、妇女运动、散发报刊、失业者运动等方面）。在新的组织机构还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之前，不应轻率破坏旧的组织形式。 但是，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都必须竭尽全力地执行这一基本工作任务。这项重大的要求，不仅要向合法的党提出，而且也要向一切非法的党提出。只要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一切活动中心还没有广泛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组、支部、党团和工作组，只要我们这个具有明确目标的强大的党的每个成员还没有参加日常的革命工作，还没有把参加这种工作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党就应当尽一切力量来执行这项任务。 15．这项基本的组织工作，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不断地、坚持不懈地直接领导党的工作，并且系统地指出党的工作方向。这就要求党机关的领导同志付出巨大的精力。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不仅要使全体同志都有工作可做，而且要在特殊的工作条件中确切掌握方向，有计划而干练地帮助和指导他们的工作，注意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根据取得的经验改进工作方法，但决不能忽视斗争的目的。 16．我们整个党的工作就是进行实际斗争或理论斗争，或者是为这种斗争作准备。但进行这种斗争的专门技能，一直掌握得很差。在很多十分重要的工作部门中，党至今只是偶尔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合法的党对政治警察进行的特殊斗争，就是这样。对党员同志的指导工作，通常只是偶尔进行一次，而且做得非常肤浅，以致很多党员对于党的大部分具有原则性的重要决议，甚至党纲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竟一无所知。所有党的组织、所有党的工作小组都要经常进行指导工作，并要不断争取提高进行斗争的专门技能。 17．汇报工作是共产党组织的一项职责。所有的党组织、党机关和各个党员都要承担这项职责。一般的工作报告，应在短时期内按时提交。此外，还应提交执行党的特殊任务的专门报告。经常汇报工作，使这项职责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18．党应当每隔三个月向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汇报一次工作。每个地区的党组织必须向其邻近的领导机关汇报工作（例如，地方组织每月要向有关的省党委汇报工作）。 每个支部、党团和工作组必须向其实际领导机关汇报工作。每个党员必须（例如每周一次）向他所在的支部或工作组（或组长）汇报工作，并向委派给他特殊任务的党机关汇报任务的执行情况。 只要遇到适当的机会，就应当立即提出汇报。如果党或委派任务的机关没有要求书面汇报，则可作口头汇报。汇报必须简短扼要、内容充实。听取汇报的人应对不得公开的材料负保密之责，并将重要的汇报材料立即转交党的有关领导机关。 19．这些汇报材料，当然并不仅限于阐述报告人本身的工作。汇报中还应当包括工作中所发现的对我们的斗争有利害关系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促使我们改变或改进我们未来活动的情况。还应当提出工作中所发现的必须加以改正的意见。在一切共产党支部、党团和工作组中，对于所接到的和所要提交的汇报，必须加以讨论。讨论汇报应成为一种工作制度。 支部和工作组应设法使个别党员或某些党员经常监视敌对组织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工人组织、首先是社会党组织的活动，并提出这方面的报告。 四、关于宣传鼓动 20．在公开革命起义之前，我们最通常的任务是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这项活动和它的组织工作大都是按老一套方式来进行，即偶尔在群众集会上进行宣传鼓动，在演说和散发的小册子中并没有特别考虑到具体的革命内容。 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应扎根于无产阶级群众之中，应依据工人的具体生活、共同利益和愿望，特别是要依据他们的共同斗争来不断加强。 共产党人的宣传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革命的内容。从这一观点出发，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对具体问题提出的口号和采取的态度，都要非常慎重地加以考虑。为了对每个问题都能采取正确的态度，不仅要经常对专职的宣传员和鼓动员给予详尽的指导，而且对其他所有党员也应如此。 21．共产党的宣传鼓动的主要方式是：对个人的口头劝导，参加工人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通过党的报纸和书刊产生影响。无论合法的党或是非法的党，每个党员都应通过某种方式经常参加这项活动。 对个人的口头宣传是一项首要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鼓动工作，应由为此而专门建立的鼓动员小组到各家去进行。在地方党组织活动范围内的每户人家，都应受到这项鼓动工作的影响。在大城市，利用宣传画和传单专门组织的街道宣传鼓动工作，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外，企业和机关中的支部或党团，应结合散发书刊对个人经常进行宣传鼓动。 在居民中有少数民族的国家里，党有责任在少数民族的无产阶级阶层中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工作。当然，这项工作要用该少数民族的语言来进行。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党机关。 22．在那些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还没有自觉革命愿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时，要不断探索好的工作方法，以便经常关注那些开始具有革命意识的工人，引导他们参加革命运动。共产党的宣传及其提出的各种口号，应善于在各种不同情况下支持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传统和意向中所认识到的日益成熟的革命倾向，虽然这种革命倾向还是不自觉的、动摇的和半资产阶级的。 此外，共产党的宣传不应满足于只提出无产阶级群众当前的、有限的、模糊不清的要求和希望。这种要求和希望的革命萌芽，只是扩大我们影响的一个必要的出发点。因为无产者有了这个出发点，才能自觉地去理解和接受共产主义。 23．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群众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应使斗争中的无产者把我们共产党组织看成是领导他们共同行动的勇敢的、有远见的、有毅力的和最可信赖的领袖。 为了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通常的冲突和运动，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有关劳动时间、工资、工作条件等等的一切冲突中捍卫工人的利益。此外，共产党人应当悉心研究工人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要帮助工人分析这些问题，让他们注意资本家胡作非为的勾当，帮助他们切实地弄清资本家提出的要求，尽力发挥工人的团结精神，使他们认识到工人利益的共同性，认识到国内全体工人作为统一的工人阶级（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事业上的共同性。 只有通过这种日常必须进行的琐碎工作，通过经常奋勇地参加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共产党”才能变成共产主义政党。只有这样，它才有别于腐朽的、唱高调的、七拼八凑起来的社会党，而社会党的活动只不过是吸收党员，空谈改良和利用议会“不切实际的可能性”。全体党员群众自觉而又奋勇地参加被剥削者对剥削者每天进行的斗争和冲突，不仅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先决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先决条件。 只有在反对资本暴力的日常斗争中对工人群众实行领导，共产党才能离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为这样它才真正学会了领导无产阶级，并且自觉地做了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准备。 24．特别是在罢工、同盟歇业和其他大量解雇工人的情况下，要把大批共产党人发动起来去参加无产阶级运动。 如果共产党人援引共产党纲领，认为只能进行最后的革命武装斗争，从而对工人争取稍微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日常斗争抱消极、蔑视、甚至反对的态度，那他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不管提出的要求多么微小，只要工人现已准备为此而对资本家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就必须参与这一斗争。当然，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不应使人们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在盲目鼓动无谓的罢工和其他轻率的行动。共产党人在斗争着的工人眼中，应当是他们的最宝贵的战友。 25．工会运动的实践表明，有些共产党支部和党团对面临的一些最通常的问题，往往显得一筹莫展。它们只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一般原则，而在具体问题上则采取庸俗的工团主义的否定态度。这样做当然很容易，但不能收到任何效果。我们这样做只能是为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领袖们效劳。 共产党人应依据每个具体问题的实际内容来确定自己的革命态度。例如，他们不应只满足于从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一切工资合同，而应首先直接反对阿姆斯特丹领袖们提出的工资率的实际内容。当然，一切压制无产阶级战斗决心的做法，都应加以谴责，并应同这种做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很明显，资本家及其阿姆斯特丹走狗企图用这种工资合同来捆住斗争着的工人的手脚，因而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要向工人揭露他们的企图；通常，在进行这种揭露时，共产党人最好能提出使工人不受束缚的工资率。 对工会中的互助储金会和救济机构采取类似的态度，也是非常适当的。由互助储金会筹集斗争基金和资助罢工者，这样做本身是很可贵的。从原则上说，反对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只有阿姆斯特丹领袖们所要采取的那种筹集和使用资金的做法，才违背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 在工会的医疗互助会方面，共产党人要求取消另外缴费、取消对自愿资助的限制条件，是完全恰当的。但是，如果有些会员仍然愿意另外缴费，以便在患病时得到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过于阻止他们，会使他们产生误解。所以，首先必须大力进行个人宣传，使他们摆脱小资产阶级的意向。 26．对工会中的社会民主派领袖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领袖作斗争时，也同对各式各样工人政党作斗争时一样，不能指望劝说会对他们产生任何效果。必须坚决地开展对他们的斗争。但是，只有把他们的拥护者分化出来，使工人们相信这些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在为资本主义效力，才能制服他们，取得成果。因此，必须尽可能使这些领袖不得不显露原形，然后对他们发动坚决的进攻。 只是辱骂阿姆斯特丹领袖是“黄色”领袖是不够的。要经常用实例来证明他们的“黄色”本性。他们在劳工协会、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动局、资产阶级内阁中的所作所为，他们在各种集会和议会中的背叛言论，他们在数百种报纸上发表的大量安抚性文章的主要论点，尤其是在准备和进行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运动时（即使运动的规模极小），他们的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的态度，以及他们提出的建议、作出的决议和发表的演说，都能说明和显露阿姆斯特丹领袖们反复无常的背叛行为，证明他们是十足的“黄色”领袖。 共产党支部和党团应经常进行实际的斗争。基层的工会官僚，由于自己软弱无力（有时虽然是出于善意），便用工会章程、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指示作为挡箭牌。但是他们的种种搪塞之词都不应成为阻挡共产党人勇往直前的障碍，而共产党人却应坚决要求基层的工会官僚明确回答如下问题：他们打算采取什么办法来排除这些显而易见的障碍，他们是否准备同工会会员一起为克服这些障碍而公开进行斗争。 27．共产党人参加工会组织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应由党团事先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例如，应拟就自己的提案，选出报告人和发言人，提出有才干、有经验、精力充沛的同志作候选人等等。 共产党组织也应当通过自己的鼓动员小组，对敌对的党派所组织的一切公开的工人集会、竞选大会、游行示威、工人政治节日的活动等等，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在共产党人召集公开的工人大会的地方，为数众多的鼓动员小组在大会召开之前以及在大会进行期间，都应尽可能按同一计划来进行共同活动，以便有组织地充分利用这次大会。 28．共产党人应经常设法使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觉悟低的工人受到党的影响。我们应当通过支部和党团劝导他们参加工会和阅读我们的党报。还可以利用其他工人组织，如消费合作社、战争蒙难者组织、文教协会、科学小组、体育小组、戏剧小组等等，来传播我们的影响。在共产党必须秘密进行活动的地方，上述工人组织可以由党员、也可以由党外人士发起组成，但必须征得党的领导机关的同意并受其监督（作为同情者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也可以通过开办讲习班，举行文艺晚会，组织旅行、庆祝会和野餐会等，使许多不关心政治的无产者、对一般组织生活发生兴趣，然后再使他们同组织建立密切联系，从而吸引他们进行有益于我们党的辅助工作《散发传单和党的报刊等等》。通过积极参加共同的活动，他们将易于摆脱小资产阶级的习性。 29．为了使劳动人民中的半无产者阶层同情革命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应当利用他们同大地主、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阶级矛盾，并通过经常不断的宣传工作，使他们消除对无产阶级革命所抱的怀疑态度。这往往需要同他们保持长期的接触，热情关心他们的生活需要，向他们义务提供消息，在他们遇到需要克服的困难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对他们给予帮助，吸收他们加入专为他们设立的免费教育机构。这样，就会加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任。同时，对于那些在雇农、家仆和当地其他半无产者心目中享有威望的敌对组织和人员所起的影响，必须审慎地并坚持不懈地予以反击。对于劳动者根据自身体会已认清是剥削者的那些明显敌人，必须加以揭露，指出他们是万恶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和化身。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国家”这两种理想之间的相左情况，在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应当积极地而通俗地加以阐述。 农业地区的每个地方组织都应当分派自己的党员去担任家庭宣传鼓动工作，并把这项工作普及到郊区的所有农村、庄园和各个农户。 30．至于资本主义国家陆海军中的宣传工作，每个国家都应自行寻求一套适当的办法。以和平主义精神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鼓动是极端有害的。这只会帮助资产阶级去解除无产阶级武装。无产阶级在原则上要摈弃资产阶级国家和整个资产阶级的一切军事组织，要极其坚决地同它们进行斗争，但同时，要尽量利用这种组织（军队、射击协会、民兵等等）来促进工人的军事训练，以准备进行革命战斗。这就是说，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不是为了反对青年和工人的军事训练，而是为了反对军国主义制度和军官的专横行为。必须坚决利用一切可使无产阶级掌握武器的机会。要使士兵认识清楚，在军官优越的物质享受、军官对待士兵的恶劣态度、士兵毫无社会保障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阶级矛盾。此外，在对士兵进行宣传鼓动时，必须向他们说明，他们的整个前途是与被剥削阶级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酝酿革命的初期，鼓动由陆海军士兵民主选举指挥人员，鼓动成立士兵苏维埃，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这可以摧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支柱。在进行宣传鼓动时，要随时特别注意和竭力反对资产阶级的特种阶级部队，尤其要反对资产阶级招募来的武装匪徒。要根据他们的社会成分和堕落行为，于必要时着手有系统地对他们的队伍进行社会分化。对于那些具有同一阶级性的组织，例如军官大队，应在全体居民面前揭露他们，使大家都痛恨和鄙视他们，使他们内部发生瓦解，从而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五、关于政治斗争的组织工作 31．对于共产党来说，党的组织随时都要积极地进行政治活动，为了有组织地利用各种政治与经济形势及其发生的变化，必须在组织工作方面充分运用战略和策略。 不管党多么弱小，它总是可以利用那些激动人心的政治事件或影响整个经济生活的大罢工，来有步骤、有计划地组织和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当党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它就应当竭尽全力发动全体党员和党的一切工作部门投入这一活动。 首先必须利用党支部和工人小组在工作中建立的各种联系，在政治机构或罢工运动的各大中心组织群众集会，在会上，党的发言人应向与会者说明共产党为使他们摆脱困境而提出的口号。这种集会应由专门的工人小组周密、详尽地做好准备工作。如果党不能亲自召开这种集会，就应当派出适当的同志作为主要发言人和讨论参加者去出席罢工者大会，或无产阶级其他某种斗争方式的大会。 如果预料有可能争取到集会的大多数人或大部分人拥护我们的口号，那就应当设法把我们的口号变成条理清楚、论证透彻的提案和决议案。如果这种决议案在某处获得通过，那就应当力求在该地区或其他地区为开展这一蓬勃发展的运动而召开的一切集会上，大都能作出同样的或类似的决议，即使能在少数集会上争取到支持，也是好的。这样，我们就能使那些受我们思想影响的无产者阶层团结起来，使他们接受我们的领导。 在这种集会之后，从事集会筹备工作和实际参加集会的那些工人小组，应聚集在一起举行简短的座谈会，以便拟定向上级党委提出的报告，并总结出经验，从错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以利改进今后的工作。 我们的实际口号应根据具体情况以标语和小传单的形式传播给有关的工人阶层，或是向斗争中的工人散发传单。在传单中，我们要结合当前的形势和提出的口号向他们阐述共产主义思想。为了妥善地张贴标语，必须专门组织一些人去寻找适当的张贴地点，并应妥善地选择合适的张贴时间。 在企业内部、企业的大门口和参加运动的工人的必经地点，在集合点、雇工办事处、火车站等处散发传单时，应尽可能作些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以便抓住参加运动的工人群众的心，对他们产生影响。篇幅较长的传单，应当尽可能只张贴在房屋内，如企业、大厅、住宅或其他醒目的地方。在大力进行这种宣传的同时，还应当在一切充满运动气氛的工会大会和企业职工大会上从事相应的活动。我党同志必须协助召开这种大会，或者干脆自行组织这种大会，派出适当的人员在会上作报告和讲话。我们的党报应大量报道这些特殊的活动，并应提出充分的论证来维护这种活动。总之，党的整个组织机构在一定的时期内应完全致力于这一主要活动，而不能有任何动摇。 32．示威行动需要有极其机敏而又英勇的领导，因为领导上片刻都不能忘掉这个行动的目的，随时都要判断示威活动是否已经达到最高峰，在当时情况下是否可能进一步加强活动，把它扩大成为具有示威性罢工以至大罢工形式的群众行动。战时争取和平的示威运动向我们表明，即使在这种运动遭到失败以后，由于追求的目的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群众也必然会越来越关心真正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这个政党还处于非法地位，或者还十分弱小。因此，我们对所追求的目的不能稍有放松或停止不前。 举行街头示威，最好依靠大型企业。首先，我们的支部和党团要有计划地做好准备工作，再通过口头宣传和散发传单形成一种适应当时情势的统一意志。然后，上级党委应召集企业中我党的代表，即支部和党团领导人举行会议，商讨和确定举行示威的日期、路线、集合地点和时间，口号的性质，并说明激化示威运动的意向及其开始和结束的时机。党内一些经过锻炼的、有组织经验和工作能力的干部，应成为示威运动的骨干。他们彼此应能保持有机的联系，经常接到必要的政治指示，而党的重要工作人员则应有系统地分布在示威人群当中。这样机智灵活地、在政治上有组织地领导示威运动，可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转变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行动创造良好的前提。 33．共产党如果已拥有一定的力量，即已拥有经过考验的干部和相当多拥护党的群众，它就应当通过开展广泛的运动来彻底消除那些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以便使大部分工人群众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组织这种运动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当时的斗争条件是否能取得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否能站到无产阶级的前列，是否需要暂时停止进行而有所不同。党员人数的多寡，对组织行动的方法也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例如，德国统一共产党这个年轻的群众性政党，为了能比有些地区更加广泛地吸引广大无产阶级阶层，就利用了所谓《公开信》的这种手段。 在无产阶级日益贫困、阶级对立日益尖锐的时代，为了揭露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共产党要接近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以便要求它们面对着无产阶级公开做出回答：它们是否准备同共产党一起为反对无产阶级急剧贫困化、为满足他们的最低要求、为争取一小块面包而进行斗争，它们是否准备利用自己的所谓十分强大的组织来进行这一斗争。 在共产党开始采取这种行动的地方，它应当在组织上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使广大工人群众响应自己的行动。一切工厂中的党团和工会负责人中的党员，都应在最近召开的公开集会上，以及在最近举行的工厂工会大会上，对大会的各个方面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之后，提出包括无产阶级各项迫切要求的我们党的《公开信》问题。 凡是我们的支部或党团要争取群众赞同《公开信》的地方，为了培育或利用群众相应的情绪，都应巧妙地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在开展这一运动期间，我们的党报每天都要用固定的新观点阐述运动中的各项问题，有时作简短的说明，有时则作详尽的论述。各级党组织必须向党报提供当前的有关材料，密切注意编辑人员不要在党报的版面上停止进行党的斗争。为了进行这种政治斗争，还要有计划地利用议会党团和市政机关中的党团。它们应根据党执行局的指示，向议会和工厂委员会说明这个业已开展起来的运动，以期该地区的一切单独行动以及正在开展的其他行动能汇合成为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使其越出个别职业利益的范围，提出某些共同的基本要求，以便通过一切组织的共同努力在该地区争取实现这些要求。在这种运动中，共产党要表明自己是决心进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而那挂反对进行这一有组织的共同行动的工会官僚和社会党官僚，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在实际组织工作方面，都将陷于身败名裂的境地。 34．在政治和经济冲突会引起新的行动和战斗的情况下，共产党要想掌握对群众的领导权，可以不提出某些特殊的要求，面在告人民书中直接向社会党党员和工会会员发出呼吁，号召他们不要逃避由于贫困和企业主加紧压迫而引起的冲突，即使他们的官僚主义领袖反对也要这样做，否则，他们就会沦于彻底毁灭。在这种运动中，党报特别是日报，每天都应给予支持，表明共产党人决心参加即将发生的或业已开始的贫困无产阶级的战斗，决心在当前的紧急关头竭尽全力支援一切被压迫者。每天都要评述，如果不进行这种斗争，工人阶级就不能为自己创造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而许多旧的组织却企图逃避或阻挠这种斗争。 工厂和工会的党团应当经常在会上向自己的伙伴说明，共产党人必须下定不怕牺牲的战斗决心，要一往直前。主要的是，要依据当时的情况，把业已发生的冲突和行动在组织上联合起来。已投入各行业和各企业斗争中的支部和党团，相互之间应当经常保持组织上的联系，而执行局也应当通过地区委员会和中央机构，立即动员负责人和党员干部参加一切行动，与斗争着的群众直接取得联系，以领导、扩大和加强运动，并组织统一的行动。各级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普遍探索各个冲突的共同点，把它提到首要地位上来，以便在必要时通过政治手段组织起共同的战斗。随着战斗的发展和扩大，有必要建立领导斗争的统一机构。如果某些工会中的官僚主义领导人在罢工中过早地退出战斗，就要及时地由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以便保证斗争能有坚定果敢的领导。如果许多单独的行动已联合起来，就应极力组织统一的领导，并应尽可能使共产党人占据领导地位。如果善于在组织上做好准备工作，那么，通过工会党团、企业党团、工厂委员会、工厂大会，特别是通过罢工者大会，往往可以很容易地建立起统一的领导。 如果由于运动已经扩展开来，或者由于企业主组织和政府当局进行干涉而使运动具有政治性质，那就应当开始宣传并在组织上准备轰轰烈烈的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切报刊都应大力宣传：只有依靠这种从工人斗争中直接产生的机关，工人阶级才能不顾工会官僚及其社会党中的同伙的反对，通过无情的斗争求得真正的解放。 35．已具备一定力量的共产党，特别是那些群众性的大党，应随时采取组织上的措施来准备进行群众性的政治行动。在举行游行示威和群众性的经济运动以及在开展一切局部性的行动时，要经常注意并坚持不懈地积累运动的组织经验，以便与广大群众建立日益紧密的联系。在有大中企业代表参加的党的重要干部扩大会议上，应反复讨论和评定近来一切大规模行动所取得的经验，以便通过企业代表建立更为坚强和牢固的联络网。党的领导人和重要干部同企业代表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密切联系，是防止过早发起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有力保证，从而可以使运动只具有当时情况下和党的影响下所能具有的规模。 党组织如果不与大中企业中的无产阶级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共产党就无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行动和真正的革命运动。去年在意大利，以占领工厂这种极为突出的形式举行了无疑是革命的起义，结果失败了。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显然是由于工会官僚的背叛和政党领袖的无能，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党和工厂之间没有通过有政治联系的、关心党的生活的可靠人士同工厂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同样，今年英国矿工的大罢工，显然也是由于这一缺点而丧失很大一部分政治意义。 六、关于党报 36．共产党的报刊应不断加以发展和改进。 任何一种报纸，如果不服从党的指示，就不能认为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这项原则，只要不违背党的报刊在科学、宣传或其他方面所负的使命，应适用于党的一切出版物，如杂志、报纸、小册子等等。 党应当多关心办好报，而不要只注意多办报。每个共产党首先要有一份办得很好的中央机关报，最好是日报。 37．共产党的报纸决不应变成资产阶级报纸以及所谓“社会主义”报纸那样的资本主义企业。我们的报纸应坚持不受资本主义信贷机关的约束。妥善地组织广告业务，对于维持报纸的生存至关重要，但对于合法的群众性政党来说，则决不应使报纸依靠大广告的收入来维持。相反，我们的机关报在一切无产阶级社会问题上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才有助于为自己建立崇高的威望。我们的报纸也不应投“大众”之所好，提供一些骇人听闻的或消闲解闷的消息；不应为了打入社交界而容忍小资产阶级作家和名记者的批评。 38．共产党的报纸首先要关心被剥削的工人和斗争中的工人的利益。它应当是我们的优秀的宣传员和鼓动员，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员。 我们的报纸应负的责任是：搜集全体党员的宝贵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作为指导方针下达给他们，以便不断检查和改进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在全国编辑人员会议上，必须交流这种经验，同时通过交换意见，使全党报刊尽可能在步调和方向上取得一致。这样，党的出版物和每一种报纸都将成为我们革命活动的优秀组织者。 如果共产党的报纸，特别是主要的报纸，没有自觉地进行这种总结性的组织工作，那么，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合理的分工就未必能够实现，从而党的历史任务也就未必能够完成。 39．共产党的报纸应力求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企业，即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成为革命工人、报社全体固定职工、排字工人、印刷工人、行政人员、发行人员，搜集地方资料人员以及讨论和整理资料人员等等的集体。 为使党报成为这种战斗的组织和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集休，必须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措施。 每个共产党人，只要对党报有所贡献，只要为党报进行工作，他就同整个报纸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党报就是他日常使用的武器。但这件武器必须天天锤炼和反复磨砺，使之锐利适用。只有不断取得大量物质上和财政上的捐助，共产党的报纸才能生存下去。只要合法的群众性共产党的报纸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还没有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因而不能独立存在，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物质支柱，党员就应当不断关心为报纸筹集经费，使它得到组织上的巩固并有所改善。 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是为报纸热心筹募经费和进行宣传鼓动，那是不够的，他还应当是报纸的得力工作人员。对于本企业的党团或支部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对于从社会观点或经济观点出发值得注意的一切事件，从工伤事故到工厂大会，从虐待徒工到企业工作总结，都应当尽可能迅速地通知报社。工会中的党团应当搜集工会大会和工会书记处的一切重要决议和措施，以及我们的敌人的特殊活动情况，并将它们通知报社。会场上和街道上的动态，能使细心的党的工作者观察和判断各种事物的细节，并在报纸上报导这种材料，也就可以使那些漠不关心政治的工人也能看清我们是真正关怀工人生活的需要。 编辑部应当满怀热情地处理有关工人生活和工人组织的材料，把它们以简明新闻的形式加以报道，使报纸成为密切联系生活的、生气勃勃的劳动集体，或者是用这种材料作为实例来阐明共产主义学说，这是使广大工人群众了解伟大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种最好方式。编辑部应尽可能安排时间，亲切地同那些来访的工人谈话，倾听他们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说生活上的苦难，并仔细记录下来用以充实报纸的内容。 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的任何一种报纸都不能成为完善的共产主义劳动集体。但是，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能根据类似的原则来组织革命的工人报纸。我们的俄国同志在1912-1913年办《真理报》的实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它实际上是当时帝俄各主要中心地区有觉悟的革命工人的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这些俄国同志在一起编辑、印刷和发行这份报纸，同时，他们大都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作经费。而报纸提供给他们的，则是他们所希望的东西，是他们在当时的运动中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今天还有助于他们的劳动和斗争。对党员以及对其他许多革命工人来说，只有这种报纸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报纸”。 40．直接参加党所领导的运动是战斗的共产主义报刊所固有的特点。当党的活动集中于某项运动的时候，党报应当在自己的版面上详尽报道这项运动，而不应只发表一些指导性的政论文章。编辑部应多处搜集材料来支持运动，并根据材料来调整和确定报纸的版面。 41．我们的报纸应经常不断地进行征求订户工作。首先必须善于利用一切时机，如工人参加运动的时候，或者由于某种政治或经济事件而使社会生活发生动荡的时候；又如，在发生较大的罢工或同盟歇业时，报纸曾公开大力保卫斗争中的工人的利益，而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束之后，就必须立即着手向参加过罢工的工人逐一征求订户。在罢工期间不仅要向企业和工会的共产党党团散发订阅单和进行宣传，而且要尽可能对参加斗争的工人大力开展挨户宣传工作。 同样，在任何一次引起工人群众政治兴趣的选举运动结束之后，也要指派专人有计划地到无产阶级居住区进行挨户宣传。 在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虽丰爆发，但广大工人群众通过物价上涨和失业等现象已感到这种危机时，要善于在宣传上利用这种情况，尽可能通过工会中的党团得到参加工会的工人的详细名单，以便分别征求他们订阅党报。经验表明，这种经常性的征订工作，最好在每月最后一周内进行。每个地方小组，在一年内即使有一个月没有利用最后一周，也是一种严重的失误。 推广报纸的人员不应放过任何一次工人集会和示威运动的机会，要利用它们的开始、间断和结束期间进行征订工作。 在支部和工厂党团的每次会议上，以及在工厂大会上，工会党团也负有征求党报订户的责任。 42．党员还应经常保卫报纸，使它不受敌人的破坏。 全体党员应对资本主义报刊进行严厉的斗争，必须揭露和痛斥它的卑鄙行为、荒谬的论调和可耻的沉默态度。 必须经常对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发动攻势，以压制它们，但这种攻势不应变成浅薄的派别论战。必须揭露它们的背叛行为，因为它们企图用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实例来抹煞大量的矛盾。我们在工会及其他组织中的党团，应竭力采取组织上的措施，使工会及其他工人组织的成员摆脱社会民主党报纸所产生的那种引起人们思想混乱和意气消沉的影响。无论是在工人住所，或者是在企业内，我们报纸的征订工作显然都是对社会主义叛徒的报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七、关于党组织的一般结构 43．在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时，不应采取以地理区划为基础的形式主义方案，而要考虑到这一地区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特点，以及交通方面的技术条件。重点应放在主要城市和工人群众聚众的大工业中心。 在建党初期，往往从一开始就想立即在全国普遍建立起党的组织。虽然当时党的力量还极其有限，但却要把力量分散到全国各地去。这样做会削弱党的吸引力，妨碍党的发展。诚然，几年之后，党会建立起强有力的着重形式的体系，然而却往往不能在某一主要工业城市中奠定牢固的基础。 44．为了使党的活动能达到高度的集中，按照公式化的阶梯方式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并设立许多层次的上下级机构是不适宜的。应当极力以每个大城市（即政治经济生活中心和交通枢纽）为出发点，向该城市周围地区及其所辖政治或经济地域发展组织网。主要城市中的党委，是这个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它领导该地区的全部组织工作，指导该地区党的政治活动，并要同主要城市内的党员劳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由地区党代表会议或地区党代表大会选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地区组织员，必须定期参加主要城市的党的生活。地区党委应经常从主要城市的党员中挑选党的干部，以便使该地区负责政治领导的党委同主要城市中的广大党员群众建立起紧密的有机联系。在进一步发展党组织的形式时，要力求担任领导工作的地区党委同时也是本地区主要城市的政治领导机构。这样一来，领导各个地区组织的党委就将与中央委员会一起，在整个党组织中起到真正领导机构的作用。 地区党委所辖的地域当然不一定要同本地区的境界相一致。主要的是使地区党委能统一领导本地区内的一切地方组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应把地区划分开，成立新的地区党委。 此外，在幅员辽阔的大国里，党当然还需要有一些一般的承上启下的机关，如中央委员会同各地区委员会之间设省委、州委，地区的领导机关同各地方组织之间设分区机关或分段机关，以资联络。诚然，在某些情况下，让某个联络机关（例如，党员人数众多的大城市的领导机关）担任领导工作，可能是合适的。但一般说来，应该避免这种地方分权的做法。 45．整个党要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对于所属某一政党的指示和决议，应速交（1）该党中央委员会，或（2）通过中央委员会转达负责某项专门业务的中央机关，或（3）送交所有党组织。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对于党、当然也对于每个党员是具有约束力的。 党的政策和日常活动，由领导机关通过自己的政治局和组织局负责指导。这个核心的领导机关应定期召开党中央领导机关全体会议，以便作出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决议。同时，为了确切掌握整个形势、党的实际情况、党的意志及其活动能力，在选举党中央机关时，必须照顾到全国各个地区都有适当的候选人。根据同样的理由，在中央机关的选举中，也不应压制策略上的重大不同意见；相反，应当让这种不同意见在中央机关里有所反映，应当让少数派意见的突出代表人物参加中央机关。但是，核心领导机关应当尽可能意见一致，以便不仅能凭借自己的威信，而且也能凭借中央领导机关内的一定的多数，甚至强大的多数来进行坚强可靠的领导。 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党中央机关，对于党来说，尤其是对于合法的群众性的党来说，有可能在严格遵守纪律和取得党员群众的绝对信任方面，在短期内为党中央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还有可能迅速地发现党的重要干部当中发生的各种弊病和动摇现象，而立即予以纠正和克服。这样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防止这种病态在党内蔓延，也可以避免在将来的党代表大会上为清除这种病态而采取那种会产生惨重后果的措施。 46．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或扩大中央委员会）对党的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中央委员会以及核心领导机关，通常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如代表大会认为适宜的话，可以委托中央机关从本身成员中选出核心领导机关：政治局和组织局。 47．一切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委，应在自己的内部实行合理的分工，以便有效地领导党的工作。此外，许多工作部门可能还需要设立专门的领导机构（例如，领导宣传工作、定期报刊发行工作、工会斗争、妇女工作、政治性红十字会工作、情报工作，联络工作等等）。每个专门领导机构受中央领导机关领导，或受地区党委领导。 担任领导工作的地区党委，直至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都要对所属各级组织的活动、职能和人员进行监督。在党的工作部门中有固定职责的一切党员，由上级党委直接领导。专职党员（如编辑人员、宣传员、组织员等）变换工作和调动工作地区，是理所应当的，但不应过于影响党的工作。编辑人员和宣传员也应定期参加某一工人小组的党的活动。 48．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也要像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一样，随时可以要求一切共产党组织及其机关和个别党员提供详尽的情报。必须让中央领导机关的代表和特派员参加一切会议，并享有否决权和发言权。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派出特派员，以便对地区机关和分段机关发出指示和通知。他们不仅可以发布政治性和组织性的书而文件，也可以直接给予口头指示。 中央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之下应设立由久经考验的、富有经验的党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出纳和会计工作。他们应定期向扩大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 任何一个党组织和党机关以及个别党员，都有权随时直接向党或共产国际的中央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或申诉。 49．对于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决议，下级组织和每个党员都必须遵行。 领导机关有责任防止领导人员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但对此只能在形式上作出部分的规定。领导机关的职责在形式上规定得越少（例如在非法的党内），它们就越加需要听取党员的意见，力求经常获得可靠的情报，而且只有在经过全面慎重的讨论后，才可作出自己的决定。 50．党员在公开发表言论时，必须永远使自己体现出是战斗组织中的一个遵守纪律的成员。如在某一问题上就做法是否正确有不同意见，应尽可能在公开发表言论之前，在党组织内求得解决，然后再根据决定行事。为了使党的每一项决议都能得到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贯彻执行，应当尽可能广泛吸引党员群众参加讨论和解决问题。各级党组织必须决定某一问题是否应由某些同志公开讨论（通过报刊、小册子），以及讨论的方式和范围。如果有些党员认为党组织或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是错误的，他们在公开发表谈话时也不应忘记：削弱或者破坏队伍的团结是最恶劣的违反纪律现象，是革命斗争中最严重的错误。 在共产主义的一切敌人面前捍卫共产党，特别是捍卫共产国际，是每个党员的崇高职责。谁要是忘掉这一点，甚至当众攻击党或攻击共产国际，谁就要被当作党的敌人来看待。 51．在制定党章时，必须考虑使它不致阻碍党的发展和壮大。 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应毫不迟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即使需要修改党章和党以往作出的决议时，也要执行。 八、关于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的结合 52．在每个共产党的日常生活中，党的职能的改变是与革命进程的各阶段相适应的。但是，合法的党所应具有的组织结构与非法的党的组织结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党的组织形式应当使党能永远迅速适应战斗环境的变化。共产党应当发展成为这样一个战斗组织：它既能避免与集中优势兵力于一点的敌人发生公开冲突，又能利用敌人的弱点对其进行突然的袭击。党组织只着眼于起义和巷战是极端错误的，而只着眼于遭受压抑的局面也是错误的，共产党人应当在各种情况下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经常做好战斗准备，因为高潮或低潮时期往往几乎是难以预见；即使可以预见，也未必能利用这种预见来改变党的组织，因为变化往往发生在短促的时间内，甚至常常是完全出乎意料。 53．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的共产党，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认真准备革命起义、武装斗争以及一般非法斗争方面所应担负的任务。 整个党的组织形式只适应长期的合法活动，符合日常合法斗争的要求，这样做就过于片面了。 另一方面，非法的党往往没有充分利用合法活动的机会来建立与革命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就陷于无效的图谋，劳而无功。 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每个合法的共产党都应善于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甚至在被迫进入地下状态时，也应如此。特别是在革命行动即将开始时，要做好这项准备工作。每个非法的共产党也应竭力利用合法的工人运动提供的一切机会，以便通过党的深入的工作，使自己成为广大革命群众的组织者和真正的领导者。不论是合法活动还是非法活动，其领导权应统一由党的中央机关掌握。 54．不论是在合法的党内，还是在非法的党内，往往有些人，把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理解为建立和保持一个同党的其他工作和组织隔绝的、极端严密的纯军事性组织。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正相反，在革命前的时期，我们的战斗组织大都是通过共产党展开全面工作建立起来的。整个党应完全成为进行革命的战斗组织。 在革命前过早建立的孤立的革命军事组织，易于遭到瓦解和丧失斗志，因为它们不能进行直接有利于党的工作。 55．对于一个非法的党来说，在一切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中，自然要掩护自己的党员和组织，不可因为进行登记、随便收党费和散发材料而把他们暴露出来。非法的党不能像合法的党那样，利用公开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秘密活动。但是它可以不断学习这种做法。 为了防止可疑分子或不可靠分子钻入党内，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究竟采取什么措施为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是处于合法地位还是非法地位，它是在迅速发展还是停滞不前。在有些地方和在某种情况下，有一种效果良好的办法，那就是实行候补期制度。按照这种制度，申请入党的人经一名或两名党员介绍，先接收为预备党员，然后再根据他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情况决定是否转为正式党员。 资产阶级必然会把间谍和奸细派入非法的党组织中。必须极其慎重和耐心地对这种情况进行斗争。 进行这种斗争的方法是把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密切结合起来。一般说来，通过长期的合法革命工作，可以很好地考验出谁是可靠、勇敢、忠诚、坚强而又机警的同志，足以担当起他所胜任的非法工作。 合法的群众性政党应当坚持不懈地极力准备应付意外事件，要武装起来，见机行事（例如，细心地隐瞒住址，按规定销毁信件，妥善地保存必要的文件，学会秘密进行联络工作，等等）。 56．可见，我们党的一般工作安排，在革命之前就要为适应现阶段革命需要的战斗组织打下牢固根基。特别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自己的工作中要经常考虑到这种需要，并且尽可能使自己对这种需要预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诚然，这种预先的概念向来是不全面、不明确的。但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共产党领导机关组织工作中的这一要点。 由于在公开的革命行动中，共产党的职能在党的生活中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甚至一个组织得很完善的党，也会遇到一些极其艰难而复杂的任务，也许会出现这种情況：在几天之内，我们的党就要动员起来去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需要动员起来的不只是党，还有它的后备队，即同情者组织，也许还有全部“民兵〃，即没有参加组织的革命群众，这时还根本谈不上组织正规红军的问题。我们应当在没有建立起军队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党所领导的群众来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党如果不预先很好地组织起来以应付这种局面，即使进行最英勇的斗争也可能无济于事。 57．在革命的形势下，往往会出现革命的中央领导机关没有能力执行自己任务的现象。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在基层的组织工作方面会取得巨大成绩，而在大本营中，却呈现出一片混乱和惶恐不安的景象，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分工负责的情况。联络工作往往做得很差，因而弊端百出。当需要使用秘密邮递、秘密运输、秘密驻地和秘密印刷所时，往往是碰运气办事。这样，有组织的敌人所进行的任何挑拨行为都会大有成效。 如果领导革命的党事先没有为此建立起专门的机构，情况就必然会如此。军事侦察工作需要有专门的技能和专处知识；对付政治警察的反间谍工作也是如此。 一个秘密联络机构，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工作，才能迅速可靠地发挥作用。在所有这些专门从事革命工作的领域中，每个共产党都需要做好秘密准备工作，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准备也好。 在这些工作领域中，只要在组织活动时考虑到究竟应该设立怎样的机构，那么，这种必要的机构大都可以通过完全合法的活动得到发展。例如，秘密联络机构（专件传送、秘密邮递、秘密驻地、秘密运输等等），只要妥善地安排以合法方式散发传单、刊登广告和传递书信，也可以得到发展。 58．共产党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应当预见到每个党员、每个革命工作者的未来历史作用，把他看成是革命时期我们战斗组织中的一名战士。因此，党的组织者事先就要引导他们参加最适于他们未来战斗岗位的队伍和工作。 当然，他们今天进行的活动必须是有益的，必须是今天的斗争所需要的。硬要实际工作者死记今天所不能理解的教条是要不得的。但是，这种活动对于明天执行最后斗争的重大任务来说，却是一种锻炼。
论策略（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论策略 （提纲） 一、问题的区分 新的国际工人协会是为了组织各国无产者的联合行动而成立的，因为各国无产者都在追求同一的目的：推翻资本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统一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以便完全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共产国际章程中所作的这项规定，明确地指出了必须解决的一切策略问题。这是我们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策略问题。这些策略问题涉及通过什么途径引导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参加共产主义活动，即用什么方法组织无产阶级中最积极的部分去进行当前的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这里还涉及无产阶级应如何对待已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阶层问题，以及用什么方法迅速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关、为实现专政而准备国际范围的最后决战等等问题。实行专政是走向胜利的唯一途径——这个问题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革命的发展情况清楚地表明，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或者是资本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二者必居其一。目前，许多国家的客观形势出现了革命危机，很多群众性的共产党已经成立，但是，这些政党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真正领导工人群众去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必须着手重新修改策略问题纟 二、新的斗争的前夕 实现世界革命，即瓦解资本主义、聚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把无产阶级组成一支所向无敌的战斗队伍——这需要一个漫长的革命斗争时期。各个国家内矛盾的尖锐化程度不同，社会结构和存在的阻碍也有所不同，而且西欧和北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已有高度的组织性——所有这一切，使世界大战未能以世界革命的必然胜利而告终。可见，共产党人说对了，他们在战争期间就已指出，帝国主义时期将转变成为一个漫长的社会革命时代，即转变成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旷日持久的内战，以及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无产阶级国家和被压迫的殖民地为另一方的一系列战争。世界革命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发展的过程。慢性的资本主义衰退周期和经常性的革命破坏进程，有时急剧发展起来，会变成严重的危机。然而，世界革命进程之所以迟缓下来，是因为强大的工人组织和工人政党，即无产阶级为了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在战时变成了对无产阶级施加反革命影响的机构，而且在战后还继续起着这种作用。这种情况帮助资产阶级在恢复期间克服了危机，而且还使资产阶级得以在1919—1920年虚假的经济繁荣时期促使工人阶级产生一种幻想：似乎他们的处境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得到改善。这也是1919年无产阶级的行动遭到挫折和1919—1920年革命运动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1920年开始的、现已蔓延到全世界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失业现象到处出现，而且日益严重。这个危机向国际无产阶级表明，资产阶级无力把世界从崩溃中挽救出来。世界上一切政治矛盾的尖锐化——法国对德国强盗般的掠夺，英美之间、美日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因而引起的世界性的扩军备战，都表明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临近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甚至国际联盟这个为剥削战败国和殖民地人民而建立的战胜国的国际托拉斯，也因英美争霸而陷于分裂。工人阶级开始丢掉这样一种幻想：无须通过革命方式来夺取政权，似乎采用和平手段就能逐渐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国际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就是利用这种幻想来阻止工人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1919年3月，诺斯克—谢德曼政府企图利用在德国实行社会化以制止工人起义。这个骗局现在已经收场。至于社会化的无稽之谈，它已让位于真正的“司汀尼斯化”，也就是使德国工业受资本主义寡头和与之相勾结的集团的控制。鲁尔政府在社会民主党人谢韦林领导下对中德矿工的进攻，是德国资产阶级为降低德国工人工资而采取全面行动的序幕。在英国，一切国有化方案都已石沉大海。政府不但不实行桑基委员会提出的国有化方案，反而用武力支持英国矿主的同盟歇业。法国政府只是靠掠夺德国才得以推迟自己的经济破产。它并未考虑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遭到破坏的法国北部，虽说现在正进行恢复工作，但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使私人资本发财致富。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利用白色法西斯匪帮对无产阶级采取了攻势。无论是在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或者是在帝国主义废墟上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到处都显现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形，英国政府为对付罢工的煤矿工人采取的专横行动；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和皇家近卫军；各种私人侦探；从议会中排除社会党议员；美国的私刑；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尔兰的白色恐怖；芬兰、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白色恐怖的合法化；瑞士、法国及其他国家迫害共产党人的作常法。此外，各国资产阶级都企图通过延长工作日和降低工资的办法，把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后果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领袖们帮了资产阶级的忙。但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阻挠工人阶级发动新的斗争以推迟新的革命浪潮的到来。我们已经看到，德国共产党已开始转入反攻，英国煤矿工人不顾工联领袖的背叛，已连续几星期对矿主进行英勇的斗争。我们看到，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在领教了塞拉蒂集团的动摇政策之后，增强了斗争意志。意大利共产党的成立就反映了这一点。 在法国，我们看到社会党同社会爱国主义派和中派破裂并同他们划清界限之后，开始从共产主义宣传鼓动工作转为反对帝国主义掠夺的群众性示威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经历了十二月政治罢工，这次罢工虽然完全没有统一的领导，但却有百万工人参加。接着，我们看到群众性的、革命的捷克共产党成立了。2月间，我们看到波兰共产党所领导的铁路罢工以及支持铁路罢工的总罢工。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社会爱国主义的波兰社会党在继续瓦解中。在这种形势下，将要出现的不是世界革命的延缓，也不是革命浪潮的低落，正相反，却是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的加剧，以及社会斗争转变为公开的内战。 三、当前的迫切任务 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引号工人阶级中最积极的部分参加直接的斗争，是共卢国际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尽管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客观革命形势会引起意外的革命危机（其形式无论是大规模罢工、殖民地起义、新的战争，或者是重大的议会危机），但是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至今尚未处于共产主义影响之下，特别是在那些由于财政资本实力雄厚，帝国主义得以腐蚀广大工人阶层的国家（例如英美两国）。在那里，群众性的革命宣传工作，实际上只不过刚刚开始。共产国际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十分明确地规定自己的任务，不是建立一些只通过宣传鼓动对工人群众发生影响的共产主义小派别，而是直接参加工人群众的斗争，对这一斗争实行共产主义的领导，并在斗争过程中建立强大的、革命的、群众性的共产党。 共产国际早在成立的第一年里，就已摈弃宗派主义倾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不论党员人数多么少都要参加工会，以便从内部摧毁工会的反动官僚制，从而使工会变成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变成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机构。共产国际早在成立的第一年里，就已要求各国共产党不要把自己限定为从事宣传活动的小组，而要利用资产阶级国家被迫提供的一切机会，如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代议机构（尽管这种机构已被曲解），作为共产主义对工人阶级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工具。共产国际在自己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工会运动和利用代议制的决议中，明确地驳斥了一切宗派主义倾向。 各国共产党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充分证明共产国际的观点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的政策使许多国家的革命工人不仅与公开的改良主义者划清了界限，而且也与中派分子划清了界限。中派分子成立的第二半国际，站在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立场上，公开同谢德曼、茹奧和韩德逊之流勾结在一起，这只会使无产阶级群众认清事情的真象，有助于今后的斗争。德国共产主义组织，借助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在工会中进行革命工作、发表公开信等等），从一个政治派别（1919年一月斗争和三月斗争时期，它就是这样的派别）变成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大党。它在工会中有很大影响，因而工会官僚由于害怕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所产生的革命影响，而把许多共产党人开除出工会。这样一来，他们就承担了分裂工会的责任。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终于把大多数参加政治组织的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波兰，尽管共产党受到严重的迫害不得不完全处于地下状态，但由于它在工会中进行了分化工作，它不仅仍然与群众保持联系，而且还成为群众斗争的领袖。在法国，共产党人争取到社会党中的大多数。在英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策略指导原则日益巩固起来。共产党人不断增长的影响，使社会主义叛徒极力设法阻止共产党人加入工党。与此相反，一些搞宗派活动的共产主义集团（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等等），却没有取得丝毫成就。它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单纯的宣传鼓动、通过成立一些共产主义工会来加强共产主义——这种理论，已遭到彻底的破产并没有建成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共产党。 四、共产国际的内部情况 在组织群众性的共产党方面，共产国际并非到处都已取得良好的成果。况且，在一些资本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重要国家里，共产国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美利坚合众国，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条件，战前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因而直到现在，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首要的基本任务，还是建立共产主义核心，并与工人群众建立联系。当前的经济危机使500万工人失业，这为开展革命工作打下良好基础。美国资本家认识到自己面临着工人运动革命化的威胁，而且这个运动将不断受到共产主义影响，所以企图用野蛮的迫害手段来镇压和消灭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迫使它转入地下，借以使它与群众失去一切联系，从而退化成为一个进行宣传的派别并自行消灭。共产国际提示美国统一共产党注意：党的地下状态只应借以聚集和培养共产党的积极力量，因此美国共产党人必须用一切方法和手段，通过自己的地下组织同激愤的广大工人群众建立联系，并寻求一切途径和形式使这些群众在政治上公开联合起来，以进行反对美国资本的斗争。 同样，英国共产党至今也没有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尽管它已把各种力量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 英国经济生活长期混乱，罢工运动空前高涨，广大人民群众对劳合-乔治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工党和自由党可能获胜——所有这一切，使英国局势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新的革命远景，从而向英国共产党人提出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英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使党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英国共产党人应当坚定地采取实际支持和不断发展群众运动的立场，深入地研究群众运动的一切具体恃点，把工人的个别要求和局部要求作为坚持不懈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出发点。 千百万工人认为，强大的罢工运动是考验工联机构及其领袖是否坚定可靠、有无诚意的试金石。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工作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了。党从外面进行的任何批评，都不能像工会中的共产党支部为了揭露和痛斥工会运动的叛徒和庸人而坚持不断地进行工作那样，会对群众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要知道，工会运动的叛徒和庸人，在英国是资本所掌握的政治走卒，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国家显现得更为突出。 如果说，已经成为群众性政党的其他各国共产党，要对群众行动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的话，那么，英国共产党则首先要依据群众行动的实际发展情况，用事实向群众证明共产党人是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感情的真正的、坚强的表达者。 中欧和西欧各国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目前正处于各自采用最适于自己战斗形式的宣传鼓动方法和组织方法的阶段，或者说，正处于从共产主义宣传鼓动转为实际行动的阶段。它们的工作进展得很缓慢，原因是：在许多国家里，领导走向革命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领袖们，本身就没有克服中派主义倾向，他们不能进行真正的共产主义宣传鼓动，或者根本就害怕进行这种宣传鼓动。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宣传鼓动会把党引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这种中派主义倾向使意大利的党陷于分裂。聚集在塞拉蒂周围的党和工会领导人，不去利用工人阶级自发的运动和他们不断开展的夺取政权的自觉行动（在意大利，夺取政权的斗争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而是任其毫无成果地消失了。对于他们来说，共产主义不是用革命精神激励和团结工人群众去进行斗争的手段。由于他们害怕斗争，所以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就毫无起色，从而把它引上了中派主义的轨道，因此，他们一方面在党内加强了屠拉梯和特雷维斯等等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在工会运动中加强了达拉贡纳等等改良主义者的影响。由于他们在言行上与改良主义者毫无区别，所以他们并不想与改良主义者决裂，而宁愿与共产党人分手。塞拉蒂的政策既加强了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同时又使党内产生了反对代议制的激进倾向。如果意大利共产党能坚持不懈地反对塞拉蒂的机会主义政策，并在罢工时、在反对法西斯分子的反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同工会中的无产阶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如果意大利共产党能把工人阶级的群众性行动组织起来，并把工人阶级自发的激愤行动变成有缜密准备的斗争，那么，里窝那的分裂，意大利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一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依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团结起来，建成统一的共产党——这一切，必定能使共产主义在意大利成为—股强大的活跃力量。 “保卫袓国”的沙文主义毒害以及沉醉于胜利的情绪，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显现得更加严重。相对来说，厌恶战争的情绪在法国比在其他各国发展得缓慢。由于俄国革命的精神影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以及由于法国无产阶级按自己领袖的意志所进行的初次行动的体验，所以早在事态的发展向党提出要采取重大的革命行动时，法国社会党的大多数成员就已开始转向共产主义了。法国共产党越是坚决地消除自已队伍中（主要是领导人中）相当强烈的民族和平主义和议会改良主义思想残余，就越能更好地、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党不仅要比过去而且要比现在更加接近群众，特别是要接近城乡最受压迫的各个居民阶层，以便清楚地、充分地了解他们的需要和疾苦。党在议会斗争中，必须彻底制止资产阶级为麻醉和吓唬工人群众而有意支持的那种法国议会政治中的阿谀奉承和虚情假意作风。议会中的共产党代表，应当在自己的言论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揭露有关民族主义民主制和传统革命精神的全部谎言，要把每个问题都联系阶级利益和坚决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出来。 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要进行得更加集中、更加有力。宣传鼓动工作要适应千变万化的情况，要配合现行的政策。 宣传鼓动工作应从一切大小事件中得出革命的结论，使最落后的工人群众都能对这种结论有深刻的理解。只有采取这种真正革命的行动，共产党才不致成为激进的龙格集团的左翼，而龙格集团现正竭力为资产阶级社会效劳，使它免于遭受必将出现的剧烈震荡。恪守纪律的、革命热情饱满的共产党，即使在目前的准备时期（无论关键时刻到来的迟早），也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找到发动工人群众的机会，使他们打开眼界。 —些有革命急躁情绪的、政治上幼稚的人，在某些问题上企图采取实质上是断然举行革命起义的极端方法（提议1919年的应征者抗拒入伍），这样做是含有最危险的冒险主义因素的；如果真正采用这种方法，就会使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真正革命的准备工作长期受到损害。 法国共产党（其他各国共产党也一样）必须放弃这种极端危险的方法。但这决不能认为党无所作为，正相反，绝对不是。 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意味着同工会保持密切联系。党的任务决不是要工会表面上机械地服从党，而是要使党所团结和领导的那些真正的革命分子在工会内部进行的一切活动符合为专政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鉴于上述种种情况，法国共产党必须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进行友善、坚决而又明确的批评，因为这种倾向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没有必要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建成―个统一的集中领导的组织，即建立共产党。党同样也要对这样―些工团主义倾向进行批评：它们以大战前八年制定的文件作掩护，对战后的一切基本问题始终拒不作出明确的正面回答。 法国工团主义者痛恨玩弄政治手腕，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议员具有完全正当的愤懑情绪。 由于共产党是纯粹革命的政党，所以它能向一切革命分子明确说明：为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必须建立政治组织。把革命工团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联合成为一个整体，是法国无产阶级进行任何比较重大斗争的必要条件。只有按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当党以真正革命的态度对待日常生活和斗争中的每个问题，从而成为法国整个工人阶级所向往的强大中心时，才能克服和消灭过早采取行动的倾向，才能制止革命工团主义者在原则上否认组织形式的必要性及其组织上的分立主义。 两年来，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群众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幻想。去年9月，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工人摆脱了改良主义领袖的影响。12月间，在捷克斯洛伐克300万产业工人当中，约有100万人进行了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资本主义政府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除早已成立的拥有6万党员的德意志波希米亚共产党外，今年5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又成立了拥有35万党员的共产党。这样一来，共产党人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人口中也占相当大的一部分。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党面临的任务是：通过真正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吸引更多的工人群众入党，对他们进行确切而又坚定的共产主义宣传教育；然后，把捷克斯洛伐克各族工人团结起来，建成无产阶级联合阵线，以反对捷克斯洛克资产阶级的主要武器——民族主义，从而增强无产阶级的威力，使他们在行将到来的反对资本主义奴役和反对政府的斗争中无往而不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越能明确而又坚决地抛弃一切中派主义的动摇传统，越能加倍努力发扬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精神，使他们团结起来准备投入胜利的斗争，它就越能迅速地完成上述任务。代表大会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和德意志波希米亚的党，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规定的期限内，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 德国统一共产党是由“斯巴达克联盟”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工人群众联合组成的，虽然它现在已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它还面临着下列巨大的任务：扩大对广大群众的影响，加强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争取工会，铲除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的影响，在今后的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的群众性运动。党的这些主要任务要求把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好，以便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同情，否则，在德国资本的强大势力下，共产主义不可能取得胜利。无论从广泛开展宣传鼓动方面看，或者从宣传鼓动工作的内容方面看，党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上述任务。党也未能始终如一地按它的《公开信》所指的道路走下去，即维护无产阶级的实际利益，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的背叛政策。党的报刊和党的组织仍然像和平协会，而不像战斗机构、战斗组织。在党内至今还存在着中派主义倾向，因而会使党在必须进行斗争时，没有足够的准备就仓促投入战斗，同时会使党与非党群众缺乏必要的精神上的联系。由于德国国民经济继续遭到破坏，资本日益威胁工人群众的生存，德国统一共产党必须迅即采取积极的行动。为了采取这项行动，党的任务不应只限于行动前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而应保持党的经常性的革命战斗精神，使人民能理解自己的宣传鼓动内容，使自己的组织能与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并能严肃地估计斗争形势，缜密地准备战斗。 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党，只有与斗争着的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彻底铲除自己队伍中的一切机会主义残余和传统，只有根据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来确定自己的任务，只有在斗争中摈弃那种自欺欺人的、抹煞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机会主义政策，并放弃―切革命高调，才能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一些共产党是由于旧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而产生的。分裂的原因是这些党在战时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而战后，又通过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或采取避免一切斗争的畏缩政策，继续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共产党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立足点是使工人群众重新团结起来，因为这些原理和原则能体现出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要求。可见，现在的—切社会民主党和中派主义党，都是分裂无产阶级使之成为一盘散沙的因素，而共产党则是促成团结的因素。例如，德国的中派分子，当他们的党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时候，他们就脱离了党的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官僚，由于害怕共产主义的影响，拒绝了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共同维护无产阶级日常利益的建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人，一看到共产党人有所成就，就开始分裂原有的党。在法国，当共产党极力团结社会党工人和工团主义工人的时候，龙格分子就离开了法国社会党的大多数工人。英国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由于害怕共产党人的影响，把共产党人从“工党”中排挤出去，并经常阻挠工人团结起来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由此可见，共产党乃是团结无产阶级争取维护自身利益的体现者，认识到自己的这一作用，就一定能聚集起新的力量， 五、局部斗争和局部要求 共产党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发展。即使人数极少的党，也不能只限于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它们应当在一切群众性的组织中建立自己的据点，以便通过提出实际战斗任务、激励无产阶级争取满足切身需求的途径，向落后动摇的群众指出革命的道路，从而揭露一切非共产主义政党的叛卖性。只有领导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只有鼓励人们去进行这种斗争，共产党人才能真正争取到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去为专政而斗争。 在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中，以及在共产党的全部工作中，必须认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处境不能有较长时间的改善；只有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本主义政权，才有可能着手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恢复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夺得专政之前应放弃为满足当前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斗争。 目前，在资本主义处于衰落与崩溃时期，资本主义竟然不能保证工人过着饱腹的奴隶生活，而社会民主党却提出要在破产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和范围内实行和平改革的旧社会民主主义纲领，这是有意识地欺骗工人群众。不仅日趋崩溃的资本主义不能保证工人具有人的起码生活条件，而且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改良主义者随时也都向我们表明，他们不打算而且也没有能力争取实现他们的纲领中的最低要求。中派主义政党提出的不战胜资产阶级也可以对各重要工业部门实行社会化或国有化的主张，同样是对人民群众的一种欺骗。他们竭力阻挠工人为满足目前的要求而进行切实有效的斗争，使工人把希望寄托在逐步夺取一个又一个工业企业上，然后再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可见，社会民主党人又回到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上来，而这个纲领已变成明显的反革命的骗人把戏。 由于在提出国有化（例如煤炭工业国有化）纲领时，对一部分中派主义者产生影响的是拉萨尔思想——把无产阶级的全部精力集中在唯一的一项要求上，使之成为革命行动的推动力，而革命行动的不断发展会导致夺取政权的斗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空洞的理论。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遭受着层出不穷的可怕的灾难，因而不可能在对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和接连不断的灾难进行的斗争中，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凭空臆造的目标上。相反地，应当把群众的每一项要求都作为革命行动的出发点，使这些革命行动逐渐汇合成为一股社会革命的巨流。 在这个斗争中，共产党不应提出最低纲领，因为在资本主义领域内，最低纲领反而会使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大厦得到巩固和加强。摧毁这所大厦始终是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共产党必须提出那些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的要求。无论这些要求是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亡有关，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群众斗争来争取实现。共产党要注意到资本主义工业衰落不振的情况和它的竞争能力，以及资本主义财政经济的不稳定状况。共产党必须关注无产阶级所不能和不应忍受的痛苦处境。如果提出的要求符合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迫切需要，如果群众清楚地认识到不实现这些要求就无法生存下去，那么，为实现这些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就会成为夺取政权斗争的起点。与中派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提出的最低纲领不同，共产国际提出的是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具体要求而斗争。逐步实现这些要求就能瓦解资产阶级政权，就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这些要求标志着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即使广大群众还没有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上述的每项措施本身也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由于争取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将日益吸引更加广泛的群众参加，由于这个斗争将使群众的切身需要违反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身要求，所以工人阶级就会认识到：要想活下去，就得消灭资本主义。这一认识是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意志的基础。共产党的任务是把争取实现种种具体要求的斗争扩大、加深并联合起来。工人群众为争取实现局部要求而采取的每一次局部行动，他们举行的每一次重大的经济罢工，都会促使整个资产阶级立即站到遭受威胁的那部分企业主一边，以防止无产阶级取得个别的、即使是局部的胜利（如给予“技术援助”，在英国铁路工人罢工时资产阶级采取破坏活动，法西斯分子捣乱）。资产阶级也会动用它的全部政府机构来对付工人（在波兰和法国，实行工人军事化；在英国矿工罢工时，宣布紧急状态）。为实现自己的局部要求而斗争的工人，显然不得不与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机构展开斗争。随着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斗争和各个工人团体的局部斗争发展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总斗争，共产党也要把自己的口号提得更如深刻，使他们团结在打倒敌人这个统一的口号之下。共产党在提出局部要求时，要注意使这些符合广大群众需要的要求，不仅能引导群众进行斗争，而且实质上能成为建立组织的基础。凡是根据工人群众的经济需要而提出的一切具体口号，都必须纳入为监督生产而斗争的轨道，使生产不是按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国民经济实行官僚主义组织计划来进行，而是通过工厂委员会和革命工会来进行。只有建立了这种组织，只有把这些组织按工业部门和工业中心联合起来，才能使工人群众的斗争有组织地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袖分裂群众的阴谋作斗争。工厂委员会只有在为广大工人群众的共同经济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只有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即同共产党、革命团体、工人联合会以及向革命方向发展的工会保持联系，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每一种反对提出这种局部要求的意见，每一种指责局部斗争为改良主义的意见，都是由于不理解革命行动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其具体表现是，有些共产主义组织反对参加工会和利用代议制。问题并不是要号召无产阶级去达到最终目的，而是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因为只有实际斗争才能引导无产阶级去为最终目的而奋斗。甚至那些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为进行纯理论活动而建立的一些小组织，也不得不提出局部要求，因为它们也希望吸引更为广大的（比它们目前所掌握的）群众来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反对局部要求的意见是多么缺乏根据和违背革命生活的需要。当代的革命实质，就在于工人群众最起码的切身需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相抵触，因此争取满足这种需要的斗争就会发展成为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 资本家利用日益扩大的失业者大军，以降低工资来威胁有组织的工人，而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的官方领导人，则由于胆小怕事不敢接近失业者，把他们只看作是国家和工会举办的慈善事业的对象，在政治上认为他们是“流氓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目前的情势下，失业者大军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因素。共产党人必须担负起领导这支大军的责任。共产党人应当通过失业者对实行叛卖的工会领袖施加压力，使工会尽快摆脱这种领袖的影响。共产党要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斗争中，把失业者与无产阶级先进部队联合起来，防止失业者当中的革命激进分子产生某种失望情绪；在有利时机，要设法使这批人支持无产阶级队伍的起义，冲出当前冲突的范围，使当前冲突变成坚决进攻的起点。总之，要使这批失业者从工业后备军变成积极的革命大军。 共产党要大力维护工人阶级的这一阶层的利益，要深入到无产阶级各阶层中去。党不是代表某个工人阶层的利益去反对其他工人阶层，而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但反革命的领袖们却为工人贵族的暂时利益出卖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全失业和半失业者的队伍越扩大，他们的利益就越变成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贵族的暂时利益就越应从属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只考虑工人贵族的利益，把这种利益同失业者的利益对立起来，或者不关心失业者的利益——这种立场会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按其影响来说，是一种反革命的立场。共产党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它不能只限于承认和宣传这种共同利益。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不顾工人贵族的反对，领导最受压迫、最为贫困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斗争，它才能真正成为这种共同利益的代表者。 六、进攻的准备 过渡时代的性质使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充分做好战斗准备。每次局部冲突都会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只有具备下述条件，党才算做好战斗准备：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已具有冲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力量，党能通过这种宣传鼓动同广大人民阶层联系起采，使他们确信他们处于真正为政权而斗争的先锋队的领导之下。共产党的宣传和出版机构，不应是从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正确性的机关，而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共产党人在议会中的活动，不应是为了说服敌人而与之辩论，而应是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代理人，激起工人群众的斗争意志，并把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民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我们在工会和党组织中，不应机械地从事组织建设，不应单纯地从人数上扩大我们的队伍，而应充满迎接战斗的精神。只有当党在一切重大行动上、在一切组织形式上都能体现出斗争意志时，它才能在大举进攻的条件成熟时完成自己的任务。 凡是共产党能代表群众力量的地方，凡是党的影响已越出自己组织的范围扩展到广大工人群众的地方，它就能以实际行动唤起工人群众进行斗争。群众性的大党不能只限于批评其他政党，不能只限于反对其他政党的要求，而要提出自己的共产主义要求。一切群众性的党对于革命的发展都负有思想指导的责任。凡是工人群众的处境日益艰难的地方，共产党就应当想方设法引导工人群众去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鉴于西欧和美国的工人群众已被组织到工会和其他政党中，因而就很少有机会能指望他们直接开展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极力设法在工会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加强对那些依靠无产阶级支持的其他政党施加压力，以便为无产阶级的眼前利益进行共同的斗争。但是，如果非共产主义政党参与了这个斗争，那么，共产党人就要使工人群众对非共产主义政党在斗争中随时有可能叛变，及早有所准备。共产党人应当尽可能地加剧紧张的局势，并争取于必要时能独自继续进行斗争（参看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公开信》，这是对这个策略最好的说明）。如果共产党利用报刊和工会所施的压力还不能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投入战斗，那么，它就必须独自领导无产阶级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去进行战斗。它必须把无产阶级中进行战斗的少数人组织起来，克服群众的消极情绪。 这个维护无产阶级切身利益的独立政策，即维护无产阶级中最积极、最觉悟的一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的独立政策，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就，才能唤起落后的群众：如果斗争的目的是从具体环境中产生，并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如果广大群众把斗争的目的看作是自己的目的，即使他们还不能为达到目的而独立进行斗争。 共产党不应只限于保卫无产阶级，使它避免面临的危险，使工人群众免受频频不断的打击。在世界革命时期，共产党实质上是一个向资本主义社会进攻和冲击的党，它必须把一切防御性的斗争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使之变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它必须在一切具备适当条件的地方，极力设法直接引导工人群众去实行这种攻势。由此可见，所有在原则上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进攻政策的人，都是违反共产主义基本原理的。 资产阶级阵营内部的斗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尖锐化，是采取攻势的第一个条件。当资产阶级阵营内部的斗争已发展到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同涣散的敌人相周旋时，党必须掌握主动，以便在缜密做好政治上的准备和尽力做好组织上的准备之后，引导群众投入斗争。 —些重要部门的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情绪是广泛采取攻势的第二个条件，这会使整个工人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资本主义政府。在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必须扩大战斗口号，而在运动发生逆转时，共产党就要引导斗争中的群众尽可能有条不紊地依次退出战斗。共产党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采取防御性斗争还是进攻性斗争。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要具有战斗的决心和充满进攻的精神，要善于通过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通过自己的斗争来克服工人群众先进队伍中的中派主义消极等待情绪。这种经常性的战斗决心和进攻意志，应成为群众性的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不仅因为群众性的党有进行斗争的责任，而且因为当代的整个形势显示出资本主义日趋崩溃、群众日益贫困。必须缩短崩溃的过程，否则，共产主义的一切物质基础将遭到破坏，工人群众的热情将受到压抑。 七、三月发动的教训 三月发动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由于政府袭击中德无产阶级而被迫采取的一次行动。 党在这个建党以来第一次采取的大规模战斗中，犯了一系列错误，其中最重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十分明确地指出斗争的防御性质，而号召采取攻势。这使得无产阶级的卑鄙敌人——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找到借口，在无产阶级面前指责德国统一共产党唆使“盲动”。由于党内许多同志竟然进而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采取攻势是党的主要斗争方法，这个错误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对于这种错误的观点，党的领导机关，由党的主席布兰德勒同志出面，已经加以驳斥了。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三月发动是向前迈进的一步。三月发动是几十万无产者反对资产阶级的一次英勇斗争，因而担负起保卫中德工人利益的德国统一共产党表明了自己是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大会认为，德国统一共产党如果能使自己的战斗口号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能审慎地研究实际情况并使群众的行动协调一致，它就能更加顺利地领导群众的行动。 为了慎重考虑斗争的一切可能性，德国统一共产党应当倾听那些对实际情况的反映，那些认为难于采取行动的意见，并应细心检査反对采取行动的说法的根据。 但是，只要党的组织已决定采取某一行动，全体同志就必须服从党的决议，积极参加这一行动。对行动的批评，只能在行动结束之后提出。这种批评，只能在党的机关内进行，并要考虑党在其阶级敌人面前的处境。 八、直接斗争的形式和手段 斗争的形式和手段以及斗争的规模，也同进攻或防御问题一样，是由某种不能随意创造的条件造成的。过去的革命经验告诉我们，局部行动的形式有两种， 1．工人阶级个别阶层的局部行动（德国和英国煤矿工人、铁路工人的行动，农业工人的行动等等）。 2．整个工人阶级在争取实现某种目的的斗争中采取的局部行动（卡普叛乱期间的行动，英国煤矿工人反对英国政府武装干涉俄波战争的行动）。 这种局部斗争，从地域上说，有的发生在个别地区，有的发生在整个国家，有的则同时发生在许多国家。 在每个国家的革命进程中，所有这些形式会交替出现。当然，共产党不能放弃单纯地区性的局部行动，但它应当极力促使工人阶级每一较大的地方性行动变成普遍的斗争。正如党必须极力设法发动整个工人阶级去保卫某一工业部门的工人那样，也要去保卫在某一地区斗争中的工人，所以党必须尽力使其他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革命经验表明，战斗地区越广，胜利希望就越大。资产阶级为了应付日益发展的世界革命，一方面依靠白卫组织，另一方面则指望工人阶级涣散无力，迟迟不能组成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参加斗争的群众人数越多，战斗的地区越广，就越加迫使敌人分散自己的力量。甚至在工人阶级的队伍暂时还不能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去支援那部分被围困的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单单开始行动这一点，就足以迫使资本家分散自己的军事力量，因为他们无法知道这部分无产阶级队伍参加斗争会扩展到怎样的程度，以及参加斗争后会使斗争尖锐到怎样的程度。 在过去一年里，资本的进攻越来越具有卑鄙无耻的性质，在所有国家中都显示出这种情况：资产阶级不满足于国家机关的日常工作，因而建立了各种受到国家保护的、公开和半公开的白卫组织。这种组织在历次大规模经济冲突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德国，这种组织就是在政府支持下由形形色色的党派（从司汀尼斯到谢德曼）组成的“爱歇里希”。 在意大利，这就是法西斯匪徒。他们的功绩是使资产阶级的心情发生巨大转变，使力量对比有了明显的根本变化。 在英国，劳合-乔治政府由于面临罢工的危险，乃求助于“志愿军”。他们的任务是接替罢工工人和破坏罢工工人的组织，以保卫私有制，维护“劳动自由”。 在法国，米勒兰集团公开控制的半官方指导性报纸《时报》鼓吹进一步发展现已存在的“公民联盟”，并宣传在法国采用法西斯方法。 工贼和杀人犯组织，是过去美国自由制度所必需的附属品，而现在，它们的领导机关是从战争垃圾中招募来的美国军团。 自诩本身坚强有力的资产阶级，通过它所领导的政府清楚地知道，它只不过是得到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在当前的情势下，每一次群众性罢工都有可能变成国内战争，变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 在无产阶级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不只是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使斗争者认清革命的基本任务，而且还要依靠工业企业和工会中的优秀积极分子，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和工人队伍，以便抵抗法西斯分子，使资产阶级纨绔子弟不敢肆意刁难和攻击罢工者。 鉴于反革命突击队起着非常强大的作用，共产党，特别是工会中的党支部，应当特别重视这一问题，要组织周密的侦察和通讯联系，要经常注视白卫军事机关及其实力的情况，监视其指挥部、武器库以及指挥部同警察、新闻界、各政党的联系，先期拟定详尽的全面防御和反击计划。 共产党应当以自己的言行促使广大无产阶级阶层懂得，每一次经济冲突或政治冲突，只要具备各种相应的条件，都能演变成为国内战争，而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的任务，就是夺取国家政权， 鉴于敌人实行白色恐怖和万恶的白色司法机关横行霸道，共产党应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在起义期间决不能受敌人要求仁慈的言论的欺骗，必须通过组织人民法庭和采取无产阶级正义行动，来彻底消灭迫害无产阶级的刽子手。但是，当无产阶级还在准备斗争的时候，即在通过宣传鼓动、政治运动、罢工来发动无产阶级的时候，只有在下列情况下，使用武器和采取抵制行动才具有意义：必须阻碍敌人调遣军队去对付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群众，或者必须在直接斗争中夺取敌人最重要的阵地。个别一些恐怖行为，不管如何证明它们是革命起义的行动，不管我们怎样把它们说成是反抗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人采用私刑的行动，都无助于提高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战斗力。 九、对无产阶级中等阶层的态度 在西欧，除无产阶级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能成为世界革命的要素。但在俄国，由于战争和土地贫瘠，除工人阶级外，农民也成了革命斗争的重大要素。但是在西欧，也有一部分农民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所谓广大的中间阶层、职员等等，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物价上涨，住房短缺，对未来生活丧失信心——在这种种压迫下，他们惶惶不安，因而不能再对政治漠不关心，必须投入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中去。在战败国中帝国主义的破产，在战胜国中和平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派别的破产，促使这些中等阶层的一部分人倒向公开反革命阵营，而另一部分则投入革命阵营。共产党必须密切注视这些居民阶层。除争取和组织农业工人外，争取小农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获得胜利的最重要前提之一，这样，可使革命从工业中心转到农村，可为解决粮食问题这一革命的实际问题建立重要的据点。把广大的技术人员、店员、中下级官吏和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有助于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解决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问题。同时，把这些人吸引过来，可使敌人的队伍瓦解，并可粉碎社会舆论认为无产阶级地位孤立的看法。共产党应当密切注视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中的不安情绪，甚至在他们还没有摆脱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时，也要对这些阶层很好地加以利用。共产党应当把已经摆脱这种幻想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和职员吸引到无产阶级战线上来，以便利用他们来诱导那些有不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群众。 经济崩溃以及因而导致的国家财政混乱，迫使资产阶级将其国家机构的支柱——中下级官吏置于日益贫困的地位。这个阶层经济状况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整个资产阶级国家大厦，虽说这种冲突会暂时有所缓和，但资产阶级国家却越来越难以保持自己的组织基础，这正像在剥削制度下，资本不能保证雇佣工人的生活—样。共产党应当不顾国家的财政状况，敢于维护中下级官吏的利益，这就为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进行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培养出一批从事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人员。 十、国际行动的协调一致 为了粉碎国际反革命阵线，为了发挥共产国际的一切力量，为了加速革命的胜利，必须竭尽全力地争取革命斗争有一个统一的国际领导。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斗争时期互相大力支援。日益发展的经济斗争要求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采取支援行动。共产党人应当在工会中扩大影响，使工会不仅千方百计地反对向外输送工贼，而且根本不准向大部分无产阶级正在进行斗争的那些国家输送工贼。当某国的资本主义政府为了掠夺和侵略的目的而向另一国家施加暴力时，共产党不应仅限于提出抗议，而要采取一切措施制止该国政府的掠夺性进军。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赞赏法国共产党人的示威运动，因为这是他们在反对法国资本这一反革命的剥削力量的斗争中提高了积极性的开端。代表大会提示法国同志们要想方设法使占领区的法国士兵懂得，他们所扮演的是法国资本的奴仆的角色，因而应当拒绝执行交给他们的可耻的任务。法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法国人民说明：如果人民容许以民族主义精神来组织和培育法国占领军，那就等于是养痈遗患，自食其果。占领区的军队正在加紧培训，随后他们将使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淹没在血泊中。由于黑人军队开到法国本土和占领区，法国共产党又增添了一项特殊任务。这使法国党有机会接近殖民地奴隶，向他们说明他们是在为迫害和剥削自己的人服务，号召他们起来同法国殖民地居民一起反对当前的制度。 德国共产党应以实际行动向德国无产阶级说明，不推翻德国资本主义政府，就不能对协约国的资本剥削进行斗争。因为尽管德国资本主义政府在高呼反对协约国，但它已成为协约国资本家的监工和中介人。德国统一共产党应通过对德国政府进行顽强无情的斗争，以证明它不是在为破产的德国帝国主义寻求出路，而正相反，是在极力摆脱德国帝国主义，以便同法国和比利时工人群众―起争取在共产主义基础上复兴欧洲。只有这样，德国统一共产党才能促使法国无产阶级群众增强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意志。共产国际向国际无产阶级指出，协约国资本家提出的赔款要求，意味着对战败国劳动群众实行强盗般的掠夺，而龙格分子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企图寻求一种使工人群众少受苦难的掠夺方式，乃是向协约国交易所屈膝投降的怯懦行为，因而要向法德两国无产阶级指明恢复被破坏地区和改善孤儿寡母处境的唯一途径，并号召一国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剥削者展开共同的斗争。德国工人阶级只有通过胜利的斗争使农业的俄国和工业的德国迅速联合起来，才有助于俄国无产阶级进行艰苦的斗争。在派遣军队参加奴役和瓜分土耳其的各个国家里，共产党的职责是采用一切手段使军队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巴尔干各国共产党要竭尽全力痛击民族主义，并通过建立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使胜利早日到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共产党的胜利，使可耻的霍尔蒂制度趋于崩溃，使罗马尼亚的贵族制度陷于瓦解，这将为大多数发达的邻国扩大农村的革命根据地。无条件地支持苏维埃俄国，一直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职责。它们不仅要坚决地反对侵犯苏维埃俄国，而且要千方百计地争取排除资本主义各国为阻挠苏维埃俄国同世界市场和各国人民的联系而设置的重重障碍。只有当苏维埃俄国恢复了本国经济，铲除了三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所引起的极端贫困的时候，只有当苏维埃俄国提高了本国人民群众的工作能力的时候，它才能以粮食和原料去支援将要取得胜利的西方无产阶级国家，才能保卫这些国家免于被美国资本所扼杀。 共产国际的世界性的政治任务，不是就某些重大事件开展示威运动，而是通过建立联合战线，来经常加强共产党人在不断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联系。不能预先肯定，无产阶级将在战线的哪一部分突破——是在无产阶级遭受本国和协约国资产阶级沉重压迫的资本主义德国，即站在灭亡或者胜利的十字路口的德国，还是在东南欧的农业国家，或是在资产阶级已经腐败透顶的意大利。因此，共产国际的职责是使世界战线各个部分的无产阶级都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而各国共产党的职责，则是竭尽全力支持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所进行的决战。为此，在某个国家发生重大冲突时，其他各国共产党首先就得加剧本国的一切矛盾，使之发展成为公开的斗争。 十一、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崩溃 在共产国际成立的第三年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领袖在政治上进一步堕落下去，暴露出自己的面目。 同时，在这一年里，这些人企图从组织上联合起来，对共产国际转入攻势。在英国，工党和工会领袖在煤矿工人罢工期间，已表明他们的任务就是要破坏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战线，有意识地维护资本家来反对工人。三业同盟的瓦解证明工会的改良主义领袖并不打算争取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处境。在德国，社会民圭党退出政府以后表明，它甚至不能起到战前旧社会民主党所起过的宣传鼓动上的反对党作用。它虽然以反对党的姿态出现，但它首先极力阻止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德国社会民主党似乎是一个反对党，但它却在普鲁士组织了白卫分子对中德矿工的进攻，其目的是有意识地挑起矿工在共产党人尚未组织起自己的战斗队伍之前就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投降了协约国，而且为了满足协约国向它提出的要求，还要把德国无产阶级置于十分悲惨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竟参加了政府，协助资产阶级使德国无产者沦为奴隶。 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调动军队和警察去抄工人共产党员的住宅和组织。波兰社会民主党以欺骗的手法来帮助皮尔苏茨基向苏维埃俄国发动强盗般的进军。它帮助本国政府把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关进监狱，并把共产党人逐出工会。共产党人尽管遭到种种迫害，但在工会中，大批群众日益团结在他们的周围。比利时的让会民主党人依然留在政府中，参与肆意奴役德国人民的勾当。第二半国际的中派政党和集团也和反革命政党一样，表现得卑鄙无耻。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拒不接受德国共产党的这一号召：尽管存在着原则上的分岐，但为了反对工人阶级日益恶化的处境，要建立起统一战线。在三月战斗期间，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坚决站在白卫政府方面反对中德工人，而在他们帮助白卫分子采取恐怖手段取得胜利之后，在资产阶级社会舆论面前污蔑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强盜、掠夺者和流氓无产者之后，竟又伪善地抱怨白色恐怖是惨暴行为。尽管他们在哈雷代表大会上表示要支持苏维埃俄国，但在自己的报刊上却大肆诽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同俄国的一切反革命势力，同弗兰格尔、米留可夫和布尔采夫相勾结，支持了喀琅施塔得的反苏维埃共和国的暴动。这次暴动是国际反革命势力对苏维埃俄国采取新策略的开端，其步骤是先摧毁俄国共产党（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灵魂、心脏、骨骼和神经系统），然后就易于处理苏维埃共和国的尸体了。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法国龙格分子也参与了这次反苏维埃俄国的进军，从而公开站到以实际行动维护反俄新策略的法国反革命势力一边。在意大利，塞拉蒂和达拉贡纳中派集团的政策，即逃避一切斗争的政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新气焰，使它得以借助法西斯白色匪帮来控制意大利的全部生活。 虽然中派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只是在所用的词句上有所不同，但它们至今并没有合并到一个国际中去。非但如此，中派主义各党已于今年2月间组成一个单独的国际组织，它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纲领和章程。这个第二半国际像钟摆一样，在高唱民主口号和空谈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两者之间摆来摆去。实际上，第二半国际不仅帮助了各国资本家阶级，增加了工人阶级内部思想上的隔阂，而且不惜让世界经济遭到资产阶级的彻底破坏，让世界一部分居民遭受战胜的协约国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奴役，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提示如何实施剥削计划而不致于激起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第二半国际不同于第二国际之处，只是在于它既害怕资本的势力（改良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都具有这个特点），也害怕明确表白自己的观点，以免彻底丧失对那些觉悟虽不高但有革命情绪的群众的影响。改良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在政治上主要相同之点，表现在他们都在捍卫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这个世界资产阶级的最后支柱。中派主义者在他们还能产生影响的那些工会中，同改良主义者和工会官僚勾结在一起反对共产党人，他们采取开除工会会籍的手段来对付那些想使工会接受革命思想的共产党人，可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已表明他们和社会民主党人一样，都是坚决反对无产阶级斗争，都是反革命的急先锋。 今后，共产国际不仅要同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要同第二半国际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无情的斗争，不断向群众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和中派主义者不仅不愿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而且也不愿为满足工人阶级最起码的迫切要求而斗争，共产国际才能消除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只有彻底消除自己队伍中的一切中派主义倾向，这一斗争才能胜利进行到底。共产国际以自己的日常实践活动表明，它是一个采取共产主义行动的国际，而不是只讲共产主义词句和空谈理论的国际。共产国际是唯一的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因为它能够根据自己的原则领导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大力加强它的内部团结、它的国际领导作用和它的活动，使它真正能够实现它的章程中所规定的目的：“组织各国无产者的共同行动，以期达到这一目的：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苏维埃共和国。”
关于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关于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代表大会满意地通过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确认执行委员会去年一年的政策和活动都是以贯彻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为宗旨的。代表大会对执行委员会将第二次代表大会拟定的二十一个条件运用于不同国家，特别表示赞赏。代表大会对于执行委员会为建立大型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以及在同这些党暴露出来的机会主义倾向展开无情斗争方面所作的努力，也表示赞赏。 1．在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塞拉蒂所采取的方针就表明，他并不重视世界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的决定，他的党在九月战斗中所起的作用，他在里窝那所采取的方针，尤其是他后来所执行的政策，都清楚地证明，他和他的党员只是想利用共产主义作为推行其机会主义政策的幌子。因此，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代表大会满意地指出，执行委员会在事关大局的情况下，采取了坚决果断的行动。代表大会赞同执行委员会当时立即承认意大利共产党为意大利唯一的共产国际支部的决定。 在共产党人退出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该大会通过了本吉伏利奥提出的决议如下： “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重申它拥护第三国际，因而将把争端提交第三国际下屆代表大会讨论，并预先保证承认和贯彻大会的决定。”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深信，以塞拉蒂为首的领导集团的这一决定，是在革命工人的压力下作出的。现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既已作出决定，就期待工人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努力执行这些决定。 为了答复里窝那代表大会致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声明，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断然宣布： 只要意大利社会党不把雷焦-艾米利亚改良主义分子代表会议的参加者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它就不能充当共产国际的成员。 如果这项断然要求得到履行，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就将授权执行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把清洗了改良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的意大利社会党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成为统一的共产国际支部。 2．在德国，鉴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总结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哈雷召开了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张是，在德国建立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实践证明，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代表大会也完全赞同执行委员会对德国统一共产党内后来发生的事件所采取的方针。代表大会相信执行委员会将一如当初，继续贯彻国际革命纪律的原则。 3．共产国际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目的在于考验这个党是否朝着共产国际遵循的方向继续发展。这种考验已经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现在，必须要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一定期限内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否则就取消它作为共产国际同情党的资格。 代表大会赞赏执行委员会把二十一个条件运用于法国党时采取的方式。大量走向共产主义的群众因此而摆脱了龙格派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代表大会期待执行委员会继续协助法国党发展成为一个原则明确的战斗的党。 4．在捷克斯洛伐克，执行委员会经过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一切情况进行耐心而谨慎的观察，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以其行动证明，它有斗志，也有战斗能力。代表大会赞同执行委员会关于接受捷克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 代表大会期待执行委员会极力促使捷克共产党贯彻执行把二十一个条件运用于捷克共产党，期待执行委员会坚持不懈地尽快建立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各族工人统一的共产党，建立一个具有鲜明共产主义纲领的、在集中制基础上实行共产主义的坚强领导的工人政党。代表大会希望尽快有步骤地把捷克斯洛伐克各工会争取过来，并希望它们加入国际联合会。 5．至于执行委员会在近东和远东各国的工作，代表大会赞同它所进行的广泛的宣传鼓动活动，并认为急需对这些国家加强组织工作。 最后，代表大会坚决驳斥公开和隐蔽的反共产主义分子反对推行强有力的集中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反，代表大会深信，所有各国党都会把自己的得力人物输送到执行委员会里来，因为它们理解到必须为业已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的各国共产党建立一个更富有战斗力的政治领导。例如，在失业问题和战争赔款问题上，就因为缺乏这样的领导而导致执行委员会对这些问题的干预不够，也不够有力。代表大会相信执行委员会将在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党的有力配合下，着手建立更完善的联络机构，并且相信，各国党在执行委员会中加强合作，使执行委员会能够比以往更有效地完成它所面临的日益艰巨的任务。
第二十四次会议（1921年7月12日晚9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二十四次会议 （1921年7月12日晚9时） ·主席团的声明（克南） ·弗勒利希关于青年国际问题的通报 ·表决并通过关于青年国际问题的提纲 ·克南关于组织委员会的通报 ·讨论并表决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提纲 ·黑克尔特关于工会运动委员会的通报 ·表决并通过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 ·选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克南的结束语 ·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 主席团的声明 主席克南： 现在宣布开会。同志们！在今天的日程上有执行委员会预定要发表的一系列宣言。此外，我们要听取组织委员会关于青年和工会运动问题的报告，大会闭幕时，我们还要选举执行委员会主席。 首先，除了对东方问题讨论外，我们还需要以相应的精神拟出宣言草案。主席团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执行委员会，并责成执行委员会以代表大会名义发表这个宣言。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不会有不同意见吧？ 没有不同意见，那么，这项提议就算通过了。 再就是南非代表团的一项建议：委托执行委员会密切注视黑人的处境以及他们开展的无产阶级运动，并要把这个问题作为整个东方问题的主要部分来看待。主席团提议把这个问题也转交执行委员会，以便进一步加以研究。没有不同意见，那么，这项提议就通过了。 接着，我们要解决的是告意大利工人阶级书的问题。它是我们和意大利代表团协商后拟就的，其目的是反对塞拉蒂集团，使意大利工人认清这个集团的全部缺点和错误，并要求他们站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我们提议把这个告意大利工人阶级书转交执行委员会去最后定稿，并委托执行委员会以世界代表大会的名义予以发表。 此外，有人向主席团提出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告罗马尼亚工人书草案。它主要是反对该国政府对工人采取恐怖行动。经征得草案起草人的同意，我们提议把它转交执行委员会作为制定告罗马尼亚工人书的基础，并委托执行委员会以世界代表大会的名义予以发表。 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么，这项提议就通过了。 再者，在讨论今天日程的第一项时，代表大会同意拉狄克同志的这一建议：要像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做过的那样，就目前形势下的斗争前景问题发表一份告全世界工人书。这个告全世界工人书的草案，还没有拟出。我们提议由执行委员会负责拟定，并由它以代表大会名义予以发表。 最后，有人向我们提议拟定三个决议（或宣言）草案：一个是关于世界各地蹂躏犹太人暴行问题；一个是关于巴勒斯坦的特殊条件问题；一个是关于白俄罗斯情况问题。主席团的意见是，现在不制定这些宣言，而把所有问题转交新的执行委员会，以便它对这些问题采取明确的态度。在我们所收到的提案中，还有一项是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提出的，它也涉及白俄罗斯情况问题。我们请求把这些提案都转交执行委员会。 还有一个通报。资格审查委员会宣布，它审査并承认了希腊的代表资格。根据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希腊被列入第四类，有10票表决权。资格审査委员会请求大会收到这项通知后，承认希腊的代表资格和它在第四类中的地位。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日程中的下一个问题。 由弗勒利希同志代表青年问题委员会作报告。 弗勒利希关于青年国际问题的通报 弗勒利希： 同志们！委员会在审查青年国际组织问题以及青年团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的提纲时，只在提纲中作了三处修正，而且前两处修正所涉及的，主要是一些修辞问题。在第2节，即提纲最后一章第2页上，论述了各国青年团的进步作用，其中谈到青年团承担了那里所缺少的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职能。为了避免有些国家会发生误解，因为那里的青年组织并没有起到这种作用，而且那里存在着革命政党，所以在“这样一来，青年团就承担了”的字句之后，改为“大多数国家所缺少的革命政党的职能”。 其次，在提纲第4节中阐述了进行经济斗争的方法，而青年团也要参加这一斗争。显然，青年团不可能独立进行这种经济斗争。此处增添了这样的话：青年团要同共产党和工会联合起来进行这一斗争。 最后，对第5节也做了补充。这涉及青年团与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里预先说明了青年团在政治上要从属于共产党，但在组织上仍然是独立的。可是有些国家的政党已同青年团建立了密切联系，对于这种情况，在这一节里已有所表达。所以我们认为不必改变这种业已形成的关系，并且承认（如果没有意见分歧的话）青年团与共产党所存在的密切关系。因此，我提议在第4页的第5节末尾加上这一段话：“鉴于强有力的集中和高度的统一是顺利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认为，在有些国家由于历史发展而存在青年极其依赖党的情况，一般说来，这种情况应予保持。如果这两个组织之间有了意见分歧，则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会同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加以解决。” 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全部修正意见。（掌声。） 表决并通过关于青年国际问题的提纲 主席克南： 看来，这个报告不需要讨论了。现在我们进行表决。凡是同意委员会关于青年国际与共产国际及参加共产国际各党的相互关系的提纲①所作的修正的人，请举起自已的代表证。有反对的吗？没有。那么，这个提案通过了。 ①即《共产国际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见本卷第1101—1105页。——译者注 克南关于组织委员会的通报 克南： 同志们！组织委员会分成两个小组委员会开过两次长时间的会议。会上通过了整个组织委员会所一致赞同的一系列小的改动。后来又做了许多删节，组织委员会对删节也毫无异议地同意了。最后，修正案制定出来，我现在要加以说明。 首先是对民主集中制那一章所作的重大修改和补充。这份用不同语打铅印的修正案已分发给大家，所以无需再宣读了。修正案已一致通过。在这份修正案中，民主集中制思想表达得比较清楚、易懂。 接着所作的重要补充，涉及对少数民族进行宣传鼓动的问题。我们曾提议尽可能用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宣传鼓动。 关于工会和劳资合同问题的措词，表达得十分明确，以免对这个问题会产生原则性的争论。 关于在陆海军中进行宣传鼓动一节，作了文字上的加工，并增加了个别段落，指出应特别注意在那些迄今仍有常备军的国家里进行宣传鼓动，而且不要忽略士兵的未来是与被剥削阶级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最后，通过了关于接近军官队和学员队的方法的提案。 我在组织政治斗争问题的报告中所作的补充提案，差不多全包含在我的专题报告中了，其主要各点已被通过。其实，这些思想在关于策略的提纲中已经阐明，现在只不过是稍作修改罢了。其次，关于报刊参与政治运动问题也作了修正。这个修正主要涉及编辑人员尽可能多参加党的活动和统一党报的革命工作方法问题。此外，还对报纸、小册子以及这一类学术性和宣传性的党出版物提出一些建议。应该把所有这些工作领域加以集中领导，使之适应党的实际斗争。关于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党的报刊问题，以及如何同它们作斗争问题，也作了修正。专题委员会对这个修正一致表示同意。 在关于党的组织结构一章中，有关中央机关的组成及其性质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即中央机关是否只应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或者说，也应对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负责。这后一点，得到专题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关于选举全部领导机关以及选举不十分重要的机关的提案，在代表大会上已被否决，决定由各国党自行解决这一问题：选举不十分重要的机关，是否需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直接进行，或者利用所选出的中央机关来进行，或者通过最高的中央委员会来进行。这一变动已一致通过。 在另外几处也作了补充，例如：为了对妇女和农民进行宣传鼓动，必须建立特别工作组，在某种情况下，还必须建立专门机构。有关“红色援助”问题，也作出了决定。预计在出现白色恐怖时，有些党内要建立专门援助队。 关于党的各种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在提纲中我们没有作出议员要服从党中央这一明确的规定。我们纠正了这个疏忽现象。根据提出的议案，补充了一点：建议党设立一些专门委员会来监督会计和出纳业务，并向扩大的中央委员会提供自己工作的系统材料。 专题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希望在提纲中规定自由议论的范围。委员会针对他们的愿望，提出一个普遍都要遵行的准则，现在我来宣读一下： “为了通过党组织坚决实现党的全部决议，最好尽可能吸收广大党员群众参加讨论和解决每个问题。党的组织和党的机构应规定，个别同志是否可以公开议论报纸和小册子中的某些问题，如果可以，那么，要采取什么形式和多大的范围？” 对这个提案，大家都表示同意，而且对词句做了一些修改，其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对党放肆，并公开攻击党，那他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关于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一章，现在的题目是：《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的结合》。这显然表明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之间不存在矛盾，反而可相互配合。这一章中的某些条款写得比较慎重，有些条款删节了，以免有太多的材料落入资产阶级政府手中。我们还认为有必要加上这样一条：在吸收新党员时要持谨慎态度。要预先提防不可靠的人被列为党员发展对象。要使某些同志有权根据当地具体条件执行这一指示。为了防止间谍和奸细钻进非法的秘密组织，我们建议让那些愿意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先在合法工作中接受特殊考验。最后，还有一个意见。在“革命前夕”的提法会引起误解，因为这种提法会到处被理解为在“公开革命起义的前夕”。 一些重大的修改就是如此，我们建议把它们列入党的组织问题提纲草案。它的标题是：《关于共产党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与工作内容的提纲》。 我现在来谈谈关于共产国际组织结构的决议案那一部分。①对决议案作了一些修改。对引言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删节。我们认为，我们删去的部分是原先作出的决议中已经阐明了的。在第1段第1项中，也删掉了共产国际各支部应保持彼此间的密切联系这—句，指出各支部应当做些什么。对最后的一段作了重大的修改。现在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①见本卷第885—887页。——译者注 “5．为了开展这一大大扩展了的活动，执行委员会必须大为增加自己的成员。在代表大会上有40票表决权的那些支部以及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各自在执行委员会中有2票表决权。在代表大会上有20—30票表决权的支部，则在执行委员会中各有1票表决权。和从前一样，俄国共产党在执行委员会中有5票表决权。其他支部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执行委员会主席由代表大会选出，大会责成执行委员会任命三名书记，这三名书记要尽可能由不同支部中选出。此外，各支部派到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也有义务参加处理其本国事务工作部的日常工作，或者以报告人的资格承担某一特殊方面的工作。小执行局的成员，由执行委员会另行选出。” 在这一项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关于哪些支部将享有2票表决权的问题进行了表决，最后，我们在这里宣读的提案得到了大多数的通过。 执行委员会小执行局成员是否应由执行委员会委员中选出，或者说，执行委员会是否有权吸收那些因意外情况而未成为执委会成员的同志参加工作，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交换了意见。最后决定，由执行委员会自行确定这方面的提法。 最后，国际问题委员会也提出许多意见，这些意见将交给新的执行委员会去审议。有人提议成立一个监察委员会，以考察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国外的工作，并考察执行委员会同各个党的交往和各支部的工作。当时，我们没有来得及提出这方面的议案。但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而不希望把它拖延到下屆代表大会，认为必须立即设法加以解决。委员会一致认为首先要成立一个临时监察委员会，然后再由新执行委员会与各大代表团的监察机构进行协商。如果执行委员会和这些机构达成了协议，那这个临时监察委员会就可以在今年内进行工作。应当使党的监察机构和国际的监察机构在工作上暂时有所分工。委员会认为可立即决定，一般来说，临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不应超过各国党的监察委员会，它无权解决一般政治问题。我们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提案就是如此。我们请求尽可能不再继续讨论而通过这些提案。（热烈的掌声。） 有人提议扩大执行委员会，给它增添一名成员，即给迄今只有发言权的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代表以表决权。主席团对这项建议没有异议。我们认为，可以同意这个提案。 此外，还有一个补充提案：只可从执行委员会委员中选派小执行局的成员。谁想就这个问题发言？ 讨论并表决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提纲 苏瓦林： 关于这个问题，最好在这里的全体会议上由各个代表团来表决。 拉狄克： 同志们！我代表俄国代表团，根据如下原因反对这项提案。所有的政治性决定都要由执行委员会作出。小执行局首先要根据这些决定进行秘密工作。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吸收那些没有被选入或不能被选入（大都由于意外的原因）执行委员会的同志参加这项工作。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需要向国外派代表时，我们就不能局限于选派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应当为此目的选派置身于执行委员会之外的负责同志。我们始终是这样做的。正因为如此，执行委员会就必须有可能把那些不是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同志吸收到小执行局中来。反对这样做纯粹是从形式上来考虑问题，而我们运动的经验却说明应该这样做。秘密工作需要极大的灵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提案是由一些无须进行大规模秘密工作的组织的代表提出的。（抗议声。）我提议否决这个提案，因为我不认为它具有原则意义。 主席克南：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谁要发表意见。 科里乔纳： 我们要求表决苏瓦林同志的提案。不能让那些不是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同志进入共产国际的小执行局。小执行局是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分部，它也应当类似执行委员会那样组织起来，它应当从执行委员会中有机地发展起来。总之，我们一向主张有机地发展。我要指出，确立组织上的明确性极为重要，而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同时，我们要指出，这个提案是由那些曾多次不得不进行秘密工作的代表团签署的。 瓦列茨基： 同志们！我不得不出来反对某些代表同志所提出的修正案，其原因是：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无论是从成员人数上来看，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一直没有力量向小执行局选派人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决定加强执行委员会，并向各国党发出呼吁，要它们把自己优秀的工作人员派到莫斯科来。但我们还是不能预见各国党对我们的号召能响应到怎样的程度，以及将来是否仍然需要在执行委员会之外寻求能履行小执行局全部职能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不能用硬性规定的办法来约束执行委员会，选派工作人员乃是执行委员会的职责。从形式上看，这个方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或许，有些党会把不是党中央机关成员的同志派到执行委员会去。显然，一般说来，执行委员会将把自己的成员选派到小执行局去，但是不应预先禁止它在特殊情况下选用不是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同志。 瓦扬-古久里： 法国代表团维护提出的修正案。坚决反对修正案的拉狄克同志刚才说，这个问题没有原则意义。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小执行局有特殊作用并经常开会，所以应该由负责人员组成。我们认为，拉狄克同志对于小执行局的特殊任务以及必须让那些在秘密工作中经受过考验的人参加小执行局提出异议，这并不能作为否决修正案的理由。我们认为，组成小执行局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必要时可以为自己建立处理某种局部情况的辅助事务机构。再者，瓦列茨基同志曾指出，在扩大执行委员会的30名成员中，寻求小执行局所需要的7个人是很困难的。这样说也就贬低了我们同志进行秘密活动的能力了。据此，法国代表团要求表决所提出的修正案，认为这个修正案可以大为简化第三国际的任务。代表团认为，通过这个修正案可以更方便、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因而代表团确认，这决不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现，因为这纯粹是工作方法问题，而工作方法乃是共产国际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和贯彻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所必需的。 主席克南： 不再继续进行讨论了，我们现在该对提案进行表决。 拉狄克： 如果说，提案是由澳大利亚、奥地利这样一些国家的代表团签署的，那么，必须询问一下，其他代表团是否支持这个提案，因为这个问题不能以举起代表证书来解决。 主席克南： 我们是要按代表团来进行表决的。凡是主张小执行局成员应当是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团，就投赞成票；凡是要采纳我们委员会原先的提案的代表团，就投反对票，因而也就否决了补充提案。 波加尼： 问题这样提法是没有意义的。采纳委员会提案的代表团应投赞成票。 主席克南： 为使问题简单化，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是赞成苏瓦林的修正案，还是赞成委员会的提案？这就不会造成什么混乱了。 苏瓦林： 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要知道，我们并没有涉及委员会的提案。应当表决的是：赞成还是反对修正案。 瓦扬-古久里： 我请求宣布一下签署这个修正案的所有国家。 拉狄克； 苏瓦林同志在和我们玩捉迷藏。实际上，这个提案在委员会里已两次被否决了。这就意味着，它是对委员会提案提出的反提案。委员会的提案保留着执行委员会吸收的那些非委员会委员的同志参加工作的权利。法国同志们反对这项权利，可见他们的修正案是一个反提案。因此，必须表决：是赞成委员会的提案，还是赞成苏瓦林的修正案。 主席克南： 主席团宣布不再继续发言，现在我们来进行表决。我们这样来进行表决：凡是赞成委员会提案的，要说他赞成委员会的提案；凡是赞成修正案的，要说他赞成苏瓦林同志的反提案。现在我接受这里有人想知道签署提案的代表团名单的要求。它们是：法国、西班牙、瑞士、南斯拉夫、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团。 我们来进行表决。我要分别问各代表团赞成哪个提案。现在开始。表决的结果是：俄国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德国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法国代表团反对委员会的提案。意大利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捷克斯洛伐克：30票赞成苏瓦林的修正案；10票赞成委员会的提案。青年组织反对委员会的提案。波兰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乌克兰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保加利亚代表团赞成修正案。南斯拉夫代表团赞成修正案。挪威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英国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美国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西班牙代表团赞成修正案。芬兰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荷兰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比利时代表团赞成修正案。罗马尼亚代表团：5票赞成委员会的提案；15票赞成修正案。立陶宛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瑞士代表团赞成修正案。匈牙利代表团：10票赞成委员会的提案，10票赞成修正案。瑞典代表团已经走了。奥地利代表团赞成修正案。阿塞拜疆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格鲁吉亚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卢森堡代表团赞成修正案。亚尔萨斯代表团缺席。土耳其代表团无人。爱尔兰代表团缺席。丹麦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希腊代表团赞成修正案。南非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冰岛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朝鲜代表团缺席。墨西哥代表团缺席。亚美尼亚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阿根廷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澳大利亚代表团赞成委员会的提案。新西兰代表团缺席。荷属印度代表团缺席。 主席克南： 表决结束了。由于代表大会选出的秘书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票数上没能计出确切的结果；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断言，大多数票是赞成委员会提案的。（表示赞同。）一般估计，赞成者约占150票。 现由季诺维也夫同志讲话。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这是本次代表大会上唯一一次采取的按名表决方式。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小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设法寻求一种能有利于我们大家团结的措词。我提议，尽管委员会的提案占了上风，但还得对那些提出修正案的同志做一些让步，即这样规定：虽然一般说来，只有执行委员会委员可以成为小执行局的成员，但作为例外情况，也可以允许其他同志参加小执行局的工作。在目前，这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不言而喻，一般来说，只有执行委员会委员才能成为小执行局的成员。不过，不要束缚住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只有这样才会对工作有利。很显然，这不是对提出提案的同志们的不信任问题，而纯粹是工作方法问题。我们都看到了执行委员会近两年的工作报告，所以请大家相信，允许有这种例外情况是比较有利的，可是一般说来，还是应该按照法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所要求的那样做。我想，这样作出决定，同志们会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也就做到了团结大多数。 主席克南： 那么，现在的措词是：小执行局的成员由执行委员会专门选出；通常，他们应选自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例外情况，非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同志也可被吸收参加小执行局的工作。这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 对这样提法没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们宣布过去的表决无效，现在再次进行表决。我向大家提议，凡是同意这种变动说法的，请举起绿卡片①。（随后进行表决。）除1票反对外一致通过。 ①即代表证。——译者注 在这次表决之后，我认为，组织委员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全部草案，以及关于国际组织的决议案已经通过了。我提议，凡是同意这个提纲①的人，请把代表证举起来。（随后进行表决。）一致通过。 ①即《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见本卷第1017—1051页。——译者注 现在我们转入下一项议程：工会运动委员会作报告。由黑克尔特同志发言。 黑克尔特关于工会运动委员会的通报 黑克尔特： 同志们！在代表大会即将结束之际，关于工会问题提纲我还要讲几句话。我想尽可能快些完成自己的任务，以便使同志们摆脱那种不愉快的僵局。其实，打印出来的提纲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动，可是大家却提出了许多类似的修正案。后来才弄清楚，原来送交代表们的提纲的英译文和法译文的质量太差，因而才出现许多修正案，确切地说，才出现大多数的修正案。我们纠正了不确切的译文以后，査明大多数修正案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其实，工会运动委员会只作出两项重要的修正，更确切地说，只有一项，那就是工会必须对那些为保卫资本家免受工人阶级齐心协力冲击而建立的国家机关进行斗争。例如，为了维护一些最重要的企业，许多国家的一些工厂或工业部门实行了军事化；在另外一些国家，资本主义政府制定了法律，根据这种法律，工会有责任在罢工之前召开仲裁法庭，或成立调停委员会，将问题提交它们裁决。委员会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为了削弱和破坏工人阶级战斗力的手段。再者，还有一个改动之处，这就是反对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强制税。资本家成为收税人。在有些国家坚持实行10％以上的日工资税。委员会认为，这种强制税使工人降低了工资，减少了收入，它是免除资本家的战争重担，将其转嫁给工人的一种手段。 因此，委员会认为，工会必须反对企业军事化，反对强制实行调停，反对强制税，要采取工会的一切手段来进行斗争。 很遗憾，我们没能把提纲的法文本、英文本和俄文本审阅一遍。我们只好以后再做了。我可以通知大家，不管用什么文字刊印出来的提纲，都会得到绝大多数通过，甚至得到全体一致通过，很少会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 根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在关于行动纲领那一段的第8项里，删去了这样词句：战争导致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削弱，这应由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来补偿，以便工人能够恢复其被削弱的力量。委员会大多数人认为不能显示出这种思想，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求以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待遇来作为对工人的补偿，是彻头彻尾的空想。但是，委员会中少数人坚持这种思想，并以这种想法为出发点，认为它符合于实际，不能把它说成是空想。只要对这种思想提出异议，说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他们就提出这种看法：如此说来，行动纲领的其他所有提案也都要看成是空想的了。因此，委员会中少数人一直坚持保留这个词句。 出席本次代表大会的共产主义工人党，在委员会工作开始时，就提出把它的纲领和提纲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除了这个党的代表外，委员会认为，这个党的思想不符合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因此，不能把它的修正案或提纲列为决议案的基础。 这就是我关于提纲所要说的话。此外，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说几句话。在有关工会问题的讨论中，首先是关于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关系问题，其次是关于行动纲领的问题，代表大会上所有的发言人，除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共产主义工人党外，都声称作为提纲基础的原则也是他们自己的原则。因而代表大会通过发言人表明了这一思想：代表大会所希望的不同于共产主义工人党所主张的，不是破坏工会，而是争取工会，这在提纲中阐述得十分清楚。 后来，代表大会通过发言人一致表示要同红色工会国际建立密切联系的坚定信念，并宣布要对工会组织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看来，在这方面，反对我们意见的阵线，比在其他问题（关于破坏工会问题）上更为重要。其实，我们看到，只有一部分法国工团主义者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个发言人不愿同共产国际建立密切联系。我坚信（整个委员会都同意我的意见），主张必须争取工会的代表大会，必将摈弃关于破坏工会的思想以及关于工会中立性的思想，必将表示要和红色工会国际建立密切的联系。 我还必须阐明那些在同我们一起开会时表示反对我们的同志的想法。德国共产党向代表大会声明，在工会问题上，必须十分重视它的观点，这样，它才能向我们阐述它在斗争方法和整个革命运动方面所持的基本观点。根据德国共产党代表的论断，我们实难理解这个党到底想干什么。但是，我们所掌握的它的一些文件使我们深信，它所持的完全不是共产主又观点，因而它站到了反对我们的十分模糊的立场上。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德国共产党的代表说，共产党人想在工会中建立支部，是为了要控制工会。在这里，除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所有发言的人都说建立支部是个正确的方法，而德国共产党却通过自己代表的发言和在自己的小册子里宣称，这个方法会破坏工会。这个党说，我们的共产党人看不出这个方法会实现我们的思想。他们还对建立共产主义支部问题提出一个内容广泛的提纲。除了这个提纲外，他们还有一个所谓学术刊物——《无产者》，其中反映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对红色工会国际和第三国际所持的立场，即德国共产党应在这些组织中建立支部，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因为它们不适应该党的思想方法），同时也是为了改造这些组织。这就是说，德国共产党反对共产党人在工会中建立支部，但却主张在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内部建立自己的支部。德国共产党在其小册子里，这样解释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在工会中建立支部：“莫斯科的代表们想分裂工会。当莫斯科狂妄的官僚们大肆叫嚣必须争取工会的时候，这只是表明他们想占据优越的地位。当这些狂妄的官僚反对工会策略的时候，这不过是进行欺诈的骗子手们的狂吠罢了。”因而德国共产党把我们建立支部的策略说成只不过是要在组织中大喊大叫一番。真让我们感谢他们，竟说我们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工作是要叫嚣一番。他们不仅拒绝同我们走一条路，而且还表明他们坚决反对我们的整个政策；但是，这却不应妨碍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承认德国共产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 可见，他们要同我们进行斗争，他们反对我们的意向，然而，他们却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组织是共产主义组织，并赞成他们的策略。同志们，我们从德国共产党的一个通告中所说的一段话里，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他们对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我们的一般策略所采取的声名狼藉的反对立场。这段话是：“我们的宣传完全破产了，报纸的发行工作很困难。除了我们的订户外，只有个别一些同志阅读和传播我们的报纸。在所有组织中，情况都是这样。其他人都在公开地追求收入优厚的职位。” 由此可见，连德国共产党本身都承认它的组织正处于全部瓦解的状态，而且承认它的积极党员的人数微乎其微，那又何必还要对德国共产党及其美妙的思想提出批评意见？要知道，德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批评，要比代表大会所能做到的尖锐得多。 我们还应当谈谈向我们表过态的那个小组织的问题，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问题。在这里，它的发言人热情地谈论了自己的组织。我们的理解是，这些同志深信他们处于正确的道路上。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他们对赛米尔·龚帕斯这个的凶恶的敌人已经斗争了15年。可是一些美国同志却建议大会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提出解散其组织的要求。我们认为不应这样做，不能要求这些战士加入赛米尔·龚帕斯的组织。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但是，我们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细心研究以后，并根据它自己的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它的13个不同的组织中只有15674名会员，所以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同志不惜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而走上的那条道路，是徒劳无益的。这条道路只能使他们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这条道路必将使美国工人组织中的绝大多数群众站到赛米尔·龚帕斯方面去。所以，应该对这些同志说：要重新审定你们的立场，要同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们合作。或许，你们联合起来的力量能消除那些怀有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工人的反动世界观。那时，你们所取得的成就将比你们不断号召“退出工会”要大得多，而这种号召只会使革命战士脱离群众。所以我们认为，美国的15年经验表明，“退出工会”的口号同样不适用于德国的工人运动，而德国共产党却在工人运动中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同志们，我们不管怎样艰难也要在阿姆斯特丹人的队伍中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们不管怎样艰难，也要把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便把它们锻造成为革命工具。我们大家都必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建立支部以来一年活动的简短历史表明，我们到处都取得了成就，而那些相反的口号，只能由于革命的工人运动而遭到破产。因此，我们请求通过这个修改之处不多的提纲，并极力使提纲的基本思想体现在一切有组织的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仆从的斗争中。 表决并通过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 主席克南： 我们同时听取了委员会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对提纲提出的修正案，以及报告人的结束语，因而我们可以进行表决了。 扎克斯： 请允许我关于日程说几句话。大家从黑克尔特同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向工会问题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关于工会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的详细提纲。接着大家听到，专题委员会拒绝了对这个提纲的审议。因此，我提议给我们的赫姆佩尔同志一点时间来论述我们所提出的提纲；此外，我们还建议表决我们提交委员会的提纲。 主席克南： 同志们！我必须指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给德国共产党发言人以相当多的时间来论述他们的提纲，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们在全体会议上以及在专题委员会中已多次为维护自己的立场发了言。因此，主席团一致认为，不能再恢复已结束的讨论。（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成。）有反对的意见吗？没有。那么，讨论结束。现在，我们对整个提纲以及黑克尔特同志的修正案一道进行表决。谁赞成提纲及有关工会问题的修正案，请举起自己的代表证。（代表们举起代表证。）有反对的吗？没有。有弃权的吗？（喊声：“我！”）那么，我认定，提纲和修正案除1票弃权外—致通过。（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成。） 选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现在我们进行下一项日程：选举执行委员会主席。 贝洛涅： 我受意大利、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代表团的委托，提议选举我们的季诺维也夫同志为执行委员会主席。（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成。） 主席克南： 我们开始表决。凡同意贝洛涅同志提案的人，请举起自己的代表证。（进行了表决。）有反对的吗？没有。那么，我确认，现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再次当选。（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主席团收到一项提案，要求由各党选派代表组成制定国际语问题委员会。代表大会是否可将这个提案交给执行委员会审议？（表示同意。） 同志们！我们面前放着整整一包给代表大会的贺电。迄今收到的贺电共381份。我想，向大会宣读所有这些贺词太费时间。我要告诉大家，很显然，大部分电报是我们俄国兄弟打来的，而且相当大一部分是红军各部队打来的。（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的欢呼声：“红军万岁！”）此外，俄国各城乡的党组织，也打来了许多电报。（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代表大会无法分别向每个来电祝贺者表示谢意。我认为，大会可一致通过这个提案：委托共产国际书记处向所有致贺电的人转达代表大会的衷心谢意。（热烈的赞同声。） 主席团宣布，新执行委员会将于明天中午1时在这里，在克里姆林宫成立。请所有代表团派代表参加新执行委员会明天举行的会议。 同志们！请允许我再说几句话，以表示对这次大会的组织者的真诚谢意。我认为，我可以表达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全体与会者的意见，向我们的俄国同志、向俄共党员、向俄共中央、向执行委员会委员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因为他们使我们有机会再次聚集在一起，使我们的工作能在这里、在世界革命的首都莫斯料，获得圆满的成功。（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成。）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深深地体会到最近几个星期里俄国人民、俄国共产党对各国共产党人表现的真摯感情。（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成。）尽管俄国人民和俄国共产党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他们还是极其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以往沙皇权臣们的宅邸里。我们在这些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商讨问题，我们自豪地看到这个党迅速发展到能征服沙皇制度的堡垒，从而使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在皇宫里商谈自己的事情。（热烈的赞同声。） 同志们！我们要感谢俄国同志的，不只是对代表大会外表上的环境安排，还有更重要的方面。简单地说：他们不仅在革命理论上，而且在革命实践上，使我们学到了他们的经验。无论是在这里聚会，或者是到莫斯科去同我们的俄国兄弟商谈问题，都表明我们承认自己是这些伟大革命战士的学生。我们知道，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能向我们的优秀的俄国兄弟们学到许多东西。不仅俄国共产党，而且俄国全体人民都为革命战斗作出了牺牲，他们牺牲的不是几万人，而是几十万人的生命，只有这几十万人的牺牲，才使共产主义思想得以明确形成，并使之永世长存。这种思想使我们深受感动。（热烈的赞同声。）只有这种巨大的牺牲，才使我们能够创建共产国际。我们的俄国兄弟们现在也表现出他们要像以往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一样，决心作出牺牲。遭受无数苦难和贫困的人民，不会动摇，不会后退，他们要坚决维护苏维埃共和国，牢牢地保卫住革命的成果，紧紧地跟随共产党走。 苏维埃俄国万岁！俄国共产党万岁！俄共领袖们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首先，我要衷心感谢大家一致推选我为执行委员会主席。我理应着重指出，这不是对我个人的信任，而是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所在的那个进行了几十年光荣斗争旳党的信任。我认为，我们的党明年必将竭尽全力开展工作，以不辜负今天共产国际对它所表示的高度信任。 同志们！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即将结束。当我们在1917年底向各国共产党人发出第一个宣言，号召他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全世界都嘲笑我们是一小撮幻想家。他们说，即使我们能建立起这种国际，那它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会成为一个牢固的组织。结果如何呢？同志们！我们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确，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只聚集了少数有觉悟的革命者，而后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这里，在共产国际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已经不是只有一个大党了！现在我们又经历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它向我们表明，虽然我们还有许多缺点，遭到过多次失败，但我们的国际联合最近一年来却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我们是个巨大的组织，是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强大组织，至少在欧洲是如此；我们希望最近在美洲也将出现这样的组织。同志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对一些尖锐的问题难以作出决定；我们在这里不得不为真理，为正确的观点进行斗争。我认为，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显然出现的过渡时期召开的，很遗憾，在这个时期，革命不能像任何一个真正革命者所希望和所应希望的那样迅速开展起来。欧洲各国的情势以及我们一些兄弟党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参差不齐的。 在执行委员会里以及在各个党内，我们大家都觉得，在目前，在这一过渡时期，大家应当聚集起来，兄弟般地讨论局势，分析一切困难，改正犯过的错误，并定出未来要遵行的明确的行为路线。于是，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时，乃出现一些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致通过了所有重要的决议。同志们！我认为我们有权说，我们的一致决不是第二国际中所盛行的那种一致。这不是表面上的一致。既然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那我们显然决不会掩盖分歧，而要为明确方向而进行公开的斗争，也许，这在表决的结果上会表现出来。我们的一致也不是那种通过卑鄙妥协达成的一致；这是一个国际战斗组织的一致。它认识到，自己是被一大帮敌人包围的组织，必须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决不允许由于小小的分歧而使队伍出现分裂的阴影。我们的一致是充分理解世界阶级斗争意义的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一致。 我们在决议中所反映的，确实是无产阶级全体代表的共同意见，因为他们是按照共产主义思想去思考和领会问题，而且决心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我们讨论了三个重大问题：即策略、工会和组织问题。在关于策略的决议中，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错误，即公开说出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所干的事情，它看不到敌人喜形于色、幸灾乐祸的样子。我们不得不阐明一些理论观点。我们提出反对进攻理论，但同志们，这不是因为我们不愿发动真正的进攻，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进攻做准备。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批评了进攻理论。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年期间，我们要准备真正的进攻，而且在一些国家，革命无产阶级将对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实际的攻势。（热烈赞成。） 同志们！我们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的主要思想是，我们要所有的兄弟党，特别是欧洲的兄弟党注意，它们所面对的敌人不同于俄国党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敌人，在欧洲和美洲，它们面对的资产阶级比我们俄国当年的资产阶级要聪明、狡猾得多，他们已武装到牙齿，而且拥有优秀的战略家；这个敌人从俄国革命中吸取了某种教训，目前他们已把自己的子弟武装起来，并利用一切手段来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因此，我们欧洲的兄弟党就必然要经历更为艰苦的战斗。从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中，我们可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西方无产阶级要比当年俄国无产阶级更加认真、更加细心地做好战斗准备。这个基本思想是很简单明确的，而且对每个工人共产党员，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现在应在全世界和所有的党内向每个普通工人传播这个思想，而且我们要由此作出必要的实际结论。 同志们！我认为有两种情况决定着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性质：一是我们作出的策略上的决议，它公开地批评了一些错误，号召更加认真地准备斗争，并要求所有的党非常慎重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工作；二是代表大会一致同意地给意大利社会党的答复。最初，在执行委员会里，我们把这个党从共产国际中开除了。第三次性界代表大会也批准了开除的决定。当然，这不应意味着我们冷漠无情地和几十万优秀的意大利工人断绝关系。不，我们要热情地争取那些属于我们的工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但是，代表大会要向全世界宣布，意大利社会党及其领袖塞拉蒂所做的—切，在共产国际里是决不能容忍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党派称自己是共产主义派和统一派。而我们要说，他们不是共产主义派，也不是统一派。这算什么统一派？这也不能算是共产主义派。他们为了讨好改良派，才退出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必须明确地公开表明这种人是否可以留在我们共产国际内。大家都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屡次听到有人说，好像我们做错了，好像这种人应当被认为是我们自己人。第三次代表大会终于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了。代表大会指出，凡是不支持我们的人，必定是反对我们的人。共产国际坚决主张这类分子不能参加共产国际，我们要甩掉这些领袖人物，把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 这样，人们就会了解我们代表大会的重要特点了。如果我们能完全公开地批判危害我们事业的各种错误（不管我们把它们叫作“左”的错误或其他什么错误），而且声明半中派分子不是我们的同路人，那么，我认为，任何一个普通工人必定会理解我们这条十分明确的路线。 我们也弄清了工会问题。这里正确地指出，我们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都贯穿着上述决议的同样精神。我们要继续贯彻这条路线。我们不只是确定一些抽象性的主要特征。在我们举行代表大会的同时，工会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举行了会议，更为重要的是，在代表大会期间，一些重大的工业部门都分别成立了国际联合组织。它们必将对资产阶级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开展坚决的经济斗争。 同志们！现在还在继续开会的青年代表大会，显然将大为促进更好地进行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以便我们的先进队伍，即我们深受爱戴的青年先锋队能进一步开展斗争。 关于组织问题，我们今天通过了一项决议，我希望，这个决议能大大加强党的力量。我认为，关于工作义务制这一节，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谁也不应忘记它。的确，我们迄今仍然看到，有些党过于松散，缺乏严格的组织性。最普通的工人也应懂得，他有义务参加党的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关于工作义务制这一节，在各地的小型会议上应加以讨论，从而使工人们坚信，他们有义务参加这项工作。这将是向前迈进一大步。 同志们！就在最近几天，当我们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从欧洲收到许多消息，这些消息再次表明，西方的情势普遍恶化，那里随时都会出现灾难性的打破平衡的状态。就以来自罗马的电报来说，那里有五万多工人，不分党派，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对法西斯分子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过了两天，在塞拉蒂的党和法西斯分子结盟以后，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在这样的情势下，罗马五万工人奋起走上街头，组织了战斗队，宣布了对资产阶级进行神圣的战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欧洲的情势仍然是革命的。来自柏林的关于市政工作人员扩大罢工的消息表明，那里可点燃革命之火的材料很多，同时也表明：我们正确地指出欧洲的情势仍然是革命的，因此，我们必须更好地进行准备，以便给予有力的打击。我们说过。一个革命者不仅要有火热的心，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手和敏锐的眼晴，以便使我们的失误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还说过：在对资产阶级每次进行打击之前，都要再三加以讨论，但一旦进行了打击，就要击中敌人的要害。我们所拟定的组织上的联合，会实际帮助我们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目前，不需要唱什么高调，而应设法为真正的协调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不要只挂在嘴边上。我们要设法使革命党派团结起来，使中欧各国党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所说的中欧，广义来说，包括意大利和巴尔干，当然，更不要说捷克斯洛伐克了。我们新执行委员会一定尽可能使这些党建立起密切关系。它们也应当千方百计地设法彼此接近，做好共同游行示威、共同进行决战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各项决议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只是宣传工作。我们已进入新时代，它要求我们小心翼翼地，但却始终不渝、坚决顽强地准备即将到来的战斗。代表大会再次给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以荣誉，使执行委员会设在我们这里。我们希望，这只是临时性的。今年设在莫斯科，而明年则衷心希望能设在柏林、设在巴黎，而且甚至能设在米兰。同志们，虽然伦敦的空气不好、气候潮湿，但是，我们也准备赞成明年将执行委员会设在伦敦。（笑声。） 同志们！最近几天，你们就要向我们告别了，我们俄国革命者感到非常激动，因为此时此刻，斗争正在等待着你们。当然，在俄国，我们也面临着严峻的日子。不错，我国人民，我国工人阶级正饱受着艰难困苦，但是，同志们，我们有根据地说，我们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紧张时期，我们要坚定地带领我国无产阶级走向完全的胜利。（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同志们，你们将回到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那里，我们成千上万的优秀兄弟在监狱里受难，每天数以百计的人被枪杀，过一些时候，你们也会有遭受逮捕的危险，也许要为共产主义事业饱受苦难。目前，我们要对每个普通工人进行开导，使他们即使今天没有参加我们的党，那明天他们就会站到我们党的队伍里；我们要使他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准备力党献出自己的一切。假如我们每个人有十次生命的话，那么，我们就准备为党牺牲十次。（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成。）我们应该教育青年，教育成年无产者，使他们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比共产党、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更至高无上的了。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命运要求我们做出更大的牺牲，即使斗争更加艰巨（斗争将是艰巨的），我们是死是活，都要高喊：共产国际万岁！（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主席克南： 现在宣布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再次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会议于深夜2时30分闭幕。）
第二十三次会议（1921年7月12日中午1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二十三次会议 （1921年7月12日中午1时） ·讨论东方问题 ↘汤姆·曼（英国共产党） ↘苏列曼-努里（土耳其共产党） ↘季米特拉托斯（希腊共产党） ↘阿加扎德（伊朗共产党） ↘马胡尔-别依（革命穆斯林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 ↘拉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 ↘卡西扬（亚美尼亚共产党） ↘茨哈卡雅（格鲁吉亚社会党） ↘阿维洛娃（阿塞拜疆共产党） ↘马纳卞德拉·纳特·罗易（印度共产党） ↘张太雷（中国共产党） ↘南曼屯（朝鲜共产党） ↘吉原太郎（日本共产党） ↘卡拉·加吉耶夫（土耳其斯坦） ↘茹里因（法国共产党） ↘柯尔雅尔（法国共产党） ↘柯拉罗夫 讨论东方问题 主席季诺维也夫： 今天，我们讨论东方问题。第一个发言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之一，我们的革命老朋友汤姆·曼同志。 汤姆·曼（英国）： 同志们！我很高兴有机会向大会谈谈东方问题。我所以特别希望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偶然地听到有人说，似乎英国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要证明，我们英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在我们那里，不仅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可以从事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我们有权相信，在我们童年时代人们对我们说的，世界总共才存在6000年，我们同样也可以相信，世界是在60万年或6亿年前产生的。在这方面，英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过，当然喽，你不得过于侵犯教会上层人物的特权。我们可以随意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得任何实用的知识。我们可以致力于机械学的发展（这样做，甚至会得到奖励），可以采用各种机械的生产方法，其结果是少数工人可以完成大量工作，而且这样做还能得到统治阶级的赞赏。我们不仅可以改用内燃机，以内燃机车代替蒸汽机车，不再使用锅炉，取消锅炉房，因为它们没有什么用处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不断有所改进。当然，我们可以自由活动的领域，还是很有限的。我们可以从事研究社会学，主张社会改革；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很显然，我们从事的一切活动，只能以我们不打算使从属阶级摆脱统治它的政权为限；在这方面，我们的自由是有限的。然而，不管怎么说，英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在英国大力提倡科学技术，如果说，英国有什么可以向其他国家自豪的，那就是英国人的自由。但是，我们也有一些阴暗面。我已经是上岁数的人了，但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看到我们这个自由国家的儿童有过足够的食物、衣服和住房。当我们对此表示遗憾或愤慨的时候，人们就对我们说，大英帝国的版图是那么辽阔，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对它表示崇敬；我们应当由于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荣幸。人们还对我们说，大英帝国是多么伟大和强盛，在印度3.2亿居民中，有2亿居民受它直接的完全统治……可是要知道，实行统治的，不是大不列颠，也不是整个英国，而是一小撮英国公民。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控制着实行自治的殖民地，用机枪迫使殖民地接受它的意志。在印度充满剥削和奴役现象，我们为此而深深悲痛。在这个大国的3亿居民中，85％是农民，他们本应有充分的权利自由发展自己的经济，但是，英国人在那里创办并发展自己的工业，从而出现了资产阶级。兰开夏郡的工厂主在印度建立了棉织厂，他们不实行英国规定的小时工作制，而强制实行十一小时工作制，可是，他们付给当地工人的工资却很微薄，借以加重对印度人民的奴役。 英国人在这个国家广泛开辟了发展工业的道路，因而使窍产阶级迅速地成长起来。我们相信，这里几位参加会议的英国人，会对这种情况倍加感到羞愧。我们既对自己遭受压迫感到愤概，又对其他各国人民遭受压迫感到愤概。 如果我们真想使印度人民安居乐业，那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对印度人继续施行暴政。诚然，这里有为数不多的了解情况的同志，他们不仅反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且准备利用一切机会和自己的全部力量来为印度人民的解放而斗争。对于拥有古老文明和明显才智的、热烈希望自主行事的埃及人民，他们也持同样的态度。但是，英国资产阶级、英国武器和士兵不仅统治着印度和埃及两国人民，而且强迫他们纳税来武装其本国人，使后者代表英国来管辖印度和埃及人民。 毫无疑问，对印度的剥削是很厉害的。以捐税和资本主义利润的形式对该国不断的剥削，已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英国工人从这些收入中毫无所获，而且也不希望有所获。全部收获为统治阶级所得。显然，统治阶级也是这样对待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居民。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无限地扩展到整个联合王国。 我们除了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解放英国工人的事业上，我们还要大声疾呼，我们也要争取其他被奴役的各国人民获得解放。狭隘的民族主义运动从来不会成为强大的运动，以战胜世界到处存在的财阀。因此，我们极其希望根据健康的革命原则来协助每个被奴役的民族开展工人运动，以便随后按照现有的各个民族的特点，各地都能独自地开展工人运动，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假如这一点做到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曙光就出现了。目前，英国共产党人要在英国进行宣传，坚决反对奴役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参加过前两次莫斯科代表大会的英国同志就曾大声疾呼，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 我们相信，最近欧洲各国正经受强烈的动荡，学习俄国榜样的，决不会是其中某一个国家。我们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是世界的大国，它正把世界各国人民即将获得真正解放的消息传送出来。 主席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现在通知各位，组织委员会将在今晚6时开会。请各支部派代表出席。 苏列曼-努里（土耳其）： 同志们！我代表土耳其共产党向大会报告党的工作及目前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解放运动，对东方具有重大的意义。世界大战前，土耳其和东方其他各国一样，处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之下。土耳其人民，即土耳其农民和工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被压迫自己的统治者拖入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大批土耳其青年、军官和士兵当时在俄、德等国被俘。他们在那里懂得了资本主义大屠杀的性质，所以他们返回祖国以后，带来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我们的统治者缔结凡尔赛和约的时候，安纳托利亚的工人和农民为保卫自己的独立，手持武器行动起来。领导这个解放运动的，仍然是凯末尔等人。但是凯末尔的作用及其倾向，和土耳其的旧制度时一样。安哥拉政府一方面为争取土耳其的独立而进行反对协约国的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各种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勃日为首的同志们牺牲了，另外许多同志被关进监狱，这可证明凯末尔在加紧对共产党人进行斗争。 凯末尔之所以建立他的共产党，有其进行陷害的目的。他是为了迫害共产党人，为了在土耳其铲除一切共产主义影响才建立这个党的。我们工人共产党与这个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和工人清楚地理解，目前正在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和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同样地支持这个运动。因为消灭协约国和帝国主义者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而世界革命就是要铲除压迫。由于这个斗争是针对协约国的，所以安纳托利亚的工人和农民就要支持凯末尔。可是，如果凯末尔这个统治者敢于停止这个解放斗争去进行妥协的话，那么，安纳托利亚的工人和农民就—定要把他这个人打倒，并越过他的尸体走上前线，在那里与整个东方一起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季米特拉托斯（希腊）： 希腊是最后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之一。它是被协约国的大国拖入战争的，可见它不是为了本国人民，而是为了协约国资本家的利益而参战的。对于希腊人民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在欧战结束之后，希腊人民又为反对土耳其进行了斗争，因此，对我国人民来说，战争持续了八年。人民曾多次设法反对战争，他们发表反战演说和反战声明来抗议迄今仍在小亚细亚继续的战争。希腊无产阶级懂得，这个战争无利于无产阶级，而是为希腊和协约国的资本家进行的，它特别有利于英国资本家。希腊成了协约国的殖民地，主要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可是，希腊人民的处境比殖民地人民的处境更为恶劣，因为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要为世界资本主义作出牺牲。人民，即无产阶级，曾多次设法反对这个战争，并以我们党的名义多次发表声明，不愿再忍受这种流血的苦痛。希腊人民经常不断地被拖入战争。从1912年起，不是对保加利亚作战，就是对土耳其作战；而且还由于国债超出了国家财富一倍，因而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状况。应征入伍的人中，有一半从军队中开了小差，这一事实可以证明群众对我国政府的政策是不满的。军队中有十多万逃兵，逃避继续服役，还有几十万农民和工人拒不服兵役，这就表明了他们不愿帮助希腊政府继续实行屠杀政策，因为这项政策乃是土耳其工人和希腊工人所不能容忍的。 我们党确实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利用各种机会开展了反对政府的武装斗争。党多次领导了那些由于处境艰难而无法忍受的人的起义，还领导了那些对政府不满的人的起义。不消说，党为此遭到了迫害。两个月前，仅在一个城市就有160人被指控反战而坐牢。目前，在这个城市以及在其他城市，又有大约40人被指控叛国。我国资产阶级采用一切手段同我们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力求消灭我们党，因为它知道我们敌视它，我们要以自己的斗争向人民揭露资产阶级的罪行，而它这样做是取得欧洲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同意的。希腊共产党要在大会上声明，希腊无产阶级对土耳其无产者和农民没有任何敌意。我们党希望与他们和平相处，力求建立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我们党的唯一愿望和目的，是使政府停止折磨两国无产阶级的战争。我们党声明，它将极力设法恢复两国人民之间，即希腊无产阶级和土耳其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并力求与巴尔干的无产阶级，即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希腊共产党将竭尽全力恢复这种兄弟般的联系，维护东方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并将大力支持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进行胜利的斗争，而后者已成为压迫我国人民的资产阶级协约国的工具。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只有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建立密切的联系，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才能结束不断的流血战争，使东方各国人民得到自由。 我们代表希腊觉醒的无产阶级向为东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国际致敬。我们深信，受俄国革命的范例所鼓舞的东方各国人民，一定要斩断束缚自已的锁链，从本国资产阶级和欧洲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阿加扎德（伊朗共产党）： 同志们！我们肯定地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写得很详尽，所以我们只是谈谈波斯这个在经济上落后但却富足的国家一年来的工作经验。首先应当指出，最近几十年里，波斯成了俄国沙皇制度和英固侵略者之间的角逐场所，而英国侵略者顽固地支持波斯最凶恶的反动派。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无产阶级废除了俄国地主所缔结的掠夺性条约，我国的革命运动才有所增强；革命运动增强的另一原因是，英国人开始占领和洗劫波斯。这种厚颜无耻的掠夺行为，有力地激起了人们对英帝国主义者的仇恨，因而使反对他们统治的斗争，在广大居民阶层中成了广泛传播的革命口号。 在1919—1920年期间，在波斯许多地区，即在马詹德兰、吉梁、阿塞拜疆、库尔迪斯坦，反对英国人和沙赫的革命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德黑兰政府虽然有英国的积极援助，但也来不及把接二连三爆发的起义镇压下去。 在吉梁，民族解放运动的规模更加宏伟，英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兵力调到那里去。那里的斗争没有取得胜利的原因，主要是吉梁民族主义者想借助于全民的帮助，即不仅借助于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借助于王公贵族和地主，来战胜英国人和推翻沙赫的统治。这是吉梁民族主义者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要知道，英帝国主义者和沙赫政府所依靠的，恰恰是地主贵族。二月政变后在德黑兰成立的新政府，显然非常重视这一情况，所以在它向波斯人民发表的宣言中，除宣布废除年8月9日英国和波斯签订的掠夺性条约外，还指出波斯王公和地主贵族所扮演的那种不光彩的角色。 的确，没有波斯地主的合谋和支持，英国人在我国一天也站不住脚。伊朗共产党通过一年的实践活动确信，在波斯，如果不使农民免除一切封建贡赋，如果不剥夺地主以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那么，就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不能实现的。 在我们的最低纲领中，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不仅是驱逐英国人和推翻沙赫政府，而且还有召开立宪会议，以便首先消灭封建主义残余，把迄今一直遭到严重束缚的国家生产力解放出来。我们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同时，我们通过在城市建立工人工会、在农村建立农会把广大群众引上革命斗争的道路，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以便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能继续开展新的斗争。 在我国，劳动者夺取政权的过程可能十分漫长；这个过程是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密切联系的，因此，只有在欧洲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波斯共产党人才能和劳动群众一起提出关于夺取政权和成立工农苏维埃的问题。我们坚信，国际无产阶级胜利的到来，要比我们所想象的大为提前，从而可使波斯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永远摆脱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主席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非共产主义组织的穆斯林革命组织，请求主席团允许它向代表大会发表声明。这个组织是1919年成立的革命穆斯林委员会。它在土耳其、埃及、的黎波里、法属殖民地和印度等地进行活动。我再说一遍，它不是共产主义组织，但它为反对压迫穆斯林和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主席团建议代表大会允许它发表简短的声明，给它10分钟发言的机会。现把这个问题付诸表决。谁反对？没有人反对。那么，主席团的建议通过了。现在由马胡尔-别依发言。 马胡尔-别依： 东方各族人民巴库代表大会差不多快过去一年了。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在大西洋经北非和中国到太平洋这一广大地区，东方各国约5亿人开展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家4／5的人，信仰以自由为基本原则的伊斯兰教。 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叙利亚、埃及、阿尔巴尼亚、也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印度的革命分子以及穆斯林革命组织同盟的活动成果，使我们产生了必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念。 我们的同志，在土耳其这个唯一还存在着自由并支持一切革命组织的国家，没有放下武器，他们继续对实行压迫的罪恶世界进行斗争。 对土耳其的情况加以分析以后，应该说，它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得多。在帝国主义的亚美尼亚衰落之后以及在达什纳克党人垮台以后（谁都知道，达什纳克党人当时应把政权让给共产党人）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流血战争停止了。这场战争只是有利于西方帝国主义，而对交战国人民毫无利益可言。土耳其在消除了这一来自东方的威胁以后，给予盲目听从英国的希腊两次沉痛的打击。我们相信，这种危险会很快地消失，胜利可以保证安纳托利亚人民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和平。所有这些成就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安纳托利亚人民紧密地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地对付敌人。他们面对共同的危险，忘记了一切意见分歧和各自不同的宗旨。一切被压迫民族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都可以学习他们的榜样。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各国的情况。 摩洛哥：法国在这个国家消耗了几十亿法郎，但一点也没能阻挡革命者的活动。革命者使法国帝国主义者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我们不能不提到阿卜杜尔-马利克同志的名字，他是省长阿卜杜尔-卡吉尔的儿子，是我们组织最活跃的成员，他在摩洛哥东部曾和我们同志一起进行过斗争。去年，我们把国内各个地区组织起义的领导者联合在一个领导核心中。一切都使人展望到美好的未来。 阿尔及利亚：这里和突尼斯的革命运动正处于准备阶段；然而，在这两个国家，将来很有希望取得革命胜利。 的黎波里：要想说明的黎波里的实际情况，只要指出这种情景就行了：那里的斗争已持续10年，意大利人消耗了几十亿里拉，并付出了10万人的生命。最后，人民完全战胜了外国人。在最后3年里，意大利人在东的黎波里虽然夺得了7万支步枪，但他们却损失了3.5万人。目前，政权已完全掌握在人民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手中。在这个国家，我们的组织早已越过斗争的准备阶段，转而采取直接行动，开展了革命斗争，维护了人民的自由，并进而直接掌握了国家政权。意大利人被迫向海岸线退去，在那里占领了约1000公里长的狭窄地带。但是，他们并没有占优势地位，相反，每年都不得不消耗几十亿里拉。他们被彻底赶出这个国家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埃及：我们不想过多地谈论埃及的情况。那里的居民不久前已起来反抗英国人，他们手持石块和木棍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当埃及居民真正武装起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他们采取的另外一些行动。《自由尼罗党》和我们同盟中的一些恐怖组织，日益站到我们方面来，特别是在萨格卢勒巴什的行动以后，它们懂得了只有掌握武器，才能获得自由，等待是无益的。压迫者不会为当地人民自愿做出什么让步。 阿尔巴尼亚：在谈论偏东的一些国家之前，我们应当简单地谈谈阿尔巴尼亚的解放运动。这个被帝国主义者四面围困的国家，即意大利人从西面、希腊人从南面、塞尔维亚人从北面和东面包围的国家，它的勇敢的人民在其进行的艰苦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目前，阿尔巴尼亚西部已从外国侵略者手中完全解放出来。虽然昔日的胜利者，即过去对该国的压迫者，还不愿正式承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地位，但我们仍然希望自由的俄国能使帝国主义者吸取有益的教训，使他们能与阿尔巴尼亚恢复正式关系。 富拉基亚：它完全没有必要重新回归土耳其。我们不能不指出，在富拉基亚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个国家迄今还在对入侵的外国人进行斗争。在西安纳托利亚，靠近希腊战线的地区，约20万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希腊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下牺牲了。其中许多人是活活被烧死的。尽管如此，斗争却从未削弱过。 波斯：不幸的波斯人民无望得到外援，因而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自由。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波斯所有的组织都已加入我们的同盟，并日益扩展了自己的活动。 印度：不久以前，我们的印度同志还认为，虽然他们加入了我们的同盟，但他们还是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自由。但是，他们越来越深信，必须以暴力对付暴力。现在，他们已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和其他革命组织，也同我们携手前进。我们同埃及的克普特人、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印度的印度教徒团结一致地进行活动。我们要和所有在枷锁下呻吟的各国人民一起行动。 同志们！我们忠诚地履行了我们在巴库所承担的义务，我们和你们一起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今天也和一年前一样，热情地向你们致意。我们特别感谢法国和意大利同志在这里对我们表现出来的真诚态度。只要第三国际仍然真诚支持东方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我们就将成为你们斗争中的忠实的同志。我们坚信，俄国共产党非常关心东方的解放事业，俄国共产党必将促使政府保证俄国各民族（特别是在沙皇制度下遭受极大苦难的、为建立苏维埃制度曾付出巨大牺牲的穆斯林民族）享有符合共产主义原则的权利和自由。 阿拉维亚：大家知道，阿拉维亚以阿拉伯居民要摆脱土耳其的压迫为借口，脱离了奥托曼帝国。当时曾保证阿拉维亚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而实际上，这个国家落入了法国和英国征服者的手中。谁都知道，英国和法国政府在阿拉维亚的开支很大，但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实行压迫和蹂躏。去年6月24日从古罗将军身边飞过的两颗子弹，打死了他的翻译，并使法国人指派主持叙利亚政府的哈基-阿斯米受了伤，这就清楚地说明，法国人在街头大喊大叫，说什么叙利亚人民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这种话，怎能叫人相信！同志们！叙利亚将成为法帝国主又的坟墓。法国殖民军对我们和对你们都具有同样的危险。如果我们能想起1857年印度士兵的起义，那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军队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法国的同盟者英国人，为法国帝国主义设下了圈套，在约旦河以东建立了一个公国，委派叙利亚过去的总督费卡利为美索不达米亚国王。这件事使我们可以想象到，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很快就会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显然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在中央阿拉维亚，总督伊比-谢库德同外国掠夺者在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在美索不达米亚，塞努西派分子的首领赛义德-阿赫麦特，借助于自己在非洲2000万居民中进行活动的组织，对驱逐意大利掠夺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和拥戴他的其他首领一起开展了革命活动，使英国人扶植的伪国王抵挡不住这种反抗的力量。目前，英国人在美索不达米亚驻有军队12万人，开支6000万英镑，这一事实表明，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已达到多么大的规模。 也门：400万居民选举出来的教长亚赫皮阿，积极地开展反对外国压迫者的活动。也门革命者和我们的同志并肩进行战斗，不久前已把英国人从戈杰伊德驱逐出去。 同志们！我们一定坚决地遵循去年我们在巴库所确定的原则。我们将与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斗争，我们深信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同志们！我们要重说一遍我们去年说过的话：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并没有结束；贪婪的帝国主义野兽，为争夺对东方各族人民的统治，彼此将进行殊死的搏斗。让我们为世界革命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在适当时机团结一致争取胜利。我们的事业在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勇敢地、忘我地进行工作。 同志们！上述各国的代表团，都已向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执行部提交了报告。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来增强它们的战斗力量。同志们！我们确信，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宗旨的运动必将取得胜利，我们对运动的支持，必将加速胜利的到来。 主席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让我们把这份文件刊印出来，加以公布，并把它载入记录。我想代表执行部说几句话。大家都知道，从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日起，共产国际就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完全明确的立场。共产国际作出决定：要在一切被压迫民族中和在所有殖民地国家内，采取种种手段协助开展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这是共产国际的一项首要任务。此外，共产国际还决定支持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的一切真正革命运动，即支持它们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它深信，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才能使被压迫民族获得真正的解放。我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共产主义而进行共同的斗争。 主席柯拉罗夫： 同志们！现由亚美尼亚共产党代表卡西扬同志讲话。亚美尼亚人民有着极其惨痛的历史。在整个这一历史时期，亚美尼亚人民是各个民族相互之间敌视的目标，而这种敌视是旧土耳其制度的暴政所极力支持的。亚美尼亚人民曾多次向所谓文明国家呼吁给予人道主义的支持，但这是徒劳的。呼吁的结果只会引起新的流血事件。最后一次是在欧战期间，亚美尼亚人民想以自己对协约国的援助，来使自己获得自由和生存的权利，但是他们的期望落空了。亚美尼亚人民又成了盲目信任的牺牲品。在这次受到血的教训以后，他们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俄国，学习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在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下，亚美尼亚工人阶级起来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宣布在亚美尼亚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掌声。） 在这里代表亚美尼亚人民的卡西扬同志，是亚美尼亚共产党的一位优秀老战士，同时他是俄共党员。他了解俄国无产阶级的经验、思想和热情，他善于把这一切传播给亚美尼亚工人和农民。我有责任表达整个代表大会的感情，向以卡西扬同志为代表的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及其革命人民致敬。 卡西扬（亚美尼亚共产党）： 同志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帝国主义者都在以冠冕堂皇的词句为掩护，干着卑鄙无耻的勾当。在近东，亚美尼亚就是这种角落之一。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帝国主义者，从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力求在亚美尼亚建立反对苏维埃俄国、反对在东方传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基地，并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以实现其贪婪掠夺的目的。最初，类似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党达什纳克党领导的所谓独立的亚美尼亚，当了协约国的俘虏，成了它所掌握的工具。这个党作为协约国的忠实奴仆，广泛地实行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危害该国居民的意图。与邻近各民族的长期战争，亚美尼亚内部的流血冲突，迫害和镇压敢于对政府的社会政策及土地政策不满的工人和农民——这一切，使我们陷入死亡的边缘。我们看清了土耳其政府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所以我们决定以武力反击土耳其。经受达什纳克党三年统治的人民，在实际生活中认清了英国方针所具有的毁灭性，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于是，他们起来反对该党的领导，反对本国的政府，以便对帝国主义展开斗争。自从在国内宣布实行苏维埃制度起，民族冲突即告结束；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人开始过着兄弟般的生活，他们之间似乎从来没有过任何敌对情况。但是，由于帝国主义者的侵犯和民族战争，国家本身遭到了破坏，受到了残酷的蹂躏。我们不能在短期内以自己的力量恢复国民经济，满足居民的迫切需求。虽然我们伟大的母亲——苏维埃俄国以及兄弟般的、革命的阿塞拜疆想方设法给我们各种支持，但我们还是不能得到援助。我们被封锁了：一方面，孟什维克控制的格鲁吉亚，不允许直达货运列车通过，即使放行，也要被土耳其司令部扣留；另一方面，土耳其当局不准我们把商品运往波斯去换取锒食。万恶的反革命达什纳克党想利用这种走投无路的状况，并希望得到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和国内的富农分子的支持，发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在这方面，我们多少也有一些过失，因为我们党没有能根据当地生活的客观条件采取明确的方针，反而急于尽可能迅速地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造。但是，我们还是把那些得到英国帝国主义者支持的、躲藏在山地里的敌人赶走了。在我国，通过和平途径结束内战的打算虽然未能实现，但由于格鲁吉亚发生政变和土耳其人溜之大吉，亚美尼亚的苏维埃政权显然巩固起来了。现在，对我们造成威胁的唯一危险来自土耳其。在我国边境上，土耳其政府仍继续表现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现在，随着亚美尼亚成为苏维埃国家，我们宣布废除条约，并以革命的语言来解决一切争论问题。我们真诚希望与土耳共和平相处，我们对土耳其没有敌意，但是，如果土耳其对我们造成某种真正威胁的话，亚美尼亚工人和农民就要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袓国，我们坚信这将得到伟大的苏维埃俄国的支持。（掌声。） 主席柯拉罗夫： 现由格鲁吉亚社会党代表茨哈卡雅同志发言。格鲁吉亚人民，即格鲁吉亚工人和农民，学习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光辉榜样，不久以前在自己国内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在欢迎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茨哈卡雅同志时，我们不能不指出格鲁吉亚工人和农民的一些假代表目前正遍游欧洲，企图欺骗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同情反革命事业。 饶尔丹尼亚、齐赫泽以及背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其他叛徒，向自己的伙伴，即向欧洲各国社会党叛徒的代表呼吁，向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呼吁，给他们以支持。但我们可以使格鲁吉亚人民相信，他们用不着特别担心，这些社会党叛徙的企图决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给予格鲁吉亚人民的代表茨哈卡雅同志的接待，表明无产阶级、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是和格鲁吉亚人民、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站在一起的，并且表明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在支持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茨哈卡雅（格鲁吉亚）： 发言人首先指出了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叛徒嘴脸，随后谈到1921年2—3月间政变前夕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接着指出： 拒不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断绝与俄国的关系，单独与帝国主义者和土耳其人交往，以及使整个国家受他们支配——所有这些情况，使格鲁吉亚工人和农民看清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和孟什维克的民族主义被揭露出来。他们一方面否定国内战争，一方面又亲自进行这种战争，他们与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从1917年底起，到建立苏维埃国家止，即到1921年2—3月，老实说，格鲁吉亚的内战始终没有停止过。在最后一个时期，孟什维克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破产了，使国家陷于完全毁灭的境地，它才彻底垮了台。于是，人民起来了，全国各地爆发了起义。在这个与沙皇制度争斗了60年的地方，由起义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红军，在不到60天的时间里就获得了成果。由于孟什维克彻底垮台，格鲁吉亚成了苏维埃国家。一些敌对的谰言，既不符合不久前的全部事实，也与政变前几星期孟什维克自己的见解相矛盾。当苏维埃俄国竭尽全力恢复自已经济的时候，只有白卫分子才会怀疑苏维埃俄国有征服和占领格鲁吉亚的意图。如果齐赫泽和策烈铁里先生现在企图歪曲历史的事实，想证明他们建立了理想的民主王国，即他们的老师——第二黄色国际的英雄们到过的天堂，那么，为什么饶尔丹尼亚先生于1921年11—12月（几乎在政变的前夕）在自己的报告中毫不隐瞒地承认，如果他们没有发明什么长生药，没有想出新的民主帝国主义的话，那么，情况就非常危急，他们也就走投无路了。可是，要知道，即使有占星术和炼丹术，也无济于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自己曾预言，它将由于对本国工人和农民实行背叛的政策而灭亡。 政变以后，孟什维克的行为是特别卑鄙的。他们掠夺了整个国家，从那里的不幸居民手中把经过德国、土耳其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三年掠夺后所剩下的一切，都用法国轮船运走了。他们不仅运走了黄金、钻石和其他贵重物品，而且甚至运走了最后几车厢食糖；他们还掠走了全部金鸡纳霜，从而使那里的工人和农民死于疟疾。人民诅咒着把他们送走了，他们在巴统的3万军队四散了，只剩下了3000人。尽管他们答应今后五年一定保证按时供应军队薪俸和服装，但这3000人的军队，只有20人跟随他们走了。在漆黑的夜里，这些老爷们为了逃避人民的愤怒，在法国大炮的保护下，带着从人民那里掠夺的大量财富匆匆忙忙地逃跑了。虽然格鲁吉亚中央革命委员会对他们过去所犯的全部罪行多次宣布赦免，但是，孟什维克的头目们仍然决定不留在国内，因为他们长期卑鄙地背叛了国家，期待他们的只有蔑视和仇恨。 饶尔丹尼亚、齐赫泽先生以及他们的同路人！你们的希望是空虚的，你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被四年国内战争血洗的工农格鲁吉亚，不会再回到你们的卵翼下。无论是歪曲历史事实，或者是向劳合-乔治、米勒兰、皮尔苏茨基等人去祈祷，你们都不会得到挽救。我们确信，与兄弟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的这个国家，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必将结出社会主义的丰硕果实。这样，整个东方各族人民真正看到如火如荼的科尔希达，他们也必将着手传播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火种。 主席柯拉罗夫： 在申请发言的名单中，还有东方各国的代表。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有发言的机会，他们一定能得到发言的机会。但由于必须在这次会议上结束东方问题的讨论，所以主席团提议对发言不翻译了，以后再进行翻译。 主席团还提议，发言的时间限定为5分钟。有不同的意见吗？没有。那么，主席团的提议就通过了。 现由阿塞拜疆共产党代表阿维洛娃同志发言。大会向以她为代表的阿塞拜疆的革命无产阶级致敬，他们也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 柯维洛娃： 同志们！5分钟的时间，显然不能把阿塞拜疆的一切重要情况都讲出来。我要尽量说得简要些。看来，来自欧洲的许多同志对我们的国家不太了解。因此，我要在这里，像在工会代表大会上一样说明：从90年代起，阿塞拜疆和巴库的无产阶级就已与俄国无产阶级一起同心协力地开始自己的斗争，而且始终沿着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前进。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克兰等地区一样，都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十月革命以后，巴库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但这仅限于在巴库一地，还没来得及扩展到整个阿塞拜疆。然而，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背叛（他们把英国人召引到巴库来），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垮台了，当时，我们26名优秀的政治委员也被英国人和邓尼金刽子手枪杀了。英国人掌握政权以后，宣告阿寒拜疆独立，但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英国占领军在阿塞拜疆境内镇压一切革命运动，逮捕了工人及其代表和领袖。但巴库无产阶级依然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斗争。4月27日，在光荣的俄国红军的协助下，巴库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反革命势力并没有销声匿迹，仍继续干着反革命勾当。反革命势力的全部企图，被红军和阿塞拜疆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镇压下去，目前，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了。前不久，在阿塞拜疆召开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中央和地方（县）建立了有贫苦农民和工人参加的苏维埃政权。最近即将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阿塞拜疆共产党，从十月革命之日起，一直孜孜不倦地领导着巴库和阿塞拜疆的工人。阿塞拜疆共产党现有16000名党员，在四次党员重新登记以后，一些混入党內的分子被清冼出去。阿塞拜疆工会现有150000名会员，他们由我们党和阿塞拜疆工会理事会领导。同志们！阿塞拜疆对于东方革命具有重大意义。阿塞拜疆是唯一一个政权，它属于苏维埃的穆斯林共和国。阿塞拜疆位于东方的后门口，是我们东方同志的榜样。阿塞拜疆无产阶级不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且也为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解放进行了斗争；阿塞拜疆无产阶级把自己的优秀工作者和自己的强大力量派往东方。东方的革命者在巴库受到教育，然后再回到东方去。由此可见，阿塞拜疆在东方革命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巴库召开了东方各族人民第二次代表大会，随后在那里设立了东方各族人民宣传与行动委员会，负责为东方培养工作人员，并在共产国际监督下领导东方全部革命工作。（掌声。） 马纳卞德拉·纳待·罗易（印度）： 只给5分钟时间让我汇报工作，可是我的论题一个小时都讲不完。现在我利用这5分钟的时间简要地叙述一下自己的看法，并提出抗议。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东方问题所采取的方式，纯粹是机会主义的，它很适用来讨论第二国际的纲领。在这里只能对东方各国代表团讲几句话，而从这几句话中根本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 我对讨论东方问题的方式提出抗议。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东方问题被列入代表大会的日程，但是，在大会进行期间对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给予重视。直到昨天，这个专题委员会才第一次举行会议。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情况。欧美国家的代表一位也没有出席会议。一个按代表大会的一般程序建立的专题委员会，竟决定对这个问题无须通过任何理论上的决议。这样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应予撤销。因此，我要求大会把东方问题重新提交给合法组成的委员会，由它十分认真地加以审议。 张太雷（中国）： 同志们！我想向你们介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以及中国反帝革命斗争的全貌。但时间不允许我这样做。在5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的运动对于世界革命所具有的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是远东最近期间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而又迫切的课题。只要这个课题不解决，日本帝国主义就要经常威胁苏维埃俄国，就会使远东各国不能向共产主义迈进。而且，还不止于此。战后，日本几乎也成了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强国。如果帝国主义日本能像它现在控制华北那样控制中国的话，那它就会利用这个国家的富饶资源和人力去反对无产阶级，从而必将对世界革命造成威胁。因此，我请求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共产党更加关注远东的运动，给予运动以大力支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三大台柱之一被摧毁。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够打倒世界资本主义，而且只有那时候，世界革命才算完成自己的任务。 如果你们对中国有所关注的话，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力量必定会在这一伟大事业中给予我们重大的援助。目前，正是我们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时机。那里的青年学生已经起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但是其中许多人还徘徊在歧路上，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走上共产主义方向。我们应该把这些力量引上正确的道路，不让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思想对他们产生影响。在无产阶级革命后，中国工人已开始觉醒。在中国各地经常出现罢工。我们应该用红旗去保护这些萌芽，不使其变为黄色。还有一支革命力量，这就是在中国老百姓中占有相当数量的“流氓无产阶级”。虽然他们没有阶级自觉性，但他们还是有革命性的。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吸引到我们的队伍中来，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支持我们的事业。这是一些很好的战士，他们在俄国红军反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斗争中已显露锋芒。但是，如果世界资本主义把他们招募去，强迫他们去打无产阶级，就像俄、法帝国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利用他们去修战壕，或者像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利用他们在满洲和山东为推行其政策服务，那么，他们境遇之险恶是可以想象的。 在今后的世界革命中，中国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力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还是被无产阶级用以反对资本家，这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但是不应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 南曼屯（朝鲜共产党）： 拥有2000万人口的朝鲜，长期以来一直臣属于经济上落后的中国，而且由于内乱而发生分裂，所以不能发展国家的生产力，从而处于停滞状态。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个农业国。这个国家富饶的自然资源，很快就成了日本和沙俄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根源。强大而又顽固的日本帝国主义，于1910年战胜了沙俄，使朝鲜丧失了独立，从而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从这时起，这个充满“晨光宁静”的国家，成了贪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对象，因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条件和社会生活条件都发生了速度惊人的变化。 贪婪的日本帝国志义不关心生产力的发展，不关心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只把注意力放到榨取该国人民的血汗上，从这个新占有的殖民地中获得更大的利润。 以资本主义开拓公司“朝鲜会社”为代表的日本占领机关，得到日本政府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有权在半岛上购置土地。它10年活动的结果，全部国有土地和几乎全部农民土地，都被它占有了。从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群众，不得不移居国外，移居到满洲，或按苛刻的条件租用“朝鲜会社”的土地，即缴纳50—70％的实物或货币地租，而在歉收年，得缴纳100％、甚至高于收获总值的地租！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到“朝鲜会社”当雇工，每天工作12—13个小时，可是工资却只是日本工人的1／3。 据1920年日本最新统计资料，当地居民总数为16912890人，其中伐木工人计7843658人，在采矿业和工厂中从事运输工作以及在渔场干活的工人，共计518906人。其余的居民是：失业者、雇农、拥有小块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人数不多的当地资产阶级（他们大都为日本资本家干事）。居民的经济状况，大体上就是如此。劳动者在政治上同样遭受奴役。首先，他们被剥夺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毫无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要知道，日本政府在半岛上实行的法律，只保护日本人的利益，因而总是损害朝鲜人的利益。例如，日本人打死朝鲜人，只处以少量罚金，如果朝鲜人犯了这种罪行，则处以死刑。原来的朝鲜学校都被封闭了，而现有的学校一律施行日本化教育。天性爱好和平的朝鲜群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这种政策而陷入绝望的境地，他们10年来对凶恶的外国强盗积聚的仇恨，于1910年几乎在各地都以大规模起义的形式显示出来。为镇压暴动，日本政府把三个陆军师和一个宪兵队开进这个国家。日本军阀的兽行，甚至使冷漠无情的英、美记者也感到愤慨。日本军阀对革命者的刑讯，就其残酷和凶暴的程度来说，大大超过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惨状。1919年在水原，由于一个日本奸细被打死，全村居民被赶进一座庙宇，四面筑起栅栏，把男女老幼统统活活烧死。日本军阀在朝鲜的兽行罄竹难书，1920年11—12月间，他们在朝鲜毁灭了几十（70）个村庄，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在1919年和1920年这两年的斗争期间，死于日本刽子手下的就有8万人，被关进监狱的达15万人。 但是，尽管出现这一切灾祸和苦难，无产阶级群众并没有屈服。俄国革命使他们更增加了斗争的激情。他们懂得，他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他们的口号是：不是胜利，就是死亡！朝鲜工人和农民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们得自行决定，或是像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政策所必然产生的结果那样，完全堕落下去，或是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死亡。第三种情况是没有的。 朝鲜劳动群众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他们将全力支持的世界革命，因为世界社会革命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现在，当朝鲜革命运动转入新的阶段，即指望世界社会革命的阶段时，产生了―个问题：由谁来领导这个运动？两年来，民族主义者已显现出他们毫无能力领导革命斗争，而且垮台了。因此，答案只有一个：1921年5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大会上建立的朝鲜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所领导的各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能够领导这个革命斗争。 吉原太郎（日本共产党）： 同志们！我给大家带来了刚刚建立的日本共产党的革命贺词。前几天，我们才从日本收到党的决议、党章和宣言。日本的反动势力十分强大，因而我们西方的革命同志认为我们难以实现这一革命事业。因此，值得我们庆贺的是，激进运动终于在日本迈出了第一步。在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开展这个运动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在欧洲各国参加世界大战和遭受普遍破坏的时期，浑水摸鱼的美国和日本在世界市场上一直为所欲为。在日本占据远东市场的时候，美国实际上几乎已垄断整个欧洲市场。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此，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梦想攫取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富饶资源，以满足他们对原料的需求而使他们的工业能不断向前发展。 十月革命以后，当同盟国借口要同威胁西伯利亚的“德国人和马札尔人作斗争”而把捷克斯洛伐克人调往苏维埃俄国的时候，它们又派遣了自己的占领军去“帮助捷克人”搞它们的伟大事业。日本对这场赌博，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因为富饶的西伯利亚景象，时刻出现在它的眼前。它不仅帮助了同盟国去援助捷克人，而且在派遣军队的数量上以及在横施暴行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同盟国。 捷克人离去了。同盟国撤退了自己的军队。高尔察克及其政府垮台了。远东工人和农民把谢苗诺夫赶出了他的“王国”——赤塔。可是，日本人仍然留在西伯利亚。日本军队占领着滨海省南部，但它并不满足于占领属于远东劳动群众的土地，而且还搞了各种各样反革命阴谋，以反对远东共和国和苏维埃俄国的工农。例如，不久以前，日本军队就曾帮助凶恶的谢苗诺夫“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滨海省南部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干涉和反革命活动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中东铁路以及所谓划归铁路的地带，即铁路两侧20英里的地带，已被日军占领，用以作为俄国反革命分子的军事基地和满洲反革命分子之间的交通工具。满洲反革命分子从嗜血成性的翁格恩男爵所领导的日本和蒙古反革命分子那里得到直接的援助。 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的劣质商品充斥远东（包括荷属印度）市场。可是一签订和约，日本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因为它没有能力和美国的优质产品竞争。最后，在日本发生了经济危机。工厂倒闭，煤矿停工，失业工人增多，银行和大大小小的公司破产，工资也降低了。结果，在劳动群众中开始显露出不满情绪，出现了骚动。 可是，美国资本家并不满足于欧洲市场，认为这个市场对于大、小资本的投资都是不可靠的场所，因为最近那里的革命运动在不断发展。他们看到东方有可供剥削的广阔天地，于是把视线转到了东方。他们不仅极力让自己过剩的商品充斥远东市场，而且还诱使本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前来掠夺中国的富饶资源。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抱有同样的意图。毫无疑问，这两个强盗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人不仅受本国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的压迫，而且还处于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之下。 朝鲜这个日本的爱尔兰，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在朝鲜地主、叛徒和奸细的协助下由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钉在十字架上的。看来，朝鲜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国家，因为日本当局使朝鲜居民丧失了人类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起码权利。朝鲜工人和农民打算取得任何一丁点自由，都会遭受日本刽子手的残酷镇压。虽然如此，在朝鲜还是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运动，开展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尽管这个运动具有民族主义性质，但我们大家知道，尤其是共产党员，都应当支持它。因为若是朝鲜能取得民族独立，就可大大削弱日本帝国主义，并可导致整个远东、特别是朝鲜和日本革命运动的发展。 日本具有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良好基础，我们不应忽略这—点。日本工业和大资本在迅速地向前发展。小资本和小资产阶级经营在逐渐消失，因而日本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无产阶级按产业原则组织了自己的工会，以便同日益增长的资本家势力进行斗争。这些工会在1918年的米骚之后，开始认清群众行动的力量。虽然在每次罢工时领导者都要坐牢，但罢工运动却更加向前发展。 目前，怠工已成为日本工人的有力斗争武器。5月间大阪电业工人的大罢工，迫使当局释放了自己的领袖。这是日本工人第一次取得这方面的经验。 由此可见，朝鲜和日本的共产党人，应当利用这种形势，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鼓动，把两国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他们应当直接和间接地参加罢工运动，以促进运动取得胜利。在罢工运动中，要和日本的革命分子合作。 日本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其帝国主义政府千方百计地去占领新的殖民地，这种意图从经济角度来看，乃是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世界大战对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发生影响。目前，它对新的领土要求比战争期间更为迫切。 在16世纪，日本帝国主义就已产生，那时，封建贵族要求把日本的统治扩展到朝鲜和中国。但当时，这两个国家还相当强大，足以抵御一切外来侵略。 最近50年来，日本有步骤、有计划地侵占了整个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1894年、1904年、1914年和192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径，可说明日本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的各个阶段。 日本的革命力量比其他任何一个发展迅速的工业国都弱得多，因为日本的资本家阶级吞并和消灭了较小的资本而得到加强。而朝鲜，目前是个被压迫的、软弱无力的国家。 日本外交也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一样，表现出灵活性和奸诈性。尽管日本同英国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但它却极力在印度掀起反对大英帝国的起义。在中国，它曾帮助孙中山博士推翻帝国王朝，可是当孙中山即将建成共和政体时，它又帮助主张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可见，它经常在这个国家里制造内战和混乱。 中国现在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但是，这个国家的有生力量今后会有力地促进阶级斗争。中国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如果我们不对它进行革命宣传，那么，日本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就会利用它去反对世界革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乃是一个威胁。因此，我请求共产国际和欧洲各国共产党了解并记住，日本共产党人是在多么艰险的条件下进行着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我也要呼吁共产国际和欧洲各国共产党给予远东同志们以帮助。 卡拉·加吉耶夫（土耳其斯坦）：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一位发言人在这里谈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待朝鲜人的态度，即朝鲜人民被欺骗、被杀害的情况。另一位发言人控诉了英国帝国主义者对印度的压迫，指出那里的情况更加恶劣。在非洲，那里的统治者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者；在大西洋彼岸，美国人在有步骤地消灭土著人。我不想谈过去，因为所有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对十月革命都已有所认识；我不想谈论十月革命的意义，我只想指出当前的祸根在哪里。如果说，欧洲存在着东方问题，那么，我们亚洲则存在着有重大意义的“英国”问题。英国帝国主义者是挑拨离间的能手，祸根就在这里。如果不解决英国问题，我们也就不能解决东方问题。会上有人说，对这件事应持慎重态度，应当事先有所准备，等等。我只能说，东方人民自有办法，他们使用的是地地道道的苏沃洛夫式的策略。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有穿过波斯、阿富汗通向印度的道路，也有穿过中国土耳其斯坦通向印度的道路。如果我们给中国土耳其斯坦人提供条件去建立自己的组织，哪怕开始是秘密的，用苏俄的经费在苏俄领导之下进行，如果我们能在那里建立―些小的支部，那么半年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土耳其斯坦将有10来万具有革命精神的工人。有了这些人。同志们，我们就能创造奇迹，我们就能迫使“渔夫”（我们这样称呼英国佬）坐上船滚出海去。那时，在欧洲必将爆发革命，因而英国工人即使不能把自己的政府打进地狱，那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对政府进行清算。英国工人尽可以不害怕印度的革命。既然英国帝国主义政府能和印度当局勾勾搭搭，那么，英国工人为什么不能和印度被压迫人民寻求共同的语言。不仅是英国工人，而且甚至德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许多共和国的工人，都能找到这种共同的语言。我发现欧洲代表中间存在着某种分裂，在德国人那里就有两个党。这是不能容许的。我是亚洲人，对政治一窍不通，可是我仍然看得出来，这两个党的存在会使人民走向绝路，因为英、法以及其他各国的资本家，都在极力设法离间这两个党，这将使德国人民遭受长期的压迫，并且对世界革命也将造成危害。 我来谈谈近东问题。近东是通往印度和中国的咽喉要地。在近东，任何革命运动最初必定是纯粹民族主义运动。因此，我认为，不仅俄国人应该支持我们，而且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也都应当支持我们。在近东居住着最受压迫的工人，加之他们饱受宗教迷信之苦。例如，我被培养做阿訇。我12岁就开始学习可兰经，我所以学习它，就是因为不学它不能从神学院毕业。 同志们！我们那里已经建立苏维埃共和国——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斯坦。我现在不说那里的情况很好。但是，那里的情况会逐渐好起来，只要我们更加努力的话。有些同志指责我缺乏党性，说我有时表现得过于激进。但是，这该怎么说呢，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巩固苏维埃政权，不仅在土耳其斯坦或阿塞拜疆，而且在全世界都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如果我能等到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胜利的一天，等到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天，我将是幸福的。 茹里因（法国）： 同志们！我代表法国代表团在原则上赞同罗易同志对匆忙讨论东方问题所提出的抗议。既然执行委员会主张把这个问题列入日程，就可以肯定执行委员会非常重视它，然而这个问题却一直拖到大会快要结束时尚未讨论。而且，昨天第一次召集的专题委员会，主要是研究申请发言的人的相互关系和他们的分工问题。看来，我们参加的是个大会，在会上电影放映机是主角。 在许多同志指出种种事实以后，委员会的报告人需要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所有在自然条件和风俗习惯上不相同的国家、殖民地和民族具有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同意愿，这就是说，必须尽可能迅速地使自己弄清楚：这个帝国主义具有怎样的形态，目前东方问题是否处于战争和俄国革命前夕的那种情势。 既然整个东方民族具有共同的意愿，那么，它们的解放就不是以资本家在各国造成的局势为转移，而只是以它们的阶级觉悟程度为转移了，即要看它们是否已有觉悟或者刚刚开始觉醒；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东方各国并没有采取它在西方的那种形式，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发展生产力，因而没有改变东方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资本主义在东方是一个由它不得不重视的一些已存在的组织所掩饰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保留了当地的统治阶级及其特权，只是把外来的统治附加到已存在的当地的统治上。同志们，在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后果所造成的情势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显然必定要在东方各国都提出来。至少在战前，各地的小手工业者阶级已被消灭了。但是，不同的是，西方各国的小手工业者破产以后，成为无产者，而东方小手工业者破产以后，却变成农民。他们回到土地上，成了农奴，屈从地主的压迫。在东方，由东方资本主义所确定的整个农民生活制度，不同于我们的制度；它的特点是保留大地主所有制，正像我们在印度和波斯所见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并不像西方那样积极经营土地。东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粗放耕作为基础的，不改善当地耕作的生产资料，使它保持在最低的社会水平上。 由此可见，东方的工业、商业和农业的形成，也完全不同于西方。东方资本主义问题，也具有一切东方民族所共有的形式，结果，可以得出一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要结论，即许多阶级的利益都要求实现这种资本主义。还有另外一些阶级，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大不相同，但由于都受帝国主义迫害，所以它们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一方面使我们的问题简单化了，而另一方面，却又使我们的问题有点变相了。实际上，除了得到资本主义支持的某些东方国家的封建阶级外，即除了这个勾结帝国主义建立经济制度、并同外国剥削者共同得到利益的阶级外，我们还会看到有文化修养的资产阶级，即从该经济制度中得到微小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它由于民族的共同意志、文明要求和世代习俗遭受封建贵族和外国资本主义的践踏而深感痛苦。因此，这个资产阶级是与工厂工人、各种小手工业者以及我们刚才谈过的那些农民有共同利益的。虽然这个纯粹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共产主义意识，完全不同于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意识，但是应当承认和估计到，在目前的情势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然成为他们的共同斗争。共产党面临的民族问题，就是如此。 由于战争和俄国革命，这个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俄国革命不仅宣布了民族自决权，而且实行了新的组织方式，即建立了苏维埃组织。这种组织比想象的还要灵活，它不仅适用于高度文明的民族，而且也适用于比较原始的民族。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整个经济制度。它破坏了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东方各国失去了从西方各国生产中获得必需产品的可能性，从而也就不能促进东方的生产率；这样一来，从战争一开始，东方各国就逐渐产生了靠手艺或小手工业为生的新型手工业者阶级，而且这个阶级日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些国家，例如在土耳其，保护关税政策法已提交议会付诸表决，这一事实表明，这些国家的工业变革，比乍一看来要深刻得多。 从所有这些相互发生影响的事实和现象中，在各个国家普遍产生了战前所未有过的愤怒、要求独立和觉醒的情绪。战争在经济上把各国人民隔绝开来，使他们面临一些新的组织任务。他们势必要在他们的工业和农业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并进而认识自身的力量，认识进步和独立自主的必要性。从他们在推动反对东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价值来看，这种精神的力量是无法估计的。我们共产党必须确切地认识这种力量，我们无权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力量，我们应当为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一切力量。的确，既然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应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既然不消灭帝国主义就不能指望东方能全部实现我们现在所指出的一切意向，那我们就不应只安于自身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不去观察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从而使我们毫无作力、软弱无力。的确，必须把共产主义传播到东方去，必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并赞助一切共产主义意向；但同时不要使自己产生错觉，以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民族问题必定会提到首位上来，因而共产党人的任务和组织必将受到影响。可见，共产党的活动，如果可能的话，就应当把保卫和鼓励人民的意向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不应以此作为原则；我们要永远明确地着重指出我们的观点，要始终不渝地拥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张。这也就足以说明，虽然代表团要求修改提纲的原文，但专题委员会还是决定保留去年制定的原则。不过，我们会碰到一些生活要求上的问题，即日常生活需要问题，要想接近东方的人民和无产阶级，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和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的各阶级決裂；它们总是欺骗我们，隐瞒人民的呼声，它们也欺骗人民，并且不让人民知道我们的主张，甚至在我们认为它们将直接掌握政权的时侯，它们还是这样做。不过，要想把受欺骗的人民吸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是有强大的手段的。只要我们向他们证明，民族主义者在和西方资本家及帝国主义者采取一致的行动就行了。因此，我们要在这方面对群众进行教育，准备好在必要时越过这些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甚至违反他们的意志，由共产党来领导开展解放运动。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共产党在东方问题上所应持的观点。 我们迄今所听到的一切，都非常有教益。我们面前显现出资本主义在所有东方国家所施行的一系列暴行，我们也听到了对资本主义提出的许许多多严厉的指责。这些暴行和指责也有力地表明，在所有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以各种形式显示出来对自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从政治方面着眼，是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东方问题这么快就讨论完了。我们认为，东方问题在国际生活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阻碍它的讨论是没有道理的。代表大会应当比以往更坚决、更明确地表示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便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执行部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因为执行部一直表现得很玄虚，而我们这些关心东方问题的人，为我们的殖民地着想，对此种情况深感惊奇。我们希望执行部能真正负起责任来，不要独自进行工作，而且随时同西方无产阶级取得密切联系，以便能使工作日益加强，因为我们确信，东方问题将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 在今晚的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将向大家提出决议案，所以我要请求代表大会能赞同专题委员会报告人的意见，对我们东方同志表示同情，使那些讲述东方各族人民全部苦难的兄弟能指望得到共产国际真正的、刻不容缓的支持。 柯尔雅尔： 鉴于茹里因同志在其发言的开头所讲的话，我声明，我们法国代表团的成员不赞成他提出的抗议。他说，在我们这个大会上，电影机是主角。我们对这种言论表示反对。 主席柯拉罗夫： 我代表主席团同意柯尔雅尔同志的发言，并且也要对茹里因同志的言论表示反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东方各国的代表都曾有机会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呼吁。 我认为，对代表大会所完成的大量工作提出批评，是这无根据的。当然，代表大会没有时间更详尽地讨论东方问题，我们也觉得遗憾，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十分认真地讨论过，并且公布了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个问题在去年8月举行的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上也讨论过，所以我认为并确信，将来在其他一些代表大会上也还会研究这个问题。目前重要的是，要表现出西方工业无产阶级同殖民地及其他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团结一致精神，我们在这里已经做到这一点。 讨论结束。现在休会，晚8时继续开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1921年7月10日晚7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二十二次会议 （1921年7月10日晚7时） ·表决并通过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提纲 ·克南作关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问题的报告 ·讨论： ↘沙弗涅尔（瑞士共产党） ↘季诺维也夫 ↘瓦扬-古久里（法国共产党） 表决并通过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提纲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宣布开会。议程是关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听取昨天所作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译文。现由译员开始翻译。（进行翻译。）问题已经解决了。对这个报告，谁还有话要说？没有。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合作化运动提纲①的请举手。谁反对这个提纲？没有。有弃权的吗？（有人喊：“有！”）现在宣布，除一人弃权外，提纲一致通过。 ①即《关于共产党人在合作社中工作的提纲》、见本卷第857—860页。——译者注 现在开始讨论组织建设问题。报告人克南发言。 克南作关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问题的报告 同志们！首先，我应当向大家表示歉意。一星期前，才指派我作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报告，因而我们不得不稍微推迟了这个问题的讨论，而且提纲的制定，也没有按正常的情况进行。由于上述原因，这项任务如果不能得到彻底完善的解决，也要请大家原谅。我所要作的报告，就论题来说，是很广泛的。在报告中不仅要研究党的组织任务，而且还要研究它的工作内容和方法，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及其对各党派的关系。这是各种问题的症结，需要详加阐述。我要事先说明，由于论题广泛，我将不按历史进程来论述共产党的发展和共产党的主张。在报告过程中，我不得不谈到党的经济条件、存在前提及其工作方法，因为这是很必要的。 对于共产党来说，组织建设不是目的本身，组织工作，特别是组织机构，只是为了达到最高目的、为了革命的发展、为了加快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任务的一种手段。在所有的党中，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章程》中，卡尔·马克思就已指出：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按这个章程的精神来说，只要组织建设能解决各先进集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作问题，它就将富有成效地实现社会革命的口号。现代的工人运动中所建立的组织机构，应使无产者在斗争中随时得到和有组织的无产者集团一样的最大援助。在我们这个国内战争连绵不断的不安时代，很显然，共产国际企图通过严格集中的领导，使有组织的力量和其他积极力量能相互增强。组织建设的直接目的很明确，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这方面的斗争，要由可信赖的力量坚决按规定的计划来进行领导。要通过教育和宣传鼓动的方法加紧准备这个斗争，借以使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随时都能认清整个阶级所追求的伟大共同目的，而这个共同目的确实能把一切渴望斗争的力量联合起来。组织建设应围绕统一的领导核心来进行，它不仅要把自觉的革命者联合起来，而且也要把真正有革命情绪的工人联合起来。最初曾指派贝拉·库恩作这个报告，他在谈到三月发动在组织方面的经验教训时十分正确地指出：组织建设问题决不是革命的最终问题。我们应该懂得，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着手进行极其重要的革命工作。 如果我们看看各国党的建设的组织形式，我们就应该承认，共产国际在这方面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混合体。我们不应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有了决定性的转变，我们甚至不能指望第三次代表大会会有这种转变。虽然我们可以不去理睬这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但我们应该尽力争取建立共同的组织形式，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虽然各国的条件不同，虽然各国的情况造成了不同的组织形式，但我们还是可以采用共同的工作方法和内容。要知道，夺取政权这个目的是相同的，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也是相同的，况且他们到处对我们都采取相同的斗争形式。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划一共产党的斗争方法和工作内容。许多党还没有消除旧社会民主党曾有过的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毛病。它们还迷恋于这种衰老的传统，因为它们看到旧社会民主党曾有过短暂的共产主义精神。另外一些党是以反对这种官僚主义集中制的形式，即反对以官僚主义方法进行党的建设的形式出现的。例如，在建立德国共产党时，其中就有这样一派。德国独立社会党就是由于积极分子对消极的领导核心不满而产生的一个典型。这种消极的领导核心，在战争时期必然要引起由社会民主党中的积极分子的愤慨。各个暴动地区联合起来，因而党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联邦制的基础。于是，这些人的思想上就有了联邦制的残余。他们必然要强调：只要有了这种联邦制就有了主权，没有必要再理会消极的领导核心了。对这种联邦制的现象，也要像对旧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传统那样，坚决予以反对。 党应该日益成为采取实际行动和提高积极性的领导核心。我们面临的一项共同任务是，根据《共产党宣言》向我们提出的目的来建成党的机关。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以中央集权组织为首的坚强领导。遗憾的是，我们得特别强调这种坚强领导的必要性，甚至还得特别强调更高一级领导的必要性，因为共产党内还有某种抗拒这种领导的倾向。为了反对这种倾向，必须明确地着重指出严格实行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大概对此无须作更详细的论证。我只是要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实行中央集权的坚强领导。解决党机关当前任务的必要前提是整顿好领导核心与群众的联系。这两项任务互为补充；除了建立中央集权的、严格统一的、明确而又坚强的领导外，我们还应该建立完善的、详细制定的领导机关与群众联系的制度。 必须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这种联系。这个民主集中制不是一种官僚主义形式，换句话说，它是党的活动的集中，党的工作和斗争的集中。我们就应该这样来理解这种集中。 在我们的提纲最后定稿时，我们认为必须更确切地表达这个意思。第1节①第6条有些词句的含义不清，被我们删掉，代之以新的十分明确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我们新的提法是： ①提纲定稿为第2节（见本卷第1018—1019页）。——译者注 “共产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应当是集中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真正结合。这种结合，只有在整个党组织经常进行共同活动、经常进行共同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产党内的集中，并不是形式上的、机械的集中，而是共产主义活动的集中，即建成强有力的、机智灵活的领导。 “形式上的或机械的集中，是想借以统治党内其他成员或革命无产阶级群众。只有共产主义的敌人才会说，共产党企图通过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通过实行集中的共产主义领导，来统治革命无产阶级。这是一派胡言。党内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是与共产国际所通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决不相容的。” 我要简略地说一下，我们想以此表明党内不应产生帮派领袖，因为他们会以为，既然掌握了中央机构的领导权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顾党的大多数成员所明确表达的意志。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机构变成个人统治的工具。这里必须着重指出，出现这样的领袖，决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意图。重要的是，使活动和对活动的领导要集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展我们的工作和斗争，才能真正集中地进行我们的工作和斗争。真正实现这种集中制的道路是很漫长的。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里就已指出，这种民主集中制不可能在短期内，甚至在一年内就会实现。 现已表明，建立党的中央集中领导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事情。因此，我们在提纲中着重指出，各国党应当特别关心自己是否真正在实现活动的集中，而不是实行官僚主义集中制。为此，各国党应经常改进和审査自己的机构，以便求得对工人阶级实行领导的真正集中。党中央和所有党的机关的有机联系，是反对机构官僚化的最可靠手段。由于经常与中央领导机关接触，这种有机的联系必然会使党员群众看到和懂得：这种集中可以大大加强共同的活动和斗争，并使其不断得到发展。党员本身应当了解和认清，这种集中不是使自己受别人管辖，而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可见，如果真正实现集中制，如果集中制并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充满生机，那我们就能更好地防止官僚主义的侵蚀和机构的僵化。应当承认，贝拉·库恩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除俄国党和某些小党外，我们未必还有哪个党真正实现了有活力的集中制，要知道，这种集中制还经常被机械地理解，根本谈不上它在政治上的运用。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原则的真正政治体现呢？为此，我们在论述民主集中制之后，接着就列入关于工作义务制的一段。如果实行了工作义务制，而且共产党员在斗争中还实行了战斗义务制，即所有成员都被吸引参加了工作，他们和中央有了密切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任何官僚主义都不会再有了。如果我们想实行有活力的集中制，使力量能够真正聚集起来，我们就应当坚决提出工作义务制原则。至今，大多数党还不能为一个目的、一个运动、一个斗争把党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但是，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就应当争取做到这一点。党应当竭尽全力使全体党员既参加工作，又参加党的运动。就这个问题，我们在提纲中作了一系列指示。这一节太长，需要详加分析。如果代表大会只通过关于必须实行工作义务制的决议，那是不够的，这无济于事。必须提出具体的措施来表明应当怎柞实行工作义务制。我们认为，必须给党中央机关下达关于组织工作的指示：应当怎样吸收新党员；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参加工作；小组和支部应当起怎样的作用。我们说过，党中央本身应当着手建立一些工作小组，使它们行动起来。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前不多久它们才在共产国际中扎下根。 在理论上，许多党早应在企业和工会中建立支部、工作小组或委员会，担当起特殊的工作任务。但是，我肯定地说，这只不过还是理论罢了，并没有为共产主义运动服务，所以必须把这种理论上的东西转变成为现实，使全党成为统一的工作机构。这项指示，尤其与合法的党有关。诚然，在原则上不能把合法党与非法党分开，但事实上，它们彼此有很大的区别。非法党的成员确实都是实干的，因为谁不参加活动，谁就会惹人注意，会令人怀疑。非法党内不容许有寄生虫存在。既然在合法党与非法党之间存在着差别，那就必须予以消除，以便合法党内的每个成员都能承担特殊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才能建立完全固定形式的党组织。 除我们认为必须下达的指示外，还有一个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彻底消除的差别。这就是并非到处都能以企业中的支部为基础来建立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作出决定，企业中的支部应成为组织建设的基础。从我们收到的工作报告中得知，许多组织（非法组织）确实已把支部看作自己的工作基础。但是，在一些群众性的大党里，根本还看不到这一点。 在提纲中我们讲的不是支部，而是工作小组，因为一般说来，在党内，“企业支部”的概念还没有为大家所理解。工作小组是党按地区、按工人居住区组织起来的，它们有责任在这些地区动员党的力量。党应当给它们分派任务，使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固定工作。在这方面，可采用每十人即可建组的办法，即十几名同志组成的小组可接受单独的任务。但对这一点，不可完全机械地理解。问题是要下达实际任务，要能吸引全体党员参加工作。工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报纸宣传、家庭宣传、工会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等等。为进行所有这些工作，在组织中必须建立由党委直接领导的工作小组。党如果公式化地把这些工作用书面通知各地区，期待各地区搞出一些名堂来，而各地区也公式化地分派自己的成员去做，以为这样一来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也正是官僚主义集中制的表现。首先，必须极力设法建立为数不多的小组和支部，并要真正吸引它们参加工作，以便以后把继续建立起来的工作小组带动起来。要想使工作小组能开展工作，需要有很大的耐心、毅力、主动性和时间，在一年之内，党要表明自己在实际着手建立工作小组时是否已理解集中制的实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建立有工作能力的党。此外，要帮助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给它们专门指示，以便使它们能从自己的工作中作出有益的结论。从这一实际工作中得到的第一个体验和结论是，必须有专业技能。在工作小组中可培育出一代专门人才。没有专业技能是不行的。在各种斗争领域内，我们都需要有各式各样专门人才。没有这种专门人才，我们面临的战斗就不能取得胜利。如果我们不抓紧培育专业人才，我们就不能得到无产阶级的信任。要培育专门人才，但同时必须避免操之过急。如果只抓范围狭小的专门人才的组织，而各专门人才彼此在工作上又互不通气，那党就要丧失自己的生命力。因此，必须把这个小组中工作的专门人才调到另一个小组去，以便他也能了解其他小组的生活和任务。但是，千万不应连续不断地、不合理地胡乱进行职能的更换。当然，培育某种专门人员是必要的，而职能的更换，对于均衡地安排力量和正常地开展党的工作，也是需要的。 为了强调不能过于重视专业化工作，我认为应坚决指出，必须要求这种业务组织和战斗组织经常汇报自己的活动。对于那些准备斗争、进行通信和情报工作、管理秘密住所和地下印刷厂的许多组织来说，汇报活动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对于这些工作，显然可以看出汇报制度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对于其他许多工作，汇报制度的必要性就不那么明显了。例如，可能会有这种情况，负责寻找开会场所和筹备会议的小组总是故步自封，因而只有它自己有权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会产生危险，一旦小组发生分裂，整个机构就将陷于瘫痪。因此，小组汇报工作是绝对必要的（这也在提纲中明确指出了）。我们认为，这对于所有小组来说，应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制度，从而使党能了解各方面情况，能正确评定这个或那个小组的工作成果。这种工作汇报，对于其他城市小组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这种工作汇报可有力地推动党的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因为中央委员会在掌握各种活跃的小组的工作情况以后，能从中确切地断定应当怎样做才能加强党的工作。对于那些没有做任何工作汇报的小组，要设法予以整顿。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有助于大大提高党的工作。 现在，我来谈谈“关于宣传鼓动”那一节。我首先要指出，由于第1段的阐述有误，我们决定修改有关的词句。现在是这样提的：“在采取公开革命行动之前，我们的一般任务是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在报告中，对斗争问题的论述过于简略。还应当补充一点，就是关于组织政治斗争的问题，下面我要讲这一点。关于宣传鼓动问题阐述得十分详尽，这是因为有些小党，如英国党和美国党，认为在这方面需要采用一些特殊的原则，此外，还因为我们党内仍然存在着一些工团主义分子，他们只想到战斗的先进队伍，而不认为除其他斗争形式以外，还需要进行宣传工作。 必须指出并证实，即使在革命之后，也不应停止宣传鼓动。革命不但不会取消宣传鼓动，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在俄国，在革命和夺取政权之后，以及在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时期，都大大加强了宣传鼓动。因此，在一些特别重要的革命活动的地方，要特别强调革命宣传的必要性，把它看作是一种革命斗争形式。报告中已指出各种宣传方法，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谈论这一点了。宣传工作的要点，要与共产国际所开展的运动有直接联系。宣传工作应联系实际的斗争条件。在无产阶级为消除社会压迫而进行斗争的地方，我们应当大肆宣传，我们不仅要在口头上宣传，而且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宣传。榜样是最有力的宣传。如果我们能表明自己是卓越的领导者、卓越的战略家，那么，人们就会充分相信我们报刊上的论断和我们的理论观点了。 可见，宣传工作不仅要在口头上进行，而且要通过实际行动来进行，而且它应涉及工人阶级的各种运动，甚至无关紧要的运动。因此，我们援引了许多普通的事例，用以证明共产党员应参加任何这类无关紧要的斗争。要知道，工人准备争取解决的每个问题，都是共产党员的事情。既然我们要把宣传鼓动与各种运动联系起来，我们就得采用最好的宣传鼓动方式。与工作、业务、斗争相结合的宣传鼓动，可以有力地推动共产党不断向前发展。我再说一遍，我们坚决地强调这种密切联系的必要性。我们并不只是要为这种细小的斗争进行宣传，我们是要借以争取到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权。我们坚决希望能取得这种领导权，但只有在我们能指导一些小规漠行动的时候，只有在我们站到各种运动的前列、经常从各种斗争中使工人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才能取得这种领导权。因此，我们在提纲中援引了许多事例，为的是使大家对它们有所理解，不致认为它们是些空话，而是对每个共产党员的殷切要求。提纲中还详细分析了工会中所必须进行的斗争的方法，这也可使我们从中得到实际指示，使我们知道怎样才能克服工会官僚制和改进当代工会运动形式。这个为粉碎工会官僚制、为铲除当前的领导阶层而进行的斗争，是我们宣传鼓动的目的。这个斗争应当完全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而不是为了刺激和激怒敌人而偶然进行的零星进攻。 只有严密、合理地安排工作，才能使我们从宣传工作逐步转为对无产阶级的实际领导。还必须强调指出，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在党被迫转入地下的那些国家，建立所谓同情者组织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种组织可使我们扩大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在各个国家都应有这样的组织。在没有这种组织的地方，必须在比较强有力的共产主义思想引导下，着手从其他组织的工人中，或从尚无组织的工人中建立这种组织；确实，借助于这种组织，我们可以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对于那些至今只搞地下活动的组织来说，实现我们这个提案，必将为它们创造联系广大群众的实际可能性。 我们坚决要求这些组织重视自己的一项特殊任务，这就是无论如何要取得与群众的联系。为了接近群众，可以采取一切组织手段和一切宣传形式。在这方面，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帮助。我们有许多实例表明，当青年组织作为党的先进队伍进行活动时，在地下党需要更广泛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青年组织就利用自己的合法条件进行了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对半无产者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职员等，也应当进行宣传工作。对这些阶层进行宣传鼓动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是因为在夺取政权方面我们指望他们给予坚决的援助，而是因为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使他们摆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应当竭尽全力地开展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如果我们能使这些阶层摆脱对想象中的幽灵的恐惧，使他们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那么在关键时刻，我们就不必担心他们的抗拒，不必对他们有所顾忌，这就使我们更易于进行决战了。这种半无产者阶层，主要都生活在农村。在这个讲坛上，人们多次谈到必须使农村居民保持中立并争取他们信任。我只是要指出，革命组织要对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宣传工作，要面向农业工人和小农，至少应使他们感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组织方面也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便与他们接近。只是在组织内部有报纸是不够的，应当把报纸送到农村居民的手里。在农村进行这种宣传鼓动很困难，有时还很危险。我们的敌人善于唆使农村居民反对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因为在夺取政权的时刻，以及在随后的时期，我们得考虑来自这方面的阻力。 我们必须事先在他们中间打开缺口，所以在农村要有从事宣传工作的组织。为此，在由城市管理的农业区内，应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散发共产党的小报和小册子等等。还有另一种形式，即在农村工作的组织，可为邻近的农村服务。为了宣传的目的，还可以利用骑自行车者、体育协会和青年团在农村传播共产主义精神，遏止对共产主义仇视与敌意的发展。同仇视和敌意现象作斗争，是夺取政权之前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要知道，只有实现了这个任务，我们才会相信城市近郊区不会成为反革命募集自己军队的地方。 对士兵进行宣传，特别是在常备军的驻地，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未必还须详加论述。为了这个目的，在一些国家非常需要建立一些专门情报站，由它们大力设法对士兵进行宣传教育。确定这项工作的一般样板和共同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项工作要依各个国家的独特条件来进行。我只想指出—个共同点，这就是必须唤起士兵认识军队中官兵之间存在敌对性的差别。必须向士兵阐明：军官对士兵有多么大的特权，这不仅表现在服式上，而且也表现在经济生活上；军官的生活是多么豪华，要什么有什么，而普通士兵的生活极端贫困，前途渺茫。还必须问士兵说明，服完兵役以后，士兵不得不在其他领域干活，而在那里也是永远没有克服这种阶级对立现象的任何希望。不断强调军队内部的阶级矛盾，是瓦解军队的最好方法。在各处，只要可能，就要把这种阶级对立现象的认识灌输到军队中去。我认为，对于那些参加了武装匪帮的人，也应当这样做，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他们卖身投靠的行径，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向他们说明他们队伍中存在的阶级矛盾，这样，也就可以产生瓦解他们队伍的作用。 现在，我来谈谈关于党的报刊那一节。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不必多讲。这一节由于有一些可资参考的专门情况，所以阐述得特别详细。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同志，虽然已经掌握了政权，但仍然坚信报纸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好工具。由此可见，发展报刊的宣传应提到首位上来，并要详细制定出宣传计划。这样一来，在下一年度，任何一个党都没有理由再埋怨它那里订阅党报的人数不多了，也许，这是因为过去它们没有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这样的托词就站不住脚了。那时，任何一个党都没有理由说，它不知道怎样向群众推销报纸。提纲里详尽地指出：怎样把报刊变成斗争的武器，有些同志如何按期协助工作，从而使报纸真正成为同党密切联系的有机体。我再说一遍，所以要写这一节，是为了使同志们再没有任何借口来解释某个国家的报刊工作水平低下了。 接着应该谈的是党的一般组织结构问题。但是，请原谅，在这里，在讨论宣传鼓动问题以后，我还要谈谈我们想列入提纲的关于政治行动的一节。我们认为这一节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要对规模大小不同的种种运动的组织工作确定某种指导原则。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还是可以而且需要下达一些共同的指示。由于党实行工作义务制，所以我们在阐述有关政治行动的组织问题之前，不妨一般地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对于共产党来说，任何时候都要准备开展强大的运动。在各种情况下，都有发挥政治积极性的机会。必须极力发挥运用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能力，使它能成为战略和策略的艺术。必须根据客观的条件挖空心思地选择工作方法和斗争手段。在对积极活动充满坚决意志的地方，在党能慎重、巧妙而又审慎地从事活动的地方，总是会找到适当的斗争手段的。重要的是，共产国际的每个支部都要细心观察邻近各国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以便吸取其他支部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适当地运用到自己的行动中去。但是很遗憾，在这方面，迄今几乎毫无作为。 一些人力不足的弱小的党，应当结合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事件开展革命宣传，向工人阐明一般的共产主义口号。为此，要利用我们的支部和活跃小组在工厂和工会中建立的联系。凡是我们有这些支部的地方，凡是已建立革命行动基地的地方，我们就应当举行集会，以便在群众中传播党的口号。在不能自行举办集会的地方，要善于利用敌人的集会。在这里，为了不失体面，而且能取得宣传的成果，就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性。当这种激动人心的宣传有希望争得群众对我们的号召的同情时，我们必须巧妙地提出自己的口号，并力求在各次集会上都能提出性质相似的口号，使群众能接受，或者至少使少数人能表示拥护。的确，这样做可以体现出党对群众的思想影响。我们要善于利用我们日益增长的影响来增强我们的队伍，来促进各无产阶级阶层发扬团结精神。他们必将认识到这种思想是一种新的领导力量。他们将懂得，这是一种准备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新力量，因而能增强他们的战斗精神。通常，筹备这种会议并在会上积极活动的各小组，会后应聚集起来，进行总结。它们还应当向上级党委汇报工作，以便能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由于这一类宣传活动需要张贴宣传画、散发传单等工作的配合，所以应当成立专门工作队，在工厂、车站和职业介绍所等处附近进行这项工作。在有些地区，有的同志善于把散发传单和热烈争论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接着，激动起来的工人群众就自行继续争论起来，因而这种宣传自然而然地就渗入到企业中去了。当然，这种大力的宣传鼓动，应与工会和工厂的集会上所大力进行的活动相配合。在必要的情况下，同志们也应在工厂和工会中组织集会，并要注意培育能支持白己活动的可靠的发言人。我们的党报应天天宣传党的当前的活动，并为党的活动提出精辟的论据，使其占有大部分的版面。十分重要的是，党应使报纸宣传的思想能在群众中扎根，使他们几个星期、几个月都不会忘记，以便无产阶级从这种宣传中受到教育，了解问题的实质。 此外，弱小的党若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们会有另外一些条件来进行积极活动。要知道，它们的直接目的，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争取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必须考虑运否已及时从宣传阶段转为示威活动。无论合法的党或是非法的党，都可以开展这种示威活动。我们只要指出斯巴达克联盟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光辉事例就行了，它们在战争期间不顾严重的危险，提出了“打倒战争！”、“打倒政府！”的口号。我们回想一下因进行这种宣传而牺牲的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就行了。另一个事例是英国的一个不大的社会主义小组，它提出了“不准干涉俄国！”的口号，这表明为某种思想而不停地进行斗争，终究会有利于社会。同样地，在最近的波俄战争期间，波兰共产党企图通过广泛的宣传活动，把苏维埃思想以及与俄国和好的思想保持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它力求最终能实现自己的影响。从批评的角度可以指出，如果整个法国党能集中全力采取这种行动的话，它也是具备类似的条件的。在动员力量去反对德国期间，法国党就具备这种条件。但当时，只不过是具备条件而没有作适当的准备，示威活动也开始得太晚，因而法国党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据来自意大利的最新消息，那里对法西斯分子的仇视已发展到十分紧张的程度，以致我们党可以和其他政党一起开始进行极其坚决的行动了。那里已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看来，法西斯分子的活动与工人的积极性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刻已经到来，工人已开始发动群众来对付法西斯分子。我想，意大利党一定会站到运动的前列，利用运动使自己发挥领导作用，从而引导无产阶级大步前进。甚至那些采取行动之后出现了右倾的地区，也能提供某种有关示威活动的经验教训。首先，示威行动要求领导者有灵活性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这种运动的领导者应善于明确示威行动的目的，善于随时观察不断变化的情况，同时必须掌握运动的形式，研究出现的每种情况，以便不断加强运动和考虑扩大示威行动的时机。战时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游行示威明显地证明，这种活动不一定遭到镇压，因而不会导致整个示威活动的崩溃。如果连这样的游行示威也要作出牺牲的话，那么，不准采取类似行动的情况，也会产生。因此，即使这种示威活动显然要作出牺牲，也要不断地再次举行。要知道，在组织上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不仅能加强活动的影响，而且能减少牺牲的人数。 从无产者不怕牺牲的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充分组织而举行的示威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主要的是要学会有纪律、有组织地实现这种行动。经验表明，街头示威主要是依靠较大的企业。当然，每逢节日，在稠密的居民区也可以举行红旗招展的盛大示威游行，以示庆祝。但这种示威游行通常不具有革命性质，却具有盛大示威的宣传性质。如果想要取得真正革命影响，必须从工厂直接动员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这时，支部和党团应进行极为认真的准备。在事先按计划进行讨论并建立起团结一致的精神以后，才可以决定采取行动。工厂中的支部和党团组织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具备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以便大家走上街头不像是一些同床异梦的人，而是充分理解游行示威目的的无产阶级群众。为了有示威活动的坚强骨干，要由工厂代表和支部组织者共同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如果示威活动已酝酿成熟，主要的工人领袖和党的领导者应与工厂代表一起讨论全部行动细节，以便次日就能真正进行组织得完善的、团结一致的行动。行动以后，在党的工作小组中，以及在工厂委员会的党团中，要总结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以便再次组织和加强这种示威活动，使其日益扩展到群众怍的革命行动的程度。还有其他一些可提高群众积极性的方法。我们到处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在一切工人运动中成为无产阶级真正的领导者。必须竭尽全力消除社会变节领袖的影响，把他们从组织中排除出去。如果出现停滞现象，要采取其他宣传鼓动方式，极力设法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克服这种现象，例如去年德国统一共产党就采取了发表《公开信》的办法。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讨论这种问题。你们会考虑应如何通过工厂委员会、工会活动家、报纸和议会党团来传播行动的基本方针。只是偶尔搞过一次活动，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在认为有必要时，要连续几星期、几个月进行并加强这种活动。通过多次集会、报纸宣传和议会演说就能使人们支持这个运动，那是不可能的；决不允许运动不继续搞下去，致使它逐渐衰落。出现这种现象是一些组织所会犯的严重错误。如果组织没有力量承担和领导运动的话，最好不要开始行动，待组织加强以后再说。如果我们在某个经济领域内工作进行得顺利，如果我们党在那里建立起良好的组织，如果党的主张得到较大的支持，从而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领导权，那么，就要利用组织的压力来宣传党在工会内部的领导作用。这时，我们就可以召开赞成我们主张的那些地方团体的代表会议，并促使这种代表会议不断扩大。此外，还必须使实际行动集中化，即极力促使参加者把已有的或将有的运动联合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这样，共产主义的领导就能再次把力量集中起来，这对社会叛卖领袖也会发生影响，因为他们不能逃避这联合起来的战斗，他们不得不确定自己的立场，表明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不能强制他们从事艰苦的活动，那就不仅要在政治方面掲露他们，而且要在实际组织方面揭露他们，指出他们根本不打算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然后，我们必须独自开展活动。如果共产党认为在经济和政治情势日趋恶化的大动荡时刻必须着手掌握群众领导权的话，那它就不只是要采取宣传的手段，而且要采取其他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甚至可以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口号和要求。在运动不断向前发展、趋于爆发的时刻，共产党必须号召日益贫困的无产者行动起来，要求他们与掌握战斗领导权的有组织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并向他们指出避免这种战斗是不可能的；同时要指出，这种斗争的领导权不应操在社会叛徒的手中，而要由我们进行坚决的、充满战斗精神的领导；共产党员要充分做好准备，站在无产阶级各次小战斗的前列，并把这些小战斗汇合成为大的政治战役。在战斗中要以事实证明，尽管无产阶级已失去生存的条件，而旧的组织还想避免战斗并阻止进行战斗。工厂组织和工会组织要经常表明共产主义工人的战斗决心，在集会上说明已无任何后退之路，如果其他任何政党不愿承担领导斗争的责任，共产党则是使工人摆脱进一步贫困的天然的救星。主要的任务是对局势所引起的战斗进行统一的领导。工会和工厂中的支部和党团，在运动中不仅彼此之间要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要同地区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中央委员会必须向发生运动的各地派遣特派员，他们应尽力设法掌握领导权，并关心通过战斗真正体现团结一致的精神，以便所有工人都了解而且感到这种战斗的政治性质。在扩大斗争的过程中，必须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在工会官僚机构这种罢工领导机关趋于崩溃的情况下，要及时坚决地要求改选，并应力求领导罢工的机关由共产党员组织。例如，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已经把工人联合起来，那就结合这个运动开展一些政治活动来阻碍军队的调动。可见，必须尽可能地由共产党员集中掌握行动的领导权。只有这样，工会中的党团和工厂委员会才能组织以共产主义领导为核心和基础的行动。 如果运动已出现应有的政治契机，即如果企业主组织或国家机关干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开始宣传建立政治性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必须阐明，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并要特别着重指出，只有这种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产生的机关，即使没有工会的协助，也能使工人阶级获得真正的解放。在周密、紧张而又审慎地进行工作的情况下，这样组织的局部行动可使共产党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准备开展重大的斗争。日益强大的党，尤其是群众性的党，应采取特殊的组织措施来准备坚决的群众性政治行动。在采取群众性行动时，即使是局部行动，也不要忽略利用这种行动来建立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联系群众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会议上和在工厂里，党的重要领导人应当会同工厂代表和工会党团经常讨论群众行动的结果，以便加强彼此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和工厂代表的密切联系，以及对他们的信任，可在组织上保证群众性的政治行动不致过早发动，而将根据党的影响所造成的情况来进行。依靠工厂企业中这些可靠的工作人员的协作，许多组织往往能够相当顺利地开展活动。例如从俄国革命中我们就能看到，彼得堡各工厂的党团、工厂代表和党支部在与领导机关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地，关于德国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指出，在战争结束前的总罢工期间（1917年在中德、1918年春季和冬季在柏林）的最后决定性斗争，以及十一月革命和随后的三月发动之所以都能实现，就是因为同政治领袖保持联系的各个工厂委员会代表日益形成一个密切协作的机构，而政治领袖在与工厂委员会的联系中对群众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要指出，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力求与某些企业的工人代表建立密切联系的一位政治领袖。所有的党都应当这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机构的最大灵活性。在德国，我们亲眼看到，由于有这种从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完善而又灵活的组织形式，工厂代表才能在武装斗争期间把群众领导起来。去年在意大利开展的占领工厂的运动，无疑是一种革命行动的表现，只是由于工会官僚的背叛和缺乏党的正确领导，它才以失败而告终。但另—方面，必须指出，这个运动完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占领工厂时，工厂代表没有与政治领导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假如当时这些组织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次行动就有可能变成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同样地，我认为，假如英国党能够通过工厂代表与群众建立起联系，那么英国矿工的大规模运动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我现在谈谈关于党的组织机构那一节。一般说来，这一节也和关于报刊一节一样，可以加以缩减，不过也许大家会要求详细讨论党的组织结构问题。但我们所要说的，不是党的组织结构问题，而是关于运动的问题，即关于我们的队伍的组成问题，从而提出一般的指示，说明怎样的党的组织结构在实践中证明是适宜的。不要忘记，只有在大工业城市的活动中心建立起来的组织，才能发挥作用。现在，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宣称必须在全国建立起组织网，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组织必然十分软弱，不能发挥出全部力量。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建立这种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在那里，组织将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组织在大的工业中心巩固以后，应利用多余的力量向四周扩展，以便建立地方小组和新的地区组织，但只有在有关工业中心已有巩固基础的时候，才能这样做。这样，才能保证组织有工作能力。并非要求党要有大量的地方组织，而是要求党要有很多有工作能力的、坚强的地方组织，而且这种工作能力要表现在它们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活动上。 在地方与中央之间建立灵活的联系也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没有必要建立地区、州、省和中央的教阶制度，否则，对于党的政治灵活性会造成严重的危险。问题的实质是要在党的各个活动中心和中央领导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为此，全国要划分成一些区，在那里和许多城市相联系，同时，也和直接获得党的情报的各个地区相联系。一般说来，互通情报和下达指示是组织机构应承担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贝拉·库恩同志在其小册子中正确地写道：“一般说来，在党内，在政治报导和经常直接的口头传达上，以及在下达指示上，都还存在着缺点。按系统安排好的通报，才是这项工作的基础。”这种有活力、有基础、有系统的通报，可使党摆脱陈规旧律和官僚主义。他在小册子的另一处写道：“只有这样摆脱了任何陈规旧律的有害影响的通报工作，才能使全党团结起来，才能创造真正的、牢固的集中制。”除实际工作义务制外，这种经常有系统地安排好的通报，是铲除官僚主义的最好办法。 在关于党的组织结构的提纲中，我们也下达了一些指示，指出党的中央机关应具有怎样的组织结构，才得以保障它的灵活性。我想使所有的党注意第40条①。在那里，我们指出要实行分工，并注意到在各州要从领导核心着手实行分工。在这里，也要经常互相调派党的力量。 ①提纲定稿为第47条（见本卷第1045页）。——译者注 顺便说说党的力量的调派问题。许多长期担任政治秘书职务的同志，往往养成官僚主义习气。我们如果把他们从这种岗位上撤下来，委派他们去做编辑工作，那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另一方面，编辑人员对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如果委派他们去从事组织工作，而委派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去做报社编辑，也是很有好处的。这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因为过去的编辑会很好地从事组织工作，而过去的秘书也会很好地从事编辑工作。我们在行动期间互相调派工作人员的经验，也是非常成功的。长期居住在某地区的党的工作人员，那里所有的人对他都很熟悉，都很亲近，所以他难以从事活动，如果把他派到别的州去工作，那他就会变成十分有用的力量。 现在我来谈最后一节：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这一节的标题可能会引起误解，我们要加以修改。那里原来指出，合法党和非法党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会经常互相转变。在这里，我们要稍微修改一下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贝拉·库恩同志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正确地指出：“使整个党适于秘密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适于开展革命斗争，是一项重大的组织任务。”他还列举一些实例，说明秘密机关可同时独立地开展工作，例如在柏林，秘密机关就完全离开了整体，投入曼斯菲尔德的斗争。贝拉·库恩同志说：使党的一般组织适应一切斗争的要求，是必要的，以便它能按既定的组织原则在组织方面或政治方面不致与合法组织相隔绝，哪怕是短时期的隔绝。接着，贝拉·库恩的论述就离开提纲了，而提纲在谈到党的任务时指出：“由于戒严状态和实行非常法，党不能公开地进行全部工作。”最后他才指出，必须建立秘密机关，而且整个党的组织机构既要适应于党的公开活动，也要适应于党的秘密活动。我们打算详细阐述这项合法的和非法的工作，以便每个人都能懂得必须细心研究如何使组织善于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活动。不错，有人会指责我们说得太简短了。完全正确。可是，反过来，又有人会说我们写到太繁琐了。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已找到合适的尺度提出这个问题，并进而指出合法和非法活动的互相转变。 只有各国党能真正掌握工作义务制和民主集中制这个组织原则的时候，只有各国党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在政治斗争中、在报刊上能表现出是真正团结一致的战斗集体的时候，只有各国党在建立党的组织结构时考虑到一切必要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说，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将有符合共产党这一光荣称号的真正共产党。 同志们！我上面所说的一切，都属于我的报告的主要部分。我还要谈谈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得简短些，这就是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和它与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的关系问题。你们在《莫斯科报》上已经看到德国共产党在5月5日的党委会上制定的提案。根据这个提案，他们与俄共中央代表及执行委员会代表举行了会谈，从而作出了我提请大家通过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符合德国提案中的一切重大要求的。我们想要同意的究竟是哪些要求呢？有些要求，在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期间，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些问题，根据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已经解决了。决议中指出：“代表大会希望执行委员会，在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的大力支持下，着手建立完善的联络机构，并希望各党在执行委员会中密切合作，使执行委员会能比以往更加出色地完成所肩负的日益艰巨的任务。” 决议案还要求所有党把优秀的力量提供给整个国际斗争运动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我是根据上述的政治观点提出决议案的。现在我来宣读这个决议案，或许我要援引一些简单的情由作为它的根据。决议案全文如下。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确认，在共产国际的发展中，已出现一个转折点，它要求从对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转为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真正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更坚决有力的领导。执行委员会就其组织结构来说，应成为这样一个机关，即它对无产阶级政策中的一切迫切问题，例如，对日益增长的严重失业问题，以及对各资本主义政府之间能引起冲突的紧张政治关系（和平条约，美、英、日之间的新军国主义竞赛）等等，始终能采取明确的立场。执行委员会必须寻求各种手段和途径，使对解决这些紧要问题进行一般号召转为各个支部在组织上和宣传上主动地采取一致的行动。共产国际应首先成为采取行动的国际，成为领导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国际中心。要做到这一点，必要的前提如下： 1．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应竭尽全力保持与执行委员会的密切、有机的联系。为此，它们不仅要把本国优秀的代表派到执行委员会中去，而且要经常地、慎重地、坚决地和详细地向执行委员会通报情况，以便执行委员会能依据实际的文件和可靠的材料，对发生的一切政治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 2．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应确切理解自己是一个国际政党的支部。它们彼此之间要保持经常性的情报联系和组织联系，允其是邻国之间的党，因为在资本主义矛盾所引起的政治冲突中，它们有完全相同的利害关系。当前，互相传递重要会议的材料，互相交换相应的领导力量，是取得这种相互间有效联系的最好办法。一切工作能力较强的支部，都应立即负起这种交换领导力量的责任。 3．执行委员会应在西欧用一切主要语言出版专门的报道刊物，借以加速把各国支部汇合到一个国际政党中去。这种报道刊物应有助于同一地、明确地阐述共产主义思想，并依据可靠的系统情报为各支部同时采取积极行动做好准备。 4．执行委员会可向美国和西欧派遣自己的代表，借以使各国无产阶级在共同的日常斗争中得到积极的组织上的支持。代表的职责是，使执行委员会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的特殊工作条件。他们还应当关心保持各国党之间以及各国党与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便增强共同的战斗力量。和所有的党一样，执行委员会应比过去更加关心加速与各个党的联系（既可采用书面联系，也可派遣全权代表），以求对一切重大政治问题采取同一的立场。 5．为了执行这种极其紧张的繁重工作，必须大为增强执行委员会机构。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主席，并责成执行委员会由各党代表中选任三名书记。各支部向莫斯科派遣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必须参加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们或者借助于本国支部的通报进行工作，或者以报告人的资格负责处埋某一方面的问题。 6．哪些国家可派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这个问题由代表大会作出专门决议来决定，并由大会规定代表人数。小执行局的成员，由执行委员会单独选出。 7．执行委员会设于俄国这个无产阶级国家中。此外，希望执行委员会通过在俄国境外召开代表会议的方式来扩展自己的活动，并希望它更加有力地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集中领导整个国际。 这就是在有关的预备会议之后我提请大家通过的决议案。对于决议案没有很多的补充说明。我只想强调指出，所有的党都应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优秀力量提供给执行委员会，从而实现决议案所提出的要求，以便执行委员会中的各个代表不仅是本国事务的报告人，而且是一些能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威人士。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我们不能经常要求俄国委派，我们应把自己的领导同志派到这里来，应关心执行委员会有巨大的工作能力。 共同行动和互相支持可具有极其不同的方式。不要认为各地的革命发展都一样。互相支持的方法很多，可以借助于各种不同形式的行动，也可以通过宣传活动。例如，某个国家可借助于报刊和宣传鼓动来响应另一国家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如果后者由于某一国际性问题而发生严重冲突，并遭到重大牺牲的话，那么，其他国家的党，至少可以通过在国会中的发言表明自己对邻国党的支持。如果爆发了经济性的大规模斗争，而在斗争中在本国又得不到积极支持的话，那么，在各邻国的党就要表现出战斗精神，给予兄弟般的支持：散发传单、举行游行示威、筹集款项。由此可见，不仅在执行委员会与各个党之间，而且在各国的组织之间，都会出现许多加强联系的方法。资产阶级也在为自己建立这种集中制的组织。早在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我就曾说过：不久以前，政治警察总监、国家检察长魏斯曼和英、法秘密警察领导人在柏林再次就建立组织问题举行了会议。这种组织在俄国出现危机或发生意外事件时，会使共产主义宣传员难以逃脱他们的魔掌。 既然我们看到国际资产阶级要打破国界建立严密的联合组织，那我们也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不是要通过什么决议，而是要采取实际的组织措施。只有那时，才能确切表明共产国际真正代表着全人类的利益。（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讨论 沙弗涅尔（瑞士）： 同志们！我提议无须经过讨论就将组织问题提纲转交有关委员会，因为它不适于作为讨论的基础。当时曾委派委员会来制定这个提纲。可是，我们手里这整整18页用蹩脚的报纸体裁写成的东西，虽然含有一些好的意见，但是阐述得十分模糊不清，整个说来，不能算作提纲。如果我们打算批判地过问这项工作，我们就得从修改体裁、校正文字来着手；我们必须全部改写，所以讨论根本不会取得任何效果。因此，我要求不必经过讨论就把提纲交给委员会，并建议委员会在明天，不要等到中午1点，而尽可能提前聚会，以便有充分时间利用原提纲中一切有益、可取之处为大会制定出新的提纲。我还提议，不要借口决议案的缺陷很多（只有少数人了解决议案的内容）而回避关于国际和执行委员会改组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要为讨论这个问题成立专门委员会，所有代表团都要派代表参加，而且这个委员会明晨就要开始工作，晚上就要向大会汇报结果。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觉得，沙弗涅尔同志对提纲的评论过于绝对了。他提议不必经过讨论就否决提纲。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个提纲是几个同志一起制定的。也许，这个由各国同志拼凑起来的委员会所制定的德文文件，有些令人费解，但我认为，就其内容来说，是正确的，是令人满意的，其中许多论述对于所有的党都是十分重要而宝贵的。我只指出全体党员必须从事宣传工作这一节，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同志们，我认为，大体上来看，我们理应予以通过，我希望能够通过。当然，我们要先进行讨论，然后才能这样做。如果同志们感到疲倦，因而今天不能进行讨论，或者是，由于法文本还没有分发下来，那就应当延期讨论。明天，委员会将继续工作。但是，我们决不应简单地否定这个提纲。我再说一遍，那些细心读过提纲的同志会认为，提纲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运动极关重要。（有人表示同意。） 同志们！对沙弗涅尔同志的第二项建议，没有人提出任何反建议。我没有听完他的发言，但是据说，他想提议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组成问题委员会。同志们，我认为，所有的党过去和现在都能把自己的代表派到组织委员会中去，组织委员会将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要考虑到，我们都非常劳累了，何苦还要选择一个专门委员会。我们建议各党把自己的代表派到组织委员会中去，以便两个问题合并在一个委员会中讨论。（同意。） 瓦扬-古久里： 同志们！法国代表团讨论过克南同志刚才所谈的共产国际组织结构问题。在昨天晚上的会议上，我们曾决定请求大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要求迅速委派两个工作小组，一个研究党的组织问题；另一个研究共产国际的组织问题。我们要求迅速委派这两个工作小组，是为了能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对于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极为重要。 主席柯拉罗夫： 大会可以考虑法国代表团的这个要求，并把这个要求转交给委员会，因为这个要求完全合理，而且合乎实际。登记发言的人都已经发言了。所以我们可以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了。在结束会议之前，我们将通知有关方面。 瓦扬-古久里： 看来，每个国家都可以派出几名代表。 主席柯拉罗夫： 可以向委员会派几名代表，因为要成立两个工作小组。 捷拉格朗： 你们会理解，我们不能够讨论提出来的提纲，因为我们手边没有提纲。如果法文本提纲不能很快地印出来，那么，明天委员会的会议上还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法国代表团请求在委员会会议之前能得到提纲。 主席柯拉罗夫： 我们已设法做到这一点。 （会议于晚10时30分休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1921年7月9日晚8时30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二十一次会议 （1921年7月9日晚8时30分） ·拉狄克关于策略问题委员会工作的说明 ·表决并通过策略问题的提纲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声明（扎克斯） ·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代表团提出关于德国统一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讨论： ↘马尔察恩 ↘塔尔海默 ↘季诺维也夫 ·表决并通过关于德国统一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美舍利科夫作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报告 ·关于共产党人在合作社中工作的提纲 主席杰纳利： 现在由拉狄克同志谈谈策略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拉狄克关于策略问题委员会工作的说明 拉狄克： 同志们！策略问题委员会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并一致通过了所有重大的修正案。我不想一一宣读那些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在最近两三天内，代表同志们就会了解这些修改之处。我只想谈谈具有政治性的重大修正。修正之处如下： 关于法国那一节，重新作了加工，尤其对于力图过早开始革命行动的思潮所作的评述。大家都知道，在前一文稿中，说得过于尖锐，现在的提法已比较缓和。 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大家都会记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就这个问题通过一项冗长的决议，在决议中，中派主义倾向被描述成为什麦拉里派，而且宣布要与这个派别作斗争。 在我们的决议中，我们保留了对这种倾向的评述，何况当时来到这里的什麦拉里同志也不否认在他的议论中谈到党内存在中派思潮，甚至他还企图证明，由于旧党大多数成员是在没有发生特别深刻分裂的情况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所以也就必然会产生这种思潮。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在策略委员会的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为讨论这个问题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既听取了什麦拉里同志的说明，也听取了克雷比赫同志的说明。因此，我们可以说，争论所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集团来说，正如列宁所指出，必须向左走两三步，而对于德意志捷克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克雷比赫同志来说，则要向捷克斯洛伐克党的广大群众靠近一步。最重要的是，我们产生了这一印象：什麦拉里同志已经肯于贯彻执行委员会的路线。 于是，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详函党的领导人，指出所犯的错误和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潮，而另一方面，在这一函告中不提什麦拉里同志的名字。这并不意味着削弱反对党内半中派主义倾向的斗争，我们只是想借以强调斗争不是针对什麦拉里同志本人的。 在提纲中关于为准备斗争而进行局部行动一节里，作了如下补充：任何在原则上否定共产国际的斗争具有进攻性质的说法，即否定在具体条件下发动进攻的说法，都违反共产国际的原则。 在提纲中关于三月发动的经验教训一节里，我们作了如下修改：在指出这次行动是前进一步的同时，我们具体说明了这一步的意义，以便谁也不能说这种提法是无谓的空谈。我们所以说这是前进一步，就在于：第一，成千上万的工人进行了英勇斗争；第二，党开始站在斗争的前列。 我们所做的其余修正，大都是文字上的修改。我们提请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这个提纲，因为它不仅是我们所赞同的，而且就政治观点来说也是无须改动的。 （报告人逐条宣读了所有修改之处。） 表决并通过策略问题的提纲 主席杰纳利： 现在我把策略问题委员会的提议付诸表决。有谁反对委员会—致通过的提纲？ 扎克斯： 同志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请求把我们就策略问题提纲所作的如下声明列入记录： “策略问题提纲直接继承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开创的根本路线和执行委员会始终贯彻执行的政策。这个提纲，特别是提纲中关于世界经济问题一节，会使那些经常曲解革命概念的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当中的奸险的知识分子肆无忌惮地任意作出解释。这样一来，我们同希法亭分子的明显界线就完全被抹掉了，而同当代阶级斗争实质的任何内在联系，也就完全不存在了。 “这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左翼，在拥护它的革命工人的推动下，曾作了微不足道的尝试，企图对策略问题提纲作某些修正。这种不合理的尝试理应遭到大多数人的拒绝，我们也没有予以支持。要知道，尽管他们的修正中也有提高革命积极性的意愿，但其中缺乏对斗争的具体条件的理解，其中既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议会的二十一条基础，也没有反对提纲中同这个基础相协调的一些总的倾向，换句话说，这种修正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在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在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准备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攻，必然导致这种斗争的出现。共产党即使不能领导这种斗争，它也不应回避战斗，否则，它就是对准备胜利实行抵制。只有在群众的一切幻想不复存在，而斗争的目的和方法已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共产党才能在这种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可见，只有在辩证的过程中，共产党才能成为团结那些在斗争过程中取得群众信任的战士的核心。 “发表本声明，以表明我们坚决反对接受这个策略问题提纲，我们所援引的是我们提出的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提纲。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团” 主席杰纳利： 还有谁反对策略问题委员会制定的提纲？现在我们进行表决，并请提出反建议。 季诺维也夫： 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代表团对此可以提出申述，但不能再进行讨论了。结果是，没有一个代表团投反对票；那么，修正后的提纲获得了一致通过。（表示热烈拥护。） 俄国代表团提出关于德国统一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同志们！我以俄国代表团的名义提议，大会已相当详尽地讨论了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状况问题，现在我们提出如下的决议案①： ①决议全文见本卷第1052页，此处略。——译者注 我还要摘录一段我们执行委员会在德国的一位代表来信中所说的话。这封信是我昨天收到的。信中谈到：“党的右翼日益聚集起来。6月25日召开了反对派会议。约60人出席了会议，其中有列维和多伊米希。会上作出决定，每两星期举行一次会议，以增强反对派力量和确定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态度。多伊米希做了一次详细的报告。他认为，海德尔堡派意味着革命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胜利，使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工人得以与斯巴达克联盟联合起来。在联合代表大会之后，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开始突出地显示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精神。同海德尔堡派相比，德国统一共产党是后退了。目前，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唯一目的，是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实行组织上的联合。列维高谈罗莎与列宁的争论以及俄国党似乎走投无路，用以补充多伊米希的论断。” 我认为我有责任把上述信中内容讲出来，以便大家认清德国统一共产党到底在哪些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危险。我们完全坦率地谈论了中央委员会中的朋友们所犯的错误。代表大会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按照俄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案，如果反对派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代表大会就一定会要求大多数党员对反对派采取容忍的态度。代表大会要明确地强调指出，在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后，共产国际决不会容忍德国党内再存在任何派别。如果说，这种情况在代表大会之前还可以存在的话，那么，在代表大会之后，这就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了。根据我们同蔡特金、诺伊曼、马尔察恩等同志以及反对派其他成员多次的交谈，我们深信，到这里出席大会的同志们都打算忠实地贯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会利用自己在德国的巨大影响来体现这种忠诚。我想，执行委员会应当同那些不愿服从代表大会决议的集团和同志进行十分认真的商谈，并且告诉他们，谁若是不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继续在德国党内建立派别，那他现在和将来都不能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热烈赞同。） 讨论 主席杰纳利： 谁想就俄国代表团的决议案发言？ 马尔察恩： 同志们！当然，我们非常关心三月发动所引起的在德国发生的冲突能得到彻底解决。这种关心，在代表大会讨论策略问题提纲中有关三月发动的问题时，也已充分表现出来。我要再说一遍，我们非常关心德国代表团能和我们达成协议。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些孟什维克政党，在三月发动之后就在从事反对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活动，在德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冲突，政治上的困难也日益加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要再说一遍，我们所关心的是党能带着十分明确的立场回到德国，要尽快消除党的危机，制止内部的一切争论，从而保持住外部斗争和工人阶级革命化所必需的完整力量。但是我必须声明，俄国代表团提出的文稿无助于分清是非。（有人叫嘁：“完全正确！”）不管怎么说，这个决议案并未阐明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路线，而它那经过精雕细刻的文稿则力求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反对派受到了谴责。我们已经说过，在这方面，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我们是有约束力的。诚然，我们既然是无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我们理应在德国竭尽全力为党的利益使反对派保持沉默。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也应提防不要由于这个决议而出现不满的新动机。因此，我们提出一个文稿，它可以非常清楚而明确地说明争论双方能达成协议的基础，因而它必然有助于制止内部的争论，有助于在德国建立协同工作的条件。下面就是这个文稿： “第三次全世界代表大会满意地指出，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尤其是其中曾引起热烈争论的有关三月发动的那一部分，已得到一致通过。代表大会认为，坚决走上贯彻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道路，放弃组成派别的一切企图和搞宗派活动的种种意图，团结一致地进行工作，并依据共产党的原则与策略观点共同进行斗争，以维护党的纪律，乃是各种不同思潮的维护者必须遵行的职责。德国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所有各方面斗争的尖锐化，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反对共产党的运动，都要求共产党在一切领域发挥高度的积极性，时时准备投入决定性的战斗，同无产阶级群众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并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对他们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必要的条件是党的坚强的团结，以及全体同志、所有党的机构和组织须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全世界代表大会规定的二十一项条件绝对遵守党的纪律。 “大会授权执行委员会密切注视德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执行相应的决议。 “保尔·弗兰根、享利希·马尔察恩、诺伊曼、克拉拉·蔡特金。” 在这一决议案中，一般地谈到德国统一共产党全体成员的行为，而在俄国的决议案中，则使人们产生一种对反对派偏激敌视的印象。如果大家希望我们能在德国迅速消除危机，并为革命的利益立即着手进行统一工作，那我们请求大家接受我们提出的决议案。 塔尔海默： 同志们！我代表德国代表团声明，德国代表团同意俄国代表团的提案。（掌声。）我们请大家尽可能一致同意这一提案，而摈弃反对派的提案，因为后者过于老生常谈了。俄国代表团的提案明确而又严谨，完全符合德国的现实情况；而另一决议案，则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季诺维也夫： 反对派中的同志们声称，他们并不要求对马尔察恩提出的文稿付诸表决，只是希望把它作为由马尔察恩、诺伊曼、弗兰根和蔡特金签署的声明列入记录。这样，问题就清楚了。我们只需要对俄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案进行表决了。 我想再说两句，以反驳马尔察恩同志的见解。他说，决议案被人为地尖锐化了。不，决议案是既肯定又明确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想，几个月以后，诺伊曼和马尔察恩同志在德国将会遇到对大会决议采取不同于自己立场的一些同志的反对，那时，诺伊曼和马尔察恩同志也许会对这个决议案感到满意的。要知道，我刚才根据德国的来信已经提到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些情况表示怀疑。如果在德国，大家都感到应该结束原来的争论，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我们的决议案并没有使情况复杂化；但是对付那些喜欢搞宗派活动、想继续争论下去的德国同志，这个决议案将成为诺伊曼和马尔察恩同志所掌握的有力武器。因此，请大家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案，以便我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即以共产国际的这个最高领导机构的名义，为实现德国统—共产党的真正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热烈赞同。） 表决并通过关于德国统一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主席杰纳利： 报名发言的还有两位，即诺伊曼和拉狄克同志。主席团希望停止继续讨论。有谁反对吗？没有。 现在对俄国代表团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有反对这个决议案的吗？有弃权的吗？没有。那么就一致通过了。 下一议程是合作化运动问题。现由美舍利科夫同志作报告。 美舍利科夫作关于合作化运动问题的报告 美舍利科夫： 请法国同志们原谅我讲不好法语，因为最近14年来，我没有机会说法语。 同志们！革命以前，工人运动由三种因素构成：政治因素，即政党工作；职业因素，即工会工作；还有合作化因素。所有这些运动是各自独立进行的。 革命前，共产党人和革命社会党人不愿参加合作社，因为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合作化组织由顽固的改良主义者掌握了，这就是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至今没有渗透到合作化工作中去的原因。 但是，共产党决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存在下去。共产党应自行做好准备，并应使无产者和合作化组织也做好准备，以便使合作化组织在革命期间能起到应起的重大作用。这就是在国际代表大会日程中提出合作化问题的原因。我不能也不想就这个问题谈得过多。我只想指出某些重要的方面。革命完全改变了合作化工作的性质。以往，合作化运动并没有打算同资本主义作斗争，运动的目的是使自己的组织适合于资本主义的环境，而如今的合作化组织则应敌视资本主义环境。 以往，只有一部分居民参加了合作社。如今，所有俄国公民毫无例外地都是统一的合作社的成员。革命促使他们这样做。我不想向大家长篇大论地阐述俄国合作化运动的状况。将来，共产国际合作化工作部开展工作以后，我们是要在它所发表的报告中来阐述的。现在，我只想宣读一下由代表大会某些成员组成的合作化工作委员会所制定的提纲，这个提纲要提交大会批准。 关于共产党人在合作社中工作的提纲 1．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合作社面临两项任务：（1）帮助劳动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2）在已取得政权的地方，帮助他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2．旧合作社所走的是改良主义道路，因而它极力回避革命斗争。旧合作社体现了无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 旧合作社宣扬政治上中立，借以掩盖其从属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 它们只是在口头上谈国际主义，而实际上，它们把工人的国际团结变成了劳动群众同本国资产阶级的合作。 旧合作社的整个政策不能促进革命，而是阻碍革命；不能加速革命，而是干扰革命。 3．合作社的各种形式与类别，也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目的服务。消费合作社比较能适应这个目的，但其中也有许多是由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这样的合作社在革命斗争中从来不会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只有城市和农村的工人合作社，才能站在无产阶级方面。 4．共产党人在合作化运动中的任务是：（1）宣传共产主义思想；（2）使合作社成为革命阶级斗争的机构，而无须把各个合作社从中央机构中分离出来。共产党人的职责是在所有合作社中建立基层组织，而基层组织的任务，则是在每个国家建立共产主义合作化运动中心。 这些基层组织及其中心，应与共产党及其在合作社中的代表保持经常联系。共产主义合作化运动中心应制定合作化运动的共产主义策略基础，领导并组织这个运动。 5．当前西方各国革命的合作化运动，要在工作过程中确定自己面临的实际任务。目前可以指出下列几方面任务： （1）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鼓动，力求合作社摆脱那些同资产阶级妥协者的领导和影响。 （2）建立合作社同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的联系；使合作社直接和间接地参与政治斗争，即参加无产阶级的游行示威和政治行动。对共产党及其出版机构，以及在同盟歇业中遭受苦难的罢工工人，给予物质援助。 （3）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即反对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和其他国家事务的干涉。 （4）不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建立各国合作化工作者之间的联系，而且也要在业务上建立联系。 （5）尽快争取建立苏维埃俄国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6）积极参与同这些共和国的商品流通。 （7）合作社通过承包形式参与开发苏维埃国家的自然财富。 6．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合作社的作用才能完全显示出来。根据苏维埃俄国的经验，现在已经可以指出这项工作的一些特点： （1）消费合作社应承担按无产阶级政府的计划分配产品的任务。这会导致合作社事业的空前发展。 （2）合作社将发展成为一种沟通各个小经济（农户和手工业者）与无产阶级国家中央经济机构之间联系的组织。中央经济机构将借助于合作社按统一计划领导各个小经济的工作。消费合作社将成为收集小经济的农产品和原料，并将其转交合作社成员和国家的机构。 （3）此外，生产合作社应把小企业联合成为大工厂，以便能采用机器和科学技术的工作方法。这可为小经济建立技术基础，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并可使小工厂主消除个人主义心理，增强集体主义观念。 7．鉴于革命的合作化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具有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指示各国共产主义政党、集团和组织要大力宣传建立革命合作社的思想，力求在其中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使合作社成为阶级斗争的机构，并建立起合作社与革命工会的统一战线。 大会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设立合作化工作部，以便完成上述各项任务。此外，这个工作部应当召开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以便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合作化。 主席杰纳利： 现在各专题委员会将举行重要会议，所以这次会议不能继续进行了。主席团提议现在休会。有反对的意见吗？没有。下次会议定于明晚6时召开。议程是：组织委员会作关于东方问题的报告。 明天下午4时，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艾里特”大饭店用法语讲俄罗斯艺术问题。 （会议于晚10时30分休会。）
第二十次会议（1921年7月8日晚8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二十次会议 （1921年7月8日晚8时） ·明岑贝尔格作关于共产国际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报告 ·弗勒利希的发言 ↘附：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提纲） ·通过关于修改青年问题提纲的五人委员会的任命 ·蔡特金作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问题的报告 ·讨论： ↘吕伊札·柯尔雅尔 ↘柯伦泰（俄国共产党） ·表决并通过关于妇女运动问题的两个决议 ↘加强妇女工作的国际联系以及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在这方面的任务 ↘对妇女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由明岑贝尔格同志作关于青年问题的报告。 明岑贝尔格作关于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的报告 明岑贝尔格：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已经指出，必须十分注意和重视共产主义青年运动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这一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业已经历了一段时期，但现在还有不少同志把共产主义青年问题看作是某种次要的、不成熟的、幼稚的东西。而另外一些同志却唯恐有些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会变成类似共产党的组织。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方法，由于机器的使用，大批妇女和少年被吸引到生产过程中去。这里以及我在下面的讲话中所使用的“青年”这个字眼，是指那些已离开学校的，年龄从十四、五岁到十九、二十岁的工人。我们总是用“青年”这个字眼来表明工人阶级的这一阶层，而我们就是要把他们联合到一些单独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去。战前，就已有相当大—部分青年参加了总的生产过程，成了工厂辅助工或工人。由于军火工业的产生，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迅速发展，青年参加生产过程的速度更为加剧。结果，以往年代里的大批青年农业工人和手工业学徒就大批被吸引到大企业中来，成了工厂工人和辅助工。这一过程，目前还在继续。现在，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上述地位的青年大军，已达千百万人。此外，青年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使他们更加日益直接地、积极地参加生产。同时，还出现了早在60、70和80年代就已开始的社会变动。目前，对学徒进行手工业剥削，日益成为次要问题。总而言之，这—切是同志们所熟知的。我只是举一些实例来说明这个过程是多么迅速实现的。例如，1912年在瑞士共有40万雇佣工人，其中学徒不到3万人，可是，年轻的工厂辅助工却超过了6万人。在瑞士—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工业部门中，即纺织部门中，有9.7万名工人。其中学徒不到1.5万人，而年轻的工厂工人却有2.25万多人。1913年在维也纳有学徒6.15万人，1916年就只有2.9万人了，而到1917年，总共才有1.8万人。在这里，手工业学徒的人数急剧下降，而工厂中青年辅助工和青年工人的人数却在增多。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工业部门中，都有这种趋势。现在，学徒和帮工在三年出师后，已经无指望成为独自经营的工匠，这是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一个青年工人一进工厂，就已打算在厂里当一辈子工人，这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讨论我们的问题时，这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情况。青年工人的利益是和他们的成年伙伴的利益相一致的。和成年工人一样，青年工人也要捍卫自身的利益，因而也竭力争取以高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此外，青年人在各方面的处境，都比成年人差得多。青年人的劳动收入，比其他各类工人还要差。我们研究统计资料后发现，最近几年来，各地青年人的工资只提高了一丁点。 在德国，各类手工业学徒以及青年工人的工资，和他们在战前或战时工资一样多，或者略高一点，而总的生活费用却涨了好多倍。青年工人承担着几乎和成年工人一样重要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工资收入，相对来说，却是工厂中最低的。从工资微薄、受工头虐待、占失业人数比重大等方面来看，即从经济观点着眼，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中最悲惨的阶层。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他们和失业者处于同等的地位，因而他们和失业者到处部是工人阶级中最易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一个阶层。除了经济上的困难处境以外，他们在政治和文化条件方面，也很艰难。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青年在政治上毫无权利，他们既无权积极参加议会活动，也无权参加依法建立的工厂组织和其他组织，这就是说，他们不管在什么组织中都没有表决权。不仅如此，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战时还颁布了一些对付青年工人的特殊紧急法令。此外，他们在文化上也很落后。如果说，在战前，资产阶级的国民学校办得很差，那么，在战争的年月里，学校就办得更差了。再就是青年的心理特点，即他们对新事物、革命事物的敏感性，也起着一定程度的作用，使他们易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这种情况，在殖民地国家，在东方，表现得特别突出，那里的青年一代是最先被卷入共产主义运动的。 在个别一些国家，青年工人群众达到了数百万人，例如在德国就有400万人。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工人人数估计为2000万人，是毫不夸张的。 同志们！我觉得，这一概略的论述可以证明，就一般经济处境来看，就政治和文化状况来看，以及就心理特点来看，这2000万人的工人阶层是特别能够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我们坚持的观点是，根据上述理由，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必须竭力对这些由于自己的处境而日益向我们靠拢的2000万男女工人扩大、加强和深入地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若能将这2000万人当中的大部分争取过来，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乃是一项巨大的成就。青年加入共产国际总的战斗行列这一事实，就已极为扩大了共产国际的规模，增强了它的力量。而且还不止于此。革命运动的历史，首先是近几年来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表明在芬兰和匈牙利，在一些边远国家以及在俄国，从青年队伍中征集到的是一些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为社会革命而斗争的战士。这就是我们要竭尽全力争取青年群众的重要理由之一。老社会民主党领袖在某些方面曾是卓越的战略家，但他们并不懂得要利用青年工人激奋之情。1908年，列金等人就青年人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辩论时，除了说一些不高明的俏皮话外，竟找不到其他任何动听的词句。在战争期间，威廉、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却还能比较巧妙地利用数十万走上战场的青年的激奋之情和自我牺牲精神。 后来，还有一个情况。在我们德国有过这样的事：在德国社会党以及后来的独立社会党发生分裂时，旧的经过考验的领导核心中的负责人员和积极分子，仍然留在旧党内，而能被共产党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可是后来，由于争取到青年，并且有计划地发展了青年组织，共产党就有了可能建立起一个拥有经受过考验的积极分子和领袖的卓越领导核心、 还应该补充一句：现在就可以吸引相当大一部分青年来直接参加党的积极活动。在党的生活中，总是有许多特别适于青年去做的工作。我指的是秘密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职能，如传递信息、秘密宣传，特别是反军国主义宣传。 在执行委员会中，结合讨论法国问题曾提出有关这种宣传的问题。当时，法国共产主义青年遭到了不公平的指责，说他们向前走得太远了，说他们宣传拒不服兵役是站错了立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即我们在中欧和西欧，为维护共产党的利益，曾在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法国和波兰的数十万常备军中经常不断地进行革命活动。 这是共产主义青年最宝贵的一项职能。由于他们的社会他位，他们势必会去执行这一职能。除了这项工作，还有另一项工作。在德国，在卡普冒险活动时期，我们看到一些青年参加印刷所的工作，张贴宣传标语，等等。其中也包含着极其有利于共产党的活动。我们的任务并不只限于夺取政权。俄国以及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例子，恰好可以证明：在夺得政权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能为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做出有益的贡献，它们为各个人民委员部培养和造就了无产阶级指导员和领导者，并为红军培养和造就了军官。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可供共产主义青年活动的广阔天地：从自己的队伍中派出一些人作为新经济体系的无产阶级指导者，以代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共产国际的所有敌人都在极力设法把这正在成长着的无产阶级一代拉过去，所以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更应重视争取这2000万人。我要提醒大家，资产阶级国家想通过他们的组织——学校、教堂，供少年阅读的报刊，干些什么呢？资产阶级国家走到了我们的前头。我们看到，在德国、法国和英国，有数以百计的资产阶级青年组织，从宗教组织到所谓的体育组织。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发展，这些资产阶级机构的阶级性也在增强。在德国，我们看到这些团体大部分处于资产阶级大学生领导之下，曾被用来对付革命工人。最后，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第二国际，也都在尽力争取年轻的无产者。 最近几个星期以前，另一个黄色国际已着手建立。在有些国家里，我们还有强大的（至少在数量上占优势）社会民主青年联盟。在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只有2.5万人，而社会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则有7万余人。此外，我们在工会中还有一些青年组织，其成员有25万人。在荷兰，我们的成员只有500人，而社会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却有1万人。近来，第二国际已着手联合这些组织，并且有系统地开展青年运动。你们要知道，这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第二国际多么重视青年运动。不是别人，正是现在的总统弗里茨·艾伯特在他尚未就任总统之前，多年来一直任对德国青年进行宣传工作的委员会主席。在第二半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上，考茨基老头子千方百计地想把青年聚集在他的卵翼之下，于是就同时成立了青年第二半国际，并在奥地利（有2.5万名成员）和其他一些国家设立了分部。 同志们！我们不应过高地估计我们的敌人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分子所能达到的境界。不过，我们也不应低估我们敌人的这项活动。决不能让社会爱国主义者、黄色工会国际和中派分子离间青年和共产党人的企图得逞。对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来说，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青年希望加入我们的行列。青年本能地感觉到，他们的真实利益是与共产国际的利益相一致的，实际上，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捍卫他们的利益。 在共产党能为吸引青年而开展工作的地方，在共产党能公开地、自由地进行宣传的地方（例如，迄今在意大利，在斯堪的那维亚、丹麦、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能自由地和一切资产阶级青年组织、社会爱国主义青年组织竞争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青年必定会站到共产党人一边，去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作斗争。无产阶级青年本能地感到共产国际的革命策略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在战时最早参加了那些反战的团体；这些团体的领导人在德国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等人，在瑞典是霍格伦，在奥地利是科里乔纳。在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派形成前，青年已自行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瑞典青年联盟、挪威和瑞士的青年组织以及德国的反对派团体，都是最早参加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派的，后来它们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写给俄国青年的一本小册子中曾指出：革命的青年联盟当年所从事的活动，对于反对战争、对于团结一切革命分子，具有重大的意义。1919年秋，20个这样的联盟在柏林召开了代表会议，决定将青年国际改组成为青年共产国际。当时，这20个联盟有成员30多万人。由于一系列灾难和阻挠，直到去年夏末，设在柏林的执行委员会才得以安排好按计划进行旨在扩大和加强青年国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同志们！我一开始就肯定地认为，我们将在最近期间把这2000万人争取过来，我的这种看法之所以正确，可以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从1920年秋开始，在很短期间内，加入青年国际联盟的组织，已由20个增加到50个，而其成员人数则由30万増加到80万，而且这一切成就，是在最初几个月我们拥有很少经费的情况下取得的。在这一时期，开展了坚决有力的宣传活动，其目的是争取当时还在观望的一些团体，而主要的是和那些一直操纵中欧整个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中派组织作斗争。不久前，全法国青年还受中派分子的操纵，因而一年来的活动就是为了卓有成效地把这些青年争取过来。青年国际借助于杂志和报纸（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青年国际》这个刊物，它现在用法、俄、犹太、英、匈等语言每月出版一次，发行量为16万册），极力引导整个青年共产主义运动沿着共产国际所指出的道路前进。虽说各个国家的青年团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们都进行了极其紧张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讨论捷克问题和法国问题时，也曾一再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革命工作和各种战斗的情况。意大利和边远各国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进行了特别坚决有力的活动，它们现在也还是共产党秘密活动的代表者。 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极其注意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从而可以看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例如不久前，法国政府为了取缔反军国主义宣传，制定了一项对付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紧急法令。我们在其他所有国家，几乎都能看到这一类迫害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行动。在法国，在亚尔萨斯—洛林，在巴伐利亚，青年国际是受取缔的组织。不久以前确有一种传闻，说卡尔政府在巴伐利亚甚至把共产主义的儿童杂志《少年之友》也査禁了，罪名是煽动阶级仇恨。（笑声。）当然，这只能反映卡尔政府张惶失措的景象，而根本不能证明我们少年共产主义者在进行阶级斗争。但这至少可说明我们的青年共产主义者为教育儿童已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 同志们！我只能简短地谈这一些。我所以要说这些话，主要是因为我想告诉大家，必须扩展我们已经做了的工作。青年人要承担这项工作中的主要部分。他们一直是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真正宣传鼓动者和创造者，今后还应当在这方面继续进行自己的活动。他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总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必将使他们在为少年无产者进行的工作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随着一般工人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个运动兴起于战前，最初出现于中欧，其目的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实行自卫；战时，在社会民主党垮台以后，这个运动便成了反战革命宣传的真正策源地。不但如此，在个别一些国家，青年国际竟担负起本应由成年人承担的职能。 青年国际一度曾经是各个反战革命派别的联合中心，从而在这方面发挥过共产党的作用。但是，由于革命的群众性共产党的出现和发展，由于共产国际的建立，无产阶级青年便摆脱了这项工作。这时，已经没有必要让他们执行这项工作了。甚至正相反，如果在已有共产党的情况下仍让他们具有这项职能，那就会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不良的后果。这样，就会存在两个共产党，其区别只不过是党员年龄上的不同罢了。 因此，在三人委员会征得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同意后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有一项主要条文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即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业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不再起政治上的领导作用，不再起政治上独立组织的作用，从而在政治方面成为党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党的指示。青年国际只应是向全世界青年工人群众传播共产国际政治意向的转达者。这一条在所提出的提纲中，具有主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战时作为革命中枢的青年组织所起的那种政治作用，现已转移给各国共产党。这样，青年就可以重新从事他们的独特的任务，首先是引导和开展无产阶级青年的经济斗争。这可使工厂中的青年工人认清需要立即争取的切身利益，并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和口号。在工厂和作坊中，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大力宣传这些口号，并应深入到工会的青年小组中去，深入到工会组织中去宣传这种经济斗争的战斗口号。在采取革命行动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提示共产党注意青年工人的经济利益，而青年组织本身也应参加这一斗争。我们深信，即将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代表大会一定会在这方面为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出必要的决定。这样一来，青年团就一定能和2000万广大的青年工人群众建立联系，从而在德国和荷兰以及在意大利和法国，使那些由自觉的、有知识的、成熟的青年工人组成的小团体扩大自己的组织，也就是说，使它们走上党在开展群众运动时所遵循的那条道路。 借助于青年国际和各国青年团来改善和扩大宣传鼓动工作，应成为第二个迫切的重要任务。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根本没有青年团，或者只有少数青年组织。其次，对农村青年，即对年轻的农民进行宣传工作，有其十分重大的意义。增添宣传鼓动的方法，列举生动的实例，也是很重要的。由于一般工人运动状况的改变，青年组织就要承担相当大的一部分教育工作，以便从青年工人当中培养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干练的革命战士。在青年小组中，要通过组织学习班、座谈会、报告会和放映电影来进行这项工作，以尽可能影响青年人的思想，同时也可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 同志们！我还要谈谈宣传鼓动形式问题。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才能把青年聚集在一起呢？我们认为，建立单独的青年组织是实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我已经说过，在政治和策略方面，青年组织应当服从共产党，受它的领导，但这并不排除青年在其组织内讨论当前的一切政治问题，讨论一切紧迫的策略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形成某种观点和做出某种决定。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要特别强调青年的拥戴，对于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运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托洛茨基同志依据种种理由完全正确地指出，在中欧、在奥地利以及在德国个别一些地区，由于经久不息的战争和长年累月的贫困，许多工人的体力疲惫，心神不安，因此，他们已经不能承担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托洛茨基同志还指出，中欧工人阶级的另一部分，受到社会民主党理论和工会官僚的毒害，因为后者对他们作了几十年的宣传，使他们丧失了对革命的信心。托洛茨基同志还声称，对付这种祸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及时地取得青年一代的拥护，因为他们还未受到社会民主党理论长期腐蚀的影响，而在体力和精神上还能不断向前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我要指出，战后，资产阶级企图把无产阶级青年一代吸引到它那方面去，并唆使他们去反对成年的无产阶级。我们不得不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诺斯克军队，大部分是由青年工人组成的，这些工人是在饥饿和贫困的驱使下暂时参加这支军队的。各种各样军国主义的志愿部队，现在也是从青年工人中征募的。同志们！青年工人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因此，不应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它，也不应把它看作是某种幼稚的、不成熟的问题。要使这些青年真正跟随我们走，以使我们能在全世界继承和实现革命事业。（热烈掌声，表示赞同。）我提请代表大会注意我所提出的提纲。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由弗勒利希同志发言。 弗勒利希的发言 弗勒利希： 同志们！现在提出的提纲意味着青年运动问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具有历史性的一步，因为现在青年可以坦然地为革命运动的利益而放弃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我们应当承认，这是目前的一个断然的转变），而这种独立性，对于共产党员和革命运动来说，曾经在一个时期具有重大的意义。青年决心要打碎把他们和社会民主党捆在一起的锁链，要独立地、不受任何党派约束地走上从事积极政治活动的道路，这个决心有力地促进了共产国际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在战争时期以及在革命的最初年代，青年组织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使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而现在，我们认为，必须取消青年组织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也是他们从事活动所取得的一项巨大功绩。他们使一些重要国家得以建立强大的共产党，并推行革命的共产主义政策。由于青年运动面临这一转变，我认为必须指出、必须竭力强调青年组织对各国共产党以及对整个共产国际所具有的意义。我要再三强调，青年承担着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即教育我们正在成长的一代去进行斗争。青年组织是我们党所需力量的最好储备库。经验表明，我们德国党的优秀工作者，都来自青年组织的队伍。我们相信，现在或者将来，其他各国党的优秀力量，也必定出自青年组织，他们在那里接受了初步的政治教育，以便将来献身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青年组织还是我们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不只是因为青年组织的处境有助于开展斗争，有助于把广大革命青年群众组织起来去进行斗争，而且还因为有许多任务，由青年组织去完成要比由共产党去完成好得多。我们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表明，某些具有秘密性质的任务，其中包括一项对我们说来是最重要的任务，即在军队中进行宣传，由青年组织去完成，比由党员或借助于党员同志去完成会更好、更安全、更有成效，会产生有力的影响。但是，青年组织只有同党、同党的有关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由于当前青年运动中所发生的转变，青年组织应在政治上绝对服从我们党的领导，而且这个转变要求党对青年组织采取极其严肃的态度。我们现在有两个必须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独立组织。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只有在吸收青年组织参加全党工作、实现党的一切重要政治步骤时才能体现出来。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应当非常重视这一情势，因为经验表明，党内大多数人至今还认为青年组织在政治上尚未成熟。我要指出，彻底消除所有这种偏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尽管组织上各自独立，但是党组织和青年组织的活动，应当密切合作、互相支持；要使全党，从党的领导机关到最小的支部，都能感到青年组织对党的事业所起的作用；要使青年组织充满党内那种政治生活。我认为，只有根据这些原则，青年组织才能大胆地迈出这重要的一步，即完全服从党的政治领导。 【附】共产国标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提纲）① ①这个提纲经五人委员会修改后在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见本卷第930页）。通过的提纲全文见本卷第1101—1105页。——译者注 通过关于修改青年问题提纲的五人委员会的任命 主席柯拉罗夫： 名单中的发言人已发言完毕，因此暂停讨论。但由于明岑贝尔格同志提出的提纲须作某些修改，主席团建议任命一个五人委员会于明日向大会提出这方面的工作报告。主席团提议由弗勒利希、柯拉罗夫、布哈林、明岑贝尔格和沙茨金五位同志组成这个委员会。有不同意见吗？没有。那么，就通过了。 现在由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发言。她作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问题的报告。 蔡特金作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问题的报告 克拉拉·蔡特金： 同志们！根据执行委员会所属国际共产主义妇女工作书记处的委托，我要对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作一简要的叙述，并提出关于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的报告。 很明显，最近一年来，无论是在广大群众日益自觉地加入共产党的各个国家里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方面，还是在不断实行国际团结以力求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广大妇女阶层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使人欣慰的进展。我们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方面，以及在无产阶级已夺得政权的那些国家（如俄国）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捍卫革命成果方面，也可以看到这一进展。但是，在取得的成就所带来的喜悦中，还掺有点滴的苦痛……在大多数国家，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并没有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有时反而受到共产党或隐或显的反对。如果没有妇女自觉地、合乎时机地、认清方向而忘我地参加革命斗争的话，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权，也不可能在建立政权之后着手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对于这一点，我们还理解得很不够。早在战前整个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人们就已认识到这一明显的真理：如果没有妇女参加，无产阶级就不能将自己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当然，旧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和工会的实践，已远远落后于它们的口头声明。妇女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总是或多或少地被看作是纯服务性的和辅助性的工作，而没有按其真实意义肯定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同志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当前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了。现在，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在资本主义日益崩溃中更为激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现在进行斗争更加困难、更加艰巨，从而也就比过去需要作出更大的牺牲。归根到底，这还意味着斗争所追求的是最高的目的，这就是说，不只是要争取缩短工时，增加几分钱工资，实现较好的工作条件，以改善艰难处境。不，整个经济斗争所追求的一个最终目的是，由革命无产阶级监督生产并占有生产资料。当前，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不是为了争得一点改善和让步，不是为了取得微薄的施舍和少得可怜的政治权利，不是为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改革，而是为了摧毁这个社会。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之间生死存亡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气氛中进行的。鉴于无产阶级斗争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如果没有妇女参加，无产阶级是绝对不可能进行这一斗争的。 此外，还有一个实际问题。现在，必须空前广泛地促使妇女群众参加为推翻资本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进行的斗争，必须动员、教育、培养她们，使她们成为共产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才。（掌声。） 早在战前，欧洲妇女的人口就比男人多五六百万。目前，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按整数计算，妇女的人口比男人多1500万。如果说，以前只是在一些大的工业国才出现妇女人口占多数的情况，而在巴尔干各国，则是男子人口占多数，那么，现在在一些大的工业国，妇女人口占多数的情况就更为显著了，而在巴尔干各国，男人人口占多数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反而明显地出现相反的情况。可见，如果没有妇女自觉地、愉快而热心地参加，怎么设想能开展夺取政权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我所引用的数字表明，广大的无产阶级妇女群众在遭受资产阶级的压制，因而她们直接的生活需求促使她们去参加这一斗争。这些数字还表明，资产阶级妇女，即在家中过着和谐、美满生活的那些妇女，其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不，现在连资产阶级妇女也不能对社会生活、对斗争抱消极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了。她们当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得不参加工作，她们还要经受男人的竞争，因为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就有男子夺走妇女饭碗和生活资料的威胁。国内战争及其一切后果，甚至也严重地干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因而即使想采取昔日那种漠不关心政治的冷漠态度，也是不可能的了。同志们！我决不是想要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妇女队伍中这个发展过程的意义。但我们不应对它估计不足。当然，如果指望这些在资本主义崩溃时代，由于革命的阶级斗争加剧而被赶出资产阶级队伍的妇女群众，会转变到先进的革命队伍中来，那就是愚味无知了。她们决不会来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队伍，因为这支队伍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殊死的搏斗。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即她们在国内战争期间会起到游击队的作用，从而给资产阶级阵营，即给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阵营带来不安、震动、分化，以削弱敌人的力量。所以我认为，各国共产党在发动男人进行革命斗争方面，以及在吸引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并教育她们自觉进行战斗方面，如果不同样坚决地去开展工作，那就会给革命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而且会削弱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如果共产党员不组织、不培养妇女成为革命的自觉体现者、革命的战士，那我就把他们看做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革命怠工者。 同志们！各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所犯的过错所以不很明显，只是因为执行委员会曾极力通过言语和行动来激励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第三国际的行列。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充分阐述了对妇女进行的共产主义工作，恰恰是整个共产主义工作的一半。所以，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执行委员会曾对各国党积极吸收女共产党员一事，给予了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以便日后将她们在国际范围内团结起来，投入共同的斗争。可见，执行委员会支援了由各国忠实的、有觉悟的女共产党员所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先锋队去进行热火朝天的斗争，从而促进了斗争的发展和取得胜利。我们取得的成果，实际上是这支人数不多的女共产党员先锋队的光荣和成就，而她们在个别一些国家，却往往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受到猛烈的抨击。她们就是这样集合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之下的。 从去年起，在许多国家，女共产党员为发动和教育广大妇女群众参加革命，开始进行了有计划的工作。我们俄国同志和俄国共产党为我们指出了道路，并在这一工作中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德国女共产党员，在老的斯巴达克联盟中以及后来在统一共产党内，从组织产生之日起，就为把成员培育成斗争的积极参加者进行了有计划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在保加利亚，我们也看到一个具有真正共产主义意义的、强大而又自觉的妇女运动，即男人和妇女为把广大的女无产者和女农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而从事的共同工作。但在其他国家，目前只不过刚刚着手这项工作，而在个别一些国家，甚至连计划工作的迹象都没有。我们希望，我们的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和我们这次代表大会能提示各国共产党认清它们的职责，因为它们直到现在，不是忘掉了这项职贲，就是在执行时带有一种尖酸不快的情绪，只不过是表面上应付一下罢了。 我们第二次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可作为见证，表明各国女共产党员和执行委员会是多么有效地、多么富有成果地共同工作。去年，有16个国家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总共只有20名有表决权的女代表。而今年，有28个国家的男女代表前来出席代表会议，女代表共82人，其中61人有表决权，有发言权的只21人。第二国际曾出面组织过国际革命妇女联合会，但是它的尝试从未取得这样的成就。如果从女代表的人数来看第三国际所影响的国家数目，那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国际资产阶级妇女代表会议都没有达到过这样广泛的程度。我们还要指出，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重大事件，因为东方妇女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 同志们！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单纯就美学观点希望能在代表会议上看到近东和远东的代表团，但是我要向大家肯定地说，这是一种比东方美学上的体现更为重大的事件。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时刻。它意味着东方各族人民开始觉醒，并且准备投入斗争；这意味着就连数百年来在旧的宗教观点、风俗习惯的枷锁下生活的最受压迫的东方妇女，现在也准备投入革命斗争了。她们出席代表会议，标志着东方革命化已达到多么广泛和深刻的程度。这对于处在西方的我们，对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看到英国、法国和美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不仅在他们本国内进行着，而且也在印度、波斯、中国的火热平原上进行着，在整个东方进行着。 同志们！第三国际这个从事革命斗争的国际，还具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迄今唯一一个能真正体现东方各族人民希望的组织，它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因为它是第一个包罗了全人类的国际。 同志们！让我们概略地审视一下这次国际代表会议。所谓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其宗旨和任务是由第三国际的宗旨和任务、原则和策略确定的。这次代表会议的任务是为了提供武器来捍卫这些原则和策略，以进行反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反对一切拥护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事务的斗争。因此，代表会议的大部分工作是关于下面两个问题的：第一，确定对妇女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第二，结合工作，通过第三国际这个领导机构，确定各国女共产党员及其政党同妇女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 同志们！代表会议在讨论第一个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决议时，以这一基本原则为依据：只有在共产党内部，在与共产党员共同进行活动的地方，才有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才有共产主义妇女组织，此外，不存在任何特殊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不存在任何特殊的共产主义妇女组织。共产党员的任务和目的，也就是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打倒宗派主义，决不再自行其是！否则，只会分散革命力量，使革命力量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共产主义这些伟大的目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含义，就是在共产党内有计划地配置并组织妇女和男人的力量，以便吸引最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参加为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这一使组织和工作协调起来的原则，也曾为旧社会民主党所承认，但是它们眼光狭窄，见识浅薄，只是机械地运用，因而未能利用妇女的力量来为革命服务。女共产党员具有革命性，所以不会忘记利益和斗争相统一的这一最高原则。她们在对妇女进行共产主义工作时，清楚地看到需要考虑的一些具体条件。她们不会忽略妇女活动的社会条件、她们的政治觉悟、她们的政治斗争，即不会忽略社会制度、家庭生活以及社会迷信中所包含的那些条件。她们不会忘记千年来妇女遭受奴役的传统。因为，她们认为，尽管组织是统一的，但是为了接近无产阶级妇女群众，为了把她们组织起来，并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她们，还是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机构和特殊的办法。我们建议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之下设立各种委员会（名称无关紧要，可以由党确定），作为这种机构，从最小的地方组织到最高的中央领导机关，到处都应建立这样的机构。我们称这种机构为妇女部，因为它们要对妇女进行工作，但我们并不坚持它们要由妇女组成。正相反，我们衷心地热情欢迎具有各种经验和能力的男人世来参加妇女部。主要的是，这种委员会要在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领域中对妇女群众进行有计划的、经常性的工作，它们要对有关妇女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利益，对千百万妇女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欢欣和痛苦，表明明确的立场。当然，这些妇女部能够而且应该在同全党各级机构保持密切的组织联系和思想联系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但是，很显然，它们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应发挥主动精神和享有―定的自由行动权利。据我所知，俄国共产党以及德国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就满足了或力图满足这些要求。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 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机构，在进行口头上和书面上的宣传鼓动、组织和教育活动时，应有高度的计划性，并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在进行工作时，它们不应忘记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的最重要、最必要的手段，并不是口头上和书面上的宣传，而首先是工作和斗争。因此，它们应当竭力吸引妇女作为独立的积极因素参加共产党的各种活动，吸引她们参加无产阶级群众的一切战斗，以便把那些经常对革命斗争起阻碍作用的妇女变成革命斗争的动力。同志们！我们清楚地知道，妇女群众若不是被革命所吸引，就是被反革命所吸引。不要心安理得地以为，妇女的被动性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随着国内战争将采取日益尖锐的形式，妇女不得不作出选择，而且她们正在作出选择。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不关心将广大妇女群众吸引到革命阵营中来，那么，资产阶级政党就会考虑政党就会考虑把她们拉到反革命阵营中去。谢德曼分子和迪特曼分子，即一切半国际主义者及与之类似的国际主义者，竭力想把妇女置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边缘，而这个边缘目前是反革命和资产阶级社会最可靠的屏障。 因此，共产党领导者应通过妇女部吸引女共产党员既参加合法工作，也参加秘密工作。在秘密工作方面，有许多最适于妇女执行的任务，如传递信息，因为这种任务要求忠诚、机警，由妇女执行最合适。很显然，共产党也应当竭力将广大妇女阶层真正纳入战斗的行列。 无论是反对延长工作日的斗争，还是街头示威、举行起义、武装搏斗，每一个革命斗争阶段，每一种革命斗争或国内战争的形式，无不是企图通过共产主义求得自身解放的妇女的事业。 同志们！我们向大家提出的决议案，详细地拟定了我们所阐述的原则。至于各国女共产党员之间的国际联系，以及她们与莫斯科书记处的联系，我们要求各国共产党首先要在各自国内选定国际女通讯员，她们彼此之间要保持联系，而且她们要与莫斯科书记处保持联系。再次，我们要求莫斯科国际妇女书记处…… （蔡特金同志感到身体有些不适，请求暂时休会5分钟。会议恢复以后，蔡特金同志继续作报告。） 在评价我们代表会议的工作时，我忘记指出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即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工会中的共产党小组，并应向女工们说明，只要一涉及反对剥削者的斗争问题，就必须和工会官僚作斗争。这是一条广阔的战线，在工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同志可以在这条战线上向工会官僚发动进攻。工会官僚已经三次背叛从事生产劳动的妇女的利益。他们为了讨好资本家、为了资本主义利益放弃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斗争，从而出卖了她们。他们同意在企业和机关中首先解雇妇女，这是他们第二次叛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男工，而不太害怕饥饿的妇女，而且他们知道，妇女政治上落后，易于将她们抛向街头，推上卖淫的道路。最后，工会官僚又第三次背叛从事生产劳动的妇女的利益，他们拒绝参加失业女工反对在补助金数额上少于失业男工的斗争。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共产党小组应当注意和利用的时机，以便把在企业中工作的妇女变成革命的战士。 我还应补充一点，这就是代表会议已经决定，或者更正确地说，已经作出决议，要将一切有助于改善各国女共产党员之间的国际联系问题提交代表大会审议。我已经说过，党应该选定国际女通讯员，她们必须与莫斯科共产主义妇女书记处保持联系。必须使这个书记处更具有活动能力，因为我们不仅希望它成为女共产党员的一个情报机关，而且成为能把男女无产者的共同斗争联合起来的领导机关，使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有力。书记处本身应当设在莫斯科，这不仅是因为它和执行委员会有密切的组织联系，而且还有其历史原因，执行委员会就是由于这种历史原因而设在这个城市的。要知道，莫斯科是革命的心脏，是革命俄国的首都，而且这里所积累的革命斗争经验可用来进行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我们还肯定认为，就连西欧一个很小的辅助机构，也会作出宝贵的贡献，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同意我们的决议案。代表会议再次审议了妇女在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斗争中的职责和能力。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对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具有的一般原则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联系世界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硏究了这个问题？认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形势下只有一种选择：或是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或是屈服于日益加重的剥削和奴役。自由或者回到野蛮状态，二者必取其一，这是历史使无产阶级、同时也使妇女群众所面临的选择。然后，我们讨论了在取得专政以后妇女参加工作的问题，并结合争取妇女法律上和实际上的政治平等讨论了妇女参加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参加建设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问题。 代表会议一致认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妇女作为生产参加者提出的和理应提出的各种要求，是为了通过有益于社会的劳动把自己变成具有同等权利和同等义务的社会成员，这些强烈的要求聚集起来，便成了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建立苏维埃制度而斗争的号召。而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后，就不仅要手持武器，而且要手持铁锹来为保卫苏维埃制度、为建设新的社会生活而忘我工作到最后一息；而这种忘我的工作则证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确立苏维埃统治，是有理由、有其牢固依据的。 同志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始终坚信，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不会也不应被政治上“中立”的云雾所笼罩。尽管当时提上日程的一些主要问题和策略问题在妇女会议上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但是很显然，每个女共产党员还是讨论了妇女运动所面临的各项任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此外，我们清楚地理解，在共产党内部，你们的斗争、你们的原则和你们的策略应当和我们的斗争汇合在一起。同志们！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要向全世界妇女指出，俄国给她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榜样，这就是说：不夺取政权，不建立苏维埃专政，就没有共产主义建设，妇女就不可能获得解放，她们的平等权利就不可能取得。我们还应当告诉各国共产党；“俄国给你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榜样，它表明：没有妇女的合作，没有她们参加斗争，就不可能夺得政权，因而也就不可能着手共产主义建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需要斗争，需要妇女既在数量方面又在质量方面实行工作上的合作。我们幸而不是猴子，不是蹩脚的模仿者。我们对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都曾作出自己精神上的宝贵贡献。这样做对革命斗争不会带来损害，不会使斗争变得贫乏无力，恰恰相反，会使它更为壮大，更为增强。同时，这也不会使新的社会生活枯燥乏味，反而会使它更加丰富，更加多采。因此，在苏维埃国家，要让妇女加入各种管理和监督机构，加入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组织。在那些尚由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要让妇女无产者参加斗争，参加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请不要忘记昔日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位优秀革命家斯捷普尼亚克，当时在他那本著名的《地下俄罗斯》一书中说过的话。他说：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之所以具有这样崇高的理想，这样纯宗教式的激情和力量，就是因为这里的妇女是和男子一起工作、一起斗争、生死与共的。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至今在俄国仍然保存着的传统，它也必将成为所有欧洲国家和东方国家的伟大斗争传统。 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个口号是：警惕，警惕，再警惕！决不要失去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只有他们才能决定决战的最后结局。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正确的。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还要提出另一个口号：勇敢，勇敢，再勇敢！要唤起革命群众进行坚决的进攻。我肯定地告诉大家，我们是怀着极大的热情追求共产主义世界的妇女，我们显然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最有力、最坚决的妇女，为了最后的胜利，我们打算既要冷静地思考具体的环境，又要体现出英勇气概和大无畏精神。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危险，不仅在那些正极力夺取政权的地方是如此，而且在即使已夺得政权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那里的政权一直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威胁，并处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但是，我们妇女，过去没有丧失勇气，今后，我们也不会被吓倒。我们始终注视着那光明的远景——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国内战争和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充满恐怖和苦难，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持这个口号：“前进！”（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讨论 吕伊扎·柯尔雅尔： 同志们！我代表女共产党员发言。首先，我应该让大家知道，派我到这儿来的那个共产党，从来没有为吸引妇女参加它的队伍做过任何工作。在法国，虽然有一些妇女参加了共产党，但是她们分散在各个角落，彼此几乎互不相识。我们大家都认为，要想吸引妇女参加革命，必须进行特殊的宣传。可是，当我们要求党在这方面进行某项工作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在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方面，委派的妇女已经够多了。但是要知道，这些妇女同志不仅要对妇女进行宣传工作，而且还要从事一般性的宣传工作。尽管如此，我们经过商讨还是决定向管理委员会提出组织妇女小分队去从事性质完全特殊的宣传工作。在对农民的宣传也应如此，因为吸引农民参加党的队伍，也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宣传方法。妇女和男子的利益是相同的，因而她们在党內应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又必须有一些特殊的组织，例如工厂附设的托儿所，以便使她们能在这种组织中发挥应有的才能。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这是工会的事情。可是我认为，不应只由工会从事这种工作。共产党以及革命工会应当组织一切与妇女和儿童利益有关的活动。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人们对我们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妇女可以和男子一样参加斗争，甚至还会听到这样的话，说什么妇女在战争期间未能完成自己的革命职责。我非常不爱听男子对我们这样的指责。要知道，男女双方都应承认，他们都未曾胜任自己的职责，这是十分可悲的。但是，在当今这个革命前的时期，在我们准备斗争的现阶段，如果我们不想互相出卖，我们就应当竭力把妇女吸引到党的队伍中来，加强对她们的宣传工作。我们不只是要更多地吸收妇女到党内来，而且要把她们组织到各分部和支部中去。在那里，在男同志们中间，我们将对她们进行教育，她们也将以革命精神进行自我教育；我们要使她们认清自己的阶级职责，以免当革命到来时再像她们在战时所表现的那样毫无作为。 男同志应当承认，他们在吸收妇女入党这方面未克尽自己的职责。现在他们才开始懂得，如果妇女不参加组织，至少也得使她们保持中立，以求不干扰男子的活动。在我们去年的五月运动期间，工会通过实践已经确信，只要妇女参加运动，甚至只要家庭主妇能参加工会和共产党人召开的集会，在这种情况下，罢工运动就会开展得更广泛而坚决，持续的时间也就会更长。接着，工会懂得了所以必须吸收妇女参加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这不仅是为了妇女运动的特殊利益或整个运动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工会自身的自由，使工会得以从事群众性的活动。因此，我们有些同志提议，要像俄国、德国和保加利亚所做的那样把妇女组织每来，即首先在特设的妇女组织中对她们进行教育，使她们有必要的信心在各种混合召开的会议上和分部的全体会议上发表自已的意见。我们还要建立一些能更广泛地进行这种教育工作的组织。妇女没有自己的党报，而男子仅在巴黎一地就有两种日报，青年团也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有几位女共产党员同志出版了《妇女之声》，可是它并不是党的机关刊物。第三国际应指令我们的管理委员会（我们自己也将竭力敦促它）去组织妇女，吸收她们入党，对她们进行教育，并让我们亲自担负起这项职责。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准备我们大家早已渴望实现的革命所必需的。为了革命，我们也要像男子那样组织起来，以便使革命不致像战争期间我们的革命宣传工作所陷入的那种可悲的惨境。 柯伦泰： 同志们！蔡特金同志的报告如此详尽，因而我们对此问题只能略作补充了。共产党应利用自己对广大群众的影响，把群众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纲领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亦即共产党全部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共产党应当对广大非党群众施加影响，以便把他们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这也是一个策略问题。 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在苏维埃国家，各国的广大非党群众是由哪些人构成的呢？当然是由女工构成的，因为男工可以参加某个资产阶级组织或社会爱国主义组织，即参加第二又四分之一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或是参加某个政党。 未组织起来的妇女还很多。在资产阶级国家，她们受到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因而共产党易于把她们争取过来，易于把这些消极阶层中的新的积极因素解放出来，而这些积极因素是当前我们达到伟大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我们怎样才能接近广大女工群众呢？共产党以及过去的社会民主党总是说：“我们的大门对妇女是敞开着的。她们应当到我们这里来，应当参加我们的党。”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能把妇女争取过来。那么，是否应当采取其他办法呢？既然必须采取其他办法，那就要考虑到妇女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这里既指资产阶级国家的妇女，也在某种程度上指苏维埃共和国的妇女，因为后者甚至在家庭中的社会地位也还是独特的，她们不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我们在考虑到这一切以后，就应当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即在各个党内建立这样的机构。同志们，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去年召开的妇女共产党员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上，我们就已讨论并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正如蔡特金同志所指出，直到现在，只有个别国家的一些党执行了这个决议！而其余的党都未做到这一点，其理由是这一决议是在我们的代表会议上，而不是在国际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现在能通过这个决议案，那就会促使同志们尽可能在今年也在他们的国家建立起这一种特殊的党的机构。这种机构不应使人们产生这种印象：似乎它只是维护妇女利益的，只是为了对妇女进行工作的。 遗憾的是，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仍然反对吸收妇女积极地参加重要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大家一定要担负起建立上述机构的职责。这不是对妇女进行工作的问题，而是对我们其他同志进行工作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只是把这个机构叫做妇女委员会，而且也叫做对那些迄今尚未消除旧观念的同志进行宣传的委员会。现在，妇女已开始参加党的生活；在苏维埃俄国，妇女已开始担负起创造性工作的重任。但是，在需要由妇女担任或大或小的重要职位时，总是有人说，这种工作还是由男人担任合适。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着是否需要吸收妇女参加组织的问题，而在苏维埃俄国，我们面临的则是另—个任务，这就是对妇女进行教育，以便使她们能参加积极的创造性工作并能担任重要的职务。同志们，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在我们对妇女进行的工作中，借助于我们所采取的工作方法，实践活动本身就会使她们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使她们通过具体的事物逐渐更广泛、更深入地理解一切。我们应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对妇女进行工作。同时，我们坚决地认为，现今各国共产党要关心吸收妇女参加自己的队伍，这不只是因为要从她们当中培育出革命战士，而且还因为我们不应当忽视，社会革命一完成，社会出现的那种迫切的需要，即目前俄国所出现的那种急待解决的问题。怎样使新的力量不断壮大？怎样发展我们的生产？这是一个大问题。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国内一切人力调动起来。所有男子和妇女都要为人民造福，成为创造者。因此，在已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苏维埃俄国，我们面临着一项宏伟的新任务，即不仅要把妇女组织起来，而且还要利用工农妇女的力量来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和新的社会制度。现在，由于妇女的力量已受到重视，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改变了。这是一场革命，或许它比苏维埃共和国和十月革命带给妇女的解放更为深刻。这是情况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党面临着教育妇女的任务，以便于她们能积极参加创造性的工作。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面临的一项新任务是：不仅吸收妇女参加自已的队伍，以便和男子共同进行斗争，而且还要通过吸引她们参加工作和担任职务来激发她们的革命热情。因为这样做，可以消除她们先前那种消极的情绪，从而培养并增强她们的新的创造力、实干精神和自信心。蔡特金同志的话是有道理的。她正确地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女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来加速党的发展，从内部丰富党的生活。同志们，我们看到了俄国的范例，在那里，我们设立了对妇女进行工作的专门机构。不应忘记，这不是一个独特的组织，而是一个男女在其中共同工作的机构；遗憾的是，其中男子的人数总是不太多。我们打算使他们认识到，执行这项任务也是他们对党应尽的职责。这种组织不只是消极地按党的指示办事；不，我们要把自己的主动精神贯注到党的活动中去，即使不能始终这样做，也要经常这样做。一系列问题，例如普遍劳动义务制问题，就是由我们提出的。对于俄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伟大变革，我们一直拥护。但同时，我们以我们的机构即委员会的名义经常声称，党应当特别关心那些作母亲的女工的特殊利益，可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因此，我们经常指出，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妇女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她们要尽可能成为战士，成为创造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她们却还要继续执行母亲的职能，向世界提供新的、健康的一代人。她们作为这样的母亲，应当受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保护。在一系列问题上，例如关于废除旧的堕胎法问题，关于同卖淫现象作斗争问题，关于妇女保健问题，关于民警制问题，大都是由我们委员会主动提出的。难道我们这样做给苏维埃建设工作带来了什么损害吗？一点也没有！我们只是丰富了它的内容。这也就是蔡恃金同志所说的那种首创精神。因此，我们认为，为了达到吸引广大群众的目的，这种机构应当具有特殊性质，应当制定出自己的特殊工作方法和自己的策略。这样一来，妇女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行动自由，从而参加共同的斗争。在资产阶级国家，有组织的妇女运动应当在最艰难的斗争时刻起到促进落后妇女向共产主义靠拢的作用，应当向她们说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妇女得到解放。在苏维埃国家，我们的机构和我们的党正在参与宏伟而又艰巨的、必要而又重大的建设新社会制度和新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作，我们应当鼓励那里的男女工人将来还要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伟大的斗争。（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表决并通过关于妇女运动问题的两个决议 主席柯拉罗夫： 名单中的发言人已发言完毕。宣布停止讨论。现在我们进行表决。关于妇女运动问题有两个决议和两个提纲。决议内容如下： 加强妇女工作的国际联系以及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在这方面的任务 （第二次国际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在6月11日会议上就柯伦泰同志的报告和蔡特金同志的闭幕词所通过的决议） 第二次国际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向西方和东方各国共产党提议，授权各自的妇女工作部选定负责的女共产党员担任国际女通讯员。 各国共产党女通讯员的职责是：同其他国家女通讯员、主要是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属妇女书记处尽量保持经常密切的情报性联系。 只有广泛利用各国共产党的全部技术力量和手段，女通讯员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共产党有责任将它们提供给女通讯员使用。 国际妇女书记处每年召开两次女通讯员例会，必要时，可增加开会次数。 莫斯科的国际妇女书记处应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密切的组织联系，它在工作中受执行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并应与西方和东方各国女通讯员保持极密切的联系。国际妇女书记处特别关注那些工作松懈的无产阶级妇女工作部，它们的工作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和规定。国际妇女书记处力求各国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具有统一的方向，并且关心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组织妇女无产者的国际行动。 为了对国际妇女无产者进行密切的联系和有计划的工作，国际妇女书记处将设立西欧技术辅助机构，其任务是进行准备工作和实施国际妇女书记处以及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议。 国际妇女书记处将委派一名女代表参加西欧机构。西欧辅助机构的人员、建立、任务和活动范围，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妇女书记处共同确定。 对妇女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第二次国际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在6月13日会议上就柯伦泰同志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发表声明如下： 资本主义经济及以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崩溃，以及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发展，愈来愈迫切地要求那些资产阶级制度还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开展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这项任务，只有在广大女工自觉地、坚定地、不怕任何牺牲地参加这一斗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国家政权，实行苏维埃制度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像苏维埃俄国，如果广大女工不能树立明确而坚定的信念，即这一斗争和这一建设也是她们的事业的话，那么，无产阶级要想同本国和世界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要想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号召各国共产党根据第三国际的决议，大力组织广大女工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对无产阶级妇女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鼓动，吸收她们加入共产党，使她们要求积极行动和进行斗争的意志与才能得到巩固和增强。 为此，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党，必须在各级党委会下面设立妇女工作部，并指派一名党委成员领导该部工作。妇女工作部不是各国共产党内的特殊组织，而只是为动员和教育广大女工参加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共产主义建设而设立的机构。妇女工作部应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但是工作方式和方法应有必要的灵活性，以适应妇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上所处地位的特点。妇女工作部的工作细节，已由代表会议通过的提纲作了规定。 妇女工作部必须始终明确它的双重任务： （1）使无产阶级妇女有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决心，去参加一切被污辱者和被压迫者反抗资产阶级和争取共产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 （2）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引导她们自觉地、忘我地献身于建设共产主义大厦的共同事业。 妇女工作部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不只是进行口头的和书面的宣传鼓动，而且首先是通过实践这一强有力的手段来进行宣传鼓动。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女工积极参加革命无产阶级的全部活动和斗争——罢工、游行示威和武装起义；而在苏维埃国家，则发动女工积极参加各项共产主义建设。 主席柯拉罗夫： 这两个决议和两个提纲是统一的整体，彼此不相矛盾，所以我们可以对它们同时进行表决。 有不同意这两个决议的吗？没有。有弃权的吗？没有。那么，决议和提纲获得一致通过。（表示热烈拥护。） 下次会议于明天举行。会议日程是：策略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工会运动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关于青年国际的工作报告。 （会议于夜12时15分休会。）
第十九次会议（1921年7月7日晚7时30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十九次会议 （1921年7月7日晚7时30分） ·继续讨论工会问题 ↘兰德莱尔（匈牙利） ↘里斯（奥地利） ↘雷斯（澳大利亚共产党） ↘摩根 ↘古尔维奇（美国） ↘托拉尔巴•贝奇（西班牙共产党）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 ↘托马季（法国共产党） ↘贝尔（英国共产党） ↘莱奥•皮夫洛（美国芬兰人组织） ↘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 ↘宣读挪威代表团的声明（杰纳利） 继续讨论工会问题 主席杰纳利： 关于工会问题，登记要求发言的还有13人。主席团决定，首先让那些一直尚未参与讨论的政党的代表发言。然后，再由大会决定是否还让其他人发言。现在由兰德莱尔同志发言。 兰德莱尔（匈牙利）：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工会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从大家在大会上的表现上看，似乎并不同意这个观点。昨天在代表大会上显现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实在令人惊讶，今天也许还会如此。假如这种情况不会产生必然的严重后果的话，我也就不会说这番话了。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是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曾相当婉转地指出：在参加国际的各个党派中，竟没有一个党派贯彻执行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关这一问题的提纲。同志们！我们都知道，例如，洛里欧同志在执行委员会中就曾说过，法国党根本没有在工团主义者当中建立支部。追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没有意义的，值得重视的是大家都没有按提纲去做。我们从拉狄克同志以及一些英国代表那里，也得知我们的英国同志对采煤工人的罢工所采取的立场。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还简短地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党在工会问题上所做的，或者确切地说，所没有做的事情。我们还看到，在工会由于政治性罢工而遭到解散时，兄弟的南斯拉夫党并没有在议会中采取必要的相应行动。由此可见，有些党所采取的是莫迪利扬尼的那种行动，即声明自己拥护第三国际，除此之外，只是在万不得已时，再给共产国际寄一张明信片而已。有些党派在理论上承认必须对工会施加影响，但在实践上，它们却竭力使后者不受党的影响。另一些党派则干脆认为山岳应当前来朝拜穆罕默德。他们想用强迫命令的办法争得工会。同志们！请问，用这种办法能争得工会吗？既然承认争取工会对于革命的发展是个至关紧要的问题，那么，党究竟应当怎样对待工会运动问题呢？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对工会不能机械地施加影响，同时还指出怎样才能取得施加影响的效果，这就是：不靠机械式的工作，不靠“下达命令”，而是靠耐心细致的、有组织的日常革命工作，即党要时时关心有组织的工人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并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只有这样做，才能争得工会。从代表大会对讨论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看，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大会的大部分代表对于夸夸其谈革命工作要比商谈组织工作更感兴趣。这真是令人感到惊奇，要知道，这里的代表中有很多工人。提纲中写道：要把那些议会主义者和玩弄权术者从领导岗位上赶走，干脆就让一些没有经验的工人来接替他们。要知道，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有群众基础，同群众在生活上能打成一片。可是，同志们，没有经验的工人被提拔到负责工作岗位以后，很有可能会与群众断绝联系，接着会变成所谓的“伟大领袖”，因而从这一变动中我们所赢得的，只不过是用一些单纯没有经验的善良的人来取代那些有经验的、狡猾的玩弄权术者。我认为，那些担任了领导职务的同志，为了争取群众，应当多做一些日常的革命工作。这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然而，在大多数共产党内，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不过，看来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因此，党对工会产生影响的情况也就十分罕见了。如果都能重视这个问题，都能按我提的方式进行工作，那也就不存在是否要消灭组织的问题，至少，这个问题是不会成为组织问题的。 只有从事日常的革命组织工作，并怀着革命热情去进行这项工作，人们才会承认进行这项工作的必要性，才会懂得根本不存在首先应从哪里着手革命的准备工作这个问题。那些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阶层组织起来了（西欧就是如此），失业者也组织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首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主要阶层和失业者已经组织起来的地方，即在工会中，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至于它们是工团主义组织还是孟什维克组织，对此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们能正确理解问题的实质，那么，关于这些工会是不是战斗组织这个问题，就成为次要的了。 要知道，根据倍倍尔、列金等人的观点，工会应当致力于一些日常问题。工会并不力求达到最终的目的，而只是关心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但是，这里曾有人明确指出，目前是危机时期，不可能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不可能实现增加工资的要求，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必要的宣传和行动来启发有组织的群众的阶级觉悟。正是因为工会在危机时期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所以我们才开展这项工作，使工人摆脱孟什维克和工团主义领袖的影响。 当然，各国共产党不应把一切希望都放在这一点上，它们还应当在其他方面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但是，十分明显，不管在怎样的历史时机和心理状态下，最好是尽可能由工会出面发起革命行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把握在这一主动行动中使那些专职工会工作者，即脱离群众的工会官僚、孟什维克等人在行动期间失去对群众的严密控制能力。此外，我认为必须着重指出，涉及工会和有组织的工人的每个重要问题，最好都对共产党议会党团下达有关的指示，使其在议会中开展广泛的共产主义活动，因为这样做，会对有组织的群众产生良好的影响。 再说两句，我的发言就结束了。 我所要说的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即有关降低工资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不只是工会国际，而且共产国际也应当值此危机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宣传。我们应当在这方面给全世界工人以启发，也许我们在危机时期对他们的激励会使我们得以准备更广泛的行动。即使这后一个目的未能实现，即使这个时期的情势有所好转，那么，工人们至少也会自觉地开始为提高工资而斗争。如果我们现在就着手进行相应的工作（这也是一种准备工作），我们必然能壮大行动的声势。（鼓掌。） 里斯（奥地利）： 同志们！这里讨论的问题，对于宣传工作极为重要。因此，我们不应当认为这项工作枯燥无味。当然，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以及我们应当和谁作斗争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后来，开始出现较大的分歧，例如，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的分歧，他们认为我们能够和工会这样强大的组织进行有效的斗争。这些同志错误地估计并确定了我们的斗争重心。把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大骂一通，未必就万事大吉。他们确实掌握着一定的力量。他们从工会中吸取到这种力量，并利用这种力量来反对我们。由于他们和工会是互为补充的，所以他们才能对资本竖立起一堵防护墙。但同时，每当我们投入战斗时，又不得不在企业中、在街头上同我们自己的兄弟，同工人们进行搏斗。如果你们认为工会本身没有力量，我们可以另建一些单独的工会，这样你们就大错而特错了。你们当中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不是全心全意地拥护革命事业，但是看到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却又不得不认为他们是生活在月球上，因为他们看不到工会的巨大力量。在奧地利这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国家里，参加工会的工人有80万左右，而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则有25万党员，他们大都是遍过工厂委员会或所谓特派员被吸收到党内来的。但是，该党能在24小时内号召没有参加它的组织的工人（20—40万人）走上街头。难道这不清楚地表明，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地把那些持局外主义的工会会员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吗？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怎么困难。我们在工会中忙于其他事务时，社会民主派和工会官僚对我们几乎并不在意。可是，只要我们一开始在工会和企业中组织我们的支部，斗争就激烈起来了，因为我们的敌人马上会理解问题的严重性。这时，我们在企业中从事工作的所有同志，就会立即被赶出去。这表明我们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召集会议和写革命文章，而且还可以通过在工会中进行积极的宣传鼓动把群众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所以，我们拥护提纲中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党内和工会内的行动是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应当像他们那样在工会中和在共产党中进行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在短期内也会像他们一样，能把比我们现有的党员多得多的工人引向斗争。但是，如果置这项工作于不顾，那我们就永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必须对那些由于目光短浅而不理解这一点的同志，加以劝导。如果敌视工会的话是那些坚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所说的，那倒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这出自企业中的工人之口，那我们就不能理解了，他们的目光怎么会这样短浅，竟看不出这会造成怎样的后果。（鼓掌。） 雷斯（澳大利亚）： 我代表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发言。我要反驳埃尔斯曼同志的两个论点。他所坚持的那种观点是共产党人所不能理解，而且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他说澳大利亚共产党是由工会领袖们创造的。最近四年来，我们对于许多胡言乱语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要想使一个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是由工会领袖们创造的，那就未免太过分了。我要向大家证实，我们的党是1920年由澳大利亚社会党创建的。从整个发展的情况看，你们会了解这个事态是多么重要，要知道，在我1910年入党时，澳大利亚社会党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因素了。 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党曾向莫斯科提出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是未获答复。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又采取一些措施争取加入国际，也未获得答复。后来，我们党总算被承认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了。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铲除澳大利亚存在的“左”倾幼稚病和宗派主义的问题向澳大利亚社会党提出质询以后，澳大利亚的党便和澳大利亚左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以便召开会议讨论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的共产党也就诞生了。但是，在会议期间发生了分歧。社会党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并以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名义办理了登记。其余的代表则继续开会，于是，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两个共产党。上述情况清楚表明，澳大利亚共产党不是由工会会员们创建的。 我还要反驳的另一个论点，涉及共产党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应该在工会中进行的工作。埃尔斯曼同志说，从1912年到1920年，在澳大利亚没有进行过任何革命的宣传鼓动或革命工作。事实并非如此。澳大利亚社会党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革命活动，从来没有害怕过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和宣传与俄国工人联合。我可以举出实例来说明我们在工会中怎样合乎时机地进行了工作。1916年，澳大利亚资本家决定消灭当地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组织。1916年和1917年，这个联合会的许多成员被关进监狱，处以10—15年徒刑。其他人则必须在规定限期内退出自己的组织，到期不服从这个决定的任何人，都有先去自由的危险。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许多成员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因而遭受到迫害。结果，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被消灭了，可是，澳大利亚资本家却因而给工人们指出一条路，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曾深入到工会中去，在工会中和社会党一起齐心协力地进行了紧张的宣传工作。 埃尔斯曼同志的第三个论点，我也要加以反驳。他说，在6月间举行的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大会上，有80％的代表赞成加入第三国际。在我们的提纲第1页上，关于共产党支部那一段，即第1节末尾部分，明确指出：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共产党对大多数工人已产生影响。但是，埃尔斯曼同志却说，80％的澳大利亚工人作出决定，要加入红色工会国际。如果真是这样，在澳大利亚就不会有人被判处15年监禁了。如果我们真是如此强大，我们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如果有51％（这比80％少得多）的工人拥护红色工会国际，那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然，他们就不是共产党人了。 我把我讲的三点归纳一下：第一，我想证实澳大利亚共产党不是工会创建的；第二，我请大家相信，从1917年到1920年，澳大利亚共产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一起积极地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宣传工作；第三，我不认为我们在澳大利亚工会中能获得80％的拥护者，果然是那样，我们也许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 摩根： 同志们！在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国际与工会运动的关系问题，不仅对工会运动，而且对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承认，在这两个国家中都还没有能吸引革命群众追随的工人运动。我提醒大家注意海伍德同志在他的发言中所说的一些情况，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任何反对这种欺骗行为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里所说的那个组织，不仅在美国以工人代表自居，而且在全世界都以工人代表自居。你们不要听信海伍德在第三次国际代表大会讲坛上所讲的那些空话。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美国所进行的空洞宣传，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个组织宣称它有80万成员。80万成员和16年活动，这是多么动听的词句呵！但是，我们从这个组织最近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它的成员顶多只有15000—16000名。我想劝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成员们仔细研究一下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历史，那时，他们就会想象得出他们自己未来的景象。 想在社会奴役制的圈子里建立理想的产业组织，这种企图本身就是幼稚可笑的。迄今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的破产，就是一个明证。想利用“旧的躯壳”来建立新社会，这难道不是毫无意义吗？不久以前，我在这个联合会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张有趣的图片。这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分布图。它在世界地图上所占的位置，是以纽约为中心的。我考虑了一下，究竟谁应该坐镇这个中央呢？不是丹尼尔·德莱昂，就是威廉·海伍德。在美国和加拿大，到处可以看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各种宣传画。但是他们宣传的口号，并不是高呼“打倒资本主义”，而是“请赞叹我们组织的完美形式”。这是无可争辩的真实情况。我这里有一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官方报纸。让我把其中一段读给大家听听：“直到现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还未能与俄国工会发生直接联系。我们深信，谁也不会提出反对加入工会国际。而另一方面，我们却认为，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只有少数成员赞成直接加入政治性的第三国际。”这讲的是真话。接着写道：“我们过去一直是工人组织，现在依旧是工人组织，因而我们希望在产业联合主义的基础上解決社会问题。我们要建立一些产业工会来作为生产和分配机构。这些产业工会的中央理事会，将是地方和地区的管理机构。各产业工会以及中央理事会应服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统一管理。这就是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只有我们把政党（不管它是不是共产党）纳入我们的方案，我们才会放弃我们的原则和取消我们的独立性。接受第三国际的提议，就等于把我们的阵地交给世界工人运动的领袖，就等于承认从社会各阶层聚集起来的政党成员是自己的导师和领导者。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有过在精神上独立的美好感受，理解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它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实际接受这一类的提议。联合会的目的是建立工人的统治。为此，它奋斗了15年，现在它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运动。它决不会同意那个自己受政党监督的预定方案。” 这段摘录是我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报纸上引来的。你们都清楚地知道，它害怕第三国际，因为第三国际不相信它能起世界性的领导作用。只有15000—16000名成员，竟想进行“世界性的领导”！ 现在，我们来看看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关于返出旧工会的问题。按我的经验来说，我是比较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的。不错，也许有人会说：“要知道，你本人属于‘双重性的’工会，你本人还是加拿大‘大统一工会’的成员。”说得很好。我属于这个工会，不过，它不像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那样高傲自大，它并没有自认为可以起世界性组织的作用。它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革命潮流的一个传导者。它是由于我们无力制止的某种情势而产生的。在战争初期，即在1914—1915年，加拿大工人不仅被本国政府，而且也被自己的反动官僚逼进了绝境。他们成了战争牺牲品。当时，美国唯一的一个革命政党——社会党的情况如何呢？它面临一种选择：或者加入工会，参加工人的斗争，或者就得继续进行它的启蒙性的宣传活动，而甘冒被消灭的危险，因而不能完成自己历史性的革命使命。在形势的逼迫下，我们加入了西加拿大工会。革命者加入工会，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打算从内部去搞破坏活动，或者为谋取较高职位而丢掉自己的人格。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服从自己组织的纪律，而组织也对自已的成员实行监督。在温哥华到温尼伯这2000英里长的地段上，革命者之间经常以书面方式讨论策略问题。他们彼此商议如何发展工会，如何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如何选举出席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由于采取了“打入内部”的策略，社会党人才得以在1917年派出51名代表参加渥太华代表大会，从而在工会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派别。从这时起，在加拿大运动史上开拓了一个新时期。这个策略的结果如何呢？这里也许会有一些反对论者对我们说：“不能走向妥协啊！”可是实际上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掌握了理事会，即掌握了温尼伯的旧工会理事会；有些工会选出社会党代表来为工人谋福利。他们是革命者。他们的任务不只是进行议会斗争，而且也要利用运动来达到革命目的。随后爆发了罢工，即这里某些人所说的“工人与雇主的集体讨价还价”。这是“集体讨价还价”！说实在的，当时温尼伯的整个罢工是一种策略，是革命行动。采用集体讨价还价这种通常的办法，是为了把工人团结起来。五金工人罢工了。他们为争取较好的条件而停止了工作。雇主只想同个别一些工种的工人协商，例如同锡矿工人、下水道工人等等协商。但是，五金工人们说：“不行，我们要联合起来，我们要选派一个专门委员会，你们得和我们整个集体进行谈判。”理事会的同志们立即抓住了这个时机。“不行，我们不愿签订这种小范围的集体合同，不行！我们要使本地区的全体工人都参加五金工人的斗争。”他们十分积极地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终于把工人们团结起来了，因而1919年的温尼伯罢工也就成了美洲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只是两三个工会，而是所有工会都理解这次行动的意义，因而所有工人以及公务员、邮电局官吏都参加了罢工。他们参加了延续七个星期的宏伟的统一示威行动。 当时的情势简直已临近要夺取政权了。在温尼伯，没有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罢工委员会拥有的权力不亚于国家本身。当然，这只是温尼伯的情况，而不是整个加拿大的情况。如果温尼伯的斗争席卷了整个加拿大，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局面将以革命而结束。同我们相对抗的是一个反动政权；群众没有跟我们走。在我们的拥护者大都被关进监狱以后，罢工也就不得不停止了。 请问，难道你们认为温尼伯革命者的策略不正确吗？我们是牢牢地掌握了工会组织。可见，你们要是遭受了挫折，你们不该怪罪根本原则、怪罪组织保守、怪罪领导人员，只能怪罪你们自己，因为你们未能找到接近工人的正确道路。这就是我的经验。我把这点经验告诉共产党人和工会工作者，以便他们将来能从中得到教益。 古尔维奇（美国）： 同志们！我想谈几点意见。首先，我想同我们代表团的另一位代表马歇尔同志一道指出威廉·海伍德同志在这个讲坛上所作的某些不正确的论断。他在昨天的发言中说，如果俄国工人阶级具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那样有觉悟的组织和那样的革命精神，那么，俄国革命就会更加顺利，而且也不会使工业处于那种混乱状态了。这种论断显然表明，连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也是不太了解事情的真象的。任何人都应该了解，俄国工业的混乱，不是由于缺乏觉悟和缺乏正确组织造成的，而是七年战争和其他经济原因造成的。至于革命精神，俄国工人阶级在这方面不需要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指教。俄国工人阶级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表明了自己的革命性。此外，我们美国代表团可以证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切自负表现，只不过暴露出他们狂妄自大而已，同时也证实了他们和其他工团主义者在工会作用和任务方面所奉行的理论是工联主义理论。 他们的思想不外乎是：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工会是新型经济关系的传导者。实际上，俄国的实例使我们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存在的工会和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的工会，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会不能领导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业，因为这种工会的建立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作用，就是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斗争。我们在世界产业联合会的成员中间，也没有看到实行经济管理的任何科学观点和任何科学准备工作。我们不愿冗长地谈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我们不想否认它作为革命组织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认为，海伍德同志对它狂热吹捧的态度，不仅越出了真实阐明事实的界限，而且也越出了共产主义观点的界限。他谈到了“取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问题。的确，到目前为止，红色工会国际中的某些代表（不是共产党的代表），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倾向。我们不同意这种倾向？我们认为，取消这个组织，和企图取消美国劳工联合会一样，是违背共产国际提纲的。只要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还存在，我们就必须尊重它，承认这个事实。如果说，共产党现在需要解决是否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问题，那我们也许会劝告共产党人不要建立新组织，而仍留在美国劳联的行列。我们必须重视世界产业联合会这个现存的组织。我们必须和争取美国劳联一样地争取它，如果我们劝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某些共产党人为了美国劳联而离开这个组织，则无异于使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去接受其内部势力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影响。基于这个理由，我们主张既要在美国劳联中进行工作，也要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进行工作；既不要离开前者，也不要离开后者。我们不希望取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至于革命精神，我们认为它还是具备的，只不过缺乏共产主义的革命观点，这从海伍德同志的声明中也显示出来了。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声称它要操持领导权，认为其他任何革命组织都没有必要存在。这再次表明共产党人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内部进行工作的必要性，以便在其中扩展共产主义世界观。 接着，我来谈谈其他一些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谈到中立问题。我们认为，强调一下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话极为重要，因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虽然缺乏共产主义意识，但它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革命组织，可是我们看到，特别是在美国，有些同情共产主义的工联主义者，竟也持有中立的倾向。你们往往会看到一些在工联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在未跨入工会大门之前是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可是一跨进工会组织的门槛，他们就脱下共产党员的外衣，换上通常的工联主义者的服装。参加了工会的共产党员，常常不愿干预工联事务。我们应该对工联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在美国，建立一种在俄国所存在的那样的信念，即对于加入工会的共产党员来说，必须遵守共产党的纪律，而且对这些党员的要求也许要比对其他党员更为严格。 那时，我们就会像深入到社会党内部那样顺利地打入美国劳联的队伍。既然我们对于在美国劳联中工作的我们所有成员都要实行某种监督，那么，我们的纪律对于在工会中工作的所有同志，也是有约束力的。必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一切工会积极分子，只要参加了共产党，就要受共产党的管理和监督。我们不想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工会，但是在工会中工作的我们的党员，必须首先把自己看成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工会会员。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 要知道，工会会员往往要请共产党员为工会工作出主意，因而工联主义者往往易于理解共产党有关工人运动的观点。共产党的观点要比普通的工联主义哲学高出一筹。 最后，我还有几点意见。我们认为，在代表大会即将通过的提纲里，应特别注意红色工会国际驻各国执行局与各该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避免在各个地区出现双重领导现象，至关重要。 红色工会国际驻美国执行局，也和驻其他国家的执行局一样，一方面要执行莫斯科红色工会国际的指示，另一方面要与美国共产党协同工作，这样一来，彼此就会有充分的了解，不致产生任何摩擦。还应当制定出有关的章程。 托拉尔巴·贝奇（西班牙）： 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使西班牙共产党深感兴趣。西班牙共产党和工会之间的联系，是不久前，即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公布以后，才建立起来的。这个提纲使西班牙共产党员得、以在工团主义团体中建立共产党支部，并根据第三国际的精神在那里进行实际有效的宣传。本次代表大会上所制定的关于工会运动的提纲，若是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有所不同的话，那么，这对于西班牙共产党以及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无疑都会产生危害。西班牙工团主义者已习惯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如果提纲有所改变，那他们必然要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支部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回到工会方面去。在西班牙有两大派别。第一个是社会民主党，它的主要长处是受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况且它现在还领导着约有10万会员的西班牙劳动总联合会。很显然，这个总联合会是完全按照茹奧和黄色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精神行事的。西班牙工团主义工会代表着第二个强大的运动，它是真正按照共产国际的精神行事的。至于它的组织形式，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这样一来，在共产主义小组面前便提出了争取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问题。不错，这些工团主义者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不过，共产主义小组可以尽力提供给他们。近来，在西班牙成立了两个共产党。第一个是老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与西班牙青年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第二个是统一共产主义工人党。这两个党有可能在最近期间实行合并。作为西班牙强大革命因素的群众，将由工会和工团主义者来共同领导。现在，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障碍尚待克服。但是，鉴于这里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和意大利党的某些同志所采取的态度，我们不能再采用他们那种口号了，因为这会妨碍两个共产党，即统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联合。我们希望在这里，在莫斯科，执行委员会能允许放宽一些期限，使我们得以有充分时间解决西班牙的这个问题。西班牙统一共产党已掌握五金工人、采矿工人和马德里的大多数工会，可见，它现在已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我再说一遍，现在我们在西班牙仍然按照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的精神进行工作。毫无疑问，我们还得沿着这个方向工作一个时期，以免影响两个共产党的联合，并且更有把握地把工会和工团主义者争取过来。（赞许声。） 柯拉罗夫： 保加利亚工会还比较年轻。在我们那里，社会民主党的产生比工会早得多。这表明党在工人的经济组织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党人把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教导他们懂得工会运动原理，并号召他们组织起来。此后，社会党人在工会生活中也起了显著的作用。工会一建立，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工会运动应具有怎样的性质？工会组织和社会党之间应建立怎样的关系？社会改良主义者希望工会只是一个捍卫工人直接利益，即单纯职业利益的友谊组织，不愿看到工会成为其他某种组织。因此，他们鼓吹工会中立。正相反，革命的社会党人（紧密派）所依据的观点是，经济斗争只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式之一，工会在自己的活动中只应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行事，因而根本谈不上在工会和社会党之间的关系上要保持中立。 由于有这种论点，才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工会组织：一个组织维护自己的中立地位；另一个组织则与社会党紧密派并肩携手地进行工作。 两个组织的命运如何呢？ 最初几年，中立组织占优势。但是，由于紧密派坚持不懈的工作，红色工会日益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在产业无产阶级觉醒以后，他们纷纷加入革命工会。由于社会党（紧密派）在战争期间的活动，由于他们在艰难的情势下毫不动摇地忠于工人阶级，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并在工会中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红色工会很快就成了保加利亚唯一的工会组织。战争结束以后，各个中立工会迅速瓦解了。就连那唯一一个比较稳固的中立组织，即铁路员工和邮电职员工会，也未能经受住1919年总罢工的考验。去年，所有中立组织的残余分子纷纷加入了红色工会联合会。实际上，保加利亚现在存在的都是革命工会。 我们的工会是真正的红色组织。它们密切地、有机地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工会委员会中的所有同志以及所有工会领袖，都是既在工会中又在党内进行工作的可靠的共产党员。大部分工会会员也加入了党。其余的是党的同情分子，我们极力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教育工作普及到了广大的工会群众。工会组织在自己的一切斗争中，都依靠共产党在物质上、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有力支持，党也得到了工会的支持。工会和党到处拥有共同的活动场所，即他们用以进行集中活动的工人俱乐部。 可见，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只是一个统一的巨大革命运动的两个组成部分。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工人合作社。它们都具有同等价值吗？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对于革命斗争来说，同样都是必要的。就斗争性质和斗争方法来说，只有共产党负有领导革命运动的使命。实质上，党是高于工会组织的，它在革命运动中要把所有被压迫的社会阶层团结起来。同样地，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目标的革命斗争实质来看，党不能被其他任何组织所代替。只要党发出举行罢工的信号，党所拥有的种种斗争手段就能使党把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全部力量和战斗力用于革命。 共产党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所有革命力量的结晶。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共产党在斗争过程中必然成为所有革命行动的领导中心。这种发展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会亲眼看到这种发展过程。属于黄色工会的群众，将大批脱离阿姆斯特丹，投奔红色莫斯科。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这一革命潮流。我们的工团主义同志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迈出了第一步，到这里来参加红色工会代表大会。现在他们还应该迈出第二步，我相信他们会毫不迟延地这样做。这种发展进程越快，各国共产党就会越迅速、越坚决地抛弃旧机会主义政党的方法，并以自己的忠诚和革命行动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 托马季（法国）： 同志们！法国在共产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本应由洛里欧同志亲自向大家阐述。但因为他生病，只好由我代替他了。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后，请允许我对洛佐夫斯基同志提出一些反驳，因为我认为他的论证多少有些偏颇。洛佐夫斯基同志昨天建议我们阐明法国工团主义者的观点。我们理解向大家阐明我们的观点的全部重要性。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在这里坦率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是很重要的；这对于至今还不完全赞同共产主义观点的人来说，对于那些认为理应拒绝参加共同积极活动的人来说，也同样是重要的。 同志们！我们从共产主义观点出发，研究了工会问题以及工会和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整体来说，或是从局部来说，都和伟大的革命任务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会想成为不过问政治的、在原则上保持中立的组织，但它们过去和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就是它们不能这样做。工团主义的提纲，特别是亚眠宪章（即洛佐夫斯基同志所说的神圣的亚眠宪章）所引证的工团主义概念，是这样说的： “劳动总联合会要把所有认识到必须进行斗争来消灭盛行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工人联合起来，而不问他们的政治派别。” 同志们，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显然自相矛盾。如果这样组织起来的劳动者认识到他们必须进行斗争来消灭剥削者，那他们也应该清楚地懂得，只要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他们就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应该了解，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不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政治机器，就不能推翻雇主。在这一点上，意见是有分歧的。我希望其他工团主义阵营中的同志们能阐明这种分歧的原因，我相信他们在这里一定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使大家了解我们和他们在各种问题上的观点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并不认为，策略上的不同观点会把我们分开，而且我们断言，连那些口口声声说“工会里不准搞任何政治”的人，也摆脱不了政治。 其实，在这些模糊不清的形式后面隐藏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而且是一些最坏的政治观点。工会是所有政党彼此竞相施加影响的一个公开斗争的场地，更不要说仍旧联合着大量工人的黄色工会了。资产阶级政党在工会里有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人被派进工会，他们在那里说：“工会是专门从事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组织；搞政治不是工会的事。工会可使群众在某个时刻有力量去反抗任何权力、任何政治，以便立即满足工人迫切的物质需要。 似乎只要严格实行小社团政策，就能取得一定的成果。除了资产阶级政党和黄色工会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政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用政治上中立这个幌子作掩护，因为只有靠这种中立，他们才能放手进行活动。但是这种中立不只会使工会对政党保持中立态度，而且会使工会变得过于软弱无力。 另一方面，我们还得同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同志们打交道，而他们也在极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工会。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积极的宣传者却接受“亚眠宪章”的错误论点，他们说：“法国各工会组织不应从事政治活动。它们应该在自己内部实行自己的政策。在工会之外可以有任何信念；可以说，可随意追随任何派别，可随意参加任何政党。但是，你既然加入了工会，你就应该真正成为一个工会会员。”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们向我们表明，他们很善于在工会中从事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却要求别人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诚然，必须承认，社会党最近60年来在法国试图举办和准备选举事宜的行为，给这些同志提供了反对党员从事政治活动的理由，要知道，该党党员就打算把管理工会的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不管怎么说，工会依旧是所有政治派别互相残酷争斗的战场。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工会如果不实行明确的政策，就不能存在，也不能进行活动。确实，只要工会中一提出某个问题，立即就会出现各种政治思潮，而不管它们是否合乎需要，工会运动的基本方针都是由它们决定的。 我只想举出最近10年来出现的性质相同的两个运动。1910年，铁路员工工会为要求增加5法郎工资举行了罢工，因为当时的工人工资十分微薄，工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生活下去。虽然发表声明，各个政党都将保持中立，但我们的同志在政治家的影响下还是参加了这场斗争。结果，他们遭到了失败，这只是因为这些政治家缺乏真诚的政治态度，他们在继续玩弄自己的权术，而对工会和运动本身却很少关心。他们葬送了运动，不过领导运动的人们却声称他们是不过问政治的。其实，他们属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某个”政治派别，这就是说，彼得加勒（工会运动的书记和领袖之一）是受一位著名政治家的影响的。我所说的这位政治家是拉彼耶先生，早在1920年，彼得加勒就是为他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赞同声。） 我们在1920年看到同样的情景。工会协同各种成员——共产党员、真正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进行斗争。从一开始就已表明，只有放弃自己的小社团性质，采取明确的政治形式，这个运动才能取得胜利。但是胆小鬼以及一切不再坚决进行革命的人，即那些再度吹捧亚眠宪章以对付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政策的人，都站出来说：“打倒任何政治！”这就意味着，在需要扼住敌人咽喉的时候，在需要掌握工人全部战斗力的领导权的时候，在需要加入地下党行列的时候，在需要自觉地采取故意怠工行动的时候，他们还想留在狭隘的小社团里。这就意味着，在这种关键时候，他们打算说：“不行！”这些企图打入工会运动使工会运动具有其他形式的异类，就是如此。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在这次持续整整一个月的罢工之后，铁路工人在劳动总联合会改良主义领袖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了斗争。这次显然能够取得胜利的革命行动竟没有成功，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革命热情，已经放弃了一切革命活动。 因此我们断言，工会从来就没有置身于政治之外。既然已经证实工会摆脱不了政治，各种政治力量已深入到工会中去从事活动，那么，整个问题就在于要肯定这种力量了。至于法国的情况，同志们，你们没有理由不重视工团主义者和其他派别单独地或整个地在那里所代表的力量。法国工会运动有50年历史。它是在政治组织中工作的人们的意志的产物，是社会党人的意志的产物，其目的是同当时盛行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斗争。但是，他们没有组织革命行动，没有培育群众去进行决定性的冲击，没有极力促使劳动者和雇主彻底决裂，没有为劳动者的利益而力求夺取政权，他们仍然搞自己老一套的政治活动——选举运动。这就是各种派别得以产生和各行其是的原因。有人认为，亚眠宪章似乎永恒不变，不可动揺，这种观点是极端荒谬的。我们可以证实，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可以指出，有些曾鼓吹制定这个宪章的活动家，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并且日益向我们靠拢。大家不要认为，目前那些看来是回避共产主义行动的分子，都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他们不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他们只是要求共产党真正按照共产主义方式行事。 当党从自己的队伍中把修正主义分子赶出去的时候，当党从自己身边除掉那些长期以来妨碍党进行革命活动的修正主义败类的时候，到那一天，就可以指望那些追求纯粹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目的的工会会员会向共产党靠拢，以求加速这种进步的过程，并使进步的方向更加明确。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这一可能性成为事实，那么，这就可以证实那些真心打算探索战争和俄国革命原因的人的论断是正确的了。党应该给他们提供比定理更多的某种东西。党应该给他们提供比代表大会的号召和决议更多的某种东西。党应该使他们相信，党有能力采取行动，只有党才能引导工人走向自由。 那时，工人们才会知道，不能用一个尺度去衡量所有政治组织和所有政党。他们必定会明白，在某个政党和他们自己的组织之间存在着差别，因而他们全部或者大部分会回到自已的党内。他们虽然懂得在工会中应该有政治小组，在工会中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他们还会怀疑共产党是否真正是这个必要政策的代表者。必须深入到工会中去，我们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就要看这次代表大会了。第三国际不会说“从明天起，你们不要再同那些分子打交道了”；也不会说“从明天起，你们应该同你们的所有左派朋友决裂”。我们深信，劳动总联合会的左派分子，除少数外，都懂得进步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在策略、立场、联合等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那主要是因为我们长期执行了错误政策。有些社会党人，甚至有些共产党人说：“在工会中只搞工会运动问题就行了。”实际上，我们都在搞政治。我们自己应该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搞政治，我深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会达成协议的。 然而，洛佐夫斯基同志过分夸大一个方面。他说：应该使神圣的亚眠宪章失去一切作用，把它踏得粉砕，然后扔掉。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请洛佐夫斯基同志原谅，我们认为，最好实行一种能使我们彼此达成协议的明智的灵活政策。我们知道，我们在革命行动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除几个人外，我们几乎全都同意这一点：只有工会本身，即劳动总联合会，才能发起革命行动。我们并不主张分裂。在即将举行的利尔代表大会上，法国工会组织的代表会详细说明我们不希盟分裂的理由。他们会坦率地讲明这一点，因为他们想把劳动总联合会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代表大会之后，我们要立即在我们的组织内，在法国工会运动的所有组织内，实现我们的策略原则。我们应该停止互相攻击，我们应该弄清楚哪些原则和哪些策略问题会使我们分裂。我深信，到那时，红色工会国际会看到在法国已出现革命斗争的统一战线。在我国，根本不存在工会的从属性质问题。但你们可以相信我们，共产党员以及今天属于共产主义组织的那些人，决不会收卷起自己的旗帜。他们将高举自己的旗帜前进，以便在工会中实现自己的信念和主张。我们要把自己的信念和主张直接向我们的同志摆出来。那时，我们的敌人就没有任何可能再用政治和中立作为借口了。 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这一看法：这两种力量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要密切协作。应该做到能日益密切地进行协作。况且，在那些目前还没有固定见解的人当中，并没有人反对这样做的必要性，也没有人企图回避这样做。在极左派或中派的人当中，即在法国少数派当中，没有人考虑要躲避共产党。在由于动员工作而引起严重事件的面前：大家都一致宣称：我们要和共产党一起行动，我们不管共产党是否打算听从我们。要知道，只有弱者才听从别人，决不能使强者受节制。至于以后的事情，那就要靠自命为共产党人但仍然和我们疏远的人们去做了；而我们的任务则是详细阐明我们的观点，指出我们确实想在工会中实行合理而又明确的革命政策。因此，对我们关于工会组织的观点以及对共产党所提出的种种责难，我一点也不会介意。工人们比对任何公式更为重视的东西是行动。工会中的革命分子决心去采取行动。 在结束我的概要的论述时，我想向大家指出有些不能不算搞工会运动的人的观点。这些人从事工会运动20年，他们在言论和行动上证实了亚眠宪章只是工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它并不能体现整个工会运动。他们懂得这一点，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持有不同的看法。 战争初期，只有我们的五金工人同志支持过梅尔黑姆，你们想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说的吗？那个时候，梅尔黑姆还不是今天这样成了俄国革命的诽谤者；当初，他也曾大力颂扬俄国革命。老实说，俄国同志本身对于梅尔黑姆后来所发生的变化是有责任的。谁叫他们忘记了在征得他的同意后再进行革命，忘记了在这个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使我们感到非常羞愧的是，我们认为，对他的敬仰维持得太久了，追随他也太久了。由于对他过分好感，我们也就易于上当受骗了。 现在，五金工人的组织重新恢复了。它在革命工会委员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由于矿工工会和铁路员工工会转到我们方面来，所以我们确信，五金工人会重新回到他们曾暂时离开的那条道路。他们必将同我们并肩携手地进行革命活动。请洛佐夫斯基同志及其拥护者注意一下五金工会革命反对派委员会的下述声明： “依附齐美尔瓦尔德是我们采取和平主义观点的结果，而依附莫斯科则应该是我们采取革命观点的结果。但我们要反复指出：革命工会委员会作为一种组织，在莫斯科不会有自己的地位。在里昂，组织少数派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在里昂所预见到的事，将在奥尔良得到实现。少数派的拥护者将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宣传小组。如果认为革命工会委员会想把工会运动置于共产党的保护下——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决不搞分裂，决不搞依附——我们的口号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何况奥尔良多数派已作出决议，要同每个革命政党一起工作，即在工会运动保持自主的情况下进行协同工作。” 我们既要加入红色工会国际，又要忠于我们的国际主义观点。谁也不会真正认为阿姆斯特丹国际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因为它的领袖在整个战争期间领导过民族主义运动。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在能力的人们的联合体，是一个表面上统一但—遇到战争危险就会分崩离析的联合体。如果说，工团主义者在赴莫斯科的途中和一些政党的拥护者有所接触，那是因为我们和他们在追求同一的目标。我们不能阻止他们走上我们所走的道路，同样地，我们也不能阻止某些政治家为了恢复被破坏的领域而和劳动总联合会一道进行工作，我们也不能干预对赫赫有名的国际劳工局大唱赞歌，但应对成千上万工人被解雇负责的劳动总联合会代表诺布勒梅却常驻在这个劳工局中。无论如何都可以肯定地说，虽然观点不同，名称各异，但却存在着两派：一派力图维护目前的社会制度，而另一派则勇敢地走向革命。不应再有可使一切动摇分子和胆小鬼赖以藏身的中立区。这种动摇必将造成危害。对这个问题采取明确立场的时机已经到来。至于我们，我们要极力使我们的联合会摆脱目前所处的混乱状态，因为这种混乱状态会造成我们党同革命工团主义疏远起来的危险。 我要向那些了解法国工会运动的人，知道法国工会运动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经过多么困难的斗争的人，阐述我们五金工人同志的声明，因为它能使我们详细了解整个事态。那些昨天还大都赞成进行某种协同工作的人，今天也都承认有一个毋庸争论的要点，即退出阿姆斯特丹工会执行局，加入莫斯科国际。 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还有一个要点能使人们大为接近。只要一同意与革命政党进行协同的工作，就会有人说这是赞同它的坏政策。可见，只有这个党实际行动起来，那些今天还反对我们的人才会表示愿意同我们商谈，愿意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 我想请大家注意某个同志的观点，他自称是工团主义代表。他属于那种曾促使革命运动在我国复活的人。我所指的是莫纳特同志。他也是那种说1906年的亚眠宪章具有某种意义的人，但认为后来有两个重要因素显然影响了人类的心情和见解。他认为，由于战争和俄国革命，应当重新审查亚眠宪章，并清除其中一切不符合现代要求的论点。请听莫纳特同志在圣艾蒂安举行的一个工团主义少数派分部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话？ 他说：“如果说，有什么毫无根据的指责的活，那就是对中央委员会追求威望和集中制的指责。其实，倒不如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相反的指责，现在人们也正在这样做。事实上，我们的革命工作委员会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不够积极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认为只有中央在说话、在起作用、在发号施令。应该到处开展活动，应该关心一切问题，那时，这种印象就会消失了。至于派赴俄国的代表团，则是由代表各个不同倾向的少数派同志组成的。如果说省里来的同志在代表团中为数不多，那是由于许多原定要来的同志后来不来了。在代表人选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人主张采取指派方式，另一些人则主张采取选派方式，使一切派别都能参加这种组织形式的表决，尽管各个派别彼此毫无相似之处，它们除革命精神以外，没有任何共同点……” 法国不是唯一一个要求工会运动独立的国家，因而莫纳特认为，俄国同志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但是，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工会能够在不改变自己性质的情况下加入红色工会国际。 同志们！请想一想，我们还得克服多么大的困难啊！我们面临着来自右派分子的危险，不管怎么说，这确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危险。请不要忘记，法国工人阶级仍然相信胜利是会给损失带来补偿的。四五年来实行的恶劣政策，给我国工人灌输了邪恶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过多的利己主义滲入他们的心灵。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正告那些从1914年起就背叛了工团主义的人：“行了！你们按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吧；我们不会对你们作任何让步。”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是我们应当重视的。我们法国工团主义者，我们整个共产党，请你们相信我们，并允许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同志之间，在各种不同的派别之间，寻找接近的机会。 贝尔（英国）： 我们基本上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这一意见：去年的经验证实了上一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是正确的。这个提纲规定了共产党应该与广大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工会和生产联合会乃是目前国际工人运动中人数最多、最优秀的一个部分，因此，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群众或者其中的大部分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吸引到共产党的行列中来。可是，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却有人提议在工人当中推行“退出工会”的口号。 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在英国试图实行这个口号所取得的经验。在1905年芝加哥代表会议以后，英国广泛传播了产业工会的思想，其拥护者鼓吹要在实践中实现这种思想。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打算建立一些崭新的工会，即按产业原则，而不像以往那样按职业原则，建立一些工会。当时我们的主张，正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表明的那种思想，即首先要有革命的经济组织，然后才会有政治活动和政治成就。我们在英国曾长期坚持这种想法。但是我们的经验向我们表明，遵循“退出工会”的口号，不能取得丝毫成就。 尽管我们通过散发传单和在工厂及各种社团中作报告来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们并没能动摇旧工会的地位。经验告诉我们，积极斗争才是工人运动最好的学校。我们只是在很少的一些情况下，例如在新的工业部门，在科学用具生产部门，或在发动机生产部门，得以把那些脱离旧工会组织的人吸收为我们的新会员。其次，我要提醒大家，“退出工会”的口号将会极其有利于企业主，因为工会中的反对派所提出的争论问题，将交由旧工会领袖去解决。革命分子最善于搞斗争，他们看清了企业主的全部阴谋诡计，如果他们离开了工会，有力的武器就要由资本家来掌握了。因此，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得对，他指出，企业主不仅凭恃自己的力量，而且还竭力采取欺诈和哄骗工人的手法。他们经常利用在英国被叫作“劳动骗子”的那种工人运动领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见，“退出工会”的口号会把整个工会交到“劳动骗子”手里，这只会使企业主的地位得到巩固。 至于工会组织内部的工作原则，我们战前在英国的十年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挽救在我国还残存的那一点产业自由，就必须采用崭新的策略。这就是工人委员会运动或人们现在称之为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产生的由来。它是对企业主要求的一种反映，因为企业主想要剥夺工会所应有的社会一般权利。现在，工人委员会在捍卫工厂中工人组织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个运动并不像我们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朋友们所想象的那样，它并不想成立另外的工会。它所追求的完全是另一个目的：它想使工人们理解对企业必须实行工人监督的思想和原则。我们号召开展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是为了把这个原则运用到工会中去，推动工会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不让反动领袖阻碍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我们要继续坚持在旧工会中对工会领袖及其方法进行批判；谁也没有想过要退出旧工会，从而使“劳动骗子”得手。 我们要支持工人中的革命情绪，要正确阐述工厂生活中的每一细微事件，使工人了解最通常的日常阶级斗争形式，并要向他们说明我们的观点，争取他们的同情。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列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工厂委员会中的积极宣传和积极活动以及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有力地铲除了分裂的情绪，团结了工会中的优秀分子，使他们联合在一起了。 我还想提出一个值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在阐明工会的作用时，你们在这里谈到工会不能叫作共产主义学校的问题。我不大明了这种说法的含义，但我同意工会应有助于共产党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我认为，由此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工会能成为共产主义学校，那我们就应该在这种学校里进行工作。至于是否能取得成就，主要取决于共产党员，因为他们将在那里以教师身分出现。如果学生不想接近共产党员，那教师应决主动去接近学生。 在这种共产主义学校里，即在这种工人联合会里，应该比通常学校的教育提供更多的知识。不应只是散发一些课本，作一些—般的讲解。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普通工人不怎么了解经济理论和历史，只习惯于具体概念。如果谈论减少工人工资的问题，他们会清楚地理解一切，他们懂得这是对他们不公平的对待，他们能清楚地判断自己工厂生活中的日常事件。共产党员应该很好地组织起来，以便始终能密切关心工人的日常利益和需要。那时，他们就会找到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的最好材料和最好方法，但是，工会不应仅仅是共产主义学校，它们也应该是学习斗争的学校，因为不管你的意愿如何，工会总是要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影响斗争，并按自己的见解来阐述斗争。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工会组织的领导权抓到手里，使工人的愿望和观点与共产主义观点相一致，反之亦然。我希望，现在你们已能明白我的意思，即工人委员会在工会中不应只限于援助工人进行日常的斗争，主要的是它应当在工会中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消除工会中那种分裂成各种产业小组的旧倾向。我们应该反对各个小组单独行动的企图。我们应该对它们进行改组，在我们尚未实现“整个产业部门建立一个统一工会”这个口号之前，我们应该对它们进行改造。我们应该为实现这个口号而斗争。共产党员应该学会僅得，工会的职能不只是准备和领导斗争，而且还包括我们大家都力图实现的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工作。目前俄国危机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俄国工人在工业上的组织程度能像他们在政治上的组织程度那样，那么，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业生产早就突飞猛进了。 至于工会不过问政治的问题，我们英国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目前我国出现的工会运动，不愿使产业问题带有政治性。这是当前我国工会运动的突出弱点。工会不想搞政治活动，对政治行动抱反感，这是很信得注意的。因此，共产党员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向工人们说明，现在，经济问题不能与政治问题分开，在每一次经济斗争中，迟早总会出现使这种斗争带有政治性的时刻。把这两种斗争结合在一起，乃是共产党员的一项任务。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关系问题，我们英国代表团认为，产业运动，即红色工会运动，是我国共产主义工作的一个补充。 我们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准备工作时，希望有组织的工人能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力量，以支持我们的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如果我们这种希望是现实的，显而易见，共产党员就应该对红色工会国际产生影响，对它进行领导，并注意监督它的活动。因此，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之间必须建立密切的接触，并以互换代表的方式建立联系。 至于阿姆斯特丹，我们不要忘记，对它盲目崇拜是很危险的。在英国，对这一点并没有争议。我们认为，对批评我们的意见不予介意，乃是最好的反批评。 最好是通过各个全国性组织来抨击这个国际，只有加入了工会，并把反动领袖从工会中排挤出去，我们才有可能使阿姆斯特丹国际失去这些工会的支持。 主席杰纳利： 登记要发言的还有两个人。然后就停止讨论了。报告人在各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以后才能发言。 莱奥·皮夫洛（美国芬兰人组织的代表）： 同志们！我不打算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提出异议。首先，我要表态，我完全同意贝尔同志有关对工会关系的论点。但我还要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问题说几句。自从1907年我到美国以后，我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并以这种身分经常参加美国的工人运动。我认为，我有责任纠正这里所报道的关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些不确切、有缺陷的材料。我特别要强调指出，这里所宣读的摘自联合会出版物的引文，决不能反映出这个组织的观点。这些摘录大部分与事实不符。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提出过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意见。引文中针对第三国际和共产主义的部分，已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收回了，而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的桑格伦，已被撤掉《大联合》这一大型月刊编辑的职务。虽然他向几星期前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提出了申诉，但是他一无所获。 因此，我要在这里提出的意见，就有其重要意义了。的确，在类似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些组织中，有些人并不赞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立场。他们甚至走得很远，竟背弃了该组织的传统。1917年，在联合会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它的许多成员和积极分子采取了与该组织的传统原则完全不同的观点，从而败坏了它的名声。他们印刷反对苏俄的小册子，撰写反革命文章，出版反革命著作。但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组织和所属各地的工会知道这种情况以后，立即表示抗议，要求收回所有这些著作和文章。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毫不拖延地执行了这一要求，因而所有文章不仅收回了，而且甚至全部销毁了。可见，如果你们认为引文中所表明的观点是该组织的观点，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过，还得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以便俄国同志们能够了解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1917年、1918年和1919年的情况。在宣读引文时，这里有些同志一边听一边摇头。他们大概在暗想：“嗯，原来是一个反动组织！” 1917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唯一一个反对战争的大组织；它在西部诸州宣布了总罢工。它使整个西部地区掀起了反对战争、反对威尔逊政府、反对美国整个金融寡头政治的活动。但是，它没有得到社会党以及目前坐在这里的工会代表的任何支持，任凭它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听从命运的摆布，其结果是美国资本家向它发起了联合进攻。报纸工作人员、宣传鼓动员、组织工作者和积极分子，总共3000人被投入监狱、被打死、被驱逐出境。整个组织遭到了破坏。资本家的爪牙闯进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址，焚烧了书籍和文件，捣毁了打字机等等。当然，没过多久，反动势力就激起了顽强不屈的罢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美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暴行前不久，就举行了罢工，而且有些罢工进行得很顺利。无须向俄国同志们解释经济罢工的意义，他们只要想起1896年至1900年期间我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就行了。当时，就连社会党人发出的号召书中也曾说：任何革命者都不应参加工会，因为工会中有大批暗探在从事不可告人的勾当。1917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也发生了这种情况。结果，组织被消灭了，它的斗争了十年的全部优秀力量，即它的领导人、组织者、演说家和报纸工作人员，都被关进了监狱。 在这种情势下，还能期待着什么呢？工人们相信经济斗争，因为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某些成果。组织中只剩下一些年轻人，他们没有经验，不了解组织的传统和原则。在这里，也和在其他组织中一样，隐藏着大批特务。在芝加哥对我们进行审讯期间，政府声称，从1916年起，它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有86名从事陷害活动的特务。不过我记不清了，是56名，还是86名。 我再说一遍，不能以此来责备这个组织；正相反，同资本家和金融寡头斗争得如此坚决的组织，显然具有一个健全的领导核心，它必然是个强有力的组织。既然资产阶级不得不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战胜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就像1917年所发生过的那种情况，那就显然地表明，该组织曾对资本家进行了勇敢的冲击。不仅如此，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还是最早表示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1917年，它为苏维埃制度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过有力的辩护。美国共产党人只不过是收获了由该联合会播种的庄稼罢了。 鉴于上述情况，我应该谈谈另一个问题，即共产国际与革命工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如果在对美国革命工会的关系上采取敌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产业联合主义的观点，那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如果美国共产党人犯下美国社会党人所犯过的那种过错，如果他们对美国产业工会的千百万追随者采取敌对的立场，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社会党所遭到的那种命运。首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始终将是一个小党，而对美国共产党来说，增加党员人数是极为重要的。现在，与其说它是个政党，不如说它是个流派。使它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不从积极的革命分子当中征集党员，它到什么地方去征集呢？ 美国有数十万积极的、有阶级觉悟的革命者。他们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却具有共产党员的胆略，奉行共产党员的策略，不知疲倦地为革命进行工作。他们从来没有站在资本家方面去维护当前的社会制度。因此，从这几十万真正的革命者当中，即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不属于该联合会的各产业组织的积极分子当中征集自己的成员，对美国共产党来说，是很必要的。党应该把所有年轻、坚毅而又有斗争决心的革命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就是美国党的任务，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它就会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美国共产党不应当向产业联合主义宣战，否则，它将遇到社会党遇到过的情况，即形成一个左派，因而造成分裂。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有数百名成员是共产党员。我了解所有的芬兰同志，我相信他们个个都是产业工会的成员，同时我也了解有相当多的美国共产党员拥护产业联合主义。如果你们采取敌对的观点，那就只会促使共产党分裂，把它变成社会主义工人党那—类空谈的流派。 我还想就人们对海伍德同志的一项指责表示不同的意见。这里有人说，他主张建立“平行工会”一类的东西。我手头有他打算提交红色工会代表大会的提纲，我来摘录其中能说明他的观点〔的〕一段引文： “共产党的革命政治活动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即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分配组织，代之以通过苏维埃制度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服从这个目的并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工人联合会来说，是历史上和策略上的必然性。” 对此，我认为，不必再多作解释了。 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 同志们！我请求发言是为了驳斥兰德莱尔同志的一个极其轻率的论断。根据速记记录来看，他认为，在工会解散的时刻，兄弟的南斯拉夫党放弃了政治罢工，甚至没有利用这种情势在议会中采取行动。这种论断完全不符合事实，它所依据的资料是社会爱国主义的中派分子报刊上那种含糊不清的资料。 其实，由于反对矿工军事化而宣布的政治罢工，不仅成了解散工会的借口，而且也成了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借口。我们党对此作了什么反应呢？宣布的总罢工，一天、两天、三天地延长下去。尽管面临极端的恐怖，矿工的罢工还是持续了两个星斯。南斯拉夫共产党采取坚决集中力量的方法，扩大和深化了矿工的罢工斗争，从而使南斯拉夫资产阶级遭受了重大损失。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我们这次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要知道，在南斯拉夫相当广阔的地区，矿工的罢工已经发展成为公开的国内斗争；有些地方竟发展到同警察和军队进行流血冲突，结果双方都有一些伤亡。这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对政府的进攻所作的反应。 至于议会中的行动，我应该作如下声明。目前在南斯拉夫召开的会议不是通常的议会，而是立宪会议，其工作是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只具有一项专门的任务，即在尽可能的短期内制定出宪法。立宪会议的所有其余工作，几乎完全放下了。我们的议会党团不顾所有这些情形，终于通过强有力的行动，迫使立宪会议就解散工会和共产党问题进行了三次辩论。这三次辩论，在议会中造成了热烈的场面，显示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而在议会外，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得到了革命的反响。你们可以看出，情况完全不像兰德莱尔同志有意歪曲的那样，我真不知道他是何居心。 主席杰纳利： 我收到了挪威代表团的声明。让我来宣读一下。 “季诺维也夫同志就挪威运动所说的话，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用他的话说，挪威工会的领导权依旧掌握在中派分子手里。实际情况是：在去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有六名共产党员和三名中派分子被选入总委员会。其中一位是总委员会主席。我们没有敢让共产党员占有总委员会中的所有职位，因为这样会给我们整个全国性组织造成烕胁。在许多工会联合组织中，尤其在那些无关紧要的联合组织中，领导权迄今仍然掌握在中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手里。 “再过几个月，将根据参加运动的大批群众的愿望，再次召开代表大会。由于六月大罢工遭到制止，这些群众更加愤怒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必将表达出全挪威工会组织的新立场。许多旧的工会组织可能要被解散，从而工会中的官僚主义将不复存在。” 主席杰纳利： 星期日晚7时在季明剧院开始举行青年代表大会会议。请全体代表出席它的隆重的开幕式。 下次会议于明晚6时举行。 会议日程：策略委员会的通告；青年团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 （会议于晚12时10分休会。）
第十八次会议（1921年7月6日晚8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十八次会议 （1921年7月6日晚8时） ·继续讨论工会问题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米西阿诺（意大利共产党） ↘埃尔瓦莱（上西里西亚） ↘海伍德（美国） ↘勃兰德（波兰共产党） ↘洛佐夫斯基（俄国共产党） ↘马歇尔（美国） 继续讨论工会问题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由马尔察恩同志发言。 马尔察恩：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就工会运动问题所作的报告中完全正确地指出，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是资产阶级的主要依靠力量。他还说，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斗争不是派别斗争，而是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除掉阿姆斯特丹国际这个世界革命的赘疣。我们也完全赞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与红色工会国际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以及在铲除工会的政治中立态度问题上所表示的意见。但是，同志们，代表大会应重视的最主要问题，却是为夺取工会并使其变成社会革命工具而应采取何种斗争形式的问题。现在让我们稍事回顾一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曾作出决议说，共产党人必须通过工会内部斗争的途径来掌握工会。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一切旨在反对我们并力图使我们放弃这条途径的趋向。要知道，革命知识分子从工会中、从群众性的经济组织中的任何一点退让，无疑都意味着我们斗争的削弱，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削弱。 同志们！从德国工会运动的实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革命分子的退让所造成的困境。全德工会联合会的资料表明，1919年春，自由工会的会员人数为300万。后来到1920年报告年度，会员人数竟由300万猛增到900万。如果我们把全德工人联合会、格耳森基尔欣的自由工人联合会和工团主义团体的会员人数与上述情况对照一下，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说，尽管这些小团体竭力进行宣传，但它们所争取到的会员并没能超过30万人。可见，一方面是900万自由工会会员，而另一方面，虽说工会干尽了叛卖勾当，但若把自由工人联合会和工团主义团体的会员计算在内，总数也达到了30万人。 同志们！我们都是从事工会工作的，所以我们都深深体会到分裂所造成的后果。首先是，革命分子不仅没有建立起统一战线，而且分裂导致的斗争反而削弱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战线，这只会有利于阿姆斯特丹国际，有利于全德工会联合会，总而言之，有利于工会的反革命官僚。这些小团体提出的“退出工会！”的口号，居然打进了我们德国的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却经常提出“退出工会！”的口号，这就为工会官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宣传材料，从而掀起了反对在工会中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斗争。因此，我们拥护代表大会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所作出的决议。 现在，德国工会运动正经历着危机。各个工会都出现会员人数锐减的情况。例如，五金工人工会这个最强大的组织，去年的会员人数总共减少了10万人。独立工会联合会的会员人数总共减少了100万。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德国，而且也出现在世界各国工会运动中。我殷切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认真的讨论。毫无疑问，出现这种逆流对革命是危险的。因此，我们要弄清造成工会会员脱离工会的原因。在十一月革命以后，群众犹如汹涌的浪潮涌进了工会。他们下意识地期待着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认为，加入了工会，也就完全履行了自己的革命职责，而工会本身必定会为群众的利益进行斗争。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工会没有执行积极斗争的政策，没有将群众组成自觉的革命队伍，而由于在工作中采取协调政策，以致背叛了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一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从而使尚未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群众深感失望。 工会抵制革命斗争，实行社会改良政策，实行与资产阶级协调的政策。而共产党人则鼓吹革命，千方百计地阻止实行这种政策，所以工会官僚开始将他们、首先是将他们的领袖逐渐从工会中排挤出去。工会官僚提不出真凭实据，硬说共产党人要分裂工会、破坏工会，使工会瓦解。工人联合会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宣传给工会官僚提供了好机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认为工会中的这种逆流有利于革命，这种立场显然是荒谬的。要知道，离开工会的群众并未参加其他组织，而是陷入了局外主义的泥潭。显然，这种现象对工会运动是有害的。因此，在工会中工作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尽一切力量使工会革命化。由此可见，工会问题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工会革命化已成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贝尔格曼同志声称，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为了掌握国家的经济，必须有工人联合会。但他若能深入地理解工会运动的实质，认识到应当利用工会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那么，贝尔格曼同志就会把他的报告发挥得更完善。有人认为，对工会的控制似乎应当主要看掌握的会员人数，似乎一切领导职位，甚至最基层的领导职位，都应由共产党人担任，似乎60％的会员应信奉共产主义——这种观点，是很不正确的。大家都知道，工会中有一定数量的会员在政治态度方面是积极的。这些人是领导各种集会和活动的重要工作人员，我们应当掌握他们。在企业主企图压迫工人的情况下，揭露工会官僚的背叛行为并不困难。如果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不考虑掌握工会问题，那我们倒要问，他们打算通过什么方式来干革命？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代表大会应当为各国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活动制定一条明确的路线。（赞同声。） 米西阿诺（意大利共产党）： 我认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如果说打仗需要有一个确切了解兵力对比、地形条件、对敌斗争方法的司令部，那么，同样也需要有一支在任何战斗时刻都能保持高度机动灵活、纪律严明的军队。如果说，在我们的国际政治组织中，即在第三国际中，需要有一个明达的政治领导核心，那么，我们就更需要有工会这样一支军队，由它去完成向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并将毫无畏惧地投入战斗。 可见，在工会问题上，也必须使全世界都了解第三国际的口号和纲领。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可是我们手边却没有工会问题委员会制订的提纲。因此，对于明天可能要详细讨论的那些观点，很难具体表明我们的意见。这样一来，我们只好自行其是，不得不擅自讨论起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谈论过纲领中有关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各个主要条文。总的说来，我们完全同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特别同意一条其中写道：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不应从属于政党，所以共产党人的职责是争取在工会中起领导作用。显然，问题可以这样表达：既然工会应有一定限度的自主权，那么，就必须考虑到，一定程度的形式上的外部自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明确规定工会在纪律方面要服从政治运动。当然，要特别指望由共产党人即党员们来维护这种纪律，我们才能对领导机关和工会组织的中心产生影响。实际上，我们应当力求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完全统一，以便一当政治组织，即我们军队的司令部下达命令，我们的军队就能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决去执行命令。 因此，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当为这一形式上的自治规定一些明确的范围。同时，必须使工人懂得，从现在起，只存在一项斗争，这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进行的最后的斗争。 我们不打算谈论这一斗争前的小接触。我们必须指出，有些小的冲突反而会推迟决定性战役的到来。我们不能避免一些次要的行动，但我们却不应因此忽视向工人指出：早晚要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因为只有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工人阶级的一切大小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共产党人在工会中应采取什么政策。 在我们不得不参与的那些小冲突中（如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进行的罢工），要明确指出我们的纲领不同于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同时，我要指出，意大利的某些共产党人在各次行动期间的表现，同改良主义者毫无二致，因而他们的行动不够坚决果断；有几次，党不得不对某些丧失积极工作信心的党员进行谴责。我们请求所有同志，不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其他国家的同志，在制订工会问题提纲时，帮助我们分清在我们必须同工会一道进行的那些革命行动中，共产党人的斗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有什么区别。代表大会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在意大利（我想，在其他国家可能也是如此），工厂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是出于政治运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在意大利，特别是在都灵，曾作过一系列这方面的尝试。 当然，不只是在都灵。我们在其他城市也建立了工厂委员会，但是，我们一直未能在全意大利建立起真正的这一类组织。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确切地表明了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是，必须使建立工厂委员会这种组织不只是一纸方案，不只是停留在提纲中，而是要使参与大会的代表们回国后就能开始工作，就能在各个工厂和工人聚集地区组成工厂委员会，因为这种委员会，特别是在反对工会官僚以及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几乎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组织中都有这种人）的斗争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不能像德国统一共产党那样认为，有了工会就万事大吉了。最重要的是工厂委员会，它是和工会进行斗争所必不可少的。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争取工会。同时我们必须确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工厂委员会必定会给我们强有力的支持。我们从工厂着手开展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因而我们一定能从他们手中夺得经济组织的领导权。 可见，不仅要谈论工厂委员会，而且也要在世界各国到处建立起工厂委员会。 请原谅，我要在这段时间只谈意大利的情况。我们的斗争在世界上是很突出的。因此，斗争中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整个世界政治情势。 在意大利，有一些在政治组织中工作的共产党人小组。它们置身于工人中间，活动于工人劳动的场所，它们的任务是积极进行反对工会的宣传鼓动和斗争。我们在各处建立了这样的共产党人小组，不过，我们也只是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至于意大利的情况，大家都知道，领导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的是改良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看到达拉贡纳和总联合会一些大机构的其他领导人。因此，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力图推翻他们的统治，展开了反对改良主义者的激烈斗争。必须彻底揭露从屠拉梯到塞拉蒂的意大利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可耻行径，以便使具有革命情绪的意大利群众得以参加共产国际的行列。必须使意大利工人群众懂得：第三国际是真正世界性的革命组织，有些人所以不参加这个组织，是因为他们不是革命者，或者是假的革命者，对于这种人必须加以揭露，事实上他们所进行的是反革命勾当。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加以阐明，因为至今还有一些党员以为只要坐在他们的办公桌旁，就可以成为革命者。 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把资产阶级从我们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拯救出来。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声明，意大利共产党人有能力、有资格理解自己面临的伟大任务，他们决不容许再次和那种不明朗、不确定、不坚决的立场和平共处了，而在里窝那和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曾有过这种调和的情况。为了把工会中的工人群众吸引过来参加革命斗争，必须和那些暧昧不明的改良主义者以及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世界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决裂。 同志们！应该告诉你们，在里窝那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就已认为必须和第三国际结成统一战线。但是改良主义者害怕意大利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于是他们依靠自己在人数上的优势，开始筹建工人政党的工作。后来，当他们确信绝大多数社会党人不参加第三国际时，他们才不再做这种努力了。劳动总联合会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斗争，它想通过不让共产党人有权在所参加的工会中担任书记的办法，使共产党人脱离工作。可见，改良主义者伙同资本家和工厂主来排斥处于各个组织领导岗位的共产党人。 还有一点要告诉大家：劳动总联合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表明，总联合会仍留在阿姆斯特丹组织中，但打算派代表来参加我们的大会，以便观望一下它是否能参加与第三国际采取一致行动的红色工会组织。因此，无论是领导工人运动的俄国同志，还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同志（他们都将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都不应忘记，来这里参加讨论红色工会国际形势的劳动总联合会的领袖老爷们，是最坏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正领导着反对全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斗争。我们的同志要谨防落入他们的圈套。 意大利革命派完全拥护第三国际，并支持苏维埃俄国。因此，意大利改良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不失去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力图同莫斯科及共产国际搭上关系。要制止这一真正反革命的活动。要对这些搞阴谋活动的老爷采取对策……。同志们，规定我发言的时间快到了，我得说简短些。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对于一些反革命组织，例如法西斯组织登上政治舞台，应承担责任。 同志们，对资产阶级和白卫分子的进攻采取防卫立场的改良主义者们，对此也应承担责任。可见，共产党人之所以遭到迫害，他们之所以未能坚持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都是改良主义者的过失。今天报纸上登载，在格罗塞多又有15名工人共产党员被法西斯分子和资产阶级杀害了。 请代表大会允许我再用两分钟时间谈谈我所预见到的情况：现在意大利改良主义者正力图把工会从反抗压迫的机构变成阶级合作的组织。我看到一种可能会从意大利传播到其他国家的现象，即工会将变成专门收购衣、鞋等用品并以廉价向工人兜售的组织。我们看到意大利纺织工人工会除从事上述商业性工作外，一连几个月没有做其他任何工作。工会没有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没有对资产阶级实行抵抗，反而和法西斯分子一样为非作歹。 请问大家，你们是否认识到，隶属于阿姆斯特丹的那些组织，为了反对我们在工会中的政治组织的革命活动，有了怎样的新式武器？ 在意大利还有另一个工会联合组织。这是没有参加劳动总联合会的工人组织。同志们，我们曾竭力想使这个工会联合组织加入劳动总联合会，以便把全体工人联合在同一组织中。但是，我们得到的回答是，领导这个工人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不肯参加劳动总联合会，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所以不愿从属于我们的组织。 不能再对这种组织工作抱幻想了，因为想把所有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的打算是徒劳的，是达不到目的的。 我要结束我的发言了。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有鲜明的原则和明确的纲领。这个纲领要反映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一切决定，它应给予我们所必需的强大的威力、明确的认识和内在的力量，以便参加决定性的斗争并推动工人向第三国际靠拢，向共产主义迈进。 埃尔瓦莱（上西里西亚）： 谈到工会问题，我想指出，在上西里西亚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某些地区，由于无产阶级成分复杂，以及由于难以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战线，我们的工作正面临着一些巨大的困难。显然，这些困难立即为资产阶级及与其勾结的各种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了。无数经验表明，在工会活动方面，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地工作，不要在各个工会之间，以及在波兰工会和德国工会之间，造成在上西里西亚出现的那种分隔状况。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所有工会建立共同的基础，并力图使它们接受我们的领导，从而建立起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我们在德国已经取得了丰富的工会工作经验。在那里，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使工会接受我们的领导，但是我们在那里取得的胜利毕竟比在上西里西亚容易得多。 关于工会官僚的作用，即关于那些脱离群众的工会领导者的作用，在这里，我想指出这样一点。虽说诺斯克这类过去曾领导工会的人，为了扼杀工人阶级而脱离了工会，参加了社会党的资产阶级政府；虽说诺斯克这一类人在德国已臭名昭著、名声扫地了，但他们毕竟还没有达到我们上西里西亚所出现的那种状况。在我们那里，工会领袖们都成了反革命头子。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最近发生的事变期间，我们波兰最强大的一些工会（仅波兰工会组织就有6万有组织的工人，而所谓有政治觉悟的工会则有6万多名会员）的领袖，参加了波兰起义行动委员会，和科尔凡蒂先生联名签发了一项无异是宣判罢工工人死刑的命令。这就是波兰工会的所作所为。而另一方面，德国工会也不甘落后。例如，我们看到，在波兰工会将剑举到工人阶级头上的时候，德国工会领袖们参加了奥德尔那一派的所谓行动委员会，并和奥尔盖什一起对整个工人阶级发动了进攻。德国工会的某些领袖和盖费尔将军沆瀣一气，参加了奥尔盖什的动员，在人民公决的整个期间，德国工会以及波兰工会不仅暗中破坏工人运动，而且公开充当德国帝国主义和波兰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同志们！在我们上西里西亚也有一些革命工会。只有这些工会的会员才是有觉悟的无产者，在我们最近的那些惊险的日子里，他们坚持阶级斗争观点，没有参加奥尔盖什的行列。那么，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后的革命发展中，在今后的斗争中，这种工会是否有必要存在。这种工会在德国也存在，而且还有一定的基础。根据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我认为这种工会是多余的。很显然，我们的力量还相当薄弱，不能把力量分散在所有的工会中，这就是说，不应当把我们革命工会的力量分割在全德工会和与之同时存在的波兰各行业组织（即波兰工会或工团主义联合会）中。最后，我们应当谈谈我们打算怎样组织工会和企业中的工作。以往，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如此解决。在上西里西亚，我们已经承认，两年前宣布的“退出工会！”的口号不正确。这—错误造成的后果是：优秀的力量真的退出了工会，因而使他们不能对今后各阶段的斗争产生影响。他们离开了别人，孤立地站在一边。我们不能预见这个问题将如何继续发展下去。马尔察恩同志指出了工会中有组织的工人大量减少的情况，100万人退出了工会。但是，这并没有使革命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100万工人没有投向我们，也没有组成共产主义工会。这一情况表明，整个说来，目前工会运动正处于低落时期。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必须争得工会，否则就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工人阶级也就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进行决战。因此，我们现在应当执行的政策是：滲入到工会中去，并在工会中建立我们的组织。 为了说明现在工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可以摆出人民公决时期的情况。那时，在将近一年半的期间里，德国工会和波兰工会没有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而是为资产阶级波兰和资产阶级德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帮了忙。工会及其波兰和德国的领袖没有从事阶级斗争，即没有从事反对降低工资，反对所谓“第七次换班”的斗争。他们所进行的也不是思想斗争，而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斗争。波兰工会联合会建立了工人的军事组织，以防止可能出现的起义冒险行动，但是，这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和革命工人进行日常的斗争。德国工会的脱离群众的领袖们，也是这样做的。在整个这段期间，他们都是奥尔盖什的支持者。于是，我们看到，当运动有可能具有革命性质时，各个矿井的工人便按民族成分组织起来；但他们很快就灰心失望了，有些矿井的工人竟把红旗也撕毁了，而工会领袖们则乘机伙同官僚和资产阶级平定了起义。情况还不止于此。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主席茹奧和他的几个同志特地到我们那里。他们用明显的谎言和虚伪的保证来安抚日益革命化的工人，说什么上西里西亚问题一定会在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应该劝说他们各自先回矿井，并放下武器。我要再次强调说，我们将坚持这样的观点：参加工会，并通过革命的工厂委员会来争取工会。（热烈赞同。） 海伍德（美国）： 首先，我想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加以修正。需要修正之处是指战后，特别是在美国，工会会员人数增长的那一段。读了提纲会使人们以为，艰难的时刻和失业现象迫使美国工人像潮水般地浦进了工会。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最近一年来，有组织的工人人数，就拿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人数来说，已大为减少。在当前艰难的情势下，美国劳联不可能有所发展。战争以及战争所引起的许多现象，过去和现在都对它产生着强烈的影响。其实，会员人数猛增的时期很短。那是因为战时政府责成所有造船厂、军需厂以及其他直接为军队服务的生产部门中工作的工人都要参加美国劳联的缘故。我想利用让我发言的这10分钟时间，使代表大会清楚了解劳联是怎样一个组织。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工会，在它的构成中所使用的每一块水泥板上，都溅满了在盖马尔克被杀害的人们的鲜血。我希望有一天能详细谈谈这个所谓的工人组织（它只不过是美国政府和美国资本家阶级的同盟军和工具而已）的历史。美国劳联上个月在丹佛召开的代表会议上，由执行委员会提出并经代表会议批准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文件： “美国有组织的工人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支持俄国苏维埃政府，或对它表示同情。美国劳联执行委员会在它今天通过的年度工作报告中，以及在它即将向一年一度在丹佛召开的劳联代表会议提出的说明性声明中，对苏维埃政府提出它不能代表俄国人民的警告，并指出该政府对工会的工人运动一直抱敌视态度。” 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中有两项重要条文，是代表大会理应予以特别重视的。这就是第1章的第5条和第6条。这两条都着重指出：必须和各种革命组织共同进行工作，并支持各个国家中的较小的革命团体。这个规定特别适用于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我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前来参加红色工会国际和产业工会代表大会的美国代表团中有代表行业公会的分子，即疯狂热衷于消灭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美国劳联分子。同志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美国，15年来，一直有人想消灭这个组织。美国所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报刊，从未放弃过这一幻想，而且现在还抱有这个幻想。现在这些工会工作者特地来到莫斯科，以便找到机会促使红色工会国际向美国共产党执行局指出：应当取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组织或其部分组织。理由何在？就是因为我们的会员人数少。他们指出，美国劳联的人数不断增长，并对我们这些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说：“你们代表不了什么，你们是一小撮。”他们在谈论我们的会员人数时，对我们进行诽谤，这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我们的联合会是由于美国工人极其需要革命组织而建立的。它从西部煤矿工人联合会孕育出来，如果更进一步探究，它起源于“劳工协会”。在盖马尔克诉讼期间，美国劳联对它百般迫害，资本主义报纸也同它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当时，赛米尔·龚帕斯这个老酒鬼和老淫棍乘机把美国工人诱入美国劳联。 有人说，似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曾宣传退出工会。情况并非如此。有成千上万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同时也是美国劳联的成员。不管怎么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坚持必须消灭雇佣劳动；它承认阶级斗争。它的成员被捕和被关进监狱的，不下三万人！许多人被杀害。他们遭到告密、诽谤，蒙受各种耻辱。在美国，没有任何一家资本主义报刊敢于谈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真实情况。这是一个把力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男女工人联合起来的组织。它在阶级斗争的战线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尽管美国劳联对它进行迫害、造谣中伤，但是，在举行罢工时，任何一个参加美国劳联的工会都会得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支持。我不会由于赛米尔·龚帕斯及其同伙的所作所为而责备美国劳联的普通成员。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劳联中的反动分子并非只是这些高级的工会官僚，我们即使争得了美国劳联的领导职位，离掌握住普通成员也还有很大的距离。普遍的贪污受贿以及向资本家乞求优待和赏赐的现象，不只是在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们当中存在，而是浸蚀了整个组织，在职位低下的一些爪牙当中也存在。这是一个盗贼的巢穴、腐化的组织。 现在，我们共产党人都认为必须建立产业工会组织。在这里，在俄国，也感到需要这种组织。实现俄国革命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工人阶级。但是，后者不是按产业原则组织起来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它的后果。工人们在阶级斗争中、在国内战争中进行了战斗，而现在，他们还得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但是，因为他们对组织劳动和组织生产没有足够的知识，所以俄国工业实际上已陷于瘫痪状态。当然，我承认，在各个产煤区，在顿涅茨矿区，在各个工业部门，都已做出了巨大努力。我知道，四年大战和三年不断的冲突，必然会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濒于崩溃。但是我也知道，如果俄国工人能受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成员所受到的革命与科学方面的教育，那就易于扭转俄国的状况了。目前，我们的联合会在美国已发出约80万张会员证。参加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从8万到10万会员中产生的。我们在按产业工会划分的六个地区组织起来，这是根据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宗旨，即包罗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的原则进行的。在各产业工会之间进行了区域划分。尽管美国劳联和资本家阶级要尽了阴谋诡计，但在某些生产部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仍占据多数。他们在美国参加了多次战斗。他们遭到了其他任何组织所不曾遭受过的巨大痛苦和牺牲。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在马克·基兹·洛克斯的钢铁企业中举行了罢工。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对钢铁托拉斯进行的胜利斗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还在加拿大北部举行过罢工，为那里的工人争得了一些较好的条件。他们在劳伦斯发动了纺织工人大罢工，结果，首先使非熟练工人得以提高25—30％的工资。他们领导了其他一系列罢工运动，并在美国各个城市为争取言论自由进行了斗争。他们的斗争十分坚决，因而美国各州（只有一个州例外）对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及其组织本身施行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法令。尽管如此，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还是生存下来了，虽说它的成员数以百计地被投入监狱，而我也作为流亡者来到这里，来到俄国。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有一个巨大的印刷所，它的轮转机可以不停地印出革命文献资料。我们在美国西部各地，特别是在有芬兰工人工作的地方，出版了报纸，设有阅览室、小卖部、合作社，还建立了集体宿舍。可是现在，在红色国际中，还有些人叫喊要求取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他们不愿意理解这个始终保持忠诚的革命团体以及这个革命核心对革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个核心用自已过去的行动表明它有革命的决心，它善于参加阶级斗争，善于在国内战争中进行搏斗，它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情况就是如此。我在这里所以这样谈论它，是希望参加这次大会的每一位代表都能竭力利用自己对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影响，说服它不要通过任何反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决议。 勃兰德： 我想对参加代表大会的从事工会运动的同志们——法国的、西班牙的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讲几句话。同志们，概括地说，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和我们一起争取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解放工人阶级。我们知道，在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你们当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你们中间竟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向我们表明自己的思想。我们希望听到一些权威人士发表的意见。为了使我们了解情况，请你们利用你们的发言权，详尽地把你们的观点告诉我们。 洛佐夫斯基： 同志们！关于革命的工团主义，我要引用5月21日《人道报》上发表的一个文件，其标题是：《工团主义革命派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文件的开头用的是“工团主义革命派委员会”一词，而后来却这样说：“革命的工会委员会声明法国工团主义有独立性和自治权，并且亳无疑义地确认这一点。” 革命工团主义的哲学就是如此：完全的独立和自治。但是应该弄清楚：对谁独立，自治是对谁而言？应该弄清楚：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独立是指何而言，而自治的概念本身又包含着什么意思。必须把不要共产党人参加共同工作的观点，同那种力图通过共产党人和工会协作以达到共同目的的观点加以对比；应当把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同那种认为革命工团主义足以实现社会革命和建设未来生活的想法加以对比，由此就可以看出革命工团主义的实质。我们应当弄清楚，我们在英、德、法各国所进行的斗争中，工人运动是否可以脱离共产主义。那么，是否可以脱离呢？我想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1906年的神圣亚眠宪章的提法早已过时，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废弃它。实际上，如果我们声明工会运动有独立性和自治权，那我们就得承认存在着两个追求不同目的的平行运动；我们就得承认，既存在一种打算取代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又存在另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而这后一种工团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就像友好的邻居相处似的，虽然它现在也住在这同一幢房子里，但后来是会从那里搬走的。但是在社会斗争中，是否可以把无产阶级机体、把无产阶级精神划分为二，即划分为工团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否可以享有完全的自治？我问过自己的同志们：如果存在着两种平行的运动，那么，是否可以在它们之间架起一座大桥呢？他们回答说：可以架起来的不是大桥，而是走在上面很危险的不牢固的一些小桥。如果他们不把“小桥”这个词理解为密切的联结，那么，工团主义以及共产党将被打得粉碎，因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斗争的目的、行动和意志的统一。因为，信奉工团主义的同志们所持的观点，不能使工人阶级取得胜利。这种错误观点使我们的同志越陷越深，以致几个月以后，那些亚眠宪章的拥护者竟转入我们敌人的阵营，同那些支持改良主义的人勾结在一起了。 但是亚眠宪章不只是工团主义革命派委员会和其他一些人的口号，梅尔黑姆等人也日日夜夜地叫嚷拥护亚眠宪章，而工团主义者中的共产党人竟追随他们，也开始这样叫嚷起来。这个口号是我们的敌人抛出来的。你们清楚地知道，改良主义的工团主义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这两种思潮，都是工人运动的阶级敌人。值得指出的是，工团主义革命派在谈论亚眠宪章时，并未理解他们的敌人正是借助于这个神圣的宪章来扼杀工人的工团主义，反而对敌人倍加称颂。同志们，在当前残酷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不能不携手并进。他们如果不互相支持，就一定会互相攻击。现在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为了向大家说 明在国际政治中不能有所动摇，即不能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摇摆不定，我向大家讲述一件小小的趣闻，它很能说明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和阿姆斯特丹正式代表乌捷洛斯特之间的谈判情况。后者来到米兰，劳动总联合会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乌捷格斯特声称，劳动总联合会对他的热情接待，使他深受感动，接着补充一句：“同志们！我们不应让理论上的分歧把我们分隔开，而应在实际工作方面协调一致。”我向大家讲述这件事，是为了证明他们只是由于一些抽象问题而分隔开的。 还有第二个例子。同志们，你们都知道，白色恐怖笼罩着西班牙。两天前我们得知许多工团主义者同志在那里被杀害了，而且根据政府的命令，每天都有一些积极工作者被人以残酷手段消灭。工会国际感到焦急不安，于是，给西班牙国王的一位大臣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工会国际执行局提请马德里政府注意：贵政府曾同意凡尔赛条约第13款对工会运动所作的庄严规定；贵政府曾派出代表德·艾萨子爵参加华盛顿的国际会议，而且达成了协议，承认并同意执行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所规定的关于劳动自由和劳动权利的各项原则；贵政府派出德·艾萨子爵为国际劳工局管理委员会的代表，而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并监督执行上述国际协议。” 请看，对充当白色恐怖帮凶的政府，口气是多么委婉友好啊！只是对它说：要知道，你们在规定工人自由的著名的凡尔赛条约上签了字。而随后，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向西班牙政府说了这些甜言蜜语之后，黄色国际的一位代表就来到意大利，他说：“同志们，意大利工人们，不要再进行原则上的争论了；必须在经济问题上协调一致”。 最后，还有一个性质相同的例子。美国劳联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革命行动表示十分满意。其实，对于龚帕斯说来，阿姆斯特丹国际甚至是过于革命了。他责备阿姆斯特丹国际不应将革命的阿姆斯特丹国际表示对埃佩尔顿不信任的那项声明，公诸于世。当时，茹奥、马尔滕斯等人写道：“龚帕斯老头子，你听着，你责怪我们有革命精神，但是要知道，你太愚蠢了，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革命精神？我们不能不解除埃佩尔顿的职务，我们这样做并没有错。问题是他在朴茨茅斯代表大会上遭到了一个小小的不幸。总之，这件事不是由于我们过分革命而发生的，而是他本国议会中的工会委员会所代表的800万工会会员对他不信任造成的结果。” 英国工联主义者对这件事就是这样评论的，此外，还可以再引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至于对个别一些人来说，代表大会认为，工会会员有充分自由可以在工会组织以外参加符合自己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代表大会只是要求他们不要把他们在工会以外所奉行的观点带到工会中来。” 你们可以看出，这些论断中所包含的，正是使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分道扬镳的那些小小理论上的分歧。 请看，他们到意大利来访问劳动总联合会的情况。在那里，他们不仅受到了礼仪上的欢迎，而且还得到了更大的收获。显而易见，乌捷格斯特到米兰去，不是为了发表演说，而是为了和劳动总联合会商谈具体合作问题，也就是为了重演在华盛顿演过的那出戏。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的代表们声称，他们要等待代表们从莫斯科归来后再商谈。他们还没有确定是投靠莫斯科，还是投靠阿姆斯特丹？他们就像布里丹笔下的驴子一样，站在两个干草垛之间，不知道该选择莫斯科，还是该选择阿姆斯特丹。他们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们既向莫斯科派出了代表，同时又期待能和乌捷格斯特先生进行谈判。 同志们，试问，难道这种中立政策就是自治政策吗？我觉得，这里既没有独立，也没有自治。难道工团主义革命派在发动共产主义行动时是独立、自主的吗？就拿1906年拟定并通过的著名的亚眠宪章来说吧，请老工团主义者、意大利党的党员们想一想，难道劳动总联合会对要求自治的思潮采取过中立态度吗？从来没有过。它顺从过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革命派在劳动总联合会的所有机关报刊上撰过稿，而且劳动总联合会还延聘过无政府主义者任编辑人员。我们来看看劳动总联合会的机关报《人民之声》吧，再看看1906年以来的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的全部文献吧！我可以肯定地说，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因为中立主义是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无稽之谈。它只是那些力图掩饰自己对某些政治思潮，特别是对现代共产主义持敌视态度的革命家头脑中的东西。这就是“独立”和“自治”这些概念的真实内容。 至于亚眠宪章问题，我对于那些讲我们倒退的同志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请问那些致力于社会革命的工团主义革命派：难道除了亚眠宪章，从1906年到1921年就没有过其他任何事物吗？ 我们经历了世界大战和社会革命，难道这一切不曾改变世界局势吗？而亚眠宪章却似乎永远站得住脚。这真使人难以理解。看来，极力追求自治和独立的策略，似乎实际上是为了保证工会运动不致遭受外部的侵犯，保证工会运动不致被其他思潮所影响，从而不致使工人组织遭到破坏。这意味着对本身力量缺乏信心，也就是不相信自己。这就是这个理论的基础。亚眠宪章的最后两款中写道： “代表大会声明：为了使工团主义能尽量发挥最大的影响，它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应直接与企业主相对立；工会团体这样的联合组织，不应和政党及派别打交道，因为它们有可能甩开前者、不顾前者的利益，随心所欲地实行社会变革。” 同志们，这简直太荒谬了，正如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所说的，这是一种“疯狂的无稽之谈”。难道可以要求某个人不把他的观点带入工会吗？ 难道你们能在政党和工会中执行两种各不相同的政策吗？你们有两个衣袋，一个装着共产主义信念，而另一个则装着社会党的信念。当你们在工会中工作时，你们便像从架子上取货一样，从不同的衣袋中取出适用的信念。同志们！我真不能理解，因而我要问：工会运动这项伟大的运动，在其存在的15年当中，怎么没有告诉同志们不能过这种双重的生活呢。要知道，不能对人们说：“把自己的信念放到一边去。”没有信念，我是不能在工会中工作的。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不能再按亚眠宪章行事，早就该制定新宪章了，而制定新宪章所需要的文件、实例和决议，即为建立一座新大厦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已经具备了。 不能在这个小小的亚眠宪章的圈子里永久生活下去。要建立一所可以满足现代要求的新房屋。亚眠宪章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因而它不会引出好的结果。根据群众的要求，你们必将提出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宪章，用以代替亚眠宪章。 请看，这是著名的神圣亚眠宪章最后部分中的一段话：“对各个人来说，我们的要求是，他们不得把自己的信念带进来；至于各个组织……” 还算不错，竟然允许其他团体自由从事政治活动，亚眠宪章的作者是多么宽宏大量！ 但是，同志们，这里所说的是给予政党行动自由的问题吗？是使那些争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各个组织能协调一致行动的问题吗？在法国，你们总是把“独立和自治”这个口号作为组织的基础，那你们就是倒退一步。如果把改良主义者开除出去，把他们赶出你们的组织，你们就会前进一步。宣布自治和独立，你们就是倒退两步，因为这个口号早已过时了。关于这样的独立和这样的自治，茹奥之流一定会说：“好啊！我们完全赞成亚眠宪章。” 我到达德国时所看到的情况也是如此。那时，有人对我说，地方政府是由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多数派代表组成的。在此以前，就是他们这些人用了一星期时间费尽心机来制定某种纲领。最后，他们作出决定：“我们来组成一个五人政府，并以1891年制定的纲领作为依据。”同志们，可见我所担心的是，如果你们总是记挂着亚眠宪章，如果你们在制定新纲领方面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同，那你们的策略就会带籴十分危险的后果。你们要知道，我是善意地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我注意到法国目前存在着的困难，法国工人所具有的特殊才智以及党的领袖们的变节行为（我们可以把这些领袖和背叛工会运动的头头看作是一丘之貉）。问题不在于领袖，而在于对运动如何领导。此外，我们的代表大会以及我们在各国的种种行动，都必须拟定出明确而又坚定的行动路线。任何时候都不应提出那种使多数派代表和少数派代表都能接受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必定会像亚眠宪章那样，含义模糊不清。 我还要就工会、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它有自己的亚眠宪章）等问题说几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专心一意地破坏工会。有人认为，咳，甭提了！是这样一些工会！领导它们的是一帮改良主义者。因此，就应该把这座大厦焚毁，另建一所只容纳忠诚信徒的小房。当然，这种忠诚的信徒不是有千万人，而只是我们现在同他们一道从事革命的五万人。 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说得更严重些，简直是反革命观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工会是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在德国，有组织的工人达1000万人。假如有些工人革命分子好心地声称：“我们不愿和这1000万人打交道，因为我们比他们高明”，那我们就要对他们说：“你们永远干不成革命，因为你们不懂得什么是革命的战斗精神。你们不懂得应当怎样干革命，因而也干不成革命。必须和工人们携手前进。假如工人大厦中闯进一些唯利是图的家伙，那就要把他们赶出去。不应焚毁我们的大厦，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行动。工会是我们建立的。我们说要争取工会，并不是指要争得工会的钱柜、房屋和工会群众，而是指要争得工人的心。只要群众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你们就干不成革命。” 在这方面，我们的法国同志已论证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所依据的那种思想是错误的。法国同志指出，在工会中已有一个人数不多的革命少数派，现在它的人数几乎将近半数，再过几个月，它就要成为多数派。如果工人站到你们这边来，那工会就归你们掌握了，因为这种组织是由工人组成的。 要坚决而又明确地谴责那种唆使工人反对我们的观点。因为工人们会说：“怎么着？多年来我们建立了工会，我们又费了多年时光来巩固工会，而那里坐着的却是一帮盗贼……”所以，我们必须把有组织的工人争取过来，把盗贼们赶出去，这样做就万事大吉了。 如果在德国的革命群众中宣扬破坏工会的口号，那就会使这个国家当前发展中的所特有的痉挛状态更为严重，从而使该国受到彻底的震撼。这意味着左派力量将处于经常分裂状态，则革命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将长期停滞不前。 同志们，正是为此，当我们研究我们的方法和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时，我们要说：“不！不应当把我们像在学校或兵营中那样彼此隔绝起来，形成两条平行的路线。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活动，才能更快地达到目的。而且，我们越是要更快地达到目的，就越需要尽力把各种力量、思想和策略紧密统一起来，使它们能够密切地合作和协调。我们就是依靠这些从资产阶级那里学到的方法来从事社会革命的；那些违背阶级利益的自治和独立的方法是不中用的，因为它们不符合我们的革命策略，而且会延缓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到来。 马歇尔： 同志们！我要代表美国代表团消除你们那里产生的两大困惑不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产生于这件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再提到美国党及其代表团是患有“左”倾病的组织。第二个问题则和刚才海伍德同志的发言有关。 应当承认，去年的美国党代表团在某种程度上患有“左”倾病，这种病是最近26年来美国革命运动实践的结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无法对工联组织进行改革，说它们是反革命组织，并且甚至还认为，尽管这种组织现在为数很多，但都无助于革命派引导工人去革命。这是26年宣传活动的遗风，它对美国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影响。显然，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它的提纲传到美国时，甚至还在此以前，有些美国同志的眼界就打开了，他们坚信：必须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前进，并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便推动他们不断前进。 我们看到，26年来革命派和工联组织分别自行活动的实践，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我们看到，脱离了工联组织的革命派的人数，总共只有数千人，最多不过一万人，而他们退出以后，并没有使阶级斗争机构更加革命化。另一件重要的事实使美国同志们清楚地看出，他们当中某些人所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这一事实就是革命的工会运动和反动的工会运动所提出的口号是一样的。我们所说的革命派是以威廉·海伍德为代表，而反动派是以赛米尔·龚帕斯为代表。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都想让革命派退出工联组织。现在无庸置疑，要是革命派的论断和反动派的意见一致起来，事情就不妙了。现在我们看到，从这种精神中还会引出另外某种论断，这就是今天海伍德同志在这里所着重指出的。他断言，革命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些革命的工联组织， 或者更确切地说，需要有一些产业工会组织，从而他竟然得出结论说，如果在俄国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或者确切地说，有这个组织的精神的话，那么，俄国革命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他极其独特地认为，在俄国进行革命斗争并取得革命胜利的不是共产党人，笼统地说，是工人阶级。我们不想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辩，因为不管怎么说，在俄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确实行动起来了。不过要知道，在那里，恰恰是共产党人教育了工人阶级，推动它前进，引导它进行革命，并引导它最终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也正是海伍德同志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作过的结论，这就是：干革命不是靠形式，而是靠工人群众的精神；不是形式干出革命，而是革命创造形式。我们清楚地了解并高度地评价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组织中蕴藏的革命潜力。可是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向你们提出一系列例证，说明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并没有防止它对苏维埃俄国采取敌对立场，至少这个纲领没有防止联合会的机关报刊（不是一种而是许多种）诽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为了向大家说明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这个革命堡垒的成员中的主导精神是什么，我举出一个事实为例。有一次，《团结报》上登载了一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其中说俄国不是工人国家。为什么？因为俄国不允许工人自由迁移居住地，不允许工人自由选择职业；而美国工人，一般来说，只要自己能找到工作，就可以享有这种自由。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形式不能妨碍—个组织成为革命的组织，而同时也认为，革命精神可使工人打破一切阻碍他们前进的形式。 现在谈谈关于取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问题。有人责怪我们，或者确切地说，责怪参加紅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们想取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或者想促进这个目的的实现。海伍徳同志给我们摆出了一系列情况。我也想这样做。他极力想证明美国劳联日益崩溃，会员人数锐减，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力量却在不断增长。我要指出的是，根据美国劳联在其战后年度工作报告中所公布的材料，劳联的会员人数，年为2726478人，1919年为3260068人，1920年为4078740人，而1921年，只有3906528人。战后第一年的数字表明，增加了533000人，第二年增加了818600人，而最后一年则减少了172000人。目前，会员人数的这种增长情况，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借以证明美国劳联中革命倾向的加强。我们知道它的缺陷。我们知道这个组织内部已经腐化到怎样的程度。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迄今已存在15年或18年（如果从1905年算起）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情况。根据正式工作报告中的数字（不是会员人数，而是去年所收会费总额）来核算，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人数为15774人。当然，如果把这个数字作为确定联合会会员人数的根据，那是不能认为绝对无误的。如果用25（每个会员应缴纳会费25美分）除会费总额的办法来计算会员人数，这个数字显然会有所缩减。其次，在头三个月内，会费的标准可能低一些，这样，会员的实际人数又会多一些；此外，失业以及其他情况都可能使会费收入减少，而这并不意味着会员人数必定下降。但无论如何，这种情况是确实可信的。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现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总数不会超过25000人。 规定的发言时限就要到了，我只讲下面一点。美国共产党人懂得，要建立一个自身能保证达到革命目的的新组织来引导工人从事革命活动，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应当把现有的组织引到工商企业中去，引到工厂中去，然而不是把它们的形式引进去，而是把它们的革命精神和热情引进去，以便使它们成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基础。美国共产党人懂得，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只要不脱离广大工人群众，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他们为维护革命而不断发起进攻，向他们指出“丹麦王国”里的腐朽事物，并向他们说明一切组织形式所应采取的革命策略，那么他们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下次会议于明天下午6时召开。日程是：继续讨论工会问题以及青年团和妇女书记处的组织问题。 （会议于晚11时45分休会。）
第十六次会议（1921年7月4日晚7时30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十六次会议 （1921年7月4日晚7时30分） ·经济委员会作关于世界经济问题的总结报告（报告人瓦尔加） ·讨论： ↘德国代表团的声明（弗勒利希） ↘托洛茨基的声明 ·表决并通过经济委员会说明和修改的提纲 ·选举策略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东方问题”委员会、工会运动委员会主席 ·讨论工会问题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贝尔格曼作工会问题的补充报告 ↘埃尔斯曼（澳大利亚） 主席柯拉罗夫： 今晚的议程，首先是经济委员会作关于世界经济问题的总结报告。由瓦尔加同志作报告。 经济委员会作关于世界经济问题的总结报告 瓦尔加： 同志们！代表大会为审定提纲而指派的经济委员会业已完成提纲审定工作。经过反复协商，各代表团对提纲个别条文所提出的异议，几乎都已得到解决。其中，有的内容本已包括在提纲之中，对此，各有关代表团也已表示认可；有的建议则通过协商和折衷的办法得到解决。不难看出，对提纲所提出的修正意见，不外乎有四类。第一类，要求更详尽地阐明某个特定国家的特定条件。这一类要求，我们很难满足，因为提纲所针对的自然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把每个国家的特点都包括进去。这一类意见，经济委员会几乎一概不予采纳。第二类，关于协约国欧洲成员国经济形势的估计。现在，这一段已经重新改写，问题也已解决。第三类，关于欧洲农民的状况和土地关系问题。同志们都很清楚，世界各国的农民关系即土地关系极为复杂，很难提出既适合英国和西欧，又适合中欧和巴尔干这样一种土地关系的模式。这一段也已重新改写。我想，这一段改写以后，是能够符合大家的要求的。这次改写，我们出于政治目的，侧重利用中欧即匈牙利、波兰和巴伐利亚的地主阶级的矛盾和农民利益的矛盾。同志们知道，这些地区的形势，归结为一点就是：资产阶级正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农民的支持，即希望农民武装起来。至于农民，一般说来，情愿以武力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农民极力想摆脱所谓“复兴”给他们造成的负担，具体地说，就是不愿纳税，而在强迫农民缴纳农产品的地方，农民不肯缴纳农产品，这样，就抵制了资产阶级复兴资本主义经济的企图。这主要是勃兰特同志所坚持的观点，我认为，改写后的文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这种观点。最后，即第四类意见是，确切地说，主张经济委员会继续就策略问题进行讨论。关于这一点，我来解释一下。同志们知道，进攻策略问题，始终是大会的讨论重点，理应在提纲中加以解决，因为这是策略提纲的基础。经济委员会围绕这个问题所展开的讨论表明，就历史范畴而言，工人阶级应当对资本主义发动总进攻。列宁同志和拉狄克同志说过，无产阶级没有进攻的策略，就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夺取政权，他们指的就是这种进攻。然而，无产阶级的所谓总进攻还包恬经济进攻，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罢工，这种经济进攻的目的在于改善无产阶级的处境，而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情况下，在工人阶级广大成员革命化和共产党自觉领导的情况下，经济进攻必然会超越经济斗争的范围而变为政治斗争即夺取政权的斗争。总之，一切避开工会要求的政治进攻，纯粹的政治进攻，政治性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最后的斗争，都可以称作进攻的策略。 经济委员会在讨论中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时期，即经济危机时期还是经济繁荣时期，发动政治进攻更为适宜？同志们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历来坚持的观点是：群众政治上的革命化，在经济危机时期要比在经济繁荥时期快得多。基于这一点，宣传进攻策略的同志们便认为，在当前危机时期，发动政治进攻是再好不过的了，这场政治进攻有可能转变成最后的斗争。他们满怀信心，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还会持续很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他们极力主张提纲的措辞要更加坚决有力。我把提出的修改意见和经济委员会采纳的意见念一下。以上是争论的要点和提出的几类修正意见。现在，我来宣读被采纳的意见，并向同志们作一说明。 第11条重新改写如下： “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被战争洗劫一空。靠牺牲德国来‘振兴’法国经济的计划，实属掠夺与外交讹诈，其结果，德国将遭受更进一步的掠夺（煤碳、机器、牲畜、黄金），而法国也并不能得救。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将因此而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因为法国之所得远远少于德国之所失。尽管法国农民尽最大努力恢复了大部分荒芜地区的农业，尽管战争期间兴起若干新的工业部门（化学工业、军火工业），但法国经济难逃崩溃的厄运。国债和国家开支（军国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到上一次繁荣时期的末期，法国货币已贬值60％。战争时期人员大暈伤亡，不利于法国经济的恢复，又由于人口并无增长，人员伤亡也无法弥补。意大利和比利时的经济状况也大致如此。” 我们在改写这一条的时候，尽量采纳了法国代表团的意见。 第18条也作了修改，把货币的不断波动阻碍资本主义商品的正常交换，从而妨碍资本主义的重新发展这一事实表述得更为明确。在第3段“金本位已不复存在”一句的后面增写如下内容：“欧洲各国的外汇保证（达99％），为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设置了严重的障碍。汇价不断地大幅度波动，使资本主义生产变成徒劳无益的投机。” 该条还对目前所有国家由于禁止进出口贸易和提高保护关税，而使自己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之外这一事实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该条第5段第1句即“欧洲依然像一所疯人院”的后面，加了一句：“大多数国家都在禁止进出口贸易，把本国的保护关税增加3倍之多，就连英国也不例外。” 第18条的最后一段也略有改动。将“巴黎投机分子”改为“协约国投机分子，特别是法国投机分子”；在“德国的出口，正像德国的整个经济生活一样”这一句中，将“德国”改为“中欧”；其次，将“凡尔赛和约”一律改为“和约”。 对第19条的改动，完全是为了承上启下。改动后的第19条，第1句是：“由于苏维埃俄国不再是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者，因而极大地破坏了世界经济的平衡”。该条其余部分未作任何改动。 第20条改动不大，只在表述资本积累和工人赤贫化这一句中，加了“一方面，司汀尼斯化，另方面，无产阶级化和赤贫化”这样几个字。这只是更具体化而已。 第21条重新改写了。其内容如下：“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使人们误以为农村普遍富裕起来了，其实，增加收入和财富的仅仅是富裕农民。”原来，提纲初稿只提到人们误以为农村富裕起来了，现在则明确指出，富裕农民确实发财了。这种提法更符合实际，我认为，大会是能够认可的。接下来，“的确，农民用积蓄的大量贬值的纸币偿还了过去货币未贬值时所借的债款。但是，农业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偿还抵押借款。尽管土地价格暴涨，粮食专卖权被滥用，大地主和富裕农民发财致富，但事实上，欧洲农业正在哀退，例如，转而采取粗放的经营方式，变耕地为牧场，缺乏牲畜，实行三区轮作制。农业衰退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劳力不足，牲畜数量减少，人工肥料缺乏，工业品价格昂贵，而在中欧和东欧，还在于农民有计划地压缩生产，这都是对政府企图攫取农产品支配权的做法的反应”。大家知道，在整个中欧和东欧，农产品历来实行固定价格，农民有计划地压缩生产，是因为他们不肯按政府规定的低价出售农产品。现在，我们换了一种说法来说明这一事实。 现在，我来宣读该条有关政治的部分。“富裕农民和一部分中农正在建立牢固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这不仅是为了摆脱‘复兴’所带来的负担，而且也是为了利用资产阶级的困境，迫使国家实行单方关税和税收政策，以报答农民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较量中给予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这样做，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复兴’。城乡资产阶级之间发生分裂，导致资产阶级的势力遭到削弱。同时，大部分贫苦农民正在无产阶级化和赤贫化，农村中怨声载道，农业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 该条结尾部分未作改动。 第38条有关英国的部分作了改动。英国同志希望清楚明白地阐明一个事实，即英国工会领袖是一群胆小鬼，他们被警察当局即国家武装力量的干涉所吓倒。现在，将这一部分修改为：“在英国，近一年来，由于国家无情地动用军事力量，由于工联领袖被这种军事力量所吓倒，因而波澜壮阔的罢工运动屡遭失败。如果工联领袖们继续忠于工人阶级事业，那么，即使工联的机构不健全，还是可以进行革命斗争。不久前的‘三业同盟’危机，本来有可能使工人同资产阶级发生革命的冲突，但由于工联领袖们的保守、胆怯和背叛行为，这一革命冲突未能实现。” 同志们，现在，谈谈提纲中关于政治即策略方面的条文，也就是第39条和第40条。根据德国代表团的建议，第39条末尾①补充如下：“鉴于资本主义复兴的先决条件是变本加厉地剥削，置千百万人于死地，使另外千百万人的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使无产阶级的生存永无保障，因此，工人就必然强烈不满，他们就必然要举行罢工和起义。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压迫下，在这种接连不断的斗争中，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意志必将日益增强。” ①提纲定稿是在第38条末尾作了补充，并作了文字改动（见本卷第983页）。——译者注 现在，谈谈对第40条的修改。由于这一部分修改与策略问题密切相关，请允许我把波加尼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后来他对自己的修改意见又稍稍作了变动）连同委员会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所通过的条文一起向大家宣读。波加尼同志的修改意见是：“现在，经济危机迫使无产阶级转入防御。这将是激烈的防御战，这种防御战必将转变成为政治斗争，因为资产阶级要在这场斗争中变本加厉地运用国家权力手段。经济危机时期是无产阶级加紧出击即进行国内战争的时期。如果无产阶级不在这场防御斗争中发扬必要的进攻精神，那资产阶级就将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降到工会运动以前的水平。” 后来，波加尼同志对自己的修改意见稍稍作了变动。现在，依照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经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并经波加尼同志和德国代表团同意的修正意见，第40条的开头部分修改如下：“在当前危机时期，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战，以便使防御战不断扩大、深入和谐调，并视发展情况，把斗争转变成为政治上的决战。” 正如同志们所看到的，争论点是要不要着重指出共产党在当前经济危机时期的任务。至于当前的经济危机，我认为，它不会持续太久，而波加尼同志的意见则刚好相反。为迁就波加尼同志的意见，现在，对第40条的主旨加以改动，把原来认为必然发生的事情修改成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具体修改如下：“如果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而当前的经济危机在多数或少数国家转变成”等等。总之，完全变成一种推测。第40条第2段指出：“如果无产阶级在当前的危机时期被资本的进攻所击退，那么，一旦形势好转，无产阶级就要立即再次转入攻势。” 同志们看到，我们就是这样消除了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用多少能符合双方观点的折衷办法，使双方接受并理解提纲。同志们，以上所述，是经济委员会开会研究的基本精神。至于若干纯属修辞即纯属文字上的细小改动，我看就不必在此一一罗列了。我想，大会不经进一步地讨论也能通过。（全场活跃表示赞同，鼓掌。） 讨论 主席柯拉罗夫： 弗勒利希同志要发表简短声明。 弗勒利希： 同志们！在我以德国代表团名义发表声明之前，请允许我先说几句。我认为，凡是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得知我们对进攻的策略有争议这一说法，都会感到惊奇。再者，指责那些主张对第39条中有关经济发展的估计进行修正的同志是什么别有政治企图，我认为也是毫无道理的。事实是，提纲初稿仅仅指出了未来有利形势下的策略路线，而只字未提当前的危机。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对于在危机时期采取革命行动已不抱任何希望。这才是争议所在。我认为，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十分恰当。我以德国代表团名义声明：我们同意并将投票赞成提纲的现有文本。（鼓掌。） 主席柯拉罗夫： 托洛茨基同志要发表简短声明。 托洛茨基： 我想作一个小小的修正。提纲初稿第39条阐述了无产阶级的进攻性和防御性两种斗争，至于繁荣时期，假如它真的出现的话，初稿提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进攻性斗争如同目前的防御性斗争一样，也有转变为公开的国内战争的趋势。”换句话说，既确认防御性斗争，也确认防御性斗争有转变成国内战争的趋势。所以，不能断言这种提法忽视防御性斗争及其革命的趋势，而只强调繁荣时期的进攻性斗争。鉴于这种提法简明扼要，况且引自策略提纲，是提纲已经采用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表示同意。这似乎是小小的倒退，但却把第39条原有的内容具体化了。 表决并通过经济委员会说明和修改的提纲 主席柯拉罗夫： 没有人要求发言了。讨论到此结束。进行表决。提交大会表决的是瓦尔加同志在委员会报告中所说明的、经过修改的提纲文本。 （提纲一致通过。） “选举策略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 “东方问题”委员会、工会运动委员会主席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进行下一个议题。先谈委员会的问题。第一，必须指派策略委员会。主席团提议将执行委员会所指派的、由拉狄克同志任主席的策略问题研究委员会定为策略委员会。这样，就由这个原先为研究策略问题而指派的委员会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应邀参加第一次会议讨论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委员会成员，将不再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既然没有反对意见和其他建议，现在宣布提案获得通过。请至今尚未派代表参加策略委员会的代表团，立即指派代表参加策略委员会的会议。主席团提议选举报告人拉狄克同志为策略委员会的主席。还有其他建议吗？有反对意见吗？没有。宣布提案获得通过。 其次，建议选举“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因为“合作社”问题是一个极〔亟〕待研究的问题。请各代表团指派代表参加。主席团提议由亨楚克同志领导委员会的工作。还有其他建议吗？没有。宣布通过。 “东方问题”也是一个极〔亟〕待研究的问题，也要选举委员会。请各代表团指派代表参加，指派的方式不变。委员会开会的日期由小执行局决定，因为至今尚未有人向主席团提议由谁来领导委员会。有其他建议或异议吗？没有。宣布通过。 主席团提议由黑克尔特同志担任工会运动委员会的主席。 霍塔： 应当由委员会自己来选举。（有人喊：“选举罗斯梅！”） 主席柯拉罗夫： 为保证委员会胜任工作，我们才提名一位同志为委员会的召集人。委员会当然有权选举别人为主席。 拉狄克： 这不是一个单纯技术方面的问题，因此，我提议法国和德国各指派一名同志担任联合主席。 （主席团接受拉狄克同志的提议。） 主席柯拉罗夫： 黑克尔特同志和罗斯梅同志被提名为候选人。有人反对吗？宣布这两位同志当选。建议策略委员会主席和工会委员会主席于明晚6时在隔壁分别召开会议，并开始工作。 拉狄克： 关于工会问题，我提议由工会委员会自行决定开会的时间，以便同工会代表大会的会议步调一致。 讨论工会问题 主席柯拉罗夫： 鉴于本次代表大会即政治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应当在工会问题上达成原则上一致的协议，工会运动委员会的活动应尽可能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委员会的活动相配合。同志们，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我们已经听过了，大家愿意进行大会讨论还是听取工会委员会的报告？ 拉狄克： 同志们！我认为现在进行大会讨论比较合适，其理由是，如果大家在工会运动委员会会议上出现观点分歧，而大会也先一步就这些分歧展开讨论，那么问题最终仍须提交工会运动委员会去解决。所以，现在进行大会讨论，我认为利多弊少。 主席柯拉罗夫： 还有其他意见吗？有人反对吗？既然大会主张进行一般性讨论，我就必须以主席团名义报告诸位，讨论只能在星期三早晨开始，因为，第一，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临时去彼得格勒，星期三以前难以返回；第二，我们手头没有提纲文本，最早也要等到星期三才能得到。 拉狄克： 季诺维也夫同志今天不能出席会议，实在令人遗憾。不过，在作总结发言和正式通过决议之前，他仍有机会看速记记录，了解讨论的情况。现在，问题不在于报告人，也不在于报告，重要的是，应当先在大会上听取和了解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比如，我们现在暂时可以不表决提纲。其实，报告已经说出了共同的观点。所以，假如现在无重大分歧，那么把提纲提交委员会表决也未尝不可。重要的是，代表大会应当弄清，在组织问题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否一致，有无重大分歧。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才提议今天就进行讨论，除非主席团已决定今晚讨论其他重要问题。我们的时间是宝贵的。代表们今天已经休息过了，因此我提议及早讨论这个问题。 主席柯拉罗夫： 还有其他建议吗？宣布拉狄克同志的提案获得通过。但是，主席团要通知大家，现已决定明天由列宁同志作关于俄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如果今天就开始讨论工会问题，那明天就要停止讨论一天，星期三继续讨论。大家赞成吗？ 拉狄克： 同志们！我们从报纸上以及从那些可以判断各政党对不同派别的态度的材料中，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即在工会问题上，只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这里所维护的原则观点同我们的看法相对立。再者，法国共产党对工团主义和工会所采取的方针也造成了观点上的明显分歧。所以，我提议：只要德国共产志义工人党的同志和法国同志愿意，就让他们在这里多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讨论也就有内容了。 主席柯拉罗夫：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请求准许它就工会问题作补充报告。主席团同意将该党发言人的发言时间延长到半小时。 捷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主席团认为半小时就够了。我们对此表示抗议，要求代表大会允许我们作一个名副其实的补充报告。我可以证实拉狄克同志的话，我们在工会问题上的观点确实不同。大家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呼吁大家拒绝接受主席团的意见，主席团作为施舍给我们半个小时发言的时间，而它给法国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发言时间却长得多。 拉狄克： 我提议，与其在程序问题上白白争论半个小时，不如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发言一个小时。（赞同。）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就拉狄克同志的提议进行表决。赞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发言一个小时的人请举手。有赞成半个小时的吗？宣布拉狄克同志的提议获得通过。请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贝尔格曼同志发言。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贝尔格曼作工会问题的补充报告 贝尔格曼： 同志们！昨天，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如何看待工会，这是一个关系革命的发展与进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夺取政权和夺取经济权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况且，问题不仅仅在于夺取这两种权力，而且在于我们现在就应该有精神准备：单单夺取政权是无济于事的，还必须创造条件，以巩固和保住政权。这就是我们应当在这里解决的课题。在以往的革命时期，我们在各国都曾看到，某些集团夺取政权眼看就要成功了，然而他们没能把已经到手的政权巩固住和保持住，大多以惨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就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没有足够的本领把经济权力巩固住，1918年德国革命初期就是这样。 同志们！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我们要动动脑筋，避免犯类似的错误，要拿出办法，防止这类事情今后再发生。我们不能也不应指望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会发生意外的情况，或凭空想象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应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可能具体地建立一种机构，以便在需要它们完成任务时，它们能够真正胜任。黑克尔特同志昨天作报告时已经向我们说明了旧工会为自己确定的任务，以及它们是怎样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解决这些任务的。季诺维也夫同志也已明确指出了工会在革命时期应当怎么办，以及按照我所说的想法，它们以后应该怎样加强和巩固经济权力。仔细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的任务及其组织结构，我们普遍可以看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会的任务就是改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工会为自己确定的这一任务现在已无法完成了，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没有分歧。尽管如此，但是我们看到，迄今为止，仍有许多工会在设法解决这些老问题。这些老问题在革命前的时期是合理的，也是正确的，但是今天情况已经完全明朗了，这些老问题工会是解决不了的。如今，工会已经间接地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的武器了。 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企图用武力，而且企图用欺骗手段来压制工人阶级。目前，旧工会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压制工人阶级的欺骗机关。可见，旧工会现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德国的工具和堡垒。 然而，同志们，现在竟有人认为争取旧工会并使之成为革命的工具是可能的！在这点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岂止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尽管有人硬这样说——同加入共产国际的大多数政党有着观点分歧。我刚才说，这不光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观点，其他组织，如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工团主义组织，也都认为借助反革命工会，即用争取反革命工会的办法是不可能使工人群众革命化的，因而也不可能使反革命工会成为革命的工具。德国的事态发展最能说明这一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从来也没有说过不要工会。不错，昨天我们第一次听到季诺维也夫同志和黑克尔特同志都说必须除掉现有的工会，尽管他们的说法不尽相同。果真如此，那我们和在座的大多数人之间也许就有共同语言了。我们坚持认为，反革命的旧工会必须彻底除掉。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瘾，而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些组织确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压制革命的机关。自大战爆发之日起，直至大战结束之日止，德国的工会及其领导机关就一直在鼓吹要斗争到底，并且它们自己也在进行斗争；但是，在1918年，当德军吃了败仗，夺取政权的时刻已经到来的时候，当政权一度转到我们手中的时候，它们却帮助摇摇欲坠的国家恢复了元气，工会领袖诺斯克一伙依靠军官权臣，帮助被击败的资产阶级残余势力重振旗鼓，从而阻碍了德国革命的进展。 当前，旧工会依然没有放弃它们的这一套做法。它们企图取消工人群众的公开斗争，而代之以虚假的战斗。1918年，当德国工人摹仿俄国革命准备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时，当苏维埃思想已深入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心中而无法根绝时，工会领袖就百般阻挠，把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一事拖延到1919年4、5月间。他们先是极力反对苏维埃思想，甚至不惜使用暴力，继而当这一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时，这群工会走狗便颁布了一部表面上保证工人群众干预生产、合作社和整个经济生活的苏维埃法令。工人群众真的以为有了苏维埃法，他们就能左右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其实是上当，实际上，这部精心策划的苏维埃法，逐渐变成了镇压革命的最凶恶的工具。现在我们看到，受苏维埃法欺骗的工人群众正在将它抛弃掉。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人都已经识破了这种公开的欺骗。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大批革命工人坚决抵制这部表面上是革命的而实际上是反动的苏维埃法。当初经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并没有成为群众所掌握的革命工具，而是卖力地为反动派效劳。这一点，我们从工人同资产阶级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冲突中都可以看到。举一个例子。今年3月，德国中部爆发一场斗争，其规模日渐扩大，这时，在一个最大的企业即莱讷工厂中，苏维埃的威信一落千丈，该厂的25000名工人首先解散了厂苏维埃，选举了革命行动委员会。（黑克尔特喊道：“胡说八道！”）黑克尔特同志！莱讷工厂的情况我比你清楚得多，我了解事件的经过。德国统一共产党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各有一同志经过一番小小的周折，解散了苏维埃，星期二早晨，该厂工人便选举了革命委员会。 凡是工人奋起斗争的地方，情况都是这样。同志们！我们应当研究一下，这样发展下去行不行，应不应该？既然工人根本不信任依照苏维埃法选举产生的厂苏维埃，那就应该想别的办法把工人联合起来，就应该建立另外一种苏维埃，即在革命胜利到来之时，工业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能信得过的苏维埃。这怎样才能做到呢？不打破旧工会运动的框框，这办得到吗？我们认为，不打破旧工会的框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事实证明，旧工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他国家普遍看到，工会都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美国的龚帕斯庞大工会是如此，最近，英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意大利的大罢工，在反动的社会党的帮助下，被镇压下去了。我们到处看到，旧工会和旧社会民主党狼狈为奸。它们密切配合，妄图抹煞阶级矛盾，而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消灭阶级矛盾，这个任务我们应该完成并且也愿意完成。旧工会就其结构及内部制度而言，是一种适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展工作的机构，实际上，它也已经完全适应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旧工会中，任何个人或属于少数派相当多的人，要想发挥主动精神和意志，是不可能的。要想冲破限制工会的清规戒律和战胜旧工会领袖的意志，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到处看到，就连大多数的人的意志，就连那些积极工作、加入组织严密的工会会员的意志也受到压制，他们现在不得不违心地受工会领袖摆布，这些工会领袖不仅操纵组织命脉，而且把持组织机关和财政机关的大权。所以，众多的工会会员无从发挥任何革命的作用，他们注定要无所作为，因而不得不违心地去维持现存的资本主义工会。我们的观点是，指望这样的工会实现革命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已经试验过多次了。当前，德国正在首次进行最大的试验。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同志正在建立共产党支部，试图以此使工会革命化，但是，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这些支部将导致工会彻底瓦解。坚决否认这一事实也罢，反正在建立这种支部的地方，我们实际看到的是工会组织一垮到底。我们普遍看到，尽管建立了支部，但是工会的性质并没有变，工会领袖的奇异的影响也并没有消除。相反，由于这些群众与工会领袖有着组织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宁愿听从黄色反革命领袖，也不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德国中部有典型的例子，说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大批党员置党的要求于不顾，反对罢工，这是因为这些党员同时也是工会会员，他们这样做是响应工会的号召。这样的事例随处可见。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指出，工会应成为管理未来建设的机构，应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中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仔细研究一下工会的历史以及工会自己提出的任务及其当前对革命的态度，就不难看出，工会同革命的利益，同它现在应起的作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在德国，早在战争时期，工人就对工会运动强烈不满；在很大一部分工人中间甚至发生分裂，工人纷纷脱离旧工会。在革命初期，即在革命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我们没有把工会问题看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在斯巴达克联盟成立大会上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我们当时认为（岂止是我们，包括俄国同志在内的其他同志也都对革命的进展作了错误的估计），革命浪潮会异常迅猛，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发展的速度会加快，工会问题不会起到它在革命发展阶段中所起过的那种重要作用。我已经说过，早在战争时期就有大批大批的工人脱离工会，因为旧工会早在战争前所实行的叛卖政策在战争爆发之后暴露得更加明显了。因此，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即在革命的头几个月，斯巴达克联盟便向工人阶级提出了退出工会的口号。这一口号在鲁尔区工人群众中尤其得到热烈的响应。由于工会政策的虚伪性在鲁尔区的矿工工会中暴露得异常明显，所以大部分矿工都积极响应这一口号，纷纷建立自己的组织，并在工厂中成立矿工办事机构。固然，后来，在优秀的革命领袖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列奧·约克希斯和成千上万名无产阶级无名战士牺牲之后，在列维及其一伙窃取大权之后，这一口号被篡改，被歪曲了，这是因为列维一伙害怕斗争，不愿同反动的工会官僚作斗争。于是提出了新的口号：加入工会，从工会内部实现工会革命化，将工会争取到手。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工会的范围扩大了，共产党支部也建立起来了，但是，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工会很难保持完整、统一。果然，不仅党支部的个别成员，而且当地的整个整个的机构开始被排挤出工会。在德国，人们现在可以看到，有的工会不仅把所有的共产党支部成员，而且把整个整个的团结一致的组织都开除出去了，这样，工会组织就实际面临着彻底垮台。旧工会官僚和我一样，也认定工会正在垮台，唯独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同志却坚持认为不是这样，说他们建立共产党支部是为了保全工会。他们希望把革命精神灌输给工会，灌输给反动派的这个顽固堡垒。 同志们！昨天有人在大会上指出，工人阶级不仅遭受武力镇压，而且受人欺骗；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既遭受军警的镇压，又受资产阶级走卒——工会官僚的欺骗。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没有意见分歧。我们认为，目前的工人大军不可能接受共产主义精神。正如同这一支工人大军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工具一样，专门愚弄工人的机构——工会也不可能变成革命的工具。这是普遍的规律，是事态发展的普遍情况，所以，共产党人的口号不应当是争取工会，而是瓦解工会，建立新的工会。 同志们！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为保住和巩固政权，它到底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我们现在就应该弄清楚并把它确定下来。为此，首先必须使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群众认识到，他们必须立即着手成立将来能在适当的时候管理生产的组织。黑克尔特同志昨天指出，工业企业中现存的共产党支部都应该超越企业范围而成为产业组织；在德国，一些主要是在革命时期产生的、隶属于不同派别的联合会正朝此目标努力，并且，它们的这个目标也提得更加明确。刚才我提到的旧矿工工会，就其整个组织结构和整个倾向而言，完全不同于早期的组织。它同反动势力、同阿姆斯特丹分子誓不两立，努力建立能够管理生产的机构。当然，这种机构目前还不是十全十美，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它们会愈来愈健全，愈来愈巩固。比如，这个矿工工会至今仍坚信“合法的”工厂委员会是革命的工具；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矿工建立的工厂组织和生产组织迟早会相信，苏维埃法是地地道道的欺骗工具。 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密切合作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从一开始就提出，当前，工会必须改弦易辙，必须彻底改组，必须改变斗争方法。全德工人联合会断然摈弃了工会以往所鼓吹的斗争方法。联合会章程规定，加入工厂组织的必要的首要前提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其次，章程指出，凡是愿意成为联合会会员者，必须放弃参加议会选举这一陈旧过时的政治武器。联合会把原来的工厂支部建成苏维埃，将来到了革命阶段，这种苏维埃就是政权机关，它将率领无产阶级群众进行斗争。同志们，这种苏维埃和我们1919年初即革命后在德国所看到的那种冒牌苏维埃毫无相同之处。它没有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缠住，它也不是那种依照工业苏维埃而有责任增加生产、维持企业秩序和安宁的机关；它深入工人群众，亲自从事机床操作，率先开展日常的斗争，它代表本企业所有工人的意志。它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并为群众指引斗争的方向。同志们，到了斗争时期，这种苏维埃必将成为群众所拥护的机关。我们必须创造前提，以使德国在1918年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时所出现的情形不再重演。那时候，德国无产阶级还不懂得苏维埃思想，他们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苏维埃思想是从俄国传入德国的。但是，在当今革命时代，我们如不事先设法建立这种苏维埃，不设法为群众具体指明他们应走的道路，那么，无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浪潮中就有再次被出卖的危险，并且他们会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建立为巩固胜利而必须建立的组织。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普遍建立这种机构的原因。不只是在德国要这样办，现在，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都在这样办。英国有车间代表委员会，这种组织同英国工联主义者誓不两立。诚然，这种组织的影响目前还不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工人组织，它既要对付工会官僚，又要对付整个政府当局。现在，旧工会几乎都已变成了政府机关，受到政府的大力保护。在德国中部的革命战斗结束之后，大企业中的工人迫于企业主的压力，不得不加入工会组织，否则就不被雇佣。总之，情况到处是如此。但是，有的同志却坚持认为，只要把共产主义精神灌输绐工会，就可以从内部把工会争取过来。这是一种糊涂观念，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我们坚信，实践将证明我们是对的；我们深信他们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当前，我们要建立的组织一定要有能力把捍卫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一个的堡垒彻底摧垮。 同志们！国际工人运动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一点上。只要它不想犯错误，只要它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它就一定会采取这一方针，因为只有采取这一方针，它才能保住取得的政权。我们看到，迄今为止，所有工会的任务仍然主要是抹煞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回避阶级矛盾，目的是愚弄工人阶级。因此，我们就更有必要通过实践向工人证明，现在就有条件建立这种机构，而这种机构也可以通过实践向工人指明苏维埃制度的实质及其任务和组织结构。这在旧工会内部是绝对做不到的。我们所设想的工会，将建在工厂、企业，建在工人生产第一线，它将形成一个大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要发动工人实际工作，即建设自己的组织，要敦促他们都来关心工会的共同发展及其各项工作。同志们！要想通过建立产业工会中央领导机构，即通过自上而下实行中央集权制来实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只有建立能保证群众的意志，即觉悟高的产业工人群众的意志，发挥自下而上的作用的工会，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整体中，我们要通过生产过程教育工人，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工具。这种工会不能建立在自上而下的集中制上面。在大企业中，工人加入工厂组织，他们自己选举苏维埃，即选举维护自身利益的机构。黑克尔特同志昨天说，我们共产主义工人党拒绝参加工人的日常斗争，说我们历来只追求大目标。我们作为共产党人不应当向工人群众提出这类日常斗争的口号，这类口号应由企业中的工人自己提出来。我们应当经常告诉工人群众，光解决日常的困难并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更不会导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有责任经常向工人群众指明大目标——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也有责任参加日常的斗争，并起先锋作用。总之，同志们，我们不否定这种日常的斗争，不仅如此，我们在这一斗争中还起着先锋的作用，我们向群众指明通往崇高目标即共产主义的道路。 这就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组织中的共产主义派别所应完成的任务。 我们知道，这种经济组织极容易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我们到处看到，这种经济组织由于缺乏对终极目标的认识而面临着危险。不仅德国工会是如此，而且别国工会也是如此，即使它们已经脱离旧工会的领导机关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例如，意大利工人占领了工厂，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坚决反对搞政治斗争；这种经济组织到处都在蜕化。共产党人就要用革命精神、共产主义精神去占领这些工会，使其不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我们对亲自参加日常斗争的理解是：哪里有斗争，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冲锋陷阵。 同志们！建立这种工厂组织，不能也不应忽略一点，即一定要把工厂组织联合成一个大整体，一个坚强砥柱。要在各地、各州，要在全国普遍建立这种工会组织，这样，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便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建立起来。而有了这个基础，苏维埃制度也就能建立和巩固起来（即使只是初步的），同时，有了实践经验，工人也能了解苏维埃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只要这样坚持下去，只要教育工人阶级，使之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工具，就不愁没有革命的必要前提，而且，待到举行革命时，我们就不会两手空空，因为那时工人阶级已经真正有了使命感。我们有责任促进这种组织的发展，要努力用共产主义精神去占领它们。（舒尔采喊道：“十足的‘迪特曼主义’！”）舒尔采同志，我不明白我的话什么地方与迪特曼有共同之处？我们看到，参加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各国组织一心一意要加快世界革命，一心一意要在群众中传播革命精神，一心一意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目睹这一切，我们就应该想想办法，按照统一的原则把这些群众团结起来，同时，给他们以充分的余地，以便他们根据本国的特殊条件，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各国的运动不尽相同，各地的倾向和发展条件也千差万别。譬如，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成员加入旧工会，这说明，在美国非如此不可，然而，在加入旧工会的同时，他们却拥有特殊的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才是运动的核心。 但是，当前德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既然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同志承认（我们坚信，他们也必须承认）争取工会是妄想，是不可能的，那他们就必须承认非走别的路不可。尽管有250—300万德国工会会员表决通过了关于参加莫斯科即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但是，只要他们不摆脱其领袖的控制，这项决议就毫无意义。在形式上对莫斯科表示一番好感，是毫无用处的。只要他们不彻底脱离旧工会，我们就敢说，别看这些工人凭一张选票或举手表示赞成参加莫斯科的行列，一到决战时刻，他们就会听从他们的旧领袖。黑克尔特同志，这种情况我们在开姆尼茨见到过，你对那里的情况很了解，假如你另有见解，就请拿出证据来。同志们！事态发展得很快。如果我们认为革命即将来临，那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否则会措手不及。只说有一部分工会会员已经参加红色工会国际，我们认为，还不足以证明建立共产党支部这个办法就能使群众革命化。我们热切期待为我们提供其他证据。 在工会已经直接成为资本主义的强大支柱的国家里，要想使工会革命化，这在目前是根本不现实的。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假使900万至1000万德国工会会员已经革命化，假使德国工会已经成为革命的机构，那他们今天就能把政权真正拿到手；假使他们已经站在我们一边，那他们随时都能把握时机，在德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掀起革命，从而促进世界革命。然而，我们到处看到，旧工会完全无能，因此，出于革命利益，我们要求除掉旧工会。正像革命前我们不得不除掉旧政党一样，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前，我们也不得不除掉旧式经济组织即旧工会。 同志们！如果说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的垮台，工会内部的斗争至今仍不明显，如果说我们对此至今尚不重视，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革命着眼点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不如说是政治方面的。我们看到，当前，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斗争的经济基础越来越明显，因而工会瓦解与垮台的过程也越来越快。我们看到，在英国和德国，工会官僚在战时所犯的罪过不亚于革命前各政党所犯下的罪过，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会瓦解得并不那么快，究其原因，是没有对工会提出特别多的要求。同志们，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政治组织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不希望大家这样理解我的意思。但是，我已经说过，现在我们处处看到，经济问题已经相当突出，相当尖锐。既然革命前的工会不能解决革命任务，那就必须把这些工会除掉。 总之，在工会问题上，我们和到会的多数同志有严重分歧。我们坚决主张把旧工会除掉，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因为德国以及其他国家（例如最近在英国）的整个革命发展过程使我们坚信，必须毫不迟疑地建立能够掌管生产的机构。我们这样主张是出于革命的利益，也是为了推动革命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否则这些国家的革命就将倒退。我们注意观察各个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从中得出指导我们行动的必要的结论。我们只要认真估计形势，只要采取这一方针，就能为革命真正出一把力，就能建立起预备机构，将来革命成功之后，这种机构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不能让反革命的旧工会继续存在下去，更谈不上从内部把它整垮，而要努力建立平行的革命组织，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埃尔斯曼（澳大利亚）： 同志们！我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中知道，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并不打算控制工会，这使我十分满意。倘若第三国际不让工会自由地发展，那我们澳大利亚同志是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的意思绝不是说不必对工会施加影响；对工会施加影响是必要的，但是方式不同。 如果我向大家讲讲澳大利亚所做的一切，那我相信，我们的许多德国同志会承认，在工会组织方面，除俄国之外，澳大利亚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国家。我是根据其他国家有关这方面的可靠材料作出这种论断的。今天早晨我收到一个消息：澳大利亚工会于6月初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决定。我想，这是第一个宣布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国家。 在我动身之前，即3月份，共产党人估计他们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共获得45％的票。现在我们看到，三个月后的今天，他们获得的票数多了40％，即约占代表大会总票数的85％。 可见，我们澳大利亚的情况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有理由向我们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朋友们证明，旧工会不是不可救药的。所谓旧工会即“行业工会”已经全盘采纳了关于逐步按生产部门成立工会，即成立革命产业工会的建议。旧工会在向新型的组织过渡时，除作出决议之外，还将决议付诸实施。现在，澳大利亚共有20多万个现代化工业企业已加入“统一大工会”，成为这个大工会的组成部分和细胞。 但是，澳大利亚的“统一大工会”不同于其他国家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工团主义性质的大工会。它不具有工团主义性质，它承认工会国际的各项原则。努力把工会运动引向共产主义，这项工作我们才开展不久。近几个月，我们在工会领袖中间进行了清洗。同志们，我想说说我国的情况。也许你们中间不少人对此不感兴趣，但是我要指出，在澳大利亚，议会成了清洗工会的工具。事情是这样的。在澳大利亚，每个州有两个议会，加上一个全国议会，共约有14个议会。除维多利亚州以外，在所有的州都是由工党组成工人内阁。近25年来，你们可以不止一次、两次而是多次地看到，工党执政的次数多于民族党。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只要你是工会运动的正式领导人，你就会自动地从工会行列上升到议会中去。结果，我们的领袖都力图接近群众，他们深知，他们借此能够谋到比领导工会更为轻松愉快的差使。①后来，即在1917年至1920年期间，澳大利亚的工会运动停滞不前了。它虽然没有彻底垮台，但是一日不如一日，究其原因，主要是内部争吵不休，其次是，1917年末爆发了大罢工，这次大罢工由新南威尔士州一直波及到维多利亚州，并以大批罢工工人遭迫害和拘捕等等而告终。许多领袖被捕入狱。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致力于营救领袖的工作。那几年，革命运动实际上不存在了。当我们的领袖获释时，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工会运动方面必须迎头赶上其他国家，当时的工会领袖对欧洲工会运动的发展十分了解，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参加当时的工党，那他们很快就会完蛋。他们明白，澳大利亚的革命运动正在高涨，假如他们愿意革命和相信革命的话，他们就只能站到共产党一边。于是，这些工会领袖于1920年成立了共产党。根据今天早晨收到的消息判断，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在今年召开的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票。请注意，工会代表大会不是革命工会召开的，而是工党召开的。工党感到内部分崩离析，于是为把群众重新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便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并提出一个把过去的工会同工党联结在一起的纲领。但是，共产党人也机警地注意并恰当地估计工会的作用。尽管以往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对工会起过重大的影响并做了大量的鼓动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共产党人反而利用其影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想，如果本次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作出决议，那决议肯定会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提纲相吻合。 ①原文如此。——译者注 我再谈一个问题，谈完之后，我就结束我的发言。这就是中立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甚至不值得一提，是一个荒唐的问题。我要进一步地指出，坚持这一主张的人不懂得，他们迟早会被赶出中立这个避难所，而不得不向右转或向左转。那何不今天就作出选择呢？何苦要等到被赶出的那天才作选择呢？目前工人的立场很坚定，即使在社会革命临近的时刻，他们的这一立场也決不会改变。既然如此，我希望，在代表大会闭幕之前，我们的工团主义者朋友们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能明白：他们应当留在旧工会中，他们在旧工会中大有用武之地，经过他们的努力，我们必能取得圆满的结果。 主席柯拉罗夫： 工会代表大会的下次会议定于明晚7时举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下次会议定于明天上午11时举行。议程是：列宁同志作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 （会议于午夜12时结束。）
第十五次会议（1921年7月3日下午2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十五次会议 （1921年7月3日下午2时） ·讨论工会问题 ↘季诺维也夫关于红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发言 ↘黑尔克特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 讨论工会问题 主席克南： 今天的议程是讨论工会问题：（1）红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2）反对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的斗争。 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就第一部分发言。然后，由黑克尔特同志代表德国代表团作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关于红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发言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共产党员应对工会运动采取什么样的原则立场，早已提出明确的主张。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决议是有其理论前提的，这些理论前提，我认为没有任何修改的必要。我们认为，一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正确的。在许多国家，如英国和德国，法国和美国，工会官僚老爷已开始把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小组从工会中排挤出去。我们认为，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我们所通过的决议是正确的，我们击中了要害。 现在，我们的任务变了。这个任务不是要从理论上阐明我们对工会运动的态度。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我指的是要对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展开斗争。这就要求每一个国家明确建立革命工会与政党之间的实际关系。首先，要严格确立红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大会的一项任务。 同志们！一年前我们就指出，阿姆斯特丹国际是资产阶级的黄色组织。为此，有许许多多的人对我们横加指责。甚至有一些朋友因不得其解，而认为这是一种带有论战色彩的攻击。大家一定还记得我们在哈雷的遭遇，那就是因为我们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指出，阿姆斯特丹国际是黄色的组织，它的领袖对工人阶级的危害，就某些方面来说，比奥尔赫希组织的先生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大会必须确认，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这种评价，既不是夸大，也不是带有论战色彩的攻击。令人遗憾的是，它的确是一个黄色组织，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我手边有阿姆斯特丹国际领袖之一阿尔贝·托马写的一篇文章的摘要，该文发表在《国际劳工》杂志上，谈国际工会理事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其中谈到阿姆斯特丹国际成立的经过。据他说，战后，工人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但光凭这一点还不行。谁知，资产阶级也认为有成立组织的必要。他写道：“另外，各国政府明知有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但又要忙于征兵大事，加上布尔什维克俄国到处煽动革命，出于万般无奈，只得着手有步骤地解决严重的社会冲突和克服战争灾难。” 同志们，阿尔伯·托马说的是实话。 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的确是在工会官僚和资产阶级政府拼命挣扎的情况下诞生的。如今，阿姆斯特丹国际已经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一大支柱。关于这个组织的活动情况，我不准备细谈，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也没有必要细谈。我只列举一些事实。比如，阿姆斯特丹国际领袖之一茹奥先生，就以法国政府技术顾问的身分参加了凡尔赛和会。无疑，这是一个重要情况。又如，黄色国际领袖之一菲门，他在抵制匈牙利期间曾发表过一段谈话。他毫不掩饰地说，他同匈牙利霍尔蒂政府代表举行谈判之后，坚信匈牙利国内的白色恐怖不但不是政府默许的，而且是违背政府意愿的。政府想极力避免白色恐怖。而白色恐怖所以没能防止，是因为可怜的白色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 托马先生的言论也值得提一提。他说：“劳工局是一个介于阿姆斯特丹国际和国际联盟二者之间的机构，该局把工人阶级同开明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这样，工人阶级的开明人士就将与资产阶级的开明人士同心协力去战胜危机。” 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谈一件事。乌捷格斯特先生在谈及意大利问题时说，阿姆斯特丹国际对于去年秋天在意大利发生的运动深表关切，于是立刻派去许多联络员和代表。乌捷格斯特先生得出的结论是，那里的运动从一开始起就是名符其实的工会运动。这同塞拉蒂和达拉贡纳的论调毫无区别。还必须指出，据乌捷格斯特先生说，他同达拉贡纳交换过意见，达拉贡纳向他表示：尽管意大利党的日子很不好过，但意大利同盟现在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不要多久，我们就会知道，达拉贡纳所说的话究竟算不算数。昨天，我们就接到一份电报，说有两位意大利工会代表已经动身到这里来。这样，再过几天，我们就能够与意大利工会运动的两位杰出代表幸会，也就可以知道他们同乌捷格斯特先生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其他领袖的密谋究竟能实现到何种程度。 阿姆斯特丹国际新任主席的一些言论，也足以说明问题。大家知道，前任主席是安佩尔顿，他因卑鄙可耻的背叛行为而被工人赶下了台。这是工人的第一次斗争。不久，托马斯先生也被赶下台。但托马斯预先在《曼彻斯特卫报》（他以前曾在该报上发表过不少吹捧英国君王的文章）上，先陈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纲领。他写道（我先读俄文，然后译成德语）：“另一方面，假如劳资双方能够建立良好的、比较正常的关系，能够密切配合，那么，这是业主与工人之间达到充分信任的可靠手段。我们所以遇到种种困难，就因为我们对业主的观点缺乏了解。既然没有机会了解业主的观点，发生差错，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此说来，只要工人与业主心心相印，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本来面目。 由此可见，我们说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这绝非夸张。国际资产阶级离开这个组织，就不能维持下去。 且看最近的事态。阿姆斯特丹国际接受什么任务呢？就以叛卖勾当为例，是谁干出叛卖英国煤矿工人的肮脏勾当呢？是阿姆斯特丹国际主席托马斯。是谁在德国发动血腥大屠杀，血腥镇压工人阶级呢？是身为工人、工会工作人员、阿姆斯特丹国际成员的海尔辛格先生。是谁在法国奉命降低工人工资，并向工人阶级宣战呢？是茹奥以及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其他骨干分子。现在，在各个国家里，国际资产阶级正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向工人阶级发动全面进攻，而在这场进攻中，阿姆斯特丹国际起着主导作用。这虽然令全体工人阶级深思而又痛心，但却是不容抹煞的事实，所以，每个有组织的工人都应当心中有数。遗憾的是，必须指出，现在并不是每一个工人都能认清这一点。有许许多多的人把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斗争，看作工人阶级内部和工会运动内部的斗争，看作内部的派别斗争。其实不然，这不是工会内部的派别斗争，而是阶级斗争，尽管阿姆斯特丹国际按其成分来说也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无可否认，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无产者有千千万。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可以单凭成员的社会成分就来判定某一个组织，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基督教工会和自由派工会也有工人参加；我们知道，选举时，至今还有许多工人投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票。但这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当前，首要的是必须弄明白这一点。要认清，这绝不是派别斗争，绝不是派别之间的一般冲突，而是一场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的形式十分独特，十分复杂，我们不付出艰苦的努力，是难以对付的。但这也是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攻克了它，我们的障碍也就克服了十分之九。现在，资产阶级抗拒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已感力不从心。它所以没有被拖垮，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从事叛卖勾当。阿姆斯特丹国际是战后过渡时期的现代产物，而国际工人运动普遍发生危机，则与这个过渡时期紧密相关。我们正处在决定性的转变关头，即大转折的关头，跃进的关头！这是决定我们运动命运的时刻。 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向广大工人阶级揭穿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真正性质，是共产国际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项最有实际意义的、最重要的课题。一年来，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红色工会国际理事会书记洛佐夫斯基同志，交给我一份关于工会组织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统计表。据统计，红色工会国际会员有：俄国650万人，德国大约200万人（也许超过200万），奥地利3.5万人，瑞士9万人，捷克斯洛伐克29万人，波兰25万人，罗马尼亚9万人，保加利亚6.5万人，南斯拉夫14万人，希腊5万人，土耳其2万人，法国30万人，比利时1万人，意大利200—300万人，西班牙90万人，葡萄牙5万人，瑞典8.5万人，挪威14万人，荷兰9.3万人，丹麦5万人，芬兰6万人，拉脱维亚3万人，英国30万人，美国30万人，墨西哥11.9万人，阿根廷21.4万人，澳大利亚40万人，总计1800多万人。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陶醉于这些数字，以免误入歧途。但这份统计表毕竟向我们表明，我们党所面临的任务何等艰巨。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在那里，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会员有29万，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也不过才将近40万。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某些国家，我们的党虽然有力量，但没能把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工会运动争取过来。我这里有一份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传单，它呼吁纺织工业的男女工人同纺织工会官僚展开斗争。在捷克斯洛伐克，斗争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拥有组织传统和一个大党的国家里，我们看到了与其他国家一样的现象。 我们的党在工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显著，对工会运动至今重视不够。我们有必要以代表大会的名义，要求各国党更多地、百倍地重视工会运动，千方百计地争取工会中的多数。今后，工会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激烈决战的主要战场。决战必定在工会中展开。但目前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拥有50万党员的国家里，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会会员却只有25万。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在西班牙，工会运动虽然具有工团主义色彩，但其革命性明显可见，因而参加运动的会员多达100万，但是，包括两派即原先的共产党和原先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在内的共产党，却只有党员1.5万名。显而易见，在西班牙还谈不上由共产党从原则上指导工会运动，因为，共产党只有党员1.5万名，而参加工会的革命工人却多达100万。意大利的情况异乎寻常，异常复杂。在意大利，既有年轻的共产党，又有革命情绪高涨的工人；既有工团主义运动，又有理论上模糊、缺乏任何坚实基础的革命思潮；同时，又有改良主义者领导的、会员总数多达200—300万人的总工会。这个组织十分狡猾，当前，它在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左右逢源，以保住改良主义者的领导权不致旁落。在分裂以后，年轻的意大利共产党虽然在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获得将近50万张票，但这仅仅是个小小的开端，和要求相比，还相差很远。 挪威的情况也很新奇。挪威党虽然已经成为共产主义政党，并得到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但工会领导权却仍掌握在中派分子手中；这些中派分子虽然也加入共产党，但他们念念不忘阿姆斯特丹国际。我想，我们的挪威同志不能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不能否认，挪威工人运动的某些领袖并不是跟我们，而是跟阿姆斯特丹一条心。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有必要向我们的党提出极其重要而严肃的课题。根据共产国际的倡议，我们允许工团主义分子加入红色工会国际，这样做，我认为是正确的。在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工团主义起了深刻的变化，同社会主义发生危机一样，它也经历了一场危机。既然经历了空前的革命性危机，那我们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职责是，联络激进的工团主义分子，仔细观察它的演变。现在，我们认为工团主义的演变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当前，变相的工团主义有三种。第一种，明显改良主义的工团主义，茹奥是它的典型代表人物。它代表原先的工团主义运动，但和社会民主党一样，在大战期间破产了；它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很能代表阿姆斯特丹国际领导人的路线。第二种，瑞典的工团主义。瑞典工团主义派别虽然不多，但他们极力向我们靠拢。我们不妨考验考验他们。你们阅读德国工团主义者机关报《工团主义者报》，往往会误以为手里拿的是谢德曼的社会民主党报。德国工团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观点贬低德国三月发动的意义。他们不是像我们那样，在代表大会上用无产阶级观点批评三月发动，从共产主义角度衝量，指导运动是否得当，发动时机是否过早，等等。他们并不这样做，他们提出的批评，与我们的同志在大会上所提出的批评性质完全不同。他们的批评不但恶毒，而且充满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息，与我们的阶级敌人一贯向我们进行的反革命攻击毫无二致。 瑞典工团主义分子也不例外，他们口头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又不择手段地败坏第一个有阶级的［疑有误。——录入者注］无产阶级国家的声誉。他们代表动摇于茹奥与真正革命工团主义分子之间的某种工团主义中心，一只脚踩在莫斯科，另一只脚踩在阿姆斯特丹。 同志们，再有就是第三种，这第三种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不可不认真地、友好地对待。我指的是真正的工团主义派，这一派经历了战争危机，目前正在恢复元气，它在法国最为典型，在其他国家也逐渐得到发展。 无论对于我们或者对于今天召开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这个真正革命的工团主义派。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同志们，必须指出，光看法国革命工团主义分子的报刊，而不看他们的活动，那我认为很难看清问题。但我相信，他们的报刊所表露的思想，并不完全反映当前广大普通工人工团主义分子的革命思潮。他们的报刊只反映以往的思想争论，因而对运动并无多大实际的作用。但以往的争论，从某些方面看，也就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围绕斗争的政治意义、政党的作用、工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等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新争论，这种交锋永远也不会停止。你们已经听说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当前提出的口号是：实现“亚眠宪章”。鉴于这份早已过时的文件对于我们的斗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使大家了解它的内容，我来宣读全文。该文件由格里芬起草，并作为决议，于1906年审议通过。我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希望提请德、法两国的同志认真考虑，是否值得为这份早已过时的文件，进行激烈的交锋。现在我来念： “总工会亚眠代表大会批准总工会执行局章程第2条，其内容如下： “总工会执行局不分党派，联合一切真心实意地为彻底消灭现存雇佣制和雇主制而斗争的工人。 “代表大会认为，上述声明即是承认阶级斗争，亦即工人在经济领域内，反对资本家阶级在精神上物质上对工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代表大会为确切表达以上论点，兹说明如下： “工会运动的一贯宗旨是，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改善工人福利，办法是：立即实现改良，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等等。但上述要求仅仅是工会运动的目的之一；工会运动要通过总罢工和起义，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准备，并且认为，工会要由现在的自卫组织变成将来的生产与分配机构，进而成为社会改组的基础。 “代表大会认为，这项关系着现时和将来的双重工作任务，取决于工资问题，因为工资问题是工人阶级的心腹之患，并促使所有工人，不论其政治观、道德观和倾向如何，加入工会组织。 “鉴于上述工作任务关系着各个会员，代表大会将保证会员在符合其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任何团体中享有充分的斗争自由。反过来，代表大会也坚决要求会员绝对不许把他们在工会以外为理想而进行的斗争带到工会中来。至于组织方面，代表大会认为，为取得最大效果，工会运动必须对企业主进行直接的经济斗争。加入总工会的工会组织应当有别于职业团体，不应以过多的精力探讨政党和派别问题。至于政党和派别，则享有同社会弊端作斗争的充分自由。” 同志们，这明明是在鼓吹中立主义。文件宣称：“不许把政治带进工会；你加入社会党也罢，加入共产党也罢，但是，一入工会，就要彼此中立，中立。”这是1906年，即第二国际破产前夕，无政府主义破产前夕提出的观点。带着这种理论上的破烂货——恕我直言——来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还居然要说服我们坚持这种观点。多年以前，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就指出，中立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就单凭这一点，我们也绝不能接受它。中立主义的要害是：行不通。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是完全正确的。以法国为例。假如在法国出现征兵问题，那工会能说“这与我无关，这是政治问题，而我完全保持中立”吗？这样的工会就是反革命的工会。至于政党，它们的态度则会各式各样。共产党会表示反对，而作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党则会动摇不定。总工会执行局要么是反对，从而支持共产党，要么是保持中立，从而支持资产阶级政党。 再以纯粹经济问题为例。就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吧。难道这只是工会的事，而与政党无关吗？很明显，这也必然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战后的今天，阶级利害关系十分尖锐，工人运动中的任何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会问题。中立不过是一种假象、幻想而已，实际上并不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群众性组织不可能是中立的。但资产阶级却把中立这一主张当作一种平段。任何主张只有加以实现，才能变成力量，也才能为群众所接受，但主张有错误与正确之分，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主张就是错误的主张。中立的主张是资产阶级最惯于鼓吹的一种主张，他企图以此来迫使工人脱离政治。那么，目前资产阶级的处境如何呢？确有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武力维持其统治，但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只靠暴力、只靠刺刀，那就错了，也不符合实际。在多数国家中，资产阶级既靠刺刀又靠欺骗维持其统治。 欺骗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刺刀。既要欺骗就不能不加以伪装，这是因为，假如资产阶级的行为过于愚蠢，过于露骨，那工人就不会上当。资产阶级总不能对法国工人或德国工人说：“来，加入我的资产阶级玫党。”工人绝不干，它的目的也就不能达到。即使工人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党，但他们一出席会议，看到在座的尽是银行家，就立刻会明白这些人不是朋友，转身就走。可见，资产阶级不能公开拉工人加入其队伍。但是，它能对工人说：你们别管政治，政治对你们毫无实际意义；你们要保持中立；政治与工人无关，政治完全是高贵阶级的事，工人只管纯粹经济问题，对政党一概保持中立。资产阶级这样干，尝到了甜头。中立的主张是资产阶级居心险恶的主张，我们的许多兄弟都上过它的当。资产阶级一再鼓吹：“你要保持中立。”可是，即使拥护革命工团主义的工会，如果依了这个主张，那它客观上也就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因为，任何接受错误的中立主张并以中立自居的工会，到斗争关键时刻，都会成为反革命的因素。 正像资产阶级需要宣传彼岸世界和上帝一样，它世需要宣传工会中立的主张。正像资产阶级需要牧师、奸细、律师、资产阶级议员和资产阶级记者一样，它也需要资产阶级的工会领袖，为的是让这群领袖通过散布中立的幻想，来愚弄工会。我们有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如法国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竟然上了这个圈套。在各个社会民主党还是机会主义政党的时候，产生这种情况是情有可原的。在1906年通过亚眠宪章，也是可以理解的。产生宪章的背景是一目了然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大战已经结束了，共产国际已经成立了，俄国革命已经成功了，俄国工会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在俄国革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15年后的1921年再搬出亚眠宪章，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属于革命工团主义派的普通工人，听到这一番话，会感到心中难过，因为我的结论认为，他们在客观上作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一切至今坚持中立并向工人鼓吹必须保持中立的人，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在政治发达国家，如法国，政党名称极为单一。法国有将近12个政党，但一律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其实，人所共知，当前欧洲只有三类政党：（1）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政党，尽管它们打着“社会主义”招牌；（2）小资产阶级政党，即社会民主党；（3）无产阶级政党，确切地说，共产主义政党。 资产阶级要求工会对其他政党保持中立，这意味着什么呢？无产阶级组织宣布中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它实际上完全为第一类政党或第二类政党效劳。难怪整个第二国际主张中立。在许多方面，第二国际完全赞同亚眠宪章，只是从1914年8月4日起，才放弃了中立的主张。那位命归西天的列金，在1914年8月3日还鼓吹中立，可是过了一天一夜，到8月4日，他就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在大战期间，中立的主张销声匿迹了。但是，阿姆斯特丹国际刚要成立，中立的主张就立刻又被提了出来。阿姆斯特丹国际就是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立的主张再次复活了。请注意，在阿姆斯特丹，中立的主张再次复活了。在大战期间，那是泾渭分明。资产阶级国家彼此争斗，每个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都竭力为本国的资产阶级效劳。但是，既然要再次欺骗工人阶级，要再次建立所谓国际，那么，重新鼓吹中立的主张，这也实属必然。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领袖不但鼓吹中立，而且争当部长。海尔辛格先生主张工会运动中立，诺斯先生随声附和，而迪特曼、王德威尔得和茹奥却当上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技术顾问和秘书。这说明什么呢？这是他们玩弄骗人把戏的生动例证。尽管这套把戏拙劣而又拙劣，格外引人注目，但由于工人阶级思想上太不成熟，致使这群骗子的诡计有时能够得逞。现在，甚至还有许多诚实的工人，竟把中立作为新主张而加以接受。因此，同志们，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一点向法国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同志讲清楚。他们抱怨也罢，反正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认识到我们是正确的。亚眠宪章必须立即放弃，它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比如，反对当时的机会主义就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谁要是搬出亚眠宪章，谁就不是推动运动向前发展，而是存心使运动倒退15年。 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结论是什么呢？首先，工会不能随便服从政党。目前，法国就这一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人道报》天天刊登弗罗萨尔等人的文章（今天我还看到一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必须指出，我们法国兄弟党的态度至今暧昧，还有许多观点模糊不清。法国同志从一开始就产生错觉，致使他们目前的处境并不太妙。所谓错觉，是说他们误以为我们真的要求工会绝对服从政党。其实不然。在这方面，俄国经历过演变的过程，比别国更有经验，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工会不应当服从政党。我们在工会中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即使在十月革命时期，我们在工会中仍居少数，即约占40％，只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终于获得多数。 为了对工会施加影响，非把工会中的多数争取过来不可。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靠下指示、作决议不行，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为了对工会施加影响，我们同孟什维克斗争了15年。可见，这需要时间。我们经常嘱咐我们的同志：要通过日常的工作，即通过当前事态，证明共产党员是最富有聪明才智、最富有忘我精神的工作者，来影响工会。就这样，经过15年坚持不懈的工作，我们终于在工会中获得了优势。但是，我们绝没有把持工会，而只把各级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看作我们党组织的各个环节，我们在工会中建立的党组织，也只是努力使每个环节贯彻党的意图。 可见，法国词志并没有愧对工团主义者。法国同志应该明白，那种认为我们主张工会必须服从政党的说法，是歪曲，是不可信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应该要求法国同志①，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要百倍地加强对工会的日常工作，不但在开展广泛的运动时如此，而且在日常的宣传攻势中，甚至极平常的宣传攻势中，也是如此。法国同志要为工会指明道路，要经过长期努力，把工会中的多数争取过来，进而在工会中贯彻党的主张。在工会中，三名共产党员即可成立共产主义支部。在法国，工会只能依靠共产党员占优势的企业，至于其他企业，则只能与它们签订协议，这是因为，只有我们的党员才可以信赖。党坚持不懈地努力扩大影响，组织共产主义分子参加工会的各项工作，而又决不使工会机械地服从党，这才是党与工会的正常关系。 ①此处原文为工会，显然有误，应为法国同志。——译者注 关键就在于怎样争取工会中的多数。我认为，工会自治不失为一个办法。但自治的概念与某些人的概念不同。笼统地提工会自治，我们当然反对。同改良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的所谓自治，是把工会与政党截然分开。我们反对这种自治，反对这种独立，因为其表现就是所谓中立。但是，我们当然也主张工会运动享有一定的自由，以免政党干涉它的琐碎事务。我们认为，只有工会真正遇到重大政治问题时，党才可以出面，但也只能提出总的方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绝不反对自治。这也是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相互关系的原则。红色工会国际是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成立才仅仅一年，在开展斗争方面也才刚刚迈出第一步。成立之初，它的组织形式与共产国际几乎相同。现在，红色工会国际发展起来了，因而，必须有别于共产国际，而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当然，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最好有一个联合工会运动一切部门的统一国际。不过，现在我们也应当指出，共产国际作为整体，不能是各国共产党的简单数字总和，它的作用应当绝对大于它现在所起的作用。在这里，共产国际并不仅仅代表40个中央委员会，我们立志协调运动的一切需要。我们立志为全体无产阶级的自身解放，为合作社、苏维埃和文化组织等，指明斗争方向。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属于共产国际的职责范围。共产国际是整个运动的首脑，它不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狭义的政治斗争，而且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全部解放斗争。红色工会国际应当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首先，它的组织形式应当允许互派代表，而且，代表的数量应当逐步增加。这样做是出于谨慎，这样做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情况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把意大利同挪威，把捷克斯洛伐克同英国，把德国同法国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各自的情况迥然不同，发展阶段也高低不等。必须正视这一点，从而探讨适当的组织形式，以期早日实现能使我们逐步结成统一的共同组织即理想的共产国际的目标。 所以我们主张，为了实现将来成立统一的大国际这一目标，红色工会国际必须有别于共产国际。对此，也不必顾虑。我们要适应而不是干方百计回避运动的需要；要估计到组织方面的困难，从而在每个国家采取灵活的步骤，因为恰恰在组织方面，往往会遇到许多难题。只要是能使工会摆脱黄色领袖，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都可以采取，因为这是争取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条件，主要因素。 这并不是说，要有两个平行的国际。果真如此，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出现两个互相倾轧或彼此嫉恨的国际，那我们的运动就要遭受严重的危险。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和拥有组织上的必要灵活性，二者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要坚持共产国际对红色工会国际的政治领导，以便彼此经常磋商，互派代表、随时随地互相帮助，克服运动中的弱点。应该竭尽全力使两个国际通力合作。二者不可分离，如同一个身躯的左膀右臂。 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我们确信惟其如此，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我们的同志必须认清，首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工会中的多数。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无往而不胜。摧毁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并在它的废墟之上升起共产国际的红旗之日，就是宣告“难关已度过，胜利在握！”之时。 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决议，具有极其重大的国际意义。我们务必达成共同的方案，务求两个组织实行联合。经过共同努力，如能克服工会运动在对待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方面的缺陷，我们的胜利就不但有了保证，而且指日可待了。（热烈鼓掌。） 主席克南： 现在由黑克尔特同志发言。 黑克尔特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 同志们！如果说，现在要研究共产党人究竟应该做什么，他们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他们参加工会运动的作用应该如何，工会的宗旨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提出来：第一，工会的总任务是什么？第二，工会为完成其任务，当前能够做什么？ 工会成立时，关于工会的任务，讲得十分明确，十分具体。这就是，带领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而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所追求的目的能否达到，有的人认为能够达到；但是，还有的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获得正常的劳动条件和正常的工资，是不可能的。因此，从一开始，便在工会运动中出现了两派：一派容忍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开展工会斗争；另一派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真正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因而生张全力推翻资本主义。 所有这一切，在讨论工会的当前任务时，都必须考虑到。那些坚信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可以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人，他们的目标能否实现？还是真的无法实现？假如不能实现，那工会又该怎么办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共产党人不能不认真地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再谈就多余了。大家知道，世界大战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当前的情况是，即使工人队伍不发动正当的冲击，资本主义制度也要土崩瓦解，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无可否认，甶于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瓦解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到处引起严重的失业，现在出现了无法克服的、严重的商品匮乏现象，因为，大部分消费人口缺乏购买商品的资金。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们就要问：在此危机时期，工会应当怎么办？难道要盼奇迹出现吗？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还有可能复兴，工会就要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范围内，继续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再斗争50年、60年吗？难道工会就不应当利用资本主义危机——不是瞬息的，而是持久的危机——去推翻资本主义吗？我们制定行动方针的依据应当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以及是相信资本主义富有生命力，相信它能恢复元气，还是认为在现存条件下，它是能够被推翻的。在这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派。―派即共产主义派认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即使继续存在下去，也只能给工人阶级带来死亡，所以主张，必须迅速而有组织地开展斗争，以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而社会爱国主义者则鼓吹，第一步，必须使资本主义恢复生命力。 拉狄克同志在讲话中早就指出，工会领袖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散布谬论，说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给我们留下大量财富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而且，一般说来，它只能留给少数人，而千百万工人要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幸福和生存的代价。因此，我们要批驳阶级合作鼓吹者的主张，因为，在他们看来，要想使经济社会主义化，必先恢复资本主义经济。限于时间，我不能细谈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同这种阶级合作的主张进行斗争。我只是指出必须进行斗争。总之，在危机时期，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工会组织即使仅仅为维持工人的最低生活而斗争，那也是革命斗争。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使工人连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也不可能。所以，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我们就不能局限于战前所采取的斗争方式，而应该考虑别的斗争方式。我们共产党人在此公开申明：凡是能够加速资本主义瓦解和灭亡、从而有助于奠定新社会制度基础的手段，工会都应该采取。工会只有加强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总之，工会要立志从通常发动工人举行要求个别企业主提高工资的罢工，转而发动工人举行反对国内整个资本主义企业集团的总罢工。不仅如此，还要辅之以游行示威，直至举行武装起义，把矛头不但对准经济当局，而且对准政治当局。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工会，想想：它们以其现状能否胜任自己的任务？我们就不能不指出，这不是最适宜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是在资本主义形成时期产生的。诚然，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原来地方性的各个工会组织，越来越集中，目前已有不少统一的产业工会。可是，同志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企业主阶级把本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而使各个产业工会小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还出现了大企业，一个大企业往往有20—30个产业工会小组。目前，像阿姆斯特朗或施蒂纳斯这样的大企业，工人要想开展比如说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由于他们分属不同的产业工会小组，就难以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 这就证明，工会的现存组织形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所以，不管工会的现存组织形式如何，必须把工会逐步集中起来。要设法把同一企业的工人联合起来。在俄国需要建立适合当时情况的工会时，我们的俄国同志既没有建立地方工会，也没有成立行业工会，而是按产业部门建立了统一的大型工会，至于企业内部，则一个企业建一个工会，每个企业的工会是大型工会的基层组织，而轻工等部的所有工厂则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共产党人认为，这是完成我们在资本主义现阶段任务所必需的工会形式，因此，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斗争的问题，不仅是工会组织构成的问题，而且也是工会组织形式的问题。 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即组织形式要适应内容，即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状况，适应工人对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的需要。资本家已把自己的力量高度集中起来了。就以施蒂纳斯这个实力雄厚的资本家为例，要想反对他这样的势力，靠少数几个彼此联合的工会是无法办到的。 工会的力量所以必须集中，是因为资本的力量已经集中。如果我们不以同样集中的工会会员的力显与资本相抗衡，我们就必败，从而任何联邦制也就无法实现，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争论是完全无谓的。德国工团主义者所鼓吹的那一套，亦即法国和别国许多工团主义者通常所议论的那一套，都是无法实现的。工会集中化，工会组织化，这是我们夺取胜利的必要条件。 最近几天，我们从报上看到，协约国正同德国商定如何履行凡尔赛和约。报纸公开报道，瓦尔特·拉特瑙（先是说施蒂纳斯）将和卢舍尔举行会晤，双方在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将就德国（其实是德国工人阶级）能否履行战败的德国资本对英法帝国主义所承担的义务问题交换意见。令人可笑的是，有人散布论调，说什么尽管德国和法国有两个人——两个资本巨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工人可以在里昂、布列斯特或别的什么偏僻小城镇，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无须任何单一的组织。像奧托·吕勒所希望的那样，鼓吹每个工厂都建立小型自治组织，简直可笑。为这种可笑的、根本行不通的事情，继续争论下去，没有必要。倒是有必要大力说服革命工人，使他们认清，那种认为不实行集中统一也可以取胜，认为除发动有组织的工人力量以外，用别的方式也能瓦解资本主义的观点，是自欺欺人。 我们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要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这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便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今后没存必要进行这种斗争，而要保存力暈，等待时机，推翻资本主义。在德国、法国和美国，热衷于这种貌似革命思想的，还大有人在。遗憾的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推翻；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取决于种种为我们大家所无法左右的情况。大家看到，在工人阶级为向资本主义作最后冲击而积聚力量的时期，工人无时无刻不在继续遭受苦难。因此，要教育群众，为了少遭受苦唯，必须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同时，还要使他们懂得，工人为改善最低限度的生活而斗争，也就是为组织力量、为集中整个无产阶级的实力、为战胜资本主义而斗争。当前，即使是规模最小的斗争，也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我们认为，共产党人在工会中不但要说明资本主义非推翻不可，而且要参加为改善贫困状况而进行的一切小规模的斗争，参加为团结群众和增强群众对工会的信任而开展的各项日常工作。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在资本主义瓦解的过程中，有千千万万工人被工厂解雇而失业。我们的工人兄弟能让失业者光盼资本主义垮台，而不搭救他们吗？任何人都会回答：不能。所以，我们工会工作者就要为失业工人重新就业，养家糊口而斗争。这是一场严峻而艰难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光靠失业者去拚搏，而失业者在这场斗争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有碍无产阶级实行联合的因素。应该懂得，资本主义制度已不再缺少劳动力，千千万万尚未失业的工人时刻都担心自己也被解雇。由于有后备军，企业主就能对工厂现有工人施加压力。由于有大批失业工人纷纷谋求就业，工厂主就能以降低工资进行要挟。所以，要想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深入到工厂现有工人中去，向他们说明：“争取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的斗争，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工人都有义务参加。这是为生存而斗争，如果不帮助失业者，自己也要成为失业者；如果不帮助失业者，自己也要挨饿。企业主可以仰仗失业工人，降低你们的工资。”我们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为我们的失业弟兄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当然要在企业内进行。要把道理向工厂工人讲清。要讲清道理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产活动毕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段，一旦生产停止，我们就要饿死，至少也要挨饿。既然工人不肯失业——这倒不仅是因为失业的滋味很不好受，而且也因为这无形中破坏生产活动——那就应该全力阻止企业倒闭，全力阻止解雇工人，因为在商品匮乏的情况下，只要生产下降，生活条件就必然恶化，而且越来越恶化。当然，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社会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现实斗争中，那些历来不关心无产阶级专政，至今根本不懂社会革命对于维持生产活动和保全工人阶级的绝对必要性的大批工人，能够初步认识这场斗争是必要的。 同志们！关心失业问题的，何止我们大家。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追随者早就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打算。 《前进报》社工运部编辑施特利梅尔博士，大约两个月前，在施潘道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就失业问题作了讲演。他说，共产党人关于失业问题的主张，统统是谬论，如果工人分得土地，就不会有失业问题。不消说，这种观点简直可笑！两年来，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能单独解救失业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兑现。现在，他们不得不为解决失业问题提出办法，但所想出来的办法即施特利梅尔博士所主张的办法，简直是胡闹。 全德工会联合会成员恩斯特·舒尔茨（他不甘心共产党人在哈雷工会组织中居支配地位，因而阴谋破坏哈雷工会组织）说:“造成失业的原因是，人口增长失控，人类就像兔子一样繁衍。所以，明智的办法是控制人口增长。”此人完全不顾世界大战夺去1600万人的生命这一事实，无视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缺少劳动力这一事实。这位社会党人的记性太差，竟忘记了我们所学的东西，忘记了战前无可辩驳的事实，更忘记了战争使1600万人丧生。他的论点，无非是为发动另一场还要使1600万人丧生的战争辩护，为格鲁贝尔之流保守派的论调辩护，因为格鲁贝尔之流宣称，德国有1500万过剩人口，他们要么迁居国外，要么去死，否则，资本主义难以生存下去。 总之，在阿姆斯特丹追随者中间，上层分子所想的是，如何使生产免于停顿，如何摆脱失业问题对他们所造成的压力。他们得出与资本家完全相同的结论：既然人口过剩，那么多余人口要么迁居国外（可又不知该迁居何处），要么去死。他们重复陈腐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将其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补充，向我们兜售。 殊不知，现在企业主关闭工厂，并不单单是因为生产遭到破坏，而且也是为了清除工厂工人中的革命分子。其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深知，大战击中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要害，资本主义已不能恢复元气，如果布尔什维克浪潮继续滚滚向前，革命就要变为现实。因此，资本家就说：“谁鼓动工人，煽动工人不要等死，而要反抗，我就把谁赶出工厂。”于是，这样的工人便被赶出工厂。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带来失业，而且，由于资本的进攻，危机本身也愈益加深，也就是，资本家趁机关闭工厂，为的是将革命分子清除出工厂，迫使他们脱离工人阶级，通过饥饿、贫困的手段，将他们变成流氓无产阶级，进而，如果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就实行血腥镇压。这种情况不仅西班牙有，世界各国也都有。同志们！资本主义如此对付我们，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呢？必须把我们所掌握的工会力量利用起来，不要等大难临头，而要现在就利用起来。只要发现企业主有预谋，就要立刻以牙还牙。光反击还不行，要时刻准备战斗，把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迫使企业主由攻转守。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工人首先就要联合起来。说到这里，我要指出，有两种情况促使我们必须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对付企业主。比如在德国——在奥地利和别国也是如此——当生产再也维持不下去时，资本家就干脆变卖生产资料，并以此作为生财之道。要知道，资本家搞生产不是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是为发财致富。当生产无利可图时，资本家就清理生产资料，认为这样更有利。德国就曾清理过一大批砖厂。德国的制糖工业生产大大低于战前水平。其结果如何呢？将有一大批工人完全失去在该工业部门就业的机会，这是因为，即使我们战胜资本主义，但德国经济由于经历这场危机，而再也不能恢复。既然资本主义预先把所有生产工具破坏殆尽，那我们战胜资本主义还有什么用呢？在这方面，我们绝不能让资本家得手。 为此，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线主动出击。比如在意大利，当企业主故意放弃生产时，工人就采取了行动；在别国也是如此。我指的是工人占领企业，以阻止企业主停产，阻止企业主把生产资料运往国外，阻止企业主在招募工人时胡作非为。但是，同志们，能像比如意大利工会官僚所坚持的那样，把占领企业只作为反对企业主的一种当地的并且是有期限的斗争手段吗？绝对不能。当一部分工人为阻止资本家破坏而着手占领工厂和作坊时，全体工人阶级就必须加以支援，因为这一行动较之为期几天的一般工会斗争要重要得多。如果只占领当地企业，那会怎样呢？可以肯定，警察会赶来，用机枪将工人逐出企业。或者，这种局面也许能维持一两个星期，但生产就要随之停顿，因为原料中断，银行停止一切付款，工人也就领不到工资。 可见，要想占领当地工厂，这并不难，但只能占领几天，这叫做工人替厂主护厂，得不偿失。所以，无产阶级应该懂得，如果占领工厂以后，为维护自己的生存，还决心继续有所作为的话，那就要为工厂提供资金，以支付工人的工资，就要提供燃料和原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关系，以实行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总之，只要工人起来保护生产，就立即会引起激烈的阶级斗争。可见，在当地采取这种孤立的行动，是完全不可取的。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发动全体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普遍增加工资和普遍改善劳动条件。有许多人会说，这是办不到的。当然，这谈何容易。但是，资本主义也同样是办不到的。这一点，就连阿姆斯特丹分子也不能不承认。在德国，“独立”派社会民主党人也天天散布这种论调，希望我们不要罢工，以免企业主因收入减少等原因而无力支付工资。不久以前，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见证，证明那些赞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阿姆斯特丹分子，已经彻底破产。今年4月30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代表在伦敦开会，讨论如何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履行凡尔赛和约和特里安农和约的义务问题。法国和英国的工会领袖建议德国工会领袖敦促本国政府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的一切义务；而德国工会领袖则建议法国和英国的工会领袖阻止本国政府出兵德国，否则德国工人就不履行自己的义务。阿姆斯特丹分子就是这样为资产阶级效劳，就是这样帮助资产阶级扼杀工人阶级。 阿姆斯特丹分子的所作所为造成了后果，斯帕煤碳交易便是一例。在这笔交易中，德国矿工受到了压力。法国总工会代表茹奥跑到德国来，对矿工们说：“努力干吧，加班加点地干吧，法国人民会感谢你们。”德国矿工听信了他的话，加班加点地干起来了。结果如何呢？在法国和比利时，矿工失业，矿井倒闭，工人的生活条件恶化，英国矿工的生活也急剧下降，而这些国家的企业主则乘机迫使工人就范。这都是企业主借助工会领袖而迫使德国工人拚命干的结果。各种现象之间的这种不容忽视的联系，必须引起工会运动的重视，而我们也必须从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 我们共产党人能从斯帕煤碳交易中吸取什么教训呢？教训就是：德国、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矿工必须联合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联合可以打破国家自主权的界线。而坚持认为本国工人组织可以为所欲为，这在现阶段意味着断送工厂工人所从事的许多工种。过去，工人只要能成立本国工人组织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国际团结，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发出的庄严誓言罢了。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指明。各国工人在争取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斗争中，建立实际的国际联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是因为，只要是哪一个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动摇，资本家就要极力分裂工人阶级，把―部分工人的生活降到更低的水平，以此来对付其他工人。 再以纺织工人为例。当前，许多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无力购买衣物，致使纺织工人失业。由于生活条件极端艰难，纺织工人无力开展有效的斗争。这就告诉我们，纺织工人必须联合其他工人，即联合自身难保的工人，共同进行斗争，而后者帮助前者，不应当认为是发善心，或为帮助而帮助，相反，应当认为是互助，也就是说，一旦自己陷入困境，别的工人也必定帮助自己。纺织工人也罢，建筑等部门的工人也罢，只要是他们的处境恶化，资本家就要趁机将其他部门工人的生活水平也降下来。这样，轰动一时的英国“黑星期五”的罪恶勾当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一目了然了。英国企业主选中了一个工种，存心要把这一工种的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下来，以此摧毁他们的斗志，为的是日后对别国其他工种的工人也采取同样的手段。运输工人和铁路工人本应参加斗争，这不仅仅是为了支援煤矿工人，而且也是为了自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任何国家的任何工人运动，不但要维护直接加入这场运动的工人的利益，而且要维护处于这场运动之外的工人的利益。这是当前我们必须善于解决的一个课题。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过，资本家诡计多端。为了分化工人阶级，他们已不再采取惯用的手法，而改用别的手段，即暴力手段。我还想举德国的例子，因为我对德国的情况更熟悉，况且德国工人已经实现过一次革命，只是因为无能才使革命归于失败。这个例子发人深省。德国的煤矿工人历来是工人阶级的一把尖刀，企业主的任何力量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国资本家和“盟国”资本家都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向矿工颁发了所谓“金奖”，也就是给了矿工猪油和香肠。资本家把抢夺来的其他工人的生活资料给了矿工。矿工满意了，但是，其他工人因丧失生活资料而对矿工怀恨在心，这样，工人阶级便被分裂成两部分。因此，每一个忠诚的工会运动工作者都应全力阻止资本家施展这种诡计。 为刺激生产，资本家还另有一手：他们按工人完成的产品数量，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以资鼓励，并美其名日：“工人分红。”对此，有许多工人表示赞赏，而我们共产党人则必须加以反对。当今，问题不在于分红（要知道，现在的生产水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在于阻止资本家发财致富。这才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同志们，尽管如此，但在工人阶级中仍然有人要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问题。这种人虽然现在已经不多了，但在过去，为数不少。他们鼓吹社会主义化、国有化。关于这一点，我不打算多谈。其他同志在报告中已经指出，这无非是拙劣的欺骗伎俩，目的在于愚弄工人阶级，巩固资本的地位，帮助资本给工人套上新的锁链。采取和平手段，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化的，只在某一个工业部门搞社会主义化，也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化必须全面实行。这一斗争主要应当采取夺取政权和消灭资产阶级经济统治的形式。换句话说，工人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必须保住国家政权，从而为建设新生活廓清道路。 在现阶段，我们可以进行单纯的工会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工会斗争，它都将永远产生政治效果。共产党人应该把这―点告诉工人。资本家虽然已经奄奄一息，但只要不死，他们就总想把工人拖入穷困的深渊。工人要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同企业主作斗争。应当使全体工人理解斗争手段，应当使全体工人相信，这些斗争手段能够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些手段并不一定能一举推翻资本，但是一定会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这些手段的运用，必将证明，任何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都是夺取政权的斗争，都是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阶级合作不能救活生产，只有打倒企业主，才能救活生产。 总之，工人必须按产业部门组成统一的大型工会。而国际联系，不能只是口头上表示表示而已，要确有志气真正举行国际性罢工，要立志在本国开展经济斗争。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懂得，即使完成这一革命任务，无产阶级也不能就此止步。大家看到，各国企业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德国，他们组织了所谓技术援助工作队；在意大利，他们网罗法西斯匪帮；在美国，他们拼凑“平克顿军团”。总之，资本家为保住其财产，为镇压工人阶级，不但动用国家政权，而且还设立专门机构。所以，工人也要在工会中成立工人阶级的自卫组织，这一来是为了使“平克顿分子”不敢轻易冒犯，二来是为了击败法西斯分子，使资本失去保护。大家看到，资产阶级像打疯狗一样，到处杀害工人领袖。因此，为保护我们的领导人，自卫组织也非成立不可。要知道，白卫分子杀害工人阶级领袖，这是工人阶级最觉得难过的事情。以上是建立自卫组织的目的之一。另外，只要企业主向工人发动进攻，例如搞同盟歇业，解雇工人，把技术援助工作队、警察和“平克顿分子”引进工厂，自卫组织就要发挥作用。只要有可能，工人组织就应当随时随地打击企业主。你们一定还记得，德国企业主曾突如其来地搞过一次大规模的停产，工人因预先被解雇而不能抵制，于是，工人起来造反，并且宣布，要对经铁路运来的所有货物一律实行监督。工人指出：“让他们知道，拿停产压工人，工人可不答应。”这样一来，局面就大为改观了。这是反抗资本的—种新手段，这种手段到底如何，还有待认真探讨。 同志们！我的报告就要结束了，再重复一句：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彻底动摇了。为了工人阶级的自卫，为了保持工人阶级的现有生活水平，工会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力量紧密团结起来。要实现这一目标，靠弱小而分散的当地工会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按部门建立统一的大型工会。要自卫，就绝不能回避，而要坚决地同资本开展无情的斗争。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不能采取守势，而要发动进攻！这种斗争与共产国际所进行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不但要共同进行，而且步调要绝对一致。共产党人务必从中吸取教训，也必能吸取教训，就如同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一样。 最后，我要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话来结束我的报告：“共产党人的任务是，要在这一伟大斗争中深入到工会中去，把工会变成群众性的战斗组织，把工会力量统一起来，指导它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在每个企业和每个工会组织中，只要有我们的同志，就要成立党支部，以宣传我们的思想，并同共产国际保持紧密团结，去战胜敌人。”（热烈鼓掌。） 主席克南： 请各代表团选派代表参加工会运动委员会。明天上午11时，在“大陆”饭店召开策略问题委员会会议。按照今天的议程，我还要宣布一项要求，要求全体与会者参加为去年在莫斯科逝世的约翰·里德在红场举行的纪念碑揭幕仪式。今天下午6时，在工会大厦举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开幕式。下次会议定于明天即7月4日下午6时举行。 （会议于下午5时20分结束。）
第十三次会议（1921年7月2日12时30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十三次会议 （1921年7月2日12时30分） ·宣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支部）和匈牙利代表多数派的声明以及杰纳利的声明（克南） ·继续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巴利斯特（美国共产党） ↘弗里斯兰（德国统一共产党） ↘勃兰德（波兰共产党》 ↘诺伊曼（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明岑贝尔格（青年国际） ↘宣读匈牙利代表团少数派的声明（克南） ↘卢卡奇（匈牙利共产党） ↘塔尔海默（德国统一共产党） ↘克拉拉·蔡特金 ↘瓦扬-古久里（法国共产党） ↘贝尔（英国共产党）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宣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支部） 和匈牙利代表团多数派的声明以及杰纳利的声明 主席克南： 现在宣布开会。 杰纳利同志交给我一份对上次议程提出一些个人意见的声明。因为声明相当长，而且纯属私事，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宣读了，只将其作为私人文件列入记录。 现在宣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匈牙利代表团多数派的声明。 声明如下： 第一，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支部）同意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代表团提出的对策略提纲的修正案。” 第二， “匈牙利代表团多数派赞成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案，并将在专题委员会中予以支持。” 杰纳利同志的声明： “由于停止了有关意大利问题的讨论，所以我没有机会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反驳马菲。因此，我请求把我的话记录下来：我最坚决地抗议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们对我的诽谤。我声明： “1．马菲造谣，说我过去是改良主义妥协分子；正相反，在我参加社会党的24年里，我属于党的极左派，自1910年到今天，我同改良主义和妥协行为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斗争。 “2．马菲造谣，说我作为书记，本来可以做许多事情，但什么也没有做，而且在1919年的议会选举中竟让屠拉梯作为社会党的候选人。造谣之处并不止于此，声明中还有许多不实之处。事实是：（1）当时我并非社会党书记；（2）在1918年罗马代表大会上（在最高纲领派中），我就主张务必把屠拉梯及其伙伴从社会党中清除出去；（3）为了避免分裂，在波伦亚代表大会上，我主张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前进报》上刊载的一份报告可证实这一点）取消那些不接受波伦亚代表大会所批准的新纲领的人在议会选举和市政选举中作为党的候选人。可是，中央委员会和波伦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却决定可以提名改良主义者作为党的候选人，只不过需要规定党的各派候选人之间要有一定的比例。当时我声明（因而我往往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这是给党造成严重危险的一个大错误。后来，屠拉梯、莫迪利扬尼和其他改良主义者作为各地方联盟的候选人，于1917年选举前夕声明，只要党的纪律不要限制太严，他们就会同意向议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当时，我同党的书记鲍姆巴契共同向书记处提出了意见，反对这些先生们所提出的附带条件。对于这一切，马菲是一清二楚的。 “3．马菲说，我应该谴责里窝那代表大会。可是，他清楚地知道，在里窝那，尽管他的朋友们，即改良主义者和塞拉蒂的伙伴们大肆喧闹，我还是用了三个小时进行了谴责，坚决主张要把改良主义者清除出去。 “4．马菲说，法西斯分子在波伦亚施加压力之后，我同意了屠拉梯以社会党议会党团代表的身分进行活动。马菲知道，社会党议会党团当时突然举行会议，事先并没有通知我，因而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马菲知道，我作为党的书记，对后来举行的议会党团主席团会议，也立即提出了抗议。马菲还知道，我在伊摩尔共产主义派的会议上，就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及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指责了鲍姆巴契。马菲对这一切知道得很清楚。他在撒谎，他有意撒谎。他只是想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创采用诬蔑和诽谤手段的先例，这是意大利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技俩。诚然，拉查理同志本人曾经谈过改良主义者的这类斗争方式。但值得回忆一下，当他对意大利改良主义不表示赞同而表示反对时，他却遭到屠拉梯之流的卑鄙攻击。” 继续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主席克南： 继续讨论昨天的议程——共产国际策略问题。昨天，根据主席团的决定，所有发言人都无例外地延长了发言时间。今天发言的人无论如何要遵守规定的时间，否则，我们的会就永远不能结束了。我要像几天前那样，到9分钟时摇铃，提醒发言人。还有23人要求发言。今天无论如何要结束这一议程，所以希望大家能严格执行主席团的规定。 现在由巴利斯特同志发言。 巴利斯特（美国）： 同志们！美国共产党代表团同意俄国代表团核心组就策略问题提出的提纲。我们无条件地赞成提纲的所有原则部分，并毅然采纳所阐述的原则。至于工会中的工作，我们应指出，提纲中提出的主张完全适合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在我们国内，我们已开始执行提纲中所阐述的原则。我们还同意提纲中提到我们应在美国建立一个政治组织，借助于这个组织，我们能更加接近群众，以便在群众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在我们国家除了我们的地下党外，显然必须建立一个公开的政治组织。不过，我们还得继续开展秘密工作，允其是因为美国实行白色恐怖，其程度是波兰的白色恐怖所不能与之比拟的。同志们！我们要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完全采纳这个提纲。不过，有几处纯技术性的小问题，我们希望予以改正。我们就此打算提出的建议，丝毫也不会改变提纲的涵义和实质。我们所要提出的三点，只是渉及对一些事实应作正确的反映。我们清楚地知道，提纲作者所犯的一些小错误，显然是这一情况造成的，即提纲是在俄国获悉美国最近事件的材料之前拟定的。提纲表明，作者当时并不知道美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已彻底联合起来。刚从美国来的两位代表，出席了在美国举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政治代表大会。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统一共产党在这次大会上完全合并了。如今，在美国只有一个共产党。提纲只提到统一共产党，没有谈到别的。我们接受“美国共产党”这―名称。因此，毫无疑问，代表大会必将修改这一小的技术性细节；无论这一修改或是其他技术性的修改，并不需要作出什么论证。我们相信，这个问题由专题委员会就能解决，委员会肯定会接受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提纲涉及美国共产党的地方，看到这样一个论点，即美国共产党人当前最基本、最单纯的任务，就是必须建立共产主义核心。现在，美国一切共产主义力量已经联合起来了，看来，专题委员会必然会同意修改这个地方，指出我们业已建立起初期的共产主义核心，并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使这一核心与美国工人群众联系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也坦率地承认，实际上，我们也只是通过政治宣传开始使核心同群众建立联系。 我们提出要修改的第二点，也说明提纲作者不知道美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提纲中写道：“共产国际提示美国共产党必须建立政治组织。”共产国际没有必要向我们提示这一点，因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在专题委员会中宣读的纲领，就证实了这一点。提纲中涉及建立政党问题（如建立美国共产党的合法组织）那一节，阐述得不太明确，这一节在英文稿中说得不如德文稿和俄文稿清楚。同志们向我们提供的译文，不如向德国和俄国同志提供的那样好。我们不得不请求对英文稿作比较仔细的校订。其他文的译稿，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提出这一点，即必须就共产党的合法与非法组织问题加以说明。目前，我们不得不秘密地进行工作。我认为，在一切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都应这样做，甚至在党能够公开活动的时候，也要有秘密的组织。我想，对于这一点，大家是会同意我们的意见的。我们同意这一条，不过在表达上要更为明确一些。我同我们全团同志都同意提纲的涵义；但应该更确切地表达出来（即使是从美国运动的利益着眼），以便对合法组织只是非法组织的附属品并应受到绝对监督这一点，不致产生任何怀疑。这里谈的只是表达方法问题，而对于作者的用意，我们是绝对支持的。 我要提出的第三点，即最后一点，也是涉及表达方法的。“怠工”这个词，在英国、特别是在美国的涵义，不同于欧洲。因此，为避免在美国引起严重的误解，我们应该用别的词来代替它。我们认为，美国人听到怠工这个词会非常反感，好像“在直接斗争中要夺取他们的战略点”似的，所以我们要求作个小的修改。 同志们！美国代表团认真研究了这个提纲，我们知道，我们所以要采纳它，只是因为它将为我们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推翻最强大，最富足、最狂妄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指导方针。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提纲，应该说，它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旨。因此，美国代表团肯定要对提纲投赞成票。 主席克南： 现在由弗里斯兰同志发言。 弗里斯兰（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很显然，讨论拉狄克同志提出的提纲，要密切联系作为提纲基础的共产国际的斗争和经验（尤其是有关三月发动的）。我们赞成诺伊曼、蔡特金、弗兰根和马尔察恩等同志极力采取的所谓协调途径，而且我很高兴地看到修正案中的这种论点，即否认我们德国党内出现严重情况，从而使共产国际各支部陷于混乱。虽然同志们认为领袖和理论家对情况作出错误判断，在进攻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我还是应该向大会介绍有关的情况。我从拉狄克同志的柜子中找到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记录。在这次会议上，“下流作家”认为，不应把布兰德勒的话理解为德国共产党应在3月15日或16日推翻政府，而应理解为共产党要准备好能在广泛的基础上同政府进行战斗。同时，他认为：我们应该以一切经济和政治冲突为出发点；我们应该在各种情况下只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斗争；我们应该放弃以往党内盛行的概念，即只是采取局部的行动——只有这样，共产党才能真正成为战斗的党。接着他还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公开信》的要求行事。马尔察恩这位正直的工人同志，立即完全领会了“下流作家”的这种理论，他作出如下声明：“我要说的，也就是弗里斯兰同志所说的，即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靠自身的力量来开展运动，即使遭到了失败，那也必定会使我们党更加强大。我这是就整个鲁尔区说的。” 可见，正直的工人和“下流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第二天，《红旗报》上出现了“卡尔无视法纪”的有力的宣告。现在又援引这个宣告来证明我们的方针是罪恶的、愚蠢的。真正的工人诺伊曼在执行委员会中说，这是一个出色的宣告，而“下流作家”弗里斯兰却认为，这个宣告是错误的。接着，他到中央委员会去，在那里指出必须慢慢地、有系统地准备行动。可见，我的观点在那时就已得到赞同和公认，不过，这个转变太突然了。当时，不管怎么说，我是和诺伊曼同志的意见有分歧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区别，从前和现在都在于我们没有把自己的错误变成口号。我们在关键时刻没有反党。我们比较严厉地、认真地批评了党内的错误，为了党的利益，我们始终依靠斗争中的工人群众。这就是我们同这些同志的原则上的分歧。他们声明，他们愿意同我们协调起来。他们说，拉狄克同志的提纲是我们取得协调的良好基础。这是可能的。我们对个别条文提出了修改意见，是为了表达得更加明确。同志们！如果你们想和我们取得协调，那你们会很容易而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你们已作出无数次声明。你们在这件事上，显示了自己的才能。但是，你们为什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像我们要求你们那样明确而勇敢地讲话。我们对你们的要求是：“是的，我们在党内辩论中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没有支持党，而且宣布同党外人士和反党分子合作。”为什么你们不明确说出，我们的任务是聚集党的力量，把党重新团结和武装起来，以便开展新的战斗。如今，你们在莫斯科（莫斯科的空气是最适宜的）却发现三月发动并不是巴枯宁式的冒险行为；在莫斯科，你们认为党勇敢地投入了战斗！在莫斯科，你们才发现三月发动是向前迈进的一步。为什么你们不愿在莫斯科坦率地说，你们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时刻犯了严重的错误？你们说，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失掉了自已的一部分影响，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根本谈不上的。我们并没有丧失对德国工人群众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与日俱增；虽然我们犯了错误，虽然你们进行了诽谤性的宣传活动，虽然你们到处阻止工人群众进行新战斗的准备工作——尽管有这一切情况，共产党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却在不断增强。你们从统计学方面着眼提出一些无稽之谈。你们也许有许多时间来搞统计学。我想，我们若是也能有这样多的闲暇时间来搞统计学该多好啊。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提供一些统计资料的。你们在代表会上告诉同志们，一切都完了，连（红旗报》也完了。但是，这份报纸1月1日的发行量是30000份，而到5月1日时，发行量竟达45000份。每个人都可以判断，我们的《红旗报》是否真的丧失了一切影响。如果注意到这份报纸一个月里曽遭到几次没收，那么每个人都会晓得，我们的党并没有被消灭，我们的影响在日益增强。 克拉拉·蔡特金说，我们的党员人数减少了。今年6月1日，根据我们柏林党组织的党费统计资料，有26000人缴纳了党费。如果再加上同样多的失业者人数，就可证明根本谈不上党员人数减少了。最近，在铁路工人工会理事会的选举中，我们党比德国独立社会党和德国社会党少70票。在五金工人工会中，工会官僚被迫向德国独立社会党和德国社会党作出让步，这样，才保持住自己的多数。在发生过战斗的地方，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都遭到破坏的地方，例如在曼斯菲尔德，我们的报纸从前的发行量为10000份，而现在，即八个星期之后重新出版时，又有了8000个订户。每个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根本谈不上失去什么影响。在哈雷，在发动之前，我们党是最强大的。据列维说，在发动之后，我们党被彻底击溃了。加列斯被杀害之后，右翼社会党人和德国独立社会党被迫在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呼吁书上签了字。要知道在这份呼吁书中提出了推翻旧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要求，并且号召工人阶级起来对血腥的统治制度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我们那里有人不爱听推翻政府这个字眼。最近我们发现，就连独立社会党的摇摆不定的领袖，如罗森费尔德也提出这种理论，即工人阶级只有―个目的，就是推翻这个政府。列宁说，一切革命政党都应赞成进攻，只有愚顽者才持反对意见……（托洛茨基同志表示抗议的喊声。）。对不起，托洛茨基同志很遗憾，这样的愚顽者在我们德国也有。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德国的情况，你们就会看到这种愚顽者经常“哇、哇”地乱叫。（笑声。）但他们总是要遭到愚顽的布里达诺夫的命运。 还有24项条款和同样多条款的提纲，我们丝毫不想知道这些同志是否要在上面签字。我们要求所有党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坚持党的立场。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有权责怪我们完全错了。（鼓掌。）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党，才能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虽然在这里，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但谁也不会幼稚地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大多数。在革命初期，我们就已经懂得了这一点。关键在于要懂得怎样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有的党不去吸收党员和进行宣传工作，而是满口的革命词句，工人不止一次看出独立社会党就是这样的党。如果我们党想征集无产阶级大多数到党内来，它就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显示出自己的决心，挺身捍卫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由此可见，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并非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坚持让那些对各种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明确表态，放弃分裂党的政策，同过去一刀两断。这对我们来说，决不是个小问题。你们会说，我们是“下流作家”，而你们是“普通工人”。我们对你们这种说法的回答是，我们“下流作家”却代表着工人群众的感情，比你们“普通工人”完全失掉同工人群众的联系要强得多。我们希望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能赞成我们的观点。（热烈鼓掌。） 主席克南： 法国代表团希望发言者严格遵守规定的时间。 勃兰德（波兰）： 同志们！波兰代表团声明，它赞成修正案的总的方针，并将据此向专题委员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拉狄克喊叫：“昨天朱哈拉克已经这样做了。”）我想说明提出这项声明的理由。我们提到的方针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冒险主义或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精神吗？不是的。我们只不过毫不客气地把这个提纲作为教育西欧共产党、教育真正战斗的共产党的指南。我们想在提纲中找到指导方针，使我们即使没有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也能同我们党内那种布哈林同志称之为“机会主义的猪猡行为”作斗争。列宁同志曾认为，不会再出现机会主义危险性，我们已把中派分子赶出了大门。可如今，他会说，我们必须同左的愚蠢行为作斗争。我认为，中派分子问题并不邡么简单。要想使党真正成为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只采用单纯机械方式把一些中派分子驱逐出党，这是不够的。我们懂得，只有在党内开展经常性的革命批评，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开展经常性的斗争，群众性的政党才能成为革命的党。只有这样，群众性的政党才能同时也是革命的党。 我们在提纲中还有许多使机会主义分子可以随意解释的不太明确的措词。机会主义分子常引用一些数字，断言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进行革命，去进行斗争……（托洛茨基喊叫：“所以你们过去一直反对统计学，赞成斗争！”）机会主义分子说，我们的斗争力量不够强大。这不是我们的意见。提纲中也没有这一点。提纲中有几处提得很好，清楚地表明这样的思想，即共产党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得到发展。但同时却有几处提得非常模糊，这会给机会主义分子提供反对我们的王牌。所以我们认为，必须作一些修改。然而，问题并不仅限于此。提纲中显示出对冒险主义十分恐惧。我想，俄国代表团在墙上画了个鬼，所以现在就要同鬼作斗争。我认为，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性。但他们用了这样长的段落来论述要尽力同鬼作斗争，这就必然会助长机会主义的气焰。因此，我们认为，提纲中没有必要保留反对冒险主义的冗长段落，或者至多只提几句就可以了。 现在谈谈《公开信》问题。列宁同志所想象的危险性，比实际存在的要大得多。他以为，似乎西欧共产党，特别是德国共产党不愿提出任何具体的要求，不承认《公开信》，从而想对修改《公开信》问题保持沉默。他夸大了危险性。这是一种误解。德国党并没有打算对《公开信》保持沉默。它提到必须删掉提纲中不应谈论《公开信》的段落。要从提纲中“依靠共产国际的策略、《公开信》和工会的革命工作，德国共产党才能成为革命的群众性政党”这一段开始修改。据此显而易见，《公开信》没有起到而且也不可能起到它要起的作用。托洛茨基同志指责波兰党这方面的罪过，是夸大对盲动主义恐惧的又一例证。而事实正与此相反。我认为，我们虽然是一个非法的小党，但我们却极力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我们没有白费力气，我们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性行动，参加斗争的并非只是一些共产党人，而且还有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直至基督教工人群众。我们为争取具体的要求、政治上的自由和反对降低工资进行了斗争。所以我们不该受到这样的责难。我们认为，你们以为危险性太大了，所以你们要同并不存在的魔鬼作斗争。（托洛茨基喊叫：“同那个极力装作小鬼的魔鬼作斗争。”瓦列茨基喊叫：“真是绝妙的策略！”）这是我们想要删去的否定部分。还有一些肯定部分，似乎也应删掉。除了我们揭示出来的你们那里会失去威信的倾向之外，提纲还建议工人去倾听对他们讲述的斗争的艰难性。自然，不应忘记斗争是艰难的，不过，我认为，这一点在任何集会上都可以讲。我们十分纳闷的是，共产党竟需要在这点上专门向工人提出告诫，要他们特别倾听告诫的声音，这真令人难以理解，不过确切地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是谁总是强调困难呢？是塞拉蒂、列维等人。如果我们在提纲中保留这一点，我们就会招致许多看来十分堂皇的意见。 其次，有些同志坚决认为，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准备追随我们的20万工人身上。如果我们赞同这些同志的意见，那我们在最近两年里，在波兰就根本开展不了任何运动。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曾号召工人去进行反战斗争，虽然大多数工人并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战争。我们是在1920年6月，在最艰难的时刻这样做的。这些同志对这一点是不理解的，而且他们对波兰运动也不太理解。我们曾号召举行全国总罢工，然而，只有东布罗瓦区的矿工响应了我们的号召，而且并非全体矿工，也只不过是十来个矿井的工人。后来，工人被逮捕了，运动遭到了镇压，但波兰无产阶级的荣誉却挽回了。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配做共产党人。我们不理睬对我们提出的种种警告，我们就是这样做了，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仍将这样做。我们在波兰并没有听到过这种警告。 我们主张删去有关这种警告的词句，请代表大会和俄国同志们倾听那些签了名的代表团和参加大会的代表团的意见，他们是赞成对提纲进行修改的。（热烈赞成。） 诺伊曼： 遗憾的是，我没有接触拉狄克同志掌管的秘密文件箱的机会，不然，我也许可以从那里取出并不能使三月发动捍卫者如此安心的材料。但是，同志们，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始终不停地谈论我们是胆小鬼。然而，昨天，黑克尔特同志表示遗憾，说他在这里不得不同诺伊曼和马尔察恩作斗争，因为其他几个罪魁祸首没有到这里来；虽然他知道应当给一些同志作出正确的评价，但他还是这样说的。我这里有发给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稿，内称：“要千方百计阻挠布拉斯和安娜·盖尔动身。（叫喊声：“听着！听着！”）从策略和党派来考虑……（喧哗声，叫喊声：“听着！听着！”）必须消除我们拥有力量的任何表面现象。”署名是：“奥古斯特”。（喧哗声，叫喊声：“昕着！听着！”）这个奥古斯特是谁呢？就是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然而，在我们抵达这里和我们在这里开会之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们说，他要往德国拍电报，建议尽可能让盖尔同志到莫斯科来。克南同志也签了字（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他也了解另外几份电报的内容。（克南当即高喊：“不，我不知道这件事。”）这对你和对中央委员会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尤其不寻常的是，我们德国共产党人不得不从莫斯科孟什维克报纸、《自由报》、《莱比锡人民报》上看到这份电报。这是弗里斯兰告诉我们的，今天（马斯洛夫即席问道：“这几家报纸是怎样弄到这份材料的？”），在《莫斯科》报上通栏报道了《自由报》是怎样得到这份材料的。我以我们代表团的名义声明，我们无法查实，而且由于某种简单原因，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给中央委员会发出电报这件事。要确定这一类事，必须十分谨慎。我们丝毫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材料会公诸于世。因而我们不能不想到，有些人想把这些名堂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而后笃诚地仰望苍天叫喊：“上帝，感谢主，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 至于弗里斯兰在这里所说的三月发动前夕在《红旗报》上出现的号召书一事，我可以作出如下声明：当柏林勃兰登堡行动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红旗报》的号召书时，由于报纸上出现了比较新颖的语气，我显出了高兴的心情。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赞成号召书的格调和内容。（弗里斯兰立即说：“这，我可不记得了。”）我知道，你永远不会记得你不愉快的事。我记得，在群众面前，在热烈讨论三月发动问题的集会上，马斯洛夫同志始终是行动的捍卫者。而弗里斯兰同志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反对马斯洛夫和放弃革命行动的思想。可是，这次运动一结束，人们却又开始大谈特谈“革命进攻”了。 我们声明，如果到处所谈论的革命进攻就是如此的话，那我们要表示感谢。进攻问题首先在党内就有不同的看法，即必须使党能有战斗准备，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无论如何，不致盲目地落入海尔辛格的圈套。理论家塔尔海默出版了一部执行委员会所禁止散发的资料汇篇。塔尔海默在这个小册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敌人做得对，因为三月发动作为一个孤立的行动，会是一种罪过，而要是把它看作其他行动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那它是一种革命的行动。”（叫喊声：“完全正确！”）既然有人大喊“完全正确”，那就可以证明在柏林提出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是确有其事的。至于自觉地认识自己的错误问题，我要说，只有在这里，在莫斯科的土地上，才能学到这一点，而不是在柏林。我要证实这一点。在4月7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对三月发动的讨论，完全采取了另一种立场。你们很清楚，中央委员会无论是在发动的开始上，还是在进行的方法上，都不承认三月发动是错误的，它非常反对这种观点。总之，它认为三月发动是正确的。我感到吃惊的是，在我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听到一些中央委员说：“难道三月发动是一种进攻吗？胡说八道，那是一种防御。”是的，拉狄克同志，既然三月发动是防御，那么，有关“巴枯宁式的冒险行为”的争论，就完全另当别论了。拉狄克同志，您作为德国支部的一个派别的领袖，如果对此提出异议的话，那我要指出，在讨论冒险行为问题时就曾说过，从另外意义上来讲，布兰德勒是谈到要推翻政府问题的。中央委员会真是太愚蠢了，竟误解了他。要知道，布兰德勒同志完全正确地注意到行动在逐渐地开展，直至推翻政府。我要指出在复活节后的那个星期三，即斗争开始两天之后，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情况是这样的：弗兰根同志从莱茵区威斯特伐里亚来到柏林，报告了运动的情况，主张把运动停下来；当时，布兰德勒、黑克尔特、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也表示同意这个意见。接着，一位中央委员同志拍着桌子喊叫，说什么我们预料运动还会出现高潮，在东普鲁士和波米拉里亚还会发生农业工人的罢工，总之，应当期待斗争的发展。于是，上述几位同志改变了方针。上述这位中央委员同志说，三四天后，中德的情况就会好转，建议暂时采取观望态度，并进行游击战。随后，黑克尔特、布兰德勒和施特克尔等同志便同党继续进行斗争。曾打算起草停止斗争呼吁书的塔尔海默同志说：“我们要准备好一份呼吁书，在斗争没有结束之前，先搁置几天。”（塔尔海默叫喊：“纯属捏造！”）对不起，弗兰根同志在这里可以作证，他会证实我的话的。是的，同志们，起草这份停止斗争呼吁书的同志表明，他平时很少同群众联系。我想，起草了停止斗争呼吁书，而又保存起来不用，好像干酪似的能愈放愈香，这样做是不可取的。拉狄克同志！您说您如今在莫斯科承认斗争是前进一步，那我就想起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她认为，工人的任何一次斗争都是前进一步，因为斗争可激起他们的革命精神。（拉狄克：“为什么你忘记了这一点？”）人们说整个三月发动是前进一步，而我认为：“不是！”（叫喊声：“要知道，在我们的修正案中，就是这样提的。”）三月发动是“斗争”，但并非“整个”三月发动都如此。（笑声。）是的，同志们，这是有区别的。我断言，整个来说，三月发动并非由一次斗争所组成；它是由前奏曲、中间部分和尾声组成。它不是前进，而是后退。拉狄克同志！要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而不是一个有名的提纲专家。在柏林这样的专家很多，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的马斯洛夫同志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人物。我从实践和革命的观点来观察一切，要再次指出，三月发动是一场斗争，意味着前进一步，但就全局而论，它是一个冒险性的错误行动。 同志们！现在我简单地展望一下未来。马尔察恩同志昨天认为，德国局势尖锐化，是由于强行“制裁”，迫使企业家通过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日来漫无节制地加重对工人的剥削，从而也使失业现象更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尽可能地利用这种日益尖锐化的局势，推动群众前进，但决不是马斯洛夫同志所建议的那样。我们所说的推动各项运动前进，即如果我们想要尽可能开展各项运动，就应该努力促使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参加战斗，并根据我们的力量排除工会官僚的阻碍。为了能够顺利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原则性纲领。再者，必须消除党内的个人纠纷、个人仇恨和机会主义分子不健康的追求。因此，我要说，我和马尔察恩到这里来，是需要一定的勇敢精神，以便在代表大会上捍卫自己的观点。我们知道，整个德国代表团利用自己的乱搞一通，结果让别人说我们是罪人。（喧哗声。）但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说，拉狄克同志的报告、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以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讲话，一般说来，是符合德国情况的。拉狄克同志！所以我说，假使您昨天的报告是4月17日在德国作的，那就不会有列维的小册子出现了。别处都把我们描绘成为不愿进行斗争的罪人。我们要事先宣布，凡是在这里空口无凭地说我们想斗争和不想斗争的任何同志，都是可怜的撒谎者。这里指的是多伊米希；是的，拉狄克同志！多伊米希的信是多伊米希签署的，就像诺伊曼的信是诺伊曼签署的一样。多伊米希同志要对自己的信负责。这些信是棘手的事。要知道，我决不査问弗里斯兰同志给莫斯科写信的事。让那些写信的人，而不是我们，对自己的信负责吧！如果能结束党内这一切所谓的争吵，重新使党具有战斗力，那我们将十分欣慰。我们将边等待、边工作，但我们要求所有其他的人也能这样做。（赞成。） 明岑贝尔格： 同志们！提纲和修正案问题又提了出来，我希望不要打乱会议的日程。在青年团共产国际派讨论俄国党的提案和德国的修正案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从基本指导路线来看，我们完全赞成俄国党的提案，但是我们德国同志对提纲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也同意这些修正案。 同志们！我们认为，俄国同志的提案所采用的方式和措词，会给左翼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但对所谓右翼的错误和疏忽，却说得过分温和和谨慎。然而，最近三年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进程表明，所谭左翼的罪孽和左翼所做的蠢事，与右翼所造成的危害和灾难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我认为，列宁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企图把情况描绘成这个样子：似乎左翼力图由那些靠手榴弹和机关枪搞革命的同志组成一个不大的党，而右翼则是一些这样的同志，他们希望开展既符合政治生活发展需要，又能按一切革命战略原则行动的群众性运动。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昨天，列宁同志在发言中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党，其中有法国党、捷克斯洛伐克党等等，它们是由于不起作用而受到谴责的。虽然布里扬同志也曾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党所进行的组织工作和工会活动，比德国党和其他党多得多，但我还是发现这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也正是坚持党要发挥积极性的观点，当然指的是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积极性，显然这对共产党来说，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继续前进。西欧共产党现在处于反对中派分子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紧张斗争阶段，如果它不想在最近期间遭到彻底的失败，那它就不应仅限于演说和宣传活动。我们不能像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和独立社会党人那样，在政治生活中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要考虑到全部或部分失业的问题，简单说，就是要考虑到“制裁”所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借以强调这些问题的意义。（赞成。） 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没有要求法国党在1919年动员时期闹革命，或者强行阻挠动员工作的进行。我们只要求法国党通过更多的演讲、有力的宣传、符合现有力量的革命行动和群众示威活动（或许今后会发展成为罢工）来试图利用国内危机，从而也许会阻止占领鲁尔区，这也就给德国共产党以援助，给它在困难时期以支持。我说，应该把目前拟好的提纲和至今针对所谓左翼所发表的讲话，以同样的程度和同样的尖锐方式转向右翼的政党。我们并不否认必须建立群众性的政党。 布里扬同志昨天断言，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党愿意并发出号召，就会有百万工人追随它。什麦拉里同志再次发言中说，只要愿意，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就可以搞起来。我们认为，只有群众运动和群众性政党是不够的。我们同以往的群众性政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认为，区别就在于，我们的群众性政党和我们的群众运动，必须是革命的党和革命的运动。必须就这个意义立即对提纲加以补充。这是绝对必要的。列宁同志说，俄国同志的提纲是根据对和平的迫切要求提出的。但是，在提纲中，左翼遭到了过火的批评。对右翼则有点温和，甚至客气。我打算只用几句话对提纲涉及法国党及其政策的部分进行批评。提纲说： “有些急躁的、政治上缺乏经验的革命者，使用一些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决定性时刻采用的方法，因而他们的意图本身就包含着最危险的冒险主义因素，一旦实际采用这种方法，就会使无产阶级难以进行夺取政权的真正革命的准备工作。” 我要指出，在法国，谁也没有提出以革命手段对付政府的动员。法国青年希望什么呢？他们呼吁法国党利用危急局势对法国资产阶级作斗争，从而也就是对帝国主义作斗争。青年团坚决主张必须举行游行示威来反对动员。在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位青年团代表有点不适当地讲述了这段历史，因而提纲痛斥了法国青年团。而对那些执行最危险的冒险主义政策者，对右翼，并没有采取如此严厉的态度。因此，必须尽快地修改提纲，说明来自右的危险至少是和“左”的危险相等的。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进行整肃以后，究竟有什么“左”的危险呢？我记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注意的是来自右的危险。列宁同志在他的结束语中认为这是左翼的罪过。很显然，去年，来自“左”的危险不如来自右的危险大。如果注意到布里扬的发言以及什麦拉里和法国党的行为，则来自右的危险就更大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求提纲中论策略的部分，同样要强调这种危险的存在。（热烈的掌声。） 主席克南： 现在由卢卡奇同志发言。匈牙利代表团就此发表了声明，指出代表团在讨论中不指定发言者，卢卡奇同志的讲话只代表匈牙利代表团的少数派。代表团少数派委托我作如下声明： “主席团在昨天的代表大会会议上宣读了匈牙利多数派的声明，代表团在声明中接受了德国的修正案。这项声明需要作一些修改。近几个月来，匈牙利共产党发生了以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为一方和以贝拉·库恩及其伙伴力另一方的分歧。中央委员会提议，这个问题交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解决。执行委员会提出由代表大会来解决。现在，由于执行委员会承认贝拉·库恩及其拥护者是个独立的派别，所以匈牙利代表团是由两部分组成的。此外，贝奇-巴拉尼亚州派出的有发言权的代表，也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居住在莫斯科的贝拉·库恩的拥护者，在人数上超过匈牙利共产党的代表。由于已有协议（根据协议，两派有同样的发言权），所以后者没有对代表团的这样组成提出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到匈牙利代表团中的多数派。下面签名的匈牙利共产党的代表们在原则上赞成俄国提纲的观点，但他们打算在专题委员会中对反对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的意向，以及强调党的作用和革命纪律的意义，极力争取得到鲜明而又绝对正确的解释和措辞。”签名的有匈牙利代表团团长叶甫盖尼·兰德莱尔和团员约翰·吉罗西克、捷尔吉·卢卡奇、阿尔伯特·基拉利。 卢卡奇（匈牙利共产党）： 同志们！发表这项声明的匈牙利共产党“少数派”代表们原则上赞成俄国党的提纲的观点。少数派认为，即使提纲中有些地方没有谈到支持中派和半中派的倾向，但有关派别的代表们对这种倾向的确作了解释。因此，我们也将支持有关的提案。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赞成迄今提出的那些修正案。我们只能对它们全都表示同意。 我们主要希望，对于党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观点应更加明确。其中包含着最主要的策略问题，这是与三月发动切实有关的。因此，很显然，我们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讨论的，无论是提出正面意见还是反面意见，也无论是赞同还是否定这个事件。对于三月发动，我们所谈的是理论和策略截然不同的两个原则问题。第一是事件的实质问题，即三月发动的基础所在和我们从中应汲取的教训；第二是依据问题，即倡导者提出和实现这一发动的根据所在。 这里应该指出一种特殊的情况。通常总是可以看到，有人在尽力为冒险行为提供马克思主义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向前大步迈进的伟大群众运动，就被描绘成为似乎是冒险行为了。理论上的谬误是根据三月发动所形成的理论而造成的。我读了文集中认为是冒险主义的片面军事观点的几段引文，但这种观点与这次发动毫无共同之处。文集中有一处提到：“当无产阶级转入进攻时，反动派就来不及把这些（自己的）分散在各地的群众武装起来，并及时把他们聚集起来。” 从经济学着眼，波加尼同志认为，当前的失业现象，似乎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一样，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脱离造成的。这是胡说八道。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和失业者一样，也与生产资料脱离。这种冒险主义观点更加清楚地表现在这种提法上： “在当前的情况下，当胜利者指日可待的时候，对党来说，除了坚决地千方百计发动进攻外，是不能提出其他口号的。”（波加尼即席说：“您的引证是错误的！”拉狄克即席说：卢卡奇在《共产国际》的一篇论文中也谈到这一点。）这篇文章说，这里谈的是局部行动，而局部行动的目标是这样规定的：“局部行动的最终目标，不是夺取政权，而是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和武装无产阶级。”采取此种方式，就使三月发动问题最重要的一面变得完全模糊了。那么，三月发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德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究竟有什么特殊情况呢？第一，德国是一个比其他国家的党更加团结一致的群众性的党。这就使德国党的责任更加重大了。与之对立的是反革命工人组织。提纲把反革命领袖所操纵的工会，与反革命工人政党几乎相提并论了，尽管后者实质上比反革命工会具有大得多的危害作用。这一差别，在我们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上已经显示出来。简言之，我们想使工会摆脱让会民主党人和中派分子的操纵，而对中派和右派的政党，我们就是要破坏和消灭它。 因此，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问题就截然不同了。差别的实质在于所产生的结果。工会的反革命影响，表现在极力设法使运动丧失其政治性；它从政治上涣散工人群众的意志。诚然，工会通过这种办法得以经常阻碍群众开展自发的行动，但是它的主要作用是阴谋破坏业已开始的行动。而反革命工人政党则给它的党徒提供明确的、政治上露骨的反动方针。因此，他们能够阻碍各种不同的大规模行动，甚至能够阻碍无产阶级中间发生的、共产党可借以进一步开展革命的骚动。早在革命前，德国工人政党就明显地发生了分化。在革命期间，分化加剧了，从而使多数党员的积极性增强了，尤其是政治觉悟提高了。不只是共产党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而且独立社会党和德国社会党的革命积极性也提高了。近来，这种分化更为加剧，无论是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或是在党的思想工作方面，都有所表现。然而，在那些只是参加了工会的群众中，以及在那些宗教斗争和策略斗争尚未发生巨大影响的无产阶级阶层中，我们还未看到这种明显的分化。在个别地区，我们看到不同的情况，尽管那里有工会的反革命活动，但还能够开展有力的自发行动。由此可见，德国统一共产党面临的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为此，只是进行宣传，甚至号召起义是不够的，因为这里已经不是同政治上的无定形体打交道，不是只同那些力图使整个工人阶级丧失政治色彩的工会打交道。这一次反革命工人组织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统—共产党就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因为只有对那些思想上僵硬的、政治上不开展的群众表现出革命行动的主动精神，才能激发他们组织起来的愿望。局部行动应当有利于这种目的。然而，决不应把这种行动单纯看作是为了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和武装无产阶级。这种有独特目标的口号，只应在斗争结束时提出来。目前，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来进行斗争，要知道，具有反革命情绪的群众，还不能理解这样的口号。局部行动必须同当前生活中的迫切利益联系起来。当时，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性，换句话说，我们转入进攻，是为了不只是借助于宣传鼓动，而且要以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实际行动和全部活动激起工人群众的骚动，在运动打下了基础，群众脱离了反革命组织时，口号的内容才能更加广泛。严重的错误在于，开始行动时就提出了只能在行动结束时提出的口号，因而没能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也是中央委员会中的一部分人的错误理论观点造成的，因为他们没有弄清这次行动的宗旨所在。我们将就这方面提出修改意见。（热烈赞成。） 塔尔海默（德国统一共产党）： 首先，我不得不说明有关三月发动的某些情况，这也有助于弄清三月发动问题。如今，德国失业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我们手中。汉堡失业工人委员会的多数派站在我们一边。在铁路工会选举中，我们获得4900张选票，而德国独立社会党和德国社会党总共才得5000张选票。在德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党争取共同行动的装订工人工会的选举中，我们也获得了多数票。再者，还有几个事实：在公务员工会的专职人员会议上，以69票对63票通过了把一些重要职位上的共产党员除名的决议。第二天，工会主席莱巴尔特撤消了这一决议，因为工会难以实现这一决议。在船舶工人工会中，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反对共产党人的提案，遭到了大多数会员的否决。 我要对诺伊曼的声明提几点修改意见。他关于安娜·盖尔的电报所说的话，是符合事实的。我不想歪曲事实。问题在于安娜·盖尔愚蠢地破坏了对她的信任，她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没有对会议的决议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后来，她把全部材料交给了保尔·列维。（叫喊声：“真无聊！”）她屡次使人不能容忍地破坏了纪律。我认为，如此长期放纵自己进行欺骗的中央委员会，是不配领导党的工作的。诺伊曼同志似乎做得比较好，他对《自由报》所造成的事实保持沉默，并对事实作了适当的掩饰，因为当时没有想到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些事实怎么会让报纸知道了呢？报纸发表了这些事实对谁有利呢？（乱哄哄的喊叫声。）必须谨慎从事，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诺伊曼就运动是怎样停止这个问题，讲述了我们多次听到的情况，但这个情况并未因经常谈论而变得更加明确。他肯定地认为，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是在埃伯莱因的恐吓之下赞成停止罢工的。我手中有3月30日的记录，根据记录，布兰德勒同志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曾说：“应当像行动开始时那样，大家也一致赞成停止行动，我主张必须立即停止斗争的观点也许会引起误解。但不致于如此。既然过几天就要作出最后决定，我们今天就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以便以适当的方式去影响我们的同志和各州委员会。” 接着，“理论家”塔尔海默说：“虽然大多数人反对停止斗争，但是我还是赞成再给这些同志一两天的时间，使他们能够根据今天我提出的观点，认识到必须停止斗争、必须有计划地同心同德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全党还是应当同心同德地进行停止斗争的工作。（拉狄克即席说：“完全正确！”）诺伊曼还讲述一段有关早先拟定的呼吁书的传闻。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只是一个神话。 后来，列宁同志以他特有的十分惊人的毅力领导了反对提纲修正案的斗争。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提出的论据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 德国代表团的共同观点是：我们赞成提纲的基本意向。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反提纲，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我们认为，在许多情况下，重点应该移动，使左右双方之间的重心向左移，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共产国际中有来自“左”的任何严重危险。列宁同志论证说，我们同右派已经一刀两断，不应把同右派分子的斗争变成一种竞技。看来，现在似乎开始新的篇章了。但遗憾的是，我们还远未消灭右派，甚至俄国党内也是如此。共产国际的总的形势就是这样（或许还将是这样），我们必须像反对左派的错误思想那样，同右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作长期的斗争，问题是要看哪方面的危险大，哪方面的危险小。列宁同志说：“我们赞成开除列维，这是个政治问题。塞拉蒂反对共产国际，这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向共产主义工人党提出限定日期的最后通牒，这还是个政治问题。在意大利运动中，我们战胜了反对议会制的派别，归根结底，这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左’的危险不是特别严重了。” 我们提出修改意见的主要意图何在呢？列宁同志认为，我们的主要意图似乎是我们对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表示怀疑，似乎是我们反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所有劳动者阶层都应该拥护共产主义，以便下决心向资产阶级社会发起攻击。但事情并非如此，我想向大家指出德国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所表明的观点和它在实践中所坚持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斯巴达克联盟的纲领中已有所表达。我给大家读一段。在1918年年底制定的斯巴达克联盟的纲领中写道：“只有明确地表达德国绝大多薮无产阶级群众的意志，即一定要在他们都自觉地赞成斯巴达克联盟的观点、目的和斗争方法之后，斯巴达克联盟才能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总之，我们从一开始，在自己的纲领中就从未反对过这种态度。我们在实践中已表明，我们完全赞成斯巴达克联盟纲领中所论述的观点。由于我们担心有些提法会使机会主义分子增强对斗争条件作纯数字、纯统计学的解释，所以我们不同意这种表达方式。例如，我们提议不用“大多数”这个词，而代之以“工人阶级”这个词。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不是工人阶级的少半数，而是它的大半数。我再指出提纲的另一处，在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那一节中，我们没有删掉“党的任务是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党”这句话，但我们在这里也曾试图着重于另一点，改变一下提法，即指出党面临这项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拥护它的广大群众，通过宣传对他们施加影响，培育他们去参加当前的斗争。 这就是我们据以提出修改意见的共同观点。无论如何，这些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很多党和代表团都同意我们的观点。列宁同志讲得非常正确，他说，现已定稿的提纲是妥协性的产物，不过，它仍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批新的力量，他并不想使路线脱离这个范畴，而是要把路线转到这个范畴中去。因此，我认为，归根结底，无论如何要重视力量的对比。（热烈赞成。） 克拉拉·蔡特金： 同志们！首先，我要就我的朋友告知我的有关三月发动的影响的材料作如下声明：这份材料是党的监察员们转给我们的。由于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我请求执行委员会召来一名携带实际材料的监察员，以便对材料进行不受约束的公正检査。接着，还得弄清楚对立面在这里对阐述的材料所提出的某种意见。我不打算答复昨天和前些时候对我本人的攻击。我已将我认为的一些重要论点写成书面声明，你们在会议结束之后就会看到。至于另外的论点，其重要部分，昨天我已即席谈过了。诚然，我忘记补充的一点是，黑克尔特同志会了解《红旗报》上硬说我抓住委任书不放这件事，因为在他和我交谈之后，事情也就弄清楚了。不过《自由报》又在前一天别有用心地散布了这个谣言。 我不想在这里谈论列维事件以及在这方面给我捏造的罪名。在昨天对黑克尔特同志的指责中，只是没有说保尔·列维同志不是他母亲生的，对于这个政治怪物的出世，大概会责怪我吧！（笑声。）列维事件，牵涉到我的，就可以结束了，因为它已反映在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我本人认为，保尔·列维本人必将作出最后决定，我希望他今后能按共产党人的要求，根据总的原则与党并肩工作和斗争。 同志们！这里还有人指出，自从共产党建立以来，我一向是个摇摆不定、优柔寡断的人。在后面，我还要谈到这一点，现在只想说，我得知自己的弱点和无能之后，昨天我才明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我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竟是一个多么卓越的教育者，多么坚强的柱石。 同志们！我反对在这里接处理列维事件的方式捏造和讨论蔡特金事件。我认为，在这里不去讨论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发动所持进攻和退却的革命理论的破产，反而讨论列维事件——这种情况，对于在原则上讨论和阐明有争议问题，是十分有害的。我不愿促使蔡特金事件在代表大会上起类似的作用。 实际上，我应该说出以下的情况。我承认并且十分坦率地说，我犯的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两个错误，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第一，我没有十分明确地在三月发动中把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同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活动区别开来。第二，我没有很好地把中央委员会绝对善良的意愿，同它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对发动毫无准备的情况区别开来。我从来不怕说我在政治上还很幼稚，事件确实教育了我。 诚然，拉狄克同志指责我说：“要知道，由于您谈论革命进攻问题，才导致了错误理论的产生。”是的，拉狄克同志，一个人原先没有想到的事，是会发生的。如果说，我的过失在于我谈论了革命进攻问题，因而在中央委员会中出现了错误的理沦，那么拉狄克同志，您在这方面也是有过失的。要知道，在阐明德国统一共产党以往的立场之后，您在3月15日的《共产国际》上写了这样一段话：“自然，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斯巴达克联盟的部分领导同志，由1919年的被迫防御转为不断进攻是多么艰难，但只是在德国独立社会党的工人群众于1920年充满了激进精神之后，这种进攻才有了可能。”我们非常赞成拉狄克同志的这一看法。他也和我一样，对“革命行动”这个词的理解，不是中央委员会在紧急时刻的政治方针，而是逐步使党产生高度的革命主动性，因为党必须同群众团结一致地开展革命行动。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军事技术上的比喩，完全不适用于阶级斗争领域的政治，作这种比拟很不恰当，但我现在还是要在这个意义上运用这个词。实际上，对无产阶级来说，就是要进行革命斗争，因为防御和进攻常常是彼此互相转化，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都不能怀疑自己道路的正确性，都不能怀疑党的积极性以及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同志们！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革命进攻的可能性，首先是它的必要性。但我对革命行动的理解，却完全不同于中央委员会。我确实给这类进攻规定了我认为是必需的条件。这里最为重要的是要确切了解经济和政治的总形势，特别是要明确理解工会及其成员在此时所采取的立场。 其次，需要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和选择斗争的目标；要清楚地理解这决非共产党的宣传口号，而是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从广大群众切身体验到的总的情势中所必然产生的，从而可使无产阶级群众的思想更加活跃，意志更加坚强，精力更加旺盛。 再者，党至少还必须有一个适当的组织方针。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所理解的革命进攻，其错误就在于忽略了这一进攻应具备基本的先决条件。它没有对形势作出估计，只是以可能出现的关于经济和政治条件的理论观点为依据，可是现实生活、尤其是确定群众意志的现实生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某种相反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敌视可能出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这一点，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人们认为，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不成熟的党内，各级党组织所起草的决定或决议都助长这种倾向。推翻政府这个主要的口号，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弗勒利希在议会中的讲话，也可以证实和说明这一点。我认为，他发表了一项非常果敢的声明，似乎德国的历史情况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夕一样。弗勒利希在讲话的结尾这样说：“我们要号召无产者为推翻政府而战斗。”我担心，决不会有人去推翻政府；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是不会去实现这个口号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愿望如何，而在于目前群众会把推翻政府作为当前的直接目标吗？（主席摇铃，表示规定发言的时间已到。） 我想知道，难道我不能再继续发言吗？这里对我进行了那么多的责难，仅10分钟的时间，是无法一一作出答复的。 季诺维也夫： 我提议给蔡特金同志延长15分钟的发言时间。（赞成。） 蔡特金： 同志们！我想简单归纳一下我前面的发言。我认为，……（沃甘站起来说：“我反对延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声明，我被剥夺了阐明自己观点的机会。 主席克南： 谁不赞成为发言人延长时间？现在表决，根据主席团的提议，再给蔡特金同志15分钟发言时间。（提议披采纳了。）那么，蔡特金同志还可以讲15分钟。 蔡特金： 同志们！我坚持认为，由于对革命进攻在政治上作了错误解释，所以中央委员会对三月发动作了错误的领导，未能将它引上正确的方向。拉狄克同志说过应该怎样做。对此，我不准备详谈。但我注意到有一点，我的看法与他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三月发动的错误不是每次斗争中出现的各种统计数字所能表明的，错误是有机地从错误的进攻理论中产生的，如果革命行动的捍卫者能站在公正批评和讨论的立场上，那么，就非常容易弄清这个问题而不会造成损害了。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红旗报》对三月发动既未加批评，也没有颂扬，而是对我所认为的有害理论作了片面的、别有用心的颂扬和辩解。接着，还指出，应该通过这个理论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来指导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央委员会的资料汇编中《革命行动的战术和组织》一节明确地说：“三月发动作为党的个别行动，会是（我们的敌人在这方面是对的）一种反对无产阶级的罪行。而三月发动作为一系列行动的开端，则是一种缓和性的行动。”因此，同志们！在德国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批评和争论的气氛。（塔尔海默即席说：“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本书。”）这本书没有出版，是在《红旗报》上连载的。同志们！这一斗争的发生，令人想到，如果今后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必要行动，都按这一理论来进行，党就必将灭亡，而党所代表的德国革命无产阶级，也将失去自己需要的领导人。 我还要弄清下面这个问题。鉴于我们俄国朋友的提纲所谴责的错误理论，不是实践的结果，而是通往实践的桥梁，而且三月发动及其实践方式是这一理论的首次实际验证，所以我们对有关段落提出了修正意见。还有一点，使我们同我们的俄国朋友的意见相反。虽然我们的看法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但我还是要直截了当地谈出来。我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同志所持的原则态度是，对党的错误和错误认识的批评，不应只限于告知党组织和党机关，而应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在我们这里，在欧洲，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可以想象，假若我们参加群众集会，谢德曼和迪特曼同志在那里正攻击我们，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怎样看待你们党的这种行动？”那我们就会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同那些凭党证来证明自己党籍的人进行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简直无法开展社会活动。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的工人是不会容忍这样做的，他们要求讨论这个问题，要求同他们一起进行讨论，因为假如这个讨论具有求实精神，那就会对他们起到教育作用。他们在这方面还要付岀另外的代价。他们只得以自由和生命来弥补我们的政策及政策上的错误。（赞成。） 至于这里提出的提纲，我认为，必须使某些段落有更加明确的提法；必须把斗争意志、坚决攻击的意志表达得更加清楚。但是，所有这一切，即使只是一些在意思上不大的修改，也要在专题委员会中进行。我认为，最为重要的要在第16页上加上这一点：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各党，必须共同进行有计划的、经常性的工作，以便动员工人群众参加西欧主要煤炭与采矿工业中心的革命斗争。还应该把有关我们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共同行动的类似建议也写进去。我认为，这些要求不言自明，我不想多作解释。我在专题委员会中能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想说，我认为整个问题不在于使各类人相互之间和解，也不在于使一部分人取代另一部分人来执行政策，因为就我们个人来说，在革命的视野中是微不足道的。全部问题在于奠定原则基础，德国共产党只要坚持这一点，就能够开展未来的大战斗。我认为，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同志的提纲，奠定了这个基础。提纲中包含着对各国无产阶级的广泛要求：“无论出现何种情况，你们无产者都要竭尽全力进行革命斗争；你们应该在策略上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便应付各种形势；你们应该在党内培育随时可参加决定性斗争的进攻力量，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会突然发生什么新事件，在决定性斗争尚未迅速到来之际，你们要随时做好应变的准备。”我特别赞成这一点，即这两个提纲在内容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我们俄国同志拟定的，因而其中贯穿了他们的理论观点，主要是充满了他们的革命经验。我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俄国兄弟，尤其是要感谢俄国的无产阶级，这不仅是因为在世界革命的影响下旧世界遭到破坏之时，他们提供给我们斗争方法和手段，而且首先是因为他们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显示出在革命斗争的意志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这种斗争的意志，一方面要考虑一切具体的条件，另一方面要不屈不挠地争取实现当前的这一目标，即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苏维埃专政，这就为世界革命敞开了大门。（热烈赞成，鼓掌。） 瓦扬-古久里（法国共产党）： 同志们！真遗憾，在专门讨论拉狄克向志的报告的辩论中，竟把策略提纲和报告本身混为一谈了。这就引起了某种混乱现象。我想概略地向大家阐明法国代表团对拉狄克的报告和提纲的观点。 法国代表团完全赞成俄国共产党提出的提纲。代表团只是打算对几处提出修改意见，并删去一些明显的错误。代表团还想商讨一些完全被忽略了的问题。专题委员会只不过曾打算着手研充这些问题。 法国代表团希望把有关议会制的一节，提得更明确些。我完全不提自己的观点，我要尽可能客观地表达法国代表团的看法。希望我们的议员同志们能提供更确切的情况。因此，必须在专题委员会中阐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至于提纲中极为严厉阐述的左翼问题，我们大家认为，我们党内迄今还根本谈不到存在着有独立理论观点的左翼。我们所要说的，也就是你们所知道的在党内出现的某些中派倾向。我们是个社会民主党（我应该这样说），不过我并不打算对拉狄克同志的讽刺意见表示恭维。我们是个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老社会民主党。然而，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明显的压抑情绪。我们多数派中有些人倾向于所谓的左翼；提纲称他们是冒险主义分子。我们认为，应该对右翼猛击一掌，但这也并不妨碍对左翼进行友好而认真的拍打。 同志们，我不想再谈提纲中所提到的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动员19岁青年等问题。 文稿中还有模糊不清之处。例如，我认为，关于卢森堡事件的问题，就有某种误解之处。奥韦尔施特拉滕同志已指出，报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手中的德文稿的提纲中，涉及法国问题的部分，就有一处是不确切的。提纲援引了一些情况。但在阐述有关赔偿损失问题的情况时，说得有些不确切。我们这些原先的党内多数派，打算谈谈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正如德文稿中所说的，问题并不只是要提出公正的要求。我们力求就这一问题同我们的德国同志达成协议，我们主张根本不谈赔偿问题，因为主要是搞革命，并将革命引向胜利。法国和德国资本提不出任何理由能促使我们提出赔偿问题。 我们在这里听到很多言论。我很想学德语，我很喜欢听德国同志讲话。这里，对三月发动问题，议论纷纷。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不应如此公开地泄露内情。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有充分的可能来研究其他一些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法国无产阶级密切地注视着三月事件。我们非常敬佩地怀念这次行动中牺牲的战士。当然，错误是有的，这场斗争以及作为斗争准备工作的理论依据，对我们都很有教益。况且从每次战斗中和从每次战役中，都能汲取一定的教训。 至于列维这一特殊事件，怎么说好呢，执行委员会已经作出了决定。 最后，结合提纲的讨论，我再谈谈与法国有关的问题。提纲中说，法国是个殖民国家。提纲号召法国党要记住自己对有色人种军队的职责。我本来希望提纲中能详尽地研究殖民地问题。对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务必更加深入地理解，并且要注意到这一点：即使我们不愿意同情那些怀着某种非共产主义目的而在近东和远东掀起骚动的人们，即使一般来说我们与这些人的见解并不相同，但我们的任务还是要全力支持他们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共产国际的任务则是要给他们以特别的关注。我们激发了既受本国资本家和大地主、又受西方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被压迫人民的热切希望。他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给他们以有效的帮助。 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谈了国际相互关系和力量联合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这是对德国同志说的，因为我们同他们之间发生过误会）毗邻国家大党之间的联系要更加密切，要知道这种误会，就是因为我们同其他党的交往不够而产生的，同它们的联系太少了。这无疑是暂时现象。只要我们消灭这种现象，我们就能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至于共产国际，我们大家赞成它应当组织大规模的国际行动。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使资产阶级世界相信共产国际的生命力和实力。再者，我认为并希望，我们大家都赞成共产国际通过挑选合适的工作人员，使各大党都了解共产国际认真的、深思熟虑的、坚定不移的工作。 最后，我应当指出，我们完全赞成提纲的这一提法：共产国际是共产主义活动的中心，而不是空话和理论的策源地。目前，在法国，已进入镇压阶段。迄今，资产阶级只限于局部行动，只对这个或那个革命组织进行不太重大的攻击。目前，资产阶级正在利用议会中制定的法律和通过议会采取的措施，准备实行总进攻。所以我们的职责是，在法国把我们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其中既包括那些被称作左翼的人们（只要我们遵守纪律，他们在行动时就会给我们以巨大帮助）（托洛茨基即席说：“我同意！”），也包括那些昨天还属于右翼的人们，他们现已清楚地认识到，迫切需要为宣传鼓动工作寻求共同的依据和创造协同行动的条件，恪守革命纪律，以迎接胜利。（热烈赞成。） 贝尔（英国共产党）： 同志们！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过于重视德国共产党的事务。想必是想从它的错误和经验中汲取某种教益。我希望，拉狄克同志在答复中不要仅限于德国问题，也要重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其他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共产国际就策略问题和总的国际政策问题给予方针性的指示。布哈林同志昨晚说，群众性行动问题，确切地说，即群众性行动是否应具有进攻性或防御性的争论，是一个老问题了。我比较赞成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他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在提纲中加上这样的词句：“谁不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谁就是蠢驴。”很显然，在共产国际成员中，有些党员同志的耳朵还是长的；所以我们必须彻底弄清楚群众性组织和群众性政党的含义。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进行仔细的分析。我们对“群众性政党”一词的含义，还是模糊不清的。这关系到英国和美国，因为很遗憾，那里至今还没有群众性组织和群众性政党。这个问题，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薏义，而且我应该指出，英国共产党基本上赞成这里提出的提纲。英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依靠派别活动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它应该不断地扩展和包括更加广泛的工人群众阶层，而他们迄今还不承认党的各项原则和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英国，有许多这样的宗派组织，诚然，它们做了非常重要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但它们从来不吸收工人参加它们的组织。然而，我们应该懂得，我们不能只做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现在，我们已进入全世界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我们应该使我们的教育工作同夺取政权的斗争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相适应。只有我们的工作方针能引导我们走向胜利，我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在妥协的典型国家英国，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大不列颠的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妥协的典型代表，而工党则是杰出的机会主义妥协组织。英国共产党势必会受双方的影响。我们看到了党内的宗派主义及其后果，我们也了解工党的机会主义。英国共产党极力在左翼的死板教条和工党的妥协性（这不是别的，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之间寻求中间道路。 我们应该提示我们最反动的代表，他们的方法想必符合他们的组织的要求，有助于保持他们原则的纯洁性；但他们应该懂得，这种方法永远不会有助于他们对英国工人群众施加影响，而对工人群众施加影响却是我们开展革命运动所必需的。再者，我应该指出，向右急转，并在这个方向追随机会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盲目的行动。我们不应特别迷恋于能征集多数党员的群众性政党的想法，否则，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这里有很多靠损害工人运动过活的机会主义分子。英国共产党表示赞成执行委员会就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法国问题所作的决议。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安心让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去揭露什麦拉里、屠拉梯、塞拉蒂以及第二国际的其他拥护者。我们应该相信工人健全的思考能力，他们已在揭露机会主义者，因此，共产国际可以放心地让工人亲自去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这三个问题上支持共产国际，并不是因为它对叛徒们怀有某种同情心，而是由于相信事态演变的逻辑会在目前斗争中向工人群众表明，他们必须把什麦拉里、列维、塞拉蒂、屠拉梯等人从我们的运动中清冼出去，而且也要给我们这样做的时机。 我们的朋友们从左的方面担心，如果党一旦成为群众性的党，就会丧失革命热情，从而不会有太大的发展，那不就要变成机会主义政党了吗？我们应该彻底认识清楚，我们怎样才能防止我们的党不过于向右或向“左”摆动。有人问我们，怎样才能判明这一点呢？我们有好的试金石。我们看问题不是根据教条、理论、公式或学说是否被承认了，抽象的提纲是否制定出来，列维和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写出好的文章。实际行动是我们的试金石。它可帮助我们易于发现通过工人群众混入我们组织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我们撕下了列维同志的假面具。如果没有三月发动，列维也许在这里，在我们中间，现在还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对捷克斯洛伐克人，也要持这种看法，他们确信他们会给工人以重大影响，但是他们的领袖却要阻止他们。意大利支部的情况也是如此。行动的试金石不仅会表明谁是机会主义者，而且还会揭露哪位领导过左。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左翼比右翼的危险要小一些。 现在我来谈谈英国问题。提纲的英文稿中有关我国的问题提得十分模糊。它应该这样说：“尽管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已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但迄今它还未能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目前，该党只有一万名党员。我还记得，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到，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着发展宗派组织的危险。 诚然，英国党还很小，所以无须在我们不愿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要求方面寻找原因。倒不如说，根源就在于当前在英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和心理条件。再者，虽说第一个共产党是去年8月成立的，但我们党总共也不过存在三个月。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只要没有把其他共产主义分子吸收到自己方面来，我们就不要采取任何步骤。因此，共产党是在召开利兹代表会议时，即1月31日才存在的。可见，我们为我们党作出的贡献，要比俄国通常想象的大得多。英国从来没有大政党。英国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人数也很少。这两个党或多或少是在为自身目的欺骗群众，是促使群众参加运动的表决机器。甚至被视为英国工人群众代表的工党，在欧洲大陆上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其实，它也不是什么政党，而只是一支组织国家生产和政治生活的力量。不错，它拥有450万党员，但他们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政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并不遵守任何规定的纪律。例如，这个英国所谓群众性的工党的党员，可以投票赞成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候选人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候选人。就这个意义来说，欧洲的标准不能应用于英国工人组织。 列宁同志在询问有关工党和工会运动的情况时问道：“共产党有多少党员？只有一万人！几百万工人参加了运动，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英国从来就没能建成一个大党。英国工党简直就是一个充满不满情绪的工人群众的组织，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觉悟。共产党是英国现在最大的革命政党。 该党建立之前，英国就没有过一个人数超过2000、最多3000的革命组织。老社会民主党，即胡斯曼的产儿，从来没有过2000名积极的党员。英国社会主义工党的党员从来没有超过500人，而其他一些组织，最多也不过二三百人。 由此可见，既然英国共产党能有一万名党员，那就是一大进步了。我们不应把它叫做宗派分子的政党，使它失掉勇气。相反，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去支持它。英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不应以数学公式来计算；不能把它与拥有30万党员的德国党或拥有40万拥护者的捷克斯洛伐克党相比较。很显然，党员人数多，并非绝对是一个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英国建党，并不追求数量。我们不迷恋于吸收五六十万党员，这只会使国际代表大会花费许多时间来调解内部的争论。因此，我提议对提纲作如下的修改。 第6页第1段下面应该这样写：“尽管英国共产主义运动联合了一切力量，但它至今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群众性的政党。” 由于国内工人运动在历史传统上和政治上的情况，英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如此，但是还必须尽快地把现在的英国共产党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党。 在英国，无论是保守党、自由党，还是社会党，它们的党员人数都不多。而工党，则是由于工会官僚为选举目的而利用党员的忠诚发展起来的。这些政党始终是脱离群众的。它们不外是一些宗派性团体或者是满足于领导其他组织的政党。英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同宗派主义和激烈反对舆论所造成的情况作斗争，他们不得不同那些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分开的思想作斗争。他们最大的优点是，尽管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非常落后，但是他们早已习惯于参加有组织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 必须关心使共产党同一切旧的传统残余实行决裂的问题。 如果不能很好地深入工人组织和激发它们参加行动，党就会变成无力进行独立斗争的空洞组织。党应该竭尽全力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它应该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真正的战斗机关。它应该始终向工人阐明，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应该竭尽全力领导经济斗争，并把从这个斗争中产生的政治任务和目的提到首位上来。 第6页第2段第3节中间，应删掉“缺乏党的影响”字样，写上“任何抽象的党的批评都不能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必须使工会中的党支部不断紧张地工作，必须掲露那些社会党叛徒和工会官僚，使他们威信扫地，这样才能对群众产生较大影响，英国工会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会更加十足地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工具”。 我们非常赞成提纲中所说的共产党人应该参加涉及工人群众生活的任何具体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人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最后，我还想指出，我们非常赞成提纲的精神。我们请大家今后更加关注英国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你们要相信，这一运动会对你们表现出其他运动从未表达过的真诚谢意。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我可以把我的意见同贝尔同志的发言联系起来，因为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即党的规模问题上，我认为，他会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后面，我还要谈这个问题。我先谈谈昨天黑克尔特同志的发言，首先我要指出，他认定以往的德国共产党在德国卡普叛乱期间毫无疑问地垮台了。接着，他对德国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正式支部）于1920年8月俄军进攻华沙时的垮台，却很客气地一字不提；他这样有扎貌地保持沉默，想必这样做有利于他的党。但是，很遗憾，我们对当时的情况了解甚少。再者，他承认党在柏林电气工厂工人罢工时表现动摇，是危险而且有害的。可是，谁是动摇的发起者？谁是当时出现被动局面的过失者？谁使党在这次罢工时垮台的呢？不是保尔·列维。是布兰德勒同志，他是当今的左派，有革命热情，是德国统一共产党优秀刊物的负责人；在他的光荣领导之下，我们才有幸出席会议，并享有发言权和表决权。我可没有选他。对于布兰德勒同志，是有很多议论的，他竟想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在德国宪法的范围内以苏维埃形式来实现。（喧哗声。）这是他自己说的话。你们可以从我这份报纸上读到。也许，黑克尔特同志以及其他党员会有一天认识到，这一次，在三月战斗之初，这份德国共产党的优良刊物也垮台了。其实，与上述一切无关，这里还隐藏着一个我们至今还没有谈到的一点，这就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宣布了总罢工的口号。尽管谁都知道，工人在复活节期间都不来上工，但黑克尔特还是认为有必要反复证明党在星期五就“已经”宣布总罢工是正确的。他没有注意到，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二哈雷的自来水厂、煤气厂和发电厂的工人，未提任何口号就为声援中德工人举行罢工了。这些工人看到自己在单枪匹马地干，无论哈雷州（德国统一共产党力量最强的州）的领导者，还是中央委员会，都不来援助他们，他们就返回了工厂，以免孤军作战。只有已开始在所有城市坚决主张“尽快行动起来！必须在复活节前开始罢工，并在复活节期间和以后继续罢工！”——然后，才能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宣布总罢工的口号。我再说一遍：黑克尔特同志承认了党曾三次垮台。总有一天，他会承认党第四次垮台。真令人惊奇，唯一真正的德国共产党在所有这几次都垮台了，而由于情势的奇巧凑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或者确切地说，构成目前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昔日反对派，却始终到处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卡普叛乱期间立即参加斗争的那些州，是属于反对派的，而那些试图利用八月事件（由于你们同独立社会党共同反对而未成功）的州，以及那些没参加阻挠电气工人罢工的州，都力图争取协同一致地声援工人，它们也属于共产主义工人党，该党在这次罢工期间毫不动摇地极力表现出团结精神，并大力支持工人。 我说，或者这一切都是情势奇巧凑合的结果，或者在这里需要寻找更为深刻的原因。（罗加利斯基即席说：“幻想！”）罗加利斯基同志！这不能说是幻想，这一切是我亲自的感受。这种奇怪情况之所以产生，不仅值得德国注意，而且也值得整个共产国际注意，所以应该予以十分重视。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时，找到—个简单的原因，这就是：既然共产主义工人党在自己的纲领、组织、策略和缓慢的发展过程中规定了明确方向，那它的根本立场就使我们预先有了保证，在类似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垮台的。 昨天，列宁同志谈到小党存在的可能性，这和今天贝尔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恰好相同。使我们大为吃惊的是，他说，小党也有能力进行革命斗争，甚至开展决定性的革命战斗并取得胜利。那么，群众性政党一直慌忙掌握的原则被抛到哪里去了，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列宁同志说得非常正确，小党为了自己的政治，也会去争取群众，甚至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以及整个劳动居民的大多数。这很好，我们赞成他的见解，但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担心我们会干“左”的蠢事。既然小党可以这样做，那请他告诉我们：为什么群众性政党（就它至今一直宣扬的教条来说）如果企图这样做，就必定会遭到失败呢？他对这个问题会怎样回答呢？群众性政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尽可能把更多的人聚拢在一起，然后认真地对他们进行严格训练，以便使他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压力下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通过这种方式（而现在正企图使德国统一共产党采取这种方式）建立的党，在自己的组织机构中，很可能在关键时刻难以担当起自己的职责。 要知道，这些群众不只是登记表上的静止数字，而是前来出席会议的有头脑的工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代表从基层派往地方委员会，再从地方委员会派到区里。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方针会对全党的路线产生影响。如果世界上某个地方能建立一个由中央委员会手执军棍按军队要求进行指挥的党，那它的党员也只不过是按人头计算的、不起作用的数字。如今，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都不能这样做。当然，我们也懂得并且也会说，要想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赢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争取广大群众。当然，共产党应当争取广大群众。我们听说，作为争取群众的最好手段，曾推荐在我们德国出现的《公开信》，想必这样做是想使外国同志们了解这个《公开信》。《公开信》是各种问题的一个大杂烩。我们要说明，草拟这封《公开信》是出自争取群众和带领他们前进的良好愿望。诚然，有些居心不良的人认为，《公开信》的真正目的与选举前的宣传有关。现在，我不想就这一点进行争论，但我认为，采用《公开信》的方法根本行不通，也不符合辩证法。采取这种方法是为了极力吸引尚不成熟的群众，并不是出自他们的需要和受压迫，而是顺应他们的思想水平。最后一句话甚至是这样写的：“我们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但我们需要这样做”等等。群众不了解这个矛盾，但知道这样不行。除非他们是瞎子，或者还没有看清什么，因而认为既然共产党人打算这样做，那肯定是对的。问题是简单而又明显的，这种方法会增加群众的机会主义幻想。要想争取群众，我必须指出，最近的三月发动，即使有种种错误和弱点，但整个说来，若与《公开信》相比较，还是争取群众的一个好方法。尽管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举手赞成《公开信》，但这并不能表明有这么多的人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另一方面，在三月发动期间，广大群众不只是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与革命者背道而驰，他们用铁棍驱赶号召他们罢工的人们。但辩证的发展过程是，首先是那些愿意和敢于斗争的人们离开周围的人们向前冲去。这为数不多的人牺牲之后，那些最初曾反对三月发动的群众才醒悟过来，认识到以往由于期待美好的未来而反对斗争，但结果处境毫无变化，这样，他们才认清他们用铁棍驱赶的人是完全正确的。一般说来，这是把群众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的唯一正确途径。 同志们！提纲和我们提出的修正案，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来说，并不是重要的。这不是属于我的任务。我不能说赞成或反对哪个提纲，原因很简单，它们都是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拟定的。它们是对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补充，甚至还有不少修改之处，尽管我们也希望这样做，但这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并非总是认为，改变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重大策略路线的基本策略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必要考虑什么改革问题，我们只是对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工会、工厂委员会、生产监督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向各国代表团和主席团提出我们的提纲。我们认为，这个提纲并不过时；如果这个提纲被耽误了，那就要怪罪你们了，因为你们从前没有听从我们的意见。我们希望能有许多代表团随身带着这个提纲作为讨论的材料，以便比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这些问题通过的提纲能够更快、更好地把我们引向胜利。我想稍微谈谈布哈林同志昨天对我们的攻击。他喝力地攻击我们，但他的论据是不值一驳的。他援引了哥尔特同志的小册子中的几句话，要置我们于死地。当时，他读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但很多人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是：“在喀琅施塔得的无产阶级奋起造你们的反，造共产党的后之后，在你们在彼得堡不得不为对付他们而实行戒严状态……”哥尔特同志完全清楚，无论是在俄国的策略中，还是在针对我们的抵抗中，各个事件之间必然会有这种内部联系。因此，必须弄清这句话，以便理解无论是哥尔特同志还是我们，都没有站到喀琅施塔得分子一边，我们把他们的骚乱看作是地方闹事。布哈林说，哥尔特同志是我们杰出的理论家，这完全正确。他在我们的实践中学到许多东西，而我们也向他学到不少东西，可以说：“即使哥尔特在理论原则上离开了自己的道路，即党的道路，那党还是要在自已的道路上前进的。”我再说一遍，布哈林同志昨天的论证是不值一驳的。他从我们党或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生活和活动中，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论据。布哈林同志只能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以花言巧语攻击我们，因为这里并不了解也无法了解事实的真相。他不能在德国玩弄这一套把戏，因为我们回国以后要汇报这里的某些同志是怎样理解“左的蠢事”的。 主席克南： 同志们！时间不早了。还有14个人报名发言。只有两个人作出好的榜样，放弃了发言。原先报名发言的是16个人。主席团希望其他同志能仿效他们。虽然讨论尚未结束，但需要决定是否理应停止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那么再开两小时会，即可结束今天的议程。主席团提议我们作出决定：是否现在就休会，晚7时复会以结束讨论。我们来举手表决。（同意。）下面该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接着是托洛茨基同志发言。 （会议于下午5时休会。）
第十二次会议（1921年7月1日晚8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十二次会议 （1921年7月1日晚8时） ·讨论拉狄克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布里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布哈林（俄国共产党） 讨论拉狄克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主席克南： 宣布开会。第一位报名发言的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黑克尔特同志。为详细而全面地了解三月发动的情况，主席团同意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要求，将发言时间延长半小时。我们相信大家不会反对。既然没有人反对，现在就请黑克尔特同志发言。 黑克尔特： 同志们！在说明我们在三月发动时期所采取的方针之前，首先我要提出两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是对波兰代表团的，第二点意见是对列宁同志的。米哈拉克同志代表波兰代表团表示，应该把德国代表团训斥一顿。他还说，当有人训斥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像老太婆那样百依百顺。然后，他谈到我们所犯的错误。德国代表团任何人也听不懂他要说什么，但是，米哈拉克同志如此反对我们提出的修正案，这倒使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波兰代表团的同志曾向我们表示，他们同意我们的提案。不仅如此，米哈拉克同志本人在结束他的发言时也表示，波兰代表团同意我们提出的修正案。咄咄怪事。一个人发言本来是攻击别国代表团，可是到头来，搬起石头不仅砸了自己的脚，而且也砸了自己代表团的脚。 现在谈谈对列宁同志的意见。列宁批评我们提出的修正案，但是我们认为他操之过急了。他所指责的某些东西，在我们的提案中拫本不存在。除非列宁同志没有仔细看过我们的提案，要不就是别有用心，否则他不会这样说。（喧哗声和叫喊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例如，他批评我们主张从提纲中删去《公开信》三个字。假如列宁同志仔细看过提纲中的这一段，那么他会同意删去这三个字，因为提纲中说，正因为有了这封《公开信》，德国共产党才成为群众性政党；提纲还说，这封信是在1919年公布的。其实，在1919年根本就没有《公开信，而且共产党是12月15日在柏林举行的联席代表大会上才成为群众性政党的。《公开信》是今年2月写的。可见，这封《公开信》我们是在成为群众性政党两个月之后才写的。因此，提纲中的这一段，引证《公开信》，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的。提纲中另有一处也提到《公开信》，但是我们同意保留，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公开信》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今后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因此，列宁同志批评我们的论据也就不存在了。（托洛茨基：“你们对论据未免太轻视了吧！”）我对论据丝毫也不轻视……。列宁同志还批评我们要在提纲第2页中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几个字删去，认为我们居心不良。其实，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改为“工人阶级”，其含义反而更广泛，所以我认为列宁的批评是无的放矢。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列宁同志就最初的修正案中关于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以实现共产主义的“原则”或“目标”这句话所作的批评是相当有道理的。拉狄克同志昨天向我们表示，可以采用“目标”二字，但我跟列宁同志一样，倾向于保留“原则”二字。共产主义的原则包括目标，况且列宁同志的论据看来也是正确的，因为别国也习惯于这种提法。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或一门科学，它还是一种运动，一种有着明确目标的运动，以建立明确的社会制度。可见，它表示斗争的方法，这也就体现出共产主义的原则。因此，我认为保留“原则”二字更为适宜，不必改成“目标”。 其次，谈谈“争取大多数”的问题。我们的同志认为，“大多数”的提法不妥，容易使人理解为争取大多数工人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加入组织，而这恰恰等于助长共产国际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势力，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总嫌组织还不够强大，所以惧怕一切运动。从特拉奇尼同志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恰恰就是这样理解的。他非常明确地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不是要进一步扩大组织，而是设法使40万已加入组织的工人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也就是说，发挥积极性，而不是仅仅在那里组织群众。 如果上述一切都成立的话，那我真不知道列宁同志究竟要批评我们什么。我看他多半是故弄玄虚。我不能不认为，他言犹未尽，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们希望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而不仅仅德国代表团，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列宁同志不在场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同志如能作出某种解释，那就再好不过了。如能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就将感到万分满意，因为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的党大智大勇，我们真的要拜师求教。我们有证据表明，我们从我们党的历史中，从我们参加过的革命运动中学会了一些东西。因此，我们也想从我们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这是对我们队伍中机会主义分子的最有力的批判。 同志们！现在的共产党刚刚在德国诞生不久，即在去年十二月事件发生时才诞生。全体工人即现已加入德国共产党的全体工人，不是在斗争中，而是在一种婚约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假如他们是在斗争中联合的，那他们就能识别哪个理论是错的，哪个理论是对的。在哈雷，我们同独立社会党①的领导同志就统一党应该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党，达成了协议。由于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战斗，所以这与其说是考验同志们的革命力量和勇敢精神，不如说是单纯把组织联合起来。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在两党合并时，原来留在党内的成员不会继续留在党内，一有战斗考验，力量的部署就要发生变化。果然，在三月战斗的日子里，力量部署变了。既然这是事实，那么批评——严厉批评——党员数量减少了，就没有根据了。假如同志们这样说：工人在加入这个或那个组织的时候并不了解我们党是一个严肃的战斗的党，那他们就对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无须向俄国同志进行辩解。列宁同志已经替我们作了最精采的辩解，他说：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战斗的时候，谁反对他们，谁就是犯罪，列维就是一个。一年来，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它是现在的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倒霉又倒霉。在海德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内也掀起了―股革命的浪潮，那些热衷于冒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分子被开除出党，一大批共产主义无产者因不了解分裂的用意和明确的共产主义号召，也跟着那些被开除出党的分子一起离开了党。接着，卡普叛乱开始了。这次叛乱弄得我们措手不及。在无数次会议上，我们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争论不休，致使其余无产阶级对于我们所讲的话不屑一顾。 ①独立社会党，又称独立党，全称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译者注 在卡普叛乱期间，我们党所发挥的作用不十分成功，尽管说起来，这多半是中央委员会和首都的过错，而决不是地方的过错。在地方，同志们作战十分英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拉狄克同志说了一句话：“一个在关键时刻不能立即提出明确口号的党是没有能力进行战斗的。”这句话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严重的纷争，所以，我承认同志们批评我们表现得很差，是完全有道理的。列宁同志好像就是在那时指出，由于我们的错误，革命的胜利被断送了。 这样说，恐怕是说得太重了。但至少是，这个批评有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同志们，卡普叛乱并不能证明我们党有必要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因为党内总有人认力，只要是对付敌人，就意味着碰壁，意味着冒险。这些人的头子就是列维同志。我没有必要提供证据，大家只要回忆一下列维论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策略的文章，以及他对慕尼黑运动的批评，也就够了。这样，一种因循守旧的心理就在我们党内和斯巴达克联盟中占了上风。独立社会党左派的革命无产者纷纷向我们靠拢，但是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理智，也不是因为认清了革命时代的运动规律，而是凭一时的冲动，如同一个晴雨表，只见这种冲动忽上忽下。当俄国兵临华沙的时候，德国独立社会党人之间的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那时，在德国城乡和街头巷尾，工人纷纷表示：目前没有必要发动革命，俄国人攻克华沙并进军柏林已经指日可待了。说这种话的人都不是出于内在的信念和渴望进行革命斗争的加入第三国际的人。他们寄希望于外来的力量来解放他们。后来，大退却开始了，人们也就随之清醒过来了。在德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达到顶点这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独立社会党左派尽管人数很多，但他们没有从党的机构中得到任何东西。这一点很快就看出来了。加入统一共产党的人，比我们的同志原来预计的要少得多。我们刚刚联合起来，刚刚说出我们的意见——即广大群众既已加入我们这一边，我们的责任就无比加重了——德国电气工人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在这个运动期间，我们党明显地摇摆不定。党下不了决心，不能使这个运动变成一场普遍的运动。为此，我们受到了执行委员会的斥责，它认为，我们本应更广泛和更有力地利用这次运动。但是那时，我们党还积极不起来。党内正经历一场斗争：一派主张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另一派则表示不可轻举妄动。诸位只要回忆一下，卡普叛乱期间，保尔·列维同志在柏林军事法庭上发表的辩护词，也就足够了。他说，在今后两三年内休想开展革命运动。工会官僚对我们的进攻，使我们遭受到极大的压力，同志们失去了主动精神。 后来，又遇到意大利问题。说到这里，我要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因为拉狄克同志问道：新的中央委员会，即清除右派以后的中央委员会，在五名中央委员退出中央委员会之后，一直到3月17日以前这三周内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凡是留心阅读《红旗》上的文章，注意我们的文告，密切注视会议的人都知道，意大利问题并没有因为有五位同志退出中央委员会而了结。我们党在内部经受了一次很大的震动，我们在很多会议上与同志们反复辩论，反复证明克拉拉·蔡特金、列维、多伊米希和布拉斯是错误的，有许多同志对于我所说的话报以嘲笑。这就是我们党的情况。党内不团结。中央委员会在群众中还没有坚实的基础。 不久，事态又进一步扩大了：上西里西亚举行公民投票，这次公民投票正赶上大动荡的不安定时期。在上西里西亚，有几伙匪帮彼此厮杀已有好几个星期了。此时举行公民投票，难免引起一场大乱。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清楚，靠投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上西里西亚爆发起义，证明我们是对的。 此时，又提出了裁军问题。3月16日，协约国向德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政府通过立法程序解除巴伐利亚的武装，并且要限期办到。在此之前，协约国刚刚占领了杜塞尔多夫市、杜斯堡市和鲁罗尔特，并在莱茵河上建立了新的海关线，因此，我们非常清楚，协约国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要动真格的。顺便提—下，最后通牒还要求德国从国家银行支付黄金。德国资产阶级大为恼火。这且不说，矿工们把供应煤炭的协定抛到脑后，并拒绝加班生产。他们把履行协定与否，看成是无所谓的事，因为他们看到，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矿工们就是这样被束缚住手脚的。此外，当时德国的农业也一团糟，工资合同屡遭地主的破坏，农业工人随时都有掀起广泛运动的可能。 这场运动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客观事实。当时，我们只是不能断定这场运动是立刻来临，还是要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来临。在党中央委员会里有的同志断言我们错了，说在上西里西亚不会发生任何起义，“上面的指示”不会得到执行。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以下几点是正确的，即：党应该增强自己的积极性，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免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张皇失措，以至推卸责任。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只有五六万人的斯巴达克联盟。我们已经是一个拥有40万名共产党员的政党，这40万名党员已在12月5日宣誓，要变被动为主动，肩负起自己所承担的任务。 除上述种种事件以外，还有失业工人运动。失业工人预定3月23日在各大城市和工业区举行大游行，并联络各工厂的工人，以争取就业。此举虽属荒唐，但是我们不便明说，因为如果说出来，我们就会完全失去信任，而如果失去信任，那也是咎由自取。当时，失业人数猛增一倍，面对如此严重的失业现象，我们的举动决不能像在1920年那样，也不能像保尔·列维那样，编造流氓无产阶级的理论，并就此高枕无忧。 接着，同志们，海尔辛格进行挑拨离间。他主动发动攻击。现在，批评家纷纷说（而列维则一口咬定），俄国派遣特使和海尔辛格搞挑拨离间二者是有联系的。（有人喊道：“亏他说得出来！亏他说得出来！”）。列维说这句话的用意何在，我不知道，也许他的朋友们能替他向代表大会做出解释。反正我们的哈雷党委会明确告诉工人：“你们不能听海尔辛格的，不可以动用武器。”但是，曼斯菲尔德的一部分工人却不听劝告。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他们在曼斯菲尔德进行了防御战。问题在于：预先不与工厂特派员或合法的工厂委员会商妥，便让警察进驻工厂。工人对此表示反对，异口同声地说：“妙极了！正求之不得呢！”于是工会官僚便插手进来，说这是“野蛮的”罢工。 曼斯菲尔德的工人虽然领取了罢工期间的工资，并迫使警察退出了工厂，但他们很快就看到，在工会官僚和矿工工会的协助之下，他们在领取下一个月的工资时，他们罢工期间的四分之三的工资竟重新被扣发。工人受骗上当了，他们大为恼火，急于反击。可是，我们劝他们说：“不可这么办。工会官僚正在你们队伍中挑拨离间，你们再也不能像两周前那样进行斗争了。你们应当等待时机，重新团结起来，然后采取行动。”然而，同志们，工人―旦被惹恼了，你再想劝他们不要上挑拨离间的当，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向他们反复说了多次，但都无济于事，他们仍然拿起了武器。同志们，在曼斯菲尔德工人展开战斗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德国各地的资产阶级报刊试图对那些胆小怕事的温和派施加影响。报刊说什么共产党人割人耳朵，挖人眼睛。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大书特书战争恐怖。我们的同志一听就知道这是谎言和欺骗，我们汉堡的同志以及失业工人也要举行示威游行，以揭露资产阶级报刊散布的谎言，捍卫共产党。党并没有号召他们，是他们自觉自愿奋起保卫共产党的。他们认为，既然曼斯菲尔德的工人奋起斗争，他们就不能袖手旁观。到复活节前的星期四，情况大致如下：同志们与中央委员会失去了联系（恢复联系是相当不容易的）；在曼斯菲尔德和汉堡进行着战斗，白色恐怖猖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提出总罢工的口号，这次罢工是敌人逼出来的。我们明明知道，节日就要临近了，开展运动的时机并不成熟，可是党处于这种地位，决不能说因为复活节就要到了，我们无能为力；党决不能眼看着同志们遭到镇压而不闻不问。我们如不宣布总罢工，就要完全失去工人群众的信任，工人群众就要把我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相提并论，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只知道夸夸其谈，却不善于斗争。说实在的，下面的同志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呢？下面的同志，首先是共产党员同志，决不会理解党的这种消极态度。现在有人说，这场运动的信号是《红旗》发出的，该报发表了题为《武装起来！》的文章。坦率地讲，我们没有几个人欢迎这篇文章的发表，而那些单凭这家报纸了解事态发展情况的同志在看了这篇文章么后，确实会感到事情不妙。我们的同志纷纷表示，有必要给信号，向工人说明事情的真相。他们说，因为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海尔辛格在上西里西亚发动攻击，而且还有种种其他情况足以引起爆炸性局势，所以，我们有必要事先敲警钟。我想，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那篇文章是好是坏，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团之中是不会有两种意见的。但是，硬说那篇文章引起了这场运动，这未免不妥，因为即使不发表那篇文章，运动也照样会发生。然而，糟糕的是，那些批评运动的人竟弄不清楚运动发生的真正原因，也不肯认真地想一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党究竟应该怎么办？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党犯了一系列错误，其实，党对所犯错误迸行的自我批评，比蔡特金同志及其朋友所提出的批评要严厉得多。我这样说，有文件为证。德国共产党在关于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提纲中总结了三月发动的经验，提纲中写道： “共产党员务必参加无产阶级的所有群众性运动，以期扩大运动的规模和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局部运动的最初口号必须与当时的条件和参加运动的群众或应当吸收到运动中来的群众的觉悟水平相适应。随着斗争的发展和群众热情的提高，战斗口号也应当更加响亮。 “相反。共产党同样应当善于在运动遇到阻力时，降低自己的口号，必要时，停止斗争，以保持群众队伍的团结。 “共产党员既要同工人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积极地支持他们的一切要求，又不能每一次都迁就工人阶级中最落后最消极的分子。共产党员不能只是一味地宣传，等待群众自动地参加运动。 “共产党员必须在情况危及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时，走在群众的前面，努力引导群众参加斗争，即使只能引导一部分群众也罢。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随便放弃已经争取到手的重要阵地。 “对于已经发生的恐怖行动，我们自有明确的立场，我们认为：‘在过渡时期，个别的暴力行为不是不可取的，但只能作为军事行动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暴力行为必须加以抛弃，因为这种行为不是取代，就是诱发群众性的行动。’” 以上所引，是我们的经验之谈，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其提交共产国际审议。我们的提纲还多处强调一个观点，即：必须时刻与群众打成一片，提出任何口号都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但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我们有时也必须提出比群众的觉悟更高的要求。我认为，这是每一个同志的义务和责任，并且，这与去年所确定的、俄国同志所遵循的路线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我们的德国批评家只知道罗列我们在运动期间所犯的错误，那种在斗争的过程中没有必要采取的、但是实际又发生的个人恐怖行为，纯属个人行为，其目的在于煽动或替代运动，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坚决加以摈弃。我们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表示过：“对于这种行动我们一概加以谴责，并坚决与之划清界线。”本来应该吸取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产生了意见分歧。同志们在这里坚持的理论跟我们的不同。我们认为那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人说，共产党员也犯了错误。根据何在呢？根据就是“也号称是共产党员”的迪韦尔所公布的、经党委会会议详细审议过的材料。当有人提议，希望他们拿出指控的材料时，他们却沉默不语。提议的是克南同志，所以党委会只有对材料中所公布的、没有任何根据的无稽之谈，嗤之以鼻。 现在我来谈谈为什么三月发动会不可避免地犯那么多的错误。产生这些错误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运动的规律，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央委员会无能。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代表反对派的分子采取了消极态度。他们完全有意识地抵制运动。他们声称运动违背他们的良心，并且还扮演了英雄豪杰的角色。他们在《莫斯科报》上发表声明，指责不该乘坐汽车去各个工厂。当柏林决定举行总罢工时，我们就接待了工厂代理人代表，请求那些变成批评家的同志来找我们当面说出自己的意见。谁知，他们突然都成了大忙人，只来了马尔察恩一个人。在那次会议上，不是柏林理事会，而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提出，必须手握大棒到各个工厂去，驱赶工人参加斗争。我们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不仅不能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反而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尽管如此，但仍有一部分同志于星期一手握大捧跑到各个工厂去，结果，群众开始同我们离心离德。而马尔察恩和诺伊曼所加入的一伙竟散布说，拿着大棒去参加工人会议的命令是柏林发出的。也许他们现在仍在坚持这种谎言。我们断然声明，不是我们的未来的批评家，而是党中央委员会禁止中央委员干这种蠢事。有一件事情说出来同志们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安娜·盖尔、布拉斯和其他人都出席了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他们赞同关于宣布总罢工的决定，受纪律的约束，当时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保持沉默，可是后来他们跳到列维的圈子里，对中央委员会极尽诽谤之能事。有人出主意，要切断电线。我同布兰德勒向同志们解释说，这是胡闹，因为被切断的电线只消两个小时即可重新接上。后来有消息说，在不来梅准备炸毁发电站，我们就立刻表示不赞成。我们给不来梅发了电报，制止他们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做法会使群众更加脱离我们，而在这次运动中，群众本来就不在我们一边。 列维断言，他一再要同我们联系，但始终没能联系上；其他批评我们的人也说，他们不能跟我们同心同德。我们曾请求多伊米希来见我们，可是他不但不来，而且写了一封众所周知的信。我们请谁，谁也不来。后来他们全部露面了，但是他们的意见却一大堆。如果列维愿意的话，那他是能够来的，是他本人不愿意来。他存心要使我们走邪路，进而把我们赶出共产党，但其目的并不是由他亲自开始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而是热衷于他在《苏维埃报》第4期上所鼓吹的政策，关于那项政策，他说道：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应当走下去，要不顾一切后果，走到底。我们立即提出异议，我们认为，考虑到运动内部的现状，有关组织方面的批评只能正面提出，那么，后来怎么样呢？星期三，即运动尚在进行时，列维带着一份写好的文告来到柏林，但是蔡特金却反对在运动进行期间登载这篇文告。这是星期三的事情，星期五斗争就停止了。我知道，列维和他的某些朋犮有联系由来已久，这些朋友跑到地方靠党的经费从事活动。显然，在共产党员遭受警方迫害时，他们在地方是不难找到臭味相投的人。 待到文告终于公布，以拯救政党（因为“瑰宝受到了玷污”，这是他们小册子的用语）时，一些机敏的分子便嗅出味道不对，于是就站到了反对派一边。不妨谈谈这些反对派分子，因为讨论三月发动不能不涉及具体的人。列维在他的小册子中，在数字上—再捣鬼，他硬是证明，我们在选举中只获得票数的1／16，受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只占工会总数的1／18。经他这样一证明，反对者便大声疾呼：就此止步。如果说非要批评这场刚刚结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可的话，那也不能以这样的材料为批评的依据。单搞数字骗术是不行的。于是，站到反对派一边的一部分同志便脱离他们而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在我发言之后，德国反对派的同志也要发言，希望他们谈谈他们自己在三月发动期间的表现如何。希望他们不再兜圈子，希望他们说出他们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同时，希望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为了在党内建立统一战线，以打败自己的敌人，而坐着汽车去各个工厂的，去全国各地的。代表大会在听取同志们关于他们怎样开展有益的活动，怎样传播进攻精神的介绍之后，定会感到欣慰。我们丝毫也不感到失望；我们了解参加我们运动的同志；我们了解某些同志需要得到支持，因为在危机关头，他们完全失去自治能力和领导能力。 蔡特金同志！关于您，我想说几句。您是知道的，一开始，您并没有加入斯巴达克联盟。您不会忘记，当您还没有同我们站在一起时，您说过：“那是一群傻瓜，一群笨蛋！加入这类团体有损我的人格。”然而后来，您却同意了我们的观点。从您在本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判断，我想您也正处在动摇之中，因为您重新走上了同我们实行联合，而同列维实行决裂的道路。关于这—点，您也许还要思考思考。 我们本想在德国国内对三月发动进行更深刻的批评，但是，当我们对同志提出批评时，却招来他们对党的更猛烈的攻击。我们提出，希望“解释者同盟”写一篇文章，证明何为巴枯宁式的盲动……（马尔察恩：“这被否决了。”）没有，没有被否决。我要指出，当三月发动被称作巴枯宁式的盲动时，马尔察恩同志就被提名代表工会中央委员会以书面形式提出有关的论据。可是他不肯写，其实，他也写不出来，因为什么是巴枯宁主义，他自己也不懂。（笑声。）列维跟我们耍了一个什么把戏呢？当我们告诉他，党认为他的委任状无效时，他就给议会主席写信，说他不放弃他的委任状，并且还补充说，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的任性，而是听从朋友们的劝告。德国共产党竟然成为资产阶级议会寻开心的目标了。蔡特金同志！据说，您亲自拜见了议会主席，并且表示您也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委任状……。 蔡特金： 这是不确实的。我现在就来证明。有人告诉我，白匪在党的常务委员会发现了一系列文件，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声明。我就去见议会主席，对他说：“假使有陌生人交出这份声明，就请先让我过目，以便由我来证实这是不是党的声明。” 黑克尔特： 如系误传那就好了。但是事实上，列维确实说过，他只有同他的八位朋友商妥之后，才会放弃自己的委任状。在开姆尼茨州宣布列维不再是该州代表之后，他就用那八位朋友来推诿，就如同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用那八位捍卫他的小册子的朋友来推诿—样。请听听他们的说法吧。他们一再声称他们与列维志同道合，并且竭力阻挠党中央委员会批判三月发动。 蔡特金同志千不该万不该利用自己的国际声望来掩盖列维同志及其一伙破坏德国共产党的纪律和叛卖行为。（场内活跃表示赞同。）这是最糟糕的。同志们，我敢说，如果没有蔡特金，列维是不会走这条路的；如果没有蔡特金，列维是不会发表任何声明的：如果没有蔡特金，我们就不会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成为被告，因为，我们有我们党的文件，有我们亲自为报纸写的文章，我们能证明三月发动究竟有什么错误。我们丝毫也不打算隐瞒自己的错误，我们愿意认识错误，找出错误发生的原因，以使别国的同志不至于干出像我们所干出的那种蠢事。列维存心要封堵这条有助于拯救德国共产党的道路，而在这方面，蔡特金则为他提供了便利。我们期待反对派在这次会议上对我们加以评论；我们期待着对我们的行动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并期待我们的行动得到承认。希望他们用事实来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也希望他们澄清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他们促使列维出版这本小册子的，因为，列维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公开表示过，是他们迫使他不顾党的意志而保留自己的委任状的。他公开说过，如果他的八个朋友愿意的话，他就放弃委任状。我们请求代表大会采取措施，让这些同志不要再像猫一样围着猫食转来转去。要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布里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同志们！首先，我要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做两点声明。第一点，关于我们党就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表决的问题。我们所表决的是整体决议，至于决议中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条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尤其坚持我们发表过的声明。第二点，关于拉狄克同志的提纲及其报告。我们完全同意拉狄克同志的提纲，并准备投赞成票；我们也同意他的报告。但是报告中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部分除外。关于这一点，我来具体谈谈。我们提议，将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存在着两派即什麦拉尔一派和穆纳、古拉、扎波托茨基一派的字样删去。我们还提议，将“这些现象表现在什麦拉尔的追随者所推行的政策中”以及“他们的最优秀的、被关押的穆纳、古拉和扎波托茨基同志”的字样统统删去。删改后的文字应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如能彻底克服各种中派主义的习俗和思想，如能遵守共产国际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指示，那它就能担负起这些任务。” 我们提议作这样的删改，是出于下列考虑的：整个提纲没有一处指名谈到某一个党和党的派别，也没有一处指名道姓，既未提加香，也未谈弗罗萨尔，而只点了塞拉蒂和列维的名字，共产党的其他右翼分子的名字一个也没提。平等的原则是应当普遍适用的。法共被允许的事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也应当被允许。我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是最高会议场所，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要求我们党应当享有同其他兄弟党一样的待遇。 还有一个理由。我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全体成员在此郑重声明：在我们党内不存在这样的派别。同时，我要在此说明，克拉德诺的一位工人代表要求我和代表团，代表他和克拉德诺的其他同志声明：在我们党内不存在什麦拉尔一派或别的什么派。意见分歧是存在的，但是不存在派别分歧。说明我们党内不存在派别分歧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被列入什麦拉尔一派的斯卡拉同志和万涅克同志不久前同扎波托茨基、穆纳、古拉三位同志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可见，他们是合作的。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在观点上同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分歧，从该信的性质来看，也得不出任何关于派别的结论。我声明，我是代表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我发表的意见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共同磋商的结果，因此，我是完全履行我们的同志们的嘱托。同志们！我向诸位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出席本次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共有19位同志，其中只有两位是知识分子，其余的不是过去的老工人，就是至今仍在工厂作工的工人。克南同志不久前讲过，我们有极严格的纪律，我们的领袖只能照我们的同志的要求办理。我在这里发言，就等于是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发言，就等于是克拉德诺、布拉格、布隆、梅尔什—奥斯特拉乌及其他重要工业中心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的代表们向诸位发言。我再次声明，到目前为止，我们党内不存在任何派别斗争，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亲眼看到了各个党的派别斗争，懂得了什么是派别斗争，所以，我们将努力防止我们党内今后出现这样的斗争。紧密团结，严格遵守纪律，这是我们党的特点，今后我们将继续保持党的这种严格的纪律。这至少是我们的—种志向，也非如此不可。 同志们！我在这里不打算再谈论什麦拉里同志。我们代表团认为，关于他，应该讲的，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中都已经讲过了。我只想告诉诸位，我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不仅出于我们党的利益，而且也出于整个共产国际的利益，因为我们的利益当然也是整个共产国际的利益。首先，我们要保持党的统一，要使我们统一的大党加入国际的行列，即共产国际的行列。但是，我从前已经说过，并在执行委员会中多次表示过疑虑，即稍有不慎，即使是一个最优秀的党也难免不受到损害。我想举一家报纸作为证明，这家报纸在我国最先提出加入共产国际。它叫《Serven》报，是工人组织办的，它先后建立了若干共产主义小组，经常批评我们党和个别人，就连什麦拉里同志也屡遭它的批评。但是，就在5月20日，该报登载了一篇关于冒险主义策略的文章，其中写道：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运动刚刚有了联合成为国际政党的可能，各种各样的威胁到这项合并的现象和影响就纷纷出现了，致使无产阶级大受其害。意大利党和德国党的党内斗争的反响，某些神秘人物（他们的声望很高，但所承担的责任却很小）的起瓦解作用的野心，也都有可能在我们党内造成一种不利于革命无产阶级彻底联合的局面。” 写这篇文章的多半是那些跟我们的德国同志一道工作，并跟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人。我举这个例子，只不过是想证明，实际上，我们在执行委员中早就在维护我们党的统一。 同志们！这种危险现在已完全不存在了；而我们要求删改一些词句，则是另有原因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从我们党的利益出发的。问题在于，对什麦拉里的评论实际上是旁敲侧击。我们经常听到的不是本意，而是反话，他们避而不谈本意，但是我们早就听出来了。换句话说，他们的这套把戏是有其一定用意的。那么本意是什么，反话又是什么？他们明着说什麦拉里是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中派分子、半中派主义的政客，暗着却说：既然如此，我们的党也就不怎么样。这与其说是批判什麦拉里，不如说是指责我们党。明着说“什麦拉里是一个可恶的政客”，暗着却指“你们党是一个无所作为、十分消极的、要不得的党，而这都全怪什麦拉里”。同志们！我们是为捍卫我们的党才要求删改那些词句的。我们敢说，就素质而言，我们的党完全不坏，也并不消极。 同志们！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党的素质。克拉德诺是共产主义的堡垒，那里的同志参加过数百次艰苦的战斗，他们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素质。我见过他们在法庭上坚贞不屈的气概，我了解他们的大无畏的品质，他们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证明他们的共产主义品质。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布隆市的工人共产党员主持党的、工会的、劳动组合的工作，他们主持整个工人运动。奥斯特拉乌市的工人也不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品质，就在不久以前，他们的人数还很少，如今，他们在奥斯特拉乌市的工人阶级中已占绝大多数，并在继续吸收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波兰工人加入共产党员的队伍。同志们！我国工人阶级的品质就是我们党的品质。假使我们的党不具备这样优秀的，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话说，我国工人阶级所特有的坚强而健康的品质，那它就不会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同志们！有人说我们党是消极的，我不以为然。我们一直在不懈地和不间断地进行斗争。在9月份，旧社会民主党分裂了，形成两个党，在12月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工人阶级实际参加了这场斗争；党也号召工人参加斗争。德国同志在这里抱怨说，在三月发动期间，在50万有组织的同志中只有20万参加了斗争。但是，人人知道，在我国，加上德国的同志，我们才共有有组织的工人共产党员42万人，而在十二月战斗中参加战斗的工人有将近100万。 同志们！我们党的品质也就是我国工人的品质，我们丝毫也没有消极。在彼尔兹城有一个12000人的工厂，叫做司可达工厂，我们在该厂总共才有300名共产党员。就全国而言，这是我们的一个最薄弱的地方。在十二月战斗中，这300名共产党员冒着失业的危险举行罢工，从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估计，他们现在仍在失业。在我国决没有德国的那种情况，即50万人之中，只有20万人参加斗争。只要我们党发出战斗号召，每一个党员就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必要时刻，自然而然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总之，同志们，我们党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工作。有人在这里说，保加利亚共产党是一个优秀的党，但是我敢说，这个非常出色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刊物上、会议上、斗争中和在议会中所做的一切，我们党也完全做到了。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我们还应该学会点什么，那我们一定去学。 我们十分熟悉德国的情况。我们并不认为你们进行的那场大规模的斗争是不成功的，对于你们的斗争，我们没有加以指责。我们敬佩你们的斗争和你们的革命活动。再重复一遍，对于你们的斗争，我们从未指责过。必须指出，对于你们所做的一切（除了动真枪真刀以外），我们都清清楚楚！但是，你们的伟大的共产党在德国所做的一切，我们也同样做了。我有足够的材料和确凿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 再重复一次，我们并不消极。因此，我们要求将这样的提法从提纲中删去。坦率地讲，你们可以随便批评我们；可以撇开文件，毫无根据地批评我们，就像你们已经做的那样；你们叫以负责任地或不负责任地批评我们，随你们的便；但是，我们认为，在此处和别处所引证的这种词句，并不仅仅指责什麦拉里，而且也指责我们党。同志们，我们所坚决反对的就是这种指责。我们不愿回国后受到人们的讥笑或听见人们说出这样的话：“你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声嘶力竭地高呼共产国际万岁！可是却反而遭到共产国际的谴责。”这就是我们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见解，至于你们是怎么想的，那是你们的事情。 最后，我们也有一些批评意见，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出来。你们对待我们太缺乏耐心了。你们对我们的指责没有文件材料作依据（拉狄克同志，我指的不是您，您十分了解我们的情况；我指的是在场的其他提出批评的人）。同志们！我再重复一遍，你们太缺乏耐心了。关于某些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我也谈谈我的或者说是我们的意见。你们说，我们党的素质差。但是，我们觉得某些共产党也并不都是跟工人打成一片的。尽管如此，但是我们对这些共产党仍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干得不错，对此，我们是心中有数的，并且可以反复地加以证明。我深知我们干得不错，我们只想对诸位讲一句：“同志们！你们怎么评论我们都可以，但是，我们也有权利发表评论，我们有资格对你们说：但愿你们也能像我们那样工作和斗争，这样，你们就会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赞同声。） 马尔察恩： 同志们！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有一句忠言：要想解决矛盾，就要对矛盾作客观的分析。我一定要照此办理。我不想也不能像黑克尔特同志那样傲慢无礼。但是，我要着重指出，如果今后有人继续学着黑克尔特同志的腔调跟我们谈话，那将会严重妨碍我们取得一致的意见与合作。我们是以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代表的身分来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世界代表大会的，我来此的目的是解决矛盾，为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为共同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黑克尔特同志发言几乎整整用了一个小时，他都说了些什么呢？他把列维同志骂了又骂，而在德国代表团的一再要求之下，列维事件已在许多报告中剖折得清清楚楚了。接着，黑克尔特又大骂所有赞成列维的同志，其中包括蔡特金。我们了解黑克尔特同志。他的言行经常危害德国运动，从成立斯巴达克联盟时起就是如此。但是，我首先要告诉黑克尔特同志一点：他在这里可以亲自领教代表大会是如何评价他的声明的。他在这里就卡普冒险行为，向列维同志（有人喊道：“称他同志？”）提出了指责。我们不甚了解斯巴达克联盟的内情。但是，至少清楚地知道，在召开党的联席代表大会之前不久，恰恰是黑克尔特和布兰德勒恳请列维担任主席。（拉狄克喊道：“是独立社会党断然要求的！”）如果今天对列维的指责是实事求是的话，那我们就完全不明白斯巴达克联盟的同志们怎么会提议让列维担任主席。由此不难看出，黑克尔特大骂这个人，大骂那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蔡特金是一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声望的同志，竟然也遭到攻击，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我们了解黑克尔特，因此，对他的话毫不介意。我们声明：这是世界代表大会，不是夸夸其谈的场所；我们无权向代表大会说谎话，无权欺骗代表大会，而只能客观地讲述事实。 把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报告同拉狄克同志的报告加以比较（两个报告所论述的基本点，我们在讨论时必须加以重视），我们的结论是，这两个报告向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确定了今后前进的方向。我和我的朋友们大体上同意拉狄克的报告。（有人喊道：“当初要采取攻势，你们也同意！”）对于各国所遇到的困难采取任何轻视的态度，对于所犯的错误避而不在代表大会上谈论，这无疑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认识到我们所犯的错误，就要作出明确的决策。（有人喊道：“蔡特金的错误呢！”）。我真不明白，怎么能为了解脱自己而在这里任意歪曲事实。 在三月事件的前夕，德国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即斯巴达克联盟和独立社会党左派举行联席代表大会时，我们大家的情绪无疑是高涨的，我们彼此郑重地保证要为革命利益而竭尽全力，要为促进革命的发展而全力以赴。我们作为反对派代表（除了诺伊曼和我本人以外，其他同志皆因受阻而未到会），作为德国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中央全国工会指导处成员（有人喊道：“这很说明问题！”），驱车跑遍了全国各个州，为的是在各种会议上抨击工会官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我们的工会负责人和工厂委员会下达指示等。由此你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同企业职员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们有资格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你们应当明白，遗憾的是，这些同志存在两种心理。在集会和示威游行时，他们的情绪高昂，而一回到工厂，他们的头脑就更为冷静，因为他们把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了。在斯巴达克联盟与独立社会党实行合并即创建党之后，由于彼此有一个在内部相互适应的过程，而曾经遇到不少麻烦。尽管如此，但是由于开展工作，特别是开展工会和企业的工作，所以在三月发动之前，党在工人群众中仍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与此同时，工厂主发动的攻势也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这些工厂主在一些企业中煽动工人罢工，策动同盟歇业等，以达到降低工人工资和恶化劳动条件的目的。于是，统一共产党便发出了公开信，并提出工人和职员结成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击退工厂主发动的总攻势，从而获得了工人阶级的信任。能说明党在工会中的影响日益增长的一个最好标志是，工会官僚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他们开始解雇职员和开除共产党员。所有这一切，不仅没有损害、反而增强了党的作用和影响。工会官僚的真实面目暴露得愈来愈清楚了。汉堡以及莱沃库森的油漆工厂的罢工运动和同盟歇业促使鼓吹阶级合作原则的工会官僚公开叛变。结果，尽管党的机关尚未开始工作，但是我们的影响却增长了。我们还可以指出，在普鲁士选举运动期间，尽管我们利用选举运动不但要获得委任状，而且要宣传采取群众性的积极行动的口号，但是我们仍获得125万张选票，换句话说，我们比独立社会党多获得25万张选票。黑克尔特说，内部的经济冲突日趋尖锐，他的话是对的，他讲了工业中的破坏活动，还讲了失业工人的数量在迅速增长。矿工拒绝就加班生产达成协议。于是，我们就把工作重点转向鼓励矿工坚持继续斗争。钾工业部门的企业主们不肯遵守现行工资率，致使冲突越发尖锐。 接着，德国中部爆发冲突，其后，即在举行三月发动之前大约六个星期，波莫瑞和东普鲁士的农业工人也掀起风潮。这一系列经济冲突愈演愈烈，使我们在德国获得有利时机；加上对外关系恶化，如巴黎的最后通牒，杜塞尔多夫被占领，解除武装事件等，可以说，在整个政治地平线上布满了冲突的乌云。在以资产阶级及其反革命同谋者和同伙为一方，同以统一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大势力彼此对峙的重要关头，党中央作为总参谋部有责任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弗里斯兰喊道：“应当选你当主席！”）我看，弗里斯兰当主席更合适……。当然，必须指出，德国政府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执行机关，又有海尔辛格和谢韦林格这样忠实的仆从，也在静观事态的发展。德国政府知道，假使以上种种冲突一起发挥作用，则局势将会相当不稳。因此，海尔辛格和谢韦林格便想出了进军德国中部这一着，即有预谋地进行挑衅，目的在于及早结束德国中部的冲突。这种事情在德国并非头一次发生。不妨回忆一下1919年的一月冲突，当时，当局解除了警察局长艾赫戈尔内的职务，以此迫使工人展开斗争，从而防止了德国中部的斗争与鲁尔区的事件彼此呼应。事态继续发展，五名中央委员退出了中央委员会。3月17日，举行了众所周知的中央委员会与区代表联席会议，而且产生了人所共知的所谓进攻问题。（有人喊道：“你们对这个问题表示过反对意见吗？”）同志们！等一会儿我还要谈这个问题。在那次会议上，与会者都可以依照个人的愿望，根据布兰德勒的报告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判断。 布兰德勒的报告本应提出新的革命路线，但是报告却使人摸不着头脑；于是我提醒拉狄克注意这个情况，这样，拉狄克就对这个问题谈了他的见解。但是，个别中央委员却坚持“冒险主义的”观点。以弗勒利希为例，他的主张是什么呢？他说：“从前的一套必须抛弃，要强化革命。”（有人喊道：“完全正确！”）怎么个强化法呢？靠他来强化吗？假使我们中央委员会确有能够强化革命的能人，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能人！弗里斯兰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与区代表联席会议上说，即便只有共产党员参加，我们也要采取行动。同志们！我们并没有保持沉默。诚然，在3月17日的联席会议上，限于时间而不能充分地发表意见，但是，我仍然利用我的有限的发言时间，说明了不能把布兰德勒的讲话理解为预先就赞同拟议中的行动。接着，我驳斥了弗里斯兰同志，我说：只有共产党员参加，是搞不成总罢工的，也无法开展大规模的斗争。凡是了解工厂真实情况的人都知道，一个千八百人的工厂只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共产党员离开工厂，只会疏远群众，这实在是一种不智之举。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早在季诺维也夫作报告时，我就说明了这次发动的规模，当时没有任何人，包括黑克尔特同志在内，对此作出反应。对于我提出的数字，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也提不出异议。现在，经黑克尔特同志一描述，人们产生的印象是，工人不听劝告。他还举出汉堡为例。但是，这什么也证明不了。汉堡是一座拥有大约100万人口的城市。而据台尔曼同志统计，在汉堡参加罢工的工人有1万名。（台尔曼喊道：“是码头工人！”）柏林的斗争规模，我已经说过了。可惜，运动的规模就是如此。 我们何必要自欺欺人呢？同志们！在研究了这次发动的后果之后，必须承认，工人已经不再把我们当作政党而加以信任，这是令人遗憾的。就在斗争的过程中，在发生冲突的几乎所有工业区，都曾有过工人相互对立的情况。同志们，十分自然，工厂中有积极性的工人都被挑选出来了，而留在工厂的工人则因为对事态的进程有误解，便采取了完全消极的态度。这样，我们就在工厂和工会中失去了所有的支撑点。工会官僚即迪特曼之流和格拉斯曼之流便钻了空子，严厉对付共产党员。同志们！面对这一切，人们原以为至少是中央委员会将会主动设法不再提及这一段历史，因为，事件一过，党就要立即着手解决一系列矛盾。但是，并没有这么办。（红旗报》不顾现实，继续宣扬这是革命的进攻，说斗争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如此等等。这家报纸以其胡言乱语和百般辱骂，简直把工人驱向孟什维主义领袖的怀抱之中。你们自己不也谴责过《红旗报》的这种方针吗？如此看来，我们努力消除混乱局面，并竭尽全力使党和整个运动重新回到明智的基础上来，是有充分理由的。（有人减道：“就凭你这么一说吗？”）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就三月发动所发表的一切言论都有力地充实了我们的批评。（拉狄克：“不对！”）这就怪了。您如果这么说，那您的处境可就不太妙了，并且，您在代表大会上喊这么一句，也决不会使人们加深对您的敬佩之情。您的见解本来是同我们完全一样的，我们来到莫斯科之后，在同您磋商时，您就表示过：“对，我们的见解完全相同。”您害怕了，不敢承认自己当初表明的见解，既然如此，那就劳驾了，您现在也不要指责我们吧。您与其这样指责我们，不如这样指责您自己。（拉狄克：“厚颜无耻！我不想再和你争论！”）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把宣传变成行动看成是比上天还难；在你们心目中，我们跟迪特曼或格拉斯曼是划等号的。然而，事实是，在战时，我们即反对派代表站在斗争的前头，并且在十一月革命之后，我们还指挥了战斗。（拉狄克：“那么在十一月革命和1919年一月战斗期间，你又在什么地方？”）那时，我在行动委员会；在一月战斗之后，我被征兵入伍，到了托尔诺，再往后，如果您想确切了解的话，我一有机会就开了小差，为的是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行列。您这么喊叫，是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好印象的。马尔察恩和诺伊曼都不是白吃饭的笔杆子理论家。在战时，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在理事会和工业委员会中都干得很出色。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显然，我们对第三国际比对列维更有好感。我要纠正一下：“完全正确，我们对第三国际的好感比对任何个人要胜过十倍。”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为德国党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加速革命的发展。（鼓掌。）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不要过于计较过去，而要表明我们今后的打算。我们是要说说我们的打算。（有人喊道：“就怕你们再一次捣乱！”） 同志们！既然老是有人喊叫，我就有必要加以说明。在中央委员会于星期四在柏林宣布举行总罢工之后，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立即前往鲁尔区（因为矿工需要外力支援），从罢工开始，直至罢工结束，我就一直在那里尽我的义务。（弗里斯兰：“你完全明白，我们指的不是你，而是你的那一派！”）说到诺伊曼、弗兰根和蔡特金同志，他们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有人喊道：“弥勒、多伊米希！”）没有一个同志怠工。（喊声。）正当中央委员会溜之大吉，连它继续存在与否都不肯说一声的时候，盖尔同志和迪韦尔同志就去找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并为我们的党刊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有人喊道：“是怎么提供的？”）这是他们的工作，这项工作他们完成了。这与怠工风马牛不相及。你们的种种诽谤是不值一驳的。你们生拉硬扯，企图回避现实的后果。（黑克尔特：“你们倒是活跃，给德国党抹黑。”）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考虑到德国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经过共同努力和共同斗争，我们是能够在冲突的基础上消除现存分歧的，因为企业主发动的进攻使这种冲突愈来愈频繁。尽管有种种情况，但是，我并不认为在我们德国，事情会耽搁很久。我的看法是，企业主会越发蛮干下去，而我们只要是不打算让工人阶级变成叫花子，则不出几个月，就得全线出击。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德国国内党的关系一团糟，所以工人阶级异常沉闷，只有在企业和工会中大力开展工作，才能使工人阶级摆脱工会官僚的有害影响。革命后，我们在德国进行的历次战斗均未达到目的，或者说无产阶级都打输了，究其原因，就是工会官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统治了群众。我能够理解并且赞成拉狄克同志的想法，即共产党员永远也不能脱离群众，与群众密切合作，以取得群众的信任。但是，我们如果在党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告，接二连三地提出口号（有人喊道：“还有声明呢！”），天天大骂工会官僚，那就做不到这一点。工人在政治上尚不成熟，我们这样干，就会把工人直接推入那些领袖的怀抱里。要通过在企业和工会中积极开展工作的办法，将工人争取过来。但愿我们党内那种吹毛求疵的现象再也不要发生了，希望塔尔海默、弗勒利希和弗里斯兰这些大理论家有一天也来参加工会会议，发表一下反对迪特曼的意见，哪怕有一次也行。他们总是怀疑：“这里有机会主义者吧，那里有机会主义者吧”，这样，他们就可以治一治自己的疑心病。这种疑心实在是我们党的生活中的一害。除非我们在工作和斗争的基础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否则德国党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难以走上正轨的。 我们不想再谈论列维事件，因为，按照德国代表团的要求，这一事件已由代表大会解决了，而我们也是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在这里，有人谈到了《苏维埃报》；黑克尔特说，马尔察恩应当写—篇关于三月发动的文章；有的无产阶级代表冷嘲热讽……。 文章我写了，寄给出版局了。文章转到中央委员会手里，但被中央委员会否定了。拉狄克同志在这里即在莫斯科说：“你给《苏维埃报》写文章，但是你这个大笨蛋为何不在党刊上发表呢？”我回答他说：“文章被中央委员会否定了。”他说：“这我根本不知道。”因为当时黑克尔特公出，所以我把文章交给了瓦尔特同志，他担任黑克尔特的副手。文章的题目叫做《三月发动与我们在工会中的工作》。在文章中，我以无产阶级应有的坦率的态度对情况作了忠实的报道。瓦尔特没有接受这篇文章。所以，《苏维埃报》以及其他等等，都与我不相干。我一心尊重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怎样决定，我就一定怎样办。（有人喊道：“正确！”） 同志们！我已经说过，我们是怀着真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种崇高的感情，来到莫斯科的。我们在这里即在俄国了解了情况，同时也看到了阴暗面。我们要努力推进德国革命，以支援我们的俄国兄弟。但是，我要问：一个阻止党报成为工人的机关报，而他自己却利用党报同领袖们进行争论的空谈家，难道是真正的领袖吗？不是，这样干，只会疏远工人。我们要消除我们党内的这种状况。我们有最美好的愿望，所以我不希望黑克尔特所造成的那种气氛再继续下去。我们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在我结束发言之后，还有其他同志要发言，他们将就黑克尔特所谈论的细节发表意见。我已经坚决驳斥了关于我们怠工的指责。我们的意图是光明正大的，因此，我们吁请代表大会协助我们在德国建立起正常的关系。（赞同声。） 布哈林： 同志们！马尔察恩同志刚才发言，表示不赞成黑克尔特同志讲话的语气，但是，他自己讲话的语气跟黑克尔特并没有两样。所以，我现在一举一动就得小心翼翼，像一只小绵羊了。（笑声。）人们在会上讨论各种各样的倾向和问题时，谈了许多理所当然的事情。譬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赫姆佩尔同志谈了群众运动的新方法问题，其实，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早在战前就对这些问题作过详尽的论述。一切有关进攻问题的言论也都是不言而喻的。就连列宁同志也承认，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一概反对进攻。因此，是不是也要把列宁同志的这句话写进提纲里呢？（笑声。）（托洛茨基：“要写就得写全。列宁同志说：‘只有死顽固才会持相反的意见。’”）在讨论总的世界形势时，我们必须考虑到，目前在欧洲显然已经出现的相对均势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突然被打破，因而某个国家的整个形势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突然发生变化。如果说列宁同志由此而谈到了其他，那就有必要将列宁同志的这些话简单地加以阐述，但决不能违背列宁的原意。我举几个例子。 在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我们党中央向我们的全体鼓动工作者发布一道指令：鉴于资产阶级硬说我们布尔什维克主张国内战争，所以你们要揭露这种无耻的谎言。这是我们党自己发布的指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项指令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再看看另外―种情况，譬如说十月革命前。如果在十月革命前说这样的话，发布这样的指令，那就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犯罪。不消说，我们在十月革命前给我们的全体鼓动工作者的指令是：举行起义，发动公开的国内战争！ 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后的事情。在订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期间，我们党及其公认的领袖列宁是赞成这项和约的，这是你们大冢都知道的。后来，在发生波兰事件的时候，同样是列宁同志却主张发动进攻，即主张采取军事策略。当然，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上述例子证明，策略路线决不能―成不变，而要灵活多变，要永远取决于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和具体情况。如果懂得了这一点，那就不能不向我们的那些不善于辩证地理解列宁同志的讲话的同志敲敲警钟了。（笑声。）我们敢说，今后如果有哪个政党明明具备了充分的前提而又不发动进攻，那么，未来的执行委员会，不论其构成如何，都会狠狠地教训这个政党。换句话说，俄国代表团的提纲所提出的共同策略路线决不能成为机会主义分子在共产党内胡作非为的挡箭牌。（热烈的赞同声，鼓掌。） 关于德国的关系问题，我也谈几句。在个别同志之间存在着―种从辩证法上根本讲不通的矛盾。他们一方面说，我们必须认真分析我们所犯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说，我们只应当考虑未来。侬我看，这不是矛盾，而是荒谬。条件问题，我们必须谈，能够谈，也有胆量谈。虽然马尔察恩同志提出了种种批评意见，但是，关于列维事件我多少还是要谈一谈，因为这决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涉及整个方向的问题。我们明明知道，迄今为止，在德国党内，个别分子在政治上仍与列维有某种相似之处。关于三月事件，人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现在再谈这个问题就未免可笑了。不过，列维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其中有值得分析的地方，经过分析，人们就不难看出，这位先生已经变成一个地道的孟什维克了。首先，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是要宗派还是要政党？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回顾一下过去，回顾一下列维先生在笫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言行，人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列维声称：共产国际必须是清一色的共产主义国际，如果接受职业工团主义者加入国际，则是对共产国际的犯罪。那样，就等于——我一字不差地援引他的原话——断送国际。（有人喊道：“大家注意听！大家注意听！”）这是列维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过的话。现在，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列维现在一口咬定，说我们要搞宗派，而他反倒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群众团体。这又是一个从辩证法上讲不通的矛盾，这只能说明列维不惜制造种种借口，以达到他脱离政党的目的。在群众与领袖的问题上，列维曾经猛烈地批评过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并且十分正确地指出，该党有一个派别不能正确地评价领袖在群众性政党中的作用。然而今天，他却在他的文章中宣称他拥护俄国党内的一个派别即所谓工人反对派。在这个反对派内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盛行的那些倾向都已显露出来了，这是列维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话。这再次表明，为破坏工人阶级的大党即共产党，列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热烈的赞同声。） 再谈第三个问题，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对于我们来说，这本来是一个清清楚楚的问题，列维也不会对此有别的理解。但是，让我们看看他最近的文章吧。他在文章中关于俄国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觉得，既然俄国进入了实行租让的阶段，我们就更有必要创造条件以开展政治斗争。” 这是什么意思呢？看了全文就可以明白了。在他看来，俄国的局势不完全明朗。俄国现在既有政治危机，又有社会危机。要想找到正确的途径，就要对共产党加以修正。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修正主张呢？当然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孟什维克的主张，因而也是反对专政的主张。这是写得明明白白的。这当然是对俄国党的全部政策的攻击。这同列维先生以往攻击莫斯枓和莫斯科的指示的言论是一脉相承的。其余则不过是心理战而已。从逻辑上推理，这是一种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苗子。（热烈的赞同声。）不消说，孟什维主义味道十足。换句话说，这是变专政的观点为自由民主的观点。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其次，我们面临着党的专政问题。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的共产主义者都一无例外地坚信，阶级的专政只能是这个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就是说，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通过共产党的专政才能实现。我们早就批驳过把阶级的专政同党的专政对立起来的荒谬的想法。这的确是荒谬的。在这一点上，列维原来是完全赞成我们的。如今，他在最近发表的小册子里谈论起俄国的事务，试图对俄国的经验作出总结。他写道： “任何无产阶级的专政都是共产党人的专政。但是，任何共产党的专政并不都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总之，既然把无产阶级同共产党割裂开来，那党的专政也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了。我不禁要问：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确定党的阶级成分呢？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能有超阶级的政党吗？是有还是没有？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即不存在超阶级的政党。执政的共产党必定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这某个阶级是什么阶级呢？既然是共产党，那它捍卫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然这样，列维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只有一个意思：反对党的专政。单从理论上讲，其论点可能就是：无产阶级快要不行了；由政党来执政；拥护政党的不仅不是全体无产阶级，而且甚至可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多数。现在请回答我，既然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已经非阶级化，那么执政党难道就不该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吗？在这种情况下，该由谁来代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呢？当然是政党和执政党。那么问题何在？归根结底，这一派胡言就是要发挥反对党的专政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民主。这种思想的来龙去脉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看到，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也有类似的自由主义倾向的苗头。我有意识地谈起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种思想意识和这种征兆是十分危险的，发展下去，就与少数派相距不远了，并且也超出共产党的界限。（热烈的赞同声。）由此，我们应当得出如下结论：必须同包括德国党在内的所有各党内部的这种倾向，甚至是这种倾向的残余作坚决的斗争。一切已经形成这种思想的联盟和派别都必须立即解散。依我看，德国党内的所有反对派到现在都必须取消。（热烈的赞同声。） 下面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关系。赫姆佩尔同志说：我们不需要领袖，不需要理论家。我认为，这种说法就等于承认：该党之所以如此仇视领袖，就因为它选举的领袖太差劲了。（笑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各种小册子和宣传品，其中有该党的主要理论家赫尔曼·哥尔特的一本名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较之赫姆佩尔同志今天的发言，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全部思想体系论述得更为透彻，因为论外交才干，哥尔特不及赫姆佩尔，虽然哥尔特同志是文学家，而赫姆佩尔是普通工人。今天，我们已经听取了普通工人布里扬同志的发言。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哥尔特在其小册子中都谈了一些什么。他说：“德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个致命弱点以及不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两种革命都不考虑科学的策略即历史上国际的策略……”哥尔特的这种议论，俨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督教牧师在说教。 他接着说道：“在制定策略时，不考虑德国、西欧及美国的阶级条件和工业。这都全怪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俄国人以及整个第三国际。” 让我们继续读下去： “在喀琅施塔特的无产阶级奋起造你们的反，造共产党的反之后，在你们在彼得堡不得不实行戒严以防无产阶级造反（如同你们的全部策略一样，这都是你们自作自受）之后，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实行阶级的专政比实行党的专政好得多吗？难道还不明白，在西欧和北美实行阶级的专政比实行党的专政好得多吗？难道还不明白，‘左翼’也许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吗？” 哥尔特在小册子的末尾写道： “在这种专政明明导致种种可悲的后果之后，我们现在如果继续遵循俄国的策略，实行党的专政，领袖的专政，那就不是愚蠢，而是犯罪，对革命犯罪。” 总之，哥尔特在小册子的开头说，就俄国这个农业国而言，实行党的专政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来说，这一策略自然是不适用的。因此，不加区别地套用此策略，是对国际和对革命的犯罪。可是，在小册子的末页上，他却改口说，俄国犯了种种错误，俄国也应当实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政策。（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提出异议。）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这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我们俄国有句俗话说，鳄鱼从头到尾，从尾到头，其身长是一样的。（笑声。）这句话在政治上也适用。哥尔特在小册子的末页上把他在小册子的首页上所说的话彻底推翻了。总之，俄国与北美之间毫无区别，但北美与俄国之间却有区别。接着，哥尔特向我们谈起了工会，并且指出，把农业国俄国的做法搬到别国去，是莫大的策略错误。他还说，工会是抱残守缺的机构，因而是要不得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喊道：“小册子里没有这么说！”）亲爱的同志们，这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请你们说说，为什么这样联系政党就不可以呢？要知道，政党也是早就存在了。你们会说：是的，所以社会民主党是要不得的。这就是说，照你们这样类比，旧工会也是要不得的。政党的遭遇必然也是工会的遭遇。你们如果把你们关于政党的一套想法也用之于工会，那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不错，旧工会的职能根本不同，但是，这丝毫不能证明赫姆佩尔同志今天向我们宣扬的那套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在俄国和别国不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同工会作过斗争。我们从来就反对它们关于工会运动问题的观点。我们说过，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们应当做好准备，以便同党以及党的其他组织共同进行最后的斗争。你们没有提出一条现由来反对这一点。哥尔特所依据的理由实在可笑。他把问题完全歪曲了，宣称：“现代的西欧和美国是一个已经托拉斯化、银行化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资本不是按工种，而是按企业形成的。”总之，不按工种，而按企业。他完全错了。既不按企业，甚至也不按工业部门，而是按工业部门的各种组合。哥尔特的这番话纯系无稽之谈。即便他是对的，那又能证明什么呢？倒是能证明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工会的组织。就哥尔特而言，他别的什么也证明不了。就连赫姆佩尔同志也未敢提出别的证明。不能认为：“时代变了，组织也要变。”新的组织固然好，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旧的组织不能抛弃。按企业来搞，说到底，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其唯一可取之处是，在工会内部实行的原则也应当同组织生产的原则相一致。假使你们只满足于诸如此类的笼统的提法，那你们为何不这样联系政党呢？ 关于各党的相互关系以及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你们的论据也同样是不充分的。哥尔特说，在俄国，因为无产阶级人数不多，所以政党才能胜利。在别国，资本主义异常强大，敌人也强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任何领袖，不需要任何真正的政党，而只需要全新的组织。对此，我的回答是，这种论据荒谬透顶。不可以把政党同领袖对立起来。只要是一个大党，就必须设立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呢？中央委员会本身就意味着领袖的领导。 铃声响了，这是提醒我应该结束发言了，因此，我要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说这样几句话。他们认为自己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是他们的理论家这样写的，而这位理论家认为自己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比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还要强。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会努力挖掘危机的社会原因。我们的危机何在呢？这场危机不是别的，恰恰是农民的旺代①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是社会革命党人与农民的旺代相勾结，目的在于反对无产阶级。你们视而不见，却反而说什么你们的无产阶级政党胜过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提出异议，有人高喊：“这是故意歪曲！”）这不是故意歪曲。是写在纸上，抹不掉的。难道这些话能有别的意思吗？（拉狄克喊道：“什么意思也没有，一派胡言。”）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向同志们指出：这种目的，这种观念已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即列维纠合在一起了；你们所坚持的理论立场同列维的理论立场是没有区别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叫喊：“那么在实践上呢？”）假使你们在实践上搞的是一套，而在理论上搞的是另一套，那就说明你们在思想上已经完全乱了套。因此，我们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提出如下要求：他们不能容许自己的领袖带领他们走邪路；他们的领袖不应当写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不然的话，这样的党我们就不能不加以取缔了。（热烈的赞同声，鼓掌。） ①意即反革命势力或反革命策源地。旺代是法国的省名，18世纪来叶法国革命时，该省成为多年的反革命中心地。——译者注 主席克南： 报告大会，除德国、捷克和波兰代表团以外，匈牙利代表团的多数派也就分发下去的补充材料向主席团递交了声明。其次，通知各位，明天上午11时继续就策略问题进行讨论。 （会议于晚11时30分休会。）
第十一次会议（1921年7月1日中午12时40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十一次会议 （1921年7月1日中午12时40分） ·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特拉奇尼（意大利共产党） ↘列宁（俄国共产党） ↘米哈拉克（波兰共产党） ↘沃甘（英国共产党） 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主席克南： 现在宣布开会。主席团接到许多同志的意见书，建议稍微加快代表大会的进程；工会代表们坚决要求大会早点开完，这样他们好接着举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主席团认为，在讨论下几项议程时，要集中精力于主要问题。这是由于讨论第一项议程时，许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后不能这么办了。我们认为，今天开始讨论的策略问题，实际上用两次会议时间就可以讨论完毕。我们打算尽量做到这一点。当然，材料、建议和提纲要转交专题委员会审议。根据专题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也许再用半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审议完毕。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争取用两次会议时间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同志们！谁想发言，请报名。好，我们开始讨论策略问题。首先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赫姆佩尔同志发言，因为他的发言比较长。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听完拉狄克同志关于共产国际所要遵循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后，我们可以说，我们同意拉狄克同志头几个结论，因为他在结论中认为，根据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因而无产阶级革命势在必行。不过，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我们着手讨论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如何将斗争中的革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起来这一问题时，立即产生了分歧。我打算简单地说说这些分歧，因为给我的发言时间很少。 我们先谈谈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以来这个时期的情况。通过对德国和奥地利革命以及这个时期一切革命斗争的观察，我们可以肯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组织是以苏维埃形式出现的。有时是由无产阶级所建立，有时是由群众提出的组织形式。这一点，后来在意大利占领工厂时发生的较小革命冲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苏维埃，或者至少是苏维埃的组织形式。英国无产阶级在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成立了工厂委员会。（车间代表委员会真正掌握了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权。）1918年以后，德国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大小小的革命发动中产生了按苏维埃、按企业进行斗争的形式。这就是革命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考虑并且指出，既然这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期间的组织形式，那我们这些想要并应当领导这个革命的共产党人，就应当按照这种形式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我们以共产主义工人党化表的身分表明我们这个想法，同时我们要指出，这个想法并不像拉狄克同志所想象的出自荷兰，出自哥尔特同志的脑海。这个想法出自我们从1918年起始进行的斗争的经验。我们的工人不可能是大理论家。我们只有我们的斗争经验。我们认为，必须把那些真正希望同旧工人运动决裂的革命工人解放出来，因此，我们要支持那些新的革命形式。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旧工人运动的任务，或者说，回顾一下战前，即革命初期工人运动的任务，那问题就更加明显了。旧工人运动的任务，一是从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就是说成立政党，向议会和政府机关派出自己的代表，使我们的代表在资产阶级和官僚的公开许可下来捍卫工人的利益。这是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履行了，在当时来说，这样做是对的。那时，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应当关心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处境，应当极力开展斗争，一旦斗争无效，就要着手进行谈判。这一点，我不准备多说。这就是战前工人组织的任务。但是革命一开始，其他任务就相继提出来了。工人组织已不能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不能只限于此。它们不能再认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向议会派出代表；它们不能再乞求稍微改善一下工人阶级的处境。这是改良主义。在这方面，有人会对我们说：我们并不想这么做。我们相信大家不愿意这么做，不过，假如你们步旧工人运动的后尘，那你们就必然被引上这条道路，到那时，任何提纲对你们都无济于事了。这是经验之谈。旧工人运动有它自己的特殊组织，并非毫无道理。怎样才能在议会中有选派代表的权利呢？为此，不需要有革命战士，而只需要了解本国的生活情况，只需要会进行交涉的人、会提出报告的议员，仅此而已。在经济方面必须怎样做呢？要把工人联合起来，从联合的组织中挑选善于同企业主、同有组织的企业主打交道的工人代表。这些组织由领袖控制，群众绝对听从他们的摆布。他们募集款项，以便用于偶尔举行的罢工，再就是建立互助会。这种工会是工人阶级为了实现明确的目标，即为了顺应资本主义制度而产生的一种工具。如果共产党人认为，可以利用这个丝毫不能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可以在这种工人组织的帮助下进行革命，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而且免不了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经常看到，一切沿着这条道路走的工人组织，尽管它们讲的都是一些革命道理，但到了关键时刻，一个个就都不中用了。这就是我们从以往的体验中所应汲取的严重教训。我们说，无产阶级不应忘记自己的目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推翻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应当为此目标建立专门的组织，事实上它也正是着手这么做的。最近在德国，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比方说，某个企业的工人提出了要求，而企业主拒不接受，那么，工人该怎么办呢？他们就推选他们所熟悉的人为本企业、本工厂的全权代表，只要一着手这样做，这些代表就必定反工会之道而行之。这是小规模冲突与罢工以及大规模战斗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教导。 可见，工人阶级不得不组织起来，而且它为了进行经济方面的革命斗争已经组织起来了。我们说，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当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抛弃旧工人运动的错误路线。我们有自己的新路线，我们即将进行革命斗争，因此，我们说：革命的发展已经表明，工人一定要这样组织起来，一旦战斗发生，我们共产党人就要领导他们进行战斗。因此，共产党人应当帮助无产阶级按企业和工厂建立起目标非常明确的组织，这个目标就是把生产、生产力和工厂夺过来，并对它们实行领导。 同志们！我不能在谈论这个问题上耽误太多时间。共产党人的职责是正视现实，并且实际行动起来。 下面谈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是由实现其斗争目标的组织及斗争任务决定的。必须采取革命的斗争方法，目前要通过对一般经济状况，尤其是敌人营垒状况的研究来确定斗争的方法。敌人已在采取预防的对策。当然，他们老早就在这么做，只不过现在进一步加紧罢了。这些对策旨在：（1）保住他们的政权——国家政权；（2）维护他们对工业和给他们创造利润的经济统治地位。资本家不可能再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绝对不可能。但是，他们可以用牺牲其他部门的办法来巩固经济核心部门。现在世界各国都存在这种趋势。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密切注视这一动向，应当观察那些认准目标的资本家的企图今后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对工人来说，这种趋势的明显后果是：在这些仍然富有生命力的企业里工作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将同企业，即同这个经济核心部门一起保存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核心部门，即这些托拉斯和超级托拉斯在各国已建立起国际联系，并且占据了统治地位。如果一部分无产阶级在这些高度集中的企业里解决了工作和生计问题，那么，另一部分无产阶级必然要被赶到街头。在当前的制度下，这一大批失业者找不到出卖劳动力的地方，他们注定要死亡。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分化，经济上的分化。那些留在企业里依然有工资收入的工人，最怕丢掉饭碗。而被赶出企业大门的工人，对那些仍然能够活下去的人十分仇视。这种分裂是资本和资产阶级报刊有意加以维持的。现在，资本主义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复苏的。 我们不要说，复苏将持续很长的时间，我们要说，复苏只不过是短时的情况，而且它是建筑在饥饿待毙的无产者的尸体上的。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制定我们的战斗策略和确定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同无产阶级一起阻止他们实现这种企图：用毁掉一部分经济和饿死无产阶级的手段来巩固另一部分经济。这样做，工人阶级也许会遭到失败。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任何应战时机，用拉狄克同志的话说，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阻止资本主义实现它这样复苏经济的如意算盘。为达此目的，我们应当利用大批的、不断增加的失业群众和忍饥挨饿的无产者群众。我们应当把他们聚集起来，团结起来。但是，我们团结他们的目的不是让他们推选议会代表或者通过决议。我们应当从他们的生活需求出发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建立苏维埃，使他们同苏维埃、同企业全权代表取得联系，这样一来，我们就创建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实效的无产阶级联合组织，不断斗争的组织。发言、决议和拉狄克同志在这里提到的《公开信》，并不是可使革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行动纲领。唯一的行动纲领是不断进行斗争。 拉狄克同志谈到进攻和防御问题。早在今年年初，我们就目睹了德国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所有议会党和团体，都像资产阶级那样不遗余力地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无聊的表现是资本所需要的，因而无论如何应当加以制止。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利用所有企业中的一切冲突，促使冲突爆发并扩大；要分别地对各个资本家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各个企业之间要建立联系；要扩大和激化冲突。同志们！我们看到，德国中部事件就是这样酝酿成熟，并最终发展成为三月发动的。发动从袭击赫尔辛格开始，最后发展成为疾风暴雨式的战斗。这就是我们对进攻这个词义的理解，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进攻。可是，毫无准备地突然下达进攻命令，这种做法当然是荒谬的。 我还想谈谈去年8月20日红军驻守东普鲁士边境和华沙边境时我们的行动。这也属于进攻和防御问题。我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打算用几周时间，通过公开集会、向企业散发传单和宣传品，以及利用红军逼近边界所激发的情绪，一句话，就是千方百计地做好准备工作。针对军队及装备将从法国经过德国开往前方，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最终作出起义的决定。我们有计划地在各方面作了准备。8月19日晚和8月20日（我们现在才能公开谈论这件事，因为以前我们许多同志曾因此而坐牢），《红旗报》、《自由报》及各省报分别刊登了告无产者书：“德国无产着，请注意！各地旧密探、奸细及形形色色居心叵测的人正在企图制造一场惨酷的屠杀……”现在，我们公开承认，如果说，我们也犯了错误的话，那就是在这一天我们曾竭尽全力地企图制止必定在德国的主要地区爆发的发动。在许多地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因而有人才得以讥笑我们的同志在费里贝特和克屯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做法。 我们声明，任由别人讥笑，我们全不在意，共产党人在那种情况下是应当转入攻势的。对德国来说，这就是进攻，不过就国际范围而言，这不是进攻，而是同战斗中的俄国兄弟实现团结的一个普通行动，因为他们由于别人给敌人任意运送军用物资而陷入了困境。这一点是必须考虑到的。 下面谈谈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局部要求问题（《公开信》、生产监督等等）。拉狄克同志已经说明了局部要求可能包括的和不应包括的内容。工会和议会党所支持的《公开信》具有而且必然具有机会主义性质。得到战斗的经济团体向革命政治团体支持的《公开信》包含着拉狄克同志和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内未曾发现的东西。负责制定《公开信》中提出的斗争计划的行动委员会在哪里？我们当然不接受这个计划，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的好汉，我们深信，归根结底还是要同政府交涉，计划上那一套统统是空话。我们赞同一切斗争，但事先必须充分考虑行动方式。决不能草率从事，必须做好革命准备。假如我们存在革命组织，假如斯巴迭克联盟中央委员会和第三国际最近两年来不是一再要求我们抛开工厂组织和工人委员会，而只利用工会，那我们是可以做好革命准备的。如果我们询问那些经常参加斗争的同志，他们会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他们会给我们指出唯一正确的斗争道路。可惜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从逻辑上发挥我的观点。 现在谈谈局部行动问题。我们声明，我们不反对局部行动，一切局部行动都会得到我们的支持。一切以工人阶级的经济需求为出发点的斗争，都应当千方百计地予以支持。德国、英国以及所有经历了40—50年资产阶级民主制统治的、尝够了它的极其危险后果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正是这样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更必须养成斗争的习惯。口号应当与局部行动的性质相一致。举例来说，如果某企业或者许多企业举行所谓总罢工（当然只波及无关紧要的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提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因为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口号应当切合实际，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争取实现。这些口号还要同运动的总方向一致。假加国内爆发了总起义，我们那时的口号就是：为实现我们的主要目的而奋斗。 现在谈谈三月发动。我想通过这个事例说明三月发动实际上造成的影响，这一点这里还没有谈到。三月发动本身并不是能够导致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一次运动，这是目前一致的看法。我们也是这样认识的，但仍然有必要提出推翻政府的口号，否则德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斗争。现在的社会制度只会使千百万无产者饿死，只会使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逐渐死亡。因此，极端贫困的工人阶级除了推翻这个社会制度没有别的出路。这样的口号适用于德国中部地区，一般地说，也适用于国内其他地区。因此必须提出这个口号，这样才能首先给德国无产阶级指明摆脱贫困处境的唯一出路。请允许我举例说明，这里指的是1918年1月的德国。战争及其一切后果给无产阶级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在兵工厂和船坞工作的工人准备举行反对战争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反对饥饿和赤贫的暴动。他们处在总罢工前夕。结果如何？除少数几个人，其余广大工人群众和士兵无产者都不理解他们的做法。局面还没有打开。那么，全国如何响应这个斗争？关于这次罢工以及工人遭到残酷迫害的消息，一直传到了穷乡僻壤。当事态深入发展，直接威胁到军国主义化的经济以及所谓日耳曼帝国的存亡时，工人和士兵才按照1918年1月的预备战斗给他们的启示采取了行动。目前，我们在德国正经历类似的情况。1921年的三月战斗向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在德国，我们没有足够的宣传手段使一切角落和僻巷的平民百姓觉醒过来，我们不得不把这项任务交给资产阶级，当然，资产阶级是按它的需要来办的。它一贯戕害我们，辱骂我们是罪犯、恶棍等等，而无产阶级也常常跟着它一起辱骂我们。不过，到了紧要关头，无产阶级就又会回到它一度走过的道路上来。革命就是这样给自己开辟道路的。因此，必须提出推翻资本主义和现存国家制度的口号。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以及共产国际的重要教训，这比会上分散我们许多精力的种种琐事重要得多。 同志们！我还要就我想象中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组织说上几句。直到现在，我对这个问题只有初步的想法。无产阶级应当组织起来，但不是为了取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机构里的席位，不是为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确实不是，它应当为革命而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应当汲取俄国、德国和奥地利革命的全部经验，以及这些国家一连串战斗的全部经验，并且根据这些经验来建立自己的组织。因此我说，共产党人应当立即建立一个可以吸收无产阶级参加的核心组织，在历史发展的推动下，无产阶级势必会走上斗争的道路。而这种组织形式便是按产业、按工业部门、按地区联合起来的工厂组织。目前，它们为数不多。（喊声：“它们越来越少了！”）目前这些组织主要是靠那保护旗帜的人来维持，而一旦斗争爆发，无产阶级势必加入这些组织，因为工会对斗争毫无促进作用。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第三国际的策略应当以此为指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前进。为了保持对所有这些阶级组织的领导，并经常给予支持，共产党必须执行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而不要按某些领袖的旨意行事。无产阶级需要一个坚强、团结的党的核心。每一个共产党员部应当成为能够担负任何重任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应以党的纲领和决议为行动指针，决不应惊慌失措。此外，他还要严守纪律。一旦违反纪律，就只有开除出党或给予其他任何一种处分，决不宽恕。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坚如磐石的、目的明确的、经受战斗锤炼的、不搞不正当交易的政党。只有我们投入斗争，彻底同旧工联主义传统及旧政党传统决裂，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及议会制决裂，我们才能成为这样的政党。共产党人应当踢开这一切绊脚石，不同资产阶级合作，拒绝充当资产阶级削弱和消耗革命能量的工具。共产党人必须抛弃一切不正当的做法，坚决走上从事革命活动的道路。我只能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简单指出共产国际所应遵循的方针，如果它愿承担自己那部分领导责任的话。 如果我们从国际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我们不乏能够承担这一项任务的力量，不乏能够建立工人组织和革命国际的材科。我们看到，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都有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也许会说，我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想就此问题说上几句。必领承认，多年来，工人阶级当中的革命分子是同情这些不懂得阶级斗争（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派别的。同志们！问题在于，他们以及他们策略依然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状况。德国及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旧方法，在当时是正确的，可是如今在总崩溃的情况下，必须采取直接斗争的方法。然而这些工人，即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里都缺乏组织斗争的经验，而且他们又不懂得团结工人阶级的真正方法。因此，共产党人应当过问这件事，使他们学会斗争，学会团结自己的力量和建立组织。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是坚决主张同一切资产阶级传统彻底决裂的。所有那些转到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营垒中去的工人，是在议会领袖叛变的情况下采取了这一步骤的。你们要知道，议会制的错误给工人运动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现在必须迫使领袖们摆脱他们目前的处境，如果共产党人对此下不了决心，那他们就是胆小鬼。对共产党人来说，否定议会制和否定工会运动都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而仅仅是策略问题。我们持有这种观点就会发现，无论在美国，或者在西欧各国，都有一些坚持反对议会制和否认工会运动的庞大的工人组织。现在，问题在于，本次代表大会将作出什么决定。如果它继续走老路，那国际革命就有削弱的危险。如果它坚决同左派联合（他们的代表现在也在莫斯科，应当承认，他们也有许多宝贵的东西），那它就会以此为动力大大推动国际革命向前发展。采取什么对策，取决于代表大会。我们正是这样看待加入第三国际问题的。 主席克南： 继续讨论。下面由特拉奇尼同志发言。弗里斯兰同志请求将他的发言列入议程。 弗里斯兰： 同志们！我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建议延长特拉奇尼同志的发言时间，以便说明许多代表团对拉狄克同志的提纲的修正意见。正如你们从《莫斯科报》上看到的那样，修正案是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代表团提出来的。目前同意这些修正案的，还有德意志-波希米亚代表团以及其他许多代表团。为了更便于讨论，我们认为有必要延长特拉奇尼同志的发言时间。建议给他1小时。 主席克南： 特拉奇尼同志表示，30分钟就足够了，顶多用45分钟，他就可以大体上说明所提出的修正案。我认为，我们可以采纳这个建议。有没有异议？现在由特拉奇尼同志发言。 特拉奇尼（意大利共产党）： 今天上午，全体代表都从《莫斯科报》上看到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代表团准备向大会提出的修正案。现在，我们接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通知，说它也同意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代表团的意见，并且愿意支持我们提出的修正案。 我现在声明，我们不想修改拉狄克同志昨天在他的报告的结尾部分提出的提纲，至少不想改动提纲的总原则。我们认为，拉狄克同志的提纲与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关于世界形势的提纲和报告的精神完全一致。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结束语中指出：拉狄克同志提出抗议，是由于他——托洛茨基同志离开了正题，转到讨论一些技术问题上去了，其实，他应当放弃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而给拉狄克同志提供充分研讨它们的机会。这件事证明，拉狄克同志的报告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之间的确存在内在联系，从第一个报告转到第二个报告，这并不能说明承认什么新原则，也不等于提出什么新建议。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包括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已经大体上同意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提纲。这说明，他们也大体上同意拉狄克同志提出的提纲。他们既然已经表示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现在就不可能自相矛盾地反对拉狄克同志的提纲。不过，我们认为，拉狄克同志的提纲只能作为讨论的基础，对它还要作许多修改。你们已经看到，这种修正几乎占了今天报纸的整整一个版面。但所有修改之处都符合我现在极力加以说明的总原则。至于个别一些修正，以后让别的同志来论述，他们比我更熟悉其他国家的情况，更熟悉对提纲可能有用的情况。 在拉狄克同志提出的提纲中，有一处谈到了各个国家的情况，以及各个政党内部发生的事件，而且从对情况的总述评出发提出了必须在这些政党和这些国家里执行的策略的结论性意见。我们认为，对“各个政党内部发生的事件”这一提法，要加以修改。就以意大利的情况为例，提纲中关于这方面的措词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符合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敌人会从这些措词中找到攻击我们的论据。让我们看看第四点，上面写着：“塞拉蒂的政策一方面扩大了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扩大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群众把他们当作自己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领袖）的影响。它还使党内的反议会制倾向和激进浮夸的风气有所滋长。” 但是，我们深信，所谓意大利群众在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物色领导他们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领袖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根本没有自身的组织。当社会党的影响一落千丈的时候，无产阶级群众并没有从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当中物色领导他们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领袖。当然，许多仇视共产主义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人会说：在第三国际谴责意大利社会党的时候，群众着手从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物色领袖。我知道，蔡特金同志曾在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说，意大利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成员本来就是工团主义者，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也入了党。塞拉蒂在《前进报》上以及在他的讲话中也多次声明，在里窝那出现分裂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离开了社会党人，他们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第三国际和所有加入国际的政党不过是原来属于社会党而现在脱离了该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因此，社会党现在再也不想把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留在自己的组织内。 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群众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追随无政府主义者，要么追随改良派和中派。目前，改良派是一支相当大的组织力量。但我们完全相信各国群众必将跟着共产党走，这种现象在意大利可以看到，那里的群众经历了紧接着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出现的混乱时期，也开始寻找自己重新组织起来的新核心，而他们认为，这个核心就是意大利共产党。 因此，我们建议，有关群众企图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当中物色领袖的词句，应作如下改动：“在积极行动的时刻，这些领袖的中派方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或者是共产党错过完全掌握群众行动的领导权的时机，或者是中派或半中派在行动期间从背后袭击工人。” 当然，目前这种危险再也不会出现了，因为在意大利有一个能够引导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共产党。我们应当提出关于共产党内部的激进倾向这一原则性问题。 我们从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代表大会的讨论中已经感到矛头指向“左”派，他们遭到激烈的反对和无情的攻击。当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分析法国共产党问题时，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当场起来发言，企图说明法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仍然十分严重，他列举了许多例子和事实来论证法国共产党没有坚持真正的革命立场。这时，我们看到许多同志挺身而出痛斥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我们并不认为应当采纳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的建议。我们并不认为当法军进攻卢森堡时，法国共产党应当发动革命和以武力反对占领卢森堡。我们并不认为当法国政府于1919年招募新兵时，法国共产党应当提出“不要应征！要以武力抗拒前来抓法国青年的宪兵！”的口号。不过，我们也不认为，对所有“左”的倾向必须一律坚决反对。我们认为，在拉狄克同志的提纲中，对法国党内的“左”派的批评言辞过激，其实这样的派别，在其他许多国家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喊声：“是的，言辞太激烈，而不是太温和了。”） 我们认为，第三国际还要进行一场伟大的斗争——反对右倾的斗争，即反对中派和半中派机会主义的斗争。 我们不要以为，把列维开除出第三国际和德国统一共产党、不接受意大利社会党（其中包括塞拉蒂）为共产国际成员，第三国际就能完全摆脱一切中派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我们反对中派和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刚刚开始。在第三国际以及属于第三国际的许多政党内，还存在着强大的中派势力，必须对这种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此外，在昨天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我们通过的提案里，尤其是在关于执行委员会对待某些已加入第三国际，但还存在中派倾向的政党的态度的提案里，我们已经表态，这些中派倾向必须清除。我们所说的某些政党，是指那些当初由于群众要求，从而违背或者几乎违背领袖意志而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现在，这些领袖之所以加入第三国际，不过是由于群众一再坚决要求而已。不过，这些纯粹在群众压力下才加入第三国际的领袖，完全有可能违反群众的意愿，在第三国际内部重新推行中派主义或者改良主义政策。执行委员会应当密切注视这些政党领袖的动向，要千方百计地防止那些不仅危害各国革命运动，而且也危害整个第三国际的新的塞拉蒂和新的列维出现。所以我们认为，主要不是反对“左”的倾向，而是要坚决开展反对右倾的斗争，尤其是提纲中有关法共情况的段落所反映出来的右倾情绪。要从这些段落中删去一切批评“急躁的、政治上不成熟的革命分子”所代表的倾向的过激言辞，换上纯粹是对“左”派分子提出劝告的相应条文。可以建议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注意防止这些“左”派分子“干蠢事”。这一点，列宁同志在执行委员会中已经提出来了。此外，还必须强调指出，法国党中央委员会尤其应当注意扭转右的思潮。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十分详细地论述了与右的思潮作斗争的问题。我们提出关于修改策略问题提纲的建议，只是想以此证明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执行委员会所说的话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料到拉狄克同志会反对我们的修正案，因为在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法国党问题时，他的发言不是针对“左”的，而是专门针对右的思潮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关于策略问题提纲的修正案中所强调的东西，恰恰同拉狄克同志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法国党的发言内容是一致的。 当我们着手分析捷克斯洛伐克情况时，遇到另一个原则性问题。在拉狄克同志的提纲里曾多次概括地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想着重谈谈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这关系到广大的群众性政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觉得，在拉狄克同志提出的提纲中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就是除了把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以外，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各国共产党致力于其他任何任务。就拿第一点来说，请看：“我们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的这些策略问题，牵涉到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吸引到共产主义领域里来的方法，即为了即将到来的斗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把无产阶级的积极部分组织起来的方法。”我们始终认为，为了共产主义原则必须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这种说法，会在党内及其他工人组织内引起误解。当然，必须竭力把无产阶级的大部分组织到共产党内来，必须努力吸引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参加共产党组织。至于“争取群众”的提法，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从革命斗争出发，必须竭力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的同情。关于为了共产主义必须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思想，在拉狄克同志的提纲中已经有了。我们从提纲法文本第9页第4段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党拥有35万党员。此外，德国党①拥有约6万党员。就是说，两个党合并之后，党员从数将超过40万。基于这种论断，可以说，捷克斯洛伐克党的当前任务，就是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宣传把本国大多数工人争取过来，并且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我们认为，像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小国里的拥有40多万党员的共产党，当前还有其他任务，这就是把其余工人吸收到党内来。不能停止宣传，不要把所有愿意加入共产党的工人拒之门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党还要教育已经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40万工人，以及至今仍然受改良派和民主派领袖影响的那些工人，因为此等领袖向他们灌输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我们说，捷克斯洛伐克党当前的任务，不是单纯靠宣传来吸引工人群众，换句话说，它必须靠积极的行动来扩大共产党的队伍。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谈我们对革命斗争及其性质的认识。 ①注：指捷克境内苏台德区（德语区）党的组织。——译者注 这个革命斗争其实是整个或者几乎整个无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并不认为，只有等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时候，才能进行革命行动。我们从多次观察和传闻中，发现俄国革命是在俄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少数派的情况下爆发并取得胜利的。至于说要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组织到党里来，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吸引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参加革命斗争。当我读拉狄克同志的提纲时，我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他断定只有把无产阶级的最大多数组织起来，才能达到革命斗争的目的。我们的看法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只有积极进行工作，才能把工人阶级吸引到党里来。只有到那时，这些目前仍属于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政党，即多数派政党的工人，用不着我们宣传就会相信共产主义原则好得很，就会脱离改良主义政党。我认为，在共产党公开参加战斗以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它即将取得胜利以前，它只能由最积极的工人组成。 现在加入多数派和改良主义政党的工人，虽经我们宣传、劝说，其中多数人仍然不会加入共产党，他们留在党外，在党的外围，可以说是个非党人士的政党。俄国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现在，到了革命斗争胜利三年之后，非党工人才加入共产党，当然他们还缺乏入党所必须具备的一切明确、坚定的信念。 这样一来，就不应当在提纲中断言，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共产主义原则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正确地说，必须吸引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参加革命斗争，但不应指望这个大多数加入共产党，因为这样做会给改良派提供击败我们的武器。改良派经常说，如果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不加入共产党，革命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民主派的原则，他们想把它安在共产党头上。这个原则适用于改良派，但不能将它塞进提交共产国际的提纲里。 在关于德国党的任务和德国共产党对第三国际的态度那一段里，我们也发现这类提法。我读给大家听一听：“由斯巴达克联盟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工人群众合并而成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它现在已经成为群众性政党）当前的伟大任务是：扩大党对广大群众的影响，加强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争取工会和摧毁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官僚势力。” 由此可见，德国统一共产党目前就具有扩大自己对广大群众的影响的任务了。不过，我们认为，像德国党这样拥有非常多信徒的政党，当前更重要的任务是：在德国无产阶级未来的战斗中率领这些群众前进。我们可以相信，德国革命运动并没有终止，三月发动失败以后，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将具有更大的规模。 这个群众斗争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德国。我在那里呆了几天，然后返回意大利。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当时我发现，三月事件以后，革命胜利的希望渺茫，但德国党在意大利的影响和声望反而大大增强了。意大利工人一遇到我，就不停地打听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况。现在，我无法表达意大利同志对德国党的赞美心情，因为该党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捍卫无产阶级进行了英勇战斗。三月事件以后，意大利工人对德国其产党的评价很高。他们满怀激情、坚信不疑地说，目前德国有一个真正群众性的政党了。但在这以前，意大利工人并没有这种信心。托洛茨基同志摇头，看来他不相信我的话。（托洛茨基：“这不仅仅是针对您现在所说的话。”）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过，我可以说，我所说的完全反映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情绪。此外，三月发动对德国统一党具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反对改良派和机会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同时也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三月事件应当使德国党学会在斗争期间运用纪律手段。我们经常讲纪律，但我们没有机会在斗争中运用纪律手段。德国同志在三月战斗期间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他们也能这么做，可是三月事件以前，他们没有这种可能，我们至今也没有这种可能。 拉狄克以及其他同志带着讥讽的口吻谈论进攻理论，选用的术语确实很不恰当。它出自军事术语。既然拉狄克同志用讥讽的语气谈论进攻的理论和实践（德国三月事件以后已经涌现出这方面的理论家），那他显然读过许多有关战术的著作。不过，“进攻理论”一词有它固定的含义，我们应当在这里把它弄清楚。我们坚信，这对革命斗争将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不仅不应当抛弃这个理论，而且还要努力弄清它的精神实质。 我们认为，“进攻理论”是指共产党转为更加积极的一种趋向。这是向共产党强调的一种积极的趋向，而这种趋向应当取代至今在第三国际几乎所有共产党内仍居统治地位的静止趋向。我们认为，我们是用“进攻理论”的公式来说明从消极时期过渡到积极时期，我们觉得，这个词只能这样理解。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对这个词将像我所解释的那样来理解，那我们在关于策略的提纲里就不应当避而不谈同志们所鼓吹的进攻理论，而只应当修正他们的论点中言过其实之处了。 这就是我们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提出的主要的、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不要对“左”派批评得太过火，而让右派在共产党内部、在第三国际内部安然无恙地继续活动。我们认为，在反“左”和反右上，必须更加有力地反对严重危害共产主义的右派。“左”倾的危害性只是在共产党充分发挥积极性时才会表现出来。 此外还必须强调指出，从革命斗争角度来看，各国共产党没有必要将大多数工人群众联合在一起。关键仅在于共产党在斗争时刻是否能把群众争取过来。 我已经说过，我发言之后，其他同志将就提纲后一部分各点发表意见，我只限于我讲过的那两个问题。 列宁（俄国共产党）： 同志们！很遗憾，我必须克制自己，只进行自卫。（笑声。）我说很遗憾，是因为听了特拉奇尼同志的发言和看了三个代表团的修正案以后，我很想进攻。老实说，对于特拉奇尼和三个代表团所维护的观点，必须实行进攻。如果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对这些“左的”愚蠢行为不坚决进攻，那么，整个运动必定要垮台。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青。我们不能满足于发言反对个别同志。我们俄国人对于这种“左”的言论已经腻味透了。我们是有组织的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组织地进行工作，设法找到正确的路线。自然，我们的提纲是一种妥协，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已经是第三次举行代表大会并已制定出一定的基本原则的共产党人中间，实行妥协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我们这个由俄国代表团提出的提纲是经过极其周密的研究和准备的，是经过长时间斟酌并同各个代表团磋商的结果。它的目的是要确立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特别是现在，当我们不仅正式谴责了真正的中派而且还把他们开除出党以后，这个提纲就更需要。事实就是这样。我应当捍卫这个提纲。既然现在特拉奇尼出来说，我们应当继续进行反中派的斗争，接着又讲到打算怎样进行斗争，那么我就要说，如果这些修正意见表示的是某种倾向，那就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否则就没有共产主义，就没有共产国际了。我感到奇怪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竟没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笑声。）你们且听一听特拉奇尼所维护的东西和修正案所说的话吧！修正案一开头就说：“第1页第1栏第19行‘……大多数’应予删去。”大多数！这太危险了！（笑声。）接下去说，应该用“目的”一词来代替“基本原则”一词。基本原则和目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要说目的，那是连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同意我们的，因为他们也主张消灭剥削和阶级差别。 我平生接触过、交谈过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多，但毕竟见过不少。在目的问题上，我同他们有时可以谈得拢，但在原则方面却从来谈不到一块。原则不是目的，不是纲领，不是策略，也不是理论。策略和理论并不是原则。在原则上我们跟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过渡时期使用国家强制手段。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但这不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提出这个建议的同志们搞错了。 第二，修正案提出“‘大多数’一词应予删去”。请大家把整句话看一下： “在很多国家内，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尖锐化，很多群众性的共产党已经成立，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这些党都还没有在真正的革命斗争中掌握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实际领导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重新研究策略问题的。” 可是他们想把“大多数”一词删去。我真不明白，假如我们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商量不好，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在一起工作，怎么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呢？难怪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了。请告诉我哪一个党现在掌握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特拉奇尼连想都没有想举个什么例子。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根本不存在。 总之，应当用“目的”一词代替“原则”，而“大多数”一词应当删去。真是不胜感激！我们不会这样做的。甚至德国党这个最优秀的党之一也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是事实。我们面临极其艰苦的斗争，但是并不害怕说出这个真实情况，可是这里有三个代表团却想一开始就说假话，因为，代表大会假如删去“大多数”一词，那就表示代表大会喜欢假话。这是明摆着的事。 接下去有这样一个修正：“第4页第1栏第10行，《公开信》等字‘应予删去’。”今天我已经听到一个有同样看法的发言。那个发言有这样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发言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赫姆佩尔同志。他说：“《公开信》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行动。”我在私下里也听到这种说法，我感到非常遗憾，非常可耻。经过这样久的讨论，代表大会上还有人说《公开信》是机会主义的，真是可耻之极！现在特拉奇尼同志又以三个代表团的名义出来说话，想要删去《公开信》一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进行斗争呢？在我们的提纲里是这样说的：《公开信》是堪称楷模的政治行动。这是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坚持的。说它堪称楷模，是因为它是采取切实办法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第一个行动。在欧洲，几乎所有的无产者都已经组织起来了，谁不懂得我们应当在那里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谁就会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谁在三年的大革命中还没有学会这个本事，那他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 特拉奇尼说，虽然俄国党很小，但我们还是在俄国胜利了。他不满意提纲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讲。这里有27条修正意见。如果我要对这些修正意见一一加以批判，那我就得像某些演说家那样至少讲三个钟头……会上有人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拥有30—40万党员，必须争取多数，形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并继续争取更多的工人群众。特拉奇尼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他说：既然党已经有40万工人，那我们正要求什么呢？删去！（笑声。）他害怕“群众”这个词，想把它去掉。特拉奇尼同志对俄国革命并不很了解。 过去我们在俄国的确是一个小党，但是，全国大多数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在我们一边。（喊声：“对！”）你们那里有这种事吗？俄国军队当时至少有1000万人，几乎有一半在我们一边。难道现在军队的大多数在你们一边？请告诉我哪一个国家是这样？既然特拉奇尼同志的观点还有三个代表团赞同，这就表明共产国际内部还有点乱。因此，我们必须说：“不能这样下去了！应该作坚决的斗争！要不共产国际就完了。”（全场微动。） 我虽然处在防御地位（笑声），但根据个人的经验我应当说，我讲话的目的和原则是捍卫我们代表团所提出的决议案和提纲。如果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动，那自然是迂腐。我曾看过不少决议，我很清楚其中的每一行都可以作很好的修改。但这是咬文嚼字。如果说现在我还是宣布在政治方面一个字都不能改动，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些修改都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质，会把人引入歧途，给共产国际带来危害。因此，我，我们大家，俄国代表团，应当坚持决不改动提纲一个字。我们不但谴责了我们的右派分子，而且把他们赶走了。但是，如果像特拉奇尼那样把反右派的斗争当儿戏，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够啦！否则太危险了！” 特拉奇尼为进攻斗争的理论辩护。赫赫有名的修正案阐述这个问题的篇幅长达两三页。我们没有必要去念它。我们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特拉奇尼已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了。他搬出“活跃的趋向”和“从消极转向积极”这些理由来为进攻理论辩护。我们在俄国同中派作斗争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还在15年前，我们就对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以及孟什维克进行过斗争，我们不但战胜了孟什维克，而且还战胜了半无政府主义者。 假如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政权不用说三年半，恐怕连三个半星期也保不住，更不可能在这里召开几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了。“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这都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用来反对我们的货色。现在他们都蹲在监牢里，在那里捍卫“共产主义的目的”，幻想着“从消极转向积极”。（笑声。）像修正案那样进行论证是不行的，因为那里面既没有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论据。难道在我们的提纲里笼统地阐发过革命进攻理论吗？难道拉狄克或我们中间的什么人干过这种蠢事吗？我们在谈进攻理论时，都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时期说的。 我们可以从我们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还在第一次革命以前，就有人怀疑过革命政党是否需要进攻。如果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称呼的——怀疑这一点，我们就同他斗争，说他是机会主义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政党的辩证法一窍不通。难道党可以泛泛地争论是否容许进行革命的进攻吗？在我们这里要找到这样的例子，就要回顾一下15年前的事。只要有否认进攻理论的中派分子或伪装起来的中间分子，就必须立刻把他开除出党。这个问题是不会引起争议的。但是现在，在共产国际成立已经三年的今天，我们还在争论“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的问题，真是太可耻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同我们一起制定这个提纲的拉狄克同志没有分歧。在德国，在真正的进攻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开始谈论革命进攻的理论，也许不完全正确。但三月行动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领导者犯了错误，但这无关紧要。几十万工人英勇地进行了斗争。然而，不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怎样勇敢地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我们仍然要重复拉狄克同志在一篇用俄文写的文章中关于赫尔茨所说的话。假如有人英勇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即使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当然是一件大事，但是，假如有几十万人同社会主义叛徒的卑鄙挑衅作斗争，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那就是真正的进步了。 对于自己的错误采取批评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在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斗争过去之后，假如有人起来反对这个斗争，像列维那样，那就应当把他开除出去。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应当从这里吸取教训：难道我们做好了进攻的准备吗？（拉狄克：“我们连防御的准备也没有做好。”）是的，当时进攻还只是报纸文章谈论的事。把这种理论应用到1921年德国的三月发动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应当意识到；但从原则上说，革命进攻理论绝不是错误的。 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而且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已经为我们的革命做好了准备。这是首要的条件。当时我们有1000万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了，而我们的口号是：立即媾和，无论如何要媾和。我们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最广大的农民群众都有反对大地主的革命情绪。拥护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社会革命党人在1917年11月还是一个很大的农民党。他们曾要求采取革命手段，但是他们也跟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真正英雄们一样，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采取革命行动。1917年8、9月间我们曾说：“在理论上，我们和过去一样，仍然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斗争，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却准备采纳他们的纲领，因为只有我们才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曾在1917年11月即在我们胜利以后反对过我们并把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选进立宪会议的农民，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虽然不像我过去所错误地预料的那样在几天之内争取过来，但不管怎样总是在几个星期之内争取过来了。差别并不很大。请告诉我在欧洲的哪一个国家你们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把那里的大多数农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也许是意大利吧？（笑声。）有人说，尽管我们是一个小党，我们仍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这样说只能证明他不理解俄国革命，也根本不懂得应当怎样准备革命。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建立真正的共产党，这样才能知道我们是在跟谁交谈，可以充分信任谁。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打倒中派！”如果我们没有在各个方面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我们在俄国称为孟什维克的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实行清算的话，那我们就连共产主义的初步原理都不懂。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真正革命的党，同孟什维克决裂。但这只是预备班。我们现在已经在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了，可是特拉奇尼同志却还在弹老调，说预备班的任务是清洗、追查和揭露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真是不胜感激！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做得很够了。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说过中派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第二步就是要在建党以后学会怎样准备革命。在很多国家内，我们甚至还没有学会怎样进行领导。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不但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站在我们一边（在1917年选举时，绝大多数工人拥护我们而反对孟什维克），而且因为有一半军队在我们夺得政权以后马上转到了我们方面来，十分之九的农民群众在几星期之内也转到了我们这一边。我们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的而不是我们的土地纲领，并且真正实现了这个纲领。我们取得胜利就在于我们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这就是我们取胜这样容易的原因。难道你们在西欧能幻想这样的事吗？太可笑了！特拉奇尼同志和所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的同志，请你们对比一下具体的经济条件吧！尽管大多数那样迅速地转到了我们一边，我们在胜利以后碰到的困难还是很大的。但我们还是闯过来了，因为我们不但没有忘记我们的目的，而且没有忘记我们的原则，没有容许那些只谈目的、只谈“活跃的趋向”和“从消极转向积极”而不谈原则的人留在我们党内。也许有人会责备我们竟把这些先生关在监狱里。但是，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有专政。我们必须为实行专政做准备，而要做准备就得同这种空话、同这种修正案进行斗争。（笑声。）在我们的提纲里处处提到群众。但是，同志们，应当懂得什么是群众。左派同志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滥用了这个词。而特拉奇尼同志和所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的同志也不知道应当怎样理解“群众”这个词。 我已经讲得太久了。因此，我想只就“群众”这个概念再讲几句。“群众”这个概念是随着斗争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斗争初期，只要有几千真正革命的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了。假如党不仅能够使自己的党员投入斗争，而且能够使非党员也动起来，那就已经是争取群众的开始。在我们历次革命中，有过几千个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的情况。在我们运动的历史上，在我们同孟什维克斗争的历史上，你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一个城市里，几千个工人就能使运动具有明显的群众性。如果几千个从未听说过政治、过着庸碌而又艰难的生活的非党工人开始采取革命行动，那么群众就已经在你们面前了。如果运动不断扩大和增强，那就会逐渐发展成真正的革命。在1905年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你们以后也会领悟到这一点的。当革命的准备已经很充分时，“群众”这个概念就不同了，这时，几千个工人已经不能说是群众了。这个词开始具有别的含义。群众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它指的是大多数，并且不单单是工人的大多数，而且是所有被剥削者的大多数，革命者只能作这种理解，其他任何含义都是不可理解的。也许，一个小党，比如英国党或美国党，在认真研究了政治发展进程，熟悉了非党群众的生活和习惯之后，就能在有利时机掀起革命运动（拉狄克同志指出的矿工罢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假如这样的党能在这样的时机提出自己的口号，并使几百万工人跟着自己走，那么，群众运动就在你们的面前了。我决不否认，一个很小的党也能发动革命并把它进行到胜利结束。但是应当知道用什么方法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为此，就必须扎扎实实地进行革命的准备。但是，有的同志却出来声明：要立刻放弃争取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必须向这些同志宣战。要是没有扎实的准备，你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取得胜利。即使一个很小的党也能领导群众跟自己走。在某些时候并不需要有大的组织。 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绝对的多数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但是，为了取得胜利，为了保持政权，不仅需要工人阶级（这里说的“工人阶级”，是西欧讲的那种，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且需要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你们想到过这一点没有？我们在特拉奇尼的发言中能不能找到即使是这种思想的一点点痕迹呢？他的发言只谈“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他有没有提到粮食问题呢？哪怕是一个字也罢？可是工人要求有吃的，虽然他们很能吃苦、挨饿，——我们在俄国多多少少看到过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不仅应当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而且应当把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你们做好了这件准备工作吗？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做到了这一点。 总之，再说一遍：我必须无条件地捍卫我们的提纲，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我们不但谴责了中派，而且还把他们驱逐出党了。现在我们应当来反对我们认为同样危险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应当十分礼貌地向同志们说明真情（这一点在我们的提纲里是说得客气而委婉的），做到不伤害任何人。我们必须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比讨伐中派更重要的另一些问题。对付中派这件事我们做得够多了，已经有点腻味了。现在同志们应当学会怎样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德国工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那里，几十万无产者英勇地进行了战斗。谁反对这场斗争，就应当把他立刻开除出去。但是这样做了以后，不应该海阔天空地清谈，而应该立即开始学习，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怎样更好地组织斗争。我们不应该在敌人面前掩饰我们的错误。谁怕这样做，谁就不是革命者。相反，假如我们公开对工人说，“是的，我们犯了错误”，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后不会重犯这种错误，我们一定会更好地选择时机。如果在斗争期间，大多数劳动者，不仅大多数工人，而且大多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都站在我们方面，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取得胜利。（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按《到宁全集》中文第2第42卷第27-37页译文刊印——编者注） 主席克南： 请米哈拉克同志发言。 米哈拉克（波兰共产党）： 同志们！其实，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它的提纲中已经作出有关我们目前所关心的一切问题的决定，似乎没有必要再来谈论这些问题和就此作出决议了。不过，看来（这再次证实一个人所共知的真理，即仅靠提纲不可能建立政党，不可能形成运动和革命行动），即使凭借像样的提纲，行动也未必会成功，如果缺乏必要的经验和考验，即使有非常好的提纲，也许实际上也不知道该如何运用。因此，我们现在所争论的，就是群众性政党的作用（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讨论了许多次，并且就此作出明确的决议）,以及基本提纲、策略、革命者（议会议员）的行为和纪律等问题。这就是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三月发动问题的要点和意义。问题在于，这个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例说明，真正运用起提纲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证明，文件上写的一切东西，首先要在斗争过程中、发展过程中去掌握。 同志们！首先我讲几点个人的、纯粹个人的看法。几天以前，拉狄克同志在发言中责备蔡特金同志不该讲革命进攻问题，以及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该提出进攻必要性的理论，当时我就喊道：“这风牛马不相及！”由于拉狄克同志昨天再次企图证明蔡特金同志具有这种进攻理论，那我就不妨就此问题说上几句。 首先，我坦率地说（请拉狄克同志原谅我），这简直是吹毛求疵。如果你们读读提纲，读读三月发动以后蔡特金同志的第一个批语，那么，关于进攻问题，你们在那里会找到什么呢？你们在那里找到的无非是拉狄克同志和我们大家想说的话，只不过语气变得更加肯定和果断罢了。 蔡特金同志在提纲里谈到发动前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不过，她经常使用“进攻”的字眼，而不是“发动”。看来，这给人的印象是，蔡特金在用词上作了让步。她甚至谈到局部进攻问题，即我们所争论的局部行动问题。此外，同志们，在拉狄克同志和几位德国同志共同制定的提纲草案中，谈到准备进攻的必要性，而后来就只谈行动问题了。最后，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说，我们应当成为一个冲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冲击也好，进击也好，它和进攻到底有什么不同？我没有熟读德国军事家的著作，不过我想起，就连考茨基也企图赋予战略这个术语以含糊不清的意义。远在战争爆发以前，他与罗莎·卢森堡以及拉狄克同时写了消耗战略问题。这个出自军事辞典的字眼，对于讨论我们当前的任务，确实毫无用处。 其次，请允许我再谈一个问题。对每一个批评、打击都提心吊胆的德国同志，居然心甘情愿让别人接二连三地攻击蔡特金同志。（会场哗然。）同志们！我还想谈谈我个人的印象，就是在德国代表团里，年轻人的举止有时像老太婆，只有克拉拉·蔡特金像个男子汉。（笑声和喊声：“您自己也不会相信这一点。”）是的，同志们！这里的问题不在“进攻”或者“防御"的字眼上。德语中有个很妙的格言：自卫的最好方法是先发制人。我们的提纲里显示出来的是一种独特的先发制人的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三月发动是战斗，是手执武器的发动，而在发动期间，有些领袖对策略方法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不过，同志们，我这里指的是反对派。巴黎公社是由一些对策略的认识非常幼稚、比我们的德国同志还要幼稚得多的人来领导，这一点无人不知。他们干了许多蠢事，可是，他们的斗争结束以后，马克思却赞扬了巴黎公社、它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战斗。现在，我想起1905年莫斯科工人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起义。工人在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于是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说，他们干了蠢事，因为不应当拿起武器。然而，列宁却反驳道：“这好得很！我们应当为这个无望的战斗感到自豪，要估计到它对俄国劳动群众产生的历史影响。” 那么，我们面前首先有巴黎公社的范例，由于它遭受的损失惊人，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很消沉。（会场哗然，有人表示抗议。）不过，它仍然受到称赞。1905年俄国工人的十二月斗争，也是这种情况。每一个共产党人对三月事件同样应持这种态度。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错误，议论得够多的了。我认为，主要错误在于发动怕准备工作做得很糟糕。发动时机选择不当。依我看，主要错误正在于，进攻也好，防御也好，领导人根本不了解发动期间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会场哗然。）这个重大错误不同于其余错误，应当着重讨论。 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我们听到对这些错误的批评，但遗憾的是，长时间以来我们所听到的，仅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批评。我的朋友克拉拉·蔡特金的严重错误是，她不认识这一点。列维的批评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把本来不应当公开的事情向全社会透露了。仅凭他这个行为就应当把他绞死，至少也得将他开除出党。拉狄克和列宁说，关键在于对党的态度。同志们！我告诉你们，他把确实是秘密谈话的内容传出去了。此举并非偶然。 他在他的批评中仅仅是根据列宁同志的小册子《布尔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说了一遍毫无意义的话。他一不向党指明革命道路，二不给它指出当前的任务，他不会分析革命形势，只知抓住这件卑劣的武器：把他所听到的东西统统抖落出来。凭这一点可以说，党犯了大错误，它自己不去批判性地分析革命，而是坐等机会主义者出版关于革命的小册子。（会场哗然。）现在，我本想宣读波兰代表团的声明，不过眼下我还要说一点，就是我认为代表大会的情绪不该如此。许多同志似乎认为，列宁批评“左”派用了3刻钟时间，可是批评右派只用了1刻钟。 从这种印象出发，许多同志认定，列宁以及托洛茨基采取了右倾方针。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别国同志不熟悉俄国布尔什维克以往的斗争情况，要不然，他们就会知道这个党是在既反“左”、又反右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后退，而是在新情况下和为着新的目的继续沿着我们原来的道路前进。方向没有改变，因而这里并不存在后退。当我从会议记录中看到列宁在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时，我马上意识到，只有尽快地发表这个讲话，才能尽早消除我们同志的错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主要目的是提防“左”倾，这一点在俄国已经做到了，后来又提到反右，两者并不矛盾。同志们！列宁表示反对修改提纲原文。波兰代表团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委托我宣读如下声明：“总而言之，波兰代表团赞成三个代表团提出的补充意见，并且保留向专题委员会提出这一类的其他建议的权利。”（笑声和喊声：“你们说的似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沃甘（英国共产党）： 同志们！关于拉狄克同志在报告和提纲中提出的批评，我首先想指出，第三国际下属任何政党都不像英国代表团那样重视批评。不过，我们主张党的批评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批评应当对党有利，使党能从中汲取不仅对它本身、而且对整个国际运动都极其宝贵的教训。二是拉狄克同志在着手批评某个政党之前，应当力求对该党的行动有个比较确切的了解。拉狄克同志发言时引用了英国共产主义报纸。他指责报纸在“三业同盟”罢工和矿工罢工期间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显然，拉狄克同志没有读过《共产党人》报上的文章，否则他不会看不到这个党的机关报对英国事件作了十分正确的估价。我看过这个报纸，因此我知道，不仅在矿工斗争期间，而且早在罢工开始以前，它就向全体英国工人发出了有关号召。早在3月5日，报纸就提醒工人注意企业主企图降低工资。报纸的文章指出，企业主向矿工开刀仅仅是他们向英国整个工人阶级发动进攻的第一步。报纸继续向工人阐明即将进行的斗争的意义。罢工爆发时，它向他们提出“注视自己领袖的动向”的口号。这个号召响彻整个英国，促使矿工注意自己领袖的动向，帮助他们在与政府和矿主屡次发生冲突时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类似性质的文章报纸还发表了许多篇。《共产党人》报向工人论证，他们必须控制矿井的管理权，不然的话，矿主就会剥夺他们的工资。报纸指出，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斗争中，矿工必须采取足以唤醒英国群众起来行动的措施。矿工罢工期间，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对矿工进行了工作。共产党人通过他们的机关报领导罢工，并尽一切可能帮助矿工。在全英国范围内提出的“注视领袖的动向”的口号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才断言，拉狄克同志毫不留情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拉狄克同志企图使代表大会相信，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在矿工声势浩大的斗争中所负的责任认识不足。我想向拉狄克同志指出，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责任有清楚的认识，并且高度重视矿工的斗争。当时，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关于说服英国工人声援矿工罢工的最好方法问题。所有党员，上至领导成员，下至宣传员，都全力以赴地支持矿工罢工。此外，执行委员会还指示各个支部及所属一切组织在它们所在的地区成立声援罢工者委员会。凡是已经成立这种委员会的地区，共产党员必须听从它们的指挥。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所做的远不止此。它努力寻求使英国整个工人阶级同矿工团结起来的方法，并且利用革命形势以争取更好的效果。 拉狄克同志指责我们，作为一个政党似乎没有公开、坚决地站出来说话，而是把本该自己做的事推到矿工委员会头上。英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如果拉狄克同志了解英国工会运动的历史，那他应当知道，这个运动在我国有着强有力的传统。他应当知道，如果共产党企图把矿工（总数超过125万）联合到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去，对他们施加影响，给他们出谋划策，这样做简直太愚蠢了。 我们刚一认识到在英国我们只能利用我们可能采取的有效的宣传手段，我们便建议我们的党员（他们同时也是各个工会的会员）敦促他们的工会帮助英国工人群众做好迎接即将到来的总罢工的思想准备。我们曾利用工人委员会，因为我们知道，工会会员多半听从他们所在的工业部门的工人的意见，而不是英国共产党的声明。这样一来，结果如何呢？其结果是拉狄克同志所想象不到的。工人委员会在我们的领导下，遵照我们的指示和命令采取了攻势，在英国矿工和其他工人当中收到了从未有过的成效①。我们起到了促使千百万工人认清必须联合起来、宣布总罢工以显示全体工人同矿工团结一致的作用。我们在运输工人和各个工人集体当中散发了传单。我们向各采煤区、工业城市以及所有能前往的地方派出宣传员，以便号召工人支持声势浩大的矿工斗争。 ①注：原译“在矿工反英国其他工人当中收到从未有过的成效”疑有排印错误，现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这就是英国共产党所做的工作。接照拉狄克同志的看法，不是这么回事，其实这一切都已经做了，而且从拉狄克同志的批评中恰恰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他当时在英国，他也会建议这样做的。这是从他在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推断出来的，他在报告中声称，我们只应当重视现在，而不应当展望渺茫的、遥远的未来。我们曾帮助英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并且竭力争取实现所期望的斗争结局——革命。 这就是我们在英国所做的工作。我认为，拉狄克同志的报告的结尾——他在其中谈到了必须实行的措施——是合乎情理的，不过我声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正确的策略。 我不敢断言，英国共产党没有犯任何错误，它尽善尽美，我们已经利用了一切时机。可是，无论如何，拉狄克同志指责我们错过一切时机的批评意见，是不符合事实的。面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英国共产党感到自己毫无过错，因为它为创造革命条件尽了一切努力。 （会议于下午5时休会。）
第十次会议（1921年6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相关链接：卡尔·拉狄克 第十次会议 （1921年6月30日） ·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的声明 ·瑞典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声明 ·拉狄克作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世界形势概况 ↘“荷兰派”理论 ↘群众斗争的经验 一、英国矿工的罢工 二、意大利的斗争 三，捷克斯洛伐克十二月罢工 四、三月发动 ↘最近将来的口号 ↘结论 主席克南： 现在宣布开会。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想就我们昨天一致通过的决议发表声明。现由拉查理同志发言。 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的声明 拉查理： 尊敬的同志们！我代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向各位发表如下声明： “我们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是能够接受这个决议的，何况它完全符合我们在里窝那代表会议上通过的本吉伏利奥的决议案。 “但是，我们认为，你们据以作出决定的某些论证不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意大利国内的实际情况，因而我们不能掩饰自己焦虑的心情。不过，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使我们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这项决议。我们完全认识到，在建立共产国际各个支部问题上，需要革命的统一。 拉查理，马菲，利波尔迪 主席克南： 我们能理解这个声明，希望意大利共产党尽可能促使社会党站到第三国际方面来。 瑞典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 下面由霍格伦同志代表瑞典党就昨天的决议发表声明。 声明由主席团代为宣读。其内容如下：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瑞典共产党提出了几点批评意见。我想对此加以说明。 “为了正确地认识我党的现状，有必要回顾一下它的产生及发展的背景。它成立于1917年3月，是最早脱离老社会民主党的派别之一。当时我们共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反对派，后来它们联合起来，组成瑞典左翼社会民主党。我要说的第一个派别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它主要由青年团发展而成，第二个是摇摆于赫利斯特和列宁之间的知名市长林德哈根所领导的人道和平主义运动①，第三个是里克斯达克派所支持的中派。不消说，这种情况必然会使人们认识不清党的性质、纲领和策略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党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二十一个条件。林德哈根与中派分子一起退党另行成立他们独自的政党。自那时起，我们党便自称“瑞典共产党”，并且通过了共产主义纲领。 ①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为：“第二个是摇摆于赫利斯特和列宁之间、由知名市长林德哈根所领导的人道和平主义运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的纲领没有包括武装无产阶级的主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主张，而且它向群众以及在里克斯达克讲坛上宣传的，正是这个主张。 “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们党对待政府委员会的态度所提出的批评，纯属误解。情况是这样的：为了装门面，政府任命了某些议会委员会委员，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反对我们提交委托书，可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党有权自行决定何时和指派何人担任这种委员会委员。 “至于我们的《政治报》问题，我想，这也许是编辑部犯了错误，玩忽了职守。不过，有必要听取瑞典党对该报所持的相反的看法。它认为，该报理论性不强，只具有一般的鼓动性。 “我们认为，布兰亭所写的关于我们党的一切，无损于我们党的声誉，正相反，我们俄国同志的名誉却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因为布兰亭的报纸每天都在挖苦他们。 霍格伦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声明 主席克南： 我把这个声明列入记录。下面还要宣读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声明，听完这个声明，我们开始讨论日程上的议题。 声明内容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霍尔蒂政府几个月前在布鲁克举行的谈判，以及本月初公布的罗马尼亚与捷克斯洛伐克两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因此，特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如下声明： “在协约国压力下产生的小协约国（目前其正式成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显然想竭力抵制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影响。众所周知，除了上述的正式成员国外，匈牙利霍尔蒂政府和波兰也加入了这一共同行动，它们采取了在战略上敌视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观点。大家知道，除了已公布的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的要点外，还有有关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条款，这从加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制上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不久，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就遭到驱散，与会人员也被捕入狱。 “我们代表团依据阶级斗争的战略应适应资本家的秘密与公开外交行动这一原理，提出如下建议：出席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的无产阶级代表，应当针对本国资产阶级的行动举行会议，以便确定自己的实际行动方针，主要是要在上述国家的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小协约国的无产阶级代表应当号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等国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 主席布里扬和书记甘迪耶尔赞成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建议。” 同志们！我提议，无须经过讨论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执行委员会和小执行局审议。主席团和小执行局将召集有关代表团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拉狄克作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同志们！现在我们来讨论有关策略的问题，以及议事日程第三和第四项中与策略有关的问题。这两项合并在一起讨论。原指定拉狄克同志为这一问题的报告人，现由拉狄克同志发言。 （拉狄克同志宣读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世界形势概况 研究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不能离开它所处的时代所具备的活动条件。共产国际在确定自己的策略时，应当以具体分析它所处的时代为出发点。因此，在代表大会开始时，我们曾试图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中尽可能客观地说明目前正在产生影响的力量。这种说明也许可以表明，世界革命是处在上升时期还是衰落时期。要知道，这显然，即使世界革命遭到了失败，共产国际也要生存和战斗下去。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持续的喘息时机，那么，共产国际的任务就将与革命存在高涨的总趋势时的任务有所不同了。那时，它的任务将不是使无产者做好应付国内战争一切偶然事件的准备，而是为遥远未来的战斗进行组织、宣传和建立队伍的工作。托洛茨基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因素足以断定世界革命会由于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和聚集力而暂时停止发展。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中以及在这一报告的讨论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世界革命方针，但这决不是说我们死守教条，看不到它有可能暂时停止发展，看不到世界经济危机过程中可能出现暂时的转机。我们制定总路线和总方针的依据是：世界革命力量在继续发展，即将到来的不是世界革命的衰落，而是革命力量团结起来迎接新的战斗。不仅我们坚持这个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个大厅里的任何人都不会把马尔托夫看成是对世界革命寄予希望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然而，这个马尔托夫在5月1日的《自由报》上却写道： “反革命势力的增强，决不能证明资本主义消除了战争所引起的危机的后果，使生产与交换纳入了正常的轨道。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地显示出，资本主义不可能使世界生产恢复到战前的规模，不可能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目前，世界生产的情景是：失业现象空前严重；企业不断倒闭，或者生产部门经常缩减生产；有些国家商品奇缺，而另外一些国家商品则大量积压，没有销路。1849年以后由于经济高涨而消除了人民群众深受其苦的危机——这种情景在当今对反革命势力来说，再没有可能出现了。如果资本主义不能通过克服国内矛盾和有计划地进行国际调节来建立正常发挥工业和世界市场作用所需要的经济平衡（可是至今丝毫没有显示出能够消除各国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征兆），那么，在目前革命斗争衰落以后，危机必然会导致新的革命高涨。” 马尔托夫的这种论断使我产生这样一个疑问：第二半国际对共产国际的批评到底有几分正确？这种批评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表现得尤为露骨。 第二半国际指出：“是的，世界革命尚未结束，而你们却想投机取巧，迅速取胜，可是我们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我们要采取比较缓慢地进行世界革命的方针。”我不准备过多地引用他们的话，免得大家感到厌烦，不过从引文中可以看出，俄国共产主义刊物早在1918年就已指出，鉴于西欧的力最对比及资产阶级实力强大，要想通过人民群众起义来迅速战胜资本，那是异想天开。无须我来提醒，德国代表们自然知道，从1919年起，我们在他们的国家所采取的策略的出发点，就是深信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漫长的，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我们的“左”派同志的革命急性病。尽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世界革命力量与世界反动势力即将发生大规模冲突这样一种情况下召开的，但大会的全部决议都是为了使共产国际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我们和第二半国际之间的区别，说句不客气的话，并不在于这些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很体面地念念不忘“欲速则不达”，而我们却急不可耐。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我们对世界革命漫长的发展过程有着全然不同的看法。第二半国际说，世界革命发展缓慢，它企图以此说明目前这个时期对各个政党来说，是一个安定的、和平的和缓慢的准备时期。当各个政党发展壮大起来的时候，盼望已久的时刻就会来到，到那时，连阿德勒和克里斯平也会在街垒上进行战斗。（笑声。）至于我们说革命发展缓慢，那是想说明我们面临着持久的、大规模的战斗时期，在这一期间，共产党不可能安然处在各种国际环境中，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安安稳稳地进行工作，等待幸福降临。这样是不行的！共产党必须连续战斗，并且不断有所收获。只要注意到眼前已出现的这种缓慢的运动、缓慢的发展，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在1919年激战以后，和平发展时期是否已经来临？人民群众武装起义让位于资产阶级白色恐怖的时期是否已经来临？党被迫转入地下，直到新的浪潮唤起工人群众，掀起一场革命，使党得以重新展开攻势，得以公开进行活动——这一时期是否已经来临？ 在中欧，这个过程至今没有中断，而在西欧各国，则刚刚开始。但即使这样，那里的共产党也不可能安稳、和平地向前发展和为今后的战斗作准备。不可能！它们必须在随时会遭到迫害和经常会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进行准备工作。因此，我应当指出，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曾有人对这种缓慢的发展过程发表过意见，例如什麦拉里同志的发言，说什么野战已转为阵地战。我们认为，这纯粹是对发展过程的错误认识。我们现在不是处于从野战向阵地战过渡的时期，而是处于世界无产阶级大军形成的时期。 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怎样？你们是否经历过野战？不，你们只经历过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觉醒的时期。十二月罢工期间，我们只看到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大军的第一次尝试。那么现在，敌人是否允许你们安安稳稳地去准备未来的战斗？它竭力想趁你们还未强大的时候就把你们掐死。请大家注意一下捷克斯洛伐克冶金工人的斗争情况。我们没有搞阵地战，没有让同志们无所作为、静待时机。没有这样做。我们看到两支相互敌对的大军——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大军和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大军在行动，而资本主义企图阻挠我们的行动，企图在我们建立起大军之前把我们打垮。 在我们跨进这个未来战斗的时代时，我们丝毫没有理由拒绝接受任何一个曾经引导我们进行斗争的指导思想。第二半国际在其代表大会上千方百计地炮制和不择手段地企图抛出一个足以和我们的纲领相抗衡的纲领。这个国际是打着以下招牌出笼的：“共产党人公式化地搬用莫斯科的策略，他们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变成普遍适用的教条。所以，他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我们西欧党，顺便说一句，西欧一词出自俄国孟什维克之口（哄堂大笑），却要根据我们本国的国情来运用我们的策略。” 即使大家感到厌倦，我也要向你们指出，虽经鲍威尔、克里斯平和罗怕特·格里姆等大理论家长期努力（请不要以为我在讽刺他们），第二半国际最终还是得出一个可悲的结论。它作出的如下结论最好能永久保存在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里，借以表明他们经过长期深思熟虑所能作出的论断。第二半国际的决议是这样写的： “阶级斗争一旦发展到民主制将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手段变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手段这个地步时，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会强行制止民主的发展，以防止民主的国家政权落入无产阶级手中。只有在资产阶级没有运用必要的手段——首先是军事统治的手段的国家里（这也是因为它不敢下决心以公开的国内战争来取代政治民主方式的斗争），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才能以民主手段夺取政权。但是，即使在上述情况下，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也会利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暗中进行破坏，以阻止民主的国家政权落入无产阶级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运用专政手段来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将具有独裁统治形式，即由工人阶级对夺取的民主国家政权实行独裁统治。 “在资产阶级拥有政权手段、强行建立自己的统治、压制劳动人民群众反抗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必将扼杀民主，随时准备采取暴力手段，并向无产阶级公开挑战。在这个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将不是选票，而是斗争中的群众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到那时，工人阶级通过公开的群众性行动（总罢工、武装起义等等）定能夺取和巩固统治权，对战败了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到那时，必须以工人、农民、士兵代表苏维埃，以及工会及其他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为基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决议没有指出，哪里有资产阶级连军事统治手段也没有的国家。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应当用暴力手段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而且一般说来，无产阶级要建立苏维埃形式的专政，或者依靠工会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建立自己的专政。这里的其他无产阶级组织是指哪些组织呢？它不是指政党而言，因为我们知道，第二半国际是反对党的专政的，它也不是指合作社而言，所以只能是指工会和工人苏维埃了。但是，一旦工会联合起来，成为政权机构，它们就不能按生产部门将工人联合起来，因为在十个生产部门相互竞争的情况下是难以运用政权手段的。它们必然要在中央和地方实行联合。那么，结果如何呢？结果出现以生产组织为基础的工人苏维埃制度。于是，我们看到，虽然第二半国际企图到处寻找新的理论主张，但是，它在大谈我们理论上的破产以后，却一无所获，到头来还得承认共产国际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旗帜。 唯一的区别，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失去自卫能力，以及会出现无兵无卒的情况。共产国际当然非常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假如我们某个党面对准备不战而降的敌人，那我们认为对他们大可不必动武。我们不必去砸破开着的大门，但是要知道，保险柜通常总是关着的。在结束我的前言部分时，我想指出那些反对共产国际及其主要战略与策略思想的人近几个月来想出来的新见解，即说什么俄国的情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是通向胜利的必由之路。持此种论调的人正是那些在自己的原则性决议中承认专政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道路的人，现在他们又开始改弦易辙了。他们觉得，群众对他们的压力比过去小了，所以他们说：你们看，俄国已向外国资本让步，已向小资产阶级让步，既然如此，还要专政干什么？似乎俄国的情况可证明，专政不会导致共产主义。在审议代表大会日程中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内外形势这一项时，报告人以及参加讨论报告的人都详细谈到上述问题。我只想扼要地指出：如果说，俄国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只有一点，就是这个孤立无援的而且几乎纯属农业经济的国家，必须克服巨大困难，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请允许我指出下面这件事。1919年，奥托·鲍威尔写了一本论述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即论述民主制的小册子。现在，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结果。第二半国际可能同意这种看法，即在奥地利和德国，由于经济崩溃，不能循此道路前进，那里的道路是一条从伦纳走向绍贝尔、从谢德曼走向维尔特的道路，而不是从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我们来谈谈占据优势的、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就拿英国来说，英国工人阶级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和在社会所占的比重很大，政府不得不考虑工人阶级的要求。但是近三年来，我们既没有看见那里已着手建立哪怕对工人有些许好处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看见它朝奥托·鲍威尔形容为未来伟大前景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迈出一步。不仅如此，就连比较重大的社会改革，它也没有进行。俄国的情况表明，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必须竭尽一切努力来争取独立生存。俄国的情况表明，在小资产阶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困难重重。英国与法国并非在封锁的影响下走上民主道路，但是这条道路表明，它所导致的是金融寡头公开占据统治地位，是反动势力掌权。在英国这个民主国家里，政府现正架起机枪来对付和平罢工的矿工。 这一切足以论证提纲中所说的话。我们的策略问题提得非常明确。这个问题是：为使无产阶级能够沿着共产国际成立时发表的宣言所指引的道路去夺取胜利，我们将如何进行斗争？这个问题根本不涉及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道路，它只是反映我们的组织形式，我们活动的指导方针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各个阶段。 “荷兰派”理论 共产国际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向年轻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各国党提出了这一主要任务：为共产主义事业争取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并把那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工人阶级分子——最积极的分子聚集在一起，组成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加入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行列。但共产国际队伍里却有人攻击这条道路。攻击来自那些自认为站在我们左边的同志。这种理论上的指责是哥尔特和潘涅库克领导下的一些同志提出来的。眼下在讨论策略问题时，我们应当扼要地说明对这种理论的看法。我们不准备引经据典使大家感到厌烦，你们在两本小册子——潘涅库克论《世界革命的策略》和哥尔特致列宁的书信中可以发现以荷兰派的严谨方式阐明的这种思想（发挥得过分透彻）。在小册子里，对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作了一番描绘。 书中的出发点与我们的相同，把世界革命看成是长期的残酷战斗时期。书中说，西欧比起俄国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必然更为坚实，其原因。一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很有组织性；二是农民在政治上比较成熟，但又比较保守；三是广大农民群众现已聚集在资产阶级周围；四是无产阶级游动性大，文化水平也比俄国无产阶级高。我不知道，为什么潘涅库克和哥尔特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同我们有所分歧。我们恰恰持这种看法，而且在荷兰同志之前很久，我们就论证了西欧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基础要比我们俄国坚实得多，我们的专政基础显然比较薄弱。这些理论家一接触我们怎样为共产主义思想、为共产主义斗争争取无产阶级群众这个问题，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想法的出现，只有历史可以作出说明和解释，而马克思主义者是绝对不能同意这种想法的。他们想象中的运动是这样的：一小群共产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在工人运动中充当预言家，对一切非共产主义组织进行批评，并且提出与它们的目标相对立的共产主义目标。这一群人不与群众一起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而斗争，因为这是改良主义。他们不参加群众组织，因为同反革命工会官僚呆在同一个组织里就等于叛变。他们组成一个小型的、纯洁的、水晶般清晰的共产党，并组成一个小型的、同样是纯洁的、作为专政基石的工人生产组织。由上述这些组织给群众作示范。能作什么示范？它们不可能举行起义，因为人数太少，成不了气候。这只能是盲动。可是，它们始终不承认这一点。起义是人民群众的事情。它们不可能举行群众性罢工，而群众却要求罢工。那么，它们要在哪方面作示范呢？在宣传方面。耐人寻味的是，在荷兰市场的一切产品中，我们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任何实际口号、任何行动计划和任何适用的想法。这种宣传方针充分表明，它的理论基础是在至今没有革命群众运动的国家里形成的，此外，它是由一些真正的共产主义个人制定的，其中一位深受我们器重的理论家，只是从天文台上观察天空，而根本不去观察那群贫苦的、可怜的①人，因而他们不属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有一位是老语言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诗人。如果有人问我们，这种理论如何才能得到无产阶级分子的响应，例如得到德国无产阶级分子的响应，那我们就得说，无产阶级分子在实践中与这种理论无缘。共产主义工人党时成立并不是由于它的创始人决定要斯巴达克联盟贸然投入战斗，而我们认为它面临者漫长的斗争时期。这两个党分道扬镳，是因为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成员过于缺乏耐性，要求立即行动造成的。荷兰派的出发点却截然不同。荷兰有才华的理论家们说：用不着介入为一块面包而进行的悲惨斗争。你们必定会对工人们说。共产主义不过就是共产主义罢了。生产组织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更加符合这个斗争的需要，它在行动上比工会坚决，也就是说，它恰恰能反荷兰派之道而行之。共产主义工人党运用这套理论，就跟非洲黑人使用背带来装饰自己罪孽的躯体一样。（笑声。） ①注：原译“造孽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为“可怜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这套理论能引起共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工人小组害怕同不太纯正的社会主义工人，共产主义工人接触，它们蔑视议会制，仇视工会官僚。这就使它们同共产主义者故步自封论的创造者联结在一起了。从理论上说，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出发，从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全部经验来看，共产国际必须唾弃这种理论。其理由是：如果依据这种理论，遵循这种理论指出的道路，工人运动就休想前进一步。如果说，目前有数十万德国工人拥护共产主义者营垒，那不是由于后者不与他们接触，只是告诉他们共产主义能拯救他们，而是由于共产主义已存在于工人阶级战斗和流血牺牲的地方，由于到处都有共产党，就连工人阶级只为工资而奋斗的地方也不例外。 我们要批评那些模棱两可的口号，我们就是要在斗争中，在聚集着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里，在那些确实由反革命控制的群众性工会里，同群众一道前进。为了斗争，我们只能在那里争取到一部分无产者和我们一道前进。可见，拥护绝对纯洁无瑕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宣传员。我们也非常希望自己的队伍里能有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能培育一批优秀的、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战士。但遗憾的是，由于他们脱离群众，他们的革命能量也就散失了。 群众斗争的经验 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争取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这项主要任务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来的。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一系列提纲里，我们表明了对我们政策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立场，并且确定了我们要走的道路。为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有必要扼要地指出这方面已取得的经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有关执行委员会工作的长篇报告中，谈了一部分这方面的情况，不过，他受自己发言题目的限制，不得不着重讲述各个政党对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因而不能详细分析以往斗争给我们提供的材料。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共产党如何才能用共产主义精神去影响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运动？如何才能使它们普遍开展和深入发展起来，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要想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向量，只有研究我们运动的实际情况，即研究一切大规模战斗的实际情况，以便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一、英国矿工的罢工 我要从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一个大国中的弱小共产党谈起。让我从英国共产党人在当前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所采取的策略来开始我的话题。我这样开头的原因是，我想把共产党不能离开群众运动这个原理作为我论述具体策略的报告的重点。要知道，共产党再小，它也要走在本国发生的一切群众运动的前头，战斗期间，它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使用到这个群众运动中来。我认为，英国的实例向我们表明，我们有些年轻的、人数不多的共产党，连在这方面应当干的最重要、最简单的事情也还没有做。 在整个这次罢工期间，我密切注视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的动向。必须承认，英国共产党改变了它对过去的机关报《呼声报》的做法，已能向报纸提出宣传任务，因而现在的报纸的内容表明，它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有一定联系，它不是在月球上出版的（共产党的许多机关报给人以这种印象）。但是应该指出，在这个机关报上看不到党究竟在煤矿区做了些什么。这一事实使我深惑怀疑。于是，我请求曾就英国罢工问题向执行委员会作过详细汇报的我的朋友鲍罗廷，在来自伦敦和英国其他地区的代表当中查询一下他们所掌握的矿工运动情况。我希望我们大多数同志看看这份调查材料。我们从中了解到，煤矿区举行过集会，但这不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事先也没有任何计划。集会是由一些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我问：“你们出席这种集会时提出什么口号？你们向群众讲了些什么？你们对国有化问题抱什么态度？你们对当时工人提出的具体要求抱什么态度？”有一位同志回答说：“我登上大会讲台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所知道的和月球上的人一样多，不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在发言时不会信口开河。”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党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会导致根本变革的无产阶级斗争，可是这个党还没有着手有计划地部署自己的力量。要知道，力量越小，就越需要合理地使用，这是首要的定规。况且，党并没有向它所使用的力量提出战斗口号。它没有向同志们说明，他们应当给工人群众讲清今天和明天的情况。再就是：在许多地方，党是以“工人委员会”的名义进行活动的，虽然党的宣传工作有成效，但这并没有使群众和共产党建立起联系。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对一些弱小的共产党说：“如果你们只限于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或者你们面对这种运动，只提出‘不要相信你们的领袖’这样一个口号（英国共产党人就根据其充分理由大肆宣扬这个口号），你们就决不可能成为广大的群众性政党。如果你们不帮助无产阶级，即不站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不在运动中发挥共产党的作用，不用你们的口号帮助无产阶级了解斗争的经验教训，你们就决不可能领导这些群众前进。”我们要重申我们的口号：接近群众！如果你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日益不断地前进，那对共产主义事业来说，时光就白白流逝了。尤其是弱小党，更要把自己的力量用在解决这个任务上。 二、意大利的斗争 在上一个报告年度，我们看到三次无产阶级的群众性行动，即意大利的占领工厂的斗争、捷克斯洛伐克的斗争和德国的三月发动，共产党人在这些行动中面临严重的考验。请允许我谈谈这三次行动所取得的教训，因为只有同时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正确分析所犯的错误和确定今后的正确道路。我要从意大利的经验教训，即去年大规模的九月运动及从中汲取的教训谈起。我先扼要地向大家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 运动开始于意大利的一些冶金工厂。卷入运动的冶金工人人数很多，致使他们的工会感到非得出面领导不可了。那些向冶金工业提供半成品和原料的工厂，也加入了运动的行列。于是，运动超出了化学工业及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范围。在这种声势的感召下，无产阶级中受压迫最深的各阶层联合起来，投身到运动中去。 无家可归的无产者群众，目睹冶金工人、纺织工人、化工工人占领工厂，把厂主逐出工厂大门，他们自己也跟着投身到运动中去，并着手占据别墅和宅第，带着妻子、儿女合家住进去。运动扩展到农村：在西西里及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地区，农民手举红旗，夺取大地产，成立赤卫队。在工人阶级投入伟大战斗和农村加入运动行列的情况下，我们遇到的首要的重大问题是这个运动的真正性质问题。我们认为，即使我们没有其他任何事实根据，我们也应当承认，这是一场重大的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工人准备掐住资本主义社会的脖子，他们侵入了资本的圣地——工厂和保险柜。然而，塞拉蒂却说，这纯粹是工会运动。真耐人寻味！他居然把数十万工人占领工厂和企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经常十分顺利），说成是工会运动；他居然把工人组织商品推销、砸开资本家的钱柜、设立公共基金，使冶金工人工会有可能发行纸币（有了纸币，消费合作社就可发给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做法，说成是工会运动；他居然把工人干预资本主义政权的命脉——工厂的企图，说成是工会运动！意大利总理焦利蒂9月26日在参议院所说的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占领工厂的行动开始了。按照官方评论家的看法，下面两种做法是可取的：一是防止运动发生，二是如果我无法及时防止运动发生，那只好用武力迫使工人退出工厂。防止！如何防止？这里牵涉到600个冶金工业企业。为了防止占领工厂的事件发生，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采取行动，往各企业派去许多警卫部队：小企业派上100人，大企业派上几千人。但是，这样一来，我必须无例外地动用我管辖下的全部兵力。可是到哪里去找监视从工厂赶出去的那50万工人的军队？能委派什么人去维护社会治安？指望我有先见之明是不行的。假如我事先打了招呼，那国家的武装力量就会遭到各方面的包围，从而失去一切调动的自由。因此，我认为必须放弃这种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否应该借助武力对工厂进行清洗呢？这样一来，我势必要发动一场公开的内战。可是在这之前，劳动总联合会庄严宣称，运动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它只跟于经济斗争范围。当时我所信任的劳动总联合会证明它完全能掌握运动，因为广大工人群众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评论家们想过没有，假如我诉诸暴力，调动军队、国王的近卫军和宪兵去对付工人，那会把国家引向何方？” 看来，这个狡滑的、也许是极其狡滑的意大利资本的代表人物焦利蒂的声明，向我们说明了一切。50万工人参加了革命运动。政府无能为力，而得到政府信任并受政府收买的工会官僚却出面谈判，而他们清楚地知道，只要工人退出工厂，那工人的全部斗争成果就将化为乌有。 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的头头是一些当时以共产主义者面目出现，最近才成为共产国际成员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联合会与采取协同行动的意大利社会党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工团主义工人和无政府主义工人加入了斗争。意大利党知道，工会官僚在竭力扼杀斗争，而工人却渴望战斗。可是，党并没有竭力设法吸引这些工人的代表去共同讨论形势。除了劳动总联合会外，还有庞大的铁路职工组织、海员组织和码头工人组织。党没有考虑吸引这些组织参加斗争。党本想起领导斗争的作用，它宣称要斗争下去。但工会官僚却说：我们要结束斗争，我们将获得监督生产的权利。就这样，党被人说服，同意停止斗争。 今天，我向意大利同志提个问题。在意大利对生产实行监督，其结果如何呢？其实，政府根本没有把这件事作为议案提交议会讨论，虽说政府已依法答应工人有权监督生产，只要工人肯让出工厂。斗争停止以后，改良主义报刊开始宣扬，说这种对生产的监督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们说：两个要素——劳动与资本终于将并行不悖；劳动将监督资本发挥作用；资本将监督工人从事劳动。到那时，大幅度贬值的通货将回升。但是，工人一回到工厂，自卫分子就疯狂地向他们反扑了。工人组织接二连三地遭到袭击。位于热那亚、米兰和罗马的党机关报编辑部相继被焚毁，波伦亚工人遭到枪杀，成千上万的人关进了监狱。 政府处心积虑地首先迫害了那些被社会党排斥在斗争者大家庭之外的人，即迫害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大批逮捕了他们的领袖。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遭到了失败，其原因在于，意大利社会党在这股强大的洪流面前只想求上帝保佑它摆脱领导革命这件苦差事。 我们不知道这个斗争是否能使我们获得政权，不过，它可以使我们有许多收获，首先有如下两方面收获：一是实际监督生产，它不是为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行情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而是为真正把工人团结到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伟大无产阶级组织中去的手段；二是武装工人。即使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斗争不能使我们获得政权，但无论如何它也是意大利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对资本主义的一次强有力的打击。 在这个斗争中，工人阶级有可能占领重要的阵地。退一步说，即使它被打败，它也不是毫无收获地退出战斗，它终究获得了斗争经验和熟悉了斗争条件。 意大利党逃避了斗争。但它硬说，尽管如此，它的威信反而大大提高了，选举时，它获得了许多选票。的确，革命，即社会矛盾的发展，即使在我们犯有严重错误时，也会驱使工人到我们这边来。但是，这些错误会妨碍工人寻求正确的道路，会使他们失去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是的，他们投票拥护你们，但是要知道，他们不投票拥护你们还能拥护谁呢？难道投票拥护资本家不成？但是，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认识不足，它错过了可能取得完全胜利或局部胜利的有利时机，结果使资本家的政权得以巩固。奥达·奥尔贝尔格这位意大利—德国改良主义者，几十年来以敏锐的目光通过《前进报》密切注视着意大利运动的动向，她在意大利大选后写道：“由于意大利党在斗争面前战战兢兢，资产阶级遂变得强硬起来。” 三，捷克斯洛伐克十二月罢工 下面谈谈捷克斯洛伐克十二月罢工。它的爆发是切尔尼资本主义政府的政策引起的。这个政府为了保护社会民主党人，把所谓资产阶级社会民法的欺骗性法典的全部条款搬出来，据以没收了捷克无产阶级的民众娱乐馆，井将它交给了叛徒领袖。于是，工人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尽管政府立即宣布戒严，甚至是特别戒严（即前奥地利帝国所谓的“紧急戒备”），尽管戒严使电话联络中断，使左派社会党的信使无法通行——尽管存在上述种种情况，运动仍然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另一个城市。几天之后，斗争席卷了旧波希米亚省、摩拉维亚和整个斯洛伐克，而且捷克北部的德国工人完全支持捷克工人的行动。斗争的性质不尽相同。其中一个城市的罢工是在“把民众娱乐馆归还工人，释放被捕工人”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另外一些城市里，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在有些地区，工人要求建立工人苏维埃；在另一些地区，工人别企图占领工厂和领地，以及夺取武器，武装自己。 不管怎么说，很显然，这个自发的运动是完全出乎党的意料的，就连左派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党没有料到，在工人群众当中居然蕴藏着这么巨大的自发的革命能量。要知道，党从成立时起，它的全部政策可归结为：群众数量还不够多，我们不能公开成立共产党，不能公开加入共产国际；群众还不够成熟，他们还不能接受我们公开提出的口号。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些群众竟行动起来，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成熟程度竟远远超过他们的领袖。我们请他们给我拿来一份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但我从中没有发现向工人说明斗争的真正目的和指出运动的教训的任何论述。然而12月16日当运动中止的时候，左派中央委员会竟发表《告民众书》庆贺胜利，其中写道：—度受民族主义蒙蔽的光荣的捷克无产阶级，终于像睡狮一样猛醒，奋起斗争，现在民族主义幻想已经破灭了。 可是，无论是这个《告民众书》中，或者是以后任何一期《红色权利报》上，都没有提到为什么斗争以失败告终，捷克无产阶级应如何使今后的斗争能比较顺利地进行。 运动中所取得的教训首先在于：你们遭到失败是因为你们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党，是因为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德国的工人虽然居住在同一国家的领域内，并遭受同一个政府的压迫和同一个资产阶级的剥削，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党组织。可见，首先是组织上的教训：捷克斯洛伐克各民族的无产者应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党。可是，你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其次是政治上的教训：党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它应当同谁断绝关系，应当加入谁的行列？认清这些问题，成立共产党的思想自然就会产生了。然而，你们也没有想方设法使工人确立这种思想。 捷克党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领袖们还没有下决心作出群众实际上早已得出的结论。群众已把立足点移到斗争中的共产主义方面来，而领袖们却远远落在他们的后面。这些领袖竟需要经过四个月时间才拿定主意，才小心翼翼地、一步一回头地去做群众实际上早已做过的事。再次是：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工人日益觉醒并投入斗争，但总的形势还没有发展以可以夺取政权的地方，我们应当提出什么口号？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提出哪些过渡性的口号？左派在这个问题上一声不吭，因而他们既在组织上，也在政治上放弃了由自己直接掌握运动的领导权。无怪乎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鲜明的实例，即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对自发的运动不是施加影响和负起共产主义领导责任，而是听任它自生自灭。我们在这里指出这个错误，至于犯错谋的内因，我们后面将仔细分析。现在，我只想指出，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消极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由我们当中至今仍未消失的种种半中派思潮的本质决定的，而且它们日益近似于共产国际所排斥的中派思潮。 四、三月发动 现在谈谈一个相反的然而也是典型的事例——相反的错误事例，即德国的三月发动。在开始讨论这个运动之前，我要指出：无论是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内部，或者是与各个共产党一起，我们都应当以十分友好、坦率的态度来谈论三月发动的意义和错误。必须认清这个斗争的实质及所犯错误的实质；必须认识到，我们从这些错误中所看到的，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失误，至圣的列维在他的小册子里说，这个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某些狂妄的领袖干预了德国有理性的运动，以及某些类似布兰德勒的鲁莽之徒冲昏了头脑。这种看法对我们未必有什么好处。因此，有人也许会说：但愿狂妄的领袖今后别再把诚实的人们引入歧途！从类似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就像刨平的板凳那样，无棱无角，更不用说关于不久前成立的党能够冲锋陷阵的推断是何等荒唐了。这个党的领袖还谈不上享有威望，而且这个党也曾目睹一些显赫人物逐渐丧失革命性。就凭自己一个同志一声号召，它就能冲锋陷阵，岂不怪哉！ 我还想预先指出：我们开诚布公地、兄弟般地同你们一起分析你们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既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执行委员会智略过人，也不是因为我们想假如我们把季诺维也夫派去接替某一位同志，一切就会顺利进行了。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党来说，要转而采取实际行动，那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具备长期的丰富斗争经验，首先是领导成员要心中有数，要全面考虑党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说：当然，对于你们的一切缺点，我们现在比你们看得更清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出席国际性代表大会，以便从我们以往的各次战斗中得到教益。我们不想教给你们什么，但想同你们一起学习。如果现在有人对正在坐牢的7000名德国无产者说，他们的斗争徒劳无益，那我们就要提出抗议，因为无产阶级只有从自己的错误中，从自己的失败中才能得到教益。为了取得这个教训而作出的牺牲，对我们今后的胜利是十分宝贵的。 现在，请允许我直言不讳地谈谈这一切。我必须谈到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历史。该党是由第一次爆发无产阶级斗争期间起领导作用的斯巴达克联盟组成的。当群众首次举行起义，显然准备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时，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员是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后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结束以后（以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形式出现的十一月革命，不过是以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而告终），紧接着开始了德国无产阶级为未来的战斗积聚力量的漫长时期。党没有知名的领袖，党内总共剩下两三千工人。它必须防止这支力量分散在前卫性的罢工中，防止它在共产主义旗帜周围形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核心之前就卷入新的战斗。当时，斯巴达克联盟应成为一支制止工人参加无谓罢工的力量，成为一支组织和教育群众准备进行大规模战斗、使他们在斗争中不致失败和孤立无援的力量。由于在1919年——进攻的一年必须采取这种策略，在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思想中对一切运动的“盲动主义”存在着恐惧症，他们希望上帝保佑，千万别让玻璃迎面飞来，这可是十分危险的。这些领导同志对当时实际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倾向不得不坚持斗争，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上百人的工人小队，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挺机枪，准备贸然发起战斗，这种立场使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在卡普叛乱时期变得孤立了。虽然省里的工人在这个时期到处战绩辉煌，但中央委员会从最初起就没有起任何作用。在类似德国以前发生过的那种大规模总罢工爆发前几小时，中央委员会还在说：群众还没有准备就绪。后来等它发现自己的错误时，它再也休想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了，它已堕落成为阉割共产主义的、奉公守法的反对派。真正工人党的反对派，其行为动机必然同共产主义目标相联系。在敌人面前，我们的立场永远不会符合资产阶级所谓的“奉公守法”标准。如果说，我们也谋求妥协，那只能像希尔登布兰德的歌词中所说的“以剑还剑”，而不是利用“奉公守法”的谈判。 我指出这件事是由于它表明斯巴达克联盟的一些领袖没有极力坚持采取积极的行动。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左派独立社会党领袖，多半是在工会运动中或者在担任议员和独立社会党代表当中有声望的人。他们通过诚实的工作而具备共产主义思想。但是接受书面上的48个条件，要比实行哪怕一个共产主义斗争条件容易得多。（热烈赞同声。）要让这些同志转向积极斗争是很难的。既然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中央委员会中讨论了党的未来及其任务，那就表明它是一个拥有50万党员的群众性政党。不过，这个数字并未经过核实。我认为，我们的党员从来没有超过35万。可是，这样的党竟连一个5万工人的先锋队所能做到的事都做不到。它不应满足于单纯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它在阶级力量的整个对比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它可以通过自发的行动来夺取领导权，它的职责就是在群众处于动荡状态的一切地方号召进行革命行动。在中央委员会里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人反对在党的宣言中有意识地写上这些话：“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一个小党，它曾竭力深入到大的工人组织中去，以便通过自己的号召使群众行动起来，向群众实际阐明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条件的学说’（恩格斯语）的共产主义的意义。但它不能独自领导群众的行动，因为群众不拥护它。由于它未能把德国独立社会党争取过来，所以它只能停留在政治宣传上。德国统一共产党却有足够的力量在情况允许或需要的地方采取行动，并承担一切风脸。它应竭力把成千上万的党员联合到工会组织、工厂委员会里去，把千百万自己的拥护者联合到各种组织中去。它应竭力与有觉悟的群众建立密切联系，揭示他们的贫困处境，唤起广大群众认清这种情况，树立战胜贫困的信心。它能够唤起无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或者亲自领导自发的革命运动。” 我认为，这段引文指出了党实行领导所应具备的一些条件。第一，它应当借助报刊密切联系广大群众，反映他们的疾苦；它应当把数十万工人——工会会员争取过来；它应当等待可能进行或者必须进行群众性发动的时机。只有到那时，它才能领导自发的运动或者号召开展这种运动。虽然这里没有一般地指出党的独自的作用，但是党可以从中获得实际经验。从三月发动到现在，党没有能使它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报刊（任何一个德国同志都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的报纸甚至不能适应我党党员人数的需要。（喊声：“完全正确！”）而且，它们只侧重理论教育。它们没有用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言人的强硬语气说话。我们的报刊刊登的是长篇大论的文章，有的文章理论性很强，很有宣传作用，可是在这些文章中却看不到群众的呼声。请同志们注意，我们这里有我们夺取政权时期俄国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全份影印本。当时它一共四个版面，但其中两个版面刊登工厂的简要报道。群众最感兴趣的事在版面上都能得到反映。你们的报纸可不是这样的，这说明党还没有为伟大的斗争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有人说，任何行动都跟克里姆林宫前红场上的阅兵式不一样，决不能事先准备停当。当然，在斗争期间要想把无组织的群众调动起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党应当在斗争开始之前做好准备。党的准备工作是指党在集会上、工厂里、报纸上、工会里、无产阶级体育协会和无产阶级小酒馆里所做的一切策略性的工作。总之，在一切地方，无论是在街头，或者是在群众当中，都应做好行动的准备。我应当指出，当党着手这项工作时，它会遇到旧势力的干扰，即遇到官僚机构的消极抵制。要知道，官僚机构只是一种招募性组织，从来不为直接斗争做任何准备工作。过去，根本不可能使优秀的有学识的同志写一些宣传手册和组织起义。党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展政治运动。今天虽然就某个问题写了文章，以激发和唤起工人群众的斗志，可是过三天，又把这一切置之脑后了。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群众？要知道，在德国，群众已经组织起来。他们成立了工会，会员达1000万。他们成立了党，党员达数百万。因此，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这些群众。党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它说；凡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站在共产主义一边的人，就算加入党或者靠拢党了。在哈雷代表大会之后，再也不能用最后斗争的口号来吸引新的无产阶级阶层了。我们可以不公开地开展活动，但从哪方面人手？我们应当论据确凿地向群众证明，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党人和工会领袖谎称他们想进行斗争，但不是为了专政，而是为了一块面包。我们还应当向群众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也好，独立社会党人也好，工会领袖也好，他们统统不想斗争。无产阶级即便饿死，也与他们无关。 《公开信》的主意就是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产生的。这是党决定开始战斗的表现，战斗可使党接近群众，可使群众脱离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领袖。谁都知道，这只靠宣传鼓动是办不到的。迈出了这一步，我们就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你们或许还记得铁路工人、邮政职工的斗争情况和失业者运动。在1月上旬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通过向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官僚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把群众推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即推到整个工人运动的队伍中来，此时，我们的任务是把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口号扩大到群众中去，如果工会官僚拒不照办，我们就可以自由采取行动。我们希望在斗争开始以前，群众能认清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将采取怎样的行动。而政府却通过让步使工人队伍发生了分裂，从而使运动夭折了。现在，我要指出当时党的情况。原来那些由于发现党内出现宗派主义倾向而大喊救命的同志——盖尔、布拉斯等老爷们，却是反对这个主意的。这样一来，我们失去了一周的宝贵时间，后来我们因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随后，我们发动了攻势。现在我要问那些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同志：“在我们设法把各地数十万工人争取到我们一边期间，工会的共产主义领袖在哪些地区举行过代表会议？你们有没有通过大的政治运动发动过斗争？你们有没有进行过宣传鼓动进而召开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集会？①哪怕一次也好。我敢断言，无论是你们，或者是左派，都没有这样做。你们连控制事件的本领都没有，准怪转向攻势时感到为难。”还必须着重指出这一点：如果左派一个个感到束手无策，那么党的活动家无疑是最害怕大规模斗争的。后来，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党内在意大利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党内的右翼正式形成。这发生在2月底。我要指出，正是这个右翼后来指责党没有做好发动的准备。列维主持中央委员会工作时，除了提议与苏维埃俄国联合外，没有提出其他任何建议，而且这种建议并不能成为群众性行动的口号。左派同志在党中央委员会内陷于孤立，因此，他们面临的任务是激发党员的积极性。 ①注：原译“你们通过大的政治运动发动过斗争没有？你们从宣传鼓动进而召开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集会没有？”，兹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现在，我来谈谈当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你们说，那时的政局十分险恶。上西里西亚问题，反动势力的猖獗以及巴伐利亚问题等等，总而言之，当时一切问题都显得格外尖锐。但是，既然存在着危险，那首先就需要加强宣传鼓动工作，让群众注意到这个危险。三月事件初期的一天，我们对报纸进行分类时，我曾将两叠报纸交给托洛茨基同志，其中一叠是3月17日前整份《红旗报》，另一叠是17日以后的。3月17日以前的报纸尽是重复人所共知的真理，但自3月18日起，却突然开始拳击桌面、大声吆喝：“卡尔无视法律！”主要错误恰恰就在这里。你们说，错误是过去犯下的。是的，这是实话。你们说，原来的组织和右翼领袖是有过错的，他们没有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工作。是的，他们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在3月17日以前的三个星期里，当你们独自存在时，你们可有某种转变的迹象？根本没有。你们连最主要一点都不懂，这就是：如果你们准备明天战斗，今天就应当做好战斗准备，就应当占领阵地。 3月17日举行了议会党团会议。我想简单谈谈这个委员会所犯的错误，因为这是根本性的错误，谁要是对3月17日错误估计不足，谁就不可能为未来的发动做好准备。我不打算在这里引用原话，免得同志们感到厌倦。我只提出一个问题：3月17日会议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对各地区代表说了些什么？它首先应当阐明眼前的危险。这样，可得出什么结论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将进入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的时期。因此，首先，党应当通过宣传鼓动使群众做好迎接这个时机的准备，并使自己的组织能适应这个时机的要求。其次，党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尽快揭露阶级利益方面的矛盾是否对党有利？我认为，如果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未做好大规模战斗的准备，那它就不应关注加速运动的进程。你们指出“制裁”的危险性，指出上西里西亚问题和裁军问题，但是要知道，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这是党的政治领导集团如何对待这种危险的问题。即使是英美战争（也许不会爆发）的危险，共产国际的政治领导集团也应当予以关注。可是，如果你们对美国同志说，“投入斗争吧，因为英美战争必将爆发”，那么这种策略不会为群众所接受。群众并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们只是在当前事件的压力下才采取行动。既然党没有准备进行这个斗争，它唯一的任务就是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改变整个组织状况。党是否这样做了呢？不！布兰德勒在他的报告中就已指出：“我们要迎接大规模战斗，我们必须准备好在复活节以后立即投入战斗。”离复活节只有几天了，而他提出怎样的论据呢？他在寻求斗争机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最好采取促使事件尽快发生、诱使敌人主动出击的办法？”于是，以骑兵中尉身分出现的弗勒利希同志声称：“如今，我们要同党的传统决裂。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持观望态度，可是现在，我们要掌握主动权来加速革命的进程。” 一些组织的代表在“对敌人的冲击越猛越好”的口号下进行了斗争。但是，在他们前去斗争之前，党应当讨论，一旦赫尔辛格在德国中部出现，他们应当怎么办？党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战斗号召发出以后又犹豫不决起来，于是，中央委员会向各组织下达了这样的口令：“要避免斗争，复活节期间行动对我们不利。等敌人占领了工厂，你们才可发动工人起义。”可是，同志们，当时我写信指责德国中部我的一位友人，向他指出“本来指示你们要等待时机，而你们却于3月19日发动了武装斗争”。他给我的回答是：“假如我不发动这次斗争，我们势必等着挨打。”绝决不能在战斗号召发出之后即偃旗息鼓。党根本不了解情况的严重性。如果《红旗报》提出每个无产者都应当拿起武器，那么任何一个无产者都不会认为，党这样说是为了准备未来的战斗，相反，他们会把党的话当作战斗号召和斗争的信号。如果说犯了错误，错就错在党没有指出：“我们要迎接大规模的战斗。目前，我们的力量不强，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但如果赫尔辛格向德国中部地区袭来，那我们就应当同他战斗。我们不应当置德国中部地区我们的同志于不顾。”不过应当如何斗争？用技术手段还是军事手段？假如党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它就应下达下面的命令：如果赫尔辛格向德国中部地区发动进攻，我们就要团结一致，奋起保卫我们在该地区的同志和工人，并且宣布群众性罢工。我们将用“保卫曼斯菲尔德工人，打倒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赫尔辛格”的口号来发动全党的力量。党也有责任告诉曼斯菲尔德工人：“你们居少数。如果你们起来和军队拼杀，和机关枪对着干，你们将被击败。”但党没有这样做。它既没有提出“拿起武器，展开斗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与此相反的口号。党的立场是不切合实际的。 当斗争开始，不得不采取行动时，党却没有意识到它应当提出哪些指引斗争的口号。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应该支持三月发动，我们有责任急速援助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多情善感。不过，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即在敌人进攻时，党未必能去援助无产者。我们在这里，在俄国，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在红军组建时期亲眼看见，我们的乌克兰兄弟和芬兰兄弟在他们的专政被推翻以后，成了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我们恨得咬牙切齿，但我们说：不，我们现在不能去援助他们，否则，我们和他们都会被消灭。当匈牙利革命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时，我们没有前去援助，因为我们面前有个主要敌人——人数众多的高尔察克军队，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分散自己的力量，那我们和匈牙利同志统统都要被消灭。因此，我们决定拯救世界革命的主力军——苏维埃俄国，而听任它的前沿工事——苏维埃匈牙利被攻破。不过，我要重申：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应当考虑到，德国的中坚是曼斯菲尔德工人，而不是柏林的中央委员会，所以要声援曼斯菲尔德工人。这个集体是无产阶级的核心。有人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德国革命过程中，党组织会一个接一个被破坏，那就很显然，即使让所有革命阶层投入斗争也是徒劳无益的。共产党应当战斗在最前列，而且事先要取得群众的信任。所以我要说，那些认为这也错了、那也错了的人，并没有指出党对赫尔辛格①的挑衅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因而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言以对，他们想批评党，但又不从党的斗争中汲取教训。 ①注：此处原印成“海尔辛格”。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统统译为“赫尔青”。——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同志们！我们来谈谈最后一个活动。3月24日，我们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工。事后才知道，集合在我们旗帜下的人比我们所期望的要少得多，准确数字无法统计。右翼同志说是20万，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德国中部地区参加斗争的工人就不下20万，但问题不在于此。这是党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斗争，它需要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可是，党是怎样做的呢？它没有揭露所有那些称这个斗争为巴枯宁式盲动的人的诽谤，反而指责我们把极少数人夺取政权的斗争称作盲动，而实际上，我们为了保卫德国中部地区的无产者而高举斗争旗帜，并且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阴谋家集团投入了斗争。它没有承认错误，没有承认对手段和目的估计不足——它完全没有这么做，而是提出什么进攻理论。 同志们！请允许我在这里先公开摆出几个事实。我们反对进攻理论，但必须指出，严格地说，我们并不知道除列维外，还有谁反对这个理论。我断定，在4月7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讨论以后，蔡特金同志在她的批示中表明，她是主张进攻的。我身边就有这个批示，其中写着：“一个大党必须实行进攻。”蔡特金同志指责三月发动，认为它是盲动，但在理论上，她却支持进攻原则。不过，蔡特金同志的批评不可能把错误纠正过来，因为这个批评缺乏主要之点。蔡特金同志没有指出，当赫尔辛格在德国中部地区进行挑衅时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她把这个重大行动说成是盲动，但她同时又坚持进攻理论。这将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她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提出进攻，这比三月发动走得更远。 为什么蔡特金同志偏偏认为我们应当进攻，而且还要在同苏维埃俄国联合的口号下进行？要知道，既然我们并不认为工人只是由于害怕反动势力（近一年来这种情绪有所表露）才跟着别人去斗争，那么，提出同苏维埃俄国结成邦交的口号来动员广大群众也是徒劳的（邦交所带来的良好结果，也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才能显露出来）。这种纯粹空想的念头必然引起我们对蔡特金同志的怀疑：虽然她坚持进攻观点，但她对三月事件却持否定态度，她关于进攻的言论完全是一种外交辞令，以此显示她对三月发动的一片诚心。这种怀疑的加剧还有以下一个原因，就是和蔡特金同志及赞同她的一伙人站在一起的还有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这伙人的头头，此人便是保尔·列维，他背叛了被外界称之为盲动的这个无产阶级斗争，而且郑重其事地说了下面一段至理名言：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每一个局部行动都是盲动。我们曾反对1919年的局部行动，因为这个时期革命正走下坡路，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有可能成为诺斯克和资产阶级急于血腥镇压整个运动的导火线。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应当避免采取局部行动。在革命浪潮高涨时，无疑是需要局部行动的。虽然德国无产阶级做了认真的革命准备，但我们不能过于乐观，除非卡普盲动会再次发生，无产阶级将像社会民主党某书记和希法亭所推断的那样，在一天之内，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好积极行动的准备。” 这说明什么呢？它说明，目前没有必要采取局部行动。如果革命路线开始发展……显然，目前并不存在革命形势。既然如此，那又怎么谈得上革命浪潮高涨呢？ 列维继续写道： “如果在德国再次掀起革命浪潮，那么和1918年情况一样，必然会爆发局部行动，不同之处仅在于德国无产阶级更加成熟，因而现在的行动将比以往显得更加严密、团结和强大。我们所说的‘局部’行动，仅仅指吸引德国某地、某个大城市或者某个工业区的无产者参加斗争，决不应当把全国或者国内某一地区共产党人的行动或罢工说成是局部行动。我们关于‘部分’、‘局部’的概念，总是从纵的，而不是从横的方面着眼的。” 作者在他的小册子结尾补充说：“假如挽救不了党（显然，只有列维能办到），那就意味着反革命将取胜，共产国际将垮台。假如革命爆发了，我们当然决不会反对局部行动。不过到那时，局部行动将意味着夺取一个个城市，比如，今天夺取哈雷，明天——法兰克福，后天——柏林等等。换句话说，局部行动将意味着德国无产阶级必将忘记自己历史的全部教训，再次任由别人逐个击破。” 假如蔡特金同志一伙人在承认进攻的同时，向中央委员会展开斗争（不过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谢德曼分子为了同苏维埃俄国联合而宣布罢工的5月晴天里，那时列维就会说：“让革命来临吧！我们将首先载歌载舞以示庆贺。”），那么这种做法，同党内左翼在斗争高潮时提出的抽象的、不现实的进攻理论（把自己的错误逐渐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认定这种进攻理论完全脱离实际呢？首先因为这是对我们玩弄的军事概念。的确，我的党内战友并不认为我有拿破仑的才能，但这并不妨碍我有时抽空阅读一些军事书籍。由于我渴望了解进攻战方面的理论，我决定请教军事上真正的行家，而不是随便向一个德国预备役骑兵中尉讨教。我再一次阅读了克劳塞维茨书中关于进攻与防御的章节。在阅读时我发现，熟悉军事科学对制定政策大有裨益，反之，如果忽视环境的特殊性，那将后患无穷。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防御的概念是什么？是抵御进攻。防御的特征又是什么？是等待进攻。”他接着说：“从军事上脱，在对付进攻中，防御的强有力的手段是什么？防御时，我方可抓住所掌握的时机让敌人靠近。这样，在敌人进攻时，我方拥有向敌人发起突然反击的优势。”这里的相似之处何在？你们在政治防御中所抓住的比敌人掌握得更好的时机在哪儿呢？在敌人进攻时，你们能调动你们所掌握的千百万无产者（当然，他们不可能在夜幕掩护下转为攻势），给敌人以突然打击吗？所有这些都是玩弄类推法，并不合乎情理。但我们从克劳塞维茨那里能找到完全适于解决我们疑问的见解。他把防御称作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其根据是，通过防御，我们可以保卫我们的阵地。在阅读这些字句时，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工人阶级的全部历史和无产阶级历次伟大的战役。宪章运动者的斗争是什么斗争？它是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年轻的资本主义的一次自卫行动。那么，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70年代的大战役以及共产国际的诞生又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年轻的工人阶级在大陆上，即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土上进行抗争。19世纪近几十年来的大战役、大罢工以及大批工会的成立——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起来反对90年代末期更为强化的资本主义压迫。什么是社会革命？从它本身的发展看，它不外乎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的起义。四年来，资本主义用欺骗手段强迫他们击打仗，让他们死在战场上。现在，它又用极其微薄的劳动报酬使他们陷入毁灭的绝境。如果我们能使整个工人阶级一致抱有同一的想法：“要么进行自卫，要么沦为奴隶”，那么，我们就会像一个庞然大物突然向敌人扑去。要知道，我们这个庞然大物若不进行突击，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进攻是党的职责，是在各种情况下都使用的主要斗争手段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是脱离实际的。同志们应当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怎样才能展开攻势？我们共产党在占少数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组织群众性罢工？而举行群众性罢工的必要的前提是拥有广大群众。起义和决定性的战斗必须有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因此，你们会看到，党本身的活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忽视独自采取攻势的机会。 如果像卡普时期那样敌人采取分散行动，而且其内部又彼此抗争，那么坚强有力的少数派就应利用这种情况所激发的普遍情绪，把群众吸引到决定性的冲击中来，推动他们前进，哪怕前进一步也好，从而在敌人阵营里打开一个缺口。再者，如果脱离工会的现象继续发生（这种现象刚刚出现，而且目前它只是一种消极的、不革命的征兆，不过，许多人脱离工会以后，成为完全无组织的人，这毕竟能表明他们不信任变节的领袖）。那么，想必会不止一次地出现这样的情况，即那时，我们将得以率领因共同的贫困而团结起来的广大群众投入战斗，哪怕是领导他们去反对所有其余的组织。然而，无论如何，党有责任仔细研究和逐个检查各种斗争条件、斗争机会和斗争转机。在那些已有可能采取攻势的地方，党应当通过激励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来为进攻打下基础。我们决不应忽略这一点：只要我们站在群众前面一步，前卫部队和主力部队（国内战争的重炮）之间的距离就不至于拉得太远，我们也就不会由于孤军作战而被击溃。 同志们！从三月发动中可以吸取的重要教训有以下几点：（1）不要轻易地从宣传鼓动转为宣扬采取行动，就连那些卓越的共产党——群众性的政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们的本质）也不应当过于自信，因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显示出共产主义真金；只有到那时才能识别哪一个党员真正忠于党，哪一个党员善于斗争；只有到那时才能理解党内各种派别的真正含义。（2）党内的一切消极因素在斗争过程中易于暴露它们的机会主义本质，虽然它们算不上百分之百的中派机会主义，但也相去不远。蔡特金同志和马尔察思同志与列维有很大差别，因此，在中央委员会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时，我们对他们理应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执行委员会（除列维外）还要求中央委员会等一等，待激烈的战斗气氛缓和以后，再与同志们商议并弄清问题所在。列维的行为本身比他的论据更能证明：他同党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他只会在党浴血奋战时向党投掷炸弹。要知道，最近的将来不会出现重犯这种错误的危险；如果只是列维本人相信他所写的关于党将长期失去生命力的论断，那么他可以同党和执行委员会进行商讨。如果连他也不相信这种说法，他又为何这样写呢？列维说，在中央委员会的口号指引下，队伍一个接着一个起来进行斗争，因而他把这整个运动称作巴枯宁式的盲动。显然，所有能用来中伤党的论据，都是他求之不得的。至于其余同志，虽然同列维意见一致，但却积极参加了斗争，这表明他们与党是有联系的。我们要把他们看成是党的不可缺少的成员，因为他们作为工会活动家，与群众保持着联系，所以他们起着“压舱物"的作用，在紧急关头能防止发生导致船舶及其船长遇难的事故。我们在作组织结论时，应当对德国党说：“我们在这里要查明错误，是为了避免今后重犯这种错误，是为了使你们今后能与同你们并肩战斗的所有人团结一致地进行工作。” 同志们！从三月事件中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有教益的结论。它表明，我们的下属机构还不适应斗争的需要。为战斗行动而建立起来的军政组织，实际上徒有其名。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二是有些地方好歹建立了，但没有实际武装起来；三是纪律松弛。它们不仅不执行党的指示，而且还想迫使党听从它们摆布。从总体上说，党组织是没有战斗力的。总之，这一切都是严重而有教益的教训。 同志们！我们说，三月发动即使有其错误，但也是向前进了一步，这并不是对那种因我们的批评而感到内心痛苦的人所作的安慰，而只是由于我们深信，你们处于战斗的前夜，如果你们还没有学会斗争，还不懂得应当避免什么，那你们必将遭受更大的失败。因此，既然党表明了斗争的决心，并且团结了经过考验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我们认为，尽管它遭受了重大损失，尽管反对派大为夸大了这个损失，但它经受了这个斗争的锤炼，变得更加巩固了。如果它能利用它所取得的全部有益的教训，那它将比过去强大十倍。我们高兴地看到，你们已经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把4月7日决议同提交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加以比较，便可看出觉醒的苗头了。德国代表团没有在原则上以其他提纲来反对我们的提纲，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巨大的然而还年轻的德国党决心从这个斗争中汲取应有的教训。这样一来，它在今后的斗争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将取得更大的进展，也就是说，将引导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最近将来的口号 同志们！我不可能在这里一一谈论提纲中简略提到的所有问题。在讨论过程中，你们可以对它们提出疑问，并进行深入的探讨。下面请允许我谈谈我的报告的最后部分，即我们全部工作和我们所有局部行动都应据以指导的口号问题。我们在理论争论和实践中不止一次提出的口号，在这里应当有个准确的提法。这里指的是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即中派纲领同共产国际的口号之间的明显区别。 同志们！想必大家都还记得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内容。社会民主党估计到资本主义社会要存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它针对这个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改善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和保护无产阶级免遭资本奴役的主张。当时，罗莎·卢森堡在同桑巴特进行论战中，对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实际内容作了这样的概括：“说实在的，我们进行斗争仅仅是为了争取把工人的劳动当作商品按其实际价值予以收买，就是说，是为了争取使工人的劳动报酬足以恢复其所消耗的劳动力。”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表明了同一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国家’就是现代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一般地说，适用于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当然，有些特征纯属哥达纲领的，但实际上，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最低纲领也显露出这种特征。纲领提出了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的一些主张。它们所以具有革命作用，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会满足这些完全可以实现的、与工人阶级休戚相关的主张。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党仍然坚持这个纲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废墟上，在那些导致无产阶级毁灭而自身日益逼近总崩溃的势力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竭力通过这个纲领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正热情奋发地通过改革力挽危局。德国历史学家达尔曼在他的论英国革命一书中说：“改建行将倒塌的房屋，等于破坏。”可是，社会民主党却想方设法蓄意用自己的改革把戏蒙骗无产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竭力使它的一切欺骗与变节行径成为纲领的合法条文，这同德国总参谋部在战争期间使战争的种种暴行用军事法典的条款形式予以肯定，没有什么两样。 中派竭力表白，它并不支持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观点。到目前为止，它从来没有为最低纲领辩护过。中派断言，它拥护社会革命，提出只有在社会革命过程中才能实现的行动口号。中派实际上究竟坚持什么立场呢？在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里，其立场表现得很明显。德国独立社会党的纲领，以及英国独立工党对矿工工会问题的态度①，都是很好的例证。这两个党的特点从下面这番话可以看出来。拉萨尔在60年代曾对无产阶级说：“你们应当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一个地方，既不靠右，也不靠左。不过，你们要问问所有政党和所有人，到底你们对普遍选举权应持什么态度。”而现在，中派分子说什么民主制已经实现了，问题不在于普遍选举权，目前的紧迫问题是经济性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资本家手中把工厂、矿井和煤矿夺过来。中派分子认为．最重要的部门是大工业，因为它与煤矿问题有密切联系。可是，他们提出臆造出来的革命计划：无产阶级要为实现英国煤矿国有化和德国煤矿社会化而努力。他们拟定计划的着眼点是，无产阶级如何才能依靠吃尽煤价飞涨苦头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依靠受到私人垄断煤矿之害的加工工业，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如何才能开展争取实现煤矿社会化的斗争。他们说，斗争期间必然要发生大的冲突，而这正是推动革命的杠杆。 ①注：原译“在德国，独立社会党的纲领，在英国，独立工党对矿工工会问题的态度”。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这种胡言乱语在鲁道夫·希法亭的小册子里可以找到，当然，在独立社会党的报刊上更是屡见不鲜。你们只要仔细揣摩这种见解，就定会发现其中的奥妙，这就是：在冠冕堂皇的计划掩饰下逃避真正的战斗。 为什么拉萨尔能够使工人把精力放在选举权问题上？ 工人阶级完全受到约束，首先可以帮助它砸碎身上枷锁的就是选举权。虽然警察毒打工人，虽然法庭侮辱他们，资本家也剥削他们，但选举权仍然可成为改善境遇的杠杆。拉萨尔将这个问题同工人的衣食问题、工人协作社（它们要使当时的半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资金来源问题联系在一起了。 今天，工人阶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种认为只要工人集中力量为实现社会化而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煤炭工业国有化的想法，纯属空想。英国罢工的例子证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以斯迈尔斯为首的英国煤矿工会，在1919年企图通过进行得十分顺利的、计划周全的运动，把英国工人的注意力引到这个问题上来。我要向大家指出，矿工委员会召开了几次公开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斯迈尔斯不仅向煤炭大王宣战，而且还向帮助英国工人阶级熟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的调查委员会开炮。我要向大家指出，煤矿工会出色地推行了宣传鼓动工作。不过，尽管如此，它仍然无法阻止工人进行斗争，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遇到一些新问题。因此，争取实现国有化问题和政治斗争问题退到了次要地位。对于大罢工来说，国有化问题已经失去了它在1919年时的意义。虽然中派表面上装出有计划地组织革命的样子，但实际上背地里却在步旧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后尘。 我们共产党人如今对口号问题的态度，和1918年时略有不同。我想起罗莎·卢森堡在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纲领性演说。她在这次演讲中说：“同志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正式接受的纲领的总原则，你们在《斯巴达克联盟想要干什么？》这本小册子中会看到这个纲领的草案。斯巴达克联盟自觉地采取了反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基本原划的立场，因为这个纲领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中把直接的最低要求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标的最高纲领区别开来。它自觉地采取敌视这个纲领的立场，并且指出：对我们来说，既不存在最低纲领，也不存在最高纲领，因为社会主义是个统一的概念，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现在应当实现的那个最低纲领。我们似乎要清除70年发展的成果，而这正是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 罗莎·卢森堡到底提出什么样的最低纲领？这就是：一切政权归工人苏维埃，武装无产阶级，废除国债，占领工厂，等等。 这个纲领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在德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政权形式上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斯巴达克联盟的任务只是向工人苏维埃说明工人阶级政权的含义。当然，我们现在的处境不同。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工人阶级在复员期间发起的第一次冲击被击退了。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才开始有所发展。如果我们不制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那我们既不可能促使无产阶级革命早日到来，也不可能组织这场革命。当工人由于明天将要挨饿而举行罢工时，我们不能对他们说，你们把工厂夺过来吧！要知道，如果他们有力量做到这一点，他们早就起来夺取政权了。 当然，我们要向他们指出，只要我们还没有掌握政权，工厂就不可能归我们所有，他们也别指望能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处境。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工人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必须指出，共产国际不可能提出一个包括许多条款的纲领，即一个包括所有这些要求的纲领。共产国际只应向所属各政党提出下面的一般性指示，而各政党则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使这些见解形成某种具体的要求。 第一个见解是：工人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倘若把这个概念同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对立起来，那是十分荒唐的。这就是我们为了宣传而要传播的原理。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答复我们的公开信中写道：“你们都是一些没头脑的人：（1）你们竟同谢德曼那样的恶棍坐到一起；（2）你们提出改良主义的要求，难道你们不知道，如果工人今天能挣到40-50马克，那么到明天所有物价又要上涨到什么程度？你们故意提一些不能实现的要求。”当同志们向我们谈这些情况时，我们要对他们说，你们这样的做法休想把工人引向共产主义。（赞同声。） 如果工人的工资能增加5马克，明天或者后天就能给自己的孩子买块肉吃，那么，我们就应当同他们一起为这5马克而奋斗。我们丝毫不用担心这样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改良措施，我们唯一考虑的是，我们帮助工人进行这种斗争，是为了通过这种斗争使他们今后能进行更加重大的战斗。 第二个见解：我们当然有许多应在各种有利情况下使之实现的要求，并应以此为中心提出其余一切要求，这就是工人阶级在其斗争中为加强本身组织性和战斗力而提出的要求。必须想方设法使一切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消灭失业现象的斗争，具有争取实现监督生产这一过渡目标的斗争性质。对于监督生产，我们应与政府持不同的看法，因为政府颁布的法令是指无产阶级今后要监视资本家，防止他们的偷盗行为，而资本家则应监视工人，防止他们偷懒。监督生产乃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一种锻炼。它只有使各个经选举产生的工厂组织彼此发生联系，才能在所有企业之间按工业部门建立地区的联系。如果我们在这个斗争过程中能推动工人阶级建立这种真正独立的组织，或者能改造政府恩赐给他们的不切实际的组织，其结果就会使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团结一致地去进行大规模斗争。不过，谁要是一心想使已经十分革命的工人去建立这种组织，那他势必要犯错误。至于要想制止这个或者那个资本家的怠工行为，或者要想推动某一项生产，我们则可以用这个口号团结广大非党群众，以便今后我们能进一步引导他们去进行斗争。 还有一个口号是我们必须时刻想到和在一切危机时期定要加以实现的，这就是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而武装无产阶级不一定要成立秘密的战斗组织，不过必要时，可由少数人组成这种组织。在我们必定要经历的一切危机时期，我们要唤起群众去要求解除白卫分子的武装。在各种斗争中，我们都要向政府提出这项要求。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一类的口号。我不打算多谈，因为这类口号会从实际斗争中产生。我们向大家谈的这一切，我们向大家提出的这些口号和总的行动方针——这一切，不应成为同群众的奋斗目标截然对立的教条。相反，这些口号应能激励群众加紧为实现他们的实际要求而斗争，应能启发他们逐渐提高自己的要求，直到为夺取政权而奋斗。 同志们！我们认为有必要让各党相互对比一下自己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交流一下自己的经验。但它们至今还没有这么做，也没有把自己的纲领寄给共产国际。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党相互交流了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我们若能进行这种交流，我们就可以提出一整套具体行动和过渡性要求的方案。这种方案的特点是，它们所要促进的不是资本主义改造，而是加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不是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最低纲领，也不是胜利以后实行专政所立即要实施的纲领，而是动员广大群众同独裁作斗争的种种要求。 结论 我的报告即将结束，在收尾时，我想强调一下我的论点所产生的一些结论。 我在发言的开始曾声明，我完全同意其他同志和执行委员会关于我们面临重大战斗的看法。如果托洛茨基的决议案中有关经济繁荣部分在这里会引起争论的话，那只能说明胆小的激进派不敢正视具体存在的事物。所以会发生争论，就是因为有人需要自我吹嘘和自我欺骗。他们说什么革命必将胜利，因为资本主义一天天在解体。他们不理解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个观点是：资本主义正在解体，但解体不是直线进行的。革命在向前进，但它有起伏，甚至在这重大冲突时期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在指出这种可能性的同时，决不应着手改变方针，不敢行动。不能这样！我们应当准备应付我们采取行动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我们不支持那种要把宣传鼓动同实际行动对立起来的看法。好的革命宣传鼓动是采取行动的准备。由于我们面临伟大的战斗，所以，我们首先要对你们说：你们应当成为号召人们进行斗争的大钟，而我们现在仅仅是一口小钟。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了伟大的共产国际，那并非由于我们这个国际进行了很好的宣传鼓动，而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红军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和忍饥挨饿进行了很好的宣传鼓动，由于有这样一个斗争，由于俄国革命起到了共产国际大钟的作用。 我们各地的宣传鼓动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任何地方，它都没有打动广大群众的心。既然我们说我们面临伟大的战斗，那么我们就应当提醒自己：首先要竭尽全力接近群众；其次要认识到，由于我们不知道明天将遇到什么情况，也许明天我们要投入伟大的战斗，我们必须做好战斗准备。革命是不能组织的。军队可以由人指挥，但革命却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发的过程，这个过程向我们提出如下的任务：在政治上，向群众说明斗争的意义；在组织上，使无产阶级突击队，即它的先锋队紧密团结起来，以便使它能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奋勇前进，带领群众进行战斗。（热烈赞同声。） 行动的时代并不排斥必要的准备工作。有人说：我们先等一等，我们要和过去一样先进行宣传鼓动。我们要对这些人说：别等了，如果明天你们就能开始大规模的行动，那岂不更好。消极等待是组织工作的大敌，但是，不消极等待并不就是进攻，而是在任何情况下用情况所要求的手段去进行斗争。革命鼓动，这是斗争，是革命宣传，是非法组织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军事训练，是党的锻炼，是示威和起义。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争取最大的成果。同志们！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向右转，说什么一方面反对机会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却又大谈特谈好的“左”派所犯的错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好的“左”派并不站在我们左边，而所有那些随时准备战斗的人，才是共产国际的左翼。凡是用自己的机会主义理论阻碍左翼准备战斗的人，才是站在右边的。那些由于忽视现实的斗争条件和对准备的必要性估计不足，从而难以获胜的人，虽说不是机会主义者，但也不是革命者。 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共产国际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与右翼社会党人那种假的、叛卖性的社会主义是势不两立的。它用不着针对关于右倾的指控来为自己辩护。我们在这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中，实际已表明执行委员会的路线。这就是我们关于意大利党问题的决议，执行委员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半中派主义倾向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德国问题——开除列维的决议。 同志们！我们现在要对阻碍我们斗争的一切右倾思潮进行无情的斗争，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醒你们认真做好斗争的准备。我想起托洛茨基12年以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很好的文章，其中提到，急性病是机会主义和激进浮夸的共同基础。 机会主义想抛开长远的目标，而革命的激进主义则想超越一切障碍。如果从心理角度，而不是从社会角度来看，那急性病就是他们偏离正道的根源。我们对世界革命将不断向前发展深信不疑，我们相信我们将建立广大的群众性政党，因此，我们要提醒你们，不要要求今天就得到只有明天才能得到的东西。你们要先把今天的工作做好。你们自己要做好准备，并且也要使无产阶级做好战斗的准备。你们要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引导它投入历史性的斗争。我们无须找战斗的借口，它会自行到来。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越好，我们的战斗就会进行得越顺利。我们所犯的错误往往会导致失败。无疑，我们在德国遭受了失败，我们必须纠正我们失策之处，而在这方面，三月发动的教训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战斗经验才这么说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提到，我们也经常号召大家不要过早地进行发动。不过，我们也经常坚决主张，只要时机一到，就要立即发动。 同志们！我们一致赞赏列宁在策略问题上的独到见解。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是俄国党的成员，而是因为我好不容易才认识到，必须无保留地承认列宁在策略上的独到见解。就拿他的遭到反对的策略的事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向华沙进军来说吧！在党发现具有严重危险的地方，党就要格外谨慎行事，像骡子在悬崖上行走时一样。党一步一步地探着路走，因为当时它还很弱小。可是一旦它有希望获胜，它就要勇往直前，投入战斗。它向华沙进军是为了将革命推向前去。但这一回它被击败了。不过，这个失败对革命者来说却具有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胜利同样伟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由于有灵活的策略而能像肠虫或橡皮球那样有伸缩的余地。党会犯错误，但它要随时谨慎从事。 同志们！如果说，“左”派同志犯了错误，尤其是在三月发动期间，那么我认为这种错误证明他们值得赞扬。他们表明了他们的斗争意志，因此，尽管他们犯了种种错误，我们仍然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当然，争取胜利的行动要比单纯渴望胜利的心情高贵得多。所以，同志们，我们的策略方针是指望开展世界革命。我们在争取广大群众的过程中可找到通向世界革命的道路。我们要带领这些群众投入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战斗。如果我们每天（即使在解除战斗警报的情况下）都能鼓动这些群众，把他们聚集起来，如果我们每天都能注意发现各种潜力，并能从中发掘对事物有明确认识的革命力量，我们就能非常好地带领他们投入战斗。只要我们做到这点，我们的胜利就有保障。在西欧，夺取政权的斗争要比我们当时的情况困难得多。不过，假如我们遭受了失败，假如我们还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苦难时期，这就证明，伟大的无产阶级首先要从这种失败中学会如何去夺取胜利。如果说，我们能够在1917年取得胜利，那是由于我们拥有30年的革命经验，由于我们在1905年遭到过失败。历史使共产国际有可能缩短无产阶级的苦难历程。我们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哪一种力量能够挽救资本主义。我们要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我们只有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我们仅仅是喉舌和组织者，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置资本主义于死地，它将是一把给资本主义棺材钉上钉子的大锤。无产阶级，这是进步缓慢、不很灵活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虽然他们千百次对自己的力量感到绝望，但他们仍然是我们可靠的基础，我们将依靠他们进行斗争并夺取胜利。（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主席克南： 我还要作几项重要通知。我们收到许多有关下一步议程和如何讨论策略问题及拉狄克同志的报告的建议。主席团将举行会议，讨论这些建设，然后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提出具体方案。我们下一次会议在明天上午11时召开，按议程安排将讨论拉狄克同志的报告。 （会议于4时20分休会。）
第八次会议（1921年6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八次会议 （1921年6月28日） ·讨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 ↘季诺维也夫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声明）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贝尔格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季诺维也夫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 ·讨论意大利问题 ↘拉查理（意大利社会党） ↘杰纳利（意大利共产党） ↘列宁 讨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 主席柯拉罗夫： 同志们！关于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一般性讨论已经结束了。昨天决定，意大利社会党问题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要分别审议。现在我们就来审议这两个问题。昨天晚上宣布，今天开会先讨论意大利问题。但是意大利同志至今尚未到会，因此，先讨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较为合适。主席团提议，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德国统一共产党各派一位代表发言，大会不再进行任何讨论，因为在就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进行一般性讨论时，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得相当充分了。当然，执行委员会代表也要发言。刚才我接到通知说，德国统一共产党放弃就这个问题发言。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在报告中已经初步地提出了我们的提案，现在，在代表大会开始讨论之前，我要就这项提案作出进一步的说明。提案敦促代表大会要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务必在两个月或至多三个月之内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审议共产国际本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然后，必须向我们报告它是否愿意服从国际的纪律，是否同意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否则执行委员会就有权将其开除出共产国际。 （主席柯拉罗夫通知大会，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团完全赞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案。）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我要谈谈会议程序问题，因为德国统一共产党对执行委员会关于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政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申诉，而这个问题始终是本次代表大会的一项特殊议题。原来决定，在解决各项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之后，再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本来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是同意了的。 谁知道昨天或前天，主席团发出简短的通知，宣布意大利问题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要在讨论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时一并解决。在此之前，主席团抛开我们，单独同刚刚到会的意大利代表团就此达到了协议。待我们得知消息，这项决定已是既成事实了。当时我们并没有表态，认为只要与主席团达成协议——正如我们声明的那样——我们就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作为协议的基础，我们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声明。请允许我来宣读这份声明： “在会议开幕前5分钟，主席团才通知我们说，允许我们发言半小时，要求我们立即陈述意见，以了结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极其复杂，不是辩论几句就能了结的，所以这项提议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很不相称的。我们要求提出报告或补充报告，报告的时间不少于1小时，并且要允许我们在总结发言中作出答辩。 “主席团现已决定不采纳我们的这项建议。我们认为这是刁难我们的片面决定，我们表示抗议。 “为了不使人们产生错觉，误以为代表大会是在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才作出裁决的，我们决定放弃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上述声明业已递交主席团。5分钟以前，我们得到答复是：发言仍限半小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就此了结。我们声明，这是存心要封住我们的嘴。我们声明，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你们谴责我们也罢，反正我们不能在半小时之内阐明我们的观点。我在此正式声明，并请求备案待查。（喧哗声。） 拉狄克： 同志们！首先我要澄清事实。我声明，与赫姆佩尔同志的说法相反，我的秘书不是在会议开始以前5分钟，而是在会议开始以前5个小时就通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团说，执行委员会决定今天会议第一项议题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执行委员会各有一位代表发言30分钟，陈述自己的观点。对此，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未提出异议，只是坚持要求允许发言1小时。这就是基本事实，也是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根本不了解季诺维也夫同志提案的用意。如果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想了解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向我们阐明自己的观点，那么在讨论其他各项议题时，他们是都有这种机会的。下面我们来谈谈我们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意见。谈完之后，该党可以继续出席代表大会，谁也不要求它立刻向代表大会报告它的决定。赫姆佩尔口口声声说，我们要封住他们的嘴，其实，诸位高兴地看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何尝闭过嘴，他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由此不难推断，今后它会继续大力发挥这个灵敏器官的功能。（笑声。）可见，赫姆佩尔的上述抱怨纯属胡闹。如果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退出本次代表大会，我们就只有表示十分惋惜，并且只有去翻阅该党的刊物了。我们到底还有几部“荷兰学派”的经典，还有你们的刊物，今后，就只有依靠这些资料来了解你们的情况。 贝尔格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会议正在审议的问题，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来说，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当初，我们同意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即在各项原则问题审议完毕之后，单独审议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已经是大大迁就了执行委员会。拉狄克同志刚才说：“是我们这样决定的。”这“我们”二字就暗含着代表大会全体，足见他是在为代表大会全体预先定下了调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以及执行委员会应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都应当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①。这个问题必须由大会讨论，况且，我们党的主张和刊物尚不为群众充分了解，也不是每一个同志都熟悉，因此，由代表大会从原则上加以审议，也是重要的。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要求允许我们的发言人就这个问题，即正当的议题，发言1小时，当然，还要求允许我们在大会辩论之后作总结性发言。这是我们的明确要求。如果我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只允许我们发言半小时，并且不把问题提交大会讨论就不了了之，那我们就预先放弃发言，随你们便吧，把我们送上断头台，也是罪有应得。 ①注：原译“论定”，现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为：“讨论决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特别看重的工会问题尚未讨论。到那时，德国同志自然有机会发言。策略问题也是一样。此时此刻，问题就在于：一个不服从、也不愿服从纪律的政党能否继续留在国际之中，如果能继续留在国际之中，那条件是什么。这是现在代表大会唯一要讨论的问题。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已经就各项议题发表了意见，今后他们可以继续就各项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关键就在于代表大会要不要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提出要求，要它在今后三个月之内向我们明确宣布，它是打算作一个与众相同的政党呢？还是要作一个不可侵犯的政党，就像它在一项公开的决议中所宣布的那样。这是我们唯一要解决的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竟然向代表大会提出最后通牒。代表大会的会议开得完全正常。昨天上午，会议收到一项提案，要求在讨论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时，也把意大利问题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一并加以讨论，理由是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当时在场，他们没有对这项提案说出半个不字。昨天，代表大会就这项提案一致通过了决议，这样做，在座的每一位也都会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两个问题确实是密切相关的。意大利同志尽管同我们有原则分歧，但是他们也不能不认为作出这项决定从形式上讲是正确的。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先由执行委员会代表发言，然后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作总结发言。不过，此时此刻要解决的问题既十分简单，又非常明了，即：共产国际能否把一个自称是不可侵犯的政党留在国际之中。我们已经听取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好几位同志的发言，所以这个问题不必经过反复争论，心平气和地就可以解决。因此，我请求代表大会根据会议前一段的整个情况作出裁决。果真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拒绝发言，那他们的行为就和奥托·吕勒在1920年的行为几乎可以划等号了。（全场赞同。） 主席柯拉罗夫： 有关会议程序问题的讨论，我认为可以结束了。（全场赞同。）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同志们！执行委员会的提案就在于让以同情政党的资格加入共产国际已有六个月之久的共产主义工人党有两三个月考虑的时间，以便就它是否同意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即是否同意根据这项决定与统一共产党合并，作出明确答复。为论证执行委员会的观点，我有必要列举一些事实来说明共产国际与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往的相互关系。自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之日起，一直到今天，我们同该党在观点上始终存在着分歧。共产主义工人党不赞成搞群众性运动，而主张建立小型的纯粹共产主义的政党。在工会问题上，他们不主张从内部争取工会，即不赞成共产党员在工会内部通过斗争而把工会从一个“国内和平”与“合作”的工具变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主张共产党员彻底脱离斗争中的广大工人群众而单独成立工会，并首先仅仅接受拥护无产所级专政纲领的工人加入工会。在利用议会制的问题上，共产主义工人党也与共产国际唱反调，拒绝采用这种手段，尽管问题仅仅在于通过这种手段来启发和组织工人以进行革命斗争。自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之日起，共产国际就力求为该党搭桥，但其目的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笼络所有一切政党，而是考虑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上述观点有可能给世界各国开展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正在觉醒和积极投身政治斗争的新兴革命阶层的眼力还不强，它们不可能随时随地一眼就认清整个政治形势。鉴于问题涉及全体无产阶级，就是说，为避免造成全体无产阶级思想上的混乱，共产国际便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把这些无产者争取过来。因此，执行委员会就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排除一切干扰，力争使统一共产党［注：原文显然有误，应为共产主义工人党。——译者注］代表能够参加代表大会，向代表大会陈述他们的观点，并且使他们也有机会了解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共产主义无产者的观点。执行委员会甚至决定如果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出席会议，就给他们以表决权。尽管他们预先声明他们不受代表大会决议的约束。可是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却认为以临阵逃脱为妙，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避开大会对他们的政策进行谴责。这是吕勒后来解释他所以不出席代表大会的原因所在。 在代表大会之后，共产主义工人党有所收敛，向左迈出了一步，先是脱离了党内以沃尔弗海姆和劳芬堡为首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派，后来又脱离了吕勒。当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决定派代表前往莫斯科恢复同执行委员会的谈判时，执行委员会便不顾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忠告，决定再次为这些误入歧途的无产者创造向我们靠拢的条件，遂决定吸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政党暂时加入共产国际。同时，执行委员会也公开告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要么与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从而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要么退出共产国际，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何去何从，由你们自己选择。”任何国家，在经过一定的过渡时期之后，只能有一个共产国际支部。执行委员会认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既已加入共产国际，就有义务与德国统一共产党就当前各项问题达成兄弟般的协议，有义务全面支持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活动。 同志们！回顾半年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发展的情况，可以认为，该党不是由宗派组织逐渐变为群众性政党，而是相反，它的宗派色彩愈来愈浓，冒险性也愈来愈大。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抵制执行委员会的策略，而最近，该党公开发行的小册子竟然称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犯罪。例如，哥尔特就在他的小册子中写道：“既然俄国党的策略和领袖专政已经造成种种可悲的后果，那么至今继续遵循这套策略，继续受那些领袖摆布，就不单单是胡闹了，而是对革命的犯罪了。”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根本否定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并且顽固地坚持这个观点。在《列维博士的道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这本小册子的第26页上有这样一句话：“三月事件证明，这种群众政党是不存在的，更确切地说，这种政党绝对不是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国际政策已经出格了，如今，它与孟什维克报刊一唱一和，攻击共产国际，攻击苏俄。举《共产主义工人报》上的一篇文章为例，该文攻击共产国际，说共产国际是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工具。更有甚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的哥尔特的小册子竟然为喀琅施塔特叛乱打掩护。哥尔特写道：“喀琅施塔特无产阶级已经造了你们共产党的反。为对付无产阶级，你们被迫在彼得格勒实行特别戒严（这全怪你们自己，全怪你们那一套策略）。既然如此，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必须放弃共产党专政而实行阶级专政吗?” 这表明，事态如此发展下去，其结果将十分不妙。我们坚信，这决不是加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工人，而仅仅是一小撮工人领袖执意要这么干的。我们的这种信念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例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一贯阻止该党的工人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工人共同进行斗争。大家不会忘记，当德国统一共产党发表致德国所有工会的公开信，号召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就断然拒绝共同进行斗争。大家更不会忘记最近几周在汉堡和柏林发生的事件，在汉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领袖同海员工会和德国统一共产党说得好好的，可是临到具体行动时就变卦了，惟恐群众乱了阵脚。在柏林也是如此。 鉴于存在这种倾向，共产国际就不能不向加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工人提出，请他们作出抉择：“要么继续追随一小撮误入歧途的领袖，要么站在共产国际一边；要么迫使这些领袖回心转意，留在共产国际，要么跟他们一起离开共产国际。” 除上述情况以外，还有一些情况不能不指出来。最近，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盛行一种冒险主义倾向，对此，我们是不负任何责任的。这种倾向表现为搞个人暗杀，把秘密活动奉为原则，鼓动工人采取根本违背共产国际政策的行动。对此，共产国际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要么全面服从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包括策略方面的决定，要么一概不服从。照前者办理，它就能够依照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就能够按照共产国际的原则，与德国统一共产党共同进行斗争。否则它将失去作为共产国际同情政党的资格，并且休想继续打着共产国际同情政党的旗号推行它的政策。 同志们，我们请求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我们的提案。我们确信，任何一个立志为社会主义思想而斗争的无产者都不会因此而离开我们的队伍。德国统一共产党尽管在三月发动期间犯了种种错误，但它以其三月发动而向群众证明，那种认为德国统一共产党即共产国际德国支部缺乏斗志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德国统一共产党证明了自己有斗志，从而使迫不及待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失业的无产阶级群众纷纷加入这个党。 如果说在德国统一共产党举行三月发动之前，曾经有人担心这一举动会使该党失去与迫不及待的工人群众的联系，那么最近有种种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三月发动失败之后，德国统一共产党在汉堡失业工人选举中所得的选票，在数量上几乎与德国独立党和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总和相等。（有人喊道：“甚至还超过呢！”）同志们，这证明我们在德国已经深入到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中去了。果真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服从，那它就只能成为运动的绊脚石。但我们还是要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服从国际，它既然是共产国际成员，就必须在党内实行左右两派都要遵守的纪律。今天，我们要就意大利问题作出决定了。现在，我们要问意大利动摇分子：你们拥护谁？是拥护共产国际还是拥护改良派？同时，我们也要问加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工人：“你们拥护谁？是拥护所谓荷兰学派的言之无物的小册子和一小撮这一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呢，还是愿意跟着千百万拥护共产国际、同心同德地反抗资本主义的无产者一道前进?” 同志们！我们实在不忍心把那些有阶级觉悟、有斗争意志的工人（即使他们的数量很有限）拒之门外。此时此刻，我们大家心照不宣，知道代表大会将要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因而我们提议执行委员会以代表大会名义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工人发出一份兄弟文告，如实地阐明代表大会的决定，就是说，力争使他们加入无产阶级的统一大军。无产阶级的统一大军我们不但立志要建立起来，而且一定能够建立起来。（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主席柯拉罗夫； 请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发言。（无人响应。）看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不与执行委员会作对是决不甘心的。那就还请不赞成执行委员会关于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的决定的人发言吧。哪一位发言？ 请罗兰—霍尔斯特同志发言。 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 同志们！现在我来宣读荷兰代表团少数派通过的一项决议。 “荷兰代表团少数派认为，代表大会拒绝延长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发言的时间，是一种施加精神暴力的行为，对此，荷兰代表团少数派坚决表示抗议。” 同志们！我现在并不打算正面地谈论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同情政党的资格继续留在共产国际的问题。这应当由这个党的代表自己去谈。但是，我不能不指出，由于施加精神压力，他们欲言不能。我们不认为可以把纪律问题同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截然分开，就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而言，共产主义工人党在共产国际中占有特殊地位，莫说允许他们发言半小时，即使允许他们发言一小时，他们也未必能把问题谈深谈透。共产主义工人党提议把它的问题放在代表大会各项提议进行完毕之后审议，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显而易见，到那时，经过对各项议题的审议，大家摆出各式各样的理由，代表大会的观点就可能有所改变。经过对各项议题的审议，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也就能深入地阐明自己的观点。由于代表大会一再缩短他们发言的时间，他们一直到现在也不能畅所欲言，而陷入困境。鉴于克拉拉·蔡特金昨天发表她本人对意大利问题的见解时未受时间限制，人们便不难看出，本次会议上有两种待遇。同时，我要指出，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此时此刻才有，而且从前在不同的场合也有过。只不过是此时此刻，这种情况十分突出罢了。我敢断言，代表大会也罢，执行委员会也罢，都绝对不会把塞拉蒂的意大利党发言的时间限制在半小时之内。要待人公平嘛，我实在说不出，哪怕是从形式上也说不出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 关于问题的实质，我认为我也有责任简单地谈几句。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领导同志一再表示，来自“左”的危险并不比来自右的危险小。我们左派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我们认为，来自右的危险不但远比来自“左”的危险大，而且也更可怕。当前，革命进展缓慢，各国党内部和共产国际外部的广大工人群众总是摇摆不定，信心不足，因此，有必要鼓励所有的政党，无论是左翼政党或极左翼政党，都发展起来，以促进共产国际正常而健康地发展。同志们！目前在共产国际中根本不存在左翼政党。这种政党刚刚在萌发之中。关于各种问题，如利用议会制问题、工会问题、过分集中化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都没有作出规定。而左翼政党只有同各政党的斗争、同共产主义的推进相结合，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把极左翼排挤出去——大会的决定便为实施这种排挤开了个头——就等于使它失去与我们达成协议的机会，等于阻止它发展，等于有意无意地助长右翼政党的势力。我担心，这项几乎是未经讨论和辩论而作出的决定，将给共产国际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开除共产主义工人党将导致别国纷纷成立小型政党。即使这些政党一时还不肯服从我们的纪律，我们也要挽留它们，这才是上策。我们要有涵养，要相信革命会发展，要信任各党现有的人物。各党除优秀人物以外，还有我们用得着的其他人物，但是他们分散在各地，并且都有一个共性：他们怀有远大的理想，但是都只顾远大目标，而不善于探讨当前的政策。殊不知，这也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一门高深的科学，我们都希望探讨也应当探讨这门科学，因为当前的政策也就是革命的政策。正是为此目的，我们才来出席代表大会，并且首先要拜俄国同志、拜托洛茨基同志为师。此时此刻，令我们痛心的是，托洛茨基同志对待极左派比对待右派还要刻薄。 （托洛茨基喊道：“我还没有来得及谈右派。请等一等，不要着急么。”） 我何尝不愿意等，我非常愿意等。但是，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在执行委员会中对待法国党的缺点和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以及他们二位对我们的年轻法国同志所说的话，使我感到他们已经右了。我还要补充说明，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个个都有强烈的个性，各个都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他们虽然不免犯教条主义错误，但是却聪明过人，如哥尔特同志，他们虽然偶而忽略当务之急，但是都坚定地追求远大目标。如果将这样的人拒之共产国际的大门之外，那无疑会使他们沿着宗派主义的道路越滑越远。所以我也劝过共产主义工人党要克制一些。我们不提倡暴力，而提倡自决。只要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被开除出共产国际，那么不管愿意与否，这个党就必将对共产国际构成新的威胁。这是整个发展过程的一种必然，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因此，我们要向代表大会声明：我们不能也不该排挤这些人物，排挤这种崇高的理想主义。我们希望第三国际不仅拥有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当然，他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且拥有革命意志坚强的同志，尽管这些同志的政治嗅觉还不灵敏，但是他们具有革命坚定性，具有革命理想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与荷兰代表团少数派一道，认为这项决定是太冒风险了。 不过，我相信，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将会继续正常地参加会议，我相信，他们的观点必将对代表大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相信，到了代表大会行将闭幕的时候，这项可悲的决定也许终于能够改变。（赞同声。） （列宁同志来到会场，代表大会的与会者热烈鼓掌。） 主席柯拉罗史： 报名发言的人都已经发言了，现在宣布：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 下一个议题是意大利问题。由意大利社会党代表拉查理同志发言。 讨论意大利问题 拉查理（意大利社会党）： 同志们！意大利社会党人与国际之间关系不和睦，并非自今日始，诸位不妨回忆一下——我想，在座的一定会有人记得——我们同胡斯曼和王德威尔得主持的国际发生过一场争论。他们把我们看成是“小国”代表，看成是运动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 今天，我们也是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我们感到很不自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别人心目中是代表叛徒来出席大会的！我们历来全心全意地履行我们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义务，我们从不计较个人利益，一心扑在运动上面，因为我们是运动的代表！自犹大时代以来，人们一向把那些唯利是图和自私自利者称作叛徒。而我们则一贯无私地、忘我地献身我们的事业。正因为如此，令我们十分伤心的是，我们现在不得不经受精神上的屈辱，具体地讲，就是《莫斯科报》发表一篇由意大利人杰纳利署名的文章。文章以侮辱性的语言指出，我的唯一可取之处就在于我对屠拉梯的态度，而只字不提40年来我所经历的艰苦斗争，为了这场斗争，我牺牲了我的家庭，毁了我的身体，一句话，毁了我的一切。文章的作者还指责我在欧战期间推行两面派的政策。但是我有义务提醒文章的作者，提醒诸位，正因为推行这个政策，我才被判刑，进了班房，而杰纳利推行的政策虽然无可挑剔，但他却没有这番经历。 我们已经以书面形式就我们受党的委任在本次代表大会上所要贯彻的各项意图阐述了理由。这些理由都是客观的、积极的，也是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 不幸，我们迟到了很久，但是这不能怪我们，众所周知，如今出远门谈何容易，况且我们的处境大家也是了解的。因为迟到，所以没能听取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我一直等待法文译本，可是没有等来，只好看英文译本，看完英文译本我才知道，报告对意大利问题不仅论述得相当详尽，而且面面俱到。但是不能不指出，看完报告之后，我们是喜忧参半。我们仍然希望看到，共产国际的同志对意大利运动表现出更大的尊重和赞许。 我们满意地看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情报局搜集意大利运动的材料，搜集得相当全面。我们衷心感谢情报局在取舍材料的过程中表现出客观态度。但是，我总觉得这些材料还有些不足。我们动身来这里时，无从知道哪些材料是代表大会所感兴趣的。其实，我们意大利人难得利用书面材料，我们对付资产阶级从来不用笔，从来都是干实事。我仅仅指出一点，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不应该把一些材料也搜集来，例如，他把我们的党组织既不支持也不同情的、对党的生活不曾发生过任何影响的个别的、一文不值的文章也归到意大利社会党的材料之中了。 意大利共产党代表跑到这里来向诸位表白，他们在里窝那代表大会期间还并不想分裂。但是，这位代表却忘记说了，在伊莫拉，共产主义派就明确表示过，如果争取不到多数，它就退党。这位代表也忘记说了，正是都灵代表即工人和共产党人声明过，由于占领工厂不成功，他们已无法继续斗争，无法继续占领工厂了。 上述言论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有资格充当第三国际的成员。我们是先于所有其他国家加入国际的。1919年初，我们意大利社会党刚一接到俄国派到意大利的一位同志（他在意大利被捕，是我们把他营救出来的）送来的共产国际第一份宣言和第一份呼吁书（他把宣言和呼吁书藏在脚上穿的鞋子里），就立刻宣布无条件地加入共产国际，因为从俄国革命一开始，我们就对俄国革命充满了诚挚的感激与敬仰之情，受其鼓舞，我们目睹俄国革命的雄伟气魄，目睹俄国人民万众一心，为在俄国建立一个劳动与自由的王国而历尽千辛万苦，不由得产生羡慕之心。我们一直在维护我们的第三国际成员的资格，因为我们必须保持国际联系，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有着理想的追求，而且是由于有大量的意大利人移居国外，我们希望移居世界各国的意大利工人都能受到同情和兄弟般的接待。 本着这种愿望，无论在战时或和平时期，我们都不遗余力地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即使在战争期间，为了高举国际的旗帜，我们也尽了我们所能尽的一切努力，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就是这样做的。（这一点，列宁同志是非常清楚的。）只要重复一下当时我们说过的一句话也就够了：“我们意大利社会党人不敢保证能有惊人之举，但是我们敢保证一点，就是永远履行自己的义务。” 意大利社会党人就是怀有上述感情的人，他们在一个贫穷和文化不甚发达的国家里兴起了运动，迫使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把这场运动视为一个了不起的因素，他们唤起了意大利的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所有劳动阶级，并把他们组成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可是大会竟把这样一些人视为变节分子，这怎能不令人黯然神伤呢？ 尽管我们的运动有失误，也有弱点，但基于上述原因，我们仍努力保持行动上的政治统一，阶级统一，并且为了维护阶级统一，我们同抱成一团的意大利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曾热切希望第三国际有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党，可是共产党人偏偏退党了，使我们的力量大为削弱了。我们责怪第三国际，因为恰恰是第三国际在里窝那制造了分裂，我们这次来跟同志们一道出席大会，但是同志们待我们太苛刻了。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但是我们绝不反其道而行之。不错，我们对政敌说了不大中听的话，但是这无关紧要，我们敢肯定，对于我们提出来的归属国际的要求，你们的答复必定离不开这样的字眼：“你们不必完全服从，但是也休想绝对独立。”其实，这是弗罗萨尔同志的话，这种话也可以说给我们的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同志听，因为他们十分了解我们。这样一来，这种答复就将变成大会代表建议共产国际采纳的一种公式了，这种公式真可谓既灵活又明确。（洛里欧喊道：“听，一大堆形容词！”）到了讨论德国问题和意大利问题时，人们就会搬出这个公式，而这场讨论想必会是非常热闹的。我们相信，诸位在审议我们的书面声明时，不但不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敌和竞争对手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要求对我们作出宣判，反而会想起这些意见。况且，我们声明过，我们随时准备服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我们的指责虽然太不公正，但这无损于我们尽力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无损于我们一如既往地继续捍卫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自由与尊严。就在最近，我们仍在罗马维护苏维埃使团的地位和利益。我们同使团团长沃罗夫斯基同志保持着联系，在他受到民族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敌对接待时，我们还表彰了他。这也是我们为支持和维护俄国革命政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尽的一份微薄之力，一想到这里，我们就感到荣幸。至于法国同志，你们既然一贯以意大利通自居，那我们就要提醒你们，我们从来都是极力维护我们运动的尊严，即便在你们法国同志——他们现在是第三国际的亲密朋友——来到罗马，把我们当作“卖身投靠凯撒”的人看待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曾有机会在波旁宫发表演讲，我当着法国议会党团和桑巴、托马和盖得三位部长的面坚决要求承认我们运动的尊严，气得这几位部长用拳头敲打桌子。是时候了，你们应该对于我们在本国的地位以及我们在国际中的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了。 我知道，在讨论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的过程中，我们处于微不足道的少数地位，我们不被承认为国际支部，我们没有表决权，也没有权利和办法对大会就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将要通过的决议发挥什么影响。果真代表大会要就意大利问题作出决议，那我们如能参与讨论并起草这项决议，就再好不过了。来此之前，我们就知道，你们对于我们的道德信誉和党内发生的分裂——是你们亲手造成的分裂——存有戒心，尽管如此，也不管我们周围现在全都是政敌（他们有时变成名副其实的敌人），但我们心中团结与兄弟之情丝毫不变。出于对意大利运动共同①的热爱，我们仍然相信，大会将会满足我们的愿望，将会把我们当作兄弟而加以接纳。我们知道，我们的运动有种种不足之处，但是，即便你们不协助我们，即便你们不为我们提供在党内进行必要的清洗所需要的手段，我们也能够改善我们的组织，改善我们的工作。我们相信，只要你们为我们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我们就能迫使我们党内的改良主义者作出抉择，但我们要讲究方式方法，不使人误以为这是在打击某个个人。 ①注：原译“统一”，现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为：“共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你们在起草决议时，不可把我们的党看作是个别人物如屠拉梯和塞拉蒂纠集起来的派别集团，因为在我们党内，任何个人只要违背组织和群众的要求，他就不再起任何作用。这样的人就没有任何威信了。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维护哪一个派别，而是要维护与个别人物没有关系的整个运动的权利，我们所代表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运动。我们完全了解，执行委员会迫切需要早日把各地的、特别是意大利的革命力量充分地、牢固地联合起来。我们并不拒绝开除改良主义者，但是我们必须有权利和责任选择适当时机，以维护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列宁同志！我们懂得，革命运动分各个不同的阶段，在每个阶段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措施。当前，意大利处于准备阶段，但是到了革命高潮阶段，请您相信，我们决不动摇，我们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建立意大利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建议各位出席代表大会的、希望深入了解意大利问题的同志认真地读一读刚刚出版不久、与我们有关的一本书，在该书第136页上有一份文献，这就是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之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宣言。宣言一一列举了我们运动的功绩，指出了在意大利共产党人退党之后，我们为扭转运动所处的被动情况而采取的形式和提倡的精神。当然，要继续执行我们历来所维护的政策，我们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但是我们相信，党和经济组织中的群众不会上想入非非的改良主义政策的当，他们会坚决反对与政敌合作，反对政敌加入我们的组织。最后，我想指出，在接受我们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上，无论你们通过什么样的决议，都绝对改变不了我们的方针。我们既然承担义务，那也就是忠心耿耿，心甘情愿。我们要永远履行我们承担的义务，要永远维护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能保证俄国革命政府以其光辉的榜样永远照亮全世界备受压迫的无产者的生活之路。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我们深信，总有一天，你们会承认，正像我们在书面声明中已经说过的那样，意大利社会党干的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 我刚刚看过执行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审议的策略提纲。这是一份珍贵文献，有了它，我们就能纠正我们运动的政策，就能同无政府主义幻想和改良主义幻想划清界线。我们相信，实践将证明，意大利人决不会对本次代表大会的成果漠然视之。不过，我要指出，即使我们正式承担履行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各项决议的义务，我们也不能不尽力保护意大利无产者免受德国、芬兰和匈牙利无产阶级因失败而遭受过的那种苦难。这既是努力为世界革命作贡献，也是认真地为本国的劳动解放做准备。 杰纳利（意大利共产党）： 执行委员会当初邀请意大利共产党［注：从上下文看，应为社会党。——译者注］代表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时，本应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代表团要有充分的权威性，以避免借口权力有限而回避突出地摆在它面前的问题；二是代表团成员不仅要有中央委员会代表，而且要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代表。代表团还应当明确表明它是否赞成那些参加过众所周知的雷焦-艾米利亚会议的人出席第三国际的会议。 现在代表团已经来了，拉查理也已经发表了他的见解，我只好就他已经谈过的问题来发表我的意见。拉查理试图否定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言论，但是我要以材料为依据，确认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言论是正确的。为此，我既不需要变讲演戏法，也用不着别人呐喊助威。 首先我要指出，在意大利社会党内有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并不比托马和谢德曼强多少。有人向我们鼓吹说，意大利机会主义者一贯反对战争。这是欺人之谈。我举契可梯等人的文章为例。几篇文章都鼓吹要把“既不鼓励战争，也不抵制战争”作为党的口号，这就不难看出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本质了。 多亏最高纲领派，其中也包括我在内，党才回到正路上来。 那时，拉查理和塞拉蒂一起称我们是“佛罗伦萨狂人”。塞拉蒂硬说意大利共产党缺少老战士，这是自欺欺人。 正当我们为反对战争而从事艰苦斗争时，像贝利尼和索利亚这样一些人就印行过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文告。意大利共产党［注：此处疑为社会党。——录入者］党员、律师马佐尼的爱国业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屠拉梯本来躲在暗处，但是在意大利军队在克罗雷托之战中遭到惨败之后，他便跳将出来。屠拉梯和劳动总联合会领导人里戈洛大放厥词。屠拉梯和特雷维斯撰文说：“祖国处在危机之中！今天，在野蛮的战胜国忘乎所以地将其魔爪伸向我们祖国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祖国毕竟是祖国，它不同于别国。我们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富有感情的现实主义者。我们不能无视爱国这一客观事实。我们不是出于人道而怜悯意大利，而是要意大利将人道精神发扬光大。出于爱国，也出于对祖国应尽的义务，我们党再也不能作茧自缚，一定要从繁琐的例行公式中解脱出来。” 劳动总联合会起草和散发的通告，其宗旨也是这样。 米兰社会党市政委员会也是这个主张。这种被歪曲了的爱国方针吓坏了塞拉蒂，于是为纠正这一方针，塞拉蒂就转而求助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即求助于我、博尔迪和其他的人。在审判拉查理时，检察官就指名道姓地提到屠拉梯，说他堪称是明智的社会党人的爱国楷模。 此外，由于蒙特格拉茨亚之战引起局势变化，屠拉梯的爱国热情又一次大发作。 他在议会中讲演完毕，所有在场的人，甚至包括被开除出党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比索拉蒂在内的心毒手狠的议会分子，也都拥上前去跟他热烈接吻。 议会党团与屠拉梯心心相印。结果，中央委员会在召开的临时会议上严厉训斥了屠拉梯和议会党团全体成员。 无产阶级目睹屠拉蒂在议会中备受赞扬，而其他社会党人则被逮捕入狱，无不感到愤慨。 中央委员会扬言要将屠拉梯、贝洛里等人开除出党，但是屠拉梯满不在乎。 议会会议刚一开幕，屠拉梯就又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以挖苦的言词说：“上次我在议会中出于常理和爱国发表演说，事后，一群教堂祭司找我来了，说了一大堆话，全是陈词滥调和陈规陋习，他们又想束缚我的手脚。”尽管如此，但屠拉梯仍没有被开除出党！拉查理断言，社会党人从来也没有举手赞成军事拨款。这是理所当然的。是无产阶级的态度使他们不敢冒此风险；但是，马佐尼、齐博尔迪、贝洛里和索里奥却与大主教串通一气，发表告无产阶级书，要求无产阶级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爱国公债券，还说什么这种爱国举动有商业利益可图。 那何不在议会中直接举手公开赞成军事拨款，这样岂不更光明正大吗？ 其次，我要明确指出，在社会党内，和平主义者是不在少数的。固然，拉查理本人猛烈抨击过威尔逊，但是米兰市长科尔代罗及其他许多人却赞扬威尔逊主义。 在罗马代表大会上（我的朋友拉查理，你没有出席那次代表大会，当时你被关在狱中），屠拉梯在他的发言中道出了他的信条。他说，进攻战与防御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以保卫受欺凌的小国为目的的战争是正义战争。他指责国际主义者破坏民族统一，鼓吹所有的阶级携起手来，并且证明他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否则无产阶级就要遭受被本国资本和国际资本扼杀的危险。 拉查理断言，意大利社会党人决无与资产阶级合作之心。当然，由于资产阶级的态度，想公开这么干也不行，但是，改良主义者何尝不希望有这样的机会，我认为，现在他们有了这样的机会。早在1918年，屠拉梯和另外几个人就加入了所谓“战后国家复兴委员会”。为此，中央委员会曾责令屠拉梯辞去这个职务，但是他拒不服从。 我还要明确指出，一种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在社会党内相当盛行。莫迪利扬尼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人物。难道他没有说过，如能组成半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联合内阁，以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资产阶级就心满意足吗？ 我还坚持认为，社会党内有明显的反革命倾向，在波伦亚代表大会上，屠拉梯也这样说过俄国，结果，举座哗然，与会者报以嘘声，使他的发言被迫中断。在辩论意大利复兴问题时，屠拉梯希望社会党最终打消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粗率念头，而响应他们的号召，参加复兴国家的组织工作，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 从波伦亚代表大会开始，塞拉蒂就串通他的朋友，总想败坏俄国的声誉。 在意大利社会党内有第三国际的死对头。而拉查理却大言不惭地说，社会党率先响应号召，加入第三国际。但是我要提醒他，正是他本人和巴契同志一道不赞成加入国际，说为时尚早。 那么屠拉梯又怎么样呢？马尔托夫和苏霍姆林诺夫攻击革命俄国的文章，不就是他登载的吗?下面的话不就是出自他的笔下吗？他写道：“再过几年，俄国革命的神话就会被人们忘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就在于他们的独特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就其作用来说虽然与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相对立，但它也是一种帝国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现在面临着抉择：要么灭亡，要么蜕化，所以它拉住我们不放，要建立第三国际，作垂死挣扎。但是，我们决不做东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要加入文明国际。” 屠拉梯出版了鲍威尔的《专政与民主》一书，并为该书撰写序言，满口称赞作者观点。他称赞第二半国际，认为第二半国际所提倡的精神也就是意大利社会党的精神。改良主义者从来都反对在社会党内与共产党人共事，他们从来不隐瞒这个观点。 屠拉梯认为这两派之间不是在枝节上，而是在世界观的基本原则上存在差异。 那为什么改良派非要赖在党内不可呢？这位虔诚而又天真的机会主义者向我们说出了底细。他说，不外乎两个原因：（1）我们可以在党内进行批判并传播中庸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党本身，尤其是对于同情党的群众是颇有影响的；（2）同党决裂就意味着脱离自己打算指挥的大军，肌而使自己失去政治上的作用。 既然如此，拉查理还竟敢说分裂是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不！分裂得太晚了，老早以前就该分裂，战前就该分裂！我们都承认有分裂的必要，而莫斯科仅仅是肯定了这种必要。 你们强调统一，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看重的只是革命者的统一。一个政党一方面容忍敌人继续留在党内，另一方面塞拉蒂为实现这种统一而迫使全体共产党人退党，这能叫做统一吗？ 是党的右倾造成分裂的。党没有丝毫决心同法西斯分子斗争。更有甚者，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引证圣经中基督的话说，若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应当把左脸也凑过去让他打。 前不久，社会党公布了竞选宣言。屠拉梯对这份宣言十分满意，他写道：虽然宣言的前半部分仍有空洞的革命词句的残余，但后半部分却照抄他的文字，他还补充道；“跟离奇的第三国际搞在一起，真是愚蠢。” 朋友拉查理，为了这群人，你们不惜同我们决裂！应当把他们赶出去，就凭他们自己赖着不走的那些理由，也应当把他们赶出去。只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就会成为光杆司令，再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要求将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出第三国际，要求开始认真地对付意大利社会党，发布文告，彻底批判它的整个方针。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要求第三国际敦促意大利无产阶级退出意大利社会党，而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列宁： 同志们！我主要想答复一下拉查理同志的问题。他说：“拿出具体事实来，不要讲空话。”好极了。但是，如果我们对意大利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倾向的发展作一番考察，那是什么呢，是空话还是事实昵？在你们的言论和你们的整个政策中，你们都忽略了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情况，这就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仅存在着这种倾向，而且存在着机会主义-改良主义集团。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伯恩施坦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他的机会主义宣传的（这种宣传最后成了社会爱国主义，并导致第二国际的叛变和破产）。从那时起，我们不但知道有一个叫屠拉梯的人，而且知道他在意大利党内和意大利工人运动中所进行的宣传。他20年来一直是意大利工人运动的破坏者。由于时间不够，我没能详细研究有关意大利党的材料，但是我认为，意大利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我记不得是《新闻报》还是《晚间信使报》）关于屠拉梯和他的朋友们在雷焦-艾米利亚召开代表会议的报道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我把这篇报道和《前进报》上所发表的对比了一下。这难道不是充分的证据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当我们同塞拉蒂和他的朋友们争论时，我们曾经公开而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对局势的看法。我们向他们声明，只要意大利党仍旧容忍像屠拉梯这样的人留在自己的队伍里，它就不能成为共产党。 这究竟是什么呢？是政治事实抑或依然不过是空话呢？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公开告诫意大利的无产阶级“不要跟改良主义者、跟屠拉梯搞在一起”，而塞拉蒂却开始在意大利报刊上发表一系列反对共产国际的文章，并专门召开了改良主义者的会议，——这一切难道都是空话吗？这比分裂还严重，这已经是在建立新的党了。除非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这个文件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凡是参加雷焦-艾米利亚代表会议的人都应当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是孟什维克——当然不是俄国的孟什维克，而是意大利的孟什维克。拉查理说：“我们懂得意大利人民的心理。”对于俄国人民，我个人不敢这样说，但这并不重要。拉查理说：“意大利社会党人很了解意大利人民的精神。”这是可能的，我不想反驳。但根据具体材料和顽固地不愿根除孟什维主义的事实来看，他们是不了解意大利的孟什维主义的。我们不得不说：必须批准（不管这是多么不幸）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容忍像屠拉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留在自己队伍里的党，是不能加入共产国际的。 拉查理同志问道：“为什么要改变党的名称呢？这个名称满不错嘛！”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第二国际的历史，它的衰落和破产。难道我们不知道德国党的历史吗？难道我们不知道德国工人运动最大的不幸就是直到战前还没有实行决裂吗？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两万工人牺牲了生命，他们是被不断攻击和抱怨德国共产党人的谢德曼派和中派出卖给德国政府的。 难道我们现在在意大利所看到的不是同样的情景吗？意大利党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党。它的最大的不幸，就是直到战前还没有同孟什维克和改良主义者决裂，而让他们继续留在党内。拉查理同志说：“我们完全承认有同改良主义者决裂的必要，唯一的分歧仅仅在于我们并不认为必须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实行决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讨论意大利的改良主义问题了。去年，当我们同塞拉蒂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问他：“对不起，为什么意大利党不立刻实行分裂，为什么要拖延?”塞拉蒂怎样回答我们呢？什么也没回答。弗罗萨尔有一篇文章，说“要做个灵活而聪明的人”。拉查理同志在引用这篇文章时，显然认为这是一个对他有利而对我们不利的论据。我认为他是弄错了。恰恰相反，这个绝妙的论据对我们有利而对拉查理同志不利。当拉查理将来不得不向意大利工人说明自己的行为和退避的理由的时候，意大利工人会怎样说呢？如果意大利工人认为我们的策略比冒牌共产主义左派（他们有时简直不是共产主义左派，而更像无政府主义）的曲线策略灵活和聪明，那么，你们将怎样回答他们呢? 塞拉蒂和他的党硬说，俄国人只希望别人摹仿他们。这种无稽之谈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要求恰恰相反。单是熟记共产党的决议，在任何场合都使用革命的词句，这是不够的。我们预先声明，我们反对死背决议的共产主义者。真正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跟机会主义一刀两断。我们将开诚布公地同赞成这一点的共产主义者交谈，我们将非常自信地、毫无顾忌地对他们说：“不要做蠢事；要聪明一点，巧妙一点。”但是我们只是对已经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了的共产主义者才这样说，而你们还谈不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因此，再说一遍：我希望代表大会批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拉查理同志说：“我们正处在准备时期。”一点不假。你们是处在准备时期。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同孟什维克决裂，就像我们在1903年同我们的孟什维克决裂一样。德国党当初没有同孟什维克决裂，使得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革命史上长得令人厌烦的战后时期内一直遭受苦难。 拉查理同志说，意大利党正处在准备时期。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认真地、彻底地、毫不含糊和毅然决然地同改良主义决裂。这样，群众就会衷心拥护共产主义。第二个阶段决不是去重复革命口号，而是要采纳我们聪明和巧妙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将永远是聪明和巧妙的，永远要反复重申，那就是：应当使革命的基本原则适应不同国家的特点。 在意大利进行革命和在俄国进行革命不会是一样的。意大利的革命将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但究竟是什么方式呢？咱们大家都不知道。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有时并不是地道的共产主义者。在意大利，在占领工厂的时候，有没有出现哪怕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者呢？没有，那时的意大利还没有共产主义，可以说有某种无政府主义，决不能说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还需要创立，还需要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灌输给工人群众。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同那些和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了20多年的孟什维克一刀两断。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两次代表会议上，我曾有机会稍微观察了一下莫迪利扬尼，他很可能是一个相当狡猾的政客，他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留在社会党中央机关，因为这样能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好处。但屠拉梯及其朋友们的全部理论观点和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却是同资产阶级合作。杰纳利的发言中所引证的许多话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是的，这就是屠拉梯筹划好的那条统一战线。因此，我应当告诉拉查理同志：像您所作的以及像塞拉蒂同志在这里所作的那样的讲话，都不是在为革命作准备，而是在破环革命。（喊声：“对！”鼓掌。） 你们在里窝那获得了很大一个多数。你们获得98000票，改良主义者获得14000票，共产主义者获得58000票。对于像意大利这样一个具有一定传统、对分裂没有充分准备的国家里刚刚开始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说来，上述数字是共产主义者的一次很大的胜利。 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将比我们俄国的运动发展得快。因为，如果你们知道有关我国运动的数字，你们就会明白，在1917年2月沙皇制度崩溃以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我们同孟什维克相比还是少数。而这是经过15年的激烈斗争和分裂以后的情况。在我们这里，右翼没有得到发展，但也不像你们在轻蔑地谈到俄国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意大利，发展的情况肯定会完全不同。我们在同孟什维克进行了15年的斗争并推翻了沙皇制度以后开始工作的时候，拥护我们的人比你们那里要少得多。你们那里态度暧昧的、联合起来的中派分子有98000人，而拥护共产主义的工人已经有58000个。这是证据和事实，一定可以说服那些不愿闭眼不看意大利工人群众运动的人。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这已经可以证明，拥护我们的是工人群众，不是旧的领袖，不是官僚，不是教授，不是新闻记者，而是真正的被剥削阶级，是被剥削者的先锋队。这也表明你们在里窝那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事实。你们拥有98000票，但你们宁愿同14000个改良主义者联合而不愿同58000个共产主义者联合。你们本应当同共产主义者联合，即使这些共产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即使他们不过是博尔迪加的拥护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何况博尔迪加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十分诚恳地声明他放弃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反议会主义。你们是怎么做的呢？你们宁愿和l4000个改良主义者联合，同58000个共产主义者决裂。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塞拉蒂的政策对意大利是一个不幸。我们从来不想让塞拉蒂在意大利摹仿俄国的革命。这是愚蠢的。凭我们的智慧和灵活性还不致做出这种蠢事。但是，塞拉蒂的行为却证明他在意大利的政策是错误的。也许他应当随机应变。这是他一年前在这里最爱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是善于随机应变的，我们不愿意盲目地摹仿别人。这是愚蠢的。我们应当随机应变，找机会同机会主义分家。你们俄国人不善于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意大利人比你们有本事。我们走着瞧吧。”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塞拉蒂可真会随机应变！他和58000个共产主义者决裂了。现在，同志们到这里来说：“如果你们把我们拒之门外，就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不，同志们，你们错了。意大利工人群众的思想现在已经搞乱了。假使我们对他们说下面这样的话，倒会对他们有好处。我们说：“同志们，意大利的工人们，你们在共产国际和孟什维克之间挑选一个吧。共产国际永远不会要求你们盲目地摹仿俄国人，而孟什维克，我们认识他们已经20年了，我们永远不能把他们当作邻居留在真正革命的共产国际里。”这就是我们要向意大利工人讲的话。结果是不容怀疑的。工人群众一定会跟我们走。（热烈鼓掌以示赞同。） （列宁的发言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21-26页译文刊印） 主席柯拉罗夫： 会议休会。下次会议于明天上午11时举行，继续讨论意大利问题。要求大家准时出席，以保证会议按时举行。 （会议于夜晚12时休会。）
第七次会议（1921年6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七次会议 （1921年6月27日） ·继续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弗里斯兰（德国统一共产党） ↘奥韦尔施特拉滕（比利时共产党） ↘克南（德国统一共产党） ↘贾瓦德—萨迪（波斯共产党） ↘特拉奇尼（意大利共产党） ↘拉科西（匈牙利共产党） ↘史密斯（英国共产党） 继续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弗里斯兰（德国统一共产党）： 由于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涉及德国问题，所以德国反对派的代表们在今天的大会上（有的在昨天的大会上）就这个报告发了言，但是他们非常巧妙地回避了争论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蔡特金同志在长篇发言中慷慨陈词，为自己对党的态度以及自己在党内的行径寻找根据，然而，她这种激昂的调门并不能改变我们这样一种看法。蔡特金的记忆，她的政治上的记忆，较之她那慷慨激昂的言词，是略逊一筹的。她在这里就一系列政治问题所作的发言，其性质已经不同于我们德国所发生的情况。至于马尔察恩那样一些反对派代表堕落到什么程度，就不去提了，因为马尔察恩本来可以借助统计资料来证明自己朋友的政策是否正确。我十分清楚，马尔察恩周围的同志们有足够的时间在德国进行统计工作。我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利用了这个机会坐汽车跑遍柏林的大小工厂，但不是为了鼓舞工人，不是为了号召工人进行斗争，他们唯一的目的是给工人泼凉水，通知工人某某地方并没有发生罢工，从而阻止工人参加斗争。（喊声：“听听吧！听听吧！”）显然，莫斯科的气氛使马尔察恩同志的态度有所收敛。现在，他已经改口说有20万人参加了罢工，但是在德国实际上要少于这个数目。还应当指出，他对三月事件的评价也略有变化，已经不说它罪大恶极，不说它是一次大规模盲动了——照他现在的说法，三月发动是共产党大胆强加于人的一场斗争。必须指出，在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时，是可以涉及这个问题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从德国的观点出发，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之前的发展情况如何，以及这场斗争的意义何在？应当说，不管这次发动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错误都是极其严重的。我们决不是闭眼不看自己错误的人。我们要同参加斗争的同志一起谈论我们的错误，而不是同抵制无产阶级斗争、不断反对我们的行动的人去谈论这些错误。我们只是同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的人讨论我们的错误，而不是同其他什么人讨论我们的错误。（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毋庸置辩，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其他什么国家，任何一个共产党在进行这样的斗争时，都不会不犯任何错误。既然提到错误，首先就要谈我们的主要错误在哪里。这个主要错误是以蔡特金等同志为首的前中央委员会造成的。前中央委员会甩手不干了，因为它不喜欢拉科西同志，猜疑拉科西同志是因德国党的领导缺乏革命性而奉派来分裂党的。不过令人怀疑的是，在前中央委员会垮台之前，党的领导已经不能保证党具有战斗力了。有时甚至蔡特金同志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强调指出，德国党受到了她的朋友们的消极情绪和无所作为的严重威胁。我清楚地记得蔡特金同志说过这样的话。 同志们！德国党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自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它就有计划、有组织地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言而渝，德国党反对的不是那位对我们似乎很显赫的仪表堂堂的“满头卷发的季诺维也夫”。德国党反对执行委员会的矛头，实质上是指向俄国革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政治方法和原则。凡是注意德国党内事态发展的人都知道，列维从莫斯科一回来，就有计划地破坏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德国党心目中的威信。而且在任何问题上都会使人感到有一股势力想在共产国际中增强西欧的影响，以对抗“亚细亚式的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请大家注意反对派是如何对待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的。我直截了当地提一个问题：反对派同志今天是否认为前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对待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态度是一个政治行动，或者只是一种过分敏感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非常乐于听到你们就这些争论问题发表意见。最后，同志们是否认为，列维和多伊米希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证明他们想把事情弄到同共产国际发生冲突的程度？令人惊奇的是，马尔科维奇同志早在三月发动期间就自以为非常了解情况而向他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了德国的形势，并让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我想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会也可能同列维博士有勾搭，这大概不会错。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还记得，列维曾斩钉截铁地表白他同共产国际有联系，真是天晓得。我们可以肯定，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日起，在德国和共产国际内部就有人策划幕后活动。既然如此，列维还说什么他觉察到了形形色色的派别倾轧，觉察到了德国党和其他党内的“土耳其斯坦式”的秘密勾结，这对于熟悉列维这位活动家的政治手法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笑料而已。可以肯定，在我们党的工作进程中，不断有人热衷于玩弄这种手法。我们说，德国工人，德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有高度的识别力，他们能一针见血地看出这种手法的政治用意及其斗争目的。如果说，有些领袖在德国的斗争刚出现高潮时回避了斗争，没有为革命任务去发动无产阶级进行斗争，那么，对于这样的领袖，德国工人是会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作出评价的。 同志们！我要结束发言了。遗憾的是，10分钟时间不够把所要讲的话都讲完。请大家不要放弃专门讨论三月发动的机会，不要放弃专门讨论德国党在三月发动期间所犯错误的机会。请那些愿意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理论修养的共产党人在发言时要谨慎周密一些，因为你们会了解到，你们所要指责的那些人已经比你们更狠地指责了这些错误，而且看来，他们不是同列维站在一起，而是同战斗的工人群众站在一起进行这种指责的。请大家不要回避目前的公开讨论。再强调一下，尽管我们非常尊重蔡特金同志，但是我们认为蔡特金等同志的一切论断恰恰是在回避问题。 蔡特金同志在这里声称她从来没有支持过列维。希望蔡特金同志不会站出来反驳我。我清楚地记得，蔡特金同志支持过列维。请人家注意《红旗报》上有一篇报道说，蔡特金同志在一次邦的会议之后表示：如果她不支持列维，就是卑鄙的胆小鬼。先不谈三月发动期间的错误，试问同志们是不是至今还容忍列维的无耻污蔑，例如诽谤土耳其斯坦人，胡说什么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躲在幕后策划各式各样的恐怖活动，胡说什么他们让俄国出钱拼凑种种派别来搞垮德国党？（场内活跃，表示赞同。）难道在我们的同志中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根据拉科西同志在中央委员会和区代表联席会议上可能脱口而出的话，就确信执行委员会不同意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记得这种疑问一出现，联席会议就一致表示，如果这个观点能站得住脚，那我们德国党也会赞成。后来有人说，我党可能存在着发展过头的倾向。这种倾向确实可能在什么地方出现过。但是把党变为宗派的倾向却从来没有过。我们希望经过这次代表大会的辩论，最后能在这个问题上明确态度，使我们在德国不再碰到过去的那样困难。 有一位俄国党的代表遭到警察的追捕，后来他被多伊米希和迪韦尔同志在反对派公布的材料中卑鄙地出卖了。这位俄国党的代表在中央委员会里正式质问道：“请你们说，我到底参加了什么活动？”可是没有人答复。我们声明，我们再也不想亲眼看到这种把戏了，再也不愿看到有人悄悄干出这样的勾当来。我们期待同志们最后能发表意见。我们希望带着明确的答复回去，而不想听别人说什么列维是个聪明人，他明白三月发动错误之所在。我们希望这些同志以及代表大会能作出明确而公开的解释。 我们坚持，凡是支持列维并劝他不要在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之前就放弃议员资格的人，凡是从背后攻击党、不断损害中央委员会的政冶和道义威望的人，都不得留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除非他们保证不再这样干。蔡特金同志声称她会写出另外一种小册子来，这是非常可能的。然而，八位反对派同志对于印发列维的小册子是不能推托他们的过失的。完全可以肯定，这本小册子的校样是预先经过仔细通读和校改的。（喊声：“听听吧！听听吧！”）这是德国政治运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只是蔡特金同志所说的纪律问题。执行委员会的整个工作是为了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这是德国政治活动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前统一社会党的群众参加了第三国际之后，因循守旧的惯例就结束了。所以我要说，开除列维是所有党内同志极表赞同的一件事。德国工人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谢德曼、艾伯特和诺斯克这样一些领袖都背叛过德国工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德国工人出来反对他们。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坚持维护纪律、迫使领袖与群众步调一致的共产国际。我们根据整个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可以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所有工人群众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站在党的一边。这不是偶然的，只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蔡特金同志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比列维高得多，甚至连蔡特金这样的同志都不能让同她交谊很深的人接受他的观点。这证明，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关键时刻能很好地理解党和共产国际的利益，有时比最负责的优秀领袖理解得更透彻。（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主席洛里欧： 在同志们继续发言之前，代表大会必须重新明确规定发言的时间。如果每个发言人都要延长时间，那就干脆把发言时间都加以延长。 拉狄克： 我建议维持发言10分钟的规定。有人提到蔡特金同志的发言持续了1小时15分钟。如果登记发言者有必要延长发言时间，我们是可以满足这项要求的。关于延长发言时间的问题，可以个别处理。(全场表示赞同。) 主席洛里欧： 由于登记发言的人还有14位，我建议代表大会停止继续登记。 德拉格朗热： 由于登记发言人的还有14位，我建议任何人发言都不得超过10分钟。 苏瓦林： 发言时间限制为10分钟的规定，应适用于所有人。 主席洛里欧： 赞成停止继续登记而只让已登记的14位发言的人，请举手。 （进行表决。） 主席洛里欧： 现在停止登记，发言时间仍旧限制为10分钟。现在轮到贾瓦德—萨迪同志（波斯）发言，由于他缺席，所以请奥韦尔施特拉滕同志（比利时）发言。 奥韦尔施特拉滕（比利时共产党）： 同志们！我不得不对比利时社会党左翼代表雅克莫特同志的声明作一些修正。雅克莫特同志提到建立共产国际比利时支部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障碍，尤其是他指出比利时是第二国际以往的代表人物的大本营。但是，第二国际的王德威尔得或胡斯曼以及其他任何代表人物本身，并非是严重的障碍，其实他们只是整个改良主义体系上的一个光环。这种改良主义体系在比利时发展得比任何地方都厉害。在比利时，工人党把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同自己联成一体，这种高度的集中化产生了兴旺得出奇的官僚机构，它压制工人组织中迸发出来的强烈斗志。在缔结停战协定之后，我们立即理解到，政治组织如果得不到工会的支持，就无法存在下去。我们马上告知那些态度不太明朗的同志：“不能局限于专门批评政党组织的政治原则，还要在工会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少数派拥护者当时答复我们说：“这种观点根本不合逻辑，因为抛弃了政治组织，也就等于抛弃了工会组织。”我们回答说：“不！尽管党可能有这样的危险，但是我们恰恰希望在工人活动频繁的组织即工会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尽管如此，我们确实遇到了许多障碍。今天上午，雅克莫特还认为必须维护比利时共产主义集团（去年成了一个小小的共产党）最初坚持的一些观点，而这个集团一直是反对第三国际的一些纲领，特别是有关议会活动的纲领的。去年，我曾经维护过博尔迪加同志提出的纲领。我从代表大会回国之后，我们那里还在竭力坚持反议会主义的观点。但是代表大会曾决定，党必须服从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纪律。 另一方面，雅克莫特认为必须说，党自己坚持不愿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当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情况：在比利时工人运动有了痛苦的经验之后，作为一种反应，小小的比利时共产主义集团在这方面就表现得很不坚决。但是我们寻思，用不着担心被一小撮模棱两可、不够坚决的动摇分子吞掉，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竭力同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群众密切接触。因而在最近一年，党集中了全力在工会里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① ①注：本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有几处改动：“雅克莫特认为必须说（强调）……但是我们寻思（认为），用不着担心被一小撮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雅克莫特闭口不谈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即党内少数派迄今为止的活动和态度，总是同第三国际的所有原则相抵触。当然，少数派是赞成搞议会活动的，但是我们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看到少数派如何维护议会活动以后，我们才明白它维护的不是革命的议会活动，而是改良主义的议会活动。当时少数派的最漂亮手法之一，就是援引列宁《左派幼稚病》［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编者注］一书中的某些段落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演说中的某些片断。再说一遍，少数派所维护的议会活动不是革命的而是机会主义的议会活动，是通过彻底的改良主义途径逐步达到其目的的机会主义议会活动。 少数派的不坚定性和中派机会主义倾向在这一年里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例子来。虽然如此，少数派在其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还是接受了第三国际的纲领。我们决不是不想同少数派统一，我们只是怀疑统一的可能性。虽然在比利时也存在着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的条件，但我们还是应当竭力创造我国非常需要的主观条件。的确，我国工业无产阶级具有革命精神，他们已在各个时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除了这种革命精神之外，还应当使他们具有坚定明确的政治信仰，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承担起来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在我们比利时，在往日的生活中，既无马克思主义，也无革命工团主义。如果不算王德威尔得的马克思主义的话，我国也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是我们不曾有过革命的工团主义，所以，在这个不得不经历的准备时期，我们不得不尽力地确立明确的立场，即确立主观因素——建立我们急需的有觉悟的工人支部。雅克莫特今天上午呼吁法国同志给予帮助。但是，老实说，在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方面，法国同志现在能给予的帮助也许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的法国同志一致表示，他们的全部力量都要用于自身的事务，而且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完成托洛茨基同志不久前要求他们完成的任务。大家只要看《人道报》，就会相信法国同志的力量现在也很有限。 最近两年，《人道报》在比利时拥有的读者特别多，当然它比《人民报》［注：《人民报》（People）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译者注］更受我们欢迎。但是，每当我们不得不把《人道报》发给工人的时候，心中就感到一阵痛苦，因为我们明明知道《人道报》不是一张革命的报纸。虽然观点不同，我们还是常读《工人生活报》［注：《工人生活报》（VieOuvrière）是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的机关报。——译者注］，因为它毕竟有比较明确的革命方针。我们的法国同志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大帮助的，只要他们全力办好一张革命的机关报让我们在群众中散发，而不必担心经常在法国报纸上读到的那种伪造的新闻。 当然，我不能占用代表大会的时间来谈统一问题。必须着重指出，我们并不是坚决反对统一的人。但是我们深信，比利时将成为一个残酷斗争的舞台，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反对共产党内积重难返的改良主义倾向，反对从一开始就有所表现的严重的不坚定性。我们赞成富有革命精神的意大利工人在不久的将来能转而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强调，我们现在掌握着良机，因而要最充分地加以利用。 克南（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讨论蔡特金同志冗长发言中不厌其烦涉及的问题，决不能得出结论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某些领袖犯了错误或误入歧途。不！这个集团的行径对一个年轻的群众性共产党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蒙难。本次代表大会应把这些领袖造成的悲剧性的蒙难弄个水落石出。在卡普暴动之后，工人们懂得需要有一个统一团结的政党，于是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高涨起来。工人们过去曾经流血斗争，结果一无所获而被打垮，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统一的领导。然而，他们立志斗争下去，并着手建立统一的政党。经过斗争，工人们改弦更张，抛弃了以前领导过他们的领袖。抛弃了克里斯平，抛弃了屡次同他们共同斗争的老累德堡，抛弃了路易丝·齐茨等人，而去寻求新的领袖。他们同原先的领袖分道扬镳，希望能找到新的更称职的领袖。结果，他们在统一共产党内，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找到了这样的新领袖。这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因为其中有一些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所熟悉的、具有国际声望的著名人物。这个中央委员会深受真正愿意战斗的工人们的信任。在200万参加了政治组织的真正工人中间，约有50万是成熟了的工人，他们个个决心为德国革命的利益不借牺牲一切，他们在许多场合——在冲突、政治运动和罢工中，都证明自己不愧是真正的战士。困扰他们的唯一问题是如何进行斗争？于是他们向那些新领袖去求教，希望新领袖切实解决他们当时在德国碰到的这个唯一的大难题。要知道，这些在德国有一定声望的领袖的背后，还有俄国的领导机关——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为之撑腰。经过真正斗争考验的无产者发自内心的这种无限信任，却受到了五位领袖及其八九位追随者的无耻玷污和践踏。（全场活跃，表示赞同。）所以说他们践踏了这种信任，不仅仅是因为列维及其追随者竭力怂恿中央委员会不信任共产国际，而且因为他们以退党和随后的一些行径来打击党。这个党若不是真正由战士组成的党，就来必能从这次打击中复苏过来。（全场活跃，表示赞同。）我们大家都寄厚望于这些领袖，为有这些领袖感到自豪。我们非常爱护他们，所以避免过早发表反对意见。正是在发生退党事件的那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出现了反对所谓左派的斗争。大家承认这些同志在下列四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的观点完全正确：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工会问题，关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关于同苏俄结盟的问题。他们的立场受到了称赞。最后冒出了一个意大利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处于少数地位。侈谈良心、责任感、革命精神和其他美德的这些领袖认为，虽然党在其他问题上总是承认他们正确，但是意大利问题却是关系到（他们个人以为）他们个人良心的问题。于是他们——这些领袖置群众和党于不顾地挂冠而去。不仅如此，他们还攻击年轻的意大利党、年轻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这就是他们所干的一切，这就是他们的良心容许他们干的一切。挂冠而去——然后侈谈什么良心！（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还不仅如此。在原先的领袖退出之后，工人群众里难免发生一阵骚乱。于是，新领袖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竭力号召全党更积极地进行工作，更充分地做好战斗准备。方针上的这种转变，当然需要一些时问。但是，前中央委员会错过了转变方针的时机，而新的中央委员会还没有结束全部准备工作时，海尔辛格突然跳出来进行挑衅，迫使处于准备状态的新中央委员会仓促投入激烈的斗争。于是，就发生了有良心、有责任惑的人大谈特谈的那些错误。实际上，错误应当归咎于没有做任何进攻准备的人。(全场活跃，表示赞同。)新的中央委员会表明它是想做一些工作的，但是如果有人妨碍它进行准备工作，那就不能怪它了。转变立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新的中央委员会毕竟做了尝试。当时置党于不顾、而现在却又夸夸其谈党的错误的人，是很不光彩的。 党勇敢地投入了战斗，而这五位同志却打击党，彻底抛弃了党。我只能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多伊米希、弥勒、沃尔弗、安娜·盖尔、西韦斯、杜韦尔的所作所为，以及《红旗报》编辑都的丑闻和一些支部的争吵。到处都是这伙人的观点造成的障碍。他们的所作所为使错误变得不可避免，而现在他们却来对这些错误说三道四。虽然这伙人犯了这些错误，虽然在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伙人只得了4票，但他们还是敢于再次从背后打击党和共产国际。列维的小册子是经过他们同意才印发的。而且，他们是在党正在流血，正在同骇人听闻的迫害拼命斗争的时候，随身带着列维的小册子出现的。党还没有从钻心的创伤中复苏过来，他们又继续以各种各样公开的发言和反党声明撕裂党的躯体。他们这样做怎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世界革命！这种以良心为借口的手法真令人吃惊。 但是，在干了这一切之后，这伙人并没有停止捏造事实。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苏维埃》［注：《苏维埃》（《Sowiet》）是保尔·列维主编的月刊，在柏林出版，见本卷第159页。——译者注］，虽然他们在国内大力进行鼓吹，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也不能比较牢固地站住脚，拥护他们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没有一个地区承认他们的地位。甚至列维所在的法兰克福地区，都以2/3的多数票支持中央委员会。可见，这伙人在党内是得不到任何支持的。从他们退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天起，拥护他们的人数就急剧减少，他们的影响和地位就直线下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继续反党。真不明白，他们这样捉弄党，还谈得上什么良心和对无产阶级的责任感。这不是孤立的事件，不是个别同志的偶然失误，而是刚刚建立起来的群众性政党的一次蒙难。这个党同蔡特金、多伊米希和列维这样的民众代言人较量了三个月，这个党经历了三月发动的战斗，那么试问：它要拥有多大的力量才能经受住这一切，并从自己队伍中选拔出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呵？(全场活跃，表示赞同。)经受了这一切，而且不久前又遭到了无数牺牲的党，证明自己现在又继续前进了。我们要用自己掌握的关于三月事件报告中的数字来证明这一点。 这里有一个问题：他们现在能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对党和共产国际采取的恶劣行径进行辩解呢？克拉拉·蔡特金是怎么说的呢？她说，她退出中央委员会，是由于共产主义精神没有充分深入到意大利群众中去。她指出，革命群众最终会抛弃自己的领袖，只要等着瞧就可以了。凡是革命运动热火朝天开展起来的地方，很显然，例如在德国，群众确实抛弃了自己的领袖，不过，这是党遭受了严重打击以后才发生的。蔡特金同志是否想让年轻的意大利党也步德国党的后尘，就是说，意大利党也应该先经受所有这些打击，然后再去清算自己的领袖？不，比较正确的做法是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执行委员会说，要把领袖同群众区别开来，这是完全正确的。有一种论调，说什么警察总局的共产党机关应当利用自己的组织为阶级斗争服务，那当然是一种幻想，代表大会根本没有必要去谈论它。(全场表示赞同。) 另一个理由（它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塞拉蒂曾对蔡特金同志作过一些许诺，因而蔡特金说德国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另作决定，否则塞拉蒂将有借口拒绝履行自己的诺言。同志们，这就令人不解蔡特金同志究竟应当相信谁，是相信德国党，还是相信塞拉蒂。非常令人奇怪的是，她今天声称这是促使她退出中央委员会的主要理由之一。我们总是怀疑，同塞拉蒂的谈话对蔡特金起了如下的影响：诺言本来不该违背，既然违背了，蔡特金同志就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但是，难道诺言比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更重要？这是责任感不强的一种表现。 拉科西似乎也说了些什么。首先，我敢断言，关于他的谈话的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已经澄清了这一点。如果连他的这些谈话也可以被同志们利用，那么我们就要说，只是利用一个被派往意大利的负有专门使命的代表的意见作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理由，那就太站不住脚了。除了那些心里有鬼的人会相信外，任何一位严肃的共产国际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种借口。所以说，蔡特金同志的解释只能是一种事后找到的借口。她以为我们没有掌握任何实际材料，其实，这种材料中央委员会有的是。首先，我们有列维的报告，不过，他为我们提供的实际材料很少。其次，紧接着列维的文章之后，博尔迪加同志发表文章说，列维的立场危害很大。当时我们寻思，这里也许有某种误解。后来，我们又收到伯特格尔的报告。（我们在里窝那还有一位代表，他很靠拢我们，并同共产主义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伯特格尔提供的情况与列维的迥然不同。最后是塞拉蒂。当然，同塞拉蒂的谈话不能算作材料——我也同他谈过整整一小时，他一开口就令人感到他要以克里斯平和迪特曼的精神发表意见。在火车站进行初步交谈之后，一切都清楚了。已经披露出来的事实使我们怀疑列维没有对我们讲真话。再后面是拉科西，实际上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其他消息。我很乐意把这些消息告诉还不知道的同志们。这许多消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对于另有所好、另有打算的人，这些消息不会起什么作用。相信塞拉蒂的人是不会相信拉科西的。最后，在我们通过了执行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决议案以后，列维又到党务工作者会议上去发言，他不是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而是作为党的代表发言的。这就成了后来发生争执的导火线。虽然有了新材料，列维还是按照自己第一次发言的精神反对决议案。这是对执行委员会发动的一次攻击，于是展开了辩论。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赞成决议案，少数却说：“现在一切正在澄清之中。”面对年轻的意大利党，我们必须立即纠正列维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一切危害。这是我们的职责。所以，我们又提出了措词更明确的有利于年轻的意大利党的决议案。如果蔡特金同志和列维觉得没有必要帮助这个年轻的党去同机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政府进行激烈的斗争，那就说明他们还不理解什么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而我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 最后，同志们！蔡特金说她从来不违背自己的信念，她不能昧着良心去为某个行为辩解。我们对这种话已经听够了。我们应当在共产国际中说清楚这一点。不言而喻，如果是为了党的利益，我们也可以违背我们的信念。（喊声：“对呀！”）在一定的情况下，同良心发生的冲突只能这样解决：或者是一切为了党，或者是同党分手了事。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共产国际不容许在党内玩弄词藻。所有的党都应该清楚了解这一点。如果有人在党内玩弄起词藻来，那就说明他们身上产生了一种腐败的东西，必须加以清除。（喊声！“对呀！”） 我还要向共产国际提一个忠告。这是老生常谈了，即必须对自己的领袖进行监督。奉劝各位，切莫让领袖变得高傲自大，切莫过分地抬高他们。一旦领袖骄傲起来，他们就会把党看作是自己手中的玩物，他们会把自己置于党的利益之上。对于一个党来说，出现这样的事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在这次争吵中得到的教训。这已经成了国际惯例。当然，领袖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眼看德国垮掉了这么多的领袖，但是党照常发展下去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伤感主义，我们什么都不在乎，只要有一条明确的、勇往直前的行动路线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要向所有的党介绍的东西，以免它们同样遭受自己领袖的沉重打击。我提请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法国党，要从德国党的遭遇中吸取教训，首先要领袖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基本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党纪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应该从德国党那里吸取的教训。一旦党纪需要，就应当唾弃什么良心，什么责任感！（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贾瓦德—萨迪（波斯共产党）： 书面发言如下： “我受近东地区同志们的委托，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指出，我们完全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他说，我们在东方广泛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和政治工作，但是组织工作做得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做。这是实际情况。目前，整个东方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以说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但是，除了这种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之外，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把一切同情共产国际的分子团结起来，以便开展世界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详细地研究过民族问题，并且非常正确地指出，所有东方国家的民族运动都应当得到最坚决的支持。不过，在这方面，东方各国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同共产国际的联系，都是极其薄弱的。因此，很显然，整个民族主义运动，本来可以直接用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目前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却不能用来为共产国际的利益服务。” 接着，贾瓦德—萨迪同志指出：在东方，人们十分同情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很大，以致在许多还没有强大的共产党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已出现危机。这似乎有些奇怪，然而却是事实。例如，土耳其就有三个共产党。波斯也有几个共产党。朝鲜也是这样。这是因为在东方，在土耳其或波斯，随便哪个帕沙［注：帕沙，旧土耳其、埃及等伊斯兰教国家的高级军政长官，如省长、总督等的称号。——编者注］只要心血来潮，就可以拼凑一个共产党，利用共产主义扩张自己的势力。帕沙为此可以立即自封为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共产党就这样拼凑成了。例如在土耳其的安卡拉，有些共产党就是这样拼凑成的。在波斯，也是这样拼凑了两个共产党，虽然它们的影响很小。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党之间联系不够密切，没有一个领导机关出来阻止建立这种昙花一现的大有问题的共产党。 贾瓦德—萨迪同志最后说；“我们还是希望，共产党人在东方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会促使未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别关注他们，帮助他们，以满足殷切盼望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东方各国人民的夙愿和希望。” 特拉奇尼（意大利共产党）：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曾经通过了改组共产党的条件。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所有共产党必须根据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在三个月之内进行改组。 意大利的社会党在二十一个条件公布之前就加入了第三国际。这个党希望仍旧留在第三国际内。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进行改组。马尔科维奇和蔡特金两位同志今天上午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虽然意大利也应当接受二十一个条件，但是稍微等待一个时期就更好了。然而，马尔科维奇同志又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意见。他说，在意大利，在塞拉蒂、统一派和机会主义派窃据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地位之前就必须实行分裂。马尔科维奇同志还说，他早就预见到了塞拉蒂在里窝那代表大会和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前所做的一切。所以，马尔科维奇认为，必须从党内清洗出去的不仅有改良主义分子，而且还有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早就预见到了后者的所作所为。 马尔科维奇同志说，分裂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蔡特金同志也断言，意大利同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志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我不知道怎样使这两种意见协调起来。而且这两种意见是由一贯反对在意大利实行分裂、反对对意大利所实行的策略的同志提出来的。 既然蔡特金同志说意大利社会党实行分裂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那么我倒要问一下：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实现这种分裂？执行委员会已经给社会党和塞拉蒂本人发了信。季诺维也夫同志也发了告意大利无产阶级书和告意大利社会党人书。执行委员会不可能更直接地干预意大利社会党的事务了。它只能完全指望意大利共产主义派，只能把开除改良主义分子出党的准备工作全部交给意大利共产主义派了。 请问马尔科维奇同志，怎么才能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前，在2月份之前实行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我们不可能更早地实行分裂，因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去年7月才举行，要几个月之后，意大利才能获悉代表大会的决议。直到10月份，意大利社会党和其他各国社会党才知道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 可见，我们不可能早于10月驱逐改良主义分子。要知道，不经过扎实的准备，就不能实行分裂。分裂的准备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意大利共产主义派完成了这个准备。准备工作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马尔科维奇同志也读《前进报》、《新秩序报》和所有的意大利周刊，那他就会相信，从1920年10月到里窝那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三个月之内，没有一期报刊，没有一期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不刊载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的文章。意大利群众是有可能了解共产主义派、统一派和改良主义派的各自观点的。 当我们抵达里窝那时，可以说，大家已经事先知道意大利社会党会做出什么决定。因为党内各种派别已经完全形成，其中也包括共产主义派。共产主义派有自己的大小组织，有自己的专刊。我们不能说意大利没有做驱逐改良主义分子的准备工作。不过，有一个现象几乎使所有这里的与会代表都感到迷惑不解：无论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还是在这里的代表大会上，我们经常提到意大利的分裂问题，提到实行意大利社会党分裂的准备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开除改良主义分子问题。在制定二十一个条件时，谁也没有想到分裂某个党。而当时必须把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开除出意大利党。共产主义派曾力图把改良主义派开除出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志在其给意大利工人的信件中，在其告意大利工人书中，也总是提到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问题。为什么在意大利发生了分裂呢？因为塞拉蒂拒绝把改良主义分子开除出党，想和他们抱成一团，从而挑起了分裂。这时，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才提出了分裂社会党的问题。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搞垮意大利社会党，因为我们想把它完全保留在第三国际内。 有些同志还提过这样的意见：可以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实行分裂。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等待一段时间，许多站在统一派方面的工人，许多还没有摆脱塞拉蒂影响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就会明白，同改良主义分子搞在一起没有什么好处，那时跟我们走的工人就会比现在多得多。对此，我想补充一点．对意大利来说，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继续拖延，就意味着不可能建立共产党。 我们看得很清楚，社会党已经不是一个稳固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纲领，它不能团结已经加入其组织的20多万党员。如果我们继续等待，就只会加剧社会党的混乱，如果我们想建立共产党，那就不能继续等特。 蔡特金同志说，拉科西同志在分裂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她还硬说当她了解到拉科西同志的意图及其对共产党工作的观点时，就辞去了德国统一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职务。 必须说（虽然拉科西同志完全不需要辩护人），在意大利社会党分裂的问题上，拉科西同志是无辜的。他抵达里窝那的时候，卡巴克契也夫同志已经在那里，代表大会已经开幕了。 拉科西同志是同卡巴克契也夫同志和执行委员会的步调一致的。他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任何人。他向代表大会提出过自己的提案，而且共产主义派执行委员会的同志当时也可以对他的提案提出任何修正。令人不解的是，蔡特金同志怎么可以硬说这次分裂的责任在于拉科西同志。蔡特金同志赞成卡巴克契也夫的声明，而反对拉科西同志的声明。可是卡巴克契也夫和拉科西的步调始终是一致的。所以，要么指责他们两人犯了错误，要么证明他们两人都正确。别人没有必要为拉科西同志的行动辩护。他自己会出来讲话的，他自己会解释为什么他在意大利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他在德国统一共产党执行委员会里一定要这样说。蔡特金同志还提到，早在9月间就会引起分裂，并提到工人占领工厂的问题。如果这里有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出席，他们听到蔡特金同志的这些说法是不会很高兴的，因为对于社会党来说，占领工厂问题是一场意料不到的大灾难。蔡特金同志说：“当意大利工人在9月里占领工厂的时候，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正在米兰开会。当时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的是共产主义派、最高纲领派，即你们这些出席这次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同志们。”诚然，当时中央委员会里还有屠拉梯同志和达拉贡纳同志。然而，所有代表都必须知道发生占领工厂事件时的意大利形势。必须知道，在全国劳动总联合会里占优势的改良主义派用什么手段抵制了党和工人的全部工作，而在占领工厂之后，党中央委员会又不让工人采取必要的措施。 为此，全国劳动总联合会的同志们退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说：“照我们看来，目前五金工人的运动难以扩展。照我们看来，这个运动只能是工会运动，不能把它扩展成为政治运动。但是，如果你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想赋予这个运动更广泛的性质，如果你们想把这个工会运动变成政治运动，那么我们就退出劳动总联合会理事会，请让其他同志来接替我们。”蔡特金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不接受劳动总联合会理事会的辞职？为什么你们不让其他人去接替想离开自己的负责岗位的同志？”让我来给各位说一说吧。请设想一下这样一个情况，当苏维埃国家必须同某个外国例如波兰开战的时候，红军领袖托洛茨基同志却反对开战，再设想一下，当终于决定开战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却说：“好吧，我辞职好了，让其他同志来指挥红军。”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还想开战的那些同志难道不觉得有必要等待一下吗？领袖是带领群众和军队去战斗的，他集中掌握着军队的组织，难道容许这样的领袖离开自己的岗位吗？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开战必然要吃败仗。意大利社会党及其执行委员会在工人占领工厂的时候就处于这种境地。在劳动总联合会的领导同志辞职的时候，中央委员会里没有什么人能够去接替他们。劳动总联合会理事会掌握在杜果尼、达拉贡纳和布奥齐的手中，他们实际上是群众的代表。 主席洛里欧： 您把意大利问题扯得太远了，您的发言时间已经超过。大会是否同意特拉奇尼同志继续发言？ 特拉奇尼： 再延长几分钟……我说，洛里欧同志，我要谈这个问题，只是因为今天上午蔡特金同志涉及了这个问题，与会代表中可能有人对这个问题不清楚。这个问题并不影响今后的辩论，因为工人占领工厂的问题，只是关于开除改良主义分子和关于分裂的比较广泛、比较全面的问题的一部分。再接着谈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让代表们相信，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内的共产主义派同志之所以没有赶走劳动总联合会的领袖，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劳动总联合会理事会放弃它所筹划的整个运动的领导责任的时候，挑起斗争是不合适的。 这样一来，又回到我开始谈的老问题上来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完全是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造成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把第三国际所属各党的改良主义分子都开除出党。决议说，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个决议的党都要被开除出第三国际。意大利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否留在第三国际内的问题，被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如果在里窝那不分裂，那么不服从代表大会决议的整个社会党就会被共产国际开除出去。 我想向代表大会提一个问题，希望能够在讨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时或在审查其他问题时加以研究，并且作出明确的决定。我说的是有代表出席本次大会的犹太国复国主义组织，它们虽然只有发言权，但却享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同样权利。我担心，如果第三国际容许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如果第三国际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明确决定，使这些民族主义组织变成纯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那么将来我们就会遇到许多麻烦，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会出现犹太复国主义党与共产党并存的局面，俄国对待崩得的做法，是对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唯一正确的做法。但是，其他国家没有采取俄国的做法。执行委员会曾经呼吁某些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但是不够坚决。例如，曾向波兰发出过这类呼吁，建议波兰的崩得同波兰共产党合并。但是，波兰崩得的代表还没有同共产党人联合。这种联合极不容易，可能要到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当我在资格审查委员会里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拉狄克同志答复我说，崩得不是巴勒斯坦社会党那样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据我看来，这些组织只是表面上有所不同，其实都是沾亲带故的犹太工人组织。加入这些组织的人必须属于犹太教和犹太籍。我不认为犹太工人的斗争方式应当不同于基督教工人或其他教的工人。我觉得，只有全体工人都从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犹太工人才能获得解放。我们从俄国的例子看到了这一点。在俄国，只是在共产党的革命发展起来的时候，只是在工人夺得了政权的时候，犹太工人才获得了解放。总之，照我看来，必须更坚决有力地把这些组织纳入共产党组织。我建议让这些犹太人政党与各该国共产党合并，到那时，第三国际就不再邀请那些不愿与各该国其他工人组织联合的工人组织参加下届代表大会，从而取消这些组织的代表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权利。 拉科西（匈牙利共产党）： 同志们！有人指责执行委员会，说它把不称职的代表安排在极负责的岗位上，其中之一就是我。德国同志和意大利同志已经就我的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我要补充的不多。我在意大利的活动，完全得到卡巴克契也夫同志和意大利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意见分歧，我也不需要做许多纠正工作，因为我们对局势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有在曾经是同志的列维博士介入的时候，才发生了意见分歧。同志们都知道，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的主要问题是把改良主义分子和屠拉梯分子从意大利党内清洗出去。已经实行了分裂的各大共产党的代表本来可以在这方面给予我们许多帮助。在这方面我们首先期待得到年轻的法国共产党的帮助，因为法国共产党就在这以前几个星期实行了分裂，它的缺点主要也是为塞拉蒂辩护。尽管共产国际意大利支部发出了邀请，但是法国党没有派任何一个代表出席意大利党的代表大会。或许这个邀请也像卢森堡国同志们的请求那样没有送达目的地，因而年轻的法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认为不便作为不速之客去出席意大利党的代表大会。于是，我们也就只得放弃了法国同志的帮助。 另外，我们还期待德国同志给予帮助，因为他们有多次分裂的经验，他们已经把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苦果甩得远远的。我们特别惊讶的是，列维同塞拉蒂谈了两小时之后向我们表示的意见，几乎和我们多次从塞拉蒂嘴里听到的一模一样。我们提醒列维，这可能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列维不慌不忙地抽出一封“随便”放在上衣口袋里的蔡特金同志的信，用以答复我们。信的内容大体上就是塞拉蒂和列维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说的那些东西。 该信写道，蔡特金同志认为塞拉蒂是一位卓越的革命家，相反，她对博尔迪加、鲍姆巴契和格拉齐亚德伊这些人，却印象极坏。照蔡特金同志的意见，前者比后者更有可能促成共产党的建立。这当然更使我们挨了一闷棍，于是，我们要求列维至少不要在代表大会上讲出自己的意见。不用说，我们的要求已经有点晚了，因为塞拉蒂绝对不会把列维和蔡特金同志的意见保密起来。一个最大的共产党的两位领袖对塞拉蒂的支持，自然会使他更加有恃无恐了，相反却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我们要求列维同志按照我们的意思发言，但是他发表一个很不像样的声明，并且在第二天就溜掉了，虽然我们曾要求他坚持到代表大会结束再走。我们希望，列维同志坚持到代表大会结束时，会改变自己的意见。同志们已经知道了代表大会上的票数比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尽管它似乎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无线电里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对意大利事务进行了干预。它针对塞拉蒂发表严正声明说，执行委员会只承认即将重建的意大利党。执行委员会从莫斯科清楚地看出：塞拉蒂想让屠拉梯分子继续操纵群众，其办法是竭力授意屠拉梯分子无论如何要表示留在共产国际内，坐镇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一了解这个情况，立即给予警告。当然，塞拉蒂也不是笨蛋，他收到这个警告电以后说，这只不过是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他们要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申诉。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在这番论证之后，凡是愿意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塞拉蒂。法国党确实没有正式表态，但是它的中央机关报登载一篇雅克·梅尼尔的文章说，塞拉蒂正好同法国共产党左翼一致。这当然对塞拉蒂极其有利。尤其使他激动的是，《红旗报》1月22日登出了列维那篇卓越的文章。 意大利同志们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立即着手召开各区代表大会，实行组织分裂。这种情况显然使他们陷入了极其难堪的境地，因为塞拉蒂可以声称，站在他一边的不仅有列维，甚至还有两个极大的共产党。 我在柏林了解到德国统一共产党就意大利问题通过了决议，立即看出这个决议中的某些地方又使塞拉蒂能够继续玩弄其无耻伎俩。为此，我要求德国统一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另外通过一个不致引起歧义的决议。 德国党根据我的报告另行制订了一个相应的决议。而同时，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也与我们不谋而合，确认德国党的决议有缺陷，要求加以修改，免得被人曲解。在我所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和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向同志们讲过了意大利的情况。德国同志们，首先是布兰德勒同志听后非常气愤，因为列维告诉他们，意大利真正的共产主义群众是站在塞拉蒂一边的，而自称共产主义者的群众则是由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不坚定的分子拼凑起来的。照蔡特金同志的武断说法，我在这次汇报中犯了三个错误：我说了德国统一共产党过分臃肿，我在评论法国党时说了必要时可以再分裂十次，此外，我说了我们想把意大利问题当作一个典型。 在和蔡特金同志私下交谈时，我说过，如果党一下子吸收40万新党员入党，那么在需要采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各国共产党认为必须采取的行动时，或者在进行清洗时，这40万新党员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必然会脱党。我从这个意义说，德国统一共产党过分臃肿了。我还说过，党在必要时也可以分裂十次。这是就法国党的问题而言的。当时法国党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是数万无产者为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付出代价，就像匈牙利无产阶级服从机会主义领导所得到的结果那样；或者是使党分裂十次。我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一定选择分裂。（掌声。）另外，我说过我们应当树立一个典型。这是就意大利党的问题而言的。我们知道，当参加第三国际成为一时风尚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批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参加第三国际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利用共产国际的光环继续玩弄改良主义的把戏。这样的骗局在意大利党内开出的花朵比任何地方都更鲜艳夺目。所以我说，我们应当在如何对待屠拉梯、莫迪利扬尼、特雷维斯及其追随者方面树立一个典型，向他们表明共产国际不仅容易参加，而且也容易被开除。（掌声。）蔡特金同志反对我的三件事就是如此。顺便提一提，我在德国也讲了这三件事。列维博士抓住我的话，胡说什么我从意大利党分裂的经验中得出了必须分裂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结论。如果列维不用这种圆滑的律师手法利用我的话，列维博士就不成其为博士了。当然，为了对付列维的胡说，我在同一次会议上立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并且一字不改地把这次反驳发表在《红旗报》上。正如同志们所知，这次会议不顾蔡特金同志的极力阻挠，通过了一个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摆着是为了帮助意大利共产党的，但是六个委员退出中央委员会一事完全抵消了它的作用。同时，他们的退出又是给塞拉蒂分子输送了一件重型武器。 在意大利党的分裂问题上，我所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千方百计地想从组织上把意大利的共产主义群众拉入共产党里来。相反，蔡特金同志的所作所为，却只能从各个方面把这些靠近意大利共产党的群众引入歧途。情况就是如此。如果在过了五个月之后的今天，蔡特金同志亲自看到了事实后变得聪明起来，承认对塞拉蒂作了错误的判断，那么很遗憾，她这样做也只能改正自己对意大利党和意大利革命所犯严重错误的极小部分。我还要补充一点：既然蔡特金同志对意大利党的分裂和整个意大利党做出这样错误的判断，那么根据这些错误的前提，她必然会对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未来政策做出同样错误的结论。我想，这些结论也会像她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幻想和意见一样不合时宜。（掌声。） 我还想代表匈牙利党就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说几句话。我们对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工作表示满意。至于说有些技术性的缺点，首先是同各国支部缺乏联系，我们是很清楚的。但是根据经验，我们认为缺乏联系的部分责任在各国支部本身。问题是各国支部很乐于把组织联系工作部交给执行委员会去做，自己情愿只限于批评批评，而不去改进工作。 我以匈牙利党的名义请大家在吸取意大利党分裂的教训之后，能够注意观察共产国际所属各党中继续出现的中派和半中派主义倾向，免得下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同法国的塞拉蒂分子或捷克的塞拉蒂分子发生麻烦。(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史密斯（英国共产党）： 同志们！英国代表团决定不在这个时候谈英国问题，因为英国问题将在讨论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时加以讨论。我不愿多浪费时间，所以想谈谈其他问题。拉狄克同志昨天说，我们应当研究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我现在就谈其中的一点。 昨天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虽然国际妇女书记处及其工作是国际书记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但季诺维也夫同志却对国际妇女书记处的问题漫不经心，甚至根本就没有提这个问题。给我的印象是，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否则它是会谈到妇女书记处的工作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妇女组织非常重要，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谈到青年团意义重大，在这一点上我也完全同他一致。妇女问题之所以重要，其中一个原因是妇女会影响到儿童和少年。去年的妇女代表会议的提纲迄今只翻译成一种德文本，这一事实再次说明执行委员会在妇女工作方面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其他国家迄今看不到这个提纲，如果它们在这方面工作做得不多，也就不足为奇了。代表大会将在晚些时候讨论妇女问题，所以我现在就不细说了。但是，我要求代表们要比过去更加有力地责成执行委员会重视妇女书记处的意义，让各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更积极地从事妇女工作。 主席宣布，今晚还有四位同志要发言，即拉狄克、贝拉·库恩、蔡特金和另外一位同志。我代表主席团请求那些准备就德国三月发动提出问题辩论的同志，推迟到讨论策略问题时再发言。 拉狄克同志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大会随即宣布讨论结束。 （会议于夜间12时半休会。）
第六次会议（1921年6月27日中午12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六次会议 （1921年6月27日中午12时） ·继续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雅克莫特（比利时工人党左翼） ↘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 ↘克拉拉·蔡特金 继续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洛里欧： 同志们！由于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已经到会，主席团一致决定向代表大会提议，把日程上的最后两个议题，即意大利问题和德国问题，同目前正在审议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联系起来讨论。主席团还建议各国代表团不要重复发言，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有较多的发言机会。其他代表团除非有特别重要的问题，就不要发言了。 克南： 同志们！现在的问题是，在继续讨论的时候，要把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同最终解决意大利的问题联系起来讨论，因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明天上午意大利社会党的同志要准备好就他们本身的问题发言，这样我们就能在明天同时结束意大利问题和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讨论。主席团请代表大会批准这样的更动。现在继续讨论，由马尔察恩同志发表声明。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同志们！拉狄克同志昨天的发言是想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拉狄克即席说：“我抗议主席团让马尔察恩同志作这样的声明，因为议程上没有这个项目。”）拉狄克同志昨天的发言是想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德国反对派的同志想回避讨论三月发动的问题。我要明确声明：当我昨天请求主席把我列入发言人名单时，主席问我想谈些什么问题，我说想谈谈三月发动，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提到了这个问题。主席回答说没有必要，因为三月发动问题将在讨论策略问题时审议。我所以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并不是因为拉狄克同志在发言中也涉及了这些事。关于策略和理论前提，我们将在审议策略问题时再谈。我在发言时也说过，我所以提到理论问题，是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自己在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即谈了自己对三月发动的看法，而执行委员会的同志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总之，可以明确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回避讨论三月发动。再强调一下，我们在三月发动期间完完全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喊声：“说得多好听啊！”）中央委员会也应当承认这一点。（一阵喧哗，表示反对。有人喊道：“同志！这不是声明。”又一阵喧哗。主席打铃制止。）出席这次会议的反对派在三月发动期间完完全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中央委员会应当承认这一点。至于其他问题，以后再谈。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同志们！马尔察思同志刚才发表声明进行申辩，可是谁也没有对他作过这方面的指责，谁也没有指责过他不从理论上详细论证三月发动。我只是怪他和诺伊曼同志作为反对派的代表，既没有足够的勇气支持反对派对执行委员会的耸人听闻的指责——说执行委员会通过自己驻柏林的代表挑起了巴枯宁式的冒险，又没有足够的勇气收回这种诽谤。马尔察恩同志在这里有足够的时间来说明反对派在三月发动期间的英勇业绩，但是他只字不提影响到他们反对派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这个关键性问题。另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是：列维攻击说，三月发动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挑起的，反对派本应声明是否仍旧支持列维的这种攻击，但是他们对此也只字不提。至于说马尔察恩声明他们那伙人参加了三月发动，我可以断言，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过马尔察恩、诺伊曼和蔡特金三位同志抵制三月发动。相反，这种指责是针对理查·弥勒和多伊米希的。说起多伊米希，那是他本人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证实这件事的，他在信中写道，他的良心不容许他参加三月战斗。（掌声。） 雅克莫特（比利时工人党左翼）： 同志们！执行委员会邀请比利时工人党左翼作为同情派别来参加第三国际的代表大会，我们应邀来了。自从接到这个邀请，比利时工人党左翼就决定同旧的党决裂。我们殷切地希望在下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能够作为全权的国际支部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会议。 考虑到代表大会还要讨论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不打算占用大会的宝贵时问来详细叙述我们在比利时不得不克服的那些困难，例如我们不得不同社会党进行斗争。这里只要提一件事就够了，即比利时恰恰是第二国际的名副其实的头面人物的大本营。我经常听到一些同志抱怨说，他们不得不在民族运动中同社会爱国主义者作斗争。必须指出，我们特别有资格谈论这一斗争的困难，因为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政治领袖大多出自我们这个国家，如王德威尔得（前主席）、胡斯曼（第二国际书记）、德·布鲁凯尔、安塞尔、胡本，他们占有多数而且影响很大。我们的可悲之处就是和他们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列举这些人的名字，就等于承认比利时工人在政治上是落后的，因为他们迄今还容忍这些不称职的领导人窃据党的领导职务。 在王德威尔得担任比利时司法大臣期间，警察抄了比利时工人党党员及其左翼领袖们的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王德威尔得竟向国务会议抗议进行这种司法性的抄家，而这种抄家行动又是他自己的检查机关下令进行的。 卡米尔·胡斯曼在公开的议会会议上，主张为政治目的保留身份证制度，并主张完全取消种种限制，以恢复国内正常工商业活动。 德·布鲁凯尔在比利时，就像波里斯·索柯洛夫巡回马戏团在俄国到处散发伪造的照片，以败坏俄国革命运动的声誉一样，起着破坏革命运动的作用。 常任议员胡本，身为党员，却认为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得太早了，如果再打四个星期，我们就有可能赢得公正的持久和平。 我提到这一切，只是为了说明必须消除社会民主党至今还存在的影响，必须在比利时建立强大的共产党。为此，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重要的是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并同邻国兄弟党保持正常的牢固联系。我们并不是要向代表大会提什么忠告，我们只是想说，各国党只是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只是每年召开各自的代表大会，这是不够的，它们还必须使邻国之间的政党也保持经常的密切联系。我很高兴地得知以瓦扬-古久里为代表的法国同志和以蔡特金为代表的德国同志作出保证，将竭力以自己的全部道义威望来支持年轻的比利时共产党。我一贯认为在邻国之间保持这种密切联系是绝对必要的。我在这里还想特别提一提跨国工业地区，或者至少是跨界工业地区的意义，如比利时和卢森堡工业地区、法国的布吕埃和隆维矿区，以及共产国际应予特别关注的鲁尔区。依我看来，对这些工人居民特别稠密的工业区，应予特别关注。这要靠加入共产国际的有关各国党相互协调进行。当然，要在共产国际的监督之下这样做。 还有一个问题也应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来，因为它会阻碍比利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个问题是由于有一个集团已加入共产国际而造成的，不过，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愿意运用自己巨大的道义上的影响促进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运动，那我们希望在最近期间就同这个集团合并。在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那个集团与目前正处于分裂过程中的比利时工人党左翼之间，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分歧。最近一期《工人共产党人》报刊登了《是什么把我们给分开了》这样一篇文章，作者就比利时工人党左翼同已加入共产国际的比利时共产党之间关系疏远的问题写道：“我们不主张搞议会活动，因为它只会给党的革命活动带来危害。我们反对建立群众性的党，因为它注定要像老社会民主党那样走上改良主义和叛卖的道路。” 同志们！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在比利时开展既符合比利时共产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又符合共产国际纲领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是极其艰难的。 我不想占用代表大会的时间来延长自己的讲话了，只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能给我们一些指示和教导。我在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强烈希望在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邻国各党的帮助之下，能杜绝自己内部的一切敌对行动，并且深信我们能够在比利时建立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比利时工人是革命的工人，他们过去不止一次为纯粹政治目的运用总罢工这个武器，他们今后也将这样做。王德威尔得说，战争使理想破灭了。是的，战争只是使那些牺牲无产阶级运动前途去追求资产阶级政权的人的理想破灭了，但它决不能使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的理想破灭。 我坚信，到下次代表大会时，我们定将建成一支完整统一的大军，成为共产国际中强大的一员。 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 同志们！我很愿意遵照拉狄克同志昨天的建议，对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引起的一切重要问题明确表态。但我要说明，在10分钟之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有在专题委员会中让大家预先充分交换意见，才可以限制大会的发言时间。（喊声：“完全正确！”）如果不是这样，责任就不在我们，而在执行委员会了，因为执行委员会没有给我们在专题委员会中充分交换意见的机会。（拉狄克即席说：“我建议延长大会发言人的发言时间。”）我要先用几分钟时间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里涉及南斯拉夫的各点，表示一些不同的意见。季诺维也夫同志使我们想起他去年的一次演说，他那时指出，在强大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内也存在应当立即加以清洗的右翼。季诺维也夫同志现已确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确实摈弃了这个右翼。但是他又硬说南斯拉夫党内还有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这种担心是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我不得不用一系列事实来反驳他的轻率推测。整个共产国际都很清楚，南斯拉夫共产党曾经作为斯拉夫社会党进行了20年的革命活动。在整个共产国际内，恐怕找不到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党，从一成立时起就杜绝了改良主义的影响。每一个战前就关心社会主义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身是塞尔维亚社会党。由于奥匈帝国覆灭，塞尔维亚变成了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党也就成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继承了奥匈帝国的大量财富。而我们塞尔维亚社会党人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继承的奥地利遗产是最丑恶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更糟糕的是，我们还继承了匈牙利的改良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开展艰巨的斗争，清除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进行了这种斗争，并且在短期内完全战胜了改良主义。所以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说南斯拉夫无产阶级队伍里还存在改良主义。 1919年4月，南斯拉夫党战后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定。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加入第三国际的欧洲大党。我党早在开始活动的日子里，就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经受了考验。在我们国界那一边曾出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因此，武装干涉匈牙利问题被提上日程。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完全依附于法国。在法国的财政支持之下，在南斯拉夫国内民族主义的宣传鼓动之下，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曾打算参与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但是，我们党的力量及其对广大群众的影响，已经大得足以使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根本无法进行武装干涉。我国没有一个士兵参与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却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工人加入了第一批匈牙利红军。（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最近三年我党经历了三次分裂，从而完全清除了中派和半中派分子。我们不借一切牺牲维护了我党的共产主义纯洁性。我们开除了身居塞尔维亚社会党领袖地位20年之久的拉普采维奇。他不同于加香，他不仅在战前，而且在战时，都以其革命立场著称于整个共产国际。尽管如此，只要拉普采维奇同志企图使我们的共产党偏离共产国际的革命道路，我们就开除了他。同志们，我不得不指出这个事实以解除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无限疑虑，并向所有同志证明：我党无可非议的革命风格，我党对党内中派和半中派分子采取的革命态度，都足以保证我们今后绝不会容忍任何机会主义倾向。所以，我们不需要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个人保证。 现在谈谈必须答复的第二点。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他不了解南斯拉夫的情况。这能怪谁呢？南斯拉夫共产党去年年底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在最近五个月里，我们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了三个详细的报告，其中一个报告已经登载在最近一期《国际》杂志上。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他不了解南斯拉夫的情况时，我不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国际的主席竟不读共产国际的正式机关刊物。尽管这是难以设想的，然而这似乎是事实。否则，他就不会说不了解南斯拉夫的情况了。还应当指出下面一点。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在去年年底被宣布为非法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特别是因为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好像还有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也步上了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后尘。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几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然而，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因为它开始了巴尔干各国的一个新的政治时期。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宣布了实行严酷的专政。他们对我们共产党人说：“是的，你们共产党人是正确的，完全正确。你们正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南斯拉夫资产阶级选择了这个两端论的前者，宣布实行严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从而证明它放弃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种种幻想。西欧无产阶级要是能效法它就好了！的确，南斯拉夫资产阶级丢掉了一切幻想，它公然宣布法律和宪法只应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只要民主手段行不通，就必须诉诸武力。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就是以武力来维持其阶级统治的。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只要一感到自己脚下不稳，都会诉诸武力。我国资产阶级实行了反共的国家政变，其借口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在那些日子里，即五个月之前，打算步俄国的后尘实行暴力革命，夺取整个国家政权。遗憾的是，那时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用决斗来夺取政权，但是它已经强大得足以使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在革命面前发抖了。由于害怕令人可畏的革命，南斯拉夫资产阶级诉诸了武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也步上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后尘。同志们！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专政必定先于无产阶级专政出现。遗憾的是，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动表明，它们从俄国革命接受的有益教训要比无产阶级本身多得多。资产阶级说，它根本不想充当克伦斯基这样的角色。我国内政大臣的这句话，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得到了响应，恐怕在其他国家也会得到响应。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应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之点。由于时间的限制，我想…… 拉狄克： 建议延长发言时间。 季诺维也夫： 我建议给发言人延长20分钟时间。我个人请求马尔科维奇同志谈谈塞拉蒂和列维的问题。 马尔科维奇： 非常乐意……我本来还要谈许多关于我党地下工作期间的活动情况。但是现在必须转变话题，免得季诺维也夫同志以为我要回避他让我谈的问题。 现在谈谈意大利问题。我已提到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最近两年里发生过三次分裂，所以不会有人责怪我们害怕分裂。正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听听我们对意大利社会党发生分裂的意见是不无好处的。我们有机会直接观察意大利社会党的发展，我们对意大利社会党的发展过程一清二楚。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塞拉蒂的批评实质上是有根有据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到的塞拉蒂的那些文章有很多地方带着中派主义和半中派主义倾向。应当指出的一个情况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直到现在，才在代表大会上就塞拉蒂一年前写的文章对他进行批评。我们南斯拉夫对塞拉蒂及其中派主义倾向的批评就早得多了。应当告诉各位，我们在同南斯拉夫的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划清界限的时候，总得提到塞拉蒂的名字，因为南斯拉夫的这些中派和半中派分子总是引用塞拉蒂的话和他的文章。由于塞拉蒂当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充分信任，所以中派分子在反对我们时，硬说塞拉蒂和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与塞拉蒂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照他们看来，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早在一年之前，在塞拉蒂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冒着同执行委员会决裂的危险去反对塞拉蒂，因为我们当时根本不了解执行委员会是否赞成塞拉蒂的上述文章。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认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就指责我们袒护机会主义分子，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我们是根据以下考虑来认识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的。 意大利党的分裂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而我们党在分裂方面却有一些经验。在南斯拉夫，我们把每一次分裂看作是党内生活的一件大事。像党的其他任何行动一样，分裂不仅要有心理上的准备，而且也要有组织上的准备。意大利党没有做到这一点。这要怪谁呢？一方面要怪意大利共产主义派的同志，另一方面要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有权而且应当反对任何党内刚冒出来的中派主义和半中派主义倾向。执行委员会没有理由这样长期耐心地对待塞拉蒂。意大利同志对塞拉蒂及其中派主义倾向也表现得犹豫不决。按照我们南斯拉夫的观点，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得晚了，分裂得太晚了，而不是太早了。（拉狄克喊道：“所以你们才反对？”）（笑声。）不，不是的，是说这次分裂没有经过准备。分裂是应当有所准备的，应当早得多地实行分裂。意大利同志和执行委员会没有这样做。意大利的革命群众没有充分认识塞拉蒂是一个带有中派主义倾向或半中派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者。这能怪谁呢？只能怪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派，因为他们反对塞拉蒂不够坚决，过分迁就了他。 正由于分裂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在这个意义说它是错误的。为了不致引起任何误解，我想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同中派主义者分裂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如果在塞拉蒂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季诺维也夫同志马上表态，意大利的群众就不会在里窝那支持塞拉蒂，而会同共产主义派站在一起，最近几年变成机会主义分子的塞拉蒂就会被揭露，并被迫卸下自己的假面具。但是意大利的同志没有这样做，意大利的分裂就错在这里。同志们！我认为我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我们对意大利社会党分裂所持的态度。现在谈谈德国问题。三月发动揭示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具有坚定的斗志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另一方面是领导很不得力。早在三月发动期间，在我们根本不知道列维的小册子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态度的情况下，贝尔格莱德的我党中央委员会就对三月发动有了一定的看法。那时，我们就清楚地看出，三月发动的领导人犯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错误。我们当时的意见是，三月发动为德国共产党提供了同德国资产阶级进行广泛斗争的极好机会，遗憾的是这个极好的机会被错过了，这一方面是因为理论观点不对头，另一方面是因为三月发动期间犯了一系列实践方面的严重错误。尽管如此，三月发动还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喊声：“听听吧！”）我们赞扬三月发动，把它看作是工人被迫起来反抗海尔辛格进攻的一种自卫行动。但是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三月发动的领导人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因而本来会成为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的三月发动，却以德国共产党的失败告终。我们对三月发动的看法就是这样。 至于说列维的问题——我看出拉狄克同志很想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认为，列维发表小册子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也许不仅犯了一个错误，而且犯了许多错误。（场内喧哗声。）德国三月发动的领导人也犯了许多错误。如果他们认为非把犯了错误的列维开除出党，那么以同样的尺度来衡量，三月发动的负责的或非负责的领导人就应当为他们的错误受到更重的惩罚。（全场大哗，喊声：“把他们绞死！”）我对列维问题的看法就是这样。（拉狄克喊道：“马尔科维奇同志，那您就提出一个绞死他们的提案吧！”）（笑声。）——我想，我们还有机会谈三月发动问题，谈它的优点，也谈它的缺点。（拉狄克：“现在是审议列维的问题。”）我希望在表决之前，先把这个问题拿到专题委员会上再讨论讨论。 再讲几句就结束了。应当说，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我本来期待这个报告会提供一系列统计资科。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好，他说统计是一种斗争武器。但我认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在我们的政治工作和革命工作中，统计这个斗争武器所起的作用与武器的统计同样重要。缺乏统计数字无疑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的一大缺点。 最后，我完全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最后发出的呼吁，即要求各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得力人物派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来，使共产国际成为真正的世界革命总参谋部。（全场表示赞同。） 主席洛里欧： 本来该由西罗拉同志（芬兰）发言，但是他没有来，所以由柯拉罗夫同志发言。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 我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团声明，完全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执行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但是，我的发言不仅是为了表一个态，我是想简略谈谈报告中涉及的一个问题，即必须创造一种局面，使执行委员会能真正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起来。 我们过去一直主张，共产国际的组织和领导要集中化，现在也仍旧坚持这个观点。这是世界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我们不怕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骂我们是莫斯科的仆从。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有远见的、积极工作的、有进取精神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我们完全赞成执行委员会以明确而又坚定的态度对待德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分裂问题，以及列维违反革命纪律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指出，执行委员会有时没有及时地明确表态，例如不久前协约国与德国之间在战争赔款问题上发生危机时，就是这样。 在危机最尖锐的时刻，德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关上我们通向西方的大门，打开我们通向东方的大门，让我们同苏维埃俄国结盟吧！” 法国共产党人则认为自己不能明确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阴谋。 在这样的时刻，执行委员会本应提出明确的口号，尽力使两国共产党根据双方同意的纲领采取同一个方针。 非常可悲的是，在这个危机时刻没有做到这一点，两国共产党没有按统一的计划行动而犯了错误。德国共产党人开始宣传同苏俄结盟，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有不对的地方，他们对德国无产阶级说什么“关上通向西方的大门”，要知道，在这扇大门外面站着的是协约国的无产阶级，德国共产党人本来应当寻找接近协约国无产阶级的道路。法国党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的表现特别可悲，它陷入一团乱麻的罗网之中。 执行委员会对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没有把工作做到家。我特别注意执行委员会对法国党的态度，因为法国帝国主义在欧洲反革命势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法国政治首领实际上是我们保加利亚的太上皇，他们可以迫使保加利亚政府颁布镇压共产党的法令。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有理由把法国共产党部分地看作是自己的党，因而关心它的活动和发展。 当然，我们承认法国的发展进程有利于我们的目标，我们很高兴看到法国共产党的进步，但是我们也不愿闭眼不见法国党必须克服严重的障碍，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 试看，在法国是怎样利用议会主义的。首先，社会党的议会主义弊病孕育出了工团主义，把工人推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现在，当法国无产阶级渴望团结在共产国际周围进行革命的时候，就必须抛弃旧的议会主义传统，坚定不移地走上新的革命的议会主义道路。 在这方面，我还想就报刊问题提一点意见。正像老的社会党传统所表明的那样，工人在党的机关报上从来看不到党的领导核心的观点。他们从机关报上了解到的，只是不同派系的不同观点，而且一般是差别很大的观点。工人必须对此作出判断，并根据各人的胃口提出自己的观点。法国共产党是否抛弃了这个传统，是否能创办一个真正的党的机关报？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在《人道报》上还找不到占主导地位的、首先是清晰明确的共产主义思想。甚至像保尔·路易同志这样的学者，也只是把法国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掠夺政策看作是认识错误和偏离方向，也只限于劝告法国帝国主义今后要避免这样做。 在执行委员会内有人已经谈到共产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必须再次指出，法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党在工会中应起什么作用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肯定的态度。这一情况在法国革命运动中孕育着严重的危机。 必须承认，法国党在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它还没有赢得作为组织者、作为公认的群众领袖的威望。特别要强调的是，法国党至今还认为不能积极动员群众去反对法国资本主义，而法国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是举世闻名的。 指出这些情况，决不是为了谴责法国党。相反，我认为法国同志有努力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良好愿望，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绩。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尽一切力量帮助法国同志。这是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希望执行委员会今后能更加努力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则是加强和巩固执行委员会开创的事业，关心改善执行委员会的组织，派白己的优秀人物充实执行委员会。 克拉拉·蔡特金：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前天在自己的报告中开始数落我的一连串罪过，昨天拉狄克同志又接着这么干。我请求给我这个主犯较多的发言时间，因为在10分钟内谈不完所要谈的问题，哪怕是蜻蜓点水也谈不完。谈起我的罪过，首先必须明确，我从来没有同苏黎世的诺勃斯同志进行过任何秘密活动，也没有同他通过信。硬说我犯有这种罪过，想必是一场误会。 谈到意大利问题和我对意大利问题的态度（这对于我退出中央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必须作如下说明。从季诺维也夫同志对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中，从黑克尔特和其他同志的发言，其中包括拉狄克同志的发言中，我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似乎意大利问题几乎就等于塞拉蒂问题，而不是意大利无产者群众的问题（遗憾的是，意大利无产者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还不甚了了）。大家在这里谈了很多关于塞拉蒂的模棱两可态度、叛卖行为和影响。是的，塞拉蒂的态度不十分明朗，他的政策经常摇摆不定，由此必然得出塞拉蒂是个糊涂人的结论。但是，同志们！我还不敢根据这些理由就对意大利问题妄加判断。同志们！如果我们处理问题只根据个人品行，只根据一贯坚持的政治方针，把一位政治家的态度、立场一股脑儿地暴露在朋友和敌人面前，那么（强调一下，我决不是要批评任何人），拉狄克同志，我看，照此办理，在座的同志中，恐怕就没有几位有资格出席这次会议了，因为他们的态度、立场也是动摇不定的，往往是反复无常的。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抛开了个人因素。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有人对于没有让美髯公（我不了解此公）达拉贡纳来装点主席台的门面也惋惜不已。我决不是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这种人。不，同志们！坦率地说，我的审美观，由于我们的朋友季诺维也夫的引人注目的仪表和一头卷发而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笑声。）如果只根据个人的好恶来看人，那么老实说，我更喜欢的是屠拉梯，而不是塞拉蒂，因为屠拉梯的形象很完美，尽管我发现他的政策是令人厌恶的，非坚决反对不可。对于我来说，决定的因素始终是同广大群众的关系问题。遗憾的是，广大群众还站在塞拉蒂一边。我只想说明一点：如果塞拉蒂确实像季诺维也夫同志宣读的文件所描绘的那种人，那我就不明白怎么能把这种人选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也不明白执行委员会为什么没有更早、更坚决地让意大利党分裂，更加明确地解决争论的问题。 同志们！我终于了解，执行委员会为什么对于大力干预意大利党内关系的发展表现得犹豫不决。因为意大利党是在最困难时期无条件加入第三国际的第一批大党之一。当然，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使我们警惕到不能过高地估计这个情况。九月事件表明，意大利党无力控制局势，无力以革命方式利用局势来广泛进行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哪怕在这方面进行一次有力的冲击也好。 特拉奇尼同志在这里告诉大家，意大利党中央委员会连续争吵了两天，讨论是否应当作出必须开始革命的决定。照我的看法，如果党中央委员会当时立即决定千方百计地开始政治斗争，那是比较合适的。那才能令人确信意大利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对于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怪塞拉蒂，因为他当时不在意大利，而是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我也很明白，我们同样不能完全责怪塞拉蒂派，因为在党中央占多数的是最高纲领派。党中央毕竟通过了一个决定：把问题转交给机会主义的工会去解决。从这里可以明白两件事：（1）我们为之骄傲和赞叹的意大利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2）意大利的起义群众当时还没有走到自己领袖的前面去，否则，根据我过去一贯维护、迄今一直在维护的观点来看，如果群众确实满怀革命激情和革命意志，他们就会不理睬那些动摇不定的工会领袖和政治领袖的任何决定，越过这些领袖径直投入政治斗争。 （黑克尔特即席说：“这和1914年谢德曼派力图掩盖自己的叛卖行径的托词如出一辙。”）（喧哗声。） 对不起，这不是托词，只是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领袖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应当适应群众的水平。当然，领袖的行动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一定的革命环境中，成熟的革命无产阶级确实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推选出新的领袖去接替老的领袖。这样说，丝毫不是想低估政治领袖的过失，而是另有原因的，那就是为了说明执行委员会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任务——千方百计地促使意大利产生一个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一致的党，这个党要亲自掌握那些还没有觉悟起来而只是受到革命鼓舞的群众的事业，教育他们，领导他们。 在意大利问题上，我始终认为非建立这样一个党不可。所以，我完全同意执行委员会的如下决定：意大利党如果想成为第三国际的一员，就必须立即公开同屠拉梯及其一伙决裂。我强调“立即公开”决裂这样的措词，免得有人说我支持所谓统一派，让他们打着共产主义幌子推行屠拉梯的改良主义政策。实行这种决裂的难处在于，这是一个中间性的党，党内无疑存在一大批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证明自己是在诚心诚意地寻求通向共产主义和第三国际的道路，诚心诚意地渴望找到这条道路，他们不仅在口头上说说，而且在行动上这样做。因此，把这些群众吸引到统一的意大利共产党内来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并不是像这里有人旁敲侧击的那样，似乎我偏爱中派主义或半中派主义政策。不是的，那是另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据我所知，在这些群众里有参加了工会和合作社的工人，恰恰是这些工人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反对一切改良派机会主义政策和策略的代表者。第二个原因将向各位表明，我同任何半中派主义的和平主义方针风马牛不相及。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转述得是否确切，如果不确切，请我们的意大利朋友给予纠正）：意大利的城市自治机关、城市首长和市政委员会，在国内战争期间，也有权指挥政治警察。照我看来，意大利必将爆发这样的战争，所以，如果千百个公社中的共产主义者能够指挥武装力量，即使是指挥警察，那么共产主义者的力量实际上会是很强大的。当然，不是让警察充当示威游行队伍中的仪仗队，而是要他们介入冲突，加强革命斗争。 根据这种考虑，我坚持不仅同屠拉梯分子立即分裂，而且尽量把大多数所谓统一派共产主义者都吸收到党内来。老实说，如果有可能，就不要吸收塞拉蒂；但在万不得已时，如果没有其他办法，也可以吸收塞拉蒂。因为从政治上考虑，魔王必要时也得靠苍蝇为生。我坚持这样的看法：一个内在意志坚强的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迫使塞拉蒂态度明朗化并在党内执行实事求是的政策，或者迫使他自我暴露得连任何工人都不再对他抱什么幻想。所以，我坚持这样的观点，执行委员会要求开除屠拉梯分子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经过分裂前的长期摇摆之后，显然应当从保存群众力量出发，而不是从同情塞拉蒂出发，竭力把这些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因此，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里窝那的任务本应是，既同我们的左派朋友，也同塞拉蒂分子协商如何千方百计地把成千上万的工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格拉齐亚德伊的建议没有指明这一点，但是它也许可以成为团结的基础，把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吸收到统一的共产党内来。这个建议还可以使分裂发生得不像现在这样糊里糊涂，不明不白，而是泾渭分明，一清二楚。 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是符合这个观点的，总的说来，也同执行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决议案相吻合。我只是对后者作了一处改动，即必须为塞拉蒂派的大部分工人敞开共产党的大门。我的决议案说了些什么呢？首先，它完全赞成执行委员会关于立即无条件开除屠拉梯集团的要求；其次，它愤怒地查明塞拉蒂犯了两大错误：（1）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后的六个月里，他没有提出任何其他可导致与屠拉梯集团分裂的建议；（2）在里窝那，他宁愿同14000个屠拉梯分子联合，而不愿同共产党及其68000个无产者联合。决议案的结尾部分确认，有些无产阶级分子无疑是支持塞拉蒂的，但是他们又真诚地渴望共产主义，所以必须给他们留出一条路来，让他们同共产党互相协商并联合在一起，决议案建议执行委员会试试在这方面能做些什么。决议案接着说，当然，在意大利只有一个权威性的共产党，即意大利共产党，只有这个党才能够并且应当得到所有兄弟党的大力支持。同志们！执行委员会在后来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从而证明我的决议案并不包含任何中派主义倾向。如果有人根据这个决议案指责我带有中派主义颇向，那我的处境就一点也不孤立了。 同志们！让我继续讲下去。有一段时期，我下乡宣传去了，所以对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可以说：这不关我的事，我一无所知。当我回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时，完全出乎意料，我们又得重新研究意大利问题。我问，这是为什么？答复说：首先是因为列维在柏林党的工作人员会议上用塞拉蒂的精神解释了这个决议案；其次是因为从里窝那来的执行委员会代表说，我们的决议案不能令人满意，必须修改。至于列维的解释，我认为，无论怎样高度评价列维的才能，他个人的意见也不能改变整个组织的决定。其实，中央委员会只要做下列声明就够了：列维的所作所为并不代表中央委员会，他随便解释这个决议案，从而歪曲了我们的观点。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两位同志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我还想说明一点：很遗憾，由于我身边的材料在边境上被细心的德国警察搜走了，所以我只能凭记忆说，第一个决议案是在1票弃权、1票缺席①的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后来却重新把这个决议案拿来同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的决议案一起讨论。关于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的决议案，我在下面还要说明，它已经被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票所否决。第一个决议案重新被绝大多数票通过，后来根据我的建议，又被修改得更加明确了，因此，对它作任何有利于塞拉蒂的解释都是徒劳的。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考虑问题，因为执行委员会派驻意大利的代表似乎也说过，原先的决议案无懈可击。 ①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此处为：“2票缺席”。——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同志们！关于纪律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大家在这里议论得很多。中央委员会的有关会议曾经明确决定向扩大的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更加严密的决议案，作为整个中央委员会的议案。我们没有特别坚持像现在所解释的那样要求遵守纪律，禁止个别党员提出自己的议案。那么我为什么要反对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的决议案呢？因为我是同意像现在所解释的那样理解纪律的。我强调这样的决定：只应提出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而不是别的什么决议案。这就是多数的决定。 （黑克尔特即席说：“当时恰恰作出相反的决定！”） 同志们！当时曾决定，这个决议案应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但是后来却有人解释说，个别党员如果愿意的话，也有权提出自己的决议案。不过，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它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照我看来，纪律被理解得太死了。我反对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决议案的第一个原因是，该决议案在说明开除塞拉蒂集团的理由时，没有提到这个集团在民族问题、工会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所持立场引起的其他错误。这三个问题恰恰是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讨论过的问题。照我看来，把该集团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作为开除的理由，违背了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定，破坏了它的威信。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意大利人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整个共产国际的立场相距甚远，那么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早就该把意大利党开除出共产国际了。我反对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决议案的第二个原因是，几乎所有国家、几乎所有共产党在这三个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上，迄今还存在着分歧。我记得，俄国兄弟党最近还在土地问题和工会同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实践上的。因此，如果把这种问题当作衡量一个党是否能参加第三国际的标准，那么现在就不会有哪一个党还能留在第三国际之内了。我反对塔尔海默决议案的第三个原因是，它要求坚决向塞拉蒂集团宣战。我丝毫不反对坚决向塞拉蒂本人宣战，但是不能向塞拉蒂集团宣战，那样，打击面就太大了，照我看来，那样就等于向渴望靠拢共产党的无产者宣战。 当时我认为，这样的宣战在政治上极不明智，理由如下；大家知道，有人责备我同塞拉蒂有过什么外交活动。我要声明，塞拉蒂到柏林去时也在斯图加特耽搁过，他这样做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肯定无疑的理由是，到柏林和斯图加特总比到莫斯科容易一些。那么怎么能说我和他有什么外交活动呢？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澄清这个问题是有特殊意义的。听说，塞拉蒂在柏林同德国党中央委员们进行了会谈，让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转交一份建议书或请求书，请执行委员会讨论一下能否派一个特别使团到意大利去，这个使团要同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取得联系，要找出一种立即开除屠拉梯集团和实行新的分裂的方式。考虑到这个情况，我暗自寻思，如果中央委员会已经这样做了，我就不可能比“教皇”本人具有更大的权威了……（拉狄克即席说：“这个教皇就是列维！”）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有人告诉我，同塞拉蒂谈话要小心谨慎，谈话之后要写成书面材料立即送交中央委员会，再让库特·盖尔同志带交莫斯科。我完全照此办理了。塞拉蒂来了以后，我不仅没有同他搞什么外交谈判，反而劈头盖脸地痛斥了他一顿，痛斥他不该给列宁写那封信，不该在图尔发生分裂之后与龙格联系。我告诉他，这样做是错误的。他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竭力为自己的立场辩解，说他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左、中、右各派一齐向他攻来，为了保住自己，他难免做出不恰当的事来。这些说法极不可信，但是我想利用他的处境来促进分裂，使意大利党内形势明朗化。我对塞拉蒂说：“如果您真想同共产党和解，同共产国际和解，单靠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去转达您的建议是不够的。您最好还是说服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让它自己去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提出这个建议，那样会显得更真诚，在政治上更明智。”经过长谈，塞拉蒂承认了这一点。我寻思应当再把他向前推一步，所以对他说：“您只是这样做是不够的，您应当说服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立即把这个请求书的副本送交意大利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并大体附上这样的话：‘尊敬的同志们！兹附上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求书的副本一份，请予知照，务祈首肯为感。'” 同志们！塞拉蒂对此也表示同意。但是，我没有同塞拉蒂谈到这样做的目的。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要迫使塞拉蒂或者忠实履行对我的许诺（这有利于互相了解，并使意大利的形势明朗化），或者明确不履行这个许诺。那时我们就抓住了反对他的把柄，那时我们就能证明，他承认第三国际，表示忠于第三国际，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并不打算付诸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宜投票赞成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的决议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决议案为塞拉蒂提供了廉价的借口，使他可以不必履行自己的许诺，可以不同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达成任何妥协。当然，我已经从我们的意大利朋友那里查明；塞拉蒂根本没有履行自己的许诺。（喊声：“听听吧！听听吧！”）他所能找到的借口，恰恰是扩大的德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向他宣战的决议案。必须说，如果我处在塞拉蒂的地位，这种威胁性的宣战是动摇不了我的决心的，我仍旧要寻求通向第三国际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道路。我会说，尽管德国党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案，我偏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宣布诚心诚意渴望加入第三国际。（掌声。） 同志们！共产国际驻意大利代表拉科西同志也参加了德国党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案的辩论，从而促使我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就我本人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指责卡巴克契也夫同志，不过有一点例外，即照我看来，他也曾挑起新的分裂（不过，并不十分起劲），像我一样指责过列维，说列维明明看到对方消极，却不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总之，再强调一下，我所说的执行委员会驻意大利代表，指的是拉科西同志一个人。谁只要仔细看看他的第一次发言稿以及他在德国党中委员会里的讲话稿，谁就会明白他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只是换汤不换药地重弹老调而已。他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参加讨论时，确实说过应当效法意大利的分裂，把不称心的分子也从法国党内清洗出去。他在这里指的是拉封和加香，并且说还可以分裂十次。拉科西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重要的不是党的群众性，而是党的纯洁性！他坚决表示，共产党不能够也不应该招募党员，共产党所需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头脑清醒、政治上成熟的同志。这种观点遭到了反驳，后来拉科西同志收回了这个观点。但是，同志们！不久前他同我私下谈话时又提出同样的主张，而且补充说：“蔡特金同志，你们德国党过分臃肿了，必须精简。”我当面讥笑他：“对不起，您这种观点只能令人发笑。照我们看来，德国党还小得不足以胜任自己的任务呢。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发展党，当然不仅要在数量上，而且要在质量上发展党。我们的问题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在与数量有关的质量上。共产党的任务是扩大自己队伍中的无产者的数量，以提高党的质量。” 同志们！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意大利代表发表了这种论调，我认为必须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建立群众性的党呢，还是建立只会做宣传工作的小宗派？我现在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过去我天真地以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不会自作主张地发表一通像那次会议上的那种言论。 （喊声：“最后该怎么解释呢？”） 最后的解释同以前的说法互相矛盾。在中央委员会的解释是，这位有关同志只是发表个人意见而已。再强调一下，我过去天真地以为，在意大利当时的形势下，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是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和指示行事的，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里窝那这样复杂和严重的关头，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竟自担风险地发表那种论调。我现在才明白自己错了，并且非常高兴地得知执行委员会根本不同意这位代表的看法。但是，这里还要指出一个情况。根据执行委员会代表所持的态度，意大利问题肯定会成为共产国际所有支部极其重要的课题。这可能是一种错误观点。同志们！我不是那种高明的理论家，以为自己既是蹩脚的实践家就有权夸夸其谈理论。我是根据当时身临其境的形势作判断的。我暗自寻思，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不能承担责任。我公开承认还有一个原因支配着我，但是为了避免造成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不把它提出来辩论了。我确信，相当大一部分中央委员已经改变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样说，不是为了责备这些同志。我可以一天改变二十四次观点，并承认其中二十三次当了傻瓜，因为不了解情况嘛。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怎么能只凭新的论据而不拿出新的实际材料就推翻原有的决定。 （喊声：“可是，列维的态度呢？”） 对不起，列维的态度根本不能作为中央委员会必须遵循的法律。老实说，我本不想证明列维无法左右中央委员会的态度。 （喊声：“而我们呢？……”） 列维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成了你们必须遵循的法律，那是你们的事。至于我自己，我从来不考虑谁表示什么意见，不管是列维、弥勒的意见，还是舒尔采的意见。我所关心的始终是意见的正确与否。同志们！在党受到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致命威胁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处于万分危险的情况下，局势随时都会迫使我们投入决战，在这种情况下，凭良心我不能保证同那些我原来认为观点改变得太快的同志合作，虽然我也很尊重他们。 同志们！我还想说，谁也不能指责我在什么时候害怕当少数，我几乎总是处于少数地位。记得长期以来我总是单枪匹马地争取利用议会讲坛，甚至弄得连主张参加议会的中央委员都不敢支持我，说什么不能违背民众的一般情绪。请大家来评一评，指出我在42年议会活动的哪一个时候违背了选民的意志，或者有过躲躲闪闪、藏头露尾的情况。没有。所以我寻思，在既定局势下我离开自己的岗位，就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警告的表示。我退出中央委员会一事，在这里竟被指责为违反纪律。我不打算在措词上进行争辩，只想说，我若是多少考虑到党还不够巩固，多少考虑到退出中央委员会（我的退出与列维和其他人的行为毫无关系）会给党造成损失，我就无论如何不会退出的。我还暗想，党的职务并非赏给政治品行优秀者的一块巧克力。不是的。同志们！这是大家确信把合适的人放到了合适地方才委托给他的战斗岗位。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是这种合适的人选，不会是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顶粱柱，只会成为他们的累赘。 同志们！我的考虑就是这样，但愿执行委员会主席尽量善意理解我的意思。执行委员会主席凭自己的经验应该知道，有的同志尽管无限忠于党并且严守纪律，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还是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对党应尽的义务，什么是对无产阶级应尽的义务，什么是对革命应尽的义务？是留在岗位上好，还是离开岗位继续悄悄工作好？我回想起1917年10月10日到11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的事件。1917年10月10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认为自己非退出当时的中央委员会不可。 （拉狄克喊道：“他们为此受到了严厉的斥责！”）（笑声。） 是的，同志们！但是我也受到了斥责呀！（笑声。）他们凭自己的良心当时必须退出中央委员会。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然后又回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同志们！我从来不怕公开承认由己的错误。只要认识到自己有错，我就公开承认。我有权要你们相信一点：为了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我认为自己当时只能那样做。再说：根据自己的信念再次考虑情况之后，我认为非继续那样做不可，因为对于我来说，忠于无产阶级要此严守党纪更重要。但是，同志们，一旦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我会首先出来公开悔过。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必须先认识到这一点才行。对于是否违反党纪的问题。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我从来不因别人指责我犯了真真假假的错误而感到屈辱。但是，如果我做出任何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我就不仅每次都会感到屈辱，而且会感到卑鄙可耻。我接受指责而不作反驳，并静待代表大会处理。 现在再讲一点有关意大利的问题。照我看来，塞拉蒂及其社会党自里窝那代表_大会以来所执行的政策，无疑是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场内表示赞同。）我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仅就该党在自卫军问题和反法西斯问题上的立场来看，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只会用基督教的传道方式去对付法西斯挑起的内战，这样的党还能不能叫做共产主义的党，甚至还能不能叫做一个政党呢？（笑声。）不能。我宣布，在无产阶级斗争中我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以牙还牙，以暴力摧毁暴力。要战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不能靠《前进报》上委婉动听的箫声，只能靠无产阶级群众的武装斗争。（全场活跃表示赞同。）塞拉蒂分子在所有政治问题上的总的立场，无疑都暴露了他们的机会主义本质。有些同志说，这一点恰恰证明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分裂是正确的。同志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可以说，左翼的退出几乎是硬把统一派推入了屠拉梯分子的怀抱。 （拉狄克即席说：“就像把希法亭推入了谢德曼的怀抱一样。）（笑声。） 可是，同志们，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欢迎这样做，因为这样能揭露不坚定的、犹豫不决的领袖；另一方面，我又对此表示惋惜，因为还有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处在这些领袖影响之下。我寻思，尽快把这些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吸引到意大利共产党方面来，不是更容易使他们摆脱领袖的迷惑吗。我想，最好还是让学者们去争论：意大利党的进一步发展证明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分裂是正确的，还是有害的。我注意到，迫使（照我看来）共产国际表态的政策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我认为，代表大会还不能只是满足于让希望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派严格遵守二十一个条件，同屠拉梯分子彻底划清界限。代表大会还应当坚决摈弃只会使群众受骗上当的机会主义政策。同志们！不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见，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据现有文件，我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已经向大家作了说明。 如果容许的话，我还想稍微谈谈列维的问题，免得有人误解我想回避这个问题。强调一下，我们并不指责执行委员会所持的态度，我们完全赞成它坚决要求同屠拉梯分子彻底决裂。只不过应当预先考虑，能不能分裂得更早一些，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主要是尽量分化塞拉蒂分子，把其中优秀的工人分子吸收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另外，我要公开批评执行委员会在驻外代表人选问题上不够慎重。这不仅是指我听过他讲话的那位执行委员会驻意大利代表（我不想评论其他人，因为我不了解他们），而且指执行委员会驻德国代表。在讨论三月发动时，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在委托季诺维也夫同志所作的报告里，说明了自己对第三国际所属各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的态度，从而充分暴露了上述两位不负责任的驻外代表对执行委员会产生致命影响。因此，没有理由对执行委员会进行猛烈抨击。 （拉狄克：“列维这样做了，可是你们并没有撤掉他！”）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谈下去。请稍待片刻。关于列维的问题，首先不仅仅是一个纪律问题……（喊声：“完全正确！”）……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凡是注意总的政治形势的人，都能正确评价和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只有同共产党的策略问题，特别是同三月发动问题结合起来，才能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列维事件在这里却被看成违反党纪的问题。我不反对这种看法，但是必须把它同三月发动结合起来看，否则就既不了解历史背景，也没有把这个党纪问题弄得水落石出的气氛。我还想说一点：拉狄克同志昨天私下提到列维的问题，并且形象化地责问道：“列维是在哪一方的革命战壕里作战？”拉狄克同志！如果您是在直接意义上使用这个词，那么我到要问您：三月发动的所有理论家和组织家都是在真正的革命战壕里作战吗？ （嘈杂的喊声：“当然了！”） 另外还有一点。拉狄克同志和我一样清楚，列维同志决不是逃避斗争的胆小鬼。在1919年1月和3月的危险日子里，他没有离开过战场，尽管在利希滕贝格事件之后，敌人悬赏两万马克索取他的脑袋，他不得不同塔尔海默同志一起东躲西藏地过着地下斗争的危险生活。照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革命战壕”。我只提这一点，不再往下细说了。我确信，只要同三月发动结合起来看，我们就能正确评价列维的行为。我始终赞成的只是他对三月发动所持的原则性政治立场。在有成千上万工人参加的一些集会上，我也是这样说的。我总是申明，并非赞成列维小册子中的每一句话，也并非同意小册子中的所有意见。如果你们问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本人决不会写这样的小册子，如果要写，也是写成另一种样子。不过，当时确实需要对党的活动进行严肃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中央委员会声称将继续执行原来的政策。这是一个关键。同志们！在没有决定是否要把三月发动同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结合起来讨论之前，我不想在这里进一步谈这个问题了，因为只有弄清三月发动的来龙去脉，才能评论列维事件。为了答复拉狄克同志提出的问题，我只想谈一点：照我看来，不应当指责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助长了盲动行为。但是有一点毕竟是肯定无疑的：在讨论三月发动时我们必将证明，对于三月发动之所以如此发生，以及对于错误的政治提法导致了错误的决定，执行委员会的驻外代表是负有大部分责任的。没有人比拉狄克同志更清楚这一点了。 （拉狄克即席说：“为什么？当时我不在德国呀！”） 几天以前，您当着证人的面说，您一了解全部情况立即对执行委员会驻外代表说，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不想使用非议会用语）至少是不明智的。照我看来，只有我们这些反对派的代表才有资格对列维的行为表示不满。要知道，我们批评三月发动，不是反对进行这场斗争，而是反对错误的斗争方法，反对中央委员会对它的错误领导。可是有人不去讨论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却在列维问题上无休止地争吵。照我看来，中央委员会应当为列维同志树碑立传以示感谢。（笑声。）要知道列维成了替罪羊，成了失望的无产者因三月发动进展不利、领导不力而发泄怒气的替罪羊。 （黑克尔特：“毫无价值的论据！”） 等讨论三月发动的时候，我们还会拿出其他论据的。现在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了，因为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们是否马上讨论三月发动，或者把它同策略问题联系起来讨论。 （主席：“同策略问题联系起来讨论。”） 我还想提一提马尔科维奇同志的一个非常正确的说法。他说，如果列维因批评三月发动和已经造成的错误而受到严厉惩罚，那么造成这些错误的人应当受什么样的惩罚呢？盲动主义错误在于中央委员会，不在于斗争的群众参加了这次发动。不，同志们！正如哥尔特同志正确指出的，盲动主义存在于中央委员们的头脑里，他们率领群众进行盲动主义的斗争，发出互相矛盾的命令，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我丝毫不反对代表大会就列维事件立即通过一个决议。但是，我已经说过，只有搞清全部事实真相之后，才能这样做，因为列维同志是根据信念行动的。他可以引述俄国同志当年为违反纪律所做的辩解那样，来为自己违反纪律的行为辩解。列维是根据真诚的信念行动的，他想拯救党，想为无产阶级效劳。 （拉狄克喊道：“他在为检查官效劳！”） 拉狄克同志，这是很无聊的说法。因为给检查官提供材料的不是列维的小册子，而是《红旗报》上登载的各种各样的宣言和文章。（喧哗声。）列维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我想，提出这样的指控很不明智，正是这样的指控清楚地表明领导人完全不可靠，或者部分不可靠。 （喊声：对！） （拉狄克：“那么，列维所说的革命进攻呢？”） 拉狄克同志，在我们讨论整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谈进攻或退却问题的。您是从整个小册子中断章取义，用不假思索、随手拈来的老药方治病。我可以从任何著作中随便挑出二十行字，然后把作者判定送上断头台。我以后会解释我是怎样理解退却和进攻问题的。 （黑克尔特发出一阵感叹声。） 黑克尔特同志，不管您是否愿意，我都要这样做。迄今为止，您还不能主导我的政治灵魂。 同志们！在列维事件上，应当考虑实际的政治形势，然后考虑他那本小册子的基调和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拉狄克同志竭力抹煞小册子给人留下的印象，硬说它为检查官提供了材料。可是，《红旗报》为检查官提供的材料要多得多呢，它提供了制造谣言的根据，使人有可能说三月发动是由国外导演的，因为《红旗报》登载的宣言和文章根本没有我们德国的文风，敌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德国人写的。 但是，同志们，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列维的小册子使许多工人蒙受精神上的痛苦，使他们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和言行。我完全理解像回声一样爆发出来的工人们的愤怒和激情。但是我也要说，敌人竭力利用列维的小册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共产党人却无力①加以反驳，对于这样的有觉悟的共产党人，我感到惋惜。如果我们担心敌人会根据我们书面或口头的声明对我们评头品足，那么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写一行字，也不能说一句话了，因为敌人总是要歪曲我们，在鸡蛋里挑骨头。我完全相信，如果列维不站出来批评，大家就不会这样快地对三月发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际分析，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就有重犯同样错误的危险。同志们！我之所以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如此不调和的态度，原因在于我过去和现在一直都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在当时情况下必须无条件地采取最有力、最激烈的行动；使我感到痛心的不是工人在错误的口号和错误的领导之下进行了自己的斗争，不是的，使我感到痛心的主要是共产党在迫切要求采取有力行动的时候表现得太软弱。（抗议声。）我现在要求代表大会从理论和策略上全面评论三月发动，因为我确信我们的评论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准备进行更坚决的新的战斗，而不管这种战斗的结局如何。失败也可能是一种成果，只要无产阶级群众是在同优势敌人的战斗中失败的，只要无产阶级在失败之后能够高傲地说：“我们虽然丢掉了一切，但保持了荣誉；我们进行了革命的战斗，但是遭到了革命的失败。”（长时间的喊声和掌声，表示赞同。） ①注：原译“无能为力”，现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为：“无力”。——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主席： 宣布休会。到晚上7时再讨论意大利问题。 （会议于下午3时40分休会。）
第五次会议（1921年6月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第五次会议（1921年6月26日）·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声明）↘弗勒利希（德国统一共产党）↘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诺伊曼（德国统一共产党）↘谢顿（荷兰共产党）↘米哈拉克（波兰共产党）↘捷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杰纳利（意大利共产党）↘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明岑贝尔格（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拉狄克（俄国共产党）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主席克南：同志们！在邻近各室举行协商会议已经占用了我们很多时间。因此，我要严格执行关于发言时间的规定。发言时间限10分钟。我们将监督每一个人发言不得超过规定的时间，因为这次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到9分钟时，我就摇第一遍铃，发言人只能把一个题目讲完，不能再讲其他题目。捷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们抗议主席关于严格执行发言时问规定的声明，因为发言时间本来就太短。主席克南：我还是要严格执行规定。这将有助于提醒那些把举行大会的时间用来举行协商会议的代表团。我宣布：讨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现在开始。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赫姆佩尔同志首先发言。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志们！我们赞成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作为专门议题讨论，但我们不能不反驳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在他的报告中所发表的议论。长期以来，季诺维也夫同志习惯于把我们与诸如塞拉蒂、迪特曼等机会主义分子相提并论。我们坚决抗议把我们与这些人相提并论。我们的全部历史，我们党的全部发展过程都证明，这是违背事实的。作为证据，我可以举出我们党在冒险的卡普暴动期间以及在去年8月所采取的立场。去年8月，俄国红军接近德国边境，兵临华沙城下。当时，只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而包括当时的德国共产党和斯巴达克联盟在内的其他各党，都没有为积极支援苏维埃俄国而做任何事情。其次，我要指出我们在电气技师罢工期间所坚持的立场，我们的俄国同志和拉狄克同志都承认这次罢工是完全正确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而能够表明我们陷入机会主义泥潭的例子恐怕连一个也举不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的策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而所有这一切证明，我们与机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关于我们的策略和原则，我们在讨论其他议题时再谈。希望提供机会，使我们得以充分阐明我们的立场。现在，仅用10分钟时间是无法谈清楚的。我只是抗议把我们同塞拉蒂、迪特曼一伙相提并论。季诺维也夫同志还攻击我们的题为《列维博士的道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这本小册子。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小册子的作者是哥尔特。我们声明，这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的小册子，哥尔特参加了小册子的编辑工作。但该书的责任由我们完全承担。哥尔特的罪名，亦即我们党的罪名是什么呢？罪名就是我们批评了第三国际的策略，说他们只注重群众的数量，而根本不顾群众的质量。我们的确这样说过，在讨论其他议题时，我们不仅仍要坚持，而且要努力说明我们的这一观点。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政治风度令我们深感遗憾，他不假思索地说：“你们确实说过，德国没有俄国大老粗，而只有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也是反革命的。”你们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明天就应当发动革命。我们可以充分地证明，我们遵照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二十一条精神所要进行的革命，恰恰是联合无产阶级群众，而不是相反。我们完全有权在此指出德国革命给国际无产阶级所带来的经验教训。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如此轻视这一经验，实属不该。季诺维也夫同志还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虽然也鼓吹统一，但无须多久，就会投奔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营垒。随后，他引证今年5月1日的《共产主义工人报》，从中摘引几行，而我现在也读几行，然后就立刻转入季诺维也夫同志所涉及的问题。我来读：“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的主张，其实，纯粹是虚张声势，它们要采取的无非是议会—工联主义的斗争方法。这样的党只可奉命在节假日举行支援苏俄的示威游行，而这样的示威游行对于革命斗争是毫无用处的。”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所代表的策略。我们声明，这条道路我们再也不走了。我们还要指出，尽管这一策略已在俄国国家政策中得到论证，但也绝不等于我们和吕勒一样，鼓动人们反对苏俄。实际上，我们将不得不为捍卫俄国这一无产阶级政权而竭尽全力。但是，为适应西欧革命的条件，有一个目标我们必须实现，这就是：设法使第三国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脱离俄国国家政策体系。季诺维也夫同志恰恰抓住这一点，对我们说：“你们就继续这样干吧，干吧，总有一天，你们会被请出第三国际。”他引证我们党责成我们退出第三国际的电报。断言：“你们一退出第三国际，就要反对苏维埃俄国。”同志们！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声明，现在我们为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而斗争，今后也决不背离这条道路。如果我们不希望留在第三国际，如果我们要继续走机会主义道路，那我们就不会继续支持苏维埃俄国。但是，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策略我们决不放过。为防止误解或歪曲我们的言论，我们特意为我们的党团起草一份有关声明，现在我来宣读：“我们最坚决地抗议试图用断章取义的手段在政治上把我们与塞拉蒂和迪特曼相提并论。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苏维埃政权因世界革命进程受阻而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也预感到，由于这种困境，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苏维埃俄国的眼前利益有可能产生实际矛盾或表面矛盾。“执行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曾经声明，第三国际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工具，相反，俄国苏维埃政权是第三国际的坚强堡垒。我们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认为，一旦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切身利益与第三国际的切身利益发生矛盾，就要把这一点在第三国际范围内必公开而友好的方式加以说明。“我们始终以实际行动履行我们应当履行的支援苏维埃俄国的义务，例如：每年大张旗鼓地庆祝十月革命节，积极支援被扣押的红军战士，为1920年八月发动作准备，尽管这次发动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过错而归于失败。支援苏维埃俄国，是我们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的主导思想之一，尽管我们党因第三国际实施改良主义策略而疑虑重重。“我们的上述立场不会改变，但是，只要我们发现苏维埃俄国的政策因认识模糊而错误地表现为第三国际的改良主义政策，我们就将随时随地加以抵制。同时，我们确信，这种政策也同苏维埃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利益背道而驰。”弗勒利希（德国统一共产党）：同志们！我同意赫姆佩尔同志所说的一点，即：这个问题现在难以深入讨论，而要等到讨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否继续留在第三国际这一相关的议题时才能办到。执行委员会已经接受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加入国际。关于执行委员会这样做的理由，人们已经说得相当明白，那就是：这个党有积极性，它与德国统一共产党①合并将会带来益处，它可以对德国统一共产党起促进作用。原来，我们反对该党加入国际，认为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该党的力量及其积极性。当时我们的意见是，这个党的十分明显的宗派主义性质有碍它发挥积极性，其根据是，它屡次过分炫耀这种积极性，同时，它的积极性几乎每一次都是突如其来的。这个党的宗派主义性质不但表现在组织方面，而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如议会制、工会工作等，而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我们两党存在着分歧。事实表明，该党自从作为同情党加入第三国际以来，它的本性难改。我们在实践中看到，这个党在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都表现出它的宗派主义性质。该党对待局部行动问题的态度就是如此。它郑重表示，凡是与无产阶级的重大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它一概反对。它把旨在工人阶级革命化和吸引工人阶级参加运动的政策称之为机会主义政策。因此，这个党反对我们的《公开信》，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从而表明它是不会有任何作为的。①此处俄文版为ГКРП，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缩写，显然有误，应为德国统一共产党（ГОКП）。——译者注后来，我们看出，这个党因目光短浅而根本不能正确判断政治形势。在赔款问题上就是如此。这个党根本不理解当时日益紧张的形势和赔款问题对全体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潜在意义，竟在党的报纸上发表言论，认为所有这一切与无产阶级不相干，纯粹是各国资产阶级的事情；还说什么它毫无理由干预这种争议，它所着重的仅仅是宣传本党的终极目标。一句话，这表明它完全不善于相机行事，不善于趁机千方百计地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在执行委员会作出两党联合的决定之后，我们曾力求与该党接近，共同工作。结果，在三月发动期间，我们根本不能共事。我们曾表示，如能共同解决实际问题，共同磋商一切事情，我们就能促使该党在积极发动期间实行明确的政策。但是，同志们，我们的指望落空了，我们上了大当。首先，共产主义工人党对它自己也被卷入的那次发动的意义一窍不通。那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哥尔特的绝妙小册子挖空心思地“证明”，三月发动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盲动。（喊声：“胡说！”）这是《保尔·列维的道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小册子中的一句话，大家不妨读一读。尊敬的捷曼同志，假如您愿意的话，将来我提出证据给您看。可见，在这方面，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观点与保尔·列维的观点如出一辙。多么奇怪，把自己也被卷入的发动叫作盲动，并攻击德国统一共产党。其实，以往不知干了多少真正冒险勾当的正是攻击者自己。赫姆佩尔同志刚才谈到，在进攻华沙期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组织过一次规模大的发动。搞这次发动的目的何在呢？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占领费里贝尔特和克登两座城市吗？（喊声。赫姆佩尔同志在台下进行反驳。）但是，敬爱的赫姆佩尔同志，要知道，我说的不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目标的策略。也不是揭露。你们自己也承认，这次发动是我们一手组织的。（喊声：“还有别人！”）既然组织这一次大规模的发动，目的在于在两座城市中建立苏维埃共和国，那么，老实说，你们把自己与德国统一共产党一道参加的发动叫做盲动，这又该如何理解呢？同志们！这次发动使我们得出许许多多重要结论。我们看出，在组织上，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和集中制，发动本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共产主义工人党得出的结论却与此截然相反，认为这次发动表明，集中制和纪律起着反革命的作用；还要指出的是，这个党恰恰从这次发动中得出狭隘的宗派主义教训。它主张，无论组织任何发动，都要自由表现个人主义，并要注意保持党的纯洁，使之像蒸馏水一样清澈透明，换句话说，要有意识地远离群众，放弃一切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一个坚持这种观点的党永远也不可能领导真正革命的斗争，长此以往，就只能起破坏作用。这样，在我们共同组织这次发动之后，我们就继续保持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联系，我们原以为，该党确实要起到促进我们党的某种作用，果然，就在我们从德国动身前不久，它真的在“政治上”发挥一次强有力的促进作用。但它不是向我们宣告举行新的发动，而是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个绝招：你们应当以消极对抗来抵制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已变成斯汀尼斯先生的有效的经济机构。”老实说，这套政治把戏只能出自该党的宗派主义立场，因此，我们认为，让这样的党继续长期留在第三国际是不能允许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在三月发动期间以及在其他场合，我们都感受到，加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工人大都是富有朝气的革命者，他们愿意和我们共同斗争。我们确信，当国际向他们提出“你们愿意加入群众性政党还是愿意加入闭关自守的宗派主义政党”这样一个问题时，其中的优秀分子就会转到我们一边来。我们认为，虽然领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家们仍在顽固地坚持其错误立场，仍想堵住通往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及国际的道路，但只要国际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就会改弦易辙。我们认为，那些现在无端攻击共产国际的人终将醒悟过来，他们不应当再欺骗群众，虽然群众现在还拥护他们，但是他们终将站到我们一边。（齐声赞同。）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同志们！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占用几分钟时间，谈谈荷兰的事情，消除误会。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到“荷兰马克思主义学派”，并猛然地抨击了哥尔特同志。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几句。我个人并不认为我有权断言荷兰的这一学派就是马克思主义流派，断言它具有民族马克思主义特殊变种的特点。依我看，民族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其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荷兰确有某些民族特点，那也完全是我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谈不上是优点。像潘涅库克和哥尔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整个共产国际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只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国家没有开展群众运动。更可悲的是，这个国家的党至今也尚未建立起同群众的经常而有机的联系，令人遗憾。这一事实使他们在纵观形势时不免失之偏颇。正因为如此，我们为这两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没有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而感到十分惋惜。潘涅库克同志有公务在身，至于哥尔特，我敢说他是愿意参加的。他好像是已经动身，只是尚未来到莫斯科罢了。尽管如此，但我仍希望他来参加，希望他在这里亲自说明他的观点。也许，他到不了莫斯科，这样，就由我来陈述如下。去年，在代表大会上散发了潘涅库克同志的小册子译本。全体与会者、全体代表都有机会了解他们的观点。这样做，是对潘涅库克同志的赏识，因此，我只希望哥尔特同志也能享有同等待遇。昨天，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有人提议把哥尔特同志最近发表的一本篇幅不大的小册子连同他参与编辑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小册子一起翻译过来。但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多此一举。我认为，根据这本小册子评论哥尔特同志有失公允。如果有哪一位想了解哥尔特对上述问题的观点，我就向他推荐哥尔特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信中包含了他的所有基本观点。如果这封德文公开信尚未译成别国文字，那我希望将它翻译过来。还有，《共产国际》杂志第17期刊载了托洛茨基同志在执行委员会发表的抨击哥尔特同志的讲话记录。托洛茨基同志除具有种种非凡的才干以外，他还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雄辩家①。人们读了他的这篇讲话，还会发现，他还具有善于击中对方要害的高招可惜，《共产国际》杂志不发表哥尔特同志的讲话，。所以我认为，要了解哥尔特同志的观点，不能单凭托洛茨基的一篇从心理学上说是精彩的讲话，还要根据哥尔特本人的言论，这样才较为妥当。①原译“善辩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1卷《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中译为“雄辩家”，现据以改正。——校者关于我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机关报《无产者》撰稿一事，再谈几句。昨天，季诺维也夫同志责怪了我几句，虽然责怪的语气婉转，就如给我一粒金丹一样，但我仍觉得有回答的必要。据我所知，至今还无人抵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机关报，因而我认为，我为该党机关报和其他国际党刊撰稿是我个人的权利。虽然我个人并不赞成弗勒利希同志的观点，但我仍认为有必要补充说明如下。首先，我不仅仅为德国统一共产党机关报，而且也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刊物撰稿，这无疑是我应尽的义务。我乐意尽这样的义务，理由之一是，我赞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某些观点、策略手段及其党纲的某些论点；理由之二是，我珍视该党所表现出来的诚实的，经检验证明是革命的意图。托洛茨基同志说，法国左派的这种革命精神也是我们所赏识的。其实，在我看来，所谓法国左派，纯系子虚乌有。因而我认为，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机关报撰稿，不过，我希望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同时，我也希望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终于下定决心，在不久的将来与统一共产党实行联合。我个人并不赞成保留这种孤立的小党，这或许是因为多年以来我在荷兰这个有限范围内亲身体验过保留这种状况对党所造成的危害，以及若不改变这种状况就多么难于保持正确方针。我认为，一旦在重大策略问题上产生分歧，要纠正党使其采取正确方针，就完全可以通过内部工作加以解决，而不必由外界施加影响。我深信，我们是左派，我们甘当左派，并且深信，在类似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应当服从国际的纪律，因为保持无产阶级行动一致和策略一致，对于我们来说是原则问题。（齐声赞同。）诺伊曼（德国统一共产党）：同志们！昨天，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严厉批评与去年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对它的批评一样，是有充分根据的。执行委员会充分了解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立场，想必也完全知道这个党的实际活动与理论活动，可是，仍不顾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的意志，接受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加入第三国际。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的后果有两种。我明白执行委员会这样做的动机，只是它的指望全盘落空了。第一，无论在哪一方面，工人党的活动都没有对统一共产党的革命工作促进作用，因为本来就没有指靠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任何必要；况且，自从举行两党联席代表大会以来，工人党的作用已经几乎丧失殆尽。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出，接受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只是给了它人为的活力。我们必须承认，原来，在有众多的工人彼此观点相一致的各个企业和各个地方，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优秀分子都愿意加入统一共产党，而那些已加入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工人转而加入统一共产党的也大有人在。然而，自接受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以来，上述现象就几乎自动地立刻不见了。与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还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德国工人具有从事工会组织活动50年的历史，因而在他们心目中，共产主义工人党不仅是政党，而且是自动与党相联系的生产组织；因此，凡是加入工会的工人就立刻明白，他们必须谋求另外一种共产主义人组织形式即生产组织。工人的这种追求，对于我们党的工会工作和企业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并且是不利的影响。自然，工会官僚就立刻利用了采取袖手旁观态度的工人情绪。这种情绪在统一共产党内部也广为传播，致使生产组织问题、统一共产党日常宣传问题，以及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的地位问题，都对加入统一共产党的工人产生了影响。同志们！现在我们可以指出，在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一部分人当中，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宣传不仅得到同情（尤其是在工会分裂问题上），而且甚至得到某种支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执行委员会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因为执行委员会没有经常地、明确地强调指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对待其他组织的态度。无论如何，不能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对待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态度称之为同情的态度。不信，你们读一读工人党的报纸，就必然得出结论：在德国，统一共产党是罪大恶极的匪帮。这就使我们的工作陷于被动，但执行委员会在决定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加入国际时，却偏偏忽视这一情况。当你听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特别是其他国家代表的发言时，你会为工人党的势力范围之大而感到吃惊。果真工人党的势力范围有如此之大，哪怕有它三分之一也罢，那就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屡次发现，它的所有组织，实际上是工会官僚手中的工具。而工会官僚现在给工厂委员会、德国统一共产党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划等号，目的就在于破坏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旨在推翻工会官僚的工会工作。但要把这一点向工人解释明白，谈何容易。因此，我们认为，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今后应当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采取十分明确的立场。一个虽然同情国际，但又不放过一切机会并在每一期党报上一贯猛烈抨击国际纲领的党，绝不可以加入国际。第三国际为能得到这个党如此这般的同情，真该谢天谢地！因此，代表大会坚决表明自己的观点，至关重要。在我发言之前，有的同志表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应当与德国统一共产党达成谅解，对此，我要说，这种尝试我们做过不是一次，而是六次、七次、二十次。到头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却说，它的立场绝不改变。有鉴于此，我们声明，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实属失策，因为我们在德国清楚地了解，它的加入必将产生人们意料之中的后果。如果说，过去有个别党员另有见解，那么今天，他们应该同意我们早就一再说过的话。在结束发言时，我要提请代表大会，务必要求执行委员会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务必设法防止这一类只有妨碍各支部工作的事件再次发生，使我们今后不再陷入这种境地。（齐声赞同。）主席克南：由谢顿同志发言。谢顿（荷兰共产党）：同志们！我们必须简单说明一下。关于荷兰党的方针问题，人们在会上已经谈了不少，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荷兰党拥护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方针。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相反，大陆上可能再也没有别的党像我们党那样始终一贯地自觉地拥护俄国党的策略即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言论和行动上捍卫俄国革命，而我们党并非今日才成立。在荷兰真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最高学派”吗？没有，这种思潮在我国无足轻重。罗兰-霍尔斯特同志代表我们党的少数派，她断言，潘涅库克和哥尔特是国际的不可多得的人才，对此，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人在过去是人才，而现在已经不是了。罗兰-霍尔斯特同志为他们辩解的理由是，他们生活的国家一没有开展群众运动，二没有建立群众联系，这种理由不能完全成立。这两位同志无权发表声明，因为他们从不参加宣传鼓动。我们在工作，而他们——无论是潘涅库克或者是哥尔特——却从不工作。他们没有为《论坛报》即我们的报纸写过一篇文章。难道能以荷兰没有开展群众运动为理由而为自称是我们党党员的这两位同志开脱吗？不能。诸如俄国和德国那样的群众运动，在我国确实没有。但革命运动在荷兰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这两位同志不参加罢了。这也正是他们容易误入歧途的原因所在。脱离运动而制定出来的策略当然不会是成功的，因为策略只能产生于同群众的联系，产生于同运动本身的联系。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这里即在代表大会上得知，这两位代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最高学派”的同志与荷兰工人运动毫不相干。主席克南：由米哈拉克同志发言。米哈拉克（波兰共产党）：同志们！在没有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之前，关于执行委员会与波兰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我想说几句。迄今为止，它们彼此几乎毫无联系。我们生活的国家已变成名符其实的军营，在边境地区，冲突接二连三地发生，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党与国外几乎无法联系。我们党成立于1918年底，是继俄国共产党之后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可是，我们却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外来影响、没有与外界任何合作的情况下，单独制定党的策略和解决党的组织问题。当然，执行委员会所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如工会工作问题，我们也都存在。我们从一开始所采取的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方针，与后来执行委员会和国际一年半乃至两年以来为解决这一类问题所采取的方针相类似。做一个群众性政党，经常深入工会开展工作是我们一贯的愿望。尽管战前我们就有了所谓党的工会，但我们仍在1918年成立了共同工会。我们的工会工作和工会活动富有成效，可谓成绩显赫，虽然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不过，关于这一点，等我谈其他问题时再谈。现在，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在这方面，如同在联系群众方面一样，我们的处境极为艰难，因为迄今为止，就像在沙皇政府统治时期一样，我们仍是一个地下党，这就使我们的任务大为复杂化。但是，做一个群众性政党和开展工会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我们党上上下下都将自己的全副精力、所有的力量都奉献给这一活动。由此可见，在这方面，我们与国际完全一致，虽然我们与国际没有任何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联系。现在，谈谈另外一个，也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谈过的问题即意大利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接到与事件有关的必要材料和消息之后，不仅中央委员会，而且各地党代表会议就立刻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完全赞同执行委员会。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至于法国党，我们在得知该党分裂和蔡特金同志在图尔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后，也非常高兴。同志们，我们有一个特殊策略问题，大概是你们所完全不了解的，这就是：我国国境与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紧相毗连，我们不能不自问：一旦苏俄与波兰交战，我们怎么办？1916年初，即1月或2月，波兰社会爱国主义者就曾叫嚷：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要来了，红军已发动进攻。俄国红军是否有权进入波兰，在当时面临这个问题的何止我们一个党。——1919年2月，我们对此作出了回答：有权，俄国红军有权进入波兰，而波兰无产阶级也有权请求红军支援波兰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波兰的斗争。我们纷纷举行群众集会，公开申明这一主张。我们有工人代表苏维埃设在华沙，尽管我们的一些同志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之后常常遭到逮捕，但是同志们仍然勇敢地把这个问题提交工人代表苏维埃，并按照上述精神通过决议。稍晚些时候，也就是去年，当我们再次面临这个问题时，我们党的组织一无例外地——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无条件地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而把波兰军队看成是敌人军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提出的其他问题，如苏俄作为国家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国际革命问题、红军问题上，我们也没有任何分歧。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区别。我国工人很难想象，将苏俄、俄国党及其任务同西欧任何共产党的任务分割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工人认为上述问题毫无区别。俄国苏维埃政权就是我们的政权。在苏维埃俄国及其任务与国际的任务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区别和任何矛盾。谁不这样认为，谁就不是共产党人。以上是我要向大家说的简单几句话。其次，我还要补充一句，晚些时候，我们将以书面形式向大家说明我们对执行委员会活动的态度。不过，我现在就可以说一句，我们对执行委员会的活动表示完全赞同。（齐声赞同。）主席完南：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捷曼同志发言。捷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志们，前一位发言人再次谈到一个问题，也是季诺维也夫已经指责过的问题，即我们对俄国国家政策的批评与迪特曼的批评在性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关于这一点，我本人不打算细谈，以后有人来谈。但我要再次抗议把一切批评都称作反革命的批评的这种手段。采取这种手段，等于压制所有一切反对派。这证明，有人根本不懂反对派存在的必要，而缺少反对派，诸如国际这一类庞大的机体就会完全腐烂。我愿意举例说明。克列孟梭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说过，世界大战不是一场防御战，但我绝不认为在座的有哪一位——季诺维也夫同志也好，别人也好——会因为这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相同就得出结论，说克列孟梭和李卜克内西是同一类人。把我们与迪特曼划等号，同样是可笑的。但我要说明什么是反对派，为什么要有反对派；我要指出，仅仅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就要取消反对派，就采取这种对付手段，这是不能允许的。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出言不逊。我们倒要说，我们可不是在贵族女子学院里上课。这一招是我们向俄国同志学来的，俄国同志只要抓住短处就历来狠批一通。有时，为缓和一下，他们也用上“兄弟般”这样的字眼，但尖酸刻薄的话却照说不误。现在，我来谈谈我们作为反对派都做了些什么。我们深感重任在身，因而我要说，在我们看来，第三国际问题决非是一般的问题，不能等闲视之。我们已经表明，反对派能起有益的作用，可惜，执行委员会不启用能起有益作用的反对派，这是失策。相反，他们念念不忘，总想阻止在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接触我们的刊物。举几个实际例子。为反对德国统一共产党党刊向工人阶级通报情况所采用的手段，我们在三月发动之前，曾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指出，一项方针，经共产党报纸连续几个月反复宣布，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现在又要求群众立刻转变观念，这是很难办到的。而执行委员会有条件，又有刊物，本应看出统一共产党走的是一条多么危险的道路；执行委员会在三月发动以前，掌握这一情况，还为时不晚。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拉狄克同志在4月和5月说过的话，我们早在1月就说过了。他们说的话，同我们早先对执行委员会所说的话，一句也不差。当列维还在其位时，我们就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德国统一共产党是国际成员吗？》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论述的，也正是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后来所证实的，即：统一共产党的多数党员在发动期间抵制发动，其罪责应由统一共产党来承担，因为它利用党刊在三月发动以前一连数月进行机会主义宣传。导致任何反对派遭受长期压制的手段是不能采取的。遗憾的是，弗勒利希同志阅读我们的报纸并不比执行委员会多，虽然他有更便利的条件。他简直是信口开河。你们说，我们是天真的傻瓜，我们对所有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的方针是错误的。你们说，这在赔款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你们要人相信，仿佛我们的文章在鼓吹：这个问题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干。没有，我们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当然，我们并没有指出德法冲突的威胁，因为现在人人可以确信，这种冲突对于我们不但不构成威胁，反而促使资产阶级实行有效的联合。我们说过，无产阶级应当对此表示关注，而不应等待预料中的德法冲突发生。我谈的关键是，不能压制批评；对于代表世界各国各式各样工人的这个机构来说，批评是不可缺少的。即使有一天反对派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大家一定还记得上次代表大会。当时与季诺维也夫在主席台上并坐的大会名誉主席塞拉蒂和列维，现在成了上次代表大会的污点。还是关心一下，别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因被迫退出第三国际而沾污这次代表大会吧。（拉狄克同志喊道：“那么吕勒呢？”）他不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杰纳利（意大利共产党）（他用意大利语发言，发言译自德文记录稿）：同志们！专门涉及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情况，意大利代表团等一会儿再谈。意大利代表团对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表示完全赞同。你们所掌握的有关意大利社会党的情况，只能反映该党活动的一小部分。我们不得不提出新论据，指控意大利社会党，如果涉及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那我们就不能不向你们也进几句忠言。意大利共产党深受塞拉蒂所犯错误之害，塞拉蒂给党的组织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党对塞拉蒂的幻想已经破灭，党从塞拉蒂及其他中派分子的所作所为之中吸取了教训。因此，意大利共产党有义务提请大家注意，如果对什麦拉里及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采取如同对塞拉蒂等人所采取的那种策略，那将对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国家的无产者构成严重的威胁。意共有责任在此说明这一点。我们了解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性，了解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派自己的领袖来莫斯科的原因。但我们必须得到关于反对什麦拉里一类中派分子机会主义的保证。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报告中有若干部分听来很像塞拉蒂的文章、报告和信件，特别是，报告中说：捷克斯洛伐克党内不存在任何中派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并且要求下次代表大会按照这样的精神通过相应的决议。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执行委员会如此信任什麦拉里。大战期间，什麦拉里保护奥地利帝国主义，而在查理皇帝加冕期间，派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伊松佐战役之后，他打电报给博罗耶维奇。大战结束后，他来到莫斯科时，已经失去捷克斯洛伐克党上上下下对他的信任，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已经威信扫地。他找到季诺维也夫同志，要求向他“贷款”。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他竟然得到了信任。那么，他如何对待这种信任呢？什麦拉里鼓吹说，做一名共产党人，就是做一名社会党人，既要相信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又不必立志实现这一目标。由于执行委员会的谦让，什麦拉里便可以随心所欲地百般阻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成立。他希望共产党继续保留社会党的名称，把执行委员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党必须改组的决定隐瞒起来，不让无产者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知道。《红色权利报》的一名撰稿人写了一篇反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文章。还有一名新闻记者公开发表反对苏俄的言论。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面对这些分子，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他们要求把这些撰稿人开除出党，而什麦拉里则为他们辩解。我们希望，我们同什麦拉里、列维和塞拉蒂打交道的经验成为执行委员会和这次代表大会的教训。我们希望避免再次失望，因此，我们要求：第一，撤销什麦拉里的领导职务，第二，由执行委员会起草告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书，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机会主义的种种弊端及其危害性；第三，发表告全世界无产者书，号召必须同中派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杰纳利同志宣读意大利代表团的声明如下。）“鉴于①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声明，意大利代表团提议由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批准上述声明，并作为补遗，决定如下：①1988年人大版译为“注意到”，兹据2011年版改为“鉴于”。——校者“1．国际不仅必须同什麦拉里的活动划清界限，而且必须禁止什麦拉里担任党内领导职务。“2．国际将向已经加入共产国际大家庭并取得这个大家庭充分信任的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发表文告，指出什麦拉里及其朋友的一切机会主义倾向①，以及由这样的人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将给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①1988年人大版译为“偏向”，兹据2011年版改为“倾向”。——校者“3．国际应当继续坚持并尽可能加强它在各国已经开展的反对党内形形色色的中派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是我们避免在争取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再次失望和遭受危险的失败所不可缺少的。”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同志们！意大利问题在德国党内引起危机，其原因如下。德国共产党的一部分领导人认为，在里窝那的分裂即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共产党人脱离塞拉蒂的追随者，是执行委员会一手策动的，因为执行委员会似乎要放弃它自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要把群众性政党重新变成宗派。在这些同志看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显然是要利用清党手段把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变成宗派，于是他们以此为理由声称，在里窝那的分裂将对整个国际的今后发展起到治标的作用。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政策非反不可。德国共产党内的分歧导致一些领导同志向执行委员会表示，他们不赞成党中央的多数派，说党中央的多数派对意大利问题的评价与保尔·列维及其某些朋友不同，表示他们不能参与实施这种亡党的政策。事实如何呢？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塞拉蒂是会议主席——人们原以为，塞拉蒂一回到意大利，就会以诚实革命家的姿态率领意大利工人奔向共产主义。谁知塞拉蒂辜负了我们对他的信任。世界代表大会刚一闭幕，塞拉蒂就立即抵制代表大会的决议。他没有回到意大利工人那里去，而在人们稍微促了促他、启发他醒悟，希望他最终履行他应当履行的义务之后，他竟写开了信和文章，公开反对共产国际。1920年12月18日，由布雷特施德主编的德国独立社会党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刊物《社会党人》发表塞拉蒂的一篇文章，文章力图证明：在俄国，传播革命的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万恶的苏维埃资产阶级继续骑在受苦受难的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如此卑鄙和露骨地攻击共产国际和苏维埃俄国，恐怕连克里斯平或迪特曼也未必敢。塞拉蒂如此攻击是有其明显的用意的，就是说，他要证明屠拉梯是一个真正革命者，而屠拉梯也抨击苏维埃资产阶级推行欺压苦难的俄国人民的政策。文章接着罗列了屠拉梯在意大利议会中的历次精彩发言，吹嘘屠拉梯的发言动人心弦，以致有一位未来共产党的党员拥抱屠拉梯。塞拉蒂的文章还写道：“如果这是事实，就不能要求我们与屠拉梯分道扬镳。意大利社会党的共产党人提出的要求无法实现。”其后，在里窝那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列维同志受德国共产党派遣，出席了代表大会。保尔·列维是领袖，已经加入国际，对国际中的情况并非全然不了解。他不会不知道塞拉蒂在布雷特施德主编的《社会党人》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但在里窝那，列维却同意谈判，而且，正如意大利同志再次证实的那样，非但不坚决地批判塞拉蒂，反而以其所采取的立场支持塞拉蒂所代表的倾向。而塞拉蒂眼看有列维在支持，就更加嚣张，竟然同左翼分子连谈也不愿谈开除屠拉梯和特雷维斯的问题。相反，当我们共产党的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是要共产主义和第三国际还是要屠拉梯和特雷维斯二者必居其一这个问题时，塞拉蒂就退出共产国际，走上改良主义道路。可是现在，列维及其在德国的一些朋友却说，塞拉蒂走这一条路并只能走这一条路，完全是执行委员会派往里窝那的代表的过错。如此说来，分裂似乎是误会引起的。他们明确表示，在里窝那的分裂有其不可告人的既定的目的，就是要再次把群众性政党变成小党。后来，在党代表与中央委员会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受到我们党信任的多数派声明，他们不认为列维是正确的，相反，根据有关意大利国内事态发展的材料来看，必须认定：列维在工人问题上玩弄了不应当玩弄的把戏，因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当人们试图弄清执行委员会是否赞同被它派到里窝那去的两名叛徒的立场时，列维竟敢嘲笑德国党中央和他当时已经退出的党代表机构。他说：“我们不能走多数派所选定的道路，甚至不能对这一条道路多少表示赞同。于是，多数派乞灵于特尔斐的神谕宣示①，想从皮蒂娅②口中打听清楚意大利全部历史的真正含义。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根据事件得出关于事件产生原因的结论，并作出我们自己的判决。因为——我们假设——中央委员会的党代表机构的多数派会接到莫斯科作出的适合于他们的答复。这证明什么呢？无非是证明执行委员会也错误地估计了具体的对比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必然后果。”接着，列维在他的一篇题为《我们》（指他本人及其退出中央委员会的朋友）的文章中说：“现在，我们一如既往，坚决拒绝把自己同塞拉蒂混为一谈或对塞拉蒂进行谴责，我们作为外国人，拒绝对意大利作出自己的判决；我们不赞成执行委员会的立场，而执行委员会采取这一立场所依据的事实，也就是执行委员会用来论证自己所作判决的那个事实。”①据古希腊神话传说，阿波罗神亲自选中在特尔斐城修建自己的神庙，其中有神谕宣示所，影响很大。——译者注②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译者注保尔·列维不顾大量的指控材料，拒绝亲自谴责塞拉蒂。而塞拉蒂这样的人在社会党内岂止一个，他所干的这一类勾当也绝非仅此一端。大家一定还记得有一件比这更为出奇的事。达拉贡纳先生是加入第三国际的意大利社会党党员。他作为第三国际成员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官僚代表大会，并在一个专门委员会与托马·菲门及代表阿姆斯特丹的其他罪犯一道起草一份文告，说要像远离瘟疫一样，远离莫斯科代表，要坚定地维护阿姆斯特丹国际。这就是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们的所作所为，而列维竟认为，跟这样的党不应当分道扬镳！话又说回来，到头来，会不会是意共和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意共的执行委员会的同志搞错了呢？会不会是意大利社会党仍愿意继续留在第三国际并和国际其他成员一道共事呢？耐人寻味的是，《前进报》——它是塞拉蒂派或屠拉梯派（塞拉蒂已经不失时机地把自己从一类领袖降到了二类领袖）以及特意跑来出席大会的拉查理、马菲和利鲍里蒂三位代表（他们来此的目的是攻击那些脱离他们的共产党人）的中央机关报——在1921年6月16日就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发表文章说：“与去年不同，代表团已不抱多大希望，也不再无条件地、满腔热情地代表我们党对国际运动领袖表示赞同。事态天天证明，我们不仅对意大利问题，而且对许多其他国家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比意大利社会党内部运动更加右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所犯的严重错误，使一个本来非常有希望的党——德国党内部出现了严重危机的征兆。“如果我们的消息确实，现在，就连俄国国内也有人开始反对始终不肯正视现实的顽固态度。毫无疑问，这种变化丝毫也不会影响代表大会，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是操纵代表大会的行家里手，他的观点历来能获得普遍的赞同。但是在国际内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对个人独裁表示不满，这种独裁就其实质而言，不是无产阶级独裁，而是对无产阶级独裁的讽刺。（齐声抗议。）“尽管处境艰难，但我们的同志仍以克拉拉·蔡特金、保尔·列维及其他许多人为榜样，决心表明自己的愿望，决心指出表明这种愿望的必要性。我们希望，我们的意见能被那些应当听取意见的人所听取。共产国际不能为任何人所垄断。共产国际应当存在、发展和斗争，但它也必须清醒地判断时机，恰当地估计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方面。”这一期《前进报》还刊载了一幅表现意大利社会党与焦利蒂作斗争的漫画。漫画中的焦利蒂是一个投掷炸弹的法西斯分子，对方则是一个手执选民证的男子。漫画告诉人们：对付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要靠选票。（高声赞同。）这就是那些英雄好汉，为了国际，列维曾经要拉他们一把；为了他们，列维又和其他一些同志示威式地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以便把意大利问题变成德国问题、国际问题，以此来直接为反革命分子效劳。同志们！国际应当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结果今后在一切场合再次出现，并希望以此引为教训。我们要完全赞成杰纳利同志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所表明的一切见解。我们坚持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充分重视捷克共产党，以避免里窝那事件重演，避免什麦拉里变成塞拉蒂第二。里窝那之类的事件所引起的震动对于我们继续向前进未必有利。我请求执行委员会允许我们今后在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采取像在意大利问题上所采取的完全一样的步骤。（齐声赞同。）主席克南：由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代表马尔察恩同志发言。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同志们！我只就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所谈的德国三月发动发表意见。顺便援引他在报告中说的话，他说：“我们公开承认，我们犯了大错误。革命进攻的理论是胡闹，是癖好。愿上帝保佑，取消这套理论。”①这是他公开承认的，我就从这一点谈起。我们是所谓反对派，被人骂成机会主义分子，可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今天所说的，当初我们就完全料到了。我们看到德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我们千方百计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危险，并同既定方针展开了斗争。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和几乎所有的党刊、党报都是坚持这一套理论的强有力的阵地，有意识地竭力强调这一套革命进攻的理论。执行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你们现在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言论中已经了解得很清楚。我要补充的是，我们作为革命者眼看有这种危险，提醒人们注意，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想，假如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在德国的话，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也绝不会与我们两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与我们的判断相吻合。限于发言时间，我不能深入地分析策略论点，也不能介绍事件发生前的历史背景。待讨论策略问题时我再细谈。①见季诺维也夫在本次大会上所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这里所引文字与报告有出入。——编者注同志们！趁此机会，我要指出一点。希望各代表团共同遵守一条，即：不互相猜疑，实事求是，态度明朗，有话当众讲，不遮遮掩掩。实话实说，以便我们大家从各个不同国家的斗争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出必要的结论。我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被卷入三月发动的工人多达50万。我想，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执行委员会得到的材料把数字弄错了。所以，我们有义务在这里当着德国代表、执行委员会和我们自己的面，把德国这一场斗争的规模彻底弄清。今天，我只想弄清这个事实。以后，在讨论策略问题时，还有必要对这场运动所引起的方针问题和前提进行研究。那么，运动的规模到底有多大？除发生战斗的地区以外，即在国内其他地区，运动搞得如何？首先，我们要指出，在西里西亚、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在波莫瑞和梅克伦堡，人们关于总罢工一无所知。其次，我们要指出，在整个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丝毫不见这一类运动的踪影。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马格德堡、安加利特和汉诺威，也看不见总罢工的征兆。那么，德国还有什么地方？当然，首先是萨克森工业区，这里有百万之众的无产阶级。可是，必须指出，在三月发动期间，在萨克森工业区参加总罢工的也仅仅是个别企业的几批人数有限的工人，总计约有几千人。（喧闹声和抗议声。）再看柏林这个工业中心。柏林是德国政府所在地，有几百万工人大军，他们继1918年11月之后再次表明德国工人具有从事伟大革命斗争的能力；柏林有统一共产党，在举行党的联席代表大会期间，该党拥有党员35-40万。在柏林参加罢工的工人约有4500-5000人。（喧闹声。）同志们！这是事实，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不谈事实。情况必须彻底弄清，以免根据错误的前提下结论。在讨论策略问题时，我们将详细说明斗争之所以未能充分开展的原因。我们对中央委员会采取反对立场，对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发动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持批评态度，是出于我们正确的无产阶级嗅觉和革命成功的愿望。在莱茵河沿岸地区，威斯特伐利亚以及作为产煤区和全国重要工业中心的鲁尔地区，情况如何呢？大企业根本谈不上举行罢工，举行罢工的仅仅是一部分煤矿，至多占煤矿总数的20%。即使这一部分煤矿，举行的也只是局部罢工，只有几个除外，举行了有全体矿工参加的罢工。同志们！这至少不能叫作总罢工，因为矿工只罢工一天，第二天就又复工。在鲁尔区和其他地区，工人队伍闹分裂，工人与工人之间展开斗争。在莱菌河沿岸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州，党委会不顾党中央的意志，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三就被迫放弃斗争，放弃总罢工的口号。沿海一带的情况如何呢？在不来梅和不来梅港举行过几起局部罢工，罢工工人有二三百人。在施特廷、基尔和卢卑克无一起罢工。至于汉堡，州党委会向地方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三天之内解除国家警察、地方警察和民团的武装，否则，就要举行总罢工。工人占领了几个造船厂和几家工厂，继而举行游行示威，最后以流血冲突告终。不到两天，即在短短的时间内，汉堡的斗争即被镇压下去。同志们！让国外同志了解德国三月发动的规模，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三月发动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议论的话题，这样，等晚些时候讨论策略问题时，就可以根据事件真相来决定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现在，我来谈一下“战场”即德国中部和与之相连的图林根州的情况。在德国中部，工人受了戈尔金格言论的挑拨。必须指出，在这里参加斗争的莱恩工厂工人有22000人，铜矿和页岩矿采掘工人约有40000人。可是，同志们，我们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不信，所有了解事件经过的人都能证明，当时，就在一个州范围内，有的地方打枪，有的地方干活；（笑声。）只有军队到处镇压工人。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但是，在德国中部参加罢工的足有12万人。加上别处罢工人数，总计约有20-22万人。季诺维也夫同志，这就是德国的客观实际。我提议，可以由任何一位来自柏林的同志进行反驳，也可以请任何一位来自科尼斯堡、东普鲁士或其他地区的人根据他本人的所见所闻来介绍事件经过，看我说的对不对。出于推进德国革命这一忠诚的无产阶级观点，（喧闹声。）我们希望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先调查情况，然后再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指导观点是错误的。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请求，讨论三月发动，不能脱离这一观点。以上是三月发动的真实情况。关键就在于：人们在这场运动中操之过急，而不等事态正常地发展，以及不等工人多少掌握一些有关戈尔金格卑劣挑拨勾当的情况，就立刻开展斗争。最后，再补充几句。现在，执行委员会在对德广播中向德国工人表示：你们做得对。这一点我能理解，因为事到如今，即使执行委员会已了解真相，它也只能做这样的表示。但我们要谴责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和党的活动家，他们在党内讨论他们的理论是否正确对，滥用执行委员会的上述表示。我们确信，这种表示会被人利用，这是执行委员会至少未曾料到的。我们之所以有必要就以上所有这些事实和三月发动的教训发表意见，就因为必须用革命观点，为着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利益，来解决我们在德国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赞同。）明岑贝尔格（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同志们！人们往往责备青年，说青年过分好强，过分好胜。因此，我们原不打算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发言，而希望由其他党，首先是在报告中遭到严厉批评的党代表发言。我们指的是瑞典、挪威和意大利的社会党，这些党都有代表在场。但他们不发言，所以，只好由青年联盟先发言。同志们！我们预先声明，无论在共产主义青年国际——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证明——还是在基层青年联盟中，青年联盟都完全、彻底地拥护、支持和运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年提出的策略。首先，我们赞同共产国际对意大利问题的方针，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事实：里窝那代表大会闭幕刚刚几天，意大利青年代表大会就召开了，青年联盟42000名成员中有40000名青年一致强烈地反对塞拉蒂，一致热烈地拥护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我们也赞同共产国际对德国问题的立场。我要指出，马尔察恩同志探讨三月发动问题的方式相当奇特。假如马尔察恩同志真的愿意阐明这次事件，那么，正如青年联盟任何支部的任何年轻成员都知道的那样，马尔察恩同志不会不知道，评论策略和三月发动，关键不在于运动规模大小，而在于党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应不应该号召起来斗争；马尔察恩同志不会不知道，问题并不在于运动规模有多大，而在于运动规模为何不更大。（齐声赞同。）因此，亲爱的马尔察恩同志，等会儿有其他同志会向您证明——公公道道地讲——罪责和责任主要应由列维及其一派承担。因为他们坚持消极立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喊声：“那么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问我吗？当时我在柏林，听候中央委员会支配，我们正忙于出席国际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我们还认为，如果共产主义工人党议会党团早就积极贯彻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以革命方式有效地利用议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就不至于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危机。我们深信，如果德国统一共产党当初就是一个如同它现在立志要成为的那样的党的话，那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早就不存在了。（赞同声。）同志们！我声明，将来在调整青年联盟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我们将主动宣布：青年联盟在一切可能场合发挥政治上独立作用的使命已告完结。我们将以此实际行动表明，共产主义青年国际联盟完全、彻底地拥护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我们已经在新提纲和议案中宣布：各国青年联盟的任务是，在确有真正革命共产党的地方，服从真正革命共产党的政治口号。（齐声赞同。）但是，在此我们要指出一点不足，也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所承认的一点不足，即组织上的联系太差。我们明知道这个问题还要讨论，可我们现在就希望引起高度重视，因为组织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当初，若与执行委员会更迅速地取得联系，那么一些荒唐事件也许就不会在中欧发生。与执行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联系问题、报纸问题，干脆说，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我们不仅具有组织上的而且具有政治上的意义。我们并不是提出，而只是指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情况。季诺维也夫同志在结束他的讲话时提到，有人挑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对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采取一种因不满而对抗的立场。季诺维也夫同志表示相信，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我只能证明他的话确实是对的。无论怎样处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与共产匡际之间的个别组织问题，我们都只能表示：在齐美尔瓦尔德时代率先转到共产党人一边，并在艰苦的大战期间英勇支援共产党人的青年联盟，永远也不会断绝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齐声赞同。）再有一点。当前，机会主义分子为拉帮结伙——这一点我们清楚地知道——抛出“莫斯科可以休矣，莫斯科的指挥棒可以休矣！”的口号。当前，俄国共产党正单独承受革命重担，以保证世界革命；在此危难关头，我们要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朋友们断然宣布：由于你们消极，不求进取，俄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承受斗争的担子越重，我们对俄国共产党的感情就越深厚，我们的精神就越振奋。我们毫无理由在危难关头叛变和出卖我们的同志，而这些同志在危难关头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手段，在你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看来，不是不符合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不符合这个，不符合那个。正是在此危难关头，我们要同全世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一道声明：“我们同莫斯科站在一起，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同共产国际站在一起！”（齐声赞同。）拉狄克（俄国共产党）：同志们！作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我一直在观察报告的辩论情况，我越来越感到惊奇，但也松了一口气。我看完有关指摘执行委员会把事情办得一塌糊涂的材料以后，本以为西欧、中欧以及虽然是东方的、但与西欧交往密切的其他国家（笑声。）的同志会纷纷站起来发言，先是历数执行委员会的罪过，当着代表大会的面指责我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继而宣布：我们可不想跟这个怪物，跟这个陷阱沾任何边。（笑声。）可是，同志们，实际却不是这样，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一群喽罗反倒成了辩论的中心，他们既骂我们可恶透顶，又煞费苦心为自己辩解、开脱。会上有两位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同志发言，他们是该党反对派特别请来的。目的在于声讨执行委员会所犯的罪行。罪行之一，执行委员会是西欧暴动的罪魁祸首；罪行之二，执行委员会大搞独裁，用我们从前的一位朋友列维的话说，执行委员会变成了货真价实的“肃反委员会”。这种指控我一句也没有听到。诺伊曼同志以为他被选民派到莫斯科来是要争论共产主义问题，其实是上当了，而马尔察恩同志称三月发动为“巴枯宁式的”盲动，一口咬定“你们错了”，并以此得意洋洋，其实是徒劳的。事已至此，我们就奉送你们一句家喻户晓的俄国成语：“你们咎由自取。”既然你们不肯批评，那我们就要提出质问。诺伊曼同志和马尔察恩同志在这次国际代表大会上作过发言，他们跟列维一样，说三月发动是巴枯宁式的盲动。现在，我们要问：“既然被卷入这次发动的工人尽管不足50万，但毕竟达到20万——这个数字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那么，这到底是巴枯宁式的盲动还是阶级斗争？至于20万这个数字，让德国代表团同你们去争论吧。我只问。这是不是巴枯宁式的盲动？如果不是，那么，列维宣布将德国党革除教门，当着西欧工人的面践踏执行委员会的威信，把执行委员会说成是一小撮丧失天良的冒险家，而你们为他打掩护，居心何在？问题并不在于列维。那个列维从来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壕战友，他的指责与执行委员会无干，可是你们，同志们，你们是无产者。你们打算继续留在共产党内，所以，我要告诫你们，这件事情不能这样轻率地对待。你们与列维相互帮腔足有一个月之久，你们跟随他到处反对国际，也反对你们自己的党，而现在却跑来表示亲善，对我们讲：“你们在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上错了，参加斗争的工人只有20万。”马尔察恩同志，这怎么行！（掌声。）（马尔察恩同志喊道：“只有10分钟时间，我怎么可能面面俱到。”）马尔察思同志！本来，你应该办的头一件事，就是向大会表示：我们宣布赞成列维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这才是你应该办的头一件事情。（掌声。）马尔察恩同志，你说：“是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自己也说过，那套进攻的理论是胡闹。”这是执行委员会说给浴血奋战的德国工人听的，因为德国工人不是在进攻中，而是在戈尔金格向他们发动进攻，他们奋起保卫自己的阵地时吃了败仗的，那时，称进攻的理论是错误的，乃是我们的责任。马尔察恩同志，在我的面前放着蔡特金同志于4月7日战斗过了一个月以后，在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议案。议案关于进攻是怎样论述的呢？我来谈一下：“德国统一共产党之所以非加紧活动不可，之所以非采取进攻行动不可，这是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内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当时，进攻的条件也是具备的。”同志们，这才是关键所在！马尔察恩同志本来有机会谈到这一点。我暂且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我本人从未赞成过进攻的理论），即：如果说，坚持进攻的立场是罪过，是错误的话，那么，蔡特金同志也有一份。你们责备我们——其实，我们对于进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不批评德国党中央？我们的回答是，应当受批评的还有其他同志。如果说，现在，不仅已经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而且蔡特金同志也都认为进攻策略一般不应成为非采用不可的策略，那么，我们也并不因此而感到欣慰。代表上述一派发言的马尔察恩同志不应当苛求塔尔海默同志和弗勒利希同志，指责他们是进攻理论的“凶神”。这个理论是我们大家通过的。这个问题，等讨论策略问题时，我们还要充分地说明；现在，经过辩论，有一点应该明确，即我们想了解你们如何看待执行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赞成开除列维这一件事。你们的见解如何？列维有一段话说得完全正确？他在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皮克同志说过，我们不就其实质讨论三月发动。问题纯属‘违反纪律’。而我认为：‘问题就在于三月发动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我就应该被开除，如果是错——我及我的许多朋友都认为是错——别人就应该被开除。’”现在，从你们口中再也听不到巴枯宁式的盲动这一提法了，一句也听不到了。这怎么行，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要说个清楚明白！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已经肯定了开除列维这一件事，现在需要人们在这里表明对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是赞成还是谴责。同志们！在讨论总结报告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审议。有很多同志要发言，我请求你们在意大利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在座的有意大利社会党代表。重要的是，这些代表要说出他们的见解，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要听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要通过意大利问题来检验我们所通过的并在去年已着手实施的全部策略是否正确。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讲话中说过，我们的方针是群众方针，但是我们在里窝那也说过，我们所主张的群众性政党并不是不讲条件的。谢德曼的党和英国工党不也是群众性政党吗？我们要的是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因此，那些从前说过执行委员会在里窝那走上宗派道路的同志（有五位同志正是以此为借口而退出德国党中央委员会），今天，在了解了有关塞拉蒂党及其策略，以及该党如何从莫斯科发展到阿姆斯特丹的详尽材科之后，必须说出来，我们对意大利党实行了什么样的宗派政策？他们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屠拉梯一边？第二次代表大会本来为我们指明了创造革命的群众性政党的途径，而如果说我们在里窝那反对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而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哈雷的行动也同样是错误的，（热烈鼓掌。）不然，我们就必须接受希法亭和迪特曼，因为拥护这两个人的群众比拥护塞拉蒂及其一伙的群众更多。同志们！还有一系列根本未涉及到的问题如法共政策问题、巴尔干各国形势问题和巴尔干各国党的问题，有待你们讨论。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有意识地将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讨论与策略问题的讨论分开，以免有人怀疑我们逃避责任或躲避批评。我们想做的，执行委员会已经最大限度地替我们做了。我们与个别党的联系确实很差，但你们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发表意见，要避免笼统，力求具体，逐一说明。赞成也罢，不赞成也罢，反正，执行委员会今后要走的路仍旧是它过去所走的路。这就是，反对国际中一切中派的和半中派的倾向；强化共产党的纪律，使之成为统一的、战斗的党，但也绝不允许策动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以群众性为借口而过早地举行发动。（鼓掌。）对所有这些问题，代表大会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最后，关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再谈几句，该党在我们的辩论中所占的分量太重了，不成比例。这确实是一场精彩的演出。罗兰-霍尔斯特同志曾被一期《共产主义工人报》授予荷兰学派代表头衔，但她谢绝这一称号，甘当这个学派创始人潘涅库克和哥尔特的辩护士。她说：我们是小国，搞不了大革命，我们的同志偶尔写几篇异样的文章，不值得大惊小怪。同志们！我们还可以替他们举出其他原因。他们之中有一位是天文学家，只知道抬头看星星，而对活生生的工人却从来视而不见。另有一位是哲学家兼诗人。（笑声。）所以，当谢顿同志站起来发言，并以荷兰党名义宣读反对荷兰党的声明时，我对他寄予几分同情。而当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也在这里发言，只从自己的宗派问题出发，淋漓尽致地发挥宗派主义幻想力时，人们就不难看出，这些同志受荷兰货的毒害何其深。如果说，我们不得不与许许多多的发言人展开论战，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个荷兰学派，这个学派已形成思潮，只要共产主义运动在哪里兴起，它就在哪里冒头。这场战役就要在这里，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个会场进行。共产国际走去年所选择的道路对与不对，今天，共产国际经一再缓期而终于宣布：“玩笑不能再开了，要荷兰学派还是要共产国际，现在你们必须作出抉择。”对与不对，要弄个水落石出。同志们！你们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将预先决定你们对大会其他各项议题的态度。这个问题如果能圆满解决，其他问题就迎刀而解，因为以往工作中遵循的就是这个方针，所走的道路也就是这条道路。那也就是：联系群众，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热烈鼓掌。）主席克南：明天的会议定于上午11时举行。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或明天晚上或后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或专门委员会会议明天是否举行，待明天下午5时决定。无论如何，辩论明天要继续进行，现在宣布闭会。（会议于午夜12时休会。）
第四次会议（1921年6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第四次会议（1921年6月25日）·拉狄克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表决并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确定各代表团的分类和票数·季诺维也夫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关于麦克斯·赫尔茨被到处终身监禁致德国无产阶级的文告（拉狄克）拉狄克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主席克南：现在由拉狄克同志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拉狄克：同志们！资格审查委员会尚未来得及审查所有的代表证书，因为不是所有的证书都已交来了。到目前为止，审查通过的有表决权的代表证书291份，有发言权的代表证书218份，认可发给外国同志作为来宾列席的请柬约100张。到会代表分别来自48个国家。此外，有国际青年联盟和国际妇女联盟两大世界组织的代表。巴勒斯坦社会党代表和设在波兰的犹太工人总联盟代表只有发言权。近东执行局和远东执行局只有发言权。资格审查委员会还审议了许多需要加以说明的、不属于单纯手续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驳回了保加利亚两个组织关于以享有发言权的代表资格出席大会的申请。这两个组织，一个是所谓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工人党，另一个是自称“共产党左派”的组织。资格审查委员会了解到，上述两个组织的成员很少。所谓共产主义工人党，其前身是一个加入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多年的团体，1910年脱离该党，来到莫斯科指控保加利亚共产党，说它不够激进。但是，这个所谓共产主义工人党却在本党机关报上摘要发表考茨基的著作《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此事虽然无关紧要，但由此我们认定，该党不是左派。现在，该组织的多数人已经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另一个即所谓“共产党左派”的组织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是积极进取的。因而，我们认为，在已经建立起人数众多的共产党的国家里，不宜鼓励分散主义。这个组织表示抗议，说我们不等他们把理由讲完就驳回他们的申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指控保加利亚党的事实作了调查。根据各项材料以及在大会召开之前从各方面所收到的详细报告，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议案，提交调查委员会。该议案是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出决定的依据。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是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之一。其次，关于罗马尼亚党。大家知道，罗马尼亚党并不是共产国际成员。在罗马尼亚党内，有若干从事地下活动的、人数众多的共产主义派别，这些派别渴望加入共产国际，并正在独立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与鼓动。这些派别由一个中心领导，该中心与共产国际保持着接触。在这次大会召开前不久，罗马尼亚党提出要加入共产国际。但是，就在提出申请后不久，该党的领袖和几百名骨干立刻受到罗马尼亚政府的指控。我们收到一位保加利亚同志的报告，他是在罗马尼亚政府提出上述指控后不久来到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同志表示，罗马尼亚党无法派正式代表出席大会。不过，他们仍指望有个别同志会来到莫斯科，果然，地下组织的代表来到了，而且都是党员。于是我们资格审查委员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把少数几位罗马尼亚同志作为党代表承认，会不会有人认为这是越权行为，会不会有人反驳，说我们承认的代表并不代表党，而只代表独立派别。巴尔干各国的同志向我们表示，这种情况实属特殊，那样的结论不能成立。我们就临时承认了罗马尼亚党的代表资格有效，认为这丝毫不侵犯罗马尼亚党的权力。我们是出于声援被关在狱中的我们罗马尼亚同志的动机才这样做的。再就是关于出席大会的拥有发言权的党的问题。这些党虽然尚未加入共产国际，但与共产国际保持接触，如爱斯兰独立党、设在波兰的犹太工人总联盟以及巴勒斯坦社会党。资格审查委员会声明，允许上述组织参加大会并享有发言权，绝不意味着接受它们加入共产国际。大会专门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认为，通过与这些党的接触，弄清这些党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尚有多大距离，以及必须向它们提出哪些新的条件，是自己的职责。我们认为，我们对上述各党的方针应该同我们对德国独立党所采取的方针相一致。鉴于德国独立党继续保持同我们的联系，我们允许该党出席大会并保留它自己的观点。以上是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结论，请求大会予以认可。（齐声赞同。）表决并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主席克南：现在，就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进行讨论。对于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作出的决定，有无反对意见？没有。宣布工作总结报告听取完毕，议案通过。下一个议题是，确定各代表团的票数，由拉狄克同志发言。确定各代表团的分类和票数拉狄克：我们建议大会将各代表团分成五类。自然，我们无法提出分类的一致原则，因为，党员数量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有一些党，其党员数量很少，但由于该国总的形势，它们将逐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分类就不能只考虑现有党员数量。基于这一点，我们把党员数量问题同该国的政治作用问题以及该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途问题三者结合起来。我们提议分五类。第一类有40票，由下列国家组成：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拥有80万名成员的青年联盟，第二类有30票，由英国、美国、波兰、乌克兰、挪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组成。可借，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党还不是大党，但这两个党坚信，由于目前国内的形势，它们不久就要变成大党。考虑到该国运动的重要性，我们将这两个党划入第二类，票数仍为300第三类有20票，由西班牙、芬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瑞士、匈牙利、奥地利、荷兰和比利时组成。到目前为止，比利时党党员数量还很少。大家知道，自扎克莫特派脱离比利时工人党以来，我们有种种理由指望比利时成立优秀的共产党。第四类有10票，由开展工人运动已久的小国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这一类包括阿塞拜疆（其中巴库的大规模工人运动历史已有20年）、格鲁吉亚、立陶宛、爱斯兰、丹麦和卢森堡。波斯和土耳其也属于这一类。第五类有5票，由南非各团体、冰岛，以及墨西哥、亚美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团体及荷属印度小组组成。其运动尚嫌弱小的国家如中国，享有发言权。在中国，工人运动业已兴起，但中国共产党人尚未组织起来，只有工会开展活动。享有发言权的另一类国家是，其运动与其说是政治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不如说是革命运动，如土耳其斯坦、希瓦、布哈拉、蒙古。至于日本，它应该享有表决权。日本工人运动声势浩大。在座的日本同志谦虚地向我们表示，他们只代表在朝鲜团体中的日本工人和在美国的日本工人，因而，没没有资格享有表决权。后来，我们得到消息说，一个全权代表团已经从日本动身，前来参加大会。这个代表团如能参加大会，就当然享有表决权。目前在座的日本代表就只代表个人，所以享有发言权。上述决定是资格审查委员会一致作出的，请予批准。关于表决方式，再简单说几句。我们基本采用去年的表决方式，只作微小修改。我们提出的表决方式，要求各代表团必须对所有重大政治问题进行表决。如果发生明显的意见分歧，就由代表团成员各自投票，万不得已时，必须同主席团进行磋商。有很多同志是因为其立场特殊才被邀请参加大会的。主席团将为他们提供单独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受代表团的影响。但他们不享有表决权。（齐声赞同。）主席克南：拉狄克同志向我们报告了表决方式。鉴于提交全会的这项议案是资格审查委员会一致通过的，而且代表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我们就宣布大会一致赞同这项议案。现在转入大会今天的议题，由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季诺维也夫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季诺维也夫：同志们！我们的共产国际已经成立两年多了。可是，从第二次代表大会起，执行委员会真正作为国际性机构，其实才工作仅仅一年。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期间，我们的领导机构只有几位俄国同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时，曾要求各国党派代表到执行委员会工作，为期一年，但遇到的阻力不小。参加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大概还记得，德国党和其他一些党的代表既不同意由莫斯科指定参加执行委员会工作的代表，也不同意代表长期留在莫斯科工作。他们希望仍和过去一样，干脆把领导工作交给俄国同志。只是由于我们坚决反对和始终坚持我们的要求，并且代表大会也作了相应的决定，才有十几个关系亲近的党派出代表到执行委员会工作。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要说，即使在这一年里，也并不是所有的党都履行了自己对国际所承担的一切义务。某些党只履行了部分任务，以致在建立联系方面就做得很差。在这方面，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最不满意的是执行委员会自己。我们要求第三次代表大会务必建立一个由国际无产阶级代表所组成的真正的执行委员会，一个善于研究当前的问题，能够真正在国际范围内担当起总的政治领导的执行委员会。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全面地讨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有缺点，也有错误，所以，我们十分重视讨论的情况，并将认真听取各国党提出的意见。我们首先要向诸位说明，组织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有时甚至可以说做得很差。不过，同志们，尽管如此，但我们毕竟在当代工人运动发展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国际性领导机关，我认为这是令人高兴的。诸位还记得，在第二国际，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一不是政治领导机关，二不是从事日常实际工作的机关，它虽然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然而，那多半是为了装饰门面。共产国际在成立之初，也不完全是一个国际性领导中心。现在，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近一年来，我们终于有了由10个或12个党的代表所组成、力求以国际的观点指导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的雏形。如果我们一致认定，共产国际今后应当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不怕任何牺牲，并决心指派最得力的人来从事共同工作，那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真正强大的国际领导机关。我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时间，比我们章程所规定的提前了一些。我们所以要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在许多国家，即在当代工人运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国家，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执行委员会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们认为，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同时，我们也主张，每当发生重大问题时，只要有可能，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就应当尽力求助于代表大会，因为我们的一切决定都是由代表大会作出的。鉴于许多国家发生了重大事件，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况且又有可能尽快召开世界代表大会，让大会来寻求解决这些重大课题的办法。首先，我要引用某些统计数字，说明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至今还不到11个月，在此期间，执行委员会共举行过3次会议，讨论了196个问题，其中128个是纯属政治性问题，其余是组织工作方面的。我们同德国的联系保持得最密切，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异乎寻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在执行委员会的议程上，德国问题占21次，意大利问题12次，美国问题12次，英国问题9次，罗马尼亚问题12次，捷克斯洛伐克问题10次，法国问题7次，保加利亚问题7次，远东和近东问题10次，其他国家的名字在执行委员会的议程上有的出现过2次，有的3次，有的4次。我还要指出，你们诸位也几乎都知道，除执行委员会外，我们还有小执行局，是最近由七位同志组成的，它开会的次数比执行委员会约多一倍。在这一年里，各国有不少的同志来我国访问。在这方面，今年的情况大大好于去年。到俄国旅行的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了，许多党充分利用了这种条件。一年来，我们工作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不言而喻，政治工作的内容已由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好了。归纳起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是什么呢？当时我们就说过，第二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因为所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仅仅是一次由少数团体参加的会议。所科，第二次代表大会才称得上是成立大会。它制定了共产国际章程，通过了关于党的作用的重要决议，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共产国际的策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行动方针是什么呢？我们曾不得不在大会上坚持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不得不反对我们的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部分同志，因为他们以左倾反对派自居。例如，大家还记得关于英国同志参加工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两天。我们的英国同志几乎一致反对参加工党，认为参加工党就是机会主义的行为。我们的美国同志，已故里德及其朋友们，支持英国同志们的这一立场。我们反对这种观点。我们认为，在英国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发展异常迅速，而共产党的影响扩大得异常缓慢的国家里，任何拥有千百万无产者的群众性组织我们都必须参加，必须在其内部形成自己的组织，建立支部，从而取得优势。因此，我们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向各国年轻的共产主义组织发出了参加诸如英国工党和工会这一类组织的明确指示。我们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在这些组织里形成自己的组织，应该在工会内部反对工会官僚，反对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你们应该对这些组织施加共产主义的影响。”此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议会体制问题上我们也同我们的左翼进行了斗争。你们都记得博尔迪加同志吧，现在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共产国际是我们的一位优秀同志。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位最忠诚的革命家。可是，你们记得，正是在这个大厅里，博尔迪加同志及其追随者曾向我们宣战，掀起一场反对议会制的原则斗争。支持他们的，有瑞士和比利时的许多同志。我们不赞成他们的这种观点。我们在大会上通过决议，强调共产党人无权拒绝革命的议会制。我们在议会制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与我们在加入工党或工会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以上是代表大会给各国共产党的一项指示。第二项指示便是著名的二十一条。这项指示对我们一年来的工作具有更大的意义，它是针对机会主义、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的。说到我们的左翼，其中没有一个是敌对分子，他们都是朋友，但怀有某种宗派情绪，对具体的革命前提也不甚了解；至于右翼，那是一群死心踏地的敌对分子。你们记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欧美各国，把加入共产国际普遍视为一种时髦。当时，每一个多少狡猾一点的中派分子都想加入共产国际。希尔奎特党就曾派过代表团专程从美国到这里。这个党的路线同德国右翼独立社会党或谢德曼的党的纲领大体一致。代表团对我们那种不十分热情的接待表示惊讶。你们记得，如今已非正式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在这里曾经要求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国际。其次，你们记得，意大利改良主义者，包括现在公然破坏无产阶级斗争的达拉贡纳，也跑到这里来，表示他们加入共产国际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当时俄国是一个被封锁而与世隔绝的国家，对外界了解不多，联系不广，消息闭塞。不然，我们何至于跟达拉贡纳这一群老爷推诚相见。可是，那时我们是何等的幼稚。当时，数以万计的彼得堡优秀无产者欢天喜地，将这些老爷高高举起，沿着彼得堡的革命大街行进。每当我想起此情此景，就感到内疚，觉得惭愧。我们确实把他们当成亲如手足的兄弟了。但是，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情况大体清楚了。大家知道，代表大会强烈谴责了右派。这群右派是地地道道的敌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狡猾的家伙为了达到混进共产国际并在内部进行破坏的目的，甘愿忍受一切。二十一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代表大会的上述指示确定了我们的全部活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德国出现的情况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只有斯巴达克联盟，这个组织虽然有光荣的历史，但还不是一个群众性政党。此外，德国还有一个独立社会党及其左翼。代表大会向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争取使优秀分于即真正的共产主义分子脱离社会党，进而把他们同斯巴达克联盟联合起来。关于其他国家，代表大会也提出了同样的任务。同志们！经过一年工作之后，我们现在简短地回顾一下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扪心自问；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究竟谁正确？是我们的左翼朋友们，还是我们的右派敌人？就拿英国共产党人加入工党问题来说吧。诸位知道，是工党自己根据韩德逊和麦克唐纳的倡议，决定不接受我们的同志加入该党。我想，这是最好的证明，证明不是英国同志而是我们正确，这些英国同志担心加入工党会丧失自己的共产主义纯洁性。机会主义者立即感觉到这种危险性，立即指出，如果共产党人在工党内部形成自己的组织，并没法在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那么，这对机会主义者将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塞拉蒂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左翼一边的。关于他，我们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他断言：工党是入不得的。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请看共产国际的不合逻辑的行为。在意大利，它要求开除屠拉梯，而在英国，却极力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工党。然而，塞拉蒂并不是年幼无知的孩于，他不会不懂得这里存在着微小差别。他是有意把意大利工人引入歧途。我认为，我们的英国朋友现在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他们而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代表大会说过；你们不仅不要退出工党，相反，应该加入工党，以便在其内部进行共产主义的斗争并痛斥叛徒领袖。（掌声。）在议会制问题上，我们还不能夸口这一年有什么显著的成就。这一点我们得承认。在凡是发生分裂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议会党团分子都是一些最动摇、最温和、最不中用的分子。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士，凡是在这一年发生分裂的地方，都是如此。还有一点。如果你们问我：在这一年里，二十一条中的哪一条执行得最差？那我就得说：“要求议会党团无条件地服从全党，实行真正革命的议会工作这一条执行得最差。”［注：译本中无回引号，据上下文判断，补在此处。——校者］同志们，我认为，尽管这一年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理想，但是在座的每一位都清楚，即便在这个问题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所坚持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尽管取得的成就有限，但正因为取得了有限的成就，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才更加密切了。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就，我们要争取使第三次代表大会为我们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而尽一切努力。同志们！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执行委员会的嘱托和交办的任务是什么呢？第一是促使英国和美国的同志接近群众，促使他们对群众运动不要袖手旁观，而要主动参加，更不要变成宗派，因为在这两个国家里，虽然共产主义力量还薄弱，但存在着广泛的工人运动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第二是要求执行委员会在那些加入第三国际成为时髦的国家里大力揭露中派集团中诡计多端的外交家，把那些仍然跟着他们走的优秀分子争取过来，进而使他们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这是异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交办的任务。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些任务我们完成得如何。从时间顺序上说，德国独立党哈雷代表大会是去年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对共产国际来说，政治上的关键问题与其说是德国问题，不如说是意大利问题，因为我们这一年遇到的最大困难，以及共产国际面临某种危机的最初征兆，都同意大利问题有关。因此，我要详细地讲讲意大利问题。我已经说过，当意大利代表团来莫斯科时，我们还没有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我们甚至不知道来的竟是改良主义者。我们对塞拉蒂和同他一起来的人是完全信任的。在我们心目中，尽管这些人的认识还很模糊，但他们毕竟真心诚意地追求无产阶级革命。可是以后的情况使我们大失所望。刚好在前几天，出版了德文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只可惜出版太晚了。我相信，今后技术部门的工作效率将会提高，能在一个月内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印出来。德国同志们至少能读一读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凡是看到会议记录并了解塞拉蒂和意大利同志们的立场的人，都应当思考一个问题：能够指望塞拉蒂成为我们的同壕战友吗？会议记录附有每个发言者发言次数的统计表。塞拉蒂在民族问题、土地问题、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这四个原则问题上发了四次言。显然，这四个问题是共产国际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塞拉蒂都声明，他投反对票或干脆不参加投票。他还有附带讲笑话的习惯，但是他的所有主张实际上都是反对代表大会的。当时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误会造成的，因而力争使他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证明，我们原先的推测是错误的。我们本应出版一本关于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国际相互关系问题的专著。其中主要收录塞拉蒂写的文章、声明和决议。很可惜，今天我们不得不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作这个问题的报告，不过，为使他们出席代表大会，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在三个半月以前，我们向他们发出了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要求他们按时出席。在两星期前意大利第一批代表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又给他们发了电报，再次邀请他们出席代表大会。尽管从6月1日以后，即从正式规定的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以后，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各国近千名代表已抵达，但意大利党的成员至今未来。这表明意大利的同志们不愿意来这里。因此，我不得不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开始讨论意大利问题。①①应该指出，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以后，意大利的同志们才到会。——编者注塞拉蒂回国后，在《前进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企图诋毁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我不得不作大量引证，请同志们耐心地听一下。我个人认为，意大利问题在执行委员会过去一年的政治活动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请看塞拉蒂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里所写的：1．“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下列情况下召开的：大多数代表来俄国时，他们国内还不知道二十一条，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代表只带有一般的和个人的性质。”塞拉蒂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的第一个谎言。他接着说：2．“各种不同的问题没有在各党事先进行讨论，因此，一些重要问题各国代表完全不知道。”我应该告诉诸位，如果把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比较一下，我的结论是，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比第三次代表大会周密得多。在开会前的几个星期就拟定了提纲，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我们和独立社会党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塞拉蒂的第二句话是他的第二个谎言。3．“代表大会的东道国一来远离各个开展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二来交通不便，遭受长期封锁；代表大会几乎完全不受有权参加大会讨论的工人们的监督和能够立即将讨论情况公之于众的报刊监督。所有这一切使这个大会变成一次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的秘密会议。"这是塞拉蒂在代表大会闭幕几天之后，同意把他选入主席团之后写的。什么不受工人监督啦，什么不受报刊监督啦，总之一句话，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密谋。4．代表大会各成员之间互不了解（这倒是实话，至少我们没有把塞拉蒂这个人看透），代表对于有关运动、对于有关某一代表所代表的现有力量及其在国际政治中所能起的影响都缺乏了解。”当然，塞拉蒂的这种论断也是与实际不相符的。5．“代表大会是在伟大革命政府的保护下举行的（难道连这一点塞拉蒂也不喜欢吗？），当时，这个伟大革命政府的战斗力量正同反动派作斗争，因而，共产主义政府像现在一样不得不实行防御性进攻政策去反对国际资本。”看，塞拉蒂的卑劣的暗示终于显露出来了。他在谈论第五点时还写道：“……这项政策有利于苏维埃共和国，无疑也大大有助于全体无产阶级，但它不见得适合某个还处于本国革命酝酿阶段即紧急时期的国家的策略需要。”我想请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特别注意塞拉蒂的第五点，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左翼更有高见，这些左翼现在正利用赫尔曼·哥尔特的笔来达到这个目的。6．“代表们之间极不协调，而且不协调的程度在任何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上都是没有过的。这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和引起动摇的主要原因。”莫名其妙。说匡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各成员之间“极不协调”，这种说法我全然不理解。我想他的意思跟希法亭在嘲笑希瓦教士时表达的意思一样，也就是：你们算哪一号共产党人！7．“按国家分配票数时，不考虑各国党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实际作用，而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待所代表的国家的作用。例如，尽管法国的代表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政党或工会联合会的少数派代表，但法国所得到的票数却与意大利得到的票数相等。”请看，塞拉蒂为诋毁第二次代表大会，无所不用其极。8．“代表大会东道国远离各有关国家，加之联系上的困难，这对宣传大会的各项决议，与大会准备时期相比，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在代表大会闭幕两个月以后，一些党还没有得到大会的消息，而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正式文件，在大会闭幕后的一个多月才公布……”等等。总之，你们看到，塞拉蒂在代表大会闭幕后的两个星期，即1920年9月，就竭力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心目中贬低大会的意义。妄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代表大会不是共产主义的和国际性的大会。很遗憾，当时我们自己也缺乏先见之明，还以为塞拉蒂是一个拥护共产国际的人。迫于意大利当时的形势，塞拉蒂不得不“强颜欢笑”。所以，关于二十一条，他宣称，并且也只能宣称，他是赞成的。就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我们接受以如此强硬的方式向各国社会党人提出的二十一条，但我们也提出以下两条：“第一，不能向那些在大战中沾染上普遍的民族主义狂热而极其卑劣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分子作过多的让步，这些分子为了明天能再次背叛我们，今天像过去一样，满口答应顺从莫斯科所规定的严格的纪律。在无产阶级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巴甫洛夫式的人物何其多，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一个人过去的道德表现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毕竟存在着判断某些蜕化者不道德行为的某种政治标准，而无产阶级为避免在自己的队伍里出现背叛行为，必须严格遵循这个政治标准。“第二，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国党应有权对自身的队伍单独进行必要的清洗，但在清洗时不应损害无产阶级运动的团结和莫斯科深信的即将到来的革命本身……”总之，塞拉蒂在披上了革命家的外衣以后，就首先提出对付右派的严厉措施，这是专门针对法国同志的。显然，塞拉蒂一贯把他们视为眼中钉。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企图在意大利工人心目中扮演一个正统派的角色，要求严厉对付右派。首先向他们提出了第22条。他宣称，虽然为反对法国共济会会员而通过了第22条，但季诺维也夫把这一条束之高阁，再也不提了。塞拉蒂在意大利提出这样的指责不是说着玩的。法国共济会会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意大利的同志们确实是提出过一项建议。当然我们认为接受这项建议是必要的，但我们补充了一句，共产国际不能予以印发。显然，塞拉蒂在意大利工人面前郑重其事地把一切说成是我在袒护共济会会员，而大多数人是投票赞成意大利的建议的。塞拉蒂提出的第2条，其含意模糊不清，他说，“应该进行清洗，但这样做不应使无产阶级运动的团结受到损害”。后来他又变了一种说法：“应当清洗，但要同自治权联系起来”，就是说，由各国党单独进行清洗。后来，意大利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决议草案，一个是由特拉奇尼同志提出的，另一个是由塞拉蒂的朋友、巴拉托诺同志提出的。特拉奇尼同志要求无条件地承认二十一条，巴拉托诺也是持同样的主张，但要求党自己解释这些条文。在中央委员会表决时，特拉奇尼获得了多数票，而塞拉蒂失败了。于是，他吓唬同志们，说要辞去《前进报》编辑的职务，可是那些本应欢迎塞拉蒂辞职的人却把他挽留下来。现在，我们的这些同志已经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也就不再去碰这个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了。不管怎样，以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为条件让塞拉蒂留任编辑职务是他们的一个失算。塞拉蒂保留了对庞大而有影响的、印数达20万份的机关报《前进报》的领导权，他可以为所欲为，但唯独不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他百般攻击执行委员会，进而不惜对执行委员会委员进行谩骂。下面我来讲讲要害问题。后来，在雷焦—艾米利亚召开了改良主义者代表大会。他们在那里组成了“集中派"，形成一个组织。屠拉梯和达拉贡纳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很有头脑，懂得不能向意大利工人明说：“我们反对共产国际。”所以他们在决议里宣称：“如何评价当前历史时期出现的观点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党内分裂的原因。在一个党内存在几个社会主义派别，历来如此。这种情况在过去没有阻碍党的强大发展，今后也不会阻碍共同的亲密工作。党内各个部分越是互相重视，越是重视对每一个问题自由发表意见的共同意志，它们在发展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中越是遵守严格的纪律，这种共同的亲密工作就越富有成果。”改良主义者的这种外交手腕可谓登峰造极。屠拉梯、特雷维斯和达拉贡纳长于此道。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一流的部长。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通过了以下决议：“集中派确认党加入第三国际以及对二十一条的一致的解释，这二十一条在运用时必须适合各国的国情。集中派坚决声明，必须把所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集团以及共济会会员从国际的队伍里清除出去。”他们重复塞拉蒂告诉他们的话。他们接受二十一条，但要适合于各国的特点，他们拥护统一的党，但反对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所说的工团主义者和共济会会员，其实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这些话等于白说。当然，集中派的决议不能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决议中说：“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屠拉梯和达拉贡纳居然扮演起马克思主义阐述者的角色！）不是纲领所必需的要求，而只是权宜之计。它的必要性是由特殊条件决定的。”听，他们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真是狡猾。当然，专政不是永远需要而只是在一定时期内需要。但在他们看来，专政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因而他们断言：“如果像极端分子所追求的那样。在意大利趁经济必然衰落的时期，实行暴力和破坏形式的革命，并仿效俄国，立即建立苏维埃制度，而又得不到变革条件比较成熟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积极支持，那么，这场革命会立刻导致一场灾难。”改良主义者先生们的学说就是这样。他们不欢迎意大利革命采取暴力和破坏的形式，他们不欢迎仿效俄国立印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过，我们倒欢迎按照意大利方式建立苏维埃政权。（笑声。）这个简短的声明是与冗长的共济会的决议一脉相承的。这就是雷焦-艾米利驱改良主义者集团的信条。仔细端详，它的真面目就是这样。我们应当采取行动开除它。争论的焦点就是这个集团，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革命，反对“俄国式”的苏维埃制度。尽管如此，但塞拉蒂竟然表示意大利没有改良主义者，表示赞成将他们开除，表示他比我们更严厉，只是不知道谁是改良主义者……。可怜的塞拉蒂，他还不知道谁是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呢！……你们还记得，在列宁同志给塞拉蒂写公开信并自然提出开除改良主义者的要求之后，塞拉蒂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意大利共产党人致列宁同志的复信》。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难道能容忍改良主义者留在党的队伍里吗？请允许我反问一句：‘什么叫作改良主义者？’如果改良主义者的定义像您信里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热衷于阶级合作、甘愿同资产阶级一起作威作福、从事反革命活动，并随时可能堕落成为意大利的谢德曼和诺斯克的人，那么，您是正确的，我和您一样，赞成开除他们。”请看，塞拉蒂企图证明屠拉梯、特雷维斯等不是改良主义者。他说：“正是这些人，受贵国政府委托，由你们派驻意大利的代表之一沃多沃佐夫同志出面，在两个月前曾建议他们以议会党团名义向焦利蒂施加压力，以取得某些让步。”这就是塞拉蒂的手法。你同他谈原则问题，他就恶语中伤，散布谎言，这种谎言同他供给《每日公报》用的各种谣言没有两样。至于他本人是拥护还是反对改良主义者，对这个问题他却不作明确的答复。接着，塞拉蒂在10月24日《前进报》的一篇文章里提出：“我们怎么办？有两条非常明确的道路：或者是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权，或者是进行革命。为谁夺取政权？怎样取得政权和为什么夺取政权？在目前混乱的情况下转移政权，其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把它的责任转嫁到社会党身上。”这是塞拉蒂在1920年10月写的文章。应该怎样理解呢？这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所说的“在我们能够夺取政权的地方我们也不敢夺取政权，因为我们不能承担由战争引起的经济混乱的责任”一模一样。结论是：应当等待经济条件的改善，等待资本主义由于我们而再次得到巩固，到那时再进行革命。到目前为止，只有考茨基发表过这种高论。他的观点是：先提高生产力，然后再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否则，这将是消费的社会主义。塞拉蒂这位“共产党人”在1920年10月完全公开赞成这个观点。同志们，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比其他所有国家更接近无产阶级革命。塞拉蒂也只好同意这一点。但是，如果说，历史上有过一个党错过有利时机，从而给运动带来了直接的危害这样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就是意大利。这个党怎么可以这样错过时机，简直不可想象。一年以前，意大利工人阶级斗志昂扬，并且比任何地方都组织得好，资产阶级被压了下去，军队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倒向我们一边。后来，又有光辉的九月运动，意大利工人占领了工厂，创造了新的斗争形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已完全瓦解。焦利蒂本人供认，在9月里他束手无策。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9月份不派军队把占领者从工厂赶出去。他回答说：“我无能为力，起先我只能采用顺势疗法，只有在这以后才可动用外科手术。”由于塞拉蒂及其喽罗们的间接帮助，焦利蒂起初运用顺势疗法镇压了运动，而现在又转向外科手术了。法西斯分子是动用外科手术的行家里手。他们正在卖力地拿意大利工人阶级开刀。意大利社会党和塞拉蒂错过了时机，从而在客观上把工人阶级出卖给了资产阶级。给了资产阶级整整一年的时间去恢复元气，让它组织起来并由顺势疗法转向外科手术，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则被弄得四分五裂，挺不起腰来。后来，在里窝那举行了代表大会。大家知道，执行委员会打算派我和布哈林去那里，但没有去成，因为意大利党，其中包括塞垃蒂，未尽一点力使我们成行。所以，我们不得不另行组织代表，派保加利亚的卡巴克切也夫同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同志做我们的代表。关于这两位同志的发言，在各国的报刊上出现了种种无稽之谈。其罪魁祸首就是塞拉蒂。这是他惯用的伎俩。有一些同志认为，如果卡巴克切也夫同志和拉科西同志的态度灵活些和巧妙些，那么里窝那的局面就会改现。卡巴克切也夫被说成是一个蛮横的独裁者。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纯属捏造。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修养很深而且头脑非常冷静的人，绝对没有塞拉蒂所强加于他的那种狂热；多年来，他一直是保加利亚党的理论家，不愧是一位好同志。让参加过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同志们说说那个大会的场面吧。代表大会简直变成了马戏团的演出。就在卡巴克切也夫发表讲话时，会场上有人连喊带叫，并且高呼“教皇万岁！”；接着放出许多鸽子，演出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沙文主义闹剧。尽管如此，但他们竟然嫁祸于卡巴克切也夫同志，说他是罪魁祸首。在座的各位现在知道了他们在9月和10月的言行，现在，恐怕再也没有人怀疑了。我指的不是卡巴克切也夫同志的讲话，而是意人利党，至少是它的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正在蜕变为典型的社会民主党。这就是意大利的现实。领袖们在一系列情况的压力下向后退缩，变成地地道道的社会民主党人。老实说，当初，右翼独立社会党人在哈雷代表大会上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可比塞拉蒂及其一伙礼貌得多。在我们的这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塞拉蒂及其一伙提出议案，主张把意大利党称作社会主义共产党，并表示同意接受二十一条，但要保留行动自由。关于分裂问题，议案只字未提。屠拉梯是唯一发表原则性讲话的人，受到了热烈欢呼。实际上，他真正称得上是党的精神领袖。他公开声明：反对暴力，主张一切都用和平方式解决。既然如此，又怎能把党内分裂的罪责完全归于执行委员会呢？再说，难道执行委员会还能有别的选择吗？这是共产国际同改良主义分子的第一次冲突，也是两种力量的第一次较量。如果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让步，那它现在（我坦率地说）就不能存在，即使存在，也不会有任何道义力量和政治力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意味着共产国际向屠拉梯和其他改良主义分子屈膝投降，共产国际也不复存在，即使存在，甚至有几个大党加入其中，那也是名存实亡。这是第一次较量，因而我们坚决主张，共产国际必须自豪地宣布：“在那历史关头，它没有动摇，它毫不含糊地亮明态度：宁愿暂时失去很大一部分意大利工人，也绝不后退一步；我们毫不怀疑，他们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的。后退一步，共产国际就将灭亡。”这是共产国际的纯洁性问题，是共产主义的原则问题。我们感到十分痛心的是，一些领导人，如几位功绩卓著的德国同志，当时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不过，共产国际作为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很快就领悟到，归根结底，这是一厢情愿，我们应该把共产主义原则坚持到底。塞拉蒂一计不成，．又出一计。起先他寸步不让，要求不向共济会会员作任何让步。这一回，他一改过去的腔调，提出了权利平等的理论，说意大利和法国应享有平等权利。他质问我们：为什么对法国同志作的让步要比意大利多？我还得重新谈谈法国党。我们的职责是，根据各该国的具体条件，该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情况和成熟的程度等等来对待每一个党。我们不能用同一尺度去衡量法国党、美国党、意大利党、拉脱维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国际性恰恰在于，我们是依照具体的条件看待每一个党，并由此确定我们对它的态度。我们对待法国党的态度非同一般。不能因为法国党是一个落后的党，因而对待意大利党也像对待法国党一样，从而阻碍意大利党的发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能这样做，也不能这样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不是国际主义。塞拉蒂指名道姓地对我们进行卑劣的攻击。例如，他在12月24日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引证他的原话）：“如果认为继续争论阿姆斯特丹问题仍然合适，那我们就要问问季诺维也夫：为什么原来如此激烈地反对机会主义者的俄国政府，倒付给了——这是全欧洲都知道的——《每日公报》高达7.2万英磅的津贴？须知，这家报纸支持英国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策。并且，为什么共国产际非要共产党人加入属于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的工党不可？”同志们！仅仅这一段引文就足以使每一个具有真正革命精神的同志明了，在共产国际大会上发表议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塞拉蒂宣称，契切林及其政府之所以付给《每日公报》7.2万英磅，是因为劳合－乔治最先提出一项主张，而这项主张后来成为加米涅夫同志被驱逐出英国的理由。塞拉蒂简直是在告密。俄国政府不得不同形形色色的人物谈判，这一点共产国际也很了解。这完全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还很弱。然而，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谈判这件事，同应该不应该把屠拉梯和其他改良主义者清除出党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说过，塞拉蒂特别恨法国人。他在1921年1月《前进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其他见解》的文章，他写道：“在法国昨天还拥护‘祖国’和‘神圣同盟’的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全部转到共产国际一边来了。”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又说，有55名议员转到共产党一边了。这个说法完全不对。社会党党团共有67名议员，其中12或13名转到共产党一边，其余55名仍留在龙格即留在塞拉蒂的朋友那里。塞拉蒂利用他在《前进报》的地位无中生有，欺骗意大利工人。他说有55名议员转到我们这一边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糟了。但这是塞拉蒂的厚颜无耻的谎言。关于德国党，他也是谎话连篇。塞拉蒂说：“造成德国独立党分裂，主要是民族原因，而不是国际理论和实践的原因。”正像他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这样，党的一半成员分裂出来并转到共产主义一边，是出于民族原因。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是纯粹的沙文主义。他要意大利工人相信，德国同志加入共产国际并不是出于无产阶级的动机，而是出于民族动机。这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诽谤。塞拉蒂用这种手法来反对执行委员会，反对我们国际的最大支部。我们就以他1921年1月1日写的文章为例，请允许我给同志们读一段：“至于提供消息的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莫斯科往每一个国家派代表，这些代表是从俄国同志中和执行委员会内为俄国同志所熟知的人中挑选的。这些代表是否具备为完成此类使命所必需的各种品质和能否妥当地完成任务，这是执行委员会一手包办的事。执行委员会就从这些‘灰色的红衣主教’那里获得消息，而这些消息是‘消息提供者’所在国家党的领袖所完全不知道或者可能完全不知道的。这样的消息是不受任何政治监督的。”同志们！我已经指出过，塞拉蒂是列维的前辈。塞拉蒂发明了“灰色的红衣主教”这个外号，而列维则发明了“土尔克斯坦人”（塔什干人）这个用语。同志们！我本可以再引几段，但是，第一，关于意大利问题的书你们手边都有；第二，我所引用的已足够了。我只想给诸位谈一谈里窝那代表大会在我们的同志退出以后所通过的彭梯沃利奥决议。这个决议写道：“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问题又一次进行了讨论，对该党据以加入第三国际并完全接受第三国际斗争方法的各项决定再次予以确认。代表大会抗议执行委员会代表所作的因在评价地方性和偶然性问题上有分歧而把党开除的声明，这种分歧本来是能够而且应当通过友好的解释和兄弟般的协议而得到解决的。代表大会重申坚决拥护第三国际，决定把争端提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并保证接受和服从大会的决议。”同志们！从形式上讲，塞拉蒂的党通过这个决议是在共产党人退出大会之后。现在，它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并预先声明服从代表决议。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一致通过了。以后的情况怎样呢？几个月已经过去了，可是塞拉蒂没有表现出服从大会决议的任何愿望。他施展各种诡计，使得党在这里没有一个代表。同志们，请你们哪一位，不论是法国议会或别国议会的议员，帮我找一个恰当的议会用语来形容这种行为吧！他们一方面决定，在共产党人退出之后他们要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另一方面，当这个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们却又不派代表参加。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他们并不想服从大会决议。在大会决议通过以后，塞拉蒂就明白表示：“（执行委员会的）声明很可能是在里窝那写成的，但是第三国际永远不会放弃这些声明。列维在这里对我说过，在德国对他也相当不客气。其实。第三国际接受具有民族情绪和支持卡普-吕特维茨冒险行为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为同情党，就足以说明问题。”请看，这就是《前进报》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偏偏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发表。你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所有这一切。这是问题的表面情况。但是，同志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自里窝那代表大会以来，这个党是继续倒退的。举几个事例。5月11日，《前进报》刊登一篇题为《国际团结》的文章，文章充满了振奋精神和国际主义情感。这种精神和情感从何而来呢？原来，有个组织给工会寄来5万里拉。这确实是一件可能具有国际意义的事实。但是，寄这笔款子的是个什么组织呢？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于是引出了这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其中写道：“用下列言词向我们表示团结和同情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盟，在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要求方面和我们的意见不完全一致。它的许多领袖同我们的政治理论是格格不入的。现在不是同某些人进行论战的时机，不然，我们就可以对好多人提出指责，指责他们在大战时期同一些人打得火热，而这些人目前无论在我国或别国都是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最顽固的拥护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将不低估这篇感人肺腑的国际贺词的意义。“不管领导阿姆斯特丹书记处的这些人叫什么，毫无疑问，团结在它的旗帜下的千百万国际无产阶级，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有着共同利益。我们也一样。同样，毫无疑问，任何发自内心的真诚国际团结的话语，都有助于全世界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胜利了的俄国工人阶级援助别国工人阶级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形形色色的庸人，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以及所有的中派分子总是围绕莫斯科的金钱而大作其文章。然而，无论怎么说．那毕竟是俄国的金钱。而今，他们接受的5万里拉则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寄来的钱，该工会国际通过国际联盟劳动局主席托马先生同国际联盟勾结在一起。他们接受这笔钱并把这件事写出来既不感到害臊，也不觉得可耻。塞拉蒂不觉得他沾污了自己的双手。他接过这伙叛徒的钱，也不觉得这是烧红的煤块，会烫伤他的手。他还居然说什么国际团结。你们看，这群活死人跑得还挺欢呢。一个对共产国际说来已经死亡了的人，很快就达到了他的终点。我手边有一本小册子，叫作《意大利社会党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它出自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手笔。这本小册子比列维的小册子叫卖得还响，其中收录的都是塞拉蒂曾经带到我国来的和被我们热情接待过的那些人的言论、文章和讲话。这些先生们煞费苦心，既写了真实情况，但也捏造了不少，为的是证明在工人阶级掌权的地方情况是多么糟糕。同志们！我还想谈谈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就以选举为例。在保尔·列维主编的、有几位德国统一共产党党员参加编辑的《苏维埃》杂志里，我读了库尔特·盖尔同志写的一篇论意大利选举的文章。盖尔说，在这次选举中，塞拉蒂的党获得140万张选票，共产党才获得近40万张选票；于是他断言，选举似乎表明：群众是拥护塞拉蒂的，而共产国际遭到明显的失败。盖尔接着宣称，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失败不仅是共产主义的惨败，而且也是季诺维也夫的惨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惨败。一个年轻的政党获得40万张选票，可以说是失败。不过，谢德曼是在他本人及其一伙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后才获得100万张选票的，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谢德曼获得100万张选票而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因此，说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失败，这又从何说起呢？总之，工人和许多小资产者继续投这些人的票。那么，失败指什么而言呢？我这里有一篇4月12日《人民报》刊登的契查列·亚历山德里的文章。他是意大利议员，其观点很接近塞拉蒂。他写了选举的情况，我只引这篇文章的数字：“新的社会党党团共有123名议员，其中有3名代表被囚禁在牢房里，是为表示抗议而特意选举出来的，他们不属于社会党。这样，就剩下120名议员，其中48名是右派，42名是左派，30名属于中派。”所以，塞拉蒂的朋友契查列·亚历山德里说，新的党团共有120名议员，其中48名右派，42名左派，30名中派。同志们，你们应当仔细地想想，契查列·亚历山德里所说“右派”对意大利来说，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谢德曼-诺斯克之流的人物。这里说的左派，是指拉查理、马菲和那些又想来这里又不想来这里的人。拉查理在大战时期曾是一个像伯恩施坦那样的狂热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左派，杜果尼先生则是右派。昨天有人给我看过一份报纸，报道在曼都耶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的消息，杜果尼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提出了以下决议：“代表大会讨论了由于最近的一些事件所造成的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方面的状况，反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采用任何形式的暴力”……（笑声。）总之，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塞拉蒂的朋友提出一概反对任何暴力的决议。好一个“中立”的立场。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暴力还是无产阶级的暴力，一概反对。这就是他的观点。我再引证一段话。在选举期间，屠拉梯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告化学工人书》，这份呼吁书转载在法国《工人生活报》上。屠拉梯在呼吁书中写道：“兄弟们！不要绝望，不要灰心，不要惧怕！我敢保证，暴力不会给暴徒带来任何好处，别看眼前狂风呼啸，狂风过后，你们就又会强过你们的敌人。不要受敌人的挑拨，不要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要忍气吞声，要发善心，要宽宏大量，要清清白白。一千年来你们都是这样的，现在你们仍要这样。要宽容，要怜悯。对欺侮者不怀恨在心。你们越少报复，你们的功德就越大。对你们采取可耻的恐怖手段的人，事后会不寒而栗。今天，战争还在继续，它的罪恶的魔爪尚未被斩断，虽然停火已经指日可待了。你们是意大利的农民，你们是和平与劳动的象征，因此才有人反对你们。但是你们必然胜利。未来属于你们。”弗罗萨尔同志引了这个呼吁书里的一段话，写了一句中肯的评语：“很明显，这是纯粹的改良主义者。”确实，这是对上述引文所能作出的最中肯的评语。原来，他们的胜利是靠这类选举书取得的，塞拉蒂的党在1921年是靠这种手段发展起来的。同志们，既然如此，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一致的决定，确实不难。塞拉蒂的党开始四分五裂了。巴拉托诺要求至少要把那些违反党的纪律比较严重的人开除出党。塞拉蒂立即反对。巴拉托诺试图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塞拉蒂也加以阻挠。尽管如此，但巴拉托诺在选举以后仍然发表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你塞拉蒂和你的朋友确信党必须向右转，那你应该找机会召开代表大会，建议党改变自己的政策。”当然，塞拉蒂和往常一样，只是用笑话和谣言来回答。他对巴拉托诺起了某种疑心，于是直接了当地宣布：“不错，选举的结果向我们证明，我们应该把党引向右转。这不是我们的发明，也不是屠拉梯的杜撰，而是历史的必然。现在，列宁本人也坚持右的方针。”这种论据，你们在列维主编的并不光彩的《苏维埃》杂志里也可以找到。最近，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如今，布尔什维克干什么呢？他们正在向农民和工人作让步，以求保持同群众的联系。”“其实，我在德国向列维提出的也是这样的主张。俄国是一个工人阶级掌权、工人和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为了维护专政，党正在向群众作让步，也应该作让步。但是在德国就常常忽视这么一件‘小事’，即德国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人阶级专政，所以，在这方面作让步就要另当别论。塞拉蒂不是幼童，自然能理解这一点并理解得很透。”同志们！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能建空中楼阁。要使工人真正站到我们方面来，这不是一日之功。我们应该着手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说，塞拉蒂是不足道的，工人才是一切。我们应当以本届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意大利工人发出热情的号召。为把他们争取过来，我们应当有耐心。我们要向全世界揭露塞拉蒂，揭露越快，也就能越快地达到这一目的。（热烈赞同。）我认为意大利的例子对国际的整个状况，对总的政治局势都具有基本的意义。我已经说过，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在意大利，五金工人就掀起了一场了不起的运动，占领了一些工厂。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在许多地方，工人坚持了两周。他们着手组织了红军。这时。劳动同盟插手了，它从背后袭击工人并出卖了这场运动。接着，塞拉蒂出来了，他在给列宁的复信里说，这场运动根本不是革命运动，而不过是工会运动。“占领工厂，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有了革命性质的运动。这毋宁说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工会运动，除发生一次小小冲突之外，这个运动完全是和平地进行的。”这些话是刻在塞拉蒂额头上的犹大印记。谁都清楚，这个运动不是和平的工会运动，而是真正革命斗争的开始。在塞拉蒂领导下，社会党千方百计压制这场斗争，竭力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控制。资产阶级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这样的例子我们不应该忘记。不能轻率地发动进攻，但也不能放过可以转入进攻的机会。由于错过机会，意大利运动倒退了许多年。现在，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痛苦和牺牲要比过去严重得多，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们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是这些领袖们在运动期间起了阻碍作用。这一点，对意大利党，对我们处理内部关系来说，都是个教训。这个教训使人们想起一句谚语：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不是所有自认为是金子的人都是真正共产主义的金子。同志们！今后我们不应盲目地信任。像塞拉蒂那样的背叛行径，我们见到的何止一端。我们在对一个党表示信任之前，应该考验它十次。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反对这样做的。从上述例子我们看得很清楚，主要的敌人不在别处，就在右边。（赞同。）在意大利，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例子，即坚持国际立场的努力把我们的左翼朋友引上正确的道路。我已经说过，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博尔迪加解散了自己的派别，断绝了同老党的一切个人的和党派的关系。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友好地对待左翼，当然，要在一定的限度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却超越了这个限度。真正的敌人就在右边，敌人窥视着我们的每一个弱点。利用这些弱点，随时准备钻任何一个空子，以便从内部削弱我们。不久前，塞拉蒂先生说：“我们现在是站在devantl'église——教堂的门口。是的，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等着教堂开门，门一开，我们就进去。”说得多么好听。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站在我们共产主义的大门口。他是把头埋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粪堆里。（热烈赞同。）我们在意大利问题上采取了极其果断的行动。不言而喻，当时我们完全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等待第三次代表大会来评断，我们的下列做法对不对：我们把这些先生关在门外并对他们说：“这边是共产主义，那边是改良主义；谁不跟我们走，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热烈的赞同声。）现在我谈谈德国党的问题。不言而喻，我只能涉及确实受到我们政策影响的那些最重要的支部。哈雷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第二次代表大会为这个胜利奠定了基础。我觉得，我们在哈雷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国际需要的不是宗派，而是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所以，我们努力在德国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我认为，总起来说，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在哈雷代表大会上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保留斯巴达克联盟，把它作为以防万一的措施，作为一种保证和补充组织。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反对保留这个联盟。我认为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在俄国，在处理同这类组织的关系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经验。我们认为，这类组织有其内在的逻辑，既然同这类组织联合有使党分解的危险，那还是不联合为宜。如果要联合，那就要真心诚意，要放弃单独的组织。我敢说，斯巴达克联盟的一些领导同志实际上也持这样的意见。第二个问题是党的发展速度问题。当时德国的气氛是，甚至像累德堡这样的人也散布“刽子手的中央局”这种论调。为了不让党组织起来，资产阶级勾结社会民主党人、右翼独立党人，竭力挑动党尽快决一死战。当时，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劝告领导同志们，不要太急于进行决战。当然，我们不是死搬教条的人，我们知道，这不仅取决于我们，也取决于总的形势和敌人的态度。但是我们认为，必须给党以尽可能多的时间以使它得到彻底巩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内部没有分歧。很清楚，总计约10万和40万党员的两个党的联合。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磨擦、中派和半中派的旧病复发等等是不可避免的。综观德国过去的全部运动，我们认识到，这个党所面临的危险主要不是来自左边，而是来自右边。（赞同。）我们看到，还在联合以前，斯巴达克联盟就放过了像卡普暴动那样的时机。这证明党在这个历史运动时期是不够积极的。独立社会党也一样，只是在程度上更严重。回顾这个党的历史，我们看到，问题正在于此。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就对德国同志们说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德国的运动，只要是遭到失败，你们就不假思索地认定那是‘暴乱’，是盲动。请不要再乱用这些名词了。我们还告诉他们，不要轻率行事，不要打无准备之仗。不过，回顾德国工人阶级走过的道路，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他们处处冒险，个个都是冒险家。把没有取得直接胜利的运动一概称作‘暴乱’，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我们俄国在取得胜利以前，同样遭受过多次的失败。如果把这些失败都说成是暴乱，那我们永远也得不到胜利。”（赞同。）从一开始，我们就担心德国党内将产生中派倾向。遗憾的是，我们必须说，我们的这种担心很快就被证实了。在讲意大利问题时，我就指出过，意大利问题具有国际性质并同德国问题联系着。执行委员会通过了针对以尊敬的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德国领导同志的决议和惩戒措施。我们这样做，心情是很沉重的。我们反复考虑过，我们该不该这样做。我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做出这样的决议。……冲突是由意大利问题引起的。关于意大利问题，刚才我已向诸位作了详细的报告。”是怎么一回事呢？列维是受本党的委托到里窝那去的。他同塞拉蒂一起在意大利进行了反对共产国际的秘密活动。里窝那大会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随后，有五名或六名中央委员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因为他们不同意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问题上的意见，他们指责执委会犯了错误，想人为地制造分裂，搞宗派等等。塞拉蒂到了柏林，并且还到了斯图加特。他在《前进报》上用粗黑体字发表一封信说，德国党站在他一边，年轻的意大利兄弟党受到德国同志的背后打击。我对德国同志说：“请你们设想一下。如果在哈雷代表大会分裂以后，有某一个俄国同志，譬如说列宁或托洛茨基，由于不同意执行委员会在哈雷的活动而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你们会说什么呢？意大利党受到的正是这样的背后打击，至少大家是这样理解的。”（喊声：完全正确！）我们说过：“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塞拉蒂已经陷入了改良主义。”今天我已经引了他文章中关于重要问题的论述，以证明他是怎样卑劣地攻击法国党和德国党，怎样在九月运动期间背叛了党的。所以很清楚，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可是，竟然有人不顾这一切，还要从后面攻击我们，退出中央委员。拉狄克问，在不同意这一点或那一点的情况下，能不能这样轻易地放弃自己在老社会民主党中的委任状？就算我们在意大利问题上错了，——其实，我们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也应该谨慎行事。本来，执行委员会毫无成见可言，它是被迫面对既成事实的。所以。我们经过考虑，认为这里有问题。并且不仅仅是意大利问题。我们都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但是我们知道，在德国，只是为意大利问题，人们不至于神经紧张，只有在涉及自己的党和本国的运动时，人们才往往容易出现这种神经紧张状态。这里面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如果塞拉蒂把这一切做得特别机智巧妙，如果那些在政治上相当老练的同志只是成了他的受害者，如果所有这一切只是一场误会，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同志们，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这就是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的缘故。为了使共产国际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请求代表大会公开指明，我们错了没有。如果同志们确实错了，那就让代表大会如实地承认这一点，这样，我们终于有可能体验到自己是真正国际的党。关于三月事件将有专题报告。关于这件事。我只说几句话。我们听到此事的消息时，在场的有布拉斯、盖尔和克南等同志。在得到最初的消息时，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岩石终于移动了，德国终于发生了什么事，空气开始净化了。我们写第一份文告的时候，已经是在失败以后，布拉斯和盖尔同志所想的同我们大家一样。（拉狄克从座位上喊：“你们听！你们听！”）这份文告是我们直接向库尔特·盖尔同志口授的（众人喊道：你们听！你们听！），他只起了速记员的作用o他们对文告没提出一处修改意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心情也和任何一个革命家的心情一样：我们进行了强加给我们的斗争，我们在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从背后攻击工人。他们明白了问题的实质。第一份文告就是这样产生的，文告捍卫了这一发动。这是我关于文告的正式说明，并且相信那两位同志能够证明这一点。（场内活跃。）你们读过我们的论策略提纲，从中你们知道，我们没有发表过正式奉承的讲话，而只是清楚明确地说了所犯的错误。这次代表大会不是为了相互吹捧而召开的。关于革命进攻的理论已经说得很多了。老天保佑我们，别再重复这些荒谬言论。我们完全同意布兰德勒同志在他的小册子里所说的：“那不是进攻，只不过是一场防御战。”敌人搞了突然袭击。我们不应该号召进攻。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暴露了不少组织上的弱点。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没有掩饰这些错误。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这次斗争看作前进了一步，看作德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是看作“暴乱”？执行委员会认为，三月发动不是“暴乱”。把有50万工人参加斗争的事件说成“暴乱”是可笑的。这不是盲动，而是当时环境迫使德国工人阶级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斗争。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没有掩盖什么，没有实行秘密政策，没有搞秘密外交，但我们认为，德国党上上下下不必为这一斗争感到羞愧，而是恰恰相反。（热烈的掌声。）同时，我们也要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说，当前，存在着过早开展运动的危险性。听了特拉奇尼同志向执行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我有一种感觉，即在意大利共产党人看来，党已经走出泥潭，现在是大干一场的时候了。不行！在没有对形势进行认真研究以前，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在现时，必须二十倍的谨慎，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投入战斗之前要权衡二十次才行。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对法国问题的批评是对的。我们应该随时看到这种危险，甚至把这种危险稍微估计得过分一些，也并不可怕。现在我谈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你们知道，这个问题也具有国际意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向这个党作了许多让步，并给了它在这个国际讲台上说话的机会。可是，这个党的代表们宁愿躲藏起来。奥托·吕勒先生就是这样。大家知道，此人已倒退得相当远了，尽管他认为自己属于极左翼，实际上他却处身于反革命阵营。关于这个问题，在哈雷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以后，我们和德国统一党的同志们谈过多次。他们几乎全体认为，接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加入共产国际，甚至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都是不妥的。执行委员会却不这样认为。还在柏林时，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对这些同志说了这个意见。当然，在一个关系德国的重要问题上同该党的决议唱反调，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但是，同志们，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道义政治上看，执行委员会有权纠正类似情况。根据以下理由，我们认为应当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我们想，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教育这个党的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我们认为，我们德国党的过去，它本身的消极性，甚至它所犯的一些大错误，如在卡普暴乱期间所犯的错误，可能给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我们认为，借助于国际影响，我们医治好它的根深蒂固的病症并不困难。我们总是认为，尽管它人数不多，是一个不大的组织，几乎是一个小宗派，但我们仍要努力使这些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国际。我们经常想：在大战和战后时期，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经历了深刻的危机，不同的党和团体患这样或那样的病，这并不奇怪，但是对待这些革命分子必须有耐性。在这个问题上，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几乎是一致的决定，一定要接收这个党。经过一场原则性的争论（在争论中，哥尔特同志代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观点，而托洛茨基同志全面地阐述了执行委员会的基本路线），执行委员会决定接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并给它以发言权。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在结束语中讲了这样一段话：“从逻辑上说，要摆脱这种状况，出路只有两条。在一个国家里，两个同属于一个组织的党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或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发展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从而加入德国共产党，成为该党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或者即使作为同情党也不加入我们的国际。”目前，问题就是这样，因而我认为，代表大会不能不作出抉择。很遗憾，我应该指出．比较而言。领袖们在这个党中的作用比在其他党中要大得多。（喊声：“对！”）说到领导层，我们应该承认，一年来，这个党的领导层在步步倒退。我有事实为证。我手头有一本小册子，叫做《列维博士的道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的，没有标明书的作者，但是从一切判断，该书出自哥尔特的手笔。只要是哥尔特所写的文章，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一概发表，这实在是给他帮倒忙。莫如把他最近写的许多东西仍放在书桌的抽屉里，以免败坏他的声誉，因为他过去确实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请同志们听听，这个同情党是怎样对待国际的。这本小册子的第3章的标题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前提是什么，怎样夺取政权？”。哥尔特用三页多篇幅向我们作了全面的论述。他在夺取国家政权方面确有丰富的经验，这是他在荷兰得到的。（笑声。）哥尔特说：“在18—42页上，列维对这些问题作了答复。这是革命的主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最清楚地表现了作者的愚蠢，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愚蠢，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愚蠢，第三国际的愚蠢。”有人向我解释说，愚蠢这个词在荷兰语和德语中不是一个意思。哥尔特接着说：“因为执行委员会对国际革命犯了罪。”哥尔特的逻辑是：在俄国，农民是革命阶级，在世界其他各国，农民是反革命阶级；在西欧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是革命阶级，但是存在于西欧的这个唯一革命的阶级其实也是反革命的。这就是哥尔特的前提。按照他的意见，世界上只有一个革命阶级即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也是反革命的。所以……不必同这些群众和这些呆头呆脑的工会拖延、磨蹭，最好今天就去完成革命。而不要拖到明天。这就是他的逻辑。所有这一切都掺杂着对共产国际、苏维埃政权和国际的最重要政党的无端的攻击。哥尔特同志接着说：“我们现在看清了这个列维，而和他在一起的有德国统一共产党、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各国党，只有一个例外……”可是这个例外是什么，始终是一个谜。是指“荷兰学派”，还是指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不认为哥尔特会这样容易地同荷兰党分手。我不这么认为。就拿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的小册子《无产者》来说吧，书上标有简单题词：“荷兰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汇集了一整套理论，共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哥尔特写的《党与阶级》，第二篇是潘涅库克写的《马克思主义与唯心主义（社会革命的迫切问题）》，第三篇是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写的《法国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的产生》。关于罗兰-霍尔斯特，我真可以说：“看到你在这一伙人中间，我真替你惋惜。”她本可以用自己的卓越才能为共产国际做更多有益的工作。同志们！我不是说着玩的，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所发表的文章而言，它正逐步暴露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敌人。哥尔特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列维的精神就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精神，执行委员会的精神，第三国际的精神。君不见他们在哈雷、图尔和里窝那的所作所为吗？”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哈雷把事情办糟了，在图尔把法国中派分子开除是不妥的，在里窝那吸收那么多的群众是错上加错！按哥尔特的意见，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么多群众。“你们追求的只是数量而不是质量”，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整个国际毫不重视质量．只有哥尔特一个人才重视质量。于是，他学着西塞罗的腔调质问道：“何时才会用领袖的政治取代群众的政治？”难道有俄国、巴伐利亚和德国（其实，有一个俄国就够了）这样明显的例子还不够吗？同志们，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同迪特曼的论调几乎没有两样。他要我们怎么样呢？要俄国成为领袖政治的典范吗？如果是这样，那就让他清楚明白地说明，这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领袖在哪里，这种政策在哪里，工人阶级在什么地方给自身带来无谓的牺牲。这些人谴责的是什么样的领袖政治？让他们明确地说出来。哥尔特接着说：“我们对工会的假想斗争还要支持多久？同那些假想因素还要周旋多久？破坏生产组织的斗争还要进行多久？对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策略的破坏活动还想搞多久？”总之，他们将本来是真正社会革命起点的工会说成是假想因素。而所以说成这样，就因为工会不肯追随我们的政策。诺斯克、谢德曼、托马斯、艾伯特、戈尔琴格他们全是假想因素，只有哥尔特一人是实在因素。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是的，工会极端反动，但是如果我们不去争取它们，得不到这个强大的工具，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多半会落空。谁想使工人阶级相信工会是假想因素，那他至多也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空谈家，而绝不是立志推翻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哥尔特继续说：“说德国统一共产党由于本身还不巩固，因而这一次未能胜任其职，这种说法是不值一驳的。”……接着用黑体字印着：“既然它要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它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力量。"总之，一方面，政党一般不应是群众性的政党，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是群众性的党，但是又要实行群众的政治。真是费解。同志们，我想，“荷兰学派”的这本小册子我们已经引了不少，但我应该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哥尔特开始使用塞拉蒂的那套方法了。我这里有一份五一节那一期的《共产主义工人报》，即节日专刊，在这份报纸上本应提出国际团结和强调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可是在这份报上你们看到的却是：“莫斯科应当记取三月发动的教训。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莫斯科在下次代表大会上不下定决心提出修改二十一条的动议，那我们将由此被迫作出唯一可能的结论。”对此，我只能回答说：“那就随便吧！我们不反对！”（笑声。）哥尔特接着说：“那样，我们就有权得出结论：我们之所以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潭，主要是因为有人对西方革命任务一窍不通和过分关心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特殊利益，而这一切部全怪执行委员会。”对此，我只能重复我在哈雷代表大会上说过的话。那时，我们向右翼独立社会党党员表明：“先生们，今天你们拥护苏维埃俄国，而明天你们又会倒向苏维埃俄国的敌人阵营。”他们回答说：“永远不会。”可是现在他们已是俄国的毫无疑义的敌人。今天我要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们重复这句话：“你们奉行这种半孩子气的半犯罪性的政策，总有一天要变成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敌人。（拉狄克从座位上喊道：“哥尔特已经是喀琅施塔得的保卫者了！”）在这篇文章里还写着：“设法使第三国际在政治上摆脱俄国国家政策体系，乃是我们为实现西欧革命前提而必须达到的目标。”这句话虽说得婉转，但毕竟是清楚明白的。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声明过，今天我代表我们党再重复一下：“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或者在别的任何地方）取得胜利，我们把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转到柏林去的时候，我们就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直到现在，各国工人仍把这个荣誉给了我们，我们当然感到骄傲。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努力具体研究每一个国家的国际革命问题，研究所有国家的革命条件，学习所有国家的长处。但是，从这篇五一节的文章里清楚地看出，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是踩着塞拉蒂的脚印走的，而这条路把他们引向迪特曼的怀抱。我们收到一份1921年6月5日共产主义工人党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决议的电报稿。决议写道：“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声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无论作为同情党或者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党在第三国际的去留，仍然取决于党的纲领不可侵犯这一点。”如果依了他们，那还叫做什么国际呢！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必须是“不可侵犯的”。那么法国党、意大利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纲领又该如何呢？哥尔特精神中的这种儿戏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加入国际的这个党或那个党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那么，国际就不称其为国际了。中央委员会接着说：“在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联合问题上，我们绝不接受任何最后通牒的方式。我们的代表团受权声明，在一定条件下，党立即退出第三国际。”同志们，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也就是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确实认为必须退出第三国际——不过我还希望他们事先一定要想好，——如果共产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决议对他们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只有“荷兰学派”的意见是他们听得进去的，那就让他们退出吧。我想，我们大家，即整个代表大会不必为做这种试验而感到惋惜。我们已经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每一个革命工人证明，我们愿意真诚友爱地同他们一起工作。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考虑的时间，并向他们作了各种各样的让步。他们现在要离开我们，而现在刚好是在德国已经有了一个群众性的并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的党。这个党可能犯了许多错误（我们也犯过错误），但现在在德国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强大的、在战火中经过考验的革命政党，这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党，它在工人阶级心目中享有特殊的精神权威。如果哥尔特及其亲密朋友抛弃了我们，使我们遭到不幸，那我们一定要努力经受住这场灾难，因为我们相信，那些仍然拥护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绝大多数工人很快就会认识到它的错误，并且他们也决不会认为这些错误是“不可侵犯的”。他们会说。我们都是“可侵犯的”，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共产国际就是法律。这就是我要对德国共产党所说的话。在结束关于德国问题的讲话之前，关于“列维事件”我还要说两句。我们收到保尔·列维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要求重新审查他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一事。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团将向代表大会提出决议案。大家知道，执委会同意开除列维。列维的小册子探讨的是策略问题，所以，在大会讨论策略时，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至于其他问题（关于土耳其斯坦人的议论以及各种胡言乱语和卑劣行为），我认为，而且你们也会同意我的意见，如果我在这里继续谈论它，那我们就把这本小册子抬得太高了。（鼓掌。）所以，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现在我来谈谈其他党，首先是法国党。我们在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宣读过关于法国党的详细报告。我们对待法国党同对待其他党不同，要慎重得多，因为我们了解法国国情。我们应当看到，在这个党内不仅还有像龙格分子那样的人，而且还有列诺得尔分子，所以我们必须给它以准备的时间。这个党的弱点是人所共知的。同志们！请允许我把1921年6月12日我在执委会会议上的讲话速记记录列入我的报告，为了节省时间，在读完记录以后就直接转到其他各国党的问题上。1921年6月12日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执委会会议上的讲话速记记录我想向执委会各位委员详细地说明我们同法国党的关系。你们知道，上届执委会曾决定接受这个党并在一系列宣言中多次宣布过这件事。如你们所知道的，塞拉蒂指责过执委会和我本人，认为我们向法国党所作的让步太过分了。关于意大利社会党的立场，我们已收集了许多文件和决议。在这些文献里可以找到原因，说明我作为执委会代表，为什么对待法国党的态度同对待意大利党的态度不一样，为什么我同法国党缔结了可以说是特殊的协议。关于这个问题，塞拉蒂写了几篇文章，他在文章里要求我们对待意大利党的态度要和对待法国党一样。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对法国同志持什么样的立场和出于什么样的特殊考虑。在同法国党的关系上，我们确实有意慎重一些，并且对它的迁就要大大超过对已经加入我们组织的意大利党；我们这样做，还由于以下的简单原因，那就是：按我们的看法，法国党的状况和意大利党不一样。当加香和弗罗萨尔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法国党还没有经历过第一次分裂。那时，法国的谢德曼分子、托马和列诺得尔还是这个党的党员。我们应该考虑到，在法国党内共产主义派还很弱，共产主义派的领袖都被关在监狱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主张对法国党需要采取比对意大利党更温和的方法。同时，意大利党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承担了义务，只可惜，它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同勒努的协议有一项内容是：如果查明龙格接受“二大”的条件，那么我们准备提请共产国际下次代表大会为龙格破例。这是勒努以洛里欧的名义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而我们也答应了，并且从来不感到后悔。自从龙格在哈雷大会上发表了那篇讲话以后，事情就己完全清楚了，他绝对不会接受我们的二十一条。但是法国同志们坚持这一点，他们想以此向法国工人证明，我们准备为龙格破例。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做得对的，而塞拉蒂断定龙格有权继续留在党内，是完全错误的。龙格没有接受二十一条，所以党就同他决裂了。就在龙格已经声明不接受二十一条的最后关头，弗罗萨尔还请求他不要离开党。参加过图尔代表大会的同志们记得，在最后关头，执委会给代表大会发了电报，强烈谴责龙格，称他是改良主义者，即资本主义代理人，并要求开除他。弗罗萨尔曾为执委会发来的这份电报向龙格道歉。他说：“俄国人有说话不客气的习惯，所以，不必太动感情。”电报确实写得很尖锐，但龙格的离去并不是由于这一点。我不知道，这份电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我们的电报是起了某种作用的。弗罗萨尔在这时候试图劝龙格留在党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在图尔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之后，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即今后对法国党持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很清楚，它还不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党。党内还有一些坚持中派主义和半中派主义立场的分子，他们在党内、报刊上和议会里追随旧的传统。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认为，对待这个党的态度应当有别于意大利党，因为意大利党加入共产国际已经两年了。我们同法国党共产主义派的同志们达成了默契：给他们几个月的时间去调整力量和进行组织工作，并且从来不催促他们。洛里欧昨天引用了一篇文章，似乎我在这篇文章里说过，法国党的活动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我承认这一点。这指的是执委会给法国党就最近举行的讨论组织工作的代表大会而发的电报。执委会在这个电报里说，我们向法国党表示祝贺，并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就必须改变党的政策问题同党的代表进行讨论。关于政党，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并要考察它的组织情况。昨天和今天在这里所进行的辩论中我们议论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半年来，执委会对法国党采取极其慎重与极其耐心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现在连必须说的话都不说了。我认为，所谓“左派幼稚病”现在对于法国党来说恰恰并不可怕。如果我们看一看法国党现在的整个状况，那每一个人都会承认，对这个党来说，我们应该防止的主要不是“左”的危险，而是来自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鼓掌。）法国的青年运动还很弱。在青年运动犯错误时，必须向它指明这一点。不言而喻，如果党倾向机会主义，那么青年作为先锋就不能跟着倒向机会主义。对改善党的状况来说，青年的态度是起着重要作用的。我认为，某些议员带到法国党里来的老传统是很危险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斗争。昨天和今天有人在这里说过，《人道报》不是真正共产主义的报纸。今天贝拉·库恩同志已受到痛斥，而我也决不想火上加油。可是他断定《人道报》连《自由报》都不如。这不是事实。《自由报》纯粹是反革命的报纸，而《人道报》至多也只是不完全的共产主义报纸。《人道报》是前进的，而《自由报》是倒退的。弗罗萨尔是向前走的，尽管是缓慢地、摇摆地前进，有时还会旧病复发，但他总还是向前的。《人道报》真诚拥护俄国，而《自由报》充当工贼，进行隐蔽下流的反对唯一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宣传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坚决主张使《人道报》变成具有革命性的报纸和发展成革命的报纸的原因。托洛茨基同志在他昨天的讲话里举出了许多突出的例子，有许多问题《人道报》完全忽略了。总的说来，法国同志们无论在正式的报告里，还是在私下的谈话里自己都承认了这一点。今天洛里欧直率地说：“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报纸和我们的党团是倾向机会主义的。我们知道，好多事我们做得不令人满意。”执委会认为现在是该过问这个党的时候了，我们应当直接和公开地提出，我们希望法国党做什么。列宁同志关于法国工会坚持正确方向并在这个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的论断是正确的。可是列宁同志又补充说，这是法国党工作的结果。对此，我应当说。列宁同志观察得不够仔细。法国同志自己也不认为是这样。洛里欧本人说过，党的工会工作没有做好，党的工会政策摇摆不定。如果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工团主义分子获得多数，那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断定，工会确有进步，尽管党在工会问题上摇摆不定。党在工会问题上还缺乏明确的路线，同样，工团主义者也没有明确的路线。正因为如此，工团主义者难免不设法主动地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关于施瓦伯同志的发言，我想说几句话。他说法国的例子向我们表明，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是不恰当的。正好相反，法国的例子恰恰有力地证明，我们提出在工会里建立支部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按照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志的意见办，不知我们现在会落在什么地方？我们会比现在离目标更远，只会助长茹奥的气焰。我们的建议是符合共产主义利益的。尽管党的处境艰难，环境恶劣，但是仍有许多工会拥护党。尽管法国的情况还相当混乱，但还是有希望的，党一定能找到通往工团主义者和工会的途径。我再重复一遍，法国的例子恰恰证明，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法国党重视工会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国党尽管存在着种种弱点，尽管有老党带来的不良习惯，怛它仍然值得信赖。在大战期间，恰恰在法国．工人党是不能信赖的，我们知道，就是工人自己对它也是信不过的。但是正因为在议会和工会中有了共产党人，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心中重新唤起了对法国共产主义旗帜和思想的信任。这是显而易见的。法国党已经是一个拥有十几万党员的党，党内充满了新的精神。但我们也看到它的种种缺点和不彻底性。机会主义倾向是我们的大敌，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确已迈进了一大步，恢复了法国工人对自己的信任。在法国议会里有了一个虽然弱小但毕竟是国际的共产党。情况尚不十分顺利，但一天天地好起来。我们的法国同志自己也说，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执行委员会应该在决议或在给党的信里清楚明确地说明它要说的话。当然，根本不存在开除弗罗萨尔的问题。这种建议甚至不能成为认真讨论的议题。在法国，情况正在逐步地好转，但还存在着机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必须战胜它。我们必须向法国工人说明问题的实质。也许，在一场较为严重的斗争开始后，不仅某些集团会脱离党，甚至整个党都要经历严重的危机。这是法国共产党人也承认的。但我们还是想给予帮助和支持，使它继续成为群众性的政党。法国党的情况表明，在“二大”，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反对如列宁同志今天所形容的“左”倾鲁莽行为，尤其是反对机会主义罪恶行径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也应当肯定我们在“二大”所制定的这条路线。现在谈谈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至关重要，并且在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也已经详细地议论过。我认为，这份材料也可以收入报告。在这里我只想简单说几句。我们同所谓什麦拉里派有过一场论战。什麦拉里本人有可能亲临会场，那样，我们就将当面讨论这些分歧。布里安等同志提供的消息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党确已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我们已经以同志式的态度向捷克斯洛伐克同志指出他们党的缺点，所以，我希望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一个经受住考验的共产党这样的日子早一天到来。同兄弟的德国党一样，也许会有改良主义分子钻进这个党里来（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很可能的），然而我们有根据断言，这个真正无产阶级的机体，即用无产阶级的硬木雕刻而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在国际的支持下，一定能够顺利地、彻底地克服混入党内的少数机会主义分子或中派主义分子。捷克斯洛伐克现在还没有代表各民族的统一的共产党，我们应当建立这样的党，应该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组织严密的有各民族参加的统一的党。这是执行委员会的愿望，我想再重申一下这个愿望。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1年6月13日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速记记录我被受权就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决议作一说明。这项决议由小执行局制定并提交执行委员会审议。首先，我本人对什麦拉里同志的缺席表示遗憾。在布拉格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向第三国际提出挑战，要决一胜负。为了替自己的观点辩护，他理应出席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因此，在同出席大会的捷克同志商量后，我们决定发电报请他来莫斯科出席代表大会，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还没有得到答复，但我们仍相信什麦拉里一定会来的。我准备先分析一下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中起很大作用的民族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极其慎重。首先我要指出，不过几个星期以前，《人权》报竟然荒谬地说什么我和执行委员会根本不承认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笑声。）这是毫无根据的。无论执行委员会或者执行委员会的个别委员怎么能够不承认事实呢？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是战争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声明愿意在这个国家范围内进行斗争，我们是绝对不会反对的。也就是说，我们绝不会断言，在所有领土问题上历史已经作出了最后的结论。显而易见，我们拥护民族自决权。诚然，在我们看来，只有在各国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之后，所有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注定要成为苏维埃国家，我希望这个国家的代表们在反对君主制的和民主制的共和国战斗中同我们一起走到底。早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就明确地声明，目前这种国际边界线，只是临时的和十分不稳定的，很快就会被历史改变。共产国际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这个问题持这样的观点，我想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是同意我们的观点的。在这方面，他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捍卫国际的观点。我们承认资产阶级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但是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应当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同志有义务用国际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的政策去解决所有的民族问题，因为，民族问题现在已变得极其尖锐，今后会变得更为尖锐。（赞同声。）现在谈谈群众性的政党问题。我们应该特别感谢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因为他们使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拥有35万名党员的党。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毫无疑问，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给了那里的社会民主党以沉重的打击。我重复一遍，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大功劳。我们比列维之流更赞成群众性的政党。他们经常把群众性政党这个词挂在嘴边，群众性政党和反对“宗派”的话，他们比谁都说得多，但是这些人除了自己的小宗派以外，什么也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党确实是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该以这个基础为出发点，并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政策。尽管如此，但是现在确有一些群众性政党，它们既不是社会主义政党，也不是革命政党。虽然很遗憾，但这是事实。我们知道，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拥有一个人数可观的群众性政党。我们知道，英国工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大党，意大利工人阶级也有一个群众性的大党。但是，这够不够呢？假如没有这些群众性的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话，也许我们的世界革命早就成功了。（赞同声。）我们十分了解信奉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政党。这同捷克斯洛伐克党无关，捷克斯洛伐克党并不承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一部分群众仍然接受甚至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影响。对此，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而应当重视。我们早就盼望在共产国际队伍里看到这种群众性政党，但是我们没有用严格的路线去束缚蒙、扎波托茨基、什麦拉里三位同志的手脚，并且我们同意不急于建立共产党，因为如果要建立，那就应该建立真正的共产党。（场内活跃，赞同声。）既然如此，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还要一再表示，反对什麦拉里重蹈里窝那的复辙呢？这是否意味着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党现在具有中派主义性质呢？（场内活跃。赞同声。）不然，什么是里窝那呢？我不想扯得太远。关于里窝那，我还要单独谈，现在只就这个问题说几句话。我是在一个约有20万党员的群众性政党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出席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多数人投靠了中派主义者，少数人转到共产党人一边。我们错就错在一直信任塞拉蒂，没有及时考虑在意大利党内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来反对他。你们说，如果我们谴责什麦拉里的机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党就立即会分裂，并且只有极少数人会仍然忠诚于共产主义。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们虽然有一个群众性的大党，但是党内却只有少数人坚持共产主义。如果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此可悲，那我们就不会用幻想来哄骗自己了。我以为，情况并非如此可悲。我们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有一群人完全了解真实情况。我们在这里读过蒙和扎波茨基同志从狱中写来的信。这封信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地研究。这两位同志所说的话和我们是一样的。固然，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提到什麦拉里的名字，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他们想的和我们一样。对于他们的这封信，谁也不敢表示反对。这件事本身证明，这些同志在党内有支持者。共产国际至少有义务声援被监禁的同志。但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亮明我们反对什麦拉里的全部观点。我们并不想对同志们说：“立即完成革命”，也无权把诸如此类的意图强加给我们。我们也并不要求他们：“你们应该今天、明天或过一个月就行动。”但是我们要说：宣传鼓动工作应该具有革命的而不是中派主义的性质。昨天听了塔乌西克同志的发言，我认为这是第二半国际分子的腔调。布哈林同志已详细地分析过他的发言。塔乌西克说：“我们被经济上破产的国家包围着，因此，我们不能完成任何革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该不该等着资本主义重新聚集力量，到那时才去冲击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呢？我还听到塔乌西克同志高声打断一位发言者的发言，这位发言者说捷克人不要管别的国家。塔乌西克同志就喊道：“既然如此，波兰国内也必须有强有力的运动。”我认为，波兰国内不仅必须有，而且实际上已经有了强有力的运动，尽管存在白色恐怖。但是塔乌西克的言论几乎同第二国际的言论没有两样。第二国际不是也说过：“我准备发动，但是我的邻居也必须同时发动。”他们是怎么设想的呢？可能是这样，有朝一日，领袖们聚集在一起，规定一个日期，开始普遍革命。果真如此，那倒也好，但是，革命的发生不是这样简单的，绝不是彼此签订一个条约，在一个美妙的早上就能一起行动。发动取决于许多因素。其实，根据上述理论，可以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首先发动的是落后的俄国，而不是被资本主义奴役的美国？（会场活跃，赞同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这套理论必须彻底抛弃。我们绝对不打算为任何一个党规定举行发动的日期。执行委员会是不会提出这样的主张的。显而易见。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必须反复权衡，然后才能作出最后决定。然而目前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能够允许某些领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藐视共产国际吗？（活跃，赞同声。）出席大会的有近千名同志，请他们分成各个小组，认真地读读什麦拉里的讲话。这篇讲话的调子，玩弄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虚伪，同一年前的塞拉蒂完全一样。而且这个讲话是在党已声明加入第三国际之后发表的。对什麦拉里的讲话，党本应马上表示抗议。那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必须反对他。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他们提出的决议案里有两三处声明说，他们完全接受二十一条，并表示要恪守这些条件。这些誓言有什么用处？去贯彻提出的要求不是更好吗？党的领袖正在报纸上自由地进行反对二十一条的宣传，这样，誓言又有什么用处呢？你们一再表示将遵守这些条件，可是什麦拉里却反对建立共产党，许多领袖鼓动反对二十一条，甚至根本反对加入国际，更有甚者，什麦拉里放出风，说要联合其他党，宣称作为一个大党。他们能够对现政府施加实际的影响。凡是熟悉1921年以前社会主义历史的人都十分明白，这些出自像什麦拉里这样熟练的外交家嘴里的话是什么意思。在十二月罢工期间情况怎样呢？所有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人都证明，除了当地的某些领袖以外，没有一个人在事变面前像孩子那样束手无策。关于接受该党加入的问题，我们必须予以积极解决。下一步对什麦拉里怎么办？我们并不要求开除他，但是我们想利用我们的权利对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说出我们认为必须对他们说的话，提请他们谨防此类言行。我们应该记住，什麦拉里长达三小时的讲话并非即兴之作，而是早就考虑好的，是字斟句酌的。我们号召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前进，而不要后退。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一再向我们表示，我们的决议一旦被通过，资产阶级报刊就将幸灾乐祸。我真不明白这可有什么幸灾乐祸的。我只知道，资产阶级报刊会利用这场强加给我们的论战而大作文章。资产阶级报刊又要大放厥词，说这是莫斯科或匈牙利同志在挥舞指挥棒。我也知道，一些党员听信这些诽谤，相信这种思想。其实，真正的国际主义从来不要求我们去为此类区区小事分心。这些也丝毫影响不了我们的决定。我们必须对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开诚布公。我们也丝毫不对什麦拉里进行人身攻击。一年以前，当他出现时，他向我们开诚布公地说，他曾是一个社会爱国主义者，而现在要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没有给他设置任何障碍，给予他兄弟般的接待，而且一年来，还尽可能地支持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个人进行攻击。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他的政治错误。克雷比赫同志说，（1920年秋在柏林）我们就什麦拉里的行为同他进行磋商时，曾打算对什麦拉里采取坚决的措施，这是事实。是克雷比赫劝阻了我们。他坚信，问题仅仅出在策略问题上，只不过是有微小的分歧而已。但是，最近的事件想必使克雷比赫同志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我们请捷克同志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抛弃一切民族考虑。我知道，我们生来就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熏陶，生来就具有民族感情。但是，当前的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要在彻底的共产主义和动摇的半共产主义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为什么什麦拉里现在要提出联邦问题呢？怎么能设想第三国际不是由若干统一的国际主义政党组成呢？对共产党来说，难道这还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吗？建立一个委员会是当务之急。这个委员会要毫不拖延地尽快实行集中化。同志们，根据上述考虑，我们必须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亮明我们的观点。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俄国和波兰党的代表也持同样的主张，这绝非偶然。我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里窝那事件不会重演。我坚信，在了解了共产国际的态度以后，多数人，不，岂止是多数人，还有什麦拉里的所有朋友，都会说，什麦拉里是我们的朋友，而共产国际更是我们的朋友。我坚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多数工人会拥护我们的决议；我也相信，别国多数同志会赞成我们的决议。我们怀着坚定信念把我们的决议提交执行委员会审议，相信这个决议会大大有助于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建立真正的共产党。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党我还想谈几句。在瑞典和挪威，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党。在瑞典，总的来看，半和平主义的党正在逐步发展成为真正的共产党。瑞典党正在演变，但是演变的过程尚未结束，情况就是这样。挪威原来就有一个群众性的党，这个党现在仍然是这样。但是，它必须清除某些中派主义的影响。瑞典党还有大量的组织工作需要完成。例如，该党章程的第2条写道：“议会党团和其他得到政府某种正式委任的党员，在接受委任前，应该征求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而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应该征求党的委员会的意见。”读完这一条，我简直不知所云。第3条我也不懂，该条写道：“议会党团在其活动中应切实遵守党纲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议会党团必须按照党的委员会或中央委员的指示执行任务。”资产阶级政府能委任共产党议员做什么呢？这是旧观念的残余，我完全无法理解。关于议会党团的纪律也是这样。要求太低了。不是吗，议会党团在决定自己行动路线时，应当服从党的代表大会，而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太缺乏魄力了。关于瑞典无产阶级服兵役的问题也不完全明确。布兰亭常常表示：“我们的共产党人不错，心地善良！”我知道，一个敌人说出这样的话，是别有用心的，因此，我并不认真看待。我们看问题应该比布兰亭先生客观得多。我们共产党人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他发难。但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党的机关报《政治报》还不是战斗的、生动的无产阶级报纸，机关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还缺乏明确的立场。我们同挪威党在集体加入党的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协议，我们作了某些让步。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状况只能是暂时的，挪威党的建党原则应该同其他国家的党一样。同志们！一年来我们不光瓦解了一些派别，而且也促进了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各派之间的联合。“二大”以前，英国有八个不大的相互对立的派别，而现在有了统一的党。在这个联合过程中，执行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美国党也是如此。我们曾在这里宣布过：在两派联合之前，我们不接受任何一派加入国际。我们要劝告我们的美国朋友，不仅要学会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而且要学会在白色恐怖条件下组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运动，同党一起活动，逐步争取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群众。对美国党和英国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彻底克服宗派主义。美国和英国的土地开垦得这么好。党应该善于在这些土地上广为播种。我们坚持认为，对这两个党来说，主要的口号应是：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更广泛地开展合法斗争。（长时间的鼓掌声。）至于其他各国，我首先指出，丹麦工团主义者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工团主义者加入了共产国际。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也分离出来，并加入了共产党。在比利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一个独立派别脱离了社会党。《时报》对这一分裂极为不安。可是我们的比利时共产党的同志们都认为这一事件无关紧要。我说他们错了。我们认为，分裂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共产国际热切地希望这个派别能尽快地同我们的兄弟的比利时共产党联合起来。瑞士的发展情况也一样。瑞士左派分离出来并同共产党人实行联合。不过，它失去了诺勃斯，此人在同共产党人发生意见分歧时，引证克拉拉·蔡特金的信作为理由。我想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今后在党刊上发表文章时要慎重。我也给诺勃斯写过信，他把信刊登出来，但其动机是证明我粗鲁无礼。（笑声。）他引用克拉拉·蔡特金同志的信，目的在于反对共产国际。这很可惜。瑞士的运动在迅速向前发展。在瑞士法语区，我们的成绩很大，而社会民主党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著名领袖Г．格里姆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普通事务管理员。他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在伯尔尼城为资产阶级修理厕所。（笑声。）这位齐美尔瓦尔德党的创始人真是胜任愉快，既不耽误他的这一高明的行业，又不失去第二国际领袖宝座。两种行当相得益彰。（大笑声。）在西班牙，各共产主义小组也朝着联合的方向发展。在那里我们看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曾经有一个老党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其中一位代表是工人，共产党员，另一位代表是教授，改良主义者。这位教授坦率而天真地说：“我本不想加入第三国际，但是，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西班牙工人却想加入。因此，我也只好跟他们一起走了。”（笑声。）这样的来访者不止这一个。从罗马尼亚来了一位先生（福鲁爱拉施），从前曾当过部长。布哈林同志用他常有的那种亲切口吻对他说：“福鲁爱拉施先生，您曾当过资产阶级的部长，我们认为这个部长您还应当当下去。所以，请您退席。”（笑声。）这位先生惊奇不已。我们对国际客人如此不敬，使他深感不满。近半年来，这类莫名其妙的来访者络绎不绝。罗马尼亚党现在已经分裂。值此召开代表大会之际，我们应该指出，素有中派分子之称的克利斯切斯库等同志，忠顺地履行了他们所承担的义务。他们作为第三国际的追随者都被关在监狱里。关于罗马尼亚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太少了，但是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谈判已获得良好结果。我们的南斯拉夫党现在已转入地下。这是一个拥有约8万党员的大党。中派分子现在厚颜无耻地出版合法报纸，利用合法地位来反对我们共产党同志。现在，这个中派集团已被开除出党，他们重新加入了第二半国际。我当然不能担保党内已经没有中派分子的残余，因为对这个地下党的情况我不十分清楚。我们希望那里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并代表上届执行委员会建议南斯拉夫代表团（南斯拉夫派了一个强大的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要把反对中派分子的斗争及早开展起来。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奇特的毒药……巴比塞同志关于这种社会主义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他说，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毒害无产阶级的奇特的毒药。我们正处于艰苦斗争的时期，如果有几滴这种毒液滴到我们身上，就会突然引起发炎。我们切切不可忽视这种毒药，并经常备足解毒剂。我们的保加利亚党像捷克斯洛伐克党一样，是一个为数不多的得到本国工人阶级大多数人支持的党。最近有消息说，这个党吃尽白色恐怖的苦头，可能也要转入地下。不知这些消息可靠的程度如何。曾经有人指责保加利亚党，说它在关键的时刻不总是进行群众性斗争。调查的情况表明，这种指责是不能成立的。人们可以考察一下该党自1903年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它经历过多次分裂。不过，我们仍然认为，保加利亚党尽管有某些缺点，但它毕竟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强大的共产党。有朝一日，当这个党从宣传准备转入积极行动时，它必定证明它在20～25年的活动中取得了什么成就。我们坚信，当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这个党是不会使共产国际失望的。关于芬兰党说几句。它是以地下组织的身分加入共产国际的。尽管有白色恐怖，但芬兰合法运动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共产主义的。据统计，合法运动的成员比老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多一倍。老社会民主党已经无声无息了。芬兰的普通工人每次到我们这里来总是说：“如今，在我们芬兰，共产主义问题已不再是宣传问题，而是行动问题了。”（掌声。）同志们，如果我没有提到哪个党的话，那不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而是因为我应该结束我的报告了。现在，谈谈我们设在近东和远东的重要机构。在近东，有在巴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宣传委员会。在近东还有许多组织工作要做。远东也是一样。我们无论如何要同日本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必须牢牢地在那里扎下根去。日本当前的处境大致同1905年前俄国的情况近似。在那里有广泛的革命群众运动，出版了有价值的著作。《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已译成日文并已出版。那里有许多工会组织，这些组织不是依靠领袖而是工人自己成立的。他们对共产国际很有好感，但是很遗憾，我们同日本的联系搞得很不好。同志们！由于我们立志成为世界性的国际，所以，执行委员会就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力量放在它的两个重要部门，即妇女国际和青年国际上。妇女代表会议已经开过了，我们参加了这个代表会议。我们创办了国际妇女报《国际妇女共产党员》。我们认为，妇女工作应当继续坚持下去。没有妇女们的帮助，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必须把妇女争取过来。不然，无产阶级共和国就不可能保持下去。（掌声。）青年国际的作用就更重要了。不久就要举行青年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在过去的一年内，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支持这个国际。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对。他说，对于我们来讲，青年的作用远比过去我们所想的大得多，尤其是考虑到无产阶级已经疲惫不堪。我们应该出百倍的力量从事青年工作，以百倍的努力支持青年工作。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希望本届大会能加强青年运动。我们将全力支持它。某些先生们试图唆使青年反对执行委员会，并在列维的机关刊物《苏维埃》上刊登有关文章，以达到在青年和执行委员会之间制造不和的目的。可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也永远不能得逞。按我的意见，对青年的政治领导应该由国际最高政治领导机构来进行。如果在各国设立两个平行的机构，那它们的决定就难免不互相冲突和引起矛盾。这对青年运动来说恰恰是危险的。因此，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克服所有组织上的困难，把总的政治领导归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是俄国，将来在德国或在法国，视世界革命的发展而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各地应该比过去更有力地支持青年运动。到目前为止，青年在各处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或者其他任何应该开展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分子斗争的国家中，青年总是走在前面。但是，这个任务是很广泛的。在这方面要比过去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全力支持青年运动。（掌声。）根据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倡议，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当时这是一项新的事业。现在，我们已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了。洛佐夫斯基同志列了一个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已经有1500万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工人加入我们的工会国际。我们首先发出了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号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还要向前迈进一大步。我认为，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意义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清楚的，因为必须进行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的斗争。因此，这是当前至关重要的问题，代表大会应该给予最大的注意。代表大会以后，在所有的兄弟党内，这个问题应该被看作是最重要的问题。以上是我们的工作总结。今后怎么办？将来我们应遵循什么样的路线？我认为，整个说来，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纠正某些同志“左”的偏差，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条正确路线。同右派分子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考虑到拥有2000万工人会员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存在这一事实，这场斗争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同右派分子作斗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反对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反对中派分子的斗争，是个策略问题。正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我们才能看到一年来在各国的成就。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在这面旗帜下，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的最重要的口号是，要在我们斗争的第三个年头，在还没有争得多数的国家里，争取多数，接近群众。我们几乎不存在国际协调和共同的战略。有许多同志问：“什么是国际战略？是在议会里发难，搞国际示威，以及选定日期举行国际罢工吗？”是的，同志们，可以说是这样；但我应该指出，我们没有这样做过。我们没有组织过一次国际示威。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的不足。今年，必须着手组织这项工作。我们应该组织国际示威，我们在各国议会发难，要严格地讲求国际协同一致。打基础正是应当从细微处着手。要在一国打开缺口以扩大别国缺口。迄今为止，我们还不善于这样。我们太软弱了。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改正所有这一切。关于集中制我还要说几句。有人企图证明，我们施加了可怕的压力，规定了强制性的集中制。恰恰相反，我们的组织正是缺乏应有的联合统一。我们很了解，许多重要的问题按其实质说，应该由本党在本国范围内解决。也许有一些实际上只宜于在本国范围内解决的问题，而我们却过分轻率地企图在国际范围内去解决。然而，确实也有些问题必须用国际观点去解决，因此，我们应该有比过去更为集中的组织，应该建立比现在更为密切的联系。大喊莫斯科独断专行，真是糊涂又糊涂。实际上，不够集中和缺少团结，这才是我们的唯一的过错。（喊声：对。）资产阶级组织得比我们强百倍。至少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同它一样，同时应该明白，我们的任务在于创建一个统一的国际党。同志们！大家可以批评，我们的错误确实存在。各国务必选派优秀人才组成下一届执行委员会。要克服这样的想法：某某人对我们没用，让他到莫斯科去吧！如果有关的国家不派出可以信赖的负责同志，那我们就不知会干出多少蠢事来。要懂得，执行委员会不是摆设。有人说；我们应该有的都已经有了，有良好的党，有工会，有各种组织，何必还要执行委员会？这种论断是荒谬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如果你们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国际，那就把你们的优秀力量派给我们。有人责备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指出联系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可是，同志们，请回过头来看一看，并问问各国党，它们为国际组织做了什么？几乎没有。你们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但你们还要有自我批评。执行委员会需要优秀力量，需要大批力量，需要足够的辅助性技术设备，它要求各国党作出重大的牺牲。如果这样，那么在明年我们将有一个完全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总司令部”称号的执行委员会。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只能在临时的意义上以这一称号自命。我们还不配这个称号。明年，这一点应当改变，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该建立起真正国际性的执行委员会。只有做到这一点，只有重新调整我们的策略，只有经受住烈火的考验，只有证明我们对待群众的基本行动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才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真正国际性的工作开展起来了。只有这样，执行委员会才真正称得上是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话才能成为法律。到那时，再也不会有什么“不可侵犯的”党，“不可侵犯的”纲领了，有的只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百炼成钢的统一的国际组织！（暴风雨般地长时间地鼓掌。）关于麦克斯·赫尔茨被判处终身监禁致德国无产阶级的文告主席克南：在开始翻译之前，我们先听取小执行局为麦克斯·赫尔茨被判处在感化监狱中终身监禁一案而起草的文告。关于这个问题，由拉狄克同志发言。拉狄克：同志们！麦克斯·赫尔茨这个名字只有我们的德国同志才熟悉，这个人昨天在柏林被判处在感化监狱中终身监禁。麦克斯·赫尔茨的为人只有德国同志才了解得稍微详细些，因为他没有加入任何共产党（有人喊道：“不对，他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其他国家的同志只是从资产阶级报刊的报道中才知道这个人。正当德国资产阶级以一个普通强盗或匪徒的罪名将这位忠诚而勇敢的革命者判处终身监禁的时候，我们认为，替他开脱，恢复他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的义务。（鼓掌。）赫尔茨的策略并不是我们所提倡的策略。早在1920年三月发动期间，他就按照他自己的主观愿望行事。那一次，他不顾党的纪律和警告，我行我素，要达到报复资产阶级的目的。因而在三月发动期间，他的所作所为，无论从共产主义战略观点或者从党的策略观点来衡量，有许多都是不当的。战前，赫尔茨不是社会党人，大战期间，他谋取的第一个职业是在铁路上当一名小职员，后来，他在德国资产阶级那里混了一个差事，当上了监狱长，这个差事的经历使他逐渐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有了粗浅的认识。这是千真万确的。据我看，他在大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比各种理论上的大道理和小册子更促使他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他亲眼看见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无情镇压。在德国帝国主义被更强大的英美帝国主义打败以后，在群众奋起反抗以后，赫尔茨立志领导德国一个最落后的省份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个省份，500年来，工人群众一直遭受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深受工人的拥护，但是福格特兰纺织厂工人的血汗早已被榨尽，无力创建强大的组织。然而，这位经历过战争、深信有志者事竟成的富有进取心和勇敢精神的人，毅然担当起领导运动的重任，为的是以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赤胆忠心领导工人继续前进。再重复一遍，他的所作所为，有许多是不当的。但我们看重的是赫尔茨的忠心，是他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他的仇恨也就是我们的仇恨。因此，我代表小执行局提出议案，向德国无产阶级发表文告如下：“告德国无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已先后判处三月发动的参加者监禁的年限总计已达2000年，现在又判处赫尔茨终身监禁。共产国际从来就反对实行个人恐怖和怠工。因为这无助于直接解决在国内战争中开展斗争的战斗任务；共产国际从来就反对搞脱离革命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游击式发动。但是，共产国际认为麦克斯·赫尔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勇敢叛逆者。资产阶级的感化监狱要培养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德，而资本主义制度则疯狂地推崇这种美德。麦克斯·赫尔茨的行为违背了宗旨。白色恐怖只有工人群众的起义才能摧垮，无产阶级的胜利只有工人群众的起义才能实现。不过，赫尔茨的一切行为都出自他对无产阶级的爱和对资产阶级的恨。“正因为如此，代表大会谨向麦克斯·赫尔茨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并委托德国无产阶级对他实行保护。代表大会并且希望，有朝一日，当德国无产阶级终于砸碎关押赫尔茨的牢门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能同德国共产党—道，为德国工人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热烈鼓掌。）同志们！我们坚信，赫尔茨不会被关押到底。我们坚信，只要德国资产阶级不诉诸武力或不进行暗杀，德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就必将受到削弱。如果说，赫尔茨始终未能在无产阶级群众的步调尚不完全一致的队伍中摆正自己的位置，那么，我们毫不怀疑。总有一天，他会成为献身我们事业的战士，会服从共同意志，以他过去按照主观愿望行事时的那种热忱，跟我们大家一起进行斗争。（鼓掌。）阿培尔（德国其产主义工人党）：赫尔茨同志是我们党的党员，共产国际对赫尔茨表示全力支持并发表文告，对此，我有义务表示我们的满意心情。但是，我们还有必要指出。这份文告也会使他感到伤心。（抗议声和喧闹声。）文告说，赫尔茨同志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出于他对资产阶级的恨。这不实事求是。报纸关于他在柏林受审的全部过程所作的报道就是证明，赫尔茨的一举一动，无不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文告对他的举动做这种评论实属不当。我们既已确定了在德国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方法，我们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既定立场，就应该肯定麦克斯·赫尔茨行动的结果，因为赫尔茨所实施和代表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策略。（大声抗议。）主席克南。这次国际代表大会是对全世界无产者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然而，在这样的大会上声援赫尔茨，竟也不能避免引起争议，我感到非常遗憾。既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认为有必要就此展开辩论，拉狄克同志就不能不作出答复。拉狄克：同志们！我为这一争议也感到遗憾。产生争议的原因，一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大概没有听清文告，二是这些同志甚至不了解赫尔茨本人是怎样表示的。文告说：“他的一切行为都出自他对无产阶级的爱和对资产阶级的恨。"这乃是对一位其行为出自对无产阶级的爱和对资产阶级的恨的同志和共产党人的一种评语。我们完全分享他的这种爱和恨。出于种种原因，今天我不想从政治上评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策略。我只想说明，赫尔茨在他从狱中寄给我们的一封信中自己也承认，他的行动确有很多是失策的，这种行动莫如不采取。关于个人恐怖、关于脱离党和党的领导而搞游击式发动的问题，我们彼此没有意见分歧。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如果不赞成我们的观点，可以保留自己的特殊意见，但只要是继续同我们保持关系，就必须服从我们的所有决定。我们不想评论他们的特殊见解，但我们要声明，我们不是患斯歇底里病的女人，我们是男子汉，我们要公开说明我们在哪些方面与赫尔茨不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只能证明它是一个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不惜碰得头破血流的具有宗派主义气息的团体。我们走我们的路，进行我们所要进行的斗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既然不愿意参加这一斗争，那么责任就要由他们自己来承担。（齐声赞同。）主席克南：现在表决。赞成文告的，请举手。宣布一致通过。通知各位，下次会议定于明天下午6时举行。明天会议的议题是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会议于4时30分休会。）
第一次会议（1921年6月2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第一次会议（1921年6月22日）·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选举主席团·致贺词↘加米涅夫（俄国共产党）↘瓦扬一库丘列（法国共产党）↘弗勒利希（德国统一共产党）↘布里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杰纳利（意大利共产党）↘托马季（法国工会运动）↘胡烈特（英国共产党）↘柯拉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竹口（日本共产党）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主席季诺维也夫：我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宣布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鼓掌。）（乐队奏《国际歌》。）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和一切国际无产阶级大会一样，首先要缅怀为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的同志。在以往的革命烈士名单中，即在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等烈士的名单中，去年又增添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人物。我们失去了美国无产阶级的杰出领袖、敬爱的约翰·里德同志。不久以前，柏林工人安葬了被德国资产阶级刽子手杀害的卓越工人领袖西尔特同志。不久以前，以苏布希同志（他出席过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斯皮特查同志为首的一批土耳其共产党人，也惨遭杀害。一年来，在与苏维埃俄国相毗邻的国家，我们也失去了许多同志。日前，拉脱维亚资产阶级就枪杀了一批我们的好同志，其中有积极参加我们的革命斗争的希尔夫同志和别林蒂同志。不久以前，在立陶宛也发生了这种枪杀事件。在意大利，我们的同志在反对资本雇佣代理人的斗争中，每星期都有人牺牲。在德国三月发动的日子里，几百名优秀的德国同志献出了生命。我们还失去了一些曾出席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大家都会记得我们三位优秀的法国同志——雷蒙·勒弗夫尔、列涅吉和维尔扎溺死于北海的不幸事件。一批希腊共产党人——阿列克萨基斯等同志，在从俄国返回祖国的途中，也是这样不幸牺牲的。我们的芬兰同志伊万·拉希亚及其战友，也为无产阶级事业献出了生命。曾积极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印涅萨·阿尔曼德同志与世长辞了，前不久，康科尔迪娅·萨莫伊洛娃也离开了人世。在南欧以及在南斯拉夫，狂暴的白色恐怖浪潮接连不断地夺去我们同志的生命。因此，在开会以前，我请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起立，为牺牲了的同志默哀。（全体代表起立。乐队奏哀乐。）主席季诺维也夫：我们谨代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向各国目前被监禁的成千上万的同志表示敬意。在德国，由于三月发动，我们有几百名同志献出了生命，有400人被判处2000年监禁或苦役——这是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在德国，目前约7000名工人被关在狱中。我们也晓得，匈牙利共和国也有许多革命者被捕入狱，芬兰的监狱也大有人满之患。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例如美国，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剥夺了自由。在英国，我们年轻的党的许多领袖同那些向英国工人宣传共产主义的其他英国同志一起，也在遭受这种厄运。在捷克斯洛伐克，牢房里关满了工人，其中许多人是我们所熟识的，他们是为本国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先进战士，例如穆纳、扎波托茨基、扎托希、古拉等人。显然，他们的心是和我们连在一起的。我们坚信，一切资本主义牢狱终将被起义的人民所摧毁，我们的弟兄和国际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终将获得自由，并将带领无产阶级群众去冲击资本主义。这一天已为期不远了。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中，今年是艰难的一年，是许多国家开展武装斗争的一年。在有些国家，武装斗争已发展到战役的规模。大家都记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尚未结束时，在意大利这个当时行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里，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产生出由无产者占领工厂这一新的斗争形式。意大利工人控制工厂长达两个星期之久，并着手组织红军，准备进一步扩大战果。但是，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即那些为了讨好我们而前来访问、为了更好地欺骗工人而想加入共产国际的人，这时竟投向资产阶级阵营，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以老牌机会主义者为首的意大利劳动同盟，在这关键时刻也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运动。塞拉蒂（我们去年还很信任他）领导的意大利中派分子把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竟然说成是普普通通的、和平的工会运动、工联运动和行会运动。意大利工人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许多所谓的工人领袖竟是他们进行斗争中的最大的绊脚石。1920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有100多万人采取了大规模的群众性行动，其中一部分是武装斗争。由于预先缺乏充分的组织工作，这个运动自然遭到了失败，但是，它却锻炼了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使工人们及早地经受必要的考验，并且缔造了群众性的共产党。第一次出席我们这一次代表大会的就有这个党的代表。这一年的春天，德国无产者采取了行动，至少有几十万人积极响应，这次行动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它在德国革命运动史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锻炼了工人，使我们群众性的德国共产党汲取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它虽然失败了，但在德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史上却写下光辉的一页。除了这些波澜壮阔的运动外，各国无产阶级还纷纷采取了小规模行动。所有这一切行动锻炼了各国年轻的共产党，使它们汲取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它们认清自己的弱点和避免今后再犯类似的错误。同时，这些行动鼓舞了我们党的战斗士气，使我们认识到不能只限于进行和平宣传，而且要做好准备，率领党坚持不懈地斗争，毫不放松地向敌对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动攻击。我们的敌人正是从上述三大群众性运动中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国际在这一年里，除了失败以外，毫无所获。当然，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只能把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运动看成是失败。但是我们知道，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有从失败中才能走向胜利。我们知道，俄国无产阶级也是屡遭失败，才取得胜利的。因此，我们确信，在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所进行的斗争，即使没有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在聚集我们的力量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我们举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似乎是处于某种上升阶段。现在，当我们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陷入持续危机之中。欧洲和美国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失业者，还有许多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许多国家的贫困现象日益严重。英国煤矿工人的大罢工，无疑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次大罢工之所以了不起，就因为罢工工人表现出坚忍不拔、英勇不屈的精神。这次大罢工之所以触目惊心，就因为老牌工联主义领袖出于他们的本性，在关键时刻出卖了工人。但是英国煤矿工人，尽管得不到无产阶级其他阶层的有力支援，尽管敌人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围困起来，然而他们一直在坚持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持续已不止一周的大罢工。今天，在我们的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我们得悉意大利革命运动又有新的发展：那里爆发了铁路工人和邮电职员的大罢工。意大利显然又进入了大搏斗时期。在德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们对反革命法庭上一次的判决所发出的抗议声尚未平息，目前，就在巴伐利亚又爆发了为期三天的总罢工，可见，在德国又要爆发革命的战斗。在法国，工会运动的内部正在进行一切激烈的斗争，最后，在许多重要的工会里，革命派战胜了机会主义派。一年来，各国的党都无比地壮大起来。仅以大国为例。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法国代表只代表少数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即该国的共产主义宣传员和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的首倡者。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法国代表则代表拥有12万党员的党，这个党已彻底打败了老的机会主义政党，并迫使它的领袖投靠第二半国际。再看捷克斯洛伐克。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只代表少数共产主义宣传员，而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则代表拥有40多万有组织的工人（如果把捷克人中的德国同志也包含在内的话）的正式的共产党。再看英国。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只代表8个比较大的、松散的、其中一部分还是彼此对立的集团，而这一次，则代表拥有1万名党员的政党，该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决心自觉地以共产主义精神指导在英国兴起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最后，看看美国的情况。我们看到，它只有一个由某些集团组成的不大的代表团出席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一年来，我们已经使新大陆的一切共产主义力量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虽然它仍是一个屡遭迫害的非法政党，但它对不断发展的美国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却日益产生巨大的影响。同志们！可见，在所有的国家，在各个地区，我们的党都发展壮大了。在南斯拉夫，为消灭我们党而实行的白色恐怖，尽管得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拥护者的支持，但并未能达到目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也遭受一些损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统一的、人数众多的意大利社会党派了代表参加，而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土，却只有新建立的、年轻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它目前和青年团一起总共约有10万名成员。庸人们会认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损失很大，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可是，我们并不这样看。我们在意大利丧失的，只是某种幻想和某些消极因素。我们在那里失去的，只是对共产国际产生误解的一些东西。我们在那里损失的，只是这样一些集团：它们想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但却不想承担任何严正的义务。对于共产国际来说，还是甩掉这个包袱为好。我们号召那些尚未加入共产国际的意大利工人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们满腔热情地、坚定不移地发出这个号召。我们相信，过不了多久，他们将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那些在工人占领工厂时背叛了意大利工人运动的“领袖”先生们，即对于那些一只眼盯着莫斯科、另一只眼盯着阿姆斯特丹的“领袖”先生们，我们不屑一顾，因而我们并不认为，失去这种消极因素是遭到失败。我们在意大利有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虽然它的人数还不多，但我们深信，未来是属于它的。它将把意大利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一切优秀的、诚实的、革命的力量聚集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这个日子的到来已为期不远了。（鼓掌。）一年来，敌视我们的分子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去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代表以及一些类似集团的代表来到我们这里。他们打算钻进我们的队伍，然后像他们的师兄弟到处干的勾当那样，从内部来破坏无产阶级运动。我们没有接纳他们。现在，他们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并且建立了第二半国际。我们没有理由为此而有所抱怨。所有萎靡、庸俗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半机会主义分子都不愿进行严肃的斗争，他们已聚集到第二半国际这个组织中去，从而使我们摆脱了那些不坚定、不可靠的动摇分子。他们脱离共产国际，聚集在另一个组织中，走上另一极端，这只会有利于共产国际。我们来看看第二国际的情况。在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即一年以前，或许还很难估计到第二国际当前的情况。可是现在呢？现在，它的可敬的主席托马斯的命运，就是它的当前情况的最好象征。这个第二国际的主席、阿姆斯特丹的显要人物托马斯，当煤矿工人开始罢工时，竟出卖了运动。他的背叛行为极其可耻，工人们愤慨万分，因而他不得不逃避到美国去。不久以前，我们看到报上有这样的报道：当他到达美国，离船上岸时，大洋彼岸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这位逃跑的第二国际代表人物、可敬的阿姆斯特丹领袖举行了充满仇恨的示威。难道这一切还不能说明第二国际当前的情况吗？它已经彻底腐烂，变成了公然敌视无产阶级的组织。目前，我们要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阿姆斯特丹国际，因为它已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联合到自己的队伍中去。我们就是要同这个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要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全世界红色工会代表大会。它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将第一次把那些自觉地反对阿姆斯特丹，即想要粉碎这个资本主义最后堡垒的各国工会联合起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建立的国际红色工会理事会，一年来联合了1500万有组织的工人。现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要把这个组织更加巩固起来。我们的代表大会面临着艰巨的、原则上的理论工作。必须再次从各个方面审视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再次估量和考验我们的策略；必须锻炼我们所有的党，以便顺利进行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动摇不定、反对渗入我们队伍的中派思想（遗憾的是，中派思想竟渗入到德国这样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国家）的斗争。我们的代表大会要看到自己有力量坚决防止一切企图从内部破坏共产主义坚强团结的思潮。我们的代表大会要看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给所有打算使年轻的共产党染上旧中派思想和半中派思想毒素的人以最严厉的反击，而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过去建立过什么功绩。我们的代表大会要再次制定出更加详尽的、细节明确的路线，使它既适应于无产阶级革命比较迅速的发展情况，也适应于我们所不希望的那种旷日持久的革命步伐。我们的代表大会要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共产国际组织结构，因为目前各党和整个共产国际都面临着一系列组织上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的代表大会要对一年来的工作作出总结，这一年是有许许多多宝贵的经验教训的。根据我现在掌握的并不完全的名单，已有4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我们的大会，预计派出代表参加大会的，将不少于50个国家。我们的大会是个真正规模宏伟的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大会。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弟兄在各国积累的宝贵经验总结出来。我们认为，我们的代表大会要讨论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要知道，它是目前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唯一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了政权曾作出巨大的牺牲，经受无数的苦难。我们必须、而且我们非常乐意把我们的艰难困苦告诉给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弟兄，我们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把我们国家的长处和弱点告诉他们，使他们看到英勇的无产阶级为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权竭力进行斗争的情景。从各国来到我们这里的同志们会清楚地认识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俄国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大家都了解，全世界工人多么关心我国无产阶级能牢牢掌握住政权，他们多么关心国内战争结束之后，红军复员之后，我国无产阶级得以从事和平的经济建设事业。可是，同志们！现在，在无产阶级着手工作以前，我们的代表大会已遭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疯狂仇视。目前，所有的资产阶级舆论没有不想诽谤、诬蔑我们大会的。今天有人告诉我，几天以前，波兰资产阶级报纸幸灾乐祸地报道说，似乎到莫斯科来的只有17名代表。然而，大家都知道，来到这里的代表将近千人，他们代表着全世界的工人组织。诽谤我们代表大会的骗人鬼话还会大量出现。然而，我们有把握地说，和这种诽谤正相反，我们的大会将得到世界上一切有觉悟的正直的革命分子的亲切关注和支持。我们确信，既然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共产国际章程，奠定了我们策略的基础，那么，第三次代表大会就一定能彻底完善共产国际的组织和策略。我们确信，共产国际将帮助各国兄弟党，首先是帮助英、美这样国家的党深入到群众中去，因为那里正掀起强大的工人运动，但是共产主义思想还很薄弱。我们确信，共产国际将帮助那些已得到大部分工人阶级支持的党（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党）团结起来，以准备进行光荣的战斗。我们确信，共产国际也将帮助其他兄弟党查明它们的缺点和错误，纠正它们的方针和路线，清除他们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使它们的队伍坚强壮大起来，以实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这一要求：在每个国家，我们都有自己的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真正支部。（鼓掌。）我对来到我们这里的所有同志表示欢迎，同时，我要对远东和近东各国的代表特别表示欢迎。（鼓掌。）同志们，在整个工人运动史上，还没有过一次代表大会像我们这次代表大会那样，有如此众多的远东和近东各国的代表。大家都会记得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巴库举行的那次大会。从那时起，共产国际在远东和近东各国的影响日益急剧地增长起来。从这次远东和近东各国派来人数众多的代表出席我们的大会这一事实中，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看出，我们的组织不仅是欧洲的组织，不仅是欧洲各国人民的国际协会，而且也是全世界工人的国际组织。从这些代表团参加我们的大会这一事实中，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看出，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欧洲革命，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世界革命。因此，欧洲和美国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应当十分亲切地关注这些从远东和近东来到我们这里的代表，应当竭尽全力地支持他们，同他们结成一个统一的兄弟联盟，借以向全世界表明：我们不仅能把欧洲和美国的先进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且也能把远东和近东各国千千万万民众联合起来。我们欢迎来到我们这里的所有代表团，我们欢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经久不息的掌声。）同志们！鉴于有些人的讲话得译成几种语言，所以我请那些不懂这些语言的同志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安静，不要影响别人。我刚刚说的这句话，请拉狄克同志翻译出来。选举主席团季诺维也夫：现在，大会选举主席团。弗勒利希：同志们！为了做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执行委员会将从出席大会的各党代表中增选自己的成员。这个扩大的执行委员会提议把下列同志选入主席团：主席——我们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副主席——柯拉罗夫同志（保加利亚）、杰纳利同志（意大利）、洛里欧同志（法国）、克南同志（德国）。（大家表示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们！这个名单是经过扩大的执行委员会审议的。还有什么建议吗？有没有反对的意见？那么，我宣布上述同志被选入主席团。（暴风雨般的掌声。）弗勒科希：同志们！我向代表大会提议，推选我们最尊敬的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为名誉主席。（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拉狄克：我代表俄国代表团常务委员会提议，推选被监禁在狱中的穆纳、英克平、布兰德勒三位同志也为大会的名誉主席。（暴风雨般的掌声。）致贺词季诺维也夫：现由加米涅夫同志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市苏维埃致贺词。加米涅夫（俄国共产党）：我代表俄国共产党向当前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全世界共产党人代表大会，表示祝贺。我很荣幸，因为除了代表我们党表示祝贺外，我还能代表莫斯科市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表示祝贺。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世界革命的代表们三次聚会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城市中，在这里，在无产阶级长满茧子的双手的保卫下，他们可以安心讨论和解决世界革命问题。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这个由莫斯科苏维埃管理的城市竟成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口号，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机会主义者背叛活动的斗争中，总是高呼“拥护莫斯科”。同志们！这里曾经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极端专制国家的首都，当时，这个国家的1.5亿受压迫的工人和农民挣扎在沙皇所领导的集团的统治之下，因此，世界共产党人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是适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已经三年多了。那些信口开河的人以及那些维护资产阶级权威的人对我们提出批评，说我们没有能力全面发展共产主义制度。他们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工农掌握政权已经第四个年头了，而共产主义并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完全实现。对于这种指责，对于这种恶意的批评，我们简单地指出这一点作为回答：任何共产党，任何无产阶级，无论它们多么英勇、刚毅，都不能在三四年内，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新世界。要知道，这个新世界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而要实现它，需要工人阶级作出异常艰苦的努力。是的，我们不能使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同志看到广泛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制度。在这里，在莫斯科，在我们劳动者的共和国，他们不仅能看到旧社会的废墟，而且也能看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幼芽已经在废墟中间出土了。我们推翻并战胜了旧政权，但是，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斗争，以便在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回的地方，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的新大厦。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同志们正赶上我们处于紧张的斗争时期，我们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任务。然而，我们无意渲染我们的困难处境，好像我们本身不能解决、也承担不了当前的艰巨任务。要知道，从俄国工人阶级开始在世界上领导无产阶级管理的共和国，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日起，我们就已面临两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是要表明工人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之后，能够在全世界反动势力进犯之下维护自己的政权。这个必须首先解决的第一项任务，我们已经解决了。（鼓掌。）我们可以自豪地指出这一点。我们已向全世界、整个无产阶级以及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资产阶级表明，俄国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三年来手执武器捍卫了自己的政权，并且取得了胜利。它迫使敌人撤退了，现在我们这里，是一个不屈不挠地从事共产主义建设的、独立自由的工农国家。同志们，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我们把1.35亿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了。我们扩展了劳动政权，高举起饰有镰刀与斧头的共产国际旗帜，使它从北冰洋到黑海、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到处飘扬。俄国工人和农民从世界资本主义手中夺回了这块阵地。现在，我们面前摆着第二项任务。我们在战场上胜利之后，能不能表明我们所掌握的政权有能力改变经济关系，有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在对付“十二种民族入侵”之后，是否能战胜小资产阶级本性以及人民长期养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习性？现在，我们放下步枪，拿起大锤，重新掌握机床，扶起耕犁，我们要承担起一项新的任务：向全世界表明，尽管遭到七年战争——首先是帝国主义战争，后来是国内战争——的破坏，俄国工人阶级有能力恢复经济，它不只是能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而且也能在经济上实现新的社会制度。（鼓掌。）世界代表大会正好看到我们在执行这项任务。我们不受来自上面或来自下面的任何指责的约束，我们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审判员，它能对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过去和将来所做的一切作出裁决，而这个审判员就是共产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鼓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无产阶级为首的俄国工人和俄国全体劳动者，可以在这个审判员面前自豪地昂起头来说：四年来，我们一直战斗在整个人类的前进阵地上，我们期待着帮助，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帮助，我们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在注视我们的斗争，他们在决定性时刻会举起我们支撑的那面旗帜，他们将胜利完成俄国工人阶级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亲爱的客人们万岁！通过他们，我们向全世界劳动者、各国无产者、全体劳动人民，即向全世界从事这一巨大斗争的整个人类，表示敬意。世界革命万岁！（鼓掌。）季诺维也夫：同志们！我们已同一些代表团商妥，以后的发言只译成俄语一种语言。现由那些打算代表各种代表团向我们红军和我国工人阶级致敬的同志发言。请法国代表团代表瓦扬-库丘列讲话。瓦扬-库丘列（法国共产党）：同志们！我受法国代表团的委托，代表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向红军同志们致敬。（鼓掌。）同志们！和你们当中许多人一样，和其他国家中千百万同志一样，我和千百万法国青年也曾在资本主义军队中服过役。在漫长的岁月里，在严冬和酷夏，我们曾为那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业进行战斗。我们参加过多次春季攻势，每次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攻势了。复员回来以后，我们才认识清楚，在战争中失败的是我们，而资本家到处都是胜利者。资本家们希望用武力制止他们之间的严重争执，用鲜血解决争霸全世界的纠纷，然而这却激发了那部分沉醉于民主与议会制美梦中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提示他们必须拿起武器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鼓掌。）同志们！你们是红军战士，你们是第一批不仅能表明憎恨而且也能表明热爱的战士，你们热爱世界上一切受苦受难的弟兄，国界并没有把你们和他们隔绝开来。你们的爱已扩展到全世界，抚慰着所有遭受苦难的人，不管在哪里，在英国、德国、美国或者在法国，工人们都知道，他们能得到你们兄弟般的关怀，你们的心和他们的心在一起跳动；他们知道，你们准备像长年岁月中进行自卫那样，像你们的法国先驱者——在1893年奋起保卫祖国的忍饥挨饿的复员战士进行自卫那样，来保卫各国的工人弟兄。（鼓掌。）红军战士同志们！现在，你们是共产国际的战士，所以共产国际本身也要向你们表示敬意，并且对你们说：“你们俄国无产者——贫农和工厂工人，你们这些战场上的英雄，再一次同心同德地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你们大家所代表的那种力量是我们的信念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告诉你们：“抓紧手中的武器，要知道，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放下武器的时候，我们西方无产者和东方各国人民正着手开展自己的事业，开始挖战壕，进行自我武装，而你们这些站在革命前列的战士，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提高警惕，做好射击准备，不要从眼前放过任何目标，随时瞄准你们的敌人——资本主义。这个敌人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在组织斗争，在准备斗争，我们很快就会来帮助你们，但是我们还必须处理许多内部事务，必须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使我们烦恼的问题。我们必须粉碎早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就已在我们那里出现的和平主义。对于和平主义，我们了解得十分清楚。就是它，引导了我们机会主义者的行动。现在，我们虽然对它了解得十分清楚，但是并没有把它铲除掉。我们知道，光是口头上说要奠定和平，各国人民要友好相处，这是不够的。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老基督徒的一种幻想罢了。和平主义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像你们那样，手执武器进行斗争，我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鼓掌。）你们暂且不要放下手中武器，要克服你们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一切艰难险阻。你们还得经历一段不太长久的困苦时期，或许对你们这样说，有点太过分了。不过，我们要向我们的法国弟兄说：“他们在那里，在俄国，处境是很艰难的。”我们不会对他们说，你们的事业开展得十分顺利。我们不会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他们是了解这一点的。我们要告诉他们：“俄国同志的处境很艰难，你们要赶快行动起来，红军在期待着你们。”而在我们进行新的搏斗的日子里，在我们开展新的革命的日子里，在我们将捍卫最后一个街堡、处境万分危急的那一天，我们这些参加过罗伯斯比尔、马拉和丹东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战士，将向你们发出呼吁，并升起红旗高呼：“红军同志们，来援助我们！”我们知道，你们一定会前来援助的！俄国红军万岁！国际红军万岁！（暴风雨般的掌声。）季诺维也夫：同志们！现由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保尔·弗勒利希同志发言。他是“斯巴达克联盟”创始人之一，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试图建立国际联合会的日子里，和他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会面。弗勒利希（德国统一共产党）：同志们！德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表示祝贺，向苏维埃俄国这个顽强抗击敌人已经四年的革命堡垒表示敬意，并向红军这把重型的革命利剑致敬。同志们！我们来自一个曾经站在工人运动前列的国家，在那里，社会主义经历过一次最严重的失败，在那里，第二国际的旗帜遭到极大的凌辱。我们来自一个老社会民主党和许多社会党人靠牺牲无产阶级利益发迹的国家，他们成了杀害无产阶级的凶恶刽子手。同志们！现在为了战胜敌人，德国无产阶级必须认真考虑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我国目前的局势中，世界市场的每一次震动，即国际上的每一次经济冲突，都会产生国内的政治危机；在那里，可怕的国内战争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工人阶级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大的牺牲。我们对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抱有什么期望呢？我们期望它不要放弃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路线。现在已经可以证实，这条路线对于德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次代表大会把该国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真正革命分子同那些卑鄙的、胆怯的领导者区别开来，因为后者没有勇气肩负起在每次革命斗争中自己应当承担的重人责任。我们统一共产党半年来的全部活动证明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理论是正确的。实际情况表明，我们能够把我们工人阶级中准备进行艰苦斗争的一切人团结起来，使他们显示出自己是德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先锋队。实际情况也表明，把那些至今仍然操纵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赶下台，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由于疏远革命分子，逐渐深深地陷入机会主义泥潭，于是，这个所谓当前唯一真正革命的政党及其所能依靠的工会，就变成了实行血腥统治的德国政府的一个主要支柱，变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这个党竟公开宣称：“不错，我们竭尽全力地支持了德国资本主义和现存的政府，而且，即使它们还要把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关到感化院和监狱里，我们也要继续支持它们。”同志们！这个党的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我们看到，在德国，工会首先发生了分裂。目前，在这个国家里，工会日益显示出革命精神。这是必然产生的情况，因为工会官僚的叛卖活动层出不穷。工会官僚为了支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加紧压制和不断出卖工人阶级，这就必然会激发工人的阶级自觉性和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那里出现的经济形势，促使我们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斗争中去。德国工人将逐渐认清必须跟随共产党走，这也足以证明德国共产党人具有战斗精神和斗争意志。资产阶级意识到它面临的处境，它害怕无产阶级，所以打算以白色恐怖的手段来进行恫吓；最近一年里，又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杀害。资产阶级建立了特别法庭，在两个月期间就极其草率地作出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判决。在定罪的人中，被判进感化院的有400人，他们总计被监禁的期限是1500年；被判坐牢的有600人，总计被监禁的期限是800年；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4人被判处死刑。刽子手们还想出新的方法来对付无产阶级受难者。我们的同志如越狱逃走，他们当场即予枪杀；他们还订出一整套进行此类杀害的专门规定。他们认为，用这种办法可使德国无产阶级萎靡不振，丧失斗志，这简直是大错而特错了。德国工人阶级从来是不怕牺牲的，它不顾种种诽谤和敌人的责难，不怕遭受惨重的牺牲，将继续进行斗争。只要没有取得胜利，它就将战斗下去。（暴风雨般的掌声。）俄国同志们！你们曾号召给予我们德国革命者以援助。我们知道你们的艰苦处境，我们知道你们为无产阶级作出了无数重大的牺牲。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多么艰难地通过自己的斗争确定了一条具有先进立场的路线。苏维埃俄国同志们！你们要相信，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地、不屈不挠地干革命，我们一定和整个国际紧密团结起来，不断前进，力求和你们站在同一立场上，继续为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掌声。）季诺维也夫：同志们，我已经说过，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初次派来代表参加我们的大会。现请它的代表布里扬同志讲话。布里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我向俄国革命工人和第三国际致敬，并代表捷克的共产主义工人对他们给予的援助，表示谢意。两个伟大的历史性事件——俄国的社会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建立，在为我们开创美好的远景。两年半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还处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领导之下，因而帮助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俄国革命唤醒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多数工人，使他们有了新的精神面貌。目前，我国工人阶级成了俄国革命的真诚朋友。我们还没有进行过德国共产党人和俄国共产党人所遇到的那种激烈的战斗，但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十二月战斗，却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它是我国工人群众经历的首次战斗洗礼。我们可以指出，我们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在精神上争取到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目前，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倾向共产主义立场。我们是一个大党，在人数上仅次于俄国党和德国党。我们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我们要加强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我们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一切战斗中推行共产主义口号。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我们的斗志日益增强。我们不仅要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取得胜利。当决战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即使是像有些目光短浅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不会很快到来），我们将取得胜利，我们将面对我国资本家提出俄国革命的那种战斗口号：全部政权归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的革命工人阶级！（暴风雨般的掌声。）季诺维也夫：我认为，布里扬同志的讲话不需要翻译了。绝大多数同志已理解我们这位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讲话的性质和内容。由于意大利共产党在它反对叛徒的正义斗争中特别需要而且理应得到共产国际的兄弟般的支持，所以现在由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杰纳利同志发言。杰纳利（意大利共产党）：我代表意大利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致敬。记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意大利社会党包揽了全部意大利代表名额。出席二大的塞拉蒂之流，现已背叛了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脱离了第三国际。但是，意大利的代表席位并没有空着。现在占有这个席位的是决心全力引导意大利无产阶级继续进行斗争的年轻的共产党。第三国际应当严厉地谴责那些变节者，帮助意大利共产党揭去那些欺骗部分无产阶级的人的假面具。第三国际这一有力的行动，必须促使整个意大利无产阶级重新回到共产党的立场上来。因此，我认为，我不仅可以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人，而且也可以代表整个意大利无产阶级向大家致敬。第三国际万岁！季诺维也夫：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法国同志在工会运动中取得了成就。法国工会运动的卓越工作者之一托马季同志曾经和他的同志们一起为我们党争取到塞纳省的工会。现请托马季同志讲话。托马季（法国工会运动）：同志们！前面几位发言人是代表受过斗争考验的组织向大家讲话的。可是，我们法国工团主义者的处境就不同了。我们的运动已有很长的历史，最近几年来，对于我国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出现了十分悲惨的局面。所以，我们只是来向大家表示敬意。最近期间，我们法国工团主义者不仅在齐心协力地反对我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而且也在反对世界各地的叛徒纠集起来的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招致普遍的仇视。它的所作所为，像童话中狠心的继母“疼爱”自己的孩子那样，为使孩子们不受任何委曲，竟一次又一次让孩子们受贪婪的资本家的宰割，驱使孩子们背弃切身利益而为资本家卖命。我们必须扼杀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必须使形形色色的茹奥分子让出他们长期占据的位置。他们对我们工人来说：“你们仍然只是单纯地从经济方面来考虑问题。你们的文化水平太低。你们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没有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需的知识，让那些有学识的人去关心你们吧！你们要相信，只要我们构成了多数，按职业原则组织起来，那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只要一招手，资产阶级就会让步的。”但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对争取权利、正义和自由毫无益处的50多个月的战争，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战争总是使我们遭到蹂躏，而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我们清楚地知道，除了采取武装斗争，工人群众没有其他求得解放的道路，因此，我们要捏紧敌人的喉咙，把他们从地球上消灭掉。资产阶级为了消灭我们而组织起来。我们的西班牙同志，如果没有看到枪口指向他们，是不会走上街头的。我们的意大利同志，在最近的波澜壮阔的运动之后，才被迫撤退，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我们的德国同志，3月间向我们发出了我们所指望他们采取的那种行动的信号。俄国同志们，你们已经一砖一瓦地建立起这座大厦。我们不能再像战争期间那样受骗了，不能再让资产阶级给工人灌输种种谬论了，他们老早就要我们接受民主的口号，老早就要我们认为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百年来，我们一直处于奴隶地位，他们对我们说，似乎这种处境已经结束，民主统治时代已经来临，而我们则认为斗争只不过刚刚开始。我们要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必要论据。为了未来的革命，我们要把革命分子聚集在莫斯科国际的周围。我们将告别童话中的那位老继母，她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铲除她，使她不能同我们的敌人勾结在一起。我们所实行的政策，就是要使工团主义领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因而急剧地向右滑下去。明天，他们将求助于自己过去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却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将同敌人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团结在莫斯科的周围，维护你们在四年苦难之后高举的旗帜。莫斯科和整个俄国的同志们！我们和你们一起为一个伟大的事业——革命事业而奋斗。（鼓掌。）季诺维也夫：现由英国共产党代表、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的矿工胡烈特同志讲话。他是不久前从轰轰烈烈的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战场上来到这里的。胡烈特（英国共产党）：同志们！我代表英国共产党向第三国际表示敬意，同时我本人也要对你们，特别是对俄国煤矿工人表示谢意，因为在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期间，我们的同志得到了大家的支援。也许，目前在英国公开举行革命起义的可能性很小，而且遵循欧洲各国革命政党所走的那条生气勃勃的革命道路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是，尽管如此，我这个英国共产党党员，还是由于我党的种种活动而感到自豪。我向出席这次大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保证，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地迫使这个最疯狂、最具帝国主义本性的资本家阶级就范。我认为（任何人也都会赞同我的这种看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集团比英帝国主义者集团在权势上更为强大的了。战争本应导致帝国主义灭亡。但是在英国，却反而促进了帝国主义的空前发展。战争所造成的矛盾现在更加激化，尽管我们觉得有信心（实际上我们也确有信心），俄国帝国主义所遭到的覆灭命运迟早也会落到英国帝国主义头上，但是当前却仍然存在着危险，因为英国帝国主义在不断聚集和联合自己的力最，这不仅威胁世界和平，而且也在破坏世界和平。我非常不愿意向俄国同志们谈论这一切，因为很遗憾，我是来自那个由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猖獗而闻名于世的国家。我们怀着羞愧的心情想起邱吉尔、巴尔福和劳合-乔治的政策，以及他们对于世界最伟大的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只有一点，颇使人们感到欢慰，这就是：虽然从1917年开始，伦敦就已指令对俄国革命采取一切敌视行动，但是，俄国革命还是获得了十分伟大的荣誉，这恐怕难以使英国帝国主义高兴吧！此外，英国帝国主义者曾供应给俄国士兵被服（红军虏获了英国供给白匪军整师的被服），这也使英国共产党人感到欢慰。最近三年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竭力没法扼杀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时期。虽然我已经说过，我们不能像你们在1917年那样立即开始举行起义，但我可以使你们确信，英国共产党在阻止政府干预英法帝国主义所唆使的俄波战争方面，已起到巨大的作用，仅只这一点也就足以证明我们的活动是有成效的。我打算多谈一些目前在英国进行的斗争情况，少谈一些一般的情况。至于一般的情况，已经谈得够多了。1914年，英国工人受到谎言的欺骗，让他们穿上军装去为民主而战。军国主义者要他们相信，战争结束以后，生活就会安定下来，并有所改善。现在，有觉悟的工人都明白了，当初资产阶级对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丧尽天良的一派胡言。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资产阶级给他们建立了怎样的安定生活？我来向大家谈一谈。今年3月31日，在英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中揭开一个伟大的篇章。我们本来已经遭受不少意想不到的折磨，而英国资产阶级竟解雇了125万工人，把他们扔到街头上去，这使我们再次遭受沉重的打击。英国资产阶级向全国宣布，它保证实行国有化（它向工人提出的保证太多了），但为了恢复资本主义，它必须缩减工资开支。我要向同志们指出，在我们英国的4000万人口中，有260万煤矿工人，矿主则不到9000人。也许，有些同志对这些数字会感兴趣。煤矿国有化委员会的工作证明，从1913年到1918年这五年期间，英国煤矿资本家的收益不下2.6亿英磅。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英国工人要和多么强大的对手作斗争，他们多么需要其他国家工人的支援。如果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工人不团结起来，不同英国工人紧密地联合起来，那么，英国帝国主义必将恢复自己的力量，并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稳固。这是无可怀疑的。你们如果想认清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要考虑到这一点：英国是个岛国，殖民问题对于它比对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具有重大的意义。英国帝国主义已渗透到地球的各个角落，渗透到印度、埃及、爱尔兰、非洲等地，它们都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只有认清英国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国际关系，我们才能理解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殖民地的配合，英国这个岛国的革命就不能实现，这和大不列颠帝国没有殖民地就不能生存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援，英国共产党人就不能发动革命。因此，英国代表团十分关心大家能注意到这一实际情况，特别是要结合当前的世界斗争形势来考虑问题。我希望大家特别关心各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团结合作，使他们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我想简单地谈谈英国共产党的活动。我们党存在整整12个月了。在这段期间，我们许多同志遭到逮捕，有些人至今还在狱中服刑，他们被判8个月甚至更长期间的监禁。不错，如果联想到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俄国革命前所遭受的重重苦难，这就不算什么了。但是，如果考虑到我们党存在的时间不长，并已取得一些成就，那我们还是可以由于党的活动而多少有些自豪感。在英国，许多人常说英国议会制有千年的历史，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诚然，这个传统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而共产党则必须摧毁它。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我想就背叛行为问题说几句话。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曾有几个一直被认为是优秀人物的党员。由于他们有过一些工作成绩，党把他们安置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他们曾在一系列伟大的斗争中进行工作。他们当中有些人去年到俄国来过，但后来，他们背叛了我们：威廉斯、托马斯、麦克唐纳等人抛弃了煤矿工人，使他们陷入险恶的困境。最近的消息说，矿工们仍在进行斗争，并将继续斗争下去。此外，同志们！我很高兴听到这一消息，即托马斯到达美国对，我们的美国同志对他采取了极为鄙视的态度。所有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即所有背叛了工人运动的人，都应当从有觉悟的工人队伍中清除出去。最后，同志们！我代表英国共产党和坚决走上世界革命道路的革命群众向你们提出保证：只要斗争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只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英国共产党人将继续斗争下去，决不放下武器。俄国革命万岁！世界共产党和世界无产阶级万岁！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们！保加利亚共产党，就其革命传统、发展历史和精神实质来说，非常近似俄国共产党。现由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柯拉罗夫同志讲话。柯拉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充满白色恐怖。不只是在匈牙利、芬兰和巴伐利亚，那里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之后不久，就遭到了挫败，因而工人群众受到凶恶的大地主和资本家的血腥报复。不只是在巴尔干各国，那里的统治阶级一贯采取专制和残暴的统治手段，劳动群众被剥夺了一切法律保障，而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则遭到野蛮的追查和迫害。而且在那些具有高度“文明”和“民主”的国家，即在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这样一些所谓“文明”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也都肆无忌惮地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毫无顾忌地迫害革命运动，以便在运动处于萌芽阶段就将它扑灭。以往有过一个时期，资产阶级是个革命阶级。它制定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带头进行了反对专制暴政和无权地位的斗争。它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论证了政治民主的学说，确定要永远实行政治上的自由和保证全人类的进步。但是，当资产阶级摧毁了专制暴政，取得了政权的时候，政治民主就成了它的剥削权力和政治统治的最好方式。虽然如此，但是在它的统治遭到危险的时刻，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按自己的法律行事，而是野蛮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政权的人。无产阶级清楚地记得巴黎公社所遭到的血腥镇压。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无法克服的严重危机。在资产阶级胚胎中就已萌芽的强大革命力量，正在不断形成、组织和壮大起来；在这种革命力量的冲击之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日益动摇。资产阶级惊慌万状，它在迅速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巨人面前充满垂死的恐怖，因而丧失了理智，疯狂暴燥起来，并亲手破坏了自己长期以来维护的法律秩序。今天，各国资产阶级和梯也尔一样大喊大叫：“法治会害死我们”。因而它践踏了自己的全部法律，迅速地把反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在英国这个典型的法治国家，资产阶级对爱尔兰人民实行野蛮的大屠杀，对举行罢工的贫苦无产阶级群众施行强暴的血腥镇压，对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把他们投入监狱。在法国这个政治自由策源地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银行家匪帮，一面高唱旧的革命歌曲，一面攻击工人的示威游行队伍，杀害提出抗议的无产者；他们一面打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招牌，一面严禁共产党的活动，闯进党和工会的俱乐部和工作机构，以暴力手段竭力防止不断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1OO多年以前，反对暴政的法国老战士曾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政治自由主张，决定永不采用暴力手段，而他们的继承人，今天却在蹂躏千百万无产者和农民，帮助各国最反动的黑帮势力。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金元实行单一的、强有力的独裁统治。自发性的工人起义遭到血腥的镇压。每次革命运动和每个革命组织都受到残酷的迫害，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在监狱中受折磨。在德国这个充斥社会爱国主义思想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凶恶走狗不断对贫苦工人群众进行挑衅，暗中迫害工人领袖，把他们监禁起来，对“企图越狱者”格杀勿论，设立特别法庭，并容许在全国各地建立法西斯组织，实行白色恐怖。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横行霸道，他们以维护政权和保护资本为借口，烧毁工人俱乐部和共产党报纸的印刷所，杀害工人阶级活动家，并在城乡没有组织起来的贫苦群众中散布恐怖气氛。在巴尔干各国，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公开宣布共产党和其他革命组织是非法的，强迫解散它们，封闭工人俱乐部，迫使共产党报纸停刊，而对共产主义活动家则予以迫害，摧残和卑鄙的杀害。在这些国家以及在意大利，资本主义专政具有最蛮横无耻的野蛮形式。在那里，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障，统治阶级竟公开宣扬并进行最野蛮的国内战争。于是，在残酷的、血腥的阶级斗争中，民主幻想破灭了，一切改革计划和逐步和平复兴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也消失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垂死挣扎中。各国社会主义叛徒则急忙设法拯救。但是，他们无力制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反对工人群众争取解放的工具，他们双手沾满了工人群众的鲜血。现在，统治阶级和劳动群众之间的鸿沟更深了。因此，它们之间的斗争更加残酷了。资本主义迅速地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使全世界陷于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力量也同样急忙动员和组织起来。世界各国劳动群众迅速地站到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战斗旗帜之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采取暴力手段推翻统治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类才能从白色恐怖的灾难中解脱出来，才能保证自己有自由和正常的发展。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进步的唯一要素。世界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主席季诺维也夫：鉴于当前远东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日本代表团的发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由竹口同志代表日本代表团讲话。竹口（日本共产党）：我代表日本共产主义组织向各国代表同志们说几句话。很遗憾，我不得不克服许多困难才得以出席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国际——第三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志们！我想向大家简短地谈谈日本的情况。目前，我国工人组织和工人群众的处境非常恶劣。但是，我们的同志还是把一些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起来了。目前，在日本有极其有利的宣传条件。最近几个月以来，日本共产党为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各资产阶级政党却对俄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采取极其敌对的态度。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不只是扩展到西伯利亚，而且还渗透到中亚地区。我们日本共产党人曾竭力抗议资本主义各国进犯劳动人民的西伯利亚。今后，我们将继续反对日本资本家的这类行动，并全力予以对抗。我们日本共产党人凭借自己的力量不能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并不隐瞒自己的立场，我相信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很快就得重视我们的愤慨和抗议，尤其是当它认识到我们有国际共产主义力量作后盾的时候。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要向俄国表示谢意。苏维埃共和国万岁！苏维埃政府万岁！共产国际万岁！（鼓掌。）主席季诺维也夫：现由黑克尔特同志向大家发个通知。黑克尔特：资格审查委员会请各代表团于明天上午11时前各派代表一人，将有代表证书的同志名单交来。明天下午6时召开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到现在为止，并非所有代表证书都已交到资格审查委员会。在某些国家的代表团中，有些代表资格还须加以审查。为了在明天下午5时前能确定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各代表团必须在上午11时前选派出代表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说明有争议的问题，并在上午11时前将代表证书交到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上午11时前没有确定代表资格的同志，不能参加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季诺维也夫：现宣布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会议于晚10时半休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公布被邀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组织名单（初步的名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公布被邀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组织名单（初步的名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执行局决定：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至迟于1921年6月2日①在莫斯科召开。①实际召开日期为6月22日。——译者注被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组织名单（初步的名单）．现由执行委员会加以公布，但须指出，名单并不全。因某种原因未列入名单的共产主义组织，也有权出席代表大会。俄国：共产党。德国：统一共产党、共产主义工人党（只有发言权）。法国：社会党，工团革命少数派。意大利：共产党；工团主义者联盟；铁路工人工会，海员工会；社会党（只有发言权）。保加利亚：共产党。波兰和东加里西亚：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东加里西亚共产党；犹太工人总联盟（只有发言权）。捷克斯洛伐克：波希米亚德语区共产党；捷克社会党马克思主义左派；斯洛伐克社会党（只有发言权）；加里西亚地区乌克兰居民国际社会党（只有发言权）。英国：统一共产党；独立工党左派。美国：共产党（统一共产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奥地利：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菲弗克尔兴自治区社会党。乌克兰：共产党。芬兰：共产党。瑞典：共产党。挪威：工人党。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劳动同盟。远东共和国：共产党。日本：共产主义小组。阿根廷：共产党；共产主义工人联盟（只有发言权）。阿塞拜疆：共产党。亚美尼亚：共产党。格鲁吉亚：共产党。希腊：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荷兰：共产党。丹麦：共产党。瑞士：共产党；瑞士城市工人联合会（只有发言权）。罗马尼亚：共产党。拉脱维亚：共产党。爱沙尼亚：共产党；独立社会民主派。波斯：伊朗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加拿大：共产主义小组。古巴：共产主义小组。墨西哥：共产党。中美洲：共产主义小组。乌拉圭：社会党。智利：社会党。爪哇：共产党。南非：国际社会主义联盟。立陶宛：共产党。葡萄牙：共产主义小组。卢森堡：共产党。爱尔兰：共产主义小组。冰岛：共产党。土耳其：共产党。希瓦：共产党。布哈拉：共产党（只有发言权）。巴勒斯坦：共产党（只有发言权）。印度：共产主义小组（只有发言权）。中国：社会主义党左派（只有发言权）；共产主义小组（只有发言权）。朝鲜：共产党（只有发言权）；社会革命党（只有发言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邀请下列靠拢共产国际并与共产国际有利害关系的组织派代表团以来宾身分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便沟通情况。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南美洲俄罗斯工人联合会；希腊工会总联合会；荷兰全国工人书记处；丹麦工会反对派联合会；比利时左翼社会党（布鲁塞尔联盟）；荷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致已加入和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致已加入和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信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定于1921年6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召开的日期比共产国际章程中规定的提前了两个月，这是出于大局的需要，相信共产国际所属各政党将对我们的这一见解表示赞同。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九个月以来，许多政党就第二次代表大会议决的各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原则性讨论。在许多国家中，分歧已经达到使共产主义者和“中派”拥护者终于公开决裂的程度。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挪威、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瑞士、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者和“第二半国际”中间派拥护者的决裂，已是既成事实了。在其他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不久也要发生分裂。在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已经成立了独立政党。在目前主要是由明显的改良主义分子和动摇的革命分子组成的意大利社会党中，正派的无产阶级分子将逐渐脱离该党而向共产国际靠拢。在美国，所有共产主义派别不久也要联合起来。共产国际必须对上述各政党中发生的情况作出总结。在此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作出若干重大的决定。执行委员会将就这些决定向整个共产国际提出报告。第三次代表大会首先要了解，共产国际所属政党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条件。共产国际活动的一个重要时期宣告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共产国际经历了酝酿和筹备阶段。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开展宣传鼓动的初期阶段。当时，它还不是一个手续完备的国际组织，而只是一面旗帜。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各政党分歧加深和真正共产主义政党形成的阶段。第三次代表大会就要总结以往的各项工作，并使共产国际成为具有正确策略的完善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拟定初步议程，并已公布。第一项议程是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九个月以来，执行委员会直接干预了若干国家政党的斗争与分裂。因此，一些政党对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提出异议，也是必然的。执行委员会贯彻第二次代表大会路线是否得当，要由即将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评断。但无论如何，执行委员会要对下一届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全面负责，这是共产国际必须确定的一条明确原则。各党对执行委员会的某些决定如有异议，均可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但是在大会闭幕期间，执行委员会有权处理一切事务，它的决定必须执行。不这样，共产国际就不能成为一个集中而有纪律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要不愧为行动的国际这一称号，这个国际战斗组织就要有自己的司令部，就要有信心：它的纪律必须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得到遵守。第二项议程的标题是：《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第二半国际”的“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希法亭、考茨基之流断言：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以后，资产阶级定能恢复新的经济平衡；断言欧洲会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更新”而进入一个长期有机发展的阶段。“第二半国际”领袖，更不要说公开叛变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便由此得出明确的实际结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或法国龙格分子之类的政党，便由此厚颜无耻地投奔露骨的反革命阵营。第三次代表大会就要周密考察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经济危机及其空前严重的失业现象和群众极端贫困的境遇，从而向全世界劳动群众戳穿改良主义幻想，并使他们认识到：任何相信资本主义经过更新便会有前途的人，任何向国际无产阶级鼓吹和平更新的小资产阶级策略的人，都是愚蠢透顶的。第三项和第四项议程是：《共产国际在革命期间的策略》和《过渡时期（局部要求、局部行动和最终的革命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革命运动阵营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两种不同的倾向，一些人说：“既然我们处于革命前夕，我们何必提出局部要求呢？”另一些人说：“既然我们能提出局部要求，我们何必每次都重复整个纲领呢？”一些人说：“我们不必在局部行动中消耗力量，而要积聚力量准备最后决战。”另一些人说：“我们只要有机会，就应当出击。”第三次代表大会就要参考俄国同志在革命前夕的具体经验，以及德国工人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第三次代表大会必须正确地制定共产党的策略路线，这条策略路线既要反对宗派主义，又不能追求一时的成功，既要使共产党能密切联系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又要保持坚定的原则性和对革命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赤胆忠心。第五项和第六项议程是探讨国际工会运动，即：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联合会的斗争，以及国际红色工会理事会问题。这是第三次代表大会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工会运动阵营中的斗争日益激烈。这场斗争将决定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争论的结局。目前，加入工会的无产者已数以千万计。把工会争取过来，也就是把无产阶级吸引过来。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在工会中建立共产党支部的策略，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一策略在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都相当成功。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联合会第一次受到严重的挫折，其黄色领袖已经惊慌失措。今天，他们情愿作出让步，明天却又要把拥护共产国际的人赶出工会。这是他们必将彻底破产的可靠迹象。第三次代表大会需要总结反对黄色阿姆斯特丹的斗争，并提出今后的斗争方略。但主要的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必须恰当地确定共产国际同国际红色工会理事会的相互关系：究竟是保留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两个平行的国际组织，还是只保留共产国际一个组织，其中不仅包括政党，而且包括红色工会在内的所有拥护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组织。若保留共产国际一个组织，则国际红色工会理事会就只能作为统一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了。两种解决办法，都各有种种利弊。究竟采取哪一种解决办法，这与今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建设都有极大的关系。共产国际所属一切组织必须仔细权衡利弊，向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各自的明确议案。第七项和第八项议程探讨组织问题，即：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与工作内容；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以及共产国际与所属政党的关系。这里有两类问题需要探讨。第一类问题是，每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究竟要有怎样的组织形式。在西欧，即使共产党也没有一个日常活动的党组织。临到选举或遇到有类似的情况时，全体党员才统一行动。在工厂、矿井、铁路、农村、企业、工会和合作社中，没有经常进行活动的、组织严密的共产党支部。在共产党支部与党的领导中心之间也没有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的严格制度。此外，也没有强有力的不公开的组织来支援公开的组织。这种局面必须改变。这也是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要探讨的问题。第二类问题是，各政党究竟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多大的自主权，即：应当怎样建立集中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以便切实领导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应当怎样增进各国共产党相互之间的国际联系，以及所有各党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联系。换句话说，应当为共产国际确立什么样的组织原则，使它切实完成它所担负的日益繁重的任务。第九项议程是东方问题。共产国际对东方各族人民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就。巴库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在筹备的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也必将发挥它的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探讨东方问题，就不能像第二次代表大会那样，只作理论上的探讨，而且要从实践上进行探讨。没有亚洲的革命，就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是每一个共产主义工人都应当懂得的道理。共产主义工人只有懂得这个道理，才能有锐利的思想武器去反对希法亭之流和“第二半国际”其他英雄好汉的“欧洲”机会主义，而这些英雄好汉对东方被压迫民族除了嘲笑还是嘲笑。第十项议程是意大利社会党问题，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意大利社会党原来是共产国际成员。该党里窝那代表大会在塞拉蒂的“中派”鼓动之下，拒绝履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议决的、各党必须遵守的二十一个条件。塞拉蒂一伙在代表大会上拼揍了一个多数派，要把死心踏地的资本代理人，如人所共知的老牌改良主义者屠拉梯、莫迪利扬尼、达拉贡纳、特雷维斯之流，即意大利的迪特曼分子、伯恩施坦分子和龙格分子，强加于共产国际。以塞拉蒂为首的意大利“中派”领袖，为了同这群改良主义分子拉帮结伙（他们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有14000张票），竟抛弃了58000名共产主义工人。塞拉蒂背叛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实际上，在里窝那，以屠拉梯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在精神上战胜了“中派”。共产主义工人成立了独立的共产党。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应当承认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唯一支部，并把实际上已经背叛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塞拉蒂的党开除出共产国际。意大利社会党对此提出了抗议，并表示要就执行委员会的这项决定向共产国际下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当然，每个党都有权提出申诉。执行委员会也情愿将此争议提交第三次代表大会裁决。执行委员会深知“中派”领袖惯于回避明确回答那些令他们厌恶的问题，所以在专门写给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我们邀请你们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但是要求你们：（1）授权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明确答复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问；（2）明确答复：你们是否同意将《CriticaSociale》集团（即屠拉梯、特雷维斯之流）从共产国际的一个政党中开除出去，因为目前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此。”意大利问题具有国际性。在德国，列维集团建立共产国际右翼，图谋已久。该集团抓住意大利党的争端，攻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硬说执行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策略上”的错误，硬说执行委员会在鼓吹“机械的”分裂，等等。第三次代表大会将彻底澄清这个问题，把它提到应有的原则高度来认识，将消除争端中一切吹毛求疵的和偶然的东西，从而使人人明白，谁不履行二十一个条件，谁就不能成为第三国际成员。德国共产党人的三月发动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内部造成了严重分歧。列维被开除出党。对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示赞同。第三次代表大会将要探讨因三月发动而产生的策略问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中，尚有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关系问题。该党必须清楚地表明，它是否服从国际的纪律。此外，妇女运动问题、青年运动问题等等，也都列入代表大会的议程。最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以适当的方式把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政策和一般形势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列入议程，因为苏维埃俄国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第一个共和国。我们要求所有已经加入和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和组织，立即在报刊和会议上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议程问题展开尽可能广泛的讨论。我们还要求这些政党和组织现在就研究选派代表出席大会的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致同意向所有政党提议：（1）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人数尽可能多一些；（2）三分之一的代表要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产生，其余三分之二的代表要在密切联系工人群众的重要地方组织的成员中产生。第二点尤为重要。在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力求增加工人出身的代表的比例，因为他们能直接反映无产阶级群众的心声。执行委员会还要求代表团中要有女工代表和共产主义青年代表。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初步磋商等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代表大会本身。对于第三次代表大会要作出的决定，各国工人必须通过无数次会议来反复酝酿和反复思考。时间不多了。行动起来吧！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季诺维也夫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拉狄克（俄国）；罗斯梅（法国）；奎尔奇、贝尔（英国），施泰哈特、（奥地利）；贝拉·库恩、鲁德尼扬斯基、瓦尔加（匈牙利）；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沙波林（保加利亚）；库西宁、曼纳，拉希亚（芬兰）；扬松（荷兰）；瓦列茨基（波兰）；斯德契卡（拉脱维亚）；苏尔坦-扎德（波斯）；弗里斯（挪威）；伊茨涅尔（瑞士）；茨哈卡雅（格鲁吉亚）；沙茨金（青年国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初步议程的通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初步议程的通告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将于1921年6月1日①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现通过初步议程如下：①实际召开日期为6月22日。——译者注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2．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3．共产国际在革命期间的策略。4．过渡时期（局部要求、局部行动和最终的革命斗争）。5．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联合会的斗争。6．国际红色工会理事会与共产国际。7．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与工作内容。8．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以及共产国际与所属政党的关系。9．东方问题。10．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国际（意大利社会党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的申诉）。11．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与共产国际（德国统一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的申诉）。12．妇女运动。13．青年运动。1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及其所在地问题。15．其他问题。格·季诺维也夫
第十二次会议（1922年11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十二次会议 （1922年11月16日） 会议开始：中午12时20分 主席：先是柯拉罗夫，后是马尔赫列夫斯基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报告（报告人；博尔迪加） ↘博尔迪加 ·讨论资本的进攻和法西斯主义问题 ↘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 ↘普尔曼（美国） ↘乌尔邦斯（德国）
第十一次会议（1922年1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十一次会议 （1922年11月15日） 会议开始：中午12时50分 主席：柯拉罗夫 ·资本的进攻（报告人，拉狄克） ↘拉狄克
第十次会议（1922年11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十次会议 （1922年11月14日） 会议开始：晚6时15分 主席：纽拉特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人：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
第九次会议（1922年11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九次会议 （1922年11月14日） 会议开始：上午11时50分 主席：纽拉特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人：克拉拉•蔡特金，贝拉•库恩） ↘克拉拉•蔡特金 ↘贝拉•库恩（匈牙利）
第八次会议（1922年1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八次会议 （1922年11月13日） 会议开始：上午11时40分 主席：贝隆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人：列宁，克拉拉•蔡特金） ↘列宁 ↘克拉拉•蔡特金
第七次会议（1922年1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七次会议 （1922年11月12日） 会议开始：晚8时 主席：马尔赫列夫斯基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马歇尔（美国） ↘萨利文（美国） ↘乌约维奇（青年共产国际） ↘马拉卡（荷属印度） ↘季诺维也夫：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讨论总结 ·表决通过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斯考西•马罗（意大利共产党多数派声明）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共产党少数派声明） ↘迪雷（法国） ↘苏瓦林（法国） ↘多穆瓦（法国） ↘佩鲁索（意大利） ↘迈耶尔宣读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佩里克（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全国联合会声明） ↘挪威代表团声明 ↘多姆斯基声明
第六次会议（1922年1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六次会议 （1922年11月12日） 会议开始：中年12时50分 主席：先是柯拉罗夫，后是马尔赫列夫斯基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罗斯梅（法国） ↘拉维斯泰因（荷兰） ↘兰德勒（匈牙利） ↘阿塞威多（西班牙） ↘多姆斯基（波兰）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 ↘赛登（捷克斯洛伐克） ↘兰德勒（匈牙利） ↘片山潜（日本） ↘拉科西（匈牙利）
第五次会议（1922年11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五次会议 （1922年11月11日） 会议开始：晚7时30分 主席：柯拉罗夫 ·宣读贺信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米哈尔科夫斯基（波兰） ↘墨菲（英国） ↘哈康•迈尔（挪威） ↘布哈林 ↘卡尔（美国） ↘福尔（法国）
第四次会议（1922年11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四次会议 （1922年11月11日） 会议开始：11时15分 主席：柯拉罗夫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贝克尔（德国） ↘拉狄克（俄国） ↘迪雷（法国） ↘博尔迪加（意大利）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贝克尔（德国）：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对德国党讲了许多溢美之词，然而同志们，我们感到有些不安。我们想到，如果人们现在把我们当作共产国际这个大家庭中的优秀儿子之一，下一次，当我们做了错事，人们也许要加倍打我们的屁股。因此，我们报告的重点是想在这里着重说一说我们的缺点。 在德国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我们也遇到了两种阻碍我们执行这个策略的倾向。我们那里的倾向同意大利和法国的不一样，它们不是公开的，不是从观点变成理论的流派，也不是在原则上反对统一战线策略。我说过，在我们那里只是倾向而已。但是同志们，我认为，对于那些现在正准备实际贯彻统一战线的国家来说，认识这些倾向的本质，同样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国家也估计会出现这些倾向。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那些现在正准备实际贯彻统一战线的国家，认识这些倾向的本质，同样是会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国家也应估计这些倾向的出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志们，这种倾向不仅在上层人物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它的根源还在于，有一部分党员——不是一小部分党员，在无产阶级表现软弱无力、漠不关心的困难局面下，他们不去认识自己作为共产党人的任务，不去充当积极的因素，不是恰恰在这样的局面下高高举起阶级斗争的旗帜，不是为了动员群众去做细致的工作，而是表现悲观失望，灰心丧气。一部分群众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失去了自己的积极性，对于与无产阶级的日常困苦相结合的努力不抱任何希望。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没有把自己的希望同无产阶级的日常困苦联系在一起”，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志们，我们一部分党员的情绪在最近几个月，可以说大大地低落了。这种情绪正是对党的上层人物发生影响的那些倾向的基础。这两种倾向虽然正确地估计了政治形势，但是其声调、其作用是在促使消极悲观主义的发展。同志们，这种悲观主义既可以表现在“左”的倾向中，也可以表现在右的倾向中。同志们，此外还有—些其他因素也在领导同志们那里起着作用，一些天然的因素。有少数同志——大多是“左”①倾同志——不完全了解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过分地害怕机会主义的危险，他们的害怕心理往往成了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内部阻碍，他们感到有责任去阻止统一战线的执行。右的倾向在一部分领导同志那里所起的作用无论从何种原因来看都具有消极的性质，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它同样没有发挥必不可少的积极性。我们在德国的经验是，只要我们着手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社会民主党人也会搞起统一战线来。我们经历过紧急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情况，即③不总是我们首先要求采取团结统一的行动，而是社会民主党人走到我们前面了。这首先是一些领导同志的被动态度使得社会民主党人走到我们前面了，使得别人从我们手中夺走了统一战线政策的领导权。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删去了“左”字所加的引号。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它不去发挥必不可少的积极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它同样没有发挥必不可少的积极性”。 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经历了紧急的情况，事实是：”，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志们，我们在德国拉特瑙危机时期采取统一战线行动时，这两种倾向都表现出了不安和恐惧。有右倾的同志在同上层组织谈判时十分恐惧，他们害怕很快同上层组织分手，这种恐惧心理甚至发展到党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足够鲜明地①表现自己的形象。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恰如其分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至于说到“左”①的倾向，它也表现出对自己缺乏信心②。我只想提一提柏林的情况。昨天发言的费舍同志也知道，柏林组织在拉特瑙危机时期采取行动时发动了“静默游行”，也就是没有演说的游行。你们完全可以寻找你们想要的借口为之辩护，但是这类事件能够在党的左派分子中出现③，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失去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一起举行游行，我们就应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形象上。费舍同志昨天说，在德国党内可以看到过高估计同上层组织谈判的现象。我必须指出，我在党内没有看到这种倾向。我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我说的是右倾消极倾向，不仅在谈判中消极，在准备谈判时也表现了缺乏信心的观望态度。我们没有看到乞求谈判的现象，相反，常常有些谈判，我们本来应该举行而没有这样做，如果做了可以更好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可以更多地通过群众来揭露社会民主党领导。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删去了“左”字所加的引号。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也表现缺乏自信”，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完全可以寻找借口，但是这类事件在党的左派分子中出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费舍同志还说，党在拉特瑙危机中放过了中断谈判的有利时机。这又是所谓“左”①倾分子缺乏信心的表现。但对我们来说，当时根本没有理由中断谈判，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是逼迫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中断谈判，假如他们不愿实现已经提出的要求。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删去了“左”字所加的引号。 费舍同志说，关于统一战线在党内存在着希望在组织上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观点。我不否认，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这种思想倾向，但问题在于，党是不是在助长这种倾向。在这里我必须说，党不仅没有助长这种倾向，而且它是反对这种倾向的。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如同在过去所有活动中的情况以及以后的情况一样，我们看到了一些软弱无力的分子，工厂委员会委员、工会干部，他们由于害怕我们的策略会由于阿姆斯特丹分子的作祟而导致工会的分裂，因而破坏了党的政策。我们干脆把他们开除出党了。这些分手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所表现的机会主义倾向并不能证明党在支持这样的倾向。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你们在所有国家将会见到的现象：机械地理解统一战线策略的贯彻。一次行动之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统一战线行动中表现出严重的背叛之后，这种倾向就会立即反映到本来是很好的同志身上。他们说，这样的共同行动，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谈判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们现在要的是从下面搞起统一战线。我们在德国一再向抱有这些机械认识的人说；好的，假如你们能够表现出积极性，使我们在两个月内能够说，我们不需要同社会民主党人再进行谈判了，因为他们背后没有群众了，到那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同他们谈判了。但是，只要这些领导人还能够把群众组织在自己身后，我们就必须继续谈判。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我们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同时在群众中组织起了自己的阵线。 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这对于德国以外的同志来说也是重要的，这就是工人政府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在法国同志那里引起了错误认识的问题——支持社会党的州政府和德国一些州的工人政府的问题。 同志们，第一、我们从来没有把工人政府——无论是州政府还是全国政府——首先看成是议会形势发展的结果，而是把它看成我们在动员群众争取日常要求的工作中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我们没有急急忙忙地宣传工人政府，这本来就是不现实的，因为成立工人政府的形势还不存在。 社会民主党的州政府同一个州的工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的区别是：一个州的工人政府应该在德国工人阶级争取全国工人政府的斗争中成为最重要的前哨。就是说，它应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今天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州政府都遵照考茨基的理论，即必须同资产阶级一起建立联合政府，或者说，在建立社会民主党政府时除了考虑工人利益外，还必须考虑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支持这些政府完全是一个策略问题。这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或者尚不成功地说服已经有了这样的政府的德国地区的工人群众，使他们相信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是错误的，是危险的。 我们对于工人政府问题不抱幻想，在这方面并不存在那些从外部观察事物的同志所估计的危险。 拉狄克（俄国）（受到鼓掌欢迎。）： 同志们，在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时，我们都在暗暗发抖，怕从右的和“左”①的方面掀起反对执行委员会立场的轩然大波。右的方面，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到现在还没有讲话。瓦尔加同志诚心诚意地企图证明，他不属于右派，我们相信他的每句话。因此，我有必要首先谈一谈在这里表现为“左”的攻击，和这些攻击争论一番，虽然我认为，现在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所处的局面，对我们的危险不是来自“左”①的方面，而是来自右的方面。（“非常正确！”）右的危险首先在于，在群众退缩不前时期，推行共产主义政策是十分困难的。在进攻时期每一个工人本能地感到革命行动之必要，党在这时候不仅是调节器，而且是推进器。我们现在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相互联接的准备阶段，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进行艰苦的党的思想准备工作。一方面，我们各国共产党现在还年轻；另一方面，它们又承袭着社会民主党的过去，因此要把党的群众性同党的共产主义性质二者结合起来，不仅不容易，而且非常困难。如果我们拿法国共产党和挪威党这两个最典型的共产国际右翼党的形势进行讨论，这恐怕是我们代表大会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了。我现在只谈一谈两位左派同志的发言，并不是因为我把“左”①的危险看得过重了，而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右的③代表发言。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删去了“左”字所加的引号。 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谈一谈作为‘左’的攻击表现出来的攻击”。 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右派”，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就从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代表瓦伊陶尔同志开始。我想先说明，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同费舍同志的讲话是有明显区别的。费舍同志的讲话谈的是党的错误。费舍同志对这些错误的分析正确与否，我们且不去说它。但是，听了这篇讲话之后，大概没有人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在这里讲话的同志不是党员。每个人都知道，这里涉及的是德国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德国党的最坏的那一部分。 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必然会引起另一种印象。党员同志们，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左派，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你们大概对此是有一些了解的，尽管在理论上认识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当纽拉特试图解释这个问题时，我的朋友布哈林同志（他绝不是右派）情绪激动得几乎失去知觉，我们真想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这个气得发昏的人扶出会场。（笑声。）尽管如此，如果对这种现象掉以轻心，或者一笑了之，这在政治上也是极不正确的。捷克斯洛伐克左派理应受到更认真的对待，不仅因为在左派里有许多优秀的党的老的无产阶级分子，如什图尔茨同志；而且还因为它发出危险的信号。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有60万失业工人。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如果出现了一个派别并提出纲领：我们直接面临着夺取政权的斗争！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派别——我们就不应该只根据这个派别表达的思想是否清楚，而应该看到，这表现了在处于危急形势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有一部分党员对党的态度是不满意的。这部分党员认为，党进行的斗争太少了。尽管这部分人今天人数不多，但是60万失业工人总是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从反对派的小小核心中产生一个可以促使党过早投入斗争的策略。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大概知道一些，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左派，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当然在理论上认识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出于这个原因，因此我说，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些事。但是我也必须指出，反对派已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如果我们在共产党内和工人运动中有幸结识才两年的瓦伊陶尔同志以无产阶级反对派——这一派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就是这样自称的——名义，以一个对无产阶级地狱般的生活表示怀疑的反对派的名义出现；如果瓦伊淘尔同志在进行了极其光荣的革命活动之后到这里来说①：什麦拉里和党领导机构的大多数成员同资产阶级和马萨里克搞阴谋活动，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把瓦伊陶尔的头交出来，我们才愿意结成联盟！如果瓦伊陶尔同志跑来对我们说，当他通过自己的活动使得共产国际喜出望外的时候，克拉德诺的情况要困难得多——我们的久经考验的阶级战士穆纳同志，现在正在那里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瓦伊陶尔以反对派的名义说：在克拉德诺，穆纳等党的领导破坏了罢工；如果他用这些事到处游说，然后又跑到我们这里来说：在我和这些叛徒之间，你们作出选择吧；如果他说：我这里所做的，假如说是无政府主义，那好吧，我们宁愿还是继续当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他这样说，那我们要说：瓦伊陶尔同志，放谦虚点！我们要说：如果您在这里登上讲台并且说，你们选举我，好，我遵守纪律。如果这样，我们虽然还要同反对派对话，但首先要对反对派说：对不起，如果你们想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你们就让那些虽然不是无产者——并不是每个人有幸作为无产者出生的——但至少有一点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感的人做代表吧。②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如果瓦伊淘尔同志以无产阶级反对派的名义出现，像这一派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所自称的那样，如果反对派对无产阶级地狱般的生活表示怀疑，如果我们在共产党内和工人运动中有幸结识才两年的瓦伊陶尔同志在进行了极其光荣的革命活动之后到这里来说什么”，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就让其他人做代表吧；这些人虽然不是无产者——并不是每个人有幸作为无产者出生的——，但这些人至少有一点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感”，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志们，现在谈谈正题吧！瓦伊陶尔在这里说了些什么呢？他替什麦拉里解梦①，他说什麦拉里想当部长，但他又不肯明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这是同瓦伊陶尔的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相吻合的。他没有说，什麦拉里在哪一天说要当部长。因此，容我直言，他大概自己想当部长。他说出了什麦拉里的梦，这也是有原因的。瓦伊陶尔过去从事过科学的解梦①工作，他把这个方法转用到共产国际来了。（笑声。）我们要问：对这些梦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该怎么办呢？只能把它放进梦的历史书中去。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圆梦”，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掌握的是以下几个事实：今年3月前，反对派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今年7月举行了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我们非常详细地讨论了捷克问题。经过长时间的工作，伊列克同志同我们签署了决议：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不存在原则的对立。这是7月的情况。而9月，党处在这样的一种危险中，即瓦伊陶尔同志梦见什麦拉里在出卖自己①，季诺维也夫同志周围的人都是些轻率之辈，因为他们不相信瓦伊陶尔的梦。（叫喊：“特别是国际不相信他的梦！”）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这是7月。9月，党处在危机中，根据瓦伊陶尔同志的梦，什麦拉里出卖了自己”，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党员同志们，如果瓦伊陶尔威吓我们，他要把我们这个国际宣布为一个特别的国际，这一点我们早已领教过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们就是这样说的。——我现在要奉劝你们读一读哥尔特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工人党分裂后，哥尔特宣布任何一次罢工都是一次反革命行为。他宣称，一切都要向右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站在这里说：除非革命，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在哥尔特的声音里又加上了瓦伊陶尔同志的声音，他们两人一起宣布我们是一个特别的共产国际，我们会以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勇气来承受这个命运，而且准备冒着也许还有第三者自愿同瓦伊陶尔和哥尔特同志结伙的危险。 如果人们不愿把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视为戏言，那就应该对他进行反驳，使他再也不敢在这样一个①有52个共产党参加的代表大会上以同样的方式讲话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在这个讨论阶段彻底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这个问题要由委员会非常仔细地去研究。同志们对于党的现状的告诫，凡是正确的，代表大会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因为我们愿意公开说明：现在从右的方面来的危险十分严重，在这样的时期如果有几位真诚的无产者发出他们告诫的声音，人们是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或者嘻嘻哈哈转入其他日程的。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执行委员会应该坚持它对捷克斯洛伐克以往工作的结论，这个结论粗略地说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向高举反抗旗帜的反对派的同志们说过：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愿意轻率地抛弃无产者，甚至在他们以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进行批评时，我们也试图一再规劝这些同志们，同他们进行辩论。因此我们撤消了捷克斯洛伐克党的决议。纽拉特同志说：你们毁灭和动摇了中央的权威。我要说：如果说我们毁灭了中央的权威，我们就不能使之动摇；如果说我们动摇了中央的救威，我们就不可能毁灭了它。如果经过委员会的工作之后，情况表明，中央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变成一个优秀的、有战斗力的党，那么这样的一种希望是有的，即它的权威通过这次大会得到加强。②捷克党是不是现在已经成为这样的党了，恐怕谁也不能断言。瓦伊陶尔同志说，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过，你们看看什麦拉里这个小伙子，这是一个榜样！在他的领导下你们是会胜利的。我不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的。我个人对什麦拉里同志的评价是很高的，高于其他许多左派同志。我相信他的善良愿望，他是会贯彻于代表大会决议的。我对什麦拉里同志没有丝毫的怀疑——许多同志把怀疑什麦拉里作为使命③——虽然我曾对什麦拉里非常严厉。但是我知道一点，十全十美的共产党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原因很简单，一个堪称榜样的小伙子总是要经过几年摔打的（笑声），这不仅根据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从俄国革命中学到的道理，而且根据西方自己的革命经验。没有现成的十全十美的共产党，这样的党，人们只有通过无数次革命去创造，必须在内战的烽火中去创造。捷克斯洛伐克党还缺乏这样一些经验。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那就应该严厉对他说，使他不敢第二次在这次”，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纽拉特同志说：你们这样破坏和动摇了中央的权威。我要说：如果说我们破坏了中央的权威，我们并不能动摇它；如果说我们动摇了中央的救威，我们并没有破坏它。希望是有的，权威也是可以通过这次大会得到加强的，只要委员会的工作证明，中央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变成一个优秀的、有战斗力的党”，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当成本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现在我来谈一谈费舍同志的讲话。费舍同志在讲话中列举了拉特瑙行动中的许多缺点，在我们得到了有关事件进程的详细消息后，我们在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上也立即感到这些缺点的存在。如果党内有呼声说：群众性的行动是不应该对群众保密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按社会民主党人的规定办，我们同他们谈判，应该向我们的同志公开通报谈判的细节！如果党内有呼声说：共产党报纸对任何事件都应坚持共产党的立场，不要跟在拉特瑙僵尸后面高喊什么共和国，共和国！如果是这样的呼声，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这不是反对派的叫喊，而是全党的觉悟。（“非常正确！”） 德国党在拉特瑙事件开始时犯了错误，这件事只有想充当所谓党的领导机关的陪审律师的人才会予以否认。我们在这里读到《红旗》以后，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了好几遍：真见鬼，他们要这个共和国干什么，要这个拉特瑙干什么！他们没有一句话是批评这件事的！——这是我们当时的共同感觉。党由于害怕孤立而过分地依靠社会民主党了。 如果费舍同志的批评仅限于此，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她的批评还包含了其他内容。费舍同志说，她在原则上既不反对又不同意同上层人物进行谈判，不过事情应小心进行。很好，但她的策略，她在这次行动后在中央、在中央委员会上对党的批评并不仅限于这些理所当然的一般问题上。她那个反对派太模棱两可了：你们太过于独善其身了①。（“非常正确！”）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太操心你们自己的善德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费舍同志说：我们进行了铁路工人罢工，这是一个没有上层人物参加的光辉行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深入群众，说了群众想说的话。她还夸大其词地说；只有群众，群众！没有上层人物参加。第二次行动来了上层人物，虽然她原则上不反对，但是灾难降临了。（有人喊道：“俄国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我马上谈这个问题。 同志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每次只要我们碰上同上层人物谈判的倒霉形势，以路特·费舍同志为首的反对派就要急躁起来。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大会上，我亲自经历了这种情况。只要有一天我们不同其他人破裂，这一天对于费舍同志和反对派来说就好像是失败的一天似的。在拉特瑙危机中，谈判开始时，反对派每天都给中央送一份提案：是最后通牒还是最后决裂？为什么？这正是左派同志全部认识的机械反映。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不是按一个模式进行的。总的来说我们现在懂得了一点：我们比较弱小。在通往群众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最大的障碍；社会民主党企图把他们的工人同我们隔绝开。如果现在群众的压力大了，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同我们谈判。社会民主党同我们谈判，我们要中断谈判，只能在我们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只能在我们有可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或者是在每个人都很清楚群众不希望谈判的时候。过早地中断谈判，或者根本有一种欲望，尽可能不要同这些家伙坐在一起，1小时甚至半小时也不愿意，这只能证明：我们把自己看得过于虚弱了。假如党从第一天起就在报纸上表明立场，从第一天起就在报纸上对群众说：是的，我们是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谈判；如果你们不行动，社会民主党就要背叛你们，我们就会继续谈判下去，直到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完全被证实了。①但是，你们不是要求党向群众表明立场，而是硬拉着党的手不让它去谈判。神经紧张，这对于党是没有益处的。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是的，我们是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谈判；如果你们不行动，社会民主党就要背叛你们。这样，我们就能继续谈判下去，直到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被完全证实。” 情况大体是这样的：我们去谈判是清醒的。我们知道①，这一次也好，下一次也好，他们实际上是要欺骗我们的。为了不受骗，我们应该向群众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但是决裂的政策，应该在我们有能力单独去做、他们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去做的时候再开始。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我们去谈判时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上非正式地议论拉特瑙危机时，我总是问自己——这也是根本考虑所在——：党能够冒风险单枪匹马地去反对君主主义者吗？如果党单独行动，我敢说，这个错误要比所有已经犯过的错误都大。（“非常正确！”）我们在卡普暴动后有了经验，社会民主党总是在等待时机，然后同君主主义者一起向我们扑来。党避免了这一点，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一个贡献。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而是一个贡献”，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党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要让自己头脑里的认识固定不变，以为我们永远是弱小的！（“非常正确！”）我们可以在行动中，通过群众的情绪变得强大起来，因而立即独立地转入进攻。在这样形势下，我们的策略艺术就是谨慎从事，不要过早地决裂，但是对决裂要有准备，而且要通过我们宣传工作的政治路线以及我们对整个事态的处理，使群众对决裂也有所准备。 总的说来，去年季诺维也夫同志在统一战线提纲中也说了，统一战线是同极大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危险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通往新革命高潮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广大群众的情绪是：人们又能做些什么与众不同的事呢！这不是有可能采取革命行动的情绪。在党内也很容易产生一种模糊不清的情绪：我不想自我表现；我们共产党人只能同谢德曼手挽手地在菩提树大街上散步。党的领导、党的报纸在这种情绪下很容易滑到社会民主党政策一边去。危险是存在的，人们在开始一个行动时，不仅要意识到在街上会有挨打的危险①，而且要意识到共产党混同于群众的危险，同社会民主党混成一锅粥的危险。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会挨打的危险”，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至于工人政府问题，我只想强调一下费舍同志在讲话中的一句非常得体的话。她说，目前存在着把共产主义进行一番西方式美化的危险。我想就这一危险说几句话。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扩大执行委员会上说过，工人政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这是迈耶尔同志在这里引用的。我不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是不是一字一字地这样说的——，我认为，这个定义是不正确的。这个定义正是由于担心如费舍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西方化”而产生的。这样一来，对许多同志来说工人政府的思想成了一个催人睡觉的软枕头。人们会说：专政，鬼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专政，但在专政口号下进行宣传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还是提工人政府吧，这听起来柔和而且无害。谁也不知道，工人政府是什么，也许会成为什么，不管怎么说，好像不那么危险。 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宣传来克服这个危险。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很清楚的。它可能是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渡阶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西方的工人群众不像东方的工人群众那样在政治上不定形，不隶属于什么组织。西方的工人们加入各种党派，他们对自己的党派依依不舍。在东方，在俄国，当革命风暴开始时，工人群众比较容易地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但在你们那里要困难得多。德国、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会很容易地说：不同资产阶级结盟，宁愿同能保证我们八小时工作制的、能多给我们一块面包的工人党结盟，等等。这样，无论是在战斗的准备阶段，还是在议会联合的基础上，都是可以产生工人政府的①。因此，拒绝这种形势的可能性是瞎胡闹，教条主义地拒绝是瞎胡闹。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无“都”字，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躺在枕头上休息，还是努力根据群众的幻想把他们引到为实现工人政府的纲领的斗争中去？我们如果把工人政府理解成一个枕头，那么工人政府不仅要破产，我们在政治上也要被打倒；我们会和杜会民主党人在一起被人看成是新的骗子。我们如果让群众保持清醒的认识：工人政府如果没有手持武器的工人作后盾，那它不过是一堆一钱不值的垃圾。如果组织了工厂委员会，推动工人政府前进，不允许政府同右派妥协，这样的工人政府才可能成为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出发点，才可能代替以后苏维埃政府的地位①，才不会是枕头，而是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一个斗争阶段的开始。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如果我们让群众保持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即工人政府如果没有手持武器、组织工厂委员会、推动工人政府前进并且不允许它同右派妥协的工人作后盾，那它不过是一堆一钱不值的垃圾。那样，工人政府才可能成为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出发点，以后才会让位给苏维埃政府”。 我记得，有一个同志说过：工人政府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可能。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如果说人从猴子到人民委员的发展一定要经过工人政府这个阶段，这也许是完全错误的。（笑声。）但是，这个变化在历史上是可能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在那里除了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外，还有农民运动，或者在那里像在英国一样，工人阶级很强大，资产阶级没有掌握直接的强的统治手段来对付工人。在英国，工党有可能在议会中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将不会在这次大选中出现，但胜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接着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工人政府是什么样的呢？仅仅是资产阶段—自由主义政府的新的翻版？或者我们可以强加进更多的内容？我认为，奥斯登·张伯伦说得对，他说：如果工人政府在英国掌握了政权，它是以克莱因斯政权开始，以左派政权结束，因为工人政府必须解决失业工人问题。 因此，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执行委员会的态度总的说来是对的。执行委员会一方面警告不要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即所谓或者苏维埃政权或者什么也不要的态度，另一方面它又警告不要存在幻想，仿佛工人政府能变成一个降落伞，确保安然无恙。 党员同志们，我在讨论议程时曾说过，我们在大会其他各项议程上所应决定的问题仅仅是我们战役计划的实施细则。你们什么时候说：好的，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的统一战线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走的道路。这时候战役计划就产生了。我认为，我们这一年的经验甚至使盲人也会相信，我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或者是这条道路，或者是哥尔特道路。哥尔特道路越是独自在星光下漫步，嘴里喊着革命的词句。统一线线的道路比起我们1919年的策略要困难得多，那时我们说：打碎一切！把一切打得粉碎，要容易得多，痛快得多。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①，如果这条道路是必要的，我们只有走下去，并且意识到会有危险，来自右面的危险。同时我们坚决相信，这条道路不会给我们而会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损失。否则，第二国际就不会这样歇斯底里地拼命企图切断通向我们的桥梁。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我们想同谢德曼之辈同流合污，而是坚信，我们在互相拥抱时会把他们掐死。（热烈鼓掌。）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如果没有打碎一切的力量”。 主席： 下一个发言的是迪雷同志，是法国共产党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位代表。这位同志请求我们多给他一些时间，这样他可以更好地阐述他的观点。主席团不反对——有反对的吗？好，通过了。主席团准许他发言3刻钟。 迪雷（法国）： 同志们，我在这里代表一种派别讲话，这就是被人称之为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法国反对派。我请求发言的时间长一些，因为我认为，在国际内人们不大知道①，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在国际内人们并不非常清楚”。 现在，当统一战线策略被提到议程的时候，法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反对这个策略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可以肯定地说，反对和拒绝这个策略是法国无产阶级的一个健康的举动。①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正常的举动”。 事实上人们不应忘记，法国首先是社会党叛徒的国家，是白里安、米勒兰的国家，是患选举呆小病的国家。因此，法国工人的这一行动，法国工人拒绝和反对统一战线是有益的现象。法国工人没有立即了解整个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认为，这个策略不过是同改良主义分子的联合，而我们是则则离开这些人的。这个现象证明了法国无产阶级追求革命行动的愿望。①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因此，没有立即了解整个统一战线的策略，把它视为不过是同我们刚刚抛弃的改良主义分子的联合的法国工人的这种行动，这种拒绝，是一个好现象，它证明了法国无产阶级追求革命行动的愿望。” 然而，各种各样嫁接到法国无产阶级这个健康的运动中的思想意识并不总是具备这种性质的。你们想必知道，现在附和绕一战线策略的，堪称党内最大派别的中派，当时是一致反对统一战线的。但是他们的斗争方式和方法，他们列举的原因不是革命的，而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的性质。他们——我们姑且这样说——反对统一战线策略，是因为党已经进行了正确的行动，因此，为了改变现存的形势而改变方法似乎是多余之举了。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他们——我们姑且说他们反对统一战线策略吧①，是因为党进行了所谓正确的行动，因此为了改变现存的形势而改变方法似乎是多余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所属的那部分人当时还非常弱小，我们当时的态度是另一种态度。 我们这些人也反对统一战线策略，但是反对的原因同中派是针锋相对的。中派说：我们反对统一战线，因为我们是一个好的共产党。我们说：我们反对统一战线，因为在法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①的共产党。我们党表面上是共产主义的，实质上是改良主义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原来意义上”，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呢？如果说中派反对统一战线，仅仅因为他们同时也反对为工人阶级的直接要求而进行日常斗争的原则。2月苏蒂夫在《国际》上发表的题为《毫无价值的论据》一文，在谈到执行委员会有关论据时说：“为什么我们要为直接要求，要为改良而斗争？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不会大发慈悲给予我们什么东西。资产阶级会给予我们的只能是我们将从它的手里夺取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强大到足以让资产阶级允许改良，那我们也就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 这些话出自中派和党的多数派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成员。我们反对这种态度。我们在《共产主义公报》上发表的提纲以及我在回答苏蒂夫同志的文章中，表示了我们的反对意见。 我们认为，法国党的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赞成共产主义思想，为直接要求而进行的日常斗争是法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 我们在我们的提纲中声明，我们在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同时，也要揭露那些借口反对这个策略、实际上推行懒汉政策的人，那些希望靠革命废话来医治革命“哮喘病”的人。 为了说明我们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态度，以及我们在法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不得不在这里分析一下统一战线策略，回忆一下季诺维也夫在扩大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口号的主要论证是什么呢？ 季诺维也夫说：整个欧洲经历了某种革命消沉时期。战后群众陷入疲惫状态。他们只有在党提出夺取政权口号时才跟随共产主义旗帜。他们所考虑的也只是得到每天的面包。所以说他们在当时就受到了改良主义组织的影响。由此说明，形势在客观上有利于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广大群众高喊着为了日常要求而斗争和在斗争中团结起来的口号投入了战场。这个口号可以具有两种形式，对于共产党有危险的反革命形式，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有利的革命形式。季诺维也夫所说的危险形式是要把所有现存的政党组成一个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企图，而革命形式则是把所有无产阶级组织的全部分子联合成一个行动。共产党人必须要求进行以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力量的革命尝试。共产党人必须明白指出，共产党人不能为分裂负责，整个责任应该由改良主义分子承担。此外，季诺维也夫还说，群众害怕共产党把他们推进危险的冒险行动。因此，在党提出这个口号时，群众对执行口号是犹豫不决的。如果我们现在要组织统一战线，要走到运动的前面，就必须向群众证明，共产党不是冒险的党。我们必须依靠这个证明把群众引向斗争。 我想，我多少如实地转述了季诺维也夫的论点。 我想试图说明，应该以什么样的特殊方式才能把这种对形势的分析运用到法国。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下法国的形势，我想把法国形势拿来同德国的形势作一对比。至于德国形势，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多次提到了。 这两个国家形势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在德国，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或者在经济上是有组织的；而在法国，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是没有组织的。 因此可以说，如果说德国群众处在改良主义组织的影响下或者属于这些组织，那么法国群众是不受任何影响的，他们对待所有政治组织，不论其牌号如何，总是抱着极不信任的态度。 因此我们认为，统一战线问题在法国完全不同于德国。 在法国没有真正的群众性政党。甚至可以说，在法国运动的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大的政治性的群众党；只有意识形态的组织，只是围绕一种思想、一个旗帜而聚集在一起的战士组织。 我们在法国当然也能见到追求统一的愿望。季诺维也夫说得对，资本主义攻势的展开是会引起统一的愿望的。但是在法国，这种统一的愿望反映在工会方面，而不反映在政治方面，因为群众并不把政治党派看成他们各部分的代表，而认为只是为了选举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大的选举组织。因此，人们在法国的群众中见不到要求把政治组织联合起来的倾向。 我们和我们的朋友都认为，如果在法国有统一的愿望，有建立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联盟的企图，这个联盟不会是只代表工人阶级中的人数日益减少的少数派的政治组织联盟。如果统一战线在法国成为事实①，它会以工厂委员会，或者以工人委员会或者以相似的组织形式出现，联合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反对资本。②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现实”。 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这些组织将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联合起来，在它们中集中起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力量”。 在法国，如果群众对共产党抱有合理的不信任的态度①，这说明，共产党从来没有为开展群众行动做出了什么努力，也不能证明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如果在法国群众对共产党怀着合理的不信任的态度”，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正如季诺维也夫所说，那时的形势是有可能开展行动的，但是那些维护统一战线策略的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断言在法国不存在开展革命行动的可能性。 如果在一个国家出现了雇主们向工人的全部要求发动进攻的现象，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就是把无产阶级力量组织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势力，共产党也可以容易地把所有自发的、相互分离的行动变成一个大规模的有计划的运动。 人们可以以两种方式理解统一战线策略： 1．可以给改良主义组织一封请帖式的信，上面写着：我们准备开展什么什么行动，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一定的斗争手段，开展群众行动、罢工，等等。你们愿意参加吗？——这一种策略在统一战线口号提出以前很久就得到运用了。这是公开信的策略，在德国是经常运用的； 2．也可以去找改良主义组织，但是口号措词和行动方式不要过于强硬。可以建议采用经过慎重考虑的口号措词，可以建议运用共产党不常用的行动方法。但是在行动过程中，应设法证明已经提出的口号不够革命，因此要努力超出已经采取的行动的界限，把改良主义—和平主义的行动变成革命的行动。 我必须说，这后一种办法只能由坚强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共产党加以运用，那些徒具空名的共产党是不能运用的。 因此，我们反对过对统一战线策略的第二种解释。 甚至在德国也出现过令人不快的混乱现象。我想问一下法国代表团，如果人们试图要我们这样一个党执行这个策略，要一个没有能力开展革命行动的党，要一个受各种组织支配的、自己没有能力提出口号、开展行动的党执行这个策略，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如果我们想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日常的工作，如果我们想为了他们的要求进行日常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又可以使我们同这些群众的关系密切起来，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同异端组织、同社会党的组织亦步亦趋。我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人们应该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为无组织的广大群众开展行动的意义作出详细的解释。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那里劳动人民的大多数是有组织的。如果一个政党提出口号，是可以吸引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正是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德国共产党去年提出进攻的理论。在目前的形势下，任何一个组织提出的口号，如果不适应革命的紧张局势，都不会在群众中引起反响。 法国的群众运动必须具有基础性质。①即使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意见一致了，这种具有基础性质的运动也是不易产生的，因为斗争必然由共产党独自进行。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法国的群众运动必须具有一种基础性的运动所具有的性质”。 统一战线策略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尽管我花了很大的气力，但对这一方面还未能完全理解，我说的是工人政府问题。 塔尔海默同志出于好意写了五六页同我讨论工人政府问题。但我的脑袋瓜太笨，仍不能领会。拉狄克同志也向我作了详细的解释，我也没有弄懂。可见我的理解力是很差的。但是我在尽最大的努力想把它搞懂，我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工人政府。有人对我们说，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目前状态之间的中间物。 同时又有人告诉我们，工人政府不依靠议会。那么我要问，它依靠什么东西呢？估计你们会解释说，依靠群众。“群众”，这是一个不明确的表达方式，人们必须弄清楚，这后面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人们把它理解成群众组织，如果指的是工人委员会，如果人们说，工人政府必须依靠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那我们完全同意。但是这样一来工人政府的口号就意味着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这样我认为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相反，如果工人政府必须依靠议会的多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工人政府的口号也就具有另一种政治性质了。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不是意味着”，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季诺维也夫同志向我们说：“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不是普遍性的口号，它不适用于一切国家，它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我记得，他也说过，工人政府是同工人委员会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又应该怎样解释在法国提出的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呢？大家知道，在法国还没有工人委员会。我们党的大部分战士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工人委员会，更不用说没有组织的群众了。 （拉狄克喊道：“这是党造成的！”） 当然．你们必须公正地对待我们，你们必须承认，我们这个组织是最早在这个意义下进行战斗的。（洛里当喊道：“那么法国统一总工会呢？”）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曾经由一位左派同志、我们塞纳联盟的普兰雄同志探讨过，他建议对弗罗萨尔—苏瓦林提案进行修改。上述提案说：这个适合于动员群众在未来举行起义的口号就是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口号，由于在法国尚不存在工人委员会，用此勃鲁姆—弗罗萨尔政府在此期间必须依靠议会的多数。 我认为，这样来理解工人政府，从共产主义和革命的观点来看完全是错误的。 有人对我们说，勃鲁姆—弗罗萨尔政府口号不是具体的、立即能实现的口号，而是适合于引导法国工人群众发起强有力的行动的口号。这真有点像索列尔散布的老社会党的神话了，使人回忆起他提出的“总罢工”的神话。 一个国家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口号的价值应根据它对工人群众的政策和策略的影响来衡量。 用什么方式呢？具体的方式。如果人们在法国提出普兰雄所解释的那种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这必然导致给议会主义以新的支持①，使议会主义重新复活起来。法国没有工人委员会，一个工人政府又必须依靠多敏。于是人们就必须尽一切力量使议会拥有社会党的多数，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多数，而是一般说的人民代表的多数。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如果在法国按照普兰雄的解释提出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必然会给议会主义以新的支持”，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看到，这会把我们引向何处。这会把我们引向选举呆小病和复活议会主义的地步。因此我们说，在法国党的目前形势下，提出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是危险的，它的结果就是装饰还在我们党内存在的改良主义分子的徽章。这是我们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原因。 统一战线必须是行动的口号。人们必须要清楚，在法国共产党内什么叫行动。行动在法国党内意味着：写文章（好些声音喊道：“非常正确！”）我们在议会中发表演说，但我们不加改变保留的却是统一社会党的一套办法。 压在一大批西欧共产党身上的过去的历史，现在双重地压在法国共产党身上。我们当然不拒绝参加选举。我们也不愿意排斥和平斗争的方法。但是这些斗争方法只有引起群众行动，才有价值，有影响，有力量。我们希望以群众行动的观点来观察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部形式。我们行动的目标必须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必须是深入无产阶级阶层的行动。 在法国党内公开宣布采取群众行动的人还占少数，我们知道，如果统一战线像人们在法国所说的那样，把它看成是选举的策略，那么这矛头将首先是对准法国党内最优秀的革命分子。①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如果人们把统一战线以它在法国被赋予的那种解释——那里的人把它视为选举策略——公布，那么这矛头将首先是对准法国党内最优秀的革命分子的。” 有人会反驳说：你们要搞群众行动，你们想用这个口号怂恿无产阶级群众走上街头，可是你们知道，改良主义分子是不会跟着干的。他们和我们采取共同行动，可能只是和平的行动，议会的行动，共同举行大会，共同起草请愿书①，如果是群众行动，他们就不干了。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他们可能愿意和我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只是和平的行动、议会的行动，共同举行的提出共同的请愿书的大会”。 如果我们唠唠叨叨地劝说法国党、这个还不是真正共产党的党采取行动，行动失败了，责任就要落到党的头上，如果我们没有可靠的保证，就宣布统一战线策略，那就意味着给党内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增加新的力量。 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指出，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在国际内人数还是很多的。第二半国际的瓦解有好的方面；但是，也有坏的方面。其消极面之一就是一大批第二半国际党员看到第二半国际的失败，于是很快摇身一变，跑到共产党里来了。 我们看到，我们亲爱的塞拉蒂同志已经坐在这个会场上了，暂时还是作为客人，也许不久就会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员了。在塞拉蒂之后，其他人也会跟着来的。他们将转向共产主义运动，也将把他们旧有的成见，旧有的斗争方法，社会民主党的方法带到运动中来。因此，我们大概必须懂得，祸害不在左面，而在右面。 拉狄克同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左派总在喋喋不休，中派却一言不发，右派也噤若寒蝉；但在实践中，他们都继续玩弄着他们的小把戏，进行着他们的机会主义工作。 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对左派进行了批评，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防止右派制造混乱。拉狄克同志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当形势发展使人能估计到将发生革命的痉挛时，就会出现一种人们称之为“左”的非机会主义倾向，这是必须克服的。 但是，“左”的非机会主义，只要它还没有使人想到荷兰学派，还没有完全脱离群众，就不会构成危险。 相反，瓦解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的机会主义却非常危险。如果在代表大会上不防止右的机会主义抬头，还留在我们共产国际内的改良主义分子的势力就会增加。 必须弄清楚，我们这方面应该为工人阶级的日常要求做些什么。 我们应以什么方法争取这些要求呢？我认为，国际必须毫不含糊地声明，共产党人在他们为日常要求进行斗争时，没有权利对改良主义的客观影响放松哪怕是一时一刻的批评。共产党人即使为改良而斗争，也应明白，改良决不会减轻工人阶级的责任。共产党人必须明白，资本主义制度，只要它的基础不会遭到动摇，也会打起改良的旗号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应该只停留在为改良而进行的斗争上，而应该在改良斗争开始的时候，立即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吸引到斗争中来。 党必须把斗争的领导权拿过来，并且把这个斗争变成反对现存社会基础的斗争。 因此我们认为，在法国，由特伦宣扬的理论，即所谓今天如能获得资产阶级改良的成功，其意义相当于革命，其价值相当于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座大厦炸毁——这样的理论，无论从实践的观点还是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对工人运动都是危险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是我掀起一场主张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召开各国党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由于法国共产党今天的形象不佳，因此我在这里总该变得聪明了些。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共产党正是现在才让你们看到了它的真正形象。你们现在才认识了这个党，现在，在你们知道了巴黎党代会的情况后，你们大概明白了，你们对这个党能抱什么希望了。 形势是清楚的，你们现在也知道了，应该以什么方式对待法国党了。 我认为，巴黎党代表大会并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带来什么损失。 正如你们所知，我们这一派曾反对过统一战线的某些形式。尽管如此，我代表我的朋友在这里声明，我们愿意尊重和执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全部决议。如果第四次代表大会命令我们在实践中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如果第四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指明，我们应以什么形式运用这个策略，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法国共产党内有人接受统一战线策略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这个策略对于他们意味着实现统一的第一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反对这些分子。这些分子同我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法国党接受统一战线策略，它自己必须把自己清洗一番，它必须把全部改良主义分子和乱七八糟分子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出去。 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真正的、值得共产国际称赞的共产党。（鼓掌。） 博尔迪加（意大利）： 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了强调起见——回忆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意大利共产党同意的某些原则。 第一点，关于资本主义形势的说明。现在存在的危机不是暂时的，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没落，也可以称为最终的危机。 第二点，为了在这种形势下取得革命的胜利，共产党有必要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广大群众中去。为了实现这一点，共产党应参加一切为了工人阶级具体利益的斗争。 意大利共产党人既不在理论上也不在实际上支持暴动方法，更不幻想一个小的革命党就能够夺取政权。意大利共产党人只是不接受工人阶级“多数”这个不确切、随意性很大的说法。不确切，因为它没有向我们说明，这里只是指无产阶级，还是也包括半无产阶级的阶层以及一切政府或工会组织。我们认为，这个说法在如下意义上同样具有随意性，即我们虽然处于拥有多数的形势①，但是由于力量的对比，我们并不可能发起革命的攻势；另外也不能排除，我们在取得多数之的就可能发起攻势。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它在意义上随意性很大。我们虽然处于拥有多数的形势”，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对于国际的任务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的意见是，国际到现在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重大的策略问题。人们习惯地从他们对革命将在近期内爆发怀有信心，来识别其左的倾向。我在这方面比季诺维也夫同志还要悲观一些。 如果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存在是革命必要的前提，人们也应指出，强大的共产国际存在的主观前提以及共产国际对群众发生影响的主观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受到危机对工人的经济组织、工会及类似的组织的直接影响的威胁，我们把这些组织叫做工人阶级的“原始”的自然组织，而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对这些组织产生直接影响。①争取群众的直接方法是加强工会的工作。经济危机和工人失业使得这个任务更为困难了。机会主义分子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人们在进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之前等待资本主义新繁荣的到来。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由于危机直接影响工人的经济组织、影响工会及类似的组织，就是我们叫做工人阶级的“原始”和自然组织的那些组织，由于客观形势发展会直接影响这些组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危及着强大的共产国际存在的主观前提以及共产国际对群众发生影响的主观前提。”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是的，如果人们坚持采用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应该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为革命党争取尽可能大的影响，以便在危机爆发时把经济组织吸引过来，参加革命行动。机会主义分子一直阻止这一点，但是共产国际不会放弃动员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 这个问题目前处在困难的条件下，但不能认为是不可能克服的。我的看法是，现在除某些国家外，一般说来，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工人失业和工会衰落。 由于新战争的危险，不满情绪不仅在无产阶级、而且在半无产阶级中会有所增长。如何把这种混乱的不满情绪变成适合于革命斗争的形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看国际是如何解释资本进攻所造成的条件：统一线线策略就是这样产生的。 总的说来，我们接受这个策略的思想。我们想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我们对国际领导的总的工作所持的保留意见。 诚然，赢得群众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但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一成不变的机械的发展过程中强行实现这个目的；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某一时刻强行找到一条出路，以便跨越大的阶段赢得群众。在一定时期人们有可能看不到党的力量增长，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应该在这时期努力工作，以保证我们能够在以后去掌握群众。季诺维也夫说过，尽管国际成员的数字有所下降，但国际某些部分的影响在不断增长。 赢得群众并不仅仅反映在统计数字的波动上。这是一个辩证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由社会客观条件的演变决定的。我们的策略主动性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只能在我们认为是前提的某些条件下，促进这个过程的发展。我们的策略主动性，就是说党在行动中的灵活性，只会对在无产阶级的心理中产生的现象发挥影响①，我在这里使用“心理”这个词，是广义而言的，指的是工人群众的觉悟、精神状态和斗争意志。我们应该在这里回忆一下，从我们全部的革命经验来看，有两个因素起着首要的作用：党内有十分明确的思想，在党的建设和组织中坚持严格和灵活的原则。所以我们说，所谓赢得群众，就是把无产阶级新的阶层吸引到有能力采取革命行动的党的周围；在真正赢得群众的道路上，如果为了党的表面上的改善而损害了这些条件，那就是把事情办坏了。是否有能力采取革命行动取决于能否未雨绸缪，而这种准备不可能即兴产生，它存在于我们在上面说的因素之中，即学说上的明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只会对无产阶级心理发展现象产生影响”，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在指出这点之后，我们也要说，我们完全遵循国际的路线，如果这条路线的目的，如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间所做的那样（也如我们党甚至在自己的代表团从第三次代表大会返回之前率先所做的那样），是从资本主义进攻的普遍现象中争取一切有利的条件，以便把还在跟随社会民主党或者分散的工人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党这方面来。我们在这里不想重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原因和性质的分析了。统治阶级正因为危机是不可避免这个事实而铤而走险的。我们代表大会的一项日程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讨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时我们将指出，资产阶级在进攻时又是如何同时运用它的全部反革命的防御方法的。 企业主们的进攻使工人大众普遍提出与他们的利益直接有关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也为共产党提供有利时机，以支持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并通过事实证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是没有能力捍卫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的。所有这些，必然会引起双重的革命影响，使得重振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的企图①困难重重，也使得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得到提高。我们说过，我们在运用这个策略时应注意到某些界限，所谓界限，就是不应危及党对群众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以及党员内心的革命准备。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党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拿来使用的僵死的机械②；我们党是有生命的东西，外部因素可以影响它，我们的策略方向也会改变它。因此我们说，由许多不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组成常设的领导机构是同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相矛盾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意图”，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党不是僵死的机械，我们可以随意拿来使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无论机会主义者是拒绝共同行动，还是接受共同行动，我们当然都应有所准备，但是行动的责任应该由工人群众通过协调①自己的经济组织而产生的、原则上任何一个党都可以掌握的机构来承担。这样，共产党就可以把这个机构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并且以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统一行动最前列的行动作出榜样，而不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承担在无产阶级组织内由非共产主义的多数人强行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的责任，因为在争取对群众及其心理产生影响这方面，人们必须考虑到各政党、政治派别和群众所追随的人物的责任和过去的传统。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无“协调”一词，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补入。 所以，问题不在于从统一战线的许多要求中去掉政治问题，只保留经济问题，也不在于出于原则的考虑，或者出自什么“矜持”情绪，拒绝同机会主义者当中最坏的领导人进行暂时的谈判。问题仅仅在于，不要拿无产阶级最广大阶层对革命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只能按照共产党的方法采取行动——的准备作孤注一掷，结果产生把全体无产阶级引向失败的危险。①问题在于，使我们党在统一战线向各方面发展的时候，完全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向去进一步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如果党在工会和工厂中发起运动的时候，不做组织群众的工作，那统一战线策略就是毫无意义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不要拿无产阶级最广大阶层对革命形势的准备作孤注一掷，仅仅按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行动，结果很可能产生把全体无产阶级引向失败的危险”，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认为，把统一战线贬低为某种共产主义修正主义的危险是存在的，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人们不得逾越这些界限。 现在谈一谈工人政府。如果人们像在6月扩大执行委员会上那样向我们重新确认，工人政府“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员”，那么我们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同意把这个口号作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的代名词。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反对，除非有人把我们隐藏着真正纲领的需要称之为机会主义了。如果“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这样的印象：（1）不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治形势，或者，（2）不是社会力量的暂时对比，而认为工人阶级和国家关系中的最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纲领和共产国际组织建立的基础）可以不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和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行使权力，而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解决，那么我们就拒绝这个策略方法，因为它为了取得那种令人怀疑的受大众欢迎的结果①而危及了无产阶级和党执行革命任务的基本条件。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取得直接普及的令人怀疑的结果”，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有人会说，工人政府并不是我们担心的那种东西；但是，我不得不说明，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解释，什么不是工人政府，我只从季诺维也夫同志、还有另外一个同志嘴里才知道，工人政府究竟是什么。 如果这里指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客观上要考虑实现的一种过渡政权，那么我认为，既然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决定性的①，倒不如等待这个过程先经过对反动势力的打击再过渡到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机会主义右派也许会直接参加政府，而中派分子将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因为他们作为同伙和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演完了自己的角色。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不采取断然的形式”，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例如我们在德国看到的，在工业危机普遍爆发前夕，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出现了生产监督问题。这里我们看到了同1920年9月的意大利形势某些相似之处，意大利无产阶级以后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如果出现相似的革命情况，德国共产党应该毫无例外地认清一切机会主义倾向，拒绝对监督这个口号给予哪怕是最微小的支持。或者共产党从现在起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或者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反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准备组成政府，而在这个政府中德国法西斯会有右派社会民主党叛徒们的支持。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右派社会民主党叛徒们在自己的一边”，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这一切说明，我们既不能完全接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草案，也不能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工作指示。这不仅涉及策略，而且涉及建立我们的国际组织的工作。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这不仅是策略，也指建立我们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而言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听到，季诺维也夫同志抱怨在我们的国际行动中缺乏集中，缺乏纪律。我们同意最大限度的集中，同意最高中央政权的最大权力。 但是能够保证整个组织系统对中央领导的主动权采取顺从态度的，不仅是对纪律的庄严宣誓，也不是对职责最真诚的允诺。 更不是①在形式上严格运用内部民主和实行组织内的群众监督——这常常会引起混乱。纪律要靠其他办法来保证。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想一想我们的组织是什么形式的组织，它既不是机器，也不是军队，而是一个真正的统一的整体，它的发展，第一是历史形势发展的一个结果，第二是历史形势发展的一个因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也不是”，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为了保证纪律，必须划清运用我们行动方法的界限，说明最重要的策略决议和组织措施。俄国革命为国际革命运动提供了重新建立革命思想和革命战斗组织的基础。这是一次无可估量的收益，①以后将成为联结俄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纽带，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我们批评在组织措施和策略方法上自由过多的倾向，正是因为它使我们离开目的越来越远。采取什么组织措施，运用什么策略方法应该由中央领导作出选择。这种选择——我们重复说一遍——只能由中央而不是由各国组织作出。②有些国家的组织认为，它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它们国家情况的特殊条件。但是，如果对这个权利理解过宽，中央有时又缺乏预见，违反纪律的现象就会灾难性地增加，我们革命的世界组织的建设和威望就会被葬送。我们认为，国际组织的中央机关应少采取联邦制形式；这些机关不能只由各国支部代表、而应由国际代表大会产生。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它……”。 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我们重复说一遍——只能由中央而不是由各国组织作出选择。” 很显然，只有俄国革命才能给我们带来共产国际的大本营和总参谋部。①但是，为了有把握地领导国际力量的运动，这个总参谋部应该同国际力量协调一致，共同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战略计划，对于这些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有人拒绝服从。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只有俄国革命才能成为我们共产国际的大本营和总参谋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在选择斗争方法上，由于过大的灵活性和折衷主义而造成恶劣后果的例子可惜不是不存在，法国党的恶劣状况就是最令人信服的例子。我们还必须提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实，即所有那些自己拥有在政治上有组织的工人的绝大多数支持的党，那些直接起源于传统社会民主党的党①，现在都经历着一场危机。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都为我们提供了证明。我们不得不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自觉自愿的错误，错就错在人们把工人党的国际在其结构上过分地看成近似于国家和军事组织了。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所有那些自己拥有在政治上有组织工人绝大多数的党，那些具有社会民主党直接传统的党”，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为了取得伟大的革命胜利，人们想不顾一切地找到决定性的手段①，这样做也许能走出一条能使我们度过我们无力阻止爆发的危机的道路，但很难能取得可靠而坚实的结果，也可能发生令我们惊奇的决定性转折，使我们面临困难的问题。我认为，这些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必要的。请允许我在这里发表一点意见，它不是抽象考虑的结果，而是一个党在共同的战线上，坚守岗位，进行战斗的经验总结。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采取断然手段”，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人们常常认为，我们的国际似乎处在隶属于它的一些政党之外；有时候，这些党或者这些党内的派别同国际进行公开的和侮辱性的论战。于是国际不得不在这些党内制造服从其指示的派别，我看这是荒谬和危险的。 这样我们不得不被迫解决过多的组织和纪律问题，而且正是在我们确定我们的敌人发起反动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所必要的谈判和步骤实际上不可能进行的时刻。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而且正是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发起反动行动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所必要的谈判和步骤实际上不可能进行”，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想以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口号来结束我的发言：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国际党，它具有高度的集中并充满革命的战斗精神！ 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这样一个党里，不能因为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的情况不同而改变国际的结构和组织。一个地区的代表，如果他们不同意组织的一般原则，他们不能参加全国的代表大会。 在集中的共产国际内，我们一定会有必不可少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将如同叛变行为一样受到惩处。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 我以意大利共产党少数派的名义在这里发言。我们不想再过多地讨论意大利问题了。研究这个问题有一个委员会。我们愿意尽力帮助这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定会深入研究我们政治形势的所有特点。在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以后，如果我们有什么补充意见的话，我们将请求代表大会允许我们发言。 现在我们还是谈谈提纲和代表大会建议的议程问题。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包括两部分。 首先，人们已经向代表大会提出了决议的建议意见。我代表少数派声明，我们现在就准备同意这些决议。 至于意大利问题．我们声明，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对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形势的处理一般说来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保留谈判解决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未来关系的条件和保证的权利。 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的第二部分，我们认为更为重要一些，因为它涉及了共产国际策略的根本问题。 我提请大家注意，在策略方面，意大利共产党在罗马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建议提纲。去年5月的扩大执行委员会认为，这个提纲不够具体，必须进行修改。这个意见得到了罗马代表大会少数派的支持。 但是人们事实上没有进行执委会所要求的修改。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但是修改的要求事实上没有进行”，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相反，多数派同志认为——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提纲很好，他们已经两次通过博尔迪加同志向代表大会提出了。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口号提出1年之后，居然还要长时间地在理论上进行讨论，未免有点可笑。统一战线是争取工人阶级最广泛阶层的手段。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不理解博尔迪尔同志的忧虑，他在以算术的公式研究什么叫多数。多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必须从许多相互补充的角度①进行观察。看一看党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了，党是否有力量开始行动，怕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机智。②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观点”，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它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机智，看一看党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了，党是否有力量开始行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一般说来，统一战线是在最短时期内争取工人阶级最广泛阶层的工具。 许多同志对于时间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时间对我们不利了。 统一战线的形式是什么？请代表大会允许我断言，统一战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共产党努力把曾经属于社会党的、现在靠近共产党或者自认为正靠近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合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我承认，这第一种形式是特别危险的。人们有时企图创造一个表面上比较好的形势，结果反而造成组织状况越来越坏而不是越来越好的危险。 尽管如此，我们总不能因为策略有危险而摈弃它吧。生活本来就充满了危险。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党，它不能借口困难放弃战斗的方法。 意大利共产党在提纲中声明，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只能允许个人参加。博尔迪加同志也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提纲中的这一条正是少数派在意大利党的三月代表大会上反对过的。这个提纲如果真的完全为所有国家和一切时代所接受，那么我们将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共产党没有能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共产党没有能力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多数。 只要在社会党内还有工人存在，我们就必须抱着把他们争取过来的希望。要争取他们，就必须把他们成批地而不是个别地吸收进来，因为他们曾经参加过另一个党的组织，他们会带来道义上的以及常常是财政上的资本。由于他们的政治的良知，我们已不能要求他们作为个人参加进来。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就从政治的良知的理由出发，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作为个人参加进来”，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正如1年半以前德国的情况一样，意大利也有过吸收原社会党的一些派别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存在着。我想问，在德国人们接纳了独立党左派，是不幸呢还是大幸？我想，现在人们可以从总体上说①，德国共产党的这个做法是非常有益的，当然人们在某些时候也可能必须预防②和克服这一行动的危险。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现在一般可以说”，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曾必须防止”，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现在在意大利出现了有点类似的形势。意大利共产党奴性十足地声明，意大利社会党本身是绝不会分裂的。共产党一直到最后的时刻都相信这一点，但是意大利社会党还是分裂了。这是毋庸争辩的。 在一个缺乏坚强性格的国家，人们不能有把握地断言，最高纲领派已经变成共产党人了。我尽量避免胡言乱语。我只想说，最高纲领派和改良派的分裂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是与党的多数派的前提条件以及他们的愿望相矛盾的。这个事实也是我们面临的统一战线的困难问题之一。 我们来说统一战线的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不愿把过去属于社会党的新工人吸收到共产党里来。尽管共产党拼命想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但也在努力同其他工人党和合作社进行谈判，并且暂时同它们结成联盟，旨在鼓动它们采取共同行动。共产党一直注意到保持自己组织的自由和特性。 即使在这种统一战线策略的形式中，我看，我们党的多数派也犯了错误。意大利共产党确实真诚地相信，它是接受这个第二种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的。我还想指出一点，意大利共产党是最先提出统一战线这个口号的政党之一，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但是在它成为共产国际的口号之前。①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尽管含义并不完全，但是在它成为共产国际的口号之前，意大利共产党就提出了这个口号。” 意大利共产党多数派在统一战线提纲中以及在采取第二种形式运用统一战线时的错误在哪里呢？ 无论是统一战线的第一种形式还是第二种形式都存在着困难。生活本身总是给我们带来困难。婚姻大事不是也充满困难吗？（笑声。）但人们还是缔结良缘了。婚姻上有困难，策略上也有困难。博尔迪加以为可以通过机械、人为的途径克服这些困难。他想区别对待。我们不同党派搞统一战线，但是希望同工会搞统一战线，因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最自然的产物，因为我们在工会里行动可以更自由一些，在那里少丢面子。但他忘记了，同工会也同党派一样困难重重，在那里同在党派里一样，也有社会民主党人。（鼓掌。） 因此，博尔迪加同志的区别对待是经不起实际考验的。在工会里会出现人们认为在党派里必须克服的困难。 是的，工会和党派存在着当然的区别。但是统一战线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一个最困难的政治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统一战线策略上把工会和党派区分开是完全不可能的。 博尔迪加同志说：我们反对由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组成常设机构。但是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组成这样的常设机构。恰恰相反，统一战线意味着反反复复的谈判破裂和重新接触。 因此我们不能把统一战线看成一个经常性的联合，就像上次斗争之前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人不得不维持的那种局面那样。这样的联合对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无异于自杀。 然而局限在有共产党人的工会中的那种统一战线策略也是不够的①，即使从工会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在有些团体当中没有一个我们的同志，例如在基督教或天主教团体中。这种团体在一些国家、在意大利是大量存在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然而在有共产党人的工会中采取限制策略也是不足取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为了同工会联系——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统一战线这是必要的——人们必须同工会的政治领导人谈判。 统一战线策略在意大利就是以如此抽象、如此教条的形式宣布的，可以说，目前它在日常生活中还不具备具体形式。 让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工人政府的观点。博尔迪加同志和我参加了五月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以后，我们回到了意大利。我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气，为的是要向同志们解释清楚什么是工人政府。显然错误完全在我这方面，我相信①，同志们根本没听懂我的解释。（笑声。）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但我相信”。 如果统一战线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清楚了，试图继续在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想①，工人政府的思想现在也有了完全的表达方式。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如果统一战线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以致试图继续在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我想……” 我从来不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看法，开始时他似乎相信，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我高兴地注意到①，他自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改正了这个看法。我们认为这里的问题是：在工人阶级有可能夺取政权的国家，工人政府是统一战线的结果。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想满意地指出”，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事实上，仍在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工人阶级的那一部分，目前还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促使他们能够把政权夺过来，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工人政府这个形式。 人们可以承认历史的可能性，工人政府可能是资产阶级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一个现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政府很有可能具有议会的形式。 这个可能性正是许多同志难以理解工人政府的原因之一。在意大利，由于过去社会党反议会派别①在建立和组织我们共产党方面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因此这样的困难是很典型的。我们许多优秀的同志对工人政府思想之所以感到吃惊，是因为他们害怕议会形式。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反议会党团”，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向我们党的多数派一直是这样说的。 在工人阶级大部分还受到民主—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半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国家，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工人政府在一定时期一方面依靠工会组织，这个人们应该努力赋予越来越大的政治作用的组织，另一方面依靠议会形式。我们不能因为工人政府在某些时候具有议会形式而抛弃它。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俄国，共产党在三月革命［注：按俄历通称为1917年二月革命，而按公历，此次革命发生在3月。——译者注］后尽了一切努力，提高苏维埃的政治权力，当时共产党在苏维埃中还是少数，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因为政府纯粹是社会民主党性质而离开议会。在德国，在推翻了威廉帝国以后曾经有过议会，同时也有过苏维埃。 当然，共产党在工人面前应该永远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只有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并且在阶级组织日益加强的监督下，才能组成和巩固。另外，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如果人们不及早地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工人政府也是不能抵御资产阶级进攻的。 我想对博尔迪加同志讲话的最后一部分再说几句话，以结束我的发言。 我们的博尔迪加同志要求共产国际执行越来越严厉的纪律。我们完全赞成博尔迪加同志的这一部分讲话。但是我们认真地请求，我们意大利党多数派同志不要把纪律只看成形式，而应当从共产国际的全部实践出发，把纪律变成党在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现实。（鼓掌。） 主席： 在我们把格拉齐拉德伊同志的发言翻译出来之前，我想指出，发言者的名单还很长。我们必须更紧张地工作，才能结束讨论。因此，主席团建议，晚7时继续开会，明天这一天由各委员会支配。有反对的吗？（通过。）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
第三次会议（1922年1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三次会议 （1922年11月10日） 会议开始：上午11时30分 主席：柯拉罗夫，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博尔迪加（意大利） ↘拉狄克 ↘瓦伊陶尔（捷克斯洛伐克） ↘恩斯特·迈耶尔（德国） ↘瓦尔加（匈牙利） ↘路特·费舍（德国） ↘纽拉特（捷克斯洛伐克）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希望，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纲已经或者正在发给你们。我这次讲话仅限于对提纲作一些解释。 我们必须先谈一谈下面几个问题：国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和工人运动内部的形势。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没有必要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原则性修改。我在提纲中建议，第四次代表大会只要对第三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瓦尔加同志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提纲加以确认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也应该说明，过去15个月的形势发展一般说来确实从根本上证明了这个提纲的正确性，事态发展的进程一般说来也确实同我们在这个提纲中所预见的一样。我们虽然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也许还在其他一些国家看到了一个暂时的经济繁荣时期，但是很清楚，这是一个瞬息即逝的现象，瓦尔加同志在他最近发表的一本书中把这种状况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衰亡时期，这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还在经历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中的一次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资本主义的黄昏、资本主义的瓦解。世界经济形势尽管在许多国家出现了某种转机，但依旧是原来的形势。资本主义不能摆脱这种形势，拯救自己。唯一能拯救人类、拯救生产力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完全是原来的诊断，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重复第三次代表大会说过的话：客观形势仍然是革命的。资本主义在自身中找不到力量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决定性危机中拯救自己。 再谈一谈国际政治形势。关于政治形势我们也可以说：对抗在一天天加剧，国际形势客观上仍然是革命的。过去15个月中，协约国的瓦解在迅速发展。我们所经历的，是以多种形式对凡尔赛和平进行真正的清算，凡尔赛和平正在继续瓦解。以劳合-乔治为最杰出领袖的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完全破产了。热那亚和海牙会议证实①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破产。现在正在英国展开的选举斗争证明了，资产阶级党派的思想空前枯竭。在这个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古老而正统的资产阶级党派之间展开的这场斗争也证明了，斗争中已没有丝毫原则可言。这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的一次彻底的失败。这是小集团之间的争斗，它再一次说明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明显的事实，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已经完全破产，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重大的原则斗争了。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确定”，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证实”。 我们叙述了世界革命的进程，作为这个进程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期间把它们的斗争提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我们看到，在这期间一大批受压迫国家不顾帝国主义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把解放运动继续向前推进了。我相信，我们中间今天没有人怀疑，这场斗争在客观上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尽管它还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在这期间，我们在印度以及在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看到的大规模运动，虽然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运动，但从客观上看这些运动具有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首要因素的意义。 我们注意到，几年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已日薄西山了，现在正在一天天地烂下去。 意大利发生的事说明了什么呢？这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空前打击吗？意大利过去不是天赐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一吗？是的，意大利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法西斯的突然袭击不仅是对君主政体思想的一次打击，也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一次打击。法西斯匪帮在政治上把意大利君主排挤在一边，不仅使意大利君主的威望丧失殆尽，也使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信誉扫地。我们必须明白，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绝非地域性的现象，今后，我们必然会在其他国家也许以另外的形式看到同样的现象。如果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能够维持下去——这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完全是可能的，那么可以绝对肯定，同样的现象也许会在德国、也许会在整个中欧发生。斯汀尼斯政府在德国的胜利也许在形式上不完全相同于我们在意大利见到的现象，但是从内容上看，很可能同我们在意大利见到的血腥现象一样。 我们现在在奥地利所经历的事情，同意大利的变乱非常相近，这也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一次打击，不仅奥地利资产阶级政党，而且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半国际至今一直在维护资产阶级民主。 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正在酝酿这种反革命变乱，匈牙利更不用说了。法西斯分子企图在匈牙利如法炮制。 在巴尔干国家，尤其在南斯拉夫，我们见到的现象如同我们在意大利所见到的一样。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形势。这样一个时期是必然的，它不会持续太久，但对我们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考验时期。我们在中欧要经历这样一个或多或少是法西斯变乱的时期，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党会有整整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要转入地下斗争。几个月前，执行委员会专门派了一些同志到各地，提醒一些重要党注意，必须准备进入地下活动时期，就像现在我们在意大利所看到的这种形势。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刻，我们所见到的政治形势，不幸证实了我们的预言。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个危险，但这不等于说，世界革命会停息下去。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革命化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是直线的。不，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的插曲。我们在意大利见到的，只是反革命的一幕，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形势尖锐的一个插曲，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国家趋于成熟的一个插曲。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也是这样。 因此一般说来，国际政治形势在此期间普遍尖锐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十分正确地指出，我们在资本主义欧洲没有可靠的均势，重大的事件，甚至议会冲突、大规模的罢工等等，都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革命斗争。我们向你们指出的这种情况当然是非常表面的，但它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国际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尖锐了，巴尔干形势引人注目。这些事件以及希腊—土耳其战争都意味着，新战争的魔影一时间已经非常明显了。新战争的魔影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其实，这是未来新的世界大战的一个小小的前奏。我在这里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感到问题非常尖锐①，而且很可能演变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纵观一下形势，也可以看出，现在还不会发生战争。但是，如果社会主义革命不在此之前发生，如果不制止资产阶级国家组织新的战争，那么我们在巴尔干所看到的，只是将要和必定会发生的事件的一个小小的征兆。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有所改动：“在我在这里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能感到问题非常尖锐”。 因此形势仍然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政权的腐朽在政治上也表现出来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俄国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这个唯一的革命的国家已经存在5年了。 在讨论俄国问题的时授，我们还要详细谈到新经济政策。因此我不想先来谈论这个问题，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我在代表大会开始时说过的，我们相信，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由于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力量弱小才出现的，它有着更为伟大的意义。你们以及苏维埃俄国的最好朋友说得完全正确：俄国之所以必须采取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德国、法国和英国工人的力量太弱小了，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是正确的，但还不能说明形势。我们相信，不仅我们这个农村人口众多的国家，也许所有或者几乎所有无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国家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经历这样的政治阶段。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我们或者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弱小的结果；它是由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引起的。 当然，俄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农民同德国的农民不一样。但是，即使在德国和其他发达的、拥有大量工业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在关键时刻也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使农民中起决定作用的一部分人保持中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必将采取许多我们在俄国也不得不采取过的措施。我说过，我们在讨论俄国问题时还要谈到这些事。 我们在观察世界政治形势的时候，不能不注意作为世界形势首要因素的苏维埃政府。现在，在世界的一端，协约国分崩离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投入了激烈的斗争，战争的魔影正在巴尔干出没，资产阶级世界的均势发生了动摇。正是在这时候，苏维埃俄国采取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巩固自己。因此，苏维埃俄国成了世界政治的一股巨大的力量，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红星正高高升起，因此才产生了客观上是革命的形势。 资本的进攻是一种国际现象，也是革命因素之一。工人阶级还不能阻挡这次进攻，但在法国和其他国家有许多迹象表明，①近期在这方面形势将发生变化。工人阶级的日益反抗将打退资本的进攻。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但有许多迹象表明——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现在想谈谈工人运动的内部形势。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现象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不要太久这件事就会成为事实。在德国，合并已经完成，昨天我们收到了瑞典那里的合并消息，布兰亭把“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吸收到自己党内了。在瑞典和德国发生的事，在其他党内也会发生。合并，虽然在组织上尚未完成，但在政治上已经完成①了。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第二国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第二半国际合并到第二国际中去，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②——这一点我在这里无须证明了。如果确实有必要，我只想引用马尔托夫先生的一段话；他是第二半国际的精神领袖之一，在思想上甚至超出他的某些同辈。马尔托夫在最近一期《社会主义信使》杂志上谈到第二国际问题时写道：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存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完成”。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而不可能相反进行”，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不要有幻想！两个国际的机械联合在现存的关系上意味着退出第二国际的那些党又回到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中来了，它们当时退出第二国际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这是它们的一次失败。” 马尔托夫在这里非常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当然马尔托夫最后还是为第二半国际找到一些安慰，他说：“在第二国际内部我们将捍卫马克思主义。”这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不过是第二半国际返回第二国际，不过是第二半国际的一次惨重失败。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改良主义党派的合并。现在这两个改良主义国际的合并将以空前的规模加速工人阶级的分裂。我们也要说：不要有幻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意味着两点：首先意味着反对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已在准备之中。法西斯的变乱，以斯汀尼斯为首的政府的变乱是同世界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是空前分裂和削弱工人阶级的准备。不要许多时间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次合并的确是在为反对共产党人的整个白包恐怖时期做准备。因此，现在站在意大利反革命运动前列的是一个叫墨索里尼的人，就决非偶然了，他是第二国际的奸细，原来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有一个叫艾伯特的人，一个叫诺斯克的人，身居政府的要职。在波兰一个叫皮尔苏茨基的人跻身于政府之中。这些都绝非是偶然的。同样绝非偶然的是，在一些国家，如在英国和德国，第二国际的作用居然成了决定性的。因为在德国这样一个国家，要急剧改变力量对比关系，单单靠工会转向工人这一边就够了。因此，不要有幻想！这次合并不过意味着反对共产党的白色恐怖的重炮已经安装就绪了。 其次，这次合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分裂。我们现在致力于工会的统一。这并不是没有成效的。改良主义分子清楚地看到，他们失去了脚下的基础①。从历史上看，这是不可避免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在他们的脚下失去了基础”，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之所以说不可避免，是因为这些工会——如果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将作为整个组织落到共产党人手中。这一点，改良主义分子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的嗅觉并不差。他们感到也知道，这是不可逆转的。你们看到了，共产党以及整个革命运动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正在增长。改良主义分子本能地感觉到了，因此试图加以阻止。他们就像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了直接任务那样①，要把工会砸烂。他们在离开之前，一定会搞垮工会的。我不是说，这是一个直接任务。你们知道，在政治上没有那么简单，譬如说斯汀尼斯②给工会下达一个什么直接的书面的任务。但从政治上看，这是资产阶级的委托：在社会民主党领袖退出之前，要把工会砸烂。他们在离开之前，会把工会的大门都闭上，把工会组织的所有门窗玻璃都砸得稀巴烂。问题就是这样。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因此拼命地加以阻止。他们这样做，他们几乎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了直接任务”，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在此处增加了“没有”。 我们说过，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过程什么时候结束，要延续多久，是几年还是几个月；但从历史上看，这个过程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我们的第二国际的“上帝们”已经有所感觉了。因此，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凡是他们感到工人大部分要转向我们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彻底地准备着分裂。他们企图削弱和粉碎工人阶级及其工会，这样当我们在工会中取得领导权的时候，留给我们的是一大堆碎片。如上所述，这正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这是空前未有的背叛，甚至1914年的背叛与今天准备的背叛相比也相形见绌了。现在，他们正准备着有计划的背叛。他们企图肢解和分裂工人运动，从而使工人群众在准备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失去组织力量，处于被削弱、被分割的分裂状态。这就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的策略。 今天的分裂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并不是区区小事，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工人阶级尽管自己犯了种种错误，经历了他们的领袖的背叛和各种各样的失败，但仍然以工会的形式争得了声势浩大的组织，并且把亿万工人群众团结了起来。在现在这个时刻，这个组织对于我们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这个时刻临近时，第二半国际却同阿姆斯特丹分子沆瀣一气，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最大的背叛。第二半国际一定会竭力破坏工人阶级的这个最后的组织、最后的避难所，这样，我们在取代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就会一无所获，就会失去真正的群众组织。这便是我们应该估计到的最严重的事实。所以说，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分子注定要成为工人阶级的职业分裂者，他们不仅要背叛工人阶级，不仅要破坏工人阶级的政策，他们还要直接把工人阶级的武器、工人阶级的组织打碎。这样的任务，现在联合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整个政策在下一阶段是一定会完成的，这是我们应该估计到的一个新的实际情况。 因此，同志们，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不只是反对我们敌人的战略。是的，我们完全有权利和义务制订反对敌人的战略计划；然而，统一战线是由整个历史形势产生的，是由资本主义的整个形势、它的经济和世界政治形势以及工人运动内部的形势产生的。我刚才向你们谈到了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政策，我还说了，他们正准备在将来有意识、有计划地分裂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策略，如果这些话是正确的，那么结论就必然是，我们必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有计划地开始反对第二国际的计划。 这正是统一战线策略。 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了吗？没有，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明白地指出这一点。我们党的影响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许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还不能说，我们已经争取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有繁重的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说，在这样的形势下统一战线策略是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最重要的办法。还必须说明一点：统一战线策略并不是我们斗争中的一段插曲，它是包含一个时期、也许是整个时代的策略。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并不意味着”，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并不是”。 也许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对这个策略进行修改，但总的看来，由于第二国际成了主要敌人，成了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策略。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已经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成熟的条件。世界政治形势已经可以说具备了革命的特征。第二国际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没有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帮助，资产阶级是维持不住的。因此，我们同第二国际的关系，不仅仅是党的策略问题，而且是世界革命的问题，我们阶级的整个策略问题。因为，我在前面说过，合并后的第二国际，将会在以后几年直接进行分裂勾当。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形式同它对抗，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过来。 我们已经从这个策略收到了效益，我们已经从中取得了某些成功。统一战线策略在这一年为共产国际带来了很大益处，这一点我们不应忽视。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已经争取了多数，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达到了这个程度，那我们就几乎什么都有了。但我们确实获得了许多东西，我们成功地使工人阶级看清，共产党不是分裂者，我们的敌人才是分裂者。以前，工人们有另一种看法。这也是有原因的。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为了捍卫全体工人的利益，不得不分裂老的社会民主党。如果那时我们不进行这种分裂工作，那我们就成了工人阶级的叛徒了。有一段时间，为了争取机会向工人阶级说明真相，为了争取他们，我们不得不分裂老的社会民主党。在老社会民主党内部我们没有这种机会，因此我们必须分裂老社会民主党，我们必须为我们阶级的真正的解放运动创造一块聚集地，这就是共产党的创立。有一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忍受别人称我们是分裂者。是的，我们不得不分裂老的社会民主党。没有别的办法，采取别的办法我们就不能为自己创造一块聚集地①，我们就不能创造解放工人阶级的工具。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将“聚集地”改为“集合点”。 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任务我们完成了。我们现在有了众多的共产党，尽管这些党还带有社会民主党的残余，还带有疾病，孩儿时和成长的疾病，简言之，还带有许许多多我们必须医治的疾病；但是，现在主要是争取多数工人的问题，是拯救和争取工会——这个世界无产阶级手中最重要的武器问题，因此，才有了统一战线策略。同志们，我相信，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这方面是不会出现很大斗争的。在法国，反对统一战线的最后斗士已经放下了武器，最重要的是，在法国不仅共产党人，甚至一大批工联主义分子现在也抓起这个策略了。昨天，我们同法国统一总工会的朋友们进行了一次十分匆促的交谈。我们问他们：你们现在还反对统一战线吗？他们非常简单地回答：我们也在搞统一战线。凡是注意法国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现在在法国，人们——包括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工联主义分子在内——普遍有意识①、有计划地开始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了，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要求必然会导致所有愿意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不得不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法国，把反对统一战线的人争取过来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个胜利表明，我们的队伍团结起来了，我们将有计划、有意识地执行我们的策略。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现在在法国人们普遍地，包括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工联主义分子，有意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统一战线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它绝不应该是法国人所说的“选举联合”。我们就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我们不仅从我们党的中央机关，而且从同志们那里收到了三四百份答案。这些同志都是生活在工人阶级中间，工作在群众中间的。我们正在对这次调查进行整理，也许要出一本书，因为这是值得的。这次调查表明，在我们同志的头脑中对于统一战线策略到底是什么还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统一战线，我们说过，不是选举的联合，当然也不是同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的联合。意大利和法国党机关送来的答案向我证明，有些同志奇怪地认为，统一战线就是我们准备同社会民主党进行组织上的联合。如果我们这样做，将是最大的犯罪。我们中间任何人，宁可让人把手砍断，也不愿意在同工人阶级最大的叛徒、我们现存的敌人、资产阶级的最后支柱的联合协议上签字。这根本不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工人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统一战线应该是我们准备同所有工人，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在争取面包、反对降低工资，反对取消八小时工作制的日常斗争中，共同为反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而进行的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有时不得不同背叛了的领袖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这才是统一战线的含义，而不是别的。我相信，这个问题对共产国际来说已经解决了，甚至对还有许多糊涂思想的党，如法国党来说，也解决了。 我们还要为工人阶级的每一个局部要求进行斗争。今天有人把我们过去的同志哥尔特的一篇文章给我看了。哥尔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一次罢工。你们会问：“为什么反对任何一次罢工？因为我们要把力量积蓄起来，进行宣传，进行革命。我们留下的人不多了，我们的力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很小，我们不能再进行罢工了，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进行革命。” 这样一种糊涂思想，真使人对这样一位政治家的幼稚思想感到无可奈何。他没有时间帮助工人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因为他想帮助整个革命。任何一个对工人阶级怀有感情的人，任何一个不仅在主观上忠实于工人阶级、而且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有所了解的人，任何一个在工人阶级中同工人阶级一起工作的人，都会拒绝这种幼稚的想法。正因为我们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参加任何一次罢工，我们必须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头，为每一个局部要求进行斗争。我们是革命者。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懂得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必要性，哪怕是为了工人孩子的一滴牛奶，我们也应该进行斗争。我们反对改良主义，但是我们不反对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我们也知道，在资本主义现存的情况下，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我们知道，只有革命才能真正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只有为工人阶级的局部要求进行斗争，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统一战线不是短暂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插曲，而是在资本主义目前的情况下贯穿整个时期的策略。 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没有充分地解释清楚。统一战线策略几乎可以运用在各个方面，我们很难举出一个国家，往那里存在着作用重大的工人阶级，但统一战线策略现在却是不适用的。这个策略在美国，如同在保加利亚、意大利和德国一样都是合适的。这个策略在目前的形势下几乎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对于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却不能这样说。人们决不能对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作非常笼统的理解①，它是有限定意义的。这个口号只能为这样一些国家所接受，在那里，力量对比关系的确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政权问题、政府问题，无论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都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当然今天在美国也可以用“工人政府”这个口号进行出色的宣传工作，例如可以向工人说：你们要自己解放自己吗，那就应该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但是我们不能说，在美国现有的力量对比形势下，工人政府的口号会引起如此的反响，如同在捷克已经发生的情况一样，如同在德国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样，如同在意大利已经和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样。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不能理解得如此普遍”，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工人政府的口号不如统一战线策略那样普遍，这个口号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一定的具体运用。在这个问题上容易发生一些错误。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反对有些人有时企图把这个口号理解为万应灵方，认为我们无论如何是要经历工人政府这个阶段的。我认为，如果可以预言的话，我们可以说，工人政府变为事实只会是例外，工人政府①只有在非常特殊的具体情况下，在这个成那个国家成为事实。此外也不能说，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个半和平阶段，工人政府一定会减轻我们的斗争负担。如果工人政府只建立在议会的基础上，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工人政府仅仅是斗争的一个小插曲，它是不能阻挡内战爆发的。这当然不等于说，工人政府的口号在特定的情况下不能运用。工人阶级应该明白，工人政府只可能是一个过渡阶段，工人政府不可能取消斗争，取消内战。这一点必须说清楚。我们只有看清了这个口号的危险性，才能冷静地运用这个武器。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工人政府只会例外地变为事实，”，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当然，统一战线策略也是有其危险性的，关于这一点执行委员会在十二月提纲中已经指出了。最大的危险隐藏在工人政府这个形式中。在一些具有议会传统的国家，例如在法国，有人认为这似乎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对这个口号的理解不是别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运用。即使出现了工人政府，我们也不能避免内战的发生。在某种情况下，内战可能通过工人政府更为激烈。 我不得不就工厂委员会运动再说几句话。我在提纲中对这个问题特意写了一段话，我提出了以下的论点：一个党，如果在工厂里没有党组织，没有党支部，这样的党是不能受到人们的严肃对待的①，它不是一个严肃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现在我要进一步说：工人运动如果不善于支持和组织工厂委员会的群众运动，这样的运动就不是严肃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些论点我认为是可以在我们时代几乎所有的大的工人运动中加以运用的。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比较迅速接近重大决战的国家，运动的整个先锋作用是由工厂委员会运动来完成的。说到其他国家，我们要劝告我们的同志，首先在工厂建立起共产党支部；第二步，支持工厂委员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群众运动。我们许多党没有接受我们严肃的忠告。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非常好的决议，这是由库西宁同志起草的。决议告诉我们，共产党应如何工作，整个工作的机构应该怎样以及如何建立支部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我们不去执行这些很好的决议，那这些决议岂不是白白通过了。现在的问题是真正地执行这些决议，建立支部。只有这样，运动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这样的党是不能被严肃对待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关于国际纪律，我还要说几句。在巴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上，由勒努派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提纲中写了一大段国际纪律问题。提纲中字字闪着金光。这一派极好地证明了，没有纪律什么事也办不成，共产国际不执行纪律就会失败。字字闪着金光！但是，这个在提纲中写下了有关国际纪律条文的勒努派却证明了，在我们这里有时候行动和言语之间相差是多么遥远。这一派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国际纪律只有通过行动才能产生。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现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策略。现在有一个“国际”已经同资产阶级拴在一起了，它正在顽固地执行一条反对我们的策略。为了反对这个“国际”，我们必须严密地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真正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要宣布和贯彻这一点。 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面临着决定性的斗争。我从我们尊敬的同志们那里听到了一些反对意见。他们说，现在世界革命停滞了，只有当俄国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了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平均水准，世界革命才会前进①。只有这样，俄国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的例子才能起到革命影响，革命的浪潮才能重新掀起。同志们，我认为，这种观点客观上是机会主义的，是巧妙的机会主义，尽管维护这种观点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主观上是革命的，是国际的忠诚战士。我不想说得太多了——只说两句话。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正在逐步提高，这是事实。欧洲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正在提高，这一点是明显的。虽然这种提高是缓慢的，但是在提高。总有一天，俄国工人的状况在经济上也会好于欧洲工人。如果有人说，只要俄国的形势困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就不可能进行革命斗争，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要前进，只有当俄国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了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平均水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发动起真正的革命，并不是为了给别的国家树立榜样，也不是为了给别的国家工人以更多的面包，更多的肉食。不！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决不能允许意味着停顿的调子存在。俄国工人曾经有过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多障碍了。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会得到俄国工人的支持。俄国工人首先起来进行革命，因而首先受到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反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以后很难遇到这样的困难了。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如实地说明俄国无产阶级的状况，他们在受封锁，他们在挨饿，还有瘟疫、疾病。但是，也要说明他们是伟大的。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俄国工人阶级在经历了这一切痛苦之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现在一天天好起来了。这才是我们对俄国革命的认识，这才是我们整个策略的基础。（鼓掌。）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主席： 现在请博尔迪加同志讲话，他想说明一下关于表决程序的提案。 博尔迪加（意大利）： 同志们，我以意大利代表团的名义建议：（1）首先讨论，然后再表决季诺维也夫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的工作和策略的报告。（2）然后再转入讨论和表决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国际的策略问题。 我不想过多地叙述这个建议的动机。我认为，它是十分合乎逻辑的。这两个问题的性质不同，另外我们已经得到了两份文件，是供代表大会通过用的：一份是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另一份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编写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提纲初稿。 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我们先讨论执行委员会过去在国际一般性政策方面的工作，然后——也许依靠一个专门委员会，是否有必要组成一个这样的委员会，代表大会将作出决定——再审查共产国际策略提纲草案，即提出共产国际以后遵循的策略路线。 拉狄克（俄国）： 请允许我说明如下对这个提案的反对意见。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请允许我说明反对这个提案”，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代表大会的全部日程本来是一个整体：总结过去和计划未来的工作。两者之间在季诺维也夫的报告中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在讨论过去时，不必展望未来的远景呢？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我们的未来工作之间也没有发生新的事件，足以打破和改变我们的策略。根据这个理由，我认为对过去工作的决定同时也就是对未来策略的初步决定。如果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声明，我们同意统一战线策略，我们同意执行委员会支持各个国家的工作方法，这样实际上就是对以后的工作作出了决定，我们代表大会下面的任务就只是在细节上阐述这些决定，在政策方面，我们在这里作出决定以后，就不能再提出新的意见了①，我们只能在细节上制订出我们的战略，以便各个国家加以运用。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总的方面讨论一下报告：过去的策略正确吗？应该继续执行吗？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政策上我们在这里作出了决定以后，不可能再有新的意见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主席： 没有其他人要求发言；现在对博尔迪加同志的提案进行表决。 （提案被否决。） 讨论开始。现在请第一个报名发言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讲话。 瓦伊陶尔（捷克斯洛伐克）： 我想先就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昨天的讲话中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几点说明。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了判断。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他作为国际主席居然没有感到有必要听一听双方的意见。他大概只认识到什麦拉里同志那里去的路，他说的情况看来也是由什麦拉里提供的。我们的工人如果看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讲话中这些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内容，他们会说什么呢！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捷克斯洛伐克模范地执行了统一战线。真是模范吗，同志们？当经济形势在几天里日益尖锐的时候，工人群众翘首引颈，希望有谁会对他们说些什么，有谁会领导他们，这时候共产党没有对工人群众说一句话。直到其他政党纷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制订了自己的决议，共产党才提出了要求。而这些要求是列宁同志1917年6月写的。当时的情况同今天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要求还可以说是击中要害。统一战线是这么搞的，我们的领导同志应邀参加了民族社会党大会，并在会上通过了反革命决议。共产党发言人根本没有反对这些反革命决议，共产党工人不得不对这些由民族社会党人提出的决议进行表决。结果在我们的党员中引起了愤怒和混乱。主动性完全转到民族社会党方面了。现在只是在两个小的地区建立了两个委员会，两个小的统一战线委员会。这就可以称为“模范”。 更为模范的是统一战线影响的扩大。当时政府正处在危机之中，多次搞过形形色色的联合政府。马萨里克在同一个外国记者谈话中说：我们也许可以同共产党很好地合作，但是共产党必须把左派分子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同捷克斯洛伐克党认真谈判。以后，同志们，内容相同的社论和要求在所有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党人的报纸中相继发表。因此，什麦拉里开始了对左派的讨伐。他得逞了，他通过—次挑衅活动把左派赶出了党。在开除这些左派同志的前两天，土地派代表温可夫在发表这次开除的消息时，好像已经是完全决定的事实，虽然开除的决定是在两天后才作出的。统一战线不仅扩大到民族社会党人，它已经扩大到资产阶级右派、扩大到马萨里克那里了。工人们大批大批地站到被开除的同志一边，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危险，如果他们不反对什麦拉里、沃塔瓦和其他人心目中完全建立在议会基础上组成的工人政府，那我们真可能有一个堪称模范的统一战线了。这将是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同大地主、同布尔克和马萨里克的统一战线。谁要是推荐这样一个统一战线运动，谁真是共产党的好朋友了！ 其后果是党分成了两部分，它们现在是没有战斗力的。（喊：噢！）季诺维也夫还说，被开除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大多数的政治路线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支持左派。好！但是工人会说：共产国际既然要批准我们党执行委员会的一切行动，共产国际也要批准党在所有经济斗争中完全消极的行动吗？共产国际甚至批准，克拉德诺的共产党五金工人在他们的机会主义共产党领袖带动下，干了破坏罢工的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对此一言不发。共产国际还批准，不久前克拉德诺矿工书记出卖了俄斯特拉发矿工的罢工。他不作任何反抗竟同意降低20%的工资，虽然俄斯特拉发工人正是为此进行罢工的。执行委员会还批准工会运动中的整个混乱状态，最近举行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是这种状态的顶峰。由于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能，这次代表大会完全瓦解了。工人会说：对这一切负有责任的国际，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际。①反对派所希望的，难道就是无政府主义？（喊叫声。）所有被开除的地方组织和工会组成一个大的工业协会，这也是无政府主义？献身于工会工作，使工会免受机会主义的破坏，进行细致的工作，这也是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宣布总罢工，这也是共产主义工人党主义？想要使党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有活动力的党，这也是无政府主义？什麦拉里说，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参加斗争，不可能是共产党人的愿望，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愿望，因为失业工人是叛乱分子。什麦拉里这样说也是正确的？通过行动和战斗纲领产生统一战线委员会，阻止什麦拉里把统一战线变成一个从教会到马萨里克到政府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也是无政府主义？以经过法律手续合法产生的统一战线委员会同在议会基础上建立的骗人的工人政府相对抗，这也是无政府主义？如果所有这一切对共产国际来说都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党主义，那每一个工人都会同我们一起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永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永不背叛我的无产阶级职责。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处原有“凡是”，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删去。 承蒙季诺维也夫同志承认，我们的问题同列维的问题不一样。但是他没有去想一想，是什么动机促使什麦拉里按照自己的标准把优秀分子开除出党。我们只想对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这不仅同列维的问题不一样，而且根本就不是什么破坏纪律的行为。让工人注意威胁党的危险，这是神圣的职责。现在在政治上避免欺骗行为，这也是神圣的职责。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向季诺维也夫同志声明，这样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会常常去做，只要有人——不管来自何方——准备谋杀我们的党。 主席： 我想请这位同志说明，你的奇谈怪论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 捷克反对派叫喊：代表全体反对派和被开除的同志。 托洛茨基： 结尾部分也是代表整个反对派吗？ 答：对！ 恩斯特·迈耶尔（德国）： 同志们，德国代表团对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委员会的立场以及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和今天的讲话，在基本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我们只是建议，在对各个国家的问题研究以后，再对决议进行表决。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所叙述的当前形势，其主要的基本特征同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分析过的一样。我们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国家轻易地接受了这种对形势的认识。有许多国家在叙述这种形势时过于夸张了，分析时夸张，从中得出的结论因而也夸张了。另一方面，有许多派别，有一部分在德国，根本就不承认这种分析的正确性。 除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外，有些同志从这种形势得出了一种结论，似乎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而由许多国家的一些同志提出的第略，其结果把共产国际搞成了一个宗派。德国党——我认为，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它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表明了，德国党在努力执行在同志式辩论基础上所作出的有关国际事务的规定。 统一战线问题是我们现在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按照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说法，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共产主义策略的一个插曲，而是一个时期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恰恰在德国讨论得最多。我个人觉得，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讲话中似乎应该指出，这个策略的讨论和运用从根本上说是由柏林大会推动的。我们可以说，通过这次大会不仅在我们党内使问题得到了根本上的澄清，这次代表大会以及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对代表大会的评价也使得非共产主义的工人相信，共产党人是愿意与他们共同斗争的，共产党人绝不是共产党的敌人所诬蔑的那些人。 当然，这个策略在运用时，甚至在我们的朋友中间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指出了几种误解。在德国队外，有些同志把统一战线策略看成是同社会民主党、甚至是同资产阶级政党为了选举的需要而达成的共同协议，他们把它看成是组织上联合的一种准备。不可否认，有些地方在工人中，甚至在党内的一些工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些误解。 此外有人担心，同上层人物的谈判，而不是发动工人的共同行动，已经损害了我们的事业。人们在这里忽略了，我们同上层人物的谈判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工人的共同行动。我们可以根据拉特瑙运动的经验直截了当地断言①，在许多地方，在一些地区，共同的合作、共同的斗争正是通过上层人物的谈判和讨论而产生的。有些同志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经济基础上，不能在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也是错误的。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政治和经济是根本不可能分开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反对德国党内出现的某些论调时指出，这是把共产党人领导的斗争形式机械地分制开来，他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毫无顾忌地指出”，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除了可能出现的误解外，也发生了一些正常的①错误，包括我们的党在内。在我们党组织的一些会议上，在讨论中，在决议中对这些错误已经完全公开谈过了②，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因为在大会上，在中央委员会和报纸上已经谈论得很多了。我们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谈论错误之所以非常必要，目的是为了在将来防止这类错误发生，但是批评决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在一大堆错误面前根本看不到正确的和必要的方面。例如，这位捷克同志在谈到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缺点时，其结论就是根本拒绝这个策略。如果捷克反对派同志在关于破坏纪律问题，关于策略和实践问题上同我们没有话可说了，或者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我认为，刚才在我前面的发言人所代表的同志，大概是最后一次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了。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合乎常规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这些错误在讨论中和在决议中已经受到完全公开的讨论”。 统一战线策略当然不允许机械地运用，它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把统一战线策略总是看成同上层人物的谈判或者党与党的谈判，也是错误的。统一战线策略应根据形势有所变化。有的同志有时把德国党在拉特瑙运动和铁路工人罢工期间的立场同工厂委员会运动对立起来，那不过是一种误解。 巩固和扩大工厂委员会运动不过是德国党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所采取的立场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在坚持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时越来越接近群众，不深入到工厂和工会中去，不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规模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德国同志表示赞同。）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也是执行党的比较正确的策略的结果。我们排除了从过去不同的情况中产生的误解，使敌对的工人组织更加难以发动对我们的进攻，从而迫使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进行联合①。这对于我们意味着一个进步，只要这种联合能排除这样一种错觉，仿佛在一个国家中在改良主义党和共产党之间可以有什么中间产物。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被迫进行了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联合”，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时，需要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工人政府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还没有克服。①我们必须把社会民主党政府和工人政府区别开来。在德国国内，社会民主党政府现在存在于萨克森和图林根——过去也在哥达——这些政府，我们是应该支持的，但是这些政府同我们所理解的工人政府没有关系。我们期望，国际能支持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我们尤其期望，这个口号也能为在大致相同条件下工作的兄弟党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他们为社会民主党政府而努力或者参加这些政府，而是要求他们为工人政府而斗争，从而便于我们的斗争。工人政府在本质上不同于社会民主党政府，不仅因为工人政府带有社会主义政策的标志，而且因为在实践中，它是真正执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策的。因此，工人政府的基础不是议会的，或者只是在次要关系②上是议会的，它必须有广大的群众作基础，它的政策在原则上同我们目前在德国一些州所见到的社会民主党州政府的政策是不同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需要解决也许还没有克服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工人政府问题”，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将“关系”改为“方面”。 现在出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谈到过的这个问题①：工人政府是许多国家工人运动必须经过的阶段吗？我们的回答是：不，它不是必然的产物，它只是一种历史的可能。建立这样的工人政府，而且在一段时期维持下去，这是可能的。这里还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工人政府能够长期存在下去，还是只能暂时存在下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工人政府究竟是什么？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是否有区别？季诺维也夫同志今天指出了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过去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总是很清楚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关于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的第123页上有以下一段话：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现在的问题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样东西，它是苏维埃政府的别名。（德国代表喊：“你们好好听着，好好听着！”）一般工人容易接受，因此我们用了这个习惯的形式。” 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德国代表喊：非常正确！）它首先是一个口号，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争取工人，使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中必须组织起来。如果大多数工人接受和执行这个口号，并且真正为这个口号而斗争，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实现工人政府的尝试，至少在大多数有大量无产阶级人口的国家，或者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引起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引起各种形式的货真价实的内战。 因此，我们把工人政府看成是争取群众的必要的和有益的口号，它的实现将导致一个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最终产生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我还想指出，德国党的工作在前一时期尽管富有成果，但也受到一些兄弟党由于对我们的问题缺乏理解和认识而造成的干扰。在我们讨论工人政府和统一战线时，法国党和党报的某些言论扰乱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今天可以说没有一个问题是可以在一国范围内解决的。所有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兄弟党的宣传工作。我们现在应该强调这个认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党的立场都会产生国际影响，这才是真正的国际纪律；这不仅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个最高领导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执行国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而且还因为，我们的国际纪律，我们的国际团结在于，每一个党应该了解另一个党，每一个党在采取自己的步骤时应该注意到对其他兄弟党的影响和作用。前一段时期，我们试图通过同法国同志交换意见达到互相了解，特别是在凡尔赛和约的问题上。科隆会议首先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的。我们可以说，这些努力获得了成果。我们感到，我们的法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了我们。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法国党的危机大大阻碍了科隆协议的实施。我们迫切地希望，法国问题能够在这里得到完全的澄清和解决，这不仅是为了法国兄弟党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利益。我们感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有所忽略，国际没有及早地关心这个问题。错误已经发生了，如果现在在坚决采取原则性的①决定时，不把组织措施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这似乎也是在犯错误。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纪律”，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原则性的”。 最后，德国代表团还想指出，一般说来，如果各国党的代表大会能够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可能更合适些。例如，法国党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在自己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而并没有表现出危机迹象的德国党却不能很好地利用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而产生的形势，这就造成了一种有些奇怪的印象。我们承认，一个国家的党的代表大会在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召开在许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各种情况应该通过同执行委员会的磋商加以调节。 瓦尔加（匈牙利）： 尊敬的同志们，我只想谈一谈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个人以非常友好的方式指责一个同志有机会主义思想的问题①。这个被他指责为犯有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我想揭开这个无名氏的秘密——就是我。事情本身完全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我绝对记不起来我说过，欧洲工人在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以前应该放慢他们的斗争。我只是说过，赈济饥荒运动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欧洲工人头脑中存在俄国工人的生活目前非常糟的错误认识②，对于彻底胜利的前途，也就是说，对于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对于我们工作的前途会产生多么有害的影响。同志们，你们会说：这是个人问题，不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讨论。但事实恰恰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件事，并且指出，他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因此他很重视这种思想。否则，他肯定不会在这里提出这件事的。因此，我认为应该讨论一下这件事。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以非常友爱的方式把一个同志指责为有机会主义思想的问题”，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赈济饥荒运动以及在欧洲工人头脑中存在的错误认为，俄国工人的生活目前非常糟的事实”，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起来革命，是因为它从现存的状况中，从工人阶级现存的困苦中找不到出路。事实又怎样呢？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目前在资本主义的衰亡阶段都在受着苦难。 工人们在寻找摆脱这种状况的道路。这里有一个有觉悟的革命核心，这就是共产党，它指明了道路。共产党说，道路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说，这条道路意味着匮乏，意味着斗争，意味着饥饿。我们不需要隐瞒。因为我已经被人指责为机会主义了，因此也许可以容我提出，我对俄国的情况不了解，我的根据纯粹是匈牙利专政的经验，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经济变化的理论。我在一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的书中说过，在专政阶段，作为斗争先锋队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不可避免会有所下降。 是的，同志们，但是工人的大多数，在他们还没有具有自觉的革命认识的时候，他们会问：这个困苦和饥饿阶段要延续多久呢？孟什维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只要专政存在，这个阶段就会一直延续下去！①同志们，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了俄国的饥荒，部分是同专政必然联系在一起，有的是同俄国孤立地实行专政的事实有关，还有的是带有偶然性的，例如恶劣的气候，1920—1921年的大旱灾，因此，俄国无产阶级才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求援。这个运动当然也有好的方面。但是，同志们，每一个生活在俄国以外的人一定会同意我这样说，这次赈灾运动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对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恐惧心理。同志们，孟什维克肯定会一百遍、一千遍地重复说；你们说，我们应该通过革命把我们从现在的实际情况中救出来，你们看看俄国的例子吧。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四五年了，可是现在他们不得不向我们求援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工人们，你们如果再搞革命，10年以后你们就要向依然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中的工人求援，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向他们乞讨了。同志们，我说的是：我们必须驳倒由于孟什维克和赈济饥荒而在广大群众中产生的观念，叫俄国工人生活非常糟糕的观念。我们当须彻底批驳这种观念，因为它不是事实。同志们，在这里街道上的游行队伍中，我在很近的地方非常注意地观察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我必须说，他们的营养比柏林工人要好。他们的衣服也许比较差些，但他们的面容要健康得多。同志们，你们观察了群众的情绪，他们不都是共产党人，90%还是非党群众，我想问你们：你们在欧洲的街道上见过工人像这样愉快、这样满意吗？我不是说，所有的俄国工人都有这样的情绪，我离开俄国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莫斯科工人的营养很好，情绪很好，这个事实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真正有了专政的时期为止”，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另一个事实是，俄国工人的状况9个月以来是向前发展了，而整个欧洲大陆工人的状况是倒退的。在有些国家，例如在德国，下降的趋势更为突出。同志们，这一点我们必须通过数百篇文章向德国的非党群众讲清楚，我们必须向他们说：俄国工人的生活也许现在还不会，但是再过3个月或6个月会比奥地利工人实际上要好些。我们必须讲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反对那种认为专政意味着永久饥饿的思想。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同我对世界范围内革命运动进程的普遍认识紧密相关的。 同志们，昨天我在德国代表团里说了一句也许不十分恰当、过于尖锐①的话。我说，当年俄国资产阶级有点儿被人突然袭击，匈牙利资产阶级几乎完全让人突然袭击，今后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再也不会那样让人搞突然袭击了。我想说明什么呢？我想说，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进行他们本来也许可以进行的那种反抗②，因为它以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在几周内就会崩溃。至于匈牙利，同志们，我必须说，资产阶级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我想说，资产阶级几乎是毫无抵抗地滑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不会重复了。现在，当资产阶级看到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存在了5年，当欧洲没有一个稍有理解能力的人会相信，俄国无产阶级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崩溃，这时候，资产阶级，各国的统治阶级就会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而且会最大限度地武装自己。现在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共产党的每一个运动上。我认为，突然袭击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向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讲清楚，他们不能设想依靠力量比较小的英勇的共产党，依靠力量比较小的一部分同志就能推倒资产阶级的堡垒。我们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正因为如此，我说过，如果我们不揭穿③俄国工人正在挨饿以至饿死的传说，我们就不可能争取某些动摇的工人群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机会主义。我不认为是这样。这是对实际情况的明晰的观察，是对西欧工人、非共产党人的思想状况的明晰的观察。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强烈”，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进行也许可以进行的这样反抗”，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结束”，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揭穿”。 同志们，这个问题既同统一战线问题又同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的土地问题行动纲领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土地问题行动纲领》就其本质来说，无非是把统一战线的思想运用到农业人口上去。正如我们在贯彻统一战线时应该联系到无产阶级群众的日常需要一样，我认为，我们在土地运动中，也必须把那些希望通过革命变革有所获益的阶层的日常需要联系起来。这就是说，我认为，我们要在俄国以外的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一定要有广泛的群众。这样，在我们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时，我们可以依靠他们，或者至少不使他们倒向资产阶级阵营，对我们进行斗争。 我所说的这些话，我认为并不是机会主义的①，而是对西欧各国真实情况的认识。只要我们不断听到非党群众的声音：专政是饥饿，饥饿，饥饿，我们就不可能把这些群众争取过来。因此，在国际范围内明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穿②俄国工人正在挨饿和饿死的传说。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这样说，我认为并不是机会主义”，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结束”，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揭穿”。 路特·费舍（德国）：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丰富①的材料，但是我只准备谈两个关于德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许会引起代表大会的兴趣。首先一个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德国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应该说，德国党内为数不少的人并不完全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那样从好的方面来看待对德国党问题的处理。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列维派的政治观点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代表大会也未能对三月行动加以纠正，因此造成的印象，好像保尔·列维只是由于纪律的原因被开除的。德国党内有一大部分人认为，德国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的困难情况，耶拿党代表大会的不幸结局以及弗里斯兰特派的发展，大部分正是受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不明确态度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失去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并不是想揭开旧的伤疤，我只是想说，共产主义工人党集团问题同违反纪律问题不一样。这个错误应该作为我们处理其他一些问题的教训。任何一个纪律问题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足够”，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丰富”。 现在我谈第二个问题，统一战线策略在德国的运用以及我们把这个口号运用于实践的经验。首先，什么时候都有必要说明，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统一战线繁略，因为对这个口号的解释实在太多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在德国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这个发展由公开信开始，一直到工厂委员会运动①。我们应当明白，我们的工作必须适应于旨在提高工人生活状况而进行的联合斗争。但是，同志们，提出部分要求，就是像著名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拉狄克式的“小块面包”，是一个很不完全的概念。应该进一步指出，仅仅宣传这些要求是不够的，除此而外还应该创造一个基础，在群众中创造组织的基础，以便有可能为这些要求进行斗争。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在此处加上了“结束”。 同志们，关于同上层人物谈判的问题，我们讨论很多了，这纯粹是一个目的问题，一个策略问题。我们的错误在于，从一开始我们就把一切重点放到同上层人物谈判这个神圣的事业上了。过分强调这种谈判，崇拜这种谈判，同上层人物亦步亦趋，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呢？这里面隐藏着一种十分危险的幻想。这种幻想导致了对共产主义、对革命的修正，就像下面这种情况：我们经受过的无比严重的失败、可怕的打击和血的教训，使得德国工人内部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产生了一种情绪，好像他们在反革命面前退让仅仅是由于分裂和组织上的软弱造成的，好像坚持的组织①——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式的幻想——就可以成为战胜反革命的主要手段。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这种幻想，使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就范。社会民主党还利用对统一战线的这种认识，在所有专区的党员代表大会上，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吸收进了社会民主党。人们还公开宣称，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组织上的坚强”，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现在，我们的观点同孟什维克的观点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大了。有人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但是相信，要进行一次真正的反对反革命的斗争，非把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争取过来不可，也就是说不再需要同上层人物谈判了，不再需要同上层人物合作了，而是认为①，共产党什么时候都太弱小了，不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牢固的联盟就不能前进。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喊声。）我马上谈这个问题。当然，在座的德国代表团完全排除在外。（笑声。）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讲话中批驳了同全德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是真正行动唯一前提的思想，他说，我们目前最凶恶的敌人是第二国际以及参加第二国际的政党。这种思想也为下列事实所驳斥，就是现在这些党在各个地方向我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这些人的观点也就是不再需要同上层人物谈判了，不再需要同上层人物合作了，他们认为”。 你们会问：这种思想在什么地方有呢？坦率地说，用不着甜言蜜语：这种思想存在于一些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遭到毒打的共产主义工人的头脑里。①谁想自己欺骗自己，谁想自己抱有幻想，可以听其自便。但是，工厂工作的实践、工会工作的实践证明了下面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不可能摆脱群众的幻想，我们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幻想会影响我们并且会在党内得到一定的表现。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我向你们坦率而不加掩饰地说：这种思想存在于一些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遭到迫害的共产主义工人的头脑里”。 尽管时间不多了，我还是要说，这种认为有可能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思想也为近几年革命的全部经验彻底驳斥了。我们的挪威兄弟党在讨论中令人高兴地公开指出，这种思想导致了在组织上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思想。这不仅是对统一战线的错误认识，在它的后面更隐藏着修正革命的倾向，以“西方”方式美化革命，在我们的现实和愿望之间创造出各个民主过渡阶段。它企图隐瞒内战的困难，企图通过很好的组织及与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就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推翻资本主义。 季诺维也夫同志强调指出，形势是困难的，德国的形势也是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人会指望欧洲后天就能胜利，正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狡猾和危险的敌人——我们不应该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迷惑①——因此，德国党和共产国际应该在日常工作的实践中以极大的毅力反对修正主义的危险。一有人这样说②，就会有人说他长着“孟什维克的鼻子”，说他不满现状，歪曲批评者的观点。我想十分明确地说；危险在德国党内还不是很大，危险是可以很容易克服的。但是在共产主义工人党集团危机中我们是不幸的悲观主义者，种种事件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不应该错误估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人们说出了这一点”，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党员同志们，最后我想简单地谈一谈统一战线策略在实际运用中的情况。我想首先指出，铁路工人罢工是一场有深刻意义的运动，它也许在国外没有被完全正确地估计。这次铁路工人罢工完全正确地运用了德国党的策略。我们当时就向群众说：八小时工作制在危险中，结社的权利在危险中。我们投身于群众运动中，但是我们没有提出纲领，据说这是同我们的观点相矛盾的。 拉特瑙运动是另一种情况。应该明白指出，拉特瑙运动反映了统一战线策略的消极一面。在拉特瑙运动中，当群众激动起来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却首先进行了秘密谈判，好几个星期同全德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外交式的谈判，而这两个党是在有意同我们周旋。他们想长期地谈下去，直到可以把我们牵制住为止。我们在谈判中顾虑重重，没有提出进攻性的要求。我们不敢大胆地在报纸上、在集会上亮相。 我们是应该有所顾忌的，但是在激动的群众面前、在可以争取的群众面前以外交家的姿态出现，不进行革命宣传，不说明真实情况，这是最大的错误。拉特瑙运动中的错误，德国党是不能洗刷的，即使试图这样做，也是办不到的。这个错误留给我们德国党党员的印象是深刻的。他们不信任我们了，不信任的程度比我们在这里所能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就是共产主义工人党集团危机的教训。 同志们，关于工厂委员会运动，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这个运动又表现了这些错误的积极一面。我想同样坦率地说，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好的一面并不能算在我们的账上，这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过失，他们一脚把我们踢出去，使得我们不可能继续我们的拉特瑙策略。同志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德国的运动变得激烈，社会民主党人一定还会重复他们在拉特瑙事件中的把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在危急时刻麻痹共产党的力量。 我们不应过高地估计工厂委员会运动，我觉得，它的真正意义在这里还不能衡量。但我认为，这个运动有3个主要好处：第一，它粉碎了整个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的关于联合的陈词滥调以及自以为唯一能救世的大党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叫嚣；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不再为那个大社会民主党作广告了，他们不得不转而反对我们党了。他们不得不反对我们的口号，不得不写文章，他们已经处于守势，他们已经不能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利用他们党代会的影响了。 第二，2年以后，人们第一次把工厂委员会的主动性问题提到日程上了。谁如果对工厂委员会在德国的沉没有些了解，谁就会知道应该怎样估价现在这个胜利的重要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监督生产的问题又在工人中讨论起来了，尽管讨论的方式还不大灵活，不太熟练，讨论的声势还很弱小，但是这个问题在工厂里讨论起来了。不仅共产党人讨论起这个问题——这很有必要，这两年他们把许多事忘记了——，而且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也讨论起这个问题了，回避这个问题的《前进报》也讨论起来了。 如果德国党和共产国际继续对这个运动给予必要的重视，把它看作是在建立有战斗力的统一战线，如果在运动中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这个运动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胜利。为了把工厂委员会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过去我们在运动中很注重同全国性的协会打交道，把它作为策略方法。为了使工人们相信全德工会联合会既不愿意召开代表大会又不愿意进行斗争，我们写信给全德工会联合会，说我们同意在工人的实际问题上同它结成联盟。 工厂委员会运动也向兄弟党证明了，统一战线策略如果被正确理解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危险，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应清楚地阐述这个策略，并且要知道我们希望的是什么东西。同时，共产国际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也应该明白，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提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如许多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所遇到的那样。我受柏林组织的委托在这里表示：我们祝愿第四次代表大会能密切注意这个问题，以便使共产国际摆脱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德国代表鼓掌。） 纽拉特（捷克斯洛伐克）： 同志们！首先我想请大家注意，我们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将发表我们代表团的声明。我先不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想用一些事实回答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也许有的代表在听了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后会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存在着一个左的反对派，而这个反对派似乎是以瓦伊陶尔同志为代表的。同志们，这是错误的。捷克斯洛伐克左的反对派在联合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曾经反对过以什麦拉里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但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什麦拉里同志回到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因此也就具备了反对派同什麦拉里同志合作的实际前提。大约在去年12月以后存在的所谓新反对派，在过去8个月中，没有提出同我们的策略原则根本不同的原则。只是在几周前反对派提出了一个像是纲领的东西，我准备向大家介绍一下其中的几点。不过我要首先请大家注意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在联合代表大会以后立即经受了一系列极其艰苦的斗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善于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善于对工人群众的最广泛阶层施以尽可能最大的影响。我想到的，例如有国家文职人员的斗争，私人企业职员、五金工人、矿山工人和玻璃工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被人们称为什麦拉里分子的多数派提出了一些原则，这是为共产党可靠人员制订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承认，而且是行之有效的。这些原则也从来没有受到反对派成员的攻击或驳斥，他们也没有提出同我们的原则相对立的原则。在我们进行这些斗争的时候，尤其是在矿工斗争期间我们提出了对工人群众发生很大影响的口号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个为共产党所信赖的人干了一些蠢事。当然，一个为共产党所信赖的人也是可能干出蠢事的。在矿工罢工时，有些代表在同工厂主谈判时自作主张地说了一些话，我们对此是不能同意的。我们立即召回了这些人，严厉地责备了他们，并且向他们指出了错误之所在，我们还向他们说，改正这些错误应该做些什么。当时反对派对这些事没有表态，他们也没有发现这些错误，这些错误是我们及时发观的。 这是在大规模斗争中发生的事。我们为统一战线也开展了一些活动，组织了一些大型集会和鼓动工作。反对派是同意的，至少他们从来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他们的不同意见；他们保持了沉默。在党的新书记萨波托茨基开始担任工作时，他讲了下面一段话：反对派虽然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他们的原则，但是他们反对我们，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反对派讲话的基本内容就是；什麦拉里是机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对此没有提出一点点证据；第二，是说他无论如何想当部长；第三，是说他背着党同反革命进行谈判；他们对这两点也没有提出证据。那些凡是试图同什麦拉里合作的人都成了什麦拉里分子，都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这就是反对派所代表的纲领全部的实际内容。 我们在复活节会议上对反对派说，这场游戏应该结束了。你们给我们说说，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总要给我们说说你们纲领的内容吧，你们总要提出你们的原则吧；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原则，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那也总该把这一点讲明白吧。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统一战线原则，我们提出了党的工作提纲，我们作出了一个共产党会议所能作出的认真的决定。反对派没有开口，反对派同志没有向我们说一个字表示他们对什么有不同意的，只字未提对我们提出的统一战线原则和党的其他任务有不同意的，因此，我们认为他们最终是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原则。因为，我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有不同的意见，请说出来。尽管我们一直要求他们发言，他们始终没有发言。会议之后，这场游戏又继续了。很遗憾，我不得不这样说，因为这的确不怎么高尚。旧的游戏又继续了。除了愚蠢的论据外，没有原则，没有纲领，没有更为严肃的思想，不外乎说什麦拉里同志想从老什图尔茨背上爬上部长的交椅。后来呢，同志们，伊列克同志到了莫斯科。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一会儿去这里是，一会儿到那里。①在莫斯科，最有经验的同志坐在一起，研究②了材料。他们问伊列克：你们有什么纲领？他在这里讲了话，什麦拉里也讲了话。结果呢？执行委员会强调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没有原则性政治分歧，只有组织上的缺点。我们不想找什么借口，说我们所以不能克服这些缺点，是因为这几个月来我们在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上，不得不忙于应付反对派的可笑攻击。我们没有寻找借口，我们只是声明：国际执行委员会是正确的。我们将努力克服这些缺点。伊列克同志在莫斯科同意了决议，他声明，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没有政治分歧。可是他一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就组织起了反对派，并且有了组织形式，而且以比从前③更为激烈的方式继续进行反对派的活动。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他一会儿到这里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一会儿到那里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学习”，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研究”。 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并且比以往”，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志们，那么该怎么办呢？拉狄克同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执行委员会公布了决议。文章和决议都说①，捷克斯洛伐克有组织上的缺点。我们讨论了这些缺点，这些缺点是会被克服的。政治分歧既然不存在，党可以着手解决重大任务了。但是不行。遗憾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我们只能把很少的时间放在重要的任务上，我们几乎不可能注意运动的重大问题，因为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应付老问题。我们不得不在会上花7个小时时间，反复向什图尔茨说明，什麦拉里不想当部长。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决议。这两个文件都说”，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后来，我们又开了一次会，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指出：反对派没有提出任何论据，足以证明存在着理论分歧。同志们，我不想详细说了，我只想提一点，在刚才提到的那次会议召开之前，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很坏，是一个反对派成员写的。在这篇有220行的文章中，有180行是从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新阶段》中抄下来的，从中得出了反对派的原则。（布哈林：“加引号了吗？”）没有，同志们，没有加引号。 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反对派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开一次代表会议，全国代表会议。所有的同志疲倦到了极点。我们实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①。关于矿山工人和冶金工人斗争的严肃决议，是我们在从赖兴贝格到布拉格的路上讨论的，因为在会上我们不可能研究这些事。萨波托茨基和其他所有同志声明：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再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吧，如果反对派问题不解决，我们是不可能再同反对派代表工作了。于是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共产国际有两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反对派终于向我们提出了几条纲领性的原则。我不想耽搁时间了，现在我就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个纲领的几条原则。反对派在纲领中对经济危机以及共产党对经济危机的态度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在关于目标一章中是这样写的（读）：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不能再支持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工人受到双重剥削，先是受雇主剥削，接着是受商人剥削。中间商人哄抬物价，使工人受到的剥削比受资本家的剥削更为沉重。 大小商人是工人的最激烈的阶级敌人，即使不是最大的敌人。商人这个阶级同样是①资本主义制度最热烈的捍卫者，在一定的情况下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热烈的斗士……” “工人阶级必须而且可以使用的最重要的两个手段是： 1．抵制资本主义的产品， 2．发展和集中所有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正是商人这个阶级是”，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至于如何抵制，瓦伊陶尔同志说了如下的一段话。 “抵制，至于如何运用抵制的手段，目前的形势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资产阶级从来就毫不犹豫地利用工人阶级对它的依附性；因此工人阶级对利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依附性，也绝不能犹豫。资本家解雇了几千名工人，目的是通过这个残忍的手段降低工资。当前，工人可以通过抵制运动使得那些生产昂贵必需品或者残忍对付工人阶级的公司倒闭破产。工人不应放弃这种手段，因为如果工人不使用这种有效的武器，就只会使大资本加速集中，使自己进展缓慢①。属于被抵制之列的公司，应该是与生产成本相比过分追逐高价的公司；其次是对工人怀有敌意的公司。是的，压价会使许多小商人受到不公平的压制②，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较为便宜地购买原料。但是抵制行动并不会因遇到这个障碍而陷于失败③。破产的危险会迫使那些从事小本经营的商人同其他商人合并成生产合作社，参加工人生产合作社组织。在合作社里他们可以通过比较廉价的大规模购买，以符合工人的要求。”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大资本就会加速集中。自己进展缓慢”，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通过压价许多小商人会受到不公平的压制”，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但是抵制行动并不许遇到这个障碍而归于失败”，何谓“不许”？无法理解。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但是抵制行动并能因遇到这个障碍而陷于失败”，显然漏字（即“并不能”）。但是参照下文，仍不确切，暂改为“并不会”。 执行委员会称之为左派反对派的纲领性声明在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就是如此而已。 同志们，我认为，这出残酷的游戏可以收场了。我不可能向你们隐瞒反对派关于工人政府这个最重要问题的意见，因为你们已经听说了。反对派认为，执行委员会的看法，即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错误的；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即我们违反了自己的职责。 我们要问问同志们，我们在哪些地方违反了职责？第二，请向我们说说，反对派对工人政府这个问题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同志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哪些地方违反了职责，我们到现在没有得到回答。但是反对派却向我们说了，他们对工人政府这个问题是如何考虑的。这一点恕我不能不提一下。他们说： “工人政府的任务是： 创造一个最高峰时期，使生产和分配在集体资本主义意义上进行集中。”（笑声。） 同志们，我根本不理解这句话，我相信，我也永远不会理解这句话。 “2．把军国主义转变成民兵制度。 3．同苏维埃俄国建立组织上的联系。 工人政府问题，应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保持绝对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尽可能同时与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国际其他支部一起加以解决。我们坚决拒绝讨论工人政府的性质，并劝告大家，不要只是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 应该说，不要抽象地说，这一点倒是具体的。（笑声。） 我的发言时间也许过了。我快点说，很快就结束。我还要向大家说几句话，这是真正的实际材料。我们在全国代表会议上才听到了这些原则，或者说这些原则的一部分。在全国代表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站起来声明：“你们反对派的代表和成员应该认识到，你们没有理由在政治上反对多数，你们必须同他们一道工作。” 在全国代表会议之前，由于我们对工人政府和统一战线原则的宣传和鼓动采用了正确的方式，因此我们还能对今天追随捷克民族主义分子的所有群众起到几乎是意料不到的影响。我说的是“捷克民族主义分子”，因为路特·费舍同志（柏林）把捷克民族主义分子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混淆了。在捷克，民族主义分子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对这些群众曾经有过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致他们的领袖被迫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同我们谈话，请我们参加会议，目的是同他们一起，如瓦伊陶尔同志所说，对政府施加影响。但是，难道瓦伊陶尔同志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回答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我们对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说：统一战线吗？好，但是同谁搞统一战线呢？同你们吗？我们不需要同你们搞统一战线。我们拒绝同你们搞统一战线，但是同你们一起支持你们的工人是可以的。你们不是想为工人争取多一点的工资吗？你们不是想对资产阶级发动攻势吗？好的，我们准备同你们一起战斗，但前提是，我们的原则，对这次战斗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必须得到承认。因此，瓦伊陶尔同志才提出了他今天在这里所说的原则。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国家的形势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较为有利，但反对派却跑出来声明说：如果中央不实现我们的一系列要求，如果中央不把报纸完全供我们使用，我们立即向各组织散发传单，一一列举中央犯下的种种罪行。这是在全国代表会议开会前的48小时。当时我们已经不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传单散发出去了，传单上真的提出了对我们的谴责。如果这些谴责真的有道理，我们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我们在共产国际中也不会有位置了。这是人们能够提出的最恶毒、最下流的谴责。我们参加了全国代表会议并且说：现在你们说吧，在这些谴责中有哪些是真的？这些同志们除了对什麦拉里同志表示不信任外，在会上也没有其他话可说。接着人们在会上作出了决议①，把反对派开除出去。这个决议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所了解。我们同反对派斗争了8个月、10个月，他们从来没有说出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下决心一道工作，也从来没有表现得②比我们更能干些。斗了10个月，所有重要问题都被耽搁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党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履行和承认纪律原则。我们问反对派，他们是否愿意收回他们的传单以及传单上的内容。反对派回答说；不。共产国际代表几乎是在请求他们，他们还是拒绝了。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同志们除了对什麦拉里同志表示不信任外，在会上不能多说一句话。接着在会上作出了决议”，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表现过”，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最后，我认为，有一种说法是不确实的，企图用童话来诓骗不明真相的同志。有人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有很可观的一部分党员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在委员会讨论时提供重要的证明。我要对你们说，只有唯一的一个县，而且不是全体党员，是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这就是普罗斯尼茨县，24个县中的一个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损害了中央的权威，破坏和动摇了中央的权威。尽管如此，我们不单单是获悉了这个决定，我们还发表了这个决定。我们遵循了这个决定。我们之所以遵循了这个决定，同志们，因为我们相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一定会作出决议，允许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工作和斗争；因为我们相信，这次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一定会作出这样的决议，使得原则发生效力，使得这些原则不仅对无产阶级组织，甚至对元老协会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反对派的这个态度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有人以这样轻率的方式来阻止一个身负重任的党的工作，来阻止它履行自己的职责。（鼓掌。） 主席： 比利时代表团要求有自己的代表参加黑人问题委员会，决定由万-奥韦尔斯特拉金同志参加。有反对的吗？（通过。） 南美代表团要求派阿根廷的佩内伦参加法国问题委员会，派平托斯同志参加西班牙问题委员会，派墨西哥的斯蒂尔纳同志参加美国代表团。有反对的吗？（通过。） 主席团建议拉柯夫斯基同志作为委员参加法国问题委员会。有反对的吗？（通过。）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30分。）
第二次会议（1922年11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二次会议 （1921年6月22日） 会议开始：晚7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 主席：柯拉罗夫 ·通过会议议程和议事规程 ·选举各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人：季诺维也夫） 通过会议议程和议事规程 主席： 这次会议的第一项内容是确认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议程。这个议程已经在《国际新闻通讯》和所有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了，因此没有必要再宣读了。估计所有的同志都知道了。 对议程有修改意见吗？现在进行表决。（通过。） 第二项内容是通过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的我们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有反对的吗？（通过。）第三项是组织几个委员会，详细地审查一些专门问题。请安贝尔-德罗同志讲话。 选举各委员会 安贝尔-德罗： 主席团向各代表团提出了一系列委员会的建议名单。代表团相互进行了磋商，并对主席团的建议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照顾了代表团的所有愿望，由主席任命的委员会是： 西班牙问题委员会 西班牙：宁。 瑞士：安贝尔-德罗。 意大利：格拉齐亚德伊。 德国：施赖纳。 法国：帕克洛。 青年国际：多里奥特。 召集人：安贝尔-德罗。 黑人问题委员会 美国：比令斯，萨莎，约翰斯顿。 俄国：萨法罗夫。 日本：片山潜。 法国：塔纳尔·布当加。 荷兰：杨森。 英国：约斯。 荷属印度：马拉卡。 南非：邦廷。 召集人：美国代表。 法国问题委员会 俄国：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德国：蔡特金，塔尔海默，贝克尔。 保加利亚：柯拉罗夫。 捷克：纽拉特。 意大利：博尔迪加。 挪威：格赖普。 波兰：瓦列茨基，科斯特热娃。 美国：卡尔。 瑞士：韦尔蒂。 日本：片山潜。 英国：明尼·伯奇。 匈牙利：贝拉·库恩。 比利时：万-奥维尔斯特拉金。 奥地利：施特恩。 西班牙：贡萨莱斯。 青年国际：许勒。 红色工会国际：洛佐夫斯基。 曼努伊尔斯基和安贝尔-德罗——法国执行委员会代表。 主席：托洛茨基。书记：安贝尔-德罗。 意大利问题委员会 俄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 德国：蔡特金，舒曼，路特·费舍。 法国：苏瓦林，福尔。 英国：墨菲。 捷克：赛登。 保加利亚：卡巴克契也夫。 挪威：迈尔。 波兰：米哈尔科夫斯基． 奥地利：施特恩。 美国：萨利文。 南斯拉夫：拉多瓦诺维奇。 匈牙利：拉科西。 瑞士：安贝尔-德罗。 青年国际：乌约维奇。 红色工会国际：宁。 书记：拉科西。 与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协商的小委员会 卡巴克契也夫，拉狄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蔡特金。 挪威问题委员会 俄国：布哈林，拉狄克，科别茨基． 芬兰：库西宁。 德国，乌尔邦斯。 瑞典；萨迈尔松。 捷克：什麦拉里。 青年国际：沙茨金。 书记：科别茨基。 捷克问题委员会 德国：路特·费舍，黑克尔特，乌布利希。 法国：罗斯梅，迪雷。 奥地利：弗里德兰德。 意大利：特雷索。 俄国；拉狄克，季诺维也夫。 波兰：凯勒。 保加利亚：伊沙科夫。 青年国际：乌约维奇。 红色工会国际：美尔尼昌斯基。 书记：黑克尔特。 美国问题委员会 俄国：布哈林，洛佐夫斯基，拉狄克。 德国：埃贝莱因。 巴尔干：科普勒尔。 日本：片山潜。 意大利：阿扎里奥。 芬兰：库西宁。 英国：列凯。 青年国际：库雷拉。 捷克：席费尔德。 波兰：多姆斯基，瓦列茨基。 荷兰：拉维斯泰因。 召集人：库西宁。 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 意大利：波姆巴契。 保加利亚：柯拉罗夫。 罗马尼亚：帕乌凯尔①。 匈牙利：贝拉·库恩。 青年国际：李可夫。 奥地利：弗里德兰德。 捷克：科龙。 德国；黑克尔特。 波兰：普鲁赫尼亚克。 法国：莱西亚格。 召集人：科龙。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注：“此处原文为（Pauker），根据下文推测应为保克特（Paukert）。——编者注”。“保克尔”，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译为“帕乌凯尔”。 主席： 这些委员会的代表是由各个国家代表团任命的。如果有什么修改意见，请各代表团提出来。没有修改建议了吗？现在就书记宣读的各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进行表决。（通过。） 如有需要，还将组织其他委员会。对已经建立的委员会还没有提出代表的代表团——例如奥地利代表团，请尽快提出来。 主席团决定，任命一名代表大会总书记，建议由安贝尔-德罗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有反对的吗？同意安贝尔-德罗同志的任职。 波兰党曾任命一位同志担任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这位同志后来由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代替。现在就这个小小的变动进行表决。（通过。） 现在进行大会议程的第一项，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报告人：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的任务首先是向你们报告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此外，我还要谈一谈共产国际将来的实践活动，因此，我的报告分两部分。 关于执行委员会这15个月工作的事实和数字，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此文已译成各种文字刊印出来，因此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 我们有两点需要审查的。第一，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是否正确地执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二，这些决议本身是否正确？现在，在15个月之后，我们掌握了比以前更多的材料。 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时，决定我们整个政策的形势怎样呢？很明显，第三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世界资本立即几乎在全世界开始了反对工人的正规的、有组织，有系统的进攻。工人阶级处于某种退却地位。我们这15个月的工作主要是在全世界组织许多十分重要的、大规模的罢工。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罢工的结果作进一步考察，我们又不得不看到，绝大数罢工是以失败结束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减少了，例如，1920年工会有会员2500万人，1922年只有1800万人了。我不知道，这最后的数字是不是还有点夸大。仅仅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在报告年度里处于多么困难的形势。 不可低估的还有苏维埃俄国这段时期的形势。你们想必还能回忆起来，第三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场大的饥荒已经明显地在俄国开始。这种情况虽然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还不明显，但是代表大会一结束，我们不得不立即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全世界的工人请求在这饥饿的一年援助俄国无产阶级。 这个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影响。你们知道，人们常常指责我们，说什么国际不过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具，甚至有些“朋友”也这样认为。现在清楚了，在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共产国际之间确实存在着，也必须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十分紧密的相互影响。从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出发，很显然共产国际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是很重要的，反过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一定要问，以谁为主，以谁为副，那是十分可笑的。二者好比一个楼房的地基和屋顶，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在这一年所处的形势被我们的敌人充分利用了，其目的是反对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整个第二国际企图以俄国的饥荒为契机，开展一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第二国际还企图以这个事实为根据，开始一场尤为喧嚣的运动，说什么共产国际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具。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实，这当然是谁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于站在营垒的哪一边。 我们就以英国工党领袖克莱因斯先生最近的一封信为例。我想，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看过这封信了。克莱因斯先生是近几年最著名的“工人领袖”之一。他给苏维埃共和国写了一封信，此信现在已经发表了。在信中克莱因斯先生建议，苏维埃共和国尽快批准同厄克特先生签订的众所周知的协议，以便使工党在现在的选举中能增加成功的希望。克莱因斯先生还说明，他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所有同事的名义说话的。英国现在正经历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阶段，那里的选举同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密切相关。工党，这个在第二国际中最重要的政党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政党，也不能漫不经心地回避这一点：它是有立场的。但站在营垒的哪一边呢？站在厄克特先生一边，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因此，如果第二国际指责第三国际，说什么你们总是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走在一起，你们充其量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你们也不能避开苏维埃共和国，你们也必须对此表明自己的立场。你们这样做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即你们企图利用第一个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以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罢了。 如上所述，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来说，苏维埃俄国的饥荒正好是它们掀起一场非常激烈的宣传运动的起点。我们必须公开承认，他们获得了某些成功。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他现在不得不清楚地①看到，在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确实饥荒蔓延，工农的生活非常困难。一个无党派工人，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受到什么教育的工人必然会因此对整个革命产生某种失望。这虽然令人悲伤，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工人群众战后处于这样的形势，也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的敌人丧尽天良地利用了这个形势。但是他们应该知道，这次饥荒是怎么产生的。他们应该知道，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叛徒们，帝国主义的整个封锁策略是造成饥荒的罪魁祸首。很明显，第二国际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一定会利用这个形势的，它也这样做了。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明显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清楚地”。 所以说，这一年共产国际的处境，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我们那些丧尽天良的敌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企图利用这种形势，他们也成功地利用了。 如上所说，罢工就工人这方面来说具有防御的性质。我不想向你们提供过多的表格（这可以在书里发表），我只想提出一个国家来说一说。这个国家在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对我们特别重要，这就是法国。法国同志曾经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最坚决的反对者。现在情况不同了。但我认为，我们的法国朋友在严厉批评共产国际时只要注意一下我在下面提出的一些数字，他们对统一战线的策略就一定会持另外一种态度了。在法国，具有进攻性的罢工①，就是说工人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为了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有以下几次：1915年，也就是在战争期间，法国②只有8000工人举行了进攻性罢工；1916年，也是在战争期间——37000人；1918年——131000人；1919年——1053000人；1920年，在这一年的前半年——628000人。但是接着立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20年的下半年只有57000人；1921年，这是我们要总结的一年，只有9000人参加了进攻性罢工。而在1921年的前8个月有160000名法国工人参加了防御性罢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1921—1922年资本主义③的进攻是最激烈的，法国工人阶级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防御性罢工方面；他们没有力量进行进攻性罢工了，因为资产阶级在整个战线上处于进攻之势。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工人罢工是具有进攻性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战争期间在法国”，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资本”，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资本主义”。 这个事实，在法国，我认为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对统一战线的策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我们的法国朋友注意到了这些数字，很好地观察了他们国家罢工运动的发展，我想，他们大部分大概一开始就会放弃他们反对统一战线的立场了。 这就是报告年度我们的工作开始时的普遍形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种形势下第一次划清了同所谓“左倾分子”，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这些半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界限，也彻底划清了同右派组织的界限。我想到的有列维派，这个组织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还是我们讨论的对象。我想到的有意大利社会党，对这个党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谈论过很多。往前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看到，组织真正的共产党还刚刚开始。第三次代表大会留给我们的遗愿就是著名的口号：“到群众中去”。在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中，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我们的任务在于：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把无产阶级中起决定作用的社会阶层引导到斗争中来，并使他们成为具有战斗力的①力量。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能战斗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正是从这种普遍的形势中产生了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我们执行委员会在1921年12月第一次提出的。我相信，同志们，现在在举行了两次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是小型的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形势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法国共产党人以及工联主义者也放弃了他们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立场了。这样，我们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也就不必过多地谈论这个策略了。很显然，我们的执行委员会1921年l2月声明，“接近群众”的口号，必然会导致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是正确的。从根本上说，我们整个策略无非是把统一战线策略实际运用到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这也是我们明年、可能是今后几年的任务。 统一战线策略其实是执行委员会试图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行动。你们知道，我们多次说过，共产国际应该成为行动的国际、活动的国际，应该成为集中的、国际的、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政党，等等。原则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好几年时间。通过一个决议，在决议上说我们必须采取国际行动，这是比较容易的。①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试图立即采取的行动——原则上说这同第二国际的行动没有什么区别——失败了，因为我们各个党还非常参差不齐②，有的还不是共产主义的，本身还带着许多社会民主党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组织还有许多缺陷，因为组织一次国际行动困难是很大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在决议上写点什么，这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必须采取国际行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因为我们所有的党还很参差不齐”，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去年我们试图开展一些行动，例如援助俄国的救灾行动，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案件有关的行动。但是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宣传运动特别重要。这里我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个行动在执行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很大干扰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代表大会的特别议程上详细谈到。 事实表明，我们共产国际的一些组织太喜欢把第二国际的习惯带到第三国际中来了。我认为，同志们，我们不可能毫无异议地容忍在法国发生的事实。在共产国际应该成为无产阶级集中的世界性组织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用统一战线策略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反对第二国际行动的时候，我们的队伍纵使没有铁的纪律，也至少应该有一般的无产阶级的纪律，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必须指出，法国党和意大利党的部分行为干扰了我们的组织所发动的国际行动。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看到，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因为这次行动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然而它还没有使千百万同志行动起来。如果这样的行动竟遇到了这样大的干扰，我们不得不有理由担心，在更困难时候，在我们必须用武装的拳头进行直接斗争的时候，相同的干扰又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同志们，我认为，我在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最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来谈。这里我必须说一说我的总的看法：我们从过去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接受的成分越多，我们党内的中央集权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就会越大。你们从我的简短报告中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先从德国开始。 德国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几乎是我们所有讨论的中心。德国党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的形势，你们大家都知道，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敌人说德国党完全瓦解了，我们的一些朋友也由于德国兄弟党内的形势出现了暂时的困难而惊慌失措。执行委员会感到自豪的是，它在解决这次危机时成功地向我们的德国兄弟党提供了某些帮助。我想，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德国兄弟党是作为队伍最为巩固、组织最为精良（当然是相对而言）、政治最为明确的政党之一出现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①这在今天可以说是对我们的安慰，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大党仍处在困难形势的时候。例如法国党现在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参加者来说就是最令人悲观的对象②。我想，我们有德国党的事例在先，我们可以安慰代表大会说，只要代表大会正确地处理，就能成功地帮助法国党，使它很快得到恢复。德国的政治形势一般说来是革命的，对于德国唯一的真正的革命政党来说是有利的，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共产党。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德国兄弟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是以队伍最为巩固、组织最为精良（当然是相对而言）、政治最为明确的政党之一出现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内容”，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对象”。 我们在哈雷关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的预言，现在已成为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在哈雷，在著名的历史性的表决以后，当我们在结束语中说，右派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倒向社会民主党。这①引起了很大的愤怒：有人认为，这是恬不知耻的蛊惑宣传，等等。其实，不需要真正成为预言家，人们就能预言到这一点。谁不愿赞成共产主义，谁在内战时期必然要倒向社会民主党，这一点是一清二楚的。它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现实。②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当时”，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这”。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其实为了预言这一点，并不需要真正成为预言家。很清楚，谁不愿赞成共产主义，谁在内战时期必然要倒向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是事实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认为，对于革命运动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事实。列宁同志在他给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说得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对于革命运动来说，是前进了一步。少一些假象，少一些欺骗，少一些幻想，对工人阶级总是有好处的。我相信，在德国不要太久我们就可以感到，这次合并对于我们确实是前进了一步。我们只要看一看德国那些守旧的革命家，像老累德堡那样的人，就可以完全有把握地知道，对于累德堡来说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同共产党人合作，或者与社会民主党人为伍。德国无产阶级在几个月内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如果要问哪些党在实践中最好地①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可以说是德国党和捷克党——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我们有时也觉察到，我们的德国兄弟党对于我们自己路线的独立性不总是强调得很够的，因为在整个策略中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在共产主义的宣传中保持行动的自由。这一点并不总是奏效的，但一般说来德国兄弟党很正确地运用了这个策略。如德国铁路工人的罢工，就是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次罢工的实例说明，任何一次经济罢工可以发展成一次政治罢工。我在德国的《国际》上读到一篇文章，文章要求第四次代表大会明确说明德国现在出现了什么形势？现在是激烈的经济斗争时期，还是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完全②错误的，因为现在出现了激烈的经济斗争时期，与此同时政治斗争也在加剧。问题就在于此。铁路工人的罢工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几乎每一次经济冲突都有可能演变成一次政治冲突。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最实际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在实践中最好地”。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绝对”，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完全”。 大家都知道现在进行的工厂委员会运动，这个运动无疑是有远大前途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指责我们党，说我们党想召开一次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然后给德国造成既成事实，就像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召开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那样（但那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这个指责，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这个恭维，德国党可惜还不能接受。德国共产党可惜还没有强大到如此地步，去进行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10月进行的工作。但是工厂委员会运动会有很大的意义，它将在共产党周围聚结成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 我们的德国党在数量上没有得到很大的增长。今年的特点就是，那些在群众中增强了政治影响的党，在数量上没有以同样的程度增长起米。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如失业，无产阶级的贫困，无产阶级甚至无法缴纳可怜的一点点党费。同时，还有政治原因。这往德国看得最清楚不过了。没有人否认，我们德国兄弟党的政治影响大大加强了。但是，它的党员人数没有增加。我在俄国共产党的一次集会上说过，德国应该提出一个口号，使党员人数达到100万．然而，这是不容易的。我并不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要等到我们达到100万以后再进行。我想到，例如俄国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时最多有25万党员。相对来说，德国党现在比俄国党1917年时要大些。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崩瓦解会以很快的进度进行。我们有一种预感，德国发生决定性事件要比我们之中有些人所期望的要早一些。我们的德国党虽然还有意见分歧，还要进行许多斗争，例如在党纲问题上，我们看到，在上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意见还没有完全一致。但是，如果我们把现在的运动同14个月前的运动比较一下，我们必须指出，德国党是向前迈了巨大的一步。如果并非所有的特征都是假象的话，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正从俄国通向德国。因此，我们德国党的康复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我们在德国只有两个党。对累德堡派我们预言，几个月之后它或者靠拢共产党，或者变成一个废物。事情究竟如何发展，我们且拭目以待。很显然，我们在德国只有两个重要的党——未来必定属于我们的党。 执行委员会同德国党的关系在组织上是最好的，这当然不是说，已经很理想了。许多事情未能办成，部分责任在执行委员会，部分责任在德国党。但我们之间的联系是相当好的，相当牢固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事件不是在执行委员会和德国兄弟党之间相互协商下处理的。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事件不会在执行委员会和德国兄弟党之间产生相互的影响”，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来谈一谈法国。我们还要专门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不在总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个国家。几个月以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共产党的诞生》。我在那里说，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同志们，现在如果我们看一看巴黎党代会以后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说，共产党在法国诞生比我们所预想的更为困难。这里你们对我提出的公式可能会了解得更具体些：我们从老党中接受的社会民主党分子越多，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也就越大。这一点你们还会从挪威以及从其他国家的例子中看到。我们在法国突然把老党中的大多数争取到了我们这一边，现在我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克服由这个事实而产生的弊病。执行委员会及其代表，他们当中有些人，例如安贝尔-德罗在法国呆了几乎半年，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政治认识是（这一点必须公开说明）：为了发展共产党，我们必须在工联主义分子、共产主义的工联主义分子队伍中挑选出一大批人来。这也许奇怪，但事情就是这样。 法国运动的传统使我们现在——1922年，在法国共产党已经存在了两年的时候——不得不说，将会成为我们未来共产党优秀分子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目前还在共产党之外，他们在工会的队伍中。我认为，我们代表大会和法国问题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这一批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和事实上是共产主义的分子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法国的传统总是把党看成政治家的党——可惜不得不这样说——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你们听着，你们听着！） 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法国党的批评太少了。法国党太年轻了，我们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又有其他事要做。这也许是执行委员会的错误——我们可以承认这一点——但事实是：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对法国党批评太少，这对于我们法国兄弟党是不利的。 三四个月以前，法国党领导以“左”的批评者面目出现，同执行委员会采取对立的态度。法国党批评统一战线策略，是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的，即认为执行委员会太机会主义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共产国际的成员会如此幼稚地认为，法国党真的是从左的方面来批评我们的。我不相信，会有许多共产国际成员相信这一点。幸好，这个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 法国党不善于把共产国际的策略运用到自己国家。一个由于这些事件而使这种策略尤其成为必要的国家。①我已经提到了法国罢工的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如果法国党理解真正的群众运动，它也会理解统一战线，并把这个策略很快变成接近群众的起点。法国资产阶级正在为反对八小时工作日进行着有计划的斗争。我必须公开承认，执行委员会未能促使我们的党采取有计划的对抗运动。我们曾试图在法国开展一次在统一战线意义上的维护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但是未能成功。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法国党过去不善于把共产国际的策略运用到自己国家。实际上在那里由于事件不断发生，这个策略显得更为迫切”，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想到我们在法国看到的最近一次的“总罢工”，关于这次罢工我们应该完全公开地说一说。我们在1908—1910年期间在法国已经习惯地看到，官方的工联主义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宣布总罢工。可惜没有人理会。这是工联主义分子最倒霉的日子。我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铲除这个传统。遗憾的是我们党到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个传统。几周前人们要求法国工人（勒阿弗尔）参加的总罢工，实际上是在一小撮无政府主义分子压力下进行的。我们的报纸，法国最大的工人报《人道报》被人利用去号召工人阶级参加罢工，而且是在我们党毫无准备的时候。这次罢工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从中得出结论；而且我们必须实现这一点，即①从现在起在法国再也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党允许进行这样的罢工，同时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放在自己和我们身上，对此我们实在不能负责。②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必须坚持”，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而且我们必须实现这一点，即”。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实在不能对此负责，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党允许进行这样的罢工，同时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放在自己和我们身上”，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法国党在其代表大会上又一次一致重申了21条。我对于21条有点忘记了，今天又看了一遍。这21条中的第1条是，报纸应该是真正共产主义的。我必须公开承认：在法国，这21条中的第1条还没有实现。《人道报》想成为一张共产党报纸，但它还不是共产党报纸。它的发行量很大，而且在有些方面做出了辉煌的成绩——这是必须承认的，但它还不是共产党报纸。第四次代表大会应该以此为起点，至少使21条的第1条真正得到实现。我希望，我们能真正成功。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法国党内有3个主要派别、2个次要派别。我不准备对这些派别作一一叙述了。一般说来有以下几派：中派；我们过去说过，中派不是中央派。这一点我们写过也说过。我们对法国同志也许过于乐观了。他们不是地地道道的中央派分子，但显然具有中央派的气息。所以说这一派有两方面的特点：中心和中央主义。我们应努力保持中心的特点，而把中央主义抛出门外。他们大多数是从老的社会民主党跑到我们这方面来的领袖人物，虽然为共产国际建立了很大的功绩，但还没有摆脱掉社会民主党的毛病。我们只要读一读马赛·加香最近有关工会的文章，就不得不说这些文章比韦弗伊的文章好不了多少，而后者是被我们在巴黎党代会上开除的。 第二个派别是一条中间路线，就是勒努派。关于这一派，我们必须说，这一派中有非常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真诚地从左的方面批评过统一战线策略，但是他们终将会相信我们策略的正确性，并准备到我们这方面来。 第三个派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派别。我们当然没有义务接受①这一派同志所做的一切。在巴黎代表大会上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个人认为，我们左派负责同志辞职是一个重大错误，但我们也必须说明，共产国际道义上的援助是属于这一派的。这一派已经开始为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斗争，它在这中间也许犯了一些错误，但它是法国唯一一个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并把这个策略引向胜利的派别。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承认”，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接受”。 同志们，我必须向你们说明，从我们同所有法国同志的最初几次谈话来看，我们相信，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当然，共产国际要尽一切努力，目的是真正避免分裂。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的诞生是多么困难。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法国党还没有发动过一次群众运动；你们想一想，如果这样的群众运动来了，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德国共产党内出现真正的分歧是在展开行动之后。（德国代表喊道：非常正确！）是出现坏的分歧还是好的分歧，我们暂且不谈，但是真正的分歧是随着行动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动对于一个党是一剂良药，它可以拯救党，医治党，但行动又是新分歧的起点。我们不想预言，但是如果法国党遇到一次真正的行动，一次群众性的行动，而且又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行动，那时我们才会真正见到法国党内的分歧，那时我们才能看到，谁是真正属于共产党的，谁不是。 我认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并不在于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一切问题，像第三次代表大会那样，而在于阐明形势，在道义上支持那些真正是同志的同志。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把其他同志排除在国际之外，但我们必须向他们说清楚，他们的缺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同他们争论明白，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现在我来谈意大利。 意大利的例子也许可以成为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策略的范例。如果真要编写一本共产党策略入门的话，我想，最重要的一章，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意大利。意大利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典型国家，然而我们看到，在那里发生的有些事情是有鲜明的典型性的，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1920年秋，意大利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顶峰。我们同意大利的意见分歧，并不是我们当时向意大利同志说：你们无论如何要立即进行革命。共产国际从来没有向意大利党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们党1920年秋在意大利夺取了政权，也许会重复匈牙利的例子，这在理论上说是正确的。我不是说，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随之而来的一定就是一场封锁，我怀疑这一点，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假如我们1920年在意大利夺取了政权，有可能我们在那里走了一条同匈牙利一样的道路。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意大利同志：你们无论如何要进行革命。那时不夺取政权也许是正确的。如果大多数人是这个立场，那么因此而同意大利社会党决裂就没有道理了。 分裂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夺取政权而产生的。当时我们的立场是：形势是革命的，人们应该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有所准备；人们首先应该把改良主义分子清除出去，以便能组织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要求把那些破坏革命的人清除出去；共产国际并没有要求在1920年发动起义，夺取政权。这样一个看法在史实上也是错误的。你们知道，现在达拉贡纳公开承认，改良主义分子留在党内就是为了阻止革命。因此，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这里的问题仅仅是，使党对革命的可能性有所准备，并不是立即发动革命。 你们知道，意大利党的大多数党员并没有履行①我们提出的消除改良主义分子的要求。他们不想为一个革命党做好准备，不想同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决裂。当我们在一份电报中称改良主义分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时，“资产阶级代理人”一词曾引起了骚动，我们的法国朋友还流下了辛酸的眼泪，说我们这样称呼人家太伤人感情了。现在，在达拉贡纳自己承认了这一点以后，我想，把改良主义分子称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大概是对这些大人先生们最好的称呼了吧。我真不知道，还能怎样更好地称呼他们。改良主义分子，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所以留在意大利党内，所以使出了全身的解数，目的就是为了破坏革命，把工人阶级出卖给反革命。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达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履行”。 意大利同志争论的问题是，现在在意大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一次政变，还是一出喜剧，可能兼而有之。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出喜剧。几个月或者几年以后，事态的结局将有利于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但在目前，这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转变，一次非常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因此，我们意大利同志的过失不在于他们没有在1920年的某个时刻“发动”革命，他们的过失，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的罪过在于，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帮凶留在党内，使这些帮凶有可能进行典型的叛变活动，把工人阶级拱手送到法西斯分子的魔掌中。 你们大家都知道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问题上所运用的策略。你们也知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很多的问题是，我们在里窝那的行动是否正确。我想，现在清楚了，我们在里窝那的行动是正确的。现在也清楚了，我们去年的行动也是正确的。我们的意大利共产党在许多意大利问题上同执行委员会的策略背道而驰。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必须像过去那样行动，我们必须在必要的时候以铁一般的决心同意大利社会党决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整个共产国际就要完蛋。同时，我们又要尽一切努力，便于他们回到共产国际队伍中来。很显然，无论怎样说，不用几个月，现在还留在最高纲领派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人一定会归属共产国际。因为这部分工人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像兄弟一样回到我们中间来。共产国际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愿意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铺平道路。当然我们要求得到保证，我们也是这样要求的。意大利发生的事不能再重演①了。共产国际必须得到严肃的保证，这样的事不能再在那里重复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作出一切努力，以便同这些同志联合起来。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出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重演”。 我听说，在法国共产党内有些同志有这样一种看法：同共产国际闹翻了也许并不那么危险；人们或许现在会骂一骂我们，可是到了第五次、前六次代表大会又会邀请我们，同我们联合的。他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例子。同志们，这是什么意思？说这种话的人忽略了一点，意大利党在此期间几乎垮了，意大利工人阶级落到了最凶恶的法西斯分子手中。他们看问题只是从个人立场出发：今天人们骂我，一年以后我还不是又可以回来，人们还会欢迎我。至于党和工人阶级走向灭亡①，对于他们是次要的。我相信，个别人可能有这种看法，法国党的多数党员是不可能有这种看法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要灭亡”，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走向灭亡”。 意大利党的教训，并不是这个或那个领导人同我们吵了2年，现在又到莫斯科来了，这是次要的问题。人员问题无关紧要，这也不是意大利党的教训。更深刻的教训是：谁对改良主义让步，改良主义就要得寸进尺。谁犯了这样的错误，自己的党就会灭亡，自己国家的工人阶级就会受到重大损失。 我们还会争论下去，不仅同最高纲领派分子，而且也会同意大利共产党人争论下去。 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们通过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①的纲领，我们批评和拒绝了这个纲领。有些看法在意大利党内根深蒂固。“取消主义”的色彩还留在意大利党内。我们的朋友博尔迪加为意大利运动创建了很大的功勋。同志们英勇斗争，竭尽全力，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举起共产国际的旗帜。意大利党，尤其是博尔迪加同志的功劳理应受到称赞。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指出，我们同意大利党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取消主义”的色彩一直存在。博尔迪加现在不赞成反议会主义了，他顺从了，但原来的思想没有变化。这一点我们在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中可以看出来。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关于统一战线策略，意大利党的领导现在还抱着这样的观点：统一战线策略在经济上是允许的，但在政治上是不允许的。依我们看，这是无稽之谈，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在意大利错过了时机，没有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意大利提出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也太迟了。我自己也有错误，对博尔迪加同志让步了，在上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放弃了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公开讨论，这是一个错误。人们本来是应该进行公开讨论的。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关于意大利问题放弃了公开的讨论，其实是应该进行公开讨论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无论如何，意大利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最英勇的部队之一，最优秀的党之一。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刻，才显示了意大利党的能力。今天我看到了一份意大利党的秘密号召书，收到了我们党秘密出版的第1期中央机关报，这证明意大利党在最困难的形势下没有放下手中的旗帜。（热烈的鼓掌。）我们选出了意大利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要审查两件事：第一，党的联合问题；第二，在法西斯主义阶段，我们应如何重新组织我们的力量。我们不知道，这个阶段会延续多久，我们必须对最坏的情况有所准备。 现在谈一谈捷克斯洛伐克。执行委员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当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党的热情帮助下——成功地进行了联合工作。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这里有两个党和一些小的派别。当时人们①还不清楚，能不能在民族问题起着重要作用的这样一个国家建立统一的党。我们成功了。 ①此处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补上“人们”。 在工会问题上有些事我们是疏忽了，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党成功地把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的大多数聚集在红旗下面。捷克斯洛伐克党可以说模范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人们只要注意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报纸，只要读一读敌对组织机关报关于事态发展的报道，人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党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党成功地把大部分本来属于敌对组织的工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希望，在这个国家里，人们①能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出色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 ①此处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补上“人们”。 你们知道，有一个问题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党（也可能同国际范围内的其他党——这一点是会表现出来的①）存在着某种意见分歧。这就是开除所谓反对派的问题。我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不得不就这个问题说一说我们的观点。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开除了7名中央委员，其中有前主席什图尔茨，因为他们违反了党的纪律。这个决定对于执行委员会是非常突然的，没有人事先征求过执行委员会的意见。执行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宣布这个决定无效。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反对派是正确的。执行委员会站在党的多数立场上。我们不想把这个反对派称为左派反对派，我们也不想在政治上支持它，但是我们认为，决定过于匆忙，而且并不是没有其他办法了②。在剧烈的唇枪舌战中，有人企图把这部分人的过失同列维先生的过失相提并论。这部分人的过失在于，他们不顾中央委员会的禁令发表了一项声明。从共产党纪律的观点来看，这一步无疑是不能赞同的。但是拿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同保尔·列维的行为相比较，那就把事情颠倒了。列维是在我们的兄弟遭到枪杀的时刻背叛了工人阶级的。那时，保尔·列维为德国的国家检察官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对这种行为的回答只有一个：开除！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的所作所为，虽然是一种严重的违反纪律的行为，但绝不是背叛。因此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这部分人留在党的队伍中，当然条件是，不能再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要执行通过的决议。我们要有一个遵守纪律的党。但是，如果不能证明所有的调解办法都用过了，我们就不能轻易地把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工人开除出去。在这个事件中，并未证明一切办法都用过了。我们希望，我们邀请来的同志们能够明白，执行委员会邀请你们来，并不是为了向你们喝彩叫好，对你们说：“你们可以践踏纪律”，——当然不是。我们请你们来，是想使你们重新回到党内来，是想对你们说，党的纪律是最神圣的。如果事实证明③同志们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纪律，那也没有办法。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对这部分同志来说也是法律。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这一点一定会有所表现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而且并不是一切办法都用尽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证实”，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事实证明”。 形势变得尖锐，还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有60万人失业了。工人阶级的困苦令人吃惊，工人的不满一触即发。群众被激怒了。现在要组织一个工联主义的派别，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工人党或者捷克共产主义工人小组是容易做到的。但是你们应该时白，你们可以组织这样的派别，这样的派别也许能维持半年时间，但是它会给工人阶级带来损失，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出丑的。我们应该如实地看待形势。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失业人数之多令人可怕，我们应该尽力防止建立分裂的捷克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国际必须尽力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成功。 现在我来谈谈挪威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从旧的运动接受的分子越多，一个真正共产党的诞生就越困难。在挪威，我们差不多把整个老党都接受过来了，现在我们在那里有很大的困难，我不想隐讳这些困难。挪威和法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原因是同样的。在法国，我们从老党中接受了许多传统；在挪威，根深蒂固的联邦主义传统十分活跃，组织原则又十分奇特。挪威党一直是在工会组织上建立的。还是在哈雷我们同挪威党的领袖许雷·格赖普同志以及其他同志谈过，他们当时答应我们对党进行改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实行，甚至机关报名称也没有改变。挪威的这张报纸今天仍叫《社会民主党人》。（叫喊：“你们听着，你们听着！”）各个省有11家报纸也叫《社会民主党人》。（再度喊：“好好听着！好好听着！”喊叫声。）正像你们看到的一样，着手干预这个国家的问题，贯彻共产国际的要求，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我们是共产党，但我们有的党还没有完全脱离社会民主主义。是的，我们是在第二国际的母体内诞生的，我们接受了第二国际的一些传统，这些传统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但是，如果这个“一在之间”延续了几年，我们就必须要求，过程进行得快些。你们可以在我们挪威党的报纸上看到支持谢德曼之流、反对德国共产党人的文章。我们在挪威也有不好的工联主义的残余。①特兰美尔同志过去属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他身上还留有一些工联主义的传统。他不懂什么是纪律，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纪律，纪律，我忍受不了这个字眼，这是对自由人尊严的侮辱。”这是我们一个同志说的话，他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知识分子，他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真诚、正直的战士；但传统比他本人更强烈。传统是这样强烈，竟然在我们最好的一个挪威同志身上发生了这样坏的影响。挪威有一部分大学生，出版了一本很像《光明》杂志一样的杂志，叫《莫特·达格》，他们同列维派维护着同样的原则。我们党容忍了这样一个派别，没有干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可以在一些挪威报纸上谈到，有人支持谢德曼之流反对德国共产党人。我们在挪威也有坏意义上的工联主义的残余”，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今年，我们必须坚决行动起来。这里有挪威党少数派代表，我们坚信，我们能以一致的意见或者至少是多数的意见达到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挪威同志们，你们必须明白，共产国际不能再允许现存的状态继续下去了。我们知道如何高度评价挪威运动的好的方面，挪威运动是同工人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运动中有不少同志，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忠诚的。但是运动必须最终去掉社会民主党的灰尘。你们必须认识到，挪威的运动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成为真正共产党的。 我谈一谈波兰。在波兰，我们有一个秘密的群众党。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协调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我看，去年的经验说明了，协调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俄国共产党人有1905—1906年的经验。我们的意见是，在公开的运动不可能进行的地方，应该把公开的运动和秘密的运动协调起来，领导权应该在秘密运动方面。现在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协调是不容易的。在波兰是可能的，而且是这样做了。那里有一个秘密党，同时又是一个群众党。我们在那里有一些公开的小据点，它们是在党领导下的。波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波兰党已经进行过一次革命，因为波兰党1905年在工人阶级中处于领导地位，又因为这个领导当时是秘密的，曾经站在整个工人阶级阵线的最前列进行过战斗。它得到了共产主义工人的普遍承认，波兰党是通过自己在革命中的才干而得到这种承认的。在波兰可行，在别的国家，例如在美国，就困难得多，因为在那里秘密党还没有在整个工人阶级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因为在那里领导还没有经受过如此的考验。公开和秘密的协调关系，在那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在波兰有一个秘密的群众党。这是一个老党，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党。然而在一些问题上，执行委员会同波兰党也存在着某些意见分歧，而且是在一些很原则的问题上：土地问题、少数民族问题，部分地也表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关于土地问题我们还要同我们的波兰同志专门讨论。我们的波兰同志长期以来对土地问题一直存在着一种照我看可以称为陈旧的、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我想请同志们回忆一下，第二国际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当时建议，为了争取农民，也应该解决大地主的土地分配问题。我们提出这个建议，也遭到部分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反对。现在证明，法西斯分子为了蛊惑宣传的目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巧妙地提出这样一个纲领。这个错误必定会使我们在波兰和其他国家受到许多损失。可喜的是，波兰党内发生了变化，我们希望，我们同波兰党在土地问题上会取得一致意见，这样我们也能有一个吸引农民的行动纲领。共产党是一个工人党，但这不等于说，它只提出工人的要求；它虽然是一个工人党，但它也能领导一切被压迫阶层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我们和波兰同志在民族问题上也存在过类似的意见分歧。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这些分歧也消除了。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少数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有极少数人在波兰党内反对统一战线。非常典型的是①，在一个最老的党中居然开始出现了反对派。我们相信，波兰党自己能克服、也许已经克服了这些意见分歧。这也证实和说明了，实际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是多么困难。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很有特点的是”，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关于巴尔干我不准备多说了。我必须指出，我们的巴尔干联盟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们的组织几乎没有作为巴尔干联盟而存在。几次大会都不正规，我认为，我们必须坚决要求巴尔干联盟变得强大一些，保加利亚党应该对这个问题多关心一些。 关于罗马尼亚，我说几句。我们深感有责任替罗马尼亚同志向代表大会说明，罗马尼亚代表团是在这里承担了职责的一个代表团，罗马尼亚同志不顾重重迫害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你们知道，整个党的代表大会，几百个罗马尼亚同志是从会场直接走进监狱的。他们之中有些人被枪杀了，有些人至今还在监狱里。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结成了可耻的联盟，以对付这些共产党人。我们的罗马尼亚朋友，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对共产国际的旗帜忠贞不渝，真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他们的功绩更为伟大。 在南斯拉夫，党正经历着一场危机。在那里，公开和秘密的问题也表现出来了。这个问题在南斯拉夫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大的困难。但我们看到，南斯拉夫正在前进。一个新的运动在工会中开始了，我们希望，我们党能重新获得自己原有的力量。关于南斯拉夫的意见分歧，必须有一个委员会加以讨论。 在英国，在这样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我们党的发展太慢太慢了。也许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得像英国那样缓慢。我们党隶属于工党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党决定参加工党。我认为，未来执行委员会的一个特别任务，就是对英国应该比以往更加关注。我们应该开始研究英国。我们对发展缓慢的原因还不了解。英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拥有庞大政治群众组织的国家。你们知道，在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不是很多，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也不是很多。我们在那里遇到的问题不同于在德国。那里笼罩着奇特的传统。英国的失业人口很多，无产阶级又极为贫困，但共产主义的发展却令人奇怪地缓慢。这是一种停滞，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英国的运动给予比以往更多的关注。 我们成功地派了一名代表到美国，他在那里呆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整个运动的经验。在美国，运动的最大困难是公开和秘密的结合问题。那里的形势同波兰、南斯拉夫、芬兰和拉脱维亚完全不同，在这些国家我们进行了革命，工人阶级领袖站在工人阶级的前列，并且得到了承认。在美国情况是另一个样子；在那里，我们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左派工会运动和一个充满激烈派别斗争的共产党。因此，我们在美国遇到了一个特别困难而又必须研究的问题。 在奥地利，尽管有许多困难，我们党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步。 在匈牙利，形势是令人遗憾的。有些同志非常热衷于派别斗争，形势越来越糟。请允许我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剖析一下他们的行为。许多过去在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立过功劳的同志，现在不顾一切地恶化形势，损害他们自己的党①；执行委员会现在力图消除这些争端。我不想对整个流亡远动说坏话。我们从历史上知道，流亡运动对事业可以很有益处。也许意大利党现在需要流亡一段时间。但是流亡与流亡不同。有的流亡，是因为革命被镇压之后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我们的匈牙利同志在流亡这方面做得太多了，有些过分了。我认为，第四次代表大会应十分严肃而坚决地指出，我们再也不愿看到这类事情重复了，再不能允许有一丝一毫这类事情发生。几周前，在匈牙利一天之中就有170名共产党员被捕。虽然那里的革命运动在工人阶级中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是我们党的形势可以说不能再坏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和义务就是，在工人运动上升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又开始逮捕几百名我们同志的时候，我们应该消除流亡派别，组织一个秘密的党。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有损于党”，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附带说一下，在匈牙利公开和秘密的结合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共产党人在那里有严格的传统。 在日本有一个小党，这个党在执行委员含的参与下，同优秀的工联主义分子联合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党，然而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日本党现在应该提出一个纲领。曾经在莫斯科这里召开的远东各政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对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日本运动的重要人物第一次在这里会晤了。 在印度，我们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同志的工作最近几个月很有成效。我们的同志成功地开辟了通往印度的道路，他们打通了与报纸的联系，他们深入工会组织，正在聚集印度的共产党人。我认为，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在这一年间，我们在土耳其、中国和埃及还建立了力量不等的党的核心。我们当然不抱什么幻想，这都是些很小很小的核心，但毕竟是前进了一步。我们应该帮助那里的同志做好两件事：第一，精心培育无产阶级运动的核心；第二，作为整个解放运动的先锋率先反对资产阶级。 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我现在想谈一谈红色工会国际问题。同志们，你们知道，红色工会国际1921年不得不经历在德国党内、在这样一个最好的党内掀起的一股反对自己的取消潮流。在德国党内有人煞有介事地讨论过红色工会国际是不是早产、是不是应该消灭等问题。发生这样的事，当然是受了列维之流的影响，但是带上这样的色彩不仅仅是受了列维之流的影响。这对红色工会国际是最危险之点。执行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把反对这股取消潮流视为自己的职责。我们认为，红色工会国际根本不是早产。 现在这股潮流在德国已经完全消失掉，我希望在其他国家也如此。红色工会国际正行进在取得成功的大道上。可以预言，红色工会国际在最近几年、甚至在最近几个月一定会有巨大的发展，取得巨大的胜利。你们知道，阿姆斯特丹分子正企图加速分裂活动。他们在法国完成了分裂活动，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分裂活动。在德国我们正面临着工会的分裂。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红色工会国际的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分裂。我们需要的是工人运动的团结，阿姆斯特丹分子需要的是工人运动的分裂。我们的影响越大，这些家伙就越想分裂工会，因此我们应该加倍地进行斗争。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组织起来，采取对策。什么样的对策，我们还要专门讨论。但是，如果他们迫使我们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独自组织起来，像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我们必须声明，作为分裂结果而产生的我们的那些工会，它们诞生时口里还喊着团结。它们的诞生是因为它们被开除了，它们落地时的第一声喊叫就是：工会的团结！ 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同志，如果迫不得已，只好在各个部门或者一个部门组织独立的工会，但他们喊出的第一个口号必须是团结，为了工会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我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还要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运动在合作社和青年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进步。我想特别谈一下青年国际这个组织。青年国际迁至莫斯科是经受了考验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青年国际工作得很好。虽然我们应该指出，在一些国家有衰退①的现象，这是令人不安的。德国青年同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也度过了困难时期。这是工人阶级处境普遍困难的表现。但是尽管如此，青年国际和青年运动一直是共产国际的尖兵。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还要召开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对此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的关注。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青年组织要进行成功的斗争，必须有新的方法，我们还必须在青年中争得最大多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使社会民主党在青年运动方面受到了特别重大的损失。为了能深入到变得有点冷漠的青年群众中去，必须要有新的方法。我们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减弱”，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衰退”。 以上是我们15个月的工作概况。当然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你们应该批评我们的这些错误。但是，我们要不要保留21条呢？例如我们的法国同志批评了第9条，法布尔是根据这一条被开除的。我不知道，是否有同志会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错了。开除是绝对必要的。有一部分法国同志对此进行指责，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对第9条的解释太随便了。代表大会应该说明，我们是否有权像以往一样运用第9条。 还有一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决定，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通常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召开①。可以允许有例外的情况。我不想坚持一定要研究一下是否绝对必要。但这项决定的意义何在呢？意义在于：我们希望成为一个集中的世界党，我们希望成为一个能集中指挥自己的党。我们希望，世界代表大会能真正成为一个对于各党都具有决定作用的机构。我们不希望，共产国际仅仅是一个各党的大杂烩。这个看法在法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一般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法国的例子说明了什么？如果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不知道情况是否会好些。我说过，如果你们想改变这个决定，我并不特别反对，我表示赞成。但这个决定的意义在于，我们必须是一个集中的世界组织。对21条我们执行得太马虎了。如果你们想就这件事敲打我们，你们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必须严格执行21条。我不是说，我们过去什么也没有做。共产国际成立到现在只不过3年半时间。同志们，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把我们的共产党组织起来，这是很短暂的时间。最大的不幸并不是我们太马虎了。最大的不幸是我们把21条当作纸上的东西了。但我相信，代表大会将说明，执行委员会一定会①执行21条。我们必须努力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的党。原则上说，我们过去一直主张必须使决议成为行动。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适于”，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会”。 这就是执行委员会15个月的工作报告。关于共产国际未来的策略，我下次再谈。 主席： 征得各位代表的同意，今天晚上的会议到此结束。下次会议明天上午11时开始。 （会议休会时间：晚10时35分。）
开幕式（1922年1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开幕式 （1922年11月5日） 开幕：晚9时，彼得格勒人民大厦。 ·克拉拉·蔡特金主持开幕式 ·选举主席团 ·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 ·宣读贺电 ↘列宁同志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 ·克拉拉·蔡特金关于欧美政治犯的讲话 ·费利克斯·柯恩宣读《告欧美政治犯书》 ·贝隆宣读《告意大利工人和农民书》 ·阿扎里奥宣读《告俄国劳动人民书》 ·片山潜宣读《告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红军和红海军书》 ·柯拉罗夫宣读《告红色彼得格勒男女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克拉拉·蔡特金主持开幕式 克拉拉·蔡特金（德国）： 同志们！我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现在宣布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适逢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5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天，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以俄国革命的形式，英勇果断地举行了胜利起义，使得世界资产阶级遭到了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了。（鼓掌。） 同志们！我受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①的委托，建议我们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担任这次代表大会的主席。（鼓掌。）请季诺维也夫同志上台来担任主席。（暴风雨般的掌声。） 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选举主席团 主席季诺维也夫： 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团。根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定，同时根据世界代表大会各国代表团的特别协商，我们提出如下主席团委员名单作为建议： 贝隆和昂利埃（法国） 卡尔（美国） 片山潜（日本）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 列凯（英国） 列宁和托洛茨基（俄国） 马拉比尼（意大利） 纽拉特（捷克斯洛伐克） 舍弗洛（斯堪的纳维亚） 瓦尔茨基（波兰） 蔡特金（德国） 我们表决这项提案，反对的，请举手。——主席团被一致选出。请到会的各位委员就座。 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 同志们，我获得了向你们致开幕词的光荣使命。今天，有这么多事件和回忆涌向我们的心头，真使人不知道应该首先从何说起。是啊，我们要总结一下，在俄国工人阶级征服的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敌人交叉火力射击下存在5年之久的苏维埃共和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有52个国家的先进无产者参加的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认为，同志们，我们有理由说，我们能够同时经历这些伟大的，在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机会是难得的。当然，我们应当把我们要说的话首先献给那些在过去5年的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们，正因为有了他们，共产党的旗帜才没有从许多国家目前只是少数的英雄先锋队手中倒下。我们牺牲了的同志是不计其数的，仅仅我们国家牺牲者何止千千万万。 今天我偶然收到一本小小的年鉴，这是献给在保卫独一无二的①苏维埃城市时——在保卫我们的彼得格勒时——牺牲的一支部队的。1919年由施吕塞尔堡工人组成的小队同其他小队一起保卫了我们美丽的彼得格勒，这本年鉴是为纪念这支小队而出版的。施吕塞尔堡与整个苏维埃俄国相比——更不消说与我们的同志们生活和战斗的整个世界土地相比了——意味着什么呢？它不过是小小的一角，一座工厂小镇，一家独一无二的大工厂。这本年鉴是特意献给这支工厂小队的，他们在1919年守卫在彼得格勒城外，其中手持武器的数十名施吕塞尔堡工人②，在保卫苏维埃俄国城市时牺牲了。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整个俄国的工人、把全世界共产党人当作全部的、“集体的施吕塞尔堡”来计算，在无产阶级战斗中牺牲的人更是多得难以计数。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唯一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独一无二的”。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数十名施吕塞尔堡工人手中拿着武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这几天，我还见到另外一本书。莫斯科的一位同志想为编写这几年死去的许多优秀同志的传记作一些准备。单单列举这些同志的名字用小号字印成的一本书，就至少有整整20印张①，而书中搜集的还只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比较熟悉的那些同志的名字。我们知道，还有成千上万个无名英雄，他们的名字现在还不为历史所知，他们在保卫苏维埃旗帜的战斗中倒下去了。 ①一个印张一般为32页，20个印张640页。——译者注 这几年在德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甚至没有任何一座大城市的广场没有染红为共产主义旗帜而奋斗的工人的鲜血。在匈牙利，在工人起义的最初几次尝试中，我们成千上万的兄弟牺牲了，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监狱里受着煎熬。在布达佩斯，两星期前有170名共产党员被捕。在我们的近邻芬兰，工人首次试图举行起义，几千名工人死亡，几千人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在巴尔干、在罗马尼亚，我们整个党从代表大会直接走进牢房，许多人在半路上被枪杀了。在希腊，资产阶级革命把一大批共产主义战士投进了监狱，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人被起义的士兵解放了。这些士兵——大家想必在这里听说了——高喊着“列宁万岁”的口号解除了他们自己部队中的资产阶级军官的武装。在美国，这几年几百名我们优秀的工人被关进了牢房。现在美国资产阶级对参加共产国际的人至少判处20年徒刑。在意大利，我们的同志进行内战已经几年了，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你们大概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大会开幕的时候，意大利工人阶级正遭受着法西斯匪帮的蹂躏，而这些匪帮的首领——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正是从原来社会党人行列中蜕变出来的分子。正像我们在这次革命中经常看到的情况一样，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特别凶残，是工人阶级的特别无情、特别残忍的刽子手，他们受命于资产阶级，以最恐怖的手段对本国的无产阶级进行清算。 同志们，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革命开始时的情景，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在最初5年中世界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进行的伟大而卓越的战斗的总数，我们首先怀念的是那些已经不在我们当中的、为了苏维埃俄国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我们的优秀同志、我们的优秀领袖和兄弟。让我们永远怀念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先驱战士。（全体起立，乐队奏哀乐。） 同志们，这个城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刚刚在这里宣布开幕——这个城市的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从那一天起，时光已经过去5年了。在这5年中，每一天对于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是有益的一课。去年对于共产国际在许多方面又是决定性的一年。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间有15个月时间，正是这15个月，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共产国际最近的命运。不言而喻，从历史意义上看共产国际是一定会胜利的。即使我们的战斗组织，像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那样，被反动派的炮火从地面上消灭了，共产国际仍然会再生，并且仍然会最终带领无产阶级走向胜利。但问题是现在的共产国际、我们这一代战士是否能够完成共产国际自己承担的历史使命。 这个问题正是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解决了。当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进攻以前所未有的、目标明确的力量展开的时候，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清楚看到，一部分不可靠的同路人开始离开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共产国际的敌人曾预言，共产国际即使不会灭亡，也会削弱和没落。我们年轻的、部分还很弱小的国际共产党能否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个问题正是在最近15个月进攻的资本主义向我们交叉开火时得到了回答。 现在已经不止56个党参加了共产国际，其中有些党就人数而言，超过了5年前推翻资产阶级的俄国共产党。但是也有一部分党还不强大，既没有具备完整的形式，也没有度过最初的困难时期。 在第二国际中联合起来的国际资本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力量，在长达15个月之久的时间里向共产国际的各个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资产阶级世界及其帮凶的一切努力、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一切努力，在这一时期的目的就是企图接近我们的党，把个别支部从我们的队伍里拉出去，消灭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来说，这是严峻的岁月。 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自欺欺人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最都不是我们的习惯。共产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出真话，即使在说出真话时是痛苦的。如果共产国际的目前状况像我们的敌人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就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失体面地掩饰我们的弱点。我们必须把实际情况说出来，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在我们回顾我们走过的这段路程、总结我们第四次代表大会可以期待的力量的时候①，我们有充分理由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共产国际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共产国际已经壮大起来，它现在不必害怕世界反动派的攻击了。正是这困难的一年，全世界国际资本家有计划进攻的一年，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联合的一年，苏维埃俄国饥荒②的一年，极端贫困的一年，工人阶级屡遭失败的一年，正是这一年证明了，共产国际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它现在生存着，而且会生存下去，使它的敌人胆颤心惊。③（鼓掌。）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希望通过第四次代表大会增加我们力量的时候”，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饥饿”，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饥荒”。 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而且会使它的敌人胆颤心惊地生存下去”，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在这一年里也发生过其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我们的最重要的代表大会——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共产国际的纲领路线和策略，同样经受了火的考验，并且被证明是正确的。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共产国际的纲领路线和策略同样经受了火的考验，并且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最重要的代表大会——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立法机关——赋予了这个路线和策略以恰当的形式。”，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你们大概还能回忆起最近在德国发生的事件。我们在著名的哈雷党代会上讲话的声音才刚刚落下。在著名的哈雷表决以后，我们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出，右派独立党人既然拒绝了21条，那么留给他们的就只有一条道路——倒向社会民主党和诺斯克的道路。当我们说出这句话时，右派独立党人空前激动，他们认为，我们的声明是恶意的捏造。现在，事实摆在大家面前，共产国际的预言应验了，右派独立党人正站在诺斯克一边，站在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一边。 共产国际在检验目前就某种意义上说成了国际事件的焦点的意大利的策略时，同样得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①当里窝那发生分裂时，我们对那些愿意追随共产国际的人说：“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或者同改良派和第二国际一起站在资产阶级的营垒一边；或者认识自己的错误，回到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来。”我不知道，意大利社会党的一些领袖是怎样考虑意大利事件教训的，但是，我很了解追随意大利社会党的绝大多数工人的态度。意大利社会党的大多数工人在最近召开的罗马代表大会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认识了共产国际观点的正确。他们回到我们队伍中来了，我们当然要像欢迎自己的兄弟一样欢迎他们。（鼓掌。）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在检验我们的策略时，同样在意大利得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意大利现在就某种意义上说成了国际事件的焦点。”，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志们，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这两个例子，向世界上一切正直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清楚证明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21条并不是臆造，并不是刁难和教条，而是符合无产阶级谋求自身从资本主义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整体认识的。共产国际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经受了生活的考验。在我们面前有一条既定的、明确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向何处去，我们也知道我们把国际无产阶级引向何处。我们将以较大或较小的牺牲——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在较长或较短的时间内，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对此我们保证）战胜资产阶级，取得最后的胜利。（鼓掌。） 最近一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共产国际的预言被证实了。工人的革命斗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本来是一丘之貉，都是反革命组织。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少一点掩饰和虚构只会有好处。如果我们的斗争在简单而明白的范围内进行，我们会得益匪浅。 两个阵营——两个地区。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诺斯克的国际，社会主义叛徒的国际，工人阶级事业罪人的国际；另一方面是我们全世界兄弟的联盟，即我们称之为共产国际的各个国家的工人联合会。 我们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又是对谋求自身解放的工人实行白色恐怖的一种准备。也许我们这些话又要引起社会民主党人的怨恨了，就像在哈雷或者就里窝那发表声明时的情况那样。在全世界工人面前，我们对我们的声明负责；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不过是国际资产阶级对革命工人进行一次新的、空前绝望的炮击的准备工作；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为那些新的加利费、诺斯克和墨索里尼分子以及屠杀工人阶级的其他新刽子手们创造了条件；在此意义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客观上正在完成世界资产阶级的新任务。 我们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党内政策和策略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致策问题。 在所有重要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客观前提都已成熟，一切经济前提也变得明显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唯一缺少的就是所谓主观因素——足够的阶级组织，足够的阶级觉悟。从进个意义上说，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现时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时的——也许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战胜社会民主党，这个国际反革命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这个国际工人阶级胜利进军中的绊脚石。对于这一点，我们刚刚建立的共产党应该更为注意。我们同国际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同合并了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斗争，显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社会主义的宗派斗争，是社会主义运动不同流派的冲突。不，不，事实上这是从资本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国际工人阶级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最后代表人物、最后代理人的斗争，是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①（鼓掌。）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最后代表人物、最后代理人孟什维克的斗争”，且无“（鼓掌。）”，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认为，在我们庆祝俄国革命5周年的时候，我们必须恳切地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说明这一点。 请允许我就我个人的情况说几句话。 我觉得，在革命5周年的时候尤其要说明一下。同志们，你们知道，5年前我同其他同志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我生平中最大的错误。那时我未能充分认识孟什维克的整个反革命路线。从根本上说，这是我们十月革命前的错误所导致的结果。我在同孟什维克并肩战斗了10多年以后，当时我——像我们的许多同志一样——在重要时刻未能懂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右派、他们的右翼固然如此，事实上就是那些“左派”也是非常圆滑、非常精明、因而始终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危险一翼。因此我觉得，我有必要对我们的同志们说，对其中有一部分刚刚开始同国际孟什维克进行决定性斗争，目前还处在这个斗争交叉火力之中的同志们说——我们有责任把当前革命中的教训告诉你们，对你们说：你们要警惕，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迷失方向，不要低估了从孟什维克营垒中发生的、在第二国际营垒中生成的威胁着我们的巨大危险：敌人的狡诈和他们领袖的阴险。你们要警惕，要把孟什维主义看作自己运动的右翼，你们必须把他们看作最可恶的敌人，国际资产阶级的帮凶，资产阶级能够生存下来正是得力于他们的帮助。问题就在这里。资本主义所以能存在下来，正是要归功于第二国际中社会民主党叛徒的仁慈。劳动阶级现在人数众多，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人的掣肘，他们举手就可以把国际资产阶级打倒。 在庆祝十月革命5周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国际无产阶级说明：孟什维克分子曾经断言，十月革命是我们的一个错误，我们存在不了几个月。他们先是说，协约国将在几个月内把我们粉碎，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的铁掌将把我们打倒。继而他们又预言，饥饿将消灭我们，我们的策略是完全错误的。现在事件证明，我们的错误最多是我们在发动革命的那一个月，天不作美，下了雨，如此等等。（鼓掌。）但是，尽管下着“孟什维克”的雨，彼得格勒还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而且我觉得，今天彼得格勒的游行队伍也粉碎了孟什维克的论调。①（鼓掌。） ①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彼得格勒下着大雨，但是大雨并不能阻止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参加庆祝十月革命5周年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游行。 再说一说“新经济政策”的国际意义。 同志们，去年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刚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还只能就新经济政策在第一个工人共和国生活中的作用向你们提供一个相当模糊的理论上的设想。现在我们有了一些认识，我们感到有责任向你们、向各国的同志们说几句话：你们当中许多人开始时对苏维埃俄国又恢复资本主义感到惊讶①，你们出于好意，对我们说：“是呀，我们知道，你们是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因为我们各国工人的力量太弱了，不能帮助你们。”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同志们，我们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因为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太弱了。不，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感到有责任向你们说——当然开幕式讲话不是说明理由的场合——，“新经挤政策”也许是许多国家将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甚至是那些具有强大工业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国家。只有几个国家可能例外地绕过这个阶段，俄国代表团将在代表大会上阐述这个思想。我们之所以要坦率地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们希望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整个战略以及今后几年我们的作战计划能够建立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力量弱小的表现，而且它向我们标明②，无产阶级在估计自己力量的时候，一定要同时估计农民的力量，一定要明确指出一切国家工业无产阶级和大部分农村居民之间的关系。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当中许多人对苏维埃俄国又恢复资本主义开始时感到惊讶”，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它告诉我们”，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这一点，我们在开始时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掌握准确的尺度，这并不奇怪。我们的革命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在实践中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新经济政策”不是插曲，也不是我们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力量弱小的表现。不，它是策略上的明智，它足一个农民国家在第一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经过痛苦之后获得的明智，它是第一次胜利地建立起共和国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最初，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企图以飞快的速度前进，但是后来不得不看到，为了不失去同广大农民群众的联系——在某种情况下，这对于革命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采取某些措施，这些措施后来就被称为“新经济政策”。同志们，如果我们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谈论农业问题，提出农业国家的纲领，如果我们讨论我们共产国际的纲领和其他许多现实问题，我希望我们能考虑一下我刚才表达的思想。对于这个思想还需要进一步提出论证，我们将在代表大会过程中继续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还想对你们说，就我们的预见所及，中欧、巴尔干和其他一系列国家也必然要经历一次新的“经济政策”。为了使农民、或者至少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保持中立，你们将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当然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改变。 苏维埃俄国感到自豪的是，它可以帮助国际无产阶级了。我们的革命过去了5年，我们可以向你们叙述一下执政5年的成果。有一点我们可以说，5年的艰苦斗争，无数的牺牲、大量的困难、饥饿、前所未闻的封锁、武装干涉等等，都设有摧毁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革命5周年的时候，群众没有离开我们的党，尽管他们已经很疲惫了。——我们向你们说这一点，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在共产党人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们没有权利美化我们的形势；我们说这一点，因为这是事实。工人群众不仅没有离开俄国共产党，相反，我们感到，他们越来越靠近我们党了，是这样的热烈，如同5年前革命起义时的那些日子一样。我们今天在彼得格勒所看到的，你们在苏维埃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工厂、任何一个矿山、在任何有工人、有劳动群众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劳动群众在5年的可怕斗争中确实非常疲乏了，他们完全有权利得到喘息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比任何时候都更坚信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凡是有幸站在俄国劳动群众密集的行列中，站在像红色的彼得格勒这样美丽的城市中的人，都能感到这一点。 如果说，过去工人中有一部分人，他们在内心深处怀疑、动摇，一直以为我们也许会被打败，可是现在这部分工人又相信我们了，他们不再动摇了。我们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它的道路是正确的，它得到了劳动群众的充分信任，它同劳动群众紧密地在一起。俄国共产党在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5周年的时候，托付给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是坚强的、生气勃勃的、健康向上的、相信自己力量的劳动阶级。（鼓掌。） 因此，在十月革命5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当面嘲笑过去的阴影，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俄国爱国主义者。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这5年中，完全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共产党，有时①在工人群众中是少数；①有时由于空前巨大的牺牲，工人的队伍发生了动摇，但是光荣的俄国共产党的贡献和和它可以引为自豪之处正是：它是共产国际的一支突击队，在工人发生动摇的这些时刻，它没有放下自己的旗帜。②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两处译为“一段时间”，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有时”。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此处为“但是光荣的俄国共产党的贡献和、它可以引为自豪的正是在工人发生动摇的时候；它是共产国际的一支突击队，它没有放下自己的旗帜”，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一定会经过前所未闻的牺牲和困难把工人阶级引向胜利。在十月革命5周年的时候，我们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把我国工人阶级引上了坦途。我们的党在十月革命以后走过了一条空前艰巨然而也是极其光荣和伟大的道路。我们的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工人阶级，它架设了通往最偏僻乡村的桥梁，从而领导起整个苏维埃俄国。同志们，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我们的背后是一个纵使遇到困难时期也不会放下自己旗帜的党。我们深深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在革命处在最困难的时刻也意识到，我们要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开辟道路。 我们知道，在几年时间内会有许多工业更为先进①的国家，在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超过我们，并且在共产国际中处于首要地位；而我们，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将会成为在其他较先进的苏维埃国家中的一个落后的苏维埃国家。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这是首先进行革命的那些国家的最伟大的胜利。同你们一样，我们也知道，你们在自己的道路上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更有组织、更有野心的资产阶级。你们将同那些还没有被战胜的第二国际的叛徒们进行唇枪舌战。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先进”，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更为先进”。 你们昨天在工厂和车间里遇到的彼得格勒工人，他们不会坐等观看世界革命胜利后的欢乐火焰。①他们也知道你们在道路上会碰到的困难。共产国际反对一切不成熟的行动，反对没有准备的起义，因为这样的起义将会在工人的血泊中窒息，将会摧毁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组织起来的国际共产党。我们在踏着巴黎公社的足迹前进，但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一个胜利的公社。共产国际决不允许资产阶级利用各个分散的冲击摧毁我们的力量，把运动窒息在工人的血泊中。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他们不会等待观看世界革命胜利后的欢乐火焰，但是”，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将“等待”改为“坐等”，删去“但是”。 在东方，运动在今年进一步扩大，运动不仅取得进步①，而且目前几乎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没有共产党的核心，尽管这个核心到现在还不强大。是的，我们东方国家的党在数量还不是很多，不过，1883年我们的“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也不强大，但是它的建立意味着俄国一个新纪元的开端，意味着革命在俄国开始了。在这些蕴藏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穷后备力量的国家组织共产党——组织这样的党——是一个历史事件②，这意味着那里的先进工人的力量已经聚集起来，这些力量必将引导被压迫民族取得国际革命的胜利。在这一年中，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运动就规模而言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在客观上是对国际资本的一次打击。在印度、中国、埃及，日益频繁的起义威胁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生存。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某些同志，如果有幸再活5年——我们暂且不作过分的奢望——如果我们能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我们将看到，我们现在所做的还微不足道；我们将看到，世界将在无数次的起义下震动，亿万被压迫人民将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将看到，共产主义的红旗不仅为少数人——当然是英勇的少数人高高举起——而且世界也将为亿万被压迫人民和劳动者所有。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运动在今年发展了，运动不仅有了进步”，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组织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组织共产党是一个历史事件”，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国际革命万岁！ 为国际革命奠定基础的、在敌人无情火力下受尽苦难、进行搏斗的、深知自己不仅为自己国家而且也为国际无产阶级事业而战的俄国无产阶级万岁！ 俄国工人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俄国工人，尤其是彼得格勒工人在5年的时间里从不敢奢望获得比今天更好的犒赏。 彼得格勒同志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我们军队的第一批前哨、是苏维埃政府的第一批战士？你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在5年前拿起武器、开始加入第一批当时还很弱小的赤卫队队伍、投入无比英勇斗争的时候，希望过欢庆5周年纪念日呢？又有多少人希望过在你们自己苏维埃所在地内召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呢？现在我们一一经历了，我们所希望的再没有比这种犒赏更美好了。代表大会一定会使得彼得格勒和全俄国工人产生新的力量。我们将开始我们伟大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我们不仅要在内战阵地上，而且要在真正恢复社会主义经济的战线上做出英勇的榜样。我们将帮助我们的兄弟把自己组织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坚持下去，使他们有能力置资产阶级于死地。（鼓掌。） 打倒国际资产阶级！（鼓掌。） 打倒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万岁！ 投身于新的战斗的、踏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工人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高唱《国际歌》。） 宣读贺电 同志们！下面我要向你们宣读列宁同志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彼得格勒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同志们，我可以作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很想今天到彼得格勒来的。我们应该感到满意的是，他虽然现在不能来，但以后会来的，而且不会很久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里欢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鼓掌。）我们暂且来听一听这份电报吧： 列宁同志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 致：1．季诺维也夫同志，彼得格勒，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 2．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 非常遗憾，我不能出席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只好写信致贺。 尽管在各国共产党的道路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共产国际还是在成长壮大。主要任务仍然是争取大多数工人。这个任务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有好处的，因为少一些假象，少一些欺骗，对工人阶级总是有好处的。 彼得格勒工人及其新一届苏维埃在自己的城市里接待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谨向他们致最良好的祝愿和崇高的敬礼。 彼得格勒工人在经济战线上也应当站在最前列。 我们高兴地获悉，彼得格勒的经济已经开始复兴。你们邀请我去彼得格勒，我希望能以早日成行来回答。 俄国苏维埃政权正在庆祝成立5周年。它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巩固。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初步的经济成就已经取得。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共产国际万岁！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1月4日于莫斯科 （按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73—274页译文刊印） 季诺维也夫（继续）： 同志们，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以全体代表和全体彼得格勒工人的名义写一封回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电报中说：共产国际万岁。让我们回答说；共产国际所有领袖中最英明、最卓越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万岁。（暴风雨般的掌声。） 会场上响起：列宁同志万岁！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还要宣读一份托洛茨基同志发给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电报。（鼓掌。）（宣读） 敬爱的同志们！ 我感到非常遗憾，由于许多刻不容缓的、主要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有关的事务缠身，我不能像5年前那样同彼得格勒无产者在一起欢庆节日。谨向红色的彼得格勒和无产阶级的第一个苏维埃致以衷心的祝贺。 你们的托洛茨基。 欢呼：红军领袖万岁！（鼓掌，乌拉声。）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代表大会向我们在欧洲和美洲无数监狱中受苦的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同志和全体革命工人表示敬意，并致以兄弟般的问候。蔡特金同志还要为此向我们讲几句话。请蔡特金同志讲话。 克拉拉·蔡特金关于欧美政治犯的讲话 克拉拉·蔡特金： 每当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共产国际开会回顾过去和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想起那些永远留在战场上的牺牲者，我们刚刚怀着沉痛和骄傲的心情悼念了我们敬爱的、难忘的死者。我们的尊敬之情同样也是为了纪念千千万万在监狱和牢房中受苦受难的人，因为他们正大胆地挣脱无产者的锁链。 在罗马尼亚、在南斯拉夫、在希腊，监狱人满为患，无产者、共产党员受到追捕、迫害和刑讯。 同样在匈牙利，那里的霍尔蒂白色恐怖一直在蔓延。波兰呢？波兰议会中贫农选出的代表托姆巴尔同志，尽管享受人民代表的豁免权，但仍被判处多年的劳役，其根据是已经与现行的法律互相矛盾的被打倒的俄国沙皇的规定。①在这次选举斗争中有500多个共产党员被关进了监狱。在波兰许多边远地区，无产阶级遭到无耻的镇压，政治犯由军事法庭按照战争法规来判决。波兰还自称是一个民主国家！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据说这是根据已经被打倒的俄国沙皇的规定，这些规定与现行的法律互相矛盾”，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来看一看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在芬兰的监狱里，至今还关着许多革命时代的男女勇士。马纳海姆勾结德国戈尔茨匪徒把这场革命血腥镇压下去了。 在爱沙尼亚，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金基塞普同志停止了呼吸，他成了一心想复仇的资产阶级的牺牲品。那里的监狱塞满了受着酷刑的政治犯。 在拉脱维亚，克拉瓦-克拉文同志被判处死刑，还有许多同志在监狱里正面临着白色法庭的宣判。 我们再看一看德国，这个国家的总统还一直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尽管原来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几乎没有一条原则不是被他出卖、被他践踏的。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囚牢和监狱里，还一直关着共产党员和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革命战士，尽管这个共和国已经过去3年多了。那些受到白色恐怖折磨的人的呼救声不断从监狱的围墙里传出，却丝毫不能触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袖们的同情心，不能影响他们的宣传，而他们对审判①社会革命党人这个在苏维埃俄国的反革命前哨却在声嘶力竭地叫喊。去年参加三月斗争的所有受害者远未获得释放，——英勇的革命战士马克斯·霍尔茨身陷囹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一致要求结束他的苦难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虽然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颁布了大赦法，这种大赦越来越证明不过是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无耻嘲弄。不久前，柏林的街道又能一次染红了无产者的鲜血。这些流血无产者所进行的斗争还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最终目的，而是为了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军人—君主反动政府。反革命的这些残暴的行为、这些可耻的行径一直没有受到惩罚和治罪。莱比锡法庭对杀害拉特瑙一案的审理不过是对政治杀人犯的一次奖赏。德国的司法部长竟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判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审判”。 在法国，英勇的黑海舰队的水兵们至今仍被关押在狱中，因为他们拒绝对苏维埃俄国，这个革命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作战。在大规模的勒阿弗尔罢工斗争中，工人们自始至终英勇无畏，他们洒下了鲜血，许多革命工人被投进了监狱。 在意大利，反革命不满足于法西斯分子捣毁工会和合作社的房屋、谋杀革命工人、迫害①一切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士。资产阶级的阶级法律，资产阶级的无耻法律更变本加厉，正在把法西斯主义开始的行径进行到底。②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鞭打”，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迫害”。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正在干着法西斯主义开始的行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从英国这个民主的故乡和民主的典范国家出发，法律恐怖遍及爱尔兰，笼罩着海外殖民地。在南非，几百名在今年大罢工中为了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反对剥削者的工人，至今还在监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在印度，在埃及，统治这些国家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司法机构，残酷镇压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反对掠夺成性的英国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者，以及那些争取被剥削者解放、反对任何奴役——包括本国资产阶级奴役——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美国，革命的无产者，尤其是共产党员，受到空前野蛮、空前狡诈的迫害和虐待，受到极其残酷的暴力和奸计的蹂躏，他们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了。 现在，无产阶级战士遭受迫害和监禁，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法律恐怖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它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它不仅向我们说明，无产者越来越不堪忍受剥削和奴役，越来越要求人的权利，并为此而斗争；它还向我们预示了统治阶级死亡前的恐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仇心理。是的，资产阶级看起来似乎很强大，但尽管如此，——它已经感到，它的阶级统治的基础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性革命力量的冲击和挤压下正在发生动摇。因此，资产阶级费尽心机，运用诡计和暴力，企图运用民主的骗局和阶级法律的残暴，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可是，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已经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护政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资产阶级制度的解体，再明显不过地说明，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和剥削的世界已经临近灭亡了。资产阶级如果没有一切国家改良主义工人领袖作为同盟者，它作为统治阶级的命运早就完蛋了。这些改良主义的工人领袖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保护墙，正是他们使得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优秀儿女成了囚徒和犯人，未能把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 同志们！我们的光荣职责就是向那些——不论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在哪一个所谓的祖国受苦受难——忠诚和坚强地进行斗争的人们致以我们最衷心的兄弟般的问候。（鼓掌。）他们未能取得胜利，这完全不是他们的过失。我们向他们致以最热烈的祝愿，并且相信，他们一定会有足够的勇气投身于反对世界敌人的斗争，他们一定会不顾敌人的复仇火焰，坚强地、不屈不挠地挺起胸膛，坚持到底。我们向他们致意，并且坚信，他们的解放并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口头上承认的人道、正义或者其他什么美妙的言词，而只能依靠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前挺进的行动。从长远来看，这个行动的力量是监狱的大门所不能阻挡的。我们认为，无产阶级进行这样一种为了争取革命战士解放的斗争，将不仅仅是一次团结的行动，而且是无产阶级对单独与敌人搏斗的先驱者应有的报赏。我们向被捕的兄弟姐妹们致意，同时相信，他们会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哪怕他们获得解放的日子也许要等到镶着苏维埃红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旗帜在一些国家、在全世界上空飘扬的那一天。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现在我们来宣读用俄文起草的告被捕同志宣言草稿。主席团委托一位曾经多次亲身经受了沙皇铁窗之苦的同志来宣读这个文件，请费利克斯·柯恩同志宣读。 费利克斯·柯恩宣读《告欧美政治犯书》 费利克斯·柯恩（俄国）： 资本主义的囚徒们！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被资本主义政府戴上镣铐的战士们！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首先向你们致敬。 同志们！年复一年，革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世界代表大会在统计工人阶级胜利的时候，总要向在刽子手屠刀下倒下的和被投进监狱的斗争的牺牲者表示敬意。而这一次，自资本联合成一个阵线发动进攻的时刻起，其残酷程度更是暴露无遗。无产者的鲜血又一次洒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在世界各地正在同它的阶级敌人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死于牢房之中，白色恐怖的恶浪淹没了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用火和剑威胁着无产阶级，他们捣毁工会房屋、工人合作社和党的机关的房屋，他们甚至肆无忌惮地捣毁那些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战士们的私人住宅。 英勇的法国海员，因为他们拒绝对工农俄国作战，仍然在监狱中受苦。在勒阿弗尔起义中，资本主义的卫士们又一次采集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流着鲜血的果实。 德国首都柏林的街道又染红了工人的鲜血，反对君主匪帮的战士被投进了监狱。 巴伐利亚苏维埃领袖今天仍被关在监狱里，虽然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被推翻以后已经过去了3年。尽管颁布了大赦令，可是许多三月斗争的参加者至今还没有被释放出监狱。 在芬兰，监狱人满为患，逮捕和刑讯层出不穷。 在爱沙尼亚，我们永远怀念的金基塞普同志被杀害以前，那里的监狱就塞满了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 在拉脱维亚，绞刑架又竖了起来，克拉瓦-克拉文同志被判处死刑，几百名被捕工人的命运尚未决定。 在“民主的”波兰，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战士们，将依据沙皇的立法被判处强制劳动。资产阶级的法院践踏了自己制订的法律，“不可侵犯”的议员托姆巴尔同志已经被判刑，正受到监禁。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一一被捕，500多人由于参加了选举运动被关进监狱，边远地区实行了戒严令，设立了临时军事法庭。 在罗马尼亚，同志们惨遭杀害．敌人惯用的借口是说他们“企图逃跑”。监狱审讯时所使用的酷刑，甚至在资产阶级中也引起了不满和抗议。 在南斯拉夫，逮捕、监狱中的酷刑、对工人的侮辱和折磨已司空见惯。 在希腊，无产阶级领袖在所谓的革命之后一直被关在监狱中。 在匈牙利，血腥的霍尔蒂政府从没有停止处决和酷刑。 在南非，英国资产阶级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对付反抗的工人。 在民主的、为自己的自由感到自豪的美国，被怀疑参加共产党的人士遭到①最严厉的惩罚。美国资产阶级的警察捣毁工会，逮捕数以百计的工人，用刺刀和警棍驱散罢工工人。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对被怀疑参加共产党的人施行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在印度、埃及和所有其他的殖民地，哪怕是最微小的不满的表示、最微小的反对肆无忌惮的剥削的尝试，也会受到武力的镇压。 同志们，在所有这些血腥的行动中，社会民主党人总是以资产阶级帮凶的面目出现的。是他们，使用欺骗手段，阻挠工人阶级参加斗争，许诺工人阶级只要改良，无需斗争。是他们，破坏无产阶级的每一次行动。是他们，把一些国家群众的注意力引开，使他们不去注意资产阶级粗暴反对其他国家工人的事实。是他们，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同志们，工人们！共产国际还需要习惯于牺牲吗？革命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用战士的鲜血换来的，都是在血泊之中产生的。斗争越激烈，牺牲就越大。但是人倒下去了，思想是不会死亡的。同志们，资本主义监狱的囚徒们！今天，在我们伟大的节日里，在俄国革命5周年的伟大日子里，我们和你们怀着共同的信心，怀着坚如磐石的信念，革命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桎梏的时刻，从奴役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时刻，打破你们监狱的铁锁使你们获得解放、使你们重新光荣地参加革命无产阶级行列的时刻已经不远了。你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骄傲，是革命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同志。 打倒资本主义刽子手！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万岁！ 社会革命万岁，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者万岁！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刻，意大利无产阶级正经历着严重而危急的岁月。但是，毫无疑问，意大利革命最终一定会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意大利无产阶级正处在困难的形势下，因此主席团认为，代表大会在开始工作之前，应该就意大利问题发表一个相应的声明，现在由法国代表团代表贝隆同志宣读这个声明。 贝隆宣读《告意大利工人和农民书》 贝隆（法国）： 亲爱的意大利兄弟们，同志们，工人们，农民们！ 值此第三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庄严开幕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5周年之际，共产党人的国际要向你们说几句话，因为你们国家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把你们对赤裸裸的反动势力进行的斗争推到了重要地位，这种反动势力正起来向你们进逼。 两年以前，共产国际曾竭力劝告当时还是统一的意大利党的领袖们要转入进攻。共产国际曾明确主张，应摆脱热衷于妥协的机会主义派别，利用资产阶级惊惶失措、劳动群众遭受战争的磨难、对和平开始失望而革命情绪高涨的时机，给旧秩序以决定性的打击。 可是，倾向于姑息和谨小慎微的那些人的意见竟占了上风。这些人对无产阶级专政惊慌失措，却去遵循据说在人民中已经扎下根的民主和法律的习惯。 共产国际曾经向你们预言的，现在终于发生了：当中派同右派忙于争论时，资产阶级得到了休养生息，反动势力转入了进攻，政权落到了强盗们手中。这帮强盗带着阶级敌人的最野蛮的仇恨正在反对你们和你们的理想。 法西斯党人已经控制了局势；他们已经建立起独裁，并把曾经赢得软弱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们的天真赞美的骗人装饰，即民主和法制践踏无遗。过去，他们在意大利国家政权——现在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支持下，对工人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斗争；今天，他们正在用火和剑完成消灭工人组织的工作。 可是，不要绝望！ 战斗并没有完全失败，如果你们有坚定而正确的策略，就一定能够胜利。 在最重要的工业中心都灵、米兰、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被摧毁，还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好防御的准备。 意大利共产党已经及时地同不坚定分子断绝了关系，因为那些人在最高纲领的幌子下奉行削弱自己和节节让步的策略，一年前甚至同法西斯匪帮签订了和约。现在，共产党正高举红旗，它不仅号召一切还能采取革命行动的社会党人以及全体工人群众和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农民，而且还号召一切以恐惧的心情注视着迫近的反动乌云的正直人士都站到它的旗帜下面来。 你们必须记住，意大利的革命力量并不像那些散布恐慌情绪的人所说的那样薄弱，而法西斯势力却比他们的朋友和赞美者所说的要小得多。不仅会有很大一部分思想激进的民主人士要离开他们，而且同你们面对面的阶级敌人阵营本身也不是团结的。 法西斯党人主要是大地主手中的武器。工商业资产阶级正在不安地注视着这一疯狂反动的实验，并把它看作是黑色的布尔什维主义。 另一方面，除像反动学生、复员军人和纯粹流氓这类政治上不稳定，然而在参加直接斗争时还是很凶猛的分子之外，法西斯党人还拥有若干由劳动人民、农村无产者和部分农民组成的队伍．这些人很快就会认识到，诱使他们参加这种反革命冒险行动并使他们成为一支反对自己人的地主军队的种种诺言，是多大的骗局。 最后，法西斯主义代表一种国际冒险的政策。没有纲领、没有理想、没有一致的坚实的阶级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很快就会激起一种反对它自身的同仇敌忾的运动。我们必须把这种运动引导到我们的道路上来，我们必须把以共产党为首的意大利工人，把这场反对反动势力的抗议运动尽可能地引向前进。 亲爱的同志们，整个共产国际同你们在一起，共产国际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你们这一艰巨而责任重大的斗争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它正在唤起各国无产者去注意意大利事件，把它们看作是机会主义和半机会主义这种策略上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的前车之鉴．此外，它将会高兴地提醒你们注意这个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历史①，把它当作纠正这种错误的范例来介绍。共产国际愿意在这一斗争中支持你们，给予你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它将会高兴地提醒注意你们这个运动继续发展的历史”，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意大利工人在反对反动势力斗争中的团结万岁！ 全世界工人在反对资本斗争中的团结万岁！ 第三国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胜利万岁！ 季诺维也夫： 根据许多代表团的倡议，代表大会决定在十月革命5周年纪念日之际向各苏维埃共和国发出共产国际呼吁书。意大利代表团的一位代表请求发言；我们将有机会，通过他来表达我们同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关系。现在请我们的老战士、铁路工人阿扎里奥同志讲话。 阿扎里奥宣读《告俄国劳动人民书》 阿扎里奥（意大利）： 同志们，你们在你们的斗争中需要我们的援助和支持，我们在我们反对资本斗争的决定性时刻更需要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援助。你们要保卫我们共同取得的成果——你们的和我们的苏维埃政权。5年前你们冲破了资本主义的战壕，夺取了在未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祖国的基地，希望你们牢牢地掌握这段无产阶级战线。由于我们共同的胜利，这个祖国将包括整个世界。 伟大的十月革命及其英雄们万岁！ 俄国工人阶级万岁！ 苏维埃政权的故乡、红色的彼得格勒万岁！ 打倒世界资本及其最重要的支柱、背信弃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改良主义分子！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 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万岁！（鼓掌。） 告俄国劳动人民书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这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发源的城市、苏维埃政权诞生的城市——召开第一次大会，它向正在庆祝十月革命5周年的苏维埃俄国的工人，红军士兵和农民们致以热烈的问候。 同志们！5年前，你们英勇地向旧世界的堡垒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推翻了你们国家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从资本那里夺取了地球上的六分之一土地。你们在反对世界资本的艰难困苦的内战中，保卫了你们的苏维埃国家——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因此，你们现在能够日益行进在和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你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工人阶级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忍受巨大的痛苦和贫困，但是，每日每夜都能听到饥饿孩子哭声的工人们没有放下红旗，他们在自己坚强的先锋队——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果敢地走过了苦难道路上最困难的历程。有前几次代表大会大多数代表参加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同你们一起向数不清的无产者和红军士兵墓地鞠躬致意，他们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在辽阔的苏维埃土地上倒下去了。第四次代表大会高兴地指出，苏维埃俄国在庆祝十月革命5周年、和平建设2周年的时候，很快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苏维埃俄国的工农业正处在令人注目的重建之中，工人阶级的物质境况正在改善，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新一代工人青年正在成长，工农红军的力量正不断加强，俄国工人阶级同以前一样牢固地掌握着国家政权。 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苏维埃土地上举行①时，正是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乌云越来越笼罩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上空的时候。资本主义②在广大的阵线上向工人阶级的经济成果发起了攻势：到处都在降低工资，取消八小时工作制，限制工会的权利。政治方面，反动势力也在抬头。在意大利，法西斯掠夺集团——资产阶级在生死存亡斗争中的最后后备军——篡夺了国家政权。在德国，维护君主政体的势力正纠集起来，准备进攻。在英国甚至劳合-乔治政府也被认为过于自由，被保守政府取而代之。阶级对抗正尖锐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欧洲正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冲突的焦点之中。但是，欧洲的夜间越是黑暗，从苏维埃北方照射过来的、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③的星光就越是明亮。在这里，铁锤和镰刀在红军五角星的保卫下正管理着这个国家。其他国家工人在气势汹汹的资本主义④的桎梏下受到的苦难越深，全世界工人阶级对于地球上掌握国家政权5年之久的工人政府的希望就越是强烈。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聚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举行”。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资本”，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资本主义”。 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从苏维埃北方照射过来的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资本”，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资本主义”。 同志们！你们在艰苦的斗争中，需要我们的援助和支持，但是，也许我们在同资本主义①斗争的关键时刻更需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援助。你们要维护我们共同的成果——你们和我们的苏维埃政权。你们要英勇地保卫无产阶级的这条战线。在这条战线上，②你们在5年前冲破了资本主义的战壕，夺取了建立无产阶级故乡的基地。这片土地将随着我们共同的胜利而扩大到整个世界。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资本”，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资本主义”。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要维护我们共同的成果，你们的苏维埃政权也是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英勇地保卫无产阶级的这段战线”，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伟大的十月革命及其英雄们万岁！ 俄国工人阶级万岁！ 苏维埃政权的故乡、红色的彼得格勒万岁！ 打倒世界资本及其主要支柱——背信弃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改良主义分子！ 无产阶段世界革命万岁！ 世界苏维埃联盟共和国万岁！ 季诺维也夫： 主席团根据许多组织的要求，决定向红军发出特别宣言。主席团指定日本工人阶级最年长的领袖片山潜同志作为这个问题的发言人，这不是没有某种历史意义的。现在请片山潜同志讲话。 片山潜宣读《告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红军和红海军书》 片山潜（日本）： 同志们！我能够在这次大会上讲话，能够向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和红海军致以我的祝贺，是很自豪和感激的。我们为俄国革命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我们知道，苏维埃俄国在前线和国内经受了何等的艰难困苦。我们知道，世界资本主义在企图破坏俄国革命。但是，我们也知道，红军和红海军保卫了俄国革命，并且赢得了胜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够向俄国革命祝贺胜利，这次革命保卫了自己，打击了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我们这些聚集在这里庆祝俄国革命5周年的人们，感谢俄国士兵和水兵，不仅因为他们把自己国家的革命胜利进行到底了；我们感谢他们，还因为他们给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带来了希望。苏维埃俄国的红军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希望。 同志们！我们第四次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为的是确定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这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内心充满希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在工人共和国这里是安全的，我们受到为俄国人民赢得了胜利的红军和红海军的保护。 我们也期望，俄国海军和俄国军队能面向来来。你们保卫和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你们为自己也为同志们进行了战斗。现在，更伟大的事业摆在你们的面前。我们期望于你们的是，你们也要为其他国家的革命而工作。未来不仅要靠俄国革命的胜利，也要靠世界上所有国家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我们期望，不，我们要求苏维埃俄国红军和红海军，要为世界革命斗争做好准备。如同你们在过去组织和保卫了共产国际一样，你们在将来也一定会这样做的。我们必须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在一些国家的工作过于分散了，今后，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应该成为国际性的。你们不仅要为苏维埃共和国，还要为世界革命而战斗。我们在共产国际中是以国际尺度组织世界革命斗争的。我们要求你们同我们一起工作，以保持这种国际的性质。 现在我宣读共产国际通过的决议： 告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和红海军书 在俄国工人和农民首都举行的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向红军和红海军的英雄们致以谢意和问候。苏维埃俄国是世界革命工人代表能够组织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获得解放，而不必担心任何干扰的世界上唯一的国家。②由于有了红军的胜利，有了红军的安全保卫，代表们才能云集在这里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聚集在俄国工人和农民首都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获得解放的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不必担心任何干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红军士兵和水兵们！全世界革命工人和你们一起为你们的胜利感到高兴，为你们的失败感到痛苦。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都知道，你们所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俄国工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利益。在前几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对共产国际的新的战斗同志表示了我们的敬佩之情，你们是为人类进行斗争的英雄！ 同志们，红军士兵和水兵们！在过去的斗争中，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革命工人太弱小了，不能在紧急时刻赶来援助你们。由于这个原因，你们反对联合的资本主义力量的斗争是困难的，但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并没有白白浪费掉时间，他们为启发和联合群众准备推翻资本主义做了辛勤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将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无产阶级的这个重要任务。 我们祝贺你们，红军士兵和红军水兵们，祝贺你们最近在远东取得的伟大胜利。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也不得不请你们注意，休息的时刻，普遍裁军的时刻，也就是说没有战争的时刻还没有来到，因为资本家在他们掌握政权的地方，正利用军队为自己的杀人目的服务，把几百万工农的生命供奉在资本主义的祭坛上。只要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就会永远有战争，各国人民——所有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族人民也不例外——就要在战争的阴影下生活。红军士兵和红军水兵英雄们，你们要提高警惕，危险还没有过去。第四次代表大会高兴地看到苏维埃共和国在改组红海军并把红海军用于保卫革命等方面所作的努力。 红军和红海军万岁！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代表大会准备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我们的彼得格勒发出贺信，以表示我们对彼得格勒工人的极大敬意。现在请共产国际最老的领袖之一、巴尔干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老战士柯拉罗夫同志讲话。 柯拉罗夫宣读《告红色彼得格勒男女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 告红色彼得格勒男女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值此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和十月革命节日之际，我们向红色彼得格勒英雄的无产阶级致以问候。 使得格勒男女工人们在卫成部队士兵兄弟般的支援下，发动了英勇的攻击，终于在1917年2月—3月把万恶的沙皇从血淋淋的宝座上推翻下来，并以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形式为以后的组织奠定了基础，以便接着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开创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新纪元。 在值得纪念的1917年10月，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从而开始了世界历史上的新阶段。 彼得格勒工人遵循1871年不朽的巴黎公社的榜样，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开创了俄国和全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 在随后进行的多年外部和内部战斗中，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始终站在最前列，把彼得格勒的儿子送往各条战线，作出了无数血和汗的牺牲。 彼得格勒的榜样鼓舞了俄国广大劳动群众。5年以后的今天，俄国工人阶级可以祝贺自己在外部和内部战线上取得的完全的胜利了。 现在，当和平重建工作开始的时候，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同往常一样继续在劳动战线上占有光荣的位置。由于他们的努力，彼得格勒现在正开始医治创伤，成为工业和无产阶级的中心。 红色彼得格勒不仅为工农俄国，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如果说苏维埃俄国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脊骨，成了它的支柱和希望，如果说俄国革命点燃了全体工人心中的热情，大大地促进了社会革命的国际斗争，这首先应该感谢红色彼得格勒。由彼得格勒工人创造的真正不朽的英雄主义的榜样，鼓舞着全世界的工人为了自己的彻底解放，为了创造一个包括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联盟，而不倦地继续进行斗争。 因此，世界无产阶级也把无产阶级的红色彼得格勒看作是自己的堡垒之一；为此，全体工人的充满了同情和热爱的心也同北方公社的劳动人民一起跳动。 正因为如此，今天在庆祝光荣的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的日子里，劳动人民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首先想到的是红色彼得格勒，我们正是在这座好客的城市中纪念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节日。 光荣永远属于红色彼得格勒的英雄无产阶级！ 彼得格勒工人——社会革命的开路先锋、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光辉榜样万岁！ 柯拉罗夫（用俄语继续发言）： 男女工人们！你们首先把革命旗帜高高举起，你们要紧紧握住这面旗帜，这面旗帜在全世界上空飘扬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鼓掌。） 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我提议，唱无产阶级的《国际歌》。（唱《国际歌》。）
编辑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编辑说明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在彼得格勒开幕，9日移至莫斯科继续举行，12月5日闭幕。62个国家66个政党和组织的408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的议程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苏维埃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资本的进攻，共产国际纲领，工会问题，东方问题，土地问题，黑人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合作社运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挪威、西班牙、丹麦以及其他国家支部的状况和其他一些问题。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作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报告，并与日本代表一起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俄国萨哈林岛问题的决议”。大会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建设的经验并指出了其国际意义，讨论了资本的进攻和法西斯主义危险的加剧，进一步发展了统一战线策略，提出了工人政府的口号，并概括了共产国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战略和策略，为东方民族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口号。此外，大会提出了建立“一个真正集中制的世界政党的任务”，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组，进一步加强执委会的集中领导体制，并强调要在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内部贯彻最严格的纪律。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分两卷出版，收录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1)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2)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3)附录，包括未在大会上宣读的声明、抗议书和公开信，以及列宁有关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前两部分及附录一的材料译自1923年共产国际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彼得格勒一莫斯科，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ProtokolldesViertenKongresses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Petrograd—Moskau，vom5．Novemberbis5．Dezember1922，Verlag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1923)。附录二选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书中除编译者加的译者注外，本卷主编加的注释标明为编者注。决议单独列出，按议程顺序编排。 本卷是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译本重新编辑的。本卷主编对照原文对原中译本中的明显错误作了修正，依据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标准重新统一了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报刊名等专用名，并增加了对原书中一些名词和引语的注释。书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均采用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最新版本。 本卷内容为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至11月21日会议记录。 来源：《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2版
共产国际告意大利无产阶级书（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告意大利无产阶级书 （节录）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的决议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国革命五周年”的决议（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国革命五周年”的决议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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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决议（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决议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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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策略提（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策略提 （节录）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行动的指示（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行动的指示 （节录）
致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工人联合会、致各国工会和致海牙国际工会和合作社代表大会的公开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致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工人联合会、致各国工会和致海牙国际工会和合作社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节录）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法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法国问题的决议 （节录）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黑人问题的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黑人问题的提纲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行动纲领：关于采用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提纲的指示（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行动纲领：关于采用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提纲的指示 （节录）